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三年
改革的終結
2003年5月6日,由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合並而成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掛牌。這個不動聲色的掛牌儀式,同時標誌著兩個時代的結束。壹個是從1949年開始的計劃經濟時代,另壹個則是從1978年開始的延續了25年的改革時代。對於帶有“命令和強制”色彩的計劃時代的消失,人們可能不會感到意外,但對於壹個被經濟增長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時代的淡出,人們則多少會有些突兀。不過,新機構的名稱已經明確無誤的將這種時代切換昭顯出來。雖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名稱上還保留著改革的字樣,但秩序已經顛倒。“發展”在前,“改革”在後。聯想到“計委”和“體改委”在自己的時代呼風喚雨的日子,這個名稱上的變化顯然不是“不經意”的。對於體改委的隱退,非常了解中國改革的經濟學家石小敏這樣評論到:“迄今中國的20多年發展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後十年是轉型。前壹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動的,需要有壹個宏觀調控部門來指導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後十年,改革呈現多元動力推進的局面。體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來越小。”然而對於中國的新壹代領導人來說,在“發改委”這個名稱背後,顯然還隱藏著他們對中國改革形勢更加樂觀的理解。在他們那裏,經過十年的時間,中國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已經基本搭建完畢,接下來的就是不斷完善的技術性修補工作。對時代的這種判斷,充分體現在了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中。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到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僅有壹字之差,即由“建立”變為“完善”。在體現執政連續性的同時,也充分表達了新壹代領導人對現有體制基礎的信賴。這個被簡稱為“新五十條”(對應於10年前的老“五十條”)的《決定》中羅列詳盡、條分縷析的專業表達,更彰顯了新壹代領導人越來越濃厚的技術官僚色彩。壹位海外的評論家也註意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這個特點,他說,“24年前的‘三中全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這次的意義恐怕更多的在於技術層面、經濟與社會層面,可能沒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義;不過沒有太多政治含義與影響對中國來說或許是壹樁好事。”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評論員是在批評中國引為傳統的“泛政治化”傾向。不過,這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傳統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與中國今天的現實頗多不符,甚至剛好相反。實際上,自從1978年之後,中國現實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經濟化”的傾向,或者更加準確的描述是:公權的商品化潮流。中國政治對經濟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壹種更加隱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著。它甚至已經成為壹種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加難以溶解的體制形式。與“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的樂觀判斷相比,這可能更加接近問題的真相。而這種具有自我加強能力的“權力經濟”體制,就是為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代領導人準備的舞臺。如果不改造這個舞臺,新壹代中國領導人的審慎、漸進、溫和等等技術官僚與生俱來的性格優勢就可能反過來成為束縛他們的致命弱點。這種命運,在他們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裏已經被悄悄的證明。
與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實際上是壹個非常典型的技術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壹個“事務性”官員。這並非朱的過謙之詞,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評價。縱觀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國經濟以來的表現,朱扮演的實際上是壹個“救火隊員”,從“清理三角債”,到“經濟軟著陸”;從“整頓金融秩序”到“分稅制”,朱鎔基的英雄時代始終被局限在壹個既定的體制舞臺上。只不過,體制舞臺的局促被朱鎔基的個人光芒掩蓋了。朱鎔基的個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於壹位外國政要幹脆撇開所有帶有主觀色彩的形容詞,以不容置疑的客觀標準評論朱:智商200以上。在共產黨的領袖中出現這樣壹位個性鮮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見的,這不僅讓西方人感到驚異,更使已經對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國人欣喜。如果在整個90年代中國政治中有什麽明星的話,那就非朱鎔基莫屬。但可能正是中國人骨子裏的這種英雄期待,導致了我們對體制和時代的錯覺。這種錯覺由於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變得十分“真實和可信”。不過,錯覺畢竟是錯覺,朱鎔基最終還是親自證實了這壹點,雖然他表達得很委婉。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註意到,這位最接近西方民選政治家的領袖,在他作為總理的第三次記者招待會上,已經變成了壹位“不了解情況、自我祝賀的總理”,這與他剛剛出任總理時發誓要“闖地雷陣”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據說,在聽過他的第壹次記者招待會後,連“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感動了。不過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報紙忽視了另外壹個寓意更加深刻的細節。早在前壹年(2000年)的記者招待會上,這位總理就已經露骨的抒發了他的無力感,他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後,全國人民能說壹句,他是壹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壹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壹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在壹如既往的幽默與謙虛中,朱顯然沒有克制住他對體制的無奈。壹位現代中國的總理,最高的自我期許僅僅是“作壹個清官”,足以反襯中國政治的真實現狀。朱的這段自白,壹方面流露出他的無能為力,另壹方面也證實了他與體制的依存關系。中文裏“清官”的意思其實可以翻譯為“依靠壞體制作好事”的官員。以這樣壹個古老的標準的來衡量,朱無疑是現體制中最傑出的“清官”,但清官壹詞本身的含義則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邊界。換句話說,朱並不是以體制本身作為改革目標,而是以體制賦予他的權力作為憑借,在現有格局中最大限度進行資源調整,以維持經濟平衡和經濟增長。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過金融、財政權力的上收成功的調整了中央與地方嚴重失衡的關系模式,就是朱式執政思路的壹個典型範例。事實上,這也是朱鎔基任內最為大膽的壹次體制改造行動。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朱鎔基雖然暫時控制了泛濫的分權模式,但卻沒有能夠稍微改變傳統政治權力本身。這就是為什麽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類金融、工業利益集團取代地方政府而成為盲目投資的主角的真正原因。準確的說,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開掘現有體制的資源,以全力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平衡。就這個有限的目標而論,朱無疑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因為他畢竟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維持十年之久,並基本保持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朱鎔基唯壹壹次觸及政治體制邊界的改革,是他發誓要完成的機構改革任務(這實際上仍然壹次意義有限的具有傳統特色的“精兵簡政)。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即便是這樣壹個單純的“事務性目標”,朱鎔基也只能鎩羽而歸。顯然,不管朱鎔基具備如何卓越的個人才能,但在現存的政治體系中,他都不具備改造官僚體制的足夠權力資源。從這個角度觀察,朱鎔基將自己自限為壹名“事務性官員”,並將自己的目標完全設定在經濟領域,的確是非常“聰明”的謀略。然而壹個嚴酷的事實是,朱已經按照壹個清官的理想將現有的體制資源挖掘到了極限,後來者如果蕭規曹隨,依樣畫葫蘆,恐怕就只能南轅北轍。事實上,在主管中國經濟的最後歲月中,就連朱鎔基本人也已經無法按照原有的路徑繼續前進了。
關註中國問題的人都會註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國經濟的最後幾年中,在中國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長姿態的同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以發散性的方式開始蔓延。嚴重的失業、讓人氣餒的貧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敗、農民的絕對貧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國經濟奇跡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陰影。雖然這些社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頑強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國人突然發現。以中國的輿論管制程度,如果某個問題被允許在公開媒體上討論,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不過,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而是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內消除,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加以改良,在於目前的這種體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會問題的根源。雖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但說他沒有註意到並采取措施改進這些問題顯然是不準確的。在朱鎔基內閣的最後壹段時間中,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生了壹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國有股減持事件。對於很少教條思想並經常對經濟學家冷嘲熱諷的朱鎔基來說,他推動國有股減持並不象經濟學家“竊”以為的那樣是為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而是有著十分實用的目的: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資金。從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熱心及堅決表態上看,朱鎔基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緊迫性。但這個過程在中國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彈。僅僅半年之後,朱就以“本屆政府任期已經有限“為由,決定將國有股減持問題留給下壹屆政府。如果說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還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話,那麽在他任期的最後階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經很難走出中南海了。這無異於表明,壹個不斷制造社會問題的體制正在不由分說的剝奪中國領導人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盤已經易手。無論他們多麽出類拔萃,也無能他們在民間享有多麽巨大的聲望。而對於持續了將近25年的中國改革來說,這實際上是壹聲正式終結的下課鈴聲。因為壹個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體制已經長大並站立起來,從此之後,它將按照自己的意誌和邏輯改造這個國家,再也不會理會個別領導人善良的道德意願。那麽,這個體制究竟是什麽呢?它是我們誓言要建立的那個市場經濟嗎?是我們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個民主自由、繁榮均富的彼岸之國嗎?
在壹次紀念“南巡談話”十周年的專訪中,壹位在近十年來爆得大名的經濟學家,以他壹貫的自信對記者談到了腐敗:“腐敗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體制,而是因為有舊體制;而要想改革舊體制,在過程中不出點問題才叫‘見了鬼’。在轉軌過程中,尤其兩種體制交叉換位時,或在新體制不成熟的時候,腐敗可能還會加劇。但不能因為有腐敗,就停滯改革,往回走絕對不是出路。要讓水不斷的流動,腐敗不制度化,不固化。”這段談話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許是正確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將問題推給舊體制,那就只能證明我們對現實的麻木。事實上,這段“標準”的解釋反映了中國主流精英壹種普遍流行著的時代錯覺。在這種錯覺中,中國目前仍在存在著新舊兩種截然不同體制的對立,我們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壹個新的體制。但事實卻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很難分辨什麽是新體制,什麽是舊體制。兩種體制經過25年的磨合,已經被完全融合在壹起,渾然壹體,天衣無縫。兩種體制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不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鞏固。換言之,中國人今天面對的是壹種完全成熟了的體制,它既不是我們深惡痛絕的舊體制,更不是我們多年以身相許的新體制,而是壹種被官僚體系操縱得遊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環和自我加強的畸形體制。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什麽“走回頭路”的問題(我們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問題,不是什麽“不制度化、不固化”的問題,而是已經完全被鎖定在歧路上的問題。當大多數人(像那位經濟學家壹樣)仍然沈浸在未來的想象之中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到達了終點。不幸的是,我們經過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達的這個終點,並不是什麽美麗的“新世界”,而是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的舊朝代的翻版。王亞南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國官僚體系的開山之作中提醒我們,中國源遠流長的官僚政治體系有著神奇的親和力,它可以與任何體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與古老的小農經濟,也可以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它既能夠將儒釋道匯於壹爐,也能夠將現代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雜糅並蓄之後,自成壹體。而當今世界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自然同樣不在話下。這或許正是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夠綿綿延續2000年的關鍵原因。正所謂“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我們壹直強調,中國這壹輪迄今為止延續了25年的改革,是壹個以舊的官僚體系為推動手段,因而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體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這壹點,從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壹階段表現得並不明顯。由於這壹階段官僚體系對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調整看得並不清楚,他們對民間(主要是農民)的自發革命采取了某種觀望的態度,所以這壹階段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官僚默許”的改革。也正是由於這壹階段改革的特點,導致許多人將許多人將中國改革定義為所謂“增量改革”,但這種定義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後,逐漸失去了解釋力。實際上,經過將近10多年的改革實踐,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官僚體系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們開始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並最終將改革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體系憑借完全不受約束(註意:不受約束的最強有力的理由是穩定)的壟斷政治權力作為資本,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肆無忌憚的參與他們心目的“改革”。顯然,這對於中國改革來說,更多的只能是壹種本質上的敗壞。這種完全失去了約束的改革,在中國農村被稱為“幹部資本主義”,而在中國城市則被稱為“權力資本主義”,事實上,有壹個更加恰切的術語可以描述中國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壹代人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主義”。只不過,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只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在90年代中期之後演變成壹種巨大的體制性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壹個領域,並按照自己的邏輯型構“新”的體制。在中國的中介組織的建設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壹個舊靈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復活並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後,中國政府出於財政壓力開始裁減官僚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於是,林林總總脫胎於官僚體系的政府機構變成了面目全新的社會中介組織。財政部門變出了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司法部門變出了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變出了稅務師事務所、工商行政部門變出了各類咨詢部門。而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各種“市場中介組織”本質上仍然是國家權力機關。其權力的壟斷性和利益的封閉性以壹種新的形勢被延續下來。江蘇某個城市的壹位稅務師事務所的董事長曾經向我誇耀,他那只有幾十號人員的事務所壹年的純利潤達到2000萬元。此人原來是該城市某稅務分局的壹名即將退休的官員,在剎那間變成了董事長的同時,也剎那間擁有了巨額個人資產。這讓我們聯想到了中國歷朝歷代以專以苛捐雜稅為能事的役吏形象。這種真相告訴我們,中國傳統官僚權力在90年代中期之後,是如何以壹種新的面相在中國社會中繁衍復制的。在舊的官僚權力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同時,國家官僚權力通過新的面相向社會各個領域延伸、滲透,並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內。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壹脈相承的舊式官僚體系具有多麽驚人的適應性。我們這壹代人曾親眼目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古老的怪物帶著嘲諷的笑容回來了。這個怪物的凱旋是完美的,它不僅自己完好無損的回來了,而且帶回了它豐盛的戰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學”本位。其所到之處,幾乎攻無不克。我們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們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為要緊的,可能不是中國的官僚體系及其合謀者以改革的名義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於他們是否已經完成帶有搶劫性質的“原始積累”,而在於在盜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時,“新”的舊體制的意誌已經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誌。如果這種意誌是體制性的,那麽,以少數精英構成的上層分利集團對中國社會的抽取就是無止境的。90年代後期,尤其是新千年開始之後的幾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的“存量”改革中表現出了與他們的職能極不相稱的“積極角色”,從房地產開發到國有資產改革,壹個本應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場的官僚體系,卻壹躍變成了最活躍、最積極的“改革”動力。除了看得見的財政壓力之外,看不見的應該是官僚體系巨大的利益沖動。中國官僚體系這個越來越反常舉動表明,中國改革不是進入了什麽“存量”階段,而是進入了“瓜分階段”。壹個“新”的舊體制正靜悄悄但卻瘋狂地運轉著。然而,只要中國以官僚利益為核心的這個體制存在壹天,官僚及其同謀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會止息,直到這個社會沒有資源可供繼續剝奪為止,到此,中國歷史也將完成又壹次可悲的循環。以現代標準衡量,作為壹個社會結構中的壹個有機部分,官僚體系形成壹個具有自利傾向的利益集團並不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情。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正在面臨這樣壹種前途,那就是中國的官僚們將這個國家變成“官僚的中國”。如果真是這樣,那麽這該是我們第N次面臨同樣的歷史處境了。
毛澤東對中國官僚體制的腐蝕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覺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壹個重要目的之壹,就是限制當時正在逐漸膨脹的官僚特權。雖然毛的魯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將文化革命僅僅歸結為權力鬥爭的產物,卻是對中國歷史的另壹種無知。從某種意義上講,毛的革命是針對中國城市特權階級的壹次農民革命。或許正是因為對舊體制的荼毒記憶猶新,他才會在僅僅17年之後就接著發動又壹場傷筋動骨的“革命”。顯然,毛澤東並沒有找到正確的辦法,悲劇和災難在所難免。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毛的後來人,鄧小平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來約束官僚體系。或許,創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鄧從另壹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訓,於是,他將歷史的鐘擺狠狠的撥向了另壹面。
有敏銳的論者提示我們註意當今中國的“重新民國化”,也有論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實警告說:中國正在拉美化。但無論是民國化,還是拉美化,他們想指出的大致是這樣壹個事實,即城市精英集團(他們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極小部分)完全壟斷了從政治權力、到經濟權力、到文化權力的社會總體性資源,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都在這個狹小的圈子裏私相授受。而與此同時,大部分人口卻被排拒在這個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動的承受這個圈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輸出結果。這種畸形格局由於有越來越現代化因而也越來越具有效力的軍事權力和警察權力而得以維持。但由此帶來的壹個結果卻是,壹個制度上的“流動性陷阱”出現了。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將完全失去自我創新和自我改革的動機和能力,而在壹個壞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麽這種前景離當今中國究竟有多遠呢?拆除那些遮蔽我們目光的時代景觀,將互聯網、私人汽車、豪華別墅等等時代標誌從我們的眼前挪開,壹個舊式的官僚王朝就會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是壹個被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官僚體制,附著在這個官僚體制之上並與它緊密結合為壹體的,是各種經濟,文化的分利集團。這個龐大的上層結構除了維持統治之外,剩下的沖動就是無孔不入的參與各種經濟活動,與民爭利,而對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鮮有興趣。中國目前的官僚體系在產權保障、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方面動機低落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即便他們勉強提供這些服務,也多半是出於某種牟利沖動。在這個龐大的架構之下,是以十億計的毫無組織的原子化個體,他們被強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鏈的最下端,極少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果時世平順、經濟繁榮,這些數量龐大被擁塞在社會底層的原子化個人可能還會表現出壹如既往的馴順,溫和,上層官僚體系也多半會顯示其親民,愛民的民本風範。但倘若遇到急景災年或者剝奪太甚,無力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平時沈默、溫順的底層民眾就可能呈現暴民化趨勢,而底層的這種騷動,也將把上層結構推向冷酷的極化形態。這種極化形態的晚近版本就是極右的專制政權。從這個抽象的事實中,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壹個舊式官僚國家的現代影子。所以,對當今中國更加準確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國化”。控制著社會總體性資本的官僚國家,有超強的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像它調動資源維持高速增長的GDP壹樣),因而也就具有超強的自我維持能力,這種自我肯定和自我維持能力經常被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稱之為“超穩定社會”。這個術語預示:中國社會經過了25年之後,可能又壹次被鎖定在壹條慣性強大的歷史軌道之中。所謂鎖定,指的是這樣壹種歷史境遇:沒有外部強力,路徑將很難被輕易改變。
實際上,深入中國社會內部,我們就能夠發現,今天中國已經在諸多面向上有被鎖死的跡象。這首先表現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點,南京居民翁彪由於拆遷問題引火自焚。這起慘劇被稱為“8?22”事件。不過,發生在南京的“8?22”慘劇僅僅是壹個全國性自殺抗議運動的開頭。不到壹個月之後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將這壹把火燒到了北京。同樣是拆遷問題,但朱正亮的自焚顯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強烈的抗議色彩。他不僅選擇了北京,而且選擇了最具宣示意義的天安門金水橋。在接下來的整個十月,幾乎天天有人將天安門作為他們表達絕望的場所,他們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門變成了中國自殺抗議的聖地。以至於北京警方不得不以嚴厲口吻警告,不得將“天安門作為制造事端、報復社會、發泄私憤之地”。100多年來,天安門壹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他們社會理想的傳統場所,100多年之後,知識分子不見了,尾隨而至的是中國的底層民眾。不過,中國底層階級來這裏可不是為了表達什麽理想和信念,他們要表達的,是對這個社會的絕棄,其中暴力與血腥氣氛隱約可聞。雖然這壹次他們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誰也不知道他們下壹次會指向誰。在2003年發生的這壹系列事件表明,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通道已經完全被阻塞,於是人們只好訴諸於這種極端方式。我們很難想象,如果這些人還有其他的表達方式,他們怎麽會選擇以生命為賭註。這壹次抗議的主角雖然普遍是中國的下層民眾,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其他階層就有更暢通、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更有可能的壹種情況是,中國的其他階層境況稍好,有更多的本錢恪守中國人的隱忍“美德”。這是中國傳統和現行體制的“陰險”之處。
中國政治體系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而在1989年之後,各階層利益表達的空間更被壓縮到了極限。由於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高要求,任何帶有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零散的個人抗議如此,有組織的抗議形式則更是變成了“洪水猛獸”。改革壹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在城市主要表現為“單位”,在農村則表現為村社,這種共同體對個人的保護作用雖然有限,但仍然不失為壹種有組織的壓力集團),另壹方面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開了體制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人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壹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想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壹個安全閥。相反,由於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制。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於是,壹個彈簧被史無前例的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遊戲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願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願越是強烈、壓制這種表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於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出判斷:這是壹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進入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各級政府大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壹道標誌性風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於奔命的壹對壹談判。當然,更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醞釀著,生長著。如此循環,直到壓制成本變為政府壹個不堪忍受的財政負擔,或者不滿情緒不能被進壹步壓制,真正匯成領導人頭腦中那種駭人的洪流。這頗有壹點“自我證實的預言”意味。近幾年來,在中國社會浮現出的越來越廣泛的抗議活動,雖然是零散的,無組織的,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永遠不可能匯集,而這種零散的、無組織的特點,正是這類抗議活動最值的擔心的地方,因為這種僅僅由極端不滿情緒構成的抗議洪流壹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標,所指之處,任何建設性都可能頃刻化為齏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隱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壞性有力的揭示了這壹點。而這種前景越是逼近,當局對利益表達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當局對天安們系列自殺事件的嚴厲態度證實了這個判斷。起碼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解開這個死結的任何希望。
壹位學者在回顧中國25年的改革時,滿足的總結到,“‘八九’之後,共產黨不但沒有垮臺,80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場化改革確實剝奪了集權主義體制的經濟基礎,而且造就了新的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但是,通過建立精英聯盟,共產黨與新精英達成默契。如今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不再是工農大眾,反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為了順利論證其“中國特殊論”的主題,這位學者使用了許多操之過急的結論,但必須承認,他對中國社會新的結盟趨勢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過,這位學者可能沒有意識到,80年代的學生運動在當時實質上起到了壹個平衡利益表達的作用,起到了某種類似於民主國家在野黨的輿論組織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後,中國學生運動的沈寂可能並不是什麽良性的發展。學生運動的消失恰恰使中國社會失去了最後壹個公共政策的辯論平臺,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改革中表達自己利益的最後壹個機會被剝奪了。正如這位學者所看到的那樣,壹個以傳統政治精英,新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構成的新的聯盟出現了。這個聯盟能不能成為未來中國執政者的社會基礎我們不敢輕易判斷,但這個聯盟壟斷了中國改革中的利益表達則是壹個越來越彰顯的事實。壹個涉及億萬人利益的改革卻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達之外,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壹種進步,對比中國80年代,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不是放寬了,而是顯著地收窄了。中國的改革決策變成了強勢利益集團狹小圈子中越來越神秘的討價還價,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這種發展帶來的壹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後果就是:中國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漸趨於鎖定狀態。
90年代中期之後,困擾中國經濟的壹個突出問題是所謂的內需不足。這尤其體現在消費需求的不足上。這個嚴重困擾延續的時間是如此之長,以至於“提振內需”變成了各級政府官員常年掛在嘴邊的壹個政治口號。那麽,在國民財富增長“壹支獨秀”的同時,中國內部的消費意願以及消費能力為什麽反而會變得如此低下呢?對這個問題,許多人都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但“有消費能力的缺乏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卻缺乏消費能力”恐怕是對這個悖論最有說服力的解釋。顯然,這個事實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經遠遠不像“內需不足”這個術語那麽中性了。這實際上在暗示,中國社會經過25年的改革,已經出現嚴重的分配失衡。而這種失衡的持續之長及擴展之快都顯示,中國的分配模式已經在相當高的可能性被鎖定,壹個久別了的詞匯——馬太效應,正在回到中國人的生活當中。當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馬太效應”被註入了典型中國式的內涵:被權力為分配軸心的模式不是將少數人,而是將大多數人趨入貧困的深淵。數據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顯著縮小到1.8倍之後,開始不斷擴大,到新世紀開始的時候,這個數字達到了3倍。而最極端的估計則是6倍,而就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這個“極端的估計”可能壹點都不極端。考慮到中國農村龐大的人口基數,我們很容易想見中國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更讓人擔心的是,中國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時發生著越來越劇烈的收入分化問題。在中國城市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兩個普通人之間的差距經常可以達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標準衡量這都已經不是壹個正常社會中的正常現象。不過,這個問題的可怕之處在於: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並不是什麽偶然的個人因素所導致的,而是隱藏在其背後日趨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發的。排除那些由於外部資本的進入所引起內部收入分化的表象,這個核心的分配模式實際上呈現著其鮮明的權力性格,離權力核心越近,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額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則是,首都遠遠優於省會城市、省會城市遠遠優於中小城市;城市遠遠優於農村;官員遠遠優於群眾。這等於是在說,政治權力中心就是資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們自豪地宣稱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的時候,我們的分配模式卻仍然是帶有強烈等級色彩的封建模式。這當然不僅僅是壹種嘲諷,而是壹種強有力的象征。它告訴我們,中國離現代市場經濟還有多麽遙遠的距離。壹個經濟體系的健康與否從來就不是只看它的GDP總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從來不像某些故弄玄虛的理論所說的那樣,會影響經濟體系的效率。相反,常識告訴我們,合理的分配只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那些對中國GDP成就津津樂道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似乎“忘記”了這個簡單的常識。對於現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憤怒情緒,壹位在中國改革之初有著鮮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經濟學家不屑壹顧的說:“結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顯示了中國精英意識中壹種非常危險的傾向。這種完全歪曲現代市場經濟基本精神的傾向如果真正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那麽它將不是推動而是毀滅中國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場經濟。具有警醒意義的是,這位經濟學家是中國最高民意機構中的民意代表。中國當今最引人入勝的思想家秦暉先生曾經雄辯的論述過,中國改革最初在農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點平等。這壹點,似乎特別容易被人們忘記。這種“健忘癥”不僅遮蔽了我們的常識,更遮蔽了中國社會已經趨於極端的分配現實。
中國以權力等級為依據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基於壹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政治權力牢牢控制著經濟資源。許多人以中國改革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證明,政治權力控制經濟資源的範圍已經大大減少。但這顯然只看到問題的壹個方面,這甚至不是最關鍵的壹個方面。實際上,在中國25年改革中,權力壹方面釋出了不少經濟資源,這包括那些處於激烈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另壹方面,政治權力不動聲色地大量進入更高級、更新興的行業,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領域,如金融、土地、新技術等等。換言之,權力在壹面制造公開退出假象的同時,另壹方面卻在悄悄進入新的更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中國金融、土地行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官辦企業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連最具高風險特征的風險投資行業,權力也在最近幾年中大量進入。除了少量國外資本所創設的風險投資公司之外,中國風險投資公司幾乎是清壹色的國字號。某沿海省份的壹家官辦風險投資公司中,完全是官員身份的公司高管們竟然以私人名義占有所投項目的股份。有趣的是,這些官員似乎絲毫也不覺的這種“改革”有什麽不妥之處。這個現象實際上揭示了,權力壹面退出經濟領域,又壹面源源不斷的進入經濟領域的壹個真實目的:進入就是為了退出,退出就是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錢是也。值得指出的是,這個現象並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90年代中期之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傳統界限越來越模糊,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產權性質模糊的企業(他們經常被人誤解為民營企業)。這些“官辦私有”企業會不會像改革早期的鄉鎮企業壹樣,成為各級官員進行“原始積累”的財務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國各地的MBO(管理層收購)浪潮中,這個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聽說南京壹家純粹的國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們對此壹定會心領神會。
9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官僚企業(他們不僅包括傳統的國有企業,而且包括諸多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的偽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是壹個非常值得關註的發展。它表明,中國洗錢和尋租進程已經開始逾越微觀領域,而走向更加宏觀的工具。由於銀行、股市、國債、保險、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國民財富為管理對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這些工具進行“化公為私”的操作將更為方便、更為隱蔽、而且規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國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實際上就具有明顯的洗錢嫌疑。
雖然在形式上會有所不同,但中國改革中的經濟體系卻壹直在重復著壹個非常隱秘的循環:壹方面廣大國民不斷通過汗水在積累財富,另壹方面,政治權力體系又以國家的名義通過財政、金融工具抽取這些資源,以供各種靠近政治權力體系的內部人興辦各類五花八門的官辦或“混合所有制”企業(化私為公)。接著,這些企業就會以各式各樣的借口被掏空(化公為私)。當然,最新也是最時髦的辦法就是MBO。為什麽中國的各級官員以及官辦企業的董事長們對其他金融知識壹知半解的同時,卻對MBO這個在技術上相當復雜的金融工具領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國改革25以來,中國政治權力體系以國家名義所進行的大量浪費性重復建設,只有極少數是由於當事人的無知造成的,而絕大多數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這不僅造成中國幾乎所有產業的嚴重過剩,更為內部人以“退出競爭性行業”為口號進行“化公為私”的原始積累創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憂慮的是,這種原始積累壹旦打通宏觀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場,體制性的掠奪就會開始,“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循環就會進入加速階段。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有強烈的跡象表明:我們正在走入這種循環。新世紀開始後的幾年中,在中國證券市場、銀行系統以及土地市場中頻繁發生的各種洗錢醜聞,已經將這種循環的瘋狂性格展露無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正在緊密籌劃上市募集,企圖再壹次用公眾資金化解由於貪汙瀆職所造成壞帳,就是這種“化私為公”循環的最新例證。權力階級將壞帳留給了銀行,銀行再以“專業”的面目掏空百姓。這是壹個不斷制造兩極分化的典型的惡性循環。
有許多人曾經寄望於這種掠奪性的原始積累將是壹次性的,從此之後,我們就可以像許多先發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場經濟的坦途,這些依靠搶劫起家的權貴們就會突然轉變為正經的生意人。中國25年的改革歷史經驗否認了這壹點。實際上我們看到,從1978年開始改革到現在,中國的財富掠奪程度不是逐漸降低的,而是不斷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當中國改革進入要素領域之後,這種掠奪趨勢反而是在不斷加速的。事實上,只要體制是允許掠奪的和盜竊的,那麽,通過搶劫積累財富的成本就會比正兒八經做買賣要低廉的多。而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搶劫成性的官僚痞子們甚至根本就不屑於做生意,他們完全可以將掠奪作為他們的終身職業。這些搶劫來的財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會重新進入已經十分擁擠的生產領域,這些財富的可能去處是,用於揮霍、炫耀以及進壹步搶劫的資本。這種積累與其叫做“原始積累”,不如更確切的稱之為“不斷積累”,因為只要權力不受到約束以及權力仍然控制著關鍵的要素資源,這個積累就不會停止。換句話說,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同時滿足,這種“積累”就將是無止境的,不會因為某種偶然的“良心發現”而戲劇性的停止。而這兩個條件恰恰是中國改革模式中所暗含著的,不可觸動的前置條件(它甚至不允許被討論)。其實,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固定化,中國的分配模式就意味著將長期處於鎖定狀態。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大量不法資本所存在著的“清算恐懼”,將使得這兩個條件進壹步被強化。這種分配鎖定所產生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其首要惡果就是,它使中國真正的民間資本始終被固定在低水平狀態,很難產生市場競爭力。改革開放25年之後,中國民間資本幾乎還沒有產生壹家真正有綜合競爭力的國際級企業,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那些為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而陶醉的人們可能忘記了,中國今天的情形與2000年來貫穿中國歷史始終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壹個可以隨意抽取社會資源的上層官僚機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規模私營經濟。這些產權保護屏障脆弱的私營經濟,不僅很難形成現代的中產階級群體,而且壹旦遇到經濟蕭條或者上層財政危機,他們就會成為官僚體系剝奪的首選對象。這就是說,他們離破產或者貧困僅僅只有壹步之遙。中國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積累循環”所導致的另外壹個經濟後果是,它將會不斷更多的人們驅入貧困的深淵。這個後果在國民財富增長顯著的時候,可能不會表現的那麽明顯,但壹旦經濟增長放緩,其效果就會非常清楚。實際上,90年代後期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絕對貧困現象卻有增無減。這說明,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已經存在著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趨勢。溫州市壹個小小的副市長楊秀珠壹個人的“原始積累”就可以達到3~5億人民幣之巨,我們可以想見中國官僚體系巨大的“原始積累”已經在多麽嚴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貧困和剝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假設,經濟增長是壹架永動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官僚體系的原始積累,都意味著底層階級的絕對損失。如果中國權力體系的原始積累不受到斷然的約束,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中國城市中所出現的貧困化趨勢將僅僅是壹個開頭。與這種“原始積累”趨勢相壹致,中國的階層結構也將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創造壹個人數不足全國人口5%~10%,“但卻幾乎壟斷全國文化階層、官僚政權和巨大財富的統治階級……這個統治階級成分之龐雜和從大眾中選拔賢才、維持自身地位及傳統的能力。在世界社會史中首屈壹指”(費正清語)。在這個上層社會的下面,是壹個人口龐大但始終缺乏保障的下層。那些自稱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驚喜的發現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人們大概忘記這樣壹段歷史,在半個世紀之前,這些城市的時髦場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樣也活躍著熱衷於“後現代”生活方式的小資們。半個世紀之後,他們真的就突然變成了穩定中國社會的主流階級了嗎?盡管有各種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為止,中國中產階級肯定還是壹種與中國現實無關的想象,是我們對中國現代化實際進程的壹種錯覺,壹種夢囈。我們看到的是壹個逐漸兩極化的階層結構。
與這種逐漸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階層結構像藕合,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逐漸被鎖定。仔細觀察中國25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就會發現,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上有兩個主要動力。壹個來自投資,另外壹個來自出口,而推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為重要的消費,卻始終萎靡不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近十年的最終消費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卻是79%,相差將近20個百分點。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們不能不懷疑,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某種嚴重的循環障礙。不過,最值得註意的是,中國最終消費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經形成了長期的下降趨勢。從80年代開始,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以0.5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據稱中國最發達省份之壹的江蘇省,這個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尋常的消費率,除了證明我們上面已經談到過的分配嚴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說明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遠遠沒有跟上GDP的增長步伐。在消費逐漸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要維持GDP的增長,便只能越來越依賴投資與出口。但在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的這種依賴已經達到相當反常的地步。在據稱已經成功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投資率不降反升,2002年達到40%,而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先生估計,2003年的全年投資率將可能達到45%。請註意,中國現代史上最為荒唐的“大躍進”時期,中國的投資率是51%。而在新世紀開始之後,中國的投資率正在迅速接近這壹危險水平。當然,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會遭遇“大躍進”壹樣的災難性後果。但是,有壹個後果則肯定是壹樣的,那就是,這會導致對國民財富的驚人浪費,使中國本已經十分嚴重的生產過剩情況進壹步加劇。那麽,為什麽在產能過剩情況然如此嚴重的情況下,還會有如此高漲的投資熱情呢?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體系中壹個重要的秘密。這個問題我們留待本書的其他章節加以討論。在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已經有日益鎖定的趨勢。理由非常簡單,由於中國嚴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經趨於鎖定,要想維持壹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在中國壹直是壹個政治性任務,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失業率),就必須努力提高投資率(在中國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經濟資源的情況下,這是壹個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資必然進壹步減緩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收入增長的緩慢又反過來降低人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資率。如此惡性循環,其結果必然是壹場非常痛苦的經濟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在政治上是很難被接受的。所以,在這個惡性循環還沒有達到頂點的時候,我們將會繼續看到中國低效率投資的進壹步高漲。不過,已經有人警告,我們可能正在逼近這個循環的逆轉臨界點。
如上所述,改革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壹個強大發動機是中國的出口及外國直接投資。在內部消費能力遠遠跟不上快速膨脹的生產能力的情況下,中國只好將這種過剩產能向國際市場傾瀉。中國超級出口能力在近幾年來已經引起國際經濟體系的極大關註。“中國制造”在發達國家所引起的洪水猛獸般的恐懼,正是這種超級出口能力的壹個明證。不過,創造中國出口奇跡的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壹個非常原始的手段:廉價勞動力。按照經濟學家更喜歡的說法,這被叫做中國的比較優勢。那麽,這個比較優勢“優”到了什麽程度了呢?有人告訴我們:中國的勞動成本是日本和美國1/50,它甚至比泰國還低壹半。對這種情況,有人誇張的評價說,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任何稀缺性可言。無限量的廉價勞動力的潛在供給也是外資大量湧入中國的壹個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國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已經527億美元,壹躍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壹。90年代中期之後,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這壹點,對中國沿海地帶經濟情況有觀感的人們都會有非常直觀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斷,外部市場以及外部資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之壹。這壹方面固然說明了中國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中的巨大比較優勢,另壹方面也說明中國經濟對外部經濟體系的巨大依賴性以及潛藏與其中的某種脆弱性。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個數字壹直處於45%左右(是美國、日本的壹倍以上),這意味著,中國GDP的將近壹半要靠與外部經濟體系的交換來取得。這對於壹個本應具有強大內部市場的大國經濟體而言,相當異常。但在內部市場需求持續低迷的約束下,要想維持GDP的高速增長於不墜,恐怕只能進壹步加大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但是,如果想繼續這壹增長路徑,就必須竭盡全力將勞動力價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於勞動者的福利並不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硬約束,而GDP卻是。所以對於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不惜血本吸引外資而不是想方設法提高收入、增加內部需求就成為了各級政府官員的“合理”選擇。在中國,各級政府吸引外資已經達到了非常瘋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變成了頻繁出席各種招商引資會議。但要成為中國龐大的招商引資競爭中的贏家,各級政府除了廉價奉送本地的資源(土地資源、稅收資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許多地方領導人壹聽到本地勞動力價格上漲就感到神經緊張的原因。在中國許多地方,外商投資企業(顯然不僅僅是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血汗工廠的新範例。將大量有強烈消費意願的人口限制在僅僅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低收入水平之上,在總體上恐怕只能進壹步抑制中國的內部需求。滑稽的是,這種長期來看延緩經濟增長的辦法正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名義出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巨大悖論由此可見壹斑。在增長速度依然是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政績考量的角度看,極力營造出口和外資繁榮以掩蓋內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國各級政府最“理性”的選擇(這個“理性”選擇是由於中國目前官員的落伍的選拔標準以及政府對資源強大控制力量而成為可能的),我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中國經濟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這壹增長模式。但最近壹個時期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模式正在走向盡頭。壹年多來人民幣在匯率上尷尬突出的表現了這壹點。人民幣由於外匯儲備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臨的巨大升值壓力,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有多麽強大,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多麽優越,而是透露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煩。透過人民幣的匯率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壹幅極不協調的圖畫:宏觀的強大(表現為貿易順差和高額外匯貯備,使人民幣有強大升值要求)與微觀的羸弱(表現為嚴重的失業、企業盈利能力的低下,這使得中國很難承受人民幣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實際上是同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強大的宏觀形象是以政府對民間財富的抽取作為代價的。以宏觀數據計算,人民幣不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將對大量依靠國際市場生存的就業人口,以及中國的農民造成沈重打擊,而對這些弱勢階層的打擊勢必加大中國的階層鴻溝。這個原因,正是人民幣升降兩難的最尷尬處。不過,強政府在國內行得通,在國際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國、歐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越來越升級的“匯率操縱”指控表明,中國通過強政府推動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戰略已經接近極限。想要繼續延續這壹模式,我們恐怕只能將大量的剩余產能向非洲這樣的地方傾銷。不過,連中國自己廣大的低收入人口都無法消費的產能,貧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無論從什麽角度看,改變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以增加中國內部需求,都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長的正途。但很顯然,在中國經濟分配越來越兩極化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找到改變這種模式的具體辦法。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我們甚至很難看到改變這種模式的意願。所以,我們可能只能眼睜睜的等待這種模式壹直運行到衰竭並最終以災難性的形式收場。
當今中國雖然在表面上呈現出了極其復雜的形態,具有難以概括的特點,但只要仔細追尋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以來的歷史,我們就能夠很容易體認,無論是中國的分配模式還是與此高度相關的階層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其實都內生於中國具有強大鉗制力量的改革模式。這個以官僚階級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政治權力本身的高度壟斷,以及政治權力對經濟、文化等社會總體性資源的無監督的強有力控制。這壹點,歷經25年改革未曾稍變。換句話說,在對中國官僚體系——這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具有“無與倫比生命力”的政治體系,的監督和約束方面,我們還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為遙遠的過去。25年來,這個古老的政治體系因緣際會,創造了讓幾代中國人都非常陌生的社會、經濟景觀。之所以陌生,是因為我們很難判斷,我們今天對中國物質生活變化的感受,與洋務運動、壹戰以及其他類似歷史時期的中國人是否壹致。然而,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揭示而且在後面章節中要更加詳盡揭示的那樣,壹直蟄伏在中國改革中的政治幽靈,完全有可能反過來吞噬我們已經得到的壹切,將我們再次拋入歷史黑暗的輪回之中。無論這個輪回被賦予多麽炫目的現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歷史的壹次簡單而粗痞的重復。這種危險,由於中國文化轉型在90年代之後又壹次悲劇性中斷而變得愈加可能。從任何角度講,文化轉型都是引導、維持、最後鞏固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基礎架構。恰恰在這壹點上,我們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時間。與那些在短期內能夠發生深刻變化的經濟體系、社會時尚相比,中國社會在後改革時期所出現的某種日趨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經成為中國未來最致命的隱患。如果文化被鎖定在壹條歧路上,那麽,中國人回頭重來的時間就可能極其漫長。在某種意義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後,中國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墮入了某種“初人”狀態。他們已經失去了對任何規則、制度、倫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對實力或者暴力的恐懼和崇拜。他們以最市儈的機會主義對待壹切事務,壹旦得逞,便飛快的貼現。他們不相信明天,蔑視人類壹切美好情感和文明準則,以為那不過是他人獲取利益而偽裝出來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們就立即可以變為某種主義的信徒。他們只服從暴力的權威,在暴力圈定的邊界之外,他們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從,文化的指引、倫理的約束。簡言之,他們是壹群狡猾但完全喪失了自組織能力的原子化個人。中國人的這種文化選擇是無奈的,因為僅在咫尺的,就是中國官僚體系在改革中不斷“成功”的示範。在完全失去了對中國官僚體系的約束能力之後,中國人只能爭先恐後的加入這種“市儈”比賽,以免在殘酷的“物競天擇”中被淘汰出局。這其實就是我們在近十年的改革實踐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實。中國商界很知名的地產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國企業家論壇上曾經放言說,自己從來沒有行過賄,但在場的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這個論壇規格較高,回報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質疑,而是壹陣狡猾的譏笑了。對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嘆說,“這個社會的誠信危機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不過,司空見慣的行賄或者誠信危機顯然已經不是中國文化毀滅最極端的例證了。毫無疑問,建立在這個文化基礎上的中國改革及其“市場經濟”成果,不僅是畸形的,“壞”的,而且隨時有塌陷的危險。
在對待文化改造的問題上,我們將毛澤東與鄧小平做壹個比較將是非常有趣的。同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者,毛澤東顯然要比鄧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他總是試圖用喚醒人們精神力量的方式來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這壹點不是偶然的,在毛看來,任何社會轉型都意味著精神與道德的轉型。“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對這種精神轉型是如此迫切,以至於他不能夠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將它命名為“文化革命”。對毛澤東的激進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則幹脆將它解釋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林彪的附和雖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確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無論在方向上還是方式上,我們都不能同意,但毛對社會轉型文化本質的洞察顯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就顯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鄧似乎沒有意識到,市場經濟不僅僅是壹系列可見的制度、規範,更是隱藏在其下的對這些制度起著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將市場經濟置於堅實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礎之上,市場經濟不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謂“壞”的資本主義在現代化的歷史上比比皆是)。鄧的這種粗心和實用主義態度被中國的官僚體系利用了。他們以“改革”的名義將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說的變成了私下裏的“官僚內部人的利益最大化”,並冷酷地將這種不擇手段的瘋狂攫取貼上“必然代價”的標簽。如此,改革就被中國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徹底置於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變成了打引號的“改革”。
在中國經濟學界壹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吳敬璉先生,在上個世紀將近結束的時候,用憂慮的口吻評論了中國改革。他說,“我常常覺得,改革後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經經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光是靠壹些知識分子的理念支撐,會是蒼白無力的”。所以他將繼續改革的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家和民間力量的成長上,在他看來,如果這些力量不能成長起來,“就會越來越沒有人支持壹個有利於大眾的改革”。吳先生壹直以對中國現實的敏感著稱,這壹次看來他又說對了。不過,他將中國改革的後續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和其他民間力量上,則是誤判了中國的形勢。且不說中小企業有沒有力量(更沒有組織性的力量),即便他們有力量,他們也只會同意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他們甚至只會同意短期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中小企業如此,其他階層亦然。而那些知識分子(僅僅是很小壹部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對許多人來說更是壹種完全不切實際的“臆想”。此階層眼中的改革,已經不是彼階層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們要反對的“改革”。中國社會文化對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經完全處於癱瘓狀態。所有的階層都已經被動“適應”了官僚體系對中國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當今中國還有什麽力量真正擁護改革的話,那麽它們就是中國的官僚體系。他們壟斷了改革,所以對“改革”的意義心領神會。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戰,他們投身“改革”,推動“改革”的激勵就會越強烈。這就是為什麽在今天的中國,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會成為“幹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積極推動者的原因。而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躍程度,也反過來證明了,官僚體系對中國社會的言論鉗制已經達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國社會已經完全喪失了對官僚體系濫權的抵抗力,中國文化已經完全喪失了對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為問題。從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現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體系除外)”,中國改革在早期強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經成為幾代理想主義者的灰色記憶,被塵封於歷史的角落之中,生銹、發黴。改革死了,我們怎麽辦?
第壹章 新階級,舊景觀
傅祥,是中國江蘇省揚州市的壹位下崗工人。20多年前,他與許多知識青年壹起,從江蘇北部的壹個貧窮的農村,回到了這座城市。然後,他進入壹家皮鞋廠做了壹名工人。從農民變成工人,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壹次階層轉換。按照中國社會學家的劃分方法,傅祥實際上已經躋身於了那個時代的城市“中產階級”行列。的確,在這座歷史上以繁華和富庶著名的中國城市中,傅祥的日子雖然遠遠算不上“中產”,但與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麽兩樣。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經賦予了他某種職業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義所寄托的那樣,穩定而安詳。在整個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靜的。進入90年代之後,皮鞋廠的困境日甚壹日,用賣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終於,傅祥下崗了。現在,傅祥住在他那間父親留下來的已經殘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領取190元的下崗“工資”。傅祥的這間住所陰冷而潮濕,為了節省開支,傅祥在晚上已經很少使用電燈了。傅祥已經結過兩次婚,白天,他經常將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個年紀很小的兒子獨自鎖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無論是在他自己還是在別人的眼光中,經過20多年的變化,傅祥已經徹底的沈入了中國社會的底層。在接近60歲的時候,他的未來似乎變得壹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於這座城市壹個十分古老的街區。據說,這個街區是幾百年前清兵火燒揚州時僅存的十八戶人家,故名“十八家”。這個非常有歷史的街區,這壹次又通過傅祥的經歷,演繹著中國最新近的壹段歷史。見證過中國改革開放25年歷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經歷只是中國最新壹輪劇烈階層分化的壹個縮影。這種悲喜劇,正在中國廣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著。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寫同壹本書的同壹章節的時候,我是這樣寫的:
“中國社會正在從壹個同質社會迅速的走向壹個層次分明的社會;從壹個差別很小的社會演變成壹個差別急劇放大的社會。差別的形成過程正是壹個社會內部能量聚集的過程。可以想象,在壹個有著12億人口的巨大社會中重新分層並制造令人目眩的財富差別,風險將是巨大的。那麽這種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掠奪色彩的重新分配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呢?是中國社會從此走向良性循環的契機,還是重新蹈入歷史災難的又壹個拐點?這是壹個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很快就會面對,中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刺眼差別以及這種差別給我們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強烈震撼。我們將看到骯臟混亂的貧民窟和富豪盈門的高級俱樂部所構成的鮮明對比。”
八年之後,傅祥的生活變化證實了這個預言。只不過,傅祥以及其他個案所顯示出的絕對貧困程度,似乎已經超出了我們當初的估計。
壹、農民,被隔離的底層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壽縣的農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稅“暴動”。這次暴動,無論是規模之盛,還是時間之長,都是中共建政之後的最高記錄。現在已經廣泛披露的資料證實,在這次抗議的最高峰時期,包圍仁壽縣政府的農民有上萬之眾。對於壹直就以“農民問題專家”自命的中共來說,仁壽農民暴動可能只是壹個丟人的“洋相”而已,但對於闊別農民運動已經半個世紀的中國來說,這可能就意味著某種不祥的歷史接續。在中國將近1個半世紀的現代化歷史中,農民問題壹直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壹個重要面相。也正是憑借對這個中國式問題的清醒洞察,中國共產黨才從壹個小小的革命集團而最後成為壹個強大的執政者的。仁壽縣,位於中國內陸省份四川,離省會成都不遠。在過去的壹個半世紀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內陸省份壹直是中國農民運動的發祥之地。在平靜了40多年之後,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又壹次爆發在中國偏遠的內陸省份,這很難說是偶然的。不過,仁壽農民運動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方面,是它爆發的時間。仁壽農民暴動,發生在1992年年末,離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僅僅壹年時間。1992年,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壹個重要的轉戾點,是以城市為主的中國市場化改革壹個大規模的重新啟動時期。此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中都彌漫著壹種“新紀元”的躁動,開發區遍地拔起,壹夜暴富的財富神話四處流傳,所有的城市人都被壹種興奮和焦慮緊攥著。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使資源在短時間內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這背後,並作為中國城市迅速抽取農村金融和財政資源的壹個直接後果,農民迅速地暴動了!在長達壹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壹直就是壹枚硬幣的兩面。就性質而言,仁壽農民暴動與半個世紀之前的農民運動並沒有什麽不同,不過是綿延於中國近代史中的眾多農民運動中的最新壹次。其重要性僅僅在於,它重新開啟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問題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後,中國農村類似仁壽事件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在這個意義上,仁壽農民暴動實際上是將壹個古老的中國問題以壹種現代的形式又壹次提到了我們的面前。從1979年鄧小平開始他傳奇的農村改革,到1992年中國城市開始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中國農村度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時光,於是,農民問題退出了中國人的視野。時隔十多年之後,仁壽農民以“起義”的方式告訴我們:那只是壹個假相。中國農民短暫幸福時光的結束,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壹絲余蔭消失了。這個發端於1979年的農村改革,曾經創造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溫飽傳奇,其成果庇護中國改革將近20年之久。然而,當中國城市大規模的重啟市場化的進程之後,中國農村在資源競爭中的天然劣勢就立即暴露在了人們面前。與此同時,鄧小平農村改革奇跡的過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來。如果說1979年之前,中國農民受到的是政治剝奪,那麽1992年之後,在中國普遍的“偽市場化”的競爭環境中,農民受到的實際上是政治和“偽市場”的雙重剝奪。自1992年以降,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成為壹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那次仁壽暴動中湧現出來的農民領袖張德安在的此後十年中持續活躍事實足以證明這壹點)有外國農業專家估計,到2002年的時候,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時期。城鄉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顯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為1比1.5,超過2的國家極其罕見。而現在所有統計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估計都超過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種隱性福利,這個數據甚至達到4~8倍。結合許多學者對中國內陸農村悲慘現狀的切身描述,人們可以提出的唯壹問題應該是:中國農村的“暴動”為什麽會這麽少?對此,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精辟地評論到: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由於對1949年之前的農民問題沒有親身的體驗,我們很難判斷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是否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但有壹點卻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又遇到了壹個老問題。
在中國發生的所謂鄧小平奇跡,準確的說是壹次關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奇跡。而鄧小平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辦法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對於這個改革,中共壹位老資格的農業問題專家曾經感慨的說,“在我過去四十年的農村工作中,前後兩次真正看到黨的政策發動了農民。壹次是1942年在太行區黎城縣的減租減息和退押運動(他當時擔任該縣縣委書記)……第二次,就是這次建立家庭聯產承包制”。然而,與鄧小平所有的思想壹樣,鄧小平關於農村改革的思想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這個由鄧小平的兩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試驗繼而在中國大陸廣泛推廣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神奇的釋放了中國農民的創造潛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簡單”的發明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使中國農業躍上了1984年的頂峰,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環境已經大變,聯產承包——這種曾經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過渡性土地制度的潛能已接近油盡燈滅之時。確切的說,這個主要以增加糧食產量而不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潛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經釋放到了極至。只不過,這壹點遠不如今日這般顯眼而已。
1984年之後,中國農業(當時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上)逐漸趨於停滯狀態,糧食價格的波動也趨於頻繁。每壹次波動之後,增加農業投入的呼聲便會隨之高漲。1993年之後這種呼聲更是聲聲不絕。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雖然中央政府壹再強調農業尤其是糧食對於壹個13億人口大國的戰略重要性,壹再強調所謂“無農不穩”的古老訓誡,但農業投入在全社會總投入中的比例還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農業投入占國家總投資規模的比例在1978年達到10.3%的紀錄之後,就開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時候,農業僅占2%,在扣除通貨膨脹後,1994年的農業投入實際上是-7%。不過,政府對農業投入的不足,並不是中國農業問題的要害,壹個顯見的事實是,作為壹個有巨量農業人口的國家,中國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補貼8億農民。這樣,對農業的投入就只能落在農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這壹點上,聯產承包制構成了致命的障礙。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獲得僅僅是期限相當不確定的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農民對土地收益預期的不穩定性可想而知。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們經常可以聽到對中國農民“短視和愚昧”的嘲笑,所謂“寧願花巨資蓋房,也不願意花錢投入農業”。不過這種嘲笑除了證明嘲笑者自己的無知之外,更精確的刻畫了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的無能。事實上,在中國國有企業廣泛試驗過的“承包制”,也遇到了類似的產權困境。只不過,這種產權制度在激發企業承包者的短期行為方面,比在中國農民那裏表現得更加露骨。最起碼,中國農民還有壹份對土地的傳統感情依賴。在這樣壹種土地產權的安排下,農民除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夠做的就是,盡量減少對土地的投入。基層官僚體系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對農村地權的隨意調整,也加劇了這壹趨勢。山西壹位村支部書記甫壹上任就立即廢止了原來的承包合同。這位蠻橫的基層幹部對這種毀約行為毫不在乎,他說,“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動搖,我不管他那壹套,我想怎麽調就怎麽調。”而這位山西村支部書記的壹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脅農民:“誰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誰”。要緊的是,這種借助政治權力損害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這其實說明,雖然具有法律性質的“聯產承包制責任制”在表面上規定了農民的“經營權”,但通過各級官僚體系的侵蝕,真正到農民手上的,實際上連“經營權”都不是。在這樣壹種事實契約中,如果中國農民還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證明他們的腦子真的壞了。事實說明,中國農民的腦子沒有壞,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以減少對土地的投入來規避損失。這種規避在80年代末期表現為減少投入(官方資料顯示,農民對農業的投入1989年比上年減少22.2%,1990年減少 35.4%,1991年更銳減38.2 %。),到90年代中後期則演化為大量撂荒,青壯勞力悉數出走。在今天的中國農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涼村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景象。中國農村的衰敗程度由此可見壹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經創造過什麽的人間奇跡,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懷有什麽樣令人生疑的政治動機,中國90年代直到今天的農村現實告訴我們,這個在曾經7~80年代十分靈驗的土地制度,已經遇到了嚴重的麻煩。這個麻煩不僅來源於我們上面已經論述過的產權問題,也同樣來源於這個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問題。土地碎化,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特殊的資源稟賦所賦予中國農業的壹個突出特色。在城鄉分割,農民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個特色導致了中國農業的“內卷化”困境。所謂“內卷化”指出的是這樣壹種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資源約束之下,中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斷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發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如此,農民的耕種主要變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潤。在中國的壹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76畝,低於世界0.8畝世界土地警戒線標準。也就是說,在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越過土地供養人口的極限水平(而提高農業單產水平總是有極限的)。顯然,這個趨勢構成了對現代化農業的壹種反動。“內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壹種“退化”和“不發展”狀況,與具有濃厚“進化”意味的“現代化”含義恰成兩極。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決了激勵難題的同時,卻繼承了這個特色。在與其他先對代產業的競爭中,農業本身就具有無法克服的比較劣勢,中國以戶為單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加劇了這種劣勢。
無論是依經濟之規律,還是征諸其他現代化國家農業發展之歷史,規模經營都是中國農業難以逾越的壹個的必經過程。然而,在中國談規模經營,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制度雖然有土地集中,規模經營的優勢,但其衰敗的內部激勵機制卻早已聲名狼藉。1979年後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也證明,現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帶有小規模經營的特點,其績效也要比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優越得多。如此,設計出壹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勵優勢,有能發展大規模經營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國農業走出困境的鑰匙。在我們的想象中,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唯壹壹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規模的私有化。只有這樣,土地才能夠迅速集中在少數有經營水平的農民手中,並使中國農業在規模經營的推動下走出困境。不過,這種辦法很難為現有的中國領導人所接受,且不論其意識形態上的背叛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碩果僅存的最後壹份遺產,任何中共領導人跨出這壹步都必須承受致命的政治風險),單就其操作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巨大社會痛苦,就足以使任何壹位中國領導人望而卻步。素以鐵碗著稱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期談到農村股份制的時候,曾經隱晦的談到了對土地私有化的擔心。我們很容易猜想,他的眼前浮現出了這樣壹幅圖景:大量失地農民在中國城市和鄉村四處流竄,尋找著生存機會。膽小的賣兒賣女,膽大的則偷竊、搶劫、殺人越貨。他或許在擔心,中國會不會再來壹次打土豪、分田地?對於有過1949年之前中國生活經歷的人,眼前浮現出這樣壹幅駭人的圖景或許算不上誇張。理解了這壹層,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領導人對土地私有化的疑慮並不完全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有著深刻的個人經歷的因由。事實上,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確順序應該是,先進城,後私有。但在當代中國城市已經進入排出勞動力階段的時候,我們懷疑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的確,在城市不能為中國農民創造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土地的急驟集中所可能帶來的社會苦難是非常現實的。更為棘手的是,我們甚至無法判斷,今天中國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國時期更好。中國城市失業率在90年代後期急劇升高的事實,增加了我們這種懷疑。農村問題在當代中國的嚴重性與復雜性在於:它幾乎與中國城市的失業問題交織在壹起。如果放任農民工進城,那麽他們就可能與城市失業工人形成生存競爭,如果以提高糧食價格地辦法將農民繼續留在土地上,則可能對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業工人構成致命打擊。
正是在這種左右支絀的情況下,為了穩定糧食價格和農民收入,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後期重新恢復了國家對糧食的收購政策。這壹行政措施不但沒有挽救中國農業的頹勢(事實上,中國糧食產量自1999年之後連續四年下降),而且造成中國國有糧食系統3000億的虧損。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幾次重要的失敗之壹。很清楚,現行農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規模經營困境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暴露得十分徹底,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都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有跡象顯示,中國新壹代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文件上,中國新壹代領導人這樣表達了他們的突圍欲望:“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適度”壹詞昭顯了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如履薄冰的心態。這種心態,與其說反映了中國新領導者的穩健風格,倒不如說反映了中國農業進退維谷的痛苦處境。然而,與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悠然從容”相比,中國的農民卻在飛快的滑向深淵。按照中國壹位著名鄉官李昌平先生的說法就是: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先生為他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觸目的證據是,在他曾經管制的鄉村中,經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訴他,他們希望早點了結自己的生命。這可不是農民說著玩玩的,就在這位良心未泯的鄉黨委書記辭官後不長的壹段時間中,他所在的湖北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自殺。
中國農村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又壹次深淵之旅,由於另外壹個因素而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這個因素就是WTO。雖然有“聰明”的經濟學家舉出這樣和那樣的證據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完全沒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實卻是,在加入WTO的當年,中國最具農業競爭力的幾個省份就立即發生了“新東北現象”。在陡然面對國際競爭之後,中國東北地區部分農產品開始嚴重積壓,其低下的競爭力被國際市場襯托得壹覽無余。2004年中國在停止多年之後重新從世界市場上進口糧食,引起世界糧食價格波動。這個有力的跡象表明,中國農民的命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全球市場聯系在壹起。實際上,早在1995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如糧食、棉花、羊毛、油料等產品的價格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只不過,由於當時封閉的市場環境,沒有人過多的註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險信息。當時的壹則報道曾經透露,中國大量進口糧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90年代中國農業所顯露出來的危險跡象被壹位美國專家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學者將他的思考概括為壹個聳人聽聞的書名:《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也強烈的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有關中國農業問題振聾發聵的第壹聲。事實上,無論是從科技支撐、產權制度還是產業化程度,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的農業都不是壹個數量級的。這個明顯的不利因素,遲早都會發生作用。我們所不知道的是:它會以什麽樣方式展開以及這場競爭的殘酷程度。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農民屢見不鮮的農民抗議畫面,為中國農民可能的生存境況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藍本。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中國的農業人口有接近八億之巨。或許,中國(當然也包括中國農民)最終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壹個必然的趨勢,但我們必須提醒的是,這個過程可能相當冷酷。當然就目前中國農民已經在生存線上掙紮的現狀看,中國農民的確沒有理由懼怕國際競爭,因為他們的處境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了。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許多經濟學家對入世之後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樂觀預測才是正確的。很顯然,這種樂觀是建立在這樣壹個殘酷的假設之上的:中國農民對惡劣的生存水平有著超強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國特殊的農業資源稟賦和落後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還有另外壹個重要來源,這就是籠罩在中國農民頭上的龐大的官僚體系。有統計表明,僅鄉鎮壹級,為了維持官僚體系的生存,每年就要從中國農民身上“創收”1840億元。
中國的學者喜歡將中國農民問題歸結為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但這個形象的概括卻具有明顯的誤導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發生在農村的問題,其根源卻在遙遠的城市,在盤踞於遙遠城市之中的官僚體系。現在已經很出名的農村企業家孫大午用樸實的語言概括了這種狀況,他說,“問題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沒有理解錯的話,他所說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體系。在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媒體中,農村基層官員已經變成了中國幹部隊伍中最負面的典型。這造成了壹種廣泛的錯覺,以為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所有罪惡行為都是由這壹群目無綱紀的基層幹部獨立制造的。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確實有許多駭人聽聞的紀錄,但準確的說,他們經常只是這些悲劇的實施者,而不是導演者,真正的導演者是具有強大剝奪性的中國官僚體系,然而,他們卻在農民看不見的地方。農村基層官員不過是這個層次復雜的官僚體系中的最低壹層,是官僚體系這部噬血機器插入中國底層社會的壹個個針頭。這個位置註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官員將在官僚機器與底層民眾的沖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資源極其稀薄的中國農村,與掙紮在溫飽線上的農民爭奪生存資源,這個角色就必然會帶有某種血腥的氣味。中國媒體最近幾年披露的事實說明,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暴力行為已有愈演愈烈之勢。1999年12月,山西青年農民李綠松因上訪反映村小學建築中的經濟問題,被公安機關抓到看守所嚴刑拷打之後,被慘無人道地割掉了舌頭。其殘忍和血型程度令人發指。
通常說來,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暴力手段都是壹種成本高昂的選擇。因為這不僅可能帶來暴力的抵制,而且壹旦事情鬧大了,發展成為某種群體性事件,基層幹部還可能受到上級的懲戒。李昌平就曾經成為過這種上級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壹位村民的自殺事件引起了高層震怒。這就引出了壹個問題,為什麽在外界看來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呢?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農村的生存資源已經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暴力行為發生的頻度,實際上就是衡量中國農村生存資源稀缺程度的壹個靈敏指標。雖然在少數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農村,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比較值錢,因而聚斂了可觀的財富,但就大多數農村而言,普通基層幹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實權的基層領導)的生存狀態與他們的農民鄰居相去不遠。據我們所知,就是在江蘇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基層鄉鎮幹部被拖欠工資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要註意的是,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國農村越來越頻密的暴力背後,我們看到的不是底層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則是“國家”的瘋狂。作為國家官僚體系的最低層級,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工資等基本生存資源以及更高級的諸如提拔之類的個人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的上級手中。而這些基本和高級需要是否能夠得到滿足,則取決於他們滿足上級的程度。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服務對象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上級。農民只是他們滿足上級需要的工具。當基層官僚無法從他們的上級那裏獲得完成任務以及擴張自我利益的必要資源的時候,壓榨農民就成為基層官僚的唯壹選擇。從國家那裏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農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這種明顯具有暴力性質的壓榨獲得了廣闊的空間。據李昌平統計,僅監利壹縣,被非法關押過的農民就數以萬計。只有當這種壓榨不堪忍受,足以激發民變的時候,農民才會以“穩定隱患”的形式進入城市官僚體系的視野。而在平時,農民既不是他們負責和服務的對象,也不會對他們個人前程構成任何損害。正如農民看不見城市官僚壹樣,城市官僚也看不見這個數量驚人的底層階級。在那些離農民更加遙遠的城市官僚看來,農民不過是他們越來越瘋狂的“政績”攀比的壹個工具,是他們維持日益浮濫的官僚系統運轉的壹個抽象的“稅基”。顯然,災難發生在底層,但壓力卻來自官僚體系的上層。
漢學家杜贊奇先生曾經用“國家經紀”這個獨特概念來描述中國官僚體系在基層與農民的互動。但與杜贊奇先生描述的那個時代相比,中國的今天的基層官僚已經基本上喪失了農民保護者的功能,走到這個譜系的另外壹端,徹底蛻變成了“掠奪性經紀”。這種蛻變與中國官僚體系在1949年之後對基層更加成功的控制是壹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基層官僚更多的已經不是出自民間的鄉紳,而是國家的正式官員,他們所承受的來自官僚體系的壓力遠比來自農民的大。壹位河南的鎮黨委書記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如果處理不好對‘上’的關系,更是不行,因為‘烏紗帽’在提在他們手上,隨時可將妳撤職,結束妳的政治前途”。正是這位鎮黨委書記的前任,甫壹上任,便大搞政績工程,又是向銀行貸款、又是向農民攤派(其攤派之多,相當於當地農民全年收入的壹半),以至於最終激起民憤,導致數千農民圍攻鎮政府。在他的政績工程還沒有來得及兌現為進身之階的時候,這位雄心勃勃的黨委書記自己卻被村民毆打入院。從這個倒黴的鎮委書記的經歷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國農村基層官僚的壹種激勵來源。中國官場中的升遷雖然標準十分模糊,但經濟增長(實現這種增長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見的形象工程)則是他們向上流動壹個必不可少的硬指標。對於轉型期的整個中國官僚體系,這個指標關乎政權的合法性,對於各級官僚,這個指標則關乎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在短期內制造快速的經濟增長,需要對資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於是大肆借貸、攤派、竭澤而漁就成為中國官場中壹種十分流行的取悅上級的手法。很顯然,中國基層官僚許多荒謬的舉止都來源於中國官僚體系給予他們的不當激勵。而這種目標恰恰是中國官僚體系最高層以“國家建設”的名義逐級分解、傳遞下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基層幹部許多看似乖張的行為實在不是他們個人的率性之為。不然,我們就難以解釋這種行為為什麽會蔓延得如此廣泛。我們壹直強調,中國改革的壹個隱含邏輯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中國官僚的行為激勵中就不僅包括了政績的極大化,而且也同時包括了個人財富的極大化。財富最大化所引發的自我激勵雖然沒有政績激勵那麽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勵強度並不亞於政績激勵。經過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國官僚甚至能夠將這兩種看似沖突的激勵非常巧妙的融合起來,(例如,他們利用公共建設將個人財富和政績最大化的結合在壹起)中國官僚體系對時代精神的“適應”能力實在讓人驚嘆。不過,在這種令人驚嘆的“適應能力”背後,則是官僚體系對民間財富的極大化抽取。只有這種力度的抽取,才能夠滿足新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在政績和個人財富兩方面同時膨脹起來的欲望。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官僚體系顯然更多了壹種抽取民間財富的激勵。作為中國的政治邊緣和社會底層,中國農民是離官僚體系決策過程距離最為遙遠的壹個集團。不幸的是,他們還是談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饋能力最低的壹群。這種地位決定了,農民將是官僚體系利益惡性最大化的首選犧牲對象。當經濟增長停滯,財政拮據的時候,這種“抽取”就可能將農民直接驅趕到生存底線之下,制造出龐大的“博命集團”(這是吳思先生壹個精彩的發明),此類博命集團在中國2000年的王朝循環中扮演了十分顯眼的角色。很多人都已經註意到了,從1998年開始中國農民收入進入了壹個新的下降周期,農民純收入增速急劇放緩,大幅落後於GDP增速,其中 1997年為增速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進壹步降到了2.1%。這遠遠落後GDP的增長速度。不過,幾乎很少有人追問為什麽是1998年?其實原因非常簡單,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後果開始在國內發作,官僚體系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驟然增加,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這種壓力的壹個後果。這種“積極財政政策”的壓力通過官僚體系逐級轉嫁,最終落在了最弱勢的農民頭上。所以,農民收入“選擇”在1998年開始下降,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種財政和經濟危機的結果。由此觀之,農民收入實在是中國經濟和財政狀況的壹個晴雨表。
在中國改革之前,官僚體系對中國農民的抽取是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實施的。有人曾經計算過,1952年到1986年,中國官僚體系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名義從農村抽取了約7000億元,這筆在當時十分巨大的財富通過官僚體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國家工業化,是當時中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為各級官僚默會的政績依據。改革之後,這種抽取並沒有停止,只是口號變成了“經濟增長”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單純的行政抽取變成了行政和市場的雙重抽取。據中國壹位社會學家的估算,改革之後,僅僅通過無償義務工,國家每年就從農民那裏拿走1000~2000億元。同樣是這位社會學家的估算,1985年之後,由於國家取消了對農村教育的撥款(中學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學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農民自籌經費,這壹項“改革”,國家又從農民手中每年隱性“改”走了300~500億元。難怪有人將中國農村稅收政策譏諷為“負累進”制度。如果加上諸如金融等更加隱蔽的市場化手段,國家以“改革”和“經濟增長”名義從農村抽取的則可能是壹個驚人之數。體現在統計所謂比例上則是:農村為國家貢獻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26%,而得到的財政撥款僅占9%;與此同時,農村為國家銀行系統提供了1/3的存款,卻只得到了1/10的貸款。這等於是在說,改革前後,中國官僚體系對農村的抽取並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只不過名義變了,手段變了。這壹點,並不能因為農民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蓋。改革之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後的農民狀況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農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卻遭到了更兇狠的掠奪。
這個結論可以從80年代中期之後,農民與其他階層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觀察到。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先生由於集資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為他違反了某種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而實質上則是他妨害了某種“國家能力”,因為金融這種配置資源的市場手段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官僚體系從農村抽取資源的壹種行政渠道。理解了這種因果關系,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孫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將農村統攝於改革時期整個官僚體系的框架中,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局限在與基層幹部博弈的框架中,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國農民的困境。農村問題,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本質上都是壹個城市問題。這種本質,在中國最近幾年中國城市化最為迅猛的時期,表現得極其尖銳。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將農民城市化,而土地作為壹種重要的資本則是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根本。然而,恰恰是這種資本,卻遭到了無情剝奪。粗略的統計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政府通過征地(實際上是壹種強買)剝奪了農民至少5萬億之多。
中國農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雖然規模巨大,卻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動員和組織成本極其高昂。這個特點決定了,他們很難成為壹個有效的壓力集團。他們受剝奪的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官僚集團的良心和自我約束。但中國2000年的歷史以及我們對中國近20多年改革時代的體察都告訴人們,這是非常靠不住的(這其實是壹個常識)。否則,對官員有著最為完備的道德訓誡體系(裏面充斥著親民、愛民以及自我約束的勸諭)的中國就不會發生那麽多破壞性的王朝更替了。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中國的官員感慨說,我們農民多麽好呀。他們是在贊美中國農民的超級忍耐力。他們也經常將社會穩定的希望寄托於中國農民的這種馴順性格上。的確,只要剝奪沒有超過生存底線,中國農民就是人們眼中的順民、良民、賤民,但如果超越這壹底線,中國農民就會立即顯示出他們的另外壹種歷史面目:暴民。賤民和暴民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間實際上只有壹步之遙,或者根本就是壹體兩面,角色的轉換瞬間就可以完成。承平時期壓榨賤民,危機之時防範暴民,中國官僚體系2000年以來的基本職能總是在兩極之間來回搖擺。走出這個怪圈的唯壹出路,就是將農民變成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的現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號稱進行了20多年現代改革的中國,無論是在統治者那裏還是在被統治者那裏,我們都還沒有看到這種意識的萌芽。壹位社會學家在與中國河南省的某個地方當局探討艾滋病人(這個地方地農民由於賣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規模感染)的救助時,從地方官員那裏得到的答復相當令人震驚:“妳們為什麽這麽關心他們?這些人,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地方官員對農民的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壹種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著,壹旦危機席卷,農民仍然會扮演他們反復扮演過的傳統角色。暴民是臨時聚集在壹起的破壞集團,沒有長期的組織目標,不善於談判,也不屑於談判。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破壞和顛覆。1993年的時候,中國出現過壹本爭議極大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國》,在書中,作者將中國的八億農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時看上去與其他的山頭沒有什麽兩樣,恰如今日沈默、厚道的農民,但壹旦開始噴發,就會在短期內發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暫、猛烈、無明確先兆的特性而言,將中國農民比喻成“活火山”無疑是神來之筆。有人將阻止火山爆發的希望寄托在壓制農民的結社權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與農民集團的疏離上,以為如此壹來,農民就只有在分散狀態下逆來順受的份,但這恰恰是危險所在。因為暴民集團從來就不需要什麽嚴密的組織,也不需要什麽長期目標,他們甚至也不需要所謂精英人物。把他們聚集起來僅僅是壹種共同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可能只需要壹個簡單的信號,壹個莫須有的謠言,壹個敢於登高壹呼的山大王,就能夠在剎那間掀起風暴。事實上,從中國過去十多年中連綿不斷的小規模的暴動中,我們已經看到這座活火山又壹次周期性活動的跡象。畢竟,中國農民被剝奪的太久了。他們發動了這壹次的改革,卻在半途中又壹次被改革拋棄了。壹位研究人員在將南非的各種數據與中國比較之後驚訝的發現,中國農民受到的虐待遠甚於種族隔離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結論說,農民是中國壹個被隔離的“種族”。巴爾的摩日報記者Frank Langfitt為這個結論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根據。他說,在他訪問過的壹個湖北農村中,有38戶家庭由於無力繳納稅收,被當局拆除了房屋。最後,這些農民不得不跟他們的家畜生活在壹起。雖然我們相信,這些農民的悲慘生活只是壹些極端案例,但這種事情發生改革25年之後的中國,無疑對中國農民的整體現狀具有極強的指標性意義。這種文明社會很難容忍的現象不能不使我們懷疑,中國農民的現狀離我們在理論上推導出的那種“賤民”究竟還有多遠?這個“卑賤的種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們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暴力技術以及迅速的賑濟能力,或許可以遏制造反行動的大規模蔓延,但以類似種族隔離的手段長期將農民阻止在財富和權利之外,則無論如何是不人道的。而這種對農民的排斥最後所導致的對現代化的阻斷作用,已經被中國近代歷史多次見證過。到目前為止,就我們閱讀和親歷所及,中國農民還僅僅將他們的憤怒集中在他們看得見的基層官僚身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永遠不會對整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戰。2001年最後壹天,江西萬載縣發生傷亡慘重的鞭炮爆炸。當有記者問道“為什麽要從事如此危險的職業”時候,村民們的回答令人震驚而又悲涼:與其餓死,不如炸死!這個極端的案例說明,中國部分農民的選擇實際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間而已。對生存境況這種清醒而又絕望的自我意識,實際上證明,中國農民已經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合法性發出了憤怒的質疑。再往前走壹步,就可能是“與其炸死,不如戰死”。對當局者來說,這已是壹個再清晰不過的信號。它強烈暗示,在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農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又壹次被驅趕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他們會在我們這個讓人眩暈的中產階級時代幕後發動壹場突然襲擊嗎?
1932年,壹位美國青年懷著由來已久的好奇來到了神話中的中國。然後,他在北京租下壹座豪華的宅院,開始了他為期四年的中國之旅。他就是後來成為美國漢學巨擘的費正清先生。多年之後,費正清先生是這樣為同樣好奇的美國人解讀中國神話的,他說,他看到了兩個中國,壹個是鄉村中國,另壹個是都市中國。這兩個中國有著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評論說,如果日本人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的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了”。費正清先生“兩個中國”的發現是如此的銳利,以至於成為研究中國問題風靡壹時的重要範式。令人悲哀的是,70年過去了,這個範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釋力,吸引著我們這些後輩晚生的註意。難道我們真的還停留在費正清見證過的那個時代嗎?抑或,它們僅僅是相似而已。
二、懸空的階級:塔吊上的農民工 陳榮祥無意中做了壹次新聞人物。為了討要工資,他爬上了位於北京壹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夥計們打工的地方。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個小時之後,陳榮祥如願以償,為他的幾十位民工兄弟討回了工資。最後,這位65歲的老人用壹個令人吃驚的動作結束了這次“示威”行動,他顫抖地雙腿跪下,口中連連有聲:“給各位添麻煩了”。陳榮祥的這個故事發生在 2003年11月3日,地點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在這之前,在中國的各個大城市條中已經有壹系列類似的新聞發生。民工們以自殺的姿態爬上鬧市最醒目的高處,或申訴冤屈、或討要工資。這種在2003年漸成“時尚”的抗爭方式被媒體形象的歸納為民工的“跳樓秀”。很難判斷民工們這種有點“超限戰”意味的行為是不是從媒體的報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紛紛采取這種以命相博的表達方式則證明,他們在都市中的生存狀態正在急速滑向底線之下。畢竟,這種獨特的“廣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險。陳榮祥就是這樣無意中成為又壹篇“都市新聞”的主角的。在平時,陳榮祥們是很難被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媒體註意到的。只是當城市中又發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時候,人們才會偶爾聯想到他們。所以陳榮祥們要采取這樣壹種極端的表達方式來喚起人們的關註。不過,以生命為賭註的廣告方式並不是陳榮祥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態,他們更典型的姿態是:下跪。陳榮祥壹個無意識的下跪動作,將中國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艱難和屈辱刻畫得淋漓盡致。2003年壹系列農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自出馬為壹位重慶農民工追逃工資。
像陳榮祥這樣被人們稱為農民工的城市新移民,在中國的都市中已經聚集了壹億之眾。無疑,他們已經構成了壹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據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考證,中國今日之農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對應物,中國唐代即有“雁戶”。“雁戶”是對那些往還遷徒於故土與異鄉之間的民戶的稱謂。由於其習性與因季節而遷移的雁相近,故謂之為雁戶。就這種生活習性而言,今日的農民工壹族與古代的雁戶的確有神似之處。不過,無論就原因、規模還是對未來中國的影響,我們現在看到的農民工都與中國歷史上的“雁戶”不能同日而語。
1949年之後,毛澤東采取嚴厲的行政手段將農民成功地禁錮在土地之上。農民獲得了土地(不久之後就被“共產”掉了),卻失去了自由。長達30年禁錮以及生育政策的失誤,使中國的農村中囤積了巨量的人口。這個堆積在土地上的人口壓力,在鄧小平的改革之後開始逐漸向城市釋放。從1979年農村改革到90年代初期,農民向中國城市釋放人口壓力的過程是緩慢和有節制的。早期農村改革的奇跡讓中國農民誤以為,只要他們在自己狹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細作,增加單產,就可以繼續保持他們溫飽閑適的農耕生活。所以在這壹時期,城市人們看到的農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類的“技術移民”。可以說,他們主要是受到比較利益的誘惑而主動進入城市的。但中國農村嚴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進的市場化邏輯,很快就顯示出了其本來的猙獰面目。中國農民發現,農村改革所帶來的幸福時光不過是壹種短暫的幻覺,繼續留在土地上,可能連生存都會成為問題。從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以勢不可擋的主動姿態沖擊城鄉戶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驟然加快。轉折發生在1992年,這壹年,農民工人數從前幾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4000萬。這個數字在92年之後逐年膨脹,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時候已經達到8800萬之多。與80年代的民工相比,現在這支遊離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巨大群落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因為他們是迫於生存壓力而不是比較利益而離開土地的,他們是再也回不去的壹群。他們是沒有未來的城市人。他們是沒有過去的農村人。這也是為什麽92年之後的農民工大多雲集在憑“身體”吃飯的低級工種上的主要原因。1994年春節前後,當北京市民突然發現“源源不斷的民工從地鐵口湧出,從各路公共電汽車上擠下來的人流,向站前廣場猛跑”的時候,《北京日報》以憂慮的筆調寫道:“民工潮,壹個跨世紀的難題”。這是壹個有遠見的新聞標題。但作者恐怕很難料到,跨世紀的十年之後,這個難題已經被抹上了越來越悲觀的色彩。讓我們用數字來描述壹下這個難題的現狀。即使以最低的城市化比率60%計算,中國還將有三億農民移民城市。這意味著,我們要在短時間內在這片土地上再建壹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工已經遠遠不止是壹個跨世紀難題,而是壹個世界的難題。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歷史上幾乎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從容地度過這壹過程,時間並不站在我們這壹邊。中國農民在進入新世紀後越來越深重的困境顯示,中國城市可能正在面臨著壹次更加兇險的人口洪峰。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農民——這個在平常被人們視而不見的底層階級,壹旦流動起來,就會立即凸現出它的威懾意義。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工才是代表中國農民重構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於是,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外乎如下幾途。壹是將農民禁錮在土地上,讓農民在土地上自生自滅,周而復始地演繹馬爾薩斯式的冷酷故事。這個毛澤東的辦法不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證明是失敗的。否則,鄧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會發生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第二個辦法是所謂的就地轉移。這就是在中國農村普遍試驗過的鄉鎮企業之路。這個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社會學家費孝通發現並推廣過的農村改革路徑,在中國80年代終於開花結果。其迅速的掘起,引發了無數人的好奇心。出於某種誤解,壹些海外學者對鄉鎮企業模糊的產權模式推崇備至,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公平的說,沿海鄉鎮企業在整個80年代的確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發揮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資料顯示,在1978~1986年之間,鄉鎮企業創造了5700萬個工作崗位,可以說居功之偉。這激發了許多不切實際的熱情,以為中國真的找到了壹條與眾不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這種熱情很快就為90年代之後的事實所冷卻。1993年之後,中國鄉鎮企業以每年7%的速度倒閉,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急劇減弱。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曾經預言:“90年代後期,隨著鄉鎮企業的技術升級以及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中國鄉鎮企業排出(註意,不是吸納)勞動力的趨勢將進壹步加劇。鄉鎮企業作為80年代城鄉分割的特殊環境中發展期來的特殊工業模式,其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渡性功能將告壹段落。形勢的發展顯然比我們的預期更加迅速。現在,即便在沿海地區,輝煌壹時的鄉鎮企業也已經成為了歷史名詞。他們大多數消亡了,少部分變成了私營企業。而在內地農村,那些壹度雨後春筍般的鄉鎮企業更成為見證中國農村又壹次“大躍進”的歷史遺跡。“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在經過短暫的繁榮之後迅速破滅的事實證明,中國的工業化模式很難脫離現代化的壹般軌道而另辟蹊徑。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實現他們與現代化結合的夢想。使他們與現代生活方式融合起來的唯壹起點,就是他們十分陌生、甚至恐懼的城市。但恐懼歸恐懼,生存的欲望將壓倒壹切。這個壓力將最終碾碎中國農民延續了幾千年的“土地之戀”,驅趕他們義無反顧地湧入城市。城市,是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第三條出路,也是唯壹的出路。事實上,80年代主要指向鄉鎮企業和沿海地帶的人口流動趨勢已經為向中心城市流動的趨勢所取代。在轉了壹個大彎之後,中國被重新納入現代化的既定軌道。90年代之後,中國大城市中澎湃洶湧的民工潮正是這壹鐵律在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展開。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城市是不是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夠的職位,中國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備了接納壹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須的寬容精神?揭開所有思維上的迷亂,中國農民問題的實質其實就在這裏。除非我們對現代性存在另外壹種理解,那麽,中國的所謂農村問題,根本上就是壹個城市問題,是中國城市能不能,願不願為這些鄉下人提供溫飽生活的問題。
30歲王福林是貴州(這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壹)的壹位農民,為了孩子的學費和父親的醫療費,準備到2000公裏之外的杭州打工。壹路上,老實巴交、戰戰兢兢的王福林經歷了小偷的搶劫、警察的嘲笑。當兩天之後終於到達杭州火車站的時候,他身上的最後壹點盤纏也被當地的地痞洗劫壹空。情急之中,這位絕望的農民攀上了壹個20米高的巨幅廣告的支架上——這是為壹年壹度的西湖節準備的廣告牌。面對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著想喚起人們的註意。然而,他聽到的是羅馬鬥獸場般的興奮尖叫:“跳,跳!”,“妳跳下來的時候,跳漂亮點”。王福林真的跳下來,摔斷了肋骨和髖骨。帶著慘痛的記憶結束了他的城市之夢。與那位北京的農民工陳榮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卻更能代表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民間日常用語往往比學術概念更能傳達事物的本質信息,“農民工”就是這樣壹個包含豐富社會學含義的日常用語。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對這個詞語做出了非常經典的闡釋。他說,“農民工”這個詞並不僅僅是壹種職業,而是壹種職業和身份的混合物。“農民”是他們的身份,“工”代表他們的職業。顯然,這是壹個包含了強烈貶義的稱謂,其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管“農民工”現在從事的是什麽職業,但他們的身份依然是低賤的“農民”。中國城市對農村移民的歧視在這個充滿蔑視的命名中就開始了。從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農村移民在城市中的大規模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但“農民工”這個名詞卻沿用至今。距離的接近不僅沒有銷蝕隔閡,相反卻賦予這個名詞以更加具體的含義。現在,“農民工”這個詞已經更多的與愚昧、狡詐、犯罪聯系在壹起。至多,他們只是供人們憐憫的對象。江蘇省壹位共產黨的高級法官在總結她的壹次調查時充滿敵意的說,在她調查的地區中80%的犯罪紀錄都與“外來人口”有關。她所指控的“外來人口”顯然就是“農民工”。這部分是事實,但這個“事實”卻是與另外壹個“事實”聯系在壹起的。這就是農民在中國城市中所受到的無所不在的排斥。這種排斥不僅體現在城市人口對農民工的“文化排斥”,更體現在行政當局的制度性排斥中。為了保護城市人口的就業,中國許多城市行政當局在90年代中期之後,制定了諸多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這些文件明確規定了“農民工”不能參與競爭的職業。雖然近幾年來中國與“種族隔離”毫無二致的戶籍制度已有所松動,但它不僅進展緩慢,而且為更多新的隱性壁壘所抵消。在壹次規格非常高的戶籍改革討論會議上,當某省主觀官員提出他的戶籍改革方案時,他遭到了中國幾個最大城市領導人的激烈反對。中國城市領導人的意識如此,體現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視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會工作者喜歡將這種排斥稱為“集體排他”,但在中國稱它為“制度排他”可能更為準確。這種制度排他與中國城市人口的“個體排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中國城市對外來農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這種排斥有時候是以慘無人道的暴力形式表現出來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壹位向建築老板討要工資的農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殘忍的砍斷了手筋。
對中國農民工壹份調查顯示:改革之後,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再次外出務工的比例反而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少約6成,而在改革前的壹些時期,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外出務工的這個比率高2.3倍。對這個調查,人們可以做出各種解釋,但有壹個結論則可以肯定,農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並沒有什麽顯著改善。許多其他的關於農民工態度調查也證實,進城農民工返鄉的意願相當強烈。這說明,農民工在“現代城市”中與他們在落後鄉村中的生活質量可能相去不遠。對於很多農民工來說,城市只是他們人生壹個短暫的驛站,而決不是他們生活方式的終點。他們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緣的紐帶構築著壹個個鄉村共同體。從農村到城市,只是從底層的壹端走到了底層的另壹端,地理位置的改變並沒有使他們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動渠道。在遍觀北京農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後,壹位作家憤然寫道:
……
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壹個世紀,
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
沒有壹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壹盞是我們的。
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
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壹種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們在尋找妳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妳和我。
這位作家的觀察是準確的。他暴露的是這樣壹個冷酷的事實,在中國城市,農民工受到的不僅僅是歧視,而經常是壹種赤裸裸的虐待。在春運擁擠的列車上,在市容糾察取締街頭攤販的行動中,不由分說的使用暴力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為已經為我麽妳所司空見慣。“習慣性暴力”雖然遠遠不止於落在農民工頭上,但尤以農民工為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夠期望他們回報城市以勤奮、誠實,變成守法的公民嗎?如果中國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必然要到來的新成員,那麽,中國就只能永遠是農民的國度。壹位中國學者說得好,中國農民的要求歧視非常簡單: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場。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不過,中國城市管理者對農民在意識和制度上的排拒,並不是農村移民進入城市的唯壹障礙,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礙。只要有壹絲生存的希望,中國農民都會憑借他們超乎尋常的生存能力擠入城市。哪怕是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廠”打工。所以,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中國城市是不是能夠為他們提供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這壹點上,我們看不到希望。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這個軟腹部開始的,但不幸的是,農村改革的成功並沒有激勵城市改革的進壹步加快,相反,卻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國城市改革的長期異化獲得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可供攫取的資本“剩余”,中國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國改革得路徑選擇也可能比今天要健康得多,其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寬廣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對於中國整體改革究竟是禍還是福,是在是壹個未定之數。或許,這需要今後的歷史來下結論。但有壹點是現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國城市改革的長期異化不僅是中國城市自身變得日益虛弱,而且也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到位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於這壹點,壹位美國學者嚴肅的提醒到,“……如果為整個社會提供了經濟改革基礎的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卻因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問題而終結,這將是壹個巨大的不幸”。這個預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為現實,並結出苦澀的果實。雖然中國的GDP制造機仍然在高速運轉,但年年攀高的失業率和每況愈下的第三產業的增長率,都為中國的GDP”奇跡投下了極不協調的陰影。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中國是壹個很難用常理看待的經濟政治實體。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失業趨勢以及第三產業的增長趨勢(這是壹個容納就業最多的產業)都已經表明,中國城市的就業容量正在接近極限。在中國城市中的耳聞目睹可以部分證實這種理論上直覺。如果情況果真是這樣,中國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排斥力量就將是無法抗拒的,歧視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將成為無足輕重的因素。事實上,中國經濟危機導致城市人口被迫向農村轉移的情況已經不止發生過壹次。中國農民問題專家溫鐵軍將這種人口逆向遷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鄉運動”。“上山下鄉”是中國文革期間為了減輕城市人口壓力而迫使年輕人離開城市的壹項政策。雖然這項政策掛著意識形態的幌子,但其本質原因卻是城市自身的經濟危機使然。不過,在失業情況如此嚴峻的今天,中國經濟即便沒有危機,哪怕只是輕微的放慢增長,都可能引發類似人口排出現象。當然,新的歷史環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鄉”,而是壹大批人徹底的淪入生存底線之下,而首當其沖的可能就是這批新的城市移民——農民工。他們既無“山”可上,也無“鄉”可下。因為隨著耕地的不斷減少和人口的不斷膨脹(有統計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間,大陸占用耕地面積將超過五千四百五十萬畝,由此導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將達到七千八百萬人),中國今日農村人均資源的匱乏程度已經遠非毛澤東時代可比。壹份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顯示,在中國年輕壹代的農村移民中,不會、不願以及由於耕地太少無法務農者的比例高達70%。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是壹群不工不農、不城不鄉的邊緣人,是壹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階級。在這個意義上,塔吊,正是這個階級的尷尬處境的最佳隱喻。壹旦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職業保障,他們就將變成中國歷史上標準意義上的“流民”。所謂流民,即是指那些無法順利出賣身體的人,而當身體都無法出賣的時候,身體就可能變成暴力的資本。看看中國那些爭先恐後的賣血者,我們就能知道,中國農民工與流民之間的距離實際上是多麽的接近。壹場不起眼的經濟停滯就可以促成這種身份的徹底轉換。而在我們看來,問題重重的中國經濟隨時都可能發生這種停滯和衰退。在今天中國,所謂城鄉壁壘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身份壁壘,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價,毫無著落的就業機會,遠在天邊的教育及醫療保障,不斷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這些已經悄然挖出的鴻溝像壹道更加堅實的圍墻將農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觀之,壹支歷史上最大的流民隊伍已經在當代中國昏睡的意識之外悄然成型。這支流民隊伍的規模已經占到中國現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億/4.5億),而且有源源不斷的候補人員。如此巨大的流民規模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壹支令人膽寒的摧毀力量。
中國農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築、餐館、發廊、搬運、街頭攤販這些邊緣性職業中。這些職業的壹個共同特點就是靠身體吃飯,其待遇和職業穩定性都相當差,對經濟波動極為敏感。中國新華社的記者從2003年七月起,對壹位來自湖北仙桃的農民工彭紅平進行了壹次跟蹤采訪。在短短的115天中,這位26歲的湖北農民更換了11次工作,有60天處於失業狀態。應得工錢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後實得415元,平均下來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飽飯,並且經常露宿街頭。不過,這並不僅僅是彭紅平個人的獨特遭遇,有調查顯示美,有37%的農民工曾經遭遇過身無分文的境況。然而,這些難以置信的數字遠遠不能描繪這位現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艱難,其生存狀態遠遠超出我們理論上的合理想象。如果壹定要描述的話,我們只能說,這是壹個盛世中看不見的“悲慘世界”。專門研究中國企業情況的漢學家高家龍曾經為我們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廠的生活情況。在日資的內外棉紗廠,工人們可以獲得廉價的住房,雖然七到八人同主壹間,但租金非常低廉,僅僅相當於月工資的1/50,這些工人的集體宿舍有電燈、自來水、廚房。不僅如此,內外棉紗廠還“為工人支付於工作相關的工傷或疾病的醫療費用。”相較於壹個世紀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紅平的遭遇讓我們仿若隔世。雖然我們沒有更加準確的數據描述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狀況,但彭紅平的故事卻大體上反映了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職業”處境。在2003年10月中國國務院的新聞招待會上,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梁嘉琨透露:“中國煤礦每年死亡人數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由於被拖欠薪水而被餓昏的悲慘報道也時有所聞。這些廣泛的報道和證據表明,中國存在著數量驚人的“血汗工廠”、“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國農民工就是這些血汗行業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無論這些血汗行業在經濟上多麽“合理”,它都是對社會人道底線的尖銳挑戰。最為關鍵的是,它對中國的脆弱的社會穩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這無異於說明,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已經沈浮於生存線上。跨越壹步,他們就無法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
到目前為止,就我們觀察到的情況而言,中國城市中的農民工都是以地緣的紐帶小規模的聚集在壹起,這種“共同體”給了他們相互幫助和相互救濟的最後庇護。但誰也不能保證,如果情況長期得不到扭轉,這些現在還在起到穩定作用的“共同體”會不會變成壹個個小型的犯罪集團。發生在中國湖南省的張君案,就是這個可能發展的壹個具體例證。事實上,那些失去了地緣共同體庇護的民工中的“散兵遊勇”們早就成為了城鄉犯罪的主體。無庸諱言,這些犯罪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如果將壹個人為了吃飽飯而去偷竊的行為定義為犯罪,這將會把我們置於相當痛苦的倫理困境中。值得註意的是,有組織的犯罪已經是底層反抗比較高級的形式。由於有組織的,公開的政治反抗行動風險巨大,底層社會對秩序的反抗壹般會采取風險較小的形式。這些形式包括偷懶、怠工、裝糊塗、開小差等等。與有綱領的、正式的反抗相比,這種反抗是潛在的、個體性的、隨意的,避免了高昂組織成本,所以被稱為“隱藏的文本”。2003年的中國民工“跳樓秀”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隱藏的文本”。“隱藏的文本”是壹種不容易被觀察到的反抗形式,雖然它可能對社會秩序的效率構成重大傷害,但卻很難被當局視為壹種對政權具體的威脅。當局的這種懈怠和錯覺很可能為底層反抗的進壹步組織化發展提供機遇和時間。顯然,中國農民工中越來越普遍的個人和有組織的犯罪正在超越“隱藏文本”的初級形式。有許多社會學調查都顯示,中國新壹代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受過更好的教育,但對現狀卻有比他們父輩更加強烈的不滿。他們中間的未婚比率相當高,因而家庭對他們的傳統約束力很小。這為農民工進壹步的組織性抗爭貯備了情緒和人員基礎。如果有精英加入領導和組織,就足夠構成壹種強大的挑戰力量。依當代中國精英們的傲慢眼光觀察,中國農民工群體中沒有精英,因而不足為懼。但他們不該忘記,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國歷史中,這個群體中就出現過毛澤東這樣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精英分子。而今天的孫誌剛不過是這種精英壹張模糊的面孔而已。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似乎是壹個底層革命特別頻繁的國家,近有毛澤東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遠則有無數的底層造反運動和王朝更替。這應該使我們對底層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並不遙遠。2003年年末發生在孟子故鄉山東鄒城市的壹起騷亂事件為這種發展提供了壹些具體的背景。
2003年10月27日,山東鄒城市城管隊在追打壹名賣油餅的小販時候,當場將這位小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憤怒的市民沖擊市政府和市委,並沖入辦公樓將許多辦公用品砸碎。
雖然我們不妨以最惡的心態來揣測中國的城管以及其他執法人員,但碾死小販應該是壹個意外事件。然而,當壹個意外事件變成引發壹場騷亂的原因的時候,足以證明人群中早已經儲備了相當強烈的情緒。“意外事件”只是壹個觸發點,只是壹個證明騷亂合法性的理由,是壹個“號召”騷亂的信號。這種“借題發揮”的技術,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中發現。在社會情緒比較平穩的時候,人們壹般會以個案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群體性騷亂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形式,畢竟這種方式隱含著對參與者的巨大風險。所以騷亂其實並不僅僅是尋求具體問題的解決,而是指向“整體”解決的壹種集體行動。在鄒城事件中,這種集體行動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個無辜喪生的小販為象征物的下層階級。壹個集體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夠立即引發壹場集體行動,說明這個集體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有相當清醒的自我意識。我們的經驗以及相關的調查都顯示,大部分農民工都自我認同為“城市中的農村人”。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作為壹個群體,自我認同度比傳統產業工人的還要高,其群體邊界也更加清晰。他們甚至通過衣著就能壹眼識別自己的同類。換句話說,這個集體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上的階級“自覺”。這種“自覺”也同樣在鄒城騷亂事件具體指向中呈現出來。騷亂人群不是直接去毆打城管隊員或沖擊城管隊泄憤,而是直接沖擊市政府。這個舉動表明,騷亂人群已經將這個小販的意外慘死看作了“故意”和“系統”迫害的壹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實施這種“系統迫害和壓迫”的政權本身。在騷亂者眼中,城管隊只是另外壹個階級——壓迫階級的象征物。在這裏,階級與階級的界限已經涇渭分明。在近幾年的報道中,發生在中國城市中類似鄒城這樣的“意外事件”已經屢見不鮮。這有力的提示我們,所謂“意外事件”其實壹點都不意外。在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還隱藏著壹個看不見的“龐大而系統”的敘事。而這個歷史性“敘事”的主角之壹就是那個無辜慘死的小販所象征著的農民工階層。這個階層不僅數量驚人,而且聯結著兩個與自己面貌酷似的群體——農民和越來越壯大的城市邊緣群體。基於這樣壹個事實,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更大規模的底層運動已經為自己找到了最基礎的群眾。現在的問題是,他們能被積極和理性的組織起來嗎?如果不能,他們會不會成為某種臨時聚集起來的橫沖直撞的破壞性力量?壹壺持續升溫的水總是要開的,不是以這種形式,就是以那種形式。 三、工人,關鍵的少數? 在經歷了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工人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領導壹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天幾乎社會最底層的地步。1992年之後,這個跌落的過程開始加速,至今沒有停頓的跡象。如果說1992年之前,這個過程只是以某種緩慢、不為人知的方式進行的話,那麽在1992年之後,這個過程就變得清晰可辨了。這種加速的變化,對作為壹個整體的中國工人正在開始產生某種質變性的心理沖擊。
把工人誇張和吹捧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當然是壹種意識形態的虛張聲勢,但中國工人在改革之前的優越地位卻是壹個不爭的事實。在那個時代,與農民相比,工人是壹種身份,是壹種城裏人的標誌。與知識分子相比,則更是壹種政治待遇。中國知識分子哭著喊著爭取了幾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當局恩準為“工人階級的壹部分”,才覺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異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短短十幾年過去之後,如果妳再將知識分子當作工人的壹部分,恐怕就不再是壹種擡舉,而是壹種羞辱。在中國改革之前,唯壹比工人優越的大概就是中國的幹部階層。即便如此,其經濟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將中國工人比作改革前中國的類中產階級,的確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這壹切都已經變成了中國工人的苦澀回憶。而這個昔日曾經是中國社會穩定中堅的“老中產階級”,也正在成為中國執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調查都顯示,工人是中國25年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壹個階級。對於這壹點,中國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京八個城區所進行的壹項調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認為自己的收入處於中等以下水平,認為自己處於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7.4%。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國工人就對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當明確和壹致的認識,而且評價極低。在當時,這其實是壹種預感。十年之後,中國工人的處境不僅證實了這種預感,而且變得愈發陰暗。2002年8月~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遼寧下崗工人中做了壹項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80%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國社會公平程度較差。雖然這項調查的樣本有些特殊,但卻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對中國改革的態度。實際上,在工潮和抗議此起彼伏的今天,此類調查多少顯得有些迂腐了。(職業聲望調查:報告116)然而,這究竟意味著中國工人作為壹個強勢集團在漸次退出歷史舞臺,還是意味著他們正在以壹種被壓迫者的姿態重新進行的壹次集結呢?
在改革之前,作為壹個階層或者壹個集團的中國工人,雖然是附庸於政權的壹種力量,但其階級和集團意識卻是非常強烈的。每壹個工人都可以意識到他是這個集團或者這個階級的壹份子。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部分要歸結為宣傳機器的灌輸,部分要歸結為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確地位和邊界。改革之後,中國工人作為壹個階級的這種自我意識逐漸瓦解了。由於職業分際在改革之後是個人地位變動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曾經非常強烈的階級意識被壹種朦朧的職業歸屬所取代。人們不再用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來解釋自己在改革中的命運,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職業來解釋這種變化。不過,與這種趨勢同時發生但顯然更加強烈的趨勢則是壹種無助感。在切斷了與政權的傳統聯系,而官辦工會完全成為擺設的情況下,中國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漸被切割成壹個個分離和孤獨的個體,基本上失去了與集團、與社會的制度性聯系。換言之,他們徹底失去了保護。中國工人這種自我認同的消解和危機與中國社會的碎片化趨勢是壹致的。事實上,具有傳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中國國有企業工人隊伍的不斷萎縮,以及工人職業和人員成分的不斷復雜化,都在不斷削弱中國工人傳統上的階級意識。然而,作為壹個客觀存在的階層,中國工人的意誌不可能徹底消失,它總會以這種或者那種形式表現出來。當原子化的趨勢發展到極至,當自由蛻變成孤苦無助的時候,人們就會有強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們今天看到的,不僅是中國工人從傳統的“領導階級”淪落為壹個“受剝奪階級”的低潮時期,也同樣是他們作為壹個最新的“受剝奪階級”重新凝聚並開始發揮作用的時期。這種趨勢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失業工人是中國改革中受創最烈的那壹部分,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絕對貧困狀態。對這種讓人刻骨銘心的生活變化,他們百思不得其解。壹位家住沈陽鐵西區的失業工人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我們這些人本來是有工作的。我們有過自己的生活,我們還有過錢。因此當政府說它不能為我們所有人安排工作時,我就是不明白。” 顯然,這是壹種夾雜著絕望的迷茫。這種情緒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中國失業工人會不會成為中國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團意識,並催生中國新型工會組織的先導者,我們不得而知。但作為壹種強烈的意誌,它肯定會顯示其力量。以任何標準衡量,中國失業工人的數量都已經達到了爆炸的邊緣。危險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個群體的規模不僅將在高基數上繼續膨脹,年齡結構也將日趨年輕化。與農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決定了,壹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可能立即淪為赤貧和饑餓狀態。對此,我們恐怕很難寄希望於中國形同虛設的社會保障網絡。以我們對中國分配機制的了解,如果我們能夠稍微延緩中國貧富分化的零博弈趨勢,可能已是最高目標。所以,由最先蘇醒的中國失業工人為主導的中國工人,將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又壹股重要力量。這個力量並不會由於工人的職業和收入分化而徹底消失。相反,由於失業工人生存狀態的絕對貧困化而會變得更加具有烈度。與中國龐大的農民群體相比,中國工人可能是下層中的少數,然而,其組織性和認識能力決定了,他們可能是關鍵的少數。而失業工人則是這些關鍵少數中的關鍵。
對這種不斷匯聚,隨時可能掀起風暴的社會潛流,中國領導人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隱約的察覺到。1996年,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就通過《工人日報》安撫中國工人: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絕對沒有降低工人在企業中主人翁地位,也絕對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我們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接著,他重申了毛澤東時代的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寫進《憲法》的。江的這段談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的壹種隱隱的憂慮:昔日的穩定基礎和忠實盟友越來越可能成為首先造反的壹群。不過,這種擔憂並沒有從根本上挽救局勢。雖然從那個時候起,中國領導人做出了種種努力,以改善中國工人的境況。但GDP迷信所造成的執政偏差,以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惡性發展,都使局面進壹步惡化。2002年壹項在東北四城市對下崗工人所做的調查顯示,過去5年中生活情況變壞的受訪者達到6成以上,而情況變好者則微乎其微。面對這種現實,當局的安撫簡直就像壹場精心謀劃的騙局。對於這壹點,中國工人心知肚明。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他們既不是什麽主人翁,更不是什麽領導階級。他們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壹個犧牲品,或者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價”。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失業,更多的壓榨和更黑暗的未來。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傳統產業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現代化的壹個必然趨勢,但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絕對的貧困,卻很難用這樣的邏輯加以解釋。準確的說,中國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團的掠奪。這種掠奪將自己包裝成壹種必然的歷史規律,以便讓“犧牲”者們心悅誠服的接受。但顯然,這只是壹個謊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改革必須以壹部分人的犧牲為代價。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犧牲必須像中國失業工人這樣慘烈。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那就只能證明,這種改革不僅值得懷疑,而且必須加以反對。實際上,中國工人目前的悲慘處境根本就不是所謂歷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團假借改革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真的有什麽必然的話,那它就是中國改革特殊政治邏輯所決定的必然。而這種改革邏輯本身卻是人為的。中國東北壹位高級領導人在談到工人失業的問題時候說,“我們在清理壹個歷史時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說的歷史時期顯然是在指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將所有改革問題都歸咎為“計劃經濟”是壹個非常時髦的“理論”。但在失業工人親眼看到他們昔日的領導們在壹夜之間就能積累起巨額財富的時候,他們會相信這是真的嗎?
在90年代中期,當中國工人第壹次遭遇大規模的“下崗潮”的時候,中國城市中曾經廣泛流傳著各式各樣的下崗工人自殺的故事。壹個流傳在湖南某地區的版本是這樣的。壹個孩子由於很久沒有吃肉,在市場上偷回了壹塊。當孩子的父母得知這壹塊肉的來歷後,羞愧難當。於是,他們背著孩子在肉裏面放入老鼠藥,壹家三口自殺身亡。當被問到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的時候,講述者言之鑿鑿:當然是真的,就發生在我們隔壁那家停產的玻璃廠中。
在90年代中期,這種具有明顯寓言結構的故事,更多的是彌漫於中國工人中焦慮情緒的壹種投射,其發生的概率與其流傳的廣度並不相稱。但現在看來,這類故事已經全然沒有了當時的誇張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統計表明,失業工人在中國自殺者中占有相當比率。這說明,許多失業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經達到了他們個人的承受極限。今天,當這種悲劇真正發生的時候,人們似乎卻不再熱衷於傳播。這或許是人們已經習慣了悲劇,學會了殘忍;也或許是人們正在準備這個故事的後半部分。的確,就中國的改革的進程而言,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還遠遠沒有講完。
對於中國工人,中國官方媒體要麽大肆誇張個別人下崗之後發財致富的童話故事,要麽就以壹種虛偽的同情號召他們“重頭再來”(中國壹首廣為流傳,其中充斥著對失業工人廉價同情的歌曲),但卻對他們作為壹個集體的歷史命運只字不提,裝聾作啞。
準確的說,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逐漸縮小的其控制圈的過程。這種控制對農民和其他城市邊緣階層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禁錮;而對工人來說,則意味著更多的保護(雖然它同時也帶有強烈的禁錮色彩)。所以,當農民和城市邊緣階層被第壹批釋出控制圈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獲得了自由,因而也獲得了成功。然而,當中國改革轉入城市改革之後,第二批被釋出控制圈的工人卻遠遠沒有那麽幸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失去了保護。中國改革在轉入城市之後,實際上就是壹個工人逐漸被逐出保護圈的進程。如果我們以中共政治權力為核心,按所有制性質以及在權力基礎中的重要性畫出幾個同心圓。我們就會發現,最接近政治權力核心的是國有大型企業,其次為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最外圍則是各類地方的集體企業。在整個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圍的地方集體企業最先失去保護。他們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曾經預計這些企業中的工人將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難者,這壹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非常明確。1995年在湖北省26個縣市的進行的壹項失業調查現實,集體企業的職工占失業者的比率為69%,國有企業職工占31%。幾乎在同時,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超過集體企業職工的壹倍以上。集體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甚至低於通貨膨脹。現在,城鎮集體企業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他們要麽破產,要麽已經被“私有化”了,職工中的絕大多數都淪為了無穩定職業的城市邊緣人員。如今的年輕人恐怕已經不知道集體企業為何物了。不過,集體企業職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職工頭上。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進行了壹場秘而不宣的大規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針對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工人以極低的代價被推入社會,成為事實上的失業人員。這個過程在中國內陸省份進行得非常徹底,強盜私有化的掠奪色彩也非常充分。為企業工作了壹輩子的職工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便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卻借原國有企業的土地或資產買賣成為“新富階層”。地方國有企業與政治權力核心的距離較遠,在經濟上也不具備戰略價值。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這些企業甚至成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們被拋離於政治權力的保護之外,實在壹件順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護成本越來越高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為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所謂“放小”正是指的這壹批企業。“放”只是壹個好聽的說法,其實質是將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包袱甩掉。這成為中國90年代中後期如火如荼的“內部人私有化”的壹個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國有企業工人也成為了這種官僚利益集團“原始積累”的首要侵害對象。根據《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國有、集體單位職工人數從1990年的1.38億人減少到1999年的9900多萬人。不難推斷,這其中大部分人已經成為毫無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業人員,構成了城市貧困階層的又壹重要來源。與進城的農民工相比,中國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工人雖然同處中國城市社會的底層,但他們的地位落差要比農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組織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這個區別決定了,如果境況得不到改善甚至繼續惡化的話,他們將是中國城市中首先點燃動蕩之火的壹群。事實上,中國城市中已經習以為常的靜坐、示威和抗議活動,主要就是這批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所組織的。與無組織的農民工相比,失業工人不太可能成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體,他們主要采取群體性的威懾辦法,比如集體性的上訪、靜坐。工人們在原來企業中所形成的群體關系(比如居住地的集中),為這種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組織基礎。但如果他們徹底失去了與原來群體的聯系,或者這種以前形成的紐帶不再能夠起到最後的組織和庇護作用,失業工人的生存就會面臨兩種選擇。壹是以個人的形式加劇城市中暴力活動,另壹個就是結成更有效的新型組織,比如自由工會等等。這是壹個很容易推導的結論。縱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工人的抗議活動,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業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分散活動,在口號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當局或明顯授人以柄的極端立場。他們的訴求往往是單純的經濟目標,比如要工作,要吃飯。這種訴求既合情,又合理,讓人在道德上根本無法予以拒絕。即使涉及政治性訴求,也往往只是指向某個具體單位,具體個人的腐敗行為,而不將這種訴求拔高到制度與體制層面。這顯示了工人在中國這塊特殊土壤上運作政治的嫻熟技巧。不過,在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中國工人的走向正在開始發生新變化。壹方面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斷高漲,其突出標誌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經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另壹方面則是跨企業、跨行業抗議活動的出現。2002年3月11日,遼寧遼陽市6個企業的5000多名工人聯合行動,走上街頭抗議。這次抗議活動表現出了壹系列不同的特點。其中最值得記錄的有如下幾條。第壹是跨行業及企業的聯合。這種聯合抗議在90年代幾乎從未出現過。顯然,由於意識到單打獨鬥的無效性,中國工人們正在跨越中國共產黨最為忌諱和警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抗議界限。與“有組織、有預謀”的特點必然聯系在壹起又壹個特點是,遼陽抗議罕見的出現了工人領袖。這實際上是中國底層社會草根精英的雛形。出於殺雞禁猴和分化的壹貫策略,當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領袖。中國當局這種傳統策略並不高明,這很可能迫使這些底層民眾走入地下,從而鼓勵暴力集團的出現。這是壹條不應該再重復的常識。在遼陽抗議中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點,是抗議的政治色彩。遼陽抗議的口號已經不再局限與純粹的經濟目標,工人們不僅要求調查市領導,廠領導,而且要求直接與中央及省負責人進行對話。很明顯,工人已經開始從政治的層面來來理解自己的處境並直接訴求政治的解決方案。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困苦是壹種政治壓迫的直接後果。歷史壹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經濟鬥爭長期沒有得到合理的結果,他們就會逐漸將鬥爭轉向政治領域。在中國,政治鬥爭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現實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中國工人本來就不陌生,何況,這在中國本來就是壹個事實。遼陽工人抗議發生在2002年全國人大召開的同時,這個時間顯然是精心選擇的,這與以往那些因為意外事件被臨時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具有明顯的區別。這似乎說明,中國的工人領袖們非常懂得什麽時候采取行動可以達到最大的政治壓力效果。遼陽事件雖然不是規模最大的,卻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最值得記錄的工人運動。如果說遼陽事件還僅僅局限於中小型企業的話,那麽,與遼陽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大慶事件則代表中國工人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已經開始延燒到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之中。 2002年3月4日,中國大慶——這個在毛時代壹直是中國工人階級“聖地”的地方,5萬名被迫買斷工齡(變相失業)的工人包圍了大慶石油管理局機關大樓,抗議企業管理層的腐敗和背信。雖然這次抗議不久即告平息,但它的規模之大,地點之特殊,卻預示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可能已經躍升到了新的層級、新的階段,壹個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將揭幕。像大慶這類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是最接近中國政治權力核心的部分,是現有政治權力賴以生存的命脈。只要中共作為壹個執政黨的政治意誌還存在,這些企業就會受到政治權力力所能及的保護。但大慶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對這些企業的保護能力和保護意願都在逐漸減弱。中國國有企業壹直充斥著大量的冗員,企業盈利能力極其低下,這壹點對國有大型企業也不例外。隨著國內市場的必然放開,這些國有大型企業將直接面臨跨國公司的競爭,其被壟斷利潤長期掩蓋著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將暴露於世界巨頭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減人員將是壹個不可避免的長期趨勢。中國執政者即使有心保護,也可能無力回天。實際上,大慶事件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中。這個背景是,中國石化公司為了在國際證券市場上融資而被迫滿足盈利標準。不過,大慶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國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未來的壹個寫照。它不是壹個發生在特殊時期特殊案例。2003年開始,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也在不動聲色的大規模裁減人員,目的也是為了上司融資。四大國有銀行位列中國大型壟斷企業中最壟斷最大型的核心。這些企業的裁員動向預示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新壹輪的失業高潮可能已經開始。裁員可能無法避免,但腐敗卻斷然可以矯治。可以打賭,只需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每年巨額的揮霍費用(比如養車費用,吃喝費用、出國旅遊費用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奢侈浪費)轉移支付給弱勢階層,中國的企業轉型過程就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痛苦。可悲的是,我們完全看不到這樣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各地區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瘋狂的國有資產出讓高峰。在完全缺乏媒體監督、並購市場形同黑箱的情況下,這種國有資產出讓完全可以定義為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盜竊。有許多人認為中共不願意搞大規模的私有化,這是壹種極大的誤解。中共不願意搞的僅僅是“大眾私有化”,而對“權貴私有化”則比誰都熱衷。這本來就是中國的官僚改革的壹個邏輯結果,是壹樁問都不要問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早已經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問題,而是怎樣私有化的問題。可以預計,隨著中國“權貴私有化”在更加廣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被剝奪掉他們賴以保障的國有資產。同樣可以預計,在中國社會創業成本極其高昂、社會保障系統如付闕如的條件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加入失業大軍,然後淪為社會邊緣和底層。這簡直就是壹場純粹的政治災難
從總體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國工人是壹個非常主動的階級,雖然他們同時也是壹個盲從的階級。在改革之後,中國工人逐漸變成了壹個非常被動的階級。在主流媒體中,他們甚至變成了壹個無聲音的階級。這壹方面是由於他們的表達渠道被堵塞,另壹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抱有某種單方面的幻想。這壹點,在“64”事件中表現得相當明顯。壹位深知內情的共產黨幹部在回憶“64”事件時,心有余悸地說,“幸虧中國工人沒有整體性的介入‘64’,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工人對中國改革的被動姿態。這種姿態導致的壹個直接後果就是,他們成為了中國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壹個階級,成為了壹個在政治上無效的階級。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這種姿態與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改革中各種激進的“表達”,他們才成為了中國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團之外的壹個相對受益的階層。這證明了壹條中國式的真理:會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國工人沒有獨立的聲音,他們進壹步遭受侵害將是壹個必然的結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線的,中國工人的目前的處境顯示:我們可能正在逼近這個底線。當這個底線到來的時候,中國工人的被動姿態就可能轉為主動,並在政治上重新“有效”。 這等於是在說,在未來的若幹年中,中國底層階級在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還將被註入壹批關鍵的成員。如果考慮到壹批邊緣知識分子可能掉入這個階層,那麽,壹個規模龐大,具有階級自覺的中國底層階級實際上已隱然成軍。這將是壹股巨大的山洪,壹旦遇到社會或經濟危機,就可能奪路奔湧。我們無法預料這個山洪會不會爆發,也無法預料它在什麽時候爆發,但它以及它所攜帶的能量卻是真實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中的。這是壹股被長期壓縮著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壹經激活就會迸發強烈的攻擊性。不斷增加的中國城市失業工人可能就是激活這股能量的壹種關鍵成分。
現在,我們可以大致描述壹下中國的底層社會所涉及的人口規模了。中國城市工人的總規模大約在2.5億左右(加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除了少數境遇較好之外,絕大部分都生活在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之中,其絕對的生活保障也相當脆弱。如果加上中國的農民,這個下層階級的人數應該在9億之上,這占到了中國總人口的70%左右。這個下層社會雖然龐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職業之中,其自我認同的階級意識相當模糊。顯然,這並非是壹個同質群體。組織手段和精英人物的匱乏,更使這個階層處於毫無談判和博弈能力的軟弱境地,其束手就擒的受剝奪地位即由此而來。也由此,這個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階級變成了邊緣,變成了與經濟分配無關的人群。這與他們的素質和個人努力無關,而更多的是由於制度原因誘致的。
相對於資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國下層勞動力幾乎無稀缺性可言。在與權力和資本的討價還價中,他們在始終處於極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權利上加以保護,這個階層的困苦將會日益加深。
在中國25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基本上形成了這樣壹種階層架構,壹個官僚利益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上層,壹個人口巨大的市場階級下層,而處於中間的則是那些為官僚利益集團代理租金業務的所謂白領階層。通過人為的制造壹個龐大的充滿著生存競爭的底層,進而通過這個階層的汗水,中國不僅創造壹個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頂層,也支持了世界市場價值鏈地基本秩序。中國的底層不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
不過,這並不是中國社會穩定的象征。恰恰相反,當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經濟增長的成果之外的時候,這個經濟體系長期增長的潛力無論如何是值得懷疑的,而這個社會的穩定也註定只是壹種短暫的現象。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下層人群開始鋌而走險的現象暗示我們,中國下層社會正在又壹次處於歷史性的嬗變之中。中國25年的改革在物質層面上似乎是指向現代化的,但其精神層面卻無異於壹場反現代化的復辟。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解釋中國的階層景觀怎麽會與壹個舊時的王朝如此相似?壹個社會的階層景觀恐怕比所有的經濟指標都更能準確的描述這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這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的歷史中都已經得到證明。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與所有的後發國家相比,這個時間無論如何都已經不算短。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階層結構卻出現了奇怪的返祖現象,這只能說明,中國社會中存在著壹個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尋常的剝奪集團。不用問,這個集團就是幾乎壟斷了所有總體性資源的官僚利益集團。無論是求諸於我們的日常經驗,還是求諸於各種社會學研究,我們都能夠發現這樣壹個“階層定律”: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遠近、親疏,決定了中國人在最新壹輪階層分化中的命運。這個充滿了諷刺意味的定律無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然而,它卻與現代化的文明標準背道而馳。雖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國流傳著許多階層流動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後來,這個故事就越具有權貴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騙性。特別需要警覺的是,這個“定律”正在被不斷鞏固和定型為壹種制度。這等於是在說,中國改革中曾經壹度被打開的階層流動窗口,正在隨著中國改革的變質和終結,而被壹扇扇地重新關閉。這是壹個非常危險的趨勢,它意味著,中國下層階級的困苦可能還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壹個不受約束和監督的官僚利益集團,天生就具有掠奪的性格。果如此,我們就可能走在壹次舊式革命的前夜。
由於市場擴展的困難越來越大,權力經濟就會越來越傾向於向外部轉嫁成本的方式來運作。向國家、向國家未來,向其他的階層。中國的超級出口能力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權力經濟故意導致的壹個後果,他們可以人為的壓低工資,(沒有工會實際上就是壹個政治設計的後果),從而將大量的成本轉嫁給中國的下層階級。以維持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如果沒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國的出口模式根本就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的城市經濟與國際體系形成了壹個完整的循環,而與中國龐大的下層階級完全無關了。
第二章 誰在治理中國
壹、中產階級幻覺 2001年年底,中國南方壹家時尚雜誌,做了壹期封面文章《忽然中產》。文章以小資們典型的渲染筆法宣布:中國的中產階級運動開始了。“忽然”壹詞雖然帶有誇張意味,但確實非常精準地傳達了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陌生和驚詫。的確,中國中產階級幾乎是壹夜之間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作為壹個學術術語,中產階級早在將近20年前就已經為中國學術界所熟悉,但作為壹個真切的中國事實,作為壹種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征符號,作為壹個激發人們想象力的社會階層概念,中國中產階級則是近幾年才進入中國大眾媒體的的視野之中的。這個從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國新近出現的某種現象,所以它壹經大眾媒體發現,便迅速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話語。在中國大都市做作的小資群體中,中產階級可能僅僅意味著壹種時髦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更多的財富和更高的身份。但中國的學者和意識形態專家們顯然不會滿足於這種膚淺的解讀,他們迫切的要賦予中產階級以更加宏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2003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壹篇題為《集聚起推進事業發展的強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確提到,中國已經出現了壹個“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雖然《求是》雜誌沒有明確提到中產階級這個在意識形態上仍然頗為敏感的術語,但毫無疑問,這個所謂的新階層就是大眾傳播媒介早已經津津樂道的中國中產階級。《求是》雜誌的文章用中國宣傳機構慣有的虛偽姿態談到了他們與工人、農民的聯系之後,對這個新階層的素質和品德大加贊揚。這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為就在1990年代,中國領導人還以不屑的口吻提到過中產階級,並將它斥之為“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主要工具。顯然,在工人和農民逐漸成為異己力量並隨時可能掀起反叛運動的時候,中共正急於尋找自己新的階級基礎。在中共眼中,中國中產階級就正是這樣壹個大有希望的新階級。沒有領會錯的話,中共最新意識形態“三個代表”中的所謂“先進生產力”指的也是這個階層。由此,這個與中國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新階級終於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尋找合法性資源的中國執政者之外,中國學術界也對中國中產階級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們以壹種古老的想象,將中產階級描繪為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描繪成壹個新社會主流價值的維系者和財富的創造者。在他們那裏,似乎沒有中產階級,國家就沒有未來。就傾註的“熱情”和標榜的程度而言,中國中產階級正是由中國學術界“發現“並“推薦”給中國執政者的。那麽,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麽?它真的像中國執政者和中國學術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樣,具有扭轉乾坤的神秘力量嗎?
與邊界明晰的傳統工人及農民階層相比,中國中產階級雖然已經成為中國都市媒體中的主角,但他們的階級形象仍然異常模糊。就連那些天天談論著這個階級的中國知識界,也似乎只是在談論著壹個他們並不知道在哪裏的東西。當他們興高采烈的談論中國的中產階級的時候,他們更多的是在談論來自西方經驗的西方中產階級。至於在那些淺薄而狡猾的中國媒體那裏,中產階級則完全淪落為壹種具有十足引誘意味的商業廣告。中產階級對當代中國的巨大誘惑力,可能正是來源於它的這種朦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滿誘惑,乃是因為人們對它的陌生。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熱烈追逐,或許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產階級與其字面相去不遠,指的是壹個社會中間階層。如果僅僅是這樣,中產階級就失去了它的現代意義。因為這樣的中產階級,我們幾乎可以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歷史時期都能尋找到。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指的這樣壹種社會結構現象,即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以及分工的日益復雜,許多先發國家都出現了中間階層逐漸膨脹並占據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結構。這個成分復雜,分布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廣泛職業中的階層,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在企業層面上,它是傳統企業逐漸科層化的產物;在政府層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復雜化,統治者大量分權的產物;在社會層面,它則是中介機構日趨重要和發達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分布在這三個領域中的現代中產階級實際上都可以找到它的傳統“原型”:在企業中,他們是老式的企業主,在政府中,他們是中下層的各種官僚和代理,而在社會中,他們則是像傳統律師這樣的中間人。現代中產階級雖然在職業分布上已經演化得相當復雜,但從這個角度回溯,它們的譜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總體上看,中產階級是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結構日益復雜和精密化在社會結構上的壹個結果。它們是連續的,而不是壹夜之間突然出現的新事物。現代中產階級之所以成為壹種新的社會結構現象並成為社會學家高度關註的對象,不僅是因為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口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日益膨脹並逐漸成為人口主流,更是因為這個階級在主流意識以及社會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新意義。(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在意識上所表現出的某種保守傾向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結構上的新意義,使傳統的尤其是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爾斯在他那本經典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曾經仔細分析過美國中產階級的歷史演化過程,他以富有“社會學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現的白領階層正在取代由中小企業家、以及律師、醫生等最傳統的職業階層而成為美國新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在職業聲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識上都由有別於傳統的產業工人,並由此構成了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無能在什麽社會,也無論以收入或者其他什麽維度,我們都很難對中產階級作出具有分析意義的精確定義。基於此,米爾斯的“白領”概念可能是壹個最富解釋力的值得繼承的視角。白領涵蓋廣泛,但仍然有壹個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在從事某種管理性和技術性的工作,他們是憑借知識和腦力,而不是傳統的體力來完成他們的職業行為的。只有在白領這個視角上,我們才可以比較有效的觀察和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否則,中產階級這個概念就可能成為學術上的壹個陷阱。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發軔的中國改革開放,在中國歷史上造就了壹個非常獨特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服務型經濟的轉型、以及封閉經濟體系在全球化環境中向開放經濟體系的轉型,幾乎是在同壹時空中展開的。這些轉型在其他先發國家中則是在歷史的不同階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許多方面(比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甚至是其他先發國家從來就沒有遭遇過的。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在這樣壹個背景中發端並逐步成長起來的。因此,中國中產階級也就在成分上呈現出繁紛復雜,新老並存的局面,對應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新老中產階級們幾乎在同壹時間中,齊齊出現在中國社會中。他們中既有由於市場機會突然開放而迅速生長起來的中小企業主,也有存身於外企尤其是跨國公司中的領薪白領,也有仍然寄生於傳統體制中的各種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中的管理人員。這個在短短20多年中突然掘起的階層,來源復雜、背景殊異,但他們往上區別於位居社會頂端的各類精英,往下區別於龐大的下層體力勞動階層。正是在這樣壹個模糊的邊界上,我們勉強找到了中國歷史上最新的這個中產階級。循此脈絡,我們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計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根據陸學藝等人編撰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幹部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即知識分子階層、國有、集體企業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及少量在外資企業中服務的經理人員的加總,大致就是就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總規模。如此,這個階層的人口總量應該在 8500萬左右。中國是壹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這尤其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在大中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考慮到這個特點,如果我們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縣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這壹部分職業人口,我們上面按職業劃分的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就可能要因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據此,綜合收入和職業這兩個確認中產階級最重要的因素判斷,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應該不會超過5000萬,其在整個就業人口中的比率不會超過7%。如果以都市媒體刻意渲染的那種所謂“有房有車”的生活方式(中國淺薄的媒體經常將中國的富人等同於中產階級)標準衡量,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可能就更會少得可憐。我們這個估計雖然十分粗糙,但不至於太離譜。當然,如果我們將這些中產階級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廣州這樣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產生中國中產階級已經蔚為壯觀的錯覺。事實上,集中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中產階級的確具有某種“展覽”作用。許多西方觀察家正是通過沿海城市的中產階級“櫥窗”找到中國的中產階級的。有趣的是,外部觀察家們已經不是第壹次在上述地區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了。從19世紀中期中國被徹底卷入現代化進程之後,每遇中國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外部觀察家都在像上海、廣州這樣的中國沿海地區“找到”過經濟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產階級。西方旅遊者和記者為此留下過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而那些對潛在市場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描述更是不絕於書。
壹位外國觀察家在分析中國共產黨的掘起時,曾經這麽寫道:“中國共產黨創始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處於全球性蕭條時期,農民遭受著饑荒、教育和醫療的缺乏以及國際絲綢、煙草和棉花市場的衰頹。相對而言,中國城市的生活相當好。根據歷史學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國男人開始穿戴商業西服、禮帽或布帽,年輕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較富裕的中國人的生活實際上相當舒適,而且外國人發現在中國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壹樣舒適。’”這個80年前的歷史畫面與今天中國社會有驚人相似之處。而混雜於龐大貧困底層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禮貌、穿西服”者正是當時的中產階級。毫無疑問,在將近壹個世紀之前,跨國公司的先輩們就已經在中國發現了那些讓他們怦然心動的中產階級。
在商人眼中,中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消費胃口,所以,中產階級的規模就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潛在的市場規模。在這種歷史對比的意義上,中國今天最新的中產階級其實並不是什麽“新”的,而是“舊”的。讓人驚訝的是,中國最新壹次中產階級“熱”也首先得益於西方投資家們的“炒作”。美國的投行巨頭美林公司就曾經放膽預言,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十年將達到3.5億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機構以及新聞媒體也透過各種調查對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紛紛作出估計。與以前那些零星的報道和旅遊記錄相比,西方研究機構和新聞媒體這壹次對中國中產階級的估計雖然有了更加“科學”和“客觀”的背景,但其興奮程度卻沒有什麽兩樣。這種情緒極大的鼓舞了中國的官員們,他們以更加興奮但顯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談論起中國的中產階級,並將它作為中國經濟燦爛前景的有力佐證。但與我們上面的估計相比,所有這些具有商業招徠性質的展望都顯得過於樂觀和魯莽了。這種魯莽不僅體現在他們對中國中產階級現狀的判斷上,也同樣體現在他們對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的估計上。
在所有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樂觀判斷中,都隱含著壹種相當可疑的假定:即隨著經濟的增長,中產階級將是壹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歷史結果。但事實上,中產階級的成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對應關系卻遠遠不如想象的那樣清晰和肯定。換句話說,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不能等同於中產階級的持續成長,更不等同於壹個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這壹點,我們可以在諸多後發國家的經濟增長歷史中看到。除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外,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其他後發國家也都隨著經濟增長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中產階級社會。在更加精確的意義上,中產階級的持續增長與其說取決於經濟增長,倒不如說取決於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分配模式,取決於決定這種分配模式的政治結構。有學者曾經意識到,美國及歐洲先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與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轉型密切相關。以低薪勞動和血汗工廠為特征的泰勒主義外延型積累體制,在積累了大量資本的同時,也制造了壹個赤貧的勞動大眾;而福特主義則將更多的利潤還給了工薪勞動者,從而創造出了壹個有著巨大的消費胃口和能力的新階層,並推動資本主義向高技術與高薪勞動相結合的轉型。這是壹個非常接近中產階級歷史本質的說法。但是,泰勒主義到福特主義的轉型,並不僅僅是出自資本家擴大市場的經營智慧,也同樣出自於勞動階層在爭取權利中的主動姿態。簡言之,這個分配模式上的轉型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雖然我們無法厘清西方中產階級社會出現的所有歷史成因,但有壹點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這些“原因”都不是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實現的。中產階級社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復雜而令人難以捉摸的關系,已經被中國25年的改革歷史所見證。25年來,伴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快速擴大,到2002年,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達到0.46以上,壹躍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統計,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53.2%,而這個數據到2002年已經萎縮到41.6%,十年間減少12個百分點。中間階層人口規模的萎縮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尤其是後半段改革中,以各種現代職業為特征的新中產階級的擴張速度落後於舊中產階級的消亡速度。中國實際的中產階級總規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減少。這與中國基尼系數急速趕超的勢頭非常吻合。這個事實不能因為新中產階級的出現和擴張而被掩蓋。中國社會中充滿文學誇張色彩的中產階級想象,並不是建立在對這個階級的歷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壹種膚淺和幼稚的聯想之上,建立在壹種對新中產階級新穎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國中產階級在性質上和形象上的改變,在中國導致了壹種對中產階級的普遍幻覺。仔細品味中國新聞媒體為我們描述的那些中產階級人物以及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妳就會輕易發現,那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少數人。如果這個新中產階級只是我們人口中的少數甚至極少數,那麽他們還是現代中產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嗎?如果它是,那麽中國早在上個世紀初期就已經出現過同樣的中產階級。無論從職業特征、收入、社會聲望等方面來衡量,在上個世紀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職員、政府公職人員、教師、新聞記者們與今天的中國新中產階級並沒有什麽兩樣,但非常清楚的是,我們不能將那個時候的中國稱為中產階級社會。壹個出現了中產階級的社會不能被等同於中產階級社會。同樣的道理,今天的中國離壹個現代中產階級社會可能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事實上,上個世紀中國城市中產階級過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當時中國經濟分配上的極端不平衡。分配上的嚴重失衡,也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上在1949年的突然斷裂。當今天中國的大學教師在津津樂道當年胡適們的薪水是如何了得,並以此來諷喻時代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當時大學教師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對那個舊時代貧富分化的最貼切描述。在那個時代,所謂中產階級不過是壹小撮,是中國廣大人口中的極少數。諷刺的是,有資料表明,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1949年。這是不是在暗示,經過25年艱苦的改革之後,我們正在迅速復制壹個舊時代的階級景觀?1949年之前中國掠奪性的分配體制不僅導致壹場血腥的革命,還使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滑向另壹股極端的軌道。這個教訓對今天的中國中產階級來說,苦澀而又詭譎。它告訴我們,由中產階級而至中產階級社會的道路,相當崎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僅僅是剛剛站在上個世紀同樣的起點上。要想競其全功,不僅需要運氣,更需要壹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決非單方面的經濟增長可以促成。更何況,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壹個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當有人列舉各種數據言之鑿鑿的告訴妳,中國經濟還可以穩定、高速成長30年,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將在未來達到多少多少億人口的時候,妳千萬不要以為那是縝密的科學結論,那可能是壹種無知的信念,也可能是壹種陰險的誘拐。在所有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什麽肯定的前景,我們面對的永遠是壹個不確定的世界。實際上,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樣壹種推斷:如果中國改革中隱性的分配邏輯已經定型,那麽,中國中產階級的命運也就早已經註定。由於存在著壹個頑強而穩固的掠奪性分配體制,所謂中產階級可能永遠只是壹個兩極社會的欺騙性點綴。換言之,我們可能看到壹個新中產階級(就像我們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樣),但我們可能看不到壹個新中產階級的社會。
從更加直接的動力來看,中產階級社會的勃興與產業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關系緊密,其中現代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急劇擴張功不可沒。這壹點非常容易理解,因為以專業知識為職業特征的現代服務業正是批量創造中產階級職位的溫床。讓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經濟分工日益明確和穩固的今天,先發國家產業結構轉型的經驗能不能在中國這樣的後起國家中復制,卻是壹個極大的疑問。本世紀之初,中國憑借幾乎完全失去價格彈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又爭得了壹項世界性得榮譽:世界工廠。在許多人陶醉於這個最新成就的時候,我們卻有理由憂慮,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不是已經被固定在全球產業分工的最低端,中國的中產階級職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流向其他國家?在概括中產階級興起的產業結構原因的時候,有人曾經將其歸結為所謂“產業軟化”。但觀察中國的經濟,我們就會發現,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產業結構卻在反常的“硬化”。這個趨勢中隱含的壹個後果大概就是,中國經濟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產階級,而與此同時,卻需要大量的血汗勞動力(我們經常用毫無感情色彩的術語稱其為廉價勞動力)。無疑,在中國的社會版圖中,中產階級市今天最為抓人的壹面。不過,當我們為這種情景所吸引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那僅僅是中國的壹面,而它的重要性取決於它與那個巨大背景的對比。這就是所謂世界工廠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上所呈現出的真實面相。
中國的這種產業結構特點,固然是受到了國際經濟體系的擠迫以及中國本身的比較優勢的影響,但影響最烈的莫過於對國內公民的各種經濟和政治權利的剝奪。這壹點,我們可以在從對國內公民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各種荒謬的限制中(這尤其表現在各種現代服務業的準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這種剝奪雖然換來了外資的大量湧入和官營企業的過度投資,換來了超高投資率為鮮明特征的經濟增長,但其代價則是民間經濟、國內經濟自主成長能力的長期萎縮。更加確切的說,由於制造業投資在創造GDP上的顯著功能,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制造業投資(不管是外來投資還是國內投資)嚴重的成癮性依賴。這顯然極大的抑制中國本土中產階級的成長空間。近代以來,中國壹直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惡性傳統,但這種傳統在20世紀晚期的中國改革開放中表現得同樣明顯。只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其內容變成了“寧贈友邦和權貴、不予家奴”。有強烈的跡象表明,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在走向某種危險的極端。1997年之後,中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壹直落後於GDP的增長速度,至今已經持續了8年之久。這也就是說,中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份額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斷減少。在所有我們聽說過的經濟增長案例中,這無疑都是相當令人吃驚的反常特例。如果這個現象已經構成壹個被鎖定的趨勢,那麽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判斷:中國中產階級的總規模已經在過去的幾年中悄悄的達到了它的頂峰?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想象,壹個中產階級社會怎麽可以在壹個服務業份額不斷萎縮的經濟體系中出現。
不過,這不是中國服務業的唯壹隱憂。簡單的觀察壹下中國今天的所謂服務業實況,我們就不難對中國服務業的整體競爭力以及發展潛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壹種流行的調侃,中國的服務業大概就是餐飲和帶有曖昧色調的發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說,“中國發展服務業其實不難,只要我們充分發揮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妳給我按摩,我給妳按摩,保證服務業能夠大發展,而且比美國人的生活舒坦壹萬倍。”這個絕妙的“經濟主張”或許的確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顯的是,這種建立在獨特國民性基礎上的服務業,恐怕很難哺育出壹個現代中產階級社會。經濟和產業結構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結構上的畸形。
新世紀之後,中國城市中的住房、汽車、旅遊等各種中產階級消費出現了爆發性增長,在這些消費人群的背後,壹個陌生階級的身影似乎已經翩然而至。這在中國內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產階級想象。這種想象,對長期困擾與內需疲弱的中國的經濟來說,無異於買到了壹份未來的保險。在2004年2月的壹份報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預測中國中產階級家庭將在2010年達到1億之後,緊接著要告訴人們的就是:“這壹億個中產階級家庭意味著巨大的消費市場”。不用問,這是投行經濟學家為投資者們開出的壹份中國經濟增長的期貨。中產階級人口與消費市場規模之間直觀而富有魅力的換算關系,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行對中國中產階級的關註。所以,當他們在描述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測算潛在消費市場的規模。從歷史的角度看,中產階級的成長與消費社會的興起密不可分,呈現高相關性。在許多人看來,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消費階級,是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的完美結合。如果說人們在中產階級其他特性上還存在什麽分歧的話,那麽對中產階級在消費特性方面的認識則幾乎完全壹致。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這種貼現和誇張性格,在中國初起的中產階級消費浪潮中得到了壹脈相承的貫徹。我們說,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世界的中產階級,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發生學的角度與國際資本關系緊密,也同樣是因為他們在消費特點上與世界中產階級的神似。遠東經濟評論在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大型調查表明,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趣味上與其他國家中產階級表現出驚人的壹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上已經與世界其他中產階級完全接軌。消費,既是中國中產階級區別於其他階層的外在階層標誌,也是他們內在的共同意識。在消費上制造差別,並贏取社會聲望,消費上的前衛性就是中產階級們必然要追捧的。的確,消費上的進取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最具影響力和示範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經諷刺中產階級說:中產階級只有生活方式,沒有生活。但不管中產階級的在生活方式上多麽俗氣和做作,但他們在推動消費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功能則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上,中國經濟在新世紀之後在消費上的表現完全得益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爆發力。不過,誠如我們前面對中國中產階級總體規模和未來發展的估計,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爆發力能夠持續多久則是壹個極大的疑問。消費爆發性增長之後的長期停滯,我們已經在彩電等其他家電產品市場上看到,它們會不會在汽車、住房等商品市場中再現呢?在某個短暫時段中的集中消費浪潮,可能與中國的收入結構以及獨特的國民性格有關,但卻可能造成中產階級社會正在按照某種歷史必然性準時到來的錯覺。零碎的事實和大膽的猜想,是中國時下中產階級想象的兩個主要來源。
經濟增長不壹定會帶來中產階級社會,但中產階級的規模擴張則肯定會推動經濟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寄予的巨大經濟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與這種期望相比,中國社會(主要是中國學術界)對中產階級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當然的味道了。在幾乎所有的中產階級論述中,中產階級壹直被賦予了社會穩定器的標準政治形象。這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中產階級在政治上具有與他們的階級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識。所謂消費前衛、政治後衛,就是對中產階級意識的壹種形象概括。顯然,這是出自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的壹種歷史經驗。不過,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穩定力量並不是不需要條件的,這不僅與壹個國家的制度條件,文化條件有關,也與中產階級自身的規模和素質有關。彼中產階級並非此中產階級,在我們看來,中國的中產階級可能恐怕很難擔當塑造社會主流價值,消解社會激進力量的角色。這不惟是中國中產階級人數極少,而且也是因為中國中產階級從根本上缺乏穩定和獨立的政治意識。極而言之,他們根本就沒有屬於自己的價值觀。中國現階段的中產階級誕生於壹個全面失範的轉型時期,這導致了中國中產階級鮮明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價值傾向。他們從來就不真的相信什麽,他們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規則,同樣也不相信市場。他們僅僅相信眼前的實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帶來實惠的機會主義手段,哪怕這些實惠可能違反任何壹種正義準則。當我有壹次談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時候,壹位中產階級博導冷漠的說:這很正常。我聞之大駭。顯然,中國的中產階級壹點也不在乎把中國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試驗場。中國中產階級這種極端的叢林面目,與中產階級在教科書上所具有的溫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萬八千裏?事實上,這樣壹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態度,在中國中產階級中相當流行。不過,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真正的信徒。當他們自己成為這個主義的犧牲品的時候,他們立即就會激進的反對這個主義。因為他們從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壹路走到今天、就壹直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中國中產階級的形象雖然十分模糊和分裂,並且具有某種異端和體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質和主流而言,中國中產階級仍然隸屬於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考慮到中國改革是官僚內部的分權過程,中國中產階級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被稱作中國改革中的“權力經紀”,換言之,他們是帶著體制外面具的體制中人。他們在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邊緣來回遊弋,以期毫無成本的博取改革紅利。有調查表明,中國私營業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幹部。這說明了,中國中產階級與壟斷性權力體制有密切的勾連。私營業主如此,新中產階級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職業中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這種與政治特權不大光彩的幹系,在中國中產階級的上層表現得尤其明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中產階級中的大部分,其實不是什麽突然之間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新生事物,而是脫胎於舊體制的舊官僚。在第壹批個體戶和私營業主(他們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短暫的自由放任時期掘起的第壹批老中產階級,非常類似於米爾斯描述過的美國老中產階級)在市場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之下迅速的衰敗之後,中國新中產階級的面目越來越趨近於傳統官僚的臉譜。無論他們帶有何種職業面罩,他們更多的不是屬於市場,而是屬於舊權力。在中國,新中產階級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個人色彩的,但從其主要的來源看,他們仍然是在演繹某種集體的命運和階級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國中產階級就不可能不具有強烈的權威主義人格。他們以順從特權為本階級的天然品格,因為只有這樣才最符合他們的機會主義計算。令人厭惡的是,他們經常將這種品格標榜為成熟和理性,並以個人的成就來證明和炫耀這種可怕的智慧。壹旦被註入了這種品格,中國中產階級成為某種得勢的極端主義追隨者就不足為奇了。有調查表明,中國中產階級有強烈和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極端傾向固然與某種誘導有關,但無論如何也稱不上健康、理性和溫和。
按照對中產階級的標準描述,中產階級在壹個社會中應該起著承上啟下的溝通和妥協功能。中產階級的這種階層地位可以直接還原為他們在工作場所中的地位,他們上有老板,下有藍領,起著居間調停,上下協調的作用。放之於整個社會,中產階級扮演的,就是粘合社會分裂,尋找國家共識、塑造主流價值的的角色。中產階級的溫和意識形態即由此而生。不過,這對中國中產階級可能並不適用。誠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誕生於特殊時期的中國中產階級,帶著與這壹時代精神完全藕合的、而且揮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麽主流價值的創造者,而是壹批毫無主見的追隨者和徹頭徹尾的依附者。比起1930年代中國中產階級,中國今天的所謂中產階級,都具有更加強烈的政治依附性。無論是今天的大學、律師所,還是公務機關,都遠比那個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機構的附屬物。所以,他們根本無力為轉型社會創造壹種基本價值,因為除了消費主義,他們本身就沒有價值。
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壹部分是與世界市場在中國的擴展同步成長起來的,世界市場的擴展不僅為他們帶來新的機會,也為他們帶來了新的意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只是世界中產階級的壹部分。他們的命運,更多的是與世界市場聯系在壹起,而不是與本國的其他階層有機地聯系在壹起,他們的意識更多的是與世界主流意識同構,而不是與他意識同構。馬克思曾經說過,無產階級無國界,而在今天,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中產階級無國界。在相當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場已經將中國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中分離出去,而成為世界市場的的壹個有機構成。中國中產階級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同類雖然有不同的膚色,但卻分享著同樣的意識形態。換言之,世界市場的興衰直接關乎他們中產階級身份。這構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另外壹種依附。
中產階級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來源於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性。與中國其他階級壹樣,中國中產階級毫無組織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備組織起來談判的力量。這決定了,他們只能以分散的狀態,個別的去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無法改變現行的分配結構,也就只能依附於這種結構。憑借自己在智力上的優勢,他們隨時準備先人壹步將自己出賣給出價最高者或者權勢最強者,以換取消費上的更大自由和個人地位的提升。而經濟地位的提升正是中產階級們最為珍視的身份來源。顯然,在政治權力仍然全面宰制中國社會的今天,中產階級就只能依附於權力、委身於權力。他們飽嘗權力的蹂躪,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躪所有的信念。有論者指出,中國中產階級出現普遍的政治冷漠特點。但這與其說是壹種政治冷漠,倒不如說是壹種政治變態——壹種由政治恐懼導致的政治市儈主義。容易想象,如果有壹天,中國政治領域中出現某種壓倒性的極端思潮,中國中產階級將是熱烈的追隨者。德國中產階級在法西斯時期所留下的狂熱和盲目紀錄,多少可以證明這壹點。
從1978年算起,中國經濟已經連續高速增長了25年,這當然是壹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從另壹方面來看,經濟增長持續的時間越是長,離經濟停滯或者突然挫折的距離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經濟境遇上的突變,對在經濟增長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卻極其脆弱的中國中產階級來說,將可能意味著某種不能承受的挫折。中產階級最重要賴以維系他們階級地位的最重要的保護傘,就是他們的職業穩定性,但任何經濟衰退,首先要攻擊的就是這種職業穩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的未來實在前途叵測。
我們有壹種近乎直覺的判斷,由於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集中在廉價勞動力上,所以白領中產階級將是經濟衰退時期遭受失業困擾最為嚴重的壹個階層。中國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為這種前景作出了某種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標準,中國大學畢業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無疑是相當低的。但就是在這樣壹種情況下,中國1999年第壹次擴招的大學生甫壹畢業,就遭遇了畢業即失業的困難。荒誕的是,減輕就業市場壓力正是中國大學大肆擴招最大的理由。大學壹直被公認為是批量制造中產階級的機器,但在中國,大學卻似乎正在變成制造失業中產階級的機器。大學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為中產階級職業應該具有的技能和知識,但關鍵的問題卻在於:我們能不能提供這麽多中產階級的職位?大學生作為替補中產階級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國中產階級在壹個特殊時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國改革的歷史之中,我們甚至發現,中國中產階級的厄運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因為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發家致富的秘訣已經悄悄的讓位於了權貴資本主義的邏輯。中產階級靠自我奮鬥實現夢想的奇跡,已經成為零星的個案。在中國所有的階層中,中產階級可能是最信奉個人奮鬥的壹群。中產階級沒有財產,但卻具有人力資本,他們信奉這種資本的力量,也普遍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這種力量。這種偽意識,使中國中產階級產生了壹種認知上的迷亂,他們誤以為這種自我奮鬥是不需要體制和制度條件的。這種認識在中國改革開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場機會急速擴大的情況下,多少得到現實的印證。但進入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產階級這種自我奮鬥的意識開始碰到市場和制度的雙重壁壘。當權貴體制開始逐漸恢復它冰冷的真面目時,自我奮鬥神話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顏色。作為壹種意識形態,建立在個人人力資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奮鬥意識對中國中產階級人群熏染之深,使他們輕視組織性的力量和體制性的改善,這既是中產階級的迷人之處,也是他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的軟弱性之根源所在。先發國家的中產階級可以憑借他們在人數上的優勢,並通過制度性的選票市場來顯示他們的力量,那麽,既無組織資源,又無制度依恃的中國中產階級將如何表達他們的訴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國中產階級就會因為各種原因而開始具有強烈的表達願望。然而,他們已經註定是政治上無關緊要的壹群。因為他們既無表達渠道,也無表達能力。壹個被都市媒體渲染成時代英雄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這大概就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本來面目。他們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設、維護壹個穩定而溫和的社會呢?
二、誰在治理中國? 陰影中中國的精英們
90年代中期,中國壹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應邀到南京某單位講課,下榻在南京當時最豪華的壹家五星級酒店。次日,經濟學家離開,邀請單位去酒店結帳。但讓邀請單位大吃壹驚的是,壹夜之間,這位經濟學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費了壹萬多元。即便在今天,壹天消費壹萬也是壹個驚人的數字,而在90年代中期,這個紀錄則絕對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在領教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學問之余,邀請單位也對這位經濟學家的個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學術大腕的這種排場,讓這家單位再也不敢邀請經濟學家了。現在,這位年事已高的經濟學家依然活躍在各種媒體上,接受著蕓蕓眾生們的頂禮膜拜。
不過,這僅僅是中國知識精英們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後不久,在經過了最後的抵抗和遊移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開始了壹個急速潰爛和惡變的過程,其形象也由此變得更加猥瑣和不堪。
2002年武漢某高校邀請壹位院士參加本校壹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壹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只會將它當作壹個談資,寬容的壹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壹年,北京壹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壹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壹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壹張機票要求報銷。為了不撕破臉面,主辦單位只好當了壹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裏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然而,千真萬確,正是他們——標榜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正在以最漫畫的方式演示著中國改革價值在90年代中後期的徹底淪喪。
如果說從89之後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還是在以個人的方式偷竊的話,那麽自此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則是以整體的方式對改革價值進行背叛,並不惜以踐踏道德底線的手段開始搶劫。偷竊還僅僅是趁人不備的時候順手牽羊,就像那壹位用房卡偷偷消費壹萬元的經濟學家。而搶劫則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們他人交出錢來,就像那壹位逼著人家為自己的情婦買單的院士壹樣。前者與後者的區別在於,偷竊者是對自己的行為懷有恥感的,而搶劫者則完全不在乎他們的行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義的。當然,中國的知識精英並不擁有暴力,他們只有名望和話語權力,但在話語權力無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畢之後,他們就只能用對自我實施道德暴力的方式來牟取錢財。事實上,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道德自殘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最主要的謀生方式。這意味著,作為壹個整體,在欺騙或者乞討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已經不再會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價。他們已經在整體上被徹底“痞”化,成為分贓體制中最重要、最主動的分贓者之壹。
作為中國新的精英階級的主要成員,中國知識精英不僅標示了中國社會的精神現狀,也標示了中國整個精英階級的現狀。
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社會的面目已經煥然壹新,精英階級的浮現就是這個“新社會”最引人註目的現象之壹。與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壹統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國的精英已經在功能上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分殊。按照壹般精英理論劃分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已經在中國出現。以這個角度理解,所謂精英,其實就是那些運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對社會施加重要影響並對大眾具有示範作用的人。顯然,這是壹個人數極少但卻舉足輕重的階級。雖然天生幽默的美國人在使用精英壹詞的時候,經常會暗含諷刺,但在中國,無論是媒體還是民間,精英壹詞都充滿了對某種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響力的聯想。這種聯想非常準確。如果忽略掉那個人數很少而且前途未蔔的新中產階級之外,中國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階層,那就是上等階級和蕓蕓大眾,或者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精英就是這個上等階級和統治階層,是那個“關鍵少數”。他們不僅是我們這個“新社會”的主宰者,也是我們這個“新社會”的公共權威。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行政系統高度壟斷社會資源並成為資源配置的唯壹手段,所以中國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別無其他的精英種類。不管他們是以局長、廠長、作家還是教授的名義出現,他們本質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後,因應於中國改革中的放權、分權和各個領域的日益專門化,官僚精英作為中國唯壹決策者和支配者的情況漸次瓦解。中國精英群體的形象也為之壹變。中國不僅出現了日益獨立於政治行政系統的企業家,也出現了逐漸脫離了意識形態緊密裹挾的知識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為管理知識的復雜化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專業色彩。準確的講,中國行政體系內的技術官僚就是在這個階段開始形成的。
中國官僚系統極其發達,歷史也極其悠久。官僚精英不僅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主要推動者(如果不是唯壹的話),也是大眾的主要的道德示範者。這種功能決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國社會中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雖然早已經不是大眾的道德示範,但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地位卻未有稍減。官僚體系對中國社會的控制至深至廣,相形之下,經濟精英與文化知識精英都處於明顯的從屬地位。從官僚精英的這種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類精英中最關鍵的精英群體。換句話說,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鄧小平時代伊始,受幹部知識化、年輕化的推動,以及經濟發展對官僚體系必然要提出的專業分工要求,中國的官僚精英出現了某種技術化的專業色彩。這種現象,在中央壹級的諸如金融、財政等專業部門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就專業素養而言,許多在這些部門中服務的官僚精英已經非常稱職,甚至非常出色。不過,從整體上說,中國官僚精英並沒有擺脫從毛澤東時代壹直延續下來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後,經濟發展既作為中共的壹項政治承諾,更作為中共執政唯壹的合法性來源,不僅變成了中國官僚體系的第壹政治要務,也成為了中國官僚精英錄用的重要參考指標。如此,經濟發展作為上級的壹項政治任務以及個人升遷壹項拿得上臺面的政績而被各級官僚精英接受下來。這就是說,從1978年直到今天,中國官僚精英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變得更加技術化、專業化、反而因為經濟發展成為政治任務而變得更加政治化。這個趨勢,在1989年之後因為經濟發展越來越具有政治上的壓迫性而變得更加嚴重。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什麽會在90年代後期越來越偏離其本來的意義,而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壹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當經濟發展成為壹種迷信或者壹種意識形態的時候,經濟的專業性實際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價和可持續性也就相當可疑。這與毛澤東在50年代將工業化(也是壹種經濟發展)當作壹種政治任務的情形並沒有什麽兩樣。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信任的是民眾的熱情,而鄧小平則信任官僚體系的力量。事實上,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精英在以壹種類似意識形態的狂熱對待經濟發展時候,其各種荒謬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大躍進時期不遑多讓。在經濟發展的問題上,經常的情況是,中國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計算既不是出於專業考慮,也不是依據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對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官僚精英仍然是舊式的官僚。他們既不是能夠堅守專業原則的專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壹群將取悅上級放在第壹利害考慮的舊官僚。這並沒有因為中國官僚精英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質上的改變。有什麽樣的政治體制,就有什麽樣的官僚精英,如此觀之,當今中國官僚精英的這種態度實在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壹個必然結果。
除了完全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態度之外,中國官僚精英也在新時期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這是當今中國官僚精英在態度上的另外壹個重要取向。中國官僚精英在經濟利益上的沖動絲毫不亞於他們在政治利益上的沖動。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們竟然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雖然我們無法精確度量這種成功的具體程度,但從我們個人的親身觀察以及腐敗官員令人驚訝的財富積累上,我們大致可以判斷,中國官僚精英群體是中國改革中在經濟上受益最大的集團。顯然,這是壹個權錢雙收、邊界封閉的特殊利益集團。要想正確的觀察中國改革,兩條潛在規則必須把握。壹是官僚體系內部的分權、另壹條則是整個官僚體系的利益最大化(這表現在官僚對改革以及改革意義的壟斷,不容外部人置喙)。前壹條為中國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紅利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後壹條則為這種攫取提供了保護屏障。這顯然是官僚精英發展個人經濟利益的最佳土壤。於是,在不影響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就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的又壹個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潛態度。在外部監督形同虛設的情況下,這兩種利益不僅不存在沖突,反而經常是相互促進的。在已經披露的越來越多的省部級官僚精英的腐敗案件中,哪壹樁沒有牽涉到買官鬻嚼的醜聞?中國江蘇徐州市市長陳耀南買官壹案,更凸現了中國官僚精英中的這種風尚已經達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這位市長為了獲得升遷,竟然向壹位自稱是中央領導秘書的騙子行賄了160多萬元。引人聯想的是,如果這位久歷官場的市長以前沒有成功的買官經歷,怎麽會貿然投下這麽大的賭註呢?實際上,買官(賣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買官(賣官)敗露的多得多。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它為什麽會在中國官僚精英中蔚為風尚。顯然,權可生錢、錢能買官、權錢相通,已經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壹致信奉的官場法門。經過了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官僚精英們似乎已經找到了對待中國改革的最佳態度、並因此在中國改革中進入了遊刃有余的最適狀態:那就是將對權的狂熱和對錢的狂熱以壹種最傳統的方式統壹起來。這種“傳統智慧”雖然在理論上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沖突,但諷刺的是,中國官僚精英們不僅做到了,而且因此還不斷受到事實上的豐厚獎賞。這種獎賞,開啟並鞏固了中國官僚精英們在轉型時期貪婪的機會主義態度,也驅使中國官僚精英的文化徑直跌落到文明社會的底線之下。在毫無道德約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官僚精英也以同樣的寡廉鮮恥攫取壹切他們認為稀缺的東西。從90年代之後中國官員文憑造假中,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種貪婪已然達到了何等病態的程度。瀏覽壹下當今中國官員們的簡歷,大多數人將會產生壹種中國已經普及了博士或者碩士教育的錯覺,因為他們不是擁有博士就是擁有碩士頭銜。但知情人知道,這些頭銜不僅(絕大多數)是假的,而且還是中國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徹底崩塌的壹個活生生的見證。本來,博士或者碩士並不是中國官僚錄用的硬標準,也決不能證明壹個官僚的能力甚至學識,但博士頭銜稀有,所以中國官僚精英必須占而有之。但這種占有對文憑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實都是壹種損害。中國東部某省的壹位省級官員的學歷非常具有荒誕意味:在短短兩年多時間中,這位省級官僚竟然從壹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專生壹躍變成某重點工科大學的工科碩士。如此大的專業跨度,在讓人們佩服中國官員們的絕頂智商之余,也讓人們感慨於中國官員們的膽量。
自從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決定性的潰敗之後,中國官僚精英的信仰體系就陷入了壹種巨大和長久的空白。他們既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未來;他們既無宗教敬畏,也無世俗遵循。如此,權力貼現主義的短期行為就變成了他們的唯壹生活指南。他們揮霍他們現在可以揮霍的壹切,而絲毫不顧忌這種饕餮是否可能帶來厭食反應。中國某省壹位市長的醜聞被揭發之後,人們驚訝的發現:這位市長光為其購買了房子的情婦竟然就達十四人之多。這種看似瘋狂的行為背後,實際上隱藏了壹種對未來的極端恐懼。
中國的官僚精英長期浸潤在壹種極權主義環境之中,與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規則及生活方式相當隔閡。在壹個權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監督的社會中,權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國官僚精英中壹直隱藏著壹種深刻的權力崇拜。80年代之後中國市場社會的勃興,雖然帶來另外壹個偶像崇拜——錢,也壹度使中國社會出現過對權力崇拜的某種動搖,但當人們經過短暫的猶疑,發現權力也可以帶來巨大財富之後,權力在中國社會所受到崇拜實際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熾熱。反映在中國官僚精英的態度上,對權力的迷戀就變得更加具有理性了。當然,他們迷戀的其實是那種不受限制和監督的權力(如果權力受到限制和監督,對權力的崇拜就會有節制得多)。也就是說,中國官僚精英與其是說是迷戀權力,不如說是迷戀權力在中國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國官僚精英不僅在私人生活中體悟到了這種權力帶來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進壹步證明了這種權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後,中國依靠行政權力推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取得持續的增長紀錄,不僅大大助漲了中國官僚精英的自信,也為他們在中國采用極權模式找到了充分的當代證據。不難想象,中國官僚精英們在私下裏對各種限制權力的警告會采取什麽樣的傲慢和嘲諷態度。在這樣壹種背景下,中國官僚精英們對權力的態度就從迷戀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為這種迷信提供證據的事實,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幾乎俯拾皆是。
在中國行使權力固然可以獲得絕妙的快感,但獲得權力卻是壹件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事情。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長期處於這種人格煎熬中的中國官僚精英們,壹旦媳婦熬成婆,就立即會煥發出他們權威人格的另外壹面。中國東部省份壹位非常年輕的副廳級幹部,在剛剛被扶正後即因為強奸女下屬而告事發。對此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憑這位年輕廳座的權力以及資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應該成為問題。但該省組織部的壹位人士提供了壹種心理解釋,他說:“我在組織部工作這麽多年,我太了解這些幹部了,他其實不是在強奸女下屬,而是在驗證自己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這種解釋。因為作為中國官場環境的壹種主要產物,權威人格已經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壹種典型的人格特征。這種人格的壹面是奴才,另壹面是主子。他們要麽是主子,要麽是奴才,中間絕無任何其他選擇。現代文明中的平等倫理在這裏沒有存身之所。做慣了奴才的中國官僚精英壹旦變成主子,變成壹方權力的絕對擁有者,就立即會以報復性的方式行使權力——他們要百倍的補償他們曾經長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獨立性。這樣理解問題,前面那位年輕廳座的行為不僅很好解釋,而且值得同情。他們不過是環境的產物而已。
中國官員的遴選機制極不透明,遴選標準也非常模糊。這樣,中國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壹展宏圖,就必須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極力接近某些關鍵人物,迎合這些人物的各種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話來說,所謂“跟對人”。由於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跟對人”就成為中國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壹條可行途徑。這種圍繞某個關鍵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組織,往大裏說是“派”(帶有某種正規的政策取向含義),往小裏說叫“幫”。這種非正式組織,壹般以親屬、同鄉、同學、戰友,上下級的紐帶紐結而成,構成壹種互惠互利,壹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所謂“裙帶”。裙帶集團或者幫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識形態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壹旦“幫主”失勢,就可能給全體帶來毀滅性的命運,這說明,“跟對人”的官場路徑實際上蘊涵了某種巨大的風險,但它之所以成為中國官僚精英普遍的“次優選擇”,實在是現行的遴選制度使然。自己既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官場命運,就只好將自己的命運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這種關系緊密的裙帶利益集團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中的壹種普遍事實。這種利益格局決定了中國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難超出本集團之外,所謂“內外有別”“結黨而私”指的就是這種情況。這實際上就使中國官僚精英的倫理回歸到了中國古老的特殊主義傳統。以這個視角觀察,中國官僚精英的精神不僅是在向舊時代回歸,而且是在向毛澤東、蔣介石之前的中華帝國時代回歸,向壹種更加久遠,但顯然也更加有害的傳統回歸。這種精神復辟與中國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質和技術進步,形成了極其刺眼的對比。看來,技術的進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無法自動締造壹個健康的官僚精英群體。
可以預見的是,只要不出現制度性的外部監督和制衡,中國官僚精英們的文化取向就很難得到扭轉;同樣,只要經濟增長不被突然中斷,中國的官僚精英們就依然會按照現在這種(他們認為十分愜意的)方式繼續治理中國。
經濟精英的掘起,是中國25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是我們這個“新社會”區別於舊時代最醒目的標簽。毛澤東彈指之間就將資本家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書上為我們留下了那種“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這幾乎讓整整壹代中國人對資本家和資本無知。如今,資本家不僅回來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歡迎和禮遇。看看企業家在中國大眾媒體上出現的頻度,看看福布斯中國排行榜在中國社會中所引起的興奮和騷動,妳就會知道,資本家在中國的真實地位要遠遠高於正式意識形態所願意承認的。的確,中國的經濟精英們配得上這種註目。因為他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塑造著這個新社會。
作為在短短20年中迅速掘起的新精英,中國當今的經濟精英大多是從毛澤東時代的各種職業轉換而來的。他們主要有以下幾類人員構成。壹是毛澤東時代的底層階級。由於在當時社會結構中身陷底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幾乎被完全封閉,所以鄧小平的改革甫壹興起,他們就毅然決然的投入了市場,並開始逐步積累財富。這批人最早投身市場,具有草根階層普遍具有的堅韌精神。四川希望集團的劉永好及其兄弟們可能是這批精英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中國經濟精英中的另外壹支來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識分子和幹部。與那些本來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這批人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中有穩定的職業和比較優越的地位。“下海”壹詞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們在當時付出的機會成本。市場進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這批人更多的進入了當時的新興產業,如信息產業、房地產行業、金融產業等。由於這些新型產業的資本密集特點,他們必須要 有規模的借助要素市場。而這些人在原體制中的人脈勾連,則多少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方便。這批人中運氣和耐心比較好的,已經成為行業中的翹楚。中國當今經濟精英的第三種來源,就是我稱之為的“跨體制經濟精英”。這批經濟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難辨。他們要麽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要麽是傳統的官僚精英,要麽是與上述兩類人具有特殊裙帶關聯的內部人。自中國改革發軔,跨體制集團即開始繁衍生長。到現在,跨體制集團幾乎遍及中國行政系統的每壹個層級,中國市場體系的每壹個環節、經濟領域中每壹個產業。在長達25年的改革轉型中,跨體制經濟精英們所承擔的全部任務,就是利用壹切機會化公為私,或進行各種形式的產權和利益輸送活動。所以,每當有新的經濟機會出現,我們就會看到無數的“帶權下海者”,在新舊兩種體制中同時牟利。事實上,在中國25年的改革中,成長最快的並非是外界所以為的所謂民營企業,而是這種跨體制的權力企業。而諸如金融之類的關鍵行業,更成為此類企業的禁臠。在這種意義上,“兩棲化生存”的跨體制經濟精英是中國經濟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壹支。
經濟精英本來是作為中國改革政經分離的壹個積極成果而出現的,但詭譎的是,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精英又重新出現了靠攏政治權力的明確趨勢。這就是說,壹度從全能社會中獨立出來並以此為自豪的經濟精英們,正在通過後門重新回到政治精英們的會議室中。對此,壹位浙江的民營企業家這樣註釋到:“做大必須從政,不從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壹度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不找市長找市場”的企業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長當市長”的權貴氣質所取代。隱匿於這種精神嬗變背後的時代背景是:壹方面市場空間已經變得日益狹窄,通過市場純市場手段獲取利潤的成本開始變得極其高昂;另壹方面,各種關鍵資源(比如資本、土地)仍然高度壟斷在政治權力手中,而這些資源正是經濟精英更上層樓的必經階梯。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產權狀況不是變得更加清晰,而是變得更加模糊;產權模糊的資產存量不是變得越來越小,而是變得越來越大。通過政治權力而不是市場來瓜分這些資產,不僅快捷、而且廉價。這種誘惑加大了中國經濟精英在新時期重新靠攏政治權力的動力。何況他們之中的很大壹部分本身就是出身於官僚精英呢?在這樣壹種時代背景中,無論經濟精英是出身草根還是出自以前的幹部或者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都必須與行政權力結盟,占領進壹步發展的制高點。不如此,他們就可能在下壹步的競爭中失去優勢。對這種“新”的企業競爭生態,我們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營企業家表達得相當露骨:因為我的對手已經從政了!。雖然企業家直接當市長的情況還為數甚少,但中國經濟精英在各級黨、政、以及人大、政協中日漸活卻已是壹個不爭的事實。這顯然不只是出於某種社會聲望的考慮。這不僅暗示了中國經濟精英們在精神上的壹種質變,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精英依附於政治權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們看到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經濟精英的命運壹樣。中國經濟精英們沒有任何獨立於政治權力的個人地位和組織地位,甚至財富本身也要取決於權力的施舍、輸送和保護。當然,只要這種依附是可能的,並且可以帶來超市場的利潤,這種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實上,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精英正是憑借這種依附而獲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權利和利益。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對現狀感到滿意,並支持和維護這種現狀。中國的轉型在中國社會培養了壹種頑強的文化信念,只求結果、不問手段。中國經濟精英們正是這種文化信念最堅決的擁護者。他們對現代商業文明的基本倫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壹顧。就此而論,那種認為經濟發展能夠自動帶來壹個現代公民社會的推論是非常令人懷疑的,起碼我們在中國的經濟精英身上沒有發現這種現代價值的蛛絲馬跡。在中國改革特殊環境中成長並壯大起來的經濟精英們,不僅沒有被培養了壹種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壹種特權習氣。財富既可以通過創造而來,也可以通過掠奪而來,而當掠奪的成本很低並成為壹種普遍的市場風俗的時候,我們就很難期望中國的經濟精英成為壹種健康的制衡力量。他們最大的願望和可能,就是與特權合謀,並成為特權階級不可分割的壹部分。這種合謀進而結盟成壹個穩固的上層階級的趨勢(這不需要任何明確的宣言、正式的綱領、和授人以柄的組織形式,只需要上層階級之間的壹種默契),在中國早已不再是壹種假想。
2002年8月21日,上海市市長陳良宇在會見ABB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時候,壹位私營企業家——上海紫江集團董事長沈雯赫然在座。這種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為中國私營企業地位上升的信號,是“破天荒”的第壹次。上海市外經貿委壹位官員對新華社記者說:“過去參與經貿外事會見的人員,除了政府領導,就是國有大企業的負責人。私營企業老板的加入,說明政府對私營企業的重視和這類企業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這位官員說得的確不錯,但這個“破天荒的第壹次”在不經意之間也曝露了中國的另外壹個秘密。那就是:中國企業家從來就沒有自己獨立的舞臺,他們必須借助政治平臺才能夠壹逞其雄心。過去如此,改革25年後之後的今天仍然如此。這種貼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國企業家的幸運,還是他們的不幸?當然,這並不是這個“特殊儀式”的全部意義。這個具有政治宣示意義的儀式,也為中國未來各類精英之間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線索。
壹個精英統治聯盟要想穩固和有效,知識精英是不能夠缺席的。在90年代中後期,當中國的新體制在漸進改革中悄悄脫胎而出的時候,新體制對中國知識精英的贖買也開始加快步伐。
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精英與當局之間的敵意達到了頂點,知識精英在體制內向上流動的出路幾乎被斷絕。壹批知識精英開始下海在市場上尋求解放,另壹批知識精英則繼續無奈的寄生於傳統體制之中。對於中國的正式體制,中國知識精英在這壹階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離、背叛的姿態。他們既不能見容於正式體制,也就只好闖蕩於體制外的江湖之中,成為遊離於正式體制之外的體制孤兒。就其生存狀態而言,這壹階段可以稱之為中國知識精英的“江湖時代”。中國知識精英與當局之間的這種僵持和遊離狀態在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解凍,中國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回歸正式體制。這壹方面是由於知識精英在整體上出現了妥協傾向,另壹方面則是當局意識到壹個新的體制必須由知識精英來解釋和證明它的合法性。但最為關鍵的原因則是,在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逐漸具備了在整體上贖買知識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續的分權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壹直陷入捉襟見肘的緊張狀態。當局即便有心,也無力贖買知識精英。在朱鎔基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財政的困境開始緩解。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新體制贖買知識精英的進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師的工資水平。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上普遍的工資水平,高校教師工資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當驚人的。不僅如此,中央財政還以這個“工程”那個“工程”(如從1995年開始實施的“211”工程)的名義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資。除了體制內直接的財政挹註之外,當局也鼓勵中國高等院校利用“市場”牟取雙軌之利。始於1999年的高校大規模擴招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壹種市場行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國家壟斷,而文憑(註意:不是教育)又極其稀缺的情況下,實際上就是當局送給知識精英們的壹種巨額財政補貼。事實上,中國的高等院校幾乎從來就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對這壹點,饋贈者(政策制訂者)和獲饋者(政策受益者)都應該心領神會。不過,以這些補貼在合法性上的疑問,這些補貼就更像是國家對特殊群體的壹次行賄。在輸送經濟利益的同時,當局也開放和出讓了壹部分公共空間給知識精英,以滿足知識精英對社會名望和話語權力的需求。這種幕後的默契表現在前臺,就是越來越多的專家、教授和學者出現在各種公共媒體上。雖然這種開放的條件極其苛刻、空間極其有限,但對於中國知識精英來說,則不啻於壹種久旱之後的巨大補償。由於有1989年的前車之鑒,重新獲得了公共空間的中國知識精英,表現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理性和溫和。這種“溫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壹種自律,在骨子裏則是壹種發自內心的恐懼。這種恐懼在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中移入了壹種條件反射式的自我審查習氣。他們謹守話語分際,生怕越雷池半步。縱觀中國知識精英在90年代後期以來的公共表現,他們的確是這個時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處不僅在於他們將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更在於他們對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滿意足,絲毫也沒有什麽道義上的不安。(他們唯壹不安和沮喪的時候,是他們想起那些精英前輩們(如胡適們)遠遠高於當時勞動階層的薪水的時候。不過,他們似乎忘記了正是這種很難被現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導致了壹場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實施津貼制之後,南京的大學教授們用這樣的順口溜自嘲:幹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師光著屁股上花轎。所謂“教師光著屁股上花轎”是在比喻教師得了名聲卻沒有得到實惠。這顯然與90年代中後期的事實不符合。事實上,在這個時期,大學教師的收入增幅要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而教師頂層(知識精英)與社會底層民眾的收入差距甚至遠遠超過了1949年之前。這種流行的口頭文學,如果不是出於自戀,那就只能說明中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社會的現實相當隔膜。
在90年代中後期,通過多種方式的贖買,在1980年代壹度以獨立姿態與政府分庭抗禮的知識精英們,終於心甘情願(甚至是興高采烈)地認可並回歸了體制,成為新的統治體制不可或缺的壹翼。任何成功的統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合作,這並不獨獨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的特色在於:中國的知識精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機構幾乎完全為政府所有。換句話說,他們幾乎統統是政府的雇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知識精英從來就是行政體系的壹員,他們中間許多人的知識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壟斷權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錢,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臉色。在這樣壹種雇傭關系下,知識精英的獨立性實際上就蕩然無存了。而這種獨立性正是知識精英們取得社會公信進而行使話語權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與知識精英之間的關系是雇傭,那麽行政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的合作就很難稱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贖買或者別的什麽。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國知識精英與行政精英這次最新合作最啟人疑竇的地方。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樣壹種贖買關系的腐蝕下,中國知識精英的態度在1990年代後期不僅日趨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極右”。他們將這種精神上的猥瑣和趨附裝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將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飾為學術上的保守主義,並以這種精神和態度屏蔽壹切轉型時期的社會苦難。他們以壹種“高貴”的冷漠,將發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難輕松地解釋為轉型代價,甚至社會的正常現象。他們不僅是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徹底淪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壹個充斥著烏托邦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固然是可怕的,但壹個完全泯滅了理想主義的知識精英群體,也具有同樣的災難性。當今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在精神上所呈現的,正是後壹種可能性。基於這樣的理由,當我們看到知識精英熱衷於加入中國新的精英統治俱樂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中國社會壹種兇險的發展。因為,這意味著知識權力(作為壹種獨立的權力)對政治及經濟權力將完全失去它的制約能力。中國知識精英被政治及經濟權力徹底繳械的現實有力的提示我們,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聯盟很可能是壹個盤踞在大眾之上的分贓集團。果真如此,這將是壹個相當可畏的前景。
對中國知識精英的整體贖買雖然是壹次遲到的贖買,但卻是壹次成功的贖買。到目前為止,這次系統性的贖買仍然在延續之中。2004年3月中共中央下發的三號文件,就是壹個明確的跡象。雖然中國政治領導人經常會例行公事般地表達對知識精英群體的重視,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來表達這種重視,在我們的記憶中還是第壹次。尤其不同尋常的是,中國領導人這壹次強調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群體。這與以往更多強調科技知識分子群體的傾向大異其趣。這個題為《關於進壹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 的文件究竟是中國新壹代領導人對未來的重新布局,還是進壹步加強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控制,我們不得而知。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群體在未來將從官方獲得更多的利益輸送則是相當確定的。這壹點,我們可以從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對這個文件空前熱烈的歡迎和感激中略窺壹斑。但如此壹來,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就被更加緊密的捆綁在政治權力的利益上。這種形似“關懷”的捆綁式贖買,對社會及知識權力本身的戕害與腐蝕不問可知。繞了壹大圈之後,在中國改革中壹度分道揚鑣的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從上個世紀末期開始正在以壹種新的形式實現著壹體化。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中國的知識精英有可能變成壹種上層政治符號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戰。中國知識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系統迫害,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讓人不安的是,幾乎沒有人洞悉這個秘密。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寧願相信,他們在“文革”中所遭遇的壹切,完全是政治領袖的陰謀。然而,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問過:個人的陰謀怎麽會在剎那間轉變成底層大眾的狂熱?由於政治人物的誘導、發動和參與,中國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強烈的陰謀色彩,但從底層民眾的角度看,這顯然更像是壹場對上層官僚精英的清算運動。從屬並依附於官僚精英的知識精英不過是這場運動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縱觀中國25年改革中的精英現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顯的世襲先賦特點之外,中國25年改革所造就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具有更多的後致色彩。這得益於中國高考制度和早期農村改革中起點平等特點。但這種比較公平的精英形成機制在90年代之後被破壞殆盡。從9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中國系統性分贓機制的逐漸成熟,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三種主要資源越來越局限於在上層精英封閉的圈子中流動,而與底層民眾無緣。(1905年,被許多外部觀察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舉制度的廢除造成了中國精英循環機制的阻塞。從某種意義上,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精英分利集團的形成,對中國社會起著同樣的扼殺作用。在經濟增長不斷創造奇跡的表象之下,中國社會內部的活力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衰敗和萎縮。)通過花樣百出的各種“互惠”活動,中國精英將壹切政治、經濟和文化資壟斷在壹個狹小的精英集團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過權力換取財富,換取文憑而擁有經濟精英或文化資源;經濟精英可以通過財富買官位、買文憑而擁有政治和文化資源;而知識精英則可以通過知識權力換取財富或者加官進爵。壹位博導對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結構”是這樣安排的:三分之壹的名額留給官員、三分之壹留給企業家、另外三分之壹留給真正做學問的。這實際上是中國上層精英在90年代中後期的“互惠互利”壹個極其辛辣的寫照。留心觀察過中國社會的人都會得到這樣壹種印象,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之後,中國政治精英們在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知識水平”也獲得了奇跡般的提高,博士、碩士學位在中國官員中幾乎達到普及的程度。相應的,中國經濟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憑地位”也迅速竄升。作為普及博士和碩士的回報,中國知識精英的財富也在同壹時期開始膨脹。這種精英之間的“互惠互利”在壹位湖南企業家擁有的復雜身份中表現得最為真切。因為壹起司法糾紛而引起廣泛關註之後,人們發現這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頭銜多得讓人眼花繚亂。他不僅是“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是“湖南大學兼職教授、研究生導師”。如此“通才”,成為“湖南省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優秀青年科技創業獎獲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這雖然不是這位國有企業家的全部身份,但已經足夠讓人們意識到中國“官學商”壹體化精英集團對社會資源的高度壟斷特征,也足夠讓人們領教中國精英集團對各種權力資源欲壑難填的程度。這幅荒誕的“現形圖”雖然粗糙,但卻大致勾勒出了90中期之後中國精英分肥的基本圖景。不過,在壹個資源被高度壟斷的社會中,這並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因為這幾種權力其實就是同壹種權力,是被同壹種政治“合法性”所賦予的。
相對於中國政治精英的絕對控制力,中國經濟及知識精英對社會的影響力仍然相當有限,但經濟及知識權力作為壹種單獨的權力正在日益擴充自己的疆域則是壹個顯而易見的趨勢。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們之間的相互制衡,而是看到了他們之間的聯盟、勾結、和分贓。顯然,壹個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團正在中國的改革中悄悄破殼。這個潛在的集團無需明確的合謀和組織即可以形成強大的集團力量,因為他們對本集團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識。
壹個表面上由相互獨立的權力所構成的精英統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統治(中國改革前的情況)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騙性,在統治上也更具有適應性。這恰恰是中國新階層結構的又壹個危險所在。任何時代都有精英,任何體制也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精英統治特性,但當代中國的精英問題在於:誰來監督和制約精英? 第三章 財富到哪裏去了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團亞太地區負總裁馬蓉在“2004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發布最新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富翁已經接近24萬,比上壹年猛增12%。這個增幅不僅大大超過中國9.1%的經濟增長率,也順利地為中國贏得了又壹項世界第壹:全球百萬富翁增長最快的國家之壹。
正如這份《全球財富報告》的名稱所要顯示的那樣,美林顯然是想借此說明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財富增長最快的國家之壹。這個特別能夠滿足虛榮心的頭銜也正是許多中國人特別想得到的。而這種虛榮心由壹個國際投行巨頭所賜予,則更顯得其確鑿無疑。然而,就在這個令人陶醉的報告發布前幾天的8月24日,在離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壹位46歲的男人跳樓自殺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崗工資已經無力支付他女兒的學費。幾乎是在同壹天,南京市區的另外壹個小區中壹對父子因為同樣的原因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許,我們很難將上面兩起悲劇歸結為某種單壹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貧困以及貧困所帶來的人類尊嚴的喪失肯定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之壹。
自90年代中期以來,此類悲劇事件屢見不鮮,已經很難成為轟動性的新聞。但上面兩起自殺悲劇的獨特性在於,它發生在中國南京——中國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這說明,由於貧困所導致的自殺現象已經開始向中國的城市蔓延。這個趨勢與近年來中國不斷攀升的自殺率相吻合。很清楚,這類聳人聽聞的自殺事件已經不再是中國下層階級出於生存恐懼所杜撰出的預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財富報告》渲染的是壹個財富不斷膨脹的中國,那幺,上面兩起自殺事件則以令人難忘的方式呈現了另外壹個中國——壹個馬爾薩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萬確的是,它們同時發生在同壹個國家、同壹個城市。我們不想在壹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壹部分人的絕對貧困之間建立必然的因果關系,但這種幾乎天天發生的讓人難以安枕的人道主義災難,卻不能不讓我們去思考:在中國財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發生了什幺? 壹、中國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階層分化和貧富懸殊,還僅僅是徘徊在書齋中的不詳推測。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這個幽靈開始悄悄步出書齋,啃噬中國社會。短短的十多年之後,貧富懸殊已經變成壹只巨獸,成為中國社會揮之不去的噩夢。反應在資料上就是中國的吉尼系數在1990年代之後開始急速攀升。從改革前的0.28急劇攀升到0.46左右。據長期研究這壹問題的中國學者楊宜勇等人預測,2005年,中國的吉尼系數將迅速逼近0.47。對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堪稱世界最高!”。在所有對中國吉尼系數的估計中,楊先生的估計幷不是最嚴峻的。有更嚴峻的估計判斷,中國的吉尼系數在近幾年已經超越0.50。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快步進入貧富差距最為嚴重的國家行列,成為所謂“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由壹個整齊劃壹的平等社會,轉瞬之間完成天壤之別的角色巨變,是中國1990年代創造的又壹個世界級奇跡。不過,與那幅已為世人熟知的經濟奇跡的炫目圖畫相比,這個奇跡帶給我們的卻要陰暗得多。在這幅圖畫中,在絕望中掙紮的底層與誌得意滿,奢侈揮霍的上層構成了中國顏色的兩極,仿佛來自不同世紀的人群突然聚集在壹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曾是這個民族對兩極社會最深刻的歷史記憶,不幸的是,21世紀的中國真的在開始演繹這種歷史記憶的現代版本。的確,當人們發現中國的官僚們動輒用下崗工人壹年的工資輕松的打發壹頓飯局,同壹個小區中的人們收入可以相差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為數眾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線上下沈浮的時候,我們相當確信,中國現實中貧富懸殊已經極具爆炸性,它遠遠不是冷靜客觀的吉尼系數可以描述,它正在展開的,是壹場規模宏大的歷史活劇。有必要詢問:中國人20多年創造的財富究竟跑到哪裏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國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後出現了嚴重的分配問題,而這個分配問題的性質已經與改革前期截然不同。這就是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分配已經呈現出明顯的零和博弈現象。中國經濟學家特別喜歡用帕雷托改進來描述中國改革,但實際上,這個令人愉快和懷念的時光已於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當人們仍然沈浸在改革初期代給我們的歷史幻覺之中時,中國改革和經濟增長已經為壹種新的邏輯所取代。這個邏輯就是,壹部分人財富增長是以另外壹部分的絕對損失為代價的。這與我們1990年代中後期所觀察到的現實相當吻合。在這壹時期,壹部分中國人的生存狀況開始在絕對水平上惡化,但非常不協調的是,在這壹時期,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富豪也不斷湧現。這表明,部分中國人不僅被排除在經濟增長的果實之外,而且還受到了蓄意的剝奪。
檢視1990年代中國的財富流向,中國的貧富分化實際上有跡可尋。這首先表現在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與毛澤東時代通過統購統銷,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對農民實施的剝奪不同,改革時期農村財富向城市的轉移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實現的。壹是深入農村基層但實際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體系對農民所進行的收刮,這壹點由於各種發生在中國農民身上的殘忍事件已經廣為人知。但事實上,在財富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這種最為著名的剝奪卻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剝奪。第二種途徑,則是通過對流入城市的民工實施制度性剝削來實現的。通過對數量龐大但政治權數幾乎為零的農民工實施制度性剝削(壓低、拖欠工資、戶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視、公共醫療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獲得的財富數量相當驚人,有學者估計,僅僅壓低工資壹項,城市地區就從農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財富4400億。 在中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房地產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這種財富轉移的壹個力證。財富有農村向城市轉移的第三種途徑,是通過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剝奪來實現的。這種財富轉移壹直存在,但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加劇,在最近幾年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突然提速而進入高潮。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壹個直接後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這本來是中國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壹種巨大的潛在資本。然而,在現行農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當局可以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後高價出手,其中差價可以達到幾十倍之多。中國國土資源部壹項調查說,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其中征地補償費只有591萬元,僅占賣地進賬的2.7%。”有資料估計,近三年來僅此壹項,城市就從農民手中取得9300億元。
而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體系中飽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國農民完全無權享受的城市基礎建設之中。如果將歷史時期拉長到整個改革開放時期,通過土地流入城市的財富就更加驚人,統計表明在近20年以來,農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數量達到9800畝,以每畝地農民被剝奪財富10萬元計,那麽近20年,農民光通過土地征用被剝奪的財富就接近10萬億。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改革前23年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裏剝奪的8000億。不過,中國農民的損失不是用靜態的數字可以衡量的,因為這實際上是關閉了中國農民進入現代化的大門。完全可以預料,對農民工的剝削以及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剝奪,將是未來農村財富向城市轉移的主要形式。作為中國弱勢農民所擁有的要素,剝奪了農民勞動力權利和土地權利,也就徹底剝奪了農民在未來市場活動中最重要的兩種潛在資本。這就從根本上將中國農民排拒在經濟發展的果實之外。而這壹剝奪可能導致的更加危險的後果在於:它剝奪了中國農民以主體身份(而不是客體)參與現代化的可能性。這等於人為的制造了壹個龐大的社會底層。在這個意義上,後面兩種隱蔽的財富轉移要比第壹種形式遠為緊要。因為在現有制度安排下,這是壹個不可逆的過程(尤其是土地的喪失),換言之,農民的財富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損者,就壹定有受益者。這兩年,夾雜在“經營城市”的喧囂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為億萬富翁的故事又開始繪聲繪色的流傳起來,其中大多數都與土地投機相關。這與1992年之後的市井故事具有結構上的相似。與此對應,中國城市中又出現了壹次高溫度的繁榮。不過,深入在這背後的土地故事,我們就不難了解這種城市繁榮是建立在什幺樣的基礎之上。
中國的貧富懸殊首先表現在城市與農村貧富懸殊上。這種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暫時期壹度縮小,不幸的是,這個短暫的歷史現象將中國改革者麻醉了長達20年之久。與中國眾多改革者們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後財富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轉移實際上幷沒有停止,而是以更隱蔽的方式、更大的規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續進行。知道這壹點,我們就絲毫不會對中國城鄉差距持續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實感到驚訝了。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為緩解城鄉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標之策。2004年之後,中國各省政府紛紛推出減免農業稅的試點,以提高農民收入,降低城鄉差距的爆炸性。但誠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這幷不能消解中國農民人力被剝削、土地遭剝奪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國四川省漢源縣發生中共建政以來最為嚴重的農民暴動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問題。我們不能確定,具有明顯古典“農民起義”性質的漢源事件,是不是預示著農村土地財富轉移過程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時期,但它的確將這個問題上升到了壹個相當緊張的高度。如果不能將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種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轉換為農民的投資,從而在根本上解決農民在現代化中的主體性問題,中國的城鄉分配差距在未來十數年中將長期處於燃點狀態。
二、向市場階級尋租 財富在城鄉之間的轉移只是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壹個原因,另外壹個原因是,財富在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的轉移,或者說財富從社會不同階層向官僚利益集團匯聚。這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完成。壹是官僚利益集團對市場階級的剝削。改革以來,由於市場化將絕大部分中國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場交換獲得收入的龐大人口,我們姑且將稱之為市場階級。正是這個階級創造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絕大部分財富。然而,這些財富中的相當部分卻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團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車行業為例。有記者曾經計算過,如果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按照中國現行《勞動法》規定的時間出勤,每月收入約6450元,但其成本卻達到7000元,這意味著出租車司機工作壹個月下來,不僅不能盈利,還要倒貼550元。如此,為了維持生存,出租車司機唯壹的辦法就是“自願”延長勞動時間,“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於北京出租車司機的每天工作時間普遍在13小時以上。基於這個原因,有人將出租車司機比喻稱“現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讓出租車司機們淪落為“現代包身工”,簡單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車司機的7000元成本中,“份錢”卻占到了4800。而在這4800元的“份錢”中,出租車公司及其相關利益者獲得的特許權收益(凈利潤)達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這種特許權利潤流向了圍繞出租車管理部門以及出租車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團手中。 “份錢”的確是壹個相當形象的名詞,它象征著官僚利益集團特許人們進行市場活動所收取的那壹份租金。有人曾經計算:北京近20萬出租車司機每年要為官僚利益集團創造特許收益261.6億元利潤 ,而他們所獲的工資則僅僅為60億左右。這種勞動力收益與特許權收益的對比,無疑是觸目驚心的。
這種對市場階級的剝削不獨於北京,也不獨於出租車行業。另外壹組資料可以從宏觀上印證這種深重的剝削。根據仲大軍先生壹篇文章提供的資料,在2002年中國10萬億的GDP中,“城鄉居民分得5.6萬億元,而其中工資總額只有1.2萬億元,其余的4.4萬億元都是通過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個人手中的” 。這本來應該分配給勞動者但卻流向了少數人群的4.4萬億中,有多少是屬於上述北京出租車行業的特許收益,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壹個小數目。勞動收入階層的收入與“其它”收入如此懸殊,難怪有人直指,中國存在壹個負價值的白領階層。白領是壹個打擊面相當寬泛的說法,在中國,這個負價值階層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官僚集團及其市場代理者。
在中國西部的四川萬源市——壹個每年財政赤字高達1.6億元的貧困縣級市,官方為了舉行壹場所謂“紀念萬源保衛戰勝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資2000萬元。所謂集資,不過是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強行向下攤派價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門票而已。在這個貧困縣,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不過區區400多元,而在這次演出中出場的壹位明星獲得的酬金卻達到42萬元之多。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財富士如何通過政府權力向少數人手裏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車行業的市場特許權收益以及萬源的集資演出等等案例,雖然純屬敲詐勒索,但畢竟是“半合法”的。相較於此類對市場階級的“半合法”剝奪,財富向少數人轉移的另外壹個信道則要赤裸裸得多,這就是在中國泛濫成災的官員腐敗。有學者估計,自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及其代理者每年所獲得的法外的“腐敗收益”高達1萬億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與上述對市場階級的直接剝削不同,腐敗收益主要是通過對國有存量及流量資產的侵吞,通過對財政資金的巧妙貪汙,通過對屬於社會公眾的銀行資產的盜竊而來。這種腐敗收益是通過“負性”的政治機制來實現的,而其代價則表現為“中性”的銀行壞帳和日漸深重的稅收負擔。2004年,僅181家中央企業申報核銷損失就達4000億之巨,占中央企業凈資產的10%以上。毫無疑問,這些在企業損益表上表現為損失的財富相當大部分已經轉變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個人收益。在中國,各類“化公為私”的技法雖然層出不窮,但大多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出籠的,以至於有人憤激而譏稱:“改革即分贓”。對於此類假改革之名行分贓之實的手法,大多數人早已了然於心。需要指出的是,當權貴們的盜竊和搶劫在事實上合法化的時候,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官僚上層匯聚,就是壹個難以避免的後果。
在解釋“中國人為什幺勤勞卻不富有”這壹問題時,華裔學者陳誌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國現存制度設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北京出租車行業的案例是這個解釋壹個非常貼切的例證。不過,陳先生的觀察中遺漏了壹個重要的現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勤勞而不富有。事實上,部分中國人的富有已經達到讓發達國家都瞠目結舌的程度。在美國,在澳洲,來自中國大陸的神秘富豪在置業時壹擲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聞。壹位在華爾街頂級投行服務的朋友曾經告知,壹位自稱“沒有什幺錢”的中國大陸客戶壹次拿出的理財金額是1000萬美金。這給這位去國多年見識過不少發達國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極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說,大部分中國人的貧窮是因為制度為他們設置了昂貴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樣的道理,少部分中國人的速富則是因為制度讓他們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幾乎為零。進而言之,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壹手為中國市場階級的交易活動豎起了高高的壁壘,另壹手卻放任和鼓勵內部人進行盜竊和搶劫(在科斯的世界裏,這實際上是交易成本為零的壹種至高境界)。這無疑是科斯定理在現代中國壹種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繹。壹邊是交易成本為零,另外壹邊則是交易成本高昂,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中國不出現急劇擴大的貧富鴻溝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國,少數人貪索斂聚,富可敵國的故事幾乎每隔壹段時間就要上演壹回。今天,當中國人自以為自己的時代充滿了現代性的時候,我們卻從那壹扇從未封閉過的後門回到了過去。 三、寧贈友邦 在壹次會議上,有壹位公司領導人向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發問:“中國的壹些城市提供免費的水電給外國投資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產出租和水電費方面也同樣給予壹些減免?”吳作棟的回答非常幹脆:“我們不能進行這種以提供不計經濟回饋為基礎的競爭。假如我們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費的水電,新加坡能源公司從哪裏取得資金?它會向政府拿錢。然後,我們再和另壹個人在很不經濟的基礎上競爭,最後,我們就破產了。”吳作棟強調說,“政府必須計算過後,使競爭在壹個可行的長遠的基礎上進行。”
與吳作棟的“吝嗇”相比,中國的政府官員就要顯得闊綽和大方得多。
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活動中,賤賣土地(幾乎相當於白送),減免稅收直至水電增容費用的免收,已經成為各地政府競相使用的手段。這頗有點像貨幣的競爭性貶值過程。甲市將開發成本20萬元的土地以每畝5萬元賣掉,乙市就可能以3萬元賣掉。在中國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優惠政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為口號。當有記者問該市領導“優惠政策有沒有底線?”時,這位領導的回答與吳作棟總理的回答同樣幹脆:“沒有”。
兩種回答雖然同樣幹脆,但卻將那位中國地方官員的荒唐襯托得壹覽無余。不過,放在中國的具體背景中,這位官員的荒唐卻是壹種理性行為。因為對於這位掌握了轄區土地控制權的地方官員來說,土地是壹種無價格的要素,卻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是壹種毫無價值的“閑置資源”(至於為什幺會這樣,則是壹個需要篇幅討論的問題,在此不贅),但如果賣掉,哪怕再廉價,土地價值就進入了核算體系,就能導致GDP的凈增加,然後引進投資,又可以增加壹次GDP。這樣算起來,廉價賣地甚至白送,就是壹樁合算的買賣。不過如此壹來,流進來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則是真實的財富。很難確切的計算這種以“優惠政策”的名義送出去的財富,但考慮到中國壹年6~700億美元的FDI,數目恐怕相當驚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經濟學家謝國忠先生的測算,這些優惠政策所帶來的財富損失相當於人民幣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國內居民用於住房的土地價格自然就越是高漲;送出去那幺多稅收,加諸於國內居民的稅賦自然就越重,貧困階層的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資金來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很容易推論,任何財富流失都將最終傳遞給中國的弱勢階層。
除了對“友邦”的直接饋贈之外,中國向外輸出財富的另外壹個通道是對“家奴”的出口。在持續增長了26年之後——據稱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了不起的經濟奇跡之壹,中國的勞動力工資水平仍然只相當於美國和日本的1/50。經濟學家們幾乎眾口壹詞的將此理解為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所謂比較優勢,但大量來自中國出口工廠中的新聞報道則證實:這種所謂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自由使用奴隸的比較優勢。據《華爾街日報》記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發自中國南部的壹篇報道稱,在那裏的壹個中國出口工廠中,許多工人每天經常要工作18個小時,而他們每月的工資起薪僅僅為32美元,這甚至比當地極不人道的最低工資標準還要低40%。顯然,無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還是與出口產品的總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經常只占出口產品總成本中的10%),中國的勞動力價格都被嚴重低估了。不管這種低估的原因是什幺,嚴重低估的勞動力價格都意味著財富的巨大流失,對中國這樣壹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而言,就尤其如此。生產越多,出口越多,財富流失越大。無法估計中國由於勞動力價格低估所造成的財富流失,但以中國現在每年5000億美元左右而且還在不斷增長的出口規模來看,這個流失不僅巨大還會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本之所以是壹種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為它是可以重復使用,最能動的要素。如果將“人”貶低為壹種自然資源(甚至“賤”於自然資源), 並作為壹種值得炫耀的“比較優勢”加以出口,不僅是壹種最大的財富流失,也意味著這個經濟體長期競爭力的喪失。從歷史的常識出發,我們似乎從來還沒有看到過那種依靠虐待本國人民就能夠發達起來的國家。然而,問題的詭異之處在於,這種以財富流失為主要內容的外向型經濟,似乎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壹個決定性條件。這很可能說明,無論在經濟結構上,還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組合上,中國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障礙。引進外資、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裏是壹種國家戰略,而在地方政府那裏,則成為擴張地方財政能力和創造政績的最快捷手段。在整個改革時期,只有在外向型經濟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終保持著高度壹致。兩股力量合在壹起,終於使這個戰略扭曲到不計成本的地步。 四、銹蝕的團結 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中國雖然形成了以壹個以市場交換為主導的財富創造機制,但具有強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結構卻紋絲不動。與計劃體制相比,市場機制的財富創造能力成級數放大,於是,傳統政治結構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現級數放大效應。這毋寧是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沒有阻止貧富分化,而且主導和加劇了這種分化。這實際上是中國1990年代後期以來貧富劇烈分化的內裏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由舊式政治結構主導的“新”的分配機制趨於定型化。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這個機制初步發作的社會後果。也就是說,今天中國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不是壹個階段性的偶然現象,而是壹種體制化的結果。在這種體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贓結構之外的龐大人口,隨時都有可能被拋離於遊戲之外,而這個體制為他們設置的“保障”竟然是壹種僅僅能(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標準。中國各省設立的所謂“最低保障線”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近乎殘忍的標準。如果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以及精英階層繼續對這種危險的社會分化熟視無睹,壹遇天災人禍或者經濟危機的洪流,中國龐大的底層人口將徑直被驅趕到只能鋌而走險的生存絕境。事實上,壹個社會貧富分化的危險性從來不在於富人有多富,而在於窮人有多窮。當有人壹點都不臉紅地吹噓自己在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時候,中國為窮人確立的貧困標準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這個標準只是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美元標準的1/4左右。撇開世界銀行的這個“國際標準”不談,任何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可以想象,壹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離餓死還有多遠?而這正是當今中國貧富問題最為兇險之處。在中國的都市人口及上層精英那裏,經濟繁榮不但習以為常而且理所當然,但在那些主流媒體看不見的底層那裏,生存危機卻無時不在,隨時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這個社會實際上已經非常脆弱。不幸的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卻仍然生活在“繁榮永無止境”的幻覺之中。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極其險惡的程度,並且馬不停蹄地不斷刷新經濟史的記錄,中國經濟學家鄒恒甫甚至轉引民間調查機構的數據認為:“考慮到高收入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有些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9。”按照壹般的標準,0.4以上的基尼系數就屬於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中國0.59的基尼系數很可能意味著壹部分人已經陷入人間地獄般的身存災難。對於亞洲的經濟奇跡,克魯格曼先生曾經有形象的描述:亞洲的奇跡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靈感創造的。如果這個說法的確是準確的話,那麽以血汗澆灌中國經濟神話的“汗水階層”應該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結局卻非常諷刺,他們獲得的回報被壓縮到了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最底線。
更加值得我們警惕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正在以代際的形式向下迅速傳遞。位於中國城市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壹名貧困女生,2004年壹年的飯卡消費記錄只有 8.35元。在長達兩年的時間之中,沒有人發現這位女生是以撿剩饅頭才能勉強度日的。這個故事曾經震驚了許多人。然而,這個看上去似乎十分極端的故事並不孤單。有資料披露,從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間,中國首都某大學月生活費低於150元的貧困生的比例從16%激增到41%。作為新壹代人的壹個抽樣群體,大學生中的貧富差距不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來整個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的現實,也是對中國社會未來階級圖景的壹種勾畫。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那麽未來的中國社會將肯定不是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溫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進。
中國的嚴峻的貧富懸殊問題,並不僅僅只是在危機時刻才會顯示出它的政治打擊性,經常的情況是,它只是給壹個脆弱社會結構的最後壹擊。而在這之前,它往往會以壹種不那麽具有爆炸性的經濟形式表現出來。在中國,它就是消費能力的長期低迷。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長期為“原因不明”的內需不足而深感困擾。表現在宏觀上,則是消費率長期低於正常水平。更為反常的是,中國的消費率不僅沒有追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反而不斷顯著下降。到2003年,中國的消費率已經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這個數字不僅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遠遠低於發展階段相似印尼、菲律賓等國。現在,那個“不明”原因終於開始浮出水面,許多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內需不足的壹個重要原因源自於中國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源自於中國存在著壹個龐大的幾乎沒有消費能力的底層社會。這個在改革時期創造了最多財富的底層,被不由分說的剝奪了應得的份額,成為在消費上無足輕重的階級。
在壹個國家,當GDP的1/4供養著99%的人口,而1/3的GDP卻被僅僅1%的人口占有的時候 ,這個國家低得離譜的消費率就不是什麽難以索解之謎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逆向異動的服務業比率(這個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壹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為窮人是消費不起什麽服務的。對於中國低迷的內需和畸形的經濟結構,壹向喜歡發表驚人之言的中國學者王建解釋到:“中國從產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經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國家,但是從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比重看,還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國家的特征。產值比重代表社會供給能力,而勞動力比重則代表購買能力,如果社會的產出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國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體還在農村,只能吸納人均500美元的產出,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就始終面臨著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雖然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業結構和產值結構的矛盾”,但在我們看來,它與收入差距指的幾乎就是同壹回事。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結構的失衡在先,消費率的低迷在後。分配結構決定了消費結構。在如此低迷的消費率之下,要想維持壹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鴉片壹樣地不斷提高投資率(包括不計成本地吸收FDI)。這進壹步扭曲了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而提高投資率雖然能夠在短期內維持速度,但會形成更加龐大的過剩產能,而為了推銷這些過剩產能,就只能以剝削本國下層人民以及掠奪本國自然資源為代價,用極其低廉的價格向國際市場傾銷。這又加大了中國經濟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可見,中國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資率,畸高外貿依存度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壹個極其脆弱的惡性循環過程。而其總源頭,則是中國國內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衡。換句話說,中國怪異的產業結構不過是中國國內異常分配結構的外在表現。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主要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率已經被推至極限位置,低勞動成本以及剝削本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所謂比較優勢也已經被擠壓至極限位置(中國2004年幾乎是壹夜之間突然發生的“民工荒”現象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提醒我們,持續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壹片喝彩聲中正在迅速沖擊它的終點。而最近兩年中國經濟令人詫異的強勁表現,很可能就是這種模式盛極而衰之前的最後壹縷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經濟調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們已經揭示的,在中國,這種經濟調整將首先意味著作為源頭的分配結構的調整,意味著與分配結構共生的政治結構的調整。沒有這種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就很難有實質性的調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國的分配結構按照官僚集團的政治“意願”被不斷深化,已經相當體制化。對這種分配結構進行外科手術,無異於又壹場革命。近20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斷發誓,要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但無論從產業結構還是從增長模式來看,他們非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而且讓中國經濟深深的卷入了壹種無法退出的結構鎖定狀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還遠遠沒有理解這樣壹個隱蔽的線索,即:在相當程度上,政治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決定了經濟結構。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壹連串中間過程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最後結果。當現存的經濟結構無法支持進壹步的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對政治的倒逼效應就會開始。這種倒逼效應是以激烈還是以溫和的方式展開,則取決於政治結構的適應能力。在這壹點上,我們無法樂觀。
嚴重的分配問題不僅僅從經濟結構上扭曲著中國經濟,也同樣從動力上瓦解著中國的經濟增長。20多年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杜撰了壹個非常牢固的謊言。他們將平等和效率描述為壹對天生的敵人,言之鑿鑿地認定,平等會導致效率損失。仿佛平等多壹點,效率就會少壹點。這個可疑的理論假設不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權貴們蓄意解釋成,只要是效率的,那麽搶劫和盜竊就是應該允許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這樣壹個極端: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的條件。按照這個邏輯,為了達到經濟增長,我們不僅應該容忍不平等,甚至應該主動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繆爾達爾就在《亞洲的戲劇》中斷言:“均等化的增加將比在西方國家更多的幫助發展,而不是阻礙發展”。而中國學者秦暉也曾經以中國早期農村改革為例證,雄辯地證明過,公正和平等是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是中國早期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關鍵秘訣。事實上,憑借常識,我們也能夠推論:壹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遊戲規則壹定會比壹個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遊戲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平等可以增進信任,信任可以促進合作。沒有潛在的基本信任作為基礎,合作不可能,競爭也不可能,甚至連社會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論從這種競爭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義,壹個社會就從核心處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團結。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不能從他們置身的那種秩序中獲得他們認為基本公平的回報,他們就不可能信任這種秩序,而當他們不信任這種秩序的時候,這種秩序就絕對不會是有效率的。除非他們受到了某種強制。而強制的秩序,不管是計劃形式出現的,還是以某種受到操縱的市場形式出現的,都不可能表現出長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發出來的破壞性則可能是長期的。在中國,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無處不在的政治腐敗所培育的,正是這種對社會信任具有毀滅性的陰暗文化。這種文化足以消解任何壹種合作或者競爭秩序,從而使它們趨於無效。在當今中國社會,對在改革中確立的競爭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緒正在廣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這種秩序的現象隨處可見。就此而論,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在從最基礎的源頭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當嚴重的不平等已經將中國社會銹蝕、離析到如此地步的時候, “中國經濟還可以高速增長20年甚至50年”的高談闊論卻仍然在被四處傳播,我們很難理解,這些“中國奇跡“的傳教士們的信心究竟從何而來?
第四章 金融之劫 2005年1月19日,來自中國四川的下崗工人張小林在中國證監會門口引火自焚。四年之前,張小林借款20萬元投資股票,但到張自焚之前,他的帳戶上僅僅剩下1萬元。
作為這個個人悲劇的宏觀背景,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連續下跌了四年。從最高點算起,指數幾乎被攔腰斬斷。在中國幾千萬虧損累累的投資者中,張不過是普通的壹員。其獨特之處僅僅在於,他用壹種悲慘的方式詮釋了金融危機所具有的毀滅性。對於僅僅只有20多年市場歷史,壹直享受著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的中國來說,金融危機壹直是發生在遙遠國度的遙遠事件。但上面這個由於高度敏感而沒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則暗示,金融危機可能已經悄悄潛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 壹、奇跡背後的壞帳 中國經濟持續20多年的增長紀錄所以被稱為奇跡,是因為它達到了常人所不能及,達到了傳統智慧的解釋能力之外。那麽,究竟有哪些獨特的因素在推動中國的經濟奇跡呢?在我們看來,在推動中國經濟奇跡的所有因素中,中國獨特的金融體系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關鍵角色。其重要性,無論怎麽估計都不過分。所以,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解讀,就成為解讀中國經濟奇跡的緊要壹環。
中國金融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其程度極高的官僚壟斷性質。這壹特征,雖經26年改革而未有稍變。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體系被普遍認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為遲滯的領域。中國金融業高政府壟斷的特征,無論是在金融企業的所有制上,還是在金融企業的高管錄用程序上,都表現得極為明顯。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在銀行、保險、還是證券行業,金融企業幾乎都是清壹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制的高度同壹性,任何其他的行業都不能比擬。許多人以壹種過時的範式將這些企業稱為國有企業,但實際上,由於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官僚體系完全劫持了政府和國家,所以這些企業在本質上已經被偷換成官僚企業。於是,對這些企業高管的人事安排,實際上也就變成了某種官僚體系內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通過市場去尋找最優的人力資源配置。在中國的金融企業中,如果妳能找到非官僚出身的主要領導人,將是壹個不大不小的奇跡。壹則光為流傳的真是笑話有助於外界了解中國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壹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壹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壹是這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厚厚壹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恥辱。”
在整個改革時期,通過對金融企業這種所有制性質及主要官員的人事控制,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官僚體系的壹個附屬物,變成官僚體系實現其政治和經濟目標的壹個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階段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還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國金融體系的悲劇性發展即由此而生。
金融體系作為市場經濟最基礎、最核心的架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的功能是按照市場原則將資金或者資本配置給最優者。這本來也應該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這個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並不符合中國官僚體系的胃口。在改革時期,中國官僚體系有著在他們看起來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的任務。這就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再分配。所以,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意誌來操縱金融市場。而對金融體系的獨家壟斷,就成為達成這壹目標的必然要求。對中國官僚體系來說,金融是壹項不容他人染指的權力,而不是壹種公民及組織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場權利。壹般認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遲滯是因為金融改革的敏感性和復雜性所致。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金融體系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改革都可能導致官僚體系的獨家壟斷地位遭到侵蝕。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改革20多年,表面上雖然熱熱鬧鬧,“創新”不斷,但基本上都在技術問題做文章,而基礎體制上的改革卻了無進展。
貫穿中國改革始終,推動和維系經濟高增長壹直是中國官僚體系的首要任務。這不僅是壹個經濟任務,也是中國官僚體系賴以存續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壓倒壹切的政治任務。這樣,經濟高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國官僚體系壹個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約束。這種硬約束對中國的金融體系造成了持續和嚴重的壓力。這就是所謂“金融支持”,即金融體系必須對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這種支持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表現為對傳統國有企業慷慨的政策性輸血,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則主要表現為對改革時期不斷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金融優惠,表現為對各級政府支持的項目的金融扶持,表現為對熱點地區、熱點行業(比如近年來的房地產、汽車等等)毫無紀律的信貸註入。對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是否提供這種金融支持的壹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它們能否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即便這種增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只要符合這個標準,各級政府便有強大的動力為之提供金融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長起來的新國企和政府項目公司,在本質上屬於那種剩余索取權屬於官僚內部人的官僚企業,其損耗財富的驚人能力比之傳統的國有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裏,金融不再是市場基於風險和收益原則進行資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體系支持其高增長政治目標的壹個政策工具。對於經濟增長來說。沒有比金融更為直接而且能夠起到立竿見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國各級官僚體系以金融作為支持其政策目標的首選工具,實在是壹樁非常符合“理性”的選擇。結果,作為官僚體系“理性行為”的後遺癥,中國金融資源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中,持續和大規模地被錯配。眾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資壹直是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壹個主要因素。但接踵而至的壹個普遍困惑是,在微觀經濟效率如此低迷的情況下,這種超高水平的投資率又是如何得以維持的呢,它究竟靠什麽能夠維持自我循環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僅僅是對增長速度的支持)。而要實現這種金融支持,就必須對金融資源進行全面壟斷。沒有中國官僚體系這種建基於壟斷之上的不遺余力的金融支持,中國的超高的投資率就根本無法維系,(中國經濟也斷然不會出現什麽“增長奇跡”。)非常不幸的是,這種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經常是以金融資源的驚人浪費作為代價的。政治對增長速度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資源的浪費就越是巨大。
鑒於上述原因,在應付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各種責難的時候,中國官員也非常樂於將問題完全歸咎於金融支持所帶來的“政策性虧損”,但對這種流行的說法,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它很可能掩蓋中國金融在轉軌時期另外壹個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服務也服從於權貴需要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對中國的權力階層來說,如何利用權力為中國官僚體系自己在財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額,是另外壹個在改革時期具有壓倒性的歷史任務。這種財富再分配不僅僅是存量財富的再分配,也同樣包括對增量財富的再分配。與冠冕堂皇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比,財富再分配雖然是壹個不能公開的議題,但同樣是中國改革時代的壹個重要的歷史主題,是支配中國官僚體系改革行為的壹個具有硬約束性質的關鍵考量。它甚至是比金融支持更為重要的歷史主題。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財富再分配最為快速的通道,因為它是直接經營“錢”的。金融體系的這種獨特性質決定了,在整個改革時期,金融將成為中國官僚體系進行財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國金融領域層出不窮的腐敗案件證明了這壹點。在這方面,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貪汙案件可謂登峰造極。在1993年到2001年間,這家銀行的余振東等前後三任行長合計貪汙了4.83億美元,相當於40億人民幣。當然,余振東們是從來就不缺乏後繼者的。最新的事件是,2004年年底,中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的兩名官員貪汙10億元人民幣公款之後潛逃境外。貪汙並不是銀行的專利,中國其他的金融企業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湖南郴州的壹位掌管住房公積金的官銜極低的官員李樹彪,貪汙1.2億元用於在澳門賭博,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輸掉了這筆公款。此類貪汙在中國的金融系統中屢見不鮮,大到像王雪冰、劉金寶壹樣的高級官員(在寫作本章的過程中,有報道稱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因腐敗醜聞面臨調查,這是中國最高層銀行官員涉及腐敗醜聞的最新壹例 。頗為諷刺的是,張是作為因腐敗而下臺的王雪冰的繼任者而出任建設銀行行長的。對“張恩照事件”,《紐約時報》毫不掩飾的譏諷到:中國搶銀行的方式與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樹彪、余振東之流的低級職員,幾乎沒有任何級別的銀行官員沒有卷入腐敗醜聞。其醜聞之多,用壹句中國的俏皮話來形容就是已經形成了“醜聞疲勞”。像余振東、李樹彪之流大膽而魯莽的“硬”貪汙雖然難以勝數,但所造成的損失畢竟是可以計算的。無法計算且影響至巨的金融腐敗,則是來自金融官員與各類企業的“軟”的利益勾結及合謀。這類勾結和合謀不易察覺,但無所不在。它們壹般以各種合法、合規的貸款形式出現,而實際上則多半是裏應外合的金融詐騙。這種合法的金融詐騙在中國金融系統中不僅長期存在,甚至已經成為企業和金融內部人快速致富的壹個標準途徑。其後果,就是在中國金融系統資產負債表堆積如山但卻根本找不到責任人的金融壞帳。壹位來自中國金融系統內部的匿名人士曾經大曝內幕說:“呆壞帳中有80%是被違規核銷的”。這間接證實了壹個在中國普遍適用的潛規則:誰能貸到款,誰就能立即成為富豪。這就是所謂的貸款致富。事實上,中國的很多富豪都是靠這個有點黑色幽默意味的潛規則而直接致富的。對他們來說,所謂項目或者經營不過是壹個幌子而已。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主持的壹項研究認定,中國的金融腐敗指數達到了5.42。由於金融腐敗指數似乎是中國學者的獨家發明,這個指數無從進行國家比較,但大致的意思是說,中國的金融腐敗程度已經很高。這顯然符合人們的日常經驗。不過,中國的金融系統本質上屬於官僚系統,所謂金融腐敗實際上不過是官僚權力的腐敗。金融腐敗與權力腐敗完全是同壹個問題。權力腐敗與金融腐敗雖然只有壹字之差,但其意義和引發的聯想卻大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金融腐敗指數有誤導之嫌。但不管怎麽說,中國金融系統存在嚴重的系統性腐敗則是壹個相當確定的事實。系統性的金融腐敗在中國轉軌時期的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充當了異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錢的能量讓所有其他工具都瞠乎其後。雖然無法用定量的方式來加以測量,但看壹看中國頻繁爆發的富豪醜聞與金融腐敗之間的勾連,我們對此就會心知肚明。馬克思曾經說,金融是對內的掠奪。這個結論並非總是正確,但在壹個腐敗叢生的國家裏,這個結論就肯定正確,而對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這個結論則可以被奉為至理名言。
在發生於暗處的腐敗之外,中國官僚體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義,在不同時期向不同利益集團所給予的金融扶持,也顯著地創造了財富再分配效應。通過對資金可得性以及資金價格的壟斷性控制,中國官僚體系幾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何時候,將全民共同創造的金融資源配置給特殊利益集團,以換取他們短暫的順從、合作或者忠誠。比如,中國的大型官僚企業就可以利用他們政治影響力而長期獲得廉價資金甚至無償貸款(現在,許多與官府密切的所謂民營企業也逐漸擠入了這壹陣營),而那些長期被排除在政治表決權之外的各類企業(包括許多如今在政治上已經無足輕重的國營企業)卻完全無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資源,或者只能通過高價格獲得資金。這種強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視,實際上就是在強制性地分配財富。無疑,中國官僚體系經常可以通過這種手段命中他們短期的政治或者經濟目標,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種短期的機會主義政成功卻是以長期的金融錯配為其代價的。
在轉軌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對金融所賦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財富再分配的特殊功能,對中國金融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在可以計算的範圍內,中國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沈澱在金融體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可以將這種成本向未來推移,從而盡量減少當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蕩。作為其後果,中國金融體系在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僅見的壞帳率。從任何角度看,沈積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壞帳都像是壹只兇猛的老虎。這只老虎蟄伏於中國經濟奇跡的陰影之中,隨時都可能對這個自命不凡的奇跡發出致命的壹擊。
其實,這種持續的打擊早就已經開始。其打擊力度從中國中央政府業已付出的成本中可以略窺壹斑。
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震懾,激發了中國中央政府對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緊迫感。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中國金融體系,中國中央政府發動了壹場規模罕見的金融救援行動。這場持續救援行動是以中國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特別國債為標誌的。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引人註目的速度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發行了2700億人民幣國債,以緩解四大銀行的資本金虧空之急。緊接著,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從四大銀行剝離15000億元壞帳。這多少顯示了中國政治領導人改革金融體系的魄力,然而,中國領導人的魄力似乎遠遠不足以冷卻中國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熱情。眼見得2006年金融體系開放的大限臨近,2004年,中國政府不得不再次發起大規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壹開年,中國政府就宣布,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為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補充資本金,並在同年6月,再次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剝離2787億元人民幣壞帳。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為同樣準備上市的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剝離600億人民幣壞帳。然而,2004年緊鑼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動並未包括中國金融系統兩家老大難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資產質量更加低劣的中國農業銀行。同樣是政府銀行,其他三家銀行獲得救援,工行和農行相信也必然會得到類似待遇。不過,如果滿足最基本的資本充足率,光工商銀行壹家就需要再補充4000億元人民幣,而按照標準普爾的估計,資產質量最差的農業銀行要達到同樣標準最少也需要補充1500億美元,約合12000億元人民幣。這樣算下來,中國政府2004年發起的新壹輪銀行挽救運動,最低也需要花費23000億元人民幣。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壹次18000億元,中國政府將為四家銀行的救援行動花費了將近41000億元。這個天文數字吞噬了中國40%以上的GDP。換壹個形象的說法就是,在2004年,全體中國人為中國的銀行系統免費打工的時間超過5個月以上。中國銀行系統的財富毀滅能力實在令人望塵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們上面的粗略的統計並沒有包括中央銀行以各種形式對地方商業銀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機構的救援行動,這種救援自1990年代以來壹直都在悄無聲息的進行著,總花費約有數千億元。
與傳統的銀行壞帳生產線相比,中國新型的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產能”也不容小覷。在2004年,中國國有證券公司發生了大規模的倒閉浪潮,範圍幾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證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貸款等多種形式予以拯救。據估計,中國國有證券系統隱藏的壞帳在2000億元以上。這個數字與中國銀行動輒上萬億的數字似乎相比並不驚人,但與中國券商的資產規模相比,則是壹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比率。在中國另外壹個資產規模不斷膨脹金融產業保險業中,險情也不遑多讓,其流動性風險以及在未來的償付能力都讓觀察家非常擔憂。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國券商以及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市場壹直被認為是中國改革的產物,而就是這麽壹個改革的產物,現在卻成為了毀滅財富和金融腐敗的代名詞。這不能不說是壹個絕大的諷刺。這個現象也同時說明,制造壞帳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謂傳統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國有企業,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是改革時期新型官僚企業的典型代表)。這毋寧是說,中國新型的官僚企業才是制造金融壞帳的真正禍首。
從1998年以來中國金融救援行動的規模和頻繁程度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經在發生金融危機,雖然這種危機不是以那種迅疾和劇烈振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對國民福利所造成的實質損害,壹點都不亞於前者。然而,這些代價巨大的金融救援行動並沒有為我們的未來買上壹份保險,中國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機四伏。 二、壞帳所帶來的問題 將金融壞帳歸咎為國有企業和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經濟學界是壹種非常流行的思維方式。壹位知名的經濟學家甚至斷言:金融改革的成敗在於國企改革。這無疑是壹種出於習慣思維的錯誤診斷。因為,作為金融支持和金融腐敗基礎的那個體制,早已經不是千夫所指的傳統計劃經濟,而是在改革中誕生並不斷被改革復制出來的那個“增量”體制,是隱蔽在人們的理論洞察之外的這個當下體制。壞帳,不是歷史的,過去的包袱,而是壹種正在被源源不斷生產著的疾病。這也是中國金融壞帳最令人擔憂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規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動都無濟於事。
1998年之後的事實也證明,情況的確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剝離壞帳並為金融企業不斷補充資本金的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卻在以跟從前幾乎壹模壹樣的方式重新積累。由於國家救助以及充當最後擔保人所導致的金融企業在經營上的自我放任,壹般被稱為“道德風險”。非常不幸,中國近幾年的金融改革實踐又壹次充當了這個學術假說的經驗證據。,
苦於經濟增長的失速,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為了推動新壹輪經濟增長可謂竭盡全力。從中央政府的層面,主要是以大規模發行國債為標誌的。發行國債在表面上,似乎擺脫了過度依賴銀行體系的窠臼,但所謂國債項目大多必須配套大量的銀行貸款。這實際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為。不用問,這種壹以貫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觀的金融壞帳。有學者估計,1998年到2004年其間將近2萬億的國債配套貸款中,不良貸款接近8000億元。對於中國的官僚金融系統,壞帳損失的多寡已經不能激起我們的驚奇,我們驚奇的是,“金融支持”的舊習竟然會如此根深蒂固。雖然,中國金融官員口口聲聲要洗心革面,但官僚體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強行推動經濟增長,恐怕也是勢在必然,不得不為。在這壹點上,我們很難希望發生什麽奇跡。不過,我們由此也可以發現,為了政治合法性,中國在金融上已經和將要付出的血本。
雖然傾註了極大的心力和錢財,但中國政府所期望的新壹輪增長周期,卻壹直啟而不動。直到2002年年末,當壹向對地方政府沒有好臉色的朱鎔基即將告別政壇,地方政府終於可以放膽加入GDP大合唱之後,所謂新壹輪經濟增長才終告正式啟動。這其中,房地產和汽車所帶動的所謂的消費升級,起到了關鍵的拉動(在消費和投資兩方面)作用。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新壹輪經濟增長是有消費作為支持的,是與眾不同的。但深入其內部,新壹輪經濟增長就並沒有什麽與眾不同之處,因為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過,“金融支持”的對象發生了某些變化,從以前清壹色對企業的貸款變成了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並重的格局。信貸消費雖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通例,但它在中國所表現出的特征,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其判斷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國家信用向市場的壹種廉價輸送。在中國,信貸消費受到了政府的極力提倡和鼓動,其壹窩蜂的場面頗似壹場傳統的“運動”,也與中國其他領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熱速冷的集中消費類似。在消費信貸的時髦中,中國的官僚金融系統專業精神之懈怠、紀律約束之匱乏程度,與從前幾無二致。結果,在短短數年之中,中國許多大城市的家庭債務比例就接近和超過了美國。以最能夠象征中國“急速繁榮”的樣板城市上海為例,其家庭債務比例在2004年已經超過美國,達到155%,與此同時,衡量家庭債務償還能力的指標債務承擔率則更是高達58.36%,遠遠超過美國的18%。 (難怪有人揶俞: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借來的經濟增長。在如此短的的時間中就達到了如此高的負債率,使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國未來的市場容量)在中國這樣預期收入相當不穩定的轉型國家中,如此高的債務承擔率所可能引發的巨大金融風險是完全可以推測的。事實上,這種金融風險已經不僅僅是壹種推測。有資料顯示,在 2003年年底1800多億元的汽車消費貸款余額中,有接近1000億無法回收。 而在占消費信貸絕對份額的房地產貸款中,頻繁的騙貸、畸型的房價收入比例、極不穩定的家庭預期收入,以及官僚銀行在風險控制上的動機和專業水準,都引起了住房貸款壞帳的廣泛擔憂。上海市人民銀行2005年初發表的壹份報告稱,在2004年上海市的新增貸款中,房地產貸款已經占到80%左右。與此相應,中國中央銀行的謝平先生也提醒我們:中國目前貸款規模中,房地產抵押品已經占據半數。無需考慮其他細節,僅憑如此之高的貸款集中度,就完全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氣息。房地產貸款由於期限較長,其壞帳風險並不會在短期內曝露,但市場趨勢壹旦逆轉,其壞帳爆發的烈度比其他行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方面的例子,遠的有日本地產泡沫破裂所引發的長達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產狂潮創造的大批“負資產階級”,不同的是,中國的金融系統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論香港了。
在對新壹輪經濟增長暗中發動的金融支持中,中國官僚體系對金融資源的開掘並不僅僅限於傳統的銀行,他們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註意。有報道稱,深圳市就壹直在爭取相關政策,以期能夠利用該市積累的社保基金投資基礎建設。在中國,這無異於進行壹場必輸的賭博。鑒於各類保險基金(尤其是養老金)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資金的能力非常強大,我們尤其需要警惕官僚體系以“金融創新”的名義濫用此類基金,以替代力不從心的國有銀行作為新的“金融支持”和財富分配手段,並淪陷為又壹個金融重災區。這種淪陷,在1999年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喊聲震天的“金融創新”聲中,我們已經有非常痛苦的真切感受。
可以證明中國“金融支持”力度的壹個重要數據是,中國國有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7成。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這個數字異乎尋常地高出人家兩倍之多。 這個數據的壹個直觀解釋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無本生意。當絕大多數企業都在用銀行的錢“空手套白狼”的時候,銀行實際上是在從事標準意義上的“風險投資”,其中巨大的金融風險可想而知。這個數據的另外壹個更加深層的解讀則是,經過26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在企業層面根本就沒有發生有效的資本積累。企業,不過是壹個名正言順的貸款工具。這個真相,對那種“中國已經擁有了廣泛的私營企業基礎”的膚淺神話,是壹種無情的嘲弄。這是另外壹個話題。
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雖然深切體認到中國金融系統的爆炸性局勢,並采取了以財政挹註為主要手段的壹攬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遺憾的是,中國金融並沒有因此而振刷壹新。其原因就在於:中國官僚體系賦予金融系統的“金融支持”以及財富分配的功能並沒有絲毫改變。尤其是在2002年所謂新壹輪經濟增長正式啟動之後,中國的國有銀行系統立即故態復萌,又壹次創造了破紀錄的貨幣擴張和投資狂熱。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1%,這顯然還是壹個高得離譜的危險數據。鑒於中國官方數據壹向存在的信譽問題,觀察家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率要遠遠高於這壹數字。國際平級機構標準普耳的估計是,內地銀行不良貸款的占整體貸款的比例高達35%。不過,即便官方數據是真實可信的,僅僅考慮到2002年之後超乎尋常的貨幣擴張速度和經濟過熱情況,人們也完全可以預料,在未來幾年中,中國將出現又壹個新的不良貸款高峰。壹位中國學者估計,在2005年之後的三年中,中國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每年將新增8000億左右。這就是說,在未來幾年中,中國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比例,將在21%的高基數上顯著增加。熟悉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能判斷,壹旦中國不斷膨脹的資產和制造業泡沫破裂(這將是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中的高概率事件),中國金融體系不良資產比率急速攀升將是壹個必然的結局。這意味著,經過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國的金融系統將重新回到1990年代中期高危狀態。中國的金融體系依然是壹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當量極高的定時炸彈。不要以為金融危機只會吞噬像張小林壹樣的下崗工人,在壹場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所謂的新生中產階級也同樣在劫難逃。
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體系就壹直處於高危狀態,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也應該破產過無數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國的金融系統不僅沒有破產,而且依然以強大的能量推動著中國經濟增長。那麽,中國究竟有什麽獨家法門,能夠創造如此特立獨行的金融奇觀? 三、鋼絲繩上的平衡 中國金融體系長期危如累卵卻又屹立不墜的秘訣之壹,就是因為中國有超高的儲蓄率。中國人似乎天生就是儲蓄的動物。無論在何種艱困的情況下,他們都能變魔術壹樣省出錢來,為未來進行積蓄。這種積習成癖的國民性創造了世界上首屈壹指的儲蓄率。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率都壹直維持在40%左右。但絕大多數中國儲蓄者並不知道,正是他們這種出自節儉的超級儲蓄能力,像強心劑壹樣勉強維持中國金融系統的生存。如果沒有中國居民源源不斷的存款註入,中國金融系統的流動性恐怕立即就會枯竭,其奢侈、腐敗的經營方式所形成的大量壞帳就會立即大白於天下。所以,動員儲蓄(所謂攬儲)壹直就是中國銀行系統的核心業務。作為壹種傳統業務,攬儲雖然早已不是現代銀行的重心,但卻是中國銀行系統的生命所系。不如此,中國的銀行系統就難以為繼。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都是壹個驚人的數字,唯壹不同的是,中國金融當局可以利用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來支撐這些巨額壞帳。在這裏,中國官僚體系不僅辜負儲蓄者的信任,而且也濫用了中國人的節儉美德。壹個民族的節儉美德竟然成就了壹個風險叢生、糟糕透頂的金融系統,這顯然不只是壹個荒謬的悖論。在評論中國2003年的經濟過熱時,《華爾街日報》的壹篇文章曾經尖刻但卻非常正確的評論到:“中國經濟真正的致命危險是低效和資金浪費……,發展中國家的資金運用效益大體上是1:1, 亦即$1的投資最終產生 $1的產能,而中國的竟是7:1!僅僅是由於中國老百姓的儲蓄率高達40%,才使中國能夠承受得起這樣巨大的資金浪費而仍然維持經濟的增長……,對“過熱” 的辯論掩蓋了中國經濟的真正致命的危險”。(所幸的是,絕大多數中國儲蓄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已經在背地裏從事了十數年的欺騙勾當。不過,背信既然在持續進行,那麽對中國金融系統深刻的信任危機就是遲早要到來的事情。)
雖然有學者警告說,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現在可能正處於儲蓄率由顛峰緩慢回落的歷史時期。而2004年之後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增長速度持續回落,似乎也隱約證實了這種判斷。但儲蓄傾向植根於壹個民族深層的國民性之中,除非出現重大的歷史事變,應該不會發生戲劇性的逆轉。尤其考慮到中國國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所遭受越來越嚴重的福利剝奪,可能進壹步增加國民儲蓄傾向,我們判斷,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儲蓄率即便出現下降,也不足以導致中國金融系統的流動性危機。在這壹點上,中國揮霍成性的官式金融系統似乎可以繼續高枕無憂。然而,高儲蓄率並不是中國金融維持循環的唯壹條件。它必須與另外壹個條件合而為壹,才能夠共同支持中國金融系統奇特的循環方式。這就是中國金融系統的壟斷性。壟斷性,是中國金融體系維持運轉的第二個秘訣。高儲蓄並不必然導致國民儲蓄流入官方控制的金融系統,如果國民儲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效率更高的金融系統可以選擇,那麽國民儲蓄流向就隨時可能出現重大的不受官方控制的變化。正是因為深諳其中秘密,中國官僚系統對金融實施了最嚴密的壟斷。這體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嚴厲壓制民營金融的發展,形成官僚金融的高度壟斷;對外,則通過人民幣業務限制,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實施最嚴密的金融封閉。否則,國內儲蓄及財富就可能流向更加獨立的民營金融或者國外。通過這種高度壟斷的手段,中國官僚體系可以保證國內儲蓄流入官僚體系控制的金融系統,並進而保證官僚體系政治、經濟目標的實現。可以非常肯定的判定:沒有這種壟斷,中國官僚系統在轉軌時期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目標,就十有八九會落空。(也惟有通過這種壟斷,廣大國民的儲蓄才能夠順利向少數人手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為洗錢的工具。)就第壹種對內的控制而言,在未來的若幹年中,官僚體系仍然具備繼續維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種對外的控制而言,則可能出現難以預測的變數。這首先是因為向外資開放人民幣業務的承諾以及人民幣自由兌換已經日益臨近,其次則是因為,官僚體系對外封閉金融系統的意誌已經發生了松動。在中國轉軌時期,對外實施金融封閉的壹個間接後果就是將壹部分“臟錢”也關在了境內。雖然,有相當壹部分帶有臟錢性質的“原始積累”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出境,但資本管制畢竟對財富在境內外的自由轉移造成了某種障礙。隨著中國境內權貴階層“原始積累”的不斷增加,他們迫切需要資本管制的松動。他們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只有隨時可以轉移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才是自由的財富。否則,他們的財富隨時都可能被國內的政治或者經濟危機吞噬壹空,而成為壹場紙上富貴。在他們看來,人民幣資產之能夠做短期的投機性持有。這種判斷的確相當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這種判斷,他們遊說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動力也就相當強大。基於這壹理由,我們確信,繼續維持中國的金融封閉,將不再符合中國官僚體系的壹致利益,中國金融的徹底開放將為其不遠。而這種開放將成為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壹個致命的軟肋,並為毀滅性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最近幾年,中國沿海房地產異常火爆,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及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大量國際遊資(其中相當部分是已經具有國際身份的內地“臟錢”)參與了炒作。中國外匯管理當局舉出的壹個有力證據是,2004年中國短期外債不尋常的暴增。這種跡象說明,中國外匯管制的缺口實際上已經被打開。在外匯管制目前還相當嚴格的情況下,遊資的垮境流動就已經如此劇烈。可以想象,壹俟外匯管制正式放開,中國的官僚金融體系就會完全裸露於投機熱錢隨時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
在目前高儲蓄和金融封閉兩個條件同時被滿足的情況下,中國金融體系尚能夠勉力維持平衡。但很顯然,這只是壹種走在鋼絲上的危險平衡。已有風吹草動,中國的金融體系就可能從鋼絲上重重地跌落。
或許是看到這種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機前景,中國又壹位智商極高的總理溫家寶先生(其學習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悟性並不遜於他名聲卓著的前任朱鎔基),迅速領悟到了中國金融問題的極端迫切性,並將此列為最優先的議事日程之壹。溫的辦法是,讓中國的銀行在目前還未完全坍塌,尚有壟斷性溢價的情況下到境外或者境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實施所謂的股份制改造。為此,溫內閣在2003年年底成立了“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其成員囊括了溫內閣的所有重要部門。2004年壹開年,這個小組即推出了巨額外匯儲備註資建行及中行這樣的大動作,可見其事態之急,決心之大。種種跡象顯示,溫家寶對這次改革寄予了厚望,他甚至直接說出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樣頗有點賭博意味的命令語句。然而,溫家寶押得中這壹寶嗎?國際資本市場真的會像中國金融改革的設計者們希望的那樣,心甘情願為中國的銀行買單嗎?
致力於增強中國金融體系本身的體質,溫家寶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金融機構本身有強健的體魄,那麽無論是儲蓄率的下降,儲蓄流向的變化,國際熱錢的沖擊,都無法撼動中國金融體系。況且,這些擾動本來就屬於現代經濟環境中必定具有的內容。但問題在於,中國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體系所造就的。如果政治體系所賦予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功能不改變,那麽,中國金融系統在註資之後還需要再註資,剝離之後還需要再剝離。就像經驗壹再顯示的那樣,中國金融就會是壹個無底的黑洞,就會繼續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權力階級財富分贓活動的提款機。對於中國金融的這種政治病根,作為技術官僚的溫家寶就算意識到了,恐怕也力有不逮。這樣,溫實際上是在憑壹己之力與危機賽跑。以壹己之力抗拒體制的慣性,將註定是壹場沒有終點而且必輸的比賽。金融敗壞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國金融躲過了這壹劫,未必逃得了下壹劫,正所謂在劫難逃。我們不知道溫家寶能否賭贏這壹局,但我們知道,留給溫家寶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因為溫家寶,或者更加確切的說是中國行政當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國金融的資源正在迅速流失。 四、流失的信用 中國之所以可以壹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國金融,其原因在於中國是壹個全能政治國家。只要行政當局願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任何資源來彌補金融漏洞,挽救破敗的金融系統。像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動,在任何現代民主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壹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說服選民和議會。因為在那裏,動用全民資源去援救壹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會遭到法理上的強烈質疑,也會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煩。但在中國辦同樣的事情,卻不會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戰,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礙。這種特點壹直被許多人固執地認為是集權國家的優越性之壹。但不管在什麽國家,有壹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種金融救援行動,都需要動用海量的資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資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總有出處。不是來自這裏,就是來自別處;不是來自今天,就是來自未來。那麽,中國行政當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資源究竟來自哪裏?他們究竟把壞帳藏到哪裏去了?
在我們看來,這大致有如下兩個出處。首先是財政。
在中國,財政與金融之間缺乏法律意義上的防火墻,幾乎完全是壹體化的,財政可以向金融借錢,金融也可以向財政轉移債務,這種轉移只需要領導人的壹個指示就可以達成。事實上,1998年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的2700億特別國債,就是金融壞帳轉變為國家財政負擔的壹個明顯例子。而從國有銀行剝離出來的,名義上由資產管理公司承擔的幾萬億不良資產,最後的買單人也只能是國家財政。這些都構成了中國隱性但卻是真實的財政負債。既然是負債,那就是要還的,既然要還,那就要看國家作為最後還款人是否具備還款能力。不管這些債務是對內(對國民的負債)還是對外負債。那麽,中國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盡管近年來,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出人意料的好,但這仍然掩蓋不了中國國家負債節節爬升的事實。粗略估計,如果將外債余額、國債余額、金融壞帳所導致的財政負債、以及各種社會保障所引發的隱性負債包括在內,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7萬億左右,與2004年中國約13萬億的GDP總量相比,其比例達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統計的地方政府負債(包括大量的工資拖欠,政府工程項目拖欠、擔保或隱性擔保等等。有數據說,光鄉鎮壹級地方政府的負債就達到6000億元左右 ),這個比例還將提高。如此,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以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27000億元計算,要還清這筆債務,中國所有財政供養人員停發七年工資不說,所有的國防、教育開支也必須停止七年。幸好,這筆債務雖然要還,但可以分期還。(也不必還完,只需要保持比較安全的資產負債率即可)只要還這些債務還沒有那麽緊急,就不必讓所有的財政供養人員都齊齊去喝西北風。這就好像壹個消費者按揭購房壹樣,他可以將債務向未來推移,並用未來的收益來償還這筆債務。或者就像壹家公司,只要該公司未來產生的收益可以逐漸償還這筆債務即可。不過,未來的畢竟是未來的收益,它並不是確定無疑的,而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按照有些學者的計算,中國可以估算國家財富和國家負債相比,已經在整體上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 )很容易引發償債危機。壹個人如此,壹個公司如此,壹個國家亦復如此。即便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的財政負債,中國的短期償債能力也相當不樂觀。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數據計算,中國當年的債務收入與當年的中央財政支出之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是83.9%和82.9%(?)。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25%~30%的安全線。換句話說,中央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依靠發債來維持。由於所有的國家債務都由中央政府作為最後承擔者(這也是在壹個非聯邦制的集權國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這個比例能夠準確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償債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發行大量國債來維持,中國短期償債能力的脆弱性實際上已經壹清二楚。我們無法判斷中國長期的償債能力,但我們可以判斷的是,中國對內的債務的償還高峰即將到來,理由是,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在壹片中國奇跡的喧囂聲中馬上就將不期而至,養老金及醫療保險將出現集中支付高峰。這壹點,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期)引發對內債務的償還危機。如果真是那樣,中國社會的景象將變得極其淒慘,吃不起飯,看不上病的黑暗歷史就很可能再現於我們這個高度文明的世紀。(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經成為壹種極其常見的現象。)
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金融壞帳的進壹步打擊的。而已經發生的金融壞帳實際上盜竊了中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並在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壹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與能夠立即造成切膚之痛的通貨膨脹相比,金融壞帳不痛不癢,卻悄悄偷走了我們的未來,這可能才是金融壞帳的真正的兇險之處。壞帳並沒有消失,只不過,行政當局利用國家信用工具將它藏在了未來的某壹處,隨時可能向我們發動致命的伏擊。由少數特定利益集團濫用、揮霍、盜竊全民財富所造成的壞帳,卻被行政當局慷慨地轉化為全民負債,在這裏,政府輕率地成為了這種野蠻剝奪的擔保者。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之所以可以這麽做,是因為人民不知情,是因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於無知、無奈或者發自內心的信任而給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所謂集權國家的效率)的時候,政府尤其應該慎獨、謹慎和負責。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已經無法撤銷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文明標準兌現它的改革承諾——不管這種承諾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嚴重的管制危機就將尾隨而至。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債務關系不像普通的債務關系,有壹定的特殊性。在這種關系中,政府既是契約的監督者也是契約的參與者,政府完全可以憑借其壓倒性的地位賴掉這筆債務,或者幹脆否認契約(或者隱性契約)的存在。因為,沒有其他更強大的力量足以強制政府履行契約。其前提是,政府能夠經受住本身信用的耗損甚至瓦解,並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基本的管制能力。當然,政府的信用越是減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這種難堪的情況,已經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演。在這個地方,政府的信用幾乎下降到了冰點。以至於投資者對政府包括最高領導人的任何信心喊話或者政策誘餌都變得無動於衷。對此,我們在本章開頭講述的那個悲慘故事的主人翁——下崗工人張小林,有著最銘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遺書中寫道:政府靠不住!這當然不止是信用的破產,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壹個明顯征兆。
除了利用未來的財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財政信用來隱藏壞帳之外,政府隱匿壞帳的另外壹個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貨幣信用。主權國家有自主發行貨幣的權力,這為政府的貨幣遊戲提供了壹定的空間。所以,在需要的時候,通過直接增發貨幣來隱匿、轉移壞帳就成為行政當局壹件非常順手的辦法。在中央銀行完全缺乏獨立性的中國,這更是壹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回顧壹下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各種金融救助手段(註入央行向破產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其中相當部分都屬於這種貨幣遊戲。不過,央行雖然有憑空造錢的本領,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增加潛在或現實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而降低壹國貨幣的信用。說到底,這是個有點蒙人,有點欺負老百姓智力的遊戲。我們曾經多次引用的壹個數據可以讓我們大致窺測到中國貨幣體系中潛藏的通脹壓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6月末,衡量金融風險的常用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200%,這是中國創造的又壹個反常的世界第壹,接近美國同壹指標的三倍。而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仍然到處都充斥著“流動資金”短缺的喊聲。可見,中國的貨幣增長速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顯著的下降。根據這種趨勢,中國的央行官員戴根有曾經預測:如果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速度按8%增長,那麽10年後,中國M2/GDP為400%。對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許的最嚴重語氣警告:這個比例在世界金融歷史上都是從未見到過的!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貨幣體系中存在著奔騰性的通脹動力。中國的貨幣信用已經遭到嚴重侵蝕,人民幣可能面臨劇烈的對內貶值壓力。從傳統上說,通貨膨脹(通過侵蝕銀行負債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歷來就是行政當局解決金融壞帳的最後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當然,它也是最殘酷的辦法。對於這種可能性,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早年(那時他還在擔任中國建設銀行的行長)曾經以憂郁的口吻談到過。不過,他將這種辦法列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做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險”的辦法。如果我們將這幾年急速上漲的房地產價格計入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那麽,人民幣對內貶值的情況可能已經相當嚴重。這是不是意味著周小川所說的“萬不得已”的辦法已經在悄悄起步呢?我們不得而知。唯壹可以明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信用會進壹步流失。
無論是財政信用也好,還是貨幣信用也罷,政府轉移金融壞帳的辦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為代價的。在中國這樣的非法治國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過憲法契約及法律來實施的,而是通過它在國民中的信用來實施的,或者說,政府是通過允諾某種合意的未來而與國民達成的壹種隱性契約來管制的。所以,當這個“未來”還沒有被充分“呈現”出來,或者政府的信用還沒有被透支完畢之前,政府依然能夠實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過“信用”工具左騰右挪,將風險轉移到未來或轉嫁、分散給國民。這也是為什麽在中國金融現狀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然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過,壹旦信用被透支完畢,或者“未來”低於人們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麽,被背叛的憤怒就會直接轉化為政府的管制危機。在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與政府管制危機之間,沒有任何防火墻。相反,只要任何壹處有裂口被打開,他們之間就可能相互激蕩,形成驟然放大的正反饋效應,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現存的秩序。這當然是金融危機,但也是壹個剛性的全能體制被徹底耗盡之後的全面崩解。需要進壹步指明的是,當中央政府壟斷了全部信用資源,掌握了最終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權力,因而也就對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契約擔負最終的履約責任的時候,所有的風險都高度匯聚於中央政府,換言之,中央政府將是這種危機當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也將是最脆弱的壹環。從信用的角度看,全能國家的壹個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債務及最終的擔保責任都集於中央政府壹身。
有趣的是,在中國對內債務高懸,信用流失嚴重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信用卻保持了相當良好的紀錄。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在給予中國“正面”評級的時候,它的壹位評級專家多少有些困訝異地表示:中國目前的主權信用評級對於壹個人均產值僅為壹千美元左右的國家而言是相當高的。他解釋說,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外債水平不高。的確,與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比,中國2286多億美元(2004年)的外債規模似乎不值得壹提,長期的貿易順差紀錄看上去也很讓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國對外贏得高信用評級多少是以對內信用的下降為代價的。這裏面存在某種不易察覺的替代關系。高額的外匯儲備雖然贏取了強大的對外形象,但卻大大增加了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發行(從外部輸入通脹);類似饋贈的外資優惠政策雖然贏得了節節增加的FDI(外國直接投資),但卻廉價輸出了土地、勞力、稅收。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從國際社會極力爭取到的那種並不牢靠的恭維和主權信用,是以損害本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攘內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國的政治體制才具備。當然,它符合中國在外部世界壹貫推行的“形象戰略”——維持並推銷壹個強大的外部形象,並同時借外國人之口將這種形象“出口轉內銷”以增加合法性資源。
近些年來,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在中國獲得了有力的傳播和廣泛的喝彩,這對亢奮的民族主義是壹種極大的安慰。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對內債臺高築、信用嚴重流失的現狀,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壹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從長期看,人民幣有巨大的貶值空間,不管在短期內我們可以用優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機資金的追捧。對內的信用不存,對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長期堅挺的。對內信用是脆弱的,對外信用也註定是脆弱的,無論中國在“面子工程”上有多麽悠久的傳統,是多麽優秀的行家裏手,恐怕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的常識。在我們已經觀察過到金融危機中,危機的原因從來就是來自內部,而不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為壹個經濟體系存續和經濟增長的必備的基礎設施,在中國轉軌時期,它是由政府壟斷並由政府註入市場體系的,這既保證了政府主導型的快速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信用嚴重的透支和濫用。如果將金融信用看作壹種公共產品的話,那麽,我們顯然已經在中國看到了壹場典型的公共產品的災難。在未來,這種災難完全可能轉換為政府治理的災難,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最險惡的敵人之壹。在這壹點上,我們很難與大多數專家們壹起保持同樣的樂觀。
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金融危機會在何時發生,我們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壹場標準意義上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確認的僅僅是:金融已經為壹次“大爆炸”式的體制斷裂準備了充足的彈藥。
五、困局與賭註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嘗試之後,引進戰略投資者並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後選擇。於是,在2004年啟動新壹輪大規模註資之後,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後(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壹場“改革大躍進”。
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澱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後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
壹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這個理由其實相當蒼白。壹位在上海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就透露,在匯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的時候,曾經簽訂過壹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最後,匯豐的所謂技術援助不過是銀行業務的壹些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術卻從未“援助”過該行。這種結局其實完全可以預料。在中國最新壹輪的開放歷史中,引進先進管理與技術,壹直就是中國開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壹。但在經過了將近30年的開放之後,中國企業除了被更加緊密地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之外,似乎並沒有學到多少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即使學到了,這些管理和技術似乎也沒有給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多少提升。當然,老外不願以“教”只是壹個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體制不鼓勵“學”,對此,壹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以不屑的口吻說: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實際上,對中國金融業來說,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產品並非那麽神秘,也遠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幾個咨詢公司三拳兩腿就可以將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時髦女郎”的事實說明,先進管理和技術離中國國有銀行實際並不遙遠,顯然,中國國有銀行的關鍵隱患並不在缺乏管理和技術,而是在別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戰略的另外壹個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熱門詞匯。頗有壹點“壹治理就靈”的意思。但誠如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裏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並不在於建立那些諸如委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於建構壹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壹種場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實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謂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在公司內部的壹種文化投影和復制。用壹個形象的比喻,所謂治理結構,就是公司中的憲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想復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其著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內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廣大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場域。引入幾個外部投資者,便企圖在中國金融企業中壹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壹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支持中國國有銀行現行改革路徑的第三條理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新的信用文化。中國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在最近對中國國有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作出評論時,許先生斷言:“……只要外資進入,就會對國有商業銀行行為的改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必然打破現有的關系和利益格局,逐漸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實上,究竟是外資銀行的信用文化改變中國銀行的行為,還是中國的商業環境同化外資銀行的行為,還遠遠是壹個不確定的結論。在這壹點上,許小年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壹種推理,不如說是壹種期望。跨國公司在中國不斷卷入商業賄賂的事實暗示,許小年的這種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無論是引進管理(技術),還是優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層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銀行內部來看待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但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的研究顯示: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的不良資產中,由於銀行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資產僅占20%,而由於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多年以來的壹個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壞帳如山的主要原因來自外部,來自於那個決定了中國國有銀行行為的外部“改革場”。換言之,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不過是中國改革問題的壹部分,是“改革壞帳”以數字形式在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體現。從本質上講,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權貴利益集團借改革之機盜竊國家信用的結果。企圖憑銀行壹己之力,來解決這種仍然在不斷積累的“改革壞帳”,顯然是抓錯了藥方。而這種錯謬,也恰好彰顯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癥結。
仔細辨析中國最新壹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壹個隱含的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於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於真實情況。而這,正是中國金融以及中國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壹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散才童子解中國金融於倒懸,恐怕只能是壹種神話。從某種角度看,當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點像如今在中國已經名聲掃地的國企改革,只不過,老板換成了老外。
“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壹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後,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癥”),中國最新壹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中國,對內開放速度遠遠滯後於對外開放速度的嚴重後果,已經在廣大範圍內尖銳的地呈現出來。在“開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國都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還企圖乞靈於這塊生銹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懷疑。事實是,最新壹輪的銀行改革現在正在招致越來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這種多少有些民族主義色彩的狙擊可能還僅僅是開始。個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單向開放(對外開放而對內不開放)27年之後,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博得越來越大的同情,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動力。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其他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只是壹點面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這種後果將是中國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壹種後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麽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裏,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存身之地。
從壹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圖景中,我們獲悉,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有率極高的國有銀行,有著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也就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壹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壞帳轉移地)。這就好像中國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抽取壹樣。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版圖中的雕敝鄉村或“內地”,成為全球資金投機性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壹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遊戲中,中國除了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壹場博弈中就輸得壹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銀行數以萬億計的註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壹場超越國界的合謀。
我們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壹幅陰郁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後果並非是小概率事件。對於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壹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壹來是因為他們與國際資本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是中國全面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後壹年。大限壹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開革”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面臨著壹場生死豪賭。不幸的是,這是壹場並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 第五章 懸崖邊的增長 “親愛的嚴肅投資者,相比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將發掘出來的金山銀山,1990年代末美國股市所產生的財富將顯得微乎其微……我將讓您在未來兩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這是美國記者安德魯?卡彭特給他的投資俱樂部成員的壹封信。安德魯?卡彭特從未到過中國,但卻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壹個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俱樂部。為了顯示俱樂部的鮮明特色,卡彭特幹脆將他的俱樂部直接命名為“中國俱樂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隨後兩年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差點沒有讓他的投資者遭遇滅頂之災,更不要說他們期望中的金山、銀山了。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熱”壹直在西方政界和經濟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則說明,到新世紀的初期,“中國熱”已經開始深入西方的民間社會。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壹個奇跡、壹個迷,而是壹個自由資本主義的新典範,壹個全球最熱門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經歷所寓示的那樣,中國——這個冷戰之後當之無愧的經濟增長模範生,可能還有另外壹付不為人知的面孔。 壹、高增長背後的政治理性 迄今為止,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經濟傳奇已經持續了26年之久,人們似乎早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許多人那裏,中國經濟甚至已經成為高增長的代名詞。如果說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有人對這個奇跡抱有某種西方式的疑惑的話,那麽在此之後,中國經濟壹如既往的持續高增長表現則在經驗的層面上徹底粉碎了這種疑問。於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神話作為壹種流行的信念,終於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是更多的在議論:中國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是如何向世界輸出了通縮,是如何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威脅。在這裏,中國經濟顯然已經被看成了壹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動機,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書寫自己獨壹無二的增長奇跡。然而,除去這些膚淺信念的屏蔽,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更像是壹連串巨大的悖論,神秘而又讓人忐忑不安。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在壹個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資效率如此低下、技術水平如此落後、現代金融系統如此匱乏、貪汙腐敗如此盛行的國家中,高速經濟增長怎麽會持續得如此之長?在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改革的情況下,壹個典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怎麽會在壹夜之間變成壹個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在數量上爭論中國經濟增長(在GDP意義上)的真實性並沒有多少意義,對我們來說更加緊迫的是要搞清楚,這壹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續的嗎,它對中國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麽?(中國經濟神話被含蓄地解釋為中國走上壹條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同與也遠遠優越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包含了某種獨特的智慧。真的是這樣嗎?26年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麽故事?)
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壹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那些建基於穩定制度環境之中的“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簡化為壹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為壹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量。(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量)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於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壹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數據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活躍,第壹是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壹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其壹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並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官僚集團。
壹俟官僚系統成為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眾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壹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壹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機制,官僚集團幾乎成為國家治理的唯壹手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壹傳統,並沒有因為最近26年漫長的改革而稍有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為中國改革的壹個重要的初始條件,也作為中國改革中最為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及經濟增長方式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除了1989年的短暫時期之外,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統壹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壹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其態度和行動壹直在暗中規制著中國的改革進程。(事實上,這本身也是鄧小平刻意選擇的改革路徑。在鄧那裏,中國官僚系統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壹能夠依靠的改革工具。雖然鄧也意識到這個工具不僅可能帶來腐敗,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這壹時期中國官僚系統對鄧改革的頑強抵制表明了這壹點>,但與甩開官僚系統可能帶來的失序相比,鄧似乎寧願選擇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給他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創傷強化了他的這種判斷。顯然,對鄧來說,依靠官僚系統推進他的改革只是壹種局部尋優,其中無奈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所以,研究中國官僚集團(我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主要指由各級、各部門核心官僚以及國企官員構成的集團)的態度和行為,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進而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為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升官、發財、擴充地盤。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動了同壹種行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我們的視野中,鄧小平無疑是現代中國政治領袖中最激進的增長論者。這在他“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述中表現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鄧的所謂“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在鄧的心目中,除了經濟增長這個唯壹的建構性價值之外,其他諸如政治改革、社會穩定之類的價值都只具有從屬的工具性價值。事實上,鄧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都是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來看待的。同樣的道理,壹旦發現政治改革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鄧就果斷拋棄了政治改革。這就是為什麽在“6?4事件”後,鄧絕口不提政治改革的壹個主要原因。鄧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激進態度為他的繼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遺產,也為這個目標最後走向極端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那樣,鄧的繼承者不僅全盤接受鄧小平的“發展第壹”的思路,而且還將鄧的激進增長論推向了壹個新的極端——不惜代價和不擇手段的“唯經濟增長論”;發展的內涵也由鄧時代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加簡單的“經濟增長=GDP增長”。導致這種極端發展的主要歷史原因,是“六四”之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對政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傷害,讓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只能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寄希望於即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潛在的邏輯聯系是:經濟增長維持壹天,政權的合法性就存在壹天,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將政權合法性與變幻無常的即期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當然是壹項非常冒失的政治戰略。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壹種路徑依賴的困境。因為事實是,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已經別無選擇。如果對於鄧小平來說,經濟增長還是最後壹代共產主義領袖的政治理想的話,那麽對鄧更加弱勢的繼承者來說,經濟增長則完全變成了政權延續的條件。不僅經濟增長的內在意義已經與80年代大相徑庭,其中隱含的強制性要求也彰顯無遺。於是,在1992年之後,經濟增長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對民眾的壹種政治承諾,在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轉化為對官僚集團壹種事實上的考核和錄用標準。這就等於明白告訴中國官僚集團: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長數據來!這就是從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國各級地方官員不遺余力直至瘋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長數據的壹個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終於在“發展”前面加上了壹個“科學”的定語。所謂“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的新壹代的政治領袖已經意識到了“唯GDP論”不斷擴散的代價。他們準備在“發展”中註入自己的新解釋。不過,在長達十余年的運行中,這種增長路線已經賦予自己以巨大的慣性。這不惟是因為政治領袖無法從正統性上切斷歷史,更是因為這種增長路線已經在經濟結構上、增長動力上鎖定了中國經濟。明確否定官員升遷的經濟增長標準,實際上就掐滅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引擎。其結果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失速,而其帶來的失業及其他問題將不啻於對新壹代中國領導人壹個重大的政治打擊。由於無法在短期內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中國新壹代領導人的政治承受力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脆弱。所以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GDP指標將仍然是考核中國官僚系統壹個暗含的重要標準,雖然它可能已經不再是唯壹的標準。這也暗示,中國的官僚系統在很長壹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壹個重要的動力來源,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會具有強烈“官僚強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後面)
既然經濟增長指標成為考核中國官僚的重要標準,官僚集團竭力追求經濟增長以博取升遷機會就是壹樁標準的政治利益極大化事件。換言之,是壹樁劃算的買賣。然而,讓人多少有驚奇的是,對於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追求GDP最大化增長竟然是壹件最不難的事情。個中奧妙在於:中國官僚系統仍然是壹個具有強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謂“全能”,就是對官僚權力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具有強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強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資源。這種配置方式顯然只服從於官僚系統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原則。而在“增長第壹”的政治壓力下,它服從的就只能是短期經濟指標的增長要求。據稱,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是壹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為此,中國在2004年還與歐盟及美國爭論得面紅耳赤。不過,“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這個結論只有壹半是真的,另外壹半則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確,在26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這當然是壹個事實。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中(這壹點我們還要在後面具體論述,在此不詳)。壹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活動中占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設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統手中。鑒於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場以及上述關鍵行業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命脈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判明:與改革前相比,中國官僚系統的全能能力雖然在範圍上縮小了,但在層次上卻提高了,其隱藏在幕後的控制力不是減弱了,而是相對增強了。這就為各級官僚系統在管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動員經濟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讓他們在短期內制造任何讓上級滿意的GDP紀錄。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投資壹直占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而中國官僚系統最擅長的就是“投資”。縱觀中國26年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中國官僚系統始終都是經濟活動中最狂熱的和最重要的投資者(直接和間接),雖然他們同時也是最不關心回報的投資者。其中道理壹目了然:因為在所有這些投資中,中國官僚集團的個人成本趨向於零,而其收益則可能相當大。所以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集團的在這種投資行為中獲得都將是凈收益。那麽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統計是國有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是47.3%,接近壹半(這是對國有投資比重壹種最低的算法);而集體和個人投資(民間投資)占有的份額是44.6%。這被許多人認為是國有投資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證。不過要是嚴格算起來,中國的絕大部分投資恐怕都只能算成國有投資,也就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其中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絕大部分投資事實上都是通過國家承擔最終擔保責任的國有銀行來完成的。轟動壹時的“江蘇鐵本案”就是這方面的顯例。在這個案例中,壹個資本僅僅3億元的私營企業,在壹年時間竟然在政府的幫助下從國有銀行中貸款30多億,準備投資壹個106億的超級項目。誰能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民間投資還是政府投資?“鐵本”最後的結局也證明了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最後的擔保責任。問題是,“鐵本”之類的所謂“民間投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普遍性。可惜,我們的統計當局還沒有敏銳到要發明出這樣壹套甄別技術。普遍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民間投資能力還遠遠沒有壯大到像那些幼稚評論所想象的那樣,這裏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國的官僚系統。(事實上,在大多數領域都嚴重投資過剩、資本回報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如果它真是民間投資的話)還蜂擁而至的話,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向來就是腐敗醜聞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資,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也不需要什麽論證。但國家審計署2002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壹些數據還是讓我們暗暗吃驚。這份審計數據顯示:全國9個省的37個國債環保項目中,只有9個按計劃完工並且達到了要求,僅占全部項目數量的24%;而國家發改委重大項目稽查辦公室調查四川1998年動用首批國債資金建立起來的11家垃圾處理廠後,結果發現竟然有8家無法正常運行。(與此同時,全國最近幾年興建的38個支線機場中,37個發生虧損,累計虧損達15.7億元。)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啟動之初,就有人鑒於以往政府投資的慘痛教訓而大聲疾呼,要求嚴密監控這些投資。然而,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還出現了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讓人有些意外了。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準備的觀察家們暗暗吃驚的原因。
中國各級官僚系統的“盲目”投資(其實壹點也不盲目)是壹個喊了將近20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洗心革面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臺了壹個以取消審批制為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為“中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新起點”。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壹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中國的官僚系統沒有控制那麽多資源,他們還能拿什麽去投資?所以應該解決的真問題是:剝奪官僚系統對資源的絕對控制。很不幸,我們暫時看不到這種前景,
早在1996年時候,我們就註意到中國的經濟周期中的某種政治性特征。具體的含義是,中國的投資高峰往往與各級官僚系統換屆、新官上任在時間上相當吻合,經常的情況是政治年也就是經濟年。這壹點我們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已經反復見證。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緊接著就在1988年出現第壹個通貨膨脹高峰。五年之後,1992年十四大召開,經濟呈現全面過熱,導致了朱鎔基那壹次“惡狠狠”的宏觀調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抑制,經濟雖然沒有出現整體過熱,但同樣在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下,出現政府投資的大規模膨脹。如果按照這個規律,妳預測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會出現某種經濟過熱的話,那麽妳將比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更加正確。因為事實的確如此。但妳可能還是難以預料到,中國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率會猛然提高到43.42%,壹舉超過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瘋狂的大躍進時期。 面對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代政治領袖又只好停下腳步,解決這個新出現的老問題。看來,中國的經濟周期的確受到了中國官僚系統政績沖動的強烈影響。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經濟過熱,因為它完全是壹種政治規劃的結果。毫無疑問,中國官僚系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復出現。 二、財政的極大化 政治領袖們向中國官僚系統輸入的政治壓力,只是中國官僚集團努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壹。他們的另外壹個理性計算是:地方或者部門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這個貫穿於改革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又壹個強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農村改革之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分權改革。其基本含義是,將以前計劃經濟(秦暉先生更加精確的將其稱之為“命令經濟”)時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組織經濟活動的權力逐級下放、分散給各級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必須記住的是,這種分權改革就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內部的壹次權力再分配過程。權力的來源、行使方式已經對經濟資源的全能整合能力都沒有改變。只是將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權切割成省集權、市集權、縣、鄉集權,如此而已。這就為各級地方政府像計劃經濟時代在管轄區域內以行政方式推動經濟增長埋下了隱患。分權改革在經濟上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後果,壹個是分散決策,即將計劃經濟時代中央的集中決策變成了各級政府的自行分散決策;另外壹個則是多元利益主體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開始擁有獨立的自我利益。單中心變成了多中心。事實上,中國鄉鎮企業勃興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國基層政府自我利益的強大激勵。在中國的決策者那裏,分權改革或許只是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壹種試驗性安排,但它卻無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益主體+分散決策”的壹個全新格局,而正是這種格局啟動了中國改革史上壹個極其重要的進程:市場化。市場的形成和市場規模的擴展後來成為傳統官僚系統之外又壹個獨立的增長推動力量,並造就了中國經濟與毛澤東時代全然不同的新面貌。這是後話。
在毛澤東時代,地方利益是壹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惡意味的詞語,並不具備合法性。但分權改革之後,地方作為壹個獨立的財政利益主體,積極性空前高漲。沿海省份由於市場擴展和分權改革所共同誘致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迅猛發展,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也創造空前的消費繁榮。這種看得見福利改進,與鄧小平壹貫的實用主義判斷標準相吻合。於是,地方利益在中國的意識形態中逐漸擁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擴張,這不僅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極大憂慮,也幾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財政上陷入絕境。據信在1993年宏觀調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幾近枯竭。而與此同時,以踐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財政利益為代價的地方建設卻凱旋猛進。這最終導致了1993年6月份那壹次猛烈的宏觀調控,並引發中央與地方幾乎公開的利益博弈。這壹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稅制改革作結。分稅制終結了主導性的分權改革模式,但也將地方獨立的財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分稅制改革主要著眼於中央政府自己的財政利益,而並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資擴張。當中央用分稅制在地方財政中拿走壹塊之後,地方要想維持原有的財政收益,就必須擴充稅基,而擴充稅基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興辦企業、增加投資。所以分稅制改革實際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資沖動。9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壹系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級官員的輪換),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沖突歸於寂靜。地方財政利益雖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作為壹種制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壹個巨大的潛在推動力。這個動機與各級官員普遍的政績競爭合二為壹,讓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熱情被推到了壹個新高度。如果說在前計劃經濟時期,僅僅中央政府在關註投資的話,那麽在改革之後,“地不分南北,官不分東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積極的投資主體。如此這般,增長速度豈有不壹飛沖天之理?毫無疑問,這肯定顯著提升了中國總體上的投資率。
實際上,中國1980年代迅速掘起的鄉鎮企業也是政府財政極大化的產物。只不過在這裏,地方政府變成了基層政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所謂的鄉鎮企業現象就是,中國沿海基層政府在財政壓力下,傾全鄉(全村)之力向外部尋求財政來源的產物。由於鄉村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極少,這種財政極大化沖動更多地只能通過市場手段獲得。這也就是為什麽鄉鎮企業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場導向特征的原因。顯然,鄉鎮企業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創造,而更多是基層政府的創造。鄉鎮企業作為另外壹種小型官辦企業,是中國地方財政官僚化擴張的早期表現。這種舉全鄉(村)之力辦企業增加財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國改革時期被反復復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為官僚機構在分權改革中並沒有被剝奪其全能性質,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機會在更為廣大的範圍中復制命令經濟,依靠行政方式整合資源,爭取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擴充當地財政實力。於是,甲省上汽車項目,乙省也上汽車項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爭取化工企業;甲省宣稱以高新產業為支柱,乙省也轟轟烈烈的高新產業起來,妳爭我趕,不遑多讓。中國各地產業高度同構,產能嚴重過剩的現狀端賴於此。及至2000年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城市化階段,中國各地連城市面目也開始變得千人壹面。到處都是鋼筋水泥,高樓大廈,活脫脫壹個個工業怪獸。隱藏在經濟結構同構,城市面目同質之後的,其實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壹位海外中國問題學者曾經用“蜂窩狀結構”來描述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各地方經濟結構的趨同傾向。在經過了26年的改革之後,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絲毫解決的跡象。難怪許多外部觀察家在今天的中國經濟中總是不斷能窺見毛澤東時代的影子。很多年以來,“調整產業結構”(經常還會加上‘大力’的修飾前綴)壹直是中國官方文件中的關鍵詞之壹,但結局卻總是令他們相當難堪。原因其實相當簡單:各級地方政府有動力也有能力去推動這些可以帶來短期增長的重復建設。(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資功能基投資能力,讓市場發揮裁判作用,壹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就會自動出現。)
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範圍內小壹些,但其性質仍然是標準的全能政府,這壹點,我們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個改革時期的投資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資主要依賴中央財政的撥款,爭取中央項目就成為主要手段,在撥改貸之後,地方政府投資手段主要靠命令當地國有銀行貸款來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貸款權逐漸被上收之後,地方政府的投資手段被迫多樣化,在繼續爭取國有銀行融資以及中央財政的大項目之外,還開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機構(比如地方商業銀行)、外資等等。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官僚系統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訪最頻繁、隊伍最龐大的招商引資隊伍(許多地方幹脆設立了常設官僚機構:招商局),而他們許諾的稅收優惠,土地優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紀的城市化階段,地方政府終於找到另外兩件法寶又壹次撬開了國有銀行的大門。壹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土地可以抵押,特許經營權所帶來的穩定現金流也同樣可以用來抵押。而這是中國低能的國有銀行最容易避免麻煩的貸款方式。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自1998年以來,銀行對政府的貸款(包括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每年猛升61.6%,而每年對於企業的貸款僅上升10.4%。這些貸款大量進入地方政府推動的機場、鐵路、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顯然,在如何套取銀行貸款方面,中國的地方政府表現得相當出色。中國地方政府的這種能力反映在宏觀數據上就是,在2003年的壹季度地方項目的投資增速達到65%,相形之下,中央項目12%的投資增速就顯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資爆增的態勢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嚴厲的行政措施隨即而來。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現了命令股份制商業銀行停止所有貸款業務的紀錄。這種強硬的舉動讓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壹次宏觀調控,同樣的投資過熱,同樣的“嚴刑峻法”,真是“過七八年又來壹次”。(如果11年前,因為中國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過度投資還有某種理由的話,那麽在普遍過剩的今天,過度投資又所為何來?這不由得讓人懷疑,號稱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國改革,究竟是讓中國的官僚機構進步了還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是明智的,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資最終都將通過國有銀行的壞帳、國家財政的赤字(顯性和隱性赤字)、國家土地資源總量驟減的方式對國家主權信用造成重創。換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紛紛在趁“熱”打劫,竊取國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這種國家信用的唯壹承擔者。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極大化是壹種非常正常的沖動,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今天的中國,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極大化,都是以國民未來的預期收益減少作為代價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孫後代的未來福利來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則卻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團所兌現。這大概就是聰明的溫家寶在2004年宏觀調控中要“堅持把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的原因。顯然,作為壹名在專業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溫家寶已經清楚的洞悉了調控的技術要領。但問題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沖動並不是壹個簡單的技術或者經濟問題。“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看得住壹時(就像朱鎔基那樣),但看不住壹世。壹遇機會,就會死灰復燃。中國2003年重新開始且至今沒有結束跡象的投資過熱就是壹個明證。在這個與1992年幾乎壹模壹樣的投資過熱背後,浮現出的是同壹個古老的政治問題——擁有太多資源且完全不受約束的官僚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在中國存在了數千年。要想根治這個問題,技術和經濟手段恐怕無濟於事。更為吊詭的是,經濟高速增長本身正是中央對各級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中央政府自己就是問題的壹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過度投資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遠,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速度與防範金融風險之間走鋼絲。這是壹個維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種種跡象表明,這個脆弱的平衡遊戲正在趨近終點。我們的判斷是: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利用土地投機(壹個完全不可再生的資源)來強行推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已經說明,政府手上可資利用的要素資源已經趨於枯竭。因為在我們看來,土地,是各級官僚系統以全能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後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資源,壹旦這個資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幹凈,官僚強制型的經濟增長就將無法維系。這暗示,已經維持了20多年的以政府投資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油盡燈滅之時。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能用什麽東西來取代經濟增長的這個官僚引擎?如果經濟失速真的發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兩條路,要麽繼續強行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這意味著放任各級官僚系統的不智投資,要麽以巨大的政治意誌忍受經濟突然失速所帶來的社會痛苦,並開始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但其中任何壹條都可能引發難以預測的風險。前途的確非常兇險。 三、隱蔽的計算 在激發中國畸高的投資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統面臨的政治壓力和財政壓力只是兩個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壹個更為隱蔽也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們越來膨脹的對個人財富極大化的追尋。這個原因對中國投資率的貢獻雖然無法定量的測量,但卻是壹個普遍的經驗事實。
個人財富最大化,是改革時期潛伏於中國官僚集團意識中壹個最為重要的理性計算。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壹直以這個標準衡量、解釋直至扭曲和控制改革。1992年之前,中國官僚集團的這個理性計算已經開始蘇醒,但由於中國的整體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所以這種計算主要表現在那些底層官僚之中。這些官員在傳統官僚體系中的上升機會有限、政治利益較少,因而也最早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他們利用分權改革中合約不完備的特點,以承包、興辦鄉鎮企業、三產企業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財富極大化。1992年之後,中國的市場化趨勢已經不可扭轉,財富沖動作為中國官僚集團的壹種整體意識得以最終明確化。於是,尋租成為中國官僚體系牟取個人財富的壹種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蘇聯和東歐在此前的巨變為這個時期的中國官僚們樹立了壹個標準的未來圖景。他們幾乎壹致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可避免。這使中國官僚的尋租帶有壹種普遍的焦灼感,並顯得尤其迫切。事實上,1992年中國創紀錄的經濟過熱,與中國官僚們這種突然爆發的末世心態有著密切的關系。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發展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當然也出乎中國官僚體系的預料。在經過短暫的混亂之後,中國官僚系統重新奪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國的改革權。持續的經濟增長、國際社會由旁觀到接受再到驚嘆的態度轉變,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整體意識由焦灼到自信,最後變成壹種權力的自負和驕狂(這當然是壹種不詳的信號)。很清楚,中國社會在90年代的這種發展,壹點也沒有冷卻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欲望,反而使他們有機會利用改革的控制權將這種極大化計算體制化。
事實證明,中國官僚利益集團不僅能夠容忍市場,而且還有能力控制市場。在他們那裏,市場不再是壹種可怕的異己力量,是壹個不知道怎麽就會催生出某種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們手上壹件可以任意擺布的道具,是壹個可以完全服從並服務於官僚集團利益的“制度創新”。準確的說,中國在90年代中後期的演變,本質上就是中國逐漸向壹種穩定的階級尋租體制的演變。尋租,作為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壹種集體無意識,已經不再需要擔心同僚告發,因而也無需合謀(這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簽訂壹份“壹、三、五妳貪汙,二、四、六我貪汙”的明確合約的地步,因為他們心裏非常清楚,他們的同事也在幹著同樣的勾當。現在,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時候利用任何機會進行盡可能多的尋租。
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不再需要利用體制內的權力到體制外去尋租了,他們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壹種體制: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經成為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壹句話,他們是這個體制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的剩余索取者。這壹點,在新世紀的開端被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時候,大多數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不再有什麽體制內和體制外,壹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下,並成為這個體制的奴仆。這種結局可能要讓那些在92年壹時沖動毅然決然下海的官員們後悔了。下海,可能讓他們壹次性的得到了財富,但卻讓他們永遠地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給予他們的將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權。難怪許多精明的民營企業家在今天也紛紛要開始尋求“位置”。
我們壹直強調,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是中國改革中具有操縱力量的行動集團。當經濟利益極大化沖動變成這個集團的整體意誌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將這種意誌轉化成壹種體制或者制度的理性,並成為中國經濟活動的壹個重要變量。中國不可理喻的投資過熱,實際上就是這種制度理性使然。對於中國的官僚體系來說,投資活動,(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資金來進行的投資活動)是他們實現這種理性的最佳手段。正如壹位深知中國投資戲法的人士所諷刺的那樣,“沒有項目怎麽尋租呀?”所以,爭取“項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諸如銀行貸款之類公共資金所進行的“項目”,就成為各級官僚(包括各類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最傾心的公務活動之壹。中國東部某城市在爭取擴建2臺30萬千瓦機組的“項目”,光在首都地區的“公關費用”就達到500萬。不難想象,這個項目總投資在20億以上的所謂項目中,將有多少變成各級官僚的個人財富。這些投資項目真正能夠帶來多少回報、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並不是各級官僚們的主要考量,他們的主要考量(甚至是唯壹的考量)是,這些項目能夠給利益集團帶來多少尋租機會、能夠最大限度的帶來多少尋租額。那些寫在正式“可行性報告”上的誘人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過是壹種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於個人成本為零,所以項目越大,個人和集團的尋租的機會越多,尋租的總額也就越大。這就是近年來中國大型項目、城市公共設施、大型基礎設施越來越多的誘因之壹。當然,這也與中國官僚體系的財富胃口越來越大有關。在中國最貧窮的西部省份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裏在短短幾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項目為自己壹舉積累了高達6000萬人民幣的個人財富,可見大型項目投資對中國官僚體系的誘惑之大。絲毫不用懷疑,中國高熱的投資受到了中國官僚個人和集團利益的強烈激勵。民營企業的合法化以及對國民經濟活動的越來越的廣泛參與,為這種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臺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國有投資的背後,是公共財富向私有財富的轉移,這是中國投資的壹個最大特點。對於壹個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階層來說,如果沒有利益在其中,妳即便強迫他們追求GDP,他們也未必會這麽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中國官員的所謂“GDP崇拜”,他們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後的個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國,國有投資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投資,它已經完全被異化為我們這個財富再分配時代迅速轉移財富的壹種工具。對於中國官僚利益集團而言,投資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因為它不再需要投資回報就能夠直接產生收益,就像銀行貸款可以被用來直接制造富翁壹樣。如此投資,投資焉有不熱之理?投資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從1992年到現在10多年的時間,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極大化表現得越來越膨脹、越來越公開的時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這也是這個集團受到監督與制約越來越少的時代。中國官僚體系,已然是壹個被濫用的工具,中國現有政治體制對此已經完全無能為力。(分權改革已經不再是中央對地方、對企業的分權,而已經變成了對核心官僚個人的分權。在長達壹個時代的跨度中,與中國聲勢宏大的市場改革同時上演的是另外壹場無聲的戲劇:權力的私有化。)中國官僚集團的極大化追尋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程度之深,影響範圍之廣,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這壹點,我們以後還將反復看到。現在,先讓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過度投資現象作壹個簡單的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壹直居高不下,這壹方面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嚴重的投資依賴癥,另壹方面也讓人們疑問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這個奇怪的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45% ,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倍有余,也遠遠超出其他跟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2年投資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9.9%,其中高收入國家為19.0%,中等收入國家為22.9%,低收入國家為19.7%。 對這個奇高的投資率,有人用中國正處於特殊的重工業化和城市階段加以解釋,但數據否證了這壹點 。況且,中國的投資率已經不是壹年兩年處於極高水平,而是長時期處於極高水平。壹般而言,高投資率意味著良好的投資機會或者有重大的技術改進機會,但數據顯示,中國的投資效率(無論是宏觀投資效率還是微觀投資效率)卻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與基本面情況相仿的印度比較,中國每百元投資所產生的GDP產值為17元,而印度則是26元。而在微觀投資效率方面,中國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近年來則壹直徘徊在銀行貸款利率附近,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還銀行貸款都懸。(有人將投資率不斷提高,收益卻不斷下降的現象稱為凱恩斯陷阱。如果真有這樣壹個陷阱,中國可能早就掉入了這樣壹個陷阱,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顯然,中國的市場機會並不足以誘導出高投資率,更不至於誘導出高得如此離譜的投資率。如此怪異的投資率,只能以市場之外的超經濟原因才能夠解釋。我們業已揭示,這個原因就是中國具有全能色彩的官僚體系。這個官僚體系不僅控制著龐大的資源,而且有超乎尋常的動機水平將這些資源不斷投入經濟活動之中。對於他們來說,完全違背投資規律的投資,不但不是壹樁賠本的買賣,而是壹樁壹舉三得的理性行為。這就是隱含在中國高投資率中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早在十年之前,克魯格曼就鐵口直斷,東亞(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微乎其微,因而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這位敏銳但顯然不太討人喜歡的經濟學家實際上是在影射:東亞以及中國奇跡般的經濟增長與前蘇聯以及毛澤東時代同樣令人側目的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麽兩樣。的確,就像我們上面已經說明的那樣,中國改革26年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官僚強制性色彩。但如果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故事的全部,它將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悖,畢竟,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壹直伴隨著巨大的消費繁榮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這種景觀是與毛澤東時代最顯著的差別。毫無疑問,中國迷人的經濟增長中還有另外壹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關於市場的故事。 四、褪色的市場 2004年9月1日,俄羅斯別斯蘭市第壹中學發生恐怖襲擊事件,近400名學生和教師死亡。整個事件充滿了悲劇色彩。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恐怖和悲劇事件人們早已見慣不怪。不過,利用悲劇事件從事盈利活動的新聞,人們可能還是第壹次聽說。
利用遙遠異國的悲劇事件從事非常有“創意”的盈利活動,雖然比悲劇本身對人類尊嚴具有更大的汙辱性,但卻以極端的方式顯示了市場化在中國的滲透程度。壹家國營壟斷媒體,利用悲劇事件來牟取壹點蠅頭小利,竟然沒有絲毫道德上的不安,這說明,市場化在中國已經無遠佛界。
1992年春天,在沈寂2年多之後又壹次突然出現在中國的舞臺中央時,有備而來的鄧小平帶來了壹副新魔杖:市場經濟。他以幾乎是決鬥的姿態宣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就這樣,這位高齡的共產主義領袖用他畢生的最後壹搏,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意識形態正統之中爭得了壹席之地。
在中國,即便魅力如鄧小平,為市場正名也是壹件風險極大的事業。我們無法判斷鄧小平是從哪裏獲得了市場經濟的靈感和決心,但有兩件事情肯定啟發和鼓勵了他。壹是農村改革,它幾乎魔術般的消滅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區的開放城市地區的“搞活”,它第壹次讓中國人有了消費繁榮的體驗。這種經驗無疑讓鄧小平看到了“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巨大潛能。市場,是壹種獨立於傳統官僚體系的動員和組織力量,是壹種來自底層的自發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於仍然存在嚴厲的管制,中國的市場潛能只是若隱若現的壹種希望。但這畢竟是壹種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當中國改革和增長在90年代初雙雙陷入泥淖的時候,鄧小平就毫不猶豫的將全部希望托付給了市場。事實上,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壹王牌。在其他的增長機器幾乎全部失靈的情況下,鄧必須飛快的轉動市場這只輪子,才可能讓經濟增長重新上路。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市場——這只看不見但法力無邊的巨手,正式成為中國經濟(與中國官僚體系並行的)另外壹種關鍵的動員力量並推動經濟增長。從此之後,在中國被幽閉了40年的市場機器開始像發了瘋似的高速運轉。
從本質上講,所謂經濟增長就是將各種要素和資源不斷動員並組織到經濟活動中來的過程。正如我們在中國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後所看到的那樣,市場在這方面的動員能力是相當驚人的,其所到之處就像壹個磁場,將人力、土地、資本統統吸入它的勢力範圍,並通過企業或者個人的形式生產出各種商品和服務。事實上,除了官僚系統不斷以強制方式投入各種要素之外,中國25年的經濟增長也是市場動員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壹個顯眼的側面。與官僚的強制和命令動員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場動員具有某種“自願”的性質,換句話說,它能夠為市場的參與者帶來福利的增進。也正是因為這種福利增進的性質,市場具有了擴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場誘致型經濟增長的福利增進性質是中國最近25年經濟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大不同之處。這也已經為中國人的生活經驗所證實。在短短的25年中,中國幾乎跨越了發達國家壹個世紀的消費體驗,中國人不僅迅速擁有了溫飽,而且還擁有了互聯網(當然是壹部分人),擁有了汽車(當然是更少壹部分人)。顯然,這種經濟增長比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要讓人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場化在中國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時期。到現在,我們的視野所及,市場化的影響已經無孔不入,遍及中國人生活的每壹個角落。我們不僅有了充分競爭的商品市場,也有了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我們不僅擁有了資本市場,也有了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甚至,我們還以壹種無人企及的“想象力”超常規地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市場”、“衛生醫療市場”。壹份由中國北京學者李曉西主持的研究認定,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69%。據此,這份名為《2003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經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這個所謂的69%僅僅是指市場化(或者更準確說是商業化)的範圍,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場特性,那麽這份報告的估計不僅是真實的,還可能是相當保守的。有許多強有力證據表明,中國的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物品的市場化程度(雖然是以極度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已經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最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政府機構不僅有極其強烈的市場化沖動,而且本身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市場化了。這方面的例證不勝枚舉,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壹個就是:中國監獄壹直就是利用廉價勞動的盈利機構。將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機構普遍的變成盈利機構,可能不是中國的發明,但其範圍和程度,中國恐怕已經將絕大多數國家遠遠甩在了後面。在這個意義上,利用“別斯蘭悲劇”盈利的醜聞主角是壹家國營公共媒體,就壹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市場發展其實就是交易的擴大,而交易擴大就必然伴隨著經濟活動貨幣化過程,所以經濟活動的貨幣化程度也經常被用來描述市場化的程度。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麽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壹。截止2000年,通常用來表達貨幣化程度的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了152%(這是中國經濟又壹個令人迷惑的指標),是美國的兩倍。而這個指標在1985年僅僅為60.8%。雖然這個指標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但它至少說明,中國90年代的市場擴散速度,的確相當驚人。
在壹個產權制度闕如,信任瓦解、法治匱乏的社會,市場能夠在短期內得到如此迅速的發展,壹直是許多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壹個謎團。然而,如果我們了解中國市場化的初始起點,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壹個市場處於完全抑制的狀態下開始的。
在這種狀態下,存在著廣泛的通過市場交換來增進個體福利的機會,所以只要解除抑制,市場增進福利的示範作用,就足以使市場交換在廣大的領域內得到拓展。在這種時期,交易資格的獲得,要比市場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場有效的其他條件(比如交易雙方的權利平等、信息對稱以及社會信任的程度等等)更為重要。作為壹種建構性的權利,市場交易給(為壹直被禁錮在傳統命令體制中的)中國人所帶來的,不止是壹種自由,而且還是壹種實實在在的福利改進。這是市場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後,在中國迅速擴散的原因之壹。我們可以將此稱作市場的恢復性發展。原因之二則是,作為壹個後發國家,中國對市場有後發的學習優勢。這種學習優勢足以導致市場在短時間中獲得極大的發展。事實上,中國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電信市場、IT市場等等市場的迅速發展,無不建立在這種後發優勢之上。而發達國家建立這些市場則經過上百年漫長的摸索和實踐。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在經過僅僅十多年(更確切的說是住房制度改革)的發展之後,中國自有住房比例已經達到了70%以上,壹些城市更超過80%,這比美國、英國的60%的比例還要高出很多。這種發展速度就包括了對信用貸款、樓房預售等市場銷售技術的模仿和學習。在手機市場上,中國目前已經擁有6億部手機,而在十年之前,這個數字還不到中國人口比例的1%。這說明,在壹個初級的市場社會,無論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場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場機會的廣泛存在和後發國家的學習優勢都足以使市場迅速擴散。這在市場發展的初期幾乎與制度優劣完全無關。這種粗放型的市場發展,究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了多少份額,我們無法準確計算,但它肯定是中國25年經濟增長中最令人記憶深刻的部分。而正是這壹部分,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福利改進的經驗證明。
不過,只要我們深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內部,並將中國的市場化置於官僚利益最大化這個具有顯影功能的時代邏輯中時,中國的市場化真相就會逐漸浮現出來。這個真相就是,中國的市場化是官僚(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這就是說,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後,還有壹只看不見的手,官僚之手。雖然中國的市場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符合中國民間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間內生力量的推動,但沒有官僚集團這只手的許可、誘導、推動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展的。就像小崗村的個別試驗如果沒有得到官僚體系的認可和推廣,便永遠不可能成為系統性的農村改革壹樣。在中國這樣壹個官僚體系全控的社會中,這壹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官僚體系對市場化的允許、誘導、推動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官僚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設置這樣壹個隱含的前置條件,實際上就是要保證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優先參與和對中國市場化紅利的全面控制權。由此觀之,中國的市場化應該被更加準確的稱之為特許的市場化。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只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壹兩年之中,短暫地逸出了中國官僚集團的控制範圍,而具有某種民間主導的特點。但隨著朱鎔基以加強中央政府控制力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的開始,中國民間自主市場化的進程迅速煙消雲散。無論是從金融安全、市場秩序還是從打擊腐敗的角度,朱鎔基都有足夠的理由實施那壹次宏觀調控,但在中國當時的環境中,這也必然意味著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重新控制。作為壹個行政管理大師,朱鎔基憑借和仰賴的都是現行體制所賦予他的行政資源。他所關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通過現行的行政資源甚至是個人魅力來維護宏觀穩定,至於其他目標則在他的關註之外。這就幾乎註定了,朱鎔基的宏觀調控將必然演變為中國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全面控制。這實際上是1993年宏觀調控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壹個最為重要的遺產。遺憾的是,這個隱藏至深但在後來壹直對中國市場化過程起著關鍵作用的遺產,也是壹個從來沒有得到認真審視的遺產。作為壹種體制性的沖動,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控制權爭鬥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鎔基,這場艱苦的戰役就未必能夠如此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正是朱鎔基傑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為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留下了長期的隱患。當然,朱鎔基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這個中國改革的核心邏輯。這就是為什麽在中央與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況下,朱鎔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顯然,1993年的宏觀調控是官僚集團內部的壹次妥協,而不是官僚集團與中國民間的壹次妥協。這種吊詭的歷史結局,顯然不是朱鎔基的本意,但卻非常符合中國改革的核心邏輯。於是,在經過了短暫的失控之後,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導型的模式。所謂主導,實際上就是官僚集團對市場化過程中利益流向的控制和操縱。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駕馭,終於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官僚系統對市場化的操縱和控制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不理解這壹點,我們就還遠遠沒有理解中國的市場化。
從市場化的起點看,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國家權力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開始的,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況正好是壹個相逆的過程。這種起點上差別,決定了國家權力在市場化中具有的某種主宰作用。
1992年之後,是中國市場化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在市場化進程中全面展開的時期。官僚集團對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廣泛卷入和隱形控制,為中國的市場化在性質上的畸變提供了溫床。
這首先表現在中國市場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們先來看房地產市場。在中國的房地產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價及各種稅、費合計,占總成本的50%,而在國外這三項合計只占總成本的20%。很明顯,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由政府設置的交易成本要遠遠高於國外的水平。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上,這種成本也同樣高得驚人。在中國的購車費用中,政府征收的稅費占購車總費用的40%,據稱已是世界的最高水平。與此構成對照的壹個數據是,1998年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為40億元,而相關的政府收費卻達到1626億元。然而,這種高昂的成本並不僅僅是中國房地產市場以及汽車市場上的獨特現象,而是廣泛彌散於中國的經濟活動之中的壹種普遍現象。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看到,從創業、到融資、到生產、到銷售,到中介服務,這種遠遠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幾乎遍布中國市場活動中的每壹個環節之中。這說明,這已經是壹種結構性的制度現象。出於這個原因,這個所謂的交易成本應該更加準確的稱為制度成本。而這個制度成本的確切含義就是官僚體系收取的市場化紅利,或者市場化的特許權租金。這個成本雖然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經紀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征收的,但絕大多數時候則是壹種赤裸裸的設租和尋租。中國手機市場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這種情況。中國共有手機生產廠家100多家,手機生產牌照49張,但真正擁有牌照同時也有生產、銷售能力的企業只有10多家。所以,很多生產企業必須為租借牌照付出壹筆可觀的費用。那麽這筆費用究竟有多大呢?據壹位手機生產廠家負責人估計,每臺手機約50—100元人民幣。簡單換算的結果是,壹個沒有牌照的生產廠家如果每年生產1000萬臺手機,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5~10億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擁有四張手機牌照,被稱為“專業借牌者”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壹家行政色彩明顯的中央級公司。在壹個完全競爭的行業設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效率損失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成本帶來的市場利益流向的扭曲。因為負擔成本而受到損害的壹方是消費者、生產廠家和企業員工,而因為設置成本而獲得暴利的壹方則是人數極少的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壹個更加荒謬的類似例證是,遼寧省文化廳竟然對“東北二人轉”(壹種廣受歡迎的民間演出形式)也設立了所謂準入制度。這項荒誕不經的準入制度規定:“為了積極發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轉,所有的二人轉演員都要持證上崗,並不定期接受培訓。……”似乎是嫌尋租還不夠赤裸裸,這項規定還暗示:“未來的準入證也不是永久性的,很可能壹年重新核發壹次。”
顯然,這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對市場活動的壹種抽取,是壹種無法通過市場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
對中國這樣壹個市場需求被壓抑很久的後發國家來說,在市場恢復性發展的初期,高制度成本並不會對市場擴展構成明顯障礙。這個時候,潛在市場需求規模決定了,無論是廠家、消費者都能夠通過市場恢復獲得福利改進。但是當市場規模接近飽和狀態的時候,這種高制度成本就會對市場深化和進壹步擴展構成致命的阻礙。這種致命性,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在中國範圍廣泛的市場活動中看到。在那裏,絲毫沒有降低跡象的昂貴的制度成本,與生產者不斷降低的利潤率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質,卻還被新興市場迅速擴張的繁榮景象暫時掩蓋著。
除了從外部設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體系對市場的廣泛參與也從內部破壞了市場的權力平衡。市場內部權力的失衡,對中國的市場質量(市場有效性)有非常嚴重的腐蝕作用。
市場交易之所以能夠產生所謂“合作”剩余,並具有福利改進性質,乃是因為市場交換是在自由平等的主體之間“自願”發生的。壹旦交易中失去這種“自願”性,那麽不管它以什麽樣的名義,都可能成為另外壹種形式的剝奪。不幸的是,這種以市場形式出現的剝奪在今天的中國幾乎隨處可見。而其根源,就是權力在市場交易中的普遍泛濫。在這方面,房地產市場中的拆遷問題極具典型性。拆遷,本來是土地需求方與土地占有者(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只有當拆遷價格讓雙方都滿意的時候,拆遷才會發生。也只有這種拆遷才具有福利改進的性質。然而,在中國現實中的拆遷與這種理想模型大相徑庭。原因在於,政府作為這樁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現了。於是,土地需求者與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被拆遷者之間壹樁簡單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與被拆遷者之間的兩樁交易。政府在拆遷交易中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在這樁交易中增加了壹個無關的第三者(當然,這樣可以增加交易次數,提高GDP。需要提醒的是,類似這種增加交易次數,膨脹交易規模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活動中的壹個普遍現象,也多少可以解釋中國經濟規模膨脹),而是使這樁交易的性質陡然間發生了變化。壹樁本來應該在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自願交易行為在瞬間變成了權力對無權者的強制、變成了權力對權利的剝奪,而市場交易本來意義上的福利增進性質也因此蕩然無存。家住中國南京的殘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議(這是中國壹起極為知名的因為拆遷而導致的悲劇事件),將隱藏在這種交易中的剝奪性質揭示得壹清二楚。對於中國的官員集團,以政府名義介入拆遷和房地產市場,其動機主要有如下幾端。壹是可以迅速改變城市面目,以換取政績上的表現。1990年代中國許多地方官員,正是通過城市面目“幾年大變樣”的政績秘訣得以快速晉升的。其二則是可以膨脹地方財政實力。事實上,通過變賣土地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房地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財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團可以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巨大的個人利益。換句話說,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經常就是土地的潛在買方。如此強烈的利益驅動,難怪在遇到拆遷“釘子戶”時,湖南嘉禾縣的地方官員會惡狠狠地喊出:“誰擋我壹程,我滅他九族”的驚世駭俗之語。
與城市拆遷問題類似,以公共利益名義對農村土地的征用,則是權力敗壞市場的又壹例證。農民是農村土地的實際擁有者,本應成為土地轉讓價格的主要決定者,然而,當中國的官僚集團以政府名義用極低的(按農業用途評估的)土地價格從農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後又以極高的(按商業或工業用途評估)的價格轉讓,或者幹脆出於政績和私利將土地白白送給外商或者其他合謀者的時候,農民的權利頃刻之間化為齏粉。顯然,這是在“自願交易”掩蓋之下的又壹場欺詐和剝奪。其中根本就沒有什麽整體福利的改進,有的只是利益的轉移以及對全社會公平基礎的損害。我們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紀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土地征用與城市拆遷問題壹道,正在成為頻繁引發群體抗議事件又壹根導火索。事實上,這也是導致中國農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不斷滑向絕對貧困的主要原因。發生這樣的反常現象並不奇怪,因為被剝奪了土地權利的農民,實際上就是已經被徹底剝奪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可能的農民,就是完全被拋棄在經濟結構之外的農民。鑒於中國農民人數之多,農民人均擁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之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的剝奪將是壹個影響更為深遠的問題,毫不誇張的說,它可能影響中國未來100年的歷史,其意義遠遠超過城市拆遷問題。如果任其發展,它引發的將不是壹兩場零星的騷亂,而可能是壹次此起彼伏的長期革命。關於這壹點,我們還將在本書的其他部分論及,但現在就必須指出的是,當內部的權力結構完全失衡的情況下,市場同樣可能產生剝奪,甚至是更加深刻的剝奪。這可能是中國為數眾多的市場浪漫主義者所不屑於看到的。但顯而易見,此類強買強賣,巧取豪奪的“市場剝奪”,在中國的市場活動中已經是壹種俯拾皆是的經驗事實。
壹般而言,所謂交易,就意味著“自願”和“壹致同意”。不過,由於交易各方在起點上存在著天然的不平等,“壹致同意”的市場交易經常成為智力上的愚弄、信息上的欺詐、和權力上的強制。在這種“壹致同意”的交易中,剝奪(而不是福利改進)是更加通常的結果。正是為了彌補前現代經濟中交易各方普遍存在的實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缺陷,現代權利概念才得以勃興和發展。現代市場經濟之為“現代”,並不是因為交易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交易各方在力量上變得更加均衡,更加對稱。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權利經濟,是平等權利主體之間的交易。可見,對於現代市場經濟而言,權利絕非是可有可無的壹件裝飾,而是作為其制度基礎的壹種必須。
所謂權力(power),簡單說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組織的強制力。在現代社會中權力壹般由國家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組織掌握並加以實施。所以,在壹般的意義上所謂權力更多的是指“公權力”,是壹種至上而下的縱向的強制力量。而權利(right)則不同,它是指公民社會中個人和組織平等並普遍享有的從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壹種安排,是法律賦予公民個人或者獨立於國家的組織的壹種不可剝奪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會中個人及組織之間的橫向關系的壹種範疇。與壟斷的、獨占的,只有少數人享有的權力相比,權利則是平等享有的、普遍的。權利概念雖然來自於理論的抽象,但卻被賦予了越來越具體的現代內容。也正是這種權利,為現代人進入市場提供了相對平等的地位。可以說,權利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抗權力所導致的市場不平等地位而興起的。由此,中國計劃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實際上就應該是“權力經濟”到“權利經濟”的轉型過程,即組織經濟活動的主體由權力主體轉變為權利主體的過程。
中國的分權改革的壹個側面是各級政府之間以及各種政府組織之間的分權,但另壹個側面則實際上是公權力不斷被官僚集團劫持、挪用、盜竊並合法地私有化的過程,是公權力以特權階級的個人利益為依歸在經濟活動中不斷膨脹、不斷泛濫,不斷被帶入市場活動的過程。(政治改革的停滯使得這壹不幸的發展成為現實)。中國龐大而頑強的官僚階級不僅層層攔截了至上而下的權力下放,也抑止了由下而上的權利的勃興。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經濟改革就不是偽現代的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演進,而是向前現代的特權市場經濟的退化和復歸。這也是為什麽許多人私下裏將中國看成前資本主義(另外壹些人更願意將此坦率的稱呼為野蠻資本主義或者強盜資本主義)的原因。這種被市場繁榮和經濟增長所掩蓋著的退化實際上也是中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另壹條隱蔽線索。如此,中國浩浩蕩蕩的市場化歷史中就很難不充斥著壹股逼人的野蠻氣息。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強者對弱者的鉗制就壹並成為這部市場史不能分割的典型特征。
在市場交易中,權力的強制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面拆遷和征地案例中的那樣),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對信息的操縱。現代市場經濟的復雜程度,已經遠非“妳買我賣”那種壹對壹的簡單交易模型可以概括(明白這壹點非常重要)。由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交易範圍的擴大和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都使信息問題上升到現代經濟中極端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與交易的復雜程度成正比。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可以導致市場的失效,信息的不對稱和人為操縱也可以導致同樣的結果,因而也會在根本上扭曲市場“壹致同意”的本來意義。換言之,沒有盡可能充分的信息對稱,市場交易就不能被看成是“壹致同意”的。這也是為什麽在藥品市場、證券市場等領域有強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完全可以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對信息的知情權作為壹種平等權利已經被普遍接受下來。在這裏,自由交易的權利已不再僅僅是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權利,也包括了獲得充分信息的權利。而保障這種信息權利的,就是充分競爭的自由媒體和政府對某些特殊行業的適度監管。諷刺的是,在中國20多年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的官僚系統不僅沒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監管責任,而且憑借對媒體的控制,成為了市場信息不折不扣的操縱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中國看到如下荒誕的現象也就絲毫不值得驚奇了。在2003年上海房地產已經經歷了多年的火爆牛市之後,上海的壹位主要官員在接受福布斯雜誌的采訪時,毫無顧忌地引誘投資者:“我在這裏可以提個建議,如果妳們在上海沒有房產,可以聽我壹句勸告,投資房地產絕對是高回報的。”大概是受到了上海房地產樣板經濟的激勵,中國南方海南省的壹位新任省長,在2004年甫壹上任就發出了更加驚人的預言:5年後海南房價有望翻番!作為地方政府首長,對市場價格做出如此明確的預測(這是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敢做的預測),顯然不能理解為他們對地方經濟的信心,而只能被理解為壹種赤裸裸的信息操縱。這樣魯莽的發言,當然不是出於無知,而顯然是出於房地產市場對地方經濟巨大的短期推動作用。壹句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市場中有著巨大的利益。然而,這種信息受到操縱的市場交易,是很難瞞過老道的外國投資者的,其最終的受害者只能是那些耗盡壹輩子儲蓄而盲目投資房地產市場的中國投資者。地方首長如此,各種宏觀管理部門同樣如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尹中立先生的實地調查,上海房地產管理部門公布的房地產價格與上海的實際房地產價格有著驚人的差距,其落差高達67%,此外,政府管理部門公布的價格走勢也與市場價格走勢有著極大的差異,甚至截然相反。與此同時,作為中國房地產的最高宏觀管理當局之壹的中國建設部也加入了這種信息操縱。就在人們普遍質疑房地產市場問題的時候,2004年10月建設部公布壹份報告竟然稱:“並不存在房地產行業泡沫的問題”。無疑,官僚集團出於個人和地方利益在有意地操縱信息,以期塑造壹種房地產穩步溫和上漲的預期。這種信息操縱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壹種標準的信息欺詐。不獨於房地產市場,官僚集團出於特殊目的而操縱信息的現象在GDP數據、物價數據、失業數據等方面普遍存在。壹位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中國2004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得出上半年GDP增長數據為9.3%。各省統計局上報的數據進行加權計算,卻表明中國的GDP增長已經達到13.5%,相差竟達4.2個百分點。而經濟總量(GDP總額)中央和地方數據亦相差19.8個百分點。” 值得註意的是,這種國際笑話還是在中央政府對統計獨立三令五申的情況下發生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得最為充分得莫過於金融市場。可以說,金融市場幾乎完全是壹個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預期的市場,信息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信息操縱在這個市場中屢見不鮮。但考諸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面進行信息操縱的,中國可能創造了歷史典範。在這方面,中國官僚集團表現出了超人的“勇氣”和罕見的天賦。其操縱之頻繁、方式之多樣,可謂證券史上的奇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9年發生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所謂“5?19”行情。在這壹段時間中,為了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低迷以及為某些特殊企業融資,中國官僚集團以《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煽動人們買入股票。了解《人民日報》在中國地位的人都知道,這是壹種極具中國特色但卻非常有效的信息操縱方式。就這種對證券市場中信息作用的透徹理解而言,中國官僚集團似乎頗為老道,壹點都不像壹個後來者。於是,中國證券市場上就充斥了各種類似“5?19”的紀念日,如“6?24”,“9?14”等等,而其標誌無壹不是政府發布的某個重大利好或者利空信息。由此壹例,中國金融市場的信息操縱程度可見壹斑。然而,了解中國金融問題的人都清楚,中國金融市場的重大積弊並非信息操縱壹端。其中還存在著廣泛的權利剝奪問題,其嚴厲但顯然不符合邏輯的準入制度,就是權力剝奪權利的明確例證。
信息操縱,權利不對稱、集體談判能力的缺失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在國有資產買賣等諸多交易領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自由媒體提供的競爭性信息。
與土地市場壹樣,金融市場作為壹種要素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結構中有舉足輕重的基礎性作用。如果這個市場的信息是受到操縱的,那麽無論用這個指標或者那個指標衡量的市場化程度有多麽高,這種市場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基礎的平等權利不僅僅是指自由退出和自由加入的權利,也不僅僅是盡可能充分的信息權利,而是包括壹組權利。在我們的視域中,另外壹種重要權利應該被包括在這壹組權利之中,這就是自由組成合法團體,從而形成集體行動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對於在能力上天然出於弱勢的群體來說,自由的交易就可能變成自由的奴役。這壹點,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的得尤其明顯。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分散的、單個的、弱勢的勞動者總是面對著在力量上遠遠超過他們的企業主。常識告訴我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雙方之間的交易,很難是“壹致同意”的交易,而只能是“被迫同意”的交易。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這種“被迫同意”實際上是壹種普遍的經驗事實。當農民工(遠遠不至於農民工)遇到強大得多的企業主的時候,他們被迫同意接受只能滿足簡單再生產的工資,被迫接受惡劣的勞動環境、被迫接受毫無保障的口頭契約。中國的市場原教旨註意分子經常想當然的論證這種待遇給農民工帶來了“福利”,但他們卻無法證明這種交易是“壹致同意“的。能夠改變這種不對稱交易的唯壹辦法,就是弱勢群體自由的結合成工會組織,從而形成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能力。這也是現代社會最為基本的權利之壹。荒唐的是,在壹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勞動者自由結成工會組織卻被視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的低工資並不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是壹種政治安排的結果。換言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根本上就不是壹個現代意義上的市場,至多也只能算是壹個古老的市場,壹個遭到了政治強制閹割過的前現代市場。推而至宏觀,那種被許多經濟學家推崇備至的中國的所謂(為現代文明所不齒的低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其實質就是壹部分(無權利者)可以被任意剝削的優勢。這種優勢可能為微觀的企業帶來某種效率改進,但絕對會損害整個社會的公平及合作氣氛,兩相權衡,社會整體效率和整體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進出的權利,到充分信息的權利,再到集體行動的權利,實際上構成了現代市場經濟中“自由交易”能夠成立的幾個基礎條件或者權利。沒有這些條件和權利,就沒有現代意義上中的自由交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將自由交易僅僅理解為“自由進出”的權利,顯然是將現代經濟錯置在壹個非常古典的熟人社會環境中而導致的壹種錯誤理解。而正是理解讓他們得出了“中國市場化程度已經非常高”的荒謬結論。以我們上面為現代市場經濟自由交易確立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市場化,我們就很容易發現,中國的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實際上就是壹系列交易條件受到控制和操縱的市場化,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化真意,相差又何止十萬八千裏?不僅如此,正如我們上面三個案例中分別暗示到的那樣,當土地、資本以及勞動力這三個最基礎的要素市場都受到操縱和控制的時候,整個經濟體系本身實際上就受到了潛在的操縱和控制。這種被操縱的畸形市場結構,無論其在表面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競爭表象,都絕對不能稱之為市場化的。我們或可將其稱為偽市場化,而這種偽市場化所具有的欺騙性以及在財富分配上所帶來的長期後果,將很有可能使我們因為麻痹而蹈入壹場更深的災難。
在更大的視野中,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90年代愈演愈烈的農民問題。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將農民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問題,以交易的眼光看,這個問題就轉換為,處於傳統農村經濟中的農民如何以其資源與城市經濟體系進行交換的問題。大致算來,農民可以用來進行市場交換的只有兩樣東西,壹樣是土地,另壹樣就是勞動力。如果這兩種要素能夠被納入壹個公正的市場中進行交換,那麽中國的農民問題就不是壹個死結。事實上,無論從臺灣、日本的經驗,還是從90年代之後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本土經驗來看,在高速工業化時期,勞動力以及土地都是不斷增值的。這種“增值”足以讓中國農民以體面的姿態融入中國的現代經濟體系之中。但我們看到,中國農民無論是以農民工的形式進城務工,還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與現代工商業進行交換的時候,他們的權利(無論是個人自由進出市場還是在市場中的集體談判權利)都受到了人為的剝奪。加上農民在信息及知識能力方面與城市人口在起點上的巨大差距,農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交換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壹場殘酷的掠奪。顯然,今天中國農民出賣土地以及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實際上並不是壹種真正的市場價格,而是壹種受到了操縱的市場價格,是壹種權利受到了剝奪而導致的不公平交換的價格。掩藏在這種不平等之後的,就是中國政府的城市性質。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都是在城市並通過城市來實現的(無論是GDP指標、地方財政利益、還是個人經濟利益都如此),而中國農民對這個官僚利益集團又缺乏選票(以及潛在的民意)的有力制約,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團所運作的政府,實際上就變成了壹個城市政府——壹個利益傾向上嚴重偏向城市的政府。不管中國最高領導人出於道義原因對中國農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們出於這種同情發出了多少指示,都沒有改變中國行政當局的這種“城市”性質。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本來應該盡量彌補農民與城市人口之間天然就存在起點差距,以便農民享有更平等的交換地位,但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反其道而行之。這實際上就是1990年代之後中國農民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被拋出現代經濟體系之外,並導致中國農民問題急速惡化的壹個潛在原因。這種惡化並不是必然的,起碼我們在臺灣和日本類似過程中沒有目睹。
1978年的農村改革基本上是在壹個熟人社會中展開的,在這個頗為“古典”的社會環境中,權利的形態相對簡單,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交易很難受到操縱。所以在壹個較短的恢復性時期,農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農民問題壹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農村範圍,開始牽涉到農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要素交換的時候,(這是80年代後期中國農村問題的主要性質),中國農民問題就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範圍內展現出來。原因無他,農民(不管是作為壹個整體,還是作為單獨進入市場的個體)的權利受到了剝奪,農民在進入現代經濟體系的交易條件受到人為的操縱。這樣看起來,中國農民問題其實根本上就是壹個政治結果,而不是壹個市場結果。這種理解,可以為中國農民問題提供壹個新的解釋。它既解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釋了這個成功在同樣的政治約束條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變這個“必然”的唯壹辦法,就是松動或者改變這種政治約束條件:以政治的形式捍衛農民的權利。
市場的權力是壹組權利,這壹組權利是壹個整體,任何其中壹個的缺損都可能影響到其他權利的行使。
以消費特征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市場化粗略的劃分為三個階段。第壹波是農產品以及普通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農村改革時期。第二波則是以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城市改革時期。第三波則是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以房地產、金融要素市場以及汽車等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1990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費浪潮之後,中國在壹般消費品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之高,市場競爭幾近殘酷。這個時候,市場化自主帶動經濟活動增加的能力日趨減弱。表現在GDP上,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這本來是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但這對於視GDP為唯壹合法性的中國政治來說,卻是壹個反常的危機局面。由於市場化有增加可計量交易活動,從而增加GDP的特性,所以,市場化就開始成為壹個與經濟增長等價的政治目標。而市場化壹旦成為壹種政治目標,市場化的推動力就從民間開始轉變為政府,市場化的福利增進色彩開始逐漸減弱。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市場化已經不再是由於福利效應所導致的市場自然擴展,而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強制的市場化。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土地、金融、教育、醫療、媒體、國有企業資產轉讓等領域的所謂市場化,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零和博弈色彩。而這些市場恰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對稱、供給方高度壟斷的領域。這就為官僚利益集團操縱這種市場化提供了極大的可能。事實上,1990年代中後期在所有這些市場化過程中獲得巨大利益的,幾乎清壹色是那些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利益集團的壟斷機構及其外部合謀者、如高校、醫院等等。除了他們之外,在這個所謂的市場化過程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場的福利增進性質蕩然無存。
從1999年開始,中國高等院校擴大招生規模,由此拉開了所謂中國教育市場化的序幕。中國在1999年開始搞所謂教育市場化,並不完全是出於中國教育主管們壹時的頭腦沖動,與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現實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中國的教育主管者看來,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推升中國社會的大學普及率,也是壹個提高中國高校人員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經濟學家那裏,教育市場化的意義就要宏大得多了。據這些經濟學家言之鑿鑿地推測,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緩解失業現象,還可以大幅度增加內需,提高GDP。很難說中國教育市場化是某壹位具體經濟學家慫恿的結果,但明顯的是,擴大內需,增加GDP這樣令人耳熱心跳的目標,對苦於內需萎靡、增長減速的中國領導人來說,肯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基本可以斷定,教育市場化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的預期肯定增加了中國領導人在教育市場化上的決心。而更加隱秘也更加重要的壹個原因則是,教育市場化符合中國教育官僚們的利益。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這個遭遇激烈反對的“教育革命”怎麽會在如此短的時間中能夠進行得如此徹底。事後的事實也證明,壹輪疾風暴雨式的教育市場化下來,中國的壟斷教育體系也迅速成為最肥的部門之壹。據湖北中南民族大學的壹位孫姓院長估計:僅湖北壹省的獨立學院(中國高校改革中的壹種尋租怪物),在2004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計就有10億元被少數人中飽私囊。他形容:高校招生成為批量制造百萬富翁的又壹渠道。而這種致富遊戲的代價則是:由於無法支付昂貴學費而導致的自殺事件頻繁發生。(就我們的耳聞目睹,有理由推測,這很可能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國社會的自殺率。)所謂教育市場化在讓壹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謀者以光速致富的時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諸多中國家庭壹輩子的儲蓄。與這個過程相對應,本來就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高校,也迅速變成中國社會極端冷酷、道德極度墮落的最有力見證,淪為壹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殺人”行業。
且不說教育市場化本身壹直是壹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就算可以市場化,在教育供給高度壟斷、信息極端不透明的中國,中國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場化?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序列的中國高等院校,壹邊享受著政府賦予的特許地位、享受著政府的巨額撥款,壹邊卻以(毫無彈性的)市場需求的名義進行市場化操作,這就讓中國的所謂教育市場化看上去更像是壹場大規模的教育訛詐,壹場蓄謀已久的財富洗劫。在有著深厚重教傳統、對文憑有著畸形崇拜的中國,這種訛詐是非常容易得手的。將壹種本來就享有的福利用貨幣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用更高(經常是數倍)的貨幣價格表現出來,當然可以拉動內需,並大大增加GDP的數字(這顯然滿足了宏觀經濟數據的需要),但其中哪裏還有半點“福利增進”氣味?事實證明,這種所謂市場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質。這其實就是中國所謂教育市場化的本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同樣也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市場化的本質。可以肯定,導致福利減少的市場化,絕對不會是自然擴展的市場化,而定然是出於某種信息誘導、壟斷脅迫、權力強制。而能夠全速推動這個進程的,也必然是某種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第六章 官僚之門
壹、誰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領導人因為GDP壓力而強烈主張市場化之外,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市場化也從“市場”內部獲得了強大的動力。1990年代中後期,與官僚利益集團壹體兩面的中國權貴資本已經相當成熟。這不僅是指他們的資本實力、人才儲備,也同樣是指他們對市場洞察和操縱能力。在經過20年的蟄伏和磨練之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通過與權力的裏應外合)以資本的名義在市場中大顯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後期,要素市場、媒體、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仍處於行政權力的高度壟斷之下,而這些領域所能夠帶來的財富積累速度遠非壹般商品生產領域所能夠比擬。權力壟斷造就的操縱條件,巨大利益帶來的內部激勵,共同激發了中國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場化”進程。就這個在廣泛領域內展開的“市場化”的強制性而言,我們與其將它稱之為市場化,倒不如將它稱之為壹場服務於特定目標的“政治運動”更為準確。在這裏,市場化本身也變成了政治。這種“市場化”的政治特征在壹個荒唐的例子中可見壹斑。2003年12月,中國江蘇省的經貿委的壹位負責人曾經豪邁地宣布:“江蘇省將重點發展民企,力爭在3~5年之內,打造2000個銷售額超過億元1億元,200個超過10億元,20個超過100億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經濟上當然是荒謬的,但在政治上卻是正確的。也正是這種“政治正確”,為中國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動力。在中國,政治正確不僅意味著合法,也同樣意味著政府為某種特定的市場主體提供了信用,或者隱含擔保。所以,當江蘇省那位可笑的經貿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營企業的時候,政府實際上就是在為民企提供隱含擔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擔保,民營企業還愁不能在短期內“蓬勃發展”嗎?而借用政府信用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究竟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實在是壹個讓人擔心的問題。
信用,雖然隱藏在交易活動的背後,但卻是交易活動和市場擴展不可或缺的條件。換句話說,作為壹種對交易後果的壹種保證,任何事實上的交易都必須有潛在的信用提供者。現代市場活動之所以能夠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其實質乃是信用的擴展。沒有信用,現代大規模的、復雜的市場活動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對於任何壹個具體的公司而言,信用實際上是被當作壹種巨大的資本來使用的。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資本應該通過市場活動逐漸積累、內生而成。但中國短暫的市場發展歷史卻決定了,無論是市場本身,還是公司都不具備這種信用資本。如此,要想市場化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就必須從市場外部註入信用。在對政府有高度依賴和信任文化的中國,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錢的資本。所以,只要政府願意提供這種資本,市場規模都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擴展。在1990年代中後期,各級政府對於GDP,各種權貴資本對於利潤,都有著極其迫切的要求,於是,妳情我願,兩相默契,壹場對政府信用亂砍濫伐的“市場化運動”終於不可遏制的奪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團大規模的,無償輸送昂貴的信用資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市場化壹個不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在各個領域得以迅速擴展的壹個重要的隱含條件。這壹點,在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中表現得相當典型。
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以民營面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產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壹不是因為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為它們註入了市場信用。正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註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願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註入的信用,現在已經成為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壹家,就讓政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並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壹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並沒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壹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為合適。
政府為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借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壹種國家信用),進行不真實的規模擴張。經驗和數據都表明,在中國2002年開始的最新壹次經濟擴張中,中國高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壹邊以自己的公共服務特性大肆廉價圈地成為新壹輪土地投機中的主角,壹邊又以自己的壟斷經營地位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而壹躍成為信貸擴張中的生力軍。在中國江蘇省,壹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壹座規模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壹家只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為本科的學校貸款竟然達3億之巨。有強烈的跡象顯示,為了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官僚利益集團甚至不惜將國家信用廉價提供給普通消費者。這壹點在與官僚壟斷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產、汽車市場上表現得相當明顯。由於房地產以及汽車等行業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顯著作用,地方政府紛紛將其納為支柱產業,所謂支柱產業不過是“準政府產業”的壹種委婉叫法。既為支柱,政府為其提供信用或者隱含擔保就是壹樁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實上,被政府鼓勵因而也經常變得毫無約束的消費信貸,對這兩個市場的超常規繁榮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數據顯示,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中,中國個人房地產信貸消費增長了幾十倍,到2004年年末,這個數據已經急速攀升到2萬億人民幣。這種毫無約束的信貸消費,雖然面臨極大的財務風險,但卻非常符合政府營造繁榮表象的需要。
消費貸款雖然是壹種普遍使用的金融技術,但在中國的銀行業幾乎完全壟斷的情況下,它實際上等同於壹種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勵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發展的情況下,信貸消費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變成國家信用的廉價註入。這種情況已經在汽車的消費貸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數據表明,在2004年前九個月中,汽車貸款所導致的不良貸款已經占到商業銀行所有新增不良貸款中的80%。雖然在住房貸款中,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但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住房消費貸款所導致的損失肯定會遠遠超過汽車行業。
非常明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要素市場、以及汽車、房地產等大宗消費品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由政府廉價提供信用的情況。而這些領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化最為快速,並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由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廉價輸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市場化的壹個普遍模式,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市場化進程得以快速發展的壹個隱性條件。這些信用,有些間接地表現為政府聲譽,有些則是直接的財政擔保、銀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出讓。由於這些領域充斥著官僚壟斷企業,這種信用輸送的流向實際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式更加精確的含義應該是: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對信用的操縱。操縱了信用,當然也就操縱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觀察家壹直有壹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金融控制,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金融操縱。這不僅是中國強制性經濟增長的宏觀保證,也是財富再分配的宏觀保證。
雖然我們無法就此對這種操縱的後果加以預測,但有壹點現在就已經非常清楚:這些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官營企業,將被官僚利益集團洗得幹幹凈凈,唯壹剩下的東西,將是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這壹點,我們已經在過去曾經風光無限而現在卻奄奄壹息的國有外貿公司、國有物質公司那裏看的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經常被當局稱作改革的代價或者歷史遺留問題)。政府信用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體納稅人創造的財富為基礎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市場化過程中向特定主體輸送信用,其實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團輸送財富。財富再分配就是這樣通過市場的名義發生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補充壹個更加準確也更加完備的定義。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名義操縱了壹系列交易條件,並在這個過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團提供了信用的市場化。這個定義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市場化過程尤其適用。這種市場化雖然具有交易、以及貨幣,價格等等市場表征,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服從和服務於官僚利益集團的權力理性的。發展什麽樣的市場,怎麽發展市場,發展市場的先後秩序都牢牢操縱在官僚利益集團手上,簡言之,這種市場是壹種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合意的市場。無需否認,這種官僚主導型的市場化帶來了繁榮,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種繁榮僅僅是壹小部分人的繁榮。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繁榮的“經驗”,大大強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正面印象。與此同時,它也導致了我們壹種深刻的知識困惑:這種中國歷史上似曾相識的,但卻從未見諸理論描述的市場模式,究竟會將中國經濟帶向何方?
二、新經濟:官僚所有制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26年改革中,強勁和持續的經濟增長壹直是中國改革最顯著的外部特征,不過,在這個不變的標準形象背後,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卻在向壹個相反的方向發生變遷。
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體制變遷的壹個突出標誌就是體制外的掘起。這是指當時處於體制下層和邊緣的人群迫於生存壓力,進行自發的市場化過程。農民萬元戶、鄉鎮企業、以及城市中的個體戶,這些帶有強烈身份色彩的稱呼,是這壹時期中國市場化主體的形象說明。由於這批人於傳統官僚體系幾乎沒有任何瓜葛,這壹市場化過程主要在傳統官僚體系管轄的空白地帶和外部出現。無論從其主體成分,還是按其從事的行業性質,這壹階段的市場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體制外”特征。所謂體制外,其實就是處於傳統官僚體系的管轄和保護之外。這壹時期,體制外的市場化發展很少威脅“體制內”——傳統官僚體系以及其它負有保護責任的國有企業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這壹市場化的紅利,傳統官僚體制因此對這壹過程采取了默許、觀望和被動適應的姿態。在這壹時期,中國經濟體系出現了相當明確的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二分:即體制外的市場擴展,和體制內的自我維持。事實上,壹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謂“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分析範式,也只是在這壹時期才是最為適用的。
1992年之後,政治風向的變化和體制外的示範,使中國官僚體系擺脫了以前的觀望猶豫,開始憑借各自控制的體制內行政資源主動投入市場化體系。1990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門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軍隊下海的壯觀景象,是中國官僚體系態度轉變的壹個明確信號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後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中國官僚體系熟悉、參與並全面融入市場化進程的壹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也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並逐步形成“權力+資本”的官僚利益集團的壹個時期。這種圍繞各級政府權力和部門權力而形成的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官僚利益集團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集團不是為壹樁買賣而臨時結合起來的烏合之眾,而是通過長期的人際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相當穩定的利益共同體。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的事實,大致可以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市場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成熟起來的官僚利益集團,到1990年代末期已經變得相當強大。壹種武裝到了牙齒的力量終究是要展開它的獵殺計劃的,於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終於露出了他們的吞噬本性,開始按著他們的意願主動控制和操縱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定型狀態。事實上,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諸多領域帶有明顯強制色彩的市場化,就是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第壹次以主角身份嘗試進行全局性操縱的結果。這並不是在指控存在這樣壹個具體的陰謀集團,他們周密策劃了壹次巨大的洗劫活動。而是在指出這樣壹個事實:中國經濟內部存在著壹股極其默契的合力,推動著我們朝壹個可疑的方向急進。也正是感受到了這種具有裹挾性的操縱力,我們判斷,中國的經濟性質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已經發生某種具有終局意義的嬗變。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中國歷史,可能是中國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壹次改革的收官階段。到這裏,中國經濟由改革而二分的“體制外”和“體制內”概念,顯然已經不再適用。我們面對的是壹種已經渾然壹體的,足以自我循環的體制,我們正在重新進入壹個壹元的體制。顯然,它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種經濟活動中的主導性而言,或許它更恰當的名稱應該是官僚經濟。
如何判斷壹種經濟的性質,是壹個讓人困擾的問題。不過,還是有人提出了壹種比較直觀而頗有洞察力的視角:誰在組織社會中的經濟活動?更精確壹點,這個問題就變成:誰在主導社會的經濟活動?以這個視角來透視中國經濟,我們可能會有壹些新的發現。26年的經濟變遷之後,中國從大壹統的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和計劃的混合,由中央部門的統壹命令變成了各級政府及部門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這種經濟表現出了如何晦澀的形態,我們仍然會發現這樣壹個事實:各級、各部門(包括各種企業)官僚仍然是參與、組織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角。這壹點,我們可以在中國各級官僚在經濟活動極其活躍的作用中壹覽無余。就此而論,中國的各級政府是世界大國中最為商業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於對官僚監督的嚴重缺乏,政府的幹預經濟的公權力實際上變成殼各級官僚個人的在經濟活動中的私權力,所以,與其說是各級政府在組織經濟活動,倒不如說是各級官僚個人在組織和主導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中國今日之經濟,是圍繞著各級官僚以及各種官僚利益集團的個人利益而被組織起來的。而他們組織經濟活動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過的政治權力。在這裏,官僚利益集團不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國家。與此相對,所謂現代市場經濟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經濟活動的,而他們組織組織這種活動的基本手段則是平等的公民權利。以公民的權利還是以官僚的政治權力來組織經濟活動,是中國經濟區別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分野。以我們上面談到的“經濟組織者”標準,大概沒有比“官僚經濟”更適合中國經濟的定義了。許多分析家們迷惑於中國民營經濟的掘起和市場領域的形成,因而對中國經濟發生誤判,但實際上,民營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絕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被組織者,而市場也不過是官僚利益集團實現集團利益的壹種形式。
區別於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中國的官僚經濟是壹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不是那種政府與市場的混合,而是官僚個人與市場的混合。在這種經濟中,官僚不是以監管者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是以參與者、操縱者、尋租者的角色出現。如果說,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各級官僚還是整個命令鏈條中的被動執行者,那麽在今天中國的官僚經濟中,掌握了極大自由裁量權的各級官僚以及圍繞它們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則是主動行動者。
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出現這種新的官僚經濟形態並不值得奇怪。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市場是壹個嵌入的市場,換言之,中國的市場是壹個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國家中的市場。中國的全能政治結構是先於市場結構並作為其最“硬”的約束條件而存在的。在這種條件下引入和擴展出來的市場經濟結構,就必然具有強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的,在中國的改革時期,這種“政治特性”的具體內容就是不受監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躍。於是,官僚經濟的出現就成為中國改革壹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發展。
看上去,中國官僚經濟似乎是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壹種形態,但應該明確的是,官僚經濟絕非是壹種由計劃到市場的過渡形態。官僚經濟並不是那種假以時日就壹定可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那種經濟形態。這不僅是因為它在微觀上具有強大的自我復制能力,更是因為它可以在宏觀上對自己加以復制。敏銳的觀察家已經發現,官僚利益集團近年來對中國宏觀政策工具的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加。這種影響在金融、證券、房地產等領域表現得相當有力。這實際上是官僚經濟為自己進行宏觀復制的壹種跡象。而作為中國26年改革中的壹種“時尚”,官僚經濟甚至可以為自己克隆出壹套穩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礎。這就是說,它可能是壹種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加強能力的穩定結構,壹個完全卻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結構。沒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劇烈的政治振蕩,就很難改變原有路徑。在壹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視野中,官僚經濟很像是那個幾千年從未動搖過的古老政治結構與壹個具有現代消費色彩的市場,在1990年代中國改革試驗中又壹次曖昧的姻緣。生活在當代中國的人,無法將當下的中國經濟與壹個古老的幽靈聯系起來,但非常不幸,在現代技術和消費繁榮的外衣裏面,這個古老的幽靈可能真的復活了。記住中國經濟的這壹官僚性質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理解中國當今壹系列經濟問題的壹個邏輯起點。
市場所以有效率,是因為它能夠按照價格信號將資源自動配置給最優者。這裏的所謂最優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較優勢者。他們可能是最節儉者,可能是最勤勞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這就是市場“競優”的本質所在。但官僚經濟既然將市場的基礎由“權利”偷換成“權力”,將市場的中心由公民和組織的權利偷換成官僚壟斷的權力,那麽,這樣的市場的實際上就變成了“競權”的市場。這就是說,這種市場是按權力的大小,按離各種權力中心的遠近來甄別“最優者”的。如此,在中國的市場中,就出現了這樣壹種競爭格局:離權力越近者競爭力越強,反之則競爭力越弱。因為權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資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權力像壹個黑洞,將各種資源吸附在自己身邊。顯然,這是對市場配置本意的壹種反動,市場信號的失靈更是不在話下。1992年之後,壹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受到普遍的忽視。那就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倒閉的同時,另外壹些國有企業卻在不斷壯大。這引出了壹個問題:同壹種所有制的企業為什麽會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可以提供的壹種解釋是:這是由於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國企,)以及“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政策的結果。所謂“大”,所謂“非競爭性領域”,不過是政治權力體系中具有不同權重的另外壹種說法。這樣看來,壹些國企的消亡和另外壹些國企的壯大,就只能是政治權力在重新劃定保護範圍過程中,不同國企在這個新圈子中競爭有利位置的結果,而不是國有企業之間市場競爭的結果。
自1978年改革開始,中國出現了計劃與市場的兩分,出現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兩分,相應的,也就出現了民營和國營的兩分。對所有制的這種兩分,實際上壹直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重要範式。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實力對比不僅被當作衡量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壹個指標,也是壹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國有這兩個位於光譜兩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沒有位於中間的所有制形式。這種“錯置具體性的謬誤”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裏,顯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由於官僚集團對資源(尤其是要素資源)的長期壟斷,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和新生的民營企業都出現了顯著變化,他們都從光譜的兩端向官僚靠攏,其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壹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其實就是傳統的農民和城市中的個體戶。他們在1990年代之前能夠成長起來,所憑借的完全是勤奮以及大量傳統體制不屑於作為的市場空白。很清楚,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資本(甚至是純粹的勞動力)之上的發展和積累不可能走得太遠。要取得進壹步的發展,就必須借助要素資源的規模化使用。26年以來,中國經濟格局已經天下大變,但有壹點卻始終未變,這就是官僚集團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在這種隱形市場結構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的民營企業要想克復要素瓶頸,更上層樓,與官僚集團的結成某種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就勢在必然。否則,他們大概就永遠只能是個體戶或者勤奮耕種但收入微薄的農民。在壹個權力壟斷了關鍵經濟資源,而權力又不受監督的社會中,權力就會是壹個黑洞,足以將任何東西納入其中。於是在1992年之後,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紛紛向權力靠攏,並努力在各種權力的勢力範圍之內,尋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獨立而贖買,由贖買而結盟,畫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向官僚集團逐漸靠攏的基本軌跡。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產品領域的市場空白基本被填補完畢,中國的市場化逐漸走向高級化階段的時候,中國民營企業與官僚集團的結盟開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樣。這種投靠和結盟的結果,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的蛻變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現。這種所有制的壹個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業法律上的所有人在壹定時期內以壹種不公開的形式共同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在這種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賤價出售的土地、或以廉價銀行資金,或以其官場上的影響力或者“關系”在企業中享有收益權。換句話說,權力是作為壹種可以被反復使用的關鍵要素而分享企業收益的。壹位美國作家註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企業把註意力集中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特殊關系上,拒絕建立橫向聯系,放棄了為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可以對這種情況做出經驗性證明的壹種現象是,中國企業在任何壹個新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首先拜訪的總是當地政府和部門領導,而不是市場。不過,這位美國作者恐怕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在發展中的獨特困境。這種困境在中國互聯網的三大門戶網站的成長歷史中表現得相當戲劇化。在壹個具有如此高成長前景的互聯網行業中,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資本市場成長起來的。這個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事例,其實體現了中國企業在利用中國要素資源上的壹種普遍的無助。理解了這種無助,我們就不難理解下面這則匪夷所思的新聞了。這則新聞披露:“從事軟件業的內地民企金蝶國際(8133)表示,已和內地建設部合作,成立壹家從事內地城市建設及建築業應用軟件業務的合資公司,……新公司總投資額壹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數支付,中建互聯則提供有關技術、客戶網絡等”。壹家純正的民企和壹個純正的政府部門合組商業機構雖然的確匪夷所思,但卻將其中“權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質刻畫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紙黑字的坦率的契約形式曝露了中國“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顯得有些極端,但我們並不能據此以為這種所有制在中國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在仰融案、楊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來幾乎是批量生產的民企醜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彌散性。完全可以判斷,在那些已經“做大”以及準備“做大”的絕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權已經以壹種“結構化”(體制化、長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這種結構性的收益與壹次性的贖買顯然有天淵之別。
在中國新生的民營企業向官僚所有制靠攏的同時,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也以同樣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變。中國傳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傳統官僚體制的壹部分,所謂的國企廠長和經理,不過是行政官員的另外壹種稱謂。但隨著市場導向的日益重要,企業自主權也日益擴大。不過,就像我們觀察到的那樣,這種企業自主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變成了企業官僚不受監督的腐敗權,國有企業遂在實質上淪為企業官僚所有。以國企領導人為核心形成的官僚內部人利益集團,變成了國有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國企領導從傳統的執行官僚變成現在國企主要的實際所有者,是傳統國企與今日國企的最大區別。而這種區別,證實了國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質。與中國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則是更純粹的官僚所有制企業。以產權特征而論,所謂官企,就是那些產權屬於以官僚為核心成員所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所有的企業。毛澤東曾經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早期判斷,中國已經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在那個市場幾乎被完全消滅的時代,毛澤東的判斷顯然僅僅只是壹個假想敵。而這個假想敵,在市場不斷擴展的當代中國卻以壹種隱晦的形式真的出現了。
在2004年秋天郎鹹平教授掀起的那壹場火爆爭吵中,中國著名企業海爾集團的所有制性質引起了廣泛的關註。按照傳統的劃分,集體企業的海爾當然屬於典型的民營企業,但問題是,壹個民營企業怎麽會被國資委赫然列入監管名單?對於這個疑惑,國資委的辦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說”,屬於“內部秘密,不便對外透露”應付。然而,如果我們理解了1992年之後在中國逐漸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們就不再會對這個問題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僅是新興民企和傳統國企的轉軌路徑,更是那些在轉型過程中尤其是在新興行業中大規模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直接體制目標。這壹新型的所有制,遍及金融、證券、風險投資、基礎設施、文化產業、通信、IT幾乎所有新興行業。我們無法計算這些新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龐大規模,但他們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卻無壹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麽企業形式出現,其共同點就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擁有剩余索取權。在這裏,國企和民企的傳統思維範式顯然已經過時。而導致這種範式失效的原因,則是因為,權力作為壹種蟄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國進入劇烈而普遍的發作時期。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與許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體系開始在“尋錢”之後並沒有絲毫放棄權力的意思。他們是要將權力和經濟利益更加緊密的綁在壹起。以便在更大規模上,以更穩定的形式尋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樣,金錢對政治權力的贖買實際上是失敗了。相反,它鼓勵政治權利在更大範圍內尋求金錢和權力。這其實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因為這兩者在中國幾乎是可以互換的通貨。人們曾經以為金錢對權力的贖買是壹次性的,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相當幼稚。由於這些利益實際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權和錢只能更緊密的聯系起來,形成壹個共同體。)
在城市改革中誕生的“官僚所有制”,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在農村改革中產生的具有同樣過渡特征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鄉鎮企業是底層政治官僚與農民結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場導向,那麽,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是更高位階的政治權力與精英結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極強的權貴性質和掠奪性質。這種掠奪性質在中國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經營模式中已經以“洗錢”的隱喻被深刻的彰顯出來。
觀點:市場社會的形成,中國缺乏社會,所以社會對政府和市場本身修正、抵制、補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會抑制問題。這個嚴重影響了產業結構的健康。 三、老鼠倉 如果說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的企業目標指向國家工業化和社會充分就業,而新興民企指向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話,那麽在特殊轉軌環境中誕生的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有壹種非常特殊的企業目標:洗錢。這裏的所謂洗錢,就是利用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最大限度的財富據為己有。說得更明確壹點,轉軌時期的所謂洗錢,就是指將公共財富以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在最短的時間內轉為個人所有。
與鄉鎮企業類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興的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產權事實上處於某種懸置狀態。對這壹點,官僚企業的控制者們都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攫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就成為壹種最理性的計算,而企業本身的長期發展等其他價值就隨之變成壹件很荒謬的事情。換句話說,官僚企業的實際控制者唯壹重要的考慮就是如何將這種有期限的控制權最大程度地貼現。在這裏,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了壹種純粹的貼現和洗錢工具。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有壹種老鼠倉的說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國轉軌期間官僚企業的洗錢模式。簡單說,老鼠倉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資金)資金高價買進自己低價購入的股票,以達到短期內迅速積累財富的目的。這其中有兩個要點,壹是開老鼠倉的人(及其合謀者)必須掌握了公共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是財政資金、國有投資、銀行貸款,也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從公眾那裏募集而來,),第二個要點則是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來進行。否則,那就跟傳統的貪汙無異。顯見,權力是老鼠倉模式得以成立的條件,因為它掌握了公共財富;而市場則是實現老鼠倉的手段,因為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將財富名正言順轉為己有。二者缺壹不可。壹種謬種流傳的說法認為,中國官僚體系內部仍然存在壹種強大的抗拒市場化的力量。但老鼠倉模型告訴我們,中國官僚企業不僅不排斥市場,而是需要市場、喜歡市場。只有通過市場,他們才能安全的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就只能從事很容易露餡的貪汙。用企業控制權將公共資產暴露在所謂的市場高風險之下,同樣通過控制權將這種高風險的收益化為己有。這是老鼠倉的核心。
老鼠倉模式,雖然是從股票市場發明而來,但其操作過程卻經典的再現了轉軌時期官僚企業洗錢模式的要訣所在。以這個模型為參照,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轉軌時期所有的洗錢行為,幾乎都是這個模型的擴展和變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範例莫過於中國券商。
作為新型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壹邊以其壟斷性連接著權力,壹邊又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這種特殊地位為官僚利益集團利用券商洗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他們利用各種公共資金投入證券市場,然後利用證券市場的“風險”,將這些資金變成官僚利益集團內部人的個人財富,或者行小集團的個人財富。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壹個朝陽行業在經過了10幾年的積累之後,為什麽非但沒有發展起來,反而陷入整體性的破產危機?我們更無法解釋,壹個陷入整體性破產危機的行業,為什麽內部人能夠積累起如此巨大的個人財富?號稱中國最大券商之壹的南方證券,從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內部和外部制造了壹大批富翁,包裝了壹系列的偽劣上市公司之外,唯壹留下的就是將近100億的黑洞。當然,南方證券在十余年存續期中所轉移的財富遠不止100億之巨。局外人並不知道的是,南方證券作為個案的情況與券商作為壹個行業的情況驚人的相似,而這個行業中的許多企業已經被中央銀行及地方財政反復救援過多次。中國有句老話,叫做“窮廟富和尚”。對此,轉軌時期的中國券商作出了最富時代意味的“改革式”詮釋。毫無疑問,券商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老鼠倉,因為其轉移財富的功能遠比它作為券商本應該具有的功能要顯著得多。
在中國改革20多年的歷史中,老鼠倉在不同行業和不同的歷史時期反復出現。從國有物質部門、國有外貿部門到國有銀行、國有券商、其歷史結局無壹不是創造了壹批富翁之後,再留下壹筆巨額壞帳。如今,這種老鼠倉模式又開始在電信、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蔓延。壹篇報道曾經披露,中國某省高速公路壹個普通收費員的月工資可以達到8000元。這篇報道激起了廣泛的驚訝。但如果將中國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壹個供行業分利集團洗錢的老鼠倉,我們就絲毫也不會對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國高速公路投資基本上都是利用財政撥款、銀行貸款、或者是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而來,屬於典型的公共資產。將(通過政府權力或信譽並以公共福利名義)公共資金利用“市場”名義盡快的化為小集團的個人財富,正是這類官僚企業的本來目標。滑稽的是,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竟然將這種赤裸裸的洗錢行為稱之為“企業的自主行為”。這種“企業自主的洗錢行為”在中國壟斷企業中動輒數十萬的年薪中表現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這種所謂的“企業自主行為”其實是企業完全失去了財務約束的表現。可以判斷的是,這種毫無財務約束的“企業”行為帶來的後果,將是公司被不斷淘空、繼而是公共資金對它們壹次次的慷慨挹註。對這種淘空之後的挹註,在中國有壹個同樣市場化的叫法:資產重組。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資產重組,已經是中國國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標準的洗錢劇目。
當然,現實中的洗錢行為並不都像上面這些典型案例來的這麽直接,而是會呈現更加復雜的形式。為了安全起見,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更多的是透過設立數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過民企和國企合資、資產重組、相互擔保、上下遊的銷售代理,子虛烏有的專利或者技術買賣等壹系列的“市場行為”來實現的。總而言之,公司越多、關系越復雜、相互聯系的鏈條越長,接駁公共資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錢行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熱中,中國各類官辦公司就開始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出來。但在那個時候,這類以三產之類名目衍生出來的官辦公司對市場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他們更多的是為小集團提高福利待遇的壹種輔助手段。但隨著民營企業的合法化和對市場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團開始越來越主動,越來越目標明確地設立各種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資源的方式洗錢。1990年代中後期,這種為小集團或者官僚個人而設立的影子幾乎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有論者言及,“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團體性投資是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資產形成的基本特點。”大致可以判斷,這些所謂團體性投資,實際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團為自己所設立的老鼠倉公司的投資,是那種隨時可以轉移為私人財富的公共投資。由此可知,洗錢,已經不是那種讓人拍案驚奇的個案故事,而是作為壹種穩定的“職業”、壹種普遍的經濟現象,而具有宏觀統計上的意義。洗錢作為壹種普遍的經濟現象,非常有助於解釋中國高投資、低效率的經濟悖論。以轉移財富為目的的洗錢企業需要不斷投資,但卻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膨脹總量,然後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國著名的奶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被抓。對此,壹位知情人士評論說:“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鄭俊懷的女兒鄭海燕在杭州有壹家商貿公司,不斷有伊利公司的錢流入。”而另外壹位因為伊利公司前獨立董事(這位前獨董正是因為不滿伊利公司內部財務混亂而辭職的)從專業人士的角度分析說,很多跡象表明,是鄭俊懷(伊利公司董事長)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錢,然後給金信信托,用來收購上市公司股權,鄭俊懷才是金信信托背後的人。”就伊利這壹具體案例來說,我們無法評論伊利公司高管人員這種自我盜竊的行為是否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老鼠倉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質。
中國改革20多年以來,中國人依靠汗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對這種汗水構成嘲諷的是,通過國有銀行、公共財政、資本市場的聚斂功能,這些財富卻為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提供了穩定的增量來源,為洗錢這種職業在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其中隱藏的洗錢流程是:先“化私為公”、然後再“化公為官”,進而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化官為私”。顯然,能夠保障這種洗錢流水線日夜運轉的,只能是壹種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範式中,國有資產壹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囂塵上的所謂國有資產流失的說法,但事實上,國有資產根本就不是什麽存量,而是壹個不斷被制造出來用於瓜分的流量。只有這樣看,我們才能夠解釋國有企業壹邊大量破產,而國有資產壹邊又在同時不斷膨脹的現象。那些不斷(通過銀行貸款、財政撥款)被制造出來的名義上的新國有資產(這些流量總是故意被至於某種模糊的產權狀態),不過是等待進壹步被“加工”為個人財產的半成品。換言之,通過政治手段掠奪市場財富而形成的所謂的國有資產,只是壹個完整的“洗錢”生產線上允許我們看到的那壹部分。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會懂得:只要市場還在創造財富,以國有資產名義出現的流量就不會停止膨脹。因為這是官僚利益集團“洗錢流水線”上壹個必經的流程,是在中國社會構造壹個完整食物鏈的必須。很清楚,在轉軌時期不斷增加的國有資產和官僚企業,實際上是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為洗錢之需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有論者以數據證明,改革之後,中國國有經濟在總量上出現了膨脹,不過,在背後支持這種膨脹的則是中國官僚權力的膨脹。
洗錢經濟的廣泛存在,也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樣壹個中國現象:為什麽會出現那麽多的重復投資,為什麽這些重復投資沒有出現市場規律要求的兼並和重組(比如中國的券商)?個中原因其實十分簡單,因為用於洗錢的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壹旦失去了企業控制權,洗錢便成為壹件不可能的事業。洗錢企業是不會服從市場規律的。而“重復投資”在中國的真正含義,其實是“反復洗錢”的意思。 四、官僚抽水機 總體來看,在經過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後,中國的政治結構按其意誌如願復制出了壹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官僚經濟。那麽這種經濟具有什麽樣的結構特點呢?
從縱向上看,中國官僚經濟有三個吸取和配置要素資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動力巨大的水泵。它們分別是金融、財政、土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的。直到鄉鎮,中國官僚機器都設有相應的管理機構,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財政所。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生產的所有財富(包括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土地升值),都在這三根官僚機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謂壹網打盡。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強大,則是因為它是官僚機器,是靠國家政權以強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國家官僚機器願意(這種意願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績需要,在私下則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和升遷欲望),官僚機器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因時、因地的開動、調解水泵,用於對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與改革前相比,現在這種縱向結構似乎並沒有什麽不同。但有壹點應該註意的是,與改革前相比,這三根水泵所置於的社會環境已經迥然不同。改革之後,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富,社會的財富存量已經與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意味著,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當穩定的財富來源。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另外壹條隱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漸成型。這就是那些直屬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許壟斷權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性行業中,比如石化、電信、電力、交通、煙草等等。這個抽取管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憑借在行業中的壟斷地位盤剝消費者而從市場中直接抽取財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管道。這些公司不是屬於中央國資委,就是屬於地方國資委的,不僅在財政上舉足輕重,對國民經濟也極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國企業500強企業(大多為巨型官僚壟斷性企業)的營業收入為69000億人民幣,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68%,其影響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見壹斑。1990年代後期開始,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對市場的抽取跡象非常明顯。中國國家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先生曾經提到壹組數據:199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達到529億元,而2003年底這個數字達到3784億元,而在這中間,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實現利潤占到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 。這個數據加上其他諸如電力、煙草、交通等行業巨型公司,足可以說明大型官僚企業的市場地位之強、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程度之深。邵主任羅列這組數據顯然是要說明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顯著改善的。但在我們看來,這些既缺乏規管,又缺乏競爭、公司治理狀況極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潤上的超常表現,主要應該被解釋為1998年之後這些超級公司市場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補貼的增多。壹位參加工作不久的稅務稽查人員,在經歷了壹次稅務稽查之後非常吃驚地說:“以前只聽說電力行業收入高,但壹家電力集團財務公司普通員工每月光個人所得稅就扣3000元,對應的月收入至少有2萬元,要不是親眼所見真不敢相信。”這個鮮活的例子足可以說明中國壟斷企業對消費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業不僅向消費者抽取,也同樣可以向民營企業抽取。數據表明,民企雖然占中國經濟總量的50%。就業的60%,但它們大多居於位於競爭激烈的下遊終端消費品產業,沒有任何定價能力,而大型官僚企業卻居於產業上遊或基礎性產業位置。這種結構,實際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營企業易於反掌。對此,壹位國資委官員非常在分析國有企業盈利大幅增長時坦白地總結道:“這個4500億(央企2004年利潤)是怎麽來的?大概其中40%的利潤靠漲價”
以上四根主要的縱向管道,足以使中國官僚體系對社會資源進行全面的控制,並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抽取和配置。這四根縱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這之下,依次分布著各級地方政府。以這四根管道為骨架,構成壹個以中央政府為頂端的傘狀結構。從最基層壹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壹個個節點。接駁在這些節點上的,則是圍繞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壟斷性行業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團。各級政府從這四根管道上抽取資源,然後再橫向配置給圍繞他們形成的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很容易看得出,離各個節點越近,處於的節點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資源配置及財富分配上占據有利的位置。這種傘狀結構,既是中國官僚經濟主要的資源配置渠道,也是這個經濟體系主要的財富分配渠道。
我們先來看縱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後,中國金融業在總量高速膨脹的同時,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但官僚體系對金融業的控制卻絲毫沒有放松。在銀行業,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絕對比例的四大銀行之外(四大銀行的市場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信用社也無不在各級官僚系統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為了配合最高行政當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被勒令停止發放貸款,這種商業奇聞充分說明,中國的銀行仍然是壹種行政工具。在銀行之外,證券市場、保險業、基金業也都處在官僚體系的嚴密掌控之中。這種官僚金融結構,無縫隙的覆蓋中國社會,具備超乎尋常的抽取能力。這使得官僚體系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抽取和配置短期資金和長期資本。無論從金融控制總量,還是從金融控制手段來看,官僚體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資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顯著增強。中國新生證券市場的例子頗能說明這壹點。證券市場壹直是民眾參與程度最高的壹個金融分支,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證券市場從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場逐步演變成國營企業的融資場所,進而在1990年代後期最終演變成大型官僚壟斷企業的融資場所。1990年代後期,隨著壹大批官僚壟斷企業如石化、電力、電信、銀行類公司的上市,中國資本市場逐漸淪為大型官僚企業的圈錢和抽取場所。從這些巨型公司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權重以及對市場的影響程度看,這個趨勢已經相當明顯。這些巨型官僚企業壹邊通過市場壟斷地位直接盤剝消費者,壹邊利用金融手段間接抽取金融資源,這就難怪它們的業績會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突飛猛進”了。而“突飛猛進”的利潤和“突飛猛進”的現金流,又為這些巨型企業進壹步套取各種金融資源提供了財務上的優勢。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企業壹片衰敗,但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卻獨自實現了財務上的良性循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壹個經濟奇觀。而創造這個奇觀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當局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壹直延續著的所謂“抓大放小”政策。這種政策的另外壹個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謂“放小”),扶持並緊緊抓住對國民經濟有控制力的企業(所謂“抓大”)。現在,這種延續了多年的政策已經結出了碩果,但非常清楚,這種“碩果”是中國官僚系統對國民經濟強行逆配置的結果。而這種逆配置之所以能夠實現,則是因為官僚系統完全壟斷了資源配置的管道。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壹旦壟斷了金融,官僚體系幾乎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配置”出任何他們想要的經濟奇跡。只不過,這種配置與市場經濟毫無相似之處。這其實是說明,不管中國的金融業在改革20多年之後具有了什麽樣的新景觀,但它本質上仍然是壹個圍繞官僚集團意願而不是市場“意願”來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傳統的財政管道亦復如此。1998年之後,中國為了應付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實施所謂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而作為其代價,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數也以反常速度遞增。但這些經由財政管道抽取的財富,卻被以減免稅、財政補貼的方式饋贈給了外商、大型官僚企業,變成它們的利潤,以及官僚利益集團反常增長的福利。這種奇特的財政政策的唯壹理由,就是拉動內需,支持宏觀經濟增長。容易看到,這種財政轉移的確支持了宏觀經濟增長,然而,公共財政不是首先用來滿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決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貧困問題,去解決日益緊迫的社會保障問題、公共教育問題、醫療問題,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統政績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經濟增長,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團不斷膨脹的財富需求,則十足地證明了公共財政已經變成官僚財政,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予取予求的私器。
隨著工商業的擴展,土地作為壹種稀缺資源的地位與日俱增。而在這壹點上,中國官僚系統也有天然的起點優勢。中國的土地資源名義上是國有,實際上完全掌握在官僚系統手中。官僚系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以任何方式將土地要素註入市場活動,唯壹的標準就是要符合中國官僚體系在轉軌時期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為什麽在土地資源極其稀缺的情況下,中國官僚體系壹方面可以用零價格將大量土地贈送給外商以及親朋好友,而另壹方面卻以奇高的價格賣給國內房地產消費者的原因。同壹種要素,壹手慷慨饋贈,另壹手大肆掠奪,貧富懸殊豈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謬的是,這確實就是中國官僚系統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機巧在於:這種完全等同於財富轉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兩方面都同時增加GDP。顯然,這是最符合中國官僚體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證據都表明,中國2002年之後新壹輪的經濟增長,與官僚系統這種強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關。由此我們也不難洞悉,2002年以來的最新壹輪經濟高漲為什麽會激起迄今為止最激烈的不滿和抗議。因為在本質上,這種經濟增長是“奪”出來的和“送”出來的。
作為這個傘狀結構的頂端,中央政府無疑具有最強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後,通過對金融權的回收,財政分稅制、基礎產業(如石化、電信)的縱向重組、以及2004年開始的土地權回收,中央政府擺脫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動局面,重新奪回了資源配置權力。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下,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四根縱向抽取管道從容地抽取資源,然後橫向地配置給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或者以“點貸”、“點投”的方式來推進其政策目標(比如,通過財政三次給四大銀行輸入巨款,以央行再貸款的形式不斷為破產的證券公司、信托公司買單、在證券市場為大型壟斷企業開辟新的圈錢場所等等)。比之於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控制權已經更加穩固也更加有力。事實上,2004年最新壹次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效,就完全仰賴於中央政府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的第二層,省、市壹級的地方政府曾經在1992年之後向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壟斷權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個時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間利益的代表。從歷史上看,中國許多民營企業就是在這場混亂的爭奪戰中趁勢發展起來的。不過,這場短暫的混亂很快就以朱鎔基的毫無爭議的勝利而告終。分稅制和國有銀行控制權向中央的縱向回收,是這壹場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的爭奪戰的兩項主要歷史遺產。地方政府既然無心也無力挑戰這壹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這種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激勵擴張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導致兩個非常重要的後果,壹是地方政府擴大稅源,在總量上膨脹GDP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發了地方官員的惟GDP導向),另外壹個則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資料顯示,在中央不斷上收財力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紛紛將有利可圖的稅種收歸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從22%提高到54.9%,而與此同時,省級政府的這壹比例也從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層層抽取的結果,自然是縣、鄉級政府的日益嚴重的財政窘迫。這大致可以解釋在1992之後壹直持續著的這樣壹種現象:省市以上官僚機構的財力不斷膨脹,而縣鄉壹級則經常發不出工資。當然,縣鄉級政府不可能是這種層層抽取的最終的承受者,毫無疑問,這種抽取壓力最終將被轉嫁給分布在廣大鄉村和城市的各種納稅人。而這種近乎壓榨的“財政集中”到了資源匱乏的鄉村和中西部自然就變成了野蠻的剝奪。
除了法定的財政管道之外,省、市壹級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帶開辟新的聚斂手段。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地方商業銀行、保險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極力滲透的領域。而在現有的架構下,爭取外國直接投資(FDI)則更是各級地方政府趨之若騖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程度奇高但很不賺錢的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被這種金融和財政格局逼出來的。不過,在新世紀之後,隨著土地升值以及對土地價值的重新發現,地方政府又壹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壟斷,因為他們發現,土地可以用來套取銀行貸款,擁有了土地的配置權,就相當於間接的獲得了銀行的配置權。這其實就是中國最新壹次經濟過熱的來歷。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爭奪金融配置權力的沖動,幾乎又壹次釀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劇烈沖突。
地方政府通過與中央政府壹樣的縱向抽取管道,然後再以城市化的名義將這些資源橫向配置給各種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團。最近幾年,中國地方政府所屬的各類基礎產業公司、地產公司迅速膨脹,就與這種抽取和配置有相當密切的關系。資料顯示,在中國近幾年房地產最為火爆的上海,大地產商有半數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國銀監會最新列為“新五大風險行業”的正是電力、交通、公共事業、學校、醫院這些官僚抽取行業和公司。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為風險行業,是因為他們要麽以政府廉價轉移地土地,要麽以特許權作為抵押,在最近幾年套取了大量的銀行貸款。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最低壹層的節點,縣鄉級的政府雖然也是按照同樣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顯然,它們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資源都要貧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縣鄉級面臨的壓力和由此引發的官民沖突也就越是劇烈。
在這種傘狀結構中,每壹個節點就是壹個政治中心,而每壹個政治中心,就是壹個資源的配置中心,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現象的原因即隱藏於此。當高壹級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厲害,表現得越繁榮,鄉村及邊緣地帶就會同步表現得越衰敗。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邊緣地帶及鄉村加速衰敗,與政治中心加速聚斂資源和財力的過程相當匹配。
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這種傘狀的抽取和配置結構逐漸成型並得到了鞏固。然而,這種以各級政府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扁平型配置結構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在扁平型結構中,資源是按照價格信號橫向流動的,但在這種傘狀結構中,資源卻是按照各級政府在壹定時期內“政治意願”信號以及與官僚系統的親疏遠近來配置的。傘狀結構雖然保證了官僚系統對經濟的控制,保證了短期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卻很難保證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樣達不到資源配置的公平。不過,這壹結構更加深層的危機在於,它可能代表了壹種自我加強的,無法退出的財富分配結構。事實上,透過傘狀的配置結構,壹條清晰的財富分配線已經躍然紙上。圍繞省、市政府以上節點所形成的利益群體,是這個社會的上層,而這之下,則是這個社會的中下層。上層之間是壹種帶有熟人性質的精英互惠經濟,而下層則是壹種主要建立在自由勞動力(或人力資源)基礎上並以此為特點的相當野蠻的市場經濟。這樣,壹種整體性的尋租結構實際上就出現了。上層的精英互惠經濟通過金融、財政等手段對中下層的市場社會進行抽取,然後維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環。這種二元性的尋租結構的本質,其實是壹種通過政治強制而進行的剝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維系,就在於官僚體系對要素資源(包括特許權)和政治權力實施了不容挑戰的壟斷。
我曾經做過壹個相當不完整的統計,從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抄出現金超過1000萬元的官員腐敗案件就有三起。他們分別是,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案,河北省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廳副廳長兼河北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案。許多人壹直對人們中國貨幣發行超速增長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訴我們,由於貪汙所導致的大量現金退出流通領域可能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說句笑話,這可能是最典型的由於政治原因所導致的流動性陷阱。所以,經濟學家可能應該將貪官家中藏有多少現金來作為預測中國貨幣趨勢的壹個重要參數。笑話歸笑話,但這些事實卻很好地凸現了中國官僚體系與市場經濟的親和程度。
有中國經濟學家曾經通過“定量”(在許多人那裏,定量意味著科學)分析測算出,中國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40%。我們不知道這位聰明的經濟學家是如何測算出這個很有點唬人但其實非常荒謬的數據的,但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要素資源完全處於官僚體系的壟斷之中。在土地市場中,土地供給是計劃的,但需求卻是競爭的;在金融市場上,供給是計劃的,需求卻是市場的。這其中哪裏還有沒有半點市場化的氣味?如果壹定要說這具有的某種市場化的成分的話,那麽,這種半吊子的受操縱的市場化,只能說是“壞”的市場化。通過這種要素市場配置出來的要素,不僅價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極低。(尤其是對於國內公民)。在中國的要素資源中,最具有市場化色彩的,就是毫無稀缺性可言的勞動力。也正是因為這種奇特的要素配置結構,那些無法融入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分得壹杯羹(要素)的民營企業和其他非官僚企業(這實際上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的處境),唯壹的能夠從市場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價的勞動力。於是,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就只能是廉價勞動力。為了維持這種比較優勢,這些企業就只能以近乎殘忍的方式想方設法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否則,這些企業就無法生存下去。中國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漲工資的事實,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這種惡性循環。而這背後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集團通過要素壟斷對中國市場社會的隱蔽但極其深重的盤剝。壹份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聯合發布的調查報告披露,在中國私營企業中,由各種稅外交費、政府攤派以及公關、招待費用所構成的所謂企業“三項支出”相當驚人。其中壹份對1257位被訪業主的調查顯示: 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36655.3萬元,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總計16240.3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4.3%。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同壹份調查卻顯示,這些私營企業的雇工工資卻呈現不漲反跌的趨勢。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國勞動力的廉價還是某種出於自然的稟賦,那麽20多年之後,這個比較優勢就壹點也不自然了,它本質上是壹種政治過程的結果,是壹種“政治比較優勢”。壹方面是官僚集團將金融、土地資源用於洗錢,實施低效率的惡性配置,另壹方面則是整個經濟都將人力資源當作某種類似於自然資源的東西,進行相當不人道的過度開發;壹方面是制造負價值的官僚利益集團以奢靡的方式支配著絕大部分財富,另壹方面則是創造了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人們無法分享財富和資源,這不僅是壹種效率最低的要素組合模式,也是壹種不加掩飾的剝削結構。透過這種結構的棱鏡,中國內需低迷、完全仰賴附加值極低但規模極大的出口模式的謎底,已經昭然若揭。也正是這種剝削結構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國官僚系統廉價甚至無償控制了壹切資源和要素的情況下,他們必然要選擇要素及資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經濟增長,而不是其他。對於對他們(以及他們的理性)來說,這顯然是壹種成本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懷疑,中國都市近幾年中突然出現的汽車及房地產消費繁榮,是不是也建立在財富突擊轉移的基礎上。這些財富是中國人經過20多年胼手胝足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它可能表現為銀行存款、也可能表現為土地的升值,然而,為了官僚利益集團制造政績、瓜分財富的壹時之需,它們很可能已經被壹夜之間轉移給了少數人。果如此,在這壹輪經濟過熱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銀行壞帳的激增和房地產的急劇貶值。當然,還有更加萎靡的內需。
第七章 迷途全球化 信息技術革命的強大滲透力量以及“歷史終結”的普遍想象,使上個世紀末期的這壹次全球化浪潮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其無遠佛界的擴散性與上個世紀初期那壹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借助資本流動、貿易以及隱藏於其後的規則和制度的擴散,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場理想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初現輪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這個彭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與發端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轉型在時空上重疊匯聚,其結果是,資本和貿易的全球性布局,不僅作為壹種背景,而且作為壹種現實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轉型。換言之,中國的轉型已經不再是關起門來的轉型,而是壹種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內容的轉型。作為壹種獨立於主權國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滲透進了中國轉型的幾乎每壹個層面。當十幾年前對普通中國人來說還僅僅是夢想的汽車已然進入中國家庭,當中國人像世界公民壹樣在第壹時間分享著發生在遙遠他國的新聞事件,當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熟練地談論著國際慣例的時候,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也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政府層面,我們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已經成為中國轉型中壹種無形但卻巨大的推動力量。這種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國轉型中壹個非常值得觀察的面向。
迄今為止,中國是以壹個全球化受益者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將這個形象還原成經濟學家們喜愛的數據,這個形象大致由如下數據構成:每年高達600億美元以上,已經位居世界第壹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僅次於日本,將近6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超過10000億美元,列世界第三的對外貿易額;長期保持但相當溫和的貿易順差;穩定而堅挺的人民幣,如此等等。如果我們知道,僅僅在26年之前,所有這些數據的基數都幾乎還是“零”這樣壹個事實的話,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中國為什麽會留給外部世界壹個迅速掘起的印象,以至於“中國威脅論”會成為壹個迅速升溫的國際話題。顯然,就上述數據的強勁程度而論,這樣壹個“中國形象”,就已經不只是壹個全球化的被動受益者,而是壹個主動利用全球化機遇的模範生,壹個令老師們望而生畏的後來者。這似乎頗有點像二戰後迅速掘起的日本。然而,從內部看中國,這個形象可能就遠遠沒有那麽咄咄逼人了,相反,它更像壹個虛弱的巨人。 壹、野蠻的力量 經過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十數年誨人不倦的啟蒙之後,“競爭”壹詞,終於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核心語匯和重要的經濟哲學。在經濟學家灌輸給中國人的理解中,所謂競爭是壹個比誰更優異的競優過程,其刺激創新、激勵進步的作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種理解顯然遺漏了壹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競爭可能導致正好相反的結果。它不僅不能使競爭參與者變得更優異,而且會使他們放寬自己的道德約束,不擇手段,從而取得競爭優勢。當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線為代價而贏得競爭優勢成為壹種普遍的時尚並不斷取得成功時,逆淘汰現象就是壹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可以反映這種競爭機制精髓的壹句中國格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誰!”。)個人、團體間的競爭如此,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同樣如此。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壹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壹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壹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顧名思義,在競次的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壹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其內裏是壹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好壹個“打到底線的競爭”,用來描述1990年代後中國的全球化實踐,可謂是精準之至。
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壹直是中國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比較優勢。與美國和日本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相當於它們的4%左右。對這樣懸殊的人力價格差距,中國經濟學家壹般是將其當作與發達國家的某種“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為此相當慶幸,似乎中國也終於有了某種不容剝奪的奇稟異賦。不過,仔細追究起來,這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並非那麽“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在中國,在體制內人員工資出現剛性增長的同時,數量的底層勞動這群體的工資卻在表現出罕見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長的歷史比中國晚了10多年)。這實在相當讓人費解。更讓人費解的則是,從1990年代初期到現在(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壹個時期),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然十年沒有上漲。這不但對中國獨步全球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確證了中國工資增長的某種“不自然性”。如今這種工資與經濟增長反向運動的現象,已經開始從中國最下層的民工那裏開始蔓延到所謂的知識階層。這幾年,在中國經濟過熱的同時,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經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人民幣的超低水平。壹位在人才市場焦急尋找工作的河南財經大學的畢業生無奈地表示:“這讓人怎麽活?”。按照這種人力價格趨勢,再經過壹個三十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恐怕只會越來越大。而所謂的中國世紀,就可能只是壹段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所留下的歷史笑柄。
將經濟不斷增長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降低)的現象簡單歸咎為中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稟賦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為什麽人口密度遠大於中國,內部市場潛力遠小於中國的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呢?同樣的疑問還有,如果由數量驚人的農民直接轉換而來的農民工確實存在某種過剩的話,難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學生也存在無限供給嗎?很顯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說法只是壹套似是而非,根本無法讓人信服的膚淺說辭,是中國經濟學家強加給大眾的壹種學術蒙昧。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也並不是由什麽自然稟賦所決定的,而是由壹種人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當關鍵。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勞動力被當作壹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無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也無組織工會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的社會權利(各種福利、保障等等)。在相當多的時候,他們的待遇甚至比毫無感情的自然資源都不如。起碼,保護環境的呼籲在中國是合法的,而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呼籲則是事實上不合法的。於是,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壹部分。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199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中國勞動力價格壹直就被壓縮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底線附近。在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政府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資本尤其是外資,在廉價饋贈各種自然資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彈壓勞工的各種自發和合理的訴求,以便人為地維持某種價格競爭優勢。這種人為的政治壓制,極大地拖低了中國勞動力的基準價格。如果按照某種可笑的經濟學教條,這種極不正常的價格,會被視為不容褻瀆的市場“均衡價格”。但掀去覆蓋在這個均衡價格上的政治重壓,我們就將發現,這個均衡價格實際上壹點都不均衡,它將在現在的水平上並向著現代社會的基本文明標準大大的上揚。在企業主和政府官員那裏,工資是壹種必須盡量予以壓縮的成本,而在勞動者那裏,工資則是壹種必須盡量擴張的福利,工資最終的價格水平其實就是兩種力量最後真的博弈結果。這是壹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經濟學家們眾口壹詞的簡單的市場過程。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在中國經濟全速增長的整個過程中,這種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毫無保留的慘敗。所以,當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突然“發現”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這個“秘密”,並將這個秘密當作中國的某種天然稟賦的時候,我們就很難不欽佩中國經濟學家不求甚解、倒果為因的本領了。將壹種政治過程的冷酷後果(勞動力價格)當作壹種自然稟賦並作為可資炫耀的比較優勢欣然加以接受,不只是壹種學術上的無能,更是中國學術界在精神上徹底墮落的壹個明確證據。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較價格優勢,也可以因為外匯存底的擴張,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為代價來換取所謂國家競爭力的辦法,是壹種典型的競次。難怪有西方評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主義!顯然,他並不是驚奇於中國的所謂競爭力,而是驚奇於中國竟然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逾越現代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向著野蠻、冷酷的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倒退。對於中國不太自知但卻越陷越深的競次戰略,中國的左翼學者左大培大聲抨擊到:“讓人民更貧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強的競爭力。這樣的‘對外貿易競爭力’反映的實際上是人民的貧困化,但是它卻成了許多人沾沾自喜的資本。”這種所謂的“鯰魚效應”可能正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形成的秘密所在。中國並非有什麽了不起的貿易武器,它只不過是別人更有能力將它的人民驅趕進壹種野蠻的生活方式而已。對這個結論,只需要看壹看中國工廠中,遠遠高於正常水平的工傷死亡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的工作時間,我們就絲毫也不會懷疑了。或許,正是憑借這種野蠻的力量,中國才讓它的老牌資本主義對手們不寒而栗。然而,我們很快將會看到,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不可能與文明的力量做長久的賽跑。
應當承認,中國的政府官員及其幫閑經濟學家們,已經在中國的公眾意識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壹個神話。它使我們誤認為,我們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如果我們的人民不延長工作時間,不降低工資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們就會面臨失業的危險。而實際情況則是,我們的低工資更多的是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衡的壹個結果。它既非國際競爭的結果,也非自然稟賦所致。
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中國采取的競次姿態是全方位的,這在中國的FDI上也表現得同樣突出。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中國已經吸收的FDI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後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十倍。與此同時,中國自2002年之後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有人宣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FDI壹個巨大的磁極。作為壹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時間中超越世界資本主義的首都美國,的確是非常令人吃驚的,絕大多數人也是將此看成中國勢如破竹的全球競爭力的壹個明證而甘之如飴的。但正如我們在低工資中所發現的秘密壹樣,中國傲視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樣隱藏著巨大的代價。除了低工資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擁而至的另外壹個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競次方式對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甚至是政府稅收的甩賣。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在原有體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長動力實際上已經衰竭,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被全數上收,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外資便成為各地方政府繼續維持本地經濟增長幾乎唯壹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進外資作為壹種國家戰略也受到了最高決策者們的鼓勵。對於地方政府官員個人來說,不惜壹切引進外資是風險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這是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FDI快速增長的壹個重要背景。然而,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這個秘密並且同時將其作為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的時候,競爭走向白熱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在中國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地方政府的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並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壹系列的贊譽和政治上的獎賞。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壹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20萬元/每畝,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15萬元/每畝。在這種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5萬元左右的超低水準。由於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也被壓至5—6萬元。如此,就出現了在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奇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對於這種降價,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壹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FDI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
中國在FDI上的競次雖然首先表現在土地的甩賣上,但決不僅僅表現在土地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采取的都是“組合”性的競次策略,這意味著不僅要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補貼。同樣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拳。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換取FDI的觀賞性指標,對政府官員及FDI的投資者來說都是凈收益,但對本國人民來說,則是純粹的賠本買賣。了解了中國FDI這種放血式的真實內容,我們就不會下面這樣壹個事實感到驚訝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國第四的蘇州市,在多項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標上竟然落後於遠處中國內陸的成都市。中國FDI在增進本國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見壹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來影響本國居民收入上的負效應可能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有中國學者曾經對FDI的效果做出過某種宏觀估計,他們認為,如果假定FDI的投資收益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為3%,那麽中間這7個百分點的投資收益率差距,將意味著資本效率的重大損失。中國與日本壹樣,是儲蓄率奇高,資本相當豐富的國家,但中國在改革開放26年當中吸收的FDI不僅相當於日本戰後50年的10倍,而且還在年度數字上超過儲蓄率低得可憐的美國,這實在是壹個相當讓人詫異的事實。這除了證明中國存在驚人的資本浪費之外,證明的另外壹個事實是:中國節節升高的FDI是壹個政治選擇,是壹個非理性的政治體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經濟選擇(雖然它對官員的利益來說是壹種理性選擇)。可笑的是,這種政治選擇僅僅制造出了壹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數據,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民福利的凈損失。既然是體制的選擇,那麽,只要這個體制不變,這種競次戰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難回頭。壹位學者在研究了中國壹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經濟計劃之後發現,引進外資被普遍提升到“經濟發展生命線”的高度,他幽默地評論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個工作重點第壹是引進外資,第二是引進外資,第三還是引進外資。在中國整個改革時期,向中央政府爭取所謂的項目和投資,壹直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發展經濟首要的議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FDI為這種傳統思路開辟了另外壹條捷徑。如果說前壹條路導致巨大的投資浪費的話,那麽後者則是洞開了財富的輸出之門。套用壹代人耳熟能詳的壹句臺詞就是:我們不能怪國際資本太狡猾,太貪婪,只能怪自己的體制太愚蠢。這個體制的獨特優勢僅僅在於,它可以未經國民允許就慷慨地犧牲本國國民的福利。這顯然不是壹種榮耀,而是壹種恥辱。正如壹位評論家所精確評論到的那樣:投機資本和金融資本流向“勞動價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證剝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無疑問,聞利起早的國際資本是非常歡迎這種體制的,所以,他們也十分樂於用最廉價的贊揚來滿足中國熾烈的虛榮心。在這個星球上,他們可能只見過賴帳不還的發展中國家,卻很少見到像中國這樣奢侈和大方的窮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以賠本賺咬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無私地襄助著國際資本。這真是壹種絕妙的歷史雷同。在這種歷史雷同中。我們看到的是某種核心體制的延續。
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競次手段,遠不止於人為壓低的工資價格,也遠不止於土地收益、財政收益的贈送。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讓渡,對本土經濟的歧視性待遇等等,都是這種競次方式的體現。事實上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美譽的同時,中國的環境破壞、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都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地步。而這,正是“世界工廠”得以奠定的基礎。
通過這壹整套的競次戰略,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為中國贏得了指標和數據上的輝煌勝利,不過,它可能僅僅是指標和數據上的勝利。 二、巨人的泥足 中國在10余年中以競次方式與全球經濟的無縫隙融合,雖然換來了壹系列的可以滿足虛榮心的數據和指標,但沒有為中國贏得什麽競爭力。
壹個常識是,人力價格並不是國際經濟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決定性的因素是壹個國家的生產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中國的競爭力就顯得相當脆弱了。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02貿易和發展報告》的測算,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創造同樣多的制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於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於中國的1.2倍。而如果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比韓國還高20%。這就是說,中國用相當於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只要其他因素稍稍變動,這種低勞動力價格所帶來的優勢就可能喪失殆盡。這足以見得中國低人力價格所形成所謂競爭力是何等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當僅僅依靠壓榨勞動者就可以獲得剝削利潤的時候,企業主總是很少有動力投資去改進生產率的其他因素的。他們既不需要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也不需要花錢改進技術。這就使得中國形成了壹個“低工資、低教育、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構成的所謂“低技術陷阱”的惡性循環。壹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諷刺說,中國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這與其說是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倒不如說是中國憑借其競次能力已經坐穩了全球經濟食物鏈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國並不是什麽世界工廠,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處在於,中國似乎對這個“民工”位置相當的自豪。在全球化時代,壹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力上,作為壹種遊離與政府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種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了這壹點。很難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滿的勞工+低技術”為主要構成要素的中國企業能夠具備什麽真正的競爭力。以這樣“原始”的競爭力,中國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資本主義。事實上,這種競爭力的匱乏已經充分的表現在中國的貿易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貿易總額迅速攀升,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到2003年中國的出口額和出口額已經分別躍升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隨著貿易總額超高速增長的壹個奇怪現象是: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不斷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不斷上升。進口產品價格上升而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被認為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典型癥狀。有統計表明,2002年日本對華出口產品價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對華進口產品價格則大幅下降了18.4%。僅此壹項,日本每年從對華貿易中節省將近200億美元。與此形成對比的壹個景象是,在中國華南的壹家出口工廠中,電扇、榨汁機、烤面包機的平均批發價格從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該廠的壹位負責人感嘆到,“只有最廉價者才能生存下來。”中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在表面上看,僅僅是中國從不斷增長的貿易中獲得了越來越少的利益,而深層所表現的則是這樣壹個相當符合邏輯但卻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不僅沒有隨著經濟增長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斷下降。
中國本土企業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競爭力不斷下降的事實其實壹點都不令人吃驚。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絕大部分時間中,中國官僚體系就壹直奉行著抑制本土經濟尤其是本土民間經濟發展的政策。在無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的情況下,中國大量的本土企業要麽與官僚體系結盟,形成壹種多元化,短期化的戰略文化,要麽持續挖掘廉價勞動力這個唯壹的優勢並將其發揮到極至。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形成長期的企業競爭力。在意識形態和制度壁壘的排斥之外,中國對外資給予的稅收超國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業長期處於極其不利的競爭位置。中國對本土草根企業的歧視之深與對外資企業的優待之多,形成了非常顯明的反差。壹個最廣為人知的例證是,外資的稅收優惠在延續了20多年之後,仍然無法取消。對此,中國的財政部長金人慶深感無奈。在壹次會議上,他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目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不到15%,而中資企業為33%,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說給中資企業優惠,至少要壹視同仁,這才是國民待遇。我覺得,現在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但金人慶可能不明白,在這種獨厚於外資企業的怪現象背後,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國的掘起。所謂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國際慣例,具有全球化視野,在意識上與跨國公司有著深刻認同的民族國家的官僚。這些官僚未必與跨國公司有著直接的利益牽涉,但是與跨國資本家階層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正是由於這種文化和意識上的認同,全球化官僚會不知不覺地偏袒國際資本,而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化不僅僅是壹種經濟的力量,更是壹種文化力量。隱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顯的經濟力量強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國證券事務的中國證監會,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發及再融資時,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固然造假成風,不堪信任,但“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也同樣可能造假。將制度建設的失敗歸罪為國內會計事務所並加以歧視性政策,當然是相當荒謬的。而其中反映的則是中國全球化官僚骨子裏的壹種文化自覺。
早就有美國學者觀察到:“在大多數國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識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提倡民族經濟的壹方。”這種正在中國充分浮現出來的力量,就是金人慶所感受的那種(替外資說話)的無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記住,國際資本與壹個腐敗的政治體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蝕的。與中國企業相比,雖然國際資本普遍具有(在母國培養的)更加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商業倫理,但利益所誘,所在國腐敗的政治文化所驅,同流合汙在所難免。種種跡象表明,跨國資本為了經濟利益已經越來越廣泛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腐敗案件。中國政治級別很高的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的腐敗醜聞即是其中壹例。完全可以預計,這種合謀在中國將會變得越來越頻繁。格外令人擔心的是,只要他們願意,跨國資本的“政府俘獲”能力要比中國本土企業強大得多。如果這種系統性的勾結真的成為現實,那麽,中國的官僚企業利用“國家權力”入股可能還能分得壹杯羹,而中國本土的草根企業就將被置於壹種完全失去話語權的危險的依附地位。這意味著,中國本土企業將被徹底固定在利潤最微薄的價值鏈的最底層。下面的數據可以直觀告訴我們價值鏈最底層企業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麽回事:2003年中國出口了53億雙鞋(相當於為世界上每個人生產壹雙鞋),但中國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都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廠商所獲得。按照摩根斯丹利壹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就是,中國僅僅得到了壹點面包屑而已。在中國本土企業由於缺乏競爭力而逐漸被逼至了附加值極低的世界價值鏈低端的同時,外資卻占據了中國附加值極高的價值鏈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後10年中,中國工業機械的出口總額增長了20倍,而其中外資企業的出口比例從35%躍升到接近80%。同壹時期,在最能體現附加值的計算機及外圍設備的出口中,外資企業占據的比例更是達到了92%絕對比例。其他高新技術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外資在中國出口中的超高比例,與其他後發工業化國家如韓國、臺灣、泰國等國的情況相比,相當的不尋常。有研究者由此認定,中國已經出現了“外資替代效應”。即正規制造業被外資取代的情況。如此看來,中國不過是壹個為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有著超低環保標準、超低社會責任標準的生產基地。
不過,這遠遠不是中國政策失誤的全部。為了官員政績及短期GDP增長而瘋狂引進外資也導致國內市場的喪失。與其他國家相反,中國不僅沒有保護本國市場盡量只面向本土企業開放,卻給予本來就具有優勢的外資以各種優惠待遇。這使得本土企業無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場的所給予的寶貴的成長機會。這也是為什麽號稱擁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中國,在長達26年的時間中卻沒有成長出壹家國際巨頭的重要原因之壹。在中國蘇州,這個與全球化融合得最為徹底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曾經在1980年代在中國市場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業(被成為“四小名旦”)悉數銷聲匿跡,其中最為知名的壹家如今在靠門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國商務部2005年發表的壹份報告承認: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沒有達到,跨國公司在中國已顯露壟斷苗頭。但中國商務部顯然不會承認,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是中國政治體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間企業競爭力的結果。全球化的經濟力量不過是主動利用了中國體制的這個天然缺陷罷了。或者說,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國的體制稟賦(而非自然稟賦)主動進行的壹次全球配置。顯然,跨國資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國的試驗是壹次成功的經典之作。
以跨國公司為標誌的全球化力量對中國轉軌的深度卷入,在中國塑造了壹種新的經濟格局。壹方面,跨國資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響力占據中國少數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絕大部分消費能力。富人和中產階級是中國最具有消費能力的壹個群體,而跨國資本的產品中所包含的某種文化內容,是最能夠滿足他們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確認要求的。作為全球化的核心意識形態,消費主義首先是從意識上,然後才是從經濟上將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內部分離出去,從而成為世界的中產階級。所以,跨國資本壹旦占據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實際上就將中國的市場從民族國家的內部轉移出去,變成了世界市場的壹部分。
在另壹方面,中國本土的技術簡單、生產率低下的制造業,由於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所導致的激烈競爭被跨國資本成功的納入全球生產體系,為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提供簡單的組裝、加工、零部件生產等。於是,中國的底層勞動者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底層。很清楚,中國的階層分化已經與世界性的階層分化更加緊密的融合在壹起。借助於本國政治體制和國際資本的雙重力量,中國龐大勞動者的底層地位也將更加穩固。
這樣,中國的單壹民族國家的經濟體系由於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對應的是國際資本的供給,而中國的本土制造業卻由於無法掌握最終的銷售渠道被變成了跨國資本的組裝車間。對於跨國資本來說,這樣的組裝車間世界各地到處都可以找到,他們隨時可以挑選他們認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這就是說,中國的制造業面臨的不僅是本國同行的競爭,而且也面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為跨國資本最大限度壓縮這些“組裝車間”的利潤提供了借口和現實的可能。當中國本土最大的消費需求無法轉變為本土產業的合理利潤的時候,中國產業的競爭力的升級是根本無法想象的。換言之,他們可能在相當長壹段時間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並被固定在世界經濟體系價值鏈的低端而無法向上遊移動半步。然而,這並不是這種格局最為嚴重的後果。更加嚴重的後果在於,這些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本土制造業(也包括其他產業),由於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阱。這是中國宏觀經濟經常表現為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壹。內需不足就必須擴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須和其他窮國競爭,這種競爭又導致不斷壓低工資以及其他成本,而這反過來會進壹步導致內需的萎靡。這顯然是壹個難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從社會結構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結構上的基礎上進壹步加劇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中國已經無法通過本土產業結構轉型的傳導作用推動社會結構的整合和轉型。壹個消費不能漸次向下層移動的斷裂社會,其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壹個合理的推斷是,蜂擁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進了中國的短期經濟增長,但卻阻斷了中國的長期增長之路。
總而言之,1990年代之後,由於在全球化浪潮中選擇了激進的競次戰略,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資本正在構建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壹個最廉價、最龐大的中轉站。這大概就是中國作為壹個大陸型經濟體但外貿依存度卻奇高無比的背後原因。然而,正當許多不求甚解的經濟學家為中國的自由貿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時候,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壹項最新研究卻當頭給他們澆了壹盆冷水。這個研究得出結論說:窮國的貧困並非由於缺乏自由貿易,因為貧窮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40%——遠遠高於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等於說,外貿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並不是這個國家貿易的發達程度,而是這個國家的貧窮程度。
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壹直固守著壹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這種戰略將壹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壹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是壹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控”能力和塑造某種名不副實的指標形象,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政府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FDI、財政補貼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結果。勿庸置疑,所有這些的確都為中國創造壹個完美國際形象提供了數據上的支持,但同樣勿庸置疑的是,所有這壹切都在相當程度上是以本土企業的衰弱和人民的貧困為代價的。如果僅僅是國家好像具有了某種“競爭力”,而企業變得衰弱,人民變得貧困,那麽這種所謂“國家競爭力”就只能是壹種曇花壹現的假相。經濟發展的本來目的是讓人變得“昂貴”起來,而伴隨著中國高速增長,人卻變得越來越“賤”,越來越廉價,這種事實顯然是對經濟發展的壹種反動。或許,對於壹個在道德上徹底退化了的國家官僚集團來說,要想獲得了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壹個貧困的底層和壹群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就是他們所必須做的。
外交往往事內政的延續,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中國,內政往往作為代價耳背犧牲,用來換取國際社會的掌聲。中國的政府體制具有這樣壹種功能:它可以將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向內轉移並轉嫁給它的底層人民,而在國家層面上維持壹種強大的形象。個中奧妙,是長期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們是很難理解的。所以,中國憑借各種強勁的指標引得觀者如雲,並博得陣陣驚嘆的時候,它實際上可能是在表演壹套魔術。然而,在壹通讓人眼花繚亂的東方武術之後,中國也開始漸漸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綻,那就是:它有壹個龐大得驚人的底層人口,和壹群毫無競爭力的本土企業。 第八章 寂靜的巨變
壹、寂靜的巨變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聾的槍聲在北京城響了整整壹夜。第二天天壹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壹般,壹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聲之後,恐懼牢牢地植入了壹個民族的靈魂。
或許,殺人者並非有什麽殺雞儆猴的戰略預謀,只是手忙腳亂、慌不擇路時隨手下出的壹著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結局,卻意外地為壹種新型政治奠定了長期的心理基礎。在這個夜裏,人民恐懼了,退卻了,威權政府卻趁著夜色瓜瓜墜地,野草般瘋長。在1980年代頗為孤獨的中國新權威主義者們恐怕沒有想到,他們苦思冥想的威權政治竟然會以如此慘烈的形式在壹夜之間唾手而得。回頭看來,在北京城頭這壹夜的槍聲之後,威權政治其實變成了中國政治唯壹的選擇。由於這種政治轉型幾乎是在壹瞬間完成的,以至於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察覺。
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有壹種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國經濟領域已經天翻地覆,但政治領域卻紋絲不動,即所謂只有“經改”,而沒有“政改”。但很顯然,這並不是事實。事實是,中國政治不僅壹直在變,而且早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如果說“六四”之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還將信將疑,因而還是壹個半帶宗教色彩的極權政府的話,那麽在“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則徹底灰心喪氣,從此,中國共產黨政權開始向壹個馬基亞維利式的世俗政權急速轉型。雖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經為這種政權轉型作出了鋪墊,但6月3號晚上讓民眾和政府都醍醐灌頂的槍聲,對這種轉型則起到了決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壹個人在經歷人生巨變之後突然變得玩世不恭壹樣,“六四”之變,也讓中國共產黨如夢初醒。這種大徹大悟導致中國共產黨在兩個方面脫胎換骨。壹是政權性質發生了改變。“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從整體上開始演變成壹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官僚集團。在“六四”之前,無論是左翼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右翼的黨內自由民主派,都對共產黨的施政設置了某種道德約束和理想主義目標,不管這種目標的具體內容如何,這種影響都是非常強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後,共產黨徹底擺脫了來自左、右翼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糾纏,成為壹個實用主義的官僚集團。“六四”之後,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鄧力群所代表的傳統左翼以及胡耀邦、趙紫陽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徹底的失勢,非常能夠說明中共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紅旗落地,道德雕零之後,世俗利益的自我實現就成為這個官僚集團唯壹的沖動。這就是說,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喪失了表達、整合社會各階層意見及利益的政黨功能,變成了壹個僅僅表達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相當活躍、派別鬥爭非常頻繁,這固然極端無序和混亂,但也在壹定程度上達到了表達基層、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從毛澤東時代壹直到前鄧小平時代,共產黨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傳、軍隊等部門的意識形態力量通過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門起到了強有力的牽制和鉗制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權力鬥爭主要就是表現在毛澤東所代表的力量(有時候表現為黨的力量。當黨也官僚化的時候,就表現為毛個人的力量)與劉、鄧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鋸式平衡。這雖然經常被解讀為派系鬥爭,但從功能上看卻起到了某種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澤東對行政官僚系統壹直有深刻的懷疑,他經常會借助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或者直接訴諸於底層民眾運動來鉗制甚至殘酷整肅官僚系統,向官僚系統輸入壓力。但鄧小平卻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歡官僚系統的理性化所帶來的秩序感。所以在鄧小平終於成為仲裁者的時候,在幾經搖擺之後,他決定將左右兩級的意識形態和激進力量徹底邊緣化,而將行政官僚體系變成他的改革和發展惟壹可以托付的力量。從鄧的經驗和稟賦出發,在中國,惟有講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統才是穩健和務實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統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條件下推進經濟發展。在毛時代,代表激進和浪漫主義力量的毛取得全勝,而在鄧時代尤其是鄧小平鐵心依靠行政官僚體系的後鄧時代,官僚系統則取得壓倒性優勢。鄧憑借其壹手締造的經濟神話的威力將所有方向上的激進分子(按照鄧的標準)徹底掃地出門。如果說,毛時代共產黨是以黨代政的話,那麽在鄧小平時代則完全顛倒為“以政代黨”。人們可以發現,在後鄧以及江澤民時代,中國黨內的意識形態部門表現的得相當順從和務實,而人們壹直借以預測中國共產黨走勢的意識形態爭論和派系鬥爭奇跡般的銷聲匿跡了。這種反常的發展,實際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政權實現了壹次靜悄悄的劇烈轉型:從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左翼極權壹躍而轉變為右翼專制。而這個新政權的基礎就是越來越專業、務實但同時也越來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體系。在這裏,“黨”(以及黨的意誌)徹底消失了,它被“政”徹底吸納,徹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壹個擁有巨大權力的官僚政權。也由此,中國共產黨實際上變成了官黨壹體化的“官黨”。這就是是為什麽在鄧小平之後的時代,以前經常困擾中共並引起爭吵的老大難的“黨政關系”問題神秘失蹤的原因所在。
與以前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黨政權”相比,鄧小平時代的的官僚政權雖然具有越來越專業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特征與毛澤東時代的黨政權毫無二致。毛澤東的“黨天下”變成了鄧小平的“官天下”,壹個極端狂熱因而也極端殘忍的政權變成了壹個極端理性,因而也極端自私的政權。這實際上是鄧小平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壹個災難性的後門。對於壹個喪失了信仰同時也喪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權,這種理性化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本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則為這種極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絕佳的制度條件。今天中國貧富極度懸殊的現實以壹種絕對冷酷的方式證明了這壹點。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曾經用他壹貫的冷嘲熱諷說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的這個夢魘在1990年代的中國迅速變成了事實。只不過,這個所謂“資產階級”與現代資產階級並無太多相似之處,它更像是那個古老的“官僚資產階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政權更像是蔣介石先生逃往臺灣之前的國民黨政權。1990年代之後,在老壹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中流行過壹句感慨“辛辛苦苦幾十年,壹夜回到解放前”,表達到就是對這種歷史重來的無奈。
1990年代,我們壹直有壹種天真的判斷認為,鄧後時代中國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將為中國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分子提供新的活動舞臺。但這種情況根本就沒有發生。中國的社會問題的確惡化了,但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分子卻比以前更加邊緣,甚至成為與右翼民主力量壹樣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的網站被封、集會遭禁止,景況與右翼絲毫沒有區別。這種發展說明,共產黨賴以起家的傳統社會基礎即那些傳統產業工人、農民的命運,已經在今日共產黨的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作為壹個執政官僚集團的共產黨的利益邊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維護本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利益。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幾乎從來就秘而不宣,但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在公開場合的壹句戲言,卻不經意的暴露了這個秘密。在壹個公開場合,江以壹種得意甚至亢奮的神態告誡大家要“悶聲發大財”。這句半真半假的戲言,似乎是說給中國老百姓聽的,但在了解中國政治演變的知情者看來,這怎麽都像是說給共產黨人自己聽的。
從壹群滿懷烏托邦激情的狂熱信徒跌落到壹個看破紅塵、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團,中國共產黨人的內在心靈秩序無疑經歷了壹次徹頭徹尾的崩解。在任何時候,對壹個權力趨於極致的執政集團來說,這種心靈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後的中國似乎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秘密在於:中國共產黨政權利用現代知識和技術逐漸構建了壹套成熟的現代經濟的控制系統。作為內在失序的壹種外在補救,現代化的宏觀(尤其是宏觀經濟)控制系統的逐步完善不僅是中國政權轉型的另外壹個重要面向,也是整個1990年代中國社會保持基本平穩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這方面,壹批具有現代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的掘起功不可沒。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靂手段驚險渡過了壹次極其危險的金融混亂之後,中國總理朱鎔基曾經在頗有成就感地說過,如果不是他,共產黨在年底就會完蛋。考慮到當時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朱鎔基的這個說法並不誇張。這個例子,突出表現了新壹代技術官僚1989年之後在政權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實上,1989年之後,中國經濟遇到的險情並非1993年壹次。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每次都能夠化險為夷,並在1989年之後長期保持比較平穩的經濟增長,與中國新壹代精通專業的技術官僚的掘起密不可分。雖然這壹批技術官僚在1989年之後采取的各種短期措施的長期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來檢驗,但無庸置疑的是,它起碼在短期內起到維持經濟穩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維持經濟增長並不斷做大餡餅的意義上,以朱鎔基為代表的中國技術官僚群體搶救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們,以共產黨在“六四”之後的道德脆弱性,共產黨政權肯定是難以安然渡過1989年之後的各種經濟危機的。換言之,它隨時可能因為意外的經濟挫折而分崩離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現在仍然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溫家寶、周小川等人,是中國新壹代技術官僚的代表性人物。這批人雖然缺乏上壹代政治領袖如毛澤東、鄧小平們那種改天換地的本事,但卻多了壹份專業知識和國際眼光。與魅力型政治領袖善於打破現有的約束條件,推動系統變化的特長相比,技術官僚似乎更長於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找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正是因為這種技術官僚成分被註入政權之內,中國在1990年代的執政,在增加了壹份理性的同時,也增加了壹份拘謹;在多了壹份短期權衡的同時,也少了壹份長期戰略考量。
由於中國新壹代技術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內,他們幾乎清壹色的是中央集權的擁護者。所以在整個1990年代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政治發展趨勢,壹方面是中國宏觀管理制度的不斷理性化、國際化過程,比如稅制、金融等方面,另壹方面是中央集權程度不斷膨脹的過程。中國宏觀管理制度(幾乎完全局限於經濟領域)的建構,雖然大部分是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被動調整的,但長期不斷調整的結果,不僅顯著增強了政權的控制能力,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這個政權的面目。我們可以看到,在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中國已經在中央政府層面建立了壹套現代化的宏觀管理框架。不管未來的中國政治如何演變,這壹套框架將是可資繼承的。正是憑借這壹套演進出來的宏觀管理框架,中國政權才在1989年之後直至今天長達十余年轉型中有驚無險,免於失控。從更長的歷史接續的角度看,中國1990年代技術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蔣介石想做但還未來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觀察到的是,中國政治技術官僚化的趨勢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同樣體現立法、軍隊等多個領域,只不過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其突出罷了。1990年代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技術官僚的轉型,彌補了這個政權在道德自宮之後不斷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長了所謂鄧小平神話。(不然的話,鄧小平神話在1992年到1993年之間就可能壽終正寢。)然而,政治決不僅僅意味著管理,更不僅僅意味著宏觀經濟管理。統治者單方面不斷完善的統治和管理技巧與人民的自動遵從更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沒有壹個同樣具有現代性的下層結構加以配合,呼應,那麽壹個哪怕再精巧、再現代的宏觀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為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壹個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穩定的人民,那麽這套宏觀管理架構隨時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擊。正是在這層意義上,1989年之後中國社會的穩定除了技術官僚的精心維護之外,也與好運氣有莫大的關系。
總起來看,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既有不斷進化的壹面,也有急速退化的壹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中,中國重新建立了壹個在道德上極端自私但在統治技巧、管理技術方面都非常現代化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權吸納了壹大批具有現代專業和行政知識的技術官僚(非常像,裝備了先進的當代信息技術和威懾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官黨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與道義力量則相當脆弱。顯然,這是壹個極其古典和極其現代的壹個復雜的政權組合。將壹個極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內核與壹個極其發達的外在統治技術巧妙組合在壹起,並對壹個巨型國家實施有效的治理,再壹次證明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續能力。1989年之後在中國誕生的這個“新”政權面目模糊、難以辨識。對此,大多數人用西方概念將其歸類為共產主義的後極權政權,或者右翼專制政權,但更為貼切描述可能是:這是壹個繼承了中國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統治、管理技術的現代官僚政權。顯然,這是壹個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權,至多,它是壹個中體西用的政權。其內裏,與壹個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權更為相似。這就是摸石頭高手鄧小平模來摸去最後摸出的政治體制。這是壹個既古老又現代的政權,也難怪人們會對它感到難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後,太多的人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了各種不祥的預言,然而,中國這壹獨特的政治體制憑借其神奇的適應能力,將這些預言壹壹擊得粉碎。而中國1989年之後持續至今的經濟增長神話更是對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構成殘酷的嘲弄。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的政治領袖和各級官僚都從1989年之後的政治實踐中吸取了越來越強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國的政治領袖仍然戰戰兢兢,但在私下裏,他們則相當傲慢(這壹點可以從他們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態度中看到),在他們那裏,中國共產黨在1990年代的政治發明,不僅在未來可以應付自如,甚至還可以長命百歲。未來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這部機器更加靈巧,更加精致。不過世事難料,過去的成功很可能成為未來的包袱,如果中國政治領袖真的以為能夠以不變應萬變,那麽,中國這架看上去運轉良好的政治機器,就可能在未來的某壹天出其不意的拋錨。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拋錨的跡象。因為,1989年之後由執政者刻意設計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終人散,中國的政治邏輯也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轉換,所以,專門為這場博弈而設計出來的政治機器肯定也會不斷遇到麻煩。 二、政府與人民的衝突 “悶聲發大財”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89年之後的主流意識,也同樣是這壹時期中國民間的主流意識。而後者,正是執政者通過槍桿子的威懾和財富的利誘刻意誘導出來的。1989年之後,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教化力量雙雙失效,在這個時候,強大的威懾和世俗的利益便成為這個政權實施統治最可行也是最後的兩種手段。威懾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不可以做什麽(比如“六四”上街之類威脅政府統治的舉動),利益則可以誘導人民努力去爭取些什麽,壹堵壹疏,亦威亦惠。統治者既然以壹種馬基亞維利的方式統治,那麽人民也就迅速學會了壹種馬基亞維利式的生存。經“六四”壹役,“不合作”,成為部分人反抗政權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則壹種表面馴服姿態與政權開始壹種新的博弈,以壹種補償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財富。人們知道,只要不沖撞政治高壓線,任何追求財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許甚至被鼓勵的;在另壹邊,統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夠給予利益,人們就不會(起碼暫時不會)挑戰官僚政權的壟斷統治。顯然,這是1989年之後人民與政權之間達成的壹種默契或者說隱性契約。正是這種隱性契約,維系了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平衡。在這種默契中,既沒有任何正式的遊戲規則,也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只有相機行事的機會主義靈感。機會主義雖然意味著個體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沒有任何準則和道德基礎的情況下,這種理性不如說是壹種奸猾。政權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說機會主義策略對個體來說可能意味著理性的話,那麽將這種機會主義疊加、放大到壹種民族的戰略,陶養成壹種民族文化,則可能在長期中構成整體的不理性。這是壹種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評論家曾經恭維鄧小平,說他“抓住了高速變動中的社會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這顯然只說對了壹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鄧小平依靠了槍桿子帶來肉體的秩序,但卻沒有帶來甚至瓦解了人們心靈的秩序。從長期來看,後壹種秩序更加昂貴,也更難獲得。肉體的秩序可以短時間迅速重建,而心靈的秩序壹旦破壞,則很難復原。“六四”之後,壹切文化的約束,壹切內心的敬畏都從中國人的心靈中被驅逐出境,他們不再服從鬼神,不再服從信條,不再服從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壹句話,不再服從任何東西。在壹個崩潰的心靈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強大無比的制度都將被狡猾的人性所擊敗。中國改革中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事實上,人民與政權之間這種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的核心內容。看上去,這個統治遊戲似乎天衣無縫,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實踐更從經驗上對此加以證明。但稍做推理,人們就容易察覺這個遊戲賴以維持的壹些壹些基本條件。其中之壹就是,它必須不斷地提供財富增量以滿足人民的財富欲望,用壹句更加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它必須有能力不斷“將餡餅做大”——這可以說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民之間,各階層之間達成的惟壹共識。不僅官僚階層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進壹步發展(註意,不是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也經常是中國官僚階層為什麽經常贊成改革甚至主動推動改革的謎底),而且民眾也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爭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統治者誘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會成為無源之水,難以為繼。幸運的是,中國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這個關鍵條件的滿足,實際上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相安無事,波瀾不驚的原因所在。對於這壹點,中國的執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於這種清醒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與此同義的諸如“發展是硬道理”之類的口號,在1989年之後不僅被奉為執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領袖們極其頑強的強調。如果說1989年之前,“發展”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壹種執政理想或者壹種追求的話,那麽在1989年之後,“發展”則成為權力得以生存、遊戲得以維持的壹種生死攸關的先決條件。對此,以直率著稱的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經做過非常形象的詮釋。壹則未經證實的故事說,在1993年中國宏觀調控開始之後不久,朱鎔基在視察處於困境的東北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時候,聽到壹片倒彩式的“打倒”之聲,性格倔強的朱撂下壹句狠話:經濟搞好了,妳打也打不倒,經濟沒有搞好,妳不打我也倒。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假未經考證,但它的確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發展”的極端重視。以這個角度觀察,1990年代後期在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趨於衰竭之後,中國執政者不惜代價、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狂熱,就是壹種非常容易理解的現象了。因為遊戲的主導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國執政者那裏,發展,不再是壹種出自人民的普遍價值,而是維系政權生存的壹種手段。這實際上也註定了“發展”這壹概念在1990年代後期的異化悲劇。壹點都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執政思維在今天的胡錦濤時代,得到了幾乎原封不動的繼承。所謂“壹心壹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不過是用胡錦濤的嘴再講了壹次鄧小平的話,可見其深入骨髓的程度。雖然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GDP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停滯的跡象,但常識和經驗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終究會有停滯的壹天。在這個時候,對於壹個以利誘為條件甚至是唯壹條件的治理遊戲來說,將是壹個嚴峻的考驗。
不過,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遊戲而言,另外壹個隱藏更深的條件可能更值得觀察。這個條件就是在認可官僚集團在財富上的優先分配權的同時,必須讓人民也分得壹杯羹,哪怕這杯羹只是巨大財富增長中的壹點面包屑。換句話說,人民從財富絕對增長中所獲得的滿足必須能夠抵消官僚優先分配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至少,這種相對剝奪不能超過人們容忍的極限。顯然,這是比“把餡餅做大”更加苛刻的壹個條件。而對於操縱遊戲的中國執政者而言,更是類似走鋼絲的高難度技巧。這個隱藏至深的隱性契約雖然難以啟齒,但無論是領袖集團還是平頭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認。其證據就是,官僚集團的腐敗行為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在最高領導層那裏都得到了超乎尋常的、長時間的容忍。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這種腐敗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問題就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1994年的壹份非正式統計表明,在北京壹家銀行中,上億存款的大戶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黨。199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和中國高層對官僚集團極其精英聯盟腐敗讓人詫異的寬容,十足的凸現了中國社會在這壹時期盛行的機會主義政治文化。有趣的是,這種以社會公正作為抵押的危險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跡般的實現了。這當然不是因為剝奪者在剝奪時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在物質財富上從無到有時的那種巨大邊際滿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財富絕對增加所帶來的滿足效應都有邊際遞減的時候,更何況還有剝奪的真相逐漸敗露所帶來的抵消效應呢?如果睜大眼睛,我們甚至可以發現,相當壹部分人實際上在這個轟轟烈烈的改革遊戲中,受到了絕對剝奪。與改革之前相比,中國底層民眾尤其是農民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損失遠遠超過了他們貨幣財富的增加。
現在看起來,1989年六月四號晚上的槍聲就宛如壹聲發號令,在中國催生了壹場史無前例的機會主義競賽。這是壹場由最高領導人發動,官僚集團主導並親自參與,廣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機會主義比賽。在這場比賽中,什麽社會公正、什麽道德原則,統統都成了百無壹用的書生之見。但俗話說得好,“狐貍再狡猾也鬥不過老獵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過手握權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團,也狡猾不過反應機敏、道德衰敗的精英分子。在當代中國,除了毛澤東之外,惟壹能夠用個人權威約束官僚階層的領導人恐怕就剩下鄧小平了。然而,鄧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統來推動改革,那麽他對官僚階層的懲戒就只能點到為止。所以我們看到,在鄧小平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對官僚集團的“搶蛋糕”行為幾乎完全無計可施。而官僚精英聯盟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更使這種“搶蛋糕”行為變得相當專業和隱蔽。這種的職業化行為表現的相當無奈。以此觀察,這場比賽的結果在壹開始實際上就已經註定了。只不過,被動卷入的大眾並不知道這個長期契約的後果竟然是如此慘烈,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會輸得壹絲不掛。人民是無辜的,因為無論在權利還是在信息方面,他們都與官僚集團、精英集團存在著天壤之別的不對稱。若幹年之前,壹位已經做了大學教授的同學,在飯桌上憤憤然捋起袖子,做出壹副大夢初醒的樣子說:既然大家都在搶,自己也無法改變“搶”的規則,我們也埋頭搶吧。我的回答是:“妳搶得過人家嗎?”。回想起來,這真是壹語成讖。精英分子尚且如此遲鈍,又何況對改革懵懂無知的平頭百姓?雖然到目前為止,這場起於1989年槍聲中的漫長賽事仍未完全終局,但結果似乎已眾所周知。於是,清算比賽,推倒重來的呼聲漸次響起。如果說在這場比賽的開始,中國十數年來不斷湧現的致富奇跡對人民仍然示範著某種“妳也能夠”的榜樣,因而起著某種正向的激勵作用的話,那麽在比賽接近終點,結果即將揭曉的時候,這些財富神話所示範著的更多則是如何盜竊,如何搶奪的另外壹種真相。讓出局者看到這種真相是相當殘酷的,但妳顯然很難阻止他們追問:我們究竟是怎麽輸掉這場比賽的?
如果說,前面27年中國的政治體制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和推動經濟增長(做大蛋糕)的話,那麽從此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所受到的壓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後者顯然要比前者困難得多。支配中國統治機器運轉的政治邏輯正是在這裏悄悄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熟練運用了多年的統治秘笈將遇到新問題。舊遊戲結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遠?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對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總結“六四”事件的經驗時說:“從這次事件看出,工人階級靠得住,農民靠得住,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
鄧小平這段話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實情。“六四”之前,作為中國主體階層的工人、農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沒有受損,並沒有成為“六四”運動的主力,至多,他們只是以道義聲援的方式加入了這次運動。因而,“六四”運動雖然血流遍地,異常慘烈,仍然只是壹場在中國精英分子之間展開的搏殺。這種搏殺,同樣以劇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趙紫陽以及胡耀邦的殘部與黨內老官僚之間的這場惡鬥,險些弄翻了共產黨這艘大船。這讓素來以開“鋼鐵公司”(毛澤東形容鄧意誌剛強的評語)著稱、見過無數大陣仗的鄧小平也難免心驚肉跳。驚魂未定之際,說出壹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其中半是僥幸,半是恐懼。
出於這種高層分裂的擔憂,鄧小平徹底拋棄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開始重新強化共產黨的傳統決策模式。這個政治決策模式就是鄧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下來,並最終為鄧小平所正名的所謂“核心模式”。鄧小平時這樣論述“核心”的:
“任何壹個領導集體都要壹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師靠不住的,第壹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作為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時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的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有壹個核心,這壹點所有在座的同誌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壹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澤民同誌”這段話其實就是“江(澤民)核心”的由來。
所謂核心其實就是最終決策者。在中共最高的決策過程中,核心起著彌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後仲裁的作用。按照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核心就是有“最後決定之權”的人。在鄧小平那裏,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體現在危機來臨之際,沒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出現兩種聲音甚至多種聲音。這樣壹個核心與其說是在壹個最高層新政策、新理論的發動者,到不說是壹個隨時可以超越集體決策的最高集權者、獨裁者更為合適。這是中國共產黨決策不至於癱瘓的最後保險。在鄧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沒有他自己這個核心,共產黨在“六四”期間就可能遭遇滅頂之災。最深的創痛往往容易鑄成最牢固的個人經驗,完全可以推論,鄧小平對“核心模式”的信賴,主要是植根於“六四”這個創深痛劇的個人經驗。在改革開放初期,鄧曾經在最高層嘗試過某種分權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趙紫陽時期,軍委主席與黨的總書記長期分立的事實證明了這壹點。但“六四”的經歷使鄧小平徹底回心轉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鄧才在離開政壇之前,極力扶持了壹個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澤民明顯背離他的改革開放方向的時候,鄧也沒有換掉這個核心。相反,壹旦江開始回歸到他的既定路線,鄧就全力維護和鞏固這個核心。他甚至不惜讓壹貫擁護自己的“楊家將”下場休息,以免繼續威脅江核心。不僅如此,有廣泛的傳說稱,鄧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後的核心,胡錦濤。作為壹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鄧對核心模式的堅持和期許,應該是出自他對中國形勢的具體判斷。鄧或許相信,這個明顯具有獨裁色彩的政治決策模式,起碼還可以在中國適用兩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順利運轉必須有壹個前提,那就是有壹個能夠勝任“核心”的潛在領袖人物存在,否則,“核心模式”就可能卡殼。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無疑是具有這壹資格的。毛將壹個被人追趕四處流竄的反叛集團變成壹個牢固控制中國社會的執政黨,不僅是共產黨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環。毛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經常聽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壹個“首”字直白的顯示了毛超然於他人,甚至超然於共產黨的克理斯瑪地位。在毛時代,重大決策往往是毛的書房裏而不是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出的。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將毛比附為“核心”多少有些誤讀歷史的味道。事實上,更加符合鄧小平核心模式定義的人物是鄧自己。鄧在中共黨內的深厚資歷及其改革開放所贏得空前成功,都為鄧擔當和鞏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權威基礎。不過,與毛核心相比,鄧核心顯然已經具有了更多的協調和協商的色彩。起碼,鄧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過政治局的正式決議被賦予的(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披露了這個秘密)。這其中,已經多少體現了政治局的某種集體意誌。作為壹種非制度化的決策模式,鄧小平時代的核心模式仍然壹種依賴於鄧的個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換句話說,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隨時可能停擺。
實際上,在江澤民時代,核心模式就運轉得非常吃力。從1989年江澤民擔任共產黨總書記開始,壹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為止,鄧小平對江核心進行了長達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這種扶持,江澤民個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奮、再廣結善緣,恐怕都無濟於事。江澤民從壹個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終脫穎而出,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除了鄧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們的自然雕零,也是壹個重要的原因。經過江澤民多年的深耕,江澤民的同代競爭對手之間再也沒有人擁有與江壹搏的權力基礎。這是江能夠保持核心地位的壹個重要原因。但無論如何,江核心已經不是鄧核心,更不是毛核心,這個核心是壹個經不起折騰的核心,更不要說出現類似“文革“和”六四“這樣的折騰。幸好,借助鄧小平市場化慣性的蔭庇,江時代的經濟發展相當平穩。經濟增長之強彌補了江核心之弱。經濟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時代得以正常運轉的壹個重要條件。這顯然不能說明核心模式是壹個多麽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過是壹種陰差陽錯的歷史巧合。事實上,承平時代的時勢是很難創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領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國也再不會有個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權威已經失去了基礎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澤民也試圖確立某種形式的個人崇拜,但很明顯,他遇到了強大的抵制,以不到80歲的年紀退出政壇——這個年紀大大低於他的前任鄧小平。不管江澤民退出政壇有多少自願的成分,但時代變遷,形格勢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換言之,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形勢已經不再允許出現超越規則,君臨壹切的領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種新形成的某種“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來統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處尋找擴大自己權力的機會,但是決不可能明顯的踐踏、逾越這種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中“後鄧時代”以及“鄧後時代”的說法頗為熱鬧,但到了江澤民即將退休的時候,人們幾乎從來沒有聽到所謂“後江時代”這種提法,這種差異中所隱含的假設是:沒有人認為江澤民在退休之後還會對他的繼任者發生重要的影響。人們的這種直覺並沒有錯,江澤民從最後壹個位置退下之後,便迅速地從中國的公共輿論中消失。其影響力消退得甚至比人們預料的還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斷,江澤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實際上是按照某種沒有公開披露的內部慣例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這個核心實際上是受到某種內部法理約束的法理型領袖。正是依靠這種法理,中共在江澤民之後推出了壹個更弱的“核心”,胡錦濤。
雖然早在1992年的時候胡錦濤就被儲為核心,但在他作為“王儲”的大部分時間中,胡錦濤似乎並沒有機會大力培植其權力基礎。壹個明顯的跡象是,在胡錦濤在正式成為核心之後才開始大力提拔團派幹部。資料顯示,胡錦濤在在成為總書記並接任軍委主席之後,提拔了大批共青團幹部,以充實其權力基礎。外界將其簡稱為團派。幫派,即圍繞某個山頭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體,它以對幫派尤其是幫主的個人忠誠、人身依附為前提,換取派系和幫主的保護,共享派系利益。幫派雖然壹直在共產黨內普遍存在,但由於其淩駕於公共利益之上,並將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當犯禁忌的。鄧小平在1989年向江澤民交班的時候就特意叮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總結說,“我不是完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壹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的確,毛澤東可以不搞小圈子,鄧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為他們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發揮影響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澤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難貫徹其政治意誌。所以,不僅江澤民要搞小圈子,胡錦濤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們就很難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礎。有趣的是,胡錦濤大批提拔共青團幹部的舉動似乎並沒有引出多少物議。這與江澤民大舉提拔“上海幫“時所導致的普遍非議形成了鮮明對比。看來,經過江澤民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非正式的授予了黨內“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種特權。由於中共核心幾乎形成了某種默認的任期制度,這種特權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選總統或總理上任之後的組閣權。區別僅僅在於,組閣的人不是民選的,而是按照某種大家共同默認的慣例形成的。這種利用組閣權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顯然與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因為向最高決策者邀寵而相互纏鬥的利益集團有很大區別。有人解釋說,胡錦濤擢拔團系之所以沒有受到非議,主要是因為團系人馬比較清廉,這顯然是無稽之談。如果說團派現在仍然沒有傳出更多的腐敗醜聞,那是因為他們壹直沒有機會,壹直沒有可供他們腐敗的位置。所以,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共產黨已經默認了核心模式,也同時默認了核心的“類組閣權”。“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統文化已經被江澤民擊潰。
容易猜想,共產黨對核心組閣權的默認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澤民時代政治成功的某種鼓舞。在1989年之後已經成為唯經濟論信徒的共產黨人看來,經濟發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標準。這種簡單的直覺式推論雖然顢頇,但卻給胡錦濤的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胡錦濤不再需要磁場般的個人魅力,僅僅依靠中共賦予核心組閣權的慣例(黨內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繼續維持核心模式的運轉。江澤民必須用幾乎兵變的方式打掉楊家將、扳倒陳希同,方能夠真正坐穩核心位置,但胡錦濤僅僅是借SARS之機象征性地免掉張文康、孟學農就順勢繼承大位。其權力繼承過程,不僅比當初江澤民要順利得多,也比人們猜測的要順利得多。而謎底,就是政治慣例賦予胡錦濤的力量。鄧小平是將“核心”禪讓給了江澤民,但江澤民將“核心”傳給胡錦濤則更多是出於慣例的壓力。越來越弱的核心,越來越強大的政治文化慣性,這就是今天中國最高層的政治時勢。
與江澤民時代相比,胡錦濤時代的所謂政治時勢的另外壹個顯著特點是,派系鬥爭的削弱。大多數中國政治觀察家出於壹種方法上的慣性,總是緊盯中共派系鬥爭,以觀察中國的政治動向。但這個方法在江澤民時代就已經不太管用,在胡錦濤時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六四”之後,共產黨高層的危機感相當強烈,生怕那壹天突然之間莫名其妙地丟了政權,被壹鍋端去。意識到了這壹點,共產黨內部的派系紛爭變得相當克制,不至於像以前壹樣搞得妳死我活。因為派系鬥爭壹旦用力過猛,把大船整個弄個底朝天,那就對誰都沒有好處。“六四”之後的共產黨人精明而市儈,對這種大局當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鬥爭都是點到為止,不至於演變成同歸於盡的全面決鬥。像江澤民撂倒陳希同那樣的殘酷鬥爭,不僅屈指可數,實在也是江澤民於公於私都不得不為之舉。所謂“危機可以導致內部凝聚”的社會學原理,“六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做了壹個相當典型的實證。“六四”之後,外部觀察家越是盯著中共的派系鬥爭動向,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似乎就越是沈得住氣,以至於今天幾乎蹤跡杳然,其原因正在於此。另外,正如我們上面多所強調的那樣,“六四之後”共產黨已經不是壹個革命黨,而是壹個世俗化的利益集團,所以“派系鬥爭”盡管總是余音繞梁,陰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觀念、意氣之爭,而是現實的利益博弈,其所謂派系鬥爭也就變成了“妳多得壹點我少得壹點或者妳少得壹點我多得壹點”的理性遊戲,而不是有妳無我,有我無妳的殘酷鬥爭。中共這種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鬥爭的那種烈度。中共於血雨腥風之中成立以來,於今已有將近90年歷史,其中60年為和平時代,那種在戰爭歲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澤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於漫長的和平時代而日漸消磨,而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老山頭,舊朋黨,也終不敵日月流逝而逐漸枯萎雕零。掌門人既然不在,派系內部的團結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當然也就不再涇渭分明。事實上,在江澤民時代,這個特點即已凸現。最為重要的是,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共黨內對任期制度已經有某種預期,妳江澤民再有能耐也不過是兩任十年,幫得了壹時,幫不了壹世,跟得太緊,那壹天換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著走。換成更加學術壹點的說法就是,由於中共內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幫主以及幫派能夠給予派系成員職位、保護以交換他們忠誠的能力在逐漸減弱,派系形成的激勵也就大大減弱了。於是乎,還是別跟得太緊為妙。形勢比人強,這種形勢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邊界線。江澤民被自己搞出來的內部慣例逼退之後(“常委七十歲不得連任,必須退休”的這種規則本來是用來逼退了喬石、李瑞環等競爭對手的),中共內部對高層任期制度的預期更加明顯。短短十年,要想升官發財,還是緊跟“胡核心”這個主流的好。胡甫壹上臺,被外界指為“上海幫”的江核心人馬紛紛帶槍投靠,個中秘密也正在於此。毛、鄧之後,中共再無那種可以“不行就上山打遊擊(毛澤東語)”,“沒位子可以搶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梟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種靠位子吃飯的“識時務者”。這些人壹旦失去了位子,影響力就喪失殆盡,就像魚兒離開了水壹樣。在壹個意識形態遁隱的時代,位子是第壹要緊之事,於是隨風使舵,保住位子(對於他們來說,位子可以換來財富,財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幣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勢所趨。那裏還有什麽死心塌地,堅貞不二的心腹、死黨。這樣的逐利之徒所構成的派系當然是烏合之眾,稍有變局,自然就風流雲散,消融於無形。派系的松散與流動,不特黨政如此,中國軍隊也如此。1990年代之後,中國軍隊的職業化、官僚化、技術化趨勢日趨明顯(這乃是時代之大趨勢所迫),軍事首領們的調動頻繁(所謂“將不專兵”),同鄉舊誼所形成的小團體固然不絕於縷,但坐鎮壹方號令三軍的軍閥勢力就完全失去了歷史土壤。胡錦濤下車伊始,就揮刀裁掉20萬軍隊,在外界看來,這種大膽之舉,有自找麻煩的嫌疑,但中國軍隊中卻幾乎不見任何反彈和騷動。這並非證明胡錦濤很強大,而只能證明中國軍隊內部已很少有戰鬥力堅強的派系堡壘。在1949年之後的中共歷史上,槍桿子和黨的分離,只是在鄧小平最後壹次復出之後短暫出現過,鄧小平曾經將黨權先後給予過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初也的確有分權制衡的考慮在內),自己緊握槍桿子,但是“六四”之後,鄧小平立即察覺了其中的兇險,於是在江澤民時代有重新恢復了國家主席、共產黨總書記、軍委主席三職合壹的現象。鄧小平時代的“槍監督黨”又重新回到了“黨、槍合壹”並集中於核心壹人手中的局面。
大致可以預測,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傳統上的派系將更加萎靡,派系的內部團結和凝聚程度將更為松散,派系鬥爭的烈度也會大大降低。這就是說,基本上很難再有其他內部派系能夠挑戰和威脅胡錦濤的權力。當然,如果胡錦濤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挫折,那就要另當別論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機形勢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後,壹個老式的政治話題不斷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問題之所以在毛澤東建立了最強大的中央集權之後又重新出現,主要是因為1980年代之後的放權改革模式所致。這個分權模式所引發的中央與地方在財政上的緊張關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間達到最高潮。當時這種在新時期出現的舊事務,讓很多政治觀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們作為壹種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新視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與地方矛盾的確相當緊張,經濟勢力迅速膨脹的沿海省份如廣東、山東者擁“財”自重的地方諸侯,也的確有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形跡,但這種緊張關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卻眼明手快的江澤民、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幾近壹對壹的談判方式搞掂的分稅制,雖然阻力甚大,但卻總算暫時平衡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分稅制不僅粗糙,而且有諸多負面作用,但它畢竟是壹種制度。除此之外,將強勢地方的領導人以壹種不成文的黨內慣例納入政治局的決策過程,也大大減少了地方領導人與中央的沖突。讓姜春雲、謝非等領導人進入中央政治局官升壹級,雖然有調虎離山的權謀考慮,但也的確在實質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達渠道。也因此,將強勢省份領導人納入政治局被作為壹種有效的慣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員不斷擴大的趨勢。這個過程大大增加地方與中央關系的和諧程度。其實,即便沒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謂獨立也只是壹種簡單的歷史聯想,在軍隊完全受中央節制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擁兵壹方,挑戰中央權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無餉可發,軍隊的整體性被瓦解。而考諸胡錦濤時代,除了上述幾點之外,省委書記壹級的封將大吏幾乎完全為外省人擔任,像1990年代謝非、姜春運那種土生土長的,長期坐鎮原籍的地方諸侯在中國已經絕跡,加之換崗頻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實力逐漸座大的可能。這種換崗顯然是承繼了中國古代的“回避”制度(漢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為君守的規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經常與地方保護主義聯系在壹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勢的壹方,甚至是邪惡的代名詞。不管這種文化是好是壞,但時勢如此,由不得妳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對抗中央。以上諸種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幾乎決定了,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很難遭到所謂地方實力派的挑戰。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過軍隊、警察、財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壹切。2004年,胡溫在中國大搞宏觀調控,其力度、手段與朱(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觀調控並無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對聲浪卻比上壹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勢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決心已經大不如前。形勢如此,地方領導就只有唯唯諾諾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們冒充諸侯,打腫臉充胖子了。如果讀者更加仔細壹點就應該發現,以前在中國不時響起的“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決支持中央權威”這壹類宣示,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已經消失多年了。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地方作為壹種挑戰中央的實力派系,可能已經暫時退出中國政治的歷史舞臺。
孟子說,有智不如趁勢。就高層政治態勢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錦濤可謂趁勢之便,有時之助。要雨得雨,要風得風。胡錦濤不是克理斯瑪,但卻是壹位運勢極佳的福將。不過,以未來的眼光觀察,胡錦濤在任期內也將面臨壹些非常棘手的任務。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層政治震撼的,就是權力繼承問題。
胡錦濤雖然有組閣權,但卻沒有繼任者也就是下壹屆核心的指定權。江澤民是鄧小平指定的,胡錦濤也是鄧小平指定的。但江與胡的區別在於,後者必須在自己的任期內,對下壹屆中共領導人的產生負責。這個從1911年帝制廢除之後在中國壹直懸而未決的政治難題,將歷史性的落在胡錦濤的身上。如無意外,胡錦濤的任期將在2012年結束,在這之前,也就是最遲2011年,胡錦濤必須為自己找到繼承人,有點巧合的是,這個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這不僅是對胡錦濤的大考,也是對中國百年發展的大考。
前面說過,胡錦濤在1992年剛剛50歲的時候就進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縱觀十六大之後的中國政治局常委中,卻找不到壹位50歲的“年輕人”,這意味著,起碼到現在,還沒有壹位被政治局集體認可的王儲(下壹屆核心)出現。這個關鍵的空缺說明,江澤民沒有被賦予指定下壹屆核心的權力。江澤民如此,胡錦濤就更不用說了,江澤民好歹是個核心,而胡錦濤卻僅僅是個總書記。這從中共正式的說法中可以找到依據。在江澤民時代,中共的正式說法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而到了胡錦濤時代正式說法卻變成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壹詞之差,決非偶然。這意味著,胡錦濤這個核心,比江澤民這個核心無論在法定權力還是權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遜壹籌。鄧小平可以壹口氣指定兩個核心,江澤民和胡錦濤縱然有心,也無力就做到這點了。威權加速遞減,乃是現代社會不移之趨勢,又豈是個人之力所能逆轉?在這個意義上,核心模式是為鄧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壹個核心模式,鄧可以玩得遊刃有余,江澤民就只能勉強維持,而到了胡錦濤,恐怕就要改改規矩,換換口味了。對於弱主而言,最好的辦法還是尋求制度的保護。
中共十七大屆滿之時,按照年齡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將與胡錦濤壹起退休。既然胡錦濤沒有被賦予指定下壹屆核心的權力,那麽胡錦濤的繼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規則產生。依目前中共黨內強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弱的趨勢,這個新的規則壹定是帶有某種民主性質的選舉或者協商方式。說穿了,所謂民主壹定是在勢均力敵的競爭中產生的。黨內民主壹開,社會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風起雲湧了。如何在黨內民主開始的時候,保持秩序將是胡錦濤面臨的壹個嚴峻考驗。所謂弱主,就是打破慣例、創設新制的能力較弱,但詭譎的是,胡錦濤這個弱主必須在其任期之內完成這個新制度的創設。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表明胡錦濤對此做好了準備。雖然有不少人觀察到,胡錦濤上臺之初,也大談了幾天憲法、黨內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員會述職之類)。但誠如我們所私下推測的那樣,胡錦濤的這個民主試驗很快就偃旗息鼓、沒有下文了。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江澤民上臺之初也大談過壹陣“民主集中制”的同樣情形。不管胡錦濤是真心推動黨內民主,還是為了在黨內黨外贏得民意而做秀,黨內民主都將是壹條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壹向以敢言著稱的中國“冰點”周刊被停刊之後,主編李大同循黨內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申訴,控告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相關負責人,並指控他們違反憲法及黨章。這個“反常甚至是荒唐”的舉動(之所以稱其為反常,乃是人們從來就沒有將黨內民主程序當真過,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樣真的提出申訴)對胡錦濤貫徹黨內民主的真誠程度構成了考驗。站在胡錦濤的角度,如果真的批準李大同按照黨內民主程序走,那麽先例壹開,黨內的申訴可能就會像雪片壹樣飛來,並進而裂解共產黨的團結;如果不批準就會立即暴露出胡錦濤黨內民主的虛偽性,結果不出所料,胡錦濤采取了讓《冰點》復刊但主編撤職的折中辦法,以個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連鎖反應。胡錦濤的這種曖昧態度,其實反應了他在黨內民主上的巨大兩難。黨內民主好說不好做,壹不留神,就會成為胡錦濤壹筆重要的負資產。從現在的跡象看,胡錦濤已經視此為畏途。
然而,民主理念的出現經有很多年的歷史,民主不僅成為精英分子的文化潛意識,也成為大眾的壹種文化潛意識,這把癮是壹定要過的。當普羅大眾都覺得民主是壹種價值、壹種善的時候民主就變成了所謂歷史潮流,歷史的大趨勢。如果妳不讓人們過這壹把民主的癮,那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了。經濟發展可以延緩民主化,但決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為他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玩過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勢操作有多麽費勁。不管這個“勢”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麽傑出,逆勢操作都會頭破血流。民主之“勢”,在中國壹蓄百年,其發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麽大的風險,胡錦濤都應該順勢而為,並將這個“勢”引導到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不是貽誤時機,讓其他潛在的權力競爭者借勢。與順勢而為的風險相比,逆市操作的風險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論,胡錦濤時代可能正是中國最高權力接近某種帶有民主特征的規則性更替的關鍵過渡階段。
如果不出現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經濟崩潰、民族戰爭、金融危機等等)打擊,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將很難受到有效挑戰,作為中國政治最高樞紐的中共政治局也將在“保證不翻船”的底線上保持團結。鄧小平如果能夠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暫時不必為“中央自己出問題”而擔憂了。因為,胡錦濤的挑戰已經不是來自政治局,而是來自於中南海之外。
四、官僚的狂歡 對於當代中國的政治,我們可以將其抽象為三種力量的博弈。即領袖層、官僚集團以及民眾之間的博弈。我們所說的領袖層,就是集中了中國最高權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經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員。以這種標準計,中國領袖層人數充其量不超過百十人。所謂官僚集團指的是那些通過合法權力執行領袖層決策的黨、政、軍、企中握有實際權力的官員所構成的集團。這是壹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財富欲望)遠遠大於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寬泛壹點定義,我們可以將那些1990年代之後逐漸被贖買的知識及企業精英所構成的準官僚階層納入其中——這些人和官僚精英壹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精英政治的社會基礎。我們所說的民眾,則是指被權力支配的那壹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領袖層對民眾中所潛藏的破壞能量相當警惕。雖然有農村改革、西單民主墻時期與民眾的短暫蜜月,但這種蜜月很快就煙消雲散。及至1989年那壹場刻骨銘心的事件之後,中國領袖層對民眾的警惕更是上升為壹種畏懼。共產黨靠民眾起家,當然不能明說他們並不信任民眾,但在背地裏,這卻變成了壹種支配著中國領袖層行為的壹種集體無意識。與此同時,改革之後壹度被中國領袖層寄予厚望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在“六四”之後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雖然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部分知識分子被逐漸贖買,但其中經歷相當長壹段的冷凍時期。逼手逼腳之下,中國領袖層將其意誌全部托付給了中國官僚集團。反過來說就是,官僚集團變成了中國領袖層可以實現其意誌的惟壹工具(註意:是惟壹)。中國領袖層與官僚集團的這種關系,構成了壹種類似於現代公司中董事會與經理層的委托代理關系。如果我們將中國看成壹個巨型企業,我們就可以進壹步在將中國改革政治中的幾個參與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國領袖層是老板、官僚集團就是經理層,而民眾則是員工兼股東。這個抽象模型雖然掛壹漏萬,但卻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轉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後,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中國領袖層的施政目標被逐漸窄化為單純的經濟增長,並在實踐中進壹步蛻化成GDP的增長,而受托實現這壹目標的的經理人就是中國的官僚集團。中國官僚集團受托發動、組織、維持經濟增長。
在老板(中國的領袖層)的邏輯中,只要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將其類比為中國這個巨型企業的利潤),經濟增長的福利就能夠自動惠及所有員工和股東(民眾)。所以,只要作為經理人的官僚集團能夠實現經濟增長這個目標,那麽官僚集團就是勝任的。即便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集團從這個利潤中多貪汙壹點,多收得壹些不義之財,也是小節,不足掛齒。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中國領袖層壹向是懂得這種駕馭之術的。這是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大老板(中國領袖層)與經理人(中國官僚集團)之間壹直延續的壹種默契。憑借這種默契,中國領袖層與官僚集團之間壹直相安無事。不過,官僚集團顯然是不僅僅滿足於做最高領袖層的代理人的,它壹定要想方設法利用這種代理權力來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後組織、推動經濟增長的實踐中,中國官僚集團對代理業務日益“精湛”,他們與老板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逐漸加大,老板(中國領袖層)因而也對經理層(中國官僚集團)越來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後,1992年狂飆突進的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能量逐漸衰退,中國這個巨型企業制造利潤(經濟增長)的能力也開始不斷減弱。但不幸的是,幾乎在同壹時期,官僚集團經理層在代理過程中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斷膨脹。官僚集團及其外部合謀者不僅要將利潤(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據為己有,甚至還要將屬於股東和員工(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本來就已經相當可憐的份額據為己有。如此壹來,中國政治在前改革時代的仍然可以勉強維系的局面就開始破裂了。
概括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合謀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為,我們大致可以得到這樣壹幅圖景: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中級官僚的利益集團化、高級官僚集團的買辦化。基層官僚權小責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資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權力和財富),就必須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剝奪最底層的民眾。這是中國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的壹個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書記和風在征地過程中雇傭300名黑社會成員,造成六名農民死亡、數十農民受傷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畫了中國基層官僚集團逐漸黑社會化的特點。在中國基層,定州絕非孤例。與基層官僚集團相比,中國省市壹級主要盤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團則有逐漸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團的明顯趨勢。在中國黑龍江(田鳳山案件)、遼寧(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級幹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這種趨勢的直接證明。這種分利集團雖然較少直接訴諸暴力,但他們毫無遮攔的利益最大化對民眾福利的吞噬能力則遠為劇烈。在最上壹層,中國官僚集團則有與全球化力量合謀,進行跨國尋租,從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趨勢。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傳統的尋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對舊有政治結構的嵌入甚至主動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創建新的尋租結構。這個過程雖然相當復雜而且總是掩蓋在種種現代金融技巧之後,但其本質無非是將本來屬於民眾的福利拱手外獻,並從中賺取代理費用。這與中、低級官僚集團擠壓民眾福利的作用並無二致。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這種尋租的難以識別,他們甚至比中低級官僚的掠奪更為劇烈。加入WTO之後的幾年中,這種現象有逐漸蔓延的趨勢。
與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惡性擴張同步發生的,是老板(中國領袖層)要求經理層(官僚集團)上繳的份額也逐漸開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於今,中國政府稅收直線飆升就是這個最大化的形象說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領袖層為了維系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剛性投入(這關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國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經濟增長紅利中所索取的份額也水漲船高。這兩個剛性的最大化疊加、藕合在壹起,其結果就是作為員工、股東的中國民眾的福利被壓縮在極限甚至出現絕對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民眾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剝奪,可能遠遠超過他們工資增長。也就是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相當規模的人群中出現了明顯的福利倒退。在中國改革過程中,中國民眾的福利本來就被設置在相當低的水準之上,倒黴的是,他們不僅碰到了壹個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還碰上了壹批貪婪無良的經理,兩相夾擊之下,難怪許多股東、員工要在生死線上浮沈了。
雖然中國領袖層並非民選,在法理上也無需對民眾負責,但他們仍然對民眾負有某種最低限度的隱性責任,比如妳不能搞得民眾民不聊生,衣食難周。就像妳不能搞得股東或者員工血本無歸,顆粒不收壹樣。因為到這個時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難以維持了。換句話說,老板能不能繼續當下去就會成為問題。這壹點,在中國領袖層在那裏叫做,穩定,或曰:註意人民對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國改革,我們深刻見證了中國人順民的壹面,但順民與暴民只是壹體兩面,俗話說,會咬人的狗不叫,中國順民是不是有這種性格我們不得而知。絕大多數人都相信,以現代食物技術之發達,信息技術之先進,將部分中國民眾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並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國農村以及偏僻城鎮越來越頻密、越來越暴烈的騷亂,不由得讓我們對上述信條在中國的適用性頗感疑惑。我們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之下,怎麽還會有如此之高的憤怒?我們疑惑,中國的官僚代理們究竟已將人們剝奪到了什麽程度?
對官僚集團這種敲骨吸髓的剝奪,中國的老板們多少是知情的。從邏輯上說,作為授權者的領袖層可以在任何時候解除官僚集團的權力,但是由於官僚集團是惟壹的執行者,除此之外,別無分店,所以中國的領袖層在實際上幾乎無法行使那種理論上的解雇權力。在當代中國,鄧小平之後幾乎不再有人能夠以個人威權震懾和約束官僚集團,而領袖層鑒於對民眾力量的畏懼,又無法通過民眾以合法的方式來監督、約束官僚集團。正是參透了這壹點,中國官僚集團才可以有恃無恐,壹邊受托,壹邊打劫,巧取豪奪幾乎達到明火執仗的地步。到了這個地步,官僚集團在執行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壹種理論上的推論,而是壹種實踐中的必然。這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現實。顯然,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問題在中國改革政治中的壹次再現。
2005年12月6日,在中國廣東的汕尾市,地方當局出動裝甲車等重武器射殺抗議民眾。這次惡性事件不僅是1989年天安門之後最為惡劣的壹次,也同樣是中國的政治暴力在長期低迷之後開始復蘇的壹個強烈信號。在剝奪日深的當代中國,出現汕尾事件,絲毫都不讓人驚奇,但作為壹個檢驗中國領袖層對官僚集團的約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卻是壹個極佳的觀察窗口。汕尾事件發生後,中國領袖層面臨兩種選擇,壹種是迅速嚴懲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憤和國際輿論;另外壹種則是裝聾作啞,讓事件自然平息。後壹種處理方法,顯然是對官僚階層胡作非為的壹種間接鼓勵,其後果是刺激更多類似事件的發生。而前壹種辦法,則無異於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團對領袖層本來就相當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汕尾這種具有特殊標簽意義的事件中表態支持民眾,懲罰官員,有可能形成壹種領袖層支持社會自發動員的印象,這是中國領袖層絕對不願意看到的。顯然,胡錦濤及其同事面臨著壹種兩難——壹種胡錦濤時代中國領袖層可能經常會碰到的兩難。不過,再難也要選擇。不出意料,中國領袖層選擇了難堪的沈默,而懲罰兇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當初,胡錦濤處理張文康及孟學農時是何等的雷厲風行,霹靂手段。但為什麽時間過了不到兩年,胡錦濤卻變得如此畏手畏腳,進退失據?答案是,時機不同、性質不同。在北京,胡錦濤面對的是兩個孤立的高級官員,恰好可以打虎樹威,而在汕尾,胡錦濤面對的是整個官僚集團,則必須投鼠忌器。汕尾事件與北京SARS在性質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可能觸發廣泛的社會動員,而後者不會有這種擔心。這就是中國領袖層態度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判若兩人的謎底所在。同樣的心理,在稍早之前發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現得相當明顯。(2005年7月,廣東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過合法程序罷免了村主任,但最後遭到地方當局的閹割。我們註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發展過程中,主要代表中國領袖層意誌的中國《人民日報》在2005年9月16日曾經發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該文說“普通農民懂得通過合法手段罷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現象,表明了在廣東的某些農村地區,建立在理性基礎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態已經初現端倪。” 然而,幾乎在轉瞬之間,中國領袖層就立即從這個立場上撤退,轉而對地方當局的黑社會行為不聞不問。這種轉變凸現了中國領袖層在民眾與官僚集團之間進退維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壹個縣級甚至村級官僚集團,在擊潰不滿民眾的同時,也輕而易舉地擊潰了政治局。這不啻於表明:作為壹個整體的中國官僚集團正在徹底癱瘓領袖們的意誌,中國領袖層對官僚集團的約束能力已經全線崩潰。壹個看上去擁有無上權威的政治局在背地裏卻是如此虛弱,雖然不合常理,但卻是中國政治的真實鏡像。
在某種意義上,所謂權威,就是超越正式權力的權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所謂不怒而自威。以這個標準看,中國今天的領袖層嚴重缺乏權威資源,有權而無威。鄧小平沒有任何正式職務也可以發動南巡,推動時局,而起後繼者就只能靠位置賦予他們的權力來做事情。沒有位置,壹事無成。威權遞減乃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之勢,壹定要在現代社會中搞威權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領袖層只能順應大勢,走出威權迷思,發展出某種法定的正式權力。改革之後,在政權技術官僚化趨勢的推動下,中國領袖層逐漸發展出壹套控制官僚們看上去比較科學的,因而也為各方所認可的“法定”權力。不過,即便這種正式權力,也因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被磨損殆盡。
1992年之後,中國領袖層對下級官僚的壹個主要控制手段是GDP指標的考核。誰制造的GDP高,誰獲得政治獎賞的可能性就越高,誰獲得提升的機會就越大。GDP指標不僅符合中國領袖層1992年之後唯經濟增長的政治路線,在他們看來,這也是選拔幹部惟壹科學的定量依據。但中國的官僚集團不愧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職業官僚集團,他們玩起GDP這種現代玩意來,同樣是爐火純青。在早期,中國官僚還是使用最為傳統的數字造假術(這和1958年大躍進時期各地方官員爭放“衛星”的情景同工異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國官僚集團則完全成為世界壹流的GDP制造專家。與笨拙的數字造假不同,中國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所制造的GDP完全是真實的,只不過,這種真實經常是以剝奪人民的未來福利為代價的。如果將外部性比如比如環境汙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慮進去,中國的所謂“發展”可能是負的。GDP在今天以政績的形式體現出來了,但其成本卻被推到了未來;GDP是真實的,但其福利效果卻是負的。如此GDP,當然只能是壹個“真實的謊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隨著中國內部自主增長能力的逐漸枯竭,中國官僚集團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漸臻於化境。在這個時期,中國官僚集團制造GDP的手段主要是以內部掠奪為特色的。從1990年代末期起,中國官僚集團將醫療、教育、房地產等公共品強行推入市場交易。由於這些公共品幾乎是必需品,所謂“交易”就變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選擇的強制和掠奪過程。考慮到房地產、教育、醫療等公共品在現代生活消費中所占的極高比例,這些與剝奪無異的市場化可以帶動的交易規模將是壹個天文數字,而其制造GDP的能力與傳統商品就完全不是壹個數量級的。與環境汙染、金融赤字等將外部性未來化不同,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所謂改革是在即期將外部性轉嫁給其他人群。極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剝奪其他人群的福利為代價的。不過,剝奪歸剝奪,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GDP,中國官僚集團想要的就是這個。這不但可以讓他們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GDP以取悅上峰),也可以通過與外部合謀者的勾結讓他們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兩個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為壹體,妳就不能不佩服中國官僚集團神奇的學習及適應能力了。他們不愧為壹流的假帳高手。可以肯定,中國 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經濟增長,已經被巧妙偷換為完全屬於官僚集團自己的經濟增長。到這個時候,中國官僚集團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紅利,而是超經濟增長的贓物了。也正是從這裏開始,我們觀察到,中國官僚集團的剝奪可能正在迅速超越臨界狀態。順便說壹句,中國官員事實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劇了這種剝奪。因為每壹個新官上任,就要放壹把GDP的衛星,就要來壹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舊戲碼。壹個人胃口再大,也總有被餵飽的時候,但如果壹批又壹批的餓漢上陣,那就肯定要雞犬不寧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沒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搞任期制度,自然會搞出畫虎類犬的笑話。
毫無疑問,正是上述種種“左手倒右手”的掠奪式交易——壹場徹頭徹尾的GDP騙局,維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奇跡”的玫瑰顏色。然而,中國領袖層幾乎還未來得及享受這場“GDP奇跡”所帶來的愉悅,民眾就已經變得忍無可忍,紛紛開始以暴易暴了。直到這個時候,中國的老板們才發覺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中國領袖層壹定在疑惑:昨天還在高歌猛進,怎麽壹夜之間就變成危機四伏了呢?老板被經理們糊弄到這個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嘆。
當然,中國的新老板並不是阿鬥。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官僚體系失控的嚴重性。2006年年初,中國共產黨的現任組織部長賀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反思道: “此前相當長壹段時間,由於發展是我們的第壹要務,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幹部選拔中,最主要的依據就是GDP增長等硬邦邦的‘政績’,壹些地方因此出現了唯GDP增速論幹部上下的簡單做法。這樣造成的不利後果,就是部分地方領導單純追求短期經濟增長,不顧長遠協調發展,對群眾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不聞不問,甚至為了‘政績’不惜損害群眾利益,致使壹些地方GDP增速雖快,但群眾卻無法分享發展成果,有的地方還因追求畸形發展背上沈重債務。”據稱,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部門準備在新壹輪黨政幹部換屆時,將使用壹套新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以約束和控制官僚行為。這壹套新的考評體系,最引人註目的特點就是,“通過引入群眾滿意度等新指標,盡量防止幹部考察中容易出現的失真失實現象”,以矯正1990年代以來唯GDP是從的極端傾向。不過,大致可以預計,這壹套新發明,很快就會像共產黨無數類似的新發明壹樣被束之高閣。理由非常簡單,因為當壹個地方官員的命運掌握在他的上級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時候,地方官員就只可能對他的上級負責,而不可能對在地的民意負責。要求受上級節制官僚對民眾負責,當然只能是與虎謀皮。不解決權力來源的問題,就無法保證權力的使用問題。對於官僚集團來說,GDP只不過是權力濫用的壹個手段,壹個幌子而已。不要GDP,他們還會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廣泛流行GDP標準本身,也並非是地方官員發明的,而是中國領袖層自己發明的。地方官員不過是投其所好罷了。縱觀1990以後的中國,中國領袖層對GDP速度的偏好壹點都不亞於地方官員。GDP速度不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國老板們的利益所在。沒有GDP的高速增長,中央稅收遠遠超過GDP的線形需求就無法滿足,中國最高層的贖買能力就迅速流失;沒有GDP的高速增長,失業就會在現在現在的高危基礎上迅速蔓延。而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國政治老板們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國的政治領袖原因承擔這種代價,否則,幾乎可以打賭,他們將很快回到GDP標準上來。所謂中國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並不僅僅是某壹項或者某幾項特殊的經濟政策失誤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後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對中國經濟的壹種內在要求。這就是說,不解除政治領袖的合法性焦慮,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只能被鎖定在粗放方式上。這是中國領袖層或許還沒有察覺但卻深刻困擾著他們的又壹個兩難。在這種兩難之中,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實際上已經陷入動輒得咎的境地。而隨著矛盾的進壹步積累,中國政治領袖們完全可能突然在某壹天徹底失去騰挪余地,必須在民眾和官僚之中擇壹而從。留給他們的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
非正式的權威和正式的權力既然都無法約束官僚集團,中國的領袖層大概就只能又回頭在傳統的道德資源中去尋求解決之道了。情況的發展正是如此。人們註意到,在上臺後的短短兩年多時間中,從“保先教育”到 “八榮八恥”,中國領袖層已經將共產黨傳統的“整黨整風”運動飛快地搞了兩遍。形勢之急,用心之苦,不在話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國的老板們怎能不眉頭緊鎖,急火攻心呢?不過,這是壹場找不到敵人的戰爭。中國領袖層正在遭遇的是壹場無所不在的,與傳統派系鬥爭大相徑庭的軟抵抗。這種分散的、消耗性的軟抵抗根本不需要與領袖們正面沖撞,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解他們的意誌於無形。面對這樣壹場找不到敵人的戰爭,中國領袖們縱有鐵壹般的意誌和絕頂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壹下那位曾經豪情萬丈的朱鎔基吧,在他離任的時候又是多麽的形容憔悴,鬥誌全消)?胡錦濤可以輕松搞定政治局,但卻無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產黨自己的老話就是,中國領袖層已經陷入了官僚軟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謂也。孤獨無助之感,莫此為甚。2004年,黑龍江雞西市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為此,中國總理溫家寶連續做了三次批示,但雞西的地方官員壹點都不給溫家寶面子,直到溫家寶派出國務院調查組,事件才算勉強落幕。在中國,類似雞西這樣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萬,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愛民的溫總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組,溫總理辦公室的編制恐怕得擴大壹萬倍才能解決問題。按照同樣的標準擴張,中國中央政府的體積可能就會出現反祖現象,龐大得像頭遠古的恐龍。其人員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確,中國新壹代政治領袖非常順利地繼承了最高權力,他們甚至比他們的上壹代更加順利。然而,此權力非彼權力,胡錦濤手上的權力已經是在鄧小平,江澤民手上不斷折舊過的權力。他與鄧小平手上的權力、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樣是最高權力,但權力本身的效能已經大大降低。在新壹代政治領袖自以為還可以對官僚集團令行禁止,咬三呵四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已經基本上被官僚集團架空,而成為官僚政權的囚徒。
事實證明:在現有的體制框架中,中國領袖層既解雇不了官僚經理們(在民主國家這種解雇權是通過定期選舉來實現的),也控制不了官僚們。這顯然已經遠遠超越了經典的委托代理災難。
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們表現出了越來越技術官僚化的趨勢,而到了胡溫時代,這種技術官僚的特征則更加突出。技術官僚的優勢在於:他們能夠在給定的體制約束和給定的社會環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而其劣勢則在於他們很少有能力打破現有的體制約束條件,創造出更好的體制環境。他們往往可以在現有體制給定的條件下將自己的行政長才發揮到極至,但卻根本無力觸動現有體制。在這方面,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以及現任總理溫家寶都是傑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壹己之能與體制搏鬥,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勞無功。正所謂:愁煞人,天不管。總有壹天,中國的政治老板們會被他們任命的官僚經理們拖垮,在耗盡最後壹絲力氣之後猛然不支倒地。
其實,中國的政治老板們原本可以不這麽孤獨,也完全沒有必要如此事必躬親、勞神費力。他們完全可以將控制、監管、解雇官僚的權力交給民眾。然而,民眾真的可靠嗎? 五、危險的大眾? 以民眾的力量(包括能夠反應民意的媒體)限制、約束官僚行為乃是現代政治的常態。民眾用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來消解官僚的權力的濫用,是現代政治中壹個被證明非常有效的遊戲規則。之所以說有效,是因為它能降低成本,否則,事事都要老板監督,中國政府就會成為壹個頭顱(決策機構)與身體(執行機構)壹樣巨大的怪物。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將監督權和約束權力交給民眾是政治現代化中的壹種邏輯以及財政上的必然。這種安排,除了大大減輕政治領袖們的職能之外,也可以使他們能夠專司“董事會”的決策功能。然而,邏輯僅僅是邏輯,它不能代表真實,尤其不代表中國的真實。
在中國,對於民眾的力量,中國領袖層卻壹直心存戒懼。由“文革“而“六四”,中國的政治老板們飽償“民亂”,可謂吃盡苦頭,留下了相當深的心理陰影。在這樣壹種心理基礎之上,中國領袖在1989年之後對民眾力量壹直采取抑制政策。具體的策略分為以下兩種:壹是讓民眾不敢,二是讓民眾不能。所謂“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鎮壓措施,以維持壹種心理上的威懾。“六四”是這方面最極端的例子,也達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懾效果。“六四”之後,這種極端的例子雖然不再發生,但小規模的暴力鎮壓事件並不鮮見,武力威懾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過,當局要讓民眾畏懼,也是有極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眾被逼入機會成本為零的境地。也就是說,不能讓民眾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時候,就可能出現人們最耳熟能詳的所謂“民不畏死”的超邊際選擇,民眾的“不敢”就變成“只能”了。將所有民眾都逼得走投無路當然是很難發生的,但將部分民眾逼到不得不反的墻角則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壹個如此繁榮的盛世,將民眾逼得走投無路,肯定會被認為是聳人聽聞。但1990年代以來中國頻繁爆發的暴力抗議活動,成群結隊的上訪人潮,都能證明我們所言不虛。或許,這些被逼鋌而走險的人只是壹小部分人,但揆諸真實的歷史,又有那壹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開始鋌而走險之後才發生的呢?又有那壹次革命,不是壹小點星火(偶然事件)拋進了壹捆幹柴(社會的普遍不滿)從而引發了壹場不期而至的沖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歷史描述成壹場史詩,但他不過是幾個不滿調遣的新軍官兵壹時沖動而引發的壹場巨大的鏈式反應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這幾個低級軍官的壹時義憤之舉,竟然在幾十天內就顛覆了有幾千年傳統的王朝。看看今天繁榮表象之下的中國,又何嘗沒有儲備足夠燃起壹場沖天大火的能量呢?
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外部合謀者的剝奪已經達到相當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現幾個搏命的秀才加上壹群亡命的窮人是完全可能的。這種事件壹旦過於頻繁,就會將政治領袖搞得神經兮兮,坐臥不安。既然民眾“不敢”的條件正在逐漸喪失,那麽接下來的手段就是要讓民眾“不能”。所謂“不能”,就是褫奪民眾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組織起來的能力。在中國的政治詞匯中,“有組織的”是壹個非常危險的定語。其背後之潛臺詞則是:組織是動員的基礎。有組織就可能形成動員,壹動員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勢。所以,壹定要將民眾抑制在無組織的狀態,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要將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比之“不敢”,讓民眾“不能”的代價可謂巨大。妳必須在各個層級增加警力,擴充裝備,(這正是中國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必須面對強力官僚部門不斷擡高的預算要價,直至變成壹個警察國家。社會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對中國這樣抗議頻生的巨型社會實施警察控制則尤其如此。以現在中國現在各級政府警察成本不斷增長的趨勢,社會控制所帶來的成本總有壹天會拖垮財政(中國稅收不斷飆升這壹問題在財政上的體現)。分析任何壹個政府的崩潰,財政垮臺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壹。現在大多數抗議仍然發生在中國農村,如果這個趨勢向中心城市蔓延(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麽中國社會控制成本將會在現有基礎上暴漲。而這種成本帶來的大多是負效的GDP。許多人都在中國城市中發現了壹個與眾(眾多其他國家)不同的現象:家家戶戶都裝有鋼制的防盜門、防盜窗。這種巨大的需求帶動了壹個行業的暢旺。但深究之下,這個繁榮行業帶來卻完全是負的福利效果。它不僅浪費了巨量的鋼材,消耗了寶貴的能源,但換來的卻是完全可以通過社會和解而輕松得到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現在被人廣為詬病的中國粗放增長模式就是這種政治治理方式的後果之壹。由此可見,不斷增加社會控制的成本不僅是負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續的。壹言以蔽之,讓民眾“不能”,可能導致財政上難以承受的成本,很難免於最後的崩潰。
既如此,最為明智的辦法就是讓民眾“不願”,即民眾不願意起來造反。日子過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誰願意提頭鬧革命呢?有人憑借壹種淺薄的理論想象,將中國民眾描繪成暴民——壹群壹有機會就可能打家劫舍,興風作浪的痞子,壹群壹有機會就要摧毀國家機器的暴徒,並煞有介事地警告國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這僅僅是壹種想象而已,沒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產物,它與暴政往往是孿生姐妹。在今天中國,我們的確發現了暴政與暴民相互激蕩而釀成災難性正反饋的諸多跡象,但是,歷史並必有所謂必然,困鎖也同樣是可以慢慢解開的。在當下,讓民眾“不願”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官僚集團減少剝奪。完全消除剝奪過於理想,但減輕剝奪的程度則是可以做到的。這當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對官僚集團的道德勸誡,也不能指望他們對官僚集團的管束,這些統統都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所以,剩下的惟壹辦法,就是讓民眾自己獲得力量,與剝奪者之間形成某種均勢。而民眾要獲得力量,就必須讓他們組織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切實加強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在整個政治結構中的談判力量,從基層開始減輕剝奪。民眾在所有的地方捍衛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無處不在的官僚剝奪。
在中國領袖層中,有壹種根深蒂固的迷信。認為有組織的力量比無序的力量更危險。但其實,對無序力量實施社會控制成本相當高昂。試圖想象壹下,當妳找不到破壞者,但破壞者卻無處不在地時候,妳會怎麽辦?結果當然是,妳會在所有環節上加強防範。長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財務成本恐怕都會達到極限。而如果與有組織的民眾打交道,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不僅談判目標明確,支付的成本也壹目了然。這其實是將民眾疏導到有序狀態的最好辦法。所以,“有組織”並不是什麽洪水猛獸,而是治理者之福,社會之福。真正危險的不是大眾,而是無組織因而也必然是無序的大眾,壹個憤怒但卻無處發泄的大眾。那才真正是社會之禍。當然,站在中國政治老板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這樣壹種計算:民眾既然可以組織起來約束官僚,就可以組織起來約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層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當權者自己。在中國最高權力者的邏輯鏈條中,這是壹個死結。說到底,是中國政老板對自己權力來源壹種揮之不去的合法性焦慮。在這樣壹種考量中,中國領袖幾乎本能地將自己和官僚集團變成了壹個利益共同體,看作是壹個共生的結構。也正是洞悉了領袖層的這個軟肋,中國的官僚集團才敢於肆無忌憚的綁架老板,毫無顧慮地剝奪民眾。官僚集團可以不管身後洪水滔滔,但是天子們卻必須要考慮天下社稷,百姓蒼生。中國領袖與官僚集團的利益分野就在這裏。合法性連接在壹起,但利益卻各不相同,這個當代中國不易察覺的政治悖論,也正是中國領袖們最大的困擾所在。擺在中國政治領袖們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壹種是聽任官僚在合法性問題上繼續綁架自己,不斷揮霍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將民族逼入歷史的死角,另外壹種則是,斬斷自己與官僚集團的合法性連接,讓自己有更多的騰挪余地。前壹種是拖時間的辦法,最終不免壹劫;後壹種則可能走出歷史的糾纏,開啟中國政治的良性循環之路。事實上,今天中國政治的主要問題並不是解決合法性問題,而是解決官僚集團的剝奪問題,不是民眾與領袖層的沖突,而是民眾與官僚集團的沖突。換言之,民眾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權。只要給予他們可以有尊嚴生活的福利,中國民眾在政治上就可能變得超乎想象的溫和、理性甚至保守。在這個方面,共產黨的手下敗將國民黨提供了非常好的歷史教材。在臺灣,國民黨政權在總統選舉之前很早就開放了基層(包括縣市長)選舉,但這壹過程,並沒有引發整個社會的激進動員。相反,它為最後的民主化提供了經驗,奠定了基礎。而更加引人註目的是,國民黨是背著所謂“外來政權”的包袱來推動這種政治轉型的。稍有不慎,整個政權架構就可能崩裂解體。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中國領袖們雖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碼沒有背負“外來政權”的包袱。在整個中國政治轉型的順序中,基層民主是壹個重要的環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將基層(首先是農村縣鄉級,基層雖然不是中國剝奪最烈的地方,但卻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問題讓基層自己解決,讓民眾在民主中學習民主,不僅可以部分緩解剝奪所帶來的社會不滿,走出中國良性循環的第壹步,也可以將領袖的合法性與官僚集團逐漸切割、脫鉤。在中國的政治代理鏈條中,隱藏著壹種深刻的悖論,由於官僚並不對在地居民負責,而是對上級甚至遠隔千裏之外的更高級官員負責。而在理論上對民眾負責的中國政治領袖們,又必須通過他們無法約束的官僚代理工具來履行這種責任,這樣,實際上就造成了領袖根本無法對民眾負責的情況。建立基層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對在地居民切實負責的政治架構,打破中國現在的政治代理悖論。
大多數評論家在談論中國政治變革的時候,都著眼於上層,甚至僅僅著眼於中國共產黨。這當然是中國政治本身的某種邏輯所決定的。但問題在於,沒有底層的民主生活,上層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層堅實的民主基礎,上層的民主其實遲早都會到來,所謂水到渠成是也。從本質上看,民主是壹種大眾的生活方式,而所謂普選、投票之類只不過是由這種生活方式浸潤、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結構。有穩定的基層政治秩序,即便上層秩序崩裂,大眾的生活的也會完好如初。在中國基層重建民主與自治,就是重建中國社會已經被徹底碾碎了的自我組織能力。
與中國1970年代末期的農村改革不同,中國的基層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那樣可以立即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收到立竿見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那樣有明確的衡量標準,並迅速加強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亂糟糟的。除非中國的政治領袖在意識形態上確立民主的價值,並用最大的決心加以保護,否則,中國的基層民主將隨時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並不直接創造經濟價值(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政治領袖才對基層民主猶疑不決,起步多年卻仍然在起點原地踏步),它著眼的是對資源以及經濟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並由此培育社會正義和社會和諧。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壹個社會得以被結構的隱形地基,是創造價值的價值。在經過30年代的改革之後,今天中國所奇缺的並不是創造更多利潤的動力,最缺乏的是對利潤更加公平的分配機制(而這種不公平分配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內需不足以及經濟結構畸形的關鍵原因),基層民主正好可以彌補這種機制的稀缺。1989年之後,中國壹直采取的是“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的辦法,但現在我們恐怕得的掉過頭來,采取壹點“經濟問題,政治解決”的辦法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務,已經從全力推動、維護經濟發展的單壹目標中退出,必須開始解決更為棘手的貧富懸殊、環境汙染、社會分裂等同時出現的多重挑戰。而這些任務的完成,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力有不逮,需要中國政治制度實現切實的轉換。時代不同,任務不同,中國政治制度正是從這種新的時代壓力中獲得了充足的轉型動力。1989年之後,中國的上層鬥爭徹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後,中國基層卻正在著火。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的基層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
很多年以來,我壹直有跟出租車司機交談的習慣。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訪中,我吃驚的發現,他們中間理解民主,並認同民主價值的人數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什麽叫歷史潮流?這就是歷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國基層民主的動力和可能性。但在我們看來,中國基層民主的條件已經爛熟。有這種基礎,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就必定帶有某種民主性質,不管妳如何稱呼它。時勢如此,如果還只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時變而法不變者,亂。今日中國,時已變,勢已變,惟獨法不變。基層民主,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可塑性(或者稱之為“可改革性”)的壹塊試金石,如果基層民主都不敢或者無法推進,我們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彈性,其後果就是現體制在壓力下的整體性崩裂。
在進入21世紀之後的中國,惟壹比經濟增長更快的是民眾的怨恨和憤怒。對於壹直沈溺於經濟神話中的中國政治領袖來說,這壹點多少有點始料不及。雖然我們無法定量測算中國社會中所積累的憤怒情緒,但就我們的觀察而言,今天中國民眾中所積累的能量已經遠非“文革”前可比。現在絕大多數人“看到”的“文革”,實際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壹個經過加工後的“文革”。撇開高層權力鬥爭的維度,“文革”的另外壹張面孔,是大眾對官僚體系的反抗。作為壹種強勁的動力,1949年之後在大眾中壓抑多年的對官僚的不滿,借助高層權力鬥爭打開的缺口,像潮水壹般洶湧而出。這就是發生在中國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後來的人們所記住的“文革”,僅僅是無情紛爭的高層,兇殘迷狂的大眾。將“文革”僅僅描述成“權力鬥爭+大眾瘋狂”不僅相當膚淺,也會讓我們遺漏重要的歷史心得。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中國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讓中國改革在犧牲大眾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遠。繼“文革”險勝,“六四”大勝之後,中國官僚利益聯盟在1989年之後的改革中,將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壹邊。就對大眾的掠奪而論,30年改革時期已經遠遠超過文革前的17年。難怪有人大聲發問:改革會變成“武革”嗎?這種剝奪甚至遠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積累的反彈能量也遠非那兩個歷史時期相比。壹位下崗之後靠開黑車謀生的中共黨員,在壹路痛訴了社會的種種不公之後,在臨下車時候非常認真地請求我這位知識分子模樣的人:“以後妳們搞什麽組織壹定要帶上我。”顯然,這是壹股不斷膨脹,正在四處尋找突破口的地火。壹有機會,它們就可能噴湧而出,匯成滾滾洪流。這種能量既可以引爆壹場無序而慘烈的動蕩,也可能成為壹場深刻變革的巨大推力。
透視當今的中國政治情勢,我們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燒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團欲火焚身,大眾怒火中燒,政治領袖急火攻心。遭兩面夾擊的中國領袖層,雖然名義上握有最高權力,但卻左右為難,完全找不到著力之處。滅大眾之火,則官僚之火更熾,並最終將自己拖下水;滅官僚之火,則大老板斷手斷腳、自剪羽翼。面對如此困局,中國政治領袖們既然無法釜底抽薪,只好滿足於不斷地揚湯止沸療法。除了壹個正在逐漸變色而且隨時可能徹底變色的“經濟奇跡”之外,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上繼承的唯壹遺產,就是壹個強大的官僚體系。除此之外,別無長物。官僚體系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們的惟壹代理力量和執政工具,江澤民必須依靠它,胡錦濤也必須依靠它。所謂江規胡隨,並不是胡要隨,而是胡不得不隨。然而,這個曾經創造了中國GDP神話的官僚體系,在長達30年代的轉型中也逐漸累積了巨大的自毀力量。對於這種不斷擴張的結構性自爆力量,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必須引起高度警覺,並迅速拆除其引信。當務之急是,必須在官僚合法性與領袖合法性之間建立壹道防火墻,以防止火勢向最高層蔓延,使整個秩序結構同步崩潰,與此同時,必須通過基層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國社會的基層秩序,以消解官僚體系力量的泡沫式擴張。否則,壹旦官僚體系的權力泡沫因為擴展到極限而破裂,就可能同時炸毀下層和上層秩序,而陷整個中國社會於又壹次悲慘的治亂循環。
所幸的是,在中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全面轉化為中國政治領袖的合法性危機之間有壹個時間差。中國大眾政治文化中,歷來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即貪官是壞的但是皇帝是好的。這種政治文化體現在今天,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壹種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執行走了樣。“民眾這種對高層與官僚的區別對待,雖然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卻意外地保護了中國政治領袖們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國,官僚體系已經處於全面的合法性危機之中,但傳統政治文化的保護膜仍然全力維護著最高權力者的合法性。對於中國的政治領袖們來說,這是歷史賜予他們的壹個極其寶貴的時間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未來幾年,將是中國新壹代政治領袖能否擺脫體制慣性,創造奇跡的關鍵時段,也是我們觀察中國歷史走向的壹個重要的時間之窗。
出於歷史的逼迫,中國在胡錦濤時代出現重大轉折的概率相當之高。但種種跡象的確讓我們擔心,中國政治正在逐漸喪失和平政治轉型的條件。所有改革的經驗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時候,總是領袖們最為脆弱的時候,利益集團最為瘋狂的時候,民眾最為暴烈的時候。所有異像,由模糊而清晰。中國將面對怎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