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馬克思認為自己發現了壹個真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矛盾，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他的辦法是用暴力手段剝奪私人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障的國家所有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應該說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既要保持階級鎮壓，又要維持社會公平，當執政者掌管全部國民財產時，必須保持聖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產階級的工農大眾也應該象聖徒壹樣，無怨無悔，忘我工作，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國家統治者還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領，精確細微地發現每壹個問題，制定周密的國民經濟計劃，讓經濟運行恰到好處，讓人民普遍受益，聖人聖徒壹起建設共產主義。怎麽實現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馬克思沒有詳盡的論述，但在階級鎮壓體制下，剝奪壹部分人的權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從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為醫治人類社會的弊病所開出的藥方。可惜，馬克思沒來得及看到他的理論實踐，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孫們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中共實行的公有制分為兩種：壹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稱作國家所有制；二是勞動群眾所有的“集體所有制”，歸參與集體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國有資產管理分別由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各級政府及城市街道或鄉村自治組織實施。待到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這種極具誘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不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標準，反而演變為全面貪腐的官僚體制。所謂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無權用選票委托代理人參與資產管理時，就只能是壹種空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無非公有制掩蓋下的黨有制而已。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同時又是全民資產的管理者，掌控著國家經濟活動的壹切方面，它營造著壹個無處不在又毫無制約的活動空間。中共通過“黨管幹部”原則控制政府及官員，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防止黨政官員貪汙和濫用職權，壹切貪汙案件都要先經過紀委的審查，經過同級或上級黨委書記決定後，方能交給司法部門審理。這就形成國有資產經營者只對書記負責就夠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面前，全民資產的黨有化便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制約人性貪婪的辦法是有效監督，是權力的制衡，無人可以監督共產黨，貪婪之人性失去制約，就象人體的防癌基因缺損壹樣，貪腐文化便如癌細胞般迅速擴散於整個社會。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否定了歐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為資本收歸無產階級就可以解決剝削問題，卻沒料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迅速成為最兇惡最殘酷的剝削階級，又墮落為侵吞全民資產的血口巨鱷。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誘使人們走向了邪路，以為靠新型專政取代市場規則，便可壹勞永逸地解除人類的苦難，卻不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也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悲哀。人類社會不經過共產主義的失敗試驗，還以為馬克思主義真是好東西呢。 其悲哀還在於公有制並不能為公眾謀福利，因為公有財產無論多寡，都要首先滿足專政機器的運作需求，這套系統極其龐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社會財富再多，放在國家這口大鍋裏就顯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資產壹旦超過家庭消費需求，財富就變為壹組數字，壹個成功的標簽，壹種死後帶不去反而會貽害子孫的禍患。錢多到花不完了，賺錢的意義也會轉化為社會責任，升華為壹種社會服務意識，如何反饋於社會便成為壹種當然的選擇，否則便有攫取不義之財之嫌，落下為人垢病的為富不仁形象。過去富人捐資助學或修橋補路，就是壹種回饋鄉梓之情，死後帶不進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聲。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資產的絕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全部留給子孫，體現高尚情操。美國富人普遍有捐贈社會的熱心，說明私有制度的優越性，與腐蝕社會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有制度下，個人財產多為隱性財富，見不得陽光，貪汙八千萬沒事，捐出壹百萬就壹定會招來麻煩，讓人置疑財富的來源。所以我們很少聽說中共領導人有大手筆的慈善捐贈，僅鄧小平有過幾千塊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亂墜。鄧為什麽不捐出百萬大單呢？不是沒有錢，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私有資產大部分以股份形式運作，也是壹種自願組合的社會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為資本擁有者。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同了，資產所有者的“全民”因無投票權處於缺位狀態，全民資產實際是在黨政官員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卻自行將幾百億美元之多的國民財富，以輸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給了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們。現在也壹樣，為了召開“非洲高層論壇”會議，壹口氣免除了非洲壹百億美元的債務，而免除公民義務教育階段收費總是舍不得，要號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鍋裏，都是有權的撈得多，沒人關心留給民眾應該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虛偽。私有體制下，國家肯定要考慮自已國民的需求，不會將財產先送給不相幹的人，否則就是亂用納稅人的錢，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會，作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員不開倉放賑和免除賦稅，看著饑民餓死也是不可思議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稅賦來源，是維系國脈的需要，若引起饑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澤東的共產黨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與民眾個人無稅賦關系，全部資產歸公，剩余價值便掌握在官員手中，餓死人可以省下口糧，並不是件值得驚慌失措的事。農民的死活純粹是壹種心理壓力，所以說有良心的彭德懷大躍進中憂心忡忡，而大多數黨政高層人物並不放在心上，照樣開會跳舞。劉少奇也無非說了句“這是將來要上史書的”，未談及餓死人對中共政權有什麽現實的損失。只要神經足夠堅硬，完全可以渡過危機，甚至根本談不上是執政者的危機。毛澤東在這方面堪稱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寫的詩詞依舊豪情滿懷，絲毫看不出有自責之心或心緒沈重的樣子：“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誌”、“芙蓉國裏盡朝暉”、“無限風光在險峰”、“只緣妖霧又重來”、“猶有花枝俏”、“凍死蒼蠅未足奇”、“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詩言誌，在毛看來，大躍進的問題與成績相比，最多是壹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這種處變不驚又安若泰山的“偉大精神”，就是緣於全民資產歸共產黨所有帶來的莫大好處。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問題，公有制度對個體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極端漠視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壹種由稅賦形成的契約關系，政府是資產所有者，又是剩余價值的分配者，民眾數量多少不影響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發生大規模逃亡事件，幾十萬人逃到蘇聯，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嘛!”[1] 這要在封建時代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沒有人民，政府便無法支持。劉備逃離新野，帶著十余萬百姓，後有追兵，步履艱難，仍不能離棄人民。因為有了人民才有稅賦和兵源，才有統治者生存的基礎，否則就是壹幫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國人口太多，死掉幾千萬顯不出來，逃掉幾十萬也就連個眉頭也不用皺壹下。現在農民不用交稅了，卻未必壹定是好事，在無稅賦關系的體制下，農民對政府來說是多余的負擔，權益更難得到政府關註。所以農民工進城受盡老板的壓榨剝削，連最低工資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對農民只有補貼而無稅收，在勞資爭端中其執政天平自然會倒向稅收來源的資方。西方國家即以個人所得稅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人民用納稅方式購買政府的服務，形成理直氣壯的契約關系。政府靠納稅人養活，不光靠資本家生存，勞動者是大多數，無投票權不納稅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在納稅與投票兩方面的制約下，政府不為民眾辦事是不能被納稅人允許的。中共的經濟改革放松了對對私人資本的管制，允許非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市場化，變單壹公有制為國有與民營的雙軌制模式。但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和民生命脈的雙重壟斷，使得政府的權力市場化，制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制造了空前腐敗的社會。 壹、腐敗之源 誠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 極權體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終通往無可救藥的歸宿。在各種社會危機中，腐敗是最大的問題，中共執政以來，從未建起壹個既高效又廉潔的行政系統。過去之所以比較廉潔，壹是中共以打倒國民黨腐敗政府為號召，執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會財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那時政治掛帥，運動不斷，階級鬥爭天天講，民間又極其貧困，政府沒有大規模腐敗的資源，加上對領袖和革命的神化宣傳，民眾總以為中共比起歷代政府來要廉潔得多。其實這只是壹種片面宣傳而成的影象，中共執政集團的腐敗並不為人所知，在中國人餓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進口奢侈品，供高層領導享受。毛澤東愛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進口貨。與現在朝鮮用外匯進口首飾酒類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層統治集團享受、而不顧上百萬人餓死沒有兩樣。同樣是農民戰爭起家的西漢政權，廉潔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劉邦馬上得天下，壹生忙於征戰，不得休息，蕭何營造未央宮，劉邦見宮闕甚壯，怒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3] 秦末漢初，長安毀於戰火，建造宮殿順理成章，劉邦雖已為帝，總還有些布衣本色。與民休息是漢朝治國之策，到了文帝時，更為節儉，在位23年，沒有修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想修個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立即作罷。“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4] 文帝還裁撤大部分宮女，釋其歸家。貞觀二年，大臣上奏說，依《禮記》所言，夏季最後壹個月，可以住進高樓，今宮中低下潮濕，皇帝應該建壹座樓閣來居住。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懇請再三，太宗堅不允之。[5] 後代明君修身治國，無不以漢文帝與唐太宗為鏡，節惜民生物力，毛澤東就差多了，到處在風景區建行宮別墅還嫌不夠，竟然主動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給自己造別墅。中共諸侯們也從不放過享樂機會，還在延安的山溝裏，就已是舞會宴請不斷，美女作伴，唱戲聽歌，好不快哉。壹位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記述了中共高層壹次宴會的精彩盛況，十分傳神：
刑官舉行了答謝宴會。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鮮……然後，端上各種香噴噴的湯來。 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他的神情莊嚴肅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國名菜糖炒筍雞端上來了。然後是各種不加鹽煮的粥；酥軟的薄餅；還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師。 毛對每個和他談話的人都親切地微笑，還教多爾馬托夫怎樣吃紅辣椒；應該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要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壹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的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 毛澤東抽起煙來，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國古代執掌刑法的官員，借以比喻握有肅反大權的康生。康生的宴會不容易比過正宗的滿清帝王，大清帝後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兩銀子。遜帝溥儀丟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氣派，壹聲“傳膳！”無論早晚，幾十名穿戴齊整的太監隊伍，擡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心殿而來。下面是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譜： 口蘑肥雞/三鮮鴨子/五綹雞絲/燉肉/燉肚肺/肉片燉白菜/黃燜羊肉/羊肉燉菠菜豆腐/櫻桃肉山藥/爐肉燉白菜/羊肉片川小蘿蔔/鴨條溜海參/鴨丁溜葛仙米/燒茨菇/肉片燜玉蘭片/羊肉絲燜跑跶絲/炸春卷/黃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鹵煮豆腐/熏幹絲/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絲/五香幹/祭神肉片湯/白煮塞勒/烹白內…… 皇帝壹日兩餐，早膳即是午餐，從規模上看，延安土皇帝與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無幾。民國年代皇帝已不象過去那麽擺譜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這多菜。延安盡管挖來溥儀的大內廚師，若想搞出滿漢全席也不容易，因為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黑豆是驢用食品，自古當兵吃糧，到了與驢爭食的地步，實在是沒辦法，因為物資太缺乏了，靠農民的小米或蘇聯的盧布總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產黨最喜歡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尤其在供應緊缺年代，因為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隊式的供給制，本屬於大家的東西集中到軍頭將腦手中，由他們來分配，領導自然先滿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竈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服裝供應制度也分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保健、保衛也按等級享受不同待遇，老幹部連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權，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別待遇。各主要機關首長可吃小竈，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夥食費外增加壹元，是大竈標準的三四倍。引起了眾多議論後，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竈待遇，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竈，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竈，地委級則應設中竈。中竈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竈，仍保持大竈夥食標準。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臺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還可享受“特別保健”。按常理，共產黨內部的等級差別並不比國民黨政府中的差別更大，但共產黨人標榜為共產主義者，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這種差別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級制形成的差別越來越大，條件好的地區，小竈標準超出大竈幾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竈待遇標準由國家文件明確規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竈待遇者的範圍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7] 隨後政務院依據竈別來統壹制定的工資標準，擴大等級系數，其最高和最低之差達折算成小米竟達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後來經數次改動，差別也總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加物價津貼16％）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這是依照蘇聯經驗，但比之蘇聯的差別還是小許多，因為物質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共產黨名義上實行共產主義，實踐上又反對平均主義，在具體政策方面反而強化了封建等級觀念，構成“新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反政府組織也享受同樣的差別待遇，毛澤東在輸出革命的同時，也輸出著中共的三類九等制度。當年設在湖南益陽山區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廣播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總共不過80來人，卻也引入中共等級森嚴的大中小竈制度，夥食費按級別分30、60、90元三等，這按當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當高的待遇。[8] 差別不光體現在工資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據這種等級差別，並擴大到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寺院及僧侶都有行政級別。生活待遇也極為細化，大到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配備，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標準，小到洗澡時處長以上幹部洗盆塘，壹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規章的形式頒發。只有封建制度才會有嚴格的等級差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封建社會主義”，奪取政權後，革命的風險系數大為降低，進入共產黨幹部體制以追求等級待遇成為人們體現個人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唯壹途徑。不斷強化行政等級差序的特權制度，服務於專制體制，是迎合人們牟利動機和鞏固政權的最好辦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觀。被共產黨詛咒的國民政府，最高與最低的工薪差別也只有10上下倍，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不能刺激積極性。楊奎松寫道：“戰後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7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以每壹級的最低檔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之比例，更達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當於國民政府總統和五院院長級別的主席、總理、委員長級，最高級與最低級之差也達到26∶1之數，仍高出許多。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還略顯平均。”[9] 於是共產黨大力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壹面主張共產主義道德，提倡艱苦奮鬥；壹面批判平均主義思想，讓領導幹部搞特殊化，共產黨怎麽說都有理。美國總統的年薪比壹個普通工人也不過多出數倍而已，克林頓在職時年薪僅為10多萬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為5萬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強化等級觀念，與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產革命宣傳相去甚遠，也揭示了共產革命的實質。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來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鬥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汙、刮地皮，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汙刮地皮更為血腥。經濟開放之後，沒包養情婦的縣鄉幹部絕無僅有，共產黨不僅等級森嚴，貧富懸殊，而且與人民群眾基本隔離，吃的東西也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是由特供基地專門生產的無毒無害食品，市場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們肚子裏。政府及領導住處警備森嚴，如臨大敵，平頭百姓嚴禁入內。我們常聽到外國首腦被刺的消息，中共領導人從來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自稱是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官員，卻自動與民眾隔絕開來，例行的視察民情，無非前呼後擁的做秀而已。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閑著，硬是給攆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和威嚴的官僚集團，不僅是中共，凡是共產國家，都是這種格局，無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會主義。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幹部吃大、中竈，中委吃小竈。大竈標準為縣團級以下待遇，軍隊團級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標準為壹菜壹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壹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壹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保證毛澤東每天有雞吃。陳雲在解釋別人的疑問時說：“……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0] 在等級社會中，人的地位高低也決定著生命價值的貴賤，在家裏好東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況君臣之間。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竈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甚至引進了荷蘭奶牛，專供高層領導鮮奶。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形成毛澤東為中心的等級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代宣告結束，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已被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籠罩。其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下確保對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盡管妳學貫中西，名滿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槍桿子的大老粗吃香。讓知識分子在等級制度下降低人格尊嚴，爭相獻媚以換取個人幸福。在任何壹種專制體制下，等級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必須有界線分明的貴族和賤民階層，它涉及到政權和道德的穩固，便於對臣民的統治，也會消減社會上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氣。這在壹個農民社會裏是非常關鍵的，人們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貴賤原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不去追問制度缺陷及權利歸屬。當時元老級人物王若飛不吃香，王實味資歷淺供職於馬列學院，同是中竈待遇。後來王實味寫批評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竈就吃不上了。所以，這個等級制度壹經建立，立即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普遍歡迎，滿足了他們打天下後坐天下的願望，自視為革命功臣，終於從賤民上升為貴族了。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原本就是黨內貴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級制的影響而欣然接受。從此，毛氏王朝統治下的臣民，都是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壹切行動聽指揮，妳不需有頭腦，妳只是壹顆鏍絲釘，有熱情就足夠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思想式的軍事共產主義，青壯年都是民兵，吹號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槍架在田裏，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費聚餐，壹幅軍事共產主義的經典畫面。列寧執政之初，就實行過軍事共產主義，社會軍隊化更是毛時代的治國方式。軍隊等級森嚴，官大壹級壓死人，壹個人無論出身地位，從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軍事化的各級機構按照級別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則就是不得越位。軍隊與地方劃分為科營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壹直到中央，軍隊級別與行政級別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廟是處級單位的，主持就是處級喇嘛，享受縣團級待遇，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壹級，就是副省軍級喇嘛了，班禪喇嘛是國家領導人序列，比照級別應該是中央軍委副職壹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屯墾性質，主要任務就是種田，從師部到連隊全是軍隊編制。文革時企業也按軍隊編制，照級別排序，分公司機關叫團部，下面是營連排，總公司是師壹級，總經理後來退居二線，也給了個省轄市政協副主席養老，若貶到縣政協，壹定是犯錯誤降了級。文革時學校也實行過軍事化管理，連排班齊全，直到現在的中學大學都要實行入前軍訓，就是軍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脈。 中共建政之初物資匱乏，中央領導階層名義上采取工資制，實際還是特殊供應，很多方面是免費的。比如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黃豆”三個級別，中央高層居最高的“肉蛋”類，工人是不入級別的棒子面糊糊類，農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類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團，以供毛澤東和中央首長跳舞伺寢之需，延續從延安養成的跳舞習慣，那時舞會是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彭德懷斥之為“選妃子”，時值彭老總在朝鮮苦戰，氣得對浦安修發牢騷：“前線戰士那樣苦，北京還到處跳舞！”也實在讓人寒心，前線“最可愛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與吃加熱罐頭鉆鴨絨睡袋的美國大兵決戰，後方親愛的領袖居然摟著可愛的美女，軟玉溫香，長夜當歌，被翻紅浪。1957年，彭德懷怒氣沖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毛是“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和汪東興不幹好事。[11] 毛無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團，改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辦法，向北京黨政軍各文工團調用舞女，直跳到文革開始。美女對中央首長的各項服務都是免費和敞開供應的，自然不用首長個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縱，老來幹勁十足，常讓他的宮女們研讀“素女經”，宮女的工資由中央政府列支。彭節儉耿直和不喜拉幫結夥的秉性反襯出旁邊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全國上下，唯有彭老總不稱主席，還是叫老毛，不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反對給毛在各地建別墅。在毛的眾多大臣中，僅有他敢在毛睡覺的時候闖進去，驚了大駕，不顧君臣名份。延安時的作家王實味，看到專為首長開舞會，演出京劇，大為不滿，前方日寇猖狂，後方歌舞升平，於是寫了評論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譏諷這種狀況。有壹次他還對俱樂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把妳們全炸死！”結果跳舞的沒事，不跳舞的反誤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萊將跳舞引進延安後，跳舞之風刮遍延安，毛澤東亦熱衷於跳舞，既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毛輕易將美麗年輕的吳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賀子珍醋性大發，對毛怒吼道：“龜兒子，妳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住隔壁的史沫特萊去勸架，賀又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妳招來的，滾出去！”牛高馬大的史沫特萊把賀子珍打倒在地，賀朝毛大叫：“妳算個什麽男人？什麽丈夫？什麽共產黨員？妳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12] 偉大領袖自此更加移情別戀，搞上了江青，賀終於被打入冷宮，淒苦壹生。楊開慧溫柔賢淑，也有文化，毛都棄之如敝屣，何況河東吼獅之輩。那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權，連賀子珍都無奈於毛的放縱，王實味正是觸了大忌，忘記了共產黨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強給予平反。 毛澤東表面上也懲治過腐敗，但從內心並不反對腐敗。1974 年初，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意是幫助江青等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國務院和軍委的更多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當時各地開後門形成風氣，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親友入學參軍，逃避上山下鄉，民間多有怨言。這卻點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邊女友上了北大，未經正式手續，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壹種權色交易，他帶頭開後門，自然不好抓葉劍英等元老派的辮子。於是毛說：“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認為批走後門幹擾了運動大方向，致使腐敗之風在黨內迅速蔓延。 共產社會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式制度，黨政官員享有特權，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獨裁專政體制下，特權壹定導致腐敗，這種腐敗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隨著權力的上升，腐敗程度也相應升級。何況壹黨壟斷壹切領域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權力越大就越向經濟領域滲透，利用權力來謀取壹黨及個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體制，共黨專政是最腐敗的制度，比如蘇共高幹的特權比沙皇時代的貴族還要優越： 高幹是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壹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妳。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妳使喚，使妳每壹項願望都得到滿足。妳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妳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樣，只要手指頭壹指，事情就辦成了。[13] 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75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3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約與18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實，紅色新貴族的特權比皇權時代的舊貴族還要大，共產黨可以通過公有制來隨意支配國民財富，舊貴族多半要動用私人財富，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就能感覺到，貴族有時候不過是空架子。在中國人挨餓的1959年，中共貴族們可以上廬山開“神仙會”，遊山吟詩，還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產供應。毛澤東不愧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溝子，便從此“閱盡人間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別墅，又乘專列縱橫馳騁，出訪蘇聯也是乘專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樣，壹去就是幾個月。毛並不熱心出訪，喜歡乘德國進口的專列隨意到南方巡遊居住，所到之處遍設行宮別墅，比乾隆下江南還排場。毛也喜歡遊泳，說中央全會可在各省輪流召開，“河南壹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壹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14] 廬山美廬是宋美齡的別墅，毛用過嫌小，江西省又給毛修了更大的蘆林別墅，園林面積1萬余平方米，主房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是美廬的五倍，1960年動工，次年完工。這樣毛僅在廬山就有了美廬和蘆林壹號兩套大別墅，供他個人使用。要知餓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敗透頂，也帶壞了手下的人，他的侍從人員——“壹組”也是壹幫趁機揮霍民脂民膏的家夥，隨處白吃白拿，全不顧國難當頭。豈止別墅，毛活動過的地方都要留作紀念，以致紀念館遍布全國，超過歷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從延安向西柏坡轉移，途中經過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暫停留過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紀念館”，至今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漢文帝因百金而棄露臺，毛澤東費億金狂修別墅，四千萬餓殍慘死，六萬萬面呈菜色，無絲毫愧疚之心。國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悲哉！
當然，老毛的別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薩達姆的75座行宮別墅也不全是老薩下令修建的，但獨裁者們善於利用權力營造特權規模，卻是其獨裁的結果。可悲的是，毛澤東壹雙破皮鞋、壹件爛睡衣、壹碟紅辣椒、壹碗紅燒肉的經典傳說，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至今還在感動著壹些可憐的學生娃娃。他的“樸素”不過是農民的習慣而已，有時維持這種“樸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錢，他去莫斯科訪問，大木板床還要專機運去，這決非為了省錢，因為毛下榻於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裏，裏面不會沒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費。毛在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時，搜刮了大批金銀財寶，預留後路。直到長征前夕，毛得知中央決定把他丟在根據時，才上交中央，算是買了壹張逃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離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極為奢侈的，但毛對別墅的熱愛超過了歷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夠他老人家享用十萬輩子。都說毛澤東不愛財，衣袋裏從不裝錢，從不壹五壹十地點算他的工資，但毛卻是建國以來中國第壹位富豪，李誌綏說：“《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國的首富之壹。”[16]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據說印了50億本，夠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幾多稿費就不知曉了。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1.3121億元人民幣。毛澤東是極其愛財的，早年毛澤東打著留法勤工儉學的旗號，從章士釗那裏弄到兩萬大洋，並沒有幫助其它人去法國，而是據為己有。毛的同學很奇怪，他怎麽壹下子變得闊氣了？其實章士釗的這筆錢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教育專款，毛晚年心血來潮，說要償還這筆錢。中央蘇區時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際，大撈了壹把，紅軍有了錢，他個人也發了財：“壹輛卡車滿載著沈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全部這麽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壹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17] 進京之後，毛又用稿費建立了個人的小金庫——私房錢，經常用小金庫的錢做壹些隨心所欲的事，有時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樣財大氣粗，壹次討論三線建設時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那麽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那些大賺稿費東西都是他的講話、電報、批示、書信等等，原本是職務行為，也大部分為專職秘書所寫，卻借機狠狠敲詐了全國人民。在取消了稿費之後，全國只有他老人家獨享稿費待遇，沒有比這更愛財更無恥的了。衣袋裏不裝錢，不摸錢數錢，嫌錢臟，是衣食無憂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買菜購物，裝錢何用。鄧不平身上也是壹塊也掏不出來，因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專職人員照料，無需裝錢。民選的美國總統也壹樣，不能輕易上街購物，克林頓在上海街頭買了個雪糕，是隨從人員事先為他兌換好了鈔票。布什總統有壹次進超市視察，看到收銀員不必將商品價格手工輸入電腦，價錢就統計出來了，感到驚異，卻不知掃描儀將商品信息條碼讀入計算機，即可累加出價款總數，可見總統先生已是多年不進商店購物了。做為帝王，除了為毛澤東身邊服務的人員，除了為毛飲食健康服務的專家團隊，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秘密小組也有很多個。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組”，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註釋後，排成“大號字”編輯出版的專職小組。承擔這壹任務的主要有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與專家。這種註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這15本有被他人閱讀，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為了只為毛澤東個人閱讀的專有讀物。隨著毛澤東白內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號”。而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是由當時在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地為毛澤東翻制的。還有古詩詞“吟唱小組”，均以文藝界名流錄音，請古典文學專家解讀給演員。還有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的戲劇及專用播音設備。毛抽的雪茄也是專用的，從煙草種植基地到卷制過程都有專人負責，再經由四川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工處（服務處）壹條龍服務小組，最終被送到毛澤東手中。江西景德鎮是中國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達壹項重要政治任務，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鎮為毛研制生產代表最高水平的專用瓷器，組織全國壹流專家，精選用料，精心設計，燒出極為珍貴的“毛瓷”。“毛瓷”工藝水準超過宋明官窯制作，件件價值連城。 要了解毛澤東，不能光看斯諾、師哲、汪東興、李銀橋們寫的東西，還要讀壹讀弗拉基米、李德、張國燾、王明、李誌綏等人的書，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澤東形象。這些人見到過毛，其敘述多半是真實的，褒貶不壹的觀察，正說明人性格的復雜。即使個人生活節儉，也並不等於治國有道，可惡的是表面上的簡樸而背地裏窮奢極欲。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人性亦善惡摻雜，此消彼長，壹似《鏡花緣》裏兩面國，個個頭戴浩然巾，遮住後腦，只露壹張正臉，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壹張惡臉，鼠眼鷹鼻，滿臉橫肉，血盆口壹張，噴出壹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在毛澤東的各種傳記中，即得利益者說好，遭貶者叫糟，各人接觸深度、觀察角度、職務地位、人格喜好、思維方式、言論環境多有不同，只有綜合起來，壹個完整的形象就會躍然紙上。每壹個大人物，都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壹舉壹動，無不映入看客眼簾，載入史冊，至於扮相好壞與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員自己的事，旁觀只對自己的敘述負責即可。 二、法制失效 毛澤東時代的腐化，多限於高層的小圈子，壹般幹部也僅是多吃多占。壹來毛鐵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運動，三是群眾有擁護共產黨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類不成體制的監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掛帥的政治原則下，腐敗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罪行，幹部們占點便宜難免，大肆貪汙無膽。文革告終，改革開始，紅色家族不再滿足供給制的小打小鬧，利用權力加價格雙軌制，開始瘋狂掠奪國民資產，加之取消了僅有的“四大自由”，貪汙狂潮如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時的國內狀況，現在看來小巫得很。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汙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中共極為重視立法，出臺了許多懲治特權腐敗的法律條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懲治力度，對貪汙罪的處罰可以說極其嚴厲—— 第三百八十三條 對犯貪汙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壹） 個人貪汙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汙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汙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汙數額處罰。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汙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兩高報告”裏說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員犯罪比例越來越高，另壹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共產黨無法全部懲處內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標準，共產黨也已經整體墮落為最龐大的犯罪集團和自我服務型的利益集團，連最高法院副院長都是大貪腐犯罪分子。共產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腐最黑暗的王朝，歷史最大的貪官諸如和珅，身為帝王寵臣，也不過弄了幾億兩。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汙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賺了權貴們分贓，賠了國庫再註資，還有股市以供圈錢。對共產黨來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義任意搶劫公民財產和國民財富，壹塊地皮，就可以翻來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們壹天掠奪的錢，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國庫收入還要多出多少倍。而龐大的國有財產基數，為各級共黨分子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方便的斂財機會。關於社會的腐敗程度，早年民間流傳壹種說法：處級以上幹部全部槍斃，科級隔壹個斃壹個，可能有冤枉的，但總比漏網的要少。這看似過激的情緒表現出老百姓的深惡痛絕，卻也不能說是信口胡言，腐敗已是遍地蔓延之勢，無官不貪。這還不包括那些利用職權以公肥私敲詐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稅務人員，這些人是公務員的最低層，沒什麽級別，算不上什麽官員，卻也是相當肥沃的營生。那所謂“領導幹部”，諸如鐵道部長、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壹類的實權人物，全部槍斃，肯定沒有壹個是冤枉的。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萬元就能槍斃，真照此辦理，肯定剩不下幾個幹部了。這還沒把村委會、居委會和小國有單位裏根本排不上國家行政級別的黨員幹部的貪腐算進來，也不包括各單位頭頭腦腦私設“小金庫”亂支亂用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款出國內外旅遊問題，公款嫖娼私蓄情婦問題，若將這壹塊消費也算作貪汙，官場上有沒有壹個好人都成疑問。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憲法壹樣，壹開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再修改解釋多少次都沒什麽用。貪汙數額越來越巨大，刑法的反貪條款就顯出其紙老虎特征，貪汙分子與法律對峙起來，紙老虎只有往後退縮。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貪汙10萬元被槍斃的，貪汙不上億壹般判不了立即執行的死刑。貪汙日益兇狠，量刑下限只能隨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釋來掏空刑法，法不責眾，貪汙5000元的案件檢察院也根本也不會受理。
假設中共痛下決心，鐵腕反腐，嚴格遵照刑法大開殺戒，象鎮壓法輪功壹樣圍剿貪官汙吏，也是不行。鎮壓法輪功靠黨組織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機構來操作，“書記決定，各方去辦”，正是專政機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為這涉及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離不開公檢法的全程參與，這會削弱中共集團的整體利益，集團內的少數人承擔貪汙責任還行，讓絕大多數受懲處，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烏鴉壹般黑，公檢法不是清水衙門，是肥得流油的富戶，貪汙受賄的重災區，專政機器恰恰是貪腐社會的保護傘，由貪官汙吏來治理制度化的貪腐，治貪的人應該受到整肅才對，這有如醫生給自己開膛破肚動大手術，與自殺無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個廉潔獨立的司法體系才是消滅體制化貪腐的保障，壹個寄生於黨組織下的司法系統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偵辦貪腐案件時，為了避免幹擾，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員偵辦，A地區B縣的貪官，壹定要到C地區D縣受審，脫離屬地管轄，躲開有利害關系的黨政司法官員插手。以此類推，中共中央最高層的貪腐，只有大於它的權力才能辦理。所以，辦理零星案件還行，整治整個社會的幾千萬貪官汙吏就玩不轉了。所以明知軀體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敗只能抓幾個典型，應付壹下民意而已，永遠不會認真操作，以所謂行政管理職能的局部改善，提高執政水平，用廣告櫥窗壹類的表面化政策緩和社會危機，來代替權力制衡，代替全社會的監督，無非是做做樣子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壹個政府，如果沒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為壹個不正義的政府。但要這些爪牙不給自己撈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專制的國家裏，貪汙便是當然的現象。”朱镕基以鐵面著稱，表情嚴肅，橫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臺時面對“地雷陣”和“萬丈深淵”，說道：“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和老百姓對我們的信心。”可謂氣壯山河，大有諸葛亮《出師表》的豪情。可惜，誓言歸誓言，現實歸現實，鐵面總理處處碰壁，所到之處，腐敗造假成風，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縣峨嶺糧站借糧瞞騙事件等等，令朱總理痛心不已，又無可奈何，上臺時的豪情壯誌，消解於全社會的腐敗之中。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竟然墮落到這種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強幹，亦不能脫離整個組織系統而行事，面對遍布四周的兇惡爪牙，最多能堅守個人良心。打幾只老虎和豺狼撲滅不了全社會的罪行，懲處幾個貪官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使貪官們更急不可待，結成榮損攸關的利益集團，壹致對外。不是有許多貪官坐牢槍斃嗎？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內幕，就明白倒黴的人壹定是後臺不硬。遠華案涉及中共高層，甚至於政治局常委的家屬也牽連在案，走私幾百億元，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為歷年之最，驚動了全世界。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就是老賴送回來又怎樣？壹樣是黑箱作業，壹樣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麽事也沒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太子黨”，除了毛澤東的後代權勢不大外，個個都是官商，無壹人上了斷頭臺。周北方坐牢時，鄧質方在香港住五星級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鄧小平的隨從，老爹職務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為惡劣的是，反腐敗甚至演變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是致政敵於死地的殺手鐧，朱镕基貴為總理，也是端人家的碗，歸人家管，再由著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閑著，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場。壹旦失寵，晚景淒涼，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諸人之命運，展現中共政治鬥爭之殘酷，聽壹聽都令人毛骨聳然。 貪汙集團只有綁在壹起才最安全，舉報人不會為打擊別人把自己也賠進去。正如蘇東坡詩雲：“萬人如海壹身藏”，隱藏於萬貪之海中，便無風險之憂。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的好人之道是難得糊塗，隨波逐流，決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場腐敗之風之所以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即因此理。尤其在眾官皆貪的現狀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視為危險人物，反成孤家寡人。眾人怕壞其財路，處處設防，長官討嫌，同僚忌諱，發配妳到邊遠地區扶貧支農，再無出頭之日。再說職務是花巨款購得，正等著大撈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癢，拍馬屁還來不及，哪敢違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黃金高壹案，說黃貪汙了幾百萬，被判無期徒刑。黃原本是反腐敗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彈衣上班。壹個縣委書記貪汙幾百萬本不稀奇，奇怪的黃既然是大貪汙犯，應該送上峰厚禮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級自找坐牢之理，腦筋再會急轉彎，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妝為反腐英雄，同權貴大佬們鬥爭。中共司法系統慣於黑箱操作，公布的東西往往靠不住，許多民運分子、良心記者或維權人士被判刑，無不汙以泄露國家機密、顛覆政權、非法經營、嫖娼賭博壹類毫不相幹的罪名，坐進共產黨的黑牢。說妳犯什麽罪，就是什麽罪，到聯合國控訴也沒用。當今之社會，既無儒家傳統的科舉制度，也無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則，在權貴集團專制下，個人憑知識和操守進入官場，爬到高位，機會為零，扭轉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可能性亦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會，再恐怖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亦不乏忠盡報國和勤勞敬業者，而現在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場化之後不倫不類的共產黨惡搞掉了。再以個人入黨動機而論，明知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垮臺，中共也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很遠，入黨更不存在實現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特殊利益，形成黨內官場壹體化的逆淘汰現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好人為官極難，小人壹往往壹帆風順，官場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討厭改革，維持現狀才是為官之道，官場的逆淘汰使官場和社會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損官場利益，都似壹塊石頭丟進醬缸裏，撲的壹聲悶響，不見蹤影，漣漪都不起。朱镕基說，賄賂者將黨的幹部們拉下了水。這是事實，但不公平，權錢交易是尋租過程，權力變為等價交換的商品，不是壞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緣於壞人體制，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讓人鉆營的空子，招來壹群蒼蠅，反將責任推給社會，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山西有個縣委書記賣官賺了幾百萬被判刑，就不能說是壞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縣裏沒好人”，大家都壹樣，如果不送禮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斷升遷，誰也不是從娘胎裏出來就亂扔錢的白癡。他的書記也是買來的，各級官員都有售價，等價交換，即便是貧困地區壹個科級職位依據肥瘦，最少也在10萬元之上，壹個縣委書記怎麽也貴過十個科級職位，假如他不多賣官，恐怕這輩子的工資也補不上買官的虧空。這類把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中描繪得淋漓盡致，晚清賣官是半公開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體例，候補官員若想撈到實缺非大花銀子不可，沒有不識務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場，卻壹心清廉，豈不愚癡？古代不乏清官，是緣於有公開競爭的科舉制度，個人完全可以憑借學識贏取官位榮譽，科考官員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聲最為重要。共產仕途只有壹條，就是靠巴結和裙帶升遷，流氓無賴也能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場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體化為壹整套用人制度，黨管幹部原則使選用幹部成為黨的壹把手個人專有權力，即所謂“壹把手專政”。黨管幹部首先要考慮被選者的政治條件，其次才是學歷等技術條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對書記的忠誠度來體現，這是延伸書記統治的先決條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書記靠攏，以示忠誠，誰也不會笨到花錢向書記買官，再反過來找書記的麻煩，自毀前程。官位是當今最為稀缺的資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場化了，競爭異常激烈殘酷。各種官位都有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價格，交易價格取決於官位的含金量與成本之比，同樣的級別，油水大的公安局長與清水衙門的黨史辦公室主任之間，其交易價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賣方依據市場行情出價，買方除了購買價格，還要考慮（比如每年）維持官位的費用，在“合理預期”之內──即買方每年可能獲得灰色收入扣減成本後的剩余額，折舊期越短盈利越大，當然也要考慮升遷機會的大小。買賣雙方通過博弈，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買受人的意圖在於為升遷積累官場資本，也可能采取先賠後賺的辦法，求購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類似於清代官場的記名候補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沒買家的，除非有強大背景的“太子黨”之流，才可能通過利益交換免費獲得官位。壹般說來，交易雙方都有較強的風險控制意識，避免違約風險，買官賣官總是雙贏的，交易完成後實現的收益遠遠大於交易風險，這是官位交易市場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關系得以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在風險控制中，道德風險為零，法律風險極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風險。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譽損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又有廣義狹義之分，比如官員貪汙公款或集資款，使得用於公共開支減少和公共建設受損，這是廣義上的公眾利益受損；如果官員侵蝕相關民眾的眼前利益，民眾的利益受損程度便是具體和切實的。壹個官員貪汙了上億元公款，分攤到每個中國人壹毛錢不到，民眾只有倫理上的義憤，而無實際損失，因為即使官員不貪汙這些錢，好處也分配不到民眾手裏，也會拿來擴建政府大樓或開辦勞民傷財的世博會之類，群眾決不會為了懲處貪官不公而上街遊行。但狹義範圍的貪汙勒索對民眾的危害更直接，針對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義憤，形成群眾性的抗議風潮，對執政者構成政治風險。A官員從國有企業弄走數個億，不過是爛帳窟窿，B官員從三峽移民建房資金中貪汙幾十萬，導致房屋剛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風險應該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風險肯定大過A，社會影響使B的刑期可能比A還大。這也是貪汙越多的錢反而風險越小的另壹個原因。當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終都來自公眾利益，若從絕對數量上看，廣義公眾利益做出的“奉獻”更大壹些。如果堅持原則，想做清官，只送不賣，顯然也行不通。領導幹部如果不培養自己的利益共同體，到處是掣肘的陽奉陰違者，工作反而無法開展，政績又如何體現？何況官位極為稀缺，鉆營者眾，經濟社會中，上下級的關系亦是靠金錢利益維持。妳做上司不受賄，下面以為妳不信任他，肯定會尋找新的靠山，置自己於孤家寡人之地。壹個光桿司令，又怎能管好壹個單位和表現為壹個好領導呢？賣官也是保證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從程度等）最大化的辦法，也產生官場邊際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過‘賣官’，反而能夠實現多種利益的最大化。在這種制度環境下，要求‘用人者’不‘賣官’是不現實的。”[18] 在利益鏈結成的官場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貪腐便無共同利益可言。對壹個專制政黨來說，忠誠度最緊要，不怕妳貪，就怕妳不貪，有了貪腐之心，便不會追求正義，腐敗政治正是貪官汙吏最安全的港灣。六四前，社會上對“太子黨”經商多有非議，民眾傳言聲震朝野，涉及到趙紫陽的兒子，趙於是向鄧小平提出先從審查自己的家屬開始，完善廉政制度。結果，“太子黨”經商在鄧眼裏根本不是問題，鄧關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黨”占盡優勢，更是由鄧家為首的“八老”子弟為代表。如今“太子黨”更是盤根錯節，完全壟斷了國民經濟命脈，中共反而比六四時更強勢了。假如六四按反腐敗的路子走下去，壹定會促進社會的公開化和公平化，壹定會走向民主化，壹黨專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敗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內部權力鬥爭式的，絕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機制，這是壹個共產政權無法解開的死結。
專制政權是錢花在密室裏，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錯過了六四反腐的最後契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小手術不頂用，大手術不敢動，只好時不時吞些鴉片止痛，彌留之際再打強心針，以期回光返照。“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這壹頗為流行的看法，真實揭示了黨國進退失據之尷尬。經濟發展不能改變體制的弊病，越發凸顯制度弊端的危機四伏，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全民財富急速流入少數人手中，少數人以官商勾結的腐敗手段致富，體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擴大漏洞，將國家最暴利的行業壟斷於權貴手中，為體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預留可乘之機。工農大眾就連毛澤東時代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地位也剝奪幹凈，更加重了社會的不平等，打破人們固有的心理平衡，為民怨沸騰積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農民，工人生活普遍窮困，之所以沒有產生陳勝吳廣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論下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地位，共產主義理想為中共政權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工農民眾不可能反對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盡管這個全民所有制實際為國家所有，由黨說了算，人民只有名義上的地位，且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層領導的傳統特權，普通人的社會地位並無顯著差別，毛以群眾運動撲滅基層官場的腐敗，維持了全社會從心理到政權運作上的穩定，國家再亂也在毛的控制中。又處於王朝初期，整個社會還算清廉，未出現反對腐敗政府的革命因素，盡管維持毛澤東的地位本身就耗費著中國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澤東還是反對黨的幹部搞特權的，毛曾反對工資制，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等，都是鑒於特權的弊端。故而蘇聯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親毛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全是壹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共產黨的權力不受工人和群眾監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早已形成壹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三、香港反貪 如果睜大眼睛看看外面，華人世界也不全是貪腐社會。臺灣黑金政治曾壹度猖獗，但畢竟有民主體制在艱難起步，使2300萬中國人以不流血的方式享受到直接選舉式的民主，建立了較為廉潔的政府，高官的貪腐是個人行為，而不是體制弊病。華人社會最廉潔的是新加坡和香港政府，兩地都曾是英國殖民地，缺少成熟的普選制度，卻比壹些普選國家還要廉潔高效。香港的經驗似乎應該是中國內地效仿的樣板，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情況下建立廉潔政府，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治理日益嚴重的貪汙賄賂，拯救世風日下的社會。這是否可行，我們還是先回顧壹下香港的反貪歷程。香港上世紀70年代也是腐敗猖獗的地方，貪汙賄賂無處不在，成為港人生活的壹部分。1974年當任港督麥理浩決心治理腐敗，檢討過去反貪汙法律效力低的缺陷，成立了壹個完全獨立於政府的嶄新機構——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執行單壹的懲治貪汙職務。廉署的編制保持獨立性，只對港督負責，從專員到各級職員都不屬於公務員序列，廉政專員自主任用或解聘工作人員，不受有關公務員條例約束，廉署單設舉報中心，單獨立案調查，授予比警察還大的權力。鑒於貪汙行為的隱蔽性，調查員不必抓到嫌疑人的具體貪汙行為，只要能證明其生活標準或擁有財產超過官職收入，而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毋須拘捕令即可拿捕涉嫌人士。於必要時出示委任證，表明身分，均可進入任何地方或房屋搜查，允許合理使用武力，然後提起公訴，由法庭判罪。廉署在撲滅貪汙罪行方面大有建樹，從貪汙最猖獗的警界開始，擒賊先擒王，先拿萬人矚目的交通部總警司葛柏開刀。葛柏因貪汙事發，潛逃至英國，廉署將其引渡回港受審，貪汙幾百萬元的葛柏終於進入監獄。打開了反貪局面，也並不意味著從此壹帆風順，警界貪汙由來已久，又與黑社會勾結，收取保護費，上上下下形成集團性貪汙網絡，壹損俱損，壹榮俱榮。廉署深入的反貪行動必然引起警方強烈反彈，黑社會、販毒分子等也趁機發難，壹時山雨欲來風滿樓。1977年10月28日，幾千名請願警員包圍沖擊廉署辦公地和記大廈，毆打廉署工作人員，砸毀辦公設施，世界為之震驚，壹時香港成萬眾矚目之地。事後警方要求當局發出特赦令，赦免廉署成立前的壹切貪汙舞弊行為，否則，將舉行萬人大會向港督請願，並以不執行職務為要挾。鑒於局勢發展，香港總督作了退讓，公開在電視上發表聲明，承諾於1977年1月1日之前所犯罪行，在普通情況下不予受理，已被通緝和拘傳的除外，繼續發現嚴重罪行的，應先與總督咨商，並設立專門委員會受理對廉署職員工作的投訴。作出極大讓步的特赦令仍未使警務人員滿意，警察協會對港督聲明的某些部分提出置疑，聲言要舉行萬人大會到港督府請願，已獲初步勝利的警員窮追不舍，試圖擊敗港督的廉政決心。港督麥理浩思考再三，采取斷然措施，立法局臨時召開緊急會議，麥理浩到會作了將永載歷史的發言，重申了前幾天的聲明，他說： “這項聲明，約無妨礙廉政公署保持既得成果之意，亦不是說我們已把維持公共服務廉潔的決心放棄或減低。但在這個時候宣布這樣的聲明，市民當感愕然。雖然壹般人對其理由已加諒解，但亦有許多人對政府竟然有此宣布表示憂慮，或認為是過分讓步。可是，並沒有人認為政府應作更大讓步。相反的，大家都認為不能再作讓步。 “以為用壓力就可以獲得進壹步讓步的人，完全誤解了政府和社會的態度，亦置警隊內99%人員的真正利益於不顧。不用說這種人更完全忽視了香港的真正利益。本港近年來的維持法紀與治安以及在奠定廉潔風氣方面，已有可觀進步。 “在壓力下對這些要求作出讓步，會引致對其他問題的壓力：要求壓制廉政公署，釋放獄中犯人等等的壓力會接踵而來，終至法律只為維護貪汙人士之利益而執行。我確信這不是大部分警務人員及他們的家人所希望見到的。但假如政府再作讓步，便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就是向無法無天的人屈服，而對無法無天的人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本港全體市民，不論老少貧富，對此定有同感。 “我希望有關人士等都能作出更理智的抉擇。無論如何，在他們采取無可挽回的行動之前，他們應當知道，我們不能讓拒受合法當局節制的警務人員，或者支持他們不受合法當局節制的人，又或繼續試圖用壓力去左右合法當局的人繼續留在警察隊伍內，及繼續由市民大眾支付其薪酬。”[19] 勿心存幻想，讓步到此為止。整個會議25分鐘便結束了，無需長篇大論，港府的決心展露無疑。麥理浩的講話擲地有聲，引起議員們的共鳴，整個港島為之振奮，除了極少數人，都表態支持港督。當局的強硬態度和廣大市民的呼聲使局勢急轉，萬人大會宣告取消，督察協會表示，決不支持任何警員的非法行動，有些警署貼出“鳴金收兵”的告同胞書，為期半月的警員風暴終於平息了。港督的退讓雖有些法不責眾的意味，但歷史問題積重難返，如不赦免以前的罪行，打擊面過於寬泛，勢必造成社會動蕩，增加反貪的社會成本，反貪工作不能持續下去。不可能在壹夜之間，由壹條命令解決所有歷史遺留問題，放過大多數壹般貪汙的人，縮小打擊面，1%的壞人比例，讓絕大多數人感到松了壹口氣，政府的底線已經明確，再鬧下去不但壹無所獲，反而丟掉飯碗。香港是高薪養廉制，打壹份政府工極不容易，為謀眼前小利而丟棄大飯碗太不劃算。少了多數人的參與，貪汙陣營立即瓦解，雲開日出。港督的果敢宣言，不失為壹招好棋，體現了壹個成熟政治家應對紛亂局勢的智慧與魄力。警員鬧事原本做賊心虛，借示威以解違法之憂，本身不具有正義性，也無廣大市民的同情。港督的果斷有民意支持，義正辭嚴。腐敗分子太多，退壹步而進兩步，策略上必然以打擊首惡為主，否則局勢有失控之危。退得太多則前功盡棄，正義事業夭折，香港勢必淪為惡勢力猖獗之地，令東方之珠汙濁。三國時，司徒王允巧使連環計假呂布之手除掉董卓，本來大功於國，然首惡即誅，應赦免從屬，各為其主，亦無大過也。卻不料他壹時之怒殺了蔡邕，又不赦免前來求赦的李傕、郭記等人，致使李傕等無望而起兵，拼死壹博，大敗呂布，反將王允誅殺，家族老幼壹同赴難，剛有希望的國家又陷入亂象。王允的胸襟眼界，只能成壹時之事，不足為安邦治國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六四時學生的要求並不大，也是正義行動，不同於香港警界腐敗分子的無理取鬧，危害法治。香港有英軍駐守，但還是以和平方式解決，有理而不失據。六四的正當訴求，本無由拒絕，哪怕暫時依了學生也不至於搞到幾十萬野戰軍進城，血濺長安大街。之後又對學生窮追猛打，逼得他們四散奔逃，至今不讓回國。共產黨從此徹底失去民意基礎，自己剝掉最後的壹層偽裝，變成壹個非法的暴力政權，走向不靠軍隊警察殺人就無法維持的滅亡之路，將文革後民眾希望中共改邪歸正的希望完全撲滅。成都武侯祠有壹對聯雲：“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中共先天的暴虐基因，使他們不知審時度勢，不會深思熟慮，不習慣人類的高尚情操，變為除了暴力貪婪自私欺騙外，是壹群什麽也不通曉的愚蠢之徒。貪汙是壹個全球性問題，任何社會都會出現，社會制度盡管不同，但人性的貪婪和損人利已行為的不受約束，才會使貪汙盛行。任何反貪機關，必須有獨立執法權力，並在運作上不受政治或政府的幹預。對抗貪汙的榜樣和政治決心，必須由上層建立，如果社會的統治階層貪汙，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產生怨恨，社會必然陷入不穩定的危機，政府不下決心治理貪汙，反以鎮壓方式平息民怨，貪汙惡行必然更加猖獗，落入不可收拾之地步。 香港以廉政公署肅清了貪汙，建立了世界上高效廉潔的社會，內地是否也可以資借鑒呢？但香港可以成功，對內地只有觀賞性，沒有實踐意義，因為兩地的政治基礎不同。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英聯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國家，虛君共和，責任內閣，實行議會民主，有深厚的法治傳統。正式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成立行政局（初稱議政局）、立法局（初稱定例局，港督的咨詢機構）協助總督處理政務，又委任太平紳士42名，會同英軍及警察來維持治安。1848年，又增加2名非官守議員入立法局，參與議政。1850年，委任兩位太平紳士代表大衛·渣甸及約瑟·艾德格為首兩名非官守議員。1857年，增委兩名官守議員及壹名非官守議員。1884年，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7名官守議員及5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壹名華人伍才（又名伍廷芳）。1896年，進壹步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8名官守議員及6名非官守議員。1929年，立法局共有10名官守議員及8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3名華人及1名葡籍人士。1960年代，香港的市政機構——市政局首次進行普選，讓選民直選議員，參與決定市政服務政策。市政局成立初時稱為潔凈局（Sanitary Board），只負責清洗街道等衛生工作。至1936年改名為市政局，負責的工作亦不斷增加，並接納從不同界別選舉的代表進入市政局。市政局議員每月舉行公開會議，處理服務相關法律附例和財政事務等。市政局是香港首個有民選議員參與決策的公共機構。港英當局也開始籌備代議政制，令市民有參與政制的機會。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推出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的概念，讓市民有參政的權利，政府越來越走向開放。1984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會民主化的過程，並正式就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咨詢公眾。1991年，成員人數增至60名，1991年立法局第壹次直接選舉舉行，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成立。由於聯票效應，使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別小看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的作用，他們與我們的人大政協代表性質不同，人大政協代表都是黨的人，違背黨的意誌替民間說話的異見人士無資格出任代表。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是港英當局執政議政本地化的開端，是執政議政透明化的表示，有助於殖民地當局治港，如同外商來華經營離不開華人買辦壹樣。中共的最高決策層是政治局及其領導下的各部黨組，不是議會，決策過程決對外保密，不會讓民間人士參與。好比清王朝的軍機處和朝廷各衙門，決不可能叫民間人士入閣議事。中共政治局比軍機處還機密，常委歷屆人數不超過10名，連委員壹級都無權參與最高決策。滿清的軍機處高於內閣，實際取代內閣職權，中共政治局高於國家機關，壹切大政方針概出於斯。共產黨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高於法律的權威，政治局的決策任何立法（人大）行政（政府）咨詢（政協）等部門均無權變更，必須無條件執行。中共實行中央集權制和黨管幹部原則，各級地方必須服從中央，沒有自治權，任何壹個政府幹部的任命都要取得中共組織部門的核準，無條件忠於黨是出任公職的先決條件。黨的利益高於壹切，黨權淩駕於行政權之上，必然形成黨天下體系，由於黨權是由其各級組織系統運作的，黨的組織極易結成各種利益切分的尋租集團，全面腐敗便是黨權體制的典型特征。高度集權的黨天下，集中了各種專制體制的壹切弱點：任人唯親、幫派政治、漠視法律、貪汙腐化等等，除非不斷發動毛澤東文革式的群眾政治運動，不斷打爛現有官僚體系，才會建立稍為廉潔的政府。但這是以公有制和犧牲效率為代價的，這條大家壹起受窮的老路顯然中共最不願意再走。那麽，共黨政權絕無可能建立壹個既廉潔又高效的政治運作體制。
香港的殖民地統治，聽起來殘酷，實際上也有相當程度上的民主，有較為寬松的民間社會，與滿清與中共的極權專制不可同日而語。香港政治制度由“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建立，英國女王任命總督只是壹種主權形式，實權在英國內閣，治權在港督，英王並不幹涉香港事務。香港不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的私產，奪取香港是為了英國貿易方便，並不想從香港本身奪取什麽，英人治港與港人利益無實質性沖突。英政府不向香港征稅，反而在殖民地初期給予大量財政補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英國未從香港拿走壹個便士。[20] 香港後來只承擔部分軍費，香港的收入全部留港。港督有治港的最高權力，但港督並非獨裁者，上有英國議院內閣制衡，下有立法會制約，不能忽略港人利益。政治開放，分權制衡，是防止獨裁、保證法治的機制。中共雖有政治局作為決策機構，名義上是集體領導，但往往最高領袖大權獨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皆能左右政治局，變政治局為表決機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六四屠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都是個人意誌淩駕於黨中央和國家權力之上的經典事例。這裏不是說過去香港制度如何好，而是與清政府和中共政權作壹番比較，看看分權制衡與高度集權之間的優劣。但是，毛時代專制，社會卻沒有普遍貪汙現象，何也？毛是帝王，想要什麽有什麽，不需要貪汙，毛只註重個人權力，不看重家族利益，況政權初立，家人雕零，結不成“太子黨”，又以政治運動治國，所以幹部們也不敢大肆貪汙。鄧也是帝王，也是要什麽有什麽，自己無需貪汙，但是他的家族為了斂財，便以官商方式攫取巨額財富，鄧家壹開頭，八老家族利益均沾，很快結成中共“太子黨”集團，鄧反腐敗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自己家族做了榜樣。江就更不用說了，家族掌握了最暴利行業，毫無顧忌，且胃口越發膨脹。江以馬屁功夫上臺，遠不及毛鄧威望，只能任由高層各自圈錢，黨政軍壹齊下海，整個社會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不甘落後，壹發不可收拾。香港是殖民地，總督不能普選，並不等於沒有民主，立法會有直選議員，行政局直選，都是內地沒有的民主形式。香港有政府不幹預的自由港制度，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獨立媒體可以自由行使輿論監督權，社會有普遍尊重法治的傳統基礎，有保障人權的司法和訴訟制度。自由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生命線，香港可以延後特首普選，但壹天也離不開自由。自由必須有保障人權的法治，1857年（鹹豐七年）1月15日，香港發生食物中毒，400多名英國人吃了含有砒霜的面包，腹痛如絞，嘔吐狼籍，經過搶救，尚無人死亡。這是轟動壹時的“毒面包事件”，正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嫌疑人裕盛辦館老板張亞霖和夥計，立即被港英當局逮捕，經過調查，張亞霖與家人也同時中毒，工人也沒有作案罪證，反復審訊後，宣布無罪釋放。砒霜從何而來，始終是個迷。英國法律重證據，不重口供，不允許刑訊逼供。此案要發生滿清治下，壹頓板子夾棍，打個稀巴爛，人心似鐵，官法如爐，犯人巴不得早壹天死掉，少受壹天苦痛，什麽供狀也會畫押。若落入壹個世紀後的中共官府手中，也好不到哪裏，上面限期破案，下面警察立功受獎心切，刑訊逼供犀利無比，電警棍亂捅壹氣，電得妳大小便失禁，神經麻痹，哭爹喊娘的氣都沒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讓妳說什麽，妳就得招什麽，同樣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壹定是牽連無辜，至少要抓壹大群反革命分子抵命。英國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廢止各種拷刑，香港納入尊重人權的英國訴訟法系。香港從開埠時的5650人，到回歸中國前夕人口增加到600萬，英人治港若同清政府或中共壹樣血腥，就不會有幾百萬傻瓜前赴後繼到港受苦。歷來去港的人，壹為追求財富，二為躲避戰亂暴政，內戰與文革時期內地大逃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申請居港權熱，還有越南的難民潮，都證明香港在全世界的自由法治富足形象。自由的價值，越來越為中國人所接受，生活的改善更增強了人們向往自由民主的急切心情，許多人寧願花巨款也要去生個香港寶寶，為孩子謀個幸福的將來。 中共不能在英國治港的基礎上加快民主進程，反而以種種借口加以拖延，強化對香港的政治操控度，培植親北京勢力，以香港還不成熟為由，反對07、08年普選。真是信口胡言，世界上再沒有比香港更適合民主的地方了，香港人幾十萬上百萬人的要求民主大遊行，從未發生燒汽車搶商店等暴力事件，立法會討論時，議員們彬彬有禮的姿態，顯示出英國傳統的紳士風度。反觀巴黎暴亂中上萬臺汽車被燒，華人商鋪遭劫，臺灣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場面，香港人的民主質素決不低於任何壹個成熟的民主國家。2011年的英國騷亂中，年輕人砸燒商店車輛，造成人命傷亡，素質竟然比香港還差些。英國為香港留下的最寶貴財富的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以自由民主為基礎，才會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法制，法制離開了自由就是專制。而中國人熱衷於法制，不去註重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法治精神，所以中國人有法制卻無法治，是典型的專制社會。有了自由民主的原則，法律條文才有保障公民權益的作用。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多數國家都有憲法，作為憲政的基礎，但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在英國，政府根據實際統治的法令、規章、宣言、傳統、非正式的諒解、習慣和態度的總和，構成壹種不成文的“憲法”。從技術上來說，並無法令由於“違憲”而無效的情況，任何英國法令都能修改“憲法”。法院能夠據以檢驗立法的“憲法”是沒有的。因此沒有比英國“憲法”更明確、也更不明確的東西了，它不過是事物實際運轉方式的另壹個名稱而已。如何來保證國家的憲政，使立法和行政不“違憲”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觀。 中共的人大盡管整天在討論立法，由於沒有自由民主傳統，立法機關的忙碌只是為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增加壹些填充物，為屍位素餐的人大代表顯示壹些成績。誰都知道法律最終是壹紙空文，但又不能沒有法律條文，否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口號就毫無依據了。但是，我們必須弄明白，光制定法律沒用，法制不是法治，中國有法制傳統，但無法治傳統。中國人搞法制已有幾千年歷史，遠在夏朝就有“禹刑”，所謂“夏刑三千條”。古人人對法律的重視比現代人更高，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與儒家並稱的大學派。晉國將刑法鑄到鼎上，孔子反對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鑄刑鼎而公布成文法，表現國家對法律的重視程度。提倡禮教的孔子怎麽也看不慣，嘆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還是刑不上大夫的老調子。商鞅變法更加雷厲風行，為推行新法，取信於民，令人在城南門立壹根三丈長的木頭，凡有將此木移至北門者，賞十金，秦國人以為官人搞笑，哪有這麽便宜的事，圍觀者無人出手。後增至五十金，果有奮不顧身者移木於北門，當場拿到五十金。可惜商鞅變法獲罪於貴族，倒臺後因無身份證件，逃不過關卡，困頓於自已制定的法律中，只好伸展腿腳受車裂酷刑。法制到了1947年的民國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制定了壹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是壹部民主的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沒有壹黨專政的法律前提，比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要完整許多。國民黨退守臺灣，把中華民國憲法也帶去了過去，到今日已經演變成為名符其實的憲政綱領。 殖民地時代，香港無憲法而有憲政，中共收回香港出臺了基本法，卻削減了憲政精神，因為香港社會的自由度降低了，政府和民間不得不看專制君主的臉色。中共熱衷於修改憲法，但憲法在中國大陸卻是壹文不值，誰也不會拿憲法當回事，中共每天都在幹著違憲的勾當，更談不上憲政，公民亦無權對政府的違憲行為提起訴訟。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拘禁到死，受不到憲法的絲毫保護，憲法不保障六四學生示威遊行的權利，制止不了血腥屠殺。憲法規定了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壹點可憐的公民權利也全是壹紙空文，被各種專行法律法規限制剝奪幹凈。公民社會是憲政國家的基礎，中共的傳媒上很少宣傳公民權利，公民二字也極少用到，最多的是老百姓壹詞，還是帝王時代的習慣稱呼。英國人無憲法，英國是最早的憲政國家，香港人無基本法，同樣建立起法治社會，有了基本法，言論日益向左轉，社會也朝著專制退化。香港的法治傳統，奠定了反貪鬥爭勝利的牢固基礎，貪汙是暫時的，雖有壹定的程度，並未發展到無官不貪的地步。中國內地反腐敗之所以虎頭蛇尾，也是社會缺乏法治基礎，貪汙文化深入人心，公款消費貪汙腐化是值得炫耀的資本，並不是件丟人的事，只要把上面買通，倒黴的幾率比中百萬大獎還低，幾千萬黨員幹部，壹年幾千人發案，不到萬分之壹，幾乎無風險可言。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後壹道閘門公檢法比任何壹個部門都腐敗，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裏都有大貪官，貪汙巨鱷“太子黨”羽翼遍地，結成巨大的貪汙網絡，從基層到到中央層層有保護傘，牽壹發而動全身。反貪沒有可靠的司法系統，中央高層僅以運動式的嚴打虛晃壹槍，隨即收場。 四、反貪體制 香港廉政公署獨立於政府架構，專員由總督任免，廉政公署只向總督負責，政府無權過問廉署事務，條例規定： 第四條 廉政公署之經費，由香港政府壹般收入支付。 第五條 （1）港督得委任廉政專員壹人，按照港督之命令，負責指揮及管理廉政公署，並受港督管轄。 （2） 除港督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人士之指揮與管轄。 （3）廉政專員由港督按照其認為適當之條件委任。 （4）廉政專員在任職期間，不得執行香港政府轄下其他受薪職位之職務。
第八條 （1）廉政專員得委任港督認為需要之人員，以協助其執行本條例所規定之職務。 （2）廉政專員如相信確為公署之利益，得毋須敘述任何理由而解雇任何人員。 （3）廉政公署人員之雇用條件，須經港督批準；港督並得更改任何依據本條第（4）款而規定之條件。 第十條 （1）獲廉政專員授權代其執行職務之人員，如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本條例或防止賄賂條例或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或身為政府雇員因濫用職權而犯勒索罪名者，可毋須拘捕令而將之拘捕。
第十三條 （1）任何人士，如抗拒或妨礙公署人員執行職責者，即屬違法，壹經定罪，可判罰款壹千元及監禁六個月。 第十七條 （1）廉政專員須於每年3月31日或該日之前，或港督所批準之較後日期，向港督呈交廉政公署上年度工作報告書。 （2）港督須將該報告書提交立法局省覽。[21] 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性質，權力來源於皇帝，來源於總督，來源於選民，來源於共產黨，自然分別向各自的權力源泉負責。中共司法系統是共產黨的工具，任何壹級法院必須無條件效忠共產黨。2008年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是黨政系統出身，先前沒有法律專業學歷和司法工作經歷，由壹個標準的黨徒但任國家法院最高職務，可見法官應該效忠誰了。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中國司法權力名義上受人大制約，人大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但黨是領導壹切的，黨的權力大於國家權力，不必經人民通過契約形式（稅收加選票）授權，天然握有不容窺視的政治權力。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這類磨出耳繭的高頻率詞語，使人人明白，壹切權力來自共產黨，黨比上帝還要偉大，中國人壹生離不開黨，精神支柱也是黨。基督徒的口頭禪是：“我的上帝”，佛教徒的口頭禪是：“我佛慈悲”，穆斯林的口頭禪是：“唯有真主”，中國人的口頭禪是：“感謝黨”。不受制約的腐敗才是最可怕的，總督腐敗了，還有英國政府，還有議會，還有女王。女王是國家形象和主權的象征，君主立憲，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地位，行政權在內閣，立法權在國會，司法權在法院，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政黨的利益依據選票來實現，不可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不會有人批評女王，女王並不管理國家，卻會批評首相，批評大臣，批評總督，沒人能夠獨裁，也沒有機會給妳獨裁。共產黨就不同了，其至高無上的權力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硬塞入憲法，作為合法性的證明。黨權滲透到社會每壹個角落，淩駕於國家與人民之上與國家各個層面，各個機構全部由黨員掌控，由黨的書記做最高領導。共產黨制定法律，解釋法律，行政執法，監督權力，全部獨攬於壹身，不讓出絲毫。黨的系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行政系統有監察部，人大系統每年審議報告，聽起來好象什麽都有，實際上除了黨的系統，其它部門都是跑龍套的配角。壹個涉及共產黨員的腐敗案件，首先由地區或部門的黨委書記決定，書記認為應該整治的，由紀委審查，紀委對當事人實行雙規——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它認為應該制裁的經書記同意，才能移交檢察院。反貪局設在檢察院裏，貪汙案件也要經過黨組領導審查，由黨員擔任的檢察官辦案，再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根據上級黨委的批示決定刑期，再由黨員法官宣判，全過程完全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由黨委的專職分管書記——紀委書記或政法委書記督辦案件全過程，壹切在黨的監督之下。所以說，反貪的法律只是以黨治國的工具，它愛怎麽用就怎麽用，沒有外部力量抵抗它。司法官員由於特殊權力腐敗程度比壹般官員更高，比如強河北省高院副院長劉宏因瑣事被毆死亡，他居然壹人有4張結婚證，有4個妻子和6個兒女，家產上億！這位副院長曾任衡水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副檢察長，因為反腐有功，後來升任省高級法院副院長。2002年榮立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個人壹等功。2003年當選燕趙都市報主辦的“感動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被河北省檢察院記壹等功，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全國優秀偵查員”。這真是絕大的諷刺，它證明了現在的監督體制對負責監督的專職官員都沒有任何約束力，權力成了腐敗的保護傘。名義上掌握最高司法權力的最高法院，其中的副院長便是大貪汙犯，這種事例，舉世罕見。更可笑的是，曾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康日新，貪汙7000萬歐元，現金堆滿了別墅，涉案金額高達18億元。 香港的廉政體制不適於內地。香港僅是壹個城市，有壹級廉政公署即可監督港島全境，大陸是幾十個省市，必須設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數級廉政機構，上級管下級，其獨立性將不復存在。如果全部歸於中央，相當於古時監軍性質的特派人員，監督面太大，會形成兩套黨務和官僚系統，也更容易與地方豪強勾結起來，欺上瞞下，變成合法的貪汙。毛澤東時代有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群眾是政治運動的主力，有“四大自由”的輿論監督工具，對黨政幹部們能起到很大的監督作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運動中，就揭露了不少幹部的腐化問題。那時幹部腐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性問題，是敵我矛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重點打擊對象。現行中國是紅色權貴式的資本主義，也就不存在打倒走資派的問題，不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運動基礎，群眾運動式反貪也就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防腐措施。群眾運動有效，但社會成本過大，在反貪的同時，也影響經濟運作，影響法制建設，其結果是平均主義盛行，大家壹起受窮。現在的網上反腐，也類似於群眾運動，這種形式不是官方確定的，雖起到壹定作用，卻處於邊緣位置，是否啟動審計調查程序，要視官方的容忍程度及當事人的背景，不會成為制度化的反貪方式。在貪汙的程度上，香港與內地也大不相同，香港貪汙僅是區域性問題，港人貪汙，英國政府並不貪汙；部分政府部門貪汙，體制並不縱容貪汙；基層官員貪汙，總督並不貪汙；公務員貪汙，議會並不貪汙。貪汙群體沒有形成象內地壹樣從上至下盤根錯節的寵大網絡，香港治貪與英國社會與總督不存在利害關系。香港公務員不準經商，港督與企業之間無利益瓜葛，不存在以權謀私問題。治貪所以能雷厲風行，體制上不掣肘，民間也不反對，少數人鬧事抵制，醜行暴露於世，反而加速治貪行動。內地從上到下的每壹個權力機關都由貪腐分子控制著，所以只能做表面文章，造造聲勢，反貪阻力越往底下越強大，力度越往下面越衰減。香港最大的案件，無非幾百萬元，內地貪汙已發展到幾百億元的規模，巨額的資金足以買通任何級別的權勢集團或黑社會網絡。朱镕基身為總理，還是虎頭蛇尾，不是勇氣不夠，而是能力不足。這讓人想起國務院證監會借用香港史美倫女士來任副主席，以期整頓規範中國股市，結果整得壹塌胡塗，多年來壹蹶不振，怨聲載道。這還不是涉及貪官切身利益或身家性命大問題，金融大鱷毫發無損，吃虧的是些小股民。梁女士並非花拳繡腿，在港治市頗有成效，來大陸施展不開，即是對內地積重難返的現實缺乏了解所致。 有人以為，中國經濟轉型比較成功，其他社會問題也應該有辦法才對，不至於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中國的經濟改革所以成功，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壹個私有化過程，是壹個以權貴為主導的壟斷市場化過程，表面看起來機會平等，人人都可參與，事實上從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到後來的股份制改造，工農大眾基本被排除在外。只有權力才能保證獲得持久及最大利益，權力資源的壟斷帶來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壟斷，最暴利的行業無不操控於大大小小的“太子黨”，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地方豪強勢力手中，工人農民失去工作，失去土地，留給他們的機會只是些諸如雜貨店或大排檔之類過度競爭的微利行業。中國的經濟轉型，壹開始就是為少數人受益的設計，廣泛宣揚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的口號，即給了少數人發財機會，又避開了應當承擔的法律風險。這少數人是誰呢？第壹是紅色貴族，能批到鋼材，倒賣彩電；第二是無法無天的人，什麽都敢幹，大不了進局子（原本就是從裏面出來的）；第三是善於鉆制度空子的人，如溫州商人或山西煤老板。所以中共八大家族為首的權貴迅速攫取了稀缺的第壹桶金，其後便壹發不可收拾，幹脆以“抓大放小”政策，將暴利行業都壟斷到權貴手中，小的企業任其破產，工人自生自滅。每壹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是權貴們，財富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每壹次改革的風險承擔者都是普通民眾，下崗失業，失去社會福利，農民被隨意剝奪土地使用權等等。當然權貴們擁護改革，決不會成為阻力，普羅大眾無發言權，只是被動地卷進了改革大潮中。政治體制改革就不壹樣了，權貴是風險的最先承擔者，必將失去相當大的即得利益。民眾雖然也承擔壹定風險，但社會地位的上升，有了對國家政治的發言權，最終必然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所以，中共當權者決無政治體制改革的需求和動力。
中共的刑法看起來嚴厲，有死刑、無期徒刑，但仔細分析，其懲罰力度並不算大，這還不算執法的隨意性因素。刑法規定：“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汙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汙數額處罰。”這即是說貪汙壹萬元以下，不會有太大風險。大貪遍地，小貪自然不會引人註意，只要小打小鬧，出事的可能性極低。比如妳去工商局辦事，塞上幾百塊喝茶錢，辦事減少了阻力，事後再去舉報，下次還來不來？火車站票販子必須向警察行賄，妳本來就是幹違法的買賣，得了便宜賺了錢，自然不會去舉報，自斷財路。利益關系就是這樣形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壹年弄個幾十萬都不成問題，這還算不上貪汙，不過受賄而已，根本無風險可言。刑法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國家工作人員沒有申報個人財產的陽光法律，唯有貪汙受賄犯案被抄家，才會牽扯出巨額財產問題，未有單獨因此項罪名而獲罪者。香港只要有人舉報，廉署必須調查，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者，罪名即成立。香港治貪法律沒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可判處壹百萬港元罰金和十年監禁，實際上比內地法律具有更強的震懾力。從刑法條文上看，貪汙受賄僅限於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他各種實際利益並不在貪汙受賄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某市長的女兒出嫁，收禮金幾百萬，某派出所長老父病亡，收慰問金數十萬，這恐怕很難歸入受賄。紅白喜事收送禮物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傳統，送禮表示心意，家家如此，平頭百姓也壹樣，有錢多送，沒錢少送，全看個人關系及能力，官越大人緣越廣闊自然禮多；二來送禮人未必有即時的利益要求，也許為了免於受歧視或出於從眾考慮，不送些禮物面子上過不去，與行賄的法律定義多有不符，難以作行賄論處。再比如A 的兒子到B掌權的單位任職，B的老婆到A任職的企業工作，相互提拔照應，皆大歡喜，無財物來往，亦無非法謀利之嫌。知道了這個道理，舉壹反三，觸類旁通，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每年招考公務員，很多人以為全憑本事吃飯，結果總是有權勢背景者受益，卻無人將此定義為貪汙賄賂。財物是個狹小的範疇，利益則是廣闊的領域，利益有時比財物更實惠，更有吸引力。有人當上了封疆大吏，靠的不壹定是金錢，而是利益交換，是整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分贓。內地從中央到地方各層次的“太子黨”現象，足以說明利益的強大作用。他們並不需要花錢買官，只需將各自的利益需求交換於官場，即可皆大歡喜。香港法律充分考慮到這壹點，《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規定：
關於利益 （a）禮物、借貸、費用、報酬或傭金，其形式包括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任何財產之權益； （b）任何職位、雇傭或契約； （c）支付、免除、清還或清理任何借貸、責任或其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 （d）任何其他服務或優惠（款待除外），包括加以維護以使免受任何刑罰或褫奪資格或免除此等憂慮，或維護以使免受任何紀律、民事或刑事性質之訴訟或控告，無論該等訴訟或控告經已進行或尚未進行者； （e）執行或不執行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擔或承諾提供在前文（a）、（b）、（c）、（d）及（e）段所指之任何利益。……[22] 香港的法律規定十分詳盡，與內地法律的寬泛粗疏大不相同。這即給司法實踐帶來方便，如某人因賄賂犯案，法官無需考慮復雜的現實、歷史、文化及社會因素，只要有事實發生，即可化復雜為簡單，問話於行賄者：如果對方不是官方雇員，妳還會送禮嗎？回答不會，當事人即構成賄賂罪；回答會，則必須舉出授受禮物的正當理由。《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有關本條例所載罪項之任何訴訟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條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專業、行業、職業或業務之慣例，而作為辯護理由”。至於復雜的控辯過程，則是當事人律師的事，因為賄賂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只要是賄賂，數額大小並無本質區別，公職人員受賄都涉及刑事罪行，免於起訴的，至少會敲掉飯碗，在社會上聲名狼藉，再無謀求體面職務之機會。巨大的犯罪成本使人不敢有非分之想，這才是法律應有的震懾力和預防犯罪作用。內地法律設置五千元的貪汙數額，大概出於腐敗成風的現實，如果每個低於五千元的都懲治，只怕整個官場都要壹窩端了。法律的先天不足正是內地腐敗日盛的病根之壹。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政府雇員，如無總督之壹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現代經濟社會的正常往來中，政府部門不可能沒有任何授受利益的行為，但項目和目的必須明確，壹般許可由總督公告，1992年利益接受之公告，除了明確禁止的利益外，通常大約為二千港元，特別許可依據準則要向總督申請。什麽合法，什麽不合法，壹目了然，無需再加以特別解釋。 易粗不易細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立法原則，法律未盡事項由司法解釋補充。毛時代靠組織紀律和政治運動治國，有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和壹個運動接壹個運動就夠了，鄧時代靠政策加法律治國，政策仍是主導，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壹部刑法。鄧之後才進入立法高潮期，易粗不宜細的原則仍舊存在。不是立法者不懂得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法律應該祥盡，以避免濫用誤用法律，而是認為法律制定得太細，壹來形勢變化快，二來束縛自家手腳，不利於解釋權的靈活運用，解釋權即是法律的操控權。香港基本法實施沒幾年，人大就幾次釋法，皆因牢牢掌握了解釋權，壹看於已不利，就運用釋法權來操控局勢。解釋權是共產黨最重要的權力之壹，象中世紀的基督教會的解釋權壹樣，毛澤東無論怎麽幹都是搞馬列主義，別人稍有差異就是修正主義，掌握了解釋權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現代法律都是白話文，說得明明白白，有壹般語文水平的人完全看得懂，無需特別註釋，不似甲骨文般艱澀，需要國學大師幫忙才行。人大解釋基本法的理由是說，妳們不懂立法原意，法律是人大立的，人大才明白原意為何，旁人解釋就是挑戰人大釋法權，就有變為敵對勢力的危險。內地法律源於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理論，其架構類屬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典。香港屬於英國之普通法系，不傾向於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規，並沒有壹部成文的刑法，刑法散見於各種法規和判例中，習慣法，判例法，衡平法，幾種法律形式的運用，奠定法治基礎。香港對法律的見解在法庭上由控辯雙方爭論，法官裁定，法官有自由裁量權，自由心證權，加上刑事審判的陪審團制度，司法程序或審判不公正的情況極為罕見。內地的法庭也有控辯，但審判結果並不由法官當庭作出，是由審判委員會根據領導的意見定案，決定權並不在法官和陪審員，律師的辯護作用更是微不足道。大案要案必須報經政法委員會，再向更高級別的黨委書記匯報，由上面定案。政法委書記壹般由公安局長擔任，淩駕於公檢法之上，統壹管理公檢法部門，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之下，政法委的意見，法院是無否決權的。政法委員會是黨權司法化的機構，未經法律授權和依法成立，是壹個非法幹預司法的非法組織。政法委是暗箱操作，其意見不列入司法文書，檢察院的起訴及法院審判過程是表演性的，司法權不過是體現黨權而已。黨權不受法律約束，政法委的意見是無須法律支持的，亦非法律的規定程序，卻是涉及領導幹部大案要案的前置程序，因此具有最高的權威。文革中法院曾壹度實行過群眾參與刑事罪犯的定罪制度，先交由各單位革命群眾定罪量刑，然後再進行司法審判。在取消律師的情況下，這也可以視為壹種變相的陪審團方式，只是走形式的成份過大，定罪權在軍管會，群眾參與意見無非是表面上體現群眾專政，根本起不到陪審作用，仍然是黨權的變相表現，更談不到為罪犯辯護層次了。壹個貪汙案件從事發到立案前到審判，是權力與背景角逐的過程，打電話遞條子的絡繹不絕，後面的人比前面辦案的人還要忙，即使在上面的人也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不敢輕易得罪人。各方面權力平衡之後，才是決定起訴與否或判刑多少年的時候，這個過程中司法機關只是橡皮圖章，上面說怎麽辦，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否則就是不與黨保持壹致，要犯政治性錯誤。遠華案涉及面太廣，涉及高官太多，貪汙受賄數額巨大，最後平衡各方利益，決定50萬元以下的退贓就免於起訴，波及中央最高層的均不許聲張，從快處決了壹批案犯，殺人滅口，大事化小，壹場驚天大案迅速化為模糊的記憶。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按10萬元槍斃的刑法標準，將出現上百輛囚車長龍奔赴刑場，架上機關槍掃射的恐怖場面，定與和諧社會唱反調。遠華大案，中紀委也無權定奪，沒有總書記的指示，誰也沒膽量辦這件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律師就更慘了，凡是刑事案件都不願接，搞不好得罪了上面，弄妳個偽證罪，把自己也送進去了。非刑事案件也未必安全，陜西的油井案是行政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利益，辦案的北京律師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給抓進局子關了幾個月，要不是北京來的律師，斷逃不出天羅地網。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律師參與，司法公正淪為空談，社會公正更是無從說起。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共在司法運作中不得不壹再提高死刑標準，從貪汙10萬元可判死刑到現在的上億元也未必死路壹條，壹再展示法律的玩笑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彰示著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這正是在縱容貪腐，中共集團淪為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貪汙集團便不足為怪了。 五、道德操守 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打亂了中國傳統道德，廢除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基礎亦不復存在。代之以階級鬥爭為綱、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壹類的政治口號。壹切都講政治，政治標準第壹，非政治的道德準則被充滿火藥味的政治標準打壓在地。標準的改變，必然帶來道德內容的改變，價值觀的改變，約束力的改變，大眾社會行為的改變：忠孝治天下、禮義謙恥、舍命全交、摔琴謝知音、怒沈百寶箱、詩酒傲王侯、讓他幾尺又何妨、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兔子不吃窩邊草、劫富濟貧、盜亦有道壹類的傳統觀念變成冒傻氣的東西；欣欣向榮的是壹切向錢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削尖腦袋做官、五十九歲現象、路子野面子大、中國有個“大家拿”、撈了也白撈、無毒不丈夫、笑貧不笑娼、老鄉騙老鄉、有奶便是娘、夫妻母子對簿公堂等等。官場腐敗，商場腐敗，近年來學術腐敗也呈蔓延之勢，抄襲剽竊、學術霸道、權學交易成風，中國已經沒有嚴肅的學術殿堂。中國博士畢業生數量居世界首位，但博士群體多在官場，基本上都是買來或者是贈送的學位，與學術水平無關。2009年底，中國科學院新增35名院士、中國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超過八成都是現任官員，最高學術殿堂已然成為官員和企業家的俱樂部。大學教授則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大學正向官場和黑社會蛻變。據官方稱，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4600萬人，居世界第壹，論文產出世界第二，研發經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但中國卻拿不出什麽象樣的科技成果，參與國際競爭，大部分的錢都被騙取和揮霍掉了。 中國人普遍缺乏守法的傳統，古代法家治國的基礎仍然靠儒家傳統的傳承，光憑嚴刑峻法起不到教化人心和規範社會的作用。每個王朝末期的社會矛盾加深，必然是人心凝聚力的衰竭，令人失望的綱紀，道德淪落的民情，只有革命性的壹擊，將舊朝代徹底打爛，建立壹個暫新的王朝，才能重新開始壹輪由盛而衰的重復。王朝初期社會尤其是度過瓶頸期的良性時期，不需要特別嚴厲的法律，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廢掉了割鼻斷足的酷刑，改用笞刑，後又兩次更改笞刑，五百降到二百，三百降到壹百。文景二帝比不上劉邦的雄才大略，也不及後來的漢武帝出擊匈奴的武功，但他們是聰明人，知道與民休息的道理，采用老莊無為而治的辦法，皇室也節儉度日，減少民間負擔。幾十年間人民富足，社會欣欣向榮，與漢東末期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怨聲載道的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對比。穩定時期也不需要太偉大的政治家，有壹般智慧的領袖就可以治理好國家，王朝末期的亂世反而是出大政治家的時代，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在文景時期必無用武之地，於亂世卻叱咤風雲，成為亂世豪傑。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打爛了舊社會，建立了全新的思想道德體系，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的新社會風貌，絕大多數人，包括革命者，都希望形成壹個與新時代相匹配的社會風氣。但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貪汙問題還是開始顯現，並且日益嚴重起來，“壹九五壹年十壹月份以前，華東各地法院所處理的貪汙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個人貪汙造成國家財產損失高達壹千四百四十二億元（舊幣）；華北軍區及軍區直屬各單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屬於貪汙腐化墮落的約占百分之三十六點四，其中六個貪汙案件使國家損失達八十多億元（舊幣），相當於壹萬五千個農民壹年的生活費用。毛澤東看著這壹組組數字，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共產黨人才掌權兩年多啊，怎麽就會有這樣多的黨員幹部墮落成貪汙分子呢？’”[23] 其它地區也情況也十分嚴重，毛澤東壹怒之下，槍斃了總計貪汙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的劉青山、張子善，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其後政治運動不斷，無人再敢以身試法，所以那時候社會尚能保持清廉。若毛不采取果斷措施，中共也許會淪為又壹個李自成或洪秀全版的短命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靠高壓手段建立了比較廉潔的政治，再加上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渡過了王朝初期的瓶頸危機。但反貪沒有法制依托，是靠政治運動，毛澤東曾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壹搞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將每個人卷入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旋渦中，可以沒有法律，幹部多吃多占，群眾有權批鬥，戴上高帽子，大會批判，免不拳腳侍候，然後下放勞動。捉奸在床的，揍個臭夠，奸夫淫婦脖子掛上破鞋，敲鑼打鼓，遊街示眾，再由群眾監督改造，成為終身的“運動員”。所以，毛澤東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鄧小平不行，放棄了政治運動而轉向市場經濟，便無法抑制權力尋租的急迫欲望，不不立的話，違法連個參照系也沒有，經濟秩序和社會治安就全亂套了，所以1979年，“新中國”第壹部刑法終於問世了。
香港的社會道德，是西方現代基督教加上傳統中國儒家道家佛家的結合體，註重身心修養，社會責任，職業操守，在物欲橫流之世界，是社會公正與安定的基礎。前財政司長因避稅而丟官，就是很好的例子。財政司長梁錦松由於職務之便，預先知曉購買新車增稅的稅法將要實行，先於新法實施前買了壹臺車，省了幾萬元。這對於壹般人來說十分正常，再有錢的人購物也希望省點錢，再說新法出臺前買車，於法律不礙，並無逃稅罪責。問題是梁作為政府高層人士，政策的制定者先為自已謀利益，雖未犯法，但至少證明職業操守有問題，政府與市民不會容許道德操守有瑕疵的人做公務員，納稅人養活的公眾人物必須首先為公眾謀福利，在道德上高於社會壹般水平。公眾可以容忍作為公眾人物的明星們緋聞不斷，並為之津津樂道，但公務員特別是高官，必須比普通人高尚許多，才能作為社會的典範。梁盡管事後捐了百余萬元，超過避稅所得幾十倍，臉紅脖子粗地檢討了無數次，說自己只為接BB買車，確實沒有其他想法，但公眾還是不依不饒，梁只好辭職了事，做回普通市民。巨大的道德成本必將為當事人以後的生活帶來終生影響，成為社會的負面榜樣而載入歷史。公眾的強烈反應，說明社會道德基礎的健全，若此事發生在內地，老百姓決不會有炒作熱情，當官的也絲毫不會臉紅。梁錦松只是偶然失誤，並非事事如此，也許他真的沒有想到避稅，他是高薪人士，香港著名的打工皇帝，年薪曾高達1200萬港元，當財政司長薪金只為原來的零頭，區區幾萬元怎會放在心上？但法律是疑罪從無，道德是疑過從有，自己不小心謹慎就應當承擔後果。梁能當上高官，實現人生理想，證明梁的道德水準並不低，不會低於共產黨的好書記孔繁森。中國無數的三光（錢撈光，官賣光，女人搞光）書記，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長，黑社會警官，流氓人大代表，騙子政協委員等，滿坑滿谷。全社會道德水準之墮落觸目驚心，法律無人尊重，道德乏人堅守，違法違紀司空見慣。納稅人避稅、逃稅、暴力抗稅，收稅人則雇用地痞惡棍，組成棒子隊暴力征稅，亂立名目，敲詐勒索，所到之處，扒房挑谷，雞飛狗跳，出動警力綁票勒索，搞得農村窮困不堪，背井離鄉。我們讀《中國農民調查》，無不為無法無天之政府、哭天喊地的農民，痛心疾首，扼腕長嘯。在這種普遍道德墮落的環境下，依靠道德低劣的貪官反腐敗，只會越反越腐敗，越反越缺德，任爾諸葛亮重生、包青天再世，三口鍘刀也只能束之高閣。越反越腐還有壹個原因，就是抓貪官汙吏而未減少官員數量，反為新官讓出位置。新官上任前花費大筆買官錢，正如餓狼壹般，不吃飽前是不會住嘴的，倒不如舊官僚，總有餵飽的時候。壹些縣委書記上任伊始，便急於調整各級幹部崗位，先大賺賣官錢，即因此理。怕丟官的下屬惟有送禮，依官缺肥瘦的行情繳納“保險費”，上面領導換來換去，下面幹部送來送去，周而復始，哪壹任領導也不敢得罪。以致有民諺雲：“要想富，動幹部”，老百姓的壹句大實話，頂共產黨壹萬句反腐敗口號。河南省的李蔭奎，在擔任封丘縣縣長和縣委書記期間，僅查到的貪汙受賄款就有上千萬元，因為受賄款是以別人的名義存匿的，先後1575次受賄，相當於4年多的時間裏天天受賄。政府主要官員幾年壹任，民主制度下是好事，民眾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官員只需向選民負責，無需觀察其他人的臉色。專制體制下官員任免則是權力再分贓之機，若想升遷，投上司之所好是第壹件要事，政績次之。不圖升遷者，至少要保住飯碗，還是免不了送禮，永遠餵不飽壹批又壹批的餓狼。 作家余傑說得好：“貴族往往是悲觀主義者，他們窮奢極欲，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窮奢極欲。”紅色貴族的不義之財，只能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方式消耗掉，即便明天完蛋，從貴族淪為階下囚，老子也風光夠了。人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壹部貪汙史，到了共產中國，貪汙史發展到高級階段，不妨套用中共的壹句言：“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中共官員之富，舉世無敵，壹個九品芝麻官的區區鄉鎮長到澳門豪賭輸掉幾千萬元，只有共產黨才能做到。據有關報道，中國內地大量賭金流入境外，每年通過境外賭博、網絡賭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種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賭博資金已超過人民幣6000億元。相當於2003年全國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總額的15倍。目前中國周邊正形成從俄羅斯、日本、南北韓、澳門、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到菲律賓、印尼、並延伸至澳洲及歐美的龐大境外賭博網，無不以中共貪官為經營目標。賭博是中共貪官們斂財洗錢的重要手段，有的賭場老板本身就是中共高官，貪官通過賭博形式轉移資金的現象愈演愈烈。在澳門和拉斯維加斯賭城，華人巨額狂賭、出手之闊綽更令西方人大驚失色，下註數額巨大令賭場老板震驚，這些豪賭客絕大多數都是中共貪官。貪官們很少用私款參與賭博，往往以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等非法手段獲取賭資。而壹旦嗜賭成癮，又會加劇索賄等腐敗行為。貪官們可以跟莊家達成默契，我盡可能輸錢，但是壹部份錢要歸我。賭場當然願意，大家分贓，雙方得利。就這樣，通過賭博把公家的錢洗成私人的錢，被貪官挪用的公款源源不斷地流向境外。華人在加州、紐約等地買巨資豪宅，也引起西方關註。賭場也可以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在澳門的大賭場，中紀委、國安部、公安部都派有人，賭客是自己的人不管，若是政敵，就壹直跟蹤獲取證據，殺雞給猴看。 在中共反腐敗的作秀表演中，腐敗更發展到空前階段。2008年10月22日，江蘇省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被南京市中級法院壹審判處死刑。姜的單筆受賄金額為8250萬元人民幣，壹舉打破了由雲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長、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保持的“收受單人行賄3200萬元”的最高紀錄。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收受他人錢財合計人民幣1.9573億元。陳對金錢的胃口巨大，把企業的錢視為囊中之物，每月公款吃喝100多萬，日均揮霍4萬元，是公司人見人怕的霸王。2009年7月，陳被壹審判處死刑，法院認為，論罪應判死刑，鑒於其有自首情節，且認罪悔罪態度良好，並檢舉他人犯罪線索，故從輕判處死緩。也就是說，無論怎樣貪腐，已無性命之憂，死刑只適用於普通百姓了。陳同海的父親陳偉達為中共上海老壹輩領導人之壹，並不位居權力中樞，沒有免死金牌，而那些有刑事豁免權的老壹輩革命家的“太子黨”，其貪腐帳單壹定更為可觀。2010年落馬的深圳市長許宗衡，涉案金額更高達20億元。共產黨執政集團早已淪為公開的貪汙搶劫團夥，同病相憐，自然會對團夥成員手下留情。有了錢就往外跑，謀壹條後路，也已是共識。2008年10月，上海市盧灣區副區長忻偉明和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區委書記楊湘洪先後在法國考察期間“失蹤”。滯留法國15天後，51歲的忻偉明經勸說已回國，而52歲的楊湘洪仍然稱病滯留海外，不知所蹤，有媒體披露“之前其女兒已定居法國”。外逃並非壹時興起，需經過精心準備，先將贓款轉移到國外，然後安排家屬出國，等家屬在國外定居之後，自己再找機會逃之夭夭。這種官員稱之為“裸體做官”，據學者估計，過去10年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中國貪官高達1萬余人，攜帶出逃款項在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裸官們成功攜走巨額資金，又逃往國外肆意揮霍的事例，對國內潛在的貪官形成了強烈的“示範效應”。目前官員公費出國考察的機會非常多，成為幹部福利，有些貪官正是利用這些名正言順的機會外逃。逃出去便難以尋找，以胡星為例，出逃前除了雲南的身份證和護照，還持有廣東的戶口及護照和澳門的居民身份證，以及南太平洋島國瑙魯護照等。被懸賞20萬元通緝，2002年已經外逃的雲南省原省委書記、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擁有“高嚴”、“高慶林”和“張傳偉”等至少3個不同名字的身份證，4本中國護照及壹本港澳通行證。花錢就能辦個假證，近年各地已暴出數起公安機關參與倒賣護照的醜聞。不但內地人這樣做，不少港澳臺商人也都擁有國內的正式身份證，目的都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身份及在內地活動方便。在縱容腐敗的體制下，貪官的級別和貪汙的數額向壹大壹小迅速發展，過是是大官大貪，現在是小官也能大貪，關鍵看手中權力的含金量。山西蒲縣壹個煤炭局長，區區科級幹部，在中共領導職務序列中居於最末端的鄉科級，但其非法獲得的家財竟高達幾個億，僅北京、海南等地就有35套房，市值1.7億元，另有現金存款1.27億元，違規違紀資金高達3.05億元，被壹審判處20年徒刑。廣東中山市女市長的家族財產至少有20個億。小官尚如此，大官就更不必說了。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壹擲億金買下南半球最昂貴的住宅“葵閣墨”，市值約合人民幣3.85億元。曾家究竟有多少財產，無人知曉。比曾更大的江澤民、胡錦濤或溫家寶的子女都有商業資產，更是無人能夠統計。中共貪官親屬紛紛在外國置業，少男少女壹出手就是上百萬元，竟然讓倫敦和悉尼等的房價暴漲，香港的豪宅更是成倍地漲。2010年4月26日《證券時報》發布消息，稱商務部否定自己過去做過壹個研究報告，2004年8月16日北京《法制晚報》登載的“商務部分析資金外逃：4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商務部否認其六年前的報告，也有壹個重要的原因，這六年來的貪官與外逃資金已經多到不敢統計了，只好上升為國家機密。這樣壹來，等於又為縱容腐敗的體制關閉了紅燈。據“維基解密”披露，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近年來中共政府在鐵路建設上共投放2.2萬億，那個被抓的鐵道部長親自安排和指揮項目的分配，他涉受賄約100億元人民幣，有3個妻子與18名情婦，其屬下張曙光據說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達28億美元，妻子女兒早已移居海外。中共腐敗已然成為國際問題，很多國家的經濟正從中國空前的腐敗大潮中獲益，正如壹篇網文所的： 我們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我們給六四平反，中國將會發生三件事：壹是民選政府官員，二是法治社會，三是輿論自由。這三件事壹落實，問題就不是我黨失去政權那麽簡單了，而是我們很快就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獨立的反貪局審查。即便按照我們今天的法律嚴格查壹下，這些人也都該進監獄的，很多人要被槍斃的。六四平反之後，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壹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裏，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會因為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政府查收，荷蘭的紅燈區會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利大街的商店會壹下子冷清壹半，德國的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會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間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24]
中國古代治貪極為嚴厲，“漢時贓罪被核，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廟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更有甚者：“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革。府州縣衛之左，特立壹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壹剝皮實革之袋，使觸目驚心。”清光緒二十年，珍妃賣官案事發，慈喜太後嚴令光緒皇帝著即將珍妃連降二級，貶為貴人，禦前太監及珍妃景仁宮太監等涉案人犯，共交內務府慎刑司立斃杖下，僅前後打死的太監就有60多人。珍妃之兄避禍逃滬，亦被革職查辦。買官賣官在當今中國已是泛濫成災，若像慈喜壹樣下猛藥，中共執政集團便無人可活。所以只能象征性地抓幾個替死鬼，根本追不到皇親國戚。越級到北京的上訪舉報貪官者，皆打個鼻青臉腫，關押勞教。貪官再無顧忌，只要朝裏有人，舉報者便無可奈何。嚴刑峻法的剝皮酷刑尚不能根絕貪汙，壹黨專制的共產王朝治理全面貪腐的中國社會，癡人說夢耳。從古到今都壹樣，地方官要在地方發財，不得不賄通京官；京官要通過地方官發財，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上下勾結聯手，造成壹個貪汙大局面，貪官越多就越安全。對於這局面，用少數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會成功，就是用再嚴酷的法律去制裁，也無濟於事，共產黨只能是壹天天爛下去。中共官場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是體制縱容的結果，所以中共王朝決不可能實現清廉政治。古代王朝是家天下，皇帝是大家長，縣以上官員由皇帝委派，各級官員向皇帝負責，忠於王事。盡管每個時代都有貪腐，但也有眾多堅守道德的清廉官員，以修齊治平、忠君愛民、禮義廉恥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官場文化的主流，貪腐是欺君禍民的大罪。朝廷對官員有壹套成熟的考核制度，如明清實行三年壹次的“京察”和“大計”。對京官考察叫“京察”，對地方官考核稱“大計”，三品以上官員及總督、巡撫等方面大員，先自陳政事得失，最後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官員由吏部和都察院負責考核。官員按照“稱職”、“勤職”、“供職”三種等級實行獎懲。“大計”是考核道府及州縣官員，壹般由各級官員隸屬關系逐級考察，作出評斷，最後申之各省督撫，核其事狀，註考造冊，送吏部復核。“大計”後的官員按“卓異”與“供職”兩等級獎懲。清朝對官員的考核，無論品級都以“四格”、“六法”為標準。“才”（指才幹，分長、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貪三類）、“政”（指政務，分勤、平、怠三類）、“年”（指年齡，分青、中、老三類）為“四格”；“不謹”、“罷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個方面的缺失為“六法”。列入“不謹”、“罷軟”者革職處分，屬“浮躁”、“不才”者降級，“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此期間官聲如何，是否受彈核，都影響考核的成績，當然專制王朝不可能完全避免虛應故事的弊端。中共王朝是黨天下，黨務系統遍布天下，黨靠共產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治國，黨組織壟斷各級政權，黨員出任行政官員，黨政官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及所謂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些都是虛幻不實的東西，忠不忠於“黨和人民”並無壹套實際可行的考核標準，實際上官員只需對上級負責即可。遠華案中，有的人槍斃了，有的人異地升遷，無人能通過上疏彈核渠道，懲治那些後臺強硬的貪官。毛澤東之所以能建立較為清廉的政治，壹是王朝初期革命精神尚在，二來毛澤東帝王般的權威起作用，成功領導革命建立王朝使毛成為魅力型領袖，貪腐是不忠於毛主席的罪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購統銷，統壹分配資源，物資貧乏，尋租空間極小，大多數幹部是靠特權多吃多占壹些。民間也不準經商，亦無需向上行賄，至多是走走後門，參軍上大學而已。所以毛歷來講人治——領導幹部治國，而不提倡法治，他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個會也是法，治安條件也是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這是講上層建築部分。”[25] 黨權大於壹切，毛澤東無帝王之名，行帝王之實，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運動的領袖地位、以革命的正義和神明般的光環成功喚醒中國人潛意識中的忠君情結，贏得政界和民間的廣泛尊崇。但文革和六四打破了民眾的幻夢，共產主義成為民主時代的垃圾，失去共產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失去共產革命的正統性，共產王朝亦失去合法性資源。靠權力而致富，靠金錢而謀權，將整個社會變為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市場。執政者雖然發出腐敗將亡黨亡國的危言，但誰也不會停下貪腐的腳步，把貪汙的機會讓給別人，只要權力在手，不撈白不撈，沒人操心身後的事。 共產主義的幻想破滅之後，毛澤東從神明降為凡人，後世君主不再是魅力型領袖，無力激發人們的忠君意識，又無主權在民的權力制衡制度，社會走向全面貪腐化就是必然的。忠君與忠於“黨和人民”不同，忠君有儒家文化為依托，對君主不忠首先在道德上是有罪的，忠於黨而無共產主義信念，就是忠於上司而已。共產黨已經暴露其邪教本質，黨既然無法獲得道義上的忠誠，忠君又不可行，官員失去了唯壹的道德約束，其價值觀隨即轉向腐敗，為個人牟取私利。黨國體制下，人民處於受奴役的地位，讓黨政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受奴役的民眾謀福利，就是壹句荒唐的廢話。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提倡壹部人先富起來，個人占有支配資源的空間增大，為公共權力私人化運作提供了貨幣化空間，推動官倒腐敗大潮。人人知道共產黨最終會垮臺，人人都想趁亂撈上壹把，上至貪官汙吏，下至流氓地痞，各自占據領地，各顯撈錢神通。這樣壹來，共產政權反而穩固了，貪腐體系成為中共控制各級政權和官員的紐帶，整體貪汙的機構反而是穩定的。壹個失去正義與合法性的執政黨，如果沒有腐敗支撐著，官員維護它還有什麽實際意義呢？六四之後，反對勢力蕭條，當局不必懼怕民主運動，知識分子另尋出路，迅速與官僚和資本結成同盟，溶入體制，結成牢固的鐵三角關系，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掌握著中國的政權和財富。由於對政治前途的擔憂，紛紛將財產和親屬移民海外，據中組部調查，近年來中共高幹家屬子女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壹共108萬人。這些移民生活奢侈，用現金買豪宅買跑車，還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貪官壹條街”，洛杉磯“二奶村”、溫哥華“大奶屯”。這兩個地方的女人們有壹個共同特點：豪宅、名車、沒男人。洛杉磯的“二奶村”以妙齡美婦為主，溫哥華的“大奶屯”則以中年怨婦為主。澳大利亞也是理想的移居地，沿海灘的豪宅，許多為華人擁有，基本上都是付現金買房。貪官攜帶的款項，主要來自土地開發、稅收、城建工程經費、金融機構貸款、截留的政府開支、大型國家建設項目資金等等。大小貪官各有去向，大貪官壹般選擇北美或歐洲國家，原因是這些國家擁有獨立的司法體系，小貪官則選擇相對容易入境的東南亞及南美大陸。很難從國外將這些人引渡回國，要有引渡條約，司法程序耗資巨大，過程漫長，中外雙方均得不償失。共產黨官員十分清楚貪腐情況，他們壹邊加緊貪汙、壹邊做好隨時“棄船”的準備，互相幫忙，結成利益共同體。 現代民主憲政實行代議制，公眾是委托人，議會和行政官員是代理人，公眾通過委托代理實現自己的意誌。公眾與統治者是合二而壹，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中共政權表面上看也是代議政制，有議會（人大）設置，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民眾並無投票權，共產黨不是代理而是代表，是國家的統治者。人大是象征性的，其成員由黨來指定，權力沒有制衡，自然形不成委托與代理關系。“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共產黨認為已經代表了公眾的全部利益訴求，其代表地位是共產革命形成的，具有天然的不可侵奪性，公眾無需再通過授權委托和監督程序來確認。那麽，黨的統治地位及其國家政權就是永久性的，自然不準反對力量存在。統治者和公眾是分離的，兩者之間是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因此這種“代表制”是盜竊型的專制體制，腐敗就是壹種自盜型的內生現象，是體制所為，是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統治而有意識的系統安排。這當然不是合法的代議制，而是不合法的專制政制，統治者為了實施治理權力，只有通過官階機構，統治者必需給付官階機構額外的報酬——腐敗收益，來換取效忠。由於政權是非正當性的，面對平民大眾的反對，還必須維持規模龐大的官僚集團，利益的豐厚使得官僚集團日益龐大，執政成本不斷上升，導致腐敗程度加深。這種體制下，反腐敗僅僅是壹個口號，而不是承諾，承諾了也不可能實現。統治者的作為在於如何優化腐敗水平，在效忠度與腐敗度之間適當加以調控，通過“反腐敗”行動剔除那些效忠度差的官員，保留效忠度高的，以成功維持其領袖統治。官員最大的風險並不在於腐敗度高，是在於效忠度低，較清廉的官員往往不受信任，高忠誠度的官員往往具有高腐敗度，我們從王寶森和陳良宇之類的高層腐敗案件中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專制政權條件下的腐敗與民主憲政社會發生的腐敗根源不同，所以制度性腐敗並不是壹個代理問題，而是壹個制度問題。統治者的“反腐敗”不會降低腐敗水平，“反腐敗”的指向具有歧視性和選擇性，操作權在統治者手中，是壹種統治策略，為了優化自身統治的效用水平，是維持專制統治所需的逆淘汰機制。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專制統治並無本質區別，其腐敗程度的差異是暫時性的，時間長了，都會將中國拉向全面貪腐社會。毛是靠壹個接壹個的政治運動治國，毛死後政治運動不好搞了，鄧小平把人們的政治熱情從廣場轉移到商場上來，腐敗的機會就增多了，程度自然超過了毛時代。毛澤東晚年搞批林批孔運動中，原計劃把批走後門也列入運動目標，只是怕幹擾了大方向，才取消了“三箭齊發”的口號。可見當時幹部的走後門之風已為民眾廣泛不滿。如今的權貴集團以“太子黨”為核心，腐敗程度比毛執政初期要嚴重得多，越反越腐是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特點，因為腐敗分子越要顯示自己的效忠度，圈更多的錢行賄買官，用更多的錢來向上表示忠誠，避免被“反腐敗”的準星瞄住，作了槍口下的犧牲品。壹個社會要想根治貪汙，除了司法獨立，壹個重要的約束是貪汙的法律成本，當成本微不足道時，就會形成縱容犯罪的結果。中共將刑事處罰標準壹再提高，等於變相鼓勵貪汙犯罪。即使不幸受到刑事處罰，但貪官仍然倍受優待甚至是豪華的享受，坐牢並不是件可怕的事，那麽犯罪的風險成本必然降至於零。同病相憐，中共為保護他們貪官，可謂不惜代價，想方設法改善貪汙犯罪分子的監禁條件，建造專用監獄，“蘇州監獄是引起最大關註的監獄——歐式的大樓設施完備齊全、高檔酒吧、高檔辦公室、豪華會議中心、帶陽臺的單人牢房二十平方米、小區裏的國標運動場、塑膠籃球場和塑膠跑道、人工河流、公園等，架勢看起來像‘白宮’，太奢華了！人們都不敢相信，這確實是監獄嗎？蘇州監獄擁有6個塑膠籃球場。其豪華的設施好過高檔社區，比大多數中國人自家小區環境都要好很多。這可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26] 那些住在“白宮”裏的罪犯，他們會懺悔嗎？而廣東江門壹位副市長因受賄罪被判刑10年，結果案子沒審完，就已經弄好了保外就醫的假證明，花了不到10萬元。壹樣住別墅，養二奶，開寶馬，進酒樓，比沒犯罪的人還活得高貴瀟灑。
官員腐敗是官場潛規則，不腐敗便無緣於官場，腐敗就是其生存基礎。財政公共信息制度的保密化也在助長著官場腐敗，凡是涉及揮霍公款的事項都屬於國家機密，納稅人無權查詢，即使公布了也是假的。“黑箱財政”保證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絕對權力，擴大了尋租機會。早在經濟改革初期，當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引起民眾不滿時，中共仍不以為然，黨的理論家胡喬木曾對胡軍濤說：“沒有哪個朝代能真的消除腐敗，不要天真。”[27] 紅色江山是消耗了幾千萬人的鮮血生命打下來的，共產黨永久執政是流血犧牲的法定報酬，黨的天下黨徒受益，天經地義，又具有世襲性，至於腐敗自然也屬於報酬，這是官場潛規則。學者吳思在解釋這種血酬定律時說： 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權的過程中私下交易所得，這種灰色收入雖然不那麽合法，但這筆賬卻不能不算在皇帝頭上。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正如老子和韓非所說，官爵賞罰和軍隊壹樣，乃“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壹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28] 六、西藏地區 西藏的貪汙少見於報端，在大環境影響之下，宗教被破壞，人性之劣根性難以束縛，西藏官場決不會是世外桃源。過去班禪喇嘛曾說：“中央給了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為群眾辦了幾件事？還不是幹部和職工吃掉了，正因為如此，不能為群眾多辦實事。但不幫助壹點，西藏主要靠兩手勞動，窮透了。”[29] 壹部分錢養活了幹部職工，壹部分錢讓幹部們揮霍掉了，如今中央給西藏的錢更多，西藏的貪官壹定過上了更為富裕的日子。西藏問題學者王力雄先生，在他的書中特別提到西藏官場的腐敗問題： 西藏真正工作的時間很少，空閑時間十分多，喝酒吃飯自然就成了打發時間和尋找快樂的重要內容。當然，僅僅吃喝在今天已經不夠了，拉薩的娛樂業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發展，歌舞廳、夜總會、遊戲機房……色情業當然也會相伴而生。不過那些後發展的項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飲業重疊或以餐飲業為基地。如西藏軍區大門外飯館群被拉薩市民稱為“紅燈區”或“軍妓壹條街”，就是諷刺那些飯館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薩的飯館酒店已開始向高檔化發展，提供餐飲、娛樂、色情“壹條龍”服務。 我認識壹些在拉薩的漢人“援藏幹部”，他們除了平日隨機地尋找各種可能機會吃喝玩樂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這些地方，常常帶妓女回家過夜。那幾乎是壹種公開行為，除了瞞著自己遠在萬裏之外的家庭，對其他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誠。據他們講，援藏幹部多數都有這樣的行為，否則到這麽艱苦的地方，再沒有壹些享樂，如何能堅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樹為“典型”號召全黨學習的孔繁森，據說生前也曾是拉薩歌舞廳的常客。 ……就是這樣壹個由外部勢力培養的、徹底異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盤踞和生長的時間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在這些年月中，靠著時時刻刻吸吮北京輸送的大劑量營養，它已經在西藏根深葉茂，並且長成了龐然大物，成為西藏社會壹個固有的存在成分。這個集團絕無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養，哪怕壹天斷了供養就會造成大亂（甚至供養減少壹點就會不穩）。因為他們人數如此之多，無法棄之不管讓其自生自滅，又因為他們占據著西藏所有城市和各個中樞，他們壹亂就會以連鎖形式擴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壞西藏整個社會，所以就必須養著他們，誰也不敢不養他們，誰做西藏的主人也沒法不養他們。[30] 內地的腐敗形式西藏都有，包括軍隊和“太子黨”， 西藏也少不了“太子黨”問題。大昭寺是著名的文化遺產，是進藏遊客必入之地，喇嘛們申請提價多次，未獲批準。“創跡公司”找到大昭寺，要求與寺院壹同經營，重新負責印制多媒體光碟門票，能保證門票從35元提價到70元，收入分成。喇嘛們對承包經營沒熱情，予以拒絕。誰知來者手眼通天，竟通過自治區領導和宗教事務局向寺院下達指令，要喇嘛與“創跡公司”簽訂10年寺院門票承包合同。後來壹打聽，“創跡公司”有手眼通天的“太子黨”——全國政協副主席帕巴拉·格列郎傑活佛女兒做後臺，她本人也是自治區常委。大昭寺遊人如織，她手指都無需動壹下，每年即有幾百萬元的進帳，她同時還承包著幾家寺院，十年當個億萬富翁易如反掌。喇嘛內心不滿，但在“穩定壓倒壹切”的高壓下，亦無計可施。[31] 為了化解藏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央對西藏的腐敗睜壹眼閉壹眼，至今尚未有壹位藏族高官因經濟問題受審，更不用說“太子黨“了，西藏是貪官最安全的地方。西藏原來可不是這樣，活佛有轉世，喇嘛憑修煉，政府人員靠選拔，不完全以出身裙帶定高下。西藏過去是封建神權政治，並不是有錢人的天下，達賴喇嘛即出生於普通人家，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則徹底權貴化，成為利益集團分割社會肌體的壹把把鋒利的藏刀。如果說毛澤東的中國是壹個人說了算的君主專制，那麽現在當政者說話如同聖旨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轉向壹種權貴集團專制——紅色貴族政治，這在內地和西藏都表現得極為明顯。 由於西藏的特殊因素——怕藏人鬧獨立，就必須養活龐大的幹部和軍隊，王力雄稱之為“穩定集團”。光幹部階層，按內地30:1的官民比例，600萬藏人中幹部不會少於20萬，加上親屬子女，壹個巨大的集團寄生於黨政體制。這不是壹個高效而廉潔的團體，不是為了振興國家，也不是為了藏人利益，因為藏人的最高理想是西藏獨立，次壹等的理想是高度自治，穩定中共對西藏的統治，保持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從來不是藏人的主動選擇。因而藏人幹部比內地幹部又多了壹層民族感情問題，顯得更為復雜。西藏受異族暴力統治，幹部階層因宗教和民族感情，有潛在的良心責備甚至負罪感，不可能對中共心悅誠服，有錢幫妳維持表面穩定，沒錢壹拍兩散。不少藏人幹部將子女送到達賴喇嘛的達蘭薩拉讀書，即說明這種復雜心態和兩手準備的意思。現實使西藏的腐敗更沒有辦法解決，或者根本就不去解決，若懲治了腐敗幹部，對藏人幹部來說，我犧牲民族利益為妳幹，好似漢人的吳三桂，再不撈些好處，所為何來？我信奉達賴喇嘛，妳的民族團結又與我何幹？不但不能反腐敗，還要用貪腐籠絡人心，形成壹個無法與中共脫鉤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沒有這種人身依附形式的利益集團，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壹天也維持不下去。 我們觀察內地的腐敗，也是受類似的潛在機制驅動，上層縱容腐敗，下面不會錯過機會，沒有了共產主義理想，沒有了道德追求，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犧牲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攫取，人人追求無止境的物欲。共產黨不再是壹個誌同道和者組成的政黨，它的維系只能靠縱容成員之貪腐，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否則入黨做官便毫無現世意義。民主體制下，可以用正當手段實現名利，我做微軟總裁，妳做白宮主人，各憑功夫高低實現個人價值。極權體制下，沒有自由競爭與選票，只靠關系和利益交換，做官只需對上面負責，上面高興了即能升官發財，無需考慮民眾因素。給我好處的是上級領導，不是抽象的國家和人民，共產黨人又有什麽動力竭誠為國家服務、為民眾效力呢？西藏獨特的地理條件，生態的極端脆弱性，人口承載量過低，極為有限的稅收無力養活龐大的黨政軍集團。在現代化過程中，由中央政府年年花費巨資把西藏養起來，既要包養大批援藏幹部，更要包養藏人幹部，這是中共為有效管制西藏而形成的歷史性關系。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毛澤東時代是這樣，鄧小平時代也是這樣，江胡時代更是如此。畸形經濟模式只具有政治目的，就是保證對西藏統治階層內部形成吸引力，由此養成的惰性和物欲必須以更大的財富刺激來滿足。這是絕無僅有的經濟模式，新疆、內蒙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給予援助，但從未形成純供養關系。即然是供養，還要與時俱進，養得越來越肥些，因為援藏幹部並不心甘情願呆在西藏，與家屬長期分居，本地幹部也有越來越奢侈的消費需求，這都要靠中央不斷增加對西藏的財政扶持。上世紀末筆者行車在青藏高原，曾看到壹條長長的車龍，約有五六十輛新款豐田吉普車，是沒上牌照的新車，往西藏方向行駛。這麽龐大的車隊，在內地生活多年也未曾見過。當時這種車的價格每臺約五六十萬元，總價值應在3000萬元左右，養這幾十臺車，以壹臺車3至5萬元費用計算，壹年至少200萬元。西藏是經濟落後的地區，此等氣派的豪華車的入藏，除了滿足“穩定集團”的奢侈心理，看不出有什麽迫切的理由。進口吉普車的越野性能適合西藏高原環境，卻也不必非豪華豐田不可。難怪壹些藏人感嘆，西藏是中國最腐敗的地方。但西藏花掉的錢再多，以整個中國的經濟總量算不了什麽，西藏的腐敗程度與龐大的內地群體相比，亦九牛壹毛，消耗揮霍的社會財富無非增加壹些稅收罷了。 內地及西藏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共已墮落到“以腐治國”的層面，貪汙不但不是專制政權的腐蝕劑，還恰恰是“保鮮劑”。不縱容腐敗，黨政職務便與社會上的其它職業壹樣，成為普通工作。正因為有貪汙機會，有超常回報，眾人才趨之若鶩，直接或間接維護這個體制，非此，則失去向心力。經濟改革之初，在政府部門任職並不是個令人羨慕的工作，除了當大官，壹般幹部遠不如企業幹部實惠，機關工作人員也不比國企工人吃香，就是因為權力還未進入市場。經濟改革進入市場化階段，權力轉為貨幣能力，政府幹部才獲得了大實惠。另壹方面，信仰的破產，極權體制的效忠問題便很難通過思想信仰來解決，人們只有躲避靈魂的追問，眼睛盯緊物質享受，實現人生追求。少數民族地區多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必須用唯物主義置換宗教價值觀，縱容貪腐，讓黨政幹部消除心理上罪惡感，變為成功意識，中共統治少數民族就容易多了。中共也必須通過象征性的反腐盡量達到平衡，抓壹些典型來平息民怨，展示體制的正當性。在民族地區，往往是宣傳大於實際，反腐不會落到實處。中共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最貪腐的政權，歷史上盡管有昏惡暴虐的朝代，但每個朝代都有大批剛直清廉的官員，從未形成過全面貪腐的局面，儒家與法家的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成為社會道德的基石。共產黨就不同了，對政治權力及民間社會的高度壟斷，使整個社會失去傳統的道義約束，又完全抵制普世價值觀，遂使全社會失去道德約束，墮落為執政集團貪汙掠奪揮霍國民財富的大競賽，民間也大行假冒偽劣之道，每壹種行業都是黑幕重重，社會風氣汙濁不堪。毛澤東時代尚存些共產主義的使命感，還有幾個清官，鄧小平及後世君主開創了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時代，從黨魁到普通黨員，無壹不是為著撈取好處而來，“悶聲發大財”，在權力市場化的過程中，共產黨正成為壹幫無法無天的匪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