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政治迫害的基本屬性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的發起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

轉為反右運動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射穢主義製度”，“請共產黨下臺”，“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註：英國倫敦的一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政治中的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6月12日批發全黨。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臺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向頂點。”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射穢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年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其中寫道：“民盟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射穢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整個春季，中國天空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註：指章伯鈞、羅隆基）同盟……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右派的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射穢主義製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射穢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射穢主義革命和射穢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製。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製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穢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汙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汙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汙蔑射穢主義陣營，煽動射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射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射穢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反右的擴大化

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

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趨於平靜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射穢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射穢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主要限於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



－－摘自維基百科



反右運動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萬，是4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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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obzhou 於 2017-7-12 20:5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絡--貝殼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

反右運動檔案近期解密，原來當年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五十萬的六倍以上！

毛澤東：階級鬥爭要持續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內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劉少奇在會上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誌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會議進行了三天。毛澤東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復，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你們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團上，也有不信的。”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註意見或“已閱”。

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出：“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中央發指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八月三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這時，會場內有三十五張紙條遞上主席臺。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

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三百多萬人被劃“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

右派集團22071個；

右傾集團17433個；

反黨集團4127個；

定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為中右1437562人；

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以上是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內容。

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對“右派分子”以及他們受到的迫害很少有了解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在1966年4月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會議期間，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即“射穢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射穢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許多地方與大躍進的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會大治”的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16日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該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射穢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準，《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5月18日，在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的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註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註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註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誌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林彪還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並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采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麽？》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贊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5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裏盡朝輝》。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當時毛澤東明面上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製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誌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屎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他還說：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於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註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屎、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屎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註意，要吃虧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麽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表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裏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射穢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射穢主義製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射穢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製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著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高考製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製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製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沖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跡，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系”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余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余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

針對出現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幹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

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結果是劉鄧被打倒下臺，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此間林彪墜機。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鄧再度被四人幫批鬥，華國鋒在毛澤東生前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毛澤東死後，他逮捕失去毛保護的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華國鋒成為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摘自維基百科



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多少人？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毀的舊製度，在文革後期也完全恢復。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沈重的代價。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0,000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703萬余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被毀。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沈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詭異的是，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並沒有被中共中央文獻收錄，但卻出現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葉劍英選集》裏。公開出版的講話裏，葉劍英講道：“文化大革命給我們一條最重要的教訓就是，這場運動的領導班子 ──中央文革，……他們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幹部，下整群眾，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誌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公開出版的講話裏，沒有出現“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等具體數字。

大陸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種研究數字與中共官方數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數百萬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葉劍英曾在內部會議中透露，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鄧小平曾向外國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摘自維基百科



北京大學

董懷允：數學系講師。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殺身亡。

盧錫錕：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喝下敵敵畏自殺身亡。

林芳：化學系器材室職員（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的妻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自殺身亡。

崔雄昆：教務長。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晚，從“清理階級隊伍”的集中地（當時全校教師、幹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２８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遊泳池自殺身亡。

陳永和：數學系教師。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作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在學校被關押時，跳樓自殺身亡。

陳同慶：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服毒。

湯家漢：東方語言系教師。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漢“炸開東語系黑堡壘”。湯家漢自殺身亡。

蒙復地：西語系西班牙語專業教師。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自殺身亡。

張景昭：女，數學系老師。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關押在學校的時候，一天夜裏死在廁所裏。同事說她是“一個非常脫離政治的人”。

郭湘賢：北京大學校醫院副院長，中共黨員，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斷動脈後又自縊。當時47歲。

何挹堂：北京大學生物系助教，中共黨員，1968年12月6日跳樓自殺。時年32歲。

李大成：北京大學生物系動物專業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開會時，李大成在一張報紙上隨意寫了“毛主席萬歲”幾個字，後有人發現在這些字旁邊，報紙上還有“打倒”二字。於是他便成了“現行反革命”，遭批鬥，10月23日從生物樓上跳樓自殺。死時32歲。

李其琛：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教員，1968年12月8日跳樓自殺。時年34歲。

李　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年輕時因家庭貧困曾填表申請救濟金。文革中那個救濟單位被指控為“特務組織”，他雖然沒有領到過救濟金，卻也被指控為“特務”。1968年4月21日被毆打重傷後，死於北大辦公樓斜屋頂下的小間裏，死亡鑒定說是自縊。時年40歲。他的妻子始終不服，因為關他的房間屋頂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殺。

劉有文：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助教，中共黨員，1968年12月17日臥軌自殺。時年32歲。

廖 瑩：北京大學物理系講師，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時年42歲。

湯家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講師。文革“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當時的運動領導者聲稱要通過湯家翰(一作湯家漢)“炸開東語系黑堡壘”。1968年11月23日自縊身亡。時年38歲。

徐月如：女，北京大學西語系辦公室主任。“清理階級隊伍”中遭“審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殺。當年39歲。

許世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圖書館系講師，中共黨員。1968年8月投河自殺。當年48歲。

朱耆泉：北京大學俄語系助教，被揭發有反對林彪的言論，遭批鬥，“清理階級隊伍”中於1968年9月15日在關押地跳樓自殺。時年32歲。

沈乃章：1914年生，曾留學法國，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文革中被掛牌、批鬥、抄家，受盡侮辱後於1966年10月9日自殺。他兒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隊，在其他同學相繼離開農村後，感到十分絕望，1972年也自殺身亡。

吳偉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因病未畢業，當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因為參加兩派鬥爭，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一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動言論”被揭發出來。他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北部的一今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裏，因為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別人說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話。這些話被揭發出來。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悄悄離開了“學習班”，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

黃宗奇：哲學系。他是五八年被槍斃的。聽說黃原來是黨員，中共建國前夕入的黨，已有八年黨齡，是調幹生，貧雇農出身，他本來是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他反對搞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結果被認為是立場不穩，同情右派。他當然不服，自持出身好，與反右領導小組的其他成員弄的越來越僵，最後讓他在一間屋裏反省，並派一個人監視著他。後來因為一件小事兩人吵起來動了手，他打不過那個人，就拿出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這可好，立即被捕，最後以“右派殺人”罪槍斃了，為此還向各大學發了通報。黃臨上刑場前，他的老婆孩子都來了，法院的人問他對家人還有什麽話要說，他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射穢主義道路。”他說的這些話都被記錄下來了。七九年給右派改正時，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犯了難，查看了法院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他的那位同學了解了情況，證實了當時他倆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別是黃臨死前說的話，顯然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經死了，怎麽辦？據說在雒廷縣找到了他原來的老婆，但她已經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市當架子工，給了他兩千元錢，算是落實了政策。



清華大學

黃報青：1929年生，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副教授，系黨支部委員，民用建築教研室副主任。文革開始時不同意中央給原高教部長、清華校長黨委書記蔣南翔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為此遭毆打、侮辱和批鬥，但他誓死堅持，曾自殺未遂，後精神恍惚，最後於1968年1月18日跳樓身亡。

劉澍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中共黨員，附中團委副書記。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該校紅衛兵組織的“鬥爭會”上，遭到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當晚從清華大學內的高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當年26歲。

路學銘：清華大學體育教研室講師，1969年2月8日清理階級隊伍中跳樓自殺。時年41歲。

李文才：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副主任、總支副書記，1969年1月9日清理階級隊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時年46歲。

楊景福：1932年生，清華大學基礎部外語教研室教師。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於11月6日跳樓自殺。

楊哲明：1933年生，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講師，工程製圖教研組支部書記，1971年2月9日在精密儀器系樓館上吊身亡。

張義春：1921年生，清華大學體育教研室講師，1968年6月在宿舍自縊身亡。

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講師，中共黨員，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離校出走，死於武漢長江(地點不詳)。

殷貢璋、王慧琛夫婦：基礎課講師。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殺身亡。

李玉珍：圖書館職員。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３日，跳樓自殺身亡。

王大樹：電機系助教。１９６９年５月４日，服毒自殺身亡。

程國英：清華大學建築系美術教研組副主任、講師，1968年11月12日在清華園荷花池南邊土坡上自縊身亡。

鄒致圻：（1911年1968年12月10日），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遭迫害，於12月10日跳樓自殺。



復旦大學

毛青獻：復旦大學物理系教師，講授原子物理學。1996年文革開始後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批判鬥爭。毛青獻不堪侮辱，在學校跳樓身亡。時年50歲左右。

樊英：女，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住復旦大學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殺身亡。當時64歲。

劉德中：復旦大學外文系教師，教英語專業課程，還精通德語、俄語，翻譯出版過德文作品，很有才華，教學效果好。他從小在國外長大，父親曾任外交官，母親是德國人。文革開始他和妻子都遭到嚴重沖擊，受到毆打侮辱、被剃“陰陽頭”。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殺，死前穿得整整齊齊，桌子放著聖經。當時他大約四十多歲。

郭仁傑：復旦大學哲學系總支副書記服毒自殺。



南開大學

卞鑒年：天津南開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鬥爭”和“審查”，關進“牛棚”，受盡種種侮辱和折磨，最後投湖自盡。時年43歲。

戴立生，1898年生，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無脊椎動物教研室主任。中國動物學會第九、第十屆理事。文革中，他年老體弱，多次被揪鬥毆打，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悲憤交加中於1968年12月6日自殺，終年70歲。

孫鳳池：1929年生，南開大學數學系講師。1956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系。1971年4月25日自縊身亡。

孫兆祿：1919年生，南開大學經濟系講師。 1946年畢業於成都燕京大學，1951年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畢業。1969年1月24日跳樓自殺。

吳恕求：1925年生，南開大學外語系教授。1948 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1955年至1957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殺。



西安交通大學

陸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工企教研室講師。運動中被指稱“有反動言論”，遭批鬥，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殺。

駱風嶠：1916年生，四川資中人，1950年9月參加工作(原陜西工業大學動力系教授)，文革時任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因追查1942年參加國民黨的問題，於1966年12月13日跳樓自殺。

錢憲倫：1909年7月生，江蘇無錫人，1951年12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化學教研室講師。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職，以後起義回國，文革中遭審查批鬥，1968年4月3日開煤氣自殺身亡。他的妻子袁雲文，1919年生，嶽母張淑修，1884年生，均為雲南石屏人，當時與錢憲倫一起開煤氣自殺。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蘇蘇州人，1949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講師。解放前曾在國民黨空軍任職，文革中遭追查，誣稱他“混入革命隊伍，窩藏變天賬，在日記本上書寫反標”等。1969年1月19日離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陜西藍田縣投井自殺。

陶 鐘：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外語教研室講師。解放前即為中共地下黨員，文革中懷疑其有變節行為，遭追查批鬥，1968年5月19日開煤氣自殺。

王鑒淑：女，1926年2月生，江蘇太倉人，1949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講師，民盟盟員。由於1945年曾參加過“三青團”(一般成員)，1948年參加過太倉同學會，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樓自殺。

汪國梁：1928年生，安徽休寧人。1956年1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350教研室講師，高教11級。文革中指控他為“三青團員”，並追查他的“反動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殺。

黃鐘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畫教研室副主任、講師。因被懷疑有歷史問題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殺。妻子張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參加工作，校保健室護士長，在黃鐘秀自殺後情緒極壞，1968年9月15日跳樓自殺。

楊文：1920年生，山東文登人，1941年參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學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級。文革中當上了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遭關押“審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東郊苗圃上吊自殺。

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參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學絕緣教研室講師，高教六級，在三年大饑荒時期有過一些政治性議論，被指為“現行反革命”，遭批鬥。1970年5月17日跳樓自殺。

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靈丘人，西安交通大學電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經留學美國，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強加種種罪名關押“審查”，甚至誣稱他“書寫反動標語”。李希泰不堪忍受，於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殺身亡。

陳子晴：西安交通大學應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鬥和關押，罪名是“汙蔑、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陳子晴於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殺身亡。



陜西師範大學

康昭月：女，陜西師範大學外語教研室講師，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遭批鬥、逼供而自殺身亡。

高斌：陜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鬥”後自殺身死。

孫榮先：陜西師範大學外語教研室講師，1968年被批鬥逼供而自殺。

祝璜：陜西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1966年遭到“批鬥”後自殺身亡。

黃國璋：1896年生，湖南湘鄉人。地理學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1928年學成歸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北聯大訓導長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與許德珩等發起組建九三學社。抗戰勝利後，復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1952年院校調整後任陜西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與妻子範雪茵雙雙上吊自殺。



北京航空學院

李國瑞：北京航空學院機械原理教研組教師，他的妻子是該校醫院的保健醫生。1968年7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追逼交代所謂的“歷史問題” (指中學時集體加入“三青團”的事情)，歷盡折磨後，他和妻子、兩個孩子，以及他的母親，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殺。兩個兒子死亡時分別為 10歲和8 歲。

李鏗：女，北京航空學院外語教研組教員，1968年被“審查”，從該校主樓四層上跳樓自殺身亡。時間是在 1968年6、7月間。

楊文衡：北京航空學院數學教研組教師。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議論江青、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連續批鬥逼供三十多個小時。隨後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駛的軍用卡車上自殺身亡，死時不到40歲。



北京外國語學院

吳紀仁：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因拒絕承認自己有罪，且“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的。最後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

張輔仁、張福臻：1966年8月19日晚分別被紅衛兵打死。



北京師範大學

何萬福：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8月13日身帶遺書投龍潭湖身亡。

胡明：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職務。文革中又遭到“批鬥”。1966年9月5日，從北師大主樓北邊的宿舍樓上跳樓自殺。當年50多歲。

馬特：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學教授，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他和妻子從北京師範大學的主樓高層跳下，自殺身亡。



張劍飛：北京鐵道學院（現北方交通大學）俄語教授。8月27日晚被從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被毒打至夜裏12點，送海澱公安局關押。張劍飛肋骨斷尿血呼吸困難，9月5日死亡。該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孫啟坤（退休會計）逃出學校，在人民大會堂西側南文昌胡同六號弟弟孫菊生家中，被紅衛兵打死。



江楓：（女），北京戲劇學校校長。被毆打侮辱回到家中遭14歲養女毆打，自殺。



姚啟鈞：華東師大教授 1966.8.4日 跳樓身亡。



楊端六：武漢大學教授服毒自殺。



範造深：1913生，天津廣濟醫院（精神病專科醫院）院長，文革中遭到非人淩辱，於1967年與妻子雙雙自縊身亡。他的妻子是河北師範學院校醫。



何基：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1966 年8 月 11 日，在學校大規模“遊鬥”教師時遭到殘酷折磨和侮辱。當晚他自殺身亡。該校當天另有三人在“遊鬥”過程中被折磨毆打而死亡。



高景星：武漢醫學院院長。因所謂“歷史問題”遭到“造反派組織”的毒打，肋骨和指骨 被打斷後，1968年6月5日，從手術室五樓平臺上跳樓自殺身亡。

王祥林：醫生，在南昌一醫院工作。與高景星同案，在關押和拷打的“審查”中自殺。

孫明：男，南昌婦幼保健醫院院長，著名婦產科醫生，高景星以前的同事，朋友，受此案牽連。在關押和拷打的“審查”中自殺。



谷鏡研：著名病理學家。早在1920年代，他便同胡正祥等共同努力在我國創立了病理學科，1927年他經手創辦了復旦大學病理學系，多年來逐步建立起教學和科研的隊伍，編寫了教材，積累了一批資料和標本。文革時他是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級教授。遭受迫害後服毒自殺。



陸進仁：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早年留學美國。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66年8月遭到連續批鬥，被罰跪、掛牌、遊街。9月1日和其妻子呂靜貞一起上吊自殺。



孫梅生：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系主任、教授。文革開始，1966年夏天，他遭到批判鬥爭，說他是“白專道路”等等。他在師範學院後操場外的“豐沙線”鐵道上自殺。有人看到，他先坐在鐵軌旁邊看報紙，火車來了，他迎著火車沖上去，撞死了。



唐亥：1911年生，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革命，曾在新四軍作文化宣傳工作。文革時任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主任，1968年被關押“審查”。妻子徐垠為民族學院漢語系主任，分別遭關押“審查”，期間跳樓自殺，不久唐亥也自殺離世。



吳維均：北京農業大學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殺。



吳希庸：1911年生，遼寧省遼陽人，北京鐵道學院（現名北方交通大學）教授。曾經到法國學習經濟並獲博士學位。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遭到“批鬥”和毒打。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殺。



項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教授。文革中受到迫害，逃往上海兄弟處。他的兄弟處境也很壞，不敢讓他久留。他只得回到學校。後來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時年60歲左右）。



余楠秋：1897年生，湖南長沙人。外國文學專家、翻譯家。長期任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抄家和批鬥後，和妻子一起在家中開煤氣自殺。



張震旦：化工學家，上海華東化工學院教授。所著《化工原理》長期被用作高校教材。1966年被批鬥後自殺。

彭蓬：華東化工學院政治教師，被“批鬥”後自殺身亡。



章申：上海外貿學院教授。文革中遭多次批鬥，被體罰、剃頭、“隔離審查”。1968年（50歲左右）自殺身亡。



徐垠：中央民族學院漢族語文系主任，1968年被關起來“審查”，在學院中的一個三層樓上跳樓自殺身亡。



畢金釗：醫師，早年畢業於齊魯醫學院，曾出國留學，醫術精湛。1949 年以前曾經在國民政府的軍事醫院裏工作。從 1950年代起任天津總醫院(後改名為天津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小兒科主任。文革中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遭審查批鬥後自殺身亡，時年約 60 歲。



光開敏：北京地質學院副教授，文革開始後不久，在學校附近的五道口臥軌自殺，身後無子女。



胡淑洪：女，1923 年生，北京航空學院數學教研組講師，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1968年4月被“隔離審查”， 5月從該校主樓上跳樓自殺。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機械學院的教員，由於在國民黨報社當過編輯，當時也在“隔離審查”。北航當局用卡車把他拉到學校，沒有準許他看妻子的遺體，第二天他也跳樓自殺。



黃必信：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教研室主任，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兒子。1957 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家兄妹八人有六人被劃“右派”)，1960年“摘帽”後才重回講堂。文革開始就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由於教學中對“調幹生”要求較嚴，被指為“階級報復”，遭批鬥，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殺。時年 41 歲。他的妻子余啟運是該校的物理教師，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遭到“隔離審查”，6月15日在關押中自殺(正好是黃必信去世兩周年)。他們有三個孩子。14 歲的小女兒在1966年10月26日失蹤。



黃仲熊：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文革中遭到批鬥爭和“審查”，在1968 年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



江楠：女，安徽師範大學俄語講師。她和丈夫林興50年代在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工作，回國後調該校任教。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林興遭“隔離審查”，她被當時進駐學校的“工宣隊員”威逼強奸，她向上告發反被加以“腐蝕工人階級”的罪名，走投無路之下，1969年在農村上吊自殺。



李秋野：（1916年－1968年6月30日），北京外貿學院院長，文革開始後遭到“批判鬥爭”，1968年自殺身亡。



林墨蔭：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北京地質學院巖石教研室任助教、講師，1958 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勞動教養”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質學院校內兩派鬥爭，掌權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從他那裏追查有關對立派別的材料。1968年9月27日，他在被關押中自殺身亡，時年 39 歲。



劉書芹：北京農業大學獸醫系副教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鬥、“審查”，1968年4月22日在地下室自殺。

羅仲愚：北京農業大學獸醫系副教授，曾經留學美國，1950年代歸國，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1968年6月6日割斷血管自殺。



宋勵吾：南京解放軍氣象學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學美國。1966年8月被紅衛兵用帶釘子的木棍打得滿頭窟窿。當晚在家中用刮臉刀片割斷血管自殺。死後，妻子和女兒被下放農村多年。



孫國楹：同濟大學數學系講師，因為與人談起用短波收音機收聽到的新聞，被指控為“收聽敵臺”，在1968年被關押和“批鬥”，一度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後來在被關押的大禮堂二樓上吊身亡。時年30多歲。



唐士恒：1909年生，廣東中山人。婦產科專家、二級教授。1925年就讀於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1927年赴比利時深造，1933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35年又赴德國進修婦產科，回國後歷任上海多家著名醫院的主治醫師和婦產科主任。1952起年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醫療系教授、教研室主任、附屬瑞金醫院婦產科主任。他醫學造詣深厚、臨床經驗豐富。文革中遭殘酷迫害，1968年服毒自殺。



吳鴻儉：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系物理化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殺。

王秩福，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系藥物化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殺。

葉英：上海第一醫學院寄生蟲學教授。抗日戰爭時期他曾經為美國軍隊作過翻譯。1940年代留學美國，專攻原蟲學。由於這樣的“歷史問題”，1950 年代他成了“肅反運動”的對象，多次交代才勉強過關。文革中舊事重提，遭到多次殘酷“批鬥”。他忍無可忍騎著自行車沖撞疾駛的卡車以求解脫，當時撞成重傷，不久並發肺炎死亡。



陶幹：哈爾濱工業大學金屬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離審查”，後來家屬被告知他用眼鏡片切斷自己的喉管自殺。他的家人懷疑他被殺而不是自殺。



王思傑：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



魏璧：女，北京大學退休教師，50年代曾在北大華僑補習班教數學。丈夫周炳琳是經濟系教授，文革前就去世。她的兒子因“反蘇言論”早已被“勞改”，女兒是協和醫院醫生，文革中被批鬥後跳樓自殺未死摔斷了腿。她自己在文革時被抄家，搜走多箱書籍和冬衣。她向經濟系當局請求發還冬衣未被理睬。於是在1969年春節(2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這時她已75歲。



趙福基：哈爾濱交通學院教授。早在東北被日軍占領時，趙福基作為流亡學生來到浙江天目山，曾任浙西文化館館長並加入過國民黨，以後他參與過救援與日軍作戰的美國“飛虎隊”跳傘飛行員，擔任翻譯。抗戰以後，趙福基到美國留學，1949年在紐約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蘇州和上海財經學院任教，1958年被作為“政治上不可靠”的“內控對象”，遣離上海，送往黑龍江省，幾經轉折後到哈爾濱交通學院。文革開始後長期被批鬥。1968年夏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學校當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屬，聲稱他“畏罪自殺”。家屬也無法查核死亡真相。



趙希斌：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後，校園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 寫了大字：“趙希斌自絕於人民，罪該萬死”。



陸修棠：1911年生，江蘇昆山人。民樂教授、二胡演奏家。早年就讀於上海國立音專，青年時代就積極從事國樂活動。1949年後相繼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藝術師範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文革初就遭到迫害，1966年夏天投河自殺。



姚啟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和其它一百多名教師和幹部一起被抄家、罰跪、遊鬥。此後，這種暴力行為持續不斷。他不堪忍受於9月28 日在物理館跳樓自殺。直至今日他編著的《光學教程》還被用作高校教材。



李樹華：甘肅省人民醫院副院長、著名外科專家。1970年，李樹華給一農民做“肺葉切除手術”，病人不幸不治，他隨後被誣陷為階級報復、故意殺害“紅五類”，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槍斃他時，刑車要經過蘭州市郊五裏埔大橋，甘肅省衛校的造反派讓全體牛鬼蛇神列隊觀看接受教育，不少人就此神經失常或自殺。



董堯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學語文教員，被毆打侮辱跳樓自殺。

曹天翔：北京第二女子中學體育教員，被毆打侮辱跳樓自殺。



路彥：北京二中一級數學教師，被驅逐農村後死亡。

袁之俊：北京二中一級數學教師地理教師自殺。



石之琮：（女），北京三中語文教師龍潭湖投水身亡。

沙坪：北京三中（後改名159中學）校長，被紅衛兵用皮鞭和帶釘子的木棍毆打。20日上午，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十多名教師“陪鬥”。紅衛兵（女生）薅下沙坪的頭發，令她擡起頭來，地上一堆頭發一攤血跡。在全校師生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毆打致死。

張梅巖：北京三中（後改名159中學）數學教師，被抄家後服毒身亡。

何世瑾：北京三中（後改名159中學）體育教員自殺。



汪含英：（女），北京四中地理教師，被剃陰陽頭，和丈夫蘇庭伍在香山服“敵敵畏”身亡。



何慎言：女，1931年生，江蘇泰興人。1953年自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教。幾年後調北京日報。1957年在部隊工作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隨後她被調北京第四女子中學任教。文革中1968年她在教室黑板上書寫毛澤東語錄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時寫漏了兩個字，寫成“千萬不要階級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行為”，遭激烈批鬥後自殺。



焦庭訓：北京第六中學歷史老師，文革中自殺身亡。



孫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文革改名157中學）教員被打死。



哈慶慈：（女），北京十一女子中學（文革改名165中學）體育教員毒打跳樓身亡。



宋繼瑞：（女），北京十九中語文老師看到別的老師被剃陰陽頭，在宿舍用繩子自殺，三十多歲。



陳沅芷：（女），北京二十五中語文教師，被推到疊起來的兩張桌子上，紅衛兵把桌子推翻陳沅芷摔下來。陳被關押致死。



高萬春：北京二十六中紅衛兵校長，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上，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自殺，年42歲。



王生琯：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被紅衛兵被從樓梯上推下摔死。



白京：北京四十七中美術老師，遭毒打投河身亡。



鄭育秋：（女），北京第四十九中學語文老師，“家庭出身不好”被紅衛兵打傷全身腫爛，擡到第四醫院（現恢復舊名叫普仁醫院）醫院拒診，死在醫院走廊石板地上。



鄭兆南：（女），北京五十二中語文教師，飽受毆打折磨，1966年9月8日致死，36歲。



靳桓：北京65中化學教員跳樓自殺。



陳葆昆：8月17日，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被打死。



北京第八中學

華錦：第八中學中共支部書記。1966年8月22日早晨，被發現吊死在關她的房間的窗栓上。紅衛兵宣稱她是自殺的。她的家人和學校的很多老師堅持認為她是被打死的。

申先哲：歷史老師。被紅衛兵毒打“批鬥”後自殺身亡。



北京十一中學

唐婉森：（女），化學教師。被抄家後紅衛兵用木棍把唐打死。

沈世敏：（女），圖書館員。剪頭發在火堆邊被燒傷，醫院拒絕治療。沈當晚在家上吊自殺。

杜兆南：數學教師。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

霍岐：校醫。服安眠藥身亡。

王景清：語文老師。跳樓而亡。

李泮請：數學老師。和妻子在家中上吊雙雙身亡。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

胡秀正：化學教師。1968年8月11日，在校中被“隔離審查”時，從學生宿舍樓五樓墜樓身亡，時年35歲。

周學敏：（女），語文老師。自殺身死。

梁希孔：歷史老師。自殺身死。



靳正宇：語文教員。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二中被紅衛兵打死。

喻瑞芬：（女），生物教師。被紅衛兵毒打倒提兩腿拖出樓門，頭在水泥臺階上磕擊碰撞。把沸水澆在身上兩個小時死亡。所有“牛鬼蛇神”繞喻瑞芬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喻屍體。



王慶萍：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8月19日遭到毒打，20日早晨王慶萍墜樓身亡。王慶萍有三個孩子，大兒子說媽媽是被推下樓去或者被打死扔下樓去的。如果自殺媽媽會給我們寫信留話。



李培英：（女），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8月27日在關押房間暖氣管上吊死。



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後自殺。



賀定華：（女），北京第十九中學66歲退休教師。8月27日，被紅衛兵剪掉頭發自殺。丈夫姚劍鳴被毒打驅逐到安徽宿松縣梅墩鄉，1968年7月上吊身亡。



趙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毆打和丈夫沙英跳樓身亡。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呂貞先：（女），教導主任。在同一天內的8月27日被打死。郭文玉丈夫孟昭江遭毒打，兩天後死亡。



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10月1日打死。



張冰潔：（女），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文革改名138中學）負責人。紅衛兵用沾水麻繩捆綁和用銅頭皮帶把她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



楊俊：中國人大附屬中學教員。被紅衛兵打死。



鄭之萬：（女），中國人大附屬中學教員。跳樓自殺。



齊惠芹：（女），北京朝陽女子四中（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被毒打致死。



馬耀琮：北京南苑紅星中學地理教師被打死。



蕭靜：（女），北京月壇中學校長。被打跳煙囪自殺。



朱鴻誌：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語文教員。遭毒打後上吊身亡。



王哲：房山縣房山中學校長。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老師跪在王屍體前面繼續鬥爭。



程瑉：北京通縣一中負責人遭鬥爭自殺。



李凱：清華園中學軍體老師。跳樓身亡。



趙曉東：1909 年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體育教員、體育教研組長。他畢業於東北大學體育系，是中國第一批有大學學歷的運動員之一。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和鬥爭。1968年8月9日，又在五樓大教室受到大會“批鬥”。“批鬥會”後，他下樓梯時從窗戶跳下自殺。



周醒華：資深中學校長。三十年代就讀於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以後長期在上海從事中學數、理、化各課教學。1960年起任上海繼光中學（原麥倫中學）校長，後調新成立的上海模範中學任校長。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隔離審查”，跳樓自殺身亡。



丁則良：（1915年－1957年8月8日），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收入《丁則良文集》，還有譯著《朝鮮近代史》、《東方各國近代史》等。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38年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後任聯大師院史地系助教，不久任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歷史系講師。1947年，丁則良以中英庚款留學生身份進入倫敦大學斯拉夫學院專攻蘇聯史。1950年，放棄繼續深造的寶貴機會，以滿腔的熱情，急匆匆趕回國內，參加“新中國”建設，出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丁則良被安排到位於長春的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東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等。1957年5月，丁則良到蘇聯出席莫斯科東方學國際會議，8月1日回國，入住北京大學。得知他工作的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已將他打成“余瑞璜、丁則良、徐利治右派反黨集團”的成員時，他表面上不動聲色，內心卻翻江倒海。每天仍像其他人一樣看大字報，暗中卻寫好遺書。8月8日，他終於找到機會，避開親友，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殺，年僅42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蔣偉，字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當代著名的作家、社會活動家。1918年，丁玲考入桃源縣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與王劍虹同學。1922年夏，好友王劍虹從上海回鄉，帶丁玲前往上海，入上海平民女校，改名丁玲。1923年，與王劍虹共入上海大學中文系旁聽。1924年，王劍虹與老師瞿秋白相愛並同居，丁於夏季只身赴北京，欲進北京大學學習，無果，通過同室好友曹孟君的男友左恭認識《京報》副刊編輯胡也頻。1925年，與胡也頻在北京同居。1927年12月，在北平寫成並發表第一篇小說《夢珂》。1928年2月，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轟動文壇；年底丁玲追情人馮雪峰至上海，胡也頻隨後也追去，之後三人到杭州談判，馮雪峰退出。1929年，胡也頻因欠債到去濟南教書，不久丁玲也到濟南。1930年5月，因胡受到通緝，雙雙逃回上海。1930年11月，與胡也頻的兒子胡小頻出生。1931年2月胡也頻被槍斃，擔任“左聯”刊物《北鬥》主編，11月與翻譯馮達同居。1932年加入中共黨。1933年5月，與馮達一起遭國民黨當局綁架。1936年逃離南京抵達陜北，先後擔任蘇區“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陜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等職。1948年發表其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1949年後，先後任《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人民文學》主編、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等職。1951年，因《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金。1955年，被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被定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被劃入右派後，受到各種迫害，包括下放北大荒勞動12年，投入監獄5年等。1979年重返文壇。



丁果仙：(1909年－1972年)，女，晉劇著名表演藝術家，原名丁步雲，藝名"果子紅" 。七歲學藝，十一歲登臺。曾在錦藝園搭班演出。後任太原新華劇團班主。建國後，1959年加入中共黨。以往在晉劇舞臺還沒有女扮男裝的先例，丁果仙由青衣改學須生，一心想要打破常規，以一個男子漢的形象出現在觀眾面前，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經過許多艱辛的磨煉，終於在她十七八歲時一唱成名。她的唱腔圓潤豪放，卻不帶女腔女調，表演灑脫逼真，卻不帶女態女相，20年代中期，上海百代公司為她灌製唱片，因此獲得“山西梆子須生大王”的稱譽而名馳海內。她創造的晉劇須生"丁派"唱腔，對晉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晉劇藝術的發展。代表作《空城計》，《捉放曹》，《太白醉酒》等。文革中被造反派經常批鬥遊街，身體和精神上受到了嚴重摧殘，於1972年被殘酷折磨致死。



丁石孫：（1927年9月5日－），原名丁永安。中國數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代數學。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主席。1944年至1947年，就讀於大同大學，先在電機系，一年後因不善繪圖轉入數學系。三年級時參與學生運動被捕，被學校開除。1948年，丁石孫報考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均被錄取，作為插班生入清華大學數學系三年級學習，開始對數學真正產生興趣。1950年畢業，留校任教，1952年在清華大學加入民盟。1952年丁石孫到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工作；曾歷任助教、講師、教授，數學系副主任、主任等職。1955年加入中共黨。丁石孫基本功紮實，課講得好，在學生中名聲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嚴重警告處分。1960年，他在反右傾時成為"階級異己分子"，被開除黨籍。甄別平反後，文革又開始了，他作為牛鬼蛇神被關進黑幫大院，下放幹校，文革後才獲得平反。1984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至1989年）；1988年當選民盟中央副主席。1988年7月毛澤東的兒媳邵華曾當面向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丁石孫要求讓其子毛新宇入學，丁石孫以“北大校風自由，同學好動，我擔心他進來無法保障安全”斷然拒絕。



丁聰：（1916年12月－2009年5月26日），筆名小丁，中國漫畫家。丁聰1930年代初開始發表漫畫，以創作諷刺性漫畫為主。抗日戰爭後為《救亡漫畫》雜誌作畫，編輯《良友》、《大地》、《今日中國》等畫報。1940年至重慶任中國電影製片廠美術師，曾為話劇《霧重慶》設計布景。1942年在桂林、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擔任《欽差大臣》、《正氣歌》、《北京人》等美術設計，同時在重慶舉辦個人畫展。抗戰勝利回到上海，繼續從事諷刺漫畫的創作和舞臺美術設計。1947年一度移居香港。中共國成立後，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1949年出席第一屆青年代表大會。全國文代會，後歷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全國青聯常委、全國政協委員，《裝飾》雜誌主編等。主要作品有《阿Q正傳插圖》、《四世同堂插圖》等，出版有《丁聰漫畫選》。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後的20多年間，丁聰成為一位資歷頗深的“運動員”——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擊的“運動員”。丁聰最初被送往北大荒，後來又去了天津團泊窪幹校。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送到黃村幹校養豬。直到1979年春節，丁聰才得到平反。其後恢復創作，在《讀書》雜誌上開有專欄。2009年5月26日，因腦血栓引發肺部感染，在北京去世。



丁芒：（1925年－）原名陳炎、陳軼明，中國當代著名詩人、散文集和書法家。丁芒小學二年級時曾留過級，從三年級開始成績越來越好，小學階段，他讀完了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作品。初中時期，他一邊閱讀茅盾、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一邊自己創作。1943年，丁芒在高中畢業前在《江北日報》上發表了詩歌處女作《四月的黃昏》。1943年到1945年，丁芒進入創作高潮，一共創作了200多首詩歌。1945年，中共地下黨員顧迅逸介紹丁芒做了《江北日報》的記者，同時兼任編《詩歌線》《散文》兩個副刊專頁編輯。1946年，丁芒加入中共黨。隨後被中華民國政府開除出《東南日報》，於是他去了解放區。1955年，丁芒調職轉入解放軍總政治部，在《星火燎原》工作。1956年，丁芒出版了詩集《歡樂的陽光》。1956年至1958年，也成了丁芒的第二個創作高潮。1957年，丁芒的詩歌《動物園隨筆》發表在《少年文藝》和《長春》上，隨後被默認為“右派”，1959年，丁芒被冠之以“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頭銜，隨後被開除黨籍，連降三級，不久之後他也和妻子離了婚。文化大革命中，丁芒被下放到江蘇南通市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1975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為丁芒平反，隨後恢復黨籍和工作。



丁惠康：（1904年－1979年8月25日），收藏家、醫生。丁惠康於1927年畢業於同濟大學醫科。1928年在上海創辦肺病療養院。1934年又創辦虹橋療養院並出任院長。後赴歐洲留學，獲漢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上海醫學院教授、《時事醫學周刊》主編。抗日戰爭期間，他於1939年創立中國防癆協會並任醫務委員。此外，他與父親還購置了葉鴻英花園住宅，並重新開辦新虹橋療養院（今徐匯區中心醫院）。1943年又開辦中國保健協會。他還是一位文物收藏家，曾出售其40幢住房收購大量歷代名畫與文物，包括端方歸藏的西周青銅大鼎、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的秦漢以來歷代著名石墨，以及宋元孤本書籍1100余種等。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1958年曾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受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後於1979年在上海逝世。



刀世勛：（1928年－2017年10月1日），傣名召孟罕勒，全稱召猛西莉蘇宛納罕勒，傣族，西雙版納末世召片領、車裏宣慰使司宣尉使，傣語研究專家。刀世勛是第四十三世召片領刀棟梁之嗣子，其六弟刀棟庭之子。1942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送15歲的刀世勛前往重慶中正中學讀書。次年6月，刀棟梁因病逝世。車裏宣慰使司議事庭遂向國民政府上報，國民政府派軍用飛機送刀世勛回到西雙版納繼位。1944年2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昆明行營名義正式委任刀世勛為車裏宣慰使司宣慰使。議事庭遂為其舉行了召片領就職典禮。此後刀世勛回到重慶讀書，召片領由其二伯刀棟剛代理。抗日戰爭結束後，刀世勛跟隨中正中學遷回南京繼續就讀。1947年他回鄉探親，議事庭為他舉行了第二次繼位議式。1948年，他前往昆明，就讀於雲南大學社會系先修班。中共國成立後，刀世勛報名參加了滇北地方工作團第四武裝工作隊。後來他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出任富民縣人民銀行政治指導員、團小組長。1950年高考中，他考入了雲南大學社會系。同年，他還和原議事庭庭長、表妹夫召存信一同作為西雙版納首席代表，前往北京參加了國慶觀禮。1951年9月，他正式進入雲南大學就讀，攻讀少數民族語言學專業。期間，他與女友徐菊芬成婚。徐菊芬是雲南祥雲縣人，父親為當地開明士紳，二叔徐繼祖則為原雲南省參議會議長。1954年，刀世勛攜妻前往北京，進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事傣語研究，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傅懋績。1960年代，他回到雲南，任職於雲南省少數民族語言指導委員會，繼續傣語的研究工作。文革爆發後，他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反動土司”，押回西雙版納批鬥。後來，他與父親刀棟庭、舅舅刀福漢一同在景谷農村插隊落戶。文革結束後，刀世勛與妻子一同進入雲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號諶翁、被揭，晚號蠲叟、蠲戲老人。中國國學家、書法家、篆刻家，近代新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梁漱溟、熊十力齊名，是“新儒學三聖人”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稱。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主要著作有：《泰和會語》、《爾雅臺答問》、《爾雅臺答問繼編》、《老子道德經註》、《朱子讀書法》、《蠲戲齋怫學論著》、《宜山會語》等等。1899年，應科舉鄉試名列第一。1901年與謝無量、馬君武等人合辦《翻譯世界》。1903年，留學美國，學習歐洲文學，後又遊學德國、日本，研究西方哲學。1911年，馬一浮回國，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後又潛心國學。抗日戰爭期間，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1938年，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師名義作“特約講座”，講稿後輯為《泰和會語》。為浙大作校歌。同年隨浙大至桂林，又轉至宜山，繼續在浙江大學講學，講稿後輯成《宜山會語》。1939年，在四川建復性書院並親任院長。1943年，編刻自撰歷年詩詞之作，有《蠲戲齋詩前集》《蠲戲齋詩編年集》《芳杜詞媵》等。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趕出杭州花港蔣莊的住地。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紅衛兵低頭；被抄家時，他懇求道：“留一方硯臺給我寫字好不好”，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胃部大出血，後諸病皆發，於1967年6月2日在杭州含冤逝世。



馬明德：（1915年－1969年1月13日）,曾名戴明。空氣動力學家。6歲至10歲在北京篤誌小學和崇德小學讀書。從1925－1929年在家塾學習古文、算術和英語等課程。塾師是前清舉人和大學講師，要求很嚴。從1929－1934年進北京四存中學和崇德中學念書，其間曾多次參加反日遊行示威。高中二年級時，平素與兒子談話不多但重視子女教育的父親嚴肅地對他說，要好好讀書，如考取上海交通大學，就送他出國留學。1934年馬明德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1937年夏，“七•七”事變爆發，同年8月13日，日寇又從上海大舉入侵中國。馬明德隨上海交大由徐家匯遷入法租界。1938年他畢業於交大機械系航空門，獲學士學位。1938年8月自費赴美留學。1939年獲密歇根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學位。隨後去美國東部達來威爾州新堡城的伯倫克飛機工廠實習。同年11月乘船返回上海。1940年6月新婚之後第五天，他和夫人蔣祖綺輾轉經香港、海防，前往位於滇緬交界（壘允縣）由中美合辦的杭州飛機廠工作。因該廠被日本飛機炸毀，又轉往該廠設在緬甸八莫的航空發動機裝配廠並負責發動機試車工作，從土建工作開始，1941年10月10日試車臺安裝完成，舉行了落成典禮，他得到美國廠長的表揚。1942年4月，日寇攻陷緬甸仰光，飛機廠宣布解散，馬明德自願帶領從八莫撤回國內的技術工人去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到廠後任機工課技士。1942年10月，馬明德到內遷重慶的交通大學航空系任教，除讀新書，教新課外，還種菜自給。在重慶交大先後開出《應用空氣動力學》、《飛機性能設計》、《發動機動力學》 。他講課生動，深入淺出，有問必答，平易近人。1945年日本投降後，全家隨交通大學遷回上海。1946年馬明德翻譯了美國著《機械設計》，以後又陸續開出新課《發動機設計》 、 《噴氣發動機原理》。1949年9月，馬明德調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任研究員。為解放近海島嶼，他與嶽劼毅等研究出一種慣性驅動的潛水爆破裝置。1953年1月，馬明德到哈軍工報到。當他被任命為空軍工程系空氣動力教授會（即教研室）副主任時，自願兼任空氣動力實驗室主任，他堅信風洞實驗室是研究空氣動力學和設計飛機的極重要手段。1959年9月6日，6號風洞進行首次通氣實驗。經改進風洞噴管段和實驗段的密封系統後，同年11月風洞實驗M數達到設計值2．5。至此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600毫米×600毫米吹氣式超音速風洞正式基本建成。1961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8月，8號風洞－－當時全國最大的低速風洞，試車成功，最大風速達到60米/秒。1965年9月，通過流場測量和標模試驗，證明風洞流場合格，天平工作穩定可靠。中國第一座3．5米×2．5米量級低速風洞從此投入使用。在四川4米×3米低速風洞建成之前，它在全國處於全面領先地位。著有《飛行力學》等。1966年文革爆發後，馬明德的全部教學和科研活動被迫中止。1968年的8月，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特務”等莫須有罪名對他進行政治誣陷並被隔離、抄家和逼供。以至於1969年1月13日在哈爾濱工程學院航空工程系隔離室被迫害致死。



馬特：（１９１０年—１９６８年），北師大教授。馬克屎主義邏輯學家，與復旦大學馬兵、河南大學馬佩並稱“邏輯三馬”。馬特曾經在香港達德書院任教。後來到北師大，１９４９年在歷史系任教，１９５３年政教系成立後調入該系。１９５６年，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哲學教研室成立邏輯教學小組，馬特為組長。１９５８ 年，邏輯教研室正式建立，馬特擔任教研室主任，於１９５９年在校內招收研究生。這些 ，在我國和北師大的邏輯學教學與研究中都是重要貢獻。１９５０年代時，馬特著有《論邏輯思維的初步規律》《形式邏輯中 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鬥爭》《馬克屎主義和邏輯問題》等。《論邏輯思維的初步規律》曾經得到毛澤東的稱贊，說寫得好，咱們共產黨人寫不出來。中國講邏輯學的人中間，他講得最好。馬特教授特立獨行。１９５６年，中央組織部明確提出高等學校要提高教授黨員的比例，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黨時，他曾提出入黨後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作為條件。據說當時校黨委並不了解這個情況，以致基層支部為湊數而將其拉入黨內。１９５７年鳴放時，馬特發表同情右派言論，主張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黨，打成右派。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馬特教授被隔離審查。１９６８年某日，專案組找馬特教授談話，之後他從北師大主樓五層跳樓身亡。 　　



馬連良：（1901年2月28日－1966年12月16日），字溫如，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中國著名京劇藝術家，老生演員。民國時期京劇三大家之一。是扶風社的招牌人物。拿手戲目有《借東風》，《甘露寺》，《青風亭》等。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馬連良1942年曾經“赴偽滿演唱慶祝戲”為名要逮捕馬連良，至1947年8月16日，馬連良被誣告事件才真相大白。至此一場子虛烏有的漢奸案，讓馬連良傾家蕩產，也讓他對國民黨傷透了心。在債務還清後，馬連良從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1951年 ，被周恩來召回，他才從香港回到北京。1959年，中共十周年國慶慶典活動剛過，劇團便下放到北京電子管廠勞動。馬連良的勞動表現還算好，每天準時到廠。當譚富英被選為全市文教群英會代表的時候，他的情緒也無波動，並說："從新舊社會對比看，藝人的社會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幾次大的運動對我教育很大，代表選不選我沒關系。選上誰都是我們的光榮！我沒選上，想必是我有缺點，不夠條件。我決不泄氣，過年爭取當英雄。我已遞了入黨申請書。我有缺點，政治差，讓黨十年、八年不批準我，我也不灰心。"1962年起同時兼任北京市戲曲學校校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馬連良因《海瑞罷官》事件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屬遭株連。馬連良曾與老舍、蕭軍、荀慧生、白蕓生等一起被批鬥，當場剃成陰陽頭，墨汁淋在腦袋上，圍跪在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被紅衛兵用鋼頭軍用皮帶抽頭，並拳打腳踢，個個頭破血流。12月13日因批鬥中意外摔倒而送至北京阜外醫院，3天後不治，迫害致死。



馬三立 ：（1914年10月1日-2003年2月11日），相聲表演藝術家。中國已故相聲泰鬥、相聲八德之一馬德祿之子。曾任中國曲藝家協會顧問、天津市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等職。是一位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擅使“貫口”和文哏段子。馬三立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潛心探索，創立了獨具特色的“馬氏相聲”，是當時相聲界年齡最長、輩分最高、資歷最老、造詣最深的“相聲泰鬥”，深受社會各界及廣大觀眾的熱愛與尊敬。馬氏相聲雅俗共賞，在天津更是形成了“無派不宗馬”的說法。1958年反右派運動中，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因為指標由起初的4個增加到11個，太多了，只好把他報上去湊數。就是這個“湊數”的右派，徹底地改變了馬三立的一切。一次批判會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聲：“你們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舊友冷笑兩聲，啪地推開窗戶：“喲嗬，你還拿死嚇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麽大氣性，從這兒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種！”馬三立二話沒說，猛地站起來跳向窗外，大半個身子已經懸在窗外了，桌邊一個彈單弦的藝人趕緊一伸胳膊，夾住了馬三立的一只腳，保住了馬三立一命。這個時候的馬三立，40多歲，正值盛年，出好活的時候。但是，從1958年秋天當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藝團，19年間馬三立只說了3年相聲，相對應的是長達11年的四次下放勞動，以及被關進“牛棚”做了5年的團煤球、打掃衛生等雜役。1979年獲平反。



馬漢麟：（1919年－1978年9月9日），中國語言學家。早期專攻中國音韻學、文字學，在訓詁學、現代漢語語法、古代漢語語法諸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古代漢語教學和古漢語教材建設上貢獻最大。1944年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從聞一多。1946年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教、講師。1952年，實行“院系調整”，清華不設文科，馬漢麟先生被調至馬列學院，又於1954年被調至南開大學中文系，講授古代漢語。後歷任南開大學副教授，語言學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天津市語文學會理事等職。當時全國高校開設此課的甚少，既沒有現成的教材，又缺乏可資借鑒的經驗。1954年至1958年問，馬漢麟先生獨自一人承擔此課，邊搜集資料邊編寫教材，還自刻講義、習題和考題，經常忙至深夜，甚至通宵達旦。馬漢麟先生在長期的教學實踐與科研工作中，不斷加深對古代漢語規律的認識，並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體系。1961至1963年，馬漢麟參加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的編輯工作中的通論部分，後獨立成書為《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著有《語法概要》、《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論武丁時代的誒祀典刻辭》、《古代漢語讀本》、《馬漢麟語言文字論集》、《馬漢麟古代漢語講義》等。十年文革浩劫中，因抗戰時給美國抗日部隊做過一陣翻譯工作，並被授予少校軍銜，這一經歷在文革時便成了嚴重的歷史問題，倍受迫害。1978年9月因病逝。



馬思聰：（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中國第一代小提琴音樂作曲家與演奏家，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於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1923年，11歲的馬思聰終於實現了他的夢想，隨大哥來到法國，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先後就學於南錫音樂學院、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 。1929年初，馬思聰因家境突變回國。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譽為“音樂神童”。1931年，廣東省政府官費資助，馬思聰再次赴法留學，第二年歸國，任中國第一所現代“私立音樂學院”院長，主要在廣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從事演出；同時，又先後在廣州音樂院、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音樂系任教。同年與王慕理結婚。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多年轉輾於華南、西南各地堅持從事頻繁的演出，並先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華交響樂團指揮、貴陽藝術館館長等職。此後陸續創作了《搖籃曲》《綏遠組曲》《西藏音詩》《牧歌》等多部著名音樂作品。1945年抗戰勝利後，先後擔任臺灣交響樂團指揮、廣州藝術音樂系主任、上海中華音樂學校校長、香港中華音樂院院長等。1950年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並兼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音樂創作》主編等職。1955年，馬思聰赴波蘭，擔任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中國派出的選手傅聰同行。十多天相處，馬思聰給予傅聰“改進意見”。國際比賽眾星璀璨，傅聰脫穎而出，奪得最高的“馬茹卡舞曲獎”。1958年，馬思聰任柴可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國際比賽評委，攜弟子劉詩昆到莫斯科。賽前，馬思聰對劉詩昆說：手指觸鍵要更短促、更有力，“錘子擊鐘後不立刻離開就把音捂死了，音會發悶”。在比賽中，劉詩昆獲得第二名。然而，馬思聰也漸感困惑和沈重。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撰文對某交響作品進行探討，被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押送至北大荒勞改；並號召對賀綠汀展開“深刻揭發和尖銳批判”。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音樂界寬松自由的氛圍，漸被橫掃殆盡。馬思聰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導學生只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現了這樣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1966年6月，馬思聰受到急進學生高呼著口號的狂暴圍攻：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學生們給馬思聰一大捆書寫好的大字報，命令他張貼在家中，認真閱讀，觸及靈魂。隨後馬思聰被關進“射穢主義學院”，那裏有學院黨委書記、各系主任，還有北京藝術院校、電影院校、文藝界權威和知名人士，計500多人。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讀報、討論，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黨言行”。8月一天，馬思聰被押上卡車，回到音樂學院。下車的馬思聰腳跟尚未站穩，一桶漿糊倒在他的頭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貼大字報，把一頂寫著“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頭上。馬思聰脖子上掛著兩塊硬紙板，一塊上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另一塊上寫著“吸血鬼”。學生們讓馬思聰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為“喪鐘”，邊敲邊走，說這是“敲響了資產階級的喪鐘”。1967年1月15日晚，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同年5月，在某領導示意下成立的“馬思聰專案組”（又名“002號專案組”）開始對馬思聰出走的經過進行調查，株連馬家親屬數十人。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於美國費城逝世。



馬思武：（1905年生－1968年7月11日），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二哥，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法語教授。早年留學法國，回國後曾在外貿部上海辦事處工作，文革時任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的法語教授。1967年1月馬思聰無法忍受運動中的批鬥迫害，秘密逃離中國，他的許多親戚朋友因此受到株連迫害。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馬思武被指控曾經幫助馬思聰“叛國投敵”。7 月10日在學校的主樓“君儒樓” 中被 “鬥爭”，有學生狠打他耳光。他被折磨到夜裏11點。第二天，1968年7月11日，馬思武從“君儒樓”頂跳下自殺身亡。當時63歲。他死後，在中國住了三十年的法國夫人只好離開中國，兩年後在法國去世。



千家駒：（1909年－2002年9月3日），筆名錢磊。中國經濟學家、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1年，千家駒考入位於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今金華一中前身），學習了一年，其間結識了湯恩伯、吳晗。一年後，轉入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師範部。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後，上海大學代表曾來該校發表演講，千家駒被打動。同年，經義烏籍同學季達才介紹，千家駒和中共杭州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絡，通過信函聯絡，經中共領導人宣中華與潘楓塗介紹，千家駒加入中國國民黨，並隨即又加入中共黨，成為金華地區第一位中共黨黨員及第一位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參與創立了中共金華黨組織並任負責人等職務。他還曾任金華學聯副主席。1925年寒假，千家駒回答家鄉武義，參與創建中共武義黨組織。1926年，17歲的千家駒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並隨即融入了北京大學的中國國民黨及中共黨組織。在北京大學期間，千家駒曾任北京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後又兼任共青團東城區委員。1928年因有人出賣而被捕，不久獲得釋放。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千家駒任“北京大學全體同學南下示威團”（簡稱“北大南下示威團”）宣傳委員，譴責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同年成立“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千家駒任非常學生會主席。1932年千家駒出任北平社會調查所職員（研究生）之後，1933年初，千家駒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4年，升任北平社會調查所助理研究員。1935年，兼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參加發起南京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與上海各界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章乃器等人取得聯系，還在南京應邀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授課，講 “中國的財政問題”。同年，千家駒還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骨幹成員，並先後編輯《社會科學雜誌》、《益世報》副刊《農村周刊》、《社會科學雜誌》等報刊。1937年1月，千家駒參出任廣西大學教授。蘆溝橋事變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合作抗戰，但仍然成立了廣西建設研究會，以維護廣西的地方利益，千家駒兼任廣西建設研究會經濟研究部副主任，並在此期間與中共的周恩來有過一次交談。1941年，千家駒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流亡香港，以賣文為生。日軍占領香港後，千家駒遇險，幸獲中共地下組織營救，方得脫險，經廣州灣回到廣西桂林。1942年後，千家駒先後流亡桂林、昭平、黃姚，獲聘為剛剛建成的黃姚中學校長。他先後參與主編救國會的《國民公論》月刊、主編農村經濟研究會《中國農村》月刊、參編《廣西日報》（昭平版）、《大眾生活》雜誌等。1945年，千家駒經梁漱溟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任民盟東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千家駒赴香港，曾任民盟南方總支部委員，後來出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1946年，創刊並主編《經濟通訊》周刊，獲聘為香港達德學院教授。1947年以前，千家駒曾經加入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1948年6月，千家駒等人發起“香港各僑團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工業復興大會”，曾主編香港《文匯報》的“經濟”副刊，還經常為《大公報》社評等撰稿。1948年12月，經中共安排，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等八人自香港乘坐輪船北上，在煙臺登陸之後，經灣南、石家莊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抵達次日的晚間，千家駒等人在朱德和周恩來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並進行了交談。1949年後，千家駒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後來改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1955年，千家駒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兼任中央射穢主義學院副院長。千家駒還曾任民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民盟中央《爭鳴》月刊總編輯，民盟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救國會紀念委員會成員，華僑投資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先後出訪過朝鮮、蘇聯。千家駒主張“建立科學管理體製”，“批判地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開放農村集市貿易以活躍經濟”等。1957年反右運動中，千家駒遭到批判，又曾一度批判章伯鈞、羅隆基。雖沒有被打成右派，但被要求反復為自己的“右派”言論作檢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千家駒遭民盟盟員鬥爭，被抄家、抽打、罰跪，受到酷刑，這是他畢生從未有過的經歷。千家駒得出的結論是：這就是追隨共黨一輩子、擁護共黨、擁護毛主義應有的報應。於是，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赴北京香山“鬼見愁”跳崖自殺，跳崖後在昏迷中獲救，並且覺得這次自殺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錯誤，非常後悔。此後，文革期間千家駒被下放到遼寧省。文革結束後，千家駒積極幫助章伯鈞、羅隆基二人平反，並且一生為曾在反右運動中批判章伯鈞、羅隆基二人而深感歉疚。1980年代，在有關三峽工程上馬的巨大爭論中，千家駒成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代表人物。1987年11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其中收入了全國政協委員在水利電力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第三次和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以及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該書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峽工程“反上派”的聲音。1989年4月，《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兩篇引人關註的文章，一篇是溫元凱所寫的有關大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文章，另一篇便是千家駒的《倒退不是沒有可能－－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一文。這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首位民主人士公開批評現任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六四事件後千家駒逃往美國。1993年3月回國，2002年9月3日，千家駒在深圳逝世。



上官雲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女，原名韋均犖，中國話劇演員、中國內地演員。1962年獲推舉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1941年加入天地劇社，開始演藝生涯，首演話劇《雷雨》（飾丫鬟四鳳）獲得成功。並與張大炎離婚，與耶魯大學畢業生文人姚克結婚。1944年生女姚姚。後進入電影行業，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夢》、《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麗人行》、《希望在人間》、《烏鴉與麻雀》等。1946年與姚克離婚。1949年後加入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出有《香飄萬裏》、《枯木逢春》、《血碑》、《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影片。1951年與蘭心劇院經理程述堯結婚，1952年因程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牽連，離婚。有子韋然。1950年代，由主政上海的柯慶施特意安排，上官雲珠在錦江賓館與毛澤東見面，並成為毛澤東在上海的秘密情人。關系維持數年後即遭毛澤東拋棄。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上官雲珠遭到殘酷迫害，公開的官方記錄是，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後，於1968年11月23日淩晨3時跳樓自殺。但也有當年的知情人提供信息表示上官雲珠是被專案組的人酷刑之後拋下樓摔死以造成自殺假象，終年48歲。



王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原名雄生，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1925年8月，自清華大學畢業後，轉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政治學，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1930年，王造時經蘇聯回國。同年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後又創辦《自由論壇》雜誌。同時王造時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著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裏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告當局》宣言，公開了他的反蔣抗日主張。1935年底，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擔任執行委員。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中擔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同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員。1938年3月，王造時擔任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幹部。9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並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1951年起，王造時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作為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委員，征用了虹口區多倫路９３號花園洋房作為寓所。主要著作有《荒謬集》、《世界近代史》，譯著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摩瓦特的《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拉鐵耐的《美國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民主政治在危機中》等。1957年王造時被劃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沖擊。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便抄了他的家並進駐住宅“長期作戰”。首先把他的妻子趕出家門，到工廠接受監督勞動，小女兒被剃成陰陽頭遊街示眾，王造時每天在家裏接受審問、拷打、寫思想匯報、交代罪行……折磨了三個多月後，開批鬥大會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動的綱領、計劃和組織，王造時無法回答，於是被戴上手銬，宣布拘捕，並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監禁。入獄後，工資停發，兩個兒子的住院費無法支付，被趕出精神病院住在家裏。因醫院說他兩都是“武瘋”，跑出去會打人闖禍，繼母只好讓他們躺在床上，用繩子綁住雙腳。家裏沒有藥物，沒有錢，營養差，兩個兒子在王造時被捕後不到三個月就相繼死去了。文革中，王造時的大女兒海若患了精神分裂癥，小女兒海容因為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時在關押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因肝腎綜合癥病逝。



王竹溪：（1911年6月7日－1983年1月30日），名治淇，號竹溪，中國物理學家、教育家、文字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等都是王竹溪的學生。1933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同年入該校研究院。1935年公費留英，193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先後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大、清華大學。1943年，任《中國物理學報》編委兼幹事。1946年夏天，王竹溪隨清華大學從昆明遷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為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學任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1960-1966年，兼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二部六室（金屬物理研究室）主任。1962年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3年7月，當選為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8月當選為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1965年，王竹溪和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數概論》出版，是一本為理論物理工作者編寫的著作，該書包括常用的各種主要特殊函數的運算方法與基本特性。著有《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導論》等教科書。他還曾任中國物理學會名詞委員會主任，創造了一批物理學新名詞的漢譯稱呼。在研究物理學的同時，他還潛心研究文字學，著有二百五十萬字《新部首大字典》，該詞典將《康熙字典》中的214個部首簡化為 56個，並且將五萬余個漢字按筆劃上下左右次序編排，檢索方便，收字齊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竹溪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北大五七幹校牧牛，感染了血吸蟲病。1978年復出，秋，率中國大學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



王文寧：（？—１９６６年９月），女，北師大教師。１９５１年畢業於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１９５５年到蘇聯莫斯科師範學院留學。回來後在北師大教育系心理學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擔任教育系黨總支委員，負責統戰工作。在同事們眼中，王文寧為人忠厚，溫文爾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識女性。文革初期，王文寧正在山西臨汾分校。文革開始後，分校開始出現大字報。在臨汾分校黨委安排下，王文寧去抄學生的大字報。不久後，這一行為便令她落下“反對 ‘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沖擊。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當晚便被揪出來在全系大會上批鬥。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後大小批鬥接連不斷。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師王文寧從家中四樓跳樓身亡。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號冷廬主人，中國目錄學家和版本學家。1924年，王重民入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究中國古籍。1928年畢業。在北京圖書館開始了編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遺書、太平天國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各大圖書館抄錄了很多資料，並發表多篇關於敦煌及太平天國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實中法兩國政府交流項目上，他被選派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從事對該館所藏大量敦煌文獻的編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圖書館的則是杜乃揚女士，她負責整理北圖所藏的法文書籍目錄。1937年4月，在法國巴黎與劉修業女士結婚。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國國會圖書館鑒定善本書。後返回中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建議成立圖書館學系。1949年，出任圖書館學系系主任。1950年起，王重民講授和編寫了很多圖書館學的課題與文章，譬如：《中文工具書使用法》、《參考資料與參考工作》、《普通目錄學》、《歷史書籍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料》、《近代目錄史料》、《中國書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經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國學論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日本訪書誌補》、《太平天國官書》、《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敘錄》、《善本醫籍經眼錄》、《徐光啟傳》、《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目錄學史料》、《四庫抽毀書提要稿》、《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由袁同禮修訂）等。1957年王重民只因給當年北京圖書館的軍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個別領導人提意見，8月被劃為右派，與黃現璠、向達、雷海宗、陳夢家等人並稱史學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級、降薪、撤掉系主任職務的處分。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參加了四清運動。文革中被抄家關入牛棚。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的“棚中花絮”一節中，記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例行的晚間訓話時，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隊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裏。原來，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自己的思想匯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1974年6月，毛澤東的N任老婆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鑒定，這本書並非李贄之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於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廠二校”中的“二校”，“兩校”領導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書的鑒定，便由“兩校”的領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鑒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鑒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鬥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幹部。晚上，系裏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 “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冠心病復發的王先生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這次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當發現他遺體時，他留下一封信給我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王任叔：（1901年－1972年7月25日），乳名朝倫，譜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巴人等。中國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歷史學家。1915年考入大學，五四運動中任寧波學生聯合會秘書。1920年畢業後在鎮海、鄞縣、慈溪、奉化等地小學任教，其間，參加當地進步團體剡社。1922年5月始發表散文、詩作、小說，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完成短篇小說傑作《河豚子》，以極短的篇幅，平淡的語言對描繪了當時掙紮在死亡邊緣的農村百姓的絕望與無助，控訴了社會的黑暗與荒誕。同年長詩《洪爐》修訂完畢。1925年開始主編剡社月刊《新奉化》，11月小說《疲憊者》在《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文化界重視。1926年7月去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秘書、代科長，轉為中共黨黨員，其間常將機密材料向黨組織匯報。次年6月被捕，由莊崧甫保釋。同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監獄》出版。1929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會科學與普羅文學。10月日本當局逮捕中國進步留學生和中共黨人，被迫回國。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度擔任中共曹家渡區委負責人。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與中共黨失去聯系。1935年因《娜拉》案牽連，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誠等保釋。次年7月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文藝家協會，參加營救“七君子”的活動。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秘書長、參與夏衍創建的《救亡日報》的編輯工作，任編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共黨，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委委員。8月開始以巴人筆名發表文章，與許廣平、鄭振鐸、胡愈之等共同編輯《魯迅全集》。1939年春起領導上海文藝工作。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執教南洋華僑師範，與胡愈之、郁達夫等領導文化界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42年2月與雷德容等飄泊到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1943年遭侵印尼日軍通緝，隱居原始叢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種維生。日本投降後，參加蘇島華僑民主同盟，主編《前進周刊》、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報》(1945年創辦)，寫成大型話劇《五祖廟》，並為對被殺害的郁達夫撰寫悼文，要求嚴懲兇手。1947年7月被荷蘭軍隊逮捕，經組織營救獲釋，10月到香港。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縣，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三室綜合研究組組長等職。翌年出席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1950年任中共國駐印度尼西亞特命全權大使。1952年1月被調回國，任外交部黨組成員、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1954年雜文集《文學論稿》問世，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進行了批評。同年4月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1957年任社長兼黨委書記，為出版社的發展擴大作了大量的工作，曾積極參與“反右傾”運動，主持了對馮雪峰、聶紺弩等的批判。1959年康生點名批評巴人，指出巴人和蔣介石是同鄉，且巴人曾在國民黨任職，從而導致巴人作為文學界的代表人物，與史學界的尚鉞，經濟學界孫冶方開始共同受嚴重批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剝奪文學創作權利後，他轉向史學研究。於1966年初完成160萬字史學專著《印度尼西亞歷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隔離審查。被抄家，受盡折磨。1968年開始有大字報宣傳巴人是郁達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嚴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鄉，安置在村西頭的兩間舊茅屋裏，嚴重的摧殘使得他精神崩潰，於1972年7月25日抱恨病逝。所著甚豐。



王亞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中國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家和教育家。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之一）教育系。同時兼任中學英語教員以維持生活。受武漢中小學教員黨政練訓處負責人董必武影響。1927年在長沙參加北伐軍，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從武昌東下上海、又輾轉來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結識了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人決定一起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製定嚴密計劃，先用8年時間翻譯馬克屎之前的6部經濟學和經濟史名著，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為全譯《資本論》打開通道。1929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研究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從事寫作並開始翻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為翻譯《資本論》奠定基礎。“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在上海以翻譯和教書為業，並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後兼任暨南大學教授。在此期間與郭大力合譯的李嘉圖《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1932年）、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等經濟學著作，自己著述《經濟學史》、《世界政治經濟概論》等也陸續問世，在學術界開始嶄露頭角。1933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德、英等國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歐資本主義製度，廣泛搜集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與事跡，並繼續進行經濟學的寫作和翻譯。1935年他回到上海，與郭大力二人遂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於1938年出版馬克屎著作《資本論》三大卷全譯本。同年到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接受周恩來的指導。1940年9月，被聘為在廣東坪石的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訪華，與王亞南深入探討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問題。1944年，任福建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同年應邀兼任當時內遷至長汀的廈門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講授《高級經濟學》、《中國土地問題》等專題。1945年秋，任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學系主任。1948年，《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出版。1949年1月赴香港，5月赴北京，任職於清華大學。1950年6月任廈門大學校長。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兼常委、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會主席、福建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著有《王亞南文集》五大卷。1957年5月23日在廈大參加中共黨。在文革中，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王亞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亞南在遭受數年殘酷折磨與迫害後，在上海華東醫院含冤而逝。王亞南在臥病期間曾說：“過去一位學者說過：專製製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上海就有專製製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我並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出戲的結局，看一看幾個醜角的下場，否則，我死不瞑目。”



王西彥：（1914年－1999年9月24日）。著名作家、文學教授。1931年，王西彥在南京《橄欖月刊》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殘夢》。1933年入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讀書，開始文學創作。最早的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抗戰初期，赴武漢參加戰地服務團，到魯南、蘇北戰地作民運工作。武漢淪陷後，到湖南《觀察日報》和塘田講學院從事編輯、教學工作。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編《現代文學》月刊。1942年後，先後擔任桂林師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抗戰後期開始寫長篇小說“追尋”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同時又寫作“農村婦女三部曲”：《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和《換來的靈魂》，但第3部未完成。1946年寫的短篇小說《人的世界》，寫海濱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幾個月內更換的五戶人家，反映了知識分子在社會動亂中的痛苦精神狀態。作品在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上頗具特色。1947年秋到1949年任教於南寧師範學院。1953年擔任上海《文藝月報》編委。1954年4月，調任專業作家，王西彥結束了長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同年5月，上海市政協成立，王西彥即擔任第一屆政協委員。並以湘東老蘇區土改運動為題材寫作長篇小說《春回地暖》，大篇幅描寫農村變革的急劇鬥爭，稍後又出版了描寫知識分子尋找道路的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1部）。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夜宿集》、《鄉井》、《鄉下的朋友》、《尋夢者》、《人性殺戮》、《還鄉》，長篇小說《古屋》、《尋夢者》、《神的失落》、《村野戀人》、《微賤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長的路上》等。1965年4月，王西彥和邵荃麟一起被誣為“資產階級在文藝界的代理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提倡者”，大加撻伐。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西彥因在以前發表的一篇散文裏引用了浙東俗語“民心若不順，皇帝下龍廷”，而被當作首批反黨反射穢主義分子公開點名批判。《解放日報》、《文匯報》都為此發表社論，不少報刊出版聲討專輯，《文匯報》在搜集“罪證”時，連續出版《王西彥反黨反射穢主義材料》達五六冊之多。一夜之間，王西彥成了“專政對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資被扣，戴高帽子遊街，罰跪挨打受盡了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巴金後來在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彥一起關“牛棚”的日子。文革結束，從“牛棚”中出來的王西彥成了巴金的摯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曾用筆名洛蝕文、方典、函雨等。著名學者、思想家、文藝理論家。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輾轉天津、青島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共黨。在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曾在上海戲劇交誼社工作。後在上海《文藝通訊》負責組織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參加編輯《奔流》和《奔流新輯》。1942年任上海地下黨文委。1945年負責編輯《時代日報》副刊《熱風》。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負責編輯《聯合晚報》副刊《夕拾》。此後在北京鐵道學院任中文講師，在上海負責編輯《展望》雜誌。1949年中共黨取得政權後，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黨組成員、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文學處處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等職。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研究上開辟新路，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是中國1949年以來學術界的標誌性領軍人物，有“北錢（鐘書）南王（元化）”與“北李（慎之）南王（元化）”這兩種稱謂。所著宏富，在其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出版了《向著真實》、《文學沈思錄》、《文心雕龍講疏》、《文心雕龍創作論》、《清園夜讀》、《思辨隨筆》、《九十年代反思錄》、《讀莎士比亞》、《讀黑格爾》等，逝世前《王元化集》（十卷）出版。1955年受胡風事件牽連，受到迫害，1959年底，王元化經歷幾乎精神崩潰的數年審查後，被定為胡風分子，開除黨籍，行政降六級。他自稱一生經歷了三次大的反思，對於從“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論點獨立於權力之外，獨立於公眾輿論之外，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由於他成長於1920年代的清華園，受到當時大學者王國維、陳寅恪影響甚深，並專心研讀陳寅恪的著作。一生信奉共產主義的他，晚年對於中國現在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盛行，文明的物質化、庸俗化和異化深感憂慮，並引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世界不再令人著迷。＂至1981年獲平反。



王瑤：（1914年－1989年12月13日），字昭深。文學史家、教育家，中國中古文學研究的開拓者、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王瑤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因其學識淵博，思想解放，在校內獲得美譽“小周揚”、“小胡風”。1935年，參與反對“華北自治”學生運動，並成為其中骨幹。1936年5月，加入中共黨。11月1日，受命主編《清華周刊》第45卷。1937年暑假，回鄉，不久抗戰爆發，因戰亂未能隨學校南遷，困於家鄉，以從商和幫人輔導功課而糊口生活。同時也因此與黨組織脫離。1942年，南下成都，在當地的中學任教員教書生活，不久遷往昆明，同樣在當地的中學教書。9月，正式在西南聯大復學，其後考入清華研究院中國文學部，師從朱自清攻讀和研究漢魏六朝等中古文學。隨後在清華從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研究。1943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學系，同年在清華大學復員。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因成績優異得以留校任教。1944年，經朱自清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積極從事愛國民主化運動。1946年，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王瑤隨校返教，中文系講師、副教授等職。與杜琇相戀。中共國成立前三年中，王瑤先後在《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周刊》、《清華學報》、《國文月刊》、《文藝復興》等全國性報刊雜誌上發表研究中古文學論文30余篇，內容涉及中古文學中許多重要學術課題，史料詳盡豐富，觀點博大精深，分析材料和論證的方法更是獨辟蹊徑，從而奠定了王瑤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1951年11月，全國文聯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開展的“洗澡”運動中被作為重點批判對象進行批判。1952年，服從院系調整後改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等課程。5月，《中國新文學史稿》脫稿。1953年，《中國新文學史稿》正式出版，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一項空白，同時王瑤也因此成為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學科的奠基人。1954年11月，撰文《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直接參與了對俞平伯的批判，以後多不願提及此事。1958年，“反右派”鬥爭中被當作學術上的“白旗”受到批判。1966年8月24日，被西頤中學紅衛兵與北大中文系紅衛兵先後抄家。9月，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1968年8月，被關進牛棚，接受審查與監督勞動。1973年，結束在“五七”幹校的審查批判，回到北京。



王瑩：（1913年3月8日－1974年3月3日），女，原名喻誌華，又名王克勤，乳名桂貞，中國話劇及電影演員、作家。1922年她參加了上海蕓術劇社的演出。在《炭坑夫》《西線無戰事》等的話劇中以扮演兒童角色初次亮相。作為一名天才兒童而受到了歡迎。1928年喻誌華改名為王瑩。1930年她加入了中共黨，後入復旦大學文學系學習。1932年後，在辛酉、聯合、四十年代等劇社中演出話劇，同時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女性的吶喊》、《鐵板紅淚錄》等影片中有所表演。1934年王瑩赴日本東京大學藝術系學習。1935年回國，曾在電通影片公司主演《自由神》。1936年主演了話劇《賽金花》。(《賽金花》是夏衍創作的話劇劇本，為了女主角賽金花的角色人選，藍蘋，後來的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同選角負責人鬧得不可開交。初選之後，《賽金花》女主角確定為王瑩。1936年11月，金山、王瑩與其他演員和職員成立了"四十年代劇社"，與上海金城大戲院簽了約。11月19號公演話劇《賽金花》，王瑩出演女主角，《賽金花》上演後，場場爆滿，連續二十場的出演，讓21歲的王瑩一舉成名，轟動上海灘。王瑩的成名，讓江青氣急敗壞，加之當時小報報道江青爭演《賽金花》落敗的事件，更讓藍蘋覺得沒有面子，對王瑩嫉恨在心。這個始末，導致了江青對王瑩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37年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三隊。1939年任新中國劇團副團長兼演員。1942年，王瑩離開重慶去美國，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王瑩和丈夫謝和庚一起，前往美國學習，王瑩先在耶魯大學攻讀文學，後去鄧肯舞蹈學校，常與美國文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賽珍珠、美國著名戲劇家勃萊希特以及美國作家史沫特萊交往，並幫助史沫特萊擬定朱德將軍傳記。1955年王瑩夫婦回國，王瑩任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劇本創作所、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在新加坡，徐悲鴻在為王瑩作題為《放下你的鞭子》的畫上題詞：“中華女傑——王瑩”，此畫由陳嘉庚珍藏，現存臺北博物館。著有長篇小說《寶姑》、《兩種美國人》等。文化大革命中，王瑩被抓進監牢，罪名是“30年代黑明星”和“美國特務”，和丈夫謝和賡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在獄中她遭受了長達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後，她全身癱瘓，失去說話能力。1974年3月3日下午慘死於獄中，差5天61歲 。



王式廓：(1911年－1973年5月22日 ) ，字子容。現實主義畫家和美術教育家。1930年入濟南愛美高中藝師科學習西畫，開始學習西畫。1932年秋入私立北平京華美術學院，1933年又到國立杭州藝專，學習西畫兼學油畫、水彩畫，並經常觀摩大師作畫，學習中國傳統繪畫藝術。1935年在上海美專畢業後，1936年考入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習。1937年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畫了大量巨幅抗日宣傳畫，像《總動員》、《保衛家鄉》、《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敵》、《再上前線》、《臺兒莊大捷》等等。1938年八月到延安，在魯藝學院美術系任教員兼研究員，並於1942年9月加入中共黨。在大生產運動中獲得勞動模範稱號。在延安的八年，他主要從事美術教育工作，同時，創作了大量反映現實的美術作品。其代表作有木刻《開荒》，油畫《自衛軍宣誓》《平型關戰鬥》，漫畫《希特勒的戰車》，素描《安塞縣女縣長》，黑白版畫《二流子轉變》（1943年作品）等，標誌著他繪畫藝術的成熟。1947年，調到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任教授兼研究員。次年，又調華北大學任教授、研究員。後隨軍進駐北平。歷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央美院委員會委員、中國美協常務理事等職。他的作品備受徐悲鴻稱贊，也被日本著名畫家譽為“中國的塞尚”。他的一生，留下許多木刻、油畫、素描、漫畫、黑白版畫和書法等作品，1966年，空前的劫難從天而降，中央美院成了文革的重災區，教授、副教授、講師個個成了“牛鬼蛇神”。他們面臨家被查抄、被批鬥、被皮帶抽打的噩運，王式廓更因被誣告為暗藏多年的特務而被關押、刑訊、毒打、隔離、批鬥，於是，這位已屆耳順之年的老畫家從此陷入無止盡的磨難之中，蒙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羞辱。後來，王式廓因為下放勞動，身體受到嚴重損害。5月22日下午，在畫一老一少農民的頭像時，因勞累過度手握畫筆倒在油畫架旁，就這樣王式廓教授不幸與世長辭。



王季梁：（1888年－1966年12月28日），化學家，中國現代化學開拓者之一，中國分析化學和中國化學史研究先驅。1909年赴美，先後獲美國裏海大學學士，密尼蘇達大學碩士。1915年回國後，曾任教湖南高師，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浙江高工，中央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先後任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等職。王季梁曾長期擔任“中國科學社”的組織領導工作，歷任理事，總幹事，社長。並在二、三十年代長期擔任《科學》雜誌主編。曾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參與創建我國第一個國家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並擔任第一任化學所所長（1928-1934）。三十年代曾參與建立“中國化學會”，並為成立大會主席。他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早拿試管作分析化學實驗的中國人。他也是有史以來，最早在中國設置現代化學實驗室的化學家之一。1925年他撰寫的《關於中國古代金屬錢幣化學成分分析》的論文標誌著現代分析化學學科在中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人第一次用現代分析化學的方法從事中國古代科技和金屬冶煉發展史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王季梁受高教部的委托，與他的學生戚文彬編寫了全國高等師範院校通用的《分析化學》教材。20世紀60年代，年近八旬的王季梁，又定下了完成《中國化學史稿》的科研計劃。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養貓和花被處死拔掉。被抄走錢財後來發還，緣於“上頭”發話“王季梁教授是保護對像”。在1966年年底的12月28號，王季梁家中走進來一個自稱是紅衛兵的年輕人，而他的身份是一個大學生，此人從抄家紅衛兵那裏得到內幕消息，王季梁家的財錢已經發還了。為了謀財，他用隨身攜帶的一根鐵棒，從背後偷襲了王季梁，一代科學巨匠就此離世。



王家楫：（1898年5月5日－1976年12月19日），乳名德璋，號仲濟。生物學家，我國生物學的重要開拓者。我國原生動物學的奠基人。我國淡水輪蟲學的開創人。1914年7月至1917年6月，先後在上海江蘇省立第一商業學校、江蘇南通私立專門紡織學校預科、南京私立金陵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今金陵中學）學習。1917年7月，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改為國立東南大學），攻讀農學、生物學。1921年6月畢業，任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今南師附中）自然和生物學教員。1922年7月至1924年11月，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助理員，師從秉誌等教授，並於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在東大生物系補足大學本科畢業的學分，1923年6月獲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學士學位。 1925年1月，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動物系深造，1928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時被授予優秀生物工作者金質獎章。其間，1925年1月至1928年9月被聘為美國韋斯特生物研究所訪問學者和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28年9月，任耶魯大學斯特林研究員。1929年7月回國，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動物學部研究員和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1934年7月，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改為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任所長。1937年抗戰爆發，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輾轉西遷。1944年5月，中研院動植物研究所分建為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任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所長。1948年，王家楫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李約瑟教授邀請赴英國考察，歷時3個多月。返國後，正值國民黨當局命令各研究所遷臺，而王家楫決定留在祖國大陸。1950年，籌建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所長。1954年，王家楫兼任“九三”學社武漢分社主任委員，為了中國淡水水生生物研究事業的發展，他支持科學院領導將所址由上海遷往武漢的決定。1959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中南分院）副院長。他的一篇《中國淡水輪蟲誌》專著首次對分布在我國沼澤、池塘、湖泊和水庫內常見輪蟲252個種形態、生理、生態及親緣關系進行了描述；對我國原生動物學的創建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66年文革開始後，王家楫遭批判鬥辱抄家。1969年“毛澤東軍工宣隊”懷疑王家楫為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系統骨幹，將其毒打至昏厥，軍代表怕承擔責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監外候審。戴著“特嫌”帽子的王家楫挨至1976年終因傷病過重不起離世。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字暢安。著名收藏家、文物鑒賞家、學者。1938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國文系，獲學士學位。1941年畢業於該校研究院，獲碩士學位。1946年底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次年初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經鄭振鐸派員接收。1948年6月，被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期滿後，拒絕了弗利爾了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返回故宮任原職。王世襄使井市的“雕蟲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玩出了一門“世紀絕學”，被稱為“京城第一玩家”。他玩的東西五花八門，粗算就有蟋蟀、鴿子、大鷹、獾狗、摜交、烹飪、火繪、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這些不為消遣，而是真心喜愛。為了得到愛物，他舍得花錢，舍得搭工夫，甚至長途跋涉、餐風飲露亦在所不辭。為了窮究玩物的底裏，又與許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虛心請教。沈潛既久，他於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詩詞家、書法家、火繪家、馴鷹家、烹飪家、美食家、美術史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文物鑒定家、民俗學家等。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對“三反”後的處理有意見，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沖擊，1969年10月在患肺結核活動期中，下放湖北鹹寧文化部幹校勞動，其間牧牛、放鴨、養豬、種菜、插秧……什麽活都幹過，什麽苦也吃過。文革之初，王世襄耳聞目睹京城紅衛兵“破四舊”的“壯舉”，已經預感到家裏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銅器、鴿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會被劃入“四舊”之列，遭到滅頂之災。於是王世襄他主動跑到國家文物局，請求來抄家。他心裏不願意與這些朝夕相處的文物分離，但又不忍心看到它們毀在家裏。王世襄這種明智的選擇使自己的珍品躲過了一劫，並在日後又重新收回了絕大多數的心愛之物。



王鐵崖：（1913年7月6日－2003年1月12日），原名慶純，號石蒂。中國當代傑出的國際法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29年，王鐵崖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初修外語，後改入政治系。1931年轉學入清華大學政治系。1933年畢業後保送清華研究院，師從周鯁生攻讀國際法。193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通過中美庚款留學考試。1937年夏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國際法大師勞特派特，繼續研讀國際法。1939年夏王鐵崖返國，曾短期出任《世界政治》雜誌編輯。後經周鯁生邀請，於1940年受聘於樂山武漢大學，開始了他長達62年的國際法教學生涯。1942年轉往重慶國立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任教，1946年秋，受周炳林和錢端升邀請北上，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講授國際法，由此開始了他在北京大學的56個春秋。1947年，繼錢端升之後任政治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應翦伯贊邀請受聘歷史系，講授國際關系史，同時擔任國際關系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轉任法律系，任國際法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間完成三大卷的《中外舊約章匯編》。主要作品有《在華領事裁判製度》、《租借地問題》、《條約與國內法的沖突》、《聯合國與國際法》等論文；主編有《國際法》教科書；撰有《新約研究》、《戰爭與條約》、《中國與國際法—歷史與當代》（英文）、《國際法引論》等專題論著；編纂有《中外舊約章匯編》（3卷）、《海洋法資料匯編》等資料十幾種；主要譯著有《國際法原理》（凱爾森著）、《奧本海國際法》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中斷了教研活動。在此期間編輯了《海洋法資料匯編》，翻譯了凱爾森的《國際法原理》，並與陳體強等翻譯了《海上國際法》。1964年恢復教學研究工作，又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再次中斷，重陷批鬥、勞改的逆境。1977年後王鐵崖重返講臺，開始了振興中國國際法學的一系列重要活動。



王靜如：（1903年10月6日－1990年10月2日），原名振宇、號凈之，筆名斐烈。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主要從事西夏史、西夏文的研究。於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語言學家趙元任。1929年畢業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33年赴歐洲留學，在法國、英國、德國等地從事語言學與歷史學研究。1936年回國後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法大學教授，並兼任過輔仁大學、燕京大學、中國大學等校教授。中共國成立後，王靜如出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3年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教授、室主任。1958年起又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室主任。王靜如以其在西夏學領域的研究而知名，1932年至1933年編著的《西夏研究》三輯是其代表作品。語言學家趙元任、歷史學家陳寅恪為此書作序，稱贊王靜如是“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學道路的首創者”。他也因此獲得1936年儒蓮獎。除西夏學研究之外，他還從事漢語音韻學，中國歷代少數民族（契丹、女真、突厥、吐蕃、回鶻、達斡爾、苗、土家等）語言、文字、歷史等領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了嚴酷的迫害。文革後復出，卻再無著作問世。



王洛賓：（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原名王榮庭，曾用名艾依尼丁，中國作曲家和民族音樂學家。1925年考入通縣基督教會創辦的潞河中學，在唱詩課裏接觸到了西洋合聲，使他喜歡上了音樂。於1930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聲樂和鋼琴。後考入哈爾濱俄僑音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和七弦琴演奏。1934年母親病故後，中東鐵路招工，赴黑龍江省，在橫道河子站當信號員。當時中東鐵路局有一個蘇僑交響樂團，王洛賓在休班時常去看演出。後考入哈爾濱俄僑音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和七弦琴演奏。1935年4月1日王絡賓在哈爾濱參加了侯小古組織的口琴隊。此時塞克寫一本話劇《北歸》，主題歌《離別情意》由王洛賓作曲，受到好評，開啟了音樂創作之路。1937年“4•15”事件發生，口琴隊長侯小古被捕，口琴隊被迫解散。1938年4月王洛賓、羅珊（王洛賓妻子）、蕭軍、塞克、朱星南五人從哈爾濱赴蘭州，參加西北抗戰劇團。西北抗戰劇團隸屬於甘肅省教育廳，但實際上是“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指導下的一個宣傳抗日救亡的文藝團體，1938年11月劇團被甘肅當局解散。王洛賓在西寧回中任教，羅珊在西寧女中任教。這期間王洛賓改編西部民歌，創作了《在那遙遠的地方》、《達阪城的姑娘》，使王洛賓成為國內知名的作曲家。1941年1月，羅珊稱去蘭州看病，結果就一去不復返。1941年3月，王洛賓到蘭州找羅珊，羅珊提出離婚，王洛賓同意登報離婚。隨後不久王洛賓因“共黨嫌疑”被軍統逮捕入獄。王洛賓當時並不是中共黨員，甚至連黨組織的發展對象都算不上。在蘭州軍統大砂溝政治人員看守所中受嚴刑拷打。王洛賓在獄中為隨母關押的3歲小女孩羅立力創作了歌曲《蠶豆謠》。1944年2月，因沒有任何證據，王洛賓由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保釋出獄。回到西寧在昆侖中學任音樂教師，又在青海省教育廳做地方幹部訓練團教育科長及教導處長，還在馬步芳軍隊中任軍官訓練團教官、政工處長，上校軍銜。王洛賓成了青海軍、政、學界共同的音樂教官。1947年底王洛賓回北平省親，馬步芳還委派王洛賓為特使，向60大壽的傅作義送壽禮。1949年9月，王洛賓以國民黨起義人員身份在西寧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隨部隊翻越祁連山後在酒泉被解放軍第一兵團任命為兵團政治部宣傳部文藝科副科長。隨軍進入新疆後，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藝科長。1950年5月，王洛賓請假到西寧探親，因當時青海省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社會氣氛緊張，王洛賓全家搬到蘭州，王洛賓在蘭州寫信給新疆軍區政治部要求辭職。1950年11月王洛賓攜家屬回北京居住，並到北京八中任教。1951年3月15日，嶽父、妻子黃靜和三個孩子一起都在北京落了戶。1951年6月，王洛賓被捕押回新疆；妻子黃靜受驚嚇臥床不起，留下三個無人照料的兒子離開了人間。1952年2月，新疆軍區軍法處以長期逾假不歸為由判處王洛賓兩年勞役。1954年8月被釋放後，被安排到南疆軍區文工團任音樂教員。1960年4月因歷史問題被捕，1961年被新疆軍區軍事法院判刑十五年。1962年，王洛賓被假釋出獄，在新疆軍區文工團創作節目、做聲樂教員。1965年4月，王洛賓離開文工團出走，不久即被捕回，送烏魯木齊的新疆第一監獄磚窯大隊服刑，1975年5月22日刑滿釋放。最初留在監獄做工生活。1975年底，中國政府赦免在押的國民黨黨政軍團級以上人員並安排工作，落實政策；王洛賓在中共建政前是青海馬家軍的政訓處長、上校軍銜，也應屬於落實政策範圍；但其原單位沒有及時為其安置，監獄方面也不再接續允許王洛賓落戶工作；王洛賓無家可歸，只得在烏魯木齊打零工。1981年7月6日為王洛賓舉行了平反大會，任新疆軍區文工團藝術顧問。主要作品有：《在那遙遠的地方》、《達阪城的姑娘》、《半個月亮爬上來》、《掀起你的蓋頭來》、《阿拉木汗》、《青春舞曲》等。



王德一：（1937年－1970年），錢瑗前夫，著名作家錢鐘書的女婿。北師大歷史教授。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全年級九十余人，分為三個班，他在二班。當時錢瑗在俄語系上學，與王德一是同一屆學生。1959年7月畢業時，王德一留校在歷史系當助教。被分配到中國近代史教研組，一直沒有調動，參加工作不久就承擔了中國近代史的教學任務，課講得不錯，頗受學生歡迎。錢璦也於1959年7月畢業時也留校工作，在俄語系當助教。1968年初，錢瑗與王德一結婚。根據王德一的嶽母楊絳先生在《幹校六記》中記載：“德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夥‘過左派’。他們大學裏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德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裏。那時候德一已回校，阿圓（錢鐘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的小名）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德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鬥德一，逼他交出名單。德一就自殺了。”時年33歲。



王仲聞：（1901－1969年11月12日），名高明，以字行。筆名王學初、王幼安。校註家，學者。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次子。曾任中華書局臨時編輯。長於詞學，曾參與《全宋詞》的校訂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註》、《唐五代詞》、《南唐二主詞校訂》、《讀詞識小》及《蕙風詞話．人間詞話》（校註）等。1957年因參與創辦同人刊物《藝文誌》而成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處理，被追究“歷史反革命”問題，口頭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監督，強製退職。在南海艇隊工作的次子王慶同、在武漢測繪學院就讀的三子王慶山，均被劃為“右派分子”。後經由徐調孚先生推薦，被愛才若渴的中華書局金燦然總經理請到中華，成為一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一直工作到寫下那封給文學組之信的那個時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獻，以“宋人”自詡。尤長於詞學，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書外，還有《渚山堂詞話•詞品》點校（署名王幼安）、《詩人玉屑》點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學術水平的還有兩部書稿：一是《唐五代詞》，文革中遺失，其前言後記幸存於檔案中，經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經發表。二是《讀詞識小》，約20萬言。錢鐘書先生曾受中華書局之請看過全稿，稱“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華決定出版並已完成了審讀加工的時候，因為與《全宋詞》署名同樣的原因而暫停付印。文革中遺失。現在我們從《全宋詞》的審讀加工記錄中，可以約略看到《讀詞識小》的影子。1966年文革爆發，中華書局受到直接沖擊，王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學組，交代未盡事宜。時《唐五代詞新編》已基本成稿，在運動中遺失。家居。仍廢寢忘食，專意從事著述。1969年冬，因“朱（學範）、谷（春藩）特務集團”案牽連，被專案組隔離審查。11月12日服毒自殺。



王為一：（1912年—2013年10月8日），中國內地導演、編劇。1931年，就讀於上海藝術專科學校。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上海藝術專科學校全部校舍毀於戰火，王為一失學 ，全家在蘇州木瀆避難三個月；8月，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開辦的研究所；同年，加入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下的“美專劇團”，結識了劇團負責人即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趙丹和徐韜，此外，因擅長拉二胡，被挑選為影片《漁光曲》配樂。1933年加入陳鯉庭的“駱駝劇社”赴嘉定演出，並主演了舞臺劇《放下你的鞭子》。1934年進入藝華影業公司當場記，參加的第一部影片是由陽翰笙擔任編劇的劇情電影《生之哀歌》；同年考入聶耳主持的百代唱片公司民樂隊；4月在聶耳的主持下，為民樂隊灌製《金蛇狂舞》和《翠堤春曉》唱片一張，並為胡蝶演唱的電影插曲伴奏，王為一奏二胡和洋琴；此外，還為電影《桃李劫》灌製《畢業歌》，充當歌唱員；10月，因被國民黨通緝，經司徒慧敏介紹，乘船去香港，進入蘇怡主持的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工作。1935年從香港回到上海，參加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第三次公演。1936年作為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小分隊，與徐韜、田蔚、張客、於茵等人組成青鳥劇社 。1937年策劃執導諷刺國民黨的話劇《過關》。1938年，在抗敵劇團自編自導活報劇《為自由和平而戰》，同年，在武漢編導獨幕劇《宣傳》；9月，進入中國電影製片廠，赴重慶復排《為自由和平而戰》；隨後，在話劇《上海屋檐下》中扮演小學教員；此外，還在話劇《全民總動員》中扮演農民。1939年9月，在新疆迪化參演抗日話劇《戰鬥》。1940年1月，新疆實驗劇團演出了話劇《故鄉》。1941年1月，實驗劇團公演了多幕劇《古城的怒吼》。2月，王為一在新疆入獄，1945年在新疆獲得釋放。1946年8月回到上海，加入聯華影藝社，後改為昆侖影業公司，王為一擔任副導演；同年，擔任劇情電影《八千裏路雲和月》的副導演。1948年，與徐韜合作執導了反映知識婦女的劇情電影《關不住的春光》。1949年獨立執導南國影業公司的第一部粵語片《珠江淚》，影片在 1949—1955年中國優秀影片評獎大會上，獲得了榮譽獎。1950年在廣州籌建珠江電影製片廠，擔任廠長；同年擔任華南文藝學院戲劇部主任。1954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上映。1955年執導由蘇曼意、柳傑搭檔主演的劇情電影《青春的園地》；同年正式調至上海“天馬廠”，舉家遷往上海。1956年，加入中共黨 。1957年執導劇情電影《椰林曲》；同年，王為一將新疆獄中認識的哈薩克族民歌手哈爾曼•阿克提的民歌整理成《遊牧之歌》。1958年執導劇情電影《鐵窗烈火》。1960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英雄詩篇》上映。1962年與蔡楚生聯合執導的劇情電影《南海潮》。1963年執導粵語喜劇片《七十二家房客》。1965年7月由其執導的喜劇電影《打銅鑼、補鍋：補鍋》上映。1966年在《電影藝術》第2期發表文章《〈打銅鑼〉〈補鍋〉導演隨記》；6月中旬因《七十二家房客》被列為“毒草影片”，王為一被關進牛棚。後被送往白雲山軟禁，與家庭音信斷絕。1968年12月15日，開始在廣東英德縣沙子壩的勞改茶場參加勞動。1971年，從“五七幹校”解放，但仍受群眾“監督” 。1972年6 月，從“五七幹校”調回珠影廠 。



王學泰：（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由於父親16歲離開家鄉山西省清源縣（清源縣後與徐溝縣合並為清徐縣），到內蒙古的綏遠學織地毯，學成後到北京辦廠，全家定居北京。王學泰1942年出生於北京，祖籍山西清源。在北京上學期間，與遇羅克是同學。1964年，王學泰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1970年在北京房山中學工作。1975年，因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批評言論，王學泰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被關押在北京k字樓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監獄，這段經歷被記錄在他的著作《監獄瑣記》中。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民間思想家。1963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1965年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因拒絕交出日記，不能加入共青團。 1966年6月在日記中，寫下批判文革言論。被造反派打成反動學生，其日記被展覽，隨後入獄兩年。1968年出獄，隨學校老師去奉賢“五七幹校”勞動，後從幹校回來，留校監督勞動。1976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女友。學校保衛科對他的戀愛橫加幹涉，通知女方說王申酉“思想反動，五毒俱全”，致使女方決定與他斷交。王申酉動手寫一封長信，全面介紹他自己的思想觀點。監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審查，他拒絕交出，發生扭打，又被投進監獄。審判員要他將被撕毀的他給女友的反動長信重寫出來。他在六天內寫了六萬字，內容包括︰“我的馬克屎主義世界觀，關於蘇聯歷史，關於中國歷史，關於‘文化大革命’，關於毛主席”。他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對毛澤東一分為二，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空想射穢主義”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義問題。他還認為中國社會非變革不可，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再“閉國自守”，要開展對外貿易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會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在“五一”前公審並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區法院原先判處王申酉死緩。上海市法院改為死刑，立即執行。最終，在一天內上海市革委會領導聽取並同意了56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6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個。4月27日，王申酉被押赴上海盧灣區體育館，在三萬人公審大會上被宣判死刑。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來不及申辯一個字，即被押赴刑場槍決。年僅31歲。著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女，政見異議者。7歲時母親去世，12歲時父親過世，16歲時考入天主教開封教區主顧修女會所辦靜宜女子中學，王佩英從這所教會學校初中畢業。1934年，王佩英與張以成（1911年生，河北保定地區人，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結婚，而後前往北平，不久長女玲玲出生（11歲時夭折）。1940年，長子張運生出生，家境清貧。1940年冬，全家返回開封（時為日本占領）。1941年，張以成在中華通訊社擔任明碼譯電員，後被日本憲兵錯抓入獄，獲釋後引起中共地下黨註意，1943年，張以成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49年中共軍攻占鄭州，此後王佩英開始在鄭州郵局工作，同年調往鄭州鐵路局秘書室任業務員。1950年，王佩英申請加入中共黨，1952年5月正式入黨。1955年，舉家遷往北京，王佩英從鄭州鐵路局調往鐵道部機關，先後在鐵道部工廠設計事務所托兒所、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托兒所任保育員。這段時間，家境較寬裕，張以成月薪138元，王佩英70元，有三居室住房，並請有一個保姆。1956年12月31日，最小的女兒張可心出生。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王佩英也捐出了自家的大鐵鍋。1959年初，因不小心將熱水潑到了托兒所小孩身上，被調職到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總務科任單身宿舍服務員（清潔工）。1960年11月，張以成因患肝病去世。王佩英月薪為48.5元，除了長子運生已工作並有月薪37元外，還有7個子女需要照料，家庭經濟轉為困難，後組織上決定每月給予補助30元，直到這幾個孩子成年。張以成去世後不久，王佩英購買了一尊毛澤東白瓷像放在家裏。王佩英的家鄉開封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饑荒嚴重。1961年至1962年，毛澤東和劉少奇分歧逐漸公開，王佩英支持劉少奇，認為“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1963年3月，王佩英曾被送往北京安定醫院看病，由專業設計院派車接送。1965年之後至文革期間，王佩英先後多次公開支持劉少奇、赫魯曉夫、陳獨秀等。1965年4月，王佩英要求退黨，她認為“共產黨員都有特殊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撒熱血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主席，赫魯曉夫說得對”。“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停止不前了，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了。”“我已向組織部正式宣誓，我右手打倒共產黨，左手打倒反動派，雙手打倒全世界人民公敵。”後王佩英又提出書面退黨申請。1968年10月21日，中共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名逮捕王佩英。她被捆綁毒打，1969年下半年被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區遊鬥。她口內被塞入磚頭，下頜被掰成脫臼。1970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保衛組提出將王佩英判處死刑。1970年1月18日，經公安部領導小組謝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請示，1月22日獲批，由中共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下達“刑字第19號”判決書，1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公審，王佩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當天即被押赴蘆溝橋執行槍決。當時，由於擔心她喊出口號，她的咽喉被細繩勒住。甚至她可能在押往蘆溝橋槍決的囚車上，就已被勒死。電臺廣播此批案犯罪行時，對王佩英的案情介紹如下：十一、現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54歲，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勤雜工。王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書寫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余張，反動詩詞三十余首，公開散發到天安門、西單商場、機關食堂等公共場所，並多次當眾呼喊反革命口號，極其惡毒地攻擊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我國射穢主義製度。王犯在押期間仍堅持與人民為敵，瘋狂地咒罵我黨，其反革命氣焰囂張到極點。……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進一步落實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氣焰，……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執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970年1月27日。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壽華，筆名若望、若涵、若木。民運人士。1934年，因參加罷工，被國民政府逮捕並判刑。1937年8月，抗日戰爭爆發，獲釋後赴延安，加入中共黨。1944年在中共山東分局工作期間，公開批評上級領導黎玉，認為他有“八大盲目性”，“路線方針都錯了”。後在審幹運動中，王若望被認為煽動其他人反黨，在中共山東分局內部，舒同等人已經決定將其定性為“特務”，並把定性情況通報延安，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準。後來由於羅榮桓出面，認定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並非特務和敵人，挽回定性。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等職。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鄉勞動，前妻精神分裂死亡。1968年，因批判毛澤東，入獄四年。1978年，獲得平反，出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1989年，因參與八九民運被捕，入獄14個月。1991年1月，明報出版社出版自傳體長篇小說《王若望自傳》（原名自我感覺良好第一卷）。1992年流亡美國。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於紐約逝世。



王名衡：（1912年8月10日－1984年4月13日），又名王若海，筆名天藍、白木、白木次郎。中國作家、詩人。少年時在家鄉南昌王家村讀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遠中學念初中時，王名衡開始發表舊體詩。1932年，王名衡發表了第一首新詩《一個蒼蠅的自殺》。同年，考入浙江大學。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開除。隨後轉入燕京大學外文系。1935年，任北平左冀作家聯盟委員兼出版委員，主編北平左翼作家聯盟機關刊物《聯合文學》，同時主編北平各大學文藝青年團體的刊物《大學文藝》。同年9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還創作並發表了許多自由體詩歌。1935年參加北平一二•九運動並任10個學生支隊的支隊長之一。1937年春，經中共北平市委某位負責人介紹，來到黃河八路軍防區，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由一位羅將軍介紹赴延安。1938年到延安，後在山西八路軍總司令部任秘書、翻譯及《前線》雜誌助理編輯。在山西前線，他創作出一批反映抗戰生活的詩歌。調回延安後，1938年加入中共黨。歷任軍委總政治部通訊股股長、火線通訊社社長。1943年任魯迅藝術文學院教員、文學編譯科科長、文學系黨支部書記。在延安期間，寫出《隊長騎馬去了》等詩歌，參加了《馬克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一書的翻譯。1945年，作為赴東北幹部大隊領導之一率隊開赴中國東北，曾任黑龍江勃利土改工作團團長，曾經主編中共遼西省委機關報《勝利報》主編、西滿分局機關報《西滿日報》副主編、《東北工人》報主編，還曾任東北總工會宣傳部長、本溪煤鐵公司鐵礦部部長。1947年，任《北滿日報》主編，在《新華日報》、《東北日報》、《人民日報》發表許多文章。中共國成立後，1949年任東北煤礦總工會副主席。1952年調任中央高級黨校語文教研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像太陽般升起》、《隊長騎馬去了》、《預言》、《天藍詩選》等；譯著有《演劇教程》、《馬克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馬克屎致庫格曼書信集》、《演劇教程》、達•芬奇《美學筆記》、亞裏士多德《詩學》等。1956年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1958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黨校任資料員。1966年文革中下放到保德縣農村務農。1978年獲得平反，調到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任負責人，從事文學、美學等研究及翻譯工作。1982年調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84年4月13日，王名衡病逝。



王命夫：（1924年10月11日－l969年7月15日），原名高崇禮。劇作家。1945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學校。1946年就讀於張家口正定華北聯合大學，歷任校文工團創作員，華北大學第三部研究部創作室，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劇本創作室、國家文化部藝術局劇本創作室、中國戲劇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編劇，青島市話劇團編劇、藝委會主任，青島市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理事，山東省政協常委。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簡況：著有中篇小說《何家店》，小歌劇劇本《報名》(合作)，話劇劇本《饑餓》、《如此教育》、《敢想敢做的人》、《三八紅旗手》、《皆大歡喜》，評劇劇本《鬧家務》，歌劇劇本《大報冤仇》，獨幕話劇劇本《如此記者》等。文革中遭受迫害,l969年7月15日含冤離世。終年45歲。

王宗元：(1919年－1971年10月21日)，原名王鈞元。作家。1933年參加北平學生組織的抗日救護隊，曾到張家口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當宣傳員。1935年因參加戲劇演出等抗日救國活動被國民黨軍警逮捕。獲釋後到陜西西安，進衛生助理員訓練班學習。1937年奔赴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任《綏德日報》編輯，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統計科科長等。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股股長。1949年加入中共黨。後任中共軍西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文化部創作組組長兼文藝科副科長。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後轉業到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任專業作家。1956年後曾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陜西日報》副總編輯等。主要作品有：劇本《一個紅布條》、《見面》、《英雄劉四虎》；曲藝《開國盛典》、《中國人民誌願軍朝鮮大捷》、《翻身記》；短篇小說集《惠嫂》；與任萍合作編寫電影劇本《智取華山》等。文革中，因《惠嫂》等作品，遭受殘酷批鬥迫害至死，終年52歲。



王丹鳳：（1924年8月23日－2018年5月2日），原名王玉鳳，中國大陸女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她是中國電影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演員之一，1949年被評為香港四大女演員之一。她於1962年獲得官方認可，成為“新中國電影明星”，並在2013年獲得兩項終身成就獎。在過去四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她主演了60多部電影。她是中國大陸膾炙人口的兒歌《小燕子》的原唱者。1924年，王玉鳳出生在上海，父親是旅店老板，父母都喜好看戲。16歲時，她陪同朋友舒麗娟去合眾影片公司看拍戲，被導演朱石麟看中，並且幫她改名“王丹鳳”，後出演多部電影。1948年，王丹鳳去英屬香港。1949年7月，香港選出滬港四大女星，王丹鳳與李麗華、周璇、白光並列。1950年，王丹鳳與陶金、劉瓊、韓非前往廣州演出。1951年新年，王丹鳳與柳和清結婚。1951年，王丹鳳回到上海，擔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1958年，毛澤東發起上山下鄉運動，王丹鳳下放到上海新橋公社勞動。1963年，王丹鳳出演西安電影製片廠製片的《桃花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為“毒草”批鬥，而該片也被封為“十大毒草”，之後發配到奉賢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8年，鄧小平執政之後，實行改革開放，1989年，柳和清從上海電影製片廠卸任，王丹鳳和丈夫柳和清去了英屬香港開辦“功德林上海素食館”。21世紀初期，柳和清把餐館轉讓給朋友，兩人回上海，居住在上海陜南村。2017年6月17日在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盛典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2018年5月2日，王丹鳳因病在上海市華東醫院逝世，享壽94歲。



王聰文：（1898年－1966年12月21日）， 上黨戲表演藝術家。曾任長治專區人民劇團團長、山西省藝術學校晉南分校副校長、中國劇協會員。文革開始後，被殘害致死，終年68歲。



鄧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國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1915年，考入北平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學習，1923年畢業，旋即以公費赴美留學，後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森林碩士學位和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先後榮獲“斐陶斐”獎和選為Sigma－Xi榮譽會員。192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森林學碩士及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嶺南大學任教。1932年起先後應邀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歷史博物館任研究員，中華文教基金董事會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任副所長等，從事真菌學研究。1941年，辭去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的職務，自願赴西北任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林業部經理，為黃河上遊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護作出了重大貢獻。1945年在上海設立森林生態研究室。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繼續從事科研工作，除從事森林生態和高等真菌學的研究外，並兼任《植物學報》編委。在此期間，他創設了森林生態研究室，並恢復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卻拒絕撤往臺灣。1949年起歷任沈陽農學院、東北農學院教育長、副院長。1955年，鄧叔群調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歷任中國科學院真菌學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在此期間曾受中國科學院派遣訪問了匈牙利；受林業部派遣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出席了第四屆國際林業會議。同年加入中共黨；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1956年和1962年，曾兩次參加了製定全國科學規劃會議，負責林業及微生物學規劃的部分工作。1960年，受林業部的委托主持了森林病理專業人才培訓班。1963年，在廣州創建中國科學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後改為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發現4個新屬、120個新種；在森林研究方面，他製訂一套科學經營管理森林的製度，對黃河上遊水土保持和林業保護貢獻卓著。他生前發表的有關真菌的近40篇論文和兩部專著為中國真菌學事業奠定了基礎。他在國際上享有聲譽：蘇聯曾將他193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譯成俄文；蘇聯著名多孔菌專家邦達爾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國著名傘菌專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交換標本時，指名要他親自鑒定的高等真菌標本；美、英、法、日、蘇、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國學者把自己的著作贈給他，並要求交換著作。文革中鄧叔群是科學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鄧拓是“三家村”反黨集團主帥，鄧叔群自然受株連，被扣上“三家村黑幫”、“三家村科學顧問”、“學閥”、“惡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盡摧殘淩辱。鄧的家庭和子女無一幸免，家破人亡。鄧叔群本人於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時遺體上還留著大面積淤血的印跡。終年68歲。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國著名歷史學家。1920年，秋，考入臨邑縣立第一高等小學。 1923年夏，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7年，因反對軍閥任命之守舊派新校長，參與發起全校學生罷課，被開除學籍。1931年，第一次報考北京大學，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輔仁大學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入史學系就讀。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胡適與傅斯年。大學四年級時，鄧廣銘選修了胡適開設的“傳記文學習作”課程。他所寫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受到了胡適的高度評價，這使得當時的鄧廣銘大受鼓舞。而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的史學方法導論，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對鄧廣銘的治史方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1936年，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後，胡適將鄧廣銘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並兼史學系助教。留校以後，鄧廣銘主要從事的工作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歷代石刻拓片，並且協助錢穆點校整理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資料。就在畢業後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今後的學術方向。1937年，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刊出，獲得胡適、陳寅恪、夏承燾等的一致好評，為鄧廣銘的成名作。此後不久，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鄧廣銘轉往北平圖書館繼續研究，在趙萬裏、傅斯年的幫助下，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註》、《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1939年8月，鄧廣銘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來到西南聯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陳寅恪的助教。1940年，鄧廣銘隨傅斯年的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1940年底至1942年春，鄧廣銘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宋史》的考訂工作，後來發表的《宋史職官誌考正》、《宋史刑法誌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1943年7月，經傅斯年舉薦，鄧廣銘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講授的“中國通史”受到學生歡迎，兩年後晉升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嶽飛傳》三部作品也相繼刊行。抗戰勝利後，鄧廣銘回到北大擔任校長秘書（代理校長為傅斯年），不久後擔任歷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適欲隨蔣介石到臺灣，邀鄧廣銘同往，但遭到鄧廣銘拒絕。1950年，轉為北大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史綱要•宋遼金史綱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嶽飛傳》、《辛棄疾傳》、《陳龍川傳》、《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註》、《宋史職官誌考正》、《宋史刑法誌考正》等。1958年因在教學過程中提出年代學、職官製度、歷史地理與目錄學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而受到批判。歷史系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臺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全國高等院校一律“停課鬧革命”。鄧廣銘旋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免去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職務，成為革命之“對象”。自9月開始，鄧廣銘或在北大勞動基地太平莊勞動，或回校於“勞改大院”住牛棚參加改造。其後雖曾一度獲準至北京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標點工作，但不久鄧廣銘即被校內“新北大”、“井岡山”兩派組織押回北京大學，進行批鬥。1969年10月，根據軍宣隊決定，與北大教職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從事圍湖造田勞動。1978年，鄧廣銘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教學科研工作中撥亂反正。



鄧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鄧子健，筆名叫馬南邨（不宜簡化為馬南村）、鄧雲特、於遂安、蔔無忌等。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書畫收藏家。著有《鄧拓全集》5卷。1928年，和傅衣淩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進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經濟系。1931年轉入上海政法學院。1932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回上海，後經其兄鄧伯宇的介紹，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193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1937年6月，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後獲釋。9月，進入五臺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同年赴晉察冀邊區任《抗戰報》社長兼主編，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社長。後任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適逢審幹運動，鄧拓也遭到政治審查。同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48年6月與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並創辦新的“大黨報”《人民日報》後，鄧拓調任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起轉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彭真兼任這個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49年後，主持過首部《毛澤東選集》的編印工作，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社長，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6月10日脫稿《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先後經過陸定一、胡喬木、劉少奇三人審閱，送至毛澤東處，毛收到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鄧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後十分為難，經過再三考慮，決定用新5號字（比老五號字小一號）發表，在6月20日頭版顯著位置刊登。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人民日報》由於未接指示，故沒有宣傳，更沒有發表社論。同樣，在雙百方針開始後，《人民日報》依然沒有動靜，讓毛澤東很不滿意。自4月10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鄧拓和人民日報編輯，指斥鄧拓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感到自己處境十分難堪，請求辭職。毛澤東說，“你只知道養尊處優，不能占著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鄧拓被撤銷總編職務，只保留社長名義，總編由吳冷西繼任。19 61年，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用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副刊寫《燕山夜話》專欄文章。同年還跟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劄記》，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其中鄧拓寫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鄧拓在《燕山夜話》當中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進行了尖銳的評判，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篇當中，借古諷今對強迫使用農業勞動力和大規模無計劃的工程建設提出抗議。《燕山夜話》的另一篇則迂回地為當時被打倒的彭德懷而辯護，試圖為彭爭取公正的待遇。鄧拓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贊的“雜家”（具有非正統觀點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工作的重要意義，並且屢次舉明末的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範例，鄧拓寫過若幹首詩來稱許東林黨人，其中有“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力抗權奸誌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等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登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團”；《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射穢主義的黑線開火》，點明鄧拓“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後，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針對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反黨反射穢主義頭目”，並且聲稱：“鄧拓是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的鄧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給彭真、劉仁寫了封絕筆信，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時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射穢主義反毛澤東思想”，5月18日，在北京家裏服藥自盡。



鄧均吾：（1898年11月5日－1969年9月3日），本名鄧成均，筆名均吾、默聲。現代詩人，翻譯家，教育家，文學家。1909年，鄧均吾隨父親到河北上學，受正統儒家教育，但開始接觸一些新書刊。1912年，鄧均吾考入重慶廣益中學。1916年，就讀於重慶廣益中學，酷愛新舊詩詞，結識吳方吉，交往甚密。1920年，鄧均吾離家遠行，從重慶沿江東下上海，尋求人生的新理想。1921年）4月，在上海泰東書局編輯所工作，海結識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鄧均吾參加創造社，是創造社在國內發展的首批社員之一。1922年，與林如稷等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文藝季刊。同年下半年起，鄧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一起編輯《創造季刊》。1923年同郁達夫、成仿吾主辦《中華新報》副刊。1924年淺草社的林如稷、陳翔鶴先後離去，《創造日》、《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皆相繼停刊。創造社前期活動趨於停止。同年夏天，鄧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離滬返川。其後至1932年上半年，相繼在湘西川軍陳渠珍部任書記，在古藺縣立小學任教，在北碚溫泉工作，在重慶聯中和廣益中學執教，為生計東奔西走，很為苦悶。1927年，逐步接受科學射穢主義思想，這個時期，他的文學活動不多，創作新舊體詩詞《烏江道中》、《野菊花》、《友誼》等。1932年經友人介紹再次赴滬，在楊伯凱、任白戈、沙汀等積資創辦的辛墾書店譯書，預支稿費維持生活。他翻譯了英國著名科學家湯姆生的《科學概論》，被恩格斯稱贊的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人類悟性論》，均由辛墾書店出版。1933年底鄧均吾再度回川。1934年至1936年，鄧均吾積極倡導興辦古藺縣立中學，並出任教務主任、校長。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過古藺時，他支持學生參加紅軍。1937年秋，鄧均吾到成都，在《大聲周刊》社工作。1938年初，參加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被選為分會理事，任研究部負責人和《筆陣》編委。1938年夏，鄧均吾常與車耀先及黨員作家周文、沙汀、趙其文等來往，在他們的幫助下，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中，同年加入中共黨。1939年秋，鄧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裏。按照黨組織的委派，從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黨古藺縣委書記，以教育職業為掩護，對該縣地下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以及該縣開展抗日救亡，統一戰線工作皆有較大貢獻。1941年春皖南事變後，鄧均吾按照上級指示，撤離古藺，利用同鄉關系隨赴彭水縣任縣長的朱彥林在縣政府任秘書。他在彭水縣立足後，協助上級轉移隱蔽黨員，並協助在該縣建立特別支部。1942年春，鄧均吾按照黨的安排再返古藺。1943年，鄧均吾任古藺縣教育科長；利用中學校長及縣參議員的公開身份開展合法鬥爭，掩護地下黨的秘密活動達四年之久。後因有‘戴紅帽子”之嫌，被當局撤去校長職務，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學任教。1947年冬，鄧均吾又隨同鄉朱彥林宦營山縣長之便，任營山晉德中學教席，兼縣政府秘書，他利用縣政府秘書工作搞情報工作，在危急關頭多次保護了組織和同誌。1949年3月，鄧均吾到重慶，經民主人士柯堯仿介紹在參議會任秘書。此時他失掉了黨的組織關系，仍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革命活動，聯系民主人士。1949年後，鄧均吾任重慶市文聯副主席，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館長，《紅巖》雜誌主編。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主要作品有詩集《心潮篇》、《白鷗》、《遺失的星》、《鄧均吾詩詞選》等。譯有《人類悟性論》、《希臘神話》、《科學概論》、《貧民》、《虛無鄉消息》等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鄧均吾遭到迫害，他的許多詩詞，被顛倒是非的隨意閹割、曲解，打成“反詩”、“毒草”。1969年9月3日，慘遭文革迫害的鄧均吾，因病逝世於重慶，享年71歲。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2歲時加入中共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後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共黨。1956年大學畢業後，於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於反右運動方勵之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1958年秋，籌辦不久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第一、二任書記郁文、劉達決定把方勵之等三十多位當時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請到科大來任教。方勵之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當時的校長是管惟炎。方勵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相對論是唯心主義”的大環境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科學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首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等職。1985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勵之在浙江大學談民主的演講傳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的名義，編輯《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印刷800份，傳向全國各地。該演講集的封底印有“歡迎傳播，功德無量”八個字。更多復印件在各地高校印發並張貼，方勵之觀點在全國高校迅速傳播，形成極大影響力。1986年9月，方勵之談到中國科大的辦學思想時說：“大學的環境應當充滿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勵之應邀出席同濟大學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最大規模的演講會，近萬人出席。方勵之在演講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幹多少好事情”；“中國現在沒有一樣不落後”；“我們這三十年幹的事情，我覺得從射穢主義體系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屎、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射穢主義到現在我們做的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 1986年11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科學家許良英和記者、作家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年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方勵之起草了一份會議通知，經許、劉修改散發給"可能參加者"。“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一信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勵之曾經力圖在中國科技大學搞民主辦學，主張“大學是獨立於政府的”。方勵之提出的民主辦學的八字方針，即“科學、民主、創造、獨立”，意思是大學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大學培養什麽樣的人完全由學校決定。當時有人問：“聽說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進的管理，幾乎有點‘西化’，請你發表意見。”方勵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試探。我們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們那裏，至少你講話不會受到任何製約，出點小報也不會受到任何幹涉。對學生管理，我們取消了‘政治輔導員製度’”。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安徽省紀委文件公布日期為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1987年總部設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頒發“第二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給方勵之、費希平、王若望與李柱銘。1988年秋起，方勵之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采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共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並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報形式在北大張貼：＂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會製度本身。這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對主義的信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射穢主義已經相當徹底地喪失了吸引力。這也就是為什麽，五四運動時的口號“民主與科學”又重新流行，又重新變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國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反知識反文化的政治原則的摧殘，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與四十年前相比較，並無多大變化。今天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例，與毛澤東時期完全一樣，它比同等經濟水平國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於專製的政體。所以，摧殘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華大使館，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6月12日人民日報以一個中年知識分子的名義刊文："這次反革命暴亂，方勵之是主要煽動者之一。方勵之夥同極少數人，拿一些學生（學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質，做政治賭註，製造動亂，煽動暴亂，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你失敗了，因為違背人民的意願，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國大使館去了。"次日，人民日報稱：“方勵之、李淑嫻是在最近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進行大肆煽動和幕後策劃的重要人物。”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輯的《方勵之的真面目》一書。7月31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知中國科學院，決定撤銷方勵之的學科評議組天文學分組成員和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決定撤銷方勵之所任各職務。1989年10月，美國肯尼迪紀念基金會決定授予方勵之“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六四事件發生後，美國帶頭對中國實施製裁。1989年11月10日，鄧小平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在方勵之夫婦承認有罪並保證出國後不從事任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美國承諾不利用方勵之夫婦從事反共活動這個前提下，解決方勵之問題，讓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第三國去。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發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臺研究員方勵之、原北京大學副教授李淑嫻已於6月25日獲準寬大處理，出國治病。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方勵之夫婦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2012年4月6日早上準備出門到學校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市寓所書房突然去世，終年76歲。



方然：（1919年－1966年6月21日），原名朱聲，筆名穆海清、柏寒等。文藝批評家、翻譯家。1938年赴延安陜北公學學習，1940年延安方面為減輕國民黨封鎖邊區造成的壓力，經組織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成都、重慶等地中學教書。在蜀期間，他通過文學結識了胡風、綠原等大批詩人，成為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1947年，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方然正在重慶通惠中學任教，他參加師生罷教、罷課活動，並起草了《告全校師生書》、《告全市市民書》，提出“反饑餓、反內戰”口號。5月底，重慶《新華日報》遭查封，當局在未及銷毀的文件中發現了方然寫的文章。6月1日，特務將方然抓捕，關進監獄。方然小時候過繼給伯父朱鏡鋆(國民黨國防部高參)，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主任委員。方然的妻子錢瑛利用這些特殊關系，急忙去找重慶行轅參謀長肖毅肅，沒有見到肖，只好發電報給朱鏡鋆求救。朱鏡鋆來重慶直接找肖毅肅交涉後將方然帶出來了，“軟禁”在南京家中。正因為方然是如此出獄的，他後來交待歷史就難洗“清白”了。方然寫評論像魯迅，特別尖銳，他認為批評不是“提虛勁，打空拳”，而是從“茍安、萎靡中，擡起頭來，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與藝術的高大目的”(《新文學史料》)。可有時難免過激，對此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過激文字，往往產生了不利於團結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方然對陳白塵《升官圖》的批評和對郭沫若《想起了斫櫻桃樹的故事》的反批評，都使文藝界吃驚，有些惱火。這些過激的情緒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來，就成了激起群眾憤怒的寶貴材料！”如果說方然於四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只是使文藝界“惱火”，那麽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以拯救人類(文壇)的精神，與胡風一起反對“以庸俗社會學看內容，以形式主義看形式”的理論，而批評楊朔小說《三千裏江山》(當時楊朔的作品在國內深受好評，並有多篇選入教科書)就成為他反革命的罪狀之一了。1950年，方然加入中共黨，調任浙江省文聯編審部部長，後又調入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1955年，方然被列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而遭逮捕。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自沈於水渠，終年47歲。



方幹民：（1906年2月15日－1984年1月19日），藝術家，油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之一。1921年，他進入杭州安定中學（現杭七中前身）就讀。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插入二年級，向俄籍畫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學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幹民離開上海赴法國留學，到法國後進入法國裏昂美術學院學習。1927年，方幹民考入巴黎美術學院並進入皮爾•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畫室學習，與顏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學，並認識了同在巴黎留學的蘇愛蘭（後改名蘇蘭）。1929年回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國立西湖藝術學院，並創辦“長風西畫研究會”。與林風眠、 林文錚等同為當時以杭州為基地，倡導現代藝術而且卓有成效的藝術家集群的核心人物，並進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視察。1930年，經蔡元培的引薦，25歲的方幹民應聘到國立藝術院（後改名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任西畫教授。1931年，創作油畫《白鴿》，參加中華獨立美協展覽。同年創作《秋曲》。1933年，創作《節日裏的西湖》。1936年，完成大型歷史畫《孫中山先生授囑圖》。11月日軍在浙東登陸，隨杭州藝專師生西遷。1939年，被委任為教務長（主任），主持學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頗見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傳玖、留法畫家及藝術評論家唐雋等為教授。1940年，由於校內人士矛盾，該年暑假末被續聘，引起學生不滿，攘成嚴重學潮，藤固、常書鴻均被解職，數名學生如丁天缺等被迫離校。該事件後被稱為“安江學潮”。同年秋，方幹民為天主教神父雷鳴遠繪製大幅油畫像，及為梵蒂岡中國天主教會總主教於斌畫像，於斌回贈一張自己的照片留念。1941年，會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編篡委員會主任張繼，建議設立一史畫部門，得張氏允許，並擔任專員、總幹事、整理科長等職。方在三年內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歷史畫《鄒容著革命軍團》、《肇和軍艦起義之時》、《陳英士被刺圖》。1944年，杭州藝專奉教育部令與國立北平藝專合並，改稱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潘天壽出任校長，立刻聘方幹民回校。次年，國立藝專創建西畫畫室製，分設了林風眠、方幹民、李超士和呂霞光四個畫室。1945年，國立藝專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了為期四天的“現代繪畫聯展”，方幹民、林風眠、龐薰琹、趙無極、關良等13人參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現代中國繪畫藝術與現代世界藝術合流”。同年6月1日，第一屆“中華獨立美展”在戰時陪都重慶舉辦，方幹民、胡善余、丁衍鏞、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貽德、林風眠、趙無極參展，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並參展。1946月，國立藝專復員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開學，學校分設兩種學製，西畫科實行畫室製，李超士、林風眠、方幹民、倪貽德分別主持各畫室。1949年，中華藝術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方幹民擔任會長。成員包括閔希文、冒懷蘇等。方幹民又曾在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史畫部門任職。1958年，調浙江美術學院，擔任油畫系教授。1962年，國立藝專油畫系實行畫室製，擔任油畫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負責法國畫派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畫室分別由方幹民、黎冰鴻、倪貽德主持教學。1949年始，方幹民創作解放軍軍史畫，巨幅油畫《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以淮海戰役為背景。代表作品有《白鴿》、《秋曲》、《孫中山授遺囑圖》、《偉大的會見》等。1966年文革開始，方幹民被汙蔑為“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特務”，遭到殘酷批鬥。據盧炘著的《大筆淋漓：潘天壽傳》 記載，那時潘天壽、吳茀之、方幹民同關一室。方幹民被踢得全身烏青，實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藥自盡。幸虧發現得早，總算救活了。他的學生鄭勝天回憶道：“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樣，衣冠整齊，略顯凝重的地步入校園，走上油畫系大樓的梯階。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熱而充滿惡意的紅衛兵。他們把預先準備好的墨水，顏料汁從方先生的頭上淋下，潑染到他的全身。一頂紙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戴到他頭上。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無措，完全沒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聽憑這些狂熱份子的侮辱。” 1978年，方幹民重拾畫筆，主要以風景題材為主。



孔厥：（1914年－1966年），原名鄭誌萬，字雲鵬，改名鄭摯，筆名沈毅、孔厥。著名作家。孔厥自幼喜好文學，14歲即在《少年》雜誌發表作品，並獲獎。後曾在商務印書館蘇州分館當學徒，肄業吳縣縣中，因鬧學潮被開除。1935年畢業於江蘇測量專科學校，畢業後在吳江、宜興等縣測量隊當技術員。抗戰後在宜興任《抗戰日報》編輯，參加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1938年到延安，入魯藝學習，後任研究員、助教，並從事專業創作。1947年隨黨中央轉移到晉察冀邊區。1949年秋旋調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電影局。任《人民日報》副刊編輯、文化部電影局編劇、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中國作協第一屆理事。1951年赴朝鮮。後因生活問題犯錯誤被開除黨籍，並服刑數年。1957年在家寫作。著有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與袁靜合作）、《新兒女英雄續傳》，短篇小說集《受苦人》，《生死緣》，另有《中朝兒女》、《白洋澱水戰》、《血屍案》等。1966年文革中被迫投陶然亭湖自盡。1980年其冤屈予以昭雪。



孔令境：（1904年－1972年9月18日），原名令俊、若君，筆名東方曦。作家。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學中文系。1925年加入中共黨。多年從事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曾主編過《大時代文藝叢書》、《劇本叢刊》、《新文學叢刊》、《今文學叢刊》等。創作有散文、小說《斧聲集》、《秋窗集》、《庸園集》、《沈箱記》、《春秋怨》、《鳳還巢》、《蠱惑》及戲劇《李太白》等。 中共國成立後，曾任山東齊魯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春明出版社總編輯等。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終年68歲。



豐子愷：（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潤，又名仁、仍，小名慈玉，號子覬，後改為子愷，筆名T•K，又被稱為“圓通大師”、“ 有德行的人”。散文家、畫家、文學家、美術家與音樂教育家。師從弘一法師，以中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及散文而著名。豐子愷在讀師範時期，有兩位恩師。一位是藝術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尊。在預科班二年級時，上李叔同教授畫石膏像課，豐子愷沈迷其中，畫藝進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點與鼓勵下，豐子愷一方面努力寫生，一方面觀摩西洋名畫，並學習繪畫理論。也向李叔同學習音樂，苦練鋼琴。夏丏尊當時在浙江第一師範本任舍監一職，後改任為國文老師。夏丏尊以教授新文藝寫作聞名，對學生教導甚嚴，寫作文時要求“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 1919年，豐子愷在日本遊學10個月，盤纏用盡後不得已返國。回國後迫於家計他執起教鞭，授課講學。平日在教學之余，開始從事英、日文的翻譯工作。1922年12月開始漫畫創作。由朱自清與俞平伯合辦的一份刊物《我們的七月》，在1924年的期刊上刊登了豐子愷的一張畫，那一幅圖畫題目為“人散後，一勾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辦《文學周報》的鄭振鐸的註意。1925年，《文學周報》開始連續刊載豐子愷的畫作，鄭振鐸給這些畫定了“子愷漫畫”的標題。1930年，母親去世後，豐子愷住到了嘉興。1932年秋天，豐子愷用版稅和開明書店的分紅，得以在家鄉石門灣建造真正的緣緣堂。後往返於石門灣和杭州之間，1937年抗戰爆發，從江西一路逃到桂林，後居重慶，1939年到1942年，豐子愷追隨西遷中的浙江大學輾轉遷移，先後執教於廣西宜山和貴州遵義，為浙大師生講授藝術教育和藝術欣賞等課程。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豐子愷回到杭州定居。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上海，輾轉多地，先暫居杭州西湖招賢寺，1947年3月11日遷入杭州靜江路（今北山路）85號小平房，稱“湖畔小屋”。1948年9月27日訪問臺灣，11月23日在廈門住四個月，畫《護生畫集》，1949年4月底回到上海。同年到香港舉行畫展。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國日語學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和唯一一位教師。1960年，上海市中國畫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1961年到1965年，他翻譯日本古典名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幼女豐一吟協助。作品有：散文集《緣緣堂隨筆》、《緣緣堂續筆》、《車廂社會》、《緣緣堂集外遺集》；彩色畫冊《子愷漫畫選》、藝術理論著作《豐子愷美術講堂》、《豐子愷音樂講堂》及漫畫集《子愷，漫畫》、《護生畫集》等。譯作有日本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夏目漱石選集；俄國屠格涅夫《獵人筆記》、柯羅連科《我的同時代人》；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落窪物語》、《竹取物語》、《伊勢物語》。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蒙受屈辱；背著莫須有的罪名，遭批鬥、迫害，摧折他的身心。1975年8月，癌癥病發（9月診斷為右葉尖肺癌）；並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惡化，同年9月15日12時8分在上海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含冤逝世。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同時也被譽為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作品久被翻譯成各國文字，1949年之後再無長篇小說面世。巴金堅持真理與道德，被認為代表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良心，正因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非人道迫害，妻子蕭珊於1972年被迫害致死。巴金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但是後者至今都未實現。1920年8月，巴金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1921年4月，以表字芾甘為筆名發表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1923年春天，到上海入讀上海南洋中學，1923年夏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附中，1952年改為南師附中），1925年畢業。準備報考北京大學，因病於上海休養。9月，參加發起無政府主義組織上海民眾社並出版《民眾》半月刊。本時期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27年，大師赴法國留學，在法期間，一方面大量閱讀西方哲學和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時時關心著中國，開始寫作《滅亡》。1929年回國。在1928年10月，以巴金為筆名發表譯著《托洛斯基的托爾斯泰論》，為此筆名最早見於報刊的文章。1933年，任《文學季刊》編委。1934年11月赴日本留學，1935年8月回國，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編務，主編《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叢刊》、《文學生活小叢刊》等。1936年8月，巴金在上海應約與通信半年的19歲小讀者蕭珊（原名陳蘊珍）見面認識，兩人相差十三歲，開始了八年之戀。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任《救亡日報》編委，與茅盾共同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雜誌。1938年，2月，寫完《春》。3月，參加文協，被選為理事。1944年5月1日，40歲的巴金和蕭珊結婚。從此相濡以沫28年從未吵過一次架。1945年12月，長女李小林（小名國煩）出生於重慶。同年於重慶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巴金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1949年7月，中共在北平市召開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巴金當選中國文聯常委。1950年，巴金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朝鮮戰爭期間，巴金兩次赴朝鮮訪問，輯有《生活在英雄們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兩本散文通訊集。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辦大型文學刊物《收獲》，並擔任主編。同年始編《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編定後出版。1960年8月，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作品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家》1931年、《春》1938年、《秋》1940年；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火》（共三部）1940年－1945年，《寒夜》1947年；中篇小說《海的夢》1932年，《春天裏的秋天》1932年等等。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協會“造反派”批判，開始強迫勞動的生活，關進“牛棚”，被《人民日報》署名文章點名批評。隨後在上海奉賢縣“五七幹校”勞動兩年半。1977年，出任1983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孫璞、字仰中、號牧心。中國著名畫家、作家、詩人。1946年，就讀於劉海粟創立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即現在南京藝術學院)學習油畫，但20歲出頭的木心因為領導學生運動，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籍，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臺灣。1948年自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是林風眠的學生。畢業後，任教於杭州高級中學（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任職。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文學創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言獲罪，於1971年被關進廢棄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後又是勞動改造，一共被囚禁18個月，所有作品皆被燒毀，三根手指慘遭折斷，原先他自訂的二十二冊文學作品也都被查抄。而在獄中，他用寫“坦白書”的紙筆寫出了洋洋65萬言的《獄中筆記》，手繪鋼琴的黑白琴鍵無聲地“彈奏”莫紮特與巴赫作品。在1977年到1979年間，再次莫名遭遇軟禁。1982年，木心自費留學前往美國紐約，後定居於此，繼續其繪畫及文學創業。作品有散文集《瓊美卡隨想錄》、《散文一集》、《即興判斷》、《素履之往》、《馬拉格計畫》、《魚麗之宴》、《同情中斷錄》；詩集《西班牙三棵樹》、《巴瓏》、《我紛紛的情欲》、《雲雀叫了一整天》、《會吾中》、《偽所羅門書》等；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等。但仍有大量遺稿、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另外，木心的畫作被大英博物館收藏，是20世紀的中國畫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該館收藏的。木心先生的散文與福克納、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國文學史教程》。



戈揚：（1916年－2009年1月18日），女，原名樹佩華，中國記者。她與楊剛、浦熙修、彭子岡一起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1935年戈揚進入江蘇鎮江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參加了共黨外圍組織“秘密讀書會”，在《鎮江日報》上發表了小說散文。1937年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同年參加戰地救亡工作，編輯油印報紙《老百姓》。1938年春戈揚在徐州參加第20軍團，做戰地救死扶傷工作，目睹了舉世聞名的臺兒莊血戰。此年5月在鄒韜奮主編的《全面抗戰》半月刊上首次發表戰地通訊“隨魯南大軍突圍記”。1939年戈揚擔任《貴州日報》記者，1940年轉赴重慶，在國共合作的新生活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內任幹事，宋美齡為該委員會負責人。在婦女工作委員會工作期間，戈揚結識了鄧穎超、周恩來。1941年鄧穎超介紹戈揚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戈揚在新四軍內做新聞工作。1941年後戈揚擔任新華社記者、編輯及分支社負責人，1949年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1950年起戈揚擔任北京《新觀察》半月刊主編，《新觀察》為讀者歡迎的綜合性雜誌，幾經周折掛靠於全國作家協會。由於戈揚在《新觀察》上發表文章支持北大學生“大鳴大放”，向中共黨提意見，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開除中共黨籍，受到降職處分，之後被送至河北逐鹿縣農村勞改。1962年戈揚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遼寧在《鴨綠江》文學雜誌社當編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戈揚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農村，1969年帶著年僅13歲的女兒到內蒙插隊落戶。1979年中共當局對戈揚的右派問題進行改正，恢復中共黨籍，戈揚回到復刊的《新觀察》重任主編。在《新觀察》復刊的10年間，戈揚以反“左”、反封建為辦刊宗旨。在《新觀察》周圍集聚了一批中國自由化知識分子。在歷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中，《新觀察》雜誌幾乎被迫停刊；戈揚本人多次被定為批判對象。1988年12月，戈揚在北京大學公開宣稱“20世紀見證了射穢主義的失敗”。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宣布退黨。她宣告說：＂ 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2009年1月18日淩晨，在紐約去世，終年93歲。



牛漢：（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史承漢，後改成漢，曾用筆名谷風。現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詩人之一。父親告訴牛漢，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漢族地區，生活安定，不願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漢的本名“史承漢”即根據該意思所起，意為承認漢文化。牛漢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後裔，母親姓“呼延”。1931年前後，山西省開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漢家本來就僅夠活命的耕地卻不給錢，牛漢的母親十分氣憤，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懷裏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裏，“闖進一座花園，想要謀殺那個罪大惡極的省長（閻錫山），被衛兵抓住，吊在樹上，三天三夜，當作白癡和瘋子……”當時牛漢只有七、八歲。1936年冬，在家鄉念初中時，13歲的牛漢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0月，他隨父親兩個人辭別了留在家中的牛漢的母親、祖母、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流亡到陜西省。此後牛漢直到2006年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來到陜西省之後，1938年1月、2月，當時牛漢的父親在醴泉縣工作，牛漢在西安邊賣報紙為生，邊向在民眾教育館內開辦一個漫畫學習班中，向艾青學習畫畫。同年，牛漢從西安來到甘肅省天水國立五中讀初中二年級時，看到胡風主編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許多艾青、田間的詩，還有賀敬之（筆名“艾漠”）的詩《躍進》四首，牛漢很喜歡。同年冬，15歲的牛漢在天水加入中共黨。1940年9月，胡風被迫離開重慶赴桂林、香港，後來將詩稿交給鄒荻帆編的《詩墾地》。牛漢很喜歡《詩墾地》上的詩，特別是陳輝的詩，清新而美妙。1941年牛漢在成都發表詩劇《智慧的悲哀》。1942年發表在桂林《詩創作》上的《鄂爾多斯草原》引起詩歌界的註視。1943年考入設在陜西城固的西北大學俄文專業。1945年，胡風自南方回到重慶編《希望》，同年初牛漢在西安主編文藝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過冀汸請胡風發來詩作。胡風通過郗潭封回話：不相信在西安能編好刊物。結果事實證明，胡風對“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斷很準確。《流火》總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沒收。也是1945年，牛漢在陜西省城固縣青年會閱覽室閱讀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首次看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牛漢看了很多遍，認為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不講人性、個性，只講階級性，牛漢當時便產生懷疑，不能接受。1946年春，大學尚未畢業的牛漢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委派，參與國立西北大學的學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將校長劉季洪趕下臺。最後牛漢被國民黨抓進漢中的陜西省第二監獄關押。兩個月後，牛漢出獄，隨即到河南開封任中共地下黨的學運組組長，從事地下工作。1946年秋，在搜集國民黨情報時，牛漢途經河南省伏牛山，被一夥土匪抓住並捆綁，準備槍斃。幸虧土匪頭子的兒子柴化周是牛漢的同學，及時趕到才救了牛漢。1947年後，牛漢的中共組織關系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吳憲轉到晉冀魯豫工委會組織部長張磐石之處，但牛漢沒進入解放區，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漢在上海想見胡風，但正逢胡風赴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看電影，所以牛漢沒見到他，只在胡宅見到了胡風的妻子梅誌，以及搖籃裏的張曉山。1948年2月，牛漢寫出長詩《采色的生活》，通過郗潭封寄給胡風，獲得胡風肯定，後來該詩轉北平《泥土》雜誌發表，首次用“牛漢”為筆名。自此，牛漢與胡風開始通信。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黨組織被破壞，牛漢必須盡快撤往解放區。1948年夏，牛漢出版詩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牛漢進入華北解放區，潛入北平，充任一所學校的保衛工作，率學生開展護校。中共軍隊開進北平城時，天安門城樓十分臟亂，牛漢率100多名大學生前去打掃，垃圾拉走幾大車。當時天安門城樓門上的那把鎖，是牛漢親手砸開。他們還在城樓裏舉辦了一個歷史展覽，掛有李大釗就義時的照片，牛漢率學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釗默哀。1949年後歷任人民大學研究部學術秘書，東北空軍直屬政治部黨委委員兼文教辦公室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委員，《中國文學》執行副主編，《新文學史料》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文學編輯室主任，編審。牛漢是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成仿吾的業務秘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參加了中共誌願軍空軍，隨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線。歸國後，1953年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主要作品有鄂爾多斯草原、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汗血馬等；叧有《牛漢詩文集》（五卷本）。1955年5月因胡風案被拘捕審查，牛漢於1952年2月3日致胡風的信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頭去尾摘出一節，加上按語，定為有“反革命”意圖，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據。牛漢被審查後，牛漢的母親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說：“我說話沒有用，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別人說不上話啊！”劃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被關押二年。70年代下放湖北鹹寧幹校勞動。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



尹桂芳：（1919年12月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名越劇演員，擅長小生。越劇尹派藝術創始人，為“越劇十姐妹”之一。1929年入浙江嵊縣醒獅劇社學藝。後考進嵊縣華堂鎮大華舞臺。1933年冬她離開科班，與別人搭班在浙東的寧波、紹興、杭州一帶演出。1934年年底，沈家門一個戲班請新鳳舞臺出身的葉彩金唱頭肩旦，聘剛從瑞雲舞臺滿師的竺水招唱二肩旦，唯獨缺少小生，這位班主聽說尹桂芳旦角、生角兼能，於是一邊托人來聘請，一邊自作主張地將尹桂芳取名為“尹雲峰”，掛出了牌子。尹桂芳到了沈家門，一見此狀，哭笑不得。由花旦改演小生，誰知用“尹雲峰”的名字扮演小生，竟使她成了名。1935年正式在沈家門登臺，這以後，尹桂芳跟隨多個演出班子，輾轉演出於新昌、嵊縣、寧波、杭州等地。1938年尹桂芳正式進軍大上海，加盟了舊上海老閘橋旁的永樂戲院，後在同樂戲院領銜演出。1946年2月，芳華劇團在上海成立。劇團以尹桂芳、竺水招為首。1948年7月，尹桂芳重建芳華劇團。1954年，華東戲曲匯演，她主演的《屈原》獲得劇本、表演、音樂一等獎。1959年，尹桂芳率芳華越劇團遷往福建福州，即為現在的福建省芳華越劇團。尹桂芳曾在《紅樓夢》、《西廂記》、《沙漠王子》、《盤妻索妻》、《屈原》、《梁山伯與祝英臺》劇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賈寶玉、張生、梁玉書、梁山伯、屈原、等人物形象，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1960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文革時期，尹桂芳遭受迫害，中樞神經被摧殘損傷，導致身體殘疾，一手一足癱瘓。1978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並任中國戲劇家協會福建分會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委員、芳華越劇團名譽團長。



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女，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1937年，21歲的卞仲耘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就當上了小學教員，並利用業余時間補習功課，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她隨蕪湖女子中學遷移長沙，參加了當地的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共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區。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的女學生們打死於校中。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該校就讀。這一特點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關聯。當時也是該校女學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據王晶堯接受澳大利亞ｓｂｓ電視臺紀錄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訪問時，明確表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參與行兇。林莽在導演胡傑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慘無人道的兇殺案”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詳述卞氏遇難過程。林莽於2012年9月21日去世，據其生前摯友透露，林莽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叛徒、工賊、反革命分子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其丈夫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無果。據姚監復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長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鄧小平女兒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並告訴王晶垚，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幾十年後安全部門亦正式通知導演胡傑在紀錄片《我雖死去》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



毛啟爽：(1907年－1966年) ,原名起爽，別名掌秋。上海科技大學教務長，無線電系主任、教授。1949年前先後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滬江大學、交通大學執教。1949年後，歷任市政府公用局計劃室主任，市政建設委員會委員兼輔導處處長、綜合計劃處處長，市內電話局副局長及上海科技大學副教務長兼無線電系主任等職。毛啟爽於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1956年7月至1964年12月，當選為九三上海分社第五、六、七、八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還當選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科普協會副主席、上海科學技術協會秘書長、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電子學會副理事長兼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並主編出版《電世界》雜誌，編譯陶威斯著的《電工學》、《直流發電機與電動機、蓄電機》、《發電廠與配電站》等書。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橫掃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鬥爭、毆打、辱罵，還剃了“陰陽頭”。批鬥後的那個周末，他沒有回家，在宿舍將電線捆在手腕上，觸電自殺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個校園貼滿大標語，把他的姓名打著紅色的大叉，聲討他“自絕於人民”。



葉恭綽：（1881年－1968年8月6日），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譽虎，號遐庵，晚年別署矩園，室名“宣室”。書畫家、收藏家、政治活動家。交通系成員之一。家學淵源，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中年以後於詩文、考古、書畫、鑒賞無不精湛。搜藏歷代文物，品類頗廣，至為豐富，為保存國寶不遺余力。文獻古籍，經其整理，保存者尤多。文字改革，盡心盡力。民國後，歷任路政司司長、交通部次長、總長、交通部長，並兼理交通銀行、交通大學。1920年葉恭綽以“交通要改亟需專才”為由將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道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合並，成立交通大學，擔任校長。但因北洋政府派系糾紛，葉被迫離職，交通大學存在不足一年即解體。葉恭綽吸收出土木簡及漢魏六朝石刻與六朝寫經之長，擺脫近三百年書法八股積習，書法奇正相生，行筆線條率意，細勁飛揚，自成風格，書卷氣自溢行間。今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石的碑文便是出自葉恭綽的手筆。葉恭綽籌辦了1929年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1931年，在蜜蜂畫社的基礎上成立“中國畫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中國畫團體。1933年創建上海博物館。1935年“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成立，葉恭綽任董事長。葉恭綽喜收藏，如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獻之《鴨頭丸帖》、唐寅《楝亭夜話圖》、《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等。其著作有《遐庵詩》、《遐庵詞》、《遐庵匯稿》、《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遐庵談藝錄》、《遐庵清秘錄》、《矩園餘墨》、《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畫集》、《重修越中先塋記》等。另編有《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清代學者像傳合集》、《廣東叢書》等。1954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委員。次年任北京中國畫院院長。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停止全國政協常委職務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職務。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光明日報》在1968年刊發了《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老祖宗－－葉恭綽》一文，葉恭綽看後一病不起，八月六日，憂憤而死。



葉淺予：（1907年3月31日－1995年5月8日），原名葉綸綺，筆名初萌、性天等，中國現代漫畫家、中國畫家。1922年，葉淺予進入杭州鹽務中學就讀，1925年因家貧輟學。翌年被上海三友實業社錄取為繪圖員，後改為中原書局畫教科書插圖。自1927年起，葉淺予開始進行漫畫創作。1928年3月，由張光宇任總編、張正宇和葉淺予任副總編的《上海漫畫》周刊創刊，葉淺予的長篇漫畫《王先生》開始連載，大受歡迎，後又轉到《時代畫報》連載，還被改編為電影。1936年，他為南京《朝報》作長篇連環漫畫《小陳留京外史》，為《王先生》的續篇。兩部漫畫皆為喜劇，造型描繪上受西方漫畫影響，簡練明快，自成一格。1937年，抗戰爆發，葉淺予擔任上海《救亡漫畫》編委，在南京舉辦街頭抗日畫展，並赴武漢、長沙、衡陽和桂林等地，從事抗日宣傳。1940年在重慶作《戰時重慶》速寫百余幅，描繪了抗日大後方的社會百態。1942年，葉淺予貴州苗區旅行寫生，嘗試將民間藝術和傳統的中國畫筆墨相結合，以創造新的風格。1943年，葉淺予應駐華美軍史迪威將軍司令部邀請，訪問了設在印度蘭枷的中印訓練營營地，參觀了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畫了大量印度舞蹈和風物速寫，並與歸來後舉行旅印畫展。這是他由漫畫向中國畫創作的轉折。抗戰結束後，葉淺予又到西康藏族地區旅行寫生，這時期的創作有《打箭爐日記》。1946年，出訪美洲，先後在紐約、波士頓等地舉辦畫展；翌年，應徐悲鴻之聘，來到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先任國立藝專速寫課教師、圖案系系主任。後又任中央美術學院繪畫系教授。1954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中國畫系，葉淺予任系主任。1957年，中國國畫院成立，葉淺予任副院長。自1961年至1964年，創作了大量畫舞作品，其中重要作品有《印度鼓手》、《印度獻花舞》、《夏河裝》、《婆羅多舞》、《涼山舞步》、《共飲一江水》。文化大革命開始，葉淺予慘遭批鬥，被關進秦城監獄，封閉達十年之久。1978年，文革結束，葉淺予得以恢復名譽，重新開始創作。



葉盛蘭：（1914年12月10日－1978年6月15日），原名端章，字芝茹，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著名京劇小生。1931年秋，葉盛蘭開始正式搭班。首先是應馬連良之邀，正式搭入扶風社，為馬連良配演《四進士》、《十老安劉》、《清官冊》、《蘇武牧羊》、《春秋筆》、《串龍珠》、《火牛陣》等劇，並合作演出《群英會》、《八大錘》等。葉盛蘭在與馬連良合作中相得益彰，充分發揮了個人所長。他同時先後與於連泉、華慧麟、言慧珠、吳素秋、李玉茹、張君秋等合演《紅梅閣》、《獨占花魁》、《得意緣》、《虹霓關》、《遊園驚夢》等戲，其中與章遏雲的合作達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對兒戲”。1934年於上海首演《群英會》一炮而紅。1941年葉曾一度以旦角領班。1945年夏，葉盛蘭成立育華社，開創了京劇小生挑班的先例，先後演出了全部《周瑜》，全部《呂奉先》，全部《羅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他的雉尾生、武小生戲更取得突出成就，有“活周瑜”、“活呂布”之譽。1958年，在“反右運動”後期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頭對他的處理可謂別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報宣布；仍然上臺唱戲，但不準出場謝幕。1966 年文革開始，葉盛蘭自然受到沖擊，而最讓他接受不了的事實，是街道造反派與學校紅衛兵聯手，把三哥葉盛章關押在一所小學折磨四天四夜後，浮屍建國門外通惠河上。把人撈起，發現死者頭蓋骨上竟鑿有一個大窟窿。葉盛蘭聞訊，心膽俱碎。他失聲痛哭，捶胸頓足。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屬的“紅藝五七幹校”（在小湯山附近）勞動。上邊把已身患糖尿病的葉盛蘭當成個全勞力，派他幹插秧一類的活兒，他兩只腳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裏。後來見他實在支持不了，就讓他送秧。月圓月缺，日起日落，把一個華美溫雅的伶人，送進了寒涼的世界。“文革”後期，他才返回城裏。



葉盛章：(1912年12月7日－1966年8月31日)，字耀如，京劇著名表演藝術家。京劇藝術有史以來首創醜行挑班第一人。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譽的醜角藝術大師。他還編演過《智化盜冠》、《徐良出世》、《酒丐》等武醜戲。1947年，蓋叫天以雙頭牌名譽特邀葉氏到上海黃金舞臺聯袂演出《三岔口》，被譽為“南北雙絕”。1950年後參加中國京劇院三團，排演了《東方朔偷桃》、《程咬金招親》等，移植了川劇《秋江》，並參加了現代戲《洪湖赤衛隊》、《安源大罷工》的演出。晚年在北京市戲曲學校任教。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年僅54歲：中國京劇名醜、一代表演藝術家葉盛章在文革初期一夜之間無影無蹤。某日清晨，有人在京城護城河邊，發現葉先生的屍體漂浮在水中……後曾有文說其自殺，甚至傳說跳入龍潭湖而亡的。還有文稱葉離開戲校三天後，屍體及衣物在河邊被發現，經多方取證核實，葉盛章絕非自尋短見，死因至今尚無論斷。



葉以群：(1911年－1966年8月2日)，原名葉燦、葉華蒂，筆名以群。文藝理論家。他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法政大學，回國後於1932年在上海四川路大三元酒家與田漢、丁玲、劉風斯一起加入中共黨。隨後參加了左聯，任左聯組織部長，並任左聯刊物《北鬥》、《抗戰文藝》編委。1938年與孔羅蓀合編《文藝陣地》。1944年在重慶成立了文化聯絡社，茅盾任社長，以群任總編輯，主編《青年文藝》。1945年，主編《文哨》月刊。1946年與茅盾在上海合編《文聯》半月刊，1948年，以群和周而復合編了當時香港唯一的大型文藝雜誌《小說月刊》。同年以群受潘漢年委托，負責籌建“香港南群影業公司”，並由歐陽予倩導演拍攝了夏衍的《戀愛之道》，由章泯導演拍攝了葛琴的《結親》。1949年後，歷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協助巴金主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獲》雜誌。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61年由葉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曾作為高校教材，受到好評。文論作品有《文藝創作概論》，《創作漫畫》，《文學低基知識》，《文藝思想問題筆記》，《在文藝思想戰線上》，《我們的文藝思想》，《談有關文學特征的幾個問題》，《文學問題漫談》等；另有譯著及報告文學問世。因受“潘漢年案件”株連，被長時間審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遭到猛烈批鬥，被批成反黨反射穢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周揚在上海的代理人。1966年8月2日上午，跳樓自殺身亡。巴金在葉以群的追悼會上致悼辭，沈痛悼念！



葉篤正：（1916年2月21日－2013年10月16日） ，大氣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5年，葉篤正自天津南開中學畢業，考入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專業學習。在校期間，他參加了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運動。1939年，葉篤正回到了位於雲南的西南聯合大學（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而成）。在此，他結識了正在上大學四年級的錢三強，二人一起打乒乓球。在錢三強的建議下，葉篤正改變了原來學習物理學的初衷，決定學習氣象學。1940年，葉篤正自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獲國立清華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41年至1943年，葉篤正就讀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研究生，1943年畢業獲得理學碩士學位。1945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導師為大氣物理學家羅斯貝。很快，葉篤正成了以羅斯貝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1948年11月，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關於大氣能量頻散傳播》被譽為動力氣象學的代表作之一。1946年至1950年，他在芝加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1949年，在美國的葉篤正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的信，寫信者是他在浙江大學的老師、後來出任中央氣象局第一任局長的塗長望，這封信堅定了葉篤正回國的念頭。1950年8月27日，葉篤正和妻子馮慧登上了開往香港的客輪“威爾遜總統號”，最終於1950年10月回到中國。最初，葉篤正在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室主任。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葉篤正的貢獻：1940年代末，創立了大氣長波頻散理論。1958年，他出版了《大氣環流的若幹基本問題》。1950年代至1970年代，葉篤正開創了青藏高原氣象學研究，《青藏高原氣象學》在1979年出版。1950年代，葉篤正原創性提出了氣候突變概念，而且開展了氣候突變問題研究。1963年，他和李麥村合作完成了《大氣運動中的適應問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葉篤正遭受迫害，被指控為“特務”，從1966年4月份便被隔離在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一間小屋內，劉克武被指派為監督葉篤正改造的工作人員，其間對葉篤正多有照顧。後來葉篤正被放出來，此後又進了一次“特務學習班”。1968年10月，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趙九章自殺身亡，葉篤正聞訊後抱著劉克武痛哭。劉克武回憶說：“因為他們鬥他們的話，實在是受不了。精神已經到了將近崩潰的這麽一個邊緣，非常難過的就大哭起來抱著我說我不想活了，說趙所長也死了，這國家也沒前途了，我還活著有什麽意思啊。”1973年，一個美籍華人氣象科學代表團來到中國，其中有葉篤正在美國時的老同學。中國方面出於接待需要，讓葉篤正再次出現在大家面前。自此，葉篤正重新獲得了工作的自由。



葉雅各：（1894年4月30日－1967年12月24日），林學家、中國近代林業開拓者之一，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的創立者。1918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森林系科學學士學位；1921年獲耶魯大學森林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任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7月，任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同時任武大教授。1933年籌建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1936年，他任武漢大學農學院院長時，就著手招收林業專修科學生。抗戰勝利後，他立即從貴陽美國陸軍工程處返回武漢大學。1940年，他赴澳門，與先期遷居於此的家人團聚，隨即擔任澳門培正中學教導主任。1943年，他應廣西科學館兼館長李四光之請，任科學館秘書長。1946年繼任武漢大學農學院院長。中共國建立後，經他建議，湖北農學院增設森林系，招收本科、專修科學生，為完善湖北高等院校林科專業教育作出了貢獻。先後擔任湖北省農林廳技術室主任、副廳長，湖北省林業局局長，湖北省林業廳副廳長。1962年，葉雅各有感於大躍進對自然環境、經濟建設的影響，撰文《森林對風調雨順的關系》，該文在文革中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和走資派的罪狀，1967遭迫害致死。



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葉企孫，名鴻眷。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葉鴻眷到父親主持的上海敬業學堂讀書。1911年初，清政府將遊美學務處改為清華學堂，葉鴻眷報考清華學堂獲得錄取，成為清華學堂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員。1911年10月因武昌起義爆發，清華學堂停課，葉鴻眷轉讀江南製造局兵工中學。1913年夏清華學堂在上海恢復招生。葉鴻眷改名葉企孫，再次報考並被錄取。1918年6月畢業於清華學校畢業，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1920年獲物理學學士學位。同年9月葉企孫入讀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珀西•布裏奇曼。期間，哈佛教授威廉•杜安與H.Palmer、葉企孫三人進行用X射線測定普朗克常數的實驗，於1921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論文《用X射線法重新測量普朗克常數》，其數值精確到小數點後第2位。當時葉企孫主要研究方向是測量流體靜壓力對鐵磁材料磁化率的影響，研究工作於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於1925年發表。1923年6月，葉企孫獲得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0月到歐洲旅遊，1924年3月回到上海。同年4月葉企孫獲任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其間經東大化學系教授任鴻雋介紹加入中國科學社，擔任《科學》雜誌編輯。1925年清華學校創立大學部，他應聘物理學副教授，把剛從東南大學畢業的趙忠堯、施汝為帶到清華擔任助教。1926年清華學校大學部調整，開設學系。葉升為正教授並繼梅貽琦擔任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華大學理學院成立，出任理學院院長，被推舉為決定學校重大政策的7位評議員之一，此後一直是清華大學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葉企孫住在原為外國教授住宅的清華北園7號，有工人負責飲食。清華的幾個單身教授也前往一同吃飯，並趁吃飯之機商議校政，策劃教育改革。這樣的一個“少壯派”教授群清華校史稱之為“北園7號飯團”。1931年葉企孫在德國，通過趙忠堯的介紹，聘請到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進行研究工作。他隨葉企孫到清華製造儀器設備，直至抗戰開始才轉至協和醫學院工作。吳有訓回國後一年多時間內曾轉任多家大學老師，葉企孫以比自己的薪水還高的薪水將他聘請過來。另僅有初中文憑，由熊慶來提攜的華羅庚，也是在葉企孫的支持下進入清華，從助理員做起擔任教職，後更被葉保送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抗日戰爭爆發後，葉企孫本來負責協助清華資產轉移至西南聯大，但由於日軍迅速占領了北平，他只好跟學生熊大縝逃到天津租界，協助學校人員轉移到重慶。熊大縝是葉企孫的得意學生，葉原來打算保送他到德國留學，但他一心想到由共軍方面呂正操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參與抗日。在葉的支持下，熊大縝前往戰區擔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並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華學生。他們利用專業知識為根據地製造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關系及葉企孫的支持購得無線電等軍需品，大大緩解了當時共軍缺乏彈藥支持的困局。但在國共兩黨的沖突中，熊大縝因失言被誣陷為“鉆入革命隊伍中的特務”，由晉察冀軍區“鋤奸隊”（軍區時任政治部主任舒同。）秘密逮捕並由康生指揮處決，由於當時子彈奇缺，被用石頭砸死。1946年，中華民國選拔優秀學生到美國深造，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西南聯大理學院的名額分配給本科尚未畢業的李政道。1948年，獲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9年春，中共軍和平入城，葉企孫出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葉企孫被調入北京大學，搬出清華北園7號，入住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鏡春院。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文革開始後，呂正操受到政治迫害。打擊者提出當年的熊案，而作為熊大縝導師的葉企孫，在連國民黨黨員都不是的情況下，被誣蔑為國民黨CC系（中統）在清華的核心人物。1967年6月，葉企孫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揪鬥、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葉曾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對葉發出逮捕令，連續八次對其進行審訊，迫其多次書寫“筆供”，他只是回答“據吾推測……是因為吾對於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1969年11月，因為缺乏實質證據，葉被釋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統特務嫌疑”受隔離審查。趙元任、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楊振寧等人回國時提出要探望葉企孫，均被政府拒絕。1975年隔離審查解除，1977年1月13日21時30分，葉企孫去世。



葉諸沛：（1902年－1971年），冶金學家。1921年以優異成績考入美國科羅拉多礦冶學院，後轉學冶金與化學工程。1925年～192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獲冶金化學碩士學位，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學習，獲金屬物理化學博士學位。1928～1933年，在美國聯合碳化物研究所和美國中央合金鋼公司從事研究工作；在美國機器及鑄造公司任工程師、冶金部主任、顧問工程師。並在美國與英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10余篇有關鐵、鋼與合金的化學熱力學與物理化學特性的學術論文，引起當時國際冶金界的註意。柏林工業大學的杜勒（R•Durrer）教授對葉渚沛的學識極為欣賞，希望他留在德國工作，葉渚沛謝絕了盛情邀請，於1933年末回到中國。1933年～1944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化學專門委員、南京冶金室主任、重慶煉銅廠廠長、電化冶煉廠總經理。1938年，葉渚沛將自己多年的積蓄全部拿出來，資助了當時前往延安途中丟失醫療器械，旅費所剩無幾的外科醫生諾爾曼•白求恩，並向錢昌照等募捐。1939年葉渚沛隨冶金研究室撤至重慶，兼任重慶煉銅廠廠長和電化冶煉廠總經理等職務。並領導技術人員與工人生產了電解銅，使銅含量達到99．93%；純鋅達99．95%；用電爐煉出含硫為0．034%、磷為0．01%的特殊鋼，建造新型平爐以及用回轉窯試生產海綿鐵等新工藝、新技術。1945年～1949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組副組長，聯合國經濟事務部經濟事務官。在此期間，葉渚沛發表了《生鐵鑄造》、《鋼鐵生產增長的可能速度》、《國家收入的依據》等多篇論文。1949年10月1日中共國建立，葉渚沛辭去聯合國的職務，偕妻子與子女返抵香港，1950年回到廣州。1950年～1953年，回國任中共國重工業部顧問。1953～1966年任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兼任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長。自1966年至1971年，他系統地寫出了《發展超高溫新化工冶金過程的前途》、《超高溫炭熱新技術》、《高溫冶煉磷酸鹽礦製磷過程的基礎理論研究》、《高溫石球熱風爐》及有關農業問題等20余萬字的論文及資料。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於1971年逝世，終年69歲。



葉桐軒：（1913年8月7日－1971年），美術教育家，國畫家。葉桐軒自幼酷愛美術，勤於習畫。他15歲考入河南省立藝術學校，17歲以優異成績被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中國畫專業錄取。在上海求學期間，他深得著名國畫大師潘天壽教授器重。在潘教授精心栽培下，葉桐軒學業大進，美術成績出類拔萃，成為潘教授的得意門生。1931年，葉桐軒學成畢業，先後在淮陽縣立一小、遂平縣文城中學、項城縣師範學校、槐店鎮潁濱中學、方城縣師範、省立沁陽中學執教，1941年，受聘於開封師範。在長期的教學生涯中，他一邊教書，一邊從事美術創作和國畫理論研究，於1946年撰寫出《國畫教範》六冊，重版發行多次，是河南省較早的自編美術教材和美術論著。他早年創作的《西湖之秋》、《西湖山水》、《廬山蒼松》、《雞公山》等山水畫，描繪了祖國的壯麗河山。但他成就更大的還是他＂解放＂以後的作品。如《鴨河水庫全景》、《沙河新貌》、《南灣水庫》《喜訊頻傳圖》、《三門峽水庫工地》、《旭日東升喜訊頻傳》等作品，展現了人民改天換地的業績和建設射穢主義的豪情。《梅花》一幅參加了河南省第三屆美術作品展覽；《鴨河水庫黑山頭工地》一幅，參加了1960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四季花鳥條屏》，於1963年和1964年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8.8萬套。更可貴的是，葉桐軒先後為裝飾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南廳作畫6幅，全部入選。正當才華橫溢的葉桐軒勤奮創作、碩果累累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他推向了深淵，他倍受摧殘，於1971年含恨去逝，終年58歲。



葉篤莊：（1914年－2000年1月30日），曾用名葉笠，筆名心束，農學家、達爾文著作翻譯家。葉篤莊6歲入私塾，14歲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二年級。16歲時，因父親逝世而改在學校寄宿。其間，《北方紅旗》、山川均的《社會科學概論》、蘇聯出版的若幹馬列主義著作譯本的中文再譯本對葉篤莊影響很大。1931年，在讀高一時，九一八事變爆發，葉篤莊參加了反對南京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及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並參加了中共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因受徐光啟農本主義的影響，葉篤莊立誌促進中國的農業。1933年，葉篤莊考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1934年自費赴日本留學，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實科，並參加中共黨黨員林基路（林為梁）、劇作家杜宣領導的左翼團體“中華留日劇人協會”以及“社聯”組織的讀書會。1936年春假回國時，葉篤莊出資，與中共黨員吳硯農、易吉光（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共同開辦天津知識書店，並且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領導。1937年暑假回國後，七七事變爆發。後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葉篤莊在八路軍129師386旅政治部擔任敵軍工作幹事，先後參加七亙村、黃崖底等戰鬥，署名“葉笠”的《129師的光榮戰績》在延安《新中華報》連載。後來，由於左腿凍傷，葉篤莊轉入晉東南軍政幹部學校擔任政治教官，並且創辦了敵工訓練班。1944年，葉篤莊經周新民、辛誌超介紹，在昆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且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昆明《人民周報》，擔任該報總編輯。1945年，在民盟任職的葉篤莊受周新民（時為民盟負責人之一，中共地下黨員）的指示，曾進入駐華美軍中當翻譯。1945年，國軍高樹勛部在晉冀魯豫地區舉行起義，投向八路軍。1946年，民盟想在該部隊中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位美國進步記者要赴晉冀魯豫采訪，民盟便讓葉篤莊以該記者的翻譯的名義，到該部隊建立民盟支部。當時，徐冰在北平軍調部任中共方面代表。葉篤莊在北平結識了徐冰，經向徐冰請示，獲徐冰同意，徐冰給劉伯承、鄧小平發了電報。劉伯承、鄧小平接見了葉篤莊和這位美國記者。自1946年至北平和平解放，葉篤莊長期居住在北平，起初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華北經濟所任研究員，後來在北平農事試驗場任副研究員兼農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寫完了《華北棉花及其增產問題》、《戰時日寇開發華北農業計劃之研究》等著作，並且寫出了《華北農作物栽培製度》論文。中共國成立後，葉篤莊接受中共黨組織分配，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編譯委員會主任，投身農業科技翻譯工作。任職期間，葉篤莊與同事們創辦了刊物《蘇聯農業科學》、《農業科學通訊》、《中國農業科學》。1951年，葉篤莊組織翻譯、審校了《米丘林選集》、《米丘林全集》、《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1948年會議記錄》、《赫胥黎自傳》等等。後來，他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副署長周建人委托，重新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從此開始翻譯達爾文的著作。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葉篤莊獲聘為研究員。1957年反右運動中，葉篤莊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隨後，1958年，葉篤莊被逮捕，關入監獄。1962年6月，葉篤莊被從監獄中放出。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後，再度強調階級鬥爭，葉篤莊在出獄一個月後，又被法院收監，且立即開庭，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文化大革命前期，葉篤莊被安置在安徽省的一個勞改農場當漁工。1968年，葉篤莊被押解到北京，關入秦城監獄，命其交代和徐冰的特務關系。1976年，葉篤莊被安排在安徽省懷遠縣荊山湖漁場，是二級漁工。1978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根據中共中央55號文件的精神，對葉篤莊被劃為極右分子的問題進行復查，認定為錯劃，經中共中國農業科學院黨組決定予以改正，並且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四級研究員，恢復公職。 1979年8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葉篤莊案進行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論處不妥，應予糾正，宣告無罪。1987年，葉篤莊從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的崗位上離休。



馮雪峰：（1903年6月2日－1976年1月31日），原名福春，筆名雪峰、畫室、洛陽等。現代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1919年，馮雪峰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師範學校。1921年馮雪峰因參加學生運動被第七師範學校開除，後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他開始寫作新詩，加入了晨光社。翌年，與應修人、潘漠華、汪靜之以“湖畔詩社”的名義合集出版詩集《湖畔》，內收馮雪峰的詩17首。1923年，馮雪峰因家庭困難輟學。同年與潘漠華、應修人合著的《春的歌集》出版，內收馮雪峰所作新詩11首。1925年，馮雪峰到北京大學旁聽課程。1927年加入中共黨。1928年馮雪峰回到義烏，不久又受到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離開義烏到上海，逐漸與魯迅熟識起來。1929年參加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0年，馮雪峰參與發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1931年馮雪峰任"左聯"黨團書記，為"左聯"起草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1932年，馮雪峰與魯迅等四十余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3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負責籌備在上海舉行的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主題的遠東反戰會議。同年，馮雪峰奉調往中央蘇區工作，但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1934年參加中共黨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任中央蘇區黨校副校長。參加長征，任紅九團地方工作組副組長。1936年參加東征，任地方工作組組長。同年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兼管文藝，參與“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並組織把埃德加•斯諾和史沫特萊送到了陜北。另外，根據相關黨史回憶錄顯示，在這段駐留上海期間，馮雪峰在中共上級的指令下，經過重重努力，在上海街頭尋找到了毛澤東失散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不過現在也有人士根據多方相關資料分析，懷疑尋找到的那兩個乞丐流浪兒身份存疑。1937年，馮雪峰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因與博古發生爭吵，一怒之下向潘漢年請假，回到義烏準備寫作以長征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盧代之死》。到1940年《盧代之死》基本完成，後失落。1941年，一青年給馮雪峰寫信敘述國民黨特務在金華的暴行，導致馮雪峰被逮捕。由於信上寫的是馮雪峰的原名馮福春，所以關押者一直不知道所關的人是馮雪峰。馮雪峰在江西上饒和福建新陽徐市被關押六百余天後，在郭靜唐和宦鄉等人的艱苦努力下被保釋出獄。1943年6月輾轉到達重慶，從事統戰和文化工作，著有《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居住，開始寫寓言。1950年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著作編刊社社長兼總編。後調北京，先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作品有詩集《湖畔》（與潘漠華、應修人、汪靜之合著）、《春的歌集》（與潘漠華、應修人合著）、《真實之歌》、《雪峰的詩》、《靈山歌》；雜文集有《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跨的日子》；另有寓言集、文集和電影劇本等。1954年因未積極參加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文藝報》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被解除《文藝報》主編職務。爾後馮雪峰在《人民日報》發表檢查《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1955年，被卷入"胡風事件"，在黨內受到批判、作檢討。1957年被劃為右派。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對馮雪峰作出了最具權威性的、完全徹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結論。被開除黨籍，被迫中止公開的文學活動。1961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後，馮雪峰希望可以完成《盧代之死》的創作，卻被告知他的身份不適合寫長征這種題材，憤怒之下焚毀了草稿。1965年，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革中受到巨大沖擊，被打成“叛徒”。1966年又被關進牛棚。1969年，下放鹹寧"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1976年患肺癌去世。



馮亦代 ：（1913年－2005年2月23日）。作家、翻譯家、出版家。1936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專業為工商管理。抗戰時曾任國民黨中央信托局重慶印刷廠的副廠長，以資助進步文化人士著稱。1941年到重慶，任出版機構中外文化聯絡社經理。1943年組建中國業余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後，歷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中國文學》編輯部副主任、《讀書》副主編。著有文集《書人書事》、《潮起潮落》、《龍套集》、《水滴石穿》、《聽風樓書話》、《西書拾錦》、《歸隱書林》、《擷英集》、《馮亦代散文選集》、《馮亦代文集》（五卷）等。譯有（美）海明威《第五縱隊及其他》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後，與學者章伯鈞等交往很密，但其實是政府的眼線(朱正：＂線人＂是如何煉成的？－－從＂馮亦代現象＂管窺中共的告密文化)，(章詒和：我家的臥底馮亦代)。文革期間，馮亦代被打成“美蔣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下放到湖北沙洋勞動，從事沈重苦役，雙腳變形，健康大受影響。在監督勞動中，馮患腦血栓塞癥，搶救後，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動困難的傷殘。1979年《讀書》雜誌創刊，馮亦代應邀為該雜誌發起人並任副主編



馮喆：（1920年－1969年6月2日），原名馮貽喆，中國演員，畢業於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院。1947年，主演個人首部電影《裙帶風》，從而開啟了他的演員生涯 。1949年，主演愛情電影《戀愛之道》。1952年，由其主演的戰爭電影《南征北戰》上映 。1956年，主演戰爭電影《鐵道遊擊隊》。1957年，主演劇情電影《羊城暗哨》。1959年，在戰爭電影《沙漠追匪記》中飾演騎兵班長鐘永勝 。1963年，主演抗日電影《金沙江畔》。文革中被戴上了“夏衍黑線人物”、“文藝黑線的黑幹將”、“特嫌分子”的大帽子，多次遭到圍攻和批鬥，廠內的造反派和社會上的紅衛兵將他放在卡車上，迫使他穿著從劇團抄來的戲服拿著一把繪有桃花的扇子遊街示眾，甚至將他裝進麻袋裏毒打。1969年6月2日，馮喆在大邑劉文彩莊園省文藝界學習班被關押時上吊自殺(也有人說是他殺)身亡，時年49歲。



馮德培：（1907年2月20日－1995年4月10日），中國生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中國神經肌肉生理學研究的開拓者，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創建和長期領導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為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培養中國生理學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1929年，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在芝加哥大學生理系R．W．傑拉德（Gerard）教授指導下進行神經代謝研究，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項關於神經窒息機製的研究，於193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秋，由林可勝推薦轉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師從著名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A．V．希爾（Hill），進行神經和肌肉產熱的研究，1933年獲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曾先後去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等生理實驗室短期工作，並參加英國生理學會和皇家學會的各種學術會議。按希爾建議，馮德培又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約翰遜基金醫學物理學研究所進修一年，學習自製電子儀器，為創建自己的實驗室作準備。1936－1941年的6年間，在英文版的《中國生理學雜誌》上接連發表了26篇文章，引起國內外同行的高度重視和贊譽，使他的實驗室成為這個領域的一個國際註目的研究中心。1945年底，應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Council）的邀請訪問英國。1946年，轉赴美國，在紐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同時為籌備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采購儀器設備和搜集圖書。1947年夏，回到已由重慶搬遷到上海的醫學研究所籌備處。1949年後，馮德培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生理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名譽所長，華東分院及上海分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生物學部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生理學報》主編，英文版《中國生理科學雜誌》名譽主編等職務。學術成就有“馮氏效應”及外周神經和肌肉方面的研究工作；另著作頗豐。文革期間，馮德培屢遭批鬥，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門口挨鬥，關暗室中差點被打死。文革後復出。



馮元春：（？－1970年），女，中國四川大學學生，生物學專業。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反對毛澤東，反對獨裁專製被劃為右派，遭判刑入獄，文革期間因繼續批判毛澤東被處決。作家鐵流在《第二個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馮元春》文中，寫出了馮元春被殺的原因：‘她（指馮元春）的先生郭琰（也是我們五七難友），花不少精力從川大圖書館為我復印出兩大張當年批判鬥爭馮元春時《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標題是《我校反右鬥爭的一次巨大勝利》——馮元春的反動本質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論點］已徹底破產，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條［事實］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的本質已經完全暴露。馮元春到底有什麽“論點”和“事實”呢？我把兩大版材料認真地看了幾遍，歸納如下：

1．馮元春說：“土地改革不應該把土地分給農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亂搞”；“統購統銷是變相剝削農民”；“助學金是共產黨用來收買人的”；“共產黨用封官許願高價收買一些人入團入黨，養了一批寄生蟲。好些領導幹部狗屁不通，是黨棍”；“現在的報紙和電影全是歌功頌德的東西”。

2．馮元春說，“根據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麽？”還有，“高饒沒有反人民，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系，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們，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麽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馮元春說，“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⑴、反黨；⑵、上書30萬言；⑶、組織反革命集團”。“為什麽胡風上書30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4．馮元春說，“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這些人不學無術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蠻橫、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5．馮元春說：“共產黨的特權行為嚴重，表現在用人製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和對知識分子所謂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說他們好，不能說他們的不是。”“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 6．馮元春說：“共產黨對外政策是一邊倒，倒向蘇聯，處處說蘇聯好，沒有民族氣節。”“臺灣局勢緊張就是倒向蘇聯成的。”實際蘇聯遠不如美國。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麽嚴重。”7．馮元春說：“中國黑暗，蘇聯更黑暗。”“到處都是便衣警察在監視老百娃的行動。”“解放後工人工資沒有怎樣提高，農村鬧糧荒農民吃不飽，生活還不如從前。”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念，踏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鮮血前進”！ ……在那血雨腥風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產黨都要按照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示殺一批人，體現出他的“英明論斷”：“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實際是用人民群眾追求自由民主先驅者的血，來掩蓋內心的怯懦與恐懼。殺吧，殺吧，中國人民是殺不完的！用“文化大革命”報刊上一句慣用的話，就是“殘夜將盡風更緊，寒冬欲雪天更寒”。馮元春被殺的“罪行”是：“從1957年以來就一貫敵視射穢主義製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借給黨整風的機會，惡毒攻擊現行社會製度。說它是歷史上最邪惡的吃人製度，汙蔑偉大領袖是偽馬列主義者，還惡毒攻擊統購統銷糧食製度。”“判刑投入勞改後，拒不認罪服法，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書寫咒罵汙蔑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是毛殺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無新意。……那個女的年約40歲，個兒不高，五花大綁地捆紮著，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掛著寫有“馮元春”打上紅叉的大紙牌。馮元春昂頭挺胸站立著，兩個惡狠狠的軍人死死壓住她的脖子。一條細麻繩像勒進了她的的皮肉，在頸脖處還纏了一圈，讓你叫不出聲音來。雖然由於血脈不通，馮元春臉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剛怒目，威武雄壯，像個不屈的武士……’1970年7月1日，馮元春被槍殺。



馮 誌：（1923年－1968年11月2日），原名馮祿祥。當代作家。1938年春參加呂正操將軍領導的冀中抗日人民自衛軍(八路軍第三縱隊)，曾任勤務員、警衛員、班長、排長、武工隊小隊長、文工隊長、劇社社員，1947年到華北大學中文系學習，後歷任《河北日報》記者，河北人民廣播電臺編輯、記者、文藝部副主任。1945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中篇小說《保定外圍神八路》。特寫《英雄連長王誌傑》、報告文學《神槍手謝大水》、通訊《團結模範高永來》、《前線文工隊》、《地下遊擊隊》、《成長曲》三部長篇小說的初稿。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終年45歲。



盧嘉錫：（1915年10月26日－2001年6月4日），物理化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科技組織領導者。1927年，考入廈門大同中學。193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化學系。1937年8月，盧嘉錫考取第五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進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學習。1939年7月，盧嘉錫通過答辯，獲倫敦大學物理化學專業哲學博士學位；同年8月，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隨後到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L．鮑林（Pauling）處從事結構化學研究，任客座研究員。1945年，盧嘉錫獲得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局頒發的“科學研究與發展成就獎。”1945年冬，年方30歲的盧嘉錫滿懷“科學救國”的熱忱回到中國，受聘到母校廈門大學化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為一級教授，是中國當時最年輕的學部委員和一級教授之一。1960年擔任福州大學副校長和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所長、並兼福建省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福建分院副院長等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作為福州大學主要領導人之一和中國科學院福建分院院長的盧嘉錫自然在劫難逃。他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鬥的“走資派”之一，經過文革初期無數次的揪鬥，最後，他被罷免了一切職務，被作為勞動改造對象，派到實驗室洗燒杯，整理桌椅，搬設備，搞衛生，刷洗廁所。1972年後，盧嘉錫恢復了研究工作。



盧誌恒：（？—１９６６年６月），北師大教師。１９５９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於文藝理論教研室。中等身材，帶深度近視眼鏡，專業優秀，能言善辯，才氣橫溢。曾經在光明日報發表學術論文；還在學生時期，便參與主編了《中國戲劇史》，其顯露的才華給教師們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６年２月，北師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師和學生前赴山西臨汾分校半農半讀，計劃半年時間。盧誌恒為中文系帶隊教師之一，是黨支部的宣傳委員，同時擔任學生輔導員（班主任）。文革初起，臨汾分校內開始出現大字報，分校黨委遂安排教師盧誌恒與其他兩個學生黨員組成大字報管理小組，負責抄寫、統計大字報。６月２２日，工作組進駐臨汾分校，表態支持貼大字報的學生，於是盧誌恒等人立刻成為“保皇派”，背負打壓革命群眾等罪名。大字報管理小組的其他兩個成員，一個已經在班裏被批鬥，另一個受到各種沖擊並即將召開批鬥會。挨鬥的學生曾經找他傾訴，盧誌恒十分沈默，但仍然開導對方：“不要怕，咱們一起犯了錯誤，咱們一起承擔，你是學生身份，我是教師，責任更大。”隨後 ，盧誌恒受到各種沖擊，甚至被他的學生強迫下跪。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或２４）日，山西臨汾北京師範大學分校附近的一個農民，在學校附近的崖兒溝七一渠內發現了一具屍體，經辨認，是中文系教師盧誌恒。



盧肇鈞：（1917年－2007年12月28日），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1年至1945年盧肇鈞在交通部橋梁設計處及滇緬公路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師，先後在昆明、貴陽及重慶等地從事鋼橋和懸索橋設計，1945年回清華大學土木系任助教。1947年考取公費留學生赴美留學，期間，盧肇鈞在美國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取得科學碩士學位後，又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土力學研究室為博士研究生並兼任助理研究員，在近代土力學的創始人太沙基（K.Terzaghi）和泰勒（D.W.Tayler）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土力學研究工作。他在學習和工作的同時，還作為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波士頓地區的聯絡人，積極宣傳、動員留美學生返回祖國貢獻力量，參加建設。1950年秋因朝鮮戰爭爆發，盧提出辭職並準備返回祖國，泰勒教授再三挽留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工作，但懷有濃厚愛國感情的盧肇鈞，婉言辭謝了教授的盛情，毅然返回北京。主要成就與貢獻有：膨脹土的強度及其穩定性研究；首創錨定板擋土結構，並編寫《旱橋錨定板橋臺設計原則》、《錨定板擋土墻設計原則》；裂土基本特性及在路基中的應用，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提出排水砂井處理飽和軟粘土地基，查明鹽漬土的工程性質，並製定了試驗標準和設計原則，已納入鐵路設計規範。曾擔任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主編過土木工程類專著。另所著頗豐。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盧肇鈞留學美國的背景、大量海外關系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據盧肇鈞夫人陳善蘊說：＂有個造反派搶了單位所有公章帶在身上，他有權。有一天，他跟盧肇鈞說，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我來管你。就把他帶走了。＂那個造反派將盧肇鈞帶到廢棄的實驗室，告訴他，每天早早來，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離開，就此將其保護起來。1979年復出，任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常務副理事長、理事長。



田漢：（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字壽昌，曾用筆名伯鴻、陳瑜、漱人、漢仙等，是中國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歌詞作家，文藝批評家，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領導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中共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人。1912年入讀長沙師範學校，校長是徐特立。1916年隨舅父易象（民國初年曾任湖南省政廳廳長）去日本，最初學海軍，後來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教育，熱心於戲劇，和郭沫若、左舜生、張資平等結為摯友。1920年因易象在長沙被刺，回國，第二年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和妻易漱瑜創辦《南國月刊》，發表劇作。1925年，田漢創辦“南國社”，拍攝了由他編劇的電影《到民間去》。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後，曾短期在中國國民黨總政治部宣傳處工作，負責電影戲劇方面事務。1928年，擴大“南國社”，分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五部，並成立南國藝術學院。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經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共黨。1935年為電影《風雲兒女》譜寫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途中被國民政府拘捕，歌詞寫在香煙盒上交予聶耳譜曲。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詞。1941年在大後方桂林組建新中國劇社。1949年後，田漢任職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局局長。話劇代表作有《關漢卿》、《咖啡店的一夜》、《名優之死》、《月光曲》、《亂鐘》等；還有《獲虎之夜》、《回春之曲》、《麗人行》、《關漢卿》、《文成公主》及改編戲曲劇本《武則天》、《江漢漁歌》、《白蛇傳》、《金鱗記》、《西廂記》、《謝瑤環》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田漢的《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等批判文章，田漢被“專政”，關押於秦城監獄，有糖尿病的田漢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1968年因糖尿病、尿毒癥和冠心病在獄中去世，死時無一親屬在旁。死後，名單上寫的名字是假名字，叫李伍，不是田漢，在1975年被以“組織”的名義宣布為“叛徒”，並被“永遠開除黨籍”。當時中國大陸不能唱他作詞的歌曲，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或啟用新歌詞《繼續革命的戰歌》。群眾集會，也只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田 方：（1911年－1974年8月27日），電影藝術家。曾任北影廠廠長、北影廠演員劇團團長、中國影協副主席、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拍攝了《風從東方來》、《英雄兒女》等影片，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含冤逝世，終年63歲。



田保生：國際法學家，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長期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聯合國辦事處任職。建國後響應著名學者、他的老師錢端升的召喚回國，在外交學會從事國際法的編譯工作。1957年被劃右派，文革中不堪淩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白楊：（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女，原名楊成芳，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家。1934年白楊參加了中國旅行劇團，開始了職業演員的生涯。1936年與明星影片公司簽約，與趙丹主演《十字街頭》，一舉成名。作為那個年代最受歡迎的中國女演員，白楊也得到了國際傳媒的矚目，英國《泰晤士報》稱其是中國的“葛麗泰•嘉寶”。1940年代起，與張瑞芳、舒繡文和秦怡並稱為中國影劇界四大名旦。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央電影攝影場參加了《中華兒女》、《長空萬裏》、《青年中國》等影片拍攝，主演《日出》、《屈原》、《法西斯細菌》等話劇，1946年在上海昆侖影業公司拍攝的影片《八千裏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擔任主演。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塑造了具有東方女性獨特性格的形象，使得該片成為中國藝術的珍品。中共國成立後，白楊曾任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導演、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影協副主席。1960年代初期，先後主演《團結起來到明天》、《為了和平》、《祝福》、《冬梅》、《金玉姬》和《春滿人間》等影片。在《祝福》中扮演祥林嫂，獲第十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特別獎。著作有《電影表演技藝漫筆》、《電影表演探索》、《落入滿天霞》與《我的影劇生涯》等。1962年被選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後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數度被紅衛兵毆打得體無完膚。期間由於離開牛棚去探望突發高血壓的丈夫，白楊被扣上了“畏罪潛逃”的罪名，更被列為上海市革委會的十大要案之一。直到1971年年底她才擺脫了五年生不如死的黑牢生涯。不久後她又被下放到五七幹校進行“再教育”。直到1977年年中，這個終於被平反的傳奇女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生命權利鬥爭》一文。以自己九死一生的經歷，控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呼籲人們要為捍衛民主和法製而奮鬥。



白辛 ：(1920年－1966年9月) ，原名吳宇洪。卓著的第一位赫哲族戲劇家。1943年白辛於吉林組織起一個教師業余話劇團，他自編、自導，演出話劇《松花江上》等。1946年被任命為吉林文工團團長。1953年秋，白辛被調到中共軍“八一”電影製片廠任編導。1960年，白辛根據長期深入邊疆生活積累下來的素材，創作出著名的電影文學劇本《冰山上的來客》。在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沖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麽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麗而瀟灑地走了。時年46歲。



白雲生：（1902年8月5日－1972年8月4日），昆曲表演藝術家。幼入私塾讀書，1920年入榮慶社，初從白建橋學戲，又向白雲亭問藝。1922年入祥慶社，深得王益友喜愛，遂收為弟子。初習旦角，1934年經侯瑞春向王益友建議，讓其改演小生更見光彩。自此與韓世昌結為珠聯璧合的好搭檔。自拜程繼先為師後，技藝大進，由於他有深厚的功底，《八大錘》、《群英會》、《朱仙鎮》等，頗受贊譽。曾組慶生社赴各地演出。為維持全家生計。竟於中山公園“打牲亭”內擺起茶座，他珍惜祖國的文化遺產，想方設法印些戲詞，邊賣茶邊發戲詞，邊演唱邊講解，招來遊客絡繹不絕，甚至戲曲同人及票友常到此參加演唱。1949後被聘任到中央實驗歌劇院工作。曾為戴愛蓮主演的古典歌舞劇《寶蓮燈》，任執行導演。戴愛蓮後來得知白老師住房狹窄，便將自己後海的住房讓給老師。白雲生見院大房多，便將寬大房間讓給別人。自己僅住東邊的兩小間，此事深受同人敬重。尤其是對王益友老師的遺孀張桐玉，關懷備至直到養老送終。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劇院成立。韓世昌任院長，白雲生等任副院長。建院大會在文化部大廳舉行，馬彥祥應邀出席。會上陳毅就如何發展昆曲藝術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同與會者合影留念。9年後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3日，即與老舍等29人被紅衛兵拉到文廟批鬥毒打，其後遭受幾年迫害，1972年8月4日含冤去世，終年70歲。



石魯：（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當代中國畫家。原名馮亞珩。早年就學於成都東方美專，1940年赴延安入陜北公學院，從事版畫創作，後專攻中國畫。1959年創作《轉戰陜北》，名聲日隆。後與趙望雲創立長安畫派。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陜西省國畫院名譽院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委等職。1964年四十五歲赴陜北黃河沿岸體驗生活，收集素材，帶病創作巨幅國畫《東渡》，遭冷遇，被指責"醜化領袖"。因小說《劉誌丹》被批為反黨事件，被迫中止電影劇本《劉誌丹》的創作。同年九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石魯作品集》，剛發行一星期，即被通知停售收回。因病自學氣功和針灸。同年秋，突然患精神分裂癥，十一月入院治療。1966年十月，被原單位 "文革小組"強迫提前出院，接受批鬥。1967 年遭受批鬥、遊街、拷打等殘酷虐待，並被強迫隔離管製。1968年夏末，被工宣隊集中於文化系統的"牛棚"重復進行審查批判。1971年因精神病院的證明，省政法小組未批準死刑，暫擱此案。六月出院回家。秋後，創作了《華山英雄》《黃河兩岸度春秋》等國畫作品。夏初，被省鬥批改領導小組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上報省政法小組，要求判死刑。十一月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1974年在全國性"批黑線回潮"運動中，再被列為重點對象，遭受批判。1978年底，陜西省委審幹領導小組正式行文，作出"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審查結論。年底，應邀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講課。



石磐：（１９１６年—１９６６年），北師大教授。從小到隆平讀書，後移居天津、北京，１９３１年返回家鄉讀中學。雖然年少，但思想進步，因反對當局的言行遭學校開除。１９３４年父親病故後，到合肥、濟南、上海等地謀職，遭遇坎坷。在此期間自學文學、社會科學和日語、俄語、世界語。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積極參加抗日活動。１９３８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黨。先後在邊區保衛處、中央幹教部、延安行政學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黨的保衛工作和幹部培訓及理論研究。石磐熱心經典，又自學德語，能夠閱讀並翻譯馬列原著。１９４８—１９５２，石磐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擔任過學校教育處副處長。１９５０年，曾經去蘇聯訪問，所見所聞使他對斯大林模式產生懷疑，回國後於１９５２年退黨，隨之被調離宣傳部，到教育部做巡視員。１９５３年調來北師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學教研室主任，是北師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鏞、 馬特和王真先生），並且同陶大鏞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因為在反右運動開展了一年之後，他以向黨交心的形式，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中國所實行的射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做出全盤的反思與批評。第一，石磐認為蘇聯、中國及其他射穢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已經變質，這些射穢主義國家是新的特權等級社會，蘇聯不是真正的射穢主義，工農群眾沒有當家做主。他說：“蘇聯工農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後改善得並不大，但特權等級的生活卻提得太高了。我１９５０年到蘇聯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農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認為中共黨內沒有民主，毛澤東搞的是個人崇拜。“我認為喊黨萬歲是可以的，但喊個人萬歲是不應當的。” 第三，石磐反對過度地搞工業國防建設，反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主張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認為工業化、農業合作化的建設搞得太快了。中國經過了多年的戰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產黨進城後就應當首先考慮改善人民的生活。現在是特權等級的生活提得太高，工農生活改善得太慢。第四，石磐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主要應通過會議鬥爭，現在不必打破舊的國家機器。１９５６年，石磐要求重新入黨：“盡管我認為這個黨的路線政策根本錯了，那麽我也應該留在黨內，作一個黨內反對派。”１９５８年初，他被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１９６１年解除“勞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國問題研究所。住在一間極小的屋內，房內堆滿了書，余外只有一張床。文革開始後，石磐教授飽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被拉去批鬥，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鮮血淋漓。即便如此，他在被批鬥時仍然態度強硬：“我是馬克屎主義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傍晚，經歷了又一次批鬥會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過午飯， 換上一身整潔新衣，於下午兩點左右登上校園內最高建築八層主樓，從南面７層上自己的辦公室跳了下去。當時有人目睹，落地後還有呼吸，送到校醫院後不治。很快，校園廣播響起“極右分子石磐自絕於人民”雲雲。石磐教授自殺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紅衛兵的日子。



石揮：（1915年－1957年11月），原名石毓濤，中國電影、話劇演員、導演。1934年，石揮加入北平明日劇團，開始做劇務，後來做演員和導演；1935年11月，在雷電劇團擔任演員。1940年，石揮來到上海，相繼參加了中國旅行劇團、上海劇藝社、苦幹劇團、中國演劇社等藝術團體，參加演出了話劇《正氣歌》、《大馬戲團》、《秋海棠》等近30個劇目，塑造了多個身份不同、性格迥異的人物形象。1941年，石揮開始從事電影表演，拍攝了《世界兒女》、《亂世風光》兩部影片後，繼而先後在金星影片公司、文華影業公司主演了《假鳳虛凰》、《太太萬歲》、《艷陽天》、《哀樂中年》等一批有影響的影片。1950年，石揮拍攝了自己的導演處女作《我這一輩子》，並親自擔任了影片的編劇和主演，曾獲文化部1949－1955私營廠優秀影片二等獎。1952年，石揮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擔任演員兼導演，先後在《腐蝕》、《姐姐妹妹站起來》、《關連長》、《宋景詩》、《情長誼深》中扮演了角色。1955年石揮導演的《雞毛信》，該片獲得英國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這是最早一部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兒童故事片，同年導演的戲曲藝術片《天仙配》，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和喜愛，並引起香港、臺灣及東南亞地區的黃梅戲熱潮。1957年由他導演並擔任主角的電影《霧海夜航》受到了批判，同時因為他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東吳大將－－假話》而被打成“右派”，並被批判。1957年11月，石揮乘坐曾拍攝過《霧海夜航》的“民主三號”客船，在海上投海自殺。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蔣正涵，號海澄，曾用筆名莪加、克阿、林壁等，中國現代詩人。1929年至1932年留學法國。1932年1月，艾青啟程歸國。5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左翼美術家聯盟，與畫家江豐等人組織“春地藝術社”，舉行“春地畫會”，獲魯迅支持。1932年7月，遭國民黨密探逮捕入獄，被指控為顛覆政府，判處有期徒刑6年。在獄中，艾青寫出了《蘆笛》、《透明的夜》、《巴黎》、《馬賽》等許多詩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為艾青的成名作(由於艾青當時只知道“大葉荷”這個名字的讀音，而不知道實際漢字，故誤寫作“大堰河”)。1941年春，皖南事變發生後，艾青赴延安。1941年11月，《詩刊》創刊，艾青擔任主編。至1942年5月5日終刊，《詩刊》共出六期。1941年11月初，艾青被誌丹縣推選為參議員，參加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會場，艾青寫作了歌頌領袖毛澤東的《毛澤東》一詩。1941年12月16日，艾青創作了《時代》一詩，集中思考時代命題。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報》副刊“文藝” 上發表《三八節有感》以及由馬加撰寫的小說《間隔》引發的批評。《艾青傳》稱，作為“文藝”副刊負責人的丁玲感受到“一種壓力”，乃“來求艾青幫忙”，“不懂政治且又愛抱不平”的艾青連夜撰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3月11日，該文在“文藝”第100期發表。該文為“受批評的說幾句話”，要求寫作自由。當時，先後在《解放日報》副刊“文藝”上刊登的文章還有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以及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等。一個月後，艾青發表了經毛澤東修改的文章《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該文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現了若幹重要觀點變化，強調“文藝和政治，是殊途同歸的”、“作家的團結”。1942年5月2日，艾青應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轉變”之後的艾青獲得各方好感。1942年6月9日，在批判王實味的鬥爭中，艾青即席長篇發言。七天後，艾青將發言整理為長篇文章《現實不容許歪曲》，將王實味稱為“我們思想上的敵人”和“我們政治上的敵人”，該文發表在1942年6月24日的《解放日報》。後來艾青委托其子艾未未編《艾青全集》時，未將該文收入。1942年下半年，艾青先後創作了《野火》、《風的歌》、《希特勒》、《獻給鄉村的詩》、《悼詞》、《向世界宣布吧》等詩歌，掀起了創作上的小高潮。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多人在青年俱樂部舉辦歡迎邊區勞動英雄座談會，勞動模範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參加。3月9日，艾青創作的詩歌《吳滿有》在《解放日報》刊登。但是，吳滿有1948年被國軍俘虜並奔向國民政府。此後艾青很少提到《吳滿有》這首詩。此後，艾青隨駱駝隊自延安赴三邊（即定邊、安邊、靖邊）采風，隨後又與詩人蕭三赴南泥灣等地訪問，和359旅旅長王震結下深交。1943年暮春，艾青回到延安時，整風運動中的“審幹和搶救”運動已開始。艾青被詢問當年“提前保釋出獄”及“《廣西日報》副刊供職”一事。1943年夏末，艾青被發展為中共黨黨員。1945年1月27日，艾青得知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逝世，乃寫出《悼羅曼•羅蘭》一詩。1939年，艾青出版詩集《北方》，此後到1945年，共出版《向太陽》、《火把》、《獻給鄉村的詩》等詩集12部。1950年夏，訪問蘇聯，後來出版詩集《寶石的紅星》。由於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中，《人民文學》被視為表現消極，還發表過許多思想“錯誤”的作品，故1952年2月，剛創刊一年多的《人民文學》宣布停刊整頓，副主編艾青被停職。丁玲擔任整風之後的《人民文學》副主編，取代艾青成為該刊物的實際負責人。此前在針對《人民文學》“錯誤導向”的批判中，丁玲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前，丁玲身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報》主編，此番又將《人民文學》收入囊中，在文藝界權傾一時。此後丁玲緊跟毛澤東的指揮，在陳企霞的協助下，對文藝界人士大力批判攻擊。1956年，艾青出版詩集《春天》。1957年，獲聘為《詩刊》及《收獲》的編委，出版詩集《海岬上》。1957年12月，中共中國作協黨組作出決議，開除艾青中共黨黨籍，撤銷一切職務。1958年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開除艾青黨籍的正式通知。1958年4月，艾青離開文藝界，來到黑龍江省的一個林場落戶。1959年，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中，艾青多次慘遭批鬥。1976年10月起，艾青重獲寫作自由。　



龍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名沐勛，字榆生，是中國20世紀詞學名家。龍榆生生於江西萬載縣，1920年代先後在武昌和廈門師從黃侃（季剛）、陳衍（石遺），1928年起先後任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太炎文學院等校教授。1940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不久脫離政治，任教於中央大學。1945年因參與汪政權被判入獄12年。1948年保外就醫。1956年任教上海音樂學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抄家後不久去世。



厲德寅：（1902年－1976年9月），經濟學家。1930年赴美國留學。1934年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相關理論的發展及其在經濟統計學中的應用》運用的數理分析最多，是中國經濟學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裏程碑式的成果。歷任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交通銀行設計處處長，全國平準基金委員會研究室主任，雲南大學教授，中央銀行昆明分行行長，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會議專門委員、經濟部參事等職。建國後，曾任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主講《高等數學》、《數理統計學》。譯有《數理統計導論》。1952年任上海財經學院四級教授。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同年9月3日由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批準，定為歷史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送青海德令哈農場勞動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滿釋放。1964年5月回滬。1976年9月病故。



孫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孫毓麒，曾用名孫世棻，中國現代能源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實業家，中華民國及中共國政治人物。17歲時，孫越崎考入紹興簡易師範學校，1911年底畢業。1913年，孫越崎進入上海復旦公學中學部學習，結識了教師邵力子、同學羅家倫、俞大維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孫毓麒憤而更名“越崎”，意為使中國越過崎嶇而走上康莊大道。1916年，孫越崎自復旦公學中學部畢業後，進入天津北洋大學文科預備科學習，後在父親的勸說下，於同年考入北洋大學礦冶科。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孫越崎作為天津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參加此次集會。會上，孫越崎第一個站起來，代表北洋大學全體學生表態堅決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孫越崎等人還發起成立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時，孫越崎和馬駿、諶誌篤、沙主培作為天津學生代表，前往直隸省長公署，與直隸省省長曹銳談判，要求省長曹銳給北京政府發電報，讓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北京學生，並拒絕簽署賣國條約。最終請願取得勝利。1923年秋，孫越崎赴中國東北，參觀了撫順煤礦、本溪煤礦、鞍山製鐵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辦穆棱煤礦公司（今雞西礦務局的前身），應督辦蔡運升之邀，孫越崎不顧家人反對，冒雪奔赴穆棱（今雞西），參加了的穆棱煤礦的創建工作。孫越崎被任命為中方礦務股長兼機械、工程股長，率領中方人員開掘第二號直井，與俄方人員開掘的第一號直井進行比拼。孫越崎工作5年零8個月後，穆棱煤礦建成投產。1927年孫越崎結識了前來調查的北京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並在翁文灝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地質學會和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孫越崎還編寫了《吉林穆棱煤礦紀實》一書，1930年由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出版，翁文灝作序。1929年秋，孫越崎赴美國斯坦福大學采礦系學習。臨走前，他專程拜望邵力子老師，邵力子囑其“出去要好好學習，學成以後一定要報效祖國！”1931年9月，孫越崎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回國途中，他又繞道歐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國的采礦業。1932年7月，經莫斯科和西伯利亞返回哈爾濱家中。孫越崎不願定居在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來到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北平。1932年11月，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來到南京，在剛剛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即日後資源委員會的前身）任專員兼礦室主任。1933年3月，孫越崎在津浦路沿線調查煤礦資源，寫成《津浦鐵路沿線煤礦調查報告》。同年9月，孫越崎和嚴爽被派往陜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陜北有石油後，國防設計委員會轄下成立了陜北油礦勘探處，孫越崎被任命為處長。在陜北延長縣，孫越崎組建了中國第一支油礦鉆井隊，並率隊打出了油井，煉出了汽油。(後來，1935年4月，劉誌丹領導的陜北紅軍占領了延長縣，接管了延長油礦。延長油礦成了後來陜甘寧邊區的重要工業資源。)1934年7月，英方股東、中福公司董事長吳德羅夫赴廬山向蔣介石表達對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礦的領導人的不滿，要求南京國民政府派員整理。蔣介石於1934年9月在廬山當面請翁文灝出任中福煤礦整理專員，翁文灝於1934年11月來到中福煤礦。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赴中福煤礦擔任中福公司總工程師，並在翁文灝不在焦作時代理整理專員。孫越崎著手整理，很快扭虧為盈。1941年3月，甘肅油礦局在重慶成立，隸屬資源委員會，孫越崎被任命為總經理，受命創建玉門油礦。隨後，該油礦采購並定製鉆井、開采及煉油的設備，開始進行建設。1942年11月，玉門油礦已經完成該年生產汽油180萬加侖的目標，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孫越崎被譽為“煤油大王”。1942年夏，因經營玉門油礦卓有成績，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孫越崎“金質工程獎章”。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春，孫越崎辭去四川4個煤礦和甘肅油礦局總經理職務，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被行政院經濟部、戰時生產局派赴中國東北，主持接收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辦公地點設在沈陽，同時，孫越崎還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局址設在北平。身兼數職的孫越崎在北平、沈陽等地穿梭。1946年1月，孫越崎兼任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錢昌照任主任委員）。1946年5月，資源委員會改為直屬行政院，孫越崎兼任副委員長（錢昌照任委員長）。1947年1月，孫越崎辭去了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職務，並交卸了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職務，到南京專任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1948年2月，中共軍占領鞍山後，孫越崎得知鞍山鋼鐵公司員工無一傷亡並獲得優待。這令孫越崎感觸頗深。1949年3月，何應欽內閣成立，孫越崎出任中華民國工商部（5月與其他部會合並成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1948年10月，孫越崎在南京以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動員各工礦采取行動保護工礦，結果資源委員會各廠礦企業及32000余名職員、幾十萬技術工人，全部堅守崗位。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孫越崎隨即下令將已運至長江下關碼頭的各廠器材運回廠內安裝復工，未運往臺灣。1949年4月26日，孫越崎自上海飛往廣州。到廣州後，孫越崎當即電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區資源委員會所屬廠礦的負責人50多人來廣州領取資金，以備必要時給員工發工資。1949年5月底，孫越崎辭職離開廣州赴香港。到香港後，孫越崎同中共黨取得聯系，得知周恩來歡迎他隨時赴北平。為爭取資源委員會設在香港的國外貿易事務所進行活動。當時，國外貿易事務所在香港存有價值五、六百萬美元的鎢、銻、錫、汞等用於出口的礦產品。孫越崎在中共香港黨組織的領導下，策動該事務所員工組織了“保護礦產品委員會”，與時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劉航琛作鬥爭，並取得勝利。1949年11月14日，該事務所員工通電全中國宣告“起義”，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發電向中共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致敬，獲毛澤東復電嘉勉。1950年3月，孫越崎遭到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並受到中華民國政府以叛黨叛國罪通緝。資源委員會是中華民國政府中經營全中國重工業的部門，下轄121個總公司，近千個生產單位，職員3.2萬多人，技術工人六、七十萬人。這些人員全部留在了中國大陸。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翁文灝和錢昌照後來也經孫越崎電請，從海外回到北京。後來孫越崎回憶稱，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政府實在太腐敗，太不像話了！”1949年11月4日，孫越崎攜家屬從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華民國政府派出四艘軍艦攔截孫越崎所乘船只，幸虧船主改道，軍艦錯截了其他船只，孫越崎方才幸免於難。1950年3月，孫越崎經邵力子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中，孫越崎和原資源委員會的一些主要人員遭到懷疑，並受到審查。孫越崎的老朋友盧作孚也在同時開展的五反運動中自殺身亡，這給孫越崎的刺激很大。1952年6月，在政府機構調整中，在填寫誌願時，孫越崎寫下了“願意到煤礦技術工作”。不久，孫越崎被分配到唐山開灤煤礦（當時是中國第一大礦）擔任總管理處第三副主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住在北京女兒家中的孫越崎隨即受到沖擊。因無北京戶口，孫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資停發，被以“特嫌”的罪名關入“牛棚”，隔離審查一年半。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先後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調，均為專案組就原資源委員會在各地的人員的所謂“問題”找他核對，孫越崎頂住了逼供、誘供，堅決不寫違心的材料。孫越崎還遭到抄家，停發工資，並被監督參加挖防空洞等體力勞動。孫越崎的妻子王儀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癥，兩度自殺，幸而都被搶救過來，保全了性命。孫越崎夫婦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趕入唐山一處小平房居住。1973年，孫越崎重獲自由。



劉永濟：(1887年－1966年10月2日與) ，字弘度，宏度，號誦帚，晚年號知秋翁，室名易簡齋，晚年更名微睇室、誦帚庵。古典文學研究家。1911年就讀於清華大學。191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語文系。歷任長沙中學教師，沈陽東北大學教授，武昌武漢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浙江大學、湖南大學及武漢大學語文系教授、文學史教研組主任。湖南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理事。《文學評論》編委。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49年後任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文學評論》編委等職。對屈賦和《文心雕龍》研究頗有成就。著有《文學論》、《十四朝文學要略》、《文心雕龍校釋》等。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劉永濟任教武漢大學後，即致力於《文心雕龍》研究，三十年代即有《文心雕龍征引文錄》之作上下兩卷，征引文達530篇，由武漢大學於1933--1935年鉛印。四十年代成《文心雕龍校釋》一書，是書為繼黃侃所著《文心雕龍劄記》之後又一“龍學”力作，諸所詮釋，皆得劉勰論文原旨。此書問世後，為學林所推重，其精到之論多為治“龍學”者所引用闡發。如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說：“從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間，出現了《文心雕龍》研究的全新面貌。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註》和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是這十年內《文心雕龍》研究重要收獲。兩書都是他們多年研究的碩果，在國內外都又深遠的影響。”(載《文心雕龍學刊》第二輯)臺灣之治“龍學”諸學人也奉其論為圭臬《見牟世金《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劉氏晚年仍致力於“龍學”的研究，計劃編纂《文心雕龍辭典》，擬列布份詞目，寫了不少釋義卡片，痛惜文革禍起而未完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劉永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封建遺老”，10月2日含冤去世，時年79歲。其妻是家庭婦女（教工宿舍樓裏的孩子叫她“劉婆婆”），被認做“地主”而遭鬥爭，最後在家中上吊自殺。1979年5月，武漢大學為劉永濟平反。



劉雪庵：（1905年11月12日－1985年3月15日），筆名有晏如、吳青、蘇崖。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民國時代流行歌曲《何日君再來》、《長城謠》、藝術歌曲《紅豆詞》的作曲者，也是中華民國空軍軍歌的作曲者。早年在成都美術專科學校學過鋼琴，小提琴，並學唱昆曲和作曲。1930年在上海國立音專跟蕭友梅、黃自等學作曲。1936年畢業於該校。1941年為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譜寫全部插曲。1949年後在蘇南文化教育學院、江蘇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任教。30年代創作了鋼琴曲《中國組曲》和抗日歌曲《出發》、《前進曲》、《前線去》、《長城謠》、《流亡三部曲》之二《離家》之三《上前線》、《民族至上》等，並創作了《中華兒女》、《保家鄉》等電影歌曲，同時為軍隊創作了《海軍軍歌》、《空軍軍歌》。1956年，根據古曲《平沙落雁》創作了鋼琴曲《飛雁》。其他代表作還有歌曲《飄零的雪花》、《采蓮謠》、《紅豆詞》。 並撰有《音樂與個人》、《音樂中的民族形式問題》等文章。1957年因《何日君再來》歌曲被打成右派，被剝奪講課資格，任圖書管理員。文革中，1969年被押送河北軍糧城農場勞改。1975年因幾乎雙目失明，失去勞動能力，被遣送回北京家中。1979年被口頭平反。然而書面結論直到1982年才交給他本人，結論中仍將《何日君再來》與《紅豆詞》定為黃色歌曲。



劉盼遂：（1896年－1966年），名銘誌，字盼遂，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他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大師，一生淡泊質樸，癡於藏書，有活字典之稱。1928年畢業後，先後執教於河南中州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19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著有《文字音韻學論叢》、《段王學五種》、《論衡集解》，此書被葉聖陶先生贊為“建國後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顏氏家訓校箋》、《顏氏家訓校箋補證》、《世說新語集解》、《天問校箋》等著作，以及《穆天子傳古文考》、《嫦娥考》等論文，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人們研讀、征引的重要根據。劉盼遂還曾與郭預衡共同主編《中國歷代散文選》。曾任河南通誌館編纂，參與編寫了《長葛縣誌》、《太康縣誌》、《汲縣誌》。在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譜附伯伸先生年譜》、《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韻樓集補編》。他還著有《〈論衡〉註刪要》、《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論衡校箋》、《後漢書校箋》，《唐寫本世說新書跋尾》、《“世說新語校箋”敘》、《“世說新語校箋”凡例》，《說文師說》、《中國文法復詞中偏義例續舉》、《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辯》、《黃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兌》，《甲骨文殷商廟製征》、《由周迄清父子之倫未全確定論》、《赤子解》、《中華人種西來新證》、《齊州即中國解》、《義山錦瑟詩定詁》、《"永樂大典"漫談》等論文。文革中，紅衛兵在抄家時，把夫婦倆捆綁在院子裏，不準回屋子，不準吃飯，只給他們喝院子裏自來水管的生水。經過幾天的折磨，劉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而後紅衛兵把他的藏書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劉盼遂畢生珍愛的藏書毀於一旦。他感到錐心般的疼痛，在萬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縱身一躍，撲向火海，毅然和所愛的書籍同歸於盡。但被紅衛兵拉出來痛打，終於被活活打死。



劉綬松：（1912年－1969年3月16日），原名壽嵩，筆名劉瀨流、宋漱流，中國新文學史專家。1935年入清華大學，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任教於重慶南開中學、西北工學院（今西北工業大學）。1949年後，任國立湖北師範學院、蘭州大學教授。1952年任武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1955年出版《文藝散論》。1956年加入中共黨以及中國作家協會，任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出版《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被定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論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擔任《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委、副主編。次年當選為中國作協武漢分會副主席。還曾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武漢市文聯常委、文學部部長，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團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其妻張繼芳因為在抗戰期間的重慶當過廣播電臺播音員，以及參加過“三青團”，於是被指控為“特務”，劉綬松本人則被指控為“交代問題不老實”。1969年3月16日是星期日。劉綬松和張繼芳得到允許從被“隔離審查”的地方回家。他們回到在武漢大學一區的教工宿舍後，在家裏樓上堆雜物的小閣樓中豎起一張單人木床，然後一邊一個，在木床欄桿和床腿上，一起自縊，含冤辭世。



劉啟戈：（？—１９６６年），北師大教授。精於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紀史。建國前任教於輔仁大學，１９５２年全國院系調整時期，輔仁大學歷史系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他講的西歐封建製度史給許多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劉啟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歐封建莊園》《世界中世紀史》，《中外歷史年表》（ 與翦伯贊等合編）《戊戌變法》（與翦伯贊等合編），譯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紀中期的西歐》等。１９６６年某日，在歷史系組織的批鬥會上，劉啟戈頭戴高帽，還被自己學生當眾打耳光。回家後即與夫人跳樓自盡。



劉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中國國學家，教育家。1906年就讀於蕪湖安徽公學，隔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2年回國後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處秘書，積極主張以恐怖活動推翻袁世凱政府。1917年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並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以古籍校勘學為終身誌業，主攻秦漢諸子，最終因鉆研《淮南子》六卷專著《淮南鴻烈集解》震驚文壇，蔣介石一度擡舉為“國寶”級人物。劉文典曾在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後師從章太炎學《說文》。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上課內容自由發揮，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最後一個學期只講半篇《海賦》。劉文典恃才傲物，輕視文學，曾放言“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有人問他可知道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沈思片刻後，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他反對沈從文當教授：“沈從文算什麽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四毛錢。”又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1939年出版《莊子補正》10卷。陳寅恪為此書作序。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離開我的祖國”。主要著作有《莊子補正》、《淮南鴻烈集解》、《三余劄記》、《說苑斛補》、《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等。主要譯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叔本華自我意識說》、《佛蘭克林自傳》、《美國人之自由精神》等。在中共“反右”運動中受到無理沖擊，一日強迫檢討，腦溢血發作至病危，1958年7月15日含冤病逝於昆明。



劉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年8月7日），原名劉槃，字季芳，號海翁，中國書畫家，藝術教育家。專長國畫、油畫、書法、詩詞，與林風眠、徐悲鴻和顏文梁並稱“四大校長”。1915年，上海美術學院改名為“上海圖畫美術院”，接任校長。劉海粟是中國第一位聘用人體作模特的畫家。1917年，上海美專展覽人體畫，有人抨擊“劉海粟是藝術叛徒，教育界之蟊賊”。輿論攻訐下海粟自號“藝術叛徒”。1920年7月延聘裸體女模特陳曉君。有傳言“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識的張競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錦暉，三是提倡一絲不掛的劉海粟。”1925年，上海市議員姜懷素在《申報》呼籲嚴懲劉海粟，海粟寫文章反駁。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稱海粟為“禽獸不如”。1927年，政府交涉封鎖位於租界的上海美專，孫傳芳函令解雇模特兒，劉海粟被以“學閥”罪名通緝，避居日本。1931年，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演講國畫“六法論”，在法國巴黎舉辦畫展。1933年再赴歐洲考察，於德國普魯士美術學院、柏林大學、漢堡美術學院、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演講並舉辦巡回畫展。1943年，回國復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於上海舉行個展。1952年，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南京藝術學院教授、院長。著有《畫學真詮》、《存天閣談藝錄》、《劉海粟藝術文選》等，另有畫集《劉海粟油畫選集》、《劉海粟名畫集》、《海粟國畫》等。1957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國畫展。同年被分類為右派分子，革除教職。1958年，患中風後失語臥床。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抄家多次，所藏書畫除了部分移往上海博物館，其余都遭燒毀洗劫。不能公開作畫，但沒有完全停筆，國畫《黑牡丹:誰說劉家穿鼻牛》,狂草《大火練真文》,鈐印《海粟不朽》等。



劉世楷：（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號仲則。天文、氣象學家。早年就讀於成都府中學、華陽縣中學、四川公立農業專科學校。1917～1922 年就讀於北京高等師範理化部，並在北京中央觀象臺任氣象測候練習生，後任觀測員，同時在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研究科學習。畢業後曾在安徽、山東、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學教員，後在吉林大學任講師。1923年畢業。曾為中央觀象臺觀測員，安徽、山東、吉林等地的中學理化教員。1929～1931年為吉林大學理工學院講師並創辦吉林大學測候所，編輯《氣象月刊》。1932年起，先後為四川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華西協合大學、沈陽東北工學院、華北大學工學院、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講授物理學、農業氣候學、氣象學、天文學、天文學史等課程。1940～1942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中學校長。1945～1950年初任四川省氣象所所長。編著《四川氣候誌》，主持發布每月四川天氣概況及成都天氣概況。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期間，參與天文系的籌建工作和完成該校教學用天文臺的建設。劉世楷1922年加入中國天文學會，為41個發起人之一，後被選為中國天文學會北京分會理事。曾參加中國氣象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科學社。劉世楷曾著有《四川之氣候》、《四川氣候誌》、《相關算法大意》、《本年夏季川省降水情形及水災原因》、《水災與氣象》、《普通物理現象解釋》、《高中物理實驗》、《趣味的化學實驗法》、《熱力學》、《熱學》、《普通物理實驗》（共3冊）、《氣象學》、《音學》、《中等物理教材》、《近八十年中國的科學教育》等。中共國成立後主要從事天文和氣象方面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和譯著有《天文學》、《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略》、《現代天文學年表》、《普通實用天文學》，《航空天文學》、《“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說法對嗎？》、《關於太陽視象的形狀和大小由距日遠近所引起的問題》，以及《天球坐標概算法及其應用（提綱）》，這是劉世楷1952～1955年研究工作的總結，文中提出一種立體天球坐標的簡捷算法和運用此法去設計一種輕便適用的儀器原理，此法對天文教學、航空航海、野外勘探、軍事訓練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價值。《七曜歷的起源—中國天文學史上的一個問題》一文，論證了七曜歷的起源。《從天象與降水的相關概推25年間中國水旱的趨勢》，是在整理我國有關水旱與天象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研究了日面活動與降水、水旱災：流彗活動與降水、水旱災：日行行星的活動與降水、水旱災等的關系，概推了未來25年間中國的水旱趨勢。此外，還有《推算節氣的簡易算法》等。劉先生一生剛直不阿，從不計較個人安危。他曾仗義執言，遭到國民黨的威脅恫嚇；中共國建立後，他對一些官僚主義作風和大躍進、教育革命中的不實事求是的現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見的後果，但還要“對國家盡一點愚忠”。這些出自愛國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滅頂之災。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陰陽頭”。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師大教師宿舍工一樓，物理系教授劉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樓樓頂。據目擊者言，夫人向下望時似有踟躕，劉先生伸手將夫人推下樓，然後自己縱身躍下，夫妻雙雙身亡，劉先生時年６９歲。



劉鳳祥：（？－1970年），曾任《湖南工人報》編輯、《湖南日報》主編。1957年任主編時被打成右派，發配在工廠勞動，被機器軋斷一條右臂，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令其高呼打倒自己的口號，因為只有左臂可舉，遂被安上“舉起左臂打倒共產黨”的罪名，判為無期徒刑。又因用左臂撰文《論狼與小羊與下遊弄臟的河水》，於1970年被槍斃。楊小凱（澳大利亞華裔經濟學家）將其視為“他們那一代右派知識分子的精華和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代表了這一代人中積極反抗共產黨政治迫害的努力，他們的死給這種積極的努力打了個句號。”



劉允斌：（1925年－1967年11月21日），中國核化學專家，劉少奇長子。1925年，劉少奇、何寶珍（又名何葆貞）夫婦的長子劉允斌出生在江西萍鄉安源。兩歲時被送回湖南寧鄉縣的劉少奇家鄉寄養。1938年7月，中共黨組織將他接到延安與父親劉少奇團聚。同年秋，13歲的劉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學學習。1939年，中共中央決定選送一批革命者子弟到蘇聯留學，劉允斌和妹妹劉愛琴被送到蘇聯。1939年11月，二人抵達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住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學習一個學期後，劉允斌遷居到距莫斯科300公裏的伊萬諾沃市，進入蘇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主辦的國際兒童院學習。他學習十分刻苦。不久，蘇德戰爭爆發，伊萬諾沃市民每日只能領到幾兩黑面包，冬天無取暖用的煤和柴，正在國際兒童院學習的劉允斌每頓飯只有半片面包、幾個蘸鹽的小土豆。但劉允斌積極參加國際兒童院組織的開荒種地、伐木搬柴等勞動，並主動為前線蘇聯紅軍官兵獻血，他被選為國際兒童院學生會負責人之一。不久，劉允斌加入蘇聯共青團，擔任國際兒童院團組織負責人。1945年高中畢業時，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進入莫斯科鋼鐵學院那年，劉允斌加入蘇共黨。自該院畢業後，劉允斌以優異成績考入莫斯科大學，成為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畢業獲得副博士學位。1957年10月，劉允斌回到中國。只在中南海的劉少奇家中住了幾天，便來到距北京城50公裏外的房山縣，進入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四〇一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他在熱核材料研究領域努力鉆研，取得成就，獲副研究員技術職稱。1959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模型及技術資料，中央乃決定核研究院所與生產廠家結合，實行廠所（院）合一，早日研製出原子彈。1961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員調入中國核燃料元件廠（二〇二廠），劉允斌所在的四〇一所元件工藝室並入該廠，成立第二研究室。劉允斌奉調到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的二〇二廠組建第二研究室，負責熱核材料研究工作。二〇二廠位於高原的山脈中，一條公路連接到山外。1962年冬，劉允斌抵達二〇二廠。不久，劉允斌被上級任命為第二研究室主任。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在蘇聯時，劉允斌和蘇聯人瑪拉•費多托娃結婚，育有一子一女。1951年，劉允斌和瑪拉曾來中國度假。1957年劉允斌回中國後，瑪拉在1958年第二次來到中國，但因不適應中國的生活，最終雙方協議離婚。瑪拉帶著一子一女居住在蘇聯莫斯科。後來，劉允斌與中國人李妙秀結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允斌被下放勞動，任務是打掃衛生、掏挖汙水溝等等。隨著父親劉少奇倒臺，劉允斌在二〇二廠被掛上“劉少奇的黑孝子”、“蘇修特務”、“走資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到毆打和辱罵。劉允斌還曾被造反派掛上黑牌，推上汽車，押到十多公裏外的包頭市區遊鬥。1967年11月21日，劉允斌在二〇二廠的他家所在居住區北面的鐵路上臥軌自殺身亡。1978年，在二〇二廠俱樂部為劉允斌舉行了平反後的追悼會。



劉崇樂：（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昆蟲學家，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之一。1920年，劉崇樂畢業於清華學校，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昆蟲學，先後獲得康奈爾大學農學土學位（1922年）、博士學位（1926年）。1926年，劉崇樂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出任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創辦附屬昆蟲研究所並任所長。1926年返國後至1949年前歷任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東北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農學院昆蟲系主任以及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系教授、系主任及該校昆蟲研究所所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校南遷昆明，並著手雲南昆蟲的研究。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校返京。劉崇樂和他的哥哥劉崇宏都是清華大學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劉崇宏是歷史系教授。他哥哥決定赴臺灣，認為他搞的東西中共黨不會有用。而劉崇樂畢生熱愛科學、熱愛祖國，對中共黨＂新中國＂有好感。1949年，劉崇樂擔任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系主任。1952年，劉崇樂調入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昆蟲研究室（即昆蟲研究所前身）。1955年，劉崇樂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8年，劉崇樂擔任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首任所長。劉崇樂曾進行胡蜂科、瓢蟲科、虎甲科、天幕毛蟲、紅蜘蛛及梨實蠅等分類區系及防治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專著四冊、譯著三冊，並在國內倡導開展了昆蟲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資源昆蟲等領域的科學研究，獲得了各方公認的成就。劉崇樂在文革期間被橫加誣陷打擊，進行百般的淩辱和迫害，在長期的摧殘下，久病不得醫治。當時年近七旬的劉崇樂患有嚴重糖尿病，全身浮腫，步履蹣跚，但仍被押解去農村參加三秋勞動，重病中仍遭受非人之無情迫害而無奈離世，終年68歲。其哥劉崇宏到了臺灣，為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人們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才去世。



劉澍德：（1906年－1970年），作家。1937年畢業於中國大學國學系。曾任中學教師，長春大學文學院、東北大學副教授，1949年後歷任雲南省文聯編輯室主任，昆明師院副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副主席，雲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雲南省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雲南省第三屆政協委員、亞非友好協會理事、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著頗豐。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是日逝世，終年64歲。



劉文輝：（1937年－1967年3月23日），自由民主鬥士。1957年，在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作的劉文輝被劃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機械廠當輔助工，時年20歲。曾主動要求到海南島工作。實想偷渡出境，1962年被抓並指控為有“蓄謀叛國投敵”等“現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監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暉新村11號。文革開始後，劉曾寫了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來的各項運動》，但是在紅衛兵抄家時被抄走，不知下落。1966年9月28日，劉文輝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反駁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8日發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他與弟弟劉文忠一起把文章復寫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張信紙。劉文忠在1966年國慶節休假時去杭州向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最著名的學校匿名投寄了這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劉文輝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劉文輝被判處死刑並立即槍決。《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上列出的劉文輝“罪行”有：1957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射穢主義製度，大肆汙蔑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1962年“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竟針對我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射穢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射穢主義製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蘇修、美帝……”法院宣稱，為“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時年30歲。劉文輝的弟弟劉文忠先後被關押13年。文革後他們得到“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針對劉文輝家屬的多次申訴作出判決，平反糾正，“宣告劉文輝無罪”。在此前，劉文輝父親劉宗漢和弟弟劉文忠的“反革命罪”也被徹底平反。2004年，劉文忠寫的《風雨人生路》一書在澳門出版。書中記敘了劉文輝和他們一家人的故事。



劉盛亞：(1915年 2 月 －1960 年 4 月 4 日)，筆名 S. Y , 作家，翻譯家。少年時隨父劉運籌（北平農學院院長）旅居北平，曾就讀於北平私立文治中學，在學期間與老師黃現璠和同學李石鋒、張天授共同創辦蓓蕾學社，以出版進步書籍和創辦進步刊物為媒介來達到弘揚新文化、新文藝、新史學、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學社創立不久即相繼創辦了進步文藝旬刊《菡萏》、《蓓蕾》，由李石鋒任主編，劉盛亞任主筆，旬刊重點放在新文藝創作和評論上，作為主筆的劉盛亞以銳利的文筆累出傑作，成為“蓓蕾學社四傑”之一。1935年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留學，1938年回國後被聘為四川大學與內遷樂山的武漢大學教授，同時由戲劇家熊佛西聘為四川省立戲劇學校導師，時與江安執教國立劇專的吳祖光同被譽為南北神童。後返重慶，一度擔任過《新民報》副刊主編，還由郭沫若聘為屬下群益出版社總編輯。後歷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成都文協理事，群眾出版社總編輯，《西方日報》周末文藝主編，《大公報》文藝主編，重慶戲協執委兼創作部長，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重慶文聯執委，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重慶分會理事、主席團成員。著有長篇小說《夜霧》、《彩虹曲》、《水滸外傳》，傳記文學《木工黃榮昌》，譯著戲劇劇本《巴黎聖母院》、《浮士德》，詩集《尼伯龍根歌》、《少年遊》、《歌德詩選》、《海涅詩選》，短篇小說集《蘿茜娜》、《蔡特金傳》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勞動改造。1960年餓死於服苦役的峨邊沙坪勞教營。時年45歲。



劉旭滄：（1913年－1966年），中國著名攝影家。1932年加入三友影會。1945年參與創辦《美術生活》月刊，任編輯。1945年後任中青攝影學會指導，邦達廣告公司經理，宇宙電影公司、中國電影器材供應公司攝影部攝影師，中國攝影學會理事。1949年後，歷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和上海分會副主席。早期作品曾入選國際沙龍攝影展覽，並多次獲獎。作品有《窺》、《黃山蒼松》、《將相和》等。從1932年起，劉旭滄的作品先後參加過美國芝加哥博覽會上海預展、全國美展、天津影展、法文學會影展、大同大學影展、北京聯合影展、中國攝影學會影展、黃山名勝影展等。還曾選送英、美、法、德、日、瑞士等25個國家，295個國際沙龍影展，並獲獎54項，在國際影壇上有較大影響。1956年到1966年，每屆全國影展都有他的作品入選，在攝影界有較高的知名度。十年浩劫開始後，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攝影家受到殘酷迫害。據劉旭滄的子女回憶，那些日子裏劉旭滄幾乎都是在沈默中度過。家裏再也聽不到娓娓動人的話語，再也看不到和藹可親的笑容。眼看著凝聚了畢生心血的影集、影作及所有的攝影器材，全被塞入麻袋，一袋袋地被拖走、燒毀……他的精神崩潰了。據他的女兒世琬醫生說，爸爸一生攝影作品達19萬張，全部被付之一炬。劉旭滄於1966年在上海離世，享年53歲。



劉寶瑞：（1915年－1968年10月8日），中國相聲第六代演員。曾向崇壽峰學藝，十三歲時拜相聲家張壽臣為師。十四歲赴天津，與馬三立、趙佩茹、李潔塵等在南市聯興茶社相聲大會演出，並在廣播電臺播音，開始嶄露頭角。1940年從濟南回北京，在啟明茶社相聲大會演出，聲譽鵲起。後去南京、上海等地獻藝。劉寶瑞以單口相聲表演而著稱，被稱為“單口相聲大王”。1940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聲藝術介紹給予港澳觀眾。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懷抱對中共的期望，劉寶瑞從香港回到大陸，參加了中國曲藝團，後調至中國廣播說唱團。劉寶瑞勇於探索，擅於借鑒吸收獨角戲、評話、電影、戲劇等姐妹藝術的優點，大膽革新創造，形成了聲、容、情、神兼備的獨特藝術風格。文化大革命其間劉寶瑞遭受嚴重沖擊和迫害，後下放至北京郊區勞動，1968年10月8日在北京房山農場勞動時遭現場批鬥，當晚逝世。死因有多種說法，或是胃穿孔病逝，或是被人毆打致死，或是死於自殺，遺體被草草掩埋，經多方尋找至今尚未尋獲。



劉克林：（1924年－1966年8月6日），報人，記者。在趙世炎之侄趙一鶴先生的介紹下，1939年劉克林14歲時加入中共黨。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先在重慶《大公報》，後調香港《大公報》工作。中共國成立後，歷任上海、北京《大公報》總編室、評論部、國際部等采編部門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間，在朝鮮戰場上采寫了大量戰地通訊。1963年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1964年以新聞專員名義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出訪亞、非、歐洲14個國家。在這前後還參加了60年代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寫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66年8月6日從辦公樓六樓跳下死亡。年僅42歲。劉自立在＂憶父親劉克林＂一文中有這麽一段話：－－父親當然不全是明確的"遺民"之感，他曾撰文大聲疾呼，在革命歲月裏，不當羅亭，要當英沙羅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歲月裏，愈來愈逼近死亡。我記得文革初起，他從釣魚臺返回沙灘（中宣部所在地）。工作與生活似處在嚴重的失序狀態中，一如他被派去參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糾葛與困擾一樣，失序的混亂與憂郁，為他帶來險惡的預兆。這種"非延安出身"的情結，最與造反派之謂"階級異己分子"掛上了鉤。之所以說理想使父親煥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敗使父親戚然，惶然，都因為他視理想為絕對。一個理想主義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黨文化"的營營茍茍之輩。他非但沒有任何"厚黑"的分子，連"淺黑"、微黑也談不上。至終不過四十二歲的父親，始終是一個青年。



劉賓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筆名劉瀏、劉克、申明、劉子安、金大白等，作家、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1942年初中畢業。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並在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劉在天津耀華中學任教，1946年至1950年從事青年組織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發表文學作品，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劉賓雁不斷揭露中國官員貪腐，並公開要求中國共產黨推行自身改革。《紐約時報》稱劉是極富使命感的調查記者，因為在《人民日報》等刊物發表文章、評論，成為在中國大陸廣為人知、最受欽佩的作家之一；“作為一個黨員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個歷史上幾乎不存在公開的異見表達的國家——這也許是有關他職業生涯最了不起的一點。”他曾寫道“共產黨管一切，唯獨不管共產黨。”。1986年12月，作為黨內民主派，他與王若望、方勵之二人一同被鄧小平點名，要求開除黨籍。次年1月正式開除，成為黨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鬥典型。1956年4月，劉賓雁在當月《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小說《在橋梁工地上》；6月和9月，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義體製和壓製新聞自由的審查製度，引起全國關註。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上海在沈思中》，批評中共上海市委壓製言論自由，影響廣泛。劉賓雁被毛澤東指責為“企圖製造混亂”，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國青年報》舉行批判劉賓雁“座談會”。1958年至1962年，劉賓雁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1961年至1966年，劉賓雁返回《中國青年報》當雜工。1966年3月，劉賓雁被“摘帽”；但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黨”，並再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至1977年。1978年至1979年，劉回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譯文》編輯。在1979年獲得平反，同年九月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地方官員最大貪汙案，在民間引起更大反響。在1979年至1987年期間，他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發表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如《第二種忠誠》等。1985年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大會上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並使他得到了“中國的良心”的稱號。1988年春，劉賓雁在美國講學。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賓雁公開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力鎮壓，宣布在海外開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與嚴家其、萬潤南等人發起成立民主中國陣線，11月被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決議開除其中國作家協會會籍，並撤消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團委員和理事等職，亦被中國政府禁止返回中國。劉賓雁於2002年患直腸癌，其後擴散到肺部與肝區，2005年12月5日，當地時間淩晨零時25分左右，劉賓雁因直腸癌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之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醫院（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去世，終年80歲。劉賓雁遺言：“自由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



孫瑜：（1900年3月21日－1990年7月11日），原名孫成玙，中國內地導演、編劇。自小飽受中國古典詩書的熏陶，青少年時代就寫過詩，曾經把唐代詩人、他的四川老鄉李白的詩翻譯成英文。故有“詩人導演”一稱。1914年入南開中學，1920年入北京清華大學文科。並與同學組織了“苔岑詩社”，創作研究中國古體詩詞；同年，與同學一起選租文藝片在校園大禮堂放映；此外，還在羅明佑組織的影評征文比賽中，以一篇題為《賴婚的一個科學評論》的4000字影評，獲得第一名，獲贈華北電影公司真光電影院長期免票及50本《賴婚影評選集》。1922年，翻譯傑克•倫敦的短篇小說《豢豹人的故事》；同年，翻譯托馬斯•哈代的中篇小說《娛他妻子》；此外，還在茅盾主編的文學選刊《小說月報》上發表文章 。1923年，從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獲得赴美公費留學的機會，作為三年級插班生進入麥迪遜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學習文學與戲劇。後轉赴紐約攝影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比拉斯哥戲劇學院學習電影劇作、攝影、洗印、剪輯、化裝等專業課程 。1926年，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國。1927年，孫瑜進入長城畫片公司擔任編導。 1928年，執導個人首部電影《漁叉怪俠》。1929年春季，進入民新公司，並編導了武俠電影《風流劍客》；同年，新組成的聯華影業公司請孫瑜執導首部影片《故都春夢》（朱石麟、羅明佑編劇），並首次與阮玲玉合作，影片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舊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此外，還執導了滑稽短片《自殺合同》。1930年，為新組建的聯華公司編導劇情電影《野草閑花》，該片則首次使用了白話體字幕和配音插曲，插曲為《尋兄詞》。1931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野玫瑰》上映 。1932年，執導由黎莉莉、袁叢美共同主演的愛情電影《火山情血》；同年，執導劇情電影《天明》，該片講述了漁村中一對表兄妹來到大城市謀生的故事。1933年執導由阮玲玉、黎莉莉搭檔主演的劇情電影《小玩意》。1934年執導劇情電影《體育皇後》。1936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到自然去》上映。1937年執導電影《聯華交響曲》。1940年，執導劇情電影《長空萬裏》；同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火的洗禮》上映 。1945年，開始擔任中國電影製片廠駐美代表 。1950年，由其執導的傳記電影《武訓傳》上映，該片以清朝末年武訓的生平事跡為主題 ，影片被《大眾電影》評為10部“最佳國產影片”之一 。1955年，與鄭君裏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宋景詩》。1957年，與蔣君超聯合執導劇情電影《乘風破浪》；同年，在《文匯報》發表《尊重中國電影的藝術傳統》一文，提出導演是攝製組的“三軍統帥”的觀點 ；此外， 還參演了劇情電影《暴風中的雄鷹》。1958年，執導由魏鶴齡主演的劇情電影《魯班的傳說》。1960年，赴貴陽執導戲曲片《秦娘美》，該片根據梁少華梁耀庭的原著改編，這是孫瑜執導的最後一部影片。1966年文革爆發，因影片《武訓傳》被點名批判，遭到長期迫害。1968年3月，被關進“牛棚”一年又兩個月 。1969年冬季，被送進奉賢“五七幹校”勞動，兩天後因腳傷返回上海住院治療 。1978年獲得“解放＂。



孫泱：(1913年－1967年10月5日)，孫炳文的兒子，孫維世的哥哥，人民大學副校長和政治部主任。早年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肄業，1938年入黨，長期在部隊工作，並在延安擔任朱德秘書。中共建國後，歷任國家計委軍局局長，西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黨委書記，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對國民經濟計劃學理論頗有研究。著有《我國過渡時期射穢主義經濟規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共產主義道德品質講話》等。1927年4月20日其父孫炳文被國民黨處決時，孫泱14歲，女兒孫維世才5歲。此後，朱德對孫炳文家人關心甚多。孫泱也就長期隨朱德工作，任朱德秘書。所以，後來孫泱參加了《朱德傳》的編寫。1966年6月13日在文化廣場首次批鬥孫泱大會。孫泱被說成是蘇修特務、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是藍衣社特務。因為孫泱始終拒絕揭發朱德的“罪行”，1967年10月5日，“中央文革孫泱專案組”對孫泱動用了電刑：一根特製的鐵棍一頭接上了220伏的電流。專案組的打手將帶電的一頭捅向孫泱的後背。孫泱頓時渾身抽搐，發出淒慘的呻吟。他昏了過去，撲倒在地。打手不住地把電棍摁在孫泱身上，看著他一陣陣地抽搐，直至心臟停止了跳動。以致連潑了兩盆水，也沒有澆醒。事後留了個自殺的樣子。時年54歲。而周恩來的幹女兒、他妹妹孫維世的結局，似乎比他更慘。



孫維世：（1920年11月30日－1968年10月14日），女，小名孫光英，孫炳文之女，周恩來與鄧穎超義女。中共國話劇及電影導演。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戰友。1927年4月，孫炳文在清黨中在上海龍華被國民政府下令處決，當時孫維世才5歲多。1938年，孫維世加入中共黨。1938年春，任銳、孫維世她們母女一起進入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來又一起轉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周恩來、鄧穎超致信任銳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且經常寫信教育鼓勵孫維世說：“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孫維世也把周恩來和鄧穎超當成父母，經常去看望，或者住在周恩來家。1939年7月，周恩來騎馬摔傷，右臂骨折。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到蘇聯治療。孫維世得知後請求同去。毛澤東批準她到蘇聯學習。1946年9月，孫維世坐火車從蘇聯回中國。1948年，孫維世選中了李鍵慶、李翎編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親任導演，劇中只有兩個人物，孫維世的導演構思新穎，她還增加了序幕與尾聲，11月中旬《一場虛驚》彩排，大獲成功，受到榆次縣老鄉喜愛。到長辛店演出時，受到鐵路工人歡迎，多年後還有曾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長辛店老工人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1949年12月，孫維世和師哲等人一起為毛澤東、周恩來同斯大林舉行的中蘇領導人會談擔任翻譯及文秘工作。孫維世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組組長，陪同毛澤東出席會談。1950年8月8日，周恩來、鄧穎超結婚25周年紀念日，孫維世為他們舉行了一個簡樸的紀念儀式，周恩來、鄧穎超非常高興。1952年，孫維世導演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孫維世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兩劇均獲得成功。1956年9月，在孫維世提議下，中共國文化部組建了中央實驗話劇院，歐陽予倩任院長，孫維世任副院長兼總導演。後來，孫維世根據周恩來的批示，前往大慶油田，訪問“鐵人”王進喜，並拜工人為師，以大慶生活為題材創作了話劇《初升的太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孫維世被當作“反動藝術權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盤子、洗廁所。1967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被打成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特務。不久，1967年10月6日，孫泱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孫泱死後，孫維世受到軟禁。1967年12月，以“特嫌”罪名將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監獄。並借搜查金山“罪證”的名義，抄走大批孫維世與中共高層往來的信件、照片、資料。1968年3月1日夜，孫維世在家被逮捕。孫維世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系統的看守所，名字被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對象”。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於半步橋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樓，終年48歲。死後雙手仍然被反銬在背後，頭顱上面插著一根釘子，手銬腳鐐都沒有除下，比其父親孫炳文的死要殘忍百倍。



孫楷第：（1898年－1986年），字子書，敦煌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敦煌學專家、戲曲理論家。1928年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1929-1941年先後任北平師範大學助教，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輯，國立北平圖書館編輯，寫經組組長。1930年代初，致力於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研究，以畢生精力撰寫了數百萬字的著述。1931年，受北平圖書館委派，東渡日本訪書，編纂有《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日軍強行接管北平圖書館後，他棄職家居。數十年為研究小說和戲曲，搜集善本古籍達萬余冊，尤以小說戲曲類為多，所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可稱是小說目錄學的開山之作。1933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合印行世，即《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十卷、《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小說書目》—卷（附見於前書，並合為一冊）。這3種書目是中國小說目錄學的開山之作，從此孫楷第便以小說目錄的創製者的身份為學林所知。1935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一號刊出了孫楷第的《小說旁證》，雖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小說旁證》全書共七卷，約40萬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證文字。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3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任研究員，直到去世。1952-1953年，上海上雜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國古今雜劇考》、《傀儡戲考原》等著作。1958年，孫楷第將前此所寫的論文作了一次編集校訂工作，並輯為《滄州集》，交給了中華書局，於7年後的1965年分上下兩冊出版。《滄州集》分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舊作45篇。文化大革命中，孫楷第受到了迫害，被反復批鬥，下放到農村的五七幹校，被剝奪了從事著述的正當權利，連畢生節衣縮食而聚集的萬冊珍貴藏書也損失凈盡：竟以論斤賣給了中國書店，因傷心過度，竟致精神失常。1977年復出。



孫大雨：（1905年－1997年），原名孫銘傳，字守拙，號子潛，中國詩人、文學翻譯家。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後赴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深造。三十年代初歸國，歷任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十多所大學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實秋、徐誌摩等人倡導的文學團體 “新月社”。出過詩集，又致力莎士比亞作品的研究和翻譯，把莎士比亞的詩劇《黎琊王》、《罕秣萊德》等譯成中文，把許多唐詩譯成英文。1946年，孫大雨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在國共內戰期間傾向中共。1955年8月，孫大雨在肅反運動中一度遭到鬥爭，罪名包括自認為馬列主義水平很高，只有周恩來有資格與他對話，以及藐視蘇聯專家。雖然不夠定案為反革命分子，此後他多次多方訴說自己在肅反運動中遭到的冤屈。1956年12月，孫大雨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檢舉揭發曾經打擊他的陳其五、李正文、復旦大學現任黨委書記楊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風、復旦大學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是反革命集團，並向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控訴。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講話，把他同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點名列為右派分子。於是，陳其五、楊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聯名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控訴孫大雨誹謗罪名，1958年6月2日，孫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在專製獨裁體製之下，孫大雨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長期的牢獄之災。文革結束後，孫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依然不能得到平反。他原先任教的復旦大學由於種種原因表示不接受孫大雨回校任教。當時華東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施平挺身而出：“孫大雨，復旦不要，師大要。”於是，孫大雨就被安排到了華東師範大學外文系，直至一九九七年去世。不可想象如果沒有施平挺身而出，孫大雨將會是什麽結果。



孫竹生：（1914年10月22日－？），中國機車車輛專家。6歲時，隨母親來到紹興縣城，進入紹興縣立第二小學學習。由於母親及曾祖母先後病逝，孫竹生13歲時被父親孫越崎帶到中國東北，入哈爾濱許寰澄紀念中學（許公中學）住校學習。1929年初中畢業後，孫竹生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1932年升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當時，該大學的教師均是俄國人，學生也多是俄國人。1930年，日本方面強行接管中長鐵路，驅逐了俄國人，哈爾濱工業大學也由日本人接管，並且組織在校的中國學生赴日本參觀1個月。經過參觀，孫竹生對日本的工業發展有了直接了解，回校後即開始從事畢業設計並準備答辯。此後，日本方面加緊鎮壓當地中國學生的愛國活動，孫竹生無法繼續留在哈爾濱。1937年春，孫竹生來到俄國人開辦的律師事務所，辦理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畢業證明，並赴美國領事館取得了其簽證的承認，然後進入山海關來到北平。孫竹生到北平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孫竹生乃赴武昌機車車輛工廠實習一年，1938年秋，隨該工廠遷至湖南郴縣，參與恢復生產，隨後又赴衡陽機務段實習。1939年夏，經過衡陽路政司幫辦楊毅的安排，孫竹生赴昆明川滇鐵路機務室。由於處於抗日戰爭時期，孫竹生當了兩年實習生，輾轉多處，先後在機車、金工、鍛造、木模等車間實習，在蒸汽機車中實習過看爐、洗爐、燒火、司機等工作，並參加了工廠拆遷、組裝及恢復生產。1939年秋，鑒於孫竹生實習已超過期限，川滇鐵路機務室總工程師程孝剛向重慶路政司報告，將孫竹生轉為工務員，在川滇鐵路機務室任職，直接在程孝剛的領導下工作，協助程孝剛翻譯英文、俄文資料，代抄程孝剛之論著，並在程孝剛的領導下和其他同事共同探討學術問題。因當時中國正籌辦滇緬鐵路，故可派中國留學生赴美國實習。經程孝剛介紹，1941年11月，孫竹生赴美國留學。到美國後，孫竹生由當時在洛杉磯加州工學院的錢學森代辦了入讀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的手續及證件。孫竹生先入芝加哥通用車輛廠從事了一年的設計及實習工作，隨後入普渡大學就讀，一年半後獲得碩士學位。此後由宋子文的代表尹仲容介紹，赴費城鮑爾溫機車公司實習一年半。當時鮑爾溫公司董事康佛司介紹孫竹生赴紐約通用電氣公司任職，但孫竹生希望盡快學到機車車輛技術回中國服務，乃謝絕。孫竹生又赴加拿大蒙特利爾機車公司工作了一個時期。此時，德國已投降，孫竹生速回中國，除了在美國考察外，回國途中還考察了西歐鐵路。經中國駐英國購料委員會介紹，孫竹生赴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四國考察。1946年5月，由英國搭乘輪船回到上海。回國後，孫竹生即赴沈陽參加了接管日本滿州機車株式會社的工作，籌辦沈陽機車車輛製造公司，並出任該公司總工程師。因對恢復生產作出很大貢獻，受到公司嘉獎。1948年，該公司派孫竹生赴上海創辦冷鑄車輪廠，並出任臺灣機械公司顧問，孫竹生因而赴臺灣。當時，孫竹生的父親孫越崎是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準備在香港投向中共領導的新政權，乃命兒子孫竹生離開臺灣赴香港。在香港期間，孫竹生編輯出版《鐵路機車車輛工程名詞》。後來於1950年初來到唐山交通大學擔任教授，1952年出任機械系主任。1956年，孫竹生、程孝剛等人參加了全國十二年科學規劃會議，並共同在交通組從事製定牽引動力發展規劃的工作。他們一起建議國家發展大功率蒸汽機車，並不斷改進蒸汽機車，爭取生產內燃機車、電力機車，采用電傳動、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應該並舉，並且研究開發煤粉燃氣輪機車。1956年，因改造蒸汽機車之功，孫竹生獲評為全國鐵路先進生產者，並且出席了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孫竹生被指為主張“教授治校”，遭到嚴厲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從此，孫竹生遭受了一系列打擊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因為是“右派”，所以孫竹生被強製勞動，整日在唐山交通大學校園內挑糞種菜。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孫竹生仍在唐山居住，但和父母沒有住在一處，由於孫竹生家的屋子沒有全倒，所以孫竹生及家人得以幸存。1980年代起，孫竹生在西南交通大學組建科研隊伍，建立機車車輛研究所，並倡導發展鐵路重載運輸以及雙層客車。



孫鈿：（1917年－2011年6月1日）原名郁鐘瑞，字文源，筆名孫鈿，後以筆名行。中國作家、詩人。小學畢業後進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學習，後升入大同大學。1933年，大學生孫鈿開始從事左翼戲劇及文學活動，參加“暴風雨劇團”，演出《叛徒》、《南歸》等戲劇，並和其他文學青年自籌資金出版文學刊物《天明》。1933年（一說1934年），孫鈿因受國民政府迫害，流亡日本，先後在日本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並且參加了東京的中國劇人協會、社會科學座談會、詩歌座談會等左翼社團的活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孫鈿於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參加“留日學生抗日救亡協會”。同時，孫鈿寫下很多詩歌及散文，寄給巴金主持的《烽火》及胡風主編的《七月》，並出版第一本詩集《擊退敵人去》，很快又發表長詩《給敏子》。隨後孫鈿參加了新四軍，1938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黨，還繼續給《七月》等報刊寫詩。他是七月派詩人之一。孫鈿歷任新四軍第四支隊留守處工作人員，大別山第八團團部秘書、參謀、民運幹事。加入中共黨後，孫鈿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到香港開展地下工作，受廖承誌直接領導，主編《東江》、《僑胞》等刊物，並繼續作詩，被譽為“戰士詩人”。1950年，孫鈿在等待新任務時，到寧波探訪親友，遇到寧波市市立中學（今寧波市第二中學）教導主任翁心惠（後來擔任寧波市主管教育文衛的副市長），應翁心惠邀請到該中學教政治思想課。1953年春，寧波市政府任命郁文源（孫鈿）為廣濟街的寧波衛生學校副校長。經他向寧波市衛生局建議，又經浙江省衛生廳審批，在寧波衛生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寧波護士學校，於1953年暑期招錄第一屆新生100人，由寧波市衛生局局長郭紹興任名譽校長，郁文源（孫鈿）任副校長。孫鈿聘請教師，主持教學樓建設，1954年在今孝聞街第二醫院新大樓的原址上建起了寧波護士學校的新教學樓。後來，寧波護士學校於1957年與廣濟街的助產學校合並，恢復原名寧波衛生學校。1955年5月，孫鈿接到去杭州開會的通知。到杭州後被宣布逮捕，關進杭州烏龍巷監獄，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關押一年多後被宣布釋放，結論為：不是叛徒，不曾投敵當漢奸，不是胡風分子，可恢復原職。回到寧波後，孫鈿未被準許回寧波護士學校，只能在街道辦事處暫領生活費。數月後，被分到機關幹部學校任教。1957年，孫鈿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他的詩歌被說成是“大毒草”。不久，孫鈿被下放到梅山鹽場勞動改造，後又先後在四明山挖土石修築公路，在浙西江山修築鐵路。作為管製分子，孫鈿曾拾垃圾，製煤渣磚，當臨時工。孫鈿的孩子無法上學，孫鈿的妻子多次賣血以維持家庭生計。孫鈿還曾借錢買蜜蜂放養，但放蜂到內蒙古時，又被誣為“空降特務”，遭關押兩年，後被押回寧波。50多歲的孫鈿不得不從頭開始學當油漆工、廣告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平反，孫鈿也在1980年獲得平反，恢復名譽，恢復中共黨黨籍。



孫之儁：（1907年－1966年9月5日），字近之，筆名之俊。中國二十世紀前期畫家。畢業於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系，尤以漫畫，連環畫，水彩畫等著名，發表漫畫作品余四千幅，連環畫三十余種。因創作《武訓畫傳》而牽連於中共國成立後第一宗文化批判案－－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而後更名孫信，停止漫畫創作，在做美術教師的業余時間從事連環畫創作。1966年文革中被抄家並趕回原籍，9月5日深夜或6日淩晨，自縊於老家院內葡萄架下。



朱啟賢：（１９１１年—１９６８年），北師大教授。 1929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就讀，創辦《教育短波》雜誌。1935年任山東省第三民眾輔導區主任。他積極主張抗日，任全國戰時教育協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談會，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40年任四川科學教育館員兼成都華西大學教授，並主編《中國教育》，發表了一些進步文章，出版了專著《文學、哲學與玄學》。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再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之後，他努力為抗日民主教育事業奔走呼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戰時教育改造計劃》等文章多篇。由於積極擁護中共黨，受國民黨迫害，遂於1943年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194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授。在美期間，他組織進步團體，成為當時留美學者中的重要人物。受中國民盟總部的委托，組織民盟美國支部，開展反蔣活動。董必武代表中國解放區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他參加了聯絡和保衛工作。1949年中共國成立，朱啟賢在美國組織慶祝會，公開發表擁護中共黨的主張。他的行動受到美國政府的限製並處以大量罰金。1950年被驅逐出境，經香港回國，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接見和慰問。回國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朱啟賢性情張揚，倔強剛烈，成為右派後拒絕認錯，拒絕寫檢查，因此後來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卻始終是右派。論著有《前進的教育與反動的教育》《文學、哲學與玄學》《論科學與民主》等。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期間，北師大準備在校園裏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遊鬥活動，被遊鬥的對象共有１００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啟賢在活動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於是服安眠藥自殺。 　　



朱偰：（1907年4月15日－1968年7月15日），字伯商，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文物保護專家。192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1925年入北京大學本科學政治，1929年入德國柏林大學，1932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中央大學經濟學教授。業余時間經實地考察，拍攝大量照片，於1936年出版《金陵古跡名勝影》等3部書。1949年春，朱偰拒去臺灣毅然返回南京。1955年南京拆除中華門、太平門、草場門時，朱偰明確表示反對，因此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被批鬥。1961年“摘帽”，分到南京圖書館工作。這位經濟學家，這麽解釋自己對於文物保護的熱情：“夫士既不能執幹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保存故都文獻於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極深的國學修養，1926年8月，朱偰寫了一論、再論《五言詩起源問題》刊於《東方雜誌》，1930年寫成50萬言的《日本侵略滿之研究》一書是國內研究東北問題的第一本專著。其譯作有《漪溟湖》、《燕語》等；小說有《泡影》、《悵望》、《流到人間去的紅葉》等。他的文學作品（詩歌以外）有41篇（冊），遊記71篇，經濟論文62篇，金融貨幣論文49篇，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留德學誌》、《國聞周報》、《國民公報》、《中央日報》、《財政評論》、《經濟周報》、《外交評論》、《財政學報》、《申報》、《香港大公報》等報刊。＂新中國＂成立後的作品則多發表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和《理論學習》上。另有影集圖考遊記等問世。1966年文革開始，八九月間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搶光，瓷器全被砸光，存書被焚燒光；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竟被疑為“國民黨特務”，而慘遭毒打；造反派對他拳打腳踢，已是家常便飯。1968年7月15日，他頂不住無情的風雨，選擇了自殺。早晨，人們發現朱偰在南京圖書館大門口水泥地上仰面躺著，沒有請法醫鑒定，就被草草火化。臨死前留下絕筆：“我沒有罪，你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歷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



朱東潤：（1896年－1988年），原名朱世溱，當代著名傳記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教育家、書法家。1913年秋，朱東潤入留英儉學會，赴英留學，次年進入倫敦西南學院讀書，課余從事翻譯，以濟學費。1916年初，朱東潤放棄學業，毅然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鬥爭。1917年秋應聘至廣西省立第二中學任教，開始了他長達七十余年的教學生涯。1919年朱東潤回到江南，任南通師範學校教師。1929年他出任武漢大學特約講師，受聞一多先生委托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後晉升為副教授、教授。1942年8月任重慶中央大學教授，1947年夏，至無錫國學專科任教，後又任江南大學教授。1951年春任齊魯大學教授。1951年秋，脫離齊魯大學，往上海，任滬江大學中文系教授。1957年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論著頗豐。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6月，學校教學逐步停止。他被靠邊站，遭批鬥，取消教授工資待遇。1967年先後被遣往寶山縣長興島、羅店等農村改造。1968年在校勞動改造，繼續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與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孫女亦被遣往市郊農村插隊落戶。1969年又至羅店勞動，曾於半夜與青年學生一同急行軍，天黑行癡，氣喘幾絕，頑強堅持，幸未仆倒。1970年七十五歲在校勞動，但恢復了工資待遇。1978年獲平反。



朱屺瞻：（1892年5月27日－1996年4月20日），名增鈞，號起哉，又號二瞻老民，齋名梅花草堂、癖斯居、養菖蒲室、修竹吾廬等。現代中國畫家，兼修國畫和西洋畫，以水墨山水見長，善於融合西洋畫的長處。1912年開始接觸西方油畫，入上海圖畫美術院（後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次年在該校執教，並兼任函授乙部主任。26歲赴日留學，入川端美術學校，師從藤島武二。首次接觸後印象派梵高、塞尚、馬蒂斯等的作品。1918年油畫作品《風景》入選首屆蘇州美術畫賽會展覽。1929年國畫作品《春寒》等和油畫作品《勞苦》、《靜物》入選第一屆全國美展。1933年出資營造新華藝專繪畫研究所。次年任研究所主任兼導師，同時教授國畫和西畫。1937年再次赴日考察美術教育兩個月。同年國畫作品《竹石圖》和油畫作品《菊花》參加第二屆全國美展。1944年，積齊白石鐫印六十余方，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自號“六十白石印富翁”，潛心臨摹古畫，作《仿李流芳山水冊》等。1952年，遷出淘砂場梅花草堂。大批油畫寄存友人家，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毀失。生前曾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繪畫研究所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上海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顧問、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師範大學藝術系教授等職。出版有《朱屺瞻畫集》、《癖斯居畫談》、《朱屺瞻畫選》等。為使國寶不流失國外，曾籌集錢款購買收藏了石濤名作《萬點惡墨圖卷》、《八大山人書畫冊》等，1949年後交國家博物館收藏。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受沖擊，書畫房產變賣殆盡，生活困窘。1953年，老小6口住在一間“過街樓”裏。1954年當選人民代表。翌年又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境遇好轉。1956年受聘為上海中國畫院畫師。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筆，自用齊白石鐫印全部上交。1977年應邀為北京飯店和首都機場作畫。



朱光潛：（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實，筆名孟實、孟石。現當代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淸華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教授。十五歲開始就讀於孔城高小（今孔城鎮桐鄉書院內），熟讀古文及唐、宋詩奠定其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民國七年至民國十一年，就讀於香港大學，學習了英國語言與文學、教育學、生物學、心理學等課程，奠定了其一生參與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期間曾受梁啟超與胡適之新文化運動影響，毅然放棄古文和文言文，改寫白話文，不久即用白話文發表了其美學研究的處女作《無言之美》。1925年，考取公費留英，到愛丁堡大學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等，畢業後至倫敦大學學院聽莎士比亞課程，同時又在巴黎大學註冊，對研究西方哲學、藝術美學、心理學產生濃厚興趣。期間受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教授所講授的藝術心理學啟發，起念寫下了《文藝心理學》。後又就讀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幷於1933年獲得斯特拉斯堡大學博士學位，同時完成了其著作《悲劇心理學》。在歐洲留學期間，經常由於公費不發，經濟拮據，只得靠稿費維持生活。逐為開明書局的《一般》撰稿，曾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該書反應了當時一些青年的心理狀況，暢銷全國。接著《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局）、《談美》、《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文藝心理學》、《詩論》，及譯著的《美學原理》陸續問世。1933年回國，聘為安徽大學（現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後，經好友徐中舒介紹給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委聘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主任，除教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以外，還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和清華大學的中文系研究班講授《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後又應留法結識的好友徐悲鴻邀請到中央藝術學院教授了一年的《文藝心理學》。抗日戰爭期間，朱光潛經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教授，應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頤之約，任文學院院長，後遊走於武漢大學任教。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朱光潛為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並致力於文藝思想硏究和批評、美學研究、美學教學，治學態度認真，介紹、翻譯、論著美學的著述極為豐富，多達六百余萬字，開拓了中國美學研究的新領域。對黑格爾《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崇高聲譽。他的數量眾多的譯著和譯文為中國的美學研究和文藝理論研究鋪平了前進的道路。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他留居中國大陸，1952年秋季以後，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此後一直居住於燕京大學撤銷後的燕東園27號。朱光潛雖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其美學思想曾數度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時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抄家、鬥爭，並被剝奪執譯者的權利。1976年文革結束後，朱光潛被恢復教授職務。



朱維基：(1904年－1971年)，翻譯家、詩人。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歷任南國藝術學院教師，上海正風文學院教師，上海建承中學及中國藝術學院教員，上海大同書店編輯，華中建設大學教授，煙臺外事辦公所《英文報》編輯，華東大學及山東大學教授，華東文化部藝術教育科主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編輯。1930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歌集《世紀的孩子》，另有譯詩集《在戰時》、《神曲》（《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唐璜》、《盧森堡夫婦詩選》等。文革期間，家中藏書被抄，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關押於“牛棚”，是日病逝靜安中心醫院，終年67歲。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1983年10月24日），作曲家、聲樂家、教師。出生於日治臺灣臺北廳滬尾支廳小基隆區（今新北市三芝區），是首位享譽國際樂壇的東方作曲家。作品蘊含著濃厚臺灣故土、宗教聖樂與中國古典文化情感，奠定了臺灣與中國的現代音樂風貌。一生際遇於日本與中國間，貢獻巨大。1930年代，江文也在日本樂壇逐漸展露過人的才華，各項音樂比賽中屢獲大獎。1936年《臺灣舞曲》在德國柏林舉辦的第１１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文藝競賽中，獲得音樂類管弦樂作品組佳作獎。1938年秋天，在前輩音樂教育家柯政和的邀請下，江文也轉往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理論作曲課程，課余從事中國古代和民俗音樂之研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江文也喪失日本國籍，因為對日抗戰時期曾為親日組織“華北新民會”工作而被視為“文化漢奸”，被拘押了十個月；出獄後，短暫在北平郊區一所回民中學任教，並曾返臺至淡水探視大哥江文鍾。此時期創作了大量的中國調式天主教聖歌。1957年，江文也因“國際榮耀與〈臺灣舞曲〉的得獎，與右派法西斯有關聯”，在反右運動中被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批鬥，打成右派，教學、演奏、出版的權利盡被剝奪；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再被批鬥，打入牛棚；在1969年被送往河北清風店中共軍第３８軍部隊接受勞改。1978年終於獲得平反，恢復原教職；但因為多年勞改生活，歷經兩次吐血、數次中風而癱瘓在床。晚年生活漸趨安穩之時，仍勉力創作交響樂《阿裏山的歌聲》，1983年10月24日因腦血栓逝世於北京而成為最後遺作。



江隆基：（1905年12月24日－1966年6月25日），又名泮庵，字盤安，教育家。1920年畢業後，考取西安陜西省立第二中學。在陜西二中期間，他參加了驅逐校長柳彥升和西安學生要求收回旅大租借地主權的運動。在楊明軒、張友三等人影響下，江隆基學習了《新青年》《學生雜誌》《共進》等刊物。1924年，他考入北京農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學習。三一八慘案後，思想傾向共產主義。1927年6月，經陜西同鄉張奮翼介紹，加入中共黨。1927年8月，江隆基留學日本，考入明治大學經濟系就讀。1931年，經楊虎城資助，留學德國進入柏林洪堡大學經濟系。在柏林期間，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擔任留歐華僑反帝總同盟書記。1936年9月，前往布魯塞爾參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12月回國後，任十七路軍政治處上校秘書主任，參與西安事變。1937年1月，出任陜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在他的領導下，該校成為抗日救亡活動最活躍的學校之一。1938年5月，江隆基到達延安，歷任陜北公學副教務長、教務長，主持全校教務管理工作。1943年1月，擔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附中校長，6月率領學校轉移回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抗日戰爭結束後，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學副校長（正校長缺），主持全校工作。1948年7月，率團到黃龍新區開展文教工作的恢復和改造。同年秋，針對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落後的情況，江隆基提出堅持“民辦公助”的方針。1952年10月，調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協助校長馬寅初主持管理校務，並對北大進行教學改革，使北京大學完成向“新民主主義大學”的轉軌。1956年7月，兼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1957年反右運動中，江隆基主持北大反右工作，七百余名師生被劃為右派。但是江隆基在反右中采取的審慎態度，引起中央一些人不滿。10月，陸平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降為第二書記，實際上被架空。8月，他被告知調離北京大學，在離開之前，參加從10月到12月底召開的北大黨委整風會，會上遭到了多次批判，被指為犯了右傾錯誤。1959年1月，江隆基調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62年，因蘭州大學的成功，江隆基提出了高等學校八條工作經驗，系統總結了高等學校教育管理的經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被定為高教戰線第一批要打倒的對象。此後，在中共甘肅省委派出以甘肅省軍區政委龍炳初為首的150多人的龐大工作團進駐蘭州大學，批判江隆基反對文化大革命路線。江隆基遭到四次大規模批鬥。23日，經過中共中央批準，甘肅省委宣布撤銷江隆基黨內外一切職務；25日，在蘭州大學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省委決定。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身亡。



江紅蕉：（1898年－1972年），名鑄，字鏡心。筆名紅蕉、老主顧等。近代小說家，鴛鴦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他還是包天笑的內表弟，葉聖陶的妹夫。江紅蕉1915年入讀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後輟學並前往浙江蕭山，通過包天笑介紹下在時任蕭山縣沙田局局長畢倚虹手下任會計。期間受畢倚虹等人影響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後因讀了江建霞《紅蕉詞》，便取“紅蕉”為筆名。他曾在《禮拜六》、《半月》、《星期》、《快活》等雜誌上發表小說，其中包括1922年至1923年間在包天笑《星期》周刊上連載的反映1921年上海信交風潮的長篇小說《交易所現形記》。其他主要作品還有《海上明月》、《大千世界》、《灰色眼鏡》、《江南春雨記》、《續黑暗上海》等。此外他還主編過《新申報》附刊《小申報》、《家庭雜誌》、《蘇民報》等，並曾為1934年但杜宇導演的電影《人間仙子》作過編劇。1972年文革期間遭到迫害，江紅蕉撞車自盡。



江豐：（1910年－1982年），原名周熙，中國版畫家、美術理論家。1928年在上海“白鵝畫會”學畫；1931年春與杭州藝術院“一八藝社”張眺、於海等組成“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舉辦“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並出版畫冊，魯迅為之寫序文《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同年參加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所”為“中國美術家聯盟”負責人之一，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活動家。1932年與艾青、於海等開辦“春地畫會”，進行革命美術活動。是年夏被捕入獄，1933年出獄，在上海與野夫、沃渣等組成“鐵馬版畫會”，出版《鐵馬版畫》雙月刊三期。“八•一三”滬戰爆發，加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事抗日宣傳活動。1936年，參與組織鐵馬版畫會和上海木刻作者協會 。1938年初到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主編《前線畫報》。次年調魯迅藝術學院任美術部主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委員，八路軍留守兵團文化委員會委員。被推選為陜甘寧邊區美術界抗敵協會主席。抗戰勝利後，任華北文藝工作團政委，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黨委副書記、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黨文委委員。1949年，當選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1951年，調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徐悲鴻院長逝世後，任代院長。1953年，當選中國文聯常務理事，中國美協副主席。版畫名作有《保衛家鄉》、《念書好》、《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動》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1979年，冤案得以改正，出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顧問，中央美院院長，長選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美協主席。



許寶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字閑若，中國現代數學家，概率論、數理統計學科的開創者。1928年自匯文中學畢業後，考入燕京大學理學院。1929年，從燕京大學轉入清華大學數學系，從一年級讀起。1934年，出任北京大學數學系助教，擔任正在北京大學訪問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奧斯古德的助教，任職兩年至1936年。當時，芬布爾、阿蒂肯合著的《標準矩陣論》已經出版，他掌握了矩陣這一工具，精於分塊演算。1936年，許寶騄考取赴英國留學。193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其間發表了近十篇論文。1940年回國，成為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一直任至1945年，同年秋，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各授課一個學期，學生中包括西奧多•威爾伯•安德森、埃裏希•萊曼等人。1946年，赴北卡羅萊納大學任教。一年之後，1947年他決定回國，謝絕了若幹大學的聘任，到北京大學當教授。1948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不久，發現自己已經患肺結核。但他長期帶病堅持教學及科研工作，在矩陣論、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面發表論文十多篇。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63年，發現肺部有空洞，體內的結核菌已有抗藥性，組織上多次安排他休養，但均被他謝絕，一人領導著3個討論班（平穩過程、馬氏過程、數理統計），率年輕人從事科研工作。1960年中期，他又對組合數學興趣濃厚，1966年初，他與段學復教授聯合主持了組合數學討論班，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而被迫中斷。文革開始遭巨大的折磨，許寶騄拖著病軀，一步三歇應命前往指定地點接受批鬥，如是三年。挨至1970年底終於不支死去。



許政揚：(1925年－1966年8月)，字照蘊。懂英、法、日三國語言，49年後自學了俄語。1945年考取光華大學中文系，1946年轉燕京大學中文系，後任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員。學術功力深厚，精通宋元史料，被譽為“獨步兩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之內，所註《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說》）已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許多定本書中之一種。除《古今小說》校註本外，還有兩篇極重要的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篇是論睢景臣《高祖還鄉》，一篇是論《老殘遊記》。何其芳曾高度評價：這兩篇論文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為揭櫫作品的真實的社會思想底蘊，所以正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正確途徑。1966年文革開始後，他被列入中文系的李何林“反黨集團”中，遭到勞改批判抄家，被罰在烈日下拔草“勞改”，抄家中，數萬張以心血積累的卡片和著述手稿被付之一炬，徹底絕望的他在1966年8月投水自殺。時年41歲。骨灰沒有被保留。文革後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骨灰盒子裏裝的是他校註的《古今小說》一書。



許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中國科學史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畢業於浙江大學，長期專於愛因斯坦的著作翻譯與研究工作。1942年，他從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許良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學生，主要研究相對論和量子力學，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教，翌年加入中共黨。中共建政後，許良英於1952年從浙大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在《科學通報》編輯室主任。1955年因為“反胡風和肅反運動”，被批判和停職審查一年。1957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創建時，與於光遠一同擔任負責人。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許良英被劃為右派，因抗拒強迫勞改的處置而被開除公職與黨藉，並遣送到老家接受勞改，1962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至1970年出版。1978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1978]55號文件，即《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許良英恢復了黨籍並回到北京市，被安排擔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1985年3月，許良英和方勵之聯合發起紀念愛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在浙江大學舉辦學術討論會。期間，浙江大學學生和研究生邀請許良英演講“開放改革”，他推薦方勵之講。由於方的演講影響很大，被當局認為是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要第二次開除方的黨籍，只是由於時任總書記胡耀邦的作用，才拖延了一年多。不過也因此誤傳，許良英因演講被開除了黨籍。1986年夏天，許良英與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次年舉辦《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但因有被邀請者舉報而遭當局製止。1987年6月8日，陸鏗在英屬香港舉辦政治民主化研討會，許良英寄去一篇文章。1989年，許良英寫出政治民主化的聯署信，42人簽名，包括王淦昌、施雅風等。1992年，許良英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籲政治體製改革；1994年他與妻子王來棣及丁子霖等發起《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公開信，並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翌年發起《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公開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學家、學者，包括國內數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識分子、國際上十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2006年，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專文《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講述許良英的生平故事。2010年，他同學者邵建進行爭論，提出應“走出復古迷津，重新回歸‘五四’”。2013年元旦前夕，其妻王來棣去世，許良英亦因肺部感染住進北京海澱醫院11樓重癥監護室，病情一直反復，約一月後的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因腦溢血去世，終年93歲；夫婦遺體一同捐獻給北京大學醫學部，遺體告別式於同月30日下午3時在北大醫學部西門遺體捐獻中心舉行。



關友聲：（1906年3月25日－1970年2月14日），原名關際頤，字友聲，號嚶園主人，中國現代著名書畫家，山東畫派的創始人之一。1928年關友聲於山東大學國學系畢業，後又至北平向吳秋暉學習詩詞歌賦。在北平居住約一年，始返濟南。在北平時結識了著名畫家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於非闇等人，與張大千最為莫逆，因而受張大千影響頗大，從學習元四家改學石濤，此為關友聲畫風轉變之關鍵。1931年與兄關頌平在濟南共創國畫學社與齊魯畫社。1934年，關友聲將其遊黃山寫生冊提供張大千品評，頗得張大千好評。1935年，遊學湖南、湖北、南京、蘇州、安徽等地，探奇攬勝，尋師訪友，以提高藝術造詣。是年《關友聲畫集》問世，斯時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的老舍為之作序。1945年執教於濟南南華學院，教授詩詞及書畫題跋和款式學。1948年任湖南南嶽國立師範學院美術教授，後執教齊魯大學、山東藝術專科學校；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山東分會常務理事、省政協委員；擅長中國畫，兼擅書法、詩詞、琴棋、京劇。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夫人鄭璇被迫害致死，此事對關友聲打擊尤甚，於1970年2月14日去世。



關山月：（1912年10月25日－2000年7月3日），原名關澤霈，中國大陸著名畫家，嶺南畫派代表人物之一，與趙少昂、黎雄才、楊善深並稱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四大著名畫家。擅長山水、人物、花鳥，尤以寫梅著稱。關山月自幼受父親影響，喜愛繪畫。1933年，關山月畢業於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現廣州市協和中學之前身），在廣州任小學教員。1935年受到高劍父賞識，進入“春睡畫院”習畫，成為高劍父入室弟子，由高劍父改名為關山月。1939年，關山月在澳門舉辦“抗戰畫展”，得到畫家葉淺予、張光宇等人的欣賞，並應邀至香港公展。其中《漁民之劫》、《三竈島外所見》、《南瓜》、《漁娃》四幅作品入選蘇聯主辦的“中國美術展覽”。1940年到1942年，北上曲江、桂林、貴陽、成都、重慶，一面寫生，一面展出畫作，創作《漓江百裏圖》。1943年關山月婉辭國立藝專教授之聘，與趙望雲、張振鐸及夫人李小平同行，沿河西走廊到敦煌觀摩研究古代佛教藝術。1946年，關山月回到廣州，任教於高劍父創辦的廣州南中美術院。1947年，關山月與高劍父、陳樹人、趙少昂、黎葛民、楊善深在廣東省民眾教育館舉行六人畫展。夏天到南洋旅行寫生，先後到過曼谷、清邁、檳城、吉隆坡和新加坡，並在上述地方舉行個人畫展。1948年，他在上海舉辦西南、西北和南洋旅行寫生畫展，並出版出版了《西南西北記遊畫集》、《南洋記遊畫集》。1949年初，關山月來到香港，參加人間畫會。1949年後，他長期從事教學工作，曾任華南文藝學院美術部副部長兼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並遊遍國內大川名山及東南亞、歐洲。1958年廣州美術學院成立，關山月任副院長兼國畫系主任、教授；同年由國家委派前往歐洲主持“中國近百年繪畫展覽”。1959年關山月與傅抱石合作為北京人民大會堂創作了巨幅國畫《江山如此多嬌》（寬9米、高6米）。1961年，關山月與傅抱石去東北寫生，作《煤都》、《林海》等六幅作品並於北京展出。文革開始後，關山月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構圖而被受到“攻擊射穢主義倒黴（倒梅）”，《東風》中三只燕子逆風而飛，為“反骨畢露”；有人更是找出了竹畫中的“介”，解讀成“蔣介石”等文字獄指責，遭到批鬥並下放“五七幹校”，不準作畫。1971年，“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赴華交流，負責人之一宮川寅雄指名要見關山月，關山月因此得以從幹校返回廣州。之後關山月生活開始回歸正常，職務和頭銜逐步恢復，藝術創作生涯重新開始。



關宏達：（1914年－1967年12月20日），又名關鴻達、關洪達、關文達。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家。在本縣讀完小學後，於1929－1931年先後就讀於哈爾濱第一、第二中學校。在校期間，曾參加哈爾濱學生掀起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強修五條鐵路的罷課、示威遊行等活動，並參加了反對當局開除學生、逮捕教師周一粟的鬥爭。學生時代關宏達愛好美術和戲劇，經常參加學校組織的文藝演出。他喜歡演話劇，扮演的喜劇滑稽角色，引人發笑，師生們都願意看他的演出。1929年代表第一中學參加哈爾濱市運動會，獲鉛球、鐵餅第一名。1930年10月，作為哈爾濱市體育代表隊的一名成員，參加在奉天（今沈陽市）東北大學運動場舉行的東北四省聯合運動會，1931年參加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行的第十五屆華北運動會，均獲好成績。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相繼被日本侵略者強占。關宏達不堪忍受國破家亡的境遇，於1932年離開家鄉去上海。經朋友湯傑介紹，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當演員，合同期為一年。他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和當時影壇霸王王元龍合作的《熱血青年》。合同期滿後，經朋友介紹認識影壇名人史東山先生。史認為關宏達是一個有希望成才的演員，便介紹他進上海藝華影片公司。拍攝了《凱歌》和《花燭之夜》兩部影片之後，小有聲望，邀他演戲的也多了。上海淪陷後，關宏達和王引、袁美雲等一同去香港，在兩粵影片公司當演員。1938年3月，又回到上海，在新華影片公司拍戲，後又到光華影片公司當演員。關宏達在上海先後參加中華聯合電影公司、中華電影公司、上海影聯旅行劇團、上海話劇團、上海劇團、上海國泰影片公司等單位拍片演劇。除了在“天一”、“藝華”兩公司拍過《熱血青年》、《凱歌》、《花燭之夜》3部影片之外，知名的還有：《三毛流浪記》飾流氓，《女兒春》飾少爺，《鴛鴛劍》飾傭人，《影迷傳》飾阿飛，《餓人行》飾流浪者，《雞鳴早看天》飾司機助手，《天堂春夢》飾廚師，《青山翠谷》飾農民。中共國成立後，關宏達的表演才華得以充分施展，戲路更加寬廣。除了以塑造喜劇人物形象見長外，又演了其他各種人物。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參加拍攝的影片有《球迷》、《球場風波》、《大李、小李和老李》、《秋翁遇仙記》、《聶耳》等10余部。還參加《奇婚記》、《我們的土地》、《祖國的早晨》、《欽差大臣》等外國影片的譯製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球場風波》、《球迷》，連《大李小李和老李》也被劃入批判之列。對他的沖擊就可想而知了。無數的檢查、檢討讓一個樂天派，整天笑嘻嘻的人變得十分沈悶。1967年12月20日上午，調查組讓他寫材料，寫完後他整個人顯得垮了一樣，一句話也沒說。中午回家吃過午飯，他從自己住的四樓，一個人跑到六樓，跳樓自盡了。黑龍江阿城人，終年53歲。



華羅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中國現代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全國政協前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委員。他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元復變函數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與奠基者，也是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1926年，16歲的華羅庚一邊幫助父親料理雜貨鋪，一邊同時開始自學數學。1929年12月，華羅庚在《科學》雜誌第14卷第14期上發表《施圖姆定理之研究》。1930年12月，華羅庚在《科學》第15卷第2期上發表《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華羅庚嶄露頭角，被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教授發現，邀請他來清華大學。從1931年起，華羅庚在清華大學邊學習邊工作，僅僅用一年半時間就學完了數學系的全部課程，並同時自學了英、法、德、日語，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三篇論文。1933年被熊慶來破格任用為助教，1934年9月被提拔為講師。1936年，華羅庚訪問劍橋大學，受到了哈代-李特爾伍德學派的影響，獲益匪淺，在那至少發表了15篇論文。1937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正教授直到1945年，北伐時期（192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北伐後沒有參加登記自動脫黨。1942年12月，由朱家驊介紹重新入黨，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被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列入向蔣介石推薦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1946年2月至5月在蘇聯訪問，9月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1948年被伊利諾伊大學聘為正教授至1950年。同年，獲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50年3月16日，華羅庚一片熱心的由美國回來投奔祖國，擔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1952年7月，受中科院院長郭沫若之邀建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選聘為中科院院士。由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所確定的所系結合的思想，於1958年主持創立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並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數學系主任。因此，中國科技大學設立“華羅庚大師講席”。文革中，就因為華羅庚他還保存著出國護照，未加焚毀，由這個引起了對他無情的鬥爭，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為“留後路”的打算。在批鬥會上他有口難辯，覺得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沒什麽意義，於是憤而自殺，幸被發現及時，才保存了生命。1979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同年加入中共黨。



華攬洪：(（1912年9月16日－2012年12月12日）)，中共國及法國建築師。華攬洪在法國從事設計工作，設計了50余個建築和規劃作品。華攬洪還是擁有中國國籍的法國共黨黨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了遊擊隊，同時也加入了法國共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攬洪在馬賽家中開辦了建築師事務所，主要承攬戰後重建工程。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華攬洪給已出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的父親華南圭寫信，提出想回中國工作。華南圭回信說華攬洪太過理想主義，不可能適應中國艱苦的物質生活，勸華攬洪不要回中國。華攬洪乃通過在法國生活的中國生物學家孟雨（中共黨黨員），向中國政府轉達了華攬洪想回國工作的願望。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向華攬洪發出邀請，並寄來旅費。1951年夏末，華攬洪拋棄了在法國的事業，攜妻子、長子、長女從馬賽啟程回中國，9月底到達北京。1951年至1954年，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第二總建築師（梁思成任第一總建築師）。同時又任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及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工程處的建築設計顧問。自1952年起，華攬洪設計的實驗性建築作品在北京右安門、西直門、月壇南街（也稱社會路）等地先後竣工。1957年，華攬洪因提出建設性意見而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遭到中國建築界批判。《建築學報》和《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了許多批判華攬洪的文章。文革期間，華攬洪沒有受到沖擊，但華攬洪的妻子和長女都遭受了許多冤屈。1976年4月，文革結束前夕，華攬洪全家（華攬洪的長女已先行去法國）乘火車回到法國。



華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園，曾用名劉少陵、林少侯、潘鴻文，筆名林石父、華石修、曉風等。中國現代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學家。1925年8月加入中共黨。1930年，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是中國出版的《宣言》的第二個全譯本，譯文質量有較大提高，結尾處第一次準確譯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1932年9月，途徑青島時，因叛徒告密，華崗與交通員張永祥一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同年，華崗被轉移關押在濟南看守分所，遇任作民和向明。1934年6月底，雖然查無確證，但國民黨當局仍對華崗、張永祥判刑5年。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濟南第一監獄，與任作民和向明再次相會。10月，被中共救出的華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籌辦武漢《新華日報》，任總編輯，兼《群眾》周刊編輯。1949年後，任山東大學校長，創辦《文史哲》，為學校的學術發展建立了良好的氛圍。1953年6月，當選中共黨青島市委常委。有專著16部，論文218篇，未發表文稿4部。譯著有《共產黨宣言》、《俄國革命史》。1955年8月，身為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市委委員、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華崗，以“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和“向明反黨集團成員”的罪名被共黨當局逮捕。同時華崗的夫人談濱若先被隔離在單位“運動”，不能回家，後因“包庇華崗”的罪名，被開除中共黨黨籍，行政連降四級。1957年秋，華崗被轉押北京秦城監獄，在獄中完成了《美學論要》和《規律論》。1962年中共黨糾正了一些左的傾向，“向明反黨集團”的成員到1963年已先後甄別，向明已獲釋放。“胡風反革命集團”也已定案，經查，華崗與此集團的“反黨活動”毫無關系。但在1965年3月19日，經報中央批準，仍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華崗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7年。年底，62歲的華崗被押往濟南山東省監獄服刑，這裏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國民黨關押過的地方。1972年初，臨近春節，華崗病情惡化，但在青島被政府限製不得就醫，於是只得重回濟南，到了濟南進醫院的要求仍被拒絕。4月，華崗的病情進一步惡化，才被送進醫院，但不允許家屬陪護，5月17日，華崗在濟南醫院去世。



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微生物學家，砂眼衣原體首次分離者。為第一個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他為中國生產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他被公認為世界“衣原體之父”，曾是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中國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1912年畢業就追隨二哥考入湖南省甲種工業學校金工科學習。後入讀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首屆學生）、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1925年，湯飛凡與何璉（何鍵之女）成親後，受學校推薦，獲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攜夫人一起到了美國進修，就讀於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1929年在顏福慶邀請下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前身）副教授、教授、細菌學系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出任中央防疫處處長，首創中國微生物學研究基地。之後他主持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抗生素生產機構、第一個實驗動物飼養場、中國第一家生物製品檢定機構，領銜研發生產了國產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成功遏製了1949年張家口鼠疫的蔓延。抗戰勝利後，湯飛凡建議經衛生署批準，將中央防疫處由重慶遷回北平，改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經美國友人謝拉曼（時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協助，得到一些面粉和剩余物資，又從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獲得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以工代賑”再建中央防疫處新址，在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增建了研究室和實驗動物飼養場。到1948年車間可產堪與進口產品相媲美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1955年分離出獨立的砂眼病原體－－砂眼衣原體（CT, Chlamydia trachomatis）。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曾在1957年除夕將TE8種進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並且為了觀察全部病程，堅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療，無可置疑地證明了TE8對人類的致病性。隨後中國爆發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湯飛凡變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騎在人民頭上並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的賣國賊。更有甚者，有人用惡心的言語中傷他與實驗室某女同誌有不正常關系。58年9月30清晨，受盡折磨，更為不堪受屈辱，湯飛凡上吊自殺。



湯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教育家，中國植物生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父親湯化龍是有自由思想的清朝進士，曾和梁啟超等一起從事君主立憲派活動。1915年母親去世，1918年父親在加拿大被暗殺。因而從15歲起，他就走上了個人獨立奮鬥的道路。1917年-1925年就讀於清華學校，體育和學業都非常出色。1925年就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1930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1930-1933年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1933年回國，任武漢大學教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普通生理實驗室。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曾任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名譽所長。中國植物學會第一任理事長。1945至1950年任清華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從事農業研究所工作，創辦植物生理研究室。這個研究機構所在的大普集聚集了許多有才華的青年科學家，成就斐然，成為與費孝通領導的魁閣齊名的中國學術史傳奇之地。1950至1952年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副校長。1952至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兼復旦大學教授。科研成就斐然。文革期間飽受折磨，先是被強迫交代回國動機，後被懷疑為特務遭到關押，後流放河南五七幹校。1978年復出。



湯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學大師。高中時，湯一介對西方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而且試著寫作了一些散文、雜文。1946年，因為落榜，湯一介進入北京大學先修班。在此期間，他閱讀了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麽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於1951年畢業。1949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文學院有一個團總支，湯一介和他未來的妻子樂黛雲就是這這裏互相認識的。同年，湯一介加入中共黨。1957年後，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風起雲湧，湯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中共建政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58年後，湯一介受到‘反右傾運動’的沖擊和打壓。1966年，文革開始，湯一介被終止講課資格，下放幹校。1973年，湯一介加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梁效”），曾任材料組組長。文革結束後他又被隔離審查，直至1978年才被解放。1980年，53歲的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教授《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體系諸問題》，率先打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對峙的陳舊思想，提出認識發展史來看待哲學問題。



齊 衡：（1912年－1972年），電影演員。在中學讀書時，因日本學生每每嘲弄侮辱中國學生，校方卻從中加以袒護，他不堪忍受屈辱，憤而退學。旋覓得家庭教師一職，勉為糊口。後加入上海中國藝術供應社和濟南山東省劇團任演員，參加了《父歸》、《大刀王五》等具有反帝反封建意義的演出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奔赴後方，先後在西安、成都等地"旅行"劇團、"中電"劇團擔任基本演員，宣傳抗日救亡，並在《金小玉》、《結婚進行曲》、《寄生草》、《雷雨》、《日出》等話劇中飾演重要角色。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隨中電三廠赴北平。1946年11月，他參加了沈浮編導的影片《聖城記》的拍攝，這是他走上電影生涯的開始。而後，他又在影片《白山黑水血濺紅》和《大團圓》中飾演重要角色。1948年，在影片《萬家燈火》中飾演貿易公司經理錢劍如。他沒有從外形上來加以醜化，而是著眼於揭露其靈魂的卑鄙，從而受到廣大觀眾的贊許。1949年後，他加入南京文工團，熱情地參加了大型話劇《李闖王》的演出，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任演員，先後在《團結起來到明天》、《勝利重逢》、《渡江偵察記》、《為了和平》、《秋翁遇仙記》、《鋼鐵世家》、《金沙江畔》、《燎原》等影片中扮演了各種不同性格的角色。他在《渡江偵察記》中扮演的老偵察員吳老貴，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最後英勇地獻出自己生命的動人形象。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個人一等獎。1966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終年60歲。



齊燕銘：（1907年－1978年10月），文學家，歷史學家。曾用名齊振勛、齊震、田在東，筆名齊魯、葉之余等。1924年入中國大學預科，後轉國語系，1930年6月畢業。此後曾任教於北平大同中學、光華女中、保定第六中學、北平中法大學、中國大學等校。1932年到1937年期間曾隨吳承仕治史學、訓詁學，並研究文學史。1933年任中國大學講師，曾在中國大學、中法大學、東北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戲曲史、文字學；編印了《中國文學史略》(上冊)、《中國戲劇源流》等講義；曾任《文史》雜誌編輯。1935年起開始參加中共黨領導的革命活動。一二•九運動前後加入新學聯。1938年2月加入中共黨。後任魯西北《抗戰日報》主編、政治幹部學校教務長，冀南行署太行辦事處主任。1940年後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員。1943年主持創作新編平劇《逼上梁山》，任導演兼飾林沖一角，毛澤東曾親筆書函予以高度評價。1945年初，參與創作京劇《三打祝家莊》。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專家局局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1966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濟南市副市長。著作有＂中國文學史略＂，＂齊燕銘紀念文集＂，＂齊燕銘書法篆刻選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和迫害。1967年12月，《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齊燕銘的文章－－《齊燕銘是封建主義文藝狂熱的吹鼓手》、《揭穿齊燕銘的“三者並舉”劇目方針的反動實質》等。隨後，齊燕銘被監禁在北京衛戍區竟長達7年。1978年10月去世。1979年有關方面才徹底為他平反。



齊觀山：（1925年－1969年），新聞攝影家。1939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攝影訓練隊學習。同年加入中共黨。曾任《晉察冀畫報》、《冀熱遼畫報》、《東北畫報》記者。中共建國後，歷任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記者、新華通訊社攝影部記者、采訪科科長，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二屆理事。作品有《鬥地主》、《宋慶齡接受斯大林國際和平獎》、《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投票》等。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於1969年含冤去世，終年44歲。



呂熒：（1915年11月25日－1969年3月5日），原名何佶，文學翻譯家、美學研究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加入文藝團體浪花社，主持《浪花》雜誌；抗日戰爭期間在西南聯大復學，後任中學教師；1946年至1947年分別執教於貴州大學與臺灣師範學院；1949年出席全國第一次文代會；1950年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1951 年11 月，《文藝報》發表文章，以“左”的觀點，點名批評呂熒所謂在文藝理論教學中的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傾向。具有詩人氣質、性格倔強的呂熒對這樣的批評難以接受，發表文章予以反駁，以致被認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山東大學召開批判大會數次，形成運動的聲勢。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不想擴大勢態，幾次勸說呂熒，象征性地做一點自我批評，以便解脫，但呂熒堅決不肯做違背心願之事，並於1952 年春不辭而別，拂袖離去。1952 年冬，呂熒應老友馮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特約翻譯。1954 年3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後擔任《人民日報》社文藝部顧問至1956 年。在此期間，翻譯出版了《列寧與文學問題》、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普列漢諾夫的《論西歐文學》，並以主要精力從事美學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學論文《美學問題－－兼評蔡儀教授的〈新美學〉》，對蔡儀的“美是客觀”的觀點提出批評，在國內美學界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觀中的反映，是一種觀念”的觀點，認為美是主觀的。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舉行聯席擴大會議，郭沫若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他的題為《請依法處理胡風》，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胡風等人已經遭受的結局，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即將全面開展的“肅反”運動的信息。到會的700多人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出對郭沫若講話的歡迎，700多人舉手通過了把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並依法懲處他的決議。接著，有20幾位代表發言，異口同聲重復著報上的語言、郭沫若的建議。在這700人中，也包括呂熒。將胡風等一下子打成反黨、反革命集團，呂熒忿忿不平。他一直將胡風的問題視為文藝問題，過去對胡風的批判，雖然已經令他反感，但畢竟限於文藝範疇，他還能夠接受，可如今……這時，呂熒走了上去。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揚的中間，對著話筒，振振有辭地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他是反……”他的話未完，會場頓時一陣喧嘩，誰也不會想到，時到如今，他還會站出來說出這樣的話，和他平時的少言寡語，判若兩人。人們更多的是氣憤夾雜著驚奇，這樣一個＂神聖＂、＂嚴肅＂的會上，怎麽能容忍他說出這樣的話，明目張膽為一個全國聲討的反革命集團頭子鳴冤叫屈。不等呂熒再往下說，便有人跑了過來，在此起彼伏的斥責聲中，呂熒被帶下臺去。暫時未上逮捕名單的呂熒，隨即被帶回家中，從此不讓他出門，軟禁一年後，才恢復行動自由。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呂熒再遭迫害，作為“胡風分子”被投進勞改農場。平時他既不帶《毛主席語錄》又不肯“早請示晚匯報”，被作為大會小會鬥爭的靶子，常遭斥責、謾罵和毆打。整日沈默寡言、閉目靜坐以示抗議。1968年冬天病情嚴重，身體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療。1969年3月5日，於凍餓中逝世於北京清河農場，終年54歲。



呂斯百：（1905年10月15日－1973年1月14日），又名則男。美術家、教育家。1921年入江蘇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美術科。1927年入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與吳作人、王臨乙、蔣仁諸君同學。受恩師徐悲鴻賞識，推薦到法國留學，1929年入裏昂美術專門學校，成績屢考第一，畢業油畫《汲水者》被評為首獎。1931年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三年後畢業，遊歷歐洲。1934年回國，在中大藝術系任教，分擔系行政工作，成為系主任徐悲鴻的得力助手。1937年轉為中大藝術系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任系主任，直至1949年中央大學更名南京大學。其時，婉謝夫人馬光璇之舅吳稚暉要他們一起去臺灣，選擇留在大陸。1950年到蘭州創辦西北師範學院（今西北師範大學）藝術系。1957年回南京，任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兼系主任。代表著作有《呂斯百畫集》(1959)、論文《藝術學系之過去與未來》(1943)、論文《美術教育》(1944)、論文《論素描教學問題》》(1962)。在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1月14日入夜，盲目地在街頭苦踱一圈之後，在家中自盡。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中國哲學家、宗教學家、墨學研究專家，曾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1938年，任繼愈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導師是湯用彤和賀麟，專業方向是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碩士畢業。畢業後任繼愈選擇了在北京大學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先後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等課程。1956年起，任繼愈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中共國培養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55至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1956年加入中共黨。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等。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任所長。不久文革開始，任繼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幹校接受“教育”。由於光線昏暗、勞動過度，任繼愈的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左眼視力也受到損害。1978年起，任繼愈開始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與北大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



任大熊：（1931年－1970年），中共國數學教授。1955畢業於北京大學，1957年擔任北京大學數學系助教。同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又稱“秘密報告”），首次公開披露斯大林的屠戮行為。當時在中國屬於保密新聞。由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份英國《工人日報》，上面刊登報告英文譯文。任大熊時任數學系助教，可以進入外文期刊閱覽室，他閱讀後並翻譯成中文。由於篇幅很多，數學系陶懋頎和陳奉孝也參加翻譯。他們並認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其男友曹治雄為當時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因此獲得中文譯本並逐句校對。事發後，被劃為“右派份子”，1970年被判處死刑並槍決。時年39歲。



陽翰笙：（1902年11月2日－1993年6月7日），原名歐陽本義，中國作家、編劇。1928年，發表了個人第一篇小說《馬林英》。1929年任左聯黨團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中央文委書記。1933年進入上海藝華影業公司，和田漢主持編劇委員會，創作了第一部電影劇本《鐵板紅淚錄》。抗戰期間，他創作了《草莽英雄》、《天國春秋》、《李秀成之死》、《塞上風雲》、《八百壯士》等話劇和電影劇本。1938年就任國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是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和三廳廳長郭沫若的主要助手。1945年後，他去上海領導進步電影工作。1947年，陽翰笙將張樂平的連續漫畫《三毛》改編成電影劇本《三毛流浪記》。建國後，陽翰笙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文聯秘書長、副主席、黨組書記，是周總理領導文化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陽翰笙一生寫作了18部電影劇本，8部話劇以及若幹中短篇小說，其中話劇《天國春秋》、《草莽英雄》和電影《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是他的代表作。陽翰笙是中國電影事業的締造者之一，是抗戰話劇運動的中堅。1954年5月3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成立，陽翰笙擔任副會長、黨組書記 。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學部舉行成立大會。經國務院批準，與郭沫若、周揚等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常委會會員 。1966年，陽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失去了自由，被稱為“四條漢子”之一關進“牛棚”，並常被揪出進行批判鬥爭。1977年，編寫電影劇本《贛南遊擊贊歌》。1979年1月，陽翰笙獲得徹底平反。



向達：（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字覺明，號覺明居士、別署方回、佛陀耶舍。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敦煌學家、中外交通史家，版本目錄學家，翻譯家 。1925年至1930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期間翻譯出版《世界史綱》、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黑水獲古記略》、《敦煌獲書記》和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寫經組組長。1934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半年，因出國辭去。1934年8月被北平圖書館作為交流研究員派往英、法、德三國著名圖書館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典典籍。1935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史籍，抄錄《指南正法》、《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1936年到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所藏敦煌寫卷，著《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又到意大利梵蒂岡圖書館抄錄來華天主教傳教士資料。1937年到德國柏林研究普魯士科學院所藏中國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和寫卷。1938年到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研究由伯希和掠去的敦煌寫卷。1939年9月去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京大學聯合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組組長，兩次赴敦煌考察。期間在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用“方回”署名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1948年7月-1949年2月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共進城後北大接受軍管，始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到1957年被免職。譯著編著及原著甚豐。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大右派”。解除一切職務，一級教授降為二級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再次遭受迫害，11月24日在北京阜外醫院病逝世。



揚剛：(1905年－1957年10月7日)，女，原名揚季徽、揚繽，著名記者。與戈揚、浦熙修、彭子岡同時被譽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1922年，楊剛進入江西南昌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葆靈女子學校學習，並以“貞白”為筆名開始寫作。1928年，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楊剛加入了中共。抗戰爆發後，楊剛於1939年夏天抵達香港，接替蕭乾出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1944年赴美就讀哈佛大學，兼《大公報》駐美特派員，並為中共從事國際統戰。抗戰勝利後，楊剛又撰文批評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府。她給美國總統哈裏•杜魯門的譴責信，現在就存放在美國獨立城杜魯門圖書館“戰後對華政策”的檔案中。1948年9月，楊剛從美國回到香港，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秉承中共的指示，她不斷向當時的總經理胡政之與總編輯王蕓生做工作，使他們最終走向了反蔣擁共的立場。聽了楊剛的話，投奔中共的王蕓生在文革中也慘遭批鬥。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楊剛轉任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忙於各種機要事宜。1950年10月，楊剛丟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裏面有些中共的機密，為此她壓力很大，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恩來說，筆記本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撿到筆記本的人把它交給了周恩來，周已經看過。隨後她被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主管國際宣傳，以後改為主管《人民日報》的文藝宣傳。1957年5月6日，人民日報社成立了“整風領導小組”，進入6月，“整風”轉為反右，原整風領導小組即轉變為“反右領導小組”。1957年10月7日，楊剛自殺離世，年僅52歲。原因眾說紛紜，胡喬木說她因遺失了一個重要筆記本，感到十分緊張，“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人間”。一說，是前兩天“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大會對丁玲的嚴厲批評對她刺激很大，她的退黨經歷，更增加了心理壓力。傅國湧曾認為理想主義的幻滅是深層原因。



米谷：（1918年11月4日－1986年10月），原名朱祿慶或朱吾石，是上海著名現代漫畫家。米谷於1934年考入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高中部，1935年轉入該校西洋畫系。1936年首次在《時代漫畫》上發表漫畫。其後於1938年先後轉入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文學院，開始從事漫畫創作和民間美術的研究。他在1942年春天開始在蘇北新四軍一師宣傳隊工作多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至國共內戰期間，他在上海為《文匯報》等報刊創作了政治時事諷刺畫。米谷於1947年年底來到香港，參加中共黨的地下進步美術團體“人間畫會”，成為負責人之一。期間又主編香港《文匯報》的漫畫雙周刊。此時他主要創作歌頌中共軍的漫畫及反蔣介石和反美國的漫畫，著名作品多為諷刺蔣介石的漫畫，如《蔣小二過年，過了今年沒明年》（1948年）、《二十年江湖獨腳戲》（1948年）、《蔣萊子娛親》（1948年）、《偽金圓券：這難道是我昨晚脫下的鞋子嗎？》（1948年）、《打腫面孔充胖子》等。1949年，米谷回到上海，在《解放日報》工作，期間任職該報編委兼藝術組組長，並先後擔任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主席、華東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等多個要職。1950年，米谷擔任全國性刊物—《漫畫》的主編。1960年《漫畫》停刊，他被調任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米谷和張樂平等眾多中國漫畫家一樣，受到了殘酷迫害，被迫擱筆，從此他不能再畫政治漫畫，連非政治漫畫也不行。雖然張樂平在文革後的1977年可以以教育漫畫形象復出，受到好評，但米谷沒他那麽幸運。他在文革期間只能從事水墨畫和泥塑創作，到晚年都未能創作政治漫畫。米谷於1986年因病逝世。



匡亞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名匡潔玉，又名匡世，曾用名匡夢蘇、匡潤之，曾用筆名何畏、何晨、夢蘇，中國教育家。1923年入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1924年參加革命，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學校開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學就讀，與康生是同學，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9月轉為中共黨員，不久被調離校參加工作。曾先後任上海滬東、滬西、閘北等區共青團區委書記及中共區委常委，共青團無錫中心縣委書記及共青團江蘇省委巡視員。1927年曾以江蘇團省委特派員名義領導宜興秋收起義。1931年和鄧中夏一起任中共滬東區《前鋒報》編輯，1930年至1931年，出版社會科學論著《社會之解剖》和描寫大革命的短篇小說集《血祭》，後曾被當局逮捕。1932年任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合辦的上海《日日新報》主筆，共青團南匯區委書記、同年秋任中共江蘇省徐海蚌特委宣傳部長，1933年任上海工會聯合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長期從事革命工作，先後四次被捕，共關押四年余，受盡酷刑而堅貞不屈。1937年被營救出獄，後赴延安，擔任康生的政治秘書，並歷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延安）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兼華東局黨報《大眾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部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後，曾任華東政治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黨委副部長等職。大區撤銷時，主動要求到學校工作，1955年9月至1963年5月任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1963年調至南京大學任黨委書記兼校長。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孔子評傳》、《求索集》以及《匡亞明教育文選》等。晚年主持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規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1966年6月，東北人民大學師生開始“揭發”前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問題。6月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人民日報》《打倒匡亞明黑幫》的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成為全國範圍內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之一，吉林大學學生迅速響應號召，乘火車南下將已經時任南京大學校長的前校長匡亞明抓捕回長春，進行公開批鬥。1978年恢復南京大學的領導職務，再度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及黨委書記，同年率領中國大學校長團訪日商討中日大學交流問題。



伍獻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字顯聞，著名動物學家，是中國魚類學和線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1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更名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農業專修科（今南京農業大學），在校時師從秉誌等人。畢業後任教福建廈門集美學校。1922年廈門大學正式成立，擔任廈門大學動物學系助教，跟隨S.F.Light指導學生動物學實驗。1925年秉誌來到廈門大學，伍獻文遂註冊為動物學系學生，一面給秉誌當助教，一面學習，1927年獲廈門大學理學士學位。同年到國立中央大學生物學系任動物學助教。1929年到法國留學，1932年獲巴黎大學科學博士學位。1934－1937年，任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後兼系主任。1941－1943年，任復旦大學教授。1947－1948年，兼任江蘇醫學院教授。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專著《鯉亞目魚類分科的系統及其科間系統發育的相互關系》論點被引用於權威性著作《世界魚類》第二版。1966年，文革爆發，伍獻文遭到批判、幽禁和迫害，多次被強迫勞動，所有的研究心血差點毀於文革期間。1977年，伍獻文就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不久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



伊兵：（1916年－1968年），原名周紀綱，別名周丹紅，筆名伊兵、大輝、李文。劇作家。歷任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劇藝室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處副處長兼《戲曲報》主編，華東戲曲研究院秘書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秘書長、黨組成員，《戲劇報》主編，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江蘇省文聯副主席等職。作為“戲改”幹部，對越劇做出了極大的貢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家鄉組織縣鄉村救亡協進會，任開元抗日自衛委員會政訓組主任，從事救亡活動，年底加入中共黨。1938年去浙南紅軍遊擊隊幹部訓練班受訓，後任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服務團副團長。1946年後，任山東《大眾日報》記者，《安東日報》編輯部主任。1949年5月，任上海市軍管會文藝處劇藝室主任時開展“戲改”工作，舉辦了上海市第一屆地方戲劇研究班(學員以越劇從業人員為主)，任班主任。1953年調任華東戲曲研究院秘書長後，組織專家調查華東地區劇種和劇目，出版了《華東戲曲劇種介紹》、《華東地方戲曲叢刊》等30余集。又竭力推動越劇進一步改革，進行越劇男女合演的實驗，抓了越劇青年演員的培養，開辦了昆曲、越劇演員訓練班。領導了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西廂記》、《盤夫索夫》、《打金枝》、《春香傳》等劇目的創作、加工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越劇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中獲得很多獎項，為越劇在50年代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55年4月，調往中國戲劇家協會工作，擔任書記處書記、《戲劇報》主編、《戲劇論叢》編委。1963年，調任江蘇省文聯副主席。著有戲劇論文集《華東戲曲劇種介紹》、《在戲劇戰線上》、《現實與理想》及越劇劇本《遊擊隊的母親》、《秋瑾》等。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時年52歲。



張滬：(1931－)，女作家，歷任上海西二區、盧灣區、新涇區團委幹事，上海農民報通聯幹事，北京師大女附中團委秘書，《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編輯、記者，高級記者，《北京日報》小苗兒童專刊主編，北京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雞窩》，中篇小說《曼陀羅花》、《瓦妖》、《混血兒》、《方城門》、《金花鼠》，散文遊記集《穿越地球的經緯》，傳記文學《嚴濟慈》、《孫敬修》，電視劇劇本《科學之光》，編輯兒童文學集《穿綠裙的小姑娘》等6本。因對公車製度等特權不滿被打為右派，其丈夫作家從維熙和同為老黨員的父親、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勞改中受盡屈辱，吞安眠藥自殺但被搶救。出院時丈夫向院長道謝。女院長說“當時我們不知張滬是右派，不然不會費那麽大力氣搶救！”



張海默：（1923年－1968年5月16日），電影劇作家。4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1941年赴晉察冀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學習，1944年調延安魯藝戲劇系學習，歷任熱河勝利劇社創作組幹部，冀察熱遼魯藝文學系教員，中南文工團創作部主任，中南文聯創作組長，北京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劇。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突破臨津江》，獨幕劇劇本《糧食》，歌劇劇本《十五的月亮》(4幕)，話劇劇本《礦山的主人》、《火》，電影文學劇本《草原上的人們》、《母親》、《春城無處不飛花》、《洞簫橫吹》《紅旗譜》《糧食》《深山裏的菊花》、《血染的哈達》等。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5月16日被造反派打死，終年45歲。



張瑩：（1924年－1969年6月3日），中國電影演員。1945年參加革命，在遼西軍區二分區政治部文工團擔任演員。1948年開始從事電影表演。先後出演了《白毛女》中的大鎖、《趙一曼》中的張強。後來，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工作。1955年，因在電影《董存瑞》中飾演趙連長，榮獲中共國文化部頒發優秀演員一等獎。1957年，他向上級提出合理化建議，但被說成“散布反黨、反人民言論”，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度過三年後，1960年，張瑩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被調回北京電影製片廠，隨後在《紅河激浪》中飾反動軍官、《小兵張嘎》中飾羅金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打成“黑幫分子”，慘遭迫害。1969年6月3日，宣布“黑幫組”解散當天，他因病吐血身亡，享年45歲。1978年，對他的右派“錯劃”問題進行了改正。



張克錦：（1946年－），漫畫家。12歲便被打成“右派”，關進監獄，成為中共國反右運動中年齡最小的右派。1957年整風運動初期，各單位號召大鳴大放，給中共黨黨員提出意見。當時，四川達縣一家帽鞋生產合作社的職工冉某給達縣城關鎮的某位領導提意見，並請人畫了一幅漫畫。隨後在反右運動中，冉某因此被打成“右派”，不久跳下大橋自殺身亡。那幅漫畫則被查出是小學5年級學生、12歲的張克錦畫的。當時，12歲的張克錦並不懂得“大鳴大放”，也不認識上述那位城關鎮領導，其家人也同該領導並無瓜葛。張克錦從小就有繪畫天賦，曾獲少兒繪畫大獎。鄰居冉某請張克錦幫助畫了一幅《一手遮天的×××》的漫畫，諷刺這位領導。張克錦被查出是漫畫作者後，因僅12歲，“右派分子”的名號似不太合適。有關領導經認真研究，最後決定將張克錦定為“右童分子”。當時，“右派分子”並未全部關進監獄，但張克錦卻被關入監獄7年。1958年4月的一天，12歲的張克錦正在小學教室內上課，街道居民委員會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位阿姨將他叫出教室，帶到城關鎮。在城關鎮，他被押到一座禮堂內，禮堂內人山人海，張克錦被反剪雙手推到臺上。在一片響亮的口號聲中，張克錦嚇得大哭。隨後，張克錦被抓進監獄，當時既未向他出示逮捕證，也未讓他簽字畫押。在監獄中，張克錦被正式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此後他在監獄裏度過了7年時光。張克錦的“右童分子”帽子一直戴到的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時才被摘下。當時，張克錦的《平反通知書》被有關部門送至其原來就讀的小學，即今達州市通川區第一小學。張克錦獲得平反並落實政策後，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擔任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總工會工人文化宮美術專業幹部。



張權：（1919年－1993年6月16日），女，江蘇宜興人，中國女高音歌唱家、音樂教育家。1936年，張權17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習音樂。她與莫桂新是同年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在該校相識。張權起初主修鋼琴，後師從外籍教師馬撰改學聲樂。1937年，張權入上海國立音專聲樂系學習，師從周淑安、黃友葵。同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內遷，張權、莫桂新二人隨之輾轉經貴州省、湖南省、雲南省到陪都重慶。到重慶後，兩人轉入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學習聲樂。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自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後結婚。張權1942年自重慶國立音樂院聲樂系畢業並留校任教，首演了中國首部大型歌劇《秋子》。1943年和1945年，女兒莫紀綱、莫紀嵐先後出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華裏。1944年至1947年，張權先後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任教。1947年6月，留學美國羅城納薩瑞斯學院、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1951年自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得音樂文學碩士學位及音樂會獨唱家、歌劇演員證書。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來之邀，已獲碩士學位的張權啟程回國，經廣州、上海、天津於同年冬抵達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東城區無量大人胡同15號四合院。1953年，小女兒莫燕出生。莫桂新、張權先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來又一起調入中央實驗歌劇院。1956年主演了中國首演歌劇《茶花女》，與李光羲等用中文表演。1957年5月19日，張權在《文藝報》上發表《關於我》一文。當時整風已開始，《文藝報》副總編輯唐因的妻子、該報記者姚瑩澄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鳴放任務而采訪張權。張權響應中共號召，批評所在單位領導的問題。姚瑩澄整理成文，以張權的名義發表。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張權和姚瑩澄因該文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間姚瑩澄上吊自殺身亡。張權因為此文，被院領導視為向黨進攻，定為右派分子，工資降三級，暫留中央實驗歌劇院為演員拆洗演出服。張權在《關於我》一文中說，她剛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時，有的領導公開聲稱，“像張權這樣的美國婦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臺上，簡直是不能容許的。”她很傷心：“我難道連一個中國公民的稱號都不配麽……這件事一直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心裏。”1956年，中央實驗歌劇院首次上演歌劇《茶花女》。歌劇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盧肅不讓張權飾演女主角薇奧列塔，卻安排了來自延安唱中國民歌的其夫人管林飾演薇奧列塔。後來這位演員力不從心，才讓張權主演。張權主演的《茶花女》獲得中國國內及國際高度評價，被譽為“東方茶花女”，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這時院領導對她說，“可不能驕傲呀！”張權自問，“演員心靈雖很脆弱，但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了，這樣的叮嚀有必要嗎！？”張權的丈夫莫桂新也被定為右派分子，1958年在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期間因食物中毒去世。1961年3月，張權被逐出北京，獨自攜小女兒及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龍江省哈爾濱歌舞劇院（1962年更名為哈爾濱歌劇院）。張權在該院擔任獨唱演員和聲樂教師。在哈爾濱她作為人才受到重視，1961年底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經她提議，“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開始舉辦。1962年，經周恩來安排，列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在政協會議期間，張權寫出提案建議成立哈爾濱歌劇院。不久哈爾濱歌劇院成立。1962年，張權在北京等地舉辦獨唱音樂會。據說大右派羅隆基在北京曾親自到場觀看。文革爆發後，張權再度受沖擊，十年被禁止演唱，並且被扣上“美國特務”、“反動學術權威”、“崇洋媚外”等帽子。文革初期被揪鬥並剃陰陽頭，並被踢傷腰骨。每天為造反派洗演出服，縫製樣板戲服裝，為樂隊抄樣板戲總譜。文革結束後，1977年，張權面臨退休，只好回到蘇州，但無法落戶口。她見到了王震，王震要她不用退休，去北京工作。1978年，張權調回北京，在北京市歌舞團工作。曾任北京市音樂舞蹈家協會主席、北京市歌舞團藝術指導。1979年，文革期間停辦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恢復舉辦。音樂會特邀張權及女兒莫紀綱舉辦“母女獨唱音樂會”。



張良：（1933年7月－），原名張慶鑄，中國影視演員、導演，一級導演。1948年以演員身份加入部隊話劇團。1949年10月1日，成為中共國開國大典上軍樂團最前排的鼓手。1955年，在電影《董存瑞》中扮演英雄董存瑞，令他在中國內地家喻戶曉。1957年反右運動中，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被打成右派。在黨小組會上，張良作為黨小組長帶頭交心說：“郭維同誌在拍《董存瑞》時還教育我們，向董存瑞學習，為新中國而奮鬥，怎麽一下子就變成了階級敵人？真是不可思議。會不會是在整風時給領導提意見言辭過激，不會真的反黨吧？”由此，張良被稱作是為右派翻案，《人民日報》發表了抗敵話劇團團長丁洪寫的《一個青年演員的歧途》一文，批判張良。張良受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一級的處分，被下放到中共軍第38軍當兵改造。1962年6月，中共沈陽軍區政治部機關委員會為張良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受到的處分進行甄別平反。1963年5月，憑借在電影《哥倆好》中同時飾演性格迥異的兩兄弟，榮獲第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受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其間，張良還先後參加了《三八線上》、《林海雪原》、《碧空雄師》、《家庭問題》、《打擊侵略者》等電影的拍攝。文化大革命中，張良以“漏網右派”的罪名遭到揪鬥，被掃地出門，下放五七幹校。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張良因1957年的問題而被揪鬥、立案審查。1969年6月30日，八一電影製片廠革命委員會決定，增定張良為右派分子，開除中共黨黨籍，由文藝九級降為十二級。張良由此成為中國最後一名右派分子。他被勒令復員回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張良轉型為導演，第一部導演作品《梅花巾》獲得第七屆開羅國際電影節榮譽獎。1984年，《雅馬哈魚檔》取得了商業成功，被譽為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經濟發展的“活廣告”。



張師亮：（？－1970年3月22日），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留學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在抗日戰爭中期與範文瀾、稽文甫在河南大學被稱為進步三教授。其後為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西北師範學院教授（西北師範學院後改為甘肅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抗戰勝利後，他到北平專管軍隊總務工作，後隨傅作義起義，被當時的北京市長葉劍英表揚。後又到西北師範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政治課教師。因歷史問題，又調歷史系任教，他是一個曾用馬克屎的《資本論》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教授，因在該系世界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上批評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他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出發，講到上層建築阻礙經濟發展而不能前進時，才會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有規律的，階級鬥爭不是萬能的。於是，造反派們說其要破階級鬥爭萬能論，是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1970年3月22日，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以現行反革命在蘭州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張若名：（1902年2月23日－1958年6月18日），女，字硯莊，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先驅，“五四運動”時期天津覺悟社創始人之一，馬克屎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1920年1月20日，《覺悟》雜誌正式出版，張若名以“衫陸”的署名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向廣大婦女發出號召：婦女解放應該從自身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文章文辭犀利，觀點鮮明，具有很強的號召力。父母為阻止她參加各種運動，強行為她找“婆家”成親。張若名背著父母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班報了名，並與家庭斷絕了關系。1920年11月初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在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學習法文，1921年夏遷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其間與周恩來為戀人，1924年張若名也做出了人生中一次重大命運選擇，她申請退出中共黨並得到組織批準，但仍表示誓死為黨保守機密。棄政從文後，於1925年5月取得了第一張“心理學”合格證書，1926年3月取得了“普通哲學與邏輯學”合格證書，1927年6月取得“倫理學與社會學”合格證書，1928年2月取得“教育學”合格證書，隨後取得裏昂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30年12月，她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取得了法國文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留法女博士第一人，其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以最優異的成績榮獲裏昂中法大學年獎，並獲獎學金。期間與同在法國攻讀博士的楊堃結了婚。1931年1月4日，張若名和楊堃這對博士夫妻回到北平。張若名被聘為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講授法文、法國文學，從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北平失陷，中法大學被迫停辦。日本投降後，中法大學復校，蔣介石在故宮太和殿前接見北平師生，又在中南海舉行茶會，慰問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張若名作為愛國教授，也被邀到會。1948年4月，張若名與楊堃到雲南大學任教。1953年，張若名創辦了“文藝批評教研室”，在雲南大學開辟了馬克屎主義的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是中國最早講授馬克屎主義文藝理論的教授。1955年4月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赴印尼雅加達參加萬隆會議，途中來到昆明，與張若名、楊堃夫婦會面，並邀請他們去北京工作，但被張若名婉拒。主要著作有《關於安德烈•紀德》、《佛朗西斯•若姆》、《法國象征派三大詩人：波德萊爾、魏爾倫和蘭波》、《中國兒童生活——民俗研究》、《法語直陳時態的用法》、《紀德的介紹》等。1957年，張若名與楊堃及兒子楊在道勻被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反右運動升級，她因為早年“退黨”和參加蔣介石茶會等罪名受到迫害，自己教過的學生也把她當成資產階級法權的靶子，自尊心非常強的張若名難以忍受“諸多罪名”的羞辱，於6月18日中午投水自盡於雲南大學旁的一條河中。時年56歲。



張次溪：（1909年－1968年9月9日），名仲銳、涵銳，字次溪，號江裁，別署燕歸來主人、肇演、張大都、張四都，中國近現代作家、史學家，一生著述有200余種。他曾任《民國日報》主編，是齊白石的學生，為齊白石寫過許多傳記，但也因依附袁世凱和汪精衛而受到批評。張次溪原籍廣東東莞，父張篁溪師從康有為。二十六歲時，張次溪加入顧頡剛主持的史學研究會，負責纂寫《北平誌》。後來寫作《袁督師遺事遺稿匯輯》，認為袁世凱是袁崇煥之後，因此“亡清者必袁”。日偽時期又寫作《汪精衛先生行實錄》，汪精衛親自為其題識，後來還任張為淮海省教育廳長。1949年之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歷史系資料員，寫成《李大釗先生傳》，開“李學”之先河。但此書後一度被政府禁售。1957年患腦溢血，導致半身不遂。1958年與弟弟張仲葛合計將所居龍潭湖西岸的張園賣掉，後來生活日漸困頓。1959年7月12日顧頡剛日記中說：“又聞希白言，張次溪為白壽彜所裁，生活大成問題”。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也說：“張君病高血壓，頗為嚴重，本不寫稿，當勸以舊稿易錢，俾在港買藥”。按其子所說，其所藏書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盡數搶走，至1979年才發還部分，其余大部分流入中國書店。1968年9月9日去世，周汝昌在《北鬥京華》中寫到“有人說，他死得很慘。倘如此，一切俱不可問了”，謝其章認為他死於紅衛兵之手。



張元勛：（1933年7月2日－2013年4月12日），中國楚辭學家。1954年，張元勛於青島一中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他與林昭等人成為《紅樓》編委。1957年中共黨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而後變成為陽謀的反右整風運動。因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辦的刊物《廣場》的主編，撰寫《廣場發刊詞》、《編後記》，以及與沈澤宜等合寫短詩《是時候了》等大字報而被劃為“極右派”，遭受輪番批鬥。1957年12月25日張元勛被逮捕，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張元勛被押送於北京南郊之團河農場、河北省寧河縣之茶澱清河農場等地區進行勞動改造。1965年刑滿，繼續留在清河農場，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頂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勞動機關的管製下勞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元勛被押送到山東省勞改隊所屬的章丘埠村煤礦，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66年5月6日，刑滿釋放但仍在管製中的張元勛由山東奔赴上海，以“未婚夫”之名給在提籃橋監獄中的林昭探監。受此牽連，張元勛被單獨關押138天，險些喪命。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東濟寧“六四”勞改農場，繼續勞動改造。1977年，毛澤東死後，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康生等人失勢，對張元勛的監管得到政策性的放松。同年秋天，張元勛經其組織批準與來自山東農村的女青年馬用強結婚。1979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平反裁決，推翻1957年的判決，宣告張元勛無罪。張元勛後經由北京大學黨委決定，依照“就地安置”的原則被安排到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並擔任先秦兩漢六朝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直至1994年退休。



張海松：（1891年－1970年），中華聖公會湘鄂教區主教。1891年，張海松出生於湖北武昌，畢業於美國聖公會所辦的文華書院。曾任漢口、長沙、武昌等地聖公會教堂牧師，抗戰期間任重慶求精中學牧師。1948年初，張海松升任聖公會湘鄂教區主教。同時兼聖公會在武漢附屬機構華中大學、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文華中學、聖羅以女中、希理達女中、心勉中學、同仁醫院的董事長。1951年2月，張海松領導的湘鄂教區與美國聖公會差會割斷關系。1956年7月，武漢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張海松主教被選為主席。1958年1月到9月，在武昌原華中大學聖誕堂進行了歷時8個月的湖北基督教射穢主義教育學習會，張海松主教被劃為右派分子，下鄉勞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海松夫婦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張海松於獄中被折磨致死。1978年以後，受到平反。



張昌紹：（1906年9月25日－1967年12月20日 ），藥理學家。父親是鄉村小學教師。張昌紹在小學畢業後未能升學，14歲便進入蘇州一家私人辦的樹德醫院當學徒。他白天工作，晚上刻苦自學，用4年的時間修完全部中學課程。1928年，他進入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後來該醫學院遷入上海，成為獨立的上海醫學院。1934年畢業後，留校任藥理學助教。1937年，考取公費留英。在倫敦大學醫學院著名神經藥理學大師蓋達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從事腎上腺素能神經藥理的研究，1940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訪問進修。1941年抗日戰爭期間，他謝絕美方的挽留，毅然回國。當時上海醫學院內遷重慶，他返母校後即被任命為藥理學副教授，並兼任中央衛生實驗院藥理研究室主任。在重慶期間，他眼見西南地區細菌性傳染病、瘧疾猖獗流行和人民缺醫少藥的情景，不惜中斷了他在英國專心致誌的腎上腺素能神經傳遞的理論研究，夜以繼日地利用新到的微型膠卷文獻資料，寫成《磺胺類化學治療學》和《青黴素化學治療學》及時地介紹了當時世界醫學中磺胺類和抗生素兩大發現的研究和應用，對當時國內醫藥界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53年，作為全國科聯代表團團員訪問捷克斯洛伐克，1957年，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蘇聯。他舉辦了多次藥理學師資班，招收了許多研究生和進修生。張昌紹的科研成就以植物神經系統藥理和化學治療最為突出，共發表百余篇論文。張昌紹曾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中華醫學雜誌》、《生理學報》、《藥學學報》的編委。他為新中國的藥理學發展做了許多開拓和奠基工作。由他主編完成的高等醫藥院校藥理學教材－－《藥理學》，於1958年出版，至1965年共出3版，發行30余萬冊。另著有《現代藥理學》、《磺胺類化學治療學》、《青黴素化學治療學》、《中藥的現代研究》以及《藥理學總論》等。1966年文革中遭迫害，於1967年12月20日服毒自殺。



張競生：（1888年－1970年6月18日），字公室，為中國現代性教育先驅，與藝術家劉海粟、音樂家黎錦暉並稱“三大文妖”。自1907年起，張競生先後就讀於黃埔陸軍小學、上海震旦學校及京師大學堂。1910年，汪精衛刺殺清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張競生假扮其親戚為其送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被孫中山委任為南北議和南方代表團秘書。1912年，他與宋子文、楊杏佛等25人作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稽勛局選派的第一批官費生出洋留學。張競生前往法國，並於1916年在巴黎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1919年，他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 理論之探討》論文答辯，獲裏昂大學哲學博士，也是饒平乃至潮汕地區的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博士。1920年，他歸國出任當時位於潮州市的金山中學之校長，因改革而觸犯當地勢力，僅任職9個月。1921年，他在北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後因著《性史》為傳統觀念所不容被解聘。1925年，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愛情的四項定則”：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之一種；該作品引發眾人議論，梁啟超、魯迅、許廣平等60多人撰文參與討論。1926年，他在上海擔任開明書店總編輯，並創辦“美的書店”，但後遭查抄封閉。同年，他出版《性史》第一集，引起輿論嘩然，他甚至因此被稱為“賣春博士”。1929年，他到杭州講學，又被以“性宣傳”罪拘留；於是，他再次前往歐洲進行研究，並從事譯著工作。1933年，他回國應邀擔任廣東實業督辦，主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並回到饒平發動群眾建設。1935年，他出任廣東省參議和廣州經濟委員。1937年，他回到饒平創辦學校。1953年，他寫下13000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並上書中共首腦，提倡科學地節製生育，但未被采納。著有《性史》、《愛情定則》、《美的社會組織法》、《美的人生觀》、《張競生文集》；並翻譯了《懺悔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迫害和批鬥。1970年6月18日，他在饒平縣漳溪鎮貧病交迫而死。



張孝騫：（1897年12月28日－1987年8月8日），字慎齋，內科專家、醫學教育家、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1914年以第1名畢業於長沙長郡中學，並以第1名的成績被錄取進入湘雅醫學院。1921年復以第1名畢業，並獲得金牌及美國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專攻內科，於1924年1月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深造1年，隨後正式留任於該校，陸續擔任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1926年9月被選送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研究，1927年7月回國續任，1930年在協和醫學院組建消化專業組，1932年晉升為副教授。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1934年7月回國後，擔任協和內科消化專業組主管。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他放棄協和醫學院的研究工作，回長沙接任湘雅醫學院院長職務。1938年夏季，戰火逼近長沙，他不顧美國雅禮會的反對，遷校到貴陽，再於1944年遷到重慶。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8月遷校回湖南。1948年4月辭去院長職務，並於9回到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內科學教授和內科主任。隨後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國考察醫學教育和講學。張孝騫畢生致力於臨床醫學、醫學科學研究和醫學教育工作，對人體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潰瘍、腹腔結核、阿米巴痢疾和潰瘍性結腸炎等有較深入的研究，被喻為內科專家、醫學教育家、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院士）。1962年9月被任命為協和醫學院副校長。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特務”，備受侮辱和折磨。紅衛兵要他承認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和美國特務，從此，幾乎每天夜晚都聽到牛棚裏傳出皮鞭抽打聲和張孝騫跪在地上的慘叫聲。有一次，沒頭沒腦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鏡，他的額頭被打得血跡斑斑。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視的張孝騫照例和醫院所有的“牛鬼蛇神”們一道，被造反派們押著去醫院食堂打飯，只見他一手扶著已沒有了一只鏡片的高度近視鏡，離開“牛鬼蛇神”大隊直向大街走去。他邊走邊斷斷續續地自言自語:“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讓法院殺頭槍斃都行……”。1978年起，擔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張為申：（1909年6月－1966年8月），中國抗生素之父。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曾留校工作十多年，1946年赴美國深造威斯康辛大學農學院生化系深造，1949年，在W.H. Peterson指導下，研究酵母菌細胞內水溶性維生素含量的論文發表在《美國細菌學雜誌》上，這可能是他研究微生物化學的開始。1950年獲博士學位,留校任研究員。1951年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回國參加建設，先在陜西武功西北農學院農化系任教授。1952年2月，張為申從西北農學院被借調到北京中央生物製品研究所，承擔了尋找青黴素生產原料的艱巨任務，這是因為他不僅熟悉微生物發酵又是化學專家，還因為他從美國帶回了高產青黴素並在發酵液中產生的是色素較少的W49-133號無色青黴菌菌株，此前童村、馬譽征和湯飛凡等曾用過棉籽餅的水解液代替玉米漿，效果不錯，但製備工藝復雜。在1年的時間裏，張為申首先在實驗室試驗了多種玉米漿的替代物，證明直接采用棉籽餅粉即可。隨即利用當時國內僅有的4個100升發酵罐進行了擴大試驗，得到驗證，每毫升發酵液中青黴素效價可達1400單位。後經反復試驗，提高了青黴素的發酵單位，因此1953年得以在上海第三製藥廠開始大量生產青黴素。接著，張為申領導的研究小組試用多種來源的澱粉代替乳糖，並改變原有的培養基成分和培養條件進行多方面的試驗。結果發現多種澱粉原料，如小米面、白玉米面和甘薯粉都可以代替乳糖，但青黴素的效價有所降低。後來發現白玉米面加少量乳糖可以使青黴素效價不低於原有配方，但發酵時間延長了。於是又通過補充無機鹽和增大通氣量等措施，縮短了發酵時間。後來第三製藥廠的科技人員進一步改進，以玉米面為碳源發酵產生的青黴素效價比原來用乳糖的還要好，到1959年第三製藥廠青黴素的發酵可達5000單位，當年青黴素產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值得特別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紙上色譜技術在國際上剛使用不久，張為申在青黴素效價測定中便采用了這些先進的分析技術，在國內是較早的。張為申關於青黴素發酵生產的科學研究的主要實驗室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出版的《微生物學報》都有報告。1958年張為申擔任我國第一個抗生素研究所首任所長後，他積極羅致人才，開展新抗生素的菌種篩選和選育工作，先後得到多種當時國際上正在研製的抗生素產生菌，例如曲古黴素、萬古黴素、灰黃黴素、巴龍黴素、卡那黴素、多粘菌素等；同時，他早在1960年代初，已經覺察到，以天然抗生素為基礎加以化學改造的半合成抗生素是抗生素工業的發展趨勢，他領導了青黴素母核6-氨基青黴烷酸(6-APA)的研究，遺憾的是文革浩劫使這項工作中斷，直到1980年代我國才逐步投產半合成抗生素。作為當時中國的首席抗生素專家，張為申一直活躍在當年的國際學術舞臺之上。1966年初，張為申參加化工部與衛生部聯合組織的考察團，遠赴瑞士和英國，考察兩國的製藥工業。回國不久文革開始，他被指為“走資派”，不堪忍受批鬥迫害，遂於8月28日在盛年時便與夫人一起自盡謝世，年僅57歲。



張慧劍：（1906年－1970年），原名嘉谷，筆名辰子，著名報人，作家，評論家。其與張友鸞、張恨水，被稱為“三個徽駱駝”，後又因同在《新民報》共事，又被稱為“新民報三張”。他們均姓張，都是安徽人，又是新聞記者和小說家，稱其為“駱駝”，概任重道遠之意。1925年起張慧劍歷任北京、南京、重慶、南昌、金華等地報紙副刊編輯，上海《新民報》編輯、主筆、編委。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創作小說，向報社投稿，受到北京《輿論報》社長賞識，遂被聘為該報副刊《瀚海潮》編輯，由此進入報界。後在南京先後主編《南京朝報》、《新民報》副刊達20余年，被譽稱為“副刊聖手”。其作品大多散登於20世紀20－50年代的多種報刊，數以千計。其散文優美、詩句清麗、評論文章潑辣尖銳，深受讀者喜愛。中共國成立後一度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歸居南京，在城南白酒坊埋頭讀書、著述。20世紀60年代曾當選為中國作協江蘇省分會副主席。張慧劍終身一人生活，與煙､酒､茶､書相伴，閑暇吟詩、作文自得其樂。著有《慧劍雜文》、《屈原》、《白居易和他的詩》、《辰子說林》、《賽金花故事編年》、《馬斯河的哀怨》、《明清江蘇文人年表》、《李時珍》（電影劇本），還校註過《儒林外史》。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臨，他當然在劫難逃，多次受到批鬥，屢遭迫害。1968年，張慧劍被送進橋頭鎮江蘇省五七幹校，養過雞、種過菜，受了不少折磨，直到70年悄然辭世。



張正宇 ：(1904年 －1976年10月27日 )，畫家。自小酷愛繪畫。早年上過私塾，後在面粉廠當練習生，17歲時隨長兄張光宇去上海，學習繪製廣告和布景。20年代初，與長兄開設一家小型美術印刷廠，出版《三日畫報》，參加上海的漫畫會。1928年與葉淺予創辦《上海漫畫》。這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刊載漫畫的畫刊。爾後又與長兄創設時代印刷廠和時代圖書公司，創辦《時代漫畫》、《時 代畫報》、《獨立漫畫》等畫刊。他不僅為這些畫刊提供作品、設計封面，而且從事印刷、出版和發行等工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曾短期出版《抗日畫報》和《新生畫報》，並創作以抗日為題材的漫畫，爾後流亡香港。曾擔任《申報》畫刊主編、《星島日報》印刷部主任、《新聞報》美術編輯，還與人合辦《大眾生活》。曾編輯出版《如此汪精衛》漫畫集，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日本人企圖脅迫他參加親日的《大同》刊物工作，因而他被迫棄筆從商，與人合開福祿壽飯店。後來占領香港的日本當局將其列入黑名單，他聞訊後於1943年春逃往桂林，在桂林與長兄開辦家具裝飾公司，並參加熊佛西等人組織的“文墾團”的活動。1944年春，與長兄一起到達重慶，籌辦中國美術工廠。抗戰勝利後，他返回上海。不久赴臺，被臺灣省建設廳聘為專門委員，並擔任臺灣旅行社常務理事，負責編印《光復後的臺灣》畫集。1949年9月到香港。不久，他和在港的一批藝術家一起回到北京。1950年春，張正宇應邀參加在廣州召開的華南文化工作者會議。會後回北京，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舞臺美術顧問。同時還先後兼任《人民畫報》、《美術》、《戲劇報》編委，《解放軍畫報》、《解放軍文藝》、《中國建設》等刊物的美術顧問。1965年，他為第三屆全國體育運動會設計團體操《革命贊歌》，獲金質獎。他與其兄合作創作的大型動畫片《大鬧天宮》，受到國內外的贊譽。在國畫、書法、金石等方面他也頗有研究。正當他得意於不少人隨國民黨政權逃到了臺灣，他卻逆潮流而動，毅然決然攜家由臺灣經香港返回大陸這一舉動是正確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來了，他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批被鬥了一陣子，又關了一陣子牛棚，接著放回家寫檢查資料，工資被凍結，只發給生活費，沒多久被下放到河北省高碑店三十八軍農場勞動，被分配去看菜園子，1976年10月27日病逝。



張駿祥：（1910年12月27日－1996年11月13日），筆名袁俊，1950年代中國著名導演，編劇、作家。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1年，從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研究西洋戲劇 。1936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專攻導演，兼學編劇、劇場建築以及布景燈光等多種課目。1939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畢業。獲得美術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教於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 。1940年2月，創作五幕話劇劇本《小城故事》。1941年5月，創作並執導五幕話劇《邊城故事》；10月，執導話劇《北京人》。1943年7月，創作四幕話劇劇本《萬世師表》。1944年1月，執導莎士比亞話劇《柔密歐與幽麗葉》；3月，創作三幕話劇劇本《山城故事》。1945年，執導曹禺的話劇《蛻變》 。1946年，自編自導喜劇電影《還鄉日記》。1947年，與李恩傑聯合執導愛情喜劇電影《乘龍快婿》。1948年，執導由白楊、陶金、呂恩聯袂主演的愛情電影《火葬》。1951年，擔任劇情電影《勝利重逢》的編劇，該片由湯曉丹執導 ；同年，執導由於藍、張伐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翠崗紅旗》，該片獲得中國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故事影片二等獎 。同年9月中共國第一個訪問印度和緬甸大型文化代表團成員。1952年5月5日與著名音樂教育家周小燕成婚，兩人育有一子，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4年，擔任劇情電影《雞毛信》的編劇，該片根據華山的小說改編 ，同年，執導由馮喆、王蓓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淮上人家》。1956年，加入中共黨，同年，執導紀錄電影《春節大聯歡》。1958年，擔任劇情電影《新安江上》的編劇，同年，擔任動畫片《古博士的新發現》的編劇。1959年，出版論文集《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60年，與沈浮、黃宗英等共同擔任劇情電影《六十年代第一春》的編劇。1962年，與顧而已聯合執導劇情電影《燎原》。1964年，執導根據周而復同名作品改編的傳記電影《白求恩大夫》。1966年，執導藝術紀錄片《大慶戰歌》。著有話劇劇本《萬世師表》、《山城故事》、《小城故事》、《邊城故事》，電影文學劇本《勝利重逢》、《雞毛信》、《白求恩大夫》、《淮上人家》，劇本集《張駿祥電影劇本選》，專著《導演術基礎》、《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譯著劇本《林肯在伊利諾》、《吾土吾民》、《翠崗紅旗》(導演)等。文革中先後在監獄和勞動審查中度過八年之久，爾後被下放養豬。1979年調任上海市電影局和上海電影製片廠聯合藝委會主任。1996年11月13日去世。



張印泉：（1901年－1971年4月23日），中國攝影家。自幼喜歡國畫，19歲時自製了一架照相機，開始學習攝影，並逐步走上了攝影創作道路。1921年畢業於北京國立法政大學經濟系。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印刷局照相組技工、武昌行營攝影服務員。1927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大學。1931年舉辦張印泉攝影展覽。1944年後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1945年，當選為北平攝影學會主席。後擔任新華通訊社攝影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副主席。1963年在北京舉辦張印泉攝影40年展覽。歷任新聞總署攝影局、新華通訊社攝影部研究員，中國文聯第三屆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二屆副主席。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攝影界，南方的代表人物為郎靜山，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張印泉，“南郞北張”之說就源於那個年代。著有《攝影原理與實用》、《攝影應用光學》、《人造光攝影》等。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致死。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1905年，張東蓀官派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私立哲學館（後來的東洋大學）。1906年，與藍公武等在東京創辦學術月刊《教育》，以哲學、倫理問題為主。他傾向於梁啟超等立憲派的立場。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張東蓀回國。1912年，他參加南京臨時政府並任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後，他列名孫中山新建的國民黨之中，又與梁啟超及進步黨關系密切，雖然沒有正式入黨，但當時被人視為進步黨骨幹。此後，他進入報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走第三種路線，既反對袁世凱復辟，又不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時企圖調和國民黨與進步黨的關系。他曾經先後任上海《大共和報》、雜誌《庸言》、雜誌《大中華》、雜誌《正誼》等報刊的主筆。1917年起，他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系報紙《時事新報》。1918年3月，他創辦該報副刊《學燈》，該副刊與北京《晨報》副刊《副鐫》、《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1919年9月，他在北京創刊雜誌《解放與改造》（翌年該雜誌更名為《改造》）並任總編輯。1920年3月，他和梁啟超等人發起講學社，並於同年9月邀請哲學家基爾特、射穢主義者羅素來華。同年他還參加了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馬克屎主義研究會，但是拒絕參加中共黨。1927年8月，他與瞿世英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雜誌。1934年，他任圖書《唯物辯證法論戰》的主編，批判馬克屎主義的（唯物論）。1928年至1930年間，他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兼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並兼任張君勱的國立政治大學哲學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2年4月，他和張君勱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並發行機關報《再生》月刊。1933年12月，張東蓀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1934年12月，張君勱應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的聘請，到廣州創辦學海書院，張東蓀任院長。兩廣事變陳濟棠失勢，收到梅貽琦之邀請，張東蓀離開廣州。此後他任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兼《文哲月刊》首席主編、清華大學文哲導師、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東蓀決定留在北平，再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6月，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來他繼續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學的張東蓀被日軍逮捕收監。當時張東蓀被要求參加日本傀儡政權，但這遭到了他的拒絕。此後他被判緩刑保釋出獄，但日本方面不許他離開北京，所以他實際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他遂一心寫作。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他繼續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他參加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任軍事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1948年底，在中共軍隊攻勢下，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轉由中共統治。中共國成立後，張東蓀執意留在中國大陸。此後，他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並仍在清華大學等校參與主管校務。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國出賣中共國政府重要情報，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但工資照發。文革開始後的1973年，張東蓀本人死在監獄中，他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出賣中共國政府重要情報有三種說法：

說法之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澤東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澤東投自己贊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張二人知曉，但毛澤東要求追查，後來張東蓀投反對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對張東蓀女兒張宗燁說：“這麽些年都沒告訴你，當時我們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裏一直是內控使用。……我們給你說了好多好話。其實對你一直就是一種……。剛剛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結果這裏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雖然不能肯定，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此說法初次見於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並廣為流傳，但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對此說表示懷疑。

說法之二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說張東蓀有電臺一部，正謀求和美國通訊。1950年9月，又發現張東蓀給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對美國大加吹捧。這兩件線索將張東蓀納入公安部門的視線。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東蓀屈從於司徒雷登的壓力，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中共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他進行教育，也教育知識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的叛國罪行。

說法之三

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系，私下調解中美關系，貿然和一個名叫王誌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系。張東蓀要王給美國國務院傳話：“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著中國，且看將來。”，又將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和當時尚屬於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交給王。後來王誌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系。張東蓀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誌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目前尚未澄清。



張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家張東蓀次子。核武器物理學家於敏的研究生導師。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淸華大學，1934年畢業於淸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師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學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到丹麥隨玻爾研究量子場論。1939年去瑞士，在沃爾夫岡•泡利指導下工作，繼續研究量子場論。1940年由法國回上海，復輾轉越南海防、河內至重慶，出任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國，到劍橋大學工作。1947年同保羅•狄拉克一起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宗燧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特別是統計物理、量子力學、量子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場論等研究方面，在理論的數學形式、洛倫茲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論、統計理論、層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項重要成果，達到了國際水平。195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革期間，張宗燧被批鬥，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服安眠藥自殺辭世。時年54歲。



張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號它山，中國當代著名國畫家、漫畫家、壁畫家、書法家、工藝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美術理論家。1932年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於魯迅藝術學院，後到文藝界抗敵協會，任陜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1949年設計全國政協會徽與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負責和參與開國大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美術設計工作，設計改造懷仁堂、勤政殿，設計天安門廣場大會會場和中共國第一批紀念郵票。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領導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參與國徽設計。1955年參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籌建工作，1957年調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文革中，他因為這些畫受盡屈辱，九死一生。在一個大型的批判會上，他舉著自己的裝飾畫《女民兵》，跪在用兩張桌子摞起來的臺子上，紅衛兵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他，將他從臺子上打到地上，質問他為什麽要畫這些有顏色的變形的畫，扭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蒼山牧歌》的人體變形比較厲害，便有人責問：“為什麽把傣族姑娘的腳畫成水腫，這不是影射少數民族生活艱難嗎？”最可笑的是對《大公雞》的解釋：“公雞看上去那麽好鬥，赫魯曉夫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說他是‘好鬥的公雞’，這不是在響應赫魯曉夫嗎？”靜物畫《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個彩陶罐裏，有人硬說這是一只骨灰罐，將象征紅太陽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裏，還有什麽比這更該死的？《油燈》居然被發現燈裏沒油：“這不是攻擊射穢主義窮嗎？”文革中真正給張仃造成致命打擊的，其實並不是愚昧無知的紅衛兵，而是對繪畫有相當知識的同行，並且還是魯藝時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詩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怎麽變。”而他當時卻心灰意冷地說：“我連看的心思都沒有了。”1978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恢復招生，復任第一副院長、教授、黨委委員。



張資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張秉聲，曾用名偉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廣東國民政府選派為留日學生，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巖石礦物學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臼話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1926年擔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因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臺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閑職。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



張誌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從1949年起，第一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是她，第一個說“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也是她。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因反對文革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於1969年9月被捕入獄，遭受了殘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畢業後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朝鮮戰爭爆發，為響應黨和國家“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投筆從戎，參加了中共軍隊；當時部隊急需俄語翻譯，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1952年張誌新提前畢業，留校工作。那時，曾真任人大哲學系團委書記，他們相識後而戀愛，1955年國慶，結為連理。1955年12月，參加中共黨。1957年，他們夫妻同時被調往沈陽工作；1962年，張誌新被調到遼寧省委宣傳部當幹事。1969年8月間，張誌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9月24日，張誌新被捕入獄，先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在獄中，監獄工作人員用鐵絲鉗住她的舌頭和嘴巴，把拖布往裏面噻。她的雙手被反銬在身後，背上背著18斤重的鐵錘，腳上帶著腳鐐，遼寧省的政治官員多次在獄中毆打張誌新，將其頭發拔光，政治官員還多次派遣男犯人對其實行強奸、輪奸，之後張誌新寫下遺書，準備自殺。被發現後嚴加監視，並且把她綁起來召開批鬥會，批判她“以死向黨示威對抗運動”。因此被認定“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報道《走向永生的足跡》中，直言不諱地說：“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紮，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又過了一個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另一篇報道《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誌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張誌新由於在行刑前經過多日“小號”（一種只能坐，不能躺臥的特小牢籠）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經被逼瘋，用饅頭沾著經血吃，坐在大小便裏。 1975年4月4日，張誌新在受盡酷刑折磨之後，被綁赴沈陽市東陵區大窪刑場執行槍決，終年45歲。



張中曉：（1930年－1966年），中國當代學者，文藝思想家。早年顯出文學才華，1951年5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周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藝出版社任編輯，1953年7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60周年而寫的《巨大的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1955年，被牽連於"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而入獄。他給胡風的信件被斷章取義，被認為是“最反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時年25歲。1956年，在獄中肺病發，咯血不已，獲準保外就醫返回家鄉。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調至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所工作，適逢文化大革命，迫害與疾病交加，歿於盛年36歲。



張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鳴，字玉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張派創始人。1935年，與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戲院首次登臺，以優越的嗓音條件和嫻熟的演唱技巧贏得了觀眾的好評，以一出《女起解》唱紅。1936年，北京《立言報》舉行公開投票選舉，推選“四大童伶”，張君秋與李世芳、毛世來、宋德珠被選中（後世稱“四小名旦”）。報界評價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條好喉嚨，似尚；腔調，婉轉多音，似程；做工，穩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組謙和社挑班。張君秋常與合作的演員有孟小冬、王又宸、譚富英、馬連良。1947年與馬連良、俞振飛在香港演出數年。1951年返京，與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組成北京京劇團，曾合作演出了《龍鳳呈祥》、《秦香蓮》、《趙氏孤兒》、《狀元媒》、《望江亭》、《西廂記》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張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經大紅大紫的張君秋成了“黑幫分子”。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血汗掙來的家財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後，母親和妻子相繼去世，兒女們也上山下鄉各自西東，張君秋白天參加體力勞動改造，挨批挨鬥，晚上還要在紅土店地下室，絞盡腦汁寫檢查：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揚封、資、修……1980年復出。



張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現代畫家、藝術教育家。兼擅中西繪畫，善鳥獸、人物、山水均著稱於世。1904年在上海華美藥房畫照相布景，同年與京劇革新家夏月潤合作，在“新舞臺”首先設計使用布景，改變了京劇的傳統舞臺面貌，為我國早期的舞臺美術家。翌年轉往寧波益智堂任圖畫教師。1909年至1911年間，在《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等報紙上發表漫畫，其中包括產生過廣泛影響的諷刺袁世凱的作品《袁世凱騎木馬》、《飯桶》等。是我國最早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諷刺畫的漫畫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為上海圖畫美術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前身）第二任校長。1928年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副校長。抗日戰爭時期赴大後方，備歷艱苦而作畫從未停輟，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舉行畫展。一生兼治中西繪畫，早年從事西畫的創作和教學，晚年多作中國畫。在法國國立博物館、德國柏林藝術院均藏有他的作品。傳世作品有《黃山雲海圖》、《孔雀圖》（藏上海中國畫院）。出版有《聿光畫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張聿光家被抄，繪畫生涯全部泯滅，神誌遲飩，步履蹣跚，於1968年4月9日病逝於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其子張修平在＂張聿光生平紀事＂中說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鄰魯班中學的紅衛兵翻墻進來對我們進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後才算告一段落。在這次浩劫中，將先父繪畫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圖章，其中有三寸見方閑章“南軒後人”、“鶴蒼頭”、“冶歐齋主”、“聿光八十以後作”以及各式應用於大到中堂立軸、小到扇面上的圖章均被抄走；還有畢生積藏的歷代名家書畫精品、歐美西畫明信片、他本人為展覽會裱好的國畫以及數百幀寫生菊花品種的西洋畫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廠內紅衛兵又來臨，甚至將水井和陰溝蓋也徹底翻查。接著房管所紅衛兵又來強製我們緊縮住房，將先父樓上臥室與畫室兩間搬到樓下東首前半間，當大的畫桌無法放入此小間時，紅衛兵們譏諷說：“這個老頭子還畫什麽畫”，把畫桌也拆毀了。 ’



張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家張東蓀次子。核武器物理學家於敏的研究生導師。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淸華大學，1934年畢業於淸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師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學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到丹麥隨玻爾研究量子場論。1939年去瑞士，在沃爾夫岡•泡利指導下工作，繼續研究量子場論。1940年由法國回上海，復輾轉越南海防、河內至重慶，出任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國，到劍橋大學工作。1947年同保羅•狄拉克一起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宗燧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特別是統計物理、量子力學、量子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取得多項創見性成果，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場論等研究方面，在理論的數學形式、洛倫茲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論、統計理論、層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項重要成果，達到了國際水平。195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革期間，張宗燧被批鬥，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服安眠藥自殺辭世。時年54歲。



張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號它山，中國當代著名國畫家、漫畫家、壁畫家、書法家、工藝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美術理論家。1932年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於魯迅藝術學院，後到文藝界抗敵協會，任陜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1949年設計全國政協會徽與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負責和參與開國大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美術設計工作，設計改造懷仁堂、勤政殿，設計天安門廣場大會會場和中共國第一批紀念郵票。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領導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參與國徽設計。1955年參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籌建工作，1957年調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文革中，他因為這些畫受盡屈辱，九死一生。在一個大型的批判會上，他舉著自己的裝飾畫《女民兵》，跪在用兩張桌子摞起來的臺子上，紅衛兵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他，將他從臺子上打到地上，質問他為什麽要畫這些有顏色的變形的畫，扭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蒼山牧歌》的人體變形比較厲害，便有人責問：“為什麽把傣族姑娘的腳畫成水腫，這不是影射少數民族生活艱難嗎？”最可笑的是對《大公雞》的解釋：“公雞看上去那麽好鬥，赫魯曉夫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說他是‘好鬥的公雞’，這不是在響應赫魯曉夫嗎？”靜物畫《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個彩陶罐裏，有人硬說這是一只骨灰罐，將象征紅太陽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裏，還有什麽比這更該死的？《油燈》居然被發現燈裏沒油：“這不是攻擊射穢主義窮嗎？”文革中真正給張仃造成致命打擊的，其實並不是愚昧無知的紅衛兵，而是對繪畫有相當知識的同行，並且還是魯藝時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詩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怎麽變。”而他當時卻心灰意冷地說：“我連看的心思都沒有了。”1978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恢復招生，復任第一副院長、教授、黨委委員。



張資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張秉聲，曾用名偉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廣東國民政府選派為留日學生，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巖石礦物學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臼話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1926年擔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因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臺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閑職。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



張誌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從1949年起，第一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是她，第一個說“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也是她。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因反對文革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於1969年9月被捕入獄，遭受了殘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畢業後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朝鮮戰爭爆發，為響應黨和國家“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投筆從戎，參加了中共軍隊；當時部隊急需俄語翻譯，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1952年張誌新提前畢業，留校工作。那時，曾真任人大哲學系團委書記，他們相識後而戀愛，1955年國慶，結為連理。1955年12月，參加中共黨。1957年，他們夫妻同時被調往沈陽工作；1962年，張誌新被調到遼寧省委宣傳部當幹事。1969年8月間，張誌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9月24日，張誌新被捕入獄，先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在獄中，監獄工作人員用鐵絲鉗住她的舌頭和嘴巴，把拖布往裏面噻。她的雙手被反銬在身後，背上背著18斤重的鐵錘，腳上帶著腳鐐，遼寧省的政治官員多次在獄中毆打張誌新，將其頭發拔光，政治官員還多次派遣男犯人對其實行強奸、輪奸，之後張誌新寫下遺書，準備自殺。被發現後嚴加監視，並且把她綁起來召開批鬥會，批判她“以死向黨示威對抗運動”。因此被認定“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報道《走向永生的足跡》中，直言不諱地說：“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紮，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又過了一個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另一篇報道《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誌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張誌新由於在行刑前經過多日“小號”（一種只能坐，不能躺臥的特小牢籠）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經被逼瘋，用饅頭沾著經血吃，坐在大小便裏。 1975年4月4日，張誌新在受盡酷刑折磨之後，被綁赴沈陽市東陵區大窪刑場執行槍決，終年45歲。



張中曉：（1930年－1966年），中國當代學者，文藝思想家。早年顯出文學才華，1951年5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周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藝出版社任編輯，1953年7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60周年而寫的《巨大的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1955年，被牽連於"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而入獄。他給胡風的信件被斷章取義，被認為是“最反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時年25歲。1956年，在獄中肺病發，咯血不已，獲準保外就醫返回家鄉。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調至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所工作，適逢文化大革命，迫害與疾病交加，歿於盛年36歲。



張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鳴，字玉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張派創始人。1935年，與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戲院首次登臺，以優越的嗓音條件和嫻熟的演唱技巧贏得了觀眾的好評，以一出《女起解》唱紅。1936年，北京《立言報》舉行公開投票選舉，推選“四大童伶”，張君秋與李世芳、毛世來、宋德珠被選中（後世稱“四小名旦”）。報界評價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條好喉嚨，似尚；腔調，婉轉多音，似程；做工，穩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組謙和社挑班。張君秋常與合作的演員有孟小冬、王又宸、譚富英、馬連良。1947年與馬連良、俞振飛在香港演出數年。1951年返京，與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組成北京京劇團，曾合作演出了《龍鳳呈祥》、《秦香蓮》、《趙氏孤兒》、《狀元媒》、《望江亭》、《西廂記》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張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經大紅大紫的張君秋成了“黑幫分子”。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血汗掙來的家財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後，母親和妻子相繼去世，兒女們也上山下鄉各自西東，張君秋白天參加體力勞動改造，挨批挨鬥，晚上還要在紅土店地下室，絞盡腦汁寫檢查：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揚封、資、修……1980年復出。



張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現代畫家、藝術教育家。兼擅中西繪畫，善鳥獸、人物、山水均著稱於世。1904年在上海華美藥房畫照相布景，同年與京劇革新家夏月潤合作，在“新舞臺”首先設計使用布景，改變了京劇的傳統舞臺面貌，為我國早期的舞臺美術家。翌年轉往寧波益智堂任圖畫教師。1909年至1911年間，在《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等報紙上發表漫畫，其中包括產生過廣泛影響的諷刺袁世凱的作品《袁世凱騎木馬》、《飯桶》等。是我國最早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諷刺畫的漫畫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為上海圖畫美術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前身）第二任校長。1928年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副校長。抗日戰爭時期赴大後方，備歷艱苦而作畫從未停輟，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舉行畫展。一生兼治中西繪畫，早年從事西畫的創作和教學，晚年多作中國畫。在法國國立博物館、德國柏林藝術院均藏有他的作品。傳世作品有《黃山雲海圖》、《孔雀圖》（藏上海中國畫院）。出版有《聿光畫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張聿光家被抄，繪畫生涯全部泯滅，神誌遲飩，步履蹣跚，於1968年4月9日病逝於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其子張修平在＂張聿光生平紀事＂中說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鄰魯班中學的紅衛兵翻墻進來對我們進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後才算告一段落。在這次浩劫中，將先父繪畫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圖章，其中有三寸見方閑章“南軒後人”、“鶴蒼頭”、“冶歐齋主”、“聿光八十以後作”以及各式應用於大到中堂立軸、小到扇面上的圖章均被抄走；還有畢生積藏的歷代名家書畫精品、歐美西畫明信片、他本人為展覽會裱好的國畫以及數百幀寫生菊花品種的西洋畫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廠內紅衛兵又來臨，甚至將水井和陰溝蓋也徹底翻查。接著房管所紅衛兵又來強製我們緊縮住房，將先父樓上臥室與畫室兩間搬到樓下東首前半間，當大的畫桌無法放入此小間時，紅衛兵們譏諷說：“這個老頭子還畫什麽畫”，把畫桌也拆毀了。 ’



張景鉞：（1895年10月29日－1975年4月24日’），字峴儕，中研院、中科院雙院士。植物形態學家，中國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系統學的開拓者。1916年在安徽蕪湖聖雅各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平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1920年畢業後公費赴美國留學，初入德克薩斯農工學院學習，1922年轉入芝加哥大學植物系，1923年獲得學士學位，1925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同年秋季回國，擔任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名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2年獲中國教育及文化促進基金會的研究資助，赴英國裏茲大學和瑞士巴塞爾大學考察研究。同年9月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植物學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後曾任理學院院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輾轉赴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應邀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學術交流一年。1946年冬回國續任北京大學植物系主任。張景鉞在就讀研究所期間，曾獲選為Sigma Xi科學會會員。1933年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並多次擔任理事長職務。先後創辦《中國植物學雜誌》、英文《中國植物學匯報》、《植物學報》等學術期刊。他在植物解剖學、實驗形態學、古植物學、系統植物學和植物胚胎學等領域，都推動了開創性的研究，是中國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系統學的開拓者。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張景鉞患有帕金森病，腦子清醒但說話不清，四肢活動極困難，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車從家中拉到生物樓與妻子一起批鬥，聲稱揪出了北大生物學系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分子的祖師爺。其妻崔之蘭是動物形態學家，先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鬥爭，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崔被鬥得死去活來，於1971年亡故。張在妻垂危時，央人擡自己去與妻握手，生離死別，天悲地愴！當時年近七十的她和丈夫在家門前被批鬥，臉上塗了漿糊和墨汁，身上掛了黑牌，還有人揪他們的頭發進行辱罵。有一次被長距離遊鬥，她低頭彎腰行走，鼻子流血灑了一路。張景鉞患帕金森氏癥不能長時間站立，鬥爭會上竟強迫崔芝蘭跪在地上用身軀支撐住她的丈夫。1968年張景鉞在病中還受到批鬥，從此臥床不起，於1975年4月2日逝世於北京大學燕東園38號。



張守慎：（1924年－1968年12月26日），戲劇翻譯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編譯室組長、院務委員、校刊編委，文革中遭受迫害逝世，終年44歲。



陳紹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物理化學家、潤滑材料專家。中國潤滑化學、潤滑劑作用機理和應用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帶頭開展固體潤滑作用及固體潤滑劑的基礎和應用研究，創建了固體潤滑研究基地，為中國固體潤滑材料的研究和應用及為解決宇航等高新技術領域中的關鍵技術奠定了基礎。1948年，陳紹澧自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50年8月，獲愛荷華州立大學化學系碩士學位。1950年，陳紹澧歸國，1950年10月至1958年6月，在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任職，擔任題目組長，1956年晉升副研究員。1958年7月至1968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蘭州分所、中國科學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共發表論文40余篇、專著1部、譯著2部，並完成了《空間摩擦磨損與潤滑》專著手稿1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陳紹澧被誣陷為自美國回來的特務，受到殘酷迫害。1968年2月22日，陳紹澧在蘭州自殺身亡。時年42歲。



陳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化學家。1930年，考入浙江省杭州崇文中學。1933年，考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高中。1936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化學系。1938年，進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二年級學習。1941年畢業後，留校擔任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助教。1946年，考取公費留美生，赴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僅用兩年半時間，便先後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1949年，到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同年參加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1950年9月，陳天池回到中國，應老師楊石先教授邀請，赴南開大學任教。1951年至1968年，任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分析化學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陳天池主要研究有機磷化學，為中國有機磷農藥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1954年加入中共黨。1958年，在楊石先教授指導下，陳天池建立了“敵百蟲”和“馬拉硫磷”兩個農藥車間。1960年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1960年至1962年，任南開大學物理二系黨總支書記兼系主任。1962年10月，楊石先在南開大學建立了高等院校中第一個化學專業研究機構－－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具體工作由陳天池主持。1962年至1968年，陳天池任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兼副所長。1963年至1968年，任中國化學會第二十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主持並參加了“新型有機磷32，47”的研究，其成果1964年獲國家新產品發明獎二等獎。撰有論文《有機磷殺蟲劑的研究：（Ⅰ－Ⅷ）》。合譯《新磷酸酯殺蟲劑進民》、《有機磷毒劑》。文化大革命給陳天池帶來了無窮災難，於1968年12月20日自殺。時年50歲。



陳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中國歷史學家。1925年去北京，就讀於基督教美以美會（美國差會）創辦的北京匯文中學。1928年去上海，入讀基督教美北浸禮會和美南浸信會聯合創辦的滬江大學。後赴美留學，1936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與民盟盟員共同創辦《展望》雜誌。1949年3月，中共軍渡江前夕，陳仁炳出版文集《走向民主社會》，嚴厲批評國民黨統治。1957年劃為右派，被毛澤東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點名。是5名中央級未獲改正的右派當中唯一一個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另4位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多次和他有著世交兼鄰居關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勸解。“陳仁炳是抑郁而終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時，兩次強調了“抑郁”二字。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東方史學家，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為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余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余種語言。其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學，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1904年秋天，14歲隨長兄陳衡恪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余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同時陳寅恪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愈，僅一眼能見微光。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底，中共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臺灣的打算。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臺灣。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共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裏，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文化大革命時，陳寅恪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陳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雲：“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由於雙眼先後失明，造反派依然發明了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國學大師陳寅恪與世長辭。



陳達：（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又名邦達，字通夫。中國社會學家、人口學家。14歲進余杭縣立高級小學，學習勤奮，3年畢業。因成績優異，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學(後來改名為杭州第一中學)，插班讀二年級。1911年，陳達在杭州考取清華學校公費留美預備班。次年赴北京，在該班學習4年，同班同學有吳宓、洪深等。在校期間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譯文和評論。1916年畢業後，由該校公費保送到美國留學。先在立德學院學習外交兩年，獲得學土學位後，轉至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系。1920年獲碩士學位，1923年再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執教於清華學校（1929年改為清華大學），講授現代文化。1924年任《清華學報》主編。1925年應美國某學會之約，對中國工人和農民做了四個月的調查，據報告發布了演講“中國社會改造問題”。並寫有《民國十五年國內工人罷工的分析》一文。1926年創辦該校社會學系（1928年改名社會人類學系），並任系主任（至1941年潘光旦接任，1946年再次擔任），也是當時系中唯一的教授。1926年曾任內政部統計司司長數月。抗日戰爭時期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和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1948年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調整，先後擔任中央財經學院教授、中央勞動部勞動幹部學校教授和副校長、勞動部勞動保護司副司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主要著作：《華僑──關於勞動條件的專門考察》(英文版)、《中國勞工問題》、《人口問題》、《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現代中國人口問題》（英文版）等。1957年在《新建設》發表《節育、晚婚和新中國人口問題》一文，指出：“從1953年人口普查以後，新中國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萬以上，必須認真解決人民就業和降低出生率問題。”富有卓見，但被劃為“右派”遭到批判。



陳序經：（1903年－1967年），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和拉丁語。1920年，經過自學補習後，考入廣州嶺南中學，連跳兩級，直接進入三年級學習。192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後赴美獲伊利諾伊大學碩士（1926）、博士（1928）。同年秋天回國。1929年夏，在新加坡完婚後，攜夫人赴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主權論和社會學。1931年下半年，因父親去世回國，打斷了他本要去英國和法國的求學計劃。遵循父親遺願，一不從政，二不經商，而全力投入教育事業。1933年12月29日晚，中山大學（石牌校區）禮堂，作為嶺南大學助理教授演講《中國文化之出路》，提出“全盤西化”，引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化論戰。1938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為該校最年輕的院長。1944年8月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期間曾會晤愛因斯坦。1946年抗戰勝利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研究所長及政治經濟學院院長。1947年胡適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中提倡“學術獨立”、提出在十年之內由政府指定5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作為第一等的大學培養。陳序經反對仰政府鼻息以求學術獨立，認為“近年以來，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統一，以致黨化教育，何嘗不掛起學術獨立的招牌”，指出中國大學一向集中在平、津、滬等地，不合理，指責教育部厚北京大學而薄其他大學是偏私，私立大學不一定不如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因可以成為政治上的黨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1949年前，曾在嶺南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任教。1949年後，歷任嶺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山大學副校長、暨南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1954年，院系調整結束後，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每天晚上早睡，淩晨３點多起床讀書或寫作，５點開始在校園內散步。主要有《中國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學概觀》、《南洋與中國》、《社會學的起源》等。1964年秋，因為在香港出版東南亞古史，被劉少奇斥為沒有組織紀律，下令將他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並發狠說“此人以後永遠不能擔任正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67年，被指控為“裏通外國”“特務間諜”。同年2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64歲。紅衛兵說是畏罪自殺，後解剖屍體。留在中山大學的書籍被當廢品賣掉。



陳荒煤：(1913年－1996年10月25日 )，原名陳光美，筆名滬生。中國作家、文藝評論家。曾參加武漢左翼戲劇家聯盟，旋即加入中共黨。1934年秋發表了小說《苦難中的人群》，之後即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1938年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文學系任教。中共國建立後，主要擔任過中南軍區文化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和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文藝報》副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等職。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憂郁的歌》、《長江上》、《在教學裏唱歌》；報告文學集《劉伯承將軍印象記》、《陳賡將軍印象記》及文學評論集《為創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顧與探索》、《探索與創新》；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夢之歌》和《荒煤短篇小說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長期受迫害，期間被撤職。1978年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文藝報》副主編、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顧問兼電影委員會主任等職。



陳占祥：(1916年6月13日 －2001年3月22日) ，城市規劃師，建築師。1935年，陳占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學院。1936年，陳占祥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成為學院第一個取得進入倫敦大學資格的學生。1937年，在老師密勒的建議下，陳占祥於1938年8月從上海赴英，進入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習。1942-1943年，他被選為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生會主席，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擔任這一職務。同時以中國海員活動頻繁的辟鐵街和喬治廣場一帶貧民窟改造作為城市設計課題，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論文《利物浦中國城》。1942年暑假，陳占祥到劍橋大學，遇到剛從重慶回到英國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導下，他通讀了《古今圖書集成》，進一步研究了傑出的建築學家、中國古代建築史學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營造則例》等著作，樹立了研究中國建築要從中國固有文化著眼的基本觀點。1945年，寫成一篇分析中國建築的論文，《中國建築理論》，及《中國古代都市計劃理論的探討》一文。1943年，陳占祥在利物浦大學城市設計系讀研究生時，系主任賀爾福曾告訴他，都市計劃的實施有賴於都市計劃的立法和區劃條例。因此，在1944年底，當他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而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時，便隨英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專家、大倫敦規劃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讀博士生，研究都市計劃的立法。他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學會的會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在倫敦召開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會，29歲的陳占祥以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當選為大會的副主席。1946年，南京國民政府邀聘陳占祥回國主持北平城市規劃工作，陳占祥毅然放棄博士生學業，立即奔向祖國的懷抱。南京政府內政部任命他為營造司簡派正工程師，同時兼任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規劃學。這期間，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宮遺址上規劃的國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後，陳占祥又借調到上海市建設局任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圖組代組長。1949年5月，他應梁思成的邀請，於當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同時兼任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規劃學。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聯名寫成《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主張保護北京幾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文物古跡，在西郊三裏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舊城密集的人口，保留傳統的古城格局和風貌。可惜這一方案並未被當時的執政者所采納。1954年，陳占祥調到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任副總建築師。1957年，陳占祥被劃為“右派”，在以後長達22年的漫長歲月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1979年，梁陳一同被平反。同年12月，63歲的陳占祥被調到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現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擔任總規劃師。



陳企霞：（1913年10月20日－1988年1月16日），原名陳延桂。中國現代作家。1925年入寧波甲種商業學校，1927年外出謀生，歷任銀行練習生、工廠工人、布店雇員。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次年至上海，結識作家葉紫，創辦無名文藝社，出版《無名文藝》旬刊、月刊，隨後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至滬西郊區從事工農教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兩次被捕，出獄後從事救亡工作，組織進取社、讀書社和救國會，1935年加入中共黨，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及救亡活動。1940年赴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協助丁玲編《解放日報》副刊部工作，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5年參加華北文藝工作團，華北文工團並入華北聯合大學後，任聯大文藝學院文學系主任，參與編輯《北方文化》、《華北文藝》等刊。中共國成立後，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歷任全國文聯、文協秘書長，《文藝報》副主編、主編、中國作協理事。著有評論集《光榮的任務》，小說《獅嘴谷》、《第一個碾米廠的毀滅》、《星夜曲》，散文《狼叫》等，作品收入《企霞文存》。陳企霞對中共文壇第一部被禁小說《腹地》(作者王林)的批判，起了領頭的作用。1955年因“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冤案而劃為“右派”。1979年才恢復名譽。



陳白塵：（1908年－1994年）， 原名陳增鴻，又名征鴻、陳斐，筆名墨沙、江浩等。著名劇作家，作家，有“中國的果戈裏”之譽。1930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從事戲劇活動，曾參加南國、摩登等劇社。1932年7月，任共青團淮鹽特委秘書，後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在獄中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獨幕劇。1935年出獄後在上海從事文學創作。抗戰開始後，在各地堅持進步的戲劇活動，創作了大量劇本，代表作有《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歲寒圖》，《升官圖》等。1949年後參加創作了電影劇本《宋景詩》和《魯迅傳》等。先後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南方第二代表團副團長、上海市文聯秘書長、上海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黨。1952年調北京任文化部劇本創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秘書長，後歷任作協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等職。1966年調江蘇省文聯。陳白塵的文學成就突出表現在劇本創作上。從 30年代到80年代，共寫作話劇及電影劇本50多部。喜劇和歷史劇尤為所長。代表作有《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歲寒圖》，《升官圖》等。文革中陳白塵屬於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1970年初夏，《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將陳白塵30年代的名作《石達開的末路》冠以“反共歷史劇”的帽子，硬說有影射紅軍之嫌。6月22日下午，在中國作協所屬的四大隊五連，召開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鬥爭會，批判“叛徒”、“反革命分子”陳白塵的這株“大毒草”。接著先是被關進“牛棚”，後又下放幹校。直至1978年，出任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由曾任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白塵長女陳虹，經多年努力，終於推出了父親的《牛棚日記》。



陳緣督：（1902年－1967年），原名煦，字緣督，號梅湖，是一位中國近代畫家，湖社成員。他信仰天主教，並曾取名路加（Lukas Chen Hs），並開創了以國畫手法繪製基督教宗教題材作品的先河。陳緣督為廣東梅縣人，17歲隨金北樓學畫，1923年加入中國國畫學研究會，1927年參加湖社，曾任副總幹事。此後還曾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輔仁大學教書。1922年，應本篤十五世《夫至大》通諭，剛恒毅成為宗座駐華代表。後來他與陳緣督結識，1932年降臨節陳緣督接受其洗禮，皈依基督教。陳緣督在1933年成為輔仁大學藝術系教授後，於1935年在上海舉辦輔仁大學基督宗教繪畫藝術展。在輔仁大學時還曾與溥雪齋編纂《輔仁畫訓》。但後來他與秦仲文和李智超反對徐悲鴻的西式教學方法，因而辭職。1949年後先後在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書，也是北京中國畫院的院外畫師。這一時期繪製過許多歌頌＂新中國＂的作品，還給連環畫《西遊記•高老莊》、《水滸傳》等繪製插圖。1952年與溥雪齋、葉恭綽、胡佩衡、秦仲文、吳鏡汀、徐燕蓀、吳光宇合繪《篙嶽圖》，送給毛澤東。後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上吊自殺。



陳景潤：（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數學獎得主。陳景潤高中就讀於福州英華高中，大學畢業於廈門大學數學系。1953年到1954年被分配在北京市第四中學任教，因口齒不清，被拒絕上講臺授課，只可批改作業，後被“停職回鄉養病”。1954年2月，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了解到陳景潤的情況，安排他調回廈門大學任資料員，同時研究數論。1955年2月，擔任助教。1957年9月，華羅庚安排把陳景潤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進行數論研究。1962年，任助理研究員。1966年，證明了“1+2”（陳氏定理），論文由王元審核後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視為“資產階級黑線人物”和“白專道路的典型”，成為專政對象，被關了起來，但陳景潤繼續在簡陋的條件下鉆研數學。1973年4月，中國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科學》雜誌，公開發表了陳景潤的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接著，中國科學院《科學工作簡報》第七期發表了題為《數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項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紹了陳景潤的這項研究成果。中央某領導看了這份簡報，要求中國科學院將陳景潤的論文寫一份詳細摘要。1973年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將陳景潤的“1+2”論文放大印製在八開紙上，報送中央。1973年，英國數學家海尼•哈伯斯坦姆與德國數學家漢斯-埃貢•黎希特合作撰寫的《篩法》正在付印，在看了從香港郵來了陳景潤論文的復印件後，兩人給《篩法》一書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陳氏定理》，並在這一章的首頁寫道：“我們本章的目的是為了證明陳景潤下面的驚人定理，我們是在前十章已經付印時才註意到這一結果的；從篩法的任何方面來說，它都是光輝的頂點。”1978年作家徐遲發表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引發全國轟動，陳景潤聲名鵲起。然由於陳景潤體質很差，加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陳景潤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而被紅衛兵進行改造。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雙重摧殘，再加上長期惡劣的生活工作環境和超強工作，1973年曾患嚴重的腹膜結核，1984年又患帕金森綜合癥。1996年3月19日13時10分因肺炎並發癥去世，將遺體捐獻給醫院解剖，享年63歲。



陳傳綱：(1912年一1966年6月)，曾用名成全。曾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1929年至1935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書，“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復旦大學抗日救國會，任第一次全校學生赴京請願大隊的總指揮。同年，上海各高等學校學生進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時，受到阻止，群情激憤，向偽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並搗毀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當時陳傳綱任復旦大學副總指揮。1936年至1940年，先後在上海、武漢、成都等地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並在成都朝陽學院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延安行政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延安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陜甘寧邊區政府等有關部門擔任組長、秘書、處長等職務，曾受王實味案牽連長期蒙冤。1949年後，陳傳綱先後在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後任復旦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66年2月調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長。文革前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1966年6月文革爆發，被宣布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隨後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陳祖東：（1912年－1968年9月20日），又名陳華夫，陳果夫、陳立夫的堂兄弟。水利專家。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曾到美國、印度考察工程。1938 年春，廣東石林兵工廠遷移到廣西融縣，旋即徙來桐梓縣城郊傅家龍洞，搭簡易工棚進行生產。隨後遷來鞏縣、江陵、沈陽兵工廠，合並為41 兵工廠。41 兵工廠生產任務重，抗日前線需要武器在急，動力發生困難。兵工廠廠長鐘道昌（少將）與兵工總署俞大維商量，確定利用楊家河（也稱天門河）的水力資源建造水電廠。並延聘中國工程學會會員及水利工程學會會員陳祖東（華夫）為總工程師負責電廠工程設計、修建及機器購置安裝。1940 年陳祖東毅然應聘，到41 兵工廠任動力處處長，具體負水電廠全面建設。1949年任上海龍華飛機場總工程師，1956年到清華大學水利系任教，三級教授。1966年文革中，他成了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遭到紅衛兵的“批判鬥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殘酷批鬥審查，1968年9月20日在圓明園遺址上吊自殺。



陳巨來：（1904年－1984年），原名斝，字巨來，後以字行，號塙齋，別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鶴居士，齋名安持精舍。傑出的篆刻家，著名書畫家、詩人。其篆刻被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瑣憶》一書，被譽為民國掌故專家。陳巨來篆刻藝術蜚聲海內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視。1924年，拜一代宗師趙叔孺先生為師。1926年，又由叔孺老師介紹得識富於收藏的吳大澄之孫名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吳慷慨將家藏汪關《寶印齋印式》十二冊借其參考，經潛心研究七個寒暑，使他的治印爐火純青，更為工穩老當。後又得見平湖葛書征輯《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專玫元朱文。乃師叔孺贊他“刻印醇厚，元朱文為近代第一”。1927年5月，結識國畫大師張大千，交往甚密，常為之鐫刻印章。1946年10月，張大千在滬舉辦個人畫展，從北平運滬的畫大多未鈐印章，就地請陳巨來治印。1981年，陳巨來收錄自15歲至78歲印作500余方，以其齋號安持精舍之名，編集成《安持精舍印冣》附《安持精舍印話》1卷，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輯有《古印舉式》兩集。他一生坎坷，據其告知第一次是因“右派”蒙難，其實也幷非是真的“右派”，主要是他發現了管段警察與同族弟媳的愛昧關系，該警察為了完成上級交辦有額度的政治任務，居然用公報私仇的辦法來先發製人，幷假借“右派”言論來故陷人罪，把他羈於安徽省銅管山勞動教養（後解教回滬）；第二次又因社會環境的特殊下，由於語言不慎，被上海中國畫院報批公檢法司法執行機構“專政”，被判“現行反革命”罪入獄五年，從市監提籃橋獲釋歸來已經脊梁骨嚴重變型，背脊駝成象煮熟了的蝦米狀。



陳半丁：（1876年－1970年1月29日），名年，字靜山，號半丁，常用齋號有飲雪廬、敬洗堂、五畝之園等。中國近現代畫家，北京畫院創始人之一。他的作品結合了海派和京派的畫風，形成了小寫意的“陳派”風格。年幼父母雙亡，家境貧寒，自幼學習詩文書畫。15歲時到蘭溪一錢莊做學徒時方才接觸到書畫，1895年隨表叔吳隱前往上海，在嚴信厚家打工，從事拓印等工作。同時亦結識了吳昌碩、任伯年以及蒲華等畫家，受到了他們的指點，1906年應金北樓的邀請前往北京，在金和吳昌碩的幫助下名聲鵲起，與陳師曾並稱“二陳”。1917年結識齊白石。1918年陳半丁成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20年加入金北樓主辦的中國畫學研究會。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曾與齊白石合繪《松石牡丹》，毛澤東為其簽名，並將此畫贈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這幅作品後來又流傳回中國，2003年以2035萬元拍賣。1951年，與齊白石、葉恭綽等合作《普天同慶》。1956年在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與葉恭綽提出“繼承傳統，大膽創新，成立中國畫院”的建議。1959年《陳半丁畫集》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時，90歲的陳半丁被反復批鬥，1968年刻《我獨無》印，款曰：“我獨尊者，屈原。《離騷》有‘舉世渾濁惟我獨清’，今之時，世人輕浮，惟我獨罵，於屈子為何如也。”1969年在西四北六條南屋，研讀殘存的用“毛選”作封皮的《佩文齋書畫譜》。被勒令為頤和園舉辦的慶祝“九大”的展覽作《梅花》，款落“工農兵畫院”。1970年1月29日病重，但醫院方面以其為“反動畫家”為由不予醫治，因而當日逝世。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圓庵。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1905年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濟醫學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於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後覺政治腐敗，留居北京，從事歷史研究與教育工作。1926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39年初，在故宮古物陳列所發現《嘉興藏》，與《嘉興藏目錄》對校，發現木忞的《北遊集》，自此重視和尚語錄，撰《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陳垣發現《舊五代史》輯本傳寫脫誤，因撰《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曰：“一百五十年來，學者承誦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 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與錢穆、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以《元也裏可溫考》一文成名，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鑒胡註表微》、《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在宗教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相當成就。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致胡適公開信，信中稱：“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1950年12月8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響應三視教育運動。文章指出：“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1952年院系調整中天主教輔仁大學大部並入北京師範大學後，他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9年他加入中共黨，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垣幾次被抄家，差點因為和劉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並且被逼寫了幾次檢討悔過書張貼於北師大，而後遭到軟禁。1971年卒於家中。



陳正青：(1917年12月 －1966年8月27日)，著名攝影記者，我國新聞攝影和體育攝影的奠基人。1936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因與父親陳仲經（著名書法家）政見不合，1936年10月離家赴西安。12月又經其姐夫王子安（省議員、楊虎城機要秘書）介紹，由雲陽葉劍英處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3月加入中共黨，同年9月調西北戰地服務團。長期轉戰陜西、山西、晉察冀等地區，歷任戲劇隊長、編導等職。1944年底回到延安，任魯迅藝術文學院幹研班研究員。抗戰勝利後赴東北，歷任遼寧省文工團副團長、嫩江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參加四平保衛戰時任三區區委書記。1946年調東北畫報社任出版科科長和采訪科科長。在此期間，拍攝了大量紀錄東北戰爭的珍貴照片。中共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攝影處副處長。1952年4月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後，歷任通聯科長、記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攝影部副主任等職。陳正青他拍攝了《開國大典》、《朱總司令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等大量珍貴歷史照片。同年，又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大會的報道，成功拍攝了《毛澤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場掛起第一面新國旗——五星紅旗》等紀錄歷史瞬間的新聞照片。由於“出身不好”，在政治運動往復不盡的年代裏反復受到懷疑和壓製，當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一輪殘酷迫害與淩辱開始的時候，他終於不堪忍受，於8月27日夜，在新華社住所與其妻何慧（延安時期老幹部，1949年後的新華社攝影部國際組組長）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9歲，留下了四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歲！他們的孩子們後來也一個個被下放到內蒙、山西、吉林等地。



陳邦憲：（1914年－1968年4月15日），中國醫學家。陳邦憲出生於當地望族。1926年，進入上海南洋高級職業學校和育才公學學習。1929年，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高中部後，直升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35年畢業獲得理科學士學位。1937年，在上海市傷兵醫院和難民醫院實習。1938年，獲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當外科助教，其間兼任聖約翰大學附屬同仁醫院代理住院總醫師。1939年3月，奔赴內地參加抗日戰爭，在滇緬公路西南運輸處所屬的芒市醫院（又稱西南運輸處中心醫院）擔任院長。1942年12月，至中央實驗院任醫師。1943年3月，任中國盲民福利協會主任幹事，其間並兼任重慶沙眼防治所所長。抗日戰爭結束後，陳邦憲隨同國民政府接管上海市衛生局。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出任上海市衛生局防疫保健處長。1946年2月，兼任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講師。同年夏天，赴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習。1948年秋碩士畢業。回國後任上海市衛生局防疫處長，同時被提升為副教授。中共國成立後，陳邦憲接替其兄陳邦典，出任上海仁濟醫院醫務主任、院長。1952年10月，上海第二醫學院成立後，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接辦仁濟醫院，交給上海第二醫學院作為其附屬醫院。1952年12月，仁濟醫院正式改為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陳邦憲任第一院長，兼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教研組主任。1952年，他還參加上海第三批抗美援朝誌願醫療手術隊，並擔任第十大隊隊長。1954年，他調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教研組主任。之後擔任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衛生學會副主任委員。1955年，加入九三學社。合編《衛生學》、《流行病學》等。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受到迫害。1968年4月15日，受清隊運動影響，陳邦憲跳樓自殺。



陳乃幹：（1896年9月－1971年2月），名幹，字乃幹。文獻學家，編輯出版家。1916年任上海進步書店編輯。20年代起，在古書流通處（該書店創設於1918年，九年後歇業，其存書全部賣給中國書店）佐理店主陳琰（立炎）購銷古舊書籍，編印大部頭叢書如《知不足齋叢書》、章太炎的《章氏叢書》、《百一廬金石叢書》等。20年代中期，與金誦清在上海合辦中國書店，經營古舊書業，編印《清代學術叢書》、《經典集林》、《周秦諸子斠註十種》、《重訂曲苑》等稀見古書。1926年任大東書局編輯、發行所長，兼任持誌學院、國民大學教授。30年代，任開明書店編輯，輯印《清名家詞》、《元人小令集》等，參與編輯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補編》等巨著。上海淪陷後，迫於生計，陳乃幹為友人經營書店業務，勤於筆耕，發表了許多版本目錄學、歷史掌故等方面的學術文章。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通誌館及文獻委員會編纂。中共建國後，任上海市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編纂。1956年調往北京，任古籍出版社（該社於建國初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創辦，後於1957年並入中華書局）編輯，後又任中華書局編輯。陳乃幹一生治學嚴謹，博學強記，在歷史學、考古學、版本學、目錄學、地方史誌、文化掌故等學術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他還校勘、整理、編輯、出版了一大批中國古籍和工具書，為後學者留下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他一生酷愛藏書，積至萬卷，頗多善本。1956年調北京工作時，曾包用一節火車皮，將藏書全部運京。在上海，曾在徐氏“積學齋”整理古籍，並與海內藏書家交往，藏書日多。有藏書樓為“慎初堂”和“共讀樓”，1934年編撰有《共讀樓藏年譜目錄》著錄年譜700余種；《慎初堂所藏書目》收書目類圖書134種。其藏書印有“乃幹校勘”白文長方印、“慎初堂”朱文長方印等。抗戰期間，多次協助鄭振鐸購藏古籍，先後達數千冊。因被生活所迫，將珍藏多年的數十種古籍、《四部叢刊》、明初洪武刻本《明太祖集》、《宋元書式》、《盛明雜劇》、日本文求堂板《牛郎織女傳》等轉讓和出售。曾多次被藏書家聘請整理藏書、編撰書目。曾編輯出版《南洋中學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索引》、《測海樓善本書目》、《索引式的禁書總目》、《室名索引》、《別號索引》、《清名家詞》、《禁書總錄》等10多部著作。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被遣送浙江天臺山女兒家，是月逝世於浙東一偏僻山村，終年75歲。命沒了，一節火車皮藏書也沒了。



陳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筆名馬鐵丁，文藝評論家。1938年就讀於延安陜北公立學校，後歷任新華社編輯、記者、主任、分社社長。抗日戰爭、國共戰爭期間寫過不少評論文章，如以司馬龍筆名寫的《爛葡萄與硬核桃》等。1948年隨軍南下，1949年後進入武漢。1950年在漢口與郭小川、張鐵夫合作，以馬鐵丁的筆名輪流撰寫《思想雜談》發表在當時的《長江日報》副刊，幾乎每天有一篇雜文見報。《思想雜談》就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對青年進行及時的宣傳教育，深受青年的喜愛。1952年調北京新華總社工作，“馬鐵丁”的合作基本結束，但他繼續撰寫《思想雜談》及其它雜文，如《踏平難關，奮勇前進》、《向日葵》、《愛國主義的光輝形象》、《火柴頌》等。1956年任《文藝報》副主編，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9年，他以馬鐵丁名義主編《新觀察》。在此期間，他繼續以馬鐵丁筆名撰寫了不少在當時有影響的鋒芒犀利的雜文。《新觀察》停刊後，陳笑雨調入《人民日報》任編委、文藝部主任。1962年，在陳笑雨的主持並參與下，一個以“表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加知識”為方針的“長短錄”雜文專欄，在《人民日報》副刊上開辟了。專欄作者由文學家、政論家、歷史學家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5人組成，自1962年5月至12月，他們分別撰寫了“時而有如投槍和匕首，時而又好像燈火和閃光的鋒銳犀利”的37篇文章，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共鳴。著有《思想雜談》、《思想雜談選集》、《雜文雜詩集》、《說東道西集》、《張弛集》、《革命風格集》等。1963年至1964年間，戲劇界出現了《李慧娘》、《謝瑤環》等所謂“鬼戲”，《人民日報》副刊發表的題為《一朵鮮艷的紅梅》論“有鬼無害”的評論文章，卻使陳笑雨蒙受了更深的不白之冤，以至調出人民日報社。文革開始後，陳笑雨和5位專欄作者受到攻擊。“兩報一刊大批判組”等又繼續進行攻擊，誣蔑他們是“反動的大合唱”、“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大毒草”、“長短錄俱樂部”等等，不一而足。遭到批鬥，被迫下跪“請罪”等。1966年8月24日，與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盡（一說北京龍潭湖），時年49歲。臨死前留下“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幹凈”的字句。



陳夢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筆名陳漫哉，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家自幼喜讀古詩，八歲時全家遷往上海，入聖保羅小學讀書。1920年春，隨三姊陳郇磐回到南京，翌年升入中學。1927年夏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1928年春，陳夢家到青島，是年冬天與聞一多認識。此後師事聞一多和徐誌摩，成為新月派詩人。1931年1月20日，由徐誌摩主編、陳夢家擔負實際編輯工作的《詩刊》季刊在上海以“詩社”名義出版。同月，陳夢家出版第一本詩集《夢家詩集》。同年夏畢業，獲律師執照。7月，應徐誌摩之邀赴上海，負責編選新月派的主要刊物《新月詩選》。1932年1月，新月派刊物《詩刊》停辦。一二八事變爆發後，陳夢家與同學到122旅旅部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寫下《哀息》、《在蕰藻浜的戰場上》等詩作。3月，應聞一多之邀到國立青島大學任聞的助教，並在聞一多的指導下，開始研究甲骨文。4月，將在淞滬前線所寫的詩結集為《陳夢家作詩在前線》。9月，由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劉廷芳推薦，到該院學習，為院長趙紫宸所望重。1933年熱河戰役時，陳夢家再次奔赴前線。9月，到安徽蕪湖任廣益中學國文教員。1934年1月，詩集《鐵馬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同月，赴北平就讀於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容庚攻讀古文字學。1936年9月獲碩士學位，並留在中文系擔任助教。同年，與趙紫宸之女趙蘿蕤結婚。1937年抗戰爆發，陳夢家由聞一多推薦，到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授國文。同年秋，赴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古文字學。1947年夏，遊歷英、法、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同年秋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同時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1952年，因全國院系調整，轉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委、《考古通訊》副主編。1956年，他用《殷虛蔔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了一所房子，成了王世襄的鄰居，都喜愛收藏明式家具，對此兩人樂此不疲，傾囊以求。其著作有《殷虛蔔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專著有：《老子今釋》（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海外中國銅器圖錄考釋第一集》（北京圖書館、商務印書館，1946年）、《尚書通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因雙百方針，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和《關於漢字的前途》，不贊成廢除繁體字實行簡化字，以及實行漢字拉丁化。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定性為“章羅聯盟（中國民主同盟的章伯鈞與羅隆基）反對文字改革的急先鋒”，並被打為右派。《考古學報》上連載文章被停發。妻子趙蘿蕤因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間，陳夢家被強迫長跪在院裏，被人吐口水，有人還將吃剩的飯菜往他頭上澆，罪證是攻擊革命烈士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書被沒收。陳夢家憤然道：“我不能再讓別人當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藥自殺未果，同年9月3日自縊身亡（但有人懷疑是被打死後偽裝成自殺）。



陳子莊：（1913年10月15日－1976年7月3日），時號蘭園，中期號南原、下裏巴人、陳風子（陳瘋子）、十二樹梅花主人、石壺山民等，晚年號石壺。現代畫家。十五、六歲浪跡江湖，開始賣畫糊口生涯。二十余歲於成都入聘四川軍閥之幕，時齊白石、黃賓虹入川，得以相晤，切磋畫藝，領受教益。40年代，在榮昌組織幫會，常往返於重慶之間，參加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交接各層人士，閱歷繁富。並築蘭園宅於榮昌東門外，明窗靜幾，讀書作畫。1949年底受地下黨的委派赴成都策應和平解放，加入中共軍十八兵團聯絡部工作，繼在西南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參加合川土地改革等等。1954年調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定居成都，得以潛心研究繪事。基於生活，深入發掘，不斷開拓新的畫境。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國畫組組長。在60年代前數年向四川各大型畫展皆有他較多佳作入選，為時所重，1963年被選為四川省政協委員。其代表作有《山深林密》《秋山如醉》《溪岸圖》等。著有《石壺論畫語要》。十年浩劫，遭遇維艱，抄家批鬥，病魔纏身，老妻氣瘋，兒子下放，困厄已極。1976年7月因心臟病不治逝世於成都，時年六十三歲。



陳翔鶴：(1901年－1969年4月22日 )，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專家。1920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1922年在上海曾與林如稷、鄧均吾、陳煒謨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季刊》。同年又辦《文藝旬刊》。1923年轉學到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專攻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三年後執教。自1927年至1936年先後在山東、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戰爆發後返回故鄉，次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成都分會常務理事。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的情況下加入中共黨，冒著生命危險積極地在黨的領導下工作。1941年後因遭反動當局的恐嚇威脅，被學校解聘。1945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執行委員。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後，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在李劼人庇護下得以脫險。1949年後，他籌辦並長期主編《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使其成為中國研究古典文學的重鎮。此副刊也成為毛澤東最喜歡看的讀物。後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兼主編《文學研究集刊》。歷任川西文教廳副廳長、川西文聯副主席、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著有小說集《不安定的靈魂》，劇本《落花》等。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寫歷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而遭誣陷，受迫害於1969年4月22日含冤辭世，而“革委會”卻宣稱他“畏罪自殺”，在他死後還召開了所謂批鬥“反黨分子”陳翔鶴的大會，且研究所裏每個人都非參加不可。



陳又新：（1913年－1968年6月10日），小提琴演奏家。早年喪父，隨兄赴緬甸仰光求學，17歲回國，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小提琴專業，1938年畢業。曾任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演奏員、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與陳洪、丁善德合辦《音樂雜誌》，與丁善德、勞累賢合辦私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務主任。建國初，赴英國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深造，1952年獲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教授。編著有《小提琴協奏曲第一集》、《中外小提琴曲選》(8冊)、《實用小提琴音階練習》(3冊)。演奏曲目《格裏格奏鳴曲》及《牧歌》等灌製唱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而來，教績卓著的優秀教師陳又新，竟被無辜打入了“牛棚” ，被汙蔑為“裏通外國的特務分子”，遭到反復批鬥、嚴刑拷打、強迫交代，至1968年6月10日，被打斷了左肋骨三根而導致身亡，竟稱是“自殺身亡”。



陳歌辛：（1914年9月19日－1961年1月25日），原名陳昌壽，著名流行音樂人，與黎錦光同被認為是中國流行樂壇成熟期最傑出的代表，分別有“歌仙”與“歌王”之譽。陳歌辛畢業於格致中學，曾短暫跟隨猶太音樂家弗蘭克爾學習音樂理論及作曲、指揮等。其後在上海一些中學教授音樂，並創作歌曲。1935年，在上海樂劇訓練所兼任教職時，創作了中國第一部音樂劇《西施》。1938年，任中法戲劇專科學校音樂教員，與中共地下黨員楊帆合作，為“新華影業公司”的電影《兒女英雄傳》中，譯配了蘇聯歌曲《伏爾加船夫曲》，還和張昊、鐵錚、鄭守燕組辦了200人參加的大型“歌詠指揮訓練班”，曾創作抗戰歌曲。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上海租界。12月16日陳歌辛被日本占領當局逮捕，被關進極司非爾路７６號酷刑折磨三個月後放出。1943年進入汪偽政府直屬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音樂部工作。1945年3月，為日軍神風突擊隊軍歌譜曲，而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稱陳歌辛曾在汪精衛政府所屬“華影”任職期間譜寫《大東亞民族團結進行曲》。同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陳歌辛聽到日本投降消息之後當晚就寫了《迎戰士》一曲。1946年陳歌辛為慶祝抗戰勝利後第一個農歷新年，以“慶餘”為筆名創作賀年歌《恭喜恭喜》，該曲日後成為華人世界最重要的賀年歌曲。1946年6月陳歌辛因“漢奸嫌疑”被民國政府拘押七天後被無罪釋放。同年底，陳歌辛赴香港投奔夏衍，1950年4月受夏衍之邀，回到上海任昆侖電影製片廠作曲。代表作有《風雨中的搖籃曲》、《永遠的微笑》、《玫瑰玫瑰我愛你》、《西湖春》、《鳳凰於飛》、《夜上海》、《蘇州河邊》等歌曲。1956年受楊帆案件牽連，被上海電影製片廠立案審查，一度停止工作，後被宣布無歷史問題，恢復工作。1957年在反右運動前並未發言（一說是《梅花開咯》的歌名、歌詞犯忌），但也被打成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在大躍進饑荒中被餓死於當地。時年47歲。



陳同度：（1904年－1969年８月２８日），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1926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化學系，後任清華大學助教、協和醫學院助教。1930年赴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學習，1933年獲博士學位。1942年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1943-1946年，先後在天津化學廠、藥廠等單位工作。1946年任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兼生化科主任。1953年任天津醫學院生物化學教授，兼天津師範學院化學系教授。1957年直至去世，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主持編寫了北京大學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學》教材，與鄭集合編了一本全國通用的《普通生物化學》教本。發表論文36篇。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毒打屈辱，於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８日服毒自殺。



陳亞南：（1908年－1968年），著名魔術表演藝術家。14歲加入“神州大天一魔術團”，拜穆文慶為師。1927年參加國藝魔術團，任主演。1932年與胞兄陳海蓀、陳亞華等組建“天津亞誌旅行魔術團”。1938年與天津曲藝名家合作，組成“兄弟劇團”。他演出的節目以西洋魔術為主，並多為自行設計編排。他擅長的節目有手彩魔術“ 苗子球”、“指甲套”及不同形式的“牌技”，傳統的“空囊取蛋”、“吞棍”、“過棍”、“米酒三變”、“鳥籠搬家”等和大型魔術“老兵點將”、“鏡臺獻美”、“水晶箱”、“箱囊換人”、“尖刀刺身”等數百個。他與陳亞華對魔術的演出形式、服裝及化妝進行改革。將一人表演改為二人表演；把民間戲法中的說白、口彩相連運用到魔術表演中；借鑒曲藝相聲的“包袱”手法，創造了“剖活”這一喜劇性極強的魔術節目，從而形成了“北派魔術”的特點。＂新中國＂成立之初，參加中華雜技團到蘇聯及波蘭等國訪問演出。曾任天津市曲藝團副團長、天津市雜技團副團長，並當選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弟子有張少南、金業勤、韋漢聲、陳鴻章等20多人。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有關部門為他平反昭雪。終年60歲。



李丕濟：（1912年－1968年１１月２９日），清華大學水力系教授。自幼刻苦讀書，成績優異。 1930年在父輩三人的支持下進京投考大學，同時被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錄 取。他選擇了在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1934年畢業。畢業後在天津華北水利委員會工作了兩年，任工程員。他深入工地學用結合，得到了鍛煉。1936年全國經濟委員會資助公費留學，在華北三省只有一個名額。他報名後經過極為嚴格的考試，以優異的成績獨占鰲頭。於1936年6月出國，先在荷蘭學習半年，後轉入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和卡爾斯魯厄工業大學學習。1939年去瑞士實習期間，歐戰爆發，瑞士至德國交通斷絕，他只好應聘瑞士公立大學水工試驗所邊工作邊學習，取得土木工程師資質並任研究工程師。至1945年二戰停止，他於1946年底輾轉回國。1947年2月，他任天津北洋大學土木水利系教授。半年後應學長們的邀請，於當年8月回到了母校清華大學任教。在反右運動中，他僥幸沒有戴上右派帽子，但運動後期還是被定為嚴重右傾。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兩校是文革的重災點。像他這樣的老一輩“海歸”派，在掃“四舊”、 減工資、勞動改造、搬家壓縮住房面積等方面無一幸免。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李丕濟從樓上跳下，自殺身死。



李長之：(1910年－1978年)，原名李長治、李長植，筆名何逢、方棱、棱振、張芝、梁直。中國著名的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從12歲起所寫新詩、散文、分別發表在《兒童世界》《少年》和《小朋友》等雜誌上。李長之在1935年主編《益世報》副刊，他的《魯迅批判》曾在該報副刊上連載，於1936年1月初版。李長之1945年任國立編譯館編審。抗戰勝利隨編譯館由重慶北碚遷南京，主編《和平日報》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師範大學任副教授，並參與《時報》、《世界日報》的編務。這時主要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和文化藝術的批評。1951年，他赴四川參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團副團長。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迎中國的文藝復興》、《苦霧集》、《夢雨集》、《陶淵明傳論》、《中國文學史略稿》、《李白》等。李長之出版的《魯迅批判》，屢遭批判和查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它被視為左派讀物予以排斥；在日偽統治時期，它被列為禁書；＂新中國＂成立伊始，也受到嚴厲批判。李長之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魯迅批判》成為黑書，被封存於圖書館，不許借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迫害。一工宣隊隊員指著李長之的鼻子說：“是你寫的《魯迅批判》麽？魯迅是可以批判的麽？就沖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文革後，某出版社曾找李長之接洽再版《魯迅批判》事宜，條件是將書名“批判”改為“評論”或“分析”之類雲雲。李長之脾氣耿直，他堅持不改。他說：“批判其實就是分析評論的意思。我為《魯迅批判》遭一輩子罪，不改，不出，也罷！”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3月），字伯綸，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及醫學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國留學，初入預備學校，隨後進了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1920年畢業後，赴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學院擔任蠕蟲病助理研究員。1922年1月獲得倫敦衛生及熱帶病學院頒發衛生及熱帶病學碩士學位。1921年4月至9月，參加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考察熱帶病，隨後任職於格拉斯哥西部醫院，至1923年回國。1923年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間並定期赴江南考察熱帶病疫情，進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開始，南下籌辦貴陽醫學院，並於1938年6月成立後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赴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先後在國內外醫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共18篇 。他曾在華北、華中地區設立血吸蟲病及其他多發性熱帶病的病情觀察站，是為中國熱帶病學研究的創始人。後期投入醫學教育事業，造就無數醫學界人才。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當年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臺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1958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隨後被“放逐”到雲南昆明，任職於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逝於昆明。



李青崖：（1886年10月21日－1969年7月31日），名允，字戊如，青崖為其別號。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對莫泊桑小說更有精誠的探索。他翻譯出版的法國文學著作有39部，其中28部為莫泊桑作品集。為溝通中法文化交流盡瘁一生。歷任大學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07年秋，李青崖讀完復旦公學土木科二年級課程，本科學救國之誌，考取官費，到比利時列日大學理學院攻讀采礦。他愛好西洋文學，也先選修法國文學，思想眼界擴大了不少。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封建王朝。李青崖次年束裝回國，投身科學救國。1913年春，應湖南高等商業學校之聘，開設定性化學和礦物學兩門課程；下學期復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兼課。因北洋軍閥部隊到了湖南，李青崖的新派言論受到當局的註意，1914年初不得不離開長沙到開封，在隴海鐵路工程局擔任技術員。1917年李青崖八月又回到長沙。先在湖南省商業專門學校教授法文及物理學，復在湖南楚怡工業專門學校教授礦物學及物理學。從1920年7月到1926年2月，歷任湖南省公署法文秘書、湖南省交涉司〔後改為交涉署〕秘書。1926年北伐軍興，這年春夏之交，李青崖投筆從戎，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部交通處人員，又當長沙大公報隨軍記者。不久隨軍到達光復了的武漢. 1927年國共分裂，當年十月，李青崖脫離公職。1928年暮春，李青崖與上海北新書局曾定譯書契約，舉家遷滬，住寶山縣城，遠離上海塵囂，安心譯述莫泊桑短篇小說達一年之久。這些譯作是《哼哼小姐集”、《鷓鴣集》、《苡威狄集》、《羊脂球集》、《遺產集》、《霍多父子集》、《蠅子姑娘集》、《珍珠小姐集》、《薔薇集》等。另有伊巴鳩茲的長篇小說《啟示錄的四騎士》。1929年2月，應國立同濟大學校長張群之聘，李青崖到吳淞擔任同濟附中校長。同濟原為德國人創辦，課程設置均照德國學製。李氏主持附中後，將課程按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予以全面糾正，並請名師來執教，引進新思潮。1930年8月，吳淞中國公學校長馬君武約李青崖擔任文理學科學長；李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文學院教授，後又擔任大夏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在上海初，李青崖為國際筆會活躍分子，與林語堂、邵洵美頗相得，一起創辦《論語》雜誌，與林語堂輪流分期主編。李青崖與徐仲年、黎烈文等法文文學翻譯家亦往來頗密。黎烈文也是留法學生，一度為申報主編《自由談》。黎謙稱後學，李也應約撰文。李青崖又與鄭振鐸、耿濟之、趙景深、謝六逸、傅東華、徐調孚、樊仲雲等人，一起編過《文學周報》。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李青崖江灣寓所被炮火所毀，他只搶救了一套法文原版的莫泊桑全集逃了出來。上海烽火聲中，他不願呆下去，自己隨同復旦、大夏聯大內遷，輾轉到達貴陽，在大夏大學任教。其長子李顥參加醫療隊，奔赴抗日前線，救死扶傷；次子李度，三子李庠，亦赴內地繼續讀書。李青崖在貴陽任教，又與蹇先艾主持抗戰文藝協會貴陽分會，出版刊物，接待因抗戰來黔的文化界人士。1942年7月，李青崖辭大夏教職，應約到辰溪，任國立湖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湘桂大撤退後，李青崖又到達陪都重慶。1945年春，應孫源介紹，在法國駐華使館新聞處負責時事文件及小冊子的編譯、審核工作約半年，還譯了《戴高樂傳》出版。1945年八月到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任外國文學系教授。抗戰勝利後隨校遷回南京，在中央大學任教至1947年7月為止。1946年冬到1947年初，李青崖曾在上海為復刊的“論語”半月刊主編過三期。李青崖於1949年8月至1952年2月任震旦大學教授。1950年9月，李青崖任上海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1月改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處長；又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之職。1952年，上海市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譯《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集》。1953年，上海市市長陳毅請李青崖擔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李老遭受無情打擊，把他畢生譯註書籍、未刊文稿、及輾轉萬裏患難與共的法國原版文學書籍洗劫一空，說是“破四舊”。1969年7月備受淩辱的八十三歲老人，終於含冤離開了人間。



李苦禪：（1899年1月11日－1983年6月11日），原名英傑，改名英，字超三、勵公，現代書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宗師。1916年，入山東聊城省立二中，從國畫家孫占群習畫，首先學畫荷花。同年作中國畫《貓》《雞》和《鶴》。1918年結識了畫家徐悲鴻，獲授西畫技法。1923年秋，拜齊白石為師。1932年，在杭州國立藝專任教（現中國美術學院）。1936年，以教學與賣畫為生。1月，在北平炳林印書館印刷出版了《李苦禪畫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與蔣雨濃、王青芳、白鐸齋並稱“京中四怪” 。抗戰勝利後，中國藝術專科私立學校在濟南復校，李苦禪任教務主任。1946年，被徐悲鴻院長聘為北平國立藝專國畫教授，並被推選為首屆“中國美術作家協會”常務理事。代表作品：《盛荷》《群鷹圖》《松鷹圖》《蘭竹》《晴雪圖》《水禽圖》。1978年出版《李苦禪畫輯》。1950年，受到中共政權不公正待遇，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1951年，在民族美術研究所任研究員。因自願報名土改工作，被派往四川江油參加土改工作隊，1956年夏，應邀去北京大學美術社講學。1964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受到不公正批判。1966年，文革開始，因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而遭殘酷批鬥和查抄，被關入“牛棚”，受盡折磨，但不屈服。“造反派”逼李苦禪承認在抗戰時期曾有失節行為，李苦禪寫保證書以反擊“造反派”的汙蔑。1970年，被強令下放到河北省磁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4年，被打成“黑畫家”，遭大會批鬥四次。1976年，恢復名譽和教授職務。

李嘉言：（1911年－1967年10月14 日），字慎予，筆名高芒、景仰、家雁、賈彥、李常山、李慎予。古典文學研究家。1923年夏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本縣高等小學堂。8月考入沁陽縣省立13中學。1926年秋考入開封省立二中（今開封十四中校址）。1928年2月通過口試李嘉言進入開封第五中山大學（今河南大學）國文預科學習，與郭曉棠成為同班同學。1930年8月李嘉言考入清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學號1190。在校期間發表詩、詞二十多首，見於《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文學月刊》、《清華周刊》和《清華年刊》（1932）、鄭振鐸先生主編之《文學季刊》上。李嘉言先生1934年6月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畢業論文為《韓愈復古運動的新探索》並刊於鄭振鐸主編的《文學》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 李嘉言在清華大學4年發表論文現能查知的有:昭明文選流傳的原因、楚辭溯源（《清華周刊》）、王禮錫著《李長吉評傳》（《文學月刊》3卷1期）、詩經作者鐫略、由語言文字證中國文學聲韻之重要、韓氏系年訂誤（《文學季刊》1卷2期）等13篇。1934年8月-1935年7月，由清華同學同鄉王香毓介紹在保定育德中學任高中國文教員。1935年8月文學院長馮友蘭提議並由朱自清、聞一多等先生議定報清華大學聘任委員會議決聘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編纂處。初作楊樹達先生助教，後作聞一多先生助教。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後，清華大學愛國學生運動高漲。1936年2月29日晨4時，400多名軍警闖進學校逮捕清華大學蔣南翔、姚克廣（依林）等三名同學，被清華大學學生搶回，並搗毀8輛警車。宋哲元派軍隊包圍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學生緊閉校門與之對抗，並在西校門內集體靜坐對峙。這天晚飯後，曾同為助教（此時吳晗已提為教員）、同住學務處（工字廳前院，吳101號，李117號）的吳晗找到好友李嘉言約其一同到校門口看望靜坐的同學，慰問同學，給予支持。靜坐同學深受鼓舞（資料來源：有關清華史料、李嘉言1956年入黨時《自傳》及其生前對筆者言及）。李嘉言與蔣南翔、姚依林都是國文系同學，李嘉言高其兩個年級。又都是清華周刊編輯、主編或總編。1938年2月20日參加臨大赴滇步行團，任步行旅行團輔導教師。1940年9月—1941年9月在四川敘永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任教一年。1941年8月被聘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員。1941年9月返昆明西南聯大。1942年8月—1947年7月在蘭州國立西北師範學院任國文系副教授、教授。五年間發表學術論文22篇（部），有：全唐詩辨證、韓愈復古新論、初期五言詩因襲詩騷成意舉例、呂氏春秋校釋、唐詩分期問題之商榷、李賀與晚唐、關於七言詩起源問題的討論、唐社會詩之發展、長江集考辨、岑參西北行、屈原、九歌之來源及其篇數等，出版《賈島年譜》（含自序及附錄五篇）。1949年2月—1949年10月，由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介紹到河北正定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先被指定後被選為學委會研究部長。1949年4月遷入北京馬大人胡同 1949年10月1日隨華北大學參加開國大典。從1949年10月回到新的河南大學到1967年10月去世18年在河南大學編寫、主持編寫教材、參與編寫教材數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授提綱》、《中國文學》（教育部委托）等；主持並參與編寫了河南大學1955年-1962年中文系和函授使用的全部教材。出版了《古詩初探》（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1958）、《岑詩系年》。發表古典文學研究論文42篇（見其著作表，此處略）、國文教學、教法論文10多篇。待出版的著作還有《先秦文學述論。漢魏六朝文學史》《武陟方言考》等。李嘉言生前出版的專著有《賈島年譜》（1947商務印書館）、《古詩初探》（1957、1958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岑詩系年》（1956《文學遺產增刊三輯》）。去世後出版的遺著有《長江集新校》（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河南大學出版社）、《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先秦文學述論•漢魏六朝文學史》（河南大學出版社待出版）。遺稿由其子李之禹等整理出版，有：《賈島年譜》、《岑參詩系年》、《古詩初探》、《長江集校註》、《漢魏六朝文學史》、《楚辭選註》、《李賀詩選註》、《古籍校註》、《屈賦註析》、《唐詩叢考》。文革開始後即遭到殘酷迫害致死，時年56歲。

李多奎：（1898年11月20日－1974年7月25日），京劇演員，工老旦，原名李萬選，字子青。開創世稱多派或李派的京劇老旦藝術流派。4歲隨父來到北京，8歲入慶壽和科班學藝，向賈誌臣先生學河北梆子和京劇老生。9歲登臺，12歲便以《打金枝》、《朱砂痣》唱大軸。26歲拜羅福山先生為師改學老旦。並得到龔雲甫先生教益，後又深得龔先生琴師陸彥庭先生的教授和輔佐，藝事大進。常與程硯秋、高慶奎、金少山、馬連良等名家合作，深受歡迎。擅演劇目有《釣金龜、行路、哭靈》、《望兒樓》、《遇後、龍袍》、《太君辭朝》、《滑油山、遊六殿》《嶽母剌字》等。1949年後，加入太平京劇社，與譚富英、裘盛戎、梁小鸞等名家合作演出。後參加北京京劇團。1961年與裘盛戎先生排演《赤桑鎮》，大獲好評。勢如穿雲貫石。李盛泉、李金泉、時世寶和趙鳴華、王夢雲、王曉臨、李鳴巖、林麗娟等皆宗法之。1966年文革開始後的紅八月，一群紅衛兵抄了李多奎的家。他們竟然不顧李多奎老年多病，長期半身不遂臥床不起，把李多奎從床上拉到地下，狠狠地抽打李老麻木了的半邊身子100鞭子，直打得半身紅腫，胳膊腫得和大腿一樣粗……年近七旬的李多奎慘遭迫害，全家還被趕至一間屋內棲身。1974年7月25日，李多奎含冤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

李正敏：（1915年－1973年12月12日），秦腔表演藝術家。曾任朝邑劇團團長、西北戲曲研究院秦腔劇團團長。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舊班主”，從肉體到精神受到嚴重摧殘而含冤逝世，終年58歲。

李梧齡：（1935年10月24日—2002年12月13日），李梧齡生長在一個知書達理的家庭，早年聰慧，天賦甚高，1953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1956年，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任復旦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教研室助教；在第二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時年不滿22歲，他被送去勞教、勞改，一共被關押二十五年，歷經磨難，1979年平反後入同濟大學授課直至退休，晚年出版有個人回憶錄《泣血年華》。李梧齡在學生時代成績優異，復旦大學擔心他畢業時被強勢部門“搶”走，提前邀聘他當教師。在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同一個識才、惜才的復旦大學又把李梧齡打成右派。在所謂的“鳴放會”上，肅殺之氣籠罩全場。李梧齡遭到更加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挑戰圍攻，但他毫無懼色，奮起反擊。有人追問他在“肅清反革命”時是否說過當局在“殺雞儆猴”？李梧齡坦然承認，並進一步闡釋“大家是雞也是猴子”，更慨然表示“被拿出來殺的就是雞，暫時沒有被殺的便是活猴。雞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運動後期，校方不準李教書，將其下放到圖書館抄卡片，此乃懲罰的“序幕”。校方迷惑他“你可以不接受處罰，可以離職自謀出路”。但幾天後李梧齡應校長約談，卻在校園內遭到逮捕，“尾隨我緩緩開著的吉普車忽地跳下兩個人，一把將我推了進去。其中一人馬上轉身對著我，掏出一張紙念道：‘……現經批準你校李梧齡送勞動教養……’李被押上了吉普車後仍奪門欲逃，他此刻才明白，政治法則即是戰爭法則，就是兵不厭詐，不講恕道，絕對的“恐怖主義”。李梧齡家人文革中更飽受欺淩。妻子被小學生追逐毆打，黃砂、汙物整簸箕的朝她頭上身上傾倒，她東躲西藏，深夜才敢回家。小學生上李家抄家，見好玩的、好吃的，樣樣都拿。李的長兄少年時患類風濕病，僅頸椎關節可以動，長年臥床不起，小紅衛兵連他也不放過，將舊皮鞋往他臉上戳，說這是阿飛皮鞋。他們還用皮帶抽他，拿條帚掃他的臉。整個虐待過程，就在中風癱在床上的李母面前展示，李父被人攔在窗前，敢怒不敢言。李兄絕食抗議，悲慘死去。李梧齡的嶽父亦被無理批鬥，服毒自盡，幸而被救起。李梧齡吃盡政治的苦頭，卻始終堅持個人的政治操守。中國的“民主黨派”諳熟境遇改善之道，“九三學社”出於好意邀請李梧齡加入，李凜然表明：“你們的黨在黨章上寫明了擁護共產黨，那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若要加入你們這個兒子黨，何不直接加入你們的老子黨呢。”事實上，當年把李打成右派的復旦大學領導人也明確表示願意介紹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但被他挖苦地“婉拒”了。李梧齡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歲。



吳澤霖：（1898年－1990年），中國當代民族學家、教育家。1922年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密蘇裏大學、俄亥俄州大學獲學士、碩士、 博士學位。1927年赴歐洲考察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社會情況。1928年回國後，先後任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1935－193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學海外文化事業部主任和教務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澤霖隨部分大夏大學師生內遷貴陽。1941年2月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3－1945年兼任昆明譯員訓練班副主任，主持訓練了約3000名大學生，擔任美軍來華抗日作戰部隊的譯員。1946年任清華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兼教務長。主要著作有《社會約製》(1930)、《現代種族》(1932)、《社會學及社會問題》(1935)、《世界人口問題》(1937)、《爐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1958年，吳澤霖被劃為右派，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1965年，吳澤霖被遣返回鄉當了農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離審查。1971年，吳澤霖解除審查後才得知，在他離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嶽母不堪淩辱和誣陷，一起服毒自殺了。他所受到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得到部分的更正。



吳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在南菁中學上學一年後，在老師的推薦下投考清華學堂，16歲也就是1917年成功考入清華學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吳文藻也參加了清華的遊行活動。五四運動後，廣泛接觸了羅素、杜威、孫中山和胡適等人的思想。在這個時期梁啟超對他的影響最大。吳文藻在清華學堂時與梁思成是同班同寢室同學，並且在梁思成的介紹下見了梁啟超。1923年赴美國留學，於達特茅斯學院取得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後又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榮獲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1929年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同年6月與冰心結婚。吳文藻在燕京大學任教十年，主要教授“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另外，他通過開設討論班，請國外教授和派遣留學生的方式培養了大批人才。1938年夏，因為無法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專心於學術，不顧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堅決辭去燕大社會學系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的職務，攜妻子冰心南下，投入抗日。1938年南下之後，在昆明雲南大學任社會人類學講座教授，1939年籌建雲大社會學系，任系主任並兼任文學院院長。在此期間，他籌辦雲南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並參與成立雲南人類學會。1940年底，不得不到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在此期間，他負責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兼任蒙藏委員會顧問和邊政學會常務理事。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他被委任為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外交組公使銜組長和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但不滿於美國扶持日本的政策和國民黨的腐敗，於1950年辭職，1951年回國。1951年到195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53年開始，一直在中央民族學院。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吳文藻的兒子吳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動文人”、“漏網右派”、“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1966年文革開始，紅衛兵沖進了吳文藻的家，抄走了許多書籍和物品。吳文藻作為摘帽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押去批鬥。1969年冬，年屆七旬的吳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廠勞動，1970年夏轉去湖北沙洋幹校勞動。冰心則在1970年初被發配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1971年，為了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之行，吳文藻和冰心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被從下放勞動的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



吳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國社會學家。主要研究都市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通曉英、法、德、俄等國語言。1928年歸國，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講授社會學原理、都市社會學。同年組織創辦東南社會學會。1930年，參與創辦中國社會學社，歷任理事、副理事。1931年，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教務長。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曾從事城市經濟調查。1935年，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1946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1947年，回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井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1948年10月下旬，胡適特地派人送來兩張機票，動員他同行至南京。吳景超不為所動，還反過來勸胡適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貽琦等人都勸他去美國執教，他一概拒絕。著作有《社會組織》（1929年）、《都市社會學》（1929年）、《社會的生物基礎》（1931年）、《第四種國家的出路》（1936年）、《劫後災黎》（1947年）等。1952年。吳景超在《新建設》雜誌發表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文章受到了許多批判，被指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1953年《光明日報》發表了吳景超的《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一文，其中稱：“由於我自己的不堅定，但也由於他（胡適）的慫恿，我開始了十多年與蔣反動政權同流合汙的生活。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為痛心的事。”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文革開始後，吳景超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復批鬥，蹲牛棚，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病逝，終年67歲（關於他的死因，也有自殺之說）。



吳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原名玉衡，後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筆名余生。比較文學家、著名西洋文學家，學衡派代表人物。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畢業於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留美五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1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南京高師與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和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共同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禮，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專著。1924年吳宓離開東南大學後到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華學校研究院籌備主任，以後又在昆明西南聯大、成都燕京大學、武漢大學和重慶女子師範學院(西南師範學院前身)等校擔任教授。1929年9月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的得意門生，師生間常有詩詞贈答與唱和。吳在清華期間，曾於1930年遊學歐洲，遍歷蘇、英、法、德、比、瑞士諸國，又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修學年余，所學極博。執教清華期間，吳宓是“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吳宓於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吳宓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中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委員，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其間清華大學梅貽琦和陳福田一再邀他回去。至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文學院長，女兒要他去清華大學，而他即於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入蜀定居了。至文革到來，吳宓淪為被批鬥的大罪人，以種種罪名蹲入“牛棚”，受盡苦難。76歲的老人做不了重活，還被架上高臺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陜西老家，他終於得到了一些妹妹的照顧並且感受到了一些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



吳組緗：(1908年4月5日－1994年1月11日)，原名吳祖襄，字仲華。二十世紀著名作家，小說家，散文家，古典文學研究家。1923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短篇小說《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婦女》雜誌上刊出的短篇小說《鳶飛魚躍》，都具有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29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1932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1934年創作《一千八百擔》。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他創作的小說《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等，以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享譽文壇。1935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1936年與歐陽山，張天翼等左翼作家創辦《小說家》雜誌。1938年作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人之一，與老舍共同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任協會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長篇小說《鴨嘴澇》(又名《山洪》)。1946年至1947年間隨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並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軍宣隊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這場革命，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當時許多人很為他著急，怕他挨批，因此勸他承認這個說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吳組緗執意說這就是他的原始感覺。1979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委員。



吳大羽：（1903年12月5日－1984年1月1日），原名吳待，油畫家，藝術教育家，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之一。1917年吳大羽到上海學習繪畫，師從張聿光。1919年，擔任上海《申報》美術編輯，成為上海漫畫家群體的一員。1921年，加入了上海晨光美術會。1922年7月赴法國留學，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1925年，原名吳待的吳大羽以“朋”字去兩撇，取“大道無朋”之意重起自己的名字。1927年回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專。1928年3月，蔡元培在杭州創辦國立藝術院，聘任林風眠為校長，吳大羽為西畫系主任教授。1946年，趙無極在重慶國立歷史博物館籌辦畫展，展出吳大羽、林風眠、方幹民、關良、丁衍庸、李仲生及趙無極等畫家的作品。1950年9月，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以“教員吳大羽，藝術表現趨向形式主義，作風特異，不合學校新教學方針之要求……”為由，解聘了他的教職。居上海，靠變賣家中物品生活。1952年後與妻子靠女兒吳崇力、兒子壽崇寧擔任中學老師的工資收入生活。據吳大羽子女回憶，50年代，在學生芮光庭的聯絡下，吳大羽為出版社畫了《萬能的手》、《石頭孩子》等兩本連環畫，得到了100多元稿費。在上海美術家協會負責人賴少其的幫助下，曾畫過兩幅油畫，得到了200余元稿費。因為沒有條件作畫，10多年間，只作了少量油畫作品，有《伏案少女》、《鏡中像》、《紅花》、《少女頭像》、《東風草圖》、《菊花》。1958年曾與賴少其、林風眠、關良、陳煙橋、邵克萍等十余人到上海東郊同民生產合作社參加勞動。曾到同濟大學建築系擔任色彩教學半年。1960年上海美術高等專科學校成立，被聘為教師。但由於教育思想不合時流，只是短期的工作即回家賦閑。1961年，作品《紅花》參加第三屆全國美展（紀念[講話]發表20周年全國美術展覽，展期自5月至7月），為中國美術館收藏。1965年上海油畫雕塑研究室成立，任專業畫家。結束了15年沒有正式工作的局面。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吳大羽遭遇了長期的迫害，受到大肆批鬥，所有曾逃過抗戰之難的畫作，幾乎都毀於此時。被扣上“形式主義老祖宗”的帽子，以“反動學術權威”、“新畫派的祖師爺”身份遭遇抄家、批鬥。在文革完結前，吳氏只談佛理玄機，幾乎不公開發表言論。他的晚期作品，在狹小的鬥室悄然問世，大部分不具簽名，亦沒有日期。晚年的吳大羽，在巨大的社會壓力底下，回避了一切可用作政治解讀的具象題材，畫面益發抽象，而色調則參酌野獸派的強烈與明亮；經歷數十年對中西文化的沈思，他終於找到了調和雙方的途徑，並提出“勢象”的概念，把形象融入勢的運動，成功地開創出“中國抽象表現主義”的一條新路。2017年12月23日，吳大羽的《瓶花》在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秋拍“從國立藝專到中國美院 - 國美九十年紀念專場”以4140萬元人民幣（連傭金）成交，創了吳大羽作品拍賣紀錄。



吳湖帆：(1894年－1968年8月11日)，初名翼燕，字遹駿，後更名萬，字東莊，又名倩，別署醜簃，號倩庵，書畫署名湖帆。現代繪畫大師，書畫鑒定家。作為鑒定家，他與收藏大家錢鏡塘同稱“鑒定雙璧”。題畫字體不是宋宣和，便是米襄陽。吳湖帆又精於鑒賞。 三四十年代與趙叔孺、吳待秋、馮超然被譽為“海上四大家”。又與吳子深、吳待秋、馮超然合稱“三吳一馮”。中國畫壇有“南吳（湖帆）北張”（大千）之譽。大千平生佩服的“兩個半畫家”中，第一個就是吳湖帆。吳湖帆49年前曾任故宮博物院評審委員，49年後歷任上海市文聯（二屆）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畫師。吳湖帆富於收藏，為近代著名收藏家之一，藏有金石書畫1400件。一是來自祖父舊藏。如吳大澄遺留下來的周代邢鐘和克鼎，湖帆極喜愛，名其室為“邢克山房”。吳大澄生前特別愛的古印40余方、官印50余方、將軍印28方，後亦為湖帆收藏。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的《虞恭公碑》亦為吳大澄家舊物。二是來自夫人潘靜淑的家藏。靜淑曾祖潘世恩為清道光時宰相。伯父潘祖蔭為清光緒時軍機大臣、工部尚書，其攀古樓所藏文物富敵東南。靜淑過門時，嫁資中有宋拓歐陽詢《化度寺塔銘》《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三帖，加上吳大澄舊藏《虞恭公碑》，因此集歐陽詢四本名帖於一室，吳湖帆十分珍愛，遂將家中廳堂命名為“四歐堂”。並且名其長子為孟歐、次子為述歐、長女為思歐、次女為惠歐，以應符“四歐”。靜淑30歲時，歲逢辛酉，與宋景定刻《梅花喜神譜》幹支相合，其舅潘仲午即以所藏《梅花喜神譜》為壽。於是湖帆又額其寓所為“梅景書屋”。靜淑奩中又有先世禦賜玉華硯，潔如堆雪，潤若凝脂，夫婦兩愛同生命，即命其室為“玉華仙館”。三是湖帆本人收集之珍品。他購得隋《董美人墓誌銘》碑帖，他還千方百計搜羅清代的狀元寫扇。有的出高價收買，有的用極珍貴的藏品與人交換，歷20年之久，獲得75柄。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之一。他所藏的歷代名畫甚多，如北宋米芾行書《多景樓詩冊》、宋寧宗後《櫻桃黃鶴圖》、宋梁揩《睡猿圖》、宋王晉卿《巫峽清秋圖》、宋趙構《千字文》、宋畫《漢宮春曉圖》、劉松年《高山四皓圖》、宋拓《梁蕭敷敬太妃墓誌》、宋刻《淮海長短句》、元倪雲林《秋浦漁村圖》、元吳鎮《漁父圖》、元黃公望《富春合璧圖》之《剩山圖》元王蒙《松窗讀書圖》等均為國家一級藏品。1949年黃炎培來上海，吳湖帆接受其主張，決定不去國外。隨後就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上海文物鑒定收購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史館館員、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顧問。1956年，國務院批準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國畫院。受聘參與“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工作，為籌備委員之一。反右鬥爭開始，畫院成立擱淺。且因階級出身、《佞宋詞痕》、平素言行以及與在國外的張大千通信等問題，吳湖帆受到審查。經美術界平衡，在右派邊緣開脫。獨生子吳述歐因代父寫檢查，劃成右派。上海中國畫院正式成立，豐子愷出任院長，吳湖帆為普通畫師。1961年，小中風。此後體力日虧，作畫漸少。1962年69歲，中風，住華東醫院。1964年71歲，患膽石癥，住華東醫院。文化大革命開始，遭受迫害，家藏文物被擄掠一空。1968年，75歲，再度中風。8月11日自拔導管，逝世。



吳茵：（1909年8月2日－1991年4月10日），女，中國電影與話劇演員。她一生共演出了45部電影和48個舞臺劇。以扮演老年婦女形象著稱，被譽為中國影壇“第一老太婆”。1935年參加蔡楚生編導，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拍攝。1936年經應雲衛介紹加盟明星影片公司。抗日戰爭時吳茵赴重慶，參加了《火的洗禮》、《塞上風雲》、《青年中國》等影片的拍攝。抗戰勝利後返回上海，加盟昆侖影業公司。拍攝了《八千裏路雲和月》、《希望在人間》、《三毛流浪記》等影片。以在《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中的演出和《烏鴉與麻雀》中的肖太太形象最負盛名。1949年後演出《武訓傳》、《宋景詩》、《今天我休息》、《家庭問題》等影片。1957年，吳茵被劃為右派，下放到農村勞動 。文革中被批鬥，兩腿被打成殘廢，丈夫電影人孟君謀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1日平反，1985年加入中共黨。



吳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酉生等，是中國近代的歷史學家。1929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大學部預科。1930年未能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經顧頡剛幫助，於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同年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受到胡適賞識，希望能夠獲得推薦直接進入北京大學讀書，但胡適希望其參加考試。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幾乎同時參加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轉學生入學考試。其北大考試因數學零分而未被錄取，而清華的轉學生入學考試僅考黨義、國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學、生物、論理“任選一門”，故此順利錄取清華大學史學系。胡適寫信推薦其當工讀生，專治明史。1934年畢業並留校任校，專講明史。頗受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等提攜。1937年起先後任教於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5月，西南聯大停辦，返回北平，任清華大學教授，其在清華的住所舊西院12號是中共地下黨的聯絡站。1948年秋奔赴解放區西柏坡，見到毛澤東，就《朱元璋傳》進行了長談。1949年1月北平淪陷，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3年，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以後還歷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1954年起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等工作，後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系列。1955年10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發起挖掘明長陵，實地勘測後改為定陵，造成中國考古一大悲劇。1957年積極參加反右鬥爭，6月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8月又揭發批判羅隆基。公開加入中共黨。1959年4月，鑒於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各級官員虛報成績的現象，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之後，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隨即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等作品。當時毛澤東對於這些作品大加贊許，並贈送自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吳晗也因此成為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知識分子之一。1965年，毛澤東突然對多年來受到肯定的《海瑞罷官》進行了大批判。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執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認為《海瑞罷官》宣傳了錯誤的階級思想，“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由毛澤東指示、各方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吳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認為反毛澤東路線，猛遭批鬥。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吳晗在獄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1976年9月23日，養女吳小彥在精神病院自殺。真正的家破人亡。



吳祖光：（1917年－2003年4月9日），著名學者、戲劇家、書法家、社會活動家。主要代表作有話劇《鳳凰城》《正氣歌》《風雪夜歸人》《闖江湖》，評劇《花為媒》，京劇《三打陶三春》和導演的電影《梅蘭芳的舞臺藝術》、《程硯秋的舞臺藝術》，並有《吳祖光選集》六卷本行世。1937年－1948年吳祖光任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講師，重慶中央青年劇社、中華劇藝社編導，《新民晚報》副刊編輯，《清明》雜誌主編，香港大中華影片公司編導，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導演。1949年後吳祖光任中央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牡丹江文工團編導，中國戲曲學校、中國戲曲研究院、北京京劇院編劇，文化部藝術局專業創作員，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副主席，友誼出版公司名譽董事長。1955年，在周恩來邀請下，將梅蘭芳的表演藝術拍成黑白電影《洛神》和彩色電影《梅蘭芳舞臺藝術》，包含梅蘭芳藝術生活紀錄片和《白蛇傳•斷橋》、《宇宙鋒》、《霸王別姬》、《貴妃醉酒》4部戲，《斷橋》是昆曲，其他是京劇。1956年，將程硯秋的京劇表演藝術拍成彩色電影《荒山淚》。 1957年，吳祖光被打成了“右派”，並註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下放去北大荒勞動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最初，風暴並沒有波及到吳祖光頭上，當“走資派”和當權者們統統被揪出來後，老右派們才重又被拎了出來，吳祖光再次下放勞動。1979年調文化部藝術局從事專業創作。



吳一峰：（1907年6月－1998年1月），平湖人，字一峰，別名士浚，又名立，自號大走客，別號吳竇圌，齋名“一峰草堂”，書法家、篆刻家、畫家。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四川省詩書畫院顧問，成都畫院顧問，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23年9月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學習，後改入中國畫系，1928年7月上海美專中國畫系畢業。曾得劉海粟、朱天梵、陳伽庵、馬企周等人相識，獲益良多。1932年隨黃賓虹自滬入蜀，受聘在四川藝術專科學校、東方美術專科學校任教。學書從顏真卿入手，隸書學《張遷碑》《曹全碑》，篆書學李斯、李陽冰並追溯兩周金石文字，尤傾電訊於敦煌寫經。1937年，“吳一峰蜀遊畫展”在上海市南京路大新公司美術廳舉行。劉海粟、鄭午昌、朱天梵、張大千、張善子、黃葆戉、謝公展、徐郎西等出席祝賀。鄭午昌、張大千等為畫作題辭，鄭午昌為“畫展”作序。1942年，“吳一峰四川名勝國畫寫生展覽”在重慶夫子池新運服務所大廳舉行，郭沫若、黃君璧、陸儼少等前往觀賞祝賀。1950年以後，由於時代的變遷，以繪畫為業的吳一峰失去生活來源，為了生活，他去一家工廠幹了幾年的材料保管工作。1955年，按中國美協安排，受四川省文化局派遣，沿修建中的寶成鐵路線體驗生活，實地寫生，產生了一批反映成都至秦嶺山川新貌的作品。主要作品有《黔靈夕照》、《夔門風雨》、《大渡河放筏》、《峨眉積雪》、《竇團飛渡》、《嘉陵山色》、《巫峽風雨》、《峨嵋夜月》、《峨嵋》等。1958年因建議成立“四川國畫院”被劃為右派分子，被迫放下畫筆，下放崇慶縣大煉鋼鐵。與同為“右派”的流沙河在一個小組，負責砍伐木材供高爐燃料。此後，又被調到新繁縣禾登場新民公社勞動改造。文革爆發，受沖擊被抄家，珍藏字畫、創作資料損失巨大。1969年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由群眾監督改造”。1979年3月：72歲，落實政策，恢復名譽。



吳強：（1910年－1990年4月10日） 原名汪大同，當代作家。1933年2月，他參加了中共黨領導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滬西正風中學小組組長。1935年9月，吳強在陳望道主辦的《太白》雜誌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電報桿》，同年以短篇小說《苦臉》獲《大晚報》征文獎。1937年，吳強與王闌西、姚雪垠一起創辦抗日救亡刊物《風雨周刊》。抗日戰爭爆發後，吳強投筆從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涇縣雲嶺村參加了新四軍，第二年10月加入中共黨。先後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幹事、科長，蘇中第二分區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寫下了獨幕劇《一條戰線》、《激變》、《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創作了《葉家集》、《小馬投軍》等中短篇小說。1952年轉業到地方，任華東軍區委員會文化部藝術處副處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中共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5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戲劇家協會。歷任華東文聯黨組成員，作協上海分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等。從事文學創作五十余年，著有長篇小說《紅日》、《堡壘》（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其代表作長篇小說《紅日》，於1957年出版，對中國當代軍事文學創作產生重大影響。1961年，《紅日》先後被譯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吳強也因該書的出版，先後訪問了蘇聯、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新西蘭等國家。1966年文革爆發，《紅日》被批為“大毒草”。一個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寫作第二部長篇小說《堡壘》的吳強，怎麽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沖到門前，“打倒吳強”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紅衛兵在他的書房翻箱倒櫃，《堡壘》上部書稿連同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等名家字畫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邊勞動、隔離審查、投入監獄監禁長達十多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1978年平反。



吳天保：（1903年－1967年12月14日），字賢華，中國漢劇演員，工生。9歲入塾，11歲輟學，隨父到漢川縣脈旺嘴經營豆腐作坊。他從小酷愛戲劇，1915年考入漢口滿春戲院科班習漢戲，藝名“小天保”。次年拜蕭長勝為師，習“三生”行當。1919年出師登臺。他吸取京劇之長，獨創漢劇吳派唱腔，蜚聲武漢，人稱“漢劇大王”。1924年，出科五年剛剛才21歲的吳天保，接觸並愛上了這個劇本，認為適合自己演出。正式上演後，果然譽滿三鎮。抗戰初期，在漢口市劇業同人組織的幾十場勞軍募捐義演中，吳天保一再主演《哭祖廟》，以此激勵民心士氣。1926年，漢口漢劇公會改選，他繼余洪元之後任理事長。1929年，同余洪元率藝班赴上海演出，與京劇麒派藝術大師周信芳首次聚會，相互切磋，藝技更精。1931年武漢大水，百業雕零，他組班赴渝，上演《渡陰平》、《哭祖廟》等劇，歷時數月，轟動山城。1933年，他在武漢長樂劇院首演大型連臺本戲《薛仁貴征東》成功，為漢劇連臺本戲之始。1935年，他帶領戲班退出長樂劇院，重新組班赴九江、南昌等地演出。次年返漢，與萬盞燈合股組建時代劇社。1937年，他任武漢戲劇界聯合會理事長，率抗日公會藝人進行抗戰宣傳演出，上演名劇《平倭傳》、《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9月，吳天保率領漢劇抗敵流動宣傳隊第一隊，從長沙到重慶等地，第一天的打炮戲都是《哭祖廟》。借劇中人劉諶之口，痛拆劉禪的喪權辱國，屈膝投降的行徑，激發大家同仇敵愾，堅定抗日意誌，引起觀眾強烈共鳴。1947年返回武漢。次年脫離舞臺生涯，一度經商謀生。建國後，他重返舞臺，上演現代漢劇《陳香梅之死》和《新楊四郎》，獲武漢觀眾好評，1953年，武漢市漢劇團正式成立，他任團長。武漢市戲曲學校創辦，他兼任校長。1958年劃為右派（屬“劃而不戴”類），次年撤銷。1961年，武漢市漢劇團擴建為武漢市漢劇院，任副院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於1967年12月14日去世，終年64歲。



吳興華：（1921年－1966年），筆名梁文星、鄺文德、欽江 ，現代文學家及詩人，學者，翻譯家。少年時有神童之譽。中學時就讀於崇德中學，1937年未滿16歲即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6歲即發表無韻體長詩《森林的沈默》，轟動了詩壇。求學期間，他與同窗好友宋淇一同編輯《燕京文學》。他亦開始寫作新詩，為了讀但丁《神曲》，自學意大利文，也精通法文、德文，對西方作家了如指掌。1949年後，吳興華在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及莎士比亞。1957年，因與蘇聯專家持有不同見解而被劃為“右派份子”，從二級教授降為四級教授，被禁止授課及寫作。1966年文革爆發，北大西語系的紅衛兵到吳興華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書籍，就在門口的空地上點火燒掉。手稿中，有他已經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譯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關於唐朝詩人柳宗元的小說，還有他翻譯的一本希臘文藝理論，是本來計劃要出版的一套外國文學理論叢書之一。像吳興華這樣的懂希臘文的學者很少，該書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譯的。這些稿子統統被付之一炬。同時遭到紅衛兵毆打批鬥，在勒令勞改因為體力不支，被紅衛兵強行灌下化學廠汙水，當場昏迷。紅衛兵說他是“裝死”，仍對他又踢又打，不準送學校醫務室。直到晚上，看他還不能起來才送醫院。校醫院醫生又把他送到北醫三院。次日淩晨，這位學貫中西、壯誌未酬的文學天才離開了人世，死時45歲。事後北大負責人告訴家屬，說他患急性痢疾身亡。



吳定良：（1893年1月－1969年3月24日），原名駿、士華，字均一，人類學家、教育家。中國人類學的主要奠基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更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心理學系，師從陸誌韋等人。1924年東大畢業後留校當助教。1926年，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系攻讀統計學。1927年轉學英國倫敦大學，繼續攻讀統計學，師從統計學與人類學家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教授，先後獲統計學和人類學博士學位。1930年，經英國統計學家耶爾教授推薦，在荷蘭經由“國際統計學社”全體學社員大會投票選舉通過，成為第一位華人社員。1934年，由人類學教授馬斯介紹加入“國際人類學社”，同年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人類學大會，與中國科學家歐陽翥以翔實的論文有力地駁斥了當時盛行的中國人大腦結構和功能不如歐洲人的謬論。1935年回國，與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畢業後留校當助教的史久莊女士結婚，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專任研究員，後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吳定良發表了10余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並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誌”（正式定名為《人類學集刊》），對中國人類學的發展起到奠基性作用。1945年，抗戰勝利後，吳定良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邀請，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開設普通人類學及統計學課。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９月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與人類學研究所，他擔任系主任兼所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體質人類學的科研人員與師資力量。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至1948年，他還兼任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1950年5月，吳定良與盧於道、歐陽翥、劉鹹等教授在杭州發起組織成立中國人類學學會，並當選為理事。1961年，為了解決上海水產學院缺乏師資的困難，他不顧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負荷的工作量，允諾去講授統計學課。1962年，吳定良終於積勞成疾，患中風半身癱瘓，臥床不起。吳定良在人類學研究方面的內容廣泛，涉及到人類進化、現代人體質、測量儀器的改進等領域，並開始對人類工效學這一新領域的探索。吳定良是中國體質人類學和人種學研究的開創者，也是中國人類工效學的奠基人。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法，被各國人類學家所采用。文化大革命中在病榻上受批判鬥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運動中，再受株連，寓所再次遭劫，眼睜睜地看著凝結自己一生心血裝訂成冊的論文集以及計算機、直腳規、彎腳規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時，年近耄耋癱瘓病榻的吳定良號啕大哭。同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楊寶忠：（1900年－1967年12月28日），字信忱，京劇演員、琴師，以他在京劇音樂藝術的成就獲評中國國家文藝一級，曾任天津市戲曲學校教授、副校長；著有《楊寶忠京胡經驗談》等書。由於嗓音的變化，楊寶忠放棄了演員的行當，走上了琴師道路。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興堂飯莊”拜弦子聖手錫子剛為師，楊寶忠從此正式改為琴師。待楊寶忠剛拜了師，馬連良即邀請他加入自己的戲班“扶風社”。馬連良處處以禮相待，酬勞極高，不但在廣告、報紙和戲單上，加上“特請楊寶忠操琴”的旁註，而且在舞臺上設立琴師專座，真是尊寵備至。每次楊寶忠舉琴出場，臺下必是一片掌聲。文化大革命期間，楊寶忠屢遭批鬥、折磨，被他的學生、紅衛兵們以“反動權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後來，楊寶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醫。在北京，他還常去西單一家樂器行，樂器行的人也特別尊重他，喜歡他。一來聊聊閑話，二來弄弄胡琴，或製作或修理。剛開始，他是在樂器行裏面的一間屋子擺弄樂器，後來嫌光線太暗，自己就挪到了臨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過這裏的天津市戲曲學校紅衛兵、造反派發現，劫持回津，時楊寶忠已年近古稀，並患肺結核及胃潰瘍宿疾，1967年12月28日，被揪鬥後，投入暗室，病體衰憊，入夜饑寒而死。



楊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作家，《紅巖》的主要作者之一。楊益言先後在四川省武勝縣、重慶市完成初中、高中學業。抗日戰爭時期，同濟大學自上海內遷至重慶。1944年，楊益言考入重慶的同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同濟大學遷返上海。1948年初，因為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而被逮捕。同年獲釋後回到重慶，在中國鉛筆廠職工夜校當教員。1948年8月，楊益言遭中國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重慶渣滓洞集中營。在獄中，楊益言結識了江竹筠、羅廣斌等人。獄友們曾秘密舉行追悼會、集體絕食等活動。1949年春節，獄友們開聯歡會，其中楊益言表演二胡，羅廣斌戴著鐵腳鐐表演了踢踏舞。1949年4月，楊益言的家屬出錢，通過楊益言在重慶市警察局任局員的堂兄花錢托關系，將楊益言釋放出獄。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楊益言歷任重慶《團刊》編輯、科長，共青團重慶市委常委、辦公室主任，中共重慶市委《支部生活》總編輯，專業作家。第四、五屆四川省政協委員，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及第五、六、七屆名譽委員，四川省重慶市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1951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6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2年，經劉德彬等人介紹，楊益言加入中共黨。中共國初期，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創作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記述了他們在獄中對敵鬥爭的經歷，1950年7月1日起在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1958年初，三人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合作發表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訂後的單行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0年代，楊益言、羅廣斌同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經常一同做報告以開展革命傳統教育。1958年11月，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抵達重慶，認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鬥爭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題材，乃向當時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的羅廣斌、楊益言約寫長篇小說。中共重慶市委對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具體負責，指定羅廣斌、楊益言二人共同執筆創作，並為二人專門安排了兩間平房。自1959年開始，二人白天訪問老革命者、搜集材料，晚間寫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緊缺，二人因為承擔該寫作任務而可每日分得一個小饅頭。中共重慶市委準許二人查看敵特檔案，采訪在押的敵特分子。二人在敵特檔案中發現了一整套時長15年的特務日記，這為在小說中塑造軍統高層特務形象提供了素材。在小說出版前，中共重慶市委決定，要二人拜作家沙汀為師，並到北京學習參觀。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說《紅巖》，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印數超過一千萬冊。《紅巖》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並被譯為多種文字，還被改編為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劇《江姐》等。文化大革命期間，羅廣斌、楊益言被誣陷為“叛徒”，遭到殘酷迫害。1979年，楊益言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1980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四川分會副主席。後來退休。



楊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國音樂指揮家。在16歲時他師從當時在金陵女子大學（"金女大"）任教的瑟薩蘭女士（Ms.Southenland）學習鋼琴。楊嘉仁本想繼承父業，在金陵中學高中畢業後考進金陵大學醫學醫預科學習，由於‘暈血’的緣故便考慮轉到他本有所長的音樂專業。可是當時金陵大學（“男大”）沒有音樂系，而音樂系僅設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大”），經校長特許，他在"金女大"借讀音樂課程。這樣，楊嘉仁畢業時同時得到"金男大"教育系和"金女大"音樂系兩個畢業文憑，成為"金女大"校史上唯一的男性畢業生。於此同時，在上海有一位來自意大利的著名音樂家、李斯特（Liszt，Franz）的再傳弟子梅帕器（Paci，Mario）。為了學到更多知識，除了要完成兩個大學的課程外，他每周還從南京趕到上海去帕器那裏接受包括鋼琴、理論、指揮、聲樂等等的全面音樂教育。1937年底楊嘉仁赴美國密歇根（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學音樂院研究部繼續深造。獲得音樂理論和音樂教育兩個碩士學位。1940年回國後即獲多校聘任，在上海之江文理學院、南京金陵神學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私立上海音專、滬江大學、國立音專（即今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等學校執教。在抗戰勝利後，楊嘉仁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音樂中心站主任，指導上海的學生業余音樂活動，同時又在上海各高校任兼職教授，教授鋼琴、指揮、理論作曲、聲樂、音樂欣賞等課程。楊嘉仁是著名的指揮家，在中學期間就顯示了他的指揮才華：1940年他指揮美國密歇根大學樂隊進行公開考核演出，這是華人首次出現在美國的指揮臺上，獲得聽眾和傳媒的高度贊譽。他還是上海交響樂團、上海合唱團、上海歌劇院等專業團體的客座指揮。1953年，他指揮中國青年合唱團演出無伴奏合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在羅馬尼亞舉行的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好聯歡節比賽中獲得銀獎，這是中國人在國際比賽中第一次獲得的音樂指揮獎。隨後又率隊在波蘭、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國巡回演出載譽而歸。1956年，上海音樂學院首次創建指揮系，楊嘉仁是主要創建人，並擔任第一任系主任。1957年受前蘇聯著名藝術家肖斯塔科維奇、奧伊斯特拉赫、烏蘭諾娃的邀請，他擔任世界青年聯歡節國際藝術評委。在60年代初他為首次來華公演的瑞典皇家芭蕾舞團指揮伴奏樂隊，此外還指揮了上海歌劇院的歌劇“人參姑娘”的首演。楊嘉仁的學生眾多，在他不完全的三百多名鋼琴學生名冊中，包括享譽海內外的第一批中國的鋼琴家傅聰（“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和“馬祖卡”最優獎獲得者）、顧聖嬰（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鋼琴比賽金質獎章和第十四屆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女子鋼琴比賽最高獎獲得者）、周廣仁（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1951年、1956年兩次前東德國際鋼琴比賽獲獎者）等。‘楊嘉仁的夫人程卓如，生於1918年。1935年畢業於上海清心女中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系，1941年畢業。同年與留美歸來相戀六年的楊嘉仁在上海成婚。他們育有一子（楊大經）一女（楊大綸）。程卓如教授是上海音樂學院少年班和附中的主要創建人、第一任校長，還曾兼任上海音樂學院基本樂課教研組長、師範科主任、工農班主任，是中國傑出的音樂教育家。她以治學嚴謹、認真負責、對學生充滿愛心著稱。程卓如教授在20世紀50年代，帶領上海音樂學院視唱練耳教研組編寫的《視唱教程》，是第一部包含中國民族音樂內容的音樂基礎訓練文獻，也是中國同類出版物中使用最廣泛的權威著作。在她的主持帶領下，上海音樂學院附中校風淳樸，學風活躍，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音樂精英。現在馳名中外的數百名著名音樂家，如劉詩昆、江明惇、卞祖善、俞麗拿、殷承宗、陳燮陽、楊立青、陸在易、閔惠芬、許斐平等都出自這所學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音樂學院是其中的重災區，楊嘉仁和程卓如是最早被扣上莫須有的“反動學術權威”罪名，不久就遭到毀滅性的抄家，許多珍貴的教學資料和其它資料都失散，身體和心靈受盡了屈辱、虐待和折磨。1966年9月5日深夜，夫婦倆再次遭受到“上音附中紅衛兵”殘忍的毒打和侮辱，在向“上音”領導求救無果之後，回到上海培文公寓81號的寓所，於1966年9月6日與妻子程卓如(中國著名音樂教育家)，悲憤地打開了廚房的煤氣。為中國音樂事業嘔心瀝血、碩果累累、極富才華的樂海璀璨雙星就此不幸隕落。屆時楊嘉仁53歲，程卓如48歲。



楊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楊毓晉，字瑩叔，作家。楊朔的父親楊清泉是清末秀才，楊朔幼承家教。1927年到哈爾濱，在太古洋行作小職員，業余學習英語，並跟隨李仲都，學習中國古典詩文，曾在《國際協報》、《五日畫報》上發表過舊體詩。1937年初，楊朔離開哈爾濱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間集資籌辦北雁出版社。同年9月前往武漢，與友人合資籌辦文藝刊物《自由中國》和《光明周刊．戰時號外》副刊，意在喚起民眾。同年末，赴延安。1938年春，前往山西抗戰前線，而後輾轉到廣州。1939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的作家戰地訪問團，前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隨軍寫作，中篇小說《帕米爾高原的流脈》是楊朔這一時期的代表作。1942年７月，楊朔到達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界協會，而後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先後發表了《月黑夜》、《大旗》、《霜天》、《麥子黃時》等短篇小說。1945年加入中共黨。是年冬，前往宣化龍煙鐵礦體驗生活，創作了反映礦工鬥爭與生活的中篇小說《紅石山》。1946年秋，楊朔以隨軍記者身份，參加了平津等戰役，期間寫了不少通訊報道和短篇小說，創作了中篇小說《北線》。

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楊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文藝部長。《北黑線》和《錦繡山河》1950年12月，以隨軍記者身份前往朝鮮戰場，創作了長篇小說《三千裏江山》，獲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頒發的二級國旗勛章。1954年，進入中國作家協會，而後進行旅行采訪，發表了《西北旅途散記》《石油城》等散文、通訊。1956年，在亞非組織中任各種領導職務，忙於外事活動，同時創作了反映亞非國家風貌的散文作品，結集為《亞洲日出》、《東風第一枝》、《生命泉》等。楊朔當選為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楊朔回到老家蓬萊訪問，寫下了《蓬萊仙境》、《海市》等散文。文革開始後，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７月底，楊朔要求上書毛澤東、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最後由於不堪折磨，絕望中楊朔於1968年8月3日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由於《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賦》等散文被選入文革前和文革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中，所以大陸的中國人，對楊朔都不陌生。對於楊朔的這幾篇作品，以往常常作細讀，乃至要求背誦。現在已經有人提出異議，因為這幾篇作品，發表的時間正是共產黨執政期間的三年大饑荒時期，楊朔所寫的大好形勢的真實性，讓人懷疑。對於楊朔散文的形式，有人認為是"單調散文"，常常是"見景—入境—抒情—升華—點題"的套路。



楊絳：（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女，本名楊季康，小名阿季。中國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由她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她早年創作的劇本《稱心如意》，被搬上舞臺長達六十多年，2014年還在公演；楊絳93歲高齡出版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版達一百多萬冊。1932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畢業，之後入讀北京清華研究院做外國語研究生，並認識錢鍾書。二人結成夫婦，一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求學，後轉往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女兒錢瑗在英國留學中出生。1938年，楊絳隨錢鍾書帶著一歲的女兒回國。1945年，夏衍看了楊絳的沿襲英國式喜劇《弄真成假》、《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為之贊不絕口：“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1953年，楊絳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1958年，47歲的楊絳決定“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她無師自通，堅持不懈地完成了這項艱巨的翻譯工作。著有《風》、《窗簾》、《幹校六記》、《洗澡》、《我們仨》、《雜憶與雜寫》、《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譯著有《堂吉訶德》、《斐多》、《小癩子》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楊絳也如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受到迫害和打壓，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並且被剃了“陰陽頭”，她和丈夫錢鍾書一起被劃分為“牛鬼蛇神”，她被安排去掃廁所，楊絳愛衛生，在打掃廁所時，她把廁所打掃得幹幹凈凈，物品擺放整齊，而且通風透氣。紅衛兵來整她時，她就躲入女廁所避難。1969年11月，錢鍾書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五七幹校”，不久，隨“五七幹校”遷至淮河邊上的河南息縣東嶽。1970年7月12日，楊絳也被下放到那，並且被分配在菜園幹活。因為兩人宿舍不過十分鐘路程，故兩人經常私密相會。1978年，楊絳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1981年發表的《幹校六記》，已有三種英語、兩種法語和一種日本譯本。



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楊憲益出身名門。父親楊毓璋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曾資助徐世昌競選大總統，也深受袁世凱賞識。楊憲益是父親唯一的兒子，從小穿著袁世凱贈送的清廷黃馬褂。十二三歲時入讀教會學校新學書院，上了7年，包括一年預科。“五卅慘案”後，曾參與學生罷課，因家庭地位，沒有受到懲罰，在學生中建立威信。1934年畢業後，跟隨英國教員C.H.B. 朗曼經美國到倫敦求學。在學習了幾個月希臘語和拉丁語之後，1935年報考牛津大學墨頓學院，成績合格但被推遲錄取。於是到歐洲遊歷。1936年秋入讀牛津，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期間同遊者包括錢鍾書夫婦、向達和呂叔湘。他還擔任了中國學會的主席。1940年回國任重慶大學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貴州貴陽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在私立光華大學成都分部任教授，1943年後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自1953年起，楊憲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叠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及《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經典作品。上世紀60年代初，楊憲益戴乃叠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最終於1974年完成並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該三卷本《紅樓夢》在國外皆獲好評，有著廣泛影響，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被譽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之一。文革期間，曾遭批鬥，夫婦二人亦同被關進牢獄達四年。1986年冬，楊憲益加入中共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楊憲益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譴責當局血腥鎮壓，隨後宣布退出中共黨。1993年，楊憲益獲香港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



楊必：（1922年5月－1968年3月4日），女，別名八必，筆名心一。中國著名翻譯家。楊必畢業於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師。楊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隨家搬到蘇州，童年全在蘇州度過。她是楊絳的八妹，父親因她排行第八，而“必”是“八”的古音，所以命名為楊必：家裏就稱阿必。30年代在工部局女中就讀。高中畢業入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大學最後一年失怙。畢業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師。曾任傅雷之子傅聰的英文老師。在傅雷的鼓勵和錢鍾書的指導下開始翻譯文學作品。譯有《剝削世家》和《名利場》（譯書的選擇與書名的譯法均是錢鍾書幫忙定的）。她還曾在國際勞工局兼職（可能是1949年開始）。1952年院系大調整，由震旦大學調入復旦大學外文系，評為副教授。終身未婚。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要求交代國際勞工局的事。運動期間死亡，享年46歲。



楊紹唐：（1898年－1969年），中國基督教新教牧師。曾被英國內地會傳教士賴恩融譽為“中國教會三巨人”之一。早年就讀於內地會學校，1923年進入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1925年畢業後，回到家鄉傳教。1934年在候馬創立靈工團。1939年，日軍焚毀候馬靈工團房屋，楊紹唐遷往北平。1946年，楊紹唐出任南京泰東神學院教授，並創立黃泥岡教會。1951年6月5日到7日，在控訴運動中，“南京市基督教會團體代表控訴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敗類大會”上，政府鼓動信徒檢舉、控訴，主持南京黃泥崗教會的楊紹唐作為“屬靈派反動分子”，因“散布反動謠言”而遭到南京大學學生紀文鎮和金陵大學教授李揚漢的控訴。8月8日至9日，黃泥岡教會內部舉行控訴會，胡竟銘、翟美德、紀文鎮等信徒中的積極分子宣布楊紹唐是帝國主義分子的忠實走狗，《靈工通訊》是極端反動的刊物，將楊紹唐驅逐出教會。幾位傳道也上臺做出深刻檢討。楊紹唐前往上海，當時西方傳教士撤離中國，他接管了靜安區烏魯木齊北路25號內地會傳教士的專用教堂“上海公共禮拜堂”，改為迪化北路聚會所。6月10日，楊紹唐已經代表該教會出席上海基督教萬人控訴大會，為主席團成員之一。1957年反右運動時，楊紹唐被定為右派，1966年文革後被定為反革命，監督勞動。1969年春節後，被街道責令到弄堂彎腰敲冰，心肌梗死發作而去世，安葬在家鄉山西曲沃。



楊佑之：(1893年－1971年)，經濟學家、會計學家。13歲在長沙上中學，因無力交納學費被勒令退學。後經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學商科，師從馬寅初先生，成為其高足。1919年畢業後曾到中國大學、河北大學、北平大學商學院任教授。1936年應四川大學邀請到成都講學，是第一個在四川講授高等會計學的教授。1945年創辦楊佑之會計事務所，以辦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享有很高的聲望。1946年，受聘清查成都市自來水公司賬目，不管該公司復雜背景，充分運用其淵博知識，嚴密清查，終將一筆爛帳查得一清二楚，為成都人民辦了一件好事。抗日戰爭時期撰寫了《會計學》和《會計學綱要》。這兩部書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至今仍是會計學界公認的有影響的權威性著作。1949年後，又相繼撰寫了《高等會計》、《成本會計》、《會計報告分析》等教材和數十篇論文。已出版了《高級統計學》（1943年）、《審計學》（1943年）、《工業企業經濟活動分析》（1964年）、《現代資產階級會計學說批判》（1964年）等多本著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反動會計學的祖師爺”受到殘酷批鬥，無情打擊。1971年9月含冤去世，終年78歲。



楊豹靈：（1886年－1966年），水利專家。1896年入上海中西書院，1901年入東吳大學，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挑選出國留學生，經過考試楊豹靈被選中，10月赴美入康奈爾大學，1909年入普渡大學，1911年回國，1914年任水利局技正，1918年在順直水利委員會任流量測驗處處長，1921年為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委員。1928年後定居天津意租界，經營大昌實業公司，曾任天津市政府外事處處長。原住意租界，晚年搬到重慶道與其弟楊濟時居住。據說，因楊拒不交出金鋼橋的設計圖紙，1966年某一天，80歲的楊豹靈被一中和十六中（耀華）紅衛兵毒打到奄奄一息，潑了涼水後，醒過來又吊在木栓上毒打。群眾不知情，聽到條條罪狀就燃燒起瘋狂的仇恨，狂喊亂叫。楊被迫交代圖紙在對面院子的地下埋著，紅衛兵挖地一米多，才發現被油布包裹的圖紙。隨後楊被掛在樹上一整天，紅衛兵還逼著楊夫人陪綁。楊還未斷氣，就被埋在花園裏。楊夫人當即暈倒，心臟病復發，不幾日也過世了。



楊人楩：（1903年－1973年9月15日），著名歷史學家，擅長世界史研究。在2010年10月31日的《 東方早報 》上，有一篇周清澍撰寫的＂回憶楊人楩師＂文章，其中說道：‘1934年，楊先生獲取公費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奧裏爾學院，受教於法國革命史專家湯普森，以《聖鞠斯特》為題撰寫畢業論文，獲得文學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在武漢大學教授西洋史。1945年抗戰勝利，面臨戰後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以大學教授為主的知識分子成立了九三學社，楊先生是發起人之一。楊先生是1946年朱光潛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語系主任時，以“教學很行”推薦到北大的。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學校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楊先生被定為史學系的批判重點，陷於多次檢討不能通過的窘境。於是系裏就選幾個學生組成專門的幫助小組，到他家裏為下次檢討提意見。我也忝列幫助小組成員，四五個人圍坐在他家的沙發上，一面吃著他招待的糖果點心，一面還對他的檢討品頭論足。記得他被批判的內容大致有兩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立場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講課充滿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運動進入高潮，學校將他在《觀察》上發表的三篇名作《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國民黨往何處去？》、《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印發供大家批判。當時我們的知識貧乏，理論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極。全中國左、中、右三股勢力往何處去，難道還輪到你指點迷津，說三道四？又有人揭發，當九三學社應邀參加新政協時，他不同意九三學社頭上由另一個黨來領導，寧願舍棄政協委員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學社。他辯解說：九三的發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個人。批判者當即反駁：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產黨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對共產黨而退出。1957年的反右運動降臨了。楊先生雖經過運動，棱角已經磨損，但他從來不是閉門搞學問的學究，熱心於學界和國家大事之心不會變。在西郊賓館參加批判史學界五大右派的大會上，楊先生他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過大會的聲討。此後他在政治上和學術界銷聲匿跡，被撤銷了教研室主任的職務,放棄了從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專業,改行為非洲史，長期不承擔教學任務，歷史系的學生甚至不知有這位名震一時的教授了。’文革開始後，被定性“漏網大右派”遭受批鬥迫害。是日病逝，終年70歲。



陸誌韋：（1894年－1970年），別名陸保琦，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詩人。1913年畢業於東吳大學，1915年留學美國。1920年芝加哥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博士論文《保留的條件》)。同年回國，執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京高師後來改建國立東南大學，任心理學系教授、系主任，直至1926年冬。在南高、東大心理學系執教期間，先後講授過生理心理學、系統心理學、實驗心理學、比較心理學、宗教心理學、心理學史、心理學大綱等課程，首次在國內介紹巴甫洛夫的學說，並引進西方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1921年10月6日在北京崇文門內燕京大學的禮堂與劉廷芳（1891-1947，字亶生）的妹妹劉文瑞女士舉行新式婚禮，由校長司徒雷登擔任主行婚禮牧師。1927年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心理學教授。1933年到芝加哥大學生物學部心理學系進修，1934年歸國任燕京大學校長。他曾說：“是美國人出錢辦燕京大學﹐但燕京大學不是為美國辦的。”“七七事變”後，1938年夏起心理學研究受阻，開始從王靜如學習清代古音學和“高本漢學”。1939年起陸續在《燕京學報》發表《證〈廣韻〉五十一聲類》、《三四等與所謂“喻化”》、《〈說文〉〈廣韻〉中間聲類通轉的大勢》、《試擬〈切韻〉聲母之音值》等。1941年8月與多名燕大教職員遭日本士兵扣押入獄。1942年5月出獄，在舊文基礎上發奮著書。1943年9月完成《古音說略》初稿。1945年抗戰勝利，10月他致力於主持北平的燕京大學復校工作，任校長委員會主席，代理校長。1948年國共和平談判破裂後，他懷著一腔愛國熱情，懷著對建設新中國、新燕京大學的憧憬，堅決拒絕了胡適等代表蔣介石政府提出的邀請不去臺灣。1951年，毛澤東親自任命陸誌韋為國立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在抗美援朝戰爭的背景下，各學校開展了批判崇美、親美、恐美的思想改造運動。從1951年底到1952年將近半年，工作組進入燕京進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得出結論：“美國人到中國辦燕京大學是有政治目的的，我們要和他們劃清界限”，重點批判陸誌韋。燕大被認為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據點，多年主持校政但深愛祖國的陸誌韋遂成為這次運動最重點的批判對象。同年夏，燕京大學撤消。陸誌韋調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被批判（如女兒陸瑤華《控訴我的父親陸誌韋》）和迫害，再次遭淩辱批鬥，身心受到摧殘，七十多歲高齡還被迫下放河南勞動改造，歷盡折磨而致沈屙。當生活不能自理方獲準回京時，才知夫人已不幸病逝，家中親人也被迫流散四方。家無親人，瞬間抑郁，1970年11月21日含冤病逝於北京。



陸文夫：（1928年3月23日－2005年7月9日），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江蘇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蘇州市文聯名譽主席，《蘇州雜誌》主編等。1948年高中畢業後，到蘇北解放區參加革命。1949年隨軍南下，任新華社蘇州分社采訪員、新蘇州報記者、工業組長等。1955年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1956年發表短篇小說《小巷深處》一舉成名，1957年調江蘇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主要作品有《美食家》、《小巷深處》、《老蘇州》等。其中《美食家》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引起極大共鳴，它的出現標誌著一種傳統精神的覺醒。部分作品還被翻譯成為外文。因參加籌辦《探索者》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長期下放農村、工廠勞動改造，直至1978年才返蘇州從事專業創作，並在此後主編了《蘇州雜誌》。



陸儼少：（1909年－1993年），小名驥，學名同祖，又名砥，字儼少；後以字名世，改字宛若。又名砥，字宛若。現代著名國畫家，尤其以山水畫見長，與李可染並稱“北李南陸”。1926年考入無錫美術專科學校，同年從王同愈學習詩文、書法；次年師從馮超然學畫，並結識吳湖帆，遍遊南北勝地。1935年，去南京參觀第二屆全國美展，飽覽故宮藏品。始作《梅花圖》。發枝取陳老蓮，圈花取石濤，自創面目。書法初學魏碑，繼臨《蘭亭》、宋四家，後學楊凝式。1942年，書法變異，成為似隸非隸，不同於金冬心漆書。山東王獻唐先生極稱之。然馮超然先生斥為"天書"不好認為。後厭之。1943年畫《瑞雪啟春圖》為母親七十壽。1944年畫《洛神圖》、《蜀中留痕冊》贈程景溪。1947年秋天，在無錫舉辦個人畫展。1948年在南翔東市創辦圭白農場。1950年畫《杜陵詩意畫卷》後附五律六首，得馮老師贊賞。母卒。1952年進私營同康書局任繪圖員，畫《牛虻》連環畫。參加新國畫研究會。1953年在上海舉辦第一次大型展覽。作品《雪山勘探》得好評，被美協收購並出版。1956年任上海中國畫院畫師。反右開始，因在會上說了上海美協不掛中國畫，像外國美協，被劃為右派分子。每天到畫院勞動改造。於余暇畫成《山水畫課徒畫稿》二百幅。畫《杜陵入蜀詩冊八開》。文化大革命開始，初未受沖擊，畫《毛主席詩意畫》二十四幅。後因出身問題，開始被批鬥。至文化大革命後期，常被批鬥，受畫院造反派斥打。1979年獲平反。



陸蘭秀：（1918年－1970年7月4日），女，曾任蘇州市圖書館副館長。與同期的遇羅克、張誌新類似，她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對其正確性提出懷疑，她撰寫了多篇文章，強烈反對文化大革命。父親陸殿揚是正中書局的高級編審。陸家在南京莫幹路10號的一座花園洋房。陸蘭秀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讀上海啟明女校、杭州高級中學、武漢大學。1939年，她跟隨因抗日戰爭內遷的武漢大學到了四川省樂山，盡管獲得了獎學金，卻因為肺結核而被迫休學，回到當時的四川省江津縣白沙鎮的家中休養。這時她家旁邊有一家中共黨員開設的書店，在與店長熟悉後不久，陸蘭秀親眼看著書店員工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抓捕。陸蘭秀為此獨自一人坐船到重慶，將此事告知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在她打算告訴其他中共黨員的時候被誘捕，後被家人救回。陸蘭秀回校後，由化學系轉至經濟學系，並自學德語打算研讀原著《資本論》。她的行為引起中共地下黨員的註意，於是在對方的發展下，陸蘭秀在1940年加入中共黨。後被特務認出其共黨身份，又兩次被追捕，但陸蘭秀在失去與組織聯系的情況下依然繼續堅持。她拒絕父親為她安排的工作，換了個假名在工廠裏工作。不久她和朱傳鈞結婚，並進入國防部、工兵署，將情報透露給中共黨的軍隊。南京被中共黨政權控製後後，陸蘭秀由劉伯承、鄧小平署名介紹到北京工作，並應邀出席中共國開國大典。之後她被分配到中央煤炭工業部任財務科長、理論教員。1958年又調動到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科普圖書館出任副館長。1966年，因丈夫朱傳鈞患肺結核和胃潰瘍，陸蘭秀申請調回蘇州圖書館擔任副館長。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1968年5月3日，她因自己的稿件過分批評中共黨以及同情劉少奇等人而被關押審查，並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1969年11月14日起陸蘭秀絕食，期間寫出總題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幾點體會》的8篇文章：《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關於幹部問題》、《關於什麽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關於消滅工農業差別的問題》、《關於外交政策和外貿關系問題》、《關於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關於對現階段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認識》；後來又寫了《再論階級和階級鬥爭》、《批孔融範仲淹——仿大批判專欄》、《毛主席<和柳亞子先生>詩讀後》、《吊嶽飛之死》、《戰爭論》、《含沙射影》、《如魚得水》等文章；《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長篇理論文章。這些文章分析了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陸蘭秀在這些文章中的觀點是毛澤東發動此次革命是錯誤的，是歷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須馬上結束他對黨的控製。1970年7月4日蘇州市召開公審大會。陸蘭秀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當天下午4時40分她被執行槍決，隨後遺體被送往蘇州醫學院解剖。



陸潔：（1894年6月13日－1967年8月2日），字煥章。中國早期電影人。早年在上海當學徒，之後去新加坡謀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返回上海，在青年會工作，認識顧肯夫、張光宇，之後結伴去看電影。深受美國電影《賴婚》影響。1922年，陸潔與顧肯夫舉辦中國的第一本電影刊物《影戲雜誌》，顧肯夫撰述社論，陸潔擔任翻譯和編務，張光宇擔任美術設計。期間不斷為讀者翻譯介紹外國電影，其中在翻譯director時無法找到合適譯名，恰逢他的外地好友寫信稱其在一所小學擔任教習，他由此聯想到“導演”一詞，並沿用至今。之後在他編劇的電影《人心》中，首次在銀幕上采用導演職稱。《影戲雜誌》由於經費不足，只辦了兩期。1924年，陸潔為剛成立的大中華影片公司編撰第一個電影劇本《人心》，由顧肯夫、陳壽蔭擔任導演，並幫籌建大中華影戲學校。之後他撰寫劇本《戰功》。不久大中華公司與百合影片公司合並，改組為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他擔任編導、完成分鏡頭或字幕說明。歷任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二廠經理、華安總廠廠長、合眾影片公司廠長、文華影片公司常務董事兼廠長。中共國建立後，於1952年任聯營廠攝影場主任。1957年，任上海電影製片公司顧問，後改任上海電影局顧問。文革時受迫害而死。



陸洪恩：(1919年－1968年4月27日)，音樂指揮家、作曲家。1943年畢業於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後赴奧地利深造。1950年回國，入上海交響樂團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樂團指揮。1966年春天，上海交響樂團要開會與他辯論，會上陸洪恩反對批海瑞，反對批三家村，認為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主義沒有錯，甚至在激動的時候高呼“修正主義萬歲”等口號。5月28日，因“反動言論”被捕入獄。在獄中，他繼續抨擊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我看是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識份子的命”。因屢遭批鬥、挨餓、侮辱、毒打，精神錯亂，以至見到有“毛”的東西就咬，諸如毛巾、毛衣、毛褲等。曾經和陸洪恩關在同一監房的劉文忠先生，在《風雨人生路》中回憶，在最後的審訊關頭，陸洪恩以20分鐘慷慨激昂的演講，全面地指責了文革之罪，他說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茍且偷生。於是當局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宣判了對陸洪恩的死刑判決，上海電視臺還轉播了宣判大會的現場實況，槍決他的布告也貼滿了上海的街頭。1968年4月27日，49歲的音樂家陸洪恩被當局槍殺。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嶽煥，乳名茂林，字崇文，筆名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中國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交界地區。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筆，中止文學創作，轉入歷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服飾。1949年後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壓力而自殺，獲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遇上文化大革命。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燒毀。1978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81年出版了歷時15年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專著。1985年，一名女記者問道沈從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掃女廁所的經歷，沈從文抱著她的肩膀，號啕大哭，驚呆了周圍的人。1987年、1988年沈從文入圍諾貝爾文學獎。因過世而與諾獎擦肩。



沈濟川：（1905年－1966年11月14日），字汝舟，化工專家。1924年蘇州東吳大學理科畢業。沈濟川在上海九福藥廠工作，對該廠業務發展很有貢獻。1931年10月，九福藥廠擴大為九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沈濟川任廠長，又開發出補力多咳嗽糖漿及樂口福麥乳精等產品，後者至今仍為我國名牌產品。1932年11月，沈濟川接受五洲藥房總公司聘請，開發了人造自來血、固本肥皂等產品。1933年4月，五洲藥房總公司成立設計部，聘沈濟川為主任，負責裝備及產品設計。在他主持下，建立了包括汙水處理、製冷、粉劑及洗瓶工場等設施，於1937年研製成功真空半自動萃取機。 “七七事變”後，沈濟川任上海中法藥廠副廠長，並負責遷廠至漢口、重慶。1938年，沈濟川得中法藥廠資助，去美國密歇根大學化工及冶金系留學，取得碩士學位。1940年畢業於美國林肯電焊學校。1940年秋，沈濟川學成歸國，回到中法藥廠任化工實驗所所長，進行了治療梅毒用藥撲梅星等專用藥的開發研究。同時兼任交通大學、滬江大學、大同大學、東吳大學教授。1945年，抗戰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委任沈濟川為接收德國資產拜耳藥廠的專員。接收拜耳藥廠的任務完成後，衛生部挽留他繼續在廠工作，但他鑒於很多接收大員貪汙腐敗嚴重，憤而辭職。1947年，應獨家經銷美國施貴寶藥廠產品的廣大華行負責人盧緒章、吳雪之（均為中共地下黨員）邀請，沈濟川去臺灣籌建分行。分行成立後，沈濟川即返回上海。1948年，沈濟川受上海永星化學工業公司聘請，參加籌建新廠工作，赴美國考察油脂工業技術，出席美國油脂化學家協會年會，在芝加哥與伍斯德（Wurster&Sanger）工程公司合作進行甘油和硬脂酸設備的設計與采購。1949年5月初，沈濟川趕乘當時美國來華的最後一艘直航班輪，返回上海。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輕工業部任命沈濟川為國家一級工程師兼任華東辦事處安全技術工程師，解決了開林油漆廠鉛塵飛揚等一批技術難題。1954-1956年，沈濟川任上海國營中國肥皂公司總工程師，對肥皂的性能評價創造了一系列測試方法。他還著手進行合成洗滌劑的研製。1956年國務院決定成立食品工業部，油脂化學工業隸屬該部管理，沈濟川任食品工業部上海科學研究所所長；1958年該所遷到北京，改名為第一輕工業部食品工業科學研究所，沈濟川仍任所長。1959年研製成功了中國第一袋洗衣粉。三年之後,又一種全新配方的洗衣粉在沈濟川的主持下投入生產,從此一個嶄新的民族品牌誕生了，它就是“白貓“牌洗衣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到迫害，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1歲。



沈克非：（1898年－1972年），著名外科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中國外科學的先驅者之一，有“外科第一刀”之稱。1924年獲美國克利夫蘭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1926年歸國並在北京協和醫院從醫。1929年到南京協助籌建中央醫院，曾任院長。1941年任中央衛生署副署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醫監。1943年，被選為第六屆中華醫學會理事長。1946年任國立上海醫學院教授，兼任附屬中山醫院院長。二戰結束後，任國際外科學會中國分會負責人，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1950年成功施行中國第一例腦瘤手術，切除右額葉腫瘤。同年任第二批誌願軍醫療隊技術顧問團主任顧問。1951－1958年任中共軍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59年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中山醫院院長。1966年文革期間，被戴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美帝走狗和奴才等帽子，遭受批鬥，下放農村勞動，情緒憂郁，患上胰腺癌，1972年病逝，終年73歲。



沈同衡：（1914年10月15日－2002年1月8日），中國漫畫家。受父親還有教育家陶行知影響，17歲時在家鄉創辦農民夜校，並在縣立蕭涇小學任教員及校長，投身平民教育。同時他還任縣報特約記者。他還聯合多所小學合辦刊物，他任主編，編輯出版少兒讀物。沈同衡編輯的兒童讀物《動物常識故事》10冊被世界書局列入《小世界叢書》。1934年，沈同衡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油畫系，並獲推選為學生會主席。1937年畢業，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沈同衡的家鄉遭侵華日軍占領，沈同衡和其他青年組成救亡宣傳隊，往內地轉移，1937年底抵達武漢。1938年初，沈同衡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藝術處美術科從事抗日宣傳工作。他和同事在武漢的車站、碼頭、道路旁繪製宣傳抗日的漫畫及標語，在武昌黃鶴樓下的一面墻上繪出一幅長30米、高10米的壁畫《全民抗戰圖》。1939年1月，沈同衡抵達廣西桂林後，在戰地文化服務處參與《士兵》、《前敵》的編輯工作，同時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政治部從事美術宣傳工作，編繪出版有《抗戰故事輯》、《士兵識字課本》等書，還兼任《陣中畫報》特約撰稿人、《桂林晚報》副刊編輯、戰士繪畫訓練班講師。1945年3月15日，沈同衡、葉淺予、張光宇、丁聰、特偉、廖冰兄、余所亞、張文元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八人漫畫聯展，引起轟動。1946年3月24日，上海美術作家協會成立，沈同衡任理事。沈同衡在多家報刊發表了許多反內戰要求民主的漫畫，部分漫畫被《密勒氏評論報》、《字林西報》和美國《新群眾》等外國報刊轉載。《文匯報》還連載了沈同衡的一百幅詩配畫《百藝圖》。1947年2月初，沈同衡在《文匯報》上發表《征求漫畫同誌》啟事，收到一百余封來信，經斟酌錄取70人後，沈同衡創辦了“漫畫工學團”並與團員保持通訊聯系。漫畫工學團每周日聚會一次。為避免被中國國民黨特務發現，聚會地點常變，由沈同衡經朋友借到學校教室後寫信通知團員。教員由沈同衡聘請，沈同衡和米谷、丁聰、張文元、余所亞等人先後講課和輔導習作。1948年4月舉辦第一期《漫畫月展》，當時中國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實行“戡亂”，沈同衡乃將月展定名《春夢圖》，包括《野心家的好夢》（指美帝國主義）、《獨裁者的美夢》（指蔣介石）、《人民的噩夢》三部分，共60幅漫畫，揭露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內戰的陰謀。1948年5月19日，第二期《漫畫月展》名為《送葬曲》開始展出，揭露了“國民大會”的欺騙性和虛偽性，為剛上臺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奏響了“送葬曲”。沈同衡率漫畫工學團團員連夜裝裱並寫說明，天亮後送到交通大學容閎堂展出。上海市學聯又連夜趕繪出一套《五四運動史》連環漫畫，隨《漫畫月展》展出。1948年9月，沈同衡和米谷、丁聰等漫畫家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安排下轉移至香港。在香港，沈同衡參加了“人間畫會”，並在該畫會成立了漫畫研究部，編輯出版《這是一個漫畫時代》刊物。1949年8月28日，“上海美術工作者協會”（簡稱“上海美協”）成立（成立後即改名“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簡稱“美協上海分會”），選舉產生主席米谷，副主席沈同衡、張樂平，秘書長由沈同衡兼任。1953年，沈同衡調到北京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美術組負責人。其間創作了大量新聞漫畫。1956年，為配合試行“文藝作者職業化”，沈同衡改為專門從事漫畫創作，兼任《人民日報》文藝部顧問。當時，在周揚的一次講話後，共有兩人當了專業漫畫家，即沈同衡和肖裏。1957年反右運動中，沈同衡以“擺脫黨對文藝的領導，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路”的罪名被定為“右派分子”。因此，沈同衡寫的談漫畫創作的文章已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結集為《漫畫漫談》出版，但是已編好的續集未能出版；沈同衡為晨光出版社編輯的《蘇聯漫畫選》十冊僅出兩冊便中斷出版；已向天津某出版社交稿的《與青年同誌談漫畫》以及同北京某出版社簽約的《中國現代漫畫家作品集》均未能出版。沈同衡被安排到《人民日報》社圖片組整理照片資料，自此停止作畫22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沈同衡被下放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南疆庫爾勒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二十九團農場被監督勞動，他帶去的所有作品及參考資料共7大箱均被“造反派”毀滅。在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之余，沈同衡和妻子袁林編寫出84萬字的辭書《成語典故》。1979年，沈同衡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沈同衡從新疆回到北京的《人民日報》社，重新投入漫畫創作中。《成語典故》一書出版後，先後五次再版，發行量100多萬冊，獲全國首屆優秀暢銷書獎。



沈尹默：（1883年－1971年6月1日），原名君默，後改尹默，字中、秋明，號君墨，別號鬼谷子。中國書法家，早期嘗試派詩人。早年留學日本，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校長、輔仁大學教授。“五四運動”期間為《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新詩作品多發表於《新青年》。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沈老與魯迅、錢玄同等人聯名發表宣言，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後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出任河北教育廳廳長，北平大學校長等職。1932年，因不滿政府遏製學生運動、開除學生，毅然辭職，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主任，兼孔德圖書館館長。1937年郭沫若從日本秘密潛回上海,與沈尹默往來甚密，以所著《秋明集》二冊奉贈。1940年居成都，作論書法詩《觀履川家二音子作大字因贈》，《勸履川學書》，《學書一首疊竟字韻》。1943年撰《執筆五字法》,分清了五字執筆法與四字拔鐙法的混淆。1946年抗日勝利，沈尹默東歸，辭去星空委員。住上海虹口區海倫路。10月以後所作詩為《歸來集》。1949年被聘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員。歷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書法與於右任並稱“南沈北於”。1967年文革期間，因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深夜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1971年6月1日，文革中倍受迫害的沈尹默含冤去世。



沈知白：（1904年－1968年9月15日），原名登瀛，又名君聞、敦行。中國音樂學家。1928年9月起，一面工作，一面在工部局設立的師範學院就讀，1931年12月畢業。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中期，刻苦自學音樂，並隨當時在滬的3位外籍音樂家學習鋼琴、音樂理論、戲劇理論及作曲等，其中以A．阿甫夏洛穆夫對他的影響較大。1940—1942年任上海滬江大學中西音樂史教授，並一度兼任上海蘇聯呼聲電臺音樂節目顧問。1944—1945年任中國歌舞劇社預問。1945—1948年任時代日報社藝術副刊編輯。1946年起受聘為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開設中國音樂史和西洋音樂史等課程。40年代中期，他在中共黨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並支持進步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國成立後，歷任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研究室、上海音樂學院編譯室和民族音樂系主任，並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和上海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副秘書長。50年代中期，主編音樂理論、技術叢書和音樂歷史、傳記叢書，並主持Ⅱ．H．多爾然斯基《簡明音樂辭典》的翻譯、出版工作。60年代初期，在編訂新版《辭海》的工作中擔任音樂學科主編，除親自撰寫、修訂音樂詞目釋文外，還悉心培養新生力量，為提高《辭海》音樂學科釋文質量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理論著述有：《中國音樂史綱要》、《元代雜劇與南宋戲文》、《西洋音樂流傳中國考略》、《中國音樂、詩歌與和聲》等；譯著有《民族音樂論》(R．沃恩•威廉斯著)、《配器法》(W．皮斯頓著)、《意大利歌劇的起源》(羅曼•羅蘭著)、《薩爾瓦多•丹尼爾》 (法爾默著)等。他也從事音樂創作，作品有《管弦樂小組曲》、管弦樂《花之舞曲》、民樂合奏曲《洞仙舞》以及若幹舞劇音樂和鋼琴曲等。文革中不堪淩辱於1968年9月15日自殺。



沈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中國歷史學家。據國立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回憶，沈元是其親表弟，出生不到一歲父親便因抗戰之故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只留下沈元由奶奶帶大，等到抗戰勝利後，沈元才知道父親已殉職，只有母親和兄姐三人歸還。1955年，沈元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入學期間，沈元刻苦研讀，幾無片刻休息。沈元亦曾關心時事。1956年，他在圖書館看到刊載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文報紙，遂將其主要內容譯出並與同學議論。由於秘密報告指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是信史，且斯大林的錯誤有其製度根源，沈元因此被當作極右學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運動時，沈元被劃為“右派份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期間落下肝病。1961年，沈元“摘帽”之後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後即閉門讀書，不問時事，潛心研究歷史。1962年，沈元的研究論文被推薦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下簡稱“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主任劉導生。劉導生又推介給歷史學家、學部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黎澍和其他歷史學家看過這些論文後皆感震驚，同聲贊嘆其為難遇之才。震動史學界的第一篇沈元作品是《〈急就篇〉研究》，由《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在數篇沈作中選出在該刊發表，是從漢代蒙學課本中探求當時社會心態、研究出漢代社會狀況。黎澍並將當時處在街道居委會管下的沈元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領導的思想史組。其後，沈元又在《歷史研究》發表過屬於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和《馬克屎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署名“張玉樓”），受到當時《人民日報》編輯部理論部主任何匡賞識，使得兩文均被《人民日報》轉載，前者得摘要一萬字，後者則系全文。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復旦大學教授、經學家周予同更表示：“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然而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出名是白專壓倒紅專，副部長周揚遂指示學部調查，以貶抑“沈元道路”。然而丁守和對《馬克屎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愛不忍棄，便只得建議沈元用筆名發表。即便如此，仍有聯名信寄到毛澤東處，指責黎澍“吹捧右派”，直到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而中宣部也指示“註意影響”，不讓沈元再發文章為止。文革期間，沈元被多次批鬥，未婚的夫人（亦是其表妹）也受到牽連，兩人被趕出家門，無處藏身，連在杭州的姐姐也不敢接納。1968年9月1日，沈元走投無路，以黑鞋油塗面扮裝黑人欲進入某非洲國家駐華使館，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沈元被槍決。時年32歲。



何滿子：（1919年－2009年），原名孫承勛，著名雜文家。1949年前歷任衡陽《力報》記者、南京《大剛報》記者、天津《益世報》駐南京特派員。1949年後，曾任《上海自由論壇晚報》總編輯、大眾書店編輯、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早期從事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後治中國古代小說，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學科。已出版的專著有《藝術形式論》、《論〈儒林外史〉》、《汲古說林》、《中古文人風采》、《中國酒文化》、《中國愛情小說中的兩性關系》及雜文隨筆集共三十余種。何滿子7歲讀《西遊記》，10歲以文言文開筆寫故事。在何滿子18歲起，抗戰、解放戰爭、反“右”、文革一個個運動接二連三，這位生於1919年的老先生一個都沒落下。1949年中共黨執政後，何滿子來到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書，卻被牽入胡風案中。1955年5月17日，何滿子剛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銬，囚犯代號“1046”，“可我根本不認識胡風，且胡風問題只是文學學術問題。和我關在一起的人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賈植芳、梅林、耿庸。”後來專案組跑遍全國，找不出一點毛病。當年9月28日，何滿子重歸自由。但在反“右”運動中，何滿子全家被發配到寧夏賀蘭山下，直到1964年才調回上海。文革中，何滿子又被遣送回富陽老家種地，直到1978年才又回滬。



何乃民：（1902年12月12日－1966年8月23 日），汽車研究專家。1915年考入北京第二中學讀書，畢業後考入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後稱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學習成績優異，於1921年免考去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考入法國裏昂中央工業學院機械系學汽車，1925年畢業取得工程師文憑，在此期間還在裏昂大學學習，獲得數學單科文憑。畢業後在裏昂汽車廠、巴黎雪鐵龍汽車廠和修理部、西瑞汽車公司以及肅來（Saurer）汽車廠實習和工作，獲得了許多汽車設計、製造、修理等方面的實際知識，1927年秋回國。回國後，他謝絕了洋行、商界的高薪聘請，從1928年起就選擇了教書育人，發展中國汽車運輸的道路。先在南京中央軍校、輜重兵學校和南京汽車機務人員訓練所教書，並提議“中國必須自己製造汽車”。於1935年2月先後去法國、英國、德國、蘇聯、美國等5國的10余個工廠考察和工作，並參觀了當時在巴黎和德國舉行的國際汽車展覽會，獲得了大批第一手資料。1937年回國後作了極為豐富的考察報告，同年10月寫成了25萬字的《現代汽車工業概況》一書，1940年2月出版。這是當時中國第一本全面介紹國外現代汽車工業和公路交通的書籍，在汽車界影響深遠，對國內進一步推廣汽車技術起到很大作用。他在考察報告中呼籲中國要建立自己的汽車工業，建議采取：“與外人合資→自造零件，加上集中購買零件→自行裝配”的技術路線。早在30年代何乃民對公路運輸的重要性認識就很深刻，1935年在《高等汽車學》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吾人認為開放中國鄉村富源、啟發民眾教育、增進社會經濟均非與築路、行駛汽車不為功。”其後又進一步闡明：“汽車運輸好比血脈流通，是大多數民眾日常所不可缺少，不論飛機鐵道如何發達，汽車與民眾交通的重要性不會減輕。……要使民眾得到汽車運輸的實惠，必須在最短期內先在各省間、各大城市間建成合乎世界標準的國道。……發揮國道效用和利益，必須在國營製度下有計劃的大規模的舉辦汽車運輸，使各地貨物暢通，行旅稱便，經濟文化交流。”1958年起在交通科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和研究室副主任。何乃民1963年當選為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汽車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同年當選為交通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第一屆副主任。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他不幸於1966年8月去世，終年64歲。



何家槐：（1911年－1969年）筆名永修、先河等，中國作家。1918年入義烏稠川小學學習，國文甚佳。校長方誌青常在師生面前誇獎他。曾有一老師聽後不服，詰問道：“聞古人能一目十行，家槐比之如何?”方先生捋須笑曰：“一目三行。”1924年，何家槐考入金華省立第七中學。1929年發表作品，1932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此時的小說風格樸素自然。1934年加入中共黨。同年秋，他擔任了“左聯”組織部部長。這時，王淑明擔任宣傳部長。這樣，他和王淑明、徐懋庸三人組成了“左聯”行政領導小組。不久，他又擔任了“左聯”閘北區委書記，領導“左聯”作家編刊物、寫文章，參加工人運動。這一年的9月18日，上海舉行了聲勢浩大的“九一八”紀念遊行，何家槐擔任領隊。1936年春，“左聯”解散後，革命文藝界就著手準備成立新的統一戰線組織，何家槐與茅盾、王任叔、王統照、周立波等34人作為發起人，呼籲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6月7日，中國文藝家協會召開成立大會，何家槐和茅盾、郁達夫、洪深等110人一起簽名參加這一協會，並被選為候補理事。6月15日，他與魯迅、巴金、曹禺、吳組緗等63人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1937年8月13日，日軍入侵淞滬。何家槐參加由錢亦石、杜國庠領導的戰地服務團。翌年受中共黨的派遣，奉命到國民黨軍隊中做抗日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起初擔任國民黨第八集團軍司令部戰地服務隊編印股股長，後到由張發奎任司令的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任秘書。期間編輯了《張發奎將軍抗日言論集》一書。1946年春，國民黨憲兵特務欲將他逮捕，由於得到張的掩護，得以“復員”名義攜妻帶子自廣州潛回家鄉義烏，蟄居花廳譯著。下半年在義亭大成中學任教。初冬，何家槐胃潰瘍復發，大量吐血，生命垂危，而又無錢醫治。只好托人在《文匯報》上登出一則啟事，向外界求援。中共黨得知後，讓人寄錢《文匯報》轉交給何家槐。1958年9月赴波蘭科學院、莫斯科大學講學。1964年9月調廣州任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校黨委委員和廣東省文聯副主席。著有短篇小說集《惡行》、《曖昧》、《竹布衫》、《寒夜集》以及散文集《懷舊集》、《稻粱集》、《旅歐隨筆》，雜文集《冒煙集》、《寸心集》，文學評論集《一年集》、《故事新編及其它》、《海澱集》、《魯迅作品講話》，譯著有《小說與人民》、《建設斯大林格勒的人們》、《論俄國作家》等。1966年初夏，被作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而遭批鬥。其後迫害不斷加劇。1969年2月在監禁中患腦溢血逝世，終年59年。



何思敬：（1896年12月20日－1968年4月14日），筆名何畏。中國作家、哲學家和法學家。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社會學系。1921年，創造社同人，與郁達夫、成仿吾、陶晶孫、郭沫若等創辦內部刊物《green》。1926年9月參加創造社廣州大會，選為創造社出版總部第一屆監察委員。1930年創造社刊物改變方向而隨從參加左聯。1932年，加入中共黨。1938年，進入延安，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授、延安大學法學院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政策研究室負責人。1945年，參加國共談判，任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共國成立後，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法律系主任，並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等，從德文原版翻譯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包括《法律家射穢主義》、《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恩格斯論教育和生產勞動的結合》和《馬克屎、恩格斯論共產主義的全面教育》等著作。1968年4月14日，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殘酷迫害，於批鬥中被毆打致死。



何萬福：（１９０５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北師大外語系副教授。他並非正規大學出身，是從樂文館畢業，過去該館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語。何教授為人忠厚老實，從不惹是生非。據他教過的學生說，他對自己的學生極好，愛護備至，講課生動活潑，寓教於樂。在又一次被批鬥後，何萬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說龍潭湖）投水自盡。屍體被發現後，在衣服口袋中發現紙條，上寫“士可殺不可辱”。時年６１歲。此前，被紅衛兵揪鬥，勒令勞改，有人還記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樣小褂，前後四片用扣袢連著，在樓裏面打掃廁所。遭此虐待的何萬福感覺受到侮辱，當晚未回家，直接沈湖。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紅學”理論家。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畫夢錄》（成名作）、詩集《預言》等。1931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5年畢業，在天津南開中學和山東萊陽鄉村師範學校（現魯東大學）任教，創辦刊物《工作》，發表過大量詩歌與政論文章，如：《漢園集》《夜歌》《預言》《夜歌與白天的歌》等，深受讀者喜愛。他早年詩華麗哀婉，引人神傷，充滿個性的光芒。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何其芳回到老家萬州任教。1938年入延安，加入中共黨，任“魯藝”主任，並做過朱德的私人秘書受到極大器重，文風大變，此時代表作：《生活是多麽廣闊》，《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基本放棄創作（但仍創作了象《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這樣的作品），主要從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研究（紅學）以及教學工作，歷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等職。1957年在對胡風的政治運動中，措辭激烈，與胡風激烈交惡。最後，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為“走資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邵鶴亭：（１９０２年—１９６６年９月），教育家。1920年畢業於江蘇省立常州中學。曾就讀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１９２８年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攻讀教育學和哲學，獲博士學位。1932年留學回國，擔任常州中學校長。1935年至1938年擔任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校長，後歷任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院長，中大、復旦大學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專員兼科長，國立編譯館編纂兼中國教育全書編纂處主任等職務。中共國成立後，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參事和北師大教授。主要著作有：《尤萊士思想與革命理論之研究》《訓導原理》《社會思想與教育》《 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禮銳、邵鶴亭合著）、《中國古代教育史》（毛禮銳、瞿菊農、邵 鶴亭主編），主要譯著有《為美國反動派服務的杜威教育學》（〔蘇〕謝伏金著，陳友松 、邵鶴亭翻譯）、《教育史》（〔蘇〕沙巴也娃著，邵鶴亭、李子卓等譯）。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邵鶴亭教授及夫人的遺體躺在北師大教師宿舍工四樓前，二人身上均裹著毯子，是跳樓自殺。此前，邵鶴亭已經遭到多次批鬥，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會後，有人曾經聽到邵鶴亭反復低語：義不容辱。有人說，批鬥者讓邵鶴亭給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剛烈的邵鶴亭不堪其辱，且他已經接到通知到勞改隊去報到，邵鶴亭自殺正是報到日前一天。



邵荃麟：（1906年－1971年）。原名邵駿遠，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筆名荃麟、力夫、契若。現代文學評論家、作家。“不當闊少爺，寧做革命人。”出自他口。1926年，大學就讀於復旦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和中共黨，並開始從事共青團和中共黨的相關工作。1928年1月，出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擔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同年被捕入獄。1937年出獄。出獄後在浙江、貴州、重慶等地做宣傳工作。1936年前後開始文學寫作和翻譯，早期作品有《糖》、《車站前》等。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先後在杭州、金華、麗水等地參與領導抗日宣傳和文化工作，並編印刊物。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共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誌》，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1944年，擔任中共重慶局文委委員。1946年，赴香港出任工委副書記、文委書記。49年，調往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計劃局長。1953年起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作協創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英雄》、《宿店》、《喜酒》，劇本《麒麟寨》，翻譯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陰影與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評論選集》。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他的這一論點被說成是主張用寫“中間人物”來反對寫英雄人物，被誣為“黑八論”之一。他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監獄中。



邵洵美：（1906年－1968年5月5日），原名邵雲龍。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譯家、詩人。同仁中有＂孟嘗君＂之稱謂。1924年春留學劍橋大學經濟系。不到兩年，因經費不足，未拿學位即回國。1927年曾任南京市政府秘書3個月。1928年開始創辦書店，出版書刊。先成立金屋書店，主編《獅吼》、《金屋》等雜誌。1930年11月“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成立，當選為理事，並任會計。1933年編輯《十日談》雜誌，並發表第一篇小說名為《貴族區》。同年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新月》、《論語》、《時代畫報》、《萬象》等刊物，“新詩庫叢書”、“自傳叢書”等，影響很大。1933年蕭伯納受國際筆會中國分會之邀赴上海，因筆會僅有名義而無經費，時任分會秘書的邵洵美自掏腰包四十六銀圓，在南京路（上海）功德林菜館招待吃素的蕭伯納。但後來報紙報導赴宴的有蔡元培、宋慶齡、楊杏佛、魯迅、林語堂等，沒提邵洵美。抗戰期間，主編《自由譚》。1938－1939年間出版毛澤東《論持久戰》英文本（項美麗翻譯，序文為邵自譯）。1949年《論語》因諷刺政府被勒令停刊。其時，胡適曾拜訪過邵洵美，並已為其定了兩張赴臺機票。邵以不忍離開家人與工廠無法處理為由婉謝。葉公超得悉，說服海軍用軍艦帶邵家的人與印刷機器一道遷臺。邵也謝絕了。此前好友羅隆基已約見過邵洵美，並與他作了一席深談。羅向他細述了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釋然。1950年遷居北京，不久，《人民日報》一連7天批判上海時代書局出版物中的錯誤，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經營。邵洵美作品有：天堂與五月（詩集）1927，花一般的罪惡（詩集）1928，一朵朵玫瑰（詩集）1928，火與肉（論文）1928，詩二十五首（詩集）1936，論幽默（文論）編選，1949等。另譯有馬克•吐溫、雪萊、泰戈爾等人的作品。1958年因一封英文信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1962年4月釋放。1966年文革中再遭迫害抄家，一件珍貴的北宋官窯燒製的桃形筆洗被抄走。1968年5月5日病逝。



蘇青：（1914年－1982年），女，本名馮允莊，早年發表作品時署名馮和儀，後以蘇青為筆名。作家，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外文系，後肄業移居上海。1935年，為發抒產女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誌，後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變故而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於《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誌。1943年，代表作品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連載，因內容不避談性事，一時被目為大膽女作家而毀譽紛紛；該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稱為“猶太女作家”。蘇青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還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學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同時進入出版界，曾主辦《天地》雜誌，創辦《小天地》雜誌及四海出版社。抗戰勝利後，作為落水作家被傳訊。蘇青一向直言不諱，用詞犀利，時有驚人之語。胡蘭成曾評價其文章風格：“蘇青為人作文，是世俗的，百無禁忌的。” 蘇青亦曾在《談女人》中大膽斷言：“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不想永久學娼婦型的！” 蘇青在世時一度與其相同時代的著名女作家張愛玲齊名，時稱“蘇張”。張愛玲曾如此評論蘇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而蘇青亦曾表示：“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只看張愛玲的文章。”然而，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更受到後世重視，蘇青與之相比則較少被提起。1949年後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1954年《寶玉與黛玉》演出連滿300多場，創劇團演出最高記錄。文革中多次受批鬥。1982年病逝。



蘇阿芒：（1936年11月－1990年9月23日），中國詩人，作家，翻譯家。自學21門外語，通曉世界語、英語、日語、俄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波蘭語、瑞典語、捷克語、葡萄牙語、丹麥語、挪威語等21種語言。並用20多種文字在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表作品。1936年11月生於安徽石臺，1936年隨父母寓居天津，五歲時學習日語，9歲學習英語，14歲學習俄語，13歲時第一次用中文寫詩。19歲時用外語發表作品。高中畢業後，1954-1966年間在事業單位從事英語教研與翻譯工作。1957年加入國際世界語協會，此後歷任國際世界語協會博物館館長，國際世界語文學《世界文學》特約撰稿人，國際世界語青年聯合會中央委員等職。作品有《來自中國的詩（上下冊）》（意大利語）1979、《夏日的悲歌》（世界語）1982、《遲開的素馨花》（漢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966年文革期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68年4月被捕入獄。1979年1月平反釋放，同年3月，被分配到百花文藝出版社擔任外文編輯一職。但因在文革期間迫害致殘，出獄後身體每況愈下，最終於1990年9月23日病逝於天津。



嚴鳳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國著名黃梅戲演員，乳名鴻六兒，曾用名黛峰，嚴十歲開始學唱黃梅調，為族人所不容。後跟隨嚴雲高學戲，取藝名鳳英。起初扮演彩女、丫環，轉演於宿松、望江、石臺縣。後又從藝於著名花旦丁永泉。1945年春天，嚴鳳英在桐城練潭張家祠堂第一次登臺演出，參演的劇目是《二龍山》。雖然她在劇中扮演的是一個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貞的丫環，但卻是她黃梅戲舞臺表演的起點。為此，她觸犯了族規，差點被捆起來淹死。1946年，嚴鳳英來到安慶市，先在群樂劇場演出，以《小辭店》、《遊春》兩曲戲轟動安慶。1947年學唱京劇，後來又拜白雲生為師學唱昆曲。1948年，社會動蕩不安，不滿20歲的嚴鳳英流落到上海，後又輾轉到南京。為生計所迫，嚴鳳英易名嚴岱峰，先在舞廳伴舞，後結識京昆世家甘貢三之子甘律之，學唱昆曲《遊園驚夢》等。嚴鳳英對京昆藝術的刻苦追求，為後來她在黃梅戲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礎。1949年，安徽省為了發展黃梅戲，邀請嚴鳳英回到安慶。1951年，嚴鳳英重返安慶舞臺，繼續在“群樂劇場”演出（後改名為“勝利劇場”），黨派幹部和新文藝工作者幫助改戲改人改製，使她“接觸新文藝思想”，除演出傳統劇目外，還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傳婚姻法等。在1952年上海舉行的第一次華東戲曲會演，嚴鳳英以黃梅戲傳統小戲《打豬草》和折子戲《路遇》（《天仙配》）聞名滬上，獲得廣泛贊譽，時年22歲。1952年夏，她參加了安徽省暑期藝人訓練班，認真學習了中央人民政府《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變化之更大，“舊社會把我當成草，新社會把我當作寶”。以前苦難的經歷使她對中共黨、對＂新中國＂充滿了感情。為了宣傳新婚姻法，安徽省排演了黃梅戲電影《天仙配》（1954年），嚴在劇中飾演七仙女。先後有一億多人觀看了這個影片，創造了當時戲曲影片上座的最高紀錄，嚴也因此揚名全國。後又排演了黃梅戲電影《女駙馬》（1958年）、《牛郎織女》（1963年）等，均獲得很高贊譽。文革初期，嚴鳳英在＂新中國＂被以“三名三高”、“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的罪名慘遭迫害，憤而吞安眠藥自殺，時年38歲。死後還被軍代表以尋找“特務發報機”為由，割開喉管，挖出內臟，慘不忍睹。



嚴獨鶴：（1889年－1968年），名楨，字子材，別號知我、檳芳館主，筆名獨鶴、老卒、晚晴。著名撰稿者，報人。嚴獨鶴14歲中秀才。次年，進上海江南製造局所屬兵工學校，接受現代教育。後升入廣方言館習法文、英文及數理化各科。19歲喪父，離校就業，贍養全家。初任上海南區小學教師，後赴江西上饒廣信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回滬任兵工學校文牘員。1913年，進中華書局任英文部編輯，並從事文藝創作。時沈知方創辦世界書局，延聘嚴獨鶴和平海瀾等編輯英語書刊。自1914年起，嚴獨鶴在上海主持《新聞報》副刊筆政長達30余年，編有《快活林》、《新園林》等，以“獨鶴”之名，立足於《新聞報》的讀者定位，同時結合副刊特點，每天親撰一篇“談話”，積萬余篇，多為針砭時弊之文，得到讀者的贊賞。1931年，任該報副總編輯兼文藝副刊主編，後又兼任《新聞夜報》總編輯。《新聞報》副刊原名《莊諧錄》，嚴獨鶴接編後更名《快活林》。他在新聞報最快意之事，是從1929年起在所編《快活林》上連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既有趣味性，又有時代感，圖文並茂，雅俗共賞，擁有眾多讀者。小說一出，使張恨水名滿天下，成為南北婦孺皆知的作家，這在現代文學史上是一異數。此外，嚴獨鶴不僅首開副刊辦言論之風，而且還以今天的品牌理念來經營這個欄目，這種意識體現在“談話”的延續性與持久性中。“談話”欄自1914年《快活林》創刊始，每日一篇，其間因日本人攻占上海停斷過幾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堅持。解放後，嚴獨鶴參與籌建上海新聞圖書館並主持工作。歷任上海市報界聯合圖書館副館長、上海圖書館副館長、《解放日報》編輯顧問。出席第二屆全國文代會。1968年文革中遭殘酷迫害，含恨而死。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錢德富，筆名阿英、錢杏邨。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作家。阿英曾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開始發表作品。1926年加入中共黨。1927年從蕪湖逃亡到武漢，同年到上海。他與蔣光慈、孟超等人發起組織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文學。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同盟，曾任“左聯”和“文總”常委。1933年為地下黨電影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先後與夏衍、鄭伯奇、鄭正秋等合作創作了一批電影劇本。1941年冬阿英到蘇北，在新四軍從事文藝、新聞和統戰工作。1944年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之後，毛澤東要去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也以此為主題進行創作，阿英寫了話劇《李闖王》。中共國成立後阿英曾任任天津市文化局長，天津文聯主席，兼任《民間文學》主編，主要從事文學史和文學評論的撰寫。阿英曾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年因癌癥去世，終年77歲。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阿英全集》 。



阿壟：（1907年－1967年3月15日），原名陳守梅。中國文藝理論家、作家、詩人。又名陳亦門。"七月詩派"骨幹成員之一。著有長篇小說《南京》（《南京血祭》），詩集《無弦琴》，文藝論集《人和詩》《詩與現實》《作家的性格和人》。他利用夜晚的時間自學，20歲時就在杭州的報刊發表舊體詩和小品文。1933年他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訓。畢業後在國民黨第88師任見習軍官及少尉排長。沒過多久，他就參加了淞滬會戰。他身先士卒，帶領士兵們來到閘北最前線。在一次敵機轟炸中，阿壟臉部受傷，不得不離開隊伍治療。1938年7月，胡風在武漢第一次見到阿壟。他們成了誌同道合的朋友。阿壟向胡風透露了對國民黨政治體製和人事作風的不滿，對中共黨則充滿信任和希望。1938年11月，阿壟動身去延安。為掩人耳目，他只身從衡陽步行到西安，與18集團軍取得聯系後，再進入他“夢想的王國”（阿壟語）。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慶的六年間，阿壟以來自延安的隱蔽身份，一直在國民黨的軍事部門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處所稱之為“虎穴”。經黃埔同學介紹，他進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參謀。後又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他為中共黨提供了大量情報。1950年3月，阿壟受魯藜和蘆甸之邀來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聯工作。不久，阿壟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對當時高度敏感的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他反對政治內容的概念化表現，反對除工農兵以外不能寫的論調，反對對正面人物的神話和對反面人物的醜化。阿壟沒想到這兩篇文章會為他惹下大禍。1955年5月，阿壟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和“反動軍官”的罪名被捕入獄，秘密關押。1966年2月，被監禁了10年之後，阿壟開始正式在法庭受審，最後判決阿壟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阿壟死在獄中，身邊沒有親人。



余瑞璜：（1906年3月10日－1997年5月19日），著名X—光晶體學家、金屬物理學家。作為我國資深的老一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余瑞璜，他以奠定結晶學研究的基礎而載入科學史冊，並贏得了“國際第一流結晶學家”的美譽。40年代研製出中國第一臺抽氣式X光機，1950年研製出中國第一支醫用封閉式X光管。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37年獲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當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工作結束，並準備轉去麻省理工學院時，突然從國內傳來了中共軍隊渡過大江的喜訊。驚喜、振奮之下，他把去波士頓的事完全拋在了腦後，毅然登上去香港的飛機。他從香港秘密回到廣州，接出正等待去美國的家眷，登上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第一艘開往中共國的輪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中共國的開國大典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欣喜若狂。1956年在召開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上，余瑞璜提出了發展半導體、電子學及鈦與其他輕金屬的合金等3個科學項目的建議，受到了國家的重視。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余瑞璜憑著愛國知識分子的至誠和天真，發表的“四類幹部論”被認為是攻擊、誣蔑黨的領導幹部，與“余、丁、徐反黨集團”的其他成員丁則良、徐利治於1958年4月均被定為“右派”。他從一級教授降為四級，撤消了校內外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北京大學掀起狂瀾，吉林大學的“反動學術權威”余瑞璜當然不能幸免，他先於1969年秋，下放到長春第一汽車廠勞動改造，後來又下放到伊通縣板石廟公社落戶。從此消聲匿跡。

余上沅：（1897年10月4日－1970年4月30日），中國戲劇教育家、理論家。被譽為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之一。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留美學習戲劇學，1935年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校長，＂解放＂後任復旦大學教授，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市公安局長。1955年因潘漢年、楊帆事件牽連，余上沅被關押一年。楊帆（石蘊華）曾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師，曾是余上沅的學生。1966年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沖擊，是日因癌癥得不到治療，體力枯竭而死，終年74歲。



孟君謀：(1903年 －1969年12月12日)，中國電影事業家。曾在上海洋行當學徒,業余時間到青年會夜中學讀書，並加入青年會,結識應雲衛，一起參加少年宣講團和文明戲的演出活動。1923年參加戲劇協社，從事劇務工作。1924年 8月，考進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國語師範學校。1925年10月，經洪深介紹進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 9月轉入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又轉入明星影片公司。同年由於蔡楚生導演的影片《都會的早晨》缺一位劇務，孟君謀應邀進入聯華影業公司擔任蔡楚生的助手；後又負責《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影片的劇務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和夏雲瑚等組織影人劇團，到後方宣傳抗日。1941年，負責中華劇藝社後勤工作。1942年進中央電影攝影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返回上海，參加昆侖影業公司，任副廠長兼廠務主任，參與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裏路雲和月》、《萬家燈火》、《希望在人間》和《烏鴉與麻雀》等影片。中共國成立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製片處副處長；1953年為拍攝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積極籌備器材，保證影片的攝製完成。1954年 6月，調到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任副廠長，對發展射穢主義科學教育電影事業作出有益貢獻。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起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這猶如晴天霹靂，從天而降！影片編導孫瑜和主演趙丹以及製片主任孟君謀等都嚇傻了眼，心想闖了禍！孟君謀回憶當年在重慶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向孫瑜推薦“武訓辦學”的崇高精神，並希望將武訓的一生拍成電影。如今被說成是“反動的”，孟君謀一時搞不懂，但有一點很清楚，自己到了＂新社會＂，必須“思想改造”“接受教育”，不得己只得與大家一起參加文藝整風“學習班”，寫交代檢查，牢記“不改造好思想，不能拍電影”的教導。然而好景不長，時光不緊不慢到了1966年5月，噩夢般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孟君謀早已退休，且年老多病，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可“造反派”硬是把他揪回科影廠，美其名曰“參加運動，接受批評”，把他定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開始還允許下班回家，隨著運動不斷升級，到了第二年，竟然勒令孟君謀不得回家，白天黑夜都把他關在廠內，強迫寫檢查交代。斥責孟君謀“交代不老實”“檢查不徹底”，長期獨自一人被關押在廠內設立的牢房裏，有病不讓治，有話無處說，以致把孟君謀折磨得全身癱瘓了，也不通知家屬，喪盡天良地任由他孤身一人在骯臟不堪、極度寒冷的孤牢裏喘息掙紮，直到他一個親人也沒見到，一句話也沒留下，活活被病死、餓死、凍死在文革所設的人間地獄裏，此時為1968年12月12日。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原名孟可權，中國新聞記者。1935年，孟秋江遇到範長江，兩人相約一起當旅行記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訊，與範長江共同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在中國引起極大震動。此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斯諾來到中國西北訪問。許多親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傳中國工農紅軍，宣傳延安，促使中國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黨政權。1937年七七事變後，孟秋江作為《大公報》記者，參加了南口、平型關、潼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以及江西東戰場的采訪，發表《南口迂回線上》、《烽火潼關》、《大戰平型關》、《晉東鏖戰記》等戰地通訊。他在《大戰平型關》的通訊中提出“記者的道德，即尊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據事實說實話的一個原則”，但實質上只是偏重替共黨宣傳鼓動。從他在家書中自稱 “在中國社會第二個變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可知其親共立場。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訪問了毛澤東，將與毛澤東的談話發為專電，向國內外宣傳鼓吹“中共黨抗戰到底的決心”。離開延安之時，毛主席贈送孟秋江馬列主義書籍。1937年11月11日，國軍在日軍壓境下不得不棄守太原，孟秋江隨中共方面的周恩來、彭雪楓，以及國軍衛立煌、孫連仲、傅作義等人同坐一輛軍車撤往汾河。孟秋江就此寫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1940年，隨著國共關系趨於緊張，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孟秋江領導青年記者們貫徹中共的方針政策，宣傳所謂“抗日、團結、民主”，專門組織力量宣傳中共領導的軍隊擊退日軍、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率軍收復南寧、愛國人士陳嘉庚抗日救國事跡。抗戰勝利前夕，孟秋江按照黨的指示南下上海開展地下工作。任上海《文匯報》采訪部主任，安排以“青記”、“國新社”成員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人士進入《文匯報》工作。孟秋江還擔任《文萃》總經理，《文萃》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形成了很強的作者隊伍。經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馬敘倫、吳晗、田漢、許廣平、姚溱、胡繩等。1949年1月15日，周恩來指示孟秋江、楊剛隨中共軍部隊進入天津，接管《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孟秋江擔任《進步日報》經理。1962年，孟秋江擔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同時接手原由廖承誌領導的香港《循環日報》。任內，孟秋江開展了促進祖國統一的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殘酷迫害。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於非命（千家駒稱其是自殺身亡）。身後沒有留下錢財，也沒有子女。



鄒嶽生：（1896年－1966年），公路、鐵路工程師。1924年天津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擔任主任工程師。早年，他在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修建公路，擔任公路局工程師、主任工程師及總段長之職，由於他的突出才能和深入一線的實幹精神，在同行中獲得“公路巨子”的美譽。1935年3月任行營公路處湘黔、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師兼總段長，1936年9月調任軍事委員會湘桂黔公路、鐵路工程師、副主任兼測量總隊長等職。1938年10月—1945年先後任滇緬鐵路多處工程處處長和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副總工程師（以上均摘自他的自傳和有關檔案材料）。抗戰期間，主持修建西南的公路、鐵路、機場，包括著名的貴州“二十四道拐”等戰略工程。抗戰勝利後，鄒嶽生擔任浙贛鐵路南春段工程處處長兼辦事處主任三年多。1949年鄒嶽生拒絕一些上司、好友前往臺灣的勸告，堅守崗位，把他所掌控的一段鐵路完好地交付給了中共黨。此後，他調任上海鐵路局正工程師,還擔任湘黔鐵路測量總隊長和集白線第二測量總隊長之職。三反五反運動時被誣陷貪汙，被判處五年徒刑。後被遣返回原籍。文革開始後又遭受迫害，憤而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姑且算作是年去世，終年70歲。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1日），中國當代歷史學家。師從陳寅恪，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歷史委員會於當年創辦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郭沫若親自在創刊號上撰文指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歷史委員會還決定成立由三個所組成的歷史研究所，在這份初步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了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三個人的名字，委員會初步決定此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這是“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個問題。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勸陳寅恪北返的任務，他曾是陳的學生和助手。1953年11月，尚未從馬列學院畢業的汪篯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南下廣州，拜見老師陳寅恪。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將兩封信交給了陳寅恪。同時他努力向師母唐筼了解老師的狀況。唐筼對他說，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但他在上課及平時“決無諷刺現在政府等情事”。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學術生態：“五十年代初學馬列的熱潮聲勢浩大，風氣所及，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說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最有影響的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文表示與‘舊我’決裂。許多學人大半生追求的‘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開始被摧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開始樹立了在學術研究中的權威地位。”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篯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復：‘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陳寅恪的答復，在1953年的中國，堪稱驚世駭俗。而此時的汪篯，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勸說陳寅恪北歸任職無功而返後，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同時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輕視。反右鬥爭開始，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批判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隨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面對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極大刺激，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大病一場後體重一下子減去20多斤，差點在悠忽中登了鬼錄——這是一個信號，此次的劫數，為他在七年之後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筆。文革風潮剛剛興起，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就盯上了汪篯這位早已失勢的陳寅恪的得意門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革命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篯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或許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老教義和內心的道德律不斷在敲擊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當天夜裏，汪氏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發，於不能自製中，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篯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墻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50歲。汪氏成為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難者。



沃渣：(1905年－1973年)，原名程振興，擅長版畫。幼年喜愛繪畫，中學畢業後，沃渣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繪畫系，一年後又轉入上海新華美專西畫系。1926 年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1928年，沃渣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被叛徒出賣，在杭州被捕，監押4年後，經組織營救出獄。1932年，沃渣再到上海新華美專復學，在校參加研究木刻藝術的“野風會”。1933年春，沃渣和陳煙橋等發起組織“野穗木刻會”和“濤空畫會”，編輯出版《木版畫》。1935 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同年沃渣以《旱年》、《水災》、《暴動前夕》等版畫，求教於魯迅先生。從此開始魯迅先生交往，並得到教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參議員、華北聯合大學美術系主任。在延安創作大型木刻《向七大獻禮》(這幅作品現收藏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同年加入中共黨。曾與江豐、野夫、溫濤刻印、編輯《鐵馬版畫》，同時為史沫特萊主辦的《中國呼聲》刻插圖。1938 年任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主任。1945 年隨軍到達晉察冀邊區張家口，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系主任，晉察冀邊區美協主席。1946年任東北畫報社創作部部長。1956年後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主任、榮寶齋經理等。作品有木刻《旱年》、《水災》及《五谷豐登》、《把牲口奪回來》等。在文革中，幾經折磨，身患重病，含冤去世。



岑家梧：(1912年－1966年)，中國當代民族學者和民俗學者。由於父母早喪，家境貧寒。天資聰穎的岑家梧從小刻苦自礪，每天雞一報曉就爬起床讀書，並持之以恒，在鄉裏小有名氣。1926年，他14歲時不得不輟學而隨鄉人到廣州找工作，後因獲得一位族伯的幫助，才得以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入讀初中。初中畢業時，他得到著名金石學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進了輔仁中學高中。半年後因交不起學費而停學，開始了在北平圖書館的自學生涯。館內豐富的藏書，為他打開了一扇扇知識之窗，他的視野隨著知識的增進而更為開闊了。他發奮讀書，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同時開始給報刊寫點小文章，賺點稿費維持生活。1931年如願以償地考入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1934年初夏，剛讀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經商的族伯岑廷樹資助東渡扶桑，進入東京立教大學攻讀史前考古學，又在帝國大學師從松樹僚博研究體質人類學。在日三年，先後寫成《史前藝術史》、《史前史概論》和《圖騰藝術史》三部著作，此三本書先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岑家梧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底隨著中山大學遷校雲南，他便開始了對雲南東南部苗族地區的田野調查，1940年調查結束。1945年抗戰勝利，岑家梧於次年春天回到廣州任教，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國。1956年，全國人大民委組織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時，岑家梧到北京參加了籌備工作，負責審編《社會性質調查參考提綱》，給全體調查人員作了《關於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的一些問題》的報告，並擔任了廣東組的組長。這一次田野調查從1956年10月開始，到1957年7月第一階段結束，岑家梧深入到保亭縣毛道鄉黎族“合畝”製地區作重點調查，在此基礎上寫出了《海南島黎族“合畝”製的調查研究》、《海南島黎族的紡織工業及歷史上的“吉貝”題》等多篇重要論文發表在《光明日報》、《史學月刊》上。著有《史前藝術史》、《史前史概論》、《圖騰藝術史》、《西南文化論叢》、《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過去》、《劬燕集》、《中國藝術論集》、《中國原始社會史稿》等學術著作。1966年的空前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時年54歲。



汪子美：(1913年－2002年7月22日)，漫畫家。幼隨父學畫，1931年在天津美術館進修，1933年在上海從事漫畫創作，其間，汪子美創作的彩色肖像漫畫《漫畫界重陽登高圖》，以細膩的手法，將發起這次展覽的部分籌備委員、19位骨幹分子刻畫得惟妙惟肖，非常傳神。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出於一股熾熱的愛國熱情，創作了大量漫畫，刊登在《救亡漫畫》、《抗戰漫畫》等刊物上，他由上海到南京，由南京到武漢，由武漢到長沙，由長沙到桂林，又由桂林到重慶。在中華民族水深火熱的歲月裏，他與人民同疾苦、共患難，大聲疾呼民族抗戰。1945年春，他與高龍生聯合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近100幅《幻想曲》漫畫展，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給予無情揭露和鞭撻。1946年為《大公報》、《新民報》編漫畫刊和萬象十日畫刊。1949年後在重慶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任教於四川美術學院。1949年後，汪子美先後在西南文聯和重慶市文聯工作，曾任重慶市美術家協會第一屆副主席。他一方面忙於美協的行政工作，團結和幫助當地的美術工作者理解黨的政策，接受黨的領導；一方面努力配合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為報紙雜誌畫了大量的漫畫和宣傳畫，並為一些圖書和刊物畫封面和插圖。1957年3月，他和柳青、宋克君、譚遙、高龍生、岑學恭、邱成久七人成立了“辛社”同人團體，沒來得及發展，就被打成了右派集團。1958年4月，汪子美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1978年對“辛社”七人給予“撤銷原處分決定，恢復名譽”。他從1980年7月開始任四川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這時他已年近古稀，高度近視加白內障，再也不能畫畫了。

遠千裏：（1915年－1968年6月22日），原名遠保坤，又名遠秀峰。我國現代詩人，作家。1930年，遠千裏考入河北保定第二師範學校。他酷愛文學，尤其熱愛詩歌，同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九•一八”事變後，參加了保定學生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保定第二師範學校被解散，遠千裏到北平中華中學繼續讀書。後來專門從事革命活動和詩歌創作而棄學。在這期間，他閱讀了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詩人的作品，進步很快。1935年考入北平河北省電政管理局當電線技工，又曾到重慶，成都等地工作。1938年四月在冀中抗日人民自衛軍《自衛》報社擔任記者，不久，到冀中軍區新世紀劇社擔任創作組組長，做過《歌與劇》、《新世紀詩刊》、《詩與畫》等刊物的編輯與出版工作。以後，又調任冀中七分區《戰地報》負責兼前進劇社導演。於1943年1月加人中共黨。後任冀中九分區政治部隨軍記者，冀中軍區特派記者。＂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過《河北日報》副刊組長，河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秘書長、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長，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從1956年起，他擔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長、宣傳部副部長。1966年文革開始被誣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黑線人物”，受盡迫害。1968年6月22日在關押中用刀片割頸動脈而死。時年53歲。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著名理論物理學家。1924年，中學畢業後，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學。1925年，束星北轉學到山東齊魯大學物理系。1926年，經同學引薦，束星北考進了美國堪薩斯州貝克大學物理系。後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學習。這期間，他常常出入於各種華人社團組織，先後加入過美國共黨、中共黨（其實只是當地一個華人政治組織）和一個自稱是三Q黨的組織。1927年7月，束星北離開美國，經日本、朝鮮、滿洲裏，莫斯科、華沙到柏林、漢諾威、漢堡等地，最後來到英國。1928年10月，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30年2月，束星北來到劍橋大學，同年8月，他被愛丁頓博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系助教，1931年8月，束星北獲科學碩士學位。1931年9月，束星北在母親催促下回國與葛楚華結婚。後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9月，應浙江大學物理系主任張紹忠的的邀請，束星北到浙江大學擔任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擅自挪用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撥給物理系購置儀器設備的專款，物理系教授張紹忠、何增祿、朱福炘、束星北等人憤然離校。1935年8月，他到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任數學系主任，並在上海交通大學兼職。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後，將因抗議前任校長郭任遠而辭職的教授請回學校，同年8月，束星北回到浙江大學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他晉升為教授。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於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二廳技術室，與謝立惠、陳維昆、束慰曾一起參與雷達的研製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離開重慶軍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學，並隨學校回遷杭州。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束星北被打成為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束星北被劃為極右派分子。1958年6月，束星北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束星北被編入勞改隊到青島月子口水庫水利工地強行勞改。1960年，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島醫學院任教員，管製勞動。1965年，他完成了《狹義相對論》手稿，該專著最終在1995年付梓。文革開始後，被安排打掃衛生等體力勞動。1978年5月，束星北被青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為研究員，開展海洋物理研究。



麗 尼：（1909年－1968年8月3日），原名郭安仁。文學翻譯家。麗尼小時有過一個青梅竹馬的女友，不幸的是這個外國小女孩早早夭折了，他為她寫下了《月季花之獻》《失去》《拉麗山達》等散文詩篇。如同冰心所說，這些作品“是夢中的真，是真中的夢，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一個年少，一個黃金時代之夢，一經過去，就再也沒有回返的時候了。”為了紀念她，他用她名字的譯音“麗尼”作為自己的筆名。中學畢業後，麗尼先是到了上海，一度在上海勞動大學當旁聽生。因為他的英語基礎好，不久就輾轉到泉州黎明中學當了一名英語教師。在泉州，這位詩人愛上了一位華僑的女兒。不久，他們的戀情被女孩子家裏知道，遭到了幹涉。女孩子將被迫和自己並不喜歡的一位有錢士紳結婚，這個男子就是這所學校的校董。麗尼不得不離校出走，可是，女孩子竟然在結婚前夕跑到鼓浪嶼找到他。然而，一文不名的散文詩人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帶著她去往天涯海角，他辭謝了她的愛……巴金的小說《春天裏的秋天》就是以麗尼的這段經歷為原型寫成的。離開泉州之後，麗尼回到故鄉在武漢美專教書，不料相似的一幕又在這位散文詩人身上重演。在武漢美專，他與一個已有未婚夫的女學生相愛。女學生姓許，未婚夫在國外留學。他們的戀愛同樣遭到女方父親反對，但是這個女孩沒有屈服，逃出家門，拿到一張開往南京的船票。在南京的朋友們幫助了這兩個年輕人，他們結了婚……這個女孩就是麗尼的夫人許嚴。麗尼和許嚴一起度過了此後許多顛沛流離的日子。麗尼除了教書、譯書，還寫下不少清麗的散文名作。寫於抗戰時期的《江南的記憶》，巴金曾一再稱道。1930年，麗尼到上海後就參加了“左聯”，和巴金、吳朗西等一起創辦了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早期的《黃昏之獻》（1935年）、《鷹之歌》（1936年）、《白夜》（1937年）三集散文也都是經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抗戰爆發後，麗尼回到武漢，在戰時的一個軍事譯著機構擔任翻譯，幾乎中斷了文學創作生涯。1952年10月1日，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組建，社長胡青坡，副社長兼總編輯由郭安仁即麗尼擔任。1954年，中南行政大區撤消後，中南人民出版社、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中南工人出版社、武漢通俗出版社等統一調整合並，組建了湖北人民出版社。晚年的麗尼一個人在南方的暨南大學任教，夫人許嚴和女兒留在北京工作。文革期間，他遭受到迫害，天天要去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老伴獲準可以來廣州照料他的生活，他請了假去車站接人。可是，到了車站，他遠遠地看見老伴正被兩個人押著。如果不仔細辨認，麗尼幾乎認不出她就是許嚴。當許嚴看見麗尼認出她，正要向她走過來時，竟然大叫了一聲：“還不快走！”這是這對已經多年未見面的老夫妻在車站上說過的唯一一句話。為了保全麗尼，這位女性寧肯承擔所有折磨，就這樣和自己最親愛的人永別了！1968年夏天，麗尼在酷暑中勞作過度暈倒在地，第二天就告別了人世。他的遺物裏有一套俄文版《屠格涅夫全集》。終年59歲。



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2012年6月24日），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數學獎得主。曾任復旦大學數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溫州大學名譽校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主要從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幾何、數學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一般空間微分幾何學、齊性黎曼空間、無限維變換擬群、雙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規範場理論、調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論等方面取得了系統、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首次提出了高維、高階混合型方程的系統理論，在超音速繞流的數學問題、規範場的數學結構、波映照和高維時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1940年3月，經馮增榮介紹，14歲的谷超豪加入中共黨，10月轉為正式黨員。1941年4月，日軍占領溫州，谷超豪隨溫州中學逃到青田白巖，並參加溫州中學劇團赴麗水演出抗日話劇，他在其中任後勤工作。1942年7月11日，日軍再次占領溫州，谷超豪避難茶山。1942年秋，日軍撤離後，溫州中學遷返溫州市區，谷超豪任中共溫州中學支部組織委員。1943年1月，溫州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嚴重破壞，中共溫州中學支部書記何生被捕，谷超豪的組織關系就此中斷。同年考進國立浙江大學工學院。1944年暑假回溫州，9月溫州被日軍第三次占領，谷超豪逃到茶山，後困在溫州城裏。1945年任家庭教師，10月，返回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復學。1945年12月，浙江大學龍泉分校遷返杭州，遷校期間谷超豪返回溫州。1946年初，到杭州繼續在浙江大學學習。1946年4月，與浙江大學同學吳士濂、薛天士發起成立“求是學社”，任社長。同年，谷超豪任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數學系代表，籌編《求是周報》（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機關報）。1947年參加蘇步青、陳建功各自主持的微分幾何、函數論的討論班。1948年4月，谷超豪在浙江大學重新加入中共黨，10月轉為正式黨員。1950年1月，谷超豪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文化局科普科科長。8月，參加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成為全國科普協會發起者之一。1952年參加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升為講師。1952年6月，在上海參加了留蘇預備生考試，後因為政審沒有過關，未能獲準出國。1962年10月，任復旦大學數學研究所副所長。1965年，谷超豪赴上海縣梅隴公社朱行大隊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革爆發後，回復旦大學接受批判。1967年到1969年，遭受批判並在復旦大學勞動，曾至橫沙島、寶山縣羅店公社徐家宅大隊勞動。1970年至1971年，繼續受批判，並被分配至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參與整理數學、物理資料，直至文革結束。



應雲衛：（1904年9月17日－1967年1月16日），導演、編劇、演員。1921年，與谷劍塵等人發起組織上海戲劇協社，從事“愛美劇”運動 。1930年8月，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 。1932年，進入藝華影業公司 。1933年，為紀念“九•一八事變”兩周年，執導了話劇《怒吼吧！中國》。1934年，加入電通影業公司；同年，執導個人首部電影《桃李劫》。1935年，執導由胡萍、尚冠武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時勢英雄》。1936年，擔任上海明星公司二場導演兼場務主任，並執導了革命電影《生死同心》。1937年8月，擔任上海業余實驗劇團三隊和四隊的總隊長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應雲衛擔任了第三廳戲劇科的主任，並擔任了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委員會委員，同年，執導話劇《原野》；隨後，執導由袁牧之、陳波兒搭檔主演的戰爭電影《八百壯士》。1940年，執導由周伯勛、吳茵合作主演的抗日電影《塞上風雲》。1941年，“皖南事變”後，應雲衛與陳白塵、孟君謀等在重慶組織進步職業劇團中華劇藝社，擔任理事長，並執導了抗戰電影《大地回春》；4月，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進步劇團“中華劇藝社”草創成立，應雲衛應邀擔任理事長。1942年，組織重慶戲劇界演出郭沫若的話劇《屈原》。1943年2月24日，中華劇藝社在國泰大戲院首場演出話劇《復活》。1946年，擔任國泰影業公司的場務主任；3月，在重慶和現代戲劇協會合作首演陳白塵的話劇《升官圖》。1947年，與吳天聯合執導由蘇繪、馮喆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憶江南》，同年執導由秦怡、姜明、周峰聯袂主演的劇情電影《無名氏》。1948年，執導由袁雪芬、黃宗英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雞鳴早看天》，同年，與吳天聯合執導劇情電影《一帆風順》。1949年，執導劇情電影《喜迎春》，影片圍繞著一個普通家庭的痛苦與歡樂，提出了對於社會惡勢力必須進行抗爭的主題 。1950年，與楊小仲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婦女春秋》，該片由沈亞倫、周伯勛共同主演 。1951年，執導由朱莎、袁靈雲、顧德剛聯合主演的劇情電影《再生鳳凰》。1954年，執導由魏鶴齡、藍谷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不能走那條路》。1956年，執導戲曲電影《宋士傑》，該片講述了宋士傑打抱不平為民告狀申冤，行俠仗義的故事 。1960年，執導由王文娟、徐玉蘭合作主演的越劇電影《追魚》 ；同年，執導由王愛勤、曹蓉芳合作主演的戲曲電影《鬥詩亭》。1961年，執導戲曲電影《周信芳的舞臺藝術》。1963年，執導由蓋叫天、張佑福共同主演的戲曲電影《武松》。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1月16日，患有心臟病的應雲衛遭到批鬥，死於沿途的遊鬥途中 。



巫寧坤：（1920年9月－），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1946年9月，成為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曼徹斯特學院唯一的外國學生。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文學批評。1951年受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邀請，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從事英語教學。臨行前，室友李政道為其整理行李。他邀李政道共同回國服務，李說他不願回去被洗腦。回國後先後在北京燕京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國際關系學院等校任英美文學教授。巫寧坤曾經在《英語世界》發表一些英文散文，詩歌和翻譯，包括他英譯的方勵之的《重訪卡普裏》。巫寧坤中英文俱佳。黃燦然(詩人、 翻譯家)認為他翻譯為中文的有些詩歌譯文質量優於余光中的翻譯。著有英文回憶錄《A Single Tear》，後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淚》。作為翻譯家，他的著名譯作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和《白求恩傳》。1954年起，開始受到批評批判，後一度恢復工作。燕京大學被拆分後，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在南開任教期間與李怡楷結婚。1957年“雙百運動”時因批評時政，在反右運動時被打倒。文革開始後繼續受到各種批鬥、批判。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寧坤又被取消了職工待遇，被下放到生產隊勞動。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稱國際關系學院的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1980年代初，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以貴賓待遇歡迎回國，提出見巫寧坤時，上方叫巫別說對黨國不利的話。他見到李政道後，心理不禁嘆息：若李聽他的話一同回國，這世界就少一個獲諾獎的科學家，可能再多一個右派了。不久，偕夫人和兒女離開中國，重返美國定居。



來新夏：（1923年7月21日－2014年3月31日），號弢盦，書齋名“邃谷”，當代中國知名文史學者。在北洋軍閥史、方誌學、圖書文獻學領域有著傑出貢獻。1929年，七歲的來新夏因父親供職天津北寧鐵路局而隨母北上，9月初入扶輪小學就讀。1931年9月間，因父親工作變動，來新夏隨母親暫返蕭山，寄居西興鎮外祖家，在鐵陵關小學讀三年級。1932年9月，父親仍在天津供職，隨母親返回天津，在究真中學附屬小學。1933年，6月中父親就職昆山，7月初來新夏隨母遷往昆山，8月底父親轉去南京鐵道部任職，全家遷往南京，來新夏轉入南京新菜市小學就讀。1934年起，祖父從《古文觀止》中選出部分篇章編為《古文選鈔》，來新夏開始學習《古文選鈔》。1935年6月於南京新菜市小學畢業後，9月考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1936年4月，父親回天津北寧鐵路局供職，母親與二弟來新陽隨行，來新夏因期中轉學不便而寄宿中學宿舍，由於無人管束，來新夏經常曠課，讀了大量中外小說，以致學期結束兩門課程不及格，來新夏只身北上，因學業不佳受父母冷遇逾月。1936年9月，入究真中學讀書，重讀初中一年級，來新夏自此發奮學習，從此至大學畢業，成績未出前三。1937年7月底，因日軍侵華，全家逃難，8月間全家居於法租界，9月，考入旅津廣東中學讀書。1939年，來新夏修完了《古文選鈔》，開始學習《古文觀止》，9月升入高中，後在國文老師謝國捷（謝國楨六弟）指導下完成了其第一篇史學論文《漢唐改元釋例》的初稿。1940年10月，全家遷入樓房，來新夏命名為“邃谷樓”，並撰《邃谷樓記》交予祖父修訂，自此後來新夏雖然居所不定，但書齋始終名為“邃谷”。1942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期間得到了陳垣、張星烺、啟功、余嘉錫、朱師轍、柴德賡、趙光賢等人的指點，每年均以全班第一名成績得“勤”字獎章與獎學金，跨系選修了余嘉錫的《目錄學》課程，並與國文老師啟功結下了親密師生關系。1946年2月，來新夏因已有家室，且畢業論文基本完成，意圖小補生計，經好友陳鍬介紹，在世界科學社的《文藝與生活》雜誌任助理編輯至6月，參與第1期到第3期編稿工作，5月從輔仁大學畢業，畢業論文《漢唐改元釋例》由時任校長的陳垣親自指導。畢業後，短暫失業，1947年2月，經親友介紹在在華北興業公司擔任文秘工作，收入僅供一人生活，半年後公司倒閉，下半年仍賦閑在家。1948年，來新夏應聘至天津新學中學任教師。1949年3月，來新夏與同事張公骕（張之萬嫡孫）被華北民主青年聯合會推薦，接受南下工作培訓，進入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來新夏受到革命熱情鼓舞，一度改名“禹一寧”，以列寧自居。同年9月，培訓期滿後，來新夏被副校長範文瀾挑選入其主持的歷史研究室，並成為其研究生，主攻中國近代史。1949年建國後，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來新夏任研究實習員，開始整理北洋軍閥檔案並對北洋軍閥史產生興趣。1951年春，由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廷繆與範文瀾商定，來新夏進入南開大學任教，並替代了一度赴朝鮮慰問的吳廷繆的中國近代史教學任務，逐漸由助教升為歷史學教授。來南開後，來新夏繼續在北洋軍閥史上的研究，並於1952年在《歷史教學》雜誌上接連發表了講課記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正式進入北洋軍閥史研究領域。不久，來新夏受命籌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在天津地區搜集了許多資料，但後因人事變動而中斷。經榮孟源推薦，來新夏應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開始撰寫北洋軍閥史專著。1957年，來新夏完成、出版了《北洋軍閥史略》，並引起了海外學者註意，明治大學巖崎富久男教授將其翻譯為日語引入日本。1958年6月，中華書局將《林則徐全集》全部書稿交予來新夏審閱以便出版，來新夏見資料豐富開始著手編寫《林則徐年譜》。1960年9月，來新夏因曾在《文藝與生活》雜誌工作在審幹運動中被“內控”長達十八年，期間被剝奪教學和研究工作的權利，不能參與社會活動也無法撰寫署名文章。之後，來新夏開始修訂《林則徐年譜》，1961年將初稿30萬字修訂完成，1962年完成了50萬字的《清人年譜知見錄》和《結網錄》等草稿本，1964年在《清人年譜知見錄》基礎上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定稿。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8月7日蔓延至南開大學，來新夏和鄭天挺等十七人被當作南開大學首批牛鬼蛇神被剝奪人身權利，開始勞動改造，8月中下旬紅衛兵以掃四舊名義毀壞了其藏書及《林則徐年譜》《清人年譜知見錄》《結網錄》《清人筆記隨錄》等手稿。1970年農歷生日當天，來新夏被勒令攜妻李貞到天津南郊區太平村公社翟莊子大隊插隊落戶，只有鞏紹英親自來送，並勉勵其重寫《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下放後，來新夏每晚整理殘稿《林則徐年譜》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1973年2月，因《林則徐年譜》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殘稿基本整理完成，開始編寫《古典目錄學淺說》，次年3月基本編寫完成。1974年9月，來新夏返回天津，被安置學校農場由牲口棚改造的簡易平房內，年余方才遷入校內。1976年，調回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1978年10月，南開大學歷史系黨總支宣布為來新夏和鄭天挺等受迫害的十七人平反。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女，原名義來，學名仲明，乳名“二妞”。著名京劇、昆曲女演員。1939年演《扈家莊》而走紅。1940年，與家人合演影片《三娘教子》，其他參演影片包括《逃婚》、《紅樓二尤》等影片。1943年在上海拜梅蘭芳為師。1953年，參加上海代表團赴朝鮮的慰問演出。回國後言慧珠將朝鮮名劇《春香傳》改編，演出獲好評。言慧珠還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進行改編，並在中國大戲院成功演出。後言慧珠成立了“言劇團”，並購置了華園。而在當時的劇團國營風潮中，言慧珠公開表示不感興趣。1954年，言慧珠試圖參加體製改革後的北京京劇團，未果後，被分派到北京京劇四團，受排擠，《春香傳》被停演。其參加演出的梅蘭芳藝術影片拍攝被刪除。1955年3月初，言慧珠服安眠藥自殺，被救活。1956年5月，加入上海京劇院，與李玉茹、童芷苓均為二級演員。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言慧珠只演出了十三場戲。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戲曲學校開始貼大字報、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飛兩人身上前後都被刷漿糊、貼滿標語、大字報，並被安排掃廁所。9月1日、2日，他們的住所華園被抄家，言慧珠積蓄多年的財產被抄走，包括幾十枚鉆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條、六萬元存折，家裏的設施被嚴重破壞。言慧珠曾數次分別將三千元現金交付親友，但親友迫於壓力即上交給學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將十歲的兒子言清卿托付給俞振飛後，在衛生間懸梁自盡，留下了三封遺書。當時結論稱其“自絕於人民”。



啟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愛新覺羅氏，字符白（或作元伯），中國古典文獻學家。集教育家、文物鑒定專家、古典文學專家、語言學家、書法家、畫家、詩人於一身。專門從事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中國歷代散文、歷代詩選和唐宋詞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他曾任職輔仁大學附屬中學美術教師、輔仁大學中文系教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九三學社顧問、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顧問、故宮博物院顧問、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等職務。今日，他的字跡被方正公司製成電腦漢字字體的方正啟體。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劄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其《啟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為著述，包括詩詞創作、講學、口述歷史、書信、日記等，後10卷為書畫作品，匯集了啟功先生創作的冊頁、成扇、手卷、橫幅、立軸、字課、臨寫等。《啟功全集》不僅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具有極大的鑒賞價值和極高的研究價值。因身為清朝宗室後裔，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間，列為“牛鬼蛇神”之中，遭受不斷審查與批鬥。由於他精通書法，又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寫大字報。1978年落實政策仍被聘為教授。



邱椿：（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教育家。1911年高小畢業後，考入江西省立農業專門學校，後轉入南昌私立心遠中學肄業。1912年秋，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4年後升入高等科，1920年7月畢業。期間，在北京參加了1919年“五四”學生愛國運動。1920年秋，留學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兩年後畢業，獲該校教育學士學位。1922年9月，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兩年後畢業，先後獲該校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25年1月，留學德慕尼黑大學，研究教育學。1925年10月，邱椿歸國後，一直任教至1939年春。曾先後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等校教育教授。期間，於1927年前後與姜琦等發起成立了“中國教育學會”；1933年10月，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資助，以教授名義出國，赴歐美、蘇聯考察手工教育；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仍以教授名義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專心研究教育哲學。1939年春，邱椿被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參與審查國民政府教育部工作報告。同年秋，因父親去世，回鄉奔喪。喪事就緒，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之邀籌建中正大學，被委為籌備委員兼中正大學名譽教授。接著被任命為江西省政府委員。1940年由熊式輝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幾年間，他名為省府委員，卻很少參加省府委員會議。1944年11月，邱椿遠涉重洋赴美國講學，任匹茲堡大學教授，主講中國教育的夙願，於1946年春歸國。當即由青年黨推薦他為國民黨政府發表邱椿為江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亦堅辭未就，並自動脫離國民黨。旋赴北平，入北京大學任教育系教授，至1950年北京大學教育系並入北京師範大學，邱椿轉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在國內各大學任教期間，擔任的課程主要有：教育哲學、現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國教育史、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 現代教育學說。著有《英國唯心主義者的教育思想》《中國新教育行政製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 《教育哲學》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邱椿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屢遭迫害。１９６６年９月，邱椿頭戴高帽，先在校園內遊鬥，隨後被押到北師大學生宿舍西西樓前，在全校規模的大會上接受批判。其間，被喝令站到疊放在講臺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臟病的邱椿在紅衛兵拉扯下，顫悠悠登上“審判臺”，批鬥會尚未結束，便從凳子上一頭栽下。邱椿摔下來後，曾經向造反派要求服藥，遭到斥責：“不要裝死！ ”參加批鬥的學生亦大聲呼喊：“快站起來，不要裝死！”會後，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長時間無人過問。最後，拉到校醫院，也沒有人敢救，終於不治身亡，那一年，他６９歲。 　　



良卿法師：（1896年－1966年），俗名戚金銳，法名永貫，字良卿，河南省偃師縣人。臨濟正宗派法師。1916年在河南靈山寺出家，循序升至監院。1931年受請出任洛陽白馬寺住持。1948年起出門參訪遊化。1953年受請出任法門寺住持。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將法門寺洗劫一空，後來又要挖掘破壞珍藏佛祖舍利的地宮。法師再三勸阻無效，乃置身於柴草之上，點火自焚，以身殉佛，阻止了紅衛兵的破壞。



周華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中國數量經濟學的先驅。1941年，周華章考入南開經濟研究所，攻讀經濟學碩士。1944年發表《經濟史研究之前瞻》一文。1948年，周華章通過了中華民國教育部的出國考試。1949年春，周華章由上海乘船赴美國留學，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1952年8月，周華章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因美國彌漫麥卡錫主義，美國中央情報局控製了該批中國留學生，故周華章並未立即獲得回國簽證。1953年1月，美國政府準予周華章歸國。回國後，周華章的工作與其專業不太對口。他還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3月18日，周華章致信中宣部科學處、理論教育處處長於光遠，要求調換工作，信中稱：－－雖然技術經濟學與數理統計，與概率論都有關系，因此後述二者我也有相當了解，但我的專業是前者，特別是前者與國際經濟的關系及計劃經濟的關系。我想了解有沒有更能發揮我的潛力的工作崗位？ 如果有，我不計地點（邊疆也可以），不計待遇名義，不過希望與家屬一起去。我對工作並無成見，主要以發揮潛力為主，又，我是民盟盟員。2．如果現在還不能確定有沒有這種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個機會讓我試用技術經濟學方法來研究一些問題，看看效果如何。－－經於光遠介紹，周華章被調到清華大學。同年，為配合“兩彈一星”研究，錢學森和許國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成立OR研究組，同時從清華大學電機系分出自動控製系，並在其下籌組運籌學專業，許國誌設計教學大綱及課程，周華章負責教學工作。經周華章籌劃，清華大學成立運籌一班、運籌二班，成為最早的運籌學本科班級。周華章還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兼職研究員，在該所運籌室和許國誌、劉源張共同工作。1957年至1958年期間，中共國甚至掀起了推廣運籌學的“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華章遭到攻擊。為結束清華大學武鬥，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遲群（8341部隊科長） 、謝靜宜（機要員）率“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兩派進行武鬥的校區。此後，在“清理階級隊伍” 運動中，周華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間諜”、“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1968年9月30日自殺。



周壽憲：（1925年－1976年5月），計算機專家。1946年，周壽憲獲得重慶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學士學位。1947年周壽憲赴美國留學。1949年和1951年，周壽憲先後獲得密歇根大學電訊系碩士、博士學位。此後，他在美國從事研究，曾經研究過磁心移位寄存器。1955年，周壽憲回國。回國後，被分至清華大學參與籌建計算機專業，編製在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1956年，國家十二年科學規劃開始製定。經中國科學院夏培肅推薦，周壽憲到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下設的 “計算技術和數學規劃組”任職，在華羅庚的領導下參與製定規劃。規劃製定工作結束後的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周壽憲任委員。1956年7月，中國科學院組織了中國首個赴蘇聯的計算機考察團，由15人組成。周壽憲作為考察團成員之一，到蘇聯科學院精密機械和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的通用機研究室考察，同年底歸國。回國後，周壽憲繼續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任職。不久，周壽憲在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計算機教研組任教，負責教授《脈沖技術》、《計算機原理》等課。到清華大學後，周壽憲參加工程項目。在112型計算機（中國第一臺計算機）研製項目中，周壽憲參加了晶體管單位線路的定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壽憲被作為美國特務批鬥，遭到殘酷迫害。後來，周壽憲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五七幹校勞動。當時，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疾病，但連隊的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仍經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還毆打和辱罵他，導致周壽憲病情加重，農場不得不將其送回北京清華大學。不久，1976年5月周壽憲在家中跳樓自殺身亡。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字子兢，中國冶金學家和陶瓷學家，中國第一個民間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1910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系求學。1914年獲學士學位並攻讀冶金專業研究生，1915年獲碩士學位。為了中國早日有鋼鐵，他毅然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及美國摩爾公司的重金聘請，於同年8月回國。1916年3月，由《申報》主編史量才推薦，任建築新館、安裝機器的工程師。1917年2月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其間任江西九江電燈公司工程顧問。1919年8月，受康乃爾大學同學任鴻雋之邀任四川煉鋼廠總工程師。與任鴻雋去美國摩爾電爐公司采購設備，1921年底回國，經上海時四川政局生變，所購設備在重慶擱淺。與王季同籌資在上海天通庵創辦大效機械廠。後來在中央硏究院設計出當時全國最好的棉紡織機器。1922年任交通大學機械系教授，1924年任教務長。1927年任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首任院長。參與中央研究院的籌組，後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長，在上海設鋼鐵試驗工場，並決定工程研究所和中大工學院合建陶瓷試驗工場。中共國成立前夕，曾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後任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矽酸鹽化學所所長等職，對中國冶金、陶瓷領域的工程研究以及鋼鐵工業的技術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1933年，煉出不銹鋼、錳鋼、高速鋼等鑄件。周為中國電爐煉鋼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進行特殊鋼和合金鑄鐵研究和生產者之一。1947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多次授意周仁，將研究所遷往臺灣，周仁便以選擇地方，暫緩搬遷為由頂著。中共進駐上海前夕，朱家驊兩次親筆寫信，限令周仁等速去臺灣，周仁以“獻身科學、保全科研設備”為由拒不執行。其實，周仁在半年前就已拿到了去美國考察的出國簽證，他拿著護照遲遲不願啟程，是不忍心離開心愛的工學研究所，他盼望＂新中國＂的誕生。當年，周仁與聶其壁結婚時宋美齡是聶其壁的儐相，這樣的家庭在平時是受人尊敬和羨慕的，但在文革，這樣的家庭卻是首當其沖被沖擊的對象。文革中，周仁的厄運降臨，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運走了幾大卡車。周仁被反復批鬥毆打折磨，造成一眼瞎一腿瘸，臥床奄奄待斃，仍遭隔離審查，關進四壁無窗的房間。1973年12月3日，81歲的周仁慘死。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7年，李大釗等20余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中共黨員身份）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華和李星華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長的委托看守校產。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3月29日任“藝文雜誌”總編輯，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胡適在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托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托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共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後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1967年5月6日，著作等身的周作人發病去世，享壽82歲。



周揚：（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運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周莧等。中共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到延安，歷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校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1949年後，任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又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有中共“文藝沙皇”之稱。1923年2月，與同歲的吳淑媛成婚。婚後，周揚攜妻子到長沙讀書。1927年，周揚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同年加入中共黨。1928年，失掉組織聯系。曾留學日本，1931年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共黨。1933年，周揚在上海結識蘇靈楊。次年，兩人結婚。周揚再娶並未告之懷孕的元配妻子吳淑媛，此後周揚將懷孕的吳淑媛和兩子送回益陽。1936年，左聯內部有關“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周揚也與胡風有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爭論。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秋，周揚隨同妻子蘇靈揚和年幼的女兒抵到延安。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協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長。1949年，參與負責籌備和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副主席。中共國成立後，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一生著譯甚多，有譯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編有《馬克屎主義與文藝》。出版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有《周揚文集》五卷。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具體領導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種文藝運動和思想鬥爭，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藝講話。1954年12月，周揚發表了批判胡風的文章《我們必須戰鬥》，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發動了批判胡風的運動，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在其擔任文宣領導期間，策動了多次批判運動，如對《武訓傳》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和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案等。1963年至1964年，毛澤東直指周揚領導下的各個文藝協會“這些協會和他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射穢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周揚大規模地對文聯、作協和文化部負責人進行激烈批判，卻未能自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射穢主義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奴隸總管”，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一等等。結果他被捕入秦城監獄。1978年周揚從秦城監獄被釋放。1979年，主持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1996年11月10日），中國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1913年到位於長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袁吉六（國文課教師）、楊昌濟（修身課教師）、符定一（校長）等是他的老師。1917年，周谷城中學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的英語部。1921年春，在畢業前半年，周谷城便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範部教英文兼倫理學。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他仍繼續任上述教職，在此期間結識了在該校任國文教員的毛澤東。1924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專著——《生活系統》，融心理學與哲學為一體。大革命時期，周谷城曾參加農民運動，擔任過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湖南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師、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秘書等職務。周谷城曾應毛澤東之邀，擔任過湖南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的教師，教授心理學。1927年，隨著大革命失敗，周谷城來到上海，以著文、翻譯謀生。譯有《文化之出路》、《蘇聯的新教育》等。1927年至1930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學附中、中國公學任教。1930年，他加入鄧演達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0年至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撰寫了若幹探討中國社會的著作，如《中國社會之結構》（1930年）、《中國社會之變化》（1931年）、《中國社會之現狀》（1933年）等。 1932年至1942年，他擔任暨南大學教授兼史社系主任。出版《農村社會新論》（1939年）和《中國教育小史》（1929年）等書。其間還撰寫了《中國通史》。1942年秋起，周谷城轉至在重慶的復旦大學執教，復旦大學遷回上海後他也繼續任教，曾擔任過歷史系主任、復旦大學教務長等職，後為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到復旦大學任教後，他積極參與民主進步活動，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顧問。發表大量政論文章，如《論中國之現代化》（1943年）、《論民主趨勢之不可抗拒》（1944年）、《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1945年）、《人民時代之中國農民》（1946年）、《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1947年）、《中國之獨立地位》（1947年）、《徹底肅清封建勢力》（1949年）等。 1945年2月曾同郭沫若、老舍、陶行知等人發表《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製並建立聯合政府。1946年，與張誌讓、潘震亞、沈體蘭等教授組織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曾和翦伯贊等共同起草反蔣宣言。因參加民主運動，在1949年4月26日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後由復旦大學保釋。1949年9月，周谷城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此後，他先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文教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同年周谷城撰寫的《世界通史》出版，主張著眼全局、統一整體，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並相繼發表過《史學上的全局觀念》（1959）、《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1960）、《評沒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們的“歐洲中心論”》（1961）等論文。六十多年來，周谷城著述數百萬字，出版專著十余部，發表論文兩百余篇。1952年，周谷城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共國建國初期，曾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一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後又創建了上海市歷史學會，並先後擔任過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主席團成員及首任執行主席，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務。1961年至1962年，周谷城先後發表了三篇文章，闡述其美學思想，提出了“時代精神匯合論”。此後，在1963年至1964年，這三篇文章引發了批判周谷城“時代精神匯合論”的風潮，姚文元等公開與其論戰，該批判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時代精神匯合論被列入“黑八論”進行重點批判。周谷城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在北京某中學任教的大女兒也受牽連而被紅衛兵打死，另一位女兒也遭迫害死亡。1978年周谷城復出。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有光”本為筆名，後來成為他的號。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曾參加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被若幹媒體稱作“漢語拼音之父”十歲時，隨全家遷居蘇州，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1918年，入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一年後正式升入中學，與後來同樣成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同學。1923年，中學畢業，成績優異。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本只能選擇免交學費的師範學校，但無意中考上了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幸得親友資助，為周有光湊齊了200元學費，遂入學。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改入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繼續學習。1927年，大學畢業。1933年4月30日，與張允和結婚。結婚後夫婦同往日本留學。因仰慕日本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周有光離開原本就讀的東京大學，轉考入京都大學，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經被逮捕入獄，周有光未能如願作成河上肇的學生。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一周年紀念日，他們的兒子曉平出生。1935年，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任教於光華大學，並且在上海銀行兼職，同時參加了反日救國會（章乃器小組）。女兒小禾出生。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帶全家逃難到四川，先在新華銀行任職，後調入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任重慶辦事處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1945年，抗戰勝利復回新華銀行工作，先後被派駐紐約，倫敦。工作之余，利用業余時間讀書，學習。1948年，在香港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20世紀40年代後期周有光在美國時，經朋友介紹曾與愛因斯坦會面交談過兩次。1949年，解放軍攻占上海後回國，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並在上海新華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兼職。1954年，因為之前已發表、出版過一些關於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1955年10月，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參加製訂漢語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放棄了在上海的經濟學教學工作。這一變動無意中幫助周有光躲過了1957年開始的，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1958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於1961年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勞動之余，憑借帶去的各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有光與其他老年知識分子被放回家。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2012年3月，周有光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由於自己參加了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而因此逃過一劫：“反右運動，美國回來的大學教授都是‘右派’，有的就自殺了；我的好朋友都自殺了……我逃過了一個上海反右運動。”針對毛澤東和中共黨，他表示：“我們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澤東這話，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臺以後搞了最最壞的專製。” “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 同時他並沒有為自己回國而感到後悔。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國須棄專製走民主路：“中國不適合民主？這等於說中國人不適合吃西餐一樣荒謬。” “貪官當然要抓，但抓了貪官不等於政府就好了，問題在於專製，不是貪官。專製下必然有貪官，民主製度下貪官少，因為人民可以講話，你做壞事我下次不選舉你，專製就不行。 ” “我們的憲法規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現在一樣都沒有；憲法上有民主條文，但是空的，沒有真的東西。大家希望它能夠慢慢開明。”2014年2月《德國之聲》轉載德國新聞周刊《明鏡》引述周有光的話說：“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毛澤東搞得一塌糊塗。”2016年1月13日，以110歲高齡成為超級人瑞。次年1月14日清晨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嵩壽111歲。



周瘦鵑（1895 年－1968年8月11日），原名周國賢。中國作家、翻譯家，園藝家，屬於“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中學畢業前患病，毛發脫光，得校長器重，留校任教，不久改行為職業作家。他在中學時代即開始從事寫作，用筆名“泣紅”，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話劇《愛之花》。1915年，周瘦鵑參加南社。此後任職於中華書局，翻譯出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和《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其中包括高爾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譯），獲得稿費後，得以和胡鳳君結婚。自1920年起，周瘦鵑任《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輯，直到1932年底。同時，他還主編或與人合編《禮拜六》周刊、大東書局《半月》雜誌（後改名《紫羅蘭》和《新家庭》）、《紫蘭花片》、《良友畫報》等多種報刊。1931年，周瘦鵑遷居蘇州，在王長河頭辟紫蘭小築，人稱周家花園。他往來於蘇州與上海之間，繼續負責申報的《春秋》副刊。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周瘦鵑與程小青兩家經浙江南潯避居安徽黟縣山區。次年《申報》在租界復刊，周瘦鵑也回到上海復職，居愚園路田莊，並在海格路售賣盆景維持生計。經同學蔣保厘介紹，周瘦鵑加入上海中西蒔花會，在比賽中曾兩度奪魁，獲得彼得葛蘭獎杯。第三屆僅獲次獎，遂憤而退出。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周瘦鵑辭去《申報》副刊編務。1946年起，周瘦鵑再度隱居蘇州，閉門研究盆景，開始過著陶淵明、林和靖式的隱居生活。1950年代以後，陳毅、周恩來、葉劍英等都前去拜訪。在觀賞盆景、盆栽之後，同他進行了親切交談，要他打消一切顧慮，為＂新中國＂歌唱。此後於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期間，以“姑蘇書簡”形式，不定期為香港《文匯報》撰文，向港澳同胞介紹日新月異的祖國和他本人的幸福生活。曾發表有關花草園藝、遊記的散文集《行雲集》、《花花草草》、《花前瑣記》、《花前續記》等。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鵑受到不堪迫害，1968年8月11日投井身亡，年73歲。



周潔夫：（1917年11月－1966年8月24日），作家。父母早逝，少年時隨姐姐到上海，曾在西餐廳打工，後考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做學徒、校對員。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周潔夫從上海到延安參加八路軍，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39年，加入中共黨。1941年，創作了第一篇短片小說《學徒》。該作品後被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列為解放區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因為在商務印書館的經歷，周潔夫參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所有大會印發的文件皆由其校對。因康生主導的延安肅反運動擴大化，周潔夫在被審查期間曾被短暫關押，之後被派往邊區騎兵旅。抗日戰爭結束後，大批幹部被迅速派往東北，周潔夫在1945年底前往東北，在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宣傳部工作，主要是編輯民主聯軍的《自衛報》（後改為《戰士報》）。1949年3月，周潔夫在北平與新華社軍事分社記者虞丹結為夫妻。經過一段時期修整，第四野戰軍隨後南下，大軍到達武漢時，恢復了因戰時移動而停刊的《戰士報》，此時周潔夫任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由四野宣傳部長王蘭西兼任。周潔夫在50年代初辭去總編輯一職，出版了長篇小說《走向勝利》和短篇小說集《老戰士》等。1955年，周潔夫被調往總政治任專業創作員。期間創作了長篇小說《十月的陽光》，《祖國屏障》和長詩《開墾》等作品。1957年，周潔夫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蘇聯並參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活動，在紅場觀看了紅場閱兵。回國後，出版了散文集《訪蘇散記》。1958年，反右運動後，中共軍總政治部創作組過半成員受到牽連，創作組解散。周潔夫調往中共軍文藝社任副主編。1964年底，為充實加強廣州軍區的創作，周潔夫調回廣州軍區，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6年8月24日，周潔夫在住所墜樓，經搶救無效身亡。事件被認定為自殺。廣州軍區隨即定性為叛黨叛軍，被開除軍籍黨籍。1975年，鄧小平主持軍委工作後，死亡原因被改為病故。時年49歲。



周巍峙：(1916年6月－2014年9月12日)，原名良驥，中國音樂家和文藝評論家。曾擔任文化部代部長、中國文聯主席。1926年，隨在國民革命軍當官、參加北伐戰爭的父親赴紹興、上海等地參與革命歌詠運動。1930年，在上海《申報》圖書館當練習生。1931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報》圖畫周刊部當秘書。“九一八事變”後，歷任“國際聯盟調查團”中國代表處宣傳幹事、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日報》籌備處文書、李公樸先生秘書，參加籌建《申報》圖書館及補習學校工作，參與組織青年工作，並在《申報》發表文章，宣傳抗日。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及進步出版工作，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執行幹事，組織領導群眾音樂團體從事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工人、學生及店員中開展革命工作。創作了《前線進行曲》、《上起刺刀來》等多首抗日歌曲，編輯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國呼聲集》。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與救國會領袖李公樸等人奔赴華北前線，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同年參加八路軍，曾任《全民通訊社》編輯、前線記者，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八路軍臨汾辦事處秘書、學兵隊音樂教員等職。1938年赴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黨。同年11月，率西北戰地服務團赴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先後任西北戰地服務團指揮、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員，北嶽區黨委文委委員，北嶽區文救會主任，晉察冀邊區文聯宣傳部部長，邊區音協主席。1939年，首次指揮演出了《黃河大合唱》。1950年創作《打敗美帝野心狼》，後定名為《中國人民誌願軍戰歌》。1964年，組織了大型音樂舞蹈《東方紅》的創作排練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嚴重沖擊，被批鬥、隔離審查、下放鹹寧“五七”幹校勞動長達十年。周巍峙帶著“法國特務”帽子被下放到鹹寧向陽湖，被編在幹校4連，屬“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他勞動最多的是放鴨子，最多時他放鴨達到300多只，鴨子產蛋率高達93%，獲得“鴨司令”稱號。1976年10月，擔任文化部電影局核心小組組長，參與清查工作，為眾多文藝界人士平反昭雪。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藝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創始人。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一生演出劇目超過650出。七歲時在杭州登臺演娃娃生，藝名“七齡童”。1907年在上海演出時傳單誤植為“麒麟童”，其後便一直沿用。11歲起學習譚鑫培派老生；1908年到北京的科班“喜連成”做帶藝入科（帶藝搭班邊學邊演）實習演員。1909年，周信芳到俄羅斯巡回演出，可能是最早出國表演的京劇演員之一。1915年至1926年間，先後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更新舞臺、大新舞臺、天蟾舞臺演出，排演了連臺本戲《漢劉邦》、《天雨花》、《封神榜》等。在此期間兩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將《蕭何月下追韓信》、《鴻門宴》、《鹿臺恨》、《反五關》等戲介紹給北方觀眾，人稱“麒派"。1927年參加南國社，在《雷雨》中飾周樸園。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積極參加救亡活動，並演出《徽欽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戲，激起觀眾強烈的愛國熱情。隨後又繼續演出了《香紀》、《董小宛》、《亡蜀恨》等具有民族意識的戲。1940年1月23日，為救濟災民，京劇大師周信芳與文化界人士聯合義演話劇《雷雨》。1943年，周信芳被選為上海伶界聯合會會長，支持京劇界進步組織藝友座談會的活動，並與中共黨的地下組織有聯系。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上海排演《文天祥》、《徽欽二帝》、《明末遺恨》等新戲，以激發人們的愛國心，提高人們鬥誌。他還曾編演《民國花》、《宋教仁》等時裝京劇（京劇現代戲）。1949年以後，他參與編演新戲，移植演出了昆曲《十五貫》，創演了《義責王魁》和《海瑞上疏》。1950年起歷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兼華東京劇實驗學校校長，上海京劇院院長（1955年起，創院院長）等公職，並在1959年7月1日參加中共黨。著有《周信芳演出劇本選集》、《周信芳戲劇散論》、《談麒派藝術》、《周信芳舞臺藝術》等書，後輯成《周信芳文集》。1960年代後，他與當權派產生種種意見上的分歧，他編演的現代京劇（京劇現代戲）《楊立貝》未獲準上演。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瑞上疏》被誣蔑為“大毒草”而受到迫害，1968年3月24日被捕入獄；一年後被軟禁在家中，直到1975年心臟病發逝世。



羅靜予：(1911年－1970年)，中國電影技術家。少年輟學，自謀生計，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考入中共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七混成旅宣傳隊，1928年加入中共黨。1931年到上海，同黨組織失去聯系，決定走技術救國的道路，先後在無線電工程、電信、報務等專業技術學校學習，並刻苦鉆研電影技術。抗日戰爭爆發後，赴武漢參加籌建中國電影製片廠，1937－1938年，在該廠負責編輯 5集新聞片《抗戰特輯》，分別記錄了蘆溝橋事變前後的抗戰動態、日本侵略者種種暴行罪證，以及1937年9月10日上海抗戰和難民救濟實況；特別可貴的是記錄了八路軍在晉北英勇作戰的情形和平型關戰役的勝利。在此期間，他還負責編輯其他7集《電影新聞》以及多部新聞短片。1937年同年，黎莉莉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結識了為人厚道的羅靜予，不久後倆人就正式結婚，郭沫若擔任他們的證婚人。1938年底，中國電影製片廠遷到重慶，並決定在香港成立大地影業公司，他任經理和製片人，他還利用業余時間裝配錄音機，為蔡楚生導演的故事片《孤島天堂》錄音。1941年，赴美參加電影工程學會年會，抗戰勝利後回國，擔任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他利用廠長職務展開進步活動，抵製國民黨的文化專製，拖延反動影片的攝製，支援進步電影活動，掩護中共黨地下黨員，因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48年赴西歐考察電影技術。1949年初，羅靜予取道香港回國，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電影藝術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中共國成立後，歷任文化部電影局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兼製片處處長、中國電影器材公司經理、北京電影製片廠總工程師等職。文革期間，羅靜予因不堪忍受批鬥自殺身亡。



羅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著名學者，民主人士。1921年赴美留學，先後入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後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並參與創辦《新月》雜誌。1929年7月羅隆基在《新月》上發表《論人權》一文，認為“人權破產，是中國目前不可掩蓋的事實“，需發動“人權運動”，“爭回人權”，“國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權”，還仿照歐美政治學說列舉了35條“目前所必爭的人權”。1930年11月因發表反對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被逮捕。被光華大學開除之後，到中國公學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羅隆基主張抗日。1932年1月，接受劉豁軒邀請，北上天津，擔任《益世報》社論主筆；又接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聘請，同時兼任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羅隆基在《益世報》上不斷發表言辭激烈的社論，如《一國三公僵政局》、《可以戰矣》、《再論對日方針》、《剿共勝利不算光榮》、《攘外即可安內》等，批評政府的對日方針。1933年秋，羅隆基的專車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槍擊，羅隆基險遭暗殺。此後不久，《益世報》由於受到壓力，被迫辭退了羅隆基。主張抗日的宋哲元控製北平、天津地區後，《益世報》再次聘任羅隆基就任社論主筆，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軍占領，《益世報》停刊。羅隆基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之一。抗戰勝利後從事民主運動，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來往甚密。曾參加國家社會黨，後與張東蓀一起退出。主要著作有《人權論集》、《政治論文集》和《斥美帝國務卿艾奇遜》等。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起被毛澤東稱為三大右派政治理論。1957年6月被劃為“右派”。1957年7月，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開“揭發”羅隆基，指其為“披著羊皮的狼”，與其斷絕關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同月31日被撤消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與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工資從四級降到九級。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臟病在北京去世。他和章伯鈞被劃為頭號大右派，稱為“章羅聯盟”。由於是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這頂帽子。



羅廣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作家，《紅巖》的主要作者之一。羅廣斌父母都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8年為避空襲，羅廣斌隨父親到四川省洪雅縣讀初中。1940年，羅廣斌與一位家庭貧困的女同學戀愛，但遭到羅廣斌父母的反對，三年多不準羅廣斌戀愛和通信。羅廣斌為爭取戀愛自由，而與家庭決裂。1944年，經馬識途幫助，羅廣斌離開家鄉到雲南省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學習。1945年，加入中共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社”，參加“一二•一運動”等學生運動，曾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罷課委員會主席。“一二•一運動”後，因特務跟蹤，羅廣斌奉命撤往農村工作。1946年，隨馬識途一起到成都（當時馬識途奉調到成都工作）。1947年，羅廣斌進入重慶西南學院學習，由原在昆明指導羅廣斌的齊亮（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後犧牲）繼續培養羅廣斌。在西南學院，羅廣斌任西南學院新聞系主席和西南學院系聯會（學生會）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後，羅廣斌加入重慶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重慶民建中學擔任理化教師，自此與家庭脫離關系。在民建中學，羅廣斌參加中共地下黨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並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後任秀山縣中學理化教師。1948年3月1日，經江竹筠、劉國鋕介紹，加入中共黨，候補期9個月。同年，因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叛變，重慶、川東、川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嚴重破壞，羅廣斌隨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撤回成都，羅廣斌回家躲避。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冉益智出賣，羅廣斌在成都的家裏被逮捕。在逮捕羅廣斌之前，國防部保密局徐遠舉曾向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征求意見，羅廣文同意徐遠舉逮捕羅廣斌，以便促使羅廣斌轉變政治立場。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牲一周年紀念日，渣滓洞集中營各囚室囚犯紛紛慰問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後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囚犯先後就此討論。1949年初，獄中的中共黨組織希望羅廣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獄，以便讓獄外的中共黨組織了解獄中情況，但羅廣斌未服從黨組織決定，而是堅持留在獄中鬥爭。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共軍攻占重慶前夕，獄方在渣滓洞、白公館開始大屠殺，白公館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製定出“獄中策反越獄計劃”，隨後陳然、羅廣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楊欽典。1949年11月27日，白公館看守楊欽典打開牢門，包括羅廣斌在內的白公館19名幸存囚犯編為5個越獄互助小組，冒著機槍掃射沖出白公館，沖到後坡山林中脫險。1949年11月30日，中共軍攻占重慶。1949年12月1日成立“脫險同誌聯絡處”，接待自重慶各監獄脫險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誌。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一一•二七”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他每天追記和整理獄友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1949年12月25日，羅廣斌寫成《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1989年該報告在重慶首次披露。1950年，羅廣斌開始發表作品。中共國初期，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創作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記述了他們在獄中對敵鬥爭的經歷，1950年7月1日起在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1958年初，三人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合作發表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羅廣斌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約稿信，要求出版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訂後的單行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1月，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抵達重慶，認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鬥爭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題材，乃向當時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的羅廣斌、楊益言約寫長篇小說。中共重慶市委對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具體負責，指定羅廣斌、楊益言二人共同執筆創作，並為二人專門安排了兩間平房。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說《紅巖》，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印數超過一千萬冊。小說《紅巖》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並被譯為多種文字，還被改編為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劇《江姐》等。將小說《紅巖》改編為電影《紅巖》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國文化部支持，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陳荒煤都提出了具體意見，夏衍還執筆修改定稿。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參與改編劇本。1964年夏秋之交，電影《紅巖》拍攝完成，但當時已是毛澤東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之後，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高級領導遭毛澤東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藝家協會還有北京電影製片廠都已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批示開展“整風”，受批判的夏衍、陳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義錯誤”的檢查，中國各地按照經毛澤東批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署開展對“修正主義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隨後文藝界的批判又擴展到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等領域。1964年9月24日，《重慶日報》發表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須批判》。1964年11月，羅廣斌、楊益言被召到北京參與修改電影《紅巖》，北京電影製片廠已事先把周揚、林默涵、陳荒煤等的意見寄給他們。到北京看完樣片後，羅廣斌執筆於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電影製片廠提交《分歧何在》意見提綱。11月27日，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審看電影《紅巖》工作樣片，指責電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電影製片廠《紅巖》攝製組主要成員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匯報了江青的審看意見，正遭批判的周揚表示影片可修改，劇本不再改。此後該片經修改後送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提出“這片子不能代表《紅巖》，改個名字放映，還是有教育意義的”。該片乃更名《江姐》，後又更名為《烈火中永生》，作為“一般影片”於1965年夏公映。羅廣斌當年在大屠殺之夜自獄中脫險，這段經歷一直被當作他的歷史疑點，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被反復審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復羅廣斌的中共黨黨籍時，便進行過審查。1955年，在肅反審幹中又進行了審查。這兩次審查均認為羅廣斌獄中表現良好，出獄過程沒有問題。1959年，中共重慶市委審幹委員會經對羅廣斌被捕及獄中表現的審查，作出結論稱“據此情況，認為該同誌被捕一段無其他問題”。但歷次審查並沒有洗脫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諸多不明不白的限製。1963年，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名義組織了訪問日本代表團，共青團中央提出推選羅廣斌作為代表，但被某些領導以“歷史問題有個別疑點”為理由否決。因小說《紅巖》在日本影響很大，日本共產黨邀請羅廣斌訪問日本，也被中國有關方面謝絕。1964年，中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本擬安排羅廣斌（當時正在北京參與修改電影《紅巖》）任團中央委員候選人，也因同樣原因被否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羅廣斌隨即受到沖擊，被定性為“叛徒”、“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小說《紅巖》也被說成是“反動”小說。1967年2月5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紅衛兵將羅廣斌從家中綁架並抄家，羅廣斌自此遭到關押。1967年2月10日，羅廣斌當天清晨在關押地墜樓自殺身亡的消息被通知給其妻胡蜀興。文革結束後，羅廣斌的家屬和朋友對其死因均表懷疑，並且提出申訴。馬識途回憶稱，羅廣斌被紅衛兵抓走後，羅廣斌的妻子胡蜀興不知羅廣斌下落，在羅廣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給胡蜀興一張羅廣斌親筆寫的紙條，上面說他一切都好，要胡蜀興帶錢和糧票去。馬識途認為這可見羅廣斌並無自殺念頭。羅廣斌之妻胡蜀興說，有人在羅廣斌死後通知她說，羅廣斌跳樓自殺，將送火葬場，要她去看看，胡蜀興趕去後，只被允許遠遠看一下而不讓近前，她看見羅廣斌頭部有個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驗屍和作出結論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聽便匆匆將羅廣斌遺體送到火葬場火化了。時年43歲。



羅宗賢：（1925年－1968年2月8日），作曲家。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2年加入中共黨。1950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室創作員，自學作曲。1956年到1958年在中央音樂學院進修作曲。先後在總政歌劇團、總政文工團任編導及創作員。曾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演員、晉綏軍區政治部宣傳隊組長。中共建國後．歷任第一野戰軍文工團指導員、西南軍區文工團音樂研究室副主任、總政治部文工團歌劇團創作員。曾獲三級解放勛章。作品有電影音樂《阿詩瑪》，歌劇音樂《劉胡蘭》、《草原之歌》，歌曲《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等。歌曲《巖口滴水》1959年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抒情歌曲三等獎。主要作品有電影音樂《阿詩瑪》（與葛炎合作，1963），歌劇《劉胡蘭》（1948）、《草原之歌》（1955），大合唱《長江大合唱》（1962），歌曲（與時樂濛合作，1952）、《桂花開放幸福來》（1954）、《巖口滴水》（1958，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抒情歌曲三等獎）等200余首。主要歌曲收入《羅宗賢歌曲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文革中因創作過《阿詩瑪》等電影音樂而遭非人迫害逝世，終年43歲。



羅應榮：（1918年－1971年11月），中國法學家、歷史學家。羅應榮青年時在廣東廣州學習，1934年畢業於聖心中學初中部，1937年畢業於廣雅中學高中部。1938年，從廣州赴大後方昆明，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政治學系。1942年，畢業獲法學士學位後，直接考入清華大學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組研究生。研究生導師邵循恪給羅應榮等研究生開有國際公法判例、國際及殖民行政等課。羅應榮讀研究生時，兼任“半時助教”，拿一半助教薪水。1946年，羅應榮以論文《中蒙邊界問題》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後來，羅應榮還曾撰寫《外蒙古第一次獨立的始末》、《中俄蒙的接觸與清代的理藩政策》等文章。1945年9月，羅應榮任雲南大學政治學系講師。1946年9月到1947年底，改任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講師。1948年，羅應榮考取洛克菲洛基金會資助，留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一年後，轉至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國際法。羅應榮的導師漢斯•凱爾森教授是純粹法學派創始人，也是實證主義法學大家。1949年10月，中共國成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6月底，何炳棣趕回加拿大溫哥華撰寫畢業論文時，收到羅應榮來信。羅應榮在信中談及對朝鮮戰爭的感想，稱已買好船票準備回國報效。羅應榮放棄了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學位的機會。回國後，羅應榮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羅應榮本想進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但未果。在北京時，羅應榮曾見過張奚若並深談。羅應榮回到廣州，再度任教於嶺南大學。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羅應榮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57年，羅應榮被劃為“右派分子”。1957年底，羅應榮和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學師生，被送到農村“監督勞動”近兩年。其間，羅應榮結識中山大學學生右派楊德平。回中山大學後，羅應榮被分配到歷史系資料室當資料員。楊德平也回中山大學繼續學習。1964年，羅應榮和楊德平開始編《實用英漢成語詞典》。當時，羅應榮已準備材料編寫《中俄外交史》，但未能完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羅應榮作為“右派分子”，迅速成為專政對象，失去人身自由，無法再進城看楊德平。但詞典沒編完，一些工作尚需向楊德平交代。羅應榮寫下一張字條，講述了自己的處境和近況，想交給一位曾跟他學英文的中學生轉交楊德平。在遞交字條時，被中山大學歷史系的紅衛兵學生看見，迫令羅應榮交出字條。羅應榮情急之下把字條放入口內想吞下。紅衛兵為奪字條，與羅應榮發生推搡。結果羅應榮被控“毆打紅衛兵”。1966年底，羅應榮被廣東省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此後被送往花縣赤泥鎮采石場勞改，和刑事犯關在一處。1970年夏，羅應榮在采石場勞動時，遭人用鐵錘猛擊後腦。羅應榮雖戴安全帽，但仍傷重無法勞動，獲保外就醫，被送至廣州其兄家中。此後羅應榮曾到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看病，醫院說他是“勞改犯”，不予接診。楊德平曾從農村偷偷跑回廣州探望羅應榮，那時羅應榮已臥床無法行動，且無醫無藥。1971年10月，羅應榮過去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同學何炳棣回中國訪問，作為貴賓訪問中山大學，希望會見羅應榮。但中山大學校方告知何炳棣，羅應榮因為是“右派”兼保外就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與他見面。1971年11月，羅應榮病逝。1978年10月，羅應榮的“右派”問題獲改正。1979年4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廣東省軍管會對羅應榮的判刑，“恢復政治名譽”。



羅烽：（1909年－1991年10月23日），原名傅乃琦，作家。1928年參加中共黨領導的革命工作。1929年加入中共黨。同年與白朗結婚。歷任中共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宣傳幹事、支書。1931年初，任中共哈爾濱東區區委宣傳委員。1932年起，在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的直接領導下，在北滿開展革命文藝活動。歷任中共北滿省委候補委員，《夜哨》文藝周刊主編。經楊靖宇同意，白朗成為羅烽的助手。1934年3月，中共滿洲省委遭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當局逮捕，白朗受到當局嚴密監視。羅烽保釋出獄後，1935年和白朗離開哈爾濱赴上海。羅烽加入左聯，擔任上海文藝家協會駐會秘書。羅烽從1930年代起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37年七七事變後，羅烽和白朗參加了上海的文藝界戰地服務團，在街頭從事募捐、慰勞傷員和難民的工作。不久，羅烽和白朗撤離上海，抵達武漢。1938年夏，羅烽和白朗先後到達重慶，在江津居住3個月。1941年皖南事變後，經周恩來關懷，白朗以八路軍辦事處家屬身份，同草明等人乘車赴延安。不久，羅烽化裝成榆林鄧寶珊軍部軍政人員，與艾青、張什等人也到達延安。1941年羅烽到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後，歷任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協會執委會主席（之一），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秘書長。1942年5月，羅烽和白朗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9月羅烽和白朗離開延安回東北工作。歷任西滿軍區、吉江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合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領導新成立的中共合江省委宣傳部，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創建並整頓文教各部門的機構，最終因操勞過度而病倒。病情稍有緩解，就主動要求以《東北日報》記者身份赴“哈南前線”采訪。在前方，剛發表第一篇通訊《哈南前線紀行》，便被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電召回哈爾濱接受新任務。回到哈爾濱後，任中蘇友好協會黨組書記、副會長，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文委常委，負責籌建“東北文協”。中共國成立後，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東北文聯、中國作協東北分會第一副主席。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及第四屆顧問。1952年，羅烽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2年底，羅烽到中國作協從事專業創作，赴青銅峽等地體驗生活，創作長篇小說《兩岸春秋》。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生，肅反運動開始。同年，中國作家協會批判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羅烽白朗夫婦同時被打成“舒、羅、白反黨小集團”成員。後因舒群、羅烽、白朗相繼提出申訴，1957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總支發出《關於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批判舒群、羅烽、白朗三同誌某些思想問題的處理情況的通知》，作出了“舒、羅、白不是反黨集團”的決定。同年反右運動發生，羅烽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中共黨黨籍，和白朗被遣送到阜新煤礦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羅烽和白朗再次遭到沖擊。1969年，白朗的精神分裂癥復發，羅烽帶著患病的白朗回到沈陽，住進中國作協遼寧分會的辦公室。不久，白朗到北京暫住女兒家，羅烽和兒子也回北京，再送白朗進醫院治病。這時，羅烽和白朗又被按照老弱病殘安排到復縣（今瓦房店市）落戶。1979年3月，羅烽、白朗獲得正式平反，同年10月，羅烽拄手杖，白朗坐輪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羅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譜名啟元，字澗東，中國植物生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植物生理學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細胞質膠體、無機營養及離子吸收、組織培養、生長物質、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輻射生理、細胞生物學等領域，並培養了不少上述諸方面的人才。在國內率先開展根尖組織培養研究。證明銨能作為植物氮源，為銨鹽化肥的肥效評價及正確使用提供了科學依據。根據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為防止海南島橡膠樹寒害和蘇北沿海營造防風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貢獻。曾創辦《中國實驗生物學雜誌》、《植物學匯報》及《植物生理學報》。1925年首先提出細胞質等電點的多點論，研究氫離子濃度對一般植物的影響，以及研究植物的離子吸收機製。農業方面研究硝酸鹽、銨鹽作為農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為好。進行了許多有關植物吸收銨根、硝酸根的實驗，證實當時蘇聯科學院所研究出銨鹽可作為氮源的論點，也提供了有關碳酸氫銨肥的科學依據，對1950年代中國的化肥廠、以及推廣碳酸氫銨肥有重要貢獻。1930年得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學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教授。1934年羅宗洛在中央大學展開植物組織培養的研究，尤其是無菌條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葉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類的生長促進物質。從1935年起，連續發表了3篇論文，引起國際上的重視，當時Protoplasma雜誌甚至邀請他撰寫一篇綜合性的論文。然而研究組織培養的工作卻因為八一三事變日軍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而停頓。1940年起開始研究微量元素對於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別是錳對於植物繁殖上的影響，先後共發表了8篇論文。1958年開始進行高等植物的輻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減輕輻射傷害的方法。羅宗洛對於農林業生產建設也有所貢獻，1952年將鹽土上常見的樹木以及富造林價值的樹種，在不同含鹽量的土壤上進行播種、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試驗，選出耐鹽樹種再進行實地的試驗。並在實驗室中，探討土壤鹽分和水分對樹木幼苗生長影響的規律。在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寫信請羅宗洛到臺灣，1949年1月5日，羅宗洛寫信給傅：“植物所無一人願去臺灣，上海各所亦皆不願遷移，大家既願意與所共存亡，弟何能獨離。”1953年在上海籌建新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為首任所長。1955年當選第1屆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化大革命中，羅宗洛被下獄六年，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雖然隔離在監獄的地下室，他仍然頑強不屈，拒絕接受任何對他的不實指控，出獄後被監督勞動改造。文革結束不久便逝世。



林鴻蓀：(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力學家，化學流體力學專家。1945年春轉赴美國Delaware大學化工系學習，1947年秋以優異成績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和α-β-κ獎。1947年秋轉到布朗大學學習應用數學，並獲得該校獎學金。1949年，在美國布朗大學獲數學碩士學位，並緊接著攻讀博士學位。1950年夏天，正當林鴻蓀埋頭緊張地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了，林鴻蓀再也無心繼續鉆研數學，他毅然放棄了不久即可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日夜兼程回到祖國。當年冬天，經組織安排，林鴻蓀來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工作。同年和在美國一起參加進步留美學生活動的楊友鸞結婚。1953年開始，他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講授流體力學課，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1955年11月，錢學森和錢偉長籌建力學研究所，林鴻蓀積極主動承擔了許多具體工作。1956年1月，力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林鴻蓀被分配到塑性力學研究組工作，同時受錢學森的委托開辟一個新學科－－化學流體力學的研究方向。1956年秋，力學所正式建立化學流體力學研究組，林鴻蓀任組長，從此開始了艱難的創業歷程。1958年“大躍進”開始以後，林鴻蓀的工作更加繁忙。同年9月，他兼任了力學研究所學術秘書，協助錢學森、郭永懷處理日常業務工作。10月，力學研究所的機構和體製進行了大調整，把主力轉向火箭和航天技術研究。當時成立了兩個大機構，即負責衛星和運載火箭設計的“上海機電設計院”、研究探索高能推進劑組合與火箭發動機地面試驗的“懷柔試驗基地”，還建立了一個協調京滬兩處工作的辦事機構－－134辦公室。林鴻蓀既是“懷柔試驗基地”的業務負責人，又是134辦公室的負責人之一，擔子很重。1960年11月，林鴻蓀加入了中共黨，終於實現了他多年來所追求的夙願。1964年1月，成立中國科學院力學所懷柔分部，林鴻蓀擔任負責業務工作的副主任。1965年7月，中國科學院接受了中央專委下達的研製超低空的地對空導彈任務，為此，中國科學院組織全院27個單位共同協作攻關，並建立了領導小組和總設計師組。力學所為總體設計單位，郭永懷為總設計師組組長，林鴻蓀、屠善澄為副組長。前後只用了1年零3個月時間，就進行了兩次試驗彈的發射試驗、兩次飛行試驗，取得了重要進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資料，也為國家培養、鍛煉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隊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超低空導彈研製工作被迫停頓。不久，林鴻蓀因被指責為“特務”罪名而“隔離審查”，並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上的嚴重折磨，終於在入黨8年後的1968年12月15日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3歲。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她是北京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籍婦產科主任及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雖然終生未嫁，但一生親自接生了5萬多嬰兒，被譽為 ”萬嬰之母“ 。她在胎兒宮內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婦科腫瘤、新生兒溶血癥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貢獻，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奠基人之一。5歲的時候，母親因患婦科腫瘤病故，母親去世時的痛苦讓她樹立了一個終生理想：懷著平凡的愛做平凡的事，立誌成為一名醫生。據2010年第4期《文史參考》中的《林巧稚：萬嬰之母》一文披露，在參加上海舉行的北京協和醫學堂的考試時，一個女友突然暈倒了，林巧稚為了照顧病人，最拿手的英文都沒有答完卷。主考官被她舍己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華所感動，決定錄取她入學。1939年，林巧稚前往美國芝加哥醫學院進修。1940年，她被美國方面聘請為〝自然科學榮譽委員會委員〞，同年回國，成為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籍女主任。後協和醫院因太平洋戰爭關門，林巧稚就開辦了私人診所。1948年，協和醫院重新開門，她返回工作直至去世。當時，協和是24小時工作製，因此有一個規矩，即擔任住院醫生的女性，一旦結婚就自動解聘，女護士如果結婚也必須離職。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中，林巧稚選擇了工作，並因此終身未婚。1949年中共當權後，有關部門向林巧稚發出金字請帖，邀請其登天安門觀禮。在常人看來，這是一個難得的、無上榮耀的機會，但是信奉基督的林巧稚卻找來協和中共支部書記說道：〝天安門開大會和婦產科有什麽牽連，我謝絕參加！〞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一輛轎車來協和接林巧稚去中南海見周恩來。見面寒暄幾句之後，毛澤東出現了，也說了兩句客氣話。周恩來直言說道：〝共產黨建設‘新中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來領導，如果林教授願意參加共產黨〞，他和毛願意當其介紹人。林巧稚當即站起來微笑著表示感謝，〝我不能不直言相告，我是一個信仰《聖經》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產黨是無神論者的政黨，我是絕對不能參加的。……〞聽了林巧稚的回答，毛和周都沒有再說什麽。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婦的求助信：“我是懷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沒活成，其中的後三胎，都是出生後發黃夭折的。求你伸出熱情的手，千方百計地救救我這腹中的嬰兒……”新生兒溶血癥作出診斷並不難，但這種病當時全國沒有治愈的先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絕，但她遍查資料，徹夜難眠，最後決定試一試。孩子出生很順利，可是不到三個小時，就出現了全身黃疸，生理指標越來越糟。林巧稚冒著風險決定，給新生兒全身換血。換血開始，林巧稚先把聽診器在自己手心捂熱，再輕輕貼到嬰兒胸前，同時用手示意，控製抽血、輸血速度。終於，嬰兒的膚色由黃轉紅。她決定做第二次換血。三天後，第三次換血。孩子全身黃疸明顯消退——錄已來中國首例成功的新生兒溶血癥手術患者。在上世紀成功啦!整整七天林巧稚沒有離開孩子身旁，大膽的判斷和精良的醫術讓這個嬰兒成為有記五六十年代，林巧稚積極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負責組織了大規模子宮頸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帶領自己的團隊走門串戶逐人檢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使子宮頸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同一時期，林巧稚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大規模的婦女宮頸塗片檢查，這種檢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價值。她還主編了《家庭衛生顧問》《家庭育兒大全》《農村婦幼常識問答》等科普讀物，讓普通老百姓也能夠從中受益。文革爆發後，林巧稚作為＂重點改造對象＂、＂反動學術權威＂，被發配到病房做護工，清洗便盆、倒痰盂。她默默幹著這些粗活，像看病一樣認真。而不曾改變的是她那顆與人為善之心。當多數協和教授都停發工資被關進牛棚勞動改造時，她把自己的工資分成許多份兒，悄悄送到各家去。文革結束後，林巧稚已近80歲，身體也漸趨衰弱。1981年在80歲生日前夕，林巧稚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采訪。她告訴記者：〝我是一名醫生，經歷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聖經》上說：‘我必往他那裏（耶穌那裏）去’。〞



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原名林烈，筆名默涵。左派活動家，著名文藝理論家。1934年，到上海一家報館工作，向《讀書生活》等報刊投稿，發表文章。1935年，林默涵東渡日本，入東京新聞學院學習，與進步朋友成立“哲學讀書會”，潛心攻讀馬克屎主義哲學書籍。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回到祖國。不久去香港擔任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副刊編輯，開始用“默涵”的筆名發表文章。後到上海生活書店工作，參與編輯《世界知識》、《國民周刊》、《讀書與出版》，並在《自修大學》上發表學習哲學的文章。1938年他到延安，9月加入中共黨。1941年5月，他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抗日戰爭及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他先後在《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群眾》周刊、《新文化》、《大眾文藝叢刊》等報刊任編輯和領導。1944年，林默涵奉命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負責建立新的通訊科，接待讀者來訪，回答讀者來信，建立《新華信箱》，組織和聯系通訊員，組織進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區工作。1945年，任《新華日報》副刊部主任。1952 年5月，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林默涵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誌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此後，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藝理論文章和講話，堅持運用毛澤東文藝思想，對黨的文藝政策、文藝規律、文藝創作方法、傳統文化等進行了開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討，在我國文藝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同年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1953年，林默涵與何其芳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人民日報》作了轉載。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他通過《人民日報》編輯部得到了胡風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議立即上交毛澤東，是他想出四個題目要舒蕪分類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隨後他又參與摘錄、整理胡風的更多信件，編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還寫了一些按語。”隨後的事，竟由最高領袖捉刀，寫出了著名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按語”，以此作為運動的綱領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風有些來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監獄，進而又在全國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肅反’，千千萬萬個無辜者，被隔離、逮捕、關押，直到被奪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參與胡風事件全過程的領導人之一。1959年林默涵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1961年，林默涵等組織文藝界集體討論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文藝十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功＂經驗。他還組織領導了現代京劇《紅燈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工作，並參與了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主要作品有雜文集《獅和龍》、《浪花》，文藝論集《在激變中》、《林默涵文論集》、《林默涵劫後文集》、《心言散集》，專論《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等。文化大革命期間，林默涵受到迫害，被關押達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豐城鋼鐵廠監督勞動。這裏該說一件事－－詩人牛漢在《為馮雪峰辯誣》的文章說道：－－1957年底馮雪峰撰寫《魯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註釋。魯迅這篇文章對30年代的周揚、夏衍等“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的描述，顯然讓周揚等長久不安，如鯁在喉;這在50年代對確立他們“正確路線”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尷尬。因此，借著馮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脅利誘手段，要他“承擔責任”撰寫這篇文章的註釋，為周揚他們“洗冤辯白”。馮雪峰難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揚他們對這個初稿並不滿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辦公室，對註釋作了改寫。由周揚口述，林默涵當場修改，周揚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後，林默涵還給當時《魯迅全集》編輯室負責人王士菁兩次去信，稱“魯迅答徐懋庸文，經與周揚、荃麟同誌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請再斟酌”。時至80年代初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馮雪峰學術研討會上，……幾個發言者對馮雪峰在30年代與魯迅的革命情誼作了熱情的贊揚。坐在會場的林默涵舉手插話：“我提個問題，請解答。馮雪峰是《魯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註釋中，作了歪曲事實的說明，辱沒了魯迅。這則註釋是馮雪峰寫的，這難道是對魯迅友情的忠誠表現嗎?請大家研討。”(憑記憶追記，大意不錯)會場上頓時啞默無聲。這時，我站起來大聲說：“我能解答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我以為不應由林默涵同誌提出，默涵同誌應該是能夠解答這個疑問的當事者，至少是熟知內情的人。……”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女，思想先驅和自由鬥士。林昭1943年考入蘇州萃英中學。她受母親的影響，對中共黨的革命行為抱有很大的熱情，在景海高中畢業後，林昭不顧父親反對，於1949年7月考進“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父親，多年後，林昭對此感到很不安：“他們要我井裏死也好，河裏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畢業後林昭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1952年開始在《常州民報》、常州文聯工作。2004年8月11日《冰點》的《尋找林昭》文章稱：土改隊努力地工作著。為了讓農民看到工作隊的權威和力量，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裏，凍得徹夜嚎叫。林昭把這稱為“冷酷的痛快”，認為只有這樣的鬥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掉地主的威風。為了與身為國民黨的父親劃清界線，本名彭令昭的林昭拋棄父姓，改名為林昭。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立誌作毛澤東時代最好的記者。林昭在北大瘋狂地閱讀許多她喜歡的書，同學常看到她從圖書館抱出許多線裝書。她觀察到現實並非她想像般美好，因而陷入“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學風中，她開始成長，開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父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裏、井裏去死，絕不再說違心話！” 由於林昭勤學多思，受到遊國恩教授的贊賞，建議林昭調入文學專業，未果。林昭與另一位才女張玲任校刊編輯，負責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參加了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後，林昭成為綜合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被稱為“紅樓裏的林姑娘”。該刊物主編是樂黛雲。《紅樓》第2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張元勛。1957年5月19日，張元勛等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這是為了響應中央的鳴放號召，隨後幾天北大的大字報越來越多，學生互相辯論，有人認為大字報中的右傾言論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並說：“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5月29日，《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將張元勛與李任開除出《紅樓》編委會，原因是他們參加右派刊物《廣場》編委會，林昭在發言批判時對張元勛說：“我有受騙的感覺！”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將提意見的言論說成是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1957年秋，張元勛、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於是她被認定為對抗組織、“態度惡劣”，遭到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張元勛被秘密逮捕，判處有期徒刑8年。北大當時約有八千學子，其中約有1500名師生被打成右派，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開除公職與學籍，發配到邊疆荒野，20多年後才得以平反。1958年6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並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也從北京大學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主任羅列到人大新聞系來後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後由羅列帶過來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後因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之說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期間與同在資料室“勞動考察”的人大學生“右派分子”甘粹產生愛情，他們提出結婚申請，但上級批評他們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準他們結婚。1959年9月，甘粹被發配到新疆進行勞動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劇，請假要求回上海休養。1960年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批示準假，林昭由母親接回上海。通過調養，林昭病情漸有好轉。在上海養病期間，受到江浙一代結社文化的影響，並認識了蘭州大學的研究生顧雁、徐誠，當時蘭大的張春元等人，正在準備籌辦針砭時弊的《星火》雜誌，隨後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員，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獄。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醫。9月，林昭在蘇州與黃政商量並且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期間還曾要求上海的無國籍僑民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到海外發表。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獄。在獄中林昭曾多次絕食、自殺，並且分別兩次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都沒有回音。林昭在獄中，因為沒有筆紙，便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寫作。另外，由於林昭拒絕違心地服從，被獄卒視為表現惡劣，遭受較嚴重的虐待，林昭在血書中寫到：“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創痕猶在不消說了，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不論在我絕食之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月經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未有所減輕！比如在兩副鐐銬中暫且除去一副”。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在獄中寫《告人類》。1965年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後血書《判決後的申明》。《判決後的申明》部分內容：……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著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林昭 主歷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幹預之下，林昭被列為應該處決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決書後，隨即被綁赴上海龍華機場執行槍決，終年36歲。5月1日，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5分錢子彈費。林昭被捕一個月後，其父服藥自殺；其母則精神失常，後因醫院拒絕醫治，1975年在上海外灘自殺。林昭弟弟彭恩華，2004年8月3日逝世於美國猶他州桑迪市，享年59歲。林昭的妹妹彭令範1980年後移居美國。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與北大部分師生集資立碑，並被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木瀆鎮靈巖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屍體至今下落不明，墓裏只保留著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縷頭發。林昭墓碑背面鐫有她1964年寫的詩句“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譚兵林等人赴蘇州紀念林昭，在火車站出站口被攔截遣返。在稍早些日子前來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監視的警察驅趕。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誌則被蘇州警方以“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至今未有釋放。



林風眠：（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家名紹瓊，字鳳鳴，後改風眠，中國畫家暨教育家，中國近現代美術的啟蒙者和融合中西的中國現代繪畫開創者之一，與顏文梁、徐悲鴻和劉海粟並稱“四大校長”。1904年甲辰5歲入私塾讀書，學名為鳳鳴。遵父教臨摹《芥子園畫傳》。在其6歲時，林風眠母親跟一位染布的青工私奔了後被抓回來。在村裏人往她身上澆油時的那天，年幼的林風眠，聽說母親要被燒死，便憤怒地拿起刀，沖出屋門大叫，說要殺了全族人！在林風眠的反抗下，族裏人最後商量著把母親賣了。臨賣前，他溜出去看她，母親抱著他大哭了一頓，從此母子天各一方。後來，母親在尼姑庵當傭人，臨死前都未再見一面。1907年8歲入舊製初級小學讀書。1908年10歲畫《松鶴圖》中堂，為鄉中大姓購去。1914年15歲，林風眠考取了省立梅州中學，在此期間，他和日後的好友林文錚、李金發等一起組織了一個“探驪詩社”。切磋詩藝，並任副社長。當時，林風眠的繪畫成績深得繪圖教師梁伯聰的贊賞，這位我們知之甚少的老先生發現林風眠形象記憶能力特強，圖畫過目不忘，並有著自己的理解和創造。梁老先生認為學生畫得和自己一樣好才能得100分，而卻經常在林風眠的圖畫作業上打120分，對林風眠的欣賞由此可見。1919年7月，中學剛畢業的林風眠收到了梅州中學的同窗好友林文錚從上海發來的信函，獲知了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遂告別父老前往上海和林文錚一同作為第六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前往法國留學。1921年，兩人轉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9月又轉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就讀，並得以進入被時人譽為“最學院派的畫家”柯爾蒙（Cormon）的工作室學習，並廣泛接觸各種藝術形式，以及當時歐洲藝術界認為的“東方藝術”。1923年春天，在同鄉熊君銳的邀請下，林風眠與李金發、林文錚、黃士奇等開始為期近一年的德國遊學，這次遊學極大地影響了林風眠的早年藝術風格，他在遊學中充分地接觸了當時作為新藝術風格形式出現的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等新繪畫流派，創造了大量帶有西方現代主義的個性風格特征的作品，如著名的《柏林咖啡》、《平靜》、《唐又漢之決鬥》等。遊學回法後，林風眠與友人成立了“福玻斯會”，1924年二月，“福玻斯會”聯合美術工學社發起成立了“中國古代和現代藝術展覽會籌備委員會”，於5月21日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舉辦了“中國古代和現代藝術展覽會”正式開幕，林風眠展出了共計42幅作品。此次展覽會的特邀會長蔡元培對林風眠亦極為賞識。1925年冬，受蔡元培之邀回國，任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校長。特邀齊白石、法國畫家克羅多（Claudot）來校講學，希望博采眾長。1927年5月11日，由林風眠發起並組織的“北京藝術大會”在北京國立藝專正式開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品種最全的一次藝術大展。1928年3月26日，時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創辦了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美術學院前身），聘任林風眠出任院長兼教授，潘天壽、方幹民、吳大羽等人擔任教授。林風眠又組織策劃成立了“藝術運動社”，創辦了相關的雜誌《亞波羅》和《雅典娜》。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杭州國立藝術院向西南轉移，並與北平藝專合並，身心俱疲的林風眠被免職離開，從此漸漸退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主流。此後他回歸畫家本位，開始創作屬於自己獨立意識的繪畫，並轉向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等西方現代藝術思潮，淡化了傳統筆墨觀念，試圖用西方現代藝術運動的觀念來切入中國繪畫。1944年，杭州藝專奉教育部令與國立北平藝專合並，改稱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次年，國立藝專創建西畫畫室製，由林風眠、方幹民、李超士和倪貽德主持。1945年，參加重慶 “現代繪畫聯展”，林風眠展出作品《少女》、《百合花》等。中共黨建國後，1952年移居上海南昌路53號，閉門埋首作畫。繼續以“我入地獄”精神探索藝術。1955年秋，太太阿麗絲與女兒蒂娜移居巴西。1956年出席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的座淡會後，繼續獨自探索，畫戲劇人物。創作《宇宙鋒》、《南天門》等。1957年發表《美術界的兩個問題》、《要認真地做研究工作》。1958年編著《印象派繪畫》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後因此受批判。下鄉深入生活。1961年夏，上海美術館展出《上海花鳥畫展》，並轉往北京展出，《秋騖》等4幅作品展出。漫畫家米谷寫文章《我愛林風眠的畫》，發表於61年《美術》雜誌第5期。後遭批判。1963年上海美協在上海美術館舉辦《林風眠畫展》，展出作品近70幅。後在北京中央美院陳列館展出。發表《回憶與杯念》。1964年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林風眠畫展》。代表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山水》、《靜物》、《宮女與花瓶圖》等。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打擊迫害，為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佘張畫，親手一張張泡到浴缸裏，站在上面踩爛從馬桶中沖掉，一部分油畫用火爐燒掉。1967年68歲勞動改造。1968年69歲8月以“日本特務”“特嫌”罪名被上海公安局拘捕，後轉入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開始長達四年半的獄中生涯。後因同鄉葉劍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搭救，所以幸免。1977年獲準出國探親，兩年後隱居香港，繼續創作。



林同濟：（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國學者。16歲畢業於北京崇德中學。192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旋即赴美留學，在密歇根大學攻讀國際關系和西方文學史，1928年獲得學士學位。1930年獲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碩士學位，1933年獲該校政治學博士學位。1930年至1932年在加州大學和奧克蘭米爾斯學院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化史。1930年，用中英文發表了《日本對東三省的鐵路侵略：東北之死機》一文，預測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934年回國，任天津南開大學政治學教授，直至1937年抗戰爆發。1937年至1942年任雲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2年至1945年任北碚復旦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期間與雷海宗等創辦《戰國策》雜誌，言論右翼反蘇，人稱“戰國策派”，是抗日戰爭期間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派別，客觀上與國民黨政府政策合拍，甚至被認為有法西斯主義傾向。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中將戰國策派歸為藍色，指其為國民黨的文化特務。1945年至去世，一直任上海復旦大學英語及西方文學教授。1948年曾在上海創辦海光圖書館，因時局變化夭折。1958年被劃為右派。文革期間遭到迫害，一次批鬥中因支持不住被送醫院治療。1978年接受記者采訪，質疑最高領導終身製，發表在《大參考》上。1979年右派脫帽。1980年受邀赴美講學之前，曾與胡耀邦會面並對中國未來發展進言。兩月後訪美，發表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期間心臟病突發，病逝於加州大學，胡喬木發去唁電。



林希翎：（1935年－2009年9月21日），女，原名程海果，中國少數未獲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林希翎隨父母去溫嶺外婆家。父親在稅務局任職，1948年棄家出走，後在臺灣大學任職員。1949年中共軍占領溫嶺，當時在溫嶺中學念高中的林希翎報名參軍，在中共軍內任文書，後調入幹部部組織科。因父親的歷史不清，林希翎在部隊沒能入團入黨。1953年，時為排級幹部的林希翎作為調幹生被部隊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書。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潮中，林希翎認為胡風並不構成反革命集團，只是文藝思想問題，但又認為林默涵（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李希凡、藍翎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問題上同胡風是一致的，他們世界觀本身均存在矛盾。1954年，林希翎就此撰寫了文章，其中點明了林默涵、李希凡、藍翎的觀點與胡風一致，結果稿子被《文藝報》壓了1年多未能發表。該文章被《文藝報》直接送林默涵審閱，此後《文藝報》編輯部告訴林希翎文章可以發表，但不要在文章中點出林默涵、李希凡、藍翎的名字。該文後來以《試論巴爾紮克與托爾斯泰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為題於1955年發表在《文藝報》上，林希翎叫印刷廠將文章的署名改為“林希翎”，即間接點出了林默涵、李希凡、藍翎的名字。此後，筆名“林希翎”成了她常用的新名字。1956年，因為對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就文學創作中的典型問題刊發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見，林希翎撰寫了《試論文學創作中的典型與黨性問題——與〈共產黨人〉編輯部文章商榷》，在交付中國人民大學科研部打印時，遭到科研部一位親蘇幹部曹某的拒絕和批評。林希翎乃致信校長吳玉章（時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吳玉章決定將該文打印分發給該校各部門及校外有關單位。1956年6月13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曹某化名“究真”撰寫的《靈魂深處長著膿瘡———記青年作家林希翎》一文，並配發了醜化林希翎的漫畫，文章攻擊林希翎，並稱其因崇拜李希凡、藍翎而改名為“林希翎”。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看到該文後，令秘書召來《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進行批評。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副校長聶真也說要對該文進行追查。為此，1956年，胡耀邦還約林希翎來自己家裏進行了4個多小時的談話。林希翎自此結識了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後來曹治雄和林希翎戀愛，並成了她的未婚夫。當時正逢學校即將放暑假，胡耀邦讓林希翎任《中國青年報》特約記者，同總編室主任陳棣以及崔同華考察西北地區，寫些報告供羅毅參加下次團代會時參考。林希翎乃赴陜西、甘肅考察，見到農村黨支部書記包辦婚姻，幹部走後門買火車票等現象。在考察甘肅玉門油礦期間，她發現這裏的上海支邊工人經常罷工逃跑，因為中共幹部當初許諾給他們的待遇沒有實現。她還發現該油礦的先進典型——女子測量隊為充當典型弄虛作假，女隊員們十分痛苦。林希翎幫女隊員們起草了致胡耀邦的信，並請全體女隊員簽名，最後回到北京替她們將信交給了胡耀邦，還寫了《如此愛護女子測量隊》一文，刊於《中國青年報》。胡耀邦將信轉交石油工業部部長李聚奎，李聚奎隨即解散了女子測量隊，隊員全都保送到西安石油學院學習。此外，林希翎回到北京後還寫了《喜相逢》一文，配有丁聰的漫畫，刊於1956年12月9日的《人民日報》，為了該文章，《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還找林希翎談話。後來，《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塗光群的讀者來信《批評應該實事求是與人為善》，批評了究真的文章。《中國青年報》編輯部還於1956年7月10日發表檢討，8月4日發表《事實與教訓——關於“林希翎事件”的調查報告》，稱究真的文章失實，向林希翎道歉並認錯。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學學生會組織了關於胡風問題的辯論會。當時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的林希翎正應其在部隊時的戰友、時為北京大學中文系調幹生的劉秉彜的邀請，來北京大學看大字報，遂順便到該辯論會會場旁聽。會議主持者當場要林希翎講話，林希翎遂發表講話，從法律角度分析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證據不足，並說“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還認為蘇聯和中國均尚未建成“真正的射穢主義”，表示“真正的射穢主義”包括射穢主義的公有製、射穢主義民主製、健全的射穢主義法製。《人民日報》隨即將有關情況通過5月23日的“內參”上報，劉少奇就此批示：＂極右分子。請公安部門註意。＂ 自此次講話開始，1957年5月和6月間，在整風運動中，林希翎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共進行了六次公開演講，發表了“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等言論。她還在同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約會時，通過曹治雄獲得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文，並在公開演講中披露的報告內容。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點名批判林希翎。此後她被劃為右派，留校監督勞動。在將其劃為右派的問題上，吳玉章（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明確表達過不同意見，但未果。曹治雄將秘密報告給林希翎看的事情泄露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胡耀邦處對曹治雄進行查問。1958年7月，林希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當時胡耀邦表示不同意逮捕林希翎，但未果。此外，之前曾多次在家中接待過林希翎的中共國內務部部長謝覺哉也對林希翎抱同情態度，但也未能阻止林希翎被逮捕判刑。曹治雄、吳玉章的外孫藍其邦、謝覺哉的秘書吉士林均因同林希翎的聯系而被打成右派。曹治雄還被撤職遭隔離審查，也結束了同林希翎的戀愛。1959年8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59）中刑反字第451號》以反革命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先在北京草嵐子監獄服刑，1969年根據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被轉移到浙江繼續服刑。1973年，林希翎在浙江提前幾個月釋放出獄，被安置在金華地區武義縣農業機械廠當工人。1973年底與本廠小她10歲的技術員、1970屆大學畢業生樓洪鐘結婚。1975年鄧小平復出後，林希翎赴北京上訪，結果由於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而再次被捕，並交原住地革命組織嚴加看管。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3月，林希翎赴北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訴。1979年，胡耀邦先後三次批示要為林希翎平反，但林希翎拒絕了胡耀邦的秘書戴雲提出的寫檢討過關的意見。1979年7月，中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作出“復查結論”，列舉了林希翎的三條罪狀：一是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六次演講，公開煽動改變社會製度，二是公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三是“反對當時中央的整風方針和部署”，並對其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結論。中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告訴林希翎，他們本來同意給其改正，但是中共北京市委不同意。中共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給中共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建議對林希翎的右派問題“不改正”，但要求撤銷其“反革命罪”的判決。1980年4月21日，中組部、統戰部、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等五個單位召開聯合會議，商討林希翎案，主持會議者為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胡耀邦親自委托處理林希翎案的中宣部幹部王仲芳、戴零出席會議並介紹了胡耀邦的三次平反批示，但會議結論仍為“不改正，不平反”。據林希翎了解，不改正不平反的原因是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人以及原屬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系統的人士堅決不同意改正平反。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稱，“經本院復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樣，林希翎成了少數幾個“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學生右派中惟一一名“不予改正”者。此後，胡耀邦介紹林希翎到浙江省金華市文聯任編輯。1983年，林希翎與樓洪鐘離婚，並經胡耀邦請習仲勛批示獲準前往香港，逗留三個月後轉往法國，後攜帶兩個孩子定居法國。



林漢達：（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曾化名林濤，著名教育家，文字學家，歷史學家。1908年入讀家鄉私塾。1914年入讀上虞崇仁小學。1915年轉學入讀寧波崇信中學高小班。畢業後任觀城約翰小學助教。1917年入讀崇信中學。畢業後在上虞、寧波任教。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今浙江大學）。1924年畢業，任寧波四明中學教師。1928年任上海世界書局編輯，後出任上海世界書局英文編輯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赴美國留學，考入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民眾教育系，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後任華東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務長、教育學院院長等職。1945年底，與馬敘倫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當選為常務理事。曾任關東文協理事長，大連市新文字協會主任，光華書店總編輯，遼北省教育廳長，遼北學院副院長等職。中共建政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教授、教務長，中央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全國掃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中國語文》雜誌副總編輯、總編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研究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著有教育類：《向傳統教育挑戰》、《西洋教育史講話》；文字改革類：《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通俗歷史讀物類：《東周列國故事新編》、《前後漢故事新編》、《三國故事》、《上下五千年》（與曹余章合著）。1958年，被劃“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鄭律成：（1914年8月13日－1976年12月7日），原名鄭富恩，出生於朝鮮。鄭律成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繼聶耳、冼星海之後又一位傑出的優秀作曲家，他被譽為“軍歌之父”。1933年，在其三個哥哥先後為朝鮮和中國的革命獻出了生命後，鄭律成也到了中國南京參加朝鮮人的抗日革命組織“義烈團”，上朝鮮革命幹部學校學習。一邊從事革命活動，一邊學習鋼琴、小提琴、聲樂。1936年，譜寫了處女作《五月之歌》。1937年去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工作。1938年，鄭律成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音樂指導、魯迅藝術學院聲樂教員。隨後鄭律成創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延安頌》《延水謠》《保衛大武漢》《生產謠》《寄語阿郎》《十月革命進行曲》《八路軍進行曲》等等。其中《延安頌》一舉成名，並於1939年正式加入中共黨，同期創作的《八路軍進行曲》被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1945年回朝鮮，任朝鮮人民軍俱樂部部長、朝鮮人民軍協奏團團長、平壤音樂大學作曲部部長，譜寫《朝鮮人民軍進行曲》、《朝鮮解放進行曲》、《圖們江》、《東海漁夫》等。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周恩來親自寫信給金日成要調鄭律成回中國，金日成同意鄭律成去中國繼續從事音樂創作。同年，鄭律成正式加入中共國國籍，定居北京。1950年12月，作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創作組的成員，鄭律成和劉白羽、歐陽山尊、淩子風、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鮮。他和劉白羽合作寫了《歌唱白雲山》，他和魏巍合作譜寫了具有濃郁朝鮮風情的《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並與歐陽山尊合作譜寫了《中國人民誌願軍進行曲》和《誌願軍十贊》。1956年，鄭律成調到中央樂團（現中國交響樂團）創作室作曲。1959年他公然同情彭德懷，犯了“嚴重右傾”錯誤，以致要他退黨，他堅決頂住了。文革開始後，他因為只從事創作沒擔任領導職務，夠不上“走資派”，就成了“三名三高”的“反動權威”、“黑線人物”、“黑幫分子”，甚至“裏通外國”的“特務”等等，被批鬥關押。1976年12月7日下午5時許，鄭律成在北京突發腦溢血逝世。



鄭野夫：(1909年－1973年8月13日) ，原名：鄭毓英，亦作：育英，學名：邰虔，別名：誠之，筆名：野夫、未名（明）、新潮。版畫家。1928年考入由陳抱一等主持的上海中華藝術大學西洋畫系。1929年在魯迅影響下開始木刻創作。1930年上海中華藝術大學停辦，轉學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1931年參加上海一八藝社研究所。從上海美專畢業。8月，參加魯迅和日本友人內山嘉吉舉辦的“木刻講習班”，並結識魯迅。改名“野夫”、“EF”、“新潮”。1932年加入“中國美術家聯盟”。8月，與陳卓坤、顧鴻幹等在上海組織“野風畫會”。魯迅特請蔡元培為畫會題寫匾額，還多次前往“畫會”參加活動、演講，同時帶了一批如法國杜米埃等人的畫冊送給“野風畫會”，並捐款20元。創作《國民黨反對派的血腥罪行》、《號召》、《五一大遊行》等木刻作品。冬，聯合寧、滬、杭、蘇等地美專學生，在上海新世界舉行“援助東北義勇軍聯展”。1933年“野風畫會”被迫停止活動，改名“上海繪畫研究會”，地址從江灣遷到跑馬廳，和顧鴻幹共同負責。後繼續活動，創作《黎明》、《搏鬥》等木刻作品。6月，在野穗木刻社出版的手拓原寸版畫集《木版畫》上發表畫作。1934年3月，“革命的中國之新藝術展覽”在巴黎皮爾•沃姆斯畫廊舉行。展出作品為野穗木刻社受魯迅委托征集到的78幅木刻作品。同年，創作木刻《水災》組畫20幅。1935年創作木刻作品《七君子》《棚戶怒潮》。創作《賣鹽》木刻組畫36幅並出版。1936年魯迅逝世後創作了木刻作品《魯迅的精神不死》，創作《罷課》《荒年》等木刻作品，刊載於《鐵馬版畫》創刊號。1938年 當選“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理事，出版《春野木刻集》。1939年4月，在金華、麗水、平陽、永嘉等地舉辦“七七抗戰版畫展覽會”。翌年出版《五月紀念木刻集》。11月，浙江省戰時美術工作者協會主辦“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社”，同時“木刻用品社”開始舉辦“木刻函授班”，報名參加者達一百多人，學員廣布戰時東南各省，編輯教材《戰時木刻半月刊》，同時陸續編輯木刻叢集－－《旌旗》、《號角》、《鐵騎》、《戰鼓》、等四種。1939年12月，《刀與筆》雜誌在浙江金華創刊，野夫發表木刻作品。創作《誰使我們逃亡？》、《傷兵、難民與失業工人》、《兩種不同的生活》、《梅世君烈士》等木刻作品。1940年，編輯出版學員畢業作品集《鐵筆集》，撰文《浙江木刻運動怎樣展開來的》。修訂出版專著《怎樣研究木刻》《點綴集》。同年，創辦麗水“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給合作社”。撰文《十六個月的“木合社”》。創作木刻《送棉衣給北上抗日的新四軍戰士》、《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拓荒》、《努力習作（學習木刻的熱潮）》等作品。1941年主編雜誌《木刻藝術》《反攻》木刻叢刊。此前，完成《長期抗戰》木刻作品。《反攻》木刻叢集刊物1941年6月出版。1942年日軍入侵浙贛，“木合社”遷福建崇安赤石。開辦“武夷畫室”，親自授課培養木刻新人。同年，成立“草草刻畫社”，出版《草草月刊》。創作《新農民》《轟炸聲中》《搶運物資（糧食）》等木刻作品。1943年以“中國木刻研究會”名義在福建赤石主編出版《木刻藝術》第二期（雙月刊），不定期的《木合》多期。5月創作《寒酸與洋溢》《後方生產》等木刻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將“木合社”歷年收集的300余幅木刻在福建南平等地舉辦“慶祝抗戰勝利木刻巡回展”。編《活頁畫帖》第一輯，在福建木合工廠出版。創作《流動鐵工廠》《角鬥》《勝利前夕》（套色木刻）作品。《角鬥》曾先後刊於《抗戰八年木刻選集》《中國版畫》。1948年編《木刻手冊》由文化供應社印行。創作《泛區難船》、《天官賜福》、《從求學到求乞（流浪學生怒吼圖）》、《窮苦的人們（上海街頭見聞錄）》、《風聲鶴唳（蔣氏朝廷末日現形圖）》等木刻作品。1950年創作巨幅油畫作品《修船支前》、《鬥地主》（原標題不詳）。1957年被劃為右派，免去一切職務，下放河北懷來縣農村勞動。1958年創作套色木刻《夕陽》、《十三陵水庫工地婦女挑土競賽》（原標題不詳），以及農村題材的系列木刻作品《農村小景》（原標題不詳）、《街頭看新聞公告》（原標題不詳）。1964年創作木刻作品《北京支援各國人民反美鬥爭－－反美風暴組畫》一套6幅。1965年創作木刻作品《“約翰遜怎能不發愁”組畫》一套6幅。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受到迫害，慘遭批鬥，再度下放至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3年 64歲 8月13日因患肝癌病逝於北京。



鄭君裏：（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鄭重、千裏。及中國話劇及電影演員、導演。1932年，鄭君裏進入聯華影業公司為基本演員，陸續在《火山情血》、《奮鬥》、《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電影中擔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1930年代，鄭君裏和顧而已到江蘇南通，有人告訴鄭君裏說當地有位叫趙鳳翺（即趙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戲很好。趙丹的父親是當地劇院經理，資助幾個愛演戲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劇社”。鄭君裏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說明了該情況。趙丹後來成了中國著名的電影明星。1940年，鄭君裏在重慶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任新聞影片部主任。1943年，參加中國藝術劇社，導演《戲劇春秋》、《祖國》等劇。1947年，鄭君裏與蔡楚生合作編導了《一江春水向東流》（上、下集）。1948年，參加了電影劇本《烏鴉與麻雀》的集體創作，並單獨執導該片，這是他首次單獨執導，該片於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一等獎。1951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我們夫婦之間》。作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藝術委員會”成員，鄭君裏積極推動電影《武訓傳》的拍攝。《武訓傳》遭嚴厲批判後，《我們夫婦之間》也被提出來批判。這兩部電影遭批判，對鄭君裏這代藝術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上海的文藝整風和文藝四清中，導演裏鄭君裏首當其沖，演員中趙丹首當其沖。後來又被送到上海電影製片廠裏的牛棚隔離，不能見家屬。在牛棚他總吃不飽。好幾次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抄家時鄭君裏家被抄走兩卡車的文字材料，先後被關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1969年4月23日淩晨，鄭君裏因肝癌在上海中山醫院病逝。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又名鄭慶甡，字毅生，筆名攫日，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教育家。1907年到1916年，鄭天挺先後就讀於北京閩學堂、江蘇學堂、順天高等學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1920年鄭天挺大學畢業後，接受廈門大學聘約，參加了該校的籌建工作並在該校講授國文，兼任圖書部主任。1921年暑假，為了進一步深造，鄭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學。1923年正式出版《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誌要》一書。1924年，鄭天挺研究生畢業，留北大擔任講師。1927年後，鄭天挺一度離京南下杭州、南京、廣州等地，先後擔任浙江民政廳秘書、浙江大學校長秘書、廣東建設委員會秘書、教育部秘書等職。1930年，教育部長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鄭天挺遂應北大之聘，於當年年底回北大任教。1933年，鄭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秘書長。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務會議當然會員。其間，在授課的同時，寫出了《杭世駿〈三國誌補註〉與趙一清〈三國誌註補〉》及《張穆〈齋集〉稿本》等具有創見的學術論文。1936年，鄭天挺開始到北大史學系兼課，講授魏晉南北朝史。與此同時，他還應範文瀾等先生之約，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史。從此，鄭天挺的治學重點轉向清史，先後發表《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爾袞與九王爺》、《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多篇論文，與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1939年，鄭天挺仍任北大秘書長，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鄭天挺被聘為聯大總務長。期間先後發表《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等數篇論文。1943年，其《發羌之地望與對音》獲教育部三等獎。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從吾等赴重慶參加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鄭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鄭天挺等應邀赴大理參加修誌工作。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鄭天挺赴北平準備復校。1946年，鄭天挺將自己十數年來清史研究論文匯為專集題名《清史探微》出版。從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資料整理室，後又改設史學部，由鄭天挺代行主任，組織整理明清史檔案。經過數年整理，先後輯錄專題史料十種。其中《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太平天國史料》還於建國後公開出版。1949年5月4日，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命湯用彤為校務委員會主席，任命鄭天挺為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仍兼史學系主任。1952年7月，國家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經教育部同意，擔任歷史系主任。1953年全國綜合大學會議，1954年7月文科教學研究座談會，1956年6月教材會議，鄭天挺均代表南開大學出席。經過反復討論，由鄭天挺和唐長孺共同擬定《中國古代史教學大綱》，遂被全國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會議上又決定由翦伯贊、鄭天挺共同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由鄭天挺主編《史學名著選讀》，以供大學本科生閱讀參考之用，從而對全國高等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1962年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演清史而撰寫的《清史簡述》，以及1957年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發表的《關於徐一夔〈織工對〉》等文。1963年，他被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1966年6月，他與南開其他老一輩史學家一起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鬥。被關進“牛棚”，勞動改造，喪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強行解散。十年動亂結束之後，1978年2月，鄭天挺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經黨中央批準，又被重新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



鄭念：（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女，原名姚念媛，以撰寫《上海生死劫》一書著名的女作家。鄭念1915年生於北平（今北京），先後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女生部（今第二南開中學），北平燕京大學，並留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獲碩士學位。她在英國認識了同是留學生的鄭康琪，兩人相愛結婚，婚後她跟隨先生改姓鄭。1949年帶著唯一的孩子鄭梅平從香港回到上海，回來參與紅色中國的建設。1957年到1966年在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任職。1966年到1973年被關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0日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後至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三年後定居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丈夫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澳大利亞官員。後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辦事處的總經理，直到1957年死於癌癥。鄭念文革期間遭到迫害，導致家破人亡。獨生女兒鄭梅平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審判。在名不正言不順的監獄裏，她呆了六年，經受了無數的折磨，精神的，肉體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無辜，發憤要與關押她的人鬥爭到底。這六年裏，她與女兒毫無聯系，1972年出獄後才得知女兒早已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殺害。妹妹姚念貽曾任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演員。鄭念出國以後寫下了英文自傳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該書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在書中鄭念記述了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80年代初出國這段時間的個人經歷。從1966年上海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對她進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單人牢房長達六年半的拘禁過程和她由於始終不承認各種指控，堅持自己無罪，而受到監獄當局的種種迫害和她對此進行的抗爭，直到1973年出獄後，她得知自己的獨生女兒鄭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獄後不久受迫害而死，繼而努力查找女兒死因的過程。



鄭 洪：（1928年2月15 日－1968年11月14日），原名鄭寶洪，曾用筆名鄭同。電影劇作家、導演。小學畢業後，於1941年到蘇中抗日根據地加入新四軍新安旅行團。1942年因年幼體弱離隊還鄉。1945年4月赴蘇北抗日根據地再次參加新四軍，先後在新四軍蘇中區黨委總抗服務團、山東軍區與山東野戰軍文工團、華東野戰軍與第三野戰軍文工團、第二野戰軍文工團任團員、隊長、業務秘書、研究員。1948年12月加入中共黨。1952年8月調任總政治部解放軍文藝社編輯。1955年5月調任八一電影製片廠故事片編劇。中共建國初期他創作了話劇《粉碎糖衣炮彈的進攻》。著有電影劇本《縣委書記》、《十二次列車》、《秘密圖紙》、《打擊侵略者》、《怒潮》及話劇《勝利路上》等。文革爆發後，影片《怒潮》被批判，鄭洪受到無情迫害，於1968年11月14日去世。時年40歲。



鄭造：（1921年－1966年6月17日），作家。曾任南京市文聯文學部總幹事兼金陵女子大學文學系教師、南京市文聯創作室副主任、江蘇淮安師範學校教師。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6月17日含冤逝世，終年45歲。



金山：（1911年－1982年7月7日），原名趙默，字緘可，話劇與電影演員、導演，被稱為“話劇皇帝”。他還曾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金山早年在上海闖蕩時曾結識了上海灘知名人物杜月笙，並被其收為弟子。1932年他秘密加入中共黨。同年調往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4出任上海左翼文化局同盟委員。次年起，與戲劇家章泯等參與組織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四十年劃劇社等，曾主演過話劇《娜拉》、《欽差大臣》、《賽金花》，電影《夜半歌聲》、《狂歡之夜》等。在演《賽金花》時與扮演女主角的演員王瑩相識相戀。1936年與王瑩結婚，後於1941年離婚。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副隊長並在各地演出抗日救亡戲劇，後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文藝組工作。1938年組建中國救亡劇團並任團長，前往東南亞進行演出，出演過的劇目包括《塞山風雲》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國，1942年在重慶主演話劇《屈原》。期間與扮演嬋娟的演員張瑞芳相愛並結婚，杜月笙為他們的證婚人。此後他參與組建中國藝術劇團並任總幹事。抗戰結束後他於1946年前往東北接收滿洲映畫協會（現長春電影製片廠），後自編自導了影片《松花江上》。

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金山調往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副院長兼總導演。曾主演過《保爾•柯察金》、《萬尼亞舅舅》等劇，還導演了《麗人行》、《文成公主》等劇。1953年在出演《保爾•柯察金》時與導演、周恩來的義女孫維世相愛，與張瑞芳離婚後他與孫維世結婚。在與孫維世的蜜月剛過不久，他奉命率隊前往朝鮮為拍攝一部電影創作做準備，期間與他的向導兼翻譯、金日成的一位女秘書墜入情網。周恩來得知後要求將其押回國內處分，後被開除黨籍並撤銷職務，並下放工廠勞動。不過孫維世仍選擇與金山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間金山受到迫害，被監禁七年之久。1975年平反，此時他才得知孫維世已在7年前於獄中去世。1976年，65歲的他又與孫維世之妹孫新世成婚。1978年出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82年任兼任電視劇藝術委員會主任。同年7月逝世。



金仲華：（1907年－1968年4月3日）筆名孟如、仰山等。現代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社會活動家。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畢業後於1928年春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任《婦女雜誌》助編。1932年初，任《東方雜誌》編輯。同年，任蘇聯塔斯社上海分社的電訊翻譯，開始研究國際問題。1933年底，受聘於福州路開明書店，編輯《中學生》雜誌。1935年金仲華進入生活書店任編輯主任。同年6月，與葉紹鈞、劉大傑、陳望道、老舍等署名發表《我們對文化運動的意見》。12月，與馬相伯、鄒韜奮、沈鈞儒、李公樸等署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1936年，金仲華赴香港，協助鄒韜奮籌辦《生活日報》，同年夏回上海後任《世界知識》雜誌主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金仲華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為國內外報刊撰文呼籲海外華僑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抗戰。在上海、武漢等地參加編輯《抗戰三日刊》與《全民抗戰三日刊》，介紹戰局進展，以通報抗戰消息，並附有金仲華妹妹金端苓手繪的戰局地圖，很受好評。1938年8月到達香港，參與籌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和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並任《世界知識》、《星島日報》主編。時宋慶齡在香港創辦保衛中國同盟，金仲華任執行委員。1939年春，青記分會創辦中國新聞學院，金仲華兼任副院長，主持院務。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1942年初，與夏衍、金山離開港，來到桂林。1943年，金仲華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4年夏，日軍進攻湘桂，同年年底至重慶，任美國新聞處譯報部主任，常選譯《新華日報》言論、消息，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年，日本戰敗。金仲華隨美國新聞處遷往上海。同年12月，在上海復刊《世界知識》雜誌。1948年，辭去美國新聞處工作。同年7月，前往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對外英文期刊《東方通訊》。1949年3月，離開香港返回內地。中共國成立後，金仲華先後任《新聞日報》、《文匯報》社長、中國新聞社社長(1952年12月-1968年)，英文版《中國建設》雜誌社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等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至第四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1952年11月-1967年2月)。著有《國際新聞讀法》、《國際形勢與中國》、《婦女問題》、《世界形勢圖解》、《世界政治參考地圖》等。文革開始後，金仲華受迫害。因沒有遵照宋慶齡的囑咐，將其寄來的信件"閱後燒掉"，被"造反派"抄家時抄走。隨後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說他“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修正主義辦所路線”及“外國間諜”等罪名。不堪承受的金仲華於1968年4月3日，在書房上吊自殺。



金滿成：（1900年－1971年1月22日），作家，文學翻譯家。翻譯了《紅白合》、《剝削者》、《金錢》等。在16歲就因鼓動同學反對讀《聖經》而被學校開除；在留法期間，又因為不滿政府不公待遇，和其他同學一起集合鬧事，結果被押送回國。回國後，在北京的中法大學潛心讀書。中法大學和法國沒有太大關系，只是當時為了收留這批法國回來的留學生而辦了個“陸漢克”學院，後來才改名“中法大學”。在大學期間，金滿成開始了文學創作，在《晨報》副刊發表散文和小品文。1925年，金滿成大學畢業。他在好友的邀請下，去了廣州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直到1927年革命失敗，他回到上海。在上海的這段日子，是他創作的高峰，幾部暢銷小說都出自上海，他收獲了名聲和愛情，同時也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1927年，他應同鄉的邀請，去南京參與編輯友人創刊的報紙《新民報》的副刊《葫蘆》。1932年，逃到重慶的他依然是滿腔熱血，開創了副刊《金剛鉆》。1937年的5月16日，重慶成立了“全國文化界救國聯合會”，金滿成被舉薦成為主席，在重慶開展了一系列的進步活動。1957年，金滿成被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慘遭批鬥關押，被迫害致死。



金人：（1910年－1971年8月13日），原名張少巖，後改名張君悌，又名張愷年，筆名金人。文學翻譯家、作家。自幼喪母，隨父親輾轉漂泊於蘇、皖、豫、京等地。在讀小學階段，曾在南宮、開封、蘇州、淮陰、北京等地學校就讀。1923年於北京師範附小畢業，1925年考入北京安徽中學。1927年來哈爾濱，在東省特別區地方法院當雇員，工余時間同白俄教員學習俄語。1928年任《大北新報》編輯，1930年任東省特別區地方法院檢察處俄文練習翻譯，後任東省特別區檢察廳俄文翻譯。1930年入東省特別區法學院法學系，工作之余攻讀法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目睹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同胞受奴役的現實，激發了反帝愛國的情感，寫了一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雜文、小說和詩歌。1933年結識了羅烽、金劍嘯、姜椿芳、舒群、蕭紅、蕭軍等青年作家，在他們的影響和啟發下，開始從事俄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翻譯工作。曾在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哈爾濱公報副刊”、“公園”等報刊，用金人、田豐等筆名發表了詩歌《受傷的靈魂》、《懷人》、《死神的勝利》，雜文《幼稚病》、《慈善家的道德》、《有閑與有錢》，連載小說《出路》、《歸宿》、《懺悔》等作品。1935年經蕭軍介紹，翻譯了蘇聯作家左勤克的短篇小說《退伍》等作品。在上海《譯文》雜誌發表後，與主編魯迅先生建立通信聯系。此後，又譯出綏拉莫維奇著《荒漠中的城》。在抗戰期間翻譯了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也翻譯了一些俄國古典文學作品。1942年金人去蘇北，在抗敵報社做編輯工作，後調蘇中行政公署任司法處處長。1943年回上海，以律師的合法職業為掩護，從事文學翻譯工作。1948年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司法部秘書處長，1949年11月任出版總署編譯局副局長。自1951年起，先後在時代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譯工作。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與人合譯了《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羅索夫》，這部譯著出版後，在軍隊和青少年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53年至 1958年，翻譯了蘇聯著名作家潘菲洛夫的長篇小說《磨刀石農莊》，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人》，後又重譯了《靜靜的頓河》，把《荒漠中的城》改名為《草原上的城市》。新譯了《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同時也寫些短文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金人遭到無端的迫害。1971年8月13日含恨逝世於文化部五七幹校丹江分校，終年61歲。



金問淇 : （1899年－1968年5月），字恂侯，婦產科學家。1919年，入上海同濟醫學院就讀。翌年，赴德國哥丁根大學和佛萊堡大學醫學院深造，獲醫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初在上海開業行醫，後在上海同德醫學院、同濟大學醫學院擔任婦產科主任、教授。1951年1月，參加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誌願軍醫療手術總隊赴朝。翌年回國，發起組織赴朝醫療隊家屬服務大隊，同年當選上海市醫學會副會長。1953年院系調整，隨醫學院遷武漢，任武漢醫學院婦產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附屬第二醫院婦產科主任和計劃生育研究室主任。同時還擔任中華醫學會全國婦產科學會武漢分會主任委員，《中華婦產科》雜誌編委。1956年，參加中共黨，同年被評為武漢市勞動模範，出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1959年，當選為湖北省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翌年出席全國文教戰線群英大會。1965年出席湖北省文教戰線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晚年從事中西醫結合治療婦科疾病研究，率先使用針刺排卵及針刺調節宮縮，取得成果並應用於臨床。又組織研究針刺治療不孕癥及天花粉中期引產成功。此兩項研究成果於1978年獲全國科技大會獎。文化大革命中，金問淇深受迫害，於1968年5月含冤自殺而死。1989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金嶽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字龍蓀，中國哲學家、邏輯學家。著有《論道》、《邏輯》和《知識論》。1907年進入美國教會創辦的雅禮大學預科。後考入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清華學校）。1914年，金嶽霖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同年官費留美，於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到英國學習，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金嶽霖1925年回國，清華大學聘請金嶽霖講授邏輯學。秋，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聯大文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1940年，《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最佳學術著作評選二等獎。1948年，金嶽霖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6所大學哲學系合並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金嶽霖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副所長。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9月底，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組組長。1956年，加入中共黨。1965年，《羅素哲學批判》一書完稿。1966年文革開始，金嶽霖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迫害批鬥，造反派不準其搭公車去醫院看病，只讓金嶽霖踩著三輪木板車去看病，借此羞辱他。1977年文革結束，82歲的金嶽霖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所長兼研究室主任。



範煙橋：(1894年－1967年3月28日) ，乳名愛蓮，學名鏞，字味韶，號煙橋，別署含涼生、鴟夷室主、萬年橋、愁城俠客。範煙橋多才多藝，小說、電影、詩、小品文、猜謎、彈詞無不通諳，還善書畫、工行草、寫扇冊、繪畫等，是紅極一時的“江南才子”。1907年，14歲的範煙橋就讀於同川公學，成為金松岑的學生之一。在校期間，他勤學苦練，深得金松岑先生的喜愛，在金松岑的影響下，初涉了文、史、地、詩歌、小說。1914年，範煙橋到吳江八坼第一小學任教兼八坼女子小學教員，此後任八坼鄉學務委員、吳江縣勸學所勸學員、吳江縣第二高等小學歷史教員、第一女子小學國文教員。1917年編寫作為課本的《吳江縣鄉土誌》，內容涉及河流、交通、教育、行政、自治、還有縣下屬同裏、盛澤、黎裏、震澤、蘆墟、平望等鄉鎮基本概況。在此期間，他向上海《時報》副刊《余興》投稿，得到主編包天笑的賞識，約範煙橋寫稿，範煙橋就寫了彈詞《家室飄搖記》十回，諷刺袁世凱欲做皇帝夢，這是範煙橋第一次向外投稿，並獲成功；幾乎同時，範煙橋也學寫小說，他向王西神的《小說月報》投了幾篇短篇小說，後來發表了，從此開始涉足小說領域。1922年範煙橋隨家遷居蘇州，期間，他與蘇、滬、錫報界文人密切交往。當時嚴獨鶴主編的《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及《紅》雜誌，周瘦鵑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及《半月》雜誌，畢倚虹主編的《時報》副刊《小時報》，江紅蕉主編的《新申報》副刊《小申報》，另外還有《小說叢報》、《小說世界》、《紫羅蘭》、《遊戲雜誌》、《星期》、《紅玫瑰》、《家庭》等報刊雜誌，都先後與範煙橋約稿寫短篇小說、隨筆、彈詞等，範煙橋日寫數千字極力應付，越寫越快，越寫越熟練。他又以傳說袁一掌事，寫成長篇小說《孤掌驚鳴記》，由大東書局出版；1923年編輯自己的隨筆《煙絲》，由文新公司出版；這年秋天，他到無錫助編《蘇民報》副刊《余勇》，期間寫《新潮過渡錄》（載《新上海》），記維新運動中吳江知識分子的動向。1922年，範煙橋在蘇州與趙眠雲組織文學團體“星社”，共同談論文藝，發行三日刊《星報》，“星社”從開始的9人發展至100余人。1926年，範煙橋去濟南助編《新魯日報》副刊《新語》。1927年回蘇州，期間斷斷續續用了3年時間，完成20余萬字的《中國小說史》，12月由蘇州秋葉社出版，小說林書店經售，此書出版影響很大。他也從開始喜讀小說到喜寫小說 ，再到研究小說。 範煙橋在小說上的造詣，使他聲譽越來越大。1928年春，應王西神之聘，範煙橋為正風中學國學主任；秋天，經陳去病介紹到上海持誌大學講授小說；應包天笑、江紅蕉、姚蘇鳳、查士端、黃光益、黃轉陶力薦，範煙橋接辦《小日報》主編；1930年，在蘇州世界書局設編譯所，範煙橋受約任局外編輯；1931年冬，任東吳大學附中國文教員。1932年受聘到東吳大學講授小說課程。為了講課方便，他撰寫了作講義用的《民國舊派小說史略》10萬字。此時他又有《中國小說史話》2萬余字，分30個小章節，連載於唐忍庵的《中國日報》。這年，範煙橋與小說林書店主人葉振漢合辦《珊瑚》半月刊，範煙橋任社長和主編，歷兩年，共發行了48期，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1933年，範煙橋寫作了《詩學入門》，編輯了《銷魂詞選》，由中央書局出版。以歷年筆記整理成專集《茶煙歇》，由中孚書局出版。《茶煙歇》比較著名，章太炎、吳湖帆題字作扉頁。1934年，範煙橋為《蘇州明報》副刊《明晶》撰長篇小說《花草蘇州》，連載數月。1936年，範煙橋開始與影劇界接觸，他被召至上海，任明星影片公司文書科長。編輯《明星實錄》10萬余言，代主編刊物《機聯》一年余。1938年，舅父嚴寶禮在上海創辦的《文匯報》，招他任秘書； 在上海他協助楊錫珍籌辦錫珍女學；東吳大學附中從安徽移至上海，範煙橋前往繼任國文教員。1939年，範煙橋著手改編葉楚倫所著小說《古戌寒笳記》為電影劇本《亂世英雄》，這是為國華影業公司所編。在上海他主編《蘇州公報》，為蘇州地方人士流亡上海者辦，不久因費絀而停辦；這一年《文匯報》被迫停刊，範煙橋改任松江中學教務。1940年任金星影業公司文書，為國華影業公司改編電影劇本《西廂記》、《秦淮世家》、《三笑》等，拍成電影後，連連叫座，周璇主演的《西廂記》，主題歌《拷紅》、《月圓花好》在國內流行特廣。1941年，範煙橋繼續主講東吳大學小說課，次年東吳大學附中改組為正養中學，大家公推範煙橋為校長；直至1946年恢復附中，範煙橋辭去校長之職。1942年，為國華影業公司編電影劇本《無花果》、《解語花》，均系創作；並兼任大同大學附中教員。抗戰勝利，《文匯報》復刊，範煙橋前往兼任編輯《文匯畫報》。此時撰長篇小說《石破天驚》連載於蘭州《西北日報》；還在小報用“唐鳳閣會人”筆名寫隨筆《蘇味道》，介紹吳中食品，因此有人稱他為美食家；又與王亢元一起發行《新紀元》周刊。1946年，範煙橋隨蘇州附中遷往蘇州，在校授國文；並在東吳大學繼續講授小說；為春明書局編尺牘7萬多字；為《新聞報》副刊《新園林》長期撰述；為小型報刊十余家寫作小品文；輯短篇小說《花蕊夫人》，由日新出版社出版；為《文匯報》編輯《國貨展望》。1947年，所撰電影劇本《陌上花開》，經洪深、吳仞之修改，由香港大中華影業公司攝製，易名《長相思》；為周旋演唱、陳歌辛譜曲填詞，創作著名歌曲《夜上海》。1950年任蘇州文聯副主席；為評彈演員唐耿良寫作《太平天國》；為《新民晚報》副刊《新評彈》寫作評話彈詞理論和反映新人新事的短篇評彈與開篇；輯成《人民英雄郭忠田》。1952年，範煙橋調往蘇州高級中學任教。又被任為蘇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為香港《大公報》副刊撰寫隨筆。所撰的《唐伯虎外傳》連載於香港《新夜報》。1955年又撰《李秀成演義》連載於國外華僑報。這年被省人民委員會任命為蘇州市文化處處長。1957年，範煙橋任中國民主促進會江蘇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此年將《唐伯虎外傳》改寫為《唐伯虎故事》。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常委。撰寫《李秀成在蘇州》、《楊芷、任環禦倭寇》。晚年雖然身體日益衰弱，猶奮力寫作，寫成章回小說《韓世忠與梁紅玉》、《南冠草》、《蘇州四才子》、《北行雜詩》、《蘇州新詠》等著作；並輯《拙政園誌》、《蘇州景物待輯》。1965年，範煙橋撰寫《駒光留影錄》，記述本人71年的生平。他一生著述頗豐，著作等身，代表作有《煙絲》、《中國小說史》、《範煙橋說集》、《吳江縣鄉土誌》、《茶煙歇》、《唐伯虎的故事》、《鴟夷室雜綴》、《林氏之傑》、《離鸞記》、《蘇州景物事輯》等等。文革期間，備受沖擊，範煙橋與周瘦鵑、程小青列為批判對象，受盡折磨和淩辱。可惜的是，他準備晚年出版的詩集、文稿，沒有來得及問世，1967年3月28日在憂郁中病逝在蘇州寓所，終年74歲。



範長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新聞記者、編輯。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鄉村行政系，九一八事變後脫離該校，轉入北大哲學系，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起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等撰稿。1935年7月，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區考察旅行，歷時10個月，行程6000余公裏，所寫旅行通訊在《大公報》上連載，公開報道了紅軍長征和西北狀況，引起轟動。一舉成為聞名全國的新聞記者。這些通訊後來輯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半年內重印7次。1936年8月赴綏遠西部采訪，所寫通訊輯為《塞上行》一書出版。 1937年2月冒著生命危險闖進西安，采訪並刊發“西安事變”報道，以《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之名在《大公報》登出，轟動了朝野。西安事變後赴延安采訪，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抗戰爆發後，采寫大量戰地通訊。1938年3月，與惲逸群等人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網羅了眾多紅色背景和親共的新聞工作者。同年10月脫離《大公報》，脫離原因存在爭議，後與胡愈之、孟秋江等人創辦國際新聞社。1939年，5月經周恩來介紹在重慶他加入中共黨。1941年5月在香港與鄒韜奮等創辦《華商報》。1942年後進入蘇北解放區，先後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任新華社“四大隊”隊長，隨黨中央轉移陜北，負責新聞宣傳工作。1949年任新華社副社長。1月，作為新聞先遣隊負責人之一，從西柏坡出發到北平接管新聞報業。1月31日進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機關報《人民日報北平版》總編輯。3月15日《人民日報北平版》停刊，範長江隨同第三野戰軍領導機關南下上海，擔任新創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長。1950年1月，範長江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社長。任社長期間，因對一些老幹部提出過於嚴厲的批評，產生很多矛盾。1952年初春，臨時調到中國人民大學領導“三反”、“五反”運動；同時人民日報社內部運動也達到高潮，一些幹部對範長江提出很多尖銳的批評。胡喬木得知消息後派黎澎到人民日報報社調查，後讓範長江在編委會做了兩次檢查。因矛盾依然過於尖銳，1952年6月將範長江調離人民日報社。1952年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1954年，他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兩年後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正當範長江英年盛名、大有作為的時候，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受到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受盡折磨摧殘。1967年，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副主席的範長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關押起來，1970年10月22日晚，對範長江的批鬥會一直持續到深夜。23日早晨起來，有人在菜園邊的水井裏發現了範長江的遺體，死因至今都是一個謎。



範任：(1906年－1971年)，字範希衡，筆名範行、知人、任典。著名翻譯家、教授。範任幼年從父讀四書五經，五歲能詩。一日騎父肩上，有人笑道：“子把父當馬”；範任應聲對答：“父望子成龍”，“神童”之名由此起。民國12年(1923)，考入上海震旦大學，因參加“五卅運動”被校方開除。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法文系，並任大同中學法文教員、中法文化出版交換委員會秘書，集求學、教書、工作於一身，表現出非凡的毅力和才幹。民國1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二年後公款赴比利時魯文大學專攻法國文學、比較文學、歷史語法、比較語法。以優異成績先後通過碩士、博士論文，獲雙博士學位。“九•一八”事變，旅歐留學生發出的“抗日宣言”文稿系出自範任之手。民國21年學成歸國，歷任北京大學法文教授，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編審，閩蘇皖政治學院教授、教務長，中央大學教授。抗日時組織上海抗日救亡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編譯抗日書文，主編前線日報每周“國際形勢評述”，為東方雜誌撰寫“中國民族性”專論。為資助抗日，他捐出《中國古代旅行》、《蘇聯諸民族》的全部稿酬。民國34至38年，任安徽省社會處處長。中共建國後始在震旦大學、繼在南京大學任教授，與徐仲年合編《法漢辭典》，翻譯出版了近三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主要有《格蘭特船長的女兒》、《中國孤兒》、盧梭的《懺悔錄》、詩的藝術、聖勃夫文藝批評文選。同時將《人民的上海》等譯成法文，介紹給國外讀者。1958年反右運動中被無辜判入獄10年，1961年因翻譯工作需要，保外就醫為由回家。文革開始後，又被下放到安徽桐城掛車河公社，是日病逝於農村，終年65歲。



範權：（1907年－1989年），我國兒科醫學奠基人之一，天津兒童醫院院長。他的夫人姓孫，也是天津兒童醫院護士。範權早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1965年，範權下鄉在薊縣“農村醫療隊”工作，1966年文革開始後被“揪”回醫院“鬥爭”。1966年8月下旬，紅衛兵抄了範權的家。他們把範家的書堆在門外焚燒。孫女士被強迫跪在火堆旁邊。她的臉被燒焦。紅衛兵還用她家裏的面包裹上大便強迫她吃下。鄰居看到她被折磨的經過。當她的丈夫範權從醫院被叫回家來的時候，他被告知妻子已經上吊自殺。他看到妻子的身體吊在門框上，一只手垂著，顯然是死亡以前已經被打斷了骨頭。只有一只好胳膊的人肯定沒有能力把自己吊死。另外，範權只看到了妻子的背影。他走近被吊的妻子屍體想要看妻子的臉，卻被紅衛兵一下子打昏在地。等他醒來，妻子的屍體已經被運走了。孫女士和範權有三個兒子。老大老二學工程，從清華大學畢業。老三從天津醫學院畢業後也在醫院工作。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老三也曾經給父親寫大字報，以示追隨革命，後來他看到文革現實的殘酷和醜陋，跳樓自殺，幸而未死。1979年範權被恢復了院長職務。



範樂成：（1909年－1970年7月13日），1936年畢業於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對日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的軍隊醫院中服務。1946年前往美國佐治亞州阿利文總醫院學習。曾任漢口陸軍總醫院院長，武漢大學醫學院教授。1959年與殷傳昭、張澤生、彭誌琛等任武漢醫學院副院長，文革期間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活剖新四軍戰士”，接受審查，1970年7月13日自殺身亡。著有《戰地外傷急救》、《戰傷治法》、《局部外科學》等。



尚小雲：（1900年1月7日－1976年4月19日），名德泉，字綺霞。尚派藝術的創始人。京劇“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初學老生，繼之以武生、花臉，最後才改旦角，文武兼善，面面俱到。由於父親早逝，家境窘迫，母親將尚小雲送到那王府當書童，在那王的建議下，尚小雲進入戲班學武生。尚小雲師承孫怡雲，又得益於王瑤卿，特色是字正腔圓，善於使用顫音。他的武功根底相當深厚，擅演刀馬旦，藝術上有“尚派”之稱。尚小雲年僅7歲時就投身梨園。1908年，他轉入了三樂社科班學戲，初習武生，花臉，後改旦角。1912年三樂社在廣和樓公演，尚小雲的戲很受歡迎。1913年李際良掌三樂社，更名正樂社，演於民樂舞臺。1914年冬，尚小雲與孫菊仙配《三娘教子》《戰蒲關》，聲名漸起，被評為“第一童伶”。世人稱尚小雲、白牡丹（荀慧生）、芙蓉草（趙桐珊）為“正樂三傑”。16歲出科後，他先後與孫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戰蒲關》，與王瑤卿合演《乾坤福壽鏡》，與楊小樓合演《湘江會》《楚漢爭》等戲。1918年，尚小雲自組“重慶社”，不斷排演新劇目，以巾幗英雄人物為居多。如《卓文君》《綠衣女俠》《林四娘》《秦良玉》《墨黛》《雙陽公主》《摩登伽女》《相思寨》《青城十九俠》《虎乳飛仙傳》《紅綃》《峨嵋劍》等等，都是他首創演出，又成為他的獨有劇目。1927年，由北京《順天時報》發起“五大名伶新劇奪魁評選活動”，尚小雲以新編劇《摩登伽女》奪得第一。1937年在北平開辦“榮春社”科班，親自執教，到1938年春時，學生達200多人。為堅持辦學，1942年前後，尚小雲將七所宅院出售，被譽為“典房辦學”。1948年，榮春社解散。1949年，尚小雲參加了中共為藝人辦的講習班，而後成立尚小雲劇團。同年10月，尚劇團排演新戲《洪宣嬌》，經批準後演出，但未獲成功。1957年，陜西省戲曲學校成立，尚小雲受聘擔任藝術總指導。1959年，尚小雲將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畫、玉器共六十六件，無償捐獻給陜西省博物館。1960年，梅（蘭芳）劇團、尚（小雲）劇團、程（硯秋）劇團和荀（慧生）劇團被改為國家劇團。1962年，拍攝藝術片《尚小雲舞臺藝術》，錄製《失子驚瘋》和《昭君出塞》兩部影片。1963年10月底，尚小雲的戶口被遷往西安。代表作品有《二進宮》 《祭塔》 《昭君出塞》 《梁紅玉》 《三娘教子》 《戰蒲關》 《秦良玉》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尚小雲被陜西省京劇院的“造反派”以“舊戲霸”、“反動學術權威”、“封、資、修黑尖子”等政治帽子關進“牛棚”，遭受各種殘酷的批鬥。據《尚小雲與榮春社》記載，這個時期，尚家被查封，只帶出三口人的碗筷，每月領得總共36元人民幣，可謂是度日如年。而挨鬥是家常便飯。據說，挨鬥時，因為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讓他站到三張疊起的桌子上，胸前還掛一張沈甸甸的大牌子。1974年，尚小雲前往北京治療眼疾。返回西安後，被宣布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1976年3月，因胃病住院。4月19日，尚小雲在醫院含冤辭世。



尚鉞：（1902年－1982年1月6日），原名宗武，字健庵，曾化名謝仲五（仲武）、丁祥生、聶樹先（老聶）、謝潘。筆名依克、子丹。著名歷史學家。1917年就讀位於開封的河南省立第二中學。五四運動中，為河南省學生運動的負責人之一。1921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後就讀於英國文學系（肄業）。在校期間曾聆聽魯迅授課，在其影響下從事文學創作，是有成績的小說家。同時，他受李大釗影響，投身革命。1927年9月加入中共黨。在中共開封市委工作，任省委機關刊物《猛進》編委。秋收起義時，任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工農革命軍第四大隊第六支隊黨代表和地區蘇維埃主席，領導了羅山、光山一帶的秋收起義。1928年兩次被捕，關押浙江省陸軍監獄，受酷刑，仍堅持鬥爭。1929年被營救保釋出獄，經楚圖南介紹，在吉林省毓文中學當語文老師，繼續宣傳革命，影響了許多中國和朝鮮兩國的學生，其中金日成受其革命啟蒙，曾稱他是“馬列主義啟蒙教師”。後任教於昂昂溪第五中學，曾參與組織反帝大同盟。1929年－1936年，在吉林、上海、寧夏等地教書，並從事中共黨的革命活動，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朝鮮領導人的金日成。1930年5月到上海，先後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紅旗日報》（采訪部主任）工作。1932年4月返回東北，任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因反對當時中共中央“左傾”政策，被開除黨籍。泅渡黑龍江到蘇聯，欲向共產國際申訴，沒有結果，曾在遠東紅七軍工作。1934年回國，先後流寓哈爾濱、上海、北平、寧夏等地，堅持革命活動，並尋找中共黨。在教書之余，創作小說，並組織學生革命團體。在北平期間，曾影響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尚仲衣被捕，尚鉞被迫離開北平。在寧夏期間，教書於中衛中學、銀川寧夏中學，引導一批學生成為寧夏第一批中共黨員。1937年回北京，仍未聯系上中共黨組織。在去延安的途中，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受董必武指示，轉到武漢，在郭沫若任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任圖書資料室主任，為中校科長。1941年，到昆明雲瑞中學教書。1942年，任雲南大學講師和副教授，教授國文和中國通史等課。成為華崗領導下中共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骨幹。1945年，經華崗介紹重新加入中共黨，並受黨委派，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加了一二•一運動。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殺後，冒著危險參與善後工作。1947年從昆明經上海轉入山東解放區，先後任教於山東大學（1946－1948,教授）、華北大學二部（1948－1950，史地系主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1950－1982，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小組副組長、歷史系主任）。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大論戰中，尚鉞主張魏晉封建論，與範文瀾、翦伯贊等的西周封建論，郭沫若等的戰國封建論相左。毛澤東支持範、翦，尚鉞因此受到大批判。1959年，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後，尚鉞、孫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為史學界、經濟學界和文學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國性的批判，不準尚鉞講課，不準發表文章，黨內醞釀黨籍處分。1960年，受到黨政雙重處分，《人民日報》和各大學術刊物都出版了批尚專號。文革期間，尚鉞不僅受到學術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體上的折磨，罰繁重勞役，蹲牛棚，受到非人待遇，健康遭到嚴重損害，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1980年他才恢復名譽恢復工作。1982年1月6日病逝。尚鉞第一任妻子陳幼清為中共縣委委員，帶著三個孩子尚嘉芝、尚嘉齊、尚海倫參加紅軍，1930年到鄂豫皖蘇區，1932年被張國燾殺害，三子尚海倫失蹤。尚嘉芝1937年病亡。尚嘉齊於文革中被迫害自殺。第二任妻子丁月秋，北京藝專畢業，1936年結婚，育一女尚嘉蘭，1950年離異。1978年去世。 第三任妻子阮季，燕京大學畢業生，人民大學教員，1968年受尚鉞牽連被迫害，自殺。育三女一子，女兒尚曉航、尚曉援、尚京子，兒子尚小衛。 第四任妻子詹寶珍，燕京大學畢業。原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負責人。現離休。



茅於軾：（1929年1月14日－），中國經濟學家。他是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代表作有《擇優分配原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兒時，茅於軾的父親茅以新因為工作調動，全家經常搬遷，從小學到中學，他輾轉讀過13所學校。 1946年，茅於軾考上南開中學，接著又考入國立交通大學工商管理系，大二時轉入機械系。1949年，茅於軾來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齊齊哈爾鐵路局工作，歷任機車司爐、司機、技術員、工程師。1955年，調入鐵道部鐵道科學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58年，反右傾鬥爭開始，28歲的茅於軾被劃分為“右派”，被降職降薪，妻子趙燕玲被停薪留職。1960年，茅於軾被下放到山東省滕縣勞動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茅於軾和妻子一起被掛牌、批鬥、強迫勞動，家被抄，並且被剃成光頭，母親也被牽連進來剃成“陰陽頭”。之後被調至大同機車廠工作10年。從1960年到1976年，茅於軾在勞動改造期間學習，在數學、力學、英語方面有所領悟。1975年開始從事運輸經濟、數理經濟等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4年9月，茅於軾從鐵道部科學研究院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1985年，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做註冊訪問學者。1987年又擔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顧問。1990年，擔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講師。1993年，茅於軾和盛洪、張曙光等經濟學家共同創建了由美國基金會以及私人資本資助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 ，任所長、理事長，現為理事長、常務理事。2014年，有傳出茅於軾等幾位作家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點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後不得出版其作品的消息，後證實此事屬實。2017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發表了反對“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民主憲政”的言論後，茅於軾和其他多名法學界、知識界的人士一起聯署要求周強辭職，此後茅於軾等人創立的民間智庫平臺“天則經濟研究所網”、“天則公用事業研究中心網”等多個網站被封。茅於軾的社交帳號也被刪除。

茅於軾的爭議言論，例如:

釣魚島

2012年8月，茅於軾在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時說：“……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麽，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能夠交朋友，到日本到臺灣去旅遊，做生意，交換信息，互相交朋友享受人生，這個是我們老百姓最關心的事，而且我覺得釣魚島沒有常住人口，沒有GDP，更沒有稅收，如果海水漲了把它淹了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老百姓不會有任何的影響，我們為了這件事造成沖突我覺得這個太不合算了。”又在新浪微博說：“……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幹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後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麽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後，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麽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航母

茅於軾反對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國家的錢去造航空母艦。造航空母艦增加國家的國防力量這是好事，但是你沒有看到如果你增加國防力量，別人也增加國防力量，這個力量就抵消了，你還是沒有占到便宜。不造航母，錢可以用於消除貧困、艾滋病治療、改善氣候變暖等等困擾的問題。”

毛澤東

2011年4月26日，茅於軾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提出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評定。2013年8月31日，茅於軾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修改版，認為毛澤東因為迷信權力，喪失了起碼的理性，從一個政治家淪落為和人民對立的人民公敵。

不支持計劃生育

茅於軾不支持中國大陸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反而“主張放開三胎四胎，隨便生，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太荒謬了。”同時他還認為“未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比哪個國家都快，可能造成的問題也特別大。一胎化政策對當前的經濟有很大的好處，降低了家庭的負擔，提高了社會的儲蓄率。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這一份紅利是寅吃卯糧得來的，將來老齡化社會降臨時勞動力供給不足，欠帳是要歸還的。”。

2019年12月14日，茅於軾90歲生日之際，曾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憲法裏寫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是天大的笑話。一個實行民主的國家是不可能同時又實行專政的，實行專政的國家也不可能實行民主......。”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原名“茅以升”，字唐臣，結構工程師，橋梁工程專家。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驅、鐵道科技事業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科普工作者。茅以升10歲那年，過端午節，家鄉舉行龍舟比賽，看比賽的人都站在文德橋上，而他因為肚子疼所以沒有去。橋上由於人太多把橋壓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這一不幸事件沈重地壓在茅以升心裏。他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結實的橋。1905年就學於南京江南商業學堂。1911年考入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今西南交通大學），1914年與戴傳蕙結婚。1916年畢業。同年參加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留美官費研究生考試，以第一名錄取留洋；191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學位（橋梁專業）；1921年獲美國卡耐基理工學院（現為卡內基梅隆大學）博士學位，是該校的第一位博士。回國後至1949年，曾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及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學校長、北洋工學院院長及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校長、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1930年至1931年任江蘇水利局局長，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掛此職到1949年），在自然條件比較復雜的錢塘江上主持設計、組織修建了一座全長1453米，基礎深達47.8米的雙層公路鐵路兩用錢塘江大橋。大橋於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車，這是中國人自己設計和施工的第一座現代鋼鐵大橋，是中國橋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1937年12月23日，為了阻止日軍攻打杭州，茅以升親自參與了炸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茅以升又受命組織修復大橋，1948年3月，大橋修復通車；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1943年至1949年任中國橋梁公司總經理；1943年當選中華民國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中國交通大學、北方交通大學校長；1951年至1981年任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築的建設中，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並為周恩來指定為設計方案審定人；1955至1957年主持設計了武漢長江大橋。茅以升一生學橋、造橋、寫橋。他在中外報刊發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編寫了《中國古橋技術史》及《中國橋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種文本）。著有《錢塘江橋》、《武漢長江大橋》、《茅以升科普創作選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國古橋與新橋》等。1966年文革期間，多次受到批鬥。其女回憶：茅以升每天上班，進了大門頸上就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 或其它什麽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後還要在院內遊走一番，任何時候都會被造反派揪住圍攻一通。1977年主持設計了重慶石板坡長江大橋。



嶽崇岱：（1888年－1958年），道號東樵子，俗名嶽雲發。中國道教全真派道士，中國道教協會首任會長。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壽光縣遭災，其全家逃荒抵達今遼寧省建平縣公營子務農。1898年至1901年，10歲到19歲期間隨祖父讀書、種田。24歲前，曾經在建平縣小東經生活。1912年，到遼寧省義縣醫巫閭山聖清宮出家修道。此後曾經參訪中國東北各個名山宮觀兩年多，隨後返回醫巫閭山聖清宮，率領道眾從事農業生產、種植果樹。1920年，至沈陽太清宮常住，獲推選擔任太清宮知客，後來出任監院。嶽崇岱曾率領太清宮道眾在沈陽城東邊的張宮屯地莊子種地14年。1939年，獲推選為滿洲國道教總會常任理事。1944年，回到醫巫閭山聖清宮，清修四年。此後參訪北平白雲觀，後返回沈陽太清宮。1948年11月，中共軍在遼沈戰役中攻占沈陽，此前嶽崇岱已回到太清宮。1949年，嶽崇岱獲道眾推選為太清宮方丈，成為道教全真龍門派第26代法嗣。嶽崇岱擁護中共黨和人民政府，主張道教界應當做到修持和勞動生產兩不誤，應自食其力、開展自養。嶽崇岱倡議並領導道眾創辦了紙匣工廠，組織道眾生產。他還常組織道眾讀報紙了解時事，學習中共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1956年夏，鑒於中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均已成立了全國性宗教團體，只有道教尚未成立，嶽崇岱乃聯絡中國內地各地的道教界人士，倡議成立中國道教協會。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舉行了發起人會議，成立“中國道教協會籌備委員會”，嶽崇岱獲推選為籌備委員會主任。隨後嶽崇岱遷居北京白雲觀，籌建中國道教協會，並募得巨款修繕白雲觀以備作為中國道教協會會址。1956年7月間，嶽崇岱被全國政協吸收為特邀委員。1957年3月9日，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接見嶽崇岱。1957年3月13日，嶽崇岱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扭轉消極思想，參加社會活動》的發言。1957年4月中旬，中國道教界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1957年4月12日正式成立中國道教協會，嶽崇岱當選為中國道教協會第一屆會長。1957年4月15日上午，嶽崇岱及中國道教界第一次代表會議全體代表來到中南海，受到中共國副主席朱德、李濟深接見並合影。1958年春，“反右運動”波及道教界。1958年4月，嶽崇岱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5月離開北京返回沈陽太清宮，不久上吊自殺身亡，享年70歲。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嶽崇岱獲徹底平反。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季羨林通曉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等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系，師從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研習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等西洋文學名家。翌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哲學博士學位。1936年，師從印度學、梵語學家恩斯特•瓦爾德施米特學梵文、巴利文和佛學。1937年，開始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1941年，獲博士學位。從艾密爾•西克學吐火羅語、《十王子傳》、《大疏》、《梨俱吠陀》。1946年，回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為北大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1949年後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參加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擔任北京大學工會主席。1956年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共黨，參與反右運動，批判右派份子。1964年，北大射穢主義教育運動中，同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一起反對北大校長陸平。1966年文革初期，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屬於逍遙派。1967年夏秋之交，曾參加周培源主導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反對聶元梓派，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列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證據，被打倒。受到造反派兩派審訊，動念自殺，又被抓去批鬥。1968年春，在北大勞動改造。5月4日，在煤廠大批鬥。次日與100多個黑幫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勞動改造。不久被關進“牛棚”。1969年春節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慶新華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70年春節回校，擔任門房工作。文革後，他在《牛棚雜憶》中對文革的描述用了四個“最”：“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後來，在《季羨林散文全編》的《卷首語》中，對文革的描述又作了新的概括，將原來四個“最”字提升為六個“極端”： “這是一場極端野蠻、極端殘酷、極端荒謬、極端愚昧、極端滅絕人性、極端違反天良的空前絕後的人類悲劇。”



竺水招：(1921年－1968年) ，女，越劇小生流派“竺派”創始人，被譽為“越劇西施”，“越劇十姐妹”之一，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1932年，進入天蟾舞臺學習越劇。1939年進上海。1941年起在上海長期與尹桂芳合作。1942年4月，與傅全香任“並頭肩”。表演細膩嫵媚，清新脫俗，唱腔甜潤而柔糯，報界有“樂而不淫的花衫佳材”之評語。1946年，與尹桂芳、袁雪芬、範瑞娟、傅全香、徐玉蘭、筱丹桂、徐天紅、張桂鳳和吳小樓義演越劇《山河戀》，史稱越劇十姐妹。1947年9月,在上海成立雲華劇團，任團長。1948年起，先後與戚雅仙等人合作。解放後該團演出了富有愛國精神和文學性的《南冠草》、《文天祥》等劇目。1956年3月，原團改組為“南京市越劇團”，任團長和主演。其戲路寬廣，花旦、青衣、小旦、小生、老生乃至老旦等行當均能應工。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迫害致死，年47歲。作者秋草在2011年5月27日＂淺議竺水招之死＂的文章結尾處這樣寫道：竺水招終於鐵了心腸，走上人生最後一條路。她取出了悄悄珍藏下的那把尖頭水果刀，心在發抖，手也在發抖。可是不能再猶豫，多麽難能的靜寂的午後……難友醒來或回轉，她便又求死不得，求生無門了。決然地仰起頭，飲下了大半瓶癬藥水，頓時喉嚨裏火燒火燎，要嘔，要吐……她咬緊了牙，悄沒聲息的，用水果刀的刀柄頂住了桌子邊沿，對準刀尖，用盡全身力氣猛然一頂，一陣劇烈的疼痛，隨後一陣麻木，她撲倒在桌子上。刀尖刺破脾臟。素負盛名的越劇明星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悄然殞落……



歐陽山：（1908年12月－2004年9月26日），原名楊鳳岐，筆名凡鳥、羅西、龍貢公等，中國現代作家。歐陽山出生於貧民家庭，從小賣給姓楊的人家，後隨養父在外流浪，就讀於廣東高等師範附屬師範初中班，1923年在上海《學生雜誌》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那一夜》，開始文學創作，1927年組織“南中國文學會”，1928年到上海，成為職業小說家。1932年回到廣州組織“普羅作家同盟”，主編《廣州文藝》周刊。後受到國民黨政府通緝，逃亡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開始用歐陽山的筆名發表作品。1941年在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1957年開始創作150萬字長篇巨著《一代風流》，全書分為五卷。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已寫好的文稿亦散失。文革結束又重新投入了《一代風流》的寫作，1985年全書完稿。這部巨著分成《三家巷》、《苦鬥》、《柳暗花明》、《聖地》、《萬年春》五部曲，夏誌清認為歐陽生早期的小說並不好，直到《三家巷》才寫的好。1997年將全書刪改後，總名定為《三家巷》，分為4卷。2004年9月26日病逝於廣州。代表作品有《玫瑰殘了》、《英雄三生》、《前程似錦》、《高幹大》、《三家巷》五部曲等。



武兆發：（1904年－1957年），動物學家、細胞學家。1917年，考入開封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3年赴美國，先後在伊利諾大學、布萊克本學院、威斯康星大學學習。1926年至1928年，在威斯康星大學動物系做研究生兼助教、講員。1929年回中國，到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33年，到開封河南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35年到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36年1月27日，參加馬敘倫、白鵬飛、張申府、黃松齡等發起，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舉行的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大會。1937年到輔仁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40年至1949年，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大學任教授，在中國大學任生物系主任兼理學院院長。武兆發長期從事動物細胞學、生物製片學的研究工作，曾經創辦前進生物標本館。撰有《對“水螅活質的演變”一問題的重新研究》、《用新的染色方法揭示雞卵黃球並不形成細胞》等論文。1948年，美國紀錄片《Peiping Family》（北平一家）以武兆發全家的日常生活作為全片內容。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武兆發任輔仁大學教授。院系調整後，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武兆發任北京師範大學一級教授、動物教研室主任，是北京師範大學6位一級教授之一（6位一級教授是陳垣、黎錦熙、傅種孫、鐘敬文、黃藥眠、武兆發）。他還是中國海洋湖沼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武兆發還是全國性學術刊物《生物學報》的主編。肅反運動期間，因為有國外關系而被批鬥，後來獲糾偏平反並賠禮道歉。1957年整風運動中，在鳴放初期，他給肅反運動提意見。1957年5月31日，《光明日報》第二版刊登《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提出批評 教育部領導不懂業務主觀自信 教育部董純才副部長昨到北師大聽取教師意見》，會上的發言者有董渭川、武兆發、胡明、鐘敬文、蕭璋等人。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黨委以其聲望高、威信大、在國內外影響大，於是在反右運動開始便把他當作右派典型。武兆發因不堪侮辱和虐待，用自己的手術刀自殺身亡。1957年8月1日，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召開大會，聲討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發。批判大會由生物系主持，揭發武兆發是“大流氓、大壞蛋，是特務！又毫無任何學問，死了是活該。”



趙忠堯：（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國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線研究的先驅和啟蒙者。在1930年成為歷史上首名捕捉正電子的人。1920年浙江諸暨中學畢業後，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數理化部，修讀化學、數學、物理課程，師從任鴻雋、王季梁、孫洪芬、張子高、胡剛復、葉企孫、何魯、熊慶來等人；因父親去世，家境困難，1924年春留校在物理系擔任助教，一面教書，一面聽課、考試，補足學分，1925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獲理學士學位。1925年夏隨同東大物理系教授葉企孫轉往北京清華學校（1928年更名清華大學）任教。1927年夏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師從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校長密立根，1931年獲博士學位。1931年赴德國在哈勒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32年返國，回清華大學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抗戰爆發，全家輾轉南下到昆明，利用休假在雲南大學任教；1938年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並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5年，應吳有訓校長邀請回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任教，並擔任物理系主任。1946年，赴美國參觀美國在太平洋中的原子彈實驗，並在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靜電加速器實驗室、卡內基地磁研究所、加州理工學院核反應實驗室工作；其間購置核物理實驗器材。1948年，獲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50年返國途中被美國政府拘留在日本達數月之久，其間拒絕了臺灣駐日人員勸說赴臺之邀。之後克服重重困難，於1950年底取道香港返回中國大陸，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58年籌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兼任系主任。主要成就：發現反常吸收和特殊輻射，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觀測到正電子，實驗發現反物質。在中國建立核物理實驗基地。1932年回國後，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在清華大學建立了核物理教學實驗室，從事γ射線、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啟蒙中國的核物理科學。首次在中國開設核物理課程，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為中國核物理宗師，被稱為“中國原子能之父”。1966年文革開始後，趙因為在三星鉛筆廠有股份，被定為“資本家”，又由於有滯留美國的經歷，被戴上“特務嫌疑”的帽子，關進了牛棚受到監視與審查。一直到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趙忠堯才得以恢復工作，擔任副所長並主管實驗物理部的工作。



趙樹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趙樹禮，中國現代小說作家。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趙樹理考上了長治師範。在這裏結識了王春、王中青、史紀言等進步青年，接觸到了黨的組織，看了不少進步書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迪和新文化的影響，思想有很大提高。他開始寫新詩，新小說，成了新文藝的愛好者。但這時候寫的東西，還是歐化句子、“學生腔”那一套。1937年加入中共黨。抗日戰爭爆發後，趙樹理先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黃河日報》路東版和《中國人》報工作。這時候他一改過去的風格，開始寫通俗化的作品。《黃河日報》路東版和《中國人》報副刊，整個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經常出自他一人之手。僅1941年，他在《中國人》報發表的文章就達150多篇。他用多種筆名寫言論、小說、詩歌、快板、民謠、笑話，揭露敵人殘暴、醜惡，號召人民起來抗日救國。報紙辦得通俗易懂，有聲有色，很受群眾歡迎。1943年1月，趙樹理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為有了比較充分的時間下鄉調查研究和進行創作，又由於平時他對各個階層人物的深刻觀察和自身生活的積澱，一年之內便寫成並出版了《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這兩本小說，是趙樹理的成名之作，是寫新農村、新農民的經典之作，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劃時代之作。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開始辦《說說唱唱》雜誌，很不順手，而且還屢屢受“批評”，多次作“檢討”，頗有動輒得咎的味道。1951年6月，趙樹理在《說說唱唱》寫了一篇《武訓問題介紹》，7月，鑒於當時批判電影《武訓傳》的大氣候，他也做了檢討，說文章“沒有劃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確的立場”。1952年1月，《說說唱唱》登了一篇介紹種棉花發家的文章，又受到讀者批評，趙樹理又檢討說，文章是“用單純經濟觀點宣傳種棉”，沒有“給農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沒有“宣傳無產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在“大躍進”的年代，他的家鄉發現了一個“典型”，讓趙樹理寫。他一了解是個假典型，便說：“吹牛英雄我不寫”。1959年，“大躍進”推向高潮，趙樹理的家鄉竟然也修了一條“土鐵路”，但火車跑不動。縣裏的小報拍了照片，讓趙樹理“支持新生事物”。趙樹理沒寫文章，卻寫了幾句諷刺詩：“東村有人放衛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無用處，水佛嶺上推火車。”這個時期趙樹理不寫吹牛的東西，卻寫了歌頌先進人物和實幹精神的小說《實幹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文革”期間，趙樹理自然更不好寫東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勝感嘆地說：“這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麽，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只好不寫。”歷任中國文聯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協會主席，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致力於革命文藝的通俗化、大眾化工作，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社會生活、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福貴》等。1949年後，繼續深入農村生活，耕筆不輟，馳聘於中國文壇。短篇小說《鍛煉鍛煉》、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集），以及《實幹家潘永福》、長篇小說《三裏灣》等，都令人愛不釋手。1966年文革開始的7月20日、21日，由晉東南地委書記等署名，接連貼出了兩張很長的大字報，對趙樹理進行了全面的“揭發”，批判。文中說：趙樹理是一個披著“人民作家”的外衣、“幹著反黨反射穢主義勾當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是“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趙樹理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幫”牌子，輪番被遊街、批鬥。8月，“揪”到長治，頂著烈日批。11月，“揪”回晉城，冒著大風在廣場上鬥。在太原批鬥他時，一個造反派竟把他從主席臺拉下來向他胸部猛擊一拳，倒下後，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腳，趙樹理三根肋骨被打斷。在又一次批鬥中，有人故意將下層的桌子推倒，趙樹理從上面桌子上摔下來跌斷了髖骨。1970年9月20日左右，趙樹理在獄中開始拒絕進食。1970年9月23日，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終年64歲。



趙丹：（1915年6月27日－1980年10月10日），原名趙鳳翺，中國著名演員。1931年，16歲的趙丹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國畫。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32年，趙丹開始從事話劇和電影演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很快成為明星。1934年，出演由李萍倩執導的劇情電影《三姐妹》；同年，與徐來、龔稼農聯合出演劇情電影《到西北去》；接著，由其出演的劇情電影《女兒經》上映；此外，還與高倩蘋、梅熹等聯合主演了抗戰電影《鄉愁》。1935年，與徐來、王獻齋聯袂出演愛情電影《落花時節；同年，由其出演的劇情電影《熱血忠魂》上映；此外，還出演了由張石川執導的劇情電影《大家庭》。1936年與葉露茜結婚。同年，與談瑛、王獻齋聯合出演劇情電影《小玲子》；與黎明輝、英茵聯袂出演愛情電影《清明時節》；還與胡蝶共同主演愛情電影《女權》。1937年，與白楊共同主演劇情電影《十字街頭》，與周璇共同主演劇情電影《馬路天使》。1939年主演由沈西苓執導的劇情電影《中華兒女》，6月，與徐韜、王為一等前往新疆進一步開拓戲劇工作，後被反動軍閥盛世才監禁，系獄5年 。誤傳死亡，葉露茜改嫁劇作家杜宣。1945年，抗戰勝利後，趙出獄回上海，重返影壇，執導了茅盾的話劇《清明前後》。同年與黃宗英結婚。1947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衣錦榮歸》上映；同年，與秦怡合作主演劇情電影《遙遠的愛》；11月，與顧而已、黃宗英聯合主演的喜劇電影《幸福狂想曲》上映。1948年，與王人美共同主演劇情電影《關不住的春光》。1949年，與吳茵、上官雲珠聯合主演劇情電影《烏鴉與麻雀》，在片中飾演自以為聰明的“小廣播”肖老板 ，他憑借該片獲得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個人一等獎 ；同年，與黃宗英搭檔主演劇情電影《麗人行》。中共國建立後，他留在上海，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0年，與黃宗英合作主演劇情電影《武訓傳》。1951年，出演由鄭君裏執導的劇情電影《我們夫妻之間》。1953年，執導由黃宗英、王龍基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為孩子們祝福》。1956年，與白楊共同主演劇情電影《為了和平》；同年，由其主演的傳記電影《李時珍》上映 。1957年，與崔嵬、王丹鳳合作主演劇情電影《海魂》，在片中飾演愛國正義的水兵陳春官 ；同年，加入中共黨。1958年，由其主演的傳記電影《林則徐》上映，在片中飾演正直剛毅、樂觀豁達、精力充沛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同年，擔任劇情電影《第三次試驗》的編劇。1959年，主演由鄭君裏執導的傳記電影《聶耳》。1960年，與齊衡、張伐聯合主演劇情電影《風流人物數今朝》。1964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青山戀》。1965年，與於藍、張平聯袂主演劇情電影《烈火中永生》，飾演重慶地下黨領導許雲峰，這是他生前拍攝的最後一部影片。文化大革命中，趙丹受到沖擊，殘酷迫害，入獄五年。1977年，趙丹專案組宣布恢復他中共黨員的組織生活。1980年趙丹因患胰腺癌在北京逝世。遺言為：“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麽種田、怎麽做板凳、怎麽裁褲子、怎麽炒菜，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麽寫文章、演員怎麽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



趙畸：（1889年－1968年4月24日），字太侔，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家。1914年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1919年考取公費留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後入該校研究院專攻戲劇。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與聞一多、塗上元、梁實秋等人同時歸國。趙任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授和戲劇系主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戲劇理論課程。與原配離婚後，與著名話劇演員俞珊結婚，後又離婚。1926年，他隨國民革命軍北伐，進駐武漢，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翌年1月，他出任寧漢合流的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秘書長。北伐軍進入山東後，南京政府決定籌建山東大學，由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任籌備委員會主任，趙太侔與王近信為常務委員，傅斯年等8人為委員。1929年5月，國民黨軍進入濟南後，他被任命為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和省立實驗劇院院長，仍兼任山大籌委。1930年9月21日青島大學開學，他任文學院教授，一年後，任教務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校長楊振聲辭職，他暫代校長職務。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決定改青島大學為國立山東大學，調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他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1936年，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了鎮壓山東大學的愛國學生運動，以停撥協款相威脅，並無理幹預學校人事調整，他憤而辭去校長職務。他離開山東，改任北平藝專校長。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學校內遷湖南，輾轉至重慶。從1939年1月起，他先後任教育部教科用書編纂委員會委員，兼劇本整理組主任。國立編譯館編纂、中央訓練委員會處長、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參事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山東大學於1946年1月復校，國民黨政府復令趙太侔為校長。成立文、理、工、農、醫五學院，規模擴大。1947年春和1948年秋，國民黨在山大兩次拘捕了許多愛國學生，他都設法交涉保釋，並通過校務會議，決定對被拘捕的學生仍保留學籍，以免日後失學。南京教育部曾密電趙太侔，說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有共黨嫌疑，要他查明具報，並解除徐的職務。他和教務長楊肇熑復電說徐無“劣跡”；讓徐躲避，未出事故。1949年5月，國民黨決定棄守青島，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劉安琪曾要他同乘軍艦南逃。後來他躲在醫院內，使劉再沒有找到。這年6月2日，青島被中共占領，他向青島軍事管製委員會文教部代表王哲辦理了山東大學的交接事宜。1949年9月，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8年，山東大學遷往濟南，他留在青島海洋學院任教，兼任學院的學務委員。他還是政協山東省第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民革山東省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許多文稿也被消毀。1968年4月24日，因不堪文革忍受屈辱，投海自盡。

　　

趙慧深：（1914年－1967年12月4日），女，話劇、電影藝術家。1932年，曾任山東省立實驗劇院戲劇幹事，組織演出了《父歸》和《湖上的悲劇》等進步話劇。1934年夏，在北平參加中國旅行劇團，不久隨團南下，首次在天津新新劇院演出了曹禺剛剛寫成的話劇《雷雨》。她在其中飾演繁漪，以深沈含蓄，充滿內心激情的表演，淋漓盡致地揭示了繁漪的復雜心理活動。這次演出，轟動了劇壇。1937年，她又在袁牧之編導的影片《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小蕓。她對角色寄以極大的同情，並把這種同情深深地融化在對角色淒涼身世的準確細膩的理解和體驗之中，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善良而又不幸的妓女小蕓的藝術形象。從而因一出話劇、一部電影，一個繁漪、一個小雲，享譽藝苑影壇。1941年，在重慶加入中華劇藝社，任幹事，協助社領導負責組織劇目和宣傳工作。曾參加老舍、趙清閣合寫的3幕劇《面子問題》的首演。1947年，她毅然奔赴蘇北解放區，曾任華中建國大學戲劇指導。建國後，歷任東北戲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劇、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輯等職，創作了京劇《三不願意》和電影劇本《不怕鬼的故事》等。曾任東北戲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東北戲曲學校校長、北影廠編輯部副主任。後任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劇、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編劇、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部主任等職。發表作品有京劇《三不願意》、電影劇本《不怕鬼的故事》、《蜘蛛與麻雀》、《如此北平》等。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屢遭批鬥，其中一個理由是她曾在《馬路天使》中飾演過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白衣自殺身亡，年53歲。



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中國地球物理學家和氣象學家。“兩彈一星”的倡導者、組織者和奠基人之一。1922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河南留歐美預備學校（即河南大學附中前身）。1925－1927年就讀於浙江公立專門學校(後為浙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1933年自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通過庚款考試，於1935年赴柏林大學從師氣象學家Hvon菲克爾。1938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西南聯大任教。趙九章把數學和物理引入氣象學，研究信風帶主流間的熱力學，完成了中國第一篇動力氣象學論文《信風帶主流間熱力學》。1944年經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教授推薦，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承擔起繼竺可楨之後中國現代氣象科學奠基的重任。同時兼任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 ）理學院氣象系教授，講授動力氣象學。1945年，趙九章指出，實際大氣在斜壓狀態下可以是不穩定的，即振幅將隨時間增長而形成天氣圖上觀測到的氣壓場的槽、脊分布和發展，這是現代天氣預報的理論基礎之一。1946年，趙九章在芝加哥大學做這一學術報告時，引起國際氣象學家的高度重視。在氣象學發展史上公認“公元1946年，中國趙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穩定概念”。同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成為中國現代氣象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1958年，趙九章是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術負責人，負責衛星研製的各項準備工作。5月17日，中科院成立581組，組長錢學森，副組長趙九章、衛一清。581組下設技術組，由趙九章主持。同年10月，他提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重要建議。1963年5月31日，趙九章建議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系內試辦研究生班。1965年10月起，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主持下舉行了衛星建造總體方案的進一步論證，會上趙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見。緊接著，負責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651設計院成立，趙九章主持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他對中國衛星系列的發展規劃和具體探測方案的製訂，對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的研製作出了巨大貢獻。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衛星設計院（代號651設計院），趙九章被任命為院長，他除了抓第一顆衛星的研製工作外，還註意到中國衛星型號發展問題。同年5月，中科院召開衛星系列規劃設想討論會，趙九章在會上報告對中國衛星系列規劃設想。1968年，春節剛過，趙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1968年10月26日(也有說10月11日)，因不堪紅衛兵的迫害，在北京中關村15樓服安眠藥自殺。



趙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國基督教新教神學家、教育家，著名翻譯家趙蘿蕤的父親。13歲時，因家道中落，曾輟學預備隨父從商。15歲再入學，入讀蘇州的教會學校萃英書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後轉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並考入監理會辦的東吳大學。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幹事約翰?穆德（John R. Mott）及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D. L. Anderson）影響，受洗成為基督徒。1910年，東吳大學畢業，趙氏留校在東吳中學任教。1914年，趙紫宸代表在華的監理會前往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參加美南監理會總會會議。同年秋，他進入監理會背景的田納西州範德堡大學的大學宗教學院，主修社會學及哲學，1916年獲社會學碩士學位，1917年獲神道學學士學位，並獲頒授“創辦人獎章”。1917年，學成回國，在東吳大學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務長，並兼任文學院院長。同年出席清華大學舉行的“第11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及在牯嶺舉行的“全國立誌布道團第一次全國大會”。1926年，趙紫宸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之邀，由東吳大學轉職燕京大學，擔任宗教學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學院院長，直至1952年大學結束，共26年。1941年7月，趙紫宸在香港被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按立為聖公會會長（牧師），他正式由監理會轉入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聘他為華北教區任會長。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發生數小時後，日本憲兵隊包圍燕京大學，趙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趙氏被日軍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獲釋。抗戰勝利後，他恢復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職務，兼任中國文學教授。1947年，趙紫宸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頒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949年9月，趙氏成為中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之後他成為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起人之一，1954年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但自1951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殘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趙蘿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為首位將英詩《荒原》漢譯為中文的譯者。趙蘿蕤幼年居於蘇州，1919年起就讀於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1928年入燕京大學中文系，1930年轉入英語系，1932年畢業；同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為英美文學研究生，1935年畢業後任教於燕京大學西語系，長期從事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國文學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與陳夢家結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譯本，僅印350冊，194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語語言文學；1946年夏天，詩人艾略特由英國回美探親，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請趙蘿蕤和陳夢家夫婦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詩人即席朗誦《四個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趙蘿蕤帶去的《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二書上簽名，還在扉頁上題寫“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的英文題詞。194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擔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主要著譯：《荒原》（1937）、《哈依瓦薩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叢林猛獸》（1981）、《草葉集》（1991）。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其夫陳夢家被定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癥，住進北京安定醫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續遭到批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後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少鹹：（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國音韻文字學家。自小師從祝彥和學習。辛亥革命前後加入中國同盟會，與會中不少重要人物有來往。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期間，參加保路同誌會，並成為積極分子。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前槍殺請願群眾三十余人，被稱為“成都血案”，趙少鹹亦參加了其後的反清起義。袁世凱稱帝後，大規模搜捕同盟會員、保路同誌會等革命黨人。趙少鹹也在名單上，被軍政府逮捕。他不承認自己曾經參加反袁運動，被判入獄。獄中無事可做，他托人在帶了許慎的《說文解字》，研讀數月。出獄後，對語言文字學產生了興趣。同時他看到軍閥割據，戰爭四起，對政治失望，遂開始研究學術，專攻音韻文字學。1919年，趙少鹹開始研究《廣韻》。1921年開始校勘《廣韻》。1933年，完成《新校廣韻》一書。1935年，重慶中央大學的音韻學教授黃季剛去世。1937年，趙少鹹應中央大學之邀到重慶教授音韻學。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學任教，兼職中文系主任。 他還曾在成都石室中學、成都師範學校、成都大學、華西大學任教。1953年，開始在《新校廣韻》的基礎上寫《廣韻疏證》。1956年書稿初成，五年後定稿。全書28冊，共260萬字。1966年10月，《廣韻疏證》即將付梓之時，趙少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紅衛兵沖擊，被抄家，藏書手稿全部被焚毀或被抄走。一個多月後在成都市華西醫院病逝。



胡風：（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文藝理論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七月派詩人，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貧寒，11歲才上學。1922年入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實驗中學與附屬中學、南京大學附中、南師附中），曾與巴金等人同學，加入中國共青團。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1926年又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未轉團組織關系。1926年回到湖北家鄉參加打倒軍閥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他從鄂東家鄉逃到武漢，正逢汪精衛主持武漢國民政府“清黨”，於1927年至1928年期間，先後在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任幹事、在江西剿共軍第三十一軍政治部宣傳科擔任了28天科長，負責編輯湖北省黨部機關刊物《武漢評論》、江西省黨部機關報《國民日報》副刊，據說曾撰寫《反共宣傳大綱》等有反共內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給胡風案平反時，認定胡風的這一段歷史，屬於政治歷史問題，不應以歷史反革命論罪。1985年4月，公安部對胡風歷史上的問題（關於胡自動退團問題；在國民黨省黨部任職；在剿共軍任反動職務；寫“反共宣傳大綱”等又進一步復查，經研究並請示中央書記處同意，認為胡申訴的五個歷史問題，有的仍然證據不足，如“撰寫反共宣傳大綱”僅一人檢舉，胡一直否認。)胡風於1929年赴日慶應大學英文科留學，加入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並在日本刊物《藝術學研究》和《普羅文學講座》上介紹過中國左翼革命文學。加入了日本共黨、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組織，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負責人之一。由於胡風在留日中國學生中宣傳馬主義和參加反戰（918事變）活動，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機關特高科密捕，6月被驅逐回國。同年到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曾任左聯宣傳部長、行政書記。1935年，編輯秘密叢刊《木屑文叢》發表小說，反映蘇區鬥爭，並且介紹蘇聯射穢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1936年初，合作編輯《海燕》，翻譯反映朝鮮、臺灣人民反殖民抗爭的短篇小說集《山靈》，收錄臺灣左翼作家用日本語創作的小說，如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等，是世界漢譯日本語臺灣文學的第1人。1937年抗戰爆發後，胡風在上海編輯《七月》文學周刊，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叢書。1938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著有詩集《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譯文集《人與文學》。1941年，皖南事變後他編輯出版了文學雜誌《希望》，其間著有文藝批評論文集《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等。1949年中共國建國後，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有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和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長詩《為了朝鮮•為了人類》。胡風雖然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文藝理論的主張上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的觀點相沖突，從1945年起，他的文藝理論多次受到批評，性情直率的胡風則也毫不客氣的做反批評。1951年起，一些人寫信給《文藝報》編輯部，要求再次批評胡風文藝思想。1952年初，《〈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陸續刊登了這些來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胡風舊友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在“編者按”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從此拉開運動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對胡風進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風向中央政治局遞交《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反駁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舒蕪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編者按”中對胡風的批評。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蕪在《人民日報》上再次發表抨擊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同時還交出了在19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澤東發起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運動，認為胡風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令《人民日報》在5月13日至6月10日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三批，並親自寫編者按。在此期間，《人民日報》還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聲討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鼓動聲勢。胡風隨後被判為反革命，並於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時還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骨幹23人。胡風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風從秦城監獄出獄。春節過後，離開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1967年11月，胡風再度入獄。1970年1月，胡風以“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在報紙空白處寫詩)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會加判無期徒刑，不準上訴。1979年獲釋，1980年、1986年、1988年，經歷三次平反過程，才徹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風已因病逝世，終年83歲。在中國文壇胡風是一位創作頗豐、活躍的文藝理論批評家，他的理論涉及詩歌、報告文學、小說、戲劇、電影、兒童文學、小品文等，其文學理論著述輯成三卷本《胡風評論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胡風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學理論研究，著有《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在混亂裏面》、《逆流的日子》、《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散文集《人環二記》，譯文集《人與文學》，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等。



胡先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國近代植物學、生物學先驅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胡不願罵“蔣匪”，萬言檢討三次不過關。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胡先骕是可不帶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經歷，是“裏通外國”；因發表過其文的《Taxon》雜誌也發過臺灣學者文章，有“製造兩個中國”之嫌；更根本說不清他曾受命創辦“中正大學”的彌天大罪。批鬥無盡無日，人身摧殘精神侮辱無以復加，掛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噴氣式、扇耳光、拳打腳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課。胡一家從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掃地出門，龜縮在10平米鬥室；平生藏書文物科研資料悉數遭劫，片紙無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骦不堪鬥辱，悲憤交集，心臟病突發逝於北京。



胡明：（１９０８年—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筆名安熙、韶華、蕪田、亮之，北師範教授，翻譯家。幼年就讀於高安縣第一高等小學，１９２３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學讀書，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了１９２５年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黨，任縣委組織委員，並以共黨身份參加國民黨，任國民黨高安縣黨部組織部長。１９２７年南昌起義後，於高安組織農民自衛軍與反動武裝進行鬥爭，後作戰失敗，被通緝。１９２８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組織關系。１９２９年入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預科學習，１９３１年升入該院國際貿易系，１９３４年轉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次年畢業。在求學期間，曾經擔任北平新報副刊編輯，為進步團體做宣傳工作。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參加平津流亡學生團體。１９３８ 初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先後任光明書店特約編輯和培明圖書公司編輯，並為生活書店寫稿。１９４３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回江西，在宜春師範學校任教。１９４５年７月後，又去上海任光華書店編輯，直至＂新中國＂成立。在此期間，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因從事進步活動曾被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辦事處抓捕關押。１９５０年，經數學家傅種孫（高安人，時任北京師大教務長，後為北京師大副校長 ）推薦，胡明被聘為北京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二級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陪審員 、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學編輯部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俄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並為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翻譯校訂馬列著作。從１９５３年起任北京師大俄語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１９６３年摘帽），遂調入資料室。早在１９３６年，他翻譯的列昂節夫著《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便已經出版，此後翻譯了大量有關著作，包括維特維爾著《資本主義世界地理》，米丁著《新興哲學體系》《蘇聯內戰史》，羅遜夫著《最新哲學辭典》，高爾基著《夜店》，傅爾曼諾夫著《 三人集》，波利亞可夫著《敵後》，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齊涅爾著《辯證唯物論講話》，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學習》，等等。文革中慘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語系教授胡明，從教工宿舍樓四層家中跳樓身亡。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號懺庵，植物學家、教育家、文化學者。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與錢崇澍等同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先驅，也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創人之一。1920年代初，與梅光迪、吳宓、柳詒徵等發起成立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學衡》，致力於維護中國文化，發展國學。對新青年派打倒中國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觀點不以為然。1950年代初，對於當時蘇聯流行的李森科獲得性遺傳理論，胡先骕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公開表示批評。與談家楨等主張發展基於基因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1913—1916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學習，獲農學學士學位。1923—192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獲碩士和植物分類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與秉誌等，在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後來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主任。長期主持編輯《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 兼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教授。參與發起中國植物學會，為中國植物學會第一任會長。 主建廬山森林植物園、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學（後更名為國立南昌大學）首任校長。1946—1949年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1946年與國立中央大學鄭萬鈞教授發現並命名采集於四川萬縣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國植物學家的關註。1950—1968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66年文革爆發遭中共黨鬥垮，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和首飾等物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對胡先骕進行人身侮辱，逼其寫檢討、思想匯報，還要到植物所接受批鬥。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單位來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暫時離家，到單位集中接受批鬥。當晚，由夫人準備了一小碗蛋炒飯，吃過之後，他獨自去睡覺，一只腳還沒有放到床上，突發心肌梗塞，就此辭世。

　　

胡煥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學家，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煥庸線。1915年就讀於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今常州中學）。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師從竺可楨等名師，1921年畢業於南京高師地學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補讀國立東南大學學分，獲得理學士學位。同年和淩純聲等幾個貧寒同學采用互助互濟的辦法，集資赴歐留學。在法國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學習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師從白呂納（Jean Brunhes）等名師。1928年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研究員，是竺可楨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間，隨中央大學西遷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務長，同年被推舉為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1946年，應美國馬裏蘭大學之聘，擔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國成立後，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在治淮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工作。1953年，任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煥庸在華東師範大學創辦人口地理研究室，這是全國大學中第一個有關人口的研究機構。文革期間，被打成反革命，入獄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為人口研究所，擔任所長，華東師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國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胡正祥：（1896年－1966年），著名病理學家。1921年畢業於美國哈佛醫學院，後在美國麻省總醫院繼續學習病理學5年。回國後歷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職，在病理學研究中頗有建樹。於30年代證實了白蛉子傳染利杜氏體的途徑，發現嚴重貧血可在顱骨內板形成局竈性髓外骨髓增生，證明了一種主要由大單核細胞形成的單核細胞腫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診斷標準，惡性淋巴瘤的形態學與預後的關系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60余篇，於1951年合作編寫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以國內病理資料為主體的病理學參考書。曾任中國協和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祖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等職。曾任第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中華醫學會病理學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雜誌》編輯，於1955年創辦《中華病理學雜誌》並擔任總編輯等職至1966年。文革中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批鬥迫害，因為他研究細菌和疾病，竟有人硬說美國在朝鮮使用的細菌武器是他製造的。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門抄家並毒打胡正祥夫婦，事後他倆先後自殺。



胡登輝：（1941年－1968年8月），足球運動員。1962年，胡登輝從北京市體校畢業了，想進入專業隊踢球，但當時的北京隊考慮過幾次，終於還是因為身材矮的原因投了否決票。但沒想到，當時八一隊卻“相中”了他，立刻將已經分配到中學教書的胡登輝調進八一青年隊。1965年，時任國家隊主教練的年維泗在重新組建國家隊時，欣喜地發現了這個進步飛快的小夥子，把他視為“最有潛質和前途的年輕隊員”。就這樣，短短三年間，胡登輝完成了從八一青年隊到八一隊到國家隊的效率驚人的“三級跳”。1965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胡登輝隨國家隊出訪非、歐三國，國家隊取得對幾內亞1勝1平1負、對馬裏2勝1負、對阿爾巴尼亞2平2負的不俗戰績，他的才華得以充分施展，進入運動員渴求的“上升期”。比賽果然連連告捷：6比0勝也門隊、7比0勝巴勒斯坦隊、4比0勝柬埔寨隊。胡登輝發揮得淋漓盡致，驍勇異常。在與越南隊比賽時，因與對方後衛相撞，胡登輝的胳膊脫臼，疼痛難忍，躺在地上，蒼白的臉上豆大汗珠直淌。＂可以堅持嗎？”戰友圍上來，著急地問。因為這是關鍵之戰，勝了才可能參加冠亞軍決戰。“豁出去了！”他發狠地咬咬牙，在大夫用繃帶纏上夾板為他固定後，又投入了戰鬥。中國隊終以2比1獲勝。1966年歲末的北京，滿街的大字報、遊行隊伍和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向他們呼嘯而來。國家運動集訓隊的大樓也貼滿了大字報：“年維泗教練不教人的資反路線必須批判”、“足球隊的同誌們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陰風四起，一些新老“國腳”被列入“另冊”，張宏根被列入“白專道路”典型，史萬春等被視為舊社會殘渣余孽，被關進牛棚，“球王”孫錦順以莫須有的“特嫌”專政，八一隊的陳福賚、朱一先等老教練也被劃進勞改隊。25歲的胡登輝被冠以“反革命孝子賢孫”的罪名，成為接受批判的對象。胡登輝的父親曾因歷史問題(據說是“海外關系”)入獄，後因病死在獄中。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曾記下“如不是在監獄裏，父親的病可能被治好，不致死去”的話。當晚他被關在一間宿舍裏，痛苦、沮喪、失落纏繞著他年輕的心。他有自己的誌向，自己的追求，可是球場被封，訓練中斷，大家都“幹革命”去了。正值青春年華的他在文革前曾與一位女運動員相戀，但文革開始後，造反派們不斷逼著這位女運動員與胡登輝“劃清階級界線”，最終他們只好放棄。愛情的萌芽未及綻開，就遭到了摧殘。1968年夏的一天，八一足球造反派要批鬥一位領導，將胡從國家隊揪回八一隊，當晚，剛好駐地上演革命樣板戲，胡趁機從關押的房子逃出，跑到中央黨校內一個小院，觸電自盡，未成功，再在一顆樹上上吊自殺，終年27歲。死後幾天，屍體才被發現，隊友戚務生、伊秋文用板車拖去火化。（胡死亡具體月日不詳。新浪一篇“馬三”的博文《電影<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與原中國隊中鋒胡登輝之死》對胡之死知之最詳細，也只提到是“夏天”，姑且放到“8月”。）



俞鴻模：（1908年－1968年3月17日），又名少歧，編輯家。早年曾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和復旦大學，1933年赴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留日期間，積極參加“左聯”東京支部所領導的進步文藝團體的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前回上海，旋即赴印尼任茉莉芬中學國文教員。1938年回到國內，隨即前往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文書和教員。不久，在艾思奇等人的幫助下，到漢口創辦海燕書店，出版進步文學書刊，宣傳革命思想。1939年奉命前往香港籌辦新知書店香港辦事處。鴻模從印尼帶回所分得的家產全部用於開辦書店和充作革命活動經費。同年冬，鴻模回到上海籌建海燕書店，出版了《地下》、《前夜》等大量進步書籍。日軍侵占上海租界後，新知書店和海燕書店均被迫停業。此後，他秘密加入了新四軍，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文化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後，海燕書店又復業，繼續出版郭沫若的《少年時代》、《革命春秋》、《今昔蒲劍》等進步書籍。中共國成立後，俞鴻模歷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文獻資料編輯所編審等，主持出版《蘇聯文學史》、《新兒女英雄傳》等大量書籍資料。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受到牽連，審查期間自殺未遂；文化大革命期間再慘遭迫害，終於不堪迫害在1968年3月17日自殺身亡。終年61歲。



俞大紱：（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字叔佳，中國植物病理學與微生物學家。中國植物病理學科奠基人之一。1915年進入復旦中學，1918年進入復旦大學預科專修數理，1924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他主學農科、兼修化學，畢業後留校任助教、講師。1928年懷著“科學救國”的理念赴美深造，攻讀動植物病理學，1932年獲得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學位，成為美國植物病理學會會員，Sigma－Xi榮譽會員，並獲得斐陶斐獎。1932年回國後，歷任金陵大學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選聘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評議員。中共國成立後，歷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校長、名譽校長至1982年。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1956年當選為蘇聯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中國農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中國真菌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俞大紱的成就：早年從事谷類作物的抗病育種工作，先後培育並推廣抗黑粉病小麥、大麥良種，以及具有抗莢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種、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種。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首創中國禾本科作物黑粉病菌生理小種的研究；對粟病及蠶豆病害進行了全面系統研究。晚年在真菌異核現象研究方面獲得成果，並得到國際上的肯定。1951年，在中國東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蘋果樹腐爛病。當時，300多萬棵蘋果樹瀕臨死亡。俞大紱帶領防治小組奔赴病區，對發病規律及侵染循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製定了防治措施。地方政府配合號召數萬群眾，共同參與這場防治蘋果樹腐爛病的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終於製止了病害，讓果樹又恢復了生機。俞大紱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的同事一起進行防治谷子紅葉病的任務。他們在華北、西北等地采集標本，深入生產第一線反復試驗，終於找出了藥物防治和抗病育種的有效措施。這項工作不僅在谷子紅葉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成果，在病毒病害的深入研究以及學科的發展方面，也做出了貢獻。50年代中期，俞大紱主持開創了中國的植物抗疫工作。開辦了植物檢疫培訓班，在培養檢疫人才、發展植物檢疫工作、普及植物檢疫知識上各方面做出了貢獻，也填補了中國在相關領域發展的空白。俞大紱曾帶領學生到浙江黃巖，以柑桔皰痂病作為主要檢疫對象進行防治和檢疫工作，經過長期努力，終於控製了病害。同時也培養了一批檢疫技術幹部。同一時期，他還在四川進行柑桔潰瘍病的防治工作，受到各界肯定。1959年俞大紱在北京農業大學成立了農業微生物專業，他不僅創辦並領導專業工作多年，為培養農業微生物人才工作奉獻良多。1966年俞大紱和他的助手們在水稻惡苗病菌（能夠產生赤黴素，也稱赤黴菌）的異核遺傳研究中，發現了該菌在自然界中有三種不同的組成異核體，並證明各異核菌在赤黴素產量和寄生力上均有差異。這項研究在“異核現象在自然界中是否普遍存在？”這個爭論的問題上面取得答案，也說明異核體內致病力極弱或根本無致病力的異核怎麽傳遞下去。此項研究結果《赤黴菌的自然變異研究》，發表在1966年的《中國科學》（英文版）上。由於當時只有少數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研究有所投入，俞大紱及其助手們的研究成果受到各國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視，並被多種各國相關刊物引用。泯滅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俞大紱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肅至死者6人：表兄陳寅恪、唐筼夫婦、胞妹俞大絪曾昭掄夫婦、堂妹俞珊、趙太侔夫婦。



俞珊：（1908年－1968年），女，中國演員，表演藝術家，最早的話劇演員之一。20年代中期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精通英語、熱愛戲劇。1929年田漢至該校導演《湖上的悲劇》，邀入其南國社。國人大都知道周恩來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期間，曾是南開新劇團的積極分子，而他當年在戲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在話劇男扮女的情況下，真正在中國話劇舞臺上一舉成名的女演員，是南國社在1929年公演《莎樂美》時扮演女主角的俞珊。俞珊是南國社後期一顆明星。她在入社當年7～8月舉行的南國社第二期公演中主演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名劇《莎樂美》，據吳作人回憶：俞珊主演的《莎樂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莎樂美的扮演者，啟用了“容貌既美，表現又生動”的舞臺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膽潑辣，生動地再現了這一求愛不得，便割下所愛者頭顱捧著親吻的猶太公主形象，從此聲譽鵲起。她那張求愛不得便割下所愛者頭顱捧著親吻的劇照，成了中國話劇史上的經典形象，直至2003年，還作為標誌性的畫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圖中國話劇史》的封面和封底上。1930年，俞珊又參加了南國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漢改編的《卡門》一劇中任主角。因為她的個性和舞臺形象十分適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個熱愛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蔔賽女子形象，所以評論者予以高度評價：“俞珊演得熱情潑辣，十分動人。”以後她隨京劇名伶水仙花（郭際湘）習旦角，30年代在京、津，抗戰時至重慶，常作業余演出。中共國成立後，俞珊先在江蘇省京劇團工作，及中國戲曲研究院工作。1966年夏天，就在“紅衛兵”到俞珊家裏抄家的時候，田漢已經被打成“黑幫分子”關進“牛棚”。1967年2月17日，田漢被關入秦城監獄，後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進301醫院，一邊接受治療一邊接受審訊，直到1968年12月10日病逝於醫院，終年70歲。1968年4月24日，與俞珊離異的趙太侔在青島投海自盡，終年79歲。而60歲的俞珊，則正被紅衛兵抄家剃陰陽頭批鬥，最終被迫害致死。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銘衡，字平伯。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散文家。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與杭州才女許寶馴結婚，開始愛好昆曲。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同年，他與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後陸續發表過《冬夜》等詩集。1919年12月俞平伯畢業於北京大學。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紅學學術地位的專著《紅樓夢辨》。考證出《紅樓夢》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與胡適一同成為新紅學的奠基人。1925年任教於燕京大學，並介紹朱自清前往清華學校教書。1928年去清華大學。1935年在清華園成立“清華谷音社”，推廣昆曲。1946年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1949年1月，俞平伯與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30名教授發表對全面和平書面意見，一致擁護中共黨。1953年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將舊著《紅樓夢辯》修訂後易名《紅樓夢研究》出版，1954年起陸續出版《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讀〈紅樓夢〉隨筆》。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對他的觀點進行陳述。同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全國性政治大批判，是當時的著名事件。俞平伯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迫害，然而他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並出版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同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對俞平伯進行了批判。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裏，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俞平伯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是哪裏有批判會就到哪裏。作為胡適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態。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檢討發表後，俞平伯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十年動亂期間，文革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受到抄家批鬥，在逆境中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相依為命，頑強地生活著。1969年11月，兩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幹校勞動。1971年1月，作為特殊照顧對象，俞平伯夫婦從幹校回到北京，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以90高齡逝於北京三裏河南沙溝寓所。著有《俞平伯全集》共計十卷。



賀綠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名楷，號抱真，當代著名音樂家、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師從音樂家黃自。1934年所作鋼琴曲《牧童短笛》和《搖籃曲》在亞歷山大•齊爾品舉辦的“征求中國風味的鋼琴曲”評選中獲第一獎。同年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聶耳介紹他到明星電影公司任作曲股長，參與左翼電影事業。他為影片《船家女》、《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和話劇《復活》、《武則天》等20多部影劇作品配樂作曲，創作了《搖船歌》、《背纖歌》、《春天裏》、《怨別離》、《懷鄉曲》、《戀歌》、《秋水伊人》等上百首歌曲，膾炙人口，傳唱不已。他為影片《馬路天使》譜寫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兩支歌，成為他的電影歌曲創作和30年代進步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品。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在煤油燈下創作了不朽的抗日戰歌《遊擊隊歌》，傳遍大江南北。1938年到武漢，在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科長兼該廠中國合唱團的總幹事。1938年8月武漢失守以後撤到重慶，任職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兼任育才學校音樂教師。同時創作了《全面抗戰》、《上戰場》、《弟兄們拉起手來》、《保家鄉》、《中華兒女》、《勝利進行曲》、《還我河山》等充滿戰鬥熱情的歌曲，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日鬥誌。1943年到延安，後去東北。1946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音樂組長，並與李伯釗等負責籌建中央管弦樂團，並任團長兼合唱隊長。1949年2月，任北平師大音樂系主任及籌建中的國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前身)副院長，還被選為全國文聯常務理事及中國音協副主席。1949年9月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還創辦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附小，為國家培養初、中、高級優秀音樂人才。他曾根據一首民間曲子創作了曲名為《倒卷珠簾》的哀樂，震撼人心，動人心弦，後修改成常用的《哀樂》。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海市長曹荻秋在動員報告中點名指控8名藝術家、作家、編輯、和教授是“反黨反射穢主義分子”，賀綠汀是其中之一。由此賀綠汀在全國性報紙上受到點名批判攻擊。教育界和藝術界都是文革規劃好的重點打擊對象，賀綠汀身為音樂家以及大學校長，身兼二罪，在劫難逃。紅衛兵運動興起以後，賀綠汀進而遭到肉體攻擊和折磨。9月16日，賀綠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該校紅衛兵綁架到學校。賀綠汀被一塊黑布蒙住頭，被皮帶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爛，與血水混合在一起。姜瑞芝也被逼在墻角打得滿身是傷。這一群人打過以後，另一群人圍上來，將他們分別綁架，又整整折磨一夜。他們的家被抄，家裏的東西都被砸碎。文革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樂學院發生了十七起所謂“非正常死亡”。這些死亡就發生在這樣的暴力虐待的基礎上。1968年3月21日，賀綠汀被上海當局關進正式監獄。他被關了5年，1973年才被釋放。在這期間，他多次被押到“鬥爭大會”上遭到“鬥爭”，其中包括在電視上被“鬥爭”。“鬥爭會”一直開到了電視上，也算是上海對高科技的特別使用，盡管當時私人很少人有電視機，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沒有電視節目播送。在文革中，他的三個女兒因拒絕與父親劃清界限而被定為“翻案集團骨幹”，次女賀曉秋在受打擊後在家中開煤氣自殺。1979年，賀綠汀復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



賀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字自昭，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屬聯中石室中學，主學宋明理學。1919年秋以優秀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後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屬中等科二年級，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等教育。1923年，賀麟先後聽梁啟超所開幾門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課程，對學術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梁啟超指導下，賀麟寫成《戴東原研究指南》一文，發表於《晨報》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華周刊》發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6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國留學，1928年2月修滿學分，以優異成績從奧柏林學院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學士論文是《斯賓諾莎哲學的宗教方面》。3月轉入芝加哥大學專攻哲學。9月轉入哈佛大學。192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完成《道德價值與美學價值》、《自然的目的論》兩篇論文。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1932年北京大學聘為副教授。1933年1月發表《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概要》。1935年4月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等發起成立“中國哲學會”。1936年翻譯魯一士《黑格爾學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與金嶽霖等人發起組織邏輯學研究會。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26日長沙臨時大學舉行開學典禮。11月1日開始上課。文學院設在南嶽衡山腳下的聖經書院。1938年2月臨時大學南遷，4月到達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開學。賀隨文學院遷至離昆明三百多公裏的蒙自縣，執教於哲學心理系，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沈有鼎、鄭昕、陳康等哲學家共事。1942年，2月1日發表《宣傳與教育》一文。1944年3月發表《謝林哲學簡述》一文。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當代中國哲學》，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與人生》。1949年中共進駐北平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黨做賀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去臺灣；進步教授袁翰青也與賀麟談了三次，宣傳中共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終賀麟同意拒絕到臺灣，並表示不再同國民黨往來，留在了北京。1954年翻譯黑格爾《小邏輯》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開始，其學術重點放在翻譯上，學術鋒芒逐漸消失。1959年與王太慶合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四卷。1962年譯作《康得哲學論述》、《精神現象學》由在北京出版。著有《賀麟全集》，共十六卷，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五月文革開始，由於賀麟的特殊經歷與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鬥，抄家數次，遊街數次，房屋被占，財產丟失，被關進“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誣為“特務”而慘遭毒打。後來，賀麟還以“勞動鍛煉”的名義被遣送到河南農村幹校改造兩年。1973年，臺灣出版社印行了賀麟《文化與人生》的新版。1978年賀麟復出。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筆名施青萍、安華、薛蕙、李萬鶴、陳蔚、舍之、北山等。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教育家。1913年隨家遷居江蘇松江（現屬上海市）。中學期間，即開始創作小說，在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刊物發表作品。1922年，施蟄存考入美國長老會在杭州開設的之江大學，次年因參加非宗教大同盟被開除，轉入上海大學，同年以維納絲學會之名，自費刊印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江幹集》。此後他又曾轉入大同大學（1924年）和震旦大學（1926年），參加過五卅運動，並與同學戴望舒、杜衡加入共青團，同時創辦《瓔珞》旬刊。1927年四• 一二事變後，施、戴等人均列為共黨嫌疑分子，遂回到松江隱居，任中學教員，並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自1929年開始，施蟄存陸續發布《鳩摩羅什》、《將軍底頭》等小說，而成為中國“現代派”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施蟄存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雜誌。引進現代主義思潮，推崇現代意識的文學創作，在當時影響廣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施蟄存赴雲南大學任教。編撰《中國文學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0年日軍占領越南，回上海探親的施蟄存無法返回昆明，遂轉往福建，任教於永安福建中等師資養成所，次年至長汀，執教於廈門大學，開設《史記》專題課，編撰《史記旁劄》等教材。直到1945年，轉赴福建三元，執教於江蘇學院，戰爭結束後隨江蘇學院至徐州新校址。不久轉往上海，任教於暨南大學（1946年）。1951年，施蟄存改入滬江大學。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施蟄存被分配到華東師範大學，居住愚園路岐山村。1957年，因發表雜文《才與德》，加之早年與魯迅有過論戰，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別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起先是被剝奪當教師的權利，被趕到圖書館資料室，而後幹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資減半，有一段時間甚至只發生活費。文革中，他又受到同行們的批判。如翻譯家王道幹的“正像姚文元同誌說的，施已從"第三種人"轉變為"第二種人"——反射穢主義的人”，或者像文藝理論家以群進一步發展姚觀點，說施蟄存其實也並沒有“做定”第三種人，“他二十余年來一貫"做定了"的倒是反對共黨、反對射穢主義、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第一種人”。當時人人都要表態，巴金等作家也曾聯名撰寫批判文章；施蟄存的同事、學生紛紛檢舉揭發施蟄存的種種“罪行”。文革期間連住房都被造反派強行縮小，只能在三樓曬臺上自己搭上一間小板屋生活。在《施蟄存七十年文選》自序中，他說了一段文革中的境遇，足顯其坦然之心跡：“‘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寫的思想匯報、改造日記，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別是每日寫的‘日記’，由紅衛兵收去貼在學生宿舍樓下的大黑板上，惹來了許多學生的‘欣賞’，那些只占抄本簿兩頁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當時不留底稿，現在無法把它們也編成一個集子。前天看到陳白塵的《牛棚日記》，很佩服他的目光遠大。”其所著頗富。1978年撰著《唐詩百話》，續撰《北山樓詞話》。



施濟美：(1920年－1968年5月8日)，女，小名梅子，曾用筆名方洋、梅寄詩。中國現代女作家。1935年，施濟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讀，與同窗俞昭明結為好友，由此結識時為上海浦東高中學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漸發展為知己的戀人。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東吳大學經濟系。“八•一三”事變後，俞允明改入武漢大學就讀，隨校西遷四川樂山。而南京淪陷後，施、俞兩家在施濟美的機智指揮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慘無人道的日機轟炸中遇難。施濟美強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筆跡繼續為俞家二老寫家書，並且終身未嫁。1942年大學畢業時，“孤島”全面淪陷，遠在巴黎駐法大使館任職的父親對家中的接濟完全中斷。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絕到待遇優厚卻有日資背景的保險公司任職，寧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師，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黨員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蘇州俞昭明的住所暫避。施濟美是“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學聲譽上僅次於張愛玲、蘇青的著名女作家。從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報》上發表《死的滋味》開始，她的作品不斷見於《萬象》、《小說月報》、《紫羅蘭》、《春秋》、《萬歲》、《第二代》、《潮流》、《藍園之戀》、《紫色的罌粟花》等刊物。以自身愛情悲劇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說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短篇小說《小不點兒》曾入選1944年12月譚正璧編選的《當代女作家小說選》。中共建國後，施濟美淡出文壇，獻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學執教，是語文組的骨幹教師。她講課生動，解說中肯，曾多次舉行觀摩教學，被譽為"施濟美水平"。文革中，她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學教師林麗珍一同懸梁自盡。



姚監復：（1932年10月9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曾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父親為國民黨軍人，母親為小學教員。抗日戰爭中隨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肅、陜西。抗戰勝利後到江蘇蘇州。淮海戰役中，時任上校的父親參加起義。1949年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預科、本科，機械工藝系鑄造工藝及設備專業，1957年畢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文革中家庭受沖擊，父親自縊，母親在1966年”紅八月“中慘死。姚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南西洞庭湖農場，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文革後平反。1982年被杜潤生調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員。六四之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被撤銷。1992年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任研究員，現已退休。近況：2011年3月7日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網記者肖曼采訪，姚監復說央視應實況轉播人大代表發言。2012年5月執筆陳希同的回憶錄名為《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年談話紀錄》，書中記錄了姚監復與陳希同八次談話的內容。2012年9月接受海外媒體采訪時說他不相信江澤民本人有平反六四的願望，因為江澤民本人是六四鎮壓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為六四平反。2014年因涉嫌為記者高瑜提供中共《九號文件》而受到調查，高瑜案判決書中稱其“另案處理”。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領導者。1945年7月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冶金系。1951年獲英國伯明翰大學工學博士。1957年9月回國後到錢學森所主持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參與創建材料與工藝研究所（後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下屬單位）並任所長。1968年6月8日在文革運動中被紅衛兵毒打致頭部重傷，並被阻撓而失救致死 ，去世時年僅45歲。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親決定要他到濟南的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就讀，侯仁之的父親一直想讓侯仁之當醫生，因而選擇了這所學校。然而，一個學期後，由於學生運動，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停辦，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學讀高中。德州博文中學沒有在政府備案，學生無法直接報考大學，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轉學到通縣的潞河中學。1931年，因受顧頡剛在《中學生》雜誌上一篇文章的影響，侯仁之同胞弟侯碩之商量是學醫還是赴燕京大學學歷史，侯碩之對侯仁之說：“學醫只能給個人看病，學歷史可以給社會看病。”這番話使侯仁之決定報考燕京大學歷史系投奔顧頡剛。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獲得獎學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經歷四年本科學習，在洪業和顧頡剛教授的訓練與啟發下，開始了學術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畢業後，侯仁之奉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顧頡剛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占領北平，顧頡剛離校南下，侯仁之遂轉為洪業教授的研究生，此時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歷史地理學發展。1937年秋，身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據自己在團契“朝會”上的發言寫成一本小冊子《基督教與人類之再造》。這是當時任團契主席的趙紫宸（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向侯仁之的約稿。小冊子印出後，在燕京大學師生中傳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遇到校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訴侯仁之，他看了這本小冊子，認為很好。抗日戰爭勝利後，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學。按照洪業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在利物浦大學，侯仁之成為利物浦大學地理系主任、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達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學生。在達比教授的學術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指導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學術突破，1949年7月獲得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北京的歷史地理》。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學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園61號居住。他歷任燕京大學副教授、教授。同年，侯仁之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基礎。1952年院系調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並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後來改為地理系）主任，自此“歷史地理學”正式出現在中國的大學課程中，侯仁之也開始系統的學術研究活動。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學術上取得豐碩成果。寫出了《北京海澱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等論文。1958年10月，侯仁之作為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主任，參加了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內蒙古、寧夏、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會後，他將研究領域拓寬到沙漠，從1960年開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部分師生赴西北半幹旱地區，對寧夏鹽池、靈武一帶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蝕狀況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寫成專題研究論文《從人類活動的遺跡探索河東沙區的變遷》。1962年底，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下，侯仁之製定了十年考察計劃：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從內蒙古西部經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烏蘭布和沙漠，為包鋼建設配套基地開展了論證研究。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發現3個古城，經考證為漢朝的臨戎、三封、窳渾。後來他和北京大學考古系的俞偉超合寫《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兩文，引起學術界及當地政府重視。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來到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漠，考察了該沙漠東南角紅柳河畔的兩座古城遺址－－統萬城、城川城。此後，他發表了《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等研究論文，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侯仁之通過上述研究，開創了“沙漠歷史地理”。在侯仁之帶領下，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環境變遷研究開展起來，北京大學設立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為三北防護林帶的興建提供了科學依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侯仁之受到批鬥，罪名是“三家村幹將”，因為他曾為吳晗主編的地理小叢書撰寫了其中的《徐霞客》與《歷史上的北京城》。後來，他又因反對北京大學掌權的聶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職審查。季羨林回憶稱：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仿佛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什麽人，我們三個都是“陪鬥”。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臺下的一間小屋裏，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而立……忽聽臺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臺去，口號聲震天動地。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的北京大學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兩年，該地區是嚴重的血吸蟲病發病區，侯仁之等人在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鯉魚洲，侯仁之先後參加了築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場、割稻等各項勞動。1972年復出。



侯金鏡：(1920年9月8日－1971年8月8日)，文學評論家。少年隨父在天津上學。

1937年夏考入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因七七事變隨校遷湖北。1938年到延安，入陜北公學分校學習，畢業後留校演戲並寫作。曾將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改編為話劇上演。1939年調晉察冀邊區，創作宣傳抗日的歌詞、宣傳劇。1942年加入中共黨，年底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文學組組長。1943年到阜平縣深入生活，任縣抗聯宣傳部副部長，領導高街村劇團演《窮人樂》。歷任晉察冀聯大文工團幹事，冀西阜平抗聯會宣傳部副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副社長、華北軍區文工團副團長，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文藝科長。1954年冬調任《文藝報》副主編，同時寫作文學評論。1961年發表的《創作個性與藝術特色》反對簡單化批評，維護作家的創作個性，引起較大反響。著有評論集《部隊文藝新的裏程》、《鼓噪集》、《侯金鏡文藝評論選集》等。散文《漫遊小五臺》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等叢書。文革中被送往湖北鹹寧幹校，強製參加重體力勞動，猝發腦溢血逝世，終年51歲。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中國近代著名詩人。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他離家到山西省參加八路軍，於同年１１月參加中共黨。1941年被選送到陜西省延安市中央研究院學習，1945年11月，擔任熱河省豐寧縣縣長，1946年6月，任熱西專署民政科長。1948年後到新聞系統工作，先後擔任《群眾日報》副總編兼《大眾日報》社社長、《天津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主任。中共國成立後，先後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單位工作。並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秘書長及《詩刊》編委等職。郭小川的詩歌立意深刻，他對詩的格式進行過各種嘗試，曾創作了樓梯式、自由體、新辭賦體等，具有鮮明的時代光彩，被稱為政治抒情詩，朗朗上口，韻味十足。主要作品有《女性的豪歌》、《夏》、《熱河曲》、《我們歌唱黃河》、《甘蔗林-青紗帳》、《團泊窪的秋天》、《望星空》、《祝酒歌》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郭小川曾多次受到迫害，並下放到河南林縣勞動。文革結束後，被招回京，在安陽招待所住宿時，夜晚由於睡前服用安眠藥後又吸煙，煙頭掉落在床上，引燃塑料床墊導致產生大量有毒氣體窒息而死。



郭維：（1922年－2014年11月14日），著名電影導演、編劇。1938年起，先後在陜北公學流動劇團、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火線劇社、群眾劇社任演員、戲劇組長、社長，參與出演《白毛女》、《血淚仇》等話劇，並導演了話劇《勝利渡長江》等。中共國成立後，曾任河北省文工團團長。1950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任副導演、導演。協助史東山導演了《新兒女英雄傳》。1953年，獨立執導個人首部電影《智取華山》（兼任編劇），獲得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爭取自由和平獎。1954年，調任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執導了電影《董存瑞》，獲得1956年中共國文化部優秀影片一等獎。後來，郭維被調到北京電影學院向蘇聯專家學習。1958年，郭維離開了電影學院的學習班，導演了電影《花好月圓》，該片改編自趙樹理的作品《三裏灣》；後來，作為“沙郭呂集團”(沙蒙、呂班，同期電影導演。)的主要成員被打成右派，作品也屢遭批判。被打成右派之後，自刻一方圖章，上有：“歷史將宣判我無罪。”1962年，他恢復了導演職務，隨即將王願堅的短篇小說《親人》改編為電影劇本，但該影片剛進入拍攝階段，便被判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而遭扼殺。1979 年5月5日，長春電影製片廠宣布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郭維等29人均屬錯案，為其公開恢復名譽 ，後他又調回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當導演，兼任北京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並執導了劇情電影《柳暗花明》。



姜永寧：（1927年－1968年5月16日），香港歸僑，著名乒乓球運動員，與同樣為香港歸僑的傅其芳和容國團並稱為中國乒壇“三英”。姜永寧屬直拍兩面削球打法，1952年獲得香港冠軍，同年應邀代表廣東省參加中國全國乒乓球冠軍賽，獲得冠軍。此後定居中國，並與1952年全國女子冠軍孫梅英結婚。姜永寧一共參加了四屆世乒賽，為中國隊晉級世界四強立下汗馬功勞，他也是第一個打敗世界冠軍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他是中國乒乓球運動的奠基人之一。1960年代初，姜永寧退役，其後出任中國女子乒乓球隊教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害，當文革的狂風吹進先農壇體育場時，姜永寧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上——“揪出日本大漢奸姜永寧”，“姜永寧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漢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來，這一切值得革命群眾深思”，姜永寧驚呆了。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錫添看到了他腫脹的臉，小聲問他：“他們打你了？”姜永寧搖搖頭，不敢說出實情。那天，在先農壇宿舍樓，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掃的廁所擦得幹幹凈凈，然後獨自走進四樓的一個房間裏。人們回來後發現姜永寧失蹤了，便四處尋找。這時，王錫添看見姜永寧站在窗口，以為他要跳樓，含著眼淚大喊：“姜永寧，你不要想不開，不要做糊塗事。”可是，姜永寧紋絲不動。人們打破玻璃跳進房去，發現姜永寧吊在窗口，已經斷了氣。時年41歲。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1987年12月17日），筆名林陵、什雲、蔡雲等，翻譯家、教育家，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奠基人。1931年加入中共青年團，翌年加入中共黨。1936年後前往上海，在經營蘇聯電影業務的亞洲影片公司任翻譯，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總支部書記。1941年與塔斯社協商後以蘇商名義在上海滄陷區創辦《時代周刊》並任主編。1945年又創辦《時代日報》並任總編輯與時代出版社社長。擔任過共青團哈爾濱市委宣傳部部長、滿洲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職。中共國成立後出任上海俄文學校（現上海外國語大學）首任校長。後又歷任上海市文化局對外聯絡處處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顧問等職。曾領導參加《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澤東選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譯編輯工作。主要譯作有：《列寧在十月》、《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俄羅斯問題》、《小市民》、《演員自我修養》等。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達七年時間。1975年獲釋。1978年，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員會副主任、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編輯、顧問。倡導編譯《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還被聘為《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委會顧問。



饒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幼年在叔父和舅父教導下習四書經史。1903年，入撫州中學堂學習。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讀於中國公學。後轉入“中國新公學”，胡適曾為其英文老師。191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1912年回臨川中學（今撫州一中）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官費赴美國留學。初入加州大學，後轉芝加哥大學，1917年冬獲該校物理系學士學位。1918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後轉入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1921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1922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研究低壓電弧的電子發射速率的實驗成果（導師為卡爾•泰勒•康普頓，阿瑟•康普頓之兄）。同年返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聘請，來到南開大學任教授，創立物理系並任主任。1929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波斯坦天文物理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完成了《論銣和銫的基本線系的二次斯塔克效應》論文。1932年回國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一年後到北京大學任物理系主任，自1935年起兼任理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在湖南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前身）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物理系主任。期間培養了楊振寧、黃昆、張守廉、鄧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優秀物理學家，影響深遠。1944年，他休假到美國，與A．H．尼爾森（Nielsen）等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研究。1947年初回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物理系主任等職務。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臺灣的專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49－1951年，繼任北大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學校校務委員。1952年北大院系調整時，辭去院、系領導職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41號上吊自殺身亡。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東吳大學醫學預科，讀了一年後，深覺人們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來自社會所造成的貧窮。要治病人先得治社會。轉學去燕京大學，拜吳文藻為師。193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獲社會學學士學位。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人類學系。1936年底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學習社會人類學，師從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938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江村經濟》，又譯《中國農民的生活》，同年夏回到中國，任教於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主持雲南大學和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教授。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投身於民主愛國運動。同年起歷任西南聯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副教務長。1945年－1952年任清華大學副教務長、社會學教授。1951年費孝通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代理團長；兼任廣西分團團長（副團長黃現璠、陳岸等）。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7年3月24日，費孝通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發表在《人民日報》，被劃為“右派”。同年反右運動，費孝通被劃為中國著名的大右派，是人類學界、民族學界的著名五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1957年7月，費孝通以“向人民服罪”為題發言，自我揭發和批判。從此無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學，讀不到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1958年2月1日，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作出了“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的決議。費孝通曾說：“失去知識分子等於失去民心。”文革期間，吳文藻夫婦、潘光旦和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二號樓翻譯《世界史》和《世界史綱》，這是他們四人最後的相聚時光。1966年9月1日，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和老師吳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鬥、帶出去勞動。1967年6月10日費孝通目擊潘光旦死亡。所著頗豐。主要論著收入《費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費孝通全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復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



南漢宸：（1895年－1967年1月27日），中共國金融製度奠基者，首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後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1952年10月當選為民建總會副主任委員。1953年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後又任黨組書記。1954年起連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27日服安眠藥佐以白蘭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席魯思：（1896 年－1966年9月），即席啟炯，字魯思，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民國初年，他父親在北京任國會議員，全家北上。他留京數年，一方面搜購書籍，努力研習；一方面與京師名流學者陳垣、楊樹達、吳承仕、高步瀛、尹炎武、孫人和等，成立思辯學社，共同切磋。是時，他才26歲。其後，他父親攜眷南歸，在漢口稍作勾留。經吳承仕的介紹，他到武昌高等師範謁見當代文字學大師黃侃，兩人暢談竟日。黃侃對他的學識很表欽佩，當面留他在高師任教，他婉言謝絕。黃又致函堅請他留在武昌講學，他因全家返湘，不願獨留，就與家人一同回鄉。不久，縣人雷鑄寰在衡陽創辦船山中學，他應聘到衡陽講學數年。船山中學停辦後，他去湖南大學中文系任教近十年。抗日戰爭時期，大專院校紛紛西遷，他去安化國立師範學院擔任教授。抗戰勝利後，去武漢大學任教，歷時二十年，該校中文系有五位教授聲望很高，人稱為“五老”，包括劉永濟、劉博平、陳登恪、席魯思、黃焯（後有所變化，包括徐天閔）。他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極為欽佩，曾通讀數次，對重要歷史事實，能原原本本講出，如數家珍。他特別精於小學，對許慎的《說文解字》造詣尤深。他先後在各高等院校講授文字學，口講指畫，深入淺出，聞者忘倦。他少時精研《文選》，主張辭必己出，陳言務去。為文典雅，文采斐然，散文駢儷，兩體俱精。但生平為文，皆不留稿；所編講義，雖滿筒盈箱，卻不肯輕易流布，因此無著作行世。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他聲言“士可殺，不可辱！”1966年9月憤而絕食致死。



草嬰：（1923年－2015年10月24日），原名盛峻峰，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就讀於上海雷士德工學院附中、松江中學、和江蘇南通農學院。1941年開始為《時代雜誌》、《蘇聯文藝》等刊物翻譯。1956年，在上海作家協會專職從事蘇聯文學翻譯，主要翻譯列夫•托爾斯泰、萊蒙托夫、肖洛霍夫諸家名作。1960年，54歲起開始翻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共計12卷、400萬字。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草嬰被迫接受“教育”。文革期間，肖洛霍夫定性為“蘇聯修正主義文藝鼻祖”，《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義的大毒草”。草嬰遭到了迫害。1969年夏天，患有胃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進，胃被切去了四分之三。1975年冬天，被要求扛100斤重的水泥，結果十二節胸椎壓縮性骨折。得不到治療，最後在硬木板上，躺了近半年。文革結束後，1987年在莫斯科國際翻譯大會上榮獲高爾基文學獎。



鐘紀明：(1906年－1970年) ，劇作家，筆名野火、白山。1940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延安大眾讀物社、邊區《群眾報》，陜甘寧邊區文協理事、秘書，隴東文藝工作組副組長，隴東、合水二區遊擊隊指導員及中共區委副書記，西北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隊支書、教育科長，西北藝術學院教育長，西北電影製片廠廠長。1943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覆舟記》（合作），《趙德貴和他的槍》，電影劇本《雪海銀浪》、《延安遊擊隊》，論文《論快板》、《向民間文藝學習》，話劇劇本《團員的光榮》，曲藝《一條扁擔捉美兵》、《紅軍英勇渡烏江》，鼓詞《王大娘》，歌劇劇本《一盞燈》（合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嫌”，殘酷迫害致死，享年64歲。



查謙：（1896年11月22日－1975年1月23日），原名查貴師，字嘯仙。物理學家，教育家。1915年入金陵大學文學院學習，習文、理課程15門。1919年畢業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助教。1920年赴美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1923年獲物理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當時南京高師已改為國立東南大學，任物理系教授。1927年，任金陵大學（1952年和南京大學合並）物理系教授。1927年後東南大學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1929年任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學教務長。1932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翌年兼理學院院長，創辦物理系；1949年任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3年，創辦華中工學院，任華中工學院（後改名華中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院長，直至1975年。據說在國際物理界，有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謙定理”。文革中遭批鬥抄家遊街示眾。查平時講話作報告習慣稱“女士先生”，都成為罪證和最易煽動群情激奮聲討的內容。批鬥會上，學生被蠱惑，認臺上彎腰掛牌的老人是萬惡的階級敵人，用石子投擊查謙至擊中前額流血以取得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為止。文革後期，近耄耋之年的查謙生活已不能自理，但還須經組織審查批準，獲允後才搬到武大兒子處居住，直至病死。



駱賓基：（1917年－1994年6月），原名張璞君，中國作家。1935年在上海，蕭軍、蕭紅在魯迅幫助下，分別出版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駱賓基讀後受到震動。1936年5月初，駱賓基來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汶林路一處亭子間住下後，長篇小說《邊陲線上》剛寫完前兩章，就寄給魯迅。重病的魯迅回信稱：“體力不支，一時恐難看稿；況且既是長篇，僅憑開端也無以觀其全貌……”駱賓基失望地給魯迅回信：“退稿已經收到，請勿懸念，祝願先生早日痊愈……”1936年10月，寫作《邊陲線上》即將收尾時，駱賓基得知魯迅病逝，悲痛難抑。過了一段時間，駱賓基又致信茅盾，很快收到茅盾回信，茅盾答應看稿，駱賓基迅速將《邊陲線上》寫完，謄清並寄去。不久茅盾回信說，從《邊陲線上》的“氛圍氣”看得出青年作者的筆力與未來，並同意在修改後介紹出版。後經茅盾三次推薦，1937年5月，上海天馬書店主編巴人（王任叔）約見駱賓基，表示準備出版《邊陲線上》。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王任叔從印刷廠裏搶出《邊陲線上》的書稿還給茅盾。此後，茅盾第四次推薦，將書稿給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出版。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後，駱賓基要到浙東前線從事戰地服務。行前，茅盾知道駱賓基的書稿未付印，沒有經濟來源，便資助駱賓基40塊大洋。1940年秋後，駱賓基到浙東義烏拜訪馮雪峰。經馮雪峰支持，駱賓基1940年底赴廣西桂林從事文學創作。在桂林，剛寫完第二部長篇小說《人與土地》，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駱賓基乃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間，駱賓基曾受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之托，幫助照看病中的蕭紅，陪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駱賓基回桂林。他和聶紺弩合編《文學報》，很快遭到查禁，乃寫作自傳體長篇小說《姜步畏家史》。這部小說奠定了駱賓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一時期是他創作的豐產期，除了《姜步畏家史》，他還創作了短篇小說《老女仆》、《北望園的春天》、《鄉親康天剛》等。1947年春，駱賓基通過中國民主同盟的關系，到東北動員一股地方武裝接受八路軍改編，途經長春市郊時，遭到杜聿明手下的特刑隊逮捕，當夜押往沈陽秘密監所。對方勸他在報紙上發表聲明稱“在戡亂政策下作一個守法公民”，馬上可獲釋。他回答：“我又不是國民黨，我怎麽能站在戡亂政策底下呢？我到東北來就是為了反對戡亂，反對打內戰的！”“你們公開槍斃我好啦！我們搞文學藝術的人，是講氣節的！”此後，他被當作“頑固不化”的要犯，專機押到南京軍法局監獄，以“武裝叛亂”的罪名待決。1949年1月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臺釋放政治犯，駱賓基才獲釋，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6月，駱賓基自香港啟程北上北平，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3年，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劇本創作所，當專業作家，從事專業創作。歷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研究員，北京市文聯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全委，北京市作協副主席。1956年，駱賓基因胡風問題受牽連，被審查一年，其中有3個月不準回家。1957年，去北京南郊農業社體驗生活。1958年，下放黑龍江省農村人民公社體驗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間，駱賓基度過8年“牛棚”及半“牛棚”生活，身心受到很大摧殘，曾與老舍等一起被批鬥。但他堅持原則。1967年，在單位的一次批鬥會上，駱賓基站起來說：“邵荃麟是活著的焦裕祿！”全場皆驚。後來，造反派將他叫到辦公室，要他揭發邵荃麟、馮雪峰，被他拒絕。駱賓基的妻子鄒民才回憶：“因為駱先生堅持不改變對邵荃麟、馮雪峰的看法，一直沒有工作，每月只有極少的生活費，家裏不得不靠變賣東西過日子。當時有人好心勸他下個臺階，他毅然拒絕，說：‘這臺階太高了。’＂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當天地震剛發生，駱賓基就從地安門的住處出門，到大雅寶胡同的邵荃麟家看望邵荃麟的遺孀及女兒，那時邵荃麟的遺孀尚頂著“叛徒、走資派”帽子。1972年起，由於無法繼續自由從事文學創作，駱賓基開始研究金文。寫出專著《金文新考》。



倪貽德：（1901年－1970年5月13日），美術家。1919年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1922年上海美專畢業並留校任教。1927年秋赴日本，在川端繪畫學校學習。1928年回國。先後在武昌、廣州、上海藝術專科學校任教。並組織“摩社”，主編《藝術旬刊》雜誌。1932年秋，他和龐薰琴等組織決瀾社，以表現新藝術形式舉辦三次畫展，富有狂風般的激情，向沈寂、庸俗、衰頹的畫界沖擊，使中國畫壇出現新興氣象。抗日戰爭爆發後，曾跟隨郭沫若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度任郭沫若領導下的第三廳美術科長，後在西南聯大、英士大學、國立藝專等校任教。1940年在香港被推為“中華美術協會”理事。1941年從香港回上海，在上海美專任教授。1944年四川重慶國立藝專任教授，1948年因支持進步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解聘。同年下半年自辦《西湖藝專研究所》。1949年杭州解放，奉軍事管製委員會之命，在國立藝專留校任教並肩副校長。1953年調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任教。1958年調回浙江美術學院任教，為理論教研室主任。1961年成立倪貽德教授油畫工作室，擔任繪畫教學工作。著作有《畫人行腳》、《現代繪畫概觀》、《藝術漫談》、《近代藝術》、《水彩畫概論》、《西洋美術史綱要》、《西洋畫研究》、《西畫論叢》等。1966年在文革中長期遭受嚴重折磨。1970年5月13日，被迫害致死。



鐘道泉：（1902年－1969年4月），字本立。國畫家。1927年秋，與武昌藝專的創始人蔣蘭圃等，成立了以“闡揚國故，振起藝術”為宗旨的湖北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梅社”，號稱“梅社十友”。1930年又與唐一禾發起成立武美藝術研究會，舉辦多次畫展及公演，湖北藝術日趨活躍。作品又相繼參加了中華民國第一、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1935年在武漢舉辦湖北省有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展覽《漢口市美術展覽》、湖北美術界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時，年僅33歲的鐘道泉在國畫界已名聞遐邇，其作品被譽“大氣磅礴”。抗戰後期回四川成都，在省南虹藝專等校一直從事美術教學與創作工作，同時在四川各地舉辦或參加各類畫展，1944年參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國美展，1947年以個人名義舉辦“收集歐洲名畫片展”，圖片中已包含歐洲印象派作品。其間與張大千、徐悲鴻、馮玉祥、李一目、蔡紹序等各界大家交往頻繁。在畫風上註重兼容並收、道法自然，同時不斷探究拓寬中國畫的筆、墨、色、紙的表現力。其深厚的藝術造詣和在各地產生的影響，使其在美術界已享有“西南地區國畫宗師”之譽。1949年後任四川省文聯國畫組組長。1956年赴重慶，在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任教，1958年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其間政治運動頻發，他與世無爭，潛心藝術創作與教學，低調入世，高調作畫。1961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為其出版《花鳥畫小輯》。曾任武昌藝專教師、西南藝專成都分校部教授、成都南虹藝校國畫教師、四川文聯國畫組組長、四川美術學院講師。以其功底深厚，深得自然之道的中國寫意花鳥畫著稱於世。50年代末，前蘇聯油畫家馬克西莫夫觀看鐘道泉現場作畫，曾被其胸有成竹、能在短短幾分鐘時間內筆飛墨舞，轉眼間完成一幅出神入化、無懈可擊的作品的絕招徹底傾倒。然正值鐘道泉爐火純青之時，不幸於1969年4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享年67歲。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1968年12月26日），字慧聲，號留香，藝名白牡丹，一名詞，初名秉超，後改名秉彜；與余叔巖合演《打漁殺家》起，改用荀慧生為名。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名旦”之一。1909年開始以“白牡丹”藝名隨龐啟發在冀東、冀中一帶農村集鎮廟會上演出。1910年隨龐啟發進燕京，搭班演出梆子戲。1911年去天津，曾與王鐘聲同臺演出文明戲。民國後又到北京，跟李壽山等學習京劇，後拜王瑤卿，學習正工青衣。1915年本應出徒，但是龐啟發利用合同上的漏洞，又拖延了兩年，直到1917年放荀慧生自立。1919年加入楊小樓的永勝社，隨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赴上海演出，擔任“刀馬旦”，引起轟動。因喜作畫，1924年正式拜吳昌碩為師，也向齊白石、陳半丁、傅抱石、李苦禪、王雪濤等名師求教。1925年改藝名為荀慧生。1949年以後，歷任荀慧生京劇團團長，北京市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家協會藝委會副主任。一生演出了三百多出戲，其中代表作為《元宵謎》、《玉堂春》、《棋盤山》等，與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一起稱為“三小一白”。文革時期荀慧生被批鬥，身掛“牛鬼蛇神”的牌子，頭被剃成陰陽頭，被押往北京孔廟，與老舍、蕭軍等作家一起被罰跪著焚燒戲服，並受鞭笞。當他被放回家的時候，脊背上血跡斑斑，襯衣已被打得破爛不堪，與血痂粘在一起，揭下來都十分困難。後被送到“沙河農場”勞改，從事重體力勞動。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實在支撐不住，倒臥在冰天雪地中，無人理會達4小時之久。12月26日，荀慧生氣絕。



聞捷：（1923年－1971年1月10日），原名趙文節，曾用名巫之祿，現代著名詩人。歷任新華通訊社西北總社采訪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長，中國作協第二屆理事、蘭州分會副主席。1938年入黨。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陜北文工團﹑陜北公學工作﹑學習﹐並寫作反映陜甘寧邊區軍民鬥爭生活的詩﹑散文﹑小說﹑劇本等。1952年起﹐聞捷在新疆工作期間﹐就開始進行詩的寫作。1955年在《人民文學》上陸續發表了《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濱》﹑《水兵的心》﹑《果子溝山謠》﹑《撒在十字路口的傳單》等組詩和敘事詩《哈薩克牧民夜送“千裏駒”》。這些作品﹐除一部分寫東南沿海水兵生活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外﹐大部分表現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後來﹐它們與作者其它表現新疆風貌的詩作一起結集為《天山牧歌》(1955)。從1959年起﹐聞捷開始發表長篇敘事詩《復仇的火焰》。按計劃﹐長詩共三部。第一部《動蕩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亂的草原》分別出版於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未能完成。1968年，聞捷成為上海作協第一批被整肅的對象，在被下放牛棚，接受隔離審查的時候，他的妻子已跳樓自殺，女兒也被趕出了家門。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協全部進入五七幹校勞動。此時的戴厚英正因為和丈夫長期兩地分居、感情不和而離了婚。青梅竹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經審查被解放了的聞捷雖然還在住牛棚，但由於他人高馬大體力好做了連隊下屬的生產隊長，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兩人一個養豬一個種菜，一起負責每天生產勞動的安排，漸漸地彼此之間發生了感情。很快，一紙結婚申請交到了工宣隊的手裏，兩人公開了戀情。他們希望早日結婚，互相有個照應。一個多月過去了，結婚申請杳無音信。月底連隊休假四天，正當戴厚英和聞捷商量著要用這四天假籌備婚事的時候，連隊領導突然宣布要聞捷留下值班，兩人馬上意識到這是人為的阻撓，那天兩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發展對他們愈來愈不利，每次放假聞捷都會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卻即將被調往吉林。聞捷終於按捺不住和領導吵了起來，一個住牛棚的文藝黑線人物和造反派領導吵架，這可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形勢馬上急轉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幹校召開了關於聞捷的批判會。聞捷被說成是對抗運動，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反撲，有人甚至說聞捷是從狗洞裏爬出來的叛徒。為了讓戴厚英好過一些，聞捷提出暫時停止戀愛，但保留兩人關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寧折不彎，她對聞捷的回答是要斷就堅決地斷。1971年春節前夕，五七幹校的人全部拉練回上海，聞捷也不例外。當戴厚英站在聞捷面前還給他的家門鑰匙的時候，這位身高一米九的東北大漢跪倒在地，失聲痛哭。1月10日，市黨代會開到晚上結束之後，因與管理調查他的領導戴厚英的婚姻被上級阻止，曾經充滿紅色理想的聞捷，終於感覺了徹底的絕望，在住地開煤氣自殺了。時年48歲。



惲逸群：(1905年1月24日－1978年12月10日)，原名鑰勛，字長安，當記者後改名逸群。著名記者，中共情報工作者。中國文化、新聞界的傑出人士。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求學。中途輟學。1923年入無錫電話公司當練習生。1925年五卅事件後，參加國民黨，先後任國民黨武進區、縣黨部常委。後接觸馬列主義，1926年由喬心全介紹加入中共黨。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後被捕入獄，因證據不足釋放。出獄後擔任中共武進、宜進縣委書記。1930年擔任浙江蕭山縣委書記、浙北特委秘書長，後來浙北特委被撤銷，轉到江蘇灌雲響水中學任教。在浙江時，曾任浙江省立湘湖村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創辦)擔任教師。後建立浙江省第一個中共地下黨支部。1932年8月惲逸群進入上海新聞界，在新聲通訊社當記者，此時已經失去和黨組聯系。為躲避追捕，改名逸群。1934年5月5日，《申報》已故翻譯秦理齋的夫人母子四人全部服毒自殺。惲逸群發表連續報道，引起社會關註。同時，惲逸群與中共黨組恢復聯系，並加入地下情報系統。1935年8月，惲逸群進入成舍我等在上海創辦的《立報》。1936年，惲逸群受鄒韜奮邀請，前往香港協辦《生活日報》及《生活日報周刊》。後來回到上海，擔任《立報》主筆。1937年10月，惲逸群與範長江發起，二十四人署名在漢口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惲生前回憶，提供了16個人的姓名：惲逸群、範長江、邵宗漢、夏衍、石西民、陸詒、劉祖澄、袁殊、楊潮、朱明、戴湘雲、陳憲章、章丹楓、孟秋江、蕭芳、金摩雲) 。1937年上海淪陷後，他奉命轉到地下黨以外商名義在租界出版《導報》、《譯報》，活躍在孤島新聞界。1938年在《導報》上發表《異哉汪精衛之言》一文，質疑汪的言論行為，一月之後，汪精衛公開發表艷電，新聞業界嘩然。1939年《導報》、《譯報》被搗毀，被迫出走香港，負責國新社香港分社的工作。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惲逸群受中共地下黨之命回到上海，“投降”做了“漢奸”。後進入日本特務機關“巖井公館”，身份是上海編譯社社長。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隊以共黨嫌疑罪逮捕，但在獄中未露實情，1945年6月30日獲釋。抗戰勝利後，戴笠曾下令以漢奸罪逮捕他。1945年11月到1949 年5月近4年的時間內，他主持《新華日報》華中版、《大眾日報》和《新民主報》工作，先後擔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的編委，新華社華東分社的社長，新華社山東總分社副社長，濟南分社社長，大眾日報的副社長、總編輯，濟南市委機關報《新民主報》的社長兼總編輯。1948年，應《新華文摘》之約寫下《三十年見聞雜記》，1949年在山東出版社印行，各地廣泛翻印。(後改名《蔣黨真相》) 。1949年5月，惲隨軍進入上海，負責上海《解放日報》，擔任社長。歷任華東新聞學院院長、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1952年2月，“三反”中因為1951年《解放日報》報紙漏登一則斯大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饒漱石借機陷害，開除出黨，降職三級。1953年3月，國家出版總署負責人胡愈之、陳克寒出面將他調任北京新華辭書社副社長，並甄別錯案，同時和葉聖陶一起組織編纂了第一本《新華字典》。1955年5月，他又受潘漢年案牽連，以漢奸、叛徒罪被捕，被單獨關押，隔絕外界聯系，受偵訊一年，盡管查無“叛徒、漢奸”實據，仍繼續關押在監獄。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判處其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不得上訴。至此，惲逸群已經被關押近11年。12月8日，被假釋出京，並不允許他對別人談論被捕經過和判決內容，判決書也被收走。1965年12月，惲逸群被發配至蘇北阜寧中學管理圖書。月給生活費37元，無職級。文革期間成為“專政”對象，從事重體力勞役，歷經磨難，子女與其斷絕關系。但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講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國家最高領導人（不論他的稱號是皇帝、國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論說他是‘天縱聖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權，篡奪權力。”對於頻見於“兩報一刊”的那些先引語錄，認為是霸氣十足的文章，他斥之為“新八股”，並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為它斷章取義，妄加議論，且不容置疑。”“評法批儒”轟轟烈烈時，他譏誚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戰者服上刑’一語是反對人民戰爭，不知哪一天在夢中見到了戰國時代的人民戰爭……”文革結束後，惲逸群進京申冤，但無人過問。1978年12月10日晚9時，惲逸群病逝於南京省中醫院。



徐璋本：（1911年－1988年），中國著名科學家，與錢學森同齡，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且都是學導彈的，錢是搞導彈致導，徐是搞反導彈的。因為不同政見者而知名。錢學森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後在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1955年院系調整後，徐璋本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獄。1957年因說了這些話：“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馬克屎關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著嚴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經濟製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屎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被打成為右派，後又有成立＂中國勞動黨＂，效仿美國多黨製的言論及動機，因此在1957年年底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判刑15年，結果坐了22年的牢。1979年回到北京，1988年去世。錢學森和徐璋本兩個人的求學生涯幾乎是一樣的，但人生的結局卻大相徑庭：一個靠著抵毀他人出賣靈魂以求安穩而成了兩彈元勛，名垂黨史；一個為堅持真理不屈於20多年非人的囚徒生活，雖註定了他的歷史定位與科學成就無關，但這代表了文化人良知的高貴品質與高尚人格，必將名垂青史。



徐利治：（1920年9月23日－2019年3月11日），原名徐泉湧，中國數學家、教育家。1938年考入貴州銅仁國立第三中學師範部。1940年考取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報考大學時，改名為徐利治（徐，穩步也；治，洽學也）。不久暫時休學，至四川重慶中學教書。一年後返回西南聯合大學。徐利治直接受業於華羅庚、許寶碌。1945年於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留校任華羅庚助教。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徐利治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現北京），應聘助教。1949年，徐利治獲得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赴英國阿伯丁大學和劍橋大學訪問進修各一年。1951年擔任了清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副教授。1952年，徐利治同王湘浩、江澤堅等人自願去到長春，在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組建了數學系，徐利治任數學系副主任。1956年提升為正教授。同年，蘇聯科學院邀請中國科學院派代表團參加泛函分析及其應用國際會議，三人代表為南京大學曾遠榮、中國科學院田方增和東北人民大學徐利治。徐利治代表東北人大向列昂尼德•維塔利耶維奇•康托羅維奇提出了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願望。回國後，在東北人民大學匡亞明校長支持下，徐利治立即著手近似數學專業（現計算數學專業，本科為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的組建工作，並與蘇聯專家康托羅維奇推薦的自己的學生列寧格勒大學的伊萬•彼得羅維奇•梅索夫斯基赫共同主持了計算數學師資培訓班，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計算數學專業人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計算數學專業成立。同年東北人民大學更名為吉林大學。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正常的教學和科研陷於癱瘓，徐利治就躲在家裏潛心研究學問。1970年他被送到吉林省長嶺縣插隊落戶。1975年9月才回吉林大學執教。日後在漸進分析、逼近論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國際上被譽為“徐氏漸進公式”、“徐氏逼近”。



徐旭生：（1888年－1976年1月4日），名炳昶，字旭生，以字行，筆名虛生，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徐旭生早年曾就讀於河南公立旅京豫學堂，1911年畢業於京師譯學館。後考取公費留學生，1913年前往法國留學，進入巴黎大學學習哲學。1919年回到中國，任教於開封第一師範學校、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1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1926年出任北京大學教務長。1927年作為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團長，與瑞方團長斯文赫定率團前往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察。1929年起先後擔任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院長、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校長。1933年他前往西安，組織成立陜西考古會，主持發掘了寶雞鬥雞臺。1937年出任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1940年起任第二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中共國成立後，徐旭生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級研究員。1957年加入中共黨。1964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76年1月逝世。



徐鴻寶：（1881年－1971年），字森玉，中國金石學家、文物鑒定專家、圖書館事業家，著名藏書家。就學於山西大學堂，畢業後曾任清史館纂修、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1935年後，發起成立中國博物館協會，歷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上海市文化部文物處處長、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等職務。徐鴻寶一生在征集、保護中國流散的圖書及文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被譽為“國寶守護神”，全球文物考古界譽為“中國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家”之一。他的母親徐閔氏出身浙江一個以刊刻為歷代家業的名門望族（即印行“閔刻本”的家族），因此徐鴻寶自小便跟隨母親習字而有深厚古文功底，之後進入白鹿洞書院跟隨於式枚學習，後再考進山西大學堂學習化學，求學期間，與學者宣熙來往，而開始對清宮收藏有所接觸認識；辛亥革命後，代替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又進入教育部，在1924年則被派任善後委員，任故宮古物館館長，負責清宮文物清點工作。在1939年參與成立“文獻保存同誌會”，與鄭振鐸、張元濟、何炳松、張壽鏞等名學者和文物專家，合力收購流落上海、香港的善本珍籍。1949年則參與了文物造冊，主張將文物精品運送至臺灣。並參與了文物南遷，在運送過程中不慎跌傷，臥床昆明達五個月之久。50年代之後，徐森玉在上海活動，擔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上海文史館副館長。在文革期間被列入十大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批鬥，逝世於上海。



徐洪慈：（1933年－2008年4月17日），被中共國《人民日報》點名的右派分子，唯一經多次越獄並成功出逃而成為傳奇人物。1948年，15歲的徐洪慈加入中共黨，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1951年，18歲的徐洪慈成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團工委統戰部幹部。1953年，20歲的徐洪慈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1954年，21歲的徐洪慈作為調幹生進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勵大鳴大放、向中共提出意見。但是上海第一醫學院裏一直沒人貼大字報。1957年6月，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主持召開全體黨、團幹部大會，動員大鳴大放、貼大字報，並要求次日要看到成效。大會結束後，徐洪慈等14名同學響應號召，草擬了共51條意見的大字報，次日貼出。51條意見包括對中共的意見，對學校及專業設置的意見等等。1957年6月6日該大字報貼出後，在校內形成了貼大字報高潮。大字報貼出後，整風運動隨即進入反右階段。徐洪慈遭到批判。1957年8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上海醫學院三千同學聲討叛徒徐洪慈》，點名批判徐洪慈為右派分子、叛徒，並稱徐洪慈的叛黨行為受到該校另一右派分子範日新的支持。由於女友揭露徐洪慈和她說過“到底是我正確還是毛澤東正確，三百年以後見分曉”，“如果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分國界的”這兩句話，徐洪慈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學籍，送往位於安徽的上海市白茅嶺農場（由上海市管轄）勞動教養。1958年12月14日，徐洪慈和同伴從白茅嶺農場越獄，回到上海後隨即被抓獲並押送回白茅嶺農場。1959年，徐洪慈第二次越獄，經雲南昆明逃至瀘水縣，準備偷渡到緬甸，但在瀘水縣被抓獲，關押在瀘水看守所。1959年，徐洪慈在瀘水看守所越獄時被當場抓獲。同年，徐洪慈被當地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此後先後被關押在麗江大鹽農場、拉馬古銅礦等處。1965年刑滿釋放，作為留場人員繼續留在勞改農場從事勞動。1966年文革爆發後，徐洪慈被勞改農場列為首批政治運動對象，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在麗江民主廣場舉行的萬人公判大會上被捆綁遊街示眾。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關押重刑犯的監獄麗江五零七農機廠，和監獄長李光榮矛盾很深。1972年8月7日晚，徐洪慈趁該監獄斷電之機成功越獄。此後徒步走出雲南，在四川乘火車回到上海和母親告別，一個月後的1972年9月10日深夜經二連浩特邊境偷渡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到達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徐洪慈以非法入境罪在蒙蘇邊境的宗哈拉服刑一年。一年刑滿後，徐洪慈獲釋。1974年，徐洪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的一家醫院就診時，結識了該醫院一位叫奧永的21歲女護士。隨後二人結婚，遷居奧永的家鄉後杭愛省車車爾勒格。此後8年時間裏，徐洪慈靠體力勞動支撐家庭，和奧永育有三個孩子：兒子安吉爾、波揚特，女兒葉塞尼亞。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國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國，但入籍要求被蒙古當局拒絕。1981年冬，徐洪慈收到母親來信，告知他中共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已為他的右派問題平反，並附上了手抄的改正書。1982年春，母親又通知徐洪慈，上海市公安局已對徐洪慈的勞動教養問題平反。但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卻一直未下達平反書。徐洪慈乃向當年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時的兩位老領導黃辛白、喬石寫信申訴，兩位老領導都作出了批示，要求調查。但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他越獄罪不可赦，不同意平反。此後徐洪慈繼續向中央有關部門寫信，要求中共麗江地委為他徹底平反。1982年6月19日，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82〕刑申字第6號刑事判決書，為徐洪慈正式平反，但其中仍稱“徐洪慈在留隊期間，說過一些謠言和講過一些錯誤的觀點”。徐洪慈對這個“尾巴”表示不滿，向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1984年8月31日，雲南省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84〕刑申字第10號刑事裁定書，將原表述修改為“徐洪慈在留隊期間，針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發表過一些意見和看法，經過實踐證明是對的”，並認定原以反革命定罪是錯誤的。該刑事裁定書意味著為徐洪慈作出了不留“尾巴”的徹底平反。1982年10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致信徐洪慈，表示鑒於徐洪慈已獲平反，“我們恢復你的中國國籍，你要到烏蘭巴托中國大使館來領你的護照，領了護照以後，你回國探親也可以，回國定居也可以”。隨後蒙古國家安全局向徐洪慈提出歡迎其加入蒙古國籍。但徐洪慈選擇領取中國護照，因此在回中國的問題上受到蒙古方面的刁難。為獲得回國所需材料，徐洪慈曾在蒙古高級官員的專門接待日見到了蒙古國家元首澤登巴爾。1983年，蒙古政府同意徐洪慈先獨自回中國一次，徐洪慈回到上海見到了母親，並和朱世能等同學以及當年揭發自己的前女友見面。隨後徐洪慈返回蒙古。當時他的小女兒葉塞尼亞剛出生。1984年3月，徐洪慈攜妻子奧永及三個孩子一起從烏蘭巴托乘火車回到上海定居。此後徐洪慈成為上海石油化工專科學校教師，妻子奧永當護士。回國後經過數十年時間，中共黨組織才恢復了徐洪慈的黨籍。2006年7月，徐洪慈夫婦回蒙古國探親訪問。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單位為其頒發了老幹部離休證書，自頒發日起，徐洪慈由退休改為離休。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因腎癌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上海病逝。三個月後，組織上下發了《關於徐洪慈同誌享受局級待遇的批復》。徐洪慈在上海的故居是高安路3號。2011年，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往事》欄目為徐洪慈製作的系列專題片《越獄》、《徐洪慈：越獄之後》播出。2005年，上海知名記者胡展奮在上海一個“資深右派聚會”上結識徐洪慈，隨後對徐洪慈深入采訪，寫出一部口述實錄《永不服罪》（後出版為《沖出勞改營》）。



徐光憲：（1920年11月7日－2015年4月28日），物理化學家、無機化學家、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在量子化學、配位化學、萃取化學、稀土化學、化學鍵理論和串級萃取理論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徐光憲於1936年考入浙江大學高工土木科。1939年，畢業於寧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畢業後，徐光憲和另7名同學被錄取至“敘昆鐵路”當練習工程員，沒想到領隊中途攜大家的差旅費潛逃，身無分文的徐光憲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學教員的大哥；同年考入大同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40年，徐光憲因為住在當時法租界的一個煤球廠裏，而大同大學在英租界，所以改考入借法租界震旦大學上課的交通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194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化學系，並獲理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在上海寶華化學廠任技師。1946年1月，徐光憲又回到交通大學擔任化學系顧翼東教授的助教。1948年1月，徐光憲考取自費公派赴美國留學生，進入了美國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化工系讀研究生。後經唐敖慶推薦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徐光憲在哥倫比亞大學因成績優秀而很快獲得助教職位，解除了生活上的後顧之憂。他用一年時間就獲得了碩士學位，開始攻讀博士學位。1950年7月，因成績優異，徐光憲被推薦加入美國菲拉姆達阿珀西龍榮譽化學會（Phi LamdaUpsilon）。1951年3月，徐光憲完成了題為《旋光的量子化學理論》博士論文，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學位，並被選為美國西格瑪克塞（Sigma Xi）榮譽科學會會員。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中美關系異常緊張，徐光憲放棄即將到手的工作，借華僑回國省親的名義，於1951年4月15日與夫人高小霞離開舊金山，乘船回到中國。1951年5月，徐光憲經先期回國的唐敖慶推薦，受聘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擔任副教授，同時還兼任燕京大學化學系副教授，開始著手培養量子化學和絡合物化學方面的研究生。1954年暑期，徐光憲與唐敖慶、盧嘉錫、吳征鎧等人在北京主辦了物質結構講習班，為全國高校培養了一批理論化學方面的教師。1957年9月，由於國防和學科建設的雙重需要，徐光憲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學教研室主任，開始從事核燃料萃取化學研究。1961年，由於研究和教學工作成績卓著，徐光憲晉升為教授。1964年8月，參加二機部在青島燕兒島召開的極密會議，會議決定摒棄蘇聯提供的沈澱法，以中國自行研究的、先進的萃取法籌建核燃料後處理廠，製造原子彈原料鈈。文化大革命期間，徐光憲由於海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受到了排擠和迫害，1969年底，被迫離開技術物理系，到江西農場勞動。文革後期，從1972年開始，徐光憲由江西農場回化學系，又轉向稀土分離和萃取方面的研究，並很快獲得突破，於1975年提出了稀土串級萃取理論。



徐瑞雲：（1915年6月15日—1969年1月），女，數學家，中國第一位數學女博士。1927年2月，徐瑞雲考入上海公立務本女子中學。1932年，她高中畢業。因徐瑞雲自小就非常喜歡數學這一科目，而且長大以後想當個老師，於是在同年9月，她報考國立浙江大學數學系。其導師有錢寶琮、陳建功和蘇步青。相比之下，當時國內大部分女學生最多只讀到高中學歷。1936年7月，她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浙江大學，並留校任數學系助教。1937年2月，徐瑞雲與浙江大學生物學系助教江希明結婚。1937年5月，夫婦二人獲得亨伯特獎學金，留學德國。徐瑞雲主要研究領域在三角級數論。當時她的博士導師卡拉西奧多裏因為自己年紀比較大，本來不想再帶學生。但他看徐學習刻苦，成績又好，就收她當弟子。徐瑞雲也是他的最後一個弟子(即關門弟子)。1940年底，徐瑞雲獲得博士學位，她是中國歷史上首位女數學博士。1941年，其博士論文《關於勒貝格分解中奇異函數的傅裏葉展開》發表在德國《數學時報》上。同年4月，徐瑞雲回國，被聘為浙江大學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她任浙江大學數學教研組組長。1953年，她調任浙江師範學院（今杭州大學）數學系主任。文革初起，徐便受到很大沖擊，不僅被掛牌（脖子上掛一塊上書打著×的名字的黑板或木板），示過眾和遊過街，還屢屢被揪上臺去批鬥。左臂上纏著“牛鬼蛇神”標誌的白布條，成天被罰在教學大樓裏打掃廁所或在校園中拔草打掃衛生。1969年不堪淩辱折磨在“隔離室”中自殺身亡，時年53歲。



徐遲：（1914年10月15日－1996年12月12日），原名商壽。詩人、散文家和評論家，著名報告文學作家。1927年，在南潯中學念書。讀到了早期白話詩人徐玉諾的詩集《將來之花園》。這年秋，第一次去了上海。1928年，在上海光華大學附中念書。在該校的一個油畫展上，第一次見到新月派詩人徐誌摩。1931年9月，和同學楊一萍一起由東吳大學附中升入東吳大學。“九一八”事變發生，12月參加學校愛國學生“援馬團”北上，擬出關抗日。滯留北平。1932年1月，入燕京大學借讀。在5月號《燕大月刊》發表散文處女作《開演之前》，同時寫出一些短詩。1933年5月4日，收到《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一封退稿信。6月，到上海見到施蟄存。8月，回到燕大繼續學習。在12月號《現代》發表譯詩《聖達飛之旅程》。1934年，在《矛盾》、《時代畫報》、《婦人畫報》等發表詩和散文。與施蟄存周圍的現代派作家多有交往。1936年夏，作為男儐相參加詩人戴望舒婚禮。9月，和詩人路易士一起協助戴望舒創辦《新詩》。10月，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11月，音樂散文集《歌劇素描》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年元旦之日，和陳松在上海結婚。上半年寫作《世界之名音樂家》及《音樂家和樂曲的故事》。9月，寫作警世幻想小說《三大都市的毀滅》。1938年2月，寫作中篇小說《武裝的農村》。5月，和戴望舒一家流亡香港。在香港結識袁水拍和馮亦代。1939年，結識《時事晚報》主筆、國際述評家喬冠華。聽袁水拍談馬克屎主義。1941年10月，在桂林白虹書店出版詩集《最強音》。1942年11月，在桂林《詩創作》發表長詩《一代一代又一代》。1943年2月，在桂林雅典書屋出版雪萊詩歌選譯《明天》。7月，在重慶美學出版社出版荷馬史詩《依利阿德選譯》。任郭沫若主編的《中原》季刊執行編輯。1944年1月，在重慶國訊書店出版譯作《托爾斯泰傳》（第一部：青年時期）。7月，在美學出版社出版《托爾斯泰散文集》（第一冊）。11月，出版散文集《美文集》。1945年，翻譯《巴黎的陷落》、《解放是榮耀的》、《我轟炸東京》等。9月。與馬思聰一起受到毛澤東接見，並獲得“詩言誌”的題詞。11月，發表小說《狂歡之夜》。1947年，翻譯司湯達小說《巴馬修道院》。1949年3月，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譯作《華爾騰》（後改譯名《瓦爾登湖》）。4月，創作詩歌《江南》。與南潯同仁維持地方治安，促成小鎮和平解放，並率學生出鎮迎接解放軍。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中國文代會。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國》編輯。1956年6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寫集《我們這時代的人》。8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戰爭，和平，進步》。1957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美麗，神奇，豐富》。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寫集《慶功宴》。1958年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共和國的歌》。1959年11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評論集《詩與生活》。1961年，離開北京，舉家遷入武漢，到長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任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65年，創作中篇小說《牡丹》，未及發表。文革到來，被關進“牛棚”，剝奪寫作權利，創作中斷。十年後得到平反，恢復專業創作。其報告文學代表作包括記述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與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地質之光》，這兩篇作品被譽為“別具特色的科學詩篇”。最後為逃避世風頹敗、道德淪喪的社會，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時（12+12+12=36），三十六計走為上，跳樓自盡。



徐放：(1921年－？)，中國當代詩人。中共黨員，畢業於東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39年開始發表作品。1944年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川北分會理事及機關刊物《文學期刊》編委，《東北文化》周刊主編。1946年後曾任陜甘寧這區隴東中學、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藝術學院文學組(系)、華北解放區華東大學三部文學系教師兼文藝研究室研究員。1949年後歷任軍管會文教委東北組組長，接管東北大學聯絡員、軍代表，人民日報社《星期文藝》、《人民文藝》副刊專版及文教編輯，曾同嚴辰一起主編詩歌叢書《現實詩叢》(12部)。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南城草》、《起程的人》、《野狼灣》、《趕路漢》、《徐放詩選》、《情和愛之歌》、《風雨滄桑集》，編撰《唐詩今譯》、《宋詩今譯》、《杜甫詩今譯》、《陸遊詩今譯》、《唐詩絕句選譯》、《宋詩絕句選譯》等，中篇小說《群》、《徐放集》六卷等多部書籍。1955年因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蒙冤入獄、勞改，1980年徹底平反，後歷任《人民日報》文藝組編輯、群工部副主任，高級編輯、記者。



徐盈：（1912年－1996年12月11日），原名緒桓，著名新聞記者。193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1938年加入中共黨。1933年－1947年任職於大公報。曾任上海《大公報》記者、重慶《大公報》采訪部主任。1937年采寫過《朱德將軍在前線》、《戰地總動員》等新聞報道。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他從別人不在意的雜亂報紙中收集日方的經濟資料，經過整理後寫出了《北方工業》的一組通訊，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華北的經濟問題，同時揭示華北的資源和工業潛力將成為中國產業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連續發表了《一個黃金時代的錯過》、《水泥沒有出路》、《手工業玉碎記》、《在兩大化工集團之間》、《一個重工業建設的夢－－記孫越崎九出山海關》等綜述性通訊。1948年他寫下民國時期最後一篇通訊《哪裏是工程師的用武之地》，從經濟的角度上分析了國民黨蔣家王朝的統治已經面臨崩潰瓦解的原因。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歷任天津《進步日報》編委、主筆，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有小說集《戰時邊疆故事》、《蘋果山》，專著《抗戰中的西北》、《烽火十城》、《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小說《前後方》，回憶錄《北平圍城兩月記》，新聞作品《朱德將軍在前線》、《戰地總動員》等。徐盈的新聞觀點，集中表現為“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他主張恢復新聞出版事業的自由競爭，認為“黨委審查，黨組討論，影響報紙的出版、發行及銷路”。他認為今天的記者都“是小媳婦，到處碰釘子”，所以提出記者應當有采訪新聞的絕對自由，不應受官方的約束和限製。他認為“同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民間辦報”，就是“由知識分子一部分人來辦報”，“文人就像帝王時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對面的‘清議’。”他說：舊社會的同人報紙向反動政府“爭取新聞自由，有進步作用”，“文人論政，好似第三條路線的人。”他還竭力提倡“尊重報人”，認為黨對一些老報人安排不適當，使他們“有潛力不能發揮”，“過去記者的很多東西今天還很有用處。”因此，反右運動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徐盈成了批判對像，被劃為極右份子，來由有三：一、與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關系密切，經常交談，儲、浦並稱贊他是“非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員”；二、主張新聞自由，提出應允許“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使辦報的文人得承擔類同舊時代之“清議”的社會職責；因此，三、被視為“第三條路線”思想。徐盈被遣送湖北麻城勞動，過了一年，徐盈因鄧穎超關照調回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編輯。但61年徐又下放山西。文革開始後，徐盈再次陷於受迫害之中。直至八十年代底才復出。

　　

徐燕孫；（1899年－1961年）名操，字燕孫，號霜紅樓主，齋號霜紅樓、寒水堂、歸燕樓等。我國20世紀傑出的工筆人物畫家之一。國畫代表作有《兵車行》《屈原》等，連環畫代表作有《三打祝家莊》《火燒赤壁》《蕭恩打魚》等。徐燕孫兩歲喪母，由祖母撫養。七歲起，在家館中先後從三位塾師讀書。十五歲時考入求實中學。在求實中學求學期間，一次他看了京劇《戰宛城》，對曹操的雄才大略由衷欽佩，為自我激勵，取名徐操。他在以操為名的同時，取字燕孫，喻意燕堂之孫，以紀念祖父。徐燕孫自幼學習詩詞歌賦、經書古文、繪畫，畢業後徐燕孫拜清末首席宮廷畫家管念慈為師，又從學於海派畫家俞滌凡，攻人物，臨學宋元名畫，深得宋元名畫真髓。他的畫常取材於歷史人物、史籍典故，通過突出內心境界，表現人物性格。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他的工筆人物和寫意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詣。1920年徐燕孫首批加入在北京成立的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為主旨的“中國畫學研究會”，後轉湖社。徐燕孫在徐世昌時代曾任總統府科員。1921年他入中央政法專門學校攻法律，畢業後執教於京華美術學校和北平美術專科學校。他還曾組織和參加了《和平頌》、《長征圖卷》的創作。抗日戰爭中，出版《霜紅樓畫賸》，借古喻今，寄托愛國情懷。1949年後，徐燕孫歷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員、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副會長兼中國美術家協會國畫組組長。代表作有《屈原》、《兵車行》、《風塵三俠》、《五百羅漢圖卷》等。出版有連環畫《三打祝家莊》、《火燒赤壁》、《霜紅樓畫賸》、《人物畫苑》等。1957年，徐燕孫調任中國北京畫院副院長。同年，徐燕孫被劃為“右派”，並被開除公職。自此，他在家裏偶爾為出版社畫些連環畫，生活日益艱難，多數親友與其斷絕往來。1961年，徐燕孫先生患腦溢血，逝於北京。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榮，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1926年在上虞縣國民黨黨部宣傳部任幹事。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因親共被政府通緝，逃亡上海，就讀於半工半讀的勞動大學。1930年到浙江臨海回浦中學任教，並開始翻譯法國羅曼•羅蘭著的00《托爾斯泰傳》及一些文學作品。1932年翻譯了《托爾斯泰傳》。1933年夏開始寫雜文並向《申報•自由談》投稿。他的雜文筆法犀利，揭露時弊不留情面，批判社會一語中的，因風格酷似魯迅而以“雜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聯”，1935年出版《打雜集》，魯迅為之作序。同年翻譯日本、蘇聯等國的進步著作。1936年因“左聯”解散等問題寫信給魯迅，態度驕橫。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關於抗統戰線問題》予以駁斥。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黨。以後任抗大教員及冀察熱遼聯合大學副校長等職。1949年後，歷任武漢大學副校長，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徐懋庸重操舊業，運用雜文這個武器，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文匯報》等報刊，發表了100多篇計30余萬字的雜文。他寫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雜文，以其犀利的筆鋒、辛辣的諷刺，讓有的人對號入座，讀之羞赧不已，無地自容。徐懋庸的雜文師承魯迅，竟令徐懋庸的雜文與魯迅的文風如出一轍，以至讓許多人誤以為是魯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請《自由談》的10個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魯迅、郁達夫、曹聚仁、陳子展、林語堂……也有徐懋庸。林語堂晚到，那時大家已經入席了。他坐下之後，就對魯迅先生談起來，他說：周先生又用新的筆名了吧？因為當時魯迅先生的筆名是經常改變的。魯迅反問道：何以見得？林語堂說：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魯迅哈哈大笑起來，指著徐懋庸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自身就在這裏。大家也笑了起來。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體都受到嚴重摧殘。有次在交代時竟把毛澤東評價周揚的原話寫了出來，而此時的周揚已關在獄中。徐懋庸不但沒有反戈一擊，反而用“最高指示”為周揚定性，這不是在為周揚翻案嗎？在造反派的高壓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幾天後又寫了《關於我追隨周揚、攻擊魯迅、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罪行的認罪書》，但他還是一口咬定沒有“捏造”，並誤將認罪書的時間“1967”年寫成“1697”年，這一誤，竟倒退將近300年。1977年2月7日，離春節還有10天，徐懋庸帶著深深的摯愛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艱難坎坷的人生路。



徐紹清：（1907年－1969年3月24日），中國湘劇演員 ，工老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徐紹清便積極參加救亡工作，他編排和演出了《罵漢奸》等一大批宣傳抗日的優秀劇目。1952年，徐紹清在全國第一屆戲曲觀摩會演出時，所飾《琵琶上路》中的張廣才，獲演員一等獎，此後在戲劇舞臺藝術片《拜月記》、《生死牌》等戲中，他又成功塑造了宰相王鎮、清官海瑞等各種不同的角色，他的藝術造詣得到周信芳、紅線女等人的高度贊許，成為當時湖南省湘劇躋身於享譽“全國十大藝術院團”的領軍人物。曾任湖南省湘劇院副院長、中國劇協湖南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湘劇高腔變化初探》和《我學湘劇》兩書，對高腔旋法進行了總結，成為後輩學習湘劇高腔的重要依據。57年反右時，他是內定的右派，所以文革中他首當其沖成了批鬥對象，被當作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文藝黑錢人物＂、＂田漢的黑爪牙＂、＂老右派＂等帽子。1969年3月24日自殺身亡，時年62歲。



徐韜：（1910年5月4日－1966年6月23日），原名徐保齋，中國導演、編劇。1928 年，18歲的徐韜從江蘇考入了劉海粟擔任校長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簡稱“美專”），主攻圖工（圖畫和手工）專業。1932 年，經當時的左翼戲劇聯盟黨團書記趙銘彜親自介紹，徐韜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5 年，徐韜加入中共黨；同年，上海成立業余劇人協會，徐韜擔任理事。1937 年，徐韜出任中共領導的上海業余實驗劇團演出部主任一職。在業余實驗劇團，徐韜除了參加演出活動，還親自執導了話劇《我們的故鄉》等劇目，與夏衍、於伶等人創作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並擔任導演委員會成員。1939年夏，應好友趙丹、王為一、朱今明之邀，徐韜前往新疆發展進步戲劇事業，結果被反動軍閥盛世才關押近5 年 。1946年，徐韜回到上海，以導演的身份加入聯華影劇社及隨後成立的昆侖影業公司。1948年，與王為一聯合執導了個人首部電影《關不住的春光》電影，同年冬，作為編劇參與了劇情電影《烏鴉與麻雀》的創作，該片由鄭君裏執導。1949年，參與創建上海電影製片廠，擔任秘書長兼導演，後來，擔任中國影協第一屆委員、第三屆理事。1950年，執導以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為背景的劇情電影《大地重光》。1953年，執導由烏日娜、恩和森搭檔主演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草原上的人們》。1954年，被調往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任秘書長 。1956年，由其執導的戲曲電影《搜書院》上映，該片是第一部使用伊士曼彩色膠片拍攝的電影，影片改編自同名粵劇 。1958年，執導由韓非、馬驥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小康人家》，同年，執導由耿庚辰、萬寶珠、劉玉蘭聯合主演的戲曲電影《下鄉與趕腳》。此外，還與張錚聯合執導了劇情電影《夜走駱駝嶺》，該片講述了在“大躍進”的年代，一個鄉的麥子豐收後，各個社踴躍交售公糧並連夜送糧的故事 。1960年，執導戲曲電影《關漢卿》，該片根據田漢的同名作品改編，同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摩雅傣》上映。1964年，與趙丹、錢千裏聯合執導劇情電影《青山戀》；同年，徐韜拍攝了自己的最後一部影片－－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影片《豐收之後》。1966年文革爆發，徐韜因和翟白音、羽山合寫了一篇探討創新問題的＂爐邊夜話＂，被作為＂小三家村＂揪了出來，戴上了＂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帽子。1966年6月23日，徐韜去了和前妻定情的杭州，縱身躍入了錢塘江濤濤江水中，時年56歲 。



徐鑄成：（1907年－1991年），中國著名報人。1926年徐鑄成憑借他人文憑進入清華，不久作弊一事敗露，被學校除名，為此校長梅貽琦曾與其面談。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1927年進入新聞界。1929年29歲的徐鑄成奉命到太原采訪馮玉祥、閻錫山，時逢兩人正醞釀反蔣，中原大戰在即，徐第一次以《大公報》記者身份采訪政治新聞，在李書城的幫助下，徐寫成一系列不俗的通訊、電訊，受到胡政之、張季鸞誇獎。1938年赴上海出任《文匯報》總主筆，一舉成名。1939年7月《文匯報》停刊後，重返《大公報》，先後任港版編輯主任、桂林版總編、滬版總編。1946年3月離開《大公報》，再任《文匯報》總主筆至1947年5月被封。1948年創港版《文匯報》。1949年應邀“知北遊”，參與政協會議成為第一屆政協委員候補代表。隨後主持《文匯報》在滬復刊。論著有《報海舊聞》、《舊聞雜憶》（正、續、補三編）、《新聞叢談》、《張季鸞先生傳》等。1957年徐鑄成被打為右派。文革結束後徐鑄成自稱“舊聞記者”，寫了大量的“白頭宮女話天寶＂(天寶是玄宗的年號，天寶14年，安碌山發動叛亂，大唐帝國由盛而衰，這句話比喻時光匆匆，轉眼間頭發都白了，青春不再，繁榮的大唐也已經煙消雲散，只能做個見證人了，寄托了作者無限的惆悵。)的文章。



徐舜壽：（1917年8月21日－1968年1月6日），出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飛機設計師。畢業於清華大學，曾設計殲教－1等多種飛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時年51歲。



錢偉長：（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國近代力學、教育家、應用數學的奠基人之一。父親是歷史學家錢穆長兄錢摯。“偉長”這個名字就是錢穆給取的。7歲多時，父親帶錢偉長來到村裏的學堂接受啟蒙教育，學習《論語》、《詩經》等儒家經典。錢經常因逃學受到先生的體罰。幾個月後錢家發生大火災，住房化為灰燼，幾經搬家，最終落腳於鎮中，進入鎮中鴻模小學，錢偉長對學習開始認真起來。但他的算術不好，甚至無法算出兩位數相加，對國文書籍的死記硬背倒十分在行。學業之余也曾挑花補貼家用。1923年錢升入高小一年級。1925年錢摯離開梅村小學，被無錫榮巷榮家辦的公益學校聘為教務主任，錢偉長也進了同一學校。1926年5月偉長隨父回到蕩口，同年秋進入無錫國學專科學校。1927年初，錢偉長隨父入無錫縣立中學，但很快中學因北伐軍的占領而關閉。1928年秋，蘇州中學開考招生，錢偉長按照錢穆的囑咐，參加了考試。最終以榜上末名被錄取，國文成績第一擡高了他的分數。1928年10月，其39歲的父親錢摯突然病逝，錢偉長做好了退學的準備，後有四叔錢穆負責其學費。蘇州高中的3年裏，他努力學習學校開設的所有課程。三角函數、代數、解析幾何對錢偉長來說十分困難，數學老師嚴曉帆看到錢偉長基礎太差，便經常幫他補習，還額外允許錢偉長到自己的辦公室學習，這段時間錢偉長經常熬夜。由於基礎太差，物理、數學、化學、生物等課程只是從全班最後一名趕到中下遊的水平。1930年秋，錢偉長的論文《春秋日蝕考》獲高中獎，1931年錢穆成為北大副教授，偉長也結束了高中的學習。四叔建議他多考幾所大學。一個月下來，一共考了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唐山交通大學、廈門大學5個學校和吳蘊初清寒獎學金（化工專家吳蘊初出資5萬元，通過獎學金資助那些學習優異但沒錢讀書的學生，獲取該獎學金需要考試）。一個月後發榜，5個學校全部考取，還考取了清寒獎學金，每年可以得到300元的獎學金。 奶奶和母親認為中央大學最好，離家近，但四叔認為清華大學最好，所以錢偉長聽從四叔建議，去清華就讀。1931年9月16日，錢偉長來到北京，新生報到後的第一天，就要到體育館通過體格檢測。當時，主管這項工作的是馬約翰教授。體檢下來，身高、體重、肺活量等主要項目均不合格，但馬約翰欣賞他的拼命精神。馬約翰鼓勵他參加運動，第二年還參加了越野跑步比賽，最後出乎意料的拿到第八名。此後他成為越野隊員，後又參加長跑、中低欄、足球等項目，身高從1.49m提升到1.65m。九一八事變後，錢偉長在殷大均和何鳳元的建議下轉學物理，以振興中國的軍力。但由於他高考物理成績僅為5分，系主任吳有訓一開始拒絕其要求，後來錢偉長軟磨硬泡，常常搞得吳有訓無法辦公。另外又找葉企孫教授和四叔錢穆拉關系，和陳寅恪、顧頡剛等疏通，最後吳被迫同意其試讀一年，在此期間的普通化學、普通物理、高等數學三門課必須考到70分以上。通過頑強的努力，1935年，錢偉長和同學顧漢章合作完成了論文《北京大氣電的測定》，這是中國自行測定大氣電量的第一批數據，同年，錢偉長以優異的成績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5年夏天，錢偉長參加了兩項考試。一個是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研究所（丁西林為所長）的實習研究員，另一個是清華物理系的研究生。結果兩項考試錢偉長都被錄取了。當時實習研究員每月有100元的工資，而清華物理系的研究生每月只有60元津貼。錢穆認為他應該繼續學習，於是便去了清華大學研究院，獲高夢旦獎學金，每年300元，共提供3年。於是他跟隨導師吳有訓做光譜分析，還在黃子卿教授指導下研究溶液理論，又在葉企孫支持下展開了原子光譜學研究。當年改學物理的5名學生中，只有錢偉長堅持到畢業。1937年北平淪陷後在天津耀華中學任教近一年，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講授熱力學，並與孔祥瑛結婚。從1937年到1939年，錢偉長的研究工作一直都沒有中斷。在此期間，他有了3篇光譜學論文發表在《中國物理學報》，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對稀有元素硒的單遊離光譜分析》。這篇論文打開了中國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另外還研究了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1939年，錢偉長參加了第七屆中英庚款會公費留學力學專業的考試，於3000人報名中爭20份名額中之一，發榜時錢偉長高分名列其中。1940年1月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其間，與辛格教授合作，用50天時間完成了論文《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發表於世界導彈之父馮•卡門的60歲祝壽文集內。1941年6月，錢偉長獲多倫多大學應用數學碩士學位。1942年春季參加了加拿大國家研究會主持的應用數學特種委員會的工作。年底，他成為美國數學學會會員。1942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和噴射推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抗日戰爭結束後，錢偉長於1946年向馮•卡門請求回國，然而不得放行，他只好訴說思鄉之苦，終得應允。清華大學向錢偉長發出邀請，邀他擔任清華大學工學院機械系教授。1947年冬，女兒出生。無奈之下只好多做兼職，直到1949年，他幾乎包辦了清華、北大、燕京大學所有的應用力學、材料力學的課程。他一周上17堂課，是普通教授的3倍，還得向老友借債。同時，他還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秘書長、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參加這樣的社會活動自然要耗費掉一些時間。另外，錢偉長還任《國立清華工程學報》主編、《中國物理學報》和《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編委、美國《應用力學評論》特約評論員，稿的工作當然也要占用他很多時間。此間錢偉長進行了有前潤滑理論、圓薄板大撓度理論、銀流和水輪機曲線導板的水流離角計算等科研工作，發表論文8篇。1950年被任命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常委、組織部部長，5月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被任命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常委、副秘書長，並開始擔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力學研究室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錢偉長被任命為純工科的清華大學教務長。同年他還自學速成了俄語。1953年起草憲法，錢偉長也有參與。1956年，錢偉長獲國家科學獎二等獎。1957年中國力學學會成立，任副理事長。當年1月發表《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反對蘇聯教育體製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視基礎學科，在清華大學內引發三個月的大討論，並最終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萬能科學家，停止一切工作。錢學森當時也表態和他劃清界限，說錢偉長是“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被劃為右派之後，錢偉長被強製“勞動改造”，先做實驗室助理，掃地勞動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學。後被下放至農村，但其間他仍堅持進行科學研究。紅衛兵阻撓其進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戶堵上，徹夜苦讀。1979年中央撤銷把錢偉長劃為右派分子的決定。1980年恢復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



錢三強：（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錢秉穹，原子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和組織領導者之一。1929年，在父親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同時還學本科的課程。吳有訓教授的近代物理學、薩本棟教授的電磁學吸引著錢三強。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吳有訓教授的推薦，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學家嚴濟慈所長的手下作助理員，從事分子光譜方面的研究工作。1937年9月，在嚴濟慈的引薦下，到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裏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伊萊納•約裏奧－居裏夫人。1939年錢三強完成了博士論文——《α粒子與質子的碰撞》。1940年，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46年底，榮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1947年升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導師，並獲法蘭西榮譽軍團軍官勛章。1948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二機部（核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特邀顧問等。1949年中共建國後，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業的開創。他在中國科學院擔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並於1954年加入了中共黨。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本國核力量後，他又成為規劃的製定人，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56年，錢三強帶領40多名科學工作者在蘇聯實習考察。剛從美國回國的錢學森，也來到蘇聯和錢三強一同考察。1958年，他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澤慧），他還將鄧稼先等優秀人才推薦到研製核武器的隊伍中。1958年年初，錢三強所在單位二機部黨組召開的三天黨內生活會上集中批評了錢三強沒有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是站在科學家的立場一邊；同時還批評了他的驕傲自滿，看不起工農幹部的行為。說他有個人野心；加上錢三強在蘇聯援建核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落成典禮的發言草稿中，只是提“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建成”。這些人加以歪曲為錢三強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技術”；另外提出的理由是錢三強有不尋常的海外關系，不利於做好保密工作。二機部的某些領導，以部黨組的名義向二機部的上級單位提出：要求將錢三強夫婦調離出二機部。在文革期間，錢三強掛了黑牌被批鬥，關進了“牛棚”，他沒有了人身自由，當然他又一次被排除在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的現場。不但錢三強本人受到批鬥，他的夫人何澤慧也受到牽連，她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被勒令不得參加科研工作，要她去打掃實驗室和廁所。後來，他們二人一起下放到陜西二機部五七幹校“勞動鍛煉”了。文革後，錢三強被任命為中科院黨組成員和副院長，立即著手恢復學部的工作。



錢鍾書：（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作家、文學研究家。十四歲考上蘇州桃塢中學。1929年，鍾書考上清華大學，數學只考得15分，當時的校長羅家倫破格錄取。當時任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系主任的馮友蘭曾說，錢鍾書“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連哲學也有特殊的見地，真是天才。”錢鍾書十八及二十學年的總成績為甲上，十九年則得到超等的破紀錄成績。1933年夏，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獲文學學士，赴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35年與楊絳結婚，後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數87.95是史上最高，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其間女兒錢瑗出生。1937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其夫人楊絳翻譯為副博士學位），隨後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一年的研究。1938年9月回國。錢剛回國時，在香港上岸，轉去西南聯大任教授，月薪300元。1939年秋天從昆明回滬探親後，接到其父親錢基博來信要其去湖南照顧，故沒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書。1941年暑假，錢鍾書去上海探親，再也沒有回藍田。錢鍾書在小說《圍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點鮮明的知識分子，生動地再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狀態與心態，與他在西南聯大的經歷是有關系的。書評家夏誌清先生認為《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此後在西南聯大、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暨南大學任教。1949年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獲評為一級教授。1950年到1953年，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1-3卷英譯委員會委員，花費了大量精力翻譯毛澤東著作，幾乎沒有發表文章。1957年，錢鍾書的《宋詩選註》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詩的缺點稱：“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當時在臺灣的胡適看過這本選註說：“黃山谷的詩祇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共產黨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註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的。”錢鍾書本人則表示因為“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享受了“沈默的自由””。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羅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五七幹校”，不久，隨“五七幹校”遷至淮河邊上的河南息縣東嶽。1970年7月，楊絳也來幹校。在“五七幹校”，錢鍾書一度擔任過信件收發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運動中被逼自殺。1972年3月回京，開始寫作《管錐編》。著術頗豐。



錢谷融：（1919年－2017年9月28日 ），原名錢國榮，文藝理論家。長期從事文學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2014年12月，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曾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理論研究》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論“文學是人學”》、《文學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談》等。1957年，錢谷融寫了《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發表在5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學》上，因此文錢谷融就受到批判。1959年，華東師大號召和動員教師提供科研論文迎接建國十周年大慶。錢谷融寫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論》(後改名《《雷雨》人物談》)。主要是談自己對《雷雨》的理解。寫好以後，錢谷融把文章一份給了《上海文學》雜誌，一份給了教研組組長。教研組組長覺得思想有問題，讓錢谷融把文章從《上海文學》收回來，還專門召開了一次名為討論實是批判的會議，並請了校外的同行來參加。會上，幾乎所有人一致認為錢谷融的文章美化了周樸園和繁漪，宣揚人性論，是《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觀點的具體運用。教研組決定不讓錢谷融上課，總支書記後來發話說，課還得讓錢谷融上，這樣錢谷融才得以繼續站在講臺上。1960年，上海作協開了49天會，批判錢谷融和蔣孔陽。當時大概是要反修，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1966年8月4日，錢谷融在家裏，學生通知錢谷融去系裏參加批鬥，一到那裏，學生們就叫錢谷融跪下，這是以前沒有過的。開會批鬥完以後，又被戴上高帽在學校遊鬥，學生們敲著臉盆讓大家來看。錢谷融被戴上三頂帽子，一個是老牌修正主義者；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還有一個是漏網右派。後來，錢谷融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學校掃地、掃廁所。接著又被發配到蘇北的幹校，1972年才回來上課。



錢晉：（1922年－1970年），核炸藥專家。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應用化學系，1946年赴晉冀魯豫邊區。曾任北方大學工學院教師、華北大學工學院副教授。1954年後，歷任北京工業學院副教授、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副研究員。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為我國核武器的研製作出了貢獻。1961～1962年，核武器研究所在王淦昌、陳能寬等指導下，開展了起爆元件的設計和波形會聚流體力學過程的實驗研究及爆轟波傳播規律和高壓狀態方程的實驗研究。該所錢晉等人在北京工業學院等單位的協作下，研製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壓雷管。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趙登程與國防科委副主任趙啟民擔任國防科委工作組負責人,在國防科委9院221廠查破案件時,說“221廠特務,反革命一夥一夥的多”,“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布置“追組織”,“抓後臺”,“抓反革命集團”,私設監獄40余處,自製手銬二百余副,大搞刑訊逼供,先後製造了“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和“趙傳國反革命陰謀集團”等假案。趙登程逼迫第2生產部主任,副教授錢晉交代“國民黨西北派遣軍”的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他們拷打要他承認是特務，他堅決不承認，結果錢晉被活活打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判處被告人趙登程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而趙啟民無罪。



錢海嶽：（1901年－1968年），字騰英，南明史研究家。錢海嶽出身士大夫之家，其父錢麟書為光緒十五年舉人，宣統三年任績溪知縣。錢海嶽早年即以文采知名。1925年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政經科，師從梁啟超、辜鴻銘等大家。1943年，任新疆學院院長兼中文系教授。1948年在南京開國文獻館任職。1949年回無錫，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1950年7月，去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後分配至蘇州博物館工作。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蘇州市委委員、蘇州市政協委員。江蘇建省後，調江蘇省博物館工作。1956年，調至江蘇博物館，1960年又到南京圖書館，並且應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之聘，在南大歷史系兼授南明史。錢海嶽一生著述頗豐，除《南明史》外，還有《哀蟬落葉集》、《海嶽文編》、《海嶽遊記》、《能史閣文集》、《明清故宮詞》等。文化大革命運動初因曾表彰鄭成功，被誣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造反派將其拉到明孝陵，從上面將其推下跌死。



錢瘦鐵：（1897年－1967年），名崖，字叔崖，號瘦鐵，以號行，別號數青峰館主、天池龍泓齋主等。中國近現代書畫家，中國畫會創始人之一。“瘦鐵”二字是恩師，晚清詞人、詩書畫印四絕的鄭文焯為他所題的書齋名，而錢瘦鐵以晚輩身份與“苦鐵”吳昌碩、“冰鐵”王大炘被譽為“江南三鐵”，可以見得其藝術成就不凡。早年家境貧寒，十四歲入蘇州漢貞閣碑帖鋪為學徒，先後從鄭文焯學書法，從吳昌碩習篆刻，從俞語霜學繪畫。十九歲到上海參加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結識陸廉夫、王一亭、趙叔孺、丁輔之、黃賓虹、吳待秋等，得切磋之益。1921年結識日本橋本關雪，隨之訪問日本，在京都舉辦個人書畫篆刻展覽，並結識了加入西泠印社的日本篆刻名家長尾甲、河井仙郎等，與橋本關雪等組織“解衣社”書畫會，進行藝術交流。1924年應劉海粟之聘，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國畫系主任。其間又先後與孫雪泥、鄭午昌等組織了蜜蜂畫社、中國畫會等美術團體，1934年主編由三一美術公司出版的《美術生活》畫報。1935年攜家眷僑居日本。1937年，日本《書苑》雜誌創刊時，受聘為顧問。其藝術在日本享有很高聲譽。抗日戰爭爆發時，不畏強暴，仗義勇為，力助郭沫若離日回國，因此在日本坐牢，經日本友人相助於1942年提前出獄回國。友人贈詩，中有“當年投獄甘無悔，自有幹生國士知”之句。返國後不廢筆墨，蔔居於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在日偽統治下，生活極清苦，常以山芋充食，故名其室為“芋香宦”。抗戰勝利後，遷居外白渡橋畔之黃浦路，畫室面對黃浦江與吳淞江會合處，因言其室曰“翦淞樓”，亦名“臨江觀日樓”。一度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56年上海籌建中國畫院，受聘為畫師，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1956年上海籌建中國畫院，受聘為畫師，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1957年秋，在畫院被劃為右派，至1961年摘帽。晚年患有肺氣腫，至文革受辱，被誣特務挨鬥，病情益劇，進發心臟病而卒。



錢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壽朋。生於上海。中國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政治學和比較憲法研究的開創者之一。17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19年畢業，赴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學習，後來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1924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清華大學講師，講授政治學、憲法學。1927年任教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並在《現代評論》雜誌連續發表評論，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並主張中國完善行政系統。1930年回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任教，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34年繼羅隆基任天津《益世報》主筆。因文筆辛辣被迫去職，再入中央大學任教。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參與創建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1937年至1949年，錢端升四次應邀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及講學。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1949年5月，錢端升出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錢端升參與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1954年，被聘為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要著作：《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年）、《德國的政府》（1934年）、《比較憲法》（1927年）、《民國政治史》（1939年）、《戰後世界之改造》（1943年）、《中國政府與政治》（英文）（1950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被迫離開教壇。文革時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北京政法學院的一些極左派的激進職工占領。1974年復出，任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及法律顧問。1982年，錢端升不顧他的身體不好，硬是參加了一個追悼會。這是為了悼念一位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為國效力的，由於受到了迫害淩辱而死的學生、國際法學家田保生，他原是錢端升的高足，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長期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聯合國辦事處任職。因響應著名學者、他的老師錢端升的召喚回國，在外交學會從事國際法的編譯工作。1957年被劃“右派”，文革中不堪淩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錢寶琮：（1892年5月29日—1974年1月5日），字琢如，數學史家，與李儼同為中國數學史研究先驅。錢寶琮研究中國數學史和中國天文學史數十年，撰有《古算考源》、《中國算學史》（上卷）、《中國數學史話》、《算經十書》（校點）、《中國數學史》（主編）、《宋元數學史論文集》（主編）及《算術史》（稿本）等專著多種和科學史論文60余篇。1903年入嘉興府秀水縣學堂，先後學過《論語》、《孟子》等古代典籍，也學過算術、地理、歷史、英文等新課程。至1906年所學各門課程相當於舊製中學畢業程度。1907年春考入蘇州江蘇省鐵路學堂土木科，學習成績優異，參加月考，屢屢獲獎。1908年夏，浙江省第一次招考20名官費留學歐美的學生，錢寶琮報考後因數學成績突出而被錄取，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一名。是年9月，由上海啟程與翁文灝等同船赴歐，10月進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習，1911年6月畢業，獲理科學士學位。隨後又就讀於曼徹斯特工學院建築系。1912年2月回國，先在杭州任浙江省民政司工程課課員，旋為上海南洋公學（1922年改稱南洋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附屬中學數學教員。同年8月，轉至蘇州的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後改組為省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任教，講授土木工程兼代土木工科主任，一年後辭去代科主任職務。約在1916年，學校裏增加數學課程，他又兼教初等代數。此後對於數學教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到1920年時，在學校裏每周20小時的課程就完全是教數學了，並且兼任該校附屬高中部教務主任兼教高中數學。1925年8月，經姜立夫介紹，北上天津任南開大學數學系教授，開設微積分、微分方程和數學史等課程。當時南開大學數學系以腳踏實地見長，培養出陳省身、江澤涵、吳大任、申又棖等不少著名數學家。1927年9月，錢寶琮與竺可楨、湯用彤等同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工作，任數學系副教授。後因對於中央大學裏的派系鬥爭感到厭倦，又經姜立夫介紹，於1928年8月轉任杭州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數學系副教授，後升任教授，其間於1928年起任浙江大學數學系主任，為浙江大學數學系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僅任職一年即行辭去這一職務。抗戰期間，錢寶琮一家於1937年冬隨浙江大學西遷，輾轉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貴州遵義、青巖、湄潭、永興等地，在很艱苦的條件下開展教學和研究，其間曾兼任浙江大學永興分部一年級主任，湖南藍田師範學院數學系代理主任等職。抗戰勝利後，浙江大學師生員工陸續返回杭州，錢寶琮也於1946年夏回到杭州，仍在浙江大學執教，講授數學。從20年代到40年代，錢寶琮曾參加中華學藝社（周昌壽介紹，1921年），中國科學社（茅以升介紹，1923年），中國天文學會（何魯介紹，1927年）和中國數學會（是中國數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上海，1935年）等重要學術團體，並曾擔任教育部數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數學會評議會評議員，《科學》雜誌和《數學》雜誌編輯等。1956年奉調進京，任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身，時屬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一級研究員，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委員，《科學史集刊》主編等職。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錢皆被作為資產階級白專思想，只專不紅，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肅“拔”掉。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和迫害，被罰幹重體力勞動。1969年底78歲時被驅離北京。孤身一人淒然南下投奔蘇州長子處，1971年春中風臥床。1974年1月5日悽悽然病死。



顧準：（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雲，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1927年在黃炎培所辦中華職業學校畢業後，進入潘序倫的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逐步掌握了會計學。16歲時，初次走上立信會計補習夜校的講臺，卻被學生轟下了臺。一年後再次上臺才站住了腳。1934年完成第一部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以後，陸續出版的有《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製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製度》等。1934年與汪璧結婚，1935年加入中共黨。在此之前，曾經自發成立過一個秘密的馬克屎主義小組——進社，後轉入武衛會。同年10月因武衛會組織被破壞，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1936年2月，顧準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後擔任過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在文委工作期間，與經濟學家孫冶方(當時為文委書記)認識並共事。1940年8月，顧準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跡從蘇南、蘇北解放區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華東。這期間，他曾先後擔任過中共蘇南路東特委宣傳部長，澄錫虞工委書記，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蘇北鹽阜區行政公署和淮海區行政公署財經處副處長。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6年1月回到華東後，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中共軍占領上海前夕，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一支幹部隊伍）隊長，積極準備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後曾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為建國後上海的財稅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1953年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後，寫成《試論射穢主義製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第一次提出了射穢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經濟研究所。1965年再被劃為“極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酷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準斷絕關系，並斷絕一切來往。在遭受迫害期間，顧準仍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註民主問題，堅持民主射穢主義的理想，追問“娜拉走後怎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樣）的問題，寫成《希臘城邦製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1974年年末因患肺癌病逝於北京。在去世後，他的思想價值才逐漸被人們（尤其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識到並受到極高評價。李慎之稱他是“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評論：“他的思考不囿於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革命對祖國對人類命運的沈思，處處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顧聖嬰：（1937年7月2日－1967年1月31日），女，中國女鋼琴家。顧聖嬰從小有音樂天賦，3歲學琴，5歲進中西女中附小鋼琴科學習。9歲時得中西小學琴科主任印貞藹輔導，技藝大進。學琴之外喜書法、繪畫，並廣閱中外文學名著，籍此豐富鋼琴演奏藝術。1949年就讀中西女中（後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並從上海音樂學院楊嘉仁教授學鋼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鋼琴家李嘉祿教授指導，掌握歐洲各種流派和風格作品的演奏技能，並從馬榮順、沈知白教授學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同年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首次演出莫紮特D小調鋼琴協奏曲獲盛譽。1954年女中畢業考入上海交響樂團任獨奏演員。1955年2月26日在滬舉行首次獨奏音樂會大獲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樂學院進修，後又去莫斯科學習。20世紀50年代中期顧聖嬰父親、愛國將領顧高地受“潘漢年冤案”株連，被判無期徒刑。顧聖嬰身處逆境，仍於1957年前往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並榮獲金質獎章。1958年10月參加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鋼琴比賽，與日後成為世界著名鋼琴大師的毛裏奇奧•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同獲最高獎，名震世界樂壇。1960年3月參加華沙第六屆肖邦鋼琴比賽獲很高評價。同年獲中央音樂學院榮譽畢業證書。後連續多年被評為上海市優秀青年和三八紅旗手、文化局優秀團員。1964年4月參加比利時國際鋼琴賽再次獲大獎，後又代表中國去荷蘭和芬蘭演出。文革開始後，顧聖嬰一家遭到殘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顧聖嬰在上海交響樂團批鬥會上慘遭羞辱，當晚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時年30歲。

　　

顧而已：（1915年－1970年6月18日），原名顧爾锜，字斧淮，中國演員、電影藝術家。1928年，顧而已在南通私立崇敬中學求學時，與趙丹、錢千裏等組織“小小劇社”。1930年，顧而已來到上海，進入大同中學讀書，並參與組織了大同劇社。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參加上海業余劇人協會，並在舞臺劇《欽差大臣》中飾演昏庸貪婪的市長 ；同年，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6年，加入新華影片公司；同年，與金山、胡萍聯合出演根據《欽差大臣》改編的劇情電影《狂歡之夜》；隨後，與陳娟娟、章誌直聯袂主演劇情電影《小孤女》；此外，還出演了由史東山執導的愛情電影《長恨歌》。1937年，與施超、胡萍等聯合出演劇情電影《青年進行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劇三隊；8月，出演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1938年，由其出演的劇情電影《貂蟬》上映。1939年，參演由沈西苓執導的戰爭電影《中華兒女》。1940年，與魏鶴齡、金焰聯袂出演劇情電影《長空萬裏》。1942年，擔任中國藝術劇社經理部的部長。1947年，自編自演劇情電影《衣錦榮歸》，並在片中飾演貪婪的國民黨官員林道君；同年，出演由陳鯉庭執導的愛情電影《幸福狂想曲》。1948年，與劉瓊、黎明聯合主演根據吳祖光話劇《正氣歌》改編的古裝電影《國魂》，並與顧也魯等組建了大光明影業公司；同年，與舒繡文等共同主演劇情電影《野火春風》。1949年，執導由王元龍、高占非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水上人家》 ；同年，與舒繡文、馮喆聯合出演劇情電影《戀愛之道》；12月，與顧也魯、洪波聯合主演的劇情電影《瓊樓恨》上映。1950年，執導由顧也魯、陳娟娟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小二黑結婚》；同年，執導由李麗華、陶金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血海仇》；隨後，與劉瓊、李麗華聯合出演劇情電影《豪門孽債》；此外，還與張立德、周璇等共同主演了劇情電影《和平鴿》。1951年，執導劇情電影《神》。1952年，擔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導演 ，並與陶金、小王玉蓉聯袂出演劇情電影《方珍珠》；同年，與李麗華、陶金聯合出演劇情電影《詩禮傳家》。1955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天羅地網》上映。1956年，與黃祖模聯合執導劇情電影《春天來了》，該片由孫道臨、李保羅合作主演；同年，與趙丹、舒適聯合出演人物傳記電影《李時珍》；此外，還與石揮聯合執導戲曲電影《天仙配》，該片獲得中國文化部1949年—1955年優秀舞臺藝術片二等獎。1957年，執導戲曲電影《羅漢錢》，該片講述了一對年青人的愛情故事。1959年，執導由筱愛琴、邵濱孫搭檔主演的劇情電影《星星之火》；同年，執導由中叔皇、齊衡共同主演的戰爭電影《地下航線》。1962年，與張駿祥聯合執導劇情電影《燎原》。1963年，執導由董文霞、夏承平共同主演的戲曲電影《柳蔭記》。文革時，由與他曾在30年代，與毛澤東N任的夫人江青（藍蘋）有過交往，了解其歷史而遭到迫害。1970年6月18日，顧而已在五七幹校一個工具棚門梁上自縊身亡，終年55歲 。

　　

顧月珍：（1921年11月15日－1970年1月12日），女，近代中國著名滬劇表演藝術家。原為棄嬰，被顧姓竹匠收養，取名金妹。14歲拜申曲藝人顧泉笙為師，學唱申曲，取藝名顧月珍。由於學戲勤奮，15歲即登臺演出。當時的申曲還沒有事先編好的劇本和曲調，扮演角色要靠演員自編唱詞和曲調，以一曲“良彥哭靈”走紅上海。1938年，顧月珍加盟文濱劇團，成功地扮演了《姊妹花》中的人物，由此一舉成名。至1947年，顧月珍先後加盟施家劇團、楊敬文劇團、上海滬劇社，創辦過新聲劇團，與人合辦中藝滬劇團和上藝滬劇團。她主演的《甜姑娘》、《三朵花》、《雙花恨》等劇目，在當年出現連滿數十場的盛況。在《西太後》一劇中飾珍妃，在樂師的幫助下，為珍妃的《冷宮怨》一曲創造了悠揚婉轉的反陰陽曲調，於是《冷宮怨》成為一時名曲，反陰陽曲調廣泛流傳，成為滬劇富有藝術魅力的曲調之一。同年，26歲的顧月珍因重病輟演，暫時離開舞臺。顧月珍的原丈夫是解洪元，育有解波、解星一女一兒，之後丁是娥介入，1950年與解洪元離婚。1949年後，顧月珍積極組織努力滬劇團，率先上演表現勞動人民生活的現代戲《王貴與李香香》，後又陸續演出《好媳婦王秀鸞》、《田菊花》、《翠崗紅旗》等。1953年在華東戲曲觀摩大會上演出《趙一曼》，獲演員一等獎。1956年被選為上海市婦女射穢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同年加入中共黨。1959年至1962年間，在顧月珍帶領下，曾將老舍的《全家福》改編為《破鏡重圓》上演。還自編自演了表現工人生活的《永不褪色的紅旗》，努力保持滬劇表現現代生活的優良傳統。顧月珍善於飾演各種不同類型不同性格的人物，突破了滬劇重唱輕做的傳統。唱腔清新淳厚，在滬劇流派中自成一家。顧月珍曾任上海努力滬劇團團長、上海劇協理事、上海市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當年紅遍上海灘的著名滬劇演員顧月珍，卻被打成了反動分子，吃足了苦頭。在連續發高燒40度的情況下，造反派對她的批鬥仍連續不斷，硬要她承認反黨，但顧月珍認為不能講違心話，堅決回絕了反黨的誣陷，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最後，顧月珍在不堪忍受身心極度摧殘的情況下，於1970年1月20日跳樓自盡。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誦坤，字銘堅，中國歷史學家、民俗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之一。 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部，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等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從1920年開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論點，在史學界引起爭論。後編入《古史辨》（八冊）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辨文章。1935年，由於當時民族危機深重，逐漸側重邊疆地理研究，並於1936年創立邊疆研究會，同時宣傳抗日。抗戰期間，轉入內地。1939年顧頡剛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開啟了輸血論的先河，提出“漢人是許多民族混合起來的，他不是一個民族”“常有強壯的異族血液滲進去，使得這個已經衰老的民族時時可以回復到少壯，所以整部的中國歷史的主要問題就是內外各族的融合問題”。1949年後曾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吳歌甲集》等。另有《顧頡剛全集》總計八類五十九卷六十二冊，共計二千五百萬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由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2月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鬥，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



顧毓珍：（1907年3月9日－1968年7月27日），字一真，中國化工學家，教育家。1921年考入清華大學，1927年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美國留學期間，曾是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會長、中國工程師學會美洲分會會長、中國化學工程學會創始人之一。1933年回國後，擔任南京工業試驗所辦公室主任，後經舉薦為麻省理工學院南京校友會副會長。1938年，隨南京中央工業試驗所遷往四川。1947年調北平籌建工業試驗所，1948年被任命為北平工業試驗所所長。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他擔任上海同濟大學化學系教授，講授化工原理和工業化學課程，另外兼任復旦大學、滬江大學、江南大學教授，講授化工原理、油脂化學、油脂工業課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說成是“特務”，受到刑訊逼供。被“專案組”連續毒打三天之後，於1968年7月27日，在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去世。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1978年6月30日），原名袁家萊，中國現代戲劇、電影編劇、導演、演員。1927年，正在上海上大學的袁牧之，開始參加戲劇的革新運動，成為辛酉劇社的主要演員。他主演了俄國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和日本武者小路篤實的《桃花源》。袁牧之對人物精密的設計和構思以及造型的逼真，都是表現派藝術中的精華。在他創造的眾多角色中，對人物的神態刻畫尤為突出，故有“千面人”的稱譽。1934年，袁牧之編劇並主演的《桃李劫》，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成為左翼電影的經典，這也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有聲影片。1935年他自編自導的《都市風光》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音樂喜劇故事片。1937年，他編導的《馬路天使》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這部由趙丹、周璇主演的影片被認為是中國有聲電影藝術走向成熟的標誌。80年代，意大利著名影評家達西拉奇驚嘆說：“《馬路天使》堪稱一個奇跡。它所體現的‘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戰後提出的要早得多。抗日戰爭爆發後，袁牧之積極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並與宋之的、陳波兒、崔鬼等組織“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離開上海開赴抗日前線。他還參加著名抗戰話劇《保衛盧溝橋》的演出工作。袁牧之任話劇《保衛蘆溝橋》導演委員會成員。1938年，在漢口中國電影製片廠主演《八百壯士》。同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直屬的延安電影團負責創作領導工作，編導有大型歷史記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0年加入中共黨。同年，赴蘇聯考察、學習。1946年回國，同夫人陳波兒一起赴東北組建東北電影製片廠，任廠長。生產了自中共建國後第一部故事片《橋》等。1949年4月他奉命回京，組建全國電影領導機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並被任命為局長。後被迫害排擠，1954年被迫離職。文革時被下放到湖北丹江五七幹校。1978年春因病求醫不成（醫院受到政治幹擾），未得到及時救治，於同年6月30日病逝於北京。終年69歲。



袁昌英：（1894年10月11日－1973年4月28日），女，字蘭子、蘭紫，筆名楊袁昌英、昌英、袁美等，湖南醴陵人，近代女作家、教育家、戲作家及翻譯家。她以現代主義重新創作的劇作《孔雀東南飛》，散文《遊新都後的感想》和《再遊新都的感想》開創了中國女作家的創作先河。她也是一名外國文學研究家，藝術史家。1912年，隨父親袁家普到北京、雲南，居家延師學英文。1916年，留學英國，初進倫敦Black Heath High School，次年升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1920年，在留英學生於上海所辦的“太平洋雜誌”上發表通訊《大學男女同校說》和評論《論女子留學的必要》。1921年，七月自愛丁堡大學畢業，以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論文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十月，返回中國，與長其十歲的楊端六結婚。她是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女性。1922年，由王世傑、周鯁生介紹，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英國小說及散文。1923年，出版首部著作《法蘭西文學》，二月長女楊靜遠出生。1926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深造。1928年，返回上海，在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當教授，講授莎士比亞戲劇及散文；同年，以蔡元培為院長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楊端六被任命為最初三研究所之一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1930年，三月與出版《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是五篇劇作結集。這年楊端六也受聘於武大。後來由於有越來越多的夫妻留學生要進武大，學校就立了夫妻兩人不能同時在武大教課這麽一項規矩，他倆是唯一的例外。1933年，三月長子楊弘遠出生。在三十年代袁昌英與也在武大的兩位著名女作家淩叔華和蘇雪林並稱“珞珈三女傑”。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出版首部散文集《山居散墨》。1943年，與蘇雪林出版合集《生死與人生三部曲》。1945年，抗戰勝利後，曾倡議創辦一所中國女子大學，未能如願。在顧如的引薦下，被聘為三青團一屆中央評議員。1947年，出版抗戰四幕話劇《飲馬長城窟》。此後作品未結集者五六十萬字，又有英文著作《中國愛國文學》數十萬字，未能發行。1950年，她將自己的藏書幾乎全部捐獻給武大圖書館。六月朝鮮戰爭（中國大陸稱抗美援朝）開始後，夫婦倆是所有武大教師中捐錢最多的。曾三次參加武漢市文代會。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武漢大學取消外文系，被調到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五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上公布開展全黨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俗稱三害，六月八日把“整風運動”改變成“反右鬥爭”。反右運動中袁昌英被劃為右派。由此被撤銷教職，下放到校圖書館勞動改造；在遭批判的同時又被追究三青團和國大代表的歷史問題。1958年，被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管製兩年。因年老體弱，她才沒有遣送外地勞改，留在校園中由居民委員會監督勞動，打掃街道。1966年，五月文革發生。袁昌英、楊端六又都因歷史反革命身份而遭到批判打擊。女兒楊靜遠自美國留學於1948年回國後到北京工作。兒子楊弘遠於1954年在武大畢業後留校任教，早因受到壓力而與父母分居以劃清界限，此時又決定斷絕一切關系。9月5日，楊端六病逝。1970年，元月75歲時被校方勒令離開武漢，遷回老家湖南醴陵駱家坳的遠親袁星山家落戶，靠女兒每月寄二十元生活費維持生活。1973年4月28日逝世於湖南醴陵老家。九月二十四日同為“珞珈三女傑”的蘇雪林在臺灣和淚寫<哭蘭子>一文。

　　

袁運生：（1937年4月4日－），中國畫家、雕塑家、美術教育家。1955年，袁運生自江蘇省南通中學畢業，以油畫系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在校學習期間，墨西哥壁畫家西蓋洛斯來華講學，給袁運生的啟發和震動很大。1957年，袁運生因私下贊揚印象派繪畫而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起初仍在校學習，後來被送到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底，被摘去“右派”帽子，從農場回到中央美術學院準備畢業創作。1962年，袁運生自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董希文工作室畢業。畢業創作《水鄉的記憶》在學校引發爭論，留學蘇聯回來的一位老師只想給2分，理由是該作品未根據教學大綱規定的蘇聯（西方傳統）雕刻的要求創作，而董希文想給5分，理由是突破了基礎教學的製約而有新創造，最終該作品獲4+。同年，畢業後的袁運生被分配到吉林省長春工人文化宮工作。1963年，毛澤東提出中國文聯各協會已到了修正主義邊緣，《美術》雜誌便拿袁運生的《水鄉的記憶》以及楊文秀的作品當作批判的典型，《水鄉的記憶》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方向的代表、醜化勞動人民。1979年，袁運生被調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任教。同年，首都國際機場1號航站樓建成，需要藝術作品裝飾，機場建設總指揮李瑞環找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張仃，他們決定為機場創作壁畫。張仃隨即組織了中國多位美術工作者成立了機場壁畫小組。剛從雲南寫生回到北京的袁運生成為小組成員。1979年10月，由7幅壁畫組成的機場壁畫群亮相，包括張仃的《哪咤鬧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張國藩的《民間舞蹈》、肖惠祥的《科學的春天》、李化吉和權正環的《白蛇傳》，袁運甫的《巴山蜀水》，袁運生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批系列壁畫作品，其中由袁運生創作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裏有幾位正在沐浴的傣族裸體少女，該作品引起軒然大波，震動美術界，普通人也紛紛乘坐大巴來到機場餐廳看這幅壁畫。海外媒體報道稱：“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裸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反對的意見則更為激烈，有人說這涉及民族問題，有人說絕對不可以有裸女出現，至少要加畫個褲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找袁運生談話，袁運生堅持不改畫。最後鄧小平來機場視察時看到這幅壁畫，非常高興，看得很細，並表態支持保留該壁畫。壁畫風波這才告一段落。但1980年裸體少女還是被用布簾遮住，1982年又被用三合板封住釘死。1980年，袁運生被調回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任教。除教學外，袁運生幾乎無事可做，應邀設計的壁畫幾乎全被棄用。當時壁畫系主任侯一民說：“我們系裏有一員大將，總是沒事情可做，這怎麽可以呢！”1982年8月，袁運生應美國政府、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訪問美國，在美國各地開展文化交流並講學，隨後定居美國並接受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塔夫茨大學、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馬薩諸塞州五所大學、哈佛大學等多所大學的邀請做訪問學者。1988年起在紐約當職業藝術家。其間，多次舉辦個人畫展。1996年，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創作大型絲織壁掛《人類的預言》。在美國的14年裏，每次回中國，袁運生總要用一半時間考察河北、山西、陜西、河南等地的石窟和寺廟。1990年9月，其兄袁運甫用從國外購買的壁畫保護液，為機場壁畫塗保護液以利長期保護，在塗裝過程中拆開了三合板，從此該壁畫中的裸體少女才重見天日，沒有再被遮擋。主要壁畫作品有：首都機場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1979年），美國塔夫茨大學圖書館壁畫《紅+藍+黃=白？——關於中國兩個神話故事》（1983年），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型絲織壁掛《人類寓言》（1996年），香港城市大學校門內壁畫 《夫子琴思》《萬戶飛天》（2005年）。

　　

袁敦禮：（1895年－1968年8月），字誌仁，中國體育專家，中國體育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袁敦禮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外語部，隨後留校任體育科秘書兼翻譯。1919年任體育科主任。1923年赴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生理學、體育理論、公共衛生，獲生理學碩士學位，獲聘為美國體育學會特別通訊員。1927年畢業回國，歷任北平師範大學教務長、體育系主任，浙江大學體育系教授、主任。1936年，作為中國體育考察團正指導，赴歐洲考察。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一起遷至陜西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西安臨時大學再遷陜南漢中城固，成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在此期間，袁敦禮除任體育系主任外，還兼任西北聯合大學教務長等職。1946年後，歷任北平師範學院、北平師範大學校長直到1949年北平政權和平移交前夕。袁敦禮曾多次主辦華北運動會，參與籌辦全國運動會及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奧運會的工作。袁敦禮對中國近代體育事業的開創和發展，特別是對體育教育、師範教育、體育理論、公共衛生教育、電化教育都有貢獻。1916年鄧穎超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學習時，袁敦禮的夫人趙玉琨正在該校任教，是鄧穎超的體育老師，教授舞蹈。後來鄧穎超和周恩來結婚，袁敦禮和周恩來私人關系也很好。中國國民黨黨政人員撤往臺灣時，曾動員袁敦禮去臺灣，袁敦禮本已離開北平南下，後因周恩來輾轉捎信勸導，乃暫居杭州而未去臺灣。後來，袁敦禮應西北師範學院前代院長李化方的邀請，到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任教。中共國成立後，袁敦禮歷任蘭州體育學院院長、甘肅師範大學副校長，並兼任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甘肅省人大代表、九三學社常務委員等職。還參與起草《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和修改《國民體育法》。1962年，作為中華體育總會副主席的原甘肅師範大學副校長袁敦禮到北京參加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會議時，應周恩來邀請，袁敦禮、趙玉琨夫婦到中南海周恩來家做客，並和周恩來、鄧穎超合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袁敦禮被打倒並關進牛棚，夫人趙玉琨被勒令去掃馬路，家裏也被紅衛兵抄家。袁敦禮一家八口被紅衛兵從原居住的教眷一號樓204室驅趕到甘肅師範大學舊辦公樓旁的向陽區的兩間破平房。1968年8月，在清理階級隊伍期間，甘肅師範大學體育教授袁敦禮因遭殘酷迫害，自殺身亡 。



翁文灝：（1890年—1971年1月27日），譜名存璋，字詠霓，又字永年，號君達，又號愨士。地質學家，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地質學四大奠基人之一。翁文灝對中國地質學各方面研究皆有貢獻。他曾任北洋政府礦產股長，國民政府農礦部地質調查所長，研究中國各種礦產分布。翁文灝首創多個中國第一：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第一個撰寫中國礦產誌、編成第一張全國地質圖、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其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巖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的首創者、主導發現及開采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十八歲前往上海入學震旦公學，一年後得到浙江官費補助，前往歐洲留學。1912年在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同年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農商部任事，並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主任教授，中國首代地質工作者多出自其門下。翁文灝同時亦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為清華地質學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長。1920年甘肅發生8.5級地震，翁文灝亦是第一名考察研究的中國學者，事後出版中國地震區分布圖，是中國首張地震區劃圖。中國第一個現代地震臺鷲峰地震臺是在翁的主事下，於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此外翁文灝對構造地質學、歷史地質學都有研究貢獻。河北省宛平縣周口店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導的新生物研究所所發現。翁文灝是中國地質學會的創會會員之一，亦是中國地理學會第一至十屆會長。翁無論在中國內外學術界皆享有聲譽，英國倫敦地質學會授與其榮譽會員，美國、德國、加拿大各地大學及研究機構亦曾分別授與他榮譽學位或職位。翁文灝早年表現不欲從政，曾被委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職皆與學術有關。1932年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但委員會內皆是學術界名人。1934年，翁於考察石油途中遇上嚴重車禍以致昏迷。得蔣中正關護，指令全力搶救，後來渡過危險。事後翁可能是難卻“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1935年蔣自任行政院長，根據翁文灝日記自述，1936年5月23日任行政院秘書長。1938年元月三日，任經濟部長。經蔣介石特別介紹，1938年4月19日填入黨申請書，5月24日收到國民黨黨員證書，特字37254號。在抗戰期間主管中國的戰時工業生產及經濟建設。194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行政院副院長，至1947年辭任。1947年4月23日，國民政府特任翁文灝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1948年榮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8年5月，蔣介石以翁文灝為行政院長。5月27日，行政院長翁文灝飛至上海，專程訪晤何應欽和吳國楨等人，聽取對組閣之意見，並接洽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兩黨負責人；晚上，翁文灝又赴顧孟余宅，請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任內主持貨幣改革，在8月推出金圓券取代法幣，並以行政方法意圖控製物價，結果造成金融失調。翁文灝內閣於11月總辭。次年出國至法國。著有：《中國礦產誌略》、《中國地史淺說》、《中國地質構造對地震區分布之影響》、《中國山脈考》、《中國的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之地殼運動及火山活動》、《中國地理學中的幾個錯誤的原則》、《甘肅地震考》、《地震》、《錐指集》等。1951年，翁經香港回到中國大陸，是曾經擔任中華民國政府高級官員中首名回北京的官員。翁在1948年曾被中共黨列為第12號戰犯，回到大陸後初期曾因其不願罵蔣介石，頗遭猜忌教訓，認罪自白書一改再改通不過。1966年文革中遭受批鬥。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連續批鬥3天後死亡，次年翁文灝在驚恐中病死於北京。



翁獨健：（1906年11月28日－1986年5月28日），原名翁賢華，中國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在蒙元史研究領域成就尤為突出。三歲時因患小兒麻痹癥，導致行走困難。1913年進入小學，後考入福清融美中學和福州英華中學。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改名“獨健”。讀書期間，為史學家鄧之誠、洪業、陳垣等賞識，並在洪業、陳垣等的影響下決定從事蒙元史研究。1935年赴美留學，三年後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入巴黎大學深造。1939年回國，先後在天津工商學院、雲南大學、中國大學等校任教，同時開展對蒙元史的系統研究。1940年9月起，歷任燕京大學講師、教授、教務長等職。1949年後任燕京大學代校長，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及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2年，因“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拆分，翁獨健轉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1956年，任歷史系主任。同年加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組織的少數民族歷史調查組，任內蒙東北調查組組長。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翁獨健任副所長，並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元史研究。1961年，同吳晗、翦伯贊等發起成立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主要著作有《斡脫雜考》、《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元典章譯語集釋》等，主編有《蒙古族簡史》。他還曾參與編纂《中國歷史小叢書》、《辭海》民族分冊、《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全元詩》等書籍。文化大革命中，翁獨健遭受迫害，在五七幹校打掃廁所。1971年回到北京，主持“二十四史”中的《元史》點校工作。



翁心源：（1912年5月－1970年4月22日），中國石油工程師，尤擅長管道設計，有“中國輸油第一人”之稱。地質學家翁文灝的長子。曾任中共國石油部總工程師。抗日戰爭時期曾編寫有印度至中國陸上管道設計的方案（全英文），用於石油運輸，但並沒有建成。曾被資源委員會遣派，赴美國考察石油工業。是中國石油公司上海煉油廠建廠委員會委員，並任副主任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1970年，在湖北潛江五七幹校被連續批鬥三天後，落水溺亡，享年五十八歲。翁心源去世對暮年的翁文灝有很大打擊，其作有“悲懷”題的詩十余首。



秦牧：（1919年8月19日－1992年10月14日），原名林阿書，又名林覺夫、林角夫。著名作家。生於香港，童年和少年時曾僑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1932年回國，在澄海、汕頭和香港求學。抗日戰爭時期，擔任過教師和編輯等工作。1938年春，到廣州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輾轉於粵桂兩省，開始在廣州報刊上發表作品。《秦牧雜文》，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學教書，並從事寫作，開始涉足文壇。歷任《中華論壇》、《再生》、《中國工人》諸雜誌編輯。離開香港赴內地參加抗日宣傳工作，輾轉在廣州、桂林、重慶等地，擔任演員、戰地工作隊員，教師、編輯等。同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擔任過民盟中央機關刊物《再生》的編委。1946年，赴香港從事寫作。1949年8月，參加中共軍粵贛湘邊區縱隊。中共國成立後，秦牧歷任廣東省文教廳科長，中華書局廣州編輯主任，《羊城晚報》副總編輯。1962年發表散文集《藝海拾貝》。1963年加入中共黨。著有《秦牧全集》10卷本。1966年文革爆發，在《北京晚報》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的前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被揪出來批判。廣東省委響應中央號召，也推出《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作為相應鬥爭對象，在全省掀起批判大毒草《藝海拾貝》運動。參加批判的師生幾乎沒有人讀過《藝海拾貝》，也不知道何以是毒草。後來才知道秦牧寫了毛澤東回韶山文章，內有記述毛上山掃墓，在墓前念念有詞內容。此時運動已經深化為揪鬥黨內走資派，秦牧因為級別太低，從此在報刊上消聲匿跡。1977年復出。



秦仲文 ： (1896年－1974年)，原名秦裕榮，號仲文，後以秦裕為筆名，近現代中國畫家、美術史論家、美術教育家。自幼喜歡繪畫，初臨摹《芥子園畫傳》、《紉齋畫》、《古今名人畫稿》。1915年入北京大學法政系。書畫師從章浩如先生，並曾得賀履之、陳師曾、湯定之、金城諸前輩指點；1918年參加蔡元培校長主辦的中國畫法研究會，1920年參加金城等創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擔任研究員，用力於臨摹古代名作。1921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後任教於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即原北平藝專）、京華美術學院、國立北平藝專。1947年，在北平藝專任教（原國立北京藝專）時，與壽石工、李智超二教授一起，因對藝專中國畫教學主張與徐悲鴻不同而發生激烈爭論，反對徐悲鴻在中國畫教學和創作中，生吞活剝照搬西畫畫法的“以素描為中國畫造型基礎”的教學法。當年暑期後三人被徐悲鴻解聘。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教授事件”。50年代中期，又著文與王遜進行中國畫問題的論爭，極力維護傳統畫法與特點。文革期間受迫害，據早年曾受業於秦仲文先生的當代資深山水畫家、國畫理論家關瑞之先生回憶：1974年秦仲文先生的國畫《群雞》被文化部定為“黑畫”，並定性為“惡毒攻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最終秦先生積郁成疾於1974年秋去世。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中國現代劇作家。夏衍1915年入浙江省甲種工業學校（今浙江大學工學部）染色科。1919年受五四運動激發，和同學共同組織杭州五•八遊行。1920年夏畢業，秋被保送赴日本留學。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專門學校電機專業，期間開始接觸馬克屎主義。1924年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途經日本，夏衍和同學前去迎接，受到孫中山熱情對待，介紹其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底夏衍從學校獲得工學學士學位，擔任國民黨駐日支部常委兼組織部部長。1927年因駐日支部被支持南京國民黨的人搗毀，夏衍於4月下旬回國向武漢國民黨總部請示。在上海得知負責海外工作的彭澤民已離開武漢去香港，無從聯系，滯留上海，後被開除國民黨黨籍。1927年6月夏衍加入中共黨，在上海從事翻譯和工運工作。1929年翻譯了馬克西姆•高爾基的《母親》，並和鄭伯奇、錢杏邨等人發起領導了上海藝術劇社，從此與戲劇結緣。1930年他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的組建工作，並當選為“左聯”執行委員。1932年他和鄭伯奇、阿英等人進入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中共上海文委電影組成立，夏衍任組長，阿英等為委員，從此夏衍開始涉足電影劇本創作。1934年，夏衍為躲避國民黨搜捕，在一公寓躲藏三個月，並創作出多幕劇《賽金花》，諷刺國民黨當局的外交政策。1936年首演，不久被禁。1935-1937年這段時間夏衍完成兩個獨幕劇，一個歷史劇《秋瑾傳》和中國報告文學的開山作《包身工》。1937年他完成了代表劇作之一的《上海屋檐下》。抗日戰爭爆發後，夏衍輾轉各地開展救亡運動，創辦《救亡日報》並堅持了3年多的時間。1940年完成多幕劇《心防》，描寫劉浩如為首的進步新聞和戲劇工作者，為保衛精神防線進行的鬥爭。1941年因皖南事變發生，夏衍抵達香港，和鄒韜奮、範長江等人籌辦《華商報》。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輾轉到達重慶，負責主持中共黨在當地的文化活動，並完成另一代表劇作《法西斯細菌》，寫三個知識分子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道路，人物刻畫生動。1944年起，夏衍擔任《新華日報》代總編輯。一年後將《救亡日報》以《建國日報》的名字復刊，但不久就被查禁。1946年起，夏衍在周恩來領導下在南京、香港等地進行統戰工作。1949年5日，夏衍跟隨陳毅進入上海，任上海軍管會文管會副主任，負責上海文教單位的接收工作，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等職務。1954年夏衍任中共國文化部副部長，分管電影與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此後他寫出了劇本《考驗》，表現了黨的領導幹部面對新形勢的兩種不同思想和作風。他將《祝福》《林家鋪子》《紅巖》等小說改為電影劇本，受到廣大群眾歡迎。1962年他獲得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編劇。1965年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長職務。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被關押在文化部機關“大廟”內，在群眾大會上遭到批鬥。12月4日淩晨1時，被紅衛兵架走，7日交中共軍“監護”，後投入監獄八年。1977年後復出，1979年當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國棟，字作銘，中國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活動家。夏鼐被稱為“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少年時在溫州上學，1927年，赴上海讀高中。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1931年，轉學入讀清華大學歷史系。1934年7月，夏鼐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獲得文學士學位。1934年10月上旬，夏鼐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考古學部門的資格。1935年春季，夏鼐在河南省安陽參加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1935年夏季，經更改批準，夏鼐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埃及考古學。1935年至1939年，夏鼐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1939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爆發，夏鼐決定回國。夏鼐由英國出發途經埃及，在埃及開羅滯留，期間在開羅博物館從事考古及文物研究工作一年多，才由埃及返回中國，於1941年初抵達雲南昆明。夏鼐的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是二戰結束後於1946年由倫敦大學學院授予的。1941年至1942年，夏鼐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擔任專門委員之職。1943年至1949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擔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49年秋季至1950年9月，夏鼐在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擔任教授。中共國建國後，夏鼐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夏鼐也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要著作：《考古學論文集》、《考古學與科技史》、《中國考古學研究》(日文）、《中國文明の起源》（日文）、《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英文)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夏鼐被考古研究所中戰鬥小組要求進行自我檢查，隨後遭遊街批鬥，在牛棚中強製勞動學習。1970年被下放至五七幹校。因考古所接受委托，協助阿爾巴尼亞修復古代羊皮書，夏鼐得以返回北京。1972年，考古所其他人員由五七幹校返回北京，夏鼐正式恢復在考古所中的工作。



高百歲：（1902年－1969年），字幼齋，號智雲，又名伯綏。京劇表演藝術家。幼年經常隨父入票房聽戲，學會許多唱段，深得名票呂正一喜愛，收為入室弟子，親授《鎖五龍》、《探陰山》等劇。8歲從李正義學戲，10歲帶藝搭班進入“富連成”，初學凈角，後改老生，以演劉派（劉鴻聲）戲初露頭角。坐科兩年，為京劇挑梁老生。12歲應上海丹桂第一舞臺之聘，以童伶掛頭牌老生，主演《打嚴嵩》、《鍘美案》等劇，兼演老生和花臉戲，轟動上海灘。旋即挑班演出，輾轉於天津、沈陽、哈爾濱、海參崴、安東、長春、吉林、營口、煙臺、大連等地。15歲拜周信芳為師，專心鉆研“麒派”藝術，兼演高派、汪派戲，偶爾還演凈角戲。1927年參加由田漢組織的南國社，和田漢、歐陽予倩、洪深等人發起戲劇改革運動。曾與周信芳合演過話劇《雷雨》，曾與歐陽予倩、周信芳等合作排演了由歐陽予倩編導的《武松與潘金蓮》。1947年與田漢、梅蘭芳、歐陽予倩、周信芳等發起組織京劇改革促進會。1948年應漢口新市場(今民眾樂園)大舞臺之聘，來漢演出，後去長沙。1949年9月，由武漢市文化局派人去長沙接回武漢，參加籌備中南京劇工作團。該團於1950年6月成立，高任副總團長兼第一團團長；1952年改為武漢京劇團，高任團長。與高盛麟、郭玉昆、關正明、陳鶴峰等長期同臺合作，巡回演出於全國各地，均獲好評。晚年致力於演出現代戲和新編劇目。擅演劇目有《追韓信》、《徐策跑城》、《四進士》、《清風亭》、《臨江驛》、《哭祖廟》、《逍遙津》、《古城會》、《華容道》、《罵閻羅》及新編現代戲《柯山紅日》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含冤而死，終年66歲。



高小霞：（1919年－1998年），女，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194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化學系。在親戚朋友們的資助下，高小霞和丈夫徐光憲先後赴美國留學。在美國，高小霞仍然是半工半讀。白天在康奈爾大學醫學中心當分析實驗員，晚上在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分析化學。用兩年時間，學完了碩士應修的課程，她的論文得到導師的贊賞，發表在《微量化學學報》上。1949年9月，為慶祝中共國成立，紐約街頭買不到紅布，他們就用紅墨水將白布染紅，按《華橋日報》上刊登的國旗式樣，製作了一面中共國旗。租了紐約國際學生公寓的健身房當會場。由於他們嚴格的保密，出租單位以為是要舉行結婚典禮，沒有引起太多的註意。慶祝會在鞭炮聲中開始。《華僑日報》總編輯唐明照在會上作了形勢報告。然後是集體扭秧歌。高小霞、徐光憲不會跳舞，這時也高高興興和大家一起扭起來了。1950年，他們夫婦倆把加入美國籍的登記表扔到地下鐵道裏，以廣東華僑身份－－當時美國當局只允許華僑回國探親－－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駛向珠江口的輪船。1964年1月，高小霞加入了中共黨，1966年，高小霞和徐光憲雙雙被造反派當作“美國特務”，進行隔離審查。高小霞被隔離在一間小屋裏6個月差兩天，不能和家人聯系，還要她交待“特務罪行”。她被分配洗刷廁所、打掃街道。後來，她和徐光憲都被送到“五七幹校”去挑磚，扛石頭。經過兩年多的勞動、審查，“特嫌”的帽子摘了，又回到了北京大學。但是，在那真理被踐踏的年代，搞教學又成為“業務掛帥”、“不突出政治”的批判對象。她感到左右為難，不如到工廠去做個普通分析工人，但又不準許。她當時的心情有點像李商隱的詩句：“一寸相思一寸灰”。1978年復出。



容國團：（1937年－1968年6月20日），1954年，17歲的容國團在香港乒乓球埠標賽獲得冠軍，1956年，他戰勝了23屆世乒賽日本新科狀元狄村，一戰成名。1957年11月1日，20歲的容國團進入廣州體育學院學習。隨後，容國團在廣州體委的一次大會上，立下“三年奪取世界冠軍”的誓言，引起轟動。1959年4月在聯邦德國多特蒙德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教練傅其芳力排重議，啟用容國團。容國團不負眾望，戰勝匈牙利名將悉多，為中國奪下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也是中國體育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1964年，容國團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中國女隊在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1967年9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體育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中號召：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有一種說法是：運動員成績越好，奪取冠軍越多就越反動。這讓容國團困惑而備感壓力。此外，容國團在香港的成長經歷也給他帶來了“特務嫌疑”的帽子。他和國家隊主教練傅其芳、北京隊主教練姜永寧三人都被隔離審查。沒多久，噩耗傳來，傅其芳和姜永寧相繼自殺，容國團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十分迷茫，不斷詢問隊友：“你覺得我們有錯嗎？”容國團想不通，傅其芳熱愛祖國，怎麽可能是潛伏的“奸細”？而自己呢？當年香港許多俱樂部都想招他入隊，日本也向他發出了邀請。他義無反顧，投入“新中國”的懷抱，還入了黨。憑什麽說他是特務？容國團被關押在廁所寫“揭發交代”，內裝大喇叭拉線至專案組。紅衛兵們玩完一輪麻將後，便對著“麥克風”喝令他“老實交代”。就這樣，從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時還把他拉去審問，有時拳頭相向。容國團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鬥時，等待自己的又會是什麽。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龍潭湖附近的養鴨房內，容國團已經徘徊了兩三個小時，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門”煙頭。後來，人們發現他掛在樹上，用一條尼龍繩自縊，31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1992年11月30日），植物生理學家。我國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驅。1929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生物系，並留校任助教。1933年在北平清華大學當研究生，後回南開大學擔任講師。1935年殷宏章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1937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該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遺傳研究室進行光合作用和遺傳方面的研究。1938年回國擔任西南聯大教授。並在湯佩松們創設的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組兼任研究員。1944年至1945年以第一批“交換教授”身份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磷酸化酶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學擔任教授，進行澱粉形成方面的研究。1948年應羅宗洛教授之約，赴臺灣大學講課幾個月，同年12月至1951年應英國J．李約瑟（Needham）博士的邀請，赴印度新德裏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南亞科學合作館科學官員，協助該地區國家開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務。1951年秋回國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研究員，並協助羅宗洛教授進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設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從實驗生物所劃出單獨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長。他在光合作用、植物生長素的研究成果，普遍獲得國際上的認同與引用。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文革期間，因留美背景，遭批鬥淩辱，並被驅往農場幹最臟最累的活，“經常與豬馬同寢”。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長，1983年3月後任名譽所長。



唐世鳳：（1903年－1971年8月25日），號天昌，中國海洋學家、教育家。唐世鳳從1930年代起便長期從事海洋調查及研究工作、海洋學的教學工作，學習並引進了現代海洋科學， 研究範圍涉及海洋生物、海洋化學、物理海洋、海洋漁業、鹽業、中國海洋史等，是中國現代海洋科學研究及海洋科學教育事業的奠基者之一。1934年參加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等組成的“南海生物調查團”，對海南島、西沙群島等南海海域進行了中國近代第一次多學科、長時間的團隊考查。1935年參加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氣象研究所等組織的“渤海海洋調查”，對渤海、黃海北部進行了中國近代第一次多學科、長時間航海作業的海洋調查。1936年，受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委派到浙江沿海進行漁業、鹽業調查。1937年考取第五屆中央庚款，赴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193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任利物浦大學海洋系研究員。1941年攜眷回國，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海洋組主任，與福建省合作成立“福建海洋考查團”任團長，該考查團是抗戰期間國內唯一堅持工作的海洋考查團隊。1946年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海洋學系及海洋研究所——廈門大學海洋學系和廈門大學中國海洋研究所，任系主任兼所長。1951年 與孫雲鑄、張春霖、伍獻文、朱樹屏、張璽、沈嘉瑞七人創辦了中國海洋湖沼學會。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帶領廈門大學海洋系大部分師生到山東大學，與山東大學海洋研究所合並成立海洋學系。主要著作：《中國鐵線蟲誌》、《海南島比目魚誌》、《愛爾蘭海幹貝的人工孵化及其生長率》、《渤海海洋調查報告》（海洋物理部分）、《幹貝之繁殖》。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誣陷迫害。1968年冬，在饑寒病痛中，被迫掃雪跌倒致殘，專案組多次阻撓醫院治療。1971年 8月25日病逝。



鐵流：（1933年5月29日－），本名黃澤榮，筆名曉風。中國記者和作家。工農出身，1957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七君子反黨集團之一，關押勞改長達23年。1980年平反。2010年以一百萬人民幣成立“鐵流新聞基金”，協助受害的記者和作家。2010年10月，包括鐵流在內的一群中國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取消媒體管製，實現新聞自由。鐵流與自由派經濟學者茅於軾和媒體人高瑜等均有交情。2014年3月，鐵流曾撰文“堅決與茅於軾站在一起，抗擊任何擁毛崇毛的邪惡勢力”。在看中國網站開設專欄。2014年9月因尋釁滋事罪，被北京警方拘捕。他於8月時曾為文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疑似因此遭到逮捕。2015年2月25日，成都青羊區人民法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和“涉嫌非法經營罪”判處鐵流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四年，並處罰金三萬元人民幣。



陶然：（1914年－ 1966年9月4日），文學評論家。1935年從北平弘達中學畢業後，赴日進入東京法政大學文學系學習。1937年3月回到北平，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北平分會。“七•七”事變後，任山東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總務處長，編輯《東聲》雜誌，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2月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教授，陜西《陣中日報》編輯，第二戰區文化站負責人。1940年2月到延安，任魯迅藝術文學院編譯處編譯員、文學理論研究室研究員、延安部隊藝術幹部學校教員、魯藝文學系教員、秘書等職，從事文學評論和翻譯工作。抗戰勝利後，在張家口參加華北文聯，任華北聯合大學圖書館長、張家口市立圖書館長。1947年後，任哈爾濱市政府文化處長、文聯主席、東北文聯委員、沈陽東北魯藝教務處主任。1948年9月加入中共黨。1955年以後，任吉林大學中文系代主任、吉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吉林省分會副主席、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在30年的文化創作生涯中，發表了百余篇小說、散文和評論。主編《文藝理論》、《中國現代文學史》等專著，對宣傳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作出了突出貢獻。譯著長篇小說《不在地主》等。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受迫害致死，終年52歲。



塗羽卿：（1895年－1975年9月11日），物理學家。1914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隨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1919年6月，塗羽卿在紐約與美國女子牟莉•霍甫斯結婚。塗羽卿回國後，擔任國立東南大學物理系教授7年時間。此後到上海擔任滬江大學物理主任。在上海，他還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並於1947年出任聖約翰大學首任中國校長。這一時期，塗羽卿政治立場激進，發表過一些批評國民政府的言論。1950年，塗羽卿等40名基督教人士發起《三自宣言》，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早期倡導人之一，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以及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1952年聖約翰大學解散以後，塗羽卿任南京師範學院、蘇州江蘇師範學院物理系教授、以及上海師範學院物理系主任。文革時期，塗羽卿由於其基督徒身份以及與外國人結婚（牟莉已於1956年加入中國籍），遭到批鬥和關押，精神上及肉體上受到嚴重刺激折磨，直到1972年被釋放。1975年9月11日，塗羽卿去世，終年80歲。



莫桂新：（1917年－1958年8月15日），中國音樂家。莫桂新從小喜歡畫畫、排球、唱歌。自南開中學畢業後，1936年考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圖案系學油畫，在校期間他是排球隊主力。因嗓音出色而被一位俄國籍聲樂教授動員學習聲樂。與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張權在聲樂系學習，在該校二人相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該校內遷，二人隨之輾轉經貴州省、湖南省、雲南省到陪都重慶。到重慶後，兩人轉入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學習聲樂。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自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後結婚。1943年和1945年，女兒莫紀綱、莫紀嵐先後出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華裏。莫桂新在耀華中學任音樂教師，與一些音樂人組織了“黃鐘合唱團”，常一起唱《黃河大合唱》等歌曲，其中羅忻祖、王秉銳、華正文、莫桂新等人後來都成為音樂家。1947年6月，張權到美國學習聲樂。中共國成立後，1950年4月，莫桂新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來之邀，已在美國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的張權啟程回國，經廣州、上海、天津抵達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東城區無量大人胡同15號四合院。1953年，小女兒莫燕出生。莫桂新、張權先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來又一起調入中央實驗歌劇院。1955年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中，莫桂新被處理。據《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記載：莫桂新“1941年重慶音樂院入國民黨，與美蔣特分子發生聯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後在天津成為國民黨文化界要人，國民黨音樂節主席，宣傳歌詠團團長。主持電臺進行反革命宣傳，唱反革命歌曲，誣蔑共產黨八路軍……解放後隱瞞歷史參加工作。”莫桂新被用這些虛構的情節羅織罪名，定為歷史反革命。《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記載：1957年“整風開始，（莫桂新）親自找藝術領導，質問肅反對他（的）處理問題，‘肅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據是什麽。’要求重查他的問題，進行翻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莫桂新因為所謂“解放後隱瞞歷史”，以及1957年鳴放期間攻擊肅反、妄圖翻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並被劃為6類右派分子裏最嚴重的一類：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妻子張權因為寫了《關於我》一文，被中央實驗歌劇院領導視為向黨進攻，定為右派，工資降三級，暫留中央實驗歌劇院為演員拆洗演出服。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因食物中毒在興凱湖農場逝世，年僅41歲。1961年3月，張權被逐出北京，獨自攜小女兒莫燕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龍江省哈爾濱歌舞團。



奚嘯伯：（1910年－1977年12月10日），京劇演員，工生行。奚嘯伯師承言菊朋先生學習京劇表演藝術。曾參加梅蘭芳的劇團，唱二路老生（副生），後自組嘯聲京劇團。1955年起擔任北京京劇四團團長。期間與汪曾祺合作取材自吳敬梓《儒林外史》新編古裝京劇《範進中舉》。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離開北京京劇四團，到石家莊京劇團工作。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變成摘帽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後，受到迫害。1977年1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去世。死後才得到平反。他開創世稱奚派的京劇生行藝術流派，大弟子歐陽中石。兒子奚延宏工凈行，孫奚中路工生行。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聶國棪，筆名紺弩、耳耶、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鴉、簫今度、邁斯等，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1910年，聶紺弩進入申家祠堂讀書，啟蒙老師是孫鐵人。1915年，升入縣立高等小學。1916年從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失學在家。1920年，孫鐵人從上海給家鄉來信，願資助培養3個家鄉的子弟，聶紺弩被鄉親們推舉成為3個人之一，赴上海。經孫鐵人安排，聶紺弩進入上海高等英文學校學習3個月。1921年，又經孫鐵人安排，到福建泉州，任中國國民黨的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為何成濬）秘書處擔任錄事，並由孫鐵人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其間接觸了劉師復的《無政府主義討論集》。1922年，經孫鐵人介紹而結識的同鄉鮑慧僧給聶紺弩來信，將他請到英屬馬來亞吉隆坡任運懷義學教員（運懷義學是一所華僑小學）。1923年秋冬之際，應董鋤平之邀，聶紺弩到達緬甸仰光任《覺民日報》編輯。不久，被《覺民日報》開除。1924年，聶紺弩從仰光抵達廣州，在鮑慧僧、廖幹五的勸告下，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因為鮑慧僧和包惠僧同住一室，所以聶紺弩在鮑慧僧處結識了包惠僧。聶紺弩還初識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1925年，隨黃埔軍校第二期全體學生編入部隊，參加第一次東征，隨部隊開入廣東海豐，在海豐參與了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工作，任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員。1925年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考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6年到達莫斯科上學。在學校期間，他始終未掌握俄語，但自修了全部文科大學課程；他“專心文藝，不問政治”。1927年，聶紺弩回國來到南京，經過半年審查，聶紺弩由中央黨務學校的臨時輔導員轉為正式輔導員，並結識了該校學生周之芹（即周穎）。同年，因為給在南京的聶紺弩寫信，聶紺弩的朋友敖少瓊在海豐被革命同誌當作反革命、通敵叛變分子而處決。1928年，聶紺弩因和周穎戀愛，遭到中央黨務學校全體學生反對。康澤也因對學生太嚴格，遭到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反對。因此，聶紺弩和康澤都被調離。聶紺弩調任中央通訊社編輯（後來逐漸升為副主任）。1929年與周穎結婚，婚後周穎到日本留學。1931年，經中央通訊社主任蕭惟一介紹，附帶幫《新京日報》編副刊《雨花》。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聶紺弩利用和金滿城組織“什麽詩社”的辦法，組織創辦了“文藝青年反日會”，由聶紺弩起草請願書，發給每個會員，又拿到全國學生請願示威大會現場散發。同時，聶紺弩還在《雨花》上發表宣傳抗日的文章。中國國民黨當局為此通緝聶紺弩。1931年9月25日，聶紺弩棄職潛逃到上海，隨後赴日本與妻子周穎會合。1932年在日本，經周穎介紹，結識了胡風。經胡風介紹，參加左聯，與胡風、方天一、王達夫、周穎共辦“新興文化研究會”，出版反日刊物《文化鬥爭》。1933年櫻花節，聶紺弩夫婦及胡風、方天一、王達夫被日本警方逮捕，關押在早稻田三個月，7月，聶紺弩夫婦及胡風及其他20多個中國學生，被日本政府從東京驅逐出境，押送至中國上海。經留蘇同學孟十還推薦，被留蘇同學林柏生聘為上海《中華日報》文學副刊《動向》的編輯。1934年1月1日《動向》發刊，聶紺弩經左聯同意，找來葉紫擔任助手。魯迅向《動向》投稿數十篇。1934年8月31日，《動向》停刊。同年，聶紺弩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又經同鄉吳奚如的介紹，聶紺弩加入中共黨。1935年，在魯迅支持下，聶紺弩參與主編《海燕》，同年初創刊，僅出兩期便被迫停辦。1936年9月，聶紺弩奉中共黨組織之命，護送剛從南京脫險的丁玲到西安，次日見到專程從陜北來接丁玲的潘漢年。在潘漢年建議下，聶紺弩返回上海。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聶紺弩趕回上海，與懷孕的妻子周穎共同參加了魯迅治喪辦事處的工作。1937年2月25日，周穎生下一女，取名“海燕”，以紀念與魯迅共同創辦《海燕》時的經歷。抗日戰爭爆發，輾轉去了延安。1938年春，聶紺弩從延安經西安到武漢。1938年8月，抵達院南雲嶺新四軍軍部，先擔任政治部宣傳科科員，後來調到服務團任創作委員，最後任新四軍軍部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並負責編新四軍軍部刊物《抗敵》的文藝部分。1939年離開新四軍，到浙江金華的中共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戰士》任主編。1940年四、五月間，在廣西桂林與張雅琴、歐陽敏訥、胡希明等人辦《力報》，聶紺弩任副刊《新墾地》主編，8月20日，刊物《野草》在桂林創刊。1941年2月，國民黨當局封閉桂林生活書店，並霸占其房屋另開國防書店，還追捕桂林生活書店經理邵公文等人。聶紺弩為此寫下《韓康的藥店》一文，轟動桂林。同年，周穎帶著女兒聶海燕到重慶鄧穎超處，通過吳奚如與聶紺弩取得了聯系。1942年春，在桂林與胡風、彭燕郊、艾峰、米軍、盧華澤、朱谷懷等籌組南天出版社，出版胡風主編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1942年夏，到重慶見周穎，但因工作需要，同年10月返回桂林。1944年，遠在重慶的周穎會同朱學範、易禮容等人共同籌建中國勞動協會。1945年，聶紺弩也來到重慶，任西南學院教授、重慶《商務日報》副刊《茶座》編輯。1946年，任《新民報》副刊《呼吸》編輯，8月，周穎被捕，出獄後先到上海，後到香港。同年，聶紺弩因刊載揭露兵痞惡行的文章，重慶警備司令部派一個連的軍警包圍了《新民報》，勒令交出文章作者，中共黨組織讓聶紺弩撤到香港。聶紺弩遂到香港、與在中國勞動協會任職的妻子周穎會面。1947年，從香港“六一”大搜捕中漏網，開始為香港《文匯報》撰寫社論，後來又寫短評。他還為在香港復刊的《野草》撰稿。在香港，周穎參加民革，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1948年冬，周穎應鄧穎超之邀，乘船經朝鮮到天津，而後來到西柏坡參加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籌委會。1949年，聶紺弩繼周穎之後回到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1949年10月1日，他參加了中共國開國大典。1950年，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1951年春，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第二編輯室（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1955年，“胡風事件”發生，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開始肅反運動。聶紺弩因受胡風、康澤的牽連，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反省3個月。最後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1957年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1958年7月送北大荒的黑龍江省密山農墾局850農場勞動。因一場火災，以“故意縱火”罪被捕入獄。周穎得知後，北上北大荒營救，經托人疏通，使他以“判刑一年，緩刑一年”假釋出獄。1959年初夏，被分配到《北大荒》文藝編輯部工作。1961年春回到北京，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經過他的朋友張執一（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幫助，1962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大約從1962年9月起，聶紺弩的寫作及言論就被公安機關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起來，多次被摘編報送高層領導。1964年12月，公安機關的簡報上曾以《聶紺弩反對文藝界整風，惡毒攻擊毛主席》為題，編報了聶紺弩的言論。1964年，聶紺弩到廣東廣州銀河公墓瞻仰蕭紅墓，並重訪廣東海豐看望彭湃的母親，與其合影，還寫下《重到海城呈彭母》詩二首，也看望了丘東平的母親。（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因聶紺弩此訪等原因，彭湃的母親和兒子遭到批鬥致死。）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967年1月25日，因為“攻擊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聶紺弩在北京東直門外新源裏寓所被作為“現行反革命”逮捕，先後羈押在功德林監獄、半步橋監獄。1969年10月，根據中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布的“林彪副主席第一號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強備戰為由，聶紺弩被轉押到山西省，在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看守所羈押5年。1972年6月，公安機關將聶紺弩案起訴到法院審理，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審訊。1974年5月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一審判處他無期徒刑。1974年10月末，他被移送臨汾的山西省第三監獄服刑。1976年9月25日聶紺弩獲得釋放，11月1日回到北京後，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通知，自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員會領取生活費18元。1979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對聶紺弩的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同日，到聶紺弩的住地宣布並送達判決書。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出關於聶紺弩“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恢復中共黨黨籍，恢復名譽，恢復聶紺弩原文藝二級工資級別，任命聶紺弩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聶紺弩的女兒聶海燕，在1976年8月自殺身亡；女婿方誌訓，聶海燕的丈夫，在聶海燕死後一周，也自殺身亡。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中國女記者。1927年，浦熙修進入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並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小教員。1936年春，隨丈夫袁子英遷居南京，被推薦到《新民報》社從事廣告、發行工作。因為文采好，不久便調任記者。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新民報》遷往重慶。浦熙修經過周折，於1939年赴重慶，擔任《新民報》采訪部主任。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了浦熙修。浦熙修對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的和平建國主張進行了大量報道，指責中國國民黨不顧和平、擴大內戰。1946年春發生了“校場口事件”，浦熙修協同《新華日報》發動新聞工作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與中央通訊社作出了互相矛盾的報導。1946年4月，浦熙修隨《新民報》社遷回南京。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赴南京，發生“下關慘案”，浦熙修也遭到毆打，身受重傷，被送往醫院。1947年5月，6000多名南京學生向國民參政會請願，遭到政府鎮壓，釀成“五•二○慘案”。浦熙修率《新民報》記者采訪，以整版篇幅報道。1948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以“為匪宣傳”的罪名，勒令《新民報》永久停刊。同年11月，浦熙修被逮捕。1949年9月，浦熙修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共國成立後，浦熙修歷任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委員。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她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線慰問，回國之後到各地宣傳抗美援朝的勝利。還撰寫了《朝鮮紀行》和《新疆紀行》等報告文學。1957年，浦熙修被毛澤東點名，指羅隆基透過她在《文匯報》發表反動言論，她因此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此後，浦熙修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化教育組副組長。1965年底，浦熙修患癌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浦熙修又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北京病逝，享年60歲。



耿庸：（1921年－2008年），本名鄭炳中。雜文家。13歲起在《閩南日報》、《江聲報》發表詩和散文。1938年至1945年，先後在福建《閩北日報》、江西《青年日報》、重慶《新中華》雜誌等報刊任編輯，此後在宣懷經濟研究所研究近代經濟思想史。1947年8月去臺灣，任臺灣《公論報》編輯、華南商業銀行研究所研究員。1949年11月返回大陸，先後任廣東《新商》晚報副總編、上海震旦大學教授、新文藝出版社編審。1955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耿庸被捕後，妻子王皓也進了監獄，被關了兩年後出獄，王皓即給毛澤東寫信訴冤，當時正值“反右”期間，把她也算上了一個，她無處申訴，終於憤而在9月的一天跳了上海黃浦江自殺身亡。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後，失去人身自由長達25年，直到1980年才獲得平反。從1936年起發表作品，此後至1955年入獄前發表雜文、評論等近千篇，約百萬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論著《（阿Q正傳）研究》（1952年）、《文學對話》（與何滿子合著，1983年）、雜文集《回收》（1985年）、《逢時筆記》（1998年）、評論及回憶文集《文學：理想與遺憾》（2004年）等；晚年著有《未完成的人生大雜文》。



賈植芳：（1915年－2008年），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學，兩年後開始嘗試寫作，以筆名“冷魂”在《太原晚報》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一個兵的日記》。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會學校崇實中學，並繼續寫作，兩年後在北平《京報》文藝周刊《飛鴻》、天津《大公報•小公園》、上海《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表小說、雜文等。1936年1月，賈植芳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北平警察局以“共產黨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錢保釋出獄，5月被安排資助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日文，9月考進日本大學經濟科，不久轉社會科，同年參加留學生文學刊物《文海》的創刊編務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上發表小說《人的悲哀——自一個記憶》，6月收到該刊及編者胡風的信，由此開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華的 “七七事變”爆發，賈植芳9月回國，12月進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特別訓練班”，半年後畢業派往山西南部中條山戰區抗戰前線，任陸軍第三軍第七師政治部上尉日文幹事。1938年7月，在《七月》雜誌上發表追悼亡妻的獨幕劇《家——呈嬋娥君之亡靈》，8月擔任 “七月社”西北戰地特派員和特約撰稿人。1939年 11月，到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報《掃蕩報》任編輯。1940年3月，調陜西宜川縣秋林鎮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山西新聞檢查處，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調往陜西新聞檢查處，因受懷疑而辭職，專事寫作。1942年 10月，考入國軍獨立工兵第三團，任少校日文翻譯，11月與任敏結婚。1944年4月，又因受懷疑辭職，12月到徐州擔任汪偽淮海省政府參議，暗中從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個月後日本投降而獲釋。同年9月，應邀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校聯絡組長、徐州分站主任參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個月後因把接收倉庫中的武器送給了新四軍，而被斷絕工作關系，隨後為維持生計而開始做賣顏料的小生意，同時仍繼續寫作並一直保持與胡風的通信聯系。1946年6月，與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風家，從此專事寫作，在《大公報•文藝》、《文匯報》、《聯合晚報》、《時代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政論性雜文，並協助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七月文叢》編審稿件， 11月受邀主編《時事新報》文藝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勢壓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學聯的《學生新報》發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後被留日同學保釋出獄。1949年8月，賈植芳加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9月出版論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10月出版中篇小說集《人的證據》，次年4月出譯著《人民民主的長成與發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為專職教授，7月出版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譯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問題》譯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參加“思想改造”的名單，到蘇州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三個月。1952年3月，受聘為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調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和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後出版捷克基希《論報告文學》、《契訶夫手記》、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蘇聯謝爾賓娜等《俄國文學研究》譯著。1955年 5月15日，賈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與胡風的關系，他仍堅持肯定兩人是共過患難的朋友，並為胡風辯護，隨即被宣布拘捕審查，關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單人監房，其家被抄，兩日後其妻任敏被關押到上海南市監獄；同日，胡風夫婦被逮捕並抄家。6月初，賈植芳被開除中國作家協會會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獲釋。1959年春賈植芳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區當小學教師，12月又被關入當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獄，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勞改農場農牧機械廠勞動。1966年3月30日，賈植芳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釋放，但被押回復旦大學，在校印刷廠接受“監督勞動”，每月領取生活費30元；6月文革爆發後，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鬥、淩辱和毆打； 9月其妻獲準首次探親，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賈植芳從校印刷廠轉到校區宿舍建築工地 “勞動改造”，次年1月生活費提高到每月領取65.5元。1978年9月，賈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資料室工作，並允許與親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調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復查後判決“無罪”，同年 12月，賈植芳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復查後判決“無罪”。



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原名甘錦英，中國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26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兩年後考入北師大史學系本科，畢業後免試進入北師大研究所（後稱研究院）深造，師從陳垣（援庵）治考據學、錢玄同（中季）治音韻學、李建勛治教育學，以陳援庵、錢中季兩導師指導為多。1935年11月，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並以商務印書館預支稿費（《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書）赴日（1936年1月獲得廣西省留學官費），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師從日本東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國史。1937年11月從日本歸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等校史學教授，為中國壯族首位大學教授。曾先後兼任廣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廣西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1943年8月組織“黔桂邊區考察團”，任團長；1945年4月，組織“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多次深入黔桂兩省少數民族地區展開廣泛的學術調查活動，從而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現代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先驅之一。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黃現璠作為廣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後改名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團長費孝通），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1952年3月，帶領助手前往都安、東蘭、南丹一帶調查；同年夏，到扶綏隴羅（今扶綏東羅）、崇左、德保、靖西一帶從事田野調查，收集土司遺存文物史料、吳淩雲父子反清起義史料和儂智高起義史料。1953年6月，在廣西大學組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任組長，帶領調查組成員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羅城、忻城等地，先後訪問調查了瑤族、毛難族、苗族、壯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後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先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54年3月，到貴縣一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貴縣的分布以及收集黃鼎鳳相關史料和太平天國史料。1956年4月，赴武鳴、上林、賓陽、貴縣、來賓和桂平等縣深入鄉村和山區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這些縣的分布情況和收集太平天國和黃鼎鳳、李錦貴等人反清起義的史料。同年4月19日，全國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員長於3月31日的會議指示，製定了《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各民族社會歷史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規劃》，擬定籌建雲南、四川、西北、貴州、廣東（包括海南島）、廣西（黃現璠、莫矜負責）、西藏、內蒙和東北等地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計劃以4－7年內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情況。同年8月，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學術調查工作，帶隊深入到桂西壯族自治州所轄5專區、2市、52縣、1自治區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和收集史科，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後來壯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957年7月，出席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1958年2月1日，與費孝通、歐百川等被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從而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扣以“學術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鬥、遊街、掛牌戴高帽示眾、掃廁所掃大街、毆打等遭遇。1979年，右派案件得以平反，並為協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錯案做了大量工作。



黃萬裏：（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國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第三子。1924年黃萬裏入無錫實業學校學習，1927年進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1932年畢業。1933年任杭江鐵路見習工程師，參與江山江鐵橋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學，1935年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得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華民國水利部視察工程師。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辭去蘭州職務，經廣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陽，出任中共黨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被調至清華大學任教。在隨後的年間，他編寫了重要的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學》。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同月，中共國水利部召集學者和水利工程師70多人就已開工的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在當時流傳“聖人出，黃河清”的言論下，黃萬裏是唯一反對建造三門峽水庫的與會者，並與其他專家在會上進行了七天的辯論。1957年6月19日，黃萬裏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麽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麽話”為標題發表。“什麽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並在此期間完成《論治理黃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華大學黨委“平反”。1998年，黃萬裏被清華大學獲準給研究生授課。黃萬裏一生堅持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及長江三峽水利工程，但他的治黃策略及對於三峽工程的意見均未被決策者采納。在被“平反”以後，他多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去信，闡述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得到中央領導人任何答復；他又向中紀委舉報國務院對他的申訴置之不理的行為違憲，但也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黃國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地理學家。黃國璋1919年畢業於長沙雅禮大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耶魯大學理學研究院、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曾師從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埃爾斯沃思•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獲碩士學位。1928年回國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當選為中國地學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同年創辦《地理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出任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地理系系主任，西北師範學院史地系系主任，還曾代理西北師院院長。同年在重慶出任中英庚款董事會創辦的中國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長。1941年創辦學術性刊物《地理》。1943年任中央設計局委員、區域設計組組長。1944年參與發起了民主科學座談會（九三學社前身），1945年當選九三學社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同年回到北平，再度出任北平師範學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並兼代教務長、理學院院長。1947年中國地學會恢復活動後，繼任副會長兼總幹事。中共國成立後，黃國璋繼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1950年當選中國地學會與中國地理學會合並後的首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1951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他被撤銷了在九三學社與中國地理學會的職務。1952年院系調整後，歷任西北大學師範學院、西安師範學院、陜西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66年9月與夫人範雪茵一同上吊自殺。



黃少荃：（1918年－1971年），女，1932年考入江安女子中學，後入省立江安中學讀高中，民國26年畢業。即考入中央大學歷史系，1941年畢業，獲史學士學位。因成績優異，考證問題嚴謹，很受該系系主任、教授金毓黻賞識，乃留該校史學研究部當助理研究員，專門研究戰國史。在研究戰國史中，常參考錢穆教授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因之與錢穆建立了學術研究關系。1942年，黃少荃為了解決一些戰國史上的考據問題，專門從重慶到成都，在錢穆所主持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部研討了兩個多月。1945年秋，黃少荃受聘成都華西大學哲學系，教春秋戰國史和中國通史。並繼續從事春秋戰國歷史的研究工作。1947年起，又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講師，直至1949年底。在此期間她著有《戰國史異辭》、《戰國史紀事本末》、《秦滅巴蜀考》、《五國伐秦考》等專著，均未出版。但曾在1938年中央大學《史系述林》、1943年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利》、1946年《國民日報•史與地》副刊、同年上海《益世報•史苑》副刊、昆明《五華月刊》、南京《東華日報•文史》副刊、1949年四川大學《史學論叢》等刊物上發表，並因此獲得華西大學申報國民政府教育部晉級。黃少荃治學態度謹嚴，通過研究，糾正舊籍之訛誤者甚多。1950年，仍繼續在成都華西大學歷史系任教，晉升為歷史系副教授。1952年秋，西南地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調南充四川師範學院歷史系，教上古史、本國史學教材教法。1954年，調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黃少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而自盡，年僅53歲。有《黃少荃史論輯存》傳世。



黃谷柳：(1908年－1977年1月2日 )，中國著名作家。18歲到香港當苦力，擺攤賣糖果香煙、做報社校對，工余讀新聞學社夜校，開始文學創作。1928年起從事新聞、文學工作。20世紀30年代在國民黨軍隊裏任職。後受到革命思想影響。1947年10月，應夏衍之約，在香港《華商報》連載長篇小說《蝦球傳》，一夜譽滿香江。1949年參加中共軍，同年由夏衍和周而復介紹在香港加入中共黨，投身國共內戰，到十萬大山地區參加粵桂邊區遊擊隊，任中共軍粵桂邊縱隊司令部秘書。中共建國後，1950年任《南路人民報》編輯、《南方日報》駐海南記者。1951年和1952年兩次以記者身份隨團出訪朝鮮慰問＂誌願軍＂，與＂誌願軍＂一起戰鬥生活。第二次掛職下連隊參加戰鬥，榮立三等功，獲朝鮮頒發的“軍功章”一枚。1953年底以後從事專業文藝創作，曾任中國作協第二屆理事、作協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政協委員。作品有中篇小說《楊梅山下》、《和平哨兵》、《漁港新事》、話劇劇本《墻》，散文集《戰友的愛》，童話《大象的經歷》，電影文學劇本《此恨綿綿無絕期》（自編）和《七十二家房客》（合編）等。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受迫害，被開除黨籍。1977年1月2日因腦溢血病在廣州逝世，終年68歲。



黃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字德淦，中國地質學家，第一屆中研院院士，創立多旋回構造運動學說和陸相生油論，對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事業產生重大影響。1924年考入北大地質系，大三寫出震動業界的論文，首創大地構造理論，讓中國人找到了玉門油礦、大慶油礦。1932年夏，黃汲清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選派，赴瑞士留學。先在伯爾尼大學(University of Bern)學習半年，1933年春轉入納沙泰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uchatel)地質系深造。1933年和1934年，在阿爾卑斯山的素女峰一帶進行地質調查並填製地質圖。1935年，以法文寫成博士論文《瑞士華萊縣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區之地質研究》，獲理學博士學位。1936年春季回到祖國，任前實業部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主任。率隊進入贛、湘、黔、粵等地做了大面積的考察，發現了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湖南資興煤田，取得重大地質成果。1937年黃汲清組織西北石油考察隊，發現玉門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第17屆國際地質大會，並在蘇聯進行了廣泛的地質考察。1937年12月底，黃汲清被任命為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1938年2月，黃汲清當選中國地質學會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1938－1940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布置並親自參加四川省的石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產資源普查。1940年夏，黃汲清辭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任《中國地質學會會誌》主編。1941年至1943年，黃汲清帶隊調查甘肅、新疆的石油地質。1942年，黃汲清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5年初，黃汲清寫成《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一書，采用地槽地臺說，第一次系統的劃分了中國主要大地構造單元，科學地闡明其特征，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觀點，該書被國際上公認為對亞洲地質構造的重要貢獻。1945年，黃汲清成立中國地質學會第一個專業委員會-構造地質專業委員會，李四光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主編完成了14幅國際分幅1：1000000中國地質圖，接著又完成了1：3000000中國地質圖，綜合了中國地質調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黃汲清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黃汲清被任命為西南地質局局長。1955年初，黃汲清在他和謝家榮一同擔任地質部普查委員會技術負責人時，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鄂爾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大重點地區進行石油和天然氣普查勘探，經地質部同意，下達了普查鉆探任務。1966年文革爆發，黃汲清遭受了迫害，先被關入地下室180天，後又流放五七幹校。1974年復出時，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成果大慶油田竟被冠於李四光名下，於是寫信要求正名－－為那些曾經的付出而正名。2009年中央電視臺《奠基者》才為黃汲清正名。



黃藥眠：（1903年1月14日－1987年9月3日），原名訪蓀、黃訪、黃恍，筆名有達史、黃吉、番茄等。著名的文學家、詩人、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美學家和新聞工作者。中學時期，喜讀《楚辭》、《莊子》。五四運動爆發後，積極投身於當地的抗議運動，任嶺東學生聯合會梅縣分會的秘書長，是非常活躍的學生骨幹，並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醉心於新文學作品的閱讀和寫作。1921年，黃藥眠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英文系。閱讀了大量中外名著，並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不久，黃藥眠逃亡上海，經成仿吾、王獨清介紹參加了創造社，發表了《晚風》、《我死之夜》、《黃浦灘的中秋》、《握手》、《五月的歌》等著名新詩，並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黃花崗上》，從而奠定了他浪漫派詩人的地位。此外他還發表了多篇充滿詩意、激情的文藝論文，如《夢的創造》、《非個人主義文學》、《文藝家應當為誰而戰》等，從而在文藝理論界展露頭角。在創造社，他開始接受馬克屎主義，翻譯了拉貝裏拉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並於1928年夏加入中共黨。之後，曾與夏衍等多次商討籌辦“左聯”事宜。1929年秋冬，黃藥眠被派往蘇聯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1933年冬，黃藥眠繞道海參崴回到上海，向上海中共中央局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之後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不久由於叛徒出賣被捕，並被判處10年徒刑。抗戰爆發後，黃藥眠由八路軍辦事處保釋出獄，即奔赴延安，在新華社工作。由於歷史政治原因，黃藥眠在中組部的幹部審查過程中受到工作人員的冷落和歧視，因此負氣離開延安，1938年到武漢養病。後撤往長沙，加入“青記”，並同範長江、胡愈之等一起創辦國際新聞社，任總編輯。黃藥眠作為中國文協桂林分會的常務理事兼秘書，實際上負責著除四川之外的西南大後方抗戰文藝的理論導向工作，發表了《抗戰文藝的任務及其方向》、《目前文藝運動的主流》等長篇論文。他還負責組織了桂林文化界“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經常組織舉辦有關詩歌創作、詩歌形式的研討會，並發表了大量的關於詩歌批評的論文，像《詩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見》、《論詩歌的創作方向》、《論詩歌的手法及其它》、《論詩底美、詩底形象》等，對當時中國詩歌創作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業余他還舉辦各種文學講習班，培養了大批文學青年。皖南事變後，黃藥眠逃亡到香港，在廖承誌的領導下從事國際宣傳工作，常為《國際時事論叢》、《華商報》撰稿。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黃藥眠回到家鄉梅縣，潛心著述，為《當代文藝》、《文藝生活》等報刊撰稿，寫有散文集《美麗的黑海》、文藝論集《詩論》、譯有俄文詩選《莎多霞》等。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積極參加抗日宣傳和文藝創作活動。1944年日軍南侵，他撤往成都，為《華西日報》和《華西晚報》文藝副刊撰稿，並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黃藥眠再度赴香港，主編《民主與文化》，兼農工民主黨機關刊物《人民報》主筆。這一時期，黃藥眠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成果頗豐，主要有：論文集《論約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學》，小說集《暗影》、《再見》，長詩《桂林的撤退》，散文集《抒情小品》，政論集《民主運動講話》等，並兼任中華文協香港分會的主席。1949年春，黃藥眠應邀來北平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中共國成立後，黃藥眠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7年整風期間，任民盟中央宣傳部長，是民盟的理論家和宣傳家，民盟高校領導體製改革小組的負責人，反右運動中是"六六六教授會議"教授之一，被劃為右派。文革時，黃藥眠被汙蔑為反動學術權威，使他失去人身自由，飽受牢囚之苦。1978年，黃藥眠恢復了名譽。



黃苗子：（1913年－2012年1月）。當代知名漫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書法家、作家。父親黃冷觀從師範學校畢業，卻從業於報界，熱衷於社會活動，鼓吹革命，是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會員。1926年，黃冷觀創辦香港中華中學，黃苗子5歲來香港接受教育。1928年，黃苗子接觸到由葉淺予主編，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等當時漫畫界幾位中堅人物參與的《上海漫畫》周刊，上海這座遙遠而陌生的城市也因為漫畫而使黃苗子覺得熟悉而親切起來。受到嶺南畫家黃般若等人的鼓勵，他開始為香港的《骨子》報、廣州的《半角漫畫》畫漫畫。向報刊投畫稿需要個筆名，黃般若勸他說：你的小名“貓仔”，把兩個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現成的筆名嗎？從此，“黃苗子”的聲名越來越響亮。1929年，16歲的黃苗子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他把作品寄給了《上海漫畫》，沒想到不久就發表了，而且接到漫畫家葉淺予的回信。黃苗子喜出望外，這使他更加喜愛漫畫，父親卻極力反對黃苗子畫漫畫。1931年1月，黃苗子從中華中學畢業，被父親送進香港華仁書院學習英文，讓他苦不堪言。第二年，黃苗子拿著自己親自到編輯部討要到的稿費請朋友買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遠行。得知黃苗子離家出走，父親黃冷觀當即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同鄉兼好友吳鐵城拍電報，拜托他關照兒子。吳鐵城是國民黨要員，他把黃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職。黃苗子沒有正式加入國民黨，卻因為父親的關系，在國民黨政府裏做了高級公務員。黃苗子的才華、學識和活動能力給美術界特別是漫畫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陸續在《生活》雜誌、《良友畫報》、《時代漫畫》、《上海漫畫》等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還與葉淺予、張光宇等人一起組織漫畫界活動。《小說》半月刊創刊於1934年5月，從第3期改版為大開本。也正是從第3期開始，版權頁“編輯”一欄出現了黃苗子的名字，也正是從這一期始至終刊（第19期）封面畫大都出自黃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韋度各畫一期）。由於是彩色封面，加之開本寬闊，視覺誘惑力強，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風情。1936年夏天，黃苗子和魯少飛、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王敦慶一起發起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漫畫展覽會，這次展覽是中國漫畫史上第一次全國漫畫展覽，匯集了來自全國以及海外華僑漫畫界的600多幅作品。1937年4月，黃苗子來到廣州，與後到的郁風經常在一起談論文藝、國事，感覺意趣相投。後娶郁風為妻。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準備封閉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依然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黃苗子看到文件後即通知周恩來。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談話公開予以揭露，國民黨只好中止這項陰謀的實施。1945年9月下旬，黃苗子被安排接受了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毛澤東的接見。在這次會晤之後，黃苗子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交給重慶《新民報》副刊發表，還加上了編者按語，稱贊這首詞“氣魄之大，乃不可及”。1949年9月，黃苗子與郁風來到北京，應邀參加10月1日中共國的開國大典。1950年後定居北京。著作有散文集《貨郎集》、《敬惜字紙》、《無夢庵流水賬》、《青燈瑣記》、《風雨落花》、《雪泥爪印》、《世說新篇》、《茶酒閑聊》、《人文瑣屑》等；詩集有《牛油集》、《三家詩》等；美術論著有《吳道子事輯》、《八大山人傳》、《畫壇師友錄》、《藝林一枝》等；書畫集有《黃苗子書法選》、《中國書法精品選——黃苗子》、《草書木蘭辭》、《苗子雜書》等。1957年黃苗子被定為右派，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1966年文革爆發後被捕入獄。出獄以後轉向書法創作。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萬家寶，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國現代劇作家以及戲劇教育家，他被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沒有上過小學，自幼在家塾中學習古典文學（如《紅樓夢》、《鏡花緣》）和傳統經典（如四書五經及《史記》）；他又從林琴南所譯的西洋小說中接觸西方文學。他很早便接觸戲劇，少年時代跟隨繼母觀看京戲、昆曲、河北梆子、蹦蹦調、唐山落子等許多地方戲，以及當時流行的文明新戲；另外，他亦因從小熟讀《戲考》而加深對傳統戲劇的認識。1922年插班進入南開中學讀二年級。1925年（15歲）加入南開新劇團，先後參加了《壓迫》、《玩偶之家》（扮演主角娜拉）、《國民公敵》、《織工》等劇的演出，改編並參加演出了《財狂》、《爭強》，這些演出經歷使他對戲劇藝術規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曹禺自言“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1928年，曹禺入讀南開大學政治系、次年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29年，曹禺的父親去世。1933年大學畢業後，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數月後，又進入清華研究院研究戲劇。他21歲時開始了背景取於天津的劇本《雷雨》的創作，1934年7月發表於《文學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發表《日出》，同年8月應邀赴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教。1942年初辭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職離開江安赴重慶從事戲劇寫作和編導活動。1946年3月，與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7年1月回國，應熊佛西校長之聘，到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同時開始構思創作電影劇本《艷陽天》。1948年，由文華影業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導演。1949年2月，在中共黨的安排下，秘密轉道香港抵達北平，2月28日離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中共國成立後，受中共建政後的階級鬥爭時期影響，讓曹禺一直無法再自由的創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曹禺被打入牛棚，成為反動文人掃街、清廁所、接受批鬥受盡折磨，雖然文革後平反並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卻再無法自由創作。1996年曹禺離世，他留下了最後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他在《人民戲劇》(1979年第3期)中說“我出身在一個官僚家庭裏，看到過許多高級惡棍、高級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裏出現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和他們朝夕相處”。沒想到他到了晚年，竟還又碰上了。



曹任遠：（1893年－1991年），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中國近現代化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曹任遠從小就接受新式教育，幼年就讀過自貢第一所新式學校——三畏堂創立的私立樹人學堂，後考入成都商礦實驗學堂。16歲時獲得日本東京私立農業大學公費留學機會，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留學，學會三門外語，先後讀過六所大學、取得四個學位。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學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碩士、德國埃爾朗根大學化學和物理博士。1910年在東京經章太炎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黨證為蓉字第0233號)。1911年，國內革命風起雲湧，先後爆發了廣州起義、武昌起義和四川等地的保路運動，在此形勢下，全體留日學生決定罷學歸國。曹積極響應動身回國。這期間，他還加入了孫中山在東京組建的中華革命黨，積極參加討袁鬥爭。1916年，曹任遠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回到上海。同年冬回自流井結婚。1917年張勛復辟,曹任遠在嶽父謝持安排下到美國讀書(避禍)，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在該校攻讀化學專業,主攻染料化學。次年轉入芝加哥大學，不久又轉入威斯康星大學，並在該校作研究生，兩年後獲碩士學位。1919年曹任遠完成在美的學業，轉赴歐洲到德國留學。在柏林小住後轉巴伐利亞求學，成為著名化學教授Busahen的學生。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協約國一方，德國學校對中國學生尚存歧視，只許他們聽講，不許作研究實驗。後經Busahen教授的得意學生、曹的德國同學多方說服，並有感於德國人在中國普遍受到禮遇之事實，教授才同意曹參與各項研究實驗，並到化工廠實習。曹抓緊讀書、實習機會，刻苦鉆研，終於學有所成。1924年，曹任遠因為發現一種新型化學染劑(可染陰丹士林布)的配方,並獲得專利,其畢業論文通過鑒定,於德國埃爾朗根大學（Erlangen）取得博士學位，隨即取道法國巴黎，經馬賽、印度懷抱著“化工救國”回到祖國。回國後，1924年參加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籌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後在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任化學教授。其叔父曹篤、嶽丈謝持，均系早年參加革命的國民黨元老，受他們的影響，故青年時期就具有民主、進步思想。1932年春，胡漢民在廣州再揭倒蔣旗幟，重新組織中國國民黨，即世所稱新國民黨，胡任主席，曹被當選為新黨華北書記長（後任中央黨部副書記長）。1951年曹任遠任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著有《現代有機化學》、《定性分析化學》、《染料化學》等專著。歷經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57年反右鬥爭中，因與大右派、民革發起人之一陳銘樞時有過從，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從此遠離北京，在西北等地漂流浪跡達20余年。1980年，曹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



曹亨聞：（1910年－1968年10月19日），又名協。新聞史學家，教授。1925年9月在上海浦東中學讀初中，後因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被學校當局開除。1926年9月轉入上海大夏中學讀書，翌年1月回臨海家鄉，在當地參加進步組織“乙醜讀書社”。同年9月起先後在上海藝術大學、上海光華大學讀書。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大學新聞系讀書，獲新聞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上海英文《大英晚報》擔任過兩個星期的編輯采訪工作。1938年赴渝，從1939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先後開設《新聞學概論》、《中英文新聞寫作》、《外國報刊史》、《中國新聞事業史》等課程，編有教材《新聞事業史》和《外國資產階級報刊史》兩種。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曾在上海創辦與主編《現實》雜誌，出版15期。他在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新聞學術論文，有《論18世紀英國政論新聞學》、《報紙之起源》、《人格報紙與報格報紙》、《現代報紙的“專欄”與專欄記者》、《新聞自由》、《關於美國新聞的兩件事》、《我對梁啟超後期思想的看法》等。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新聞史教研室主任等職。文革中被誣為“英國間諜”，遭殘酷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殺身亡。時年58歲。



曹鶴蓀：（1912年9月15日－1998年10月29日），空氣動力學專家，原國防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主要從事理論空氣動力學、氣動彈性力學等領域的研究。曹鶴蓀早年曾就讀於江陰澄翰初級小學、禮延高級小學、南菁中學、上海南洋中學等校。1929年，考入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1934年自交大畢業後不久，他考取了教育部留歐公費生，前往意大利都靈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學習，1936年獲工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曾在意大利航空城（Guidonia）空氣動力學實驗室實習，後又赴德國哥廷根大學進修空氣動力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接到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命令後回國，任教於成都空軍機械學校。1940年調入交通大學重慶分校。1942年重慶分校改為交通大學後，曹鶴蓀負責創辦航空工程系，並出任代理系主任，使其成為交大歷史上最為年輕的系主任。1944年，他受陳慶雲主持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之托，與丁履德等一同前往美國與加拿大考察航空建設。1945年回國後，他隨交大師生遷回上海，並參與組建了臨時校務委員會。1949年，出任交通大學教務長、校教授會主席。中共國成立後，曹鶴蓀於1952年被調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並出任科學教育部教務處處長。1960年起任院教務部副部長，1964年出任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執行資產階級辦學路線的反動學術權威總代表”，受到批鬥。文革結束後，他於1978年起出任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1969年3月14日），中國心理學家。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級小學，後入寧晉縣北圈村高級小學，學習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縣中學，在中學的後兩年受到兩位教師的影響。一位是國文教師，經常向學生介紹新文藝，如葉紹鈞、謝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響曹日昌曾立誌要作文學家，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另一位是歷史教師，常向學生講些中國要革命的道理，這也深深地影響了曹日昌。1929年中學畢業考入北平師範大學，在預科2年，愛好文學和心理學。這時，他和同學一起合辦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變，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參加學生運動。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師範大學轉學至清華大學心理系學習，他發奮讀書，除上課外即在實驗室，主要進行關於心算問題和白鼠顏色感覺的兩項實驗研究。1934年他總結了中國有關珠算教學的文獻資料，寫出“二十年來國人對於珠算的研究述要”，還撰寫了一本《珠算教學的研究》（1937年出版）。這個時期，他效法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試者又做受試者，持續3年進行了有關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實驗研究，1935年用英文寫成實驗報告作為他的畢業論文，這篇報告後來節譯為“十二小時繼續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實驗研究”一文，於1937年發表。1935年曹日昌清華大學畢業後，經該校心理學教授周先庚（當時任平民教育促進會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紹，在平民教育促進會作研究生，並在周先庚指導下，從事成人學習的心理學研究。1936年發表“桑代克學習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評了桑氏的理論後，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結合實際生活應用的觀點。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縣做了許多心理測驗，寫了“定縣平校畢業生再測驗統計報告”中英文各一本。他在定縣的小學中試用了斯坦利•戴維•鮑德斯的迷津測驗，並發表一篇“試用鮑德斯迷津測驗初步報告”。1941―1945年，他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學系工作，主要是讀書和教課，並在一些進步學生和教授的影響下，參加了進步的社會活動。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達英國進了劍橋大學心理系作研究生，一心讀書和研究，3年後順利地通過博士論文考試。他的博士論文是“學習與記憶中的時間間隔”（1948年）。1945年冬，曹日昌參加英國共產黨的劍橋地方組織；1947年由陳天聲和劉寧一介紹加入中共黨，1948年轉為中共黨正式黨員。這一年他在劍橋大學畢業。1947年曹日昌在英國時認識了吳秀明，不久結婚。1950年曹日昌夫婦從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先後任計劃局副局長、辦公廳副主任、聯絡局副局長。當選為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組織部長。1956年他任心理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才徹底脫離科學院院部的行政崗位，全力從事心理學研究和科研組織工作。在1960年召開的中國心理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曹日昌在會上作了“心理學學術討論的收獲”的總結性發言。主要論著有：《新心理學方法的建立》、《間隔學習與集中學習的研究》、《心理學研究什麽？》、《關於心理學的基本觀點》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大帽子，受到審查、批判和鬥爭。1969年初，當曹日昌感到身體不適時，醫院確診已是肝癌晚期，於1969年3月14日不幸逝世。



蕭光琰：（1920年－1968年），中國石油之父。研究了多種用於加氫裂化、臨氫異構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劑。1928年至1937年間就讀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小學（現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1937年2月到美國留學。蕭光琰入讀帕薩迪納市立學院，1938年完成高中課程，1940年以優異成績完成大一、大二課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納學院化學系繼續本科學業，1942年大四畢業。同年秋季，他成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生，攻讀博士，師從詹姆斯•弗蘭克，期間曾經擔任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和高等物理化學課程的助教，1946年3月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蕭光琰在1946年1月至8月獲聘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9月至1947年8月期間任職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員，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間供職於美孚石油催化基礎研究組。蕭光琰在美國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協會等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聚會常在他家裏舉行，他從中接觸到馬列主義等哲學思想，也對新建立的中共國日益向往；加上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熱烈討論是否歸國參與中國建設，蕭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學陸續回國，讓他也下了同樣的決心。有美國移民局官員試圖挽留蕭光琰，承諾在兩三個月之內為他完成移民美國手續，但遭他拒絕。蕭光琰後來以芝加哥大學文學系學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撓）前往中國，1950年11月出發，在美國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途徑美國檀香山和菲律賓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達香港，1951年3月抵達北京。來到中國後，蕭光琰被安排在中共國石油工業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蕭光琰移居大連，任職於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即“大連化物所”）。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社會開始不信任從美國歸來的知識分子；隨著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開展，人們起初排斥蕭光琰，後來更質疑他回國的動機，又因為談論以前在美國的生活而被人批判為“崇洋媚外”。面對人們批判，當時血氣方剛的蕭光琰大感憤怒，更曾經生氣得摔眼鏡，人們對他也就更質疑了。蕭光琰受到打擊，既氣憤又焦慮，情緒波動，曾經幾天不上班來抗議，又做出把頭撞向暖氣片的自虐行為，有時還會大量服用安眠藥來尋求寧靜。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蕭光琰的生活平靜下來，而研究所的領導也就先前毫無根據的猜測向他道歉，他不計前嫌地努力恢復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成立，並邀請蕭光琰到此供職；他來北京體驗了一會工作環境，最終認為大連那裏有更多基礎研究、環境更適合他，決定拒絕邀請。選擇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國很尋常，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奉行堅決服從上級分配的思想，令蕭光琰再次被人質疑。1957年，毛澤東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號召中國知識分子給中共黨提意見），蕭光琰於是向黨支部書記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評人們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對自己的質疑態度；及後大鳴大放突然轉為反右運動，不過蕭光琰沒有被劃為右派。1958年，蕭光琰供職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計劃遷到甘肅蘭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條件較好的大連，得到研究所同意，不過這個想法又違背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大躍進期間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蕭光琰再次面臨批判，人們質疑他的回國動機、工作態度、生活習慣，攻擊他“苛刻”、“養尊處優”、“掛羊頭賣狗肉”、“貪婪”、“學閥”、“奸商”，四處湧現這些內容的大字報；到了新春的時候，人們在新年晚會上演出侮辱蕭光琰的活報劇，把他描繪成小醜，又嘲笑他的言行。對此，蕭光琰極為憤怒，又變得沈默苦惱；他經歷長期的政治批判後逐漸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見。後來，人們停止對科研人員的批判，而研究所領導也在1961年向蕭光琰親自道歉，他又不計前嫌地重新積極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蕭光琰被批判為“反革命特務”，遭受批鬥和大字報攻擊，家裏被強製遷入了幾戶人家。1968年10月5日，蕭光琰被工宣隊（文革時期派駐各單位的組織）抄家，並被抓進牛棚（文革時期拘禁知識分子的地方）裏面監禁，他深感絕望；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國特務”的功勞，工宣隊把蕭光琰指稱為特務機構成員，而人們也順應潮流來攻擊蕭光琰。工宣隊鍥而不舍地不斷對他進行審訊，用上拳打腳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來逼供，要他不斷寫揭發自己罪行的“檢查”和“揭發材料”來達到轟動大眾的效果，又給他起了“白屎”的外號（源於“博士”方言諧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蕭光琰被發現死亡，驗屍結果證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殺身亡。時年48歲。蕭光琰的妻子名為甄素輝，兩人在1945年結婚，婚後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對丈夫既熱愛又崇拜。甄素輝在美國土生土長，不會說中文。她的父親曾經是孫中山的秘書，後來被國民政府派駐美國從事僑民工作，曾獲孫中山送贈一只戒指；這只戒指本來是傳家之寶，但後來蕭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負責抄家的人賣到市場，此後不知所終。甄素輝起初提出語言障礙、政治形勢兩點原因，反對丈夫回國，但蕭光琰主意已決，甚至提出獨自一人到中國、讓甄素輝留在美國；她最終讓步，陪同丈夫來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前身）擔任英語教師。在蕭光琰歷次遭到政治鬥爭困擾的時候，甄素輝雖然因丈夫情緒波動而深感壓力，但她總是在旁理解和安慰。兩人在1952年生下女兒蕭洛蓮（小名“洛洛”），她品學兼優，很受父親疼愛。文化大革命時，甄素輝在大連營城子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蕭洛蓮則無人照顧、獨留家中。蕭光琰自殺身故後，工宣隊把甄素輝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訊；她反應異常冷靜，要求工宣隊讓她請假兩天照料女兒，獲得批準。1968年12月13日，甄素輝與蕭洛蓮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殺，在家中床上相擁身亡。



蕭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作家、記者和翻譯家。13歲他成了孤兒。在親友的資助下，蕭乾一邊讀書，一邊在學校開設的工廠裏勞動。他在地毯房當過學徒，在羊奶廠做過雜活，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念到中學畢業。1928年，18歲的蕭乾到中國南方的一所中學裏擔任教師，一年後，他以教書所得的積蓄為學費，回到北京，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燕京大學，不久又轉入輔仁大學。他先學英國文學，後改學新聞專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作過他的老師。1935年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他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報》主編《文藝》副刊。1939年在蕭乾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經過再三考慮，蕭乾去了英國，直到戰爭結束。在英國，他先是做教師，後來進入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3年，他放棄讀書，領取了隨軍記者證，正式成為了《大公報》的駐外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僅有的中國記者。在戰火迷漫的歐洲，他隨英軍幾次橫渡過德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到達過美、法兩個占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進入剛剛解放了的柏林。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歷史性場面他都報道過。1949年初，蕭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報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國劍橋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學、《人民日報》副總編楊剛則勸他回國服務。劍橋何倫（GustarHaloun）教授專程赴港接駕，不但負擔全家旅費，而且應允終身職位。但蕭乾回到了中國，蕭乾說：“我像只戀家的鴿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1956年，蕭乾擔任《人民日報》特約記者。1957年，蕭乾先被劃成“右派”後，又被劃為“洋奴”。1958年起，蕭乾與夫人先後被趕下鄉參加勞動。1966年6月，文革期間與愛人文潔若備受迫害，最後蕭乾進入西郊文化部集訓班。1979年，蕭乾得到平反。

　　

蕭軍：（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劉鴻霖，筆名三郎、田軍等。中國作家。其母親在他出生七個月後，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殺，這使他的幼年在缺乏母愛的環境中度過。他的祖父是佃農，父親是木工，8歲那年家業破敗，為了逃債，舉家遷移。蕭軍10歲那年隨父親來到長春，在那裏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但他性格剛毅、反抗性強，後被開除學籍。1925年蕭軍參軍入伍，在部隊裏，他學習了古文和舊詩的寫作，並頗有造詣。1928年蕭軍考入張作霖在沈陽主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後因鬥毆被開除。這時期他開始用白話文寫作。1929年蕭軍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懦……》。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參與組織抗日義勇軍，1932年因消息敗露逃往哈爾濱。在哈爾濱繼續進行抗日反滿鬥爭，並認識蕭紅。1933年與蕭紅同居，後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他6個短篇。1934年夏天和蕭紅離開東北來到青島，在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同年11月到上海，得到魯迅親自指導，參加了《海燕》和《作家》等雜誌的編輯工作。1935年7月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由蕭軍自費出版，魯迅、周揚、胡喬木都給予了高度評價，魯迅不光為該書作序，還著文攻擊批評該書的青年左翼作家張春橋。但後來他的作品由於贊成周揚等左翼作家主張的國防文學而遭到魯迅等另外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評。1937年抗戰爆發後，蕭軍積極投入抗戰洪流中。1938年1月27日他同蕭紅、艾青、田間、聶紺弩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但由於和“民大”校長閻錫山的矛盾而離職，隨後前往西安，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黨的領導接見。在西安，他與蕭紅分手，後與王德芬相識並相戀，結為夫妻。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來到延安，並在魯迅研究會工作，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末。1942年10月，延安召開了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蕭軍在大會上宣讀了他的《備忘錄》，為王實味說話，遭到其他中共黨作家的批判。1946年蕭軍重返哈爾濱，先後擔任了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魯迅文化出版社社長、《文化報》主編等職務。後因為《文化報》與《生活報》論爭事件，蕭軍成為“階級鬥爭”的犧牲品，被排斥出文藝界。1949年以後先在撫順總工會從事戲劇創作和研究。1951年他調至北京市“文物組”當文物研究員，不專門從事寫作但他沒有停止寫作，先後寫出了《五月的礦山》《吳越春秋史話》等大量作品。1958年，中國文聯機關的《文藝報》把蕭軍同丁玲、馮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並列一起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幾乎將蕭軍置於死亡邊緣。日常的批鬥、抄家、關押尚可忍受。8月23日， 蕭軍和老舍、駱賓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北京東城區國子監“文廟”，遭到紅衛兵輪番的毒打，後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裏。老舍就是在這天被打之後，次日投湖自殺。蕭軍的大兒子蕭鳴被多次毒打昏死過去，幸虧在火葬場被工人發現尚有口氣，給拉了回來。期間，蕭軍的小女兒蕭黛被毒打致精神失常而死。1978年，蕭軍整理完成《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註釋錄》及《蕭紅書簡輯存註釋錄》。並重反作協。



蕭也牧：（1918年－1970年10月15日），原名吳承淦，後改名吳小武，筆名蕭也牧，中國作家、編輯。小學五年級時，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雜誌上發表了描寫轎夫生活的《駝子》。自中學畢業後，到上海一家機電製造廠當工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輾轉多地，經徐特立介紹，先考入臨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學。1938年1月，到中共黨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日鬥爭。他還改名“吳小武”。先在晉察冀邊區行署辦的《救國報社》工作，後來在中共五臺地委編輯《前衛報》，並任“鐵血劇社”演員、宣傳隊幹事。1945年8月加入中共黨。抗日戰爭勝利後，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在張家口編《工人報》。中共國成立後，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編青年教材，任《中國青年》雜誌副主編。1939年起，他以“蕭也牧”為筆名，在《邊區文化》等報刊發表小說和散文。《山村紀事》（1949年初版）、《海河邊上》（1950年初版）、《地道裏的一夜》、《難忘的歲月》、《連綿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軍民的鬥爭及中共國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區的工農生活。1950年，蕭也牧創作了其短篇小說代表作《我們夫婦之間》，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1951年6月毛澤東親自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化界形勢緊張。1951年6月起，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遭到《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報刊(馮雪峰與周揚)的批判。同年8月25日，《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發表了該報主編丁玲的《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誌的一封信》。當時丁玲是全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丁玲在該文中將蕭也牧作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在丁玲的積極推動下，對蕭也牧的批判運動展開。就連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持下發表了《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蕭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藝報》在“讀者中來”欄目中發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編的《人民文學》雜誌。而《人民文學》雜誌從頭到尾一直對這場對蕭也牧的批判保持沈默。這場批判以蕭也牧寫出《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並在《人民日報》和《文藝報》上全文發表而告結束。1952年，蕭也牧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從事文藝編輯工作，並任文藝編輯室副主任，分管傳記文學組。當時他使用本名“吳小武”。1954年，根據中央領導人“宣傳黨的優秀傳統，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蕭也牧、張羽、黃伊共同創辦了《紅旗飄飄》叢刊，小說《紅巖》的雛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發表在《紅旗飄飄》第6集。1958年7月22日，蕭也牧寫了封給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約稿信，後來蕭也牧也一直關心《紅巖》的出版工作，盡管他未能參與編輯出版《紅巖》。小說《烈火金剛》因在《紅旗飄飄》上發表獲得好評後出版。《紅旗飄飄》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講述的《狼牙山跳崖記》一文，發表後被《中國青年》等刊物轉載，經多次修改後被編入小學語文課本成為《狼牙山五壯士》。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蕭也牧看後寫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一文，送給正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常務副主編秦兆陽，文中蕭也牧對當年《文藝報》對自己的批判進行了反擊。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秦兆陽被打成“右派”，其為蕭也牧修改並簽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的事被揭發，這成了將蕭也牧劃為右派的證據。1958年被下放勞動。1961年，蕭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當編輯。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紅巖》的主要作者羅廣斌被打成“叛徒、特務”，於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還聲稱《紅巖》是一個右派分子寫的，不是羅廣斌寫的。劉德彬、楊益言趕到北京，將羅廣斌慘死的消息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時，張羽、周振甫、嚴紹瑞、陳斯庸、施竹筠等編輯趕到蕭也牧家，蕭也牧聽後與這些老編輯當場商定，編輯出版《紅巖戰報》，為羅廣斌伸冤。蕭也牧擔任《紅巖戰報》編輯工作。《紅巖戰報》第一期發表了楊益言的發言、羅廣斌妻子胡蜀興的申訴、張羽的《不許汙蔑〈紅巖〉》，第二期發表了蕭也牧定稿的《羅廣斌歷史問題調查報告》。《紅巖戰報》發行了數十萬份。1968年，毛澤東N任夫人江青在“三•一五”四川問題會議上說：“現在有人在給羅廣斌翻案”，“我們已經查實了，從華鎣山出來的人都是叛徒、特務，沒有一個好人。”《紅巖》由此成了江青欽定的“大毒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員隨即在駐該社的軍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紅巖》事件及清查羅廣斌叛徒集團專案組，並審訊蕭也牧、張羽、陳斯庸、嚴紹端。僅有160人的中國青年出版社，這時“牛鬼蛇神”人員增至40人。蕭也牧以“沒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軍代表指定為“牛鬼蛇神”的領隊，在北京接受淘廁所、挖菜窖、掃煙囪、運煤渣等勞動改造及各種批鬥會的批鬥。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間，北京根據“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將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團中央系統的幹部及家屬全部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黃湖農場是共青團中央的五七幹校。1970年，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階級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升級，蕭也牧不斷受到批判和毆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校部召開廣播大會，動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一年前的《紅巖》事件、《紅巖戰報》事件又被作為現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張羽、蕭也牧、黃伊等人遭到殘酷批鬥。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國國慶21周年大會上發表“抓住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綱，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進”的講話，此後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武鬥加劇。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蕭也牧被群專小組人員集體毆打成重傷。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傷的蕭也牧在黃湖農場死亡，年僅52歲，埋葬在當地一個亂墳崗。



章泯：（1907年2月11日－1975年2月4日），原名謝興，又名謝韻心，筆名杜山、陸擎等，中國戲劇家。1923年，章泯考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在北京他結識了蕭三，1926年經蕭三介紹加入了中共黨。1930年，他從北平到上海。1931年，“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章泯隨即參加，並當選為執委。同年一•二八事件後，章泯創作了《東北之家》、《黃浦江邊》、《婦女進行曲》、《我們的故鄉》、《家破人亡》、《生路》等獨幕劇、多幕劇，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在上海他先後導演了抗日名劇《放下你的鞭子》、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易蔔生的《娜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撰寫了《悲劇論》、《喜劇論》、《戲劇的現在和將來》等專著和論文，並系統翻譯了國外尤其是蘇聯的戲劇理論著作，如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對演員的忠告－－莎士比亞的表演論》、阿•杜克斯的《近代戲劇家》、契萊的《戲劇的本質》，特別是翻譯了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著作，對中國戲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最早介紹並實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人。1937 年5月，章泯在上海同葛一虹等人創辦《新演劇》月刊，宣傳現實主義的戲劇理論，特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為建立中國自己的表演體系培養了許多人才。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章泯投身抗日救亡的戲劇活動。在武漢參加了話劇《保衛蘆溝橋》的導演工作；在桂林導演了自己創作的《我們的故鄉》和於伶創作的話劇《夜光杯》。同時他創作了《戰鬥》、《血》、《鋼表》等抗戰劇本，發表了論文《論戰時工農演劇》、《新悲劇論》。1938年進入四川，在成都的四川省立戲劇學校任教。1939年抵達重慶，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任戲劇組主任，同時獲聘為中國電影製片廠特約編導委員，撰寫並出版了《表演藝術論》。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開展劇本創作及戲劇理論研究。皖南事變後，章泯輾轉多地，先後在香港、東江遊擊區、四川江安等地從事戲劇教學及創作。先後導演了《希特勒的傑作》、《北京人》、《家》、《孔雀膽》、《天國春秋》等戲劇。還與鄭君裏共同翻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並單獨翻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筋肉松弛》、《交流》，史萊格爾的《論鬧劇與趣劇》。他還創作了多幕劇《苦戀》。抗日戰爭勝利後，章泯來到香港。1946年，他導演了由中原劇社演出的話劇《阿Ｑ正傳》，創作了話劇《村中之夜》、《虎》。後來他撰寫了總結自己舞臺經驗和理論成果的《演員與導演》一書，創作了電影劇本《紅塵白璧》（即《怨偶情深》），導演了電影《結親》，編導了故事片《靜靜的嘉陵江》、《冬去春來》。中共國成立後，章泯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電影工作者協會，並當選為理事，他還任中央電影局藝委會主任。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劇團導演了大型蘇聯話劇《俄羅斯問題》，與吳雪合作導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還翻譯了美國海夫納的《戲劇導演手冊》、蘇聯羅沙裏的《蘇聯電影的實驗》。1955年，他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歷任副院長、院長、黨委書記。1966年文革爆發，因在1936年9月間，藍蘋（後改名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和已有妻兒的章泯同居過，當時迫使章泯與妻子蕭昆離婚。後來章泯到了重慶又和蕭昆復婚，故而深受江青打擊陷害，在江青親自幹預下，章泯遭到非人的殘酷摧殘和淩辱。1975年2月4日，章泯在北京逝世。



章伯鈞：（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中國頭號大右派。6歲時其父章揚清不幸溺水而亡。與二弟章伯韜、三弟章伯仁由兩位叔叔撫養。少年就讀桐城中學，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今武漢大學）英文部。1920年畢業後即被聘為安徽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學）英語教員並升任校長，因為聘用惲代英、蕭楚女任教，一年後被解職。1922年被安徽省省長許世英所器重，以公費赴德國留學，與朱德、孫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學習黑格爾哲學。1923年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共黨。1925年初，在柏林還認識鄧演達。1926年初回國，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6月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黨代表，7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27年3月，改任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1927年8月章伯鈞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義失敗後，到達香港，從此脫離中共。追隨鄧演達創建“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1935年，從日本回香港，改組“第三黨”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年提出過《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國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章兼任組織部長。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創辦的《中華論壇》出版，章任主編。1947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49年中共建國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共國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1956年11月，章伯鈞作為副團長隨團長彭真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及東歐國家，在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會面時，章伯鈞突然站起來說：“見到赫魯曉夫同誌我非常高興，我想對赫魯曉夫同誌講幾句心裏話。我想講講壓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話，過去沒有機會，今天聽了赫魯曉夫同誌談話，我非常高興，我要借這個機會講講。我過去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因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與有些同誌不一樣，就遭到排斥。後來我離開了共產黨。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到現在沒有解決，還是個懸案……”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中共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製”，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而且他在民盟的歷史被刻意淡忘。被劃為右派後，章淡出政治舞臺，但仍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常委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由於容易受“矚目”，故漸漸少公開活動。多與右派人員聚會、聚餐。因他為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至今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因為他的右派身份，其全家皆遭受持續批鬥。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偉、金鋒，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創辦人之一。中共國財經製度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大右派”。辛亥革命時，十五歲的章乃器從浙江麗水到江蘇南京投身革命軍。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畢業，進入上海的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1919年春，辭職到北京，進入通州京兆銀行任職，當營業部主任。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先後爆發，給章乃器深刻影響。1921年7月，章乃器進入中美實業公司當會計主任。雖待遇優厚，但洋經理很跋扈，章乃器只幹3個月便辭職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實業銀行工作。1927年，章乃器獨力創辦《新評論》雜誌，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國國民黨。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聯合上海各個華商銀行成立了中國征信所，作為銀行界信用調查的公用機構。這是中國國內首家由中國人創辦的征信所，采用會員製，章乃器任董事長。章乃器為該所製訂了“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的工作準則，並主持製定了調查程序，延攬到一批專門人才。中國征信所獲得了金融界、企業界信任，業務日益發展，許多較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也委托該所調查咨詢。中國征信所先後擠垮了4家外國人開辦的征信所，成為獨占事業。章乃器很早便主張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發行公司股票和債券，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在章乃器等人倡導下，上海於1933年、1936年先後成立票據交換所、票據承兌所。1935年12月，章乃器與馬相伯、沈鈞儒等人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初，章乃器參與發起上海各界救國會，後又參與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該會領導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淩晨，國民黨當局在日本政府壓力下，以“危害民國罪”逮捕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沙千裏、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史良7人，是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中國輿論憤慨，中共中央也發表宣言抗議。1937年七七事變後，“七君子”獲釋出獄。1938年3月，章乃器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請，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1937年11月，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從120多萬元縮減到80多萬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縮減到50萬元。1938年5月，日軍攻占合肥，安徽省財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僅約10萬元，公務人員和軍警欠薪兩三個月。章乃器上任後，提出“鏟除貪汙，厲行節約，杜絕浪費”的方針，很快實現收支平衡並略有節余。為破壞日本“以戰養戰”的圖謀，章乃器開展敵貨、私貨檢查工作，開辟稅源和財源，不僅發清欠薪欠餉，每月還撥給鄰區新四軍駐軍3萬元經費。此外，還發行安徽省公債和地方銀行小額本票，搞活了貨幣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還沒有的戰時金融經濟體製。經章乃器努力，幾個月後，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增至30萬元，收支漸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問章乃器：“財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鹽和米都已經開始屯儲了嗎？”到1939年5月，安徽省財政收入每月達75萬元，創造了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的最高記錄。20多年後，李宗仁在回憶中稱章乃器“整頓稅務，頗見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獲得史沫特萊贊賞。1939年，章乃器到重慶，任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等職。在與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產生了辦企業的興趣。在獲重慶、上海銀行集資認股95%後，1940年章乃器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下設機器鑄造、手搖發電機、酒精製造這3個廠，並在工廠旁的山坡開辟畜牧場。章乃器親管生產，成績很好，獲工業界贊揚。1941年，章乃器為抗議蘇聯與日本簽署和約、承認滿洲國的行為，脫離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45年，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起創建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1952年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堅持民主和平，反對一黨專政和內戰。1946年2月，他在重慶較場口慘案中被國民黨打手打傷。1947年被迫離開重慶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創辦港九地產公司，在香港最貴的地段從事房地產，獲利頗多。1948年，章乃器與中國國民黨決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電召，放棄在香港的事業，與李濟深、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出發前，章乃器發表《新的轉折點》稱：“時序更新，人類歷史亦翻到更光榮燦爛的新頁。”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抵達北平。不久即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與千家駒、沈誌遠一起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中共國剛成立，就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紗布、糧食投機活動帶動全國物價大漲。陳雲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調集大批物資準備反擊。章乃器向陳雲提出了許多建議並獲采納。在陳雲指揮下，取得了中共國經濟戰線上首次大戰役的勝利，穩定了全國物價。為配合國家統一財經工作，章乃器發表了《對於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傳國家的經濟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與李維漢、陳叔通作為籌備負責人，籌組成立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會計是章乃器的老本行，章乃器不僅是立信會計學校校董，還曾主持上海浙江實業銀行。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再論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兩文，引發關於收付法與借貸法的大討論，震動會計界，章乃器的建議受到政府采納，在中共國會計史上產生深遠影響。1952年，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1953年中共中央專門就糧食形勢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陳雲提出的對糧食實施征購和配給的意見。毛澤東感到征購和配售的說法不好聽，因為日本侵華時期曾用過類似的名詞，毛澤東希望改成別的說法。章乃器提出，將“配售”改為“計劃供應”，將“征購”改為“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統銷”，獲得大家一致贊同。章乃器親自主持起草了“統購統銷”政策的一系列法規製度。他系統研究了蘇聯、日本及中國歷代政府的糧政體製，創立了中共國特有的糧食憑票定量供應製度。糧票製度由此成為保證每個城市家庭公平獲取口糧的惟一辦法。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鄉浙江省青田縣調查研究，召開座談會了解農村糧食產、購、銷及群眾生活情況，參加座談的東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幹部為了向上級顯示政績而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許多群眾餓肚子，連番薯幹湯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視察了米倉上青田縣看守所，看到夥食情況後，他說“裏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隨後章乃器來到太鶴山麓的青田中學校園看望在校學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僅有24斤口糧。當時有人問章乃器對家鄉印象如何，章乃器說：“我在中央耳聞（下面匯報）目睹（報紙報道），浙南地區糧食自給有余，還有外調，頗感高興。可是回來一看，群眾粗糧不夠，細糧更缺，個個面黃肌瘦。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實匯報。”接著他說：“我當糧食部長‘只顧自己肚飽，不管別人鑊（鍋）漏’哪能行啊！”事後章乃器將見聞向浙江省領導及中央領導反映，並調撥一批糧食救急，使群眾擺脫困境。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糧標準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在中共中央開展整風後，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教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這段話後來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報》發表《從“墻”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批評了“以黨代政”。後來此文被說成“反黨”。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發言，主題仍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性質，該發言後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1957年5月29日《新聞日報》發表署名“小雅”的《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反右派鬥爭”開始。隨後，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對章乃器的批判，還只限於他在整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逐步上綱上線到“反黨反射穢主義”，例如否認資產階級剝削，反對射穢主義改造等等。後來，批判又擴大到他在“大鳴大放”前的言論，例如“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等等。章乃器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楊達的《空頭實業家章乃器發跡醜史》，副標題是“投靠李宗仁，勾結陳光甫，搭空架子開實業公司，戰爭餵飽了這個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頓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鬥爭”中，大小報紙鋪天蓋地批判“章羅聯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章乃器前妻胡子嬰寫的揭發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壓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楊美真帶著孩子離開章乃器居住的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與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為“右派分子”後，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寫檢查，這篇檢查《根據事實，全面檢查》長達三萬多字，在檢查中重申：“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銷中共國糧食部部長職務。他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全國人大的職務也先後被撤銷，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頭銜。章乃器的工資由行政四級（每月450元，外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50元車馬費）降為行政十級（每月212元，外加全國政協50元車馬費）。章乃器仍住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保留公務員、警衛員及其他待遇，但撤掉專車。章乃器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所謂“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質疑“大躍進”，當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會”召開。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後，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四次發言，就經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表意見，認為潘漢年、胡風未經審判便被逮捕關押是違反憲法，反右派也是違反憲法，批評“大躍進”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導致經濟發展失調、國家經濟嚴重困難、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評《人民日報》經常發表違反常識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兩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製，提高社會公德，並加強企業、機關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對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爭。這被認為是想“翻案”。當時，“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與章乃器都仍是全國政協委員。章伯鈞贊揚章乃器“有一股正氣，很有骨氣”。羅隆基通過劉王立明向楊美真打招呼，表態支持章乃器，並讓楊美真告訴章乃器“要小心點”。1963年1月19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通過《關於開除章乃器會籍的決定》。1963年2月1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致函全國政協，表示撤銷章乃器作為本會代表的資格，並建議撤銷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1963年3月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隨後，章乃器身邊的工作人員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國政協發工資，而改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每月發給150元生活費，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電、電話、保姆等費用。章乃器與小兒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極為孤寂，常去北京飯店參加舞會。後來在跳舞時結識了中學音樂教員王者香，並於1964年結婚（王者香為此被開除公職）。王者香結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瞞著章乃器結婚，婚後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滿。1966年文革爆發後，同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押到東安市場旁邊的吉祥戲院，遭到紅衛兵毒打成重傷。章立凡回憶說：“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章乃器由此幸存下來。但紅衛兵占領了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遭驅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樓十九號的一座普通居民樓內。當時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癥病逝。王者香去世後，楊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當時章乃器獨自住在呼家樓的小屋裏。文革中的一天，有幾個夾著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呼家樓的小屋，對章乃器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章乃器拒絕寫材料，並把他們給的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1975年初，鄧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況。1975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當時周恩來有三條指示："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二，願在國內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三，在國內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同年4月25日，陳雲、張勁夫出面約章乃器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決定，當時準備安排他當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共國財政部顧問。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這一安排沒有實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進醫院。陳雲得知後，指示有關部門囑咐醫院搶救，並定期向他報告章乃器病情。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紹劇表演藝術家、藝名七齡童。曾任同春紹劇團導演、浙江紹劇團導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時年46歲。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同時他還是一位社會改造實踐家，對推動鄉村建設不遺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業於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同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會刊物《民國報》編輯及記者，開始以“漱溟”作筆名。1916年，任中華民國司法部機要秘書（司法總長張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究元決疑論》。1917年－1924年，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習，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1921年，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學術界公認為中國現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籌辦曲阜大學。1928年至1929年，任廣雅書院（現廣東廣雅中學前身）校長。提出“鄉治”主張。1929年在北平接辦《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輝縣百泉村辦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1931年，在韓復榘支持下，與梁仲華等人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1933年7月，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推選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許士廉六人為主席團，至此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該派的目的是實行“鄉治”。1937年，日本侵華，奔走各地，商議抗戰的問題和防務。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年8月，於國防最高參議會上和周恩來第一次見面。1938年，第一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39年，蔣介石特委任其為軍事委員會特派員，2月1日離開重慶，10月22日返回。為推動團結抗戰，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誌會。1941年，該會改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常務委員，並前往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刊物《光明報》，並任社長。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仍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第二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於國民黨與中共黨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內部不滿，辭去同盟秘書長的職務，並退出中國民主同盟，專註於講學和著述。著有：1916年 《究元決疑論》、1919年 《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0年 《唯識述義》、1931年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6年 《鄉村建設理論》、1949年《敬告中國共產黨》、1949年 《中國文化要義》、1984年 《人心與人生》、1985年 《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2006年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向中共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1955年5月起，由馮友蘭帶頭，對其文化、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開展全面公開批判，為時半年。當時被批的，還有梁思成（被與梁漱溟合稱為“二梁”），以及胡風和胡適（被稱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堅拒參與“批林批孔”運動而遭批鬥。時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為第一個公開講話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於北京。逝後，馮友蘭為其撰挽聯道：“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啟超。中國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出生於日本東京，1912年辛亥革命後，隨父母從日本回國，曾在北京崇德國小及匯文中學就學。1915年入北平清華學校（1928年之後的清華大學），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未畢業）。在求學期間，因為其父梁啟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關系，結識了徐誌摩。雖然爾後因徐誌摩對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後得知徐誌摩在趕往想要聽他與林徽因的演講發生空難身亡，仍然為徐誌摩哀傷。1928年與林徽因在渥太華結婚後赴歐洲考察各地建築，回國後在沈陽東北大學（張學良時任校長）任教，在那裏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同時成立了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東北大學主樓，並測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築，當時就試圖保護沈陽鐘鼓樓，但不被當地政府采納，終於被拆毀。1930年和張銳參與天津市規劃，以《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獲獎。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梁思成入營造學社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梁思成原計劃即時著手研究宋代《營造法式》，不料“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從比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著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築，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則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營造則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時期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人，還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則例中建築師傅歷代相傳的《營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編訂的《營造算例》，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分三次刊印。為了著手研究《營造法式》，必須收集宋代建築的資料。1937年時有關宋代建築的資料，有如鳳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人，決定到中國各地找尋中國古代建築的實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馬亂時代，他冒很大風險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幾年間，踏遍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從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築遺物，包括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寶坻遼代建築廣濟寺，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寺廟群華嚴寺、善化寺等，河北趙州隋朝建造的安濟橋，山西五臺山7月7日發現當時所知中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佛光寺。他將這些重大的考察的結果，寫成文章在國外發表，引起國際上對這些文物的重視，並為他日後註釋《營造法式》，和編寫《中國建築史》，準備良好的基礎。七七事變後，日本人邀請他組建“中日友好協會”，梁意識到，要想不當漢奸，必須立即離開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離開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難之路。彼時，天津意租界歡迎他以難民身份駐留。據梁再冰回憶“……父親帶領全家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 ”隨後又在昆明和四川宜賓李莊定居。於昆明時，在昆明循津街“止園”，昆明市市長府的前院恢復了“營造學社”，一共有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5個人。整個過程中，他培養了許多建築師，並繪製了重點保護文物地圖，將它們提供給美國援華飛行員，以便在轟炸敵後時註意避開這些地點。1939年9月，梁、劉等人開始了他們計劃已久的川康地區的調查。9月9日，梁思成飛往重慶。他們開始調查重慶巴縣及北培古建，同時聯系去成都的汽車。考察了四川彭山漢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應邀作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並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咨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在此期間和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規劃，將這些列為他日後研究課題。平津戰役中，繪製北平古物保護的地圖區塊，避免受到炮擊。1949年後，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1950年和陳占祥發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他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墻，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保護舊北京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他的遠見不能為那時代的人理解，這些建議沒有被采納。時中共北京書記彭真在天安門上對梁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遂遭批判。之後他多次上書，挽救了北海的團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議都被采納，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築博物館，北京城的發展也可以避免現在的極度集中與擁擠。他所考察發現的許多古建築，現在都成為當地引為自豪的文化古跡。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梁在清華全校“洗澡、脫褲子、割尾巴”大會上檢討三小時，聲淚俱下，自我汙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復古”的典型而被批鬥並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圖書資料都被沒收。抄家者在其家中發現屬於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軍刀上刻有“中正贈”（中正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名諱），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1972年，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龔維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學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指控為“叛徒”（中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民族解放青年先鋒隊”被國民黨抓過，後來放了），遭到“隔離審查”以及野蠻批鬥。1968年11月7日夜間，他被關押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中時，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亡。王友琴在《記龔維泰之死》一文中這麽描述：‘龔維泰自殺的時候，躺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一個房間的地鋪上。“監管”他的兩個學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整個過程中，兩個“監管”人沒有聽到一點聲響。早晨他們還喝斥龔維泰為什麽不起來，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開被子才知道他已經死亡。龔維泰的赴死的意誌如此堅決，竟然沒有發出一點點呻吟。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蓋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張英傑，號燕南，中國著名京劇演員，以藝名蓋叫天而聞名於世。長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來並且有所發展創新，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世稱“蓋派”。代表劇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獅子樓》時，為了不壓傷同臺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斷了右腿腿骨，但卻繼續演出，強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後，出任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浙江分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受到了殘酷的批鬥和迫害，被安上“反動藝術權威”、“反對樣板戲”等罪名，雙腿也再次被壓斷：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燈光球場，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都被押進場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頸下掛一塊牌子。蓋叫天也被押來了，他這時已經蓄發留須，長長的直披到肩上，雙目緊閉，閉口不語。造反派要他跪倒，蓋叫天堅決不跪，上去幾個特意挑選的會武術的壯漢，強行要他下跪，他雖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動他分毫。他們要扭折蓋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勁避過。他們用一根粗木杠，將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壓住他的雙腿，兩個壯漢踩在杠的兩頭，強行把他上身拉起來。只聽“哢嚓”一聲，蓋叫天的腿被壓斷了。在度過5年淒涼的晚年生活後，蓋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導演、編劇、演員。1922年，家鄉遭到荒旱，父親攜全家逃荒至青島叔父處謀生；同年，進入青島四方小學讀書，同時幫助母親擺香煙攤。1925年，崔嵬因家境貧困而失學；同年，進入大英煙草公司當童工。1926年，因與工頭爭執被開除。1927年，考入青島禮賢中學。1929年，因抗議當政而被學校開除，青島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學不準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學，參加進步學生組織。1930年2 月，考入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編劇組學習；7月，實驗劇院停辦，返回青島。1931年，組織海鷗劇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剛成立的青島左翼戲劇家聯盟，負責組織各學校劇團的排練演出工作。1933年2月，與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陳鯉庭編）改為廣場劇《饑餓線上》；同年，青島地下黨被破壞後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憑考入私立民國大學體育專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從事戲劇電影活動，進月明電影公司附屬的東方劇社；12月初，東方劇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劇作者協會；同年，編寫話劇《察東之夜》；此外，還編寫了兒童劇《墻》。1941年，創作話劇《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故事》；同年，擔任晉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 月22日，撰寫《迎接困難和克服困難》一文發表在《晉察冀日報》；11 月底，在反“掃蕩”中跟老鄉們生活在一起，根據收集的許多素材開始創作多幕話劇《燈蛾記》。1944年，根據反“掃蕩”中的英雄事跡編寫現代京戲《老英雄》；同年，編導京戲《嶽飛之死》。1945年春，編寫多場快板劇《對癥下藥》；6月，排演話劇《李國瑞》，擔任導演；12月21日，編寫、趕排的文章《反敵偽頑合流》發表在《冀中導報》。1948年2月24日，編寫的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煩》連載於《石家莊日報》；10 月，受華北局派遣，帶隊南下中原，開辟新後方的文藝工作；12 月，在開封中原大學組建文藝研究室並擔任主任；同年，創作歌劇《是假見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處處長。1951年，當選為中南文聯副主席。1952年10月，擔任中南戲曲代表團團長。1953年4月，被任命為中南文化局局長，兼中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1955年，在劇情電影《宋景詩》中飾演清末農民起義領袖宋景詩；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俺們大帥——宋克義的描繪、深刻的階級感情、一份可貴的史料、我演宋景詩》。1956年，出演由徐韜執導的劇情電影《海魂》，在影片中飾演竇二鵬；4月11日，被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理事。1959年，執導由謝芳、於洋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青春之歌》，該片根據楊沫的同名小說改編；11月，擔任昆曲戲曲片《遊園驚夢》的藝術指導；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我喜歡老戰——創作手記的一個片斷》。1960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戲曲電影《楊門女將》，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戲曲片獎。1961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北大荒人》，並在該片中飾演黃老清；同年，當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1962年，由其執導的戲曲片《野豬林》上映；同年，與蔡松齡合作主演根據梁斌同名小說改編的劇情電影《紅旗譜》，他憑借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1963年，執導抗日電影《小兵張嘎》，該片改編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說，影片獲得第2屆中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同年，執導京劇戲曲片《穆桂英大戰洪州》。1964年，與陳懷皚、劉保德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天山的紅花》；12月21日，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在文藝界集中的射穢主義學院講習班“學習”；8月，講習班撤銷後，被紅衛兵揪回北京電影製片廠，關押在勞改隊示眾、批鬥。1968年2月，被關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失去了行動自由，後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及秦城監獄。1969年4月，從秦城監獄被釋放回北京電影製片廠 ；12月，進“五七”幹校監督勞動。1972年10月，經過審查，獲得“解放”，但仍在幹校勞動。1974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京劇藝術電影《平原作戰》。1975年，執導劇情電影《紅雨》。1976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山花》上映。1978年，執導由高維啟、穆懷虎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風雨裏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羅飛：（1896年－1971年），原名福，現代著名畫家。1921年，抱著富國強兵的夢想，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學陸軍。夢想破滅後，又曾削發為僧；但是他覺得寺廟裏也有壓迫和剝削，人間並無“世外桃源”，於是就離開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1925年畢業。1926年加入中共黨，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30年，受“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的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邀請，符羅飛送去三幅作品，結果全部入選，成為該賽會第一位入選的中國藝術家。此後，符羅飛逐漸揚名南歐，出版了《符羅飛油畫集》，任羅馬皇家美術大學研究員，被評論界譽為“罕見的心靈畫家”。留意8年，符羅飛遊歷歐洲，舉辦畫展，並與意籍姑娘艾琳娜結婚。就在符羅飛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幸福美滿的時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意大利作為軸心國成員民族情緒對立，符羅飛逐漸與一些有納粹思想的人斷交。他更因拒絕創作反蘇宣傳畫而憤然從東方學院辭職。他原本計劃前往蘇聯，但聽說國共合作，惦念祖國抗戰，遂計劃回國。1938年5月，符羅飛不顧意大利師友的挽留和勸阻，舍棄意籍妻兒，隨身攜帶一支左輪手槍，登上“綠爵號”油輪回國。但他在意大利時創作的油畫作品，卻被作為藝術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準帶回國內。符羅飛回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間符羅飛得到當時國民黨海軍次長、文昌老鄉陳策和前暨南學堂堂長鄭洪年的介紹，結識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報》牽頭署名，連續七天介紹符羅飛和他的《抗日賑災畫展》，當時穗港兩地的軍、政、商賈近20位名流都參與簽名推薦，包括宋子文、吳鐵城等軍政要人。《大公報》消息稱，“符君羅飛乃現代畫壇中之一奇才，夙擅國畫，厥後遊學羅馬，師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窮西畫之奧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譽滿歐陸，顧國人知之尚鮮……”據報載，畫展“延期兩天結束，場面甚為激烈”。1939年，他與廣東姑娘梁瓊在此結婚，自此牽手相伴32年。1940年後在桂嶺師範、中山大學、湖南工專任美術教授。1948年夏，符羅飛在香港馮乃超、周而復的寓所裏宣誓重新加入中共黨，介紹人是邵荃麟和周鋼鳴。中共國成立後，他一面創作，一面從事美術教育，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市政協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羅飛特殊的經歷使他長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資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於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張妙玲，豫劇表演藝術家。1932年5月，隨父親張福仙搭班開始拜師學藝，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為師。初學武醜、小生、須生，後專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鄭州，隨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進開封闖蕩。到開封不到兩月，便憑借文武不擋、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藝，嶄露頭角。由墊戲改為中軸，成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連演3場，轟動開封。從此以後，常香玉正式成為主演。1938年2月，為宣傳抗日，戲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編劇的新戲《打土地》。1941年秋，初識崔蘭田，並與湯蘭香重逢，合作演藝《販馬記》。1947年10月，丈夫陳憲章被國民黨逮捕，常香玉竭力營救，幾近傾家蕩產。1948年春，在西安創辦“香玉劇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劇社開始為捐獻“香玉劇社號”戰鬥機在全國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機任務，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隨赴朝慰問團到朝鮮進行慰問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風運動，常香玉也在當年5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完全認清了胡風的問題決不是思想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風集團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希望反革命的政權復辟，要人民政權垮臺。”“同時要求政府，依法堅決鎮壓反黨反人民的胡風”。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劇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長。1957年1月14日，中國戲劇家協會河南分會成立，常香玉擔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黨。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舉行收徒拜師大會，常香玉收孫蘭香、林秀蘭等五人為徒，並在大會上發言。1966年文革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河南豫劇團幾乎所有的老藝人、名演員全部遭到批鬥、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難逃。她首當其沖地被造反派批判為“大戲霸”、“反動戲劇權威”，遭剃頭、畫臉、掛大牌子遊街，而且在她經常演出的鄭州人民劇場前開批鬥大會，當場燒毀包括“木蘭從軍”、“紅娘”在內的珍貴的古戲裝行頭。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劇演員統統被趕到鄉下進行勞動改造。名字來源二說：常香玉出生的那個年代，戲曲表演人員的地位較低，有“戲子”一說。本名為張妙玲的她，因為唱戲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覺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說：常香玉拜師後，她的義父因喜歡戲曲中項羽這個人物，隨將其名字改為項羽，但項羽不適合女孩，故改為香玉，再加上義父的常姓，常香玉這個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參加電影《春天》的拍攝工作。12月27日，調任河南省戲曲學校校長。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亞軒，中華民國法學家、律師、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並考取公費赴美國留學。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獲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春，梅汝璈歸國後，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還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機關的法律方面的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梅汝璈奉國民政府派遣，於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審判日本戰爭罪犯。在兩年半開庭的過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堅決死刑處罰”等問題上維護了中國的立場。梅汝璈說：“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帳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當法國法官伯奈爾反對死刑,認為死刑不應在文明的國度存在時：梅汝璈舉起一個杯子:如果說,杯子代表人類,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濺。梅汝璈盯著柏奈爾說：文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無情地毀滅，那文明還從何談起呢?當印度法官巴爾以佛教慈悲為由反對施用死刑時，梅先生說：巴爾先生,我再次提請您註意，您是一個法官！法官的職責是什麽？是對罪行進行審判，進行認定！然後根據法律給予他們懲罰！我不知道您為什麽要來做法官，您具有一個佛教徒的偉大情懷卻在縱容犯罪，這決不是一個法官應該有的立場！如果您要堅持這樣，那您沒有資格坐在審判席上，您應該回到印度的寺廟裏去！

梅先生又(面對全體法官)說：死刑是什麽？死刑是法律對犯罪最嚴厲的懲罰！為了掠奪別國的資源，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土，為了占領亞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幹了什麽？他們殺中國人、殺朝鮮人、殺菲律賓人、殺新加坡人、殺美國人、殺英國人、殺無數無數無辜的平民！他們搶劫，他們強奸，他們放火，他們殺戮，難道這些不足以讓他們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嗎？！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他瞪著眼，強忍著淚問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這樣的保證？！沒有人敢保證。最終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絕了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長之職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便與當時中共黨駐香港代表取得了聯系。1949年底秘密到達北京，隨即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受政務院周恩來稱贊。此後，梅汝璈長期任中共國外交部顧問、專門委員兼條約委員會委員，並且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務。著有：現代法學、最近法律學、法律哲學概論、中國人民走向憲治（英文）、中國戰時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開始後，梅汝璈被強製要求在外交部內掃廁所，寫外調材料，並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飽受摧殘的梅汝璈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8歲。



綠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劉仁甫，中國著名現代詩人、翻譯家、編輯家。綠原三歲喪父，六歲入私塾，十三歲失母，大他十九歲的胞兄劉孝甫助他完成中學學業。1938年，日軍攻占武漢，正在武漢上初中的綠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貸金的中學讀書，並於1939年開始嘗試詩歌創作，向胡風主辦的《七月》投稿，雖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風帶有鼓勵意味的親筆回信。兩年後，綠原因不滿學校的政治壓力，前往重慶，在鋼鐵企業做短工謀生。1941年8月11日，綠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新詩處女作《送報者》，同年底開始參加鄒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創辦的重慶復旦大學《詩墾地》文學社團的活動，並受鄒荻帆鼓勵於次年考入遷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外國文學系，與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鄒荻帆、在復旦大學教務處工作的曾卓兩位湖北人關系密切。1942年，《七月》雜誌主編胡風主動邀請他參加《七月詩叢》第一輯的出版，並為其出版詩集《童話》。1944年，尚未畢業的綠原與鄒荻帆一同離開學校，應征為援華美軍充當譯員，但因受訓期間沒有集體入黨，而從“外事局”調往“中美合作所”，綠原未去報道而遭到暗中通緝，只得在胡風的幫助下逃離重慶。離開重慶後，綠原來到川北的嶽池縣，在當地中學教書，隱姓埋名，並與青梅竹馬的羅惠結為伴侶。在嶽池縣生活期間，綠原創作上取得了突破，接連寫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詩，其創作不像《童話》時期帶有夢幻色彩的童話境界，而是直接面對現實，這些詩歌後來結集為《又是一個起點》。1947年秋，綠原回到武漢，借住在親戚家以尋找工作，幾個月通過考試進入某外商辦的油行當小職員。不久，綠原加入中共黨的地下組織，參與地下活動。在此期間，其詩歌主要發表在曾卓等辦的《漢口大剛報》副刊《大江》上，為了逃避國民黨的註意，其詩歌多用化名發表，並主要以抒情小詩為主。武漢被中共占後，綠原隨中共軍先頭部隊進駐武漢，被武漢市委派往長江日報社負責文藝組的編輯工作。1953年初，長江日報停刊，綠原被調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其臨時住在堂子胡同某舊時大宅院內，與宣傳部的“毛選英譯室”相同所在，並得以結識袁可嘉、黃雨石、錢鍾書等人。1955年，胡風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綠原被定為23名“胡風骨幹分子”之一，並在全國報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務”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綠原被停職，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離。1956年秋，綠原被轉移到西單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內，同院被關押的還有路翎、徐放、謝韜、嚴望等胡風分子。1960年8月，被轉移到秦城監獄關押，在此期間，綠原創作出了《又一個哥倫布》，成為其代表作之一。在監禁中，綠原自學德語六年，出獄後得以從事德語文學編輯工作。1962年6月，綠原被釋放，免於起訴，但仍然戴著“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帽子。不久後，綠原經中宣部安排，暫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在此期間，綠原以“劉半九”為筆名，以誌其不忘本與行百裏者半九十之意，開始翻譯德語古典文論。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綠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書籍被迫作廢品處理。1969年中秋，綠原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成員被下放至鄂南鹹寧五七幹校，從事搬電線桿、打土坯、蓋幹打壘房、圍湖造田等。在此期間，綠原寫下了《但切不要悲傷》、《重讀〈聖經〉——“牛棚”詩抄第ｎ篇》、《謝謝你》、《信仰》等詩歌。在幹校生活後期，還翻譯出了一本叔本華散文集。1974年底，綠原得以最後一批回京，被安排進翻譯組，負責為中央首長翻譯域外俏銷書籍。著術頗富。





閻簡弼：（1911年－1968年4月22日），文史學者、書法家、詩詞評論家。1941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文學碩士學位。在燕大學習期間曾連續三年獲哈燕獎學金第一名。1945年至1952年任教於燕京大學中文系，先後任助教、講師、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58年調至沈陽師範學院，旋即任遼寧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唐詩選註》（遺稿）（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參編）（中華書局和高教出版社皆再版多次）。譯著有“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瑞典】高本漢原著，1936年出版）。主要論文有《龜峰詞及虛齋樂府撰者質疑》（1941年《文學年報》第七期）、《南宋六陵遺事正名暨攢宮發毀年代考》（《燕京學報》第30期，1946）、《梁灝中狀元的歲期年壽跟其他》（《燕京學報》第34期，1948）、《香奩集跟韓偓》（《燕京學報》38期，1950）、《讀陶淵明傳論》（《文學遺產》第8期，1954）、《談陶淵明<命子>等詩句並簡答張芝先生》（《文學遺產》第14期，1954）、《陸放翁論詩文》（《文學遺產》第141期，1957）、《為<通鑒>的編寫分工質疑》（人民日報1961年8月10日）等百余篇，另有書評等多篇，亦見於《燕京學報》。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1968年4月22日遭受紅衛兵殘酷毒打致死。年僅56歲。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紹劇表演藝術家、藝名七齡童。曾任同春紹劇團導演、浙江紹劇團導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時年46歲。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同時他還是一位社會改造實踐家，對推動鄉村建設不遺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業於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同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會刊物《民國報》編輯及記者，開始以“漱溟”作筆名。1916年，任中華民國司法部機要秘書（司法總長張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究元決疑論》。1917年－1924年，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習，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1921年，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學術界公認為中國現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籌辦曲阜大學。1928年至1929年，任廣雅書院（現廣東廣雅中學前身）校長。提出“鄉治”主張。1929年在北平接辦《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輝縣百泉村辦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1931年，在韓復榘支持下，與梁仲華等人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1933年7月，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推選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許士廉六人為主席團，至此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該派的目的是實行“鄉治”。1937年，日本侵華，奔走各地，商議抗戰的問題和防務。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年8月，於國防最高參議會上和周恩來第一次見面。1938年，第一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39年，蔣介石特委任其為軍事委員會特派員，2月1日離開重慶，10月22日返回。為推動團結抗戰，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誌會。1941年，該會改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常務委員，並前往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刊物《光明報》，並任社長。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仍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194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第二次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於國民黨與中共黨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內部不滿，辭去同盟秘書長的職務，並退出中國民主同盟，專註於講學和著述。著有：1916年 《究元決疑論》、1919年 《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0年 《唯識述義》、1931年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6年 《鄉村建設理論》、1949年《敬告中國共產黨》、1949年 《中國文化要義》、1984年 《人心與人生》、1985年 《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2006年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向中共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1955年5月起，由馮友蘭帶頭，對其文化、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開展全面公開批判，為時半年。當時被批的，還有梁思成（被與梁漱溟合稱為“二梁”），以及胡風和胡適（被稱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堅拒參與“批林批孔”運動而遭批鬥。時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為第一個公開講話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於北京。逝後，馮友蘭為其撰挽聯道：“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啟超。中國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出生於日本東京，1912年辛亥革命後，隨父母從日本回國，曾在北京崇德國小及匯文中學就學。1915年入北平清華學校（1928年之後的清華大學），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未畢業）。在求學期間，因為其父梁啟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關系，結識了徐誌摩。雖然爾後因徐誌摩對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後得知徐誌摩在趕往想要聽他與林徽因的演講發生空難身亡，仍然為徐誌摩哀傷。1928年與林徽因在渥太華結婚後赴歐洲考察各地建築，回國後在沈陽東北大學（張學良時任校長）任教，在那裏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同時成立了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東北大學主樓，並測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築，當時就試圖保護沈陽鐘鼓樓，但不被當地政府采納，終於被拆毀。1930年和張銳參與天津市規劃，以《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獲獎。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梁思成入營造學社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梁思成原計劃即時著手研究宋代《營造法式》，不料“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從比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著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築，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則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營造則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時期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人，還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則例中建築師傅歷代相傳的《營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編訂的《營造算例》，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分三次刊印。為了著手研究《營造法式》，必須收集宋代建築的資料。1937年時有關宋代建築的資料，有如鳳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人，決定到中國各地找尋中國古代建築的實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馬亂時代，他冒很大風險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幾年間，踏遍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從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築遺物，包括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寶坻遼代建築廣濟寺，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寺廟群華嚴寺、善化寺等，河北趙州隋朝建造的安濟橋，山西五臺山7月7日發現當時所知中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佛光寺。他將這些重大的考察的結果，寫成文章在國外發表，引起國際上對這些文物的重視，並為他日後註釋《營造法式》，和編寫《中國建築史》，準備良好的基礎。七七事變後，日本人邀請他組建“中日友好協會”，梁意識到，要想不當漢奸，必須立即離開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離開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難之路。彼時，天津意租界歡迎他以難民身份駐留。據梁再冰回憶“……父親帶領全家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 ”隨後又在昆明和四川宜賓李莊定居。於昆明時，在昆明循津街“止園”，昆明市市長府的前院恢復了“營造學社”，一共有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5個人。整個過程中，他培養了許多建築師，並繪製了重點保護文物地圖，將它們提供給美國援華飛行員，以便在轟炸敵後時註意避開這些地點。1939年9月，梁、劉等人開始了他們計劃已久的川康地區的調查。9月9日，梁思成飛往重慶。他們開始調查重慶巴縣及北培古建，同時聯系去成都的汽車。考察了四川彭山漢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應邀作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並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咨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在此期間和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規劃，將這些列為他日後研究課題。平津戰役中，繪製北平古物保護的地圖區塊，避免受到炮擊。1949年後，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1950年和陳占祥發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他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墻，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保護舊北京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他的遠見不能為那時代的人理解，這些建議沒有被采納。時中共北京書記彭真在天安門上對梁說：“毛主席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遂遭批判。之後他多次上書，挽救了北海的團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議都被采納，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築博物館，北京城的發展也可以避免現在的極度集中與擁擠。他所考察發現的許多古建築，現在都成為當地引為自豪的文化古跡。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梁在清華全校“洗澡、脫褲子、割尾巴”大會上檢討三小時，聲淚俱下，自我汙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復古”的典型而被批鬥並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圖書資料都被沒收。抄家者在其家中發現屬於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軍刀上刻有“中正贈”（中正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名諱），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1972年，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龔維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學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指控為“叛徒”（中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民族解放青年先鋒隊”被國民黨抓過，後來放了），遭到“隔離審查”以及野蠻批鬥。1968年11月7日夜間，他被關押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中時，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亡。王友琴在《記龔維泰之死》一文中這麽描述：‘龔維泰自殺的時候，躺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一個房間的地鋪上。“監管”他的兩個學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整個過程中，兩個“監管”人沒有聽到一點聲響。早晨他們還喝斥龔維泰為什麽不起來，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開被子才知道他已經死亡。龔維泰的赴死的意誌如此堅決，竟然沒有發出一點點呻吟。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蓋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張英傑，號燕南，中國著名京劇演員，以藝名蓋叫天而聞名於世。長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來並且有所發展創新，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世稱“蓋派”。代表劇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獅子樓》時，為了不壓傷同臺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斷了右腿腿骨，但卻繼續演出，強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後，出任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浙江分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受到了殘酷的批鬥和迫害，被安上“反動藝術權威”、“反對樣板戲”等罪名，雙腿也再次被壓斷：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燈光球場，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都被押進場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頸下掛一塊牌子。蓋叫天也被押來了，他這時已經蓄發留須，長長的直披到肩上，雙目緊閉，閉口不語。造反派要他跪倒，蓋叫天堅決不跪，上去幾個特意挑選的會武術的壯漢，強行要他下跪，他雖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動他分毫。他們要扭折蓋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勁避過。他們用一根粗木杠，將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壓住他的雙腿，兩個壯漢踩在杠的兩頭，強行把他上身拉起來。只聽“哢嚓”一聲，蓋叫天的腿被壓斷了。在度過5年淒涼的晚年生活後，蓋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導演、編劇、演員。1922年，家鄉遭到荒旱，父親攜全家逃荒至青島叔父處謀生；同年，進入青島四方小學讀書，同時幫助母親擺香煙攤。1925年，崔嵬因家境貧困而失學；同年，進入大英煙草公司當童工。1926年，因與工頭爭執被開除。1927年，考入青島禮賢中學。1929年，因抗議當政而被學校開除，青島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學不準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學，參加進步學生組織。1930年2 月，考入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編劇組學習；7月，實驗劇院停辦，返回青島。1931年，組織海鷗劇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剛成立的青島左翼戲劇家聯盟，負責組織各學校劇團的排練演出工作。1933年2月，與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陳鯉庭編）改為廣場劇《饑餓線上》；同年，青島地下黨被破壞後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憑考入私立民國大學體育專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從事戲劇電影活動，進月明電影公司附屬的東方劇社；12月初，東方劇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劇作者協會；同年，編寫話劇《察東之夜》；此外，還編寫了兒童劇《墻》。1941年，創作話劇《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故事》；同年，擔任晉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 月22日，撰寫《迎接困難和克服困難》一文發表在《晉察冀日報》；11 月底，在反“掃蕩”中跟老鄉們生活在一起，根據收集的許多素材開始創作多幕話劇《燈蛾記》。1944年，根據反“掃蕩”中的英雄事跡編寫現代京戲《老英雄》；同年，編導京戲《嶽飛之死》。1945年春，編寫多場快板劇《對癥下藥》；6月，排演話劇《李國瑞》，擔任導演；12月21日，編寫、趕排的文章《反敵偽頑合流》發表在《冀中導報》。1948年2月24日，編寫的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煩》連載於《石家莊日報》；10 月，受華北局派遣，帶隊南下中原，開辟新後方的文藝工作；12 月，在開封中原大學組建文藝研究室並擔任主任；同年，創作歌劇《是假見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戲曲改進處處長。1951年，當選為中南文聯副主席。1952年10月，擔任中南戲曲代表團團長。1953年4月，被任命為中南文化局局長，兼中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1955年，在劇情電影《宋景詩》中飾演清末農民起義領袖宋景詩；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俺們大帥——宋克義的描繪、深刻的階級感情、一份可貴的史料、我演宋景詩》。1956年，出演由徐韜執導的劇情電影《海魂》，在影片中飾演竇二鵬；4月11日，被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理事。1959年，執導由謝芳、於洋共同主演的劇情電影《青春之歌》，該片根據楊沫的同名小說改編；11月，擔任昆曲戲曲片《遊園驚夢》的藝術指導；同年，在期刊《大眾電影》第18期發表文章《我喜歡老戰——創作手記的一個片斷》。1960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戲曲電影《楊門女將》，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戲曲片獎。1961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北大荒人》，並在該片中飾演黃老清；同年，當選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1962年，由其執導的戲曲片《野豬林》上映；同年，與蔡松齡合作主演根據梁斌同名小說改編的劇情電影《紅旗譜》，他憑借該片獲得第1屆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1963年，執導抗日電影《小兵張嘎》，該片改編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說，影片獲得第2屆中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同年，執導京劇戲曲片《穆桂英大戰洪州》。1964年，與陳懷皚、劉保德聯合執導劇情電影《天山的紅花》；12月21日，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在文藝界集中的射穢主義學院講習班“學習”；8月，講習班撤銷後，被紅衛兵揪回北京電影製片廠，關押在勞改隊示眾、批鬥。1968年2月，被關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失去了行動自由，後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及秦城監獄。1969年4月，從秦城監獄被釋放回北京電影製片廠 ；12月，進“五七”幹校監督勞動。1972年10月，經過審查，獲得“解放”，但仍在幹校勞動。1974年，與陳懷皚聯合執導京劇藝術電影《平原作戰》。1975年，執導劇情電影《紅雨》。1976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山花》上映。1978年，執導由高維啟、穆懷虎合作主演的劇情電影《風雨裏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羅飛：（1896年－1971年），原名福，現代著名畫家。1921年，抱著富國強兵的夢想，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學陸軍。夢想破滅後，又曾削發為僧；但是他覺得寺廟裏也有壓迫和剝削，人間並無“世外桃源”，於是就離開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1925年畢業。1926年加入中共黨，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30年，受“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的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邀請，符羅飛送去三幅作品，結果全部入選，成為該賽會第一位入選的中國藝術家。此後，符羅飛逐漸揚名南歐，出版了《符羅飛油畫集》，任羅馬皇家美術大學研究員，被評論界譽為“罕見的心靈畫家”。留意8年，符羅飛遊歷歐洲，舉辦畫展，並與意籍姑娘艾琳娜結婚。就在符羅飛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幸福美滿的時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意大利作為軸心國成員民族情緒對立，符羅飛逐漸與一些有納粹思想的人斷交。他更因拒絕創作反蘇宣傳畫而憤然從東方學院辭職。他原本計劃前往蘇聯，但聽說國共合作，惦念祖國抗戰，遂計劃回國。1938年5月，符羅飛不顧意大利師友的挽留和勸阻，舍棄意籍妻兒，隨身攜帶一支左輪手槍，登上“綠爵號”油輪回國。但他在意大利時創作的油畫作品，卻被作為藝術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準帶回國內。符羅飛回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間符羅飛得到當時國民黨海軍次長、文昌老鄉陳策和前暨南學堂堂長鄭洪年的介紹，結識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報》牽頭署名，連續七天介紹符羅飛和他的《抗日賑災畫展》，當時穗港兩地的軍、政、商賈近20位名流都參與簽名推薦，包括宋子文、吳鐵城等軍政要人。《大公報》消息稱，“符君羅飛乃現代畫壇中之一奇才，夙擅國畫，厥後遊學羅馬，師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窮西畫之奧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譽滿歐陸，顧國人知之尚鮮……”據報載，畫展“延期兩天結束，場面甚為激烈”。1939年，他與廣東姑娘梁瓊在此結婚，自此牽手相伴32年。1940年後在桂嶺師範、中山大學、湖南工專任美術教授。1948年夏，符羅飛在香港馮乃超、周而復的寓所裏宣誓重新加入中共黨，介紹人是邵荃麟和周鋼鳴。中共國成立後，他一面創作，一面從事美術教育，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市政協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羅飛特殊的經歷使他長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資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於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張妙玲，豫劇表演藝術家。1932年5月，隨父親張福仙搭班開始拜師學藝，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為師。初學武醜、小生、須生，後專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鄭州，隨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進開封闖蕩。到開封不到兩月，便憑借文武不擋、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藝，嶄露頭角。由墊戲改為中軸，成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連演3場，轟動開封。從此以後，常香玉正式成為主演。1938年2月，為宣傳抗日，戲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編劇的新戲《打土地》。1941年秋，初識崔蘭田，並與湯蘭香重逢，合作演藝《販馬記》。1947年10月，丈夫陳憲章被國民黨逮捕，常香玉竭力營救，幾近傾家蕩產。1948年春，在西安創辦“香玉劇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劇社開始為捐獻“香玉劇社號”戰鬥機在全國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機任務，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隨赴朝慰問團到朝鮮進行慰問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風運動，常香玉也在當年5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完全認清了胡風的問題決不是思想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風集團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希望反革命的政權復辟，要人民政權垮臺。”“同時要求政府，依法堅決鎮壓反黨反人民的胡風”。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劇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長。1957年1月14日，中國戲劇家協會河南分會成立，常香玉擔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黨。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舉行收徒拜師大會，常香玉收孫蘭香、林秀蘭等五人為徒，並在大會上發言。1966年文革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河南豫劇團幾乎所有的老藝人、名演員全部遭到批鬥、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難逃。她首當其沖地被造反派批判為“大戲霸”、“反動戲劇權威”，遭剃頭、畫臉、掛大牌子遊街，而且在她經常演出的鄭州人民劇場前開批鬥大會，當場燒毀包括“木蘭從軍”、“紅娘”在內的珍貴的古戲裝行頭。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劇演員統統被趕到鄉下進行勞動改造。名字來源二說：常香玉出生的那個年代，戲曲表演人員的地位較低，有“戲子”一說。本名為張妙玲的她，因為唱戲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覺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說：常香玉拜師後，她的義父因喜歡戲曲中項羽這個人物，隨將其名字改為項羽，但項羽不適合女孩，故改為香玉，再加上義父的常姓，常香玉這個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參加電影《春天》的拍攝工作。12月27日，調任河南省戲曲學校校長。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亞軒，中華民國法學家、律師、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並考取公費赴美國留學。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獲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春，梅汝璈歸國後，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還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機關的法律方面的職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梅汝璈奉國民政府派遣，於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審判日本戰爭罪犯。在兩年半開庭的過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堅決死刑處罰”等問題上維護了中國的立場。梅汝璈說：“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帳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當法國法官伯奈爾反對死刑,認為死刑不應在文明的國度存在時：梅汝璈舉起一個杯子:如果說,杯子代表人類,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濺。梅汝璈盯著柏奈爾說：文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無情地毀滅，那文明還從何談起呢?當印度法官巴爾以佛教慈悲為由反對施用死刑時，梅先生說：巴爾先生,我再次提請您註意，您是一個法官！法官的職責是什麽？是對罪行進行審判，進行認定！然後根據法律給予他們懲罰！我不知道您為什麽要來做法官，您具有一個佛教徒的偉大情懷卻在縱容犯罪，這決不是一個法官應該有的立場！如果您要堅持這樣，那您沒有資格坐在審判席上，您應該回到印度的寺廟裏去！

梅先生又(面對全體法官)說：死刑是什麽？死刑是法律對犯罪最嚴厲的懲罰！為了掠奪別國的資源，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土，為了占領亞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幹了什麽？他們殺中國人、殺朝鮮人、殺菲律賓人、殺新加坡人、殺美國人、殺英國人、殺無數無數無辜的平民！他們搶劫，他們強奸，他們放火，他們殺戮，難道這些不足以讓他們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嗎？！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他瞪著眼，強忍著淚問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這樣的保證？！沒有人敢保證。最終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絕了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長之職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便與當時中共黨駐香港代表取得了聯系。1949年底秘密到達北京，隨即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受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稱贊。此後，梅汝璈長期任中共國外交部顧問、專門委員兼條約委員會委員，並且歷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務。著有：現代法學、最近法律學、法律哲學概論、中國人民走向憲治（英文）、中國戰時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開始後，梅汝璈被強製要求在外交部內掃廁所，寫外調材料，並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飽受摧殘的梅汝璈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8歲。



綠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劉仁甫，中國著名現代詩人、翻譯家、編輯家。綠原三歲喪父，六歲入私塾，十三歲失母，大他十九歲的胞兄劉孝甫助他完成中學學業。1938年，日軍攻占武漢，正在武漢上初中的綠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貸金的中學讀書，並於1939年開始嘗試詩歌創作，向胡風主辦的《七月》投稿，雖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風帶有鼓勵意味的親筆回信。兩年後，綠原因不滿學校的政治壓力，前往重慶，在鋼鐵企業做短工謀生。1941年8月11日，綠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新詩處女作《送報者》，同年底開始參加鄒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創辦的重慶復旦大學《詩墾地》文學社團的活動，並受鄒荻帆鼓勵於次年考入遷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外國文學系，與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鄒荻帆、在復旦大學教務處工作的曾卓兩位湖北人關系密切。1942年，《七月》雜誌主編胡風主動邀請他參加《七月詩叢》第一輯的出版，並為其出版詩集《童話》。1944年，尚未畢業的綠原與鄒荻帆一同離開學校，應征為援華美軍充當譯員，但因受訓期間沒有集體入黨，而從“外事局”調往“中美合作所”，綠原未去報道而遭到暗中通緝，只得在胡風的幫助下逃離重慶。離開重慶後，綠原來到川北的嶽池縣，在當地中學教書，隱姓埋名，並與青梅竹馬的羅惠結為伴侶。在嶽池縣生活期間，綠原創作上取得了突破，接連寫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詩，其創作不像《童話》時期帶有夢幻色彩的童話境界，而是直接面對現實，這些詩歌後來結集為《又是一個起點》。1947年秋，綠原回到武漢，借住在親戚家以尋找工作，幾個月通過考試進入某外商辦的油行當小職員。不久，綠原加入中共黨的地下組織，參與地下活動。在此期間，其詩歌主要發表在曾卓等辦的《漢口大剛報》副刊《大江》上，為了逃避國民黨的註意，其詩歌多用化名發表，並主要以抒情小詩為主。武漢被中共占後，綠原隨中共軍先頭部隊進駐武漢，被武漢市委派往長江日報社負責文藝組的編輯工作。1953年初，長江日報停刊，綠原被調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其臨時住在堂子胡同某舊時大宅院內，與宣傳部的“毛選英譯室”相同所在，並得以結識袁可嘉、黃雨石、錢鍾書等人。1955年，胡風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綠原被定為23名“胡風骨幹分子”之一，並在全國報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務”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綠原被停職，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離。1956年秋，綠原被轉移到西單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內，同院被關押的還有路翎、徐放、謝韜、嚴望等胡風分子。1960年8月，被轉移到秦城監獄關押，在此期間，綠原創作出了《又一個哥倫布》，成為其代表作之一。在監禁中，綠原自學德語六年，出獄後得以從事德語文學編輯工作。1962年6月，綠原被釋放，免於起訴，但仍然戴著“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帽子。不久後，綠原經中宣部安排，暫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在此期間，綠原以“劉半九”為筆名，以誌其不忘本與行百裏者半九十之意，開始翻譯德語古典文論。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綠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書籍被迫作廢品處理。1969年中秋，綠原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成員被下放至鄂南鹹寧五七幹校，從事搬電線桿、打土坯、蓋幹打壘房、圍湖造田等。在此期間，綠原寫下了《但切不要悲傷》、《重讀〈聖經〉——“牛棚”詩抄第ｎ篇》、《謝謝你》、《信仰》等詩歌。在幹校生活後期，還翻譯出了一本叔本華散文集。1974年底，綠原得以最後一批回京，被安排進翻譯組，負責為中央首長翻譯域外俏銷書籍。著術頗富。



董堅毅：（1925年－1960年），董堅毅是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碩士(或博士，因年代久遠，介紹情況的人已記不清)，妻子顧曉穎也是留美生。二人學業有成，生活優裕，情深意篤，堪稱幸福家庭。這對幸福情侶也是癡心報效祖國的熱血青年。董堅毅畢業後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歸國的影響下，於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堅毅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設，主動報名，只身來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此時，他們已有了兩個小孩。鳴放中，董堅毅給領導提意見言辭激烈，被劃為極右分子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新添墩勞動教養。開始，董堅毅在農場還當他的醫生，給難友們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著悶罐子車遷場到了高臺明水分站，住在窯洞裏。在他勞教的兩三年裏，妻子顧曉穎每隔兩三個月，都從上海迢迢數千公裏，轉車幾次(當時蘭新鐵路尚未與上海接軌)，到農場看望親人。每次都帶來很多吃的用的，對受難的親人關懷體貼得無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後，口糧一減再減，很快出現死亡。董堅毅的身體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對當組長的劉文漢安排了後事，說：“按照以往的經驗，她每兩三個月才能來一次。我是學醫的，我知道我將不久於人世，這幾天，我坐著就出現意識喪失、眩暈，這樣結束生命，沒有呻吟，沒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再見到她。你為人忠誠，樂於助人，不同於別人，我信任你。”接著，又淒慘地說了說他死後，讓劉文漢用衣被毛毯如何裹紮，使他的身體不要暴露在外。劉文漢聽了，心裏淒涼，對他說了些勸慰的話。三天後，董堅毅停止了呼吸，時年35歲。劉文漢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將他裹紮停當，由埋屍隊的人將他擡埋到被雨水沖刷留下的一個地穴裏。劉文漢是原公安廳的幹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戰役中參軍後，在抗美援朝前線英勇負傷，1951年回國後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從事改造罪犯的研究。1956年1月調甘肅省公安廳政治部工作。在鳴放中，他因發表了一篇諷刺領導道德敗壞思想作風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頂頭上司懷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已，就將他劃成了極右分子，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在反右派鬥爭中抄家時，還將他歷年獲得的7枚獎章和紀念章搜走沒收。此時，他只有23歲。董堅毅死後七八天的一個晚上，劉文漢和窯洞裏的難友都已睡了，忽聽得外面有人喊：“董堅毅，董堅毅!”原來是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趕來了，顧曉穎掀起窯洞的草簾子走進來，就著急地問：“老董在嗎?”窩裏的9個難友一陣慌亂，面面相覷，真不知該怎樣回答。在昏黃的燈光下，她認出了劉文漢，說：“你是劉文漢嗎?老董在信上說到你，老董他住在這裏嗎?”顧曉穎拉下頭上圍的綠絲巾，露出她秀美年輕的臉，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溫柔賢淑的氣質。劉文漢連忙給她倒了一杯開水，回答說：“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顧曉穎沒聽懂他的意思，別的難友也不敢說破。這樣，大家都沈默無語，不知說什麽才好，直直坐了一夜。天亮後，劉文漢覺得一直瞞下去也不行，就告訴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經去世了。”一句話說出，只聽得顧曉穎“哇”的一聲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哭聲，一直號啕大哭不已，難友們見過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見到她慟哭不已的情狀，一個個都無言地垂淚相對。兩三個小時後，她伏在帶來的大格子提包上飲泣，眼淚不斷地從手指縫中流出。後來，她終於鎮定了下來，要難友帶她去看老董的屍身。令難友們大吃一驚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裏空空如也，屍身不知到哪裏去了。經過查問尋找，最後在後溝裏發現了董堅毅的屍身被扔在荒野裏。這真是慘不忍睹的一幕!原來，董堅毅身上裹紮的毛毯、鴨絨被已被難友們扒去，董堅毅屍身上的肉，已被饑餓的難友分幾次切割吃完了，因為頭上無肉，紫褐色的頭顱還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顧曉穎一眼認出心愛的丈夫死後成了這般模樣，就撲到骷髏上，抱著丈夫的頭顱又哭又親，哭個沒完，親個沒完……難友們一個個都難過地低下了頭，連勸慰的話都不知該說些什麽。天慢慢黑了，大家勸顧曉穎回去休息，顧曉穎大哭說：“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後來，幾人勸了又勸，硬是拉著扶著顧曉穎回到窯洞裏，一起商量如何處理董堅毅的屍體。商量了半夜，提了幾個方案，最後決定火化屍體，把骨灰由顧曉穎帶走。在難友們的幫助下，從附近找了3個農民，顧曉穎付給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這原是帶來給董堅毅的)，由農民找來了些柴火、樹枝，後來又買來一桶煤油，將屍體焚化。因燃料少，屍骨未能焚化成灰，頭顱、骨頭仍是原樣。劉文漢拿出自己的一條在朝鮮前線帶回的美軍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這則慘絕人寰的故事，就這樣畫了個句號。一個癡心報效祖國的愛國者竟然得到這樣的回報！——35歲就離開了人世！竟然在自己的國土上死無葬身之地！一對海歸專家夫婦，竟如此生離死別！



董曉初：（1901年－1968年），著名中醫。14 歲始在無錫雪堰橋鎮從師學醫。 20 歲考取中醫師執照。“九一八”事變後，到津行醫，醫譽日隆， 40歲時已名噪津門。1949年後，任兆豐中醫聯合診所所長。1956年到天津市中醫醫院工作，任內科主任兼任天津市衛生局中醫考試審查委員、中醫學會副主任委員、西學中學習班顧問、農工民主黨天津市委員會常委、政協天津市委員會委員等職，並先後兼任天津醫學院附屬醫院、傳染病院、南開醫院等市級醫院中醫顧問等職。1961年在天津市中醫醫院第一個創建心臟專科。其對《傷寒論》、瘟病學研究極深，研製“通脈養心丸”，深受患者稱許。一生以仁術濟世，至今為人們所贊頌。文革爆發後被殘酷批鬥，不堪淩辱，上吊自殺。終年67歲。他自縊後，所住房子的樓上到樓下，貼滿“自絕於人民”“死有余辜”的大字報。



董鐵寶：(1917年－1968年10月18日)，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1939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即奔赴抗日大後方，冒著日本飛機的轟炸修滇緬公路橋梁，出生入死地和橋梁工人一起生活戰鬥。1945年赴美，後來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參加研究工作，並在1949年取得博士學位。在和紐曼克等著名學者一起工作時，他有機會參與了第一代電子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學的訓練、先進的計算工具、個人對於數學的鉆研，使他後來能夠對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1956年，強烈的愛國心使39歲的董鐵寶毅然放棄已有的良好工作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積極籌劃回國，終於沖破重重障礙，和他的夫人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歷時3個月回到了祖國。當時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計算研究所都爭取他去工作，他考慮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學子是科技興旺的希望所在，乃決定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國的計算機事業還處於創業階段，當時計算機科學這個名詞也還未形成。董鐵寶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計算數學教研室工作，從計算力學、計算數學，一直延伸到程序編製、計算機設計的原理等都是他從事的工作。1958年北京大學開始製造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得到了他的積極支持和具體指導。通過這臺小機器的製造，培養了一支技術隊伍。他還參與了60年代初每秒百萬次計算機的設計。北京大學計算機事業的發展中，有董鐵寶的功績。從他回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0年中，除了在北京大學固體力學教研室和計算數學教研室工作外，他還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計算研究所、工程力學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單位兼職，也曾多次參與有關的全國性規劃、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專業活動，如水壩抗震、防護結構的研究規劃。這些活動使他的才能和科學見解有了用武之地，而宏偉的國家建設，又進一步激發了他獻身於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熱情。他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力學和計算兩個方面。然罪惡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董鐵寶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關押在北京大學28樓，不準與家人見面。在“隔離審查”中，1968年10月18日，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董時光：（1912年－1960年3月），西南師範學院教授。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因大量發表反對美國出兵朝鮮，支持中共黨和毛澤東的激烈言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作為親共危險人物，1955年被強製驅逐出境，返回中國。回國時，周恩來親自迎接他。他是四川墊江人，一門三兄弟都是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當時幾所著名大學力聘，因三哥董時恒是西南師範學院體育學教授，經三哥介紹，他選擇了西師。1957年中共開展整風。5月11日，西南師範學院黨委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教師座談，對黨委提意見。《重慶日報》派記者采訪。董時光發言，開口就聲明：自己“從解放前就一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著，現在西師的領導以為我不積極，這只能證明他們不要民主。”他就西師存在的黨群關系、高校黨的領導問題，談了自己的觀點，批評校領導有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還舉例說他回國不久，和幾個學生在毛主席塑像下拍照，被校警幹涉，說領導規定不準照像。雙方爭執起來，校警報告給領導。他也寫信給校領導，抗議這種沒道理的禁令。院長辦公室回信責備他“不敬愛毛主席”。他說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等等。5月29日，《重慶日報》以煽動性語言和斷章取義、篡改拔高的手法，對他批評一些積極分子不擇手段靠攏黨組織的話，改為“投降變節分子”，“善於曲膝的人”，“喜歡拍馬屁、無恥鉆營”，對阿諛奉承者應該殺掉……並冠以《我與“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的標題發表。董發現出入很大，要求更改，報社不予理睬。他認定這是耍“陰謀”，侮辱人格，於是寫信指責報紙斷章取義，要向他賠禮道歉，說要是在美國，他還要向法院起訴……《重慶日報》毫不客氣一字不漏又登了出來。一個從美國跑回來的知識分子竟與黨報叫勁，這在全國也絕無僅有，一時間把個山城鬧得沸沸揚揚。董時光講他的鳴放意見時說：……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績來。可惜我的想法錯了，我碰到一個外行，是學校黨委書記兼院長方敬(時任副書記兼副院長－－著者)。他不是為教師創造自由寬松的學術教育環境，而是製造麻煩。幾乎每天都敲打我們，一遍又一遍喊“學習馬列主義”啦，“改造資產階級反動世界觀”啦。就像《西遊記》裏的唐僧，自己一點本領沒有，人妖不辨，只會對孫悟空念緊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這樣一個外行管理學校，註定了我們教師無所適從。他不懂教學，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爺架子，特別是對我這樣從美國回來的人，就像周身都帶著帝國主義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難。在他看來，不脫胎換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學生！真是荒謬之極，奇談怪論！在美國，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樣出了楊振寧和李政道，拿了諾貝爾獎嗎？按他那一套來改造知識分子，絕對出不了諾貝爾獎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這些年來，對知識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們“脫褲子洗澡”，“割小資產階級尾巴”，真是無聊至極，侮辱人格嘛！知識分子盡心竭力搞射穢主義建設，頭上卻戴頂緊扼咒，真讓人心寒。方敬不象領導，象是唱贊美詩的，舉件小事讓同學們看看其人品。學校有一對年青人結婚，請他主婚。他卻大放獗詞，說今天兩位新人能幸福地結成終身伴侶，應該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們才有今天的相愛結合，你倆要牢記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講完這些肉麻的話，他轉身對著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學們，這說明什麽？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年青人結婚，關毛主席什麽事？當了紅娘牽了線？今天結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懷孕，生小孩，還是毛主席的功勞？這種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陽救星，下管人間煙火，實際是搞個人崇拜嘛。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教訓：搞個人崇拜，就會把中國引向造神時代，就會產生個人獨裁！我們的歷史任務，就是要開創民主新局面。這次整風，就是要整掉這種阿諛奉承，搞個人崇拜的作風。……毛主席真偉大啊，整風運動就是要還權於民，讓人民先擁有監督權，然後走向民主選舉的共和製度，這是根絕幾千年中國專製暴政的偉大創舉，我舉雙手贊成……正當大鳴大放如火如荼之際，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操刀的社論《這是為什麽？》，吹響了反右鬥爭的進軍號。接著，《人民日報》又發表《工人說話了》、《農民說話了》，反右運動如狂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連篇累牘發表批判文章，對董時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慶日報》報道《董時光繼續散播反動言論，西師師生員工群起駁斥》，董受到猛烈的批判。接著，西師黨委精心組織了對“大右派”董時光的批鬥，向各大學發出邀請。隨後，董時光與重慶幾千個被定為“勞動教養”的“右派”，都到大山裏修內（江）昆（明）鐵路去了，那裏勞動強度和生活艱苦程度，讓人難以想象。剛去不久，就有人跳懸崖絕壁自殺。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又調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右派"建立了“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去修築內昆鐵路。董時光被編入第27隊。1959年10月，內昆鐵路停工下馬，“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又轉戰涼山修成昆鐵路，此時口糧下降，菜裏看不見油珠，勞動強度極大，饑餓再次襲來，大批右派水腫，工地上經常發生瘁死。1960年3月，成昆鐵路也下馬停工，“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部分成員被送到雷波、屏山、馬邊三縣交界的“雷馬屏勞改農場”，那裏是大涼山和五蓮峰山脈交界的大山區，荒無人煙的蠻荒之地。董時光在那裏當了養馬的馬倌。當時大饑荒席卷勞改農場，董時光也全身浮腫，饑餓和勞累已經把他折磨得完全脫了人形，嚴重時走路都摔跟頭。一天，他竟然有了個在他看來一定是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更加偉大的發現：在馬糞蛋中，竟有一兩顆沒消化了的胡豆！他趕緊動手，在一堆堆馬糞中找胡豆，然後淘洗幹凈，比人參還寶貴地放進了口中。從此，董時光最大的樂趣，就是在馬糞中尋找那比珠寶更珍貴的胡豆，並將找到的胡豆洗凈曬幹，積攢起來，以備更嚴重時充饑救命。一段時間，他竟積攢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點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時，被別人發現，立即向幹部匯報，說大右派董時光偷吃馬糧。於是立即組織了批鬥會，會上幹部安排的“改造積極分子”帶頭，其他犯人一擁而上，將他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農場勞改醫院後，不治而死，報國五年，命喪黃泉，終年48歲。



董希文：（1914年－1973年1月8日），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其1949年後的作品有將藝術政治化的傾向。《開國大典》不但成為後來“紅光亮”文革繪畫形式的源頭，而且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迫使董希文親自兩次進行修改，抹去先後失勢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原國家主席劉少奇人像；1972年由其學生靳尚誼臨摹一張抹去原政治局委員林伯渠的版本。1979年，又被復製了一版，反映該畫最初的樣子。董希文畢業於杭州惠蘭高中。1932年考入浙江大學土木工程系，1933年和1934年先後就讀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和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受教於中國第一代油畫名家顏文梁、方幹民和朱士傑等。1939年國立藝專畢業後曾去越南河內的巴黎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了半年。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研究員，臨摹壁畫。1946年開始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任教。期間同情中共黨領導的學生政治運動，參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動。1949年7月參加繪製第一幅天安門上的毛澤東油畫像，同年12月加入中共黨。1952年至1953年創作了油畫《開國大典》。先後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起稿組長，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創作過《春到西藏》、《哈薩克牧羊女》、《苗女趕場》、《百萬雄師過大江》等主題性繪畫。57年被劃入右派，並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1962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吳作人、羅工柳、董希文工作室。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他被扣上“黑線專政”的帽子下放勞動。1973年1月8日因癌癥逝世。臨終最後一句話：“把我放平。”



董秋斯：（1899年－1969年），原名紹明，筆名求思。翻譯家。192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哲學系。同年底參加北伐戰爭，主編《血路》。1930年參加左聯和社聯的發起工作，並主編《國際》月刊。1945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並任《民主》周刊編委。1946年加入中共黨。1949年10月1日後，歷任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主席、《翻譯》月刊主編、中國作協編審、《世界文學》副主編。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翻譯作品有《大衛•科波菲爾》、《高原牛的家》、《戰爭與和平》、《士敏土》、《傑克倫敦傳》、《紅馬駒》、《跪在上升的太陽下》、《卡爾•馬克屎》、《佳作》、《馬背上的水手》、《煙草路》。1966年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而死，終年70歲。



程世祜：(1918年10月20日－1968年10月23日)，結構力學專家、從事航空航天器結構穩定性的研究。6歲進入縣立第四小學，畢業後考取省立第一工科高級職業學校機械班。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了中國東三省，程家經濟日益困難，無力供養程世祜讀書，只好輟學在家種田勞動，近兩年的體力勞動生活。1934年春，程世祜跟隨表哥逃難流浪到北平（今北京）。作為東北流亡學生，他考取了東北中山中學（校址在北新橋）。1936年一二九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程世祜積極參加遊行，散傳單，宣傳抗日。1937年6月畢業後，在西安考取了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改名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春，他隨該校遷到陜西省南部城固縣，1939年，學校改名為西北工學院。程世祜在大學機械系學習的4年間，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按照當時的辦法，依靠“戰區學生貸金”來完成學業。1941年6月大學畢業後，在蔡家坡西北機械廠任技士實習生，直到還清了大學學習期間欠學校的借款。隨後，他到陜西省交通部隴海鐵路機務段任技士實習生；又在貴陽交通部鐵路技術標準委員會任實習生。抗日戰爭中，他歷任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實習生、工務員、幫工程師。1945年，程世祜經中華民國教育部考試合格，被選派出國留學。8月到英國後，首先在曼徹斯特一家機械廠實習鑄工、木模工，從事機車鍋爐製造等工作，與工廠工人同勞動。第二年到臘格比城一家電器設備廠實習。實習內容主要是蒸汽輪機製造，包括汽輪機控製系統及部件、汽輪機葉片製造和安裝汽輪機總裝及試驗設計、計算和現場安裝、試車等。1948年，他又到格拉斯哥城的一家機械製造廠學習了一年。1949年9月，通過好友賈有權的幫助，程世祜轉到美國留學。先在美國鹽湖城猶他（州）大學機械系讀研究生，1950年9月獲碩士學位後轉芝加哥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力學系學習，在著名力學家、殼體專家唐奈爾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梁在集中載荷下的局部應力分析問題》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後，他在芝加哥工程公司任工程師。中共國的成立使程世祜歸心似箭。他多次向美國移民局提出回國申請，由於中美沒有建交，申請被拒絕了。但他仍繼續努力爭取。當時，在美留學的愛國學生組織起來，集體上書抗議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程世祜是其中積極的組織者之一。1954年夏，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就美國不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一事向美國當局提出抗議，才迫使美國移民局批準中國留學生回國。程世祜也在被批準之列。他不顧美國政府的種種刁難和阻撓，終於在1955年1月回到了久別的祖國。回國後，他結婚生子，組織了幸福的家庭。程世祜被分配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力學室，側重於板殼理論和振動理論研究。1956年初，力學研究室擴大成立力學研究所，程世祜是創建力學所的首批力學專家之一。同年，他經機械工業部提名，隨中國科學院新技術科技考察團去蘇聯參觀訪問。黨中央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和蘇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建設事業使他深受鼓舞。考察歸來後，他帶領幾個青年人積極從事殼體穩定性研究，並結合殼體工作建立了熱應力試驗室。由於他具有殼體穩定性理論的深厚功底，又有多年工廠工作的經驗和關於機械製造、設計和實驗方面廣博的知識，熱應力實驗室立現雛型。1958年，大躍進開始，中國科學院部署了研製火箭、衛星的任務，力學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也隨之轉向為國防尖端科研服務。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581”組，任務是研製地球物理火箭箭頭，擔任結構分系統技術負責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中國第一個火箭模樣箭頭，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上展出。1958年8月，中國科學院抽調力學研究所等單位的主要技術力量與上海市聯合組建上海機電設計院，其任務是研製地球物理火箭，計劃在次年慶祝國慶10周年時發射作為“獻禮”。程世祜遷往上海，任該院火箭總體設計部結構室主任。這一年，他主持設計並加工出了第一批殼體模型，進行了一系列靜力實驗，求得了符合當時加工條件的計算圓柱殼體“下臨界應力”系數，給以後的火箭結構計算打下了基礎。1959年春，他回到力學研究所，二次組織力量，把在“大躍進”中被拆散的熱應力實驗室恢復起來，進行內壓殼的研究試驗工作。他在內壓殼、高溫彈性模量測定、高溫應變測定方面采取輪班深入的辦法，分別進行指導。1960年6、7月間，他向國防部門交出了《內壓圓柱殼穩定問題》的研究報告。1961年8月，他寫出《關於“彈性圓柱薄殼的一般穩定性”問題》一文，在《力學學報》上發表。1962年至1964年，他先後任力學研究所12室結構組組長、副研究員，承擔國防部五院的協作任務，研究圓柱薄殼的穩定性。1962年，建立了紙殼試驗研究題目，後因人員變動，工作又被中斷，實驗室又被拆散。1964年底到1965年，他主動申請去山西參加農村“四清”運動。1965年底回到北京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因留學背景，程世祜受到了迫害，1968年10月23日，回國僅十三年的程世祜，在這天自殺身亡。



程千帆 ：（1913年－2000年），中國文史學家。1923年舉家遷往湖北武漢，從堂伯父程君碩習古典文史。1928年秋從漢口到南京，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三年級學習。1932年金大附中畢業，入金陵大學中國文學系。其時，中央大學(1949年易名南京大學)和金陵大學(1952年並入南京大學)教授互有兼課，故得以受業於胡翔冬、胡小石、黃季剛、吳矍安、劉國鈞、劉繼宣、汪辟疆、商承祚諸師。大學三年級時，結識國學研究班二年級研究生沈祖棻。1936年金大畢業，回金大附中任教一年。1937年抗戰爆發，避難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學任教。自此與沈祖棻在戰亂中結縭逆旅，輾轉於長沙、武漢、重慶、康定等地。1940年後執教於樂山技藝專科學校、樂山武漢大學、成都金陵大學、四川大學及四川省立成都中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執教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此後在珞珈山度過了32年。著有《目錄學叢考》，《校讎廣義•目錄篇》，《文學發凡》，《文論要詮》，《文學批評的任務》，《古典詩歌論叢》，《宋元文學史教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在校被冠以“右派元帥”受到迫害。1978年8月重返金陵園，受聘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程遠：（1904年－1968年1月）原名程其英，女。中國學者、社會活動家。1923年到1925年，程遠在德國柏林大學及哥廷根大學學習。1929年，再次赴德國留學，參加國際射穢主義戰鬥同盟、反帝同盟等社會團體，反對法西斯主義，1933年被德國驅逐出境而回國。1935年，上海發生“怪西人案”，學者劉思慕（中共地下黨員）遭到叛徒陸海防出賣，其全家遭到軍統追捕，受到程遠掩護而脫險，程遠自己則因此受牽連而被逮捕關押四個多月，後獲釋。抗日戰爭爆發後，程遠出任上海第十四傷兵醫院代院長，主持量才流通圖書館、補習學校以及劇團；後來主辦重慶七七圖書館、宣傳隊以及印刷廠。1940年，程遠擔任重慶私立孤兒院小學校長。1943年後，任教於重慶北碚江蘇醫學院和復旦大學。1950年起，程遠在北京任國際新聞局德文翻譯，1957年調到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程遠遭受殘酷迫害，於1968年1月逝世。章立凡先生在《“程思遠思程遠”的對聯舊事》文中有這麽一段話：－－“文革”期間文強先生是秦城監獄的“在押戰犯”，竟無意中目睹了程遠女士的最後遺容。他對我講述了當時的經過：“有一天被派去打掃院子，發現墻角有一個席卷，掀開一看，是一具女屍，我認出這人竟是程遠，眼淚頓時就落下來了。這女人死得慘哪！”過去我一直聽說程遠是自殺身亡，但遺體何以在秦城出現，至今仍是個謎。



程應銓：（1919年－1968年12月13日），建築師，清華大學土木系講師。程應銓從南昌市第二中學到大學，一直是高材生，颯爽英姿，夠得上“倜儻”二字，英文、畫畫、攝影、遊泳、打網球，無一不精。歷史學家程應镠把弟弟程應銓介紹給昆明天祥中學學生林洙，讓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顧林家。林洙父親學建築出身，與程應銓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許。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從昆明遷返北平。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並入清華建築系(當時稱營建系)。程應銓的同班同學吳良鏞應梁氏夫婦之請，去了清華。不久，吳去美國留學，他把在上海海關工程處工作的程應銓介紹入清華建築系(一說是沈從文推薦的)。號稱建築系的四大金剛之一的程應銓擔任規劃教研組組長。梁思成、林征因都很賞識程應銓。程在城市規劃與建築思想上很有藝術眼光。許多年裏，程是他們的得力助手。程應銓教書也很受學生歡迎。由於他業務好，還翻譯過一些高水平的建築學著作，填補了國內建築藝術方面的某些空白，許多雜誌紛紛轉載。1956年6月，程應銓作為中國建築師代表，隨代表團訪問了波蘭等國，副團長是梁思成。程很欣賞波蘭的古建築，波蘭人在二次大戰後寧願餓肚子，也要在廢墟上恢復華沙古建築的狂熱，給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學習波蘭文，深入研究波蘭的建築藝術。他才華橫溢，抱負多多，滿懷激情地想在城市規劃上有所建樹。可惜，他失之於太單純。1957年鳴放，沒有必要地卷入當時建築界在城市規劃上的爭論。在系裏的一次小組會上，他激昂慷慨為華攬洪、陳占祥被調出北京建築設計院而抱不平，因而獲罪劃為右派。屋漏又逢連夜雨。程應銓政治上罹難，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壓力下與其離婚，並不許程見兩個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師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程應銓對親人說，林洙簽字離婚時說，他只有兩件事讓她感覺良好，一是1956年作為中國建築家代表團的成員出訪波蘭等東歐國家，林洙作為年輕建築學家的妻子覺得風光無限；另一件是他翻譯了不少好書，得到不少稿費。此兩項皆直指名利。林洙告訴程應銓：兩年之內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復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裏找程應銓談話，問兩人有無復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說：“我又不是太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又遭審查迫害，1968年12月13日程應銓換上訪問莫斯科時所穿的嶄新西裝，跳入他無數次如魚般遊弋的遊泳池，將自己和水一道冰封……程應銓生前，班上有個女學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顧程老師的右派身份，也不考慮兩人年齡上的差距，熱戀著程應銓。系裏從中橫加幹涉，畢業後故意把她分配到雲貴高原。



程國英：(1922年11月－1967年) ，別名程果，擅長油畫、水彩畫。195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美術教研組副主任、講師，1968年11月12日在清華園荷花池南邊土坡上自縊身亡。



程述銘：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臺研究人員。1948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從事天文報時並作出優秀成績。文革初期，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而監督勞動。1971 年，有人告發他“散布損壞江青形象”的言論，再次被隔離關押。在天文臺的關押地上吊自殺。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著作等身的傅雷的譯作多為法國文豪巴爾紮克和羅曼•羅蘭的名著。15卷《傅雷譯文集》，共五百多萬字，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還是一位傑出的美術批評家。24歲的他就譯出了《羅丹藝術論》這樣不朽的名著。26歲的傅雷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課時，寫出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文章不僅分析了一些繪畫、雕塑名作，更觸及了哲學、文學、音樂、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等等，足見其知識之淵博，多藝兼通。此外，傅雷對其子家教極嚴，而又父愛至深，其家書後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書》，至今影響深遠、廣為流傳。1920年（12歲）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次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1924年因批評宗教而被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1926年，參加反學閥運動。秋後考入上海持誌大學讀一年級。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現南京藝術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次年與龐薰琹和倪貽德結成“決瀾社”。中日戰爭時期，留在上海，此後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曾發表親美言論。抗戰期間，他也曾應滕固之邀在遷往昆明的國立藝專短期任教，後離職。1949年之後，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及書記處書記等職。傅雷學養精深，對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1958年，在上海“反右補課”中，傅被上海市作協劃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領導柯慶施執意要劃傅雷為右派，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則認為傅雷屬於“可劃可不劃”的範圍，恰逢周揚赴上海聽取意見，柯慶施同意了周而復、周揚的意見，事後上海市中共委員會派柯靈通知傅雷該消息。但正當傅雷做了檢討，準備放下包袱時，陰謀家柯慶施卻變卦拍板把傅雷定為“右派”。1958年12月，留學波蘭的傅雷長子傅聰坐飛機出逃英國。此後，傅雷閉門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淩辱，被搜出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介石舊畫報）。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傅雷享年58歲。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中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乒乓球教練員。曾擔任中國國家隊乒乓球教練，被認為對中國乒乓球運動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的貢獻。與容國團、姜永寧並稱當代中國的“乒壇三傑”。傅其芳出生在浙江寧波，小學時即開始了乒乓球的訓練，得過多次地方冠軍，後因生活所迫，輾轉到達香港，以打球為生。1949年，傅到香港定居。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隊戰勝了日本隊，奪得亞洲冠軍。領獎後，一位年邁的華僑女教師對他說，要是他能代表中國，那該多好。1953年春天，傅從香港重新回到中國內地，賀龍（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特批其月薪為200元，在當時屬於相當高的水平。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韋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冠軍的獎杯。傅其芳曾經擔任中國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指導出了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春等一大批高手，並且率隊連續三年捧得“斯韋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壇。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其從香港歸來的身份，傅其芳被指為中國國民黨組織“三青團”的特務、奸細而遭到批鬥。他被揪出來遊鬥、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體育館，傅其芳離開關押他的房間，來到旁邊的一間小房，反鎖房門，在掛窗簾用的銅杠上自縊身亡，時年45歲。



傅作恭：（1920年－1960年），中國著名政治軍事人物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成年後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園藝專業就讀。抗戰時期，金陵大學因南京而遷往四川成都辦學，傅作恭隨之到成都就讀。畢業後便到時任抗日戰爭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的二哥傅作義下轄的綏遠省工作，先後擔任綏遠陜壩農場場長和奮鬥小學校長，其中奮鬥小學為傅作義創辦。1950年8月，傅作恭從綏遠到北京探望傅作義時，恰好遇見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鄧寶珊。受鄧寶珊邀請到甘肅工作，後任甘肅省林業廳造林科科長，曾主持開展了多項甘肅省的植樹造林工作和蘭州市的綠化工作。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相繼爆發，傅作恭被甘肅省林業部門劃為右派分子，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份子”，開除公職，並被送到酒泉市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由於恰逢三年大饑荒，夾邊溝農場關押勞教人員遠超農場可自給自足的數量，當時農場管教和上級部門又按照“右派就是反動派”的邏輯未給農場提供充足的糧食，致使在夾邊溝農場的部分勞動教養人員因饑餓等原因死亡。傅作恭寫信向傅作義反映了夾邊溝農場的問題和個人的生活困難。收到信後，傅作義讓警衛秘書給傅作恭寄錢，並向中共黨中央反映了甘肅夾邊溝農場的問題。中共黨中央派出中紀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任錢瑛為組長、公安部副部長王昭為副組長的中央檢察團，赴甘肅夾邊溝等地進行實地調查，並及時將調查情況上報中央、通報給中共中央西北局。但當中央檢察團來到夾邊溝農場實地調查時，傅作恭在1960年冬季的某一天，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就再也沒能起來。

　　

傅惜華：（1907年－1970年12月23日），又名寶泉，北京滿族，富察氏。戲曲研究家、俗文學研究專家和藏書家。1931年，傅惜華在梅蘭芳、齊如山等人創辦的北平國劇學會任編輯部主任，代理事長，並參與主編了《國劇畫報》、《戲劇叢刊》。他曾與傅蕓子主編《華北日報•俗文學》周刊，1941年後，沒有上過大學的傅惜華在北京大學開始講授中國文學、戲曲。中共建國後，在中國戲曲研究院任研究員、圖書館館長等。正當其忙於筆耕、忘我工作時，病魔殘酷向他襲來。中風使他半身癱瘓，右手不能拿筆寫字。他以堅強的毅力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先後記錄了萬余張卡片。《北京傳統曲藝總錄》、《清代雜劇全目》、《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以及未能出版的《清代傳奇全目》等著作，就是他重病之後編著的。著有《綴玉軒藏曲誌》、《中國小說史略補編》，編有《戲曲選》、《中國古典戲曲總錄》、《子弟書總目》、《元代雜劇全錄》、《北京傳統曲藝總錄》 、《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上下）》（1981年，該書才得以出版）、《白蛇傳集》，參加編校《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傅惜華和家人不斷地遭到批鬥。一天，來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關在一間小屋裏不準出來，然後把他幾十年來苦心收藏的數萬冊圖書、一些珍貴的字畫以及其他物品裝了滿滿的二卡車揚長而去。書被抄走的當天，面對空空如也的碧蕖館，全家人的悲憤和抑郁可想而知。夫人自殘後於1969年1月10日無望地離開人世。在悲痛與疾病折磨中，1970年12月23日，傅惜華被送醫院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含冤而逝。

　　

傅樂煥：（1913年－1966年5月23日），中國歷史學家，專攻遼金元史，傅斯年堂侄。與馮家升、陳述 (歷史學家)並稱為“遼史三大家”。傅樂煥1913年出生在山東濟南，年幼在濟南求學，因父喪而中斷學業，幸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書記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再次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1942年發表《遼代四時捺缽考》，該項研究成果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他也被聘為副研究員。1947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留學。1950年，以《捺缽與斡爾魯朵》一書獲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後，拒絕來自各方面的利誘，排除種種幹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祖國，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因院系調整前往中央民族學院任職。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先後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曾任歷史系副主任、院工會副主席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期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份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圖集》，校點《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1966年文革開始，傅樂煥成為中央民族學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這個劫數除了學術上的"反動"外，更為致命的是他與傅斯年的關系。一時間，傅樂煥成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實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陸的特務"、"潛伏在人民內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府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連續的批鬥、關押、逼迫交代與殘酷折磨，使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淒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誌，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主意打定，傅樂煥從關押的一間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選好的陶然亭，縱身投湖而亡。



彭文應：（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五大右派之一。1917年，年僅13歲的彭文應考入清華學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擅寫政論，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1925年，彭文應、高士其一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高士其學化學，彭文應學政治學。自該校獲得學士學位後，彭文應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1932年學成歸國，出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剛剛回國，彭文應便在王造時主編的《主張與批評》第四期上發表了《射穢主義之路比較可通》一文。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工農紅軍及其根據地的圍剿，彭文應撰寫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論》雜誌一卷六期上，文章稱： “先剿匪，後抗日，這是兩年來政府堅決不變的政策。國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過，帝國主義可以攜手，但是共產黨必須鏟除，政敵必須消滅。這又是兩年來政府始終如一的態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並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竊，租界擄人的綁匪，貪贓枉法的貪官，賣國失地的國賊。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屎、服膺列寧的青年，贊成土地公有、產業國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人民，和無數窮苦無告、無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農、失業同胞。”彭文應贊同射穢主義，同情並支持中共黨。1947年民盟被中國國民黨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被迫“解散”後，民盟“一邊倒”向了中共黨，並轉入地下鬥爭。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員，有成員500余人。梅蒸棣（1948年時任國立復旦大學中共地下黨總支委員）回憶稱，約在1948年，經孫大雨介紹，彭文應給梅蒸棣捐了一筆錢，彭文應講明是支持學生反蔣運動的。1949年5月初，中共軍進逼上海市，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乃下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 當時，彭文應正躲藏在江西老鄉劉之綱開辦的申江醫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務闖入該醫院，當場逮捕院長劉之綱，後來險些將其活埋。彭文應則及時跳出窗口，爬上屋頂，從而免遭逮捕。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剛生完孩子，身體虛弱，雖未被逮捕，但因受驚嚇而埋下病根。彭文應的三姨（即鄧世瑢的姊妹）鄧世琳及司機則被特務逮捕，其中鄧世琳在獄中受到非人的淩辱。1949年5月27日，中共軍占領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應才重新上街。他在街頭舉起小紅旗，和民眾一起歡呼：“解放軍萬歲！”、“共產黨萬歲！”中共國成立後，彭文應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在朝鮮戰爭中，1951年，彭文應參加了第一屆中國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中共誌願軍指戰員。從朝鮮戰場回來後，彭文應逢人便說：“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在反右運動中，民盟成為重點受打擊對象，遭到嚴重打擊。民盟中委與候補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員總數五分之一的6000余名盟員也被打成右派。作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也在劫難逃。與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誌遠，副主委陳仁炳，宣傳部主任徐鑄成。在反右運動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兩度提到陳仁炳：“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麽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麽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麽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發了張春橋撰寫的署名“常孰”的《質問彭文應》一文，攻擊彭文應，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後來，1958年張春橋出版《今朝集》一書時，將《質問彭文應》也收入其中。《質問彭文應》一文發表前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應的文章。短短3個月內，除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一文外，僅《解放日報》便發表了近20篇同類型的文章。上述報刊發表的文章有《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彭文應反黨原形進一步暴露》、《反黨好漢彭文應》、《彭文應借視察尋找火種》、《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等等。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印發，其中將彭文應的“嚴重反黨言行”被分別編為八類。其中有： “射穢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製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在遭受十多次批鬥會後，仍然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鄧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應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談會上申辯稱：“從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是為黨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 數天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他又稱：“譬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這裏有缺點，那裏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卻是使大廈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彭文應一直拒絕“低頭認罪”。有位朋友勸他說：“你不承認錯誤就算了，不要再去辯論去上書了。” 他回答說：“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等所有職務，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資津貼隨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沒有絲毫收入的無業人員。當時，他的子女尚未成年，還有長輩需要贍養。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趕緊遷入了重慶南路的一間僅有15平方米的房子。彭文應連一篇檢討也不寫，當時一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多次登門勸他：“只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什麽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應卻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射穢主義的。我沒有錯！”彭文應的老友王造時也曾好心勸過彭文應。王造時遺存的一份“思想匯報” 中載有：“和彭文應談話比較久，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還是老一套，首先說他不懂為什麽他是反黨反射穢主義其次從歷史上說明他是擁護黨、跟著黨走的……”1961年3月18日，彭文應的次子彭誌平在極度苦悶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藥、碎玻璃、針，被彭文應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得以轉危為安。1961年12月20日，彭誌平在其就讀的上海師範學院宿舍內再度服安眠藥自殺身亡，年僅19歲。彭誌平的死，是彭文應在妻子去世後遭到的最大打擊。1958年下半年，上海許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區勞動，其中包括彭文應。但彭文應事先聲明：“我是來參加勞動鍛煉的，不是作為右派來進行勞動改造的！”在次子彭誌平自殺身亡後，彭文應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應心臟病加重。王造時聞訊前來，親自將其送入廣慈醫院，並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關照。彭文應的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後紛紛來到醫院看望。30多天後，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癥逝世，享年58歲。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毀滅。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該請示報告中，認為不屬於錯劃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此即後來俗稱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認為應對他們“維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應改正。”除了這五名中央認定的右派分子外，還有由各地方認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也被認為不屬於錯劃，總計不足百人。



彭康：（1901年8月26日－1968年3月28日），原名彭堅，筆名彭嘉生，江西萍鄉人。中國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鹿兒島第七高等專科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１９２７年回國投身革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參加中共黨。彭康是２０、３０年代滬上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先後翻譯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屎主義的根本問題》等經典哲學著作。1952年被任命為交通大學校長，1956年主持交通大學西遷工作，1959年交通大學分立後被任命為西安交通大學首任校長。1968年3月死於文革迫害。



彭子岡：（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筆名子岡，女記者。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之一。十二三歲開始寫作，中學時便開始向《中學生》雜誌投稿，為葉聖陶所賞識。在淞江二中讀初三時，她的作文《我的燕子》獲得葉聖陶主編的《中學生》雜誌命題的文藝競賽第二名。三個月後，她又以《學校生活日記一則》獲該雜誌命題文藝競賽第一名。女中校長贈送給她一柄團扇，上面親自書寫了“為校爭光”四字。此後又三次參加《中學生》雜誌舉辦的全國作文比賽，第一次得亞軍，後兩次都奪魁。1936年春，彭子岡在上海沈茲九老師手下《婦女生活》雜誌擔任助理編輯並采寫專稿，多有建樹。她曾采訪過江西革命根據地和探訪囚禁獄中的“七君子”，在北京采訪過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參加了魯迅的葬儀，並寫出了具有新聞報道、歷史文獻和文學欣賞三重價值的特寫《偉大的伴送》。抗戰爆發後，彭子岡撤退到武漢，進入《大公報》任外勤記者。1938年加入中共黨。1945年8月，她發表了轟動大後方的新聞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這期間，彭子岡還寫了大量感情真摯細膩、文筆俊逸極富感染力的通訊、報告文學，如《官廳少年》、《老郵工》、《雪亮的眼睛》等。1949年後先後任《進步日報》和《人民日報》記者，1954年起編《旅行家》雜誌。1957年，時為《旅行家》雜誌主編的子岡成為“右派”之初，她公開表示不服，聲明“辭職不幹了，準備回家當家庭婦女”。在批判會上，她依然不自覺地為自己在“鳴放”中的意見辯護。子岡被羅織落網的真正原因還是她的口無遮攔，她公然表示不贊成搞政治運動，說那既費時，又無益，這些話觸及了當時最敏感的問題。顯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禍。許多人還揭發她在《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文中，“蓄意”加入毛澤東在張治中家客廳中打碎一只蓋碗的細節，說毛澤東“仿佛來自鄉野的書生”更是“惡毒汙蔑領袖”。受到點名批判，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取消工資級別，每月發30元生活費，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1979年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旅行家》雜誌主任編委。



彭柏山：（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作家。1925年，考入長江工業學校藝徒班學習。1929年，入上海江灣勞動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並開始文學創作。1930年在勞動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共黨。後來由於參加學生運動而遭校方開除。1931年，他參加了“左聯”領導下的文藝研究會，同年被中共黨派到湘鄂西蘇區，負責編輯湘鄂西蘇區雜誌《工人日報》。1932年，因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形成大屠殺，省委特派員彭柏山從湘鄂西蘇區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蘇區，但他並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上海黨組織做出了對彭柏山開除黨籍的處理。不久他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也失去了工作，全家陷入貧困。1932年彭柏山回到上海時，由周揚介紹參加了“左聯”。1933年，彭柏山結識了胡風和魯迅，並獲得了他們在生活及文學創作上的幫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間一邊吃冷硬的大餅，一邊寫小說時，胡風進來。見此情景，胡風給了他兩塊錢，並將此事告訴了魯迅。魯迅當即囑胡風 “以後每個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款項裏提取幾塊錢”給彭柏山，作為其生活費。為支持“左聯”的青年作家們，魯迅還宴請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處女作、中篇小說《崖邊》，該小說是“較早反映蘇區人民生活的寫實篇章之一”。魯迅閱讀後，親自將它推薦給《作品》雜誌。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創刊號上刊登的首篇小說便是《崖邊》。寫完《崖邊》之後，彭柏山寫出了《皮背心》《懺逆》、《夜渡》、《槍》等四篇短篇小說。1934年5月，經“左聯”黨支部批準，他重新加入中共黨。彭柏山在“左聯”工作期間，曾任“左聯”大眾教育委員會書記。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國民政府逮捕，投入蘇州監獄並受到折磨。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陳友生”，給魯迅寫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監獄方面的要求，他寫信必須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寫“周樹人大人收”，地址寫的是內山書店，信件由內山書店的老板轉交魯迅。魯迅接信後，通過胡風知道了“陳友生”就是彭柏山，隨刻拿出五元，讓胡風寄給彭柏山。同時，魯迅還通過各種辦法營救彭柏山，並派人先送去衣物、藥品和《復活》、《死魂靈》、《波華利夫人》、《懺悔錄》等書。胡風將自己翻譯出來的《崖邊》日文稿寄往日本，經過魯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雜誌刊登了《崖邊》。魯迅逝世前幾天，胡風將自己為彭柏山整理並出版的小說集《崖邊》寄給魯迅，1936年9月11日魯迅日記記有“谷非贈《崖邊》三本”。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後，彭柏山獲得無條件釋放。此後，彭柏山在上海從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此後，他長期擔任政治宣傳領導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共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副政委。1952年，由第24軍副政委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當時，部長由陳望道兼任，但陳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調往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55年春夏，“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彭柏山將胡風過去寫給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燒掉了。1955年5月19日淩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後，彭柏山出獄，中央對其結論是：“開除黨籍，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處分，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此後，他先後在青海、廈門工作。1965年，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羅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適合在前線。”正在廈門工作的彭柏山當即被調往河南農學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兒彭小蓮回憶道，“一個活人，竟然被他們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親去世三個月以後，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鈞去收屍。爸爸整個人被泡在醫院福爾馬林的藥水裏，人已經面目全非，徹底變形了。但是被打傷的痕跡卻歷歷在目……”



彭慧：（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７月），原名彭漣清，文學家、詩人、翻譯家。小學畢業後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就在她入學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擔任該校校長，他教育學生破除封建禮教，鍛煉體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響。１９２５年秋，彭漣清考入女師大後，積極參加各項進步活動。她和同學們一起去聽李大釗作報告，聽趙世炎講馬列主義課，向蕭三學唱國際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共黨。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蘇聯學習，三年後回國，在上海擔任黨的地下工作，同時發表文學作品。在左聯的工作中，彭慧與穆木天相識相知，結成了終身伴侶。抗戰期間，彭慧先後在武漢、雲南、廣東、桂林等地輾轉，並在中山大學、桂林師範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後，彭慧、穆木天和一些進步教授，團結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建立了民主黨派組織，反對國民黨打內戰，要求人民民主，開展了各項進步活動，為此多次收到特務的恐嚇信。此後回到上海，繼續從事進步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東北師範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任教。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並且被開除黨籍，撤銷教授職稱和其他各種職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彭慧陷入無休止的批鬥、勞改當中，小說手稿全部被抄走。因為彭慧的經歷，對她的審訊格外嚴酷，並且逼迫她寫誣陷左聯領導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絕又為她招致更加殘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遷出原來的住所，住在北師大校園內一間破舊的小平房內，不允許外出，不允許任何人探望。某日，在又一次鬥爭會後返回住處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師大的操場上，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她被送回到校園角落無人照應的小平房後的第二天中午，61歲的女作家便離開了人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留下一句話。 　



曾昭掄：（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雋奇，又字振鏊，號俊奇，又號叔偉，乳名聞。中國化學家，教育家，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領導者之一。1920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192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武漢大學、輔仁大學教授。為中國科學社的早期骨幹，中國化學會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45年底適美國“曼哈頓計劃”試爆原子彈成功，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向俞大維提議派人前往學習。曾昭掄與國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維、陳誠都是姻親，向俞大維推薦物理學家吳大猷與數學家華羅庚。經呈報蔣中正同意，軍政部考核後決定曾、吳、華三名科學家各帶兩名助手，華羅庚挑選了孫本旺和徐賢修，吳大猷挑選了李政道和朱光亞，曾昭掄挑選了唐敖慶和王瑞。曾昭掄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9年中共建國後，曾昭掄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3年後，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反右”時，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應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之邀，經中央有關部門同意後，只身一人前往武漢大學化學系執教。1961年發現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絪被紅衛兵剝除上衣用皮帶抽打侮辱，憤而服毒自盡。曾昭掄亦作為“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當癌細胞開始轉移、病魔嚴重威脅著身體時，他不僅得不到必要的治療，也逃脫不了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的命運。不僅在肉體上受到了摧殘，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終於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離開了人世，終年68歲。



曾緘：（1892年－1968年），字慎言，中國近代文學家。曾緘曾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在此期間，他拜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黃侃為師，與黃侃交情甚篤，頗得文學詩詞之精髓。1917年從北大畢業後，到蒙藏委員會任職。1929年，曾緘至西康搜集康藏一帶的文獻，希望搜集所謂的當地“情歌”，久而不獲。後來，他從朋友處得到了由藏學家於道泉所譯的《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一書。由於該譯本是白話文，曾緘“深病其不文，輒廣為七言，施以潤色”，將它改譯為文言文。1939年，發表在《康導月刊》上。曾緘的文學造詣頗高，使得後來他的譯本最廣為流傳，被公認是所有第六世達賴喇嘛詩歌的漢譯古本中成就最高的一個，但他的譯本卻與藏語原文之意相去甚遠。他又以第六世達賴喇嘛的生平事跡為題材，創作了《布達拉宮辭》，同樣的成為了名篇。曾緘歷任雅安縣縣長、四川參議會議員、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教務長、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康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中共國成立之後，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寸鐵堪詩稿》。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被迫害致死。



曾卓：(1922年－2002年4月10日)原名曾慶冠。著名的作家、詩人、新聞工作者。1936年加入武漢民族解放先鋒隊，1940年加入全國作協，1944年任《詩文學》編輯，1950年任教於武漢大學中文系，1952年當選武漢市文聯副主席及作協副主席。1936年發表人生第一首現代詩《生活》，當時年僅14歲。至1939年，其詩歌創作進入第一個高峰，發表多篇詩歌、散文及社論於重慶進步刊物《文群》。與同為進步文藝工作者的綠原、史放、姚奔等一同創立刊物《詩墾地》。在此期間，其詩風受到艾青、胡風等“七月派”作者的極大影響。詩篇《門》、《母親》、《來自草原的人》、《鐵欄與火》等為其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反右中，因戰前與“右派”文人胡風有過交往，受到株連，長時間被國內打為“右派分子”或“胡風分子”。整個“胡風案”牽連2000余人，曾卓作為其中“汙點較重”者，遭到迫害、批鬥、汙蔑，命運令人扼腕。1979年終獲平反，重新回歸文藝界。



蔣蔭恩：（1910年8月14日－1968年4月），中國新聞記者、報刊雜誌主編、新聞教育家。1935年，蔣蔭恩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報》記者。在《大公報》任職期間，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在上海租界內製造了兩起傷亡嚴重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大世界門口落下炸彈，蔣蔭恩正巧乘《大公報》報館的汽車路過此地，但幸免於難。1937年，轉任上海《大美早報》新聞翻譯兼文藝副刊編輯。1941年，任桂林《大公報》編輯主任。1942年起，從事新聞教育事業，先後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9月，受燕京大學委派，赴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任研究員，從事新聞學研究。蔣蔭恩於1949年10月1日夜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蔣蔭恩曾發表書面意見，擁護中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臺灣的發言。1952年院系調整後，調至北京大學，歷任北京大學總務長、北京大學辦公室主任、中文系新聞專業教授。1958年，北京大學新聞系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蔣蔭恩改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蔣蔭恩還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央民盟》編委會委員、民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蔣蔭恩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時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王鵬在＂炎黃春秋＂中寫道：據蔣的老同事徐鑄成回憶說：“有一位身歷其境的朋友告訴我，他最後一次遭到‘批判’時，不容分說，遭到劈頭蓋臉的一頓毒打，幾乎體無完膚。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懸梁自盡了。第二天被造反派發覺後，繩子都解不下來，屍身被一個‘司令’之類的人物，從樓上拖到樓下轉了一大圈，再從樓下拖上樓，作為是對‘畏罪自殺’、‘死不改悔’者的‘示眾’。”真是慘不忍睹！



蔣彥永：（1932年10月4日－ ），中國當代著名外科醫師，中共軍少將軍銜。為中國之持不同政見者。蔣彥永學術著作甚豐，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40多篇論文，並有《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系》、《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問世。蔣彥永出身於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當年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成了銀行家。1949年進燕京大學醫學系，1952年加入北京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醫學系並入協和）學習，同年加入中共黨，1957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工作，文革期間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共軍301醫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曾為高官和平民動手術治療癌癥，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贏得“清廉醫生”美譽。2003年4月3日，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公開稱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製”，蔣彥永得悉言論後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實情況──包括他身處的301醫院與302醫院、309醫院的確診和疑似病例告訴給兩家媒體（央視國際頻道與香港鳳凰衛視）反映未果，四天後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與《時代周刊》得悉後主動找到蔣，蔣透過接受訪問從而把國內疫情公開，因而引發輿論之重視，中國政府公開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況；同月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來華調查疫情，病例數字與蔣彥永掌握的基本相似，並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層重視，促進全面公布病例數字之余，並同時免去張文康與孟學農職務。2004年8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的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據官方網站報導，蔣彥永“勇於揭露SARS疫癥真相，從而拯救了不少生命”。2015年3月，蔣彥永向香港媒體揭露中共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內幕“冰山一角”，稱（解放軍總後勤部掌控）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檢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軍總醫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臺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1990年代初，蔣彥永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沒有引註意，2004年3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期間，通過毛澤東原秘書李銳向當局寫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封信在互聯網上流傳著若幹版本，但其真實性均存在爭議。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經不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使用達姆彈鎮壓民眾的說法，並且在因鎮壓而去世的學生身上發現此類子彈殘留彈頭的紀錄。時任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部主任的蔣彥永便曾親自加以證實。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據外電報道與蔣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從住所前往301醫院途中被當局“帶走”，但是中國政府聲明否認此事。華仲尉女士在被禁兩周後獲釋，蔣彥永醫生本人也已於2004年7月19日被釋放，此後一直對他實行監視居住，處在軟禁狀態。2005年3月22日重獲行動自由，但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諸多限製措施，如不得接受采訪。有消息稱，蔣彥永是受到軍方內部審查。2005年7月，蔣彥永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蔣彥永提出解除與301醫院的所有關系、讓他退出解放軍部隊但未獲準許，但蔣彥永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稱生活和科研沒有受到任何限製。SARS後露面比較少是因為對流行病了解很少，沒什麽好說；而不能接受采訪的原因是先要得到醫院批準，否則就違背了軍隊有關紀律。



蔣牧良：（1901年－1973年2月），原名希仲。作家。1922年中學畢業。1923年考入長沙雅禮大學預科，後又轉入武昌高等師範旁聽。1925年投軍。參加了北伐戰爭。1930年春離開了部隊，考上南京訓練總監部司書。1932年到南京衛戍司令部當收發員。同年11月，他的處女作《高定祥》在當時最大文學刊物之一《現代》上發表，獲得讀者好評，被認為是繼茅盾《春蠶》發表後的又一篇反映農村生活的力作，受到魯迅的關註。從此，他積極投入寫作，僅一年多時間，就發表了20多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同時還發表了大量的散文。1938年4月，由譚丕模介紹加入中共黨。此後，他根據黨組織的安排，曾到國民黨西北軍孫仲連部第三十一師做過統戰工作。行動被發覺後，回到家鄉。1944年赴湘西，參與《中國晨報》的籌辦並開始新聞編輯工作，先後擔任《中國晨報》、《中央日報》（湖南版）和《國民日報》副刊主編。1947年春，他輾轉上海、香港，終於與黨組織取得聯系，並於同年8月重新入黨。從此，他更加積極為黨工作，協助周而復編輯《北方文叢》，參加茅盾主編的《小說》編委會。同時，他還抓緊進行寫作，發表了《老秀才》等小說，成為他創作上的又一個豐收期。＂新中國＂建立後，歷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8年當選為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和作協湖南分會主席，為繁榮家鄉的文學創作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短篇小說集《銻砂》、《夜工》，中篇小說《旱》，報告文學、小說集《鐵流在西線》等。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被停止工作和黨籍。1973年2月恢復黨籍和工作，但只7天，便一病不起，終年72歲。



謝家榮：（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4日），字季驊，地質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1913年—1916年，在農商部地質研究所學習地質學，在30名學員中歲數最小，並因成績優秀而畢業，為中國地質科學十八羅漢之一，被分配進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調查員。1917年—1920年，被選派赴美留學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學，第二年轉入威斯康辛大學作研究生，獲理學碩士學位。1921年—1923年，先後任中國地質學會首屆理事會書記和會長。在調查報告中論述地質構造對油氣生成及運移，儲存的控製，揭示背斜層的重要意義。同期，發表“有關中國地質調查所收到的第一塊隕石的成分和構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國隕石之研究”兩篇論文，是中國隕石學最早期的探索。1924年—1937年，先後任教於東南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地質系，曾任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清華大學地質系主任。學生桃李滿天下。期間曾赴德國考察，出版《地質學》教材，並參與華南區域地質和礦產調查。發表“中國中生代末第三紀初之造山運動火成巖活躍及與礦產形成的關系”等一系列論文和著名論著《石油》、《煤之成因與分類》，以及《中國之石油》，編製了《中國各種儲油區域油苗、油頁巖及地瀝青分布圖》，同時發表《中國之石油儲量》，最早提出陸相生油理論，為在陜北發現中國的第一個油田，奠定了理論基礎。1938年—1949年，主持礦產測勘處。發現或指導發現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鋁土礦、安徽鳳臺磷礦、南京棲霞山鉛鋅銀礦、甘肅白銀廠銅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其中在南京棲霞山，一鉆成功，如有神助。同時期發表的“鈾礦淺說”，則標誌著中國鈾礦地質學研究的起點。1950年—1956年，擔任中共國地質部總工程師、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兼計劃處處長，著重於礦產分布規律的綜合研究，發表“中國礦產的分布規律及其預測”。如對甘肅白銀廠銅礦的地質評價意見，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銅礦基地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其編寫的《普查手冊》為當時全國所有地質隊人手一冊。被業內人士認為是使用最廣的一本普查工作指導書。同期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並開始兼任燃料工業部石油地質顧問，發表“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含油區”、《石油地質的現狀、趨勢及今後中國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前瞻性研究，為大慶油田的發現提供科學理論依據。1957年—1966年，謝家榮與其長子謝學錦一同被打成右派，工作重點轉移到成礦理論研究和總結中國礦產地質問題，開始撰寫《中國礦床學》。1966年，文革開始後，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鬥沖擊，於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藥自殺，67歲。其死後一月，其妻吳鏡儂亦服安眠藥自殺。



謝韜：（1921年—2010年），人民大學副教授。原名謝道爐。194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社會學系。1946年加入中共黨。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馬列主義哲學課教員。1949年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遷往北京，改名中國人民大學，謝韜任該校教授、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謝韜因提議胡風上書並為其鳴不平，被欽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身陷文字獄。他本已經由毛澤東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的保護，先後被圈禁在吳宅和人大宿舍隔離審查，1960年才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富於戲劇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黨籍一直未被開除，而獄中分派工作，是給過去的敵人－－國民黨“戰犯”講馬列主義。1965年出獄時，謝韜已從一名照本宣科的馬列教員，變成了對馬克屎主義研究有素的學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貢市工作，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再度經歷磨難。1976年毛澤東死後，熬過十年牢獄和十年浩劫的謝韜，終於等來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



謝和賡：（1912年12月25日－2005年1月1日），筆名張誠、張春熙等。中國作家、情報人員。謝畢業於桂林中學，1933年在北平中國大學求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秘密加入中共黨，旋奉命打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先後任馮玉祥和吉鴻昌的秘書。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後，謝持馮玉祥和李濟深的推薦信投奔白崇禧，又由於謝父謝順慈與白崇禧的嶽父馬健卿同是清末秀才，為世交，謝很快得到白崇禧的信任，成為其機要秘書。1942年，被國民政府派往美國留學，地下替中共從事情報和統一戰線工作，並先後就讀於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和西北大學。妻子則留在國內，情人王瑩隨同前往。1950年，結束與妻子的婚姻關系，後與王瑩在美國結婚。1954年底，在麥卡錫主義風潮中被美國移民局逮捕，後被驅逐出境回國。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1957年，謝在反右運動中因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被打為右派，流放黑龍江省，次年在周恩來等人的營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謝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逮捕，1974年獲知妻子被迫害致死消息而精神失常，1975年在周恩來的營救下出獄。後在外交部工作。



韓俊卿：（1916年－1966年8月29日），女，河北梆子著名旦角演員，工青衣、花旦。5歲被賣到河北雄縣韓月夫（一說是韓月恒）家學藝，12歲登臺，成為青衣、花旦、武生、刀馬旦、彩旦兼演的二路腳色。1929年入郝老成梆子班，1937年之後演於天津各大戲院，1949年入天津移風劇社，1952年參加天津實驗秦腔劇團，1952年1956年獲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演員一等獎。1958年任天津河北梆子劇院副院長、小百花劇團團長。1959年加入中共黨。作者阿楓在2014年7月29日那篇＂韓俊卿的坎坷人生＂一文中這樣寫道：當臂戴紅衛兵袖標的一男一女持演戲用的木槍走進屋子的時候，只見被關在裏面的那位婦女斜臥在靠墻的那張單人木床上，嘴裏吐著白沫，神誌已經不清。她被及時趕來的一夥人擡到不足千米遠的市立第一中心醫院急診室，值班醫生檢查後說是喝了敵敵畏加火柴頭。由造反派奪了權的這家醫院有不成文的規定，凡屬自殺的“牛鬼蛇神”，不準搶救，“死了活該”。於是，尚未完全斷氣的她被推進了醫院的太平間，從此結束了她的人生旅途。這是公元1966年8月29日下午6時，發生在天津小百花劇團裏的事。這位與世長辭的婦女就是中共黨黨員、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暨天津市人民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天津市文藝工會副主席，多次當選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三八紅旗手的一代河北梆子表演藝術家韓俊卿，時年50歲。



韓北屏：（1914年－1970年9月27日），詩人、作家。1927年後歷任鎮江、揚州等地記者、編輯、民教館職員，《詩誌》月刊主編，五路軍救亡工作團團員，後到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中國作協廣州分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副主席。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人民之歌》、《江南草》、《和平的長城》，長篇小說《高山大峒》，短篇小說集《荊棘的門檻》、《沒有演完的悲劇》，散文集《史詩時代》、《非洲夜會》，報告文學集《桂林的撤退》，長詩《鷹之妻》等。1966年文革開始，他遭受迫害，已患腎癌的病體未得到很好的治療，於1970年9月27日去世。



舒繡文：（1915年－1969年3月17日），女，中國電影與話劇演員，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女配音演員。14歲時因家境貧困被迫當舞女。16歲時，舒繡文離開北京的大雜院，只身赴上海打拼。她在一家餐廳打工時，一位客人意外發現她的潛力：身段勻稱，性格潑辣，口齒伶俐，嗓音清脆，是個“電影苗子”。他引薦舒繡文進入電影公司，幫她得到第一份工作——教電影公司的老板娘說普通話。後來，她因失敗地出演小角色遭老板痛罵，但並未喪失拍電影的信心。1930年代初加入田漢的五月花劇社和春秋劇社。1931年初，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開拍，舒繡文得到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機會。這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讓她成為中國第一位配音女演員。同年在天一影片公司教國語，隨後加入集美歌舞劇社當話劇演員。抗日戰爭時期，舒繡文在重慶後方演出大量愛國話劇。抗戰勝利後，演出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王麗珍形象，成為她的代表作。1948年，她與一批“左派”文藝工作者移居香港。她本可以過上優渥富足的生活，卻因周恩來的一封邀請信，讓她滿懷著報國幻想重返大陸。50年代起，中共在大陸推行工資定級製度，全國僅有四位演員評定為“一級演員”，舒繡文就是其中之一。長期“忘我”的工作，殘忍地吞噬著她的健康－－身患風濕性心臟病。每當發病時，她都異常痛苦，氣短得不能平臥，只能坐著過夜。演不了電影，她就去給譯製片配音，又於1957年調至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話劇。在“人藝”，她既出演《駱駝祥子》的虎妞、《關漢卿》的朱簾秀、《北京人》的愫芳等主角，也甘當其它話劇中的龍套角色甚至活道具。1962年，舒繡文帶病演出話劇，竟在落幕時昏倒在舞臺上。後來，她又轉去演活報劇；再不行，就去詩朗誦；再開臺詞課，最後轉到電臺播長篇小說。1966年文革浪潮襲來，迅速敗壞著大陸的一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舒繡文，不僅成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文化名人，而且因其病弱的身體比其他人承受了更多煎熬。舒繡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剛做完一次大手術，就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國民黨特務”及“黑幫分子”遭到批鬥，由於腹部因肝腹水而高高隆起，雙腳腫得穿不上鞋，每天卻還要參加“學習”，從家到單位只能“摸著墻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一小時”。於1969年3月17日病世，終年54歲。



舒三和：（1900年－1975年5月19日），彈詞藝術家。曾任長沙市曲藝隊隊長、省曲協主席、中國曲協理事，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而含冤逝世。終年75歲。



焦菊隱：（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 ），原名承誌，筆名居穎、居尹、亮儔，藝名菊影，後自改為菊隱，中國導演藝術家、戲劇理論家、翻譯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奠基者之一。1919年考入天津唯一的一所官立中學——鈴鐺閣中學。在中學開始了散文詩和小說創作，陸續在晨報副刊等刊物上發表，後來收入《他鄉》、《夜哭》兩個詩集出版。1924年畢業，被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學。在大學期間，翻譯並出版印度詩人迦梨陀娑的詩劇《沙恭達羅》，意大利劇作家哥爾多尼的喜劇《女店主》等，發表論文《論易蔔生》，《論莫裏哀》。1928年在燕京大學畢業前夕，焦菊隱和熊佛西組織了多幕話劇《蟋蟀》（熊佛西編劇）的演出，因諷刺軍閥禍國殃民，而被查禁。畢業後，任北平市立二中校長。1930年就任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書，兼任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原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英國小說作品講師。1931年9月，參加籌辦北平戲曲專科學校，此校後改名為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焦菊隱擔任第一屆校長。在他主持校務期間，對戲曲教育進行了改革，如實行男女合校體製；在戲曲和音樂傳統專業課程以外，還增設了中文、歷史、中外史地、中國戲劇史及西洋音樂原理等課程，並對原有的傳統課程提出了革新的要求。1935年秋，焦菊隱赴法國留學，廣泛接觸西方的文學藝術，觀摩歐洲著名的各種戲劇流派演出。1938年初以《今日之中國戲劇》被授予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後，很快回國。在廣西桂林執行導演了夏衍的話劇《一年間》，獨立導演了曹禺劇作《雷雨》和阿英劇作《明末遺恨》等。和歐陽予倩參加桂劇改革，為著名桂劇演員尹羲改編了《雁門關》。1942年初到四川江安，在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話劇科教授兼主任，在國內第一個把莎士比亞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臺。年底離校到重慶，在重慶中央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在此期間，他翻譯了高爾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貝拉•巴拉茲的《安魂曲》、聶米諾維奇-丹欽柯的《文藝•戲劇•生活》、左拉的長篇小說《娜娜》、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櫻桃園》等；還撰寫了《裝置設計的基本認識》、《論燈光》、《論戲劇批評》等專論。1946年返回北平，任北平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兼主任，導演《夜店》，獲得成功。1947年底，他創辦了北平藝術館，導演了話劇《上海屋檐下》（夏衍編劇）、京劇《桃花扇》（歐陽予倩編劇）。1948年北平藝術館解散。又籌建校友劇團，並把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改編為京劇《鑄情記》，由翁偶虹導演。在這一時期，他還寫作了《聶米洛維奇-丹欽柯的戲劇生活》、《莫斯科藝術劇院五十周年》、《戲劇運動在今天》、《怎樣‘革新'舊劇》等論文。1949年焦菊隱就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兼西語系主任。應北京師範大學音樂戲劇系主任洪深之邀，為該系學生開設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和西洋戲劇概念等專業課。1952年6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改組成為專業話劇院，焦菊隱任第一副院長兼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在這期間焦菊隱相繼導演了《龍須溝》等劇目，展示出了現實主義舞臺藝術的魅力。1956年他通過《虎符》（郭沫若編劇）的排練，進一步探索話劇向戲曲學習和舞臺藝術民族化的道路。1957年焦菊隱被定了右派，人藝主管黨政的副院長趙起揚找到北京市長彭真說：“焦菊隱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隱於是幸免成為右派。1958年焦菊隱導演了名劇《茶館》（編劇老舍）和話劇《智取威虎山》，他“一戲一格”地導演了《蔡文姬》、《三塊錢國幣》、《星火燎原》、《膽劍篇》、《武則天》、《關漢卿》。焦菊隱的論著已經編輯出版的有：《論焦菊隱戲劇理論研究》、《論焦菊隱導演學派》、《焦菊隱文集》《焦菊隱戲劇論文集》、《焦菊隱戲劇散論》。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焦菊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遭受批鬥，下放勞動，離開舞臺。1975年2月28日病逝，臨終還放不下下鄉插隊的女兒返城戶口問題。



焦啟源：（1901年－1968年），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研究芳香植物的專家。1923年畢業於金陵大學，1936年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曾任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金陵大學農學院植物系主任。建國後歷任復旦大學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學會副理事長等。著有《橡膠植物與橡膠工業》《芳香植物及其利用》《江蘇禾木科植物》等。1968 年在“隔離審查”中投河自殺身亡。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字蔚蓀，著名胚胎學家，生物學家、開創了中國“克隆”技術之先河，被譽為“中國克隆之父”。17歲時以插班生考試錄取者中最後一名身份進入寧波效實中學就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隨後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於1924年獲心理學學位。1927年入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擔任蔡翹教授的助教。之後又於1930年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留學，1934年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1930—1934年，童第周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布拉舍(A. Brachet)實驗室開始了胚胎學的研究工作。他在棕蛙卵子受精面與對稱面的關系的研究中，證明了對稱面不完全決定於受精面，而決定於卵子內部的兩側對稱結構狀態。同期，還完成了海鞘早期發育的研究。1934年回國後，在青島繼續進行海鞘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研究卵質中的成分在受精前的定位。證明了在未受精卵子中已經存在著器官形成物質，而且有了一定的分布，精子的進入對此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觀察到內胚層和外胚層似乎有相當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頭和感覺細胞的形成依賴於外來因素，說明了卵質對個體發育的重要性。這項研究成果是具有開創性的。1947年，青島爆發了反對國民政府的“反饑餓、反迫害”的遊行示威。童第周作為山東大學教授會的負責人和動物系主任，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並冒險掩護其他人拍攝學生遊行的照片，幫助向各地傳遞登載學生遊行和軍警鎮壓學生報道的英文版《民言報》，以擴大學生運動的影響。1948年，童第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美國洛氏基金會邀請到美國耶魯大學任客座研究員。1949年6月他放棄在美國研究和生活條件，回到山東大學。中共國建立後，童第周繼續擔任山東大學動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兼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和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東大學副校長。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並任生物學地學部副主任，兼中國科學院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後該室改為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所長。1960年，生物學地學部分為生物學部和地學部，他任生物學部主任兼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該所所長陳楨逝世後，童第周一度任所長）。1963年，他將雄性鯉魚的DNA放入雌性鯉魚的卵子內，成為首位成功將鯉魚克隆的科學家。1966年起的十年動亂時期，童第周夫婦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他被造反派貶為學院擔任衛生打掃工作。1977年復出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細胞遺傳學研究室主任。



童書業：（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馮梅、章卷益、卷益、童疑。中國歷史學家，著名先秦史專家和文物史專家。擅長繪畫和文物鑒定，童書業是顧頡剛的得意門生，並是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自幼體弱多病，四歲起多在家中請先生教授經史書畫，極少出門。1920年，在上海寰球小學短暫就讀。1923年，在其父童亢聆開辦的會計事務所作練習生，後又於聖舫濟英文專修學校進修一年半。十八歲時，童書業師從繆谷瑛學畫。1926年，經張是公介紹從王季歡（王修）學畫，後又經王季歡推薦跟從胡佩衡函授學畫。1928年，與蔣慶芳結婚，婚後被父親逼迫前往上海隨其工作，但不久後因庶母楊蕓卿介紹，得以前往南京，擔任財政部書記官。在南京期間，童書業開始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響，思想大變。1930年，開始撰寫《論語解詁》。1933年，完成《論語解詁》。1934年，因家庭糾紛，父親受妾挑撥將童書業趕出，童書業被迫前往杭州，投靠學畫老師王季歡（王修），並在其指導下代其完成《版本述》，發表於《浙江圖書館館刊》，並經其介紹擔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刷所校對員。童書業將其1933年所著《虞書疏證》寄予顧頡剛，並於《浙江圖書館館刊》發表《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收到顧頡剛賞識。1934年8月顧頡剛繼母去世，顧頡剛前往杭州奔喪，9月份順道拜訪童書業，並邀請其前往北平協助從事古史研究。1935年6月27日，童書業抵達北平，顧頡剛親往車站迎接，任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助教，是歷史學家顧頡剛的研究助理，並住在顧家，由於沒有文憑，薪水完全由顧頡剛提供。童書業並兼任有禹貢學會及其雜誌的編輯。1936年，童書業著成《春秋考信錄》（在1941年後因戰亂遺失，僅能於《春秋史》中第一章《西周史略》的註釋中略窺一斑），同年為求文憑進入京華美術學院學習。1937年9月，童書業前往上海，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兼任民立女子中學教員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講師。1940年夏，受顧頡剛委托為齊魯大學撰寫《春秋史》，童書業即將北平時所錄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講義進行整理修撰，到1941年6月完成，並以自己名字出版（此講義由童書業執筆，且修訂期間分處兩地無法商討，因此顧頡剛提議僅署童書業名）。1941年後，離開上海的童書業在江蘇省宜興、常州等地的中學輾轉授課。1945年，返回上海，受上海博物館楊寬的邀請，歷任上海博物館幹事、歷史部主任和總務部主任，並在復旦大學代課，同時擔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上海分校史地組教授、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46年，童書業患有嚴重的強迫官能癥，後在上海虹口醫院精神病專家粟宗華治療下基本康復，至1947年初已經基本恢復工作能力，並應中華書局舒新城邀請寫了《精神病與心理衛生》一書，並於1949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外，童書業也發表過許多其他有關精神病的文章。1949年8月，由楊向奎引薦出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後先後擔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山東省科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思想改造運動期間，童書業九次思想批判無法通過，後撰寫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與顧頡剛劃清界限，前後發表於山東大學校報上的自我批判文章達六十多篇。批判胡適運動期間，童書業又再一次對古史辨派進行攻擊。但均得到了顧頡剛的理解，認為其是不得已而為之。1955年，肅反運動時，與張維華、韓連琪被稱作山東大學歷史系三大反革命，罪名為“一夜之間殺了一千個共產黨員”（為其父親之妾所構陷）。由於反復的運動，導致童書業再次出現了神經癥狀，一度向學校遞交請求書，承認自己為反革命，要求將自己管製起來。1961年，童書業開始撰寫《中國美術史劄記》。1965年，開始寫《春秋左傳考證》，1967年下半年，寫出《春秋左傳劄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童書業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反共老手”，被抄家。童書業長期罹患肺病，1967年12月底，童書業出門為一女工治病，不幸感染風寒而發燒，1968年1月8日，因病不治逝世，其遺著《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劄記》後由顧頡剛修訂作序出版。



儲安平：（1909年－1966年9月），現代學者、知識分子，五大右派之一。儲安平出生後六天即喪母，14歲喪父，依靠祖母、伯父儲南強撫養成人。儲南強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與黃炎培是同學，曾官南通知縣。1928年，儲安平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習，愛好文學創作，為“新月派”後起之秀，1932年畢業。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同時在戲劇學校兼課。1934年，儲安平與光華大學同學端木露西結婚。1936年赴英國采風，後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或受到當時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羅德•拉斯基教授的影響。在英期間擔任無薪酬、只領稿酬的《中央日報》駐歐記者。1938年因抗戰學業未完，回重慶，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由於不堪忍受寫作“遵命文章”及拒絕入黨等原因，離開重慶。1940年8月後，輾轉於湘、桂之間。曾任國立師範學院教師（今湖南師範大學，學校時在湖南安化縣藍田鎮），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後在桂林擔任《力報》主筆和湖南辰溪《中國晨報》主筆。日軍侵占桂林後返重慶。1945年11月與張稚琴創辦《客觀》周刊，任主編。1944年或1945年，與端木露西離婚。1946年春，儲安平離開《客觀》雜誌社，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並使得《觀察》成為國共內戰時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1948年12月25日，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雜誌和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親自出面，以自己的影響力多方奔走，給當局施壓。並於1949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鹹在內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觀察》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是當時中國一面進步民主運動的旗幟。查封《觀察》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悲歌。儲安平曾批判中國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汙，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汙，爛汙爛汙，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汙”。中共國成立後，《觀察》復刊，儲繼續擔任主編至1950年終刊。文章多以遊記雜感為主，鮮見時評。1950年《觀察》終刊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經胡喬木推薦任《光明日報》總編。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中共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共黨再次重申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和意見。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系。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發表後，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6月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批評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提法是嚴重的錯誤。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執筆的、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反右序幕從此拉開。此後，對儲安平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天下圍攻的局面。6月21日，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承認錯誤”，他說，他看到臺灣和香港的“反動報紙”為他喝彩時“感到很沈重”，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並且交代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系”。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然而對儲安平的批判並未因此而結束。1957年11月12日，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儲被殘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對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學社，看管起來。1966年9月上旬失蹤，生死不明。同時對於其失蹤也有不同的說法：出家說、出走說、自殺說以及被打死說等不同的猜測和懷疑。也有人說他是先在青龍橋投河自殺未遂，接著又跳海自沈了，然而何時何地至今都是未知。



遇羅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著名《出身論》一文作者。遇羅克為資本家出身，父親為水電部高級工程師。從小學到高三畢業學習成績和品行一直優異，因出身屬於“黑五類”，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畢業後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準許進入大學。遇羅克從兒時起便酷愛讀課外書，至被捕前，養成夜夜苦讀的習慣。生前記了大量的文稿、日記和讀書筆記（文革中因抄家風，不得不燒掉，只留下他最後的一本日記，亦成為給他定罪的內容；當局至今未歸還家屬）。他自小便文采超群，獨立思考，學習成績與品行優秀。他做過多種職業：農業工人、代課教師、研究所和首都圖書館的臨時工等等。他把一個小學學習成績最差的亂班在半年之內變為全校紀律與學習最優秀的班級，他在研究所與圖書館的工作也無可挑剔，但皆因“出身”問題不予轉正。1966年2月13日，遇羅克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遇羅克於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中共黨當權以來一直用於引導社會主流思想的血統主義、亦即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列舉事實反駁“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中共黨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權。該文被廣為傳播，影響巨大。1967年1月，在牟誌京與遇羅文創辦的六期《中學文革報》每期的頭版頭條文章，皆是遇羅克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圍繞出身與血統論問題所寫的力作；《中學文革報》期期被搶購一空，全國反響十分巨大；六期《中學文革報》上還有遇羅克用其他筆名所寫的文章。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被扣上莫須有的“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時年27歲。其角膜在死後被移植給了一名勞動模範，尚有其他器官被割與其他病人。經大量歷史文獻和相關歷史人物的口述，查證遇羅克的死刑處決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來親自簽發（因為遇羅克自稱“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待”而獲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執行那次）是中共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因癌癥病重代由吳德簽發。死刑處決通知原文如下：“十、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射穢主義製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汙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余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余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1978年冬天，遇羅克的母親王秋琳找到《光明日報》編輯、記者蘇雙碧，希望幫助為遇羅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當局對遇羅克的屍體無任何交代，只付給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幣作為撫恤金。遇羅克的日記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張照片都未歸還，只歸還了十幾張照片。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 －1970年5月30日 ），航空發動機專家。1941年畢業於中華民國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 。1944年後，在美國麥克唐納飛機工廠和英國格羅斯特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1949年回國。歷任華東軍區航空工程研究室技術員，沈陽航空發動機製造廠科長、主任設計師，中國航空研究院發動機研究所總設計師。1956年領導試製成功我國第一臺噴氣發動機。之後，他參與領導多種噴氣發動機的仿製和自行設計工作。他主持建設我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為自行研製航空發動機奠定基礎。虞光裕在1956年被授予二級工程師。1964年被授予技術中校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到迫害，到車間勞動。1970 年5月25日，在拆卸舊鍋爐勞動時，不幸被掉下來的通風管道砸傷，因流血過多，經搶救無效，於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終年52歲。



路翎：（1923年1月23日－1994年2月12日）原名徐嗣興，作家、詩人。2歲生父自殺，徐家遷至南京，改隨母姓。12歲即已熟讀許多中外名著。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母親與繼父流亡。1938年初，抵達四川重慶。同年，15歲的路翎在趙清閣主編的《彈花》上發表處女作《一片血痕與淚跡》。在四川國立第二中學學習。因撰寫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的文章，而在1939年被學校開除學籍。此後失學、失業，靠自學從事寫作。1939年在《大聲日報》發表第一篇小說《朦朧的期待》。1939年5月，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隊（後更名為“青年劇社”）當隊員。後因被認為“思想左傾”而脫離。1940年4月，路翎任陶行知主辦的育才學校文學教師。隨後於同年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會計室辦事員。他生活在煤礦工人中間，寫出了《家》、《黑色的子孫之一》等作品。同年5月，其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後——一個青年“經紀人”底遭遇》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自此結識胡風並成為“七月派”主力，成為“七月派”在小說創作上成就最高的作家。1942年1月，路翎任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助理員。1942年，寫成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1944年發表）。左翼文藝理論家胡風、邵荃麟等當時都高度評價這部小說。1944年完成了其代表作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1945年在胡風幫助下發表），與余明英結婚。同期他還完成了《青春的祝福》、《蝸牛在荊棘上》等許多中篇、短篇小說。1944年1月，路翎重回國民政府經濟部，在燃料管理委員會北碚辦事處當辦事員。1945年1月，胡風主編的《希望》創刊，路翎在該刊上連續發表多篇小說。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夏，路翎和妻子余明英復員回到南京，又失業，全家靠余明英微薄的薪水維持。其間，路翎完成《天堂地獄之間》等許多短篇小說。1946年11月，路翎復到國民政府經濟部燃料管理委員會南京辦事處任辦事員。1947年寫出第一部話劇《雲雀》。受到觀眾歡迎，被國民黨當局禁演。1948年，路翎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系講師，出版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邵荃麟、胡繩、喬冠華等中共黨知識分子在香港創辦《大眾文藝叢刊》（共6輯），對國統區文藝進行全面檢討，其中嚴厲批評了胡風的“主觀論”。《大眾文藝叢刊》上的批評激起胡風、路翎、舒蕪等人在內地《呼吸》、《泥土》、《螞蟻小集》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反駁。1949年4月，中共軍在渡江戰役中攻占南京。路翎任中共軍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寫出獨幕劇《反動派一團糟》，演出近20場，受到南京市民歡迎。不久，又寫出反映紗廠工人迎接解放的話劇《人民萬歲》。同年7月，應邀出席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成為中國作協會員。同時又發表《朱桂花的故事》、《“祖國號”列車》等短篇作品。中共國成立後，1950年1月，應院長廖承誌邀請，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從事戲劇創作。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先後寫出《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大型話劇。1951年底文藝整風後，胡風“主觀論”被批判為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代表的文藝思想對立。1952年《文藝報》發表文章指責路翎的《祖國在前進》是“明目張膽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他的所有劇本都遭到否定，沒有上演機會。同年，路翎調任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專業作家。同年9月26日，《文藝報》發表舒蕪的《致路翎的公開信》，編者按中稱，胡風等人的這個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1952年底，路翎主動要求到朝鮮的抗美援朝戰爭前線體驗生活，和戰士們共同生活。路翎在板門店前沿陣地開槍射殺一個侵略兵，又在一次夜行軍中跳進彈坑救助一名同行的戰友。中共誌願軍有關部門曾為他記功。回國後，他寫出很多反映前線生活的散文和小說，包括《板門店前線散記》、《初雪》、《窪地上的“戰役”》、《戰士的心》等。其中《窪地上的“戰役”》等當時遭到批判。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舉行，周恩來指示，像路翎這樣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應受重視和尊敬。路翎在此次文代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同年，他又參加中國戲劇家協會成為會員。同年12月間，他和胡風一道去河北省望都縣農村，向農民宣講中共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5年5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1955年6月，路翎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逮捕入獄。曾長期關押於秦城監獄。經過近9年監禁，路翎患精神分裂癥，於1964年1月保外就醫。此後他連續致信中央領導為自己申冤。文革爆發後，1966年11月路翎又被收監。1973年7月25日，北京市人民法院軍事管製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路翎有期徒刑20年。1975年6月，刑滿釋放，戴“反革命”帽子當掃街工人，直至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件錯案，予以平反”。1981年重新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藍翎：（1931年7月3日－2005年2月8日），原名楊建中。文藝評論家、雜文家。1949年6月，藍翎考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領導的華東大學社會科學院三部，後華東大學並入山東大學，藍翎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53年畢業後，於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任教師。1954年，藍翎和山東大學中文系同學李希凡合著《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並發表。這兩篇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肯定。此後，藍翎被調入《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任職。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時年27歲。1958年下放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4月，被召回《人民日報》社，不久被分配至河南商業部門任職。1978年，藍翎的右派問題獲得平反。

　　

新鳳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女，原名楊淑敏，小名楊小鳳。中國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評劇新派創始人，被譽為評劇皇後。6歲開始隨姐姐楊金香學京劇，12歲改學評劇，師從評劇名家王仙舫、鄧硯臣、張福堂。14歲即任劇團主演，在天津、上海、濟南、秦皇島等地演出。1949年，新鳳霞來到北京成立了北京鳳鳴劇社並擔任主演。1950年，由於中共政府倡議戲改，故將劇團更名為北京首都實驗評劇團，新鳳霞自任團長，試演新戲。1951年，新鳳霞調入中共軍總政文工團解放評劇團任副團長。同年經作家老舍介紹，新鳳霞和劇作家吳祖光結婚。1953年，新鳳霞調入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評劇團一隊任主演。1955年，中國評劇院成立，新鳳霞在中國評劇院一團任主演、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名譽主任。同年吳祖光涉及“二流堂”冤案，被打成右派，被罰去黑龍江墾區853農場勞改3年。1956年新鳳霞主演了評劇電影《劉巧兒》，以劉巧兒的退親風波以及和趙振華的戀愛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對自由婚姻的大膽追求。劇中《巧兒我自幼許配趙家》膾炙人口，全國人民通過《劉巧兒》了解了評劇，新鳳霞的名字從此走進了千家萬戶，演唱藝術從此確立並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1957年由於新鳳霞拒絕與吳祖光離婚，也被劃成右派。她白天挨批鬥，打掃衛生，晚上唱戲。文革期間，吳祖光再次被揪鬥，新鳳霞也遭到毒打，身體傷害嚴重。據新鳳霞之子吳歡在五十年後披露，知名演員張少華曾參與了對新鳳霞的抄家、批鬥，而張予以否認，引發激烈爭議。1975年，新鳳霞因腦血栓發病導致半身癱瘓，只余右手可動。1979年，新鳳霞得到了平反。



筱愛琴：(1928年－1968年) ，原名吳彩珍，女，著名滬劇演員。10歲進婉社兒童申曲班學藝。後在文濱、中藝等劇團擔任演員。1952年參加上海滬劇團，曾先後在《白毛女》（飾喜兒）、《羅漢錢》（飾艾艾）、《雷雨》（飾四鳳）、《楊乃武與小白菜》（飾小白菜）、《母親》（飾華芳）、《戰士在故鄉》（飾李秀英）等劇目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以五卅運動為背景的《星星之火》中塑造的楊桂英這一工人形象，從舞臺到銀幕均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筱愛琴於1953年加入民盟，1961年加入中共黨。1952年曾獲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演員二等獎，曾代表上海人民滬劇團赴京出席全國文教戰線群英會，還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市婦聯執行委員、市青聯執行委員，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工會副主席。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筱愛琴不堪摧殘迫害含冤自殺身亡，時年僅40歲。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義，字伯倫，中國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文化形態史》、《西洋通史》、《中國通史》等。提倡兼顧考證和綜合，是“戰國策派”、“清華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梁啟超、蔣廷黻、鄭天挺並稱“南開史學四大家”。1917年，就讀於北京崇德中學。1919年至1922年清華學堂高等科。此後考取公費，入芝加哥大學留學，主修歷史學，輔修哲學。1927年以《杜爾閣的政治思想》獲得博士學位，導師為美國著名中古史家詹姆斯•湯普遜。回國後歷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教育系教授。1932年後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代理院長），對清華大學歷史學科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後其學生何炳棣回憶當時系中幾位重要人物時說：“當時陳寅恪先生最精於考據，雷海宗先生註重大的綜合，系主任蔣廷黻先生專攻中國近代外交史，考據與綜合並重，更偏重綜合。” 1952年院系調整後改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逝世。1957年“反右”中因為在《人民日報》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馬克屎主義的社會科學自1895年恩格斯死後發展停滯”的講話，而被打成右派，成為重點批判對象，長期患有腎病，並出現血尿。1961年摘帽後，即很快不顧病體，重登講臺。1962年 12月25日病逝。

　　

蒙文通：（1894年10月16日－1968年8月1日），名爾達，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和經學家。在先秦史、民族史、思想史等領域有較大成就。幼年聰明強記，五歲入私塾，四書五經諸子之書，多能背誦。1911年，入存古學堂，受教於廖平、劉師培二先生。1918年畢業後，返鄉辦私塾。期間任教於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範學校。1923年後，從歐陽竟無學習佛學。1929年，出版《古史甄微》、《經學抉原》，馳名於學林。曾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1929年）、成都大學（1930年）、河南大學（1931年）、北京大學（1933年）、河北女子師範學院（1936年）、四川大學（1937年）、華西大學（1940年）。在各大學分別開出《中國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理學》、《宋代史學》、《宋代學術》等課程。在四川大學歷史系、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時，寫就《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始》等重要學術著作。據傳，蒙文通的考試也頗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由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裏，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掏錢招待吃茶。1949年後，任教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委員。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四川大學黨委有意將其打為“右派分子”。其中一個叫繆鉞的禦用文人，跳出來攻擊蒙文通說：“你為何不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死抱著封建傳統文化不放？”被逼在大會上檢討後，從一級教授的職稱貶為二級教授。在從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間，“夾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還是寫下了不少學術著作，如《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的封建地租》、《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製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熙豐變法》、《宋代的商稅》等。當血雨腥風的文革開始後，蒙文通率先被紅衛兵打成了“封、資、修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並被剝奪了其教職和人格尊嚴，勒令他勞動改造，並強迫他天天打掃公共廁所和做重體力勞動。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掃四川大學的一個公共廁所，一個紅衛兵公然對其身體撒尿。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沖天怒火使一直以來飽受摧殘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沖上去就打了這個紅衛兵兩個耳光。在紅衛兵大喊著“蒙胡子打人了”後，一群紅衛兵沖了進來將蒙文通打翻在地，並將其拖去開現場批鬥會。幾小時後蒙先生出來時手裏拿著被紅衛兵剪掉的胡子，他的＂愛國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體已被毒打得變形且渾身是傷，他被押送回家後不幾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致死後，紅衛兵還誣蔑他是患癌癥而死。他的大部分重要著述已由其子蒙默用15年以上時間的集中整理，以《蒙文通文集》出版，當中包括《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書輯校十種》。



詹安泰：（1902年－1967年4月6日），字祝南，號無庵，著名古典文學學者，文史學家和書法藝術家。他的詩詞研究及詞學論著在詞壇有相當大的影響，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嶺南一大家”的評譽。1907年-1920年，先後就讀於啟明小學，饒平縣高等小學，金山中學。1921年－1926年，先後就讀於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國立廣東大學中國文學系。1926年，任教韓山師範學院、金山中學。1938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擔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無盦詞》(1937年)、《花外集箋註》、《碧山詞箋註》、《姜詞箋解》、《宋人題詞集錄》、《溫詞管窺》、《詞學研究十二論》、《滇南掛瓢集》(1939年)、《鷦鷯巢詩》、《離騷箋疏》、《李煜詞》、《宋詞散論》、《古典文學論集》、《詹安泰詞學論集》。1957年, 被打成右派，受迫害。1967年, 文革時遭批鬥、文稿遭焚毀，4月6日，病逝於廣州，享年65歲。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1968年7月15日），原名蔡通，字茂楚，中國內地導演、編劇、製作人。1932年，獨立執導個人首部電影《南國之春》。1934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漁光曲》，該片獲得莫斯科電影節“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1937年，執導劇情電影《王老五》。1941年，由其執導的戰爭電影《前程萬裏》上映。1947年，與鄭君裏合作執導劇情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電影管理局副局長、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1963年，執導的劇情電影《南海潮（上集）》上映。在文革中，他被誣陷為中國電影界的“黑線頭目”、“牛鬼蛇神”，慘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屈辱地死在不給治病的醫院走廊裏，終年62歲。



蔡紹序：（1909年－1974年2月26日），中國聲樂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1928年進成都藝術專科學校（四川音樂學院前身），受正規聲樂啟蒙教育，1930年秋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從應尚能學習聲樂，同時在校外從學於外籍聲樂教師克雷羅娃。自1941年起，先後在重慶國立音樂院、成都南虹藝術職業學校、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等校任教。1942 年他因與新任校長意見不合憤而離職到成都，在南虹藝專任音樂系主任。後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聘請他兼任四川大學教授，負責川大合唱團。蔡紹序在成都時，為養家活口，每年都要舉辦獨唱音樂會，以票房收入補貼家用。主要演唱地點是暑襪街禮拜堂，演唱的歌曲主要有《打柴歌》《滿江紅》《茶花女》中的《飲酒歌》。他的音域寬廣，音量足，音色純正，起伏跌宕，悅耳動聽。每次演唱，聽眾都報以熱烈掌聲。他與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合作演唱的《滿園春色》錄製成唱片，堪稱珠聯璧合。中共國成立後，一度任中共軍西南軍區文工團副團長，不久受聘為上海戲劇學院歌劇系聲樂教授。1951年3月，出任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學生和平與友誼聯歡節的中國青年藝術團藝術指導。1952年6月起，一直在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任教。蔡紹序是中國聲樂界有影響的男高音。1962年，中國唱片社將他演唱的代表性曲目《太陽出來喜洋洋》、《槐花幾時開》、《黃河之戀》、《嘉陵江上》、《李有松》等11首歌曲錄製為《蔡紹序唱片專輯》。文化大革命中，蔡紹序遭到無情迫害，1974年2月26日自殺身亡。



蔡翹：（1897年10月11日－1990年7月29日），字卓夫，乳名義忠，譜名綱正，中國生理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生理科學奠基人之一。1917年畢業於潮州金山書院（現名汕頭市金山中學）後，赴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補習英語。1918年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旁聽生。1919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研讀心理學，修完大學本科課程後於1921年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1922年轉學至芝加哥大學生理學系為研究生，1925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於芝加哥大學赫爾解剖實驗室（Hull Laboratory of Anatomy）工作期間，在負鼠的腦中首次發現了腹側被蓋區，因此本解剖構造又稱為“蔡氏被蓋區”。年末回國到復旦大學教授生物學和生理學。1927年起擔任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前身）生理學教授。1930年秋獲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先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從事研究，1931年冬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進修。1932年起任職於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1937年回到中大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授，抗日戰爭爆發隨學校遷到成都。1943年夏以中美文化交流交換教授身份赴美國講學與研究1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隨院自成都遷回南京，1948年代理中大醫學院院長職務。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他仍任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1952年該校醫學院改編為“第五軍醫大學”，由他任校長。1954年調任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任一級研究員、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共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9月－1957年2月，作為中國軍事醫學代表團副團長赴蘇聯考察半年，並赴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參觀和參加學術會議；1961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率團赴華沙參加國際空間科學會議；1964年率團赴愛爾蘭參加國際航空空間醫學會議，並順訪英國倫敦等地的實驗室。文革期間，被革除所有職務，工資停發，失去了工作條件，被安排打掃廁所，飽經批鬥和各種折磨。1978年復出。



蔡欽山：（？—１９６６年６月１7日），北師大輔導員。１９６４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留校任教。北師大教育系二年級學生的輔導員（當時班主任稱為輔導員 ），帶領在山西沁縣參加四清運動的學生返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６月１７日，留在北京因而較早參加運動的四年級學生拉了一些二年級的同學開批鬥會，蔡欽山被戴上高帽子，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執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鬥。他的宿舍門上還被裝了一塊黑板，令他在進出時必須低頭彎腰，稱之為“鉆狗洞”。當天夜裏，蔡欽山在學生宿舍西西樓二層的寢室內自縊身亡。用一根繩子系在暖氣管上，然後從窗口向外躍下，成為十年動亂期間北師大校園內第一個自殺者。而他的這種死亡方式，後來一再成為其他逝者的選擇。據說，從被批鬥到死亡，他沒有說過一句話。蔡欽山死亡後，工作組在報告中說：蔡欽山的自殺是叛變行為。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3日），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家、學者。原名繼智、升恒、定中，後改名十力，號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被《大英百科全書》稱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哲學家。熊十力面對西學的沖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實際開山人物。13歲到14歲時，他的父母相繼病亡。日後他只是在父親的朋友何檉木先生處讀了半年鄉塾。16歲到17歲時遊學鄉間。受到維新派影響，讀孟子、王船山、顧亭林書，萌發革命之誌。1905年，熊十力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學堂。次年春，加入日知會。由於熊十力在軍學界圖謀舉事，遂被鄂軍首領張彪通緝，幸為友人掩護，秘密出逃。武昌起義後，曾任湖北都督府參謀。民國元年，參與編輯日知會誌。二次革命失敗後，曾去江西德安教書。1917年到1918年間，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後慨然棄政向學，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1919年前後，執教於天津南開中學，不久結識梁漱溟。1922年在南京從歐陽竟無學佛教唯識學，並和柳詒徵、湯用彤等人交遊。後受聘為北京大學特約講師。1928年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講學。逐漸離開佛教唯識學，形成自己的一套觀點。抗戰時期，熊十力入川，繼續著述講學。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和《讀經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體系完成的標誌。1949年，雖然得到蔣介石邀請，熊十力認為國民黨敗象已定，決定留在大陸，不隨國民黨至臺灣。1950年3月，熊十力到京，齊燕銘到車站迎接。到京後住在董必武租定的北京安定門內車輦店胡同五十一號，房主為周劉氏，系南向房屋，租金若幹擔米。6月17日，移住護國寺大覺胡同十二號，是熊先生早期學生張雲川覓得的單獨院落。此時，房屋家具均由政府安排購置，工資按當時最高標準訂為八百斤小米。其年夏天，熊十力在書肆上偶得《張江陵集》一部。仲秋，寫成六萬多字的《與友人論張江陵》（這裏，友人是指傅治薌。）的小冊子，由幾人集資印存二百部。郭沫若本希望熊十力到中國科學院去，那裏沒有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但熊十力說他仍回北大老巢，按老規矩，每周兩點鐘課，不到校上課，讓學生到他家裏來。他仍然過著獨居、思考、著述的生活。賀麟、任繼愈曾分別帶學生到熊家聽熊講課。這一段時間，熊十力生活比較安定。董必武、徐特立、郭沫若、李四光、張東蓀、張申府、陳銘樞等都來看過他。他與梁漱溟、林宰平、賀麟、伍庸伯、廢名等，有過一些往來。得遊者有王星賢、郭大中、劉公純、陰法魯等。11月，熊十力通過張雲川與大眾書店郭大中、萬鴻年商量，將與印順法師論戰的《摧惑顯宗記》印二百冊。資金由趙介眉贊助。是書以黃慶（黃艮庸）述的名義，全稱為《申述新論旨要平章儒佛摧惑顯宗記》，作為“十力叢書”之一。熊十力曾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研究生研討國學；恢復南京內學院，由呂秋逸主其事，恢復浙江智林圖書館，由馬一浮主其事；恢復勉仁書院，由梁漱溟主持之。以上後三機構是早間性質，但請中央或地方政府資助。據說毛澤東曾復信數字，大約是：“十力先生：長函誦悉，謹致謝意。”不過熊十力仍堅持提以上建議，1951年曾再上書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1954年又分別致函毛澤東、郭沫若。1951年2至5月，熊十力在北京著成《論六經》，商諸大眾書店郭大中、萬鴻年印二百余部，作為“十力叢書”之一存之。安貧好學的劉公純幫助校對。這本書又題“與友人論六經”，友人系指董必武。熊十力春天與董見面時就想與他談儒家經典，後取筆談形式。全書於六經中對《周禮》（即《周官》）發揮甚多，帶有空想射穢主義色彩。是書認為，《周官》、《春秋》之射穢主義與民主主義為同一系統，是孔子為萬世開太平之書，是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這些觀點，在抗戰末年的《讀經示要》中已經有了，在以後的《原儒》中更有發揮。本書書末的部分，是熊十力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的一封長信。信中懇請當局復興中國文化，提振學術空氣，恢復民間講學。1951年5月，熊十力曾托李淵庭帶一字條給梁漱溟：“辯證法。《易》與新學說確有不同處。新義根底是鬥爭，《易》道雖不廢鬥爭，但鬥爭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以仁義為經常之道，我正在於此處用心。”是月，曾有兩長函致梁漱溟，討論梁著《中國文化要義》。對梁先生提出的中國文化“早熟”、“退化”諸說，對所謂中西文化發展歸本於情感與理智各有偏勝之說，關於中國古代沒有“民治”思想之說，關於中國學術不能謂為哲學，不妨說為主義與思想及藝術雲雲，熊十力都提出了批評。1951年臘月至1952年秋，熊十力集中精力刪削《新唯識論》語體本，文字減少了近一半左右（熊先生自己說減少了三分之二），結構、主旨未變。1953年冬，《新唯識論》由董必武協助印行。1953年，斯大林去世，讓許多小學生也哭成一團。熊十力對此持堅決的批評態度。1954年，自春至秋，熊十力埋頭著《原儒》。這是熊十力的又一大著。到中秋節，熊十力已將上卷寫完。1954年10月29日，由弟子劉公純、周朋初陪同，熊十力離京，從此定居滬上。行前，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在北京飯店為熊十力餞行。文革開始之後，1967年，熊十力遭抄家、批判。他對於紅衛兵的行為感到悲憤不已，不斷給中央領導寫信抗議，他獨自一個人在街上和公園裏自言自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絕飲食，後改為減食。但仍不停地寫書，寫了又毀，毀了又寫。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後不肯服藥，送醫院前已發高燒。在虹口醫院治療後基本好轉，但他習慣於一清早開窗，又患感冒。病體衰弱，大便用力過猛，心力衰竭，搶救不及，一代大儒於5月23日上午九時與世長辭，終年84歲。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論六經》、《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



熊慶來：（1893年10月20日－1969年2月3日），數學泰鬥，中國近代數學的先驅，被譽為“中國數學界的伯樂”。1907年考入雲南方言學堂（同年學校改名雲南高等學堂）。1913年赴歐洲留學，曾就讀於巴黎大學、蒙彼利埃大學、馬賽大學等校，取得高等普通數學、高等數學分析、力學、天文學、普通物理學證書，並獲蒙彼利埃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21年初，離歐返回昆明，任雲南甲種工業學校及雲南路政學校教員。同年秋，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成立算學系，熊受郭秉文之邀聘擔任教授兼系主任。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高等數學系，以往中國大學數學系的水平相當於當時歐美國家中學數學的程度，在此五年間自編講義，計有《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論》、《微積分》、《解析函數》、《微分幾何》、《力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學分析》等十余種大學教材，這是第一次用中文寫成的近代數學教科書。期間和何魯、胡剛復資助學生嚴濟慈到巴黎攻讀博士，由於嚴濟慈在數學、物理等方面的傑出表現，法國從此開始承認中國大學的文憑。1926年，轉到清華學校（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任教，擔任算學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主持成立清華大學算學研究部，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近代數學研究機構。次年招收第一屆碩士研究生，陳省身便在這一年入讀。1931年推薦中學數學教員華羅庚擔任助理員，對華羅庚一生影響甚遠。1932年，代表中國赴瑞士蘇黎世參加國際數學家大會，這是中國數學家第一次出席國際數學家大會。會後在巴黎從事研究工作，1934年以《關於無窮級整函數與亞純函數》論文獲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該函數論方面的研究定義了一個“無窮級函數”，國際上稱為熊氏無窮數。1934年，從巴黎返回國內後繼續在清華大學擔任數學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應雲南省主席龍雲之邀，擔任雲南大學校長至1949年。其間該校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慘淡經營獲得重大發展，成為中國著名大學之一。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7年他在原籍雲南省彌勒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9月，熊慶來隨梅貽琦團長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次大會，會議結束後暫留巴黎作研究工作。1951年其患中風，右手癱瘓，遂練習用左手寫字，並繼續在法國從事數學研究工作至1957年。同年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1年12月27日），原名廖家權，筆名繁星，著名作家，雜文家。1922年入長沙師範學校，曾和賀綠汀一起辦文學刊物，並擔任湖南學生聯合會秘書幹事。1927年到上海，在田漢主辦的上海南國藝術學院文學系旁聽。1930年參加中共黨，隨即因參加紀念南昌起義的遊行被捕。1931年獲釋。1934年4月廖沫沙給《自由談》寫了一篇叫《人間何世？》的雜文，引起《人間世》主編林語堂的不滿；到了六七月間，又因誤會以“公汗”筆名發表文章的是一位保守的老先生，遂發表批評《論‘花邊文學’》，不想正是他一貫尊敬的魯迅。這一雜文被魯迅回擊，魯迅將新的雜文集索性命名為《花邊文學》。1933年加入“左聯”。1938年到1949年在重慶、香港等地作報紙的新聞編輯工作，同時也為各報刊寫稿。1949年後先後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人民日報》曾為他和夏衍等人開《長短錄》雜文專欄；北京市委刊物《前線》曾為他和鄧拓、吳晗開設《三家村劄記》雜文專欄，由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輪流撰稿，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村”），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統一署名“吳南星”。吳南星的這些雜文緊密聯系現實，敏銳地提出問題，為人喜聞樂見。作品有《鹿馬傳》、《分陰集》、《紙上談兵錄》、《廖沫沙雜文集》、《余燼集》、《廖沫沙文集》等。1966年5月廖沫沙和鄧拓、吳晗三人被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從1966年5、6月份起，連續遭受批鬥，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獄中整整被關了8年，後又被送到江西林場勞動3年。聽到鄧拓與吳晗夫婦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懼淫威，寫詩悼念。在關押期間，他在獄中用煙盒作紙、火柴當筆寫詩，後結集出版，名《余燼集》。



廖祖青：（？—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北師大教師。北師大物理系１９６４年畢業後留校的年輕教師，為人溫和老實。與大多數同學一樣，積極參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親在某醫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謂漏網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農村老家。當時廖祖青為群眾組織的一個小負責人，遂開了介紹信去該醫院，希望對方手下留情，讓老人留在北京。結果對方單位向北師大反映（也有說法是當時就把他押送回來），當時的運動領導者嚴厲斥責， 令其負擔沈重，哭笑無常，至自殺前精神已近崩潰。１９６７年，大約１０月份的某日上午９點前後，在北師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樓，一層大廳的鐵門上，人們發現物理系年輕教師廖祖青自縊身亡，繩子系在門框上。

　　

慕容婉兒：(1920年3月2日－1970年1月26日) ，女，原名錢欣珍。演員，譯製片翻譯。1939年在上海裨文女子中學（今上海市黃浦學校）畢業後，即參加了進步的上海劇藝社，先後在《上海屋檐下》、《碧血花》、《夜光杯》》、《夜上海》、《清宮怨》和《李秀成之死》等進步話劇中飾演角色，受到好評。她在演出舞臺劇的同時，又先後加入上海國華、金星、民華等影片公司，在《孔夫子》、《花濺淚》、《孤島春秋》、《西廂記》、《地老天荒》、《惜分飛》、《故城風雲》和《藝海春秋》等影片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隨話劇團到各地作巡回演出，後去香港，繼續進行演出活動。1944年後在上海、香港等地演出話劇《梁上君子》、《蝴蝶夫人》、《雷雨》、《日出》、《原野》等。1951年，她從香港歸來，在漢口參加中南軍區文工團。中共建國伊始，譯製片的工作尚屬初創階段，既懂電影而又精通外語的人才奇缺，1953年她欣然服從調遣，進上海電影製片廠翻譯片組，後轉入上海電影譯製廠任翻譯。先後單獨翻譯或與人合譯了聯邦德國、英、法、印度、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希臘、芬蘭、匈牙利等十多個國家近30部影片的劇本。這些作品中，不少是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名片，如聯邦德國的《世界的心》、印度的《兩畝地》、法國的《沒有留下地址》、英國的《鬼魂西行》、《抗暴記》、捷克斯洛伐克的《仲夏夜之夢》、墨西哥的《勇敢的胡安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美蔣特務”、“英國間諜”，慘遭迫害致死。時年50歲。

　　

翟強：（1917年－1966年6月10日），電影、戲劇導演。1927年入私立天津第二模範小學。1932年入河北省立第一中學。1935年考入上海戲劇電影研究所。1936年又轉入天津匯文中學讀書。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1938年3月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同年8月調到第二戰區民族革命實驗劇團任導演。1939年5月調回延安，到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烽火劇團任戲劇教員。到1945年9月，先後任延安藝術學校戲劇系主任、延安青藝實驗劇團團長、聯政宣傳隊創作科副科長、前線工作隊長等職。期間，創作過《治病》、《打狗》、《徐海冰除奸》、《王木匠進城》、《裴金章回家》等歌舞劇。導演《秋瑾》、《慳吝人》、《太平天國》、《李秀成之死》（兼飾李秀成）等話劇。此外，編導《無敵紅軍》、《開辟第二戰場》、《七七活報》、《加強團結，準備反攻》等活報劇。1946年7月參加延安電影製片廠，曾擔任《邊區勞動英雄號》的副導演。1947年5月到1949年7月，先後在隴東軍區、華北軍區和北平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團政治處副主任、電影隊政治協理員、電影處軍代表、副處長等職，1949年7月調到東北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同年底與淩子風聯合執導《中華女兒》，獲第五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自由鬥爭獎”。1953年任東影副廠長。1956年任貴州省文聯戲劇部部長、副主席。1964年任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導演，導演過《南海長城》、《豹子灣戰鬥》（與肖汀合作）等話劇。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終年49歲。



裴學海：（1899年－1970年），曾用名裴會川，語言文字學家。七歲在本鄉私塾就學，14歲因家境貧寒而輟學務農，生活儉樸，仍堅持刻苦自學。17歲時考入灤縣師範講習所短訓班，學習成績優異。畢業後，一邊教學，一邊刻苦鉆研古文，研究文字聲韻。1928年，他29歲時，以同等學歷，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著名的漢語文學家趙元任教授及著名歷史學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教授。他的穎悟勤奮，趙先生非常欣賞。畢業後，裴曾在天津教家館。任課之余，深入研究古漢語。1932年他出版了《中古虛字集釋》，1933年他到天津河北省立一中任教。他的代表作是《古書虛字集釋》（商務印書館，1932年）。該書因匯集了劉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楊樹達的《詞詮》、章炳麟的《新方言》和孫經世的《經傳釋詞補》等書中對虛詞的解釋而名為集釋。在文字、訓詁學方面，他著有《尚書盤庚篇釋義》（《天津國學月刊》第1卷第3、4期）、《尚書成語之研究》（《鈴鐺》1934年第3期）、《評高郵王氏四種》（《河北大學學報》1962年第3期）等論文。在音韻學研究方面，他著有《音韻考原》（《鈴鐺》1934年第3期）、《續音韻考原》（《鈴鐺》1935年第4期、1936年第5期、1937年第6期）、《隋時“支”、“脂”、“之”同音考》（《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古聲紐“船”“禪”為一“從”“邪”非二考》（《河北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等。此外，他還著有古漢語教學的一些論文。1957年反右時，大字報鋪天蓋地，攻擊他不看報紙，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他只淡然一笑。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受到迫害，被打成“封建余孽”、“黑鬼”，學術研究被迫停止。並被遣送回鄉去勞動改造。1970年，中共河北省委給他平反，讓他重返河北大學任教時，不幸患腦溢血病逝，享年71歲。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後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和民族學家。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9月20日入讀美國東部的達特茅斯學院，插班進入三年級學習。這所學校位於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屬美國開化較早的新英格蘭地區。潘光旦留美時期，大學和研究生時期的專業上主要學習的是生物學，中間曾有一年半專攻優生學。1922至1924年他在達特茅斯學院學習生物學，於1924年夏獲生物學學士學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紐約州長島冷泉港的優生學館學習優生學、人類學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時在冷泉港的卡納奇研究院，參加內分泌學的暑期講習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夏在麻塞諸塞州林洞鎮的海濱生物研究所學習單細胞生物學。留美四年後，潘光旦於1926年秋回國。據1923年11月26日的《達特茅斯報》報導，他原計劃在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後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醫學，後來他改變了主意，改去優生學紀錄館學習了一年，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物學一年。潘光旦返國後歷任上海吳淞國立自治學校(創辦於1923年，以吳淞商埠局舊址為校舍)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誌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後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至4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譯作有哈夫洛克•靄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學》。《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吳澤霖、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識別研究的成果而成為“破壞民族關系”的“罪名”。潘光旦和費孝通愛散步，傍晚時分，二人常到校門外散步，有些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著那個大胖子（費孝通）是右派人物，並向他們扔石塊。文化大革命期間，潘光旦被抄家、批鬥，在醫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發炎成為危重的病人，卻無任何治療。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佳，急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藥，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隨後，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 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學家，“中共第一報人”。1923年，潘梓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保定中學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黨，接著被派回宜興重建黨組織。他利用縣教育局長的公開身份積極開展工作，在家鄉發動過宜興暴動。1927年9月，潘梓年調赴上海，在北新書局主編《北新》、《洪流》等進步刊物和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真話報》。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他成了當時中共革命文化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他還於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上海地區總采訪。1930年任社會科學家聯盟的負責人，後調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兼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漢等人的入黨儀式。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無視酷刑，幾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閉口不言。在獄中，他筆耕不輟，一方面創辦了“黑屋詩社”，出《詩刊》，鼓勵獄友；另一方面，嘔心瀝血，完成了長篇哲學專著《邏輯和邏輯學》，翻譯了柏格森的《時間和意誌自由》等書，著譯達上百萬言。特別是《邏輯和邏輯學》反響巨大，書中的“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見解相當獨到。經中共中央營救，1937年6月出獄。同年12月根據中共的指示以社長的身份赴南京籌辦《新華日報》的出版，於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潘任社長。潘在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寫社論、專論、雜文、總結，經他精心審改的稿件，不計其數。他註意改進業務，《新華日報》從內容到版面都顯現出鮮明的特色，報紙堅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軍之手，報社不得不內遷重慶。轉移過程中，船行至燕窩江畔慘遭日軍轟炸，16位同誌遇難，其中就包括時任報社編輯及文書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慶其間，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僅在《新華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就達80多篇，在《群眾》周刊和其他報刊發表的文章更難以計數。抗戰勝利後，奉命去上海籌辦《新華日報》總館，仍然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寫稿。1947年至延安，在黨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輾轉於鄭州、開封、武漢籌辦中原大學，並任副校長、校長和黨委書記。培養革命幹部的中原大學在河南成立，潘調任該校校長，同時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長。1949年5月16日隨中共軍南下武漢，任中共軍武漢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教接管部部長，在短期內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任文教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領導中南6省學校接管工作，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著有《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大家來學點哲學》、《邏輯與邏輯學》、《文學概論》、《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等。報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獄，1972年4月10日死於獄中。



潘天壽：（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頤，自署阿壽、壽者。現代畫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1920年春，參加浙一師進步學潮。夏，畢業，回寧海下正學高小教書。工作之余刻苦自習繪畫、書法、詩詞、篆刻。為趙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鴉》、《晚山疏鐘》。1923年春，任教於上海民國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專中國畫系國畫習作課和理論課教師。結識吳昌碩、王一亭、黃賓虹、吳茀之、朱屺瞻，畫風向吳昌碩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揮灑向深邃蘊藉發展。作《秋華濕露》等。改"天授"為"天壽"。1924年，任上海美專教授，著手編著《中國繪畫史》。1926年7月，所編《中國繪畫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8年初春，應邀擔任杭州國立藝術院中國畫主任教授，兼書畫研究會指導教師。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時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等校授課教師。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畫集》，參加"新華藝專教授近作展覽"。1933年，作品參加徐悲鴻在法國巴黎主持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屆畫展在中央大學禮堂舉行。修改《中國繪畫史》，編寫《中國書法史》初稿。1936年，所編《中國繪畫史》經修改後再版，列入"大學叢書"。8月，"白社"第四屆畫展在蘇州公園圖書館舉辦。作《夢遊黃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壽作品《墨貓》、《行書立軸》在南京美術陳列館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江洲夜泊圖》在"中國畫會第六屆展覽會"展出。1943年，編寫《中國畫院考》。整理歷年詩作，編為《聽天閣詩存》付梓。作《秋酣》、《行書畫論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民族美術研究室"主任，與吳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購、鑒定民間藏畫，分類造冊，裝裱修整，充實院系收藏，為教學提供了充分的直觀教材。作人物畫《踴躍爭繳農業稅》、《文藝工作者訪問貧雇農》、《種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術》1957年第1期上發表《回憶吳昌碩先生》一文。在《美術研究》1957年第1期上發表《吳道子的生平概況》，第4期上發表《誰說"中國畫必然淘汰"》。作《記寫雁蕩山花》、《瑩瑩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要有更美的畫》。撰寫《花鳥畫簡史》初稿。應邀以《鷲鷹》、《小篷船》、《江天新霽》等作品參加蘇聯舉辦的《我們同時代人》展覽。1962年4月，在《東海》雜誌1962年10月號上發表《談黃賓虹山水畫的成就》。為緬甸駐華大使館作《雨霽》。1963年元旦，"潘天壽畫展"由上海美協、中國畫院主辦，在上海美術館展出。在潘天壽主持下，學生馬進良（敬良）等協助，美院正式成立書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戰役”中被連續批鬥。被關進牛棚監禁達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鄉寧海縣等地遊鬥，回杭州途中在一張香煙殼紙背面寫下最後一首詩：“莫此籠縶狹，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沈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廠勞動。由於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醫院搶救，此後即臥床不起。文革期間，潘天壽被滿臉塗上墨汁挨鬥，讓他交代罪狀，他說：“我畫畫創新不好”。群眾大叫“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潘天壽！”他說“去掉反動兩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壽在受盡折磨之後悲慘地死去。



黎錦暉：（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學家，流行音樂奠基人，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藝術家劉海粟、現代性教育先驅張競生)之一。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樂器。1912年畢業於國立高等師範圖工科。1916年參加北京大學音樂團。1920年受聘於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國語教科書。1922年回長沙，先後任明德、周南等校音樂教師。青年時代受到長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響，提倡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與新文學運動並進。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舞及歌曲。兒童歌劇《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畫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門》等。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樂簡練明快，流傳極廣。此外，黎錦暉又投入流行音樂的創作。如《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作品，標誌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1927年起，先後在上海創辦中華歌舞學校及中華歌舞團。1928年，率領中華歌舞團遠赴香港、泰國、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與他的兒童歌舞一起成為主要節目。1929年，組織明月歌舞團，到全國各地巡回演出，培養出周璇、聶耳、王人美、嚴華、黎錦光、黎明暉、黎莉莉、白虹、陳燕燕等著名藝術家及演藝工作者。同年，因經費困難滯留新加坡，編寫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別快車》等，由文明書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團並入聯華影業公司。1949年後，於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作曲。然黎錦暉一直遭到“封殺”，成人的東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兒童文藝。後來文藝出版機構還接到內部文件，規定黎錦暉的東西不能用。他自己說了一句話：“別人是蓋棺論定，我是棺未蓋，論已定！”非常淒涼。黎錦暉一直背負著“黃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爭鳴”之際，他曾要求重新考慮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黃色”，但在那種政治形勢下，終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實，黎錦暉所寫的情愛歌曲，多為情非所願，他自己就有“十不寫”的準則，如妓女唱的不寫，猥褻的不寫，“三妻四妾十美圖”不寫等等。但為了事業，他又不得不生產一些“賣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經費緊張而一度向米店賒賬，險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為了籌錢，黎錦暉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違心寫歌，以“風花雪月”為演員換米換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經營不善，歌舞社竟無回程路費，他只好向國內“賣歌求款”，在半年內寫出百余首戀愛歌曲，以稿費把演員帶回祖國。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則是“十足”的蒙冤，這是黎錦暉及歌舞社被困馬來西亞時，與夫人徐來在海邊思念湖南家鄉風景如畫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發後不久，黎錦暉受到紅衛兵沖擊，在每日心驚膽戰看著街坊和同事一個個被拖出去批鬥的黎錦暉終於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許用火爐(杜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黎錦暉又冷又怕導致心臟病發作在上海去世。



黎國荃：（1914年24年－1966年8月26日），中國指揮家，音樂家，小提琴家。1932年入私立北京美術學校音樂系，後又入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1938年冬－1949年春，先後在重慶中央電臺樂隊、國立歌劇學校、國立音樂院實驗管弦樂團、中華交響樂團以及香港中華音樂院、永華電影公司樂隊等單位任首席小提琴、獨奏員和講師、副指揮等職務，並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音樂組兼任主任。1949年3月從香港回到北京，歷任華北人民文工團音樂部主任、中央歌劇舞劇院管弦樂團指揮、團長和中央歌劇舞劇院副院長等職，並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他也是一位傑出的作曲家，黎國荃編寫的管弦樂作品有《金蛇狂舞》、《牧羊姑娘》；獨奏、重奏曲《秋收》、《小放牛》、《漁舟唱晚》等。其中很大部分已經成為華人音樂典範作品。他參與創作與錄製的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等電影音樂亦成為影響一代人的經典。1964年－1965年，黎國權成功擔任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指揮組組長等重要職務，在膠片上留下了自己永不褪色的影像。曾指揮歌劇《白毛女》、《劉胡蘭》、《阿依古麗》、《茶花女》、《蝴蝶夫人》和民族舞劇《寶蓮燈》、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魚美人》及許多中外交響音樂作品。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黎國荃被以“日本特務”的名義批鬥，1966年8月26日，在劉慶棠主持的一次批鬥會後，因無法忍受誣陷和汙辱，懷著巨大的悲憤與失落感懸梁自盡，表現了“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浩然氣節。時年52歲。



黎冰鴻：（1913年9月－1986年8月15日），原名黎炳康 ，中國畫家、美術教育家。早年深受曾留學法國的越南畫家阮有悅的影響。1931年，來到香港師從李鐵夫。抗日戰爭時期，曾從事抗日宣傳。1946年，來到蘇北解放區的華中建設大學擔任教授。中共國時期，黎冰鴻歷任中共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美術幹事，《華東畫報》記者及製片室負責人。1953年10月調到杭州，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1958年更名浙江美術學院，1993年更名中國美術學院）教授，是研究生班指導教師。1954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油畫科主任。1955年3月，參與創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油畫系，任油畫系主任。1956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院黨委委員兼油畫系主任。1962年10月，到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第三工作室工作。1963年，任浙江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黎冰鴻被打成“走資派”，撤銷一切職務，關進牛棚，被迫停止創作，許多作品被毀。1971年，恢復教學工作。1978年8月，指導了該學院建院後首批油畫系研究生。



顏文梁：（1893年7月2日－1988年5月1日），字棟臣，畫家，教育家，中國第一代油畫開拓者，中國現代繪畫的奠基人之一，與徐悲鴻、林風眠和劉海粟並稱“四大校長”。1899年，6歲的顏文梁入讀私塾，8歲正式從師學習花鳥和水彩，12歲即臨摹《芥子園畫譜》，13歲就曾臨摹胡三橋的畫作《鍾馗》。吳昌碩見而嘉之，在其畫上題字。1906年，顏文梁入讀了王同愈在蘇州創辦了的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堂，並遇到了美術老師羅樹敏，由此開始學習西洋畫。1909年 ，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學習銅板技術，在日本畫家松岡正識指導下學水彩畫。1910年6月，時任兩江總督端方主持創辦的“南洋勸業會”在南京舉行，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官方名義主辦的國際性博覽會。顏文梁的鉛筆畫《蘇州火車站》被學校推薦，在會上展出。1912年，顏文梁辭工回到蘇州，開始潛心學習西畫，自己也研究試製了油畫顏料，經反復試驗，以松香水、魚油、顏料等混合成顏料，以此臨摹西洋油畫。顏文梁用自製顏料創作了第一幅油畫作品《石湖串月》。1916年，顏文梁被聘為吳江縣立中學圖畫教員，並在翌年應邀為上海“來青閣”書坊主人楊壽祺畫了16幅水彩風景畫，交付商務印書館，以三色版彩色印刷，廣而銷行。1919年，顏文梁與潘振霄、徐詠清等組織了“蘇州美術畫賽會”。這是中國美術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美術展覽會，以“提倡畫術，互相策勵，僅資瀏覽，不加評判”為宗旨，征集了蘇州及全國各地中西畫家作品以陳列展覽，集國粹畫、油色畫、水色畫、鋼筆畫、鉛畫、碳畫、蠟畫、漆畫等。“蘇州美術賽畫會”每年舉辦一次，展覽兩周，持續了二十年並未間斷。1922年9月，顏文梁與胡粹中、朱士傑正式辦起蘇州美術學校，顏文梁擔任校長。蘇州美術學校借用滄浪亭三賢祠河南會館房舍辦學，並招女生入學，為蘇州男女同校之始。顏文梁與朱士傑、胡粹中作為蘇州美專的創始人，被畫界稱譽為“滄浪三傑”。1928年，顏文梁在徐悲鴻及胡、朱等的鼓勵下，決心赴法深造。1928年年9月，顏文梁乘“帕朵斯號”郵輪遠赴法國巴黎留學，並在法國進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與方幹民和周碧初同學。顏文梁抵達巴黎後，手持徐悲鴻寫的介紹信和帶著粉畫《廚房》，拜訪了徐悲鴻當年的導師，著名畫家達仰•布凡爾脫。之後，帶著達仰•布凡爾脫的介紹信，顏文梁帶著《廚房》拜訪了皮埃爾•羅朗士，並終於進入了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1929年3月，顏文梁以國內帶去的色粉畫《廚房》、《畫室》及油畫《蘇州瑞光塔》參加了法國秋季沙龍展，均被評選委員會選中參加展出，其中《廚房》更獲得評選委員會榮譽獎，由時任法國教育部長和美術部長頒授獎狀。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畫家在法國獲如此殊榮，僅顏文梁一人而已。1931年，顏文梁留法三年後重返姑蘇。為了發展蘇州美專，顏搜羅購買了大大小小的石膏像達四百六十余件和一萬多冊美術書，千辛萬苦陸續運回蘇州。由朱士傑把它們整損修補，後來蘇州美專共有大小石膏像五百余件。1933年，徐悲鴻應邀赴法國和蘇聯舉辦畫展，要出國一年多，便邀請顏文梁兼任中央大學美術系主任教職，每周三天在南京為中央大學學生講授素描及油畫課。抗戰時期，顏文梁輾轉從蘇州到上海，繼續開辦美術專科學校，並多次拒絕日軍讓他回蘇州復校的威逼利誘。抗戰勝利後，蘇州美專學校復校，顏文梁仍然擔任校長。1949年以後顏文梁歷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浙江美術學院副院長和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等職。1947年顏文梁與吳征、張大千、吳湖帆等參與指導上海市美術館的籌建工作。1957年，顏文梁編著《美術用透視學》，該書以十六萬字和五百多幅插圖成為當時中國整理和介紹西方透視理論最為詳細完整的書。出版有《顏文梁畫集》、《油畫小輯》、《歐遊小品》及水彩畫集《蘇杭風景》等，著有《美術用透視學》、《色彩瑣談》等。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勒令回杭州受審，戴上“吸血鬼”的帽子，關在浙江美術學院的一個教室內，被迫寫思想匯報，長達一年零三個月之久。蘇州美專的石膏像也全部被紅衛兵以“破四舊”的名義砸毀。為了保護其畫作遭清算，顏文梁將大批的畫作藏於學生家裏封閉式的兩堵墻內，文革過後一段時期，這批畫作才得以重見天日。1979年，顏文梁、朱屺嶦、谷量、孔柏基四人在長風公園舉辧了聯展。



顏福慶：（1882年7月28日－1970年11月29日），中國醫學教育家。顏福慶出生於江蘇省寶山縣江灣鎮（今上海市虹口區江灣鎮街道）的一個貧寒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喪父，從7歲起由伯父顏永京撫養。在伯父的資助下，得以就讀於上海聖約翰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03年畢業後，隨即入其舅舅吳虹玉創辦的同仁醫院當實習醫師，1904年應召報名到南非多本金礦，擔任礦醫。1906年，顏福慶赴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深造，1909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赴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獲得熱帶病學學位證書。1910年，顏福慶接受美國雅禮會的聘請，回國擔任湖南長沙雅禮醫院的外科醫師。1914年，他和美籍醫師胡美創辦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湖南醫學院前身），任第一任校長。1915年參與組建中華醫學會，並任第一屆會長。1926年，受北伐戰爭沖擊，顏福慶離開湘雅醫學院。1946年湘雅醫學院重建教學樓，命名為“福慶樓”，以紀念顏福慶的貢獻。1926年，北伐軍入據湖南，發動驅趕傳教士運動，並一並把顏趕出了湖南省。1927年，顏福慶受聘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1927年10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1928年改稱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1932年改為國立上海醫學院，今並入復旦大學）第一任院長。1928年6月，顏福慶向協和醫學院辭職，赴上海吳淞就任。7月，創建吳淞衛生公所。他接辦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今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為教學醫院。此後又在楓林橋新址，建造上海醫學院新校址和中山醫院。1933年，旅滬的寧波富商葉子衡捐出江灣葉家花園，興建澄衷肺病療養院（上海第一肺科醫院前身），顏福慶兼任首任院長。1938年，顏福慶被調至武漢，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次年辭職回到上海。蔣介石曾親自驅車20多公裏，差不多是穿過整個上海到西區的武康路40弄4號，專門拜訪顏福慶，希望他能夠離開上海，去臺，去香港由他選擇。但顏福慶選擇留下來，拒絕蔣介石的誠意，等待共產黨的到來。 1951年，上海醫學院改組，顏福慶被任命為副院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家門口被刷上‘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顏福慶’的大標語，顏福慶被扣上“賣國賊”“洋武訓”的帽子，在耗盡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創建的校園裏，84歲高齡的老人被拉去遊鬥，時不時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腳相加。他頭上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祖師爺”的超高紙帽，胸前掛上“我是混蛋”紙牌，左手拿一只破鐵皮畚箕，右手執一短棒，在他創立起來的校園裏邊走邊敲，口裏還不斷地喊叫：“我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是醫務界反動權威的祖師爺”、“我是牛鬼蛇神”等口號，緊跟在他後面的有七、八個教授，同樣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罵著自己。顏福慶在批鬥會上和遊鬥途中，不時受到拳打腳踢；有一次，有人把寫大字報用的墨汁澆在他頭上，頓時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連鞋襪都是墨跡斑斑……一位工宣隊員曾要求顏自殺以謝人民。顏要求死後捐獻遺體，被拒絕。1968年後，顏福慶身體每況愈下，一天肺氣腫復發，家人用藤椅將其擡到中山醫院急診室。然而令人無比寒心的是，工宣隊拒絕為顏福慶治療，最後只開了藥打發他離開。家屬要求給呼吸困難的老人吸點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絕。這時顏福慶嘆了口氣，對兒孫說：“我們回家吧…”話音未落，緊閉的雙眼流下眼淚。1970年11月29日上午，坐在家中的顏福慶也倒了下去。家裏人問他說：“不舒服嗎？”老人搖了搖頭。“要不要去醫院？”還是搖頭。誰能想到，這個一生為中國醫療事業奔走的老人，在這個問題面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再問，老人沒有了反應，一代醫界巨星，就此隕落…



霍秉權：（1903年2月27日－1988年9月27日），物理學家、教育家。我國首批從事宇宙射線、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學家之一。早年在私塾讀書，後獨身到鄂城縣寒溪中學讀初中。高中畢業後，考入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1929年在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隨即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湖北省公費留學英國，先後在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物理學研究工作。193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教授。1943年赴美國華盛頓卡內基（Carnegie）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1944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46—1949）；東北工學院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1952）；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教授（1952—1955）。1956年到河南省籌建鄭州大學，歷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長助理、副校長。1962年，我國的第二個長遠科研規劃中，鄭州大學物理系承擔了宇宙線和原子核能譜的科研任務。當時經費由國家調撥，研究人員由剛畢業的物理專業研究生中選拔。在霍秉權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安裝成兩臺譜儀，1965年對自製的探測基本粒子的“多板雲室”和“火花室”進行了組裝和調試。1966年5月，當我國進行核爆炸試驗時，他和一些青年教師在河南省衛生防疫站的協同下，在原子核能譜實驗室多道脈沖幅度分析器上，進行了核爆炸裂變產物高空降落物的能譜分析。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好評。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鄭州大學，霍秉權深受迫害，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撤銷了一切職務。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原子核能譜實驗室被破壞，在中國科學院直接幫助下研製的“多板雲室”探測器也被扔入茅廁。鄭州大學物理系被搞得既無“物”也無“理”。1977年復出。



霍應人：（1912年－1971年），原名霍如棠，筆名霍非、徐文、亞克。語言學家、文藝翻譯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北平師範大學附中讀高中時，參加文總領導的社聯，並開始學習世界語。1932年，因參加抗日遊行被捕，在獄中受到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的影響，開始學習馬列主義。1933年經營救出獄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參加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致力於世界語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廣，曾被推舉為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理事。1934年受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的委托到北平成立分盟。從1936年開始致力於蘇聯文學的研究和翻譯。抗戰時期，在武漢、重慶曾參加郭沫若領導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抗戰勝利後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和蘇聯駐華大使館任翻譯，並編輯《新聞類編》。1949年以後在甘肅師範大學任教，曾任系主任。1951年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成立時當選為理事。主要譯著有：《沙鷗的大衛》、《貧與富》、《路上的呼聲》、《舍格洛沃車站》、《古老的故事》、《鄉村的婚禮》和詩歌《祖國》，曾編輯《世界語分類詞典》、《世界名歌選》和《中國抗戰歌曲選》（世界語文版），合著有《現代中文世界語詞典》。1966年文革中被誣為“叛徒”迫害致死，終年59歲。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錚，中國著名詩人和翻譯家，亦是九葉詩派成員之一。穆旦的詩歌《贊美》、《詩八首》，均有很大影響。他翻譯的《唐璜》被卞之琳稱為“中國譯詩走向成年的標誌之一”，《拜倫、雪萊、濟慈 抒情詩精選集》更是膾炙人口的佳譯。11歲考入南開中學並開始詩歌創作，查良錚將“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歲第一次以“穆旦”為名發表隨筆《夢》。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遷西南聯大過程中，聞一多、曾昭掄、李繼桐等教授的帶領下，穆旦與兩百多名師生組成“步行團”，歷時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達昆明。1942年2月，參加了中國遠征軍，隨杜聿明的軍隊前往緬甸戰場擔任翻譯，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熱帶雨林，一路上忍受饑餓，最後抵達印度，差點因“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文學、俄羅斯文學。1949年12月23日，與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的周與良結婚。1953年回到中國，穆旦的嶽父周叔弢是當時天津市的副市長，穆旦回國後擔任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發表詩歌《九十九家爭鳴記》，並進行檢討。1958年，被指為歷史反革命，調圖書館和洗澡堂，先後十多年受到管製、批判、勞改，停止詩歌創作，堅持翻譯。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全家被“掃地”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穆旦進“牛棚”，夫人周與良也成為“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開大學，繼續埋頭於新的翻譯及修改以前的譯著。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頸骨折，忍痛繼續從事普希金詩歌翻譯和詩作，在醫院治療時突發心臟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詩：“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四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來新夏說穆旦自美國回中國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向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麽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

　　

穆木天：（1900年－1971年10月），原名穆敬熙，中國現代詩人、翻譯家。象征派詩人的代表人物。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發表處女作《薔薇花》。1923年，考入東京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在創造社刊物上發表不少詩作。受法國象征派詩歌影響，註重聲、色律動與內容、情調的統一，情調憂郁、感傷。同期還發表了許多理論文章和翻譯作品。1926年夏回國，先後在廣東中山大學、北京孔德學校、吉林省立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前，思想感情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奉天譯中》等詩作，成為在創作上走向現實主義的標誌。1931年加入“左聯”，九月與楊搔、浦風等發起成立中國詩歌會。1933年2月，創辦《新詩歌》旬刊，倡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詩歌大眾化。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編詩刊《時調》和《五月》寫了不少關於詩歌的理論文章，並創作了10余篇宣傳抗日的大鼓詞。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1949年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詩歌集：《旅心》、《新的旅途》。散文集：《秋日風景畫》、《平凡集》。翻譯：《王爾德童話》、《維裏尼亞》、《法國文學史》、《歐貞尼•葛郎代》、《惡魔》、《巴爾克》、《巴黎煙雲》、《伊萬和巫婆》、《凱撤•北羅圖盛衰史》、《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等等。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有＂湖南傑女＂之稱的妻子彭慧，其遭遇竟類似：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慘遭迫害，於1968年7月含冤去世，時年61歲。



薛暮橋：（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中國經濟學家。15歲時，薛暮橋正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初二，其父在50歲生日前幾天因害怕債主逼債而上吊自殺身亡。半年後，薛暮橋輟學來到杭州站當練習生，學習會計。22歲時，薛暮橋已成為筧橋站站長，是當時滬杭鐵路各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1927年，薛暮橋加入中共黨。曾任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常委、組織部長。不久，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中，薛暮橋在杭州被捕入獄，和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都被關在甲監5號。在3年的獄中生活中，薛暮橋學習世界語、世界通史，以及蘇聯和西方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出獄後不久，薛暮橋遇到了經濟學家陳翰笙。陳翰笙註重田野調查。1930年代初，薛暮橋參加了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調查。經一個月調查，薛暮橋發表了首篇經濟學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以家鄉禮社鎮的薛姓家族經濟狀況演變為線索，揭示了農村封建經濟破產的必然性；不久，此文被翻譯到日本。1931年之後，薛暮橋歷任南京民眾教育館《民眾周報》編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中國農村》月刊第一任主編。《中國農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了農村改良主義，論證了土地製度變革的必要性。1935年5月5日，薛暮橋和羅瓊在上海結婚；9月，參加籌辦新知書店；秋冬之際，根據中共黨的《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精神，在《中國農村》月刊上發文號召全中國的鄉村工作者共赴國難；12月，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0月後，歷任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訓練處處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華中總分校訓練部部長，山東省參議會參議員，山東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長、山東省抗日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1949年後，薛暮橋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中紀委委員。1952年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著有《農村經濟基本知識》、《中國農村經濟常識》、《政治經濟學》、《中國國民經濟的射穢主義改造》、《射穢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當前我國經濟若幹問題》等。1966年文革風暴一開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薛暮橋就身陷旋渦。他被認為是“三反分子”、“走資派”、“經濟學界反動學術權威”。其理由是他寫文章稱：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公有製占100%並不好。薛暮橋首先被關押在辦公室內，當時通稱為牛棚。1967年的冬天，薛暮橋全家被“勒令”離開百萬莊附近的部長樓，搬到真武廟附近和一個姓張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薛暮橋所著的《中國射穢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被稱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啟蒙教材”。這本後來賣了1000萬冊的《中國射穢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卻是在牛棚裏一遍遍思索成稿的。1975年後復出。



戴乃叠：（Gladys Yang，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女，英國翻譯家。生於北京，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以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而著稱，其夫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她的父親是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戴乃叠才出世，她從小就對中國文化產生熱愛。她幼時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學習中文，1940年畢業，成為中文專業第一屆畢業生。她與楊憲益在牛津大學相識，婚後常住北京，致力於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成為20世紀後半葉外文出版社的優秀翻譯家。夫婦二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入獄，1989年二人公開譴責六四事件中戒嚴部隊的行為。他們的非當事人出版的英文自傳《楊憲益傳》在中國被禁止公開發售。1999年，戴乃叠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

　　

戴芳瀾：（1893年5月3日－1973年1月3日），字觀亭，中國植物病理學家、真菌學家，中國植物病理學與真菌學的主要奠基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1910年前後在上海震旦中學學習，1913年結業於北京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1914一1919年在美國威斯康新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專攻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1934一1935年再度赴美，在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真菌遺傳學等。曾參與發起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擔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為近代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1949年後，1952年院校合並，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教授。1953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從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而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兼真菌研究室主任。1966年文革期間，檢討書屢次修改不過，多次受到批判。近耄耋之年被驅離北京接受改造。1973年1月3日離世，終年81歲。

　　

戴煌：（1928年2月－2016年2月19日），原名戴澍霖。中國作家、記者，生於江蘇省阜寧縣溝墩鎮。1957年，任新華社高級記者，因提出反對中共黨黨內特權，被打為右派分子，後被發配到東北林場勞改。1978年被平反，重返新華社。2007年反右運動50周年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直斥毛澤東騙了中國、也騙了他。著有《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直面人生》。2016年2月19日北京時間下午4時13分，因肺炎、心臟衰竭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去世。2016年2月21日，《新華網》轉發《新京報》報道，給戴煌很高評價。

　　

戴麟經：（1906年－1968年），前中華民國國腳，是第一位率領中國國家隊參加世界杯預選賽的主教練。小學畢業後跟隨父母搬家到上海，中學就讀南洋公學，之後升讀交通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畢業後轉入暨南大學。1926年，進入了由球王李惠堂組建的樂華足球隊，迅即闖出名堂，成為球隊主力中鋒，“戴中鋒”外號不脛而走。1927年隨同三華隊訪問澳大利亞，31場射入28球，進球數僅次於李惠堂。1928年，跟隨暨南大學足球隊訪問東南亞諸國。1930年，戴麟經入選中華民國代表隊，參加第九屆遠東運動會，首場比賽對菲律賓，戴麟經大演帽子戲法，協助中華民國大勝5比0。第二場對日本，戴麟經射入一球，戰平3比3，並列冠軍。1932年與李惠堂、陳鎮和等一同到印尼發展。1934年返回上海加盟東華隊，與孫錦順、李堯、韓龍海、賈幼良合稱“東華五鋒”。1934年最後一屆遠東運動會，以及1936年柏林奧運，戴麟經都因故缺席。戴麟經於1945年退役，成立合群足球隊，並親自擔任教練培育新秀。中共國建立後，戴麟經於1951年應中共軍邀請成立八一足球隊，並擔任教練。1956年任國家足球指導委員會副主席。1957年，中國國家隊第一次參加世界杯預選賽，出於國籍的考慮，戴麟經接替原來的匈牙利籍主教練約瑟夫成為中國隊教練，在與印尼的兩回合較量中一勝一負，取得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中國國家隊第一場正式國際比賽的勝利，不過最終在附加賽中戰平，因總進球數少而未能出線。失利後戴麟經辭職。1959年，擔任八一足球隊主教練。文化大革命期間，戴麟經與夫人南洋歸僑李愛玲均受到迫害，先後自殺身亡。1978年，得以平反，恢復名譽。



戴涯：（1909年－1973年），話劇演員、戲劇活動家。1933年，二十四歲的戴涯與唐槐秋（1898—1954）合作，創建和領導了中國旅行劇團（簡稱中旅），唐槐秋任團長，戴涯任副團長，兩人都同時兼任劇團導演和演員。中旅作為中國話劇史上第一個民間職業性演出團體，對倡導中國話劇走上職業化、市場化的發展之路，作出了開拓性貢獻。中旅還為我國演藝事業培養和鍛煉了諸如舒繡文（1915—1969）、陶金（1916—1986）、白楊（1920—1997）等一大批著名演員。1957年5月24日，在紀念中國話劇50周年時，中國戲劇家協會在主席田漢（1898—1968）主持下，曾對中旅的歷史貢獻作出了很高評價。1936年秋，戴涯與曹禺（1910—1996）、馬彥祥（1907—1988）攜手，組建中國戲劇學會（簡稱中劇），戴涯擔任中劇會長兼導演、演員。抗戰八年中，戴涯長期率領中劇，在西北這片話劇處女地艱難運作、辛勤耕耘，演出進步話劇，播撒話劇種子。＂新中國＂成立後，戴涯先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戲劇系任教師，1954年進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1957年春，戴涯和表演藝術家於是之（1927年生）、朱琳（1923年生）聯袂，在郭沫若（1892—1978）編劇、焦菊隱（1905—1975）和梅阡（1916—2002）導演的歷史劇《虎符》裏，成功扮演魏王，這成為戴涯演藝生涯的絕唱。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迫害。1973年3月，因病去世，終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