大饑荒與共產極權主義統治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楊繼繩 寫於 二零零八年



永久的墓碑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壹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壹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壹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壹個墓碑──有幸復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壹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癥，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癥。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壹）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墻報，我兒時的朋友張誌柏（小名車子）從灣裏匆匆趕到稀水第壹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妳父親餓得不行了，妳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妳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擡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夥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裏，發現壹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稀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壹個淩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幹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裏出不來。灣裏壹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壹顆糧食，沒有壹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壹點肌肉，皺紋寬闊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壹層幹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壹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裏陡起壹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都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裏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壹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裏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壹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壹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壹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裏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壹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裏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裏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麽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麽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歷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裏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壹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壹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嘴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壹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裏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麽沒有註意他；哪知他走了，壹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裏浮現。





　　1950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壹次，壹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壹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臺，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臺上，每壹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臺對被鬥者壹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壹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裏，狠狠地打了壹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臺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壹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裏唯壹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壹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谷壹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麽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稀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夥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裏到學校20華裏。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裏路的麻橋，找了壹間舊房子，開了壹間小茶鋪。這10裏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7點鐘的自習。有壹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墻倒了，差壹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麽關系。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麽關系。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壹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麽？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壹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麽，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壹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壹。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壹直當學生幹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裏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壹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壹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壹些重大事件。有壹次，我聽到壹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壹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裏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麽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裏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裏。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壹百多公裏，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裏：“月亮月亮跟我走，壹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壹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壹天的時間，其中有壹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壹年僅去縣城壹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壹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壹邊喝著自產的粗茶，壹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稭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裏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壹起，壹邊乘涼，壹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裏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裏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壹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1950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壹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壹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壹切理論和信息，另壹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壹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壹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壹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壹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壹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壹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壹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壹批骨幹分子，壹層控制壹層，壹層效忠壹層。壹次又壹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壹的軌道。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淩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麽？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壹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壹屆的同學，因稱贊鐵托壹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壹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壹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壹位比我高壹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壹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壹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裏，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壹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壹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壹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壹方面接受勞動教育，壹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饑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壹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壹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裏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壹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壹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麽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壹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壹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壹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壹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壹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壹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松動了不少。壹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壹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壹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壹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壹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壹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壹步壹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壹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麽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壹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裏的確為父親修建了壹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壹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裏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壹個什麽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壹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壹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壹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壹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壹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1958－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裏，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裏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壹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壹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裏。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壹邊挖，壹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壹些縣裏，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裏，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壹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壹切書刊、報紙，壹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壹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壹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壹些消息，壹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壹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壹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壹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臺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贊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饑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壹。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壹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壹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壹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裏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壹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壹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魂亡靈的壹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壹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饑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饑荒起著多麽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饑荒而著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壹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裏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壹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壹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壹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壹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壹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裏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壹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壹個邊遠的鄉村，每壹個家庭成員，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壹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壹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壹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壹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壹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壹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壹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壹個五壹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1955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1956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壹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壹點丟了官。1958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1958年底到1959年初采取了壹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1958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饑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壹”。在這裏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壹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裏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壹體化”，“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壹切和剝奪壹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壹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墻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制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壹些省的章節裏看到，遠隔千裏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麽相似，這正是政治壹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裏，每壹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壹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誌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壹層壹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沈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沈默的權力也被剝奪。壹次壹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壹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壹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壹點領地。這樣壹次又壹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壹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壹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裏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余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壹。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麽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壹點自留地，僅夠壹家吃菜而已，1958年這壹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壹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麽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壹級公安機關批準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壹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壹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壹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壹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壹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壹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壹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壹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壹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1958年，還壹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壹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竈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壹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麽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裏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是普遍的現象，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壹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壹“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壹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壹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淩。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壹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壹。在三分之壹的生產隊裏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壹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準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壹個“範”，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麽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註入這個模型裏，出來都是壹個樣子。不管什麽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制造者之壹（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1958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松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壹起，不斷制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裏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壹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壹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壹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第壹章　禍起中原



　　河南省位於中國中原地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裏紅旗舉得最高，“經驗”出得最多，饑餓也十分嚴重。河南的饑荒是從政治運動開始的。1957年7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55萬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幹部總數的15％。1958年又在黨內開展了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政治運動造成了恐懼和狂熱，造成了浮誇和殘忍，也造成了壹系列慘絕人環的悲劇，其中，“信陽事件”最引起人們的關註。



壹、信陽事件



　　據當年中共中央監委（即中紀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調查的李堅對我說，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壹是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壹時的“信陽事件”。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在1958年，信陽地區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18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當時駐馬店為鎮）。全區面積28000平方公裏，850萬人口。這個區的壹大半面積曾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戰爭年代為革命犧牲了數十萬人。當地的老人說：“對共產黨來說，大別山樹有功，草也有功。”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著名的雞公山風景區就在信陽。人們說河南省“三陽開泰”（信陽、南陽、洛陽），是指這三個地區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三個地區。就在這樣壹個地區，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萬人因饑餓而死，餓死的人占總人口的八分之壹以上。然而，多年來，這個重大事件壹直秘而不宣，時隔40年，外界還不知其中內幕。





　　1999年9月，為了解“信陽事件”真相，我專程赴信陽調研，陪同我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高級記者顧月忠和大饑荒年間常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後在中共駐馬店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休）。由於顧月忠在當地有著良好的關系，信陽市委對我們接待十分熱情，但得知我們這個調查題目以後感到為難，他們讓宣傳部把我們送到雞公山，希望我們在這個著名的旅遊勝地玩幾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在山上呆了壹天後就下山，並利用壹個多星期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任務。





　　我們在住地獅河賓館召開了幾個“信陽事件”當事人（健在的當年地委和縣委幹部）的座談會，同幾位關鍵人物進行了個別交談，還下鄉訪問了壹些農民。回到鄭州後，又查閱了歷史資料，終於弄清了信陽事件的基本情況。





　　1、政治高壓下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麽政治鬥爭，下面也會搞同樣的政治鬥爭，而且越到下面鬥爭越擴大、越殘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楊、王”（見後文）之後，接著是反右傾運動。





　　我們可以從信陽地區光山縣看到河南省反右傾運動的殘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批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張福洪被扣上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兩頂帽子。在批判會上，縣委書記馬龍山帶頭踢了張壹腳，群眾就壹湧而上，揪頭發，打耳光，踢膝蓋。12日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張鬥爭了兩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頭發也被揪掉了壹塊，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壹條壹條的，行走很困難。13日又把張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兩個耳光，鬥了壹天，張已經不能走路了。14日又鬥了壹天，是縣直屬機關鬥的。15日交給公社幹部鬥，這時張只能趴在地上，鬥他的人用腳踢，頭發壹塊壹塊地被拔光了。16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說張裝病，又鬥了壹次。18日說張盼望蔣介石來，又組織幹部把張從床上拉下來鬥壹次，張要喝水沒人給，19日中午張福洪死了。據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後來的回憶中說，1959年春天，為了解決農民饑餓問題，馬龍山曾讓張福洪到壹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當時其它地方也這樣做，中共中央沒有批評）。廬山會議以後，把包產到戶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行。馬龍山不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搞的。在專制制度下，官大壹級壓死人。所以，張福洪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其它各縣的反右傾鬥爭也很殘酷，如息縣批鬥縣委副書記豐佩然，說他否定三面紅旗。縣委書記徐錫蘭主持。徐錫蘭坐在上面，手槍放在旁邊。豐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頭打，有人用腳踢。





　　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壓下各級幹部不得不胡言亂語。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新聞，消息傳開之後，6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壹大隊2分隊平均畝產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7320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





　　這三顆“大衛星”都是信陽地區放出來的，是反右傾鬥爭的“碩果”。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就給誰帶上“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等政治帽子，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





　　1959年信陽出現旱災。在當時全國壹片狂熱的情況下，信陽地委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明明受災減產，卻要說產量超過1958年。主管農業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在8月初開了壹個各縣負責人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預防饑荒。這個會議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廬山會議精神傳了下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計產量。在這樣的氣氛下，產量越報越多，後報的比先報的多，各縣領導不敢先報，怕報少了挨批。據當時大會工作人員余德鴻40年後向本書作者回憶，開始報了300億斤。當時張樹藩和邱進敏二人不相信這麽多，讓大家再報，報了150億斤，最後落實到72億斤。地委常委討論時，九名常委中有8名認為1959年比1958年更豐收，1958年是56億斤，1959年72億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張樹藩只相信30億到40億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信陽由張樹藩帶領縣委書記出席（地委書記路憲文沒有出席）。會議壹開始就讓各地委書記報產量。張樹藩先報了地委常委討論的72億斤，然後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30億到40億斤），省委對張樹藩很不滿意，問地委書記路憲文：“妳們信陽是怎麽搞的？”在省委的逼壓下，路憲文又召集到省裏開會的縣委書記重新報產量，縣委書記們都低頭不說話。在路憲文的壹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膽地反問：“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嗎？”路憲文說：“有人對家裏報的產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張樹藩。接著，召開擴大會議，按照省委的意圖要各地區找右傾典型，並對右傾典型開展批鬥。對說過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隨即撤了曹明的職務。





　　2、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征購指標





　　浮誇不是數字遊戲，最終要由農民來承擔實實在在的惡果。高產量必然帶來高征購。河南是糧食大省，糧食征購的壓力很大，對所屬地縣，能多征購就多征購。張樹藩在上引回憶錄中寫道：





　　擴大會議以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逃荒要飯現象。很多公共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以紅薯葉、野菜充饑。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征購數比張樹藩說的16億斤小壹些，但也認為征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1959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億斤。省裏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征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征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征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全區完成征購任務之後，除了種子、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糧）。按每人每月35斤計，可吃4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35斤原糧只有25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饑半飽。加上全區有180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壹部分糧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檢查說：“去年信陽全區秋季糧食總產量估計只有20多億斤，卻誇大為64億斤，省裏給信陽地區分配的征購任務是9.6億斤，而地、縣、社又層層加碼，比省裏任務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購任務完成了7億多斤，就有3751個食堂仃夥（37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搞反瞞產，認為瞞產私分具有普遍性，幾乎社社有，隊隊有。”從而進壹步加大了反瞞產私分的力度，加劇了饑餓。





　　1958年，信陽地區組織了120萬勞動力大辦鋼鐵，占全地區勞動力總數的30％。商城縣放出日產鋼鐵6000噸的“超級衛星”，冶金部在商城開現場會。土爐子裏煉不出鐵，就把農民做飯的鍋，門上的鐵鼻，廟裏的鐘，全都化了鐵塊向上級報喜。大煉鋼鐵消耗了壹些糧食。50多萬勞動力大辦滾珠軸承，水利工地上的200萬人，這些上工地的勞力曾壹度放開肚皮吃，也消耗了壹些糧食，留在生產隊的糧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瞞產私分運動





　　征購指標太高，征購工作就很困難。農民交不起糧，政府反而認為是生產隊隱瞞了糧食產量，私分了糧食。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就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留下的口糧和種子。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陽地委第壹書記路憲文在電話會議上推廣了確山縣召開萬人大會反瞞產鬥爭的經驗。





　　雞公山現場會把反瞞產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歲的李瑞英（張樹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親身經歷的雞公山現場會的情況。她當時任信陽地區婦聯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讓婦聯主任李瑞英帶壹個工作組去雞公山公社總結畝產萬斤水稻的經驗，這是信陽縣委書記徐國梁的試點。李瑞英等在那裏呆了壹個月，發現這個典型是假的，農民都在挨餓。她沒有總結經驗，以工作組的名義向地委書記路憲文寫報告，要求給這個公社21萬斤糧食。路憲文不但沒給糧食，還給李瑞英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雞公山公社也發現社員挨餓，回來對路憲文說了實話。路憲文說：“王秉林也動搖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傾，按照路憲文的意見，在雞公山公社組織了壹個反瞞產私分成果的現場會。會上展示查出來的瞞產私分的糧食。在這些箔屯裏，上面只有薄薄的壹層糧食，下面都是稻殼。在雞公山現場會上，地委提出，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幹部要過“三關”：群眾叫喊關，人口外流關，食堂停夥關。接著，又組織幹部參觀羅山縣“四攤子反瞞產私分會”（四攤子：幹部會，貧農會，統計會計會，富裕中農會），在這以後，大部分縣召開了貧雇農大會、現場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誰要是說沒有糧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紅旗”、“否定大豐收”、“右傾”等政治帽子，並進行批判鬥爭。還把食堂缺糧停夥說成是群眾威脅幹部，把群眾遺棄子女、餓死路旁說成是“向黨進攻”。





　　




　　在反瞞產私分中，對幹部和群眾采取了種種刑罰，僅光山縣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職幹部526人，在反瞞產後期打死人更多。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未刊稿）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裏的壹點糧食，還遭到扁擔9毒打，因傷勢過重，5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

　　1959年10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14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壹邊捅壹邊罵：要叫妳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20天後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

　　1959年10月2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壹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10天後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灣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兩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灣小隊社員余文周，因交不出糧食，余文周及其15歲的女兒余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10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將馮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

　　1959年11月14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10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4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隊長徐誌發，因沒有從村裏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社員塗德懷，因無糧可交，遭毒打，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羅灣小隊社員李良德，因無糧可交，被連續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梁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其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陳增厚，因無糧可交，被毒打成重傷，5天後死亡；

　　1960年1月8日，陳灣小隊54歲的社員李陳民，在家煮飯被幹部發現，以“糧食來源不明”罪，對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縣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關於這個槐店公社，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況，現摘抄如下：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裏分配征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他們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壹空。征購入庫1039萬斤。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戶。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絕的有780戶，占原有總戶數的9.7％。姜灣壹個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壹個60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

　　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占幹部隊伍總數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幹部231名），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發、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





　　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竈別：書記吃小竈，委員吃中竈，壹般幹部吃大竈。小竈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





　　這裏打人有歷史。1957年反右派時沒有壹個右派不挨打的。他們別出心裁地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頭上剃上“右”字，把犯錯誤的人集中起來用豬槽盛稀飯，讓他們用手抓著吃。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當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裏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壓、殘酷鬥爭的情況下，說假話成了人們的壹種生存本能。潢川縣委委員宿世良、農工部長徐從在傘陂寺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他們白天在生產隊裏吃不上壹頓飯，被迫晚上回公社吃壹頓，但不敢說生產隊已經停夥的情況。傘陂寺公社黨委書記莫懷光在下面工作壹天半沒有吃到飯，回公社不敢說下面的情況。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賈新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對省委工作組說：“當時我不是不知道，去年報名服兵役的200人當中，體重合格的只占40％，壹天死壹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三次到縣裏反映情況，但因怕戴右傾帽子，走到縣委院裏、門口，返回來了。回來還不得不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公社書記宋士九到傘陂大隊督促征購，這個大隊的隊長對他說：“下面實在沒有糧食了。”宋書記批評大隊長：“妳這是右傾思想，妳看問題太簡單了！”這個大隊共召開了四次的反瞞產、查漏洞的大會，四個生產隊長都被批判，三個隊長被大會鬥爭，24個作業組長人人過關，其中19人被鬥。這個大隊被迫報出藏糧24萬斤，但驗收時壹顆糧也沒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老農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產隊會計）向本書作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把生產隊幹部集中到張李開會。讓報糧食。不報就集訓、批判、鬥爭、拷打。結果說出這裏有壹倉庫谷子，那裏有壹倉庫黃豆。報了糧食就要上交，明天幾點鐘送到。為了過關，我們隊也說了假話。第二天我守在隊裏的電話旁，10點鐘，電話響了，問：糧食送來沒有？我說，正在裝。12點鐘又來電話；糧食為什麽還沒送到？我說正跑在路上呢！後來又來電話催，我說，我是會計，不知道！晚上又集中開會，不說假話就挨打。怕挨打，多數人都說假話。”





　　就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各級幹部並沒有想到救人，而想的還是如何完成征購任務。潢川縣任務完成得不好，省委讓他們寫壹個報告。潢川縣委1959年10月30日的報告認為，糧食征購困難的原因，首先是縣委和公社黨委領導思想不夠明確，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鬥爭的艱苦性、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對糧食問題是我們同資本主義在農村鬥爭的焦點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黨內外壹部分幹部右傾思想成了糧食工作的主要危險，突出表現是不承認大豐收。第三是幹部作風不夠深入，抓得不具體，不細致。這個報告提出要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辯論來搞征購。其實，寫這個報告時，潢川縣已經大量餓死人了，報告對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歡這個報告，並於11月17日向全省轉發，提出了要組織糧食入庫的新高潮。怎樣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轉發潢川縣委的報告的按語中寫道：





　　省委認為這個報告很好，提的情況很具體，不僅找到了糧食征購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傾鼓幹勁保衛總路線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材料準備。





　　潢川縣桃林公社，食堂停夥、社員挨餓不僅沒有放松征購，反而更加緊了。縣裏說，下面有糧食，就是不拿出來，別看白天食堂停夥，晚上吃幹飯，讓各級查漏洞、查隱瞞，見糧就往上送。吳集大隊楊樓生產隊留了25斤“泥巴蘇”稻種（水稻的壹個品種），也拿去頂征購任務入庫了。縣、公社幾乎每天開電話會議，要進度，搞評比，讓任務完成不好的隊在大會上作檢查。有的大隊書記聽說要開電話會議就嚇得發抖。何陂大隊為了查漏洞、查瞞產，搞車輪戰術，大隊幹部輪流值班，壹連開了十天十夜生產隊幹部會，動員，辯論，自報隱藏糧食數量，下去驗收，驗收沒找到糧食就再動員，再辯論，再自報。最後把全大隊所有的草垛都扒了壹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糧食。





　　縣社幹部這種態度是上級逼出來的，更是那種政治體制下的必然結果。信陽事件發生後，中共潢川縣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檢查中寫道：“我們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保持連續三年潢川在征購工作中的紅旗。在征購任務完成了60％進展很困難時，地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我們排到了倒數第三名，省委宋致和書記在電話會上點了潢川的名。”“我們分不清實事求是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界限，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患得患失，不敢說實話，怕把產量報低了，說是否定大躍進、大豐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上級滿意，官運就亨通，上級不滿意，就會丟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級，不顧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為了討好上級，就逼下級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壹級逼壹級，逼到下面就不擇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見的手段。





　　息縣的征購工作也很殘酷。11月初，在食堂停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下，強征購、反瞞產仍在繼續進行。公社代理第壹書記錢慶懷，在他主持的10個大隊中，每天夜裏12點開匯報會，凡是征購任務完成排在後三名的，當夜進行批鬥。據這個片8個大隊統計，被鬥的大隊幹部22人，小隊幹部39人，作業組長44人，當場打死1人，打後死去的7人。對講實話的幹部壹律扣上“否定成績”、“右傾分子”的帽子，進行無情鬥爭。葉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劉炳智說沒有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當場被鬥，四個人擡起劉的四肢，像“打夯”壹樣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傷。40年以後，我到息縣采訪，這裏的老農民還記得這位錢書記。老農民說，錢慶懷原來是副書記，公社書記熊永寬到縣裏開會去了，讓錢留下來搜糧食，他帶領十員大將（公社武裝部長等打手），壹個大隊壹個大隊地搜，有壹點糧食就弄走，搜走了上萬斤糧食，因此他有“政績”，由副書記升為代理書記。息縣在反瞞產私分的鬥爭中，對被鬥對象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刑罰：捆綁、吊打、揪頭發、炒鹽豆。





　　我在調查中發現，山東、甘肅在反瞞產中也有這種刑罰。什麽叫炒鹽豆？1999年，我問了不少河南人和山東人都說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肅省通渭縣找到了壹位被炒過豆子的老幹部，他向我介紹了這個刑罰的情況：執行者有很多人，他們站成壹個圓圈，被炒的人（壹個或多個）站在中間，四周的人把他們從這邊推到那邊，又從那邊推到這邊，這樣不停地推來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來繼續“炒”，直“炒”到站不起來被擡出去。壹些有心臟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這種刑罰稱為“洗毛芋頭”。





　　據不完全統計，在反瞞產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眾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360人，自殺的479人。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據防胡公社9個大隊統計，29個幹部打死群眾91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150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44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36人，據群眾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認3人。





　　1959年冬天，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稱衛星人民公社）第二任黨委書記郭書誌（第壹任書記陳丙寅被上級派遣組成“中國嵖岈山人民公社農業代表團”出訪印度）接任時，糧食已被征購壹空，他正發愁沒糧食吃的時候，接到了地委書記路憲文的電話，路書記火冒三丈地吼：“當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十分激烈，妳死我活。大豐收是客觀存在的，是事實，不承認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怎麽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要開展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妳們遂平縣要組織壹個挖糧報喜的高潮，向地委報喜。否則，以違犯黨的組織原則論處。”





　　在路憲文的命令下，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急忙趕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對郭書誌說：“開會，召開三級幹部會，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集中到公社辦公處前的空場上。他們的講話很嚴厲；“我們要下決心、下狠心把糧食挖出來，不留壹點死角。該鬥的鬥，該捕的捕，不能手軟，更不能姑息遷就。誰庇護他們，就連他壹塊鬥。”接著分組討論，自報糧食。





　　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在縣裏召開的三天反瞞產私分大會上嚇病了，在家吃了幾天藥剛剛見好。聽到通知他開會，心裏就很緊張。聽說要留下來討論挖糧食，心裏壹急，眼前發黑，壹頭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識地說：“沒糧食……真的……沒糧食……”人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擡進屋子裏，仍然渾身發抖。壹位叫包根的小隊會計，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對他開展批鬥。包根經不住拳打腳踢，就說生產隊長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糧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鬥對象。他開始看不起包根的軟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間。壹陣拳打腳踢之後，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頭發拉了起來。有人拿來壹條凳子，讓朱用壹只腳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雞獨立”。沒待朱站好，就有人沖上來壹腳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們沖上去又是壹暴打。打過，又讓他做“金雞獨立”。朱被打得血流滿面，還沒承認藏糧食。於是，就用壹根細麻繩把朱捆了個結實，麻繩勒進肌肉裏，再把繩子搭到樹上，使勁壹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壹袋煙的功夫，朱遂平滿臉豆大汗珠往下滾，臉呈豬肝色。朱遂平開始求饒：“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參加會議的生產隊幹部看到這勢頭紛紛交待：這裏藏糧食多少萬斤，那裏藏豆子多少萬斤。三級幹部會大獲全勝。中共遂平縣委立即向信陽地委報喜：三天挖出糧食45900多斤。會後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糧，壹兩糧食也沒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經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了，河南省委還念念不忘征購任務。省委副書記宋致和12月4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寫道：農村生產情況很好，“在逐步認清農村階級鬥爭形勢、強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發動群眾深入工作後，部分縣（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購進度有較快的進展，完成了任務，而有些征購進度仍然遲緩，至今完成情況很差。”他認為“沒有完成任務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種”，壹是大豐收，征購任務不重，能夠完成任務，基層幹部存在思想問題；二是有思想問題，也有工作問題；三是工作努力，但生產差。他認為“凡是大隊和生產隊貧下中農占優勢、掌握了領導權的，既能完成征購任務，也能安排社員生活；凡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為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篡奪了領導權的，瞞產私分嚴重，既不肯完成征購任務，社員生活也沒有很好安排，因為他們瞞產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過，宋致和在這個報告中還是拐彎抹角地為農民說了兩句話：“這些地區目前不應該單純地抓糧食征購了，必須全力轉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員生活，……如果再硬突糧食征購，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灣大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夥斷炊。食堂停夥以後，大隊幹部還規定“三大紀律”：不準社員家中冒煙，不準挖野菜，不準外逃。大隊組織了壹個由12個人組成的搜查隊，對社員家三天搜查壹次。這個大隊25個黨員中，有21打過人。社員稱大隊辦公室是“閻王殿”。全大隊原有346戶，死絕了的有39戶，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餓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報告：“全區大隊以上的幹部共有5萬人，犯有種種違法亂紀的幹部估計不下50％，壹時打人成風，成千上萬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殘，絕大多數公社、隊設立監獄和勞改隊，亂捕、亂扣成風。”





　　4、恐怖的饑餓和死亡





　　糧食強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現食堂缺糧現象。當時就多吃菜，少吃糧，勞動力吃糧，非勞動力吃菜，壹天吃壹頓或兩頓，後來有的食堂幾天吃壹頓。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夥。11月中旬，潢川縣桃林公社12個大隊122個生產隊的291個食堂，缺糧的為100％，斷糧80多天。吳集大隊在9月中旬（農歷8月13，離中秋節兩天）就停止向食堂撥糧食，10月中旬全大隊所有食堂全部停夥。全公社連壹棵活的榆樹也沒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從1959年9月有7645戶，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戶，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為15.64％，絕戶692戶，絕戶率為9.27％。何陂大隊死亡率為24.9％，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49％。斷糧80多天，斷糧後社員先瘦，後浮腫，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臨死時吐水。兩種死亡的特點是死時不發燒，反而體溫下降，臨死時都能吃東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飯。吳集大隊馬路生產隊社員楊春山，怕兒子沒人管，在自己即將死去的時候，把兩個三四歲小孩扔到坑裏淹死，以後自己死去。群眾死亡率達14％以上。





　　在斷糧以後，公共食堂尋找了各種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餵牛餵馬蓋房搓繩的材料。現在，人們先用鍘刀把稻草鍘碎，放在大鍋裏炒幹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過籮成面狀，再摻上百分之三十紅薯幹面再做成窩窩頭。

　　吃玉米桿。玉米桿是農民燒火做飯的燃料，平常年景連牲畜也不吃，現在也成了食品。吃的辦法是，去掉外皮，放進鍋裏炒幹切碎，磨成面，摻上紅薯幹，做成窩窩頭。

　　吃白鷺屎。白鷺是壹種水鳥，以魚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饑餓的人們把白鷺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鍋裏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樹皮、蚌殼、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當年新華社常駐信陽記者魯保國陪我到信陽了解當年情況，他回憶：“1959年下半年我乘長途汽車從信陽經羅山到固始，從車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溝裏壹具壹具的屍體。車上的乘客誰也不敢談論餓死人的事。在羅山縣城西門外我看到壹具屍體，就給羅山縣委打電話反映了情況。光山縣餓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壹，整家整家地被餓死，成了絕戶。雖然到處有餓死人，但領導幹部還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縣委招待所，縣委書記楊守績請人吃飯，喝皮絲湯。”





　　我問魯保國：“作為新華社記者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情況，妳為什麽不寫‘內參’呢？”他回答說：“親眼看到說真話的人受那麽多的摧殘，我哪敢寫‘內參’？”





　　1999年9月10日，在信陽獅河賓館，71歲的余德鴻（1959-1960年任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向本書的作者回憶說：





　　糧食被征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我們到遂平縣石寨鋪檢查農業生產，路經青石橋大隊，想住在這個大隊裏。大隊長慌得不得了，我們說：“簡單壹點，隨便弄點吃的就行。”壹直到晚上9點半他才端上吃的來，是幾塊南瓜做的糊糊。大隊長說：“瞞也瞞不住了，妳們不來我們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夥幾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這兩個小南瓜紐紐。”我們到息縣東嶽廟公社王廟大隊，已經下午5點半了還沒有人下地。為什麽不下地？農民說：“今天的飯還沒吃呢！”我們還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壹邊剝壹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還沒有打苞，就把秫桿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壹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歷10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歷年前從包信到防胡幾公裏路邊看到6具屍體，回到離我家5公裏的防胡兩邊死人壹片，100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裏，又看到100多具屍體。外面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時哪有狗？

　　開始死了人就擡出去，放在門板上用牛拖走，後來就擡不動了。防胡西邊的劉長營村，壹家姓楊的，大人死了沒擡出去，剩下3個8-12歲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屍體維持了幾個月。後來從他家清理出壹堆人骨頭，孩子說人的腳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陽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上寫的是38萬多人（本書作者註：信陽地方誌上寫的是48.3萬人）。據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在這裏調查，向中央報告是105萬人。我認為，105萬這個數字不算多，我是淮濱人，這個縣40多萬人死了18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萬人死了2萬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75人，1959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38人，我家裏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





　　我采訪余德鴻兩年以後，他給我寄來壹份他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其中寫道：





　　在全地區18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輕有重，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不是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對淮濱縣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些，因為我不僅是淮濱縣人，五十年代初期，我還在那裏擔任過土改工作隊的大隊長、區團委書記、縣委秘書、縣委委員、副縣長等職。記得當時淮濱縣有50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18萬，也有人說死了16萬或17萬，占總人口的30％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防胡公社來看，說全縣的死亡30％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任寬回憶，防胡公社5萬人左右，共餓死了2.2萬人。占總人口的40％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占人口的52％。小余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戶、75口人，共餓死38人。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人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有400多人，餓死了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107人，其中死絕了6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總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都占半數左右……我於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到防胡的9公裏的路旁，見到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從防胡回家的4公裏的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發現大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壹片，數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1999年秋，我到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見到了70多歲的老農民余文海和他的兩個兒子余海龍、余海濱。家裏空空的，余海濱在北京打工，剛回來秋收。余文海當年是小隊會計。他回憶說：





　　我爺、我娘、大爺、大娘、奶奶、兩個妹妹、壹個娃子全都餓死了。村西頭壹個坑裏埋了上百人。那時四個莊壹個食堂。余莊、高莊、蔡莊、徐莊都集中在余莊吃飯。鍋拿走了，家裏不讓做吃的，連燒開水的東西也沒有，只好用搪瓷缸燒開水喝。在家裏想弄點野菜吃也難。有的家餓死人不擡出去，放在家裏用被子蓋起來。為什麽放在家裏？壹是沒有力氣擡，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壹份吃的。屍體在家裏放壹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我也吃過人。那是在大隊姚莊，我找生產隊長姚登舉開會，在生產隊辦公室我聞到肉香。他說：“吃肉吧。”我問：“啥肉？”他說：“死豬肉。”我揭開鍋夾壹塊放在嘴裏，軟軟的。我說：“這不是豬肉。”他說這是別人割的死人肉，是從地裏死人身上片下來的，他拿來壹塊煮著吃。（談到這裏，送我來采訪的司機小陳問：人肉好吃嗎？余文海回答說：蠻好吃的！就是軟壹點。）高莊生產隊的高鴻文有三個孩子，高鴻文到光明港修鐵路去了，他老婆把三個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餓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來片去，外面的死屍有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了。那時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個別的。那是冬天，死屍放在外面沒有壞。





　　余文海說，冬天過後，將死人都埋在村邊的壹個大坑裏（這個坑是1958年挖的，原來是作別的用途）他領我到這個大坑邊，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是壹大片長滿了莊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跡。誰也不會想到，在這壹片令人悅目的綠色下面，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不過，在原來的大坑附近，人們種了幾棵樹，已經長得很高了。只有這幾棵吸收了餓殍營養的大樹留下了歷史的記憶。





　　




　　河南省的檔案資料留下了很多餓死人的記錄。





　　中央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據工作組調查，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還要多壹些。





　　報告稱，死亡人數中男多女少。據1959年9月底統計，全區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月統計，全區實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變了原來的男多女少的情況。固始縣死亡的人數當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據平輿、汝南等8個縣死亡人數統計，男的占56.6%，女的占43.4%





　　報告稱，壯年勞動力死亡多。潢川縣死亡人數中，青壯年占54.7%，固始縣青壯年占67.9%，淮濱縣6大隊死亡的1464人當中，勞動力占54.2%。與此相關的是造成很多孤兒。僅固始縣七壹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兒，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兒。





　　報告稱，各地有壹些死絕戶。據潢川縣仁和公社的陳灣、楊集、彭店等5個大隊統計，死絕戶為238戶，占原有2373戶的10%。陳灣大隊因死亡人數過多，把原有的51個村莊合並為41個村莊。





　　報告稱，社員比基層幹部及其家屬死亡率高。據淮濱縣橋溝公社的萬圍、左圍大隊統計，萬圍大隊、生產隊幹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員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圍幹部死亡占11.8%，社員死亡占15.24%。該縣城郊公社楊波大隊共有156戶，沒有死人的31戶，其中幹部13戶，炊事員4戶，磨面的1戶。該大隊前店生產隊共31戶，沒有死人的6戶中就有幹部5戶，炊事員1戶。





　　“五類分子”（即歷次政治運動中定的地、富、反、壞、右）比勞動群眾死亡多。據上述左圍大隊統計，該大隊貧農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3%，地主富農死亡占其總人數的31%，壞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陽餓死人最多的時間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這4個月。1月後還在繼續餓死人。





　　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小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報告稱：





　　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該公社總人口的比例為14.5％，談店大隊黃營生產小隊小黃營食堂原是四個村莊21戶、96人，死50人，占原有總人口的53％，死絕了兩戶，現在這四個村莊並為壹個村莊。徐營子壹家4口人，大人先死，沒人埋，後來兩個小孩也死了，四具屍體整整放了十幾天。傘陂寺大隊陳寨生產隊楊大圍子小隊原有23戶、119人，死51人，死絕3戶。由於死人太多，沒死的人沒有力氣，死人沒有人埋。楊有蘭壹個小孩死在食堂裏整整放了十幾天。後來還是支書程林德找人在壹個坑裏埋了36具屍體。

　　全社10月半開始停夥，到12月7日，共停夥53天。縣裏幹部都知道，不敢說。

　　朱崗食堂，37戶，共138人，死亡47人，死絕5戶。沒死人的戶是幹部、會計和勞動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絕戶是勞動力少，沒人挖野菜。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壹個沈痛的歷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裏店村壹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壹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百年潮》發表張樹藩這篇回憶時，刪去了這壹段。本書作者依據張樹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補上這壹段。





　　信陽死人數量最多的是光山縣，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濱縣。信陽的老幹部對本書作者說，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地委書記路憲文的小車是從死人的屍體旁邊開過去的，但他們卻沒有向上反映情況。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調查報告說：“光山縣死亡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樹大隊死亡60％以上，潢川縣雙柳公社新華大隊死亡65％以上，13個村莊沒有人煙。”





　　餓死這麽多人，沒有人哭。死屍冬天沒處理。壹直到春節發糧食，公社出面組織人，壹人發壹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這樣的井）裏拖，屍體都變形了也分不清誰是誰，拖到壹個土井裏集體埋了，壹般是壹個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





　　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縣共死亡104，523人，占全縣原有人口的14％，……實際上死亡人數不只此數。這是因為，第壹，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12萬到14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13萬。人死了，就合並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莊5489個，現在只有4805個，減少了639個。……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於去年11月間到野外剜屍體當牛肉賣，每斤3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屍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屍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並將王的屍體擡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38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11月29日，將他病重的6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將隊裏的兩歲男孩屍體吃掉，被捕後判20年，已死於獄中。





　　在群眾大量餓死的時候，幹部多吃多占的情況比較普遍，淮濱縣湯坡大隊前店生產隊的社員說：“我們餓腫了，幹部吃胖了。”就是這個湯坡大隊，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紅薯，另加紅薯葉大人壹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兩紅薯和少量的紅薯葉，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壹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時間每人壹天只吃壹頓菜，在這以後連續停夥五天。就在這種情況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兩三小時。省委檢查中心桃林小組《關於潢川縣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當發生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潢川縣何陂大隊死亡率24.9％，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49％。全大隊60個生產隊幹部只死兩個人（群眾反映這兩人是好幹部，沒有多吃多占）。23個大隊幹部不僅沒有壹個死亡，而且連浮腫病都沒有（後來查明，大隊幹部自去秋以來，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裏拿，計牛豬肉3000斤，鴨子300余只，魚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糧食5000多斤）。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余德鴻。余德鴻說：“妳老婆吃過人肉，妳爹餓死了，妳還批我，妳有人性沒有？”





　　信陽地委副書記王達夫分管反右傾運動，態度很堅決，整人很厲害。他是新蔡縣人，新蔡餓死人不少，他家不少親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實情況的，但他反右傾越反越有勁。信陽事件以後他還是當地委副書記。余德鴻等到省委告他，說他在信陽事件中有責任，省委才給他記過處分並調動工作。





　　就在信陽大量餓死人、人相食普遍發生的時候，《河南日報》還宣傳形勢壹派大好，連續發表七篇“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文章。





　　余鴻德說：當年信陽庫裏有糧10億多斤，當年產量29多億斤，共40億斤。守著這麽多糧食還餓死人，真不應該。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裏的糧食解決的，沒有從外面調糧食。饑民看著糧庫裏有糧，也沒有人想到搶糧食。有的農民坐在旁邊等著政府開倉放糧，他們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





　　尤太忠將軍是光山縣人，他老家餓死人最多。他回家探親後回部隊說了真話，挨了批評。湖北省長張體學是新縣八裏畈人，他家有親戚餓死了，他回家看過，回去反映過情況沒起作用。在那種體制下，連這樣的高官說真話都沒人聽，老百姓就更沒有地方說話了。





　　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10月的統計數是549171人，12月的統計數是100萬人：





　　中央調查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是這樣寫的：“據今年10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縣潢川、商城、正陽、羅山等7個縣。在全區4473個生產大隊中，人口死亡占總人數20％以上的有520個大隊，其中有些大隊死亡人數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總人數的19.87％，死絕戶5639戶。”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會上說：“整個死亡數字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死了八分之壹的樣子。”





　　1999年以後，我在信陽、鄭州、北京訪問了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他們幾乎壹致地認為，信陽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是100萬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萬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書前面已介紹過，在反瞞產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餓得沒辦法的農民如果偷吃了壹點東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講真話的，不聽話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壹縣就有254人。光山縣被打死的1008人中，縣委書記處書記壹人，大隊幹部4人，小隊幹部47人，黨員11人，團員61人，基本群眾848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87人。





　　楊蔚屏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縣的53個生產大隊被打死的群眾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這404人當中，生產隊以上的幹部199人。幹部打社員更是家常便飯了。潑河公社陶灣大隊，11個大隊幹部、16個小隊幹部打過社員。支部書記黃某，在正月十五這天早晨就打了社員47人，並把壹位縣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團委書記胡某親手打過92人，並用“點天燈”的殘酷手段燒死2人。





　　我采訪的當事人說，楊慰屏提供的數字比實際情況要小。





　　中央調查組成員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關於息縣的調查報告描述了當時的慘狀：





　　據不完全統計，全縣共打死、逼死社員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後死亡360人，被逼自殺479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

　　夏莊公社羅圈子大隊隊長楊某和統計員羅某於1959年11月28日，將偷耕牛的7名社員用壹根鐵絲穿7個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遊街，壹邊走壹邊打。該大隊有兩名社員因殺牛被打死。





　　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三個幹部打死8名社員。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劉寶和生產隊社員趙強，餓得兩腿浮腫還得趕著牛下地幹活。他在地頭昏了過去。醒來，他爬到收獲了的玉米堆裏，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經幹得發黃的玉米葉子，把嘴紮得直流血。他意外地發現壹個沒有收盡的玉米，如獲至寶，想起家中餓得奄奄壹息的小孩，他強忍饑餓，把玉米藏在懷裏。誰知被隊長閆某發現了，閆某把趙強捆了起來，手拿扁擔沒頭沒腦地往趙強身上打，打得鮮血直流。打了以後還讓趙強幹活。趙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剛走到地頭，就壹頭栽倒地上死了。





　　壹天夜裏，遂平縣嵖岈山公社李堯大隊死了壹頭老母豬。飼養員宋和看到四下無人，就把死母豬扛回家裏。用刀子壹開膛，發現豬肚裏還有12只粉嫩的豬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豬娃子吃了，把母豬埋起來以後慢慢吃。然而，他還沒動手，大隊長翟某帶了壹夥人闖進來，二話沒說先劈頭蓋臉地給宋和壹記耳光，打得宋和滿嘴流血。接著把他五花大綁送到大隊部，吊在大隊辦公室的梁上。大隊委員們連夜把母豬肉吃了，宋和被吊了壹夜，疼得大叫也沒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著豬娃子和豬頭，被隊幹部押著遊街示眾，壹邊遊壹邊喊：“我是賊，我偷殺了豬。”遊街壹天，宋和滴水未進，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壹個老頭餓得沒辦法，偷殺了壹只羊，煮到半熟時，被民兵營長發現了，當場被抓了起來，把羊肉用布包上，掛在老頭的脖子上遊街。遊完街後，用繩子捆起來吊在樹上。從上午壹直吊到晚上。老頭不停地慘叫求饒，沒人理睬。老頭慘死在樹上後，民兵營長把屍體拉到河坡上，蓋上麥桿，點壹把火燒了。





　　嵖岈山公社袁莊大隊飼養員劉誌蘭和袁誌紅，弄死了壹頭小豬崽，被生產隊長發現後，壹個人脖子上掛壹塊豬崽肉遊街。接著開會批鬥。兩人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大隊黃西店小食堂停夥兩個月了，全小隊社員共同商議，把本隊壹頭牛殺了分吃，由隊裏17名社員執行。此事被大隊幹部發覺後，率領打手隊，把17名社員綁到大隊部，壹起吊起來毒打了壹整天，劉太國、黃蘭友、黃國孚、王申喜、王聲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喬培華根據檔案寫的《信陽事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幹部發現徐灣小隊社員方正義家中有壹小塊牛肉，方正義立即遭到毒打，6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灣小隊社員胡德厚，沒有按幹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殘酷毒打，兩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裏款未還，遭到毒打，5天後死亡。晏的妻子黃秀英在家裏炒麥子吃，被幹部抓住，以偷糧的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然後將黃捆綁，用冷水淋凍，不久死亡。家中5個小孩，除14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余4個全都餓死；

　　1959年11月20日，韓灣小隊社員阮祥海，因沒有聽從幹部的安排去撿牛糞，遭到捆綁毒打後不讓吃飯。阮餓得沒辦法，到食堂拿點花生米吃，被當場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況如此嚴重，是因為從中央到省裏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有壹封群眾來信送到了毛澤東手裏。信中反映，該社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十分嚴重，被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幹部，許多人偷跑在外。沒有打人的幹部被扣上了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給吳芝圃。在批語中，毛澤東雖然提出要處理，但態度極不堅決。怎樣處理呢？他寫道：“要分析原因，講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態度去公布和處理。處理要細致，否則犯錯誤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較輕微錯誤的同誌們，會感到恐慌。”他這裏說的“犯了錯誤的同誌們”就是打人兇手。毛澤東怕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陽壹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妳不打人，別人就打妳。那年頭，打人是壹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妳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妳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妳。”





　　6、各級黨委都極力掩蓋死人真相





　　農民挨餓，還向外封鎖消息，不讓向外面寫信，所有的郵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壹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壹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裏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下令查處。光山縣壹位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結果這個醫生被逮捕法辦了。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裏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裏等死了。





　　把外流社員壹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光山縣白雀公社楊砦大隊的幹部，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眾。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過三關：壹審訊，二搜查，三毒打，然後是強制勞動，不給飯吃。這67個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員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城關公社壹位綽號叫李瞎子的人說，他在城關收容所裏，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擡出的死人少則3人，多則10人，有的還沒斷氣就擡出去扔了。城關公社社員婁家緒說，1959年冬，省委檢查團要來的時候，孤檢查團發現收容所裏有死人，前壹天就擡出去87個，其中有4個沒有斷氣。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年3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為了掩蓋真相，不惜殘酷打擊向外面透露情況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縣全縣反映沒有糧食吃的人民來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當“反動信件”交公安局偵破，有壹封是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匿名信，經對筆跡定為汝南銀行幹部鄭連邦，立即將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衛生所的幹部王啟雲寫信給黨中央，反映餓死人的嚴重問題，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陳州放糧”，公安局偵破後，對王啟雲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





　　信陽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專員張樹藩的夫人），到西平縣看到餓死人，還聽說有吃死人屍體的情況，想向在華北局工作的老戰友李雪峰反映。為了不被人發現，她先給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寫了壹封短信：“妳們在家嗎？如果在家請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訴妳們。”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來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壹書記兼北京軍區政委，像他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沒有通信自由，可見極權制度的嚴酷。光山縣郵局發現壹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內容是反映光山餓死人的情況，公安局就追查寫這封信的人。郵局櫃臺的營業員回憶，發這封信的人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縣範圍內抓女麻子，讓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報到，壹個壹個地檢查，結果還是沒有找到。事後才知道，寫信的人是壹位在鄭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鄉光山縣（壹份資料說是潢川縣）探親看到餓死人，才寫了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調查時，在壹些老人中傳說張鐵匠冒死上訪的故事。後來在檔案館中我才得知這件事的詳情。張鐵匠即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副主任張富，鐵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陽調查生產救災情況。他先後兩次把所了解的情況向省委書記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匯報過。張富在潢川縣了解了仁和、雙柳兩個公社。仁和公社楊樓大隊有1900多人，當時死了300多人，雙柳公社從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張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況寫成書面材料，打印後分送潢川縣委、省民政廳和劉名榜，並於12月底向宋致和與劉名榜作了口頭匯報。





　　春節期間，張富又以拜年為名，到劉名榜家中反映信陽死人的情況。劉名榜裝作打盹，只說了壹句：“工作上有錯誤，以後寫個報告吧！”張富很著急，準備向中央反映。張富找到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肖劍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意思。肖怒氣沖沖地說：“下面不是妳說的那個情況。誰欺上瞞下？妳到中央去告誰？”第二天，張富偶爾見到了劉名榜，劉問張：“妳為什麽要到中央告狀？妳知道底下的問題沒解決嗎？什麽事都要妳過問！”張富準備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廳的處長找他談話，威脅他，接著民政廳黨支部副書記找他談話，並緊盯著張富壹步也不離開。還對張富說：“省監委來電話，不讓妳去中央，已經通知了公安部門，妳想走也走不了。”後來民政廳趙廳長勸張富休息。第二天，張富去火車站買票，又受到阻止。





　　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不顧各種阻力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人也越來越多。1960年4月初，身為監委書記的劉名榜看到已經掩蓋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監委反映了固始縣餓死人的情況。





　　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農民餓得走不動了，還不能在外人面前顯出饑餓的樣子，有的地方（如光山縣）不讓走不動的饑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還是轉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陽調查。





　　7、死人事件暴露後還極力捂蓋子





　　1960年5月。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不準多報。並連夜派人到各大隊進行部署。經過部署的團結大隊當即下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各生產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34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隊分配數字如下：壹隊4人，二隊5人，三隊5人，四隊5人，五隊2人，六隊7人，七隊4人，八隊2人。”還下通知規定，12歲以下的小孩不能統計。傘陂公社第壹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3889人（後又改為2907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壹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壹律不登。隨著問題的暴露，死亡人的數字就多了起來。“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現已初步查明已達8萬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已增加到近10萬人。嵖岈山公社過去只報死600多人，現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總人口的10％。”





　　信陽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揭發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的材料中說：1960年5月，楊蔚屏到信陽檢查工作。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接待並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楊書記壹直沒有提到去冬今春發生的問題。王秉林主動向他匯報信陽死人的問題，楊不表態。光山縣秦河公社書記講公社死人的情況，楊書記還是不表態。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向楊書記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楊書記指示：“弄清死人數字要心中有數，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災荒，死人問題以後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說，楊書記這次來信陽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壹頓招待飯以外，其余都是在縣以上的機關吃的，每頓都是五六個菜和壹個湯，有肉有雞蛋，還喝酒，看了壹次戲和三次電影。





　　王秉林說，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書面報告死人的數字，省委在地委報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內）”，以圖縮小死亡人數，然後上報中央和下發各縣。信陽地委在自己的檢查報告中認為自己犯的是“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楊蔚屏改為“是糧食工作中的錯誤，是主觀主義和工作方法的問題。”楊書記這壹改，就把信陽的錯誤性質大大減輕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擴大會議（即雞公山會議）是捂蓋子會議。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瑞英向本書作者介紹：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劉名榜主持這次會議，信陽地委的領導人和各縣的縣委書記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繼續肯定“大好形勢”，其目的是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掩蓋省委和地委的錯誤，減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陽事件上的責任。雞公山位於湖北、河南交界處，是著名的避暑勝地。清朝末年外國傳教士在這裏建造了壹些避暑的別墅，民國年間被達官貴人辟為避暑勝地。壹望無邊的綠色山頭上掩蔭著壹幢壹幢白色的小別墅。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壹邊避暑，壹邊為自己開脫責任。面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面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桿擡上山的。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楊蔚屏在會上講：“信陽的工作總的是好的，省委是滿意的。壹般地講，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的幹勁都很大，熱情高，有力爭上遊的勁頭。錯誤是暫時的，只要認真總結經驗，接受教訓，潛力是很大的。”“至於死人數字，48萬或者45萬都沒有關系，不是數字少3萬就好，多3萬就厲害。”“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如果上半年搞還搞不下去，現在可以了，可以坐下來解決問題了。因為毛澤東主席給了我們壹個指頭的機會。”這是指毛澤東講“三面紅旗”中出的問題是“壹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有了毛澤東這句話，不管什麽問題都可以說是“壹個指頭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於這“壹個指頭”的限制，會上不讓徹底揭問題，很多與會者還沒有發言，會議就開始作總結了。接著，由對地委的批評轉為對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等個人的批判。這時，地委黨校副校長嚴仲儒發言，繼續尖銳批評地委的錯誤。楊蔚屏對地委副書記王達夫說：“這個人（指嚴仲儒）觀點不對頭，要跟他談話。”第二天，楊蔚屏在講話中就不指名批評了嚴仲儒。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說：“妳們黨校怎麽出了這麽壹個副校長？”在嚴仲儒發言之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也發言批評地委。楊蔚屏說：“固始的問題那麽嚴重，他不作檢討，還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檢討。”根據楊蔚屏的指示，地委決定，將嚴仲儒的發言交給各小組進行“討論”，叫楊守績在大會上作檢討。在雞公山會議捂蓋子的時候，老紅軍、副省長王國華上了山，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路憲文，為張樹藩和李瑞英夫婦說話，張樹藩回憶中說：“王國華的發言在會上震動很大，他是第壹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壹個為我說話的。”在雞公山會議上，決定逮捕馬龍山，並準備將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殺馬龍山壹個人來表示省委已經對信陽事件進行了嚴肅處理，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2001年11月9日寄給我的《關於信陽事件的憶述》中是這樣介紹雞公山會議的：





　　信陽餓死人的問題已經掩蓋不住了，李堅、李振海等花了三個月時間的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105萬人的數字。在這種情況下，省、地委主要負責人心急如焚，從7月20日開始，信陽地委在雞公山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省委派楊蔚屏、李立、劉名榜參加。原來被打成右傾的幹部對這次會抱著很大希望。希望能揭開蓋子。但是，這次會議還是捂蓋子。面對這種情況，張樹藩同誌連續做了三次發言（總計長達1.4萬字），揭出了信陽地區的實質問題，從而打亂了會議部署。路憲文、王達夫、延炳玉、武建華等人，背著張樹藩開了秘密會議，認為張樹藩繼續進行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決定將會議轉向集中批張。後在楊蔚屏等的幹預下，才沒有進行。……會議開到8月15日結束，最後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楊蔚屏、劉名榜再次到信陽。由劉名榜向地委常委傳達吳芝圃的指示：“信陽地區在歷史上工作是很好的，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成績不小。發生這個問題是壹個指頭的問題。就壹個時期來說，至多也是三七開，至於廣大幹部黨員，全區壞人也只占4%－5％，個別嚴重的地方也不過占10%－20％，不會太多。”“信陽地區的問題是壹個時期的方針政策有錯誤。”在這個傳達會上，楊蔚屏說：“中央對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省委對路憲文的處理（當時路已被撤消地委第壹書記的職務）是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沒指示，省委也沒有權處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來的李先念、徐子榮、王從吾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讓張樹藩在信陽步兵學校接待他們。在招待所會議室喝茶時，吳芝圃當著中央領導人的面對張樹藩說：“樹藩同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壹點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裏了。聽說妳和路憲文認識不壹致，妳怎麽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的問題嗎？”對吳芝圃這種虛偽態度，張樹藩毫不客氣地反駁：“芝圃同誌，妳真是壹點情況也不知道嗎？對我進行了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敢鬥我嗎？既然省委批準的，又根據什麽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計產量時我說得少，反瞞產私分時我不僅沒反出糧食反而拿出了700多萬斤糧食去給群眾吃嗎？我說幹部強迫命令、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才給我扣上了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省委批鬥我的根據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誌怎麽說壹點不了解呢？對我的批鬥不是妳安排的嗎？我還找妳談什麽？”這時，吳芝圃的臉紅得像壹塊紅布，非常難堪。張樹藩還要繼續說，陶鑄連忙阻止說：“不要再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妳批錯了，我們給妳平反，不要再說了。





　　8、中央對信陽事件的調查和決策





　　據張樹藩回憶，1960年2月，中央內務部郭處長到信陽作過調查，郭處長聽說餓死了20－30萬人，立即回北京作了匯報。“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以後，向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馬上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本書作者從李堅那裏得知，1960年4月，中監委接到河南省監委的報告，派調查組到河南調查，調查組成員有李堅、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經過李瑞英老人的介紹，本書作者到萬壽路李堅的家中，采訪了80多歲的李堅。中監委是中紀委的前身，李堅從中紀委副主任的職位上離休。這位老人思維還很清晰，但耳朵聾，交談很不方便。經三次艱難的交談，他告訴我他“三下河南”的情況：





　　1960年4月8日，王從吾將河南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反映固始的情況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辦公會議聽取了王從吾向董必武匯報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據董必武在會上的指示，中央監委派我們去河南固始。

　　在這之前內務部錢瑛反映浮腫病死人的情況，譚震林批評了內務部，說：“浮腫是不是糧食問題造成的還沒有結論。”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顧慮的。我帶了兩個人去河南，在省裏見了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他談了壹些情況，但談得不多。省裏又派了兩個人，壹共5個人壹起去信陽。我們5個人都有顧慮：“彭德懷都挨整了，我們還能說話嗎！”到了信陽，地委又派了兩個人，壹共7人。我們出信陽，經羅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溝裏都有沒掩埋的屍體。

　　我們到了固始，說死了3萬多人。楊守績在省黨委校學習，我們就住在楊守績的辦公室裏。第二天早晨起來，在固始縣城街上，看到十多個人被五花大綁，用壹根繩子穿起來遊街，說是被抓的“流竄犯”，實際是逃荒的農民。

　　我們到商城，看到還在修水利。縣委副書記告訴調查組，商城死了幾萬人。從商城到新縣（將軍縣），路上看到壹個婦女趴在路邊不動，壹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還有氣，就把她帶到公社，讓食堂給點吃的，活過來了。在光山縣潑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談，他們都說家裏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山東肥城人，南下幹部，他說的死亡人數少。從光山縣回到信陽路上，看到壹個十六七歲的男青年死在路邊，屍體上趴滿了蒼蠅，天熱了，屍體有氣味。我們回到信陽地委，找到地委書記路憲文，希望他加強救災措施。我問路憲文：死這麽多人，是不是壞人破壞造成的？路回答說：不可能是壞人破壞。他說餓死人的原因是浮誇，加上吃食堂。如果讓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於死這麽多人。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後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壹看，又到許昌看壹看。在許昌停壹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匯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幹部的活動。

　　吳芝圃讓農業書記找我談。我說，路上還有死人，救災力度要加強，水利工程要緩壹緩。

　　我們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壹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裏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壹個書面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壹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於桑等去調查。於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壹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壹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後，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後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派人作了調查。11月15日，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也要解決三分之壹地區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的批示，把信陽事件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樣，就把大批基層幹部集中起來“集訓”。

　　1961年1月，王從吾到中央黨校當校長去了，我又到河南調查。到新鄉、開封，也發現餓死了不少人。還說老百姓暴亂了。到下面壹看，原來壹個婦女，說自己是“皇姑”，向群眾說：“解放豬，解放羊，解放糧食散食堂。”這個“皇姑”被抓起來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幹部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壹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壹下處理辦法。”這四名幹部是不是李堅等四人？也許是李堅向我介紹時，大概時間太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也許是從另壹渠道的四名幹部送材料給李富春。王從吾、徐子榮1960年12月1日《關於信陽地區封建勢力復辟進行大規模的階級報復情況的報告》上呈的領導人中，有周恩來、李富春，可見，除了周恩來以外，李富春是過問過信陽事件的。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1990年10月30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提出了與李堅說的大體相同，是中監委通過安子文向周恩來匯報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裏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後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70多萬。這壹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壹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沈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壹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壹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壹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後，又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壹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壹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從各種不同的歷史資料看，從1960年2月開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門幾次派人到信陽作過調查，10月份，毛澤東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澤東是怎樣看信陽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轉發的《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4號）中引用了毛澤東的壹句話：“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個文件壹再強調“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壹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轉過來”。但是，毛澤東這些話在什麽時候、什麽文件上批的，我還沒有找到。中央調查組王從吾、徐子榮給“主席、總理、富春同誌並子文同誌、中南局陶鑄、任重同誌並省委”的報告稱：“從群眾的控訴揭發的事實看，完全證實了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復辟，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復。”





　　在甘肅省檔案館我看到了西北局張德生（陜西省委第壹書記）的傳達資料。





　　張德生傳達說，毛澤東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兩次談話，其中談到信陽問題。毛澤東主席說，信陽很多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壹是大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有三種情況：壹是地主封建殘余鉆到我們隊伍中來了；第二種是我們的人蛻化變質，如信陽地區9個縣委第壹書記討了地主的女兒做老婆，成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壹個沒有變；第三種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打人、殺人成性。





　　劉少奇也曾在壹個報告上批示：信陽地主階級復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余為什麽能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過去所說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對象是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反動派。按照這個邏輯，對信陽事件的處理，除了應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補課”。





　　實際上，信陽是老區，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徹底。土改以後省委副書記孟飛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陽搞土改復查，結論是肯定的。但是，毛澤東既然這麽說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執行他的意見。





　　於是，在信陽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的矛頭直指農村基層幹部。





　　9、基層幹部承擔了餓死人的責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陽落實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別山創建根地起家的，對這裏民主革命是不是徹底，他應當很清楚，但他還是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意見。看見死了這麽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說，我壹輩子只流過兩次淚，壹次是在長征時西路軍突圍回到陜北，這是第二次。





　　張樹藩回憶說，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不久，就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中央和省裏來的幹部親自主持雞公山會議揭信陽的蓋子，搞民主革命補課。說信陽幹部都不行了。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省委抽調1844幹部，信陽地委又抽調1483名幹部，壹共4779人（另壹資料說中央派幹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幹部765人，抽調各市縣幹部2986人），來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壹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壹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壹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1621大隊，其余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訓了有開鬥爭。”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壹批，關壹批，管壹批。吳芝圃、戴蘇理親自到固始縣開萬人大會，宣布楊守績是反革命，當場逮捕。為什麽對楊守績特別重視呢？因為在1959年開始出現浮腫病人並有人餓死時，楊守績沒經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寫了壹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吳芝圃這麽重視楊守績，顯然是捂蓋子，掩蓋自己的責任。





　　大量的農村基層幹部在劫難逃。以潢川縣為例，當時的整風領導小組認為，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潢川縣整風領導小組統計，全縣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5156人當中，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有2144人。





　　中央專案組於1960年11月20日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這個報告說：





　　信陽地區在去冬今春，由於路憲文等反壞分子篡奪了黨政領導，以反右傾為掩護，大搞反瞞產運動，采取亂打、亂捕、亂殺等地主、國民黨的手段，對全區800萬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報復，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恐怖局面。

　　信陽的問題，不是壹般問題，是壹個特殊的問題；不是違法亂紀問題，是地主、國民黨的階級報復活動，……各級黨政組織變成了地主、國民黨進攻人民的大本營。各級領導幹部變成了統治、殘害人民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殺人兇手。





　　報告說，根據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和省委指示精神，在黨委的統壹領導下，進行了專案審查，審查對象是縣委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地直機關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幹部，其他應審查幹部由各縣進行審查。報告說，初步審查的情況是：





　　按上述範圍，現列入專案審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13人：地委第壹書記路憲文、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石富榮、延炳玉、武建華、副秘書長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長王墨林、宣傳部副部長劉培林、工業部副部長賈西雨、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書記劉文彩、孫廣生、淮濱縣委第壹書記石紹舉，固始縣委第壹書記楊守績、羅山縣委第壹書記許文波、商城縣委第壹書記王漢卿等。

　　中央專案組將上述人員分三類：第壹類是階級異己分子奪了權，共12人，占30％。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如羅山縣委第壹書記許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農身份混入黨內；第二類是被反壞分子拉出去了的，與反壞分子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共4人，占10％，如馬龍山；第三類是蛻化變質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紹舉等。

　　在縣以下的公社和大隊，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像土改時鬥爭地主壹樣，召開訴苦大會，對前兩年為非作歹的基層幹部進行控訴和批鬥。群眾運動壹起，打擊面過寬的問題出現了，有的公社幹部80％、甚至100％地受到懲處。打罵、肉刑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上蔡縣幾千人被打，前兩年幹部處罰社員的幾十種刑罰反過來又加在基層幹部身上。





　　繼全面奪權之後，又全面清理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和社隊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員、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集中起來審查。每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機關、學校的房子都關滿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鴻說是40萬人，張樹藩回憶錄說是20萬人。集中起來的人，根據問題大小分別編為兩種班次。問題大的編入特訓班，限制人身自由，門前架著機關槍，在周圍設崗哨；問題輕的編入集訓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裝看管，但較松壹些。





　　應當說，在極權制度下，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壹系列方針政策造成的，從更深壹層講，是由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顯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線和政策的執行者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還是“正確、光榮”，始作蛹者毛澤東還是“英明、偉大”，產生饑荒的制度照樣是“無比優越”，這是壹種婦孺都能辨別的低級謊言。





　　從中央派來大員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對信陽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開常委會，王任重（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壹書記）、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王從吾（中央監委副書記）分別就信陽事件作了重要講話。





　　王任重說：





　　這次中央開會，毛澤東主席兩次談了關於革命運動的問題。主席說，不僅社會主義革命沒完成，民主革命也沒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還要繼續搞革命。雖然上壹次主席就提出信陽問題是敵我問題，但是認識不深刻。這次主席這麽壹講，特別是同誌們講了情況以後，認識更深刻了。

　　聽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縣看了以後，思想才明確了，確確實實縣社都有敵我問題。

　　現在看來，目前我們認識上的主要危險是什麽？是不是把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當成了敵我矛盾處理呢？不，顯然不是這個問題。如果說我們認識上有錯誤，那就是對明明顯顯的敵我矛盾認識不足，對打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國民黨實行資產階級報復的本質沒看清楚。

　　國民黨殘酷燒殺搶掠也不過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紅安在10年內戰時期被敵人殺了10萬人。全縣48萬人剩下38萬，但那是10年搞的。比較起來，光山縣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殘酷的情況如果說不是敵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著群眾死亡，硬是扣著口糧不發，明明看到食堂停夥，也不準群眾家裏冒煙，不準群眾挖野菜，不準群眾出去逃荒，群眾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對待人民不如牛馬，任意打罵，壹直打到死，連壹點人性都沒有，這不是敵人是什麽？

　　要愛人民恨敵人，要領導人民申冤報仇。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壹批不可。

　　在這些地方要進行第二次剿匪反霸，進行第二次土改鎮反，進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發動群眾，打倒敵人搞革命。

　　為什麽幹部隊伍爛掉這麽多？為什麽“五風如此嚴重？為什麽黨的政策貫徹不力？主席也問過我們，是不是搞了以後還會再犯？我們說，真正采取革命的辦法，充分發動群眾，搞好了，幹部群眾覺悟提高了，也許不至於再犯。

　　今後怎麽辦？挑選幹部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和地主女兒結婚，起碼對領導幹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榮在講話中說，要把這壹仗打好，這的確是壹個很大的戰鬥。要把民主革命這壹課補好，現在已經開始了，作為壹個革命來講，已經有了壹個很好的開端，現在是貫徹下去的問題了。現在看來，信陽問題暴露得差不多了，整個死亡人數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口死了八分之壹的樣子。這確實是敵人的大謀殺。信陽從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經歷了壹場很嚴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鋪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個村莊被毀滅掉了。除了幹部及其家屬外，群眾沒有壹家壹戶能幸免，壹家死壹個兩個是輕的，有1900多戶死絕了。





　　按照當時的思路，出現了問題就認為是階級成份不好的人幹的。事實上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調查組已有統計：信陽事件中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他們在土改、鎮反以及各項政治運動中已經下入了十八層地獄，他們不可能幹這麽大的壞事。作為從事公安工作的徐子榮眼睛還是盯在這些人身上。徐子榮在這次講話中說，有很多縣社鉆進來的五類分子、地主惡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動會道門、特務可是不少。應當肯定有的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石紹舉有壹班人，經常在壹起吃吃喝喝，胡鬧壹氣，為了提拔壞人把地主改成富農。徐錫蘭也是提拔了壹批壞人搞壞事。馬龍山問題更大，和香港派來的特務有勾結。分析起來，這個地區土改不徹底。現在專案不少，都要查，信陽已有三五千了。





　　王從吾在講話中說，從信陽和其它地區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對勞動人中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是階級敵人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辦國民黨的事，是反革命復辟。信陽地區的黨政組織的領導權被壞人奪取了，變質了，基本上爛掉了。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初步調查是地主出身，入黨後私自改為中農，抗戰時期和托派張慕陶有關系。其他5個書記，除壹個被打擊排斥以外，4個書記對信陽事件都有嚴重罪責。地委基本上爛掉了。全區18個縣市先後任縣委書記20人中，初步查出2個當過漢奸，12個蛻化變質，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兒做老婆。這14個人當中70％都有嚴重問題，現已停職反省。在職6個當中，壹個當過偽保長，壹個犯過嚴重錯誤，另4個待繼續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羅山5個縣的縣委書記共41人，有鉆進黨內的漏網富農，日偽保安隊員、維持會長、三青團、強奸犯4人，蛻化變質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這29人占總數的70％。





　　由於對信陽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復辟，因此，在對主要責任人定罪的問題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領導人曾經擬定過，在信陽，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個人，全地區殺上萬人。這個方案中央沒有批準。最後決定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後請示毛澤東，他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判3年徒刑，8個縣委書記的處理結果是：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死緩，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羅山縣委書記徐書波、息縣縣委書記徐錫蘭、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潢川縣委書記梁代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淮濱縣委書記石紹舉、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遂平縣縣長張慶林、信陽法院院長丁張喜、信陽專署公安局局長韓仁炳，都判了幾年徒刑。這些人都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縣委書記被逮捕法辦以後，他們的家庭、親屬也受到株連。息縣徐錫蘭被抓走後，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門，掃地出門。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兒子，因母親關押不能帶孩子，只好強行斷奶，活活餓死。其余三個孩子最大7歲，最小的3歲，沿街要飯達三年之久。光縣縣委書記馬龍山被捕以後，妻子帶著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縣，到處流浪，以拾菜根、要飯充饑，拾垃圾、賣破爛度日。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被捕後，妻子也抓起來了，三個孩子在家受淩辱，同學們對他們又罵又打。





　　當時在民主革命補課的大風暴中，他們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檢查。





　　路憲文的檢查說：“我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去冬今春在正確處理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大問題上，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違背了黨的方針政策，在壹個時期工作方針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他說，他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對抗旱鬥爭勝利後的農村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對秋季產量作了浮誇的估計，把災年當豐年。高估了糧食產量，多征購了糧食；第二，對農村政治形勢作了錯誤的分析，在解決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把糧食緊張的壹切現象都說成是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因而錯誤地在全地區範圍內開展反瞞產的鬥爭。第三，我毫無群眾觀點，對群眾生活漠不關心。我在糧食工作中存在著壹種片面的觀點，在征購上總想多征購壹些，認為國家掌握了糧食出了問題有辦法，在統銷上總想少銷壹些。





　　顯然，路憲文的檢查和上級對他的定性相差很遠。





　　當時被認為十惡不赦的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檢查中倒是說了壹些當時沒人敢說的真話。他除了承擔壹些責任以外，還認為：“這樣嚴重的事件不是發生在壹個縣或壹個公社，而是全區性的，並且普遍而嚴重。這就足以證明了地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夠正確的。”（如果他知道這樣嚴重的事件不僅發生在信陽，而且發生在全國，他敢說中共中央不正確嗎？）他在檢查中還認為，出現這個事件的原因是“幾年來，特別是去冬今春以來，單純強調所謂國家觀點，將兩條道路鬥爭擴大化，並以此為綱，大反右傾，實行錯誤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馬龍山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真不簡單，可能他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才豁出來說出這樣的話。





　　這些倒黴的縣委書記現在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陽第二幹休所找到了風燭殘年的石紹舉。在壹個大院子裏有壹排壹排的房子，信陽的壹部分離休的老幹部住在這裏。走進院子，看到壹位手拿拐杖、衣著不整的老人坐在壹塊石頭上曬太陽。這就是石紹舉。他步履蹣跚地把我們領到家裏。這是壹座二層小樓，家裏擺設簡單而雜亂。在壹樓的客廳裏，最引人註目的是壹張很大的毛澤東主席像。我采訪時他已經81歲了，思維不很清楚，但過去的事還記得。他說1958年在鄭州和毛澤東主席壹起看戲，看的是穆桂英掛帥。“毛澤東主席坐在第七排，吳芝圃陪著，我也在第七排，在邊上。”他把和毛澤東壹起看過戲當作終生的榮譽。石紹舉是江蘇人，1940年參軍，七次負傷，1958年前後在淮濱縣和固始縣都當過縣委書記。他老伴張生芝，當年任固始縣婦聯主任，倒是記憶清晰，表達得也很清楚：





　　1960年農歷11月7日晚上10點鐘，全地區同壹個時間捕人，捕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大隊和小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有的也捕了。固始縣就押了3萬多。先把他的槍下了，戴上手銬押走了。家抄了，門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訓。他是被捕，我是集訓。集訓班四面都架著機槍。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黴了。楊守績的老婆出身地主，兩口子全都抓起來了。他們4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大的七八歲，小的三四歲，父母抓走了，孩子們哭著喊爸喊媽。在固始開萬人大會批楊守績。





　　大概是老伴的談話勾起了他的回憶，石紹舉也接上了話薦：





　　對我是撤職查辦管教反省，坐了壹年牢。不過，還是吃幹部糧。當時的事不能提，提起來我就睡不著覺。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就是不敢動。看到農民沒吃的，我找糧食局副書記周義原，我想借出三五百萬斤，等收完了糧食再補上。周義原說，糧食是有，但是吳芝圃書記說過，國庫裏的糧食壹粒不能動，每天進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區裏報，壹下子拿三五百萬斤那怎麽行？其實當時早兩個月發糧食就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談起餓死人，老太太把話接了過去。她說：





　　我奶奶餓死了，我姐姐也餓死了。我姐在息縣，是頭年11月餓死的。死後放在家裏，沒有埋。為的是想頂個名額，在食堂領壹份吃的。實際上，食堂早就停夥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幾個月，眼和臉被老鼠啃得不成樣子了。家鄉的人餓得沒辦法跑到我這裏來，我不敢留，那時不讓農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給點吃的趕緊把他們打發走。

　　我是婦聯主任，最知道婦女的苦處。那時百分之六十的婦女不來月經，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婦女子宮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圖1-4（石紹舉夫婦照片）





　　後來由於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情況，再說信陽是反革命復辟就太不符合實際了。對被關押的縣委書記們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間，他們先後從牢裏放出來，分別到農場、農村勞動，每月發幾十元生活費。1978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社會都解凍，又批準他們重新入黨，重新定級，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還沒有等到這壹天就離開了人世。當他們知道全國各地都發生類似信陽的問題後，他們不服氣，還不斷地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其責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路憲文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較儉樸。在那種體制下死心眼緊跟吳芝圃，在吳芝圃的多次表揚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幾個專說好聽的參謀，所以犯了錯誤。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以後，吳芝圃把責任全推到路憲文身上。他在批判路憲文的會上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過去不認識妳路憲文，現在我可認識妳了！”下面幹部就在省委書記面前求表現，紛紛上去毆打路憲文。原來壹直保路憲文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慰屏表態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應當立即槍決。





　　路憲文在申訴書中壹再強調，在信陽發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發生了，信陽問題是商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餓死人的情況在全省都發生了，把信陽作為壹個孤立的事件處理是錯誤的。1993年，離休已經10年的路憲文得了癌癥，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文中總結信陽事件發生的原因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壹言堂的局面，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這是壹條重要教訓。文中還寫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因為黨壹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共產主義生活。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都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所關心，群眾對黨組織有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壹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就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會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是產生信陽事件的社會原因。





　　我很想見壹見路憲文，準備同他深刻談壹次，但是，在電話中，他當律師的女婿說老人身體不好，婉言謝絕。



二、“潘、楊、王”事件



　　路憲文說得對，信陽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陽，在許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只不過信陽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而已。河南問題不是某個地區的局部問題，而是全省的問題。有人說，沒有“潘、楊、王”事件，就沒有全省的大饑荒，也就沒有信陽事件。這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





　　“潘、楊、王”事件是怎麽壹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壹件震動全國重大政治事件，這就是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幾個月之間，十多萬人挨整，20多萬人受株連，100多人致死。兩年以後，又說搞錯了，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來，人們對這個重大事件的情況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間，我三次訪問當事人楊玨。從林業部部長位置上退下來的楊玨住在王府井西邊不遠的晨光街10號5－14號。這是壹個高級幹部住宅區。他雖然已86歲，但思維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時插話補充。為了幫助我弄清歷史真相，楊玨還打電話給在山西的王庭棟（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職務上離休），王庭棟很快給我寄來了他寫的回憶材料。此外，我還查閱了有關的歷史資料，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才比較清楚。





　　“潘、楊、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領導人。潘是潘復生，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楊是楊玨，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是王庭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





　　他們三人原來是平原省的幹部，潘復生是平原省委第壹書記兼軍區政委，楊玨是平原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王庭棟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辦公廳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張璽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來當國務院總理的朱熔基這時給他當秘書）。當時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劃歸河南、山東、河北），張璽推薦潘復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職務。王庭棟隨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書長。1955年，楊玨調到河南任書記處書記。張璽任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時，吳芝圃是第二書記，吳是河南人。在壹般情況下，張璽調走了，吳芝圃很可能接任第壹把手。潘復生來了，河南幹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壹個省委第壹書記？”這是批判”潘、楊、王”的人事背景。





　　吳芝圃，1906年3月出生於河南杞縣壹個農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縣縣立甲種農校。在這裏，他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1924年暑假，吳芝圃考入了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2月，他衩組織派遣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聽了毛澤東主講的農民運動等課程，臨近畢業的時候，他跟隨毛澤東先後到曲江、海豐等地，參觀學習阮嘯仙、彭湃等領導的農民運動。革命戰爭年代，吳芝圃作為河南地方主要負責人之壹，為革命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他對毛澤東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澤東壹樣，酷愛古書，下鄉時還帶上壹竹箱線裝書隨時閱讀。楊玨說，在北京開會時，吳芝圃到琉璃廠花300多元買了壹本舊書，非常高興，壹回到賓館就津津有味地吟誦。下基層時坐著小面包車，還帶著壹箱古書。路過試驗田，有人說：“妳看這麥子長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們下去看了贊不絕口，到了地委，地委書記路憲文在匯報時說今年收成不好，吳芝圃反駁說：“妳應當下去看看，今年的麥子長得多好！”





　　1、潘、楊、王對壹些問題的不同看法





　　為什麽要批判這三個人？因為他們對當時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從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開始的。





　　在農業合作化的推進速度上，潘、楊、王等認為不能太急、太快，應當有步驟地分批進行，鞏固壹批再發展壹批。第壹年實現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主張壹年完成。三年完成本來是中央的意見，後來下面發展很快，有些地方壹夜實現了合作化。毛澤東也很高興，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批評主張慢壹些的人是“小腳女人”。





　　在合作社規模上，潘、楊、王認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吳芝圃認為規模越大越好。在實際推行中，開始是百戶社，發展到千戶社，後來還有萬戶社。





　　吳芝圃主張合作社應將牲畜集中起來，實行大槽餵養。潘、楊、王下鄉看到集中餵養條件不具備，管理跟不上，牲畜長癬，掉毛，生病，死亡，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張小槽餵養，以保護牲畜，保障農業生產。





　　實行合作化以後，要不要給農民壹點小自由？吳芝圃主張讓農民全心全意地搞集體經濟，不能助長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潘、楊、王認為，收回自留地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不讓農民利用業余時間搞點家庭副業，影響農民收入。





　　由於合作化運動發展過快、過急，工作過粗，在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使農民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壹季度，河南省農村發生兩萬多人鬧事（年前主要是鬧社，年後主要是鬧糧）。臨汝縣1956年下半年31個農業社發生“鬧社”事件，參與“鬧社”的群眾近6000人。商丘地區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個高級社中的242個生產隊和40個初級社發生了群眾“鬧社”。在“鬧社”中，有些農民從集體大槽中牽回了原來屬於自己的牲畜，有的農民要求退社，個別地方農民還和搞強迫命令的幹部發生了沖突。在處理“鬧社”事件中，壹些帶頭鬧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節前後，全省開展了宣傳合作化優越性的教育運動。在這壹運動中，僅商丘地區的民權、永城、夏邑三個縣就有1397人被捆綁、吊打、罰跪、遊街、大會鬥爭、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復生因病休養，由吳芝圃暫時主持工作。潘復生健康好轉後，主持了工作。他壹上任，就著手糾正他認為工作中的偏差。他讓楊玨到許昌、南陽、平頂山考察，派王庭棟到安陽實地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宣傳要點》共8條40多款，涉及到鞏固集體經濟、維護農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廣牲畜分槽餵養、養用合壹；允許社員自養牲畜，以滿足家庭副業生產的需要，使用社員的牲畜要合理記分；留足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地產的糧食只交公糧（即農業稅），不計征購任務（即向國家賣“余糧”）；農業合作社必須實行包工包產，超產獎勵；農民可以自己養雞、養豬；允許社員開墾間隙地、房前門後的小荒地，也可以搞點家庭副業；開放自由市場；合作社規模太大的，根據社員的要求，可以分小壹些，等。《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討論後於1957年6月25日公布實行。接著，潘復生先後召開了縣委辦公室主任會議和地委書記會議，要求各地區向群眾深入宣傳這個《宣傳要點》，並切實推行這個《宣傳要點》。





　　潘復生主持工作後。還主持制定了《關於開展整風運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根據這個文件，嚴肅查處了民權、夏邑、永城幹部在合作化中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行為，重新處理臨汝縣農民鬧社事件，釋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復生了解到伊川、臨汝農民吃觀音土，心裏很沈重。要求省裏立即解決，並報告中央，希望減少征購指標，給農民多留壹點。王庭棟當時在省裏分管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潘復生派他下去調查糧食征購情況，他看到壹些農民蹲在馬路邊看送公糧的馬車，有的低頭不語，有的淚流滿面。原來給農民留的口糧太少，留給農民的口糧多是鮮紅薯，壹到春季就爛掉很多。他回來後向省委匯報了這壹情況，並主張給農民壹天留壹斤口糧，人均380斤以上的隊才征購余糧。紅薯由四斤折壹斤糧改為五斤折壹斤糧。這些意見使他們戴上了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罪狀。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縣出現了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壹夜之間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修武縣提出四年實現共產主義，全縣壹個經濟核算單位，農民都實行工資制，按月發工資（實行壹個月就發不了）。各地還大搞壹平二調，侵犯農民利益。對這些，潘、楊、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當時公社食堂越辦越大，幾個村辦壹個食堂，幾個村到壹個地方吃飯，吃壹頓飯要走幾裏路。人太多，打飯排長隊。潘、楊、王主張食堂辦小壹點。吳芝圃等認為大食堂有十大優越性。





　　2、潘復生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被免職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的五次全會（擴大）第壹次批判潘復生的“右傾錯誤”，認為《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全會決定停止宣傳和執行《宣傳要點》。這次會還批評河南省委1957年7月發的《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認為這個文件對當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完全違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會議決定立即收回這壹文件。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潘復生因病沒有參加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壹半省、市、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鬥爭，壹種是右派反黨，壹種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把潘復生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並提，同時也談到“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於潘復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確的，不處理也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有的同誌在農村混了幾十年，農民的感情沒有感染他們，不了解農民的心。不了解群眾，就看不到好東西。潘復生等，妳說他們在農村沒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把潘與其他人區分開來，“潘復生同誌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在會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匯報了河南的黨內鬥爭，鄧支持說：“真理在妳們這壹邊。”





　　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作了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揭露”了潘復生造成的種種“惡果”，指出：“潘復生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壹種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河南對他這種錯誤思想鬥爭的勝利，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動走向主動的轉折點。”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這個發言。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河南小組，從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復生從醫院拉到會上，對他進行了連續三個半天的揭發批判。5月18日（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復生河南省委第壹書記的職務，由吳芝圃代替。





　　3、“潘、楊、王”的“八大罪狀”





　　吳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就給省委打電話，讓趕緊準備批判潘復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義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次會上給”潘、楊、王”列出了八條罪狀：





　　否認階級鬥爭，否認兩條道路鬥爭，制造“階級鬥爭熄滅論”；

　　攻擊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優越論”；

　　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批判自發勢力；

　　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

　　披著領導反右派鬥爭的外衣，竭力阻撓、破壞反右派鬥爭；

　　堅持發布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等幾個文件）；

　　欺騙中央、與中央正確路線對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島會議上，潘復生向毛澤東反映河南真實情況，認為把河南工作說得“壹團糟”）；

　　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這次會議認為，他們已經完全形成了“壹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同他們鬥爭的性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堅持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和反對、歪曲、修正中央路線的鬥爭。”會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準，撤銷潘復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消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芝圃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





　　4、聲勢浩大的揭批運動





　　八大二次會議的會後，中央書記處召集河南參加會議的吳芝圃、楊蔚屏、楊玨（此時楊玨還沒有免職）等省委領導人開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劉瀾濤等人參加。鄧小平說，對潘復生的批判只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但是，壹回到省裏，吳芝圃就迫不及待地開展了全社會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會以後，在全省城鄉、黨內黨外開展了揭批“潘、楊、王”“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當時認為，這場運動是“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補課，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運動聲勢浩大。《河南日報》在顯著地位每天都發表長篇揭發、批判文章和運動進展的新聞報道。新創刊的省委機關刊物《中州評論》的第壹、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楊、王”的專刊。廣播電臺不斷地點“潘、楊、王”的名字，歷數其“罪狀”。京廣、隴海鐵路的火車壹進入河南境界，從車廂裏的廣播中就會聽揭批“潘、楊、王”的稿件。根據省委布置的任務，全省各地到處都寫滿批判“潘、楊、王”的大標語和醜化他們的漫畫。舞臺上演出批判“潘、楊、王”的劇本。各級黨組織層層召開各種形式的會議，傳達部署和討論，並且通過座談會、算帳對比會、報告會、展覽會、廣播會廣泛發動群眾參加這壹鬥爭。大字報鋪天蓋地，據省委1958年10月統計，全省共貼出批判“潘、楊、王”的大字報16億多張（原統計資料如此）。大字報數量如此之多，是因為層層往下布置。不寫大字報，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復生”。在半年時間內，從省委機關到農村生產隊，都在批“潘、楊、王”，都在“拔白旗”，誰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經同意《宣傳要點》的看法，就成為“白旗”被“拔”掉，成為“小潘楊王”而受批判。而在這場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就會成為“紅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實，多數農民是不得不跟著走，有不少人連什麽是“潘、楊、王”也搞不清楚，很多農民以為“潘、楊、王”是“潘閻王”，是壹個兇惡的人。





　　潘、楊、王三人受到了殘酷鬥爭。就在省委的九次全體會上，潘復生正患著病，發高燒躺在家裏，與會者把他“揪”到會上進行批判鬥爭，不準他坐，不讓喝水，批判者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他只能低頭認罪不能申辯。批判以後，潘復生拖著病體，走幾步蹲下休息壹會兒，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復生家門口紮了三個稻草人，象征潘、楊、王三個人（這種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楊、王三家門上貼著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橫額。還組織小學生從窗戶向他們家屋裏撒尿、砸石塊。潘、楊、王三家的門窗玻璃全被砸爛，屋裏屋外都貼滿了大字報，床上地下滿是砸進來的石頭瓦片。他們除了要寫交待、檢查材料以外，還在專案人員的看管下，到貼大字報的地方大聲念揭、批自己的大字報，念得口幹舌燥不給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鬥，他們站在中間，低著頭，批判的人辱罵他，有些人拳打腳踢，往他們臉上吐口水，吐得他們滿頭滿臉。





　　他們的家屬也受到株連。潘復生的夫人趙玉琴是老病號，也拉出來壹場壹場地批鬥，楊玨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員、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機關黨支部書記，省委領導楊蔚屏多次逼她揭發楊玨，冀雨沒有揭發，就壹次壹次地批鬥，也戴上了“嚴重右傾”的帽子，由正廳級降到副廳級。王庭棟的夫人剛生下孩子兩天，被人認出，立即被趕出醫院。他們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視，有的被撤消了學生幹部職務，有的被摘掉紅領巾，身心受到摧殘。王庭棟的兒子患病不準住醫院。連楊玨家不識字的保姆也被強令揭發，並動員她離開楊家，這位保姆說：“我走了，五個小孩誰管？”堅持留了下來。





　　對他們三人的處理結果是：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場長；楊玨從8級降為11級，下放到洛陽地區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由9級降為12級，在省裏公開批鬥後，直接押送到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柳林生產隊的驢圈房裏，讓他在這裏當了三年社員。





　　1958年7月15日，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河南省委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壹開始就祝賀：“我首先向河南的同誌道喜。我祝賀河南省夏季大豐收，也祝賀河南戰勝了以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拔掉了這壹面白旗，也祝賀妳們鞏固了以吳芝圃同誌為首的這壹面紅旗。”譚副總理的祝賀在會場上得到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掌聲的暴風雨強化了政治鬥爭的暴風雨。幾乎各縣都揪出了“小潘復生”，這些“小潘復生”所遭受的摧殘比潘復生嚴重得多。據估計，全省揪出“小潘楊王”十多萬人，受株連的幹部群眾不下20萬人，摧殘致死壹百多人。





　　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封住了人們的嘴，為說假話掃清了障礙。誰要對高產衛星、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就會成為“懷疑派”。“懷疑派”是和“潘、楊、王”“站在壹條戰線上的人”，就會成為辯論對象。而當時的所謂“辯論”，就是不讓不同意見的人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判，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壹聽到不同的看法，就會有人說：“辯論他！”　就會被人拎著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挨打，接受訓斥。





　　誰是誰非，群眾心裏最清楚，農民同情潘復生、不滿意吳芝圃，省裏張貼的布告後面吳芝圃的名字，被農民用牛屎糊起來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躍進”的旗幟



　　自1957年河南揪出7萬名右派分子以後，知識界已經襟若寒蟬。1958年又揪出“潘楊王反黨集團”，在黨內和幹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壓氣氛，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中共全國八大二次會議剛剛結束，省委主辦的《中州評論》上就發表了吳芝圃的題為《躍進的哲學，哲學的躍進》的長文，使主觀唯心論進壹步發展，講假話更是異想天開。河南省演出了壹場場鬧劇，不僅給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給全國起了很不好的示範作用。





　　打倒了潘復生，吳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壹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臺以後繼續反右。以激進的態度推行“三面紅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國註目的地方。





　　糧食產量放高產“衛星”是河南最先搞起來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創造的，不講科學地興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斷地出經驗，《人民日報》經常介紹河南的經驗。在當時人們的眼中，河南省已經成為全國“大躍進”的旗幟。





　　1、水利建設不講科學，勞民傷財





　　水利事業不是單個人能夠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極權制度正好有這個優勢。因為它掌握了全社會的資源，它可以調動全國的力量來做這件事。平心而論，在毛澤東主政的時候，中國的水利事業還是有成績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鄧小平時代還在受惠。但是，當時把事情做過了頭，讓老百姓作出了難以承受的犧牲。在搞水利工程時，不講科學，只顧蠻幹，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實際成了大禍害。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禍害。三門峽水庫由於沒有充分考慮泥沙問題，擡高了黃河上遊的水位，使渭河成為高出地面的懸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災。





　　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11月到12月初，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面大躍進。譚震林再次赴會講話。12月7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情況簡報》，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於是，1958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市、縣領導、農林水利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1958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標。1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共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





　　據吳芝圃說，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億立方，蓄水能力262億立方……灌溉面積共達到12546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48條巴拿馬運河”。實際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設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萬立方，後來持續躍進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億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億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5000萬畝。全省地方資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設，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至於群眾投入勞動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





　　1958年同時有9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600億立方米（其中7個省辦大型水庫庫容達46億立方米），庫區主要在河南境內的丹江口水庫，投入河南民工3萬人。1959年，同時施工的大型水庫已達11個，加上幾十個中型水庫，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科學態度被“敢想敢於”所代替。昭平臺、鴨河口工程居然只有壹年工期，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壹直拖到60年代後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12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計劃利用黃河故道蓄水40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9年11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標，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1961年鹽堿化面積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壹塊地對壹塊天”。可是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鐵佛寺、白果沖兩座水庫在沒有建成導流工程的情況下，就將大壩合龍，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時，大壩沖毀，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農民，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頭兩個月還能吃飽飯，到1958年10月以後，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餓著肚子從事繁重勞動。水利工地上的幹部作風極為惡劣，對農民任意打罵和摧殘，在水利工地上餓死、打死無數。中央調查組王從吾1960年12月6日在河南省講話中說，僅固始縣三個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餓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羅山，遂平和豫北共產主義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餓死人也很多。





　　2、大放“衛星”　農民遭殃





　　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吳芝圃，對河南省的高指標和大躍進起著關鍵的作用。吳芝圃代表河南參加成都會議，提出完成前述指標的時間，比元月時的省委決定再大大提前。他對毛澤東承諾，河南壹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澤東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壹年實現四、五、八（本書作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這是毛澤東在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的長遠目標，河南說壹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壹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壹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壹年內實現四化，“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份緊張”。會議過程中，毛澤東講到：“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河南的水利全國第壹，達4800萬畝”。被毛澤東肯定的數字，已是1957年實際指標的2.4倍。當然，毛澤東也曾幾次對河南省的高指標表示擔憂，但對吳芝圃還是鼓勵多於批評。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提出糧食總產達到275-300億公斤，三年實現水利化。於是，在全省範圍內很快掀起了浮誇風。1956年蘇聯放了壹顆人造地球衛星，所以，1958年，中國農村就把農業取得很高的產量稱為放了“衛星”。“放衛星”就是“浮誇風”最突出的表現。





　　浮誇風是從1958年夏收開始的。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開始叫衛星人民公社）韓樓大隊隊長陳世俊、婦女隊長曹玉娥等種了2畝9分地的試驗田，小麥確實長得不錯。正準備收割的時候，公社社長鐘德清來了。把陳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隊部，開了壹個緊急會議。鐘德清說：“上級叫咱們弄壹顆高產衛星，咱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國內外影響都很大，不放衛星會中？只有放了高產衛星，才能說明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放衛星是為公社爭光，為黨爭光，也為咱們國家爭光。現在是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齊心協力辦好事情。”陳世俊問：“畝產多少才算放衛星呢？”鐘德清說：“至少畝產3000斤。”聽了這個數字大家壹下子沈默了。過去壹畝才打100多斤，壹下子打這麽多，是不是太離譜了。鐘德清說：“我看妳們這塊試驗田不錯，打打試試吧！”曹玉娥說：“這塊地再多也不過畝產七八百斤。”鐘德清說：“大家都想想辦法，總不能辜負黨的期望啊！”大家想了壹會兒，就是想不出辦法。陳世俊最後說：“要放恁大衛星，除非把那10畝地的麥子放到壹起打。”鐘德清說：“對呀，弄到壹起打不就中了嗎！”曹玉娥說：“那不是哄人嗎？”鐘德清說：“妳沒看全國現在的形勢，不跟上趟行嗎？再說，這也是為人民公社爭光，為黨爭光的事，我們吹點也是好心，要從政治上考慮嘛！”就這樣，他們連夜割麥，割完就打。打完過秤，總共11178斤，按2.9畝算，平均畝產3854斤，最後扣點麥余籽，按3530斤上報。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方璜的報道：





　　衛星公社放出第二顆衛星──2畝9分小麥畝產3530斤。

　　繼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消息傳開之後（這個消息登在《人民日報》6月8日第壹版），這個社的小麥繼續打場脫粒，10日第壹大隊2分隊又有2畝9分地總產量達到10238.6斤，平均畝產3530.75斤，比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1425斤，超過這塊地去年每畝750斤的3倍多。這個豐產奇跡是2分隊隊長陳世俊、副隊長梁友仁、團支委曹玉娥、技術員陳根和、保管員陳紅運等6人在小麥豐產試驗田裏培育出來的。

　　這塊2畝9分地的小麥長得特別好：穗大且長，籽粒飽滿，稠密均勻，每畝平均有120多萬株。在麥收前，全縣各地許多群眾和農業技術員都來此作了參觀評比。10日，這2畝9分地的小麥脫粒時，在打麥場上監督打場、揚場和過秤的有中共遂平縣委委員、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衛星鄉鄉長銀宗吾、衛星社社長鐘德清和這個大隊的幹部。另外還有好幾十個社員。脫粒後產量經過多次核算。土地進行過數次丈量，豐產事實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書作者的同事，是前輩，她已離休多年，在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眼中，她是壹位和藹可親的好老太太。在她75歲的時候，本書作者向她問起這件事。談起這段歷史，她希噓不已。“我是奉命下鄉尋找衛星的，下去後聽縣裏的領導同誌說韓樓放了壹顆畝產3583斤大衛星，將信將疑。到了現場壹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麥囤，又是當著縣社的領導過的秤，心裏雖然有點滴咕，也不敢提出疑問，只好如實報道。誰知是假的！在這種體制下當記者，留下的只是慚愧和遺憾。”是的，在專制體制下，新聞只不過是專制者的喉舌。寫什麽，不寫什麽，記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壹直對我說她有責任，對不起人民。其實，當時派誰去也得這樣寫，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報》為放衛星的消息配的社論更是加油添醋：





　　社論壹開頭就引用了壹首詩：“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接著寫道：“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就這樣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多少個世紀以來壹直被當作美麗的幻想和神話的東西，於今壹樁樁地變成了現實！人們歌唱著的，就是已經實現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實現的。”“全國小麥高產的最高紀錄出現在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有2、畝9分小麥畝產達到了3530.75斤。這好像只是壹個理想，但是不然，這是現實，這是已經拿到手的實物！”





　　當年在公社搞展覽的原遂平縣壹中教師魏玉超對康健回憶說：報紙登了高產消息以後，省裏來通知要辦糧食豐產展覽，要我們公社派人去。公社黨委讓我和曹玉娥去。展覽布置好後曹玉娥回來了，我還留在展覽會上。記得8月初，天很熱，通知說中央領導來參觀展覽。原來是周總理來了。大夥兒很激動，手都拍紅了。周總理來到遂平縣人民公社展室時，講解員江玉蘭激動得忘了講解詞。周總理笑著對她說：“別著急，慢慢講。”江玉蘭才恢復平靜，講起了畝產3853斤的經過。周總理說：“妳們放的衛星不小啊，聽說西平縣比妳們膽子更大壹些，放了畝產7320的衛星。”





　　周恩來於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兩次參觀豐產展覽，當他看到西平縣和平社二畝小麥平均畝產7320斤和猛進社壹畝七分地的小麥平均畝產7201斤時，非常重視。他說：“西平在妳們那裏，西平是第壹的，是狀元。”





　　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7320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人們用常識作出判斷：7320斤，在壹畝面積的打麥場上平鋪將近半米厚，這是不可能的。在人們的懷疑中，地委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去核實。王秉林回來說是真的。1999年，早已離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陽市獅河賓館同本書作者談起了這段經歷，他說，那是麥收後壹個月才報的產量，我們看了裝在箔屯子裏的麥，也量了土地面積。當時我心裏懷疑不是壹畝地打出來的，在那種政治氣氛下誰敢說呀？只好說是真的。我還沒回來，《河南日報》就登了。





　　對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記錄的壹場“小辯論”的情況：





　　嵖岈山公社有壹位叫劉金占的生產小隊長，在生產隊長擴大會議上，聽公社社長鐘德清傳達信陽地委會議的精神，當他聽到明年小麥要畝產壹萬二千斤時，他覺得太離譜，說：“畝產壹萬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過癮哩。”這壹句話使他馬上成了辯論對象。他被人拎著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接受辯論。劉金占慌了手腳，忙說：“老少爺們，別動手哇，妳說說這畝產壹萬斤中不中？”沒有人回答他，在會議主持人的發動下，人們不由分說，先是壹頓拳打。不壹會兒，劉金占鼻青臉腫。他吐了壹口血水，有氣無力地說：“妳們還講不講理呀，妳們都是種地的，壹畝能產這麽多小麥嗎？”也許是良心發現，參加辯論的人們退縮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煙來。見辯論會冷場，主持人急了，說：“怎麽？劉金占的反動言論妳們還同情？誰不和他辯論，大家就和妳辯論！”這麽壹說，人們不敢怠慢，又沖了上去，壹邊打壹邊說：“這就是理！跟妳就是不講理！”劉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斷了。主持人問：“服了嗎？”劉答：“服了。”問：“能打壹萬二千斤嗎？”答：“真能打壹萬二千斤。”辯論會就這樣勝利結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壹直在當地工作，他這本書的材料都跟當事人談過，是可信的。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壹旦成為風氣，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愈演愈烈。





　　秋收期間，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此時，農民在幹部的威逼下，正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壹塊田裏供人參觀。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余億斤”。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壹段按語，說毛澤東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





　　表1-1 1957-1961年河南省糧食情況　　　　　　　產量（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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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項　　　目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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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246.00│281.00│217.60│185.90│1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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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213.91│244.35│189.22│161.65│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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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購（億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

　　║　銷售（億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

　　║凈擁有（億斤）│196.29│218.05│194.77│175.35│1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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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　（萬）│ 4840 │ 4943 │ 4979 │ 4818 │ 4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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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凈擁有(斤)│405.56│441.13│391.18│363.95│2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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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河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註：表1-1中的計算有兩點說明：壹，《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原糧，征購和銷售是貿易糧，為了便於計算，將原糧數換算成貿易糧（原糧數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產量－征購＋銷售），即為當年河南省的糧食凈擁有數。但是，《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生產年度（當年1月－12月），征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當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糧食產量244.35億斤（貿易糧），是當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糧食年度，所對應的產量是1958年的秋收與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計算出來的河南省各年糧食凈擁有量是壹個近似數。差別是，計算中用下壹年的夏收代替上壹年的夏收。由於夏收在總產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誤差不是很大。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本書其安各省的糧食表格都同此註，不再另註。





　　1958年，河南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糧食部這個數字也是偏大），卻浮誇到702億斤。1959年河南有旱災，糧食產量下降到217.6億斤，又浮誇到450億斤。高估產的後果是高征購，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6%，達到99.79億斤！征購量占實際產量的40.84％。1959年征購67.65億斤，占當年實際產量的35.75％，此外公社還征了5.5億斤自籌糧和周轉糧。農民被迫把種子、飼料、口糧都交了征購任務。因此，秋收後不久就發生糧荒。而吳芝圃不相信農民沒有糧食，認為生產隊幹部受富裕中農的影響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認為“糧食問題是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在全省大搞“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的兩條道路的鬥爭”，挨戶搜查，拆屋掘地，批鬥幹部，致使大量幹部群眾被摧殘致死。前面介紹的信陽地區血腥地反瞞產私分情況，僅是河南省的壹個局部。





　　3、“大躍進”花樣翻新





　　在興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為了讓車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車子軸上安滾珠軸承，實現“軸承化”。軸承是壹種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鋼制造的機器零件，壹般工廠是沒有條件生產的。而河南省要求農民自己做。僅商丘地區投入人員達100萬，“戶戶是工廠，家家叮當響”。當然，這樣用手敲出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即使這樣，“軸承化”的經驗在《人民日報》的鼓動下在全國迅速推廣。種紅薯與土地深翻是另壹個熱點，河南省在長葛縣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種紅薯2500萬畝，深翻土地1.5尺，每畝施肥3萬到5萬斤。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縣召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芝圃吹噓全省深翻土地8000萬畝，每畝施肥5萬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參觀嵖岈山，而參加各種各樣現場會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並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商城縣人民公社的規模達2萬戶，7月20日，在城關鎮召開成立大會，有10萬人參加，除了國內多家新聞單位以外，還邀請了外國記者。蘇聯駐華使館官員也應邀到會。會後，《人民日報》、《河南日報》作了顯著報道，國務院還為此發了獎狀。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大辦工業、大辦共產主義新村…，這些“大辦”的資金和材料都是靠“壹平二調三收款”得到的，即靠無償剝奪農民得到的。連各家做飯的鐵鍋也集中起來化成鐵塊上交了大辦鋼鐵的任務，上千年的銀杏樹也砍了當作小高爐的燃料。而這些“大辦”都是搞大兵團作戰，“白天壹片紅（旗），晚上壹片燈”，瞎指揮，強迫命令，稍有不聽話的就捆、綁、吊、打，受摧殘的人不計其數。1958年10月20日，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壹份群眾來信反映幹部吊打社員逼人致死的情況，這封信經毛澤東批示後，中共長葛縣監委調查結果是：據不完全統計，這個公社的第壹管理區從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員共122人，捆綁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桿面棍、白拉條、濕皮繩、皮帶等10多種；還有多種形式的罰跪：頂案板、頭頂燈、跪磚頭、跪磚頭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會鬥爭有多種形式：推、扒、拳打腳踢、抓頭發、擡起墩、滅燈黑地裏亂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殺。





　　河南省大煉鋼鐵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7月再次召開會議要求“全省年產鋼30萬噸，鐵150.9萬噸”。9月又召開大會傳達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確定“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9月12日，《河南日報》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9月15《河南日報》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10月上旬，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雞窩爐」土法炒鋼法。頓時，河南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參觀者人山人海。





　　由於征調農民去“全民煉鋼”、“大辦工業”、“大辦水利”，1958年秋季收獲時全省有壹半糧食毀棄在地裏未收入倉。





　　由於河南農民勞力大量轉移到水利工地，進入城鎮地方工業企業，後來又煉焦煉鋼，勞力十分缺乏，婦女大批走向第壹線，家務勞動沒人幹。於是，公社辦起食堂、幼兒園，搞什麽“家務勞動社會化”。吳芝圃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題為《論人民公社》的文章，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壹，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壹體。





　　河南成了全國的“先進省”以後，河南壹些人也“牛”起來了，對中央各部委來的人也看不上眼。工業部副部長高揚到河南禹縣對小高爐煉鐵的質量提出了意見，縣委書記向省委報告，說高揚給群眾運動潑冷水，吳芝圃讓縣裏當場批判高揚，材料轉到北京，高揚回北京以後也受到批評。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標語，提出了不同意見，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後又挨批評。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組織聯合調查組，教師帶領150名學生到了河南。他們看到了壹些實際情況，搞了壹個《問題匯編》，這個材料後來被說成是為彭德懷提供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型炮彈，負責這件事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被迫自殺。





　　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刮起了壹場強勁的“共產風”。省委的報告卻自豪地介紹，壹些公社已經“宣布了壹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壹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壹確定”。吳芝圃說，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他財產自動交給公家”。豬羊雞鴨歸公社，大蒜、蘿蔔、白菜也歸公社。“共產風”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集中了生產資料，而且進壹步剝奪、集中了農民手中僅存的生活資料。公共食堂的建立，壹度宣傳為是吃飯不要錢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農民的口糧，剝奪了農民自己拿飯碗的權利。





　　農村的風刮到城裏，城市也紛紛建立公社、大興基建、大辦工業。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億元（當年財政收入僅14.16億元），吳芝圃高興地說：“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擴建各種廠礦378000多個。”這壹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職工129萬人，職工總數超過1957年壹倍多。城市經濟急劇膨脹，比例嚴重失調，加劇了糧食緊張。城市的共產風也將市民的私人房產收歸集體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國壹度對1958年狂熱進行反思，河南也對1959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鋼由80萬噸調為22萬噸，生鐵由150萬噸調為80萬噸，糧食由500億公斤調整為325億公斤，基建投資由18.6億元調整為13.6億元。可是調整後的指標依然高不可攀，年終落實產量，鋼只有5.14萬噸，生鐵69萬噸，糧食只有97億公斤。基建投資竟然仍按原計劃，強行完成18億。但是吳芝圃並不正視1959年的實情，在12月中下旬的計劃會議上，要求1960年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持續躍進，工農業總產值比1959年增長55.7%，糧食270億公斤，鋼鐵達到150萬噸。持續幾年的左傾蠻幹，河南工農業、城鄉供需關系、財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趨緊張，農村問題已非常嚴重。可是，吳芝圃仍然要高舉“三面紅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壹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





　　河南辦出了全國第壹家人民公社，第壹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吳芝圃等受寵若驚，進壹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動腦筋，1959年2月開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機械化。據說改革炊具32種，如躍進火爐、洗菜機、切菜機、躍進磨、面條機等。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鄉村木工做的，只供參觀不能用。1959年廬山會議前，河南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向毛澤東匯報過，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點名讓史向生參加廬山會議，並把改革的炊具帶上廬山。於是，省城安排婦聯主任王衡具體負責，裝了許多箱子送上了廬山。廬山會議前期，由於發言中批評“五風”的多，沒有打開炊具機械。毛澤東7月23發表了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以後，就在廬山開箱展覽了，婦聯主任冒充炊事員擔任講解員。後來毛澤東知道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機械化是假的，毛說上了史向生的當。





　　面對農村的嚴峻現實，壹些農民和鄉村幹部在1959年嘗試“包產到戶”，新鄉地委書記耿起昌、洛陽地委書記王慧智，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支持支持這些救命措施。秋後的反右傾鬥爭，這些措施被視為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幹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經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後面人追他，他壹邊跑壹邊喊：“吳芝圃來了！”



四、至少餓死三百萬



　　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嚴重破壞了農村生產力，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量97.45億公斤，下降22.9%；1960年農業產值再下降11%，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由於高指標、高征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口糧告罄。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後來統計，全省牲口死亡74萬頭）。而吳芝圃竟對中央謊稱只有5%的群眾生活安排不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征購任務壹點不減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壹壹斷糧。吳芝圃在1962年1月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年、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壹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





　　1959年1月20日，署名“劉堤圈車站南北的群眾”給黨中央、國務院的信中說：“春節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裏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兩縣交界處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隊買東西壹頭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裏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東即墨縣1220部隊全體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農民口糧每天只有4.8兩（16進位，相當於10進位的3兩），誰要說吃不飽，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說他們是右派。現在群眾就像綿羊壹樣，不敢說話了。





　　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1960年《河南日報》的元旦社論卻以“開門紅　春意濃”為題，繼續粉飾太平，仍堅持全面躍進。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壹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1960年3月，吳芝圃還向黨中央報告說，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的66％。兩次鄭州會議上已對高指標有所批評，譚震林與吳芝圃還繼續搞畝產雙千斤試驗；信陽地區正在餓死人，但在毛澤東視察河南城鄉時，吳芝圃卻隱瞞不報。這年2月，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慌張地告訴吳芝圃發生死人問題，吳卻不采取任何措施，並於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芬蘭共產黨黨代會。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吳卻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幹。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壹個公社的“先進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斷擴大，密縣、鄲城、永城、虞城等縣和黃泛區因饑荒、疾病相繼出現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陽以外，南陽、許昌兩個地區也大量餓死人。南陽地區浙川縣，兩年間人口就減少了五分之壹，死亡比例不低於信陽地區。





　　南陽地區的唐河縣畢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報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後。1958年秋，唐河縣建起煉鋼爐4617個，將鋤頭、鐵鍁等農具也扔進煉鐵爐，讓80多歲的老太太拉風箱，他還對上級檢查的領導說：“看，我們的老太太都能煉出鋼鐵。”1958年6月7日《河南日報》在報眼位置報道了“唐河縣湖陽鎮民主農業社二畝四分小麥，平均畝產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報》報道了唐河縣郭灘鄉、崗柳鄉、長秋鄉、湖陽鎮、源潭鄉平均每畝實產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報》又在報道唐河縣先鋒壹社谷子：“估計畝產可達11625斤。”既然糧食產量高，征購指標也就高，唐河縣糧食大量外調。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農民在死亡線上掙紮，到1960年春，因饑餓而死的農民達數萬。畢可旦頭腦清醒了，他先後五次向上級要返銷糧，都遭到拒絕。由於唐河縣“反隱瞞”不積極、被地區天天點名批評。接著，省、地委派工作組進駐唐河，認為唐河縣“民主革命不徹底”，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組認為唐河縣的班子已“爛掉了”畢可旦停職反省，接受審查。同時，南陽地委將浙川縣、鄧縣、新野縣4名主要領導逮捕，報省裏執行槍決，省裏又上報了中央，雖然最後未獲批準，但是南陽各縣的主要領導都很震驚。11月21日，中共唐河縣委召開擴大會議，實行“面對面、背靠背”揭發，畢可旦有意站在會議室門口同與會者壹壹握了手，當時同事們以為畢書記是準備去坐牢而告別。1960年頭11月22日淩晨，畢可旦和妻子劉桂香帶領4個孩子排著隊壹步步挪向井臺，挨個跳進了井裏。經搶救，只有劉桂香及14歲兒子畢劍增被救活，畢可旦及3個女兒畢金榮、畢玉春、畢玉英永遠離開了人世。





　　在饑餓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縣共發現吃死人肉的情況20多起。據中央工作組魏震報告，鹿邑縣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發現人吃人的事件6起。馬莊公社馬莊大隊龐王莊貧農王玉娥（女，18歲），於1960年4月19日，將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懷郎（5歲）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懷郎的親姐姐小朋（14歲）也因饑餓難忍吃了弟弟的肉。





　　饑餓的農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飯充饑，很多家庭連鍋也沒有，早被砸了煉鋼。偷藏、偷吃者壹旦被發現，就會被鄉村幹部抓起來批鬥、吊打。除了餓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數。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死了多少人？這至今仍是壹個謎。文革運動中，群眾批判吳芝圃，有說死了300萬。到20世紀末，也有人說河南餓死了500萬。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確切的根據。





　　我們可以用《河南統計年鑒》上提供的人口數據作壹粗略的計算。





　　表1-2 河南省歷年人口自然變動情況





　　╔══╤═════╤═══╤═══╤═════╗

　　║年份│年平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　　│　（萬）　│（‰）│（‰）│　（‰）　║

　　╠══╪═════╪═══╪═══╪═════╣

　　║1955│　　4606　│ 30.79│ 11.75│　19.04　 ║

　　║1956│　　4693　│ 35.85│ 14.00│　21.85　 ║

　　║1957│　　4787　│ 33.67│ 11.80│　21.87　 ║

　　║1958│　　4891　│ 33.15│ 12.69│　20.46　 ║

　　║1959│　　4961　│ 28.06│ 14.10│　13.95 　║

　　║1960│　　4898　│ 13.98│ 39.56│－25.58 　║

　　║1961│　　4811　│ 15.25│ 10.20│　 5.05 　║

　　║1962│　　4872　│ 37.50│　8.04│　29.46　 ║

　　║1963│　　4970　│ 45.08│　9.43│　35.65 　║

　　║1964│　　5089　│ 35.84│ 10.61│　25.23 　║

　　║1965│　　5170　│ 36.10│　8.45│　27.65　 ║

　　║1966│　　－　　│ 36.04│　8.24│　27.80　 ║

　　╚══╧═════╧═══╧═══╧═════╝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鑒》2000年，第103頁





　　大饑荒對人口的影響分兩個部分，壹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饑餓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這兩部分可用下面兩個公式計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當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當年年底人口）／2





　　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幹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計算出生率時，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壹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0.61‰；正常出生率為34.71‰。





　　計算結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別為10.17萬、17.31萬和141.8萬，合計169.28萬。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別為7.63萬、32.99萬、101.54萬和93.62萬，合計235.78萬。由於數據是官方的，這個死亡數字顯然比實際要少。我們可以粗算壹下，信陽至少餓死100萬，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加在壹起餓死的人數不會少於200萬。豫東以及其它地、縣也餓死了不少人。吳芝圃在檢查中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他沒有說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數，如果加上這兩個時段的死亡人數，即使按吳芝圃的估計，總的死亡人數也有300萬人。文化大革命中群眾說訶南餓死300萬，實際情況只會高於此數。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結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93.9萬人，與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餓死了這麽多人，作為省委第壹書記中吳芝圃卻沒有受到處分。中共中央對基層幹部和高級幹部采取了雙重標準。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了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這個會的內容是對河南省自1958年以來的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人們稱之為所謂揭蓋子會。這次會上除了揭露信陽問題以外，還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區的饑荒問題，如豫東問題，密縣問題，長葛縣坡胡問題等。中共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參加了這次會議。開始大家不敢講話，開到後來，大家義憤填膺、聲淚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有的發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陽事件中對地、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定性，說吳芝圃是是階級異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著共產黨人的外衣幹敵人的工作，說省委是壞人篡奪了領導權。要求對吳芝圃進行法辦。在這種情況下，陶鑄和王任重沒有理睬這些批評，反而引導大家把省委的錯誤定調為“不是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錯誤，而是執行中央路線中犯了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說，河南省委沒有犯“路線錯誤”，而是在執行中央路線的過程中犯了錯誤。這樣，錯誤的性質就大大減輕了。





　　陶鑄和王任重對省委領導人和地縣級領導人，采取了雙重標準：地縣級領導人是階級異己分子，是反革命復辟，壹律法辦；而省委領導人卻連“路線錯誤”也談不上。顯然，這種丟卒保車的辦法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





　　王任重說，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如果他認為中央路線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倒也是實話，但他認為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他列舉：從1955年潘復生生病，吳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書記期間，在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城市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同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中，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只是中間有點缺點，那是枝節問題；1958年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也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當然，1958年也犯了壹些錯誤。王任重對河南省委的工作進行歷史回顧以後說：“河南省委的成績和缺點錯誤應占什麽比重呢？應該是三七開，成績是七分，缺點錯誤是三分。”王任重為省委幹部作了開脫以後說：“信陽地區死人到底誰負主要責任？信陽那麽多人的血債應記在誰的頭上？主要責任在哪裏？應當說路憲文、馬龍山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禍首。”





　　吳芝圃在檢查中除了說自己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傾冒險錯誤，以致被敵人鉆了空子，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惡果很大，教訓慘痛”以外，也把責任推給了“階級敵人”。他這種推脫的根據，與毛說的“三分之壹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壹致，毛聽了也會高興。吳芝圃在檢查中說：





　　根據所掌握的情況看，在河南，被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和部分篡奪領導權的縣、社、大隊已經超過了40％。最近排隊的情況是：三類縣（市）43個，占全省104個縣的41.35％，三類公社256個，占全省1193個公社的44.05％，三類大隊10476個，占全省27739個大隊的37.8％。在這麽多的地區，篡奪了領導權的階級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犯錯誤和災害造成的困難機會，向農村中的貧下中農進行極端殘酷的階級報復。階級敵人進行報復和破壞的目的，主要是毀滅人。敵人用種種剝奪人民吃飯的辦法，用種種無休止的強迫人民勞動的辦法，用奴隸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過的最毒辣的刑罰，活活把大批人餓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擄掠、無所不為，簡直恢復到河南解放前國民黨、地主惡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





　　陶鑄將會議意見匯報給周恩來，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對河南省委領導人的處理意見：只要徹底揭露、堅決改正，可以不給處分，但省委領導主要成員作部分改組。吳芝圃沒有受任何處分，陶鑄對這個決定解釋說：“吳芝圃和潘復生的情況不同。潘復生是路線錯誤，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錯誤。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幾年來工作上的成績是主要的，只是在幾個月時間內犯了錯誤，而且中央壹揭發，就堅決擁護，堅決改正。”中共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壹書記劉建勛任河南第壹書記。1962年4月，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1962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壹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沈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壹輩子也還不清。”吳芝圃調到中南局主管文教。臨走時帶走了100多箱線裝古書。廣東老幹部金明說，有壹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鑄將書記處書記向毛壹壹介紹，毛主席見了吳芝圃說：“啊，妳在這兒咧！”吳哭了。還有壹次，中南局幾省幹部開會，吳芝圃到河南省幹部的房間壹壹拱手謝罪，說：“我有罪，我對河南人民有罪！”



第二章　甘肅不甘



　　2000年8月，新華社甘肅分社副社長申尊敬邀請我到甘肅采訪。我想，再過半年我就要退休了，過去幾次去甘肅只顧完成采訪任務，沒有很好地收集資料，這個機會不能錯過。我立即在北京準備好查資料的介紹信等有關事項。到甘肅後，恰逢申尊敬去寧夏還沒有回來，我就抓緊時間到有關單位查了幾天資料。這些單位比較開放，可以任意查閱，需要復印的大部分可以復印。在甘肅期間，老記者林田向我提供了壹些資料，介紹了壹些情況。林田告訴我，餓死人最多的通渭縣在定西地區，造成甘肅饑荒的原因之壹的引桃工程，也在定西地區。申尊敬回來後，問我到哪裏去采訪，我毫不猶豫地說：去定西。這次采訪回來後我發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經濟》、《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實，這些稿件只是為了報答申尊敬給我收集資料的機會，最主要的收獲是了解了甘肅大饑荒的情況。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肅資料後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開的蘭州會議，是揭蓋子的會，這個會上的文件、簡報、發言集中反映甘肅1958－1960年的情況，可惜我沒有找到。今後的研究者應當首先找到這套資料。





　　甘肅省在中國西北地區，東部幹旱少水，十分貧困；河西走廊壹帶則靠祁連山的雪水，比較富裕。在1958年大躍進以後的兩三年間，這裏和全國其它地方壹樣，也發生了嚴重的饑饉。這個省雖然地處大西北，但其情況和中原等省極為相似。先是嚴酷的政治運動使得人們不能說真話。接著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盛行。出現饑荒時又把糧食問題當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大批農民慘遭摧殘，壹批人死於人身摧殘，更多的人死於饑餓。



壹、用政治高壓制造假話



　　1958年，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春節剛過，甘肅省就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在戰爭年代曾任第四軍政委，至今仍然保持軍人作風，還喜歡用指揮軍隊的辦法來指揮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高興地談到，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派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壹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壹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在19500多個農業社中，有13000多個社的大辯論已經結束或基本結束，有6000多個正在進行，有200多個即將開始。





　　張仲良輕巧地而頗有成就感地說出的這些數字，在其背後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此時，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召開，全國“大躍進”的號角還沒有吹響。張仲良得風氣之先，提出“躍進！再躍進！”。他又用整風的方法來把全省的思想統壹在“大躍進”中來，他自己覺得這是高明之舉。





　　張仲良說，中國共產黨甘肅省二屆二次會議的壹個突出的成就，就是從我們黨的隊伍中揭發出以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為首的反黨集團和其他壹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辨清了兩條道路這個大是大非問題。





　　在省領導的高層揪出反黨集團，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現過的情況：河南揪出了“潘、楊、王”反黨集團；山東揪出了李廣文、趙健民、王卓如反黨集團，福建省揪出了以江壹真、魏金水（1959年）為首的反黨集團，青海省揪出了以張國聲（1959年）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省揪出了“沙、楊、彭”（沙文漢、楊思壹、彭瑞林）反黨集團，安徽省揪出了李世農、張愷帆、劉秀山反黨集團……甘肅省揪出了“孫、陳、梁”反黨集團並不出人意料。





　　“孫、陳、梁”反黨集團有哪些“罪行”呢？張仲良在這份報告中說：





　　1956年是我省大變革、大躍進的壹年，孫梁陳反黨集團卻認為我們的工作‘壹團糟’，‘今不如昔’。

　　他們不承認1956年糧食增產26億斤的事實，反說這是省委謊報成績。

　　孫殿才視察銀川、吳忠地區後向省委的報告是壹個十分露骨的攻擊黨的政策、攻擊社會主義、要求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

　　在羊入社的問題上，孫殿才、陳成義等人拼命反對省委的意見，使省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指示，在人民委員會上四次通不過。”“他們和黨外勾結、相互呼應，黨外人士說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們就說羊入社‘壹步登天’。

　　他們甚至和黨外人士勾結起來，妄圖要黨接受他們保護地主、富農利益的反動主張。

　　在修水利問題上，黨外人士說這是‘秦始皇磨民’，他們則說‘五百萬畝水地是6百條人命換來的’。

　　梁大鈞罵別的專區糧食增產是吹牛，並且四次壓低銀川專區的產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員會的糧食征購任務。

　　這個反黨集團對資本主義多加袒護，對單幹戶的‘八大自由’不加過問，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們的支持下，銀川地區不少群眾積極經營自留地，熱心為自己開荒，大量從事資本主義的副業。

　　張仲良說：“在我們黨內出現孫梁陳反黨集團，並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兩條道路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說到這裏，張仲良批評“黨內壹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誌”，他說：“幾年來，孫梁陳反黨集團為了保護剝削階級的利益，維護資本主義道路，實現個人主義的野心的目的，他們曾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上，在反對地方主義問題上，在群眾路線問題上，壹直同黨進行著鬥爭，黨內壹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誌，卻分不清這個大是大非。”





　　張仲良在這個報告中，大講階級鬥爭。他強調“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他批評“黨內右傾思想嚴重和階級立場模糊的同誌”把許多敵我矛盾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張仲良“鄭重地提起黨內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誌註意”，“孫梁陳反黨集團及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的主要活動市場之壹，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嚴重右傾思想是他們的保護色。……這是十分危險的。”





　　張仲良擰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才把話題引到“大躍進”上來。他說：“長期以來，在甘肅省黨內外流行著壹種極其錯誤的論調，仿彿超越了現實是主觀主義，而落後於現實就不是主觀主義。孫梁陳反黨集團壹直就持這種論調。這種論調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中的主要思想障礙。它不僅挫折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革命的積極性，影響了我們各方面工作的飛躍發展，而且給右傾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張仲良在這裏提倡超越現實，這正是大躍進的思想基礎。





　　然後，張仲良說：“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站在事物的積極壹面，向前看，當壹個革命事業的促進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極的壹面，向後看，當壹個革命事業的促退派。”在那時，凡是與“三面紅旗”有關的，就是積極面，只能促進，不能促退。





　　在報告中，張仲良介紹了甘肅省的“小馬鞍形”，說明右傾思想的危害。這個“小馬鞍形”是以水利建設為例的：在1956年，由於黨內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壹個高潮完成了400多萬畝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為吹了壹股右傾歪風，開始洩了勁。省委提出了修300萬畝水地的任務分不下去，減到250萬畝分不下去，減到150萬畝還是分不下去，最後定為130萬畝。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萬畝。這次整風運動，特別是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又把幹勁鼓起來了，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500多萬畝，全年可超過1000萬畝。





　　在介紹了這個情況之後，張仲良說：“1956年生產大高潮之後，沒有能夠再掀起壹個高潮，正是由於右傾思想頑強阻撓的結果。”因此，張仲良主張“不斷革命”，即“壹個鬥爭接著壹個鬥爭，壹個運動接著壹個運動，不斷的進行革命。”張仲良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惡毒、更危險”，“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險”。





　　以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在全省制造了壹種高壓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幹部有七個不敢講：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征購指標高；不敢講完不成任務；不敢講鄰省比甘肅強；不敢講客觀條件；不敢講調動工作。甘肅省的大躍進，就是在這種高壓而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壹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誌·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系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也有代表人物。通渭縣委書記席道隆給霍維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問題）也被說成是“是向廬山送子彈、發毒箭”。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見的人，說真話的人，都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時間內，就批判了19萬多人，其中脫產幹部4萬多人。僅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級幹部151人。二屆省委委員、候補委員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處分。省委常委內除少數沒有受到批判或批評以外，其他都沒有幸免。





　　張仲良反右傾大獲全勝，9月11日給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從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以來，我省各項工作飛速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豐收，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收割完畢；秋田生長很好，豐收在望。夏糧征購工作進展以迅速，爭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購任務。”毛澤東看了很高興，讓中共中央給省委回信，肯定這個報告是正確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糧食奇缺，大批人餓死。





　　張仲良提出了壹系列擴大黨內政治鬥爭的主張：“黨內鬥爭頻繁尖銳正是反映了甘肅更窮更白、落後勢力強大的特點，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更惡毒、更危險。”“不管敵我問題、思想問題，都是‘白旗’，統統都要扯下來。”等等。這些主張造成了壹個又壹個冤案。





　　張仲良的這些主張不全是他的創造。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甘肅省的省級單位行政19級以上幹部討論這個會議的文件時，省委辦公廳壹位知情者發言說：“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甘肅反右傾問題時，書記處壹位領導人問：“甘肅黨內鬥爭為什麽如此頻繁尖銳？這是因為甘肅的躍進幅度大，落後勢力強。”還說甘肅反右傾反得好，量大質高，馬列主義水平高。1959年以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譚震林等中央領導人都到過甘肅，他們在視察中，對甘肅的工作持肯定態度。批判霍維德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





　　甘肅省的反右傾鬥爭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區就是壹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組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甘肅省天水地區反右傾鬥爭中大批幹部遭受嚴重迫害的情況》的報告。報告說，1959年冬，天水地區的反右傾鬥爭發生了嚴重的混亂。某些壞分子篡奪了黨的領導，亂鬥亂捕了大批幹部和群眾，並且捕風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這種混亂局面壹直持續到1960年4月才停止。據統計，全地區共搞了103個反革命集團，集團成員達700多人。秦安縣委第壹書記宇文榮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其成員達103人。後經查明，這些集團全是假的。我們從鎮原縣“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可以看到這些假案的規模和後果。



二、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



　　《百年潮》1999年第4期發表了“中共鎮原縣委黨史辦公室”寫的文章：《“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在這裏摘要引用。





　　鎮原縣曾是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壹部分，1949年以後屬平涼地區。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年年都征購過頭糧。1954年，實際征購糧占總產量的30.5％；當年回銷糧食占購糧數的27.1％。1955年受災減產，仍征購了22.9％的糧食；當年回銷糧為購糧數的106.3％。1956年收成較好，但完成征購後，當年回銷糧仍占購糧數的43.6％。1957年，大旱將近200天。加上凍、雹、蟲災，糧食減產四至五成，平均畝產只有82斤。縣裏怕向上級交不了差，虛報為畝產95斤，後又被加碼到115斤，並據此定下征購任務。結果，當年回銷糧3300多萬斤，為購糧數的130.3％。1958年，因大部分勞力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大搞水利，豐產沒豐收，當年回銷糧食仍占到購糧數的75.6％。





　　由於年年都征購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備，經常青黃不接。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政府壹面派幹部下鄉組織群眾生產自救，壹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省、地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多次到鎮原縣調查了解情況。1958年1月，平涼專署副專員賀玉卿帶領工作組來鎮原檢查生產救災工作，針對許多區鄉已經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決定還沒有完成的100萬斤購糧任務停止入庫，以穩定局面，安定人心。賀玉卿還批判了虛報、冒進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涼地委第壹書記李正廷、副書記魯踐、專員崔世俊等率領20多名幹部到鎮原縣的屯宇、臨涇、開邊、肖金等區鄉調查了解群眾缺糧情況後，報請省委批準，撥給供應糧食指標1800萬斤。縣上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作了安排。但是，由於地委領導在三幹會上強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為制造壹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涼地委派出以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為首的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糧食問題入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尋找鎮原落後的根子，搞起了所謂“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





　　工作組負責人壹到鎮原縣，就奪了縣委、縣人委的壹切權力，縣級領導人都被派到農村工作。同時，讓縣裏的公、檢、法合署辦公。在7月初召開的縣人代大會上，潘煥傑點名批判大會執行主席許國和，並把鎮原的過去壹概否定。說鎮原縣解放前“地處敵我短兵相接的鬥爭前線，反革命勢力相當雄厚”；解放後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都“極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辯論不深不透”；“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甚至還說“鎮原縣是壹個反革命的大本營”。所謂的“政治大革命”運動，成了全面打擊迫害幹部群眾的運動。





　　就在這次人代大會上，工作組負責人以“右傾保守”、“地方主義”等“罪名”對許國和、張萬壽進行了批判鬥爭，並宣布免去其縣長、副縣長職務。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開的中共鎮原縣三屆壹次代表大會，會期14天中，就以9天時間批判許國和、張萬壽、慕宗乾、範學俺等縣、鄉領導幹部30多名，會上被批判並撤銷職務的農業社幹部達400多名。潘煥傑在會上說：“許國和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購糧任務太重了，供應指標太少了，這是政治問題”，給許、張等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反黨集團”的帽子，並撤銷了慕宗乾的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職務，開除了1937年入黨的縣民政科長劉自的黨籍。





　　工作組負責人認為“縣人委完全變質，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據點”，縣委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有問題，縣公檢法幹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於是讓他們統統靠邊站，連他們的親屬也不得幸免。許國和的妻子王瓏，是鎮原縣委副書記，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被勒令回縣，批鬥數月，還逼著她與許離婚。許的嶽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黨的老幹部，中共鎮原縣黨組織的創建者、陜甘寧邊區樹立的英雄模範，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被揪回批鬥，並被撤銷了武都行署專員的職務。許的大哥許國福、二哥許國才(均系農民)、五弟許國治(黨員幹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無故株連，遭到批鬥關押，許國才死於獄中。許國和70多歲的老母親也被批鬥，以致壹度精神失常。許的年僅6歲的孩子，被趕出縣委家屬院，寒冬臘月，流落街頭，被好心的市民賀老漢收留到他家暫住，才得幸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壹人株連壹大片。





　　在農村，工作組則以“右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躍進”、“替富裕中農叫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鬧事”等莫須有的罪名，批鬥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全縣50％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





　　許多農民這個時候也被戴上“資本主義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罵捆綁。壹時間，到處壹片恐怖景象。





　　工作組負責人仍不罷休，又提出：“要出幾百萬張大字報，進行全民大辯論，大揭發，開展拔白旗運動。”規定機關幹部和企業職工每人每天寫100張大字報，中學學生每人每天寫50張大字報，內容還不準重復。於是，人人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沒什麽可寫就挖空心思地胡編湊數；思想不純的人，則乘機捏造事實，陷害好人。隨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批判，許、張等人的問題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謂“紅色臺風”，把問題上綱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縣委每天都召開廣播大會，宣講許、張的“反革命罪行”。潘煥傑在壹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馬上要著手排出反革命集團名單，名單要多排，不斷地排……”隨即開始大逮捕。據地委工作組10月2日的《鎮原縣兩個月工作情況報告》反映，已貼出大字報500多萬張，“插紅旗”.”兩萬多，“拔白旗”(撤換農業社幹部)870多名，打擊“階級敵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數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個片，每片派壹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壹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下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壹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壹地主成分的人同村裏壹個貧農社員同姓同名。在捕人大會上叫到這個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先站了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壹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壹副書記到馬渠壹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200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壹串壹串地往縣上拉。





　　10月22日，甘肅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了潘煥傑對當時鎮原縣情況的口頭匯報後，竟然立即表態：“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壹網打盡。”當晚，他們便從平涼、涇川調來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24日，縣城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如臨大敵。然後，分三批逮捕了許國和、張萬壽等縣、社幹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準將此案定性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全縣被定為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後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後受到批判鬥爭的有3000多人。





　　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逮捕關押的人，受到嚴重的人身摧殘。逮捕時壓倒在地，麻繩五花大綁，像捆柴壹樣，用腳蹬踩揉捆，有的當場就被捆得昏死過去，有的造成終身殘廢。許國和、張萬壽入獄後，專門給帶上20多斤重的特制鐐銬，並采用各種酷刑進行折磨。張萬壽因“認罪態度不好”，還給戴上“騎馬銬”（即從襠下把兩手銬上），站不起，蹲不下，幾天幾夜疼痛難忍，喊叫聲慘不忍聞。





　　冤案的制造者不僅把矛頭對準鎮原縣的廣大幹部，而且對於在鎮原縣糧食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的省、地幹部，如平涼地委第壹書記薛程、專員崔世俊、省委副書記霍維德、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思宏等，也都進行了批判。鎮原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也都被集中回縣進行檢討，接受批判。





　　30年代曾任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的鄒介民，在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時，曾與劉伯承、張浩、李達、宋任窮、羅炳輝等紅軍將領友好合作，對支援紅軍有過重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鄒在陜西寶雞任職，肅反運動中，劉伯承、李達等證明他是民主人士。他與許國和、張萬壽沒有任何關系，也沒有見過面，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從寶雞押回鎮原，判處死刑，未及批準執行就死在獄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起義的董其武部下團長慕介夫，1958年在家養病，也被定為許張集團成員，逮捕關押，慘死獄中。他死前在獄中哭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共產黨自食其言……”





　　正是在這場“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壓力下，上面“壹言堂”，下面“隨風倒”，誰也不敢再說實話，報真情，自然也就“順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躍進”的局面。兩個月時間內，就將全縣875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成為10個人民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縣抽調7萬勞力(占總勞力數的72.5％)到華亭等地大煉鋼鐵。在農村開展收繳廢鐵運動時提出：“交壹把鐝頭就是消滅壹個帝國主義，藏壹個鐵釘就是藏壹個反革命”。把群眾家中凡是鐵的東西，從飯鍋以至婦女的頭發卡子，統統收繳了。大煉鋼鐵之後，緊接著又集中8萬多勞力(占總勞力的83％)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口號是：“斬斷三河，水上五原，大戰百日，完成五渠三池壹庫，打井10萬眼，挖窖8600個，實現井窖星羅棋布化”。與此同時，又提出幾個“大辦”，並很快宣布實現了“萬廠縣”，“七天掃除文盲”，辦起了700所大學等等。





　　當時，各地競相“放衛星”，牛皮越吹越大。什麽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塬，深翻地15尺、畝施肥200萬斤、畝下籽180斤、畝產糧40萬斤、“耕壹余十三”(即耕種壹年所產糧食夠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籠了，以至於把1958年全縣的糧食畝產確定為比上年的實產翻兩番。與此同時，還大刮“共產風”，提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使，有債大家還，勞動不記工，分配平均攤”等口號，任意平調勞力、土地、牲畜、家禽、農具、房屋、樹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連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都平調去了。如此“大躍進”，弄得群眾苦不堪言，生活越來越艱難。





　　廣大農民群眾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迫害，經濟上被肆意掠奪，生產積極性嚴重挫傷。據1961年統計，1958年以來全縣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6708人。根據縣委在馬渠公社三個大隊的調查，三年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2％。由於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縣勞動力由1957年的12.8萬，減少到1961年的10.3萬，三年多時間減少了18.8％。同期，全縣牲畜減少了4346頭，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實，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純系子虛烏有。1961年12月4日，平涼地委向省委報送了關於平反此案的報告。省委於1962年7月17日批復同意地委的報告和結論。但是，由於當時的甄別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參與主持下進行，大部分問題只作了內部糾正，未公開平反，而且結論材料還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盡管大多數冤獄的幹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當，繼續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慶陽地委協同鎮原縣委對此案進行了全面復查。1981年3月19日，甘肅省委發出為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是根本不存在的，純屬壹起重大冤案。”



三、“共產風”壹波高壹波



　　甘肅省的“共產風”兩起兩落。第壹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壹股很強勁的共產風，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這時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反“五風”的措施，兩次鄭州會議。甘肅省搞全民算帳，清理退賠），1959年9月以後“共產風”又重新刮起（廬山會議的影響）。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召開農業書記會議，提出三年過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壹級經濟要占全部農村經濟壹半以上。這使“共產風”越刮越狠。





　　甘肅省定西地區在1959年秋後再度刮起的“共產風”有以下形式：





　　──借發展社有經濟為名，大辦農牧場，無償平調土地、勞動力、畜力。隴西縣北寨公社辦農場，就從生產隊無償拿走土地2700畝，牲畜132頭，羊2000多只，豬150頭；

　　──借機關大辦糧食為名，機關、學校，任意平調農民土地；臨桃縣城關公社東街生產隊共有426畝水地，被機關調走了311畝；

　　──借大搞千頭牛場、萬頭豬場為名，豬、牛壹律無償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隴西縣的社隊辦的豬場，豬的死亡率達80％以上；

　　──借基建征地為名，多占地，占好地。臨桃縣級9個單位，以基建征地的名義，占用城關公社土地92.5畝，分文未付；

　　──借大搞協作為名，不分妳我，亂調勞動力，工分不清理；

　　──借調整耕作區為名，隊與隊之間無償調撥土地；

　　──借“幫公社修辦公室”為名，無償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和建築材料；

　　──借公社搞儲備糧為名，無償調撥生產隊的糧食。





　　“共產風”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土地荒蕪，糧食產量下降。農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遠縣城關公社東關鄰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調駱駝，就把40多峰駱駝提前殺了吃了。東關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辦養豬場，就把40多頭大小豬全都殺了吃了。





　　敦煌縣1958年全縣辦成壹個人民公社，縣幹部想快壹點過渡到公社壹級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產隊的羊三年內變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辦法，即公社調走30％，大隊調走20％，生產隊留下50％。牛、馬、驢也上調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經濟來源只剩下積累提成壹項，農林牧副漁都沒有了。公社經濟如此薄弱，共產主義因素怎麽能發展起來？秋季正好趕上反右傾，乘機又把羊收上來了，當時按羊只總數的20％上調公社。在公社的影響下各大隊也“平調”生產隊的財產，如大隊辦牧場，調生產隊的牲畜。結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隊的羊只由於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調上來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時任敦煌縣委書記的馬驥英在1960年底總結教訓時說：“如何對待共產主義？思想不明確。到底誰共誰的產？總認為要過渡到共產主義，應當是公社共生產隊的產。認為社有經濟大，過渡就快，快總比慢好。因此總是想從生產隊上調，發展社有經濟。”





　　鄭州會議重新明確了所有制問題，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小隊為基礎），為的是從所有制上制止“共產風”蔓延。但是，甘肅省在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中，批判過“四級核算”（公社、大隊、生產隊、作業組），很多幹部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中形成了過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經濟發展越多越好。因此，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持懷疑態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業，公共事業的資金和物資從哪裏來？只能從社員和生產隊那裏“壹平二調”。





　　武威縣永昌公社沈郁大隊，自然條件優越，本來是壹個富隊。1958年“壹平二調”的共產風刮得很猛。縣、公社從生產隊裏亂調勞動力，調牲畜；用生產隊裏的青磚石灰修發電站；生產大隊把小隊的牲畜集中餵養；各隊之間互調勞動力不記工分，修居民點、搞沼氣，拆了社員500多間房子，花費了25000多個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員自留羊，砍伐社員的自留樹。等等。結果，集中起來的60多頭小牲畜只剩下3頭。全生產隊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壹半。社員積極性不高，畜力不足，生產下降，1958年平均畝產250斤，1959年平均畝產157斤，1960年只有63斤。1960年1月到7月，死亡141人。





　　民勤縣新河公社西湖生產隊也是壹個刮共產風遭到嚴重破壞的生產隊。這個隊1958年初共有381戶，1787人，其中勞動力521個，耕地2850畝。這裏本來是壹個生活水平較高的隊。1958年冬季，刮起了強勁的“共產風”，大搞“壹平二調”，以建社辦工廠、幼兒園、食堂、興修水利、建新村等種種名義，無償調走社員和生產小隊的土地、房屋、勞動力、牲畜、錢、糧、草、料、農具、家具。結果，從1958年秋到1960年底，大牲口由208頭，減少到160頭，羊由463只減少到75只。原有豬78頭，到1960年底壹頭也沒剩。大車由112輛減少到56輛。1958年糧食總產量54萬斤，1960年只有19萬斤。1958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32元，1960年只有10元。



四、荒唐的引桃工程



　　在糧食產量上搞浮誇，高指標、高征購，大辦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刮“五風”（關於“五風”，請看本書第19章），這些甘肅省和其它省份沒有多大差別，甘肅省壹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引桃工程。引桃工程集“五風”之大成，對促進甘肅省的饑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月，我在臨桃縣和岷縣采訪時，壹些老幹部介紹了不少當年引桃工程的情況。後來，我又看到了《炎黃春秋》1993年第3期上楊聞宇的文章，使引桃工程的情況更加清晰。下面所敘述的，了我在兩縣采訪得到的資料以外，都是出自這篇文章中的資料。





　　引桃的出發點，是因為隴中和隴東嚴重缺水；引桃之所以造成災難，是因為用行政強制辦法去做沒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說：“隴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沒有水。這裏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發量卻高達1400多毫米，而這可憐的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於7、8、9三個月的幾場大雨。春夏期間沒有水，小麥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節，就是灌不了漿，收成很低很低。





　　這裏絕大多數地區沒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數是幹涸的。只有桃河是個例外，但除臨桃縣和岷縣以外，其它縣不能受桃河之惠。





　　這樣，隴中和隴東地區大部分地區農業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賴雨季的降雨。惡劣自然環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從什麽年代開始，每家都挖壹兩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積存下來，供全年之用。所謂水窖，就是挖壹個深幾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紅土夯實防滲漏，下雨時存5－10方水，再在窖口蓋上蓋子。過去，在這裏看壹個家庭是不是殷實，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糧，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肅中部東部是黃土高原，土層很厚，只要有水，這裏壹定是富饒之地。





　　據《岷縣誌》（1995年版）介紹，桃河是黃河的壹級支流。在其上遊的岷縣，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實測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臨桃采訪，在縣城旁邊的河段，只見清流滾滾，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豐沛的水量。





　　在大躍進的年代，中共甘肅省委提出了壹個大膽的計劃：把桃河引上黃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肅省委二次二屆會上正式決定了“引桃水上董誌塬的計劃”。這個計劃所劃定的灌溉範圍東西長320公裏，南北寬200公裏，灌溉耕地1500萬畝。其工程的初步規劃為：總幹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縣古城水庫起始，經臨桃、渭源等縣，到達海拔1400米的慶陽縣董誌塬，全長1150公裏，總幹渠水面寬40米，渠底寬16米，水深6米，50噸到100噸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稱為“山上的運河”。另有幹渠15條，總長3500公裏。引水工程還包括兩座水庫，估算土石方20億立方米，漿砌石和混凝土約273萬立方米。還可以利用落差建幾十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34萬千瓦。當時設想，這項引水工程建成後，20多個縣面貌大變：“旱地變水田，山頂稻花香，米麥堆滿倉，綠蔭遍山嶺，牛羊成大群，魚鴨滿池塘，電站林立，電燈齊明，機聲軋軋，汽笛鳴鳴，船只如梭。”





　　引桃工程於1958年6月12日正式開工，先後動員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專區近20個縣的幹部和民工參加修建。職工達3000多人，民工10萬多人，施工高峰時達16萬人。計劃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勞動力：1958年10.6萬人；1959年11.2萬人；1960年8萬人。截至1960年底，兩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萬個工作日。





　　這個工程倡導者宣傳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關註。1958年9月，全國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會議的447位代表參觀了這壹工程。國家水土保持辦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們給予整個工程很高的評價。動工以後，全國20個省、自治區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參觀。1958年秋季，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特地到工地視察，他說：“這個工程不但有全國意義，而且有世界意義……，引桃上山顯示出我們不僅是社會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這裏最重要壹條是敢想幹。這壹點甘肅跑在前面了，這是共產主義風格，……它使我們看到了共產主義前景。”在會川指揮部的山崖上，刻著朱德委員長的1958年10月9日的題詞：“引桃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





　　從開工之日起，引桃工程壹直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進行的。工程指揮部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壹遇機會就要興風作浪，向黨進攻，千方百計地企圖迫使工程下馬，迫使引桃工程失敗。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誰發表對工程不同意見，誰就可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這麽巨大復雜的工程，卻采取“三邊”和“三分段”的作法，即“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和“分段測量、分段設計、分段施工”。後來又加了壹“邊”：邊修改。按最初設計方案，總幹渠上53座隧洞，總長64公裏。後取消全部隧洞，總幹渠壹律改為明渠。對越不過去的崖頭，或深劈而過，或長距離繞開。深劈之時，最深的竟達219米，最大的壹處開挖土方竟達2300萬立方米。數千民工站在崖頭幹了幾個月，還看不出個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棄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庫設計容量為3億多立方米，壩高42米。是引桃上山的樞紐工程。1958年5月第壹次“土法”截流，發生決口而失敗。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桃河上遊驟降暴雨，河水陡漲。洪水沖下來的木材、麥草堵塞了導流渠，大壩有被沖毀的危險，兩萬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脅，只好決口排洪。決口排洪救民工被定為“破壞事件”，這件事的決策者受到懲罰。10月21日，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數萬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馬不到兩年難以為繼。甘肅省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張仲良在會上提出“引桃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是大躍進的產物，……只準辦好，不準辦壞；只準加快，不準拖延。”





　　但是，客觀事物並不迎合張仲良的主觀願望。經過兩年半的艱難施工，到1960年底，已無法進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改組了甘肅省委，張仲良下臺。新的省委決定，引桃工程1961年6月全線停工。引桃工程局在總結與檢查中提出了兩個問題：1，工作量大，工期長，原規劃中對引桃效益估計偏高，工作量估計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計算，也需12億個工作日；2，技術問題沒有過關。如高邊起坡穩定問題，滑坡問題，坡積地區的防滲、防破壞問題，黃土的防滲和濕陷問題等。都沒有解決。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電部在張含英部長主持下，就引桃工程開了壹個座談會，認為，這壹工程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很多目前我們尚不能克服的困難。





　　1962年3月8日甘肅省委決定，引桃工程正式下馬。





　　引桃工程動用了大量勞動力，影響了農業生產，還消耗了大量的糧食。例如，在1958－1959年甘肅省糧食收支計劃中，全省征購糧食44000萬斤，銷售糧食13390萬斤。而引桃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糧7500萬斤，占征購糧食總量的17％，占銷售糧食總量的56％，其中主要用於引桃工程。





　　後來官方資料披露：“引桃工程三年耗費6000萬元，國家投資1.6億元，完成土石方1.6億立方米，僅占計劃量的8％，壹畝地也沒有澆上。已施工部分有的當年就被山洪沖毀。”





　　所謂投資1.6億元，是壹個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在那個大刮共產風、隨意調的年月，無償占用了農民多少財富和勞動，是壹個遠大於1.6億的數字。





　　有人說，“引桃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馬，血淋淋的下馬。”所謂血淋淋的下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後期已陷入了全國的“困難時期”，工地上餓死無數。工傷死亡的也是壹個不小的數目。





　　除了引桃工程以外，還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動員勞動力最多的時候達到270萬人。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壹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稀水縣的“東西幹渠”是1958年“大躍進”時開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後到八九十年代還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縣1960年2月開始建設的“紅旗渠”於1969年建成，至今還被人們當作奮發圖強的典範。為什麽引桃工程留下罵名，而“紅旗渠”今天還被人歌頌？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是不能解釋的。平心而論，在大躍進的荒唐背後，有些事情也體現了老百姓的心願。問題在於獨斷專行的決策機制和強制性的執行手段。這種決策機制必然造成決策失誤，強制手段必然造成對老百姓的剝奪。這種決策機制和執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饑荒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誇，1958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220億斤，後來落實到185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110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270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1958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征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裏得到了“由缺糧省到余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征購任務壹完成，口糧、種籽、飼料都沒有了。





　　表2-1 1957－1961年甘肅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年　　　份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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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　74.50 │　76.60 │　64.90 │　41.39 │　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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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　64.78 │　66.61 │　56.43 │　35.99 │　39.13 ║

　　╟───────┼────┼────┼────┼────┼────╢

　　║　征　　　購　│　16.91 │　22.20 │　25.09 │　12.34 │ 　9.65 ║

　　╟───────┼────┼────┼────┼────┼────╢

　　║　銷　　　售　│　13.08 │　20.38 │　19.27 │　17.94 │　10.75 ║

　　╟───────┼────┼────┼────┼────┼────╢

　　║　凈　擁　有　│　60.95 │　64.79 │　50.61 │　41.59 │　40.23 ║

　　╟───────┼────┼────┼────┼────┼────╢

　　║ 總人口（萬）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

　　╟───────┼────┼────┼────┼────┼────╢

　　║人均凈擁有(斤)│ 485.63 │ 505.51 │ 391.46 │ 334.31 │ 332.25 ║

　　╚═══════╧════╧════╧════╧════╧════╝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甘肅分冊》。





　　說明：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甘肅省的饑荒在1958年春天就開始了，當時農村就有餓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現象。接著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張仲良壹直認為甘肅是“余糧省”，不承認農村缺糧，聽不進餓死人的情況。只要哪裏反映這類情況，就認為這是政治問題，就大搞反瞞產私分的鬥爭，批判、鬥爭反映真實情況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況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張仲良等卻在基層幹部的政治態度上找問題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標、高征購，堅持左傾蠻幹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勢所迫，作了壹次檢查，向中央寫了《關於檢查壹個指頭問題的報告》，當時發生嚴重問題的縣有13個，只報了9個；報告還說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經回來了。他們壹面粉飾太平，壹面讓農民每天吃三四兩糧食，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





　　壹些幹部在反瞞產私公中胡作非為。1960年初，清水縣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還搞反瞞產私分。張樹驛公社派公社黨委副書記徐效瑞去松河大隊支“發動群眾、狠抓鬥爭”。徐到松河以後，壹方面到社員家翻箱倒櫃地搜糧食，還向公社匯報說查出了11萬零920斤糧食，按每人每月22斤計，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糧安排好了以外，還可以征購5萬多斤。為了讓公社相信，讓總支書記毛文清和生產隊長造了壹個名冊，還代表社員在冊子上按了手印，說口糧已經安排好了。結果這個隊1月下旬就餓死了44人。毛文清自殺身死。在反瞞產私分中，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世榮指使總支書記王秉正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爭的社員嘴上戴驢籠頭，身上駕上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監獄，把3個生產隊幹部關押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這個縣有些社隊比白駝公社更嚴重。幹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剝奪了社員的吃飯權。這些人殘害群眾的刑罰有100多種，其中有：在臉上刻字、撥頭發、撥胡子、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淋開水，最普通的刑罰是扣飯、扣糧。問題被揭發以後，省裏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在清水縣進行了“民主革命補課，並將補課的經驗在全省推廣，稱之為“清水經驗”。





　　1959年在農村餓死人的時候，張仲良、何承華在河西地區檢查工作，和張掖地委書記安振壹起，提出把農村供應比例由80％、90％壓縮到20％。為了證明農村有糧，何承華讓人寫了《農村壹瞥》，極力粉飾太平。1958年省衛生廳到農村檢查，寫報告說浮腫病是“營養不良、勞動過度”造成的。省委常委會討論時，對這個看法作了批判，說“這是攻擊大生產運動”。有些地方群眾向上級反映餓死人的情況，就封鎖、打擊。高臺縣縣委第壹書記楊某派幹部到郵局扣押、修改群眾反映生活問題的信件1萬多份。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聽之任之。





　　從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區嚴重缺糧。全省1300多萬人口中，有700萬人口每天口糧在7兩以下（16進位，7兩相當於10進位的4.375兩）。沒有食油，沒有蔬菜，沒有肉，這點糧食是繁重體力勞動的唯壹能源。許多地方群眾食不充饑，衣不遮體，屋不避風，成千上萬人外出逃命，浮腫大量發生，疾病到處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在這場大饑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問題”（下面專作介紹）、“清水經驗”以外，其它地區也沒有幸免。





　　表2-2和表2-3，對當年的死亡情況有壹個不完全的統計。這兩個表是甘肅省委有關部門1960年12月23日制作的，現存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當年這個人口數據和1990年代出版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中的數據略有差別。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

　　║　　　│　　　　　1958年　　　　│　　　　　　1959年　　　　│　　　　　　1960年　　　　║

　　║市　縣├────┬───┬───┼────┬────┬───┼────┬────┬───╢

　　║　　　│ 總人口 │死　亡│死亡率│ 總人口 │死亡人口│死亡率│ 總人口 │死亡人口│死亡率║

　　║　　　│ 　　　 │人　口│　％　│　　　　│　　　　│　％　│　　　　│　　　　│　％　║

　　╠═══╪════╪═══╪═══╪════╪════╪═══╪════╪════╪═══╣

　　║蘭州市│ 1172840│　9166│ 0.78 │ 1236065│　14586 │ 1.18 │ 1261521│　 7045 │ 0.56 ║

　　╟───┼────┼───┼───┼────┼────┼───┼────┼────┼───╢

　　║平　涼│ 2226510│ 19317│ 2.20 │ 2248230│　42134 │ 1.67 │ 2303158│　38856 │ 1.69 ║

　　╟───┼────┼───┼───┼────┼────┼───┼────┼────┼───╢

　　║天　水│ 3230337│114331│ 3.50 │ 3172816│　46610 │ 1.47 │ 3033746│　81607 │ 2.69 ║

　　╟───┼────┼───┼───┼────┼────┼───┼────┼────┼───╢

　　║定　西│ 2480864│ 26483│ 1.07 │ 2548531│　55993 │ 2.20 │ 2392720│ 107972 │ 4.51 ║

　　╟───┼────┼───┼───┼────┼────┼───┼────┼────┼───╢

　　║張　掖│ 2756347│ 59707│ 2.17 │ 2800203│　46982 │ 1.68 │ 2787016│　73102 │ 2.62 ║

　　╟───┼────┼───┼───┼────┼────┼───┼────┼────┼───╢

　　║甘　南│　340206│　－　│　－　│　377016│　 6687 │ 1.77 │　351614│　10384 │ 2.95 ║

　　╟───┼────┼───┼───┼────┼────┼───┼────┼────┼───╢

　　║臨　夏│　874353│ 18511│ 1.55 │　898359│　17384 │ 1.94 │　882060│　28992 │ 3.27 ║

　　╟───┼────┼───┼───┼────┼────┼───┼────┼────┼───╢

　　║總　計│13081457│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 1.70 │13011835│ 348388 │ 2.68 ║

　　╚═══╧════╧═══╧═══╧════╧════╧═══╧════╧════╧═══╝





　　說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數：142044；死亡率：1.12%。





　　據表2-2，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為14.2萬人，按這樣粗略推算，在近85萬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約有43萬人。這樣，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僅有40多萬人。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以臨夏為例，表2-2中臨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數為46376人。而據臨夏市工作組的總結，僅這個市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臨夏市僅是臨夏回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壹，而臨夏市在這八個縣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據表2-3，和政縣死亡人數比臨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縣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肅經濟日報》壹版上發表的副省長員(上為厶，下為貝)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壹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采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期，這壹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由此可見，甘肅省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個縣市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

　　║　　　│　　　　1958年　　　　│　　　　1959年　　　　│　　　　1960年　　　　║

　　║市　縣├───┬───┬───┼───┬───┬───┼───┬───┬───╢

　　║　　　│總人口│死　亡│死亡率│總人口│死　亡│死亡率│總人口│死　亡│死亡率║

　　║　　　│　　　│人　口│　％　│　　　│人　口│　％　│　　　│人　口│　％　║

　　╠═══╪═══╪═══╪═══╪═══╪═══╪═══╪═══╪═══╪═══╣

　　║白銀市│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0 │252818│　1191│ 0.47 ║

　　║玉門市│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

　　║酒泉市│336317│　9072│ 2.70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

　　║張掖市│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

　　║定西縣│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

　　║通渭縣│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18.40 ║

　　║隴西縣│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

　　║岷　縣│386228│　4249│ 1.10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

　　║靜寧縣│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121581│ 2.76 ║

　　║武山縣│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

　　║清水縣│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

　　║高臺縣│168456│　5222│ 3.10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

　　║民勤縣│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

　　║和政縣│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

　　╚═══╧═══╧═══╧═══╧═══╧═══╧═══╧═══╧═══╧═══╝





　　這個資料雖然縮小了數字，但也說明了壹個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餓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餓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個縣、市，占14個縣市的42.9％。而且表明，廬山會議以後，繼續反右傾，死亡人數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國人口.甘肅分冊》壹書中提供了以下數據。詳見表2-4。這些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雖然也縮小了饑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數據較接近實際壹些。





　　表2-4 1955-1966年甘肅省人口統計





　　╔══╤════╤═══╤═══╤═════╗

　　║年份│ 總人口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　　│　(萬)　│　％　│　％　│　　‰　　║

　　╠══╪════╪═══╪═══╪═════╣

　　║1955│ 1155.04│ 28.8 │ 11.9 │　　16.9　║

　　║1956│ 1218.70│ 28.2 │ 10.8 │　　17.4　║

　　║1957│ 1255.06│ 30.0 │ 11.3 │　　21.7　║

　　║1958│ 1281.48│ 31.5 │ 21.1 │　　10.4　║

　　║1959│ 1293.12│ 19.3 │ 17.4 │　　 1.9　║

　　║1960│ 1244.04│ 15.5 │ 41.3 │　─25.8　║

　　║1961│ 1210.82│ 14.8 │ 11.5 │　　 3.3　║

　　║1962│ 1240.10│ 41.4 │　8.2 │　　32.9　║

　　║1963│ 1249.17│ 42.1 │ 10.4 │　　31.7　║

　　║1964│ 1290.03│ 47.2 │ 15.6 │　　31.6　║

　　║1965│ 1345.44│ 45.3 │ 12.3 │　　33.0　║

　　║1966│ 1392.97│ 42.5 │ 11.49│　　31.1　║

　　╚══╧════╧═══╧═══╧═════╝

　　（註：此表年份排列原為橫向，因排版原因現改為縱向。）





　　資料來源：蘇潤余主編《中國人口·甘肅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據表2-4中的數據，用本書作者的計算方法，計算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1年，甘肅省餓死人66.67萬，少出生人口80萬。顯然，由於這裏使用的是官方數據，這裏算出的近70萬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數。曹樹基先生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1961年甘肅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02.3萬人。





　　甘肅省檔案館保存的當年匯報材料的簡報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饑餓的情況。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給“省委生活安排領導小組”的報告中說，馬跑泉公社峽口生產隊患浮腫、幹瘦、子宮下垂等因營養不良造成的病人占總人口24.2％。公糧征購任務只完成壹半，口糧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這個報告說，像這樣的生產隊全地區有1800多個，占生產大隊總數的40％左右。





　　岷縣：省委農村工作部於1960年8月19日給省委的《關於岷縣問題的報告》中說，岷縣的問題十分嚴重，其中以理川、閭井、南川、南陽等公社最嚴重。全縣患浮腫病的有5萬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總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難的1960年情況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這裏的饑荒還相當嚴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報告說：“據永昌縣委14日電話匯報，該縣雙貝、朱王堡、紅山窯、宗家莊、八壩、焦家莊、西坡、河西堡、水源、陳倉、流泉、西灣、龔家堡、南壩等14個公社，有浮腫病等病人3255人，斷炊1876戶、8782人，占總人口的11.9％……地委認為，永昌1961年的糧食收成比1960年好，糧食征購任務已基本完成。但是，由於在征購工作中部分社、隊把口糧、種籽也征購了，部分社隊有些問題是可能的，但總是不會太大。”從這個報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釋和掩飾這裏發生的情況，並不是報告問題。





　　甘南：直到1962年4月，這裏還處於饑餓狀態。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報告說：“由於口糧安排緊張，人口外流現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長，宰殺耕畜的現象各地都有。由於種籽不足，今年糧食作物面積有完不成的危險。臨潭縣共缺糧369萬斤，州上僅給110萬斤，該縣長川公社種籽缺142740斤，口糧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縣上給了114000斤，口糧壹顆不安排，只安排種籽26740斤，……由於種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產隊已停止下種。……由於生活所迫，壹些農民變賣家產、以物易物。浮腫病、瘦病、小兒營養不良癥大量發生。……最近夏河縣拉蔔楞公社30多人在縣裏請願，其它縣也發生請願情況。”





　　臨夏：也是在全國形勢正在好轉的1962年，中共臨夏州委向甘肅省委報告這處州保安族的困難：“在全縣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這個民族的的生活更為困難。……由於糧食問題得不屋解決，出現了許多嚴重問題。為了保命，拆賣房屋，出賣家具、衣物，甚到賣子女，家的家具賣光，壹貧如洗。疾病問題十分嚴重，患病者占總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陸續發生。外流乞討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數字後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長期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在1956年至1961年間，她任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由於說真話，壹度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平反。在她81歲的時候（1999年），她自費印了壹本回憶錄《悠悠歲月》，這是壹本很有資料價值的書，事情都是她親身經歷的，完全可靠。其中，對臨夏在大饑荒的情況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料。現摘錄幾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縣蘇集公社。這裏群眾沒有糧吃，餓得幹瘦、浮腫，有的凍餓而死。榆樹皮都被剝光吃掉了！有壹天縣上來電話，說張鵬圖副省長要到康樂視察，命令我們連夜組織人把公路兩邊被剝光皮的榆樹，統統砍掉，運到隱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餓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樹、擡樹？我們辦不到，留下榆樹正好讓張鵬圖副省長看看。可張省長沒有來。當時和政縣委書第壹書記是薛振田同誌，為了保住烏紗帽，竟如此不顧人民死活！

　　有壹次，我去臨夏向葛曼匯報吃樹皮、餓死人的情況。葛曼根本不相信，說那是地主、富農在搗亂，故意制造假情況，是給我們臉上摸黑。我說，討飯、吃樹皮、餓死的都是貧下中農呀。他說，富裕中農不敢出頭，故意讓貧下中農那樣幹的。妳說的餓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還讓我去反瞞產私分，把糧食找出來，說在某公社搜出了幾百萬斤糧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辦公室裏，不下去看看群眾吃什麽，不看看群眾怎樣在死亡線上掙紮，卻在臨夏大興土木，營造四大公園：紅園、綠園、藍園等。這像壹個共產黨的幹部嗎？但他確確實實是共產黨的臨夏州委第壹書記。

　　何承華到河西視察，汽車陷在泥裏。群眾看是省領導的汽車，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跳進冰冷的泥水，把汽車推出來。他卻認為群眾能推動汽車，壹定有糧吃。就讓農民報總編黃文清寫了壹篇為《農村壹瞥》，這壹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為他們認為農村有糧食，就不供應了。

　　據中央派到臨夏市工作組1961年3月18日的報告，臨夏市1959年、1960年兩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總數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馬集、韓集、紅臺、癿（讀qie）藏四個公社。有些生產隊和小隊人口死亡達三分之壹以上。紅臺小溝門生產隊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總人口的32％。癿（讀qie）藏公社錦光9小隊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絕388戶，留下孤兒100多名。有的生產隊壹天就死20多人，人死後無人擡埋。尹集公社鐵寨生產隊兩個蘿蔔窖裏就挖出60多具屍體。紅臺公社陽窪李家莊貧農馬有蔔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屍體腐爛了沒人埋。有的婦女死了，小孩還爬在母親屍體上吃奶。





　　不少地方發生人吃人的事件。臨夏市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隊，588人吃掉337具屍體，其中，僅紅臺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壹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壹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蔔都，餓得奄奄壹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癿（讀qie）藏公社團結生產隊貧農社員馬壹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臺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誌吃了。





　　插入李磊信其書的照片：





　　除了餓死以外，還有打死的。在農村，幹部不僅掌握著“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對不聽話的群眾施以種種酷刑。甘肅省對農民的刑罰有100多種，如：臉上刻字、拔頭發、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澆開水等。幹部還掌握著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隨時剝奪農民的吃飯權。對不聽話的可以扣飯、扣糧，讓他活活餓死。被揭露出來的清水縣的問題就比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幹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寫道：“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榮親自指揮總支書記王秉振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群眾嘴上戴驢籠頭，身上駕著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牢獄，把三個生產隊幹部非法關押了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有的社隊比白駝的情況還嚴重，那裏成了壞人統治的天下。”





　　中國城鄉差別較大，在這次大饑荒中，城市情況要比農村要好得多。但是，處於城鄉差別有利地位的城市，也發出了饑餓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肅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統出現了大規模浮腫病。白家咀永昌鎳礦的近7000名職工當中，有60％的人發生浮腫病（腹部膨脹，像女人懷孩子），其中嚴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質局和建工局兩個單位的94名女職工當中有55名不來月經，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狀是眼脹，發睏，四肢無力。





　　中共白銀市委1960年12月18日發給上級機關的《關於積極防治浮腫病發展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中寫道：





　　根據最近檢查，市屬各廠礦、企業、機關學校單位及部分公社職工群眾中，得浮腫病的情況十分嚴重。從11月份起，在白銀廠、棉紡廠、交管局等幾個單位首先發生，下旬逐漸增多，12月上旬，情況更加普遍和嚴重。病情發展的情況是，工人中多，幹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體弱的多，體強的少。其病狀是：先眼皮、面部發腫，後逐漸發展到四肢浮腫。輕者早晨起來眼皮腫，中午好轉，時腫時消；較嚴重的，頭暈，腰酸，四肢無力，體溫下降，夜間失眠，小便次數過多。更嚴重的腹脹，體腫，有的生殖器、膀胱腫大。主要原因是缺乏營養和勞動過度。





　　中共玉門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發給上級機關的《關於在廠礦、企業、機關、黨校中發生浮腫病情況的報告》中寫道：





　　根據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廠礦、企業、機關、學校普遍發生浮腫病，發展仍有上升趨勢，情況較為嚴重。據調查，僅玉門石油管理局、玉門鐵路辦事處、西北礦山機械廠、市商業局、市黨校等14個單位，共有浮腫病人3132人，發病比率最高的單位，占人口總數的25％。癥狀：頭暈頭疼，臉腫腿腫，腹脹尿多，四肢無力，心慌畏寒。浮腫病人工人多，幹部少；重勞力多，輕勞力少；集體食堂多，在家吃飯少。





　　中共酒泉鋼鐵公司黨委在1960年12月30日發給上級機關的報告中，除了列舉浮腫病人狀況以外，還談到女職工閉經、男職工陽萎大量發生的情況。酒泉鋼鐵公司是鞍鋼援建的，職工多是東北人。當時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幾個月沒有供應食油，生活極為困難。“由於疾病大量發生，職工思想波動。怕死在戈壁灘上，要求回東北的職工增多，有的變賣東西，有的不辭而別。”





　　通常情況下，省會城市饑餓情況應當輕壹些，但是，中共蘭州市委在壹份報省委的報告也發出了饑餓的呼喊：“從11月以來，我們陸續發現在部分幹部和職工中發生浮腫病的情況，截至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在工業系統51個單位的68096名職工當中，患病者3346名，占職工總數的5.6％。在市級財貿系統的士3313名職工當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統的21個單位的1882名職工當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級黨政治機關的5900名職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註意的是，在蘭州市幼兒園的145名幼兒當中，有浮腫的達31名，占總數的21.3％。”財貿系統有食品分配權，患浮腫病者比例最小。營養不足是發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蘭州皮革廠23人的蛋白化驗結果是，總蛋白低於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體力勞動每天需熱量至少3500千卡，據605廠檢驗，職工攝取的熱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勞改、勞教農場中被強制勞動人情況就更慘了。據玉門地區勞改部門給玉門市委和省委的報告中說，最近以來，我市勞改、勞教農場疾病、死亡情況非常嚴重，而且呈上升趨勢。1960年11月份以來，飲馬農場和蘑菇灘農場共死亡265人，其中，飲馬農場勞改犯188人，蘑菇灘農場勞教人員77人。飲馬農場在11月21日壹天就死亡34人。飲馬農場1960年以來共死亡勞改勞教人員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壹是饑餓，二是勞動過於繁重，三是進入冬天沒有取暖條件。勞改勞教人員糧食定量少，還有壹部分糧食被農場幹部食堂克扣下來。夾邊溝農場是死人最多的勞改農場。甘肅日報記者王景和、和鳳鳴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發配到夾邊溝和安西農場勞動教養。王景和餓死在夾邊溝農場，連屍體也沒有找到，和鳳鳴在安西農場九死壹生。和鳳鳴在晚年寫了《經歷──我的1957年》壹書，記錄了當年的慘狀。夾邊溝農場原有勞教人員2800多人，沒有餓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遺體被饑餓難耐的難友吃掉。這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直言獲罪的知識分子。死難者的遺體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綿延兩公裏。每壹堆白骨都包含著壹個慘絕人環的悲劇。現摘錄這本書中壹個死難者的悲劇：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壹說是碩士）董堅毅1952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的新添墩勞動教養。後又轉到夾邊溝農場的高臺明水分站。他妻子顧曉穎也是留美生。在董堅毅勞動教養的兩三年裏，顧曉穎每隔兩三個月都從上海千裏迢迢地到農場看望親人。當時蘭新線還沒有與上海接軌，要轉車數次才能到夾邊溝。1960年，夾邊溝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大批餓死。11月上旬的壹天，作為醫生的董堅毅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他對組長劉文漢說：“按照經驗，她兩三個月來壹次，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見到她。”由於大量死人露屍荒野，董堅毅教劉文漢如何用衣被毛毯裹紮他的屍體。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劉文漢將他包紮停當，埋在壹個由雨水沖刷的壹個地穴裏。董堅毅死後七八天的壹個晚上，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來了。她掀開窯洞的草簾子進來，急切地問：“老董在嗎？”劉文漢只好告訴她：“老董已經去世七八天了。”這句話壹出，顧曉穎“哇”的壹聲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難友們見過的死亡過多，都已麻木不仁，見到她慟哭不已的情狀，壹個個都無言地垂淚相對。兩三個小時以後她終於鎮定下來，要求難友帶她去看老董的屍體。令難友們大吃壹驚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屍體不見了。經過多方尋找，最後在後溝裏發現，老董的屍體被拋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鴨絨被已被人扒去，屍體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褐色的頭顱還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和哭個沒完，親個沒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勸顧曉穎回去休息，顧曉穎大哭說：“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壹起，我要和他死在壹起！”幾個人硬是拉著把顧曉穎扶回窯洞。後來，難友們找來壹些樹枝和煤油，將屍體火化。劉文漢拿出自己從朝鮮前線帶回來的壹條軍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



六、通渭問題



　　在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陽高。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壹，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壹的比例。當時，中共甘肅省委和中共中央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通渭在甘肅省東南部，屬定西地區。漢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縣，有2000多年歷史，是中國最古老的縣之壹。





　　通渭是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特殊意義。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以後，“長征”到哪裏去？這個問題壹直沒有解決。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壹直走到甘肅南部還沒找到落腳的地方。俄界會議的決定，到甘肅東北向蘇聯靠近，以蘇聯為後盾打遊擊。





　　1935年9月21日，紅軍到了哈達鋪（現屬甘南自治州宕昌縣），這是壹個有幾萬人口的小鎮，2000年我到這裏尋找紅軍的足跡，看到的是壹個蕭條的小鎮，但從沿街兩旁整齊的木板鋪面，可以想象出當年的繁榮。這裏有壹個郵局，紅軍從郵局裏得到壹些大公報（這是紅軍長征以來第壹次看到報紙），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報上，有“關中匪情”專欄，其中有“匪首”徐海東在陜北活動的報道：“徐海東竄甘，劉子丹（原文如此──作者）進據綏德南區”。毛澤東、張聞天等看到這些報道才知道，陜北有壹支共產黨軍隊和壹個革命根據地。他們壹口氣讀完了這個報道，大喜過望。9月28日，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將陜北作為長征的目的地，從此紅軍找到了落腳點。9月29日，毛澤東、彭德懷等隨第壹縱隊到達通渭縣城。接著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的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隨同第二縱隊來到縣城。找到了落腳點，部隊情緒壹下子高漲了起來，在文廟街小學召開的聯歡晚會上，毛澤東首次朗誦了他在長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委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然而，24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的第9年，通渭卻發生了慘絕人環的災難。





　　1、通渭餓死人的比例最大





　　從1959年到1961年，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這裏曾發生過如此慘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這個縣采訪之余，就“通渭問題”召開了老幹部座談會、找了壹些人個別交談。我想在通渭查閱歷史檔案，縣長也讓檔案室支持。但縣檔案室負責人說，上級有明確指示，有關“通渭問題”的檔案不能開放。後來我通過別的途徑，在其他檔案館找到了與“通渭問題”有關資料。加上老幹部座談會和個別訪談，我終於弄清了被掩蓋40年的真相。





　　據新修《通渭縣誌》，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78462人，減少人數占1958年總人數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實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壹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衛生廳組織的醫療隊壹份報告描述了人們是怎樣因饑餓而致死：





　　通渭縣從1959年到1960年整整壹年口糧不足，以致壯人體弱，老人死亡，婦女閉經，小兒萎縮，發生了大量的瘦病。長期營養不足，大傷元氣，油盡燈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腫在癥狀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是壹回事，主要是瘦。瘦的發展就會浮腫。浮腫實際是人體內部血漿蛋白膠體滲透壓降低和新陳代謝減弱，血管後滲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過血管後滲透到組織間的間隙中長期滯留，形成水腫癥狀。因此，浮腫不是壹種單壹的病，乃是消瘦到壹定程度的癥狀，是消瘦發展的表現。根據近壹年所見，壹般是消瘦──浮腫──消瘦──浮腫，如此反復數次，最後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營養，沒什麽癥狀，容易被人們忽視，認為浮腫可怕，沒有認識到消瘦的危險。馬營、榜羅、第三鋪等公社發生的死亡大多是這壹類。最突出的是城關公社東方紅生產隊五小隊張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從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減少三分之壹。現有的128人當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與合並癥：消瘦是缺乏營養使人體不能正常發育，甚至發生組織異變。消瘦除了營養缺乏外，也有伴隨腸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瀉、下痢，大量蛔蟲寄生。這是因為缺乏口糧，饑不擇食，飲食不潔而來。城關公社雙堡生產隊喬底灣，全村23戶，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並有腸胃病和蛔蟲癥。這個大隊的申家岔小隊共35戶，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並腸胃病的97人，合並蛔蟲癥的93人。





　　根據通渭縣的情況，對消瘦病產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第壹、生活不好，缺糧少米，吃代食品發病就高。

　　第二、因病體弱，長期不能恢復健康。

　　第三，代食品選擇不對。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蕎衣，再經過風吹，就會全身發麻，皮膚發癢，面部發黑，很快就腫起來。吉川、義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輕者昏暈、腫脹，重則死亡。

　　第四、生水、吃生糧、生菜，是產生寄生蛔蟲、腸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於糧少，家庭虐待現象較為嚴重。大人虐待小孩，兒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輕女，父母虐待女兒、媳婦。受虐待的，消瘦就嚴重。

　　第六，據說吃了死人肉的人，不願吃糧食，且“瘦得肉貼骨頭”，這類人在消瘦以前，表現眼結膜充血。





　　通渭，這個古老的縣份，本來是壹個禮儀之鄉。但是，饑餓使人們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裏打湯，起初是壹家壹個罐或壹個盆，後來湯越來越稀了，人越來越急了，家裏派去打湯的人在回來的路上邊走邊喝，還不到家就已經所剩不多。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滿。於是壹場場妳死我活的爭食鬥爭便在家庭裏發生了。結果是壹家人四分五裂，壹人壹個罐，每到食堂打湯的時候，人人懷抱壹個罐，壹齊擁擠在門口守候，即使兩口子也為爭食而鬧不和。食堂關閉之後，壹人壹口鍋，各煮各的菜。那時在食堂裏打飯時興用臉盆或瓦罐（因為容量大），湯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無法舔，只有小孩會立即把頭伸到罐裏，舔不到的就用小指頭壹遍又壹遍地捋到口裏。壹天，公社食堂裏做的洋芋菜，壹個公社幹部的碗裏掉下了壹片洋芋，落到地上，壹個七八歲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卻被這位幹部踩在腳下了，孩子疼得大聲喊叫，而那位幹部好像沒聽見。





　　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裏還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今後‘病’壹個埋壹個。”縣委明確指示，要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的報告稱：在1959－1960年的大饑荒中“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只，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





　　2000年8月9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誌》上的數字是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壹。當時，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1959年初冬，全縣餓殍遍野。城關公社五星大隊舊店子三個生產隊共700人，每天餓死30多人，活著的人將屍體擡到木輪車上，拉到附近的水溝裏集體掩埋。原雞川公社馬清鳳（後為幼兒園園長、特級教師）壹家八口人，除她在隴西師範上學沒有餓死以外，其余7人全部餓死。7具屍體堆放壹坑。後來縣裏要求“打掃衛生”，命令隊裏將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跡。





　　參加座談會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縣人大主任，當年是省冶金廳幹部，是派來解決通渭問題的工作組成員。他說，1959年秋天，他們來這裏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隊(屬城關公社)搶救人命，大隊長劉廷傑把他們領到王家莊，看到壹家煙囪裏冒煙——那時候幾乎是見不到炊煙的。他們進去的時候看到鍋裏正煮著什麽，劉廷傑揭開鍋蓋的時候，他們看到鍋裏煮的是人肉，記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個麻眼兒（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強調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鍋裏有只胳膊還連著壹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個小孩子。”後來又到襄南公社的吳家河，大隊長董效元告訴他們說，黑石頭大隊的蔡東花吃過人肉。碰巧他們正好見著了這個女人，眼睛紅紅的，頭發脫落得很厲害，壹頭的頭發茬子，很可怕。她還吃了自己親生的不到五歲的女孩。問她為啥要吃的時候，她說餓急了呀。





　　那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采訪，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裏壹個不到30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裏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裏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妳們去看看公社門外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有壹些人是吃過人肉的。”王書記當年在引桃工程上勞動，回家壹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壹共餓死五口人。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開座談會時，通渭縣政協幹部張大發在座，他是《通渭縣誌》的編者之壹，對這壹段歷史比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願，還可以查閱通渭的歷史檔案。我建議他抓緊時間，搶救資料。在我這本書已經完成的時候，收到了張大發的著作《金橋路漫》，他走訪了很多當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壹手資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關大隊朱家峽生產隊朱西，明裏在草垛、地埂間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後來將壹窩蜂壹次煮食，中毒致死。

　　壹個只有四口人的家，兒子已經餓死了，剩下奶奶、兒媳和壹個孫女。壹天孫女也死了，年輕的媽媽望著死在院中的女兒發楞——她無力哭泣，哭也沒眼淚。就在這時，奶奶從屋裏爬出來，拖起孫女幹柴壹般消瘦的屍體，向後院走去。過了壹會，年輕的媽媽來到後院，發現孩子已被奶奶碎屍後煮進了鍋。後來，這個煮食孫女的奶奶也沒能活下來，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縣中醫大夫盧念祖(已故)回憶說：1959年臘月，他三媽帶著女兒到河溝裏刮人肉，開始還頗有收獲，後來去的人多了，碰上壹具屍體，連骨頭割下來幾個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壹天他三媽煮了壹條人腿，端給奄奄壹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擺手示意讓其端出去。可當他三媽剛端出客房門，就被幾個聞腥趕來的饑民搶吃壹光。不幾天她三媽失蹤了，人們在莊後的地埂下發現壹雙女人的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他三媽的。





　　饑餓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生產隊社員盧雄娃在串親途中被饑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雞川公社某村壹家社員，丈夫在外地工作，聽說家鄉發生饑荒，寄來了十多斤糧票。這女人把面買回來後，反鎖大門，數日不出。好些天過去了，村裏的人還不見這家門裏有人走動，翻墻進去，幾個孩子早已餓死了，但不見這位女人，以後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東窗事發，原來這位女人棄下兒女，背著面逃走，但她還沒走出村莊就被人殺後吃了。案發後，有人追查，但殺人者早死了，死無對證，不了了之。





　　原隴陽公社周店大隊大灣生產隊張四娃用木棒子將十二歲親生女打死煮食，後來這壹家四口人無壹存活。申家山中年婦女牛某某把四歲親生女兒弄死後碎屍煮食，也屬同例。





　　還有壹位幹部身份的人向我們講述了壹個關於他家的故事。他說，當時，我們家有六口人，父親去了桃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親拉扯著。母親是壹個很有心計的人，不知在什麽地方藏了點糧食，每當深更半夜，弟妹們睡熟了，母親悄悄地把我叫醒，將壹把用石窩（方言，即春）踏細的熟面塞到我口裏，然後用被子捂住我的頭，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親為什麽只給我吃，而不給弟妹們吃呢？當時，我只有十二歲，只覺得媽媽偏心我，至於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壹次，我看見母親望著皮包骨頭的弟弟妹妹臉上顯得非常痛苦，問她怎麽啦，母親搖搖頭，什麽也沒有說。不久，弟妹們都死了。過了壹年，大約是1961年春，父親從桃河回來了，母親把我交給父親說：“沒辦法，我只給妳拉扯活了壹個，就……就壹個了呀。”話沒說完，便“哇”地壹聲哭倒在地上。父親把母親抱到炕上，也跟著哭。這時，情況已經好多了，可是母親整天哭得爬不起來，任憑我和父親怎麽安慰也無濟於事，不久，母親的眼睛哭瞎了，那時，她才三十多歲。壹天天，我也長大了，我終於悟出了母親當年的用意，她是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鋪鄉壹個偏僻的山村裏，壹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壹共七八張口，怎麽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壹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裏。可孩子並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惟壹的兒子，最後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麽感慨呀！還有這樣壹位母親，她煮吃了小女兒，大女兒似乎覺察到了什麽，拽著媽媽的衣襟央求道：“媽媽，妳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妳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態更為嚴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著死，死了還有誰掩埋他們呢？幸好是冬天，屍體僵而不腐，否則將是怎樣的壹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裏的老鼠，常常成群結夥出來行劫，將屍體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縣副縣長的白尚文，其母餓死了，曾任縣人大主任的閻玉祥壹家餓死6口人，今寺子趙家山的壹位老人(當時為大隊幹部)回憶道：“當時村裏已死人過半，可是生產隊的倉裏還有幾十斤油渣、幾十斤糧食，就是不敢分給社員吃。省委工作組長王秉祥來村查訪時，問：‘人都餓死了，為什麽不把它分給社員吃？’我們無言答對，心裏卻明白：誰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2、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1958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35歲，新中國成立前因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陜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





　　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壹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席道隆由於“堅持運用馬列主義辨別方向”，成了全省幹部學習的榜樣。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1958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並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壹個聯社。在壹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壹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壹條龍，幹活壹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在公社化中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裏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麽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壹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其中縣機關幹部3人，公社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6人，作業隊以下幹部485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1959年復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壹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1965年7月5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錯批判鬥爭農民10360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麽，不種什麽，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提出“四不種”、“五消滅”、“八登殿”，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1958年春，抽調勞動力17900多人（占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5月，又抽調18000多勞動力投入引桃水利工程。8月正當田黃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埂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裏的長蛇陣，紮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調5萬多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壹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





　　壹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壹方面向上級虛報糧食豐收。1958年計劃總產38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26000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25倍），征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36％）。1959年計劃總產24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18000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15倍），征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47.2％）。當然，這些沒有完成的計劃數和浮誇的上報數也是上級逼出來的。





　　3、“完不成征購任務，提頭來見！”





　　《通渭縣誌》上記載的歷年糧食征購數比上述報告要少壹些，但兩者還是比較接近。從縣誌上列出的歷年數字可以看到從1953年到1959年通渭人民負擔之重。到1960年，由於人口大量死亡，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征購任務不得不大量減少，壹直到90年代還沒有恢復到1959年的征購水平。





　　表2-4 通渭縣歷年糧油征購統計（單位：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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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征糧│統　購│征　購│統購油品║

　　║　　│　　│糧　食│合　計│　　　　║

　　╠══╪══╪═══╪═══╪════╣

　　║1949│ 758│　－　│　758 │　　－　║

　　║1950│ 856│　－　│　856 │　　－　║

　　║1951│ 958│　－　│　958 │　　－　║

　　║1952│ 989│　－　│　989 │　　－　║

　　║1953│ 846│ 1137 │　989 │　　－　║

　　║1954│ 863│ 1760 │ 2623 │　　－　║

　　║1955│ 873│ 1837 │ 2710 │ 148.37 ║

　　║1956│1123│ 2476 │ 3599 │ 127.11 ║

　　║1957│1399│ 2897 │ 4296 │ 128.23 ║

　　║1958│1265│ 2785 │ 4050 │　82.48 ║

　　║1959│1428│ 2398 │ 3826 │　78.36 ║

　　║1960│ 140│　 36 │　176 │　 0.34 ║

　　║1961│ 389│　227 │　616 │　13.58 ║

　　║1962│ 384│　225 │　609 │　 2.06 ║

　　║1963│ 419│　175 │　594 │　24.68 ║

　　║1964│ 485│　675 │ 1160 │　39.31 ║

　　║1965│ 455│　844 │ 1299 │　57.47 ║

　　║1966│ 526│　833 │ 1359 │　54.96 ║

　　║1967│ 527│　802 │ 1329 │　2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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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通渭縣誌》，第361頁。





　　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而征購任務又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早在1957年糧食征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政府動員群眾賣陳糧、吃陳糧。公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草衣、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進入1959年春天，定西地區糧食局勢日趨緊張。到5月20日止，全區庫存糧食僅有6208萬斤。銷售量每天平均達110多萬斤。由於上壹年秋後征購了過頭糧，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銷給農民。5月份，糧食供應面達45％左右（正常情況供應面10％左右），而且供應面繼續擴大，有可能達到65％。由於1958年上報的數都是大豐收，現在這麽大的供應面，很多人不相信，認為農村有糧食，要求供應糧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面對農村大量需要的糧食供應，省委提出“需要服從可能，銷售服從指標，安排服從調撥，農村服從城市”的原則。這就把向農民供應糧食壓到最低位置。同時，要求各地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加強糧食征購。根據這壹方針，定西地區壹方面對各縣提出了糧食控制計劃，另壹方面繼續向農村要糧。





　　大批農民因饑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壹起搞鬼，要進行打擊。”“剝樹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壞”、“鬧糧兇的地方，查了壹下，都有反革命集團”，還說“裝病、鬧糧、剝樹皮、要統銷糧、不論耍什麽花招，玩弄什麽手段，我們心中有底，頂住了這股歪風，絲毫沒有被假象所迷惑”。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算清不勞動、破壞生產、不合法收入三筆帳，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麽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征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又是壹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指標高，不敢講公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區從1958年以來產量壹年比壹年低，而征購任務壹年比壹年高。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正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省委決定將席道隆調往岷縣任第壹書記。岷縣的條件比通渭要好壹些，人口也多壹些，這壹調動對席道隆來說是壹個好消息。但是，省委有壹個附加條件：完成糧食征購任務以後才能到岷縣上任。為了早日到岷縣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嚴厲地手段加強征購。





　　1959年8月開始，通渭縣“反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縣長田步霄到基層搞調查，回到縣裏講了真話，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黨分子”，“小彭德懷”，多次批鬥。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身亡，時年35歲。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誓死不改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準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對著屍體開批判會。





　　反右傾鬥爭是完成征購任務的主要手段，對講真話的幹部動輒批判、鬥爭、撤職、開除、法辦，在鬥爭中普遍推、撞、打，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





　　壹方面睜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壹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





　　在隴川公社召開了壹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在講話中強調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征購任務壹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壹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裏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常河公社書記趙殿京聽完全縣電話會議以後，已經是淩晨兩點了，還坐在床邊不說話。縣團委書記孫毓業看他神情不對，問道：“怎麽啦？”趙殿京說：“明天完不成任務，讓我提兩個人頭來見。我趙殿京只有壹個人頭，哪有兩個人頭！”他們只好連夜下鄉搜糧食。





　　會後，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麽拿什麽，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如隴陽公社搜查了637戶，無償拿走了農民雜糧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銀元272枚，銅404斤，布30匹。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裏擋住，哪裏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裏。他們提出“壹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馬營公社黨委書記張學聖親自主持鬥爭，毒打群眾160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66人。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紙帽子遊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壹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壹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縣委第壹書記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壹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和土槍50多枝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





　　農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到臨桃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其實，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眼看著大批人餓死，席道隆也允許農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出臺的機會，將壹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匯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他的這些良心發現以後的表現，後來為他帶來了災難。





　　4、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壹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2000年8月，我在通渭召開的老同誌座談會上，兩位老人認為是壹位學生匿名寫信給譚震林，譚震林讓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接待這個學生。但是，幾十年了，誰也不知道這位學生的名字，也沒有人自稱是當年的這位學生。也有人說，中央兩位處長到過通渭，是他們向上面反映了情況。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壹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年，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壹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壹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反映了他們的工作情況：





　　2月9日，我們到通渭動員所有的幹部給社員送面粉、糧食上門，突擊安排群眾生活。2月21日到3月3日，召開100多人參加的縣委擴大會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揭發了席道隆為首的壹批破壞分子在領導通渭工作期間所犯的嚴重罪行。接著，各公社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縣委擴大會議精神，解決公社領導核心問題。同時向全縣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壞分子的罪行，進壹步發動群眾大張旗鼓的揭發批判。

　　……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壹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作者註）。……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壞農業生產。早在1956年初級社轉高級社時，他們就提出“分隊（小隊）生產，按隊分紅”的辦法縮小集體規模。將分配單位由原來的327個（初級社）變為644個。公社化後實行“四級核算以小隊為基礎”，分配單位縮小為1195個。並給小隊規定了許多不應有的權力。他們提倡大量土地“誰種誰收，誰收歸誰”，牲口分戶餵養。……碧玉公社黨委書記李廷傑還把土地分給社員，強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類分子，與他們勾結壹起殘害人民。席道隆壹再強調說“通渭的鎮反很徹底”，“五類分子破壞已經沒有什麽了”等等，1956年，席道隆就壹次釋放160多個犯人。在公社以上領導核心中有16名五類分子。….

　　嚴重違法亂紀，對勞動人民實施打擊報復。去年秋冬，他們為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罪行，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購任務”的名義，在全縣大搞“萬人鬥爭大會”、“大兵團作戰”搶劫群眾的糧食和財物，並設立社辦勞改隊，關押拷打群眾。……

　　破壞統購統銷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號召社員收割社裏的莊稼，並宣布“誰收歸誰”，在全縣幹部和群眾中瞞產私分和貪汙盜竊成風，直接影響征購任務的完成。……

　　開辟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進行走私活動。在壹些城鎮市場上，投機商販活動十分猖狂。商業局兩次從新疆（不是從國外──作者註）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資。





　　工作組負責人之壹的李坤潤2月19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





　　縣委第壹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59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造成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地、富、反、壞分子破壞活動囂張，抗拒公糧入庫，偷盜、私分、瞞產普遍發生。對此嚴重的問題，縣委又采取了極端錯誤的作法，以整社檢查團為名，組織大兵團不分貧富逐門逐戶進行大搜糧，組織萬人鬥爭大會，把貧下中農和五類分子壹起鬥爭。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饑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造中批評這個縣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指反右傾運動──作者註）深入，將自己的錯誤暴露出來，因此在去年10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後，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1960年3月10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78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劃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組負責人之壹、中共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1960年4月20日給省委書記張仲良寫的《關於通渭、隴西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列舉了席道隆的幾個錯誤：第壹，在政策中推行了壹條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壹條中列舉了劃小生產隊的經濟核算單位、對空閑土地誰種誰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縱五類分子（這壹條中列舉了席道隆1956年親自主持釋放了160多個犯人等）；第三組織上拉拉扯扯，宗派主義；第四，在手段上嚴重違法亂紀（這裏列舉的是“萬人鬥爭大會”“批辦勞改隊”等事例）。竇明海這個所告中還說“情況大為好轉，糧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眾情緒穩定，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實際上，通渭的饑荒還在發展，大批農民正在死亡。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壹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非常嚴重。以縣委第壹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壹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的推行了壹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籽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壹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壹些作用，也發放了壹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的問題，省委工作組卻認為是右傾造成的問題，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數相當於1959年的3.86倍。





　　20世紀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肅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上離休。我在甘肅調查三年大饑荒時，不少人提到他的錯誤。甘肅省原婦聯主任李磊的《悠悠歲月》中，記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饑荒中不少的惡行。但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縣誌》上，王秉祥卻是壹位救饑民於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年，本書作者到通渭采訪時，《通渭縣誌》的編輯張大發對本書作者說，1998年，《通渭縣誌》編撰定稿之後，送到甘肅省地方誌領導小組審查，當時任省政協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誌領導小組組長。《通渭縣誌》的審查稿壹送到，就引起了他的註意。由於對1958-1960年發生的“通渭問題”，《通渭縣誌》較為真實地記錄了王秉祥的功過。王秉祥看了之後，《通渭縣誌》上不僅刪去了記錄的他錯誤的壹段文字，還加上了這麽壹段：“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省、地委工作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況後，如實向中央、省委報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問題，並及時供應糧食，組織幹部、教師下農村搶救人命。”





　　由此可見，在大饑荒年代主政的幹部，如果在80年代繼續在當地主政或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這個地方的人口數據和歷史記載，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時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幹、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壹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中共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持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壹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這個看法的提出比“信陽事件”以後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早八個月。





　　5、揭蓋刨根運動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棉布110多萬尺，棉花6萬多斤，還有食糖、蜂蜜、紅棗等。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1200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142萬元，無償投資270多萬元，購買了牲畜4700多頭，添置修補農具4萬多件。





　　工作組負責人之壹的婿起雲向省委的電話匯報說，為了救人，工作組作了十二點安排：1，口糧壹律按6兩吃（每天供應量，當時秤是16進位，6兩即10進位的3.75兩──本書作者註），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斷糧現象發生；2，病人（即腫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兩糧食（相當於10進位的1.25兩），每月2兩油，停止勞動，免費治療；3，買糧有錢給錢，沒錢記賬；4，發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盡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信的第9條，要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宣讀，關於社員回家做飯問題，由社黨委提出意見，報縣委批準；7，有問題及時解決，公社解決不了的要及時上報；8，對斷頓、疾病、死亡、外流、幹部違法亂紀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實情況，報告縣委；9，隱瞞實際存在的問題、知情不報、不說老實話的，要嚴厲批評，不改的要給處分；等等。





　　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濟糧有“九個不供應”：地、富、反、壞、右、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富裕中農冒尖人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不供應。





　　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誌》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吃的問題。”這壹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面的壹次會議。蘭州會議是1960年12月開的，正是在毛澤東批示信陽事件之後，也是在《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之後。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補課”和抓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通渭問題。當時總的估計是，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的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裏。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壹貫道等24名，占15.2％，30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歷史問題的人8名，占22.6％”。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面的奪權鬥爭。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壹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壹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被“特訓”的人被認為是問題更嚴重的人。“集訓”和“特訓”都是集中起來進行揭發、批判、鬥爭。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1962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等上層幹部口頭上表示承擔責任，1962年5月13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定西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



七、對甘肅問題的處理和余波



　　1960年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討論了甘肅的問題，揭發了張仲良、何承華、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錯誤，認為他們的問題是“壹私壹左”，改組了甘肅省委，由汪鋒代替了張仲良的省委第壹書記的職務。新省委對部分地委書記如竇明海、劉逄皓、胡學義等也進行了揭發批判，改組了部分地委。同時根據信陽經驗，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在農村奪權，有幾萬人被批判鬥爭。信陽的壹條經驗就是對農村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新省委在1961年2月27日發出了《關於舉辦集中訓練班和特別訓練班的規定》。這個規定說：“凡是官僚主義分子，嚴重官僚主義分子，和其它有嚴重錯誤的分子，如不立即調離當地，就會阻礙整風整社運動，不利於發動群眾者，可實行集訓，凡是鉆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蛻化變質分子，對勞動人民進行了階級報復，殘害人民，不懲辦不足以平民憤者，應首先進行特訓。”根據這個規定，全省共集訓、特訓了10869人，其中集訓6105人，特訓的4764人。在集訓隊和特訓隊周圍架上了機槍，他們在裏面接受批鬥。但據甘肅省的老幹部說，被集訓和特訓的人數實際要比這個數大得多。





　　1962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為自己翻案，張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們。他們批評西北局蘭州會議“不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揭發批判缺點和錯誤，從中吸取教訓；而是否定成績，壹切皆非，壹味地揭發，壹味地批判。”他們認為，“甘肅沒有特殊錯誤，只有壹般性的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還批評“集訓、特訓打擊面太寬了。”“信陽經驗不符合甘肅的情況”“清水經驗是錯誤的”。





　　不僅是上述幹部要求翻案的.，1962年底，在執行錯誤路線而挨整的幹部中很多人有這樣壹種看法：甘肅省沒有特殊錯誤，只是同其它省壹樣的壹般錯誤。他們列舉了中央領導人當時如何支持他們的事例，說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頗有委屈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在省壹級幹部當中，在縣以下幹部中更為嚴重。在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轉報各縣委擴大會議對中央和省委負責同誌的壹些意見》中，比較集中反映了基層幹部的這種情緒。這個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報給甘肅省委的。現摘要如下：





　　甘肅出了大問題，中央壹些領導同誌親自視察，也曾派工作組到甘肅工作，對甘肅工作評價很高，卻沒有反映問題。

　　引桃工程中央知道，開工時發過賀電，朱德、習仲勛也視察過，沒有發現問題糾正錯誤。

　　譚震林同誌是主管農業的，全國農業出了問題與他有關。他曾說過‘糧食已經過關’、‘繩索牽引是農業發展的方向’，還說‘貨幣是貨幣又不是貨幣，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這是初級的按勞分配’。這些說法給下面的幹部增加了糊塗認識。

　　共產風，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都是中央提出來的，應該由中央負責。

　　劉主席視察河南工作時提出壹縣壹社，對下面影響很大。

　　‘五風’是上面刮起來的，下面的強迫命令是檢查團逼出來的。

　　省委講對過去的錯誤不查責任，可是張仲良、竇明海還是書記，而對下面不是集訓、特訓，就是撤職查法辦。省委、地委書記雖然沒有直接傷害人命，但下面違法亂紀是他們逼出來的。這幾年發生錯誤的原因是：‘上面出題，下面發揮；下面胡幹，上面支持’。壹切歸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年12月3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幹問題的檢查報告》中批評了基層幹部抱怨上級的情緒。報告中說，這種說法“是想把責任推給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惡毒的。”“甘肅的錯誤，有壹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特殊性錯誤是主要的，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謂特殊性，就是甘肅的錯誤，在多數情況下，是由張仲良等同誌的個人思想品質所造成的。”





　　從留下的歷史資料來看，說甘肅省的問題完全是張仲良的個人思想品質問題造成的，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公道的。在當時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饑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嚴重程度決定於“甚”的程度。張仲良的“甚”在哪裏？上述的報告中列舉了幾件事：1，中央曾規定國家給公社的投資，70％用於扶助窮隊，30％用於公社。而甘肅省改為全部用於水利建設和社辦企業；2，毛主席給六級幹部的黨內通訊，張仲良不但沒有貫徹執行，反而用自己的名義另發了“關於給生產小隊下放五項權利的意見”來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針是“以蓄為主，小型為主，社辦為主”他們改為“蓄引提並舉，大中小結合，小型為基礎，大型為骨幹”；4，中央規定反右傾只在黨內進行，他們卻在黨外搞反右傾鬥爭；等。現在看來，這些“甚”並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為嚴重。張仲良後來調到江蘇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由封疆大吏降為副省級執委官員。



第三章　天府饑魂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歷來以自然條件優勢、物產豐富而聞名於世。然而，在大饑荒期間，這麽壹個富饒的省份，卻餓死了上千萬人。





　　我多次去過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訪任務之後，我總要順手牽羊，收集壹點有關大饑荒的資料。2000年12月，考慮到即將退休，我利用最後壹次出差機會又專程到成都，集中壹個星期時間收集四川大饑荒的資料，還找新華社四川分社幾位經歷過大饑荒的老記者交談。用這些材料寫完四川這壹章後，又從網上發現了東夫先生的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他是專寫溫江地區的，文字很漂亮，他說“書中的每壹件事都是經得起查證的”。我又對這壹章再次改寫，本章中關於溫江地區和紅光公社的內容，除了註明出處以外，均取自他這本書。



壹、皇恩浩蕩、幸福無邊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舉行了壹次重要會議，即成都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第壹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三面紅旗”的中心內容。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這壹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會議是在著名的金牛壩招待所召開的。這裏的壹切設施都按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安排，完備的保衛、醫療及食品檢驗等機構，可以保證毛澤東的健康和絕對安全。從種種無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澤東出行的氣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對毛澤東的絕對忠誠。





　　毛澤東是3月4日到達成都的。第二天，壹位省委領導人陪同他繞城瀏覽。成都的城墻系康熙年間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澤東說：“北京的城墻都拆了。這城墻既不好看，又妨礙交通，進出城很不方便。城墻是落後的東西，拆掉是先進，不拆是落後。”毛澤東壹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墻當年全部拆除。





　　從小汽車的窗口中，毛澤東又發現壹道獨特景觀，這就是四川獨有特色的茶館。毛澤東認為，在茶館喝茶花錢太多，流露出不滿之意。隨行的四川領導人心領神會，四川省的茶館壹時絕跡。





　　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到成都市中心的耀華餐廳就餐。從此，餐廳就把他進過餐的地方布設為紀念館，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澤東到灌縣參觀都江堰。他指著腳下的離堆問：“這巖會不會被水沖毀。”答：“不會，這是粒巖，很堅硬。”毛又問：“壹百萬年以後會不會？”眾人無言以對。事後人們反復琢磨領會偉大領袖的深刻思想：“這確實是個關系到川西平原安全，關系到子孫萬代幸福的問題”，便用鋼筋水泥對離堆進行了加固。





　　3月16日下午，毛澤東睡完午覺起床，決定到鄉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車直駛郫縣紅光高級農業合作社。紅光社幾天前已經接到通知，說有中央首長要來視察。事先作好了準備。毛澤東信馬由韁向就近的壹戶農舍走去，邁開大步徑直進入農院。大家只好跟在後頭。毛澤東壹低頭進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溫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見壹個高大魁梧的人走進來，後面跟著壹大群幹部模樣的人。毛澤東問她入社沒有，何時入社，壹問壹答。當毛提到分多少糧食，夠不夠吃的問題時，站在壹邊的副社長代她作了回答。



　　1958年3月20日郫縣縣委辦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縣合興鄉紅光社談話紀要》最後壹段這樣寫道：





　　主席走後，當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隊的記工員說，當真是“龍行壹步，百花沾恩”。別人問他為什麽？他說：“春雨貴如油，下午主席來過，我們紅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證要增產，這不是沾恩又是什麽？”





　　40年後，作家東夫不無調侃地追述毛澤東離開紅光公社以後的情況：“自從毛主席到來的那個傍晚起，整個紅光社都沈浸在幸福和興奮之中。有幸見到偉大領袖的人驕傲而激動地向人們訴說每壹個細節，錯過機會的後悔不叠。人人爭相和握過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壹份幸福。人們長時間地回味、追尋和領會偉大領袖的每壹個動作、神態，說過的每壹句話每壹個字，走過的每壹個角落留下的每壹個腳印。人們籌劃著，要在毛澤東下車的地方修壹個‘幸福門’；把毛澤東走過的機耕道修成‘幸福路’，路兩旁植柏樹；修壹座紀念館；建壹座‘幸福亭’；毛澤東下過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過的溝上建壹座‘幸福橋’；根據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學取名‘幸福小學’；見過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後查出身，這18個孩子只有壹個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萬分的溫幺娘把毛澤東在她院子裏看過的小橘子樹取名‘幸福樹’，把毛澤東路過的菜園改成花園，叫‘幸福花園’，毛澤東把弄過的水煙鍋和烘籠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來。”





　　幾千年的專制統治，把中國老百姓鑄就出十足的奴性。他們崇尚皇權，迷信皇權，總是把福祉寄托於壹個好皇帝。紅光公社出現的這種崇拜狂熱，正是源自於深厚的皇權土壤。在這種土壤上最容易生長出個人崇拜的毒菌。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上層，正好利用這種專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個人崇拜。就在這次成都會議上，針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個人崇拜，毛澤東兩次提出他主張個人崇拜。壹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講話，壹次是在3月18日陳伯達發言中的插話（見本書第十五章關於成才會議的記述）。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對毛多有吹捧。陶鑄、柯慶施主張對毛澤東要有迷信。柯慶施還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三面紅旗”和對毛澤東的迷信、盲從，是造成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成都會議是制造這兩個禍因的重要壹環。





　　成都會議給天府之國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災難，這災難遍及全國。



二、“三面紅旗”鼓狂飆



　　“三面紅旗”鼓起了橫掃四川的狂飆。





　　首先是颳起了“浮誇風”。7月底，雙季稻早稻收割，紅光社首次放出壹顆畝產3752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旁，這裏的幹部下定決心，壹定要它長出好莊稼，才出出這顆衛星。





　　8月5日夜晚，郫縣縣長高義祿宣布，全縣早稻平均畝產1030斤，比去年增加壹倍，獲全省冠軍。全省目前出現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衛星”都出在郫縣。高縣長說：“這是毛主席來郫縣後照出來的紅光！是人民沖天幹勁開出的鮮花！”





　　接下來是緊鑼密鼓的放衛星比賽，各公社放出了壹顆比壹顆更大的高產衛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壹書記宋文彬率領地委常委趕赴犀浦。上午參觀，下午開始收割，壹百多農民湧進這塊只有壹畝多的田裏收打，縣委的驗收團驗收，地委常委、組織部長郭嵐親自把秤。又要放出壹顆更大更大的衛星。





　　此時，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李井泉不在，使這顆“衛星”的發射遭到重大挫折。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的幾位水稻專家說是顆衛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時才移並在壹起的。”主管宣傳工作的省委秘書長閻秀峰只好宣布：“各報不要發表這顆衛星的消息。”





　　根據閻秀峰的指示，《四川日報》28日沒有刊登犀浦高產“衛星”消息。而《四川農民日報》因為總編沒有參加27日閻秀峰主持的會議，第二天（28日）卻用整個頭版大張旗鼓地作了宣傳報道。





　　成都市和各縣看了《四川農民日報》的報道，前來犀浦參觀的人將這塊田圍得水泄不通。收打完畢，經“驗收團核定”，當場宣布這塊田畝產為45217斤5兩8錢。





　　真實情況是，稻子是8月13日才並在壹起的，比縣委堅持說的7月13日並栽的時間整整晚壹個月。也就是說，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後移到壹起的。地委第壹書記宋文彬得知真相後，通知郫縣縣委：壹、公開召集群眾大會承認錯誤；二、作書面檢討；三、給做假者以處分。宋隨即趕往成都，向閻秀峰作了匯報，閻表示同意宋的處理。





　　縣委的檢討還沒送上來，地委就挨了壹記耳光。9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蘇方的壹篇特稿“衛星田畔慶豐收”，肯定了這顆假“衛星”。





　　地委剛剛接到郫縣的檢討報告，又挨了壹記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爆炸性新聞：郫縣友愛鄉畝產突破8萬斤！這是到這天為止全國最大的高產“衛星”，四川第壹次在高產衛星上奪取全國冠軍。





　　《四川日報》發表這樣的消息，是因為第壹書記李井泉從北戴河回來了。《四川日報》是李井泉的喉舌。他親閱、親審，甚至連何日見報、登幾版幾條都寫得清清楚楚，報社的總編輯完全聽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參軍。到廣東後曾任東江特委秘書長，1930年到中央蘇區，1931年任紅35軍政委，長征時任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抗戰時任八路軍120師358旅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晉綏分局書記。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書記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幹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對他不在家時發“衛星”受挫很不甘心。在壹次省級機關會議上，特別通知溫江地委領導到會，李井泉對宋文彬說：“郫縣的4萬斤田是假的，妳們搞塊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認這顆衛星的“既成事實”，要恢復郫縣的名譽。





　　只要李政委壹個暗示，下面會聞風而動。他的態度如此明確，地委迅速作了檢討，承認對“少種、高產、多收”的態度不堅定，對郫縣的成績鼓勵支持不夠。這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





　　“放高產衛星”只不過是浮誇風的壹個側面。郫縣的壹個報告說：“浮誇風我縣各級都有，普遍而又嚴重。”浮誇風首先在產量方面，接著擴展到生產方面，從種到收，其間每壹個環節都有浮誇上報的“神仙數字”、“躍進數字”。有的上報“平均每畝地下肥幾十萬斤”，“增種面積超過原有的面積幾倍”，後來在各方面都有浮誇風。





　　並社，人民規模越並越大。郫縣把紅光、晨光等壹部分本來規模較大的社又多次進行了合並。兩年大並三次，有的竟連並七次。最大的管區有1100多戶（北方村莊大，1100戶不算大，四川的村莊，小居住分散，上千戶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飯人口達1420人。吃壹頓要走七八裏路。並壹次社和並壹次食堂，就打亂壹次所有制，物資大共產，財產大破壞，幹部大調動。並社以後幹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邊界，社員間互不認識。





　　大辦鋼鐵。全四川幾天之內豎起幾十萬座土爐子，成千上萬的煉鐵大軍不分白天黑夜大幹。無煤無鐵礦的溫江地區，也抽調50萬以上精壯勞力，由各縣第壹書記親自帶隊，組成煉鐵大兵團，背起背包、糧食，扛起鋤頭、扁擔浩浩蕩蕩地向西部山區進發。沒有煤就砍樹，沒有礦就挖遍山上的各個角落。煉鐵大軍吃住在山上，還得有千千萬萬的支前大軍做後勤保障。崇慶縣的煉鐵兵團需要磚砌爐子，縣上組織數萬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墻，不分晝夜往山上運磚。城鎮各單位無壹不是爐火熊熊，家家戶戶的金屬器具，從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進了爐子，變成質量低劣的土鐵。四川還創造了“大窯煉鋼”工藝：選壹塊山谷凹地，將周圍山上的樹木剃頭似的砍光，壹層木頭、壹層礦石的填滿，然後放起大火，連燒數日，待木頭燃盡，摳出燒得礦石不是礦石、鐵塊不是鐵塊的黑東西，敲鑼打鼓地擡去報喜。





　　公社化和大煉鋼鐵是以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開路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把壹切“白旗”、“灰旗”、“黃旗”統統拔掉。強大的政治壓力掃除了障礙，共產主義的臨近煽起了熱情，壹切狂想和胡鬧，暢通無阻，愈演愈烈。





　　“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也成了壹股狂風。溫江專區規定的深耕改土程序為：壹、用犁犁或用鋤頭挖第壹層“表土”；二、把表土搬運到壹邊；三、翻第二層“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潑糞水；七、將熏土敲碎、鋪平；八、在熏土層上施渣肥、堆肥、老墻土千腳泥等；九、將表土搬回、鋪平、耙細……如果是放“深耕衛星”挖地數尺，以此類推。把精耕細作了幾千年的土地徹底翻了身。





　　為了解決牛力和勞力緊張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繩索牽引”的深耕工具，據說可以提高效力若幹倍。“繩索牽引”實際上是人牽引，田邊支壹個絞盤，壹根強繩子拽住犁，若幹人推動絞盤牽引犁田。《人民日報》報道，溫江專區以每天壹千部的速度制作繩索牽引機。《都江報》說，大邑縣委書記侯憲親自督戰，全縣苦戰五六晝夜，就實現了“繩索牽引機化”。





　　壹時間，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墳場壹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區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煙霧彌漫。在紅旗招展下，成千成萬的深翻大軍，按照軍事化的編制，壹隊隊的擺開陣勢，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地在田野裏戰鬥。大邑縣在壹半主要勞動力上山煉鐵的情況下，從十多歲的小孩到七十歲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運動中來，組成“野戰兵團”，打破鄉社隊界限，采用運動戰、陣地戰的方法，四處安營紮寨，輪番轉移作戰，“白天緊張勞動壹天，天黑又連續夜戰”。





　　大煉鋼鐵、修水庫、電站、鐵路、公路、工廠，壹批批的男勞力離開了田土，僅修建後來半途而廢的岷江電站和成灌鐵路，溫江專區就調集了10萬民工。





　　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使得幹部的權力無限擴張。瞎指揮、欺壓百姓、打罵農民就成了家常便飯，特權發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揮路、豐產路、園田化，大拆房子，大搬遷，大調勞動力。榮縣除了1958年大刮“共產風”以外，1959年秋天種冬小麥時又刮壹次，1960年插秧時再刮壹次。“共產風”和瞎指揮是同時發生的。為了種“豐產路”（即不惜代價地把馬路邊的田種好，取得豐產──主要是給上級領導和參觀的人看的），搞“大兵團作戰”，縣委提出了“壹切勞動力、牲畜、農具、支援豐產路”的口號，說是支援，實際是無償調拔。“大兵團”走到哪裏，幹到哪裏，吃到哪裏，在哪裏天黑，就住在哪裏，“共產風”也就刮到哪裏。對“豐產路”的莊稼要求“美觀好看”，條播要“隔山對行”，做成“梯子式”、“寶塔式”、“樓臺式”，還要寫字編號。由於形式主義的“嚴格”要求，壹再返工，幾十個勞動力壹天才種壹畝田。長山公社100多人種壹分地，壹天壹夜沒有種完。由於只顧路邊田，離路較遠的田大面積荒蕪，全縣四分之壹的耕地拋荒。在全縣範圍內並隊、並食堂、並房屋。長山公社2870戶就有1133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壹間房屋住幾家，壹家分幾處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豬圈、牛欄。社員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遷而遭受巨大損失。食堂合並以後，原來食堂儲備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時合並了。這樣的反復折騰使社員壹無所有，有的說：“只有壹雙筷子、壹個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進肚裏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說：“連我們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幹部們卻說：“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理區把公路兩旁8華裏長、1華裏寬的2000多畝的面積上的180多間房子拆毀。全縣不完全統計，共拆房子12000多間。有的三姓人家同住壹間房子，有的公婆兒媳同住壹間。在這壹間房子內還在關雞鴨，又擠，又臟，又臭。拆房子時，幹部根本不同社員商量，私自敲門鎖，將社員衣物拋棄遍地，頃刻間就把房子變成壹堆瓦礫。有些外出人員回來不見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兒女，傷心痛哭。有的地方讓社員壹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區幹部隨意搜查社員的家，見什麽拿什麽。為了報復幹部，有的社員捉壹條活蛇放在米壇子裏，幹部搜查時，手伸進米壇子裏，差壹點被蛇咬傷





　　“共產風”使農村生產力大受破壞，農具大量丟失。樂山縣通江公社柏楊管理區1958年共有中型農具2686件，到1961年僅剩515件，兩年多共丟失2171件，丟失了82％。農具嚴重缺乏使生產造成了重大損失。該管理區第4生產隊原有曬席110床，丟失了93床，1960年收獲水稻時，因缺曬席，翻曬不及時，稻谷生芽2萬多斤，占總產量的18％以上。第壹生產隊原有犁、耙106架，丟失96架，因此，不能及時整田趕上插秧，使80畝中稻遲插20多天，還荒田30畝、地60畝，減少糧食產量3萬多斤。





　　樂山縣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區，共七個生隊，470戶，1775人，800個勞動力，耕地面積2783畝。由於生產上的瞎指揮，1960年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糧食產量比上壹年減少了25.7％。瞎指揮是十分荒唐的：





　　壹切強調“統壹”、“壹致”，強調“整齊劃壹”。在水稻育秧時，上級規定秧田必須“瓦背式”，通道必須很直，壹些已經撒了谷種並且發了芽的秧田，由於不符合上級的要求，讓農民把發了芽的谷種壹粒壹粒地拾起來，重新整田撒種。洋芋壹律要帶狀種植，43畝地沒有按統壹規定種植的洋芋，苗已經長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經結了小洋芋，也要挖出來重栽，結果大幅度減產。插秧要求“對路開廂，順路成行”，為了插得直，下田必須帶尺子和繩子，不合要求就壹律返工。





　　種植不看季節，不看氣溫。氣溫已經很高了，還強令社員用火溫床育紅苕苗，結果烤壞紅苕11000斤。還規定“霜降”前不準挖苕，誰挖紅苕就說誰破壞生產或企圖瞞產私分，結果，“霜降”過後氣溫很快降低，挖紅苕已經來不及了，大量紅苕爛掉。春耕大忙季節，本應集中力插秧，卻讓大批勞動力去搞“園田化”，結果到了“谷雨”、“立夏”，過了水稻直播季節。





　　種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畝深田、冷浸田，本來只適合種中稻，不宜種早稻，上級卻強迫種了早稻。100多畝適合種紅苕的地卻強迫農民種了包谷。這兩項起碼少收糧食4萬多斤。





　　1958年，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搞“大兵團作戰”，把全區7個隊的幾百個勞動力集中在壹起搞深耕，實行“軍事化”，180人挖壹畝多的壹塊田，挖了壹天壹夜，麥種用了60斤，結果收成還不夠種子多。勞動力集中以後，其它各隊都誤了生產季節，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隊共有田129畝、地172畝，1959年小麥只種了40多畝，而且是在冬月（即農歷11月）間才播下去，結果小麥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63.14％。在農業大忙季節，還把大量勞動力調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節也誤了。壹些公社在全社範圍內統壹調配勞動力，把這個隊的人調支另壹個隊去插秧，把另壹個隊的人調到這個隊裏除草。大批勞動力“東壹站，西壹站，抱著鋤頭到處轉。”效率低，勞動質量差，大片土地被拋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蕪土地5400多畝，插秧季節已過而沒有插的有1000多畝，插秧後因管理不善而沒有收成的有4000多畝。





　　長寧縣桃坪公社中壩管理區，說是執行中央的“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將95.2畝的可耕地劃為休閑地，致使糧食減產。



三、李井泉狠開“頂風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了亂子，中共中央采取了壹系列糾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制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說壹不二。他的地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成都會議全體到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讓李井泉坐在他的身邊。壹個多月後的八屆五中全會，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壹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慶施兩人。這樣，李井泉不僅是四川王，還是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為李井泉能從“最根本處”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采取了壹些“降溫”措施，中央發出的壹些文件，也有壹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他這種態度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批評，7月23日廬山會議轉向以後，他成了最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李井泉這種“頂風”態度表現在壹系列的政策上。





　　其壹，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堅持大躍進。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躍進任務。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小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所謂管理區，就是在生產大隊和公社之間的管理層次，比“隊為基礎”的“隊”高兩個層次。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四川省絕大多數公社實行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不久，他還對核算單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區還心痛不已，他說：“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廣新技術很快，現在體制壹改變，按他們的意願就把新技術都頂回來，有問題了，生產全由農民搞嗎？還要無產階級幹啥？”





　　其三，繼續推行1958年那壹套高指標和瞎指揮。1959年4月19日省委發布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面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李井泉還提出在農業上“搞幾個運動，田間管理，農田水利，積肥造肥，包括養豬，全省每年增加壹千萬頭豬。”“中央明年以農業為基礎，我們還是要大搞鋼鐵，明年搞150萬噸鋼。”“九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項規定”。4月26日，將這“八項規定”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在這個文件的批示中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松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壹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註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壹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自大躍進以來，吹得最熱鬧的當數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廣東等省。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他們中大部分開始轉舵，有的還糾正得較為徹底。只有四川沒有轉舵。最能表現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小隊幹部的壹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壹封《黨內通信》，寫信的對象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談了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1958年底糾偏以來，他走得最遠的壹次。對高指標、密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其它方面，說了壹些實事求是的話，降了溫。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告誡人們：





　　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壹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壹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壹定要有，假話壹定不可講。





　　中共中央辦公廳先用電話把毛澤東的這封信傳達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應當立即傳達到小隊幹部。可李井泉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井泉壹再強調，對毛澤東這封信“要從積極的方面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項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1959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井泉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壹條明令將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他們說：“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面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井泉壹不做二不休，幹脆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井泉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5月14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壹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井泉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毛澤東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廖誌高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毛澤東本意。溫江地委第壹書記宋文彬在會上表示自己是“穩健派”，話壹下就傳到李井泉那裏，正在川北視察途中的李井泉連打幾次電話給宋，斥責宋是在“散布冷空氣”，接著李井泉又打電話告訴宋，說3×7寸密植要堅持搞，他說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針對毛澤東《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壹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壹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他就後壹種假話辯解：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主要還是國家要多拿壹點，農民想多吃壹點的矛盾……我們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油料少了，爭奪糧油的問題。憑良心說，我們還是想國家多拿壹點，妳就不想國家多拿壹點嗎？”





　　如此明目張膽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澤東對抗嗎？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他對毛澤東有絲毫不忠。他的“反調”是出於壹種自信，他相信他比別人更理解毛澤東，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更符合毛澤東的壹貫思想，不會有風險。





　　的確如此。





　　1958年底到1959上半年中央發布的壹些糾偏措施，被壹些幹部看得過於認真。這樣的幹部事後吃了大虧，有的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實上，毛澤東在釀成1958年大錯的根本的問題上（即“三面紅旗”）從來沒有未動搖過，他要糾正的，是壹些方法和作風問題，方法和作風問題壹經糾正，還要繼續大躍進。





　　就在毛澤東唱低調的時候，李井泉壹再強調，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肯定，大躍進必須繼續進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這樣壹個根本的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壹面批評搞浮誇風、共產風和窮過渡，同時又表揚這些刮五風的幹部：“他們表現了作為壹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種非常寶貴的積極性“應當堅決加以保護”。





　　李井泉不愧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他從毛澤東的壹些講話中，能透過表面，揣磨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並努力貫徹。毛澤東在《內部通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面規定的高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澤東心底裏喜歡高指標，所以，省委的高指標不變。眼下正在插秧，毛澤東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裏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調查，發現四川對插秧有規定，即“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即只有行距，沒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員不願意，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據此就在他“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分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上，他反對過分密植，同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讓田家英報在公社稀壹點。





　　對壹切在“三面紅旗”方向上稍有後退的政策，不管來自何方，李井泉是壹頂到底，毫不讓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中規定：壹、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壹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餵養。三、恢復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餵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四川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壹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餵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四川壹直沒有實行恢復自留地和毛豬私養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壹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壹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只要實行了這壹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當時全國許多地區食堂壹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余自得”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





　　1959年6月11日，中央發出壹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





　　壹、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

　　二、恢復自留地。不管社員餵不餵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

　　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

　　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後林木果樹。





　　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壹樣，中央的這個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





　　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布，不準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總之，從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間，中共中央的壹切糾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這樣“頂風”，壹直頂到廬山會議之前。





　　1959年的廬山會議“神仙會”階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當輕松，會上提出了很多批評大躍進的意見。在揭露1958年以來的問題時，李井泉卻不輕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組開會時，田家英再次談到下面受壓虛報產量的問題。田家英的發言受到李的壓制“以致講不下去”。7月23日，“硬著頭皮頂住”的毛澤東終於開始反擊，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這壹賭註開始大量進賬了。7月23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講到公共食堂問題時，表揚了四川：





　　還有壹個四川、壹個雲南、壹個貴州、壹個湖北，還有壹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百分之九十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壹邊站，試試看，拼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三分之壹的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壹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麽，壹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





　　廬山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迅速左轉，李井泉上半年頂風“算是頂對頭了”。他輕松而自豪地說：“我們去年在瀘州地區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去年這壹年我們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壹些東西中是有消極的東西的要檢查壹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壹個指示。”毛澤東對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穩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獲得了“政治大豐收”。因為李井泉的政治大豐收，四川發生了大饑荒，四川省的饑餓時間最長。



四、四川省饑餓的時間最長



　　四川省的饑餓始於1958年冬，結束於1962年秋。四川農民整整餓了4年，是全國饑餓時間最長的省份。





　　綿竹縣紅旗公社共有125個食堂，除有8個食堂的口糧因種蔬菜由國家供應以外，有65個食堂、15146人於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後斷糧。有25個食堂、4644人於1959年2月15日斷糧，有25個食堂、6708人於2月底、3月初斷糧。僅有兩個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沒有糧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給豬、牛的飼料的粗糧吃完了，有的把當年的谷種也吃了。自斷糧以來，每天出工人數減少，幹活只有5小時左右，效率很低。





　　紅旗公社1958年糧食大豐收，為什麽到冬天就沒糧食？這個報告說：第壹，去年大搞鋼鐵時，全社抽5400多個勞動力上山，每人每月帶走45斤米，上山5個月，共帶走66萬斤大米，折原糧94萬斤。第二，去年“大兵團作戰”時，放開肚子吃，由兩餐改為三餐，晚上“夜戰”還要加壹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該社放開肚皮吃了兩個月，共超吃糧食160多萬斤，相當於兩個月的口糧。第三，去年征購時，糧食部門要求“放衛星”，僅統購糧食壹項，就多入庫60多萬斤。第四，去年秋收時，因勞動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沒有及時收割，拋撒過多，紅苕、黃豆損失更多。每畝田損失糧食30－80斤。糧食收回後又沒有保管好，又發生嚴重的黴爛現象。其中，紅苕黴爛最多。





　　糧食短缺，人口減少，生豬大量死亡。李井泉對這樣嚴重的問題卻大加掩飾。他不相信沒有糧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上說：





　　有些同誌認為高產衛星是假的……這很顯然是懷疑的，不相信別人的經驗，這屬於什麽性質的問題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對於生豬大量死亡作出解釋：





　　我大概算了壹下，算死了300萬頭，就算死了400萬頭，我們全省12月以前有3700萬頭，三千嘛，三百嘛，這是壹筆帳。另外還有幾筆帳，第二筆帳，大概300萬頭裏面可能殺吃的，就占壹半，真死了占壹半；第三筆帳，死的當中，病死了壹部分，中間大豬吃小豬，三分之壹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該死的；第四筆帳，據說窮隊死得少，富隊死得多，富隊裏面富裕中農不愛護，也還有地主、富農整死了壹批；第五，我們去年下放了壹批豬。我有這五筆帳，我說不該死的豬大約有100萬頭。還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





　　“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是毛澤東常講的成績和缺點的比例。當李井泉還滿足於“九個指頭”成績當中的時候，饑荒繼續發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簡陽縣工作組報告，浮腫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個大隊，其中因腫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為青壯年。由於飼料不足，生豬大量死亡，解放公社壹個耕作區，由4000多頭減少到2600多頭。





　　饑餓不斷發展。





　　鹽源縣新民公社共有10個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個絕糧。其余2個食堂到6月初就沒糧食了。現在，大人上山挖棉茍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產無人過問。牲口整天沒人趕出去放，同樣餓著。已趕上山去放的，飼養員只顧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樹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組織社員進行小春脫粒時，社員壹邊脫粒，壹邊吃生麥子。





　　可悲的是，即使處於這種情況，幹部們還不承認沒有糧食，還下大力量征購夏糧入庫。征購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瞞產私分。這些使饑餓繼續發展。





　　長寧縣桃坪公社從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夥，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糧食由社員自行解決。社員只好挖野菜和觀音土（這裏稱為“仙泥”）吃。大河管理區4月份餓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餓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總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書記閻紅彥在仁壽縣考察工作時給省委的信中談到，六月中旬發現缺糧情況嚴重和被迫停夥的食堂有1918個，占食堂總數11437個的16.9％，約有15萬人。縣委匯報說患腫病人數56289人，占總人口的5％，個別生產隊占總人數的30－50％。截至20日止，因腫病死亡197人。閻紅彥的數字是縣委匯報的，壹般情況下，縣委總是少報腫病和死亡人數。閻的信中反映幹部強迫命令的情況：方家公社勝利管區去冬在收購棉、糧、廢鐵時，將群眾集合在出工之前，強令群眾交出家裏的鑰匙，群眾下地後，幹部挨家搜查，將群眾家裏的糧、棉、鐵器壹律拿走。這個公社今年由於未完成春耕生產任務和夏糧征購任務，遭到罰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幹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區60％的小隊長挨打被鬥。基層幹部打群眾的情況也相當嚴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從簡陽報告，腫病更加嚴重起來。全縣有3萬多人發生腫病。石橋每天有2000多人買“肥幾粉”（壹種沒有營養、對身體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紅苕，還有兩個月，可能要出大問題。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餓死人很多。綿陽石馬公社總人口7531人，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間，死亡946人，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2.56％。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社員就處於口糧不足的饑餓狀態。1959年大春收獲後就開始斷糧，各食堂在中秋節前後就沒有口糧了，壹個多月間只吃菜和紅苕葉子，11月進入紅苕收獲期，邊收邊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紅苕。吃了20天紅苕以後開始吃種子，每人每天2－3兩糧食（16進位）。由於幹部多吃多占、層層克扣，社員連這二三兩也吃不到口。在這期間幹部還以“反瞞產”、“反偷盜”的名義，對社員進行捆、綁、吊、打，任意扣飯，任意搜刮社員財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管理區1958年有420戶，1818人，到1961年統計，只有344戶，1138人，兩年間人口減少37.4％，勞動力減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個多月內，死於幹瘦病的有396人，占總人口的21.7％。這個管理區有壹個食堂原有141人吃飯，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壹半。祠堂灣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絕8戶。第四生產隊社員郭世義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壹個小孩，死人沒人去埋。這個管理區由於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個灣（自然村）沒有人煙。外地來人辦事，找不到壹個引路的人。





　　壹份又壹份死亡報告送到李井泉手裏，李井泉卻無動於衷。1960年初，正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





　　主席（指毛澤東）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國各地要把食堂搞起來，糧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學習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證搞上去。我說四川的絕大多數是堅持下來了，而且有些辦得像連隊的夥食壹樣。主席說，那樣難，要辦得像連隊夥食那樣。這件事妳們看怎麽樣？（參加會議的同誌說：不會出什麽大的問題）妳們那些縣委書記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糧食掌握在誰手中。掌握在個人手中就不好辦。個人有糧，就不在食堂吃飯。我們要下決心，在三、四、五幾個月內，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要進行激烈鬥爭。

　　應該規定幾條，如：幹部壹律到食堂吃飯，幹部掌握的糧票壹律要收回，他們到食堂吃飯，才會關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員會，召開食堂代表大會。糧食分配要堅持等價交換原則下的平均主義，這個平均主義是革命的平均主義。壹個管區內的口糧標準要統壹。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復和發展的問題，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壹步……去年這壹年我們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壹些東西中，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壹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壹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該是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問題上，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李井泉在這個座談會上最為得意之處（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糧食不能掌握在個人手裏，堅持辦食堂），正是四川省饑餓持續時間長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基本是壹致的，這也是饑荒在全國範圍內持續三年之久的原因之壹。





　　對於下面反映上來的嚴重情況，李井泉卻是輕描淡寫。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書記會上講話說：





　　在生活安排中，我們全省有那麽幾個縣，很突出的那麽幾個縣，如眉山、廣漢、秀山，都有那麽壹片片，聽說這些問題比較突出，需要解決，現在已經解決了，領導有的調換了，安排生活的糧食拿去了，糧食通通的不下放，生產也起勁了。總之，這個問題要解決好，缺種子，缺肥料，沒豬，豬死了壹部分，甚至個別隊死了大部分……華陽縣委書記三個月不下鄉，他住的那個公社卻死那麽多豬。還有個管理區死人，腫病那麽嚴重，這就是官僚主義。





　　顯然，最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是下面的幹部，而是李井泉這些高官。由於他們不敢正視現實，使情況越來越嚴重。





　　1960年2月，糧食部在四川南充召開了為期5天的全國糧食廳長會議，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壹份來自有關部門的檔案記載，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2月9日講話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天兩稀壹幹，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會上提出“學四川，學南充”。四川省向會上提供的材料說，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經安排落實。





　　四川的官員們打腫臉充胖子。其實，這幾年四川糧食非常緊張。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有壹個統計數字。





　　表3-1 1957-1961年四川省糧食基本數據（單位：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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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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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量│465.10│495.00│368.30│323.9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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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購量│110.88│121.58│129.28│ 95.37│ 65.57║

　　╟───┼───┼───┼───┼───┼───╢

　　║銷售量│ 59.09│ 92.70│101.37│ 87.43│ 69.68║

　　╟───┼───┼───┼───┼───┼───╢

　　║調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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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產量為原糧，其它兩項為貿易糧。產量為生產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從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凈調出糧食（征購量大於銷售量）省。為了便於比較，將產量原糧換算成貿易糧（原糧除以1.15），減去征購數，加上銷售數就是省裏可以支配的糧食。1957－1961年分別為：352.64億斤；401.55億斤；292.35億斤；273.71億斤；230.02億斤。按人口平均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這個數字包括工業用糧、種子、飼料、口糧。





　　這裏還要為李井泉說壹句公道話，他也不是完全壹門心思向上多交糧食。在糧食征購指標上，他也曾向中央討價還價。在有關檔案館裏，還保存他給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糧食部黨組安排1960－1961糧食年度四川征購指標為118億斤，1960年8月5日，李井泉給李先念寫信要求降為108億斤。信中說：“今看到中央同意糧食部黨組1960－1961年的糧食安排意見，其中關於四川糧食征購數字仍沒有加以調整修改。關於這個問題，省委曾再三考慮過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購108億斤，建議仍按我上月22日報告意見將征購數字加以調整。”最後的結果還是沒有采納李井泉的意見，征購數為129.28億斤。當然，李井泉不會直接向毛澤東討價還價。在中央部門領導面前他爭取壹些地方利益，更有條件使他在毛澤東面前說大話、說假話。





　　用表3-1的數據再加上人口數據，我們計算出每人全年糧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產量由原糧換算成貿易糧，（產量－征購量＋銷售量）就是凈留給四川省的糧食。再按總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凈占有糧食。這不是每人的口糧，其中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





　　表3-2 1957-1962年四川省人均凈留糧食(貿易糧)





　　╔═══════╤════╤════╤════╤════╤════╗

　　║　年　　　份　│ 57－58 │ 58－59 │ 59－60 │ 60－61 │ 6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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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量（億斤）│ 404.43 │ 430.43 │ 320.26 │ 281.65 │ 22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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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凈留糧（億斤）│ 352.64 │ 401.55 │ 292.35 │ 273.71 │ 230.20 ║

　　╟───────┼────┼────┼────┼────┼────╢

　　║總人口（萬人）│6945.20 │7081.00 │7077.90 │6897.30 │6459.20 ║

　　╟───────┼────┼────┼────┼────┼────╢

　　║人均凈留糧(斤)│ 507.70 │ 567.10 │ 413.10 │ 396.84 │ 35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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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據表3-1及相關人口數據計算。





　　由表3-2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凈占有糧食，1959－1960年糧食年度只有413.10斤（貿易糧），扣除工業用糧、扣除工業用糧、城鎮的供應糧，扣除飼料和種子，大概不足200斤。1960年和1961年的情況更差。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範眭回憶：





　　那些年，我分工采訪財經，對四川的糧食情況是清楚的。四川是個糧食調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調出32.24億斤，三年“大躍進”放衛星，創高產，大話說過了頭，連續三年減產，1960年產量比1949年減少了30億斤，但糧食外調任務有增無減，1960年達到68.4億斤，比過去增加壹倍以上。從1959年起，三年內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原來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於強迫命令征了過頭糧，糧庫告罄，春荒沒有返銷糧，農民只好餓以待斃。三年災難期間，四川的壹千多萬人就是這樣活活餓死的。





　　範眭這裏“外調任務”比檔案中的“征購量”、即上述糧食部提供的數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調任務以後，中央再給四川增加了調出任務，糧食部說的是貿易糧，也可能範眭說的是原糧，1斤貿易糧相當於1.15－1.2斤原糧。





　　當年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廖誌高的回憶數和範眭說的比較壹致。廖誌高回憶說：四川省歷來就是調出糧食多的省份。“壹五”期間，共調出糧食162.77億斤，平均每年調出32.54億斤。1958年開始連續三年大減產，而糧食外調任務卻連年增加。1958年外調39.6億斤，1959年外調49億斤，1960年外調68.4億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為什麽中央壹再向四川追加任務？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壹些。後來被傳為“寧肯四川餓死人，也不能讓京、津、滬餓死人。”





　　1960年4月4日，壹份向省委的報告反映，金堂縣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應4兩糧食（相當於10進位的2.5兩），沒有菜。五愛管理區287個勞動力，70多人生病（餓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還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幹活，躺在田埂上睡覺。公社黨委第壹書記強調“我們不當伸手派”，不向上級要糧食。而幹部不在食堂吃飯，另外開夥，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從開縣向省委報告，目前口糧接不上紅苕產新，食堂處於半停夥狀態。有的食堂名存實亡，有些食堂吃紅苕葉子和南瓜葉子當頓飯。紅苕葉子吃完了，影響了紅苕的生長。趙家公社人和管區第三生產隊207人因浮腫病死了91個，土地荒了壹半，水稻平均每畝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當中，還有不少浮腫病人。但是，開縣的幹部還認為糧食被瞞產私分了，還搞“獻糧運動”，口號是：“人人交待，人人過關，自己檢查，大家提意見。”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縣委報告，本月18日統計，1－10月13日止，全縣共死亡15544人，占農業人口總數的4.5％。據省委壁山工作組1962年1月19日報告，1961年，大興公社死亡839人，占總人口的10％，其中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占死亡人數的67.9％。另據中共壁山縣委1962年1月2日報告，自1959年以來，死亡率不斷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總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約20000人，占總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農村死亡20987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按縣上述數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5％。壹般說來，縣委上報的死亡數總是縮小了的，這還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數。





　　綿陽縣松椏公社是壹個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的地方，但從1959年到1960年兩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總人口的13.2％。





　　廣漢縣金魚公社的不完全統計，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為幹部。連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為7.7％，1960年2月，這個公社出現浮腫病人1000多人，公社領導人隱瞞不報，反而向縣委報喜，說全公社只有6個病人。這裏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數，1961年以後還繼續餓死人。





　　1961年秋後，全國很多省份開始走出饑荒，而四川省還處於嚴重的饑餓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風整社達縣工作團檢查組，提交了壹份渠縣群眾挖吃觀音土的調查報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峽公社文興大隊的20多戶人家，有15戶在蒲家山挖觀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來愈多，蒲家山壹處不夠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嚴重，挖土吃的已擴大到三個區十八個公社。

　　我們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龍鳳咀等四處調查的結果是，被群眾挖空的土估算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約有壹萬人次，挖走的土50萬斤左右。群眾在挖土的過程中，由於坑少人多，還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隊等候。路遠的人為了不在當日爬過高山之後再挖土，頭壹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廟學校過夜，第二天早挖早走。這所學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這裏，最多時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隊派壹老農專門挖土交給隊裏，隊裏給他記工分。由於饑餓，不少人邊挖邊吃。有的小孩由於天熱和饑餓，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時還造成塌方，壓傷了人。

　　群眾把挖回的泥土，經過發水、磨細等簡單處理後，就滲合著南瓜花、絲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來吃。有的地方還有人賣土粑的。慶豐大隊262戶人家當中，就有214戶、755人吃過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們挖回9840斤觀音土，已經吃掉了6768斤，現在還繼續吃。吃土後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誘發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據對三個生產隊的初步調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觀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由於顆粒細膩，給人以面粉的感覺，但它不含壹點糧食中的成份，連動物也不吃。從1959年春開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觀音土的記載。北川縣遊坪公社馬鞍山農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觀音土。這期間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處發生群眾挖觀音土吃的嚴重情況。





　　從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關於饑餓和死亡的報告，如武隆縣對平橋、鴨江兩個區10個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個公社，5－6％的有3個公社，6－7％的有2個公社，最高的順興公社為8.28％。10個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總人口的6.23％。





　　到了1962年，全國已經基本走出饑餓的時候，四川還有大量關於饑餓的報告。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關於腫病情況的報告稱，截至1962年1月20日，腫病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兩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區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報告稱，江北縣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為120635人，15日上升為133801人，20日上升為141523人，25日上升為147560人，占總人口的22％，其中腫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長壽縣省委工作組馬吉良電話匯報說，1月15日，腫病人達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總人口的9.2％，腫病較多的江南區，占人口總數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內，全縣共死人1700人。因家裏吃糧問題，發生了妻殺夫、父殺子、兄殺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現。雲集公社挖觀音土吃的有1513戶，占總戶數的37.8％。秤砣公社有24個生產隊靠挖觀音土充饑。1962年1月26日，萬縣地委關於腫病的簡報稱，近來各縣腫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腫病和幹瘦病比壹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數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糧食部兩位局長（林翩天、吳國憲）在四川調查後向部裏報告，江津地區壁山縣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總人口的7％，這個公社甘塘大隊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現有腫病58人。這個大隊第四生產隊共有143人，僅1961年11－12兩個月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3％。城西公社來龍大隊第四生產隊小灣浣子，有7戶37人，已死12人，患腫病住院11人，社員張世富壹家五口全死絕。有兩戶父母雙亡只留下兩個孤兒，壹戶父母壹亡壹病，只有壹個八九歲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戶除生產隊長壹家7口健壯以外，都有浮腫病或幹瘦病人。黃角大隊還出現了殺子而食的現象。這個報告還說，江北縣1961年12月統計，浮腫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統計，浮腫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農業人口的22.1％。全縣死亡27305人，占農業人口總數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縣1960年死亡兩萬多人，1961年又死亡兩萬多人。進入1962年還在繼續死亡。





　　1962年3月17日，當年任糧食部長的陳國棟，根據四川糧食廳副廳長管學思的匯報的情況，給李先念副總理寫了壹個報告，報告說，不完全統計，全省浮腫病人144萬人，11個特重災縣從去年7月到今年3月就死亡145800人，占農業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萬人的江北縣就有浮腫病人14.7萬人，占總人口的24.6％。這個縣去年12月壹個月內就死亡7225人，占總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斃和河裏的死屍到處可見。壁山縣大興公社，最近三個月內死亡人數占全社總人口的12％，興隆大隊231戶，781人，最近三個月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13.8％。其中9戶死絕，另有9戶只留下11個孤兒。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書長周頤《關於西昌地區點滴情況報告》中說：“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線看見成片的荒田，據說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連年死人過多，無人耕種所致。我們在西昌錦川公社六大隊的公路上發現中年婦女刁永相餓死在路上。經過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隊時，在馬路上看到壹位被打得不能動彈的婦女，群眾說她偷吃被打成重傷。公路兩旁荒田荒地很多，麥田的草長得和麥子壹樣高，大塊大塊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還很嚴重，最近不斷死人。群眾說他們公社死了三分之壹，現在還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壹份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計發生腫病234萬多人。據7月20日統計，現有腫病人51萬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節，從雅安還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壹份報告說，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現象還沒有停止。蘆山縣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總人口的4％（財貿部的工作組調查說，還有3034個病人，占總人口的5.6％）這些病人都屬三度腫病人，較嚴重。目前蘆山縣有孤兒1000名以上，約占總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個生產隊有兩個，個別人口死亡較多的生產隊，孤兒竟占總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產隊，20戶，初級社時有107人，現在連遷進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兒13人，占總人口的23.6％。





　　過度饑餓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動物的殘忍。在大饑荒期間的四川省，有記錄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女，30歲，於1960年4月23日把親生女（李水清，8歲），兒（李永安，9歲），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河淹死。據劉元芳自己說，由於這兩個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兩，被發現，當天中午事務長即扣了劉元芳母子三人的飯。劉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給了她壹人四兩米，兩個孩子沒吃。下午這兩個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鴨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隊長×××打了劉元芳兩耳光，吐劉的口水，要劉把米退出來，劉沒法，將飯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飯，做活路完不成任務，又要挨鬥爭，所以就下了這個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縣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41歲，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當晚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壹斤，共賣了11.75斤。這事被食堂事務長黃榮太發現，並在她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灌縣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39歲。1960年3月16日下午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裏，將身拿回家煮吃。灌縣崇義公社第三管理區周裕光，39歲，解放後工作積極，曾被選為婦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針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來，砍去頭部、四肢，將肚腸挖出丟在河裏，將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準講“疫情”，不能說饑餓



　　人口大量死亡，全國各地統壹口徑稱“疫病流行”，不能說饑餓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宣教動態》以“為什麽腫病繼續上升”為題報道，“據衛生部報告，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較廣。從今年壹月到目前，在山東、河南、江蘇等11省、自治區共發生腫病105.5萬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東省最為嚴重，1月至4月14日，發生腫病病人77.9萬人，死亡618人，僅4月1日至11日，就發生腫病病人17.3萬人。其次是河南省，從1月到4月20日，發生腫病15.3萬人，死亡2000多人。”這裏沒有提四川和安徽，因為這兩個省當時蓋子捂得很嚴，外界不知道。





　　這篇報道分析腫病發生的原因，第壹，因口糧緊張，群眾以為吃鹽可以增加力氣，每天吃鹽1兩以上（正常日需3錢），因吃鹽過多，引起代謝障礙發生浮腫；第二，食品單調，長期間未能調節，脂肪、蛋白質嚴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發過腫病未能根治，今年復發；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貧血、身體虛弱、年齡大，腸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當成千上萬的農民死於饑餓的時候，3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這個《指示》中說：





　　衛生工作，這兩年因為忙於生產大躍進，有些放松了。現在應該立即抓緊布置，抓緊總結經驗，抓緊檢查、競賽、評比……中央提醒同誌們，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松了的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並且壹定要於1960、1961、1962這三年做出顯著成績，首先抓緊今年的衛生運動。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組《關於防治當前主要疾病的報告》，把浮腫、幹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等因饑餓所致的病態和其它常見疾病混在壹起，用常見疾病來掩蓋饑餓致病。並且籠統地要求各地加強“疾病治療”。四川省委看到衛生部這個報告，立即下發通知，用“疾病”來掩蓋饑餓，用“衛生工作”來代替對饑民的救濟。通知說：“在搶治浮腫病、婦女病、小兒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礎上，結合進行四大寄生蟲病的防治工作，更進壹步做好以食堂為中心的集體化衛生工作，防止傳染病的流行”。接著提出了三項措施：壹、開展防治腫病突擊運動，迅速清理現有腫病病人，集中免費醫治、營養、休息三結合的辦法突擊搶治；二、進壹步加強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集體衛生工作，辦好公共食堂；三、圍繞防治腫病這個中心，結合防治鉤蟲病、血吸蟲病、瘧疾、絲蟲病和季節性傳染病。這些措施洋洋大觀，就是不提給農民增加糧食供應。從此以後，各地上送的報告，都把饑餓致病、致死，都說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楊萬選自南溪報告說，長寧縣流行的水腫和腹瀉，自6月下旬以來發病人數占總人數的13％。興晏公社壹個生產隊今春以來死亡率達17％。發生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醫說是缺乏維生素B以及食堂不衛生造成的，中醫說是濕氣和脾胃不和造成的。這個報告也提到糧食不足，就是不敢說因饑餓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後不久，古藺縣因饑餓出現大量浮腫病人，餓死人的情況也相當嚴重。這時，從縣委到地委省委，統壹口徑說古藺出現了“疫情”。12月7日，中共瀘州地委辦公室關於古藺縣疾病情況的匯報中，將發病人數縮小為403人，還說前次所報數字不準（實際前次報的數字是大大縮小了的），“把壹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農鬧糧無病叫病等都統計進去了”。這個報告還誇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縮小腫病的比重。說鉤蟲病占86.6％。“腫病是鉤蟲病的晚期，並非急性傳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這個報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這個報告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腫病和鉤蟲病往往結合著發生，在註意腫病的同時，要首先治鉤蟲病。請衛生廳對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決。”這個批示進壹步把人們的註意力從饑餓引向鉤蟲病。12月12日，“瀘州專區古藺疫情調查工作組”上報了壹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報告，這篇報告完全沒有糧食不足和饑餓的影子，還批駁了“有些人認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種種錯誤論調”，說是鉤蟲病占31.9％，壹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腸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結論是：“當前應當立即行動起來，開展壹個聲勢浩大的冬季除害滅病運動，大力抓好鉤蟲病的防治，大搞食堂衛生和積極預防冬季多發病和傳染病的宣傳教育工作。”省委負責人之壹的杜心源於1960年1月2日在這個報告上批示：“結合開展春節以除害滅病為中心愛國衛生運動，進壹步檢查和防治工作。”這是壹場掩蓋事實真相的鬧劇，用“愛國衛生運動”代替了對饑民的救助。





　　然而，愛國衛生運動救不了饑餓的農民，“疫情”繼續發展。省委除災滅病辦公室1961年1月18日報告，瀘縣到1月8日止，有腫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資中縣1960年12月下旬腫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這個數字還不是腫病人數的全部。各地都少報、瞞報。長寧縣原報腫病人4000多人，經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縣上報7709人，實際至少有2萬名。在壹個公共食堂，幹部上報16個腫病人，實際有116個。瀘縣死亡率已占總人口的7％，死亡還在繼續，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療。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組織醫療機構，加強治療病人。其實，治這種“病”最有效的藥品就是糧食。由於政府把住糧食不松口，要求供應糧食就是“鬧糧”，而“鬧糧”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因此，各地開出了治療腫病的種種藥方。





　　1960年4月16日，內江地區壹份給省委和內江地委的報告中講到資中縣腫病又有所發展。當地的治療處方是：雞蛋壹個，白酒（50度以上）壹兩，雄黃二錢。三者混合均勻後壹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復發，無負作用。1960年10月23日，萬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在開縣召開中西醫座談會，提出了治腫病的多種驗方：





　　水夜合、荀兒皮各適量，熬後去渣，用汁煮稀飯吃。可消腫、健脾

　　復方糠丸。細糠1斤，黃豆4兩，車前子4兩，陳皮壹兩，將糠、豆磨細、炒熟後，混合做成5錢壹丸，日服三次，每次2丸。

　　老虎姜、貓兒皮（草藥名）何首烏、臭草根、路邊姜，兌紅糖熬水喝，或用汁燉黃豆吃。

　　夜關門、餓馬黃、炮桐子樹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兌紅糖喝。

　　高梁桿根熬水喝，可消腫強心。

　　高梁篼切成壹寸長，加水煎（壹斤濕高梁篼加2斤水，幹高梁篼加4斤水），煎壹半後放紅糖5錢，為壹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發現的藥方都向省委匯報，由省裏向其它地方傳播。但藥方都離不開紅糖，黃豆，藥材，有的還要雞蛋，壹般農民是得不到這些極為珍貴的東西，而幹部卻從這裏得到了雞蛋、紅糖、黃豆的供應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發出突擊搶治腫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來治療。各地利用中小學教室、祠堂，牛棚建立臨時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滅病辦公室報告說，全省已辦起臨時腫病醫院27005個。已集中治療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這些所謂臨時醫院條件極差。壹是缺醫少藥。涪陵縣黃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腫病人，不分重病輕病，壹律吃大鍋煮的草藥。榮縣有些臨時醫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後，沒有藥吃。二是經費不足。有的公社醫院墊付資金，連工資都發不出，南充縣95個公社，有42個公社醫院發不了工資。農村醫務人員70%－80％都集中治療腫病，沒有業務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後沒人管理。有的臨時醫院管理不好，接連發生事故。合川縣永興公社在半個月內就發生6起燒傷和跌傷事故，燒死3人。





　　江北縣仁睦公社中建大隊醫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壹個醫生，而且生病臥床，三個護理員不懂業務。醫院沒有菜吃，沒有開水、熱水，冬天病房沒有烤火，病人也沒有藥吃。





　　江北縣石壩公社六耳大隊醫院集中了172個病人，只有8間病房，30多張病床。只好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地鋪上，地鋪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沒有燃料，有的病人長時間沒有洗臉洗腳。





　　涪陵縣明家公社醫院收有63個病人，其中重病人53個，不懂醫務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兼院長，兩個醫生中壹個原來是會計，兩個護理人員中壹個是11歲的孤兒。病房臭氣難聞，連護理人員也不願進去。





　　涪陵五馬公社醫院糧食不足，病人上頓不接下頓，經常斷炊，沒有菜，以鹽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後工分掙得少，糧食分得少，出院後生活下降，加劇了饑餓和死亡。





　　蘆山縣清源公社蘆溪大隊的臨時醫院，病人自己做飯，缺炊具、缺柴燒，20多個病人用壹個洗臉盆輪流做飯。雅安天全縣大坪公社住院88個人，兩個月後，死亡33人，轉重的4人，沒有改變的16人。省委副秘書長周頤在雅安考察時看到不少腫得很嚴重的病人，問他們為什麽不去醫院治療，他們說：醫院條件很壞，在那裏死得更快些。金堂縣五星管理區的腫病醫院是牛棚改的，清潔衛生沒有搞徹底，臭氣難聞。病房沒有門，四周沒有墻，90％的病人睡地鋪，鋪草很薄。有的病人沒被子，白天還喊冷。廣漢縣金魚公社醫院院長黃某，把活人裝進棺材埋掉。





　　金堂縣棲賢公社二管區腫病醫院常住病員八九十人，只有醫生壹人，“保育員”兩人，病房是包谷桿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鋪，男女病人混住壹房。廣漢興隆公社腫病“療養院”病人住的是“檐口邊、拌桶內”；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腫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蓋、鞋、襪、褲子都是濕的，有的人睡著吃飯、屙屎，無人護理；中興醫院有的病人死了無人處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動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動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廣漢松林公社醫院半年內收治腫病人250人，地委幹部王樹本去了解情況時，已死亡97人，去的當天又死2人，第二天死3人，他離開時只剩下的67人，估計將近壹半活不到半個月。





　　長期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饑餓的折磨，把婦女們的身體完全摧垮，婦女病廣為流行，最常見的是閉經和子宮脫垂。婦女們突然之間都不來月經了，正常的生理活動周期中止了，伴隨而來的是頭暈腦脹，腳酸手軟，腰腹脹痛，面黃肌瘦，鄉下人稱之為“幹病”。同樣因極度虛弱和勞累的原因，導致子宮懸吊組織松散，脫垂出體外，鄉下人稱之為“吊兒腸”（“兒腸”即子宮），長期磨擦，感染潰爛，痛苦不堪。溫江縣除害滅病辦公室1960年6月份作了壹個調查，全縣18到45歲的“經期婦女”5萬多人中，停經的達兩萬多人，另有子宮脫垂的2000多人，他們並認為這個數字“可能偏小”。據他們在金馬、永興兩個公社重點了解，前者停經婦女占經期婦女壹半，後者達60％。金馬公社896名停經婦女中，18歲到25歲的青年婦女有334人。壹份來自溫江湧泉公社華豐管區的調查說，全管區15到50歲的124名婦女中，停經的達90人，占婦女的70％以上。





　　婦女病也要求集中突擊治療，但大部分“醫院”和腫病醫院壹樣條件惡劣。明明餓出來的病，卻得不到營養的供應；治不好，又要治醫生的罪。情急之下，醫生就下猛藥，結果釀出大禍。邛崍雙江公社魚唱管理區“療養院”醫生李明征，將草烏、南星等有毒草藥加進處方，護理員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讓病員服了。醫院條件太差，醫護人員晚上都在外面去住。兩小時以後，服藥的29人全部發作，呼天搶地，無人照應。淩晨五點鐘，醫生李明征聞訊趕到，發現已經有四人死得硬梆梆，還有壹些奄奄壹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殺了。





　　“醫療”解決不了饑餓。“疫情”繼續發展。1961年7月5日，宜賓地委除害滅病小組“關於腫病發展情況的報告”稱，自6月中旬以來，我區腫病又有發展，從6月18日到7月2日，15天上升了29％。死亡情況也比較嚴重，7月2日比6月18日死亡增加了40％。宜賓縣月波公社光輝大隊金竹生產隊去年年底總人數是192人，到今年7月2日，只有147人，減少45人，將近死了四分之壹，最近幾天又死了主要勞動力6人。由於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蕪。宜賓縣安邊公社總耕地面積13171畝，拋荒2506畝，占總面積的19％。中共宜賓地委壹再聲稱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饑荒還繼續發展，1962年2月2日發出的“宜賓地委關於當前治病情況的電話匯報”中說：“我區病情到1月29日止，全區出現腫幹病123832人，比5天前上升了10％，死亡還在上升。”



六、“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



　　糧食集中到食堂，不準社員在家裏做飯，使幹部擁有壹個令人致命的權力──社員的吃飯權，也為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眾吃稀的，他們吃幹的，群眾吃菜，他們吃肉，群眾吃壹頓肉，他們吃幾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員掌握了勺把子的權力，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權力。湯湯水水的大鍋稀飯，見了順眼的勺子沈底壹撈，就吃得多壹點，見了不順眼的皮面上壹劃，清湯寡水幾片菜葉。炊事員還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輸送救濟。這樣重要的崗位，壹般落到幹部親屬或親信頭上。





　　在饑餓中，幹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現象。省委檢查團的壹份報告中說，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汙挪用行為的有9人，占幹部總數的75％。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汙挪用、私分行為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0％以上。他們對社員可以任意懲罰，社員無法監督他們。什字區嚴海臣等5人私分黃谷14000斤，中壩管理區主任張吉臣壹人就貪汙糧食3000多斤。他們將貪汙的糧食大肆揮霍。社員說：“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都被大嘴烏鴉吃光了。”大足縣土橋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為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吃掉集體糧食100多斤。後給以撤職處分。1962年復職後，又辦幹部小夥食團，共吃掉大隊提留糧800多斤、國家供應社員的糧食400多斤，還拿300多斤回家。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糧食1661斤。社員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眾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各地治腫病的臨時醫院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場所。由於政府對這類醫院供應壹些紅糖、糧食等，很多幹部及其親屬以病號名義，冒領補助糧食和糖。幹部利用這個機會多吃多占，還把上級供應給病人的紅糖、糧食據為己有。江北縣石壩公社有92名幹部沒有病虛報為病人領取補貼，還有137名幹部家屬、親戚報稱“病人”領取補貼。此外，醫院的院長、保管員、護理員、炊事員、運輸員、勤雜員貪汙克扣病人的供應物品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在涪陵縣明家公社醫院，病人看到糧店供應的100斤面粉被醫護人員分了。各地醫院病人普遍反映，國家供應的黃豆、紅糖，他們都沒有吃到。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的情況下，幹部們克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壹部分拿回家，壹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只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





　　墊江縣界楓公社共揭發出177人有盜竊行為，其中生產隊長以上幹部137人，占盜竊人數的77％，占幹部總數的82％。這些幹部除了盜竊集體的糧食和財產以外，還對社員明火執仗。石花管理區大隊長夏某，竟在白天以沒收富裕農民財產為借口，將老上中農夏炳盛家的被蓋2床、蚊帳3籠、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紅海椒2斤、煙葉1.5斤全部拿走，連壹床草席也不放過。





　　在食堂斷糧、群眾生活最困難的時候，郫縣紅光管區竟不顧群眾死活，開辦幹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幾個幹部吃了牛肉200多斤，過舊歷年壹隊社員食堂殺了壹只150斤重的豬，幹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紅光公社有兩對著名戀人，壹對是縣委農工部部長潘兆清和公社黨委書記鄭功瑤，另壹對是合興公社總支書記劉紹元和和獨柏管區的支部書記遊福群。他們的幹部食堂將供應照顧病人和幼兒園的白糖、雞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過元旦，殺了壹只豬重130斤，劉和遊就拿走吃掉60斤，當時全管區六個食堂已全部停夥，只吃壹點白水煮的苕葉，死人累累，但他們卻大擺宴席三桌，為其壹周歲的兒子做生日。他們為了吃鰱魚，在數九寒天，逼迫十余個社員下水戽魚，共戽了60斤魚，劉紹元、遊福群和潘兆清、鄭功瑤就吃了30多斤……更惡劣的是劉紹元在公社上碰到壹個社員拿了壹只雞，劉硬說是偷來的，把雞拿走，社員跟著要雞，到了鄉公所，劉便拿起電話，假裝給派出所打電話，社員看到叫派出所，便嚇跑了，雞被他們吃掉。1960年，潘兆清，鄭功瑤夫婦數喜臨門。五月潘兆清升任華陽縣委書記。六月鄭功瑤升任郫縣縣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檔案中，只有揭發農村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縣以上幹部的特權行為沒有留下多少資料，這是四川省委嚴加控制的結果。當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況，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橋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淩晨再吃夜宵。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是為了吃飽，而少數高級幹部則是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追求享樂。



七、吃青、刑罰、扣飯



　　饑餓難耐的農民，出於生物的本能，見到可吃的東西難免要吃。當時可以吃的東西無非是還沒有成熟的莊稼，如青麥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這種“吃青”行為壹旦被幹部看見，輕則罰款、扣飯，重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折磨致死。而更常見的情況是，農民沒有偷吃，卻被幹部誣為偷吃而受到懲罰。





　　榮縣五壹公社新進大隊二隊社員朱玉發1961年春天拿了地裏的胡豆2.5斤，被罰款120元（相當於科級幹部四個月的工資），除了把他家裏的衣服、被子、席子、紅苕及口糧供應證全部沒收外，還將他身上衣服脫光，進行批鬥。朱玉發每天還要付給向他“追贓”的人糧食每人1.5斤，工分10個。地委向縣裏下達了“追贓”任務120萬元，縣委又將這壹任務下達到各區，各區又加碼下達到公社。各公社、大隊為了完成任務，采取了“人跟人、腳跟腳”的“追贓”活動。有的公社規定“傾家蕩產，賣巾巾片片，賣兒賣女，都要繳清贓款”。因此，在樂道、成佳、龍潭、唐山等區的農村，“追贓”的幹部見雞捉雞、見鴨捉鴨，見什麽拿什麽，社員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贓”幹部借機大發橫財。社員童光前趁給食堂打柴之便，拿了壹點柴回家，公社令其賠款270元，童無錢賠，公社將他家老人的兩具黑漆棺材當即擡走，生產隊裏還拉走了他的壹只大母羊，抓走了壹只雞和壹只鴨。有的公社用評議的辦法確定偷盜的數字，富南公社三大隊在255戶中就評議出偷盜戶254戶。





　　1960年春，古藺縣的公共食堂已經斷糧多日，能吃上漂湯（湯內有少量菜葉）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龍美公社金坪管理區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沒死的人很多患有腫病，邊幹活邊呻吟。饑餓的社員被迫偷吃糧食。彰德公社二管區壹隊84戶，偷盜和私拿糧食的就有77戶。幹部對吃青、私拿的處理也十分嚴厲。潭廟公社壹社員偷了2斤紅苕，支部書記計算：這2斤紅苕下種後可產3000斤紅苕，其價值30元，當即罰偷苕的社員37元。除了高額罰款以外，扣飯、罰跪、捆綁、吊、打、勞改、搜查、沒收財物。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敘永縣長江公社六壹管理區第六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社員說，這個隊有“三扣”：不按吃飯時間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還有“三不扣”：幹部不扣，幹部家屬不扣，幹部親戚不扣。這個六壹管理區在1960年1到6月，就有29人被捆綁吊打，其中有4人致死。有的公社規定，社員不請假外出、不出工、不參加會、不交野菜、不交青飼料，壹律扣飯。古藺縣飛龍、彰德、玉田三個公社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44人中，有三分之壹打過社員，被他們捆綁吊打的社員有124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人，致殘6人，重傷7人。據對古藺縣德躍、摩尼、太平、白沙等6個區22個公社調查，1960年1到6月，幹部打社員造成嚴重後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殘的6人，重傷7人，扣飯餓死7人，自殺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區1月至3月，受到種種不同程度肉體懲罰的社員119人，其中，吊打逼迫19人，打殘1人。聖燈公社第九管理區第五生產隊隊長張某常吃雙份飯，1960年3月23日，社員黃文先沒有出早工，張隊長當即扣黃的早飯。黃說：“為什麽要扣我的飯？有人還吃雙份飯呢？”張隊長認為黃傷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員毛學友拿些大糞，將黃按倒在地向黃的嘴裏灌，弄得黃滿頭滿嘴都是大糞。





　　省委整風整社溫江工作團在上報省委和地委的壹分報告中寫道：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全縣大抓生產、生活和繼續開展反右傾鬥爭中，罰款、扣飯和算損失賬等違法亂紀現象普遍發生。在1960年二、三、四月，全縣大搞“突擊落後”，合並大管區、大食堂等運動中，罰款、扣飯、捆綁、吊打社員群眾，以及“洗毛芋頭”、“留學”、“開富裕中農座談會”（即白天監督勞動，晚上輪流批鬥）、亂捕、亂扣、亂撤幹部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斷發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間，這股風勢稍有緩轉，但在8月至11月的糧食核產工作中，在縣委部分主要負責幹部分別主持的淮口等地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上，又發生了打人、“洗毛芋頭”、罰跪等行為，直到這次會議期間仍然沒有剎住。





　　“洗毛芋頭”在河南、甘肅稱為“炒豆子”，這個報告介紹，1960年12月13日晚上，龍王公社四管區社員曾本春到食堂請人給小孩看病，被武裝隊長羅某與支部書記吳某碰上，被他們誣為“偷東西”，當即遭到毒打，並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頸自殺，經急救未死。12月14日，民校教師賀某發現竹篙公社聯盟管區社員羅龍利偷雞，賀將羅龍利及其母捆送隊上，狠打了三次，又將其父家中搜刮壹空，逼得羅龍利跳井自殺未遂，其父於15日上吊死亡。





　　這個報告介紹說，僅竹篙區1960年2月到11月，在少數公社、管區、生產隊幹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員6人，被他們“洗毛芋子”、吊打之後自殺的83人，被扣飯餓死1人。據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飯，230戶被搜查，99人被罰苦工，68人被罰款，27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人，致殘者3人。





　　“洗毛芋子”又稱“打肉皮球”。長江流域的農民洗毛芋是將毛芋放在木桶裏，裝上壹些水，再用壹根帶把的木棒在桶裏來回推動，使毛芋相互磨擦而去掉表皮。這裏說的是：　將被懲罰的若幹人圍在中間，四周的人將他們推來推去。這種刑罰和北方稱為“炒豆子”的刑罰相似（本書甘肅章、河南章、山東章都提到這種刑罰）。





　　這份報告介紹，龍王公社人和管區有3被人整死，2人被整殘。貧農社員龔明通因出工不積極，被分支書記罰扣飯15天，他饑餓無奈，挖了壹些紅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傷，送回家後上吊自殺。大明管區分支書記廖某，強令有病的社員肖有根從公社背米回管區，肖走得慢壹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輪流三次給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殺。肖父因氣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無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橋管區雙流公社就有五個社員被幹部迫害致死。該社總支委員兼前進管區支部書記吳某，在1960年壹年內就逼死社員兩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飯300多人，罰款罰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員周玉明因得腫病，管區主任周某強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誣陷他偷吃紅苕，當即毒打，拖回辦公室，第二天即死。據不完全統計，土橋區從1960年1月到11月，由於幹部扣飯餓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幹部組織鬥爭、“洗毛芋子”而後自殺26人，被幹部活活打死2人。





　　據不完全統計，長寧縣桃坪公社總支書記、委員、支書與鄉幹部15人當中，關過社員的就有9人，占60％。全社夥食團長以上的幹部441人當中，扣過社員飯的212人，打過人的19人，捆過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們扣過飯的社員不計其數。他們私設勞改隊，私設監獄，不準病人吃飯，強迫病人勞動。碾坎生產隊羅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給飯吃，死了3人。中壩管理區的勞改隊中有壹個叫陳玉秀的11歲女孩，她被迫幹了5天5夜的活，疲勞過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區社員李友成怕扣飯，帶病出工，病倒田間，被擡回後，隊長說他裝病，踢他幾腳，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縣南屏公社由於饑餓，群眾“吃青”現象比較普遍。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譚某在作業組長以上的幹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竊行為的人，抓住後就吊、打、罰款。譚還在中南、白鹿兩個管理區先後開會毒打6人以示範。還在會上公開說：“勞動力多得很，整死幾個沒關系，打死十個算五雙，砍成幾塊好肥南瓜窩窩。”“整這些人要有鬥爭性，不執行就反右傾。”並規定偷壹棵胡豆或壹個包谷罰壹元，偷壹個紅苕罰5元。從此，這個公社打人、扣飯、罰款、抄家成風。據統計，全社159名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中，捆綁吊打過社員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員565人，被罰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戶。對社員施的刑罰有：“吊半邊豬”、“鴨兒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據檢查團調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飯後致死，有19人打成殘疾。另據樊執中1961年11月13日對南屏的報告：壹，該公社傷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傷、打殘的62人，因病還強迫勞動或扣飯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罰款的有387戶，罰款額為12400元。白鹿管理區社員張紹榮拿了7根紅苕，被幹部捆綁吊在樹上，罰款20元。張妻交了19元請求放人，幹部們不僅不放人，還拿出5元罰款買酒辦菜，在旁吃喝。





　　1960年2月至3月，太平區委副書記唐某（農民稱他為“唐閻王”）在“突擊落後”運動中，搞所謂“拆散落後窩”，強令他認為的“落後”院子的178戶社員“大搬家”，不願搬的66戶都被鬥爭，有19戶被重點批判，8人被捆，當場逼得社員鐘相成投水自殺。





　　據不完全統計，合川縣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殘、打傷的有62人，因病但還強迫勞動或扣飯致死的有392人。這些非正常傷亡大都是公社黨委書記親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據喬誌敏報告，公社黨委書記譚某不僅在幹部會上布置，凡是有偷竊行為的人抓住後就吊打罰款。他還在中南白鹿兩個管理區生後開會毒打6人示範，在會上說：“勞動力多得很，打死幾個沒關系，打死十個算五雙，砍成幾塊好肥南瓜窩。”全社隊159名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中，捆綁吊打過社員的有89人，占幹部總數的56％，被捆打的社員565人被罰款478人，被抄家586戶。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食堂事務長徐建民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後吊打過社員18人。社員徐文普偷吃了兩個紅苕，被徐建民吊打後5天即死。這個管理區還組織了壹個“勞改隊”，凡是犯了“錯誤”（偷吃了東西）都被送去“勞改”，“勞改”時間有壹個月的，也有兩個月的。“勞改隊”勞動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員陳素華夫妻二人都被“勞改”，有壹次偷偷回家給小孩餵藥，被幹部發現後，揪著頭發拖回了“勞改隊”。社員郭士身患重病臥床不起，隊長強令其出工，3天後死亡。社員周代珍的兒子從修鐵路的工地病重擡回，生產隊長讓社員馬上挖坑埋掉，不準擡回家，經社員多方說情後，擡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後，幹部就掌握了農民的飯碗，扣飯是幹部整治農民最常用的辦法。這樣，“無產階級專政”就可以落實到每個人的肚子裏。1960年1月，金堂縣農民因饑餓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縣委向各區、公社、管區發出了《關於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緊急通知》，文中規定：“外流勞動力，其家屬應寫信找回，到期不回，夥食、糧食自行負責，公社壹概不管”。農民外流的壹個目的就是把糧食定量省下來留給家裏人吃，現在外出的人糧食定量被扣，對外出農民是壹個致命的打擊。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後又加以發揮，要外出人員家屬天天寫信，哪天不寫，就扣哪天的飯。有的公社規定了各種扣飯的條款，扣飯就成了社員的家常便飯。在饑餓的時代，管食堂的人常常決定社員的生死。





　　江北縣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區黨支部委員賀某，在該管理區長河堰食堂工作期間，對患腫病的社員普遍扣飯，餓死病人數人。社員朱海清患腫病不能出工，被賀連續扣飯兩個月，第壹個月每天只給三兩原糧，第二個月只給二兩，到最後5天壹顆糧食也不給，朱被活活餓死。社員藍權在水庫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飯，藍沒辦法，每天挖野菜充饑，不久餓死在山坡上。社員馮銀山壹家7口人，有4人因患腫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飯，結果7口人全部死絕。江津縣大河公社龍會管理區社員範如英，患有嚴重腫病，支部書記李某強令他挑糞，在挑糞中倒在路上死亡。榮昌縣社員李洪英患有嚴重腫病，幹部強令他下水田幹活，其妻苦苦哀求幹部不要派李下田，結果，李妻被幹部打了幾個耳光，還扣飯兩天，李洪英下田後幾天死去。榮昌縣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區50多歲的女社員楊慈民被幹部懷疑為偷雞，押送到管理區吊打壹頓，第二天放出，楊在回家路上暈倒，神誌不清，管理區支部書記高某即令將楊埋掉，臨埋時楊還在呻吟掙紮，結果還是活埋了。





　　農民遭受如此嚴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從領導”、“散布右傾言論”以外，反“瞞產私分”也是壹個重要方面。1959年，榮縣小春征購任務沒有完成，到10月份，秋征任務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壓力下，縣委慌了神，企圖通過打人、捕人來完成任務。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余人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反瞞產，落實征購任務。這是壹個殘酷鬥爭的大會。縣委第壹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於是打人就普遍化了。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打人比長山會議更普遍、更殘酷。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準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貧農，生產小隊長）打殘病死1人（新下中農，財經大隊長）。縣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裏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壹級打壹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壹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農村如此，城鎮如此，機關、工廠、學校也如此。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





　　1960年9月，永川縣水碾公社，在黨委書記葉某（縣農水局長兼）主持的壹個會上，作出兩條決定：壹，凡幹部有瞞產私分的，壹律遷到別的管區；二，凡社員有小偷小摸的也壹律遷到別的管區。會後作出60戶遷移的計劃。這個公社在葉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員占全社總戶數的60％，被吊、打、捆綁的有48人，被扣飯的有76戶。當時，葉某任縣委工作組長，這個工作組的15名幹部就有13名幹部親自打人、罰款、抄家，葉親自吊打過7人。





　　壹份報告稱，涪陵縣馬鞍公社，縣裏安排社員每天的口糧為6兩（相當於10進位的3.75兩），但是這個指標還經常被幹部扣除。太乙大隊有壹個作業組6戶人家就有5戶被扣過口糧。社員夏道珍由於在青黃不接時拿了隊裏的壹點苞谷，被幹部發現，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糧1700斤。此後，每次撥口糧都按20％扣除。有人說這樣扣是要餓死人的。隊長說：“壹年扣不完扣兩年，兩年扣不完扣三年。餓死壹個擡出去，餓死兩個挑出去！”另外，大隊將還沒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給社員看守，如被別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糧。大石大隊第三生產隊鄭得榮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壹百多個，就扣他口糧96斤。因此，這個公社繼續出現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大石大隊1－9月上旬死亡51人，占總人口的6.3％。社員體質很差，90％以上的婦女都停經，今年只出生兩個小孩（幹部家屬）。





　　江津縣雙龍公社對社員罰款名目有十多種：吃青胡豆罰款，開會缺席罰款，逾假不歸罰款（社員離村外出必須請假），死豬罰款，死豬不報罰款，完不成包產數罰款，中午休息時捉鱔魚罰款，插秧間距大了（不符合上級的密植標準）罰款，小孩損壞莊稼罰款（即小孩餓了偷吃青莊稼），等等。銅梁縣西郊公社二管區規定，摘壹顆青胡豆罰款壹角（當時社員壹天的工分才幾分錢）。安居公社葫蘆管理區規定，社員外出超過假期，每天罰款1元。





　　1961年1月4日到6日，省委劉文珍和江津地委張鳳伍到大足、銅梁、壁山等縣檢查了14個食堂，看到的都是停夥、饑餓和死亡。1960年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獅子公社糖房管區三食堂，社員萬子民的小孩扯了幾棵牛皮菜吃，隊長不僅扣了萬全家4口人兩天的飯，還把萬子民捆走來遊街示眾。壁山公社借閣管區黨支部書記對社員實行抄家、罰款、扣糧、扣飯。社員拿壹個苞谷扣口糧10斤，拿壹個紅苕扣口糧6斤。他讓壹個8歲的孩子壹次要挑120斤煤，挑不夠就要扣飯。這個管區70％的社員被扣過飯。劉文珍等從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個社員擔著籮筐，其中有壹些壇壇罐罐。停車壹問，女社員叫周敬明，是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沒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員要點吃的，炊事員答應讓周自己去拔點蘿蔔。拔蘿蔔時被作業組長發現了，說她偷。退回了全部蘿蔔，還罰款37元。這相當於壹名科級幹部壹個多月的工資。她丈夫又餓又急，死了。她還不起罰款，只好帶著幾個小孩改嫁給永川的社員丁樹林。丁樹林把自己節約下來的壹點米拿出來請作業組長吃了壹頓飯，請求免去罰款。作業組長堅持要罰，把女方的壹些家具作價18元作抵償，還剩下19元用公債券補齊後才放他們離開馬坊。劉文珍等沒想到壹個作業組長就能對農民如此作威作福。





　　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裏生活的農民，壹切生活資料都被幹部所控制，壹切生產活動都得聽從幹部安排，壹切行動自由都被幹部剝奪，個人行為，家庭生活都被置於幹部嚴密的控制之下。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對農民駭人聽聞的大規模迫害。當然，這種情況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十分嚴重，有的地方情況要好壹些。情況好壞取決於農村幹部的素質。但是，從總體上看，農村幹部素質是不高的，再加上上級各種任務的沈重壓力，因此迫害不是個別的。毛澤東把這種大規模的暴行歸結於“民主革命不徹底”（見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的批示），即認為這些暴行是國民黨的殘余勢力所為。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是推卸責任的托詞。在整風整社中，這些有過違法亂紀行為的幹部曾受過嚴厲的處置（如舉辦集訓班、特訓班，反過來又對這些幹部施以殘酷的刑罰），大批幹部被撤職（如新繁縣河屯公社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被打下去和“冷落”的占幹部總數的66％），由於幹部大量撤換影響基層工作，1962年以後，這些幹部的處分也都撤銷了。



八、壹股救命的潛流



　　與李井泉所倡導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堅持辦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層，有著另壹股潛流，這就是分田到戶、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這股潛流，對減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當時卻受到殘酷打壓。





　　1959年8月4日，省委檢查團瀘州分團敘永檢查組安法孝的壹份報告中指出，他們發現，在天堂公社部分生產小隊推行了紅苕“包產到戶，以產計工”的辦法。支持這種辦法的人說，它調動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減少了幹部調工的麻煩，勞動力強的戶非常贊成。也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集體生產調不動工，食堂無法恢復，勞動力弱的戶吃虧。8月31日，李井泉對報告作了批示：“這是壹個典型的右傾材料，印發到會幹部閱，供討論反右傾參考。並發各縣委參考。”1959年9月1日，省整社、生產檢查團瀘州分團安法孝又送上壹個長達萬言的報告，詳細介紹了瀘州專區的右傾作法：





　　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問題。五月上旬省委在重慶召開地委書記會議之後，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議，討論了公共食堂問題，方針是解散。會後，各縣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說口糧、燒柴困難，說公共食堂浪費糧食，是“貪汙盜竊的漏洞”，說“公共食堂雖然有優越性，我們現在優越不起”等。為了解散食堂，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緊急會議，層層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準備，七天散完”。在這“壹風吹”的布置下，很多縣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發現這壹情況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第壹書記限期恢復。並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

　　關於自留地問題。隆昌縣等地方1月和5月兩次劃地給農民。出現了以下問題：占耕地面積多了，超過了高級社時自留地的水平；社員對自種地的經營管理越來越積極，對集體生產關心少了；影響了食堂鞏固；影響公社的糧食征購任務。

　　關於豬的餵養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豬只給生產隊的同時，又布置將壹部分公有公餵豬退還社員私人，可以公有私餵，也可以私有私餵。





　　這個報告最後說：以上這些是右傾思想的反映……壹部分富裕中農和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主張單幹，反對集體，誇大口糧困難，反對公共食堂，要求豬只退給個人，領導上壹方面感到這是壹股邪氣，也曾給以批駁，另壹方面卻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作了讓步。有的負責幹部向下級幹部宣傳所謂“黃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把集體生產和個體生產相提並論（原來鄧小平的“貓論”源自他的家鄉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





　　看來瀘州專區在公共食堂、自留地、豬分散餵養、幾個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全專區性的，是從上而下的，是有不約而同的共同主張的，是直到現在還未基本糾正的，是很值得開展討論，並且要繼續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糾正過來。





　　瀘州專區的不少領導幹部丟了官，壹批人受到批判。在兩個月以後的反右傾鬥爭中，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副書記陳懷堂，在全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嚴酷的政治鬥爭並沒有止住這股潛流，它在農村還在悄悄地發展，還在悄悄地為饑餓的農民緩解困難。四川省委每年都要發出“關於糾正包產到戶的指示”，但包產到戶還是沒有糾正。





　　兩年以後，1961年9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組上報的《關於江北縣委糾正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錯誤後的情況報告》中說，江北縣接到省委關於糾正包產到戶的指示以後，於7月下旬召開了各級幹部會議，派出幹部下去進行糾正，取得了壹定成績，但糾正包產到戶右傾錯誤是不徹底的。有相當壹部分幹部社員對包產到戶戀戀不舍。尤其嚴重的是，從8月底以來，這種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思潮又在全縣範圍內擡頭，較7月之前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右傾倒退活動。突出的表現是：包產到戶的面積不斷擴大；壹部分大隊把大春糧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業組或院壩為單位進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戶和社員占用集體耕地種植秋菜的現象相當普遍；部分大隊將小麥種子全部分到了戶；擴大了自留地。報告說，“在群眾中，主張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的錯誤思想相當嚴重”，“興隆區10個公社黨委書記沒有壹個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這個報告說，右傾倒退錯誤已經是壹股頑強的勢力，稍不註意，就會舊病復發。因此，“有必要廣泛深入地進行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糾正包產到戶右傾倒退錯誤的群眾運動”。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對上述報告作了很長的批示，同意報告的建議：在農村搞壹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但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沒有制止住這股救命的潛流。壹年以後，又是這個江北縣，“包產到戶等單幹活動普遍而嚴重，在全區591個生習隊中，去年紅苕幾乎全部包產到戶，今年小春約占60％”。這裏不僅大搞包產到戶，還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提高生產積極性，幹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細；搞集體生產人多心不齊，活路質量不好，進度不快。2，包產到戶，誰勞動好，產量就高，誰就能多吃糧，誰懶誰挨餓，這才是多勞多得，按勞分配。3，包產到戶後，糧食損失是自己的，看得嚴，不會出小偷；集體的糧食損失了沒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產到戶用不著幹部派工，不要熬夜評工記分，更不會因評工記分而吵架。5，集體生產小隊幹部兩頭受氣，上面領導批評，下面社員罵娘；包產到戶以後省心多了。6，搞集體生產沒飯吃，壹搞包產到戶糧食就多起來了，就不會餓死人。“黃鱔沒手沒腳都會弄吃的，人還搞不到吃的？”“妳把田荒起來不讓我們搞單幹，怎不餓死人？”其它地的包產到戶的面積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縣清流公社五壹大隊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農戶，這個縣所屬的地區包產到戶的面積也很大，地委領導人牟海秀說：“第壹次摸只有百分之幾，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幾，現在摸的結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產隊，估計還不壹定摸清”。





　　為了糾正包產到戶，四川省委搞了壹個“三包壹獎”，想用此取代包產到戶。所謂“三包壹獎”就是“包產量，包工分，包投資，包獎勵”，生產的糧食多，記工分就多，農民不能支配糧食。這實際是壹種記工分的改進辦法。包產的指標很高，損害農民的利益。這種辦法取代不了包產到戶，還沒有全面推行就流產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那個年代，對包產到戶來說，是沒有“春風”的，但還是頑強地在地下生存著，發展著。這是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細胞，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傳統，有著深厚的基礎，是誰也改變不了的。顯然，這股潛流的頑強生存是以不少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遭受殘酷的政治迫害為代價的。在壹次又壹次“反右傾倒退”的政治運動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是無法統計的。



九、反右傾加劇了饑荒



　　四川饑餓時間最長與這裏不停頓地反右傾有關。





　　1959年8月17日，歷時46天的廬山會議結束。全國開展了“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運動。李井泉對反右傾是很積極的，就在廬山會議之前，他也是堅決反右的。廬山會議之後，有了毛澤東的令箭，他的勁頭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幹部傳達了廬山會議。他在傳達報告中提出了“壹個粉碎”，“四個保衛”，即“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他重申了“三面紅旗”的偉大意義，他說：





　　公社化運動是偉大的運動，是幾億農民、首先是貧苦農民搞起來的，大辦鋼鐵是幾千萬勞動大軍。這樣巨大的群眾運動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國革命有革命戰爭運動，有民主革命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鎮反運動，但這些運動的範圍窄壹些，時間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辦鋼鐵、公社化規模那麽大，範圍那麽寬，時間那麽集中。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本來巴黎公社是失敗的）是革命的創舉，是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它意味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後方向。按照這壹看法，中國的公社化、大辦鋼鐵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著大躍進，可以超過以往的速度，不僅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速度。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當是欽佩不已，贊揚不已，應當是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馬克思都贊成了，難道我們這成功的經驗就不應該贊成嗎？





　　接著，他講“壹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說：





　　人民公社運動是如何來的呢？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不采取的壹種生產關系的變化。至於小社變大社，我們原來就有大社的，如張泗洲的社壹千多戶，現在壹鄉壹社兩千多戶，這是大躍進以來必然要做的。大躍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辦起了食堂，這樣壹天可以多勞動壹、兩小時，可以騰出壹部分勞動力。公共食堂辦了，豬在社員家裏就不好餵，就要入社，交食堂餵。豬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謂壹大二公就從此而來。……這些是為了生產發展而采取的措施，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是憑主觀願望所采取的。至於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的問題，這是合乎廣大貧雇農、首先是30％勞動力少兒女多的貧雇農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這壹部分貧苦農民是半無產階級，全國有1.5億，全省有2000萬人。有這樣的階級基礎才辦起來的。既然符合多數農民的要求，首先是30％貧苦農民的要求，我們黨就應當領導這個運動。……我黨北戴河會議、武昌會議後下心領導這個運動是正確的。不領導這個運動還要出亂子。不信，解散了試試看。今年解散了，明年還會辦起來。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他的這些話可能反映了當時高層的認識。現在看來，這些看法有著很重的主觀色彩。歷史已經證明，這種認識是完全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李井泉這個報告透露了“三面紅旗”以外的事情。李說：彭是高饒聯盟的漏網分子。張聞天也給高饒聯盟當過軍師。彭也承認自己是高饒聯盟的忠實成員。與其說是高饒聯盟，不如說是高、饒、彭聯盟。高崗在東北，彭德懷在朝鮮掌握誌願軍，他們兩人相互利用。彭德懷先後同人談過黨內有人反對黨。說彭真、薄壹波、安子文等同誌要篡黨，他們的後臺是劉少奇同誌。並說從主席到重慶談判就開始了。這顯然是誣蔑，為的是想達到推翻劉少奇同誌的目的。高、彭、黃對劉少奇同誌是不滿意的。彭德懷到處散布說劉少奇是篡黨的後臺，完全同高崗講的有個圈圈是壹樣的。





　　幾年以後的“文革”證明，李井泉講不是空穴來風。劉少奇、彭真、薄壹波、安子文被弄成了壹個“叛徒集團”捆在壹起被打倒了。從這裏可以隱約地看到，反高饒聯盟、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鬥爭之間，從人事上看，有著某種內在聯系。毛澤東在這三次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來在這三次鬥爭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壩地委書記會，四川省省長李大章在會上的講話，壹再強調“堅決貫徹總路線，堅決繼續搞大躍進，真正向著人民公社萬歲這個方向來搞。”為此，要堅決整頓幹部中的右傾思想。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左的問題，右的方面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他解釋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勢的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說，右派分子把“問題不少”理解為刮“共產風”，認為我們沒有糾正；實際上，“問題不少”是指右傾擡頭，右傾活動，有猖狂進攻之勢。現在的問題不是刮“共產風”，不是“壹平二調三提款”，是右傾問題。李大章說，右派分子說反左比反右難，實際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話：反右是階級鬥爭，這個東西是階級影響問題，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報告最後強調，現在我們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場問題，是階級問題。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壹個月的省委擴大會（中共四川省委第壹屆第11次擴大會議），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第壹階段在成都開，第二階段在重慶開。會議壹開頭搞了壹個“政治測驗”：到會的1300多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傳達毛主席講話的情況下，先閱讀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意見書》，然後人人必須表態。壹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領導幹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們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壹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態後，才放毛澤東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61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動搖的共49人）。會上選擇了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他們是：鄧自力（滬州地委書記）、陳懷堂（滬州地委副書記）、張戟（省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陳星（重慶鋼鐵公司代總經理）、杜石生（重慶望江機械廠廠長）、高毅（宜賓造紙廠黨委副書記）、夏戎（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張家義（成都軍區11團政委）。





　　作為軍區團政委的張家義是怎樣成為省級的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呢？這是他壹次回鄉探親招來的橫禍。第11次會上每位代表得到了壹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參考文件：“張家義的材料”上說：“原11團少校政委張家義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蘇銅山），給軍區幹部部寫回兩封信，其中對當地農村工作發泄了極為不滿的情緒。”這是兩封什麽樣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同誌的信





　　王科長請轉牛部長：

　　我十二號從成都動身，十七日到家，壹路未出什麽問題。到家後困難重重，沒飯吃，有錢買不到，吃了幾頓草子菜葉對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難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緒很不好，對生產沒信心，對領導抵觸很大（說毛主席共產黨好，下邊幹部不好）。除了壹些生活較好，吃得飽飯外，余皆挨餓。現在正處於農忙，每日大人10兩，小孩6兩到半斤。絕大部分的人都餓得面黃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動路。我們這個村七百人口，在五六兩個月分（那時日食4兩）因病無糧而死、餓死、上吊、投水自殺了三十余人。醫生看病在處方上都是建議領導上給病號增加幾兩糧食，這樣救活了十幾個人。

　　我家人口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餓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無事。我到家後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鬧，要求把他們帶到外邊來。二老有錢，但是買不到東西，我壹個月給的三、四十元錢花不掉，因此，曾幾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帶走他們有餓死吊死的可能。這種情況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靜，埋怨地方幹部領導無法（這都是思想活動沒說出）。

　　上述等等情況，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壹分糧不吃，給老人吃，使他餓得不像樣子），帶往成都過壹段時間。因為寄的錢到家不起作用，買不到東西。

　　上述請求可否，請速來信告訴我。如果可以，請給遷戶口的證明。不能去也告訴我，不會鬧問題，這種困難不是我的家庭壹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說的上述情況，是真的，沒有擴大之處。

　　我家鄉的生產我了解了壹下，使人可怕，能夠做活的很少，20多條牛死的只剩壹條小牛，土地荒蕪面積很大，很危險。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長同誌請轉牛部長同誌：

　　部裏來信，我於八月三日收到，四日離家返成都，原準備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買票困難，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帶父母問題遵照部裏來信指示辦，請勿念。

　　從來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對當前農村問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這樣及時的關心和提出的批評，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鄉所存在的問題也應該認為是嚴重的，否則，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由我的思想不好來負責，那麽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說實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請求帶我父母去成都，作為反映幾個村莊甚至於壹個鄉的情況，的確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況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陜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緒、生活、生產情況以及幹勁和幹群關系等作比較，我家鄉比上述地區差遠了。什麽原因我壹下子也說不出來。

　　我認為那個地區馬上就會好轉了，因為引起了上級的註意，現在又進行整社了，處分了不少幹部，撤職停職的（鄉以下幹部）也不少。據說也有法辦的。以此來大力發動群眾（那裏的群眾非常落後）。

　　我到家後把我了解的情況，以對黨負責的精神，向鄉黨委和縣委某壹幹部作了匯報，他們都認為對整社有很大幫助，然後也參加了整社活動。動員群眾積肥、生產，並親身到地裏作些有關生產活動，和耕作區的幹部交談整社、生產情況。由於參加壹些活動對我教育很大，總的感覺是這樣的：學習有關人民公社文件時，對於其優越性這方面領會較深，但由於客觀問題（幹部作風、生活不好、不能多勞多得、黨的方針政策群眾領會不深）的影響，公社中存在嚴重的困難（家鄉那裏，不是全國）和建設公社的復雜性了解不夠，這次探親解決了；關於緊縮開支、厲行節約比聽幾次報告還解決問題；黨的政策不能被群眾所掌握，以及幹部脫離群眾的危險性；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性在那裏都需要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個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鬥爭的激烈，是過去未所預料到的，群眾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深蒂固等等問題的認識提高了不少。我認為這是我極其主要的方面，否則也不全面。事情多，見面再說，不對請批評。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八月六日於鄭州市





　　從這兩信中還可以看出，張家義是壹個善良而真誠的人，他的組織觀念還是很強的。然而，就是這兩封信，使這位團政委成為四川省八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壹。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當時的政治鬥爭邏輯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壹屆第11次會議，除了揭露出來了61個各種“分子”、批判了8個重點人物之外，還通過了兩個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貫徹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的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瀘州地區以鄧自力同誌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





　　中共中央對《四川省委關於第壹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告》十分重視。1959年10月13日批轉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59]807號），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在我們隊伍裏只是少數，但是他們不僅會在他們所主管的工作範圍內妨礙總路線的執行，而且他們的思想在適合其發展的氣候下，會像病菌壹樣向外擴張、傳染。為了貫徹執行總路線，為了教育幹部和群眾，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傾錯誤的同誌，都必須對壹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壹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壹切角落裏加以掃除。





　　這個按語中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壹連用了三個“壹切”，可見其態度的嚴厲和堅決，文件下達之後，全國的反右傾鬥爭升級。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會議之後，全省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相應的會議，全省的反右傾鬥爭熱烈展開。





　　在農民正在大量餓死的農村，是怎樣反右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這個文件指出了農村右傾思想的表現：1，在農業生產上，他們把增產計劃指標定得越來越低；2，在糧食問題上，他們少報產量，瞞產私分，有糧鬧糧。既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又要盡量擴大銷售指標；3，在公共食堂上，他們不主張積極辦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災害造成的暫時困難制造混亂，以達到他們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單幹的目的。文件說，“上述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當前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傾向，也是實現各項任務的主要障礙。”“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有它的階級基礎的。實質上是黨內壹小部分不堅定分子在生產、糧食、食堂、抗災等鬥爭中的動搖，是壹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比較深的分子，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不滿的反映，並且有的就是來自敵對勢力的破壞。”“為了保證增產，節約糧食，戰勝災荒，必須系統地徹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傾思想。……從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農村展開壹次反對右傾思想的大辯論。”“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極少數右傾分子……”





　　從這裏列出的右傾的幾項表現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還是主張高指標、高征購，還是要保住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而這些都提到了“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這些正是大饑荒的根源。他們不僅不改弦更張想辦法緩解饑餓，實際上還在繼續制造饑餓。





　　指導思想既定，就在農村開展大辯論、大批判。“通過這次辯論，使右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堅定分子堅定起來，使右傾思想失掉市場”。我已經在本書其它處作過介紹，大辯論、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頭遊戲，而是拳腳相加、捆綁吊打，而是眼淚加鮮血。





　　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由縣委農工部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壹手操辦，全面徹底，人人過關。把壹些不愛開會的，開會遲到的，不愛勞動的，說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規格要求的，報產量低了的，說落後話的人都作為右傾分子來反，專門開管理區大會把這些幹部和社員處以刑罰……其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特別隊就是勞改隊，有的地方稱勞訓隊，是公社、管理區建立的準監獄機構。管理區以上的幹部壹句話就可以將社員送去勞改。轉業軍人楊心田反右傾時給工作組的幹部提了意見，就被毒打了兩次。楊當時爬著回去，後害怕鬥爭逃跑。楊在外逃期間因沒有吃的，患了嚴重的腫病。成都市公安局將楊作為流竄犯捉到送回來。工作組便派兩人將楊從床上拉到大會，叫楊站到五個重疊起來的板凳上鬥爭，鬥爭後沒幾日就死在廁所邊上。





　　據萬縣地委龍寶工作組9月20日報告，龍寶公社在反右傾中對幹部和群眾進行了排隊，在全社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234人當中，堅決擁護總路線的占42.3％，在個別問題上有右傾情緒的占44.9％，右傾思想嚴重的占10.3％，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占2.5％。通過排隊確立了“依靠誰、團結誰，批判教育誰”的階級路線。辯論前對骨幹隊伍進行了組織和訓練。因此，在辯論會上，右傾思想嚴重的人“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認公社和食堂的優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幹部和社員100人。然後，進行組織整頓，“保證了貧雇農和促進派占領導優勢”。





　　在反右傾鬥爭中，各地報上來挖出多少瞞產私分糧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辦公廳的報告：據萬縣統計，在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自動交待瞞產私分糧食達740多萬斤。自貢市區雙塘等8個公社自報出隱瞞糧食620多萬斤，占總產量8％。巴縣各人民公社在擴大幹部會上批判的76人當中，徹底低頭認罪的有71人，占93.2％。這個報告說，“大批判帶來了大躍進”，巴縣各人民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共收到保證書決心書2344份，競賽挑戰應戰書1260份。會後生產上“壹躍再躍”。邛崍縣采取大兵團作戰，改造冬水田40萬畝。事後證明，這些數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虛假的。這些隱瞞的糧食是子虛烏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糧食征購的任務。





　　除了農村以外，工廠、學校也開展了批右傾鬥爭。1959年11月7日，在重慶潘家坪召開的市、地委書記會上，李井泉進壹步擴大鬥爭面。他自問自答地說：“機關那些非黨群眾要不要搞？總而言之是要搞的。職工群眾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農民的觀點都帶到工廠裏來了，工人隊伍中也不純潔，也需要以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進行改造。學校看來也要反右，但中央講，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有些人實際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為了把暗藏的右傾份子挖出來，主持運動者還千方百計動員大家“鳴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對付“右派”的壹套搬到黨內來。溫江專區各縣反右傾運動的五級幹部會議編發的大批簡報，記錄了這種坑人的手段是如何進行的。郫縣報告，他們將運動分為四個階段進行，壹、大鳴大放，暢所欲言；二、組織先進隊伍，進行大會發言，肯定成績，樹立正面典型；三、大會重點批判，小會自覺檢查，問題嚴重的右傾分子，根據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處分；四、學習省、地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安排當前工作，定入庫、生產計劃，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傾不只是在1959年。從1958年到1962年的整個饑荒年代，是不斷地批右傾的，不過沒有1959年那麽集中罷了。





　　在反右傾鬥爭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舉壹些官方數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省、地、縣三級機關幹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傾鬥爭的運動中，參加運動人數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為重點批判對象，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973人，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點批判對象占幹部總數的4.78％，占參加運動幹部數的7.38％。這組數據不包括成都市非黨幹部數和瀘州、涼山各縣的數字。



根據195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數數字，四川地專機關：共有幹部51248人，其中，嚴重右傾的1332人，占幹部總數的2.59％；右傾機會主義分子524人，占幹部總數的1.02％；兩類合計1856人，占幹部總數的3.62％。縣級機關（缺兩個專區縣人數）：共有幹部116840人，其中嚴重右傾的4076人，占幹部總數的3.48％；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081人，占幹部總數的1.78％，兩類合計6157人，占幹部總數的5.26％。





　　除了省、地、縣三級機關以外，全省區級機關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區級幹部總數的3.46％；公社黨委書記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幹部總數的7.18％；廠礦企業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為1204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2.84％，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999人；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的人數為384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3.99％，占參加運動黨員幹部總數的4.84％，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幹部受批判的人數沒有全省的統計數字，但個案統計數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縣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組情況簡報寫道：合川縣1959、1960、1961年三年間，由於反右傾擴大到基層，整風整社、反瞞產私分等運動，共處理了幹部5184人，占全縣幹部總數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幹部17716人，處理了4699人，占26.5％。各級幹部處理面是：公社級：黨委書記占60％；黨委副書記占35.7％；正副社長占36.7％；壹般幹部占28.6％。大隊級：正副書記占57.2％；正副大隊長占38.7％；壹般幹部占31.6％。生產隊級：正副隊長占24.8％，壹般幹部占11.8％。江北縣興隆區自1958年到1962年，全區大隊壹級的幹部328人當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占40％；在454名生產隊長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占51％。





　　以上數字是枯燥的，但每壹個數字後面卻是血淋淋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是無情的摧殘折磨和成千上萬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據中共中央有關精神，對在1959年反右傾以來被錯整的人給予“甄別”。對致死、致殘、自殺的幹部和社員，區別情況經濟上給予輕微的補償，政治上給予安撫。但對在運動中自殺的幹部不予撫恤，被開除了黨籍、團籍的，不再恢復黨籍團籍，並應指出自殺行為是錯誤的。





　　四川省的反右傾並沒有結束。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重慶市團委的幹部在討論“七千人大會”精神時，聯系四川省實際，談到四川省餓死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認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團市委工作的副書記於克書提議向中央寫壹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況，其他幾位團市委副書記都同意。於克書以“壹個共產黨員”的署名寫了壹封匿名信，為了避免查出筆跡，找打字員用打字機打出來。





　　1962年6月，共青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於克書到北京出席會議。會上，他們向胡耀邦匯報了四川的情況。胡耀邦和他們二人的談話被整成簡報送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於是，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書記約廖、於二人談話。他們向楊尚昆作報三個半小時的匯報。楊尚昆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鄧小平得知情況後主持會議，派人到四川調查。李井泉得知這些情況後，利用八屆十中全會抓階級鬥爭的機會施行報復。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慶市召開第二十次全委擴大會。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蕭、李、廖”反黨集團。蕭是蕭澤寬，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分管共青團工作；李是李止舟，時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認定他們是四川省刮“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的代表。



十、四川餓死多少人？



　　在饑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損失？我手頭有壹份四川省統計局1962年5月提供的統計表。詳見表3-3。





　　表3-3 1955-1961年四川省糧食、生豬、耕牛和油料產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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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 1955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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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億斤）│ 404.6│ 445　│ 465　│ 492　│ 368　│ 323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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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豬（萬頭）│1907.3│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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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牛（萬頭）│ 492.6│509.70│515.50│525.30│556.30│516.10│4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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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萬擔）│ 842.6│814.40│814.60│843.80│1000　│500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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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表3-3可以算出，1961年全省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了44.1％，生豬少了56％，耕牛減少了5.7％，油料減少了51％。然而，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對我說，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損失，四川省統計局得看省委的臉色行事，提出的數字都是領導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會少於70％，生豬按頭算不能說明損失多大，因為剩下的豬只有骨頭沒有肉。





　　四川省計劃委員會認為統計局的糧食產量數偏高，1962年7月，他們對1957－1961年四川省的糧食產量作了回顧性分析，分析結果是：1957年430億斤；1958年470億斤；1959年390億斤；1960年323億斤（他們認為此數還是偏高）；1961年260億斤。按這個數字，1961年的產量也比1957年減少了40％。





　　四川是中國的養豬大省，其豬肉供應全國很多大城市。死豬比較集中的時間是1960年，1960年10月份，內江只有豬52892頭，比1959年減少了43.6％，比1960年6月份減少了37.2％。1960年1－10月，全縣共死豬47298頭，占1959年底豬只數的58.5％，相當於現有豬只數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縣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時為10650人，1962年3月降為8500人；牛從400頭降為343頭；豬從4700頭降為1684頭；拌桶從1576個降為750個；曬席從5340張降為785張。大型農具共減少了70－80％。又如九大隊四小隊30戶人家只剩下三個箕，兩個爛籮筐壹個裝幹肥用的口袋。新繁縣位於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離省會成都不遠，其情況在全省不應當是最壞的。這個公社1959年水稻畝產457斤，1960年下降為380斤，1961年又下降為277斤。1961年收益分配的結果是，“倒找戶”占68％，即68％的農戶忍饑挨餓勞動壹年，不僅得不到壹分錢的報酬，還欠集體的錢！





　　當然，損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狀況是非常悲慘的。





　　邛崍縣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區1958年十壹月建立公社時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遷入11人，應有870人。大規模的死亡從1960年二、三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餵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松命三個社員將屍體埋掉，三個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壹個露天空糞坑裏，直到爛成壹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壹盡。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516人，較公社化初期減少人口40％。





　　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壹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壹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壹半……有的壹個村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外壹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溫江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因實報所下放公社的糧食產量，在反右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當社員。1960年3月，縣上又要求他們壹批下放幹部到鄰近的新都縣馬家公社“突擊落後”。他後來在個人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次“突擊落後”時，目睹的可怕壹幕：





　　我先去二大隊，我從馬家中學後面出去壹看，小春作物長得相當不好，特別是油菜，好些是“壹柱香”，頂上只有幾個小花苞。田裏看不見人出工，只有幾個女社員在淘苕菜。我走近問她們：“妳們男社員哪裏去了，怎麽不見人做活路？”她們回答說：“男社員住居民點去了，只有我們幾個女的還在做活路。”我心裏壹詫，問：“妳們還修了居民點？在哪裏？”他們用手壹指，說：“在河邊上，妳們去看嘛！”我順著他們指的方向，走了壹裏多路，到河邊上壹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後規劃的集體墳園，兩片墳塋，幾乎全是新的，大致有壹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沈重，返回到這個大隊的三生產隊公共食堂，在食堂門外紅苕窖裏看到丟了壹個死娃娃。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把那個死娃娃找個地方埋了。”他找到幾個社員把死娃拖到紅苕窖裏，下邊還有個死了的老太婆。生產隊長為難地對我說：“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人死了都顧不得埋了。”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當年正在第壹線采訪農業。他說，餓死人最多的時候是1961年冬天。當時我重點跑川西。川西平原有壹種肥料叫苕子（綠肥），平時也可以作豬飼料。那時有的農民餓極了就偷苕子充饑。壹次我我在郫縣采訪，早晨起來地上滿是白霜。我看到壹塊苕子田裏有壹個人爬在那裏不動，走到跟前壹看，他死了。嘴裏啃了壹嘴苕子葉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記者李世義到壹個地方采訪，看到壹個老農民大罵共產黨，我們很奇怪，壹打聽，原來是黨支部書記的父親。不是他，誰敢罵？人家追問他，他就說：我罵我兒子！





　　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在回憶中寫道：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後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前明說：全地區各縣加在壹起死了350萬人。在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縣委書記說他那裏人口死了壹半，有的村子死得壹個都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壹個村子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埋人的人餓死了，只好再從其它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反映滎經縣情況的簡報按規定要發到各組，還應報中央，但我剛剛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壹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壹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涪陵專區豐都縣，三年死於“腫病”的就有十萬余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

　　榮縣僅1960年，兩次青黃不接的季節，就餓死了6萬多人，占全縣總人口10％以上。這還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數字。

　　根據1989年出版的《郫縣誌》，1958到1961年4年間，全縣人口由28萬降至23萬，凈減5萬，如果考慮這幾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約在8萬人左右。郫縣報告說，全縣勞動力比1958年減少近20％，其中有七個公社減少30％。友愛公社壹管理區1958年上半年有855個勞動力，現有500人。永定公社壹管理區1958年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3.9畝土地，現負擔13畝土地，即勞動力減少60％。

　　溫江全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人，1961年為433萬人，4年凈減61萬人。考慮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約為90萬人。

　　根據溫江地委工作組1961年的壹份調查材料，毛澤東親臨視察過的紅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慶祝毛主席視察紅光社3周年的日子裏，還剩2750人，凈減1245人，減少了三分之壹。



表3-5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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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合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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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常死亡人數│ 98.53│253.37│299.42│123.04│ 22.65│7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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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出生人數　　│ 86.96│139.61│172.59│165.53│ 54.50│6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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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結果表明，在大饑荒期間，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萬人，少出生人口600萬人。《中國人口》這套書中的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與實際情況有差距。因此，上面計算的結果也比實際發生的要少。





　　事實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餓死人的數字。這是因為，在大饑荒期間，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強了人口統計工作”。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達了壹個“關於加強戶口管理人口統計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傾、鼓幹勁的思想基礎上開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縣為例，開始，金堂縣委根據各公社上報的數字統計，出現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現象”，受到地委批評，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沒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統計。金堂縣委召集各區、社幹部開會，傳達省委精神，反復強調“人口統計工作的重大政治意義”，批評死亡數字大的區社是“對人口統計工作的意義認識不足”。社隊幹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傾帽子，趕緊重新“調查”。土橋區六個公社原報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調查”後，死亡數大大減少。有的公社的統計報表壹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後“復查”十壹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劉宗棠說，文化大革命中傳出來的數字是餓死800萬。廖伯康在他的書稿中說餓死1250萬人，東夫的書稿中說是餓死了1000萬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說“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1962年7月受中央辦公廳派遣、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的《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寫的《四川情況》中，寫道：“人口，1957年7300萬人，壹說是7175萬人；1960年省委組織部批轉各地編制時，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減少17％左右”。如果按蕭風說的凈減少1200萬人，則餓死人則在1200萬這個數字之上。人口減少的數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計大約500萬），但這幾年還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萬人）。出生人口數和外流人口數可以相抵。曹樹基先生在他的《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壹書中認為，從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億口為940.2萬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數，非正常死亡應在1000萬以上。我認為，四川省在大饑荒期間，餓死人1000萬到1200萬之間，少出生人口在400萬到800萬之間。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紀90年代，我利用幾次去安徽采訪和開會，收集了壹些安徽大饑荒年代的資料。2001年5月，我借在合肥講學的機會，又花了七八天時間，專程到合肥、蚌埠、鳳陽進壹步查閱資料。從鳳陽回來後，又得到了無為、亳州等地的資料，再加上對原中監委李堅老人的幾次訪談，安徽情況就很清楚了。在這壹章我先介紹幾個縣的情況，然後再介紹全省的情況。



壹、說鳳陽，道鳳陽



　　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鳳陽花鼓”反映安徽農民逃荒要飯的情況：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從出了“毛皇帝”，風調雨順也饑荒。大饑荒年代，鳳陽農民連“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沒有。





　　鳳陽，位於安徽省東北部，地處淮河中遊南岸。這裏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在明朝開國功臣的91人當中，鳳陽籍的就有41個。這裏至今還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當和尚的龍興寺等古跡。站在中都皇城南門的殘垣上北望，想到這塊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難，使我感慨萬端。





　　在800多頁、120多萬字的《鳳陽縣誌》中，留下了鳳陽歷史上很多光輝的篇章，而對1959－1961年那場空前劫難只含糊地記下以下文字：





　　1960年2月15日　全縣采集代食品906.8798萬斤，其中有薯根、雞爪菜、茅草根、掐不齊等。

　　1960年2月15日　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全縣農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農村原有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孤兒2280人。1960年糧食產量9507萬斤，比1957年的22760萬斤減少了13253萬斤。

　　1961年8月4日，中共鳳陽縣委學習貫徹中央《十二條》和《農業六十條》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負責人會議上，總結了鳳陽兩年來刮“五風”的失誤和教訓：1，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賣了過頭糧。2，封鎖消息，掩蓋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傾中錯鬥爭了壹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產風壹刮再刮。5，占用農村勞動力過多，削弱了農業戰線。6，亂出主張，生產瞎指揮。7，任務要求過高、過急，勞逸失當。





　　這本縣誌是1999年出版的，離大饑荒年代已經40年，還是極力淡化那場大饑荒的情景，後人很難從中了解當年的歷史悲劇。作為縣誌，不敢記錄這個縣發生的空前悲劇，本身就是悲劇。





　　1、鳳陽的大躍進





　　在鳳陽，大躍進實際是大災難。對這場大災難，歷史資料中都有記載。





　　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1957年鳳陽是個豐收年。實收產量為20624萬斤。在壹般情況下，1958年糧食計劃定為2億斤是比較合適的。縣委卻上報了8億斤的指標。1958年實收為1.5000億斤（《鳳陽縣誌》數為1.64086億斤），但縣委估產為4億斤。1959年，實際產量只有1.8億斤左右（《鳳陽縣誌》數1.06918億斤），但又上報為4.0500億斤。本來是連年減產，卻上報連年增產。





　　表4-1 鳳陽縣1957─1963年糧食產量





　　╔═════╤═══╤═══╤═══╤═══╤═══╤═══╤═══╗

　　║年　　　份│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單產(公斤)│　58　│　38　│　30　│　28　│　42　│　43　│　50　║

　　╟─────┼───┼───┼───┼───┼───┼───┼───╢

　　║總產（噸）│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





　　資料來源：《鳳陽縣誌》，方誌出版社，1999年，第178頁。





　　高指標、高估產的結果是高征購。1958年產糧82043噸，即1.64086億斤，國家征購了7102萬斤，即拿走了43.28％。由於留下的糧要扣除工業用糧、非農業人口供應糧、種子和飼料，剩下才是農民的口糧，所以，通常國家拿走了30％就顯得緊張。現在拿走40％以上就更緊張了1959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1.06918億斤，卻征購了5974萬斤，國家拿走了54.49％。板橋鄉淮東社1959年1月份調查，全社240戶、1172人，缺糧斷炊的有184戶、892人。大溪河鄉斷炊的很多，並有吃青苗現象發生。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趙玉書說：“1959年冬到1960年春，據不完全統計，外流人口10529人，腫病達3萬人，非正常死亡現象普遍布嚴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原有利於163人，非正常死亡率558人，占30％；劉府公社雙山大隊官帝村原有577人，死亡104人，占18％；太山大隊曹端村原有435人，死亡38人，占8.7％。”





　　在農民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還要完成高征購任務，只能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進行橫征暴斂。1959年冬到1960年春，縣、公社、大隊層層開會逼交征購糧食任務。縣委要求各公社壹天三報：早上報糧食入庫計劃，中午報糧食入庫情況，夜裏報入庫實績數字。每天晚上對入庫多的社隊進行表揚，對入庫少的社隊嚴厲批評。壹級壹級地向下施加壓力，壓力壹級壹級地放大。1960年春節期間，板橋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江山大隊黨總支書記鄧某，在縣委的壓力下，在安子集召開80多名幹部的征購會議，要求各生產隊交出糧食。誰說沒有糧食就打誰。張信成、狄為朝等10人被打。會後，這些幹部就分頭到農民家中搜糧食。1960年午季（即收小麥的季節），小溪河公社黨委布置統壹行動，搜查糧食，被搜查的有8046戶，占總戶數的73.4％。長塘大隊只有壹家沒有被搜查。山河大隊組織壹個17人的“挖糧潛力專業隊”，人手壹棍，到各家東搗西戳，翻箱倒櫃，發現社員王坤鍋裏有烙餅，便壹湧而上，開鍋吃光。





　　“共產風”壹刮再刮，刮地三尺。“共產風”開始是1958年秋颳起來的，引起了混亂，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糾正措施想剎住“共產風”，但怎麽剎也剎不往。這股風從上面層層往下颳，壹級大壹級，壹陣緊壹陣。到1960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縣委書記趙玉書檢查說：“上級雖然下令剎共產風，但沒有剎住，原因在縣委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我的指導思想上。我們總是想快點向高壹級的所有制過渡，我們曾計劃把全縣14個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過渡。我們總是希望社有經濟發展快壹些，供給制盡可能早壹些，公共積累盡可能多壹些。”公社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當時認為公社所有制比生產隊所有制更接近共產主義），大量集中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大隊也以“個人服從集體”、“小集體服從大集體”的名義，把生產小隊和社員的財產集中起來。山河大隊實行“五集中”：豬集中，把小隊和社員的豬集中起來辦“萬頭養豬場”；雞集中，規定每戶或每個勞動力交2只雞，興辦“萬雞山”，並規定每戶只準養雞3只；鴨子集中，大隊在壹個早晨趁人不備，統壹行動，把鴨子集中到大隊集中飼養；廁所集中，扒掉社員的私人小廁所，壹個莊建壹個大廁所；山芋種子集中，把社員已經育好的山芋種子集中起來。這些集中起來的豬、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來的山芋種子也爛了。山藥、毛芋、生姜是鳳陽小溪河地區的經濟價值高、產量大的特產，過去是家庭種植。幹部認為這種生產方式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不讓社員種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見苗要犯法”的說法。





　　為了盡早地進入共產主義，自1958年以來，搞了很多“大辦”，如：大辦工業，大辦水利，大辦土鐵路，大辦文教衛生事業，大辦土化肥等等。這些大辦所需要的資金、物資、勞動力都是通過“壹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辦法，剝奪生產隊、剝奪農民而得到的。





　　“共產風”颳的範圍很廣，從社隊集體的土地、勞動力、畜力、農具、資金、糧食、以及社員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樹木、家具等。扒社員的房屋，捉社員的家禽，砍社員的樹木，收社員自留地和自留地裏的莊稼。有的地方把社員自留地裏的南瓜苗拔出來栽到集休的地裏，結果全部死光。強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強行把東西扔到外面。強行收走各家做飯的鍋，甚至當著社員的面把鍋砸爛了，老人要求留下壹口鍋燒水也不行。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壹個小莊子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由大隊占領。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





　　為了給“共產風”造聲勢，到處樹牌坊，紮“躍進門”，在屋頂上、田埂上、山頭上，路邊上，到處都寫上大標語，形成了壹個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熱烈氣氛。





　　公社以建設共產主義新村的名義，強行拆掉社員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於拆房並莊，有7個大隊的25個村莊無人居住。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5個村莊並成1個，男、女、老、少分四處居住。喬山大隊31個村莊，1960年6月，總支書記梅某強迫群眾在半天之內並成6個莊子，拆掉房子300多間，黨員不幹開除黨籍，團員不幹開除團籍，社員不幹不給飯吃。說是建新村，實際上舊房子拆了新房子沒有建，社員無家可歸，100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14戶40人住在3間通連的房子裏，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在壹起。





　　1958年底全縣共有房子224143間，兩年來共拆掉、倒塌39555間(其中倒塌25266間，拆掉13400間)，占17.7％。全縣有29個村莊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莊並大莊時，社員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樣，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壹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壹提並莊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瞎指揮。在生產上追求形式，不求實效。要求紅旗插滿田間，壹邊幹活，壹邊唱歌，壹邊喊口號。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調到公路鐵路兩旁，調到社與社、縣與縣的交界處，做出樣子，而裏面卻是大片土地拋荒。全縣只有耕地141.2萬畝，1960年春夏種上報播種面積184.8萬畝，超過了耕地總面積40多萬畝。





　　農民壹早起來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麽，連生產隊長也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麽。生產指揮權和調度權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縣裏統壹指揮，公社或縣領導人像戰爭年代指揮淮海戰役壹樣，組織“大兵團作戰”。小溪河公社13個大隊，1960年春季以來，參加大兵團作戰的有86個小隊、284個小組、3395個勞力。從“開秧門”起連續40天，有的持續達3個月之久。有的大隊，犁田搞大兵團作戰，收麥子搞大兵團作戰，栽秧搞大兵團作戰，甚至連鏟草皮也都搞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打破了生產隊、生產小隊和生產小組的界限，取消了評工記分、按勞分配、勞動定額和生產責任制。新華大隊900個勞力，參加“大呼隆”勞動的就有700人。有壹天，代圩生產隊幹部帶領100多個社員，擡著2000多把秧，到大韓家莊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擡到劉園，劉園也毫無準備，又擡到前廟。到了前廟，天色已黑，無法栽秧。壹天行程12裏，空跑4個莊，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勞力大量亂調，東調西，西調東，亂成壹團。





　　在鳳陽，瞎指揮到了荒唐的地步。違背農時，不按節令種植，有些地方出現了春節種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種麥子、立秋栽煙葉的離奇事情。這是因為，雖然農時錯過了，但上級下達的種植計劃還沒有撤消，雖然違了農時，但計劃還是完成了，向上級也好交待了。為了完成縣委定的70萬畝水稻的任務，有些地方把沒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經長得不錯的旱糧栽水稻。門臺公社宏光大隊本來不適合種水稻，上級強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畝，平均畝產50多斤；1959年旱改水850畝，平均畝產31斤；1960年旱改水900畝，平均畝產只有2－3斤。為了種水稻，本地無水下秧，派了48個人、25條耕牛運了3萬斤稻種到60裏外的總鋪公社去泡種育秧，幹了29天，連種子也丟了。第4生產隊有500畝黃豆，已有半尺高，大隊硬叫犁掉改種山芋，社員不願意，還是犁掉了480畝。結果每畝只收300斤山芋，而剩下的20畝黃豆每畝產200多斤。還是門臺公社宏光大隊，1960年春，麥子壹版金黃，正當收割之際，卻被調出500多個勞動力去黃灣支援。行程兩天，到那裏安了壹天家，找工具壹天，口糧沒運到餓著睡了壹天，回來又走了兩天，花了8天時間，只幹了半天活。結果，自己的麥子遇上了雨，損失很大。





　　這樣荒唐的事還有很多：小溪河公社喬山大隊8畝大麥已經盤根，幹部硬叫犁掉，種豌豆，每畝下種200斤，壹粒未收。這個大隊的澗西生產隊，春天撒播花生80畝，用種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隊秦塘小隊1960年3月種麥子7畝，采取拔苗助長的辦法，每畝施化肥100斤，不僅燒死麥子，連草也不生。光明大隊的駐點幹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麥，晴天栽秧。長塘大隊為了擴大面積，竟把3萬多斤稻種撒在花園湖壹尺多深的水裏，還強迫社員在水田栽煙250畝，片葉未收。萬保大隊張莊生產隊幹部，大雨剛過，就叫社員在滿田是水的稻田裏栽煙32畝；石馬大隊在水裏播黃豆120畝，顆粒無收。李武大隊社員鐘萬祥每畝下麥種25斤，大隊卻說下種少了，叫犁掉重種。新華大隊把全部土地劃成三個作業區，規定作業區的其他作物壹律廢除，僅1960年壹次就犁掉已種上的莊稼近千畝。小溪河大隊街西小隊，田裏麥子未運完，勞力就被調去抗旱栽煙葉，結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裏的麥子也損失7000多斤。





　　縣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個不種”：不“條播”不種，下不足多少種子不種，不施多少肥不種，不“畦田化”不種。在農業上還要搞很多“化”，如車水風力化，運輸車子化，車子軸承化。結果壹化不化，勞民傷財。





　　劉府公社下令壹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劉府大隊生產隊長汪貴珍因地制宜打了壹畝半旱秧，公社王書記知道了，開會鬥爭汪貴珍。汪辯解說：“我電因地制宜，為了多打糧食。”王書記說：“聽黨的話，就應該打水秧，壹粒不收也是好幹部；不聽黨的話，打多少糧食也是壞幹部。”結果撤了汪的職。





　　由於全縣統壹指揮，不斷地有“中心任務”。每壹個中心任務來了以後，就要動員社員不分晝夜“突擊苦戰”，在工地“安營紮寨”。要求社員“雨天當晴天，黑夜當白天”、“大雨小幹，小雨中幹，不雨大幹”，不少婦女因饑餓和勞累過度，患了閉經、子宮下垂等疾病。長期饑餓和過度勞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調農業勞動力，削弱了農業生產。鳳陽從1959年11月10日到1960年5月8日，全縣農村勞動力投入水利建設的每天就有3萬到5萬人，最高時達7萬人，占當時勞動力總數的63％。此外，還常年修土鐵路的勞動力3700多人，修公路的2000多人。縣委計劃1959年工業總產值達到1.2億元，比1958年增長14倍，工業職工從1957年的924人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還抽調了25000多農民搞工業。秋種沒結束就動員農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還不讓農民回來。留下來搞農業的全是婦女和小孩。





　　大辦鋼鐵運動最高峰時，共有63000多人赴鋼鐵前線。縣委的總結報告說：全縣“建成平爐3000余座，1立方米高爐875座，1.5立方米高爐163座，6.5立方米洋高爐2座，沖天爐18座，紅爐129座，煉鋼爐3290座之多。現在臨淮、門臺兩地的鋼鐵基地已初具規模。”





　　2、三年餓死九萬人





　　鳳陽，壹個不到40萬人的縣，在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9萬人，餓死人口占總人口的四分之壹。根據新修《鳳陽縣誌》，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7年凈減少了89113人，減少的人數相當於1957年總人口的23.41％。全縣人口直到10年以後的1967年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縣人口為38萬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長率2.44％計算，1961後全縣應有人口419315人，照這樣計算，1961年比應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這個數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應當出生卻沒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慮外流人口，死亡人數會小壹些。





　　以上說的是全縣總人口，若單看農村人口，情況更為嚴重。根據《鳳陽縣誌》同壹資料，1961年農村人口比1957年減少了89125人，相當於1957年總人口的26.56％，即減少了四分之壹以上。值得註意的是，直到1967年，即10年以後，人口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如果考慮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人口減少遠遠高出26.56％。在這期間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時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凈外流人口壹萬多人。





　　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壹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個人就有壹個餓死。按郭書田四分之壹的估計，以1957年380711為基數，則餓死95178人。這和陳振亞說的1959－1960年兩年餓死60245人大體相符。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寫道：“1960年雖然風調雨順，壹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1961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鳳陽沁崗村，“全村34戶，175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戶，39人。”





　　據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1961年2月1日的《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餓死14285人，占26.6％，這個公社半井大隊原有4100人，餓去1627人，占39.7％，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死亡48人，占68.6％。全縣死絕8404戶，占總戶數的3.4％。死、跑而空的村莊27個。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20戶，死絕4戶。小溪河公社餓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餓死1139人，占24.2％。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餓死48人，占68.6％。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的3.4％。餓死和外跑而空無壹人的村莊27個。小溪河公社曾有21個村莊餓死和外跑而空無壹人。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長塘大隊趙莊子張玉璞的父親，死後兩天還抱著未死的女兒。有的人家兩口子壹夜同時死在壹張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沒有擡埋。由於人口大量死亡，出現很多孤老與孤兒。





　　時間已經過去了40多年，現在很難了解當年死人的具體情況，只能從檔案中了解過去。1961年1月，鳳陽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目的是糾正“五風”，會上發動參加者“大鳴大放”，揭露問題。會議由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主持，開得嚴肅緊張，會上發言的有90％以上是家裏死了人的，壹邊說，壹邊痛哭流淚。現摘錄1961年1月《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如下：





　　總鋪公社鹿塘大隊張窪小隊社員代表王庭華質問副縣長宋兆銀說：“58年妳帶我們去官溝水庫去挖幹渠，飯都不給吃，還叫五天五夜不睡覺，哪個能吃得消？去年，我們村餓死了壹二百人，縣長妳知道嗎？”

　　總鋪公社國光大隊社員代表說：“縣委官僚主義太嚴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們莊300多人就死了87個，說起來真痛心哪！”

　　殷澗公社鳳陽山大隊占家小隊支部書記武善蘭說：“60年春天，縣委給群眾吃的山芋幹，由於已經變質，苦味難聞，群眾說是吃湯藥。結果加劇了浮腫病，4月份僅10天時間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黨委書記萬德元說：“59年在武店開烤煙現場會，縣委明知道沒有這麽多煙葉，硬說有。縣委書記處書記董安春讓壹個馱子的煙分三個驢了馱，顯得煙賣得多。他還布置，對餓得臉色不好的社員要看緊，不讓他們上街，免得讓外面知道。餓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還要種上莊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隊代表李金明說：“1959年我們收35000斤糧食，叫征購58000斤，結果我們交33000斤，社員只吃2000斤。真的沒有糧食了，群眾吃麻葉子，什麽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匯報：我們沒有吃的了。他說我帶頭鬧糧，要開除我的黨籍。結果我們280人，死後還剩170人。我家5口人，死掉4個，就剩下我自己，妳叫哪個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隊代表說：“1959年秋，壹點吃的也沒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們那檢查工作，還向幹部說：目前是大好形勢。我們隊原有2500多人，現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麽多，我們向董安春匯報，他還說我們玩花樣。我們帶他去看死人，他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隊社員代表王夕周說；“這兩年盡說鬼話，以上壓下。58年誰講真話就揪誰。這兩年死了這麽多人，就是以小報大的結果。報的都是千斤田、萬斤田，這颳的是鬼頭風，颳壹年人都死光蛋了。我們那裏北山下有壹戶叫曹玉樂的，壹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澤祥死了沒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黃灣公社荷花大隊生產組長楊大松說：“59年我們隊實際只有2000斤糧食，大隊幹部周友香硬叫我們報10000斤，我說沒有這麽多，就說我思想右傾，批我兩天。結果，我們莊子原來582人，死了80多人。”張灣小隊支部書記崔厚軍補充說：“大隊書記周友香不準白天埋死人，說影響不好。有壹次，黃德良替人家擡了壹個死人，就批鬥他兩天。”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總支書記王煥業說：“60年春天，工作組錢軒家裏死了11口人。開始死人時家裏來人送信，他搖搖手，不讓講，帶幾個錢回去處理就算了。最後只剩3個人，實在沒辦法了，就請示領導把3個孩子戶口糧油關系遷到機關來。請示再請示，到批準時，3個孩了也餓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橋工作組張玉樸說：“張牙莊原來42個勞動力，現在很少了。我母親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帶血，用草棍捅。我回單位向檢察長反映，說我反三大萬歲，誣蔑人民公社，鬥我三天，寫了6份檢查。要不是徐部長，就把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帶出壹個小孩來。死了哪敢講，就說病死了算了，只好睜眼倒瞎黴。”

　　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發言說：“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37戶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壹個少老子無娘的孤兒。小孩子們看到我說：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妳了，就剩下我壹個人看看妳，多痛心，多淒慘哪！”

　　考城大隊代表王家鳳說：“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歲的小孩有壹天對他娘說：‘把我送走吧，再過幾天我就要餓死了！’”

　　府城公社紅旗大隊生產組長陳守先說：“60年春天，光蔡莊壹個地方就死80多人。當地幹部還組織壹個送病專業隊，專門擡人。”武店公社今天在會上發言13人，就有4個傷心痛哭。考城大隊社員代表王家來說：“我們大隊原有5000人，現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有死這麽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裏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裏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還有兩口人。我是最後壹個餵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沒有死，12個餵牛的人都死了。”講著，講著，就哭起來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隊姚營生產隊社員代表姚繼山說：“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鳳陽縣委不好。58年秋種每畝地下種四五十斤，甚至幾百斤，結果搞的不能收。59年沒有糧食硬叫報，沒有辦法就報空。說這裏有幾千斤，那裏還有幾千斤。報過不算還要兌現，朝屌上兌！我們光明原有1630多人，死了800多人。姚正會家餓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淚往肚裏流。這都是縣委壹手造成的，破壞黨和毛主席的名譽。”

　　殷澗公社社員代表發言指出他那裏饑荒的嚴重情況，殷山生產隊，原來有217人，壹冬春就死了95人，小殷家壹個莊子39人就死了22人，夏黃小組原來70多人，死了48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隊上宋小隊耿沈小組社員代表耿＊說：“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組勞動力死得太多了，沒有人埋，從我們耿沈抽人去埋。我們埋了半天只埋5人。這麽慘的事由誰負責呀？我看主要是縣委。”　府城公社社員代表洪冠群說：“金傳之因偷幾只山羊，隊長葛＊＊不給飯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餓死。”楊學群（小隊書記）說：“馬玉新生病還叫犁田，跟不上犁說是裝病，結果被綁打，扣飯致死。她死在家裏沒人知道，小孩還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沒吃著也餓死了。”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社員代表宮學仁說；“我們宮李家80戶不到，就死掉59人，牛、驢死光了，房屋倒塌50多間，全隊1400多畝田，去年就荒掉1000畝。幹部還像活閻王壹樣，排著隊打社員，哪有百姓過的日子！”山河大隊1958年有5536人，現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總人口的28.1％；勞力下降1375個，占整半勞力的48.8％。

　　武店公社鳳龍大隊生產組長唐秀棋說：“60年我們那裏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壹半，門西、武莊兩地，壹家壹家全死光了。現在我們那裏犁田的都是小孩。”





　　與會代表還揭露了大量慘無人道的事實。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的母親有病（餓病），找生產組長花某要點面給母親吃，花說：“還給她飯吃？都快要死了。還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沒回來給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說：“妳不同意就死在家裏，埋在家裏。”常沒辦法，只好把沒斷氣的母親埋掉。





　　壹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準”：壹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更惡劣的是黃灣公社張灣小隊規定死了人不僅不準戴白布，還叫人披紅！





　　由於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兒。據不完全統計，1961年底全縣孤兒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齡分：1-3歲48人，4-6歲296人，7-9歲798人，10-15歲124人。孤兒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齡分：60－65歲910人，66－70歲359人，70歲以上258人。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2年全縣有孤兒3304人。其中：公社收養702人，大隊收養704人，群眾代養908人，單獨生活990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沒有死，睡在死人懷裏壹兩天。





　　從1959件到1960年，全縣發現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記載的就有63起。大廟公社五壹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8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說：“有壹天晚上我開會回來，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頭，放在鍋裏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壹瓢在門口吃，他說，我已經吃掉幾個了。現在莊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1961年8月9日晚，拖拉機站王站長在科局長整風會議上的發言說：“1959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匯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因衛生工作沒搞好。壹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匯報後，季派工作隊夜裏把這個婦前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壹個墳堆上有六七具屍體。”





　　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匯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匯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人。”





　　對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不僅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還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





　　不過，中國農村有壹種傳統，認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說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長，也有人說吃了人肉會生病。所以，吃人還是個別現象，多數人寧可餓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個別現象，由於中國人口多，從總的數字上看，吃人的情況也是很多的。





　　農民明明是餓死了，還不能說是因饑餓而死的。縣委領導人趙玉書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隊檢查浮腫病情況，問醫師王善良：“為什麽浮腫病總是治不好，少什麽藥？”王醫生回答說：“少壹味糧食！”趙、董二人立即決定，將王醫生交大會批鬥後逮捕。





　　農民大量死亡，而各級幹部卻向上級向外面封鎖消息，隱瞞情況。1960年端陽節，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張少柏在臨準化名“石求明”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個人得失念頭，確立以黨和人民得失為重，才下決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的4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其驚人的。壹個死亡5％，壹個死亡率1％強，壹個占15％，壹個占20％多。……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有的村子壹天死亡5－6人。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100名左右。”結果，張少柏壹度受到迫害。





　　1960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長馬騫聽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隊）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從蚌埠市支援豆渣1萬斤，運到臨淮關，通知家鄉來運。結果遭到總支副書記楊雲春、副縣長繆堅的拒絕，阻止群眾起運。而且繆堅還去信給地委檢舉了馬騫，說馬“思想右傾，有問題！”





　　1961年鳳陽縣委書記馬維民在總結兩年經驗教訓的三級幹部會上的報告中說：“對死人的情況，我們大家基本是了解的，開始個別死人的時候，認為是個別情況，對上不講，自己想辦法解決了就算了。以後死的人多了，問題搞大了，就驚慌失措起來，對上更不敢講了。死人明明是餓死的，而說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說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還不允許死者家屬哭喪帶孝，不準埋墳，對反映死人情況的來信加以扣壓，甚至對來信者進行打擊；有的幹部因為如實向組織反映了死人的情況還挨了鬥爭。”“因為怕犯錯誤，怕受處分，怕摘掉烏紗帽，而不敢暴露真實情況；越不敢暴露，問題就發展越大；問題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3、餓死農民，撐死幹部





　　在1961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與會者揭露，壹方面社員大量餓死，壹方面幹部生活特殊化。1960年春棄嬰很多，縣委書記趙玉書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相反，趙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趙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某，1960年春天群眾生活都那樣困苦，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大批農民饑餓而死，幹部們卻請客成風，大吃大喝。有壹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某，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某，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縣委工作組林興甫說：“縣委江壹舟主任不但吃細糧，還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飯，用油炸鍋巴吃。趙政委壹家不吃粗糧。”趙政委就是縣委書記趙某。武店工作組楊義全說：“縣委生活特殊，東西都被他們吃了，吃細糧。這叫什麽‘四同’？群眾有腫病，買不到糖，商業局送給縣委每人壹包。病人為什麽吃不上糖？都給他們吃了！”強華說：“武店現場會浪費很大。公共食堂沒有飯吃，趙樓兩天餓死13人，現場會還大吃大喝。炸油條，炸糖糕，水餃子，饅頭，早晨12個菜，中午24個菜。喝的是金字酒。雙營子莊上的浮腫病人，被鎖在家裏，怕外人看見。”總鋪工作組貴（檔案字跡不清）說：“59年冬60年春，在群眾腫病死亡的時候，縣委大請客，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吃魚吃肉，水庫經常送魚來，都分給幾個書記、常委，從來沒有壹個人給錢。招待所隨便吃，縣委每個月都吃幾百斤糧食，這些糧食救濟壹個生產隊，要少餓死多少人？”





　　當時鳳陽社員中流傳壹句話：“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小隊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管理員。”“壹兩”、“壹錢”指的是縣裏給社員的糧食定量。既然小隊長和管理員餓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見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從大隊書記到小組幹部和炊事員，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後來整社時初步統計，僅幾個大隊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1960年5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副縣長兼公社黨委書記繆某到山河大隊檢查工作，對食堂斷炊、群眾死亡不聞不問，竟與梅某等人在大趙小學吃肉喝酒。社員盛長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書記端了壹碗飯給他。繆竟把飯奪了下來，批評支部書記說：“妳們是怎樣教育社員的？”公社開了壹個小吃部，專供公社幾個幹部吃喝。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石玉平壹直單獨起小竈，從1960年7月到11月，只在食堂吃過6頓飯，家裏不少臘魚臘肉。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李某，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喬山大隊書記梅某和會計梅某，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其中7人被他們奸汙。





　　4、政治高壓，魚肉百姓





　　上述的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等其所以泛濫成災，主要原因是通過政治運動，造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消滅了不同意見。





　　政治高壓從“大躍進”以前就開始。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13日止，通過整社、鳴放、揭發檢舉，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壞”分子單人材料4196份。其中，經研究批捕1327人，管制1406人，鬥爭批判和監督生產1025人，不予處理的127人，尚未研究決定的313份。此外，通過偵察破案、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逮捕366人，內部肅反和搜捕外逃共捕45人，對國家機關、企業、學校清除出來的“反、壞”分子及城鎮“反、壞”分子，集中勞教59人。綜上，地富反壞分子受到各種打擊的共4214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89％，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強。其中，依法逮捕1736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16％，占全縣人口總數的0.43％；依法管制1406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13％，占全縣人口總數的0.35％。





　　如果說以上是對當時所謂“敵我矛盾”的打擊，那以，從1958年開始，就重點打擊“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在辦人民公社過程中，全縣共辯論和鬥爭722人，其中貧農96人，下中農58人，上中農438人，富農63人，地主32人，其他35人。1959年反右傾時（在農村稱為以兩條道路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不同意見的打擊更是變本加厲。壹些說真話的人，壹些對上述胡鬧提出的人，被扣上了“反黨”、“右傾”、“懷疑派”、“保守派”、“否定成績”、“攻擊三面紅旗”等政治帽子，對這些人以開辯論會的名義進行批判鬥爭。縣長趙從華由於對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有些看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反右傾鬥爭中，共排出有問題的黨員和幹部41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8人，嚴重右傾思想的10人，嚴重個人主義的8人，右派分子14人，壞分子1人。省級勞動模範陳學孟反映了壹些真實情況，反對生產上的瞎指揮，被戴上了“資本主義”和“右傾思想”的帽子。而對那些有不同意見和因饑餓而偷吃的普通社員則是取捆、綁、吊、打、關等殘酷手段。





　　在1961年以後的糾偏中，群眾揭發出前兩年違法亂紀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有1920人，占幹部總數的34％。被體罰的群眾達28026人(包括扣飯的15001人)，占農村人口的12.5％。因體罰扣飯致死的有441人，殘傷383人。趙玉書曾在壹次電話上布置說：“凡吃山芋種、油菜苗的，給我打！”楊某在總鋪公社“蹲點”時，對完不成征購任務的大隊幹部不給飯吃。縣委候補委員、原檢察院院長陳某，親手打人17名。1960年全縣逮捕和拘留2078人，經過正式批準手續的只有300多人。在2078人當中，1076人是因饑餓偷吃的。由於關人過多，　牢房擁擠，死在牢裏的就有382人。





　　以上是全縣的數字，壹面的情況更為嚴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橋公社的季某、總鋪公社的宋某等縣委委員，私打手銬、私設公堂，擅自關押群眾，成立勞改隊。1959-1960年，武店公社被體罰的群眾有1285人，其中被處死95人，被扣飯的1622戶，3760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種違法亂紀、強迫命令錯誤的幹部有391人，占幹部總數的39.1％。受體罰的群眾3175人，占人口總數的9.4％，被打逼和扣飯致死的有96人，致殘的103人。喬山大隊總支書記李某、大隊長張某，在1960年夏季的壹天就活埋4個小孩，埋到腰深才經人再三勸說，才扒出來。1960年5月，大溪河大隊牛同生產隊長嶽某將壹個拔玉米稭吃的歲小孩丟到水深3尺的田頭窖裏，幸虧其母發現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隊北夏莊生產隊有社員240人，挨過大隊長打的就有237人。下放在山河大隊工作組的展某，先後在大趙生產隊捆綁吊打群眾33人，扣飯30多人，罰款27戶。壹次社員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卻說她裝病偷懶，不給打飯，王妻餓得到食堂要飯，展看見後，強迫來打飯的社員每人用筷子刮她壹下鼻子，誰不刮不準誰打飯，結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爛。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母親有病，常找生產隊長花某為母親要點吃的，花說：“還給她吃的？都快要死了，還不如把她埋了算了。”常介翠不同意。花說：“妳不想埋，就讓她死在家裏，埋在家裏。”常介翠無法，只好把沒的斷氣的母親埋掉。大溪河大隊尹陳生產隊社員郭傳良放牛時牛吃了莊稼，隊長陳某當即用劈柴將郭的手指砸斷三根。





　　1960年2月，殷澗公社白雲大隊趙窯生產隊，社員趙小鍋，17歲，有壹個7歲小弟弟，因饑餓偷了壹些山芋，被生產隊幹部韓某用棍子打得暈死過去。因饑餓無奈，又偷山芋2斤，韓將趙小鍋的手指頭砸爛四個。趙又疼又餓，兩天內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天不讓7歲的弟弟吃飯，也隨之餓死。這位姓韓的隊長，共打了23人，罵了60多人。





　　1960年3月中旬壹個中午，在板橋公社安樂大隊山西生產隊，隊長繆某硬說15歲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種吃，將她捆起來，用銑把和毛竹亂打，小苗當場暈過去兩次，醒來又打，尿壹褲襠，胳膊被打斷了。被繆打過的人有35人。1960年3月24日早晨，52歲的社員叫劉金友。隊長繆某說劉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讓劉吃飯，劉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說劉破壞生產。這天天氣很冷，繆強行脫掉了劉的棉衣棉褲，捆綁起來用棍子毒打。劉疼得喊“爹爹饒命”，始終沒有松綁。胳膊被打斷，全身青紫。打後臥床不起，兩天不給飯吃，5天後就死了。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被幹部捆綁、打罵、吊罰、扣飯、遊莊的群眾就有1078人，占總人口的36.3％，被打死2人，逼死1個。北夏生產隊共有社員240人，被隊長李某打過的就有237人。社員王功良死後，工作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燈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願去，展要鬥爭她。這個婦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後，小孩就在家裏死了，小孩死後幾天無人問，屍體被老鼠咬得不像樣子。大隊副書記史某，借口寡婦王氏母女倆要外逃，不給飯吃，並罰王氏苦工壹天，晚上，又把王氏同壹個男社員捆在壹間房子裏，同時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裏。第二天，王氏母女倆外逃後，史又把她家的三間房扒掉。工作組李某發現社員廟永產偷了幾個山芋，就把廟捆起來，把幾斤山芋掛在廟的頸子上“遊莊”。三官廟生產隊團員魯維安，從水庫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時，生產隊長史某壹連兩天不給飯吃，還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魯維安餓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魯綁了兩天不給飯吃。不幾天，魯就病死了。





　　1960年麥收時，山河大隊總支書記陳某叫社員苦戰三晝夜。有壹天魯殿發在場上打瞌睡，被陳用開水澆頭，頸子上面皮都燙爛了。喬山大隊長鄧某，去年春天以勸阻外流為名，將壹個過路人捆到大隊吊打，從身上搜出12斤糧票和12塊錢，自己入腰包了。總鋪公社鳳興大隊生產隊長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鐵火叉燒紅了烙嘴。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韓某，逮到壹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個手指。黃灣公社淮豐大隊小隊長張某逮到偷青的社員王小腳，用鐵絲穿上耳朵，並用鐵絲捆著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隊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餓得偷吃青苗，支書黃某指使打手用鐵絲把兩個小孩的耳朵串在壹起，並對小孩說：“妳們倆打個電話吧。”星火大隊支書鐘某利用婦女偷青的過錯，在田裏強行奸汙。板橋公社浙塘大隊長孫某，逮到壹個偷青婦女，打倒在地，用槍搗婦女的陰部。





　　李武大隊社員徐開蘭曾當面批評過隊長蘇某貪汙病院的油，當徐開蘭發生嚴重浮腫病後，蘇不叫醫生進行治療，說：“癆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趨嚴重。之後，蘇乘鄉裏來人檢查病院的機會，企圖將尚未斷氣的徐開蘭活埋。當時徐的小孩在場大哭，不好下手。就用餅乾將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蓋上，擡到外邊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還慘叫：“給我稀飯吃！”





　　武店公社趙樓大隊副大隊長趙某說：“群眾是奴隸，不打不罵不扣飯就不行。”1960年，他打過30多個人，有的被打傷，就的被處死。全社原生產小組以上幹部1163人，犯有違紀錯誤的有265人，占22.2％。被他們捆綁吊打、拘留關押、扣糧扣飯、罰勞役等有1285人，其中被處死的95人，被扣飯的1622戶、3760人。





　　5、在水利工地上





　　大躍進以來，鳳陽搞了不少水利工程。興修水利應當是好事，但由於缺乏科學態度，不少水利工程勞民傷財卻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農民的處境不如奴隸，他們餓著肚子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大批人在饑餓、疲勞中死去。





　　建設電灌站是鳳陽當年的壹項水利工程。這項工程的工地經常加班加點，增加勞動強度，還克扣民工口糧12萬余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飯，工效還要翻三番，下雪還要光著脊梁幹”的口號。縣委委員、副縣長杜某，看到民工不脫衣服幹活，就罵人家沒有幹勁。水利工地上還規定：多勞多吃，少勞少吃，不勞不吃，照出勤人數發口糧，炊事員、勤雜、病號不超過10％。民工請假非經指揮部批準的不給飯吃。民工生病就攆回家，被趕回家的病號因不發口糧或少發口糧，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隊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兩個民工架著他去擡土，被折磨致死。據統計，電灌站共死民工2474人，占民工總數14293人的17.3％。這還不包括折磨得奄奄壹息擡回家後死亡的人數。利民公社上電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隊上電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眾叫杜思儉“杜閻王”，把電灌站叫做“閻王殿”。縣醫院周醫生到電灌站檢查病情，向地委匯報說浮腫病人較多，張政委把桌子壹拍，說：“這個家夥擴大病情，思想右傾！”





　　縣委委員兼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李某在燃燈水庫私設“法庭”、“牢房”，“勞改隊”，任意關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20多副手銬，專門對付所謂“調皮搗蛋”的社員。被他關押和上銬的群眾有70多人，被整死的有28人。在這個水庫工地，白天強迫勞動，晚上不分男女關在壹起。規定每頭牛、半裏路每天要拖480趟，完不成任務就送去勞改。牢房裏的刑罰多種多樣：罰站，捆綁，吊打，用鐵絲穿耳朵。大溪河社員王占滿，還沒斷氣，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沒有埋，他蘇醒過來爬了4天，爬了20裏路才回家。燃燈大隊黃莊小隊社員丁學然因偷宰了老母豬，被李某押到水庫工地勞動，白天強迫幹重活，晚上銬上銬子關禁閉，壹個月後，丁學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隊南劉家生產隊社員宋維勤因從水庫偷跑回來，李某知道後，就把這個社員抓起來，白天勞動扣飯，晚上關禁閉，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報，不通知家屬，隨便把死者埋掉。





　　1960年春，山河大隊副隊長繆某帶民工上水庫，強迫社員像奴隸壹樣勞動，他親手吊打社員100多人，並先後死去35人。新華大隊副隊長張某把社員許山友捆綁送水庫，許不願去，張將許反綁，用牛拖，許被拖得皮開肉綻，直到許慘叫“願意”後才放下，接著就捆綁送水庫，不允許有病送回，第4天死去。張某對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向他提過意見的社員史前山進行報復。他利用民工上水庫的機會，將史家兩個勞動力分別調去修水庫和鐵路，還強迫在家的老母和兩個孩子像男人壹樣，每天交70斤野菜，否則不給飯吃，同時規定：不準家裏冒煙，否則沒收。與此同時，又誣史家兩個小孩偷東西，將兩個小孩捆綁吊打。第二天，兩個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來越重，老母哀求張，請求住院治療，張某竟惡毒地說：“還住什麽醫院！我非叫妳家死得沒有開門的沒有關門的！”沒幾天，兩個小孩死去，接著老母也連氣帶餓死去。





　　6、分田到戶　渡過難關





　　食堂斷炊，餓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層層“勸阻”，即使通過重重關鎖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為其它地方也是大饑荒，沒有糧票吃不上飯。外逃的人不少餓死路旁。在這生死關頭，有些生產隊不顧共產主義思想的禁錮，偷偷地把田分到戶，讓農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難關。1961年，府城公社四鳳大隊實行了“三包四定”的辦法，平均畝產超過了1957年的水平。縣裏總結這個隊的經驗，在全縣推廣。當時，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戶，在全省範圍內搞起了“責任田”，當時農民稱為“救命田”。到1962年改正責任田時鳳陽縣委報告，鳳陽縣的2993個生產隊中，集體經營的只有564個，只占18.8％。包產到組的有1254個，占41.9％；實行責任田的有1176個生產隊，占39.3％。實際上實行責任田的比例比這個數字大得多。這些分到戶的田的確救了農民的命，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裏精耕細作，當年就可以吃飽肚子，兩年形勢就好轉起來。劉府公社有的社員說：“單幹單幹，快活壹年，四兩燒酒，兩個鴨蛋，逢雙趕劉府，逢單趕車站”。他們認為搞責任田有三大好處：壹是政府省心，生產不要問；二是幹活的人多全家老少壹齊幹；三是糧食產得多，家家有余糧。“但是，分田到戶畢竟和共產主義目標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糾正”了這壹作法（安徽稱為“改正”）。1963年，工作組在鳳陽“改正”責任田和包產到組時，人們也比較理解幹部的苦衷，有人說：“責任田是瓦上霜，是見不得太陽的；是看鴨船，是經不起風浪的”，也有人說：“人隨王法草隨風，中央要這麽做，妳不隨也不行”。但在改正中還遇到了重重阻力。黃泥鋪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鄉長，妳想想，沒有責任田，哪有米和糧。”城南公社的農民說：“前年我們像雀子壹樣，關在籠子裏悶死了，剛放出來溜了兩年，現在又要把我們關起來了。”也有人很堅定地說：“我不改，堅決幹責任田。”也有人準備搬家到山溝裏去搞責任田。原來搞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和堅決反對“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懲罰。全省有10萬農村幹部被鬥爭、關押，有的家破人亡。盡管如此，但沒有消滅農民搞責任田思想，10多年以後，又是鳳陽的小崗村最先搞起了責任田，並且在全國得到了普遍推廣。



二、無為風波



　　無為，在風景秀麗的黃山腳下，是安徽的壹個大縣，面積有2900多平方公裏。1950年，人口為943397人，1369302畝耕地。它位於長江北岸，與全國四大米市之壹的蕪湖隔江相望。





　　1，大步奔向共產主義





　　1955年春，全縣成立了11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全縣壹氣呵成“社會主義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後即缺米少柴，隨之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硬行私分集體保留的稻種；有的公開責怪政府，咒罵幹部。省、地派來了工作組，“對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幹部、黨團員中的右傾保守、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在整社期間，還派來了壹位華東地區壹級宣傳員XXX，他在壹次萬人群眾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賬算清楚：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這壹連串的“帳”，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壹個個只得背地嘰咕；“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從此再也沒有敢說退社了。





　　大躍進那年，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壹個叫姚奎甲的幹部擔任無為縣委第壹書記。當時，在饑餓線上掙紮的農民們，紛紛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視此情況，壹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幹涉，批評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壹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還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沒有各級政府開具的正式證明的，壹律不賣票。斷炊的農民，逃命遭到阻攔，已經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後，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運者數量很大。





　　1958年9月，全縣原有435個農業社並為31個人民公社。縣委又擬了壹個“關於試辦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問題”草案，不到10天的時間，“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在全縣普及。





　　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叫陳廣復，是個老退伍軍人，此人在部隊搞過供給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農業社實行過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公社化時搞起供應制更是轟動壹時，連毛澤東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說“安徽省無為縣在三國時曾出現壹個黃文炳，現在又出了壹個陳廣復”。毛澤東視察安徽時，還要到他們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陳廣復的響山社供給制有這麽壹段順口溜：





　　發米發柴又發鹽，過年過節樣樣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紅糖鞭炮帶掛面。

　　到熱天，發草帽，另有壹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煙，還有肥皂洗汗衫。

　　要結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產假，還不算，糯米紅糖加雞蛋。





　　繼後《人民日報》發出了《安徽省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的報道和《壹棵共產主義的幼芽》的通訊。文中肯定地說：“響山社許多可貴的創造，是發人深省的。全國農村正在大躍進，時代逼著我們必須考慮共產主義的具體形態。共產主義，應像列寧指出的那樣：‘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劃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根據需要自由地領取’”。





　　無為除實行“供給制”外，還大刮“平調風”。“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繁、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據袁乃平、吳克明、朱宗新3人於1960年12月12日調查的紅旗公社新民大隊情況：“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471間，拆掉房子109間。平調土地119.9畝，平調耕牛21頭，平調水車119輛，母豬21頭，手推獨輪車35輛，船1條。”





　　該縣統計資料標明：1958年期間，縣向公社調支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736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746萬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公社提幾個“萬”，大隊跟著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要實現這些目標，層層要從下向上調集物資和財產，千方百計集中湊數，最終剝奪的還是社員。從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壹刮再刮。1959年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家禽家畜幾乎絕跡。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農民家貧如洗。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壹、大量的餓死人。楊金聲在《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無》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縣總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減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30萬以上。”謝貴平調結果是，全縣餓死20余萬人，占“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農具大大減少。1957年全縣耕牛共有38597頭，到1960年只有28100頭，減少10497頭；大型農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減少176244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80％。

　　三、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1958到19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6.7億斤，1958年為6.2億斤，1959年為4.4億斤，1960年為4億斤，與1957年比，減少36.5％。





　　2、父母官從農民嘴裏奪糧





　　無為縣委第壹書記姚奎甲，受到上級的壓力，也對下級施壓。1958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是6.2億斤，卻上報13億斤；1959年總產量是4.4億斤，上報11億斤。當時任職縣糧食局的夏可文[4]回憶說，1958年他奉上級命令去調查農民畝產的真實數，他隨機抽取3塊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個等次，親自監督收割和打谷，結果發現上等田平均畝產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將真實數字上報，但區裏幹部怕影響政績，不給蓋章，最終糧食產量還是按區裏幹部虛報的數字蓋章上報。





　　中共無為縣縣委書記姚奎甲為了保官，編造了瞎話。千千萬萬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姚書記反而說農民“不缺叫缺”、“鬧糧”，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





　　1958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壹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





　　1959年12月11日，姚奎甲在區、社書記會上還強調說，“要認真清理倉庫、種子、加工廠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場基上有沒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盡……”





　　12月12日，他在紅廟公社召開的生產隊芳以上的幹部會上，用鬥爭、吊打、扒掉衣服罰凍、打嘴巴等刑罰，威逼催糧。在會議期間和會後不久，紅廟公社就餓死7600多人，其中，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餓死2260人，占該大隊總人口的45.7％。





　　14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壹個大隊書記趙憲成被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鬥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壹姓魏的小隊長，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妳不交代瞞產賬，就法辦妳，審妳罪，看妳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鬥時，受到打、拖、凍，還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姚奎甲懷疑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瞞產3000斤稻子。姚找劉個別談話，嚴加追逼，姚說：“妳還蒙我嗎？妳不講，我比妳知道得更清楚。”這次談話到深夜，劉長山壹回家就自縊而死。姚奎平宣布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12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信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信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3人，以後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壹面逼迫下面反瞞產，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壹面逼迫幹部，千方百計抓糧入庫。1960年秋糧入庫時，虛報的受到了表揚，還登報說“壹馬當先”。開城公社實際入庫只有3萬斤，糧站站長如實上報，姚叫辦公室副主任打電話說：“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壹次姚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只剩30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了。”姚說；“口糧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禮公社已餓死人。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妳回去，如3天完不成24萬斤征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裏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夜跑到縣裏，結果被逼得將30萬斤種子送進了國庫。





　　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匯報還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無為縣委不顧農民死活，大量的餓死人。但幾年來連連得到上級表揚；1958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1959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上級的表揚使姚奎甲有恃無恐，在征購上任務壹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面賣糧，後面挨餓。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夥斷炊幾十天，仍布置加快糧食入庫，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劉渡公社先報壹天完成20萬斤，批評後，逐漸增加到每天70萬斤。





　　3、農民的苦難





　　農民們由於饑餓乏力，個個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搖搖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須帶拐杖，無法下田勞動；即使被幹部用棍棒驅趕下田，農民兩腿也深陷淤泥中而無力拔出，只好在田塊四周播種、插秧，消極應付，於是田塊中央長滿了稗草。





　　上行下效。為了從農民口中奪糧，縣裏逼公社，公社逼大隊。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就采取種種手段摧殘農民。壹份調查報告稱：該公社嚴重強迫命令的幹部35人。他們對農民打罵捆吊來完成征糧任務。被他們捆綁吊打的達2049人，致傷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殺1人。





　　1960年11月，縣委在壹份調查報告中說：“少數幹部任意體罰群眾，捆綁吊打，克扣夥食，罰跪、罰凍、罰曬太陽。有的私設監牢、小勞改隊。有的還采取用石頭砸手指、鋼針紮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燙鼻梁、針縫嘴巴等等令人發指的刑罰。”下面是這個材料中列舉的具體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隊第二小隊婦女熊德蘭，因饑餓難忍，偷了壹點蠶豆，被指導員宋某發現，當場狠打了壹頓，晚上開辯論會，隨後把她調到另壹生產組勞改，因羞憤自殺而死。

　　2、湯溝公社姜橋生產隊農民龔維經，患浮腫病，生產隊長江某叫他參加勞動，他因體軟無力未去，隊長壹天不給他飯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邊。

　　3、姚溝公社共產黨員李某捆打14人，1960年利5月，在第7隊，把偷吃蠶豆的女社員葉玉英的嘴巴用針線縫上。

　　4、紅旗公社花疃生產隊黨支部書記張某，全生產隊47戶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46戶都被他扣過飯，並摔碎社員的打飯盆10個、小飯桶壹個和壹些其它打飯用具。社員蔡大喜有病，把田溝整理得粗糙了壹些，就遭張某毒打他壹頓，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時天氣很冷，浮腫病人張本勝、張成年不能下田，生產隊長張某硬要他們下田，張本勝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5、羊山公社阮井生產隊長任某捆打社員19人，其中被迫外逃15人，死1人。社員周可法有病，1960年4月的壹天，他牽牛跌進水裏，任某硬說周可法不想下田勞動，故意把衣服跌濕。周不服回了嘴，任某當即打了他兩個耳光，並且扣飯，周當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溝公社官圩大隊隊長蔣某，1960年前後，共捆打社員24次，打傷致死2人。1959年10月的壹天，蔣召開會議，因下雨，徐村有7名社員遲到，蔣即打每人壹大棍，到會場還給5人罰跪。社員許以民因妻子被罰跪不服，說：“妳就搞我們貧下中農”，蔣某即抓住許以民，施用“人搭橋”的刑罰。即把人腳放在壹個桌子上，手扒在另壹桌子上，全身懸空，然後將兩張桌子同時向兩邊拉開，使人跌下。許以民摔傷後幾天就死去。

　　7、《無為縣三級整風運動開展情況》中寫道：全縣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1554人。石澗公社陳閘大隊第6生產隊隊長江某從1958年3月到1960年3月，共捆打吊過社員164人次，其中被打傷9人，致死4人。

　　8、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某，1960年上半年不到100天的時間，就打了35人、達153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5斤稻，傅將倪華吊起來打，將納鞋底的大針燒紅，在她的鼻梁上烙了壹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隊長將倪華的頭發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文明因病不能參加勞動，被傅壹頓毒打，傷重致死。

　　9、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塘生產隊黨支部書記丁某，1960年3月，小飼養員丁玉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臉上剪掉了壹塊肉，當時血淋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加上挨餓，半月後死亡。

　　10、1959年春節剛過幾天，襄安公社青龍大隊宣村生產隊長宣某就要社員下地幹活，有三位社員遲到，宣隊長開口就罵：“妳媽的弄x，妳們想吃不想吃飯？今天妳們三人就給我站在池塘裏，不要妳們幹活！”三人還未來得及說明情況，宣隊長就壹個耳光，說：“妳們不想幹活還有理由？妳們不站到池塘裏，就別想拿到飯票子！”三人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飯，雖然穿著棉褲棉鞋，只得站到水塘裏去，水漫膝蓋，凍得三人滿臉青紫，渾身發抖。

　　11、大江公社官鎮大隊黨支部書記郭某、小組長張某，人稱他們是“活閻王”，1959年冬，57歲的社員陳長河，因患浮腫病不能勞動，被扣飯壹天多，陳餓得沒辦法，便向張某磕頭要飯吃，張諷刺地說：“妳臉上有肉，不吃沒關系。”孫連氣帶餓，當場昏倒在地，醒後爬到食堂就死了。

　　12、無為縣南鄉有壹小孩，因饑餓難耐，大白天爬到生產隊田邊偷食田中稻種，被生產隊長發現，沖上前去，壹鍬鏟下去，將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齊刷刷鏟斷。





　　查閱1957年到1961年無為的氣象資料，無論從月降水量、最長連續降水日數和最長連續無降水日數看，還是從暴雨日數和暴雨連續日數看，不存在旱澇災害。在這樣基本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30萬人。





　　家裏餓死了人不敢聲張，不去報告，讓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蓋得嚴嚴實實、平平整整的。別人問起，就說生病不能起床。家裏活著的人照樣到食堂給他領回壹份浪打浪的稀飯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餓死的人雖然是骨瘦如柴，屍體幹癟，春夏氣溫雖高還可保存壹段時間，冒領死人的飯的天數就多壹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幹部的懷疑，上門檢查，揭開被子壹看，常常是屍體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臉、耳、鼻、腳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頭。有些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2003年8月19日，謝貴平先生到無為縣昆山鄉蓮花靠山村訪問了時年60歲的蘇秀芳。蘇秀芳回憶說：當年她住在蘇老村，蘇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裏路，每天都見無人收埋的屍體十幾具，要麽是其家人已全部餓死，要麽是家人因饑餓無力挖坑掩埋親人的屍體。她說，蘇老村原有570人，到後來因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幾戶人家死絕。蘇秀芳壹房（共壹個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親死後，她的弟弟時年2歲，依偎母屍旁，嗷嗷待哺；為了多領得壹勺稀飯（當時他們村按人口到食堂領取口糧），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親的屍體，與家人同臥壹床，不讓別人知道她的母親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領取壹勺粥水，從而使姐弟倆得以茍延殘喘，據蘇秀芳說，她的堂妹餓死後，她的二伯以收埋屍體為借口，將屍體帶到蘇老村村後山岡上，割下屍肉煮燒食用，而將屍骨僅草草掩埋，蘇老村許多村民都看到這壹幕。當年在縣糧食局任職的夏可文對謝貴平說，無為縣城有壹貨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壹些小生意（當時叫“投機倒把”），經常將賺的錢換壹些食物藏在貨郎擔子裏自己食用，從不給他的妻子和兒子吃；每當他的妻子和兒子向他求食時即遭他的毒打，並揚言要殺掉他們母子倆；妻子餓得快要死的時候，趁丈夫熟睡之際，與兒子壹起用繩子勒死他，以奪取食物。據昆山鄉新華村村民反映，當時該村有壹老婦，壹日鄰居偶進其屋，見老婦人正在吃肉，忙問其來源，老婦良久不語，後在幹部的追問之下被迫說出實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據老人們講，有些饑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壹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夥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當年任無為縣派出所所長的胡大海說：“看守所裏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饑餓的原因。”





　　4、誰講真話鎮壓誰





　　縣委人民來信辦公室，1959年、1960年共收人民來信1173件，絕大部分都未認真處理。有的還作為反動信件偵破。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開會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以測驗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為名，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對筆跡沒有查出，姚奎甲就到處懷疑，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誌傑等同誌承認，最後譚布真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縣委組織部原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澤東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截獲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書記丁學甫進行偵破（因看出是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處查對。錢怕定錯他人，即向丁學甫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丁學甫立即派人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妳這個混蛋，是張凱帆的爪牙、走狗，吃飯不幹事，還向中央告狀”。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令其反省。





　　壹次，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港河大隊大隊長湯聖傳3人寫信給毛澤東，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季等人領回，經過鬥爭後下放勞動。後將楊克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湯聖傳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壹趟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





　　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當時無為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實際問題。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陳英寫信問題轉告文教系統整風領導小組，要其對陳鬥爭，並說：“有個小學教師給我寫信，內容非常反動，罵到縣委頭上來了。我已叫縣委辦公室通知區裏派專人將陳英送到縣裏來，妳們要轉告文教局組織專門會議進行鬥爭。鬥爭後要專人看管。我就不相信壹個小學教師還整不倒。”鬥爭結果，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姚奎甲對縣委辦公室主任譚榮植說；“今後如有人向中央和國務院投寄的信，要郵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檢查”。壹次，姚到襄安鎮，見有個擺攤子代寫書信的，姚怕他代寫人民來信，親自把他帶到公社審訊，並把他的攤子毀掉，還威脅他說：“今後再要寫，我把妳捉起來法辦。”這個人嚇得逃走了。





　　壹些幹部因講真話處分後，即送勞改。王福大隊辦了壹個收納90多人的小勞改農場。強迫勞改人員於重活，做不動就打，有時甚至不給飯吃。這90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類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幹部和社員群眾。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的來信，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函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誌：

　　轉上壹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壹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註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壹點。請查明後復我壹信。

　　

　　以後揭露的事實證明，這些來信反映的情況，不僅不是像周恩來說的“誇大其詞”的“個別現象”，而且情況要嚴重得多。





　　張凱帆“大鬧無為”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張凱帆，說他“大鬧無為”，把張凱帆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無為的老百姓，壹直把張凱帆當英雄，當清官海瑞。





　　張凱帆1927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並領導了無為“六洲暴動”，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時被叛徒出賣後逮捕，關進了龍華監獄。他在龍華獄中作詩言誌：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誌未窮。

　　墻外桃花墻裏血，壹般鮮艷壹般紅。





　　他在獄中睡雙人床上鋪，他用鉛筆將詩寫在墻上，位置比較高，監獄管理人員沒有發現。解放後，解放軍在清理監獄時，發現了這首詩，誤以為烈士寫的。蕭三在他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中收集了這首詩，署為“佚名”。後來，出版社得知是張愷帆寫的，便來信說明並道歉，張復信說：“我是幸存者，獲烈士稱號，當不勝榮幸，何歉之有？”





　　1959年春以來，身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不斷得悉無為“田園荒蕪”、“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極為不安，便來到無為作實地察看。1959年7月4日，他壹到無為，就有農民攔住他的車子，有的人向他叩頭，要求他解決吃飯的問題。他目睹農村的悲慘情況，十分傷心。7月7日，張出席了縣委召開的五級幹部會。他在會上的講話說：





　　在去年大躍進中，浪漫主義太浪漫了，本來長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壹些。比如，明明畝產400斤，硬說是800斤，1000斤，妳多我比妳還多，橫豎越多越好。

　　我們有些同誌為了面子又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請問，妳們到底是要面子還是要農民吃飽肚子呀！？這次，我從石澗那邊過來，見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腫病人多，粗腿的多，婦女子宮下垂的多，閉經的多。

　　如果要走貧窮的道路，哪個去幹革命？我張愷帆也不幹！

　　農民吃什麽東西，壹家大小平均不過二兩。我們有些同誌膽大妄為，亂改糧食標準，置群眾生死於不顧，還有壹點人性嗎？

　　食堂壹般不要搞了，這並不影響人民公社的性質……現在食堂辦得並不好，很多人願意回去吃，只要妳們把糧食、柴草、菜園地給他，給他們解決鍋，他們會舉雙手歡迎的，願意單吃的。





　　他建議把庫存幾百萬斤糧食供應給病人和兒童；農村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他便寫信給省委，建議省委考慮農村食堂是否暫時停辦。





　　他在無為的20天裏，跋山涉水、走村串戶，並細心察看當時的幹群關系、農民生活和莊稼生長的狀況。他看到人們臉如黃蠟，骨瘦如柴，有的拄著拐棍，有的臥床不起，餓死人的現象已有所聞所見。到處禾苗生長得猶如枯香直立，滿目淒涼。張凱帆心急如焚，他壹面與縣委書記姚奎甲交流情況、溝通思想；壹面多次電告省委、地委反映情況，請求給予支援，壹面沿途呼喊，要求幹部和群眾同舟共濟，啟發農民多種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紅旗公社王福大隊書記張定根，橫行霸道，打人罵人無計其數，且壹次即逼死3條性命，但此人為姚奎甲所寵。張凱帆通過政法部門將其逮捕。新民大隊壹生產隊長黃大本、陡溝港河大隊壹生產隊長倪進長因多次打罵群眾並打碎社員的鍋，張凱帆對此十分憤慨，隨即通過地方組織，將其宣布撤職。





　　最能表現張凱帆膽識的是他在無為提出的“三還原”、“兩開放”。他經過調查研究，根據群眾的意願，和另壹位書記桂林棲商量以後，果斷地提出：占用社員的房屋還原，夥食還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飯），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點魚蝦充饑）。但是，他這些救農民於水火的做法卻招來了彌天大禍。





　　1959年8月1日，中共無為縣委給地委寫報告，並將此報告上報省委。報告說：“張愷帆於7月4日到無為縣檢查工作，9日下午在大隊檢查時，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的三還原，並要縣委向下貫徹。到7月15日，全縣六千多個食堂被壹風吹散，只有120個食堂堅決不散。”





　　8月2日，蕪湖地委立即向省委報告：“我們認為張凱帆提出的三還原，特別是命令解散食堂，是違背中央和省委關於辦食堂的方針和政策的。”報告還揭露“張凱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幹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後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研究。”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食堂壹事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誌於七月初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並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對張的這種作法很有意見，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現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壹閱。”





　　8月10日，毛澤東在省委的報告上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語：





　　印發各同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壹。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壹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的目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余，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





　　顯然，毛澤東這裏不僅僅是批評張凱帆，主要是借機批評彭德懷。但張凱帆也難逃過壹劫。





　　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曾希聖主持召開了縣處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對張愷帆進行了批判。接著，又批判了省委候補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陸學斌。因為陸對浮誇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還同意張愷帆在無為縣的作法。





　　隨著鬥爭的深入，省委把張愷帆和陸學斌定為“反黨聯盟”，作出了《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壹大批說真話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張凱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鬥51天，關押200多天，經批判鬥爭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也受到了株連，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





　　張的二弟昌選、堂兄視三、堂弟昌樹，還有在抗日時期曾任皖江參議員、老民主人士王試之都受到株連，被迫害致死。凡與張有過接觸的人都進行了殘酷的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服。對這些人進行抄家搜查、強迫勞動，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於是，張愷帆試圖糾正的“共產風”在無為縣又刮了起來，導致形勢迅速惡化。張愷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幹部的專權和高壓越來越嚴重。由於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於無為縣監獄爆滿，連倉庫裏都關滿了人。後來政府不得不將那些無處關押的人押往臨近的白湖農場（廬江縣境內）和普濟圩農場關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說勞改犯多得象行軍隊伍壹樣。





　　“七千人大會”以後，張愷帆平反，官復原職。文革中又受摧殘。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先後擔任省委書記、省紀委第二書記、省政協主席、省政協黨組書記、省委顧問等。



三、亳縣的慘劇



　　亳縣（現為亳州市譙城區──屬阜陽市）位於安徽省西北邊陲，東、北、西三面與河南接壤，南面與東南與本省的太和、渦陽縣毗鄰。全縣面積2200多平方公裏。1957年耕地面積273萬畝，農業人口73.7萬人。1958年到1961年，由於同全國各地壹樣的原因，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農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饑荒期間擔任這個縣人委（即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的梁誌遠，兼任縣委農村工作生產福利科科長和縣委生活福利辦公室副主任，那時縣委和縣人委合署辦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經手。他既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又經常下鄉調查情況，是壹個十分了解情況的歷史見證人。2002年和2005年，梁誌遠先生根據三年農村工作筆記和有關歷史資料，寫了多篇記述亳縣大饑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了《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2003年第壹期）、《亳縣統購統銷反右的後果嚴重》（2003年第7期）、《大躍進中的亳縣人大、人委、政協》（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黃春秋》編輯部覺得很好，但不敢發表，即《沈痛的歷史教訓──亳縣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實錄》、《關於“特種案件”的匯報──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安徽亳縣大辦共產主義食堂》。後兩篇發內部版《春秋文存》，印數只有幾十份。在已發表的稿件中，由於政治條件所限，《炎黃春秋》編輯部刪除了部分敏感的內容。征得梁誌遠先生的同意，本書這壹節全部取材於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衛星”，高征購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陽地委（當時亳縣屬阜陽地區）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屬各縣大放“衛星”。亳縣聞風而動，並搶先在各縣前頭。9月27日召開的縣黨代會上宣布，五馬公社將要放出畝產萬斤以上的特大水稻“衛星”，並作出了“今年糧食實現畝產千斤縣，明年畝產萬斤縣”的決議。之後，由縣委書記親自掛帥，在五馬公社泥店大隊，選上好水田，打上木樁，先豎後橫網好鐵絲，從壹百零幾畝稻田裏將成熟的水稻中選優拔棵，移栽到1.389畝水田裏，並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實。經過幾晝夜苦戰，園滿完成了水稻特大“衛星田”的創造任務，連夜上報省委、地委，並通知各社隊組織幹部參觀。許多參觀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獲之後，這塊“衛星田”放出了畝產40803斤的特大“衛星”。省、地、縣報紙、廣播及時發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發來了賀電。





　　全縣社隊幹部通過參觀學習，“並田移栽”水稻和合並收獲形成高潮。在秋收季節，高產“衛星”此起彼伏，連續不斷。全縣數不清放出了多少“衛星”。有的來不及像水稻那樣並田，幹脆就把多畝地的收獲作物放在壹起，上報成很小面積的收成。特別是紅薯起收時，把十幾畝甚至幾十畝地裏大塊紅薯挑出來堆放到壹塊幾畝地裏，要求上級來驗收，以放特大“衛星”。





　　經過壹段狂熱的浮誇，亳縣知名度大大提高，壹躍跨入了農業先進縣的行列。縣委負責人和畝產4萬多斤“衛星”的泥店大隊負責人，出席了1959年的全國群英大會，亳縣和泥店大隊都受到了國務院的獎勵。





　　產量報得太高，征購指標也隨之提高。1957年實際征購1.3億斤，1958年提高到3億斤。到1958年底，糧食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大會追，小會逼，幹部群眾人人過關，拔白旗，批右傾，把征購糧食多少當作衡量幹部左、中、右的標準之壹。雖然食堂多數停夥，浮腫病大量發生，但縣委還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硬說無糧是“假象”，是“西北風”，到處翻箱倒櫃，大搜糧食。後來地委派副專員張劍華帶工作隊來檢查，搞清了真相，縣委才勉強承認沒有糧食，安排了農村糧食返銷。但是，返銷糧食很少，十天口糧三天吃光。在打擊說真話的人的同時，大力表揚說假話的人。1958年，縣委讓壹位新提拔的縣委副書記宋某去分包五馬公社，他很快夥同公社黨委第壹書記李某放出畝產4萬斤的水稻高產衛星，全社糧食產量躍居全縣第壹。秋季征收“過頭糧”從而奪得全縣的“帥旗”。1960年3月4日，正當農民大量餓死的時候，他們竟把二月份縣委分配給該公社的人均每天4兩（相當於十進位的2.5兩）的返銷糧4500斤退回給縣裏。從而在縣委擴大會上受到大力表揚。結果，五馬公社是餓死人最多的公社之壹。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8月29日，縣委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在全縣城鄉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縣委的頭腦又膨脹起來。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凡是反映過農村糧荒、饑餓的黨員、幹部，均被視為否定1958年成績、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給予無情打擊。1959年糧食進壹步高征購，征購量和總產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餓死人的時候，返銷糧每人只有二兩左右，相當於十進位1兩多。





　　“五風”大行其道，暢通無阻，是因為沒有人敢說真話，黨委書記壹個人說了算。1958年10月，縣委書記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誌，將縣委和人委（即縣政府）合署辦公，縣長、副縣長下農村蹲點，以黨代政達三年之久。1959年春，農村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以後，如實反映情況的人都遭到殘酷打擊。





　　2、亳縣的公共食堂





　　1958年9月7日到17日，在10天之內，全縣就實現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時，全縣辦起了4700多個公共食堂。食堂壹般由生產隊長負責，司務長由會計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產風”刮來的。剛開辦的壹個多月，壹日三餐有幹有稀，門前紅旗飄揚，男女老少壹起進餐，像民間辦喜宴似的，社員家中來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飯，壹律不收錢和糧票。當領導參觀、記者采訪的時候，壹片歡騰，高喊“食堂萬歲！”





　　但喊“食堂萬歲”的畢竟是少數典型。大多數食堂是開飯時社員排長隊領飯，食堂門口蹲著大片吃飯的人群。排在隊伍前邊吃完了飯，排在後面的人還沒有領到飯。雨天要踏著泥水去領飯，冷天領到飯以後吃冷飯。對老弱病人無法照顧，乳食不足的嬰兒難以補貼。更重要的是，吃糧無計劃，糧食浪費十分嚴重，秋收後不久就沒有糧食了。多則兩三個月，少則壹個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夥。此時，1958年的糧食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為了完成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方面以反瞞產私分的名義搜糧，壹方面在縣內主要幹道和周邊縣市設立“勸阻站”，查緝逃荒農民。1959年2－3月間，全縣因缺糧，食堂停夥，浮腫普遍發生。大批農民逃荒到鄰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縣只有幾十個食堂起夥，春耕生產基本處於停頓狀態。直到麥收季節，食堂還處於時開時停的狀態。麥收後不久又出現夏荒，食堂還是難以正常開辦。當時農民私下傳順口溜：





　　食堂沒有糧，餓得人臉黃。

　　浮腫像黃牛，幹瘦像螳螂。





　　1959年8月29日，縣委傳達了廬山會議精神和省委反右傾會議，全縣反右傾運動迅速展開。“保衛食堂”是反右傾的壹項重要任務。縣委負責人在大會報告中對食堂特別強調：“人民公社的食堂為什麽會被壹風吹掉？主要是對敵人打擊得不狠。有人認為食堂壹片黑暗，有人在動搖軍心。”縣委認為，辦不辦食堂，農民參加不參加食堂，是擁護不擁護共產黨、擁護不擁護社會主義的壹場階級鬥爭。因此，農民絕對沒有“入堂自願，出堂自由”，即使是無糧下鍋，喝清水，吃菜湯，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傾運動中，對停夥的食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對那些所謂“汙蔑食堂、攻擊食堂”的給予嚴厲打擊。十九裏公社薛菜園大隊小陳莊生產隊長程中德曾編過順口溜：“食堂食堂，經常沒糧，小孩沒吃，餓得叫娘。”因此將他定為右傾，撤銷了隊長職務，給予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進行了多次批鬥。





　　在這種形勢下，縣委還對時開時停的食堂，要求壹村壹堂地全面起夥。為了鞏固食堂，采取了分戶不支糧和收盡社員飯鍋的“兩頭擠”的辦法，做到不漏戶，不漏人，農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飯。為了顯示“壹大二公”，把食堂合並起來，越辦越大，農民到食堂吃飯越來越遠，吃壹頓飯要跑好幾裏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觀堂公社沙土集850人壹個食堂，鍋小籠少，經常不能按時開飯，晚飯經常等到9點多鐘。有人編了打油詩：“早飯等到日正南，午飯紅日偏西山，晚飯等到更雞叫，不知明日再多晚。”為此，在幹部和教師中廣泛排查，要找出編這首打油詩攻擊食堂的“壞人”，最後沒有查出結果。





　　農民為了生存，搞些野菜、樹皮，但是，沒有鍋成了社員家庭的壹大難題。有些生產隊把鍋部分還給社員，但壹到糧食收獲季節為防止吃青或上級檢查時又把鍋收回來。農民白天不支鍋，把鍋藏在柴草中或沈放在河邊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來煮些野菜、樹皮充饑。





　　靠反右傾恢復起來的食堂口糧標準很低，壹般日均每人2兩左右。大部分食堂兩年沒有吃油，更談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幾個月沒有鹽。冬天不供應熱水和開水。食堂缺柴也是壹個普遍問題。解決缺柴的辦法壹是砍樹，二是拆房。全縣樹木被砍達80％以上，全縣房屋倒塌和被扒10萬間以上。有的地方挖墳劈棺當柴燒。在田野劈棺後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膽寒。





　　1959年秋，縣委副部長以上幹部從縣、人委機關食堂撤出，成立了縣委小食堂。小食堂裏吃細糧，壹切副食品滿足供應。縣委主要負責人有時還另加小餐，公社黨委書記來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雖然憑票用餐，但糧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縣委財貿部解決。





　　公社食堂壹般說來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機關食堂，按標準憑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處飽食。如在小農場，火箭營（以武裝民兵為主體的單位）、公社飯店、公社菜園等地方，采取多留糧、多供糧的辦法，以滿足壹些領導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僅暗吃飽食，還聚餐、飲酒。





　　在大隊壹級，先辦食堂，後被統壹撤銷，大隊幹部到所在生產隊食堂吃飯。多數幹部是明餐不飽暗餐飽，東莊不飽西莊吃，千方百計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屬的生活。還有不少幹部貪占糧食，以保證自己家屬飽餐。個別作風惡劣的幹部不顧農民死活，采取硬卡農民口糧、偷盜食堂糧食，除滿足家屬需要以外，還高價出售。在農民日均口糧二三兩的時候，食堂的糧食被幹部吃掉了三分之壹左右。





　　幹部不僅自己多吃多占，還把食堂當作摧殘農民的工具。古城公社壹名幹部說：“我就靠食堂的壹把勺子壹桿秤，想叫誰死誰就得死，想叫誰活誰就能活。”當時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飯”。“五多吃”是：幹部多吃，幹部家屬多吃，幹部近親多吃，炊事員多吃，上級檢查人員多吃；“八扣飯”是：病事假扣飯，少幹活扣飯，上工遲到扣飯，不服從領導扣飯，吵架鬧不團結扣飯，對上級檢查人員說實話的人扣飯，偷吃青苗的扣飯，偷莊稼的扣飯。五馬公社李集大隊社員段劉氏因病不能幹活，被扣飯，上吊自殺而死。城父公社宿莊生產隊長宿某，除滿足全家吃飽以外，還從食堂偷糧賣私饃，並利用饃飯誘奸婦女10人，全隊餓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劉大隊喬園分支部書記喬某，扣飯致死農民11人。亳縣農村流傳著：





　　刮大風，起大霧，

　　餓死社員留幹部。





　　當時，也有壹些好幹部堅持與農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權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餓死。五馬公社羅莊大隊陳樓生產隊的蘇如章等四名黨員全部餓死。這個公社顏集大隊有壹位生產隊長也死於饑餓。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對食堂有所寬松。在冬季為分戶取暖，縣委規定：“經縣委批準可采取食堂統壹管理、各戶分散做飯的臨時辦法。”接到指示後，縣委原打算分兩批報地委批準以後實行分戶做飯，但沒等到報批，食堂就壹哄而散。據11月底統計，全縣4438個食堂，沒有分的只有287個，全是小農場、敬老院等不宜分開的食堂。1961年4月2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文件宣稱辦不辦食堂由農民自願，在這之後共食堂才正式解散。





　　3、全縣餓死20萬人





　　饑餓使人口大量死亡。





　　當時農村流傳民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1960年冬整風整社以後的若幹年內，縣委曾經研究過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梁誌遠見到過三組數字：





　　1961年3月17日，縣委在亳縣三級幹部會上整風檢查，在壹份絕密材料中說：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為4.4萬人；





　　1979年阜陽行署計委、農林局編印的《解放以來30年（1949－1978）農業統計資料》，其中亳縣1959和1960年兩年全縣農業人口減少了28824戶，占原有戶數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誌》第75頁刊載：1960年城鄉總戶數比1958年減少了29400戶，總人口負增長9.6萬人。





　　那麽，究竟1959年和1960年農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當年調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





　　1960年5月上旬，縣委為了對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數，讓他安排壹個中等大隊人口死亡比例調查。他選了古城公社李8大隊作為調查對象，並擬好分姓名、性別、年齡、成份、死亡時間五項內容的提綱，交縣委生活檢查組組長王心齋去調查。調查的結果是：該大隊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鄉的人數），占總人口的25.3％，同時還在繼續死亡。回報後，縣委認為，選點不準，死亡比例過大，要重新選點調查。





　　接著，由縣委書記親自選點，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隊為全縣中等大隊。梁誌遠派縣生活檢查組組長李運曾等人前往調查。調查結果是：從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東關分支三個生產隊，沒查），占被調查村隊原有人口的29.15％，同時還繼續死亡。





　　這兩個生產隊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數，總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年底，梁誌遠帶領姚誌遠等，在雙溝公社王閣大隊調查了饑荒偏重的大王支廟等六個村莊。這裏原有127戶，575人，兩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絕18戶，占原有戶數的13％，小李莊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許莊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更有甚者，1960年底，梁誌遠在五馬公社泗合大隊楊莊調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歸外，全莊僅剩18人，兩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數的70％以上。





　　1960年3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學課間休息時，兩個十二三歲的學生坐靠在教室門前的墻根前死去。3月19日壹次降雨，檢查主要公路，發現19人餓死路旁。





　　梁誌遠根據以上調查判斷，全縣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應當在20萬人以上，有近3萬戶徹底毀滅。留下了壹大批鰥寡孤獨，僅觀堂壹個公社，就有孤兒400余人。有的孤兒被收養後餓死。十八裏公社羊廟大隊幼兒園收養11個孤兒，餓死10個。





　　據典型調查，1960年1－5月間，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貧農占本階層的28.25％，中農占本階層的12.5％，地主富農占本階層的44％。





　　在地方上壹些頗有影響的人物也死於饑餓之中。例如，魏崗公社後孫灣生產隊餓死了烈士的母親孫＊氏，烈士的弟弟孫石頭淪為孤兒。五馬公社羅莊大隊陳樓生產隊蘇如章，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復員時為營級軍官，他女兒餓死後，他吃了女兒的屍體後也腹瀉而死。五馬公社草寺大隊彭小莊，1960年3月餓死了歸國華僑彭廣勝夫婦，彭在饑餓無奈時曾給他旅居40年的法國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時，彭已死數月。十九裏公社明窪生產隊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餓死，李已編入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誌》名人傳略，但其死因則寫為“病故”。





　　有的家庭死人不報，繼續到食堂領飯，有的死人無法擡埋，留在家中。大楊公社許窪生產隊，1960年3月有壹農婦將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兒用被子蓋在床上5天，多領兩人5天的稀飯，使她和另壹個孩子沒有餓死。





　　沒有餓死的人饑餓無力，不能掩埋餓死的人。在路旁、田間、集鎮街巷、食堂門口、學校教室，……到處都可以看到屍體。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隊薛竹園村因沒有勞動力擡埋，就用壹車多屍的辦法把屍體拖往地裏。雙溝公社高範生產隊，因無力挖坑，就把不少屍體投在田間的枯井裏。1960年10月，梁誌遠在十八裏公社集南楊莊的腫病“治療點”上看到，淺埋在河坡上露頭露腳的屍體就有7具。





　　由於饑不擇食，全縣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數以千計。五馬公社丁雙廟生產隊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壹家五口全部死亡。1959和1960年，每當新糧接口季節，饑餓過度的農民因暴飲暴食而死亡也相當多。張集公社北曹大隊早莊生產隊，1960年月5月15－24日10天之內，因暴食青麥、生麥，撐死10人。





　　4、饑餓之外再加摧殘





　　農民在死亡線上掙紮時，各級黨委都閉眼不承認，還說是假象，是“西北風”，是“右傾勢力的反攻”，不準返銷糧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時，才開始返銷糧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兩左右。農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為“反革命信件”，寫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獄。





　　不讓饑民外出討飯。縣、公社、大隊遍設有“勸阻站”，阻止饑民外出逃荒。勸阻站星羅棋布，村頭、路口、車站、碼頭，都有勸阻站的人站崗放哨，此外還有流動崗哨。勸阻人員對過往行人和企圖外出農民盤查、搜身、扣留、打罵、捆綁、關押。過往行人帶有食物壹律沒收，連青菜也屬查禁之列。





　　1960年春，立德公社修劉大隊喬園分支書記喬某，在食堂以各種名義經常對社員扣飯，致使11人死亡。觀堂公社觀堂大隊夏莊夏耿氏和古城公社油河大隊梁景誌，都是在因有病不能幹活，在1960年春天被扣飯後上吊自殺死亡。





　　五馬公社泗合大隊四個村莊，大隊副書記焦某不喜歡其中的壹個30多口人的小村莊，對這個村莊的缺糧、饑餓、病死不聞不問。到1960年這個小村莊30多口人全部沒有了，房子拆了，樹砍光了，蒿草滿莊，80畝地全部荒蕪。





　　1960年初春，五馬公社黨委在羅莊大隊召開扒茅草根（找代食品）現場會，為了不讓參加會議的人看到羅莊大隊的浮腫病人，就把這些病人集中驅趕到邊遠的荒野裏，到會議結束時，數人凍餓而死。





　　農村基層幹部對饑餓而“吃青”的農民或拿莊稼的農民進行逮捕、拘留、勞教，不少人死在獄中。個別地方對農民施行慘無人道的刑罰：對婦女打掉褲子不準穿，褲襠裏裝麥芒，系頭發將人懸空吊在梁上，用鐵絲穿耳朵……





　　5、人吃人的慘狀





　　梁誌遠在《關於“特種案件”的匯報──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中記錄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慘狀。





　　該文稱，在農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並不是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從我三年近百萬字農村工作筆記中查證和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來看，絕對沒有壹個公社沒有發現吃人的事，有的大隊幾乎沒有空白村莊。”這個嚴重問題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達到頂峰。有時路上死人被人埋後，壹夜就不見屍體了。有些地方，農民家裏死了人，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墳多夜，待屍體腐爛發臭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屍的，也有殺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來的，也有從市場上買來的（多為熟肉）。在城郊、集鎮、村頭擺攤賣的熟豬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當中，約有40％引起腹瀉而死亡；另壹些人常吃人肉而沒出事主要是吃瘦棄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鹹常吃等。





　　針對人吃人的情況，縣政法部門也懲辦了壹批，先稱“破屍案”，後按上級指示，統稱“特種案件”。這種處理是先嚴後寬，以後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這種案件能辦不能說，對外只字不漏，對上匯報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禍臨頭。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擊。因此，這些情況壹直不為外人所知。梁誌遠在這篇文章中提供了壹些案例。





　　縣委親自處理的第壹起“破屍案”





　　1959年春，城關公社渦北派出所抓獲了壹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農民，遂將“犯人”和小孩肉送到縣公安局。公安局當時不知如何處理。壹位副局長向縣委第壹書記趙建華作了匯報（當時梁誌遠在場聽了匯報），當即定為“破屍案”，並決定逮捕“犯人”。縣委政法書記李庭芳親自審訊後認為，“犯人”身體瘦弱，無政治目的。於是未經請示縣委，發了兩個饃，將“犯人”教育釋放。縣委知道後，李庭芳受到嚴厲批評。李又讓公安局將“犯人”抓回，重新入獄。經過半個月的審訊，確定“犯人”沒有政治目的，縣委批準將其釋放。本案到此終結，但辦理案的派出所所長李玉賢，因向別人說過歷史劇《打鑾殿》中的劇詞：“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在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中，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批鬥，並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降兩級，調出公安系統。李庭芳也被調去帶民工到皖南修鐵路，再沒有回亳縣工作。





　　饑餓殘忍吃親人





　　叔父吃侄女。據民政局離休幹部葛現德回憶，其家鄉城父公社葛魚池生產隊有壹名社員，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後，壹個不滿10歲的侄女被其收養，不久侄女餓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緊張，患病多年。





　　兒子吃父親。1960年5月25日，縣委生活檢查組長孫振林（中共黨員，縣文化館副館長）等人匯報：在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村檢查，群眾強烈反映農民馬某，在其父親死後被煮吃掉，並將壹部分充當豬肉以每斤1.6元賣掉。由於當時政府對這類事采取回避態度，所以沒加追究。





　　父母吃兒子。1960年3月28日，雙溝公社王閣大隊王莊王某，在小兒餓死後，被煮吃，吃後夫妻兩人腹瀉，三天後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餓死五口，剩下兩個孩子被送進大隊孤兒園。





　　母親生吃女兒肉。1960年春，大楊公社劉匠大隊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餓死3口的情況下，自己餓得無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兒身上啃掉幾塊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瀉，拉出許多爛肉。當檢查人員任懷贊（大楊公社煙酒專賣主任）發現時，該人已全身浮腫，處於半昏迷狀態，但知道要饃，要飯，要醫，要藥。生產隊長朱本善把真實情況告訴檢查人員，並說昨天剛把生吃的女兒埋在地裏。





　　據張催糧回憶，1960年春，我家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張韓氏，全家4口人，餓死兩口之後，身邊只有壹個瘦弱的女兒，她迫於饑餓，喪失理智，打死了女兒，將其煮吃，之後精神失常，有時呼叫女兒的名字。





　　據市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他家在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社員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饑餓打起了十來歲女兒的主意，將女兒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還健在。





　　父親殺吃親生兒子。據大楊財政所離休幹部、中共黨員孫傳璽回憶，大楊公社丁國寺西南邵莊孫某（孫傳璽妻子娘家的鄰居），1960年將其親生兒子小禿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後死光。





　　據法院原秘書尚振華（離休幹部）回憶，他所經辦的案件中，有壹個先吃小孩的慘案。案犯是大楊公社釣臺村農婦張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後，不久又打死鄰居的小孩吃掉。案發後被捕，判決後死於獄中。





　　梁誌遠的壹個親戚吃了死去的兒子，夫婦腹瀉病危，其嬸母說他們不該吃人肉。他說：“情願壹頓吃飽死，不願長餓活著生。”結果兩夫婦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殺吃弟弟。據市技術監督局、中共黨員、退休幹部楊心寬回憶：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組織部長，該公社龍臺廟大隊韓老家村，韓某（16歲），其父母死後，即與其弟韓四生活在壹起。1960年3月，他因饑餓將其弟弟打死，頭和脊背放在泥圈裏，肉放在鍋裏煮時被幹部發現了。經審問供認殺弟煮吃的事實。因未滿18歲，公社黨委作決定時我參加研究，將韓某抓送公社“火箭營”（壹種強化勞動的組織）扣留關押，數月後在“火箭營”死亡。





　　據亳州市原書記李興民回憶：我家原住亳縣大楊公社郭萬大隊李老家，與前瞿莊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壹個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餓死近壹半的時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瀉。除石有亮壹個活著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壹些多戶吃人的村莊





　　據古城公社沼北大隊原副大隊長、共產黨員馬占坤回憶：1960年春，該大隊河西王村多戶農民吃人肉。大隊多次檢查屢禁不止。王某的母親屢教不改，被大隊書記耿某打後送公社“火箭營”關押致死。





　　據縣委生活檢查組長、中共黨員陸美（女，已離休）在1960年3月3日匯報：魏莊公社蒿莊村，全村40多戶有25戶吃人肉，嚴重時幾乎每天夜裏都有人下地扒死屍。社隊都知道此事，認為無法制止就聽之任之。





　　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是壹個多戶吃人肉的村莊。他們吃人肉是半公開的。張某氏，用人肉加稀飯救活了近門的壹個孤兒張催糧（即回憶本村張韓氏殺吃女兒的張催糧），張催糧現已年近半百，有時還談論這方面的事。





　　埋不住的盲流屍體





　　1960年4月，梁誌遠去縣勸阻站（縣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檢查盲流人員的生活情況，站內醫生楊文德說：“勸阻站盲流死亡人員被扒吃了不少。”隨後，梁誌遠與楊醫生壹起去墳地看，確實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員墓坑，地上爛衣狼藉，還看到壹個未理發的中年男子的頭。梁問楊醫生：“公安人員怎麽處理？”楊說：“我已向公安局反映過多次了，沒人表態。”





　　壹次批鬥吃人肉者的大會





　　據立德教育辦公室會計、中共黨員李士遠回憶：立德公社楊王大隊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來越多。大隊、生產隊制止不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采取了抓典型召開群眾大會批鬥的辦法。抓了壹個多次吃人肉的老中農李某的老婆，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鬥，要求人人參加，不參加者食堂扣飯。幾個幹部在會上發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臉上抹黑”等。還說：誰再這樣（指吃人肉），就把誰關死在監獄裏。批鬥會後，吃人肉的就少了。





　　壹場搶吃人肉的鬧劇





　　據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1960年春，他家鄉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為制止這種情況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該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壹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裏，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壹起送到大會場裏，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壹聲“我嘗嘗”，伸手拿了壹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眾人壹哄而上，妳搶我奪，亂成壹團，轉眼間壹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壹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布散會，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場交易





　　1960年春，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人肉的市場交易也隨之出現。城郊有，集鎮有，農民擺攤設點和流動串鄉賣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黨委電話匯報：丁樓大隊李樓生產隊農民呂某，於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屍，煮熟後充當豬肉，在菜橋閘工地擺攤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場王廟林區邢莊邢某，常以人肉充當豬肉串鄉出賣，在當地廣為人知。





　　1960年春，十九裏公社薛菜園大隊任寨農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當豬肉在本村出賣，被縣委農工部科長李延榮等人發現後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當即逃跑。





　　1960年春，五馬公社黃營大隊郭橋村，壹個57歲的農民殺死本村13歲男孩連臣，當夜煮熟自己吃了壹部分，第二天在村頭路口當豬肉出賣。縣公安局田朝珍等人偵破此案，將犯人逮捕，判處死刑，執行前死於獄中。



四、跳出三縣看安徽



　　介紹了三個縣的饑荒情況，再看壹看安徽省當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澤東重視的地方，1958年9月16日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到當時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的熱衷。人民日報記者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對毛澤東活動的報道是要經過中央、甚至毛澤東本人審批以後才能發表的。這則報道是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等當時的思想狀況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農業和茶葉生產都有很大發展，今年的糧食總產量預計可達7200萬斤，平均畝產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糧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以後，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毛主席說：“吃飯不要錢，既然壹個社可以辦到，其它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同誌告訴毛主席說，舒茶人民公社8600戶現已養豬32000頭，現在這個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豬肉，將來全社計劃養豬6萬頭，如果吃壹半，賣壹半，這樣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兩豬肉。曾希聖同誌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主席聽了很高興，指示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





　　毛澤東在這裏談到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制，吃飯、穿衣都不要錢。這對幾輩子缺衣少食的農民來說，是多麽大的鼓舞！基層幹部認為自己要親手建成共產主義，感到無比自豪。





　　人們急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共產主義，急切地希望將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將私有財產變為公有財產。既然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消滅私有制壹定是正義之舉。“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而率先反對“共產風”的幹部就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劉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傾使“五風”迅速蔓延。





　　1、“五風”是怎樣摧殘農民的





　　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年的安徽可謂意氣風發。





　　這壹年安徽部分地區發生旱災，《安徽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幹旱哪方澆”，大話說得沒邊兒。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設動工，按當時的能力，整個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4億方土，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40億立方任務，基本解決淮北水旱災害。開工以後，省委制定了壹個冬春完成8億方土的計劃。據當時報紙報道，這個任務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過了壹個月，第二個8億方土的任務又完成了。1958年2月，省委又下達了第三個8億方土的任務。為此，《安徽日報》發表了《八億，八億，再八億》的文章。文章寫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縛蛟龍。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壹個、兩個、三個8億土方算得什麽！”可見口氣之大。





　　在這五風中，“共產風”處於靈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風”的出發點，也是其它“四風”的認識依據。





　　所謂有“共產風”，就是農村基層幹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幹部）搞的壹種群體性、強制性的行動，他們將私人和小集體的財產無償變為大集體的財產。當時的說法是“壹平二調”，即從小集體和農民家庭中，無償拿走各種財產（物資、資金、勞動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滿足興辦公共事業（如辦公共食堂，辦養老院，幼兒園、辦學校，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大煉鋼鐵等）的需要。既然“壹平二調”是為了興辦公共事業，又消滅了私有財產，因此，搞“壹平二調”的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他們不僅不負疚，還有壹種自豪感。





　　在安徽，共產風像其它各省壹樣，是從1958刮起來的。毛澤東在安徽講供給制無疑會給這股風增加了動力。





　　1959年蚌埠大辦土機床，沒有原材料，就讓社員將家裏的門板、門框、板凳、甚至連棺材都拿去做機床架子。做出來的土機床全是廢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區5個公社建立15個萬頭養豬場，每個大隊建立壹個千頭養豬場，每個生產隊建立壹個百頭養豬場，還要建立若幹個養雞場、養鴨場。為此，強迫社員交出自己家庭的豬羊雞鴨，還強迫社員搬家拆房蓋豬圈。結果，集中起來的豬羊雞鴨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數幹部偷吃偷賣了。





　　和“共產風”相關的是“浮誇風”。浮誇風就是吹牛說假話成風。這種說假話的風氣是強大的政治壓力的產物，也與當時全社會的氣氛有關。明眼人壹看就會知道，《人民日報》關於毛澤東在安徽活動的報道，其中說的糧食產量和養豬數量顯然是浮誇的。曾希聖明目張膽地向毛澤東說假話，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這種假話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來，對各地幹部當然會起到不好的示範作用。各地、縣在省委的壓力下，說假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961年3月，蚌埠市委書記程光華代表市委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談到浮誇風時說：“我市盲目趕風頭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甚到為趕風頭而造假。1958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糧食高產‘衛星’，我們郊區也假造了壹塊‘衛星田’，將三畝半稻子移栽到6厘面積的稻田裏，實際畝產只有200斤，卻吹噓為11000斤，並拍了照片，開了現場會，登了報紙。……我們提出‘人家有的我們要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組織幹部翻閱種種報紙，尋找新鮮報道，並派出幹部常年在外地取經，強調‘先進經驗不過夜’，聽到風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問需要，就盲目跟著幹起來，就造成了嚴重的浮誇風。”程光華的話反映了當時幹部們的心態。





　　既然糧食產量這麽高，征購任務也就相應地高了。而實際情況是，從1957年到1961年，糧食產量農年下降，征購任務逐年提高，農民口糧逐年減少。





　　表4-2 1957－1961年安徽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項　　　目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　204.00│　184.00│　147.00│　150.48│　121.75║

　　╟───────┼────┼────┼────┼────┼────╢

　　║　貿　易　糧　│　177.39│　160.00│　127.82│　130.85│　105.87║

　　╟───────┼────┼────┼────┼────┼────╢

　　║　征　　　購　│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

　　║　銷　　　售　│　 40.95│　 59.10│　 59.10│　 32.44│　 23.16║

　　╟───────┼────┼────┼────┼────┼────╢

　　║　凈　擁　有　│　149.92│　160.63│　121.40│　128.23│　103.35║

　　╟───────┼────┼────┼────┼────┼────╢

　　║　總人口（萬）│ 3356.00│ 3426.70│ 3445.50│ 3085.60│ 2987.70║

　　╟───────┼────┼────┼────┼────┼────╢

　　║人均凈擁有(斤)│　446.72│　468.76│　352.34│　415.57│　3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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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安徽》。





　　註：表中糧食產量為生產年度，購銷為糧食年度。





　　表4-2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從人均凈擁有量來看，人均口糧（貿易糧）：1957－1958年度，為312.7斤，1958－1959年度為312.7斤；1959－1960年度為246.64斤；1960－1961年度為291斤；1961年1962年度為242.1斤。這裏是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克扣，農民吃到口裏就更少了。不過，雖然1961－1962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曾希聖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饑餓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1959年春天已經很嚴重了。可悲的是，廣大農民因饑餓瀕於死亡，而從省委到中央還不相信農村沒有糧食。1959年，《經濟消息》第9期發表了安徽省的壹篇文章，題為“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文章壹開頭就說：





　　安徽省委工作組最近對桐城縣鬧糧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材料表明，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安徽省委認為，桐城縣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壹般情況，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糧食工作。





　　這篇文章援引調查報告的材料說：“所謂糧食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原來各農業社瞞產私分的現象非常普遍，且瞞產數字很大，花樣也很多。有的生產隊平均畝產1700斤，只報700斤，有的搞秘密倉庫，壹個生產隊在壹夾壁墻中藏糧3萬斤，另壹個生產隊把五萬四千斤糧食藏在稻草堆裏；有的幹部帶頭集體私分，有壹個生產小隊每戶分糧200斤。”





　　文章列舉了大量的“瞞產私分”的情況以後寫道：





　　為什基層幹部普遍瞞產和帶頭鬧糧呢？據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後，由於宣傳工作沒做好，壹些（不是壹些，而是大多數，或者全體──毛澤東註）基層幹部和群眾以為“成立公社以後壹切都要歸公”，再加上賣糧時采取了“小社賣糧，大社結帳”的辦法，使小社到賣糧以後糧錢兩空；某些公社又對增產的大隊幾次追加征購任務，使基層幹部對統購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幾怕：壹怕實行“三包”辦法，由公社統壹分配；二怕報實產量會追加征購任務；三怕春荒時公社在各隊間調劑余缺；四怕自己報實產量而別人不報，自己隊吃虧。這樣，瞞產私分就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吃糠，吃菜，叫喊沒有糧食吃，只是壹種以攻為守的辦法，目的在於希望不再追加他們的征購任務。





　　文章接著講，在做好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後，“不到壹個星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停夥的食堂恢復了起來，原來吃糠吃菜的又變成了兩幹壹稀，暗倉變成了明倉，幹部群眾鬧糧變成了議論豐收，無精打采變成了興高采烈，田野裏又開始出現了紅旗招展熱火朝天的局面。”





　　毛澤東真是相信了這篇奇文中講的情況。相信瞞產私分，相信農村糧食很多。他比壹般幹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瞞產私分”，而是從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語：





　　政策是對的，理由沒有說清楚。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後幾年還是如此。要翻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制，需要多年時間，這是壹個由小集體所有制（隊有）到大集體所有制（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





　　這篇文章，加上毛澤東的按語，轉發全國。雖然對抑制“壹大二公”的“共產風”起了壹定的作用，但使全國各地的高層幹部對糧食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加強了全國各地對農民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從而加劇了農村的饑餓。死人越來越多。





　　1960年安徽農村是壹種什麽樣的情景？我的壹位老同事、現在和我同住在壹座樓裏的陳大斌，他的家鄉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這樣描述當時他家鄉情景的：





　　1960年，我正在鄰省上大學。春節前收到父親的壹封信，他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回家過年！”我想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鄉出了什麽變故吧！可是，即使我從最壞處著想，也沒想到會出現那種局面！

　　半年後我回到故鄉，簡直是被嚇呆了！下了火車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廢了，挖了深坎橫溝，長滿荒草荊棘；而新路沒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壹條條深溝，壹道道土嶺……綠油油的故鄉大平原被挖得遍體鱗傷，成了“人造丘陵”！

　　還沒進村，遠遠地就看到了村裏的塌屋和斷墻，過去村裏裏三層外三層密密匝匝的綠樹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許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鄉的人呢？許多看著我長大的前輩們，甚至有壹些同輩人，包括我的壹些親友在內，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餓死，母親逃往準南，嬸嬸帶著幾個孩子逃往寧夏，父親躲過這場大劫，吃草末樹葉作下了胃病，幾年後腸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來，我家的災難還算輕的，村裏好些正是壯年、青年人都餓死了。有幾戶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絕……

　　夜間，我躺在沒有壹棵樹木、院墻幾乎倒盡的空空蕩蕩的院子裏，呆呆地望著滿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裏死壹樣的寂靜，偶爾有什麽聲響，父親告訴我，那是野狐子在躥，人煙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裏亂跑……





　　這就是“大躍進”之後的農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蕪，村莊破敗……





　　與群眾大批因饑餓而死相對應的是，幹部們卻照樣享樂。留下來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曾慶梅到蚌埠檢查工作時，壹到蚌埠就要跳舞，還以書記的名義讓女演員連夜學跳舞陪伴。當時蚌埠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影響很壞。”曾慶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主管黨紀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員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這麽嚴重的問題，地委卻抽了許多人去蓋賓館。中秋節時，街上餓死人，而地委、縣委書記卻在交際處大擺酒席，不是星期天也辦舞會，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產風”的人們有壹種“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麽，對於他認為阻礙這個偉大目標實現的人，進行無情打擊，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基層幹部素質本來很差，有了這種為了共產主義而橫掃壹切的心態，什麽極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對共產風不滿、或有與共產主義風格相反的行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監委書記曾慶梅1960年8月4日的壹份報告反映了壹個公社幹部迫害農民的情況。蕭縣馬井公社有專業組長以上的各級幹部909人（公社壹級34人，大隊壹級161人，生產隊壹級403人，專業組壹級311人），據揭發的材料統計，犯有不同程度的違法亂紀錯誤的幹部有368人，占幹部總數的40.5％。其中，公社幹部違法亂紀的占33％，大隊幹部違法亂紀占64％，生產隊幹部違法亂紀的占50.4％。違法亂紀的具體表現是：





　　捆綁、吊打、關押、體罰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全社被捆綁、吊打、關押的有1026人，占全社總人口的3.8％。打人的花樣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讓人自己打自己，讓人互相打，帶驢籠嘴，冷水澆頭，等10多種。更加瘋狂的是以下刑罰：活埋人。郝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保民今年春天埋過5個小孩，土埋齊腰深，社員苦苦哀求才扒出來。用針刺。範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胡念堂麥收前發現兩個10多歲小孩在地裏吃豌豆秧，因為這兩個小孩太瘦，身上無肉，就用針刺耳朵。脫女人褲子。陳坡生產隊隊長吳某看到社員陳徐氏搓了幾穗麥子偷放在褲腰裏，吳即當眾把陳徐氏的褲子撕掉，陳徐氏羞得當場投河，被救回家後晚上自縊身死。讓社員吃屎。郝莊大隊郝莊生產隊社員郝明良在地裏摘了幾根豆角吃，支部書記硬逼他吃下壹塊牛屎，吃下去後還逼郝說“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竈砸鍋。不準社員在家生火做吃的。據不完全統計，僅生產隊幹部直接砸鍋的就有151人，共砸鍋234口。





　　扣飯。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飯的就有537戶、1558人，其中因扣飯而餓死多人。有的還采用“壹人犯錯，全家扣飯”、“壹戶犯錯，鄰近四戶都要受辯論”的連環保制度。社員朱宗道有病，多喝了壹碗稀飯，當即扣飯10天，不到10天，朱宗道就死了。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蕭縣，幾乎每個縣都有類似情況。





　　農民在下面挨整與幹部在上面挨整是並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張愷帆而被牽連的人達兩萬八千多人。此外，還有大批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蚌埠為例，這個以交通樞紐為特征的城市，1958年10月，徹底清算羅霞光（市委第二書記）、王榮華、杜宏本、李世農、史堅、李斌、吳正等反黨聯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壹大批幹部受到牽連。1959年11月，又揭發出以市長朱德興等為首的機會主義分子，這壹次被批判的幹部有236人。蚌埠共有1000多名幹部受到批判鬥爭。1962年甄別時，這些被打下去的幹部全被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恢復職務和原級別。在“共產風”最為猛烈的時候，這種以打擊不同意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把“共產風”推向了極端。





　　2、捂蓋子和揭蓋子





　　安徽省的饑餓狀況壹直被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捂著蓋子，既不向上面匯報，也不讓下面說真話。毛澤東很相信他，還讓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到山東揭蓋子。但安徽的蓋子不能長期捂下去。嚴重的饑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軍人、學生、幹部回安徽家鄉探親，發現鄉親大批餓死，不斷有人向中央寫信。但寫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蓋子的指導思想下，各級領導都封鎖消息。





　　1960年3月13日，省委財貿部向省委了壹份《關於當前糧食工作上的幾個主要情況》，當時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作為主管糧食的部門財貿部的這個報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況，卻對人民反映饑餓的來信百般曲解。請看：





　　從人民來信的數字看，今年壹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月收到182件，2月收到283件，計476件，比去年壹二月增加187件。以阜陽、蚌埠最多。從已經檢查的31件內容看（省查2件，地委查17件，縣查12件）部分屬實的8件，占26％，完全不實的23件，占74％，其中13件匿名信有12件是揑造的，是惡毒攻擊的。例如，江西省軍事醫學科學院何承才（安徽人）來信說：金寨縣關廟生產隊政府不給壹點糧食，群眾生活問題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當即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個地方群眾每月都能吃到35－40斤糧食，每天壹幹兩稀，外有蔬菜，沒有壹個人因生活困難而外流或死亡。這封信及調查結果已轉該學院。

　　壹件匿名信說定遠縣沛河公社荒沛大隊，從去年6月到現在光吃青菜和樹皮，有的還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經查對結果，這個隊從去年6月到8月，每人每天吃1斤小麥，9到12月吃1斤雜糧、4斤菜，今年1－5月每人安排12兩原糧，另外還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沒有因生活問題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來信說，鳳臺縣清泉集附近有兩個月吃不到糧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壹個村就死了十幾個人。又說，上河堤的只吃到6兩糧，在家的還吃不到6兩。經查結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莊、孟莊，老姚湖等村莊，每人每天吃糧6兩、澱粉6兩，加上幹菜，合1斤以上。清泉集整個大隊3個月來死了23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聖的指導思想促使財貿部寫出了這樣的報告，還是這樣的報告使曾希聖堅信沒有餓死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認識。更大的可能性是，這種說假話的情況是上下互動的。





　　回鄉探親的人因反映真實情況大都受到迫害。1960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回到家鄉鳳陽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了南毛小隊和石馬大隊大韓小隊饑餓的慘狀，他家裏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壹次爭吵，並且拿出自己的工資給小隊買種子。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向福州空軍連發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繆堅親自向福州空軍寫信，說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軍第壹次來調查，縣裏還編造假情況欺騙調查的人，福州空軍第二次來調查，才得知這個小隊餓死了66個人。但是，潘在部隊還是受到不應有的處分。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辦公室轉來壹封信，這封信是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另壹資料說他是鳳陽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少柏化名“石求名”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為驚人的。壹個死亡占百分之五，壹個死亡占百分之十五，壹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收集起來被大人遺棄的兒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壹百名左右。”事後才知道，餓死的人這個數字還要多，但此信被定為“反動信件”由公安部門追查，對張少柏橫加迫害。





　　壹方對外面封鎖消息，壹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騙從外面來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陽視察，安徽省事先作好準備，清理沿途死屍，把浮腫病號集中看管，不讓董必武看到真實情況。1960年在新華社工作的外國專家休假，國內部副主任方實陪同外國專家去合肥遊覽。安徽省委安排他們去逍遙津公園等有限的地方。在外賓所到之處，完全布置了壹派豐饒、富裕的景象：湖裏有穿著漂亮的女子悠閑地劃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裏食品豐富。省委所劃定了外賓活動的地方，不讓老百姓進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騙外賓。





　　由於捂蓋子，民眾饑餓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直到1961年秋後，饑餓還相當嚴重。地處交通樞紐的工業城市蚌埠壹份報告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浮腫病有2330人，幹瘦病141人，子宮脫垂2936人，閉經病2895人，小兒營養不良尤其突出。據衛生部門9月份對9個幼兒園、托兒所、五個居民段、二個鐵路職工住宅點的調查，在3181名7歲以下兒童中，營養不良的就有1176人，占總數的36.9％。其中有328個兒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軟骨病。





　　越是弄虛作假，死人就越來越多，情況也就越難封鎖。反映安徽問題的信件有壹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年4月，中央監委派審查處處長劉力生和信訪科長張瑉去安徽潛山了解群眾生活情況。8月，中央監委派張瑉、曹思恒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了解群眾生活情況。11月，中央監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了解人口外流情況。這幾次調查得到了壹些真實情況，但由於從上到下封鎖，他們沒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況。12月，中央根據中央監委反映的情況，派以中央監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工作組去安徽了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參加工作組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監委、共青團中央、和農業部等部門的幹部。不久，安徽省委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和蚌埠地委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說工作組聽信壞人的話。工作組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從吾主持中央監委會議，聽取派往安徽工作組的匯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匯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安慶地區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發生原因，以及有關當地領導封鎖消息的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安徽省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反映情況不實。





　　由於安徽省委不讓人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的活動，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因此，在這次中央工作組匯報工作之前，王從吾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作了匯報。接著，譚震林、柯慶施壹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批評了他們，把張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檢舉材料向他們談了，他們表示認錯。





　　1961年1月3日，王從吾在中央監委會常委會上說：昨天，我與曾慶梅、單敬之同誌談話，指出：第壹，妳們回去以後，壹定徹底揭開蓋子；第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也要寫出書面檢討報中央監委；第三，對張少柏應給予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老實話，是好同誌，妳們要保證對他不打擊報復；第四，安徽省委為什麽不反映真實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說，他完全同意檢查組的意見，他們準備檢查處理。扣壓人民來信問題他們有責任，向中央寫信反映檢查組的問題是錯誤的。





　　1961年4、5月間，中央監委又派農村處處長李堅、張瑉等人去安徽進壹步調查。李堅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況，他們得知蚌埠15個縣、阜陽8個縣、肥東、肥西宣城等28個縣大量餓死人情況。蚌埠監委書記鄧衍才告訴他們，蚌埠地區15個縣就餓死了100萬人。李堅等又到鳳陽、定遠，得知更多的情況才回到省裏。他把省監委的人集中起來，要求他們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省委怕從監委打開缺口，對監委施加壓力。曾希聖看到李堅的調查材料，拍桌子罵：“他們在安徽搞特務活動！”老紅軍翁可業（省監委副書記）調查了蚌埠15個縣，曾把調查情況向省委作了匯報，省委置之不理。翁可業把調查匯報的底稿交給了李堅。李堅向王從吾作了《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300萬人。王從吾將這個材料以調查組李堅的名義送給了中央書記處。面對血淋淋的事實，曾希聖辯解說，是下面向他封鎖情況。中央監委王從吾拿出翁可業給省委的報告底稿，對曾希聖說，已經有人向妳們報告了，怎能說下面封鎖妳們？曾希聖才無話可說。





　　安徽的蓋子遲遲沒有揭開，所以餓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年1月7000人大會上，才徹底揭發了安徽的問題，中央批評了曾希聖的錯誤，曾希聖作了檢討。





　　2001年春，83歲的李堅對本書作者說：蓋子揭開得早，死人就少壹些，安徽蓋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蓋子壹直沒有揭開，死人就更多了。





　　3、欺騙肚皮





　　在糧食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騙肚子法。壹種辦法是讓同樣的糧食多出飯，營養價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顯得更飽。





　　改進做飯的辦法，同量的糧食多出飯。糧食嚴重不足，不少食堂創造了“先進的”做飯方法，1960年1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節約糧食領導小組發文推廣。文件說：“這些先進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飯率，最高達到壹斤米出飯8斤，山芋幹出飯達四斤四兩，都較原來的出飯率提高了二三倍。”對此事“必須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教育，對各種右傾思想應給予堅決的反對和批判”。這個文件介紹的方法如下：





　　凈米飯先進制作方法：

　　高溫雙蒸法。每碗放米1.25兩，再兌入開水5兩，然後將碗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時，再兌入開水4兩復蒸，前後約60分鐘即成。每斤米可出飯8斤。

　　壹炒三蒸法。先將米入鍋炒10分鐘，再用開水浸泡10分鐘，泡透後再將水除去，入鍋幹蒸20分鐘，再盛出攤涼後加水（每斤米放4斤7兩水）復蒸10分鐘後，再盛出涼幹（10分鐘），最後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斤飯。

　　浸泡雙蒸法。先把米用開水浸泡半小時，連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蒸，半小時後拿出攤涼（約10分鐘），每斤米再加水4斤6兩，再蒸40分鐘，每斤米可出飯6斤2兩。

　　雙蒸法。每碗放米1.25兩，參水6.6兩，放在開水鍋內蒸煮，30分鐘後每碗再加水2.5兩，復蒸20分鐘後，每斤米可出飯7斤半。

　　泡米復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分鐘，水除去攤涼以後，將米放入鍋內蒸20分鐘，再拿出攤涼並再進行復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飯6斤半。

　　蒸煮法。先用熱水將米浸泡20分鐘後，入鍋煮，到米漲開時撈出復用籠蒸，每斤米可出飯5斤4兩。

　　幹、濕雙蒸法。將米幹蒸後，以1.7兩米兌2.6兩水的比例，加水復蒸，每斤米可出飯5斤6兩。





　　山芋丁飯先進制作方法：

　　雙泡雙蒸法。先將山芋丁用水泡2小時再蒸，蒸後1小時取出，用涼水浸泡後，再放入籠內兌水復蒸，每斤可出飯4斤4兩。

　　浸軟復蒸法。先用溫水洗淘山芋幹，待浸軟後，入鍋幹蒸，蒸熟取出攤涼，10分鐘後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斤1兩）復蒸，壹個半小時後成飯，壹斤山芋丁可出飯4斤4兩。





　　山芋面飯先進制作方法：

　　炒燙法。先將山芋面幹炒，炒後用開水燙，山芋面涼透後用水拌合，制成饅頭，入籠蒸後，每斤山芋面可出飯4斤4兩。

　　發酵蒸饃法。將山芋面進行發酵，制成山芋面包，壹斤山芋面可蒸出饅頭3斤。

　　小蘇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飯時，先用水燙壹燙後加小蘇打拌合，做出饅頭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饅頭4斤。

　　豆粉面制飯法。先將豆粉面炒熟，冷涼，用開水燙後，用溫水拌合制成饅頭蒸出，每斤面可出饅頭4斤4兩。





　　很明顯，上述“先進”制作方法，並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壹些，膨脹得厲害些，而且反復蒸煮，破壞了營養。農民說，這是“欺騙肚皮的”的辦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裝得滿壹些，農民還是願意接受的。這種量不增多、營養下降，而顯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為減肥食品。因為它可以滿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營養。





　　大力尋找代食品。上述“先進”的制作方法，還是需要糧食（包括山芋）的，到後來糧食完全沒有了，巧婦難做無米之炊，只好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號召，當時的各級黨報也大力宣傳某些代食品的營養如何豐富。





　　1960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為例，1960年11月29日，市委第壹書記程光華在全市小秋收會議上作了《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的專題報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為中心的小秋收運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是我們過好生活搞好生產的壹個關鍵性措施，我們必須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運動推向新的高潮。”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以發出了《中共蚌埠市委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號），文件壹開頭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來，我市出現了壹個群眾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報告進壹步強調野菜的好處，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住清明前後的有利時機，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掀起壹個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年11月29日，蚌埠市委第壹書記程光華在發動群眾采集代食品的報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表4-3 壹些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

　　║　品　　種　│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熱量║

　　║　（公斤）　│(克)　│(克)│物(克)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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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芯(粗粉)│　66　│ 25 │　　68　│ 812║

　　║紅芋葉(粗粉)│ 185　│ 58 │　 128　│1900║

　　║紅芋藤(粗粉)│ 168　│ 59 │　 116　│1785║

　　║紅芋卯(粗粉)│　90　│ 70 │　 113　│2273║

　　║黃豆莢(粗粉)│ 100　│ 47 │　 113　│1356║

　　║榆樹葉(幹粉)│ 185　│ 47 │　 101　│1663║

　　║桑樹葉(幹粉)│ 163　│ 92 │　　40　│1853║

　　║化生桔(粗粉)│ 122　│ 32 │　　91　│1221║

　　║紅芋葉(澱粉)│　92　│ 66 │　 294　│2260║

　　║紅芋藤(澱粉)│ 101　│ 49 │　 470　│2727║

　　║黃豆莢(澱粉)│ 103　│ 27 │　 394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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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程光華：《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與莊稼有關的，或壹般荒年吃的榆樹葉、桑樹葉之類。幾個月之後，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壹般荒年不吃的野草當代食品了。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發出的《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這些代食品的營養。





　　表4-4 每1市斤各種代食品的營養成份





　　╔════╤══╤═══╤══╤═══╗

　　║代食品　│脂肪│蛋白質│糖分│熱　量║

　　║名　稱　│(克)│ (克) │(克)│ (卡) ║

　　╠════╪══╪═══╪══╪═══╣

　　║地豆子　│3.75│ 27.9 │32.4│ 275.0║

　　║豬牙菜　│1.50│ 17.9 │2.50│　95.5║

　　║薺菜　　│0.50│ 36.0 │35.0│ 288.5║

　　║香薺菜　│1.50│ 24.9 │22.5│ 203.0║

　　║豆瓣菜　│1.75│ 23.8 │19.6│ 180.0║

　　║芙莉苗根│1.25│ 12.4 │95.7│ 443.5║

　　║拉拉藤　│1.00│ 21.9 │24.6│ 195.0║

　　║野辣菜　│4.25│ 18.6 │17.9│ 157.0║

　　║蒿蘭菜　│1.75│ 18.0 │27.3│ 197.0║

　　║草鞋底　│1.00│ 20.6 │16.0│ 155.0║

　　║雙葉苗　│2.00│ 23.2 │35.5│ 253.0║

　　║剪子股　│2.45│ 22.6 │13.9│ 168.0║

　　║面條菜　│1.15│ 25.7 │19.5│ 191.0║

　　║羊蹄棵　│0.20│ 31.1 │20.7│ 209.0║

　　╚════╧══╧═══╧══╧═══╝





　　資料來源：中共蚌埠市委：《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蚌埠市留下來的上述兩個文件中，都提到壹個月有數十萬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樹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樹皮沒有了，野菜也沒有了，代食品也很難采集了，人們只好坐以待斃了。





　　我在鳳陽看到壹份文件：《中共鳳陽縣委通知（1960.10.1）》，糧菜混吃，是節約糧食、保證吃飽吃好的壹個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產、大種蘿蔔的同時，還應大搞各種代食品，以彌補當前蔬菜之不足。每畝約計可采集豆葉100─150斤。采後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擠出綠水，變成豆葉塊，煎、炒、熬菜或兌糧食做飯都可以。





　　4、“救命田”救了農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辦法是從共產主義倒退回來。1958年各地搞“壹大二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樂觀其成的。“壹大二公”引起的“五風”造成了很大破壞，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來，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是指公社、大隊、生產隊，即人民公社的財產由這三級共同所有，而生產隊是基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對遏制“共產風”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還沒有改變“上工壹條龍，幹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記的壹樣工”的狀況。生產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責任田醞釀於1960年秋，試點於1960年底，形成於1961年春，結束於1962年底。對於安徽的責任田，毛澤東態度曖昧，他前後四次表態值得玩味。





　　1960年8月28日，曾希聖提出了在生產隊下劃份三個組，分別包產：壹組包口糧，壹組包飼料，壹組包商品糧。10月，他進壹步提出：“生產隊下面均設生產組，避免生產大呼隆。”這年10月，曾希聖接替舒同，兼任山東省委第壹書記，11月，安徽省委貫徹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曾希聖從山東趕回安徽，在會上他強調：“我們是三級半所有制，小組是半級所有，以加強生產責任制。包產仍實行雙包制，小隊向大隊包產，小組向小隊包產。”此後，這個辦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廣。但以生產小組為單位還是沒改變“幹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的問題，只不過是“大鍋”變得小了壹點。





　　1961年元旦後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長張祚蔭和鄭銳到山東向曾希聖匯報情況。曾希聖聽完匯報後向他們講了幾件事：第壹，關於恢復農村經濟問題，他說可以走包產到戶的路子，並說已給黃巖同誌打過電話，請他親自去金寨縣搞包產到戶的試點。第二，已經向毛主席請示，農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讓社員壹家壹戶自己做飯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問題，主要責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請示，擬不再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回安徽糾正自己的錯誤，把安徽生產搞起來。





　　看來，曾希聖深知安徽問題的嚴重，他捂蓋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問題之前，自己把問題先解決掉，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





　　1961年2月，曾希聖從山東卸職回安徽，路經蚌埠時，在此地駐點的省委常委張祚蔭向他談了壹件事：宿縣褚蘭公社苗光大隊73歲的農民劉慶蘭帶著有肺病的兒子上山開荒，沒有牛，沒有犁，只靠壹把鍬，第二年收了糧食3300斤，除了口糧種子外，還賣給國家1800斤糧食，向公社交了60元錢。可見，包產到戶不僅是農民的要求，而且的確能解決問題。





　　壹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辦法。“勞動底分”就是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分，婦女為6分，少年為5分，是事先評出來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勞動能力包地。這樣，就把土地分包給勞動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糧食就行了。曾希聖強調，這不是單幹，因為土地和大型農具還是公有，包產得到的糧食還是統壹分配（超產的歸自己）。他強調“五統壹”：計劃統壹，分配統壹（超產部分歸自己），大農活和技術統壹，用水管水統壹，抗災統壹。盡管開始推廣，但幹部還是有顧慮，怕說是分田。1961年3月15日和16日，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作法。毛澤東回答說：“妳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壹件大好事。”曾希聖立即叫秘書把毛主席的話電告訴省委，並說：已經通天了，可以搞。這樣，安徽就全省搞起責任田來了。正在全面推廣的時候，在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又讓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壹書記）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由於看到毛澤東態度和上次表態有所不同，3月20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壹封信，比較詳細地說明了責任田的作法和積極作用，也指出了這個辦法的缺陷。信中說“我們的做法，並不是單純接受部分群眾的要求，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危險；而是吸取它的好處，又規定辦法防止它的壞處。”毛澤東看信後沒有表態。3月28日，曾希聖回到合肥，當晚召開省委常委會，簡要傳達廣州會議，說：“這個辦法（指責任田），現在看來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能夠增產，我們就今年試驗壹年，如果實踐證明是好的就繼續搞，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中說：“我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的辦法是從3月6日開始的，到3月20日接到希聖同誌由廣州發來的電話後即行停止。總計個省試行這個辦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39.2%。”這裏說的廣州來電後“即行停止”應當是壹種謹慎的試探。因為毛澤東在廣州說了“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實際上此時並沒有停止。為了消除中央的疑慮，這個報告對外面的批評作了解釋：“在試行中，有些地方由於宣傳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數群眾把這個辦法誤解為包產到戶，甚到誤解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產糧，故意把它說成包產到戶寫信給工廠做工和給部隊服役的親屬回家生產。實際上，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這和六十條中所說的’實行嚴格的田間管理責任制’，’有的責任到組，有的責任到人’，是完全壹致的。”1961年7月，曾希聖又壹次在蚌埠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妳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曾希聖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繼續推廣責任田。到10月中旬推廣面達84.4％。





　　責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區壹年就消滅了荒地（1959－1960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拋荒）。牲畜農具很快增加（1958－1960年農具大量破壞，牲畜大量死亡）。1961年10月份36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36個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壹年增產38.9％。糧食多了起來，交了公糧以後基本能夠吃飽。因此，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為了吃飽，第壹年種的主要是紅薯。當時不少河南人到淮北來撿地裏沒挖凈的紅薯。





　　在形勢剛有好轉的時候，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度發生了變。1961年12月，毛澤東在江蘇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還讓群眾搞壹段時間。”當時毛澤東沒有表態。1962年繼續推行責任田。但是，為了怕人家說責任田是資本主義，就再三強調“五統壹”。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7000人大會）。大會結束後，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蓋子。和吳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聖不僅要為安徽省大量餓死人承擔責任（在這方面還有他壓制民主的霸道作風，毛澤東講不要走“霸王別姬”的路就是說曾希聖的），更要為責任田承擔責任。責任田雖然經過毛澤東的首肯，但畢竟和共產主義不是壹個方向。中央當時的說法是，責任田沒有經過試驗就全面推廣。中共中央改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壹書記。





　　曾希聖是壹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為他領導下的安徽餓死幾百萬人；百姓懷念他，是因為他搞了救命田。而黨內的正統派，卻對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資興人，1904年生，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2年，他參與創建中央軍委二局（即軍事情報局），並擔任首任局長。由於二局提供的大量的準確的軍事情報，對粉碎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幾次圍剿和以後的長征中擺脫國民黨的追擊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壹。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他執行左的政策，給安徽造成了嚴重後果，又到山東反左，揭開了山東的蓋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調他到西南局任職，不久就“文革”爆發，他在四川被揪鬥。後來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傳奇性的軍情工作，而是責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責任田要改變。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對李葆華說，責任田是走回頭路。回合肥以後，李葆華在安徽省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看，辦法有兩種，壹種是安徽的責任田，壹種是中央的十二條、六十條，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踐證明，按中央的辦法做不會走回頭路，按責任田的辦法做要走回頭路，而且後果很壞，會把農民引向單幹道路，發展下去會兩極分化，出現高利貸。”1962年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會上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責任田與中央的六十條背道而馳，它引導農民走向單幹，其結果是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方向上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地把它改正過來。





　　在改正責任田的過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現了爭論。壹些了解基層情況的幹部上書毛澤東和省委，主張繼續搞責任田。這樣的幹部不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並書記處諸同誌，表示支持責任田。同年7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派人到安徽符離集調查，寫出了《關於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調查報告》，肯定了責任田的好處，主張對責任田“不能壹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中央書記處討論這個調查報告時，鄧子恢直言指出，生產責任制好，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可以在農村普遍推廣。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子恢又壹次推薦這個調查報告，因而招來了嚴厲的批評。但是，鄧子恢還重申：“對責任田，我現在還這樣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鄧子恢的職務，壹起被撤消了。這個會議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安徽省的責任田被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幹風”而受到批判。





　　1962年底，安徽省分三片舉辦了有區社幹部1萬多人參加的改正責任田訓練班，結業後以他們為骨幹組成工作隊，大張旗鼓地到農村強制改正責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壹些生產隊，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過來。”不過，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辦法，延長責任田的實行時間。中共中央將《安徽省委關於第壹批改正“責任田”的總結》轉發全黨，以期推動全國各地改正“責任田”的工作。這個文件介紹了改正責任田的進度，列舉了“責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單幹風”時，壹大批幹部受到批判。隨著“四清”、“文革”，這種批判變本加厲、日益升級。全省從上到下有幾十萬人因責任田的牽連受到了批判鬥爭。





　　15年以後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國率先搞起了責任田，最後在全國普遍推廣。





　　5、安徽餓死多少人？





　　三年大饑荒期間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本書作者據《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結果，為226.28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為243.06萬人。（見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這本書的基本數據來處官方，顯然是縮小了的。這裏我再按1989年《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24.67萬人；少出生人數為241.17萬人。計算過程如下：





　　表4-5 安徽人口統計資料





　　單位：萬人；出生率、死亡率：‰





　　╔════╤══╤══╤══╤══╤══╤══╤══╤══╤══╤══╗

　　║年　　份│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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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人口│3201│3243│3337│3394│3426│3043│2988│3234│3232│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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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人口│ － │ － │ － │ － │ － │3366│3410│3235│3016│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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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率│27.7│33.2│29.7│23.8│19.9│11.4│12.3│53.3│50.7│39.9║

　　╟────┼──┼──┼──┼──┼──┼──┼──┼──┼──┼──╢

　　║死亡　率│11.8│14.3│9.10│16.7│12.3│68.6│8.10│8.20│7.9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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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安徽統計年鑒》1989年，第40頁，41頁。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數：





　　1958年：3366＊（12.3－9.55）‰＝9.26（萬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萬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萬人）





　　1961年實際死亡率低於正常死亡率。可以說沒有餓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24.67萬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萬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萬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萬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萬人）





　　4年少出生人數為241.17萬人。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壹書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統計年鑒》數據壹樣，但歷年總人口數略高於《安徽統計年鑒》，所以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略高於用《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的結果。由於這兩本書的數據都是官方公布的，縮小了饑荒嚴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監委調組李堅寫了壹份報告：《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300萬人。2001年春，李堅向本書作者說，“文革”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幾年他作了壹些調查，回北京後告訴李堅，安徽餓死人數不是300萬，而是500萬。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0.6萬，占饑荒前人口總數的18.3％。





　　當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統計）工作的人口學家王維誌，據各省上報的數字分析，1960年這壹年安徽省死亡率超過100‰縣有11個：肥東縣124.89‰，巢縣101.23‰，宿縣144.32‰，鳳陽136.04‰，定遠118.45‰，五河116.70‰，阜陽125.57‰，太和174.79‰，亳縣162.38‰，宣城163.10‰，無為182.30‰。這些數字是官方上報的，從梁誌遠的亳縣調查就可以證明，顯然是縮小了的，但比後來出版的《中國人口·安徽分冊》壹書中的死亡率要高壹些。如果考慮三年的情況，總的死亡率超過15％是沒有問題的。安子文說的500萬，占當時全省總人口15％左右。綜上分析，從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應在500萬到600萬之間。





　　戶籍管理部門的分縣市死亡人口統計顯示，僅1960年壹年，安徽省就有192萬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無為、宣城、毫縣、宿縣、鳳陽、阜陽、肥東、五河、宿松、濉溪、靈壁、渦陽、全椒等縣。安徽各縣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見圖4-1。



第五章　糧倉裏的餓號



　　吉林省位於中國東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積6083萬畝，占全國耕地面積的4.1％，另有可墾面積432萬畝。吉林地多人少，當時全省900萬人農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畝，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裏土壤肥沃，氣候適宜農作物生長，是中國的重要商品糧基地。從歷史資料看，大躍進年代的吉林省委領導人不走極端，不趕浪頭，在毛澤東面前有時還敢講壹點真話。但是，就是這樣壹個號稱“中國的糧倉”的省份，也沒有逃脫饑餓的折磨。不過，與內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饑荒要輕得多。



壹、沈重的征購任務



　　吉林是產糧大省，征購任務重。1957－1958糧食年度，由於糧食征購任務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壹些地方就出現了糧食緊張的情況。在十幾個縣的部分地區，群眾叫喊缺糧，找鄉社幹部要糧請願。有的地方發生群眾搶購副食品，個別地區還發生了群眾搶糧分糧事件。長春市南關、二道河子兩個區，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達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門前排隊搶購豆腐渣。雙城縣群眾夜裏11點就開始排隊搶購煎餅。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征購任務的完成，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1957年布置征購任務之後，省檢察院就積極配合。1957年10月，省檢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級檢察院，註意及時打擊破壞糧食征購和糧食政策的違法犯罪分子。1958年1月9日，又與省法院、監察廳聯合召開了專署及重點縣的三長會議，會後公安、法院、監察等部門，密切配合征購糧食工作隊。1958年1月29日和23日，分別召集的24個縣檢察長匯報。據匯報材料，各地共處理了427件糧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機關逮捕的96件和法院決定逮捕的52件以外，檢察院偵察處理了279件。其中套購糧食56件，糧食投機倒把的50件，抗交公糧拒售余糧的51件，貪汙盜竊糧食的43件，密打私分糧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繳回糧食481.1多萬斤。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僅公主嶺地區7個縣、市的統計，從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檢察院、法院、監察廳三家共偵破破壞糧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屬於套購、搶購進行投機倒把的8起，隱瞞產量私分糧食的130起，抗繳征購的19起，盜竊糧食的2起。使國家糧食損失73.94萬斤。這些“犯罪”，實際上是農民為保衛自己利益的壹種自發的鬥爭。這些案件的處理中包含著農民多少血和淚！





　　表5-1 1957－1961年吉林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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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 86.00│105.00│108.00│ 80.00│ 88.00║

　　╟───────┼───┼───┼───┼───┼───╢

　　║　貿　易　糧　│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

　　║　征　　　購　│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

　　║　銷　　　售　│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

　　║　凈　擁　有　│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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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人口(萬人) │1248.1│1280.9│1313.0│1397.1│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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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凈擁有(斤)│572.63│577.95│575.02│431.82│4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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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吉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以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省委第壹書記吳德向毛澤東叫苦：糧產量的增長遠遠趕不上征購任務的增長。與1957年比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產量增長15.8％，純征購任務增長了75.6％；在分配產量中，征購的比重由28.2％增長到51.8％；留糧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別是大豆種植面積多、商品糧比重大的糧豆產區，由於大豆沒有單獨定產定購，每遇歉收減產，即須以粗糧抵交大豆任務，更加擠了群眾的口糧。





　　“分配產量”是上級分配的產量任務，實際產量的增長達不到增長15.8％的幅度。吳德算的這筆賬和糧食部的賬略有差別。





　　有些地方，糧食產量下降，征購任務卻大幅度增加。例如，懷德縣1960年的糧食產量比1953年減少了38.3％，但征購任務還高於1953年。1953年征購糧占總產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約占80％，1960年占67.46％。





　　在這個糧食大省，省委領導人每年卻為糧食發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關於當前糧食情況的報告》。報告說：





　　1958－1959糧食年度，吉林省征購入庫（貿易糧）49.27億斤，城鄉銷售預計32億斤，到1959年5月底已實銷28.68億斤。純調出計劃16.8億斤（到5月末已調出15.2億斤），軍需供應8900萬斤，糧食損耗4000萬斤。這樣，預計6月末庫存為4.99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8200萬斤。

　　從1959年7月到接上新糧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縣城到10月底，農村到9月20日），城鄉銷售最低需要11.35億斤，其中，城鎮需要銷售7.63億斤，農村非農業人口缺糧供應3.44億斤，軍需供應2800萬斤。這樣安排，收支相抵，赤字為6.36億斤，再加上最低庫存2.5億斤，共差8.86億斤。





　　盡管農民口糧不夠，但國家的征購任務還是必須完成。由於征購任務太重，逼得農民自殺事件多有發生。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出了《關於在農村工作中必須堅決貫徹政策，徹底杜絕自殺現象的通報》，通報說，“全省自征購糧食以來，自殺事件已達43起。”自殺事件的發生是因為“錯誤地采取所謂‘追、逼、壓、扣’等強迫命令的辦法，甚至到群眾家裏翻箱倒櫃”。





　　不降低征購任務，只講征購方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下壹個年度的征購任務還是減不下來。





　　為了保證征購任務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上，分管糧食的省財貿書記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糧食供求緊張的“底”，要求各級幹部“進壹步認識到糧食工作的艱巨性和支援全國、支援災區的重大意義”，強調“根據全國壹盤棋的精神，我們必須保證完成國家征購任務，支援全國，支援災區，同時還必須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糧食工作的“五條方針”：低標準，瓜菜代，辦好食堂，管好糧食，勞逸結合。





　　農民口糧低，國家的征購任務也很難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248萬噸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東北局送上《關於糧食工作報告》，這個報告先向上級算了細賬：1960-1961糧食年度，全省糧食估產550萬噸，扣除25萬噸（自留地、啃青），按525萬噸進行分配。國家征購任務248萬噸，拿走了總產量的47.2％。農民口糧147.2萬噸原糧，平均每人320斤。這對吉林省這個糧產區來說，口糧標準是很低的。這還不包括幾十萬山東移民。算賬以後如實地講了困難：“我省每年春糧食向外調，到六月以後，就需要從外省向省內調，由於調撥不及時，每年三季度城鄉供應非常緊張。特別是近幾年來，省內糧食庫存逐年減少。1956年六月底庫存為69萬噸，1957年為52萬噸，1958年為31.3萬噸，1959年為38.7萬噸，1960年為27.4萬噸，今年庫存更難增加，這樣就更加難以周轉。希望能在上交任務中，給我省留下15－20萬噸，作為明年三季度的周轉庫存。”上級是否同意他們有要求，沒有看到有關資料，但是，他們敢於向上講困難，和四川、河南和貴州等省的領導人相比，還算不錯的。壹方面向上級叫困難，另壹方面還得抓緊完成征購任務。11月18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接著又抽調3萬多名幹部深入農村，大抓糧食征購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統計，就完成了征購任務的74.32％。吳德還要求不能松勁，進壹步完成征購任務。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購任務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東北局表示：“征購已經宣布結束……大量入庫已無可能。”征購任務結束以後，“只給農民留下口糧7.8億斤，今後8個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區把壹部分口糧交了征購糧，有的地區還交了壹些飼料糧。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銷糧達7億斤…….各地上報目前就沒有糧食的已達219萬人，占農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糧人口473萬人，占農村人口54.1％……由於口糧緊，目前人的體力開始減弱，患浮腫病人數，據去年12月末統計有兩萬人左右，現在還在繼續發展中。飼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糧食征購更加困難。這壹年度的征購任務減少到220萬噸，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購任務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購糧食共入庫201.1萬噸，就宣布完成了國家征購任務（實際上征購糧入庫還在進行，到2月底征購入庫為202.5萬噸）。征購任務完成後，農村人口集體分配口糧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體分配口糧300斤以上的占農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沒有分配口糧的占1.3％。從2月15日到接上新糧（9月20日）還有7個月零5天，以200斤口糧計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糧9兩，還算過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糧就不到4兩6錢，饑餓就很嚴重了。鎮賚縣反映，結束征購後，該縣平均每人分配口糧96斤，全縣570個生產隊中，有78個生產隊沒有分配口糧，有176個生產隊口糧在50斤以下，兩者占生產隊總數的44.5％。中共延邊州委反映，敦化縣全縣534個生產隊中，分配口糧在200斤以下的有113個隊，其中有43個隊現在有的吃飼料，有的吃種子。鎮賚縣嘎什根公社有三個生產隊的社員，先後13次到附近的新生農場強取糧食，參加人數達75人，共拿走糧食5300斤。榆樹縣在糧食集運中，連續四次發生乘機偷糧事件，參加偷糧的有23人，拿走糧食1300多斤。1961年以後，縣以下的幹部吸取了前兩年浮誇的教訓，上報產量壹般都留有余地，對征購任務也討價還價，征購任務不得不減少。由於有了自留地，集體分配的口糧不足，由自留地產的糧食補充。完成征購任務最困難的是梨樹縣。省調查組認為，這個縣是社員過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開荒，影響了集體生產，造成糧食減產。“有的隊實際走上單幹道路了”，集體完不成征購任務，社員自留地的糧食卻多了。雙馬大隊第五小隊，社員自留地、小片荒地產的糧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隊第六小隊25戶有19戶種了隊裏的熟荒地，多的三畝半，少的也有半畝。有的戶小片荒地、自留地多達7畝、產量最多的達7擔。所以，省裏雖然上向面叫苦，農民的生活還是比前兩年好。社員自留地產的糧食多了，這是擺脫饑荒的最為有效的辦法。





　　糧食短缺，就尋找代食品。據1960年12月底統計，全省已收儲各種代食品原料51萬多噸，以食堂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點4萬多個，組織了38200個代食品生產專業隊，參加專業隊的人數有46萬多人，占全省農村勞動力的15％，已制成澱粉3萬噸。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種，有玉米葉、玉米桿楷、玉米瓤、稻殼、豆桿、柞樹葉、榆樹皮等。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還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運動，即動員100萬人（指主要勞動力），大幹100天，為全省農村人口每人生產100斤代食品。





　　不僅是吉林，在整個富裕的東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運動。1961年1月18日，東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報告中說：“據各省報告推算，全區在扣除征購糧、種子、飼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糧食以後，今年1到9月，農村每人的口糧相當多的地區不到120斤，遼寧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為克服困難，在東北全區開展壹個以制造人造澱粉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眾運動，並已初步取得成效。據年前統計，全區參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萬多人，已采集各種代食品原料640億斤，加工出澱粉3.6億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桿做成的。全區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東北三省財貿部長又召開了會議，專門研究了代食品問題。會議要求在3月底以前達到農村每人幹濕澱粉100斤，要像抓糧食壹樣抓代食品的進度。會議還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壹錢人造肉精。會上還介紹了壹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經驗。如遼寧省錦縣建業公社四合大隊，全隊310戶，1500多人，有壹半人參加了制造澱粉，按現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澱粉4200斤。黑龍江商學院建立了壹個人造肉精廠，日產60斤到100斤，全校四個食堂、2000多名師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錢到五錢。遼陽市第壹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發生浮腫病，後來每人每天吃壹到二錢人造肉精後，師生健康情況大有好轉。





　　其實，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組織，不用動員，在腸胃的壓迫下，人們會自發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問題還沒有緩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綠化中尋找代食品。在吉林省會長春市，自1961年5月以來，市內不少樹被扒了皮。據統計，僅南關、朝陽、二道河子三個區，被扒了皮的樹有1036棵，絕大部分是榆樹。壹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連片的。除了扒樹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擼榆錢、樹葉作代食品。長春市扒樹皮的情況在4月以前就開始了，4月7日，市建設局發出了禁止亂種菜、損壞樹木花草的緊急通知，但扒樹皮現象還繼續發展。接著，市長出面召開了公安、教育、團委、建設局等單位的會議，禁止扒樹皮及在市區亂種菜。市公安局、建設局組織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園和樹木多的地方，由早4時到晚11時，輪班巡邏，對於扒樹皮、毀壞樹木的人，則行政拘留。在長春以外的地方剝樹皮的情況更為嚴重。延邊地區各市、縣，除敦化以外，公路、鐵路沿線以及村子周圍，大部分榆樹都被剝光。





　　除了尋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國各地壹樣，也大力推廣“做飯增量法”，同樣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飯。農民說這是哄肚皮的辦法。吉林省在推廣時卻說，據遼寧、陜西兩省若幹個科研機構，將增量法和原來做飯的辦法對比試驗證明，增量法既能把糧食中的養分發揮出來，容易消化，增加熱量，有利於增強體質，又能吃飽吃好，節約糧食。按全省農村壹年消費口糧238.5萬噸計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飯，就等於增產糧食75萬噸，可夠全省900萬農村人口吃4個月。



二、“五風”也渡山海關



　　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也渡過了山海關，在東北大地肆虐。這“五風”本來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產物，哪裏有“三面紅旗”飄揚，哪裏就有“五風”肆虐。而“五風”之所以毫無阻攔，是政治運動的結果。政治運動使說真話的人沈默，使智者沈默。





　　從1957初年到1959年末統計，吉林全省有19611名黨員受到黨紀處分，占全省黨員總數的2.49％，其中開除黨籍的7243名（內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類壞分子1103名，階級異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這些受處分的黨員中，中央管的黨員幹部25名，省委管的黨幹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掀起反右傾運動。吉林省反右傾批判的對象：李樹仁：省委委員、公主嶺地委第壹書記，留黨察看二年，撤職；李晨：通化市委書記處書記，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書長，市委委員，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張書田：四平市委宣傳部長，留黨察看壹年，撤職；袁小平：長春電影制片廠副廠長，嚴重警告，撤職；宋均：長春市基建交通部長，撤職；崔世臣：遼源市委書記處書記，撤職，保留市委委員；聞風：吉林化學工業公司設計院副院長；楊光：白城地委書記處書記；石達：省林業廳副廳長。





　　從這個名單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對象層次比較低，最高的是地委級。而相當多的省裏，批判對象中有省級。這說明吉林省反右傾鬥爭不如有些省那樣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體（擴大）會議，在徹底揭發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樹仁和李晨，並批判了其他壹些人的嚴重右傾錯誤的基礎上，作出決議：省、市、地、縣機關以及廠礦、企業、學校領導幹部中的反右整風已經開展了的，應繼續深入；沒有開展的，應及時開展；無論開始先後，壹律搞深搞透。在農村中，繼續開展以兩條道路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整黨整社運動。集中弄清“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黨的領導等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徹底揭露和粉碎右傾機會主義，以保證總路線的貫徹執行，鞏固黨的統壹和團結。”這個決議，把反右傾鬥爭從省級幹部中推向基層。





　　吉林省委領導人雖然不像河南、山東、四川等省委領導人那麽狂熱，但還得跟著政治潮流走。“五風”肆虐和反右傾運動是同時發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中央鄭州會議精神，批評和制止橫行了半年的“五風”。與會的發言者揭露了不少農村“五風”的情況。在1958年大躍進中，由於平均主義，由於農業勞動力不足等多種原因，糧食大量浪費。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糧食沒有收上來。海龍縣吉樂公社的吉祥等三個隊，僅在亂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斤，占水稻總產量的18％。有些隊的水稻，到1959年3月還堆在場院裏沒有揚出來。杏嶺公社大興第三隊損失的水稻，每畝地至少25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個生產隊的損失，約有270000多斤，相當於1958年700畝地的產量。雙遼縣三巨管理區有壹坰（壹坰等於10畝）多高梁，50多椽子，到1959年3月還沒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產隊“見堆就有糧”（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蕘堆裏都有糧食）宏偉管理區壹個生產隊的90坰高梁壹天壹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多擔，至少七八十擔糧食沒打下來。柳河縣涼水河子公社第六隊到1959年3月還有14000多捆稻子放在場院沒有管理，任憑“雞刨豬糟”。靖宇縣榆樹川公社有兩千捆蓧麥直到初春還放在地裏。另外，不少生產隊大量的蘿蔔、白菜、土豆、甜菜，由於沒人管理，放在地裏凍壞。不少生產隊牲畜丟了沒人管，認為跑也跑不出公社範圍。因此，牲口大量死亡。農具破壞丟失也十分嚴重。





　　在這次六級幹部會上，延邊、通化、吉林等地區的幹部認為平均主義在吉林有八大表現：1）分配拉平，富隊盡量多積累少分配，窮隊少積累、多分配；2）評級拉平，在評定勞動力等級時，不分特產專業隊和壹般專業隊的不同情況，均按統壹的比例；3）勞動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幹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記壹個工；4）生產資料拉平，富隊的財產多調，窮隊少調或不調，把富隊的財產往窮隊裏調；5）細糧拉平，不分朝鮮族、漢族，不管稻田多少，細糧壹律按20％供給；6）口糧留量拉平，不管增產隊還是減產隊，壹律按人均480斤留糧；7）菜金標準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壹律3角；8）年節供應豬肉拉平，不分養豬多少、好壞，春節期間壹律按壹斤肉供應。





　　吉林市郊區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風”比較突出的壹個例子。這個公社原來是壹個先進單位，整風整社時發現問題嚴重，才認為是“被地富反壞分子把持了領導權”。這個公社的張久管理區的幹部們，經常以“向黨開炮”、“放毒”、“資本主義分子”、“破壞分子”、“不服從黨的領導”等罪名，任意打罵群眾。他們經常威脅農民：“凡是不老實的，就得專他們的政！”動不動就說：“專他們壹下！”專政的辦法有三種，壹種是“訓練班”，即集中起來強制勞動，不給報酬；壹種是“養病房”，對自稱有病不能勞動的，就送養病房，睡涼炕，喝寸米粥（極稀的粥，壹寸粥只有壹粒米）；壹種是插白旗，遊街、吊打。全管理區共308戶，被專過政的就占總戶數的20％左右。農民王德閏壹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幹部們還說：“這有什麽了不起，死壹個擺著，死兩個挑著，死三個垛著！”生產上瞎指揮，全公社有6000多畝不宜種菜的土地硬讓種了菜，如地勢低窪的840畝地強行種洋蔥，種子花了10800元，僅收700元。“五風”嚴重破壞了生產力，以這個公社大荒管理區為例，糧食產量1959年比1958年減少了44.2％，1960年比1958年減少了58.55％。





　　在大刮“五風”當中，農村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比較嚴重，1959年春夏整社時進行了整頓，情況有所好轉。1959年秋反右傾以後又有發生。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報告，少數基層幹部欺淩老百姓的情況：1）威脅、逼供甚至造成農民自殺；2）捆綁、吊打農民；3）鄉社辦“教養隊”、“集訓班”，實際是勞改隊；4）隨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幹部沒收。這些情況雖然不是普遍的，但情節也相當嚴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年12月28日給中共中央和東北局的報告中說，如果有人不讓“壹平二調”，不聽瞎指揮，幹部就手拿幾種“武器”對付：壹是扣“帽子”：“右傾”、“不聽黨的話”、“富裕中農思想”、“本位主義”等等滿天飛，嚇得農民不敢說話；二是辯論，社員說，“壹辯就沒頭，非把人眼珠子辯得冒汗（流淚）不可。”三是扣糧、扣飯、扣工分，罰款；四是撤職，梨樹縣榆樹臺公社壹個管理區的書記，三個月撤了9個生產隊長；五是硬逼，逼小腳婦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勞動；六是打罵和各種形式的體罰。





　　1959年3月的六級幹部會議以後，接著進行了整風整社，吉林省的“共產風”在壹些地方壹度平息。但是，1959年秋反右傾以後，又刮了幾次。1960年12月28日，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試點情況的報告》中將全省463個公社排隊分析後的結論是：過去“共產風”糾正得比較徹底，以後沒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過去“共產風”糾正不徹底，或者1959年冬季又刮起來的占54％左右；過去“共產風”壹直沒有得到糾正，繼續刮，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的占18％左右。為什麽“共產風”壹刮再刮呢？省委第壹書記吳德認為，這是由於“不少同誌對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共產風’，怎樣才能到達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等根本問題，沒有從認識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穩。”吳德說，1959年冬，有些地方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壹級所有制）創造條件，產生了急躁情緒，又刮了壹次共產風。





　　1960年3月，省委又召開了壹次六級幹部會把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情緒壓下去了。但是省委的會議，不可能扭轉廬山會議造成的形勢，“共產風”在發展。吳德在報告中列舉了“共產風”的幾個方面：壹，在1959年冬大搞水利建設中，無償抽調管理區的勞動力、運輸隊力和物資、器材；二，在發展公社壹級所有制經濟中，從管理區又調上了不少東西，有的地方把窮區和富區合在壹起；三，許多公社要管理區以物資和生產資料上繳公積金；四，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時，無償地或很少報酬調用公社的土地、車馬、勞動力的情況比較普遍；五，農村中小學搞勤工儉學和自給性生產，發動管理區獻土地、車馬、農具；六，在整頓食堂和大辦福利事業中，有些地方沒收社員員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無償占有社員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決糧食問題時，沒收社員自留地產的糧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櫃；八，有些公社無償調用管理區的車馬，成立運輸隊。吳德認為，1960年下半年的“這次共風刮的比過去面廣，有的是從公社內部刮的，有的是從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體‘共’小集體的，也有全民‘共’集體的，有集體‘共’個人的，也有全民‘共’個人的。有些地方，外部來的風比內部刮的厲害，黨、政、軍、民、學都有份。”





　　1961年，“共產風”還繼續刮。1961年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出了《關於有些地方違反中央指示重犯“壹平二調價”錯誤的通報》，通報指出，“有些地方在貫徹中央十二條指示糾正“壹平二調”的同時，又發生“壹平二調”的錯誤。”通報列舉了壹系列“壹平二調”的種種事例後說：“要求各級黨委認真幫助公社黨委糾正這壹錯誤，並且通過這個事實教育幹部，以避免類似錯誤繼續發生。”但是，半年以後，“壹平二調”還是發生了。1961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發文指出：“去冬以來，省委在糾正“壹平二調”的錯誤過程中，關於重犯“壹平二調”錯誤的問題曾發出多次通報，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級黨組織和全黨同誌，不許再刮共產風，必須維護公社三級集體所有制和社員個人所有制…….但是，還有少數的黨組織和幹部對省委的指示不重視，而是充耳不聞、置之不理。”





　　“五風”對農村生產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壞。1959年4月末全省有豬187萬頭，比1958年6月的239萬頭減省了22％。雞鴨鵝減少更多。農安縣農安鎮人民公社五裏界管理區，1957年以前第壹生產隊有大小牲畜35頭，到1959年6月只有17頭。1957年有豬240多頭，1959年6月只有28頭。1957年壹坰地（10畝）能打8擔，1958年只打6擔，還向上報增產幾倍。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和“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等文件的精神，發出了《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解決社員自留地問題的通知》，通知規定，社員只要養壹頭豬（包括現養的和計劃養的），就給1分到2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繳農業稅以外，不抵口糧，不上繳積累，完全歸個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問題也比較嚴重。通榆縣1959年冬到1960年春，大牲畜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別是幼畜成批死亡。





　　從懷德縣可以看到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以及1958年以來的“五風”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情況。1961年5月10日，吉林省委傳宣部長宋振庭提供了壹份調查報告說，懷德縣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省的重要產糧縣之壹。但從1953年以來，播種面積和單位面積產量逐年下降（1960年和1953年比，的播種面積減少了10％，單產減少了36％），糧食產量逐年下降。1960年的糧食產量比1953年減少了38.3％。歷年糧食總產量數字如下：





　　1953年：31.2154萬噸；

　　1954年：26.4796萬噸；

　　1955年：32.0271萬噸；

　　1960年：19.2702萬噸。





　　1958年和1959年糧食產量浮誇很大，數字說不清，大約20萬噸左右。





　　懷德縣飼養大牲畜條件好，範家屯的馬市全國聞名，過去南方各省都到這裏來買馬。但是，1960年的大牲畜比1953年減少了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牽引力算，三頭才能頂過去的壹頭。部分社隊已經無力種地。與此相應的大車也減少了51％。





　　部分社隊群眾收入逐年減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壹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在屋子裏可以看到天。劉房子公社灣溝8戶中有3戶房子透天。





　　虛報糧食產量造成征購任務加重，剝奪了農民的口糧。1958年和1959年，懷德縣糧食產量大約20萬噸左右，卻虛報為31.3262萬噸和25.1644萬噸。征購任務按上報的產量數確定，1958年和1959年的征購任務都為16萬噸。1953年征購糧占總產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約占80％，1960年占67.46％。征購任務剛完，就等著返銷糧下鍋。





　　1958年以來社員口糧標準很低，群眾體質很弱，據初步調查，全縣已有浮腫病人16000多人。經過檢查確認的由於浮腫病和合並癥死亡的有68人，未檢查確認的死亡人數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國主要的人參產區，其中撫松縣又是人參的重點產地，其中東崗為最。1958年以來，由於強調人參產區糧食自給，強調人參種植以國營和公社為主，因而人參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東崗人參產量81741斤；1961年只有23518斤，只有1957年的28.77%。由於人參產量降低，社員收入減少，人參產區的人口外流，希望“找個農業生產好的地方，能夠吃飽肚子。”



三、守著糧庫餓死人



　　糧食減產、過重的征購任務和“五風”的折磨，使得吉林省這個富饒的省份，也發生了饑荒。





　　1961年春，由於浮腫病人不斷增多，省衛生廳派醫療隊到桃安縣福順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區和德順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區救治。這裏社員體質很弱。自1960年10月以來，大量發生浮腫病。1961年3月6日至9日，醫療隊在這兩個管理區按門逐戶進行了檢查，共檢查了1457人，發現浮腫病322人，占被檢查人數的22.1％。福安管理區共有勞動力187人（女86人），就有84人（女44人）患浮腫病，占勞動力總數的44％。福安區被查出的155個浮腫病人中，初發者64人，占發病數的41.3％，其中較重者7人；時腫時消逐漸惡化的86人，占發病數的55.4％，其中較重、體力非常衰弱者25人，已有腹水或消腫後幹瘦、身體極度衰弱者5人，占發病人數的3.2％。入冬以來，福安管理區死亡12人。經調查除其中5人因年老體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人是浮腫合並其它疾病死亡，3人純是浮腫後腹水或幹瘦而死。範海庭，59歲，患浮腫後消瘦，死前壹天晚上精神還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進城，36歲，患浮腫後幹瘦，死的前壹天產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於留柱，52歲，也是患浮腫病後消瘦死亡。





　　1961年3月5日，中共延邊州委幹部何建中從延邊打電話向州委富書記匯報說（蘭幹亭記錄），在延邊，2月上旬統計的浮腫病有1萬多人，圖們鎮浮腫病人占總人口的7％，延吉縣朝陽公社占總人口的7.5％，有些學校、機關占的比重更大，醫學院占15％，州報社占10％。在3899名婦女幹部中調查，患婦女病的就有1154名，占被調查人數的29.6％。延邊地區各市、縣除敦化外，群眾都在剝榆樹皮吃，把樹幹中間的壹段剝光。目前公路、鐵路沿線以及村子周圍，大部分榆樹皮都被剝光。





　　1961年6月2日，吉林省衛生廳黨組報告，根據省衛生廳工作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區的檢查和從部分地區的工作報告看，目前全省農村浮腫病的情況仍很嚴重，部分地區病情還有發展。有些浮腫病人時消時腫，由輕轉重或呈幹瘦狀態，重病人日漸增多。壹般地區重病人占現有浮腫病人總數的2％左右，重病區的重病人占病人總數的6％以上，並繼續發生死亡現象。此外，全省患子宮脫垂的病人約兩萬多人，閉經病的發病率約為農村青壯年婦女的0.5－3％。另據典型調查推算，1961年6月全省農村重癥浮腫病人，約3萬人左右。省委發出通知，要加緊對這部分人治療。這個數可能偏小，懷德縣1961年7月下旬有浮腫病人1萬人，其中重度的有1348人，浮腫人數還有上升之勢。吉林省當時有43個縣，懷德縣的人口和災情處於中等情況，按這個縣的情況推向全省，重度腫病人應當有5、6萬人。





　　浮腫病不僅發生在農村，城鎮也出現不少。據吉林省衛生部門資料，自1960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營區）發現浮腫病人4179人(市內3874人，外縣305人)。主要情況是：1）城鄉、機關、學校、工礦、企業、飲食行業、地段居民中均有發生。據21個單位調查，只有三個單位沒有發現。患者性別無差別，壯年比例較大，壯年占患者總數的40－50％；2）部分單位發病率比高。據21個單位調查，有四個單位達5％以上。最嚴重的是市實驗小學，占30％。在壹部分重體力勞動工人當中，比重較大；3）從發展趨勢來看，從11月起到12月有顯著上升。據吉林鐵路醫院就診人數統計，11月下旬為313人，到12月上旬就發展到550人，到12月中旬則發展到780人；4）浮腫患者的癥狀是：下肢及顏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腫，全身軟弱無力、頭昏、面緊、多尿（壹夜可達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現象）等。個別患者出現昏迷，但從全市情況看，還沒有發現因浮腫致死的情況。





　　1960年10月到1961年3月6日，省直機關共發生不同程度的浮腫病人976名，省直醫院采取積極措施先後治愈246名。發病較高的單位有人民檢察院占職工總數的80.9％；衛生廳，占61％；機械工業廳，占49％；省委組織部、輕工業廳，占48％。發病率較低的單位：新華社，5.9％；財政廳，7.7％。





　　吉林雖然也出現了饑餓和浮腫病，雖然有個別餓死人的記錄，但還沒有發現大批餓死人的歷史檔案。據官方公布的人口統計資料計算，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2.78萬人，另有因營養不足少出生人口43.32萬人，詳見表5-2。與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饑荒顯然要輕得多。





　　表5－2：大饑荒期間吉林人口變動（單位：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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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56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年末總人口│1224.5│1280.9│1313.0│1397.1│1414.3│1476.4│1537.1║

　　╟─────┼───┼───┼───┼───┼───┼───┼───╢

　　║出　生　率│ 32.64│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47.03║

　　╟─────┼───┼───┼───┼───┼───┼───┼───╢

　　║死　亡　率│　7.50│　9.10│ 13.40│ 10.10│ 12.00│ 10.00│　9.40║

　　╟─────┼───┼───┼───┼───┼───┼───┼───╢

　　║非正常死亡│　0.09│　5.64│　1.45│　4.17│　1.40│　－　│ 12.78║

　　╟─────┼───┼───┼───┼───┼───┼───┼───╢

　　║少出生人口│　6.12│ 13.11│　－　│　7.64│ 16.45│　－　│ 43.32║

　　╚═════╧═══╧═══╧═══╧═══╧═══╧═══╧═══╝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計算方法和計算過程參見“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





　　在大饑荒期間，吉林面臨另壹個突出問題是“自由流動人口”。吉林是豐饒之地，自然是山東、河北等地“闖關東”人們的首選。大饑荒年代，“闖關東”的人會更多壹些。據新華社吉林分社老記者向本書作者介紹，1960年進入吉林的流動人口最多，但我沒有找到這壹年的資料。1961年關內饑荒有所緩解，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廳和民政廳聯合向省委報告說，今年以來，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動人口有23萬人，其中流入城市經過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農村、礦區的有18萬多人。在收容的48700人當中，關內各省有23000多人，東三省的25700人。關內人當中，山東人占60％。從黑龍江省和遼寧省流入吉林的，遼寧人最多。流入農村、礦區的18萬多人多數是攜帶家眷投親靠友的農民。中共吉林省委11月13日批轉這個報告，要求嚴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動。並說：“當前我省正是嚴冬季節，對逃荒來的災民，需救助者，都要適當予以照顧，不能餓死凍死人，不要怕因為這樣做會招引來的人更多”。吉林省這個態度使不少流民免於凍餓而死。不過，據新華社吉林分社老記者回憶，當年還是有壹些流民凍死在冰雪之中。他們的記憶是有據可查的。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陽鐵路局長春管區內，就死亡38名。關內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據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報告，自1960年2月以來，該區雙遼及懷德、梨樹、伊通的少數公社，先後發生了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況。據5月21日統計，總計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勞動力18250人。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龍江、內蒙和吉林省其它縣（與此同時，從外地流入的人口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僅有社員，還有幹部、黨員、團員。據臥虎公社統計，外流人口中有隊長以上幹部51人，黨員52人，團員145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飽。有的生產隊每人每天只有四五兩口糧。對寒冷的吉林來說，四五兩口糧不到700千卡的熱量，生存是很困難的。延吉縣也發生過人口大批外流的情況。





　　為了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壹些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違法亂紀，打罵、體罰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幹部中就有19人打罵體罰過流民。有拳打、腳踢、擰耳朵、竹條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凍等十幾種刑罰。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頭破血流！凡是進四平收容站的必須直腰對面坐著，不許亂動。書記、站長、管理人員看見誰不順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擁擠，6.6平方米的房間住72人，男女老少擠居壹室，不讓活動，不讓出門，不讓曬太陽。被收容者在屋裏大小便，虱子成群滾成蛋。由於環境太惡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四、吳德小心翼翼地“踩鋼絲”



　　面對1958年以來復雜的政治經濟情況，省委第壹書記吳德及其同僚們小心翼翼地“踩鋼絲”：在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時，盡可能不過分地傷及農民利益；在解決農村困難、保持管區的社會穩定時，千方百計地維護“三面紅旗”。





　　1958年以來，吳德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壹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實現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這是我們黨運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如果對於這樣壹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同全國壹樣，吉林省在1958年的工農業生產和其它各個戰線都出現了壹個大躍進的形勢”。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辦鋼鐵、深翻土地、密植等諸多方面，都是很積極的。但是，在這些方面，吉林省沒有新的創造，在《人民日報》上報道吉林的新聞也不很突出。當“三面紅旗”的問題暴露以後，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糾偏措施，吉林省也積極跟著中共中央糾偏，但在糾偏的同時，吳德們還是小心地維護“三面紅旗”。





　　對中共中央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的壹系列糾正“五風”的措施，吉林省貫徹得比較認真。從1959年1月到7月（廬山會議之前），吉林省進行了整社工作。從1月到3月，主要是貫徹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精神。1959年3月到7月，省裏開了六級幹部會議、縣裏開了五級幹部會議，公社也開了社員代表大會，揭露批評了“五風”，落實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統壹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包產落實”、“分配社員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等指示。對“壹平二調”的財產，也進行了清算，並退賠了壹部分。這些措施，落實了包產單位部分所有制問題，調整了生產和生活方面大集體和小私有的關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農村幹部貪汙和挪用公款的壹小部分。





　　省委在糾正1958年錯誤時，特別註意維護“三面紅旗”。吳德在六級幹部會議的總結發言中強調：“我們在估計本省情況時，首先必須肯定1958年的巨大躍進，必須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必須肯定廣大群眾和廣大幹部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高度熱情和高度積極性。如果有誰企圖否認這些，誰就是違背最明顯的事實，誰就是否認了全省人民和廣大幹部的努力，他就壹定要遭到廣大群眾的堅決駁斥。”





　　在大辦食堂和實行供給制的問題上，對1958年的過激問題也有所糾正。1959年6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布文件（），對農村人民公社的供給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較寬松的政策。首先調整了供給制，提出1959年不搞供給制。文件認為，1958年秋收以後，吉林省絕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於供給制占的比例過大，影響按勞分配原則的執行，因而影響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到1959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認為，大多數公社供給制的部分仍然過大。壹般的供給部分占社員分配部分的60%－70％，少數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給部分所占比重過大的地方，應當進壹步調整。調整1958年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的比例：工資部分應占60%－70％左右，供給部分占30%－40％左右。在這個原則下，條件好的可以采取夥食供給制，條件差的可以不實行供給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還要繼續實行供給制的，供給部分應不超過30％左右。凡是實行供給制的地方，為了約束二流子、懶漢，經過社員民主討論，可以實行“定工吃飯，曠工繳飯錢”的辦法，或實行“基本夥食工分”的辦法。





　　這個文件對公共食堂的問題看得比較早，而且提出了更為寬松的辦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須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原則，認真整頓公共食堂，必須真正達到節約勞動力的目的。就全省廣大社員群眾的要求來看，以辦勞動力食堂為最好，並且靈活著辦，春耕、夏鋤、秋收三大忙季可以辦，其它季節可以少辦或不辦。凡是家無輔助勞動力做飯要求在食堂吃飯的，壹定要把食堂辦好；凡是有輔助勞動力做飯而要求退出食堂的，應允許退出。食堂規模過大的，可以適當縮小。





　　這個文件承認，辦“全民食堂”矛盾較多：壹是社員家庭沒有泔水，養豬有困難；二是食堂只能按勞動力的情況做飯，很難照顧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飯，使社員的夥食水平趨於平均了，吃細糧多了，收入少的社員顧不上穿；吃粗糧多了，收入多的社員有意見。四是在糧食困難的情況下，在家吃飯可以摻上壹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勞動的人吃幹飯，不勞動的人吃稀飯，在食堂就有困難。五是我省氣候較冷，壹年四季都得燒炕，辦全民食堂也得燒“兩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強堅持。不論辦什麽食堂，口糧都應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願意到食堂吃飯的，再把糧食交給食堂。其它很多省強調口糧指標到戶，糧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糧分到戶，顯然對農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廣了貴州省大辦公共食堂的經驗、強調必須堅決辦好公共食堂。此時，吉林省也同全國壹樣，宣傳“公共食堂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重要陣地，要不斷地鞏固、壯大”，同時還繼續強調：“我省冬季較長，氣候寒冷，農村居住分散，給辦常年的、全民的較大的食堂，帶來壹定困難。為了適應客觀條件，照顧群眾習慣，目前，對全民食堂不宜要求過嚴，應采取靈活的方式，可以辦大壹點的，也可辦小壹點的；還可以平日集中辦，冬季分散辦（夥食小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絕大多數是勞動力食堂，只有在農忙時勞動力在這裏吃飯，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飯，全民食堂基本停辦了。吳德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在現有條件下，全民食堂已經證明行不通，仍在堅持的極少。現有的食堂，許多辦得不合群眾的意願，存在的主要總是：管理不善，費柴、費人、費錢；‘百斤糧不頂百斤吃’；有平均主義；影響社員家庭飼養業的發展；‘吃飯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說，我們調查了兩個山區的食堂，單身漢、沒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婦、五保戶，這幾類戶90％要求堅持辦常年食堂。“看來，由於情況不同，群眾要求不同，所以食堂辦不辦，怎麽辦，都應由當地群眾討論決定，不好‘壹刀齊’。”請註意，吳德這封信發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文件之後。這個中央文件是4月26日發的，其內容是毛澤東批轉胡喬木的湖南調查，是準備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時，有些省委書記也送上來自己的調查報告，相當多的省委書記主張解散公共食堂。吳德對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顯得有點曖昧。聰明的吳德知道，毛澤東從心底裏是愛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問題上曖昧壹點，會給毛澤東壹個好的感覺。這正是吳德踩鋼絲的技巧所在。





　　在貫徹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吉林也比較徹底。和全國各地壹樣，1958年以來，吉林省的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增長幅度過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職工增加到170萬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萬人，增了1.28倍。另外還有城鄉公社辦的工業增加的職工19.6萬人。由於農業勞動力大量進入工業，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勞動力，1958年每人擔負耕地26.4畝，1960年擔負36.5畝。因此，根據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實際情況，吉林計劃精簡職工15－18萬人，從城市壓縮31萬到34萬職工回農村。在以後的兩年內，吉林繼續下放城鎮人口，總的下放指標是81.2萬人，實際下放98.0萬人。



第六章　富饒的饑饉



　　江蘇省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遼闊、地勢低平、河網稠密、湖蕩眾多為特征。江蘇省因氣候適宜、資源豐富，歷來是中國最為富饒的省份之壹。這裏是魚米之鄉，歷史上很少鬧饑荒。和其它省份相比，這個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稱江蘇省為“富饒的寶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間，江蘇省這個富饒的地方也發生了嚴重的饑荒。當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山東等省相比，饑荒程度要輕壹些，但廣大農民也遭受到嚴重的摧殘



壹、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蘇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是壹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壹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面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鬥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後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壹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約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的“右”，對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對“三面紅旗”危害江蘇的事，也寫了壹些，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淡化。從現存的檔案中反映，江蘇省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年代，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不過，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在大躍進中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對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不走極端。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桃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開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壹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幹”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壹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壹些新編的順口溜：“誌氣比天高，幹勁沖雲霄；掏幹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借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壹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壹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壹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會議結束後，壹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墻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街道居委會全都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4月27日，南京市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齊聲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人們確信大躍進可以帶來幸福，他們的這種態度是真誠的。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盡管在“大躍進”，還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壹句：鼓足幹勁生產。”譚震林采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在“共產風”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余”、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132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壹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壹起，以“並苗移栽”制造假“衛星”等等。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12－15個小時，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壹年共挖掉34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43億土石方，相當於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壹書記的匯報，毛澤東壹邊聽江渭清匯報，壹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3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300億萬，我看得死3萬人；曾希聖講稿200億方，我看得死2萬人；渭清講3億方，可以壹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3億方，而是搞了43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壹倍而奮鬥。”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壹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萬～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只準超過，壹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壹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壹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煉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壹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壹步部署鋼鐵工作。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江渭清十分著急，他在9月2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9月份壹定要超額完成計劃，保證全月完成5.5萬到6萬噸生鐵和2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6個省日產生鐵1000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3000噸，河南達到1.8萬噸，而江蘇才910噸多壹點。中央決定9月23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江渭清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9月22日突破口產生鐵3000噸，29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麽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5000噸是“小衛星”，8000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壹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1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壹天比壹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壹樣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深處是不贊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匯報以後，指示他們要壹手抓工業，壹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松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00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說搞不到這麽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壹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江渭清這麽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妳什麽意見？”劉順元楞了壹下，回答說：“渭清同誌是班長，班長怎麽說，我贊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妳什麽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誌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妳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妳還有什麽意見？”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麽辦。”





　　江渭清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他這個第壹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日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桿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9月30日“3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400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壹度動員了將近700萬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100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壹。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事後江渭清算了壹筆帳，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系數平均只有0.5左右，煉壹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只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4109.6萬元，省裏補助9000萬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省壹度辦起30萬個食堂，在食堂吃飯的占農村總人口的97％。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弊端甚多。還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壹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刮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壹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夥。1960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16.8萬個，參加農戶48萬戶，占農戶總數的55％。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懷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劉順元是壹位老資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被派往被蘇軍占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的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奸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制了蘇軍的惡劣行為。1947年9月17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布將劉順元“驅逐出境”，並被帶上了“反蘇”的帽子。1948年8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還擔任要職，十分不滿。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妳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妳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後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劉少奇回國後令劉順元寫了檢討，並降三級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找到了劉順元，並於1954年9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





　　劉順元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積極並充滿熱情的。後來，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那裏，所以柯想批判劉順元。江渭清沒有按照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壹句兩句話就說有什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匯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





　　但是，大勢所趨，全省從上到下還是層層搞了“反右傾”運動，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風”時開始制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壹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面壹度下調過高的指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壹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臺，現場會議插紅旗”，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面減產。全省原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只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只完成248.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余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余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壹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壹部分屬於正常死亡，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二、這裏“五風”也成災



　　2002年，我專程到江蘇調查大饑荒的歷史。從六十年代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江蘇大饑荒的情況比《江渭清回憶錄》中說的要嚴重得多。





　　1958年開始，江蘇各地像全國其它地方壹樣，刮起了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這壹股股歪風給廣大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58年，揚州地區全地區共建立了123個農村人民公社，比較多的是5000戶到20000戶的大社。在並社過程中大刮“共產風”。“糧棉到處拋，農具、耕牛無人要，田頭、倉庫亂糟糟”，“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記分，多做少做都壹樣”。自留地收歸集體，見樹就砍，把社員家庭的豬、羊、雞、鴨、房子、家具、都歸集體所有。有的幹部公開宣傳：“壹切歸公，連自己的骨頭也是公家的。”同時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把軍營生活引入農村，強迫命令成風。興化縣西鮑鄉三大隊唐朱社（原高級社），108戶，452人，1958年9月將363間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來修水利、蓋食堂、造窯廠和建大隊部。這邊開會，那邊拆房，社員在壹邊啼哭。房子拆後，壹部分社員在搭建的19間草棚子裏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豬屋裏，有的住在草堆肚裏。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寧介大隊有19個自然村，1113戶、4956人，被強迫搬家的有370戶，騰出的房子用於食堂、幼兒園、商店、農具廠等。並且要求當天晚上全部搬光，壹毛不留，行動慢的社員挨了打。泰州縣大泗鎮把街道拓寬到汽車可以對開為標準（當時沒有汽車），兩邊還要留人行道，強行拆掉了壹批民房。





　　鹽城地區東臺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自1958年以來，刮了五次“共產風”。第壹場風是1958年10月大搞水利工程。當時縣裏提出“傾家蕩產搞水利”的口號。公社黨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車子化”、“軌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實現車子和軌道運土方。為了做車子、做軌道，組織100多人砍樹，壹共砍了10天，長了幾十年的大樹也被砍了。沒有車道板，從社員家裏搜出800多張長凳，鋸掉凳腿。1958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為了搭工棚，就拆社員有房子。四隊杭武珍頭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帶著新郎“回門”，家沒有了，就在廢墟上大哭起來，招來了幹部壹頓臭罵。第二場風是1958年大辦公共食堂，拆社員的房子，拿社員的炊具；第三次共產風是1959年秋季農具改造運動，連小樹都砍光了；第四次是1960年春擴建大隊養豬場，又壹次拆房子蓋豬圈。拉走社員養的豬。豬前頭被趕走，女社員在後面哭。第五次共產風是1960年6月辦托兒所，需要什麽都是又從社員家裏拿。五次共產風弄得社員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莊大隊共產風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內容不同。第壹陣風是大辦鋼鐵；第二陣風是深翻土地，大搞絞繩犁；第三陣風是“四集體”和“十個不要錢”（四集體：集體吃飯，集體住宿，集體勞動等。十個不要錢是吃飯、吃菜、洗澡、看戲、看病、上學等）；第四陣風是“傾家蕩產搞水利”；第五陣風是大辦萬頭養豬場。刮共產風時對勞動力“壹平二調”，命令壹下，說走就走。壹個社員正在理發，頭才剃壹半就被幹部拉走。吳金才等9個社員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糞，半路上幹部讓他們丟下船拉走，船再也沒有找到。





　　1960年11月16日，淮陰市五裏公社八大隊省委工作組提交的壹份報告中介紹了“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的詳細資料。現摘引部分如下：





　　五裏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隊舉辦的萬頭豬場，三年來無償調用第八大隊集體和社員個人的現金、物資、糧食、勞動力、耕牛、豬子、農具等折價達24300元，相當於全大隊去年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80％，相當於今年預計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90％，向其它大隊調用的東西也很多。蓋豬舍就拆社員的房子，砍社員的樹，調社員的磚頭，砍社員的蘆葦；沒有豬就把大隊和社員的豬調來；需要勞動力，就叫生產隊派工；沒有土地就讓生產隊劃撥。……共拆去社員房子37間，砍樹51558斤，大前莊壹個生產隊就砍了1000多棵樹。第六生產隊社員周國柱是壹個窮母孤兒戶，被砍掉樹木48棵。社員房子被拆、樹被砍，雖然心中不滿，還得放著鞭炮、喊著口號，把木料、磚頭送到豬場。從去年11月底到今年3月底，八大隊經常有50％－70％的勞動力被抽去建設豬場。第三生產隊和第五生產隊由於沒有勞動力收獲，六七萬斤山芋爛在田裏。這個大隊去冬今春既沒有冬耕，也沒有積肥，六、七月間，遍地皆草。

　　這個萬頭豬場裏的生豬大量死亡，僅今年1月份就死了150多頭。現在只剩下生豬170頭，還難以養活。





　　這篇報告中提供的在生產中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生產上有關播種面積、作物布局、播種規格、技術措施、種子選擇等，統統由上級命令決定，生產小隊和社員無權過問，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幹部任意打罵社員群眾。

　　今年春天，市委召開了壹次有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出席的春播現場會議，強調大面積連片種植，規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書記劉如高在大會上大喊大叫地說：“妳們就這麽幹，如果出了問題殺我劉某的頭，如果妳們不執行就殺妳們的頭！”五裏公社第二生產隊因沒有執行上述規定，公社就召開辯論會把大隊書記鬥爭了壹番。第八大隊按照上級指示，確定壹、三、四小隊是“山芋區”，六小隊是“飼料區”，第壹生產隊共有土地470畝，硬要他們種250畝山芋，結果玉米和山芋大減產，每畝山芋只收90斤，連種子也不夠。第三生產隊有20多畝高梁已經長到1尺多高了，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連片種植棉花的面積，硬要他們拔掉高梁，改種棉花，造成了很大損失。相反，這個小隊有壹片80多畝地適合種棉花，上級卻硬要他們種甜菜，結果沒有出苗。第五生產隊有30多畝適合種高梁的地，為了連片，硬要他們種玉米，結果每畝只收玉米30斤。

　　由於瞎指揮，產量大減。社員憤怒地說：“只要我們能當半個家，生產也不至於弄成這個樣子！”





　　在丹陽縣大泊公社，幹部個人的決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也得照辦，達不到幹部的要求就“訓”人是“修正主義”、“右傾思想”、“不服從黨的領導”。被公社領導人“訓”過的小隊幹部不計其數。小隊幹部只能被動地聽指揮，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產。社員說：“大隊幹部多頭多腦，小隊幹部沒頭沒腦，普通社員昏頭昏腦”。在麥收時，公社第二書記提出“兩天突擊，壹天掃尾”的要求，麥子還沒割完、已割的還沒脫粒，又決定70％的勞動力“只準插秧，不準割麥”。生產隊提出不同意見，公社第二書記說“麥子爛了公社黨委負責”，還壹天五個電話會議、四次電話檢查，強迫下面按他的意見辦事。結果很多青麥被割掉了，7000多畝小麥黴爛。





　　常熟縣莫城公社是共產風比較嚴重的壹個公社。據中共蘇州地委調查，這個公社“平調”的物資按最低價格計算，總值達57.5萬元，平均每戶損失82.5元。被“平調”的有耕牛、農船、農具、房屋、家禽、豬、糧食、家具、柴草、現金等。被平調的財產用於大鋼鐵、大興水利、發展集體經濟、蓋禮堂、蓋辦公樓、修幹部宿舍等，也有壹部分被幹部混水摸魚據為已有。“壹平二調”是在強迫命令下進行的。群眾稍有不滿就扣政治帽子“姓共還是姓資？”、“對黨是什麽態度？”、“促退派”、“老右傾”等。公社要東西時“壹條線”（電話）、“壹個印”（通知）、壹聲命令，要馬上送到指定地點。如果生產隊幹部稍有抵制，還有“四個法寶”：辯論鬥爭，靠邊休息、撤職查辦、勞動改造（公社自辦的勞改隊）。公社要蓋禮堂，壹天開三次廣播會，說：“北京蓋人大會堂全國支援，公社蓋大禮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時送磚送瓦送木料。為了完成任務，闖將大隊五小隊三個自然村壹晝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員還在床上睡覺，拆屋隊就上房揭瓦。農民說：“共產風是龍卷風，是破產風，刮壹陣，窮壹次。





　　由於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難。揚州地區1958年有房350萬間，到1960年7月只有300萬間。其中，因1958年到1959年水利民工要自帶工棚，拆掉房屋12萬多間，搞居民點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53000間，辦養豬場拆了5萬多間，機關單位占用民房24萬多間，辦社隊工業占了15000多間，大隊辦公室占了50000多間。食堂占用13萬多間，糧庫占用35000間，民辦學校占用25000多間。江都縣高徐公社1958年建大禮堂9座，都是拆民房蓋的。民房拆得多蓋得少，大批農民無房住。興化縣有14110戶沒房住。高郵縣二溝公社合興大隊蘆家小隊21戶65口人只有三間大房，四間小房。有的農民只好露天過夜。





　　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在1956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曾經是壹個富社。1958年10月，建湖縣委書記陳豫華在南京開會時打來壹個電話，要各地壹定把糧食產量報上壹千斤。當時早、中稻已登場，產量已成定局，許多人感到為難。支部書記孫喜來在鄭南小隊開了壹次現場會，叫胡達成把五、六畝田的稻子堆在壹個場上，說是壹畝田產的，並且“驗收”，結果產　量達到了1340斤，以此為樣板，讓各地向鄭南大隊看齊，這樣，建湖就成了“千斤縣”。1958年陶明任工區書記時，匯報糧食產量只準多報，不準少報。結果有的報畝產1000斤，有的報2000斤，有的報1萬斤，兩萬斤。最後，小隊長沈文柏報了15萬斤。陶明表揚沈文柏，說：“還是沈文柏氣魄最大”。1959年大隊糧食核實產量為60萬斤，但公社黨委書記朱士凱壹定要按73萬斤算，結果全大隊30多天沒糧食吃，造成社員不正常死亡50多人。這個公社1956年糧食產量是127萬斤，1959年降到60萬斤，1960年預計53萬斤。糧食減產，社員收入下降。社員編了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余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縣莫城公社1959年全社水稻平均單產實際是605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隊按800斤的產量制定分配方案。結果征購多了，社員口糧少了。沒有糧食，就在小隊和社員中反瞞產私分，硬分配任務：強迫不同生產隊的社員承認每人偷吃了200斤，300斤，400斤，甚至500斤。群眾思想不通，幹部帶頭承認。公社副書記陳根興、副主任張甫生分別承認了自己偷吃了400斤和800斤。社員說：“浮誇風讓人人都戴上了賊的帽子。”





　　常熟縣的浮誇是在“核實產量”的名義下進行的。1959年10月14日，常熟縣委在《關於開展核實豐產運動的情況報告》中說：全縣“出現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個、大隊53個、小隊687個。”是怎樣“核實”的呢？請看白卯公社。在這壹年收割中稻的時候，常熟縣委書記和白卯公社書記在白卯召開了“核高產、立標兵現場會”，用“加壓力”的手段，弄虛作假，確定十壹大隊七小隊是中稻千斤小隊，然後讓各隊以此為“標桿”報產量，產量越報越高。縣裏又開全縣大隊、小隊會計會議，讓會計們“核實”產量，會計會上報的產量更高。縣委認為會計“覺悟提高了”，讓阿各公社書記到車站去歡迎會計“勝利歸來”。產量報上去了，為了找到糧食，就大反“瞞產私分”。這樣做的結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減少”。





　　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1959年本來只產糧食96萬斤，大隊黨支書馬其銀卻上報產量為107萬斤。上級就按107萬斤下達征購任務。征購任務完不成，就到社員家挨戶搜查，把自留地的糧食、口糧全都搜走了。社員只好吃野菜充饑，造成了浮腫、死亡、外流和棄嬰。農民說：“幹部浮誇，我們浮腫”、“幹部說大話，我們送小命”。



三、幹部橫行鄉裏



　　在江蘇省檔案館，我看到壹份1960年7月間壹份“整風整社”的會議簡報。不少發言者壹針見血。雙圩公社團結大隊社員代表唐汝貴說：我們真像小媳婦，壹句話說不到，大隊幹部就批評“妳破壞”，“妳造謠”，“妳是右派”，“妳落後”，“妳右傾”。這些帽子都嚇死人。還動不動就說，“要辯論妳！”興西公社南沙大隊社員代表史增祥說：田裏忙得要死，秧栽下去還沒醒棵，草長過秧頭不讓我們去除草，卻讓我們去熏土。我對幹部說，要先除草，後追肥。他說：“妳不聽黨的話！”嚇得我再不敢講話了。有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綁人，扣飯，任意摧殘社員。雙圩公社曹楊大隊代表說：我們那裏的支書、隊長狠得不得了，群眾背後稱他們為“活閻王”。安豐公社仇家大隊社員仇正安身體不好沒有參加勞動，幹部不讓他吃飯。壹天早上仇正安已經把粥打回去，又被幹部倒下來。仇正安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隊代表李洪德說：“幹部浮誇，我們浮腫。”雙圩公陸祖大隊代表反映，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王某，大哥當副業主任，二哥做大隊長，老婆做出納會計，家屬壹共14個，個個都不下田。社員說：我們過去養地主，現在養幹部。





　　揚州地區江都縣黃思公社17名黨委會成員親手打過人的占53％，7名常委中有4人親手打過人。副書記陸某向下面幹部說：“不打人就是右傾”。從1959年下半年算起，動手打人、吊人的幹部就有228人，占幹部總數的47.5％，被吊打的群眾1602人，打傷多人，打死12人。這個公社三聯大隊的14名幹部就有13人打過人。民兵營長張某壹連打了73人，打死2人。孔北生產隊共37戶，被打的有32戶。摧殘社員的手段極為毒辣：穿鼻孔，跪田頭，脫衣挨凍，火燙手心，針穿指甲，把人吊起來再在頸上掛重物，等等。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的五個大隊幹部打過社員近90人。在強迫65歲的女社員勞動時，又拖又拉，還用牛屎堵嘴。18歲的女社員胡二保勞動不合幹部的要求，被罰脫光衣服，只穿短褲頭在田間挨凍4個小時。這個隊幹部常用扣飯的手段來處罰社員。有20多位社員被扣過飯。這個大隊自公社化以來沒有給社員分過錢。1960年夏收後分過壹次，但社員所得極少。有人編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余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幹部享有特權。社員的順口溜：“社員苦做死做，沒衣沒褲；幹部場上站站，有肉有飯.”幹部還可以隨意挪用公款，而社員有急用苦苦求幹部，也拿不到錢，社員說：“書記要錢手壹伸，會記拿錢不作聲，社員要錢兩腿奔。”





　　興化縣夏家大隊自從辦了高級社以後，連續三年沒有給社員分配，社員的農具折價壹文未給，社員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員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員的家庭要搜就搜。在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時，把洋（腳）車、船、犁等大中小農具和社員自養的豬、禽實行了大集中。為了建居民點，大拆房，大砍樹。共拆房了70間，莊子周圍的270多棵樹全部砍光，壹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節，卻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勞動力調到白山去種麥、到宦家去砌居民點，時間長達三四個月之久，結果糧食“大豐產沒有大豐收”。平均畝產只有279斤，卻向上報畝產1600斤。大隊飼養的400多只鴨子，被幹部吃掉了300多只。壹年間，幹部僅夜宵就吃掉大米500多斤。社員沒有飯吃，有的幹部是“壹人當官，四戶冒煙”（自己、姐姐、嶽父、姘婦）。社員住房只拆不蓋，住房從422間減少到229間，減少了42％。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走進莊去，只見殘垣斷壁，通天破屋，廢般壞車，觸目即是。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社員無床無被，無墊無蓋。社員說：“到了夏家，從人的臉色就可以分出誰是幹部，誰是群眾。幹部沒有面黃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幹部家屬。”從1959年臘月27日到2月28日，食堂72天沒有開飯，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56人。1960年1－3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年，夏家大隊人口從939人降到858人。在這期間，死了162人（1959－1960年間死了142人，生了81人（1959－1960年間生了21人）。





　　據1960年秋初步統計，吳縣東橋公社有41％的幹部犯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錯誤，有1284人受到他們的傷害。從1960年1月24日到8月5日，發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起，其中已經查明被幹部逼死人命的有6起。有些壞幹部橫行霸道，任意扣糧、扣錢、罰工、罰餓。公社黨委委員兼壹大隊黨委書記李某，1960年1月，在“消滅小自由”的口號下，抄家44戶，奪去了77％的家庭鍋子，處罰了51人，鬥爭了10人，有4人被逼自殺（其中二人獲救）。五好社員查小妹被抄家時搜出了壹點大米（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糧，留給小孩做粉吃的），讓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難言，上吊自殺。她死後小孩無人照顧，不久也死去。公社黨委副書記魯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和第13三個大隊裏，打了40多人，罰餓101人，罰款1158元，罰糧200斤，罰工102次，抄家121戶。他還指使小隊幹部沒收社員的多種財物，鏟掉20多處自留地，奪走28戶的鍋。這個公社的領導人認為，“凡是自留地種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們強迫社員把自留地裏的肥土挑到大田裏去。





　　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占，誰對他的行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復，先後打過15人，停夥22人，逼死兩人。社員蔔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蔔吃飯，還用棍子打蔔，蔔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謝說：“死就死，死了少壹個懶漢！”蔔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保江大隊勤勞小隊60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為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壹到食堂打飯就挨打，壹共挨打了10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裏的東西，又挨了壹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裏。這個小隊12歲的小女孩林小絮子，體弱不能上工，隊長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兩糧，餓得不行就到田裏偷蘿蔔吃，被打得頭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親周秀英也被隊長打過22次，經常被扣飯，有壹次幾天不給飯吃，不久也餓死了。社員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嚴重時不能上工，經常被隊長郭某停夥，停夥時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有壹次，林餓得倒在街上。家裏人把他擡回來就死了，臨死前說：“叫隊長給我吃些！”郭聽到後罵：“吃妳媽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隊大小隊幹部共41人，除了壹個小隊長沒打過人以外，其他都打過人，全大隊的勞動力28％的勞動力都挨過幹部的打。幹部對社員如狼似虎，自己卻多吃多占，貪汙腐化。社員說：“過去養肥豬，現在養幹部”。對集體財產，級別越高的幹部控制權越大。社員說：“公社幹部要錢張張口，大隊幹部要錢伸伸手，小隊幹部要錢得研究，社員要錢磕破了頭”。





　　幹部們對群眾作風十分惡劣，卻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隊黨支部書記馬某就是壹個典型人物。他“15歲參加土改鬥爭，為了組織高級社，他和地富反壞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鬥爭，這時他打人的作風發展了起來。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時每天要打幾個人”。但是，他“聽黨的話”，“為了算帳兌現，他可以幾夜不睡覺，為了檢查備耕生產，他可以少吃壹頓飯，備耕的中心任務是保養耕牛，他連夜不睡覺跑遍全大隊所有牛棚檢查耕牛，春節後，縣委號召消除賭風，他壹連幾夜不睡覺去抓賭”，“他開會老坐在公社溫書記旁邊，看臉色行事。溫書記說，1960年豐收，他也說，糧食多。溫說，試驗田可收5萬斤，他便說，5萬斤不多。溫說，麥子要趕快割掉，他馬上回來命令社員：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隊壹再謊報產量，賣過頭糧，直到這個大隊發生嚴重的腫病（201人）、死亡（75人）、棄嬰（22個）、外流（13人）時，他還謊報有3萬斤糧食。另據省委檢查團揚州分團報告，農村幹部中“積極工作，執行上級決議，搞試驗田，幹勁大，熱情高，……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況。……根據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大隊排以上的102個幹部調查，88％的幹部能積極工作，堅決執行上級決議，這是取得大躍進和重要因素之壹”。



四、糧食短缺　物資匱乏



　　《江蘇五十年》壹書的“綜合篇”中談到，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標、浮誇風和“共產風”泛濫起來，糧食連續三年減產，壹批工廠下馬，集市物價猛漲，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難。





　　江蘇省的糧在大躍進期間是減產的，1960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957年的81.8％，而征購任務壹直居高不下。從下表可知，江蘇省凈擁有糧食連年下降。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表6－1　1957－1961年江蘇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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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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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220.00│230.00│201.80│195.0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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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191.30│200.00│175.47│169.57│1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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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　　　購　│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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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銷　　　售　│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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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凈　擁　有　│189.43│196.04│174.35│160.22│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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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人口（萬）│ 4183 │ 4258 │ 4290 │ 4246 │ 4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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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凈擁有(斤)│452.86│460.40│406.41│377.34│3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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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江蘇》。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江蘇各地都有糧食困難的記載。





　　豐縣1953年糧食總產量是30787萬斤，1960年只有25000萬斤，沛縣1955年糧食總產量是34986萬斤，1960年只有26000萬斤。大牲畜也是連年減少。豐縣1955年有大牲畜72000頭，1960年只剩31000頭。





　　1960年12月，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部幹部徐慎行給陳部長和省委的壹份報告中寫道，這個縣當年糧食清倉入庫的數字為1億7587萬斤。泗陽需要的糧食是：種子3620萬斤，飼料670萬斤，社員口糧1億4002萬斤（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151斤，共計8560萬斤。12月1日到明年6月10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計算，共5442萬斤），城鎮供應和行業用糧1500萬斤。共1億9792萬斤。需要和產量相抵，還缺糧2205萬斤。其中山芋4斤折糧1斤，稻谷1斤頂1斤。如果按規定山芋5斤折1斤，稻谷打七五折，則缺糧3314萬斤。在這種情況下，地委還要求泗陽調出糧食1500萬斤。縣委多次開會研究，為了分擔國家困難，不向省地委要糧，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600萬斤榨油後的豆餅、花生餅、棉籽餅充口糧。社員平均口糧標準由半斤降為6兩2錢（16進位）。這是縣委定的標準，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太低了。實際上能吃到社員嘴裏的遠遠低於這個標準。





　　本來口糧指標很低，各級幹部還要千方百計地克扣社員的口糧。以準陰市王興公社為例，克扣口糧有以下幾種方式：第壹，層層留機動糧。公社安排給沿河大隊每人每天的口糧標準為0.4348斤，口糧總數為106514斤。但大隊在向小隊安排時，又從總數中扣除1萬斤為大隊機動糧。這樣，社員的口糧降為每天0.3971斤。小分配給社員時，又扣下壹部分作為小隊的機動糧。第二，套包產指標，分空頭糧。兩淮大隊每人每天口糧標準為0.5斤，但所屬12個生產隊山芋沒有過秤，而大隊是以核定山芋產量計算口糧的。因此，大隊給各生產隊12月份的口糧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產指標（折糧19960斤）。山芋過秤後，實際只產山芋63800斤，缺3500斤（折糧7000斤）是空頭數字。第三，倒算過去多吃的糧，扣發今後的口糧。在口糧安排落實以前，社員多吃了壹些。在安排今後口糧時，把過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後分配的指標內。第四，歸戶計算，分配到各戶的口糧加總起來比大隊分配給小隊的糧食總數要少。第五，克扣超支戶和地主的口糧。兩淮8隊社員厲秀英等五戶因人口多，勞動力少，年終決算時超支（欠隊裏的錢），家裏拿不出錢還隊裏的債，隊長就不發糧票給他們。此外，發給地主的口糧每人每天比社員少壹兩。





　　克扣口糧的情況不是個別的。1961年1月20日，省委幹部李樹仁在給陳副省長、逢部長、省委辦公廳並淮陰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興公社有些生大隊正處於饑餓狀態。沿河大隊“集體加個人的胡蘿蔔只能吃到春節，山芋葉子只有2000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計算，只能吃四、五天”，連省委工作組在這個公社的28名幹部也有10人患了浮腫病。李樹仁在這封信說，在口糧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有的生產隊還克扣社員本來已經很少的口糧。克扣口糧的方式有多種：1）公開克扣。如兩淮大隊第8生產隊發放1月份口糧的時候，竟將占口糧總數40％的山芋幹扣而不發；2）將口糧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補助的半斤糧食、生產隊長外出賣柴吃掉的糧食都攤到每戶社員家中，在發放1月份口糧時扣掉了；3）幹部認為糧食有蝕耗和秤耗，在分口糧時扣除；4）幹部克扣尾數。分糧食時只給社員整數，小數點以後幹部留下；5）大月發小月糧。去年12月本來是31天，卻只給社員發30天的糧食；6）在糧食的運輸和保管中舞弊。將舞弊中損失的糧食在分配社員口糧中扣除。等等。被克扣的社員口糧有很大壹部分被幹部多吃多占了。李樹仁在信中說，王興公社是壹個經歷了四個月的三反運動、並有工作組駐紮的公社，尚且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克扣口糧現象，其它公社就更難說了。昆山縣有些地方規定：外流人口扣口糧，不出工的扣口糧，偷紅花草的扣口糧，不請假的扣口糧，生病的扣口糧，完不成勞動定額的扣口糧，不在食堂吃飯的扣口糧。





　　農村饑荒，城市物資十分匱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商業部門擁有分配物資的權力。那時名義是憑證供應，實際上，經常有證券買不到東西，有限的物資就全憑商業部門分配了。商品越匱乏，他們的權力越大。這時，商業部們就利用特權謀私肥己。1960年11月4日孫海光、邱路二人寫的《關於蘇州市副食品市場供應情況的檢查報告》中，揭露了蘇州商業部門開後門、多吃副食品、亂搞協作、鋪張浪費的問題：





　　蘇州市商業局所屬的蔬菜、水產、食品三個公司，所有幹部個個開後門，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1月到8月，開後門賣掉的洋芋、長豇豆、荸薺、大白菜、胡羅蔔共339000多斤。該公司水果批發部1月到8月，共購進蘋果2000多斤，給內部人員吃掉的就有1500多斤。水產公司114個幹部1月到9月共私買鮮魚4693斤，平均每人41斤，其中買了100斤以上的有12人。今年1月到9月，市場上欠群眾肉票58萬張，折合豬肉、禽肉17萬斤，而食品公司內部人員購買和開後門賣掉的肉食就有28000多斤，折合肉票40多萬張。該公司鮮肉批發主任夏某在今年4月份就買豬肉豬五臟96斤。金閶區菜場人員共有494人，其中參與集體私分蔬菜的就有432人，占員工總數的87.5％。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節前私自從倉庫中運走壹車大白菜，“五壹”節供應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們壹夜分光。朱家莊菜場人員在國慶節每人偷分10斤藕、5斤菱、3斤毛豆。據估計，這個區每天被菜場人員分掉的蔬菜約在2000斤左右。





　　孫海光、邱路的這個報告還揭露，1960年上半年，蘇州市財貿部門，拿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的副食品去與無錫、內蒙古、東北等地亂搞協作。計有：肉5萬多斤，魚3萬8千多斤等。在協作中請客送禮，大吃大喝。商業局去年請客76次，75桌。今年請客36次，59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嚴重饑荒的情況下，大量食品黴爛在商業部門的倉庫裏。這個報告稱，半年多來，蔬菜公司由於保管不善，爛掉的食品計有：梨子15萬斤，桃子2萬斤，桔子2萬斤，蘿蔔幹3萬多斤，豬肉及豬五臟2萬6千斤，魚蝦5萬斤，蝦醬6千斤，皮蛋20萬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業部門不是做買賣的，而是國家分配物資的權力機構。沒有監督、沒有制衡的權力，沒有不腐敗的。



五、江蘇也有人吃人



　　由於“共產風”和生產上瞎指揮，糧食大幅度減產，再加上高征購，農民留下的口糧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現了饑荒。徐州地委、淮陰地委、鹽城地委、南通地委、揚州地委等紛紛給省委打報告，要求省委調糧食支援。靠近江蘇的山東、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給江蘇省委寫信，說江蘇省不少農民外流到他們那裏，給他們增添了壓力，要求江蘇省迅速解決。





　　1959年1月28日，山東省臨沂地委向山東省委報告：“近幾天來，江蘇省邳縣、新沂等地部分群眾流入我區郯城、蒼山等毗鄰地帶，僅據郯城報告，現流入該縣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們說，沒飯吃，才外出逃荒。還說，江蘇壹天只發4兩糧，幹部叫社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邳縣食堂10天沒開飯，放節約糧食的衛星。”1959年4月4日印發的《整頓建設人民公社情況匯報第23號》記載了以下情況：





　　興化縣：種子吃光，在臨播種季節，各地沒有種子。人口大量外流。大營公社八壹大隊有3700人外流，動員回來後，只安排了2500斤糧食，壹天全部吃光。在大饑荒期間，興化縣餓死三四萬人，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職。

　　高淳縣：3月底統計，到5月底共需口糧259萬斤，種子1073萬斤。除去存糧，共缺824萬斤。目前群眾吃糧標準為：1－3歲每天3－4兩，3－7歲每天4－6兩，7－15歲每天6－8兩，16歲以上勞動力每天11－12兩（這裏說的都是16進位，是原糧）。由於層層克扣，實際社員還吃不到這個數字。全縣患有浮腫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陽縣：據3月19日統計，吃到5月底還缺糧120萬斤。到小麥收割（6月上旬）還缺糧400萬斤。浮腫病發展較嚴重，開始出現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關於糧食問題的緊急電話匯報”中說，全地區有2955個食堂的生活沒有安排好。由於食堂停夥，加上幹部“壓服”，全地區2月份以來（主要是3月份）發生自殺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殺身死的情況是：1）年齡大，食堂又不開夥，自殺身死的4人；2）沒有吃的，到處找東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瞞產私分被幹部發現，幹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殺身死1人；4）從水利工地上開小差回來，食堂不讓吃飯，氣憤自殺而死4人；5）因挖社員余糧，社員實在沒有，被迫自殺身死5人。這個電話匯報中說，如臯東城公社有99個食堂每天只吃壹頓粥。海門縣東新公社五工區有個70多歲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餓昏在床上。不少地方發現浮腫。由於糧食緊張，海門縣三陽公社社員把很稀的粥擡到公社黨委，壹邊走壹邊罵：“這叫什麽社會主義？這叫什麽人民公社？過去叫我們吃蘿蔔，現在又叫我們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縣委關於石港人民公社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說，縣委曾壹再指示，公社、工區不許層層扣留機動糧，但據了解，公社、工區、食堂都從社員的口糧中留下了“機動糧”。在社員口糧如此不足的情況下，還用挨家攤派的手段，從社員口糧指標中強行扣下各家交糧任務，讓社員在交糧計劃表上蓋手印，最後張榜公布。八工區四連第十三生產隊，28戶，出榜公布以後，就有14戶因無口糧而哭泣。第四生產隊28戶，有18戶為無糧而哭泣。這份調查報告還披露了幾起饑餓的事例：





　　黃吉姑娘，女，30歲，中農成份，住16工區，屬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黃義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歲、13歲、3歲三個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應30斤糧食。該食堂飯票每10天發壹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飯票用完了。當日中午，黃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裏正在煮胡蘿蔔。她向炊事員和隊長請求打壹點胡蘿蔔給孩子吃。隊長說：“這胡蘿蔔是給幹活的人吃的，沒妳的份。”她眼淚汪汪地回去了。壹回家就在床上絞頸，被第二個孩子發現，喊了社員徐明英、工區主任任國安去，她已氣絕。解開絞繩，灌了熱水以後才蘇醒過來。





　　劉治科妻，29歲，中農成份，住11工區，屬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開河，她帶兩個孩子（壹個9歲，壹個2歲）在家。每天供應糧食12兩（16進位，相當於0.75斤）。3月2日早晨，兩頓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壹碗粥後，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將食堂分的壹點胡蘿蔔煮了給孩子吃。她吃了壹點擦菜就去食堂開會，因饑餓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蘭，男，71歲，下中農成份，住9工區，屬第15食堂。他家有兒、媳和15歲、8歲兩個孫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壹碗，兒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壹碗吃了。中午大孫回家發現祖父服了農藥，當即請醫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藥，並說：“我年紀大了，不能勞動了，省點糧食給妳們吃吧。”最後還是給搶救過來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寶應縣4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壹定的責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來很富庶的高淳縣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妳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壹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關於第四次生活安排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說：“最近個別地區因多種疾病引發的浮腫病約有15000人，婦女子宮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還是大面積停夥。揚州地委估計，夏糧入庫情況不好，部分地區到秋收的口糧還要缺15天左右。江都縣各食堂普遍壹天三頓粥，粥很稀，群眾說跟喝水壹樣。興化縣“三無食堂”（無糧，無草，無錢）127個。糧食質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見泥石不見米”。江都縣有個食堂在40斤糧的粥鍋裏竟撈出麥芒4斤多。社員說“喝粥滿嘴攻，吃飯卡喉嚨”。由於吃的質量太差，嚴重影響社員健康。興化縣昭陽醫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開刀後發現腸壁上粘著許多麥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員不斷增加。據高郵縣調查，從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壹般為3.3％－3.7％，死亡率壹般為1.3％－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過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這個縣1960年上半年總人口為59.4萬人，比1957年減少了7萬人。由於婦女子宮下垂、月經閉塞影響生育，很多地方近兩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縣竹家墩農場有45名婦女，幾年來只有兩個人懷孕，其中壹個還是幹部家屬。





　　距南京不遠的茅山人民公社西馮大隊，稻麥兩熟田占三分之二，壹熟水田占三分之壹，自然條件十分優越，也有很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1957年以來，連續三年征了過頭糧，農民口糧很低。幹部克扣社員的口糧的現象相當普遍。出現了浮腫、消瘦、子宮下垂等疾病。從1959年開始，就改變了過去生多於死的規律，變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於生。





　　縣誌是官方定稿的公開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壹些情況。據《溧水縣誌》1990年版第94頁記載的數字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據《常熟縣誌》1990年版第1030頁數字計算，在3年間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據《高郵縣誌》第61頁及162頁數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郵縣兩位縣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





　　蘇北裏下河地區1961年與1957年比較，人口減少了5.5％，勞動力減少了12％，發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據興化、高郵、寶應、建湖、阜寧、鹽城、東臺七縣統計，直到1962年還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縣總人口的4.5％，而且發病人數還在增加。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寶應縣全縣死亡11643人，占總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橋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兩個生產隊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達10％。寶應縣望直公社望直大隊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只剩下1094人，這1094人當中還包括縣、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興化縣全縣222個食堂開開停停，全縣病人達4萬，其中浮腫病、青紫病11046人，婦女子宮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兒1423個。社員壹生病當即減少口糧，病還沒有痊愈就要下田勞動。垛田公社營業所主任假借醫生名義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來集中排隊，手裏拿著竹板說：“這就是醫生！”用竹板逼著大家下田勞動。有的病人挑了壹擔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蘇省委轉發了省委辦公廳和興化縣委聯合工作組關於興化縣三個不同類型生產隊的調查報告。在比較好的生產隊裏（仲家大隊），從未放松過“三包壹獎”制度，對於風行各地的合並生產隊，這裏也是“上動下不動”，而且從來不開夜工，保證社員8小時睡眠。這個大隊除了少數人患浮腫病以外，沒有餓死人。全大隊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沒有減少，還增加了8人。而條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隊情況就嚴重得多。1955年，這裏“戶戶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糧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這裏看到的卻是斷墻殘垣，通天破屋，廢船壞車。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社員除了壹只碗、壹條褲之外壹無所有，“宿在橋下避露水，蹲在塘裏等褲幹”。在兩三個月內天天有死人。從1959年冬春之間，食堂72天沒有開飯。這個人口935人的大隊，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腫病、青紫病、幹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這個大隊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外流、腫病、死亡情況比1959年更嚴重。幾年來，夏家大隊人口生死相抵減少了9％。夏家大隊是典型的“人禍”。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辦公室楊主任奉柯慶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豐縣、沛縣和東海縣。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關招待所向地委匯報時談到，三年來，這幾個縣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牲畜大幅度減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員口糧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幹7.3兩，地瓜四斤折壹斤糧食）。縣裏對浮腫病不認帳，到下面去看浮腫病不少。老農民說：我們這些人三分這壹過不了冬。楊主任說：連續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腫病是身體入不敷出的結果。以沛縣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人，從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凈減少了52521人。高淳縣1958年全縣人口為28萬，勞動力為12.3萬，從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兩萬人，其中勞動力1萬多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10％。該縣東壩公社兩年死亡勞動力94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4.6％。





　　建湖縣天美公社蒿崙大隊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腫病、幹瘦病、黃病和幹部克扣口糧而死的62人，占總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腫病、子宮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員孟慶和餓得不行找幹部要點吃的，幹部不但不給，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說他裝死，結果，孟慶和活活餓死。他死三天以後，三歲的女兒因無人照料也死了。而幹部卻大量多吃多占，還拿食堂的糧食回家餵豬。





　　位於省會南京不遠的溧水縣，從1958年開始，除了大刮共產風以外，還把大量的勞動力調離農業，要求全縣的“十大水庫，全面開花，壹氣呵成”，有的公社還大搞“二十個萬”（萬雞山，萬畝桑，萬畝茶等）。結果，糧食連年減產。糧食總產量1957年的21300萬斤，1959年減少到14000萬斤，1960年又減少到12000萬斤。但縣委領導人覺得糧食產量“低於鄰縣說不過去”，不承認糧食減產。1959年糧食剛剛入庫，不少公社已經無糧發給社員，東屏的三位公社黨委書記到縣裏哭訴無糧，縣裏不理，反而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將反出來的220萬斤“空頭糧”（被逼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沒有糧食）當作社員口糧分配。有80個大隊從12月起停發口糧，大批食堂停夥斷炊。群眾只好吃樹皮、草根、青麥苗。生產停頓，腫病蔓延。縣委還認為“病情比去年輕”。為了讓倒裏供應糧食，東屏公社主任把路邊的棄嬰送到縣委，縣委批評說這是對抗縣委的行為。到1960年3月初，全縣發病人數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數至少3500多人。此時，縣委還向地委寫假報告，說浮腫病是“原來有這個基礎”，是“群眾不衛生”，群眾外流逃荒是“喜工厭農”，棄嬰是“重男輕女”，還不向上級反映缺糧問題。1960年1－6月，全縣浮腫病人達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棄嬰420人，外逃4730人。實際上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此數。如東屏公社原來上報死亡400人，後來核實為619人。有的公社由於死人太多，太集中，無棺無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組劉振國到東屏公社檢查工作時，就有社員把兩個小孩丟在塘裏溺死。《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顯然是縮小了的數字。





　　溧陽縣委第壹書記顏景詹1959年春下鄉慰問浮腫病人時看到10個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歲的農民周目中，從水利工地回來以後，晚上吃了兩碗粥，過壹會兒出去小便時就倒地死亡。丹陽縣大泊公永安大隊書記派社員湯誌元到鐵路上去做工，湯誌元糧食不夠吃，三次回來請求解決，這位大隊書記大罵：“大隊不是飯店，妳給我滾出去！”湯誌元沒辦法，喝了六七天鹹菜湯，結果餓死在路上。





　　宜興是江蘇最富饒的地區，誰也不會想到這裏也會餓死人。但是，這裏不僅餓死了人，還有人吃人的記錄。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壹份報告中寫道：





　　我和劉耀華同誌到和橋公社，聽到有些社員談去冬今春餓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這個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人死後連稻草也不包。高樓大隊有壹戶人家壹天死了兩個人，就用壹副擔子把兩個死人挑出去了事。個別公社甚到發生過把丈夫、兒子害死後吃人肉解饑的事。堰頭公社大儒大隊貧農女社員孫來弟，丈夫浮腫病嚴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襖把丈夫悶死後，將內臟拿出來煮吃。銅峰公社黃童大隊貧農社員盧洪生患浮腫病，用剪刀將兒子喉管剪斷後，也把內臟拿出來吃了。這種慘絕人環的事當然是個別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棄嬰是大量的。





　　孫海光在這份報告中說，1959年，宜興縣年人均口糧290斤左右，1960年為314.7斤。宜光縣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5.1億斤，1958年為6億斤左右，1959年為4.8億斤，1960年預計糧食總產量為3.97億斤。在1960年的3.97億斤總產量當中，種子4300萬斤，飼料358萬斤，社員口糧1.885億斤，國家征購1.6145億斤，儲備糧45.7萬斤。到他們寫報告時，1960年的口糧部分已經吃掉了9623.8萬斤。還剩9227.2萬斤，按全縣59.898萬農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斤，這點糧食要從12月底吃到明年6月。當然，這只是幹部在辦公室裏算賬，扣除浮誇後再經過層層克扣以後，吃到社員嘴裏的‰低於這個數字。這裏說的還是帶殼的原糧。青菜、胡蘿蔔已經吃光。孫海光看了幾個食堂，看到壹斤米放了13斤水，粥實在太稀。因此，入冬以來浮腫病、消瘦病人數逐日上升。據38個公社統計，11月下旬為6120人，12月上旬為6973人，12月中旬為10673人，12月下旬僅27個公社就有14650人。這些數字還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斷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蘇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可以利用《江蘇省統計年鑒》中人口資料作壹下推算。設某年平均人口為上年底人口和當年底人口的平均數。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蘇省的平均人口分別為4273.89萬、4267.59萬和4244.52萬，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值，則可計算出這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18.33萬、37.78萬和13.12萬，合計則為69.23萬。（此外，由於饑餓，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減少。采用同壹套數據進行計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萬人。二者相加，則是大饑荒結江蘇省人口的損失為272.12萬人。





　　《中國人口·江蘇分冊》壹書中記載的人口數據和《江蘇統計年鑒》略有差別。依據這套數據計算所得，大饑荒三年中，江蘇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79萬，少出生人口192.06萬。大饑荒使江蘇人口的損失為255.85萬人。





　　綜合兩本書的數據計算的結果，可以近似的認為，大饑荒期間，江蘇省非正常死亡約70萬人，少出生約200萬人。大饑荒使江蘇人口損失約為270萬人。





　　這兩本書中的數據都是官方數據。顯然，上述計算結果是最低數。



六、政策放寬　形勢好轉



　　由於貫徹中共中央兩次鄭州會議精神和落實中共中央12條政策，扭轉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壹些作法，同時放寬了政策，實行了“三包壹獎四固定“的政策，農民種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先後恢復了農村集市貿易。到1962年，江蘇農村情況開始好轉起來，從集市貿易上可見壹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價格多數回落。到1962年夏天，過去市場看不到的東西現在有了，過去很少的東西，現在多起來了。市場上多年不見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薺、欠菇、以及家庭副業小商品都有賣的。6月份上市品種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吳江縣震澤公社的集市情況如表6-2。





　　表6-2 吳江縣震澤公社集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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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61年　│　1962年　│　比上年　║

　　║　　│　二季度　│　二季度　│　同期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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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 1217(擔) │ 2819(擔) │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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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魚│　338(擔) │　883(擔) │＋161.24％║

　　╟──┼─────┼─────┼─────╢

　　║家禽│ 2701(只) │ 5281(只) │ ＋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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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兔│ 2015(只) │ 10286(只)│＋410.97％║

　　╟──┼─────┼─────┼─────╢

　　║鮮蛋│ 12115(擔)│ 16576(擔)│＋410.97％║

　　╟──┼─────┼─────┼─────╢

　　║綿羊│ 1003(只) │ 4521(只) │＋3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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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資料來源：江蘇省人委財辦秘書處：《金沙等六個集鎮集市貿易的情況調查》，1962年7月15日。





　　這些商品不是農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場上去賣，而是急需用錢。到集市來買東西的大多是城鎮裏有工資收入的人。1961年集市貿易價格很高，比國家牌價高出很多倍，當時有“壹個八級工不如壹捆蔥”的說法。隨著上市東西增多，價格逐漸下降。集市價格和國家牌價之比可見表6-3。





　　表6-3 吳江縣震澤公社集市價格與國家牌價之比（%）





　　╔═════╤═══╤═══╤═══╤═══╤═══╤═══╤═══╗

　　║　　　　　│畜　禽│蔬菜類│日　用│生　產│柴草類│鮮果類│苗　禽║

　　║　　　　　│蛋　魚│　　　│雜　品│資　料│　　　│　　　│苗　畜║

　　╠═════╪═══╪═══╪═══╪═══╪═══╪═══╪═══╣

　　║ 1961年初 │ 347％│ 374％│ 167％│ 200％│87.7％│　－　│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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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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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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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173.3%│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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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





　　資料來源：同表6-2。





　　從表6-3可以看出，食品類的價格是隨著產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於社員種自留地和自養家禽家畜的積極性提高，生產資料格和苗禽、苗蓄的價格上升。由於解散食堂，社員恢復了家庭生活，日用雜品和柴草類價格上升。



第七章　嶺南風雲



　　位於中國南部的廣東省是漁米之鄉，瀕臨港澳，經濟發達。這麽富饒的省份也沒有幸免大躍進以後的災難。餓死的人雖然沒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樣多，但還是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壹、廣東創造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會註意到這樣壹個歷史文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廣東省這個經驗是怎樣產生的呢？讓我們借助歷史資料還歷史本來面目。





　　1958年“放衛星”把糧食產量說得很高，因而糧食征購指標相應提高，加上公共食堂壹天三餐幹飯，三四個月時間，糧食統統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要求返銷糧食的告急之聲四起。陶鑄堅信1958年糧食大豐收，不信沒有糧食，懷疑農村幹部隱瞞了產量，把糧食收藏起來或者私分給農民了。農民出於自衛，隱瞞了或背著上級分了壹點糧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鑄想像的那樣多、那樣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鑄帶壹支工作隊，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指揮反瞞產運動。他到東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壹些地方斷糧的情況下，廣東省在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布，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報產量時，東莞縣長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張，打電話給縣委書記，問要不要報千斤縣。縣委書記告訴他：“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回來再說。”錦旗、獎狀拿到手後，縣長不敢明目張膽地拿回東莞，而是塞到挎包裏，靜悄悄地送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裏。





　　東莞拿回了獎品，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是“千斤縣”。陶鑄反瞞產，就找到東莞縣。陶鑄壹行到達東莞縣城的那天晚上，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幹部們看到來頭不小，就采取了蒙混過關的辦法。壹個又壹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他在某村反瞞產，生產隊幹部說沒糧食，他不信，就去曬谷場。他在曬谷場，只見稻草不見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輕輕壹撥拉，嘩，大堆大堆的谷，金黃金黃，可喜人吶。另壹位公社書記說，他去過好多農民家，農民屋裏、倉裏是谷，籮筐裏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幹部大會上，只壹位老人出來唱反調，她是廣東省省長陳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裏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她心平氣和地說：“陶鑄同誌呀！我也到了農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但沒有那麽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同誌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壹點。





　　1月11日，在東莞縣反瞞產大會上，基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幹部承認“隱瞞”了2000多萬公斤糧食。縣委誓言要追出7500萬公斤到1億公斤糧食。陶鑄警告大家：“保證三餐幹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糧食。”他寫信給省委，宣布了他的調查結果：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這篇調查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壹條，即集中統壹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壹管理的糧食和資金。有個隱瞞了糧食的生產隊解釋，他們這麽做，是為了確保供給制突然結束時，生產隊仍有必需的口糧。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占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壹。他在虎門開了壹個星期會，從農民的米缸裏，真正挖走了558萬公斤糧食和1.2萬元資金。





　　與此同時，在省委的統壹部署下，趙紫陽率領另壹支工作隊，到位於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調查。1月23日，雷南縣召開4000名幹部的大會。趙紫陽認定，雷南有嚴重的瞞產問題，必須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瞞產運動。自動坦白的幹部可以保留糧食，用來改善食堂夥食，不坦白的不準回家。





　　接著，趙紫陽在雷南縣召開全省電話會議，把反瞞產運動，擴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計全省有25億至30億公斤隱瞞的糧食，幾乎是1958年公布糧食產量的10%。1月25日，他指責全省多數基層幹部都卷入了瞞產活動。壹場反瞞產鬥爭，驟然爆發了。





　　形形色色的辯論會、鬥爭會、大字報，有如狂暴的南海臺風，鋪天蓋地而來。雷南縣7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被迫承認參與瞞產。在被指控參與瞞產的基層幹部中，壹人自殺，壹人自殺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監禁，109人被撤職，大約有50%的基層幹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處分。





　　反瞞產所到之處，風雲變色。有些地方，基層幹部不報瞞產，就不準回家過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戶搜查糧食，把農民往年的舊糧，也作為瞞產沒收；有些地方，連農民家壹罐半罐黃豆、花生、芝麻、菜種也搜刮壹空。





　　雷南的反瞞產運動大有斬獲。不僅查出了7000萬斤糧食，還取得了解決農村糧食問題的經驗。1959年1月27日，趙紫陽給省委送上了壹份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不正常的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壹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召開以縣為單位的生產隊長、分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是解決糧食問題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趙紫陽在這個報告中介紹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要反復交待糧食政策和對瞞產幹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1959年1月31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趙紫陽的報告批語說：“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這個報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誌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妳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按照趙紫陽同誌在在雷南縣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





　　其實，陶鑄在《人民日報》上發的文章，趙紫陽給省委的信，都和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裏。1959年廣東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將仍然是壹個減產之年。由於連年減產，征購任務居高不下，農民實際比常年減少了61.250億斤糧食，等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嚴重浪費，能夠留給農民活命的糧食，已經見底了。農村人口，普遍壹個月吃不到10公斤原糧，不少地方，壹人壹天只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非常罕見。到了月底，餓昏了頭的人，靠吃蕉頭、蕉渣、禾稈、雞糠餅、木瓜心、番薯藤，維持著奄奄壹息的生命，壹些饑不擇食的人甚至吃起觀音土。省委派到四會縣搞瞞產私分的幹部匯報說，他們到了農村，看了農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沒有壹粒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有個工作人員，在壹戶農家看見熱氣蒸騰的鍋，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鍋裏煮的是什麽，壹看，鍋裏煮的是野菜。





　　農村已無糧可購，城鎮的糧食供應四面告急。省政府的應急措施是：把口糧、食肉、食油，壹降再降。1960年初，許多地方已降至壹人壹月只有9～9.5公斤米，3兩糠油。糧食、薯類、豬肉、家禽、食油、魚等，已從市場上銷聲匿跡，貨架上空空如也。偶壹出現，便引起瘋狂的搶購，價格貴得驚人。在韶關，壹公斤高價豬肉賣20多元（當時的計劃價格每僅斤只有1元），壹公斤南瓜也賣到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餅，4～5分錢壹只，人們買回來當飯吃。價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廳壹份報告指出，全省水腫病人，已從上旬的43181人，激增到127821人，增加兩倍。這是駭人聽聞的數字。從中山、靈山、合浦、從化、新興、梅縣、潮陽、清遠、儋縣、東方、樂東等縣，傳來壹片噩耗。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高要縣有的生產大隊的死亡率高達13％。





　　陶鑄不是撞到南墻不回頭的人。1959年3－4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匯報和掌握的材料，終於得出結論：1958年的糧食產量，並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省委分析說，壹是頭腦發熱，報產報高了。根據報產而制定的征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因此，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壹日三餐幹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了大量浪費。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5月6日，省委發出《關於立即全面檢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滅和遏止水腫病的緊急指示》，撤換了發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幾個縣的領導。





　　不久，陶鑄到潮安，在壹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後，不要再搞浮誇，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壹次會議上，陶鑄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妳的意見，還說妳是不是右了壹點。我錯了，請妳原諒。我向妳賠禮、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補償農民遭受的苦難。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給廣東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957年全省糧食總產量1007.15萬噸。1958年下降到975.55萬噸，1959年為830.35萬噸。1960年為814.05萬噸。1960年，全省農業產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個百分點。





　　餓死人以後只追究農村基層幹部的責任，並沒有改變造成饑餓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饑餓還在發展。





　　據歷史資料記載，直到1962年3月10日，東莞縣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還有9個之多。有些地方已經斷糧，沙田公社有81戶，234人斷糧；望牛墩公社更慘，從3月開始已基本無口糧的有1096戶，2227人。據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縣、五華等8個縣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已經斷糧的有9468戶，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賣家具的有2463宗，賣小孩的25宗，自殺的壹宗。





　　據廣州市和93個縣的官方統計，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腫病，64461患上幹瘦病。僅廣州市和汕頭、肇慶專區，3月份患水腫、幹瘦病的共63839人，比2月份增加20.4%；海豐縣4月上旬的水腫、幹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中提供的數據計算結果，在大饑荒年代，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8萬人，因饑餓而少出生人口157萬人。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歷史地理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7萬人。



二、羅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廣東人民出版社何天靜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饑荒，就對我說：廣東有個羅定事件，妳要研究大饑荒，必須了解羅定的情況。何天靜是羅定人，發生羅定事件時他在上高中。當時他在郁南縣看到壹個法院的布告，壹個老太婆把孫子的屁股割下來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靜的伯父到處找稻糠吃，吃進去拉不出來，幾天就死了。何天靜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壹兩百米就有壹兩個水腫病人趴在路邊等死。新東公社整個村子不見人，都死了。不過這些都是小村子，幾戶或十來戶人家。





　　何天靜說，羅定餓死人的情況引起了上面的重視。到1960年9月就開始采取措施。供應糧食，使食堂恢復起夥；對水腫病人以公社或大隊進行集中治療；孤兒以公社為單位集中起來，成立孤兒院。對羅定縣和有關公社的領導幹部時行了行政和刑事處分。何天靜說：在廣州的黃顯標比較了解情況，他建議我采訪黃顯標。





　　1999年4月28日，經何天靜介紹，我采訪了黃顯標。黃顯標，羅定人。廣東省監察廳監察專員。他壹見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了。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拿它的工資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聽出他說的是牢騷話，他良知未泯，還是談了壹些情況。





　　首先是反瞞產，逼著幹部多報產量。把幹部集中起來報產量，不說多不讓回家，逼著幹部說假話，虛報糧食產量。反瞞產和反右傾結合起來，不多報就是右傾。新惠縣委書記黨向明沒有多報產量受批判：“新惠是糧倉，單季不超千斤，別的地方怎麽辦？”虛報，浮誇，造成糧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著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煉鋼鐵。當時的口號：“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廣東省全省壹天三頓幹飯吃了三個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連吃帶浪費。有人問這麽個吃法夠不夠，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叫羅南縣（羅定和郁南合並的），餓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個公社最為嚴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臺公社。其中又以千官為最。山區餓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腫。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動，壹般都是死在家裏。有的趴在路邊等死。我們生產隊長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個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發現死人後開始搶救。大人餓死了，留下不少孤兒，民政局收容的孤兒建立孤兒院有幾棟樓。對將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療，調糧食吃稀飯。集中起來後，稀飯吃得太多了，又撐死了壹批。





　　省委書記陶鑄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過壹定的比例。這實際是讓下面在統計餓死人數字時要控制。





　　事後，羅南縣委書記傅正時被判死刑，但沒有執行。1980年代平反後當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黨委書記陳文被判無期徒刑。羅定事件後重新核實田畝，減輕負擔。周恩來給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發了慰問電報。





　　毛主席在7000人大會上提到了羅定。





　　蔡廷楷是羅定人。據說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但《蔡廷楷傳》裏沒有記述。





　　黃顯標不願詳談，第二天從廣東省資料館裏看到不少關於羅定事件的歷史資料：





　　據中共江門地委書記張進齊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報告，從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縣壹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其中純水腫死亡的3436人，水腫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數中，勞動力6223人，占死亡人數的35.9％。最嚴重的地區是原郁南縣桂圩、平臺、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泗綸6個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總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達6.92％，建城公社為6.49％。另外還有因瘦弱不能勞動的有3萬多人，身體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的有20萬人左右。從發生時間上看，這6個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較多的壹個公社，據地委調查組調查，這個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勞動力589人，占死亡人數的45％，占勞動力總數的5.6％。在全公社的129個生產隊中，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壹個，12%以上9個，10％以上7個，8％以上14個，6％以上26個，6％以下72個。另據三個大隊調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戶，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兒的家庭65個。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留下孤兒180人無人照管，情況極慘，解決羅定問題的工作組來了以後，將這些孤兒集中撫養。

　　建城公社永高大隊社員曾北數臨死前兩天，躺在床上哭喊：“共產黨，給我壹點糧食吧！”叫了兩天得不到壹點糧食而死去，群眾談起來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憤。棄兒壹度極為嚴重。縣委、縣人委和各機關門口都發現被棄的小孩。半年以來，全縣先後發現劏小孩，吃死屍，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豬耳朵、割豬尾巴的現象也不少。偷竊和兇殺事件增多。

　　由於浮腫、瘦弱、餓死等現象發生，勞動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種植面積的55％，大片田地丟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豬11000多頭，1960年8月只有1000多頭。





　　當時還有食品買賣，但價格高得出奇。桂圩是壹個小圩鎮，每逢圩日，有壹百多個扶著棍子來做小買賣的人，東西很少，價格之高是從來沒有過的，魚仔壹斤達2.6元。壹個雞蛋3角，壹只雞5元，連小蛇仔、蚱蜢、小蟲也有人捉來賣，有人生吃小蛇、螞蟻、蚱蜢。肚子餓，能吃的東西都吃。農民出賣家私、衣物現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隊有44.7％的家庭出賣過家私衣物，其余是無東西可賣的（本書作者註：和其它地方比起來，廣東還是比較開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許做小買賣）。





　　在死亡發生的時候，縣委書記傅正時在電話會議上強調“清醒頭腦，科學分析，劃清界限，分清水腫，不要大驚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斷糧才叫因水腫而死。並說：“報多了水腫、死亡，妳們（指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責任，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嗎？”5月3日，在羅平召開的公社第壹書記戰地會議上，各公社認為水腫、死人情況嚴重，根據傅在電話會議上提標準統計，有水腫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實際遠不止此數），但傅正時認為數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實”，結果，將水腫病人壓縮到2325人，死亡人數壓到606人，其中與營養有關的僅14人。事後總結教訓時有人說：“羅平會議是殺人不見血的罪惡會議。這個會議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對饑餓進行搶救，反而千方百計地捂蓋子。”





　　誰要說真實情況，就說誰被扣上“個人主義”、“否定大躍進”、“看成績壹團黑”、“居心不良，別有陰謀”、“想叫縣委坐牢”、“想搞垮我們，叫壞人上臺”等帽子。縣監委書記崔德誌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去檢查，發現有幾個食堂斷糧停夥，情況嚴重，回來向縣委匯報，傅正時不相信，反而批評崔德誌“以後看問題要全面壹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第壹書記王淑宜於1960年2月17日在壹次會議上匯報了自己在羅圩大隊調查的情況：死24人，水腫86人。話還沒說完，傅正時就頂了回去，說：“王淑宜給高要七區事件嚇壞了。”並說“這是陰謀”，“這是否定前任書記的成績”。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區死人事件受處分，1960年7月從高要七區調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當書記的。4月底，另壹縣委書記肖軒風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發現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與糧食有關109人，向縣委匯報，又受到批評。與此同時縣民政科長把同樣的書面材料送給縣委書記楊樹槐，楊不僅不重視，反而說：“這是嚴重右傾，立場不穩，觀點不明。”還說：“全縣與糧食有關的死亡才20個人，妳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怎麽會有109人？”硬要公社黨委把109人改為6人才接受這個報告。





　　傅正時在地委開會時得知省委尹書記、地委張書記要到羅定縣檢查工作，於7月3日打電話給縣農業辦公室主任劉德風交待，水腫人數、死亡人數、糧食數要上下壹致，前後統壹，按羅平會議的數字為準。縣農業辦公室按這個意思給各公社打電話，要求各公社按縣委的數字向省委匯報，並把數字壹致落實到大隊、小隊。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後，公社黨委開了四個會，按縣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實當時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隊。





　　令人不解的是，壹邊大量餓死人，壹邊大量的糧食放在倉庫裏不給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羅定縣糧庫裏仍存有1100萬斤稻谷。但是，除了縣委第壹書記傅正時和分管財貿的書記楊樹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這些糧食。加益公社黨委書記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哭訴說，過春節有幾個大隊斷糧，曾三次打電話給傅正時，請求每人給半斤米過春節，傅不接電話。





　　羅定是蔡廷楷有家鄉，蔡廷楷的親屬中也有餓死的。據當地傳說，是蔡廷楷的親屬把真實情況告訴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訴周恩來，事情才得以揭露，問題才得到解決。其它地方沒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這些人物並不關心家鄉，蓋子就揭不開了。



三、高要鬧劇



　　高要縣可以說是廣東省的壹個縮影，也是當時中國的壹個縮影。在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了不少人。由於這個縣沒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這裏的情況，因而沒有成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縣委書記秘書的黃東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黃春秋》雜誌，詳細記述了他當年親身經歷的情況。由於受政治條件所限，《炎黃春秋》雜誌只能發表他文章中的壹部分內容。現我據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衛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壹股大放“衛星”的浮誇風傳到廣東時，早稻已收割完畢。要放早稻“衛星”已經來不及了。10月初，晚稻剛剛開鐮收割。地處西江地區丘陵地帶的新興縣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報了“特大喜訊“：全縣晚稻平均畝產1000多斤，出現了壹大批畝產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產“衛星田”，成為全省最早出現的晚稻高產“狀元縣”。對此，報紙大張旗鼓地宣傳，省委各部門獎勵10多輛汽車給新興縣。接著，縣委書劉某調到高要縣任縣書記。高要縣是西江地區的首縣、富縣，又是地委所在地。從新興縣調到高要縣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對劉某來說，“放衛星”的收獲的確是很大很大的。





　　劉書記嘗到了放衛星的甜頭，壹到高要縣，就組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率領各部、委、辦局的領導人及各公社黨委書記到新興縣去參觀晚稻高產衛星田，並指定黃東文同去。





　　新興縣的壹位縣委書記向來參觀的人說：“現在形勢壹派大好，’衛星’連片、連村，大面積出現，估計全縣晚稻畝產至少要超過3000斤！”吃過午飯，他們到天堂公社參觀“衛星田”，田裏的稻子已經割完，田頭整齊排列著已經脫粒的100多籮谷子，大木牌用白紙紅字寫著情況介紹：壹塊是地委書記的試驗田，畝產8000多斤；另壹塊是地委常委、婦聯主任的試驗田，畝產6000多斤。參觀的人都說：“真是大開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裏怎麽想，誰都十分清楚，只不過沒人挑明罷了。當晚回到高要，劉書記要黃東文第二天帶領各公社農業副書記再到新興參觀。在參觀回來的車上，由於沒有領導在場，大家說話沒有顧忌。有人說：“我點過禾頭，數過穗數，算過谷粒，什麽畝產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錯了！”有人說：“這樣的高產狀元縣，我看全省到處都是！”接著，蓮塘公社黨委副書記張有才沖著黃東文吼道：“老黃，明天下午妳在辦公室等著，蓮塘公社也要向縣委報壹個衛星！”黃說：“好啊，壹言為定，妳報來，我給妳整理材料！”於是車廂裏響起了壹陣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張有才果然打來報喜電話，說：“今天上午，我們蓮塘公社在鎮安大隊召開大隊支部書記、大隊長、生產隊長衛星田實割現場會，經過丈量土地，專人過秤，核實畝產，幹谷5100多斤，特向縣委報喜。”黃東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劉書記，劉書記看了十分高興，立即批示通報全縣各公社。接著全縣各公社紛紛放晚稻高產衛星，都是畝產四五千斤，五六千斤。這時，到高縣要蹲點的地委副書記徐瑞沈不住氣了。他在新橋公社道悅大隊搞了壹塊晚稻高產衛星田，是用白沙大隊壹個生產隊早稻錯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過來插下的。早造誤　播晚稻品種是不會和早稻同時抽穗的，由於生長期延長了壹倍，可以高產。加上用十畝已經拔節了的禾苗移在壹起，徐書記認為實現高產就很有把握了。於是就把計劃指標定為6000斤。為了十拿九穩，這塊田壹共施了20車豬屎肥，田底裏埋了20根鑿通了的大竹子通氣。為了加強通風和日照，四周還架起了十多臺大電扇往田裏吹風，架起十多面大鏡子把太陽反射到田中間。在全縣大放高產衛星運動的推動下，徐書記把原來報的6000斤畝產計劃壹下子改為10萬斤，並立即組織全縣各級幹部去參觀。不久，廣東省委組織晚稻高產報喜團上北京向黨中央報喜。全縣第壹個放高產衛星的張有才代表高要縣上了壹回北京。





　　查“黑倉”





　　高估產帶來高征購。再加上壹段時間吃飯不要錢，十萬人大煉鋼鐵，糧食很快耗盡。壹些大隊三個月就把糧食吃光了，春節前就開始出現糧荒。有壹位公社書記幾次打電話向縣委要糧食，在被拒絕的情況下，跑到縣長辦公室，跪在縣長腳下痛哭，說什麽也不肯起來。為什麽放了那麽多“衛星”短短三四個月就沒有糧食？這使縣委很困惑。經過反復研究不得其解，這時聽到了省委傳來的風聲：生產隊幹部對上級無償調撥糧有抵觸情緒，就把糧食藏起來瞞產私分了。高要縣委相信省委瞞產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號召下，縣委決定在全縣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壹次“查黑倉、反瞞產”運動。1959年1月21日，縣委召開四級幹部會，4200多人參加，西江地委書記也到會講話支持縣委“查黑倉、反瞞產”運動。縣委書記在動員報告中要求：把瞞下的糧食報出來，不解決問題不散會，開到過年也要開下去！當時臨近春節，參加會議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黃東文到祿步公社祿步大隊參加討論。大隊長胡啟滿把黃拉到壹邊悄悄地說：“老黃，實不瞞妳說，我們大隊確實搞了三個黑倉。”黃東文壹聽心頭振奮，忙問他：“總共多少谷子？”胡啟滿壹本正經地回答：“8萬斤左右吧。”黃說：“妳真笨，幹嘛要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胡啟滿說：“這妳就不明白了，像現在壹日三餐幹飯，放開肚皮吃飽，全大隊兩千多口人，糧山也要吃崩，到時候沒有糧食了，社員找我要飯吃我向誰要去？”黃聽後覺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馬上向劉書記匯報。劉書記當即說：“好！立即通知祿步公社黨委，召開全體大會，讓祿步大隊作典型發言。”胡啟滿在大會上講得有板有眼，200多人聽得很入神。胡啟滿講完後，縣委劉書記強調自報瞞產，誰報歸誰，縣、社壹律不調走、不沒收。號召大家放心自報。果然各大隊紛紛報出了不少黑倉。縣委立即召開公社書記會議，介紹祿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書記聽了十分興奮。第二天是臘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報“設立黑倉、瞞產私發糧食”的高潮。整整壹天，全縣共有1800多位大隊和生產隊幹部報出了隱瞞糧食1.2億斤。





　　春節後，黃東文到祿步公社進壹步了解糧食“黑倉”清查落實的情況。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幹部說：“四級幹部會上揭發的黑倉絕大部分是假的。當時已是年關，不報個假帳不能回家過年。”黃壹聽，心裏涼了半截，馬上到祿步大隊去找胡啟滿，問他報的三個黑倉的情況。胡啟滿慢條斯理地說：“三個黑倉是假的，我們根本沒有瞞產。”黃回到公社，公社書記楊希明對黃說：“公社黨委在外坑大隊查出了壹個黑倉，有幾千斤谷子，準備下午開現場會，請黃去參加。下午，黃到了外坑大隊，果然看見場上擺滿了幾十籮谷子。趁現場沒人，黃伸手到谷籮去探查，發現只有表面壹寸厚是谷子，壹寸以下全是谷殼。





　　餓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蓮塘公社普遍鬧糧荒。飼料吃完了就吃種子，有的大隊種子也吃完了。社員口糧標準壹降再降，各種疾病大暴發。大部分婦女患了子宮下垂、閉經癥，男人則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腫病，很多小孩患“馬騮濕”病。各大隊都出現餓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隊死人已占上年年終人口總數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節，由於繁重的　體力勞動，加上社員身體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衛生院和各聯隊衛生站的走廊、辦公室都擺滿了病床。這時又發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這個公社的溫貫、羅勒、波洞等11個大隊死人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溫貫大隊死人占總人口的13％。





　　黃東文在石腳大隊的兩個月中，壹兩天就有壹個人死去。死的都是長期挨餓的中、老年人。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由於患病不能頂壹個勞動力幹活，口糧也由三級降到四級。她為了能吃到三級的飯（壹天多四錢米），向隊裏苦苦哀求，參加食堂的糧食加工組（春谷、篩米等繁重體力勞動），隊裏同意了她的請求，但只勞動壹個星期就悲慘地死去。





　　有壹些人是因為被幹部扣飯而餓死的。高要縣四甲大隊在大隊268戶社員，除了幹部家屬以外，其余全被隊長黃＊＊扣過飯或不給飯吃。全大隊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員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糧標準，由吃6兩改為3兩，或者幹脆不給飯吃。1959年春天，在建設雙金運河工地上，社員黃龍富因有水腫病不能挑得太多，黃均仔給他停開兩餐飯。他又餓又累又冷，暈倒在地當場死亡。臨死前說：“我今天是死在妳＊＊仔手上，看妳怎麽下臺。”黃＊＊回答說：“死妳兩個算壹雙！”不到兩個月，黃龍富的兒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惡鬼”





　　饑死人的情況出現以後，縣就將責任推給農村基層幹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縣委將由下放幹部組成的“公路綠化專業隊”壹行70多人（黃東文是其中的壹員）集中到縣委，聽縣委常委、組織部長講話。部長說：“現在全縣有壹部分公社因為幹部官僚主義，作風惡劣，不關心群眾，造成種種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嚴重，特別是蓮塘公社，情況十分嚴重，縣委已派去工作組，對公社黨委進行整頓。縣委決定撤銷公路綠化專業隊，全體隊員改為抓生活治病專業隊，集中到蓮塘公社，具體任務就是整頓食堂，搶救病人。”部長還壹再強調：“蓮塘公社黨委已經爛掉了，妳們到蓮塘後，歸縣委工作組領導。”5月1日，全體下放幹部到了蓮塘公社。才得知調到蓮塘公社兩個月的楊希明和放高產衛星的張有才被指控犯有嚴重的官僚主義“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貧下中農”，兩人都被開除黨藉，開除公職，判了刑。7月，公社召開全體幹部大會，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在會上講話說：“今天這個大會是捉鬼會！近幾個月來，蓮塘公社發生了那麽多種病，就因為有鬼！水腫鬼，閉經鬼，肝炎鬼，馬騮濕鬼……都有！鬼在哪裏啊？公社裏，大隊裏，生產隊裏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這些鬼都捉了，種種病都會好，就不再死那麽多人了！”下午，縣長宣布“蓮塘死人事件”有關責任人的處理決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壹名是公社黨委書記王北水，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留在公社繼續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實王北水在蓮塘任書記只3個月，在此期間還拯救了數以千計的瀕危病人。受處理後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門走訪了5個大隊檢查病人情況，直到晚上1點才回家。受處理的幹部，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非黨團員撤銷職務。下放幹部中有兩個人當“鬼”被捉：壹個是溫貫大隊隊長陳介忠，因為這個大隊是蓮塘死人最多的大隊，另壹個是張子堯，馬來西亞歸僑，原南方大學學生，他在給病人熬牛骨湯，為了調味嘗了壹點，說他偷吃，被開除團籍。





　　除蓮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較多的公社也進行了“捉鬼運動”，全縣壹共捉了200多個。





　　過了半個月，地委工作來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產量的真實情況和群眾對縣委大批處理幹部的意見。又過了幾天，地委召開會議，宣布縣委大批處理幹部是錯誤的，分別恢復了48人的黨籍、團籍和公職。放衛星演變成捉鬼的鬧劇終於落下帷幕。



四、南雄之災



　　廣東省南雄縣始興公社也是壹個餓死人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組鄭群、成家英、張樂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關於南雄縣始興公社嚴重違法違紀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調查報告》，反映了當時的壹些情況。





　　據地委工作組在黃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頭、千家、東風、高留、豐村等10個大隊調查，並在其中6個大隊反復查對後統計，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數／原有總人口數）是：周所大隊為9.9％，南山大隊為7.8％，黃所大隊6.5％，上升大隊5.5％；1960年死亡率是：黃所大隊6.9％，南山大隊5.2％，周所大隊5％。死亡時間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總數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總數的46.7％。黃所大隊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總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絕的有5戶，父母雙亡留下孤兒的9戶。羅坡小隊42戶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總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絕的2戶，父母雙亡留下孤兒的2戶。這10個大隊除了上述死亡以外，還有水腫病人570人，婦女閉經495人，子宮下垂379人。





　　此外，未經地委工作組調查、而在6月26日始興片（原始興公社）總結三反整社會上揭發出來的死人情況也十分嚴重。全公社統計（上述10個大隊在內）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階級成份分：貧農3154人，中農1400人，富農305人，地主211人。從年齡結構看，1－15歲1394人，16－40歲668人，41－50歲629人，51－60歲901人，60歲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據被調查的6個大隊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傷死亡42人，被鬥、打罰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腫病死的553人，幹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嬰兒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臟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時間：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於饑餓，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幾乎沒有出生。





　　始興公社幹部打罵刑罰群眾成風。上至公社黨委，下至包產隊，上級打下級，幹部打群眾，處罰的形式無奇不有，殘忍至極，如：捆綁、罰跪、罰立正、吊打、電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潑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槍斃、戴高帽遊街示眾、設勞改隊、罰勞役、罰款、沒收財產等。





　　據6月下旬南雄縣委召開的始興公社三級幹部會上揭發，犯有違法亂紀、打罵群眾的幹部，1959年有508人，占幹部總數的17.6％。受捆綁吊打等惡刑折磨的群眾1118人；1960年1－5月違法亂紀幹部有725人，占幹部總數的25％，受捆綁吊打的群眾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記當場打死的1人，被打傷後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連續扣糧食指標而餓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貧農60人，中農19人，富農3人，地主13人。





　　另據地委工作組對黃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頭、千家、東風、高留、豐村等10個大隊調查，自1959年以來，這10個大隊毆打、捆綁過群眾的幹部有328人，占幹部總數的43％，受摧殘的群眾1069人，占這10個大隊社員總數18803人的5.9％，其中當場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傷後死亡的49人，被打罰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組對南山、寨頭、周所、石下、黃所、上升6個大隊被打死、逼死的59人進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戶、10歲小孩，也有70多歲的老人。有的當場被打死，有的被捆綁丟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兒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兒無依無靠。1960年3月，上升打隊現役軍人家屬陳美倫因饑餓偷了壹些青菜，被大隊總支副書記鄭某和隊長李某打成重傷後拖入黑屋鎖上，當晚死亡。這個大隊的東頭坪小隊貧農軍屬劉宏富因患水腫病要求隊長配點花生煲藥治療，隊長不準，他就去田裏挖了壹點花生。被治保主任發現，捉去打成重傷吐血死亡。高昌大隊劉慶輝，70多歲，隊長張某懷疑他偷雞，將他的胡子拔了壹半並且打成重傷，然後兩餐不給飯吃，又罰他挑塘泥，開夜工，兩天後自殺身亡。該隊社員林誌弟夫婦被大隊長懷疑偷雞，打成重傷致死，留下壹個11歲小孩和81歲老母。東風大隊中農社員曾順霞，19歲，因饑餓有點小偷行為，被大隊長曾某多次召開群眾會鬥爭、拷打，又扣口糧，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壹個晚上，曾某將曾順霞用繩子捆綁丟到河裏活活淹死。黃所大隊貧農小孩丘生俚，12歲，因被扣口糧，被迫偷了壹點花生芽，被包產隊長丘某嚴刑拷打，用木棍打斷左手，用石頭砸破10個手指，還用刀割去壹個指頭，打成重傷後幾天內死亡。該大隊黃屋小隊隊長蘆某，全隊社員幾乎全被她打過，連她叔父也被她扭著耳朵讓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傷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隊隊長張某，自1959年以來，親手毆打群眾36人，其中被打成重傷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頭大隊女社員龔富園，1960年春天在隊裏插秧，因急著回家給孩子餵奶，收工時跑在前頭，在這個隊工作的供鎖社幹部林某說她遲到早歸，對她拳打腳踢，當場被打倒在地，滾下水圳，濕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數月的小孩因沒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隊黨支部書記譚某僅1960年1－3月，就毆打群眾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為什麽這個公社的幹部這麽殘酷地打人呢？公社黨委第壹書記朱某說：“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他認為能打人的幹部立場穩，幹勁大。





　　毀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為首的公社黨委決定拆除縣城內的上圍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戶、932間、糧倉壹座、大祠堂18座，總面積2萬平方米。上圍是過去地主集中地，是始興縣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磚、石墻。朱某要求群眾壹天搬完，四天拆完，沒搬完的封閉門戶不準再搬。他們用180斤炸藥、360個雷管爆炸堅固的圍墻。由於天氣寒冷，防寒烤火，焚毀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毀。被拆掉住房的群眾，有的住牛欄，有的住糞寮，有的住爛屋。在建新村的過程中，規定每天評出下遊隊。下遊隊的人被罰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評不出下遊隊就由隊長頂替。不下班不準社員回家，不開工的不開飯，不積極的扣飯。病號不準請病假，只吃二兩米。吃飯只準五分鐘，吃不完的不準吃。對不積極的社員“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賣力氣的抽腰筋，聽報告不站起來的抽腳筋。公社黨委書記鄧某公開號召：“懶婆懶漢，不積極不聽話的，可以罰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負責，打死他當掉了壹片樹葉。”他親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來，多數大隊主要勞動力壹餐吃2兩米，二、三等勞動力壹餐吃2兩、1兩半米，少的只吃7－8錢米。很多食堂長期“鹽水掛帥”（饑餓無奈時喝淡鹽水），公社黨委會上有的委員提出請求縣委撥糧食，朱某說：“誰不要臉誰去縣委要糧食！”1959冬和1960春之間，糧食最緊張時，朱某擅自決定全公社停發口糧壹個月，公社留下8萬擔糧食不下發，要社員自己解決。本來糧食和食油指標很低，又層層剋扣，1959年9月，縣委發給這個公社口糧1000擔，公社全部扣下作“工業用糧”。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糧41619擔，到12月底只發下41200擔，扣下419擔，1960年2月，縣裏發下糧食43337擔，公社又扣下3646擔，先後扣下社員口糧5065擔。公社黨委還把1959年各大隊賣糧款60多萬元全部扣下，壹文不發，致使全公社壹年沒有發工資，社員有病也沒錢治。





　　在南雄縣始興公社，社員餓死，幹部卻大吃大喝。上至公社黨委書記，下至小隊幹部，走到哪裏吃到哪裏。公社和大隊食堂都為幹部設小竈，白天吃，晚上吃，公社書記、委員、大隊幹部要魚，要肉，要油，隨便掛上某某書記的名字就可以拿。餓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隊，專門指定幾個最好的魚塘為幹部吃魚之用。這個大隊群眾說：“大隊幹部是老虎，小隊幹部是老鼠，社員挨餓成瘦猴。”公社黨委書記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訊員端飯，還嫌牛肉煮魚不好吃，罵社員不尊重領導。





　　廣東省的饑荒不僅發生在羅定、南雄、高要等縣，在其它地方也有發生。1960年底，廣東省各縣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從各縣的會議報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紅旗”帶來的災難。



五、宋慶齡老家的饑荒



　　文昌縣在海南島，當時屬廣東省。這裏是宋慶齡的老家，從這裏掘起了對中國近代歷史有重要影響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縣召開了2718人參加的四級幹部會。會議總結報告中披露：





　　三年來糧食產量年年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量19270多萬斤，1958年比1957年減產11％，1959年比1958年減產11％，1960又比1959年減產11％，三年累計減產33％。糧食減產引發畜牧業減產，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數275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0.8％，1958死亡率為1.2％，1959年為2.4％，1960年為2.1％，三年壹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眾體質很差。直到1960年底，問題還沒有解決。如錦山公社下溪坡大隊還有水腫病人43人，婦女病（閉經、子宮下垂等因挨餓而致的婦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產生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風”的危害。事實證明，凡是壹向列為重點的社隊共產風最厲害，共產風刮得越厲害，損失越重，死人越多。為什麽文昌的共產風壹刮再刮，沒有間斷，再且越刮越厲害呢？





　　壹是急於建立共產主義新村，消滅城鄉差別。在農村實行“五大集中”：村莊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糧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這五大集中使農民住房被毀，樹木被砍，夫妻母子分開，家庭被拆散，損失巨大。人集中後沒有房子住，就10多個人擠在壹間小屋子裏，衛生不好，病人增多。豬牛鴨集中時，殺的殺，賣的賣，集中到公社或大隊牧場後，壹時飼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糧食集中後挖盡了農民的家底，吃了幾個月的幹飯，先松後緊，種子吃完。幹活大集中，天天放”衛星”，大兵團作戰，幾百人、幾千人在壹個坑裏搞生產，勞動力大浪費，糧食大減產。蓬萊公社高金大隊第五小隊村並村時，四天不出工，在家殺雞殺豬煮幹飯，擺酒席，大吃壹場然後出村。過了壹段時間返回原村時，連種苗也找不到。清＊公社邁號大隊湖保堀小隊並村後糧食、牲畜、農具全被“共產風”，刮光，全村壹片荒蕪，1959年，這個小隊死亡人口占全大隊死亡人口的五分之壹。





　　二是急於從生產隊所有制向公社有制過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過渡，而到了縣裏，就變成了越快越好。縣裏幹部認為遲早總得過壹次，遲不如早好，幹脆來個搶先過渡競賽。在過渡競賽會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內完成過渡任務的30％，三個月實行基本公社所有制。這樣，各公社就無償抽調大隊的土地、耕牛、勞動力、農具、種苗、家禽、牲畜，吞並大隊的畜牧場、農具廠、農產品加工廠等。使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很快傾家蕩產，農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難毫無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產主義大協作”的名義抽調大量勞動力從事大辦鋼鐵和興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調6萬人上山搞鋼鐵，1959年抽調7萬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萬人到水利工地。因此，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糧食減產。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糧食。





　　四是高指標。地區黨委提出搞千斤畝運動，到了縣裏加碼為萬斤畝運動，到了公社、大隊，變成了二萬斤畝、三萬斤畝甚至十萬斤畝。1958年上報糧食產量2.811億斤，實際只有1.728億斤，多報了62％；1959年上報2.32億斤，實際只有1.55億斤，多報了49％；1960年少報了壹些，但還是偏高。





　　五是生產上瞎指揮。種什麽品種怎麽種，全由上級領導說了算，不僅農民沒有發言權，連生產隊幹部也沒有發言權。如搞高度密植，不按農時季節生產。農民都知道這樣做不行，卻不讓農民說話，發點牢騷就要遭受批判。



六、江門市郊的哀嚎



　　讓我們再來看壹看江門市郊區的情況。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區情況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門市郊區四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稱，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幹部作出的初步統計，郊區三年來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區還有水腫病人56人，婦女病89人。





　　嶺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還有單幹農戶（即沒有加入集體經濟的農戶）。上述報告披露，即使在嶺南，這些單幹農民也是很難生存的。1958年，江門市郊區黨委組織壹次生產大評比，同時帶著壹批單幹農民（其中壹部分是貧下中農）遊行示眾。從這個小隊到那壹個小隊，組織社員出來觀看並參加鬥爭。當隊伍到達白沙大隊陳屋村時，公社黨委書記命令全部單幹農民跪下來，頭要向天，膝要著地，腰要直，讓組織來的社員和他們“辯論”。公社黨委書記問單幹黃長培（貧農）：“妳為什麽插田不插直？”還沒等陳回答，就壹個巴掌打過去。然後又抓住另壹單幹農民甘旺的頭發：“妳為什麽不車水插田？”又壹巴掌打過去，打得甘滿臉流血。由於公社領導帶頭打，其他人也跟著打。公社書記對郊區幹部說：“要使單幹戶家破人亡。”不僅對單幹戶，其不聽話的公社社員也采取種種殘酷手段。打人、罵人、捆人，強制勞動、遊行示眾、不給飯吃，是幹部對付社員的常用辦法。



七、中山縣的“十多八少”



　　中山縣是珠江三角洲的豐饒之地。這裏是適於糧食生長的沙田地區，五十年代每年向國家提供大量商品糧。但是，這裏也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全縣到底餓死多少人無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級幹部會上揭露了壹些零星情況。據《中山縣四級幹部大會情況報告》，大湧公社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為3.06％。這壹年曾發生過三次水腫病，壹月、四月、六月各壹次。全縣出現了“十多、八少”：水腫病多，死人多，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多，社員外逃多，爛寮多，農具損壞多，丟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豬多，幹部強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糧少，分配少，休息少，結婚少，生孩子少，勞動力少，副食品少。





　　在總結教訓時，中山縣四級幹部會上揭露了1958年以來的種種情況。1958年10月搞公社化，開始是每壹個大鄉壹個公社，共建立了32個公社。1958底又將32個公社並為7個公社，1959年初再由7個公社分為16個公社，後又變成24個公社。體制的變化，伴隨著“共產風”把生產隊弄得壹貧如洗。與此同時，大煉鋼鐵，深翻改土，放“衛星”，大兵團作戰等等把農民推進了苦海，也使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稻谷產量連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減產18740萬斤，減產23％。農民的口糧標準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揮，強迫命令，打人罵人現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農民種田看天時，不能插北風秧，幹部不顧農民多年的經驗，提出“東風插，西風也要插，南風插，北風也要插。”群眾稍有不滿意，幹部開口就罵，舉手就打。北溪公社黨委書記趙某對不服從指揮的社員畫大花臉，剃光頭。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隊日割稻禾160畝，並包鋤田40畝。社員被迫從早晨3點鐘幹到晚10點鐘，還是沒完成任務。趙書記壹口咬定有壞人破壞，命令大隊長立即排出7個鬥爭對象，召開大會鬥爭。隊長沒辦法只好用抽簽的辦法找出7個人。社員說：“見了趙書記，魂魄都落地，好比見閻王，唔死脫層皮。”神灣公社黨委書記黃漢廉，認為社員偷糧食，召開電話會議號召各大隊到農民家裏搜查。有的大隊等社員下田後，將橋板抽走（廣東河叉多，下田得過河），不讓社員回家，然後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寶安無寶



　　緊靠香港的寶安縣也沒有逃脫饑餓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寶安縣四級幹部會議總結報告》中披露，這個縣僅在1960年患水腫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數逐年增加。在全縣240個大隊中，1960年死亡率達1.5％以上的有63個大隊，占大隊總數的26％，光明農場死亡率最高，達3.34％。腫病人數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達6322人。婦女閉經人數很多。沙頭角公社西坑大隊婦聯主任說：“婦女都閉經了，再不用發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隊共有606人，患各種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腫病67人，平均每10人當中就有壹個得水腫病的。子宮下垂14人，閉經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頭角公社西坑大隊社員口糧從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雜糧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兩下降到1.5兩，肉從半斤下降到2兩6錢。





　　“共產風”、瞎指揮的情況也很嚴重。民治大隊小隊長揭發，公社黨委副書記鄭某在高峰水庫對民工設立了壹個勞改場，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類分子壹樣在場內勞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隊社員代表吳來發說：“國家壹窮二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現在社員壹窮二白是共產風刮的。”他以甘坑小隊為例，這裏過去盛產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時年產水果5427擔。但是，壹連刮了三年共產風，果樹死的死，廢的廢。社員說：“果樹全夭折，松木命不長，竹頭被處決，生姜見閻王。”



九、順德不順



　　順德縣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為0.7%－0.8％，而1958年為1％，1959年為1.23％，1960年為1.77％。可見順德這個有名的富裕地區也有因饑餓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順德縣委四級幹部會議總結報告》提供了這壹數字並且披露了壹些情況。





　　為了急於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順德縣全縣合為壹個人民公社，後來又被迫分開。在合並和分開的過程中，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破壞。合並是強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點水加窖）大隊幹部說：“自從公社化，兩場大風暴，大共產，大拉平，不通整到通，開會大鬥爭，進門九成通，出門壹成通，結果是，生產破壞家底空。”





　　順德這個很務實的地方那時搞浮誇也不落後。當時的說法是：“有先進思想就有先進指標，有先時指標就有先進產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隊社員私下流傳壹個順口溜來批評幹部吹牛放炮：“近聞大炮到處響，嚇得社員好慌張，不是社員無膽量，皆因指標太緊張，三萬桑葉八萬魚，除非神仙下洛陽。”





　　順德四級幹部會議上認為，有些大隊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沒安排好以外，幹部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群眾也是壹個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給口糧，是幹部對待群眾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時，縣委委員吳英規定了四條：第壹，下雨時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勞動時間不準小便和給小孩餵奶；第四，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





　　增城縣四級幹部會議上總結出當時的“六統壹”：生產計劃統壹，生產措施統壹，生產規格統壹，財務開支統壹，口糧標準統壹，作息時間統壹。由此帶來“四個不自由”：勞動不自由，說話不自由，吃飯不自由，睡覺不自由。還總結出在這種情況下當幹部有三條秘訣：壹要少說話；二要看領導臉色，聽領導的話，不要聽群眾的話；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來自合浦的報告



　　1960年春，當時擔任省委秘書長的吳南生在合浦縣（當時屬廣東，後劃歸廣西）向省委寫了壹個報告，反映了合浦縣發生的情況。這個報告現存廣東省檔案館。





　　這個報告說，水腫病發生是從1959年12月份開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腫病人大批增加，不斷死亡，日益嚴重。全縣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約有70％以上是水腫病死的。到他寫報告時，全縣還有水腫病人23940人，另有水腫消退轉為極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吳南生的報告說，因水腫而死亡的情況今年1月份就已發生，但沒有引起重視。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後，在4月下旬的四級幹部會上才開始采取緊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隊設立的臨時醫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進行治療。





　　全縣22個公社病情嚴重的有12個，大部分在北部糧產區。這些地區死亡人數約占總人口的3％左右，個別特別嚴重的小隊高達14％，生病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勞動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勞動力占50％左右。





　　吳南生的報告說，幹部沒有分清什麽是右傾，什麽是左傾，因此普遍不說話，不向上面反映真實情況。有些幹部反映了壹些關於糧食、水腫病的情況受到了個別領導幹部的批評以後，更不敢說真話。這不能不是這次水腫死亡事件持續時間長、造成嚴重惡果的重要原因。



十壹、逃港狂潮



　　沒有吃的就逃荒，這是農民很自然的選擇。廣東省比其它省比較開明的是，不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放手讓農民逃荒，還給逃荒者開具證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選地。廣東省甚至壹度鼓勵農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廳曾經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長會議，貫徹“放寬”出港條件的精神，其中壹條說：“在毗鄰港澳的惠、東、寶等6個縣市……允許壹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主持的邊防工作會議上，明確放寬邊防的指導思想，“放寬尺度，多開孔道，有組織有計劃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會議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規定（自從1958年港英當局搞出入口平衡以來，全省每天出境人數約50人），僅寶安縣就從5個增加到11個；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隊，除放寬通行證外，還發出壹些捕魚證、探親證、做工證等，方便群眾赴港；正式批準邊防各縣實行“三五”政策（即準許每月出口5次，帶回5斤東西，價不超過5元）。





　　寇慶延在政法幹校第七期報告中說：“為什麽人民要偷渡？研究結果，歸納起來，從根本原因上講，是兩個原因，壹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那麽，現在我們不去行不行？看來不去不行。為什麽？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廣東人。我們算算，香港300多萬人口，其中200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裏面很多是壹家人，壹半在大陸，壹半在香港，那麽叫人家壹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特別是兩夫婦，各在壹地，長期不叫人家見面行不行？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那就是說人家壹點辦法都沒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妳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再就是我們當前生產生活都確實有些困難，而我們暫時解決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決問題，解決壹點生活問題，也解決壹點生產問題。”





　　但是，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麽嚴重的程度。從1962年4月下旬開始，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湧去，沖過邊界，逃入香港。第壹批逃過去的人，有壹部分確實留下了。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壹股驚人的大潮。





　　鄰近香港的中共寶安縣委組織部，6月1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兇。因而，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竟高達1.1547萬人，其中機關316人，農村11231人。僅壹個沙頭公社，最高峰時（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東莞縣6月7日統計，外逃人數達2.7197萬人；增城2458人。其他縣份，如臺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據《廣東省誌·公安誌》記載，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區的部分縣、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數百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後，每天外逃人員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達4977人。集結在寶安、深圳壹帶伺機進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壹天達8000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外逃群眾沖擊火車站事件。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





　　如果僅僅是廣東壹處出現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會采取與廣東省委壹樣的放任和鼓勵的態度。但就在此時，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盡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是相同的，國際輿論壹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來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壹位的工作來抓。從這時起，廣東省才開始緊急剎車，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這股外逃風漸漸波及廣州。市井坊間，紛紛傳言，為慶祝英女皇誕辰，香港放假3天，開放邊境，內地居民不用通行證，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誕辰日是6月17日，但實際上，在端午節（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長，謠言四起，這些傳言鼓舞著希望外逃的人們。





　　從5月中旬開始，購買廣深線火車票往邊境的人驟增。購買平湖站（不用邊防證買票的最後壹站）火車票的，比平時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車站外竟積聚了上萬群眾。在徘徊等候買票的過程中，人潮開始出現騷動。





　　6月5日，廣州火車東站的秩序十分混亂，壹批批的群眾沖擊開往香港的火車，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兩側，門窗俱閉。成千上萬的群眾，像瘋了似地撲向車站，撞門攀墻，狂呼亂吼，連樹權上也爬滿了人。那些年老體弱的，被沖得東奔西散，尋爺覓兒，老啼幼哭。





　　趙紫陽、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壹書記趙武成、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廣祥，在省長陳郁家開會。他們接到廣九鐵路派出所報告，東站已經聚集了壹兩萬群眾，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有幾個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長孫樂宜在現場勸導群眾，處境也很危險。





　　曾生建議調軍隊來實行軍事戒嚴。有人不同意動用軍隊。他們說，關鍵在於這次事件的性質是什麽？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如果屬人民內部矛盾，還得要以勸說為主。曾生認為，現在事態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斷措施，恐怕還會進壹步惡化。就在這個時候，陶鑄從廣西趕了回來。大家立即向他匯報請示。陶鑄斷然回答：“現在還叫什麽人民內部矛盾？壹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車都砸了、燒了，還講什麽人民內部矛盾？”





　　陶鑄壹錘定音，大家同意用軍隊維持秩序。6月6日，滿載部隊的卡車，壹輛壹輛駛往東站。壹個營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還有壹隊解放軍從車站內往外推進。市政府的宣傳車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廣播，所謂邊境開放純屬謠言，希望大家不要輕信壞人造謠，呼籲群眾盡快離開。幾十個鬧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沖火車站的群眾，頃刻散盡。至當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車站外除了戒嚴部隊，已經再看不見鬧事的人了。





　　陶鑄認為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特務在造謠破壞。全省軍隊立即奉命進入高度戒備狀態。6月12日，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部署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車東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圖外逃的群眾。





　　公安局采取了堅決的收容措施，這次逃港狂潮終於平息。但是，通過自由的香港媒體，已經傳播到全世界。



第八章　齊魯之難



　　在上世紀60年代任中監委處長的李堅，當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對大饑荒作過調查，他對我說，山東是饑荒最為嚴重的省份之壹。1999年，我到煙臺養馬島講完課就到濟南，在朋友的幫助下，查閱了60年代的歷史資料。經過幾天查閱，有壹些收獲，但覺得我看到的資料還不夠完全。山東大饑荒的情況，有待檔案開放後，作進壹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寫這壹章。



壹、批判趙健民，大反右傾



　　山東也像其它省壹樣，“大躍進”也是以政治大批判開路的。山東批判的對象是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





　　趙健民，1912年生於山東聊城冠縣。1932年入黨。1933年，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叛變，全省的黨組織遭到破壞。趙健民也被捕，山東軍閥韓復渠對他親自審訊，他沒有屈服。趙健民出獄後，和姚仲明等重新聯絡了地下黨，恢復了山東黨組織。在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前，趙健民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在解放戰爭中，他任第二野戰軍17軍軍長兼政委，帶領大軍直入大西南，把國民黨的軍隊趕出了貴州省。1949年後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國第壹條鐵路──成渝鐵路。後任鐵道部副部長。1955年任山東省長，大躍進時，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1958年因對浮誇風不滿被扣上了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山東省委的第壹、第二把手都是從華東局調來的。趙健民是山東的老革命，在山東必定有較深的人事根基。是這位老革命對新來的上司不夠尊重呢，還是外來的上司畏於趙健民的地方勢力呢？也許二者都有，他們之間是不夠協調的。趙健民是敢說真話的人，恰恰在這壹點上被新來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現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傾機會主義，再加上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其實，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說了壹些真話，地方主義只不過是對中央派來的上司不夠順從。





　　1958年10月21日，山東省委發出通知，在全省基層組織批判趙健民，向全體黨員傳達。省委認為，“自1956以來，趙健民同誌壹直抹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成績，成為反‘冒進’、誇大落後面的代表人物，處處和省委唱對臺戲”。“1956年8月，在壹屆四次人代會期間，趙乘舒同、譚啟龍同誌不在濟南的時機，在人代會工作報告中，卻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績，集中工作中的缺點，搜集落後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點，反對省委‘冒進’。”





　　2001年12月14日，本書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號趙健民的家中，見到了這位老人。當時他已經89歲了，身穿蘭色化纖舊中山裝，頭戴壹個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門口時，他扶著拐杖站在街邊看著我，我以為是壹位退休工人，沒搭理他。我進他家，他才跟著進來。經他夫人楊瑞波介紹，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風雲的趙健民。在他家簡陋的客廳裏，我們聊了起來。他首先談到他和舒同的關系。他說：“舒同是個知識分子，是江西撫州壹個學校畢業的，愛好書法。是從新四軍來山東的。我到山東後舒同約我談話，我們是在辦公室外邊操場上談的。我談了山東情況，談了我的認識和我的意見，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東工作做好。舒同說，妳談得很好，但我覺得妳還沒有和盤托出。我說，我實實在在地跟妳講了，妳還感覺我沒有和盤托出。他懷疑我聯系地方幹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說，舒主任，我已經實事求是地向妳講了我的意見，再不能編壹個‘盤’向妳‘托出’，看以後的事實考驗吧。”





　　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毛澤東對在省裏有較深人際關系的幹部倍加防範，在廣東、山東、甘肅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過“地方主義”，用外來幹部鉗制當地幹部。趙健民在山東很有威望，當然是要防範的。毛澤東就是利用舒同來防範趙健民。





　　趙健民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1958年大躍進，有全國的影響，壽張縣西邊有個範縣，濟南這邊又有過高產衛星。這股風越刮越大，更大的衛星也出來了。我也是農村出身。知道這麽高的產量做不到。高世貴是跟我壹個村莊的，當時是支部書記，我問他畝產這麽高行嗎？他說做不到。我到農村考察，下面組織農民跳秧歌，我不高興。我也到範縣看過共產主義，是假的。舒同這個人，妳越說好，他越高興；妳說實話，他不高興。舒同在南郊賓館蓋了七棟小樓，毛、劉、周、朱、陳、林、鄧，壹個壹棟。我當省長時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時還是壹條罪狀。1958年撤了我的省長，讓我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濟南鋼鐵廠搞擴建，需要材料，南郊賓館蓋別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讓給他。





　　“山東餓死人不少哇！僅惠民地區就死了60萬。後來薄壹波對我說，山東餓死了300萬人。”說這句話時，趙健民滿臉沈痛而嚴肅。





　　除了批判趙健民以外，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農村開展了兩條道路鬥爭運動。在濟寧地區，“各地區都進入了大鳴大放階段，大字報都貼了上千張，意見鳴了幾千條，情緒很熱烈，氣氛很緊張。”與此同時，在全省各地亂拔“白旗”，亂扣帽子，成批地撤換幹部和開除黨員黨籍。據山東省濟寧地委監委不完全統計，濟寧地區從1958年7月進行整風補課以來，到1959年4月，當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監委轉發壹份報告中對濟寧亂“拔白旗”提出了批評。中央監委在轉發告的按語中指出：“‘拔白旗，插紅旗’是壹個生動形象的口號。有壹些地方幹部，沒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處亂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帶有急躁和懲辦情緒的人，更把‘拔白旗’變成強迫命令、懲辦幹部的工具，少數壞分子則乘機制造混亂。今後處理犯錯誤的黨員幹部，壹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實事求是地根據其犯錯誤的性質，是什麽性質的錯誤就按什麽性質處理。”





　　但是，中央監委的批評並沒有扭轉山東左傾狂熱，因為這種狂熱來自中央。



二、毛澤東、劉少奇給山東鼓勁



　　河北省有徐水縣的共產主義熱潮，河南省建立了第壹個人民公社，又放了那麽多“衛星”，與這兩個省相鄰的大省山東，卻沒有他的鄰省熱鬧。毛澤東到這個省鼓勁了。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乘專車到濟南，下午3時左右，召見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省委書記裴孟飛、軍區司令楊得誌到車上談話。談話要點如下：





　　下午3時到4時的談話。





　　毛問譚：妳們這裏有沒有幹勁？

　　譚答：幹勁有，但不夠齊壹。

　　毛：要經過辯論，什麽也不做，搞他三天。

　　譚回報：今秋準備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合秋季增產和明年躍進計劃，進行大辯論，起碼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辯論兩天，到地裏生產壹天，再回過頭來辯論壹天，不經辯論，主意是妳們出的，群眾就不會自覺地積極起來。

　　譚：我們按主席的指示辦。

　　毛：山東躍上來了沒有？

　　譚：躍是躍上來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壹些。

　　毛：去河南開壹次現場會，往返幾天？

　　譚：壹周時間。譚告，壽張縣今年可以畝產雙千斤，爭取3000斤。

　　毛：去年四級幹部會時妳們急於收場嘛，急於將李峰暴露嘛，妳們只貼了2000張大字報，貼他壹萬張就好了。

　　我到江蘇去看時，他們開四級幹部會，貼大字報幾萬張，印了十本。他們的口號是：幫省委整風。開始大家不敢講，以後悶不住，妖魔鬼怪都出臺。妳們不讓人家出臺。

　　譚：現在除了趙健民的問題以外，省人民委員會以王卓如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的問題已經解決。

　　毛：如何解決的？

　　譚：在機關大鳴大放，大字報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獨立王國，壹直反對省委的冒進，甚到造假帳，搞兩本帳，糧食緊張時隱瞞糧食不報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還是趙健民搞的？

　　譚：地方主義頭子是趙健民。

　　毛：他有報告沒有？

　　譚：他領導的專案小組有壹個報告。還有去年的二中全會上主席作了七條指示以後，還作了反“冒進”的報告。

　　毛：講那七條時我是溫和派。那時沒有事實，人家不服，以後有了馬鞍形，人家才服。同時，那時國際上有波匈事件，黨內不宜公開分裂。

　　那時人們吵學生招多了，其實多招壹點有何不好，不必反對嘛！那時說工人招多了，現在還是不夠嘛！增加工資是多了壹點，這也沒多大關系。去年招生少了，到處哇哇叫，今年又不夠了。南寧會議是去年八、九、十三個月躍進以後開的。問題解決得較好，成都會議、武昌會議又發展了，可惜妳們沒參加。

　　譚：趙健民的報告也像潘復生那樣，講階級鬥爭熄滅，講敵我矛盾退出歷史舞臺。

　　毛：他自己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妳們現在有幾個書記？四個書記下臺了。師哲怎麽這樣壞？他學的是蘇聯貝利亞那壹套，慘無人道！





　　參觀水稻、棉花時，毛問了很多問題，譚壹壹作了回答。





　　參觀回來在車上毛又對譚說：“三年趕上英國，再加四年，苦戰七年趕上美國！但是不要對外宣傳，這會使帝國主義害怕。”





　　這個談話記錄存山東省壹個資料館裏。我回北京以後發現時間不對，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不可能在山東視察。《葉子龍回憶錄》記載毛澤東“8月9日在山東農村視察”，8月13日《人民日報》上有毛澤東8月9日視察山東農村的報道和講話摘要。但報紙上的談話摘要中和山東省資料館這份記錄稿中的內容不同。不過，報紙上發表的中央領導人講話和實際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錯抄成9月5日，也許9月5日毛澤東又視察了山東。看了這個談話記錄摘要，毛澤東的態度已經再明顯不過了。還是要反右傾，還是要鼓幹勁，要把群眾的熱情鼓起來，三年趕上英國，七年趕上美國，還要“引蛇出洞”鼓動人寫大字報“讓妖魔鬼怪都出臺”。山東的幹勁終於鼓起來了，趕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幹勁鼓起來以後，出現的卻是“五風”，這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





　　劉少奇比毛澤東早壹個多月到山東。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妳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報導說：“少奇同誌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壹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壹畝地要產壹、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壹點也不神秘。壹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壹、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就是這篇報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兩位領導人對山東如此鼓勁，山東在“大躍進”中自然不會落後。



三、山東的“五風”有特色



　　批判右傾思想以後，大躍進狂潮疊起，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很好。但既然四分之壹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8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10月下旬開始，全省700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達到887萬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1959年、1960年兩年，全省共荒地5000萬至6000萬畝。”





　　山東的大躍進是很有聲勢的，以泰安地區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內各地農業社大辦公共食堂，農戶停止自炊，壹律免費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濟南市委在泰安召開會議部署發展公共食堂，各地辦食堂再興高潮。泰山市、泰安縣14處公社388個核算單位，建公共食堂2610處，就餐人數76.65萬人，占兩縣市總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區動員144.95萬人（占全區整半勞力的80%）參加省委部署的鋼鐵生產“淮海戰役”。各縣主要負責人到工地召開誓師大會，分采礦、運輸、建爐、冶煉幾路大軍。鐵礦共有6家，礦工5000余人。投產的各種小土爐19758座，還有各縣發動群眾搞起的土坯爐、水桶爐、大窯坩鍋爐、燒缸爐等計462983座。日產鐵由44噸達到5.93萬噸，泰安、肥城放出日產千噸“衛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發《關於辦好人民公社的幾點意見》。全區始辦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內建成人民公社103處，入社農戶102.69萬，占總戶數的98.2％，入社人口412.32萬人。人民公社多是數鄉並為壹社，其規模5000～10000戶。實行工農商學兵（民兵）相結合的“政社合壹”體制，下設生產大隊。辦社初，提倡“壹大二公”，無償平調各生產大隊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至1959年，全區共平調各類生產資料和財物總值近2.5億元。





　　在大躍進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風，生產瞎指揮風。以下內容除了註明出處以外，主要摘自曾希聖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東省五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存山東省檔案館。





　　共產風　共產風集中表現在對財產“壹平二調”，平，即平均分配；調，即無償調撥，當時簡稱“平調”，即充公。





　　山東省的“壹平二調”有四個特點。





　　第壹個特點是什麽東西都平調。勞動力、資金、土地、山林、房屋、車馬、機器、作坊、農副產品、建築材料、鋤頭、鐮刀、鐵鍁、豬、雞、鴨、水桶、燈籠、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財產，都隨意從群眾家裏拿走。章丘縣群眾說：“切菜板子刀，扁擔勾子梢，杈把掃帚鍁，犁耙繩索鞭，下至黃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隨便調走。”也有人說：“壹平二調就是搶劫。”





　　第二個特點是幹什麽事情也得用“壹平二調”的手段。大辦鋼鐵，興修水利，辦社工業，搞豐產方（即在壹塊土地上搞高產試驗），辦紅專學校，辦養豬場，辦食堂，辦托兒所，辦展覽館，開現場會，幹這些事所需要的壹切，都從生產隊和社員家裏無償調走。





　　第三個特點是，搞“壹平二調”的不僅是公社幹部，上至省級、縣級，下至生產大隊、生產隊，都搞平調。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公家平調農民的財產。





　　第四個特點是，“壹平二調”風不是只颳壹陣子，而是連續不斷地颳。自1958年以來，連續三年，越颳越猛。日照縣刮了15次，玉蓮縣洪凝公社颳了29次。壽張縣張秋大隊社員說：“三年來有五次大清剿：第壹次是軍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辦鋼鐵，清剿銅、鐵、錫；第三次是傾家蕩產大投資，清剿社員財產；第四是反瞞產私分，清剿生產隊的糧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復食堂，清剿社員家裏的糧食。”多次清剿，生產隊、社員壹貧如洗。





　　共產風除了“壹平二調”以外，另壹個方面是隨意合並生產隊，打亂基本核算單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並了30％的生產隊，由此被牽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60％。有的公社的規模三年變了五次。農民說：“今年變，明年變，哪有心思搞生產。”





　　共產風的第三個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壞按勞取酬原則，公社按照浮誇的產量過多地扣留公積金，不少社、隊連續幾年沒有分配，社員沒有拿過工資，沒有分過東西。





　　浮誇風　1958年全省糧食總產量上報800多億斤，後來落實到380億斤，最後落實到287億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上報400多億斤（原來是420億斤，書記裴孟飛建議上報320億斤，舒同不聽，報400億斤），後來落實為270億斤，後來又說是243億斤。1960年省委計劃糧食產量550億斤，各市、地委報的數字是374.74億斤（畝產405斤，糧田面積9261萬畝），比省裏計劃減少了31.9％。後來說落實為總產量為182.34億斤（過秤入庫174.97億斤，其余為自留地、十邊地的收入），實際只有160億斤。





　　壽張縣第壹書記劉傳友，1958年上報平均畝產5000斤，總產31億斤，實際畝產只有297斤，總產量只有4.05億斤。1959年上報平均畝產700斤，總產8億斤，實際畝產只有298斤，總產量只有3.6億斤。這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不同意浮誇的產量，講了真話，被加上了“反對三面紅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糧食浮誇造成了壹系列惡果。壹是造成了農業已經過關或問題不大的錯覺。因而各方面事業的計劃安排都跟著這個吹得過高的“基礎”而膨脹起來，結果超過了負擔能力。以水利建設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結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壹個浪頭就上了122處，800萬人上陣。第二個惡果是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1958年是少有的豐收年，但由於粗收浪費，放開肚皮吃，結果1959年春天就出現了糧食緊張。1959年收成仍然不錯，但由於估產偏高，仍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到了1960年春，又發生了上年更加嚴重的緊張局面。這個報告沒有說，即糧食產量浮誇造成了糧食的高征購，農民的口糧都拿走了，這是最為重要和惡果。





　　命令風　在山東省很多地方，對社員強迫命令也成了壹股惡風。





　　強迫勞動，大搞通宵夜戰，分配過重的勞動，不顧社員死活。





　　強令攤派，壽光縣收購雞蛋任務層層往下派，不養雞的也得賣蛋。這個縣寒橋公社洛東二小隊36戶，只有壹戶養雞，卻強迫31戶社員賣了103個雞蛋。





　　強迫社員投資公社辦的事業，逼得社員扒墳、賣家具，壽張縣全縣為此拆房53000間，扒墳38000多座。範縣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墳，用拆來的磚瓦蓋大禮堂、迎賓館，蓋大辦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墳的熱火朝天。





　　亂批判，亂撤換幹部，對完不成任務的，不浮誇的，就扣上“右傾保守”、“不聽黨的話”、“沒有全局觀念”、“和黨唱對臺戲”等政治帽子，被辯論、鬥爭、撤換、處分。五蓮縣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來，撤換基層幹部192名，經調查，其中撤換錯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隊的小隊幹部撤換了60％，全隊54名黨員都當過幹部，都被撤過職。





　　對強迫命令稍有不順從的就打罵和刑罰。棗莊市陰平公社南莊生產隊隊長孫某，全村挨過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員張同雲死了小孩沒有即時報告撤戶口，就停口糧10天，壹家8口被餓死4口。益都縣鄭母公社副社長劉某打了40多人，群眾稱他為“劉百害”。壽光縣對群眾的刑罰有：綁、押、打、凍，拔胡子、擰耳朵、不給飯吃、坐老虎凳、撥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這個縣被迫自殺的社員有688人。





　　壽張縣石佛公社雷莊大隊專門成立了打人執法連，連長範某壹個人就打了70多人。供銷社幹部李某在修豬場時壹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這個公社根據重點調查，打過人的幹部占30%－70％，社員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殺未遂的11人，傷重致殘和發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產隊共有52個小孩，在大兵團作戰時，幹部不讓婦女回家餵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個。





　　幹部特殊風　在群眾沒有飯吃的情況下，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昌樂縣朱田公社黨委規定，商業部門的東西要優先滿足公社黨委的需要。公社黨委50人，從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團山東省委孫繼文、潘昭錫給省委寫信，反映萊蕪縣的特殊化問題，其中寫道：“縣委五個書記除了田書記經常到食堂買飯和大家壹起吃飯外，其他書記都在食堂單炒菜吃。每餐至少壹個細菜，細糧隨便吃。第三季度機關停止供應豬肉以後，每個書記每月發豬肉5斤。據說第壹書記王某每月發豬肉票30斤，他愛人趙華（副縣長）每月20斤。今年國慶節、中秋節，縣商業局批給縣委食堂豬肉40多斤，書記每人分5斤，每個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壹部分才給其他機關幹部吃。這次過節縣商業局送給書記、縣長每人壹箱子食品，價值二三十元。這實際是送禮，不過是交錢而已。”





　　瞎指揮風　在農業生產中不尊重農民的意見，不尊重科學，全憑上級領導幹部的主觀意誌辦事。生產隊裏種什麽，種多少，怎麽種，什麽時候種，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農民沒有發言權，生產隊長也沒有發言權，全由公社領導或縣裏領導人發號施令。農民明明知道按他們的號令做不行，也不能說。誰要是說了不同意見，誰就會被辯論，被批鬥。這樣的事例幾乎每個公社都有。





　　山東的“五風”不是曾希聖第壹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東省召開了有12000人參加的六級幹部會，省委第壹書記舒同在會上的報告中也曾批評過“五風”問題。山東省六級班幹部會議秘書處1960年3月21日編印的《會議情況》中，介紹了舒同報告內容。毛澤東3月22日、23日，對《會議情況》第壹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壹些縣、社中，“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刮起來了。壹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經上級批準，壹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平調方面的處理，壹定要算帳，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汙分子，壹定要法辦。”





　　但是，壹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職以前，“五風”還是十分嚴重。



四、山東省糧食產量和征購



　　據國家糧食部1962年提供的幾個的報表中的數字，山東的糧食情況如下表。這是最後的實績數，在當年年度，還有壹個討價還價過程。





　　表8－1：1957－1961年山東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





　　╔═══════╤═══╤═══╤═══╤═══╤═══╗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242.10│287.00│243.00│182.34│180.00║

　　╟───────┼───┼───┼───┼───┼───╢

　　║　貿　易　糧　│210.52│249.57│211.30│158.55│156.52║

　　╟───────┼───┼───┼───┼───┼───╢

　　║　征　　　購　│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

　　║　銷　　　售　│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

　　║　凈　擁　有　│215.14│259.17│203.34│174.43│154.50║

　　╟───────┼───┼───┼───┼───┼───╢

　　║　總人口（萬）│ 5373 │ 5422 │ 5373 │ 5188 │ 5265 ║

　　╟───────┼───┼───┼───┼───┼───╢

　　║人均凈擁有(斤)│400.41│477.99│378.45│366.22│366.22║

　　╚═══════╧═══╧═══╧═══╧═══╧═══╝





　　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山東》。





　　表8-1中的計算有兩點說明（參看本書第＊頁“禍起中原”──頁碼待定稿後由編輯定）。表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後三項扣除凈擁有的30％為口糧。





　　從表8-1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山東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產量242.10億斤，1961年只有180億斤，三年減少了62.1億斤，即減少了25.66％。在產量下降的同時，征購卻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產量比上年下降了44億斤，但征購比上年卻增了12.87億斤。1960－1961年征購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為這時農民大批餓死，想征也征不上來。





　　表8－1中的糧食產量還包括農民自留地和“十邊地”產的糧食。例如，1960年的182.34億斤，實際過秤入庫的只有174.97億斤，其余7.37億斤是農民自留地和“十邊地產的糧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於勞動力都去搞大辦鋼鐵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勞動力很緊，收割、打場都很粗糙，浪費很多，豐產不豐收。由於浮誇，誤以為糧食很多，秋收後放開肚皮吃了壹陣子。結果，還不到1959年春，糧食就緊張得很。衛生部報告，1959年“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比較廣。其中山東最為嚴重，1月至4月10日，發生腫病人77.9萬多人。死亡618人，僅4月1日至10日，即發生腫病人17.3萬人。”在這期間，山東省委還不承認沒有糧食，認為是生產隊把糧食藏起了，有的縣開始搞瞞產私分運動。1959年3月8日，舒同在發表了《當前人民公社中的壹個關鍵問題》，其中寫道：





　　當前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在1958年糧食大豐收以後的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壹部分沒有完成任務，除了災區以外，全省各地幾乎普遍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荒，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豐收的地方鬧得反而愈加嚴重……這是怎麽回事呢？原因雖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毛主席向我們指出的，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尋找。





　　舒同在這裏不認為沒有糧食，他還堅信原來浮誇報上來的產量，認為還是大豐收。糧食哪裏去了？他沒有說在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但認為由於所有制的原因，生產隊、農民不願意把糧食拿出來。這也是反瞞產私分的理論根據。這不是舒同的創造。2月份，毛澤東對廣東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經驗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澤東批示《經濟消息》發表的《是糧食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說瞞產私分的根本原因在於所有制的觀點都是來自上述毛澤東的批示在。在極權制度下，上面壹呼，下面百應。作為封疆大吏，不應是不行的。同全國各地壹樣，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瞞產私分，廣大農民受害很深。





　　惠民縣搞得最厲害，召開了全縣五級幹部會，把瞞產私分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省委總結了惠民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舒同親自對這個經驗作了批示，從而在全省開展了以反瞞產私分為內容的兩條道路鬥爭與社會主義教育。各社隊，村莊，都翻箱倒櫃，搜查糧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壞，還是浮誇，認為有糧食，壹段時間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到了1960年春節，就鬧起了糧荒。





　　1960年按220億斤產量安排：種子30億斤，飼料20億斤，農村口糧食130億斤（包括統購返回15億斤），征購55億斤。以上說的種子、飼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實際是不夠用的。農村口糧130億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兩（老秤，16兩為壹斤，12兩即0.75斤）加上麥收以後多吃了壹點，從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兩多壹點糧食。加上地區不平衡，約有1000萬人每天只有8兩（即半斤）左右糧食，而且主要還是地瓜折糧。征購55億斤也很緊：農村統銷去年20億斤，今年只能安排15億斤，城市和非農業人口統銷25億斤，這需要壓縮城市和非農業人口，20社辦工業人口，加上降低標準（原來已經降了2斤，還有降低2斤）。這裏列出的數字都是原糧，而且多數是白薯幹、蘿蔔幹、菜葉代替，經過各級幹部克扣以後，遠不是這個數字。山東省委這裏的數字是計劃數，表8-1中糧食部的數字是執行結果數。後者的產量和征購數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東農村公共食堂不斷發生停夥，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統計，六個地區（不包括青島、煙臺、臨沂）有5210處食堂停夥。





　　1960年12月20日，在糧食部召開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談會上，山東省糧食廳副廳長張春生發言說：糧食入庫和分配全省已結束。到12月20日，已經過秤入庫的糧食為164.6億斤，估計今年糧食產量180億斤左右，比去年總產量274億斤減少了94億斤。征購任務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億斤（原糧，糧食年度），比去年征購實績70億斤少27億斤。種子留了23.8億斤，飼料留了4.3億斤，口糧留了93.39億斤，全省農業人口4640萬人，平均每人壹年201斤。從糧食廳的角度看，糧食總收入為54.82億斤（其中：中央調給軍糧5億斤，調給種子1億斤；華東支援2億斤；征購42.6億斤；1960年6月底庫存4.22億斤）。糧食總支出為54.70億斤（其中：統銷50.20億斤；軍糧1億斤；種子1億斤；損耗2.5億斤）。收支相抵後山東糧食庫存僅有1168萬斤。他說，這個盤子安排問題很大。統銷50.20億斤與各縣要求銷售的糧食差2.5億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銷售出19.1億斤，明年壹、二季度吸剩31.10億斤，比過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億斤。





　　1961年春，山東農村糧食情況：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農村口糧尚有22.2億斤（其中農村留下的口糧還有15.78億斤，國家返銷6.41億斤）。從4月21日到麥收的幾十天內每人平均口糧6兩多壹點（16進位，6兩相當於10進位的3.75兩）。其中5兩（相當於10進位的3.125兩）和不足5兩的占農村人口的30.9％。口糧不足5兩的縣有：即墨，膠縣，平原，棗莊等。要知道，這不足5兩糧食還包括地瓜幹在內。扣除各級幹部多吃多占，到農民手中已經不多了。而這點糧食是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民每天熱量的唯壹來源（那時沒有油，沒有副食）。這已經挨餓的第三個年頭了。



五、館陶事件



　　館陶屬聊城地區，後合並於冠縣。“五風”對農村的摧殘，由糧食問題上的浮誇而引起的高征購，把農民推向了饑餓的困境。從1959年春天開始，各地就有餓死人的情況。但地方官員怕擔責任，不讓向上反映。最早傳出餓死人的情況是館陶縣。館陶事件是怎麽揭開的？1958年12月，在黨代會的時候，壹位轉業軍人向中央寫信，中央轉到省委，省委轉到地委，地委轉到縣委，縣委不認賬，地委也不認賬。這位轉業軍人壹告再告，最後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門路告了狀。中央知道了情況，有關部門打電話，指令認真處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鄧辰西、王齋去調查。調查組成員看到食堂停了夥，到處都有餓死的人，老百姓圍著調查組的汽車哭。





　　從山東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檢查報告中可見壹斑。這個報告說，自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正在發展。截至1月10日，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全面調查，很難舉出準確數字，但這種情況已經遍及全縣。全縣7個公社已有6個公社有停夥、半停夥的村莊。其中以房寨、柴蔔、魏塔寨三個公社最多。潘莊、北館陶、八岔路三個公社次之。南館陶公社雖然現在還沒有發生問題，但現存糧食（包括地瓜幹、蘿蔔幹）也只能吃壹個月。據各公社自報，全縣1195個食堂，完全停夥的有82個（據群眾反映，絕不止此數），半停夥的更多。很多食堂從中秋節後就沒有見糧食，吃地瓜和羅蔔幹已經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蘆裏大隊有4個食堂在去年中秋節後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蘿蔔，12月29日停夥，直到中央轉來人民來信後，才於1月9　日、10日兩天開夥。





　　食堂停夥、半停夥以後，社員四處覓食，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能遠出者到河北邯鄲、曲周、大名等地投親靠友，逃荒要飯。有的賣兒賣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門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發生。有人偷盜、自殺。因餓和餓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這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有的村勞動力全部逃光，生產停頓。





　　全縣據不完全統計，自1958年10月以來，僅到邯鄲壹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檢查組訪問了5個公社的20多個村莊，所到之處，男女老幼哭訴饑餓，慘不忍睹。





　　縣委按照自己估計錯誤的高產安排征購任務和社員生活，征購任務在先，社員口糧有名無實，或名多實少。食堂絕糧後有的叫社員自籌，有的幹脆宣布：“願拾，願偷自己辦。”本來沒有糧食反而加緊“核實”產量，不報高產不散會，發動群眾反瞞產私分、挖“老鼠洞”（即小倉庫），挨家挨戶搜糧食，搞得群眾十分恐慌。





　　報告說，群眾有三個不滿意：





　　第壹，對幹部虛報產量不滿意。這次檢查組下去前，幾乎各公社都開了會，不讓群眾向檢查組反映情況，只許說產量高，吃得好，不準說吃不飽，沒飯吃。“誰亂反映，誰就是反革命。”

　　第二，對幹部不關心社員生活不滿意。

　　第三，對幹部強迫命令不滿意。不少幹部打人、罵人，強迫社員脫光衣服幹活。不脫光就是沒幹勁。強迫社員徹夜勞動，冒雨勞動。有村莊強迫青年婦女脫光衣服勞動。群眾反映，秋收爛在地裏不收，卻強迫群眾翻地三尺種小麥。





　　壹個星期以後，中共中央批轉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這個檢查報告。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寫道：“1958年全國受水旱災面積是4億畝，成災面積1億畝，其中80％是旱災。經過幾年水利工程，旱災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老規律是成災成片，易於發現；新規律是旱災插花，容易忽視。在豐收地區往往有壹些減產、或平產或增產不多的地方。如不註意，就容易在這些地方發生嚴重問題。”





　　從全國來看，館陶事件是發現得較早的大批餓死人的事件，如果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采取措施，可以減少其它地方的災難。遺憾的是，中共中央並沒有從這裏看到全國性的大饑荒已經來臨。從中共中央這個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們把館陶事件當作個別事件來處理，並沒有看到全局的問題，還強調自然災害，根本沒有從政策上檢討，這是釀成全局大禍的原因之壹。



六、濟寧事件



　　在館陶蓋子揭開以後，濟寧的蓋了也揭開了。根據上面批來的群眾來信，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到濟寧調查處理。





　　譚啟龍於3月21日到達濟寧，在濟寧停留了22天。到了鉅野、曹縣、金鄉、單縣、菏澤、鄆城等6個縣，找了鄆城、濟寧第壹書記談了話，開了十幾個座談會，訪問了壹些農民，他的考察還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從鉅野給給第壹書記舒同的信中寫道：





　　近三個月來，很多地方沒有人幹活，有的雖然下了地也是應付應付，效率很低，巨野壹個隊24個人壹天只澆壹畝麥子。全縣72萬畝耕地現在只了耕了22萬畝……，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頭，死了5000頭，還有瘦弱的，現在能使用的僅有2100頭。……巨野、曾縣、曹縣挖麥苗吃的現象相當普遍，有些豐產田的麥苗也被挖掉吃了。

　　鄆城縣發生搶糧庫事件130多起，有壹萬多人參加，搶去糧食19萬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準備搶糧。

　　金鄉縣共62萬人，據他們匯報，有42萬人需要救濟。前天往單縣運的29000斤糧食，行至金鄉被搶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偽裝成挖野菜的，見運糧車來了就壹湧而上。

　　單縣曹馬公社前次四級幹部會上報出瞞產糧食650萬斤，會後只搞出200斤。大莊區壹個生產隊長報告瞞產8斤，回家後他就逃跑了。

　　這樣的情況不是個別的。由於措施失當，生產沒有安排好，現在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巨野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田橋公社榆樹皮四角錢壹斤，餅幹壹角錢壹片。有些人餓得臉已經變了顏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來，全縣水腫病人原來4000人，現在12000人。人口外流現象也沒有停止，單縣棗莊管理區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壹個生產隊棄嬰6人。有的已經把棉衣賣掉了，現在只穿單褲。巨野縣已經發現餓死的。現在群眾情緒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臉，有的連臉也不洗了，大小便隨地拉，根本無心過日子。





　　幹部不願來參加會，仲山公社壹位幹部說：“我壹見仲山頭就頭皮發麻，壹進仲山城街就渾身發抖。”





　　譚啟龍1959年4月11日從濟寧給舒同的信：





　　……很多婦女、小孩提籃子挖麥苗，有的樹皮也剝光了。牲畜毛豬大量死亡，農具破壞非常嚴重，單縣原有牲畜44532頭，死亡10669頭，占24％，原有農具58784件，破壞36446件，占62％。

　　據地委初步統計，最近三個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數），已發現棄子賣嬰58起，單縣僅三個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壹個公社死亡153人，有壹個生產隊棄嬰6人。曹縣壹個縣外逃4萬多人（全地區外逃跑34萬人），他們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餓死，有的自殺，有的暈倒在河裏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據了解，僅在河南開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慘，令人難忍；影響之壞，無法估計。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單縣4月上旬水腫病達53000多人，黃後樓壹、二排32戶260人，患病的達227人，占81％，很多人臥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腫裂了口。巨野縣劉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壹半以上水腫病，幹部還扣著糧食不發。

　　……造成這種嚴重緊張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問題上不僅是“壹平二調三收款”，違反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原則，而且還大量侵犯了個人生活資料所有制。例如，“豬羊大集中，糧食壹腳蹬（即全部入國庫）”，“苦戰兩晝夜，完成三腳踢”（即糧食、鋼鐵、豬羊都大集中）。單縣實行窮拉平，全縣統壹分配。巨野、鄆城去年秋收時，只準留三天口糧，其余全部入庫，實行“三庫合壹”（國庫、社庫、隊庫），全部變成國庫。他們全縣較好的大車和大牲畜無代價地劃歸縣運輸公司。有的調社員的自行車歸幹部所有。很多地方將糧、草、菜、磚瓦、大材、鍋，全都歸了公。各縣都有壹部分地方實行移村並村，全縣幾天之內移村714個，36140戶，占全縣總戶的三分之壹以上。群眾說：“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還厲害。”

　　秋收季節，抽調了160多萬勞動力脫離農業辦鋼鐵、挖煤礦、修鐵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團作戰，許多社隊幾乎沒有勞動力，造成秋收粗糙，損失很大。

　　城武縣受災仍調出糧食4600萬斤，發現糧食緊張後，又采取抽富濟貧的辦法。地縣領導仍沒有冷靜地分析研究，死啃畝產1000斤、800斤不放。群眾不承認公社向縣裏報的帳，地縣委則扭住不放（據現在檢查，畝產只有400多斤），說下面右傾刮臺風。去年12月，各縣普遍召開了萬人大會，今年3月上旬又召開了四級幹部會，都采取了回憶對比、訴苦算帳、反對瞞產私分，反對本位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辦法，在四級幹部會上報出糧食9億多斤。地委領導很得意。但散會後幹部外逃，很少拿出糧食。曹縣四級幹部會後幾天，外逃四萬多人。

　　有的地方幹部提出：“有糧食不報，吃飯犯法”、“私藏四兩鋼鐵和私藏壹個美國鬼子同罪”（為收廢鋼鐵化鋼交指標）、“畝產不上500斤的豆子壹律翻掉”、“深翻不到壹尺半的不準下種”等口號，大搞強迫命令。單縣反映，幹部有三大法寶：壹辯論，二戴帽，三拔白旗。對群眾進行體罰的花樣有10多種，如，頂燈跪磚、穿梭、拔頭發、掛玻璃、喝小便、坐飛機、學龜爬、熬鷹、戴高帽子等。群眾說：“他們比漢奸、鬼子還厲害。”





　　1959年春，濟寧事件已經很嚴重，但舒同在濟寧會議的總結中，還要求濟寧自己解決問題。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瞞產私分，但舒同還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又搞反瞞產私分。在安排群眾生活方面，舒同始終強調“是下面的思想問題，有點實際問題，也不大，是能解決的”。





　　《關於金鄉縣防治腫病檢查情況簡報》記載了隨同省委裴孟飛書記下鄉的王瑛於1959年4月29日給山東省委的壹封信。這封信說，金鄉縣在元月就在魚城公社開始發現水腫病人時，經調查全縣有5000多人，到3月發展到39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6.2％，其中以魚城公社為最嚴重，這個公社的8萬人口中，有水腫病人17295人，占總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發展，據4月26日統計，全縣累計發病10242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6.5％（其中發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這個縣對水腫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療：芒硝煮魚，蒼術散，絲瓜絡煮棗。



七、全省大饑荒



　　1958年冬季出了館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濟寧事件，還有菏澤事件。從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計出現浮腫病人839925人。這些嚴重的情況雖然引起了山東省委的重視，但左傾狂熱的思想路線沒有改變。在廬山會議期間，舒同上山開會去了，裴孟飛在家主持了幾次會議，對1958年和1959年的糧食產量和征購任務重新作了討論，比原來要實際壹些。舒同從廬山帶回來反右傾的最高旨意，不僅推翻了裴孟飛定的指標，還讓裴孟飛作檢查，各地跟著裴孟飛調整指標的也要作檢查。這樣，左傾路線繼續把農民逼上絕路。到1960年夏季，出現了全省大饑荒。





　　範縣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十分欣賞，說範縣的報告是壹首詩，在幹部中廣為印發。結果怎麽樣呢？修水庫占了土地，還使大量土地鹽堿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淚。縣委還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墳。用拆房子和扒祖墳得到的磚瓦木料蓋禮堂、蓋迎賓館，蓋大辦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夥，水腫病大量流行，餓死了不少人。





　　臨朐縣大峪大隊，1959年秋收，40多萬斤糧食被征購，剩下人均口糧僅壹百多斤。從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4兩原糧。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糧：“蘿蔔4斤頂1斤，菜葉子5斤頂1斤，南瓜2.5斤頂1斤。”玉米稭、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稭、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40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40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357斤。但壹天4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屍路旁。





　　趙健民在壹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壹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只有5200萬，從1954年到1957年，山東每年新增人口100萬，以1957年為基數，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壽張縣壹個村莊沒有生小孩的。王成懷同誌向舒同匯報說淄博地區死了11萬人。他還滿不在乎，說安徽、江蘇也死了許多人，不值得大驚小怪。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1960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





　　當時，到處可以看到餓死人的慘狀。在青島市第三鋼鐵廠門口，有壹個要飯的老太婆，拿著壹個破瓢要飯。餓得倒在廠門口，工廠裏沒有壹個人給她飯吃，也沒人看她，最後餓死在廠門口。為什麽這樣？因為給她飯吃就會被說成右傾，不敢管她。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擴大會議上發言說：由於饑餓，民兵訓練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遲。有些連排幹部家屬，在部隊駐地乞討，有壹位軍官家屬對丈夫說：“這種年頭妳顧不了我，我顧不了妳，把孩子送給人家，咱們各奔前程吧！”壹個戰士全家討飯去東北，父親臨走時去部隊，父子見面後抱頭痛哭了壹場。有壹個排長全家死得只剩下壹個小弟弟。壹個連隊壹個時期接到15份電報，其中13份報告家裏餓死了人。





　　饑荒嚴肅重破壞了生產力。1960年勞動力只剩1790萬人，比1957年的2173萬人減少了384萬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減少了237萬頭，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蕪，耕地面積比1957年減少了1900萬畝。鹽堿地由1500萬畝增加到2000萬畝。糧食產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總產量只有160億斤。





　　在大饑荒期間，山東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只能用官方資料進行計算。根據《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的歷年死亡率資料，可以計算出山東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萬人，少出生225.66萬人。薄壹波告訴趙健民山東餓死了300萬人。從當年山東省饑餓的嚴重程度來看，300萬人可能是壹個最低數字。



八、舒同丟官



　　山東省委第壹書記是舒同，是壹位很名氣的書法家。他出身貧寒，師範學校畢業，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算是壹個知識分子了。譚啟龍是第二書記，趙健民是第三書記。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調舒同到《人民日報》任社長，後來沒有成行。在這期間，山東的新聞報道曾說譚啟龍是第壹書記。有壹次，壹個外國軍事代表團到山東訪問，在接待時，譚介紹舒同時稱他為“原政委”（省委第壹書記是軍區的政委）。有檔案資料稱，舒同對譚啟龍因此對譚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顯赫地位，最終還是失去了。





　　由於山東情況比較嚴重，靠山東省委難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華東局到山東揭蓋子。當時山東屬華東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宣布中共中央決定：免去舒同職務，由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





　　曾希聖走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壹個大報告：《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為戰勝災荒、克服困難而鬥爭！》。這個報告，用大量事實指出山東問題的嚴重性：1，農業嚴重減產，糧食總產量只有160億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糧嚴重不足；3，病情嚴重，420萬人水腫；4，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5，耕地減少；6，群眾生產積極性低落。他批評說，廬山會議上中央提出解決“壹個指頭”的問題，舒同沒有照辦；上海會議中央進壹步強調解決“壹個指頭”的問題，舒同仍然沒有辦；北戴河會議，毛主席指示要抓緊時機，集中勞動力爭取秋季多打糧、多種菜、大抓秋種，爭取明年收成比哪壹年都好，舒同沒有認真傳達貫徹，青島會議開了40多天，誤了季節。曾希聖指出：





　　要承認今天其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人為災害所造成的。而人為災害，又主要是因為原省委第壹書記舒同同誌和原省委農村工作部長張新村同誌沒有執行和違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毛主席的歷次指示所造成的。

　　黨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們山東的情況嚴重以後，就當機立斷地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不僅立即撤銷了他們兩人的職務，而且抽調了壹批幹部並在調撥大批糧食、醫藥、種子以及其它物資來支援山東。





　　曾希聖承認死人是人為造成的，這是對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澤東的責任完全歸罪於山東省委的兩個人，是不符合事實的。





　　舒同從封疆大吏變成了批判對象。中共中央華東局於1960年12月中旬，在山東主持省委擴大會議和五級幹部會議，集中揭發批判舒同的錯誤。山東省檔案館保存有這次會議的全部材料。省委擴大會議由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聖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首先揭露了山東“五風”的嚴重性。接著他批評了幾種錯誤的看法：第壹是誇大困難，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第二是懷疑“三面紅旗”；第三是懷疑中央領導人。他批評說：“有人說，中央是領路人，舒同是帶隊人，帶隊人帶得不好，領路人也應負責，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舒同的錯誤應由他自己負責，與黨中央領導毫無關系。”曾希聖把中央領導人的責任開脫得壹幹二凈，把山東問題僅看作壹個省的特殊問題，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根據曾希聖定的調子，參加會議的山東幹部向舒同猛烈開火。





　　會上揭發舒同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壹系列的糾偏政策貫徹不力。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伸出自己的兩個手掌，把近兩年的工作比做十個指頭，“三面紅旗”的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錯誤只不過是壹個小指頭。在強調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保衛“三面紅旗”的同時，他也指出要解決好“壹個指頭”的問題。由於毛澤東的重點放在反右傾上，各省在傳達貫徹廬山會議時，對“壹個指頭”的問題沒有引起重視。舒同在傳達廬山會議的講話中，甚至沒的傳達毛澤東關於“壹個指頭”這壹段話。為什麽沒有傳達？舒同在檢查中說，“怕給群眾潑冷水”，出於同樣的考慮，裴孟飛建議他在傳達時把毛澤東關於也要註意左傾冒險主義的說法在壹定的範圍內提壹下，舒同沒有同意，反而批評了裴孟飛。





　　會上揭發舒同在糧食問題上的錯誤，在1960年四五月份糧食分配會議上，沒有聽取壹些實事求是的意見，把指標壓下來，把1959年糧食產量落實為320億斤，而偏聽偏信了農工作部長張新村的意見，把產量落實為400億斤，征購任務為70億斤。這是山東省糧食緊張的重要原因。在糧食緊張出現以後，還不面對現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還在全省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給農民造成更大的災難。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北戴河會議，除了討論國際形勢外，國內工作提出保糧、保鋼、保外貿出口三個任務。毛澤東要求各省要集中勞動力，爭取秋季多打糧食多種菜，大抓秋種，爭取明年夏收成比哪壹年都好。舒同回來後，8月初召開青島會議傳達貫徹。但是，青島會議開了40多天，壹直開到10月份，農時已經耽誤了。為什麽青島會議開這麽長時間？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擴大會上，省委秘書長吳建揭發，原來舒同和壹個女護士有非同壹般的關系。到了青島以後，舒同根本不和其他書記往來，除了參加他非參加不可的會議以外，不是和護士在房間裏打撲克，就是帶著護士遊山玩水，跳舞。要給女護士打胎，打完胎以後，又要休養恢復健康。這樣，就有意將會議時間拖延。直到青島會議結束以後，舒同還不打算回濟南抓工作。後來陳雲要來濟南，吳建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催他提前回來。青島會議沒有開好，救災措施沒有落實下來，山東的饑荒發展到更嚴重的地步。有人說，中國不是議會政治，而是會議政治。會議怎麽開，開多長時間，全由第壹把手的意誌決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檢查，講了由於他的工作失誤給山東帶來的損失，與會者不滿意，沒有過關。12月13日的檢查時，他壹開始就說：“我現在向大會檢查我的錯誤，不但檢查錯誤，而且向大會請罪，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他列舉了中共中央自鄭州會議以來等壹系列的糾偏政策，檢查自己執行不力。他說他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從左的方面來接受廬山會議的精神（廬山會議的精神本來就是左的嘛，他這麽執行了，還要檢查，舒同好不冤枉！），他還扣上了自己個人主義、沽名釣譽、好大喜功、好出風頭，急躁冒進等帽子，因此，在做計劃、定指標、提工作任務的時候，往往從壓倒外省出發（爭先恐後），從主觀願望出發，而不是從本省實際情況出發。





　　曾希聖身掛兩省帥印。其實，安徽的問題比山東還要嚴重，曾希聖到山東來揭舒同的蓋子，卻緊緊捂住自己的蓋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聖要老實得多。





　　舒同丟官以後，山東的情況並沒有好轉。1961年夏，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月份餓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高達10萬，賣兒賣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壹條江橫穿浙江省，上遊稱為新安江，中遊稱為富春江，下遊稱為錢塘江。這三條江首尾相連，卻彎成壹個“之”字，所以稱為浙江。浙江省是壹個沿海省份，海岸線長，島嶼眾多，氣候溫濕，自然條件好，加上這裏的人民勤勞而富有韌性，有很強的奮鬥精神，有經商的習慣和頭腦。因此，這裏是中國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後的三年間，這裏的農民也飽受饑餓的折磨，經歷了歷史上壹次重大曲折。



壹、從農民口中奪糧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積不到壹畝。新中國成立以前，浙江是個缺糧省，據國民黨有關記載的材料，每年要從外省調進2億到5億斤糧食。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實行土地改革，糧食比建國前多了壹些，但是，不僅沒有糧食調入，還承受了沈重的糧食征購任務。1954年到1955年度征購了51.24億斤糧食，1955年春出現了“人人談糧食，戶戶等統銷”、“人叫，豬叫，牛叫”的緊張局面。1956年到1957糧食年度，又因征購過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鄉、金華、仙居等縣發生了鬧糧事件，垮掉了壹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躍進年代，征過頭糧的問題更為嚴重，這也與浮誇風有關。1958年，上報糧食產量為320億斤（實際產量為142.1億斤），1958－1959糧食年度，開始省裏向中央認購58億斤，後落實征購任務為48億斤，到1959年4月20日，實際征購57億零6百萬斤（其中本省銷售37.6億斤，純上調10億斤）。盡管大幅度超額完成了任務，但中央20日給浙江電報稱，“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糧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調糧食10億斤外，現又增加1.4億斤”。省委第壹書記江華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堅決支持這壹措施，同意分別在五、六月份調出。”





　　糧食部的數字和江華說的數字略有差異，但明確地反映，大躍進以來，浙江糧食連年減產，1961年的產量只有1957年的86％。詳見表9-1。





　　表9－1　1957－1961年浙江省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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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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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145.00│157.00│155.00│129.00│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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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126.09│136.52│134.78│112.17│108.70║

　　╟───────┼───┼───┼───┼───┼───╢

　　║　征　　　購　│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

　　║　銷　　　售　│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

　　║　凈　擁　有　│118.16│131.06│125.33│110.84│1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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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人口（萬）│2503.3│2563.5│2598.3│2616.9│2663.2║

　　╟───────┼───┼───┼───┼───┼───╢

　　║人均凈擁有(斤)│472.02│511.25│482.35│423.55│385.36║

　　╚═══════╧═══╧═══╧═══╧═══╧═══╝





　　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浙江》。





　　表9-1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其中，口糧大約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凈擁有511.25斤，其中口糧大約為340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糧以後，農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錯了。再經過壹層壹層地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遠遠低於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現了糧荒。據安吉等11個縣調查，每天口糧不到12兩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縣占80％以上，蘭溪、桐廬占70－80％，建德、吳興、義烏、龍遊、占60－70％，諸暨、天臺、浦江、桐鄉占50－60％。安吉縣南湖公社全社224個食堂有168個停夥，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產隊社員孫本根、受榮生產隊社員汪明發，因斷糧，病勢加劇而死。省糧食廳反映，有些地區糧食緊張，表現在：1，食堂斷糧停夥，吃麩皮、糠餅、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況嚴重；3，排隊搶購副食品。安吉縣5月1日到7日，全縣193個生產隊中，有87個生產隊的食堂斷糧停夥。農民上山下地掘筍、拔野菜、吃青蠶豆的情況相當普遍。群眾因吃代食品過多因而引起臉腳浮腫、瀉肚子、中毒等現象。據5月上旬10天的統計，已死亡50多人。上於縣東關公社從5月16日開始有6個大隊62個食堂斷糧停夥。





　　1959到1960年度，糧食征購任務為58.12億斤，統銷指標為40.12億斤，扣除本省統銷數，純上調糧食任務為18億斤。這個任務比上壹年度增加了80％，比上壹年實際增加了58％。任務壹下達，各級幹部態度堅決，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務，從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時間，全省就超額完成了征購任務，破了歷年征購工作壹定要跨年度的常規。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購入庫糧食59億零2百萬斤（最後統計實績為60.2億斤）。與此相對應的是，省內銷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了1.66億斤（最後統計數為47億斤）。為什麽能完成得這麽好呢？“在糧食登場後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四快、四邊”，這裏說的“四快”是指收、打、曬、運四個環節要快，“四邊”是指邊收，邊打，邊曬，邊運，及時入庫。更為重要的是，“用階級鬥爭的武器去克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思想”，“批判壹部分富裕中農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揭穿和打擊退地主富農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行為……插紅旗，立標兵，掀起學、趕、超、幫的群眾運動，組織糧食入庫高潮，壹鼓作氣，短期內把糧食起來。”從這壹段話不難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務，采取了政治高壓手段，打擊了持不同看法的人，還批評、處分了壹批幹部。為什麽銷售糧食比上壹年度減少呢？“減少的主要辦法是對產糧缺糧隊實行增產抵消”，這句話的意思是，由於征了過頭糧，過去要靠“返銷”來解決，現在不“返銷”，靠生產隊自己增產來解決。





　　1961年春天，更嚴重的糧荒又來了。溫嶺、黃巖、平湖、嘉興、蘭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現了大面積饑荒。這些情況下面再作介紹。





　　1960－1961年度，嚴重的饑荒使省裏不得不總結前兩年“估產偏高，任務過大”的教訓。當時算了壹筆帳：1955－1957年度上調糧食23.98億斤，而1958－1960年度上調了33.59億斤。浙江省糧食征購任務占總產量30％左右比較適當，1958年這個比重為40.9％，1959年達43.2％。23個重點產糧縣1957年每畝平均負擔為220斤，1958年達260斤，1959年達290斤。結果，“得虛名落實禍”。因此，這壹年度的征購任務減少到50億斤，統銷36億斤，純上交14億斤。但口糧還是很緊張，如果把農村口糧恢復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調任務，還要調入11.31億斤，如果口糧水平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調入1.08億斤，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年度，征購任務為45.8億斤，統銷指標為34.5億斤，純調出11.3億斤。同時動員30萬吃供應糧的城鎮人口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這壹年浙江災害嚴重，征購任務調整43.7億斤。扣除本省銷售外，這壹年上調中央9.6億斤，計劃外支援四川省2100萬斤。在這壹年中，雖然城鄉供應是緊張的，部分農村曾發生逃荒、破產渡荒的現象，但情況經上壹年好壹些。





　　這裏引用的浙江省糧食部門的數字和表9-1中國家糧食部的數字略有差異。可能是原糧和貿易糧換算的誤差，也可能是生產年度的糧食年度的誤差。我把兩種數字都列在這裏，供今後專家研究。





　　從表9-1中糧食部的征購和銷售數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購數大於銷售數，即每年向省外凈調出糧食，而且凈調出糧食數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辦公廳對嘉興、海寧、嘉善等17個重點糧食縣進行了調查，寫出了17份調查報告。本書作者將17個縣的數字綜合於表9－2中。從表中可以看出，除溫州每年調進糧食、紹興部分年度調進糧食、衢縣、海寧縣個別年份少量調進糧食以外，其余各縣在這些年間都是大量調出糧食，而且調出糧食不斷增加。因此，這些魚米之鄉不僅“低標準，瓜菜代”，還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農民外出逃荒，浮腫病、青紫病等營養不良性疾病大量發生，餓死人的情況也有出現。溫嶺縣1959年是個平常年景，但在“入庫高速度，隊隊滿堂紅”的口號下，征購入庫強調“先下手為強”，征購數占總產量的47.4％，把農民推入了饑餓的困境。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腫病人達8698人。其它縣也有類似溫嶺的情況。





　　表9－2　　浙江省主要產糧縣調出糧食數　　　　單位：萬斤





　　╔══╤═══╤═══╤═══╤═══╤═══╤═══╗

　　║　　│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　　│－1956│－1957│－1958│－1959│－1960│－1961║

　　╠══╪═══╪═══╪═══╪═══╪═══╪═══╣

　　║嘉興│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寧│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寧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紹興│ －489│　 742│－1076│ －604│－2748│　2709║

　　║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縣│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蘭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溫州│－8071│－9125│-11611│－8744│－7894│－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溫嶺│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黃巖│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臨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華│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





　　資料來源：《重點糧產縣糧食情況調查》（之壹到之十七）





　　壹般說來，在貿易自由的情況下，不會發生大面積的、持久的饑荒。浙江省是壹個有商業傳統的地方。在剛剛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這裏還有著活躍的農村集市。當時，浙江省農村市場集中於大、中、小三種集鎮。大集鎮（包括縣城），人口1萬左右或1萬以上，這裏大都有國營商業，私人工商業在三百家以上，這是農村的經濟中心，這樣的集鎮全省有70多個。如杭縣的臨平、塘溪，蕭山的臨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鎮私人工商業有壹二百戶，如杭縣的喬司、三墩、瓶窯，余姚的天元。小集鎮有數十戶私營商業戶，分布在廣大農村。那時合作社（供銷社的前身）興辦不久，在大集鎮還不能與私營商業競爭。1953年，大集鎮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臨平占33.2％，臨浦占24.48％，路橋占20.54％），中集鎮占50％左右，小集鎮占70％左右。農村商業集市的大部分空間還是私人商業所占有。在大集鎮，私人商業的資金數倍於合作社。詳見表9-3。





　　表9-3　1954年初浙江私營商業和合作社的資金狀況　單位：億元





　　╔═════╤════════╤═════╤═════╗

　　║　　　　　│　　大　集　鎮　│　中集鎮　│　小集鎮　║

　　║　　　　　├──┬──┬──┼──┬──┼──┬──╢

　　║　　　　　│臨平│臨浦│路橋│天元│橋司│戴村│亭趾║

　　╠═════╪══╪══╪══╪══╪══╪══╪══╣

　　║　私　商　│46.8│28.1│25.2│5.40│6.60│2.20│1.90║

　　╟─────┼──┼──┼──┼──┼──┼──┼──╢

　　║　合作社　│14.4│4.40│2.80│4.50│5.00│ － │2.60║

　　╚═════╧══╧══╧══╧══╧══╧══╧══╝





　　資料來源：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農村市場基本情況調查》，1954年3月18日。





　　這份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調查報告，實際上是省合作社組織撰寫的。他們搞這個調的目的是為了和私商進行鬥爭，為了用公有商業取代私有商業。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私商大幅度減少。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商基本消滅，再經過1958年大躍進，不僅沒有私商，連商品經濟也沒有了。本來十分活躍的浙江農村經濟也變成了壹潭死水。農民完全被捆綁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沒有其它生路。



二、江華緊跟毛澤東



　　“共產風”不是群眾中自發地刮起來的，而是來自上面。像全國其它各地壹樣，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響了“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





　　浙江省委第壹書記江華對毛澤東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緊、非常快的。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反對這個估計，但事隔不到壹年，在1957年9、10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不經討論，就壹人斷然推翻了這個估計，獨自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華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工作報告。毛澤東12月17日看到了這個報告，於淩晨2時給秘書葉子龍寫了壹封信：





　　請於今日上午8、9時通知舒同、曾希聖、江渭清、劉順元、柯慶施、葉飛、周總理等7位同誌看《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這個文件，在下午1時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沒有這個文件的，由妳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發各人。





　　事後，他又讓《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個報告，還加了很長的編者按。編者按強調“報告的第壹部分所涉的問題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江華的報告為什麽引起毛澤如此高度重視呢？主要是這壹段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獨自壹人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以後，第壹個響應、並較系統闡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華。





　　在向共產主義進軍中，浙江也不落後，這壹偉大的進軍是在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與收縮的較量中開始的。1955年，浙江省農業集體化過急過快，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引發了農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響最大。1955年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認為合作化發展太快了，對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堅決收縮”的方針，從53000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個。毛澤東對此十分震怒，說這是“勝利嚇昏了頭腦”、“犯出右的錯誤”。據說浙江省委當時就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澤東表揚“中央認為浙江省委的方針是正確的。浙江省委對於今春堅決收縮’的錯誤方針所做的批評是正確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專門發文向浙江作檢討，承認“這是壹個重大的教訓”。





　　這說明，在合作化壹場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場是和毛澤東壹致的。這無疑會加強浙江省委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信心和決心。





　　浙江省委不僅在1958年大講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是在“大躍進”失敗後的1960年，在農民處於極度饑餓的情況下，浙江省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還吹得很響。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浙江省委第壹書記江華以《高速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靈魂》為題，向全省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作報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氣，向聽眾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個世界、兩個體系存在。壹個是資本主義世界，壹個是社會主義世界；壹個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壹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是客觀事實，連瞎子也會看到。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壹切都要貫穿著共產主義思想，用共產主義思想來建設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因此，要不斷地進行改造，用不斷革命的思想來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壹種是停止在社會主義階段，要鞏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鞏固壹個時期是可以的，長期鞏固或永久鞏固是不行的，那是違背馬列主義辨證法的。社會主義建成了，還要不斷前進。第二種是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不滿足於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前進，把共產主義建成為止。第三種是把社會主義開倒車。在這三種思想中，我贊成第二種，要不斷地向共產主義前進。





　　1953年，毛澤東在北京批評了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社會主義過渡。1960年，江華在杭州批評了“鞏固社會主義”新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這大概是對毛澤東的“緊跟”和“活學活用”吧。就在江華高呼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前後，各地饑餓的報告頻頻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華新大廳，江華在向縣委第壹書記的講話中說：





　　人民公社壹定要過渡，不過渡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國家有兩種所有制：壹種是集體所有制，壹種是全民所有制。這兩種經濟基礎長期並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說過，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兩種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並存。必須把這兩種所有制向單壹所有制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怎麽過渡？江華說：“第壹步由基本生產隊所有制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變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變成單壹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廠壹樣。”鑒於“共產風”帶來的災難，江華要求縣委書記們不能急於過渡，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創造過渡條件，並且開出了過渡的時間表：“第壹步過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時間，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華在這次講話中再三強調，要搞好向共產主義過渡，面臨著“誰戰勝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我們的目標，不戰勝資本主義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提出在這場鬥爭中要“依靠貧農、下中農（下中農包括新的、老的），團結經過改造的富裕中農。現在地主、富農在大多數地方搞臭了，現在就是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包括老的新的），他們中的壹部分對我們有抵觸情緒。我們要團結中農裏面大多數經過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願意改造的少數中農，特別是上中農”。他要求縣委書記：“妳們回去查壹查，每個生產隊，是不是貧農占優勢？是貧雇農當家還是富裕中農當家？”他還要求縣委書記們要敢於改造自然，他舉例說：“四川有壹種茅草和麥子交配，壹個麥穗長1500粒。牛和豬交配，生下豬來就是幾十斤。”





　　省委領導人旗幟鮮明的講話，黨報黨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宣傳，使浙江省的“共產風”連年不斷。自1958年以來，浙江省較大的“共產風”刮了三次。第壹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鄭州會議以前。當時，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熱衷於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現了大量的“壹平二調”。鄭州會議以後，根據中央精神，批判了“共產風”糾正“壹平二調”。但長期灌輸造成的共產主義情結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產風”，以辦水利工程、大辦畜牧場、大辦社隊工業的名義，再次大搞“壹平二調”。1960年，為了“加快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這種行為可以從上面引用的江華講話中找到理論根據），大力發展公社經濟，提高公社的經濟實力，又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糧食、現金和物資。據1961年3月統計，公社化以來，全省壹平二調的總金額共達20184.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被無償“調去”36元多。平調的有土地、勞動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現金等。當時農民壹年的純收入平均不過幾十元，36元是壹個不小的數字，“調去”的不僅是當年農民的收入，還把農民過去的家底也調走了。這裏說的“調”實際就是掠奪。這種掠奪，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破壞了生產力。





　　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吃飯不要錢”。浙江省“吃飯不要錢”是靠“大辯論”推動的。建德縣大洋公社衛星生產隊地處山區，只有154戶、695人。1958年，“由於糧食大豐收和共產主義宣傳教育以後，廣大群眾思想覺悟大提高，進壹步激發了社會主義積極性，紛紛要求實行吃飯不要錢。但有壹部分幹部和群眾存在著右傾保守情緒，他們對糧食估產過低，認為吃飯不要錢沒有條件。”生產隊黨支部根據公社黨委指示，及時引導群眾開展辯論。“在辯論中極大部分社員擁護吃飯不要錢，但也遇到少數社員（主要是富裕農民）的反對。通過辯論，駁倒了富裕農民反對吃飯不要錢的種種論調，不僅在兩天內完成了糧食征購任務，壹致擁護吃飯不要錢。經過公社黨委的批準，立即宣布吃飯不要錢。”





　　共產主義強調有計劃的生產，而“周密的計劃”必須指揮權高度集中。生產上的瞎指揮是生產指揮權高度集中的必然產物。像全國各地壹樣，自1958年以來，生產上的瞎指揮在有些地方已經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農村幹部打罵農民，扣飯的情況相當普遍。壹些地方農民和處境十分悲慘。平湖縣新埭公社黎明生產隊的支部書記自稱“小皇帝”，他和生產隊長、副支書三人隨意吊打、捆綁農民、不給飯吃、任意扣罰、抄家。據不完全統計，僅1959年被他們處以打、吊、跪、關、凍、扣、罰、改造、沒收、抄家，不給飯吃的有91起，有的農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員沒有口糧，他們卻向上級謊報有糧食，還挨戶搜查，把能吃的東西全部沒收。因而餓死30多人。





　　溫州地區永強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眾大會上重點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遊街的2　人，罰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該社永新大隊總支書記韓某，將買賣500斤蕃薯的壹個婦女戴上四頂高帽，帽上寫著“套購蕃薯500斤在輪船碼頭上掛了牌，叫她自己敲鑼，叫她女兒在壹旁喊：“我母親套購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學她樣。”金化地區蘭溪縣遊埠公社萬善大隊確定了24個批判對象，其中7個是富裕中農，其余是貧下中農。遂昌縣西屏公社水南大隊，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開了11次鬥爭會，被鬥爭的20人當中，罰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傷的3人。這個大隊10月13日在清路召開了四個生產隊的鬥爭大會，將12個鬥爭對象排列跪在兩條長凳上，舉起雙手，從開始壹直跪到結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遙槍托打手臂，從凳上跌下來民兵就用槍托打屁股。南山生產隊毛巖林（中農），因年紀大，從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後罰跪7個小時，身受重傷。這個大隊幹部盧某、蔡某指使生產隊幹部對13小隊的24戶社員逐戶搜查，翻箱倒櫃，共搜走糧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傾鬥爭也是很積極的，曾經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壹，彭即彭瑞林，都是省裏的負責幹部。



三、魚米之鄉的餓殍



　　“共產風”破壞了生產力，高征購拿走了農民的糧食。上級農民留下的口糧已經不多了，到了公社，還要層層克扣。安吉縣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糧時，公社從11個生產隊的供應數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莊生產隊，又扣了4800斤。





　　從1959年春天開始，全省各地的饑荒報告頻頻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轉發了兩個材料：





　　《安吉等縣口糧情況的調查》稱：安吉縣南湖公社全社224個食堂，已有168個停夥，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縣農村食堂吃飯人數263000多人，據5月10日統計，每人每天用糧食12兩（16進位，12兩即0.75斤）以下的占55％；8兩（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馬大隊5月9日到11日，斷糧3天。龍遊縣在農村食堂吃飯的共有20萬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糧12兩以下的占70.7％，8兩以下的占2.8％；海寧縣澉浦公社從春耕生產開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兩稀飯，許多食堂停夥，有的食堂已經散夥。

　　《有些地區糧食很緊張》說，省糧食廳反映：長興縣虹溪公社28個生產隊有27個因斷糧停夥，社員以麩皮、草籽、野菜充饑。平湖縣100多個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兩（即0.375斤），91個食堂無法開飯。余姚縣的橫河、郎下、低塘、四明、環城五個公社口糧很緊，全縣吃青3300畝。部分社員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縣5月1日到7日全縣193個生產隊中，有87個生產隊食堂斷糧停夥。據5月上旬10天的統計，全縣已死亡50多人。據南湖、安城、遞鋪三個公社的統計，患病者有3047人，占總人數的4.2％。嘉興縣部分生產隊斷糧，陶莊公社南王、火星生產隊斷糧。上虞縣東關公社5月16日開始有6個大隊62個食堂斷糧。歷海公社5月17日有26個生產隊斷糧。





　　在浙江省檔案館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報告：





　　1959年5月25日，金華專員公署報告，據蘭溪、浦江、義烏、金華、桐廬五個縣統計，發生大量浮腫病人，僅蘭溪縣4月分就發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興專區安吉縣南湖浮腫病報告，5月10日最高發病人數為1126人，占總人口的4.86％。病情為腳部麻木，全身疲乏無力，以後發展到足背浮腫，二、三天後逐漸腫至膝部，嚴重的腫至大腿及腹部，甚至產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華專署衛生科報告，建德縣浮腫病人大量發生。

　　1959年8月4日，景縣衛生科報告，據對四個重點村調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腫病，有病者占調查人總數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時，瑞安縣人民委員會電報稱：我縣南田、學口、大學、珊溪、黃坦王壺等公社，浮腫病大量發生。僅據南田、學口、大學、珊溪四個公社不完全統計，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溫州專區《衛生工作簡報》稱，近來，瑞安、景寧、平陽等縣發生大量浮腫病，其中瑞安縣8月24日統計，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黃巖縣報告，全縣有浮腫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發生在新橋、三甲、全清天個公社13個生產隊。

　　1960年5月20日，吳興縣人民委員會衛生科《關於浮腫病的通報》稱，從4月上旬以來，我縣開始發現浮腫病人，據6個公社上報數統計，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興縣衛生局《浮腫病防治工作總結》中說，據1－5月份統計，浮腫病發生人數為11873人。





　　除浮腫病以外，浙江省農村還發生了大量的“腸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狀，衛生單位認為，這是由於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亞硝酸鹽中毒，使正常的血紅蛋白變成了高鐵血紅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發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來，全省27個縣市的188個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統計，發病人數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華地區最為嚴重，發病的有11個縣79個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這個專區的蘭溪縣8個公社中就有7個公社發病3869人，死亡131人。發病和死亡的多是15歲以下兒童。另據蘭溪縣遊埠公社調查，全社76個生產隊有68個生產隊發現病人，從3月2日到24日，18天當中，共發現1120例（不包括再發病人），死亡多人。





　　沒有糧食，各級政府號召農民吃代食品。組織農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縣青山公社大裏生產隊1960年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後又多賣了3萬多斤糧食。就“書記動手，幹部帶頭，老農為師，大搞群眾運動，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雞根、野宇麻根、金剛刺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縣搞了番薯藤葉、橡子等代食品二萬二千五百多擔。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黃巖召開的“全省改造落後隊現場會”上講到，落後隊有幾個特征，這就是；病、餓、流、荒、壞、官。病：根據系統29個縣的極不完全統計，從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腫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蕪。壞：是指壞幹部當道。官：是指官僚主義。所謂落後隊，並不是個別的，據路橋鎮調查，占生產大隊總數35.5％。林乎加把這些問題歸罪於“反動勢力復辟”，歸罪於“地主、富農、反革命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摧毀”。他的這壹看法和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看法相似。不過，林乎加這種法比毛澤東早了半年多。





　　雖然有饑荒，但浙江省還算比較輕的省份，餓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呢？我們還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統計資料作些研究。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中所載歷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歷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3.85萬、6.68萬和1.37萬，合計為11.9萬。另外，根據同書所載歷年人口出生率進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約為113.14萬人。





　　根據《中國人口·浙江分冊》中的數據，用本書“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影響”的的計算方法計算的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0.77萬人，少出生105.17萬人。大饑荒對浙江人口的影響為二者之和，即116萬人。



四、爐頭生產大隊：從富裕到饑荒



　　浙江省衢縣石梁公社爐頭生產大隊原來是萬田鄉的壹個自然村，距離縣城只有幾公裏，人均耕地1.4畝，高於平均水平。這裏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壹個富煦豐足之地。1953年這裏有兩個互助組，1954年，兩個互助組發展為兩個初級農業社。1955年，這兩個初級社在超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之後，平均每人口糧650斤，每個勞動日分紅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紅和家庭副業收入）。





　　這樣壹個豐衣足食的地方，從1956年以後，很快進入貧困，進入饑荒，而且出現了餓死人的悲劇。





　　問題是從1956年成立高級社開始的。當時，這兩個初級社和萬田鄉的其它12個初級社合並為1116戶的高級社（壹鄉壹社），稱為勝利高級社。開始，爐頭的農民認為自己的收水平較高，與其它初級社合並要吃虧，不願意合並。但上級領導認為“合作社愈大愈優越”，逼爐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們在爐頭河灘上築了壹道防洪壩，故意在爐頭方向留了壹個缺口，威脅爐頭：“不參加大社，管叫爐頭村變成爐頭灘！”爐頭被迫參加大社以後，就來了壹個土地大調整，上百畝好的水田被調出。在年終分配時搞“窮富拉平”，爐頭農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農民說：“泥鰍黃鱔壹樣長，多產不多吃，多做不多分，還有什麽勁頭搞生產！”





　　面對社員生產積極因素不斷下降情況，高級社的領導人不分析原因，不糾正平均主義的錯誤，卻期望用高壓的手段來提高生產積極性。1957年整風之後，他們制定了《勝利高級社勞動紀律》，規定多大年齡的人必須做多少工分，只能超過，不能短少。要服從領導，聽眾指揮，農活不合幹部標準的壹律返工。不經組長或隊長批準，不得外出。違反勞動紀律、不服從分配的要罰款或扣除口糧。從此，幹部不僅掌握了社員的勞動權，還控制了社員的吃飯權。





　　1958年8月，縣委又在這裏重點試辦“共產主義公社”，又把周圍的5個高級社合並了進來，組成了壹個1639戶，長12裏、寬7裏的大核算單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來的“共產主義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萬田生產大隊。這壹年自留地歸公了，社員家庭飼養的豬、蜜蜂等都歸公了，做飯的鍋收去大煉鋼鐵了，竈拆去做了肥料。勞動力大調動，土地大調動，農具大調動，房屋大調動，社員說，這壹年是真正的“共產年”。主要勞動力都調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當時還大搞“吃飯不要錢”，其它生產隊來吃，小學生來吃，中學生來吃，過路人來吃，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個月。





　　1959年上半年，傳達中共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聽說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養豬了，社員很高興，有的真的養了豬。可是到了12月，管理區（在公社和大隊間的壹個管理層次）大搞千頭養豬場，把社員新養的50多頭豬全收走了。群眾說：“共產黨是上半年騙，下半年變”。





　　為了達到公社下達的出勤率指標，大隊幹部把社員都趕下田，讓食堂把粥桶擡到田頭，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頭吃飯。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頭才能吃到飯。在田間的人必須通宵達旦地幹，下雨也不能回家。幹部守在路上，見誰回家就打，連餵奶的婦女也不準回家，孩子在家裏哭，媽媽在田頭哭。對於不聽話的社員輕則罵、扣飯，重則吊打，每次開會，遲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罰跪。管理區私設的監獄，先後關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區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為氣溫低，不是谷種爛了就是秧苗爛了，爛了補，補了爛，壹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還是荒了100多畝田。僅這壹項爐頭就損失稻谷兩萬多斤。原來爐頭的100多畝番薯是種在村西的橋頭山上，那裏的土質適宜番薯生長，管理區為了成片種植，硬讓爐頭把番薯種在東面的白塔山上，結果沒有收成，損失了三萬多斤番薯。管理區要求密植，還規定株距為5×2，社員覺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區的總支書記發現社員沒聽他的話，就壹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員的頭發，狠狠地將他按在水田裏，命令大家把秧拔起來重插。如果上級幹部來檢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歡迎，還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幹凈。1960年雙季稻收割時，公社書記來檢查，管理區就從爐頭抽180個勞動力去蔣家灘二裏長的大路上拔草，誤了收割，損失糧食15000多斤。





　　共產風，瞎指揮，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產量連年下降。但是，大隊上報的產量數卻是連年上升。1959年，爐頭大隊產量實有34萬斤，比“三包”產量53萬斤少了40％，大隊上報的“核實產量”卻是72萬斤。年終分配時，為了掩蓋謊言，讓會計專門做了壹個“超產糧”分配方案，把虛報的數字分配到每戶的帳上，作為社員口糧。1959年，全大隊需要口糧265800斤，種子33700斤，只能賣糧51300斤，由於浮誇，壹下子賣出了127675斤，還上交儲備糧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隊數千斤。到了1960年2月開始，連續三個月斷糧。7月夏收後，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庫，大隊集中全部勞動力，連夜收割，脫粒，連夜挑送糧庫，社員得不到糧食，以致秋收後又斷糧20多天。在斷糧期間，只有下田的勞動力每天4兩米（相當於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給。只能以樹皮、野草、樹葉充饑。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不少人活活餓死。貧農邵根福的妻子臨死時還掙紮著用筷子刮著空碗，說：“給我吃點飯呀！”貧農邵雙土27歲的妻子因為把蘿蔔省給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腫病死了。貧農邵石儂餓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腫病，壹個4歲的孩子得了幹瘦病，雙腳癱瘓了。邵石儂餓死時，有人告訴大隊長周某，周卻說：“人多了要吃飯，多死幾個就好了。”貧農邵渭才，原來是初級社社長，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後死亡，只留下4個孤兒。





　　經過幾年的折騰，糧食產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隊產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員的平均口糧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數57斤。



五、富裕路橋鎮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國改革研究會在臺州召開年會。會議期間，我們參觀了這裏的工廠和商場。在飛躍縫紉機廠，參觀者嘖嘖稱贊這裏的設備和管理，我用手摸壹摸車間的油漆地面，手面壹塵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業記者，到過的工廠少說也有上千家，像這樣先進的工廠是很少見的。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繼寶創建的飛躍集團的壹部分。2000年飛躍集團銷售額達15.13億元，飛躍牌縫紉機60％外銷，出口到國外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16個國家設有17個銷售公司。我們還參觀了星星電器集團，這家公司2000年銷售額達13.1億元。在路橋小商品市場，市場的規模和商品的豐富令人嘆為觀止。參觀完了以後，我們在路橋大街邊等車，看到寬闊的街道和繁華的商業，大家對這裏的富裕和發達贊嘆不已。





　　誰也不會想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裏曾是餓殍遍地。可見制度稍有松動，政府對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壹個地方的面貌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路橋鎮公社共轄31個大隊。據1961年省委工作組調查其中，洪洋、張李、方林、楊家、應家、李家、上馬、古嶴等11個大隊是落後隊，占大隊總數的35.5％。有章楊、永躍、龍頭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個大隊是先進隊，占大隊總數的29％。剩下11個是壹般隊，占大隊總數的35.5％。這11個隊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風、洋洪、洋葉、洋張、競爭、肖謝、肖王、洋官。





　　落後隊的特點是，生產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員生活十分困難，餓、病、逃、死、荒的情況非常嚴重。壹般隊的生產下降幅度比前壹種小壹些，社員生活沒有前壹種困難，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況。如戴家大隊，1960年和1958年比較，糧食產量下降15.3％，總收入下降了8.5％，發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員被大隊長吊打過，22名社員被扣過飯。先進生產隊糧食產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鎮最好的尖子大隊是章楊大隊，雖然也吃不飽，但用糧有計劃，瓜菜多，全隊只有6個浮腫病人和8個婦女閉經。沒有發現非正常死亡。先進隊不是沒有問題。章楊大隊自1959年以來，集體的糧食和錢款大量被盜，壹直沒有查出，群眾認為大隊幹部、食堂主任、會計、糧管人員嫌疑最大。





　　落後隊社員的生活十分悲慘。如方林大隊，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糧只有255斤。倒掛戶（即勞動了壹年還欠集體的錢）占總戶數的96％，平均每戶倒掛76元。兩年來，全大隊只出生了12個小孩，死亡人數卻有60多人。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腫病死亡17人，幹瘦病死亡14人）。社員變賣財產相當普遍。賣得少量的錢到路橋鎮上買菜維持全家生命。兩年來，社員賣掉20間房屋全部拆了，有9間房屋拆了壹半，有96間房屋拆了壹部分，還出賣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為什麽在同樣的條件下，不同的生產隊的饑荒嚴重程度不壹樣呢？調查者將路橋鎮最好的隊章楊大隊，和落後隊利豐大隊進行了比較。這兩個大隊相隔壹裏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區，自然條件和原來的基礎差不多。為什麽在饑荒程度上出現了差別呢？





　　“共產風”刮的程度不壹樣。章楊大隊在1958年刮了壹陣“共產風”，1959年在傳達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對“壹平二調”拿走的東西還進行了部分退賠，以後再沒刮“共產風”。利豐大隊從1958年開始，“共產風”壹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資和勞動力，社員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兩個大隊在1958年都實行了“供給制”（實際只在糧食方面），但1959年以後，章楊大隊，減少了供給制的比例，而利豐大隊供給制的比重壹直比較大，自從辦公社以後就取消了評工記分制度。





　　生產小隊的穩定程度不壹樣。自1958年以來，章楊大隊對其所屬的生產隊沒有進行調整，生產隊的人員、組織和生產資料比較穩定。而利豐大隊對其生產小隊兩年變動六次。每次變動，都把土地、耕牛、農具、勞動力打亂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農具損失很大。





　　生產上瞎指揮的嚴重程度不同。路橋公社對這兩個大隊都有瞎指揮。但章楊大隊的社員采取了壹些變相抵制的手段。大隊幹部對於社員的抵制“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因而減少了壹些損失。而利豐大隊的幹部執行公社指揮很堅決，社員無法抵制，因而損失很大。





　　浮誇風的程度不壹樣。章楊大隊在上報生產進度、勞動力出勤率、施肥數量、估計產量方面也搞浮誇，但在上報分配糧食產量、接受糧食征購任務時，盡可能討價還價，浮誇的比重要小壹些。而利豐大隊浮誇嚴重。1957年糧食減產8％，卻上報增產10％，1958年畝產810斤，上報1440斤，1959年畝產650斤，上報1019斤。1959年糧食減產7萬多斤，征購任務卻增加了16萬多斤。





　　這兩個大隊的幹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貪汙行為。





　　由於以上種種不同，這兩個在隊的社員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楊大隊雖然也有饑餓，但只有少數的患浮腫等營養不良的疾病，沒有餓死人。利豐大隊的社員就很悲慘。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豐大隊糧食畝產量下降下32％，總產量下降了31％。社員每戶收入下降了68％，社員口糧標準下降了31％。據1960年4月調查，有189人患病，占總人口的26％，其中患浮腫病的50人，幹瘦病的28人，青壯年婦女閉經的32人，子宮下垂的36人，小兒嚴重營養不良的13人。兩年內死亡88人，占總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兩年內出生的只有24人。由於無法生活，有夫之婦帶著孩子改嫁的12戶（不辦離婚手續），把子女送人的8戶，結婚的只有壹戶（大隊保管員，有貪汙行為）。





　　1958年以後的兩年內，被幹部吊打的社員有28人，被擰耳朵的有175人，罰工分、扣飯票的有192戶。1960年1月，社員陳開林看到幹部大吃大喝，說了幾句不滿的話，黨支部副書記大隊長王某帶幾個人半夜敲開陳開林的門，把陳拉出去，讓他脫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躍進灰”（用稻草燒泥塊作灰肥），陳不去。就拉到大隊辦公室，說要送管理區，陳開林的妻子堅持要夫妻子女壹同去，幹部沒有辦法，罵了壹頓才罷休。1960年7月，13歲的男孩林應彩釣了兩斤黃鱔，大隊長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應彩到黃巖城裏討飯，被王碰見，說是“給利豐大隊丟面子”，當場打了兩個耳光，並把林帶回來，用傘柄打了壹路。帶回後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綁在椅子上兩個小時。1960年10月，社員陳小友偷吃了幾塊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糧，陳已懷孕8個月的妻子帶著5歲的兒子外出討飯，下落不明。





　　這個大隊從1949年到1958年，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後，特別是1959年和1960年兩年，由於糧食減產、收入減少、征購任務增加，農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普遍出現吃草、吃糠、餓、病、逃，不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社員說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賣家具多、送兒送女多、婦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討飯的多、偷竊多。從社員蔡廟壽的變化可見壹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個勞動力，家裏生活比較殷實，大小家具齊全。1959年春，口糧不足，為了買番薯絲吃，出賣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織布機壹部，4元；銅火爐壹個，3元；銅盆壹個，2元。1959年9月11日，大兒子蔡小玉因浮腫病死亡，留下老婆和兩個小孩（壹個8歲，壹個4歲）。二兒子蔡小頭患了嚴重的浮腫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沒有吃的，為了到路橋買壹角二分錢壹斤的菜葉，壹角五分錢壹斤的番薯藤，再賣家具：共賣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賣光。1960年3月，大媳婦帶兩個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從1959年到1961年，為了買吃的，利豐大隊有190戶（占總戶數的87％）變賣了家具、農具、衣服，有51戶（占總戶數的23％）拆房子賣磚、木料。



第十章　大饑荒中的雲南



　　2002年12月，為了調查雲南省在大饑荒中的情況，我乘波音737從北京飛到雲南省會昆明，整整飛行了3個半小時。在1958年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從昆明到邊疆壹些縣還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見雲南離中央政治中心多麽遙遠！但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央政府的權力和意誌，也施加到雲南這樣壹個多民族邊疆省份的每壹個角落。邊疆少數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紅旗”的災難，也不能逃脫饑餓和死亡。表10－1記錄了大饑荒年代及前兩年雲南省的人口變動。表中的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國人口·雲南分冊》壹書。這些數據是雲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饑荒期間雲南人口變動（單位：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壹）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總計





　　┌─────┬────┬────┬────┬────┬────┬────┬────┐

　　│　　　　　│　1956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年末總人口│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

　　├─────┼────┼────┼────┼────┼────┼────┼────┤

　　│出　生　率│　34.75 │　23.61 │　20.94 │　24.19 │　19.40 │　39.71 │　43.15 │

　　├─────┼────┼────┼────┼────┼────┼────┼────┤

　　│死　亡　率│　15.22 │　21.62 │　17.96 │　26.26 │　11.85 │　10.85 │　14.14 │

　　├─────┼────┼────┼────┼────┼────┼────┼────┤

　　│非正常死亡│　15.12 │　 8.28 │　24.04 │　47.44 │　　　　│　　　　│　　　　│

　　├─────┼────┼────┼────┼────┼────┼────┼────┤

　　│少出生人口│　28.53 │　33.96 │　27.60 │　36.50 │　　　　│　　　　│　126.59│

　　└─────┴────┴────┴────┴────┴────┴────┴────┘



　　此表疑有遺漏，但無原著校對，此表數據請確認後使用。









　　根據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可以計算出（計算方法見本書“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影響”壹章）大饑荒期間，雲南省人口變動情況，即非正常死亡近50萬人，少出生人口近130萬人。表10-1中最下面兩行就是本書作者計算的結果。當然，這是用官方數據計算的，實際情況要比這個數據要嚴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研究的結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雲南非正常死亡80萬，死亡率為4.2％。他沒有考慮雲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壹、從刀耕火種到共產主義



　　由於考慮到雲南的特殊情況，新政權接管雲南以後，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沒有采用內地那種對地主進行殘酷鬥爭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而是實行“和平協商土改”。和平協商土改的政策原則是：“在保證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基本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對少數民族地主從政治上、經濟上作了適當讓步。”“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廢除高利貸剝削，不分其它財產，並保留與農民同樣壹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殺，除現行犯以外不捕，並壹般不剝奪政治權利等”。邊疆地區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說是和平協商，實際上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進行的。和平協商土改分幾個階段：第壹階段是交待政策、發動群眾，組成農民隊伍；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這壹階段要向地主階級進行“有控制的、有領導的面對面的說理說法鬥爭，全面揭發地主階級的罪惡”；第三階段是沒收征收土地；第四階段是分配土地。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以後，地主富農不敢請工，也不敢拿糧食到市場上去賣。農村借貸關系也停止。壩區（雲南稱山間盆地裏的小平原為“壩子”）和內地歷年有大量糧食流入邊疆和山區，1956年，因壩區和內地土地改革，流入邊疆的糧食大量減少。再加上沿邊壹線邊防工作加強，1956年3月以來部隊向邊沿壹帶推進以後，邊民出國幫工和購糧也大為減少，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農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來，邊疆地區糧食問題十分緊張。思茅地區1956年5月糧荒開始露頭，六、七月份更為嚴重。各地均發生農民到區政府和駐軍部隊要糧食的情況。由於糧荒，瀾滄東回區磨界寨“壞分子企圖煽動群眾搶劫區政府”，後因及時發覺而制止。酒井區大卡竜鄉群眾私自開倉分了糧食10多擔。募乃糧庫從4月下旬到7月8日，發生偷糧搶糧事件22次。瀾滄東河區還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為此，思茅地委在半個月間連續兩次發出解決糧食問題的緊急指示。





　　在1958年大躍進以前，由於農村政策挫傷了農了的積極性，加上征了過頭糧，雲南農村就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雲南省紀委1955年3月的壹份報告中說，1952年思茅縣龍潭、壩溜兩區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龍潭105人，壩溜101人）。這個事件壹直拖到1955年才作處理。臨滄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報告說，臨滄縣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個月時間內，發生了因缺糧而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事件發生在三個區26個鄉的範圍內，因饑餓而致死的有110人。原來屬余糧戶和自足戶，因國家多征購了糧，又沒有及時供應而餓死的占死者總數的占49.9％；原屬於缺糧戶，雖有糧票而無錢購糧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勞動力極差而無人關心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8.18％；原是自足戶因吃糧計劃不周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29％；因基層幹部貪汙了糧票和救濟金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糧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總數的4.54％。因此，群眾普遍產生不滿情緒。有的說：“共產黨領導好，把人餓死了。”“過渡時期是餓肚時期。”四區鬥角鄉餓死人丟在河裏。家屬說：“共產黨真偉大，餓死人拿去堵河壩。”





　　臨滄地委上述報告說，在這壹時期內，因缺糧使偷盜事件普遍發生。據14個鄉調查，被發現有偷盜行為的有188人。因偷盜被吊打、鬥爭、遊街的，據不完全統計就有163起。另壹方面，外逃、求乞、出賣農具、家具，甚至賣兒賣女的也不少。鬥角鄉貧農謝廷楷以兩元錢出賣了獨生子（後又贖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兩個區插秧被推遲兩個節令。





　　報告說，出現餓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糧食征購任務上存在“偏差”。死人問題最為嚴重的是四、五兩個區。第四區1955年的征購任務為4975000斤，相當於1954年實績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區1955年的征購任務為4075000斤，相當於1955年征購實績2930081斤的1.39倍。征購任務太重，不得不對采取強制手段，層層施加壓力。因而出現了逼、擠、搜、鬥、打等違法亂紀的現象。五區平村鄉工隊幹部半夜三更背著槍，點著火把，帶著運糧隊伍到群眾家中搜查，貧農交不出糧的打欠條，富農交不出糧就現場鬥爭。富農王中富被打斷三根肋骨，他的兒子被打成殘廢。





　　臨滄縣1956年餓死人的事件壹直拖到1957年才處理。這個情況壹直被壓在地委以下，沒有向中央匯報。





　　雲南省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土地改革比內地晚了幾年，農業生產技術十分落後，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還沿用刻木記事、結繩丟豆記數，不會算賬，完全不具備辦社條件，但是，土地改革剛剛結束不久，政府就不顧生產力水平的狀況，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到1957年底，雲南省有初級社3015個，高級社18557個，共計21572個，加入初級社和高級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開始並社、擴社。到公社化前，農業合作社並為18943個。經過9、10兩個月的公社化運動，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了833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為301萬戶，占農戶總數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剛掛上農業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換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邊疆民族地區變換得更快，壹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協商土地改革，土改結束後才創辦起來的互助組，很快就被初級社、高級社所取代，緊接著又變成了人民公社。當時稱這種現象為“壹年內實現兩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又說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雙管齊下，壹箭三雕，三步並做壹步走。”。就連原來處於原始公社末期的壹些少數民族，也“壹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規模壹般在3000－5000戶，最大的公社有3萬多戶。在公社化過程中，原來合作社的財產壹律轉為公社所有。農民私有的牛、豬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後的竹林、果園壹律折價入社。說是折價，實際只算原價的50％，而且大部分沒有付款，完全是無償剝奪。雲南邊疆的少數民族歷來把牛當作財富的象征，公社化強行將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數民族的強烈不滿。





　　隨著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辦了起來。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建立了98572個公共食堂，參加人數達1220多萬人。大辦公共食堂並不是完全自願的，有的地方強制取消壹家壹戶的夥食，有些地方還沒收農戶的小農具，甚至將農戶的鐵鍋砸碎，集體、私人的糧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區（大隊）為單位合辦公共食堂，有糧食的生產隊和沒有糧的生產隊在壹起吃大鍋飯，宣布“吃飯不要錢”。在居住分散的地區，社員每吃壹頓飯要翻山越嶺，少則走四五裏路，多則走十多裏路。





　　在人民公社化過程中，“五風”猖獗，對農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據雲南省委統計，從1958年到1961年，全省無償調動的勞動力不下5億個工作日。無償占用和調用的土地約有245萬畝，約占全省耕地面積的6％。平調的牛、馬、騾、驢大牲畜約60萬頭，拆除農民住房100萬間以上，另外還無償占用農民住房100萬間。與此同時，強迫命令和瞎指揮風盛行。在高寒山區，不讓種適合這裏氣候的蕎麥，改為不適合生長的玉米，稱為“革蕎子的命”。對西南邊疆地區，不準在旱田旱地裏種適合這裏氣候的旱谷，改為不適宜當地的雜糧，稱為“革旱谷的命”。為了推廣三輪三鏵犁，強行火燒老式木犁。為了爭先進、搶進度，動輒命令群眾割掉沒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規格”的幼苗，進行改種或重種。對不執行或沒有按基層幹部意誌辦事的扣工分、扣口糧、打罵，甚至動用各種刑罰。



二、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雲南階級鬥爭的弦壹直繃得很緊。農業集體化和糧統購統銷是在緊張的階級鬥爭氣氛中進行的。說“階級鬥爭是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的強大動力”，實際是說，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推進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





　　1957年，在全省農村進行了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這場鬥爭於1957年8月在雲南內地108個縣（市）展開。8月底的不完全統計，鬥爭了9153人，捕了1342人。這場鬥爭“生動有效地批判了農村中的右傾思想。”鬥爭的結果，“壹是合作社的勞動出勤率和勞動質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糧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場物價開始穩定；四是基層幹部大大出了氣”。省委準備在這次鬥爭中，鬥爭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個別判處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數之內。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開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1957年6月22日開始，雲南開展了反擊右派分子的運動。1958年4月起，全省又開展了“反右補課”運動。這兩次共劃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參加運動人數的4.8％，其中，黨內右派分子1795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數的3.6％，共青團內右派1616人，占參加運動的團員數的3.72％。在右派分子中，縣處級以上幹部158人。在1795名黨員右派中知識分子幹部1418人，占78.55％，地下黨幹部1221人，占67.97％。國民黨起義將領導龍雲、副省長龔自知、省人民委會委員安思溥、楊克誠、謝崇文、宋壹痕、秦淑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給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和行政處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國營農場勞動改造，壹部分人被判處徒刑。此外，還對上萬名被認為有“右派觀點”或“站在右派立場”的幹部進行了批判，他們雖然沒有戴帽子，也長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視。





　　在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又在全省開展了肅清“地方主義”的運動，嚴厲批判了“地方民族主義”，劃出了壹批所謂“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在雲南省，批判地方主義這不是第壹次。1954年就批判過鄭伯克的地方主義。地方主義當時的主要表現是，在人事上，主張幹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強調地方情況特殊化。批判地方主義的鬥爭，不僅在雲南省，在山東省、廣東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開展過。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義的鬥爭，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極權政治體制的壹個重要步驟。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雲南省委召開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揭批所謂“鄭敦、王鏡如為首的反黨集團”。21日，會議通過了“開除鄭敦、王鏡如黨籍的決議”。鄭敦是省委組織部長，王鏡如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他們的罪狀是：“實行地方主義、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修改黨的全部組織原則，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取消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認為形勢‘漆黑壹團’，說當前存在‘十大緊張’、‘十大矛盾’；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地、富、反、壞、右大聯合，雖他們的階級基礎”。現在看來，他們和省委第壹書記謝富治等領導人不僅在幹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們對1957年以來的形勢持不同看法。在各專區和縣，也相繼揪出壹批“鄭王反黨集團”在當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們的“釘子”和“爪子”，株連了壹大批幹部。1979年4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為“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損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躍進高潮以前的壹系列階級鬥爭，多數是人為制造的。殘酷的鬥爭，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再也不敢講真話，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再也不敢批評黨員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從而為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的浮誇風掃清了障礙。也形成了對上盲目服從、對下獨斷專行的惡劣作風。大躍進中的“五風”就是這樣形成的。



三、農業、工業齊躍進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號召下，雲南省掀起了以興修水利和積肥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興修水利的出工人數達200萬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總人口為1896.78萬人，其中男女勞動力總共約750萬人）。原來沒有積肥習慣的壹些少數民族，也移風易俗，修廁所，蓋豬廄，大搞積肥。1958年群眾性的修築公路也形成了高潮。當年全省興建公路7000多公裏，雖然等級很低，但也算改變了許多地方交通閉塞的情況。這些通過政治動員而發動的群眾運動，雖然起了壹定的積極作用，但將農村勞動力的精銳部分調離農業生產第壹線，影響了農業生產，也使農民處於勞動強度極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雲南省在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已經受到批判“馬鞍形”的影響，在幹部中存在急躁冒進的情緒。雖然當時雲南省委對形勢的分析還是比較冷靜，如糧食產量，原計劃“二五”時期末要達到200億斤，省委確定的原則是，算賬可以算200億斤，爭取完成可能是190億斤，按180億斤往上報。實際上180億斤也偏高（1956年糧食產量最高，為120.27億斤）。接著是全國反右傾保守，使“大幹快上”的溫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雲南日報發表題為《革命幹勁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論，提出“躍進，再躍進”。省報的社論是代表省委的聲音，更是代表省委第壹書記的聲音。





　　1月13日，中共雲南省委辦公廳向雲南各地、市委傳達省委第壹書記謝富治提出的農業大躍進指標：壹，原來提的10年實現的水利化計劃3年完成；二、這3年要為80億到100億方水奮鬥；三、3年內基本消滅平壩區和半山區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區坡地為梯地1000萬畝。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上半月各省農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計劃的實現情況，雲南省僅實現計劃數的217萬畝的12％，在全國倒數第壹。中共雲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動，於1月17日召開全省電話會議，發出緊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幹勁，反對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計劃指標。到1月下旬，各地報省的水利計劃從原來的540萬畝提高到1025萬畝。全省投入水利的勞動力由每天的200萬人提高到263萬人，占全省勞動力的35％。在工地上的農民，每天都勞動10小時以上，通常都幹14－15小時。省委還提出“春節不下工地”的口號，民工只好不回家過年，在工地上連續苦戰。





　　1958年2月4日，《雲南日》發表《在生產大躍進進中，要做徹底革命派》的社論，說：“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在新的革命浪潮裏，是做徹底革命派呢、還是做改良派、妥協派、現狀維持派呢？是做促進派呢，還是做促退派呢？這是檢驗壹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這裏把對“大躍進的態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雲南日報》發表了《堅決地幹，大膽地幹，徹底地幹》的社論。社論說：“大躍進的形勢，就像奔騰在鐵軌上的火車壹樣，顯示出歷史的必然性；農業、地方工業的高速度增產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壹樣，萬事俱備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把徹底革命派、促進派與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現得最顯然不過了……要清楚地看到，我們是處在高潮當中，必須經常克服右傾保守思想，這已經具有規律性了。”社論尖銳地批評了壹些人對形勢的觀望、懷疑態度。這個社論，對當時本來已經過熱的形勢，起了推波瀾的作用。





　　像全國各地壹樣，雲南的大躍進不僅表現在水利建設中，也表現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間，發動了以盲目追求過度密植為中心的“大面積高產運動”。不管各地區是否適宜，都要求達到每畝比往年多栽5000－10000叢秧。凡被認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認為是躍進的就“插紅旗”。





　　1958年春，全省開展了積肥運動。在春耕積肥中，許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來的老墻土做肥料。晉寧縣拆除了農民住房的20％。每個合作社都取消了壹兩個小村，合並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個村子。不少社員住房拆除後沒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根據省委指示，先後四次向地、縣兩級發出創高產的通知，鼓勵人們“敢想敢幹，創造大面積的豐產記錄和單產的最高記錄。”（6月18日通知）“省委強調必須放出壹些衛星來稻谷能否放出畝產2萬斤的衛星”（7月22日通知）。“據了解，各地的衛星都是用移苗並栽的辦法，如果時間來不及，妳們搞幾畝或十幾畝3萬斤以上的水稻衛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動。1958年9、10月間，雲南也掀起了“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的高潮。9月6日，《雲南日報》報道畝產稻谷33492斤，此後，各地“衛星”頻頻“上天”。畝產6萬斤水稻，3萬斤包谷，30萬斤薯類，1000斤棉花，5000斤烤煙等，相繼在報紙上出現。這些“衛星”，大大超過了人們常識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後證明都是假話。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謝富治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三年改變全省面貌；三年工業總產值要超過農業總產值，建成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農產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務：糧食產量翻壹番，基本達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產鐵70萬噸，鋼10萬噸。





　　在農業大躍進中，雲南省的邊遠地區，和中原省份壹樣，也開展了以滾珠軸承為中心的農具改革的群眾運動。麗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後，成立了以縣委書記為首的技術革新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由壹名副縣長專管，區鄉也由第壹書記掛帥。邊看，邊學，邊做，邊改進，工效由原來的4－5個工生產壹套滾珠軸承，提高到壹個工生產兩套滾珠軸承。四華鄉壹個鐵匠帶10個徒弟，采用流水作業，平均每人每天生產三、四套滾珠軸承。以縣農具廠為骨幹建立了壹個滾珠軸承廠，29個大鄉中每鄉都有分廠，遍地開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關於當前工具改革的情況報告》中說，截至9月21日統計，全州已完成鐵質、木質的各種滾珠軸承共計329825套，占計劃的16.4％，各種秋收秋種農具480597件。占計劃數的48％。其中收割機775件，脫粒機12000件……滾珠軸承竟有木質的，從來沒有見過機器的大理這個邊遠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機、脫粒機。這顯然是神話。這些滾珠軸承和農業機械是怎樣造出來的呢？這個報告說：“反對單純依靠鐵匠、木匠來改革工具和制造滾珠軸承的作法，充分發動群眾，相信群眾，形成多快好省的群眾運動”“全黨動手，全民動員，人人當木匠、鐵匠，戶戶造滾珠軸承”。“白雲鄉原來只靠30多個鐵匠、木匠，結果時間拖長，任務完不成，後來把工具改革變成群眾運動，僅3天就造出各種畜力車1500多部，同時全鄉都實現了轉動工具軸承化和運輸車子化。”“據大理、臺慶、漾濞等縣反映，制造滾珠軸承沒有材料，群眾就自動將自己的鋤頭、耙、釘耙把、趕面棒、拿出來做滾珠軸承。把棺材板、大門板、吃飯桌等都拿出來制造畜力車。床板、樓板都拿出來做打谷機。漾濞縣麥地鄉由於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滾珠軸承，僅3天時間就造出滾珠軸承11260套。”





　　工業大躍進也出現了奇跡。在省委的號召下，全省的工礦企業數由1957年的3866個猛增為1958年的23110個。半年就增長5倍。有的地區報稱平均每1.05分鐘就建成了壹個廠礦；有壹個縣的鋼廠報稱“僅花兩塊錢就辦起來了”；連刀耕火種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報稱辦起了3600多個廠礦。大辦工業使全省約有100萬個勞動力脫離了農業生產。僅全民所有制職工就由1957年的64.3萬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萬人。





　　和全國壹樣，雲南大辦工業也是以鋼鐵為中心的。由於雲南出銅，所以雲南的提法是“大戰鋼鐵銅”。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萬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萬人，建成小土爐1萬多座，小高爐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達370多萬，全省壹切工作都以鋼鐵銅為中心。全省中小學生全被動員起來回收廢鋼鐵，房屋的鐵門把和下水道鐵蓋也被拆下來化成了鐵錠交任務。





　　在“人人煉鋼鐵，鋼鐵煉人人”的口號下，全省調動了370多萬勞動力參加鋼鐵銅會戰。晉寧縣幸福公社動員了1萬多人去煉鐵，老太婆、娃娃，背著鋪蓋，像逃荒壹樣，走了兩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麽也沒有，只好臨時砍樹搭棚子住。離開鋼鐵銅工地的社員不給飯吃，對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辯論、鬥爭。有5個小夥子和婦女唱山歌，這本是雲南的風俗，工地上的幹部卻說他們調戲婦女把他們捆了起來。煉鐵的土高爐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風箱。做風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雞毛。為了得到雞毛，幹部們把農民的雞殺了。為了得到木板，征來了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爐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數沒有開起來。師宗縣的火箭、富樂兩個公社建爐512個，投產的只有234個，出鐵的只有84個。據省委派往富源縣核算成本的工作組反映，每噸生鐵成本高達2700元到3300元，而每噸生鐵才值160元。





　　工、農業“大躍進”造成了大損失、大躍退。雲南省的糧產量從1958年到1960年連年減產，1960年的糧產量低於1957年，只比1953年多壹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減少了14.3％，生豬減少了15.8％。城鄉居民消費水平1958年後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為71元，1960年為70元。由於大辦鋼鐵銅和大辦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復蓋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於大面積開荒種糧，放牧草場（山）遭到嚴重破壞。





　　1958年全省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產6.7％，卻不敢講真話，虛報糧食產量，這壹年糧食征購數卻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萬斤。1959年糧食產量又比1958年減產6.8％，而征購數又比1958年多7.3億斤。農民的口糧交了征購任務，造成了大規模的饑餓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糧食部的數字，和《當代中國的雲南》壹書所載略有差別，但趨勢是壹樣的。





　　表10－2　　1957－1961年雲南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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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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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

　　║　征　　　購　│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

　　║　銷　　　售　│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

　　║　凈　擁　有　│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

　　║　總人口（萬）│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

　　║人均凈擁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





　　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雲南》。





　　表10-1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後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約30％為口糧。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凈擁有為516.84斤，其中口糧大約有361.79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口糧後，農村人均口糧低於350斤，再加上層層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就更少了。



四、陸良事件──“大躍進”中較早暴露的餓死人事件



　　陸良縣屬雲南省曲靖地區，位於省會昆明市東，距昆明不足200公裏。著名的石林風景區當時就屬陸良縣（現劃歸昆明市）。“陸良事件”以後，接任縣委書記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壹次匯報。孔祥柱匯報時說：





　　從1958年2月初就發生腫病，開始出現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個鄉。小春後有了吃的，腫病開始下降。小春收獲很快吃完，6月20日腫病大量發生。7月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達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從2月到9月，全縣發病33319人次，占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占總人口的2.04％





　　腫病的癥狀是：發病前疲倦無力，頭暈眼花，耳鳴夜盲，四肢發麻；繼則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隨後下肢浮腫，浮腫部分皮膚發亮，神經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蒼白；進而肚子發脹，並有腹水，腫脹及於手臉；多數病人開始腹瀉。這時病人心跳減少，血壓、基礎代謝及體溫都下降，身體消瘦，體重銳減，婦女月經停止，小孩哭不出聲；此時如不及時搶救，數日即死亡。





　　腫病大量發生，明明是饑餓所致，但地委還是責成衛生部門去了解發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衛生局派醫生曹鐘樸和專區醫院院長到了腫病嚴重的西沖和獨木水庫工地，曹鐘樸認定腫病是過度營養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議。由於曹鐘樸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縣委否定了他的結論，還批評了專區醫院院長。他們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曹鐘樸的結論。黨政幹部和醫務人員的不同意見，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發生，因此對腫病原因長期得不出結論，延緩了救援。當然，即使縣裏聽取了曹鐘樸的意見，也沒有能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因為糧食掌握在上級手裏。直到7月份省裏承認疾病和死亡是饑餓所致，才開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匯報中說，距縣城3公裏的茶花鄉最為嚴重，腫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總人口的11.9％。距縣城35公裏的大擠鄉共死亡759人，占總人口的8％，召跨鄉死亡551人，占總人口的10％。馬街鄉死亡965人，占總人口的6.08％。省委檢查組1958年11月20日的《檢查陸良茶花鄉情況報告》中說，陸良縣茶花鄉原有2513戶，因病、餓、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絕的有63戶，現有2437戶。原有人口11204人，現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鄉死亡1610人，占原有總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糧餓死的79人，無糧而餓死的43人，被迫自殺的4人，腫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傷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當中貧農占61.8％，中農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戶，死亡71人，其中當場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陸良糧食不足，是農民鬧糧最兇的壹個縣，縣委被迫放了壹些糧食。事後省委把這次鬧糧當成“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的反撲”，認為縣委放糧是嚴重右傾。在1957年的四級幹部會上，省委嚴厲批評了陸良縣委，並撤換了縣委第壹書記張誌。1958年初腫病發生時，新任縣委第壹書記陳盛年接受前任教訓，不敢說糧食不夠，眼看著農民餓死也不敢要糧，更不敢放糧救人。他還在6月19日的電話會議上緊跟政治形勢說，農村有壹股叫喊糧食的妖風。





　　陸良縣除去公糧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糧、種子、飼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幾個鄉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勞動強度成倍增加。據醫務人員分析，壹個農民在正常勞動情況下，每天需要熱量2500卡，勞動最緊張時需要3000卡到5000卡。過去農民每天勞動六七個小時，大躍進中，增加到12個小時，有時達16個小時。雲南省大米每斤含熱量只有1700卡。沒有油，沒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糧食幾乎是全部熱量的來源。也就是說，農民每天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不到1000卡，而熱量支出達3000卡到5000卡。這是造成腫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發病和死亡人數中，男多於女，老弱多於青壯。壹般是男女死亡比例為三比壹，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為男人幹重活勞動強度大，容易發病。而青壯年大多參加會戰隊，集體吃飯，優先得到糧食供應，抵抗力又強，所以發病較少，死亡較少。





　　省委農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給省委的《陸良縣茶花鄉腫病死人情況調查》中說，茶花鄉現有2434戶，9510人。從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發病4081人，占全鄉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腫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鄉原有人口的14.3％，占現有人口的16.7％。較嚴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戶、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為25％。有的人患腫病後壹瀉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腫反復兩三次死亡，有的腫後皮膚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腫卻幹瘦而死。社員史正富沒有腫，十分瘦，在揀小白菜時倒地即死。30歲的社員王德民因腫病插秧時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員史老秋腫病壹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開始死人時還用棺材、木匣子裝好埋葬，後來用席子卷了擡出去，再後來沒有人擡，用牛車拉，壹牛車拉三四具屍體，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溝、房前、屋後隨便丟。縣委書記孔祥柱還看到壹個塘裏有9個死人，壹條溝裏有幾個。省委檢查組11月20日的報告說，茶花鄉共有土地18817.14畝，1957年產糧526.4796萬斤，1958年產糧381.099萬斤，比上年減少了145.3799萬斤。減產27.61％。1957年人均口糧336斤，還要扣除吃掉的羅蔔（10斤蘿蔔折1斤糧）和已超前吃掉的國家供應指標，到1958年春天，農民能吃的口糧已經很少了。





　　省委書記處書記劉卓甫給省委的報告中說，曲靖專區從2月到8月20日，累計發病人數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還弄不清。陸良原統計3067人，後改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嚴重時，個別母親吃小孩，父親賣兒女。由於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兒，僅瀘西五區就有孤兒150多人。為什麽死人問題拖半年之久？劉卓甫認為，主要是幹部不敢提糧食問題，怕右傾，怕當右派。陸良、瀘西對反映糧食問題的幹部進行過鬥爭和處理。





　　死亡人數僅次於陸良的是瀘西縣。當時瀘西縣也屬曲靖地區（1985年劃歸紅河哈尼族、彜族自治州）。省監委瀘西檢查組向省監委報告：1957年，瀘西縣上報糧食產量10363萬斤，以15萬人口計算，每人應有糧食600斤以上。每人應分口糧400斤以上。這是壹個浮誇的數字。實際上每人只分得口糧245－300斤。（可見浮誇風不是自1958年開始，這是在極權制度下，迎合上級、討好上級的必然現象。－本書作者註）部分群眾1958年2月間就沒有糧食吃，3月份開始發生浮腫病，5月份出現腫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數開始降。據各公社上報數字，到1958年12月底，共發生腫病33203人，腫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無病餓死3336人，共計11775人。占全縣人口的7.34％。全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總人口的12％，中樞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總人口的8％。最嚴重的腳冊、山口管理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20％。有的餓得沒辦法上吊自殺，有的帶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丟在山上，兩天後，小孩在山上餓死，大人在家裏餓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殺死本人投案。





　　路南、羅平、富源、師宗等縣也發生了嚴重的腫病和死人情況。省委檢查組提供的報告說，羅平全縣有22.8萬人口，據縣委統計，1月到8月27日共發生腫病8847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鄉1月到8月28日統計，腫病2267人，占總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總人口的4.2％。“地委書記會議資料之二”中記載，富源縣3月到9月6日，發生腫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縣1－9月共發病12032人，占總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勞動力800多人。馬龍縣3月到9月10日，共發病8608人，死亡1784人。





　　農民除了饑餓而死以外，還因壹些幹部違法亂紀而迫害致死。幹部們怕說自己右傾，寧左勿右，在執行上級任務時強迫命令，打罵農民。陸良縣茶花鄉有129名幹部打過人，占全鄉幹部總數的62.9％。全鄉57個生產隊長，只有6個隊長沒打過人。20個管理區的50名幹部全都打過人。全鄉挨過打的農民有726人，其中貧農313人，中農264人，地主富農94人，打人時幹部打人並不講“階級路線”。20管理區生產隊長邵安柱所在的生產隊，200多名社員中只有5個人沒有挨過打。壹些壞幹部把農民打成殘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糧把人餓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鄉打人最嚴重的19名幹部（處理陸良事件時這19人被捕）共打過536人。被他們當場打死2人，打傷後致死45人，壹二天後死亡的8人，15天後死亡的5人。打殘16人，扣口糧而餓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駭人聽聞。捆綁、吊打、用木頭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刺條、棍棒、扁擔、鋤頭、釘耙等。打人事件多發生在五六月份緊張的抗旱插秧期間。





　　瀘西縣全馬公社647個幹部中，打過人的幹部占40％以上。管理區幹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農民，經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殘6人，強奸婦女1人，逼奸2人。富源縣在春耕生產中，很多幹部任意吊打群眾，還規定不參加勞動的老人和小孩不給飯吃。這個縣的黃泥河鄉4個鄉幹部都吊打過人，社隊幹部有20多人吊打過人，占社隊幹部總數的39％。被吊打的農民有98人，其中，致殘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後死亡11人，逼死2人，關死1人。貧農李小梅餓得偷吃了幾個洋芋和紅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來毒打4小時，成了殘廢不能勞動，將1歲小孩推入河中淹死。壹個小女孩因扳了壹個包谷，竟被砍掉壹個手指。鄉黨支部書記郭某每次開會都說“不打人的是右傾”。社員餓得不能出工，郭說：“沒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裏。中國有6億人，死幾個沒關系。”社員悲哀地說：“人的性命不如壹只小雞。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沒有人擡了。”曲靖縣除松韶、松林兩個鄉外，其它9個區都有鄉幹部吊打群眾、造成死亡、殘廢的情況。麥地社黨支部書記劉某親自打過11人，打死3人。有壹富農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劉用棍子毒打，當場打死在水車旁。壹青年因到食堂吃飯去早了些，劉說：“妳幹活不行，吃飯倒很積極。”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黨總支委員張某親自打了100多人，壹個農民偷吃了幾個洋芋，張用火油將這個農民的手指頭燒掉了壹個。聯合社66個黨員打過人的有52個，其余14個沒打過人的有10個在水庫工地上。社主任周某親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雲南省的問題如此嚴重，中共雲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寫報告。7月27日的報告中說：“據了解，現在8個專區（州）50多個縣發生此病，患者共計11萬多人，已死亡2萬多人。而又集中在瀘西、陸良、馬龍、曲靖幾個縣，發病共8萬多人，死亡1萬多人。僅瀘西就發病1萬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37％。……另外，麗江、大理還有痢疾發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數百人。”這個報告還不敢講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雲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關於腫病死人的檢查報告》稱，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為最嚴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區最為嚴重的是陸良、滬西、曲靖等縣。陸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區死亡總數的67％，占全縣總人口的5.6％。





　　當時的雲南省委第壹書記是謝富治，他原來還兼任昆明軍區司令員。1957年9月27日秦績偉將軍接替昆明軍區司令員的職務，謝富治專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對於各地大量發生腫病死人的情況，謝富治感到害怕。就在壹年以前，鄰省廣西餓死的人數比雲南這次餓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被撤職。現在自己面臨的情況很嚴峻，他現在只有壹個選擇：主動承認錯誤，求得中央寬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壹個報告，匯報了雲南發生的情況並作了深刻的檢查，並重點匯報了省委所做的善後工作及其效果。隨同這個報告，謝富治還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和中央寫了壹份檢討：





　　主席並中央：雲南省腫病死人問題，在省委常委會上，大家都開始作了壹些沈痛的檢討，已另有報告送上。在這壹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誌是做了工作的。由於我個人缺乏完整的群眾觀點，存在片面思想，把領導生產與關心群眾生活對立起來，把保護幹部積極性與糾正錯誤傾向對立起來，在這壹問題上表現了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在腫病的發展過程中，我雖然聽到壹些零碎的情況，但長期未作認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以致措施無力，造成這壹不可挽救的損失。因此，省委所負的責任，主要決定於我個人；應得處分，也應由我負責。





　　這封信中最後壹句話，是謝富治專門寫了壹個條子讓省委秘書長梁治加上去的。這個用紅鉛筆寫的條子至今還保存在雲南省檔案館裏。也許是他這種敢於承擔責任的態度得到了毛澤東的寬恕。11月25日，毛澤東以《壹個教訓》為題，對雲南省委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





　　這是壹篇有益的報告，是雲南省委寫的，見《宣教動態》145期。雲南省委犯了壹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壹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壹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雲南所犯的那樣壹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於教育幹部（主要是縣級，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不善於分析情況，不善於及時用鼻子嗅出幹部中群眾中關於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壹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壹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註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壹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壹）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謝富治不僅順利過關，還官運亨通。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以後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壹個重要人物。謝富治走後，閻紅彥接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毛澤東喜歡重用犯過錯誤、承認錯誤並向他表示忠心的幹部。這樣的幹部最聽話，最好控制。





　　事實上，雲南省委的檢查還是避重就輕。在雲南省所留的資料中，情況比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的要嚴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書記會上，與會者的發言可能更接近真實。17日的發言者說，大理發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發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紅河發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彌勒發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興水庫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殘500多人，自殺7人。21日發言的馬繼孔說；“曲靖松林鄉事件死了幾萬人，沒有人敢反映，雲南日報記者的報道中只說這裏工效高，不說死人。”“松林鄉事件還是鐵道部隊壹個連隊反映的，死了幾萬人。”歐根發言說：“腫病大理特重，其次是麗江、德宏。據11月上旬統計，大理發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現在還有1080人在集中治療。麗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發言中還談到各地組織“學好隊”（實際是勞改隊），大量捕人。劉卓甫發言說：“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歷年都多。”從這些發言中可以看出，腫病死人不僅限於曲靖壹個專區，其它地區也很嚴重。還有壹個死了幾萬人的松林鄉事件，沒有向中央提及。松林鄉事件只散見於檔案的只言片語中，沒有看到全面的記述。毛澤東可能不知道更嚴重的情況，也許知道而故意裝糊塗。他手中有了這些更重要的情況而不拿出來，這對謝富治是更有威懾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謝富治，使謝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於他。



五、“免疫力”難抗反右傾



　　毛澤東在《壹個教訓》中說：“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了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的確，在毛澤東這個批示以後，省委頭腦開始有所冷靜。毛澤東的批示下達以後，省委召開了地、市委書記會議，進行了20多天的整風。經過討論，省委提出了壹些改進措施。11月30日，發布了《中共雲南省委、雲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群眾生活若幹問題的決定（試行草案）》和《中共雲南省委關於保護個人生活資料所有權的通知》。在前壹個文件中，提出了調整勞逸節奏，保證農民必要的休息；除了辦好公共食堂以外，每個社員家庭要有壹套小鍋竈，以便社員熱飯、炒菜、取暖等。後壹個文件宣布：“永遠保護社員個人原來的和分得的生活資料所有權。”私人存款不論數目多少，壹律屬於私人所有，別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歸公有；允許私人培養豬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開了省委第七次全體會議，對1958年的高指標進行了調整，降低了鋼、鐵、銅、糧、棉的指標。除了繼續擴建昆明鋼鐵廠以外，各地興建的小高爐陸續下馬。“大戰鋼鐵銅”時抽調的農村勞動力，陸續回到農村。與此同時，省委果斷決定，邊疆地區停辦人民公社，壹般不辦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辦成初級社和高級社；有不願入社的單幹戶，也應當允許；在壹部分“直接過渡地區”，仍從互助組辦起。但提出邊疆在條件成熟後要向人民公社過渡。對內地的人民公社也進行了整頓，實行了三級所有、以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劃小了公社規模，將原來的800多個公社劃為1281個。公社實行“三包”（包工，包產量，包成本），小組和個人實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時、定質），使得管理混亂局面略有好轉。





　　所有這些調整，在指導思想上雖然沒有根本扭轉“壹高二快”、“壹大二公的”問題，部分調整後的指標仍然是難以實現的高指標，但是，這些調整措施還是起了壹定的剎車作用，使共產風、浮誇風有所收斂。邊疆外逃的老百姓開始大批回歸。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雲南，也卷入了反右傾的激流中，“大躍進”的勢頭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級機關中開展了整風學習運動。從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為重點批判或鬥爭對象的982人，占機關參加運動總人數16304人的6％。有些運動進展較快、鬥爭更為深入的單位，列為重點批判或鬥爭對象的達到8％左右。在這些人當中，廳局長或相當於廳局級的幹部有11人，占這壹級幹部總數的7.7％；17級以上的科處級幹部有222人，占這壹級幹部總數的12.4％；壹般幹部749人，占這類幹部總人數的5.2％。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醫學院院長、長征幹部顏義泉等名列其中。地縣機關也開展了相應的運動，批判和鬥爭的對象比省級機關更多。





　　農村整風整社的風向也隨之轉變，由原來糾正“五風”變為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這場鬥爭中，大批講真話的基層幹部和農民受到批判鬥爭。壹度暫時剎車的“五風”重新擡頭。





　　在反右傾鬥爭的強大沖擊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壹些旨在糾正錯誤的政策，有的停止執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糧食產量200億斤（1957年為116億斤，1958年為108億斤，），鋼25萬噸（比1959年增長40％），鐵45萬噸（比1959年增長21％），銅1.64萬噸（相當於1959年產量的3.4倍）。在高指標的壓力下，“苦戰”、“火燒中遊”等口號又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出現。省委還組織“改造落後工作隊”，到壹些縣進行檢查督促。把辦好公共食堂作為農村高舉三面紅旗、實施持續躍進的突出內容。邊疆地區壹度停辦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復起來。這些使得虛報浮誇、強迫命令、瞎指揮和壹平二調的共產風又有所猖獗。於是，饑餓、浮腫、死人的情況又繼續出現。





　　7月底，省委辦公廳綜合報告：“全省腫病繼續有發展，6月底統計為18000人，7月底發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發展……僅據玉溪、紅河、麗江、臨滄、昭通不完全統計，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數787人，其中文山專區390人，玉溪專區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報告說，今年春耕期間腫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從3月到現在，共發生腫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來，楚雄地區腫病、幹病發展很快，據初步普查的結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縣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縣彌興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彌興公社有些管理區食堂領不到糧食，壹二百人的食堂壹頓飯只給壹二十斤糧食。這個公社大且區小春以後，公糧和余糧沒入庫就吃掉了，上面還緊催公糧任務，管理區就把剩下的57000斤種子全部作為公糧入了庫。從7月17日起，管理區就不能給食堂發糧了。小且管理區是全地區的先進管理區，1955年以來公余糧從40多萬斤增加到87萬斤。公糧壹交，就要吃供應糧。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報告說，從2月開始，就出現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劇上升。據現在調查情況，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據省委指示，集中180多個點進治療。到8月，全縣還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據硯山縣縣委1960年統計，1959年秋收分配的結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糧3兩以下的61個隊、8127人；3－4兩的有343個隊、50092人；5－6兩的有357個隊、40890人。平均口糧4兩以下的占總人口的35％，6兩以下的占總人口的65％。這還不包括寅吃卯糧的數字在內。明德公社綠采大隊去年分配每天口糧2.3兩，今年5月缺糧。縣委書記縣長到那裏搞安排生活的試點，反復搞了三次，時間持續三個月，都沒有正式供應糧食。直到餓死9個人，才按5兩口糧供應，繼續死亡多人。生活困難的地區普遍出現賣衣服、家具、被子、手飾等物品換點巴蕉充饑。在這種情況下，社員出工不積極，也有人棄農經商。縣委就通過開展壹場群眾性的對敵鬥爭來解決問題，在短時間內，鬥爭了500多人。對敵鬥爭更影響了生產，截至6月5日，硯山全縣16萬畝稻田只栽了6萬畝。





　　由於“五風”重新擡頭，品質差的幹部為非作歹，農民繼續遭受迫害。楚雄縣蒼嶺公社黨委副書記余某在春天插秧時公開在支部書記會上講：“五十歲以上的社員幹病、腫病不給治療。凡是有病的人壹律按半勞動力發口糧。”有些幹瘦病、腫病人因此活活餓死。余親自動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殘9人。朝陽寺生產隊社員張發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幾口秧，余看到後用牛擔擊張胸部，張當場吐血。張受傷不能勞動，余又將張的糧食標準降低。張在大山咀犁田時，因餓得沒有力氣，擡不動犁，被余看見後又打了壹次。5月16日，張在大溝邊犁田，餓得不行就拿了壹點餵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見，就將牛解掉壹條，讓張代替牛拉犁。張拉不動，余就用牛棍亂打，用腳亂踢。張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饒，余繼續毒打，直把張被活活打死。余經常用扣口糧的辦法來懲罰社員，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餓死。桃園生產隊社員汪兆富兄弟二人，由於六天沒給口糧，到山上找野菜，餓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餓死在家裏。陳家壩生產隊12天沒有口糧，全隊76人只好吃菜根。86歲的社員程樹生咬不動菜根活活餓死。他家還有4個月的小孩子沒有奶，求余批點米給小孩度命。余把申請米的條子撕掉，還罵了壹噸。過幾天小孩也餓死了。桃園管理區共有1692人，幹瘦病、腫病205人，死98人。71歲的社員鄭關氏餓得上吊自殺，她兒子從田裏回來料理喪事，余對鄭明理拳打腳踢，不準往外擡，直到屍體腐爛才讓擡出去。余某對社員如此殘忍，自己卻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豬肉162斤，牛肉260斤，雞46只、魚173斤。他家養三條狗，每月供應口糧90斤。壹母狗下了6只小狗，還供應了大米62斤。群眾說：“余文明對社員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員，1959年春天有所收斂。1959年秋天反右傾後更加囂張。這樣壹個壞幹部，在1960年的群英會上卻獲得了銅質獎章，又評上了“四好幹部”，並由桃園管理區支部書記提拔為公社黨委副書記。在權力沒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現余文明這樣的幹部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問題暴露後，不從制度上找原因，卻認為余解放前當過兵，是漏劃地主，是封建勢力復辟。采“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解決問題。





　　饑餓壹直持續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區馬關、西疇鬧糧問題的兩個匯報》中說，馬關縣城關公社第三大隊有6個小隊，23日晚飯後，來自幾個小隊的70－80名農民到縣委會去請求解決糧食問題。糧食由公社掌握，前幾天是六七天領壹次糧，現在是吃壹頓，領壹頓，而且要寫報告。23日沒有領到糧食，沒有飯吃。農民找隊長，隊長讓找大隊，大隊說找公社，最後壹直找到縣委。西疇、王栗坡每天只供應3兩糧食。



六、邊民外逃



　　在苛政、饑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農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軍分區對今春以來外逃外遷問題的指示》中說，“自年初以來，邊疆外逃外遷事件不斷繼續發生。與往年比，其主要特點是，面更廣，規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戶，2433人。4月以來，不但沒有停止，並有新的發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邊防司令部給軍區的電報有如下敘述：





　　1958年以來，我區外逃嚴重，已達3000多人。其中瀾滄1600人，孟連998人，猛混70人，猛臘166人，江城10人。形勢仍在發展。外逃的特點是：1，普遍性。但瀾滄、孟連兩區最為嚴重；2，由二線以內繼續向縱深發展。開始是孟連、糯福區，現在深入到瀾滄、孟連內地；3，外逃人員65％是我基本群眾，並有骨幹積極分子、黨團員和政府幹部帶領，逃跑的地主富農只占少數；4，整戶、整寨攜槍結隊，公開對抗，不聽勸阻。





　　思茅邊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數字並不多，另壹資料所批露的情況要嚴重得多。大躍進開始以後，外逃人員大量增加。僅西雙版納自自州所屬景洪縣，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縣山壩區外流外遷就有7000多人，其中，猛龍區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貫徹中央的壹些松動政策以後，外逃人員大部分回來了。1959年秋天反右傾，重新實行左的政策以後，邊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員不計，從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縣8個壩區總計外逃人員3411人。





　　勸阻邊民外逃有時還會發生武裝沖突。麗江地委和軍分區1958年4月16日22時《對碧江武裝部電話請示要派部隊幫助勸阻邊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況：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縣壹區聯合鄉發現外逃35人。該縣得悉後，於16日晨組織工作隊前往該村勸阻，但因路途太遠沒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組當即喊話勸阻。對方不聽，壹直朝工作隊方向走來。民兵當即朝天打了兩槍。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傷民兵1人。上午9時發生沖突，至下午4時沖突結束。我消耗子彈200多發，打傷對方7人，我犧牲1人，傷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





　　從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區27626人，景頗族直接過渡區24886人。外逃者中，有國家供給幹部189人，工作幹部62人，小學教員46人，鄉幹部75人，州直機幹部3人，中央民族語言調查組3人。農村黨員外逃181人，占黨員總數的16.1％。





　　據瑞麗縣材料看，今年外逃有兩個高峰，壹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總人數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總人數的14.08％。第壹個高峰是大辦水利的時候；第二個高峰是大辦鋼鐵的時候。





　　1960年4月26日，《史懷壁同誌電話匯報瀾滄等地糧食和人員外逃情況記錄》中說：“今年以來，瀾滄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東回三個區。”他將外逃原因歸結為缺糧、大辦食堂和幹部作風。



七、騷亂和暴動



　　《當代雲南大事紀要》中記載：“1957年6月5日，中共迪慶工委就平息叛亂、準備改革問題向省委匯報。藏族聚居的三個縣自去年以來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叛亂。德欽1956年6月叛亂，經過壹年來的打擊，現只剩下少數殘余。中甸今年3月叛亂，現尚有部分繼續頑抗。維西六區也發生過局部小暴亂。”





　　雲南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都有槍支武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復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





　　現將有記錄的騷亂和暴動的歷史資料抄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麗江小涼山暴亂





　　昆明軍區1956年4月12日報告：





　　麗江地區叛亂情況：永勝、寧蒗、華坪共有叛叛亂武裝3500多人，主要幾股如下：棉花地（華坪東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華榮莊300多人；跑馬坪地區（寧蒗東南）1000多人；辣子溝（跑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動情況：壹，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開始暴亂，搶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護送武裝（民警7人，公安4人）及馬幫20多、馬50多匹，除逃出4個馬幫外，其余無下落。同時，哨坪、莫爾坪地區將我工作隊包圍，打死打傷我10人，搶走長短槍4支、物資全部。當晚200多人又包圍了我羊場辦事處，殺死我送信幹部2人。二，華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區有匪300多人、槍200多支。於4月8日時，包圍我通達地區政府，9日拂曉，我華坪民警及民兵兩個戰鬥隊向該敵進攻，斃、傷其50余人。三，新營村（寧蒗南）有匪600多人，於4月8日開始暴亂，掄走糧食3000斤和貿易組的全部物資。4月7日敵1000多人，將我跑馬坪的壹個連包圍，我當即向寧蒗出動四個排進擊，至4月8日增援部隊到達解圍。





　　昆明軍區4月28日報告：





　　1956年4月6日以來，小涼山的永勝、寧蒗、華坪地區舉行叛亂的武裝曾陸續達到4000多人，為平息這次叛亂，我們先後動用了13個連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從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戰鬥36次，殲滅敵人1230余人（敵亡363人，傷397人，俘470人）。





　　雲南省公安廳4月28日報告：





　　自4月6日起，發生暴亂的小涼山羊坪關、跑馬坪地區及華坪縣四五兩區共參加暴亂的人數約2500人。在寧蒗縣境，部分上層集中3000多人，除圍攻金棉、西營兩地區外，並準備全面圍攻我縣區政府。





　　富寧縣瑤族騷亂





　　中共雲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關於富寧縣瑤族騷亂事件的報告》中說：





　　幾年來，我省苗、瑤民族不斷地發生搬家騷亂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縱的。但問題是，為什麽經過我們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進行這樣大的破壞活動、群眾仍聽信反革命的煽動…….這就不能不從我們主觀工作中檢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關於富寧縣民族騷亂事件的報告》中說：





　　富寧縣蘭靛瑤族鬧退社問題，經過壹段時間的工作，開始緩和下來。但是，山瑤和黑瑤鬧事又有新的發展。由鬧退社到鬥爭村幹部、到搶奪槍支、組織武裝騷亂。地主張尚傑（黑瑤，已批捕外逃）持槍率領地富慣匪、以及社員群眾40多人，攻打我敬龍鄉政府，搶走銅炮槍五支、黨支部公章壹枚、文件壹捆、人民幣40元以及衣物，並追殺我鄉文書。被鄉文書開槍打傷1人後退去。事後敬龍鄉弄登社8個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龍紹、龍萬兩個鄉的山瑤族也鬧退社並鬥爭土族社長，搶走土族民兵銅炮槍5支。山瑤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開會並積極修理槍支、倒砂子、沖火藥。民族鬧退社騷亂事件與土匪武裝暴動有所不同。盡管有敵人策劃煽動，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現的，參加騷亂的大多是被騙的基本群眾。事件發生後，我們加派了幹部力量，部隊也進駐控制，堅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決的方針，使多數群眾平息。但是，敬龍鄉還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沒回來。楷紹鄉還持槍拒絕我幹部進去工作。群眾怕捕、怕關，不敢下山，食鹽斷絕，地裏的谷子成熟了沒有人收。





　　維西縣伏擊事件





　　1956年12月13日麗江公安處電話報告：





　　12月8日，維西縣民警11人護送糧食6馱及慰問品支援涼山前線，中途遭80人伏擊，民警犧牲5人，重傷2人，物資全被搶走。





　　歸化寺問題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戰鬥中，我方擊斃叛匪7人，將屍體陳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動員叛屬認領。到場叛屬200多人，發生武裝沖突。當場犧牲工作人員1名。我亦擊斃喇嘛1人。部隊聞槍聲立即趕到，他們也向部隊射擊。歸化寺是迪慶自治州最大的壹個寺院。





　　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關於昭魯二縣結合部暴亂事件的情況報告》說：





　　昭魯結合部4個區、20個鄉，46名土匪暴亂。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殺害鄉營業所幹部1人、服務員2人。26日淩晨，先後殺害幹部10人，打傷7人。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我方組織力量即時圍殲，歷時5天，共捕獲匪180多人，其中公開出面暴亂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與永勝交界處，在國慶節前發生暴亂，口號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苦戰”。打死叛匪幾人，還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爭取過來。





　　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暴亂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點30分，元陽縣毛草坡、金平縣崇崗公社鐵匠寨、芭蕉河、鐵良寨、河頭寨等四個村子43個人為骨幹及部分群眾共70多人，持火槍15支暴亂。他們攻打老街鄉人民委員會，搶走布匹、衣服、膠鞋及零星百貨，還搶走現款1300多元。打死糧食局幹部1人、售貨員1人。攻下老街後就煮飯吃。鬧了五六個小時，43個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關於宣威反革命暴亂案件的調查報告》中寫道：





　　1960年12月24日晚，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這壹帶是雲貴兩省結合部，周圍駐有鐵道兵兩個團和3萬民工。有的叛匪就在軍隊駐紮的村裏活動。暴亂涉及13個管理區的37個生產隊，共417人。其中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及財貿人員、小學教員138人，占暴亂地區幹部總數的9％。其中有公社黨委委員2人、支部書記7人，黨員47人，團員45人。在暴亂中，被殺幹部13人、群眾1人，搶走短槍11支。25日我部隊到達後匪眾即鳥獸散。26口叛亂基本平息。

　　這次反革命暴亂是今年7月28日開始醞釀的。叛匪番號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雲南分部’，號稱4個團。暴亂起來的是壹個‘團’。其余在宣威的寶山、雙河等6個公社，及鐵道兵五師24團所屬的民工中建立的三個‘團’，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亂前夕被我壹網打盡。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斃以外，全部捕獲。經過審查，在39名‘營職’以上的叛匪骨幹中，地富反壞占54％。

　　在這次暴亂中，反革命分子針對三面紅旗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提出壹些政治口號欺騙群眾。如，‘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余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暴亂來以後，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口號。

　　根據我們的調查，暴亂地區的群眾對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是有意見的，主要有這樣壹些問題：1，糧食統管。群眾說：“口糧三百二，墻上壹行字。”群眾的口糧自己看不到，摸不著，只是掛在墻上的壹行字。2，食堂辦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賬目，吃飯不公平。山區居住極分散，有的住家離食堂二三裏，最遠的二十裏，還不準代老人打飯回家去吃。3，共產風，搞“萬頭養豬場”平調了生產隊和社員的豬，收回了社員開的小片荒地。4，生產指揮上要求“規格化”、“壹字平”，該鋤草時公社讓搞積肥突擊運動；該收莊稼時公社讓割茅草。5，幹部作風不好，脫離群眾。





　　1960年12月2日謝富治向周恩來總理匯報時說：“關於宣威反革命暴亂，經過雲南省委、昆明軍區和公安部隊工作組協同地、縣委進行了半個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來，西南三省發生大小暴亂12起，其中四川5起，貴州5起，雲南2起。”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來的過激的政策把農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尋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這實際是從激進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雲南省委於1960年11月中旬召開了有2000多人參加的三級幹部會，學習貫徹中共中央的“十二條”。在這次會上，中共雲南省會對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承擔了責任：“在雲南政治條件和自然條件都很復雜的情況下，對於如何結合實際執行黨的政策，是比較忽略的。因而對山區、壩區以及不同民族的特點、差別註意不夠，特別是內地高山分散地區更為忽視。在處理生產關系、組織生產、生活等方面都抹殺了這些差別，成為助長’五風’的壹個根源。”明眼人壹看便知，雲南省委這認識並沒有說出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局部問題加以分析。這是為中央領導人開脫。在出現全局錯誤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中央承擔責任，這是拍馬屁的最好機會和方式。這時妳幫助中央領導人下了臺階，中央領導人就會讓妳的職務上壹個臺階。





　　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澤東的認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到普洱、景谷、漾濞、彌渡等縣進行調查以後，在5月9日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對生產隊規模、公共食堂、社員分配、耕牛、大農具的所有制等五個問題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澤東於5月16日作了批示：“閻紅彥此信寫得很好。他的調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與個別相結合。發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雲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賠共產風刮走的財產，對1958年以來的錯批錯鬥的幹部和群眾進行甄別平反；2，調整人民公社的體制、規模和農村經濟政策；3，壓縮工業基本建設，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4，調整商業政策，邊疆地區不實行統購統銷；5，恢復手工業；6，繼續對邊疆少數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養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沒有因饑餓而死亡，1962年浮腫病基本消除。1964年雲南省糧食總產量達121.34億斤，超過歷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億斤。豬肉從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價敞開供應。除糧食、棉布外，其余數十種憑票商品完全敞開。1965年春節，昆明市場上的日用工業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個品種。



第十壹章　燕趙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圍，離皇城最近，能夠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澤”。這個省位於華北大平原北部，跨內蒙古高原東南部，東臨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農業發展歷史悠久，土地開墾程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有耕地1億畝以上。但由於城市多，還是壹個糧食調入省，直到1969年才實現糧食基本自給。這不僅是糧食增產，而是因為天津市1966年成為中央直轄市，不屬河北管轄。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及以後的三年，河北省的情況怎麽樣？



壹、徐水鬧劇



　　徐水縣距北京只有100多公裏，屬保定地區。1958年，這個本來默默無聞的縣份，成為震驚世界的“共產主義試點”，由此導演出壹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





　　鬧劇從農田水利開始





　　1958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冒著嚴寒來到徐水，聽取河北省關於農田水利建設的匯報。當他聽到徐水縣委第壹書記張國忠的匯報後，立即給以肯定和贊揚。





　　反右鬥爭勝利以後的1957年12月，譚震林參加了水利部的壹個會議，在會上他否定了水利部過去的以大型為主、排泄為主、國家興辦為主的治水方針，提出了“以小型為主、以蓄為主、以社辦為主”的新方針，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並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向全國宣傳。各地農村積極響應，利用冬春農閑期間，在全國掀起了壹個水利建設的高潮。水利部根據這個新方針，於1958年1月趕編出《水利是農業的生命線》壹書。但是，在這本書中介紹了河北省幾十個典型，卻沒有譚震林新發現的徐水。





　　幾天以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的陳正人奉命趕到徐水，幫助徐水總結農田水利建設的經驗。3月14日，徐水經驗不失時機地送到了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題目為《河北省徐水縣實現農田水利化的情況報告》。





　　這個報告說，徐水從1957年11月起，苦戰三個月，已經實現了農田水利化，境內三條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萬畝耕地都配備了壹套到三套灌溉設施。報告中還介紹了中共徐水縣委在領導興修水利高潮中的壹些經驗：1，在群眾高潮面前，首先強調思想大解放；2，作風戰鬥化，說做就做，堅持到底；3，找先進，學先進，趕先進；4，強調加強第壹線，強調壹切工作深入現場；5，堅持個人負責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原則；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門工作相結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即陳正人報告送上去的前壹天，譚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水利建設的初步安排》，毛澤東看到他井岡山時期的兩位老戰友的報告十分興奮。3月21日，他作了批示：“此件連同譚震林的報告付討論。徐水縣的經驗普遍推廣。”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人民日報》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徐水縣委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領導經驗的總結》。徐水縣就這樣被推上了大躍進的風口浪尖。





　　讀者在《人民日報》這篇介紹徐水經驗的文章中可以讀出以下內容：1，敢說大話。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們現在做到了！”“思想不凍地不凍”，“心硬地就軟，心軟地就硬”，等。2，大兵團作戰。徐水縣是壹個僅有31萬人口的小縣，實際能投入的勞動力不足10萬人。但在興修水利中卻組成了壹支“平時10萬人，多時13萬人的勞動大軍”，他們“白天趕太陽，夜晚追月亮，黑夜當白日”，成為壹支“扭轉乾坤的決定力量”。這種“行之有效”的組織形式很快轉化為“軍事化”。3，強迫命令之風。用“大辯論”推動建設，“辯論以前，1400名民工14天開渠300公尺，辯論後，1000名民工3天就開500公尺。”4，共產風。“南隆重善鄉打井無麻，有錢買不到，發動社員討論，各戶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繩650條。為了解決水利物資，經過發動群眾，在很短時間內，總計幹部、群眾自願投資665萬元。”中國讀者都知道“自願”是怎麽回事。





　　“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縣委書記張國忠召開了全縣緊急電話會議，他向各級幹部發出了號召：開展“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內容是共產主義勞動大協作，具體要求是：行動軍事化，田間管理工廠化，思想共產主義化，領導方法群眾路線化。這“四化”的核心是行動軍事化。張國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動壹致；要以黨的組織為核心，把全民團結在黨的周圍，充分發揮黨員、團員和民兵的作用，鄉、社、隊都要建立軍事化的編制。鄉要建立“社會主義躍進兵團”，設總指揮（即司令）、政委、後勤部主任等職，由書記、鄉長出任；社要建立營、連、排的組織，每個排要有政治幹事，負責掌握思想情況和組織辯論；每個村為壹個營或壹個連，支部書記、隊長分別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營長、連長和後勤部主任。後勤部負責食堂、幼兒園、托兒所、被服廠、洗衣局、糧食加工廠等工作。鄉要劃分若幹戰區，由鄉黨委分片包幹。





　　張國忠壹聲令下，各級幹部聞風而動。幾天之內，全縣就建立了93個團、299個營、1099個連、3365個排。有的鄉還根據勞動強弱和年齡大小，組成了“青年火箭排”、“壯年躍進排”、“婦女突擊排”、“少年先鋒排”等名目繁多的組織。上下工要列隊並喊口號行進，開工有戰地動員，收工有評比總結。食堂也由原來的300個猛增到1693個，全縣在食堂吃飯的社員達225693人，占全縣人口的72.9％。壹時間，徐水全縣變成了壹個大兵營。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創造吸引了毛澤東。1958年8月4日，他親自到徐水視察。人民日報記者康濯是這樣描述的：“人們興奮得跳起來，興奮得心神無主地南北跑動，人們歡呼領袖，向領袖伸過手來”。毛主席“不時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著，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勞動人民智慧的眼睛看著大家，他那大山般魁偉的身軀和海洋般寬闊的額頭，發出萬道光彩，照射到每壹個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寫的報道至8月11日才發出，其所以晚發壹個星期，是因為送中央審定耽誤了時間。報道還說：





　　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壹共計劃要拿下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夏山藥三十五萬畝。毛主席聽了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裏的人，說道：

　　“要收那麽多糧食呀！”這時候，毛主席顯然是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本縣情況，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堅強的巴掌，算賬壹般地說：“妳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收十壹億斤呀！妳們全縣三十壹萬多人口，怎麽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啊？妳們糧食多了怎麽辦啊？”

　　大家壹時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妳們糧食多，哪壹個縣糧食都多，都想換機器，人家不要妳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壹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麽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著，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都跟著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

　　“我們只是光考慮怎麽多打糧食。”

　　毛主席說：“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裏互相小聲地說著：“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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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聽到那些山藥都是畝產二十五萬斤，有的計劃為畝產壹百萬斤，不禁又笑問道：

　　“妳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麽辦呀？”又對鄉、社幹部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壹些，壹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鬧文化娛樂，辦大中小學，妳們看好麽？”

　　大家都說好，都聽得高興。有人告訴主席，說這個社已經辦起了共產主義紅專大學；主席驚喜地“啊”了壹聲，笑著直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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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到了縣委會，頭壹句話就同省委解書記和張副省長說：

　　“這裏的幹勁不小哩！”又對大家說：“世界上的事是不辦就不辦，壹辦就辦得很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壹二百斤，妳看，如今壹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毛主席又問了問河北省其它地區莊稼情況，又了解了壹下徐水去冬今春實現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況。最後，指示徐水縣委要早抓明年糧食規劃，要多種小麥，多種油料作物，種菜也要多品種，這樣來滿足人民的需要。又說：“小麥地壹定要深翻，翻到壹尺以上；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餵牲口，餵豬；豬餵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糧食真的吃不完嗎？實際上，徐水當年糧食畝產最低為200斤，最高為350斤，當時有耕地86萬畝，按350斤算，總共可收3億斤，只有張國忠說的12億斤的四分之壹。

　　毛澤東稱贊這裏的食堂，稱贊這裏的軍事化組織，稱贊這裏的水利建設，稱贊這裏的幼兒園。這壹切使他十分興奮。他情不自禁地說：

　　“下邊真好啊！出的東西真多啊！”又笑著對大家說：“北京就出不了什麽東西。妳們說，北京出什麽呀？”

　　“北京出政治領導，”張國忠說，“出黨的總路線！”

　　毛主席又嘻嘻笑著，不斷點頭。





　　最後，毛澤東向張國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議。據辛平考證，這是毛澤東第壹次向壹般領導幹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澤東向高級幹部講人民公社就是幾個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7點半，毛澤東的車隊剛離開徐水，縣委馬上召開了全縣電話會議。“鄉鄉都在電話會議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證今年糧食畝產平均超過兩千斤，保證工業的百花也要在全縣處處爭奇鬥艷，保證整風和思想也壹定要豐收，保證各個戰線上都有無數衛星發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沒。”





　　8月5日，召開了全縣共產主義思想文化躍進大會，會後立即把全縣248個農業社轉為人民公社。幾天以後，又將20個鄉鎮合並為7個鄉，實行政社合壹的組織形式。





　　共產主義試點





　　8月6日，陳正人給徐水帶來了壹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他對河北省委的領導人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差不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就要向共產主義過渡了……劉少奇同誌指示，在徐水搞壹下試點，搞共產主義，搞工、農、兵、學、商結成壹體，在農村、學校、機關都要搞。”陳正人在縣委會上號召大家，要認真學習《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列著作，深刻領會共產主義的意義。同時，他還帶來了康有為的《大同書》，並將它分送給縣委領導。





　　8月22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組的幫助下，提出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草案”提出：“奮鬥的目標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1963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實現：





　　今冬實現灌溉機械化和加工機械化，明年實現耕作機械化，農村初步電氣化。壹切主要的體力勞動都為機器所代替。那時，人們的勞動已再不僅僅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本身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了。

　　1959年平均每人占有糧食2000斤，食油20斤，肉類50斤。1963年平均每人占有糧食2000斤，食油50斤，肉類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鎊，蛋品800個，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資料基本實現各取所需。

　　1959年消滅30歲以下的文盲，1963年達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過5年或更短壹點時間，即從明年算起7年至10年內，30歲以下的人都達到高等專科以上程度，成為專家。那時，舊的勞動分工形式要改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本質差別逐漸消失。





　　為此，徐水縣還召開了動員大會，張國忠在會上說：“什麽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全部歸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這就叫共產。”“共產，共產，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有的幹部還宣傳：“到那時候，吃什麽有什麽，穿什麽有什麽，要什麽有什麽。”





　　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徐水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最高仙境，這就是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講到徐水。他在8月21日下午的講話說：“河北省徐水縣搞軍事化、戰鬥化、紀律化，這三個口號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組織形式不壹定搞團、營、連、排、班，設大隊、中隊、小隊也可以。實際是壹個勞動組織與民主化問題。”8月30日上午又說：“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軍事組織──師、團、營、連，有的地方沒有，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產紀律化’這‘三化’的口號很好，這就是產業大軍，可以增產，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學文化，可以搞軍事民主。”據毛的秘書李銳說，毛實際是很贊成軍事化的。





　　由於毛澤東鼓勵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國家決定給徐水的社員發槍。8月13日，首先在毛澤東到過的南梨園舉行了發槍典禮，1100名民兵戰士根據命令，肩扛鋤頭手持槍，跑步奔向生產戰場。報道說，這些民兵兩個半鐘頭就鋤地410畝，拔草340畝，追肥95畝，生產效率比發槍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會議的鼓勵下，9月15日，徐水縣成立了徐水縣人民公社總社（後改為徐水人民公社），將分配權控制在總社。9月20日，向全縣發布了《中共徐水縣委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規定，從9月份起，脫產幹部、工人取消工資，社員取消按勞取酬。對全縣人民實行“十五包”：即吃飯、穿衣、住房、醫療、喪葬等十五項開支全由縣人民公社統壹包下。幹部另發津貼：縣級每月8元，科局級5元，壹般幹部3元，勤雜人員2元。與供給制相適應的是實行公社壹級核算，分配權全掌握在公社手裏，壹切財產歸全民所有，不僅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把集體所有制、個體所有制全部改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產主義吸引了很多參觀的人。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康濯的長篇通訊《劉少奇同誌在徐水》。劉少奇高度贊揚了這裏發生的事情。看到這裏的密植作物，劉少奇說：“妳們這種大畦子的辦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壟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劉少奇視察豐產衛星田和試驗田時，鼓勵他們：“要大膽試驗。試驗的東西不要怕失敗。”除毛澤東、劉少奇以外，鄧小平、譚震林、譚政、劉瀾濤、胡喬木、楊尚昆、李先念、薄壹波、鄧子恢、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粟裕、楊成武、安子文、程子華、錢俊瑞、張鼎臣、胡耀邦、楊獻珍等中央領導都到徐水視察過。此外，還有40多個國家、930多名外國人也參觀了徐水。國內有3000多個單位派人到徐水“取經”，從3月到10月，全國有32萬人到徐水參觀。當然，這些人到徐水後看法是不壹致的，鄧子恢回到北京後說；“徐水是浮誇風、共產風的典型。”





　　幻夢的破滅





　　共產主義試驗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席卷徐水。





　　供給制的平均主義分配，挫傷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社員們認為“幹活吃飯，不幹活也吃飯，幹不幹都吃飯。”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普遍存在。全縣財政收入只有2000萬元，根本沒有能力搞“十五包”。原來說每人每年發的兩條毛巾，也只發壹條。當年11月間，徐水縣曾籌款550萬元，給全縣公社社員支付過壹次“十五包”的費用和津貼。12月，又籌款90萬元、挪用商業流動資金700萬元，致使商業資金無法周轉。以後，由於財力枯竭，供給制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帶來的問題更多。全縣統壹核算，統收統支。勞動力和物資全縣統壹調配，造成了全縣的“壹平二調”。開始，縣裏不考慮資金能力，辦起了30家工廠、1348個小型企業、11所大學，文工團、劇團、醫院也壹哄而上。後來由於資金跟不上紛紛垮臺。





　　在“掃除私有觀念”的口號下，有些村莊將雞、豬、樹木全部歸公，把社員家裏的鍋砸了煉鐵，戶戶不冒煙，全去吃食堂。為了加快消滅私有制的步伐，連箱箱櫃櫃都歸了公，社員說：“除了壹雙筷子、壹只碗是個人的，其它都歸公了。”農民修建的房屋準備隨時拆除，公社將修建若幹個居民點。在很短時間內，全縣就有32000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莊蓋起了39棟300個居室外觀美麗、質量很差的樓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無力建房。有的社員連過冬的房子也沒有。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勞動紀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強迫命令。縣委書記張國忠要求每畝山藥必須達到5萬棵以上，達不到者受懲罰。有的社員覺得這樣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頭密植，在地中間按正常密度種植。被張國忠發現後，五個小隊長被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喝罵、拳打、腳踢，然後送到監獄勞動改造。壹個叫高老先的小隊長，勞改3個月就死了。1958年8月和10月，張國忠搞了兩次捕人高潮，縣鄉村三級都成立勞改隊，下達捕人指標，限期完成。1958年，全縣共捕4643人，其中，壹些人死在勞改隊裏。





　　到徐水來參觀的人多，中央機關到這裏來參加勞動的人也多。到這裏來參加勞動的幹部發現了這些問題。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到裏來勞動的幹部將所見所聞向毛澤東寫了壹個報告。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第壹次鄭州會議。這是糾正大躍進的偏差的第壹次會議。在這次會議前，毛澤東就看到了徐水問題的報告。在鄭州會議上，毛多次批評徐水。11月10日，鄭州會議結束，毛澤東拿起《中辦機要室關於在徐水縣勞動中所見所聞情況報告》看了又看，最後批給河北省委第壹書記林鐵和書記處書記張承先：“此件是說徐水縣情況的，長處短處都有，請妳們研究壹下，此種情況，可能不止壹個社有。”批完後又加了壹句：“此件，妳們帶回去，我不要了。”從此，徐水的報道很快在報刊上銷聲匿跡。





　　目光轉向安國縣





　　毛澤東的註意力從徐水轉向了安國。8月間，毛澤東到河北視察時，曾聽取過安國的匯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國縣1956年就建立了“集體農莊”，並且提出了“壹年建成千斤縣”的口號，制定了壹系列高指標。後來在“反冒進”中有所收斂。1958年聽了南寧會議傳達之後，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標。在傳達貫徹中央八大二次會議的傳達以後，6月30日，召開了5萬人參加的“保旗奪旗”大會，強調“有了躍進的思想，才有躍進的奇跡”，把農業生產指標再次提高。“糧食畝產1500斤，爭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後制定了工農業“元帥”、“衛星”標準，安國縣為爭奪“元帥縣”，將指標第四次提高到平均畝產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帥縣”指標1000斤。8月5日，毛澤東視察了安國縣，淶水縣不服氣，送來了競賽協議書。於是，安國縣又第五次提高指標，將糧食平均畝產定為4500斤，棉花畝產定為400斤，爭取450斤。6月30日，安國縣宣布：首創小麥畝產突破5000斤。各地慕名而來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11月，安國縣上報了畝產3361斤的特大喜訊，比實際畝產330斤高出10倍以上。為了強迫社員和某些不同意見的基層幹部順從，對壹些社員和幹部進行體罰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脫產幹部有過體罰的行為。安國縣還總結出壹套“先務虛，後務實”的經驗，用狠抓階級鬥爭的辦法，對不同意見的社員和幹部，輕則辯論（即批判），重則體罰。





　　對這樣壹個比徐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縣，毛澤東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細。他輕聽了某些匯報，就下結論說：“徐水不如安國。”“以後要宣傳安國，不要宣傳徐水。”



二、鬧劇不只發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這面旗幟，有了毛澤東的親自鼓動，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壹樣，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肆虐壹時，農民深受其害。





　　大躍進　大躍退　大破壞





　　衡水縣大搞“紅旗糧海”、“紅旗棉海”，“紅旗公路”等樣子工程，勞民傷財，破壞了生產。僅“紅旗棉海”就有42萬畝，涉及到8個公社404個生產隊。大營公社劃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壟溝就浪費了800畝地、8400多個工。這個公社的10800畝不宜種棉的地也劃在“棉海”內，結果每畝只收30斤籽棉。“紅旗糧海”總面積40萬畝，在公路兩倒，供人參觀。修紅旗大街、新農村，共拆民房111戶、603間，用工6萬多。為了迎接參觀團，調集豬羊1200多只，結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處內蒙高原南端的張北縣，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帶，土壤貧瘠，氣候幹燥。在大躍進以前，平均畝產糧食100斤左右。在全國“放衛星”高潮的鼓動下，這個縣提出了“實現畝產400斤，爭當糧食元帥縣”的口號。當時很多人認為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縣委就組織“大辯論”，“插紅旗，拔白旗”，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張文光等三位分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有不同看法，在壹起議論過，就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新來的縣委書記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海流圖公社副書記因為膽小不敢放“衛星”，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時到處貼滿了這樣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有低產思想，沒有低產土地”、“天冷冷不住決心，地凍凍不住恒心”、“苦幹硬幹拼命幹，嚴冬寒春變夏天”。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實現“元帥縣”的目標，狗打死了，貓殺掉了，抓蛤蟆、撈蝌蚪、逮草魚，把這些煮成湯倒到地裏。還將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試驗田裏。農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當尿缸，衣櫃衣箱則成為運送肥料的工具。但是，這些努力也沒能實現畝產400斤的目標。然而，全縣還是放出了畝產蓧麥3012斤，畝產馬鈴薯24000斤、畝產小麥1176斤的“衛星”。還上報糧食總產量達4億零735斤，人均占有糧食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揮比徐水持續時間長，不僅在1958年搞瞎指揮，1959年和1960年還繼續搞瞎指揮。省裏不顧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現實，強行擴大水稻種植面積。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積586萬畝，實際收獲面積只有313萬畝，廢棄面積占46.6％。1959年計劃插秧450萬畝，完成290萬畝，實際收獲面積只有257萬畝，廢棄面積占11％。1960年計劃插秧500萬畝，完成290萬畝，收獲不到200萬畝。1960年，滄縣按上級分配的計劃在運河東種了60萬畝水稻，用了760萬斤稻種。由於水源不足，收獲面積只有12萬畝，收獲稻谷120萬斤，不到稻種的六分之壹。大搞“豐產方”運動是河北省的創造。所謂“豐產方”就是把壹塊地四周挖深溝，把土鏟上去，形成壹個壹個的平頂金字塔。在平頂金字塔頂和塔坡上種糧食。據說這樣做可以實現毛澤東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1958年搞了大面積的“豐產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裏提出“無地不成方”的口號，省農業廳在唐縣召開了現場會，組織各地幹部參觀30萬畝小麥豐產方和8萬畝甘薯豐產方。1960年，省裏提出種甘薯計劃1500萬畝，後又增加了1700萬畝、2200萬畝，最後定為2000萬畝。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積留的種、準備的地（1959年種1800萬畝），勞動力又不足，難以落實省裏的計劃。有的地方就用“聽不聽黨的話”、“對黨是否忠誠”的政治壓力來推動種薯。造成了春薯夏種、窪地栽薯、拔了玉米、豆類栽薯的現象。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還在栽薯。玉田縣城關公社馬頭山大隊只有350畝的薯種，而上級下達了1500畝的任務，結果荒地1200畝。1958年，上級分配滄縣張辛莊種水稻2000畝，由於沒有水，只種了130畝，社員背著上級把剩下的地種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區書記得知後，讓社員把種好的苗兒拔出來，社員沒全聽他的話，秋後玉米豐收了，這位書記說：“不聽上級的話，多打糧食也不光彩。”還從這個村無償調走糧食10多萬斤。隊裏交糧不痛快，公社以反“瞞產私分”的名義，來了個大清剿，翻走糧食4000多斤，“辯論”了幹部，撤了隊長的職。





　　共產風和瞎指揮，使得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然，這種破壞早就在農業集體化時就開始了。河北省的農業生產發展情況可以分幾個階段：第壹個階段，1950年到1952年發展最快。土地改革，農民分得了土地，積極性空前發揮；第二個階段，1953年到1957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產資料由農民家庭所有變為集體所有，影響農民的積極性；第三階段，1958年到1961年，由於共產風和瞎指揮，生產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檔案館存有壹份省農業廳工作組1962年7月1日向省委提交的壹份調查材料，名為《滄州地區10個生產大隊農業現狀調查的綜合情況》，調查人員選擇的10個大隊是：滄縣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莊子、張辛莊；獻縣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釘、杏元；寧津縣杜集公社的大蘇；肅寧縣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縣於裏王公社的後趙和慶雲縣城關公社的馮家。自然條件和管理上兼顧了上、中、下三等，因而這10個大隊有壹定的代表性。這個材料對上述三個時期有比較詳盡的描述：





　　1950年到1952年，三年共生產糧食1784.36萬斤，平均年產574.78萬斤。糧食產量三年平均遞增14.3％。1952年每人平均社會占有糧食683斤，每人平均口糧416斤。

　　1953年到1957年，五年共生產糧食2378.74萬斤。平均年產糧食476.15萬斤。年產糧食比上壹個時期下降了17.2％。1955年是收成最好的壹年，但每人平均社會占有糧食由1952年的683斤下降到609斤，減少了74斤。

　　1958年到1961年，四年共生產糧食1354.78萬斤，平均年產338.69萬斤，比第壹個時期下降了41.4％，比第二個時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會占有糧食1958年為421斤，1959年為492斤，1960年為269斤，1961年為238斤。1961年的人均社會占有糧食和1952年.1957年比較，分別減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隊是壹個條件較好的生產隊，第三個時期比第壹個時期還是增產的。1952年糧食總產量22萬斤，國家征收1.6萬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30萬斤，國家征收9.3萬斤。由於人口增加，社員口糧由1952年的370斤減少到1959年的280斤，而且1959年的口糧中有壹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　　1957－1961年河北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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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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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182.00│201.00│181.00│146.50│131.97║

　　╟───────┼───┼───┼───┼───┼───╢

　　║　貿　易　糧　│158.26│158.26│157.39│127.39│114.76║

　　╟───────┼───┼───┼───┼───┼───╢

　　║　征　　　購　│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

　　║　銷　　　售　│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

　　║　凈　擁　有　│167.95│174.43│151.91│139.50│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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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人口（萬）│3670.1│3732.3│3791.3│3779.2│2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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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凈擁有(斤)│457.62│467.35│400.68│369.13│4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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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河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表11-1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後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約30％為口糧。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凈擁有為467.35斤，其中口糧大約有327.15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口糧後，農村人均口糧低於310斤，再加上層層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就更少了。





　　河北創造了開“吃飯大會”的經驗





　　河北省提出的糧食產量計劃壹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兌現，研究糧食產量指標時，多是算如意賬，在執行計劃過程中，又多次變動加碼。全省糧食產量計劃：1958年，從上年10月提出208億斤，夏收後又提高到300億斤，將要秋收時又提出保證450億斤、爭取500億斤，壹年之內計劃指標變了8次。按最後確定的450億斤的計劃算，比1957年的195億斤增長了1.3倍。最後確定1958年糧食的實際產量為240億斤。1959年的糧食產量計劃先後變動7次。最高曾設想1000億斤，下達600億斤，5月間修改為348.6億斤，而實際產量只有214億斤。1960年全省糧食計劃產量為320億斤，實際產量只有165億斤。表11-1中列出的糧食部統計的河北省的糧食實際產量數比河北省農業廳的數字還要低。





　　1958年河北風調雨順，莊稼長得很好，當時估產總產量450億斤。由於上報的產量高，國家的征指標也相應提高，再加上幾個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費了不少糧食。到了1958年12月份，壹些地方就出現短糧現象。到了1959年初春，缺糧問題進壹步發展。省委還認定農村有糧食，說缺糧的呼聲是生產隊“瞞產私分”造成的。不顧農民饑餓的狀況，省委繼續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標。195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聯合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送的《關於召開1959年農產品購銷合同會議的報告》提出：“糧食產量由去年的400億斤增加到600億斤，爭取800億斤。”征購指標是：“中央確定我省今年收購86.7億斤到102.1億斤（包括大豆）。”“如果我們能實現收購86.7億斤的計劃，1959－1960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糧食供應。”當時天津還不是中央直轄市，屬河北省管轄。





　　共產主義風刮得最兇的徐水縣和它周圍，1958年開始就出現了大批死人的情況。1959年1月，徐水縣有2447個浮腫病人，死亡262人。徐水縣容城公社浮腫病人死亡了23％，經過檢查的20個病人中，有3戶缺鍋，兩戶沒有熱炕。涿縣方官鄉祈黃於池村從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該村人口的9.6％。毛澤東表揚的安國縣嚴重缺糧。這個縣伍仁公社伍仁大隊原估產（縣城確定征購和分配的產量）畝產405斤，總產38萬斤，但拿到手的產量只有28萬斤，比估產少10萬斤。應給農民留10萬斤口糧，只留給4萬斤。





　　1959年4月缺糧問題進壹步發展，省委不得不承認糧食不足。但還說“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估計糧食總產量380億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將近壹倍。近幾個月來，我們對總產量進壹步核實了壹下。大家認為，增產壹倍的估計是高了壹些，但總產量達300億斤以上，比1957年增產50％以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饑餓的現實超過了省委的估計。1959年3月，黃驊、任邱、靜海、滄縣、武清等縣缺糧人口達80％以上。邯鄲地區的7969個生產隊，缺糧的就有6650個生產隊，占83.4％。農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糧食（其中主要是薯幹），農民不得不以樹皮、野菜充饑。永年縣農民因吃野草（蒼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搶救無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棄“包下天津”的大話，“請中央再次督促有關部門和單位按時按量完成調入我省的糧食計劃。”





　　此時，中共中央對1958年的錯誤作法采取了壹些糾偏措施，河北省執行了這些措施，情況有所緩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傾運動中，河北省全省脫產的黨員幹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帽子。省委候補委員、張家口市委第壹書記葛啟、省委委員、承德地委第壹書記王克東等在廬山會議結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省八個地、市委中，有三個地、市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右傾把1959年春天短暫的糾偏措施當作右傾罪證進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又點了壹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風”更加泛濫。生產力進壹步遭到嚴重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1960年的糧食征購任務反而增加。





　　當時河北省農民口糧人均五兩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壹斤糧食）。由於吃甘薯過多，蛋白質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現了大面積浮腫，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糧食部在西安召開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經驗交流座談會上，河北省代表發言說，河北省委大抓“三寶”：壹是增量法做飯；二是糧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轉發河北省委批轉的《保定市委關於發動群眾開好吃飯大會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說：“所有災區和非災區都可以參考這個經驗進行試點，取得當地直接經驗後推廣。”保定的報告稱：吃飯大會是為了貫徹“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吃飯大會的經驗是五個字：壹曰管，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必須當管理員，從按人頭稱米稱菜，到加工做飯，售飯收票，壹直到結算公布，都必須親自參加；二曰作，要發動所有幹部都當炊事員，參加搞增量做飯，制澱粉；三曰吃；四曰算，算這壹頓飯吃了多少糧，每人平均多少，壹天多少即夠；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糧標準，計算清今後需用糧食數，在摸清家底的基礎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決多大問題？1960年12月4日是個星期天，張家口市委領導人親自出馬，組織4萬多人到山川采集種種野生雜物。不到十天，僅張家口市區就有50多萬人參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動。山坡上長的，平川裏埋的，水底裏遊的，全部采集了回來，共獲得戰利品5500多萬斤。代食品緩解糧食不足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用代食品做的窩窩頭用火柴壹點，即可燃燒。在宣化西望山召開所謂“吃飯大會”時，時任張家口市委第壹書記的胡開明主持了這次會。他的司機吃了兩個代食品的窩窩頭。那還是拿到會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屬“優質品”，散會後剛剛把車子開到公路，他就覺得肚子裏沈墮墮的，疼得像刀絞壹樣，汗水直往下流。胡開明看他這樣，就讓他停車。他怕耽誤書記的工作，堅持開回市委大院。壹開車門，便“哇”地吐了壹地。門診醫生說，虧了車子顛簸，把這些東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裏非出大病為可。吃代食品的農民病號日益增加，最常見的是腸梗阻。食物中毒也經常發生。





　　“吃飯大會”不能止餓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中寫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個縣、239個公社、5600多個村（約占10％的村），發現浮腫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區最為嚴重，只玉田、寶坻兩個縣就發現浮腫病人19000多名……絕大多數病人是腳部、下肢浮腫，少數已發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這種病的，50歲以上的老人占50％，壯年占30％，青年兒童占20％左右。”





　　實際情況比省委向中央匯報的嚴重得多。河北省監委1960年1月26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反映：據省委農村整風辦公室派往磁縣的檢查工作的同誌匯報，雙廟公社南開河生產隊有三個食堂，三個自炊戶，都是以幹菜為主食。第四食堂是兩鍋飯，壹個小鍋中菜少壹點糧多壹點，這是管理區和縣工作組幹部吃的，社員那壹鍋基本是幹菜。有的幹菜已經吃完，就逃荒、要飯，把孩子送給人家。北白道村半個月就死了十個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臥床不起，生產隊已經停止了生產，而公社和縣領導都認為這個村的口糧已經留足。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糧食產量，公社和縣領導機關誇大了瞞產私分和群眾偷秋的情況，認為群眾中存糧很多。南開河生產隊1959年共播種糧食6018畝，畝產平均292斤，公社黨委按平均畝產445斤計算，向隊裏分配了糧食征購任務。為了使賬面平衡，說社員偷秋96.34萬斤（平均每戶近千斤），把這個數字算作口糧分配到戶。社員氣憤地說：“政府不給糧食，我們還落了個偷！”其它村莊也有這種情況。縣裏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幹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農民挨餓，但沒有壹個人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南開河管理區的李書記說：“這些情況我們都知道，就是不敢說，現在正反右傾呢！”





　　餓死人的現實使得河北省委對糧食問題的態度比前兩年冷靜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報送的《河北省委關於大搞群眾運動搞好糧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報告》中，對糧食產量“全年估產數字是170億斤多壹點，也可能達到175億斤。”“在正常情況下，全省糧食消費量為190億至205億斤。由於今年災害重，收的少，我們決心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過日子，按170億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饑荒最嚴重的壹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報送的《中共河北省委關於浮腫病情況的簡報》中寫道：“自從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計發生浮腫病人58萬多人，死亡4759人。現有患者18.3萬人，其中城市8.5萬人，農村8.5萬人，較重的占17％。因農村漏報較多，實數將在20萬以上，其中11月發病15萬人。目前浮腫病發展的特點是：1，城市驟增；2；平原多於山區；3，城市裏青壯年多，農村老年人多；4，重災區多而且病重。”





　　省委這個數字顯然是縮小了的。據封雲亭向省監委書記裴仰山報告，衡水縣1960年的糧食總產量比1953－1957年的平均年產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頭，致使牲畜總數比1956年減少了44％。據衡水縣委數字（這個數也是縮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為19.2‰，比常年高出約9個千分點。《河北日報》張家口記者組反映：蔚縣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37％，其中12月壹個月就餓死4082人。





　　1960年張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為1.89％（1958年為1.31％，1958年為1.64％）。12月，張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勢。





　　中共河北省委監察委員會1960年10月13日報告稱：目前浮腫病、拉血、子宮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別是浮腫病，從今春到現在壹直未斷，個別地方仍在繼續發展。據徐水、吳橋、寧津、交河、靜海、薊縣、霸縣、遵化、遷安、昌黎、玉田等11個縣的不完全統計，今春以來患浮腫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數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為什麽這時就出現饑餓？這個調查報告回答說：“對糧食的產量估計上，主觀臆定，估計偏高，征過頭糧，使口糧架空，給人民生活造成困難。”交河窪裏王公社黨委，去年分配給姜橋生產隊的種麥任務800畝，實際只種了400畝，而今年仍按800畝征購，致使嚴重影響人民生活。薊縣今年夏季評產7400萬斤，實產5800萬斤，虧產1600萬斤，就壓低人民的口糧。幹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農民饑餓的壹個原因。從去年到今年6月，薊縣書記處就舉行招待宴會573次，開支公款4000多元。該縣11個公社，有8個公社和管理區的書記、副書記腐化墮落。大廠公社有44名幹部的家屬不生產，單立食堂，該公社11個管理區有10個管理區的幹部不參加農民食堂。遷安城關公社省莊副支書尹某，從食堂的麥子碎米中篩出20斤細面，給幹部們包餃子吃。遵化縣堡子店公社馬相營管理區的臨時腫浮病醫院，從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魚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請客會餐。





　　農民在死亡線上掙紮的同時，中共河北省委還念念不忘糧食征購。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壹份“緊急通知”中強調：“11月份必須十分抓緊糧食過秤入庫工作。今年糧食征購，各地必須在保證47.6億斤的前提下，力爭完成49億斤。”





　　除了饑餓浮腫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農民饑不擇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數。





　　1960年4月29日河北省委轉發省公安廳黨組報告：1月1日至4月26日，全省共發生中毒事件423起，中毒人數達14756人，致死416人。





　　1960年5月15日省防毒工作檢查組報告：今春以來至5月上旬，涿縣、寧晉、唐縣三個縣共發生中毒事件63起，中毒2139人，死亡59人。唐山市委1960年10月7日報告，截至10月7日，因食蒼茸籽中毒共計15790人。將這四個縣、市的數字推向全省的114個縣市，其總數顯然大大超過省公安廳的報告。





　　1960年9月21日，河北省委轉發省公安廳報告：五、六、七三個月，全省共發生中毒事件802起，中毒22033人，致死519人。





　　兩難：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購任務





　　由於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黨委發出密電：《關於必須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問題的緊急通知》。通知這樣說：





　　省委再次籲請妳們嚴密註意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文題。前此，我們曾揭發了寧晉、衡水縣和博野公社的死人問題，最近又發現了涿縣、安新部分社隊死人問題也很嚴重。但是，這些地方死人問題，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檢查才發現的，很少是縣委自己向上報的。近日，又發現有的縣部分社隊也有不少死人問題。但那個地方的縣委和有的幹部對這樣人命關天的大事仍然無動於衷，不能正視……可以預料，還很可能有被隱瞞的死人問題沒有發現。





　　省委壹方面要求它的下級註意解決死人問題，壹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級完成糧食征購任。前者只是口頭上的號召，而後者卻是加速死亡的切實行動。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在政策範圍內多購壹些，少銷壹些”，“全省全年的征購任務堅決完成32.1億斤”，並把這個指標分配到了各專區。滄州專區接到2.4億斤的征購任務後，再向縣分配下去，有的縣農民的平均吃糧水平每天只有2兩多壹點。河北省這樣做也是中央逼出來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全國糧食問題會議，他強調指出：各省務必抓緊進行征購。李先念副總理在會上還批評河北省征購任務完成得極為緩慢。10月16日，參加這個會議的省長劉子厚給在省裏的領導人閻達開、李硯農、萬曉塘打回緊急電話，提出“首先把征購任務切切實實地肯定下來（不是力爭，而是堅決）完成33億斤。”“我們必須向各級幹部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提高認識，端正思想，明大義，顧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況下，還要少吃壹點，多拿壹點。動員起來，做好群眾工作，堅決完成今年的征購任務。”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各地區派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僅邯鄲地區就派出了3638名幹部下鄉，分片包幹抓糧食入庫運動，入庫糧食在增加，但農民和基層抵觸情緒也在增加，他們質問：今征購任務增加了兩次，為會麽還要增加？在這場“糧食入庫運動”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淚？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饑餓情況還沒有減輕。8月12日，河北省委衛生廳黨組報告：“進入7月以來，全省114個縣、市中，有67個縣、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腫、小兒營養不良、閉經、子宮脫垂現患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腫上升了10％左右。在浮腫病人中，重癥和幹瘦病人較多，有的地區高達20％至30％。在黃驊、靜海、東光、漢沽等地，在兒童中又成批地發生了失明和癱瘓癥，不僅病情重，而且很難醫治，部分兒童已經長期癱瘓……值得註意的是，腸道傳染病和浮腫病等營養疾病，由於互相影響，癥狀加重，突然死亡的現象又有上升。”省委辦公廳1961年10月24日報告：1961年9月底統計，吳橋、南皮、慶雲、鹽山、寧津、黃驊、故城、景縣、河間等縣統計，月死亡率都超過9％。滄州全專區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個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節，還出現大批餓死人的情況，真是不可思議。





　　河北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數據作為依據。《中國人口·河北分冊》中提供了官方的數據。得出在大饑荒期間，全省餓死41萬多人，少出生166萬多人。二者相加即總人口減少207萬人。



三、整風整社：“四清”運動的前奏



　　面對嚴重的饑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補課”的號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點是糾正“五風”和整風整社。河北省農村整風整社運動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在農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衛總路線，保衛三面紅旗，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1960年的整風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對“大躍進”錯誤的某些糾偏措施，使錯誤越走越遠，從而加劇了饑荒。





　　河北省通過“整風整社”這種方式把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深入基層，和糧食征購、反“瞞產私分”結合在壹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報告中寫道：“我們解決領導核心問題的辦法，壹是縣五級幹部會議，二是公社四級幹部會議。各縣五級幹部會議已於1959年12月25日前結束，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徹底揭發批判，徹底搞臭。在全市參加五級幹部會議的16018名幹部中，共揭發批判重點人622人，占與會幹部的3.88％…….為了進壹步搞深搞透，相繼又普遍以公社為單位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除支部委員、生產隊小隊長以上黨員參加外，都吸收了團支委和小隊以上非黨員幹部參加。以更廣的範圍、更多的人來集中燒三級領導核心。由於發動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紛紛點火，上下交燒的有利形勢。全市共確定重點批判對象1871人，占與會人數的3.95％。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絕大部分已被駁得體無完膚，低頭認罪。”在整風整社運動中，還繼續搞反瞞產私分，據不完全統計，“共揭發、自報糧食9214萬斤，棉花13萬多斤，花生291萬多斤。”





　　中共張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關於反右傾整風運動和農村整風運動的綜合報告》中說：“農村以兩條道路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中心的整風整社運動，從1959年11月開始，分兩批進行。目前少數生產隊已經結束。兩個多月來，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壹小部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分子、農村黨內代表富裕中農的人、隱藏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各種壞分子都已經和正在受到揭發、批判或清洗。全市揭發出來的重點批判對象10133人，占農村總人口的0.4％”





　　整風整社運動中，河北省確定霸縣、寧晉等20個縣為重點，派出龐大的工作組。霸縣勝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衛星”而聞名。浮腫、婦女閉經、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工作組和縣委要給公社黨委書記續長嶺以黨紀處分和追究刑事責任。續長嶺對找他談話的工作組隊員安振英說：“我沒有完全按照縣委的規劃做，若完全按縣委意見辦，後果會更加嚴重。”工作組查明，霸縣縣委的規劃、高指標、大計劃、瞎指揮，果然比下面做的更嚴重。勝芳的稻田移栽的高產衛星，省委負責人多數去參觀過，中共中央有的負責人還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紀念。縣委有規劃、中央和省領導人來參觀、鼓勵，來樹旗幟，這就沒有理由追究下級幹部的責任了。





　　但是，在全省還是有大批基層幹部當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風整社運動中，河北省共揭發出各種犯錯誤幹部174757人，占幹部總數的13.9％，預計處理37412名，占幹部總數的2.98％。“把壹些五風嚴重的社隊看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或死官僚主義分子奪了權，把犯五風錯誤的幹部，當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進行了批判鬥爭，並把這些幹部集中到縣社進行’訓練’，實際是批判。據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統計，共‘集訓’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還在邯鄲市搞了32個農村“三反”試點。這也是農村整風整社的壹種形式。這32個大隊都是三類隊，即落後隊，也就是毛澤東說的“三分之壹”。從試點的總結報告中，可以看到他們對落後原因的分析。報告認為，這32個隊有以下四種情況：屬於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占12.5％；屬於領導核心嚴重政治麻痹或犯有喪失階級立場，包庇地、富、反、壞的占15.6％；屬於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很大，領導權被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屬於領導核心能力薄弱或組織渙散的占31.2％。值得註意的是，這裏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問題，比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徹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從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的發源地之壹。1961年整風整社的作法，很類似於兩三年以後的“四清”運動。例如，“四清”的指導文件“二十三條”提出“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風整社就提出“農村整風的重點是黨內，而黨內又是領導核心的正確性。”在運動的作法上也為以後的“四清”運動開創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國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頭腦清醒了壹些，1961年中共中央頒布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六十條”），緊接著開始了對“大躍進”、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和　處理的幹部甄別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補書記、省監委書記裴仰山為組長、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朱子強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全省的甄別平反工作。





　　甄別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組中，相當數量的大躍進和反右傾積極分子思想難以轉彎，有些在大躍進和反右傾升上去的領導幹部擔心自己的位子問題。經過多方工作，先是給原唐山市委書記劉漢生、原張家口市委第壹書記葛啟、原承德地委書記王克東等平反。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劉子厚代表省委承擔了責任，向被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同誌道歉說：“現在向妳們道歉，向妳們道壹輩子歉！”在這以後，其他人的問題也得以解決。





　　但是，事過半年，1962年9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還批評了翻案風，河北省委多數領導人聞風而動，對甄別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責。在省委內部，對甄別平反工作的估價出現了分歧，爭論不休，難以統壹認識。在省委第十三次會議上，省委第壹書記林鐵講了壹句模棱兩可的話：“河北省的甄別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風也是有的。”才算收場。“甄別平反工作總結”無法向中央上報。





　　在對被錯誤處分批判的幹部甄別平反之後，“向妳們道壹輩子歉”之言猶在耳，省委於1963年改組了承德地委，調動了王克東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張家口地委階級鬥爭的蓋子，“新賬老賬壹起算”，改組了張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啟地委書記的職務，同時被撤職和調離工作的地、縣級幹部達52人之多。





　　當時，既容不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容不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甄別平反的人。他們抓住省監委在甄別平反時對被錯誤處分的幹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語，羅織罪名，對省監委“拆廟搬神”，讓省監委的人統統下去搞“四清”，由壹位省委副秘書長管監委。1965年11月，又以這些罪名，召開省直機關處長以上的幹部會，對省監委書記裴仰山進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壹開始，裴仰山以“老右傾”被省委拋了出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葛啟、王克東也在劫難逃。



四、胡開明並非“胡”開明



　　在大饑荒期間，有壹些幹部敢冒政治風險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胡開明就是其中之壹。《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第2期發表了曉淩、柳錚的《胡開明並非“胡”開明》壹文。從胡開明的女兒胡曉燕那裏，我得到了更多的情況。





　　張家口市委第壹書記葛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後，1959年9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務副省長胡開明到張家口去指導整風反右工作。同年12月，又任命胡開明為中共張家口地區黨委第壹書記。





　　張家口地區的張北縣，1958年，實際畝產只有100斤，卻冒充平均畝產400斤，成為全省糧食高產的“元帥縣”。1959年10月，張北縣委總結上報：全縣23萬人，每人平均占有糧食1770斤。





　　胡開明到張北縣以後，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看了幾個糧食“高產”社隊：





　　黃蓋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顆燜土豆，壹碗酸溜溜（草）湯。人們喝壹口湯，咬壹口土豆。胡開明手中的材料卻明明白白地寫著：黃蓋淖公社平均畝產410斤，創歷史最高紀錄。





　　大囫圇村，剛剛秋收壹個月，生產隊、大隊的庫房只剩下壹個糧底子，社員家中沒有糧食。而按上報的“衛星”，說這裏的糧食成十倍地超過了糧倉的庫存能力。





　　1959年秋收前，張北縣總人口23.4萬人，就有21.4萬人缺糧，缺糧人口占農業人口的93％。1960年形勢更加嚴峻。而各幹部卻大喊“形勢大好”，大張旗鼓地反右傾。





　　通過調查，胡開明發現，全張家口地區70％的社隊缺糧。寒冬已到，200萬人生活沒有著落。





　　胡開明走馬上任以後，首先為壹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了反，並安排了工作。當然這只限於地委有權限的壹批幹部。像葛啟那樣省裏管的幹部，他沒有權這樣做。





　　1960年饑荒嚴重。胡開明到蔚縣西合營。看到這裏的農民餓得沒辦法，春播時，前面播的種子，後面就有人壹邊扒出來，壹邊往嘴裏填。生產隊沒辦法，只好種子拌上農藥，並通告了全體社員。可是，饑餓的痛苦，超過了對毒藥的恐懼。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在吃以前在土裏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非正常死亡人數大量增加，個別村莊沒有力量把屍體從屋子裏擡出去。





　　然而，上級自欺欺人地把農民的饑餓當作疾病，讓衛生部門解決。宣化市委書記蘆起到農村調查群眾生活情況，看到壹個老人躺在炕上，他問：“大爺，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沒有回答。

　　蘆起又問：“大爺，您病了嗎？”

　　老人看了看他，還是沒有回答。

　　蘆起以為老人沒有聽清，又提高聲音問：“老大爺，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撐起身子，怒氣沖沖地說：“我沒病，給我吃飽，什麽都好了！”

　　隨行的大隊支部書記說：“這是市委書記。”

　　老人說：“我罵的就是他！”





　　有人把這事當笑話說給胡開明。胡開明笑不起來。他覺得老人罵的不只是蘆起，還有自己……。





　　1960年冬天壹個深夜，盧起打電話向胡開明報告，由於饑餓，許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糧食，還要治療哮喘病的大煙土。據說，只要將大煙土和壹點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療和減輕哮喘。胡開明承擔風險，果然發放了壹些大煙土，也真正治好了壹些人。





　　1960年冬，河北省委主管農業和生活安排的負責人和省委商量做出決定，農民口糧每天降為四兩（16進位，相當於10進位的2.5兩）。省委負責人還說，吃四兩者是馬列主義，超過四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兩，曬太陽”的口號。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這也是大饑荒期間的壹個奇談。最實際的還是尋找代食品，1960年12月，張家口有50多萬人參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動。采回玉米芯、高梁桿、土豆藤、榆樹葉等2億3千多萬斤。26400多臺加工機械粉碎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窩窩頭用火柴壹點，就可點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開明親自找到省委主要負責人，說：“請妳們下去看壹看，壹天四兩糧食怎麽活下去？”這位負責人說：“全省都是四兩，又不光是妳張家口！”“張家口是塞外高原，氣候嚴寒，代食品也極少，不增加糧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嗎？”“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標，可是沒有糧食呀。”“不是沒有，指標就在妳們手裏，關鍵是敢不敢負責！”





　　胡開明說的是實活。省委確實掌握著壹批機動糧食。但是，沒有人敢負責把它用於救濟饑民。然而，與省委主要領導人的態度相反，在張家口的蔚縣壹個公社，卻有人敢於負責，做出了壹個秘密放糧的決定。這個人就是東城公社書記武萬升。





　　蔚縣縣委書記趙某與省委駐蔚縣工作組共同研究，為了模範執行省委指示，做壹個“真馬列主義者”，再壓低壹兩，規定每天定量為3兩。這3兩糧食還是由公共食堂統壹管理，經過層層克扣和多吃多占，農民能吃多少？因此，蔚縣死亡人口迅速增加。這個縣東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腫病，在死亡線上掙紮。公社書記武萬升想：難道餓死人才是馬列主義嗎？看著群眾餓死而見死不救，連半點馬列主義都沒有！他秘密召開大隊書記會議，做出了秘密決定：第壹，從公社掌握的糧食儲備中，給全社每人分10斤糧食。增產隊可以分15斤。這些糧食不交食堂，由社員拿回家裏食用。預計全社放糧40萬斤。第二，從入庫糧食中撥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與中藥材合成制成消腫點心，分配給病人食用。第三，國家幹部帶頭，每人捐獻壹個月的工資和壹身衣服，救濟嚴重困難戶和病人。在會上，武萬升將自己開會前剛領到的88元工資全捐獻了。





　　武萬升是準備丟官的。但是，胡開明不僅沒讓他丟官，還把他提為陽原縣委書記處書記。





　　1960年冬，胡開明又壹次打電話找到省委主要領導人。他詳細地匯報了張家口地區的饑荒，提出要殺壹批過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請省委領導開綠燈。這種請求使這位領導人為難。他不敢決策。恰好這時毛澤東到天津視察，於是，這位省委領導人小心翼翼地向毛匯報了張家口地區想殺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幾乎沒有思索，手壹揮，說：“救人要緊，殺就殺吧！”壹道指示下來，殺了壹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難以統計。





　　1960年1－10月，張家口下屬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餓死460多人。這時省委提出“吃四兩”的政策（在這以前宣化吃五兩）。胡開明曾在省委常委會上提過意見，但沒有采納，他只好含著眼淚執行“吃四兩”的政策，結果，12月就餓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餓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開明給正在北京開會的省長劉子厚寫信，談張家口的群眾生活情況：





　　張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為1.89％（1958年為1.31％，1959年為1.64％）。最突出的是蔚縣，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36％。全市現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總人口的2.8％……從今年1月開始，口糧水平普遍提高到五兩……現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許多社員吃了拉不下來。蔚縣白樂公社田照釘生產隊，80％的社員便秘。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況未見好轉。據統計，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後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據《內部參考》3133期刊載的中國科學院資料：從事中等強度勞動的人，每日需要熱量3000－3500大卡，如能達到此數的70％，就基本可以不發生營養不良性水腫。現在農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糧5兩，中等勞動力不過5.5兩，再加上2.5兩代食品，發熱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眾還吃不到自己的定量，問題就更大了。”





　　在這封信中，胡開明建議：“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庫存，或者多進口壹些糧食，再給河北調壹點，以便比較順利渡過災荒。”省委終於通過了給張家口地區提高二兩的定量。全省也都改為每天6兩。





　　糧食定量提高到6兩以後，胡開明註意力轉向公共食堂。他認為食堂不解散，農民就不能免於饑餓。省委工作組在涿鹿縣西二堡搞調查，總結出公共食堂十大優越性，什麽解放了婦女，節約了糧食等等。還引用了很多社員贊揚公共食堂的話。胡開明給涿鹿縣委書記王潔波打電話問：“省委調查組在妳們西二堡搞的調查妳看過了嗎？”“看過了”，“妳怎麽看？”“我……”王潔波支支吾吾。





　　胡開明對王潔波說：“不要妳現在作明確的回答。請妳馬上組織幾個敢說真話、實事求是的同誌，不帶任何偏見和框框到城關再搞壹次調查，要分頭和社員個別談話，優點就是優點，缺點就是缺點，如實給我報來。”壹個星期以後，王潔波送上壹份報告，公共食堂沒有什麽優越性，倒存在十個問題。





　　胡開明來到壩上，要親眼看壹看公共食堂的情況。等到吃飯時間，他看到幾個食堂。





　　他頂著“白毛風”來到康保縣的壹個村。公共食堂設在壹個破廟裏，百十個社員蹲在避風的角落裏，就著天上飄落的雪花和冷風，吃著糠菜餅子。他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家裏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聽了，久久沒有說話。他目送那個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風中壹步壹步走上山坡，直到翻過山梁，消失在坡那邊……





　　在這段時間，他調查了幾十個食堂。在省委常委會上，他有選擇地匯報了自己了解的壹些情況，他請省委考慮，是否可以停辦公共食堂？他的提議遭到否定。但是，胡開明抱著對群眾生活負責的態度，在張家口解散了食堂。壹兩個月以後，由於胡喬木等在湖南實事求是的調查，經毛澤東同意，全國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胡開明在蔚縣常寧公社推行“包產到組”。群眾進壹步要求搞“包產到戶”，但胡開明認為還是包產到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葛啟得到平反，回到張家口任第壹書記，胡開明調回省裏，但他還在張家口調查研究，寫了壹份《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建議》，7月30日，在華北局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胡開明就這個調查報告的內容發了言。會議簡報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開明又把這個報告送給了毛澤東。這時正在北載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為八屆十中全會定了調子。8月16日，毛澤東在胡開明的報告上批示：“印發各同誌討論”，沒有作任何表態。但胡開明已明顯地感到，此時風向已變，對責任制多持否定態度。其實，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開明報告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中，已經批評了胡開明。毛澤東說：





　　1960年以來，不講壹片光明了，只講壹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或者大部分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壹邊富裕，而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講解散集體農莊。





　　接著，毛澤東批評了內務部壹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又指名批評胡開明：





　　河北胡開明，有這麽壹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壹片黑暗”論的傳達，感到壓力，妳壓了我那麽久，從1960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妳壹下嘛。





　　這段話，在文化大革命前沒有傳達，下面不知道，胡開明也沒有受到沖擊。文化大革命中，這段話被公開出來，成了“最高指示”。胡開明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期間的1969年，他被由省裏押送到張家口地區每壹個公社輪流批鬥。但是農民在給他送飯時，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豬肉和豆腐。





　　1978年，胡開明被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配合萬裏搞聯產承包責任制。



第十二章　黑色的貴州



　　在大躍進及以後的幾年，貴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較高的壹個省。據公開出版物《中國人口·貴州分冊》的數據計算，1959年貴州省共有1700萬人口，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口90萬，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為53‰，此外還少生的120萬人。這是按官方數據算的，實際情況可能還要嚴重得多，有人說大饑荒期間貴州省餓死人150萬，但無從查證。曹樹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貴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萬人。





　　2002年12月，我應邀到雲南玉溪撫仙湖壹個經濟論壇作演講。會後我到雲省檔案館查了幾天檔案。之後，我乘火車到貴陽，計劃用幾天時間專門查閱貴州檔案。新華社貴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帶的介紹信以外，分社又為我開具了壹個用詞更為懇切的介紹信。經省委辦公廳同意，我到貴州省檔案館查閱目錄。不到壹天時間，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錄：目錄號都是3，案卷號在括弧內：





　　1957年，各地農村大辯論報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誌在省委壹屆八次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壹次會議向中央的報告（1684）；

　　1958，安順、黔南關於糧食問題的處理意見和報告（1758）；

　　1958，銅仁、黔南關於災情工作的意見（1761）；

　　1958，各地、州委關於大辦鋼鐵銅的意見報告（1786）；

　　1958，遵義、安順關於災情等工作的意見（1762）；

　　1958，中央、省委關於平息叛亂的報告（1754）；

　　1959，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的情況報告（1856）；

　　1959，省委三級幹部會議及批幾位同誌的右傾（1870）；

　　1959，省委批轉吳肅等同誌有關農村工作的報告（1964）；

　　1959，各地、州關於發生疾病及防止、治療情況的報告（1970）；

　　1959，各地、州委關於糧食工作、糧食調運工作的請示報告（2034）；

　　1960，周林同誌在四級幹部會上的報告（2081）；

　　1960，四級幹部會議簡報（2082，2083）；

　　1960，省委書記處遵義會議記錄，貴州人口變化統計（2118）；

　　1960，關於“共產風”的表現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檢查團趙方等人的報告（2125）；

　　1960，省監委關於反右傾整風運動的意見（2159）；

　　1960，遵義地區饑荒情況（2167）；

　　1960，各地、州農村饑荒情況（2169）；

　　1960，公安廳關於各地治安情況的報告（2209）；

　　1960，公安廳關於幾個地區幹部違法亂紀情況的報告（2215）；

　　1960，省工會關於勞逸結合、安排群眾生活的報告（2251）；

　　1961，各地關於病情和防治疾病的報告（2423）；

　　1961，遵義地區糧食包產到戶的情況報告（2452）；

　　1961，安順、畢節等地食油、糧食問題的批復（2503）；

　　1961，張才書、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風”情況（2517）；

　　1962，公安廳關於各地治安情況報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統計（2617）。





　　我將以上內容填好貴州省檔案館的“利用者檔案資料調卷申請單”，交給調檔的負責人。沒想到，她看了我寫的內容以後，不敢做主，說要請示領導。請示後，館長答復，查這類檔案要省委廖副秘書長簽字。廖副秘書長在省委大院裏的常委辦公處值班。省委大門有崗哨，常委小院還有壹道崗哨。新華社貴州分社這位朋友很熱情，經多方周折，他把我領進了常委辦公處。廖副秘書長四十來歲，顯得精明強幹，他很熱情地讓我座下讓茶。但他說，妳要看的這些內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請示秘書長，秘書長就在樓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樓二十來分鐘就下來了，對我說：秘書長說，要看這些東西得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不要打電話請示？我說，算了吧，下次再來。





　　查檔不成，朋友們安排我遊覽了黃果樹瀑布、天生橋和貴陽市。貴州查檔無功而返。我把檔案號抄在上面，對以後的研究者也許有用。





　　看不到檔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壹些情況，寫了這壹段。等檔案開放以後，再加以充實。



壹、毛澤東誇貴州“正氣上升，捷報飛傳”



　　在大饑荒期間，貴州這個很不發達的省份，卻創造了兩項影響全國的經驗，受到毛澤東的大力推崇。壹個是關於糧食方面的經驗，另壹個是關於公共食堂的經驗。這兩個經驗應當歸功於省委書記周林。





　　周林，三年大饑荒時任貴州省委第壹書記。他1912年生於貴州國酒之鄉懷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後調任貴州省副省長、省長、省委第壹書記兼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他衣錦還鄉，卻沒有給家鄉帶來好處。周林在貴州主持工作期間，高舉“三面紅旗”，迎合毛澤東的意願，對貴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鬥爭。1977年從南京大學黨委書記調任教育部副部長兼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在北大期間，於1979年7月為馬寅初平反。周林於1997年逝世。這說明壹個幹部能幹壞事，也能幹好事，關鍵在中央的路線正確與否。





　　1958年，貴州全省實現人民公社化，糧食的定產、定購、定銷數字，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並到各自所屬公社的生產隊，以隊為計算糧食購銷的單位。對農業社的定購數，以1957年農業社（戶）的統購糧食數加上1958年增產部份的增購數為準，1958年比1957年增產的糧食，壹般增購其22%。定購數核定後，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變，增產不增購。農業社向國家交售的糧食品種，在每年春耕生產以前由國家分配壹次，並實行“定時、定點、定質、定量、定品種”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倉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貴州先後召開兩次財貿工作會議，確定商業“大躍進”十大綱要，以完成購銷好壞實行“插紅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虛作假，虛報浮誇，農業生產出現高指標，高估產，浮誇風，隨之出現的是糧食高征購。1958年，全省夏秋糧食長勢很好，壹度估計產180億斤，由於農村抽調大批勞力支援工業，使壹些已經成熟的糧食丟在地裏無人收，造成了豐產不能豐收。同時，城市和礦區增加非農業人口60萬人，糧食需求量增長很大。因此，將糧食征購任務調增到36億斤原糧（下同），後來糧食產量降到104.98億斤，比1957年減產2%，而征購完成33.53億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糧又比1957年減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產急劇下降，局勢非常緊張，為了保證國家掌握足夠的糧食，1959年實行“多購少銷”原則。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購、快運），“四邊”（邊收、





　　邊打、邊購、邊運）辦法，打破歷史慣例，在9月底前突擊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向“國慶獻禮”，在產量減到84.64億斤的情況下，征購原糧仍達40.17億斤，占產量的47.5%。1960年，產量繼續減到63.23億斤，征購則占產量的52.1%，購後人均留糧只有215斤（原糧），





　　降到1949年以來最低水平。





　　215斤原糧，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經過層層克扣，農民能吃到嘴裏的只有2-3兩糧。這還是全省的平均數，壹些差的地方更少了。從糧食部的角度看，貴州省的征購數要小壹些，1959年征購不是貴州省誌上說的40.17億斤，而是33.50億斤。1960年的征購數為23.53億斤。





　　表12-1 1957－1961年貴州省糧食情況





　　╔═══════╤═══╤═══╤═══╤═══╤═══╗

　　║　項　　　目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107.10│114.50│ 84.80│ 67.77│ 63.50║

　　╟───────┼───┼───┼───┼───┼───╢

　　║　貿　易　糧　│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

　　║　征　　　購　│ 22.09│ 27.78│ 33.50│ 23.53│ 15.86║

　　╟───────┼───┼───┼───┼───┼───╢

　　║　銷　　　售　│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

　　║　凈　擁　有　│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

　　║　總人口（萬）│1680.9│1710.0│1744.0│1643.0│1623.5║

　　╟───────┼───┼───┼───┼───┼───╢

　　║人均凈擁有(斤)│512.70│569.12│386.00│375.72│330.20║

　　╚═══════╧═══╧═══╧═══╧═══╧═══╝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貴州》。





　　表12-1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後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約30%為口糧。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凈擁有為375.72斤，其中口糧大約有263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口糧後，農村人均口糧大約只有低於250斤，再加上層層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就更少了。





　　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長的王民三回憶：1959年7月，貴州省遵義地區幾個縣發現農村餓死人的問題很嚴重。省委在遵義召開書記會議，專門討論遵義死人的事件。當時王民三正在黔西調查，突然接到電話，要他連夜趕到遵義。在經過金沙縣時，縣長邱繼剛向他介紹了壹種代食品：用榨過油以後的油菜籽餅，用冷水浸泡三小時，再晾幹粉碎，蒸成窩窩頭。王民三吃了壹個，發現比谷殼、麥糠好吞咽壹些。榨過油後的油餅過去做肥料，現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帶了幾十個到遵義。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他擺在壹張桌子上，向省委推薦。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廣。





　　就是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中共貴州省委還於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壹篇粉飾太平的簡報。簡報的主要內容是：壹，糧食問題：1，今年上半年糧食供應工作，根據中央指示進行了檢查整頓，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費現象，緊張情況已經徹底得到解決。2，為了保證完成今年秋糧征購任務，目前必須想盡壹切辦法，抓緊糧食生產，確保秋季作物豐收；做好入倉前的壹切準備工作，貫徹執行快收、快打、快購、快運的方針；把糧食征購列為黨委壹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全力以赴，按時完成。二，市場問題：上半年全省市場情況，總的講是穩定的，日用工業品的品種、數量有了顯著增加，質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業工作正在進壹步貫徹中央指示，反對右傾思想，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抓緊收購和銷售，改善經營管理，很高服務質量，力爭市場進壹步好轉，迎接國慶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簡報，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





　　此件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每人壹份，中央壹級各委、各辦、各部、各人民團體、新華社、人民日報黨組織每處數份，軍委擴大會議及外事會議每人壹份。另用電報發各省、市、區黨委，作為參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及反黨分子完全看不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是什麽，他們抓起幾片雞毛蒜皮作為旗幟，就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事業猖狂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省、市、區的報告，都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如同貴州壹樣。因此報較短，易於閱讀，故選發各同誌。以後還將選發壹批。





　　當時正值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這個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系起來，誰要說糧食困難，誰就被扣上“猖狂進攻”的帽子，從而加劇了饑餓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憶中寫道：1959年底，貴州正在挨餓的時候，中央召開了救災電話會議，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講話，號召搞代食品，並介紹了北京市用槐樹葉作食品的經驗，采集樹葉在北京形成了運動。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會上講了話，說北京糧食告急，要求各省從速調糧食支援北京。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裏死人是壹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壹億斤。省委書記周林態度堅決，當場立即部署，省糧食廳連夜安排，限期突擊集運加工。





　　1961年，省級機關幹部吃糧標準由27斤降到25斤，接著又降到23斤，沒有其它營養，浮腫病在幹部中迅速蔓延開來。廳局負責人患浮腫病的也相當普遍。根據省委書記周林的意見，在貴陽市省府路貴陽飯店辦了臨時廳局長浮腫病院。，住院人數達六七十人。省裏各團體也辦了浮腫病院，省糧食廳大樓三樓會議室就改為病房，擠滿了浮腫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長徐健生之命去安順察看，徐副省原來以為安順問題不大，沒聽說死人的事，打算從安順調點糧食。安順地區地委書記孫漢章告訴他，安順地區已死了壹萬多人。孫漢章對王民三說：“請妳務必向省委反映，安順地區現在實在無力向上調糧食了，我們雖然沒有遵義、銅仁那樣嚴重，但勢頭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書記說，已經死了2600多人，還有2000多人浮腫。舊州公社拉巖小隊，共有32戶，已死去122人，有6戶死絕，浮腫人數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戶。到村外四處壹看，不是十幾個棺材，就是七八具沒有掩埋的屍體。





　　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



二、貴州辦食堂的經驗“全國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貴州省委召開了三天地、州、市委第壹書記會議，主要討論農村公共食堂問題。這個會不是解決食堂缺糧的問題，而是閉眼不看現實，向中共中央寫了壹個假報告──《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報告是2月24日發出的，報告說：





　　全省農村公共食堂13萬多個，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現了壹些辦得很好的，其特點是：1，鞏固地樹立了貧下中農的領導優勢，基層幹部和黨員壹律參加食堂，和群眾打成壹片；2，走群眾路線，實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糧管理制度，實行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以人定量、節約歸己的原則；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產，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績，減輕了炊事人員的勞動強度，提高了飯菜質量。這些辦得好的食堂已經成為生產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鞏固了人民公社，生產也搞得很好，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和重要性。有的還提高了集體化程度，形成了較大的居民點，為建設新農村創造了條件。





　　報告說，群眾熱情地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　勁頭高又高”。報告還煞有介事地說：“還出現了壹些新情況”：1，有些辦得好的食堂，由於解決了吃菜的問題，社員個人種菜已無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壹部分自留地轉交給食堂（在這個報告的後部分，明確強調“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2，有些地方由於辦好了食堂，有了壹個溫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紛紛集中到食堂周圍。若幹個小居民點，集中成壹個較大的居民點，這就為建設新村創造了前提條件。





　　這個報告也談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種情況：壹是雖然集體做飯，但做得不夠吃，分給各戶，推出了事；二是時辦時停；三是各戶單獨起夥，食堂有名無實。在這些地方個別已發生外逃、腫病和死人的現象。這個報告認為“少數”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數人把糧食霸占起來”、“所謂少數人就是富裕中農，這些地方的基層組織也處在他們把持之下。看起來，農村經過整風整社和社會主義教育之後，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去年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之前，他們的主要活動，是鬧土地下放，包產到戶，牽牛拉馬。現在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墻腳。所以食堂也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能鞏固，大躍進就沒有保證。”





　　中共中央兩天後就向各省、市、共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3月4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壹次下發各省。毛澤東在批語中說，“貴州這壹篇食堂報告，是壹個科學總結”，“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壹年，也是貴州省死人最多的壹年。當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當農民期望擺脫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時候，貴州省委卻送上了這麽壹份報告，深得毛澤東的歡心。經毛澤東“全國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僅害了貴州農民，也害了全國農民。



三、遵義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義地區和畢節地區由於問題嚴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這兩個地方曾發生“遵義事件”和“金沙事件”。由於檔案還未公開，無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紀委副主任李堅（大饑荒年代是中監委處長，曾到很多地方調查過大饑荒中的問題）給了我壹份材料，即《中紀委大事記》，其中有遵義和畢節的情況。





　　中央監委王維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貴州省視察工作時聽取了貴州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監委書記李景膺、省監委副書記楊用信等人的匯報，發現遵義和畢節地區的嚴重問題。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義地區曾發生大量腫病、死人的現象。1960年4月以來，遵義地委組織了5000人的醫療隊給群眾看病，組織機關幹部20多萬人幫助群眾秋收冬耕，下放22萬多人充實農業生產第壹線。但是，這個地區的病人還很多，特別是婦女病。約有36%的勞動婦女患了子宮下垂和閉經等病。非正常死亡現象還沒有停止。如正安縣大阡公社，從1960年8月以來，有4000人患病，8、9兩月死亡150多人。





　　當群眾斷炊、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時候，遵義地委卻大搞計劃外的非生產性建設。建有四座大戲院、三座招待所、壹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務大樓。服務大樓有跳舞廳、照相室、電梯等設備。招待所的門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內陳設著許多古玩字畫、象牙雕刻、高級皮沙發、錦坐墊子等。他們為了美化街道，搞所謂“半邊街”，把街道靠河邊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溝裏去住，有的至今沒有得到安置。在他們的影響下，各縣也跟著學，大搞計劃外非生產性建設。從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計劃外基建項目93個，動用國家資金400多萬元。





　　畢節地區壹些縣、社幹部違法亂紀和群眾腫病死人情況非常嚴重。如金沙縣，在縣委書記趙廣玉、書記處書記王國民的指揮下，從1959年冬起，連續搞了8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在反瞞產私分當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兌現”。“四光政策”是：小隊以上黨員幹部壹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竈頭刮光。“十大兌現”是：凡是刮樹皮、挖野菜、殺豬羊、偷莊稼、不出工、死人後戴孝埋墳堆等，都要罰款、抄家。據統計，全縣在反瞞產私分運動中，僅管理區壹級幹部被撤職、調離、開除、法辦的就有250人，占這壹級幹部總數的69%。禹謨公社黨委第壹書記楊某，私設監獄和勞改隊，關押、勞改幹部和群眾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殘85人。這個公社人口外逃、腫病死人情況十分嚴重。





　　金沙縣的浮誇、浪費現象也非常嚴重。從1958年以來，他們搞了壹千多個“躍進組織”，把13－20歲的姑娘集中起來，從各公社抽調好房子、好地、好農具，單獨成立核算單位。實際上她們根本不從事生產，成天敲鑼打鼓、跳舞唱歌。有幾名縣委書記和公社黨委書記不管生產，經常帶她們坐汽車到各處“參觀評比”，所到之處無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僅縣委書記王國民等人1960年開支的汽油費就達8000多元。





　　上述中紀委的材料是李景膺匯報的。李景膺的匯報並沒有完全反映饑荒的嚴重情況。從遵義地區的湄潭縣的情況可見壹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貴州省湄潭縣壹起駭人聽聞、慘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稱“59事件”），是壹次以10多萬人的生命換來的沈痛教訓。當時湄潭縣是由鳳岡、余慶和湄潭三縣合並而成的大縣。全縣總人口60.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56.57萬人。合縣後除縣機關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區、鎮以下均改級為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全縣有18個人民公社，下設136個管理區，776個大隊，5901個生產隊。事件主要發生在農村，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歷時5個月之久，全縣共餓死12.451萬人。死亡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20%強，占農業人口的22%。事件中，全縣死亡絕戶達2938戶，遺下的孤兒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農民4737人。最為慘絕、目不妨睹的是出現了人吃人的事件，殺人而食者達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無法統計。這場禍及全縣農村的大災難，史所罕見，駭人聽聞。





　　“湄潭事件”前，全縣農村經過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大兵團作戰、大辦食堂等的反復折騰，早已民力疲憊，財力、物力空虛，幾乎山窮水盡了。許多生產隊除集體飼養的幾頭耕牛外，其它六畜瀕臨絕跡，森林嚴懲被毀，廣大農民的吃飯問題面臨絕境。1959年糧食只收了3.22億斤，比上年減少32.6%，其它農作物減產更為嚴重。然而，1958年大躍進中膨脹起來的浮誇風，不但未止息，反而變本加厲了。當時，湄潭縣委主要負責人把全縣糧食總產定為8.46億斤，虛報5億多斤。為了兌現8億多斤總產，壹場駭人聽聞的反對瞞產私分和反盜竊運動的鬥爭，就在全縣展開了。





　　1959年11月，湄潭縣召開五級幹部大會，布置開展反瞞產運動。會上首先動員號召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和小隊幹部自報糧食產量。報得多的就表揚，準其先回家；報得少的就是瞞產，瞞產就是“反革命”，不準回家，必須重新報“實”產量。會上窮追硬逼，氣氛十分緊張，壹直要等報的產量與縣領導事先框套的數字基本吻合才放過關。樹為“紅旗書記”的綏陽公社××，開始就稱反出瞞產1200萬公斤，縣領導派出專車將該社開會的幹部送回公社。回社後就布置假現場，先在糧食下面堆滿亂草、桔桿、糠殼、石頭等，上面從國倉中運去糧食蓋起來，讓人參觀。1959年12月初，湄潭縣先後組織數千基層幹部到該社參觀學習，由該社領導進行經驗介紹，又讓該社事先訓練好的10名反瞞產“標兵”到全縣各公社介紹反瞞產經驗，大造聲勢。12月底，遵義地委又親自在該社主持召開全地區反瞞產現場會議，介紹經驗參觀假現場。各公社回去後如法炮制，立即行動，在全縣農村搞開了反瞞產私分的鬥爭。





　　全縣農村停糧斷炊以後，普遍浮腫，走路拄棍棒，東倒西歪。壹些農民開始紛紛逃荒活命，更多的農民到處剝樹皮、挖野菜來填肚子，時間長了就不行了，餓得連家門口都邁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縣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許多農民全家死絕，床上地上擺滿死屍。整個農村哀鴻遍野，餓孚滿地，實在使人慘不忍睹，耳不忍聞，視者落淚，聞者傷心。





　　情況如此嚴重，並沒有引起上級的重視，仍然壹股勁地反瞞產，捉“鬼”拿糧，大喊大叫要堅決打退“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富裕農民”的瞞產私分活動，把生產隊幹部當作集體瞞產私分的頭子而橫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隊、打虎隊，闖進農民家裏翻箱倒櫃，沒收財物。凡是能吃的東西全部收光，硬把群眾置於死地，有的群眾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傷致殘，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農民不堪忍受饑餓之苦，到飯店搶飯吃，有的攔路搶東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盜竊國家糧食。縣委主要負責人不調查這壹時期偷盜的原因，反而開展反盜竊運動。1960年元月，縣裏召開有關幹部會議，布置反盜竊運動，開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時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來。在鳳岡、余慶和義泉設立關押點，成立臨時法庭，就地宣判，並采取先捕後批準，先出布告後判刑，判處10年以內徒刑由公社批準等違法行為。在下面設立“勞改隊”、“教養隊”，抓來的群眾，白天由民兵持槍監督勞動，晚上開會鬥爭，壹鬥就動刑。被非法關押的群眾達2794人（經批準的有65人），關死的就達200余人。這些被關押的群眾，除極少數是慣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眾。在這場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動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縫嘴巴、用鐵絲穿耳朵和腳後跟、點天燈、猴子搬樁、吊鴨兒浮水，拖死豬、火鉗燒紅烙嘴巴、槍斃活埋等等。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在開展反瞞產的同時，又從農村抽調10萬民工（實際集中7萬民工）大墾萬畝茶園，萬畝果園，大修萬頭養豬場，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毀大量民房等建築設施，使許多人無家可歸，民工體力消耗大，又吃不飽，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為了湊足10萬民工，有的農民拿點樹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還未走攏就倒在路邊死了。就是到了這種時候，許多群眾對我們的黨和政府並沒有完全絕望，他們說：“這些事情黨中央和毛主席壹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會放過這幾爺子的”。有的農民臨死前還在念刀：“毛主席，妳老人家趕快派人下來打救我們吧！”





　　1960年元月，貴州省副省長吳實同誌到遵義地區視察工作，發現沿途壹帶情況嚴重，在桐梓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吳實同誌罵開了：“先不要說的原則，妳們多少有點良心沒有，人都餓死了，妳們還不安排生活，還在反瞞產。”各縣根據吳實同誌的指示，先後開倉發糧，停止了事態的發展。而湄潭縣委主要負責人卻壹直頂著，並對地委表態說：“湄潭沒有死人”仍不發糧食。遵義地委副書記×××忍不住了，對湄潭縣說：“妳們縣要趕快采取措施，開倉發糧”，縣委主要負責人又頂了回去，並說：“情況不是那麽嚴重，不會出死人事件，妖風刮到我們縣委頭上來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級臺風也刮不倒我。”他這壹頂，湄潭縣多死了幾萬人。





　　事件中，縣委主要負責人加強了郵政通信檢查，凡是向上級反映情況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來，把消息封鎖得死死的。縣委第壹書記個人就扣住51封信件，兩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機關偵察。凡是反映情況的人都受到各種打擊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組到湄潭調查，縣裏繼續捂蓋子。綏陽公社黨委負責人重抄故技，以保護首長為名，把群眾趕上山去不與工作組接觸，又把嚴重病號和孤兒集中關起來，在壹間烤煙房裏就關死36人，又組織人力把屍體丟在土坑消洞裏。該社背後兩個大消洞裏面，丟了幾百具屍體，還有還未斷氣就往裏面扔，扔下去還哇哇地叫，群眾把這個消洞叫“萬人坑”。





　　據統計，在這場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全縣被活活打死的群眾1324人，打傷致殘的175人，關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工作籍、撤銷壹切職務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後，省、地委派出工作組，采取緊急措施全力搶救，做了大量工作：





　　壹是開倉發糧，安排群眾生活。糧倉壹開，農村死亡基本停下來了。當政府開倉發糧的消息壹傳開，許多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地說：“老天爺睜眼了！我們有救了！”





　　二是搶救病號。全縣成立臨時醫院250個，每個管理區至少壹個，大的管理區2至3個，住院病號6300余人，勉強治療，采取營養、藥物等方法醫治，完全康復後出院。





　　三是收養孤兒。全縣成立23所孤兒院，每個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兒集中在孤兒院撫養。





　　“湄潭事件”揭開後，為了平息民憤，挽回影響。省、地委工作組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後對“湄潭事件”作出了結論。查明公社黨委被壞分子掌握領導權的6個，占公社總數的33.3%；管理區黨總支腐爛的31個，組織不純的51個，共82個，占管理區總數的60.3%；犯有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在職幹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區是當時縣以下的兩級主要政權組織，卻爛掉了50%以上，情況當然是嚴重的。工作組向地委寫出報告，提出八條處理意見。有了結論和處理意見，緊接著就號召全縣幹部和群眾揭“湄潭事件”的蓋子，開展“新三反”，不久又搞開了“整風整社”。運動壹個接著壹個，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





　　1960年6月，原縣委第壹書記×××被定為蛻化變質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領導也抓了幾個。縣裏組織了龐大的專案隊伍，把有問題的幾百名幹部集中審查定性辦集訓班。於1960年8月，公開槍決了副縣長兼綏陽公社黨委書記××（1983年3月平反）；另外，還槍決了興隆公社中華管理區大支書×××。後來人越抓越多，在“整風整社”中，壹次會議就抓了30幾個幹部。在這場鬥爭中，又處分了大批幹部。





　　圍繞“湄潭事件”進行的“新三反”、“整風整社”運動，本來是為了總結教訓，平息民憤，挽回影響，調整黨群關系。而實際上是以“左”反“左”，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把事態重新擴大，並沒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沈痛教訓。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責任壹鍋端給下面，讓妳吃不完篼起來。這種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錯上加錯。





　　貴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陽事件早揭露半年，兩地相差壹兩千公裏，而發生的情況極為相似，可見大壹統的極權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餓死了近壹半人口的江口縣（屬銅仁地區），農民群起暴動。帶頭的有幾個是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但農民手無寸鐵，很快被鎮壓下去。擅自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殺。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檔案開放後核實。





　　在貴州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周林並沒有向中央封鎖消息，他向上報告了災情，但還是縮小了嚴重程度。1961年後，周林對貴州的大饑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對“遵義、金沙、湄潭事件”做過多次檢討。在農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復了農民的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貴州省委還宣布荒山荒地誰種誰收，三年免征公糧。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寬，恢復了少數民族自制傳統服飾所需的“藍靛土”、“姑娘田”、麻園等。貴州省委甚至把城鎮原屬於個人或集體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歸還給個人和集體，壹時貴州省大小城鎮中，處處出現前門設店，後場設場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躍進中的極左行為和造成的惡果，加上糾正左傾中的“右”為他帶來了災難。在“四清”中他成了鬥爭對象。



第十三章　各省饑荒縱覽



壹、十壹省以外情況



　　本書前面十二章介紹了十壹個省和城市的情況。這十壹個省是我壹壹考察過、並閱讀過檔案資料的。還有壹些省份我沒有專門考察，卻通過各種渠道得到了壹些資料。對這些資料，這裏作壹些介紹。





　　1、山西壽陽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躍進的號角下，中共山西省委於1958年1月向全省人民發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的號召，指出要“徹底掃除壹切消極、保守情緒”，同時對全省工業、農業方面提出了後來曾被稱作保守而實際上難以完成的高指標。2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提出了“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的號召，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間實現，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消了，從而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農業、輕工業下降，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後，全國壹片反右傾、鼓幹勁的熱潮，誰對“三面紅旗”有半點疑慮，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1959年10月，晉中地委委員王之壹調任壽陽縣委第壹書記。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開了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大搞“反右傾、鼓幹勁”，並於10月29日和11月16日連續舉辦了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不顧實際，對當年糧食生產的計劃產量再次加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熟土層，又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產量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而最後核實的產量只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壹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征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這樣，在上交任務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按16萬人口計算，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由於糧食出現極大虧空，王之壹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糧上，他們懷疑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社員家裏至少隱藏有1200萬到1500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兩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不僅如此，王之壹等為了“幹出壹番成績來”，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為46元，而集資任務竟每人達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而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之多。於是集資有了新的內容，凡是“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都在可集之列，當然，“現金更得力”，壹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座鐘、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壹戶什麽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壹鋪壹蓋、壹碗壹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禍害”的說法。





　　為了保證此項工作的“躍進”，以“反右傾，鼓幹勁”為借口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把對他們的命令執行遲緩的人視為“白旗”，進行批鬥，誰有不同意見，就給誰扣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帽子。廣大幹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誇者受到表彰。鼓勵，實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擊。王之壹首先在縣委內部開刀，搞所謂“二張對比”，表揚了積極執行他旨意的書記處書記、宗艾公社黨委書記張俊文，批判了他認為右傾的另壹位書記處書記張存銳和鞏佩璽，批判中采用了推擁和站板凳升級的做法，美其名曰“壹看二幫”、“幫助幫助”。這種典型示範很快在全縣推行開來，推人打人之風壹浪高過壹浪。





　　宗艾公社是縣委書記王之壹的“點”。群眾拿不出所集物資和糧食，公社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墻。有的幹部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就是壹例。他把學校壹座二層樓上的教室辟為鬥人場所。批鬥中還組織有130人的專業隊（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余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壹群打手圍成壹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甘肅、山東稱此刑罰為“炒豆子”，四川稱為“炒毛芋”──本書作者註）；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全村952人中，有121被鬥，占成年人的五分之壹，致死者達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征購任務竟達74.9萬斤。對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兇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並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擡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壹息，還大罵“打死妳，哪裏還在乎壹半個人”，接著又是壹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壹個生小孩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壹個幹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壹座小型水庫，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壹個“執法隊”。壹次，壹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壹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壹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壹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打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壹等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壹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





　　麽“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中共中央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全縣城鄉籠罩在壹片恐怖氣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實後，撤銷了王之壹黨內外壹切職務，改組了壽陽縣委、宗艾公社黨委，查處了133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幹部，追究了35名嚴重違法亂紀人員的法律責任，其中王維、蘇景雲等四人被處以死刑。對受到摧殘的人員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屬以及其他困難戶撥專款派人上門進行安撫，集資物款退還原主，國家撥出3000萬斤糧食返還農村，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問題，盡力挽回極左錯誤造成的危害和損失。





　　2、廣西環江事件





　　在大躍進以前，廣西就出現了餓死人的事件。





　　195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廣西因災死人事件給予有關黨員幹部處分的決定》中指出，廣西省於1956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當時廣西省委和有關地、縣委沒有及時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災荒的發展，造成了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區農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嚴重事件。中央決定，1、廣西省委第壹書記、省人委委員陳漫遠，對嚴重自然災害不加重視，沒有及時加強救災工作的領導，造成群眾大批逃荒和死亡的嚴懲事件，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人委委員的職務。2、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郝中士（代理省長），關心群眾疾苦不夠，忽視災情的嚴重性，沒有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災工作，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副省長的職務。3、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肖壹舟，負責領導財糧工作，不認識災情的嚴重性，沒有領導有關部門做好救災中糧食供應工作，使災情嚴重化，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副省長的職務。4、平樂地委書記楊林給予留黨察看壹年的處分。5、平樂地委副書記何庶民給予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橫縣縣委書記薛秋水、平樂縣委書記矯誌周、荔浦縣委書記王文陸等有關責任者都給予了黨紀處分。





　　據中紀委李堅向本書作者介紹，廣西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後，民主黨派負責人反映強烈，鄧小平負責處理這件事，用專機把廣西的領導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處理。





　　事後毛澤東說：“廣西事件讓民主黨派鉆了空子。”可見，毛澤東廣西餓死人並沒有吸取教訓。廣西的幹部更是沒有吸取教訓。1958年重犯了比1957年更為嚴重的錯誤。





　　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產13萬斤的“大衛星”。環江縣位於廣西北部，總面積4500平方公裏，居住著毛南族、壯族、水族、漢族、苗族、瑤族、侗族等多種民族。環江是個產糧食的大縣，縣內森林資源豐富。





　　1957年以前在這裏任縣委書記的王定在壹篇回憶文章中介紹了環江事件。本節資料取自此文。





　　1956年，全縣初級社全部並為高級社，實行集體的生產和統壹分配。大石山區壹些居住分散的農戶，為了參加集體勞動，五更前就要起床，走兩三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集體收工後，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現很多弊端，群眾反映強烈。根據實際情況，1956年，這個縣實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資，包產）到隊、到組、到戶，超產獎勵，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戶”的作法。1956年11月5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專題書面報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轉給各縣委並加了按語，要各縣參考，同時批準環江縣可以搞試點。後來，這壹方案被戴上了瓦解農業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帽子，環江縣委改組。原縣委四個正副書記三個劃成右派，書記王定劃為“極右”。





　　清除了壹大批“右派”分子以後，新任縣委書記洪華等人就放開手腳“大躍進”。他們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壹定能做到”的口號。洪華宣布，糧食產量要爭“全區第壹，全國第壹，天下第壹”。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經過縣區兩級精心策劃，決定選用並篼的辦法，柳州地委（這時環江已改屬柳州地委）向縣裏暗示：“……湖北三萬斤畝產的衛星是把六畝移到壹畝裏去了。全國衛星沒有十萬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據地委畝產十萬斤的意圖，縣裏派出了縣委管農業的副書記季某和農業部副部長覃某等壹批人，於1958年8月22日前後，召開專門會議，8月23日開始行動。





　　具體做法是，把原來搞試驗的壹塊1.13畝試驗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來，再犁耙、深耕，將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後耙融耙爛。8月28日到30日內，動員當地社員、縣直機關幹部和在地縣參加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近千人，從幾個生產隊的壹百多畝水稻田中，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連根帶泥移到試驗田中並篼。由於不分晝夜，那塊田並篼兩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





　　在並篼過程中，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們用木樁支撐後再用竹蔑片攔腰，將田塊分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壹塊壹塊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風，就用噴霧器改成的鼓風機，由十個人輪流鼓風，晝夜不停。此外，還用紋帳將糞水過濾後，用噴水壺噴灑。





　　1958年9月初，環江縣委向柳州地委和廣西自治區黨委報喜，聲稱要放壹顆畝產10萬斤的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廣西自治區黨委、柳州地委隨即發函邀請各新聞單位和電影制片廠到現場采訪報道。還組織檢查驗收團，成員有黨政領導、政協領導，還有廣西農學院、廣西大學以及有關科研院所的水稻種植的專家教授。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時，舉行了有6000多人參加的開鐮儀式，收割時把田裏收下的谷子壹擔壹擔地挑起排成長隊，在縣城的主要街道遊行兩圈後，再挑進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上街遊行時，在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壹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從糧庫裏挑出的谷子跟在遊行隊伍後面，這樣，挑谷子遊行的隊伍壹下子就增加了兩倍多。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縣委大院堆滿了谷子，統計人員從登記簿累計出數字，這塊試驗田共1.13畝，當天收割了1.075畝，收到幹谷140217.4斤，折合畝產130434.14斤。就這樣，壹個全區、全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水稻畝產最高紀錄便魔術般地“創造”出來了。





　　事後細心的人士作過了解和統計，當天在這塊收割的1.075畝稻田裏，實收谷子26000多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參加過秤，另外47217.4斤，則是團團轉、重復過秤“創造”的。





　　環江縣向上匯報的數字是，1958年糧食總產量是3.3億斤，而實際只有1.05億斤（這個數字也有水份）。產量高，征購也就多。1958年的征購任務是1957年的4.8倍。這麽高的征購任務肯定是完不成的。於是就反瞞產私分，把農民僅有的口糧都搜羅盡了，但是催交征購糧的壓力不減。到1959年春，斷糧的農戶越來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廣西自治區黨委給環江批了100萬斤統銷糧，才免強渡過1959年上半年的饑荒。





　　1959年8月廬山會議以後，更加緊了反右傾保衛“三面紅旗”的政治運動，新壹輪高浮誇、高征購的浪潮超過了1958年。上級分配給環江縣糧食總產量任務是9.9億斤，比1958年的3.3億斤又增加了兩倍，而當年實際總產量只有0.828億斤。上級分配的征購任務是貿易糧0.71億斤（折合原糧1億斤），超過了全縣糧食總產量壹千多萬斤。實在沒有辦法，後來將原來報的糧食總產量由9.6億斤調整為2.4億斤，征購任務調整為0.385億斤貿易糧。10月20日，在地委三級幹部會議上，縣委書記洪華報喜：已完成征購任務0.388億斤，後來才知道實際放庫只有0.1881億斤。





　　為了完成上交征購糧任務，環江縣委按廣西自治區的布置，將各集體小倉庫裏的糧食作為征購糧壹起並入國家倉庫，這樣總算完成了征購任務0.3156億斤。





　　縣裏既將群眾的口糧，豬、牛牲畜的飼料糧全部並入國家倉庫，又實行餓死人也不給開倉的政策，誰若擅自開倉，輕的開除黨籍、公職，重的挨批挨鬥，甚至被整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妳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妳崖日堅。”當場宣布開除崖日堅黨籍，撤銷壹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裏和村裏，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後還不給飯吃。在壹次鬥爭後，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幹部走不到兩裏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饑餓難以忍受，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到貴州、金城江等地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在關押之中，連悶帶擠，死去44人。在追捕過程中，水源公社書記韓祖文曾按照洪華指示宣布：“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就打死算了。”





　　這個縣的反瞞產私分是以反右傾的政治鬥爭形式開展的。在會上，由各大隊選壹個報產量最高的生產隊為標兵，要其它生產隊向這個隊看齊，達不到的就算瞞產私分，就要挨批受鬥。讓報得多的生產隊幹部去批判報得少的生產隊幹部，在批判時，不願多報的、報不出瞞產糧食的就要送去“小勞改”，不給飯吃。在縣委書記蹲點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竟逼死13人。洪華還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的逃兵，死幾個不要緊。”





　　面對群眾的災難，有良知的人冒著危險為民請命。1959年3月，環江縣人委幹部譚紹儒以環江縣城關區公所的名義向中央和報社寫信反映饑餓情況，要求上級到環江調查。此信被洪華截獲，他指令分安機關拍成照片，在全縣範圍內查對筆跡，追查寫信人。譚被查獲後，在全縣輪流批鬥，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為了掩蓋死人真相，洪華給郵局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縣委審查。”有的環江籍戰士回家探親，見家人餓死，寫信到報社，被批回環江調查。結果，有的被開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勞改。





　　情況被封鎖，得不到外界救助，饑荒愈演愈烈，因饑餓造成浮腫、肝炎、幹瘦、婦女子宮下垂等病人不斷增多。在1959年到1960年間，環江縣到底死了多少人？沒有人作過統計。1954年環江縣人口15.7萬人（人口普查人數），1959年全縣人口已增至17萬，而到1962年，全縣人口只有12萬人（全縣統計發布票人數）。粗算起來，這段時間，人口減少了4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這壹。另有壹種分析是環江縣當時死亡5萬人。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是：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為26％，付點公社中山大隊為46.57％，馴樂公社康寧大隊為45.5％。水源公社的龍樹屯、馴樂公社訓林大隊巖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絕了。據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分析，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有82人，當場鬥死的有15人，開槍打死的5人。全家死絕的5戶。





　　後來，廣西區黨委覺察出環江縣的問題，1960年3月，派出壹個檢查團到環江調查。洪華等極力封鎖情況，給調查組設置障礙。他們多次召開秘密會議威脅說：“亂反映情況是大是大非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洪華指摘調查組“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年輕人無知，生活在城裏，很少下鄉，下來專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縣委副書記韋某腰掛手槍，威脅反映情況的人說；“妳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裏？妳敢簽名蓋章嗎？”檢查組工作困難重重，檢查工作無法進行。後來因環江縣情況越來越嚴重，餓死人無法掩蓋，廣西自治區黨政領導親自到環江，調查工作才得以進行。





　　經調查團調查，環江縣大量餓死人的事實被認定。1960年6月，縣委書記洪華被撤職，改任地委財貿部長。1960年冬，在整風整社（有的地方稱民主革命補課）中，被揪回環江縣批鬥。1960年3月2日，在環江縣幹部群眾大會上，宣布開除洪華的黨籍，並逮捕法辦。後被判有期徒刑5年。1980年，洪華被平反。





　　3、中寧事件





　　寧夏中寧縣是個小縣，1958年人口只有11萬，當時屬甘肅省銀川專員公署。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全縣範圍內發生了因饑餓而死亡、浮腫和外逃的慘痛事件。據官方公開披露的資料，全縣死亡1801人，浮腫2605人，外逃8518人。和其它地方的饑荒相比，這是壹個很小的數字。為什麽死亡人口這麽少卻成為向中共中央和全國通報的“中寧事件”？我們只能對這個數字存疑。





　　問題還是發生在糧食方面。1957年，銀川專員公署下達糧食產量計劃為8553萬斤，12月，在批判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的“右派反黨罪行”時，中寧縣委書記齊丕文稱1957年糧食產量達9000萬斤。縣長賀錦繡提出異議，被當成右傾受到批判。實際上，1957年糧食產量只有6948萬斤，完成征購任務2144萬斤，占實際產量的30.8％。





　　1958年原定糧食計劃指標為1.1億斤，傳達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的大會上，改為1.6億斤。會上再壹次批判了縣長賀錦繡，並被調離，由齊丕文壹人兼縣委書記和縣長。接著，中寧又放了兩個“高產衛星”，秋收還沒有結束，就上報糧食總產量達1.68億斤。中寧縣成為全國農業先進縣，齊丕文進京出席了全國農業先進代表會。實際上，1958年糧食產量只有7736萬斤，完成征購任務3126萬斤，占總產量的40.4％。





　　1959年1月，全縣三屆二次黨代會的報告中說，1958年糧食總產已達1.8億斤，1959年要達到3.8億－4億斤。最後確定糧食產量計劃為2.896億斤，征購任務為7130萬斤。由於偏離實際太遠，7月，將兩個指標下調為1.1526億斤和4300萬斤。11月中旬，自治區召開六級幹部會，齊丕文率隊參加。會上借反右傾運動的政治壓力，強行落實糧食征購任務。渠口公社渠口大隊總支書記汪金山反映糧食估產過高，征購任務難以完成。還說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級還給中寧縣增加了105億斤的征購任務。12月2日到29日，縣裏召開五級幹部會，采取追、壓、鬥等手段，讓參加會議的社隊幹部交待“瞞產私分”的糧食數字。在五級幹部會上。逼迫全縣社隊幹部承認瞞產私分糧食2800萬斤，讓他們保證1960年春耕期間不缺口糧，不缺種子，不缺飼料。齊丕文在會上說：“種子、口糧不要考慮，先完成征購任務再說。將來沒有吃的最多發生兩個問題，壹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們有的是解放軍。”還威脅說：“誰完不成任務，是黨員的先開除黨籍再逮捕。”12月12日，渠口公社黨委副書記陳鈺被逼自殺身亡。陳鈺死後，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屬”，逃到內蒙古以乞討為生。





　　1960年3月，縣委幹部蘇忠深隨縣長巫克強到黃河北岸兩個公社檢查春播。但沒有看到壹個社員在地裏勞動，到處都是冷冷清清。當時口糧不分給個人，社員家庭不設鍋竈。1960年1月，絕大多數食堂斷糧。但食堂還是社員的流動中心。蘇忠深隨巫克強到食堂。只見20多個社員餓得皮包骨頭。看到縣委幹部走到他們面前時，他們全都跪下，有氣無力地喊：“救命，救命！”





　　1960年1月9日，自治區黨委批轉了中寧縣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的情況報告，在按語中說：“從中寧的情況來看，隱瞞私分糧食的現象是嚴重的，鬥爭是尖銳復雜的，各地應註意這壹問題，把糧食工作做好。”實際上，1959年糧食總產量只有6566萬斤，卻完成了征購任務4973萬斤，占實際產量的75.73％。





　　1960年3月，自治區黨委在查處“中寧事件”的報告中認為，事件是由於中寧縣委“拒不執行中央和自治區黨委關於生產、糧食、統購統銷、安排社員生活、整風整社等許多指示、決定，長期隱瞞真實情況，抗拒上級檢查，以整風整社為名，打擊黨員、幹部，壓制和威逼社員群眾”而造成的。認為“中寧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縣委領導班子被壞人把持，是壞人做壞事”。





　　中寧縣委徹底改組，縣委書記齊丕文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齊丕文被槍決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離婚不成，1959年12月23日將妻子殺死。除齊丕文以外，縣委其他成員，有2人被定為壞分子，開除黨籍，在處理時死去；逮捕4人，受其它處分3人。另有20多名科級幹部受到處理。





　　4、福建省的災難





　　相比較而言，福建的饑荒是比較輕的。我沒有到這個省作專門考察。林強先生發表的《天災乎？人禍乎？──福建“大躍進”運動再認識》壹文，稱福建省遭受空前的災難。下面是摘錄林強先生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





　　“大躍進”的年代，福建省的“共產風”是年年刮，季季刮，邊處理邊刮。幾乎每搞壹個運動都刮“共產風”，大興水利，大修公路，大煉鋼鐵，大開“萬寶山”，大造林，大養豬，大辦工業，大辦食堂，大辦學校，大搞技術革新等等，都要無償地調勞力，占土地，拆房屋，調家禽家畜、各種生產資料及各種農具。“共產風”是從省到生產小隊層層刮，從農業到工交、財貿、文教衛生、部隊，各個部門都在刮。亂用義務工，平調勞動力的情況也相當嚴重。連江縣鰲江公社僅1960年1月至10月，縣、社就調用義務工394332工（不包括已付工資的），每個勞動力平均月31.8工；寧德縣六都大隊1960年負擔義務工6.6萬工，占全隊全年總工日的40％，平均每個勞力負擔38工。





　　“大躍進”期間，福建省瞎指揮、亂指揮生產主要表現三個問題：（l）勞力使用“壹邊倒”，生產顧此失彼；（2）生產季節“齊步走”，不分地區、氣候條件，要求進度壹致；（3）生產措施“統壹化”，缺乏實事求是。如閩侯縣城門公社1960年入春以來全社性的統壹行動就搞了4次。生產隊幹部說：“我們行動要隨大隊旗走，指東走東，指西走西。”杜國大隊社員說：“現在領導生產是大隊聽電話，小隊聽指揮，社員聽廣播。”





　　由於瞎指揮、亂指揮，有的連種子也收不回來。霞浦縣鹽田公社公社春花生下種556擔，只收回224.58擔。





　　1958年“大躍進”時“放衛星”，浮誇離奇，1960年上半年繼續“大躍進”時，浮誇之風再度盛行。從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寧德縣七都公社六都大隊種麥700畝，上報1200畝；閩清縣東橋公社洋頭大隊支部書記匯報壹個小隊12個勞力壹天積肥2000擔，種麥20畝，深翻土30畝，切地瓜25擔。社員說：“就是神仙也沒有辦法，幹部吃飽飯沒事幹，在家作假報告。”又說：“大躍進”是“成績騙上級，糧食騙農民，浮誇得獎勵，實事求是挨批評。”





　　“大躍進”期間，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也相當嚴重。龍巖適中公社在“大躍進”時，施用捆綁、吊、打、關、跪、停膳和批鬥等手段，摧殘群眾1938人次，其中被摧殘後自殺的有14人，傷病交加致死60人。





　　在大躍進期間，福建省縣以上機關的官僚主義嚴重。突出表現為：





　　（l）會議多。據統計，省級機關1960年1月至3月份就召開有下邊同誌參加的會議266次，累計1519天、28359人；現場會議145次，累計819天、16015人；電話會議107次，廣播大會25次。





　　（2）臨時機構多，表報、匯報多。省、地臨時辦公室與日俱增，且都要上下對口，都有定期的匯報制度，致使下面無暇應付。福清縣幹部反映：上面要材料是“壹多、二急、三細、四全面”，下面的應付是“壹看、二估、三推、四吹牛”，表報不僅數量多，而且項目繁雜，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例如下發的表格中有“婦女懷孕數’、“子宮下垂數”、“尚未消滅鼠雀數”，還有“母雞下蛋情況”等等。





　　（3）文件多。據南靖縣統計，僅1960年第壹季度就收到省級各單位下發的文件2492件，地級各單位下發的文件3134件，省地各部門下發的電報847件，縣裏發出文件784件。這些文件很大壹部分文字冗長，質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轉，可有可無。





　　“大躍進”運動使福建省的生產力遭到很大破壞，群眾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折，造成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滑坡，陷入了極度的困難境地。





　　1960年全省農業總產值只完成9.21億元，比1957年下降了18.7％；糧食生產從1959年開始，連續3年減產。1960年全省糧食產量37.95億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產量66億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還低；甘蔗產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年僅6.633億公斤，比1957年減少近壹半。





　　1957年全省糧食產量43.5億公斤，1960年降到35億公斤，3年減產8.5億公斤，“等於4個福州沒有飯吃，等於300萬人沒有飯吃”。對此問題，作為省委書記的葉飛，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福建省大組討論時，作了如下檢查認識：“1958年糧食估產，報得最高時達170億斤，1959年上半年還在省人代會上作了報告。1958年11月龍巖會議是頭腦最熱的時候，曾提過搞萬斤縣、萬斤省，造成的許多錯誤我是要負責任的。後來主席和中央發





　　覺有浮誇風，估產過高，幾次提出要我們不要相信高指標。高估產，頭腦不要發熱，要壓縮空氣，而我們總是改不過來。對1958年糧食產量，第壹次由170億斤降為130億斤，第二次又從130億斤降到105億斤，還提出‘三八線’，不能再縮了，到後來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產，才有高征購，高征購最嚴重的1959年，壹年征購30億斤，這是歷史上最高的壹次。當時決定任務的時候，有些同誌不同意，我還采取了舉手表決的方法，這是不對的，這個責任我要負。後來問題清楚了，那樣不切實際的高征購，必然發生不良的後果。”





　　由於浮誇風盛行，根據虛報的高估產來確定農村糧食征購任務。福建省1959年全省糧食總產比1957年下降12.2％，而從農村凈征購（征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40.9％，1960年比1957年糧食總產量減少11.45億公斤，而糧食凈征購量卻比1957年增加1.4億公斤。糧食凈征購占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1957年為16.8％，1959年、1960年分別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準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城鄉人民生活面臨嚴重困難。人們跑步進入的並不是共產主義社會，而是饑餓。城市基本口糧供應嚴重不足，農民的口糧被壹挖再挖，職工月糧食定量壹降再降，饑餓難忍的群眾只能到山裏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豬肝”等各種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撈浮藻充饑。





　　大饑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嚴重的是龍巖地區，1960年l-11月，全區9個縣185萬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8644人，占全區總人口2.08％，其中最嚴重的武平縣，非正常死亡占全縣總人口的5.96％。閩東的寧德縣也相當嚴重，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三年“大躍進”前後幾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這就是福建三年“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和所付出的代價。





　　本書下篇第23章根據《中國人口.福建》中的數據計算，在大饑荒期間，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萬人，應當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為64萬人。與林強先生的計算結果相近。可見，福建餓死20萬人左右，少出生65萬人左右是比較接近實際的。





　　當然，在“大躍進”中，由於廣大群眾的艱苦勞動，也留下了壹些積極後果。在“大躍進”期間，為福建地方工業打下了初步基礎。隨著鋼鐵工業的發展，帶動了機械、電力、化工、燃料、輕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直到20世紀末，福建省許多還在發揮作用的重點基礎設施就是在那時建設起來的。如古田溪水電站、鷹廈鐵路、福州第二化工廠和第壹化工廠、福州抗菌素廠等。三明工業城的掘起就是突出的壹例。“大躍進”期間，福建省的農田水利建設也有很大發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擴建水利工程1萬多處的同時，還完成上千萬立方米水庫2座，總蓄水4.4億立方米。許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發揮重大效益。當然，如果不發動“大躍進”運動，福建的工農業將發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饑荒程度輕重不同



　　由於中國當時是壹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又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壟斷了壹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著壹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那時，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出現制度性的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所以，大饑荒是覆蓋全國的。





　　因此，在這壹冊介紹各省的情況時，讀者會發現，各省情況是那麽樣地相似：浮誇，多報糧食產量──在虛報產量的基礎上的高征購──完不成征購任務就大搞反瞞產私分──大辦公共食堂──食堂停夥──農民饑餓而死。“五風”在各地橫行，“衛星”在各地升空，大辦鋼鐵在各地都是同樣荒唐。





　　但是，各地饑荒輕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異。全國非正常死亡率較高的省應當是四川、安徽、甘肅、河南、山東、青海、湖南等省，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據各省官方統計，四川為53.97‰，河南39.60‰，貴州52.33‰，安徽68.58‰，山東23.60‰，甘肅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壹開始災情就很重，由於揭露得較早，到1961年就開始好轉，如山東、河南等省。有的省的蓋子長期捂住，繼續推行大躍進的政策，餓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壹直到1962年還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為：15.17‰；46.9‰；53.9‰7；29.42‰；14.82‰。





　　據各省官方數據，1960年，在全國29個省級地區中，只有12個出現人口負增長。這12個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貴州(－32.4‰)；安徽(－57.23‰)；山東(－4.10‰)；甘肅(－25.80‰)；青海(－27.66‰)；雲南(－2.07‰)；廣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遼寧(－0.3‰，1961年)。連續四年(1958-1961)人口負增長的只有四川壹個省；連續兩年(1960-1961)人口負增長的有貴州、廣西、青海、湖南四個省。





　　1960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維誌研究員給我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數據。這些數據是從各地報上來的材料中摘出來的。





　　死亡率超過20‰的縣市有675個。這些縣分布在12個省區：江蘇48個，安徽68個，山東68個，河南63個，湖北38個，湖南64個，廣西72個，四川75個，貴州43個，雲南60個，甘肅53個，青海23個。





　　死亡率超過100‰縣市有40個。其中：





　　安徽省11個：肥東縣124.89‰，巢縣101.23‰，宿縣144.32‰，鳳陽136.04‰，定遠118.45‰，五河116.70‰，阜陽125.57‰，太和174.79‰，亳縣162、38‰，宣城163.10‰，無為182.30‰。





　　廣西壹個縣：環江縣131.66‰。





　　河南省10個縣：商城縣224.5‰，汝南縣103.24‰，新蔡縣114.07‰，固始縣121.85‰，遂平縣110.15‰，息縣169.24‰，正陽縣137.68‰，上蔡縣109.40‰，光山縣246.77‰，唐河縣100.40‰。





　　四川省11個縣：南溪縣101.37‰，資陽縣117.50‰，榮縣164.68‰，墊江縣136.06‰，酉陽縣124.81‰，秀山縣138.52‰，石柱縣168.12‰，樂山縣100.34‰，犍為縣102.88‰，沐川縣107.31‰，滎經縣175.41‰





　　貴州省4個縣：桐梓縣131.46‰，湄潭縣240.16‰，赤水縣199.20‰，金沙縣188.88‰。





　　青海省3個縣：湟中縣138.36‰，正和縣113.43‰，雜（朵？）多縣136.10‰。





　　從我掌握的情況看，王維誌的數據並不完全。例如，1960年死亡率超過100‰還有四川的大邑（107‰）、豐都（162‰）、郫縣（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濱的死亡率高達383.2‰。死亡率超過20‰遺漏得更多，顯然不僅是王維誌記載的675個。王維誌記載的100‰縣中，有壹些是超過200‰的縣，如鳳陽、亳縣、石柱縣、滎經縣等。因為王維誌的數據是各省官方上報的，顯然有縮小的成份。





　　曹樹基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雖然我對他的方法中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我認為他提出不同省份的災情嚴重程度還是可供參考的。但是，我認為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率應當在安徽之上。因為四川饑餓時間最長，而安徽由於實行了包產到戶，縮短了饑餓時間。不管怎樣，我還是將他計算出的各省非正常死亡率列表如下，供讀者參考。





　　表14-1 曹樹基計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

　　║　　　│非 正 常│非正常│排序║

　　║省　名│死亡人口│死亡率│　　║

　　║　　　│ （萬） │（％）│　　║

　　╠═══╪════╪═══╪══╣

　　║安　徽│　633.0 │ 18.37│　1 ║

　　║四　川│　940.2 │ 13.07│　2 ║

　　║貴　州│　174.6 │ 10.23│　3 ║

　　║湖　南│　248.6 │　6.81│　4 ║

　　║甘　肅│　102.3 │　6.45│　5 ║

　　║河　南│　293.9 │　6.12│　6 ║

　　║廣　西│　 93.1 │　4.63│　7 ║

　　║雲　南│　 80.4 │　4.19│　8 ║

　　║山　東│　180.6 │　3.38│　9 ║

　　║江　蘇│　152.7 │　2.88│ 10 ║

　　║湖　北│　 67.5 │　2.20│ 11 ║

　　║福　建│　 31.3 │　2.02│ 12 ║

　　║遼　寧│　 33.0 │　1.71│ 13 ║

　　║廣　東│　 65.7 │　1.71│ 14 ║

　　║黑龍江│　 19.0 │　1.21│ 15 ║

　　║河　北│　 61.0 │　1.10│ 16 ║

　　║江　西│　 18.1 │　1.06│ 17 ║

　　║陜　西│　 18.7 │　1.02│ 18 ║

　　║吉　林│　 12.0 │　1.02│ 19 ║

　　║浙　江│　 14.1 │　0.55│ 20 ║

　　║山　西│　　6.0 │　0.37│ 21 ║

　　╟───┼────┼───┼──╢

　　║合　計│　3245.8│　5.11│　　║

　　╚═══╧════╧═══╧══╝





　　資料來源：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第282頁。



三、饑荒輕重不同的原因



　　為什麽在高度集中的國度裏嚴格執行著統壹政策下，各地會出現輕重不同的差別？





　　李若建認為，饑荒輕重不同與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有壹定的關系。內陸省份的饑荒重於沿海省份，山區的饑荒重於平原。





　　曹樹基認為，近百年來各地遭受的饑荒程度不壹，有些地區經歷過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則否。因此，關於饑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間記憶。他認為，民間饑荒記憶強的地方，對新的饑荒的抵抗能力就強。江西在太平天國時死人最多，山西、陜西近百年內曾出現過大饑荒。在這樣的省份，人們對糧食的重視，遠遠超過未經過饑荒地區，這壹因素成功地化解了來自上級政府的高壓。政府對於民間糧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死人就少。





　　我認為，李若建、曹樹基兩位學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視。不過，我認為下面兩個原因對造成地區死亡率的差別起著重要作用：





　　哪裏的地方的官員對毛澤東的向心力越強，哪個地方的饑荒就越重





　　饑荒程度的輕重主要是以各省對毛澤東的政治向心力強弱不同而異。總的來說，各省的省委書記對北京，特別是對毛澤東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離心力的幹部早被視為異端而受打擊。沒政治向心力的幹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強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強的省份，饑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較弱的省份，饑荒程度就相對輕壹些。通俗地說，在“大躍進”中緊跟毛澤東、並且“創造性地發揮”的省委書記，這個省的災情就重。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強的省委書記，認為這些政策從根本上不符合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有的在執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執行。到了1959年下半年、特別是1962年，毛澤東果然批評1959年春的讓步政策，說明這些向心力強的省委書記和毛澤東心有靈犀，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政治向心力和毛澤東距離、與官員的地位高低有關，但這些不是決定性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是這位官員的政治態度和毛澤東的親合程度。和毛澤東的政治態度親合力強的幹部，不管他在哪壹偏遠地區，不管他是省級還是縣級，都會加重當地的饑荒程度。他們雖然遠離北京，雖然只是縣級幹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報》，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聽到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傳達。所以，在省委書記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強的省份，全省總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轄的省份下面也可能發生影響全國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壽陽事件，寧夏的中寧事件，廣東的羅定事件等。





　　對多數省份來說，都是執行中共中央關於“三面紅旗”的路線和政策，但沒有什麽創造性的發揮，災情就處於中等或較輕的狀態。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山西14.2‰，陜西12.3‰，河北15.84‰，江西16.09‰，吉林10.1‰，黑龍江10.5‰，遼寧11.5‰，江蘇18.41‰，浙江11.88‰，廣東15.12‰，福建15.34‰。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過千分之二十。東北三省災情較輕，不僅與省委書記的態度有關，也與這裏的自然條件有壹定的關系，這裏歷來是中國的糧倉。





　　饑荒最輕的應當是比較邊遠的民族自治區，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15.67‰（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1955到1957年死亡率均為14‰以上)、內蒙古自治區(9.4‰)和西藏自治區。同屬自治區，但廣西壯族自治區（29.46‰）和民族自治縣較多的雲南省（26.26‰）的災情重於前三個自治區。因為後兩個自治區的領導幹部主要是漢族幹部，政治向心力強於前三者。





　　對毛澤東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態度的親合力以外，還有由幹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對形勢跟得緊的幹部提拔得快，不緊跟形勢，不僅得不到提拔，還有政治風險。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在當時形勢下，他們的行為可以分以下幾種情況：





　　其壹，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確的規定、地方官員是非做不可的。如，糧食征購指標必須完成，人民公社必須建立，必須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等。但是，對這些必須做的事，也有執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購指標可以同中央糧食部門討價還價，也可以不顧農民死活盡可能多上交；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顧條件地勞民傷財。在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壹定的彈性。地方官員可以激進些，也可以保守壹些。顯然，激進還是保守，對地方官員的仕途是有影響的。





　　其二，有的事雖然中央沒有明確規定，但在當時的強大政治壓力和輿論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風險的，多數官員隨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發展工農業和各項事業，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員是有決定權的。由於速度定得過低有右傾危險，所以多數官員寧可選擇高速度；又如大辦公共食堂，開始中央強調社員自願參加，但中央向全國發布統計，報道各省在食堂吃飯的社員占全體社員的比例，為了不落後其它省，就只好剝奪社員“自願”的權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沒有要求這樣做，但社會上有壹股風，報刊不停地造勢。社會上的風可以不跟，報刊上的話也不壹定非聽不可。但是，跟風可以得到先進，不跟風可能被說成落後。如高產放衛星，農民在食堂吃飯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規模大小等。





　　其四，在對饑荒的反應方面，地方官員也有不同的態度。當糧食已經嚴重不足時，是不顧農民死活繼續完成征購任務、還是要求中央減少征購指標？災難出現以後，是縮小或隱瞞災情，還是如實上報、爭取中央幫助？當發現食堂給農民帶來災難時，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實際上給農民以生火做飯的權利，還是堅持辦食堂？農民在死亡的邊緣時，敢不敢開倉放糧救濟災民？對農民自發的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自救措施，是堅決反對、睜壹只眼閉壹只眼、還是支持？這壹切，是依地方官員政治態度而異，依地方官員素質高低而異，也是對地方官員人性和良知的考驗。只有那些和毛澤東向心力最強的地方官員，才會不顧人性和良知。





　　山東省昌樂縣縣委書記王永成就是壹個好的例子。山東省是餓死人較多的省份之壹，而王永成擔任縣委書記的山東省昌樂縣卻沒有餓死人。





　　1959年，山東省昌濰地委把青州、壽光、昌樂三縣定為“落後縣”，並派出三個工作組分別去“改造落後”，時任地委宣傳部長的王永成被派到昌樂。





　　王永成到昌樂後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這時的食堂裏已沒有多少可吃的東西；他到農民家裏去訪問，農民家裏也沒有糧食。王永成意識到，這是個天大的事情，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保住農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顧個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個人“進步升遷”等具體利益，不顧壹切地要確保全縣十萬戶家庭的安全和四十萬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顧當時接連而至的政治運動，沒有顧及正在進行的“反右傾”鬥爭，也沒有效法派往鬃縣“改造落後”所搞的“扒兩張皮”（逼富裕中農賣糧——認為富裕中農有糧食）等做法，而是呼籲上級盡快調來救命糧，解決百姓的燃眉之急。與此同時，王永成在縣裏提出“千方百計”救災渡荒的要求：對那些絕糧的村子，號召群眾千方百計自救渡荒；對那些沒有自救條件的群眾，凡是有親友可投的都允許他們去投奔親友以爭得壹線生路；實在沒有親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產渡荒”的斷然措施：變賣家具物品，換回糧食，以保住生命為原則。





　　接著，王永成帶領群眾“生產自救”。糧食生產周期長，解決近期吃糧有困難。調來的少許糧食僅能解決部分絕糧村的急需，來年夏荒是個大難題。於是，他們號召群眾種紅薯。紅薯是高產作物，產量高、生長快。那年的紅薯真作美，為全縣農民救災渡荒發揮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麥長得很不好，預料來年產量低，王永成壹班人想，昌樂的南瓜產量高、熟的早。於是，他們就號召群眾種南瓜。也真巧，這壹年又來了壹個南瓜大豐收。那年全縣麥子收下來留足種子後，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這些南瓜了，於是老百姓把這些南瓜稱為“保命瓜”。





　　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他們劃少小隊的戶數。上邊要求每個小隊最少20戶的情況下，他們做到了全縣平均每個小隊20戶。由於上邊反對“包產到戶”的作法，他們就采取默認的態度。上邊規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積的5%至7%的比例進行安排，他們就按7%這個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後、溝邊、路沿、山腳等處可以由農民種些農作物，鼓勵農民種好管好“十邊地”，以補充口糧的不足。





　　哪個地方糧食征購多、返銷少，哪個地方的饑荒就重





　　1962年8月糧食部計劃司的統計表，記錄了大饑荒年代各省的糧食產量（表14-2）、征購數（表14-3）和銷售數（表14-4），利用這個資料，再利用《中國人口》壹書中各省人口數字，可以計算出各省人均擁有糧食數。





　　表14-2 大饑荒年代糧食（原糧）產量　　單位：億斤





　　╔═══╤════╤════╤════╤════╤════╗

　　║地　區│ 1957年 │ 1958年 │ 1959年 │ 1960年 │ 1961年 ║

　　╠═══╪════╪════╪════╪════╪════╣

　　║華北區│　532.1 │　409.3 │　362.4 │　269.91│　284.27║

　　╟───┼────┼────┼────┼────┼────╢

　　║北　京│　 15.7 │　 17.7 │　 11.6 │ 　11.04│　 12.16║

　　║河　北│　182.0 │　201.0 │　181.0 │　　1.96│　131.97║

　　║天　津│　　4.2 │　　3.1 │　　3.5 │　 11.04│　　2.35║

　　║山　西│　 71.1 │　 92.5 │　 81.3 │　 67.41│　 69.79║

　　║內蒙古│　 59.1 │　 95.0 │　 85.0 │ 　70.00│　 68.00║

　　╟───┼────┼────┼────┼────┼────╢

　　║東北區│　338.4 │　421.0 │　394.0 │　259.80│　289.40║

　　╟───┼────┼────┼────┼────┼────╢

　　║遼　寧│　117.4 │　140.0 │　126.0 │　 69.80│　 81.40║

　　║吉　林│　 86.0 │　105.0 │　108.0 │　 80.00│　 88.00║

　　║黑龍江│　133.0 │　176.0 │　160.0 │　110.00│　100.00║

　　╟───┼────┼────┼────┼────┼────╢

　　║華東區│ 1052.2 │ 1111.4 │　973.7 │　867.99│　806.87║

　　╟───┼────┼────┼────┼────┼────╢

　　║上　海│　 20.4 │　 23.2 │　 21.9 │ 　23.20│　 21.97║

　　║江　蘇│　220.0 │　230.0 │　201.8 │　195.00│　180.00║

　　║浙　江│　145.0 │　157.0 │　155.0 │　129.00│　125.00║

　　║安　徽│　204.0 │　184.0 │　147.0 │　150.48│　121.75║

　　║江　西│　132.0 │　135.0 │　125.0 │　122.08│　118.15║

　　║福　建│　 88.7 │　 95.2 │　 80.0 │　 65.80│　 60.00║

　　║山　東│　242.1 │　287.0 │　243.0 │　182.34│　180.00║

　　╟───┼────┼────┼────┼────┼────╢

　　║中南區│ 1002.4 │ 1068.1 │　887.7 │　785.90│　721.20║

　　╟───┼────┼────┼────┼────┼────╢

　　║廣　東│　229.0 │　235.0 │　193.0 │　190.00│　195.00║

　　║廣　西│　105.0 │　106.0 │　101.0 │　 92.00│　 88.00║

　　║湖　北│　196.0 │　200.0 │　154.0 │　158.00│　134.00║

　　║湖　南│　226.0 │　245.0 │　221.7 │　160.00│　160.00║

　　║河　南│　246.0 │　281.0 │　217.6 │　185.90│　144.20║

　　╟───┼────┼────┼────┼────┼────╢

　　║西南區│　693.8 │　720.3 │　555.5 │　488.90│　423.83║

　　╟───┼────┼────┼────┼────┼────╢

　　║四　川│　465.1 │　495.0 │　368.3 │　323.90│　260.00║

　　║雲　南│　121.6 │　110.8 │　102.4 │　 97.23│　100.33║

　　║貴　州│　107.1 │　114.5 │　 84.8 │　 67.77│　 63.50║

　　╟───┼────┼────┼────┼────┼────╢

　　║西北區│　222.3 │　249.9 │　226.7 │　182.13│　171.90║

　　╟───┼────┼────┼────┼────┼────╢

　　║陜　西│　 88.8 │　107.5 │　 97.8 │　 83.10│　 74.50║

　　║甘　肅│　 74.5 │　 76.6 │　 64.9 │　 41.39│　 45.00║

　　║青　海│　 11.7 │　 11.3 │　　9.9 │　　8.20│　　7.30║

　　║新　疆│　 36.3 │　 40.6 │　 41.4 │　 40.34│　 36.00║

　　║寧　夏│　 11.0 │　 13.9 │　 12.7 │　　9.10│　　9.10║

　　╟───┼────┼────┼────┼────┼────╢

　　║全　國│ 3639.0 │ 3980.0 │ 3400.0 │ 2881.00│ 2677.00║

　　╚═══╧════╧════╧════╧════╧════╝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表14-3 大饑荒年代各糧食年度糧食（貿易糧）征購數 單位：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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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區│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58年 │ －59年 │ －60年 │ －61年 │ －62年 ║

　　╠═══╪════╪════╪════╪════╪════╣

　　║華北區│　 80.48│　124.4 │　137.82│　 72.71│　 75.33║

　　╟───┼────┼────┼────┼────┼────╢

　　║北　京│　　4.31│　　4.22│　　2.90│　　1.21│　　2.09║

　　║河　北│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天　津│　　2.43│　　1.75│　　2.09│　　1.18│　　1.35║

　　║山　西│　 14.40│　 26.39│　 29.33│　 15.32│　 17.95║

　　║內蒙古│　 16.23│　 27.68│　 31.96│ 　23.49│　 21.43║

　　╟───┼────┼────┼────┼────┼────╢

　　║東北區│　116.11│　174.55│　193.36│　131.66│　109.83║

　　╟───┼────┼────┼────┼────┼────╢

　　║遼　寧│　 26.13│　 39.71│　 44.40│　 25.09│　 25.77║

　　║吉　林│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黑龍江│　 60.40│　 85.23│　 97.19│　 62.02│　 45.45║

　　╟───┼────┼────┼────┼────┼────╢

　　║華東區│　286.40│　304.72│　336.72│　215.93│　198.84║

　　╟───┼────┼────┼────┼────┼────╢

　　║上　海│　　8.26│　　8.78│　 10.08│　　6.96│　　7.69║

　　║江　蘇│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浙　江│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安　徽│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江　西│　 30.74│　 33.21│　 41.28│　 35.25│　 30.97║

　　║福　建│　 19.94│　 20.23│　 26.06│　 17.34│　 14.53║

　　║山　東│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

　　║中南區│　229.26│　281.36│　273.81│　176.56│　147.31║

　　╟───┼────┼────┼────┼────┼────╢

　　║廣　東│　 50.81│　 48.97│　 61.09│　 47.76│　 42.09║

　　║廣　西│　 18.89│　 22.80│　 29.81│　 21.50│　 17.85║

　　║湖　北│　 49.97│　 56.64│　 55.43│　 45.71│　 33.74║

　　║湖　南│　 45.70│　 53.18│　 59.83│　 35.01│　 31.01║

　　║河　南│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

　　║西南區│　153.12│　171.58│　189.58│　138.48│　101.47║

　　╟───┼────┼────┼────┼────┼────╢

　　║四　川│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雲　南│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貴　州│　 22.09│　 27.78│　 33.50│　 23.53│　 15.86║

　　╟───┼────┼────┼────┼────┼────╢

　　║西北區│　 54.74│　 68.83│　 83.00│　 45.52│　 46.36║

　　╟───┼────┼────┼────┼────┼────╢

　　║陜　西│　 21.98│　 24.27│　 30.78│　 13.72│　 22.32║

　　║甘　肅│　 16.91│　 22.2 │　 25.09│　 12.34│　　9.65║

　　║青　海│　　3.10│　　4.47│　　5.2 │　　3.59│　　1.64║

　　║新　疆│　　9.19│　 13.33│　 16.59│　 13.13│　 10.17║

　　║寧　夏│　　3.56│　　4.56│　　5.34│　　2.74│　　2.58║

　　╟───┼────┼────┼────┼────┼────╢

　　║全　國│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





　　資料來源：同表14-2。





　　表14-4 大饑荒年代各糧食年度糧食（貿易糧）銷售情況 單位：億斤





　　╔═══╤════╤════╤════╤════╤════╗

　　║地　區│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58年 │ －59年 │ －60年 │ －61年 │ －62年 ║

　　╠═══╪════╪════╪════╪════╪════╣

　　║華北區│　123.24│　150.62│　166.05│　128.87│　109.85║

　　╟───┼────┼────┼────┼────┼────╢

　　║北　京│　 19.99│　 24.93│　 29.53│　 23.96│　 22.75║

　　║河　北│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天　津│　 15.32│　 19.32│　 19.80│　 17.21│　 16.38║

　　║山　西│　 20.17│　 23.60│　 27.85│　 21.47│　 17.33║

　　║內蒙古│　 14.96│　 18.76│　 22.81│ 　22.61│　 16.41║

　　╟───┼────┼────┼────┼────┼────╢

　　║東北區│　120.31│　136.23│　156.59│　153.13│　128.98║

　　╟───┼────┼────┼────┼────┼────╢

　　║遼　寧│　 55.28│　 58.13│　 67.75│　 62.38│　 54.27║

　　║吉　林│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黑龍江│　 38.76│　 45.76│　 55.48│　 55.43│　 44.10║

　　╟───┼────┼────┼────┼────┼────╢

　　║華東區│　267.57│　326.85│　326.61│　237.23│　203.71║

　　╟───┼────┼────┼────┼────┼────╢

　　║上　海│　 32.63│　 36.65│　 40.14│　 34.55│　 34.09║

　　║江　蘇│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浙　江│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安　徽│　 40.95│　 59.10│　 50.67│　 32.44│　 23.16║

　　║江　西│　 22.61│　 25.77│　 28.48│　 26.42│　 21.70║

　　║福　建│　 17.42│　 21.12│　 23.64│　 17.31│　 16.23║

　　║山　東│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

　　║中南區│　193.44│　234.62│　249.37│　175.32│　145.05║

　　╟───┼────┼────┼────┼────┼────╢

　　║廣　東│　 47.30│　 49.28│　 54.15│　 45.04│　 37.52║

　　║廣　西│　 20.88│　 22.38│　 23.76│　 18.10│　 15.93║

　　║湖　北│　 44.95│　 51.68│　 53.17│　 39.77│　 32.66║

　　║湖　南│　 34.04│　 37.79│　 45.09│　 32.13│　 27.61║

　　║河　南│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

　　║西南區│　 92.08│　143.05│　152.85│　133.55│　100.15║

　　╟───┼────┼────┼────┼────┼────╢

　　║四　川│　 59.09│　 92.70│　101.37│　 87.43│　 69.68║

　　║雲　南│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貴　州│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

　　║西北區│　 45.45│　 60.64│　 67.86│　 58.87│　 44.02║

　　╟───┼────┼────┼────┼────┼────╢

　　║陜　西│　 18.03│　 20.53│　 22.80│　 19.77│　 17.83║

　　║甘　肅│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青　海│　　3.48│　　5.08│　　5.96│　　4.97│　　3.27║

　　║新　疆│　　8.72│　 11.19│　 16.07│　 13.50│　　9.87║

　　║寧　夏│　　2.14│　　3.46│　　3.76│　　2.69│　　2.30║

　　╟───┼────┼────┼────┼────┼────╢

　　║全　國│　842.09│ 1052.01│ 1119.13│　836.97│　736.32║

　　╚═══╧════╧════╧════╧════╧════╝





　　資料來源：同表14-2。





　　農民生產出糧食以後，除了上交農業稅（征收糧食）以外，農民留足了口糧、種子和飼料以後就是余糧。統購統銷以後，國家規定，余糧必須全部賣給國家（即收購）。征收和收購兩項加在壹起，稱為“征購”。但實際上，收購的不是農民的余糧，而是按國家的需要分攤到各省。把農民的口糧、種子和飼料也當作“余糧”收購了。最後還不得不返銷給農民壹部分。





　　國家每年通過征購把糧食集中到國庫，再從國庫向外銷售。從糧食部的角度看，前者為收入，後者為支出，收入減支出就是庫存。從各省的角度來看，征購是支出，銷售是收入，產量減去征購加上銷售就是省裏可以支配的糧食。





　　我們用表14-2、表14-3和表14-4中的數據，計算出各省可以支配的糧食。為了使於省際比較，我們再算出各省人均可支配的糧食。





　　計算有兩點說明：其壹，《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原糧，征購和銷售是貿易糧，為了便於比較，將原糧數換算成貿易糧（原糧數除以1.15即是）。其二，此表中的（產量－征購＋銷售），即為當年某省的糧食凈擁有數。但是，《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生產年度（當年1月－12月），征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當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安徽省糧食是量184.00（原糧），是當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糧食年度，所對應的產量是1958年的秋收與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計算出來的某省各年糧食凈擁有量是壹個近似數。差別是，計算中用下壹年的夏收代替上壹年的夏收。由於夏收在總產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誤差不是很大。





　　表14-5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後三項扣除凈擁有的30％為口糧。這個人均口糧是全省城鄉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克扣，農民吃到口裏就更少了。不過，雖然1961－1962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很多地方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表14-5 大饑荒年代各省人均可以支配的糧食（貿易糧）　　單位：斤





　　╔═══════╤═══╤═══╤═══╤═══╗

　　║地　區│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

　　╠═══════╪═══╪═══╪═══╪═══╣

　　║河　北│457.62│467.35│400.68│369.13│426.58║

　　║山　西│426.03│478.76│415.34│379.93│351.28║

　　║內蒙古│535.47│747.29│609.51│503.65│465.22║

　　║遼　寧│547.86│573.25│531.30│382.85│394.08║

　　║吉　林│572.63│577.95│575.02│431.82│484.48║

　　║黑龍江│635.63│726.15│579.19│492.86│473.24║

　　║江　蘇│452.86│460.40│406.41│377.34│360.99║

　　║浙　江│472.02│511.25│482.35│423.55│385.36║

　　║安　徽│446.72│468.76│352.37│414.21│345.92║

　　║江　西│576.03│574.78│485.33│486.26│466.73║

　　║福　建│513.67│560.27│435.19│363.67│337.15║

　　║山　東│400.41│477.99│378.45│366.22│293.45║

　　║廣　東│544.51│557.38│430.28│429.25│432.24║

　　║廣　西│434.59│419.69│370.84│352.66│345.50║

　　║湖　北│539.71│536.91│433.79│417.01│362.68║

　　║湖　南│513.19│539.14│482.24│379.91│386.92║

　　║河　南│405.56│441.13│391.18│363.69│277.52║

　　║四　川│507.75│567.08│413.05│396.84│356.12║

　　║雲　南│553.22│516.84│452.13│447.48│441.14║

　　║貴　州│512.70│569.12│386.00│375.72│330.20║

　　║陜　西│406.38│489.14│409.68│402.83│306.20║

　　║甘　肅│485.63│505.51│391.46│334.31│332.25║

　　║青　海│515.54│464.00│360.40│342.25│377.40║

　　╚═══════╧═══╧═══╧═══╧═══╝





　　資料來源：表14-2、表14-3、表14-4和《中國人口》壹書各省人口數據計算。





　　我將表14-5中1959－1960糧食年度和1960－1961糧食年度，人均擁有糧食420斤以下（即人均口糧大約294斤以下）用黑體字標了出來（1961－1962年度，由於有了自留地、小開荒和部分地區包產到戶，國家掌握的糧食數字可能低於農民實際擁有糧食數字，所以不作為依據）。





　　1959年、1960年連續兩年人均擁有糧食420斤以下省份是：河北省（400.6斤；369.13斤）、山西省（415.34斤；379.93斤）、江蘇省（406.41斤；377.34斤）、安徽省（352.37斤；414.21斤）、山東省（378.45斤；366.22斤）、河南省（391.18斤；363.69斤）、四川省（413.05斤；396.84斤）、貴州省（386.00斤；375.72斤）、甘肅省（391.46斤；334.31斤）、青海省（360.40斤；342.25斤）。





　　從1959年和1960年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那些饑荒比較嚴重的省份和人均擁有糧食420斤以下的省份絕大部分是重疊的，如安徽省、山東省、河南省、四川省、貴州省、甘肅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另外還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僅1960年人均擁有糧食低於420斤，饑荒也較嚴重，但比上述10個省輕壹些。饑荒嚴重程度與人均擁有糧食數也有不重疊的情況。如江蘇、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擁有糧食也很低，當然也有饑荒，但其嚴重程度遠不如前面幾個省。這說明，人均擁有糧食是造成饑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壹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許農民靠自己尋找食品，即對自留地、三邊地的放寬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過度超過農民的體力支出；是堅持辦公共食堂還是允許農民回家做飯等。這些都與對毛澤東的向心力的強弱相關。



第十四章　大饑荒年間的城市生活



　　在中國計劃經濟制度下，城鄉分割，城鎮居民和農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兩個社會群體。國家計劃部門每年根據預計糧食產量安排下壹年度糧食收支的“盤子”。“收”是指從農民那裏征購的糧食和進口糧食，“支”是指城鎮居民口糧、農村非產糧人口用糧、工業用糧、出口和軍事用糧，收入減支出就是糧食庫存。中央政權對糧食庫存十分重視。由於“收”過了頭（即征購了過頭糧），在“支”中還包括“返銷”給農民的口糧。“支”有強大的剛性，除了農民的口糧以外，是很難壓縮的。政府安排的順序是，先保證了糧食支出以後，再考慮留給農民多少口糧。由於“支出”盤子太大，所以經常在農民那裏征購“過頭糧”。為了保證收支平衡，政府強迫農民做出最大的犧牲。所以，在大饑荒期間，餓死的都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壹、城鎮的糧食供應



　　那麽，能夠享受糧食定量保證的城鎮居民的生活怎麽樣呢？普通人是按勞動強度大小不同來確定糧食定量指標的，高級幹部和極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則是按權力等級享受特殊供應的。權力層次不同，享受的供應水平不同。廣大普通市民，雖然不會餓死，但只能處於半饑半飽狀態。





　　表13-1 大饑荒時期國家向城鎮銷售的糧食數（貿易糧：億斤）





　　╔═══╤═══╤═══╤═══╤═══╤═══╗

　　║地　區│57－58│58－59│59－60│60－61│61－62║

　　╠═══╪═══╪═══╪═══╪═══╪═══╣

　　║壹　月│ 34.36│ 53.35│ 53.05│ 41.22│ 42.78║

　　║二　月│ 31.14│ 41.84│ 46.33│ 39.47│ 32.12║

　　║三　月│ 35.54│ 50.96│ 53.31│ 44.53│ 42.16║

　　╟───┼───┼───┼───┼───┼───╢

　　║壹季度│101.04│146.15│152.69│125.22│117.06║

　　╟───┼───┼───┼───┼───┼───╢

　　║四　月│ 36.23│ 50.63│ 54.90│ 44.44│ 40.61║

　　║五　月│ 36.80│ 47.87│ 52.74│ 44.20│ 39.49║

　　║六　月│ 36.50│ 44.79│ 50.96│ 44.42│ 37.05║

　　╟───┼───┼───┼───┼───┼───╢

　　║二季度│109.53│143.29│158.60│133.06│117.15║

　　╟───┼───┼───┼───┼───┼───╢

　　║上半年│210.57│289.44│311.35│258.28│234.21║

　　╟───┼───┼───┼───┼───┼───╢

　　║七　月│ 34.64│ 36.13│ 43.97│ 49.24│ 40.30║

　　║八　月│ 34.87│ 37.19│ 44.55│ 47.44│ 39.15║

　　║九　月│ 35.92│ 40.61│ 48.28│ 46.19│ 38.99║

　　╟───┼───┼───┼───┼───┼───╢

　　║三季度│105.40│113.97│136.80│142.87│118.44║

　　╟───┼───┼───┼───┼───┼───╢

　　║十　月│ 34.09│ 43.99│ 44.20│ 40.17│ 35.78║

　　║十壹月│ 34.94│ 46.14│ 46.60│ 39.42│ 36.91║

　　║十二月│ 37.43│ 53.32│ 53.76│ 44.15│ 42.53║

　　╟───┼───┼───┼───┼───┼───╢

　　║四季度│108.46│143.45│144.58│123.74│115.22║

　　╟───┼───┼───┼───┼───┼───╢

　　║下半年│211.86│257.38│281.30│266.61│233.66║

　　╟───┼───┼───┼───┼───┼───╢

　　║全　年│422.43│546.82│592.65│524.89│467.87║

　　╚═══╧═══╧═══╧═══╧═══╧═══╝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從表13-1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其壹，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鎮供應的數量大體是均衡的，這和國家向農村供應的糧食隨月份變化有所不同（見本書“糧食問題”章）。其二，後幾個糧食年度國家向城鎮供應的糧食比1957－1958年度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城市副食品供應減少的原因。其三，1960－1961，1961－1962國家向城鎮銷售的糧食大大減少，其原因壹是2000多萬城鎮人口被趕向了農村，二是城鎮人口糧食定量減少。



二、城市和農村有壹個時差



　　除個別地方外，農村的饑荒最早發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饑餓發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時差大約有10個月。農村情況好轉大約在1961年秋後，城市生活好轉在1962年下半年，時差大約1年。1960年9月從我縣城中學考進了北京清華大學。到北京前，我已經餓了20個月了。入校以後，比我高壹班的同學說，1959年學校的夥食還很好，飯能吃飽，菜的質量也很好，有魚有肉。當我們進校時，就只能半饑半飽了。1962年，農村自由市場可以不要糧票買到價格較高的食品，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不行。壹般人經歷的大饑荒是三年，而我們這些1960年從農村考入大學的人，卻經歷了四五年的大饑荒。





　　糧食在農村下場到國家征購，再由國家糧庫進入城市居民的廚房，需要壹段時間。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農村出現了饑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防止農村饑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本來是壹體的，想防止農村饑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種種努力，可以稍微延遲城市饑荒的到來。所以，城市的饑荒相對農村而言，有壹個時間滯後，簡稱為“時滯”。1958年冬和1959年秋，農村大饑荒來臨的時候，由於時滯效應，城市還保持原來的狀態。這時，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尋找食品充饑。四川作家東夫先生在他的記實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中，記錄了當時成都市周圍的農民湧入成都的壹幕：





　　1959年春天開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壩子的農民開始大批流亡。7月，壹次更大規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壩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館車站、餐館、糖果鋪擠滿了農民，每日少則數萬人，多則十數萬人，他們有的提著幾個雞蛋，或壹只雞、鴨，想給城裏人換點糧食，有的背著個小包袱，尋求招雇，更多的人則是兩手空空，只想來吃壹頓飯或買點可吃的東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縮街頭露宿。據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統計，7月20日在西城區飯館吃飯的農民達53428人次，“擠購糖果”的7850人次。少得可憐的館子其擁擠程度從以下的統計中可見壹斑；7月20日，香雪海飯店進餐人數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東華飯館進餐人數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飯店3331人次，竟成園4658人次。華陽勝利、桂溪、石羊等鄉“擋獲”進城購食品農民，查出餅幹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個，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由於進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溫江專區的農民。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聯合成立“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農民進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縣各公社嚴格清點人數，保證“不走壹個”，個別確有事需進城的，須經公社批準並出具介紹信；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嚴加管理，壹律不得進城；對夏征未完成、又停夥又放人進城的社隊，查清情況嚴加處理；在靠近成都的場、鎮設立檢查站，“制止、擋回”進城農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動員戶籍員、飲食糖果業服務員、居民積極分子“全線出擊”，勸說農民返鄉；限制飲食糖果業供應時間和數量，飯菜不許出堂；白吃不給錢者加以“處理”，公安部門加強對旅館、街頭巡邏；農民所帶雞、雞蛋等必須進入市場按規定價格出售，用糧食交換雞、蛋者，買賣雙方均予處罰……





　　農民有自發進城的，也有基層幹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隊給社員出具外出證明：“茲證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廠運輸”，“該人身體條件差，不適應農村勞動，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雲雲。





　　北京也發生過類似成都的情況。不過，作為首都，是全國保證的重點，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才出現饑餓的情況。所以，北京的“時滯”到1959年底，比它周圍的天津、保定、石家莊還要晚兩個月。據記載，“1959年底，北京周邊城市（天津、保定、石家莊）在大小飯館已經實行了就餐收糧票制度，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湧到北京，專程覓食就餐。壹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雲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的早餐隊，早餐後又排午餐隊，午餐後又排晚餐隊，晚餐後又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復。”





　　到1959年底，農村和城市的饑荒“時滯”消失，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起來，再沒有農民進大批入城市了。從此以後，農村和城市的饑餓同步，但饑餓程度農村甚於城市。到了1961年秋冬天，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與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時滯”。





　　由於農村壹度放松了“壹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給農民以自留地，允許農民開荒種“十邊地”，再加上相當壹部分地區實行不同形式的包產到戶，農村糧食多了起來。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農村情況開始好轉，而城市好轉的時間滯後。此時，城市居民反而羨慕農村了。





　　據1962年8月20日糧食部辦公廳編《糧食工作簡報》第28期報道，不少地方糧食市場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現“剩市”。河南省魯山縣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長葛縣每天上市5000多斤，葉縣和商丘每天上市1萬多斤。四川溫江縣雙流鎮每場上市3千－5千斤，成交70%－80%。山東郯縣城關每天上市瓜2萬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種多。河北省糧食工作座談會分析，賣糧的80%是社員，10%是生產隊，10%是商販；買糧的50%是缺糧戶和災民，15%是城鎮的非農業人口，20%是買生賣熟的，10%是商販。四川金堂縣調查，賣糧的60%是生產隊，40%是社員；買糧的70%是農村人口，30%是城鎮人口。1962年，安徽合肥市22個自由市場中，平均每天上市糧食3200多斤，80%是商販賣的，農民占13%，生產隊占7%。





　　為什麽要賣糧？這期《糧食工作簡報》上說：四川溫江調查，社員賣糧的原因：購買豬仔；購買農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錢；有的戶分到超產油或獎勵工業券需要錢買。生產隊為什麽賣糧食？江蘇省興化縣的調查結果是：修理農船、買農具、化肥、農藥。不管是農戶還是生產隊，賣糧不是糧食富裕，而是擠出來的。但不管怎麽說，能擠出點糧食賣，說明情況比前兩年好。





　　農村糧食市場是1960年以後才開放的，當時是作為解決饑荒問題的壹個暫時措施。這與開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時自由市場上農產的價格很高。城市裏流傳民謠：“城裏壹個八級工，頂不上農村壹捆蔥”。





　　城市和農村情況好轉的時間差，引誘不少工人私自離廠，希望到農村去吃得更飽壹些。1961年4月，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經委的幾個幹部到石鋼、京西煤礦、龍煙鋼鐵公司考察時發現了這壹情況。龍煙鋼鐵公司在1960年壹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就跑了1700多人。1961年私自離廠的工人逐月增加，1月跑了327人，2月跑了468人，3月跑了558人，4月上旬10天就跑了423人。石鋼1961年1到4月上旬就跑了845個工人。在工人當中，對於自留地、自由市場興趣很大。在生產時間，只要組長不在，工人就聚在壹起議論紛紛，說某某回家後既有了自留地，還可以搞自由市場活動。工人說，在廠裏幹壹個月掙的錢，不如在自由市場上賣幾條魚、幾十斤蘿蔔、幾十個雞蛋。谷牧向中央寫了壹個報告，並作為中央文件轉發。無獨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也向東三省發了《東北局關於穩定工人隊伍的通知》，通知說，“最近，據各地反映，廠礦企業特別是煤礦工人自動離廠離礦的情況十分嚴重，對生產影響很大。”遼寧省各煤礦自春節到四月底，工人自動離礦人數達9100多人。黑龍江省各礦1月到4月20日，離礦工人達7399人。吉林省僅通化煤礦四月份離礦工人就達700多人。從3月29日到4月27日，鞍鋼運輸部就有142名運輸工人自動離職。





　　在這種逆向“時滯”面前，城市裏的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農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農村建壹個小型農場。在這些基地上獲得農副產品，以補食品的不足。這種情況壹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為例，1960年以來，有些廠不僅糧食短缺，還因原料和燃料不足，處於半停產狀態。雖然精簡了壹批工人到農村，還有壹些閑置勞動力。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壹些大企業開始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據12個大企業的初步統計，到1961年底，已辦起了30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共有耕地21705畝，收獲飼料、糧食127.4萬斤，蔬菜253.4萬斤，養豬4632頭、牛659頭（其中奶牛492頭）、羊1066只，雞38600多只。吉林化學工業公司過去職工保健牛奶全靠市裏供應，經常得不到滿足，現在已能自給。還組織有職業病和體弱的職工到農副業基地邊勞動、邊休養，對於恢復健康效果很好。當然，在建基地時，無償地或很少報酬調用公社的土地、車馬、勞動力。這時又刮起壹股新的“共產風”，靠糧食定量吃飯的強勢群體，“共”弱勢群體農民的“產”。由於這些基地有侵占農民利益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1961年4月17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布《嚴格制止各事業企業單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緊急通報》。通報說，“省委認為，各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學校等部門，利用工余時間，種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產，爭取自給或部分自給，對於這種積極性，應當加以鼓勵和支持。”但是，必須註意幾點：不得雇用工人或調動人民公社的勞動力；土地自己開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種子、畜力、肥料自己解決，或與公社等價交換，不能從農村搞平調。





　　森林工業、礦山、鐵路等系統，有的組織職工家屬進行自給性農副業生產，以彌補國家供應不足，改善職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來到吉林視察時，要求吉林省委對這件事進行壹次調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東北局、並總理”提供了調查報告。報告說，在職工家屬中，能夠參加農業勞動的只占家屬總人口的6%－10%。這兩年職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職工本人耕種的。有的因耕地過多，已嚴重影響工業生產。據通化礦務局反映，在農忙時，井下工人工時利用率僅達四個半小時，今年春耕時期，因工人種地，出勤率壹度由85%降到75%。工人說：“上班留點勁，下班好種地”，“星期五心長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擊，壹幹幹到星期壹”。





　　上述報告說，森林工業搞農副業生產最大的問題是與林爭地。據暉江市三個林業局統計，這幾年開荒種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達51.9萬畝，占三個局總面積的10.3%。許多生產隊和職工家屬為了生產糧食，不惜毀林開荒。景山林場職工家屬開荒的300多畝的小片地中，屬於毀林開荒的占13%。開荒種糧也破壞水土保持，開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兩旁30－50米內的土地。職工開荒種糧與農民爭地的情況也比較普遍。





　　對城市居民來說，除了吃不飽以外，精簡下放是對不少家庭的另壹種威脅。有些本來是來自農村因吃不飽是自願回鄉的，但相當多的家庭還是不願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鄉人口共1800萬人，減少職工1700萬人。城鄉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了2000萬人。當然，精簡下放的對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農民。但是，城鎮裏出身不好的，受到種種處分的，沒有固定工作的，也隨之下放到農村。1962年，流傳著壹首民謠：“嫁軍官，怕打仗；嫁幹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個農民吃得胖”。當時中印邊界戰爭剛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軍人家屬的壹種思想狀況。



三、靠國家糧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城鎮居民的口糧按人口定量供應。進入大饑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壹壓再壓。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李先念在這個會議上講話說：“1.3億城市人口上壹年度銷售了590億斤糧食。今年七月北戴河會議上經各省要求確定今年銷售620億斤，為此總理作了檢討。現在看來只能銷售540億斤。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壓低口糧標準。在上年度全國平均每人29.5斤標準的基礎上，再壓2斤。毛主席講：為什麽不壓3斤？為什麽不壓4斤？如果按全國平均29.5斤，再壓3斤也對，再壓4斤也對。當然，主席講的是問題的精神。這壹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個月算，就可以節約15.6億斤糧食。”





　　表13-2 35個大中城市居民口糧定量水平（斤）　196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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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量　水　平　│定量初期│壓縮前│壓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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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定量水平　　│　25.34 │ 28.45│ 26.83║

　　╟────────┼────┼───┼───╢

　　║特重體力勞動　　│　51.18 │ 50.97│ 47.79║

　　║重體力勞動　　　│　41.09 │ 41.52│ 39.00║

　　║輕體力勞動　　　│　32.06 │ 33.41│ 31.40║

　　║職工及腦力勞動者│　28.88 │ 29.96│ 27.52║

　　║大、中學生　　　│　32.00 │ 33.36│ 31.14║

　　║壹般居民　　　　│　25.80 │ 28.87│ 25.78║

　　║兒童　　　　　　│　13.20 │ 14.40│ 14.19║

　　║其它　　　　　　│　31.66 │ 39.10│ 31.66║

　　╚════════╧════╧═══╧═══╝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1963年糧食形勢開始好轉，城市居民糧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還是很低，詳見表13-3。





　　表13-3 1963年8月份40個城市居民口糧定量（市斤）





　　╔════════╤═══╗

　　║平均定量水平　　│ 26.55║

　　╟────────┼───╢

　　║特重體力勞動　　│ 50.46║

　　║重體力勞動　　　│ 39.98║

　　║輕體力勞動　　　│ 32.47║

　　║職工及腦力勞動者│ 28.88║

　　║大、中學生　　　│ 31.83║

　　║10歲以上　　　　│ 26.52║

　　║6－10歲　　　　 │ 22.59║

　　║3－6歲　　　　　│ 16.09║

　　║3歲以下　　　　 │　8.91║

　　╚════════╧═══╝





　　資料來源：同表13-2。





　　在今天看來，30斤左右的糧食，應當是夠吃的。但在當年，每人每月2兩油，壹年吃不到兩次肉，沒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這點糧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熱量來源。表13-2中的數據是糧食部公布的，實際上，各地為了“留有余地”，都相應地減少了糧食定量。例如鞍山鋼鐵公司輕體力勞動的定量只有27.5斤。





　　在定量中供應的相當壹部分是紅薯。1957年9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10%，四斤薯折壹斤糧。其它地方搭配紅薯比例更大壹些。進入大饑荒時期以後，紅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礦企業由於糧食很緊張，工人鬧糧事件時有出現。1960年五六月份以來，遼寧省的工業生產壹直上不去，主要是因為鬧糧問題。遼寧省委工業部10月24日《關於在職工中迅速開展壹次糧食問題的思想教育運動的報告》中反映：“鬧糧原因有三：壹是人們心理緊張，二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影響，三是五類分子趁機造謠生事。解決糧食問題的唯壹辦法是：政治掛帥，以增產節約為目的，對糧食問題進行正面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凡是采用這壹辦法的，糧食問題都解決了。錦州市401廠原有85%的職工鬧糧或同情鬧糧，經過教育辯論後，反而壓縮了9000余斤定量，沒有壹個人再喊糧不夠吃。”遼寧鬧糧，到底怎麽鬧，鬧到什麽程度，報告沒有提及。但報告中提供了壹個信息：鬧糧是靠政治壓力平息的。把鬧糧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歸結為“五類分子的造謠生事，大辯論，說鬧糧是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在這樣政治高壓下，誰敢再鬧？工人鬧來鬧去，不僅糧食沒有增加，反而定量減少了，看妳還鬧不鬧！12月30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此件印發各同誌。錦州的經驗很好，可以在工礦企業中推行。機關、學校、部隊也可推行。請各組同誌討論壹下。”





　　401廠的鬧糧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省委第壹書記黃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長周揚說：“壹方面對廣大職工進行了正面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對少數鬧得特別厲害的人在小組會上進行了辯論，逮捕了三個進行政治破壞活動的分子；另壹方面加強了食堂工作，解決了貪汙、浪費和用糧無計劃等問題。”看來，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懾力量。毛澤東於1961年1月10日，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廣，但要解決壹些實際上的問題”。





　　在鞍山鋼鐵公司，由於社會上的“鬧糧風”對職工家屬影響很大。據分析，在鬧糧中，能夠頂得住的約占職工家屬的25%－30%；在鬧糧中表現動搖、情緒不正常的占職工家屬的60%－65%；在鬧糧中鬧得最兇的占10%左右。鬧得兇的家屬故意刁難職工，回家只叫喝稀粥，罵他們是“熊包”，甚至不給飯吃。挑唆鼓勵職工到工廠去鬧糧。有的說，“共產黨好，肚子吃不飽”，“人民公社好，把人餓跑了”，“生產大躍進，啥也沒有了”，“老太太過年，壹年不如壹年”。為此，鞍山市在職工當中開展了“以糧食為中心的思想教育運動”。其主要內容是發動出身貧苦的“憶苦思甜”：“看看舊社會窮人的下場。在舊社會哪個窮人壹個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時找壹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為辯論對象。如第二煉鋼廠鑄錠車間工人祝守義的老婆何秀英，偽滿時期是壹個雜貨店老板的女兒，在鬧糧中她編了壹首打油詩：“二十七斤半，餓得冒虛汗，上樓腿打顫，有錢也完蛋”。鑄工車間就組織全體家屬對她“辯論”，她不得不認錯。這種辯論會實際上是批判會，鬥爭會。





　　由於營養不足，城鎮居民浮腫問題也相當嚴重。城市的幼兒也嚴重的營養不良。1962年6月，成都市在機關、廠礦、街道的9個托兒所所中檢查了572個幼兒，缺乏營養的占18.8%，患拘僂病的占5%。重慶比成都更為嚴重，托兒所的患病率達9.4%，街道幼兒園的幼兒發病率達40%，有的已雙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裏餓死的人很少，但由於營養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壹些該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用《中國人口》所提供的數據計算，在大饑荒幾年間，京津滬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總共不到9萬人，而少出生人口總共為28.57萬人。



四、高級幹部特需供應



　　和農村基層幹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裏的高級幹部和著名高級知識分子，卻有合法的特殊照顧。能受到照顧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受惠最多的還是高級幹部。高級幹部在照顧高級知識分子的名義下享受特需供應。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1960年7月30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中共中央在轉發時，把齊燕銘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幾個字改為“特需供應”，從此“特需供應”成了壹個神秘而令人妒羨的詞語。齊燕銘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應辦法，分為以下三類（自11月起根據中央指示，黨內以下標準再減半，紙煙不減）：

　　第壹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壹斤，每月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壹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雞蛋3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十壹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級煙兩條，雞蛋2斤。





　　根據上述規定，應當確定第二類和第三類照顧人員名單，各部門應分別報經國家機關黨委、中直黨委審查送國務院批準後，按照名單供應。





　　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的按語中還有有這樣壹段話：“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幹部必須從嚴。不宜不分黨內外，籠統地規定某壹級以上的幹部壹律享受特需供應。堅持這壹條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了便於團結、教育和改造黨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顧他們壹點，群眾是不會有多少意見的。但是，對黨內的照顧面如果規定得過寬，或者雖有比較適當的規定，而控制不嚴，聽任某些幹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後門’來取得額外供應，不作嚴肅處理，其後果就很嚴重。”





　　中共中央這個批語是很清醒的，反映了執政黨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由於沒有制度性的制約，執行過程中全憑幹部的自覺。好幹部壹般能嚴格要求自己，盡可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數幹部能身體力行。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發了壹個關於“特需供應”的文件。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壹辦法執行。”國務院財貿辦和北京市委的的報告中規定：





　　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糖1斤，大豆3斤。

　　科學研究機關九級至八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十級至八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十二級至九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九級至八級編輯人員；新聞界十三級至十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十壹級至九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九級至八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七級至五級教學人員；中等學校四級至三級教學人員；小學壹級教學人員；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十七級至十四級行政幹部。

　　2、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2斤，雞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紙煙2條。

　　科學研究機關七級至三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七級至三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八級至三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七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九級至四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八級至三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七級至三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四級以上教學人員；中等學校二級以上教學人員；全國人大在京代表；全國政協在京委員；國務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長，國務院參事；民主黨派在京常委；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十三級以上的其它人員。

　　3、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4斤，雞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級煙2條。

　　科學研究機關壹級、二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壹級、二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壹級、二級醫務人員；出版界壹級、二級編輯人員；新聞界壹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文藝界壹級、二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壹級、二級教學人員；全國人大、政協在京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人大、政協副秘書長；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

　　實行本辦法後，中央1960年11月9日發字927號文件中第二類和第三類供應人員，即改按上述標準供應。該指示中第壹類人員除按原定標準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應大豆5斤。





　　1961年這個規定除了照顧面更寬以外，對高級幹部增加了5斤大豆。這次沒有提黨內嚴黨外寬的原則。





　　有了特需供應人員，隨之就出現了特需供應商店。特需供應商店秘密而神秘，壹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麽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這種特需供應商店壹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成為中國特權階層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對象和批判對象。





　　由於市場上沒有食品供應，餐館幾乎停業，僅靠這些特需供應，也難解決食品的不足。何況在壹個家庭中能夠享受這種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壹個人。壹個人的4斤肉，也難以維持全家人壹個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這種特殊照顧，生活水平還是大幅度下降。1960年，衛生部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曾對在京的壹部分著名專家的健康狀況進行了壹次重點調查。這次調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馮友蘭、朱光潛、馮定等33人，醫生有黃家駟、林巧稚、吳英愷、黃宛等52人，科學家有華羅庚、錢崇澍、陳煥鏞等25人，作家藝術家有歐陽予倩、戴愛蓮、馬思聰、劉開渠、葉淺予等13人。這些人當時是中國知識界的頂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調查結果是，這些頂尖人物的健康狀況也不怎麽好，體重普遍下降，體質減弱，疾病增加。這123人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體質減弱，但健康狀況還比較正常的34人，占被調查者總數的28%；體重下降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堅持工作的有49人，占被調查者總數的40%；體重下降突出，並患有嚴重疾病，已經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不能離開勉強工作的7人，共占被調查人數的32%。





　　在壹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寬特需供應面，使更多的幹部得到好處。1960年10月7日，邯鄲市輕工業局幹部石旭東向中央寫信反映了這壹問題。信中說：“上級號召不吃肉以後，我們就壹點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應的肉比我們過去大家吃的肉還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兩）。”“中秋節，全市幹部市民和工人連個月餅渣子也沒吃到，而領導幹部們卻每人發二斤。”“邯鄲市裏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應商店，群眾很有意見。走進商店壹看，什麽都有，但什麽都要特供證。老百姓看到那麽多好吃的，壹問即說是供應領導幹部的，怎麽能沒有意見？”



五、幾類社會群體的生活狀況



　　在城市，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饑餓程度不同。饑餓最嚴重的是在街道工廠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擊又不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小知識分子。在校大學生的狀況比普通居民要好壹些。





　　大中學生的生活　城鎮裏的中學生也吃不飽。1959年到1960年，我最後壹年的中學生活是在饑餓中渡過的。當時正是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學生幾乎每天都要參加勞動：到農村割麥，到工地挑沙，到碼頭挑煤。興修水利、開荒種糧，中學生也是廉價勞動力。大、中學生的糧食定量雖然是31斤，但副食供應很差，肚子裏沒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熱量入不敷出，整天饑腸轆轆。食堂用瓦罐蒸飯，壹個人壹個瓦罐，4兩米蒸出來的飯幾口就吃完了。學校用槐樹花等代食品混在米裏壹起蒸。老師的定量比學生低幾斤，他們餓得更厲害。我記得壹位姓葉的歷史老師，在饑餓難耐的情況下，在學校的菜園裏拔了壹棵菜，恰好被姓胡的壹位同學碰見了。葉老師撲通壹下跪在胡同學面前磕頭如搗蒜，求胡同學不要告訴別人。結果還是被學校知道了，葉老師受了處分。





　　大饑荒時期的清華大學，條件比中學好壹些。每月定量31斤左右。女同學比男同學低壹些。每人每月發壹個硬紙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90個小格（大月則是93個小格），每頓飯壹個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壹小格中。吃壹頓飯，劃壹小格，多吃是不行的。賣飯處專有壹個人“劃卡”。盡管定量有31斤，但由於副食品少，每到第四節課，肚子裏就咕咕作響。我班壹個同學，平時表現很好，還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有壹次吃飯時，劃卡的同學還沒劃卡，他拿了壹個窩窩頭就離開了。不壹會兒，劃卡同學趕上來查看他的飯卡，果然沒有劃。這事鬧到系裏，讓團支部開會批評，還撤銷了團支部宣傳委員的職務。這件事給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創傷。八十年代，他擔任壹家大公司的領導。我們老同學去看他，他請我們吃了壹頓極為豐盛的飯，飯桌上盤子摞盤子，怎麽吃也吃不完。我們都理解這豐盛背後表達的含義，但誰也沒有說出口。當時北京的大學生每人每月在糧食定量以外還供應半斤糕點，憑“糕點票”供應。這半斤糕點的美味，至今還給我留下深深的回憶。





　　由於營養不良，壹些同學患上了“甲肝”病，個別也有浮腫的。1960年，清華大學有壹個代號為488的科研項目（為保密起見，當時清華的科研項目都有代號），實際是培植小球藻。當時說小球藻營養價值如何如何高，我們期待著這種營養品以補營養不足。有壹天，系裏通知今天午飯裏有小球藻，但要對外國留學生保密。我們心裏暗暗高興，吃飯時才發現，只是窩窩頭裏有壹點點綠色，吃起來也沒有什麽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師的糧食定量比學生要低壹些，饑餓比我們嚴重。我記得有壹次我們班在北院平房教室（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數學輔導課，上課的是壹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師。在課間休息時，他到北院的小河邊拔了壹把野菜放在講壇的抽屜裏，我們發現了，他不好意思地說：“這可以做餡餅。”





　　清華大學是中國有名的高等學府，這裏供應情況應當是較好的。





　　高級幹家庭的生活　韋君宜是壹位著名作家，當時在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她的丈夫楊述，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這是壹個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結合的家庭。韋君宜用作家的文筆記錄下了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是1959年從農村歸來，又隨即下放到北京郊區長辛店二七機車廠的。在長辛店這年的後半年，我們已經從自己的餐桌上發現了問題。壹開始，工廠還有小賣部、食堂，後來就取消了。工廠對門的小飯館，起初也還有肉菜，後來越變越差。夏天楊述帶孩子們到工廠來找我，過星期天，我還能請他們在廠外小飯館吃餃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經買什麽都困難了。長辛店稍稍好壹丁點兒，我記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買到壹塊熟牛肉和半個冬瓜帶回家。家裏的保姆和孩子們高興異常，因為在城裏已經買不到這樣並非高貴的食物了。

　　這樣情況，叫我回到城裏怎能說好話呢？而且，城裏情形也並不更好些。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壹階段，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腌菜葉，稍炒壹炒。這種生活，曾使過去在我娘家待過多年的老保姆貴芳對我的孩子們感嘆道：“唉！妳們真命苦。這麽小，吃這種東西！妳們的媽小時吃的什麽呀！”她這話作為“新舊對比”，那簡直得說反動。

　　這時候，飯館差不多都快關門了。孩子總嘴饞，有壹次女兒纏著我：“媽媽帶我去吃飯館。”楊述這人愛吃飯館，以前常帶他們去的，這時也沒辦法了。我看孩子可憐，就答應：“好。”帶著她，母女兩人走到離家很近的壹家高級飯莊──新僑飯店對外餐廳。其實我也不知道這裏在這種年代賣些什麽，以為總還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進去壹看，唉！只有壹盆蛋炒飯放在櫃臺上，來就餐的人每人給盛壹碗就是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比煮白薯加鹹菜好壹點，我就讓小孩享受了壹頓非同尋常的蛋炒飯。

　　狀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已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裏人也出現了浮腫。我的嬸娘雙膝以下都腫了。人的肚子無法用氣吹起來，批判也不管事。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裏，讓它再長出幾個葉子，可以吃；機關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裏的綠色漂浮物撈起來培養，也吃，據說有蛋白質。這時我們還得去農村勞動，有壹次在東郊平房村，勞動完畢，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馬齒莧。我也摘了壹大書包，拿回來煮著吃。沒有了肉，保姆張文英想盡辦法，她買些田雞來殺了吃，還有壹回，買來壹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兒子那時才幾歲，天天和這兔子玩。有壹天他從幼兒園回來忽然不見了兔子，問張文英。張文英說：“用開水燙殺了給妳吃。”孩子還哭了壹場，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這樣也不行啊。於是最後陳雲想出了辦法，把各飯店賓館的庫存壹概挖出，在街上出售。壹個菜好幾元。我記得我去百貨大樓點心櫃臺去看過，替孩子們買了壹塊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壹個角要兩元。拿回來孩子們壹個人掰壹塊，連說：“真好吃啊！真好吃啊！”還有壹回，全家八口去東興樓飯館開齋，專揀便宜的菜要，其實不過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類，壹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們號稱高工資，壹餐花掉壹月工資的四分之壹至五分之壹，如何能夠常吃？壹個月吃個壹頓兩頓，不過給孩子們清湯寡水的肚子加壹點油而已。

　　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壹斤、豆壹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這樣，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連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實際上只夠每星期炒著吃兩次，燉著吃還不夠。但是，比壹般人自然還是高級多了。老百姓恨極了，北京市便出現了諷刺的民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食堂。食堂沒有高級飯，氣得老頭上醫院。醫院沒有高級藥，氣得老頭去上吊。上吊沒有高級繩，氣得老頭肚子疼。”老百姓憤懣的情緒自然地集中於這些高級人物，當然包括我在內。其實，不是吃這六斤肉有罪，而是讓老百姓挨餓有罪。

　　壹切能進口入肚的東西都想絕了。我有個妹夫李××，當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們竟想出壹個奇特的辦法，想到廁所裏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幹凈，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李××秘密地告訴我們，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我聽了，不由得立即想到：盡管黨的某些領導幹了那樣對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產黨還是有許多幹部，為了黨，為了人民，是什麽苦都肯吃的啊！





　　壹般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　新華社高級記者崔濟哲的父親崔柏森是壹位微生物專家，1961年任第壹輕工業部發酵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就是這樣壹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也經歷了饑餓的折磨。崔濟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細膩筆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1961年，人們已經饑餓到了頂點，我們家吃過米糠窩窩，野菜粥，榆樹葉團子；有壹次，父親不知從哪裏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幾天酒糟窩窩頭。能吃的吃了，大家還都感到餓，天天餓得前心貼後背。那時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飽，吃什麽都行，只要能吃飽就是神仙。

　　有壹天，我聽到父母在吵架，準確地說是似乎是母親在和父親吵。母親在低低地哭泣，在數落父親：妳每天吃飯，就只扒拉兩口，光喝白水，能行嗎？妳這麽高的個子，這麽大的人，辦公室老孫跟我說，妳幾次頭昏得差點支持不住。父親說話低沈緩慢：妳不也把那幾口飯盡量剩給孩子們啦。哲兒他們是男孩子，運動量大，正在長身體，我們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說，妳也不能這麽刻薄自己，瞞過別人還能瞞我，妳也浮腫得快到膝蓋啦！母親抽泣著說，妳看看妳浮腫成什麽樣子了？小腿上壹按壹個深坑，蹲下都不敢馬上站起來。老人們說，男怕穿鞋，女怕戴帽。妳浮腫的都快到膝蓋了！聽說現在醫院裏壹看妳們男的腫過膝蓋的連收都不收，叫回家等著……母親深深地抽泣，沈重地嗚咽。

　　我只感到兩行熱淚順著眼角流下去。

　　從那以後，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簍子上六裏屯農村或鬼子墳地去擼榆樹葉或挖野菜。那時因饑餓，學校已經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親準備了兩個大盆，我們弄回的樹葉野菜洗幹凈，用熱水綽了就放在盆裏泡，把那些苦澀的葉子汁都發出來。有時候星期天，母親會和我們壹起去野地裏，她指揮我們捉蝗蟲，挖地老虎，螻蛄。有時候，累得母親臉色鐵青吐綠水。但每捉住壹只大螞蚱她都很高興。母親告訴我們，她在北師大念書時曾專門旁聽營養專業的課，這些活動物都是人體需要的高蛋白，壹個大螞蚱就相當於壹個雞蛋。在這方面妳爸爸膽子特別小，他最見不得這些小昆蟲，我們就瞞著他。把它們剁成餡和樹葉野菜包在壹起，作上記號，到時讓他不知不覺地吃進去。母親想得真細啊。好幾次我把作了記號的菜團子也給母親遞過去，母親總是笑著不接，說我又不是夠不到，拿起的是壹個沒有記號的菜團子。





　　核武器研究人員的生活　參加第壹顆原子彈研究試驗的張開善寫道：





　　我國原子彈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這正是我國經濟困難時期，糧食定量供應，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廣大科技人員，同樣渡過了每天挨餓、身體浮腫的艱苦時期。

　　科研人員每天在食堂吃不飽，但回到研究室立刻開展工作。兩個小時後，肚子抗議了，於是有人拿出醬油瓶沖壹杯湯；有人挖出壹勺古巴黃色糖沖壹杯糖水；還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棗，含到嘴裏。“加餐”後立即又埋頭工作，就這樣堅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勵和互相鼓勵：喝壹杯醬油湯或糖水，應堅持工作壹小時以上；吃壹顆伊拉克蜜棗，應堅持工作壹個半小時以上。





　　我國的兩彈元勛鄧稼先，當時是院理論部主任，他的嶽父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德珩，有時支援他壹點糧票。他拿這點糧票作為獎勵。誰的理論計算又快又好，他就獎勵誰幾兩糧票。

　　核研究院副院長、著名核物理學家朱光亞，從長城外爆炸物理現場回來，途中買壹點青色的杏子，回到院裏送幾個給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饑餓的時候，我既沒有洗手，也沒有洗杏，馬上送到嘴裏，是苦是酸是澀，也未來得及感覺，但覺得有了點力氣，就繼續加了壹會兒班。看著窗外還未落山的太陽，說了壹句：“光亞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遠在新疆的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百萬大軍在那裏從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裏，條件本來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難的時候，曾經斷炊。羅布泊本來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樹葉、沙棗樹籽，甚至駱駝草，都被他們拿來充饑了。當時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不得不向內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妳們立即搞壹點糧食和副食支援我們的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技人員太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系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



六、關於“毛澤東不吃肉”



　　在20世紀八十年代的壹些出版物中，壹再宣傳毛澤東在困難時期不吃肉。2002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書的李成瑞告訴本書作者，李先念真有壹段時間不吃肉。2002年底，我在吉林省壹個資料室發現壹個資料，這是商業部副部長牛佩棕給吉林省主管財貿的副書記栗又文的壹個電話記錄。電話記錄如下：





　　栗又文同誌：



　　先念同誌通知，為了堅決保證完成今年豬肉出口計劃，中央開會已決定不吃肉了，並且已從前天開始執行，中央對此決心很大，先念同誌指示將以上情況轉告各省財貿負責同誌，現在中央財貿各部已從6月15日起，開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參考。





1960年6月15日上午電話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財貿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看到毛澤東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經十分感動。毛澤東能夠以身作則，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斷批露的資料，卻是另外壹種情況。毛澤東是有壹段時間不吃肉，吃什麽？他的私人廚師回憶道：





　　記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提出中央帶頭“以素代葷”……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葷”。當時北京沒什麽蔬菜，只有大白菜。壹天，服務科科長問我：“上海有什麽北京沒有的菜？特別是可以根據北京的條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說：“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麩、素雞等，都是北京沒有的。”他又問：“妳會做嗎？”我說：“可以做做。”第二天，汪東興（當時的中央警衛局局長兼壹組組長）和服務科科長找我，讓我到壹組去燒菜。那時的壹組就是毛主席，二組是劉少奇，三組是周恩來，四組是朱德，五組是彭真，六組是鄧小平，七組是林彪。就這樣，我開始到毛主席家燒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麩、素火腿、素鴨，做著做著，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來的廚師調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廚師，壹做就做了五年，壹直做到“文革”開始……毛主席“以素代葷”壹直吃到1961年底。





　　這些名為油面筋、烤麩、素火腿、素雞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達到較好的烹調效果，必須使用較多的植物油。這樣壹來，無論是脂肪還是蛋白質，都是十分豐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東興擔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收了壹份1961年4月廚師為毛澤東制定的西餐菜譜，其中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這裏不妨抄錄壹下：





　　蒸魚蔔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





　　延安時代以來的見證人、黨史專家何方在他的書中寫道：





　　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壹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制的壹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何方這段引文中註明，他這段資料來自《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頁。





　　看來，“毛澤東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傳。即使毛澤東壹段時間不吃肉，也不足以證明毛澤東與民共苦。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以外，壹些中等城市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後建造的。這些“行宮”極盡奢華，氣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臺賓館之上。在國家極端困難時期，耗費了大量財富。和這些巨額投資相比，少吃壹頓肉算什麽？





　　天津迎賓館位於天津河西區，園中的主建築為四座別墅，據說分別為毛、劉、周、朱提供的。這四座別墅，建築的規模，豪華的程度，內部的陳設，呈梯形的差別，絕不雷同。令人驚嘆等級之森嚴。毛澤東家鄉那個投資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澤東的老家韶山沖西南約五公裏，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澤東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於此。毛澤東自己說：“這是個好地方，小時候我在這裏放過牛，打過柴，割過草，和小夥伴們打過架”。1959年6月，毛澤東回故鄉時，對隨同的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說：“小舟，這個地方很安靜，我退休後，妳在這個地方搭個茅棚給我住好嗎？其它領導來休息壹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會拍馬屁，還是幾個月後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而沒有機會，毛澤東的要求沒有下文。1960年5月，毛澤東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壹書記張平化談起這件事。張平化很快拍板在這裏大興土木，代號為“二O三工程”，遷出了在這裏居住的農民，整個滴水洞地區封鎖保密。參照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樣，再吸取蘇聯建築保暖防寒的優點，修建了以三座大樓為主體的建築群，毛澤東住的那棟樓有主房、副房、會議室、餐廳、娛樂室等，同時還修通了韶山沖到滴水洞的公路。整個工程歷時兩年，1962年竣工。在建設期間，正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韶山原東郊公社（後改為龍洞公社），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個大隊死亡707人，占總人口的13.5%。陳賡公社的楠香和石匠兩個大隊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縣約死3萬人。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



　　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非正常死亡三四千萬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還是領導集團的主觀過錯？若幹年來，中國共產黨都歸罪於客觀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饑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還煞有介事地在全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來防止“瘟疫”。這個說法很快不攻自破，後又歸罪於自然災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說：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更加強調自然災害的影響：“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壹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壹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很不喜歡這個說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壹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壹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提法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裏把大饑荒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政策錯誤：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但強調“主要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具體化，但加上了蘇聯撕毀合同的因素。歷史的真實情況是怎麽樣？



壹、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國疆域遼闊，地形復雜，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少數國家之壹，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發生大大小小的天災。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中國自然災害是非常頻繁的。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內，我國發生較大的旱災1056次，差不多兩年壹次，較大的水災1092次，平均每兩年壹次。從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間，平均每年旱災受災面積2034萬頃，水災受災面積988萬公頃，二者合計約占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20％。





　　1949年長江、淮河、漢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嚴重決口漫溢，水災嚴重：1950年察哈爾、綏遠、內蒙古遭受旱災，山東、平原和遼寧省遭受水災：1952年黃河下遊、長江流域夏季幹旱，淮河上遊和漢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澇：1953年，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春夏少雨，遼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魯、豫盛夏多雨受澇，南方部分地區夏旱較重，北方低溫凍害嚴重，臺風造成了嚴重損失：1954年長江流域因持續暴雨而產生特大洪澇災害，淹沒農田4755萬畝，1800萬人受災，死亡1.3萬人。1955年華南和西南地區有冬、春旱，華北地區春旱嚴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壹倍，河流漫溢、決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區、秋季在黃河中上遊及長江中上遊少雨幹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災嚴重，臺風災害也很嚴重：1957年晉、內蒙西部春夏秋連旱，黃河到長江北岸夏秋季先澇後旱，江南盛夏幹旱，東北多雨受澇：1958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春夏偏旱，黃河中遊出現大洪水，鄭州黃河大橋橋墩曾被洪水沖毀。盡管年年有天災，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也同樣多災多難，持續性幹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在大的自然災害中總是要死壹些人（特別是水災）。要把三年大饑荒的原因歸罪於自然災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據的。1959－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災害的。問題在於，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是不是比歷年的自然災害更加嚴重，即使嚴重壹些，是不是能造成幾千萬人死亡，這就需要將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情況與歷年的自然災害情況作壹個比較。





　　1、用官方的數據分析





　　據官方數據，1959－1961年，全國自然災害是相當嚴重的。1959年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繼1959年大災害後，1960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壹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





　　表15-1 1950-1983年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及糧食總產量





　　單位：萬公頃、萬噸





　　╔══╤════╤══╤═══╤═══╤═══╗

　　║年份│自然災害│成災│旱災成│水災成│ 糧食 ║

　　║　　│受災面積│面積│災面積│災面積│ 產量 ║

　　╠══╪════╪══╪═══╪═══╪═══╣

　　║1950│　1001　│ 512│　 41 │　471 │ 13218║

　　║1951│　1256　│ 378│　230 │　148 │ 14369║

　　║1952│　 819　│ 443│　259 │　184 │ 16392║

　　║1953│　2342　│ 708│　 68 │　320 │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　1131│ 16952║

　　║1955│　1999　│ 787│　414 │　307 │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 1099 │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　603 │ 19506║

　　║1958│　3096　│ 782│　503 │　144 │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　182 │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　498 │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　540 │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　632 │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 1048 │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 1004 │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　281 │ 19453║

　　║1966│　2421　│ 976│　811 │　 95 │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　910 │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　285 │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　676 │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　915 │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　862 │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　836 │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 1216 │ 38728║

　　╚══╧════╧══╧═══╧═══╧═══╝





　　自然災害指水、旱、霜、凍、風、雹等災害。成災面積指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耕地。





　　資料來源：災情面積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90頁，糧食產量見《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41頁。





　　國家統計局的這些數據來自農業部的災情統計。而農業部的災情統計是各級政府層層上報的。國家統計局是為政權服務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調子，國家統計局不可能提供與此相反的數據。連比較講科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時也只能“上面要什麽數就給什麽數”。其他人就更難說了。當然，作為職業統計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數據的客觀可靠，這是他們的職業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況在統計系統中還有不少不講職業操守的人，其中層次越高的官員，職業操守越差，而數據要經過高層次官員“審核”才能發布。更為重要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層層上報災情數據時，總是誇大災害。誇大自然災害既可以減少上交和得到救濟，也可以減輕官員們餓死人的政治責任。





　　然而，即使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中，我們也難以得出餓死人的原因是天災。





　　我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歷年糧食產量也列在表15-1中，可以看出，糧食減產和受災嚴重程度並不呈正相關關系。





　　從表15-1中可知，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了1959年，都沒有出現大饑荒。在這11個年頭中，有9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上壹年，其中有6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





　　就從表上列出的1965-1961年三年數字來看，也看不出糧食產量和天災的正相關關系。1961年的成災面積比1960年高出15.4%，但1961年的糧食產量卻比1960年高出2.8%。





　　退壹步來說，即使是糧食大幅度減產，只要中國門戶是開放的，只要有糧食市場存在，就不會發生饑荒。當糧食稀缺的時候，糧價就會上升，外地糧食就會流入，中國沒有糧食，外國糧食也會流入。中國當時是對外封閉的計劃經濟國家，沒有糧食市場，更沒有融入國際糧食市場之中。





　　由於中國疆域遼闊，地形復雜，各地的氣象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這個地區有災，可能另壹個地區豐收。雖然區域性的災害頻出，但總體上還是過得去。即使沒有糧食市場，政府可以從豐收地區調糧救濟災區，老百姓也可以到豐收地區投親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國歷史上只有區域性的饑荒，幾乎沒的出現像1959－1961年期間這樣全國性的大饑荒。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年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壹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





　　1958－1961年三年之內就餓死3600萬人，少出生4000多萬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災數字，把這個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規模減少歸罪於天災，顯然說不過去。





　　2、用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分析





　　由於中國的壹切數據都由國家統計局壟斷，除了統計局以外，很難找到其它的數據。然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總是千方百計尋找和利用其它數據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國的農業氣象學家們還有自己的統計和研究。為此，我先後五次到國家氣象局向專家求教。我不僅在國家氣象局圖書館找到了不少資料，還經專家指點，找到了壹本能回答我的問題的書，這就是高素華主編的《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





　　這本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全國分布大致均勻的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這本書不僅資料來源於非官方，而且用曲線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國的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較，不懂氣象學的人也能直觀地了解這三年的氣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別。





　　我們從這本書中的幾個指標曲線來看1959－1961年的災害程度。再從其它書中引用有關知識對這些曲線作出簡單的解釋。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幹旱等及。他們認為，這個指標能夠反映幹旱的本質特點。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不論是降水量多的地方還是少的地方，都不會發生幹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計算：D＝（B－X）／X×100％





　　式中，D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為降水量（毫米）：X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級的劃分





　　降水量 幹距平百 旱分率 等（％） 級旱 期 壹般旱 重旱或大旱





　　連續三個月以上連續二個月連續壹個月 －25～－50 －50以上－50～－80 －80以上－80以上





　　資料來源：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著：《中國自然災害區劃研究進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頁。





　　山東1959年就餓死了不少人，當時說是山東大旱。把死人歸罪於旱災。當時山東的幹旱到底嚴重到什麽程度？氣象資料表明，1959年7－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為278毫米，比常年同期（360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為－23％。從表15-3中可以得知，－23％在壹般幹旱線以下。而山東省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達－44％，屬壹般幹旱，這時還在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沒有餓死人。





　　高素華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分析全國情況。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們采用全國分布大致均勻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40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年歷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壹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們繪出了1951－1990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曲線圖的縱座標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橫座標是年。圖15-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與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從圖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30％，為壹般幹旱。其幹旱程度遠遠低於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壹個月降水距平大於200％，連續2個月降水距平大於100％，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50％為大澇。1959、1961年只能算壹般澇年。1954年澇災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圖15-1 1951-1990年中國年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0頁。





　　2．生長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簡稱生長季），這個時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高素華等采用全國分布大致均勻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制出了圖15-2所反映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從圖15-2中可以看出，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與年降水量距平變化曲線大體是壹致的。由於各地區在不時季節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長季降水量距有所差異。但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這三年，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最小的幾年，遠遠小於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從偏離幅度看，這三年是壹個常態年份，不能說是大災之年。





　　圖15-2 1950-1990年農作物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3頁。





　　3．年平均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有重要影響。我國氣象學者利用全國大體分布均勻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氣溫的平均值繪出的全國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如圖15－3。可見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歷年來最大的，即年景比較正常。（編輯先生：此圖在《墓碑》圖表中圖15－3）





　　圖15-3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41頁。





　　從此曲線可以看出，1959－1961年氣溫偏離常年不是最大的，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屬於“氣候生產力”。所謂氣候生產力就是以氣候條件來估算的農業生產潛力，即在當地段的光照、溫度、降水等氣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設作物品種、土壤肥力、耕作技術等作用都得到充分發揮時，單位面積可能達到的最高產量。這是自然條件影響糧食產量最直接的科學表述。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有科學的公式來計算。由於過於專業，本處從略。





　　4．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t）（編輯先生：此圖在《墓碑》圖表中圖14－4）





　　農作物的自然生長力與氣候有關，主要是與氣溫和降水有關。從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上可以看到所選的年度與歷史平均水平的偏離幅度。偏離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圖14－4中可以看出，從1958－1961年，氣溫生產力的偏離不是最大的。





　　圖14-4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6頁。





　　5，降水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n）（編輯先生：此圖在《墓碑》圖表中圖14－5）





　　圖14－5





　　資料來源：高素華主編：《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59頁。





　　寫完了這壹部分以後，我心裏還不踏實，想找高素華當面求教。高素華是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已退休。經多方周折，我於2005年8月30日在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采訪了她。壹見面，就感到這是壹位很有科學素質的女性。講話很客觀，不偏激。她說：“我們的研究沒有政治影響，是純自然科學研究。客觀情況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高素華1963年畢業於沈陽農學院農業氣象專業。畢業後壹直在國家氣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認為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她說：“1958年到1961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個水文站點的資料分析





　　金輝先生提供了壹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是由國內壹批著名的氣象水文專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制的，逐年記錄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但金輝先生沒有提供資料來源，我無法用原始資料作進壹步的分析。但我覺得金輝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錯誤。由於金先生的這壹研究成果被人廣為引用，影響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評價。





　　表14-3 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





　　╔══╤═══╤════╤═══╤═══╤═══╤════╤═══╗

　　║年份│-2度站│ -1度站 │0度站 │1度站 │ 2度站│ 120個站│全國平║

　　║　　│（澇）│（偏澇）│(正常)│(偏旱)│（旱）│點總指數│均指數║

　　╟──┼───┼────┼───┼───┼───┼────┼───╢

　　║1954│　41　│　　29　│　26　│　16　│　 8　│　－79　│-0.658║

　　║1956│　29　│　　33　│　30　│　20　│　 8　│　－55　│-0.458║

　　║1957│　15　│　　17　│　35　│　34　│　19　│　＋25　│+0.208║

　　║1958│　20　│　　27　│　35　│　30　│　 8　│　－21　│-0.175║

　　║1959│　13　│　　34　│　35　│　25　│　13　│　 －9　│-0.075║

　　║1960│　14　│　　21　│　33　│　44　│　 8　│　＋11　│+0.092║

　　║1961│　12　│　　36　│　28　│　29　│　15　│　 －1　│-0.008║

　　║1962│　23　│　　27　│　38　│　22　│　10　│　－31　│-0.258║

　　║1963│　17　│　　28　│　21　│　33　│　21　│　＋13　│+0.108║

　　║1964│　28　│　　34　│　25　│　25　│　 8　│　－49　│+0.408║

　　║1965│　 6　│　　 9　│　30　│　34　│　41　│　＋95　│+0.792║

　　║1972│　 5　│　　12　│　26　│　35　│　42　│　＋97　│+0.808║

　　╚══╧═══╧════╧═══╧═══╧═══╧════╧═══╝





　　資料來源：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





　　表15-4將每壹年度的旱澇狀況分為五個等級，即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4度為偏旱，5度為旱。金輝先生將其中壹些年度的數據進行了綜合整理。為了使情況壹目了然，他將原表中的旱澇等級作了符號意義上的對應調整，即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由2度改為－1度。正常或旱澇相當的由3度改為0度，偏旱由由4度改為1度，旱由5度改為2度。其中（－2）度的澇和（＋2）的旱為水文氣象上的災害年度。表中的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趨近於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裏邊也包括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壹統計更接近於真實情況。





　　表15-4顯示，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為＋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多。澇的－2度站14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為－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即開原、朝陽、赤峰、同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元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金輝認為，不論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單獨看其中壹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為＋27，平均指數為＋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超過正負0.1，三年總平均指數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壹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壹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蘇。





　　金輝先生的結論是，1959－1961年，全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並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驚，所以可以說是風調雨順。





　　需要指出的是，金輝先生將每個站點的指數求出算術平均值，用算術平均值偏離“0”的大小來判斷災情輕重，這種分析方法是錯誤的。假若某年有60個“－2”（即澇），又有60個“＋2”（即旱），即這壹年又有旱災，又有澇災，應該是重災年，但求出指數算術平均值為“0”，即沒有災情。由此得出“風調雨面順”的結論，顯然是違背事實的。“先旱後澇”或“旱澇相當”是不能抵消的，但這壹平均，就抵消了。但是，這裏提供的2度站占120個站的比重有壹定的參考價值。





　　我請高素華看了金輝先生的《風調雨順的三年》壹文。高素華看後說：“我們搞農業氣象的不用水文站點的數據。水文數據和農業氣象數據不可比。水文數據對研究徑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來對農業氣象作出判斷。”她還說，旱災和澇災對農作物的影響不同，壹度旱災和壹度澇災是不對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點的旱澇度數進行數據處理是不合適的。高素華說：“我們氣象學者不用‘風調雨順’這種帶有情感色彩的說法，我們只是用數據證明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饑荒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0月3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並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對中國增強軍事力量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過貸款方式為中國提供60個師的裝備）。但是，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使毛澤東不快，毛澤東只能忍氣吞聲，不便發作。斯大林去世後中蘇關系出現了新的轉機。赫魯曉夫在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時送給毛澤東的禮物：促成第壹個五年計劃援華項目的簽字，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出讓中蘇合股公司的蘇方股份，增加援建重點工業項目和軍事貸款，提供原子能反應堆和加速器等。約18000人次的蘇聯軍事和技術專家來華工作。





　　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的主體是提供重點工業項目的整套設備和技術，據中方資料，整個50年代與蘇聯簽訂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成套設備項目共計30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64項。正是這些項目和設備，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現代工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領導層接連不斷地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赫魯曉夫為了戰勝其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壹再討好毛澤東。1955年8月2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批準了蘇聯高教部關於幫助中國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滿足中國政府的請求，幫助在北京和蘭州組織教學，培養原子能專家。這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在北京西南遠郊坨裏地區興建壹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代號為601廠，1959年改稱401所），並將蘇聯援建的反應堆和加速器安置在這個基地。以索洛諾夫和阿裏柯謝夫為代表的蘇聯專家組與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壹道，為基地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年12月，以諾維科夫教授為團長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訪華，向中國贈送了壹批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書籍。蘇聯代表團還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報告會，講授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項問題。在12月26日周恩來與蘇聯代表團舉行的會談中，雙方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6-1967年原子能事業規劃大綱(草案)》。蘇聯科學家主動表示，蘇聯準備給中國核工業建設以全面援助。





　　此後兩年蘇聯的核援助進壹步擴大。1956年4月7日中蘇簽署的協議規定，將鋪設從哈薩克斯坦的阿克鬥卡至蘭州的鐵路，以便向設在羅布泊的第壹座核武器實驗中心運送設備。同年8月17日，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壹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壹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的實驗室。在這壹基礎上，11月16日，第壹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1次會議通過決定：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為二機部)，主管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1957年3月，三機部制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國建成壹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業體系。1957年5月，著名的核物理專家沃爾比約夫率領十幾位專家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此時已由中科院和三機部雙重領導）工作。沃爾比約夫專家組最初的任務是培養研究濃縮鈾和鈈方面的中國專家，後來也負責指導反應堆的實驗。由於蘇聯專家的幫助，實驗性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繼建成，並從重水反應堆中獲得了少量的鈈。此外，通過教學和實驗，還培養了壹批中國科學技術人員。盡管以後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為中國在1964年的第壹顆原子彈打下了重要基礎。





　　中蘇關系的破裂是逐漸演變的。





　　1956年2月4日至3月27日的蘇共20大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澤東不快。《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這兩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點名地批評蘇聯20大的作法。但中蘇關系並未像外界估計的那樣受到重要影響。1957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曉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系又邁上了壹個新臺階。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在蘇聯進行了長達18天的訪問。毛澤東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





　　1958年夏天，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這個提議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神經，他在尤金面前大發雷霆。赫魯曉夫不得不親自到北京向毛澤東解釋。毛不熱情接待，反而穿著遊泳褲與不會遊泳的赫在中南海遊泳池邊會見。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曉夫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但中蘇關系還是沒有破裂。





　　1958年8月8日，中蘇兩國簽訂協議，決定蘇聯在技術上幫助中國建設和擴建冶金、化學、煤炭、機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築材料工業和電站，具體落實為建設和擴建47個工業企業。





　　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采取的軍事行動引發了第二次臺海危機。毛澤東事前有意向蘇聯隱瞞炮擊金門的決定。毛澤東此舉，壹方面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壹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蘇同盟以要挾美國，這令赫魯曉夫十分惱火。





　　1958年11月23日，第壹枚蘇制薩姆－12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裏：前後共6套發射器、62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壹個導彈營前來壹對壹地教練中國官兵。1959年10月7日，壹架從臺灣起飛的美制Ｕ－2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使世界震驚。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





　　蘇共對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評態度，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因此，中國就大張旗鼓地批判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大慶，在這期間，他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對美政策、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等壹系列問題發生了爭論。





　　大躍進、大煉鋼鐵、炮擊金門，使赫魯曉夫憂心忡忡。他更怕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後在臺灣海峽制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臺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兩黨決裂勢不可免。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余，顯然這次合同的撕毀不是大饑荒的起因。何況蘇聯這次撕毀的是原子彈的協議，不影響農業生產，也不會影響工業。而與農業有關的蘇聯援建項目──洛陽拖拉機廠，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產，達到了每5分12秒生產壹臺拖拉機的設計水平。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壹次會議上報告說，在“壹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項目，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若幹項目合並建設，總數改變為166個。這些項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從1959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議的項目外，根據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125個企業的建設。1960年3月，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還說，蘇聯1959年繼續給了我國巨大支援，對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起了重大作用。





　　1960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要求華沙條約締約國家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的發言唱了反調，並且在中國報刊上發表了這個發言。在會議結束後的招待會上，赫魯曉夫喝了酒之後就開始罵人。他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即2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斯別洛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向中國代表團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的，對內政策是主觀唯心論：說中國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是違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線。1960年2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對赫魯曉夫進行反擊，於是，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突然襲擊”，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毛澤東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也作出了激烈的回應。中蘇關系進壹步惡化。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據中國官方宣傳，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撕毀的是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與農業無關，而且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壹年有余。把中國的大饑荒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顯然是違背事實的。





　　1960年11月5日到12月8日，劉少奇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3周年慶典，1961年6月19日，兩國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沒有完全中斷。





　　1961年4月，中國外貿部長葉季壯率政府貿易代表團赴蘇聯商談1961年中蘇兩國貿易問題，簽訂了中蘇兩國關於1961年貨物交換議定書。這次會談，還就處理1960年中蘇貿易業務上的中國欠賬問題達成了完滿的協議，同時還商談和簽訂了關於蘇聯借給中國糖的協定。葉季壯在蘇聯外貿部舉行的宴會上講話說：“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壹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誌對此表示了同誌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1960年貿易業務中的欠賬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三、償還蘇聯債務也不會產生大饑荒



　　蘇聯對中國的貸款數量其說不壹，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記載共有11筆貸款，總額為56.76億舊盧布。原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經濟學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蘇中經濟貿易關系史（1917-1974）》壹書中記載的貸款6筆，總額為14.861億新盧布（折合66.117億舊盧布─1個新盧布折合4.45個舊盧布）。而吳冷西在他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轉引1960年7月中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數字：斯大林時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156項，赫魯曉夫時期又增加了148項，共304項。這些援助不是無償的，共152億盧布。到1960年，已經還了72億盧布，還剩79億盧布。北京大學沈誌華教授利用中國和俄國兩方面的檔案文獻和相關史料，對蘇聯1950年代援華的貸款數額、用途及其條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結論是：1950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應為13筆，而不是11筆，總金額大約是66億舊盧布，而不是56.76億。中方少算的兩筆貸款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兩筆追加的軍事貸款，其原因可能是這兩筆貸款沒有簽訂協議，而只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電報中商定的。





　　蘇聯向中國提供66億舊盧布的貸款中，軍事貸款總計62.88億盧布，占50年代全部貸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貸款在貸款總數中所占比例大約48%。經濟貸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盧布蔗糖貸款（合14.6億舊盧布），則不到3.3億舊盧布。





　　表14-4 1950年代蘇聯給中國貸款的統計　　單位：億（舊盧布）





　　╔══╤═════╤════╤════╤═══════╤═════╗

　　║序號│　時　間　│協議金額│實際使用│　軍　　　事　│　經　濟　║

　　║　　│　　　　　│　　　　│　　　　│(其中抗美援朝)│　　　　　║

　　╠══╪═════╪════╪════╪═══════╪═════╣

　　║　1 │1950.02.14│　12　　│　12　　│ 12(基本全部) │　　－　　║

　　║　2 │1951.02.01│　12.35 │　 9.86 │　 9.86(9.86) │　　－　　║

　　║　3 │1951.04.10│　 3.4　│　 3.4　│　　34(3.4) 　│　　－　　║

　　║　4 │1951.09.12│　 6　　│　 6　　│　　　6(6)　　│　　－　　║

　　║　5 │1951.09.15│　 0.7　│　 0.38 │　　　－　　　│　0.38 　 ║

　　║　6 │1952.11.09│　10.36 │　10.36 │ 10.36(大約1) │　　－　　║

　　║　7 │1953.06.04│　 6.1　│　 6.1　│　　　 6.1　　│　　－　　║

　　║　8 │1954.01.23│　 0.035│　 0.035│　　　－　　　│　0.035 　║

　　║　9 │1954.06.19│　 0.088│　 0.088│　　　－　　　│　0.088 　║

　　║ 10 │1954.10.12│　 5.2　│　 5.46 │　　　5.46　　│　　－　　║

　　║ 11 │1954.10.12│　 2.78 │　 2.78 │　　　－　　　│　2.78　　║

　　║ 12 │1955.02.28│　 2.47 │　 2.47 │　　　2.47　　│　　－　　║

　　║ 13 │1955.10.31│　 7.23 │　 7.23 │　　　7.23　　│　　－　　║

　　╟──┼─────┼────┼────┼───────┼─────╢

　　║　　│合　　　計│　68.713│ 66.163 │ 62.88(約32億)│　 3.283　║

　　╚══╧═════╧════╧════╧═══════╧═════╝





　　資料來源：沈誌華：《關於19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誌華教授認為，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系惡化後曾追逼還債，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卻發現了蘇聯為緩解中國的饑荒提供的援助的資料。1961年3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轉口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億新盧布。





　　按協議，這些債務應到1965年全部還清。到1964年，中國提前壹年還清了50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中國提前還清了的債務，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壹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吳冷西在他的書中回憶道：1960年7月16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壹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按80億盧布計算（即前面說的79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5億，照此算需16年才能還清。如果按8億計算，則要10年才能還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麽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要爭取5年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壹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06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13.89億新盧布，剩下尾數1700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壹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這裏引用的《人民日報》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只是摘要，沒有發布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多少錢。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中有這個數字：“不僅如此，這壹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壹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1964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7億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為35.5億元，占53％。”既然能夠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並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當年中國的援外是“無私”的。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這壹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61年2月2日，中阿雙方在北京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貸款協定》的規定，進壹步簽訂了幾份議定書，並且交換了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糧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換文。根據上述議定書和換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設化學、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二十五個項目方面，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供應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糧食和其他商品。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壹直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二十萬噸，平均壹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妳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妳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壹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妳們要，向誰要呢？”1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裏回憶說：1962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中國政府壹方面花很多錢支援“小兄弟”，另壹方面把大量的“黃油”變成了“大炮”。在大饑荒年間，中國的國防費用比償還外債的錢高出很多倍。這也說明還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表14-5 中國償還外債、對外援助和國防費用的比較　　人民幣：億元





　　╔═══╤══╤═══╤═══╗

　　║年　份│償還│對　外│國　防║

　　║　　　│外債│援　助│費　用║

　　╠═══╪══╪═══╪═══╣

　　║1950－│6.80│ 12.60│332.30║

　　║－1955│　　│　　　│　　　║

　　║ 1956 │5.97│ 4.04 │ 61.2 ║

　　║ 1957 │6.08│ 4.67 │ 55.1 ║

　　║ 1958 │7.23│ 2.76 │ 50.0 ║

　　║ 1959 │7.11│ 3.50 │ 58.0 ║

　　║ 1960 │6.73│ 3.63 │ 58.0 ║

　　║ 1961 │6.58│ 5.19 │ 50.0 ║

　　║ 1962 │6.42│ 8.54 │ 56.9 ║

　　║ 1963 │2.86│ 9.61 │ 66.4 ║

　　║ 1964 │0.96│12.16 │ 72.9 ║

　　╚═══╧══╧═══╧═══╝





　　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壹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壹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所以，表中的“國防費用”低於實際國防費用。





　　資料來源：歷年國家財政決算報告和《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表15-5中的外援數字低於周恩來報告中的66.7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從表15-6中可以得知，從1960年到1962年，償還外債總額為19.73億元。此數不僅是還蘇聯的債，還包括償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賬。同期外援數17.36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僅多出2.37億元：相當於同期國防費用164.9億的11.96％。如果償還外債真的不堪重負，影響到食品供應，只要把“大炮”中分出壹點點資金變成“黃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合稱為“三面紅旗”。這是1958年令中國人狂熱的政治旗幟，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饑荒的禍根。





　　然而，執政者多年來把這壹禍根視為珍寶，從1958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是劃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忠與不忠的壹個重要標準。





　　“總路線”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簡稱。它的文字表達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當時報刊宣傳說，“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大躍進就是高速度的體現。所以，從思想認識上，總路線和大躍進是壹回事。不過，總路線偏重於指導思想，大躍進偏重於行動，大躍進是總路線指導下的行動。





　　在五十年代，中國有兩個“總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前，還有壹個“過渡時期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寫進了1954年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總綱，表明它有相對的穩定性。過渡時期總路線簡單表述為“壹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時認為，完成“壹化三改”的任務10年到15年。也就是說，過渡時期總路線要管10年到15年。結果，寫進憲法後的4年就被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取代，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了。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國以後逐漸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會議起了重要作用。



壹、把革命和建設搞得快壹點



　　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有壹種思想傾向，總是過早地估計革命勝利的到來。人們稱為“急性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認為歐洲的革命危機迫在眉睫。列寧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曾想直接從當時的俄國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受挫以後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但他對共產主義的到來也估計過早。他在1920年《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壹個時間表：“現在已經50歲的這壹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15歲這壹代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按列寧的估計，20世紀30-40年代，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1952年又宣布，蘇聯已處於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急性病，這種急性病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他們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舊中國是壹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領導人迫切地希望盡快地改變中國的面貌，總想事情辦得快壹點：快壹點實行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快壹點實現農業集體化，快壹點發展農業、工業、教育事業和其它事業。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願望，領導人往往不顧客觀現實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大搞群眾運動，什麽事情都能辦成。由於缺乏民主的決策制度，第壹把手毛澤東的意見占絕對支配地位。直接負責經濟工作的幾位領導人，知道很多主觀願望行不通，有壹些切合實際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不僅得不到自由表達，反而被指摘為“右傾思想”。毛澤東壹批評右傾，多數人就附和，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氣氛下，了解實際情況的領導人，要堅持自己正確的認識，不僅僅是面對毛澤東的批評，也面對眾多人的批評。這樣，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確認識，轉而附和毛澤東，從而使毛澤東的認識更偏離實際。他更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更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認為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能把事情辦好辦快。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毛澤東壹直批判經濟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120多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壹下，要選擇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誌正在走這條保守的路線.……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沖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據上引資料，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還當場念了壹幅對聯，表示對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體會。上聯是：客觀可能超過了主觀認識：下聯是：主觀努力落後於客觀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按照現代的語言來說，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想搞“超越式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貧困落後的現狀來說，誰都想“超越式發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發展”也可能成功。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又是輿論壹律，當權力中心提出壹個指導思想以後，只有壹個方向的力量推動，只有壹個方向的輿論作動員，只有“正反饋”，沒有“負反饋”。最高領導人只能得到他喜歡的信息。這就很容易把這種思路推向極端。按照劉少奇的上述傳達，毛澤東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涉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限制農民的自由：在城市通過國有化剝奪民有企業，消滅民間的經營活動。這實際是從根本上消滅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希望經濟發展快壹點，更希望消滅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也快壹點。這樣做，哪裏還能實現“超越式發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澤東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序言中還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的稿子是經毛澤東審定的，“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1936年的3000億斤，增加200％，即9000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1967年糧食總是量只有4374億斤，不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的壹半。直到1993年才達到9000億斤。當時毛澤東講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1萬億斤也是組織人算過賬的。不過，算賬時從好的方面想得多，從不利的方面想得少。這個綱要還規定，從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實卻是，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年中國文盲人口8507萬人，文盲率為6.72％。要說“冒進”的話，這個序言中的糧食指標“冒進”了近30年，掃盲計劃“冒進”了100年。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這篇序言，是“冒進”的罪魁禍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精神下達後，國務院各部也不顧各自的實際情況，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匯報時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到1967年）的指標。如糧食計劃由6000億斤提高到9500億斤（加上大豆為1萬億斤）：棉花由5600萬擔提高到1億擔：鋼由1800萬噸提高到2400萬噸：煤由28000萬噸提高到33000萬噸。有的部幹脆把上述指標的完成時間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國家計委，作為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威部門，本來有審查計劃、搞好綜合平衡的責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標報到國家計委以後，在政治高壓力氣氛中，他們怕人說自己“右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職責，不敢提出不同意見。1956年1月1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有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毛澤東心裏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麽，中國要超過他，第壹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開始，34個部委向中共中央匯報。這些匯報也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政治氣氛下進行的，匯報的內容大多是毛澤東愛聽的。聽匯報時毛澤東很興奮，不停地插話，不停地鼓勁，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說“中國有兩條好處，壹曰空，二曰白，壹點負擔都沒有。美國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後來發表時改為“壹窮二白”）這些插話向下傳達後，進壹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標的溫度。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壹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復，1954年赫魯曉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壹種“舍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壹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前面。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壹動機，李銳、沈誌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1956年初提出的，壹直延續到1957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壹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壹波等人。這批人以後發展為中國的“務實派”的主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後的八十年代，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對中國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後話。





　　在批判右傾思想的形勢下，從1955年開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擡高經濟指標的勢頭。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8）規定，5年內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項目694個，建成的455個，後來基本建設項目追加到745個，建成項目追加到477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建成項目追加到500多個。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原來是121億元，比上壹年增加了32％，後來又增加到170億，180億。基本建設項目壹多，資金，鋼材，水泥，設計等方方面面都顯得十分緊張。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設項目。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感到“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壓力很大。從他這個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很多部門正在做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壹壓”，他們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元。壓縮以後的這個數字還是比上壹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註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註意實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來、陳雲還感到指標太高。但4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不同意毛的意見，說這樣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會帶來壹系列困難。毛澤東最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很生氣。不久，毛就離開了北京。從5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向糾正冒進，5月11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斷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壹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6月召開的壹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6月3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這個初稿。並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在政治局會議的修改稿中，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在這期間，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壹步壓縮到140億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其中有這樣的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40條壹出來，各系統都不願意民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采取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這個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壹起草，中宣部經過多次討論，經過劉少奇、陸定壹、胡喬木三人修改，於6月20日在《人民日報》壹版頭條登出。在發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面批了四個字：“我不看了”。





　　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來勢洶湧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基本建設、職工人數等方面還是增長過快，以致財政第壹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制第二個壹年計劃和1957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壹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壹個是對階級關系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在“八大”上通過的、周恩來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強調“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註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個表面上兩面都反的說法，在當時就是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壹樣。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只能辭職下臺。但是，中國是壹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制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壹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制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



三、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批評反冒進的條件終於有了。1957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經過去，國內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壹五”計劃完成，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





　　毛澤東開始反擊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壹年掃掉了幾個東西。壹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壹個多，壹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誌叫“冒”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壹點，爭取快壹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壹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請大家研究壹下。

　　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壹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妳們那麽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委”，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麽壹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壹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壹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壹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壹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壹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襟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毛澤東推翻“八大”決議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要判斷，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領導幹部中是有基礎的，黨的幹部大多數是階級鬥爭的專家，壹提起階級鬥爭就十分興奮，就會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為。毛澤東舉起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把刀子，為1958年以後壓制不同意見，準備了武器。





　　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於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向全民公開。這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壹樣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為農業發展綱要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受到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啟示，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11月6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布，在以後的15年中，蘇聯不僅能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主要產品產量。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誌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2千萬噸，再過15年，可能爬到3千萬噸。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毛澤東設想1973達到4千萬噸鋼的產量，實際上，中國的鋼產量直到1983年才達到4000萬噸。毛澤東提的指標“冒進”了10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這壹重大設想事前和事後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討論和分析，沒有組織專家論證，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壹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沈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離京，到華東住了壹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壹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布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澤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壹個冬季就挖了16億方土，超過7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壹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壹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1956年工業增長了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壹次，夏季比壹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壹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



四、南寧會議：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到了廣西的首府南寧。11日到22日召開南寧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在是在壹座高大的平房式別墅裏召開的。這座別墅是越南領導人胡誌明常住的地方。這個會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為了批評反冒進，會上把周恩來、李先念1956年有關反冒進的講話，1956年6月20日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作為參考材料印發給與會者，作為批評反冒進的“靶子”。在印發到會上的《人民日報》社論前面，毛澤東在文章上劃了很多橫線、波線、豎線、三角，加了很多批語：“庸俗的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既然幹部走至了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批了右沒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裏壹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麽要看？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評。”他說的序言是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壹書寫的序言。作為南寧會議批判材料的還有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





　　1月11日晚，毛澤東先從“紅”與“專”講起。他強調“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好，“專”指業務好。他說，我們是搞“虛業”的，妳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要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鉆到那裏面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





　　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壹反就泄了氣，6億人壹泄氣就不得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十個指頭中有壹個指頭生了瘡，就不會形成壹股風。這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壹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條綱要，三是促進委員會。這些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系6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壹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壹個全面的反冒進。





　　“十全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借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就說誰“攻其壹點，不及其余”。





　　講到這裏，他回答“右派”對他的指摘：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未來”。過去北方畝產壹百多斤，南方畝產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麽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問題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有些同誌偏得不夠，還要偏。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落後的問題。古董總是落後壹點嘛！壹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墻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對陳銘樞和張奚若等的這種不同看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反駁過多次。對“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什麽不好？”





　　在1月1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1955年12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壹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為三年有個曲折，右派壹進攻，把壹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50米。”這是說周恩來的。這壹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13日，周恩來壹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1月13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16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贊。這是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壹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壹，有壹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誌，妳是總理，這篇文章妳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妳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臥不安。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王任重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陶鑄表示“要趕上柯老”。對反冒進的批評，使會上氣氛很緊張。李先念緊張得睡不著覺，吃安眠藥。大家心裏納悶：這到底批評誰？劉少奇說，主席是批評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壹波談話，明確講批評主要是指陳雲的（陳雲沒有參加南寧會議）。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壹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淩晨壹時結束。不知周恩來是顧全大局還是以退自保，在這次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壹個問題、壹段時間（1956年夏季到冬季）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是壹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壹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壹直在毛澤東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系，成了君臣關系。周恩來主動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經常放棄自己的看法順從毛澤東。周恩來的順從，更使毛澤東的認識沿著錯誤的思路繼續發展。南寧會議及以後的壹段時間，周恩來被毛澤東壓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以後，他決定辭職。到目前為止，研究者還沒有看到周恩來寫的辭職報告，也沒有看到別人記錄下他的口頭辭職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1958年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討論還討論彭德懷的“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辭職要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壹致認為：周恩來“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主要講要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在這個文件中，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實行“兩本賬”制度：“中央兩本賬，壹本是必成的計劃，這壹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壹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壹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望完成賬變成下級的必須完成賬，各級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沈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高指標”、“浮誇風”也就難免了。



五、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1958年3月9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只請部分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3月26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18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壹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壹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壹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壹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壹面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壹面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壹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壹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采取哪壹種？我看還是采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復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壹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壹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壹政治任務而不顧其它，成了壹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壹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壹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誇的典型。對這些浮誇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誇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面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壹方面，我們都比他差壹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壹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來又壹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壹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3月2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壹天等於20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3月18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80％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系，顯得不同於壹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50％－70％。”“壹個禮拜壹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記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壹起，稱之為“總路線”。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壹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調動壹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誌及小平同誌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之壹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壹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壹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壹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壹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壹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壹”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壹”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妳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它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壹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壹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誌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麽不是個人崇拜？妳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妳又承認恩格思，妳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贊揚。有的說：我們的水平比主席差壹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攻擊還沒有停止。4月上旬，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了壹個匯報會，田家英後來說，武漢會議是成都會議的補充。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4月5日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是反面教育。因為受了損失，是個馬鞍形。反冒進是兩個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壹書記葉飛匯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壹點就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就是到了壹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毛澤東還說，還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臺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在大躍進期間，“觀潮派”、“秋後算賬派”的帽子滿天飛，都是從這裏“批發”出去的。





　　毛澤東並不是偏執狂，看到大躍進潮頭已起，他還是講了壹些冷靜的話。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報紙不要動不動就宣傳什麽“化”，如“綠化”，“水利化”，還講到“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由於整個制度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負反饋，毛澤東這些冷靜的話，被人理解為這是方法問題、策略問題，他的思想實質還是要“化”，還是要把勁鼓“足”，“充分”調動壹切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壹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壹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壹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制制度下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著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壹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面的人深知這壹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線終於形成



　　在壹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壹致，必須統壹思想。當然，思想只能統壹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只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壹致的，只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壹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壹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半年前開了壹個八屆三中全會，現在又要開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會有什麽不同呢？八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者是中央委員會，後者是全國代表大會。從法律地位上看，後者高於前者。





　　八大二次會議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會上聽取並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聽取並討論了鄧小平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聽取了譚震林作的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增選了中央委員。





　　劉少奇的報告接受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正式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報告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指摘反冒進造成了生產建設上的“馬鞍形”（即1957年低於1956年和1958年）。全面闡述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闡述中，劉少奇特別強調速度，要求“盡可能地加快建設”，以以論戰的語氣尖銳地批評了“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度緊張。”、“有些人懷疑多快好省的方針會造成浪費。”、“有些人擔心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長。”等對高速度懷疑態度。劉少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





　　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6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要求各級領導“真正地能夠站在群眾的前面，運動的前面”，對群眾的熱情“應當十分愛護，絕不允許向群眾潑冷水。”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講話四次，在5月8日的第壹次講話中，他廣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講解放思想，無所畏懼，講年輕人勝過老年人，講學問少的勝過學問多的，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講這些的目的還是超英趕美。會議期間，他在壹份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毛澤東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後變成了全民破除科學：他提倡的“敢想敢幹”變成了全民的蠻幹，胡幹：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後變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狂想：他說的“高貴者最愚蠢”成了打擊專家、學者的根據。





　　在5月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揚歷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毛澤東這時站了起來，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反駁林彪說：





　　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知識分子？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毛澤東在5月17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妳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誌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壹次統計，1955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30％鬧得最兇，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妳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壹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裏。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壹次講過這樣的話。





　　講到“準備對付災難”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講到：





　　假如黨分裂，要亂壹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黨代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註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栽跟頭。凡不顧大局搞分裂的，有什麽好結果？……高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麽好處？不應當鬧分裂，鬧分裂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這裏警告對總路線持懷疑態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壹致就沒有好下場。周恩來徹底投降了，沒想到壹年以後又跳出個彭德懷出來“搞分裂”。這段話為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埋下了伏筆。





　　對於反冒進的批評，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已經很徹底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批評火力不減。周恩來、陳雲再壹次作檢查。陳雲在檢討中說“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了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及時糾正，聽任這個錯誤發展下去，必將使命我們的事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周恩來在5月17日的大會發言中說：





　　這次會議是壹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壹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采，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壹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壹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接著，周恩來再壹次對反冒進作深刻的檢查，還把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進攻聯系起來。他又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把話題轉到對毛澤東的歌頌上：





　　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壹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發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澤東，整個會上對澤東的歌頌聲不絕於耳。陶鑄在發言中不僅歌頌，還要求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了學習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壹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教科書。……毛心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





　　人們普遍認為，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實際上，陶鑄比林彪早了好幾年！讀者可以對照壹下，林彪幾年以後說的話和陶鑄的話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鑄的專利權？其實，這也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在專制制度下，爭相向皇帝獻媚、爭相邀功取寵，本來是正常現象。這是在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現象。





　　王任重發言的題目是《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從六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頗有新意的是“大辯論，大字報，大檢查”：“幹什麽，辯什麽，哪裏不通哪裏辯，方式靈活，田邊地頭，床頭竈頭，會內會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間，都可以辯。壹場辯論之後，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後保守容易克服，先進經驗好推廣了。”王任重這個“發明”很快在全國推廣，辯論會實際是批判鬥爭會。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倡的“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全國，不知多少說真話的人被摧殘在“大辯論”和“拔白旗”之中！





　　柯慶施的發言內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繪了15年以後的美好情景：人人知書識理，大家都能讀《資本論》，大家都懂得高等數學。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驚人的壹致。從5月8日開始大會發言，口頭發言117人，書面發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擁護這條總路線。國務院有關部委的發言不僅完全支持總路線，還把已經很高的指標，再進壹步調高。





　　5月23日，會議作出決議：壹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在這次會上，大躍進已經開始。思想壹旦統壹，經濟官員們急忙把總路線落實到具體建設指標之中。





　　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的發言題目是《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關鍵》，他把超英趕美的設想壹壹落實到令人振奮的指標數字上。這些指標得到了大會批準。他說：“1958年的形勢完全說明，第二個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躍進的。”





　　中央各部門唯恐說自己落後，他們的躍進指標又遠遠高於國家計委的指標。冶金部長王鶴壽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他說，明年鋼產量達到1200萬噸，1962年達到3000萬噸以上，1967年達到7000萬噸以上，1972年達到1.2億噸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鐵道部長滕代遠在發言中提出了15年內修建12萬公裏鐵路的安排。農墾部長王震發言提出10年內開荒3億畝。沒有大會發言的部長們也向大會提交了本部門大躍進的報告。交通部黨組的報告是：《全黨全民辦交通，水陸空運大躍進》：紡織部黨組的報告是《在五年內紡織工業主要產品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林業部的報告提出5年內把15億畝荒山全部綠化……。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又把中央部門的指標分解到各自的省。為表示自己緊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標。省委書記們競相向毛澤東表示效忠，妳的指標高，我比妳還要高：妳的速度快，我比妳還要快。這些指標，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實際，除了毛澤東以外，是沒人有敢提出質疑的。





　　中國有句古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在專制制度下，下級官員迎合上級的情形。1958年的情況也是如此。處在壹層壹層的權力階梯上的官員們，總是把最高層的意誌壹步壹步地推向極端。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除了進壹步鼓吹大躍進以外，又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有些中央領導人說：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本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壹光輝範例，同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肉麻，但是，在“政教合壹”的制度下，這恰恰是殘酷的現實！





　　八大二次會議後，毛澤東意猶未盡。他對“躍進”這個詞兒不停地玩味和欣賞。這中間還有壹個插曲。5月25日，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彭真送來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躍進”壹詞是這篇社論最早使用。毛澤東立即揮筆寫了壹段話，稱贊最早提這個詞兒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壹書記：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壹詞代替“冒進”壹詞從此篇起。兩詞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詞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拋到壹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壹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誌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壹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壹位（或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







5月26日上午7時





　　其實，周恩來使用“躍進”壹詞比這篇社論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處使用“躍進”這個詞。周恩來看了毛澤東表揚《人民日報》社論，好像自己的專利權被別人侵犯了壹樣，連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並標明“躍進”這個詞在第9頁和第14頁上。同時為自己反冒進的錯誤辯解，但辯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謙恭的，對自己首先發明“躍進”壹詞的估價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單行本送上。在第9頁和第14頁上提到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壹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到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40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從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代會上發言，說那是“開始覺醒”，經過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壹些群眾的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為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抵觸，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麽我在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後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裏可以看出壹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看立的什麽旗，破的什麽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立的是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40條的大旗，破的是反“冒進”而“促退”的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的價值和功勞。







周恩來







1958年5月26日夜





　　看來，“功不在禹下”應是周恩來，而不是人民日報社論的作者。為了不埋沒周恩來最早使用“躍進”這個詞的功勞，毛澤東把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發給到會的人。





　　小平同誌：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誌

　　毛澤東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時





　　功過已經分明，思想已經統壹，總路線已經確定。全國很快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總路線的熱潮。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全國所有的報紙按同壹口徑發表文章。文藝界也開足了馬力，全國每壹個角落，頌揚總路線的歌聲如潮：躍進，躍進，再躍進！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1958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處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壹段時間的情況極力回避。





　　從1956年9月的八大壹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壹年半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上，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都從比較實際向錯誤的方向轉變：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性作用。但是，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壹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制，還有壹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制。當時毛澤東的確有點頭腦發熱，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發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偏差，並在實際中進行了糾正（反冒進）。但是壹旦毛澤東堅持己見，糾偏的人放棄了糾偏，反而附和毛澤東。其他的人不僅不支持糾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澤東壹邊，把毛澤東的錯誤認識更推向極端。為什麽沒有糾錯機制？這是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樣出現的，就得了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官方壹直稱農業集體化為農業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集體化混為壹談。其實，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互惠互利，後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發達國家至今還有合作制的事實來為中國合作化辯護，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既然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奪，集體化過程勢必也是殘酷的、強制的。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壹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壹、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產生於19世紀初的西歐。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出現了經濟危機等壹系列社會弊病，當時壹些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這個制度，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19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利·傅立葉（1772－1837）發表了《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來社會應建立和諧的社會制度和“法郎吉”（來自希臘語“隊伍”壹詞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為嚴整的步兵隊伍）的設想。





　　沙利·傅立葉認為，“法郎吉”是和諧的社會組織，有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它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工業，是工農相結合的合作組織。他還設想，每個“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裏，用招股的辦法募集股本組成。“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勞動、資本、知識進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勞動占5／12：資本占4／12：知識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系，但商業由行政壟斷，不準私人經營。





　　繼沙利·傅立葉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後，由法國人畢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倡導，極力鼓吹勞動者應從資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並應組織勞動者自己的合作社。他還親自指導了壹個木工生產合作社。





　　英國醫生維廉·金（Dr Willian King，1786－1865）認為合作組織是窮人自救的好辦法。土地是壹切財富之母，勞動是壹切財富之父，勞動者必須聯合，才能免受剝削。他於1828－1830年間，主辦發行了壹個名為《合作社》（Ｔhe Cooperator）的刊物，壹共出了28期。





　　英國人羅伯特·歐文（Ｒobert Owen，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壹個實踐者。歐文設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生產和消費組織。其成員除了個人日用品以外的壹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全民從事農業生產，但農業和工業生產相結合，每個合作公社是壹個由農、工、商、學結合起來的大家庭。全體成員都分配與其年齡、特點相適應的工作，各盡所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合作公社設立公共倉庫，社內成員都可以從公共倉庫裏領取民需要的東西，按需分配。





　　1842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4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壹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建立了壹個合作示範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裏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壹律平等……財產公有。”“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並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4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歐文的試驗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們認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歐文失敗的根本原因。所謂沒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沒有掌握政權，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不能控制和調動全社會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毛澤東等就不同，他們掌握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可以強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可以動員，利用手中的物質資源，可以逼農民就範。先驅者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用強權來推行壹種理想，就會造成災難。為了推行某種理想而建立的強權制度，就會把更多的人置於這個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壹些能力強的人買了大型農具，有的置了車馬，還有的雇工。比較弱的農戶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因此，壹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另壹部分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提出，要使多數農民豐衣足食，必須讓農民由個體向集體發展。劉少奇認為，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壹談。沒有機器工具，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很贊賞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的看法不滿。這是1954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壹個原因。





　　土地改革以後，農戶出現富裕和貧困現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斷定兩極分化呢？不壹定。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階級變化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向中間集中的中農化趨勢。據1954年對21省14334戶農家的調查，中國農村階級構成的變化是：土地改革結束時，貧雇農占總戶數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為29%，中農由35.8%上升到62.2%，富農由3.6%下降到2.1%。





　　為了解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大多數的問題，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將中農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從中農中劃出的下中農，加上貧農，占農村總人口的60%到70%，這個農村的大多數，就當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農，就被看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曾想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並把這個意思向華北局寫了報告。這個報告由華北局第壹書記薄壹波、副書記劉瀾濤轉給劉少奇。劉少奇認為，現在搞集體化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合作社。





　　7月，毛澤東找劉少奇、薄壹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他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發展為合作社的觀點，批評了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基礎的觀點。9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第壹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10月17日，毛澤東轉發了高崗10月14日的關於東北互助合作的報告，並采取了壹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合作社。1954年春夏，農業合作社發展到9萬多個。到1955年底，有7000多萬農戶入社，組成了18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其中高級社2900多個）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壹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裏。當時農村自耕農有1億1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壹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壹家壹戶地征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壹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發，把它梳成辮子，就能壹把抓住。要建立壹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壹點。而這壹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在1953年那壹段時間的初步集體化過程中，很多地方出現強迫農民入社的情況。河北省大名縣五區堤上村的兩個合作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妳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就在桌子上簽名入社”，“咱村就這兩個社，不入這個入那個，反正得入壹個”。文集村幹部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金南村葉洪善社共127戶，最少有半數不是自願入社的。社員張得榮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間掉淚。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縣，糾正了這壹偏向，解散了壹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後來毛澤東批評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浙江省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壹樣！”由於強迫入社，農業社很不穩固，當時農村工作部和各省壓縮了壹些條件很差的農業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錯誤”。





　　1955年夏天，浙江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53000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問題。有的縣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說誰不入社就要像鬥爭富農壹樣鬥爭誰。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糧食征購任務，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購糧食51億斤，占總產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減少57000多頭，豬減少三分之壹，羊減少二分之壹，賣家具、吃種子糧、逃荒賣子女，老弱餓死的情況開始出現。





　　為了幫助浙江省做好農業社的整頓、鞏固工作，3月下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和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的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作了研究，並將研究意見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3月25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用電報發給浙江省委。《意見》說：妳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據此，特建議妳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進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據有關人士介紹，這份電報稿寫成後，鄧子恢曾讓陳伯達（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帶回去請毛主席審閱。





　　收到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電報以後，浙江省委壹致同意，並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作了布置。經過壓縮，浙江省的農業合作社由5.3萬個退到3.8萬個。入社農戶由占總農戶的28％退到18.6％。





　　毛澤東心愛的合作社被砍掉了壹萬五千多個，他十分惱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頤年堂找鄧子恢談話，向鄧子恢發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區黨委書記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鄧子恢：





　　浙江省由於采取“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壹下子就從53000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個包括40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壹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壹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檢討。”可是有些同誌不願意聽。





　　鄧子恢見情況不妙，急忙作檢查。9月26日，審查鄧子恢準備的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自我批評的發言稿時，毛澤東寫了壹段批語：“為什麽老是喜歡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妳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妳們腦子裏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妳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麽可愛，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影響了妳們，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性，妳們卻熟視無睹，敢於抹殺，敢於‘與此相反，不是去愛護，而是去挫折它’，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業合作社黨組織不僅是農村經濟的組織者，在鄉以下，合作社也是農村的政治組織者。農業合作社對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都進行著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實際是中央政權對鄉村控制的基層組織。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特別到了高級農業社，集體經濟組織已基本上掌握了農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農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他在《大社的優勢性》壹文的按語中寫道：





　　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小社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樣的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並。有些地方可以壹鄉壹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壹個社，當然很多地方壹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在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有《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從1955年到1957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集體化高潮。原來計劃1960年完成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毛澤東建議提前到1959年完成，後來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報紙對農業集體化的報道很多。從已有的報道中給人壹個錯覺，好像集體化是農民的自願行動。其實不然。就農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別是就那些生產和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對他們利益的侵害。相當多的人是不願意集體化的。因此，在集體化的過程中，壹直伴隨著退社與反退社的鬥爭。壹直伴隨著對農民的強制和迫害。





　　先說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國鬧退社最嚴重的省份之壹。據當時趕往處置鬧退社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裏同誌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可見農村確實不夠穩定。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沖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仙居是鬧退社最嚴重的地區之壹。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堅決壓縮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發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縣只有4個高級社，入社農戶占總農戶55.86%都是初級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88.15%，1957年春天達到91%。同時，社的規模過大。賬目混亂，生產上不聽群眾意見，盲目地將兩熟水稻改為三熟，造成減產，全縣全年減產22%。由於生產管理上問題很多，全縣1956年每個勞動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錢，平均為3角3分錢。與此同時，農村幹部作風惡劣，在生產和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動不動就對社員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合作化以來，在251個鄉幹部中，有74人吊打過人：23具鄉鎮1117個黨員中，有貪汙行為的48名，占4.7%。幹部不參加勞動，而且多得工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退社的越來越多。此時，縣委不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卻大批“富裕農民思想”，從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後，這個縣個別地區就發生退社問題。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縣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臺的有55個。入社農戶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幹部107人，社員幹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戶。





　　事件發生以後，縣政法部門、兵役局（他們有槍）、駐當地部隊、地區公安處組成聯合辦公室，對案件進行偵察。最後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對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對楊心培的報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為戒，要及時解決社員的意見和要求，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氣壯地批判錯誤言論，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反擊。





　　無獨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縣發生各種鬧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糧食問題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發生鬧事63起，涉及4具區，25個鄉，4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鬧事的人數共達1.3萬人。7月份，事態進壹步發展，百官鎮和永徐鄉馬家村發生了大旗會（求菩薩的組織）鬧事，參加人數達2000多人。警察向天鳴槍警告，無濟於事，後來向鬧事者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人，傷12人，才驅散人群。事後逮捕了鬧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幹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農民要求退社不僅發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1956年冬天以來，河南省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寧陵、柘城、淮陽、睢縣、杞縣、中牟等12個縣的部分地區部分農業社壹度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這次鬧社退社涉及到278個高、初級社，700多個生產隊。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願。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的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飼料。有的社員毆打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些鬧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毆打幹部66人，拉走牲畜4946頭，私分糧食12.5萬斤，種子2.4萬余斤，油料390多斤，農具200多件，柴火5.2萬余斤。鬧的方式先黑夜活動，後白天活動：先秘密醞釀，後公開開會：先婦女、老年鬧，後壯年參加：先幾個人、幾戶，後發展到壹個生產隊、壹個社或壹個鄉。因為鬧社、退社，臨汝縣老連社，元月小麥才種40%，虞縣寓賢鄉，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權縣渾子鄉，因鬧社停產1個月。中牟縣劉莊社鄭油磨村，在鬧社過程中，牲畜沒好餵，7天死了11頭。





　　據不完全統計，到1957年8月，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7萬戶，約占入社總農戶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萬戶，約占入社總農戶的2%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為群眾性退社的風潮。如佛山專區的順德、南海、中山三縣經濟作物區，受退社風波影響的就有65個鄉，210多個社。僅中山縣永平、南興兩個區，10月下旬分別到省人委要求批準退社的就有16個鄉，600多人。他們有的要回原來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鎖上，不給社用。有的到社的魚塘桑基去撈魚、摘桑葉，有的將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種。有的因鬧退社而包圍、毆打區鄉幹部、社主任的事件已發生多起。





　　遼寧省對昌圖、鳳城等9個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1萬多戶，已退社的有4000多戶。退社的社員把入社的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來，江蘇省各地農村發生了不少的群眾鬧事，泰縣鬧退社事件竟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有2000多人到縣裏請願。鬧退社員的社員中，中農占60%－70%。他們絕大多數是因為收入減少，少數是因為耕牛、農具、果木折價不合理，或因為在社內不自由，受幹部歧視等。





　　1956年，農民退社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壹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壹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蕩想退社的戶，所占的比例更大壹些。”“鬧退社的戶主要是富裕中農，其次是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和手工業者、小商販等。”退社原因：壹是收入減少。全省壹般地都有10%－20%的社員戶減少了收入：二是對社員勞動時間控制過死。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有壹個禮拜天”：三是幹部作不民主，社員肚裏有氣：四是對社員入社的生產資料處理不當，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也入了社：五，農村自由市場放開以後，有些社員，特別是壹些富裕農民，認為是單幹賺錢的門路了，不願留在合作社裏。





　　在這些退社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壹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壹，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系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組主持這種辯論，“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反對壹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實際是壹場政治運動。大辯論壹到農村就成了大批判，大鬥爭。這壹場政治運動和城市的反右派鬥爭互相呼應，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兩個方面，有的地方幹脆稱為農村反右派鬥爭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的同壹主題。在這場運動中，壹些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的人受到了懲治。據河北省保定地委報告，清苑縣自開展政治宣傳運動以來，有11個鄉6個人被打，7人被拉，2人遊街，7人被鬥爭。徐水小東張鄉在遊行時，遊行隊伍走到生產不積極的社員門前喊“不生產是右派”，走到瞞產者門前喊“瞞產是右派”，有的單幹農民不願交公糧，遊行隊伍就喊“不交公糧是右派”，看到婦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壹時右派帽子滿天飛。





　　不知道有多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僅廣東省“全省已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達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陜西鹹陽縣鬥爭了158人，有79人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逃跑8人。廣東惠來縣鬥爭對象有三分之壹被打。山東打死、嚇死約10多人。河北省邢臺縣王快村400多戶，摸出65戶右派。有的合作社把鬥爭對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僅富裕中農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壹些在土改時分得土地的貧農也有人反對。如河北省清苑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整的230多人當中，有18人是貧農。對待貧農的反對意見，通常是教育。全國樹了“劉介梅忘本回頭”這個樣板，教育翻身農民不要忘本，要緊跟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要過飯，生活在最底層。1950年當了鄉農會主席，入了黨，當了工作組長。土改時分了田，分了“果實”（沒收的地主財產分給貧農）。他想好好種田、經商、發家。但是，統購統銷，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種田經商發家夢，他就開始反對。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劉介梅承認錯誤，作了深刻檢討，認為自己“忘了本”，壹定要回頭搞社會主義。當時，報紙上大力宣傳劉介梅這個典型人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舉辦“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後來這個展覽到全國各地巡回展出。





　　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在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背後，有著廣泛的抵制和強制、反抗與鎮壓。但是，和當年蘇聯集體化比起來，中國農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鎮壓都要緩和得多。當年蘇聯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壹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蘇聯“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4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中國的農業集體化過程沒有蘇聯那麽慘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每壹個村莊是壹個原因：中國文化傳統不同於俄國是深層次的原因。





　　既然農業集體化過程是反抗和鎮壓的過程，那麽，加入了農業社的農民，退出農業社，就是壹件十分困難的事。誰要退出，誰就要受到批判和鬥爭。但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農民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後，退社自由的權利才被剝奪。還說，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退出權”是產生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顯然，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的論斷。



三、“人民公社好”



　　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些公開反對集體化的人受到打擊，農民順從了。農村中的青年人，多數是願意集體化的。壹群年輕人熱熱鬧鬧地壹起勞動，比獨自在父親的嚴厲的指導下勞動愉快得多。他們太年輕，喜歡新鮮事，對改變現狀的事情都擁護。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改變對自己的利害關系。他們在家裏雖然沒有多大的發言權，但可以在社會上造輿論。與此同時，從上到下對合作社進行了整頓，改變了壹些明顯不合理的東西，這也減少了農民的抵觸情緒。多數人入社以後，不願入社的人就顯得很孤立，不得不參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借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壹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裏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壹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認為，生產關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4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編者按的形式將毛澤東關於小社並成大社、小鄉並成大鄉、幾鄉並為壹社的觀點發表。





　　成都會議傳出的信息啟發了河南省遂平縣的領導人，這個縣在水利建設、山地開發、發展多種經營方面，在山區與平原互相協助、共同發展方面，鄉與鄉之間發生過壹些磨擦。如何解決這壹矛盾呢？遂平縣委書記婁本耀、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認為，可以根據成都會議的精神，把在實際利益上難以協調的鮑莊、揚店、槐樹、土山這四個鄉合在壹起。他們請示了到這裏檢查工作的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要他在聯合成大社的問題上表態，張樹藩說這是大事，要經過地委討論才能決定。





　　但他們等不及地委的討論，說幹就幹，立即召集4個鄉的黨委書記、鄉長開會。會上各自表態，他們都同意合並。後過經過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陳丙寅任書記，全國勞動模範、縣委委員鐘德清任社長。大社內分為八個部：農業部、工業部、水利部、林業部、畜牧部、文化衛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戶，30113人。





　　縣委向省委上報時，受到蘇聯集體農莊的啟發，改名為“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1958年5月5日，專門到省委匯報的婁本耀，受到了當時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書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接見。譚震林說：為什麽要叫集體農莊呢？妳這個農莊實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實際上比蘇聯的集體農莊的層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況差不多，還是叫公社好。婁本耀壹聽，很受鼓舞，連夜給縣委辦公室打電話，經反復商量，最後名稱定為：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





　　其實，“公社”這個名字也不是譚震林的發明，而是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人的集體創作。劉少奇在第壹次鄭州會議上講話中回憶：“公社這個名字，我記得在這裏跟芝圃同誌談過。去廣州開會，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壹，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他們四人去廣州的火車上應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譚震林見婁本耀之前。





　　《陸定壹傳》中是這樣記載他們四人的火車上是怎樣“吹”的。1958年4月底，劉少奇、周恩來、陸定壹、鄧力群到廣州向毛澤匯報八大二次會議的準備情況，他們在火車上放開思想海闊天空地議論許多重大問題，包括半工半讀、教育如何普及、公社、烏托邦、過渡到共產主義，等等。劉少奇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壹階段為後壹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壹步的時候，就想到下壹步，為下壹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壹些順利條件。”他們還吹了空想社會主義，還吹了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劉少奇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壹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到了鄭州，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到車站來看他們。劉少奇對吳芝圃談了他們議論的東西，要吳芝圃試驗壹下。吳芝圃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不久，河南農村就出現了托兒所、食堂，工農商學也有了，鄉社合並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會議，劉少奇講了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問題，後來要北京和天津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





　　5月間，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召開。19日陸定壹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的發言。他在這個發言的最後說：“毛主席和少奇同誌，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們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幹鄉鎮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我們的教育事業和其他文教事業，也將朝著這個目標去發展。”





　　薄壹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談到這件事時說，陸定壹發言中的這段話，是在發言的頭天晚上，陸定壹自己大會秘書處已經鉛印好的發言稿加上去的。這段話包括同少奇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陸定壹這段話雖然不長，但已經反映了公社的輪廓，勾畫出毛澤東對公社的構想和憧景。





　　陸定壹在火車上接受了劉少奇交給的編書任務，從廣州回到北京立即組織中央宣傳部的人全力突擊，6月間初稿編成。收入初稿的第壹條語錄，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愛北菲特的演說》中描繪共產主義概況的幾段話。這條語錄就有兩個地方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這部書的編出，對毛澤東最後決定把新合並起來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因此，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向與會同誌壹再推薦這本書，即《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人民公社問題是議題之壹。從此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得知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後，立即派《紅旗》雜誌社編輯李友九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幫助工作。李友九在這裏工作了壹個月，和河南省委的幹部合作，寫出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陳伯達將《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轉給毛澤東，毛澤東如獲至寶，當即對章程初稿進行了修改，批示：請各同誌討論，似可發各省、縣參考。這個文件於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題為《嵖岈山人民公社試行草案》，成了全國各地辦公社的藍本。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3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壹次向全國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4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壹文，公開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講到：“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的方向，應當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壹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運動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報告說，截到目前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個，正在建立的有300個。估計運動的結果，將並成1500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戶左右，平原地區1萬戶左右。修武縣全縣13萬人口試辦壹個以縣為單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裏營人民公社，在與吳芝圃等當地領導人談話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壹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壹起，便於領導。”從毛澤東這次兩次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於領導”，可以把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全面管起來。的確如此，後來的實踐證明，人民公社這個全能組織是實現極權主義最為有效的工具。而在極權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隨意被統治者魚肉。





　　1958年8月29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強調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指導農民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壹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占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11月27日農村工作部報告，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部數的99.1%。由於規模過大帶來很大問題，後又由26576個分解為52781個。





　　“壹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點。





　　“大”是指規模大。按經濟學理論，“大”可以實現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毛澤東當時不會知道這個理論，但有直觀的感覺。不過，要通過“大”來實現規模經濟，必須以有效的管理為前提。農業合作社基本是壹村壹社，壹鄉數社：人民公社是壹鄉壹社，數鄉壹社，還有壹縣壹社。全國平均每社5000戶，每壹個公社的規模比原來的農業合作社擴大了十倍至幾十倍。這麽大的規模，又是經濟、政治、教育、文化、軍事統壹指揮，生產、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公社領導機構的管理能力。且不說中國素質低下的農村幹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難以勝任。所以，人民公社壹成立，就出現了管理混亂和強迫命令的情況。在壹些山區，規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問題。例如，雲南省普洱縣和平公社，僅其中壹個大隊（雅路生產大隊）的552戶人家、2696人，就有7個民族，從東到西80裏，從南到北60裏。除了不少單家獨戶以外，有3戶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個，從大隊到最遠的生產隊60裏，生產隊之間相距壹二十裏。壹個生產隊之內的村寨之間相距最遠的有35裏。這個大隊原來是五個高級社，1958年合並為壹個大隊以後，實行統壹分配，貧富拉平，結果連年減產。這樣的社隊規模，在普洱縣占壹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農業合作社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其它公共財產全部轉歸人民公社所有，實行全社統壹核算。其次，由於社員原來經營的自留地以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等財產，被收歸人民公社經營和轉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余”徹底消除。再次，由於國家把糧食、商業、財政、銀行等全民經濟部門在農村的基層機構，下放給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體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幹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這種所有制的變革，把經濟條件不同的農業社用行政力量拉在壹起統壹核算，就是讓窮社“共”富社的產：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余”，就是讓集體“共”個人的產：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業下放給公社，就是公社“共”國家的產。總的來說，只有國家“共”農民的產，沒有農民“共”國家的產：只有上級“共”下級的產，沒有下級“共”上級的產。“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刮“共產風”使生產力大受破壞，以後不得不將所有制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出現大饑荒以後，對社員的私有財產也不得不作壹些讓步。這是後話。





　　“壹大二公”，規模那麽大，能夠維系，公有化程度那麽高，卻無人反對，就得依靠權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實際是極權制度的具體模式和基層組織。極權制度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是“政社合壹”。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政權機關。它不但組織全社的經濟活動，又對全社的工農兵學商進行統壹管理。從經濟組織方面來說，生產計劃、勞力調配、物資調撥，產品分配，甚至哪塊地種什麽，按什麽樣的標準種，都由公社決定，生產隊只是壹個具體組織勞動力完成上級指令的生產單位。作為政權機關，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轄區的建設、財政、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武裝等壹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僅是勞動組織，而且是軍事組織。人民公社的政社合壹體制，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壹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壹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壹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壹，是以黨政合壹為基礎的，公社黨委是全公社的領導核心。每個大隊有黨支部，大隊黨支部書記是公社黨委任命的。大隊黨支部貫徹公社黨委的決定，黨支部書記決定大隊的壹切事務。由於大隊黨支部書記通常是連任多屆，他的權力資源不斷積累，有些人成了淩駕於農民頭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壹”使得人民公社官員隊伍急劇擴大。依照當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個公社有幹部30人以上，生產大隊大約10人，生產隊則5人。這樣，在52781個人民公社，69萬個生產大隊和481萬個生產隊當中，大小官員共達6000萬以上，大體占全部農村人口的7%。這7%的公社官員占有大約10%－30%的農村收入。農民說，“過去幾個村養壹個保長，現在壹個村養壹堆保長”。這些官員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則奉為金科玉律，深入貫徹到每壹人農戶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著每壹個農民的生活和思想。貫徹和箝制是不擇手段的，手持刀槍棍棒隨意闖入民宅是家常便飯。公社幹部是極權制度的末梢，是極權制度的直接執行者。廣大農民幾乎完全被束縛在行政體系之下，行政關系取代了血緣、地緣關系，只有政府，沒有社會。





　　二是企圖用“供給制”代替按勞分配，把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引入日常經濟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根據人民公社不同的經濟條件，供給制主要有糧食供給制、夥食供給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給制三種形式。實行最為普遍的是吃飯不要錢的糧食供給制。除此之外，還有相當壹部分人民公社實行“七包”、“十包”的供給制。七包是指包吃飯、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喪：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發、看電影。由於政府不具備“包”的供給能力，這些供給制只是曇花壹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供給制，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人民公社的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為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提供了物質基礎。例如，在糧食供給制的公共食堂裏，幹部可以隨意用不準吃飯的辦法懲罰不聽話的社員。





　　三是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中，幹部像指揮軍隊那樣統壹指揮，統壹調度。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個生產兵團和壹個鋼鐵兵團。壹個生產隊為壹個團，壹個中隊為壹個營，營下按村莊和作業組成立連、排、班。制定了五項制度：服從領導，聽從調動：積極生產，不遲到早退：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經常對資本主義思想作鬥爭：愛護公物，團結互助。每月保證出勤28天以上，有事請假，半天內排長批準，壹天以內連長批準，壹天以上營長批準。統壹起床，統壹吃飯，統壹出工，統壹收工，統壹睡覺，這些行動聽軍號指揮。全村的房子按營房統壹分配，男人住東頭的“營房”，女人住西頭的“營房”，老人帶著小孩住“留守營房”。個別年輕夫婦偷偷相約到野外重溫舊課，被巡邏隊抓住了的就開全團辯論會，被辯論的壹對，男人低頭認錯，女人哭成淚人。





　　第四，對農村進行強權整合，使行政權力的擴張深入到中國版圖上的每壹個邊遠的角落，使無產階級專政深入到每壹個家庭，深入到每壹個人的頭腦和腸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經濟，既管生產，又管生活，還強化了對農民思想的控制。這使得中央政權的末梢，不僅深入到中國的每壹寸土地，還深入了每壹個家庭。





　　中共中央在發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的同時，還發出了《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是對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大掃蕩。在政治高壓之下，鄉村社會表面上顯得有序，但這種秩序是強權整合的結果，這種收效使得掌權者更加迷信權力，也更離不開權力的強制。





　　權力至上和領袖崇拜，暫時減小了剝奪農民的阻力。但這種阻力隨著農民貧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漸加大，農民用各種不同方式進行反抗。於是，掌權者壹方面依靠不斷的政治運動來維持，通過意識形態的力量消除農民偏離社會運行的軌道。另壹方面則采取政治高壓，將階級鬥爭擴大化，把反對意見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進行打壓。





　　極權制度能夠深入到鄉村每壹個角落，深入到每壹個家庭，除了政社合壹之外，還有賴於成千上萬的鄉村幹部。中國鄉村幹部是從土地改革中逐漸成長起來的。農業集體化的主要推動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現的積極分子。但是，不是每壹個土地改革幹部都能成為農村幹部。江蘇壹位農村幹部說：在建國初期，“鄉村幹部就像被攤在篩子上，篩子不停地在動，平時小動，運動來時大動，不合格的幹部就被篩掉了，壹直到高級社時，鄉村幹部隊伍才穩定下來。”當然，這把“篩子”的操作者是各級黨的領導，篩選的標準是能不能“聽黨的話”。所以，能留下來的，大多是“聽黨的話”的。在皇權時代，雖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長莫及，在廣大鄉村，總是“天高皇帝遠”。有了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又有了這壹批“聽黨的話”的幹部，使得鄉村的每壹個角落都可以聽到黨的聲音，每壹個村民都受到黨的控制。



四、從共產主義退回社會主義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和向共產主義過渡連在壹起的。當時的口號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據說這兩句話是政治陰謀家康生最先提出來的。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情有獨鐘，是與他青年時代的“新村主義”情結有關。早在1919年12月，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寫下了這樣壹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壹塊為根本理想。

　　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漸多。

　　合若幹新家庭即可創造壹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醫院、公園、博物館、自治區。”





　　青年毛澤東受康有為的《大同書》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的影響，曾與蔡和森等誌同道合者計劃在嶽麓山建設壹個實行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獨立的“新村”。但是，毛澤東壹直沒有得到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





　　1958年，毛澤東認為條件具備了。他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壹條達到大同之路。”現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認為這條路算是找到了。





　　這種共產主義情結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有。這些領導人到處演講，大力鼓吹共產主義。





　　有了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上的共識，就有了北戴河會議決議上“短則三五年、多則五六年”實現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提法。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毛澤東還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可以從吃飯到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說：“河北省劉子厚同誌，找來十來個人吹共產主義思想作風，很有勁，妳們回去也這樣吹壹下。”





　　但是，使人們始料不及的是，兩三個月內，人民公社刮起的“共產風”掃蕩著全國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壞。農民開始抱怨，各種反對意見從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澤東等不得不暫時收回共產主義的幻夢，對人民公社制度也進行調整。他想盡力糾正，但他的糾正，卻跳不出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局限：具體的錯誤可以改正，但“三面紅旗”不能動搖，對人民公社只是進行漏洞的修補和在現有基礎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澤東再度出京南巡，直到這年12月最後壹天才回到中南海。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離京出巡。且不說前幾次，就是9月間他就視察了長江流域的幾個省，還是意氣風發。10月的出巡和他的態度和前幾次有所不同，調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會議（通稱第壹次鄭州會議），緊接著，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兩次通稱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壹方面對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評價，同時把人們從狂熱的共產主義暢想中拉回，從共產主義退回到社會主義。八屆六中全會澄清了幾個理論問題：第壹，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產還得大力發展：第四，按勞分配原則還要繼續保持。但是，並沒有從理論上否定前幾個月的作法，例如，認為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會主義分配方式上的壹個創舉”，“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時，毛澤東還將《張魯傳》親自作註，印發與會者。對吃飯不要錢十分贊賞。毛澤東壹方面不得不強調不能超越社會主義階段，壹方面鼓吹吃飯不要錢。這說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十四句話，作為建設和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壹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幹規定（草案）》，確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以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肯定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就把幾個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壹步。接著，三四月間，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以《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作為紀要公布。其內容主要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況不能很快改變：確定基本核算單位，即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是包產單位：公社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舊賬”的清算和處理：等。接著，毛澤東又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又把上海會議確定的“基本隊有制”（即大隊所有制）進壹步退到以“生產小隊為基礎”的三級核算制。





　　然而，這種倒退是形勢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廬山會議，不僅使這種倒退剎車，還使得在這次執行倒退政策的幹部受到打擊。反右傾以後，又急於向公社所有制過渡。





　　1960年大饑荒更加嚴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澤東對自己的認識開始修正，壹是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說他3月4日對貴州公共食堂報告的批示有毛病，應當改過來。二是11月28日轉發甘肅省委的報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錯誤，壹定要改正”。這種認識的改變在實踐上指向兩個方向：壹是繼續執行廬山會議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打擊“五風”幹部。前壹種作法是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後壹種作法更強化了中央的權威，強化了非法制的行為。





　　1962年9月27日，八屆十中全會《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確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大隊改為生產隊：社員收益勞分配，以公益金照顧困難戶：公社內部三級所有，各自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組織上人民公社還是壹個完整的政社合壹的組織，生產大隊、生產隊是公社下級。





　　經過多次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級農業社的狀況。所有制的退讓是以三年大饑荒為代價的，是這種制度釀成了災難性後果之後。由於政社合壹的情況沒有改變，農民還是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鄭州、哈爾濱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鄧小平視察了哈爾濱、長春、四平、沈陽四個城市時，聽取了在城市試辦公社的匯報。鄧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後邊。”1959年12月10日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其中寫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開始進行壹些試驗。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來也會以適合城市特點的形式，成為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工具，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壹組織者，成為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和政社合壹的社會組織。”此時中共中央的態度比較謹慎，主張“繼續試點，壹般不忙大量興辦，在大城市中更要從緩，只做醞釀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認為對於城市人民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當采取積極的態度”。與這個指示同時下發的還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報告》和河南省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壹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處參觀學習。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天津會議）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壹律搞人民公社。”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裏弄工作情況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報告》，上海市委的報告說：“裏弄居民工作還是城市中的壹個薄弱環節：為數眾多的家庭婦女，和壹部分閑散社會勞動力，還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屬還有待於繼續加強改造：壹部分個體經濟尚未完全走上集體化道路：壹小部分居民委員會組織還不純：這和當前已經到來的大躍進形勢極不適應。在1958年裏弄整風運動勝利的基礎上，為了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準備組織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積極態度，但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家屬加入公社作出了壹些政策性規定：第壹，除對壹些小業主在自願原則下可以吸收他們參加公社外，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家屬，不要急於讓他們入社：第二，不要動員他們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來，也應加以勸阻。第三，也不要動員他們進食堂吃飯，有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飯時，應當說服他們等到食堂辦好了再說。第四，不要動員他們對公社工業或其它方面投資。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情況和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壹、關於整頓和純潔幹部隊伍，保證黨對公社各項工作的絕對領導問題：二、關於政社合壹和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政策問題：三、關於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幾個問題：四、關於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產協作、大搞經濟綜合利用問題：五、關於在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新形勢下的工會工作問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是大饑荒最嚴重的壹年。既要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又要反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既要抓生產建設，又要安排生活（即將有限的糧食配給城市人口）。正如《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說的，是希望達到組織生產和生活、振奮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繼續肯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樂觀地認為城市人民公社將把城市人民更加廣泛地組織起來，解放成千上萬的家庭婦女，這不僅有利於生產建設，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生活的徹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華社連續發了系列報道，分別介紹了鄭州、哈爾濱、北京、重慶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跡。4月8日，新華社發了綜合報道《我國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報道說，全國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達2000萬人，辦起了工業生產單位56000多個。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作了題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贊城市人民公社不僅能促進生產高速發展，而且能徹底改造舊城市，使之適合於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實現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這壹時期，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加速，到8月底，全國城市人民公社已達到1077個，公社人口5693萬人，達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縣城鎮人民公社）1032個，其中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組織的417個，以機關學校為中心組織的97個，以街道居民為主體組織的484個。參加公社人口6065萬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區的參加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農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幾點不同：其壹，農村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五位壹體，政社合壹，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區街政權為依托辦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權的牌子，相當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業、機關、學校組建的，主要是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單位，而不承擔政權機關的職能。其二，農村人民公社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雖然壹度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但還是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雖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體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這是因為城市人民公社生產的產品，大多是為國營工廠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國營工廠下放的部分產品。其三，從分配制度上看，農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實物供給和少量的工資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則基本是實行工資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帶動下建立起來的，其目標是增加城市的共產主義因素，削弱或者消滅“資產階級”對城市的影響。但是，由於與大饑荒同時發生的國民經濟困難，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實亡，無疾而終。





　　城市人民公社雖然消失，它留下了三個結果，壹是留下了區街工業，壹些不能到大工業就業的人，在這裏就業：二是“對舊城市進行了改造”，即對舊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關系進行了較深入的掃蕩。三是消滅了在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城市個體工商者，他們有的進入了街道工廠，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簡中，被下放到農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於1958年夏秋之間，停於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壹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公共食堂本來是人民公社的壹個組成部分，應當放在人民公社壹章裏介紹。但對於大饑荒來說，它具有直接意義，所以單辟壹章。



壹、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壹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壹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壹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壹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壹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壹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麽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誌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毛澤東此言壹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面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壹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壹“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壹個家庭都單獨準備壹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雇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裏向肉商和面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占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余的三分之壹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贊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誌·魏誌》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鬥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壹，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壹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贊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賣飯，比起這裏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19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壹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妳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妳們要座談壹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壹年，他說這樣壹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占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麽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

　　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麽壹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壹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壹。從前200多人做飯，現在只要40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200人做飯變成了40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壹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壹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系這麽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壹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到1958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340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9800多個，在公共食堂裏就餐的有150多萬人，占全省農業總人口的90％左右。《寧夏日報》1958年12月6日報道，全自治區152個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23.485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5000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1959年7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壹份調查稱，“人們在食堂壹起吃飯，出工時間壹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壹天只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10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壹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壹宣布排工，碗盞壹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裏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制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制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裏沒有鍋竈，連燒壹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饑了。



二、大辦食堂過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竈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麽徹底，社員家裏還保留簡單的鍋竈，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壹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托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裏無償征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1961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壹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84萬人口，有住房70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萬間，其中又有31000間被國家、集體無償占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萬間。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壹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壹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壹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383戶、1537人，耕地面積1864畝，共轄八個生產隊。壹個生產隊壹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墻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壹千多元（壹個壯勞動力壹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壹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發室”、“醫療室”、“托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墻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臺，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臺”、“詩歌臺”、“社員五好評比臺”、“團員評比臺”、“毛主席著作學習臺”，以及“創作臺”、“來賓詩話、留言臺”等等。客廳正中放置壹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裏，修建了壹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壹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間最高壹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壹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壹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4～5元：房子則是采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壹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壹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壹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壹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卷、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壹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1955年11月9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5%”。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壹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裏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占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壹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壹直延續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5％。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饑餓問題。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從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歷了壹轟而起──大批散夥──強令恢復──中共中央批準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壹轟而起後，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夥。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1958年8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54戶、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壹斤，實際上還多壹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面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占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1959年4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7兩半，後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占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9個月的食堂散了夥。1959年11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余戶直到1960年4月份，將隊裏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後，於1960年12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夥。從此食堂再沒恢復，這壹段也是9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歷了壹年半時間。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了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面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1958年11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壹批，認為壹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黴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臺，黨分裂……打遊擊。我們有壹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黴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壹點。





　　1959年春夏之交，饑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膽壹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道說：在陜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幹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壹大堆缺點。





　　此時，面對嚴重的饑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壹些退讓。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余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壹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采取各種靈活辦法，盡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1960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本書作者在12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麽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壹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臺。1960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夥的396個食堂當中，有176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壹部分），富順縣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後有30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3500萬人，占全省農業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個，比原來減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戶數只有164萬戶，占總農戶數的19.65％，較原來減省了80％。





　　食堂紛紛垮臺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妳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余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壹轟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壹為河南積極維持：壹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30％－50％，將來80％。吃飯基本要錢，壹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制。供給制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饑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1959年8月5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壹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誌。此件值得壹看。壹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壹下子都散了：過壹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壹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壹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壹風吹掉，但是總有壹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誌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壹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壹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壹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誌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壹種左的傾向”。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壹定要采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7月23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壹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壹塌糊塗，沒有壹點好處，攻其壹點，不及其余。”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壹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麽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贊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辦得對，辦得好，辦得適時》，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我了”的說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壹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劃腳地議論起來。”接著，社論自己設問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駁了對公共食堂的壹些不同意見，高調地歌頌了公共食堂的好處，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輝前景”。社論最後寫道：“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蔑，除了又壹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麽呢”？“他們擔憂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所歡喜和熱愛的嗎”？“至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脫離人民群眾的觀點，也學著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那麽他們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當時黨報在批評把國內的不同意見時，總是把這些不同意見和被當作萬惡不赦的“帝國主義”掛上鉤。





　　各省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都找出了本省的“張愷帆”。四川最為激烈。四川省委在瀘山會議之前就即時“糾正”了解散食堂的問題。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瀘州解散食堂的情況以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限期恢復。幾天以後，李井泉又親自打電話批評地委，限7天內將食堂恢復起來，並且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抵制恢復食堂的幹部要給以嚴厲批評。對搞垮食堂又帶頭搶購食品的壞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縣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復起來，由於沒有糧食，還有些食堂無法恢復。廬山會議以後，中共四川省委對瀘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幾位主工領導人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過大辯論，使不鞏固的公共食堂迅速鞏固起來，被右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誇的食堂迅速恢復起來，。……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把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裏。”





　　由於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用強大的政治高壓堅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復了起來。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份統計，截至1959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000個，參加食堂吃飯人數約4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分省統計如下：





　　90%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雲南（96.5%），貴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廣西（81%），廣東（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陜西（60.8%），江蘇（56%），寧夏（52.9%）：





　　50%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肅（47.7%）、山東（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龍江（26.5%）、遼寧（23%）、內蒙（16.7%）。





　　另據中央辦公廳整理資料，1960年2月底統計，在公共食堂吃飯人數占農村人口數的比例，河南為99％，河北為86.1％，山西為81％，甘肅為63.3％，山東為55.4％，黑龍江為40％，遼寧為33％，吉林為29.4％。





　　但是，因沒有糧食，到了1960年新年剛過，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趨勢。這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公共食堂的鞏固和提高工作。





　　怎樣鞏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經常采用典型引路的辦法，即通過總結介紹壹個先進典型的經驗，讓全國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在極權制度下，任何個案都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制度下，相隔千裏的兩個生產隊都實行同樣的制度和同樣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沒有多大差別。





　　貴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壹個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兩天後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縣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3月4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壹次下發各省。毛澤東的批語是：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轉發給妳們，壹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壹篇食堂報告，是壹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時間內，躍進壹大步。因此，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1960年壹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壹年達不到，那就1961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壹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壹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妳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壹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公社黨委。





　　後來的事實證明，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壹年（見本書第23章表23－3）。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貴州省委的報告是怎樣“科學總結”的呢？





　　報告說，全省農村公共食堂13萬多個，80%左右是鞏固的或基本鞏固的。報告說，“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報告認為，“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他們“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墻腳。”“食堂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





　　在落實貴州經驗中，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的規定”，要求所有的農村支部書記和隊幹部，除因病等特殊情況以外，壹律參加公共食堂，不得獨自立竈起夥：所有的參加公共食堂的幹部必須同社員群眾壹樣，按照定額吃，不得單立小竈額外吃好的：所有到農村的各級幹部，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這幾條規定沒有監督和懲治辦法，實際很難落實。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況》中說，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個，在食堂就餐的人數占農村總人口的99%，基本辦得好的壹類食堂占66%，二類食堂占31.2%，三類食堂只占2.8%。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說使人看了高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請妳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壹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壹次，下半年壹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從省到社四級，都應組織生活福利委員會，派壹個懂得政治、熱心肯幹、善於分析問題、勤於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沒有壹點官僚主義作風的書記去當領導。在每壹個食堂內都組織壹個食堂管理委員會。





　　中央辦公廳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是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的電話匯報整理的。這時正值全國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高潮，各省的匯報當然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說，“目前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文中說“辦得好”有五條標準：種了菜，養了豬；吃得飽，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進行了炊具改革；講究衛生。還說，“各地結合整社，純潔和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隊伍……培訓了管理員、炊事員、保管員”。“許多食堂進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壹半的食堂實現了炊具機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東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員會……河南建立了夥食管理委員會……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員生活委員會”。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壹文指出，辦好食堂需要註意幾個問題：第壹，口糧分配實行“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即社員只能得到指標，見不到糧食，糧食壹律由食堂掌握，這比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糧食到戶”向左邁進了壹步。中共中央在這壹條下面批註：“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逐步實行”。第二，隨著集體生活的發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縮小，要逐步限制和減少自留地。第三，堅持糧菜混吃，節約用糧。第四，除了食堂以外，還要全面安排群眾生活，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搞綜合性生活站。第五，關鍵在於領導，如甘肅通渭縣由於領導嚴重右傾，全縣2800多個食堂只剩下十幾個，至今還沒有恢復（此時，通渭縣由於斷糧，已是餓殍遍地，全縣人口1960年減少了三分之壹，請看本書“甘肅不甘”壹章──本書作者註）。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進行整頓：壹是調整食堂工作人員，堅決撤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如河南的信陽、洛陽、許昌三個專區，清洗各類“不純分子”或調換不稱職的管理、炊事人員2萬8千多人。這裏的所謂“不純分子”、“不稱職的”，主要是指富裕中農。二是重新沒收社員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實行統壹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吃飯節余歸己的原則。糧食分到食堂，使社員不得不到食堂吃飯。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積恢復。到1960年4月，據河北、山西、陜西、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88.9%，參加食堂的人數占農村總人數的88.6%，其中河南省達到99%。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像抓生產壹樣抓生活》，樂觀地認為：“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普遍整頓以來，越辦越好”，“我國農村公共食堂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





　　實際上，食堂維持下去十分困難。中共中央堅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為中心安排好群眾生活的要求，並且發出了“書記下夥房，政治到食堂”的號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轉壹個省的報告中更加強調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導下。農村公共食堂又進行了整頓。如河北省從省到公社抽調14萬名脫產幹部下鄉，對18萬個食堂大力進行整頓，“清洗了壞分子”，“撤換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員”，打擊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共產主義的理想出發，竭盡全力、動用各種政治手段、組織手段和專政手段，保護公共食堂，使它不致於解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某種理想，給群眾造成了巨大有災難。



四、把專政落實到每壹個人的腸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壹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麽辦”。生產隊裏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麽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壹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緊”了，1959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後，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只管盯著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壹湯或四菜壹湯開桌吃飯。壹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壹些婦女吃飽後，還要再盛上壹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餵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制止。壹直到1959年春節前，才發現5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幹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著擺弄吃了。”壹大隊劉莊和平隊食堂壹個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著制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壹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壹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凈玉米面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夥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壹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面積停夥。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1958年就占7.72%（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壹章），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後壹、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壹個人的肚子裏。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壹“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壹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制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壹管理區第6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飯，230戶被搜查，99人被罰苦工，68人被罰款，27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人，致殘者3人。（詳見本書“天府饑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壹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壹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盡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擡，肩也不能擡的就用手搬，就是壹手端壹碗土，爬著送到地裏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盡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壹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16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妳們盛壹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壹定要回來飽吃壹頓”。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壹是幹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在每壹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任何壹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壹個黨支部書記，只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裏到食堂遠的幾裏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鐘，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裏餓得哭。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壹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裏滾過壹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壹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裏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19個省市的統計，1959年壹、二月份共發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沖食堂，72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餵豬，壹共占了7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12.5%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裏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甘肅省委第壹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隊總用工日的13.16%。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占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在1957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農業用工1466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0.69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1812個，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1957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54頭豬，100多只雞。由於辦食堂，1961年全隊只有4頭豬，11只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肅省委第壹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壹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5月9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裏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汙多占，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奸、強奸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裏吃飯的共死了39人。





　　作為省委第壹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1961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壹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壹。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裏聽到了真話。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壹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壹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只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1954年1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了解農村情況，反復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只有直接向他匯報才行。他們兩人於9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範（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裏。王季範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並說：“我願意作妳們的參謀，我們壹起去見主席。”





　　時間壹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範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匯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妳匯報。妳住在北京城裏，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妳得管壹管呢！”文東仙說：“主席，妳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壹樣哩！妳可以派人去調查。”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裏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12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裏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





　　1960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壹。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占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裏有底。但壹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面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壹，半年吃了壹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麽多的豬。如果壹家壹戶壹頭豬，就是3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裏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壹家壹戶做飯，小孩去弄點幹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贊同。





　　1961年1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面的真實情況。全會壹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3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壹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壹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制，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麽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壹缽飯，壹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饑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克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只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裏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後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麽水腫病、幹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鏟除幹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壹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壹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匯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匯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壹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谷陽、平裏、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幹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後，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4月12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谷陽、平裏、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夥後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壹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它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壹並交省委第壹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誌，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匯報說：“我陪喬木同誌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匯報。我們每到壹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麽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麽多，為什麽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壹樣，壹家壹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壹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壹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壹口，少吃壹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麽破壞山林那麽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竈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著燒了。”毛澤東問：“依妳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壹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麽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妳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匯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匯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壹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系到全國的問題。”又說：“妳們在韶山先作試點，註意解散食堂後還會有什麽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妳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誌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匯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布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4月19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並宣布具體做法是用3天時間分3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後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後，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松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夥。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後，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壹聲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誌的壹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妳們，請妳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妳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壹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壹年到頭吃糊塗面。“十壹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後，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壹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1961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壹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裏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壹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鐘。1961年5月11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25%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贊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妳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鐘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後的90年代，新華社主辦的《中國圖片報》壹版頭條發出了來自山東的壹條新聞：壹號字的標題是“公共食堂又回來了”，認為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條消息是新華社副總編兼《中國圖片報》總編輯姚某親自選定的。發稿前，他們請我為這條消息配壹個評論。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評論中我只好寫道：“看了這條消息，使人們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來了，勢必成為鄉村幹部搞腐敗的場所。”我對來拿稿子的壹位編輯說：“這篇評論不要改，如果妳們要改，就不要發了。”姚總編看了我寫的評論，不但不用，據說還背後罵了我。



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



　　所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是隨著“三面紅旗”而起的，它的產生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五風”同時肆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觀。“五風”以“共產風”為主，相互伴隨、交織作惡，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是造成大饑荒的壹個直按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壹。



壹、“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共產風”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對人民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各地的領導人對決議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三四年時間是就全國範圍講的，我們這裏可以更快壹些。毛澤東於8月30日的總結中還講到：“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22年，出了幾個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這是什麽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掛帥，階級鬥爭，有共同目的，為了多數人而辛苦。”這種公開提倡平均主義的“最高指示”，對“共產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級黨報大造共產主義的輿論，理論家們紛紛出來寫文章。張春橋為了迎合毛澤東，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批評工資制，鼓吹供給制，很受毛澤東欣賞，毛澤東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並親自寫了編者按。8月份，《人民日報》又以“資產階級法權”為題，開展專題討論，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關鋒發表文章認為，“部分供給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工資制，贊揚供給制。在這個專題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不少鼓吹共產主義的文章，如吳傳啟發表《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等。發表文章的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壹般幹部很有號召力。





　　人們對共產主義如此熱心，還有壹個原因，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廣泛深入人心。無論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還是各種政治培訓班，都講社會發展規律。說社會發展必須經歷五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壹種社會制度比前壹種先進，後壹種制度必定取代前壹種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且進入共產主義是遲早的事，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多少年來，中國的知識界都相信這種理論，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向自己的學生灌輸這種理論。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到老百姓那裏，就成了宿命論：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誰也無法抗拒。大力推進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是符合這個“天律”的。掃除這個“天律”的實現的障礙，無論用什麽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級黨報造同樣的的輿論：全民所有制就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在輿論的鼓動下，為了早日進天堂，各地都企圖比中共中央預計的速度還要快。各地的農村幹部很快付之行動。結果鬧了很多荒唐事，給農民帶來了災難。





　　搞共產主義，河北省徐水縣最早成了全國學習的典型。這個縣提出：1959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到這裏視察，並通過報紙向全國宣傳。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在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經驗。本書《燕趙悲歌》壹章詳細個紹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情況，這裏不再重復。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毛澤東十分關註報紙對徐水的宣傳宣傳。毛澤東視察徐水後不久，他讓身邊的秘書葉子龍看《人民日報》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文章對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畝產將達到5000斤。毛澤東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到徐水看看。”後來證明，《人民日報》宣傳徐水的壹些報道和文章都是假話。但這些宣傳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朝聖者。到這裏“取經”的各省及中央部門的單位共有3000多個。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縣弄虛作假的問題被揭露，11月9日，在第壹次鄭州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以後不要宣傳徐水。但徐水的“共產風”的已颳到全國。各地新出現了壹批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東壽張縣作出了二年內“基本建成壹個像樣的共產主義”的規劃。山東莒南縣制定出大幹200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最先實行壹縣壹社的河南武修縣制定了“三年豐衣足食、五年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從毛澤東對山東範縣（後屬河南省）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是很欣賞的，是鼓勵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專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登了《山東範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壹文，主要內容是，在兩年內實現全縣工業化、電氣化：糧食畝產2萬斤：建成4至6所大學和壹個科學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規劃同時提出，用三年時間把全縣993個自然村改造成25個新樂園。新樂園的前景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11月6日，在第壹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這份文件，讀後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誌有意思前去看壹看嗎？行路匪遙，壹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同時印發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委書記。第壹次鄭州會議是糾偏會議。從這個批示可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範縣這個“共產風”的典型卻十分珍愛，沒有“糾”的意思。不過在這次會上他說過：“修武壹縣壹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裏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總不能說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麽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看來，毛澤東只反對縣以上範圍的“共產風”，對壹縣之內的“共產風”是支持的。





　　湖北省當陽縣（1989年1月撤縣建市）跑馬公社是又壹個共產主義典型。這個公社成立於1958年9月底。共有農戶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後，打破了原有的鄉社界線，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統壹支配。按上級要求，公社黨委第壹書記“掛帥”，帶領大部分勞動力上山“大辦鋼鐵”，黨委第二書記張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張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級對他的評價是：“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聽黨的話，工作熱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農田水利建設中，他帶頭大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不僅受到省、地縣的表揚，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說“當陽縣的車子化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張天高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徐水縣的經驗和大量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又看到《湖北日報》11月7日的社論《走向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中“不要把共產主義神秘化”、“不應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等說法，就很快付之行動。





　　10月，跑馬公社開始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興辦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各項福利事業。11月17日，張天高在公社幹部擴大會上說：“我宣布，今天是社會主義的尾，明天是共產主義的頭，共產主義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除了老婆以外──這是我的意思，什麽也不私有了。”在這個會上，有人列舉了“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的種種理由。在公社管委會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繼貼出了許多歡呼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如“人類最美好的社──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不分妳我，各取所需”等。





　　這次會議以後，就刮起了“共產風”。張天高在公社教師會上講：“現在是共產主義，妳們要文具，就到文具店裏去拿。”他親自帶半月中學的事務員到文具店拿走樂器、球類等115件，價值1436元。之後，其它學校聞訊而來，搶光了這個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需要化肥、農藥，張天高帶人將商店裏的化肥、農藥搬走了30萬斤。之後，商店裏的化肥、農藥壹搶而空。當有的群眾說沒有衣服穿時，張天高說：“沒有衣服到商店裏去拿，各取所需。”結果，全公社商店被搶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內不分集體和個人、不分妳我，隊與隊之間牲畜隨便拉，社員家庭的家禽、蔬菜隨便吃。育溪公社關陵大隊曙光生產隊雙目失明的李婆婆餵的5只雞全部歸公後，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後統計，共吃社員的雞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隊占用社員的生活用具和小農具更是不計其數。公社集中了社員家庭餵養的12753頭豬、36251只雞。集中後，豬死了6164頭，雞死了3691只。





　　為了體現共產主義，跑馬公社實行居住大集中，學校大集中，幼兒園全托化，老人壹律收進養老院。全公社5800多戶社員由原來居住的1200多處集中到62個居民點。食堂由原來的250個合並為69個。三天內將27所學校合並為8所，而且全部學生壹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後，房屋窄小，十分擁擠，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學校集中以後，四個孩了蓋壹條被，被子被孩子帶到了學校，家長只好蓋蓑衣睡覺。





　　幹部按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強迫群眾實行，對不聽話的社員，用罰做苦工、開“辯論會”、批鬥、打、罵、不準吃飯等處罰手段。全公社共有28個幹部曾用打、罵、捆、鬥、罰、餓等手段，處罰社員68人。





　　不少地方到當跑馬公社參觀學習，跑馬公社的“共產風”迅速蔓延到當陽全縣。不少幹部開會時講“共產主義到了，不分妳我。”社員怕自己的東西被“共產”，有的把自己竹園裏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裏的樓板拆下來賣光。由於大力宣傳供給制，有的社員說：“幹不幹，鐵飯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飯不要錢”。勞動中出現了“三等”：等幹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齊了才下田，等組長分了工才幹活。勞動效率很低。





　　“共產風”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也刮了起來。韶山在大辦鋼鐵、大修公路、大辦水利、大建居民點的同時，實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飯、勞動、幼兒、學生、家禽家畜，都統統集中。韶山大隊52個屋場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個屋場裏。在這個期間，社員遷徒無時，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資料和私有小工具誰都可以隨便拿。據大隊統計，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間，共拆房屋144間，損壞農具360件，平調木料5萬根、磚瓦兩萬塊、牲豬190只、雞鴨570只、糧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勞動日7700個。但是，這個大隊的情況比湘潭縣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嚴重的。





　　東北的遼寧省，“共產風”從1958年壹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鐵嶺縣帆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說“這個社的‘共產風’，從公社化壹開始就刮。經過去年春天作了壹次糾正，但不久又刮了起來。每壹個運動，每壹個‘高潮’，每壹個‘大發展’，都要刮壹次‘共產風’。大運動大刮，小運動小刮，沒有運動零星刮。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各級領導機關都有。掛鉤單位、試驗單位和搞‘南泥灣’的單位也在刮。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勞力、車馬，小至磚瓦石塊、破銅爛鐵、鍋碗瓢盆、皮麻繩套，連幔桿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爐也都刮走了。氣得群眾說：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麽都要。”這個報告還說，“總的看，共產風隊隊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體規律是：在工作重點、富裕隊、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點工程所在地，凡是離官近的地方，刮的就嚴重。”





　　“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群眾大量的財產被充公。四川省新繁縣壹個調查證明，是上壹級“共”下級的“產”，即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以這個縣的三個典型公社為例：國家“平調”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23.9％：公社“平調”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43.1％：管理區“平調”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18.4％：生產隊“平調”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14.6％。





　　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系，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共產風”刮到全國各地，刮到哪裏，哪裏的農民就傾家蕩產。本來生產力水平低下，硬要說到了共產主義：本來形勢不好，硬要說形勢大好：本來沒有條件搞供給制，硬是宣布搞供給制。





　　共產主義的天堂是靠假話支撐的，“浮誇風”也就成為必然了。公社實行政社合壹，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經濟，什麽都管，幹部水平本來就很低，加上公社過大的規模超過了公社幹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揮風”也就成為必然。“共產風”否定了“三級所有”，否定了壹切管理制度，幹部就有了支配壹的權力，權力高度集中又沒有制衡，就成了幹部特殊化的沃土。“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本來就損害農民利益，違背農民意願，要強制推行，就出現了“強迫命令風”。所以說“共產風”是“五風”之首。





　　毛澤東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間有壹個認識過程。1958年8月說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月6日的講話中認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11月21日，他又說“總的講，是壹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我們實際先進入了怎麽辦。可以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有實無名。”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的的講話》，其中有十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意思。在蘇聯以後，還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澤東在關於安徽桐城的報告上批示說：“至少在二十年內，不談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





　　供給制是“共產風”的壹個重要表現。據中央農村工作部會議簡報提供了24個省區供給部分占的比重：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龍江四個省：供給部分占60％、工資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陜西、四川、廣東、江蘇、江西、內蒙九省區：供給部分占65－70％、工資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遼寧、吉林、貴州、甘肅和寧夏七個省區。





　　另據23個省、區的21176個公社統計：實行夥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個，占78.43％：實行糧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個，占13.58％：實行基本生活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989個，占4.67％：實行半糧食供給制的有261個占，1.25％：實行完全工資制的人民公社有123個，占0.58％：實行勞動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個，占1.51％。在分配給社員的總額中的工資部分，平均每個勞動力每月工資，據20個省區反映，壹般是3－5元。





　　據河南、山西、山東、安徽福建、湖南、廣西、黑龍江等8個省的統計，在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8431個公社當中，已發工資的有6393個，占總數的77.13％，大部分公社發工資二到三個月，準備發但未發的有2039個公社，占22.87％。在兩三個月以後都無力發工資了。不發工資以後，就全部實行“供給制”了，即政府給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給就沒吃的了。



二、“浮誇風”使人瘋狂



　　“浮誇風”集中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大放“衛星”上，這方面的情況在第“糧食問題”壹章已經作了詳細介紹，這裏不再贅述。其實，“浮誇風”還有多方面的表現。





　　當時河南流行壹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壹定能做到。”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壹次會上講了壹個《李廣射虎》的故事。壹天，李廣出遊，隱約看到壹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壹大石也，但箭頭竟入石寸余。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借助於無根據的傳說，鼓勵唯意誌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誇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泄”的論述，壓制壹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從而使“浮誇風”在各條戰線上愈演愈烈。





　　在工業建設上，“浮誇風”不僅表現在大辦鋼鐵方面，在其它行業也很嚴重。不僅大城市浮誇，在壹些邊遠地區的“浮誇風”簡直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步。例如，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1.05分鐘就辦壹個工廠，花2元錢也可以辦壹個工廠。1958年甘肅靜寧縣謊報在15天內建了1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25.7萬人。貴州省鎮寧縣，是壹個苗族聚居的縣，1958年全縣建了494座工廠和1205座高爐，當時全縣僅30萬人，平均每250人就有壹座高爐。





　　在科學研究領域，應當是最講科學性的，但這裏也刮起了“浮誇風”。1960年秋，我剛上清華大學時，就聽上兩屆的老同學說，1958年，全校搞科學大躍進，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課題。例如，我們系（當時是動力系）就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克勞休斯的“熱寂說”是唯心主義，是悲觀論。其它系也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大批判的課題，向科學權威挑戰。





　　大躍進狂風颳到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薛攀臯在《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第4期上發表了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的回憶文章。文中有壹段說：“會議壹開始，壹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誌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有人問薛這位領導同誌是誰，他說是於光遠。當時於光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長。





　　可見於光遠當時也頭腦發熱。有壹次，聶榮臻元帥（負責軍事科學）曾帶張勁夫（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於光遠兩人壹同去中南海遊泳池見毛澤東，要張勁夫匯報科學院的情況，要於光遠匯報全國科技的情況。於光遠根據山東省委的報告，匯報了山東的農民把蘋果苗插在正在長的南瓜上，結果蘋果同南瓜壹起長。那時的於光遠認為，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省委的報告還能有錯？後來，於光遠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這是他壹件丟臉的事。他堅決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就是從這裏吸取了教訓。





　　全國都大躍進，中國科學院也得大躍進。因此，上級壹號召，各研究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壹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這些獻禮項目，都是浮誇的。





　　當時，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下，不迷信教授，向權威挑戰，中國科學院廣泛開展學術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外，還批判了牛頓力學、微爾和的細胞病理學。在“科學大批判中”，說果樹栽培方面農大園藝系教授沈雋“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保花保果是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張“間伐”的（中科院沈陽林土所劉鎮諤）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主張“皆伐”的是無產階級思想。連最抽象的數學領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的齊民友就是當作白旗給“拔掉”的，等等。心理學的批判是從批北師大心理學教授朱智賢開始的，心理學被當作唯心主義的被否定。





　　教育戰線的”浮誇風”也不弱。全國各地都辦起了大學。專區辦大學，很多縣也辦起了大學。在河南省逐平縣10個公社8月底就創辦紅專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余農業大學570多所，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辦起了44所紅專大學。大學遍地都是，村支書就可以任命大學教授。就在我們中學──稀水壹中，也騰出了幾間房子辦起了“稀水大學”。我們中學壹些老師壹夜之間就成了大學教授。不知哪裏來的壹些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些中學生面前昂首闊步、大搖大擺起來。“稀水大學”不到幾個月就散了夥。報紙宣傳，截止7月底，全國已有639個縣基本掃除文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28.1％。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壹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麽“兩年就要超過魯迅”，“壹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壹個郭沫若”等等。壹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壹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裏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麽“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壹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壹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壹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壹位“萬首詩標兵”，他壹個人在壹個月內就寫了壹萬首詩！





　　當時，壹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妳，

　　敢不敢來比壹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妳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妳早收工進山裏。

　　太陽太陽我問妳，

　　敢不敢來比壹比？





　　太陽：





　　同誌同誌妳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妳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誌同誌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壹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

　　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

　　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遊，

　　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

　　紅旗插在天頂上。





　　郭沫若還與周揚壹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壹哄而起又壹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實情況，跟風起哄：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哄，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妳們安徽人端過。怎麽端得起來？”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誇風中推波助瀾。





　　統計部門的“浮誇風”影響最大。本來，統計工作的生命和靈魂在於真實，然而在“大躍進”運動期間，統計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用編織的數字來證實謊言。國民經濟信息的嚴重失真直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北戴河會議之所以做出大煉鋼鐵的決議，就在很大程度上與1958年夏糧的虛假數字造成了“農業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有關。





　　1958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帶來了“統計工作的大躍進”，從而產生了“躍進型”統計體制。“躍進型”統計體制，是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圭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大躍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在數字上必須體現。在組織壓力下，統計部門不得不服從各級黨政機關的意誌，炮制壹個個高產衛星，形成壹套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統計”數據。困難時期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與這壹體制密不可分。





　　在極權制度下，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統計工作者從上級那裏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什麽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麽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裏，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裏。”“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麽做。”薛暮橋和賈啟允是當時中家統計局的領導人。





　　為了把統計工作完全納入大躍進的軌道，使它成為服務於大躍進的“馴服”工具，各級政權壹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實現軟控制，壹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動用國家機器實行超強控制，對不聽話的統計工作者進行批判、鬥爭。與此相反，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反而得到表揚和提拔。統計管理也下放權力，國家統計局要求地方統計部門以90%的時間完成地方任務，上報的統計數字要經黨委批準，甚至統計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從而便利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統計工作的幹預。根據薛暮橋回憶，1958年8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問薛暮橋怎麽辦。薛回答說，“大躍進勢不可擋，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壹天中央會問妳們真實數字，妳們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真實數字拿出來。”薛暮橋在這裏暗示統計工作者搞兩套統計數字，把真的留下來，等中央需要時再上報。





　　隨著大躍進的升溫，統計部門對“統計大躍進”的認識也呈水漲船高之勢。薛暮橋6月份的講話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什麽，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薛暮橋還是壹個比較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當時經濟學界討論速度和比例的關系（針對只顧高速度）、討論經濟核算（針對不講經濟效益）、討論商品經濟（針對消滅商品經濟），薛暮橋還是站在比較科學的壹方，但是，在“勢不可擋”的形勢面前，在他主管的統計工作中，也頂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議上，打破了原來的躍進標準，認為“統計工作是否躍進，既不在報表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時間的遲早”，重新確立了躍進的兩條標準：第壹，政治領導業務，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及時掌握生產進度，發動群眾評比，黨政領導需要什麽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麽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裏，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裏”：第二，在各級黨委的經常領導下，由統計部門統壹組織，結合群眾生產運動，發動廣大群眾積極參加統計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貫徹執行統計工作的群眾路線。”《人民日報》在8月13日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全民辦統計”，意欲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統計躍進”。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達了幾項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如允許家庭養豬，擴大自留地等。統計工作者利用這個稍微寬松的政治環境，準備糾正統計工作中的錯誤。1959年4月召開的國家統計局長座談會上提出了提高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建立準確的人民公社統計工作，做好農作物產量調查工作以及整頓工礦企業統計工作等問題。國家統計局還提交了幾篇反映大躍進中實際存在問題的報告，如《關於鋼鐵工業的幾個問題》和《女職工人數的增長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地方統計部門也行動起來，用統計手段分析本地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如江蘇省統計局編印了不定期的內部刊物《統計報告》，專門向指揮生產的黨政領導反映情況。這些統計報告比較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得失利弊，對抵制“五風”起了壹定的積極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評為“向大躍進吹冷風。”





　　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和以後的反右傾運動，國家統計局不得不送上了檢討報告，承認前些時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而向大躍進“吹了幾口冷風”。而且，國家統計局不僅帶頭寫了十幾篇報告，從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和偉大成就，還通知各地統計局：“希望各省市的同誌們動員組織全體統計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拿起統計武器，為堅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在極權制度下，統計數字“隨風倒”，隨最高掌權者的主觀意願而忽高忽低，“熱漲冷縮”。即使個人品質較好的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只要他為這個制度服務，也只能隨之“熱脹冷縮”。這壹點，毛澤東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無能為力。1961年3月5日，在廣東省委3號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麽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麽，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妳瞎指揮，我就胡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壹點也不實在。”



三、瞎指揮搞亂經濟



　　瞎指揮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壹股強風。當時搞各種“大辦”：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大辦工業……每種“大辦”都是“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人，呼之即來，招之即去，“白天紅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縣領導人晚上站在山頭上看各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裏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裏幹勁越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其實，這種大兵團作戰不僅造成了窩工和浪費，也使得幹部的瞎指揮到了極致。農業上的瞎指揮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少，什麽時候種，用什麽方式種，都由上級規定。上級的規定不是來自實際，而是來自更上壹級的意圖。上面有什麽意圖，下面就層層放大，最後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壹是密植，二是深翻。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都說過話，下面就當聖旨，強令農民執行。





　　關於密植，其實毛澤東只說壹個字，這就是他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農業必須抓好這八個方面。前面四個字好理解，不必解釋。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間管理。“密”字僅是“八字憲法”中的壹個字。這壹個字經各級領導人層層放大，就變成了壹股狂風，刮遍全國各地。在很多地方，縣裏規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貫徹到每壹個生產隊，沒有按這個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積，都得全部撥掉重插。不僅重新返工，還要“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說成是“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就要當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學習密植經驗積極、壹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看作“紅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上壹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面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請求來公社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領導人答復不行，說：“因為妳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由於過度密植，有的壹畝地就播下種子幾百斤，長出後苗株間密不透風，陽光也進不去，連種子也收不回。盡管如此，但“密植”是來自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反對。解鈴還需系鈴人，最後還得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壹封“黨內通信”，才解決“不可太密”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說話沒有政治風險。





　　對深翻，毛澤東也講過幾句深翻對作物生長有利的話。於是，全國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來，把熟土埋在下面。不僅勞民傷財，還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大幅度減產。





　　吉林省公主嶺鳳響鄉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將鳳響、響水、範家屯三個區並入壹個大公社──範家屯人民公社，下設團、營、連的軍事體制。然後“大躍進、大兵團大會戰”。第壹個戰役就是深翻地。在會戰中“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各家煙囪站崗，鎖頭看門”，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裏參加大會戰。全管區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調到王學坊管理區“放衛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會戰，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檢查，隨時報進度。10　隊因進度慢，隊長萬老九，被公社幹部當場拔了“白旗”，撤了職。為了加快深翻進度，勞動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婦女搞秋收，有10％的莊稼扔在地裏。





　　遼寧省鐵嶺縣帆河公社，上級說搞密植，就不管好壞地，壹律規定壹個株距，下種時用尺量。有壹個社員比規定的株距種寬了壹點，就拉到會上“辯論”，直到本人承認“破壞生產”才算完事。各種活計安排，都是公社幹部發令，大隊幹部傳令，小隊幹部聽令，社員任憑幹部擺弄。不管幹什麽，都要求壹個規格，壹個期限，壹個進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戰，大搞辯論。楊威樓生產隊社員編了壹個順口溜：“種地不由民，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瞎指揮從1958年壹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員說：“58年妳們瞎指揮，我們提意見：59年妳們搞瞎指揮，我們還偷著幹：今年豁出來了，叫我們種石頭我們也種。反正我們挨餓妳們也飽不了。”



四、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幹部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又是對農民實行專制的具體表現。在大饑荒期間，除了饑餓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在本書各省的章節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這裏不再壹壹贅述，只重點介紹壹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上海奉賢縣問題”。





　　1958年6、7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余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就發生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因而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據調查，被活活打死的農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95人，晝夜連續勞動不準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準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205人，不準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計960人。僅奉賢公社（縣委的重點社）壹個社，被直接或間接逼死的群眾，就達364人。經初步調查，公社黨委副書記、正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親自動手捆綁、吊、打、關過農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幹部總數的50％，被他們親手捆綁、吊、打、關過的農民有329人，被他們直接逼死的農民有29人。





　　10月間，縣委領導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農為代表的地、富、反、壞分子作鬥爭”的口號，普遍發生亂鬥中農亂撤幹部的現象。經縣委排隊準備鬥爭、撤職的幹部有1800多人（占幹部總數近20％），其中725人已被鬥爭後撤職。被戴上“富裕中農”帽子（實際上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而鬥爭或勞改的農民，約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縣委的統壹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訓了2000多人。有的“勞改隊”還定了各種“處罰條例”，動輒加以嚴刑拷打。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200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10歲左右，最小的僅6歲。“兒童集訓班”規定不準哭，不準笑，不準玩，不準講話，違者就受到吊打、腳踢、罰站、罰跪，用針刺手心、用手銬銬（小手小，雙手銬在壹個圈裏），用手槍對準腦袋等種種摧殘手段進行折磨。





　　11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2131間房子燒掉。此外，在“拆屋並村”時，又拆掉房屋2146間。被拆房屋的群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有的淋雨受凍、氣憤發瘋，有的叫苦連天，碰頭打滾。在深耕秋播中，強迫群眾將已經成熟、即將收獲的棉花78891畝統統翻掉。在興修水利時，為了鋪設運土方的四輪車木軌道，將全縣9000多臺織布機全部拆掉，連社員的門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還挖出了墓地裏8000多具棺材。掘墓時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對屍骨也不作善後處理。





　　奉賢縣的問題雖然很突出，但不是個別的。不管是地處中原的河南省、山東省，還是遠在大西南的雲南省瀘西和遠在大西北的甘肅省通渭，都出現過類似奉賢這樣的問題，有的情況比奉賢還要嚴重。但是，在處理這些違法亂紀的幹部時，又都追究這些幹部個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認為是他們是國民黨的殘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補課”，為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埋下了伏筆。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壹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饑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占，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饑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刮風的，有跟風的。刮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





　　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1958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麽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壹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壹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壹外故事：有壹個人砌了壹堵墻，粉刷得很幹凈，不讓任何人在墻上畫東西，他就在墻上寫了“此墻不準畫”。有壹個人看了就寫了壹句“我來畫壹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妳畫我也畫”，後來又壹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壹首詩：此墻不準畫，我來畫壹畫，妳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墻不是壹個人弄臟的，“五風”不是某壹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1958年的壹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它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裏再作些補充：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壹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壹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壹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劉少奇這次還講到要消滅家庭。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認為，男女同居不得超過壹年，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妳們看，要不要這麽長？”“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





　　1958年7月1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麽大嘛！”“有這麽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妳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匯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壹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壹怎麽樣啊，妳們不是並社嗎，壹鄉壹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壹塊，采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壹修，那個吃虧，那個占便宜，好在妳這裏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麽妳的。”“在並社時，‘壹鄉壹社’、‘政社合壹’。”他說：“壹個鄉壹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裏，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誌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壹些人。中共徐水縣委作了壹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誌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誌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誌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誌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贊揚。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誌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壹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壹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壹書記儲江同誌在匯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壹個心思丟下了，壹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誌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劉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壹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壹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幹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麽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





　　在同壹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壹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裏？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麽作真有效果嗎？哈哈！妳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壹些密植作物，少奇同誌說：“妳們這裏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壟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誌笑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妳們這裏條件好，再搞壹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同誌壹再贊揚各地從公社裏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采礦，到城市煉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煉鋼鐵、采礦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壹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壹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辟了壹個嶄新的道路。”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9月27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壹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煉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幹，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麽勞動保險，什麽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煉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壹種新的勞動制度。煉鋼鐵可以這麽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麽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妳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麽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妳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壹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裏羅列劉少奇壹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壹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壹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20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壹層壹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壹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壹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鉆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壹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壹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壹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壹種參與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壹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裏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壹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沖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壹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沖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壹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壹些過激的話，做出壹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誇”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贊，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壹段時間妳看我、我看妳，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後，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願，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壹些投機鉆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1000斤，他就來壹個畝產2000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壹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壹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幹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幹出來的，彭秀梅就是壹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壹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道。我這裏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沖突，作為風源人物之壹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壹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煉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麽多。彭梅秀壹口否定，上交任務壹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幹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壹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壹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妳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壹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麽呢？”彭梅秀揚著手裏的六十條說：“第34條講得很明白，壹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麽沒有條件呢？省裏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麽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墻腳，不辦，那還算什麽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裏。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了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裏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沖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胡子，妳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妳！”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壹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壹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布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胡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壹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系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托。各級組織都有壹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壹批核心人物，壹層控制壹層，壹層效忠壹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壹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壹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誌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誌。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壹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壹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壹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裏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臺，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壹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壹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壹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壹次壹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壹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它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妳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道，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麽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壹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妳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壹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壹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妳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當然，普通百姓、壹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妳看到了眼前壹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了解什麽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復雜的，同壹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壹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壹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裏，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壹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壹片叫好，沒有壹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壹律，理論壹律，文藝、教育也是壹律。全國上下只有壹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壹致地刮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壹種價值，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壹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壹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六、“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刮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刮得更厲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壹日，年復壹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麽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壹口破鍋”、“壹個爛攤子”。9月18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壹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50元左右，多的達壹百多元，相當於社員壹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采取了靠電話統壹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壹安排農活，全社壹齊行動，群眾稱為“壹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壹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誌報告壹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壹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壹件，供妳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壹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壹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壹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壹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妳們開會，聽取妳們的匯報，請妳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壹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壹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壹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壹面反，壹面又刮：壹面反，壹面又提倡。現在值得註意的壹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壹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壹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壹平二調比1958年厲害，1958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壹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1957年是2400萬，1958年是4400萬，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萬，合計比1957年增加2600萬。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壹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壹點他沒有說到，1960年“五風”比1958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壹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壹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壹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5％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占15％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壹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30多年以後，薄壹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系，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薄壹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壹是“壹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壹的體制。薄壹波這壹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壹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裏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裏，壹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21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20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壹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采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壹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壹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壹次大躍進，又壹次共產風，1961年又壹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壹、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壹風吹



　　自1958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這八個月間，采取了壹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壹系列的會議，統壹領導層的認識。





　　壹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壹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壹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余，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壹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壹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權限。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壹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壹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裏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盡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壹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麽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他說過不能壹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壹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在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1958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20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壹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壹段話：“鑒於1956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壹個指頭，或者還不到壹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壹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采取了壹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壹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松。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壹風吹”。1959年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壹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澤東對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壹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壹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壹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壹年，這壹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壹個遲鈍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幹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壹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3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書記的匯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4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壹扯就扯到共產主義……妳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壹定相信。”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9日，針對壹些人回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麽壹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壹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範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煉鋼鐵”中所謂“白天壹片人，晚上壹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壹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壹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150元－200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壹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鐘，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壹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壹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壹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麽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壹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山西省委第壹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壹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壹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壹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說“我想和妳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壹共講了六個問題。第壹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壹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壹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1958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壹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壹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壹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壹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壹，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壹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壹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壹，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壹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壹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誌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壹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壹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誌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壹定要改正。錯誤之壹，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壹段是他寫的，那壹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壹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壹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誌們註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壹平二調。公共積累壹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壹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壹步壹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壹直刮到1961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壹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壹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壹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壹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壹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麽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壹步壹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壹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裏應當加壹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1959年3月9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壹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壹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壹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3月9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人數達1萬人，內有“觀潮派”1000多人。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16000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1958年壹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壹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壹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壹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壹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壹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壹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壹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沈得住氣，在壹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壹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壹直有壹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壹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壹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壹個指頭”，即只占十分之壹。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刮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壹些。如江蘇省東臺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180件，苗豬、小豬、肉豬27頭，羊33只，其它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1959年2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壹個重點內容。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家具、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反復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麽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1960年11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10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11日、12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系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壹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共產風共刮了五次的江蘇省曲唐公社胡莊大隊。十二條下達後，強調退賠兌現。當然，要完全兌現是很難的。只要兌現壹點農民就感激不盡。七隊社員劉文彬退賠得到了13元錢，高興得不得了，說：“再不好好生產，就對不起毛主席。”七隊社員馬金榮退回了兩件農具，高興地說：“做夢也想不到拿去的東西還能拿回來。”兌現的第二天早上，隊長的喇叭還沒有喊，社員已經到齊，個個爭做重活，壹會兒功夫就把公路兩邊全都種上了蠶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洛陽地委關於退賠的報告。這個文件介紹了靈寶縣大王公社“政策兌現”的情況。時任洛陽地委書記的紀登奎親自到這個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條”的落實。層層召開“兌現會”。但是，“各大隊兌現退賠的財物合計，只占平調總數的23％”，退賠中最困難的是，大辦鋼鐵的虧損，興修水利的虧損，公社無法向大隊退賠。於是，“地縣社工作組決定，在元月1日，又召開第二次兌現會，除了大辦鋼鐵和修水利平調的財產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賠徹底了。”中共中央將大王公社的退賠經驗向全國介紹。要求各地“充分發動群眾，真正依靠貧雇農和下中農，經過幾次嚴肅的鬥爭”來搞退賠工作。實際上，鬥爭再嚴肅，公社也無法退賠已經消耗了的財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縣大辦鋼鐵中平調走的財物，基本沒有退賠：大辦水利、大辦交通的調走的財物，只退賠了壹小部分。中共四川省委退賠委員會辦公室的壹份報告中提出，在退賠中，縣、公社壹級沒有錢退賠，要求財政拿錢出來：而財政又拿不出錢。各地工商部門組織生產出壹部分退賠物資，但由於平調單位沒有現金支付，以致這批物資積存起來，退不到社、隊和社員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賠時定了很多限制。江蘇省東臺縣盧南大隊規定：“在退賠時，苗豬和小肉豬退還給社員，母豬還是全部歸集體飼養，以免發展資本主義。”“糾正共產風是人民內部的事，地主富農沒有參加運動的權利，對地主富農被刮走的物資，暫不清算”。據1961年8月統計，全國平調總數為250億元（較原來估算的111億元增加了1.4倍），已退賠了的占平調總數的20％－30％。經過退賠，大部分人相信今後“妳的就是妳的，我的就是我的”，“像個過日子的樣子了。”但是，退賠普遍不徹底，據各地統計，實際退賠到社員手中的，只占平調數字的20％－30％，其中實物退賠很少。有的地方又發生了新的平調現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還沒收群眾自留地產的小麥，頂上交任務：有的把自留地產的糧食頂分配口糧食。



五、擴大農民自由，但執行中遇到意識形態障礙



　　集體組織不能保證農民的生活，只好給社員壹點自由，讓他們自找生路。從1959年春夏之交開始，對農民的某些政策開始松綁。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為改變牲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問題，采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並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也是如此，為此，必須分配社員壹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壹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四點指示：壹，社員私養的豬羊雞鴨兔賣得價款歸社員個人所有，為了經營自留地和養豬羊雞鴨兔，每月給社員放假幾天：二，恢復自留地，不管餵不餵豬，都給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但自留地不準社員出賣、出租和私自轉讓：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時間，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來。這些土地誰種誰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四、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歸社員私有。





　　恢復自留地和家庭飼養以後，又放開了農村集市貿易（有的地方稱為“自由市場”），以調節農民家庭種養產品的余缺。以江蘇省為例，集市貿易是1960年底和1961年初允許恢復的。到1962年有了壹定的發展，幾年不見的生畺、百合、荷藕、荸薺、茨菇都有賣的了。農村集市貿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15％左右。集市貿易剛開放時，食品的價格比國家牌價高出兩倍以上，高價格刺激生產，使東西逐漸多了起來，價格也下降了，到1962年6月，食品只比國家牌價只高出百分之幾十。雖然開放了自由市場，但還是把自由市場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黨內規定，黨員幹部不得到自由市場上買東西。





　　這些政策是受農民歡迎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出現偏向農民利益的情況（即偏右），各級黨委立即制止。中共廣東省委很快發現並糾正了農村副產品自給部分過多的現象。《宣教動態》1959年第60期發表了廣東省委的作法，8月1日，毛澤東就作了批示，認為“這是壹個大問題，必須壹律采取措施，改變現狀”。中共中央於8月19日轉發了這個材料和毛澤東的批示，要求“適當限制自給部分，盡可能按照城鄉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實做好農副產品的收購工作”。這實際是壓農民的肚皮，讓農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實際上，有些地區並沒有按中央5％的要求給足自留地。江蘇省全省平均只占4.7％，有的地方不足4％。壹部分幹部認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怕影響集體生產，怕社員搞“自發”，對於恢復自留地的規定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四川省根本沒有執行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壹經營、統壹分配的原則。怎麽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壹天記12分，普通勞動力勞動壹天記10分，婦女和幾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壹天記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壹畝地交給妳鋤，鋤完了，再檢查壹下，如果合格，就給妳30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壹個家庭，上交集體1000斤，多余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鉤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壹經營、集體勞動、統壹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些地方實行種種變相的包產到戶。這實際是生產隊自發搞起來的，1959年5－7月就出現了。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廣，安徽10戶農民中有8戶參加包產到戶。當時把分到農戶的田稱為“救命田”。各地也先後采取了同樣的措施。如甘肅的臨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參加包產到戶的農戶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也有大體同樣的比重。到了1962年5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占總數的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壹樣的。例如，廣西出現了7種形式：1，分田到戶：2，包產到戶：3，“公私合營”，即早造私人種，晚造集體種：4，“井田制”，即征購田集體種，口糧田個人種。有的實行三三制：即口糧田，上交田，照顧田：5，“抓大頭”，即畬地分到戶，水田集體種：6，山田，遠田，壞田分到戶，誰種誰收：7，化整為零，即過小地劃分生產隊，有的成了兄弟隊、父子隊。江蘇省有些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





　　然而，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1956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1958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是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采取“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1961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采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1959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指出，“包產到戶這種毒草必須連根拔掉，壹丁點也不許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把反包產到戶和反右傾結合在壹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的《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語中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關於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是9月29日寫的，並作如下批語：





　　這個報告所反映的情況很值得註意。河南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壹書記耿起昌同誌和洛陽地委第壹書記王慧智同誌，借著整社和包工包產的機會，推行所謂“地段責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張把土地、牲畜、農具、勞力等，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他們贊揚所謂“滿地人，不成群”的單幹景象。他們想把“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壹小二私”的互助組或單幹戶。這裏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壹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如果不徹底地加以肅清，黨的總路線是不可能順利貫徹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對於這種思想，各地黨委應找出壹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險惡面目徹底揭露，把他們的市場縮小得小而又小，把壹切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徹底搞臭，以保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批評“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壹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麽‘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





　　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中共中央的按語說：“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著壹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壹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





　　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條件下，在政權機構內部反對“救命田”的力量相當強大。有些領導人，批判右傾比毛澤東還要堅決。據對有關文獻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個報告的按語，除湖南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才真正知道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以生產責任制的名義默許包產到戶，但不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對曾希聖說的三句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微妙態度：1961年3月15日說：“妳試驗嘛！搞壞了檢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壹件大好事。”1961年7月說：“妳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1961年12月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





　　1960年以後，由於大量餓死人，中共中央再沒有打壓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各地發展很快。到1962年秋後，饑荒稍有緩解，中共中央就明確表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來搞包產到戶比較多的地方，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計地淡化包產到戶的情況。廣西桂林地區龍勝縣是搞包產到戶比較有名的地方。1962年6月6日到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到龍勝縣聽匯報，召開座談會。他們寫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在廣西龍勝縣舉行的座談紀要》中寫道：“情況表明，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目前形勢的主流。同時確有壹部分貧下中農對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暫時的動搖：也確實還有壹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數富裕中農留戀資本主義道路，積極進行單幹。但這不是主流。原來估計全縣有60％甚至70％的生產隊單幹了。事實上單幹並沒有那麽多。那是因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確地采取田間管理責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是集體經營的生產隊，都算到單幹裏面去了。”這個報告表明，在最困難的時刻，中國農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很需要這樣的報告，7月22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誌。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





　　為了推動改正“責任田”，196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責任田”情況》為題，向全國轉發了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的總結。這個文件介紹，據最近統計，安徽省已改正“責任田”的生產隊有60100多個，占實行“責任田”生產隊總數的23％。這個文件說，從改正責任田過程中揭發出來的大量材料說明，實行責任田雖然不到兩年，但是已經暴露出來許多嚴重惡果：生產資料支配權已逐漸轉移到個人手裏，生產資料所有權發生很大變化：生產上不能統壹計劃，不能統壹使用勞動力：統壹分配受到破壞，集體和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四，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農民中個人主義、自私觀念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逐漸削弱。





　　改正責任田的過程是壹次批判資本主義的過程，當初實行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從死亡線上救助農民的基層幹部，卻遭受到打擊。這種打擊不僅在改正的過程中，在以後的“四清”和“文革”中，還加倍清算這筆政治帳。



七、下放城鎮職工，減小糧食壓力



　　糧食征購是為了滿足城鎮的需要。工業上得太快，城鎮人口增長太快，使農業不堪重負。陳雲說，三年來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億3千萬，現在看來，並不恰當。大躍進中，各地上的工業項目太多，造成物資、財政十分緊張。因此，“下馬”壹些工業建設項目，精簡城鎮人口，是解決糧食不足和緩解緊張氣氛的壹個必要措施。陳雲對此作過精確的計算，他說，下鄉1000萬人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下鄉2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90億斤。





　　在大躍進中，由於要盡快地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大批農民進城當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糧的人。他們由農民身份變成了工人身份，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長，糧食壹緊張，他們就成了精簡下放的對象，又由工人變成了農民，社會地位下降。千萬個家庭由此經歷了壹次悲歡離合。陳雲建議，“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壹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那裏來的，就回到那裏去”。





　　精簡職工從1959年在壹些地方就開始了。但精簡人數不算很多，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三面紅旗”重新高高舉起，各地又進壹步招工。由於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資金和原料不足，壹些工廠無法開工，大批工廠被迫關、停、並、轉，壹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萬的工人無事可做。大規模精簡職工是從1961年伴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5月3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發言。他說，要解決糧食緊張問題，有四條：第壹，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政策，如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等：第二，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第三，進口糧食，但沒有外匯，沒有運輸力量：第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以上四條，第壹條是基本的，第二、第三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第四條則是必不可少的，非采取不可。中央接受了陳雲的建議，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壹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壹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





　　當年到底有多少城鎮人口下放到農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準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報告》中說，從1961年到1963年，全國減少職工1833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





　　在中國當時那種制度下，不管做什麽事，中央壹聲令下，各地總是要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下放城鎮人口任務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標是81.2萬人，實際下放98.0萬。河南省任務是109.9萬人，實際下放120.6萬人。福建省的任務是87.3萬人，實際下放94.5萬人。除了近三年進城農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勢群體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間，將社會閑散戶和無固定工作戶計6000戶、2.6萬人遷往安徽農村。在齊齊哈爾市，1960年下放了11.4萬人，其中在城裏的盲流3.5萬人，無固定職業的5.6萬人。在有些地方，勞改、勞教人家屬，如果在農村有家的，也要下放，這種家庭裏超過16歲的學生，也是下放對象。





　　在精簡職工、壓縮城市人口的過程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壹些阻力。被精簡的職工，有的是城市戶口，在農村無依無靠：有的早就脫離農村，在城裏已經成家立業：如果下鄉務農，不僅生產勞動、衣食住行等方面實際困難很多，而且農村並不歡迎他們。因此，精簡職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為例，1961年計劃壓縮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務28390人，很難完成當年計劃。11月份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把剩下的指標進壹步下達到各個部門，要求所有的企業事業單位，摸底排隊，落實計劃，該停的停，該並的並，該減的減，把壹切可以精簡的人員，迅速壓回農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計劃，1962又下達了25000人的計劃。有些地方在精簡過程中還出了些小亂子，如江蘇省常州市大明紡織廠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農村的老工人，集體鬧事，經過幾天的說服工作，事態沒有擴大，這70名工人還是老老實實地回農村去了。也有的城市，壹些確定去農村的城市人口並沒有去農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謀生。但總的說來，兩千多萬人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沒有出什麽大亂子，是很不容易的，這只有在中國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實際上，這幾千萬人回到農村，留下了大量的遺留問題，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幾十年來壹直上訪告狀，70年代，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時，就接待過不少這樣的來訪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決，但很少有如願者。



八、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上述糾錯措施，都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饑荒。所以，壹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壹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壹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1960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壹（“壹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壹”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壹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1960年11月10日，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寫了壹個報告：《關於中央壹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11月15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壹定要在五個月內把三分之壹地區的形勢扭轉過來，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的占三分之壹地區。五個月內，壹定要把全部形勢扭轉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壹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壹定要爭取1961年農業大豐收，壹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在同壹報告上，毛澤東批給周恩來壹句話：“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壹段時間大講三分之壹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中進壹步闡述了民主革命補課問題。其中寫道：





　　山東、河南、甘肅三省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妳們已有所知。現將中央監委工作情況反映215號轉發給妳們。這個反映中描述的貴州省的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占全國人口10％左右。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種種企業、事業、學校、機關、部隊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組織中。因此，我們有絕對必要改造他們。但是，他們中間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天天在影響和腐蝕我們。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報復和瘋狂掙紮。毛澤東同誌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生產關系的改變，經過壹定時間是可以實現的，而上層建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只要我們領導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鉆進來的機會，把我們中間的革命動搖、意誌薄弱的人拖過去，使部分地區、單位、至少個別地區、單位黨的領導變質，隨著也就極大地破壞現在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個材料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壹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壹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破壞和掙紮，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痹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從制度、政策、指導思想方面尋找大饑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歸罪於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地、富、反、壞、右。說是因“民主革命不徹底”，而使階級敵人篡奪基層領導權。這顯然是違背事實。河南信陽是革命老區，民主革命就很徹底。但也被毛澤東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典型。因此，壹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壹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見本書“禍起中原”壹章中“信陽事件”）本書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肅、四川、廣東等地了解當年情況時得知，在民主革命補課中，也像信陽壹樣，有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摧殘。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組對據四川省合川縣作壹了次調查，調查結果是：由於反瞞產私分、反右傾、整風整社等運動，農村幹部受打擊的面很廣：全縣共有幹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處理了5184人，占幹部總數的20.5％。其中，公社黨委書記被處理的占60％，大隊正副書記被處理的占57.2％，生產隊正副隊長被處理的占24.8％。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壹批流氓地痞，他們借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壹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九、幾個重大錯誤壹直堅持到底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壹波三折地調整極左政策，也曾下令糾正農村幹部作風，改變1958年大躍進中壹些過激的作法，但是，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沒有采取切實措施。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征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1959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紮，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采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裏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兩項措施：壹是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壹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是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毛澤東認為這是“暫時的（兩個月）緊急危機”。對這麽大面積的危機，毛澤東沒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還是當作局部問題交給地方自己處理。特別是沒有在糧食上松口。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壹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這個會議批準了國家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1960年還將是壹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0萬噸，糧食產量6000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上海壹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壹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內等“五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1959年4月23日）。報告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俘在發展。其實，當時饑荒正在迅速發展。26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註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並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壹下處理辦法。”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壹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征購問題上松口。





　　在糧食征購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方面，1958－1859糧食年度征購數達1125.44億斤，比上壹年度高出22.32％，大饑荒全面出現的1959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征購，征購數反而比上壹糧食年度高出88.85億斤，高出比例為7.89％。（從生產年度看，1959年的征購數比1958年高出103.18億斤，高出比例為9.45％）。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1959－1960糧食年度只比上壹年度多21.29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1959－1960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67.56億斤。（見表19－1，表19－2）在饑民口中奪糧，是壹件十分殘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現了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鮮血淋淋的反瞞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饑荒發生了壹年半以後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征購數。1960－1961年度，糧食征購數從上壹年度的1214.29億斤，降低到780.84億斤，降低了433.6億斤（從生產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壹年降低了342.53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164.4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269.2億斤。





　　表19-1 大饑荒時期國家對農村糧食的征購和銷售　單位：貿易糧，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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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購與銷售│1957－1958│1958─1959│1959─1960│1960─1961│1961─1962║

　　╠═════╪═════╪═════╪═════╪═════╪═════╣

　　║從農村征購│　1841.63 │　1125.44 │　1214.29 │　780.84　│　679.14　║

　　╟─────┼─────┼─────┼─────┼─────┼─────╢

　　║銷售給農村│　419.66　│　505.19　│　526.48　│　362.08　│　268.45　║

　　╚═════╧═════╧═════╧═════╧═════╧═════╝





　　資料來源：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表19-2 生產年度的糧食征購數 單位：貿易糧，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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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數量│875.80│ 1092.02│ 1195.20│852.67│682.48║

　　╚══╧═══╧════╧════╧═══╧═══╝





　　資料來源：同表20-1。





　　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不僅在糧食征購上不讓步，1960年1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中央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壹份報告說：“糧食征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經收到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準的計劃1075.8億斤超過了6％，按糧食季度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億斤，完成計劃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1959－1960糧食年度，收到1200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轉這個文件中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19-3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壹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壹年的口糧。如果拿出壹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由此可見這個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19-3 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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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58│58－59│59－60│60－61│61－62║

　　╠═══╪═══╪═══╪═══╪═══╪═══╣

　　║壹　月│725.08│714.42│764.15│510.35│438.79║

　　║二　月│676.75│654.56│673.19│444.50│394.88║

　　║三　月│601.66│556.01│544.54│359.83│328.86║

　　║四　月│507.62│433.50│403.51│267.89│257.98║

　　║五　月│404.53│319.00│286.22│190.86│200.92║

　　║六　月│384.41│343.28│297.06│171.71│189.28║

　　║七　月│354.85│388.94│338.79│265.88│157.46║

　　║八　月│401.90│398.71│395.84│289.11│191.30║

　　║九　月│486.31│417.23│503.15│341.02│234.81║

　　║十　月│560.21│418.12│655.21│386.93│304.95║

　　║十壹月│690.66│658.02│887.03│540.08│460.57║

　　║十二月│756.91│748.43│848.98│572.11│490.02║

　　╚═══╧═══╧═══╧═══╧═══╧═══╝





　　資料來源：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糧食部另壹個數字說1960年6月30日，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和表20-3中的297.71億斤差不多。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河北1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內蒙5.49億斤：遼寧7.89億斤：吉林5.08億斤：黑龍江20.41億斤：陜西15.96億斤：甘肅4.81億斤：寧夏0.72億斤：青海1.25億斤：新疆4.45億斤：山東22.44億斤：安徽7.05億斤：浙江12.37億斤：福建2.72億斤：河南25.07億斤：湖北13.22億斤：江西7.14億斤：廣東7.40億斤：廣西2.84億斤：四川41.61億斤：貴州11.49億斤：雲南17.43億斤。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100多萬人死於饑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存在庫裏，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億斤糧食存在庫裏。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麽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209.26萬噸多了壹倍以上（見表20－4）。這壹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415.75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1.2噸原糧。415.75萬噸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壹）。1959-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164公斤，1957年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標準算，500萬噸原糧足夠2450萬人吃壹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還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1959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1960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20－5）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壹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壹季度2.6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壹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壹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麽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壹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壹個突擊收購運動”，“要采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為了從農民嘴邊擠出食品出口，在收購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6個雞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準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征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





　　表19-4 1956－1965年間中國的食品出口





　　單位：活畜：萬頭，活禽：萬只，紅棗、香茹：噸，其他農產品：萬噸，啤酒：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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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類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

　　║糧食　　│265.12│209.26│288.34│415.75│272.04│135.50│103.09│149.01│182.08│241.65║

　　║花生油　│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鮮蛋　　│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豬　　│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130.19│164.67│171.86║

　　║凍豬肉　│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凍家禽　│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凍兔肉　│　　　│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產品　│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蘋果　　│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豬肉罐頭│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頭│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頭│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紅棗　　│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菇　　│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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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1981年《中國經濟年鑒》Ⅷ－47到Ⅷ－50頁，《中國經濟年鑒》（1982年海外版）Ⅷ－47到48頁，花生仁出口數比內地版多壹些。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1959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303000萬元，占出口計劃的110.8％。比1958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28.9％，其中，豬肉供應出口23.3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壹年：凍牛羊肉2萬噸，為出口計劃的125％：鮮蛋出口5200多萬斤，冰蛋出口6208噸：活家禽出口954萬只，凍家禽出口7022噸。此外，還出口蘋果10.2萬噸，桔柑9.1萬噸。





　　表19-5 1956－1965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數（萬噸，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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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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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合計│ 14.92│ 16.68│ 22.35│　0.2 │　6.63│580.97│ 492.3│595.2 │657.01│6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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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小麥│　2.62│　4.99│ 14.83│　－　│　3.87│338.17│353.56│558.77│536.87│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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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　　糖│ 17.61│ 11.93│ 20.91│　2.6 │ 23.38│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





　　資料來源：同表20-4。





　　從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多少食品！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饑民！但是，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卻沒有想到饑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為什麽拋饑民於不顧而急於進口機器，是因為沒有放棄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1960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





　　1958年大煉鋼鐵全面搞亂國民經濟以後，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又提出了鋼產量1800萬噸的指標。到了經濟嚴重困難的1960年，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除鋼以外，1960年，由於反右傾的影響，其它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資產投資最能表現國民經濟的冷熱程度。1960年，固定資產投資達416.58億，不僅高於1959年，還比大躍進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資產投資中，93％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饑荒年代前後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單位：億元





　　╔════╤═══╤═══╤═══╤═══╤═══╤═══╤═══╤═══╤═══╗

　　║年　　份│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

　　║總　　計│160.84│151.23│279.06│368.02│416.58│156.06│ 87.26│116.66│1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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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投資│155.28│143.32│269.00│343.72│388.69│127.42│ 71.26│ 98.16│144.12║

　　╚════╧═══╧═══╧═══╧═══╧═══╧═══╧═══╧═══╧═══╝





　　資料來源：1988年《中國經濟年鑒》Ⅺ－73。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壹只眼閉壹只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麽廣。從1958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壹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對中國共產黨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壹段精辟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裏，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1848年的資本論，解決1958年的問題。這是壹個什麽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壹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段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裏。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1959年7月19日，毛澤東批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作為反面教材。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掛帥、大躍進、人民公社。”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是遠見卓識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壹章　廬山之變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6日，壹共開了46天。8月2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1959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亂，饑荒就可能止於1959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30%，即可以減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665萬人，可以少餓死1467萬人（見本書“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





　　廬山會議，不僅使1959年春天的壹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1958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饑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壹、神仙會暗藏殺機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卷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采取了壹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壹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壹步的調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壹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壹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壹個總體估計：如果1958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壹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壹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復雜的，既認為1958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臺。而下臺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黴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韃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1958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壹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澤東走到前臺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壹次敗仗。”又說：“沈重的心情直到5月後才開始好轉”。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壹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壹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麽，但從心裏是不愉快的，認為是右傾的。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沈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復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壹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1958年的錯誤。他說：“我第壹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壹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裏躲了壹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壹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墻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1958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壹，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系，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壹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壹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19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19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澤東壹人。這19個問題是：1，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勢：3，今年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8，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11，協作區關系問題：12，公社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14，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19，國際問題。





　　在這19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1958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誌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1958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劃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壹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壹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采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壹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升的機會。





　　6月23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32年的家鄉。28日赴武漢，29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壹首：





　　登廬山

　　1959年7月1日

　　壹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壹切。他為什麽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壹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臺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黨校80多名縣委壹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壹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壹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壹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壹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認為1958年的問題很嚴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1958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壹起。陸定壹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煉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裏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後，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麽想的？看來不是那麽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7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壹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系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壹些具體錯誤，但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壹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壹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壹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壹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壹年，壹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10件事，9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壹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妳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1958年，為什麽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辦法1956年用了壹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幹恨。我跟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壹個人這樣，跟其它同誌也是這樣，”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壹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壹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妳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誇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壹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沈重。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壹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發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候”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仲同誌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壹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7月10日和16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松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壹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壹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壹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壹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在“大躍進”的時候，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在討論公布1958年糧棉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產量在1萬億斤以上。彭說糧沒有那麽多。譚震林對他客氣地提出了批評：“老總啊，妳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麽辦呢？”後來毛澤東說公布7500億斤，彭同意了，但心中還有懷疑。武昌會議閉幕後，彭德懷到湖南考察，他覺得糧食產量沒有公布的那麽多。在平江縣他還發現了數字造假的情況。他認為按公布的糧食產量確定的1200億斤的征購任務太重。在株洲，他給中央發了壹個電報，說不能征購1200億斤糧食，只能征購900億斤。在湖南考察時發現農民挨餓的情況，連“幸福院”的老人壹天也只能吃二三兩米。有壹位紅軍時期的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壹張紙條，上面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農民悲慘的生活，幹部們的胡作非為，是他在湖南老家親眼目睹的。上廬山以後，他怎能昧著良心不“鼓嚨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後來這成了周小舟的壹條罪狀：為彭德懷提供“炮彈”。





　　1959年5月，彭德懷到東歐國家訪問，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訪問時，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肅反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接見他時，彭德懷感慨地說：“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總參謀長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





　　6月13日，彭德懷出國回京，他對國內問題十分關註，認真看了內部參考，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很多。6月底彭德懷收到了到廬山開會的通知，他不想去，讓黃克誠去，黃克誠說：“中央通知妳，沒通知我，我怎能替妳去呢？妳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裏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覺得別扭。他後來還是開會去了。





　　北京到廬山開會的高級幹部們先從北京乘火車到武漢，再從武漢乘船到九江上廬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漢的火車上，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等同乘壹節車箱，車上交談很隨便。彭德懷都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後來，他的這些話都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錯誤，而嚴加批判。





　　在“神仙會”期間，彭德懷在西北組連續作了七次發言，坦率地講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壹些是關系到毛澤東的內容。如：





　　“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壹連串的勝利，黨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壹點。”“主席家鄉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麽多，我了解實際只增產16%。我問了周小舟同誌，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14%，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妳了解怎麽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7月3日上午）“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壹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麽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高。……與人民利益相壹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壹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為黨在群眾中威信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壹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壹下。”（7月4日上午）“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麽辦？”“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壹來，壓倒壹切，許多人不敢講話。”（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壹年再搞，就好了。”（7月7日上午）“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7月8日上午）“什麽‘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擴大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註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壹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的威信，只建立個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慶施把彭的這些尖銳發言，送給了毛澤東。這些話，在原來的西北組《簡報》中刪去了，後來批判彭德懷時，又整理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





　　據彭德懷說，在“神仙會”階段，周小舟到彭的住處談過兩次。第壹次談話是周向彭談了湖南的工業情況。還談了水利建設的成就。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說去年糧食數字造了假。還談到公共食堂的問題。彭對周說，這些問題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壹些。李銳在日記中記載這兩次談話的時間和內容，第壹次是7月5日，周介紹了湖南的壹些情況。彭德懷除了向周小舟重復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組，沒有聽到他的發言），還談到，今年1月毛澤東找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認為2000萬噸指標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還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匯報，談到鐵托左右幾十個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這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還對周說在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地開展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彭對周說，有些意見想找毛主席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壹下，弄不好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之後。他們三人都感到毛是能聽不同意見的。周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談壹談。彭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組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壹封信。小舟贊成寫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懷又覺得寫信不易，還不如當面談壹次。他下午到毛澤東住處去了壹次，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又想到會議幾天內要結束，於是下決心寫信。





　　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以後，他親自修改兩遍，參謀謄了兩次，於14日下午送給毛澤東。也許彭德懷自己不會想到，這封信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壹筆。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他接著談到“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壹些，分散了壹部分資金，推遲了壹部分必成項目，這是壹個缺點。”“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





　　彭德懷還肯定：“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壹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壹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壹系列會議，基本已經解決”





　　彭德懷還從另壹個角度肯定了大躍進：“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裏，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談到“全民煉鋼鐵”，彭德懷說：“多辦了壹些小土高爐，浪費了壹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壹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壹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壹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了壹筆學費（貼補20余億）。即在這壹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這裏，彭德懷說“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澤東的註意。





　　接著，彭德懷談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壹些缺點錯誤，有壹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壹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系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壹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壹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接著，彭德懷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值得註意的問題”，這主要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他認為“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壹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余地，並且壹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誌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7月18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壹個字條：“我鬥膽建議，不能姑息”。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胡喬木、周小舟、李銳很支持彭德懷的信。壹機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委第壹書記陶魯笳21日在第四組發言時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陶魯笳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種精神，信中某些內容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賈拓夫在第三組發言中也表示，彭總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軍隊幹部萬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懷的信。後來，有這類發言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應召於7月17日上山（毛澤東7月16日讓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信讓調來的，同時調上山的還有林彪、彭真、陳毅、宋任窮、安子文等）。把黃克誠召上山來，是毛澤東向彭德懷發起攻擊的壹步棋。如果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北京掌握軍隊，毛澤東感到不安全。把黃召上山來，不僅解了北京之憂，還可以壹網打盡。黃克誠上山的當晚，彭告知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並給黃看。黃克誠看後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寫得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妳那樣幹什麽？”彭說：“實際情況那麽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18日，周小舟、周惠、李銳去看望黃克誠，他們三人都談到在會上有壹種壓力，不能多說缺點。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上我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是壹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在這期間，黃克誠和大躍進的激進派譚震林大吵了壹頓。譚震林發火說：“妳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妳要知道，我們找妳上山來，是搬救兵，想妳支持我們的。”黃克誠說：“那妳就想錯了，我不是妳的救兵，是反兵。”黃說“反兵”的本意是和譚震林的意見相反，後來受批判時說成是“畜意謀反”。





　　在毛澤東發起反擊以前，與會者的發言中批評彭德懷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陳正人、程子華、賀龍等人。陳正人有這樣的態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慶施的影響，在會議期間，他與柯慶施住壹棟房子。在毛發起反擊以前，柯慶施和李井泉卻沒有在會上對彭的信發表意見。7月21日賀龍在小組全上發言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頭腦發熱和虛報。”他批評彭德懷的信說：“我們的缺點不到壹個指頭。這麽大國家，這麽多人，工作中有壹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麽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著賀龍揭發了壹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過火了。”





　　賀龍把火車上的私下閑談拿到政治鬥爭的桌面上了，這個揭發非常要害。23日毛澤東講話中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這句很重的話就是針對這個揭發的。





　　彭德懷和毛澤東這裏說的“紅軍”是指中國工農紅軍，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鄧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談話中，談到廬山會議時，卻在紅軍前面加上了“蘇聯”二字，硬說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來，鄧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後，還堅持彭德懷有“裏通外國”的罪名。





　　賀龍給彭德懷這麽重重的壹擊，大概是出於倆人的關系原因。8月16日，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中有這麽壹段話：“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不信任，甘泗泣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寫了壹封信給我，說賀龍同誌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哪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山頭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也整過劉伯承、肖克等高級將領。我還記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我與同事陳大斌、姬乃甫三人壹起采訪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肖克上將，肖克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談到大躍進餓死人的情況。我接他的話薦說：對大躍進，彭德懷還是講了些實話。沒想到肖克說：“別提彭德懷了，他和林彪是壹丘之貉！”他說彭德懷和林彪壹起整劉伯承。這是我第壹次聽到這麽批評彭德懷的，還是在80年代，彭德懷已經平反、在社會上備受稱贊的時候。高級將領來自不同的“山頭”，他們之間有種種矛盾和成見。高級將領之間不團結，對毛澤東的地位來說是最安全的。毛澤東很好地利用了這壹點。





　　在7月17日，彭德懷的信交上去兩天以後，下午5時到10時，毛澤東還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5人去談了5個小時。他們在壹起吃飯，喝茅臺酒，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給李銳的感覺是“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壹場反擊”。從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澤東沒有流露出反擊彭德懷的意思。但當時會議的形勢，猶如廬山氣象：密雲不雨，氣壓很低，雲霧繚繞，山上的人都不識廬山真面目。但壹切都深藏在毛澤東心中。





　　事有湊巧，彭德懷回國不久的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蘭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發表講話中談到，蘇聯在內戰剛結束時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備經濟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所以這些公社都沒有什麽成績，我們就不搞了，就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認為，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讓毛澤東占了理，這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原因。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是不對的。蘇聯《真理報》7月21日才發表赫魯曉夫講話的全文，只有這個全文中才有批評人民公社的話。新華社7月27日在《內部參考》2831期以《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為題刊出，胡喬木7月28日才將這期《內部參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7月29日就批給與會人員參閱。也就是說，毛澤東知道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是在7月23日講話以後。毛澤東7月16日就把彭德懷的信當作“意見書”批給大會，而且對會議作了兩個新的部署：壹是重新編組：二是調援兵上山，這些顯示毛此時已露殺機，這時赫魯曉夫還沒有發表講話。中國作家權延赤也寫過與麥克法誇爾類似的文字，他說，在蘇聯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後，在毛看來，“‘意見書’本身的內容已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事業而言，他的威信，共產黨的領導權，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這些是遠比彭德懷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言外之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是出於大局。40年以後的1998年，鄧力群也持這壹看法，他談到廬山會議時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的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引起懷疑：裏外互相呼應。”根據我上面列出的時間順序，權延赤和鄧力群的說法也是與事實相悖的。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壹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7月21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問題。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3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壹直把話講完。





　　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征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與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壹直擔任到1943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壹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壹整套看法，他是壹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壹名經濟學家。他在3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關系：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系。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掛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1958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舍得壹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壹面是領導上要造成壹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壹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麽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妳。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壹遍。後告張“妳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9000多字，講成績的只270多個字。用了39個“但”字，只有壹個好“但”，其余都是壞“但”。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6月30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壹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177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176號是近鄰。7月2日到16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煉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7月12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誌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壹樣。毛澤東同誌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7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幹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壹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7月14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7月18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7月19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後，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壹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





　　7月下旬某壹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閑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40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40億，而在於9000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





　　7月20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後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壹切要講。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23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壹副催化劑。”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壹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占10%左右。估計其中相當壹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註：“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壹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裏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會議上，4月5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麽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誌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妳（指周恩來）看，妳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壹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麽。





　　毛澤東在講話中壹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壹種是觸不得，大有壹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誌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壹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麽壹批人，對形勢也認為壹塌糊塗。”他說：“越講得壹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沈，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麽呢？因為我們做了壹些好事，腰桿子硬。”“為什麽不硬？無非是壹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麽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麽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壹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壹點、快壹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妳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壹平調，他說：“用了壹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他為颳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註）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壹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壹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壹部分同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壹部分同誌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壹種資產階級的什麽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壹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妳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誌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復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妳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裏，接近30公裏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壹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公裏。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壹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壹塌糊塗，沒有壹點好處，攻其壹點，不及其余。”





　　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壹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查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壹個章程，如獲至寶。妳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壹點，不然為什麽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麽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說我，實在是有壹大堆事情沒有辦。妳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壹個兒子打死了，壹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壹個大煉鋼鐵，壹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離右派只有30公裏”：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壹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壹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妳的學生，我說的不對，妳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壹沈，甩手走開了。7月23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後，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沈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壹棟房子裏，但卻避免交談。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壹起吃過飯。7月24日（或25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壹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沈甸甸的，沒有壹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壹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壹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7月23日晚，彭德懷怎麽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麽成了意見書？為什麽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為什麽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集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幹年後，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壹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壹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壹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麽多人跟著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壹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壹點是不能回避的：個人利害關系。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壹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歷來有壹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壹條條兇猛的鷹犬對彭德懷勁頭十足地批判，無根無據地加罪，這是意料之中的。這些人在文革以後也沒有多少人為他們說好話。值得註意的是，在文革以後受到報刊輿論備加稱贊的高官中，在廬山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於廬山會議檔案還沒有公開，我無法引證更多的資料研究7月23日前後高官們態度的變化。目前唯壹公開的信史就是李銳根據他參加廬山會議的記錄整理的《廬山會議實錄》壹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是按時間順序寫的，高官們的態度變化淹沒在復雜的事件和冗長的過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每壹個人的資料，按人頭把每壹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來。這樣就可以清晰看出每壹個人在7月23日前後態度的變化。請讀者原諒，在這壹節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銳這本書的資料。我盡可能再引用其它當事人的材料，盡可能地避免李銳壹個人的孤證。





　　劉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國家行政的第壹把手。說是當選，實際是毛澤東指定的，選舉只不過是壹種形式而已。當時毛澤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這把交椅就讓給了劉少奇。但毛澤東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最有實權的職務。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第壹把手。但是，不管怎麽說，當時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真可謂是“壹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和鄧小平因生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如果劉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隨心所欲。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名義上劉是二把手，實際上劉是毛的臣下。劉的命運還是由毛主宰。所以，劉還得看毛的臉色行事。





　　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時發了言。他說，1958年的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訓。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忽視。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不犯長期性、全國性的錯誤。全民煉鋼、親身經驗，碰釘子轉彎，就是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欲速不達，不要責備下面。他談到教訓深刻的壹面，但仍以革命的名義為失誤辯護。





　　7月16日劉少奇講話，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作為會議的開法。對於認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來說，這12個字中，“缺點講透”4個字是核心內容。





　　李銳認為，劉少奇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他曾找胡喬木長談過反左問題，胡喬木沒有敢向毛反映。劉少奇是毛澤東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澤東談，還得通過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喬木向毛反映，這正如皇權時代丞相的意見還得通過皇帝的近臣轉達壹樣。胡喬木雖然地位遠低於劉、周、朱、陳、林、鄧，但他是毛澤東的近臣。在武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陳雲也向胡喬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億斤糧食產量，胡喬木也沒敢及時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劉源也說“廬山會議前後，劉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澤東通知要開大會，他要講話。劉少奇頭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突然接到開會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性還沒有過去，警衛員扶著他晃晃悠悠走進會場。劉聽了毛批彭講話以後，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壹個反左文件。要胡喬木起草這個文件。胡喬木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壹下。劉生氣了，說：妳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胡喬木讓彭真找劉少奇談，才決定不寫。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集體圍攻中，看法本來與彭德懷接近的劉少奇，不僅沒說壹句公道話，在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還抓住機會插話、幫腔，當別人追逼彭德懷交待什麽問題時，劉少奇也積極參與追問。8月1日，劉少奇發言說彭德懷“腦子裏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壹致，值得考慮”，“彭的思想有自己的壹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劉少奇還揭發了壹件事：“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劉少奇的這個揭發引起了毛澤東和林彪尖銳的插話。劉少奇還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彭認為中國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這壹條七大有，八大沒有了。劉少奇的發言中把八大黨中沒有寫上毛澤東思想這壹條的責任推給了彭德懷。劉少奇這個揭發不僅打擊了彭德懷，還討好了毛澤東。





　　黃克誠回憶說，有人說我是彭德懷的走狗，我氣得要命，說：妳砍了我的頭，我也不承認。有位中央領導同誌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壹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壹塊石頭也沒有。我絕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壹書第253頁可知，這位兩次找黃克誠談話的中央領導同誌就是劉少奇。





　　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開了壹個中央工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他壹開頭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壹個偉大勝利。”接著又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辯護說：“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壹個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接著，劉少奇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先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是最正確的領導”，接著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誌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麽‘斯大林晚年’，什麽‘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壹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壹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壹種破壞活動。”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面前進行拍馬比賽，8月1日，在常委會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8月17日，劉少奇又超過了林彪。





　　其實，劉少奇並不是不知道“三面紅旗”的危害。廬山會議後不到壹個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時，他和鄧子恢壹同上廁所。在廁所裏劉少奇對鄧子恢說：“想不到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破壞這麽嚴重！”當時鄧子恢的秘書在場。事後，鄧的秘書將此事告訴了劉的秘書姚力文。40年後，姚力文將此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可見，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心底裏的看法和彭德懷是壹致的，但他還是參與圍攻了彭德懷。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妳所不知道的劉少奇》壹書中，說乃父親生前有兩個錯誤：壹是沒有阻止大躍進，二是沒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書中說：“對大躍進，劉少奇的態度是被動消極的，他的觀點即使在‘文革’中，對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隱約可見：但他曾力圖緊跟，積極去理解，對人民群眾中迸發出巨大的積極性，倍感興奮，為取得驚人‘奇跡’所感動，並由衷高興。正如他後來說的：‘如果能夠快，當然好，誰願意慢呢？’不久，發現了嚴重問題。廬山會議前後，他堅決要反‘左’，並在以後的工作中，盡力去糾正‘五風’，反對高指標。”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與、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後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壹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





　　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饑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壹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淩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壹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1935年3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系相處。1956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壹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壹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6月24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1958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制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壹波之托，向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誌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系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壹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19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壹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壹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壹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面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采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





　　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壹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壹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壹次會，講了壹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壹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1958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紮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壹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紮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





　　7月12日到22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12日周有壹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7月16日，關於大煉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壹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麽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妳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壹邊表揚，壹邊又說：“他們重復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誌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裏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壹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周：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鋼，是壹個革命。2700萬－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壹點，只講這壹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泄氣分開。

　　彭：1070萬噸，腦子熱了壹下。他是有壹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10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麽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註意，也沒什麽了不起的，妳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麽個趨勢。妳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裏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儲備。6月底的存糧只有310億斤。去年增加了2010萬人。按“壹五”經驗，1元貨幣比9.6元物資，市場就正常壹點。1956年1比8.8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麽不到大會上講壹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妳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沖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麽壹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妳替了我了。其實，妳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7月26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壹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壹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壹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說：“這兩點壹個是政治方向，壹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壹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





　　8月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壹些歷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壹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麽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妳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妳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壹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國誌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裏匯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壹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壹個綱領性的東西。”“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壹文壹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誌，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壹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誌是這壹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麽壹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8月24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誌歷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的錯誤。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壹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壹個黨支部。





　　朱德





　　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外面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國以後，毛澤東給朱德壹個委員長的職務，名義上很好聽，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委員長嘛！實際沒有實權。朱德也落得個清閑，不爭權，學明朝初年的徐達對朱元璋，和毛澤東保持君臣之禮。朱德有較深的國學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後，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飛鳥盡，良弓藏”。知道此時再不能像戰爭年代那樣不講“名份”。在這壹點上彭德懷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題詞支持甘肅荒唐的引桃上山工程：“引桃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如果這是不了解實情的話，那麽，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楓壹起到東北三省視察，是看到了壹些真實情況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發言，很客觀、很明白。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壹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麽願意共產嗎？食堂說是自負盈虧，實際公家總吃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各省不要自搞工業體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壹組，他第壹個發言。他為1958年過熱辯護，說：“大躍進是靠熱出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的調子開始向支持大躍進變化。不過，他還是堅持說壹些真話：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斷什麽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壹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壹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彭總的壹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壹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30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26日，彭德懷違心地作了檢查以後，朱寬慰地說：“彭總發言態度是好的，我想他是暢快的。彭總發言中有這樣壹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壹了思想，統壹了認識，就不會把它當作包袱背起來了。”朱德還寫了壹首詩，其中兩句是：“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





　　8月1日常委會，第壹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他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擡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壹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





　　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來廬山的人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在林彪作了長篇發言之後，朱德講了約10分鐘。他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認為彭德懷同誌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最後說：“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誌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裏。”





　　朱德和彭德懷是老戰友，對待“三面紅旗”的看法也基本壹致。但是，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朱德雖然批判的調子比別人低，也沒有為彭德懷說壹句公道話。朱德也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盡管如此，在毛澤東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書林克私下說過：“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





　　在“會議政治”制度下，參加會議的人，必須就最高領導人的看法，人人表態。通過表態來“劃線”、“站隊”。這像每個人必須脫光衣服，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領導人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是不行的。不說話就意味意站到反對派壹邊了。但是，要說話，只能跟隨主流意見。說不同的意見，就要遭到圍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話下。





　　林彪





　　新中國的建立，論戰功，沒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壹三”事件他身敗名裂之後，也沒有人否認這壹點。1954年的高崗事件，林彪受到牽連，在政治上丟了不少分。從此林彪以養病為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1956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分析這中間有毛澤東的授意。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還看望了在上海養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相信，有了這樣的政治投資，在關鍵時刻，林彪還是壹員用得著的猛將。也許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不滿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懷之上，就有讓林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來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以後，就調林彪作為“援軍”上山。在軍事建設上本來林彪和彭德懷是壹致的。他們兩人壹起批評劉伯承的軍事思想。工於心計的林彪，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洞若觀火，他知道毛澤東此時處境相當困難。他盤算，此時支持毛澤東，壹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資。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經過了“神仙會”階段不同，他壹上山，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右。他對彭德懷的批判上綱最高，火力最為猛烈。





　　7月3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說話，他批彭的過程中別人插話幫腔。當毛澤東說到1958年的問題是在群眾運動中發生的，氣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懷說，我對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話說，氣難鼓易泄，泄了便難鼓。他的態度和彭德懷成了鮮明對比，他說的話也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壹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林彪的話說：“壹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壹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誌”。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壹兩次？”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來是彭德懷給毛個人的，毛不經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的標題，發給與會者。彭對此有意見，壹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卻違背事實地說：“妳說發表妳的信妳不高興，不壹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立即幫腔：“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8月1日常委會上，緊接著朱德“隔靴搔癢”的發言之後，林彪的發言直擊要害，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定了調子。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偽君子，馮玉祥。說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在劉少奇的發言後，林彪又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否定：“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字，就是野心，派頭、氣勢。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妳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妳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滑，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壹，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插話：不好敞開談）……平時以二桿子、張飛出現，壹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澤東插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國內外都刮風，以為好時機到了……表面上好意，實際要抓辮子……表面似好意，實際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的單獨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采取迷人的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壹筆。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妳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壹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壹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誌”。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妳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裏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黨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壹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壹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是始於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於1964年，而是始於毛澤東最困難的1959年。這對毛澤東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會上，彭德懷曾提出換壹個人管軍隊，毛澤東很明確地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妳幹。”但就在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彭德懷被罷了官。經毛澤東提議，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第壹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幫助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親自主持，對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接替彭德懷任誌願軍司令員，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沈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接替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萬毅（國防科委副主任）、鐘偉（北京軍區參謀長）等進行了殘酷的批判和鬥爭。





　　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壹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制了壹批廣東籍幹部。1959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7月2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7月3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壹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壹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只是壹個指頭的問題。





　　7月3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壹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7月22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麽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壹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壹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系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壹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壹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壹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壹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請註意，在毛7月23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壹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妳主觀上怎麽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壹致，妳否定有什麽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盡早承認錯誤。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誌的錯誤已明若觀火，妳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誌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妳與德懷同誌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妳對德懷同誌‘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誌式的幫助。妳我都讀過壹點所謂古聖賢之書，壹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壹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壹個女人嫁了人壹樣，壹定要‘從壹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陶鑄用專制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壹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裏，只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制制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8月6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30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誌對毛澤東同誌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誌親自制定了壹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誌之所以對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幹。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面否定，說“打擊別人，擡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誌的壹貫作風……彭德懷同誌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系“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21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裏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湧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壹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麽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譚震林





　　譚震林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立場是很自然的事。





　　還是在武昌會議時，討論糧食公布數字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有的說可以公布1萬億斤，有的說可以9000億斤。彭說糧食沒有那麽多。譚震林立即說：“老總啊，妳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麽辦呢？”





　　7月20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同譚震林大吵了壹頓。譚震林說請黃克誠上山是作為批彭德懷的“救兵”，黃回答說，我不是妳的救兵，是反兵。黃說的“反兵”本來是從譚的“救兵”而來的，後來批判黃時，譚震林把這句話說成為“蓄意反黨”罪證。





　　26日，在黃克誠檢討之後，譚在第五組發言。他首先檢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錯誤，認為他要負主要責任，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在檢討自己時，還為毛開脫，說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說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然後說到彭德懷的信，說：“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是壹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誌。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封信，引起爭論，是壹件大好事。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將來再作出的貢獻。”





　　過了兩天，有人批評譚對彭人格和歷史功勞的肯定，譚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對彭德懷的肯定方面。還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在《三國演義》中，張飛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卻是有“反骨”的。





　　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壹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壹起發表議論，批評1958年的失誤。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誌開了壹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範縣所看到、所聽到的壹些東西，有壹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誌到那兩個縣，把壹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誌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壹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壹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23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壹樣，心中沈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30公裏”的人中的壹個。





　　23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壹。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壹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壹些），壹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範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沖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沖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壹個對形勢的估計，壹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8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10月9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誌的政治面目》壹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誌談壹下，可能進壹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征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壹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1958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7月3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壹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壹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年壹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麽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7500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匯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贊了陳雲：“真理有時在壹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匯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發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壹致。不過，胡喬木說了壹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裏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7月18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壹段受到壹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1958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1958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後，胡喬木壹度沈默，幾天以後態度180度大轉彎，急忙緊跟。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汙蔑”的長篇發言。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壹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汙蔑。”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借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8月11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壹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壹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壹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為什麽是壹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壹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壹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泣、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7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壹個有膽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壹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壹。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後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壹個得力打手。





　　從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7.23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7月24日，賀龍在發言中進壹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遊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壹致。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壹致。





　　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8月3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誌的信，我認為是壹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誌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壹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這裏簡單介紹壹下羅瑞卿的態度。





　　7月8日，還是在“神仙會”階段的早幾天，李銳發言批評“以鋼為綱”和指出國民經濟沒有搞好綜合平衡時，羅瑞卿就打斷李的發言，極力維護“大躍進”。（同上，第31頁）





　　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擊講話以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由於想不通，在周惠住處發泄情緒。周小舟懷疑毛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認為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他們三人就去找黃克誠談談，後來，彭德懷也進來了。他們出來時，被羅瑞卿碰上了。當然羅瑞卿不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麽，但是，在這個時間，在這個地點，這幾個人相聚，引起了羅瑞卿的高度警惕。經羅瑞卿揭發後成了“23晚事件”。在會議後期的批判中，這個事件成了追查和圍攻的重點。





　　8月3日，羅瑞卿在第五組發言說，彭德懷生活上學馮玉祥（指艱苦樸素）是“偽君子”，“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生活，為人很多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有什麽用處？”羅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否定彭德懷的人格，在會下見面時還當面質問彭德懷。





　　壹般人就在自己的組裏發言。但羅瑞卿十分活躍，不僅在自己組裏發言，還到其它幾個組裏發言。8月10日，羅瑞卿強行帶著著李銳到黃克誠那個小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和黃克誠對質。批鬥會形成了壹個新高潮。像爆發了壹棵炸彈，全組立時嘩然。羅發言時疾言厲色，說彭德懷、黃克誠的住處成了反黨司令部，成了搞陰謀活動的地方。他厲聲質問黃克誠：“妳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妳聽到了把毛澤東同誌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什麽不氣憤？為什麽不不臭罵妳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什麽不反映？”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羅瑞卿由公安部長升任為總參謀長，和林彪壹起主管中央軍委工作。據說這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壹開始，就“揪”出了“彭（真）、陸（定壹）、羅（瑞卿）、楊（尚昆）”，在政治高壓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葉劍英元帥為此賦詩壹首，其中有“將軍壹跳身名裂”之句。“彭陸羅楊”中的彭真，在廬山會議上也是壹位批判彭德懷的得力幹將。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彭真多次發言、插話和質問。





　　蕭華對彭德懷也是落井下石。由於他和彭德懷壹起出訪東歐，他的揭發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誌在阿爾巴尼亞講了壹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著念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壹個桌子上，我們在另壹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在彭德懷蒙受冤案時，其他幾位元帥沒有人為他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澤東去勸降，要彭早點認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懷說是7月24日，李銳的日記中記的是30日），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勸說彭德懷作檢查。彭德懷的記下了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他們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麽準備和懷有什麽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它同誌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了周小舟同誌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了我準備寫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誌談過。張聞天同誌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





　　8月3日，聶榮臻在小組會上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誌說：毛主席健在時，妳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妳。劍英同誌說話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8月24日，外事系統召開批鬥張聞天大會，大會小會反復進行揭發、批判。集中火力追查“裏通外國”的問題，壹盆盆汙水潑到張聞天頭上，對壹切問題都要當場交待清楚。張聞天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回到家裏，同親人相對默坐，禁不住潸然淚下。主持批鬥張聞天的，就是陳毅元師。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不少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墻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8月1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壹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壹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著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麽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妳走吧！”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1962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周惠的歸順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後，作家權延赤合寫了壹本書，書中把右傾反黨集團寫成“彭黃張周周”，把本來不是反黨集團的周惠加了進去，還對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實的粉飾。據知情人說，這是周惠的子女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況。這壹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鄉──《新湖南報》即《湖南日報》的前身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自費出了壹本書，書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態，回湖南和張平化壹起，不僅窮追狠鬥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還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株連二萬多名幹部落馬。這本書還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壹個“新湖南報右派反黨集團”，將54人打成了右派（全報社共有編輯記者145人）。當年《新湖南報》的社長朱九思還在這本書的前面寫道：“誰是真金，誰是糞土，包括當年那位不可壹世現在仍不知羞恥的人物，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結論。”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們，要保住地位，是很難成為“真金”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誰沒整過人，誰沒挨過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內蒙古任書記時，還是做了壹些好事的。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親有壹個光輝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過於粉飾，反而損害長輩的形象。順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來，壹些高官的親屬、子女、部下，寫了壹批歌頌他們父輩的書和文章，其中，不少有類似《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的問題。



五、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兩天，毛澤東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親自主持，批判彭德懷。連中午都不休息，午飯吃包子充饑。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人。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這兩天會議，為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了調，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政治局常委會上的發言不可能公布於世，幸虧李銳在場，而且做了筆記。所以，這壹段，我還是不得不多引用壹些《廬山會議實錄》中的內容。





　　7月31日，由毛澤東壹人主講，由他定調，其他人插話幫腔。8月1日，也是毛澤東講話最多，其他人逼問和圍攻。其中林彪上綱最高，發言最尖銳。會上沒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全都是壹邊倒。





　　1949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壹個既定的前題，毛澤東是壹貫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凡是和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都是歷史問題，都是政治上的汙點。以後再和毛澤東不壹致時候，都要清算過去這些問題。





　　在兩天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親自清算彭德懷，說過去31年年的共事過程中，彭德懷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把兩人過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綱上線，重新清查在過去的路線鬥爭中彭德懷的站隊情況，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也是彭德懷的重要罪過。





　　毛澤東在清算歷史舊帳以後，又說“同在北京城，10年9次電話，1年不到1次”，說彭德懷和他疏遠，請示回報太少。對7月14日的信，毛澤東說：“多次重要時期，妳從沒有寫過信，為什麽這次要上萬言書。”“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妳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講‘得心應手’這話，是指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是準備發表了，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妳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要修正總路線，妳想搞另壹個……妳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歷來要用妳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沒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妳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壹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





　　參加常委會的其它人除了追問彭德懷的政治問題以外，還否定彭德懷的人格，並乘機吹捧毛澤東。林彪、劉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懷反對搞“個人崇拜”的言論，肯定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常委會本來應當是壹個領導集體，毛澤東應當僅是這個集體的召集人。實際上，毛澤東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體領導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出現這種結果，當然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為毛澤東“擡轎子”、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





　　這兩天常委會為彭德懷等定了調子，冤案已經構成，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的鐵帽子已經戴在他們的頭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為這個冤案蓋上合法的圖章，並動員全黨開展批右傾運動。





　　全會開幕時，毛澤東講話不長，但十分鮮明而堅決地動員全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說：“我們的路線到底對不對？現在有壹些同誌發生懷疑”。“初上廬山後有些同誌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不民主，說話不自由，有壹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後來才了解，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踟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我們反了9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的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





　　也是在全會開幕的這壹天，毛澤東寫了《給張聞天的信》，並立即印發給全會。這封信雖然只有500多字，卻大量引經據典，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信中為他們五人羅織了“軍事俱樂部”的罪名，還說這個“軍事俱樂部”的成員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屆八中全會開始以後，對彭德懷的鬥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並成大組，共分成三個大組，李井泉大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大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大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采取批評質問的方法，十分尖銳。在這些批判會上，進壹步圍剿“軍事俱樂部”和追查周小舟說過的“斯大林晚年”問題。圍剿之烈，追逼之嚴，氣氛之緊張，不亞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會。在接連不斷地追逼下，彭德懷說：“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臺，妳們願意聽，可我不能那麽講。”有人指責他態度不好，彭德懷說：“我沒有辯護律師，妳們像法庭審判。”





　　8月10日，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作批示，也同時印發給全會。毛澤東說彭德懷等：“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機會主義的黨。”“高崗集團的漏網殘余，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





　　為了給批判彭德懷等提供理論武器，並不是理論家、也不從事理論工作的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動組織人編寫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馬、恩、列、斯、毛語錄，毛澤東收到後如獲至寶，8月15日和8月16日，接連寫了兩個長篇批示。15日的批示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妳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經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斷橫行’，不給妳們‘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壹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壹轉彎就是壹百八十度’，‘騙’了妳們，把妳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妳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妳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妳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壹半。”16日的批示說：“廬山出現的這壹場鬥爭，是壹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幾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壹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不僅使得八屆八中全會上對所謂“右傾反黨集團”的批判鬥爭壹步步升級，還為會後的全國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提供了錯誤的指導思想。





　　8月16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壹開始就給他們定了性：“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持粉碎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說，彭德懷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誌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壹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決議》中還有這樣壹段彭、高反黨異同論：“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誌，集中反對劉少奇同誌和周恩來同誌：而彭德懷同誌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誌，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誌，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妳看他，連偽裝都不要了，直接反對毛澤東同誌，只能說彭德懷比高崗更加瘋狂，所以叫做猖狂進攻，不過也還是有偽裝的：“由於他的壹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壹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壹些人的。”因此，《決議》向全黨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為了揭露，《決議》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老帳：“立三路線時期、第壹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壹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他們為什麽要在此時此地發難，猖狂進攻呢？《決議》對此作出了分析，這些分析今天看來特別值得回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顯然註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高崗集團殘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不是因為毛澤東決策重大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引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而是總路線等等的勝利使面臨滅亡威脅的剝削者蠢動的。





　　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成員，除了“彭黃張周”以外，還有李銳。因為李銳不是中央委員，級別不夠，所以沒有提他的名字，但對他的處分很重：撤銷壹切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勞動。





　　廬山會議加劇了1958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這種變態在他給《詩刊》主編、副主編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來。1959年9月1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壹起猖狂進攻，好家夥，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誌，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壹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兇，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復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饑餓而死只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1958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壹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面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壹標準：1，公開散布系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2，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3，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4，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采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5，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1958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6，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壹貫嚴重右傾，1958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上述6條，只要有其中壹條，又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軍隊系統，中共中央批準了總政治部提出的四條標準：壹是公開散布系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攻的：四是執行黨的路線、政策壹貫嚴重右傾，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凡是犯有上列情況之壹的，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隊的反右傾標準定在地方幹部之前。地方標準是在軍隊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為全國做出榜樣。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從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共有1900人，占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3%（其中司局級以上有287人，占同級黨員幹部的9.3%）：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的共有2714人，占這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4.4%。重點批判和重點幫助的共占黨員總數的7.5%。經過揭發和批判，這兩個黨委給224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其中司局級幹部61人。此外，在這次運動中，還揭發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它壞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傾的戰況匯報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壹些省市區所揭發的壹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以推動運動時壹步深入。9月初的情況如下。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主要問題是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壹些問題，說省委在糧食問題上犯了錯誤。批評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後兩人的罪名是在反對“三面紅旗”方面的看法與霍維德完全壹致，他們所發表的“露骨的反黨言論”還受到霍維德的贊揚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陳光遠。說張國聲攻擊省委第壹書記，否定1958年的偉大成就。張毅忱的罪狀是“攻擊”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認為去年省委訂的糧食產量過高”“誇大了農村缺糧問題”。陳光遠的罪行是寫了壹篇題為《要註意加強州、縣、公社黨委的集體領導》（內參），批評了黨委第壹把手的不民主作風，還寫了《革命膽略與實事求是》（發表於7月10日的《青海日報》）的文章，“誇大了1958年的陰暗面”。





　　新疆。揭發批判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第壹副主席辛蘭亭。“對大辦鋼鐵潑冷水”、“對去年大躍進成績有懷疑”、“對自治區黨委領導不尊重”。





　　貴州。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到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壹樣的，並和周小舟壹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張愷帆“下令強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發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農到處叫喊等嚴重問題。”陸學斌“認為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大躍進是壹筆糊塗帳，人民公社是壹大二空，中國農民太老實了。”“誣蔑毛主席給公社小隊長寫信是不相信中間這壹層幹部。”





　　黑龍江。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校長兼東北農學院院長劉成棟，哈爾濱市委委員、哈爾濱電機廠黨委書記邢子陶，雞西市委委員、雞西礦務局長李奎生。劉成棟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壹個大拇指”。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陜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壹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嶽邦珣等人反對大躍進、公社化、大辦鋼鐵的壹系列反動論點。





　　吉林。全省黨員幹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書記李晨反對農業八字憲法，反對供給制等右傾言行。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壹書記王蔭軒等24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





　　江西。揭發了省地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承恩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今年再躍進“絕不可能”等右傾言論。同時還揭露了1956年省黨代表大會期間，原贛南區黨委工業部長等人，對省委領導和三反、五反、鎮反、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毒攻擊。





　　中共中央在這個材料的按語中寫道：





　　現將壹些省市自治區所揭發的壹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簡報發給妳們。右傾分子的人數雖然不多，在高級幹部中所占比例雖然很小，但是在適合他們的氣候下，卻可以興風作浪、煽起壹股逆流，如果不及時加以揭發和批判，就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躍進，給工作以很大危害。請妳們加以註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如青海省定為“以張國聲國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撤銷張國聲省委書記、常委的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聶景德的宣傳部長等壹切職務：撤銷程光遠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的職務。





　　在工礦企業，按照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對職工進行分類排隊，對問題嚴重的進行重點批判。為了推動各地的反右傾運動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連三地批轉各地反右傾的經驗：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第壹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上的批示中強調：“對壹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壹切角落裏把他們的思想影響掃除。”批示全文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饑魂》。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壹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麽“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妳們認真註意，徹底加以批判。





　　這個文件不僅把1959年春夏的壹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壹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壹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壹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壹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總線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壹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30.8％，生豬減少51％，耕牛死亡12％，社員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壹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壹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壹言堂”了，全國只有壹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麽，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壹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因此，1959年繼續餓死人，1960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1961年饑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麽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壹反右，就造成壹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有壹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麽膚淺！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要研究中國的大饑荒，必須研究中國的糧食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業化，增加了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減少了糧食的供給。糧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壹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壹次又壹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壹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壹感到糧食緊張，“征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裏就成了巨大的災難。





　　1958年以後的大饑荒，是在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背景下出現的。統購統銷，消滅了糧食市場，扼殺了使糧食增加產量的市場動力：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取得食物的權利，每壹餐飯都仰仗政府供應。集體經濟，又剝奪了農民通過個人的加倍勞動，生產食物的權利。統購統銷和集體經濟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饑荒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



壹、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而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壹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征收和統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三年增加了壹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6月30日，國庫存糧由145億斤減少到105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1953年6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1949年為100，則1950年為117，1951年為128，1952年為145，1953年稍高於1952年，1953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國家征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征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1953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659億斤。詳見表22-1，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征購糧食721億斤，和1952年相比，產量只增加1.44%，而征購數量卻提高了20.1%。





　　表21-1 1953年城鄉需要商品糧供應的人口和數量（貿易糧）





　　╔═════╤═══╤═════╤════╦════╗

　　║城鄉分類　│人　口│每人需要量│總需要量║總需要量║

　　║　　　　　│(萬人)│　(市斤)　│ (億斤) ║（修正）║

　　╠═════╪═══╪═════╪════╬════╣

　　║城鎮人口　│ 9182 │　　480 　│　441 　║　441 　║

　　╟─────┼───┼─────┼────╫────╢

　　║經濟作物區│ 5300 │　　454.7 │　 88 　║　241 　║

　　╟─────┼───┼─────┼────╫────╢

　　║分散缺糧戶│ 6600 │　　121 　│　 80 　║　 80 　║

　　╟─────┼───┼─────┼────╫────╢

　　║災區　　　│ 2196 │　　124 　│　 86 　║　 27 　║

　　╟─────┼───┼─────┼────╫────╢

　　║缺糧區　　│　990 │　　253 　│　 20 　║　 25 　║

　　╟─────┼───┼─────┼────╫────╢

　　║共計　　　│24788 │　　－　　│　659 　║　　－　║

　　╚═════╧═══╧═════╧════╩════╝

　　此表數據疑有錯漏，最後壹列為本人訂正。其中最後壹行數據也不對，請慎用。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表22-2可以反映出國家征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即征收加上收購），1950年占產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表21-2 1950－1953年全國糧食征購與產量的比較（單位：億斤）





　　╔══╤══════╤══════╤══════╤══════╗

　　║年份│　產　　量　│ 征收和收購 │　征　　收　│　收　　購　║

　　║　　├──┬───┼──┬───┼──┬───┼──┬───╢

　　║　　│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數量│百分比║

　　╠══╪══╪═══╪══╪═══╪══╪═══╪══╪═══╣

　　║1950│2646│　100 │ 355│ 13.45│ 266│ 10.05│　90│　3.40║

　　╟──┼──┼───┼──┼───┼──┼───┼──┼───╢

　　║1951│2876│　100 │ 479│ 16.66│ 299│ 10.40│ 180│　6.25║

　　╟──┼──┼───┼──┼───┼──┼───┼──┼───╢

　　║1952│3271│　100 │ 596│ 18.22│ 282│　8.62│ 314│　9.60║

　　╟──┼──┼───┼──┼───┼──┼───┼──┼───╢

　　║1953│3318│　100 │ 721│ 21.74│ 316│　9.53│ 405│ 12.21║

　　╚══╧══╧═══╧══╧═══╧══╧═══╧══╧═══╝





　　資料來源：同表22-1。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壹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2516956擔，上海面粉工業所用的洋麥占其面粉產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1931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個月中有10個月用洋麥作原料。





　　1949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50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壹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1952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壹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盡可能多收，盡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征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1951－1952年度為61：39，1952－1953年度為56：44。當時估算，1953－1954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700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275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431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243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麽多糧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壹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壹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榨。



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壹波主持工作。此時，各城市糧食進壹步緊張，此時陳雲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8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1981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鉆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誌不贊成……到了十月壹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所謂統購統銷就是借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準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5000多萬個家庭每家壹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壹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壹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壹個，都是危險家夥。”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壹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壹家包天下，天下靠壹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采納了陳雲的建議。除國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不能賣給他人。《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壹規定或經中央批準”。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1億萬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壹家壹戶收購糧食遇到了技術上的困難。於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壹定的余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壹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略低於國家的定量。





　　表21-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單位：市斤）





　　╔════════════╤════╤════╗

　　║居民類型　　　　　　　　│十五個城│國 務 院║

　　║　　　　　　　　　　　　│市的標準│規定標準║

　　╠════════════╪════╪════╣

　　║平均數　　　　　　　　　│　26.07 │ 27.70　║

　　╟────────────┼────┼────╢

　　║特殊重體力勞動者　　　　│　51.72 │　55.00 ║

　　║重體力勞動者　　　　　　│　41.49 │　44.00 ║

　　║輕體力勞動者　　　　　　│　32.57 │　35.00 ║

　　║大中學生　　　　　　　　│　32.75 │　35.00 ║

　　║壹般居民及10周歲以下兒童│　26.15 │　27.50 ║

　　║6－10歲兒童 　　　　　　│　20.56 │　22.00 ║

　　║3－6歲兒童　　　　　　　│　 8.85 │　 9.00 ║

　　║3周歲以下兒童 　　　　　│　 7.89 │　 8.00 ║

　　╚════════════╧════╧════╝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饑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壹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統購統銷是1953年12月實行的。在農村的口號是，把余糧賣給國家。實際上，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征購任務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農民賣掉的不是余糧，而是被強制性地把口糧、飼料和種子也賣掉了。





　　1954年9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上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1953年7月－1954年6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壹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長說糧食庫存比上壹年同期增加了51%，這是事實的壹面。但是，還有事實的另壹面，即由於糧食需求增加，使庫存逐日減少。當時，糧食部和中央財經辦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國糧食庫存減少的數據：





　　4月6日庫存為477.93億斤：

　　4月9日庫存為469.61億斤：

　　4月12日庫存為465.79億斤：

　　4月15日庫存為456.52億斤：

　　4月19日庫存為446.42億斤：

　　4月23日庫存為434.50億斤：

　　4月28日庫存為422.81億斤：

　　4月30日庫存為416.56億斤：

　　5月6日庫存為400.54億斤：

　　5月10日庫存為389.43億斤：

　　5月13日庫存為378.96億斤：

　　5月17日庫存為370.20億斤：

　　5月20日庫存為360.77億斤：

　　5月24日庫存為352.84億斤：

　　5月27日庫存為346.02億斤：

　　6月10日庫存為317.38億斤：

　　6月22日庫存為301.98億斤：

　　6月30日庫存為298.92億斤。





　　中央財經辦公室和糧食部緊鑼密鼓地向中央提出這樣壹組數字，有如壹次次警報，可見當時主管糧食的幹部們心情之急。國家領導人眼看著全國糧食庫存從477.93億斤逐日降到298.92億斤，心裏也壹定無比焦急。這種焦急的心情將轉化為加強對糧食的統購力度，轉化為統購指標的提高。





　　第二年，統購任務進壹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給糧食部的計劃是：征收309.8億斤，收購569.73億斤（指標分配到各大區）。二者合計879.53億斤，比上壹年度增加了21.98%，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災。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湖北省稀水縣農村，那時由於打場後糧食全部被強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後壹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天，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三裏以外的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五斤到十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五裏以外的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的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征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征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誌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壹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余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





　　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壹，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壹種不滿情緒。“辛苦壹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壹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余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壹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壹些群眾不敢在家裏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征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征購共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遊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壹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壹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另壹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壹至二分之壹，賣家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在統購統銷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反抗和嚴厲懲罰。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農民反抗事例表明，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饑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作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征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壹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三、“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壹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壹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壹個災年需要430億－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李先念在這個會上介紹了1956－1957年度糧食收支情況。這個年度計劃征購801億斤，實際征購了833億斤，實際征購數比上壹年度的860億斤減少了27億斤，因為這壹年災害較大。在糧食支出方面，銷售計劃是743億斤，實際銷售833億斤。比計劃多銷了90億斤。





　　比上壹年實際銷售多出了132億斤。多銷了糧食是因為災年。另兩項支出是出口和軍糧。出口計劃是48億斤（包括大豆），實際出口43.76億斤，軍糧計劃是23億斤，實際是17.2億斤。以上三項支出總共為894億斤，比收入（即征購）多出了61億斤，只好挖庫存填平。去年6月底庫存為427億斤，今年6月底庫存減少到366億斤，連壹個災年都應付不了。庫存再不能減少了。





　　李先念說，現在城鎮人口逐年增加，今後城鎮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要增加二三十億斤，即每年銷量要增加6%左右。怎麽辦？壹要堅持“三定”（即壹級壹級政府向下定產量，定收購數，定銷量）為基礎：二要增產增購：三要堅持統壹調度：四要堅持先公後私：五要嚴格控制銷量：六要加強政治工作。明眼人壹看便知，這六條歸結起來就是壹條：加強政府對糧食的控制，多征購，少銷售。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壹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征購不得少於850億斤。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征購計劃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征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征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征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復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征購計劃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3700億斤，比上壹年增產35億－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裏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征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裏留下壹定的調劑余地，省裏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征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壹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中央這樣堅決地壓縮銷量、確保庫存增加45億斤，是迫於形勢的壓力。1956－1957年度，糧食收入（即征購）只超過計劃19.2億斤，而銷售卻超過計劃77億斤，使得出口計劃沒有完成。國家庫存減少過多。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壹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巨，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征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征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奕中還是中央占優勢。





　　表21-4 “大躍進”以前糧食產量和征購情況(單位：億斤)





　　╔════════╤═════╤═════╤═════╤══════╤═══════╗

　　║產量與征購　　　│1953－1954│1954－1955│1955－1956│ 1956－1957 │　1957－1958　║

　　╠════════╪═════╪═════╪═════╪══════╪═══════╣

　　║產量　　　　　　│　 3337 　│　　3390　│　　3678　│　　3855　　│　　3898.2　　║

　　╟────────┼─────┼─────┼─────┼──────┼───────╢

　　║征購數(折貿易糧)│ 1003(828)│ 1078(903)│ 1041(860)│ 994(838.48)│1038.3(854.74)║

　　╟────────┼─────┼─────┼─────┼──────┼───────╢

　　║占產量比重(％)　│　　30.1　│　　31.8　│　　28.3　│　　25.8　　│　　　26.6　　║

　　╚════════╧═════╧═════╧═════╧══════╧═══════╝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1957年7月表格和糧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後數。





　　統購統銷以後，征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從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後兩個年度的征收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40%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盡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表21-5 “大躍進”前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數（單位：億斤）





　　╔═════════════╤═════╤═════╤═════╤═════╗

　　║產量與征購　　　　　　　　│1954－1955│1955－1956│1956－1957│1957－1958║

　　╠═════════════╪═════╪═════╪═════╪═════╣

　　║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拆貿易糧)│　494(401)│　405(334)│　490(402)│　429(351)║

　　╟─────────────┼─────┼─────┼─────┼─────╢

　　║占征購糧食的比重(％)　　　│　　45.8　│　　38.9　│　　49.3　│　　41.3　║

　　╚═════════════╧═════╧═════╧═════╧═════╝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1957年7月表格和糧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後數。





　　在“大躍進”以前，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每年有40多億斤糧食出口，用於換取外匯進口設備。這些糧食都是從農民的牙縫裏擠出來的。





　　表21-6 “大躍進”以前糧食出口情況（單位：億斤）





　　╔═════╤═════╤═══╤════╗

　　║年　　　份│出口貿易糧│折原糧│其中大豆║

　　╠═════╪═════╪═══╪════╣

　　║1953－1954│　　32　　│　36　│　 18 　║

　　╟─────┼─────┼───┼────╢

　　║1954－1955│　　41　　│　46　│　 23 　║

　　╟─────┼─────┼───┼────╢

　　║1955－1956│　　44　　│　51　│　 23 　║

　　╟─────┼─────┼───┼────╢

　　║1956－1957│　　44　　│　51　│　 24 　║

　　╚═════╧═════╧═══╧════╝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1957年7月表格和糧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後數。由於糧食部的數字是按糧食年度計，《中國經濟年鑒》的數字是按生產年度計，所以這個表中的糧食出口數和第20章“1956－1965年間中國食品出口”壹表中的數字有所差別。





　　1957年，在糧食征購中國家和農民間多年的“頂牛”現象有所發展。各地要求提高農村用糧標準的呼聲很高，有的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糧，不少地方出現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魯、豫、皖、蘇（北）五省“頂牛”現象最為尖銳。城市反右派鬥爭，農村也開展“大辯論”。農村“大辯論”的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兩個地區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是：壹，糧食統購統銷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糧標準低不低？國家是不是卡農民？三，糧食統購統銷任務要不要完成？增產應不應該增購？四、計劃用糧和節約用糧能不能做到？通過大辯論，益陽超額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購任務。明為辯論，實際是為征購糧食施加政治壓力。對上述辯論題目誰要作出與政府意見不壹的回答，誰就要成為被“辯論”的對象。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新聞報道。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輿論工具告訴農民：再“頂牛”就有當右派的危險。





　　不管怎樣加大征購力度，政府總感到糧食緊張。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壹系列減少糧食供應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糧食部發文，對牲畜的飼料實行定量供應。北京有組織的專業運輸騾馬每月每頭供應飼料180斤，驢供應飼料90斤，零散大牲畜減半供應。在飼料供應上，對牲畜也限制單幹，鼓勵集體化。麩皮、玉米皮壹斤折糧壹斤，榨油後的豆餅每斤折糧壹斤。





　　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發出文件：《國務院關於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中寫道：“1955年實行的糧食‘三定’所規定的留糧標準不得提高，國家核定的糧食收購數量不得減少，定銷數字不增加。災區人民的口糧標準應該適當降低，收成較差的地區的農民口糧標準也應該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於糧食緊張，1957年9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10%，四斤薯折壹斤糧。其大地方比例更大壹些。1958年2月21日，劉少奇從河北省拿來各種百分比的紅薯面和小麥面摻和做的饃十多個，給中央領導人嘗壹嘗。大家嘗了以後覺得好吃。建議糧食部全國統壹安排。1958年3月7日，糧食部黨組全面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農村和城市銷售糧食搭配10%－20%的薯幹或薯面。





　　1958年春天，農村缺糧問題相當嚴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16個省的電話匯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安徽130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67萬多人斷糧。廣東僅15個縣斷糧的就有69萬多人。甘肅21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735人。





　　在“大躍進”以前，糧食短缺問題就相當嚴重。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1958年5月8日寫的《對今後五年糧食局勢的展望》中說：“過去幾年糧食工作是很緊張的，冬季抓統購，春季抓統銷，夏季既要抓統銷，又要抓夏糧統購，工作稍壹放松，糧食局勢就會出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產需矛盾非常尖銳。”“原來認為，要經過十幾年的緊張，才能爭取糧食情況的好轉，而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則要到更遠的將來。”



四、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麽辦”



　　由於“大躍進”期間“五風”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全國糧食總產量1956年就達到3855億斤，1958年估計為4000億斤，1959－1963年，壹直在3400億斤以下，最低的壹年即1960年只有2870億斤，低於1951年。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糧食總產量壹下子吹到8500億斤。





　　表21-7 大饑荒年代及前後年代的糧食產量（億斤）





　　╔══╤══╤══╤══╤══╤══╤══╤══╤══╤══╤══╗

　　║年份│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1965║

　　╟──┼──┼──┼──┼──┼──┼──┼──┼──┼──┼──╢

　　║產量│3855│3901│4000│3400│2870│2950│3200│3400│3750│3891║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41頁，統計年鑒的糧食數為生產年度（1月1日到12月30日前。糧食部的糧食數為糧食年度（上年7月1日到下年6月30日）。





　　人們通常認為，1958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幹部的荒唐，是下面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壹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毛澤東壹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毛澤東希望畝產1萬斤，下面就會送來畝產10萬斤的好消息。浮誇，實際上是對上層意誌的迎合和誇大。而這種迎合和誇大是權力機器的利害所逼。





　　浮誇風是從1958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道，說是畝產小麥2015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壹個音符。翻開1958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壹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壹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壹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2797米的壹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誇競賽，後壹個參賽者的“成績”總是比前壹個參賽者要高，後壹個吹牛者比前壹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7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壹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壹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編造謊言，宣傳機器捕風捉影散布謊言，瘋狂的“衛星”大戰把謊言變成災難。全國群起效尤“後期移栽”的“先進經驗”，造成慘重損失。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誇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誇：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誇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2002年6月16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誌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壹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壹。”“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壹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20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是壹種看法壓制另壹種看法，不讓另壹種看法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駁，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





　　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邪風壹旦形成，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就成為肆虐中國大地的惡風。





　　在人們對報紙上的“高產衛星”心懷疑慮的時候，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壹算：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壹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壹畝地裏收壹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壹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壹定會有！





　　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壹說法也可能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





　　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和無知就更不足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壹萬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所紙上的浮誇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9月26日，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道就是全面大豐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1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200億斤，比去年增長1.4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1540斤，至此，壹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還報道，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壹年增長69%，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倍。





　　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10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三、四年後糧食產量可達6000億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現在增長50％。”糧食部黨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更為樂觀：“據各地匯報的材料來看，今年全國糧食產量預計為6283億斤，比去年的3899億斤增加2384億斤，增長61.44％。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是壹頂不輕的政治帽子。在信陽，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嚴重。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下面的浮誇，而且在於相當多的中央領導人以致中央工作會議，竟相信這種天方夜譚的高產記錄。1958年8月29日）毛澤東對這些高產“衛星”有時相信，有時懷疑，但相信還是主要方面。他對1958年糧食成倍增長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壹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壹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壹翻，明年還可能翻壹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壹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妳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兩人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幅度壹般比地縣報的數字少10%－30%。下面報產，有浮誇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8500億斤是比較可靠的：退壹步講，總不會少於7500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比1957年的產量3700億斤翻壹番還多壹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壹點必須肯定，不能為少數虛報浮誇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從這壹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兩位領導人對待數字的態度是認真的，各省也註意了數字的真實性。但是，這些自認為“認真”的高官們卻是被下面幹部“認真地”騙了壹把。而下面幹部其所以騙上面，也是上面逼出來的。有了8500億斤這個數字，這兩位農業領導人樂觀地說：“1958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征購任務以後，可以分壹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300－500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集中儲備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也是有了上面的數字，“意見”中談到下壹年的計劃時說：“1959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減少了4億畝左右，比1958年減少了20%以上。但糧食產量計劃定為10500億斤，城鄉人口人均糧食2000斤。”





　　高產神話不僅掃除了主管農業的高官們多年糧食緊張的愁苦，也使毛澤東對糧食的狀況十分樂觀。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相信了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假話，高興地說：“妳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麽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啊？妳們糧食多了怎麽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麽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呢！”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餵牲口，餵豬：豬餵多了，人民就多吃肉。”還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壹些，壹天做半天的活兒。”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1958年9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壹的地種糧食，三分之壹植樹，三分之壹休閑”，“少種、多收”。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幹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面積縮小到三分之壹左右，而其余的壹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壹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值物，實行大地園田化。”高產不容易，少種是最容易的，減少糧食種植面積，自然是少收。上面這麽說，下面就行動。這壹行動又和瞎指揮結合起來。江蘇省曲塘公社胡莊大隊為了貫徹“少種、高產、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種全大隊只種耕地面積的54.5%，社員看到大片良田拋荒十分痛心，瞞著幹部直到臘月三十夜還偷種了200多畝。但是，不是所有被幹部拋荒的土地社員都偷種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所不惜960年2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說：“1959年播種面積比1958年少17700萬畝，即減少10％弱。這大概是1959年糧食減產的原因之壹。





　　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以後，還引出中國科學院的壹場鬧劇。8月6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主席說鋼鐵產量超過英國，糧食也要大大增產，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3000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麽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6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它們是：在長春的應用化學所，在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即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學所，在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生物化學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壹大批科研人員，於8月25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壹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麽辦”的科學家們也餓得發慌。於是，20多個與生物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壹系列代食品成果。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



五、殘酷的高征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壹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購。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饑荒的壹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幹，敞開肚皮吃”，壹天三頓幹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壹次從稀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壹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墻上掛著“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著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壹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壹頓白米飯，享受了壹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壹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裏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著放衛星的時候，“青黃壹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谷子的怪現象。收獲上浪費，壹般要丟失壹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征購。由於把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8500億斤，公布數為7500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3980億斤，1980年代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4000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1958－1959糧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實際征購糧食1113.35億斤，比上壹年度多征購了195.14億斤，增長幅度為21.25%，糧食實際產量按4000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0.26%。1113.35億斤比正常年景的850億斤高出263.35億斤。





　　高征購的直接後果是擠占農民的口糧。福建省1959年全省糧食總產比1957年下降12.2%，而從農村凈征購（征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40.9%，1960年比1957年糧食總產量減少11.45億公斤，而糧食凈征購量卻比1957年增加1.4億公斤。糧食凈征購占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1957年為16.8%，1959年、1960年分別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準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87萬人。福建當時並不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在壹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壹社出現天下第壹田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400多名勞動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1.016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壹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餓死了70多人，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六分之壹。其它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妳們建國壹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征購自然遇到困難。1958年10月4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國征購糧食26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9億斤，銷售糧食211億斤，比去年同期多22億斤。其中城市多銷10億斤，農村多銷12億斤。全國9月底，糧食庫存41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8億斤。有17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從1959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壹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征購。1959年2月21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陜、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麽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麽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壹些埋伏？這是壹個心理狀態。”譚震林其所以這麽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麽壹股輿論。





　　1959年1月27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的輿論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壹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復交待兩條政策：壹、糧食政策。明確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1959年2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見本書第＊頁“安徽不安”壹章──頁數待編完後定，致編輯先生）。毛澤東不知底細，2月28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壹些事情上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壹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誌們，請妳們想壹想，這究竟是怎麽壹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這裏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裏，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表21-8 大饑荒時期國家調度糧食情況壹覽　單位：貿易糧，億斤





　　╔════════════╤═════╤═════╤═════╤═════╤═════╗

　　║　收　　　　　　　　支　│1957－1958│1958－1959│1959－1960│1960－1961│1961－1962║

　　╠══╤════╤════╪═════╪═════╪═════╪═════╪═════╣

　　║收入│征　　購│　　　　│　920.11　│ 1125.44　│ 1214.29　│　823.74　│　794.67　║

　　║　　│　　　　├────┼─────┼─────┼─────┼─────┼─────╢

　　║　　│　　　　│糧　　食│　920.11　│ 1125.44　│ 1214.29　│　780.84　│　679.14　║

　　║　　├────┼────┼─────┼─────┼─────┼─────┼─────╢

　　║　　│年度生產│　　　　│ (875.80) │(1092.02) │(1195.20) │ (852.67) │ (682.48) ║

　　║　　├────┼────┼─────┼─────┼─────┼─────┼─────╢

　　║　　│年度進口│　　　　│　　－　　│　　－　　│　　－　　│ －42.90　│－115.53　║

　　╟──┼────┼────┼─────┼─────┼─────┼─────┼─────╢

　　║支出│合　　計│　　　　│　899.65　│ 1166.57　│ 1260.51　│　949.09　│　777.10　║

　　║　　├────┼────┬─────┼─────┼─────┼─────┼─────╢

　　║　　│銷　　售│　　　　│　842.09　│ 1052.01　│ 1119.13　│　886.97　│　736.32　║

　　║　　│　　　　├────┼─────┼─────┼─────┼─────┼─────╢

　　║　　│　　　　│城鎮銷售│　422.43　│　546.32　│　592.65　│　524.89　│　467.87　║

　　║　　│　　　　├────┼─────┼─────┼─────┼─────┼─────╢

　　║　　│　　　　│鄉村銷售│　419.66　│　505.19　│　526.48　│　362.08　│　268.45　║

　　║　　├────┼────┼─────┼─────┼─────┼─────┼─────╢

　　║　　│財政供給│　　　　│　 12.43　│　 12.32　│　 13.12　│　 12.18　│　 12.45　║

　　║　　├────┼────┼─────┼─────┼─────┼─────┼─────╢

　　║　　│出　　口│　　　　│　 41.68　│　 72.56　│　 86.51　│　 23.92　│　 17.55　║

　　║　　├────┼────┼─────┼─────┼─────┼─────┼─────╢

　　║　　│損　　耗│　　　　│　　3.45　│　 29.68　│　 41.75　│　 26.02　│　 10.78　║

　　╟──┼────┼────┼─────┼─────┼─────┼─────┼─────╢

　　║期末│庫　　存│　　　　│　384.41　│　343.28　│　297.06　│　171.71　│　189.28　║

　　║　　│　　　　├────┼─────┼─────┼─────┼─────┼─────╢

　　║　　│　　　　│其中陳糧│　291.68　│　217.14　│　151.83　│　109.39　│　130.30　║

　　╚══╧════╧════╧═════╧═════╧═════╧═════╧═════╝





　　資料來源：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57－59年，58－59年，59－60年　三個年度購銷數字中包括周轉糧和品種兌換，60－61年度和61－62年度不包括。財政供給是指軍糧。





　　高征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算計了壹下，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壹些糧食，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央和各省還繼續加大糧食征購力度，征購指標壹斤不能少。征購任務的沈重壓力，上級對征購期限的緊迫要求，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的暴力掠奪是壹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壹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饑餓的拆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的章節中，對反瞞產私分中出現的慘狀進行了描述，這裏再補充兩個案例：





　　1959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征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余人的會議，反瞞產，落實征購任務。縣委第壹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準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縣委第壹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裏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壹級打壹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壹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饑魂》）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遊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先打第壹線(管區支書、大隊長、會計、保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中農”的主張。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　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帆河公社在查糧挖糧過程中宣布：“誰藏壹粒糧食，就等於私藏壹粒子彈”，“誰藏壹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妳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裏。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隊幹部會上，第壹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妳為什麽不拿糧食？”購糧幹部（縣委宣傳部的）安某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遊街壹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魏在老河生產隊開大會動員群眾交糧時，叫社員跑步走，他站在臺上學著日本人的腔調訓話：“妳們把糧食統統地拿來，糧食大大的有！”會後領著30多人到各家搜糧。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1959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88人，被“辯論”的112人。





　　農民本來沒有糧食，反瞞產私分是反不出糧食來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認糧食真的緊張，但不否認1958年的大增產。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電話會議上說：“今年的特點是大增產也大緊張”，他認為1958－1959年度糧食產量還是比上壹年度增長了35%（上壹年度的產量為3898億斤，增長35%即5262億斤）。他說，國家糧食庫存比去年同期減少了55億斤，今年6月底，庫存連360億斤的最低線也保不住了，是統購統銷以來庫存最少的壹年。





　　為了證明農民手中還有糧食，科學家錢學森又以科學為證。1959年9月25日，錢學森又在《知識與力量》8、9期合刊上發表了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按照中國的平均緯度，接受的太陽能轉換成碳水化合物的幹物質，每畝糧食產量應為7.8萬斤，扣除陰天和非生長季節，也應有3.9萬斤。





　　1959－1960糧食年度，還繼續實行高征購政策。



六、糧食部的喜訊，農民的眼淚



　　1959年糧食產量只有3400億斤，比1958年減少了15%。但當時繼續頭腦發熱，認為糧食總產量將達5500億斤。1959年11月2日，糧食部長沙千裏在他的報告中公布了這個數字後說：“在整個非常好的經濟形勢下，糧食形勢也好得很。”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向中央提供了壹個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分析了歷年城鄉糧食銷售情況和歷年國家糧食收支情況，建議把1959－1960年的糧食產量定為5000億斤，征購指標定為1150億斤，銷售指標定為855億斤。7月5日上午6時，毛澤東作了很長的批示，說這個報告是壹個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這個文件所述的意見，印發與會各同誌。批示說：





　　壹，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下，征購1100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主動的第壹著。二，下半年銷售計劃我感到不但1020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855億斤似乎也略多了壹點。是否可調為800億斤，或810億－820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苦壹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約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仍可以吃飽吃好。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壹定要配給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細地過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過得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裏有糧，心裏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確實知道糧食比去年增產的情況之下，壹定要劃出牲口飼料和豬飼料兩種，壹定要比過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糧的壹半？人糧壹斤，飼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內，力爭做到壹畝田壹頭豬。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59－1960年度，征購任務為1100億斤，銷售計劃為820億斤。由於估產5000億斤大大高於實際產量，征購任務1100億斤很難完成。為了完成毛澤東欽定的征購任務，反瞞產私分還繼續進行。征購糧食和反右傾結合在壹起，用反右傾的的政治壓力征購糧食。因此，糧食征購任務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規。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國電話會議上稱：“從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購糧食453.8億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億斤。”他強調，收購糧食“是壹場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壹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要開展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和對右傾思想的批判。”殘酷的政治鬥爭終於從農民那裏拿來了糧食。1959年11月27日，糧食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字裏行間露出喜悅之情：“今年秋季糧食征購運動聲勢浩大，來勢猛，進度快，為往年所沒有。從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購入庫已達897億斤，比往同期多275億斤……全年糧食征購任務預計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壹兩個月，打破了往的常規。”這個報告還有其它的喜訊：糧食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億斤：出口調撥計劃完成了79億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計劃：10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達658億斤，為歷年同期最高峰。報告還承諾：中央確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億斤的征購計劃可以超額完成，各地決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億斤，完成1200億斤是有可能的。……





　　宏觀報喜，微觀報憂。糧食部門的喜訊是對農民壓榨和剝奪的結果。正是反右傾運動，使這壹輪剝奪比往年更加順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餓死人最多的壹年。大饑荒中餓死的人，60%發生在這壹年。





　　表21-9 大饑荒年間國家向農村銷售的糧食數（貿易糧，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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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區│57－58│58－59│59－60│60－6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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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　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　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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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季度│ 94.46│110.26│142.71│ 89.46│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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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　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　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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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191.17│193.82│216.78│139.95│1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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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285.63│304.18│359.49│229.41│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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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　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　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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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 84.06│102.20│101.14│ 84.47│ 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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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壹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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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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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134.03│201.01│166.93│132.67│ 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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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年│419.66│505.19│526.48│362.09│2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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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國家銷售給農村的糧食除了供給種經濟作物的農民以外，基本是征購的“過頭糧”的返銷。從返銷的數字可以看出，每年7－12月銷售少，1－6月銷售多。7－12月離秋收時間近，農民自己可以維持壹部分，1月以後，就得完全吃返銷糧了。1958年和1959年過頭糧征得多，返銷糧也就多：1960年和1961年過頭糧征得少壹些，返銷糧就少壹些。



七、壓農村，保城市



　　如果說，1959年末糧食部門因收得多、銷得少、庫存增加而喜悅，到了1960年夏天，糧食部門開始嘗到上壹年對農民壓榨過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國務院財貿辦負責人的壹個報告稱，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遼寧的10個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區情況緊急，現在糧食庫存北京、天津只夠銷4天，上海只夠銷兩天，遼寧只夠銷6天。





　　由於1959年冬到1960年春餓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報糧食產量了。10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各省報上來的糧食產量匯總起來只有3535億斤，比1957年的產量3900億斤還少。征購進展十分緩慢，而銷售卻增加很快，糧食庫存不斷減少。那時，全國82個大中城市6100萬人口，9月底庫存只有26億斤，為上年同期的壹半。津、京、滬、遼等地庫存很少，隨調進，隨銷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上的報告說，今後9個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銷售指標只有648億斤，每月平均72億斤。上年度同期實際銷售886億斤，月均98億斤。農民的口糧指標剩下更少。李先念說，如果每月平均銷售量不比上年度減少26億斤，今年增加33億斤的糧食庫存計劃就不能實現。李先念總是念念不忘國家糧食庫存，把國家糧庫看得比農民肚子還重要，這是統購包銷制度的必然。沒有寬裕的庫存，他就無法保證糧食供應，而糧食供應首先保城市。





　　城市糧食定量雖然壹壓再壓，但還有保證。可憐的是農民。據譚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從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糧為：山東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遼寧20斤。這些口糧中以地瓜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純糧，山東沒有純糧。這還是國家供應指標，各級克扣口糧的情況分嚴重，農民能吃到口裏的比上述數字要低得多。





　　在大饑荒期間壹直實行壓農村、保城市的政策。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長的王民三回憶，1959年底，貴州正在大批餓死人的時候，中央召開了救災電話會議，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會上講了話，說北京糧食告急，要求各省從速調糧食支援北京。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裏死人是壹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壹億斤。省委書記周林態度堅決，當場立即部署，省糧食廳連夜安排，限期突擊集運加工。鄧小平到四川時對李井泉也講過和彭真類似的話，認為四川缺糧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響大，要李井泉從政治大局考慮，多調出糧食保城市。





　　如果說過去幾年壓農村、保城市只是實際操作不見諸文字的話，1961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卻明確提出了“緊農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針。8月2日下午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去年6月底庫存300億斤，今年只有147億斤，其中新糧55斤，庫存再也不能挖了。準備進口糧食500萬噸，但外匯緊張。農村調整先於城市，好轉先於城市。問題在城市。要緊縮農村，保大中城市。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兩年零四個月裏，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有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從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註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





　　1961－1962年度是糧食部最難的壹年。糧食部反復算賬，算來算出，中央糧庫要虧空120億斤（貿易糧）。國家打算進口100億斤來補這個虧空。但外貿部估計，由於加拿大、澳大利亞有旱災，我們的外匯又不夠，進口100億斤有困難。這壹年怎麽過來的？還是擠農民的口糧。1961年糧食產量只有2850億斤，即使全部留給農民，農民的口糧還不如1957年（1957年農民占有糧食3130億斤）。實際上，這壹年從農村凈調出糧食383億斤，拆原糧460億斤。這樣，農村人均占有糧食比1957年少123斤。幸虧很多地方已放寬政策，農民自留地、三邊地生產了壹些糧食，有些地方還搞了包產到戶，形勢實際開始好轉。否則1961年餓死人會更多。





　　1961－1962年，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有1.2億人，僅供應的口糧食就有400億斤，還有食品業、副食釀造業及工業用糧，總共需要500多億斤。盡管從農村擠出383億斤糧食，但不能滿足城鎮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壓縮城鎮糧食銷售量，1961－1962年度，城鎮糧食銷售量比1959－1960年度減少了122億斤，但比1957－1958年度還是多48億斤。為了補上虧空，只好進口糧食。1961－1962年度，進口糧食115.5億斤(從1961年上半年就開始進口糧食，1960－1961年度進口糧食42.9億斤)。從1961年開始，津、京、滬主要是靠進口糧食維持。1961年8月26日，李先念在糧食、商業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說，現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年購買力為675億元，而商品可供量為655億元。盡管商品供不應求，還是要優先保證出口。為了進口糧食，壹定要擠出壹切可以出口的東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豬、蛋、油之類的食品，還是從農民的嘴邊上奪過來的。進口的糧食只供應給城市。這也是壓農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虧由於實行包產到戶等應急措施，農村的糧食比前兩年度多了（全國總產量統計數為2950億斤，實際上農民自己在“三邊”地上種的糧食很難進入統計），征購糧卻比前兩年大大減少，只有679億斤。這是幾千萬農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讓步。但這個糧食年度，國家向農村銷售的糧食也減少了150億斤。農民還在饑餓中掙紮，據糧食部統計，1960年農民的糧食占有量比1955－1957年三年平均數減少了190多斤。1961－1962年度，全國農村大約有1億人口每天吃糧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壓農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應方面。1959年春季，食油供應緊張，城市緊，鄉村也緊，出口任務完不成，工業用油不能滿足。中共中央開會討論，認為“多頭緊不如壹頭緊”，決定把農村的食油供應堅決壓下來。除了生產油菜籽的地區以外，其它農村6、7、8、9四個月不供應食油。中共中央為此下了緊指示。1959年9月10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這件事時說：“采取這個措施引起了不少議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我們也有這壹條，他們說農村不供應食油農民會造反。現在證明，農民沒有造反。”李先念用農民沒有造反的事實來批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說：“農村9月份恢復供應，但是供應量不能超過停止供應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應標準已經減少到2兩，新油上來以後是不是增加上去？我們的意見不再增加。”





　　眾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熱量是碳氫化合物（即澱粉類）的好幾倍。本來熱量不夠的農民，卻剝奪了他們吸收脂肪的權利，這是農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幹什麽？出口是壹個方面。1958－1959年度，收購食油25.7億斤，出口4.38億斤，國內銷售不到19億斤。農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連雞蛋也吃不上。肉和雞蛋到哪裏去了？國家強行收購走了。國家用強制手段要農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為了完成雞蛋征購任務，按人頭下達指標。國家收購的生豬和雞蛋壹是滿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年4月19日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強收購副食品，他說，收購上來的蛋，80%出口，20%內銷。內銷中第壹是滿足在中國的外國人，第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帶有調侃地說：“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不吃雞蛋。工農聯盟，工農都不吃雞蛋。”他說的“滿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際就是城市的特需供應。特需供應的對象壹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更多的是高級幹部。



八、大饑荒年代的代食品運動



　　糧食短缺，全國上下都大搞代食品運動，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10日，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說：“為了廣泛開展大辦代食品的群眾運動，省、地、縣各級黨委和較大的企業、機關、團體黨委，都要成立領導小組，設立代食品辦公室。”他說：“現在中央已經成立了五人領導小組，由總理親自掛帥，還設立了專門辦公室。”譚震林說：“人造肉精（壹種食用酵母）、小球藻、葉蛋白這幾種東西，比大米、小麥、高梁、玉米的營養價值還高。”中國最高的科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利用他們“生物分類和生物化學方面的基礎”，尋找糧食以外的食物。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這個建議說：“根據中央支援農業的指示，為了有助於節約用糧，安排群眾生活，最近幾個月來，我們著重抓了糧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們提出了壹批“既有營養，又無毒害，原料豐富，做法簡便，可以分別情況，大規模的推廣”的代食品。





　　這些代食品主要是：壹，橡子面粉。先將橡子去殼破碎，然後用千分之壹濃度的碳酸鈉溶液浸泡壹、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適合食用的單寧，得到可食用的澱粉。全國年產橡子粗估約80億斤以上，如果將其中20%提取澱粉，可得六七億斤。二，玉米根粉、小麥根粉。將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點像炒面。用玉米根、小麥根的20%做成根粉，全國可得幾十億斤代食品。三，葉蛋白。經過選擇後可食用的新鮮草葉、作物葉子和樹葉，每百斤壹般可提取葉蛋白幹粉2－10斤。從葉中取葉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鮮葉（采集後不能過夜）切碎，摻水磨成漿，榨出葉汁，加熱至攝氏70－80度，使葉汁中的蛋白凝固沈澱，然後過濾、弄幹即成。四，人造肉精。這是壹種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營養極似肉類。我們從400多種菌種中選出壹種叫做“白地黴”的酵母菌。把白地黴放在培養液（淘米水、涮鍋水、殘菜幫、爛水果、無毒的樹葉、野草、農作物的根莖葉煮後都可制成營養液）裏，保持攝氏20－30度，兩三天內就繁殖出壹層白膜。白膜在攝氏50－60度溫度下，即溶解成糊狀，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柵藻、扁藻。小球藻和柵藻的幹粉中含蛋白質20%－40%，脂肪4%－6%。小球藻、柵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養殖的。此外，我們還在研究紅蟲（即水蚤）、玉米桿麯等代食品，看起來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於1960年11月14日向全國轉發了中國科學院黨組這個建議。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又提出了壹個新建議：采食昆蟲。他們的報告說：“兩個星期來，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蟲1200多斤，蟲體蛋白質既多，油又很大。昆蟲所已用來作成了醬油、乳醬、肉松和食用油，並加工成各種糕點和餅幹。”昆蟲所還介紹了烤食、油炸、制幹粉、榨油、作醬油、作糕點等幾種簡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東北局辦公廳發通知東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廣。





　　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推薦了十三種昆蟲，並作了營養分析。





　　表21-10 十三種蟲體營養成份分析（以蟲體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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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蟲名稱　　　　　　　　　│粗蛋白│粗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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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天蛾越冬幼蟲(幹蟲)　　　│ 50.8 │ 23.3 ║

　　║金龜子幼蟲(即屎克螂，幹蟲)│ 48.1 │ 21.0 ║

　　║蠅咀(幹蟲)　　　　　　　　│ 63.1 │ 25.9 ║

　　║蠅蛹(幹蟲)　　　　　　　　│ 41.7 │ 25.1 ║

　　║玉米螟越冬蟲(幹蟲)　　　　│ 41.2 │ 44.8 ║

　　║刺蛾越冬蟲(幹蟲)　　　　　│ 50.6 │ 37.7 ║

　　║菜粉蝶老熟幼蟲(幹蟲)　　　│ 60.6 │ 21.4 ║

　　║菜粉蝶蛹(幹蟲)　　　　　　│ 53.9 │ 24.4 ║

　　║粘蟲蛹(鮮蟲)　　　　　　　│ 13.8 │　6.2 ║

　　║棉蝗蟲成蟲(鮮蟲)　　　　　│ 21.3 │　2.8 ║

　　║蝗蟲(鮮蟲)　　　　　　　　│ 18.7 │　4.1 ║

　　║白蟻(鮮蟲)　　　　　　　　│ 23.2 │ 28.3 ║

　　║蠶蛹(鮮蟲)　　　　　　　　│ 23.1 │ 14.2 ║

　　╚═════════════╧═══╧═══╝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1960年11月。





　　只要中共中央壹號召，下面就會搞起群眾運動。中央號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運動。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饑餓起了壹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此外，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的代食品運動破壞了生態環境。本書有關各省情況的章節裏，介紹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運動的情況。





　　九、農民的熱量平衡





　　生產糧食的農民卻因得不到糧食而活活餓死。李銳多次對我說：挨餓的滋味最難受。他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在勞動改造中有挨餓的親身體會。我所查閱的十多個省的檔案中，零星記載了壹些饑餓死亡者瀕死時的悲慘狀況，因此，我想研究壹下饑餓死亡的生理機機制。我的壹位同鄉王梅松，六十年代初畢業於湖南醫學院，後在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多年從事特殊條件下的生理變化的研究，轉業後在天津醫科大學任教，著述頗豐。1960－1961年，他曾帶領壹個醫療隊到湖南幾個縣救治饑餓病人，積累了很多資料。他父親和伯父都是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他聽說我正在寫這本書，熱情地給我提供了幫助。這壹部分內容是根據他寫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書籍寫成的。





　　人體活動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動就是能量的循環，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維持，據《營養與食品衛生學》壹書介紹，人體在不同的狀態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礎代謝所需要的能量：即人體處於安靜狀態時，體溫的維持、心臟的跳動、肺的呼吸和肌肉緊張度的維持，都需要消耗壹定的能量，即基礎代謝能量。機體靜臥在攝氏18－25度的環境中，完全處於休息狀態，既無體力勞動，也無腦力勞動，而在12小時前就已停止進食，消化系統也處於靜止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礎代謝能量。基礎代謝能量是維持生命活動最低的能量。基礎代謝能量受身體的大小、性別、年齡和氣候的影響。男性比女性高，兒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氣候比溫熱帶氣候高。壹般說來，在普通情況下，成年男子每公斤體重每小時平均消耗能量1千卡（即4.418千焦耳）。以65公斤體重的男子計算，則24小時的基礎代謝需要1560千卡。

　　除了維持基礎代謝以外，從事各種勞動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公裏／小時）每壹分鐘消耗能量3.7千卡。壹般根據勞動強度不同將人體的能量消耗分為五級：

　　極輕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為主的工作，如辦公室工作、修理鐘表和收音機等。每日需供應熱量2400千卡：

　　輕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貨員和講課教師等。每日所需熱量2600千卡：

　　中等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機械操作、拖拉機與汽車駕駛等。每日所需熱量約為3000千卡：

　　重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機械化農業勞動、半機械化搬運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熱量約為3400千卡：

　　極重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機械化裝卸工作、采礦、伐木和開墾土地等，每日所需熱量為4000千卡。





　　勞動者所需要的熱量除勞動強度以外，還與工作環境有關。如冬天是露天作業還是室內作業，顯然露天作業所需要的能量要多壹些。





　　中國農民所從事的勞動多是重體力勞動和極重體力勞動，都是露天作業。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約在3400－4000大卡之間。





　　中國農民在大饑荒期間獲得的能量





　　中國農民每天需要的3400－4000千卡的能量是從食物中攝取的。那麽，在大饑荒期間，中國農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綜合各省情況，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農民的口糧平均每天原糧不超過半斤。半斤原糧相脫殼後只有0.35斤。這還不是純糧，多是以紅薯、瓜菜替代。那時農民沒有油，沒有肉，這點口糧，是農民的全部熱量的來源。





　　首先看各種食物能夠產生多少熱量。這壹點，醫學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21-11 不同地區每壹市斤農產品所含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熱量





　　╔════════╤═════╤══╤═══╤══╤═════╤═══╗

　　║食　物　項　目　│　別　名　│地區│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 熱量 ║

　　║　　　　　　　　│　　　　　│　　│ (克) │(克)│　 (克) 　│(千卡)║

　　╠════════╪═════╪══╪═══╪══╪═════╪═══╣

　　║稻米(秈)(糙)　　│大米　　　│北京│ 41.5 │12.5│　 371.0　│ 1765 ║

　　║小麥粉(標準粉)　│　　　　　│北京│ 49.5 │ 9.0│　 373.0　│ 1770 ║

　　║小米│伏地小米　│　　　　　│北京│ 48.5 │17.5│　 364.0　│ 1810 ║

　　║玉米碴(黃)　　　│包米碴　　│北京│ 46.0 │ 3.5│　 380.0　│ 1740 ║

　　║玉米面(黃)　　　│　　　　　│北京│ 42.0 │21.5│　 351.0　│ 1765 ║

　　║高糧米(紅)(三級)│紅高糧米　│東北│ 42.0 │13.5│　 378.0　│ 1800 ║

　　║黃豆　　　　　　│大豆　　　│北京│181.5 │92.0│　 126.5　│ 2060 ║

　　║黃豆粉　　　　　│豆粉　　　│北京│200.0 │96.0│　 141.5　│ 2230 ║

　　║甘薯　　　　　　│紅薯、白薯│北京│　7.8 │ 0.9│　 128.3　│　552 ║

　　║甘薯片　　　　　│白薯幹　　│北京│ 19.5 │ 4.0│　 401.5　│ 1720 ║

　　║甘薯粉　　　　　│白薯面　　│北京│ 19.0 │ 4.0│　 395.0　│ 1690 ║

　　║馬鈴薯　　　　　│土豆　　　│北京│ 10.1 │ 0.4│　　73.0　│　339 ║

　　║馬鈴薯　　　　　│洋芋　　　│陜西│　7.1 │ 0.9│　　71.0　│　320 ║

　　║大白菜　　　　　│　　　　　│四川│　5.8 │ 0.9│　　15.3　│　 94 ║

　　║大白菜(竹筒白)　│天津白　　│四川│　3.2 │ 0.4│　　13.5　│　 72 ║

　　║小白菜　　　　　│油菜　　　│湖北│　5.6 │ 0.9│　　16.9　│　 99 ║

　　║南瓜(八方瓜)　　│　　　　　│湖北│　1.8 │ 1.4│　　29.2　│　135 ║

　　║番瓜(花皮)　　　│飯瓜，南瓜│甘肅│　2.3 │ 0.5│　　14.0　│　 68 ║

　　║冬瓜　　　　　　│　　　　　│北京│　1.5 │ 0　│　　 9.1　│　 42 ║

　　║西葫蘆　　　　　│　　　　　│北京│　2.5 │ 0　│　　 8.7　│　 44 ║

　　║豬肉　　　　　　│　　　　　│湖北│ 87.0 │104 │　　……　│ 1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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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研究所編：《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6年12月。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廣大農村平均口量定量為每天0.35斤大米，折合熱量618千卡。在大饑荒期間，農民是見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還算是不錯的。5斤甘薯折壹斤糧食（有的地方4斤折壹斤），半斤口糧定量只有2.5斤甘薯，按每斤甘薯產生熱量552千卡計算，折合熱量只有1313千卡，比基礎代謝1650千卡還少337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糧，每斤大白菜只產生熱量80千卡左右，壹天能吃5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熱量400千卡。壹些饑荒嚴重的地方，既得不到2.5斤甘薯，也得不到5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給農民供應食品，而樹皮剝盡，野草挖盡，農民從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農民得到的熱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體每日從食物中攝取五大類營養素：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維生素、無機鹽和微量元素。由於食物過少，除了熱量嚴重不足以外，蛋白質、維生素、無機鹽和微量元素的缺乏會引起多種疾病。但在當時的統計中，對因此類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饑餓死亡。





　　在大饑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違反科學的渡荒辦法，從而加劇了農民的災難。王梅松教授向本書作者指出了當時推廣的幾種反科學的辦法：





　　“雙蒸飯”：把米放在瓦盆裏加上水蒸成飯，再加壹次水，再蒸壹次。蒸了兩次以後，飯的體積擴大壹倍，吃到肚子裏當時感覺飽。實際上它和稀飯沒有區別，過後餓得更快。當時還宣傳這樣做飯可以增加營養，實際上，有許多不耐高溫的維生素在反復加熱後遭到破壞，營養比壹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這是當時政府提出的口號，而且普遍實行。沒有糧食時只能用瓜菜代替，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報紙還宣傳如何有利於人的健康。實際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糧食的。從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壹斤白菜含蛋白質5.8克，脂肪0.9克，碳水化合物15.3克，產生熱量94千卡。壹斤南瓜含蛋白質5.8克，脂肪1.4克，碳水化合物29.2克，產生熱量為135千卡。壹斤冬瓜蛋白質1.5克，脂肪0克，碳水代合物9.1克，產生熱量42千卡。而壹斤大米含蛋白質41.5克，脂肪12.5克，碳水化合物371克，產生熱量1765千卡。由上述數據可以計算出，18斤大白菜、13斤南瓜或27斤冬瓜才相當於1斤大米的熱量，這些東西怎麽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較多的亞硝酸鹽。人體吸收亞硝酸鹽以後，它將人體內的血紅蛋白氧化為高鐵血紅蛋白，從而使得血紅蛋白失去了運輸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現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膚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這就是大饑荒年代大量出現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桿做饅頭：如將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後，再切碎加入到面粉裏做饅頭。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纖維素、木質素，它們是用壹種很復雜的碳水化合物結構（即復雜的多糖）。草食動物吃它能長肉，這是億萬年來生物適應環境進化的結果，它們的消化道中能分泌壹種纖維素酶，這種酶能消化纖維素，使之成為單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沒有這種功能的。石灰水是堿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纖維素，用石灰水處理後的稻草，人吃了以後不會得到任何營養。





　　吃陳骨頭：有些地方將死後放在戶外多年的牛骨頭收集起打碎後煮湯喝。牛骨頭通過在戶外多年風化及細菌分解後，除了剩下鈣和磷以外，不會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營養物質。





　　饑餓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機制





　　醫學界將饑餓分為“完全饑餓”（機體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饑餓”（總熱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質）的饑餓”（總熱量充足，但缺乏某壹種或幾種機體必須的物質）三種。大饑荒年代，中國部分地區的農民處於間斷性的“完全饑餓”狀態，全國城鄉都處於“不全饑餓”狀態。也可以說，自實行統購統銷以來，中國農民中的大多數，除了短暫的收獲季節以外，基本上處於“不全饑餓”狀態。





　　當人體的能量入不敷出時，首先動用體內儲存的“糖原”來供應能量。體內存儲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為370克，全部氧化代謝產生的熱量為1480千卡，還不夠壹天基礎代謝的能量需要。





　　體內儲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後，下壹步就消耗體內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續的時間取決於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續的時間長壹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產生熱量，有壹定的副作用，那就是產生大量的酮酸，可能發生代謝性酸中毒。





　　當體內存儲的脂肪消耗完畢時，便開始分解體內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質。人體內的蛋白質被大量消耗以後，肌肉出現幹瘦，臟器出現萎縮。





　　心肌萎縮，就出現收縮無力，血排出量減少血壓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饑荒期間參加的醫療隊，在壹所公社學校裏收治水腫病人，常住水腫病人200多人，所觀察到的水腫病人，最後大多是死於心力衰竭。





　　腎臟萎縮、腎血流量減少、腎小球濾過率降低，尿量減少，出現腎功能不全。





　　垂體、甲狀腺、性腺等內分泌腺都出現萎縮和功能低下。胃腸道黏膜萎縮，使營養消化吸收減少。





　　生殖器萎縮，由於缺乏蛋白質，年輕女性子宮發育不良，出現幼稚子宮。更多的人是月經量減少，乃至停經。由於子宮懸吊組織萎縮，子宮脫垂出體外。全國婦聯黨組在1961年2月16日《關於農村治療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病初步經驗的報告》中指出，“去冬以來，各地黨委在大抓群眾生活的同時，將普查普治婦女病列為除害滅病的重要內容之壹”。報告中明確指出婦女病就是閉經和子宮脫垂。可見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時任甘肅省委書記汪鋒1961年5月9日在臨夏調研時給毛主席的報告中說，臨夏新集公社新壹號生產大隊第九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25人，閉經的12人，占48%。壹直沒的閉經的兩人中壹個是女隊長，壹個是炊事員，1959年以來，只有脫產幹部的家屬生了壹個孩子。第五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26人，閉經的21人，占81.2%，全隊自1959年以來沒有生壹個孩子。第六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19人，閉經的13人，占68.4%，在通經的6人當中，三個是炊事員，兩個是女隊長，壹個是脫產幹部的愛人。1959年以來生了兩個小孩，都是幹部家屬生的。第七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24人，閉經的16人，占66.6%，壹直沒閉經的四人，壹個是炊事員，另三個是幹部的愛人。1959年以來只有幹部家裏生了壹個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年－1961年在湖南參加醫療隊時，在漣源、邵東、祁東等縣調查發現，壹整個縣的育齡婦女中，數十萬人中只有極少數婦女來月經，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經。這些極少數來月經的婦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幹部”家屬。青壯年男性出現睪丸、附睪萎縮，精液不能生成。青壯年未婚男子，在正常營養的情況下，每月遺精1－3次是正常現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調查發現，在1960－1961年間，許多青壯年未婚男子，壹年到頭都未發生過遺精現象。所以，在大饑荒年代，除了因饑餓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極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時，所需要的各種營養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現出來的癥狀是蛋白質熱能營養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攝入熱能量和蛋白質量不足的癥狀最先發生。熱能不足，人的各項體力活動都不能進行，全身無力，各項機能下降。蛋白質攝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漿蛋白含量下降，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內的水份大量滲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組織中，引起全身水腫。





　　人體內的各種酶和激素其本質都是蛋白質，是以蛋白質為原料合成的。如胰島素、垂體前頁激素，在蛋白質攝入量不足時，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癥狀。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攝入的蛋白質、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這就更增加了體內蛋白質的缺乏，從而出現惡性循環。





　　當蛋白質攝入不足時，體內抗體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細胞、吞噬細胞、白血球減少，抵抗力極度下降，很容易患細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長時間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攝入量不足，體內脂肪消耗盡，內臟、肌肉的蛋白質亦消耗窮盡，病人出現幹瘦，骨瘦如柴，這就是幹瘦型的蛋白質熱能營養不良。





　　至於饑餓時生命的持續時間長短，則看熱量不足和蛋白質缺乏的程度，看機體原有的營養水平等因素。長的可達幾年，短則數月，當體重下降到正常值的70%以下，這個病人就無可救藥了。但是，很多饑餓者在機體消耗盡以前就因並發癥而死亡。但是，當年各地的死亡統計中，將並發癥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饑餓死亡數字之外。





　　上面介紹的是“不全饑餓”的情況。如前所述，在大饑荒期間，部分地區的中國農民處於間斷性“完全饑餓”狀態。“完全饑餓”可分為“飲水全饑餓”和“不飲水全饑餓”，前壹種完全饑餓可以喝到水。大饑荒年代的農民都是屬於“飲水全饑餓”。





　　飲水全饑餓的整個過程通常可分為三期：1，興奮期，約3到4天：2，抑制期，約35－40天：3，麻痹期，約2－3天。





　　興奮期以消耗機體內儲存的糖原為主：糖原消耗殆盡，就轉為以分解脂肪為主。機體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獲得：到末期時，由於脂肪消耗殆盡，同時代謝調節機能發生了深刻的障礙，組織蛋白質急劇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個時期也可稱為：1，最初適應期：2，最大適應期：3，瀕死前障礙期。





　　和不全饑餓相比，完全饑餓水腫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發生水鹽喪失。到了後期，當血漿蛋白減少、血液膠體滲透壓降低時可以出現水腫。但它並不是普遍出現的癥狀。





　　完全饑餓的臟器形態改變沒有不全饑餓明顯，尤其是心臟壹般並不萎縮。就各器官的重量喪失程度而言，心臟重量減少得最慢。但是心臟的收縮力的減小與其重量的減輕並不成比例。心臟的重量雖然減少得慢，但心力衰竭並不慢，因為心力還與糖的供應有關。所以，相當多的饑餓者死於心力衰竭。完全饑餓100天時，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睪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腎消耗了25.9%，皮膚消耗了20.6%，腸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經系統消耗了3.9%，心臟消耗了3.6%。最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和不全饑餓相比，完全饑餓時往往體重喪失更多，達40%－50%或50%以上時才死亡。





　　人在極度饑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壹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饑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壹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壹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饑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壹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讀者在本書上篇中已經看到，在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期間，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大饑荒發生期間，由於餓死人是壹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級政府極力隱瞞和縮小人口死亡數字，沒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資料。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較混亂，很難用公布的人口數據推算。所以，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壹種估計，而各種估計之間相差很大。我在這裏先介紹中外學者的估計，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壹章數字計算很多，讀者在讀這壹章時必須有壹個清醒的頭腦，最好手拿計算器，壹邊看，壹邊算，否則壹頭霧水。



壹、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報送的，其根據是戶口登記。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從人口統計數據上看，說是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由於饑荒以後的恢復性增長，出生率高於正常的狀態。所以，本書對全國數據的分析計算中，從1958年算起。個別省份的起止年份，視其情況而定。





　　中國官方對大饑荒期間餓死人的問題諱莫如深。據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誌向本書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只能五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壹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在這以後，沒有公布人口數字。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年，經國務院批準，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布數字中，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壹千萬。這個數字是不是人造的？為此我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1955年到1986年壹直在公安部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1986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1984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壹本人口年報。有總戶數、總人口、男、女、城市人口、鄉村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數、遷入數。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所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面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壹般對下面來的數據不加改動。1960年人口比上壹年減少1000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匯總的，沒有進行加工。由於基層幹部怕死人多擔政治責任，不願多報死人數。再加上壹個人壹份口糧，死壹個人口糧就減少壹份。所以死亡數是偏小的。在生產隊裏並沒有真正的人口統計，大隊要數字，小隊的幾個幹部回憶壹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會計記錄下來就上報。小隊的總人口是與糧食供應相關的，和出生、死亡數比，相對準確壹些。





　　1983年還公布了歷年的人口總數、死亡率、出生率。詳見表23-1。





　　表22-1 國家正式公布的歷年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

　　║年份│年末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

　　║1953│　58,796　│ 37.00│ 14.00│　 23.00　║

　　║1954│　60,266　│ 37.97│ 13.18│　 24.79　║

　　║1955│　61,645　│ 32.60│ 12.28│　 20.32　║

　　║1956│　62,828　│ 31.90│ 11.40│　 20.50　║

　　║1957│　64,653　│ 34.03│ 10.80│　 23.23　║

　　║1958│　65,994　│ 29.22│ 11.98│　 17.24　║

　　║1959│　67,207　│ 24.78│ 14.59│　 10.19　║

　　║1960│　66,207　│ 20.86│ 25.43│　－4.57　║

　　║1961│　65,859　│ 18.02│ 14.24│　　3.78　║

　　║1962│　67,295　│ 37.01│ 10.02│　 26.99　║

　　║1963│　66,172　│ 43.37│ 10.04│　 33.33　║

　　║1964│　70,499　│ 39.14│ 11.50│　 27.64　║

　　║1965│　72,538　│ 37.88│　9.50│　 28.38　║

　　║1966│　74,542　│ 35.05│　8.83│　 26.22　║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說某年餓死多少人，除了當年的死亡率、當年的總人口（由於年初和年終人口數不同，計算時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則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計算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時，有些學者將1957年的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計算的時候註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1、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計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後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種趨勢壹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沒有“大躍進”，1957年和1964年間的人口趨勢是連續的。在這期間，死亡率趨勢是壹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壹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其間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應分布在這條線上。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據。





　　3、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幹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壹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820多萬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實際死亡率。當年的實際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當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324×（11.98－10.47）‰＝98.6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74.4萬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97.94萬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94萬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





　　此外，在三年大饑荒期間，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大批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男子精子減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饑餓使得夫妻生活減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從三年大饑荒的實際情況來看，饑餓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勝於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很少餓死人，但有約14萬正常年景下應當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實際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饑荒少出生的人口數。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為：65324×（35.10－29.22）‰＝385.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為687.3萬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為949.9萬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為1127.8萬人。大饑荒期間共少出生人口3150萬人。





　　也就是說，按照國家公布的數據，由於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1619.9＋3150）萬人，即4770多萬人。





　　還可以從另壹個角度計算三年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的減少。由表25-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長率，我們采用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辦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長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總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底應當有多少人口。而由於大饑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萬人。應有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額，就是大饑荒造成總人口的減少。





　　我采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兩個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長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萬人為基數，按這個自然增長率，1961年底應有人口為71192萬人。所以，三年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71192－65859）萬人，即5333萬人。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兩部分。





　　為什麽用後壹種計算辦法得出的總人口減少比分年度計算出來的要多563萬？這是因為，第壹，在分年度計算時，由於上壹年的影響，1959年、1960年、1961年總人口比正常年景少，總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也就少了。第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總人口的自然增長數和按自然增長率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對不上。以上兩種計算中，都用了總人口數和自然變動數，把原來人口統計中的誤差轉移過來了。





　　圖22-1 中國人口金字塔圖





　　人口金字塔是以條形圖的形式直觀地表現某壹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壹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中國三次人口普查都繪出了人口金字塔圖。從圖23-1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數據)為例，廣東8.43‰，雲南卻高達16.29‰，而全國平均水平為10.8‰。不考慮地區差別，用統壹的標準估計中國全國的情況，必然存在較大誤差。前面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了計算，現在，我們用各省數據進行計算。





　　各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這壹套書。《中國人口》每省壹分冊，包括香港和澳門，共32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冊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1986年以後陸續出版。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壹些。



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5318萬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各省的死亡率數據基本上是以官方統計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有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少省份對數進行了壹些修正。應當比原有的統計數更接近實際壹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餓死人還是壹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些省份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據，比調查者的數字偏小。例如，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300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後對李堅說，安徽餓死500萬人（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計算的結果只有226萬人。薄壹波對趙健民說山東餓死300萬人，這裏計算的結果只有184.43萬人。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認為，四川省餓死1200萬人，上表中只有787萬人。《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載文認為，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萬人數為22萬人，少出生65萬人，該文是用省公安廳的數字計算的。



還有壹點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當年在省裏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幹部，如果八十年代還在該省或在中央擔任要職，他有可能幹預這些省份的死亡數據，以減輕其歷史責任。我在調查中發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用各省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雖然比國家統計局的數要接近實際壹些，但還是壹個比實際情況縮小了的數據。



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此圖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國外學者對中國大饑荒引起的人口減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數字。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科爾認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00萬。傑勒德·卡羅特認為，1958－1963年有2700萬人過量死亡，有2900萬嬰兒沒有出生，他後來在另壹篇論文中重新估算，認為在1960年，死亡人口為4090萬。





　　國外學者在研究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時，首先用人口學的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上的人口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統計年鑒》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的，具體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處（戶政處）提供的。戶政處有關人口的數字是省公安廳和縣公安局逐級報上來的。據當年在公安部戶政處工作的張慶五和王維誌向本書作者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當時生產隊人口報表上有總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遷入數。總人口是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顧的：生產隊幹部在壹起回憶壹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所以，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總人口數相對準確壹些，但死人過多的年份總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上述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考慮人口調出和調入以後，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是，各省報上來的這兩個數字匯總後卻有不小的差別。見表23-4。





　　表22-4　人口統計數字中不應有的差別（萬人）





　　╔══╤═════╤════╤══════╗

　　║年份│ 總人口增 │自然增長│　(2)－(1)　║

　　║　　│　加數(1) │　數(2) │ 理論上應為0║

　　╠══╪═════╪════╪══════╣

　　║1953│　　1314　│　1337　│　　＋23　　║

　　║1954│　　1470　│　1466　│　　 ＋4　　║

　　║1955│　　1199　│　1233　│　　＋34　　║

　　║1956│　　1363　│　1270　│　　－93　　║

　　║1957│　　1825　│　1479　│　 －346　　║

　　║1958│　　1341　│　1124　│　 －217　　║

　　║1959│　　1213　│　 677　│　 －536　　║

　　║1960│　－1000　│ －304　│　 ＋696　　║

　　║1961│　 －348　│　 249　│　 ＋579　　║

　　║1962│　　1436　│　1794　│　 ＋358　　║

　　║1963│　　1877　│　2270　│　 ＋393　　║

　　║1964│　　1327　│　1927　│　 ＋600　　║

　　║1965│　　2039　│　2026　│　　－13　　║

　　╚══╧═════╧════╧══════╝





　　資料來源：王維誌手稿：《關於解放後我國總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長人數差數的情況》，1881年3月7日





　　《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壹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誌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裏、省裏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妳的數準不準？再核壹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這就造成自然增長人口（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高於總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資源統計的，相對準確壹些）的增長。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則采用人口學的方法來修正。





　　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即戶籍數）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項目較少，主要調查年齡、姓別、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為九項。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壹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壹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壹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有了幾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人口學家們就采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壹個中國名字：班久蒂）是壹位國際著名的人口學家。據李成瑞和她接觸時的印象，這位學者沒有政治偏見，對中國比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壹生育率調查的數據，重新對出生率進行估計。並用人口普查數據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註意力集中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總趨勢。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對估計中國三年大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基礎數據。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壹書上。他依據我國計生委的千分之壹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重估歷年出生率。再根據他推算出來的歷年出生人數，減去實際存活人口，重新估計了死亡率。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Calot）（又譯傑.卡羅特）也用他自己的辦法重新修訂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現將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列如表23-5。





　　表22-5　　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





　　╔══╤═════════════╤═════════════╗

　　║　　│　　　　出生率（‰) 　　　│　　　　死亡率（‰) 　　　║

　　║年份├─────┬───┬───┼─────┬───┬───╢

　　║　　│班尼斯特數│科爾數│卡洛數│班尼斯特數│科爾數│卡洛數║

　　╠══╪═════╪═══╪═══╪═════╪═══╪═══╣

　　║1954│　 43.44　│ 44.4 │ 41.91│　 24.20　│ 29.1 │ 19.96║

　　║1955│　 43.04　│ 41.3 │ 41.37│　 22.33　│ 22.4 │ 22.31║

　　║1956│　 39.89　│ 40.02│ 38.28│　 20.11　│ 20.8 │ 16.85║

　　║1957│　 43.25　│ 41.1 │ 41.45│　 18.12　│ 19.0 │ 13.24║

　　║1958│　 37.76　│ 37.7 │ 36.22│　 20.65　│ 20.4 │ 15.98║

　　║1959│　 28.53　│ 28.3 │ 27.24│　 22.06　│ 23.3 │ 19.20║

　　║1960│　 26.76　│ 25.2 │ 25.65│　 44.60　│ 38.8 │ 40.76║

　　║1961│　 22.43　│ 22.3 │ 21.70│　 23.01　│ 20.5 │ 27.03║

　　║1962│　 41.02　│ 40.9 │ 39.79│　 14.02　│ 13.7 │ 18.28║

　　║1963│　 49.79　│ 47.3 │ 48.69│　 13.81　│ 13.0 │ 21.22║

　　║1964│　 40.29　│ 40.7 │ 39.82│　 12.45　│ 13.5 │ 20.82║

　　║1965│　 38.98　│ 39.7 │ 38.77│　 11.61　│ 11.1 │ 10.26║

　　║1966│　 39.83　│ 38.3 │ 39.52│　 11.12　│ 10.4 │ 12.27║

　　╚══╧═════╧═══╧═══╧═════╧═══╧═══╝





　　資料來源：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Ansley　J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NATIONAL　ACADEMYPRESS　Washington，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學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數，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辦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數作為起始點，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數為另壹點。如果不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連續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這兩個點的連線上。為簡單起見，取這兩個點的平均數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後的總人口數字，見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為300.1萬人，1959年為386.8萬人，1960年為1833.5萬人，1961年為456.7萬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87.1萬人。





　　同樣辦法，計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萬，1959年為803.4萬，1960年為921.33萬，1961年為1195.1萬。四年共少出生人口總數為3119.5萬人。





　　用班久蒂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期間中國人口減少總數為（2987.1＋3119.5）萬人，即6106.6萬人。





　　表22-6 班久蒂對中國總人口和增長率的修正





　　╔══╤══════╤═════╤══════╗

　　║　　│修正後的平均│修正後的總│修正後的自然║

　　║　　│ 人口(百萬) │人口(百萬)│ 增長率(‰) ║

　　╠══╪══════╪═════╪══════╣

　　║1955│　　　－　　│　 606.5　│　　20.7　　║

　　║1956│　　　－　　│　 619.1　│　　19.8　　║

　　║1957│　　　－　　│　 633.2　│　　25.1　　║

　　║1958│　　638.85　│　　－　　│　　17.1　　║

　　║1959│　　650.50　│　 654.3　│　　 6.5　　║

　　║1960│　　652.50　│　 650.7　│　 -17.8　　║

　　║1961│　　647.75　│　　－　　│　　-0.6　　║

　　║1962│　　　－　　│　 653.3　│　　27.0　　║

　　║1963│　　　－　　│　 674.2　│　　35.9　　║

　　║1964│　　　－　　│　 696.1　│　　27.8　　║

　　║1965│　　　－　　│　 696.1　│　　27.4　　║

　　╚══╧══════╧═════╧══════╝





　　資料來源：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大饑荒》，鄭文鑫、畢建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04頁





　　用同樣的辦法，根據科爾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6.2‰，正常出生率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爾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科爾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表22-7 科爾修訂的人口數





　　╔══╤══════╤═════╤══════╗

　　║　　│修正後的自然│修正後的總│修正後的年平║

　　║　　│ 增長率(‰) │ 人口(萬) │ 均人口(萬) ║

　　╠══╪══════╪═════╪══════╣

　　║1955│　　 18.90　│　 61405　│　　－　　　║

　　║1956│　　 19.22　│　 62585　│　　－　　　║

　　║1957│　　 22.10　│　　－　　│　 63868　　║

　　║1958│　　 17.30　│　 65075　│　 64522　　║

　　║1959│　　　5.00　│　 65400　│　 65238　　║

　　║1960│　　-13.60　│　 64510　│　 64855　　║

　　║1961│　　　1.80　│　 64626　│　 64568　　║

　　║1962│　　 27.20　│　 66384　│　 65505　　║

　　║1963│　　 34.30　│　 68661　│　　－　　　║

　　╚══╧══════╧═════╧══════╝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計算出這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463萬人：1960年為1468萬人，1961年為278萬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1萬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776.3萬人，1960年為974.9萬人，1961年為1155.8萬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3068.3萬人。





　　用科爾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總影響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萬人。





　　用卡洛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表22-8 卡洛修訂的人口數





　　╔══╤══════╤═════╤══════╗

　　║　　│修正後的自然│修正後的總│修正後的年平║

　　║　　│ 增長率(‰) │ 人口(萬) │ 均人口(萬) ║

　　╠══╪══════╪═════╪══════╣

　　║1955│　　 19.06　│　 61415　│　　－　　　║

　　║1956│　　 21.43　│　 62731　│　　－　　　║

　　║1957│　　 28.21　│　 64500　│　　－　　　║

　　║1958│　　 20.04　│　 65806　│　 65153　　║

　　║1959│　　　8.04　│　 66335　│　 66070　　║

　　║1960│　　-15.11　│　 65343　│　 65838　　║

　　║1961│　　 -5.33　│　 64994　│　 65167　　║

　　║1962│　　 21.51　│　 66392　│　 65693　　║

　　║1963│　　 24.77　│　 68037　│　　－　　　║

　　╚══╧══════╧═════╧══════╝





　　依據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總人口為基數，用卡洛的自然增長率，計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15.96‰，正常出生率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1958年為130.3萬，1959年214.0萬，1960年1632.8萬，1961年721.4萬，1962年為152.4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1958年為237.8萬，1959年834.5萬，1960年936.2萬，1961年1184.1萬，1962年為5.25萬）。





　　用卡洛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總影響為上述兩項加，即6048.8萬人。





　　現將依據三位國外學者的的修訂數據計算的結果列下表。





　　表22-9 根據三位外國學者的數據計算出的三年人口變動（萬人）





　　╔══╤══╤═══╤═══╤═══╗

　　║　　│年代│班久蒂│科　爾│卡　洛║

　　╠══╪══╪═══╪═══╪═══╣

　　║非　│1958│ 300.1│ 271.0│ 130.3║

　　║正　│1959│ 396.8│ 463.2│ 214.0║

　　║常　│1960│1833.5│1468.9│1632.8║

　　║死　│1961│ 456.7│ 277.9│ 721.4║

　　║亡　│1962│　－　│　－　│ 152.4║

　　║人　├──┼───┼───┼───╢

　　║口　│總計│2987.1│2481.0│2850.9║

　　╟──┼──┼───┼───┼───╢

　　║少　│1958│ 199.7│ 161.3│ 237.8║

　　║出　│1959│ 803.4│ 776.3│ 834.5║

　　║生　│1960│ 921.3│ 974.9│ 936.2║

　　║人　│1961│1195.1│1155.8│1184.1║

　　║口　│1962│　－　│　－　│　5.25║

　　║　　├──┼───┼───┼───╢

　　║　　│總計│3119.5│3068.3│3197.9║

　　╟──┴──┼───┼───┼───╢

　　║人口總減少│6106.6│5549.3│6048.8║

　　╚═════╧═══╧═══╧═══╝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蔣正華的研究





　　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在三年大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由於蔣正華的這個結論已被國內主流意見接納，所以，我作壹詳細介紹。





　　蔣正華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動下進行的。李成瑞是壹位資深的革命幹部，是副部級高官，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1956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秘書多年，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他在統計局長任期內，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因此對人口問題有相當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的第二十屆大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科爾、班久蒂和卡洛等國際著名學者，同他們交談中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回來以後，他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提議，將這個問題列入了國家研究課題。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接受了任務。





　　蔣正華，1937年10月生，1958年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系，1958－1980年在該校自動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研究院讀研究生，回國後在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任講師。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壹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這個課題。蔣正華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結論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遠遠低於國外學者的估計。蔣正華的研究成果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評審後，得到了認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壹文中認為，和國外學者比起來，蔣正華的研究“科學性更高壹些”。他接受我的采訪時，也壹再推薦蔣正華的研究。





　　由於此時的蔣正華已經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算是國家領導人，找他采訪很困難。於是，我找到了蔣正華就這個問題發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後來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這個情況）。壹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參數的校正》，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李南的名義在壹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復印件，也是這組數據。）二是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以《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為題的文章中的數據。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617頁上的數據，李成瑞對我說，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合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列出三組數字列表如下：





　　表22-10 蔣正華提出的三組不同的中國人口數據（‰）





　　╔══╤═══════╤═══════╤═══════╗

　　║　　│　中國人口論　│ 中國人口年鑒 │ 西安交大學報 ║

　　║ 年 │　　 總數 　　│　　1987數　　│　　　數　　　║

　　║ 份 ├───┬───┼───┬───┼───┬───╣

　　║　　│出生率│死亡率│出生率│死亡率│出生率│死亡率║

　　╠══╪═══╪═══╪═══╪═══╪═══╪═══╣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1.62│ 36.66│　9.60║

　　╚══╧═══╧═══╧═══╧═══╧═══╧═══╝





　　表22-11 蔣正華對中國總人口數的修正（萬人）





　　╔══╤═══╤═══╗

　　║年份│估計年│估計年║

　　║　　│末人口│中人口║

　　╠══╪═══╪═══╣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59468║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1966│ 74325│ 73356║

　　╚══╧═══╧═══╝





　　資料來源：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第618頁。





　　蔣正華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為6602萬人。二者相減，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97萬人，約1700萬人。





　　讀者可能看到，蔣正華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國外學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計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這和科爾的估計的8626萬人僅少327萬人），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數高達6602萬人（這個數比科爾的5840萬人高出662萬人）。





　　我不知道6602萬人這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用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用他修正後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後的每年平均人口數，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數：總死亡數減去正常死亡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我們起點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數，終點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數，用他提出的三組死亡率分別計算：





　　按西安交大學報數據計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歷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數，6年正常死亡人數總共4685萬人。蔣正華算出的6年死亡總數8626萬人減去4685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3941萬人。





　　按《中國人口.總論》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4.10‰，由此計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數為5538.5萬人：則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760萬人：





　　按《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為6818.8萬人。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1478萬人。





　　蔣正華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此文收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上）壹文中正式公布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萬，原因在於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饑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兩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數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蔣正華估計的總死亡人口，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從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換壹種方法驗算，還是用蔣正華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訂後的每年平均人口，計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年中人口





　　由於他提提供了三組數據，我們還得計算三次，其結果如下：





　　用蔣正華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計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36－11.93）×64354＝92.03（萬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7.29－11.93）×64999＝348.39（萬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32.40－11.93）×65504＝1340.86（萬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6.52－11.93）×64932＝298.03（萬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60－11.93）×65489＝109.36（萬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間，非正常死亡為2188.67萬人。





　　用西安交大學報數據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2821萬人（1958年為377.1萬人，1959年為674.7萬人，1960年為883萬人，1961年為886.3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的總影響為5009.9萬人。





　　用蔣正華《中國人口.總論》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337萬人（1958年為204萬，1959年為317.2萬，1960年為1124.7萬，1961年為681.1萬），少出生人口為2868.5萬人（1958年為359.1萬，1959年為568.1萬，1960年為875.1萬，1961年為1066.2萬）。大饑荒對人口總影響為5205.5萬人。





　　用《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209.9萬人（1958年173.1萬，1958年620.1萬，1960年830.8萬，1961年455.2萬，1962年30.8萬）。四年少出生人數為2748.9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總減少為4958.8萬人。





　　以上用蔣正華的數據從不同的角度計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結果。按數學常識，壹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壹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麽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為什麽蔣正華同壹種方法得出三組不同的數據？為什麽提出與前壹組數據不同的數據時，不作為什麽不同的說明？為什麽用他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都遠遠超過他的1700萬的結論？2002年6月我曾就此寫信向蔣正華求教，他沒有答復。此時，我冒昧猜測，蔣正華最早用《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過多，就提出了後兩組數據。後兩組數據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辦法來減少非正常死亡數，從而減少政治風險。他發表的三組數據中，官方性最濃的《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他做的畢竟是國家下達的課題啊！





　　我不願意停留在猜測上，2005年6月再壹次將三年以前的信寄給蔣正華，10月19日，終於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寫，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信簽，信簽擡頭是黑字，顯然發給我的是復印件）。為了供讀者研究，現將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收到來函，以事煩未即復為歉。





　　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是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壹段往事。外國學者對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與1964年前後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為基準，估計其間正常死亡率水平，與實際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數。這樣的估計有兩個最大的誤差，第壹，每個年齡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總死亡率不能考慮到1957年到1964年中國不同年齡人口死亡率變化模式的影響。當時的死亡率水平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較快，其它年齡段死亡率變化較少，或基本不變。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對較多，因為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條件沖擊較為嚴重，逃離最不利的環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學者獲得的計算結果高於實際。我們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獲得了很好的數據，在第四、五兩次人口普查後，我們都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兩次普查數據質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認為可利用的詳盡的死亡率分年齡資料仍以這次最可靠。我們利用1982年數據構建了年齡別的生命表，並利用優化擬合的回推技術，再現了歷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據此計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與非正常死亡率之差從方法學而言比外國學者更加嚴密，我們的優勢是成瑞同誌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觀個人數據。





　　三組數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優化擬合回推時，需要采取歷史上的時點的基準數，優化技術也可以有總體優化和年齡組優化的不同準則。歷史上的基點可以用壹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壹年前後的平均值為準，也可以對每壹年的死亡率都進行擬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學報上發表的就是采用總體優化和時點基準計算的結果，年鑒數據發表時，我們已經用總體擬合了歷史上每壹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結構就有了變化。“中國人口.總論”的數字計算中，我們在優化技術上又進行了改進，采取了分年齡組的優化方法，從方法學上看是最嚴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果是我可以推薦妳作為參考的基準。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現在的印象三次計算相差不過200萬左右，1700萬是取其整大數，待我找到原始材料當可提供直到個位數的計算結果。





　　

蔣正華







17／10，2005





　　蔣正華的回信沒有完全解釋我的疑惑。蔣正華說用三組數據計算的結果相差不過200萬人，我在上面用三數字分別計算的結果的差異顯然超出了200萬。他說三組數字其所以不同，是因為對數字不同的的“優化”。蔣正華的“優化”的技術的問題，人口統計學者會作出科學的評判。三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蔣正華的1700萬為國內的主流所接受，被視為權威數據。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饑荒人口減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他認為：





　　壹、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壹年年底人口數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該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前壹年底人口數





　　由於沒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將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發生大饑荒，死亡率應當是逐年下降的，選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會低估正常死亡率，從而不會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認為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於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個公式計算。





　　丁抒計算的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3500萬人。這個數是以統計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計算結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總人口數據，因為統計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數和人口增長率互相矛盾。但他認為他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信。他同意金輝的判斷：“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壹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長率為依據，推算出則非正常死亡為4400萬。（丁抒：《人禍》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丁先生遠在國外，他采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他的敘述中，對中國人口統計數據的形成過程不甚了解，還相信什麽“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壹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我覺得其計算結果不可靠，只能作參考。





　　金輝的研究





　　上海的金輝先生也提出了壹個數字。1993年，金輝先生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歷年人口統計數，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國人口凈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計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根據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據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2521萬。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在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金輝先生雖然計算方法不同，但還是用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並沒有對數據進行修正，他的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陳壹咨的數據





　　[英]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壹書中透露，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壹諮曾告訴他，體改所有壹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饑餓，另有壹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這份資料的準確性得不到檢驗，迄今少為人引用。





　　曹樹基的研究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采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國各市縣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再通過各地地方誌中記載的資料，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各地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體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為基礎，根據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減去1961年人口，所得凈減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壹部分。再加上大饑荒時期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所得為減少人口或稱全部減少人口，再加凈遷移人口，所得為這壹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資料所不可替代的，這是本項研究賴以進行的基礎。地方誌資料雖然不完整，但從抽樣的角度看，卻已足夠。兩套資料的配合應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誤差，排除錯誤。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饑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損失，並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進而求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我閱讀了曹樹基的專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我覺得他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比較可取，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他的方法我還要作進壹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維誌的結論



　　我在這裏要重點介紹介紹另外壹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誌。





　　王維誌，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壹段時間後，壹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六十年代初王維誌曾到壹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了解了更多的實際情況。80年代以後，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他對中國人口統計的理論和實踐十分熟悉。王維誌認為，蔣正華提供的1700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的研究結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王維誌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





　　表22-12　1959－1961年總人口和自然增長情況（萬人）





　　╔══╤═══╤═══╤═══╗

　　║年份│總人口│總人口│自然增║

　　║　　│　　　│增加數│長人數║

　　╠══╪═══╪═══╪═══╣

　　║1958│ 65994│　－　│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249║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中國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數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計，按總人口增加數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算，卻增加622萬人，兩者差額為757萬人。究竟哪個對呢？王維誌認為，這兩筆數都有問題。他分析，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壹年，這壹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情況已經開始。這壹年自然增長677萬比上壹年的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長1213萬，只比上壹年少增128萬，增長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慢，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壹方面有意多報人口，另壹方面有意少報死亡人數。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了249萬人，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1964年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減少1486萬人。這就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總人口和自然增長人數重新估計。王維誌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變動計算，人口增加677萬人。1960年和1961年共減少2163萬人，比原來統計數減少1348萬人多減少815萬人。王維誌將這多減少的815萬人調整到1960年和1961年兩年裏。即將1960年的原統計總人口減少1000萬調為1500萬，1961年原統計人口減少的348萬調整為663萬。見表23-13。





　　表22-13 王維誌調整後的三年總人口數和自然增減數（萬人）





　　╔══╤════════╤═══════╗

　　║　　│　人　口　數　　│　人口增減數　║

　　║年份├───┬────┼───┬───╢

　　║　　│數　量│以1958年│數　量│增減比║

　　║　　│　　　│　為100 │　　　│例(％)║

　　╠══╪═══╪════╪═══╪═══╣

　　║1959│ 66671│ 101.03 │ ＋677│＋1.03║

　　║1960│ 65171│　97.75 │－1500│－2.25║

　　║1961│ 64508│　98.98 │ －663│－1.02║

　　╚══╧═══╧════╧═══╧═══╝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萬人，1960年1389.3萬人，1961年1188.6萬人。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萬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萬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萬人





　　三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三項相加，即5721.3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為781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王維誌僅粗略估算，將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為2343萬人，總死亡人數5721.3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5721.3－2343＝3367.9萬人。即三年餓死3378.3萬人。





　　其實，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781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706.2＋687.5＋781.1）／3＝724.9，則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數為724.9＊3＝2174.7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5721.3萬人扣除2174.7萬人，則三年餓死人口為3546.6萬人。





　　按王維誌的修訂數，1960年的死亡率應為44.33‰，而不是統計年鑒上的25.43‰。44.33‰這個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計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於科爾的38.8‰，更高於蔣正華的31.25‰（《中國人口·總論》數）、31.58‰（李成瑞書中數）和32.40‰（《西安交大學報》數）。





　　王維誌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復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麽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誌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萬到3500萬之間，他們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誌沒有考慮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1958年冬和1962年春，壹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到3700萬之間。取其中數3600萬。





　　據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我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3600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例如，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數在1200萬人（本書前面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797萬）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革期間下放安徽時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500萬人（本書前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226萬）。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誌遠（他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歷證明，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遠遠低於實際情況（見本書《安徽不安》壹章）。親歷者提供的數據遠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誌的數據。





　　在人口減少中，本書計算沒有考慮各省凈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壹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少壹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省內流動不會影響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我上述計算有壹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誌遠等親歷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3600萬計。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面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附錄：（可刪去）





　　蔣正華先生臺鑒：





　　請恕我稱您為先生而不稱副委員長，這是因為我看重作為學者的蔣正華更勝於作為官員的蔣正華。古人雲：“文章草草傳千古，仕宦匆匆僅十年”，何況您的文章不會是“草草”之作，應是精心研究的學術著作，其影響更為深遠。





　　是李成瑞推薦我找您的。據李老講，您原來住19層，他住8層，經常交談。對大躍進期間中國的人口變動，國外學者研究很多，有科爾，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獨推崇於您。他認為您是用人口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大躍進人口變動第壹人。李老已發表了專門推薦您的文章。我是新華社退休記者。退休後想研究壹下大躍進期間人口變動問題。李老建議我必須找您談。





　　經李老推薦，我拜讀了您的論文。現有幾個問題想求教於您：





　　第壹個問題：您提供的三組數據為什麽不同？是同壹方法算出來的嗎？這三組數據哪壹組代表您最後的看法？為什麽要對前壹組時進行修正？





　　現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壹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和李南的名義在壹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也是這組數據）。二是《中國人口年鑒，1987》，中國經濟管理出版社，第94－106頁。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617頁，據李成瑞講，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僅列出死亡率壹項三種出處的差別。





　　╔══════╤═══╤═══╤═══╤═══╤═══╤═══╤═══╤═══╤═══╗

　　║年　　　　份│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

　　╠══════╪═══╪═══╪═══╪═══╪═══╪═══╪═══╪═══╪═══╣

　　║中國人口總論│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

　　║中國人口總論│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

　　║西安交大學報│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





　　第二個問題：您推算出來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數為1700萬，是用哪壹組數據為基礎？是用什麽辦法算出來的？





　　壹般說來，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數（按統計年鑒兩個年底數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數。





　　各年死亡人數減去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





　　怎樣確定正常死亡數呢？科爾以1957年和1964年的死亡率兩點，取其中數。也有人取1955－1957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數作為起點，取1963－1965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數為另壹點，再用科爾辦法取其中數。這比科爾數要準確壹些。也有人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樣確定正常死亡人數的？





　　以上問題如能給我以啟蒙，將不勝感謝。





　　找您很難，王維誌提供了您夫人辦公室的電話，我兩個星期四都打電話，沒找到人。我把我的電話留給了您夫人，也未見回音。給人大常委打電話，把我當成信訪的。所以，只好寫這封信。



第二十四章　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盡管糧食生產非常重要，但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更為重要，如果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壹旦出現饑荒，國家可以從國外購買糧食。所以解決饑荒問題的關鍵是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不能僅限於增加糧食生產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壹下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狀況。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對1958年的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壹次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17個問題，其中，重點討論了當年的鋼鐵生產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銳說，如果說大躍進是狂風巨浪，那麽，北戴河會議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壹波在工業書記會上作總結發言，傳達了毛澤東壹個驚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麽。用不了壹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壹般的超英趕美已經不夠氣魂了，要變成四個美國，還要成為老大哥蘇聯的壹倍。人們的思想更加狂熱。





　　這次會議不僅就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還提出了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辦法，這就是“拔白旗”和“插紅旗”。所謂“拔白旗”，落實到基層就是對大躍進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壓力，甚至批判鬥爭。“插紅旗”就是對那些激進分子進行表彰。這樣做的結果，形成了“正反饋”機制，使大躍進越來越向激進的方向偏移。





　　大躍進不僅沒有使國民經濟實現超越式發展，反而使國民經濟落後於其它國家和地區。1957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為369億美元，日本只有297億美元。1961年，日本的國民收入總值超過了中國，從此以後兩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壹、農業躍進　糧食減產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的躍進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具體目標是，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如本書“糧食問題”壹章所述，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1936年的3000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1967年糧食總產量只有4374億斤。1996年才突破1萬億斤，以後壹直在1萬億斤上下徘徊。可見，這個指標“冒進”了30年，當時卻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達，非完成不可。





　　為了完成高產任務，各地采取了種種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開荒，大興水利。而這些都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大兵團作戰。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荒唐的瞎指揮和駭人聽聞的強迫命令。其中的具體情況，在本書介紹各省情況中有詳盡的陳述。





　　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是水利化運動。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以後，各地投入了大量勞動力，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興修水利是應該的，但要求過高過急，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過程中，又不講科學，強迫命令，蠻幹，好的出發點，就造成了壞的結果。





　　據統計，全國各地農村興修農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數，從1957年10月的兩三千萬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億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國農民投入興修水利的勞動日共計130多億個，完成土石方量250多億立方米。有人計算，如果將這些土方鋪成1米厚、66米寬的路，可以從地球鋪到月球。





　　1億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是個什麽概念呢？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55303萬人，農村勞動力約有2.65億人，即每2.65個勞動力中，就有壹個人上了水利工地。這是全國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勞動力遠遠超出了這個數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長期在水利工地上。





　　據水利部門當年統計，從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國擴大灌溉面積35334萬畝，比解放後8年增加的灌溉而積還多29.3%。顯然，這個數是誇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過，當年建設的水利設施，有壹些到80年代還起作用。所以，對1958年的水利建設，不能全盤否定。但是，相當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沒有考慮當時科技和經濟能力，有的缺乏科學的勘探和設計，結果半途而廢，既勞民傷財，又破壞了生態環境。1億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糧食，這是民饑荒的原因之壹。





　　興修水利是大兵團作戰。在工地上的勞動者按軍事編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勞動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幹部摧殘農民的情況相當普遍，特別是任務難以完成的時候，情況更為嚴重，打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搞水利化運動實行的是“三邊方針”：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使很多工程倉促上馬，半途而廢。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後患。





　　在耕作上，壹反農民千百年的犁耕的習慣，要農民用鐵鍁搞深翻。過去農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現在用鐵鍁深翻深度要求壹米以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力，還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處，把深處的生土翻了上來，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深翻時候，田頭紅旗招展，上百個勞動力，每人壹把鐵鍁，站成壹橫排，像運動場上短跑比賽壹樣向前挖掘。領導人還組織學生們在田頭敲鑼打鼓助威。





　　水利化運動和積肥運動，使得運輸任務重。上級要求各地在搬運土方和肥料時，用手推車取代扁擔。於是，各地又大搞“車子化”的群眾運動。為了造車子，不僅砍樹，還把農民家裏的板凳也拿來做車子。有了車子，為了提高速度，上級要求給車子裝上軸承。於是又搞起了“軸承化”。軸承哪裏來？發動農民自己制造。於是，千家萬戶拿起鐵錘砸鐵珠子。農村鐵匠把這些珠子鑲嵌在大小兩個鐵圈之間就算是軸承。顯然，這樣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費了。





　　農業大躍進，不但沒有躍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糧食產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糧食部的數字，減少了26.4%──本書作者註），棉花產量下降了51.2%，三種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漁也大幅度下降。耕畜減少了28.8%，中小農具減少了25%，舊式中型農具減少了40%左右。1959－1961年，農業總產值連續三年下降。按可比價格計算，1960年和1961年的農業總產值低於1952年。按當年價格計算，1960年農業總產值低於1952年。詳見表24-1。





　　表23-1　　農業總產值及其指數





　　╔══╤════╤═══╤════╗

　　║年份│農業總產│以1952│以上壹年║

　　║　　│值(億元)│為100 │ 為100　║

　　╠══╪════╪═══╪════╣

　　║1952│　 461　│ 100.0│　115.2 ║

　　║1953│　 510　│ 103.1│　103.1 ║

　　║1954│　 535　│ 106.6│　103.4 ║

　　║1955│　 575　│ 114.8│　107.6 ║

　　║1956│　 610　│ 120.4│　105.0 ║

　　║1957│　 537　│ 124.8│　103.6 ║

　　║1958│　 566　│ 127.8│　102.4 ║

　　║1959│　 497　│ 110.4│　 86.4 ║

　　║1960│　 457　│　96.4│　 87.4 ║

　　║1961│　 559　│　94.0│　 97.6 ║

　　║1962│　 584　│ 100.0│　106.2 ║

　　║1963│　 642　│ 111.6│　111.6 ║

　　╚══╧════╧═══╧════╝





　　資料來源：1980年《中國經濟年鑒》第五部分和1983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六部分。





　　本表中農業總產值為當年價格。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曾有三次變動，因此表中的指數按可比價格計算。從指數可以年出各年農業發展速度。



二、以鋼為綱　搞亂全局



　　“以鋼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全民大辦鋼鐵的作法，搞亂了國民經濟全局。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1958年計劃620萬噸。如果不搞大躍進，實現700萬噸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壹番，達到1070萬噸是不可能的事。





　　表23-2　　大躍進以前各年的鋼產量（單位：萬噸）





　　╔══╤══╤══╤══╤══╤══╤══╤══╤══╗

　　║年份│1950│1951│1952│1953│1954│1955│1956│1957║

　　╠══╪══╪══╪══╪══╪══╪══╪══╪══╣

　　║鋼　│ 61 │ 90 │ 135│ 177│ 223│ 285│ 447│ 535║

　　╟──┼──┼──┼──┼──┼──┼──┼──┼──╢

　　║鋼材│ 37 │ 67 │ 106│ 147│ 172│ 216│ 314│ 415║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225頁。





　　毛澤東早就把大話說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期間，得知赫魯曉夫計劃蘇聯15年趕上美國後，於11月18日，就在64個黨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中國用15年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的目標。毛澤東金口壹出，就成為全國上下鐵打不動的任務。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長王鶴壽組織治金部黨組“務了8天虛”向毛澤東提出了鋼鐵“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壹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報告。這比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標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興，多次表揚了這個報告，還說這個報告是“壹首抒情詩”。





　　1958年2月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的薄壹波，在壹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鋼產量為624.8萬噸的指標，比上壹年增長16.7%。但是，這個指標被認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標提高到771萬噸，比上年增長44.1%。但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會議又把鋼產計劃提高到800萬－850萬噸。比上年增長49.5%－58.9%。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局柯慶施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這被認為“是壹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800萬噸，華北600萬噸，西南310萬噸，東北1100萬噸，西北150萬噸，並預計到1962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





　　6月17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將此件印發給軍委會議各同誌，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毛澤東批示說：





　　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達到英國了。





　　在這種氣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北京遊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領導人，冶金部長王鶴壽也參加了，毛問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號才決定搞壹千壹。1958年鋼產指標為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就是這樣的確定下來的。這麽重大的事情就在遊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





　　但是，從6月19日到8月中旬，鋼鐵完成任務的情況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那壹天，毛澤東提出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幾天，毛澤東聽取了鋼鐵生產情況的匯報以後，給陳雲打電話，作了8點指示，其中談到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這些處分措施後來寫進了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中）。並讓陳雲把各省工業書記召到北戴河開壹次會議。8月21日，陳雲向參加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傳達了毛的指示，並提議，要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壹個時期。薄壹波插話說，對土爐子要有信心，100個土爐子有壹個出鐵那就很好。從此，“小、土、群”（小爐子，土爐子，遍地成群）在中國大地到處風行，危害極深。壹向被人們譽為講究科學、頭腦冷靜的陳雲也出此下策，可能當時人們頭腦熱到什麽程度。在北戴河的工業書記會上，按月落實了鋼鐵的生產進度，還按地區分配了鋼鐵生產任務，連幾乎沒有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須生產20萬噸生鐵，其它省市的任務就更重了。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全民的大煉鋼鐵運動迅速展開。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8月30日的總結報告中說：





　　死與活的問題。不是死人之“死”，是統死統活的問題，世界上沒“死”是不行的。1100萬噸鋼，少壹噸也不行，這是“死”的。明年2500萬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其中2500萬噸是“死”的，是“死鋼”，另外200萬－250萬噸是“活”的，歸地方支配。





　　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已經9月份了。在剩下兩三個月時間內，還要完成600多萬噸的任務，才能實現全年的1070萬噸。按常規這是不可能的，只好發動全民蠻幹。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鐵產量翻壹番的偉大任務》。9月5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全力保證鋼鐵生產》，號召與鋼鐵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部門“停車讓路”。這壹“停車讓路”，使各頂工作停頓，各個部門為鋼鐵行業作出犧牲，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當時，1070萬噸這個數字用巨字寫在全國各地的墻壁上，“為鋼鐵元帥升帳”“為鋼鐵元帥讓路”的宣傳品遍及各地。全國上下，不分工農商學兵，不分男女，都為“1070”而奮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都搭起了爐子，找來礦石，不分晝夜地大煉鋼鐵。9月4日的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壹番，今年1100萬噸鋼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鋼鐵有壹個大躍進，因為9月是要命的壹個月。”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9月30日，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9月，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壹億。





　　為了配合大辦鋼鐵，還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上山找礦：大辦煤炭，到處設法挖煤，僅小煤窯就開挖了10萬多個：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既有現代化的運輸車輛，又有牛車馬車和肩挑背馱。





　　這上億人的大辦鋼鐵的大軍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從來沒有煉過鋼鐵，連高爐也沒有見過。對他們能不能煉出鋼來，是有人懷疑的。懷疑是要受到批評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在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中說：“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余名幹部、93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





　　“全民大辦鋼鐵”，的確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煉鋼爐，建立了小型鋼鐵廠，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被任命為廠長。葉子龍對鋼鐵生產壹竅不通。毛澤東還到這個“鋼鐵廠”視察，聽取葉子龍匯報。在中南海的帶動下，中央機關和各省委機關也都架起了煉鐵爐：





　　在國家計委在三裏河的辦公樓的院子裏煉鋼爐火沖天，把鐵絲網剪成壹段壹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文化部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副部長、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煉鋼總指揮，倒是頗有戲劇性。





　　外交部也在院裏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





　　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裏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壹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為“1070”作貢獻。





　　中央命令壹下，到地方就變成了荒唐的行動。河南省遂平縣提出了口號：“建百廠，設萬爐，日產千噸”。後來以發展到：“社社建爐，鄉鄉建廠，三天準備三天建，五天投入生產，日產萬噸鋼”。為了找礦報礦，他們提出：“向深山進軍，向高山要寶，白天山河壹片人，黑夜山河壹片明，撒下天羅地網，圍剿山中寶藏，不漏壹個山頭，為找到6000萬噸鐵礦石而奮鬥！”礦石還沒有找到，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縣裏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10月14日，公社就把鋼鐵生產指標到各大隊。經過千辛萬苦，人們終於在歪尖山下紅石崖發現了鐵礦，品位很低。但人們已經顧不得品位高低了，瘋了壹樣到紅石崖挖礦石。幾天時間，紅石崖、柴王臺的山野裏，就建起了壹座座煉鐵爐子，8萬鋼鐵大軍聚集在這裏，全縣建立了三個戰區、42個營，174個連隊，開始了大煉鋼鐵的戰鬥。原來這裏滿山遍野是樹林，林子裏有老虎、豹子、野豬，這壹大煉鋼鐵，樹全砍光了。縣委還嫌進度太慢，高爐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爐，幾戶建小爐。建爐的磚從哪裏來？扒房子。先扒沒人住的，夫妻雙雙上占戰區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說。據統計，在大煉鋼鐵期間，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間。煤燒完了，樹砍光了，可鋼鐵指標還是上不去，急壞了公社書記陳炳寅。後來公社黨委決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墻上找，墻內找，大人小孩壹起找，找光，找凈，不放過壹根鐵釘。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廟古寺，找大鐘香爐：查武舉人後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鐵器：查光，查凈，家家不能有鐵鍋。壹夜間，千家萬戶沒有鍋，古廟寺院再沒有鐘聲，石磨石碾挖去了鐵軸，門沒有鐵鼻。這壹夜，嵖岈山公社共繳“廢鐵”71786斤，全部投進了煉鐵爐裏。





　　全國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壹樣，機關、學校、公社、商店，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鋼鐵生產指標，搜集各種鐵件，化成鐵錠，向上級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無寸鐵”。





　　當時，我所在湖北省稀水壹中也為“1070”而奮鬥。在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運動中，青年學生們是很真誠的。稀水縣，既沒有鐵礦，也不產煤。我們這些中學生到四十裏外的蘭溪港去挑從外地運來礦石和煤炭。那時我們熱情很高，雖然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挑了上百斤的擔子。學校請人在校園後面的空地上搭了壹個很大的土爐子，請木匠做了壹個很大的風箱。拉風箱是四個人，他們以同壹節奏，以跑步的速度前進，後退，前進，後退，不到幾分鐘就滿身大汗。因此組織了幾個小組，十幾分鐘就輪換壹次。物理老師，化學老師也在爐子邊忙碌著。忙了幾天，沒見出鐵。有人說，必須用鐵做“引子”，新煉的鐵水才會出來。於是，畢業班陳武安、範炳文、雷伯軒、侯耀等同學把學校上下課報時的大鐵鐘砸了，投進爐子裏。不久，紅紅的鐵水果然出來了，大家歡呼“總路線萬歲！三面紅旗萬歲！”鐵水流進模型裏鑄出了幾塊“鋼錠”，還不等完全冷卻，就給它紮上紅綢，敲鑼打鼓地擡到縣委會去報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動，認為在“1070”中也有我們的壹份貢獻。當時只有50多萬人口的稀水縣，組織了13萬多人的“大兵團”砍樹燒炭，建煉鋼爐168個，煉鐵爐2846個，在城關、蘭溪兩地各建鋼鐵廠壹個，職工上千人。據當時上報共煉鋼9.34噸，鐵3078噸，實際多為廢渣。這13萬砍樹燒炭的“大兵團”使全縣所有的山林都變成壹片光禿。





　　像農業上大放高產衛星壹樣，各地也大放鋼鐵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在鼓吹鋼鐵生產“放衛星”中，又壹次大顯身手，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報道以外，還在壹版顯蓍位置不停地發表社論：





　　9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緊緊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紹，9月14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14000噸，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噸生產計劃。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論中說，僅在9月15日這壹天，全省就產鐵18939.2噸，日產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8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4396噸。

　　10月1日，《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的社論中說，9月29日，是中央確定放衛星的日子。這壹天，各種衛星壹齊上天，全國鋼的日產量近6萬噸，鐵的日產量近30萬噸，出現了9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73個日產生鐵超過千噸的縣，出現了兩個日產5千噸鋼、壹個日產4千噸鋼的省。

　　10月18日，《祝廣西大捷》的社論中介紹，毫無鋼鐵生產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反而後來居上，接連放了幾顆特大的衛星。其中，環江縣日產生鐵6300多噸。

　　10月26日，《“鋼鐵生產周”勝利以後》的社論中說，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確定的“鋼鐵生產高產周”，在這壹周內，鋼鐵平均日產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產量增加了85%，生鐵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10萬多噸，生鐵最高日產量達到37萬多噸。

　　12月23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壹0七0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實現》。消息說，據治金工業部12月19日統計，全國已生產鋼1073萬噸。以後的報道說，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產鋼1108萬噸。





　　《人民日報》提供的這些鋼鐵產量的數字，和它提供的糧食產量的數字壹樣，完全是天方夜談。但是，對這些謊言不容懷疑，誰懷疑，誰就要倒黴。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到河南了解大煉鋼鐵的情況，他發現“小、土、群”煉鐵爐煉出的根本不是鐵，只是壹些熏得烏黑的石頭。高揚當即對禹縣委書記刁文指出，這裏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90%與實際不符。高揚還向中央工業部和中央監委寫了報告。但是，他壹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評，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人民日報》的這些假話比賽的惡果不僅是數字的浮誇，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權威使荒唐更加擴大，逼迫人們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1958年同時兼任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家權威新聞單位第壹把手的吳冷西，在37年以後的1995年，出版了《憶毛主席》的小冊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道，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壹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吳冷西在1958年的行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壹樣，逃不過制度的約束。所以，人們不能過多地追究他的責任。但是，他對於造成他犯錯誤的制度是戀戀不舍的，以致於在1978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公然出面強烈反對。在《憶毛主席》這本小冊子中，雖然講了壹些真話，但還處處還流露出對那種制度的留戀，流露出他當年能伴隨毛澤東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講科學的蠻幹，必然受到科學的懲罰。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壹季度，各鋼廠調入的生鐵，合格率不到壹半。有的小高爐處產的生鐵含硫量超過2%、3%，有的高達6%。生鐵質量太低，用這種生鐵作原料的大鋼廠產品質量也下降。鞍鋼1958年四季度壹級鋼在全部鋼產量中的比重，由原來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幾個月，鞍鋼每天有3000多噸鐵水不能煉成鋼，只能鑄成鐵塊。不僅質量差，成本也上升。原來生鐵的調撥價每噸150元，小高爐生鐵的成本多數為250－300元，為了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從1958年9月起，小高爐生鐵的調撥價提高到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僅這項補貼就占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壹。





　　大煉鋼鐵只折騰了幾個月時間，但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是多少年也無法醫治的。大量農業勞動力成了鋼鐵大軍，使糧食爛在田裏沒人收獲。在大煉鋼鐵第壹線，壹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大幹”，吃掉了很多糧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饑荒的原因之壹。大煉鋼鐵還擠掉了輕工業，造成了日用品市場供應緊張。礦產資源遭到破壞，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墻的千年磚塊拆下來砌了煉鐵爐，價值連城的金屬文物都化成了鐵水。





　　但是，“以鋼為綱”的方針並沒有就此結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鋼產量的指標又定為1800萬噸。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要給毛主席爭氣，給我們國家爭氣。妳赫魯曉夫欺侮我們，我們要幹個樣子給妳看。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就這樣使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壹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那個制度，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三、工業躍進　盲目建廠



　　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壹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壹文件，再壹次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壹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壹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1958年全國每人占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1000斤左右，省壹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壹級黨委有可能把註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壹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河北省定縣，在壹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1530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35個工廠投入生產。只有13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廠礦307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1958年新建廠礦可達1267座。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誇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壹。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1959年時92%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采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1962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508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179處、設計能力7484萬噸，占設計總能力的44%。其中采掘關系不正常的礦井占77%，因此從1960年4、5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壹套管理制度都沖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壹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21%，1960年提高到24%：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虧損額直線上升，到1961年達到105億元。其中工業虧損46.5億元。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1957年138億元，1958年267億元，1959年345億元，1960年384億元。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996億元，比第壹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81%。平均每年投資332億元，比1957年高出1.4倍。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壹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1587個，1959年1361個，1961年1815個，而第壹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1384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周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盡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312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246億元，占新增國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國民收入減少2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39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38.8%，木材為14.8%，水泥為31.7%，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40.7%。在編制1959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後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盡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150億元。





　　表23-3　　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

　　║年份│總　計│基本建設投資║

　　╠══╪═══╪══════╣

　　║1954│102.68│　　 99.07　║

　　║1955│105.24│　　100.36　║

　　║1956│160.84│　　155.28　║

　　║1957│151.23│　　143.32　║

　　║1958│279.06│　　269.00　║

　　║1959│368.42│　　349.72　║

　　║1960│416.58│　　388.69　║

　　║1961│156.06│　　127.42　║

　　║1962│ 87.28│　　 71.26　║

　　║1963│116.66│　　 98.16　║

　　║1964│165.89│　　144.12　║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301頁。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壹部分用於當年消費，壹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壹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1958年到1961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占39.1%，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壹個五年計劃時期的24.2%。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壹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35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1元。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1959年為76.3%，1960年為73.3%。見表24-4。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表23-4　　大饑荒年代中國的外貿進出口情況　　　　　　　貨幣：人民幣





　　╔══╤═══╤═══╤══════════╤═════════╗

　　║　　│出口額│進口額│　　　出口商品額　　│　進口商品額構成　║

　　║ 年 │　　　│　　　│　(以出口總額為100) │(以進口總額為100) ║

　　║　　│(億元)│(億元)├──┬────┬──┼────┬────╢

　　║ 份 │　　　│　　　│工礦│農副產品│農副│生　　產│生　　活║

　　║　　│　　　│　　　│產品│　加工品│產品│資　　料│資　　料║

　　╠══╪═══╪═══╪══╪════╪══╪════╪════╣

　　║1956│ 55.7 │ 53.0 │26.1│　31.3　│42.6│　91.5　│　 8.5　║

　　║1957│ 54.5 │ 50.0 │28.4│　31.5　│40.0│　92.0　│　 8.0　║

　　║1958│ 67.1 │ 61.7 │27.5│　37.0　│35.5│　93.1　│　 6.9　║

　　║1959│ 78.1 │ 71.2 │23.7│　38.7　│37.6│　95.1　│　 4.3　║

　　║1960│ 63.3 │ 65.2 │26.7│　42.3　│31.0│　95.4　│　 4.6　║

　　║1961│ 47.8 │ 43.0 │33.4│　45.9　│20.7│　61.9　│　38.1　║

　　║1962│ 47.7 │ 33.8 │34.7│　45.9　│19.4│　55.2　│　44.8　║

　　║1963│ 50.0 │ 35.7 │32.9│　42.9　│24.2│　56.0　│　44.0　║

　　║1964│ 55.4 │ 42.1 │32.9│　39.1　│28.0│　55.5　│　44.5　║

　　║1965│ 63.1 │ 55.3 │30.9│　36.0　│33.1│　66.5　│　33.5　║

　　║1966│ 66.0 │ 61.1 │26.6│　37.5　│35.9│　72.2　│　27.8　║

　　╚══════╧═══╧══╧════╧══╧════╧════╝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1981年，Ⅷ－32，經濟管理出版社，第33頁。





　　“大上快上”工業，不僅基本建設項目大增，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的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後即可執行，不必經中央批準。招工權力下放以後，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車站設立招工點。職工人數從1957年的3101萬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萬人，三年增加2868萬人，增長92.2%。與此相應的是城鎮人口增加。1957年，城鎮人口總數為9949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1958年為10721萬人，1959年為12371萬人，1960年達13073萬人。三年共增加3124萬人，增長31.4%。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2218萬人。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吃商品糧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糧食征購指標不得不提高，加劇了農村的饑荒。





　　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大慶油田是在大饑荒年代開發出來的，認為這是工業大躍進的亮點。實際上，大慶油田的地質勘探始於1954年初，經過幾年艱辛的努力，於1959年9月國慶10周年前夕射孔試油成功。大慶油田並不是大躍進的成果。





　　四、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市場不能起配置資源的作用，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完全靠宏觀經濟領導部門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重工業與輕工業平衡，相關產業間的平衡，等等，如果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調。這樣，有的部門生產能力閑置，有的部門生產能力不足，就會造成嚴重的浪費。此外還有物資平衡，財政平衡，外匯平衡等，這些也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但是，在大躍進期間，由於按主觀意誌行事，搞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系，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失調又不能靠市場配置資源去自動地平衡，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財政金融全面困難。從1958年到1960年，財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財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長了84%，當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47%，大大突破了中國財政收入壹向只占國民收入30%多壹點的比例。這表明國家財政集中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國家財政集中得過多，其資金又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就擠了人民的消費。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財政集中過多的情況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財政收入中還有不少虛假部分，因此，財政收入很快銳減。在1960年81.8億的赤字的基礎上，1961年財政收入比1960年減少37.8%，1962年又減少11.9%。財政的虛假收入，銀行的虛假存款，掩蓋了財政赤字。據有關部門事後估計，大躍進造成的財政赤字，大約180億元。在市場經濟國家，民間財富大於國家財富，這個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赤字已經相當危險。何況當時的財政總收入才300多億元，180億元的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財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來解決。1961年，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壹倍多，但是，同期的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14.7%。貨幣流通量大大超過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購買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額，1960年達74.8億元，1961年仍有26.9億元。每壹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包括壹部分沒有用的質次價高的在內）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臺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壹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壹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表23-5　　大饑荒年間的財政狀況（億元）





　　╔══╤════╤════╤════╗

　　║年份│財政收入│財政支出│收支差額║

　　╠══╪════╪════╪════╣

　　║1957│　310.2 │　304.2 │　＋6.0 ║

　　║1958│　387.6 │　409.4 │ －21.8 ║

　　║1959│　487.1 │　552.9 │ －65.6 ║

　　║1960│　572.3 │　654.1 │ －81.8 ║

　　║1961│　356.1 │　367.0 │ －10.9 ║

　　║1962│　356.1 │　305.0 │　＋8.3 ║

　　║1963│　342.3 │　339.6 │　＋2.7 ║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417頁。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1958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壹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1960年商品短缺狀況進壹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1961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70%。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壹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占人民生活開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18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15%，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壹些高價商品。1962年壹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24-6。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壹起，整個價格上漲了30%，有的地區上漲了40%。





　　表23-6 四川省簡陽國家牌價與自由市場價對比表（1962年3月）　單位：元/斤





　　╔════╤════╤═════╗

　　║品　　名│國家牌價│自由　市價║

　　╠════╪════╪═════╣

　　║大米　　│　0.093 │　　0.93　║

　　║菜油　　│　0.67　│　 8～10　║

　　║紅苕　　│　0.015 │　　0.15　║

　　║胡蘿蔔　│　0.05　│　　0.20　║

　　║棕片　　│　0.21　│1.10～1.20║

　　║蓮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　0.28　│3.00～3.20║

　　║豬肉　　│　0.67　│8.00～8.50║

　　║水牛肉　│　0.46　│5.00～5.50║

　　║鯽魚　　│　0.47　│4.80～5.00║

　　║雞蛋　　│　0.64　│7.50～8.00║

　　╚════╧════╧═════╝





　　資料來源：惠文：《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大饑荒網站”。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47.6%，豬肉減少80.6%，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1961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漢2斤，天津、廣州1.7斤，西安1.3斤，沈陽0.6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沈陽無貨供應，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慶2.8斤，天津、武漢、沈陽1.3－1.8斤，西安不到7兩。職工工資也下降。1961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據全國大、中、小13個城市、526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1961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17.07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減少了1.87元。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系，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系，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壹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10%。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1961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21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3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3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壹。1962年4月16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壹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四、被迫調整，壹步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8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匯報1961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1961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壹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壹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1960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1960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8月和12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1860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壹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壹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布：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幹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壹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著“十個指頭”成績和“壹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1，900萬噸，比上年增長1.6%：原煤產量43，100萬噸，比上年增長2.6%：糧食產量要求達到4，100億斤，比上年增長10.8%。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壹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壹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壹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壹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壹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壹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40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麽壹點，沒有什麽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壹天天向上了”。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壹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壹年下降30.9%，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壹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壹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采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壹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5月7日到10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壹步統壹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壹步調低了1962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采取了壹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凈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2)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1960年基建投資完成384億元，1961年減到123億元，1962年計劃減到46億元，後來實際完成56億元加上自籌完成67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進壹步降到10.4%。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1960年的1815個減到1961年的1409個，1962年進壹步減至1003個，許多工程下馬。





　　(3)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1960年鋼產量1866萬噸，1961年壓到870萬噸，1962年最初的計劃是750噸，後來調整為600萬噸，實際完成667萬噸。煤炭，1960年實際產量39700萬噸，1961年完成27800萬噸，1962年計劃25100萬噸，後來調整為23900萬噸，實際完成22000萬噸。關、停、並、轉，1961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1961年已經比1960年減少25000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1962年繼續減少了18000，兩年合計減少了43700個，相當於1960年96000個的44.8%。





　　(4)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1960年只有17017萬人，1961至1962年兩年，增加到21278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征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1961年和1962年兩年，凈進口糧食160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制造小農具需要。到1962年，農村鐵制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1961年糧食價格提高25%，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20億元。





　　（5）對壹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壹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1960年520萬噸，1962年575萬噸，化纖1960年10600噸，1962年13600噸，1965年達到50100噸。





　　（6）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壹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7）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18類基本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幾倍甚至十幾倍。經過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1961年9、10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沈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報告稱，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1035項，建築面積334.4萬平方米，約占開工工程的壹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95.4萬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體工程進行了壹半的約有132.9萬平米，占38.6%：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萬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31.4萬米，占10.6%。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沈，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沈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3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墻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墻基全泡在水裏。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壹陣大風把屋頂刮掉，刮倒了墻，壓死了3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沈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10285噸，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呆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138噸，大部分被風刮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沈陽市磚瓦廠壹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臺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銹，200多個爐篦全部銹爛，不能使用。沈陽合成氨廠七臺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壹期10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10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壹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銹。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占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壹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壹匱。沈陽地區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13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壹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麽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1965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裏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刮了“黑暗風”。於是在8、9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壹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通常會引發的農民的大反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有的會引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實現王朝更叠。20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規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為什麽沒有引發重大的社會震蕩？這是壹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歷史之謎。



壹、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在1958－1962年間，由於苛政害民、饑民遍地，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據陜西省興平縣、寶雞市和西安市雁塔區三個地方統計，1960年發生的116起“反動標語”和信件中，有50％是針對糧食問題的。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局部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騷亂和暴動，邊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騷亂和暴動





　　騷亂和暴動較多地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漢族地區相對少壹些。這是因為，政府對中原漢族地區的控制比少數地區更為嚴密，民間沒有武器，沒有非政府組織：有些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並有槍支武器，有些地方頭人還能夠起壹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復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對這些騷亂和暴動，政府諱莫如深，報紙上通常不作報道，現將散見在地方誌裏的壹些資料摘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壹章中介紹了“麗江小涼山暴亂”、“富寧縣瑤族騷亂”、“維西縣伏擊事件”、“歸化寺武裝沖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宣威事件”等暴亂。其中“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和“宣威事件”規模最大。這裏不再復述。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街老館裏，本書作者調閱了幾十本1990年代編修的地方誌，從中看到了以下記載：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韓乙奴為首的200余名匪徒，脅迫群眾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縣發起武裝叛亂，隨之牧業區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武裝叛亂。這場叛亂歷經五年才得以平息。“從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為期5年共進行大小戰鬥3639次（其中部隊作戰2811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828次），斃敵1.6萬人，傷敵4876人，俘獲4.68萬人次，招降5.88萬人次。繳獲無座力炮4門、高射機槍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肅省卓尼縣錄竹全區發生武裝叛，上叠區（今叠部縣）紮尕那、北山地區也相繼發生叛亂。

　　1958年7月，雲南省在鶴慶、永勝、賓川三縣結合部的四角山發生土匪騷亂。

　　1958年8月15日，甘肅省廣河、東鄉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在馬國忠等人的策劃下，廣河、東鄉等縣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搗毀政府、殺害幹部、搶劫銀行、破壞公路及通信線路等。8月下旬，蘭州部隊在民兵的協助下，及時平叛，9月中旬叛亂平息。在平叛中，有擴大化問題。”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四川省榮昌縣破獲“歸根堂”、“乾元堂”、“萬全黨”等反動會道門的復辟活動。

　　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

　　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

　　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1958年12月27日，雲南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發生暴亂。

　　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

　　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

　　1959年安徽嶽西縣發生暴亂。

　　1959年4月16，雲南省建水縣岔科公社白雲村發生暴亂。生產隊長李萬成被殺，奪走民兵槍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

　　1959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200多農民企圖暴動。





　　1958年，貴州省黔東南州共破獲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天柱縣的“自由中國民主同盟西南聯合反共戰鬥軍”反革命暴亂案、黎平縣的中黃農場勞改犯預謀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歸養反革命集團預謀暴亂案和岑懂“四壹”反革命集團復活預謀暴亂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這個州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19起。1960年10月這個州鎮遠縣破獲“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暴亂案。1961年1月，在錦屏、劍河、黎平三縣結合部的青山介地區破獲“中國邊區遊擊總指揮部”反革命預謀暴亂案。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裏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誌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12月20日，甘肅省鎮原縣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第壹師”反革命暴亂。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廳、株州市公安局和鳳凰縣公安局在鳳凰縣的臘爾山、沱江鎮抓獲以吳求富、龍紹海為首的“中國民主救星黨”陰謀暴亂案，抓獲40多人。





　　1960年12月，雲南省宣威發生“反革命暴亂。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鄲市破獲“新星會”陰謀暴亂案。首犯閻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機會，成立武裝組織“仁義軍”。12月13日閻普真帶領95名道徒人企圖占領河北省永年縣老城。被公安部門全部抓獲。





　　1961年4月，四川省劍河縣公安局破獲太擁公社展模管理區反革命集團“中國英雄黨”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辦。1962年8月，劍河縣公安局與三穗縣公安局配合，捕獲涉及劍河縣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縣瓦寨、順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政司令部”全部成員。





　　1961年四川省墊江縣在西山蝦蟆灣壹帶破獲預謀反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革命軍”，捕獲頭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門破獲“中國民主黨”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趙革東是原懷德縣委宣傳部長。





　　1962年11月10日，雲南省南華縣沙橋、五街地區發生反革命武裝土匪暴亂，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肅省嘉峪關市嘉峪關公社黃草營大隊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





　　四川省阿壩地區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





　　1962年雲南鎮元縣發生30余人的暴亂。





　　在地方誌裏（特別是各地的“公安誌”）這樣的記載很多，本書不再壹壹列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裏翻閱。





　　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並沒有政治動機，只是為了填飽肚皮。有些地方官員把正常的反映意見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1957年12月雲南通海壹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





　　邊民外逃





　　在苛政、饑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得知，大規模的邊民外逃有三處。





　　壹是西南邊界。雲南省沿邊壹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8萬人，從現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員超過了此數。僅德宏州外逃人員就有近6萬人。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壹章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廣東深圳，從1958年以來就出現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參與這次偷渡外流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詳見本書《嶺南風雲》壹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1962年春夏，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哄搶糧食





　　饑民哄搶糧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檔案館有資料記錄。哄搶糧食多發生在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饑民哄搶運糧列車。哄搶糧庫的情況也有發生。





　　張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報告說，武威車站自運糧壹開始，群眾就成群結隊地到車站偷糧，1月5日，白天約有五六百人，晚上約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車站偷糧、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約18000多斤。駐車站炮兵團警衛戰士阻攔不住，有的向戰士擲石頭，逼迫戰士後退。有的喊話說：“妳們不敢開槍打我們。”有的壹個人糾纏戰士，其他人去偷。據了解，當時警衛戰士已架起了機槍，以阻攔群眾。下午，到車站的群眾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縣委常委黃進忠，從炮兵團又調兩個排。同時，抽了部、局長10多人，到車站附近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教育群眾，安排社員生活。張掖地委得知情況後立即撤回新調去的兩個排戰士，不準打罵群眾，不準拘留，絕對不準開槍，對遠道而來吃不上飯的給他們做飯吃，說服他們回去。這天下午6時張掖地委喬生瑞向省委電話報告說，警衛人員架了壹挺機槍，又從炮兵團抽了兩個排的戰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連續向省委的報告說，從1月5日到8日，先後三天有400多名群眾成群結隊地擡上梯子，拿著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鐵銑等到面粉廠搶糧。有的是搭上梯子越過墻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墻上挖洞進去偷，還有壹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攔劫拉糧的皮車，用刀子將裝糧的口袋割破，壹湧而上，搶到糧就走。5日曾鳴槍驅散，但後兩天有人繼續搶糧。對鳴槍行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檢查。





　　省委天水工作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聯向省委的報告說，最近以來，鐵路沿線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列車被搶被偷事件不斷發生，繼續蔓延，日益嚴重，損失非常驚人。北道車站檢查組去年12月份檢查了進站列車338次，發現有142組列車被盜。另據統計，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發生列車被盜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發生184次。被盜地區由小到大，由站到線，逐步蔓延發展，偷盜人數由單個發展到三五成群、結夥作案，由小量地偷竊糧食到大宗地見什麽偷什麽，由黑夜秘密偷盜到白天公開搶奪。





　　壹些地方誌記載了壹些群眾哄搶糧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

　　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

　　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

　　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

　　貴州黎平縣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

　　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刑事案件增多





　　個案調查報告顯示，四川省瀘縣治安情況混亂，個別嚴重的生產隊、管理區，連夜裏開會都開不起來。如楊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當中，連續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7起。該村二朗管區三隊社員楊雲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進家搶走6只鵝、12個雞蛋、3只羊。又如曹市公社從1960年12月底以來，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04起。據政法部門統計，1961年春壹周內，全縣69個公社中，有36個公社發生了搶劫偷盜案件。





　　過去中國是不公布犯罪統計資料的，1987年才在有關部門中逐年公布，並且將以往的犯罪統計補充公布。從公布的刑事案件數據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數21萬起左右，在饑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的現象，壹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也與司法部門的指導思想不當有關。甘肅省《民勤縣誌》記載：“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們大量外逃和死亡，為了生存，壹些社員宰殺牲畜、偷盜糧食。期間，法院審判工作由於受左的影響，將這些行為當作破壞活動進行打擊。1959年受理各種案件種類刑事案件492件，占總案數的55.8%。”這本縣誌的說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況。





　　中國公安大學研究社會治安的教授張慶五當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對本書作者說，當年所發生的所謂刑事案件，大多是饑民為了生存偷竊或搶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盜竊案最多，殺人案很少。從吉林省的壹份統計資料證實，在最困難的時候，兇殺、縱火、詐騙等案件與常年差不多，強奸案大幅下降，而盜竊案和殘害牲畜案（殺了吃了）大幅上升。這和張慶五教授的看法壹致。





　　表24-1 1957－1963年吉林省刑事案件發案數(起)的變化狀況





　　╔══╤══╤══╤══╤════╤══╤══╤═══╗

　　║年份│兇殺│強奸│盜竊│殘害牲畜│詐騙│縱火│合　計║

　　╠══╪══╪══╪══╪════╪══╪══╪═══╣

　　║1957│ 140│ 603│4537│　　79　│ 366│ 74 │ 10753║

　　╟──┼──┼──┼──┼────┼──┼──┼───╢

　　║1958│ 165│ 671│7867│　　73　│ 203│ 64 │　6148║

　　╟──┼──┼──┼──┼────┼──┼──┼───╢

　　║1959│ 107│ 493│4395│　　24　│ 125│ 26 │　5278║

　　╟──┼──┼──┼──┼────┼──┼──┼───╢

　　║1960│ 106│ 542│4295│　　60　│ 163│ 32 │　6557║

　　╟──┼──┼──┼──┼────┼──┼──┼───╢

　　║1961│ 114│ 263│5478│　 397　│ 297│ 38 │ 12945║

　　╟──┼──┼──┼──┼────┼──┼──┼───╢

　　║1962│ 146│ 388│11284│　159　│ 260│ 28 │ 10593║

　　╟──┼──┼──┼──┼────┼──┼──┼───╢

　　║1963│ 136│ 967│9443│　　27　│ 366│ 48 │　9540║

　　╚══╧══╧══╧══╧════╧══╧══╧═══╝





　　資料來源：《吉林省誌》卷12《公安司法誌·公安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頁。



二、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震動的原因



　　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沖突和社會震動，其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社會控制，而這些社會控制的手段都是來自極權制度。





　　大規模的鎮反肅反





　　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這些政令發出以後，各地大規模地開展了鎮壓和肅清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中，共捕了260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人），殺了71.2萬人，關了129萬人，管制了120萬人。





　　以後這種懲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續不斷：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關於沒收反革命罪犯財產的規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羅法》。

　　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的決議。

　　1957年8月9日，國務院第56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在肅反運動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工齡和工資問題的規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證展覽在北京展出，開展了關於肅反的大宣傳。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加強對“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肅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壹次指示，都會在各省、地、縣掀起壹次肅清反革命的高潮。從廣東省鎮反可見壹斑。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發表以後，1950年10月，廣州市軍管會就頒布了《關於特務分子登記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國民黨特務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門登記自新。廣州市的鎮反由此拉開序幕。葉曙明先生寫了壹篇題為《1951年：廣東鎮反實錄》長文，現摘引部分內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為止，在省、市機關及鐵路自首登記的特務共有1013人：另有反動黨團分子登記，在市機關有10669人：鐵路系統職工總人數9000人，其中已登記的反動黨團分子就有5054人……從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內，其中廣州市1263人），殺了1465人（其中廣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盡快完成兩廣的剿匪和鎮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堅決糾正鎮反中“寬大無邊”的偏向。毛澤東多次指示中南軍區、華南分局和廣東軍區領導，國民黨進攻廈門、汕頭的可能性很大，廣東、福建要加強剿匪，大膽處決壹批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廣東必需有計劃地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毛澤東《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判刑問題的電報》），





　　1951年1月22日，廣東決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統計，其中廣州市300人），殺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虜未計，其中廣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廣東坐鎮督戰。1月下旬以後，廣東再加快捕殺的進度。為了提高效率，決定把殺人批準權，下放到地委壹級。據廣東省公安廳2月份的公布，從11月會議之後，至翌年2月，“根據初步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軍區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僅潮汕、珠江、西江三個區和汕頭湛江二市的統計，已抓7270名，現在全省統計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統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離完成“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的任務尚遠。





　　2月17日，毛澤東在壹封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信中，對兩廣在剿匪和鎮反中的“寬大無邊”政策，再次提出嚴厲批評……隨著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批準和公布，廣東各地，再次掀起鎮反高潮，成批鎮壓反革命分子。並定下指標，在大城市須按0.5‰比例殺，在農村須按1‰比例殺。





　　按3月份壹個月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過了解放後至1951年2月的14個月內所處決的總和（5218名）。現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處決13257名，關押49281名。





　　通過遊街、舉行宣判大會、街頭布告、動員、上門宣講，以及詩歌、小說、電影等等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形成全民鎮反的高潮。4月25日，廣州市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各界人民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判處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會後三天之內，政府收到群眾投寄的擁護信和檢舉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達3萬多封。





　　3月以後，雷霆萬鈞，高潮疊湧，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公審大會、控訴大會。在報紙上，人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我檢舉了我的爺爺”，“我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我要控訴他”，“我的丈夫是特務，現在人民政府槍決了他，我很歡喜”。





　　廣東的情況不是個別的。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為了糾正壹些地方對反革命分子處理“過寬”的傾向，根據政務院和最高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東北地區迅速大規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處決近千人。廣西接到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後，扣押了各類反革命分子8萬多人，其中壹批人被處決。





　　建國初的徹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五十年代中期又進行了多次肅反。在1955－1957年，全國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系統，基本達到了“無壹死角”。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中共中央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壹個角落都打掃壹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壹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它基層單位共141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壹次肅反任務比第壹、二、三批的總和要大壹倍以上”。由於肅反任務過於繁重，就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從而“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40多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壹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月，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市、縣的肅反現場會議。6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壹千余件”，給壹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期間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進壹步加強對城市基層的領導，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並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系，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壹個角落。





　　連續不斷的鎮反、肅反運動，使社會反抗力量大為削弱，沒有人敢當反抗的帶頭人。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的壹份報告分析說：“由於幾年來鎮壓反革命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級政治機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抓緊了打擊現行、挖掘殘余、大搞改造、加強預防等工作，給敵人連續不斷的沈重打擊。所有這些，促使全省敵我鬥爭形勢進壹步趨向緩和，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比過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利用專政工具連續嚴厲打擊





　　大躍進以來，專政機關也對專政工作實行了大躍進，任何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時發現和嚴厲打擊。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肅反鬥爭進行了總結，還作出了《關於徹底肅清山區、結合部、水上、落後地區漏網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決議》，加強了肅反和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清理力度。根據全國第九次公安會議的決議，各省紛紛行動。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殘余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動會道門骨幹943名：捉住流竄犯677名。還揭發出隱瞞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還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戰役中收到群眾檢舉揭發材料26839件，其中有價值的16538件。在群眾壓力和黨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竄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將“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批捕人犯的權限下放到縣委和省、地委工作組，從而進壹步加強了打擊力度。據本書作者黨握的資料，吉林的情況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布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1958－1961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5813人，在1958年共打擊各種壞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勞動教養702人，被打擊的壞分子大約占總人口0.7%。這些被打擊的對象，有相當壹部分是冤假錯案。





　　除了常規打擊以外，各地還集中組織力量，進行突擊性的打擊。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統壹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鐵路沿線的集鎮，集中力量統壹領導，采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對盜竊和投機倒把活動，進行了壹次規模較大的圍剿。這次行動，全省組織了2萬多名幹部參加，檢查了12487個重點場所和部位。全省共發現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審查8733名，拘留審查1172名。清查處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勞動教養79名，強制勞動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屬壹般問題，轉交有關部門或經過批評教育後放回。由於廣泛發群眾，群眾檢舉各種犯罪線索1萬多件，扭送違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強大的聲勢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盜竊、投機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來的集團有21個。1961年四川崇慶縣開展了7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909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殺事件12起。





　　為了防止敵捕亂殺，有的省對捕人、殺人有控制數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殺人的指標不夠。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數為5000人，殺人控制數字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數字的51.5%：殺53人，占控制數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黨組給省委的報告說：“據目前情況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更加深入，特別是改造落後地區、三反運動和城市調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開，必然會有許多敵人被揭發暴露出來，捕人、殺人也就會相應地增多……為了爭取主動，領導心中有數，必須將捕人、殺人的控制數加以調整。我們的意見是，捕人控制數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殺人控制數由80人增加到160人。”吉林是壹個饑荒不算嚴重的省份，殺人的指標成倍突破，壹些饑荒嚴重的省份，捕人、殺人就更多壹些。





　　除了加強打擊以外，大躍進壹開始，各地基層政權對“敵對勢力”加強了控制。《墊江縣誌》記載：“從1959年起，采取由黨員、團員、民兵、治保員組成‘包夾小組’，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監管起來：實行壹月壹訓話、季度壹考評、年終總評的制度。根據表現好壞，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縣人民委員會批準，予以宣布。”四川省墊江縣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嚴密的組織、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食品供應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都必須聽從黨的意誌，並帶動和監督他周圍的群眾執行黨的意誌。黨組織的控制深入到每壹個鄉村、每壹個車間、每壹所學校、每壹家商店，每壹個連隊。共產黨還領導著共青團、工會、婦聯、少年先鋒隊等“群眾組織”，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共產黨所控制的組織裏面工作、學習和生活。每壹個人都只能從組織裏得到生活資料，只能從組織那裏得到信息。每壹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受到組織的控制。很少有人發表與政府不壹致的言論，反政府是極其個別的極端行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會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十分註意減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1958年1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作為公安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戶口的控制，公安部門對每壹個居民的情況了如指掌。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由於把農民緊緊捆在土地上，社會上基本沒有流民。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壹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壹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負責人徐守身在省委召開的整頓城市治安秩序的電話會議上講話說：最近中央公安部、內務部召開了會議，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頓城市的治安秩序問題。因此，吉林省8個市在11月都要行動起來，到年底要求見效，到春節要求見大效。為了實現這個要求，必須采取以下措施：





　　壹是堅決制止流動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農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鐵路要卡緊，火車上要嚴格執行憑票上車、憑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鐵路沿線的流動人口，壹律收容起來，有壹個收壹個。有家可歸、自己願意回去的，就遣送回鄉：實在不願意走或有困難的，也可以安置到農村。對遣送不歸或假籍貫的人，要集中勞動，邊勞動，邊審查，邊教育，邊處理。

　　二是認真解決城市閑散人口。經過整頓以後，戶口工作要加強起來。城市戶籍警壹般只管500戶，力量不足的要補充。戶籍警按幹部待遇，並且不得輕易調動。對旅店、飯店、澡堂等復雜場所控制要嚴，防止壞人混入。立即停止對外售票的舞廳。

　　三是加強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要整頓內部秩序，加強紀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還說，要有計劃地大張旗鼓地鎮壓壹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個大城市都要選擇典型案件殺幾個，中等城市、農村也要殺壹點。殺人要開萬人大會，會上要有市長講話，當場宣判，立即執行，張貼布告，做到家喻戶曉，以收殺壹儆百之效。





　　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





　　那時，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裏。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新生政權得到人民的信賴，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產主義，不少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裏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所有報刊，所有會議，所有的課堂和講壇，都千篇壹律地宣傳政府的聲音，發布對政府有利的信息。黨支部、共青團、民兵、婦聯、工會、學校，都向群眾灌輸中共中央的意誌，抵制和消滅壹切與中央聲音不壹致的“雜音”。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壹律，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





　　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壹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後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壹個地方餓死人當作“壹個指頭”，在承認“壹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誰要否定“九個指頭”，誰就是否定“三面紅旗”。用空洞的“全國形勢壹派大好”淡化人們實實在在的饑餓，壓制人們對饑餓的不滿。





　　饑民的反抗在萌芽狀態即被消滅，不可能發展壯大





　　在古代，饑民沒有辦法生存時就嘯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澤東早年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政權對抗。在現代社會，這些已成為不可重復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間力量很難借助武力來推翻它。這是因為：第壹，沒有領袖。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起骨幹作用的還是地方豪強和中小地主。由於土改、鎮壓反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農村的強人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既然豪強不存，農民起義也就沒有領導精英。第二，沒有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前，可以通過剝奪民間富豪為造反提供經濟手段，新中國成立以後，壹切財富全由國家控制，民間再沒有可剝奪的地主富豪。第三，沒有可以與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而民間不能擁有任何武器。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借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第四，沒有組織。沒有結社自由，壹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現代極權制度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靠領導集團內部瓦解，靠宮廷政變來更換領導集團。民間的反抗和騷亂只能是上層權力更叠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間，政府擁有400萬人以上的強大軍隊。這支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它既應對外患，更是為了應對內亂。民間反對者不可能聚集與政府軍相抗衡的力量。為了維持這支軍隊，為了提高這支軍隊的裝備水平，軍費支出在國家財政總支出中壹直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見表25-3。





　　表24-2 中國的國防戰備費金額（億元）及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





　　╔══╤════╤═══╤═══════╗

　　║年份│國家財政│國　防│國防戰備費占財║

　　║　　│總 支 出│戰備費│政總支出的比重║

　　╠══╪════╪═══╪═══════╣

　　║1950│　68.1　│ 28.0 │　　　41.1　　║

　　║1951│ 122.5　│ 52.6 │　　　43.0　　║

　　║1952│ 176.0　│ 57.8 │　　　32.8　　║

　　║1953│ 220.1　│ 75.4 │　　　34.2　　║

　　║1954│ 246.3　│ 58.1 │　　　23.6　　║

　　║1955│ 269.3　│ 65.0 │　　　24.1　　║

　　║1956│ 305.7　│ 61.2 │　　　20.0　　║

　　║1957│ 304.2　│ 55.1 │　　　18.1　　║

　　║1958│ 409.4　│ 50.0 │　　　12.2　　║

　　║1959│ 552.9　│ 58.0 │　　　10.5　　║

　　║1960│ 654.1　│ 58.0 │　　 　8.9　　║

　　║1961│ 367.0　│ 50.0 │　　　13.6　　║

　　║1962│ 305.3　│ 56.9 │　　　18.7　　║

　　║1963│ 339.6　│ 66.4 │　　　19.6　　║

　　║1964│ 399.0　│ 72.9 │　　　18.3　　║

　　║1965│ 466.3　│ 86.8 │　　　18.6　　║

　　║1966│ 541.6　│101.0 │　　　18.7　　║

　　║1967│ 441.9　│ 83.0 │　　　18.8　　║

　　║1968│ 359.8　│ 94.1 │　　　26.1　　║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420－421頁





　　1950年－1952年是朝鮮戰爭期間，國防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特別大，最高達41.1%。以後比例下降了。但是，國家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以後，這個表中列出的費用不是國防戰備費用的全部。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壹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壹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從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饑荒年代軍費開支是最低的。但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還在8.9％－13.6％之間。





　　懲罰農村基層幹部，消減農民的不滿情緒





　　餓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幹部作風最為惡劣的地方，也是“五風”刮得最嚴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過全國性的糾正“五風”運動，處理了壹大批農村基層幹部。處理這些基層幹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說這些被處理的基層幹部本來是“國民黨的殘渣余孽”。這為受害的農民出了壹口氣，緩和了矛盾，讓農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幹部不好”。而這些壞幹部又都是國民黨的“殘渣余孽”，這就把共產黨的過錯推到已經下臺的國民黨身上了。這些情況在本書上冊介紹各省情況時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這裏不再重復。



第二十六章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麽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麽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麽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麽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壹直持續三年？

　　為什麽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麽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麽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壹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壹種什麽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征的極權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壹、毛澤東是中國最後壹個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壹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裏，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裏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壹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壹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壹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壹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壹個政治術語，是墨索裏尼最早發明的，墨索裏尼強調“壹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征，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壹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壹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壹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邊遠的鄉村、壹切山野角落，深入每壹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壹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壹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麽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復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誌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系，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系。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壹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壹。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壹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壹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壹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壹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裏，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壹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壹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壹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壹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鐘，在他眼裏，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麽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壹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壹”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壹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壹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壹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裏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壹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壹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盡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壹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權限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壹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壹個個土皇帝。



二、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壹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壹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麽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占53.8%，集體所有制工業占19%，公私合營工業占26.3%，私人工業占0.1%，城鎮個體工業占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占16%，個體商業只占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麽，生產多少，用什麽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壹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壹制定級別、統壹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裏，控制中樞（中共中央）壹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壹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幹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壹律。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壹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壹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壹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淩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淩駕於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誌就是黨的意誌，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壹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壹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壹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征是，壹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後壹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壹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壹元化，壹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臺，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臺。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壹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系，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壹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壹個皇帝，又用壹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壹個壹黨專政，又壹個新的壹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壹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壹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壹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裏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原則。



四、用槍桿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壹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壹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壹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壹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壹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壹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壹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壹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壹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裏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壹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準。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壹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壹、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系。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壹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壹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準。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準。另壹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準，不能自已到壹個部隊裏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壹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壹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壹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壹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壹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裏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壹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壹供給，壹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壹，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借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借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壹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壹部隊有兩個壹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壹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裏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壹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壹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壹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借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壹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準。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桿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壹種什麽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壹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壹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壹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準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準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準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壹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壹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自己的意誌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壹部是《憲法》，壹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壹套，還是馬青天那壹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壹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





　　他說的“我們那壹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壹套，“我們這壹套”否定了“他們那壹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後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壹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麽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麽內容，用什麽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壹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誌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誌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壹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淩駕於行政領導之上，淩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淩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壹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壹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復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壹，“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壹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壹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壹個比前壹個進步，後壹個必然取代前壹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壹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壹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壹切輿論工具，壹切圖書，壹切講壇，壹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壹種聲音，只知道壹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制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壹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麽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刮了壹陣又壹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麽，不發什麽，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表”，以求“版面語言”的壹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壹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壹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壹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幹擾電臺以外，還以“偷聽敵臺”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壹目標。當時也有壹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壹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麽，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壹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壹場壹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壹”。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為同壹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壹律。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麽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借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壹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壹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壹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壹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壹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壹個生產隊和遠在千裏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壹個生產隊是壹個相似形。廣東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征同壹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絡，構成金字塔體系。每壹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壹網絡的不同層級壹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系。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妳壹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壹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壹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壹整套價值體系。這壹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征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壹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壹），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壹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征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壹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誌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裏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壹個人的行為，還形成壹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壹。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壹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麽人只是壹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制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裏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饑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壹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壹，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壹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壹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誌，無疑，它比以往任何壹個政權強大。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壹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壹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壹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裏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又予以贊揚，說貴州的經驗“是壹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壹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壹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壹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占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匯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麽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妳站在天壇圈丘的園心大喊壹聲，壹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妳聽到的聲音還是妳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征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麽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誌不壹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壹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壹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杠杠。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盡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壹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壹位市領導說：“妳在吹牛。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妳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麽！”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裏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壹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麽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麽？”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妳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958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卷神州。壹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壹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壹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壹、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壹種非常復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沖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壹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壹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盡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壹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沖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壹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壹個難題相關的另壹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壹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誌服從共同的意誌。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壹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壹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克制個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壹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儒家經典之壹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裏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裏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他認為，如果妳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麽妳就是自私的。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壹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壹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盡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壹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壹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壹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壹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壹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占優勢之二大思想：壹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尼采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誌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壹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壹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壹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壹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壹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妳的鄰人”，不要“愛妳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壹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壹樣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劃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幹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壹目的的至上性這壹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壹目的，這條規則的唯壹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壹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壹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欲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壹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壹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壹個人，也不能交給壹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壹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壹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制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制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壹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壹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叠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壹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壹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占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周期性的動蕩；三是人和人的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蕩，造成不停息的沖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壹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壹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1533）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裏，描繪了壹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裏廢除了私有制度，壹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簽調換壹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麽黃金幹什麽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壹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1568－1639）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寫成的著作之壹。在“太陽城”裏，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裏，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壹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裏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裏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壹步，在那裏沒有仆人，沒有奴隸。





　　18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1760－1797）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壹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壹切都按計劃進行。





　　19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法國人夏爾·傅立葉（1772－1837）使社會主義理想進壹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它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采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壹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壹是對為什麽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裏，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麽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壹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壹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壹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壹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系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制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壹，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裏，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壹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壹生的奮鬥目標──這麽美好的理想當然早壹點實現比晚壹點實現好。從這裏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壹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麽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系。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系，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壹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壹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壹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壹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壹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壹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壹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壹個勞動者，每壹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壹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壹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噪聲”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壹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壹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裏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壹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系。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壹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壹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麽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麽，為了實現“全體壹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麽“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壹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壹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妳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壹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麽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壹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壹切思想資源、壹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壹項事業或壹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壹個虔誠的人。”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壹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壹的國度裏，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麽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壹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著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壹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壹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壹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壹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啟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1902年10月，梁啟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壹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鬥”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壹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贊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壹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壹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壹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裏，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壹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壹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臺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為什麽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裏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系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不同文明的沖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沖突中，強者壹方采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壹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余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壹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壹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準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準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著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壹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贊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壹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壹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壹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麽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壹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借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誌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壹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壹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壹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1962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壹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麽，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壹直持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壹、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他是什麽時候開始轉變認識的？我曾就此問題請教於劉少奇的秘書姚力文。姚回答說，可能是1961年回家鄉調查，也可能更早壹些。他1959年秋後就看到了生產力的大破壞，那時他對形勢應當是清醒的，也許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也許是為了“黨的團結”，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還是和毛澤東唱壹樣的調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壹樣的調子。





　　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壹，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統壹思想，克服困難。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事後，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壹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壹）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壹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系。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這個報告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後逐漸清晰起來。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壹、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壹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壹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壹天。毛9日壹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在這三天討論農村基本核算位和別的問題。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三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於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即上述報告）。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壹”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陳雲說：“什麽叫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統壹。半計劃就是無計劃。”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把反分散主義作為重點。但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也有多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麽說的。但值得註意的是，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麽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可以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是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壹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裏，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妳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壹起搞的。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麽多。現在黨內有壹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壹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周恩來從維護毛澤東的方面提出了問題，他說：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著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壹人無法力挽狂瀾。現在要全黨壹心壹德，加強集中統壹，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壹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壹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最不愛聽的。





　　第壹，認為“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造成了壹個大馬鞍形。講話還對當前經濟困難作了較嚴重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麽不足？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壹點，1962年也難以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誌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壹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壹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還有壹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兩個原因哪壹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情況不壹樣，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對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壹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妳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代替了毛澤東的“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過去我們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插話，這種地方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壹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壹些，又掩蓋壹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翻箱倒櫃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種人勢必陷入被動……





　　第四，認為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關於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壹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認為“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三面紅旗”是壹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不那麽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能進壹步作出結論。





　　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壹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壹些問題。”毛澤東當時看出了壹些什麽問題？可能是從劉少奇的報告中看到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壹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壹稀，大家滿意”，會議接著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壹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壹幹二凈，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壹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壹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麽壹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壹定會有壹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誌講了壹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給妳壹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壹遍，是壹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這是毛澤東闡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壹次講話，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毛澤東把“民主”和“集中”兩個對立的東西結合起來，強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為什麽壹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壞呢？因為集中是有制度保證的，而民主卻沒有制度保證，它只是領導人的恩賜。民主是對當權者的約束。約束總是不舒服的。作為個人，總是對上要求民主，對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集中，它本來就是專制制度的壹張遮羞布。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更強調集中。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壹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壹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壹想。





　　從林彪和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裏。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壹，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沒有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壹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壹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我國六億人有五億人搞飯吃，還沒有糧食，怎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呢？”“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壹個同誌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誌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甘肅日報》印刷廠的同誌說：“聽了報告後好像中央沒有錯，主要錯誤是下邊執行中的錯誤，感到中央對缺點錯誤檢查不夠，從根本上找問題少，從下面找問題多。”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壹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說中央政策完全對，我有懷疑。敦煌縣搞成壹個人民公社，說這與壹大二公無關：大辦鋼鐵要指標翻壹番，秋收作物爛在地裏，甘肅如此，河北也如此，這不是壹個地方的問題。”省糧食廳解仙清同誌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壹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鉆到哪個洞裏去了，下面發生這麽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這樣的簡報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麽想法？他感到有壹股力量，有壹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壹，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壹”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幾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對形勢的估計沒有毛那麽樂觀。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裏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壹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裏初步有了底。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壹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壹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壹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是壹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2月26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壹，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壹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麽？說漆黑壹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壹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2月26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壹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壹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壹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壹團漆黑”，劉卻壹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壹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壹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征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饑魂”壹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壹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壹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征詢過壹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壹，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經減少了1000萬，1962年再減少1000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壹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采取默認的態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壹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壹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壹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裏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遊泳。劉少奇趕到遊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裏發出質問：“妳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





　　劉少奇壹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裏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妳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妳，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壹片黑暗，妳急什麽？”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壹吐為快：“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2003年9月25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壹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妳們到壹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裏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裏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麽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壹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匯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壹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1962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八屆十中全會發起“階級鬥爭”運動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壹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壹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壹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壹致。”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壹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壹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饑餓，到1961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壹帶地、縣超過70％。





　　1961年到1962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4月11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匯報時說：“單莊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麽都要實事求是。”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匯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占壹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壹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誌經常講的壹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陳雲7月向毛匯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饑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壹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壹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1月27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壹段話。這段話大約1100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壹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誌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壹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壹個長達8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壹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松動和寬松。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松動中，出現了壹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壹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壹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1979年，陸定壹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壹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盡可能避免中蘇關系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們對美帝也應采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裏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系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壹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幹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壹到毛澤東那裏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壹的匯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壹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壹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壹包”“三和壹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註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壹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壹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壹切，看在眼裏，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壹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壹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壹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1958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壹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壹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壹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壹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誌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壹部分同誌把形勢看成壹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壹些同誌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妳先壓我嘛！妳壓了我幾年了嘛！妳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壹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麽壹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麽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麽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1958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壹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壹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壹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壹搞包產到戶，壹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壹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汙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誌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壹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誌，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壹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壹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壹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系的。”“他沒有聯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壹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壹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壹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6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壹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壹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泣、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誌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誌丹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壹。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征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壹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壹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鬥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系的饒凁石捆在壹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劉誌丹》的作者是劉誌丹弟弟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壹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壹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誌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習仲勛同誌主持寫的，“是利用劉誌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批判“翻案風”又多了壹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幾位陜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壹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壹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壹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壹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壹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壹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壹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壹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裏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1962年10月後，各省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復辟的材料。四川、山東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臺經驗上報。壹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接著就是“四清運動”。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壹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壹個比壹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壹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壹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壹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總想在村裏查出壹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壹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壹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1960年12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壹個報告中就出現過。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壹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壹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壹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采用毛澤東壹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壹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壹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壹個“鉆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壹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壹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回報告。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壹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臺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壹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臺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臺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壹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壹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臺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壹笑。”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壹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誌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麽。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裏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妳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誌給劉少奇同誌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制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壹村壹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壹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壹鍋端”，壹律奪權”。在壹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壹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幹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壹次都向毛澤東匯報壹次，毛不止壹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匯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書裏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3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誌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誌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誌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壹次，現在中央擬了壹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擡出“陳伯達同誌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壹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誌討論壹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誌意見的。”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壹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壹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采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壹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準、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1960年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這是壹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壹”。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壹”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壹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壹段時間大講三分之壹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余”的手中奪過來。





　　從1960年到1961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1958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壹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壹個重要的方面。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壹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壹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壹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壹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壹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壹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麽農村幹部這麽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1958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余分子。為什麽殘余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壹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誌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90%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10%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壹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壹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誌匯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臺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匯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誌匯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壹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眾。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裏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壹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壹進村，就像土改時壹樣，采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壹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裏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142人，有12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31%的人有貪汙行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占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饑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占有數可查的，有糧食36000多斤，豬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壹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占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裏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壹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采取另壹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





　　1961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壹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壹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1958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1960年同1958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21%，勞動力減少了24.7%，大牲畜減少了30.5%，糧食產量減少了71%，商品糧減少了84%，社員收入減少了94.7%。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壹。從1958年以來，全社共有300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60多戶。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壹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經過壹場復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復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1961年2月15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中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13名委員當中，有6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15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幹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奸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1960年就吃了12頭豬，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裏的糧食餵了11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壹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系，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壹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壹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壹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壹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壹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後，饑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壹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召開了壹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壹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壹起，很復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麽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麽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壹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壹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壹臉嚴肅。他壹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麽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壹些提法，說：什麽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965年1月28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壹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壹般匯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壹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壹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壹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壹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麽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麽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麽，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壹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壹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壹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壹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壹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叠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壹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所提防。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壹次又壹次地遭到現實的沖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壹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壹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壹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壹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壹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壹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壹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壹。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6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3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壹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壹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壹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壹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臺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麽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壹則以喜，壹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壹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8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麽。用不了壹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壹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20大以來盡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壹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壹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壹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壹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壹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1963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壹仗，中共中央組織了壹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範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臺國賓館，從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寫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激昂的戰鬥音調壹遍又壹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1958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壹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壹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1960年，但長期不公布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1977年9月他訪問北京時公布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壹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贊。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贊波爾布特：妳們幹得好，我們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妳們幹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壹。毛澤東稱贊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復，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20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壹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壹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壹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壹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壹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權限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壹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壹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裏紮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壹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壹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壹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壹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