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時代的中國社會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劉曉波 寫於 二零零九年

　　第一卷 剝開胡溫的畫皮

　　找不到方向的胡溫政權

　　──比較《大國崛起》與《居安思危》

　　2006 年的中國，如若列舉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當然少不了央視播出的專題片《大國崛起》。該片畢竟打破國內主流媒體對重大公共話題的長期沈默，為公共參與極度饑渴的民間提供了發言的借口。所以，該片引發海內外的熱評，也就不足為怪了。

　　至於該片是否說清了世界大國的興衰歷史，外界評論是見仁見智。無論是網民的看法還是學者的評價，也無論是國內媒體還是境外媒體，可用毀譽參半來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輿論對該片的背景和意圖的猜測。有評論認為，該片所宣揚的是獨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溫當局加強中央集權的意向；而更多的評論則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該片是胡溫當局為準備啟動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試探氣球。

　　首先， 該片是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的產物，中共高層還為此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黨政部門都要學習這段歷史，並通過央視把大國崛起的議題由黨內推向社會。更何況，胡溫的權力已經鞏固，可以排除幹擾、走自己的路了。

　　其次，該片主要策劃群體大都來自體制內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開明學者，主要傾向與趙紫陽時代的《河殤》相似，代表著自由派知識精英的觀點：中國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所以，該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采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國和美國進行了重點介紹，這可是兩個對世界歷史進程發生過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第一卷 剝開胡溫的畫皮20

　　也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為如此，新左派才會對《大國崛起》發出集體聲討，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觴》煽動動亂，‘崛起’煽動政變”。（黎陽《豈有此理的“大國崛起”》；見“烏有之鄉”網站）然而，在輿論關注《大國崛起》並猜測背後的微言大義之時，人們似乎忘記了此前中共高層授意拍出的另一部 8 集電視專題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該片為胡錦濤的“保先運動”而拍，意在告誡全黨汲取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提高黨員的警惕性和危機意識，以確保中共統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居安思危》從八個方面探討的蘇聯解體的原因：一、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二、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三、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四、蘇共的黨風；五、蘇共的特權階層；六、蘇共的組織路線；七、蘇共的領導集團；八、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所有解釋都是為了凸現一個結論──胡錦濤同志指出：

　　“蘇聯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

　　“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主要針對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以及二十大之後蘇聯的清算斯大林運動。該片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毛澤東欽定的三七開──七分功績、三分錯誤，與 1980 年代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一樣。所以，從頭至尾，該片充滿了對斯大林的崇敬和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仇恨。該片解說詞還特別強調：“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享年 74 歲。毛澤東親自到蘇聯駐華使館吊唁，並失聲痛哭。”

　　中共中央專門發文讓各級黨委組織黨員觀看此片。文件說：觀看本片對於堅定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21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增強黨員幹部居安思危的意識有著重要意義。

　　比較《大國崛起》和《居安思危》這兩部大片，其主創人員、思想取向、拍攝方法以及解說詞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水火不容。

　　《大國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和電視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趙紫陽智囊的路子，盡量淡化正統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借鑒、學習的開放態度看世界。最後也沒有得出定於一尊的結論，而是采取多角度的開放式結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堅守中共正統教條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錦濤“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學習朝鮮、古巴，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指向，得出定於一尊的霸道結論：絕不能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決不讓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和戈爾巴喬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的意識形態正統，《大國崛起》很有點離經叛道的意味，屬於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正如激烈攻擊該片的新左派所言：

　　“《河觴》煽動動亂，‘崛起’煽動政變”；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產黨正統一脈單傳，每個字都符合“政治正確”。

　　然而，更有意味的對比在於，“政治很不正確”的《大國崛起》

　　卻在中共頭號電視喉舌央視公開播映，意在訴諸大眾，足夠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確”的《居安思危》卻只能制作成光盤，在黨內播放，好像見不得陽光。正如胡錦濤敢於大張旗鼓地宣傳“和諧社會”，卻不敢在媒體上公開提倡學朝鮮古巴一樣。

　　兩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時出現，既反映了中國社會日趨多元化的現狀，也反映了中共高層執政思路的混亂──一種根本找不到未來方向的迷惑。這種迷惑，源於現政權的政治理念與中國現實、世界大勢的沖突。

　　胡溫政權在價值觀上更認同毛式的中共正統，也曾想通過“保先”、“八榮八恥”、“學朝鮮古巴”來貫徹其正統理念，以確保中共22政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但當下中國的現實卻不斷地對胡錦濤說“不”。

　　當國門已經打開將近三十年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絕不允許回到毛澤東時代，先富起來的權貴們不允許，老百姓不允許，大多數黨員不允許，前不久拿到官方大訂單的胡錦濤之子胡海峰也不會情願。即便是那些高舉毛澤東旗幟的新老左派們，也就是靠喊口號來爭取道義資源，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已經有了私車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決不會放棄現在的富裕生活。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對國內經濟的難以逆轉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面對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面對主流民意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認同，不甘心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胡錦濤政權，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長期徘徊。23

　　胡錦濤漫畫事件的背後

　　在全球互聯網上搜索“全球被惡搞政治人物排行榜”，第一是美國總統小布什，第二是英國首相布萊爾。自從伊拉克戰爭以來，這兩位當今世界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一直身處爭議漩渦，激烈的批評和惡意的嘲諷，遍布世界各地媒體，反對伊戰的大規模抗議遊行也屢屢發生──不但在世界各地，也在美英兩國。

　　言論自由最為善待人性的地方在於，批評者和被批評者能夠和諧地分享同一種的自由。沒有人會因發表對總統及其政府的尖銳批評而遭到行政權力的處罰，更不要說被關進監獄；也沒有政治人物會因滿天唾沫而勃然大怒，下令封殺媒體、開除記者。所以，布什和布萊爾這對親密盟友，對鋪天蓋地的批評和各種形式的嘲諷，也包括網絡惡搞，早已是榮辱不驚。

　　退一步講，不管兩大政治人物心里多不高興，也奈何不了媒體和網民，更無權下達封殺令。因為他倆都知道，無論自己的行政權力有多大，縱然可以調動千軍萬馬發動一場戰爭，也惹不起一個小民的言論自由。

　　然而，中共歷屆獨裁者大都是不許批評的一群，時至今日，中國刑法上仍然有“煽動顛覆罪”，當局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制造文字獄。而權力霸道必然導致政治弱智，弱智到連那些善意的幽默式獻媚也無法理解。所以， 1949 年後的中國，除了文革期間用漫畫來醜化那些走資派之外，其他時期以諷刺當權者為主題的漫畫已經絕跡。即便在今日的互聯網時代，中國的網絡上可以搜索到巨量的惡搞各類名人的條目，卻很難搜索到惡搞中共寡頭的條目。

　　9 月 11 日，廣州《新快報》 A15 新漫畫版出現一張國家主席24胡錦濤的漫畫且配有文章，標題為《總書記的熱淚為誰而流？》。

　　然而，令人驚詫的是，圖文作者“孤寒齋主”卻因此被停職。“孤寒齋主”本名鄺飆，中年漫畫家，現供職《新快報》要聞部。他長期從事漫畫、連環畫創作，代表作有《雞講人話系列》、《辦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間系列》（單幅）和肖像漫畫系列等。

　　此漫畫源於胡錦濤給北京大學已故教授孟二冬的女兒孟菲回信一事。孟二冬 48 歲英年早逝。他在一年中接受三次大手術，頑強地與癌癥作鬥爭。胡錦濤在信中說：“我是含著熱淚讀完你（孟菲）這封來信的。”

　　漫畫上的胡錦濤，身穿西裝坐在書桌前，右手持筆回信，左手拿手帕擦淚。作者配文：“胡錦濤的熱淚是為孟二冬的奉獻精神而流。總書記那感人肺腑的信不僅是寫給孟教授女兒的，也是寫給全國教師的。這是總書記對孟老師全家的關心，更是對全國教師的關懷。”如此肉麻的獻媚之作，居然也要受到懲罰，真的搞不懂中國人還能說什麽！不錯，中共領導人出現在媒體上的形象，一貫是正襟危坐的嚴肅姿態，即便是獻媚，也決不允許用漫畫這種藝術形式來再現。此漫畫是二十多年來大陸媒體上出現的首幅中共黨魁漫畫。但在我看來，這幅畫是毫無漫畫味道的失敗之作，無論是畫面本身還是配發文字，絲毫找不到漫畫所具有的諷刺意味。而以作者的創作功底而言，如若不是創作過程中的戰戰兢兢，是斷斷不會畫得如此低劣。退一步講，即便有漫畫作者想含蓄地諷刺一下當今統治者，命脈握在黨國手里的媒體負責人，也絕對不敢發表。

　　所以，一望而知，作者的創作意圖，絕非惡搞，而是為了以創新的方式歌頌新黨魁。因為從上台之日起，胡錦濤就高調親民，以漫畫來獻媚親民黨魁，具有平易親切的特征，更能顯示當今百姓對當今聖上的真心擁戴，豈不是可以讓胡總更舒服。

　　遙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啟動改革開放使中共政權重新獲得了民意支持，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也充滿自信。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公開25提倡過穿西服和用刀叉，中國媒體也發表過一幅緊跟總書記號召的漫畫，漫畫上的胡耀邦身穿西服、手拿刀叉。這幅漫畫並沒有給畫家和媒體帶來任何麻煩，反而是胡耀邦的號召引發出社會爭議。

　　而現在的中共寡頭們卻處在高度的警覺中，以至於把媒體的一次親切獻媚變成“政治事故”。這大概因為：

　　1、 他們大都成長於狼奶四溢的毛時代，那是一個只有咬牙切齒而沒有會心一笑的時代，只有醜化侮辱而沒有親切幽默的時代；正如李銳先生所言：“胡錦濤他們都是戴紅領巾長大的， ??早請示晚匯報，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 ??”

　　2、 六四後十七年來，中共政權的民意支持急遽流失，改革的社會共識已經不覆存在，寡頭們的權威也大幅度下降，他們的內心充滿了權力恐懼。

　　所以，他們缺乏自信和雅量，更缺乏審美情趣和幽默感，非但無法欣賞這種更貼心的獻媚方式，反而小題大做地把漫畫視為對最高領導人的醜化。

　　美國總統布什曾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

　　在把統治者“關進籠子”整套制度設計中，言論自由是最基礎的制度之一。因為，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不僅具有確立人的尊嚴的本體性價值，而且具有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和保護人權的工具性價值，所以，媒體才被譽為“無冕之王”或“第四權力”。

　　反觀改革將近三十年的今日中國，離“把統治者關進籠子的夢想”之遙遠，甚至遠到連漢文帝時代都不如的程度。早在二千年前，漢文帝還知道不能立法禁言和制造文字獄，他在公元前 178 年（文26帝前二年）下詔廢黜“誹謗妖言罪”。他的理由是：“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專設鼓勵獻計獻策的旌旗和書寫批評意見的木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朝政的清明，鼓勵臣民前來進諫。現在的法律中，有‘誹謗罪’和‘妖言罪’的律條，使得群臣不敢暢所欲言地批評朝政，皇帝無從得知自己的過失，這怎麽能吸引遠方的賢良之士到朝廷來呢！應該廢除這些律條。百姓中有人初相約以詛咒皇上而後又相互詆毀，官吏認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說別的話，而官吏又認為是誹謗。這樣的百姓以愚昧無知而獲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後，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豈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在今日中國，不要說媒體對統治者提出公開批評決不允許，甚至連草民第一次用漫畫方式向當今聖上獻媚，畫家的心態也是如履薄冰，這必然導致作者創造力的喪失，所以才把諷刺性的漫畫搞成了歌德性的“正畫”。

　　如此小心翼翼的創新式獻媚，也不為當今黨國所容，豈不是最大的自我惡搞！27

　　看溫家寶，想趙紫陽

　　中國公眾眼中的溫家寶，既無趙紫陽的開明，也無朱鎔基的強悍，他最鮮明的政治風格是平易親民，親民時又喜歡流淚。溫的眼淚，在抗 SARS 時期感動過百姓；而現在，可能因為溫的眼淚太多，冷酷的現實又不相信眼淚，所以，溫的眼淚先變成政治秀，繼而變成民間嘲諷高官的素材，被編進“新民謠”，通過手機短信和互聯網廣為傳播。

　　出人意料的是，愛流淚的溫家寶突然強悍起來。 2007 年 2 月26 日，中共新華社刊發了溫家寶的署名長文《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高調重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聲稱“100 年不動搖”。這,無論在溫的總理生涯中還是在中共高官的言行中，都是極為罕見的，免不了引起外界的關注。嗅覺靈敏的境外媒體迅速作出反應，紛紛發文解讀這篇文章的話外音。

　　瀏覽境外媒體對溫文的相關報道，重點突出的是“初級階段論”

　　的內政路線和“不當頭”的外交方針。

　　關於前者，溫強調：“講初級階段，不光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等問題仍然存在”，所以，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社會公正是今後改革的方向，繼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溫還學著鄧當年南巡時的口吻說：“我們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00 年不動搖，堅持改革和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葆蓬勃生機。”28

　　關於後者，溫家寶針對近年來“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鼓噪表示：“在國際上堅持不扛旗、不當頭。正是由於堅持了這個方針，我們才得以不斷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回旋余地。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會日益增多，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要繼續堅持這個方針？答案是肯定的，沒有任何理由改變這個方針。”溫講到如何消除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講清楚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 ??要以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公民權益、反對腐敗行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增進社會和諧為重點，擴大民主、健全法制，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樣做，就能使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的理解和認同。”

　　溫家寶在論及文化時還著重談到普世價值與中國政治改革的關系。他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我們從來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離的，高度的民主、完備的法制，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標志。我們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國家。”

　　外界如此關注，不在於溫家寶與時俱進之“新”，而在於不識時務之“舊”。因為，溫文講內政，圍繞著“初級階段”的主題；講外交，突出的是“韜光養晦”的方針。而這兩大主題，皆遠離了中共十五大以來的主題，恍若回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20 年前，趙紫陽是中共總書記，溫家寶是中央辦公廳主任；18 年前，溫在八九運動中陪同已經下台的趙前往廣場，向學生們作了感傷的告別演講； 20 年後，溫家寶已經成為中共總理，卻從來不提老上級趙紫陽，甚至趙紫陽在軟禁中病危乃至去世，他也沒

　　有任何表示。但他這次高調提出久已埋沒的“初級階段論”，則是趙紫陽當總書記時的得意之作。29

　　“初級階段論”是 1987 年趙紫陽所作的十三大報告的核心內容，而十三大是趙在中共黨內政治生涯的頂峰，距今已有 20 年了。

　　溫文讓我想起剛剛讀完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宗鳳鳴著，香港開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通過《談話》一書，外界知道了軟禁中的趙紫陽的所思所想，了解到這位前總書記對“初級階段論”

　　的看重。

　　在《談話》中，趙紫陽多次提到十三大和初級階段論。趙認為，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是“超越論”，即“超越了資本主義階段”，結果是烏托邦加大躍進，把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後毛時代的改革，就是放棄“超越論”的烏托邦，把主觀意志主導下的盲動作法調整過來。這種調整的理論概括是“初級階段論”，經濟實踐是要補上“資本主義”這堂課，重過“市場關”和“產權關”。

　　趙在評價“初級階段論”時表示：真正把“初級階段論”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是十三大的貢獻。他描述自己當年的心情說：“我當時非常興奮，找到這個論斷， ??可以避免爭論。”“我在十三大重點論述的是‘初級階段’，前提是不爭論。 ??‘初級階段’作為十三大的立論基礎，據此確定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 P364-365）

　　“不當頭”的外交方針，也是近 20 年前的舊事。蘇聯的解體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雪崩，使世界上的獨裁國家變得群龍無首，更讓中共黨內陷於惶恐。針對有獨裁小國提出讓中共當頭的建議，鄧小平回應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在此基礎上提出“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

　　然而，自江澤民主導政權以來，內政上，逐漸拋棄“初級階段論”，而強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建設小康社會”，一些禦用文人甚至不斷鼓噪“盛世論”；外交上，逐步放棄“決不當頭”

　　的低調之策，而提出“大國外交”的高調之策。現在的胡錦濤政權，30內政上，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外交上，奉行“和平崛起”。一時間，民族主義情緒飛速膨脹，“大國崛起”成為中國政壇的主旋律，而“中國威脅論”則變成西方世界的流行曲。

　　趙紫陽已經被封殺了將近十八年，鄧小平的改革遺產也備受質疑，新老左派用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批判鄧小平，自由派用趙紫陽的雙足模式批判鄧小平的跛足模式，以至於引發出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討論。在此語境下，即將在今年兩會上作“工作報告”的溫家寶，突然重回趙紫陽的“初級階段論”和鄧小平的“決不當頭論”，既是對反改革勢力的明確而系統的回答，也是對追捧“大國崛起”的浮躁之風的當頭棒喝。

　　只是不知道，這是中共高層的共識表達，還是溫家寶個人政治理念的宣示？也許，這位曾經陪同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的前中央辦公廳溫主任，已經讀到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所以才突然“懷舊”起來。作者補充：原以為，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多少會吸收一些他的署名文章的內容，

　　然而，報告中卻看不出此文的絲毫痕跡。由此可見，輿論把《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看作溫家寶的個人化表達，還多少有點道理。31

　　就“黑窯童奴”向胡溫中央問責

　　自從胡溫上台以來，屢屢發生本該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災難演化為震驚海內外的重大公共危機？比如， 2003 年的 SARS 危機，2005 年的松花江水危機， 2006 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藥引發的公共安全危機，之所以演變為海外震驚的重大公共危機，大都源於獨裁體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隱瞞或不作為。如果沒有良知者通過難以完全封殺的互聯網對危機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溫中央不得不作出反應，後果將不堪設想。在此意義上，互聯網真是上帝送給中國民眾進行自我維權的最好禮物。

　　具體到此次黑窯童奴案。盡管，黑窯童奴案曝光後， 15 日胡溫作出批示， 20 日溫家寶主持國務院會議，聽取山西黑窯事件調查處理初步情況的匯報，山西省省長做了檢查。然而，胡溫中央決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錯誤來推卸責任，難道那些地方大員不是中央政府任命嗎？是， 中央政府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或者說，欲根治“黑窯童奴”，必先根治官員的冷酷；欲治官場，必先改革從來沒有尊重生命和人權的獨裁制度。

　　胡溫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隱瞞”或“不知情”來卸責。因為，僅從知情不為的做派上看，胡溫中央仍然脫不了幹系。

　　早在今年 3 月 8 日，河南鄭州市民羊愛枝未滿 16 歲的孩子王新磊失蹤。為了尋找兒子，羊愛枝去派出所報案，沒有結果；她走了上百個網吧，張貼數千張尋人啟事，還是毫無結果。

　　3 月底，羊愛枝與河南孟縣的另一位丟失孩子的家長一起去山西尋找孩子。在運城、晉城、臨汾，母親甚至長跪在磚窯廠門前，詢問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 多家窯廠，沒有找到孩子，卻發現了32驚人的黑窯秘密。 4 月初，羊愛枝等六位孩子失蹤的家長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尋子，沒結果。

　　5 月 9 日，河南都市頻道記者付振中與六位家長們一道趕往山西，他用攝像機偷偷記錄下黑窯慘狀，並以“罄竹難書，慘絕人寰”

　　為題進行了電視報道，聞訊前往電視台求救的家長居然超過 1000人。與此同時，上百位家長前往山西尋找孩子。

　　6 月 5 日，河南的“大河論壇”出現一個題為《罪惡的“黑人”

　　之路！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 400 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 400 位河南籍父親敘述了駭人聽聞的事實：他們的孩子被人販子或誘騙或綁架，賣到山西的黑磚窯做苦工，山西臨汾市、永濟市是窯場比較集中的地方。

　　6 月 11 日，羊愛枝給總理溫家寶發出了緊急求救信，發出一位母親的泣血呼喊：“救出我們被魔鬼哄騙、綁架，而生活在地獄中的孩子吧！”

　　與此同時，媒體開始大規模聚焦“黑窯童奴”事件。 6 月 15日，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長張鳴才趕到山西，對黑窯案的查處進行督促、調查。

　　勞動保障部也派員前往山西調查黑窯非法用工情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和省長於幼軍才發出指示，在全省開展“打擊黑窯主， 解救拐騙民工”專項行動。

　　從 3 月 8 日到 6 月 15 日，三個多月的時間里，父母們的自發尋找，河南電視台的曝光， 400 位父親的網上求助，居然沒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溫中央的知情不為的時間，不是三個月而是將近一年。據《瀟湘晨報》 6 月 19 日《人大代表與山西黑磚窯較量 9年曾上書總理》的報道指出，早在 1998 年，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已與山西、河北等多個地方的黑磚窯展開較量，解救出數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當陳建33教先生經過長期的孤軍奮戰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溫中央。 2006 年 9 月 8 日，他直接寫信給溫家寶總理，為了從總體上解決黑窯奴工問題，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他在信中直言：“這些‘黑磚廠’難道當地政府、公安、勞動部門不知道嗎？我想他們應該都清楚，就西姬磚廠而言，就曾出現好幾起通過當地公安部門、勞動部門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磚廠’無人過問，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說不清道不明吧！”

　　如果中央政府對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迅速作出反應，違法犯罪的黑窯奴工就能夠提前得到治理，即便無法完全根治，起碼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童奴會少受近一年的虐待，被拐騙、被綁架的孩子會減少，官黑勾結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如石沈大海，沒有得到溫家寶或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任何回音。

　　胡溫中央如此對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在引發海內外震驚的黑窯奴工案曝光後，胡溫中央難道不應該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謝罪嗎？中央政府對省級人大代表的態度尚且如此輕慢，他們如何對待毫無權勢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溫上台以來，最愛表演的就是“親民秀”，廢除收容遣送、改變應對 SARS 的決策，人權寫進憲法、免農業稅，走鄉串戶，替民工討薪、為農民賣桃、下礦井中過三十、 穿舊旅遊鞋、多次為民間疾苦流淚??通過壟斷媒體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胡溫多少還積累點親民的形象。然而，親民是臉上的和電視鏡頭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決策中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現行寡頭獨裁集團的首腦，他們一定要把維護獨裁權力和特權結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會公益放在首位；他們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績、展示偉光正形象作為媒體的首要任務，而不可能讓媒體變成專門挑刺的無冕之王；此次“黑窯奴童”罪惡的34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溫的問責諾言和親民神話。35胡溫政權的意識形態焦慮

　　2006 年除夕，中共黨魁胡錦濤發表新年賀詞《建設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對內許諾“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對外強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

　　就在同一時刻，許多大陸手機都收到一則戲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際祝你：運氣像曾慶一樣紅，做人像吳官一樣正，家庭像賈春一樣旺，生活像溫家一樣飽，事業像小羅一樣幹，房室像李長第二春，打牌像錦濤一樣胡！煩惱像邦國一樣吳，情人像小菊一樣黃。”

　　兩種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兩種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現的正是後極權中國的特征，一個專拿板著臉的官權來調笑的時代，當權者的作秀和官場腐敗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話素材庫。無論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無法為中國提供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了。

　　一、從兩部電視片談起

　　在 2006 年的中國，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之一是兩部政治傾向極為不同的電視專題片。一部是央視播出的《大國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層授意拍攝的專題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國的興衰為主線，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探討了大國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為中國的崛起提供參照系；後者以蘇聯共產帝國的解體為主線，從頭至尾全是意識形態說教，總結了蘇聯的衰落和解體的黨內原因，意在為中共維持政權提供反面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輿論對兩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圖的猜測。36《大國崛起》是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的產物，中共高層還為此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黨政部門都要學習這段歷史，並通過央視把大國崛起的議題由黨內推向社會。

　　有評論認為，該片宣揚的是獨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溫當局加強中央集權的意向；而更多的評論則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該片是胡溫當局為準備啟動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試探氣球。

　　無論外界如何評價該片，其主要策劃群體大都來自體制內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開明學者，創作傾向與趙紫陽時代的《河殤》相似，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開明派的觀點：中國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該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采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國和美國進行了重點介紹，這可是兩個對世界歷史進程發生過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也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為如此，新老左派才會對《大國崛起》發出集體聲討，最激烈的指控是： “《河觴》煽動動亂， ‘崛起’ 煽動政變” .（黎陽《豈有此理的“大國崛起”》；見“烏有之鄉” 網站）八集電視專題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制作來自中共高層授意，是為胡錦濤的“保先運動” 和“學古巴朝鮮” 背書。意在告誡全黨汲取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提高黨員的警惕性和危機意識，以確保中共統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2006 年 6 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該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從八個方面探討的蘇聯解體的原因：一、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二、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三、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四、蘇共的黨風；五、蘇共的特權階層；六、蘇共的組織路線；七、蘇共的領導集團；八、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所有解釋都是為了凸現一個結論──胡錦濤同志指出：37“蘇聯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

　　“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 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主要針對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以及二十大之後蘇聯的清算斯大林運動。該片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毛澤東欽定的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功績，與 1980 年代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一樣。所以，從頭至尾，該片充滿了對斯大林的崇敬和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仇恨。該片解說詞還特別強調：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享年 74 歲。毛澤東親自到蘇聯駐華使館吊唁，並失聲痛哭。”

　　中共中央專門發文讓各級黨委組織黨員觀看此片。文件說：觀看本片對於堅定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增強黨員幹部居安思危的意識有著重要意義。

　　比較《大國崛起》和《居安思危》這兩部大片，其主創人員、思想取向、拍攝方法以及解說詞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水火不容。

　　《大國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和電視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趙紫陽智囊的路子，盡量淡化正統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借鑒、學習的開放態度看世界。最後也沒有得出定於一尊的結論，而是采取多角度的開放式結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堅守中共正統教條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錦濤“保先” 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學習朝鮮、古巴，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指向，得出定於一尊的霸道結論：絕不能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決不讓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和戈爾巴喬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意識形態正統，《大國崛起》很有點離經叛道的意味，屬於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正如激烈攻擊該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觴》煽動動亂， ‘崛起’ 煽動政變”；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產黨38正統一脈單傳，每個字都符合“政治正確” .

　　然而，更有意味的對比在於，“政治很不正確” 的《大國崛起》

　　卻在中共頭號電視喉舌央視公開播映，意在訴諸大眾，足夠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確” 的《居安思危》卻只能制作成光盤，在黨內播放，好像見不得陽光。正如胡錦濤敢於大張旗鼓地宣傳“和諧社會”，卻不敢在媒體上公開提倡學朝鮮古巴一樣。

　　兩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時出現，既反映了中國社會日趨多元化的現狀，也反映了中共高層執政思路的混亂──一種根本找不到未來方向的迷惑。這種迷惑，既源於現政權的政治理念與中國現實、世界大勢的沖突，也源於中共本身的蛻變。

　　二、改革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焦慮

　　表面上看，中共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執政黨，更是所剩無幾的獨裁黨中

　　的巨無霸。中共有 7000 萬多萬黨員，有滲透中國最基層的龐大組織系統，掌控著經濟、政治、司法、媒體和文化的主要資源。

　　1949 年掌權以來，中共制造的罪惡可謂罄竹難書，即便是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還犯下了六四大屠殺的罪惡。

　　但在實質上，今日中共政權已經失去毛澤東時代的強勢，既沒

　　有毛時代黨權包辦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也沒有了毛時代的統一意識形態。經濟改革導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讓黨控一切的時代一去不返；隨著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發展，中共也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黨的整體利益裂變為大大小小的以權貴家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對外開放帶來價值觀念的多元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已經基本破產，而現在的中共政權又無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靈於民族主義和不斷變化的口號，意識形態的修正主義和執政方式的機會主義，已經變成寡頭獨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說，在經濟多元和價值多元的合圍中，僵化的專制體制已經漏洞百出，中共現政權陷於39找不到價值方向的意識形態焦慮之中。

　　其實，中共意識形態的裂痕並非始於改革開放，而是始於毛澤東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為毀滅了他的絕對權威。只要是獨裁黨，必定講究大一統意識形態，毛澤東是制造大一統意識形態的高手。在野時期，通過延安整風清除了黨內異見，把權力和思想都統一到毛澤東個人身上；執政時期，毛澤東通過一系列全民動員的政治運動清楚黨內外的異見，牢牢掌控著君師合一的絕對權威。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毛的過於翻雲覆雨，先後廢掉自己欽定的兩位接班人，致使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出現裂痕，特別是 1971 年“9· 13事件” 之後，民間自發出現了質疑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後借助悼念周恩來而形成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毛澤東的權威和文革的正確性已經從根本上動搖。

　　從現實的執政層面，放開經濟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論，導致弊端叢生、危機日深的跛足改革，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 和“不爭論”，使中共變得越來越右，大搞資本主義式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新老權貴家族紛紛下海大發其財，越來越多的黨政官員變成了資本家，中共不得不改變正統意識形態，江澤民政權的“三個代表” 應運而生，中共意識形態定義的敵人資本家可以入黨。與此同時，為了適應越來越普遍的事實私有化，中共也逐漸改變了對私有財產的仇視，並於 2007 年通過了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在制度上為“萬惡之源” 的私有財產正名。可以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適應著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現實，既是“與時俱進” 的意識形態加冕，也是中共意識形態的自我瓦解。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從改革開始就產生的意識形態焦慮，在六四後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貓論帶來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思想解放與反自由化的悖論。九十年代前期，這種焦慮表現在鄧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號中，穩定壓倒一切、擱置姓資姓社的爭論、發展是硬道理、韜光養晦的外交，由此形成“兩手抓，40兩手都要硬” 的悖論。九十年代後期，江澤民提出三講、三個代表、大國外交、以德治國，但沒有一個口號能夠贏得黨心民意的真正認同；到了胡錦濤政權時期，意識形態焦慮所導致的指導思想混亂日益加重。胡錦濤為了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時間內，先後提出過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八榮八恥、執政能力建設、新三民主義、黨內民主、和平崛起??等口號。可以說，胡錦濤政權是口號專家，提出的口號之多，用泛濫成災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因為，胡錦濤政權的危機感強於江澤民政權，意識形態焦慮的加重也是危機感的表現之一。

　　從中共黨內看，其意識形態焦慮來自三方面的危機感： 首先，強人政治的結束，一言九鼎的時代一去不返，黨內必然產生最高權威認同危機感；其次，六四帶來的道義合法性急遽流失，而中共又無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內部產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權危機感；最後，由於跛足改革積累的深層危機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權又拿不出化解危機的有效辦法，致使中國的未來前景高度不確定，中共必然產生看不清自身未來的危機。歸根結蒂，這些危機感說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近年來，在中共高層官員講話中，經常可以聽到對黨內思想混亂的警告，但搞亂中共意識形態的最大禍魁恰恰是黨中央的聲音。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由於舊意識形態崩潰而中共現政權又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新價值，更由於中共想在市場經濟、私有化和獨裁政治之間尋找平衡點是一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中共黨魁和政治局的寡頭們只能靠花樣翻出的口號來探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共再也無法維持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了，即便依靠硬性的封殺異見與輿論灌輸和軟性的道德說教與利益收買，也無法再把黨心民意統一到黨中央的口號上。所以，改革三十年來，中共各個時期口號才能如此變幻多端和前後矛盾。而在中共這種萬41花筒般的變化背後，正是意識形態的混亂；在這種混亂背後，正是找不到思想方向的焦慮。

　　自胡溫上台以來，一直在尋找化解意識形態焦慮和緩解社會危機的方式，但是由於胡溫的觀念局限、權力弱勢和既得利益等羈絆，使之無法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價值和制度，加之兩極分化、腐敗橫行和公正奇缺導致民怨鼎沸，推動胡錦濤到毛澤東的遺產中尋找思想資源。所以，胡錦濤剛剛上台的前兩年，他表現出強烈的回歸原教旨毛主義的沖動，用祭拜革命聖地的象征性動作來宣示自己的是毛澤東的傳人，用討好新老毛派的方式來用發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運動來重建黨內統一，甚至在內部講話中號召官員們在政治上學習古巴朝鮮。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原教旨毛主義早已被中國唾棄，黨內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回光返照。鄧小平開創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統治哲學，以務實靈活的態度來應對各種挑戰，已經讓中共變成了一個精於成本計算的利益黨，不可能再回歸到類似朝鮮和古巴那樣的僵化統治。

　　雖然胡錦濤在價值觀上更認同毛式的中共正統，也曾想通過“保先”、“學朝鮮古巴”、“八榮八恥” 來貫徹其正統理念，以確保中共政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但當下中國的現實卻不斷地對胡錦濤說“不”。 也就是說，當國門已經打開將近三十年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絕不允許回到毛澤東時代，先富起來的權貴們不允許，老百姓不允許，大多數黨員不允許，拿到國家民航總局大訂單的胡錦濤之子胡海峰也不會情願。即便是那些高舉毛澤東旗幟的新老左派們，也就是靠喊口號來爭取道義資源，而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已經有了私車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決不會放棄現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黨內很難出現戈爾巴喬夫，但也很難出現金正日。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對國內經濟的難以逆轉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面對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面對主流民意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認同，不甘心順應大勢所趨、42民心所向的胡錦濤政權，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長期徘徊。43

　　十七大與黨魁權威的衰落

　　──評中共十七大胡錦濤報告

　　中共黨魁權威逐漸衰落

　　中共十六大結束後，新一屆中共寡頭還讓外界有所期待， 於是有「胡溫新政」的輿論泡沫鼓起，但很快破滅。現在的十七大，雖然舉世矚目，但除了最高決策層換幾張新面孔之外，在改革方向和具體路線上，並沒有什麽新意，甚至連「新政」的輿論泡沫都沒有。

　　如果說還有什麽值得關注的現象，那就是十七大凸現了中共黨魁的權威進一步衰落。

　　盡管，十七大閉幕的公報稱「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關鍵階段舉什麽旗、 走什麽路、以什麽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麽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也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然而，這不過是每屆黨魁為自己樹碑立傳的迂腐傳統，也是找不到方向的現政權的自我安慰。

　　眾所周知，中共是當今世界罕見的喜歡修改黨章和憲法的獨裁黨，每一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謂「思想」寫入黨章，然後在接下來的五年一屆的全國人大上，黨魁「思想」又要寫入憲法。這一服從新黨魁的個人意志的惡習至今沒有絲毫改變。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黨章，權力得到初步鞏固的胡錦濤也要進入黨章了，他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社會使中共黨章再一次臃腫.諷刺的是，由於黨章中的指導思想太多，已經有了馬主義、毛思想、鄧理論、江學說，胡錦濤已經找不到合適名詞來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為「胡口號」了。44意識形態合法性難以重建

　　這麽多的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進入黨章和憲法，恰好說明了改革以來的中共政權已經無思想和無道義，拿不出足以凝聚社會共識的意識形態，其道義合法性危機無法緩解。當六四的槍聲射穿年輕學子的身體，中國人的人權意識也被喚醒，中共的道義合法性被同時擊倒；當蘇東共產極權帝國發生雪崩、共產制度的大潰敗變成現實之後，自由與獨裁之間的制度優劣昭然天下。國內外的聚變使中國人越來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價值觀基礎上的自由民主政體才具有道義合法性和競爭力，而一黨獨裁體制無論在道義還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競爭優勢，甚至連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義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盡管，中國憲法力圖在法理上和歷史合理性上確立中共的壟斷權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序言，使「堅持共產黨領導」和「領導核心」的地位有了憲法依據。另一方面，憲法確認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陳腐意識。 中共政權的建立來自暴力革命，其領導地位乃歷史形成，使一黨壟斷權力具有了歷史合法性。

　　但是，無論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法理合法性，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合理性，不過是黨主制憲的產物，是獨裁意志和一黨私利的法律化。而按照普世的現代法治原則來衡量，中共作為一個政黨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著名自由主義法學家賀衛方先生指出的那樣，現代政黨存在的合法性首先來自按照現代法治原則進行「註

　　冊登記」，而中共作為政黨組織居然從未按照法律要求「註冊登記」過，所以，從法律角度將是個地地道道的「非法組織」。

　　六四後，隨著改革的深入和開放的擴展，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危機只能愈演愈烈。改革之初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變成保持經濟高增長的政績合法性。「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三代黨魁的不同提法實質上並無新意，僅僅是為一黨獨裁和跛足改革背書的不同說法，是對政績合法性的權宜解45釋，是為了保持隨機應變的靈活性，其內在的精髓是「無道義無思想」的實用主義。 但是，無論意識形態口號多麽五花八門、「與時俱進」，只要不用「主權在民」代替「一黨自我授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便無法緩解。

　　在當下中國，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越來越遠離中共意識形態的操控，對官方意識形態說教的口是心非、言行背離，不僅是普通百姓的常態，也是黨員和官員的常態.無論官方發動多麽強大的意識形態攻勢，也無法取得差強人意的勸誘力。因為，生活是最好的教科書，不再愚昧的人們相信的是實際生活中的親歷，而非中共憲法上的條文和黨魁報告中的說辭.比如，當現實經濟的運行越來越市場化私有化，誰還會相信憲法上的社會主義和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當現實政治充滿恐怖和人權侵犯，誰還會相信憲法上的「權力源於人民」和胡錦濤的「以人為本」。

　　對於中共現政權而言，當那些恢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現實挫敗，中共官方的自我辯護也就越來越力不從心、左右失據。所以，最講究統一意識形態的中共已經變得不那麽在乎意識形態了，而最在乎維持住政績合法性。無論用怎樣的方法，必須保證經濟的高速增長，保證大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證把任何可能導致政權不穩的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所謂的「民生主義」，不過是想用再分配的強制調整來贖買民眾的順從；所謂的「和諧社會」，不過是

　　鎮壓異見和嚴控言論的「強制和諧」；所謂的「科學發展觀」，不過是為「跛足改革」鍍上一層金箔而已。

　　寡頭格局下的弱勢黨魁

　　雖然，十七大之前黨內外對政治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胡錦濤報告也從六個方面宣示了政治改革，篇幅也多於十六大報告，但依然延續著口惠而實不至的門面活，那些面面俱到、空洞乏味的老調46重談，全無實質性的具體內容。所以，十七大不會在改革的方向上和具體政策上作出實質調整，外界對十七大關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層人事變動上。

　　也有評論認為，胡錦濤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點.

　　但事實上，胡錦濤不指定接班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他既無打江山的黨內資歷，也無掌權之後的突出政績，已經沒有足夠的權威欽定接班人了。中共掌權五十八年，黨魁的權威一代不如一代。鄧小平不如毛澤東，江澤民不如鄧小平，胡錦濤不如江澤民。獨裁體制使接班人變成大難題.一方面，政治強人的權力終身制帶來欽定接班人的傳統，但被欽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終.毛澤東欽定的劉少奇、林彪先後死無葬身之地，鄧小平欽定的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廢.

　　另一方面，強人之後的黨魁難以維系權力終身制。鄧小平欽定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也只能任兩屆，再無欽定接班人的權威力量。

　　鄧小平死後，中共寡頭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絕非現任黨魁主觀意願所致，而是政治強人死後的客觀形勢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所以，十七大才一再強調加強「黨的集體領導」。

　　如果說，鄧小平的亡靈主導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黨魁只能任兩屆和以年齡劃線的不成文規則；那麽，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權以來第一次強人空缺的大會，人事安排只能靠寡頭們之間的較量與交易；爭執不下時，只能靠不成文的年齡劃線。而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如何產生，既沒有先例可循，也沒有制度規定，所以，如何形成十八大的接班人產生機制，便成為十七大後的五年里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

　　在我看來，現行的「寡頭獨裁」要比「個人極權」好一些。在人事安排上和政治決策上，當任何個人都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之時，寡頭之間必然出現內部的制衡局面，可以避免一個人說了算的極端決策。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就是這種妥協的產物，已經退下五年的江澤民仍然具有影響力，九名常委基本上是江派和胡派平分秋色。47如何確定胡的接班人

　　今日中國，無論是黨外還是黨內，利益分化已經難以改變。黨國利益權貴化，權貴階層集團化，每一中共寡頭都代表一個以家族為中心的利益集團.在確定胡的接班人問題上，以中共現在的精於利益計算的統治方式，寡頭之爭不會走向不符合權貴多數利益的魚死網破，而只能是通過討價還價形成某種黨內競爭機制。在可預見的未來五年內，雖然政治改革不會有實質性動作，也很難斷言黨內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機制。但沒有了絕對權威的高層寡頭之間的相互爭鬥，客觀上會形成不成文的高層制衡規則，既可以擴大黨內人事安排和重大決策的參

　　與面，也會為非黨精英的參與和民意表達提供一定的作用空間，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

　　以胡溫執政五年的經驗看，胡錦濤的接班人的首要條件必須是政治可靠的實用主義者，仍然把保持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作為第一要務。新黨魁要善於左右逢源和左右開弓，意識形態口號可以左轉，但現實的經濟政策決不能左，不能讓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斷跛足改革進程；經濟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繼續右行，但政治上決不能右傾，不能讓政治自由主義和民間維權發展為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所以，胡錦濤報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雖然不得不提出「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但重點是強調要在「黨的領導下」，以「黨內民主」推動「社會民主」。

　　中共須開辟新的合法性基礎

　　截至十七大閉幕，經濟的增長和民眾的物質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但政治體制的僵化使社會的深層矛盾持續積累，潛在的社會危機越來越接近爆發的臨界點，經濟增長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經濟增長風險的難以控制，中共寡頭集團不得不面臨這個48既現實又棘手的挑戰：經濟高增長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一旦經濟出現停滯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積累的危機就將全面爆發.中共的政績合法性將灰飛煙滅，寡頭政治的權威將喪失殆盡.中國將不得不吞下機會主義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將再次陷於大劫難之中。

　　雖然，以機會主義統治為主要特征的中共現政權，決不會主動啟動政治改革，但形勢比人強，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將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變化。在深層危機深重的今日中國，某一偶發事件很可能再次引發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寡頭們被動順應民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為，失去絕對權威的中共現政權，高層中再無絕對掌控軍權的政治強人，無法像當年的鄧小平那樣進行暴力鎮壓。現在，面對此伏彼起的民間維權，寡頭們只能用鐵腕加收買來應對局部危機，而無法應對類似八九運動那樣的整體性危機.如果在某一時刻再次出現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前有六四屠殺的教訓，後有寡頭權威日益減損，在大規模民間訴求和寡頭統治之間，中共軍隊很可能出現大面積抗命，迫使寡頭們不得不對強大的民意讓步。

　　所以，為了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政績合法性」失靈，以及社會失控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共必須開闢新的合法性來源和基礎，將「政績合法性」轉變為「道義合法性」，即轉變為以普世價值（人權、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合法性。這種轉變能否在未來的十年中啟動，不僅取決中共黨內的開明力量能否推動體制內轉型，更取決於國內外自由力量施加壓力是否足夠讓統治者讓步，以啟動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49

　　胡溫政權的畫餅民主

　　近兩年來，談“民主”和“政治改革”似乎變成中共官員的時髦，胡錦濤在報告中談，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文時談，智囊們不斷地談，似乎政治民主化

　　已經變成黨內共識。比如，俞可平的短文《民主是個好東西》

　　風行一時，一些智囊們反覆論證“用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可行性。以至於，境外的星島環球網（www.singtaonet.com）在 2007年 1 月 15 日還發表了《胡溫比知識界更早談民主》的評論。

　　近半年來，隨著十七大的結束和十一屆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到來，政治改革更成為熱門話題。廣東省新任省委書記汪洋發起新一輪思想解放，中央黨校推出“政改報告”，將中國政治改革分為三個階段。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出版了《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提出了政改“三步走”方案。

　　中央黨校校副校長李君如屢屢高調談民主，他說：“中國將進一步推進各個層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協、黨內和基層民主。”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把大部制的行政改革方案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全會公報也以很大的篇幅談政治改革。

　　的確，中國改革已經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引發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落伍和三十年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顯，加上奧運年里全世界媒體聚焦中國，讓中共決策層不得不玩幾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繡腿。另一方面，民間權利意識覺醒，民間維權活動此起彼伏，黨內多元化政見頻繁表達，網絡民間力量日益壯大，遂使鄧小平的“不爭論”被又一輪改革大討論所取代，黨內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50

　　然而，六四後的中共決策層仍然固守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的鄧小平模式，企圖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江朱政權玩的是精簡機構，胡溫政權玩的是大部制。至於政治改革或民主化，中共決策層為了安撫黨內外不斷高漲的政改要求，僅僅用空喊政改或民主的口號提供“畫餅”，但決不會進行動真格的政改，甚至連不會影響到政治穩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

　　胡溫政權如果真有政改的誠意，根本不必大聲疾呼或大刀闊斧，而只從以下三個微觀的局部的層面入手，就能切切實實地推動政治改革進程。

　　一、 政治改革可以從改善人權保障制度入手

　　如果胡溫真要進行政治改革，可以先從低風險的改善人權入手，在今年的十一屆人大會議上，起碼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廢除一項廢除臭名昭著的惡法──勞教制度。勞教制度的邪惡乃千夫所指，也與中國憲法、立法法相抵觸。六四後的十八年來，中國民間力量、黨內開明派和國際主流社會一直在合力推動廢除這一惡法。 2007 年 12 月 4 日，茅於軾、賀衛方等 69 位公民上書全國人大，建議廢除已經實施五十年的勞動教養，此次人大何不順應民意加以廢除。

　　其次，批準一項聯合國人權公約。眾所周知，江澤民政權在1998 年簽署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準。今年，既是簽署此公約十周年，又是中國奧運年，的確是批準這一最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的好時機。

　　如果胡溫能夠作出上述二項有助於人權改善的改革，奧運年里的中國政府形象將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項無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項，也可以算作動真格的政治改革。51二、 政治改革從回歸十三大起點入手

　　如果胡溫政權真要進行政治改革，只要回到 1987 年中共十三大的起點即可。當年，趙紫陽報告已經提出七項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層民主、政企分離、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與法制秩序尤為重要。十三大後，趙紫陽從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入手，把黨政分開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變權力集中在黨委、黨委權力集中在書記的一言堂體制，進而改變“以黨治國”和“黨權高於一切”

　　的政治制度。

　　趙紫陽推動的黨政分開的具體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 轉變黨對國家的領導方式，劃清黨權和政權的各自職能，理順黨組織與國家政權機關、企事業單位、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 2、 實行黨政分開就要明確中央、地方和基層所應采取的不同方式，先從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後擴展到基層； 3、 調整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撤銷各級黨委中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和常委，撤銷黨委機關中與政府機構重叠對口的部門，撤銷政府各部委的黨組，黨的紀檢機構只管黨紀而不管法紀和政紀。

　　回歸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線，既具有黨內合法性和改革連續性，又能贏得黨內外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廣泛支持，是政治風險很低的改革措施。

　　三、 從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結構入手

　　如果胡溫真要進行政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也是風險很小的切入點，其中，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結構的政治風險又是小之又小。

　　首先，通過降低黨政官員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逐步改變現行的“議政合一”的體制。眾所周知，在黨權至上的體制下，在憲法上被定義為最高權力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實質上是黨權操控的“官員代表大會”，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官員占據了人大代52表的大頭。近年來，人大代表中的黨員和官員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黨員和工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一屆人大，僅占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 7000 多萬黨員，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卻高達70%以上，這些黨員代表的身份構成又大多是各級官員；而占總人口 80%以上的工農，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經降到 19%。

　　所以，如要改革黨權至上的現行體制，就必須在人大代表名額分配上動真格的，大幅度消減中共官員及黨員所占比例，最多不得超過 30%。如果一次會議做不到，哪怕是逐漸降低這個比例，也能顯示出胡溫政改的誠意。否則的話，人民代表大會將繼續是變相的黨代會和官代會。

　　其次，通過改革不平等的人大代表名額分配制度，逐步改變嚴重歧視弱勢群體的現狀。今年人大代表中，出現了三位農民工代表，被媒體熱炒為代表全國 1.5 億農民工的“政治新星”。但三位農民工代表的出現，不過是裝飾性的點綴，並不能改變城鄉代表比例、中心邊緣代表比例嚴重不平等的現狀。迄今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額分配，占全國總人口 70%的農民和 30%的城鎮市民，所占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的比例卻形成了本末倒置的 25%和 75%，即每 96 萬農民中才產生一位代表，而每 26 萬城鎮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區間名額分配的歧視也很明顯，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肅等 12 個省的代表比例則偏低。

　　這樣的代表名額分配制度，嚴重違反了中國憲法的平等對待原則，所以早就應該進行改革，通過大幅度提高弱勢群體和邊緣地區的代表比例，來糾正人大制度的歧視性。否則的話，人民代表大會將繼續淪為“強勢階層俱樂部”。

　　近些年的兩會期間，要求降低人大代表中黨政官員比例的呼聲，改變歧視性的代表名額分配制度的建言，不但來自體制外民間，而且來自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而胡溫中央非但不予理會，反而加強黨權對人大的控制。在胡溫上台前，黨權對地方人大53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漸降低。但胡溫上台後，“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舊體制逐漸恢覆。在十一屆地方人大的換屆中，除了四個直轄市和少數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任黨委書記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個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書記兼任。更過分的是，黨權對地方政協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強，許多省份的政協主席由省委專職副書記兼任。

　　四、 言行背離是中共統治的常態

　　中共統治的常態是言行背離，現政權也不例外。胡溫執政五年來，一面頻繁地作親民秀和政治開明秀，一面從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從不放松對民間的民主訴求的打壓。起碼，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現政權進行政治改革的誠意，因為胡溫政權沒有任何動真格的政改舉動，甚至連不會影響到政治穩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所以，無論大陸媒體把“政治改革”的議題炒得多麽紅火，但現實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

　　民主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特別是當民主化已經成為普世政治常識的今天，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已經不需要多少理論解釋，只需要切切實實的行動。在這點上，改革以來的大陸，官民的表現完全不同。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早已在民間啟動，民間為此前赴後繼，作出了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價。而官方說了太多的民主，卻看不到切實的行動。所以，官方如要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與其高調讚民主，不如低調做民主，哪怕是一點一滴地做，也比入雲霄的高調令人信服。

　　民主要說，更要做，而光說不做，就是“畫餅”。54胡溫又一場“政治改革秀”

　　──我看中共十七屆人大

　　3 月 18 日上午，隨著溫家寶的中外記者會的結束，中共的又一出換屆大戲曲終人散。如果只看媒體報道，此次兩會似乎開得很熱鬧；但如果認真清點會議成績單，就會發現華麗包裝里的殘葉敗絮。

　　抑制通貨膨脹的信誓旦旦，收到的卻是物價的高速上漲，行政幹預已經第 N 次失靈。被外界解讀為政治改革先聲的大部制方案，結果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只減少了一個部委，遠不如 1998 年江朱主政時行政改革的力度，不能不讓人大摔眼鏡。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成為兩會熱門話題，代表們的發言也比歷屆活躍，有些代表甚至被譽為“大炮”，但他們的“炮火”卻躲過所有的敏感議題，所以並沒有高質量的“炮彈”出鏜。

　　這種華而不實的最集中表現就溫家寶的記者會。可以說，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決心的豪言壯語再次響起，諸如“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公平正義”等漂亮話也說了一籮筐，但當記者提到諸如西藏、奧運、人權、新聞自由等敏感問題時，溫家寶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官樣文章，有時還霸氣十足。

　　言行背離是中共統治的常態，現政權也不例外。胡溫執政五年來，一面頻繁地作親民秀和政治開明秀，一面從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從不放松對民間的民主訴求的打壓。因為，中國改革三十年，現政權固守的鄧小平模式早已走進死胡同，未來的改革向何處去，絕非胡溫政權的“親民路線”和“科學發展觀”所能提供。

　　與此同時，民間權利意識覺醒，民間維權活動此起彼伏，民間55價值評價系統的獨立，網絡民間力量日益壯大，給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以至於，近年來黨內多元化政見也開始越來越頻繁的表達，黨內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遂使鄧小平的“不爭論”被新一輪改革大討論所取代。加上奧運年里全世界媒體聚焦中國，讓中共決策層不得不玩幾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繡腿。所以，從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七大到今年三月的中共兩會，“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民主”等詞匯，似乎變成中共官員的時髦，頻繁出現出現在中國媒體上。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大談有序參與的民主，新科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剛到廣東上任不久就高調發起號召思想解放，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公報也用大篇幅談論“政治改革”，中央黨校在兩會前推出“政改報告”提出了政改“三步走”

　　方案，中央黨校校副校長李君如屢屢高調談民主，他甚至說：“中國將進一步推進各個層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協、黨內和基層民主。”隨著十一屆人大和政協換屆大戲的登場，政治改革再次成為大陸媒體的熱門話題。

　　然而，以往的經驗證明，民間壓力、國際大勢和社會的善意期待，並不能換來中共決策層的實質性回應。 1998 年政府換屆，“政治小陽春”被熱炒，但接踵而來是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人權災難。

　　2003 年政府換屆，“胡溫新政”又被熱炒，但現實中的政治改革依然裹足不前。因為，無論是江朱政權還是胡溫政權，他們所固守的改革模式仍然是鄧小平模式，那就是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用經濟高增長的政績代替道義合法性的重建，用花樣翻新的行政改革代替真正的政治改革，江朱政權曾經大搞精簡機構，現在的胡溫政權又在玩弄大部制，不過是安撫黨內外不斷高漲的政改要求的“畫餅”，決不會有動真格的政治改革，甚至連不會影響到大局穩定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

　　就拿此次人大會議來說，這個在中共《憲法》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在現實政治中的“橡皮圖章”地位卻沒有絲毫改變。所以，56為了這枚“橡皮圖章”忠誠地履行職責，從 1954 年的第一屆人大到 2008 年的第十一屆人大，中共一直進行三方面的操控，甚至連局部性的制度改革也沒有。

　　首先，是領導權的操控。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的領導層必須由黨權來安排，主要領導人必須由中共高幹出任，特別是人大委員長和秘書長這兩個關鍵位置必須在中共的掌控之中。近些年來，雖然改革人大領導體制的民間呼聲不斷高漲，但胡溫中央非但不予理會，反而大力加強黨權對人大的控制。

　　在胡溫上台前，黨權對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漸降低，有些省市的地方人大也逐漸活躍起來，甚至把黨權指定候選人選下台。但胡溫上台後，“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舊體制逐漸恢覆。在十一屆地方人大的換屆中，除了四個直轄市和少數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任黨委書記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個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書記兼任。更過分的是，黨權對地方政協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強，許多省份的政協主席由省委專職副書記兼任。

　　其次，是立法與議題的操控。無論是全國人大還是各級人大，其主要功能是為中共背書。所有重要立法都要由同級黨權了確定，也就是通過人大將中共的意志和利益轉化為國家法律。每次人大會議的議題也都是由黨權來提供，政府換屆的人事安排更要由黨權來敲定，今年當然也不例外。

　　十一屆人大為人事換屆大戲，中共更要預先安排。在各地方人大換屆會議召開前，中共十七大已經率先完成了各省市領導層的安排。全國人大召開前，中共率先召開了十七屆二中全會，為此屆全國人大提供主要議題和人事安排。於是，“大部制改革”方案也好，人大高層和國務院的人事換屆也罷，早就由十七屆二中全會敲定，人大不過是走走“蓋章”的過場而已。當貌似莊嚴的選舉結束後，所有當選人的名字早已在開會前盡人皆知。57

　　第三，對人大代表的操控。在西方的權力分立體制下，議員不可能擔任行政職務，行政官員也不可能擔任議員。但在中共治下，中國特色的“議會”一直是“議政合一”，執政黨黨員和黨政官員的比例占了人大代表總數的大頭。近年來，人大代表中的黨員和官員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黨員和工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屆人大，僅占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 7000 多萬黨員，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卻高達 70％以上，這些黨員代表的身份構成又大多是各級官員；而占總人口 80％以上的非黨民眾，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經降到 20％。

　　與此同時，從毛澤東時代遺留至今的城鄉不平等也進入了人大。左右著人大代表的城鄉比例。迄今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額分配，占全國總人口 70％的農民和 30％的城鎮市民，所占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的比例卻形成了本末倒置的 25％和 75％， 即每 96 萬農民中才產生一位代表，而每 26 萬城鎮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區間名額分配的歧視也很明顯，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肅等 12 個省的代表比例則偏低。

　　在越來越大的民間壓力下，此屆人大增加了工農代表的比例，以凸顯胡溫政權的“親民”。但是，即便是被官方媒體大肆炒作的“人大代表結構優化”的亮點，也是奉中共之旨而行。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結束後，中共中央就十一屆人大代表名額分配發出指示，要求“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高於上一屆。”“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減少黨政官員代表的數量。”

　　於是，我們才看到工農代表的增加，二億多農民工中才出了三位農民工代表。但是，作為“政治新星”的三位農民工代表的出現，不過是裝飾性的點綴，並不能改變城鄉代表比例、中心邊緣代表比例嚴重不平等的現狀。

　　更富有戲劇性的是，三位農民工的產生並非競選的結果，而是黨權欽定的結果，是自上而下的恩賜。據中央電視台名牌欄目《新58聞周刊》 3 月 8 日報道，三位農民工代表之一的胡小燕對著鏡頭說：

　　她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將當選為廣東省的全國人大代表。當領導告訴她廣東省人大會議選舉她為全國人大代表時，她正在車間工作。

　　對自己的當選半信半疑，感到茫然。當她已經走進人民大會堂後，她對記者動情地說：“感謝政府給農民工這個機會和平台。”

　　由此可見，只要一黨獨裁體制不變，無論每屆人民代表大會玩出多少吸引眼球的“改革秀”，實質上還是“萬變不離其宗”，黨權至上，官權第一，兩會仍然是變相的黨代會和官代會。

　　無論胡溫政權的公開發言多麽繁花似錦，但到目前為止，仍然看不到現政權進行政治改革的誠意，自然也沒有任何動真格的政改舉動，甚至連不會影響到政治穩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

　　民主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特別是當民主化已經成為普世政治常識的今天，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已經不需要多少理論解釋，只需要切切實實的行動。如果胡溫政權真要進行政治改革，根本不必搞什麽“大部制改革”，而只要回到 1987 年中共十三大的起點即可。

　　當年，趙紫陽報告已經提出七項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層民主、政企分離、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與法制秩序尤為重要。十三大後，趙紫陽從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入手，把黨政分開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變權力集中在黨委、黨委權力集中在書記的一言堂體制，進而改變“以黨治國”和“黨權高於一切”的政治制度。

　　趙紫陽推動的黨政分開的具體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 轉變黨對國家的領導方式，劃清黨權和政權的各自職能，理順黨組織與國家政權機關、企事業單位、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 2、 實行黨政分開就要明確中央、地方和基層所應采取的不同方式，先從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後擴展到基層； 3、 調整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撤銷各級黨委中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59和常委，撤銷黨委機關中與政府機構重叠對口的部門，撤銷政府各部委的黨組，黨的紀檢機構只管黨紀而不管法紀和政紀。

　　回歸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線，既具有黨內合法性和改革連續性，又能贏得黨內外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廣泛支持，是政治風險很低的改革措施。

　　如果胡溫真要進行政治改革，也可以先從低風險的改善人權入手，值此奧運年起碼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廢除一項廢除臭名昭著的惡法──勞教制度。勞教制度的邪惡乃千夫所指，不但與國際通行的法治原則相悖，而且與中國的憲法、立法法相抵觸。六四後的十八年來，中國民間力量、黨內開明派和國際主流社會一直在合力推動廢除這一惡法。 2007 年 12月 4 日，茅於軾、賀衛方等 69 位公民上書全國人大，建議廢除已經實施五十年的勞動教養，何不順應民意加以廢除。

　　其次，批準一項聯合國人權公約。眾所周知，江澤民政權在1998 年簽署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準。今年，既是簽署此公約十周年，又是中國奧運年，的確是批準這一最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的好時機。

　　如果胡溫能夠作出上述二項有助於人權改善的改革，奧運年里的中國政府形象將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項無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項，也可以算作動真格的政治改革。

　　民主不是“畫餅”，只說不做，說民主的調子再高，也不如少說多做，做民主的低調再低，也是在切實地推動中國的實質性進步。

　　2008 年 3 月 18 日於北京家中（《爭鳴》 2008 年 4 月號）60壞制度與“好總理”

　　近日，中國遭遇罕見的雪災，溫家寶的親民形象再次成為媒體的焦點，他親臨災區向受困民眾鞠躬道歉，以緩解救災無力給政府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

　　自胡溫上台以來，親民姿態已經成為胡溫創造的最知名的政治品牌。特別是溫家寶最愛表演“親民秀”，官方新華社也最愛刊發溫總理如何親民的特稿，為民眾的貧困而流淚，為政府的失職而向民眾鞠躬道歉，穿著舊羽絨服、旅遊鞋訪貧問苦，已經成為親民總理的標志。於是，溫家寶的“平民總理”形象取代了朱镕基的“鐵腕宰相”形象。

　　溫家寶上演的最著名的“親民秀”是幫助農民工討工資。 2003年 10 月 24 日，溫在三峽庫區視察，臨時決定去偏僻的小村看望村民。溫向村民們問寒問暖，還提到是否有困難需要幫忙。農婦熊德明向總理求救：她丈夫在縣城打工，工錢被拖欠了一年，孩子的學費交不出。溫聽後，馬上追問當地幹部拖欠民工工資一事。官大權大嘴就大，溫總的親自過問立即生效，基層官員於當晚十一時就把拖欠的 2240 元血汗錢送到農婦手中。熊德明還被授予 2003 年 CCTV年度社會公益獎。

　　如果說，胡錦濤的親民更多表現在大政方針的宣示上，那麽，溫家寶的親民就更多表現在形體動作上，透露出的幕後信息是胡黨魁和溫總理之間的默契配合，正如兩人同時在媒體前聲言自己上網了解民心一樣。胡錦濤在講話中屢屢強調：“要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用人民擁護不擁護、讚成不讚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來衡量我們的一切決策， ??群眾利益無小事。凡是涉61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

　　溫家寶不過是以總理之尊踐行總書記之旨。

　　然而，溫家寶在貧困地區的農家炕頭盤腿，並不能解決農民收入大幅度相對下降問題；在深井下與礦工共度年三十，也並不能減少驚人的煤礦事故；他在抗炎中的多次流淚和頻頻鞠躬，並不能阻止局部天災發展為全局性人禍；他親赴罕見雪災第一線， 並不能解決政府救援無力的問題；他惦念農村孩子上學困難，也無法改變教育資源分配的極端不平等的弊端；他為一個農民工討回工錢，更無法扭轉普遍性地拖欠民工工資的現狀， ??作為一國總理，放著制度性的大事不解決，卻要聲嚴色厲地為一個民工討欠薪，為幾個孩子的上學發指示，凸現的恰恰是一黨制度的實質性弊端。

　　即便假定溫家寶的這一系列親民姿態皆是發自內心，他確實是一位關心民眾疾苦、為人謙和的平民總理，溫內閣也多少有點“好人政府”的影子；然而，縱然他走遍中國所有的貧困縣，他又能有多少精力和時間為百姓解決困難呢？正如文革中的周恩來，又能從毛澤東槍口下保護住幾個戰友呢？

　　“制度比人強”的道理，即可以用於好制度對壞人的制約，也可用於壞制度對好人的鉗制和腐蝕。甚至，壞制度中的明君清官，正是壞制度得以長壽的秘訣之一。胡溫式親民，非但不是要改革官權與民權的極端不平等的獨裁制度，反而是以救世主的恩賜來強化這種不平等的制度，既可以緩解獨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機，又可以為獨裁寡頭們贏得民意支持。

　　胡溫親民路線的更深層的本質，已經被胡的講話所道破：“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 ??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牧羊術的現代版，也就是“黨權為本”而“親民為用”的統治策略。胡錦濤要求官員們“樂民之樂者”和“憂民之憂者”的根本原因，絕非是為了62還政於民，而僅僅為了鞏固政權及自身權力。

　　何況，居高臨下的恩賜性親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於無權境地的人治化的獨裁權力，揮霍的正是受不到監督的納稅人血汗，購買卻是有利於獨裁者聲譽的民意。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善事，何樂而不為！

　　救世主式的清官只能出在獨裁制度中，牧羊人的政績也只能靠羊群的仰望、奉獻和馴順來支撐。63

　　溫家寶的道德狂妄

　　最近，中共總理溫家寶在美國演講和接受采訪，大談道德。

　　談到毒奶粉事件，溫家寶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見的企業技術、產品和管理，以及背後引導他們並受他們影響的理念、道德和責任，兩者加在一起才能構成經濟和企業的 DNA。”他還說：“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問題後第一時間公開。”

　　而事實上，毒奶粉危機的爆發和蔓延，顯然是黑心資本與黑心權力的聯手投毒，要論責任，我以為政府的監管瀆職和新聞操控的責任更大，如果沒有黑心權力的縱容和庇護，如果沒有奧運期間嚴格的新聞管制，三鹿毒奶粉絕不會長時間、大面積作惡。但溫家寶只把道德利刃對準商界，卻絲毫不提中央政府的責任，而且用“第一時間公開”為中央政府辯解，難道不是政客的道德敗血癥嗎？

　　談到作為總理的自我期許，溫家寶說：“我希望留給後人兩點精神遺產：第一，當遇到災難時不要退縮，要勇於面對，並且帶領人民去克服，這需要堅定、勇氣和信心；第二，一個政府，除了對人民的負責、服務、獻身和廉潔以外，不應該有任何特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切權力都要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離開人世之後，人們能記住這位總理，確實是按照這兩點來做的。”

　　溫家寶“希望留給後人兩點精神遺產”，可以概括為知難而上的“大無畏”和行使權力的“大公無私”。但如此“大無畏”的總理，卻不敢正面回答趙紫陽和六四的問題，也不敢誠實地回答中國的人權問題，非但不敢，還公然說謊：“自由言論和媒體自由報道是得到了承諾的。”如此“大公無私”的總理，卻從不提及關於他64妻兒暴富的負面傳聞。

　　雖然，溫家寶以“平民總理”自居，但作為寡頭獨裁政權的巨頭之一，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權力謙卑，所以，他談道德的口氣一點兒也不平民，而仍然是一副居高臨下的教訓腔調。故而，他的道德論調所表達的，與其說是所謂“平民總理”的高尚自律，不如說是獨裁寡頭的道德訓誡，那種骨子里的權力狂妄想掩飾也掩飾不了。

　　在中國的制度和文化中，權力崇拜帶來當權者就是道德聖人的狂妄，所有執政者都喜歡唱道德高調，已經成為一以貫之的傳統，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但從古至今的現實所顯示的景觀恰恰相反：最愛講道德的中國從來沒有過言行一致的傳統。帝制時代，二千多年的“仁、義、禮、智、信”

　　的高調，也沒有唱出幾個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國時期，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帶來的卻是極端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中共執政後，毛澤東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高調，唱出的卻是人與人之間的殘酷鬥爭；後毛時代，從鄧小平的“五講四美”到江澤民的“以德治國”再到胡錦濤的“八榮八恥”，帶來的卻是官場的腐敗和公德的淪落。

　　面對中共官場的普遍腐敗和社會公德的普遍淪落，中共執政集團不思從制度改革上入手，不從根治權貴集團普遍腐敗上著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欽定道德標準的陳腐旗幟，以為靠最高當權者的道德召喚就能澄清玉宇。但這種由當權者發布道德訓誡的陋習，與其說是為了從思想意識上道德上遏制腐敗，不如說只是為了突出權勢者多麽有道德；與其說是為大陸社會的道德建設指出了方向，不如說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現狀愈演愈烈。現在，溫家寶的大無畏和大公無私的高調，也無法遏制全社會道德的急遽敗壞。

　　溫家寶的道德訓誡所奉行的統治邏輯極為陳腐，與現代人類文65明毫無共同之處，倒是讓我不斷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記載的幾千年帝制時代，歷代帝王們為民眾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的聖諭傳統，不僅其中記載的中國古代禮儀之繁覆，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脈，表面上是儒家“道統”制約皇權“法統”，實質上是皇權法統主宰儒家道統。禮儀道德之標準皆由官方發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聖諭。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唐太宗的“貞觀禮儀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禮儀詔”，特別是朱元璋統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權管制之寬之嚴類似於毛澤東時代的大陸，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細節，其表現便是繁覆的各類以“聖諭”的形式頒布的禮儀。

　　以皇家，特別是以皇帝一人為象征的最高皇權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它頒布各類禁令和制定各種制度，皆由皇帝確定並昭示天下。比如，從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為十幾個等級，皇帝、皇太子、親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為士農工商；女人從皇後一直到妓女，其等級也有幾十層，層層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級森嚴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節慶宴請等所有生活的細節，真是“一覽眾山小”，一權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對民房的定制：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鬥拱、飾彩色；洪武三年對服飾定制：樂妓衣飾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在農人與商人之間也規定了嚴格的服飾界限：

　　農人衣飾由紗、絹、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紗做衣服。農家有一人從商，全家都不能用紗制衣。此類規定即是法律，違者必受刑罰，重者可以因穿衣而喪生。生活於這些禮儀中的人還有什麽個人和自由可言，說“專制到細胞和靈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嚴的等級制之下，中國人已經徹底喪失了被剝奪自由的恥辱感，每個人從未把自己當作人，統治者沒有，被統治者也沒

　　有。所謂“人”，在中國古代的哲學中僅僅是區別於獸禽的稱呼，66而一進入社會就沒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

　　所謂歷代之改制，也從未觸及專制等級制和欽定道德的傳統，而僅僅是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統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視人甚至完全無視人的制度下，居然無人對此制度提出過根本的質疑，無人把人本身的權利作為其道德的基礎。

　　真正把皇權法統和儒家道統完全合一的獨裁時代，則開始於中共執政的 1949 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統的最高權力又代表道統的最高權威，從毛思想到鄧理論至江學說，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欽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謬程度，遠不如當代獨裁統治的輿論造勢之手法，毛澤東時代乃是這類荒謬的極致，其余韻至今猶在。

　　在人類歷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設、改進、創新和完善，皆是自發演進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個完美的統治者、思想權威或道德教主創造並頒布的。文明越進步，政治權力對思想和道德的強制幹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統治者無權把某種思想或某種道德欽定為唯一權威，無權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向社會進行強制性灌輸，無權為維持其統治權力而強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權力必須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態度，讓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過自發的競爭進行交流、對話、包容、滲透、融合，才會使一個社會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斷的思想創新，才會使人類在優勝劣汰的公平自由競爭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創造活力。

　　這一切，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成為起碼的人文常識，而只有少數頑固堅持專制統治的獨裁者及特權集團，才會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才會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確，狂妄到為社會為民眾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的蒙昧程度。這種陳腐而野蠻的權力狂妄，既是對人的自由及尊嚴的踐踏，也是對人的智慧的蔑視。這樣的統治者除了絕對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當作無獨立能力的依附者──無思考能力和選擇能力的弱智者或殘疾人，把當權者代67替眾生思考和選擇視為賜福於民，把剝奪人的自由的思想權利和選擇權利視為理所當然。中國的統治者最愛說：“此為禮也，用以教民”，他們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創建的貫穿整個明朝的一項制度，居然是每個月月初都要發布指導百姓怎樣生活的聖諭，由順天府的頭兒帶領宛平縣和大興縣的縣令入宮領旨，然後在金水橋南頭交給十位有頭有臉的鄉紳耆老。由於月月都要宣旨，聖諭的內容便高度重覆，久而久之，聆聽聖諭的耆老們就不耐煩了，索性花錢，一邊賄賂宣旨的官員，一邊雇傭了一些街頭痞子，給他們制一套體面的行頭，讓他們代為聽旨。

　　宣讀聖旨的官員收了好處，自然心知肚明，默認了此種欺君大罪。

　　如此，耆老們避免了浪費時間的麻煩，官員和痞子得到了銀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著欺君之秀，嚴肅地假裝宣旨，恭敬地假裝聆聽，只有皇帝一人變成了白癡，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於股掌之間。

　　不幸的是，今日的中國人仍然在這樣的狂妄而弱智的統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統治者或統治者欽定的聖人為權威標準。這種“年年講月月講”的傳統非但沒有絕跡，反而被中共政權創造性地發展，變成了“天天講時時講，”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鄧小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親民路線，在其各自執政的時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須聆聽聖諭。一會兒是發布“道德綱要”，一會兒通過“建設精神文明決議”，一會兒又有“保先運動”，居高臨下地頻頻教導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識。這些“綱要”、“決議”和“運動”，居然把百姓當作幼兒園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愛幼、男女平等、鄰里團結、 勤儉持家、助人為樂、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頻頻找來開會的官員們和每天被要求學習黨魁訓令的百姓們，其心情與明代的宮廷太監、大戶鄉紳、街頭痞子完全一樣，共同上演一出統治者裝模作樣地發號施令，被統治者裝模作樣地洗耳恭聽的作秀肥皂劇。68狂妄是所有獨裁者的道德癌癥，越是有所作為的獨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國，僅列出中國的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澤東??足矣！這樣的政治強人也具有把癌細胞強制擴散到全社會的超強能力。盡管現在的中國已經告別了獨裁強人的時代，但是並沒有擺脫獨裁制度的統治邏輯──所有的專制社會在道德上皆是野蠻的虛偽的墮落的，所謂中國為幾千年禮儀之邦，不過是長期的意識形態強制灌輸形成的虛假套話。魯迅說“禮教吃人”，點出了禮儀之邦的野蠻性；陳寅恪說中國的禮儀制度“大抵僅為紙上之空文”，道破了禮儀之邦的虛偽性；野蠻而虛偽的禮儀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墮落的，因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講道德者。

　　當你不遵守他們頒布的道德禮儀之時，比如提出與統治者不同的政見，他們才不會只用道德說教來說服你，而是要用監獄甚至肉體滅絕來徹底取消你說話的權利和機會，正如古人違反了三從四德之時，他們不會只用儒家經典來勸說，而是要動用法家的嚴刑峻法來懲治。換言之，他們不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體，更是用欺騙吃掉人性、人格、尊嚴和靈魂。

　　中國，從古至今，以獨裁權力為核心的等級制和禮儀道德，覆蓋之廣泛、統治之嚴酷、虛偽之透頂，實為舉世罕見，甚至連以宗教立國的民族亦難比擬。由此，可以解釋為何中國之獨裁等級制得以幾千年不衰，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政體。

　　當今的大陸仍然沿襲著傳統帝制統治邏輯，執政集團既是權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敗者和偽善者，政治腐敗所導致的全社會的缺德現狀，絕非統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絕對權力發布什麽道德訓誡所能改變的。非但不能改變，反而只能加速全社會的道德荒漠化。

　　2008 年 10 月 5 日於北京家中

　　來源：觀察69

　　從習近平、李兊強的躍升看中共接班人機制

　　習近平眼有點紅

　　中共十七大，不可能啟動政治改革，所以，外界最為關注的，也就只能是高層人事變動。神秘的黑箱政治已經足以引發猜謎遊戲，近年來，中共也“與時俱進”地學會了偶爾漏光，更使猜測和預測叠出，政治局常委七人九人的推測，誰上誰下的熱炒，黑箱政治和謠言政治的相關性再次凸顯。

　　現在，十七大曲終人散，預熱多時的團派新星李克強和突然躍出的太子黑馬習近平進入最高決策層。有評論指出，習、李的同時躍升，見證了中共接班人機制的變化：強人欽定接班人的時代一去不返，交接班的制度化已經形成。所以，有評論說，胡錦濤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點。

　　但事實上，中共掌權 58 年，黨魁的權威必然一代不如一代，鄧不如毛，江不如鄧，胡不如江。胡不指定接班人，非不為也，而不能也。不是他不想欽定接班人，而是他沒有足夠的權威。獨裁黨欽定接班人的傳統來自強人政治，強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權力終身制。強人要麽有打江山的大功勞，要麽既有黨內資歷又有突出政績，還要握有絕對的軍權。毛澤東因打江山的功績而一言九鼎，鄧小平因深厚的黨內資歷和改革政績而垂槍聽政。強人之後的兩任黨魁，既無打天下的資歷，也沒有突出的“政績”，更無法完全控制軍隊，不可能再維系住權力終身制，也就再無欽定接班人的權威。所以，鄧小平欽定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只能在任兩屆，作了十三年黨魁的江澤民無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只能接受鄧生前欽定的胡錦濤。只有五年黨魁經歷的胡錦濤就更沒有欽定接班人的權威。

　　第二卷 中共已經腦死死亡70

　　十七大一再突出加強“黨的集體領導”，不過是寡頭統治的堂皇說法。中共現行的寡頭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絕非現任黨魁主觀意願所致，而是政治強

　　人死後的客觀形勢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如果說，鄧小平的亡靈主導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黨魁只能任兩屆和以年齡劃線的不成文規則；那麽，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權以來第一次強人空缺的大會，高層人事安排的年齡劃線再次生效，甚至讓強勢人物曾慶紅不得不“自願出局”。

　　有人說，以年齡劃線的制度化是一種進步，但我看，與政治強人指定接班人相比，也許是一種進步，但並非是真正的進步。因為，在自由國家中，這是很可笑的作法，也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的最高掌權者，居然可以不通過自由競選來檢驗其人品、智慧、能力，也不看其以前有無突出的政績，而僅僅以年齡劃線，我甚至以為是極為蠻橫的制度，不僅很難產生出被公眾認可的傑出領導人，而且會把嚴肅的人事安排變成荒謬的鬧劇。比如，此次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曾慶紅的退出和賈慶林的留下就是年齡劃線的結果。曾生於1939 年 7 月，只超過 68 歲年齡線三個月；賈生於 1940 年 3 月，只小於 68 歲年齡線五個月。而眾所周知，上屆九常委中，曾慶紅的人品頗受質疑，但其能力強則被公認。而賈慶林，既是庸碌之輩，又因與廈門遠華案的瓜葛而臭名遠揚。

　　年齡劃線的交接班機制之產生，就在於權力的授予不是通過公開公平的自由競選，而是通過一黨寡頭的私家授受。沒有政治強人主導的人事安排，必然是寡頭之間討價還價的產物。在這種討價還價中，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績的綜合標準來劃線，肯定給不出量化的標準，爭來爭取，誰也無法擺平誰，弄不好還會惡鬥出魚死網破的結局。所以，總要拿出一個標準，既可以避免魚死網破的結局，又為寡頭中的多數所接受。於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齡劃線。年齡劃線的好處是，由於其量化標準的簡單明確，誰也無話可71說。但這是中共現政權的無奈選擇，更是獨裁制度的怪胎，只適用於一時，而無法久遠。

　　李克強深藏不露

　　現在，李克強躍升為十七大常委，早在外界的預料之中，十七大之前已經預熱很久。而習近平的突然躍升則帶有政壇黑馬的意味，說明了作了五年黨魁的胡錦濤仍然無法完全掌控全局，而已經離開最高權力五年的江澤民的能量仍然不可小視。只要私家授受的交接班機制不變，這種權爭將一直持續下去。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如何產生，是否還以年齡劃線，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為，以往的強人時代，欽定接班人的傳統不允許兩人相爭，而絕對權威不再決定了寡頭內部必然產生激烈的競爭。

　　如果未來的高層換屆仍然以年齡劃線，那麽在五年之後的十八大上，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習、李二人沒有過線，未來五年里的習、李之爭，將是胡錦濤接班人之爭，也將決定十八大的高層人事布局，現在的習、李同台已經拉開了接班人之爭的序幕。這在中共掌權58 年的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可循。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機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齡劃線還是采用其它標準，將成為十七大後的五年里胡溫體制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

　　在未來的五年內，如果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住不錯的增長率，如果胡溫的民生主義能夠緩解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不滿，那麽，以中共現政權精於利益計算的統治方式而言，高層寡頭內部之爭不會走向魚死網破，而只能是通過討價還價形成某種黨內競爭機制。雖然，胡溫政權在未來五年內不會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動作，也很難斷言黨內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機制，但沒有了絕對權威的高層寡頭之間的相互爭鬥，會形成不成文的權力中樞內的制衡規則，客觀上為其他政治力量的參與提供一定的空間，既可以擴大了黨內的參與面，也有利於非黨精英的政治參與和民意表達，有利於自下而上地72推動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

　　這種有利，決不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主觀意願，而是客觀存在的國內外大勢使然。以機會主義統治為主要特征的中共現政權，決不會主動啟動政治改革，但形勢比人強，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將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變化,寡頭們被動順應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危機重重的今日中國， 某一偶發事件很可能再次引發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失去絕對權威的中共高層中，再無絕對掌控軍權的政治強人，無法像當年的鄧小平那樣進行暴力鎮壓（即便是十八年前，也有高級將領抗命）。換言之，面對權利意識空前覺醒的民間和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寡頭們只能用鐵腕加收買來應對局部危機，而無法應對類似八九運動那樣的整體性危機。如果在某一時刻再次出現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前有六四屠殺的教訓，後有寡頭權威日益減損，在大規模民間訴求和寡頭統治之間，中共軍隊很可能出現大面積抗命，迫使寡頭們不得不對強大的民意讓步。

　　所以，為了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政績合法性”失靈，以及社會失控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無論是基於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還是基於國家民族的未來公益，中共都必須開辟新的合法性來源和基礎，將“政績合法性”轉變為“道義合法性”，即轉變為以普世價值（人權、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合法性。這種轉變在未來的二十內能否啟動，不僅取決中共黨內的開明力量能否推動體制內轉型，更取決於國內外自由力量施加的壓力是否足夠大，大到讓統治者不得不讓步。73

　　制度性的“為富不仁”

　　作者手記：自共產主義在東方取得勝利之後，公有制、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就變成了罪惡之源。事實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蘇東各國，共產極權國家的國有經濟就是權力經濟，國有資產就是極權政治的經濟支柱，也是獨裁者控制社會的錢袋。所以，與其說是國有經濟，毋寧說是官有經濟或黨有經濟更為準確；獨裁國家的國有資產，不過是被獨裁黨據為己有的私人財產，也就是“黨有資產”。

　　所以，本文在談到通行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時，統統用“黨有企業”或“黨企”，“黨有資產”或“黨產”。

　　由香港經濟學家朗鹹平掀起的“郎旋風”對改革的反思，集中於對私營富豪侵吞黨有資產的攻擊，由此展開了一場關於改革的大討論，私營老板和主流經濟學家成為眾矢之。

　　勿庸置疑，中國的富豪確實厚黑，他們的不擇手段有目共睹；禦用經濟學家也確實無恥，已經淪為跛足改革和權貴利益的辯護士。然而，在獨裁制度之下，不厚黑能發財嗎？私營老板再厚黑，還能比中共權貴更厚黑嗎？在我看來，私營老板的厚黑與中共權貴的厚黑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在“為富不仁”的程度上，那些從民間崛起的私人老板與那些來自中共權貴階層的暴富者相比，也只能是“小財主”；在“為富不仁”的性質上，二者的差異是本質性的：私人老板至多是無權者的陪笑臉和大手筆行賄，或在制度歧視下的偷漏稅

　　和欺詐偽劣，而中共權貴們則是依靠對權力和資源的雙重壟斷，是高高在上的受賄，是強權者的公開或半公開的搶劫和瓜分，甚至就是“無本萬利”的坐享其成。74

　　比如，在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上，私人業主想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非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不可，借殼上市的私人企業被權貴們設套蒙騙的不在少數；而權貴們想成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通過權力之間的裙帶關系，一紙組織上的任命書即可。比如，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恒剛一從美國讀書歸來，不僅當上了副部級的中科院副院長，而且在瞬間成為最具暴利的電信業中的“電信大王”，他甚至可以左右黨有資產的重組拆分的進程。大陸民間對國家高度壟斷電信行業的不滿由來已久，其暴利之巨和效益之低，也令上台後的朱镕基不滿，他一直在推動通過拆分來打破其高度壟斷，但中國電信行業拆分的真正實現，形成南北競爭的當下格局，卻是從江綿恒進入這一行業開始的。

　　所以，朗鹹平這位出生於台灣、留學於美國、就業於香港的學者，他對私營老板及其跛足改革的抨擊，也象禦用經濟學家一樣不敢面對真問題。在“朗顧之爭”的討論中，朗鹹平指出黨有資產大量流失是事實，但他只說出事實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私營老板侵吞黨有資產；而全部事實應該是：無論黨有企業以何種方式完成轉制或流失，黨有資產流失都是官員與老板的分贓。更主要的事實是，握有拍板權的決策者，不是私營老板而是各級的黨政官員。所以，黨有資產流失的最大禍魁及其受益者，都是主導黨企改革的獨裁權力及其官員。

　　而朗鹹平那看似鋒利的矛頭所向，僅僅是“撿軟柿子捏”，只敢抨擊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而不敢抨擊逼出了“壞資本主義”的獨裁制度及其貪婪的官權，不敢抨擊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

　　至於朗鹹平開出的藥方：變“民進國退”為“國進民退”，也就等於回到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在我看來，純屬站著說話不腰痛。

　　事實上，外來經濟學家朗鹹平挑戰本土私人富豪顧雛軍，是一次毫無個人風險的機會主義乖巧。他充分利用了中國制度環境約束下的信息不對稱，把信息匱乏的大陸百姓對兩極分化和腐敗橫行的強烈75不滿，先引向私人富豪、進而引向民進國退的私有化改革，而主導了跛足改革的最大禍魁卻變成他所呼喚的救世主──利用獨裁的行政權力進行再次的“國有化”和“劫富濟貧”。

　　所以，在獨裁政府主導的權力化市場中，想做誠實而幹凈的生意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別說本土的生意人，就是久歷西方自由市場的外商，一到中國，也無法避免人治文化的腐蝕。特別是那些精通大陸遊戲規則的港台富豪，最早知道買一頂人大或政協的紅帽子，買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證，以便得到更多的市場份額和更安全的經營環境，本土成長的資本家就更不用說了。商場上流行的經商箴言：

　　“合法的生意不掙錢，掙錢的生意不合法”，極為準確地描述了大陸生意人們難以擺脫的制度性原罪。

　　同時，由於產權制度的不健全導致財產安全感的極度匱乏，所以，凡是在中國做大生意和發大財的人，無論是國營法人還是私營老板，大都為自己留好了退路，把不幹凈的大量資產轉移到海外，而做生意盡量用國有銀行的錢，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錢來投資。用富人們的一句行話說，就是“紮著錢就做，紮不著錢就不做。用自己的錢投資，豈不是腦子里進水！”富人們之間達成的“穩定共識”，不過是現存秩序中最大獲利階層之間的利益同盟。在這點上，禦用精英為權貴私有化的辯護倒是說出了事實：在中國制度瓶頸的約束下，私營企業的發展只能依靠“用錢買權的腐敗”，這是中國特色的“交易成本”，但它畢竟使私營經濟有了影響政治權力的機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私有化，有利於減少社會轉型的成本。

　　正因為權錢交易是權力化市場的必然，獨裁者才最喜歡產權模糊，因為模糊狀態有利於政權對富人們的控制，更有利於權貴們對民間資產的榨取。換言之，執政黨喜歡的就是模糊，因為最終的裁判權在它手中，一句產權不清，就能致任何私營企業於死地。

　　在大陸，凡生意人皆有一雙不幹凈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斬斷或砍成殘疾的權力，全在執政黨手中，想收拾誰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76不要說行賄、非法交易、詐騙和偷漏稅等罪名可以讓你人財兩空，即便一句產權不清或黨有資產流失，也能致任何私營老板於死地，不由你不溫馴。對私營老板來說，沒有制度保障的私有財產已經極不安全了，不幹凈的財產就更不安全。已經由太多的私營老板因得罪了官府而人財兩空，也有太多的私營老板作為中共緩解民怨的祭品推上斷頭台，而且下手之兇狠前所未有。比如，最近轟動國內外的億萬富豪“袁寶璟案”，他的雇兇殺人確實是“十惡不赦”之罪，被判死刑是也在法理之中。但中共法院的判決卻是袁氏四兄弟三死一緩：袁寶璟、袁寶琦、袁寶森死刑，袁寶福死緩。無怪乎網絡民意對如此兇狠的判決表示質疑：一個汪興被殺，一命抵一命就行了唄！幹嘛那麽狠，用袁氏三條半人命去抵！

　　直到目前為止，中共一直把私營經濟只當作財政來源和維護政權穩定的工具，置於政府壟斷和準入限制的歧視下，既要在經濟允許其發展，又不讓其在政治權利上坐大。所以，中共不允許成立自治的民間組織，讓私營業主處在分散的原子化狀態，乃是中共防止有產者成長為獨立社會力量的絕技。稍有社會影響的私營老板，就被統戰到官方的工商聯中，成為黨的花瓶兼諍友；三個代表之後，中共又要把他們拉入黨內，讓他們在政治上與政權融為一體。在此意義上，私營業主不論有多少個人財富，其產業規模做到多大，但在社會角色上，也只能是政權的附庸，是永遠沒出息的個體戶。政治上弱小的社會個體戶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錢”且使其不斷增值，也就只能攀權附貴，在經濟上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在政治上進入執政黨的統戰花名冊。所以，對於大陸的有錢人來說，無論是個人資本的積累還是社會的地位之提高，都無法擺脫制度性原罪：只要想在獨裁制度下發財，就不能不接受其灰色遊戲規則，不能不出賣商業誠信，不能不靠裙帶關系和權力關系。這是另一種逼良為娼，如同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做禦用文人，社會名流和民主黨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樣。但是，上等奴隸做久了，自有想坐穩的利益和77樂趣所在。一旦得到主人的賞識和恩寵，那幺最好的投資就是不斷地博得主人的歡心， 侍候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私人財產要想得到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就必須啟動與產權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使私人老板逐漸擺脫對權力的依賴，逐步遏制權力對私人財產的隨意侵犯，遏制市場上的短期行為和投機行為的盛行，才有望最終遏制乃至消除財產積累的制度性原罪。而在今日中國，中共繼續靠剝奪民眾的政治權利、靠收買加謊言的策略來維持獨裁制度。所以，中國不可能有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德，即便少數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眾有了溫飽了，得不到政治權利的各階層仍然無法免於恐懼。

　　這樣說，似乎對私營老板不公平，因為他們已經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對待。比如，幾乎所有高贏利的領域都在官權的壟斷之下，或根本不允許私營企業進入，或設置非常高的準入門檻，房地產行業的制度成本之高，就是最好的例證。再如，黨營企業欠私營企業的賬，就是正常債務關系，可以一拖再拖；而私營企業欠黨營企業的錢，就是黨有資產流失，托著不還就要通過法律強制執行；黨營企業欠銀行的貸款，就是無償還能力；而私營企業欠銀行的貸款，就是詐騙罪，多少著名私營企業家的鋃鐺入獄，其罪名就是金融詐騙。企業上市本來應該由市場來選擇，但中國的企業上市的選擇權完全操控在各級政府手中，股市成了執政黨收刮民間資本供養效益低下的黨產（黨企）大金庫，也變成權貴們掠奪民間資產的抽水機。

　　正如執政黨壟斷的銀行是黨企的堅強資金後盾一樣。反正股民的錢和銀行存款大都是老百姓的私房錢。

　　導致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就在於惡劣的制度，在於中共衙門及其官員所具有的排他式特權，在於作為中國最大利益集團的中共權貴階層。他們是為了挽救獨裁政權，更是為了自己的一夜暴富，才允許民間企業家跟在他們後面分到些利益。與此同時，他們又把私營經濟置於政府壟斷和準入限制的歧視下，把私人老板置於官權的78操控之下，既要保留又不讓坐大，更不允許私營業主通過成立不受執政黨操控的民間組織而成長為獨立的社會階層。稍有社會影響的私營老板就被統戰到工商聯中，成為黨的花瓶兼諍友。

　　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的正相關關系，早已被西方歷史的制度演進所證實。因為，自利是普世性的且難以根本改變的人性，逐利是所有商人的共同信條，關鍵在於如何用健全的社會制度來善待和規範這樣的人性。只有在尊重人性和商業規則的前提下，用一視同仁的法治來規範自由競爭的市場，才是公平而高效的制度，既能保障私有產權和公平競爭，激發人類創造財富的欲望和能力，又能遏制權力幹預、歧視性買賣和坑蒙拐騙，防止自利的人性走向無節制的不擇手段的貪婪。

　　然而，大陸的市場改革和私有化卻沒有帶來政治民主。之所以如此，絕非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罪過，而是獨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造成的“壞資本主義”之過，市場被權力幹預所扭曲，私有化被權貴階層所扭曲，於是，大陸的市場化必然變成現政權及其權貴對公共財產的瓜分和對民間財富的公開洗劫。

　　正因為私人老板的不幹凈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他們本身，而在於惡劣的制度環境，所以指望不改變獨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幹凈的資本家，無異於癡人說夢。恰恰相反，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巨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能、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巨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正是他們牟利方式使尋租式的腐敗變成一種準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權力化市場無法與國際市場接軌，對全民資產的瘋狂掠奪造成日益懸殊的貧富兩級分化，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辯護理由，老百姓的不滿乃至仇恨的積累，使社會成為遍布幹柴的危機之地。這一切負面作用，不僅正在摧毀現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賴以建立的人性基礎。79

　　如果一任權貴們按照現在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方式來推動社會轉型，那幺未來的大陸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和野蠻與無恥和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只有進行徹底的產權改革和政治改革，讓憲法保障的私有產權得以確立，讓憲政民主逐步取代一黨獨裁之時，被行政權力主宰的充滿歧視的不公平市場，才會被權利平等和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所取代。每個進入市場的人，既不用看權貴們的臉色行事，也不用為自己的財富戰戰兢兢，一雙幹凈的手可以理直氣壯地創造、擁有和支配自己的財富。80

　　跛足改革的“競次主義”

　　中國式跛足改革帶來的畸形結果之一，便是長時間的經濟高增長卻沒有帶來底層民眾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不但農民工的工資長期處在停滯狀態，甚至近年來出現知識型勞動力價格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其中尤以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和工資低最為突出。而在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高增長時期，帶來的卻是普遍的工資高增長和均富。

　　比如，在日本經濟起飛時期，工資成長速度比美國快 70%，僅用 30 年時間已經與美國持平。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有將近 30年，但現在中國的工資水平僅是日本的二十四分之一，美國的二十分之一。即便現在的人民幣幣值被大幅度低估，預測在未來二十年內人民幣能夠升值三倍，中國的工資水平也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另外，與 90 年代才開始高速增長的印度相比，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價格也要低 10%左右。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最快的時期（ 1992年到 2006 年），經濟增長率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工工資，竟然是 10 年沒有上漲。

　　同時，中國的人均 GDP 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但中國經濟卻是全世界最浪費的經濟，中國的能源使用率浪費是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美國的 2.9 倍。

　　禦用經濟學家解釋說，在中國加入全球化競爭的過程中，價格低廉的勞動力恰恰是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最大比較優勢，勞動力價格低廉是市場決定的。中國人口過多導致勞動力過剩，過剩導致價格低廉。也就是說，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來自市場定價的“物以稀為貴”。中國人多，勞動力自然就不值錢。81的確，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比例不低於 70%，過多的農村人口造就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似乎印證了以上解釋。然而，這種市場決定論卻無法解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下降及其失業率。因為，即便近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不斷擴大招生，但大學生在今日中國仍然只占總人口的 5%。就這個比例而言，大學生仍然是稀有人力資源，按照“物以稀為貴”的市場原理，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格理應不斷攀升、至少不該不斷下降才對。然而，近些年，一面是中國經濟過熱，

　　另一面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從而導致其工資的明顯下降。 2005 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已經被人為地壓到了每月 500-800 元的超低水平。

　　中國式的經濟高增長帶來的是兩極分化的愈演愈烈，不要說那些通過權錢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極少數權貴與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最廣大底層之間的分化，即便僅僅從合法收入的角度看，兩極分化也極為嚴重了。比如，在民工工資的長期停滯和大學畢業生價格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那些特權階層的收入卻呈不斷增長的趨勢。近年來，服務於中共官僚體制的公務員工資呈現出剛性增長（只升不降）。 2 中央政權在 2004 年出台了新的公務員報酬政策，規定了各級公務員的月工資標準：科級三千，處級五千，局級八千，部級一萬，俗稱“三五八一”。而且，有些富裕地區的公務員工資早已突破了這一新標準。比如，據香港《亞洲新聞網》 2004 年 9月報道，北京市各級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員工資高得驚人，一個剛剛參加工作的普通書記員，月薪就高達 8000 元。所以，公務員職業早已成為大學生畢業生擇業的最大熱門。

　　與此同時，壟斷性行業的職工收入遠遠高於其他行業，就連中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都不得不承認：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金融、電力、電信、燃氣、石油、供水、鐵路、公路、民航、醫療、煙草等壟斷行業員工工資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比較突出。82一般情況下為 5-10 倍左右。比如，北京市去年城鎮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為 32808 元，而電力企業的一個處級幹部的年收入就高達 30萬-40 萬之間，一個普通抄表員的年薪也高達 10 萬，國有商業銀行的人均年收入都在 10 萬元以上。如果加上壟斷行業的灰色收入和壟斷福利，實際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這說明，中國目前的兩極分化，不僅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即便城鎮職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所以，今年“兩會”

　　期間，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呼籲中央政府關注“壟斷福利”。

　　比如，全國政協委員溫克剛先生指出：壟斷性行業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質上就是一種腐敗。它的蔓延和擴散，隱含三大危機。首先，轉嫁福利成本。壟斷下的過高福利使一些行業虧損，它們就以虧損為由而不斷漲價，漲價導致民眾負擔的增加，引發社會信任危機；其次，加劇社會不公平。每個壟斷性行業都可以用特權為自己的職工謀方便，最終吃虧的是普通市民、農民等弱勢群體。第三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壟斷行業大都是暴利行業，但它的暴利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制度性壟斷的結果；壟斷行業的資產在理論上應該屬於全民，但壟斷福利卻將大量額外好處量化給本行業職工。這無疑是另一種方式的國有資產流失。

　　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內需增長，比如，內需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起碼在 70%左右；而在中國， 1992 年後的經濟改革，盡管政府不斷號召擴大內需，但內需對中國 GDP 的拉動只占 40%左右。為什麽？因為相對於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中國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並沒有同步提升，廣大農民及其農民工的收入長期停滯；甚至近年來，城鎮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導致職工收入的低增長和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下降。

　　在內需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中共維持 GDP 高增長的秘訣有二：

　　一是不斷加大政府的財政投資，二是千方百計地吸引外資和鼓勵出口，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日益加深。加入 WTO 以來，中83國似乎越來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貿額和引進外資額不斷沖上新台階，外匯儲備和外貿順差也在同步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對國際依存度已經高達 70%。甚至可以說，離開了經濟全球化，中共政權引以為傲的 GDP 高增長將不覆存在。

　　中國固守的跛足改革使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效應產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最大受益者是中共政權，其次跨國公司，再次是中國的壟斷企業及其富豪；另一方面，最大的受損者卻是廉價的中國勞工群體。巨額的外貿順差和引進外資，不僅讓中國經濟保持了高增長，而且讓中共政權的錢包迅速鼓漲，為中共政權的獨裁穩定和金錢外交提供了充裕的經濟基礎。

　　換言之，中國在變成世界工廠的同時，也變成廣大勞工的血汗工廠。中國的“血汗工廠”，不僅源於人口龐大而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更源於勞工權利保障的極度稀缺，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不平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說，中國“打工妹”的過長工作時間和過低的工資收入，是人為的制度性“血汗工廠”；那麽，中國“煤黑子”的過多死亡和過少賠償，就是制度性的“預約死亡”。

　　按照全球化時代國際通行的競爭力評價標準，世界各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方式有兩種──競優方式和競次方式。

　　競優方式是指：不斷健全本國的法治環境和改善經濟環境，不斷地提高本國國民的人權保障水平，不斷加大科技、教育、人才培訓等投入，不斷提高環保水平。其結果，既能普遍地增加本國人民福利，也能提高經濟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在這里，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不過是手段，而增加本國民眾福利才是最終目的，也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指標。

　　競次方式與競優方式恰恰相反，它是權貴利益導向而非公平競爭導向，是權力幹預而非市場選擇，是官權過大而民權過小，是以潛規則來代替明規則，是保護黑箱交易而限制透明競爭。其結果，84它以優惠外企而歧視本土企業的政策來吸引外資，廉價出賣本土利益；它以偷竊式引進代替合法引進，帶來的是走私猖獗和損害知識產權；它以盲目引進代替精密論證，造成大量民脂民膏的浪費；它以放任自然環境的破壞來維持經濟高增長，導致損害整個國家和子孫萬代的長遠利益的破壞性發展；更重要的是，它以踐踏基本人權來剝奪本國勞工階層的權益，結果是人為地壓低工人工資和取消勞工的基本勞動保障；它以跛足的技術模仿代替均衡的制度創新，結果是把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引向歧途。

　　顯然，以競次手段來贏得國際競爭中的價格優勢，是一種突破商業倫理和市場規則的底線的競爭──不惜以嚴重損害本國勞工階層的基本人權為代價的競爭優勢。所以，在這種既無外在的法律約束、也無內在的道德自律的競次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而是誰更次，不是誰的人力資源更優秀、價格更高，而是誰的人力資源更低劣、價格更低。一句話，比的是誰更冷酷更無恥更殘忍，更有膽量和能力踐踏人類文明的底線。在“競優”和“競次”兩種不同的競爭策略的背後，前者蘊涵的價值觀是對人的珍惜而後者表達的是對人的蔑視。也可以稱為踐踏生命價值底線的競爭。

　　以競次方式贏得的所謂競爭優勢，不過是以暫時的高效率代替了長遠的高品質，以公共道德和人的綜合素質的不斷惡化代替了持續優化。所以，當下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之野蠻遠甚於西方的早期資本主義。獨裁下的經濟高增長讓絕大多數百姓承擔了巨大綜合代價，即便不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腐敗橫行、金融壞賬和道德淪喪等代價，僅就社會公正的嚴重受損而言，中國 GDP 高增長的代價也是未來中國難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說，中共主導下的 GDP高增長沾滿了弱勢群體的血淚。85

　　從禁書看中共的合法性敗血癥

　　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有專門負責言論管制的意識形態衙門，黨有中宣部，政府有新聞出版總署和廣電總局。它們對圖書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歲末年初都要召開出版界的內部通風會。會議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參加者是全國各地的宣傳部、出版署的官員，全國各大出版社和著名刊物的頭頭。會議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確”來總結過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總結都少不了開出一份“禁書單”，由新聞出版總署分管出版發行的副署長來宣布。被點名的書籍，不得繼續印刷發行；被點名的出版社，輕則檢討和罰款，重則撤職，再重關門。

　　這幾年，海內外知道的著名禁書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門》，王躍文的《國畫》，岳建一編輯的叢書《中國知青備忘錄》，衛慧的《上海寶貝》，吳思的《潛規則》，春桃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島的《失敗之書》，徐曉的《半生為人》，等等。還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憶錄，根本無法在國內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吳法憲回憶錄》，老左派鄧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個春秋》等。

　　三聯書店杭州分銷店 2006 年因盜版《在中南海十二個春秋》被吊銷執照。

　　可以說，禁書是中國體制的必然，絕大多數國人已經見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雖有不滿，但出於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沈默，自然不會引起輿論風波。然而，年年有禁書，今年卻不同，著名作家章詒和女士的公開抗議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沈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風會上，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點了八本86書，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章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

　　鄔副署長還特別不點名地強調：“這個人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 ??你們還真敢出??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

　　章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書再次被禁後，公開發表了《我的聲明和態度》，對“因人廢書”提出強烈的抗議：“這次，鄔先生沒有對《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評價，卻對我本人的個人權利進行了直接的侵害。我們的憲法有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廢書’，直指我本人，直接剝奪我的出版權，而這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

　　與此同時，另一位禁書作者胡發雲也起而維權。他給新聞出版總署寫信，要求官權堂堂正正擺明禁書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類似黑道打悶棍的禁書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的傳主姚立法，已經將禁書寄給胡錦濤和溫家寶並投書申訴。

　　章詒和的聲明一出，頓時引發知識界和網民的支持，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學者陳小雅、浙江記者昝愛宗、北京學者余世存、北京律師浦志強等一大批人士紛紛公開發言，網絡上關於禁書事件的點擊率超過十萬，上萬網民發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議和起訴新聞出版總署及鄔書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連續三本書被禁，怪不得著名劇作家沙葉新先生在《支持章詒和，正告鄔書林們》一文中，把鄔書林等意識形態官員稱為“精神劊子手”。然而，在我看來，這些意識形態官員，統統患上了合法性敗血癥，霸道是霸道，但因於法無據、與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淺薄而怯懦──理不直、氣不壯。

　　說他們淺薄，乃因他們的權力狂妄。面對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的現實，面對道義在民間和民間評價標準日益獨立的時代，他們仍然故步自封，總以為自己大權在握就可以為所欲為，他們踐踏基本人權的惡行就可以通行無阻，而被整肅的無權者只能忍氣吞聲。然87而，他們恰恰被權力傲慢蒙住了雙眼，看不到民間社會的巨大變化，還以為中國仍然停留知識人任由擺布的毛時代。他們在嚴重地高估了權力的威懾力的同時，也低估了知識分子捍衛個人自由的決心和勇氣；他們在嚴重地高估了封殺效力的同時，也低估了互聯網時代民意表達的難以封殺。

　　說他們怯懦，源於禁書沒有任何法律的道義的依據。所以，堂堂政府機構卻不敢公開禁書，而只能玩弄幕後的黑箱操作，禁書令不敢拿到媒體上公開，只能以內部的通風會宣讀、電話打招呼、口頭傳達的形式進行，還不許錄音，不留文字，但必須牢記腦中；堂堂副署長鄔書林訓斥湖南文藝出版社時，居然不敢直呼“章詒和”

　　的名字，而是用“這個人”來代替。多可憐的官僚，一面耍威風，一面說黑話，權再大，也是不敢見光的黑社會。所以，這個老大的執政黨只能像地下黨一樣偷偷摸摸地幹臟活。

　　更怯懦的是，當這種黑社會式官權遭遇無權者的公開反抗，官僚們大都是縮頭烏龜，從來不敢公開回應那些公開挑戰官權的良知。去年的“冰點事件”，中宣部和團中央的官員不敢回應李大同和盧躍剛的公開挑戰；今年的“禁書事件”，新聞出版總署及鄔書林們也不敢正面回應章詒和的挑戰。

　　與官權的懦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章詒和女士卻是無權者無畏，非要向鄔書林討個公開的說法。有權者的陰暗與無權者的陽光，可謂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陰影里的鬼魅，白晝中的個人如同陽光下的天使。 1 月 24 日，章詒和再次公開發言《我沒

　　有了退路──關於“聲明”的說明》，要求鄔書林公開回答：“一，您是否在會上點了我？二，您是否說了‘這個人的書不能出’這句話？三，無論是封殺我，還是封殺書，您能否啟動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隨時恭候。”

　　從禁書事件中，我看到兩種恐懼和一種勇氣。一是多年來的大多數被禁作者的沈默，說明政治恐怖仍然讓人心有余悸；二是當權88者不敢公開回應無權者的挑戰，說明了官權對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畏懼；三是章詒和的公開反抗與民意對章的公開支持，說明官權的整肅不再具有殺一儆百的威懾效應。

　　一句話，自六四以來，北京政權就患上了道義合法性敗血癥，窮的只剩下蠻橫的權力，也只能喂養一群幹臟活、怕見光的官僚，除了謊言，再無其它資本為自身辯護。若不是患上這種敗血癥，領導著一個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國的老大執政黨，何以處處表現出草木皆兵的恐懼和虛弱，以至於，恐懼到禁書、封網、整肅冰點、把盲人維權者陳光誠投入監獄；虛弱到滿口謊言、不敢正面回應一支筆的挑戰。

　　現在的中國，民間的飯碗來自市場而非官賜，知識分子的信譽來自民間而非冊封。所以，官權在變，變得越來越越缺乏道義自信，雖然恐怖政治依舊，但殘暴性和威懾力都在不斷下降；民間在變，反抗官權的勇氣在不斷提升，雖然恐懼仍如魔影四處遊蕩，但敢於沖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來越多，他們願意為捍衛自己的尊嚴和權利而付出代價，致使官權通吃的時代一去不返。89中共寡頭獨裁的衰敗

　　溫家寶關於尊重創作自由的一次講話，俞可平關於民主好的一篇文章，似乎再次引發外界對中共高層啟動政改的預期，然而，只要中南海的黑幕一天不肯拉開，無論主人換成誰，都不會有奇跡。

　　因為，能夠踏進中南海的人，個個都是現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會危機沒有嚴重到危及政權穩定的程度，特別是，當國內外的壓力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當局做出重大讓步時，中南海寡頭們無心、亦無力跨越鄧小平確定的三條政治底線：黨權至上、跛足改革、權貴利益。

　　但是，當個人極權過度到寡頭獨裁，二者之間還是有諸多差別，其中最大不同在於：個人極權體制中，黨魁的個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黨內權爭中的損益，完全取決於是否有助於黨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層中的其他官員之間的權爭，主要是爭取極權者青睞的競爭，而能否得到極權者的青睞，其判斷的標準主要來自極權者個人的主觀認定，就象毛澤東時代，只要老毛懷疑某人的忠誠，一句話就可以將此人置於死地，不可能出現類似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討價還價，更不可能出現江、胡時代的幾個常委幾條心的局面。

　　首先，寡頭獨裁體制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各寡頭之間的相互牽制。盡管黨魁的權益重於其他寡頭的權益，但並不能重於寡頭集團的共同權益，也就是黨魁意志不再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和排他性。所以，黨內權爭的結果，不會是毛時代的贏者通吃的遊戲，而是誰也無法獨占熬頭的相互牽制。毛澤東可以為所欲為地打到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陳雲等元老制約的鄧小平卻不能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鄧90必須在取得陳雲的支持後才能非程序地罷免兩任總書記。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縱然二人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黨內程序的權力。現在的中共高層內部，寡頭們絕不允許某人獨占最高權力。所以，在鄧小平時代，廢除終身制僅僅是鄧的姿態，而到了黨魁更弱勢的江時代，定期交接班開始走上制度化。

　　其次，無論中共寡頭內部的權力之爭多麽激烈，也決不敢公開其黑箱中的惡鬥。在寡頭獨裁時代，無人能有毛澤東式權威，可以將黨內權爭公開化，並將其解釋為兩條路線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鬥，發動全民參與清除政敵的運動，而無損於毛對政權的絕對控制權。鄧小平沒有毛式權威，也很反感文革式群眾運動，所以，他決不會用發動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垮對手，而是采取老人幫集體裁決的方式廢掉了兩任總書記。江澤民時代的黨內權爭，清除政敵的方式再次發生了巨大改變，不是將權爭內幕公開化政治化，而是把反腐敗作為高層權爭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對黨內權爭進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裝，要麽將權爭轉化為反腐敗（陳希同案和陳良宇案），要麽將權爭轉化為合程序的權力交替。

　　第三，在高層內部的權爭中，寡頭集團中的強勢一方，可以拋出某位高官來打擊對手，但決不會拋出任何一個寡頭，更不會輕易地讓某寡頭身敗名裂，無論此寡頭的公眾形象多麽臭名昭著。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鵬、黃菊、賈慶林等常委，如果他們能提前出局，絕對有利於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重建，而他們之所以都能夠“圓滿”結束任期，就在於任何一個寡頭的中途倒掉，都將危及寡頭集團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會是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

　　第四，寡頭獨裁決不允許任何威脅政權穩定的因素自發成長，無論是來自黨內還是來自民間。因為，只要是獨裁制度，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獨裁，其統治必然與人的自由為敵、與民意為敵，它不僅蔑視人的自由尊嚴和民間權利，而且把任何來自民間的自發維權言行視為敵對勢力。中共習慣於壟斷一切，它不允許內部權爭損害其91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允許民間自發的維權運動威脅權貴們的既得利益，不要說不同於官方定調的民間訴求，將被專政機器鎮壓，就是那些官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中共寡頭可以說，且一旦說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創新，而民間卻不可以說，且一旦說出就可能遭到整肅甚至身陷囹圄。

　　第五，任何一個政權，一旦其軟實力（道義合法性）嚴重不足，無論它手中還握有多麽強大硬實力，也不足以真正讓民間臣服。而六四後的中共獨裁，正是合法性不斷頹敗的統治，也是威懾力不斷降低的統治。無論寡頭集團多麽仇恨民間自發力量的成長，也無論它打壓民間力量的出手多狠，也無法改變其鎮壓效力遞減的頹勢。

　　也就是說，當它已經拿不出足夠的軟實力來吸引民眾的自願認同，它也就再沒有足夠的硬實力完全封殺民間的聲音。

　　現政權軟實力的急遽流失，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大勢不可逆轉，靠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實施恐怖統治，既缺乏現實的可操作性，也不符合權貴階層的利益，所以，六四後的恐怖統治，只能越來越傾向於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個人化內在化的恐怖，一般情況下，讓外在恐怖滲透到日常生活的細節里，轉化為個人的內在恐懼和自我監控。

　　然而，在國際大勢和國內民間的綜合壓力之下，已經步入合法性黃昏的中共獨裁，很難徹底壓制住權利意識覺醒的民間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著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進行柔性的利益收買，還不得不時常以開明姿態來裝飾自己的私利。從長遠看，伴隨著寡頭獨裁的道義劣勢與內在虛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間運動的道義優勢和自發動力的逐漸成長，絕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滅絕。

　　所以，一方面，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和翻雲覆雨的收放權術，必然變成寡頭獨裁的統治常態；另一方面，統治者裝模做樣地發號施令，被統治者裝模做樣地服從，而一旦被統治這不願在配著統治者92裝下去了，寡頭們的內在虛弱便一覽無余。君不見， 2006 年初的“冰點事件”， 2007 年初的“禁書事件”，幾支決不屈服的筆，就讓中共意識形態衙門及其官員陷於進退失據的窘態。

　　基於此，我對未來中國抱有的樂觀期待是：在當下中國推進政治轉型，與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關注並推進民間自發力量的成長。只要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帶來的民間生長不可逆轉，就將生長出足以逼迫統治者啟動政改的民間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經過共產革命的全球大潰敗，更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今日國人對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的自發認同，今日國人捍衛的私有財產的決心和意志，已經超過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遙想現代中國，以胡適先生為代表那批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大都仍然是經濟制度選擇上的社會主義者；看今日中國，不要說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款和白領，就連城鎮的平民和農村的農民也懂得私有財產的不容侵犯；不要說政治自由主義者們極力宣揚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即便那些每天乞靈於毛澤東遺產的新左派們，也決不會賣掉私家車來幫助窮人，更不會讓個人財產被官權以均貧富的理由而強制沒收。

　　而當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變成中國民眾的主流共識之後，保障個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政治自由主義也將逐步變成多數共識。

　　現在中國的此起彼伏的底層維權事件，大都因其經濟利益受損而起，事實上，那些為保護個人財產而奮起維權的草根們，盡管，他們可能連政治自由主義的常識都說不清，但他們的維權行動本身，就是在用生命來捍衛個人權利，也就是在用行動來踐行政治自由主義。93

　　從革命黨到利益黨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是徹底的革命黨，打天下靠的是暴力革命，坐天下靠的是不斷革命，階級鬥爭是綱，大公無私是德，其化私為公的徹底程度曾致使個人一無所有。然而，人性本身的物質欲望和自利自私是無法完全泯滅的，無論是暴力壓制還是道德改造，也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而不可能行之久遠。

　　所以，當共產烏托邦隨著毛澤東的死亡而破滅之後，中國就進入化公為私和言必稱利的時代，一個被壓抑的自利欲、占有欲和揮

　　霍欲全面釋放的時代。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淪為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個人的自利意識迅速膨脹，以至於泛濫成災，被壓抑的人欲無節制地釋放，以至於如決堤洪水般沖毀所有道德防線。

　　在改革以來的利益化大潮中，私人領域的自利自私和物欲橫流僅僅是小菜，而把公權力變成權貴集團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化公為私才是盛宴。在最不應該私有化的公權力領域恰恰是化公為私的重災區，最大示範效應恰恰來自權貴階層毫無節制的貪婪。也就是說，政治權力私有化支撐著經濟上的權貴私有化，公權和公益統統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為公權力的黨權、軍權、政權和法權，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全部變成特權集團牟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一切向錢看

　　中共已經由六親不認的革命黨變成赤裸裸的利益黨。

　　利益黨的第一特征是黨國整體利益的空殼化而權貴個人利益的實心化。跛足改革造就出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權貴利益集94團，而黨中央所代表的黨權整體利益則越來越部門化和地方化，最終落實為家族化和個人化，即利益分贓最終要量化到一個個具體的權貴家族及個人。

　　利益黨的第二特征是權力關系和決策方式的利益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之後，雖然獨裁依舊，但寡頭集團的統治並不狂熱，實用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基於利益至上計算的技術統治代替了基於烏托邦狂熱的政治動員，而且獨裁理智對統治成本的計算越來越精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交接和分配的體制的自我調整，使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及其決策機制有所變化。一方面，個人極權變成寡頭集體決策，寡頭之間自然要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易，其決策必然要兼顧左中右的平衡，從而形成黨國密室內的各寡頭之間的權力制約。另一方面，定期交接班機制代替了權力終生制，形成代際之間的互補互救，每一代接過最高權力的新權貴，僅僅出於收買民心和鞏固權力的需要，也會對前任執政的弊端作出某種權宜性的補救，從而使獨裁統治具有一定的靈活彈性和糾錯功能。

　　另外，從官僚們的個人從政激勵上看， “無私忘我” 變成“利欲熏心”，烏紗帽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

　　效忠是為了利益，升官是為了發財，跑官買官賣官一條龍作業，以權謀私的腐敗已經變成了通行於中共官場的潛規則（權力尋租、 揮

　　霍浪費和包二奶），以至於， 2004 年 2 月出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不僅有大量針對經濟問題的處罰規定，而且不得不把”

　　包養情婦“列為懲罰條款。

　　同時，基於統治成本的計算，中共在面對西方國家時不僅學會了用利益交換代替意識形態的對抗，也是學會了“偽善”，學會了與西方政要勾肩搭背。比如，在人權問題上，中共學會了與西方國家進行定期對話，學會了通過逼迫著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和降低國際壓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95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

　　總之，利益黨對統治成本的精打細算代替了不計成本的任意粗放，官員個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貪婪代替了為黨國利益的無私奉獻，所以，利益黨的統治必然是極端機會主義的統治，機會主義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獨裁呈現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斷調整代替了走極端的一條道跑到黑，官員的靈活多變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時刻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而作出瘋狂的決策，否則的話，它已經極少采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是越來越黑箱化、雙面化。盡量避免可能引發危機總爆發或可能帶來全局性災難的極端，提高了應對國內外危機的權宜性能力。

　　利益黨統治的極端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征著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惟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小康承諾購買到的效忠，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在利益至上的驅動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幹凈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

　　所以，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96從太監黨到秘書黨

　　古代中國，有專橫跋扈的皇親國戚和太監黨，大內總管是“太監黨”的頭目。大總管的官階不高，但他最接近皇帝，也最受皇帝的信任，故而，他往往具有一人之下而萬人之上的巨大權力，為非作歹起來，別有一種正常人所沒有的兇殘

　　和狡猾。類似秦朝的趙高、唐朝的高力士、明朝的魏忠賢和劉瑾、清朝的李蓮英和安得海等大太監，無一不陷害忠良和為非作歹，擅權弄權和以權謀私魚肉百姓和貪污腐敗。

　　今日中國，有貪婪腐敗的太子黨和秘書黨。雖然，今日中國是黨天下代替了家天下，黨奴代替了家奴，但秘書們在利用最接近高官的優勢這點上，古今一脈，沒有實質性區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辦主任和各類首長秘書，不僅在位時具有特殊權力，而且日後大都能靠著主子的恩寵而飛黃騰達。秘書群體中的擅權弄權和貪污腐敗之徒，也必然層出不窮。

　　最近，又出現一起備受關注的“秘書黨”腐敗案。

　　8 月 24 新華社報道，上海市寶山區委副書記、區長秦裕，因涉嫌高達 32 億社保基金的嚴重違紀，正在接受調查。 8 月 30 日中新網報道，秦裕已經被免去全部黨內職務，包括中共寶山區委副書記、常委、委員，其行政職務的任免也正在辦理。

　　“秦裕案”之引發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不僅因為此案發生於上海，更在於秦裕曾經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前秘書，讓人不能不聯想到中共十七大前的人事之爭。如果進一步的調查證明了秦裕涉及犯罪，陳良宇的命運如何，難以斷言。

　　秦裕的身份，讓人聯想到中共官場的“秘書黨”現象。然而，97為了保護高官的形象和權益，“秘書黨”的醜聞也大都被封鎖在黑箱中，只有極少數出身秘書的腐敗官員被公之於眾。即便如此，近年來曝光的秘書黨腐敗案也有幾宗。

　　1994 年宣判的湛江特大金融集資詐騙案，其後台就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時期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五大秘書，但這些秘書並沒有遭到公開懲處；當年，有一個受到公開懲處的秘書黨成員是海南省政府副秘書長李善有，他因受賄罪和詐騙罪被判處死緩。

　　1995 年宣判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案，主要涉案人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致使陳希同案的主要線索中斷，所以，判處陳希同 16 年徒刑的證據，僅僅是收受禮物和公款揮霍，很難令人信服。卷入該案有多名秘書出身的高官和在職秘書：原市政府秘書長、市人大副主任鐵英；陳希同的大秘書王小貝，時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並兼市委副秘書長，掌握人事大權。陳希同的秘書陳健原為市委一個普通機要通訊員，卻因深受陳希同的重用而慣於擅權；八十年代曾當過陳希同秘書的高啟明，在陳希同當上一把手後就被提為縣委書記、市農委副書記，後任中資香港某公司總經理，與王寶森來往極為密切，案發後逃往國外；還有王寶森的秘書閆振利。

　　1996 年宣判的山東泰安市黨政高官集體腐敗案，涉及泰安原市委副書記、市委秘書長、副市長、公安局長等 6 人。被判處死緩的主犯是市委書記胡建學，他曾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秘書，姜春雲在進京前任山東省委書記。

　　至今仍然在加拿大的“遠華案”主犯賴昌星，他在接收記者盛雪采訪時說：他結交的中國黨政軍警要人不計其數，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公安部副部長，下至福建省委書記、公安廳副廳長、廈門海關關長。

　　他之所以能夠結識這些權貴的秘訣之一，就是收買高官的秘書們。

　　據他自己統計，有交情的高官秘書多達八十三人，其中包括江澤民、朱熔基、羅幹、曾慶紅、吳儀等高官的秘書。98中國官場的“太子黨”現象，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而“秘書黨”現象引起普遍關注，源於 2000 年河北省國稅局長“李真腐敗案”。就我有限的瀏覽而言，中共媒體對李真案的報道之詳盡，可謂同類案件之最。所以，通過李真案，多少可以窺見“秘書黨”是何等猖狂和貪婪。

　　讀中共主流媒體（新華社）報道的李真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真被文革式大批判所淹沒，其人品與官德，可謂一無是處。那麽，以中共的一貫偉光正形象，也以中共對幹部的高標準嚴要求的自我標榜，這樣的揭露豈不是自我諷刺或自我羞辱：為什麽提拔官員時總是看走了眼？為什麽把那麽大的權力交給那麽惡劣的人？為什麽要讓這些蛀蟲敗壞黨的英明？

　　在新華社 2003 年 4 月 4 日對貪官李真的報道中，一上來就是這樣的定性：“有人稱他既是‘政治暴發戶’又是‘經濟暴發戶’”。

　　此人只有中專學歷（顯然與幹部知識化的要求不合）， 28 歲當上省領導秘書（此條符合年輕化），這是他起家的最大資本， 7 年內躍升至正廳級河北省地稅局局長。年輕輕的就獅子口大打，受賄錢物總金額 1051.09 萬元。如此，“他迅速蛻變墮落為巨貪。”

　　真的是蛻變墮落嗎？墮落的前提是曾經好過，後來變壞了。而從新華社的報道中卻一點也看不出來，反而給讀者的印象是：這個李真，從根上就很壞。不信請看這些描述：

　　“（李真）作風一貫霸道，飛揚跋扈，在機關中口碑很不好；多年跟著省領導當秘書，沒有學會對自身的嚴格要求，他卻學會了‘擺譜’、訓人，儼然是‘二書記’。”

　　這說明，他從步入官場當秘書時就不是什麽好人！再加上官場這個大染缸，學壞容易， 學好極難，如同大詩人李白所感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怎麽能不更墮落。民間俗語曰：“一闊臉就變”。

　　而我以為，只有在這種專門縱容人性之惡的制度環境中，李真之流才會“一闊臉就變”。99

　　另據大陸其他媒體報道：“李真過去經常以'河北第一秘'自居，不擇手段地要當領導秘書。”最後終於如願以償，當上省委書記程維高的秘書。在河北省內，李真居然具有“讓誰上誰就上，讓誰下誰就下”的大權，全不把那些市縣和廳局級官員當回事。他動不動就對這些官員說：“我這回跟你談了半個小時，可是高看你了”。他還居然敢對其頂頭上司的秘書長說：“你當秘書長，還不是我一句話。”無怪乎他過生日，多位市委書記和廳局長親自或派人前往送壽禮，動輒進貢幾萬元。

　　李真還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幻覺，認為自己很快就能爬上“封疆大吏”、甚至“副總理”的高位。也難怪，僅僅 7 年時間，他就連升 6 級，由科員升任權力極大和油水豐厚的正廳級官員──河北省國稅局長。而正廳級離封疆大吏僅有兩級，離副總理也就是 3級，即便有難度，再有 7 年，也足矣。

　　李真還專為二奶在北京購買豪華住宅供兩人姘居，還曾被派出所捉奸在小轎車里。他開誠布公地對老板們說：“你在商界需要權力支持，我在官場也需要經濟支持，我支持你賺錢，你支持我從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錢也越賺越多”。何等透徹自白的權錢交易論！

　　李真為什麽如此竄升？文中給出的回答是：他“到處招搖撞騙”、“一直作假欺騙”領導和下屬。他假冒高幹子弟，做假文憑、編假檔案、拼造與中央大員的合影；他任河北省國稅局長期間，以大量的虛假賬目作為“政績”，一直對上級說謊，騙取上級的好評。

　　莫非他的上級都是白癡？對李真在官場上的 7 年作假毫無察覺，以至於在他被雙規前的 3 個月，他還通過了“三講”，被評為河北省先進工作者，上台領獎。

　　多諷刺，揭露靠作假升官的官方報道，也在作假！

　　如果李真的背後沒有大靠山，如果他在當秘書時沒有一套超人的討好主子的本領，如果中共官場不是大染缸，李真的一切“墮落”，怎麽可能！官方媒體對貪官們的揭露，之所以要采取“子為父隱臣100為君隱”的春秋筆法，一是為了證明貪官只是個別的，二是為了保護更高級別的官員，三是掩蓋制度性弊端。

　　誰給了李真這樣的驕橫跋扈之人以豐厚的權力資本？顯然是重用和提拔李真的省部級高官程維高；在這位封疆大吏的背後，是官場的效忠、親疏、人治之規則以及一張縱橫交錯的關系網。

　　類似李真這樣的秘書黨貪官，在一省之內的地位，就類似受君王信任的太監。要不然，他在那些市縣廳局級官員面前，憑什麽那麽囂張？那些官員幹嗎要拍他的馬屁？

　　在已經放棄共產理想的中共官場，正在高調回歸帝制傳統，拍不完的宮廷戲，幾乎部部走紅；寫不完的“王道政治”勸進書，已經成為新儒們的職業；由地方大員主持的祭孔、祭皇帝陵的盛大儀式，愈來愈頻繁地上演；中共高官們的公開露面，也越來越喜歡類似皇帝出巡的排場；受到首長重用的秘書，也越來越象帝制時代受皇帝重用的太監。他們雖然級別不高，但有最為接近君王的便利，如果把君王侍弄舒坦了，就能左右皇帝，握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上至首輔、下至縣令的文武百官，皆要孝敬這個“小小的太監”。

　　古代中國有太監黨，當代中國有秘書黨。101

　　崩潰論與穩定論的互補

　　六四屠殺，是中共基於權力恐懼而采取的極端保權措施；六四後，政權穩定成為中共統治的首要目標，因為，只有政權的穩定才能保證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鄧小平最著名的聖諭所說：“要像珍惜眼睛那樣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但這不過是強權下的獨裁秩序，將社會公器變成權貴階層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著權貴們強調穩定的知識精英，也絕非為民眾和國家的利益著想，而只是基於既得利益的考慮來為權貴們站台。

　　說白了，為了使掠奪、鎮壓和屠殺合法化，就必須編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這個藉口就是“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中共采取鎮壓與收買相結合的策略，一方面，通過鎮壓、嚴控等手段把民間反對活動扼死在萌芽中，通過言論管制把自由知識分子邊緣化；另一方面，中共不惜大把花錢，對內買穩定，收買精英和中心城市；對外買友誼，收買西方大國和無賴小國。

　　對內，“穩定論”成為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核心，成為中共拒絕政改和迫害人權的魔咒，也成為大陸的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重大分歧之一。為了平息民意批評、壓制民主訴求和誤導社會輿論，中共宣傳機構及其禦用精英會說得天花亂墜，由 GDP 優先到科學發展觀，由宣傳“溫飽小康”到營造“和諧盛世”，由“三個代表”到“新三民主義”，從“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但萬變不離其宗，拒絕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終歸結為一個理由：在國情的制約下，急於政治改革不利於“社會穩定”。每次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一旦外國記者提出“六四”問題，無論是朱鎔基還是溫家寶，都以“穩定比甚麽都重要”的理由，為大屠殺辯護。更是為了102“穩定”這一最大的政權利益，對互聯網時代的民間議政潮流，采取越來越嚴厲的網絡管制，文字獄每年都有；對近年來興起的民間維權活動，自然也要采取強力鎮壓的策略，而且，官權礙於合法性困境，甚至越來越經常采取黑社會手段打壓維權人士。

　　對外，“穩定論”成了中共應對國際批評的護身符。美國批評中國人權惡化，中共祭出“為維護來之不易的中美關系的穩定，應該以對話代替對抗”；台灣政府推動“去中國化運動”，中共指責阿扁破壞“台海局勢的穩定”；香港民意反對 23 條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責“香港民主派反中亂港，破壞了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穩定論”的背後是典型的敵視民意和罔顧人權的獨裁邏輯，它從來不問民間訴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問黨國及權貴利益是否得到保護，是否有利於一黨獨裁的穩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動亂，因為自由使個人自主和社會多元化，民主使權力壟斷變成權力分享；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也是動亂，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會被獨裁者視為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不進行六四大屠殺，中國早就天下大亂了；六四後，不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不壓制失業者和農民的權益訴求、不堵截上訪者、不嚴控異見人士、不封鎖信息和網絡、不制造文字獄、不抓捕維權律師??也將引發社會動亂。換言之，在獨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發表達，無論這表達采取何種方式，統統都會被中共政權及其禦用精英們視為“添亂”。

　　自由民主是動亂，因為自由使個人自主和社會多元化，民主使權力壟斷變成權力分享；自發生長的民意表達和人權訴求也是動亂，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達的和平內容，也會被獨裁者視為威脅穩定的敵對勢力，必須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

　　以中國目前的官權太強而民權太弱的現狀而言，即便是八九運動那樣的浩大聲勢，也不會走向導致天下大亂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間首選的維權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徑，只有在合法途徑毫無效果103之後，才會采取沒有經過公安局批準的街頭維權，極少數陷於絕望的民眾才會采取激進維權行動，如自焚、沖擊縣鄉政權等。在民間維權中，民眾與官方執法人員發生肢體沖突，大都由執法人員的野蠻鎮壓引起。

　　中共不斷強化“穩定論”，西方卻流行“崩潰論”。六四剛過，幾乎無人相信，一個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徒手民眾進行大屠殺的政權能夠長存，所以，許多人都預言中共政權將很快走向政治崩潰。然而，誰也沒想到，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崩潰，反而很快地熬過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並在遠較八十年代激進的經濟改革中維持住了高增長，使政權崩潰的預言沒有兌現。於是，由於中共的獨裁的畸形的跛足發展策略，西方開始周期性地出現中國將走向經濟崩潰的預言。

　　對這種來自境外的崩潰論，中共最初的反應是厭惡與反駁。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禦用精英突然發現，對於“穩定論”的意識形態灌輸來說，“崩潰論”非但無大害，反而頗有益。與其說“崩潰論”將動搖人們對社會穩定的預期，不如說“崩潰論”將強化人們對社會動亂的恐懼，也就等於強化人們對社會穩定的珍惜。因為，害怕天下大亂是普遍社會心理，崩潰論所描述的未來圖景越逼真，怕亂的社會心理就越強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亂的未來圖景仿佛變得近在眼前：中國的社會危機之深重，猶如平靜表象下的即將噴發的火山，稍有風吹草動就將烈焰沖天。而唯一能夠將火種熄滅於萌芽狀態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著各類主要資源的政權。

　　於是，境外流行的“崩潰論”和國內固守“穩定論”結合起來，使禦用精英們為現政權的辯護變得更具迷惑性。以至於，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大資本，率先暴富的權貴們和進入白領階層的各界精英們，僅僅是因為害怕“崩潰”這一最壞的結局，也會自發地與現政權達成“穩定共識”，哪怕這種穩定是一種絕對不公正的秩序，是以兩極分化、腐敗橫行、環境破壞、道德空白、人權不彰??為代104價，也要比天下大亂好。

　　由此，崩潰論從反面強化著穩定論：只有現行的中共政權才能維持脆弱的社會穩定，而一旦離開了中共獨裁，中國就只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亂。而沒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團能從天下大亂中獲益──外資無法在中國市場中獲益，

　　中國的精英階層無法獲得財產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實惠，就連好不容易造就的溫飽也將灰飛煙滅。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獨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為所欲為的自由要好。

　　反過來，離開中共統治的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假設，又強化了天下大亂的未來預期，對天下大亂前景的普遍恐懼，就將轉化為對現存獨裁統治的現實性認同。也就是通過強權、欺騙和收買的三管齊下逼迫人們就範，使之在別無選擇的無奈中承認這一預設。社會接受了這一虛假預設，中共政權及現行的極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獲得穩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獨裁政權及權貴們，其次是攀權附貴的各類精英們，再次是少數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損者必定是廣大百姓和大多數邊緣地區，特別是農民和工人。而這種極端不公正，被精英們輕巧地稱為“穩定前提下進行改革”的代價。

　　憲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現政權放逐到無限期的遙遠未來，自下而上的爭取自由的民間自發運動，之所以被禦用精英們指責為不合國情和添亂，就在於獨裁政權只是被極少數人壟斷並服務於極少數權貴的秩序，即把社會公器變成一己私具的統治，而憲政民主則是由全民分享並服務於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會公器的過程。

　　獨裁統治的受益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和無視現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105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 1%的善政來為 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光正”，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所以，與目前中國的獨裁式穩定所付出的綜合社會代價相比，蘇東轉型的陣痛是在算不了森們，盡管經濟上付出了不小的經濟代價，但在社會綜合效益上卻收益頗豐，特別是個人自由的獲得，不但足以抵消經濟的暫時低迷，而且為未來發展提供了最寶貴的動力。當無權無勢的民眾獲得了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之時，就等於爭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為，對人的生存而言，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蘇東的轉型模式肯定優於中國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維持現行體制才可能導致未來的天下大亂，而啟動走向憲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達致長治久安的正途。106中共的年齡劃線與黔驢技窮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政權的權力更叠，盡管殘暴性有所下降，但黑箱政治傳統並未有實質改變。華國鋒等人以軍事政變的手段搬倒毛的傳人“四人幫”，鄧小平先用非程序手段搬倒華國鋒，繼而又非程序地廢除兩任接班人。

　　港媒： 2012 年十八大是“習李”體制。

　　港媒： 2012 年十八大是“習李”體制。

　　換言之，意識形態破產導致道統失敗，強人政治雕謝導致政統失靈，而紙面的權力運作規則（比如民主集中制）從來就沒有正式運轉過，執政集團非但不尊重《憲法》，而且連《黨章》都不尊重。

　　所謂的黨內民主，也不過是黑箱權鬥決定所有的規則遊戲。

　　與此同時，機會主義的計算和政治強人的離去，使高層權爭無法采取極端手段，否則的話，很可能帶來魚死網破、一起玩完的最壞結局。

　　即便經過 30 年改革開放，中共的獨裁執政方式也沒有實質性進步。鄧小平以來的歷屆中共政權，雖然不乏機會主義的小聰明，但最缺乏遠見卓識的大氣魄和大智慧，在中國未來的關鍵性政治議題，缺少籌劃和決策。

　　對跛足改革所積累的深層社會危機，拿不出治本的解決辦法，而只能堅持僵化的政治體制，默守鄧小平的跛足路線，使得中國多次錯過政治變革的機會。

　　在社會心理上，人們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缺乏明確的預期，深層矛盾的積累使社會轉型風險不斷加大。所有寡頭都不願在富有挑戰性的政治議題上冒險，維持現狀成為寡頭們的共同選擇。107政治負資產

　　一句話，這個不負責任的政權將越來越沈重的政治負資產轉嫁給未來。

　　胡溫政權上台以來，提高執政能力變成口頭禪，但沒有核心價值觀的政權不可能具有道義凝聚力，利益至上的執政黨也無法實施有效的治理。

　　一方面，在道義上，中共現政權不但失去民眾的認同，也失去了中共成員的認同，地方政權各自為政，黨組織本身的綱紀不斷潰散，黨員的自我約束日趨弱化，龐大統治機器上的各個部件離心傾向不斷加強，甚至，許多公權力機構走向黑社會化。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對社會各界的勸誘力趨於瓦解，黨魁的講話和衙門的號召在民間的反應，要麽是一片批評之聲，要麽淪為政治笑話。君不見，胡錦濤在台上一本正經地宣示“八榮八恥”，老百姓在台下嬉皮笑臉地調侃黨魁。

　　這種政治意願上的僵化保守和執政能力上的平庸低能，也充分表現在十七大的權力分配方式上。十七大是中共掌權以來第一次強人空缺的大會，高層人事安排的年齡劃線再次生效，甚至讓強勢人物曾慶紅不得不“自願出局”。

　　這種以年齡劃線的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絕非現任黨魁主觀意願所致，而是政治強人死後的客觀形勢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十七大的權力分配和利益爭奪，使習近平和李克強進入最高決策層，顯然是寡頭們討價還價的結果。

　　年齡劃線

　　以年齡劃線的制度化，在中共掌權 58 年的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可循。所以，有人說，這是一種進步。

　　但我看，與欽定接班人相比，也許是一種進步，但並非是真正108的進步，因為，迄今為止的政治史證明，就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而言，只有通過平等競爭公眾選票的自由選舉，才是最具合法性的公共授權；只有每人投出的一張選票，才是最具道義說服力的標準。

　　而在自由選舉已經成為普世化制度的今天，一個國家的最高掌權者，居然可以不通過自由競選來產生，不通過選票來檢驗其人品、智慧、能力，而僅僅以年齡劃線，在我看來，不僅是政治上的黔驢技窮，而且是極為蠻橫的標準，把嚴肅的人事安排變成荒謬的鬧劇，很難產生出被公眾認可的傑出領導人。

　　這種年齡劃線的交接班機制，仍然是一黨的私家授受而非通過自由競選。因為，在寡頭體制中，政治強人的空白，讓欽定接班人的傳統被迫中斷，只能通過眾寡頭之間的討價還價來分配權力。

　　而當眾寡頭之間的力量對比旗鼓相當之時，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績的綜合標準來劃線，肯定給不出量化的標準，爭來爭取，誰也無法擺平誰，弄不好還會惡鬥得魚死網破。

　　魚死網破

　　所以，為了避免爭得魚死網破，總要拿出一個為寡頭中的多數所接受的標準，於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齡劃線。年齡劃線的好處是，由於其量化標準的簡單明確，誰也無話可說。但這是中共現政權的無奈選擇，更是獨裁制度的怪胎，只適用於一時，而無法久遠。

　　在五年之後的十八大上，如果年齡劃線仍然有效，那麽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習、李二人沒有過線，未來五年里的習、李之爭，將是胡錦濤接班人之爭，也將決定十八大的高層人事布局。

　　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機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齡劃線還是采用其它標準，將成為十七大後的五年里胡溫體制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

　　胡溫政權在未來五年內不會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動作，但沒有109了絕對權威的高層寡頭之間的相互爭鬥，會形成不成文的權力中樞內的制衡規則，客觀上為其他政治力量的參與提供一定的空間，既可以擴大了黨內的參與面，也有利於非黨精英的政治參與和民意表達，有利於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

　　這種有利，決不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主觀意願，而是客觀存在的國內外大勢使然，所謂“形勢比人強”，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將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變化,寡頭們被動順應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10甕安民變所凸顯的政權合法性危機

　　近些年來，由於中共嚴控媒體和封鎖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體，中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毫無問題，甚至就是“太平盛世”。與也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日益關注，也讓“大國崛起”

　　的喧囂很有市場，官權煽動和縱容的民族主義浪潮，也為胡溫政權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在通報危機的官方內參里，在互聯網中，在境外媒體上，屢屢爆出大規模官民沖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現在的中國猶如坐在火山口上。

　　2008 北京奧運年，胡溫政權更是竭力營造“和諧中國” 的形象，但天災人禍卻接踵而來， 3 月的西藏危機引發罕見的中西沖突，讓中國的奧運形象嚴重受損； 5 月的汶川大地震引起世界性同情，胡溫政權的救災也得到西方媒體的普遍讚揚，使中國形象得到大幅度修補。中共政權也抓住救災的機會，全力向世界展示“多難興邦”

　　的形象。然而，接連發生的官民沖突的大事件，從貴州甕安騷亂到陜西府谷警民沖突，從上海襲警大案到張家界爆炸案再到杭州小販持刀闖入城管辦公地捅傷 3 名執法者，致使” 和諧奧運年“淪為空洞的口號。

　　2008 年 6 月 28 日，距北京奧運開幕僅四十天，貴州省甕安縣爆發數萬人規模的官民沖突。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女生李樹芬溺水死亡，為什麽會演變成萬人的示威抗議，甚至演變為焚毀縣公安局和政府辦公大樓？事件發生後，關於李淑芬的死因，先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民間版本和官方版本，絕大多數網民相信最先出現的民間版本而不相信隨後公布的官方版本。

　　流傳於網上的民間版本說：李樹芬死於先奸後殺，當地公安局111在處理這起極為惡劣的刑事案時，未經屍檢和審查，便判定李樹芬為墜河自殺，並釋放了嫌犯。死者家屬不接受公安的說法，其親叔叔前去理論，警察非但給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釋，反而將他打成重傷，後又唆使黑社會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醫院搶救。甕安縣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了當地民眾的公憤，先是李樹芬所在中學的學生前往當地衙門討公道，繼而是數萬民眾聚集當地衙門前，憤怒的民眾燒毀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大樓和十幾輛警察，沖突從下午持續到午夜。在當局出動大量武警的幹預下才暫時平息。當局還切斷了甕安和外界的通訊聯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記者到縣城采訪。

　　官方版本的解釋既荒誕又老套，在談到李淑芬的死因時，貴州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王興正居然作出類似黑色幽默的解釋：“李樹芬在與劉某閒談時，突然說'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劉見狀急忙拉住李樹芬，制止其跳河行為。約十分鐘後，陳某提出要先離開，當陳走後，劉見李樹芬心情平靜下來，便開始在橋上做俯臥撐。當劉做到第三個俯臥撐的時候，聽到李樹芬大聲說‘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在談到民眾圍攻縣衙門的原因時，貴州官方仍然是“以民為敵”的思路：“一些人因對甕安縣公安局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不法分子趁機打砸辦公室，並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然而，網絡民間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荒謬而老套的解釋，而相信當地民眾通過互聯網和手機提供的解釋：在當地官權的黑箱操控下，先奸後殺的刑事案件，被當地公安辦成“先包庇嫌犯再毆打死者親屬”。如果沒有官權撐腰，嫌犯怎麽可

　　能那麽輕易地逃脫法網。這場官民沖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討說法發展為數萬人參與的大型群體事件，顯然是源於當地官權的極端黑暗和欺民太甚。112

　　更嚴峻的是，“甕安事件” 不是“利益相關者事件”，而是“無利益相關者事件”。憤而圍攻當地衙門的數萬民眾，他們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與受害者也無利益瓜葛和親屬關系，甚至素不相識。

　　他們之所以大規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於“義憤”。而這“義憤”，不是來自官權的長期作惡和民怨的長期積累，還會有其他的合理解釋嗎？

　　近幾年發生過多起類似事件，比如“萬州事件”： 2004 年 10月 18 日下午，重慶市萬州區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臟路人曾慶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在施暴過程中，胡權宗自稱自己是公務員，無論出了什麽事，花錢都可以擺平，甚至揚言花 20 萬就能買條窮人的命。同時，前來處理這起糾紛的 110 警察居然對胡權宗寬容有加，不但與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輕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這種“官員霸道” 和“官官相護” 引發了眾怒，數萬人到萬州區衙門門前抗議，當局緊急出動上千防暴警察進行鎮壓，民眾則用磚頭石塊還擊，焚燒多輛警車、政府大樓及消防車，致使萬州區衙門停止辦公一天。

　　其他還有 2005 年 6 月 26 日安徽“池州事件”，只因民眾不滿警方處理一起交通肇事而引發圍攻派出所和打砸燒的萬人騷亂。

　　2006 年 8 月 18 日浙江“瑞安事件”，民眾不滿警方對 29 歲女教師戴海靜墜樓身亡的死因鑒定，導致數千市民遊行抗議，並砸毀汽車等設備。 2006 年 9 月 7 日浙江“台州事件”：九歲女童溺水死亡，民眾懷疑警方隱瞞真相、包庇殺人嫌犯，引發數千民眾聚集到當地政府大院，沖擊辦公樓，炸毀汽車數輛和電腦數台，燒毀部分資料賬冊。 2007 年 1 月四川綿陽“大竹事件”：一名酒店女員工莫名死亡，死者家屬不滿警方的調查和酒店方的處理，導致近萬名民眾圍攻酒店進行打砸燒。

　　“甕安事件” 的典型意義在於，當普遍的社會不滿導致頻繁的官民沖突，只能說明政權合法性的嚴重不足，說明政府治理能力及113效力的每況愈下。特別是那些起因看似偶然的小事卻演變為具有爆炸效應的大事，其深層原因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對此，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談到“甕安事件”的成因時也不得不承認：

　　“積案過多，積怨過深，積重難返。” 正是官權的長期霸道和欺騙造成了壓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沖突才能釀成數萬人抗議的突然爆發，足以見出民眾對官權的積怨多麽深厚和強烈，用“烈火幹柴”

　　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甕安事件” 發生在新媒體時代，官方能夠控制傳統媒體，但無法完全控制網絡，每有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發生後，總是最先現身於網絡或手機。此次“甕安事件” 發生後，盡管官方也在第一時間加強了網絡嚴控，封鎖一切有關“甕安事件” 的信息，要求刪除所有與此相關的帖子。但官權的封鎖無法完全奏效，通過互聯網和手機，” 甕安事件“的文字信息和大量圖片迅速傳播，瞬間布滿國內外各大網站，引起網民的強烈義憤，發帖人數不斷膨脹，有人痛告，有人大罵，有人要求當局盡快公布真相。不要說“貓眼看人”、“關天茶舍”等民間 BBS，即便在官方喉舌網站的論壇里也很火爆。

　　比如，在官方新華網討論區，截至官方封鎖命令生效前的 29 日晚21 點左右， “甕安事件” 的點擊率超過二十萬次，留言二千多條。

　　絕大部分帖子都是抨擊地方當局的處理手法，懷疑新華社簡訊的真實性。官方迫於網絡信息的壓力，也不得不由新華社發布了簡短的消息。

　　在網絡時代封鎖突發事件，實在是中共意識形態衙門力不從心的“苦活”，即便網管下達死命令和發動所有網絡警察，相關信息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清除；即便各網站投入最大的刪帖力量，也會有各種形式的漏網之魚。甚至不乏膽大的網友調侃網管。比如，“奧運年，一個接一個敏感事件，累得爬不起的版主也會一個接一個！”

　　“網管與網民的角力，越是敏感的事件就越有看頭，網民人多勢眾，網管疲於奔命，不神經崩潰，也要身心受挫。”“非常時期，每個公114共事件都變得敏感，網管當局格外緊張，政府都要向網絡管制投入遠遠超過平時的資源。現在，一個甕安事件，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銀兩。”甚至，在大型 BBS“天涯社區”上，一個網名為“西瘸”的天涯網友在 6 月 30 日發出題為：“打倒中央政治局！──表達我對貴州事件的不滿！”的帖子。

　　最耐人尋味的是，凡是群體性官民沖突事件的網絡效應，必然呈現出網絡民意的一邊倒和群情激憤，向官權發出抗議和要求真相，而官方老套解釋的勸誘力幾乎為零。因為，大多數關心時政的網民從自身的親歷中，從官方媒體對多起公共事件的報道中，都知道獨裁權力的說謊和造假。如果說，大規模官民沖突所凸顯的是深刻的官民對立，那麽，網絡民間在官民沖突上的立場所凸顯的就是官權公信力的極端匱乏。“甕安事件”的“全民做俯臥撐”效應，不僅源於官方發布會的形同兒戲，更源於李淑芬的遭遇並非孤立的現象，而是一系列同類事件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連續發生過“黃靜案”、“高鶯鶯案”、“楊代莉案”，其共同的特征是：花季少女被奸殺-家人欲討還公道-網絡民意激蕩-新聞封鎖導致不實傳言激化事態-官權掩蓋包庇和推卸責任-最後不了了之。

　　當官方版本的“甕安事件”變成網絡民意的“全民俯臥撐”，當大量的 MSN 掛上“俯臥撐很強大，打不打醬油，你都要被自殺”

　　的流行語，凸顯的是比事件本身更嚴重的官方信譽危機，比如，前不久的“全民打假虎”的網絡風暴致使官權信譽的瀕臨破產。現在，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危機，已經由對地方衙門的懷疑上升為對中央政權的懷疑，由對某一官員的質疑發展到對政權對體制的質疑。由此帶來官民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一直呈現出民間擴張和官權收縮的景觀，“甕安事件”是這種消長景觀的又一證明。

　　就中共官權而言，雖然中國改革已經三十年了，講究階級鬥爭的毛時代似乎早已遠去，但在政權的獨裁本質不變的制度環境下，今日中國的官僚們仍然是毛的子孫，永遠“以民為敵”，把民眾當115作“刁民”和“愚民”。官員們也許不會背誦“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毛語錄，但獨裁制度的敵人意識已經滲入他們的骨髓，對民眾的不同政見和權益訴求，對官民沖突事件，官員的思維仍然是敵我先於真假、是非、善惡，也只能用以民為敵的老套來給這些事件定性。所以，面對如此頻繁而暴戾的官民沖突，中共政權仍然固守陳規而不思反省，官方在向公眾解釋這些事件時，仍然是幾十年一貫制的老套，如果是群體事件，永遠是“一小撮別有用心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如果是個體事件，永遠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

　　今天的官員們，既有現實中的特權地位，也有“先鋒隊”的特權意識，他們蔑視民智，只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馭民術。所以，每有民族主義狂潮掀起，官方就得意地對外宣稱“中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每有官民沖突事件發生，官方必然把絕大多數參與者稱為“不明真相的群眾”，仿佛數億國人都是弱智或白癡，不會看、不會聽、不會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輕信謠傳，不辨是非和永遠錯判，只有等待父母官來揭開真相、辨別是非、揚善懲惡。這種獨裁制度特有的“喂養論”，既是衙門霸道對民意的侮辱，也是權力狂妄對民智的貶低。

　　就民間而言，今日中國的民間不再是愚昧而馴順的群氓，而是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和維權活動高漲的民間。他們已經意識到，在沒

　　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中國，正當權益嚴重受損的民眾，不可能得不到體制性的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唯一具有救濟意義的上訪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產出的怪胎，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他們對霸道上癮的官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們對欺騙成性的官權保持高度的警覺，致使官權的統治效力日趨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維權運動為標志的民間政治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禦用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即不是當權者想不想要民間動員或民間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這樣的民間動員在何116時、以怎樣的方式大爆發，由分散的此起彼伏匯集成八九式全民動員。

　　因為，血腥屠殺後十九年的事實是，權貴們的作惡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續受損，已經在事實上進行了多年的政治動員的準備，民間所積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已經為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當民間的公正饑渴一直得不到滿足或緩解之時，當民眾的權利訴求和政治參與熱情一直處於被剛性壓制的狀態之時，壓制越剛性，饑渴就越嚴重，可能爆發的參與態勢就越激烈，這樣的持續積累一旦因某個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被強制壓抑的公正饑渴和政治參與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對於越積越深的民怨和越來越嚴重的官民對立之現狀，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賜性“親民”，既無法遏制官權的普遍腐敗和劣質化，更無法緩解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和信譽危機。中共政權必須明白：只有啟動政治改革，落實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一方面，為民間政治參與提供有彈性的政治空間，把民間釋放出的維權能量和政治參與熱情導入一種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從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權和遏制官權濫用，逐漸建立起有效的人權救濟制度。這才是中共現行政權化解民間怨恨和社會危機全面爆發之正道。

　　來源：爭鳴117

　　精於利益計算的末日獨裁

　　在中國，古代帝制宣揚“存天理滅人欲”的儒家倫理，毛澤東極權鼓吹“大公無私”的共產理想，而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雖獨裁依舊，但不再狂熱、不計成本，而是精於利益計算的理智獨裁。

　　無論是購買忠誠還是鎮壓異見，現政權都要反覆權衡利害得失。

　　六四大屠殺後，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無法緩解意識形態危機，只能靠發展

　　經濟來制造“GDP 合法性”或“政績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帶來的惟利是圖、普遍腐敗和兩極分化，也是曾經備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來越強烈的質疑，民眾對改革的基本共識已經不覆存在，反改革的聲浪越來越響，甚至有人喊出“改革已死”的口號。即便當局不斷變換意識形態口號，並祭出獨裁化民族主義來轉移國內不滿，也無法重新凝聚起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除了慣用的政治恐怖之外，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也就是說，當壟斷權力的全面操控無法通過意識形態灌輸和政治恐怖實現之時，經濟利益的收買或要挾就變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於是，發號施令的政權、執行命令的官員和被統治的平民，三者的行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對人性良知和社會規則的踐踏之上。從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到精英階層的犬儒主義再到大眾中流行的厚黑學，整個官僚階層把公共權力作為牟利私具，整個社會完全受制於利益至上，其運轉大都遵循人治潛規則。利益操控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細節，並變成了非個人化的操控過程，它所購買的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個富豪是幹凈的，沒有一個知識人是誠實的。

　　第三卷 勿將沈淪當崛起118

　　1、 中共當局為了維持政權和權貴利益，一味地追求經濟高增長，而全不顧及人權的、道德的、環境的巨大綜合代價。政府行為在普世道義和法治約束之外運行，它固守一黨獨裁，可以用“離開了中共將天下大亂”的虛構前景來恐嚇；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眾素質低下和經濟滑坡來辯護；它對人權的肆意踐踏， 可以用“鎮壓是為了穩定和發展”的國家利益加以辯護；高層決策的朝三暮四、翻雲覆雨，可以用“摸石頭過河”或“與時俱進”加以掩飾；普遍的權貴腐敗、懸殊的貧富分化和極端的社會不公，可以用“改革代價論”加以合理化；它對國際主流社會的道義壓力，可以用“國情特殊論”來加以應付。總之，中共當局權已經變成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政權，只要能保住政權及其權貴利益，怎麽幹都行！

　　2、 官員們的行為在從政道德及其責任之外運行，同樣可以用機會主義的“飯碗論”來加以解釋：他們執行上級指令，不是出於從政信念和職業道德，也絕非因為遵紀守法，而是基於烏紗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們對上級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對策”的抵抗，也是基於地方利益和小集團利益，而這些利益最終要量化到各級權貴家族及其個人；他們對民間的和平反抗進行暴力的黑社會化的鎮壓，也是為了對民間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現在的官員都不願意在各類文件上簽下個人的名字，特別是那些“幹臟活”（擔任鎮壓性職務）的官員更不願意留下白紙黑字，正如任何個人寧願主動自我約束而不願向組織寫下個人保證一樣。甚至，中共官員的肉體已經墮落到了必須用黨紀加以約束的程度。比如， 2004 年 2 月 18 日公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規定：重婚、包養情婦（夫）、進行色情淫亂活動、組織賣淫嫖娼、傳播淫穢品，都要分別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撤職和開除黨籍等處分。無怪乎一位網友感嘆到：

　　中國正處在“雞巴比嘴巴自由的時代”！

　　3、 中共當局用“金錢外交”代替了“核對抗外交”，用經貿利益換取政治支持。必須承認，冷戰結束後，東西對抗的模式也隨之119發生重大變化，今天中國已經不是昔日蘇聯。最大區別在於：解體前的蘇聯並沒有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也沒有加入經濟全球化，而今日中國卻是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放眼世界各國元首的環球旅行，似乎誰也不如中共寡頭們有錢且大方。與中國經濟增長的“一支獨秀”相匹配，胡、溫的錢包自然也鼓脹得“一支獨秀”，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不發達的窮國也好，早已發達的富國也罷，與中共同病相憐的獨裁國家也好，與中共對立的自由國家也罷，皆要對懷揣超級金卡的中共寡頭刮目相看。

　　一方面，獨裁中共與自由西方的關系，既有價值觀念及制度的對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經貿交往。盡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屢屢讓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權的“金錢外交”讓歐洲大國不斷討好中共獨裁者，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也讓西方大資本爭相進入，即便不是在中國市場上賺得手舞足蹈，起碼也要在巨大的中國市場上搶占盡可能大的份額。所以，中國市場變成了美國的華爾街、波音、微軟等大資本的寵兒。

　　另一方面，中共用四處撒錢來收買那些無賴國家。中共用慷慨援助收買朝鮮、古巴、緬甸等殘余極權國家；中共與蘇丹、敘利亞、津巴布韋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展開大規模合作、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中共與最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伊朗達成協議，北京將向德黑蘭投入 1000 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Yadavaran）油田，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做的最大一筆生意。

　　4、 當下中國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為，不僅在個人的責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規則之外，精英變得越來越無恥，民眾變得越來越犬儒，個人的雙重人格及其對尊嚴的自戕自賤越來越普遍，導致了個人操守和社會公德的雙重死亡。而這種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來的“經濟人理性”來加以合理化──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換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無論怎120麽幹，都是天經地義，正如中國俗語所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成王敗寇，不擇手段。”也正如那些“狼圖騰”崇拜者所言：“生存是什麽？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 ??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著就必須有什麽東西去死。當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陽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時，那就意味著我死了。”（見《狼》，地質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5、 與發家致富和利益收買並駕齊驅的，一方面是民眾遠離公共事務和政治參與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時尚的盛行。官方鼓勵人們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個人安樂窩的經營上和物質享樂上。在物質消費上，鼓勵名車、豪宅、名牌、時裝、養生、盛宴、旅遊、精裝修、一夜情、泡小蜜、包二奶等；在精神上消費上，鼓勵晚會、搞笑、追星、選秀、大片、喜劇、肥皂劇、下半身展示等小品化調笑。盡管，相對於鬥爭為綱、大公無私和艱苦奮鬥的毛澤東時代而言，它起碼滿足了民眾的溫飽需要和物質享受；但在公共參與受到嚴格限制的中國體制下，強權下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代價，是讓本來就極端匱乏的公共參與自由變得更加匱乏，是社會責任感的普遍喪失，是嚴肅話題和人文關懷的邊緣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原子化公眾。也就是說，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畸形膨脹，並不是一種大眾欲望的自然而然的表達，而是獨裁強制、刻意引導、甚至極端縱容的結果，是統治者著力塑造的主流意識形態──小康社會和或盛世再現。

　　現在的中共獨裁，完全不同於極權時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種彌漫的匿名的秘密的威懾性統治，在國內，利益要挾已經代替政治鎮壓而成為日常性操控的統治手段；在國際上，“金錢外交”也代替了“武力對抗”而成為應對西方壓力的殺手鐧。絕大多數人都會馴順於收買或要挾，政治鎮壓只對極少數無法收買者和無所要挾121者，足矣！

　　換言之，大城市的物質繁華和權貴階層的燈紅酒綠之下，不僅是邊遠地區和無權無勢階層的利益受損，而且是道德上精神上的人性廢墟，官權腐敗、富豪黑心和精英犬儒的示範，中國人變成金錢及其消費的奴隸，變成物質性的單面人，也變成現行秩序的同謀。122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

　　中共黨魁胡錦濤首次正式訪美，依然沿襲六四以來對美外交的低調務實，意在保持穩定的中美關系。為減少中美貿易逆差，中共送上 162 億美元的大訂單；為安撫美國對知識產權問題的關注，胡錦濤到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家做客，在訪問微軟公司時高調重申保護知識產權；為了緩解美國對中共管制匯率的強烈不滿，中方承諾將越來越靈活地處理匯率；胡錦濤在美國一系列演講中均表示：中美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堅實的合作基礎，肩負著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責任，一個健康穩定、不斷發展的中美關系，不僅造福兩國人民，而且有利於亞太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同時，為了努力減少或轉移美國對中共的憂慮，胡錦濤私下里告訴布什，他忙於國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無意挑戰美國。

　　然而，胡錦濤首站西雅圖經貿之旅的熱鬧與白宮“布胡會”的冷清，再次凸現了中美之間的經熱政冷和不信任。“布胡會”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在重大問題上無突破性進展。在胡錦濤最關注的台灣問題上，布什的表態顯然沒有滿足中方的期待；在布什最關注的伊朗核問題上，胡錦濤仍然堅持反對制裁的立場。所以，美國媒體對此次“布胡會”的評價都不高，美聯社甚至用“失敗” (failed)來形容。

　　訪美的最後一站是胡錦濤的耶魯演講。他把國內的“以人為本”

　　與“和諧社會”的官方口號變成外交語言，承諾中國信守和平崛起，致力於建立一個和諧世界。

　　在冷戰之後的世界秩序中，中國已經崛起為備受矚目的國家之一。改革開放使獨裁中國成為發展最快的國家，蘇聯解體又使中共123成為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政權。在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國家和最大的獨裁國家之間，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共同利益，中共黨魁迎合美國與美國總統接待中國獨裁者，在我看來都是權宜之計。在與自由世界的博弈中，今日的獨裁中共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極權蘇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識形態及其軍事的抗對，轉而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拋棄意識形態的廣交朋友，既在經濟上進行市場化改革並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獨裁體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

　　所以，中共固守的跛足改革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政治進步，反而是獨裁政權用金錢外交來腐蝕世界文明。中共現政權真有錢，金錢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殘存的暴政得以茍延殘喘，也使自由國家降低文明標準來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甚至可以說，作為當今世界上的最大獨裁政權，中共已經構成了全球民主化進程的巨大阻礙之一。

　　1、 中共政權已經取代前蘇聯而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

　　中共為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多少能夠抵消來自西方的經濟制裁，使這幾個殘存的暴政得以茍延殘喘；中共與蘇丹、敘利亞、古巴、津巴布韋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展開大規模合作；中共也開始用大手筆投資承諾拉攏開始左轉的拉美各國；中共更用能源合作來吸引極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國家。最近，中共與伊朗達成協議，中方不僅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還將投入 1000 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 Yadavaran）油田。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簽訂的最大一宗經貿合同。在伊朗核危機中，中共與越來越獨裁的普京政府合作，一起幫助極端原教旨的伊朗對抗西方。

　　2、 中共用金錢外交和多極政治來換取歐洲自由大國的政治讓步。首先，中共利用西方同盟內部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巨大分歧，與法、德、俄一起反對倒薩之戰，一起鼓吹多極世界來抗衡單極美國，為布什政府的大中東民主化設置障礙。其次，在中共大訂單和中國大市場的利誘下，歐洲大國法國、德國似乎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政124權，兩國政客以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為榮，而完全不顧及人權等普世價值。可以說，中共已經變成打入西方陣營的一個楔子，使自由聯盟內部對華政策的分歧越來越大，其中，法國總統希拉克的表現最為可恥。他用全身通紅的埃菲爾鐵塔迎接胡錦濤的到訪，希拉克夫婦與胡錦濤夫婦的合影，表達了著自由大國元首對獨裁大國黨魁的諂媚。他主動幫助中共掩蓋六四大屠殺的血跡，全力推動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理由是六四已經過去了，基於大屠殺而制定的軍售禁令，也應該扔進垃圾堆。好在，歐盟並沒有順從法、德的壓力，繼續維持軍售禁運；與此同時，德國政府易人，親美的默克爾夫人代替了反美的施羅德，德國新政府已經公開表示不再推動對華軍售禁令的解除。

　　3、 中共用國內大市場來利誘和要挾西方大資本，而資本的逐利本性才不管什麽普世價值和公平貿易。所以，西方各國的大資本必然要對本國的對華政策施加影響。比如，美國的波音公司只想多賣飛機，必然遊說美國政府對中共作出某種政治上的讓步；美國的雅虎、微軟、古狗等頂級網絡公司，只想在飛速成長的中國網絡市場上占據更大的份額，才不管美國價值觀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屢屢作出與美國價值觀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的行為。以至於，它們為了贏利而根本不在乎背棄普世價值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它們全都屈從於中共政權的政治壓力和利益要挾，成為限制言論自由和制造文字獄的幫兇。

　　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布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所以，是任由綁架了十幾億人口的中共獨裁繼續腐蝕人類文明，還是將世界上最龐大的人質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當務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國家的當務之急。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它必將是繼125蘇東極權帝國的世界性崩潰之後，再次帶來殘存的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鮮、緬甸、古巴、越南等獨裁政權將難以為繼，那些固守獨裁體制的中東國家也將受到強烈的震撼。

　　2006 年 4 月 21 日於北京家中

　　（BBC 中文網 2006 年 05 月 03 日）126

　　中國特色的發展觀之弊端

　　鄧小平式改革的最大特色是靠獨裁權力來推動跛足的經濟發展，他在各類講話中都反覆強調發展的優先性。據鄧小平的研究者統計，在《鄧小平文選》中，“發展”一詞出現過 500 次以上。六四後，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問題只能在發展中解決”

　　的論斷，一直在中共政權的決策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江朱政權與胡溫政權有多大差別，但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這點上卻具有驚人的一致。江澤民說：“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戰略”；胡錦濤說：“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如果僅僅從強調“發展”這點上看，發展優先的戰略並沒有什麽問題。然而，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權所一再強調和自傲的發展，僅僅是沒心沒肺的跛足發展，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獨裁政權的穩定。而這樣的發展，恰恰與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當代潮流相反。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 森以研究“福利經濟學”而著名。他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重建經濟學的倫理層面”，讓自由民主價值貫穿於經濟研究之中，特別是他關於大饑荒和社會制度之間的相關性的研究，為憲政民主制度的普及提供了專業化的支持。 1999 年，他出版了新著《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任頤和於真譯，劉民權和劉柳校），對自己的漫長學術生涯的多方面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性表述，提出並論證了一種以實現和擴展人的自由為中心的新發展觀和自由經濟學，以區別於傳統的專業化經濟學及其狹隘發展觀。在此意義上，他得到“經濟學的良心”之美譽，的確是名至實歸。127

　　阿馬蒂亞· 森所提出的以促進自由為目標的新發展觀，不僅是對西方經濟學界的狹隘發展觀的糾偏，更是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提倡的“不講道德的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發展觀只關注經濟上的效用、收入和財富，只重視 GDP 增長、收入提高、工業化水平、技術進步等技術型指標。阿馬蒂亞.森認為，這種發展觀嚴重偏離了發展對人的自由的意義。無論什麽層面上的社會發展都不能只講效益而不講價值，而且，著眼於人類的長遠利益，不講價值的發展無法持之久遠，因為它無視人的自由價值，也就必然抑止作為發展最主要動力的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所以，建立在現代文明準則上的發展觀，其首要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通過發展來擴展個人自由和運用個人自由來促進發展。因為，自由不僅是改善個人生活的前提，也是保持社會的穩定、活力和高效的源泉。

　　阿馬蒂亞· 森從五個方面論證了以擴展自由為中心的發展，用這五項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發展，其跛足的弊端一目了然。

　　一、 在政治權利上，發展應該促進包括普選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罷工遊行示威自由的政治自由。而在一黨獨裁下的中國，盡管經濟取得了長足進展，但這種發展與所應促進且所需要的各項政治自由恰恰背道而馳，以至於今日中國仍然毫無政治自由可言。

　　二、 在經濟條件上，發展應該以建立自由市場和公平規則為目標，即由超然的法治所保障的私有產權和公平競爭。而中國經濟發展是獨裁權力主導下的壟斷性權和歧視性的發展，導致的結果是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

　　三、 在社會機會上，發展應該促進所有人的機會平等，為所有人提供進入市場的起碼公正。而現在的中國社會則充滿了特權壟斷和制度性歧視──權貴壟斷、政府幹預、對農民的身份歧視、對私營經濟的諸種限制、教育和就業等機會的不平等，使中國的發展變成了權貴牟利的天堂和大眾受損的地獄。128

　　四、 在透明性擔保上，發展需要保障民眾的知情權，需要信息的開放性、公開性、準確性，也就需要透明政府和獨立媒體，以保證整個社會運行在法治健全和信息通明的陽光之下。而在中國，黑箱交易普遍，人治潛規則盛行，無論是政府決策、財政收支，還是信息提供、經濟交易，均在黑幕之後進行。

　　五、 在防護性保障上，發展應該促進更公平的分配和不斷完善社會福利保障，既為弱勢群體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待遇，使之有可能通過個人努力而發家致富，又要通過政策性、法律性的分配調節，來保障底層群體的基本溫飽。而在中國，由權利不平等所導致的資源占有、競爭機會以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觸目驚心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畸形的兩級分化、社會保障的嚴重匱乏，以至於，中國底層家庭陷於“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悲慘境地。

　　總之，中共主導的跛足改革所導致的，正是只追求經濟效率而無視人的自由的狹隘發展，受益於發展效率的主要是權貴集團。與此種發展觀相呼應的，是把“生存權”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權觀。它割裂了人性欲求和人權的完整性，而只把人作為滿足於物質溫飽的動物，只強調自上而下恩賜的小康生活，而毫不顧及人在根本上是要求獨立自主的存在，以便為肆意剝奪人應該擁有更為重要的諸項自由權利提供借口。作為一個人來說，即便是物質上的溫飽，也應該是獨立掙得的而不是被賜予的。所以，中國特色的經濟增長和生存權改善所服務的中心對象，不是人的自由而是獨裁政權穩定及其最大受益者──權貴集團。

　　中共強調的穩定第一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只是為了自身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利益，而非為了擴展民眾的自由及其權益。主流知識精英為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所作的各種辯護──“特殊國情論”、“後發優勢論”、“改革代價論”、“中共不可替代論”、“民主緩行論”和“鎮壓有理論” ──都是在為奴役制度和掠奪式發展辯護。這些辯護，正是森所批判的狹隘發展觀和專業化經濟學129的產物。

　　比如，如果讓森來評價中國長期實行、至今仍未廢除的戶籍制度，那麽我相信，他會毫不猶豫地建議廢除戶籍制。因為在森看來，對於勞動自由的理解， 不能只看重其市場效用，首要的價值是人從歧視制度的束縛中獲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可能輪到效率方面的論證，即廢除戶籍制對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好處，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農民收入的好處，對促進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好處，等等。現代化發展過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勞動契約取代了人身依附性勞工體制，用不受限制的人身遷移取代了對人口自由流動的限制，這總發展對自由的促進尤其體現在部分以傳統農業社會為主的地區。所以，在中國廢除戶籍制的理由，決不應該首先著眼於社會效益，而應該從人權保障的角度出發，還農民以平等身份和進入勞動市場的自由，這些人權的失而覆得本身就是最大的善政，而不必乞求戶籍制的廢除是否有利於發展效益。

　　然而，在中國主流精英的眼中，不但歧視性戶籍制的存廢首先關系到經濟效益，甚至還不斷有人呼籲恢覆送容遣送制度。最近，中國科學院院士兼抗薩英雄鐘南山，只因自己的手提電腦當街被搶，就把中國治安狀況惡化的原因歸結為流動人口，並要求“亂世用重點典”，公開為已經廢除收容遣送這一惡法招魂。這正是森所批判的那種跛足發展觀的典型──為了治安效率而寧願犧牲最基本人權。

　　也就是說，在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關於戶籍制存廢的討論中，無論是主張廢除者還是主張緩行者，首先提出的論證大都是著眼於效率方面的理由。主張廢除者提出促進經濟增長、勞動力自由流動、減少農業人口和加快城市化等好處；而主張緩行者提出的理由是，廢除戶籍制不利於社會穩定、造成城市負擔過重、城鎮化的盲目擴張和農用地撂荒等壞處。而二者對農民遭受殘酷歧視──諸項權利和人身自由的長期被剝奪──卻很少有真切的關注，甚至就是視而130不見。

　　與戶籍制的身份歧視相適應的，還有選舉權和代表權的嚴重歧視。雖然，中國憲法明示每個公民的權利是平等的，但其選舉法卻規定：農民選舉一個人大代表的人數是城市人的 4 倍。同樣是國民，但 4 個農民的權利才等於 1 個城市人的權利。擴大到全體國民的權利比例，那就是 8 億農民就變成了 2 億國民，而 5 億城鎮居民等同於 5 億國民。試想，在政治權利上的 2 億農村國民如何與 5 億城鎮國民相抗衡？在如此不對等的權利歧視下，即便農民人口再多，落實到有效權利上的農民人口還不到城市人口的 50%，農民淪為弱勢群體就是注定的。

　　為什麽，歧視性的戶籍制和選舉權比例制已經實行了半個世紀，改革也已經進行了 20 多年，關心三農問題的主流精英們，還不希望讓戶籍制下的農奴獲得解放而變成自由人？！起碼變成與城里人享有同等權利的國民！

　　以自由為優先目標的發展觀和以效率為優先目標的發展觀之間的歧途，在前兩年發生的楊小凱和林毅夫之間的爭論中已經昭然若揭。禦用經濟學家林毅夫則代表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經濟改革優先的發展戰略，在對外開放上的對應策略，必然是立足於通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模仿而保持經濟高增長。由於技術模仿相對於制度模仿，具有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易學特征，所以在中國的漸進改革進程中，把堅持技術模仿上的後發優勢作為優先策略，應該加以無保留地肯定。

　　而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關於後發劣勢的精彩論證，與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發展觀，有異曲同工之妙。楊小凱認為：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只重技術模仿而忽略制度模仿的改革，只是一種跛足而短視的發展觀。對於致力於趕超發達國家的落後國家來說，只看重相對容易的技術模仿而拒絕相對困難的制度模仿，非但不是後發優勢，反而是後發劣勢。因為，這種先易後難的趕超戰略，一方131面只重效率價值而忽略道義價值（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只重技術提升而忽略制度改造。其結果便是：無視人的自由價值的技術進步，固然可以為發展提供的短期動力，但其最大惡果是扼殺了發展的長期動力，因為扼殺人的自由就等於扼殺了人的創造力。所以，如果不改變制度本身的反自由的奴役性和歧視性，中國社會，不僅因重大矛盾的持續積累而陷於危機型統治，而且中國的改革，也將因越來越背離社會公正而失去內在動力，即便單從效率的角度講，也只能導致短期發展而無法持之於久遠。132

　　在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背後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驚人

　　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大陸，經濟領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八十年代。

　　中國高層發展經濟的主要動力，來自鄧小平為了挽回六四屠殺所造成的個人權威和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他企圖用經濟贖買來維持政權穩定，提出“發展是硬道理”。

　　沈悶的氣氛一旦從經濟上被打破，接下來的變革的主要動力，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權貴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驅動。

　　正是權貴們的貪婪，激發起人們發家致富的欲望，攪沸了全民性的金錢夢，推動著中國經濟的畸形高速發展。年均 9%以上的發展速度堪稱“經濟奇跡”。

　　中國特色

　　雖然，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賴市場化和私有化，但中國式的市場，不是法治市場化而是的權力市場化，權力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按資本分配的背後是按權力分配。中國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強盜式私有化。房地產市場逐步開放變成權貴圈地運動，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場變成權貴們一夜暴富的東方樂園，新經濟的異軍突起為權貴們開拓新的暴富機會，也造就了依附於權力的年輕富翁。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讓太多的國有資產流入極少數權貴的口袋；那些高利潤的壟斷性行業，也大都掌握在幾個權貴家族的手中。133

　　中共政權的財政收入增長之快，不但遠遠超過 GDP 增長的高速，更是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官權變得越來越財大氣粗，以至於滿世界撒錢。與此同時，中國權貴們的私人財產積累速度之快，可以讓任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相形見絀，一夜暴富的金錢神話遍及中共權貴家族。

　　代價昂貴

　　中國式發展以無視個人自由權利和社會公益為代價，受益於這種高效率發展的階層主要是權貴集團，平民百姓的溫飽不過是殘羹敗葉。

　　與此相對應的是把生存權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權觀，也就是服務於政權穩定及權貴利益的中共特色的人權。

　　中共不惜動用一切資源保持政治穩定，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帶來的是極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統治，只要能保住獨裁特權和掠奪更多的財富，怎麽幹都行。

　　策略剖析

　　寡頭獨裁的統治策略分解為五個相互聯系的方面：

　　一是以民族主義為新的意識形態紐帶，把大國外交和大國崛起的官方口號與反美反日反台獨捆綁在一起。與此同時，引導整個社會向皇權時代回歸，偉大的帝王與偉大的盛世變成大眾文化的主旋律。

　　大動亂之後的發展經濟是休息養生，對未來的小康承諾是溫飽知足，和諧社會是傳統太平盛世的翻版，八榮八恥的德治迎合儒家傳統。

　　二是向“一切向錢看” 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突進，中共鼓勵發財致富，整體性政黨之利益分化為派別利益，整體性國家利益分化為134特權集團利益，集團利益又最終量化為權貴家族及個人德利益。

　　中共不再諱言牟利，不再回避代表大資本，利益驅動代替意識形態動員而成為社會整合的紐帶，也成為衡量官員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績和統治效力的標準,公權私用的腐敗已變成中共機體的癌癥。

　　對於現在的中共集團來說，“錢， 就是最大的政治。” 因為，有錢，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和權貴們的利益，才能穩定中心城市和收買精英，才能滿足人們一夜暴富的貪婪和平息弱勢群體的反抗；有錢，才能在外交上與西方國家討價還價，才能收買無賴小國以便換取其政治上的支持。

　　三是放縱物質上的奢侈消費和文化上的輕浮調笑。

　　一邊是消費領域不斷地放出“天價衛星”，名車、名表、豪華別墅、消費文化活躍了，一邊是被虛幻的繁榮和真善美所包裝的平庸化大眾化，成為回報甚豐的產業，主宰了文化市場，它的小品化的調笑和輕松，與意識形態主旋律灌輸的聲嘶力竭默契配合，營造出由專制制度刻意縱容的享樂主義，散發著喪心病狂的惡俗、冷酷和野蠻。

　　四是在政治上嚴禁一切政治異見，特別是對有組織的民間挑戰更為嚴厲。

　　在中共對民間自治組織的嚴酷打壓下，脫離黨組織和國家單位的個人，雖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間，但在公共領域並沒有形成組織化自治化的民間社會，而是再次變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無法形成獨立的組織化民間力量，也就談不上與高度組織化的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相抗衡。

　　五是對知識精英進行利益贖買。六四後，中共對在八九運動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識精英，先以血腥鎮壓恐嚇之，繼而以利益誘惑之，很快就將知識界變成了屁股決定腦袋的犬儒。135在內心深處，他們也許會拒絕現政權的意識形態，甚至鄙視現政權，但現實利益的大誘惑和恐怖政治的高風險，又讓他們必須依附於現政權，在公開表態中承認和擁護現政權，積極向權力和資本靠攏，不放過任何攀權附貴的機會，也不再諱言公開為權貴集團辯護，不再羞於自覺地充當資本化政權的意識形態化裝師，知識與權力與資本已經結成三位一體的利益同盟，也讓知識精英迅速加入到發財致富的行列。

　　社會成本

　　所以，中國經濟領域的巨大變化，表面上是廣泛而深刻的，實質上卻是跛足而膚淺的，其主要特征是量的擴大而不是質的提升。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生活和人性品質的綜合質量，並沒

　　有同步提升，道德水準、思想活力、社會關懷和公共參與，都遠遠不如八十年代，中國正在向那種最壞的裙帶資本主義狂奔。

　　權貴們幾乎是肆無忌憚地瓜分著由所謂的國有資產轉化而來的黨產，精英們幾乎是毫無廉恥地為權力和資本辯護。

　　八十年代來自黨內開明派、自由知識界、熱血青年、有道義追求的民營經濟界、民間持不同政見者等共同構成的推動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和道義的合力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所驅動的單項經濟改革。

　　在這樣的“經濟奇跡” 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跡、社會不公的奇跡、道德淪喪的奇跡、揮霍未來的奇跡，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跡，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跡。

　　來源： BBC136

　　扼死新聞喉嚨的惡法

　　──評《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

　　一、中共立法的自打耳光

　　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中國《立法法》第七十八條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004 年中共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國家保護和尊重人權”正式寫入根本大法。

　　然而，中共政權的人治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如果說，在毛澤東極權時代，絕對獨裁者玩弄的是無法無天，那麽，改革以來的後毛時代，寡頭獨裁玩弄的就是“惡法治國”。改革以來的歷屆中共政權所強調的依法治國，不過是把法律變成實現獨裁意志、牟取權貴利益和鎮壓民間權益的工具。特別是在控制言論和壓制新聞自由方面，中共政權可謂是“惡法”跌出。

　　所以，只要寡頭獨裁集團認為有必要，就不惜自打耳光，公然違反《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條款，背棄“保障和尊重人權”

　　的憲法承諾，制定出踐踏人權的惡法。比如， 1989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七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實質上是“不準遊行示威法”；中共《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實質上就是“文字獄”的別名。兩項子法都是對母法的公然違背。現在，胡溫政權又準備出台打壓新聞自由的違憲法律。137

　　2006 年 6 月 25 日，中共新華社報導說：中國政府起草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已經送交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該草案針對突發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群體性事件，規定了突發事件中政府、媒體和公眾的權責。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第 57 條為新聞媒體設置了“高壓線”，對突發事件中媒體行為作出懲罰性規定：凡是違反規定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的新聞媒體，最高將被罰款 10 萬元人民幣。這些限制和懲罰，不僅適用於中國媒體，也是用於境外媒體。

　　毫無疑問，從國人的知情權、言論權和新聞媒體的報道權、采訪權的角度講，這項惡法是對上述權利的公開踐踏。就連參與起草該法案的清華大學教授於安在《財經》雜志接受采訪時，也對第57 條表示吃驚。他說：“我不知道怎麽加進這一條的。專家討論的時候是沒有這一條的。”他還指出：新聞權屬於人們的言論自由，這是憲法權利。這個權利在什麽樣情況下才可以受到限制？

　　需要慎重對待。“草案”中提到“違反規定”要受到處罰，但這個“規定”由誰來作出？“規定”的理由是什麽？如果含混不清，就會給限制言論自由者提供機會，最終受損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權。

　　（《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突發爭議”》，《財經》 2006 年 6 月 28 日）二、公然踐踏新聞言論自由和危及社會公益的惡法首先，新聞自由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原則之一，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壟斷、管制、剝奪媒體的自由。所以， 1、 媒體必須是獨立的，其公信力不是來自政府的授予，而是來信息市場的自由競爭和廣大受眾的評價的授予，爭奪受眾是媒體生存的根本。一個新聞媒體的發行量、公信力和權威，都要在市場中由讀者來檢驗，如果經常發布不準確的信息或撒謊，公信力自然就會下降，逐漸被市場所淘汰，根本就用不著政府管治。 2、 新聞，不僅要準確，也要及時，講究138時效是新聞的重要特性，準確及時的報道是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也是信息市場競爭的客觀要求，甚至就是新聞媒體賴以存亡的生命線。 3、“突發事件”恰恰是最具時效性的新聞，媒體能否在第一時間向社會提供突發事件的準確信息，不僅關系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責任問題，也關系到媒體在市場上生存發展的競爭力問題。

　　然而，一個沒有自由的信息市場和新聞自由體制的社會，必然是政府壟斷、弊端橫行、黑箱作業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喉舌國家，媒體才會靠天天說空話、套話和謊話來生存，才會失去對突發事件的新聞敏感。

　　其次，新聞媒體是公共信息的載體，因而必然是社會公器。媒體必須服務於社會公益和廣大授眾： 1、 公眾有權利要求媒體提供及時、準確的公共信息，媒體也必須向社會公眾提供及時、準確的公共信息； 2、 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發揮著揭露醜聞和監督政府的輿論監督作用，也發揮著對人權案件的輿論救濟作用，故有“無冕之王”和“第四權力”之稱。

　　只有在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媒體上述功能才能發揮。如果政府對媒體的采訪報道活動設置諸多的清規戒律，既侵害了公眾的知情權和新聞自由，又扼殺了媒體的監督和救濟的社會功效，使社會醜聞和政府濫權逍遙於公共輿論之外。

　　第三，從維護社會公益和突發危機處理的角度講，公共突發事件與公眾利益、社會穩定密切相關，民眾更應該及時了解相關信息，媒體的反應也應該更靈敏，盡量在第一時間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

　　換言之，媒體有權利、也有義務及時“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及事態發展的信息”。

　　然而，已經提交人大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的第 57條，以懲罰性條款來限制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及時報道，將非常不利於突發危機的及時高效的處理，必將造成社會公益的重大損失，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社會恐慌。139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和 2005 年的松花江水污染危機，之所以造成全國性乃至世界性危機，造成社會性恐慌和重大生命財產的損失，癥結既在於中共官權的隱瞞甚至欺騙，更在於中國媒體在新聞管制下的無奈沈默。現在，屢屢隱瞞重大公共危機信息的中共官權，非但不吸取以往的教訓，反而為確保獨裁政權的穩定和黑箱制度的暢通而制定惡法，以便懲罰那些敢於揭露黑箱操作的媒體和新聞人，就是以立法來制造恐怖氣氛，使新聞媒體處在動輒得咎的威懾之下，既癱瘓了媒體的信息發布權和新聞監督權，又加強了官權對信息的收集和發布的壟斷，讓掌控突發事件應對的各級政府成為唯一仲裁者。

　　三、制定惡法的宗旨

　　中共現政權之所以寧願自打耳光，也要制定這項惡法，既源於中共政權敵視新聞自由的獨裁本質，也來自胡溫政權在政治上的虛弱，害怕媒體的出格給當局“添亂”，更害怕媒體變成獨立於官權的“第四權力”。

　　因為，在當下中國，一方面，新聞自由意識普遍覺醒，開明媒體越來越不甘於“喉舌”地位，優秀新聞人也越來越不馴服，出格的媒體不斷增加，優秀新聞人對官權打壓的反抗時有所聞，有些反抗在國內外輿論的關注下，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事件，令在國際上頻作“人權秀”的中共政權顏面掃地。另一方面，面對見縫插針的新聞覺醒，幾十年一貫制的中宣部管制方式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和漏洞百出，威懾效力的大面積失靈，窮於應對的現狀使現政權不得不加強管制。

　　於是，便有了從中宣部禁令到人大立法的升級。傳統的中宣部內部禁令及其個案整肅對媒體的打壓再兇狠，也不能與人大立法相比。因為，禁令主要依靠黑箱操作，特別是在突發事件的應對中，其反應是滯後的，其威懾力是局部的、短期的；而立法對媒體的打140壓完全公開化了，具有預先防範的功能，其威懾力是全局性的、普遍性的、長期性的。

　　現政權出台惡法的核心宗旨有三：

　　首先，在突發公共事件、特別是底層群體維權事件越來越多的當下中國，維護獨裁統治及其權貴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將不利於官權的信息扼死搖籃中。所以，在傳統管制手段不斷失效的情況下，通過立法的方式來加強管制。所以，胡溫上台僅三年，除了這項《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之外，中央及其地方當局還制定一系列嚴控媒體和網絡的法律法規。

　　2005 年 6 月 10 日發布了《公眾舉報違法和不良信息獎勵辦法》，為互聯網領域的告密提供法律的保障和鼓勵；2005 年 9 月 25 日發布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為所有網站設立了政府審批和統一新聞來源的兩大高壓線。

　　2006 年 4 月 12 日發布了《關於重申電視國際新聞管理規定的通知》，要求各級電視台播出的國際新聞必須統一使用由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提供的電視國際新聞，嚴禁擅自使用從境外衛星電視收錄或從其他渠道獲得的國際新聞素材制作、播出廣播電視國際新聞節目和國際時事政治專題節目，不得將境外衛星電視圖像配以新華社文字稿進行播出；

　　2006 年 7 月 12 日印發關於《圖書、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的通知，為了嚴控涉及“重大選題”的音像制品在國內發行。通知要求今後凡是涉及文革等重大選題的音像制品的出版引進必須首先在新聞出版總署備案，沒有備案的將一律停止發行，並封存收回。

　　其他限制性法規還有：網絡 ID 和新聞報道的實名制，不允許新聞媒體進行異地監督，批評性報道要經過被批評者審查??等等。141

　　更有甚者， 2006 年 7 月 8 日，重慶市公安局出台網絡惡法《關於加強國際聯網備案管理的通告》，居然作出明顯侵犯個人隱私權的規定：個人在家上網也要在公安局備案，拒不執行者，輕則將被警告，重則將被停機半年。

　　其次，遏制新聞界自發追求新聞自由的勢頭。眾所周知，上世紀八十年代，黨內開明派和優秀新聞人密切合作，準備起草一部新聞法，旨在保障新聞自由──媒體的報導權、記者的采訪權和民眾的知情權。盡管，這種努力因六四而夭折，但媒體人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大陸媒體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也在新聞良知的推動下，逐漸走上爭取獨立化、職業化、民間化之路，以打擦邊球的方式拓展獨立的言論空間。

　　然而，胡溫政權非但沒有放松對媒體的操控，反而不斷地勒緊套在媒體上的韁繩，加強了對開明媒體和優秀新聞人的打壓，從“南都案”到“冰點事件”，一張張開明報紙和一個個優秀新聞人遭到整肅；從頻繁的中宣部內部禁令到新聞出版署的公開法規，大陸媒體打擦邊球的空間越來越小。現在，由個案整肅和內部禁令上升到人大立法層次，特別是面對突發公共事件之時，非經官權批準媒體便不能報導，擅自報導就要受到懲罰，意在用法律緊箍咒來箍死媒體。

　　第三，該項法律之邪惡，不僅要堵死國內媒體，而且要限制外國媒體對中國公共危機的獨立報道，以便盡量杜絕官權封鎖的敏感信息出現在國際輿論中。近些年，隨著中國開放度的不斷擴展，進駐中國的海外媒體也越來越多，海外媒體對中國問題的批評性報導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對國內媒體無法報道的敏感性公共事件的大量報道和評論，不斷地觸動中共政權及其新聞管制的最敏感神經；外國媒體對此起彼伏的底層維權事件的報道，通過互聯網由境外向境內的傳播，形成海內外輿論的聯合壓力，當然最令中共政權反感。

　　比如， SARS 危機期間，蔣彥永先生揭露疫情的公開信被國內142媒體封殺，無奈之下，他只能轉投境外媒體，由美國《時代周刊》

　　發出率先，從而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迫使胡溫政權不得不調整抗薩政策。再如，被官方嚴密封鎖的底層維權事件，如太石村事件、汕尾東洲血案、臨沂暴力計生事件等，如果沒有外國媒體的大量跟蹤報道，不可能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

　　以前，中共政權對境外媒體只能進行一些政策性、個案性的不公開限制，比如，限制外國記者對敏感的地區、事件和人物的采訪，時而以泄密罪來抓捕記者，從而對外國媒體起到一定的威懾效力。

　　但還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管制外國媒體。現在，中共出台了這一法律，就是為了可以公開地名正言順地打壓海外媒體報導的空間。

　　四、中共新聞體制的大倒退

　　在自由國家，任何公共信息都理應為全社會所分享。特別是當突發危機降臨之際，危機信息發布直接關系到公眾安危、社會穩定和應對危機的社會動員等重大公益，握有公權力的政府和提供公共信息的媒體，必須向社會提供準確、充分、有效的信息，因為它是保障公共安全、維持社會穩定和進行社會動員的必要前提。如若政府或媒體有意隱瞞並欺騙公眾，就不僅是失職瀆職，而且是嚴重的犯罪，不僅要遭到公眾的唾棄和輿論的譴責，而且必定要受到法律的嚴懲。

　　而在中國，古代的家天下帝制時代就有“民可以使其由之，不可使其知之”獨裁古訓，如今的黨天下獨裁則把隱瞞和壟斷信息的黑箱制度發展到極端。以至於，黨權至上體制對各級政府及其官員的首要職業要求，不是向公眾說真話的政治誠信，而是要練就欺騙公眾的隱瞞及撒謊的技巧，中共新聞發言人必定要練就公然說謊不臉紅的厚黑本領，而誠實的官員必定被謊言制度所淘汰。前不久，以敢講真話著稱的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辭職，就是官場逆淘汰的最新受害者。143

　　凡獨裁必狂妄，也必然自以為“偉光正”，為維護黨權及其官員的“偉光正形象”，也就必黑箱必謊言。一旦遇到重大災害或危機，無論是局部災難還是全局災難，也無論是礦難、食物中毒還是爆炸、流行病，中共官員們，上至中央大員下至七品芝麻官，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社會公益和民眾福祉，而是維護黨權及其代理人的偉光正形象，是確保官員個人的烏紗帽，是相關集團利益可能付出的巨額賠償。

　　所以，凡是有突發事件或公共危機出現，相關官員在第一時間的應急反應，大都是習慣地隱瞞或撒謊。獨裁制度又給予了他們處理公共信息的壟斷權，使他們有能力對社會進行隱瞞和欺騙。所以，在重大公共危機上的處理上，中共官員的第一選擇必定是隱瞞和欺騙，而在這背後是敵視民意和輕視民生的野蠻。只要能夠隱瞞住危機和蒙騙住公眾，官員們就完全可以不管民意的訴求、社會的不滿和民生的安危。直到危機信息通過其他渠道的傳播在社會上造成流言滿天飛和大面積恐慌，甚至已經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的損失之後，官權才會為了保證政權穩定而被迫地為公眾提供有限的相關信息。

　　2003 年，年輕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在廣州市收容所內，引發出全國性的維權浪潮，剛剛上台的胡溫政權順應民意，果斷地廢除了一項厲行幾十年的惡法──收容遣送制度。同時，由於政權隱瞞而導致 SARS 危機泛濫，多虧老醫生蔣彥永勇敢地揭開真相，引發海內外輿論大潮，迫使胡溫政權改變抗薩政策，大陸媒體也享受到一段相對寬松的時期。

　　然而，通過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和領導抗薩運動，胡溫政權贏得了“新政”的美譽，隨著民意支持的增加和權力的鞏固，所謂的“新政”急遽倒退為“舊政”，其突出的表現就是逐漸收緊輿論空間，從對開明媒體的嚴厲整肅到大面積查封民間網站，從網絡實名制到新聞報道實名制，致使傳統媒體噤若寒蟬，互聯網一片雕零。現在，144胡溫政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再上台階，由個案整肅、內部禁令上升到人大立法層次，不僅標志著胡溫政權打壓媒體的再上台階，也標志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歷屆政權在新聞管制上的最大倒退。如果這項法律真的被人大通過，將將把本來就日益萎縮的新聞空間逼入死地，也必然使中國本來就日趨惡劣的人權狀態雪上加霜。

　　近年來，中國的崛起被自由國家視為“威脅”，因為一個獨裁大國的經濟及軍事崛起，不可能讓自由世界放心，不要說獨裁國家可以很容易集中傾國之力來實現獨裁者的擴張野心，就是其黑箱操作所造成的公共災難危機向世界的蔓延，和平崛起承諾就很難服人，也足以讓世界有理由不信任中國。如果說， SARS 危機蔓延和松花江水污染危機的擴散，還僅僅是用個案的方式向世界昭示了獨裁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威脅，那麽，《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這一惡法的出台，就是用制度倒退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共現政權對主流文明的頑固抗拒。

　　這項惡法草案一出，國際輿論嘩然，主流媒體紛紛發文予以批評，國際人權組織也發出譴責之聲，即便在輿論環境惡劣的大陸，《南方都市報》和《財經》雜志也公開置疑這個草案，一些專家、學者和教授也公開批評第 57 條。也就是說，當今世界，自由化民主化已經變成不可阻攔的世界大勢，對風雨飄搖的獨裁制度形成巨大的外來壓力。當今中國，新聞人早已不再是一群愚昧而馴順的羔羊，新聞自由意識空前覺醒，反抗媒體管制的呼聲不絕於耳，正如美國《洛杉磯時報》 7 月 9 日的社論《剛發生──以下新聞被封鎖》

　　所言：“在中國，言論自由的精靈已經從久睡中的瓶里跳出，中共的領導者應該看到，已經無法再讓它回到瓶里去了！”

　　所以，無論中共多麽想把中國建成一座“信息監獄”，但獨裁大廈的底座已經出現難以修補的裂痕，整棟建築也出現越來越大的漏洞，特別是有了互聯網之後，信息監獄的漏洞百出已經無法避免，言論管制越來越變得力不從心，管制效力也越來越弱化，即便想通145過用惡法來修覆，也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146在大國崛起的背後

　　央視《大國崛起》的熱播

　　2006 年的中國，如若列舉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當然少不了央視播出的專題片《大國崛起》。 11 月 13 日至 24 日，央視經濟頻道（2 頻道）隆重推出 12 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一套共8 冊的同名系列叢書也已同步發行。這是一部以世界大國的興衰史為題材並跨國攝制的大型電視系列片，從籌備到制作完成歷時近三年，七個攝制組分赴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九個競相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大國進行實地拍攝和深入采訪，分別詮釋了各大國 500 年的興起史。

　　該片的主要策劃群體，大都來自體制內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開明學者，還采訪了中外 100 多位學者，可視為學術與電視的合作；該片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采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國和美國進行了重點介紹，這可是兩個對世界歷史進程發生過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 也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令外界感興趣的背景是，該片主創人員坦稱：這個歷經三年完成的專題片，最初的啟動主要得益於中共高層的意願。 2003 年 11月 24 日，黨魁胡錦濤主持的中共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內容是“15 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由中國兩位專家系統講述九個國家的興衰史。據該片總編導任學安回憶：“2003年 11 月底的一個清晨，我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里播報了一條新聞：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 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1479 大國， 500 年，在北京嘈雜擁堵的三環路上，突然之間聽到來自遙遠浩瀚的歷史的聲音，一個念頭讓我激動不已。”

　　另據境外媒體報道，政治局學習過後，中共高層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黨政部門都要學習這段歷史，中央電視台推出 12 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把大國崛起的議題由黨內推向社會，其目的是為了打開中國人視野，為中國加速崛起進行必要的精神準備。

　　更有境外媒體說，這是在為中共高層準備啟動政治改革造勢。

　　以該片的分量而言，按慣例應該在收視率最高的央視一套節目中播出，但官方選擇了在收視率相對低的央視二套播出，也許是為了不至於引起過渡爭論。然而，無論是哪個頻道播出，該片畢竟是中共電視第一喉舌制作並播出的大制作，打破國內主流媒體對重大公共話題的長期沈默，必然為公共參與極度饑渴的民間提供了發言的借口。所以，該片一播出，頓時引發如同大雨般的熱評，也就不足為怪了。至於該片是否說清了世界大國的興衰歷史，則是見仁見智。無論是網民的看法還是學者的評價，也無論是國內媒體還是境外媒體，對該片的總體評價，可用毀譽參半來概括。

　　參與該片制作的人員和體制內學者大加讚揚，透出一種自我表揚的膚淺；該片總策劃麥天樞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訪談時說：“這部片子采取側重歷史事實，而較少價值判斷的方式，導致了其中所敘述的歷史，和我們熟悉的教科書認識有所區別。這個區別造成某種緊張和興奮，總覺得是不是有點什麽。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脆弱的心理的一種表達。這麽大一個社會，如果因為某部電視片而發生什麽不得了的轉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們這個社會。”他還談到這部片的三大正面價值：

　　1、 讓公眾了解什麽是“歷史理性”；

　　2、 呼喚一種中國歷史缺少的“妥協精神”；

　　3、 強有力的中央權力在國家崛起中的關鍵作用。顯然，麥天樞所表達的是一種“威權主義”的崛起思路。148新左派對該片進行猛烈抨擊，什麽“不過是《河殤》的翻版”、“迎合了近 20 年右派營造的主流觀點”啦，什麽“把美國的發展過程捧上了天”、“警醒美國等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新一輪的遏止高潮”啦， ??學過西馬的新左派，真是不長進，洋墨水並沒有稀釋滿肚子狼奶，繼續上綱上線，狂噴階級鬥爭的口水。更有甚者，一篇署名黎陽的評論，居然發出足以把專題片主創人員送進監獄的指控：“《河觴》煽動動亂，‘崛起’煽動政變”；此前不久，新左派對討論改革的“西山會議”的進行輿論圍剿，就有左克在網上貼出《致北大黨委的公開信──必須對賀衛方的反黨言論嚴肅處理！》。（以上引文，見“烏有之鄉”網站）

　　政治自由主義知識人對該片的評價還算公允，既有所肯定，也提出尖銳批評。在這方面，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評價比較具有代表性。他肯定說：“它對歷史事實進行了比較客觀的敘述，對歷史材料進行了還算恰當的取舍。通過對這些史實的敘述，把這些國家為什麽興盛、為什麽衰敗基本上講清楚了。這對中國人了解世界現代化的歷程是有幫助的。”

　　但袁先生同時指出了該片的三大不足，特別對該片的“較強烈的‘富國強兵’的味道”。他說：“富國強兵是許多國家長期的追求，要實現國強民富，後面需要正確的制度積累。沒有正確的制度做保障，光從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技術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險的岔路，或是國富民窮，或是侵略、掠奪別國，屢見不鮮。”袁偉時最為不滿的一點是：“最後一集《大道行思》，應該是分析大國崛起因素的點睛之筆，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憲政和保護公民的財產權、保護自由的重要性，這些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最關鍵的因素，恰恰在這個地方回避掉。”（見《搜狐評論》 2006-12-12）社科院研究院黨國英先生也說：“《大國崛起》解說詞僅僅有 12 處提到‘民主’，且主要是在覆合名詞中涉及，並沒有認真討論民主政治的意義。”

　　在我看來，不管官方允許播放《大國崛起》的主觀意願如何，149但由於電視本身的巨大傳播力，在客觀效果上還是具有很大的啟蒙作用。比如有網友就說：“非常好的片子，真不能相信是央市的作品。太震撼了，只希望不要被禁。因為我覺得其中的內容與中國現在的體制格格不入，他強調了公平，人權,民主,法律，市場經濟??”

　　央視的《大國崛起》引發輿論熱評，既與中共高層的自上而下的推動有關，更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視化表達。

　　可以說，當愛國主義變成絕對的“政治正確”之時，胡錦濤政權提出“和平崛起”的口號，必然變成備受關注的議題。比如，截至2006 年 12 月 12 日，百度一下“大國崛起”， 搜索到的條目竟然高達一百八十二萬多條；古狗搜索到的條目更是高達近三百萬條。

　　官權的大國外交

　　的確，中國式高增長可謂一支獨秀，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已經高達 1 萬億美元），中國軍力大幅提升，中共政要滿世界撒錢，中國遊客出手大方，中國商品無所不在，中國人手機世界第一，中國網民增長最快??所以，在江澤民時代的後期，隨著“申奧”、“入世”等成功，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逐漸被高調的“大國外交”所取代，中國傳統的“天下心態”也以“大國外交”的形式重新覆活。當年，江澤民滿世界作秀的表演，已經毫不掩飾自己對躋身於大國領袖的強烈渴望做。江政權全力提升軍力，積極經營“上海合作組織”，厚待被美國指控的“邪惡國家”。 其目的不只是針對台灣，更是想取代俄羅斯而成為抗衡美國的領袖。

　　胡錦濤上台不到三年，全力提升江時代的大國外交，對台對日對美的態度日趨強硬。針對台灣，高調出籠授權戰爭的“反分裂法”；針對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日風潮，而且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中斷中日元首的互訪；針對美國，由於胡錦濤就任國家主席後首次訪美受挫，胡錦濤便有意聯合世界上的反美國家，從邪惡國家朝鮮、伊朗到越來越獨裁的俄羅斯，從古巴到委內150瑞拉， 皆變成胡錦濤政權的親密盟友。胡錦濤與普京發表“聯合宣言”，不點名地警告美國；中俄聯合舉行大型軍演，也有給美國看的意味；與此同時，胡溫等高官開始了遍及拉美、中東、非洲、亞洲的金錢外交。 2006 年 11 月 4 日-6 日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仿佛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錢請來非洲 48 國元首，共同拱衛著中共黨魁胡錦濤，很有點眾星朝北鬥的意味。

　　精英、媒體和憤青的輿論煽情

　　在輿論的導向上，中國的禦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斷煽動民族自傲情緒，什麽“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指日可待”，“21 世紀已經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 50 年後成為取代美國的世界第一強國”??

　　等大言不慚，屢屢出自主流媒體和各類精英之口。許多著名經濟學家聲稱：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 2015 至 2020 年期間超過日本，有人甚至計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購買力來評估，中國經濟總量甚至能夠在 20 年後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胡鞍鋼）；最保守的估算也認為中國將在 2050 年超過美國（林毅夫）。

　　在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民族主義狂熱中，不時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現中美、中日、兩岸的沖突事件，網絡上必然響起一片喊殺喊打之聲。一些所謂的專家也加入到戰爭叫囂的大合唱之中。

　　有軍事專家危言：“中美之間必有一戰”；有外交專家表示：“是放棄韜光養晦的時候了。”以至於，共軍少將甚至狂言：“如果美國用導彈和制導武器攻擊中國領土，我想我們只能用核武器來反擊”，“中國人已做好西安以東城市全數遭到摧毀的準備”，“當然，美國也必須做好準備，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

　　在大陸媒體中，無論是大陸人還是海外華人，只要在西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就會統統變成強化民族自傲的麻醉劑。尤其是151體育領域的成就更容易激起昔日“東亞病夫”的民族自尊。王軍霞在世錦賽和奧運會，連續獲得過萬米和五千米的冠軍且創造了新的世界記錄，她本人還獲得象征田徑最高成就的“歐文斯獎”。國內媒體高呼：“東方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姚明成為 NBA“火箭隊”主力中鋒，中國媒體便高呼“中國高度征服美國！”劉翔獲得 2004 雅典奧運的 110 米欄金牌，被中國媒體譽為“中國速度超越世界！”華人導演李安的《斷臂山》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被大陸媒體稱為“所有華人的驕傲”，“再次讓世界對華人導演刮目相看。”

　　“我們曾經闊過”的阿 Q 精神隨處可見，漢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不斷被搬上銀屏，馬踏匈奴的漢武大帝，馳騁歐亞的成吉思汗，最早下西洋的鄭和遠航，擴大了中國版圖的康熙乾隆，他們對外擴張的豐功偉績，不僅滿足了當代國人的民族虛榮，也激發起古已有之的天下心態和稱霸欲望。

　　與此同時，中國崛起已經變成西方世界的流行話題，“一個強大的中國正在崛起”、“中國雄師猛醒”之類的評論不絕於耳；西方輿論種種關於中國崛起的議論，西方政要和各類精英不斷驚呼，國際權威機構發布的每一項中國利好的消息，都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刺激。中國人不但自視為“騰飛的巨龍”，也確實越來越把自己當作“猛醒的雄師”。

　　中國崛起的另一面

　　在我看來，盡管中國的國力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現在的中國還遠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國家的軟硬實力，也談不上二十年後超越美國，成為可以稱霸世界的第一強國。所以，西方人熱炒“中國威脅”，對他們自身是一種警示，而對世界格局而言則有點危言聳聽；中國人陶醉於“大國崛起”，對自身是一種極度自卑後的反彈，而對西方世界顯得過於輕浮。然而，不爭的事實是，被獨裁政權誤152導的民族主義，被狂熱民族主義綁架的民心，正在走向喪失理智和泯滅普世價值的盲目，已經為在獨裁稱霸背書，那種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態正在迅速覆活，已經再次把中國引向危險的邊緣，部分中國人已經狂熱得失去起碼的理智，開始把獨裁政權臆造的幻覺當真。以至於，國人越發陶醉於虛構神話，只願看繁榮崛起的一面而不願看雕敝衰落的另一面；只願聽來自西方國家的讚美而不願聽來自西方國家的批評；既不願意正視制約中國發展的制度和資源的雙重瓶，也不願意承認在軟硬實力上與主流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的現實。

　　跛足改革支撐的經濟增長，讓中國付出的綜合代價之大，是其他國家崛起過程中難以比擬的；中國廉價商品來自勞工權利的匱乏及其“血汗工廠”，也來自粗放型增長模式背後的能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在中共大訂單特別是從花大錢從俄羅斯購買尖端武器的背後，是獨裁政權對全民資源的高度壟斷和任意揮霍民脂民膏；在中國遊客滿世界撒錢的背後，是權貴私有化和制度腐敗造成兩極分化；在看似穩若磐石的社會秩序背後，是愈演愈烈的官民沖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

　　更為令人沮喪的現實是，民族主義驕狂的背後是缺少文明價值支撐的民族意識，一種原始叢林倫理──主奴人格。遇強者是奴隸，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時極端自卑，以坐穩了奴隸地位而得意，發達了目中無人，隨時拿著君臨天下的主子派頭。這樣的民族意識，很難崛起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們只能接受統治者的灌輸、欺騙和恐嚇，如同大人連哄帶騙地管制著孩子們。他們沒有自己的頭腦、尊嚴和人格，無法獨立行走和獨立思考。統治者用小恩小惠賄賂著、用皮鞭恐嚇著、用歌舞升平娛樂著、用謊言毒化著國人的靈魂。

　　在人類歷史上，凡是獨裁崛起的大國，拿破侖的法國、希特勒的德國、明治天皇的日本、斯大林的蘇聯，不僅無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無不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的災難。相對而言，英國和美國的崛153起就與上述的獨裁崛起極為不同，兩國都是以自由憲政立國，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動蕩，也很少遭遇內憂外亂的大災難，可以稱為長治久安的大國。如果說，大英帝國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回歸正常國家，那麽，美國的崛起則完全不同於殖民時代的任何大國。美國在二十世紀的領袖地位不再依靠對大片殖民地的占領和掠奪，而是奠基於推動了反殖民運動和領導了自由民主運動。

　　今日中國之崛起，決不能再走德、日、蘇的“獨裁崛起”之路，而必須開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

　　在當下中國，由於官民之間對如何崛起的路徑選擇存在著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還是獨裁崛起？其未來前景充滿了充滿不確定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私有產權意識的普遍覺醒，使民間蘊涵著自發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權對獨裁制度及其特權利益的維護，對跛足改革的堅持，成為中國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礙。無論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能延續多久，無論中心城市多麽像現代化的國際都市，無論中國的權貴階層享受著多麽奢侈而現代的生活，只要中國仍然是個一黨獨裁的國家，中國就無法崛起為成熟的文明國度。

　　所以，國際主流社會必須高度關注的事實是：今日的獨裁中共與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極權蘇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識形態及其軍事的抗對，轉而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拋棄意識形態的廣交朋友，既在經濟上進行市場化改革並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獨裁體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君不見，錢包鼓起來的中共政權正在全世界展開金錢外交，它已經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它用來經貿利益來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場來利誘和要挾西方大資本。而面對經濟實力迅速提升的獨裁大國，如果它的獨裁崛起得到不到來自外在的強力制約，繼續對中國的獨裁式崛起采取綏靖主義，就將重蹈歷史覆轍，其結果，不僅是中國人的災難，也將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進程。所以，要遏制獨裁崛起對世154界文明的負面效應，自由世界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155

　　大國崛起是天下心態的覆活

　　大國崛起的高調民族主義

　　中國式高增長可謂一支獨秀，中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一，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已經高達 1 萬億美元）， 中國人手機世界第一，中國網民增長最快且很快也將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軍事投入大幅提升，中國航空母艦的誕生也為期不遠；中共政要的足跡遍布世界，每到一處都慷慨撒錢；中國廉價商品無所不在，令發達國家頭痛不已；中國遊客出手大方，讓富足的西方人看得目瞪口呆；孔子學院出現在世界各地，中國開始強力向外輸出軟實力??於是，西方主流紛紛以專題方式大篇幅關注中國的發展，西方輿論不斷驚呼“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警告也不絕於耳。

　　越來越財大氣粗的中共政權及其禦用精英，表面上駁斥西方輿論炒作的“中國威脅論”，骨子里卻很享受西方人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挑戰，甚至得意的有些飄飄然。當“申奧”、“申博”和“入世”

　　接連取得成功，江澤民已經毫不掩飾其躋身於大國領袖的強烈渴望，所以，他不再固守鄧式“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遺訓，而是迫不及待地提出江式的高調“大國外交”。江澤民任內的出訪次數遠遠超過任何前任，每到一國都要大肆作秀，給世人留下笑柄；與此同時，江政權全力提升軍力，積極經營“上海合作組織”，用金錢外交拉攏歐洲大國和厚待被美國指控的“邪惡國家” ??其目的不只是針對台灣，更是想取代俄羅斯而成為抗衡美國的領袖。

　　胡錦濤上台以來，內政上用贖買底層代替江時代的贖買精英，但在外交上卻大力強化江時代的路線，用更具攻擊性的“和平崛起”

　　代替“大國外交”。所以，胡錦濤政權對台對日對美的態度日趨強156硬，針對台灣，一面高調出籠授權戰爭的“反分裂法”，一面大打統戰牌、請來國親兩黨黨魁；針對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日風潮，而且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中斷中日元首的互訪；針對美國，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的首次訪美受挫，使之更趨向於聯合世界上的所有反美國家，從邪惡國家朝鮮、伊朗、古巴到日益左傾的拉美各國，從西歐大國到越來越獨裁的俄羅斯，胡溫政權開始了所謂的全球金錢外交。更有甚者，胡錦濤與普京發表“聯合宣言”，不點名地警告美國；中俄聯合舉行大型軍演，也有給美國看的意味。 2006 年 11 月 4 日-6 日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仿佛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錢請來非洲 48 國元首，共同拱衛著中共黨魁胡錦濤，很有點眾星朝北鬥的意味。

　　隨著統治集團對迅速躍升為世界大國的渴望，作為大陸新貴的精英們也變得越來越傲慢，以至於，官方及其智囊們非但不再掩飾其大國野心，反而通過中共頭號的電視喉舌高唱“大國崛起”的主旋律。引發輿論熱評的央視 12 集專題片《大國崛起》， 就是這一主旋律的重頭樂章。在今日中國，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愛國主義變成絕對的“政治正確”，“大國崛起”也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話題，百度一下“大國崛起”，截至 2007 年 1 月 12 日，搜索到的條目竟然高達二百二十三萬多條， 谷歌搜索到的“大國崛起”條目更是高達近三百多萬條。

　　雖然，這部電視片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采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美兩個對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具有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進行了重點介紹，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甚至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準備啟動政治改革的信號。

　　然而，該片既與中共高層的自上而下的推動有關，更是近年來157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視化表達，貫穿全片的底色仍然是“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落腳點還是在中國崛起上。

　　隨著中國官民的反台獨聲浪不斷高漲，精英們更表現出一種大中國的傲慢，作為跛足改革的主要受益階層，他們不再羨慕台灣人的富足；作為獨裁式崛起的吹鼓手，他們也不太看得起台灣的民主成就，反而張口閉口把台灣本土意識貶之為“島民心態”或“小家子氣”，最通行的說法是：“再富裕再民主也是一島民。”大陸新貴對台灣的鄙視，甚至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滿清貴族對“彈丸日本”的不屑。

　　狹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識

　　大國傲慢的背後是狹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識。君不見，去年聖誕節來臨之前，中國十所名校的十位博士生發表了聯署倡議書《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

　　問題的看法》，號召國人抵制聖誕節。綜觀呼籲書全文，透出一股煽情、空洞、冷酷的傲慢，通篇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排外和不寬容，字里行間，不僅浸透了對西方文化的仇恨和抵制，也充滿對商業文明和民眾狂歡的輕蔑，似乎商家借聖誕節賺錢挖了他們的祖墳，民眾加入聖誕狂歡是在為他們哭喪。

　　呼籲書的發起人王達三在《既要攻乎異端，更要立乎其大》的解釋中，公然搬出從孔孟到韓愈的古董來為“拒斥耶教”正名，他非常明確地指出：“拒斥耶教”，不僅符合儒家的基本立場，也是覆興儒學、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題。因為，孔子早就說過要“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也主張“放淫辭邪說”。中唐時期大儒韓愈等人的極力“辟佛”，帶來了宋明儒學將中國文化覆歸正統和正位。他說：

　　“孟子曾說：‘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

　　‘能言拒耶教者，聖人之徒也。’不僅要‘拒斥耶教’，‘天主教”

　　以及近來在東三省有所活動的“東正教”，都應在拒斥之列。”158更令人作嘔的是，十博士生號召抵制聖誕節的理由全是高調的道德指控：“部分社會精英則欲借‘耶教’以‘挾洋自重’”，“中國的信仰危機、倫理失範、道德滑坡、誠信缺失、文化匱乏” ,‘祛魅’的‘現代性’帶來的精神支離與價值虛無”，“‘聖誕節’作為巨大的商機和利潤而為廠家、商家所鼓噪與利用。”國人在“沒有任何價值認同與宗教歸屬的情況下”，更在完全不知“耶教”為何物的情況下，便隨波逐流地沈浸於“耶教”之中，也就是國人“在文化上陷入集體無意識。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體性沈淪，亦即經過百余年來國人對自家歷史文化傳統系統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顛覆之後，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已經呈建制性退場和整體性崩潰，導致中國缺少主幹性的價值信仰和文化形態，進而導致中國現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亂化，從而為‘西風勁吹’和‘諸神亂舞’打開了方便之門。”

　　緊接著這些高調道德指控而來的是上綱上線的危言聳聽：“歷史和現實還告訴我們，‘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泛濫，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和宗教問題，同時也是西洋國家‘軟力量’在中國的滲透與擴張。”所以，必須“從國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

　　來深刻反思中國的‘耶教’問題，從建設中國‘軟主權’、‘軟力量’、‘軟邊界’的角度重視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積極引導國人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警惕和防範中國的進一步‘耶教化’。”

　　真不愧為在名校就讀的博士生，看上去充滿了強烈的歷史感和憂患意識，下筆全是大詞，通篇貫穿霸氣，張口國家，閉口文化，但就是沒有具體的人性、人情、人心，沒有個體自由，也就沒有現代人的氣息，讀上去冰冷、僵硬，猶如把一個無生命的面具拋向公眾，還要擺出一副學識淵博、目光遠大、盛氣淩人的架勢。究其實質，除了一股民族主義的戾氣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樣的理由來為鄙視基督教和仇恨西方正名，僅僅是為仇恨而仇恨。

　　更可笑的是，這些學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沒學好不說，西方文159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詞和句子，倒是有點翻譯體的“後現代”味道，讀起來味同嚼蠟，讓人想起錢鐘書筆下那些賣弄“洋涇浜”的人物。不僅是在語言上，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響，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見，呼籲書參與者之一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周鋒利，作秀也不選好行頭，穿著西裝接受采訪，痛斥以聖誕節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這種言行背離，正是中國知識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國城市里，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離傳統，特別是高喊“民族覆興”的中共權貴和知識精英，他們的衣食住行，他們的賺錢方式和消費方式，他們的家居用品和學術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數生活細節，甚至細節化到內衣內褲。

　　十博士生，對西洋的“聖誕節”是怒目金剛，肅然民族主義鬥士，而對本國官權卻媚態十足，一臉“懇請聖諭”的奴才相。在官權無所不至的中國，他們還嫌獨裁衙門管得不夠，居然拿出法律原則來要求行政權力的幹預。這麽點兒過聖誕的個人自由，竟讓他們憂心如焚，扯上憲法原則、國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義、傳統存廢，非得懇請衙門出面。

　　傳統天下心態的當代覆活

　　無論是“大國崛起”的張狂，還是“拒絕聖誕節”的狹隘，無不透露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大漢族心態。而這種心態，並不全是中共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也與傳統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態”一脈相承。

　　在清末之前的漫長帝制時代，中國基本上沒有遭遇過強有力的外來文明的挑戰。國人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只有統領宇宙的“天下”觀念。統治精英們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個邊界明確的國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識到遭遇到其他國家及民族，也以自我中心的態度俯視周邊國家的存在。160國人稱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國家及族裔貶為“蠻夷”；把自己作為萬邦來朝的中心朝廷，而視其他國家為臣屬國。蠻夷諸小族與文明大漢族之間的關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關系──諸臣屬國對上的“朝貢”義務和中心國向下的“恩典”權威。甚至在西方人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後，國人的天下心態仍無實質性改變，直到大敗於被貶為“彈丸之地”的日本，國人才被迫收斂了君臨天下的大國傲慢。

　　然而，這種大漢族傲慢並沒有在百年的落伍和恥辱中消失，只不過轉變為另一極端──自卑自賤，而一旦自以為重新強大起來，天下心態必然覆活且膨脹。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共及其黨魁毛澤東，真的是得志便狂妄，毛澤東為了滿足他個人爭當世界領袖的野心，而置人民的死活於不顧，在國力完全不具備的條件下，全力發展軍事工業和核彈，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與前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為了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毛拋出第三世界論，對外輸出毛式革命，領導世界性的“以農村包圍城市” ??這一切極富進攻性的舉動，說到底，正是天下心態在全民中的全面覆活，縱容了毛澤東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極端膨脹。

　　改革開放的鄧時代，盡管奉行“韜光養晦”，但骨子里的稱霸心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臥薪嘗膽的低調是為了在國際舞台上重演“報仇雪恨”的吳越春秋。在鄧小平之後的江、胡兩代獨裁者的身上，傳統的“天下心態”以“大國外交”和“和平崛起”的形式重新覆活，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中國將在 50 年後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等大言不慚，屢屢出自知識精英之口。“我們曾經闊過”的阿 Q 式言說隨處可見，“中國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被人打敗只不過 150 年以來的事”。漢、唐、宋的歷史盛跡、成吉思汗的縱馬馳騁、康熙乾隆的東征西討，皆滿足著民族虛榮，激發起稱霸心態和好戰情緒。

　　知識精英還營造出一種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學，兩者共同使用著161以古頌今的獻媚技巧，臆造漢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歡， 重溫狂歡中的大一統夢想，煽起夢想中的英雄主義和救世主義。比如，春節晚會的開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聯歡》，收場節目名曰：《盛世鐘聲》，首尾呼應地突出當下中國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題。此一主題，早在以古頌今的古裝戲熱中得到煽情的表達：“統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為影視界搶拍的對象，由此生發的對歷史的再現和詮釋，完全基於成王敗寇而毫無是非善惡的極端功利主義的價值觀，重溫“帝王夢”和“帝國夢”來凸現當下“大國夢”。

　　更有甚者，中國的名導們紛紛拍起謳歌古代帝王的大片，從張藝謀的《英雄》到陳凱歌的《無極》再到馮小剛的《夜宴》，依靠一種自我改編的歷史和一種自我標榜和的正義，用民族主義和天下主義的合流來歌頌帝王文明,宣揚一種用英雄主義的暴力美學。那些具有英雄主義情結和大一統野心的暴君們最不在乎生命，自然也不在乎臣民的犧牲，因為他的獨裁權力可以任意驅使百姓作為他實現帝國夢的工具。也就是說，這些贏得高票房的大片，用奢華的排場表現帝王的氣派，用美麗的風景裝飾嗜血的鏡頭，為暴力崇拜披上道義的盛裝，對本來就良知匱乏和是非模糊的臣民進行審美麻痹。

　　盡管現在的中國還遠遠不具有能夠抗衡美國的實力，但是獨裁政權的野心和民族主義狂熱之中覆活的天下心態，已經為將來的稱霸準備好了可怕的精神資源。

　　在人類歷史上，有兩種方式的崛起──獨裁崛起與自由崛起。

　　凡是依靠獨裁崛起的大國，無論是拿破侖的法國還是希特勒的德國，也無論是明治天皇的日本還斯大林的蘇聯，不僅無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無不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的災難。

　　英國和美國的崛起與上述的獨裁崛起極為不同，兩國都是以自由憲政立國，首先著眼於國民的基本人權和全民福利的提升，由此162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動蕩，也很少遭遇內憂外亂的大災難，可以稱為長治久安的大國。如果說，大英帝國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回歸正常國家，那麽，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崛起及領袖地位，不再依靠對大片殖民地的占領和掠奪，而是奠基於推動了反殖民運動和領導了自由民主運動。

　　換言之，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根本上不是取決於統治集團的野心，也不取決於科技的發達和軍力的提高，而是取決於人的崛起和制度創新，取決於優秀國民和自由制度的鍛造。如果崛起的目標僅僅是用民族主義包裝的獨裁政權及特權集團的壟斷利益，而不是人的解放、人權保障和全民分享崛起的好處；如果崛起的方式仍然獨裁主義的決斷和對外武力擴張，而不是全民參與的民主決策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麽，一個對內不尊重基本人權和對外不講普世規則的國家，不可能造就優秀的國民，無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納，也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真正崛起。

　　總之，今日中國之崛起，決不能再走德、日、蘇的“獨裁崛起”

　　之路，而必須開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163被民族主義狼奶毒化的中國憤青

　　日本女足展開橫幅向中國致謝

　　2007 年世界女足世界杯在中國舉行，十六支女足被分為四個小組，日本隊與德國隊、英格蘭隊、阿根廷隊分在 A 組。 9 月 17日，日本 VS 德國的小組賽在浙江杭州黃龍體育場舉行，上座率不錯，有 3 萬 9 千多人。比賽的結果毫無懸念，高居世界女足排名第一的德國隊以 2： 0 擊敗日本隊。

　　我沒看這場比賽的電視直播，但今天在網上看到寧下力先生的文章《“愛國者”的噓聲和日本女足的感謝》（南方網）。文中寫道：

　　“打開網站，第一眼瞧到的就是日本女足打著感謝中國的條幅的照片。 ??隨後打開了天涯，這里聽到的消息卻是從始到至終，場內的國人一直在噓日本女足，而將掌聲全部給了德國女足，直到日本女足打出了這條感謝中國的條幅為止。”

　　在寧先生的文字的引導下，我也上網看了那幅圖片，具有常識的看了都會感動。盡管日本隊輸了，但對於主辦國中國和到場觀戰的球迷，還是打出橫幅、鞠躬致謝。這在世界杯賽場上是極為少見的。

　　為了證實寧先生對中國觀眾的所言不虛，我上網查看了相關資料，在“德國足球在線論壇”網站（http://bbs.dfo.cn/viewthread.php?tid=597559）找到了《現場觀球：德國女足 VS 日本女足》帖子，中國觀眾的表現的確如寧先生所言。

　　該論壇的網友“埃米利奧”描述了現場觀球的感受：

　　“這場比賽杭州黃龍簡直成了德國隊的主場，觀眾估計有 8成以上都在為德國隊吶喊，除了隨著比賽起伏的鼓掌、歡呼、尖叫164之外，看台上還多次整齊地響起‘德國隊！加油！’的聲音──這個讓我等德國球迷都比較暈，那些姑娘們哪聽得懂呀。”

　　“不得不提一下日本隊。這是比賽全部結束後，日本姑娘們在球場中央打開的橫幅──謝謝中國！同時一齊向球迷鞠躬──事實上這時看台上球迷已經走了大半──現在重看這張照片，我的鼻子還酸酸的：這場比賽從頭到尾，除了少部分的日本球迷，大部分觀眾都是在為日本隊喝倒彩的，甚至連奏國歌的時候都噓聲一片，很多人甚至都一屁股坐下了沒站起來（這點實在很不禮貌！ BS 之！）比賽中也是一邊倒地支持德國隊。坐我們後面一哥們就說：‘怎麽都不為日本隊加油？人家姑娘兒也不容易呀，好歹也是為我們亞洲爭光’（我個人也不大理解為什麽這麽多人都偏袒德國隊，我們是德國球迷那是自然的，可大部分人應該中立才是??）盡管如此，這些姑娘們還是在比賽結束後鄭重地感謝了球迷，先不論當時她們心里是什麽想法，起碼這個舉動讓我對這個國家肅然起敬。”

　　在“埃米利奧”發言後面跟帖的網友，大多數對他的現場感受不以為然。對日本隊被噓，有人拍手稱快：“對日本人就應該這樣，‘噓’得好。”有人認為：“小日本最虛偽，他越是表面對你好，在心里算計的就越厲害！”有人還雞蛋里挑骨頭地質問道：“突然想起個問題：既然感謝中國，幹嘛還要用英語寫，直接寫中文不就完了嘛。 到底是給中國人看，還是給外國人看？”甚至有人嘲諷道：“??

　　日本女人都有受虐傾向吧，受到的待遇越不好，他們越興奮，越高興。”

　　當今世界，大型國際體育比賽的勝負，在那些患有畸形民族主義綜合癥的國家，就不再僅僅是競技場上的輸贏問題，而是提升民族自尊和發泄民族仇恨的問題。 2002 年韓日世界杯的韓國賽場，只要有韓國隊的比賽，就會有黑哨和最為醜陋的“紅海洋”。在中國，隨著近年來民族主義情緒日趨狂熱，幾乎所有大型國際賽事的中日碰撞，都會為中國愛國憤青提供發泄仇恨的機會。所以，中國165球迷對日本女足的噓聲，絕非來自他們對德國隊的熱愛，而是來自一種狹隘而盲目的民族仇恨──對日本人的仇恨。

　　在我的記憶中，中國球迷在足球比賽中對日本人宣泄仇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2004 年亞洲足球錦標賽由中國舉辦，中國人的反日愛國的熱，不僅表現為語言暴力的泛濫，而且發展為暴力行動。

　　在那屆足球亞錦賽上，凡是有日本隊參與的比賽，無論在哪個賽區，反日愛國者都要發難，都會把足球比賽變成宣泄仇恨的狂歡。

　　在開幕式上，中國球迷對日本隊的不文明表現，招致亞足聯主席維拉潘的批評。令維拉潘沒想到的是，他的幾句批評卻引發出中國球迷的強烈反彈，網絡上和媒體上一片譴責之聲，致使維拉潘不得不出面道歉。

　　在分組賽中，日本隊被安排在重慶賽區，重慶球迷不斷上演盲目反日的民族主義醜劇。 7 月 24 日，當泰國隊和日本隊進行比賽時，重慶球迷對日本的噓聲、叫罵、投礦泉水瓶貫穿整場比賽。

　　比賽開場前，奏泰國國歌時，全場近五萬觀眾起立，向鄰邦致意；但奏日本國歌時，近五萬觀眾卻一起坐下，全不顧及起碼的禮貌。比賽開始，泰國隊享受了“超級主場待遇”，他們一拿球，觀眾席上的聲音立刻高八度，壘戰鼓、吹喇叭、吶喊助威：“泰──國雄起！”“泰──國雄起！”而日本隊一拿球，觀眾席發出整片的噓聲和起哄聲。

　　比賽進行到 7 分鐘，日本進球，觀眾席上一片沈默，但裁判鳴哨表示犯規在先、進球無效，全場馬上歡聲雷動！ 10 分鐘，泰國隊進球，觀眾沸騰了，甚至比中國隊進了球還要開心！中場休息，泰國記者在場邊給重慶球迷攝像，受到球迷的鼓掌、歡呼、致意，而日本記者則遭遇球迷的噓聲、起哄聲以及鋪天蓋地的礦泉水瓶。

　　那場比賽，支持日本隊的觀眾已經少的可憐，即便如此，只要觀眾席上出現支持日本隊的球迷的歡呼和揮舞太陽旗，就會遭到一片唾罵和礦泉水瓶。有幾個重慶小夥子還撲向日本隊的支持者開打。166經過多場比賽後，真有點兒冤家路窄的必然，中國隊和日本隊進入決賽。在 8 月 7 日中日對決中，中國隊隊員和中國球迷把反日狂熱推向高潮。在開賽前的采訪中，中國隊守門員毫不顧及地使用“小日本”等污蔑性言詞，刺激著中國球迷本來已經發燒的仇日情緒，致使賽前氣氛就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為了防止球場騷亂，中國官方出動近五萬名武警和公安，警戒著七萬個座位的北京工人體育場，遠遠超出任何國家在此類賽事中的警戒水準。即便如此，中國隊的失利仍然導致上萬狂熱球迷的騷亂，他們不僅對日本球員大潑暴力語言和焚燒日本國旗，還聚眾圍堵日本球員大巴，打碎日本使館小轎車的後車窗， 以至於，足球賽最後演變為外交風波。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向中方表示抗議，北京市公安局不得不致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表示道歉，中國駐日本大使武大偉也向日本外相川口順子表示“遺憾”。

　　此次女足世界杯，多虧中日女足沒有分到一個小組，也不會在決賽階段相遇。因為，中日兩隊的小組賽排名都是第三，踢了兩場的中國僅存一線進入八強的希望，而踢了三場的日本隊已經出局。

　　否則的話， 2004 年足球亞錦賽的反日狂潮極有可能再次上演。

　　當下中國人狂熱的政治民族主義，既是對中國體育和民族精神的雙重傷害，也是對國際體育精神的褻瀆， 2004 年足球亞錦賽後，中國人表現出的醜陋民族主義，引起國際社會對北京奧運的質疑。

　　如果這種畸形民族主義得不到矯正，那麽這柄單刃毒劍就會越來越寒光四濺，然而，看上去是頗為威風的對外閃亮，實質上每一次向外劈刺都將倒刺向中國自身。167

　　爆發戶中國仍然一無所有

　　中共央視曾邀請了中美兩國高中畢業生參加二頻道的《對話》

　　節目。中國學生都是北大、清華等頂尖學府錄取的優秀畢業生，美國學生都是本年度美國總統獎的獲得者。

　　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給出五個選項： “智慧、權力、真理、金錢、美”。美國學生幾乎是一致地選擇了“真理” 和“智慧”，中國學生則相反，只有一人選擇“美”，其他人的選擇或“權力” 或“金錢”，而竟無一人選擇“真理” 或“智慧“。

　　有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美國人是功利主義的，中國人是重義輕利的。然而，從中美高中畢業生價值取向的對比中，凸顯的卻是相反的傾向，美國年輕人更傾向於超越性價值，而中國年輕人更注重功利性價值，深受“官本位” 和“一切向錢看” 的毒化。

　　不知為什麽，中國高中畢業生對權力與金錢的迷戀，讓我想起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歌曾經風靡八十年代的中國。

　　的確，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剛剛從愚昧的癲狂中醒來，突然發現他們原來是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不僅是物質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曾幾何時，中國人投身過一次次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帶來的不過是全盤黨有化盤剝下的極端貧苦；中國人高舉“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的旗幟，不過是“存天理滅人欲” 的舊道德翻版；中國人曾經引以為豪的共產主義理想，到頭來僅僅是破碎的烏托邦泡沫；即便是毛時代的大鍋飯式經濟平等，也不過是強權下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階級的身份的極端歧視。而這一切狂熱的獻身，滿足的恰恰不是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而僅僅是極少數特權階層168乃至極權者本人的權力貪婪。

　　共產理想破滅之後，發展經濟和發家致富變成主流。盡管，相對於鬥爭為綱、大公無私和苦行僧的毛時代而言，改革以來的經濟優先、自利意識和大眾消費的回歸是一種進步，起碼滿足了民眾的溫飽需要和物質享受。但由於獨裁體制沒有實質的變化，體制內外爭自由、要民主的訴求喋血於六四大屠殺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當局徹底封死，跛足改革將中國引入雙重誤區。一方面，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導致普遍腐敗、兩極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經濟改革導致畸形的 GDP 崇拜、拜金主義和消費膨脹。

　　所以，代替毛時代禁欲主義的，不是取之有道的發財致富，而是沒心沒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與責任的平衡，而是既無自由也無責任的縱欲主義。這種縱欲主義並非大眾欲望的自然表達，而是獨裁強制下的刻意引導、甚至極端縱容的結果，是統治者極力塑造的主流意識形態。它把中國人變成物質性的單面人，變成權力、金錢、消費的奴隸，也變成現行秩序的同謀。發號施令的政權、執行命令的官員和被統治的平民，三者的行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對人性良知和社會規則的踐踏之上，從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到精英階層的犬儒主義再到大眾中流行的厚黑學，從上到下的中國人全部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也就是說，當壟斷權力的全面操控無法通過意識形態灌輸和政治恐怖實現之時，經濟利益的收買或要挾就變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當下中國人大都生存在個人的責任和良知之外，人們的交易行為在社會法律規則之外進行，無所不在的雙重人格和對尊嚴的自戕自賤，可以用經濟人理性來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換取個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話所言：個人為了飯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擇手段。用那些“狼圖騰” 崇拜者的話說就是： “生存是什麽？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 ??吃草的未必169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鋒牙利爪的狼， 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著就必須有什麽東西去死。當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陽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時，那就意味著我死了。”（見《狼》，地質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對於這樣一匹不擇手段的惡狼，除了惟利是圖的驅動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導它規範它，它通行無阻地左右著每一個人，將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尊嚴、誠信、良心和理想統統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權面目與黑白分明的極權暴政相比，還常常散發著一種柔軟的或溫和的人情味，不能不令人感慨今日獨裁統治的精細。但在骨子里，它是一種不斷膨脹的權貴資本主義，它的發動機是無限的貪婪， 它的工具是無所不在的權力。它如同一頭無名的怪獸，進行著匿名性的全面統治和技術操控。無人能夠真正擁有它，而它卻無所不在地占有了每個人的靈魂。

　　經過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中國，像個暴發戶一樣傲慢，但鼓脹的錢袋掩蓋不住內在的幹癟，權力、金錢和謊言所包裹的仍然是一無所有的靈魂。正如崔健在六四後所創作的《紅旗下的蛋》

　　唱到的那樣： “錢在空中飄蕩，我們沒有理想，雖然空氣新鮮，可看不見更遠地方，雖然機會到了，可膽量還是太小，我們的個性都是圓的， 像紅旗下的蛋。”

　　曾經一無所有的靈魂，如今變成了“紅旗下的蛋”！170獨裁中共對自由西方的靈活應對

　　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冷戰後的國際政治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覆雜關系，無論是自由國家推動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業，還是獨裁政權抵制民主化進程，雙方陣營中都有不同的層次，並運用不同的方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內部變化和新的國際定位，使中共政權與西方國家關系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淡，既交往又鬥爭的現實主義越來越凸顯。

　　雖然，蘇東共產帝國解體之後，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也成為當今世界上僅存的幾個極權小國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在國際主流社會的眼中，與朝鮮、緬甸等封閉、停滯的獨裁國家，中國又是開放的、轉型的、經濟成功的獨裁國家。的確，今日中國畢竟不同於毛時代、甚至鄧時代的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的極權國家，而是一直處在轉型中的威權國家。中共政權也不再是全封閉的極權主義，而是處在轉型中的半開放的威權政府，中國起碼在經濟發展上還有不錯的數據，政治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

　　首先，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目共睹，其發展方向是市場化和私有化，這是國際主流社會所鼓勵的。

　　而且，以加入 WTO 為標志，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參與日益加深，與西方各國的經貿關系增長迅速，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已經變成美國和歐洲大國無法忽略的龐大經濟體，越來越密切的經貿利益已經讓雙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勢也不再是冷戰時代的勢均力171敵，今日的中國民間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壓力不斷加大，推動著中國國內政治和人權狀況的漸進變化，帶來了廢除收容遣送、人權入憲、物權法等制度進步；也讓追求大國地位的中共現政權不得不有所表示，從江、朱到胡、溫，一踏進國際舞台，中共高官就越來越喜歡表演政治開明秀，不斷派出大量官員前往歐美國家學習，在法治、人權、選舉、非政府組織等敏感問題上，與歐美國家建立了定期對話機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時代的發飆極權，而是精於利益計算的理智獨裁，在經濟上大力推進加入全球化進程，也越來越願意參與國際政治事務。所以，中共在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上，不再是一味對抗，而是靈活應對，既合作又拒絕。

　　在與獨裁小國的關系上，中共不再是毛時代不顧代價的胡來，而是權衡利弊的應對，既要用夥伴關系籠絡獨裁小國，又要與西方大國展開某種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會出面主辦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顯示自己的大國地位；才會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作出某種妥協，表示自己對國際呼籲的正面回應；也才會緬甸危機上進行暗中斡旋，用自己的影響力迫使緬甸軍政府作出某些讓步。

　　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這些舉動，多少贏得了西方陣營的肯定。

　　西方國家基於自身利益和普世價值的雙重考慮，逐漸將其中國戰略建立在“利益相關者” 的現實上。換言之，與其將中國完全推向極權小國一邊，不如讓中國加入國際主流社會的政治遊戲，在棘手的國際問題上分擔責任。所以，自由西方推動中國政治進步的方式，不再是一味施加壓力，而是壓力與鼓勵同步進行：一面敦促中共改善人權和開啟政治改革，一面呼籲中國政府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你可以說，這個世界真夠諷刺，面對緬甸軍政府這樣的獨裁小國之暴行，世界上那麽多強大的自由國家似乎束手無策，不得不把172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政權這個大獨裁身上，而在 18 年前，這個大獨裁用坦克追碾年輕的大學生，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

　　但是，在我看來，西方的這種玩法，與直接批評中國政府的施壓相比，看上去更為委婉軟弱，也確實有道義瑕疵，但現實效果上肯定強於意識形態口水戰，也是自由西方推動中國民主化轉型的方式之一，對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可以起到雙重作用，既可以讓中國加入西方國家主導的政治博弈，使其逐步接受主流國家的規則，也可以破除獨裁國家所堅守“主權至的上” 說辭，讓中國在國際政治的博弈中逐步認同普世價值。

　　從中共政權的角度講，隨著中國的經濟融入世界和硬實力迅速膨脹，中共政權把提高國際地位放在其外交的首位。一方面，中共仍然將維護獨裁權力作為首要利益，在國內是花錢買穩定，在國際上是花錢買外交。比如，利用大訂單來換取某些西方大國在人權問題上閉嘴或低調。前不久，胡錦濤政府對德國政府的報覆和對法國政府的優惠，就是為了教訓直率的默克爾，獎勵圓滑的薩爾科奇。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很想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提升自己的國際聲譽，努力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所以，中共越來越多地介入國際政治博弈，國際主流社會的呼籲也會滿足中共現政權的虛榮心，使其覺得國際重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胡溫政權把西方世界的呼籲變成自我標榜的口號，君不見，現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聞發言人，動不動就對外宣稱： “中國是個負責的大國。”

　　就當今世界民主化的進程而言，如果國際主流社會能夠幫助世界上最大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崛起的中國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必將是繼蘇東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國際社會的主要著力點應該放在仍然處於艱難轉型期的中國身上。173受難母親十年如一日的抗爭

　　──有感於六四難屬的兩會上書

　　自 1995 年以來，每年中共兩會前夕，世界都能聽到一個飽含著愛和正義的聲音——天安門母親為六四問題上書兩會代表。

　　今年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了。

　　2 月 28 日，丁子霖等 126 位六四難屬再次上書兩會，提出兩項訴求： 1、 要求解凍已經被凍結八年的 11620 馬克人道捐款； 2、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停止對草根維權運動的野蠻打壓。前者是維護“天安門母親”群體自身的權益，後者是維護其他維權群體的權益。

　　在此次上書中，難屬群體特別表達了對近年來草根維權的關注：“我們都是十六年前那場劫難的受害者，我們對和平、安寧懷有強烈的渴望；我們對強權和殺戮懷有極度的憎惡；我們對社會弱勢群體及各種禍患的受害者懷有深深的同情。??最近發生在廣東番禺太石村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在汕尾東洲村的血腥屠殺事件，以及接連不斷地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維權民眾遭到殘暴對待的惡性事件，使我們這些曾經並至今仍經受著痛苦折磨的“六四”受難者寢食難安。”

　　“借此機會，我們向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領導人發出強烈呼籲：請你們本著人類良知，信守諾言，善待一切被無辜剝奪了合法權利而求告無門的弱勢民眾；請你們本著法治的原則，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以協商、對話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決民間維權行動中發生的官民沖突；請你們拿出勇氣和決斷，在全國範圍內立即制止旨在壓制民權的各種暴行，鏟除殘民以逞的黑惡勢力，以挽回已經出現的危局。抗議中共當局對草根維權的野蠻對待，要求當局停第四卷 每一天都是六四174

　　止鎮壓和善待民間的正當訴求。”

　　一個對草根階層的權益訴求進行野蠻鎮壓的政權，必定是與民為敵的；一個殺人的政權，是令人唾棄的；一個用謊言為殺人辯解的政權，是令人不齒的；一個凍結捐給人道捐款的政權，是滅絕人性的。然而，“天安門母親”仍然堅守以文明的方式表達自身的訴求，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從未采取過激進行動，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而是始終如一地用勇氣呼喚良知，用愛心融化恩怨，用善意化解惡意，用理性約束憤怒。這種高貴之愛和清明之理性，這種持之以恒的韌性和勇氣，實為踐行社會良知的楷模，是中國民間社會中最可寶貴的道義資源，是推動中國和平有序轉型的健康力量之一。

　　這個由失去兒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遺孤、失去謀生能力的傷殘者所組成的難屬群體，從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漸漸走出絕望的陰影，盡管，生活的艱辛一言難盡，靈魂的煉獄無以表達，高壓下的沈默是那麽無奈，覺醒後的抗爭又是那麽險象環生，但難屬之間的相互溫暖和國內外良知者的同情，近於奇跡般地支撐起“天安門母親”的傲然挺立。她們就在極為艱難和充滿人身風險的情況下，收集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證詞，爭取國內外的人道捐款，始終如一地堅持著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的訴求。毫無疑問，六四後的十六年來，在敦促中共糾正罪錯、調查歷史真相和還公道於民的民間維權運動中，六四難屬群體做得最為出色。

　　天安門母親堅持抗爭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溫和的方式給中共當局上書。從 1995 年到 2006 年，連續十一年從未間斷；從兩人簽名到上百人簽名，敢於公開站出來難屬逐年增加。盡管官方從未有過只言片語的正面回應，但難屬群體決不放棄，而是要持之以恒，直到六四問題得到公正解決的那一天到來。

　　1995 年，難屬群體發出“就六四問題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簽名人已經發展到 26 人。首次提出難屬群175體的三項基本訴求：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國人民公布調查結果，包括公布“六四”

　　事件中的死者名單、死者人數；三、為了對歷史負責，對死者負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向死者親屬作出個案交代。

　　1996 年，發表“六四受難親屬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簽名人增加到 31 人。公開信重申 95 年的三項訴求，並首次公布了已經尋找到的六四遇難者近 200 人。其中：年齡最大者 56 歲，最小者 9 歲；大學本科學生 37 名，博士及碩士生 9 名，中學生 9 名，小學生 2 名；獨生子女 17 名；留下遺孀、遺孤者 44 名，遺孤為雙生子女者 6 名。公開信還強調，“據我們的查證，死者無一人有所謂暴力行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傷時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區內被追殺的。 他們都是那場慘案的無辜受害者。”

　　1997 年，難屬群體就六四問題致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簽名人增加為 42 人。公開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項基本訴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對六四問題的處理，“不能按任何個人的意志辦理，不能因襲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過後所謂‘平反昭雪’的做法。”而應該“納入法制軌道，依法辦事。”

　　1998 年，難屬群體致函第八屆全國人大暨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簽名人增加為 56 人。難屬的訴求也有所變化，除了堅持三項基本訴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銷李鵬人大代表資格”的訴求。

　　1999 年是六四十周年，難屬對話團正式成立並致函中共領導人。這是難屬群體為了更理性地解決六四問題，首次成立了由 20人組成的對話團，要求就三項基本要求進行真誠、平等的對話。同時，當年 5 月 17 日，難屬群體向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請求立案偵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鵬的法律責任的控告書，把對六四元兇的清算納入法治軌道。176

　　2000 年，難屬群體在發表“六四對話團就六四問題的解決致函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並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李鵬的上訴書。簽名人增加到 108 人。公開信重申就三項基本訴求與官方展開對話的要求，控告書重申了對李鵬的刑事控告。

　　2001 年，難屬群體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檢察院提出對李鵬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發表“天安門母親的話”。簽名人增加到 112 人。

　　“天安門母親的話”在難屬群體的維權歷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他們關注的領域不再局限於六四問題，而是擴展到其他群體遭受的人權迫害，特別申明：反對中共對民間異議活動的政治高壓和殘酷鎮壓；反對對法輪功等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的鎮壓；反對在言論、出版、信仰乃至新聞、網絡等領域繼續推行限制、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政策，特別反對繼續以言論、思想治罪的荒謬做法；反對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為借口，抗拒、抵制國際社會基於人類道義及世界普適原則對中國惡劣人權記錄的批評。

　　這篇文獻也可以視為這一群體的愛的宣言：“今天，我們將把這種愛視為一種責任，希望以此來呼喚人們的良知，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仇恨，來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里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我們相信，這種來自生命源頭的愛是偉大的；她作為一種責任，將使我們變得更堅強、更智慧，也將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從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與殺戮。”“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盡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2002 年，難屬群體發表兩封公開信，“六四對話團致國家領導人”和“致九屆五次全國人大暨全國政協全體代表、委員”。簽名177人增加到 115 人。

　　前者重申就三項基本訴求進行對話，後者重申三年前難屬群體對李鵬的控告；“我們還要在這里重申：我們不會放棄此項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鵬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審判。”

　　2003 年，難屬群體就六四失蹤者的問題致函第十屆全國人大全體代表暨全國政協全體委員。簽名人仍然是 115 人。

　　公開信除了重申三項基本訴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尋找“六四失蹤者”的訴求：“截止 2003 年 2 月，我們已尋找到慘案的死難者 182 位，傷殘者 71 位。在漫長的尋訪活動中，我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失蹤者。他們都是在 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後的幾天里突然消失的。他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親屬在過去的歲月里曾多方尋找，但毫無結果。目前，我們已記錄下了 12位這類失蹤者的名字，而據我們多年來的調查、了解，實際的失蹤者數字要遠遠多於記錄下來的數字，比如當年曾被倉促地掩埋於天安門附近的一些遇難者屍體至今沒有下落。可以斷定，這些失蹤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親人的身邊。可以想見，他們的親屬所經受的痛苦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2004 年，難屬群體發表兩封公開信：“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暨最高檢察長賈春旺先生”和“致十屆二次全國人大暨全國政協全體代表、委員”。簽名人增加到 126 人。

　　前者重申了對李鵬的控告，後者敦請代表們就公正解決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問題向大會遞交相關議案，推動大會及與會代表就此議案進行討論、審議，並對九年來全國人大對難屬上書的置之不理發出質問：“為什麽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對於我們的合理訴求竟如此置若罔聞？為什麽作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對六四受難者年覆一年發出的呼聲竟如此噤若寒蟬？為什麽我們於 1999 年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的控告六四元兇李鵬的訴狀，該院至今拒不答覆；而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竟然放棄了對人178民檢察院的問責與監督？為什麽於 1998 年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

　　名義凍結的一筆（11620 德國馬克）留德學生給予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發還，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及人大代表對這種明目張膽的違法行為竟然如此熟視無睹？”

　　2005 年，難屬群體就六四事件以及趙紫陽先生蒙受不白之冤問題致函人大政協。簽名者增加到 127 人。

　　公開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 1、 當年由鄧小平、李鵬等決策者、制造者一手強加於“六四”的錯誤定性必須徹底推翻；六四事件作為一樁重大的歷史冤案必須得到公正的重新評價。 2、 當年鄧小平、李鵬等人強加於趙紫陽先生的莫須有“罪名”必須徹底推翻，由此造成的這樁重大歷史冤案必須得到公開的糾正和重新評價。 3、 自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以來，中國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權狀況日趨惡化，對言論和網路的控制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難屬群體對此表示強烈的抗議。

　　我之所以歷數難屬群體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上書兩會，意在說明：在中共掌權五十年的歷史上，盡管慘烈的人權大災難屢屢發生，在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中，無辜被害的國人以幾千萬計，但是，除了“天安門母親”之外，還沒有一個受害者的難屬能夠形成一個不斷壯大的群體，進行持之以恒的抗爭。而只有在六四屠殺中失去親人的母親和妻子，為了討還公正和見證真相這一單一訴求而進行十年如一日的理性抗爭。無論獨裁者們多麽冷血，也無論大眾多麽麻木，她們執著地替墳墓中亡靈們伸冤，用博大的母愛化解狹隘的仇恨，用非凡的勇氣抗拒野蠻的恐怖，用恒久的耐心較量漫長的等待，用不辭辛苦的尋訪拒絕強制性遺忘，用一個個案例戳穿謊言化的生存。

　　正如《天安門母親的話》所言：“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盡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179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之一，十六年前，那個被子彈射穿的夜晚，那個被刺刀挑起的黎明，至今仍然如同呼嘯的子彈掠過我的耳邊，如同血紅的刺刀尖晃動在我的眼前，讓我必須珍視至今仍然無法瞑目的亡靈。

　　自 1989 年 6 月 4 日以來，我這個幸存者，一直在無辜亡靈的俯視下，已經整整十六個年頭兒了。自 1995 年的第一次上書中共兩會以來，由小到大的六四難屬群體，一直在用她們頑強的抗爭催促著我，也已經十二個年頭了。這俯視，這催促，使我不能時時提醒自己：哪怕我的文字是無力的，我的聲音是微弱的，我也不能不跟隨母親們的尋求正義和見證真相的腳步。

　　2006 年 3 月 3 日於北京家中

　　（首發《民主中國》 2006 年 3 月 4 日）180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

　　──六四十七周年祭

　　已經十七年了

　　又是六四祭日

　　又是恐怖黑夜降臨

　　一個年輕的生命

　　活生生的瞬間變成枯葉

　　掛在初露的霞光上

　　壓抑了太久秘密的預謀和殘忍的屠殺

　　仍然被禁閉在堂皇的黑洞中

　　看不見的傷口

　　突然被撕裂的思想講述墳墓中的故事

　　我的目光傷痕累累

　　無法筆直地注視無數曲折之後

　　在黑暗里偶爾閃亮洞徹荒蕪

　　感謝妻子劉霞每年六月四日

　　她都會帶一束白色百合回家

　　今年她帶回十七枝百合

　　黑夜中的百合花點綴著亡靈的原野

　　白色的百合亮著綻開的花瓣

　　亮著挺拔的綠葉

　　亮著淡淡的花香

　　亮著是祭奠也是懺悔181

　　死不瞑目的眼睛

　　唯一的潔白和閃亮刺穿整個民族的精神黑暗

　　被禁閉在黑暗中的百合花是亡靈之光

　　打開我的靈魂

　　看見母親們

　　看見維多利亞公園里

　　看到世界各地為亡靈們點燃的燭火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百合花陷入黑暗

　　猶如時間與亡靈們對話

　　潔白為亡靈點燃的祈禱之火

　　凝視灼熱並照亮我

　　渴望自由的人死去

　　亡靈卻活在反抗中

　　逃避自由的人活著

　　靈魂卻死於恐懼中

　　面對絕對空無

　　面對野蠻的劫掠

　　有一種堅韌

　　巍然不動

　　猶如從內心取走一束光

　　照亮一條路182

　　六四的賠償正義

　　──六四十七年祭

　　十七年了，六四冤魂還只能在黑暗中呻吟，我也只能在沒有自由的黑暗中獨自等待，等待著時針指向六四淩晨，等待著祭日降臨。

　　十七年了，丁子霖老師的兒子蔣捷連被罪惡的子彈射殺時，正好十七歲。每當祭日，天安門母親們都要祭拜兒子的亡靈，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亮起燭光，世界各地也點燃燭火。

　　十七年來，天安門母親遭遇到種種不公正的對待，但她們卻為見證歷史和討還公正始終沒有停止過抗爭。

　　今年六四，不能不提周國聰的名字。這位年僅十五歲少年，在1989 年 6 月 6 日被逮捕，關押在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內，第二天就滿身傷痕地死於看守所內並被火化。在我看來，他不是死於街頭而是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內，如此暴行甚至比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下更為殘忍。

　　盡管，直到十七年後的今天，我才知道這個十五歲少年，但周國聰的名字已經刻在歷史墓碑上。

　　17 年來，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女士從未停止過上訪，在黃琦先生和他創辦的中國第一家人權維權網站《天網》的幫助下，今年4 月 25 日，她終於得到當地政府給予的一筆七萬元的“困難補助”。

　　這個個案，既是唐女士的持之以恒所取得的有限實效，也凸現了政府在六四問題上的投石問路。183

　　一、 對民間維權的意義

　　1、 在民間維權上，低調堅持和高調抗爭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韌性的抗爭比一時的慷慨更艱難、也更有效。難屬們的人道維權可以低調，但必須具有足夠的耐心和堅忍，天安門母親如此，唐女士亦如此。

　　2、 維權要注重實效。比如，在六四問題上，從人道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切入維權活動，既具有更廣泛的道義涵蓋面，又可以降低政治敏感性，因而能取得一定的實效，未嘗不是一條先易後難的道路。對於更廣義的民間維權而言，維權者既要堅持不畏風險的道義倫理，也要信守注重實效的責任倫理。固然，當下中國的民間維權，要想取得點可見的成效很不容易，但這並不是只重道義而不重效果的理由。

　　3、 多方協同的個案維權。近年來，大陸民間維權的主要模式，是圍繞著個案的民間動員、輿論救濟和法律援助。其中，各界知名人士、體制內外的媒體和維權律師的參與，助力尤大。劉狄案、孫志剛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程益中案、李柏光案、朱久虎案、冰點案等，皆是證明。

　　4、 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衰落和民間權利意識覺醒、統治效力下降和民間維權高漲的今天，官權鎮壓的殘暴性也隨之大幅度下降。

　　所以，“勇敢競賽”是相對容易的維權，而“實效競賽”才是最有難度的維權。實效的取得不僅需要個人勇敢，還需要群體合作，需要操作智慧、協調能力和韌性。基於民間維權的長遠發展的大局考慮，唯有不斷地取得實效和成功案例的點滴累積，民間維權方能持續地增強感召力和凝聚力，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維權；也才能帶來維權經驗的累積，推動民間維權走向成熟。184

　　二、 政權無法繞過六四問題

　　從政權的角度講，無論誰當政，六四問題都是躲不過去的，拖得越久、欠債越多，十七年的拖延已經足夠漫長，難道還要一拖再拖！現在，制造六四大

　　屠殺的兩個元兇，鄧小平已經死了九年，李鵬也已經下台。現政權高層與六四沒有直接瓜葛，只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定會考慮著手解決六四問題。誰能主動而穩妥地解開六四之結，誰就會贏得國內外的尊敬，在歷史上留下美譽。

　　在此意義上，周國聰案的解決方式頗有點投石問路的意味──如何以最小的政權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權收益。因為，在六四這個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如果沒有得到高層的允許或授意，四川地方當局是斷斷不敢為的。在此個案中，我理解並尊重唐女士的選擇，但我無法容忍官權對冤魂的褻瀆和對難屬的脅迫！

　　1、 政府選擇成都死難者而不是北京死難者，選擇死於派出所的周國聰而不是戒嚴部隊槍口下的死者，顯然是精心選擇後才拋出的試探氣球。因為，周國聰之死與大多數六四死難者具有微妙的差別，周之死不屬於當街屠殺的罪惡而屬於警察機關的罪過。

　　2、 政府選擇個體性的影響小的唐德英女士，而不選擇群體性的影響大的天安門母親中的某位難屬，顯然是為了降低這次投石問路的輿論效應。雖然，唐德英女士的訴求與六四難屬群體大同小異，但她的人道維權畢竟是個體抗爭而不是天安門母親的群體抗爭；雖然，唐女士與天安門母親一樣，也堅持了長達十七年的抗爭，但她的曝光率遠遠低於天安門母親。在她與當地政府達成此項協議之前，她本人和她的冤死兒子並沒有進入公共輿論，也就沒有廣泛的國內外影響。

　　3、 政府在投石問路的方式上也頗為狡猾，七萬元的付出，不是以“補償”或“賠償”的名義而是以“困難補助”的名義，顯然185是為了避免“補償”和“賠償”所蘊含的罪錯意義。而“困難補助”

　　的名義， 意在凸現這筆錢的“救濟性質”，而非政府因犯有罪錯而必須給予受害者的賠償。

　　4、 政府開出了給錢的先決條件──“立據保證息訴”，顯然是為了花錢封口。這種簽署正式協議的方式，就是為了讓唐女士保證不再進行任何意義上的追訴。

　　綜合以上四點，政府選擇以“困難補助”的方式了結周國聰案，可以大大弱化此案的政治象征意義；如果試探的連鎖效應是許多六四難屬的跟進，政府很可能私下里推廣這一模式。因為，這一模式最符合現政權六四以來形成的危機處

　　理方式：花錢買穩定、以經濟代價換取政治利益。而且，如果這一模式作為六四問題的第一步能夠推廣開來，也就達到了“以最小的政權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權收益”的目的。

　　三、 六四問題上的賠償正義

　　在我看來，政權處理周國聰案的方式太不人道、太不公正。因為，采取這種方式，是企圖利用自身的絕對強勢地位來投機取巧，既不公布周國聰的死亡真相，也沒有向難屬公開認錯和表達歉意，反而僅以七萬元“困難補助”換取難屬的簽字畫押保證不再追訴，等於要難屬放棄依法索賠權，也就是用金錢來“封口”。所以，政府這次投石問路，根本的出發點與正義無關，而僅僅基於政權利益。

　　如果政府只想以周國聰模式來解決六四問題，而沒有基於普世道義的政治性和法律性的解決方案，那麽，這一模式的意義，也就僅止於投石問路而已，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難屬和社會輿論的認同，也就無法作為解決六四問題和達成官民和解的最初步驟。

　　1、 太廉價的經濟付出。即便從六四難屬的最低要求──只求經濟賠償而不求罪責追究──來講，七萬元買斷一個冤魂也是過於便宜，絕大多數難屬決不會接受。 1995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中186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已經拖延了 17 年的六四賠償，即便放棄十七年追訴所付出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賠償，起碼應該按照今天的工資標準賠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告》 2006 年第 3 號公布： 2005 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 18405 元，賠償費是 36 萬元。即便再降低標準，比照礦難死者的國賠償標準，政府現在已經把礦難死者的賠償標準提高到了 20 萬元。而一個冤死於政府屠殺下的生命卻只值七萬元，未免太不公平了。

　　2、 封口費全無正義。假定政府具有解決六四問題的誠意，而且是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而采取先易後難的處理方式，那麽，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對難屬進行經濟補償，政府都不應該附加任何先決條件。靜悄悄的賠償可以接受，但把“立據保證息訴”作為給予補償的先決條件，完全有違起碼的賠償正義。中共政權至今還維持對八九運動的錯誤定性，已經是錯上加錯和罪上加罪。如果政府連遲到了十七年的賠償正義都不準備兌現，那麽就根本談不上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

　　3、 生命無價，特別是被政府屠殺的生命，只要政府不公開承擔罪責並還死者以公正，那麽，經濟補償無論多高，哪怕大大高於七萬元，六四問題也不可能以“金錢換真相，補償換正義”的私了方式解決。因為，六四作為備受國內外關注的巨大公共災難，受害者對真相和公正的訴求高於對經濟補償的訴求。

　　六四作為轉型時期中國無法擺脫的重負，也越來越構成中共政權的沈重包袱，太需要基於和解善意和政治遠見的漸進而務實的解決。只要政府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誰也不會天真地要求一步到位的解決。比如，天安門母親的長期抗爭，完全是本著愛的善意和法治精神，本著溫和、漸進、寬容，她們從未采取過激進的187行動，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而是以文明馴服野蠻。所以，解決六四問題，無論如何漸進、務實和靈活，政府最終也繞不過下列公開程序： A，與六四受害者推選的代表進行平等的對話； B，獨立調查並公布六四真相； C，公開表達知錯認罪和道歉正名； D，依法追究罪責和進行國家賠償。

　　十七年了，每年的這個日子，中國都會陷於恐怖政治的籠罩之下，六四難屬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類似我這樣的“敏感人士”

　　都會被警察站崗；全中國的所有媒體都會禁止“六四”一詞的出現。

　　在此意義上，中共政權一直處在六四的陰影之下。所以，與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里陷於嚴加防範的恐懼之中，延續老罪惡並制造新罪惡，不如通過盡快解決六四問題的明智決策，解脫恐懼，打破僵局，開創歷史──開啟社會和解的局面，進而讓世界看到一個消除了恐怖的中國。188

　　從文革到六四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

　　中國百年現代史的多災多難，在毛澤東時代達到劫難的高峰。

　　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大災難。共產暴政實施階級滅絕、個人極權的無法無天，多數暴政的瘋狂發作，都達到了登峰造極。致使經濟被推向崩潰的邊緣，法律秩序蕩然無存，文化和道德遭到空前的大破壞，人的生命和權利遭到毀滅性踐踏，政治迫害之廣涉及到上億人，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繦褓中的嬰兒，死於迫害的人至少幾百萬。

　　文革後中國社會達成兩項共識

　　由於文革災難的過於慘烈，將中共體制的弊端醒目地凸現出來，所以，絕對極權者毛澤東的自然死亡和文革結束，為開啟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提供了絕佳的時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社會，在政治上起碼達成了兩項社會共識：一，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政治民主化，改革開放應該是經濟和政治同步的均衡改革，而非經濟開放而政治封閉的跛足改革；二，實現民主化的方式應該是官民互動的漸進改良而非激進的革命。因為改良式的社會變革，速度可能慢一點，但也降低社會轉型的綜合成本。

　　在獨裁傳統漫長的中國，通過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革，首先需要民間動力自下而上的推動，其次需要官權對民意的認同，二者的互動缺一不可。只要官權拒絕改良，改良就無可能。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期，走向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初見成效，思想文化領域極為活躍，政治民主化越來越成為主流民意，特別是民間的政治民主化訴求，通過“西單民主墻”、思想189解放運動、全國高校的自發競選、大學生的遊行示威等活動，得到了日益明確而強烈的表達。

　　可喜的是，中共官權內部也形成了具有決策權的開明改革派，力主政經改革的同步進行。兩位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順應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借助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排除黨內政治保守派對政治改革的頑強抵抗，先後終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左傾回潮，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市場化和民主化的初步綱領，造就了中國當代史上政治改革的黃金時代。

　　八九民運旨在推動政改正是在此官民互動的基礎上，青年大學生以街頭政治的方式提出民主化的訴求，並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八九運動。可以說，旨在推動政治改革的八九運動，其聲勢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動員之廣泛，已經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間支持，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完全有條件一展身手、大有作為。

　　可惜的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不成熟，既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政治魄力和操作智慧，也沒有表現出應對突發事件和駕馭自發民眾運動的能力，他們缺乏組織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缺少平等的公民意識、參與精神和道義勇氣，屢屢錯過了引導民意的契機，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間資源白白浪費。在大屠殺當中和之後，精英們更缺少在大恐怖面前堅定的道義立場和無畏的良知勇氣，遂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

　　開明派的錯失時機就等於把機會留給了黨內頑固派，使他們拒絕民意的獨裁意志和強硬態度，在最高決策層內逐漸占據優勢，最後以武力鎮壓的方式結束偉大的八九運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頑固派把善良的民意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把黨內開明派作為叛徒加以清除，從而將一場偉大的政治改革運動變成舉世震驚的大罪惡。

　　鄧小平的大開殺戒，不但葬送了那麽多年輕生命，也葬送了中國政190治體制和平轉型的時機。

　　六四對於中國的負面影響

　　八九運動中的官民沖突，無論是對抗的產生和激化，還是解決沖突的粗暴和野蠻，鄧小平和李鵬等頑固派必須承擔主要罪責。六四的鮮血和八九運動的失敗，對於大陸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

　　一，從官權的角度看，大屠殺葬送了執政黨的合法性，使推進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從此一蹶不振，使固守於單純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層決策至今；二，就民間的角度看，八九失敗是延續了幾千年的知識份子群體整體失敗的當代翻版，從道義上葬送了自由知識界作為啟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以至於，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之下，大陸知識界陷於整體失語，由懦弱而犬儒，由犬儒而冷血。

　　三，從改革方向和路徑的角度看，政治僵化而經濟突進的跛足改革代替了政經平衡的全面改革，經濟改革也只能造就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獨裁資本主義，八九運動所反對的腐敗非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發展成各級權貴家族的暴利集團。

　　中國民主化的困境，當然有民間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官權的權力自私和權力狂妄。正是由於權力自私，使鄧小平們全然無視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而只在乎保住一黨獨裁的特權和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改革最有希望的時期，鄧小平重新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逐步淡化文革和捍衛毛澤東的形象，致使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沈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政治上一個個“小文革”的連續

　　正因為權力狂妄，鄧小平們才會只相信中共的自我神化及其獨裁權力——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和建設強大的中國。權力狂妄使191他們不相信民間智慧和不尊重民意，進而把民意的公開表達視為洪水猛獸。所以，鄧小平和他的後繼者才會延續文革式的敵人意識，鎮壓民主墻、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大屠殺、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使改革開放的過程在政治上就是一個個“小文革”的連續。

　　凡是親歷過文革和六四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以反思文革開始的改革開放，居然以六四大屠殺殘暴而落幕；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八九運動，曾經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大屠殺之後的十七年來，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記憶，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

　　有親歷的後六四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麽，對文革歷史更是所知廖廖。

　　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覆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精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精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只配有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中國人只配有面包而無自由的豬圈生活。

　　無論今日中國的深層社會危機多麽嚴重，從禁言文革到禁言六四，說明中共現政權仍然無意於打破束縛中國改革的政治瓶頸，仍然忽視民權和敵視民意。而無論是處理偶發性的棘手事件，還是保持社會的穩定，中共的對抗性思維，只能讓本來溫和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達到雙方在心理上（因為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而是人為的192內心恐懼使然）的毫無退路的激化狀態，然後動用強制力甚至暴力暫時解決問題。這不僅在道義上是野蠻的，社會代價是最大的，其效果也必然本末倒置，對具有道義性合法性的被鎮壓者如此，對失去道義合法性的鎮壓者更是如此。

　　日益分化的社會走上多元化之路

　　好在，今日中國已經由高度政治化的整體社會變成日益分化的社會，雖然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但起碼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經濟、政治和文化——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化。在經濟上，指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已經使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已經使人們的價值趣味日趨多樣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堅守權力一元化的僵硬體制，但在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蠶食下，體制內也不再是鐵板一塊，其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一直處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別是在主流民意的積極壓力和消極抵抗的雙重作用之下，民間資源迅速擴張，官府資源迅速萎縮，官方固守舊制度的成本越來越高，管制能力也越來越弱，力不從心已經成為中共現政權的統治常態。

　　所以，在官權還沒有開啟政治改革的誠意的當下大陸，中國民主化的路徑，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漸進改良，而很難乞靈於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革命。當民間還無力改變政權之前，民間起碼可以首先改變自身，在只要求臣民而不喜歡公民的制度下，從個體開始以一個公民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在不自由的制度下，勇敢地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發言來行動；通過自下而上的民間自覺，逐步形成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推動民間維權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逐漸擺脫各自為戰的分裂狀態，使權益受損的各階層在道義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相互支援的維權同盟。也就是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不追求通過激進的政權改變來重建整個社會，而是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來逼出政權的改變，即依靠不斷成長193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二○○六年六月二日於北京家中194

　　向馬力先生推薦《尋訪六四受難者》

　　──六四十八周年祭

　　本月 15 日，親共的香港政黨民建聯主席馬力與記者茶聚時，批評回歸後的香港國民教育，居然以“六四”為例，公開質疑“屠城”之說。他的理由是：六四是死了人，但不是屠城，因為“屠城應該是刻意殺人”。言下之意，六四死者不是戒嚴部隊刻意所為而是無意之失。

　　一、關於廣場六四之夜

　　馬力質問到：“如果是屠城，柴玲怎能在六四淩晨平安離開？

　　她是有心挑起暴動的，呢條友（這個人）第一個便被殺了！侯德健、封從德等人怎能慢慢離開？如果是屠城， 4000 名學生全都死光了！”

　　難道非要六四之夜留在天安門廣場的 4000 學生，連同侯德健等長胡子的人被統統殺光，才叫做“屠城”嗎？

　　六四之夜，我在廣場，還有發言權。當夜，我與候德健、高新、周舵一起組織了學生的和平撤離。我們與戒嚴部隊談判，達成在廣場東南角開口子、讓學生和平撤離的協議。回到紀念碑上，我們通過廣播站輪番勸說學生主動撤離。之後是封從德主持了“撤與不撤”

　　的口頭表決，最後是學生們有秩序的和平撤離。

　　也就是說，六四之夜還在天安門廣場的 4000 學生的生命，是用主動撤離換來的。因為，出面與我們談判的清場指揮官季星國大校說得非常清楚：戒嚴部隊接到的是死命令，在天亮前不惜一切代價清場。如若不是學生們主動撤離，結果必然是大量學生死在清場195的槍口下和坦克履帶下。

　　從六四屠殺結束的那一刻起，包括香港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大媒體都報道學生主動撤離廣場的一幕。很想了解六四真相的馬力，已經知道了連我都不清楚的數字--六四之夜廣場上還有 4000 學生--的馬力，難道十八年來他就從來沒有嘗試過了解更多六四真相嗎？

　　二、關於坦克碾死學生

　　馬力質疑坦克碾死學生，甚至說：“指著一堆東西就說（學生）被坦克車輾過，那不如找一只豬，用坦克車輾過，看看是否會變成肉餅？”

　　戒嚴部隊的坦克在西單附近追碾學生、造成多人死亡，是六四屠殺中最為兇殘的一幕。關於這兇殘的一幕，有多種信息來源和現場圖片為證，已經廣為人知的事實。就是馬力身在的香港，包括中共在港喉舌《文匯報》在內的香港媒體，大都報道了坦克追碾學生的事實。

　　如果馬力先生嫌麻煩，最簡單的方式是找來《尋訪六四受難者》，看看其中的“瘋狂的坦克”一節，其中記載了那兇殘一幕的詳情：

　　“一輛瘋狂的坦克，沖向剛從天安門廣場撤至六部口的學生隊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帶碾壓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終身殘疾。這輛該詛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傷了多少人，當時傳說不一：有說死了九人，有說死了十一人，至於傷者，更是眾說紛紜。這都不足為據。當局不公布死傷名單，別人說了，那怕說得基本符合事實，也會當做”謠言“來追查。因此，必須拿出實證材料，讓一個個具體的個案來說話。多年來，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這輛坦克碾死、碾傷的受害者作為尋訪的重點。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尋找到的是：死者 5 人，傷者 9 人，一共 14 人。這 14 人中的 13 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其中 10 人已確知他們196的籍貫和家庭地址。他們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來自江蘇、湖北、安徽、陜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所大學的死傷人數就達 6 人之多。至於這一慘案中確切的死、傷數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後的時日來回答了。”

　　我想說的是，就我接觸過的關於六四屠殺的爭論資料中，公開質疑坦克追碾學生這個事實的人，並用“一堆東西”和“一只豬”

　　來質疑的人，馬力先生算是拔了頭籌。而敢於拔這個頭籌的馬力先生，其不尊重事實和不尊重亡靈的態度，堪稱拔了信口雌黃和冷血無恥之頭籌。

　　三、關於“刻意殺人”

　　談到馬力的屠城定義，在他還沒有向中共官方咨詢之前，他起碼可以去看看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尋訪六四受難者》，作者是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在這本書中，馬力能夠了解到一些六四真相，這些真相都是可以回答馬力的質疑。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和坦克、裝甲車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的確殺死了許多無辜的生命，難道這還不叫“屠城”？至於究竟殺死多少人，由於掌握著最權威信息的官權至今沈默，確切的死亡數字無人知曉。據當時的媒體報道，有的說死傷超過萬人，有的說死了幾千人，也有說死了上千人。最起碼，截止 2006 年，在“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的著作中，就記載了一百八十六名死難者的資料，包括姓名、年齡、籍貫、死亡的方式、日期和地點。

　　即便我不與馬力爭論以上殺人算不算“屠城”，而是嚴格按照馬力的標準--只有“刻意殺人”才叫“屠城”。那麽，《尋訪六四受難者》就記載了多起“可以殺人”的案例。

　　刻意殺人案例一：七個五男兩女共七個平民，在西長安街上撞見戒嚴部隊，把槍口沖著他們的士兵喝令讓他們站住，他們嚇得拔腿就跑。殺紅了眼的士兵並沒有放過他們，邊追逐邊射擊。正是戒197嚴部隊這種瘋狂的追殺下，在南禮士路附近，七人中三死兩傷。三位死者的名字是楊子平、王爭勝、安基。

　　刻意殺人案例二：戒嚴部隊的刻意殺人殘忍到不許救助死傷。

　　當戒嚴部隊開著槍時，有一個小青年沖出去拍照，想留下歷史的見證，中彈倒下。周圍的民眾想沖上去搶救他，但戒嚴部隊不許任何人接近中彈的人。一位老太太甚至跪在地上乞求軍人：“那是個孩子，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卻用槍口指著老人兇狠地說：

　　“他是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隨後，有兩輛救護車前來救人，也被戒嚴部隊攔截。隨車醫生下車交涉，戒嚴部隊也不放行。無奈治下，救護車只能原路返回。殺了人還不準搶救，這是殘忍中的殘忍！

　　刻意殺人案例三：六月三日晚約十一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取單膝跪姿，舉起沖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許多人應聲倒在血泊中，人群四處逃竄。想上前阻止這種盲目屠殺的大學生卻被射殺。

　　刻意殺人案例四： 24 歲的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在那個槍聲四起、噩耗不斷的危險時刻，他白天去急救中心幫助搶救傷員，晚上在民族宮附近勸解戒嚴部隊，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當他跑向一位看上去是指揮員的軍官、試圖說服他不要向徒手民眾開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

　　刻意殺人案例五： 25 歲的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即將任職於人民醫院婦產科年輕女大夫王衛萍，自告奮勇地加入了搶救傷員的行列。據目擊者說，她很勇敢，子彈從身邊飛過、四周迸發著火光，她都毫無懼色，搶救著血泊中的一個又一個傷員。然而，正當她在包紮一位傷員的傷口時，略一擡頭，迎面射來的一顆子彈擊中了她的頸部，她倒下了，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

　　刻意殺人案例六： 29 歲、就職於機械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198所的袁力，在戒嚴部隊向四周盲目掃射時，他不忍再看到無辜市民的死亡，便挺身而出，高舉右臂，大聲向那些亂開槍的士兵們喊道：

　　“我是清華研究生?”，但話音未落，一聲槍響，他的生命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刻意殺人案例七：不滿 21 歲的死者吳國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 86 級學生。他死得極慘--連中了四槍，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槍傷，致命的一槍射中後腦勺。他的親屬在整理遺體時，還發現死者的肚臍右下方，有一條 7-8 公分長的刺刀刀口，在吳的雙手手心，也有刺刀的傷痕。可以推測，吳雖連中數彈，卻並沒有立即死亡，士兵就用刺刀捅進了他的腹部，最後向後腦勺上開了一槍。

　　馬力先生，這些青年學生的死，難道還不是“刻意殺人”所致？

　　所以，我有理由質疑馬力先生的質疑：他貌似尊重事實的求真精神，實質是地地道道的詭辯邏輯。他選擇在六四十八周年祭日前質疑六四屠城，其目的絕非批評香港的國民教育，而是在為北京洗腦香港人的政策張目，更是在敏感時期為北京政權背書。

　　馬力有勇氣質疑大陸民間、流亡人士和世界各媒體的六四記載，為什麽沒有勇氣公開質疑北京政權的六四說辭？既然馬力都認為六四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他作為北京器重的香港左派和全國人大代表，他為什麽沒有勇氣要求北京政權開放六四檔案和公布真相！

　　2007 年 5 月 16 日於北京家中

　　（首發《觀察》 2007 年 5 月 16 日）199

　　那個春天的亡靈

　　──六四十八周年祭

　　在春天，感受大雪；被監控的目光，感受今夜的亡靈；雪花是否飄進墳墓？是否把我的雪中之夢帶去。我怎能不憶起紀念碑的斜影，把恐怖之夜投進我的瞳孔。有人說，為自由而死是一種偉大。

　　而我寧願，你們活在平凡中。

　　那個春天，被刺刀驚嚇，突然面目猙獰。孕育生命季節，嘔出巨大的墳墓。曾經溫暖的陽光，結成陰溝里的冰。浸滿了血污的淚滴，如同沙塵暴中的飛雪。

　　那個春天，撲到在坦克的履帶下，縱使我掏出全部智慧和獻上赤裸的靈魂，也達不到墳墓的高度。

　　那個春天，夢想變成母親們終生的痛。之後的每個春天，都被鎖鏈捆綁。但我知道，那是亡靈留下的遺產和考驗。

　　那個春天，我希望崩潰，讓我單薄的身體和懦弱的靈魂，先於第一束陽光而離去。害怕任何英雄式的壯舉，又無力進行自我褻瀆。

　　封閉的生命，在空無中掙紮，只能點燃一支煙，緊緊抓住每一個墮落的瞬間；惡毒的覺醒，曾經充溢在絕望的每一時刻。無言的春天落花，把我從深淵中托起。

　　亡靈的春天彌漫空間，春天的亡靈穿透時間，從那麽遙遠的地方，輕輕地呼喚我、安慰我。我的祈禱、懺悔、扭曲和掙紮，如同黑夜倒懸。百合開放得朦朧，像水中被波紋扭曲的人影，變形地向黑夜走來，

　　春天的亡靈是陽光，穿越高墻和鐵條流入我的體內，融化深澗200里的頑石，堅硬的棱角一點點圓潤。自戀的人多麽脆弱，渺小而狂躁。即便偉大的時刻近在眼前，也無力承受。從我身體中取走那束僅有的余光吧，為我照亮一條路。

　　亡靈的春天是神，讓永恒穿透無限，被無數天使環繞，背襯著玄目的光芒，以一個燦爛的微笑啟迪我。不抱怨彼岸的遙遠崢嶸，不蔑視此岸的平庸煩瑣，甚至連螞蟻，也不去貶低。

　　春天的亡靈是豐碑，豎在漫長的孤寂里，即便不許瞻仰，禁止悼念，也絲毫不減其高貴。如同向海展示天，向天展示海，向我的靈魂展示你的靈魂。

　　亡靈的春天守候我，勝過海濤對巖石的拍打，每年每月每天每時每刻，以永恒的撫慰抵禦永恒的冷漠，以無限的柔情擁抱無限的僵硬。總有一天，巖石會感動、會流淚、會崩裂，然後注入大海。

　　春天的亡靈，遙遠，那麽遙遠，更為遙遠，卻如此迫近。不要說失敗，不要說十八年的時光，從年輕生命倒下的那一刻，中國人的死就已經展示罕見的純潔和偉大，恐懼並不能淹沒覺醒，母親們以及無數維權者的覺醒，見證了亡靈那不息的活力。

　　我說不清，是亡靈讓那個殘忍的春天升華，還是那個殘忍得春天讓亡靈升華。生命轉瞬即逝，墳墓卻地久天長。臨終的遺囑成全了青春，我將活在對那個春天許下的諾言中。

　　如果我是一枝煙，就用燃燒兌現諾言。

　　如果我燒完，就用灰燼兌現諾言。

　　2007 年 6 月 2 日於北京家中201

　　天安門母親的訴求與轉型正義

　　──六四十八周年祭

　　在六四後長達十八年的時間里，盡管官權的壓制和社會的冷漠從來沒有離開過“天安門母親”，但這個經常必須面對恐怖政治的六四難屬群體，從未放棄過抗爭，也從未軟化過立場。無論獨裁者們多麽冷血，也無論大眾多麽麻木，她們執著地替墳墓中亡靈們伸冤，用母愛化解仇恨，用勇氣抗拒野蠻，用耐心較量漫長的等待，用不辭辛苦的尋訪拒絕強制性遺忘，用一個個案例解開大屠殺的真相、戳穿謊言化的生存。

　　首先，她們堅持尋訪六四死難者、揭示屠殺真相、進行人道救濟，先後出版了《六四受難者名冊》（1994 年）、《見證屠殺，尋求正義》（1999 年）和《尋訪六四受難者》（2005 年），對六四死難者進行了個體化具體化的記錄，將中共大屠殺的罪惡細節化為一個個暴行，把一個個消失於暴政下的鮮活個體凸現在世界面前。

　　其次，她們以聲明、上書、祭奠、光盤等形式為亡靈們討還公道、為八九運動正名。從 1994 年到 2007 年，這個群體給中共兩會的上書從未間斷；從丁子霖夫婦的兩人簽名到 128 位難屬簽名，敢於公開站出來的難屬逐年增加。盡管官方從未有過只言片語的正面回應，但難屬群體持之以恒、決不放棄，直到六四問題得到公正解決的那一天到來。

　　在中共掌權五十多年的歷史上，慘烈的人權大災難屢屢發生，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無辜死亡的國人以幾千萬計，受迫害者更是難以計算。但是，除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之外，在人權災難發生後不久，還沒有哪一個202受難者能夠形成一個不斷壯大的群體，進行長期的抗爭和人道救濟，與劫難同步地搜集死難者見證。這種抗爭和見證，與國內民間對歷次災難的分散見證相比，無疑都是更完整、也更悲壯的事業。

　　奇怪是的，近年來網絡上流行著一種觀點，認為“天安門母親”

　　的反抗行動還不夠勇敢，對一黨獨裁的認識也不徹底，他們特別以難屬群體每年兩會給中共上書為例，指責她們“跪求共產黨”，“對共產黨抱有幻想”，仍然“走不出共產黨文化的陰影”。

　　如果按照上述邏輯，那麽凡是曾經上書的反抗者都有“跪求”

　　獨裁者之嫌。而在事實上，以個人名義或以群體名義上書獨裁者是民間反抗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沙哈羅夫60 年代曾兩次上書赫魯曉夫， 70 年代又三次上書勃列日涅夫；波蘭團結工會的靈魂人物、被稱為波蘭的“甘地”的米奇尼克也寫過《給黨的一封公開信》；捷克民間反對派領袖哈維爾的《致捷克總統胡薩克的公開信》，已經成為無權者反抗共產極權的經典文本。

　　瀏覽從 1994 年到 2007 年“天安門母親”的所有上書及所有公開的呼籲書，其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項訴求和四大原則。三項訴求為： 1、要求調查、公布“六四”真相； 2、要求向受害者道歉、賠償； 3、要求對慘案責任者進行司法追究。與此同時，天安門母親在公開訴求中反覆強調，“六四”問題的最終解決，既應該是一個正義得以伸張的過程，也應該是一個彌合官民裂痕、達成社會和解的過程。基於此，她們提出解決六四問題所應遵守四大原則：

　　1、開放所有禁區的公開化原則。真相的澄清是解決歷史冤案的前提，而唯有杜絕黑箱操作和幕後交易的公開化，才能帶來真相的澄清，受害者的遭遇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加害者的責任才能得到確定和追究，中國人的歷史記憶才會完整。官方的六四檔案和民間的六四調查，社會討論和媒體報道，解決問題的過程和程序??

　　都應該攤在陽光下。所以，一直以來，天安門母親的首要訴求就是“說出真相，拒絕遺忘”，然後才是“尋求正義，呼喚良知”。她們203表示：“我們在六四問題上一直秉持公開化原則，明人不做暗事，一切都攤在桌面上。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樣把一切攤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腳，更不要搞慣用的區別對待、分化瓦解。”今年，她們給兩會上書特別突出了公開真相的訴求，呼籲書的標題就是“解除六四禁區，公開六四真相”。她們既敦促執政當局解除六四禁區和公開六四檔案，也呼籲當年運動的參加者、目擊者、知情者說出真相。

　　2、平等協商、對話的民主原則。天安門母親認為，六四問題

　　的解決，決不能是一黨一派或某位領導人說了算，也不能由政府單方面做出決定，而是要遵循平等原則，通過政府與受害方及民間的協商對話，才能為六四問題的解決創建新制度的平台。這種平等原則是對中國式平反昭雪的古老傳統的否定。因為傳統的平反昭雪，仍然是掌權者的單方面的自上而下的作為，是皇帝對臣民的恩賜。

　　她們要為死者討還公道，但決不向當權者乞求，她們已經看清楚：

　　“中共當權者以往搞的那套愚弄人、作踐人的所謂‘平反昭雪’的虛偽遊戲，不過是重覆帝王時代的一套作法。在中國漫長的皇權史上，皇帝老子殺錯了人，或者由其本人、或者由其繼任者給予‘平反昭雪’，以示‘皇恩浩蕩’。共產黨在幾十年里搞運動整人，一次又一次地搞所謂‘平反昭雪’，然後是獲‘平反’者連同他們的親屬（包括死者親屬）感激涕零，誠惶誠恐，口口聲聲稱頌共產黨‘英明’、‘偉大’。幾十年來中國的黎民百姓已經為當政者這樣的偽善和自己的愚昧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難道還能讓這樣的歷史延續下去嗎。”

　　換言之，這樣的平反，一方面是無條件地赦免了加害者及其舊政權，使其獲得了重建合法性與繼續獨裁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是要求受害者的感恩戴德，使其無法擺脫被奴役的地位。結果只能是，獨裁權力隨時可能繼續制造人權災難，國民遭受迫害的悲劇隨時可能卷土重來。比如，改革開放之初，右派們獲得平反，但在其後的204一系列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中，更在八九運動之後，許多獲得平反的右派再次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以，傳統的平反昭雪，非但無助於新制度的建立，反而有助於舊制度的解套和鞏固。

　　3、法治化原則。用天安門母親的話說就是“政治問題法律解決”。解決六四問題，既不能是掌權者說了算的人治化方式，以防止青天開恩、臣民叩首的重演，也不能用發動群眾運動的方式，以防止冤冤相報、以牙還牙、以暴易暴的多數暴政。無論是對受害人的補償還是對加害者的追究，都應該納入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包括程序性的立法和司法，通過公正立法和公開司法程序來實現實質正義。她們申明：“我們一貫主張，公正解決‘六四’問題，必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則，納入民主、法治的軌道。應由全國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問題作為專項議案遞交大會討論、審議，並就相關事宜作出決議。這個主張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我們認為，通過立法和司法程序來解決‘六四’問題，是唯一可行的。”

　　4、漸進解決原則。基於中國的現實與轉型路徑的考慮，正如中國的社會轉型以漸進方式進行一樣，解開覆雜的六四之結，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所以，天安門母親提出解決六四問題的漸進方式——先易後難。一方面，對於六四難屬和其他受害者而言，難屬維權是一個持之以恒的點滴積累的過程。“只要通過持之以恒的韌性堅持，每一個被公開個案都是一次推動，也都是達成點滴積累的成果；只有不斷積累的具體成果，才可能最終促成六四問題的公正而妥善的解決。”所以，她們支持和鼓勵每個受害者就具體個案與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協商對話，根據每個個案的具體情況提出各自的訴求；天安門母親尊重其他受害者個人作出的任何決定，樂見取得具體成效的個案——哪怕是極為有限的成效。

　　另一方面，對於政府而言，天安門母親不奢望所有問題能在短期內獲得一攬子解決，可以暫時擱置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政治定性205問題，而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比如，政府不再打壓六四難屬們的維權活動，撤銷限制人身自由的監控，不再幹涉死者親屬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和其他形式紀念六四的活動；政府不再幹涉難屬群體的自我人道救助，解凍被扣押的來自國際社會的人道善款，對六四受害人提供就業、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給予人道救助，消除對六四傷殘者的政治歧視，與普通殘疾人一視同仁。

　　在我看來，如果把天安門母親的這些訴求和原則說成是“跪求共產黨”或“對共產黨抱有幻想”的話，那麽六四問題的解決大概只剩下激進的暴力奪權方式。即先用暴力推翻共產黨，繼而是刺刀下的大規模清洗。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堅持漸進的和平轉型而反對一夜變天的暴力更叠，是為了從此結束數千年來以暴易暴的歷史，特別是為了馴化崇尚“槍桿子”的中共政權。

　　首先，中國從古至今的政權更叠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沒有走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怪圈。因此，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難保證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獨裁的老路。正如米奇尼克在《獄中書簡》中所言：“相信通過革命來推翻黨的專制，既不現實又很危險。”他還說：“妥協哲學是一種認可猶豫的哲學。相比之下，激進主義的、革命的、煽動的和暴力的哲學，采取了更為簡單容易的途徑，正如我已經解釋過的，它導向斷頭台而非民主。”“不管誰運用暴力贏得了權力他必須用暴力維護權力。??最終導向集中營。”

　　其次，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已經意識到了暴力革命的社會代價過於高昂，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政權更叠方式。而非暴力轉型，既符合人類文明的道義準則，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效益原則，所以才能越來越成為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具體到從專制社會過渡到民主社會，每個國家大都會碰到激進與漸進之爭，也都要面對如何實現轉型正義的難題。206

　　顯然，六四問題是中國轉型正義之結，解開這個政治之結，需要社會各界的努力。在所有社會力量中，由於受害者群體的訴求最具道義正當性，所以受害者的態度和作為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出的三項訴求和四大原則中，我已經看到了這個群體對於轉型正義態度：解決六四問題，不僅是平反歷史冤案、清算歷史罪惡和受害者賠償等訴求，更是最大限度地減少轉型中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成本，為新制度建立和鞏固提供所需要的社會秩序。

　　她們提出的三項訴求，皆為轉型正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調查和公布真相是解決歷史冤案的前提，向受害者道歉和賠償是補償正義的實現，對罪錯責任者的追究是懲罰正義的實現。沒有真相，罪錯及其責任者無從確定，追究罪責也就無從談起；沒有道歉和賠償與對罪錯責任者的追究，寬容與和解就失去了前提，轉型正義也就是一句空話。

　　天安門母親們不可能喜歡殺死她們的兒子的政權，她們對劊子手的仇恨決不次於任何受害者；截至目前為止，中共政權仍然視這個群體為敵對勢力，從未停止過打壓這個群體。但作為對手的二者又必須生活在同一個國家里，必須同時面對六四問題和轉型正義問題。無論民間反對派采取多麽激進的立場，事實上也只能與其對手一起來推動社會轉型。所以，天安門母親們明確表示，她們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為了打倒共產黨，而是為了結束一黨專政體制，為了中國能夠和平地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

　　從正面講，她們認為：解決六四問題應該有益於和平轉變，要從消除仇恨和寬容對手出發來達成社會和解，通過各方妥協和民主法治方式來解決問題。從反面講，她們呼籲：切忌一夜變天的幻想，切忌以牙還牙和以暴易暴的激進革命，切忌以奪權為目的的權謀政治。對歷史冤案和加害者的處理，應該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會對立和弱化仇恨情緒為宗旨。在此意義上，反對派要做得比當權者更理207性更善意更君子，更善於妥協和敢於妥協，以防止基於仇恨的報覆性懲罰。避免米奇尼克曾經擔心過的糟糕結局：覆仇性懲罰一旦開始，便無法停止。先是懲罰舊政權中的敵人，繼而是針對反對派陣營的同仁，最後還可能是為被懲罰者辯護的人。

　　在此，我要補充的是，轉型正義的實現還要切忌道德潔癖或道義純潔化，切忌一舉清除所有罪惡和實現百分百正義的高調訴求。

　　因為，征諸於獨裁國家向自由國家轉型的歷史，“轉型正義”是所有新興民主國家都要面對的難題，其過程無不充滿曲折艱難，也無不在妥協中完成。

　　轉型正義來自對舊制度制造的人權災難的清算（如，匈牙利事件、波茲南事件、布拉格之春、台灣二二八、韓國光州、中國六四等等），在清算舊政權歷史欠帳中實現正義。當事者是舊政權及其加害者與受害者。對於受害者來說，主要涉及澄清真相、恢覆名譽和經濟賠償；對於加害者來說，主要涉及罪錯的確定、道歉和懲罰。

　　如何以最小的社會代價來實現“轉型正義”，如何達成正義理想與政治現實的妥協，也就是如何在轉型的現實政治過程落實“正義理想” 的難題。這不僅是要顧及道義正確的道德倫理問題，更是要顧及現實後果的責任倫理問題。

　　轉型正義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處理那些侵犯人權、踐踏自由、詆毀尊嚴、侮辱人格和剝奪生命的加害者們。加害者包括舊政權的所有精英，從發號施令的高層到執行指令的司法、軍隊、宣傳等機構的人員，甚至包括其他權力機關、新聞媒體、教育學術等機構的負責人。面對如此之廣的加害者群體，追討正義的實現水平必須顧及現實政治的覆雜性和社會承能力。

　　綜觀蘇東、非洲、亞洲、南非、南美諸國的轉型過程，由於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其轉型路徑和歷史災難的性質必然有所差別，實現轉型正義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

　　有些國家的轉型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徑（例如前蘇聯和台灣），208自上而下轉型的主導者必然是舊政權中的改革者，最初新政權的掌權者也是這些人，從而形成制度是新的而掌權者是舊的的局面。由於他們曾經是舊政權的主要成員，與舊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自然不願意對舊政權中的加害者進行清算。所以，這類國家的轉型正義大都止於對歷史冤案的政治平反，清除舊政權的象征性標志，對受害者給予有限的經濟補償，而沒有對加害者進行司法追究。

　　那些通過自下而上的路徑完成社會轉型的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盡管實現轉型正義的方式也各有特點，但也無法實現百分百的轉型正義，而不能不有所妥協。粗略總結這些國家的轉型過程，在實現轉型正義上還是有兩大相同之處： 1、盡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而避免暴力清算，甚至，只要舊政權同意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反對派可以放棄清算； 2、即便清算，也不可能達成全面清算，而主要是有限的清算，或者叫象征性的清算。也就是，清除舊政權的象征物（安放在公共場合的雕像、紀念性建築等），司法追究大都止於舊政權的元首，而並不涉及舊政權的大量同謀者。

　　也許，在某些堅持不妥協的高調立場的中國民運人士看來，如此打折扣的轉型正義實在是民間反對派的恥辱。因為，從道義和法律的角度講，討還歷史遺留的人權欠帳乃天經地義；懲罰加害者和賠償受害者，不僅具有道義正當性，也具有法律合法性。然而，從政治角度講，轉型正義的實現是個覆雜的政治博弈過程，除了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之外，更大的問題是如何使社會公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如何保持轉型過程中的社會穩定、減少轉型的社會成本、最終達成和平轉型與社會和解。

　　從天安門母親們堅持十八年的努力中，從她們不斷充實、不斷完善的具體方案中，我看到的不僅是不畏強權的勇氣和持之以恒的堅韌，更是苦難所磨礪出的超越自身苦難、克服自家喪子仇恨的公益心，是由母愛、寬容、理性、耐心、堅韌熔鑄成的責任倫理。在她們看來，一方面，每個生命都具有至上價值，為每個冤魂伸冤具209有天然正當性，解決六四問題的題中應有之意，就是每個亡靈都應該得到遲到正義的慰寄。另一方面，六四問題的覆雜性和波及面，並不是個人伸冤或覆仇所能包容的，它是關系到中國轉型全局的問題，遠遠超過了每個受害者本身的遭遇。它涉及到每個受害者和加害者，也就涉及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它關系到中國轉型路徑的選擇和國家的未來。

　　一句話，六四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和平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巨大公益。

　　所以，她們才會反覆強調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的重要性。

　　她們說：“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盡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為杜絕‘六四’那樣的大屠殺不再在中國的土地上重演，我們主張通過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敵視與仇恨，達成朝野之間乃至全民族的和解，從而加快中國和平轉型的歷史進程。”

　　2007 年 5 月 21 日於北京家中210

　　孩子.母親.春天

　　──為“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而作

　　一

　　十九年前殘忍的六月

　　突降風很冷

　　雨水壘滿碎石

　　砸在母親的心頭

　　春天的殘忍沒有萌芽便雕零

　　沒有花朵便腐爛

　　在一切還未到來之前

　　一切已經被徹底毀滅

　　凝視年輕的遺像

　　一根針插進母親的眼睛

　　瞬間的失明

　　大腦的雪亮淚

　　水像枯草

　　蕭瑟在荒野中遙遠的亡靈

　　那麽遙遠

　　夜倒懸旗幟被拋向水中

　　波紋扭曲的影子頃刻籠罩大地

　　二

　　出門前

　　孩子曾許諾為母親畫出六月的風211

　　溫暖的綠色的風

　　追風的孩子突然倒下

　　後腦中彈右手癱瘓

　　畫筆被鋼鐵碾碎

　　六月的風變成血色灌滿母親的身體

　　有人說為自由而死是一種偉大

　　為自由殉難的孩子已經接近神聖

　　而母愛基於血緣

　　寧願自己的孩子活在平凡中

　　如今

　　浪漫的年齡遠去

　　留下生命廢墟的記憶

　　十九年了

　　每一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呼喚

　　回來吧

　　撲倒在春天的孩子

　　映在母親的眼底

　　沒有鮮花和青草的墳墓

　　有白發纏繞每個夜晚

　　亡靈都能觸摸到了母親的天空

　　像十月懷胎傾聽母親的心跳

　　三

　　亡靈的春天彌漫一切

　　春天的亡靈穿透一切

　　死亡喚起的覺醒

　　挽救了母親絕望的時刻

　　不抱怨彼岸的遙遠

　　不蔑視此岸的平庸212

　　生命無價

　　甚至連螞蟻也不容貶低

　　誰的眼淚能穿越深澗里的頑石

　　讓堅硬的棱角一點點圓潤

　　從還有溫度的身體

　　釋放出那束僅有的余光

　　為母親照亮一條路

　　屠殺升華了亡靈

　　亡靈升華母愛

　　超越血緣

　　超越高懸於頭上的太陽

　　四

　　逃避自由的人活著

　　靈魂卻死於恐懼中

　　渴望自由的人死去

　　亡靈卻活在反抗中

　　突然撕裂的思想

　　看不見疤痕的傷口

　　壓抑太久的聲音

　　講述墳墓的故事

　　傷痕累累的燭火

　　洞徹靈魂的荒蕪

　　亡靈的目光凝視著母親

　　母親的目光逼視每一個春天

　　母親對六月許下的諾言

　　讓影子嘆息讓石頭飛翔213

　　五

　　年輕的亡靈

　　不要說失敗

　　不要說荒廢了

　　十九年時光

　　在母親的祭奠中孩子們倒下的那一刻

　　已經永恒

　　曾經的熱血

　　至今依然沸騰

　　割不斷的燭光和夜晚

　　超越年齡

　　也超越死亡

　　把未完成的愛交給母親的白發

　　年輕的亡靈

　　相信母親吧

　　母愛是火

　　即便熄滅了

　　也會用灰燼兌現諾言

　　來源：天安門母親214

　　從野草到荒原

　　──“2008 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 答謝辭

　　6 月 2 日，距六四十九周年祭日僅兩天，距汶川大地震二十一天。就在這個日子，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發布公告，把“2008 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授予了我，顯然是基於我與六四之間的血肉關系。

　　如此用心，讓我感動。

　　這，應該個好消息，但這個日子，之於我，無論如何也無以為樂。

　　十九年前，那場舉世震驚的大屠殺，讓青春的激情撲到在坦克的履帶下，讓自由的理想喋血在黎明前的暗夜中。

　　二十一天前，舉世關注的汶川大地震，最令人悲憤的是堅固的衙門大樓與脆弱的中小學校舍之間的鮮明對比，最為揪心的慘劇是大量中小學變成廢墟，成千上萬的孩子葬身於豆腐渣工程。

　　只是瞬間，那麽多曾經鮮活的生命，或變成坦克履帶下血肉模糊的一團，或變成廢墟旁堆積起來的屍體。他們還未真正開始，生活已經結束；他們還沒有夢想過，就失去了未來。

　　十九年前，年輕學子死於慘烈的制度性人禍；二十一天前，更年幼的孩子死於天災中的人禍。而一個無視青春和孩子的民族，即便能夠建造出摩天大廈，也是在用高聳入雲的崛起來裝飾地獄；抗得住八級地震的衙門大樓，也是用鋼筋水泥的堅固來自掘墳墓。

　　是的，我沒有絲毫興奮，反而陷於更深的悲哀。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十九年來，盡管我努力抗爭，試圖活出尊嚴、做到合格，215以無愧於年輕的亡靈。然而，冥冥之眼的俯視下，我仍然活在恥辱中。

　　這恥辱，不是來自獨裁權力的恐怖政治，十幾年來如影隨形的警察並不構成對勇氣的挑戰。當一個政權要動用國家機器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人時，這個政權早已在根基上腐爛，蠻橫不過是權力虛弱的表情。

　　這恥辱，也不是來自黨的喉舌延續數天的“歌功頌德”和“感恩戴德”的大合唱。當政府本職變成“皇恩浩蕩”或凸顯偉光正的資本之時，這主旋律早已變味為新民謠的笑料，只能奏出獨裁者的黃昏。

　　這恥辱，更不是來自社會的冷漠、知識界的犬儒或隔著大洋的道德高調。當禦用智囊們論證前所未有的盛世和大國崛起之時，不過是精英們的故作深刻；當民眾沈浸在金錢的追逐中或陶醉在小康的幸福中，不過是沈默大多數的硬作狂歡；當在恐怖下長期失語而在遠離後突然高亢，不過是有了安全保單後的失態。

　　這恥辱，來自我內心深處的掙紮。驕狂之光，恰恰來自內在陰暗。如同魯迅筆下的野草，裸露在艾略特的荒原上。魯迅的《野草》

　　所表達的絕望，如同現代漢語寫作的墓志銘。艾略特的《荒原》所吟唱的頹廢，如同現代文明的挽歌。

　　從一株野草的脆弱到無邊荒原的廣袤，從墓志銘到挽歌，除了羞愧，再無其他。回頭看一眼自己的寫作，至今仍然刻有成長於文化沙漠的烙印，也不時地流露出文革式的尾巴，太多的時評僅是過眼煙雲，不管互聯網上堆積起多少點擊率，到頭來還是逃不脫被掃進垃圾筒的命運。

　　這樣的漢語寫作，如何當得起“華文世界第一健筆”！又如何當得起“貢獻”二字！

　　而關於死亡，我能說的、寫的、做的，無論如何，決不會多於216亡靈臨終前的一瞥，也決不會多於天安門母親守護遺像的白發。這俯視所帶來的震撼，不啻於對我這個幸存者的道德審判。這白發所召喚的明天，就是對我這個幸存者的永遠激勵。

　　凝視年輕的遺像，撫摸蒼老的白發，我沒有勇氣把這個獎當作一束百合，獻於沒有墓碑的亡靈前。欲哭無淚的眼中，含著十九年也不剜不去的懺悔，我甚至不知道，用贖罪的謙卑能否換來良心的安頓。

　　一株野草，晃動荒原的記憶，幹枯的記憶鋪出了一條深淵邊的小徑，突如其來的靈魂洞開，讓石頭的飛翔有了方向。

　　這個獎，我接受並答謝，與其說把她作為讚美來接受，不如說把她作為警示來收藏。時刻提醒我，至少在年近半百之時，你之於漢語寫作，還不配“貢獻”二字。時刻激勵我，至少在有生之年，你還要加倍地用心去寫作，以配得上六四亡靈用生命書寫的悲壯詩篇。野草，需要來自荒原的救贖。

　　我的漢語寫作，需要來自墳墓的訴說。

　　來源：觀察217

　　待到涅槃完成時

　　──為包遵信先生安葬而作

　　包包，一年前的今天，晚 6 點，你的生命走到盡頭。

　　我仍然記得，你離去時，一場大風讓氣溫突降，接著又下了雨，淒冷的雨滴抽打北京，刮面，刺骨。

　　你走了，天也哭。

　　我仍然記得，在你彌留之際，我伸手，顫抖著撫摸你的雙腳和雙手；我俯下身，與你臉貼臉，把耳朵貼在你的胸前， 傾聽你最後時刻的心跳。但你的身體已經沒有了任何溫度，手腳冰涼、面頰冰涼、胸口冰涼，腳趾和手指已經僵硬。

　　死是極限。對於活著的人來說，死的恐懼是一場夢，陰晦、朦朧、遙遠；死的預測，是被變形、被扭曲的形而上學。而當死亡變得清晰、變得伸手可及之時，死亡僅僅是一個事實。

　　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對生命的蠶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對靈魂的腐蝕。縱使我與你的交情是爐火、是冬日陽光，也融化不了你內心深處那塊冰，讓你在心靈的寒冷中離去。

　　我的耳邊想起了某位詩人的詩句：這是終結，是來自荒野的救贖。

　　包包，今天是你一周年忌日，我們來為你下葬。

　　深秋的藍天，似乎從頭頂延伸到腳下，把白雲送進你的墓穴。

　　明媚的陽光，穿透我的身體和泥土，帶著野草的氣味，落在你仍然微笑的臉上。我看到了你的亡靈，融化在天地之中。

　　這個墓穴，是師母選的，座落在山腰，視野開闊，可以極目遠218望。我相信，你能看到生前最喜歡的潭柘寺。

　　八十年代，你是啟蒙的先驅；八九運動中，你是知識界的領軍人物；八九後，你是京城的囚徒。

　　再有半年多，就是六四二十周年祭了。

　　六四的槍聲劃開了兩個時代，也劃開了你的兩段人生。白色恐怖下的沈寂之後，金錢的喧嘩堂皇現身，放肆代替了責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調侃代替了嚴肅，卡通代替了啟蒙，艷俗代替了樸素，經濟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變成了全社會的時尚，兇狠無情、不擇手段的狼性被奉為圖騰。許多你所熟悉的學者、教授、文化人，或躋身高級智囊，或混成明星學者，或變成商界富豪，而你這位八十年代的風雲人物卻陷於無公職、無工資、無社保的窘境。

　　你擅長演講、長於為文，喜歡在公共場合高談闊論，被邀前往外地演講、開會是家常便飯。你具有很強的學術組織能力，從《走向未來》叢書到《讀書》雜志，從中國文化書院到《華夏叢書》，你都是主要的開創者和參與者。但六四後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現在公共場合的機會，你的文章也無法在大陸報刊上發表，更不用說請你作主編了。

　　但是這種“悲慘”處境，對老包本人來說未必就有多麽不幸，因為你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一種夾著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你所得到的卻是作為一個知識人的獨立、尊嚴和良知。在這個腐爛得幾乎沒有任何做人的底線的享樂時代，我為你慶幸，你成為極少數拒絕同流合污者之一。

　　在你的六四回憶錄《未完成的涅槃》自序中，你點出了“未完成”的兩層含義：首先，作為民主運動的“八九民運”並沒有達到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預期目標，“六四”大屠殺帶來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滯，標志著八九運動的失敗。其次，作為八九運動主體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非但沒有在運動中完成自身的飛躍，反而越來越陷於冷漠癥和犬儒化。你對八九運動的敘述之客觀和把握之準確，特219別是來自你的親歷的對中國知識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種銘心刻骨的體驗，具有力透紙背的尖銳和深刻。

　　如果說，八九運動是遠未完成的涅槃，那麽， 1992 年 11 月你出獄後的言行就是為了完成這涅槃而奮鬥。結束鐵窗生涯沒多久，你很快就參加了反專制和爭人權的民間活動，成為民間反對活動的中堅人物之一。九十年代，你參與起草和發起過多次簽名活動，你的家也成為討論、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你憑借你在知識界的廣泛聯系，四處奔走，動員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簽名。你還與多個民間組織保持密切聯系，多次參與組織民間的政治改革的研討會。從為六四正名到為政治犯呼籲，從為反腐敗建言到為社會寬容吶喊，從為弱勢群體發聲到廢除收容遣送和勞教制度上書， ??你幾乎參與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間簽名信。

　　新世紀以來，你仍然堅守在民間維權行列中，從聲援新青年學會四君子到營救不銹鋼老鼠、杜導斌等文字獄的受害者，從支持天安門母親到抗議孫志剛之死，從抗議當局封網到呼籲廢除“煽動顛覆罪”，你參與了多封有影響有成效的簽名信。 2004 年，你第一次重病，幾乎與死神擦肩而過，使你的民間活動有所減少。但幾次重要的民間簽名活動，你仍義不容辭地參與，抗議汕尾血案，抗議關閉“世紀中國網”，抗議當局對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 2007 年 8 月，你去世前的兩個月，你還參與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簽名活動。

　　正因為你的學識和經歷，你的智慧和人格，你的不屈和堅守，你才贏得了民間的尊敬。一年前，在你的追悼會上，盡管有政治恐怖籠罩，但仍然那麽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識的人來為你送別，師母的極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喚，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曉的精心布置，顯揚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膚悼詞，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淚水，祖樺的嚴肅表情，少方從始至終的忙碌，小畢一邊抹淚一邊拍下記錄現場的四百多張照片， ??他們為你悲，為你榮，用各自的220方式表達同樣的哀思。

　　你好酒，且只喜歡白酒，尤其是喜歡與朋友暢飲，五糧液是你的最愛。今天，劉霞為你帶來了五糧液，讓酒香滲入你的亡靈。如果在地下感到孤單，你就喝一口。

　　今天，徐曉站在你的目墓前說：老包，文集終於出版了，但免不了還有遺憾，希望你不要怨她。一年前，籌備你的追悼會，最忙碌的人是徐曉。追悼會後，她又與我和祖樺一起編輯你的紀念文集。

　　她的仗義和能力，讓你的老伴、兒女和你最親近的朋友都感慨萬千。

　　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也是你最希望我做的，不僅是在你的遺體上鋪滿鮮花和在你的靈堂里掛滿挽聯，也不僅是在你墳墓前灑淚和把五糧液放入你的墓中，而是繼續你為之奮鬥的未完成的涅槃。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這個涅槃完成了，你將從墳墓中走出來，與你的親朋好友一起舉杯，杯中盛滿五糧液，大笑大醉！

　　包包，愛你，生也愛你，死也愛你。

　　來源：觀察221

　　方舟教會反抗中共警察的啟示

　　昨天，我幾乎是同時接到余傑和李柏光的郵件，兩人講的是同一件事： 2006 年 1 月 8 日和 15 日，也就是方舟教會的兩個禮拜日，中共警察突然出現，幹擾該教會的正常禮拜活動。

　　據余傑介紹，方舟教會的禮拜活動已經持續了兩年，此前從未受到過警方的騷擾，而最近接連兩周受到警方騷擾，顯然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即便方舟教會不被完全取締，警方也會動用下流手段進行搗亂，比如，警方會逼迫房東不再把房子租給方舟教會，讓教會失去禮拜日聚會的場所。

　　警方騷擾的理由是“聚眾擾民”和“查處非法活動”，但在教徒們現場的抗辯下，兩個理由都無法成立。實質上，警方連續騷擾的原因一目了然，那就是方舟教會會友的敏感身份，余傑在 2004年 12 月 13 日曾受到警方長達十多個小時的傳訊，警方對高智晟律師的站崗和跟蹤已經七十多天，焦國標先生被北大開除教職，李柏光先生被福建警方關押九個月， ??當局最不願意看到這些志同道合的信徒們共同侍奉上帝，並從虔誠的信仰中汲取捍衛宗教的勇氣。

　　第一次受到警方非法騷擾之後，方舟教會的會友並未公開抗議。從基督教的角度講，這樣做，絕非懦弱，而是為了促惡人悔改，通過容忍向警方表達善意，通過展示基督徒的寬容美德來感化對方。

　　中共是無神論的獨裁政權，只知道把宗教當作權力的傀儡來加以利用，而對於那些不仰視權杖而只膜拜上帝的各類宗教信徒，現政權一律采取敵視態度，將官方欽定的意識形態之外的民間信仰，第五卷 我們能戰勝恐懼222

　　將官方教會之外的民間教會，統統視為對獨裁秩序的威脅。所以，宗教迫害是中共掌權五十多年來的常態。

　　中共警方是維護獨裁權力的工具，騷擾方舟教會聚禮拜會的警察們，倚仗著獨裁制度給予的專政權力，既不會尊重《憲法》上的宗教自由，也不會尊重教徒們的人身尊嚴，自然也不會接受方舟教會的善意表達，反而把寬容當作軟弱可欺，把基督徒的忍耐視為待宰的羔羊。他們沒有權力的謙卑而只有權力的狂妄──相信專政權力的無所不能。他們以為，在有權有勢的警察面前，無權無勢的教徒必將退縮；只要有權杖開路，就可以暢通無阻地作惡。

　　然而，獨裁工具們錯了。你們雖然手握權杖，但權杖的揮舞必須有界限，幹涉宗教自由是越界，騷擾教徒做禮拜是越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是越界，侮辱人格尊嚴也是越界。越界就是執法違法的瀆職，理應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即便在當下中國，你們的濫用職權受到邪惡制度的保護，也決不會在所有時間所有地點暢通無阻，必然遭到受害者的抵抗和輿論的譴責。

　　對於方舟教會的教徒們來說，中共警察的越界侵犯，既是違法也是瀆神。所以，當警察們不接受教徒們的善意表示而再次進行騷

　　擾時，抵抗便由聚會場所內的抗議走向訴諸公共輿論的抗議──方舟教友在公開了警察的惡行的同時，也公開了教徒們反抗壓制、堅守信仰自由的良知。余傑和李柏光以虔誠基督徒的名義對中共警方的非法行徑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即便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公民也具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警方騷擾基督教徒的正常宗教活動，是嚴重的執法違法的行為。

　　同時，余傑在抗議中也毫不猶豫地表示：“我們願意在神的引導下為信仰自由而戰鬥到底。”因為，“我們的光明的兒女，我們要持守當守的道，我們要跑當跑的路，我們要帶上光明的兵器，打這場美好的仗。我們的信仰自由與中國數千萬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被損害的信仰自由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只要有一個基督徒還在223監獄里，只要有一個家庭教會被關閉了，我們就是不自由的，我們要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我們要與捆綁的人同捆綁，我們就要為之而祈禱、為之而吶喊、為之而抗爭。我們不會停止我們的聚會，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信仰，願上帝與我們同在，願光徹底照亮黑暗。”

　　在當下中國，民間教會也好，持不同政見者也罷；各類精英也好，草根百姓也罷；億萬富翁也好，底層窮人也罷；民間維權者也好，維權律師也罷；大家所面對的首要之惡，不是官民之間的信仰不同，也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之爭，更不是彼此之間的意見分歧，而是這個不準自由的獨裁制度。所以，宗教徒要爭取信仰自由，異見者要爭取言論自由，草根百姓要爭取結社自由，律師們要爭取司法自由。

　　而自由，絕非權勢者恩賜的禮物，而是無權無勢者爭取來的自我獎賞。

　　在民間爭取自由的事業中，民間基督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因為，基督徒抵抗暴政的歷史證明，爭取自由事業就是上帝之愛馴服愷撒之劍的過程。殉難式的非暴力反抗所憑借的，不是面包，也不是刀劍，而是人的屬靈本性，是人的向善之心和虔誠之心，是承擔苦難的勇氣。

　　人，不只是肉體存在，也不僅僅為溫飽而生存，更是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更要為贏得做人的尊嚴而戰。宗教感對神性尊嚴的謙卑，必須落實對人性尊嚴的捍衛，而對尊嚴的爭取和持守，正是正義感和抗暴勇氣的天然來源。

　　基督徒甘願承受苦難的良知反抗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心懷謙恭而尊嚴的愛意，主動邀請加害者回到仁愛、寬容、理性、和平的規則中來。

　　而神意的回歸，必將通過殉難的持續累積（接力式反抗）和極端受難形式（被釘十字架）對施害者的靈魂構成的巨大壓力。作惡者施暴的強度與受難者抗暴的韌性成正比，所謂基督教的“堅忍主義”，224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難的毅力來對抗迫害者制造苦難的意志，用信仰給予靈魂的力量來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無論遭遇怎樣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會訴諸於仇恨和暴力，也決不會屈從於惡法和權勢，而是堅持用愛來融化恨，用善意來喚醒敵對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從來征服全副武裝，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難的能力消耗盡施暴者的仇恨，最終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在這種的愛與恨、徒手與暴力、良知與邪惡之間的對峙中，作惡者越殘酷越瘋狂，為善者就越堅定越平靜；為善者越堅定越平靜，作惡者越惶恐越不安，直到作惡者的夜晚被下地獄的噩夢充滿。每個參與非暴力反抗的個體，就要在不準自由的禁令中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生活，力爭過一種有的生活。在任何獨裁社會中，當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們公開聲張且身體力行時，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做到無所畏懼地堅守誠實和尊嚴，無數個體在細節上的堅守，就將變成顛覆奴役體制的基礎性力量。

　　所以，無論不準自由的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看上去多麽強大，實際上是建造在人性廢墟上的虛幻城堡。直指人心的基督徒式非暴力反抗，將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極權制度賴以存續的人性基礎，使獨裁制度在人們的靈魂中腐爛，一旦時機成熟，就出現了極權大廈瞬間崩潰的“天鵝絨革命”。225

　　一點突破，滿盤皆活

　　──以爭取言論自由為突破口的民間維權

　　在今日中國的制度環境和民間生態的制約下，從野蠻向文明的社會轉型，言論及新聞自由是最好的突破口。近年來民間維權的經驗也證明，任何領域的民間維權都離不開信息披露和訴求表達，離不開國內外的輿論聲援，離開了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曝光、表達和聲援，今日中國的民間維權不可能達到現在的規模，也不可能取得某些有限卻紮實的效果。事實上，不僅言論自由本身就是每個中國人應該擁有的天賦權利，必須下大氣力去爭取，而且輿論救濟已經變成今日的民間維權運動須臾不可離開的最有效工具，因為與其他維權工具相比，輿論救濟最具廣泛性、操作性和實效性。所以，民間維權應該首先致力於言論自由方面的突破。

　　正所謂：一點突破，滿盤皆活。

　　一、 言論自由在人權保障上的先鋒作用

　　世界文明的發展史證明，言論自由對人權保障和社會進步具有普世意義，特別是在推動野蠻社會向文明社會的和平轉型過程中，言論及新聞自由往往起到先鋒作用。

　　早在 1644 年，為了抗議政府的“出版許可法令”，英國的大詩人和自由主義先驅密爾頓就寫出了《論出版自由》一文，這大概是西方自由主義演進史上第一篇呼籲言論自由的文獻。密爾頓指出：

　　言論自由是一切偉大智慧之母，“它像天國的嘉惠，使我們的精神開朗而又高貴。”而扼殺言論自由無異於對人類的“精神屠殺”。他認為：“讓我有自由來認識、發抒己見、並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226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論出版自由》，商務印書館1960 年版 P44－45）

　　1741 年，英國自由主義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哲學家休謨也寫出了《關於新聞自由》一文。他揭示了新聞自由對保障人權和約束統治者方面的重要意義：“為了約束宮廷野心，必須經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氣，必須利用宮廷害怕喚起人民的心情遏制其野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沒有什麽比新聞自由更有效了。通過新聞自由，整個民族的學識、智能和天才可以用來維護自由，激勵人人都來保衛自由。”（《休謨政治論文選》，商務印書館 1990 年版 P3－4）1776 年，美國建國之父傑斐遜甚至說：“如果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傑斐遜集》（下），三聯書店 1993 年版 P1325。）也正是在他的力促下，言論及出版自由才在 1789 年寫入了美國憲法。

　　1859 年，英國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密爾寫出《論自由》一書，第二章即為《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他認為，如果說，思想自由有助於明辨是非、 判斷善惡和發現真理，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那麽，言論自由制度就是對思想自由的根本保障， 不僅會造就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會造就智力活躍的民眾。而壓制思想及言論自由只能帶來“精神奴役”，無異於對人類的精神探索和社會辯論的扼殺。

　　在中國，早就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訓，歷朝歷代大都設立過專門的“諫官”，一些相對開明的君主也會“廣開言路”，漢文帝時期還曾廢除過“誹謗妖言罪”，但言論自由從未作為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一種政治原則進入中國傳統，更不要說言論自由的制度建設了。

　　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後，嚴覆、梁啟超等近代啟蒙思想家，無一不強調言論及新聞自由，但大都不是從人的權利的角度著眼，而是227從社會效用的角度來看待言論自由： 1、 可以讓統治者了解民意民情和社會狀況； 2、 可以啟蒙民智、革新民德和鼓舞民氣； 3、 可以發揮監督政府的作用。正如梁啟超所言：“報館有兩天職：一曰，對政府而言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敬告我同業諸君》）但梁啟超高於其他啟蒙者的地方在於，他看到了言論自由的人權價值，更看到了新聞應該具有獨立地位。他說：“西人恒有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新民叢報章程》）“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為公言也。”（《敬告我同業諸君》）進入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啟蒙者們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水平的最大提升，就是近代啟蒙者眼中的救國工具變成了現代啟蒙者眼中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把言論自由從工具價值提升到本體價值的高度。《新青年》諸君大聲疾呼言論自由，陳獨秀說：“言論思想自由是文明時代的第一重要條件。”（舊黨罪惡））“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之自由也。”（《答崇拜王敬軒者》） 1920 年 8 月 1 日，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一個自由主義宣言誕生，胡適領銜簽署《爭自由的宣言》，簽名者有蔣夢麟、陶履恭、王征、張祖慰、李大釗、高一涵。在該宣言爭取的諸項自由中，第一項便是“言論自由”。

　　由此可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新聞及言論自由都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因為它既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主要指標之一。凡是固守野蠻獨裁的政權，無不懼怕言論自由，這恰恰證明言論自由對於人之為人的不可或缺。在人類自由權利的清單上，言論自由往往被視為第一自由，喪失言論自由便意味著喪失所有自由。正如美國學者稀斯曼指出：

　　在民主制度中，“有一種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須格外加以保障的，就是新聞自由。??不管民主的定義是什麽，沒有新聞自由，民主本身就無法存在。”（《美國是如何治理的》，商務印書館 1986年版 P390）228

　　言論及新聞自由，不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具有確立人的自由和尊嚴的本體性價值，而且具有監督政府、保護人權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性價值。如果說，建立比較完善的人權救濟制度，必須有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這三種手段的結合、而且是三者缺一不可的話，那麽，事實證明，三者之中，言論及新聞自由具有首要意義。凡是被媒體爆光的人權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濟，而那些被完全封鎖在黑箱中的人權迫害案件，就很難得不到任何救濟。

　　如果說，保障人權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範和事後救濟的不斷完善，那麽，現代文明國家通行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制度， 乃捍衛人權的最有力武器和輿論救濟的最關鍵制度。言論及新聞自由下的輿論監督，之所以被稱為“第四權力”或“無冕之王”，就在於它既能夠對所有權力部門產生輿論威懾效果，起到事前防範的作用；也能夠在侵犯人權的惡行爆光於初發之時，從而防止人權災難的進一步擴大，起到事後的輿論救濟作用，並激活其他救濟手段，使受害人得到急需的救濟。同時，輿論監督也能使沈寂多年的冤案得以曝光，讓長期封鎖於黑箱中的人權惡行公之於眾，使受害人得到遲到的救濟和補償，讓加害者受到正義的懲罰。

　　比如，在備受全世界媒體關注的美軍虐囚案中，最先揭露這一醜聞的是 24 歲陸軍軍士喬．達比（JoeDarby）。當達比親眼目睹了美軍的一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之後，良知驅使他把一張揭露虐囚惡行的小紙條塞進了上司的門縫。 於是，虐囚惡行被層層上報至五角大樓，美國軍方下令對虐囚事件進行內部調查，並表揚了達比。

　　然而，如果達比基於個人良知的揭露，只局限於軍方領導層內，而沒有媒體的隨後跟進報導，沒有《紐約人》率先披露虐囚醜聞，特別是沒有 CBS 於 4 月 28 日播出了部份虐囚照片，達比的揭露不可能產生如此巨大的效應，也就不可能有之後的一系列人權救濟措施的啟動：美國政要的一系列譴責和道歉，國會眾參兩院譴責虐囚229議案的通過，司法系統對虐囚嫌犯的法律控告，進一步的調查和美國軍隊的改革。而正是美國媒體率先爆光虐囚案，頓時令美國和全世界的輿論嘩然，也把新聞自由對保護人權的先鋒意義凸現在世界面前。特別是在美國國內，虐囚一經爆光，從政要到國會，從媒體到公眾，譴責聲浪遍及全美國，司法對有關責任者的追究也迅速啟動，多少彌補了虐囚案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也就是說，無論在何種制度下，凡是能夠得到救濟的人權案，輿論救濟皆是最先發力的先鋒。因為，只有媒體爆光才能形成社會輿論，只有強大輿論的形成才能引起道義關注， 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也才有可能隨之啟動。

　　這種人權救濟的順序和實效，不僅在自由國家如此（如美軍虐囚案），在任何國家皆是如此。特別是在獨裁國家爭取人權，對踐踏人權惡性的媒體曝光就顯得尤為重要。比如，在當下中國，人權保障的極度匱乏，首先來自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缺失。國民沒有言論自由，其權益訴求就沒有合法的公開表達渠道；中國媒體沒有新聞自由，政府及官員的濫用權力就無法通過媒體訴諸於公共輿論，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的輿論監督，官權對民權的侵犯很難得到事前防範和事後懲罰。所以，爭取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受益者，不僅是靠寫作吃飯的知識份子階層，而且是全體國民受益。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國情之下，受益最大的群體將是草根階層。因為相對各類精英階層而言，草根階層備受壓迫，主要不在於他們的表達能力相對匱乏，而在於言論表達渠道的極端稀缺。

　　二、 中國獨裁政治的殘暴性持續下降

　　在今日中國，自由言說的個人風險有所下降，在毛澤東時代可以導致家破人亡的自由言論或真話，在當下中國的民間社會已經隨處可見。盡管國人的公共發言仍然要面對政治強權的威逼利誘，但還是有越來越的中國人力爭不靠謊言生存，敢於自由言說和講真230話；哪怕是面對仍然頻繁發生的文字獄，也有越來越多的國人公開抗議文字獄；盡管在國內的官方媒體上，這些敢言的良知者被中共當局打入輿論冷宮，然而，通過互聯網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他們卻得到了民間社會和國際輿論的支持、讚譽和祝福，依托於網絡的民間言論維權也在逐步成長。

　　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國人處在官權通吃的零和遊戲中，在言論表達和信息獲取上，中共為國人修築起密不透風的“信息監獄”，中國人除了接受官方信息和通過官方媒體表達之外，就再也聽不到其他聲音，也再無公開發言的渠道；其言論管制之嚴厲，甚至連私下談話或私人日記都會變成“罪證”！

　　然而，在後毛時代，民意的覺醒、民間維權的興起和中共的改革開放，共同動搖著這座“信息監獄”，使之開始出現裂縫並逐漸擴大。

　　首先，相對獨立的民間經濟基礎的確立。市場化改革打破了全盤國有化，也就砸碎了政權提供的鐵飯碗，破除了無孔不入的單位化對個人言行的全面管制。當官權壟斷個人的飯碗和人身的時代一去不返，政權也就不可能再充當國人的全權保姆。國人逐漸走出對政權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經濟依附和徹底的人身依附，利益多元化為民間獨立生存提供了經濟基礎，離開了“皇糧”也能自謀生路的民間社會已經出現。

　　其次，正在逐漸形成的獨立民間價值系統。改革帶來了思想啟蒙，開放帶來了全球化的資訊，社會在經濟上和價值觀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經初步形成，逐漸蠶食著僵化的政治體制一元化。特別是六四後，獨裁意識形態說教的勸誘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這座監獄的道義底座迅速瓦解，整棟建築也出現越來越大的漏洞，只能乞靈於單純的經濟高增長和虛幻的民族主義的支撐。以至於，中共獨裁的道義合法性已經脆弱到這樣的程度：除了謊言之外，再無其他資本為自身辯護。它在要求人們表示效忠時，甚至是體諒民意的，不231再奢求人們真誠地相信它和讚美它，而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的認同和歌頌， 足矣！

　　第三，蘇東“天鵝絨革命”的示範。蘇東共產極權陣營雪崩之後，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勢日益強勁，主流國家的人權外交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致使維持獨裁體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來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懾力不斷下降，中共現政權也不得不在對內統治和對外應對上大作“人權秀”和“民主秀”。更重要的是，蘇東帝國瓦解與傳統帝國瓦解的最大不同在於：傳統帝國大都瓦解於暴力推翻，而蘇東帝國瓦解於非暴力反抗。在蘇東諸國中，除了羅馬尼亞獨裁政權的瓦解有局部暴力發生之外，其他國家大都沒有任何激烈的暴力革命，而僅僅依靠民心所向的“天鵝絨革命”。

　　在蘇東共產帝國崩潰的過程中，聽不到槍聲，看不到鮮血、屍體和廢墟，而只有人群、標語、口號的海洋，就將共產極權帝國淹沒掉了。前蘇聯保守派在 1991 年發動的 8． 19 政變，也在民心所向的抵制下歸於失敗，接著是前蘇聯的和平解體。也就是說，蘇東諸國的民間力量，不是通過先改變政權來重建民主社會，而是通過先改變民間社會來瓦解獨裁政權，“公民不服從運動”變成了民間力量反抗暴政的普遍方式。而這種“公民不服從運動”主要表現為敢於自由言說的“真話運動”。索爾忍尼琴號召蘇聯民眾“不靠謊言生活”，哈維爾呼籲捷克人要力爭“活在真實中。”換言之，極權下的無權民眾，唯有“說真話”這一“無權者的權利。”

　　第四，民間尊嚴的恢覆和民間勇氣的提升。既然毛時代實施的針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暴政已經不再，意識形態說教無人相信，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那麽，官方迫害對於被迫害者而言，也不再具有既滅絕肉體又滅絕尊嚴的雙重效應。現在的政治迫害，可以讓受害者在經濟上受損，也可以剝奪人身自由，卻無法使受害者的人格尊嚴和社會信譽受損，即無法把受害者置於四面楚歌的社會孤立之中，也就無法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打垮受害者。恰恰相232反，官權的迫害逐漸變成了對受害者的道義成全，受害者被奉為“民間良知”或“真話英雄”，而官方打手卻變成了“幹臟活”的工具；受害者中的多數，非但不再用沒完沒了的檢討乞求組織上的寬恕，也不再進行當眾認罪檢討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被告席上大義凜然地自我辯護，把中共的組織和法庭置於道義上的被告地位。

　　也就是說，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天空，不再是極權者一手遮天，而呈現出黑暗與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除了“三呼萬歲”的仰望，就是萬馬齊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間的權利覺醒、官權鎮壓與民間反抗的同時並存。制度的獨裁依舊，但社會不再愚昧；官權的霸道依舊，但民間維權運動的此起彼伏；政權的敵人意識依舊，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獄的恐怖依舊，但已不再能產生殺一儆百的威懾力。

　　而這，正是我們對中國的自由前景抱有樂觀態度的理由。

　　獨裁的維系依賴於恐怖，恐怖的維系全靠暴力和謊言的相互支撐，沒有謊言粉飾的暴力統治便無法維系。只要敢於以公開的自由言說來反抗制度性的謊言和恐懼的個體持續增多， 每人一句真話，再暴虐的制度也將失效。點滴積累的拒絕說謊，將匯成反抗暴政的民間洪流，靠謊言維系的獨裁將變成風雨飄搖的孤島而難以為繼。

　　所以，瓦解獨裁政權不必采取暴力的方式，甚至不必采取大規模街頭政治運動，而只要民間社會有勇氣突破了信息封鎖和言論禁忌，大膽地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光靠自由言說的吐沫就能淹沒任何獨裁政權。

　　三、 互聯網時代的言論維權運動

　　在沒有互聯網之前，官權及其精英對公共表達平台的全面壟斷，是制約中國民間維權的最大瓶頸，普通民眾不光是有冤不敢訴，更重要的是有冤無處說，不同政見者群體只能通過外國媒體發出微233弱的聲音，國內民眾也只能通過“偷聽敵台”來滿足知情權饑渴，特別是底層的草根維權基本處於失語狀態。所以，整個九十年代，能夠發聲的民間維權大都局限於持不同政見者和知識界。但在互聯網進入中國後，它在技術上的難以封鎖，為中國人爭取言論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來越多的勇敢者通過網絡的自由言說正在匯成反抗暴政的網絡民意，言論管制的“漏洞百出”已經無法修覆。

　　盡管官方不斷加強對網絡的管制和封鎖，不斷地逮捕網絡作家，但諸多民間網站和個人博客的出現，讓中共的言論管制越來越變得力不從心，管制效力也越來越弱化。

　　1、 網絡突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鎖，為大陸人提供多元化的、特別是敏感的時政信息，現在的大陸網民已經習慣於到互聯網上去找官控媒體上看不到的新聞和政見，異見人士敏感言論也通過互聯網由境外傳回境內，讓更多的大陸人看到。與此同時，大陸內部被官方封鎖的信息和政見也能通過網絡迅速地傳播到境外，讓世界能夠及時地獲取來自中國民間的信息，在信息獲取上形成國內外的互動。

　　2、 網絡為民意表達提供了日益廣闊的發言平台，使公共發言從官權及少數精英的壟斷下解放出來，民間對公共事務的言論參與的廣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張，參與的深度也產生了質的飛躍。更重要的是，網絡的自由和便捷使民間的公共發言越來越平民化普及化。特別是對於草根維權來說，互聯網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草根維權的信息大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發布出來，從而引起國內外的輿論關注；另一方面，國內外的輿論關注對參與維權的草根們產生莫大的激勵，讓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敢於表達。

　　3、 網絡為此起彼伏的草根維權運動提供了準組織化的平台，可以說，每一個民間網站或 BBS 都是一個局部性組織化平台，由網絡交流而達成民意共識，由網絡民意共識而產生行動。以至於，近年大陸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民間現象——網絡維權。也就是通過互聯234網來組織民間維權活動。比如，互聯網在反日遊行活動發揮了巨大的組織作用，最近的絕食維權也是通過網絡來組織的，目前最為常見的網絡維權是群體性的公開信活動，組織一封簽名信的所有活動——從文本的起草、討論、定稿到征集最初的發起人，從文本的發布到開放性的征集簽名——都可以通過網絡來完成。

　　4、 開放的網絡推動著傳統媒體的轉型。每當發生重大時政事件，官方的管制和封鎖也無法阻止民意在網絡上迅速的聚積和表達， 網絡民意向報刊、電視等傳統媒體施加著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傳統媒體在時政新聞的報導和評論上，不得不追趕網絡信息和網民民意的腳步。能否跟上網絡的腳步，已經變成衡量傳統媒體是否具有競爭力、是否開明的標準之一。

　　5、 在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被官權壓制的情況下，網絡民意發揮著越來越大的輿論監督作用，在圍繞著某一個案或重大社會事件的民意聚積和組織上，網絡為民間動員提供了強勁助力。許多被官方封鎖的事件，都是通過網絡的披露和流傳而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事件，進而對官權形成境內外相結合的輿論壓力。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黑龍江的“寶馬案”），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受迫害及其反抗（比如劉荻、杜導斌、盧雪松等），一經網絡的傳播，就會立馬形成巨大的網絡輿論，繼而就可能形成一次網絡維權，最終變成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和聲援的公共事件。

　　6、 網絡的開放和高效還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不光可以在短時期內造出類似“芙蓉姐姐”這樣的娛樂明星，也可以造就一個接一個“民間維權之星”，造就民間的“意見領袖”、“道義榜樣”

　　或“真話英雄”。首先，通過網絡傳播，已經成名的中年知識份子可以迅速擴大其思想和公共評論的影響力；其次，使新一代網絡自由知識份子脫穎而出；再次，網絡民意造就民間英雄，如被奉為真話英雄的軍醫蔣彥永；近年來，一個新的維權群體通過網絡而成為著名的公共人物，這就是維權律師群體。而這類海內外知名的“民235間維權之星”越多，官權所要付出的鎮壓成本就越大。

　　四、 言論自由在民間維權中的輿論救濟作用

　　所以，就中國的現實和民間維權的現狀而言，盡管中共官方對言論的管制始終有時松時緊之別，但民間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卻始終如一。直接爭取言論自由的維權活動，不僅是維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而且是其他領域的維權活動的第一工具。無論是個案維權還是針對某一惡法的維權，通過突破言論封鎖來形成權利啟蒙和輿論救濟，幾乎成為各種類型的民間維權的基本前提，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民間維權都要通過網絡首先訴諸於公開的海內外輿論。大陸近年來的民間自發維權的經驗證明，凡是取得某種差強人意結果的個案維權，首要的突破口就是爭取曝光權、知情權、言論權和新聞自由。

　　也就是說，即便在言論管制依舊的當下大陸，民間輿論和開明媒體也能起到一定的輿論救濟作用，使一些引發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的人權案得到差強人意的結果。也就是說，能夠取得的某種實效的個案維權的過程通常是：

　　網上曝光—網絡民意的聚集－傳統媒體跟進－形成國內外輿論的綜合壓力－引起官權的行政關注－輿論壓力持續加強－某高官或某行政部門的介入—差強人意的行政的或司法的解決在孫志剛案、 SARS 危機、劉狄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 南都案、秦皇島庫區移民案、浙江畫水案、冰點案、趙巖案等個案上，民間維權之所以還能取得有限的成果，無不與國內外結合的輿論救濟高度相關。國內外相互配合的強大壓力的形成，而這種壓力的形成及其力度的大小，皆與國內民間和國外輿論的輿論關注力度成正比。正是通過互聯網傳播和媒體關注，才能形成強大的輿論聲援，也才能引起中共當局的行政關注和高官的幹預，逼迫當局對鎮壓的政治成本進行計算。特別是一些發生在邊緣地區的大規模官民沖236突，之所以得到了胡溫的高度關注，並做出了相對溫和的解決，沒

　　有互聯網的爆光和境外媒體的強大輿論壓力， 是難以想像的。

　　在目前的中國，盡管相對於毛時代甚至相對於 90 年代，以上人權個案的處理結果，開始顯現出民間輿論壓力的作用不斷增強，但離制度化的人權保障及其救濟還相距甚遠。民間維權的輿論救濟還只是自發性的、體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隨時可能被獨裁政權定性為非法的，而只有中國變成新聞獨立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輿論救濟才會由體制外行為上升為穩定的救濟制度，對人權迫害的事前防範和監督與事後的救濟和懲罰，才不會局限於極為偶然的個案解決，而變成新聞媒體和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 也使保障人權變成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必須履行的法定責任。

　　即便從中共當局強調的社會穩定的角度講，言論及新聞自由也是維持穩定的重要工具。社會醜聞或危機事件的及早曝光，恰恰有利於社會穩定和危機處理。比如，無論是 SARS 危機還是松花江水污染危機，社會恐慌和流言滿天飛等局面的出現，都來自官權對公共信息的隱瞞和封鎖，而一旦官方不得不向社會提供有關危機信息和公布應對措施，哪怕是極為有限的信息公開化，社會恐慌也會得到極大緩解，危機處理也會進入正軌。

　　同時，任何社會都免不了利益沖突和價值歧義，在無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社會，沖突得不到公開表達，也就無法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調節或解決；歧義得不到交流和辯論，也就無法以說理的方式達成社會共識， 而只能靠強權來暫時壓制沖突和掩蓋分歧，沖突一旦公開爆發，也只能靠踐踏人權和引發動蕩的暴力來勝負；久而久之，必將引發大規模動亂甚至內戰；而在有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社會，沖突和分歧大都能得到充分而和平的表達和辯論，也就基本能夠得到和平而理性的共識或解決。因為，只要訴諸於公開的自由辯論和輿論維權，再激烈的利益沖突和再大觀點分歧，也不會威脅到社會穩定。237

　　同時，就官民之間的沖突而言， 言論及新聞自由，不僅為民間輿論及其維權提供了合法的釋放空間，也為官方提供了了解民意與理性回應的機會，從而把官民分歧的解決納入和平理性的法治軌道。比如，去年發生在四川漢源的大規模官民沖突，如果漢源移民的訴求能夠及早地公開、見諸於媒體，就能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也就能及早引起行政當局的注意，就能得到類似“孫志剛案”的和平解決，而不至於演變為已經發生的官民之間的暴力沖突，既不會有十萬民眾沖擊縣政府，官方也就不必出動大量武警甚至正規軍來平息事態。

　　所以，無論於民於官，推動大陸的新聞開放和言論自由，實乃推動中國社會穩定轉型的首要目標，黨禁可以緩開，但開放言禁卻刻不容緩，言禁一開，自由中國必定降臨！

　　2006 年 3 月 27 日於北京家中238

　　維權面對利益黨的自我調整

　　六四大屠殺剛剛結束時，許多人作出中共將在幾年內垮台的樂觀預測，然而，中國的現實卻讓這些預言屢屢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務實低調的外交，也依靠鎮壓與收買的雙管齊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驚嘆的成功：大屠殺恐懼下的普遍沈默，經濟高增長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滯，韜光養晦和金錢開路的外交使其國際地位迅速上升，優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購買了精英階層的合作，權貴集團對既得利益的專注代替了從政之德和政治抱負。

　　革命黨變成利益黨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極權的登峰造極，也是徹底的化私為公的時代，徹底到全能保姆包攬了所有供給──從搖籃到墳墓、從物質到精神，而個人卻陷於一無所有的貧困之中。那麽，當共產烏托邦破滅後，隨著經濟改革時代的降臨，中國進入一個化公為私的時代。在私人領域，自利意識覺醒到泛濫成災，人欲解放為物欲橫流，經濟人理性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淪為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在公共領域，政治權力私有化支撐著經濟上的權貴私有化，公權和公益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為公權力的黨權、軍權、政權和法權，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統統變成特權集團牟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這種變化的最醒目標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基於利益計算的技術統治日益精明。特別是六四後，為了彌補鄧小平個人信譽和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鄧小平以“誰不改革誰下台”

　　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極左勢力，發動了遠比八十年代更為激進239的第二輪經濟改革，帶來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中共統治也越來越依賴於經濟政績，政權的錢包隨之迅速鼓漲，其內政外交也越來越具有暴發戶式的“財大氣粗”。

　　換言之，中共由革命黨變成了利益黨，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沒落的帝制傳統、腐敗的拜金主義和垂死的共產獨裁相結合，催生出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

　　惡法治國代替了無法無天

　　毛澤東時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的話不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權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臨終之際，女秘書通過猜口形傳達的毛指示，也是治國的最高決策，那句無人能夠確證的“你辦事，我放心”的臨終遺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華國鋒欽定為毛的繼承人，簡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話。

　　毛死，鄧覆出，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代替階級鬥爭為綱，以“依法治國”的寡頭統治代替了無法無天的個人極權，但由於中共的獨裁統治沒有根本改變，所以，依法治國不過是黨權主導的惡法治國。

　　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國”的口號，不斷地對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調，不斷地規範執法者的行為，與西方國家展開法治對話，甚至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另一方面，政治鎮壓依舊，且越來越依靠頻繁出台的惡法，除了《刑法》上的“顛覆罪”

　　條款之外，為了控制民眾上街而制定“遊行示威集會法”，為了控制民間組織而制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為了操控言論而出台多項法律法規；其中，最大的惡法是為了鎮壓法輪功而制定“邪教法”，從而為六四後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據。

　　寡頭獨裁體制的內部制衡

　　基於維持獨裁政權及其權貴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統治逐漸走上鎮壓與贖買相結合的策略，其應對危機的靈活性和自我調整能力也240在加強。

　　在強人政治時代結束之後，政治局常委會不再是最高獨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頭之間進行政治博弈的黨國密室，密室內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絕對權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頭之間的討價還價，從而形成了獨裁寡頭集團內部的權力制約，集體決策代替了絕對個人獨裁，使最高層的決策越來越具有彈性，從而自發形成了左中右兼顧的平衡，而不至於走向可能帶來全局性災難的極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強人鄧小平主導中共高層決策的時代，鄧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顧忌到以陳雲為首的黨內左派的分量，鄧在高層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針的決策上，必須向陳雲等人作出妥協。

　　鄧小平死後的江澤民時代，權力平衡已經成為寡頭集團內部的常態。在政治局各個常委之間，每一決策的出台皆要經過討價還價的妥協。現在的胡溫政權的高層博弈就更為激烈，三年前胡溫想借“周正毅案”整肅“上海幫”，但由於胡溫在高層的權力弱勢而不了了之；胡溫經過一系列權力運作來鞏固自身的權力，終於在三年後搬倒了強勢的上海大員。

　　總之，改革以來，中共歷屆政權在決策上的忽左忽右、變化無常，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時放時收，反映的就是這種左中右兼顧的平衡。

　　權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來的中共進行了權力交接體制的改革，由鄧小平的退休先例演變為權力定期交接制度。雖然，這種自我調整與改變一黨獨裁體制無關，但起碼使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及其決策機制有所變化，使獨裁統治具有一定的彈性和糾錯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錦濤接過江澤民的權力，標志著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機制代替了權力終生制，形成代跡之間的政策調整和相互241補救。在掌握最高權力之前，“儲君”可以觀察和研究前任的統治方式，暗自總結其利弊得失，為接掌權力作準備，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由此，每一代接過最高權力的新權貴，僅僅出於收買民心和鞏固權力的需要，也都會對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種權宜性的補救。

　　比如，胡溫上台後，針對江朱時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調整，提出面向底層的“親民路線”；針對愈演愈烈的城鄉兩極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農業稅；針對 GDP 崇拜的跛足發展，提出均衡的科學發展；為了彌補社會裂痕的日益擴大，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等等。也就是從江澤民的“贖買精英”走向胡溫的“贖買大眾”。

　　盡管，所有的調整都不會超越維持獨裁權力這一底線，“親民路線”也不過獨裁者對臣民的恩賜，至多是為緩解公正危機的小恩小惠，並不能改變官權過強而民權過弱的獨裁現狀；而且，大多數調整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秀，權貴階層仍然貪得無厭，政治腐敗和貧富差異並沒有縮小，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也沒有多少實質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調整還是讓底層民眾受惠，比如，為了縮小城鄉不平等，不僅廢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農業稅，一些省市還出台“進城務工人員權益保護辦法”；為了縮小城鎮的兩極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標準，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降低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等等。所以，胡溫的親民姿態還是頗能俘虜許多人。

　　黨權利益的空殼化

　　表面上看，中共不僅是當今世界上的最大獨裁黨，而且是組織嚴密的利益集團，已經擁有七千多萬黨員，中共中央代表這個利益集團的整體利益。但在當下中國，中共利益已經無法被中央所壟斷，利益集團內部早已開始了分化，隨著權貴私有化浪潮的洶湧澎湃，242利益的部門化、地方化、家族化和個人化，已經變得不可逆轉且越來越剛性，而黨中央所代表的黨權整體利益則越來越空殼化。所以，與其說現在的中共是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統一體，不如說它是一個多個利益集團的覆合體。更重要的是，這個集團的利益只有各級權貴才能享有，而七千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象非黨員的平民階層一樣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機制之外，有些普通黨員甚至淪為弱勢群體。

　　在這個利益日益分化的統治集團內部，中央決策層的每個大寡頭都衍生出一個以家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黨權的代理人也都是一個相對獨立而封閉的利益小王國。他們經營著其權力所及的一畝三分地，用盡一切手段將本集團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終目的是把家族和個人的利益最大化。

　　除非外來的插手可以產生合謀分贓的結果，否則的話，不但橫向的各類利益集團難以相互聯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難以落實，正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這些各自為政的地方權貴集團與中央指令的關系，完全遵循以我為主的自利規則，對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規，對上級的指令，對地方官有利的就執行且要把執行力度最大化，無利則不執行且要讓上級的指令消失得無聲無息。

　　意識形態的混亂化

　　當毛澤東的“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意識形態被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取代之後，中共政權越來越遠離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變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征。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出台以來，以“資本家可以入黨”為標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已經被摧毀。於是，改革以來，我們才會看到中共意識形態口號的五花八門。

　　鄧小平時代，在實用主義貓論的主導下，既有“發展是硬道理”、“擱置姓資姓社”、“三個有利”、“依法治國”和“不當頭外交”，243也有“穩定壓倒一切”、“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和平演變”；江澤民時代，既有“三講”、“以德治國”，也有“三個代表”和“大國外交”；胡錦濤上台以來，提出的意識形態口號更是五花八門，有親民路線、以人為本、新三民主義，有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也有保先運動、八榮八恥、執政能力建設、黨內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來，中共的種種意識形態說辭，大有讓人眼花繚亂之感，這在強調絕對的思想統一的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作為執政黨的中共，意識形態的混亂標志執政思想上和身份認同上的迷失。首先，道義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已經是具有緊迫性的問題，使中共現政權具有如何保住政權的危機感；其次，中共的統治方式必須轉型，但在轉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關全局的問題上，中共集團內部又難以取得基本共識，也就必然產生何去何從的焦慮。最後，各類深層的社會危機的持續積累，使中共統治的未來前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中共現政權看不清自身的未來。所以，當中共政權失去了權威黨魁和統一意識形態之後，黨員們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認同的迷茫中，官場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然而，必須看到，無論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作出怎樣的自我調整，但中共的獨裁本性和權力自私始終未變，所有的局部調整不過是確保一黨獨裁的權宜之計。

　　民間維權如何面對利益黨

　　是的，蛻變中的中共可以茍延殘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長治久安的出路。因為現政權的權宜性調整無力解決經濟繁榮的表象下的重重深層危機──官權普遍腐敗、社會公正奇缺、公共價值解體和社會公德崩潰──在這種制度的社會的道德的危機下，官民雙方不可能達成基本的價值共識，也就無法共同選擇一個替代性轉型路244徑。

　　盡管，一個民間權利意識覺醒和底層維權興起的時代正在降臨，草根群體的經濟維權，民間宗教群體的信仰維權，異見人士的言論維權，律師群體的法律援助，加上體制內自由知識分子的擦邊球式反抗，使近年來民間維權活動備受國內外的關注，也在某些個案上取得過有限的成果。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中共的自我調整能力在不斷加強，統治技術也日益嫻熟，也具有了應對內外危機的靈活性，加之中國的精英階層犬儒化和民間力量分散化，短期內還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不要說這些民間群體之間缺少凝聚核心和協調行動，即便能夠形成民間統一體，官民之間的實力對比仍然過於懸殊。所以，中共政權遠不到壽終正寢的末路。中國向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時間之漫長和過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時間估計。

　　看到中共的自我調整和統治技術改進，看到精英階層的犬儒化和民間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國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長艱難，並不意味著一黨獨裁可以千秋萬代，更不等於放棄自由中國的理想而向獨裁現實繳械投降。換言之，面對以經濟發展為政績合法性、以利益收買為主要統治手段的新型獨裁政權，民間維權運動必須保持清醒：

　　一方面，民間不能低估自己的對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權的自我調整、控制局面和收買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見利忘義，即西方國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現實主義外交，不但常常表現為對暴政的綏靖，甚至表現為西方政客與東方獨裁者的勾肩搭背。

　　另一方面，民間更不能低估民間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間所浸染的獨裁遺傳──惟我獨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懷；不能僅僅局限於少數異見人士受迫害的經歷來評估當下現245實和現行統治，不能陷入一夜變天的夢囈；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決中國僵局的一攬子方案，因為相信可以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環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說，不能陷於自戀式的受難綜合癥之中而無力自拔，把個人的苦難作為最大的不幸，進而將個人受難上升為民族苦難和放大為全民苦難，從而膨脹出虛幻的英雄主義驕狂，似乎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難，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資本，要求別人把自己視為“英雄”或“救星”，有資格充當愚昧者的啟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事實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體奉為民間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輿論熱鬧而現實冷清，海外關注而國內卻沒有多少追隨者，甚至在民間內部都找不到眾望所歸的道義凝聚點。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現，不要指望出現眾望所歸的魅力人格，這樣的英雄甚至在八九運動中也沒有出現過，反而是山頭林立、相互不服，即便在開會時舉手讚同，執行會議決定時也會突然變臉。即便現在真有智勇雙全的民間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鐵幹追隨者。

　　在溫飽基本保證的社會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階層和利益受損的絕大多數民眾，即便心里認定了現存體制必須來個大變化，相對不公平感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抱有搭便車的態度。所以，知識精英和大眾網民共同的網絡家園《世紀中國》被封，卻沒有幾個精英、也沒有眾多受益於該網站的網民出來抗議；名揚海外輿論的草根維權者陳光誠，在國內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許多人知道他， 對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為之維權的當地農民，也在官權的軟硬兼施下逐漸沈默。

　　面對政府權威和民間英雄雙雙大幅度貶值的現實，追求自由民主的國內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夠的清醒，在正視嚴酷現實的基礎上，民間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或社會整體改造的目標，而是致力於民間力量的點滴積累和獨立民間社會的建設，即通過改變民間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於奴役的生活方式──來致力於獨立246公民社會的擴張。首先，致力於在官權控制薄弱之處擴展民間社會的空間和資源，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其次，通過民間代價的累計來加大獨裁官權的統治成本，將統治者逼入窮於應對、越來越力不從心的窘境。

　　一句話，立足於民間社會和體制外力量的培育，籌劃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247

　　勞教，早該被廢除的惡法

　　──堅決支持茅於軾、賀衛方等人廢止勞教制度的公民建議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強調依法治國，還專門將每年的 12月 4 日設立為全國法制日，意在對全國百姓進行普法教育。但是，中國仍然是一黨獨裁的國家，黨主法制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從立法到司法的大權都掌握在執政黨手中，公然把一黨意志轉化為立法的機構是中共人大，公然制定和維持違憲的惡法是政府各部門，公然幹預司法的是中共政法委，公然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執法違法的人都是執法者。表面是推進法治，骨子里仍然是人治。所以，最應該接受普法教育的，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以及大小官員們。

　　近年來，隨著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維權運動的高漲，每年的全國法制日都有民間的上訪、請願、上書和公開信，或爭取法定權利，或要求廢除惡法，或申訴個人冤案。這些發生在全國法制日的民間維權活動，盡管大都無法取得立竿見影的實際效果，但起碼對中共官權形成了一定的民間壓力，也是對中共官員的普法教育。

　　今年中國的 12 月 4 日的不同尋常在於，借助勞教制度實行五十年和全國法制日的契機，民間掀起了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維權小高潮，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無疑是 69 人向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提交了要求啟動對勞動教養進行違憲審查、進而廢止該制度的公民建議。這份公民建議的領銜者是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學者賀衛方，參與者大都是執業律師、法學家、教授和學者，也有維權人士、記者、工程師。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也曾以個人發言的方式，多次表達了廢止勞教制度的意見。248

　　當 69 人建議再次遭遇“墻里開花墻外紅”的窘境之時，國內媒體終於為此發聲了。一向開明的《南方周末》在 12 月 6 日發表了《法學界提請對勞教制度啟動違憲審查》的報道，報道不僅介紹了這封公民上書的具體內容，而且引述江平先生的意見：“討論勞教制度的核心問題是：對剝奪人身自由的裁決權應該給予誰，法院，還是警察？最近的現實還包括，勞動教養已經成為錯案、冤案的溫床和打擊迫害上訪、舉報、維權公民的工具。”

　　這份公民建議書指出了勞教制度的四大違法之處和五大弊端，是此類公民上書中最為言簡意賅、切中要害的文本。作為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勞教制度，即便不談它完全違背“聯合國憲章”、“國際人權公約”等國際法，僅就中共人大制定的法律而言，它也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違反了上位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2000 年實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1996 年實施），是再明顯不過的惡法，其臭名昭著早已有目共睹。

　　首先，這一惡法明顯違法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的相關規定。

　　第五條第三款和第五款之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三十七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

　　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其次，這一惡法明顯違反了 2000 年人大通過的《立法法》的相關規定。第八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條規定：“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249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2000 年 6 月 8 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通知》（國發（2000） 11 號），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高度重視《立法法》的實施，切實做好各項實施工作，但是，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並沒有按照《立法法》的規定改革或廢除明顯違反《立法法》的勞教制度。

　　再次，這一惡法明顯違反 1996 年通過的《行政處罰法》的相關規定。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第 64 條第 2 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訂完畢。”遺憾的是，在國務院規定的截至日期已經過了整整十年以後，勞動教養這一違法行政也沒有按照國務院的要求得到修訂。

　　從 1957 年 8 月 3 日中共公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開始，勞教制度的運行已經五十年了。這一制度的最初出台，主要是用於反右和肅反的政治需要。但是由於這一制度的統治成本極為低廉，非常有利於獨裁者進行社會控制，於是，改革之初，毛時代的權宜之計變成了鄧時代的正規制度。 1979 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 1982 年 1 月 21 日國務院轉發了公安部發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勞教制度被再度激活並日趨制度化，勞教對象也由政治鎮壓擴大到普通違法行為； 1992 年 8 月 18日司法部發布第 21 號令《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使勞教制度成為無所不包、隨意性極大的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

　　關於勞動教養對象，《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規定： 1、 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2、結夥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夥中，不夠刑事處分的； 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 4、 聚眾鬥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250夠刑事處分的； 5、 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科學教研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夠刑事處分的。

　　顯然， 1982 年再次激活的勞動教養制度，仍然延續了 1957 年的勞教決定，其第一功能是為了政治鎮壓的方便，其次才是針對其他類型的輕微犯罪。勞教制度實施五十年以來，僅據官方統計，先後就有超過 350 萬人被勞教過。雖然，

　　其中有多少人是政治勞教的受害者，官方不會公開具體數字，民間也無法掌握準確的量化數字，但自 1999 年鎮壓法輪功以來，全國起碼有 180 多個勞教所關押了數以萬計的法輪功學員；自 2002年民間維權高漲以來，也有許多維權人士被送進勞教所（比如， 2007年 10 月 30 日，幫助中石油及中石化下崗職工維權的重慶人士李國宏，就被河南濮陽中原油田公安分局以“聚眾鬧事”為由勞教一年半，現關押在濮陽黃埔勞教所）。所以，勞教制度已經成為中共政權肆意踐踏人權的制度標本，也是壓制信仰、表達、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的最有效工具。

　　1996 年 10 月 8 日，官方以“造謠、誹謗”和“擾亂社會治安”

　　為由，判處我勞教三年。從被警察帶出家門前往萬壽路派出所，到聽候北京市公安局人員宣讀勞動教養決定書，至被戴上手銬、押上警車，整個過程只用了十幾分鐘。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勞教，剝奪國民人身自由這麽嚴重的懲罰，居然可以不經過逮捕、提審、起訴和審判，在十幾分鐘內搞定，極大地節省了踐踏人權的成本。

　　我被勞教是政治原因，決定來自中共高層。而由於其他原因被勞教的人，大都是由派出所作最初決定，事實上也是最後決定。因為，被捕者是否教養和教養幾年，派出所就可以自審、自判、自定，派出所把勞教決定上報分局、市局和勞動教養委員會，大都是例行蓋章、走走過場而已。可以說，勞教制度是當今世界最野蠻的惡法，野蠻得那麽輕率和荒唐。它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剝奪國民251的人身自由權利，而且，在勞教的執行過程中，被勞教的人也被剝奪了所有的法律救濟權利。

　　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為了方便政治鎮壓而建立的勞教制度，以其世所罕見的低成本和高效，而被獨裁政權及其專政機器所鐘愛，特別適合進行大規模的政治鎮壓。 1998 年，江澤民政權承諾簽署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廢除勞教制度也準備列入 1999 年的人大議程。但是，由於江澤民政權決定取締法輪功，為了大規模鎮壓的方便，不僅擱置了廢止程序，而且強化了勞教制度。截至 2007年年底，大量法輪功學員、異見人士、維權人士、上訪者、民間基督教徒被送進勞教所。

　　然而，正是由於勞教制度的極端野蠻，它才早已招致國內外輿論的共同譴責，中國國內要求改革乃至廢除的呼聲不斷高漲。從九十年代早期到今天，大陸民間一直要求廢止這一惡法，曾多次就廢除勞教制度上書或發表公開信；在國際上，自由國家的政府、議會與國際人權組織，也不斷敦促中國政府廢除這一惡法。九十年代後期，諸多體制內的法律人士、作家和學者也開始公開要求廢止勞教制度，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多次建議人大常委會廢止勞教制度。

　　2003 年春天，廣東省的 6 位政協委員聯名發起提案，質疑勞動教養制度違反憲法，提議對其進行違憲審查。同年 10 月 30 日，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召開了一次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國際座談會，邀請了中美雙方專家、學者和教授與會。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科恩教授，美國駐華大使館法律顧問柏恩敬先生，福特基金會項目官員劉曉堤女士，中國法律與發展咨詢有限公司汪慶華先生，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卞建林教授、宋英輝教授、曲新久教授、焦宏昌教授、王平教授、阮齊林教授、鄭旭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部分博士生等，參加了座談會。與會者齊聲呼籲：作為一種行政法規的勞動教養，在中國已經存在了近25250 年，目前，勞教制度遭到普遍的質疑和批評，要求改革乃至廢棄的呼聲越來越響，勞動教養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

　　2004 年中共兩會期間，借助“國家保障和尊重人權”入憲的契機，代表們提出改革勞教制度的議案多達 13 件。 2005 年，代替勞教制度的“違法行為矯治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兩會過後的 4 月份，《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盡管審議過程沒有公布， 2006 年人大會議也沒再提起。

　　但是， 2007 年人大會議期間，廢止勞教制度的議案再次大量出現，《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也再次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

　　在“國家保障和尊重人權”已經寫進憲法之後，對於中國的法治進步而言，用人大立法《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代替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勞教制度，起碼有三大好處： 1、 以廢除勞教制度為突破口，讓憲法的人權原則和國民權利條款成為相關司法改革的主導精神；2、 通過法院審決來矯治輕微犯罪行為，微觀上可以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宏觀上可以實質性地推進人權的制度化保障。 3、廢除勞教制度而代之以人大立法的規範，才能邁出中國法律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接軌的切實一步。

　　正如茅於軾、賀衛方等人建議所言，“時值今日，進行違憲審查、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條件都已經完全成熟。”

　　爭取盡快廢止勞教制度這一臭名昭著的惡法，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大事，需要社會各界持續地向政權施壓；這也是聯合國和西方自由國家推動全球民主化的大事，是敦促中共改善中國人權現狀的重要著力點。國內外力量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施壓，爭取早日廢止這一惡法。《南方周末》在報道 69 人建議的結尾處，特別援引 2003年三博士上書而引發全國輿論潮、最終導致廢除收容遣送的先例，顯然是希望此次公民建議再次引起國內外對中國勞教制度的高度關注，敦促中國政府加快廢止這一惡法的進程。253中國農民的土地宣言

　　農民收回自己土地的宣言

　　在二○○七年的最後一個月，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農民公開宣示土地所有權的小高潮。

　　十二月九日，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七十二村四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東南崗村村民召開了全體村民民主大會決定收回被侵占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土地進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準備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開始。

　　十二月十二日，三門峽水庫庫區陜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向全國公告：我們三縣市約七萬農民現在共同決定收回我們

　　的土地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 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占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占有私分行為。

　　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居者有其屋”。省莊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歷史，歷朝歷代農民各戶所屬耕地、竹山權屬清晰，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發展。

　　近年來，在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討論中，農村土地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現有土地制度針鋒相對。但這些254爭論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範圍內，參與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官員，基本聽不到農民本身的聲音。現在，終於有農民群體發出響亮聲音，讓沈寂的中國聽到了土地深處的吶喊。

　　這種基於歷史傳承、占有現狀和正當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從毛澤東時代延續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強烈而清晰地表達了中國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願和決心。這宣告，凝聚著中共掌權以來中國農民的慘痛經驗，標志著對三十年前小崗村土地使用權改革的超越──中國農民自主意識的真正覺醒：我們腳下的土地，既不是國家所有，也不是集體所有，而是我們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上的家園，是我們農民自己所有的財產。農民的維權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權利：我們才是腳下土地的主人，如何處置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要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來作出選擇。

　　中共最徹底剝奪了農民

　　在中國漫長的治亂循環史上，興，農民苦；敗，農民也苦。但無論歷朝歷代的皇權如何殘暴和貪婪，對農民的剝奪和壓榨也沒有中共政權來得徹底，而這種剝奪和壓榨是用極為卑鄙的欺騙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關鍵階段，中共為了贏得最廣大農民的支持，進行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該大綱明確承諾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後，農民具有土地所有權，也承認農民的自主經營、自由買賣的權利。然而，當中共奪取了政權後，立刻開始了全盤公有化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城鎮進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強行沒收所有個人財產；在農村是轟轟烈烈的集體化，強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從一九五一年合作化運動開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運動結束，毛澤東極權先消滅地主富農，繼而強制普通農民加入公社。結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所有地主全部被消滅，偌大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寸土地屬於農民所有，中共政權變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擁有了中國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權。255正是全盤公有化，為毛澤東極權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喪失了個人財產的城鎮居民全部淪為中共“單位”的螺絲釘，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全部淪為“公社”的農奴。相比較而言，中國農民的命運最為悲慘，淪為奴隸中最低層的奴隸。他們沒有遷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經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沒有社會保障，變成毛式工業化的輸血機。毛時代的所謂工業化成就，是以全中國人淪為奴工為代價的， 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少。瘋狂的大躍進的慘烈災難，農民貧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地步，以至於遍地餓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幾千萬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

　　包產到戶只是半吊子解放

　　毛死了，改革來了，受害最深的農民變成了改革的第一發動機，他們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自發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天已經被命名為“解放農奴的革命”。但是，這場革命帶來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國的改革沒有進行土地私有化，農民得到的僅僅是“集體土地”的使用權，仍然沒有土地所有權。一旦農用地被用於商業化或城鎮化的開發，農民的土地就變成國家所有。而國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國家行使土地處置權力的是各級的官員。

　　在城鎮現代化和房地產大躍進的二十多年里，高舉著“土地國有”

　　的尚方寶劍，官商勾結的圈地運動全國開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級政權及權貴，農民再次成為犧牲品。

　　農民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

　　更重要的是，在獨裁中國，官權太大太強而民權太小太弱，而農民又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群體。在沒有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的體制下，他們沒有話語權，沒有組織農會的權利，沒有訴諸法律的途徑，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濟就是“上訪”。但官官相護和嚴厲截訪，使上訪變成擺設，上訪者歷盡艱辛和風險，最終卻一無所獲。所以，256當農民的土地權益受到強行侵犯時，無法得到輿論救濟、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體制內的所有維權途徑全部被堵死，官逼民反的結果就只能是體制外的群體抗爭。

　　近些年，中國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規模官民沖突，有一大半發生在基層農村，這些群體事件又大都由土地問題引起。為了確保權貴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權必須平息這些群體事件，甚至不惜動用從政府暴力到黑社會暴力進行野蠻的鎮壓，由此導致的流血事件時有發生。比如，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廣東汕尾市紅海灣東洲鄉因土地糾紛而發生嚴重的官民沖突，當局出動上千名警察和武警進行鎮壓，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釋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不僅有數百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殺。

　　官逼民反，農民自求解放

　　作為本文主角的三地農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權，起因也皆是農民的土地權益遭到官權的強行侵犯，農民為了捍衛土地權益而進行體制外抗爭的新形式。

　　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結的強勢集團以發展公益和建設公共設施的名義，強行侵占當地農民的土地，而在被強占的土地上蓋起來的卻是賓館、飯店、跳舞廳和商業街，全部是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憤怒的省莊村農民們才會質問：“這些東西與‘公共’有何關系？與我們農民大家的利益有什麽關系？ ??我們今天要問，這個‘國家’是誰的國家？

　　‘公益’是給誰的公益？ ‘集體’是誰的集體？每次占地時全村農民都不

　　同意，全村農民公開簽字反對，村主任和鄉黨委還是以集體的名義把所有農民強行‘代表’了。 ??每次欺壓我們農民的時候，官吏、警察、黑惡分子公開‘聯合執法’，以打、砸、搶為業的黑惡分子公開宣稱，‘我們是代表政府來刨田的，你們必須無條件服257從，跟我們對抗就是跟政府對抗’，並聲稱，‘你們現在這樣居住下去是非法的’。這些勢力就像過去的土匪占山頭、紮寨子一樣，只知道掠奪享樂，不知道保護。”

　　富錦農民也已經看透了所謂的“國家”或“集體”名義下的黑幕，他們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占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占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以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三門峽庫區七萬農民的公告指出：“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麽法律什麽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壞勢力就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麽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

　　一場更偉大的革命

　　如果說，一九七八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自發簽署的包產到戶生死約，是中國農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開啟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那麽，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三地農民向全國公告擁有土地所有權，就是中國農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革命。 對此，發出公告的農民已經有了清晰的意識。這樣的聲音，不僅是中國農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國農民的權利宣言。258當代文字獄與民間輿論救濟

　　中國是盛產文字獄的大國，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文革”，文字獄的受害者歷代不絕、株連無數。即便在改革開放進入第三十個年頭的今日中國，監獄里仍然關押至少80 位新聞人和網絡作家。更過分的是，就在北京奧運日益臨近之際，不但無法見諸於國內媒體上的文字獄接連不斷，即便在大陸媒體上也爆出多起文字獄。

　　一、縣太爺制造的文字獄

　　“彭水詩案”。 2006 年 8 月，重慶市彭水縣教委人事科辦事員秦中飛，只因編發了一則反映彭水現狀、諷刺縣衙門的手機短信《沁園春.彭水》，就被該縣縣委書記藍慶華和縣長周偉送進大牢，罪名是“造謠誹謗縣領導”。後在輿論壓力和法律援助相結合的救濟下，秦中飛走出了監獄並獲得 2125.7 元的國家賠償金。

　　“稷山文案”。 2007 年 4 月，山西稷山縣三名科技幹部南回榮、薛志敬和楊秦玉，把反映該縣縣委書記李潤山的相關材料整理成文，分別寄給了當地的 37 個部門。文中表達了對稷山現狀的不滿，對李潤山提出諸多批評。十天後，三人被警察拘捕，罪名也是“造謠誹謗罪”。縣委還召開有 500 多名科級幹部參加的警示大會，逼迫南回榮等人戴著手銬檢討認罪。

　　“儋州歌案”。 2007 年 7 月，因對儋州市政府將那大二中高中部遷到海南中學東坡學校的決定持反對意見，那大二中的李姓和劉姓兩位老師上網發帖，以儋州方言編寫的山歌形式抨擊時政。當地警方以“涉嫌對市領導進行人身攻擊、誹謗市領導名譽”為由，將259兩位教師處以 15 日行政拘留。

　　“高唐貼案”。 200 年 12 月，公民董偉、王子峰、扈東臣等人因在“百度貼吧──高唐吧”發帖子議論本地政事而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侮辱、誹謗現任高唐縣委書記孫蘭雨。後在輿論壓力和法律援助的雙重救濟下，高唐縣官方在 2007 年 1 月 21 日作出決定，撤銷逮捕並予以釋放。隨後，當事人提起賠償申訴，三人分別獲得 1700 多元國家賠償。

　　“孟州書案”。 2007 年 12 月，河南孟州的六位農民舉報一村辦酒場的經濟問題，印發了小冊子《正義的呼喚》，批評孟州市副市長、市委統戰部原副部長等幾名官員。六位農民沒得到呼喚正義，卻被當地法院以“誹謗罪”判監半年。更有甚者，這幾位農民還兩次被拉出去遊街示眾！

　　“朱文娜案”。 2008 年 1 月 1 日，法制日報社主管的《法人》

　　雜志刊登了朱文娜采寫的一篇報道，該報道涉及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 1 月 4 日，該縣公安人員前往《法人》雜志社拘傳記者朱文娜，理由是涉嫌“誹謗罪”。後在強大輿論的壓力下，該縣公安局撤回拘傳令並道歉。 2008 年 2 月 4 日，縣委書記張志國也在責令下引咎辭職，並向遼寧省鐵嶺市委寫出深刻檢查。市委認為，在“進京拘傳記者朱文娜事件”中，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同意公安部門介入，同意縣公安局立案並拘傳記者，法制意識淡薄，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領導責任。

　　這些文字獄的發生，源於獨裁制度的野蠻和現行吏治的劣質化。

　　首先，中國的獨裁制度延續幾千年，至今也沒有根本改變。古代獨裁是家天下，皇權不允許任何人挑戰，但也有極少數開明的皇帝廢除過“因言獲罪”的法律（如，漢文帝廢除了“誹謗妖言罪”）；現代獨裁的黨天下，黨權更不允許任何政治異見，毛澤東時代的文字獄禍患，可謂登峰造極。盡管經過三十年改革，黨權至上的體制260仍然沒有絲毫改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的“一把手”都是黨委書記，正如新民謠所言：“書記揮手，人大舉手，政府動手，政協拍手”。各級地方官變得越來越野蠻霸道，官員們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變成“烏紗帽主義”，“烏紗帽主義”衍生出普遍的官場腐敗和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也必然衍生出“封口主義”，“造福一方”

　　變成“橫行一方”和“禍害一方”，許多揭露地方官腐敗的人士被送進監獄，即便被揭發的貪官最後倒台，民間反腐人士也不會受到善待。

　　其次，在“黨天下”中國，黨權至高無上，新聞不自由，司法不獨立，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受控於一黨意志及其利益，警察等強力機構的首要職能是維持獨裁政權的工具，盡管，中國憲法上明文規定了國人擁有“言論自由”權利，但為了維護黨權至上體制，中共不惜公然違反憲法，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第 105 條）寫入《刑法》，作為文字獄的法律依據，所以，批評中共及其大小官員從來都是高風險的行為，中國監獄里也從來不缺少良心犯。在現實政治中，法律及專政機器就是維護“一把手獨裁”的工具，即便是“七品芝麻官”的縣委書記，在自己管轄的一畝三分地里，也是一手遮天的“皇帝”，誰讓“皇帝”不高興，誰就可能被送進大牢。

　　再次，改革以來，共產理想的破產和利益至上的激勵，使中共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官場日益糜爛，吏治日趨惡化，不僅是官商勾結，而且是官匪結盟，甚至一些地方政權已經黑社會化。黑社會以賄賂收買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擺平麻煩。於是，中共官員的作派越來越象黑社會老大,不允許任何批評和異議，要麽動用專政機器割喉，要麽動用黑社會手段封口。

　　二、 輿論監督對低敏感性文字獄的有效救濟

　　“六四”十八年以來，中共各級政權制造了太多的文字獄，其受害者大都是政治異見者和維權人士。在中國制度下，由於這類文261字獄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必然在大陸媒體上遭到全面封殺，在國內無法轉化為公開輿論，也就談不上輿論救濟。極少數知名良心犯的提前獲釋，大都是西方大國施加壓力的結果，現在，“人質外交”已經變成中共政權應對國際壓力的既定策略。

　　文字獄不斷，固然凸現了大陸的黑暗，但並不能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觀判斷。因為今日中國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絕對一言堂，而是價值日趨多元化和眾聲逐漸喧嘩的後極權時代，國人的權利意識愈發覺醒，民間社會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民間言論空間也在不斷擴展，民間維權更是此起彼伏，其公共表達饑渴達到見縫插針的程度，每時每刻都在尋找公開表達的時機，一遇時機變噴湧而出。

　　特別是有了互聯網這個便捷工具之後，網絡已經變成資訊傳播和民意表達的主要平台，變成推動公共輿論形成的第一發動機。

　　六四後，民間對文字獄的厭惡逐漸成為民間的多數共識，追求言論自由的沖動已經由知識界、新聞界擴展到社會各界，而且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強烈。這些縣太爺的胡作非為，恰好為民間對文字獄的譴責提供了時機和縫隙。因為，這些低級地方官制造的文字獄，其受害者都不是政權定義的“敵對勢力”（政治異見人士或維權人士），而是基層的小公務員、普通記者和老百姓；他們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所針對的，也不是中共制度及其高層官員，而是“縣太爺”

　　及當地時政。所以，這些文字獄的政治敏感性大大降低，民間的強烈表達饑渴也就能夠突破“墻里開花墻外紅”的輿論瓶頸，使這些文字獄和因言治罪進入國內的公共輿論，也讓當代文字獄在媒體中進入一個逐漸脫敏的過程。

　　近幾年，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為大陸人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最佳的言論空間。一方面，互聯網改變了大陸人獲取不到真實客觀的信息的局面。如果公眾無法從傳統媒體上看到真實信息，就會上網尋求真相，網民利用互聯網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傳媒得不到的信息。另一方面，互聯網又是公眾發表言論的最方便的平台，這一平262台打破了精英階層壟斷公共發言的局面，使公共發言越來越平民化。大陸近幾年發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事，無一不在互聯網上接受民意的評判。

　　所以，民間對這些文字獄的強烈關注，才能形成網絡輿論潮，並在大陸報刊上變成長篇報道和時政評論，《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等一向開明的報刊進行追蹤報道和連續評論，就連中共喉舌新華網也對文字獄連續發表尖銳時評。比如，新華網發出的署名王平的時評《“文字獄”主角為何都是縣委書記》，一時間成為被各大網站爭相轉載的名篇。“百度”一下這幾起縣委書記制造的文字獄，所有條目加在一起高達十萬條以上；僅“百度”《“文字獄”主角為何都是縣委書記》一文，條目就有 5580 條。

　　不論什麽性質的文字獄，只要能夠在國內媒體上公開化，必然引發大陸民間輿論的強烈關注，從而產生一定的救濟作用。雖然，這種輿論救濟對受害人還無法產生令人完全滿意的效果，對加害者的司法追究也無法進行，但起碼可以取得差強人意的效果，既能使受害者解脫牢獄之災，甚至獲得國家賠償，也能使加害者受到輿論震懾，不得不收回成命並道歉，甚至讓上級采取行動，對相關官員進行行政處罰。比如，“彭水詩案”和“高唐貼案”的受害者走出監獄並獲得賠償，“朱文娜案”的制造者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被勒令辭職。

　　當下中國，盡管當局對言論的管制有時松時緊之別，但民間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卻始終如一且不斷發展，比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民間就每一起文字獄發表的公開信，簽名者少則幾人、十幾人，多則幾十人。進入互聯網時代，這樣公開信的簽署者，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甚至幾千人。比如，聲援“南都案”受害者的公開信，僅在新聞界征集的簽名就高達三千多人。正是在國內外的強大輿論的壓力下，“南都案”的四個被捕者，鄧海燕和程益中才能在 2004年 8 月先後獲釋，官方給出的理由是“證據不足”；李民英和喻華263峰才能先獲大幅度改判、繼而獲大幅度減刑，李民英在 2007 年 2月 12 日提前出獄，喻華峰在 2008 年 2 月 8 日提前出獄。

　　反抗文字獄就是直接爭取言論自由，不僅是維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他領域的維權活動的第一工具，輿論維權幾乎成為各種類型的民間維權的基本前提，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民間維權都要通過網絡訴諸於公開的海內外輿論。無論是個案維權還是針對某一惡法的維權，只要能在國內形成公共輿論，就既可以產生權利啟蒙的作用，也能夠產生輿論救濟的作用。近年來的民間維權經驗證明，凡是取得某種差強人意結果的個案維權，首要的突破口就是爭取曝光權、知情權、言論權和新聞自由。也就是說，即便在言論管制依舊的當下大陸，民間輿論和開明媒體也能起到一定的輿論救濟作用，使一些引發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的人權案得到差強人意的結果。甚至有些被封鎖的政治敏感度高的文字獄個案，如劉狄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冰點案等，民間的輿論維權也能取得有限的救濟成果。

　　即便官方想方設法地管制網絡，不斷出台管制性的法律法規，投入巨資建造網絡“長城”和越來越龐大的網管隊伍，為了引導網絡輿論而雇用網絡寫手，但民間網站和網絡民間的自發成長仍然難以抑制。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界更是充分利用網絡傳媒，人文領域的各個領域幾乎都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民間或半民間的網站，甚至一些由官方媒體所辦的網站，如《強國論壇》、《新華論壇》、《中青在線》、《南方網》等等??也有大量批判現存制度和高層決策的言論存在，形成了頗為可觀的網絡民間社會。

　　與此同時，中共的封鎖也擋不住境外的網絡傳媒，境外開發的破封網軟件被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所用。通過把世界連成一體的互聯網，國際輿論對大陸公共事務的參與越來越深入，影響面也越來越廣。境外媒體為大陸網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大陸一些敏感的異己人士的言論也通過境外網站傳向境內。264網絡民間的日漸成長，也讓一些比較開明的官員借助網絡來表達其親民姿態。比如，在 08 大雪災中，幾十萬人淤積的廣東火車站成為媒體的焦點之一。為了緩解滯留人群的情緒， 2008 年 2 月月 3 日，新上任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新聞網站“奧一網”發布了《致廣東網民朋友的一封信》。此信不僅應用了網民熟悉的互聯網語言，而且罕見地肯定了網民對政府的批評言行。該信表示：許多網民朋友“有知識、有思想、有熱情、有銳氣”，面對近期罕見的雨雪冰凍災害天氣，許多網民提供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成為支持我們決策的重要基礎”；“對於共同關心的話題，我們願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對於我們工作和決策中的不完善之處，我們也歡迎大家‘拍磚’ 。”

　　盡管在信息不透明的大陸，很難估價這種公共輿論的參與對政府決策的量化影響，但是，民間通過互聯網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正在迅速擴張，並且對社會萬象、公眾人物甚至政府行為產生影響。僅就 2007 年而言，就有“最牛釘子戶”、“黑磚窯”、“聶樹斌案”、“彭水詩案”、“城管打死人”、“廢除勞教建議”、“西豐案”等多個公共輿論潮，以至於， 2007 年也才會被稱為“公共事件元年”或“民意年”。

　　現在的大陸，以專制權力為後盾的言論管制和以社會多元化為基礎的不斷拓展的言論空間同時並存，遂使公開挑戰政權的道義英雄式的沖動和行為極為罕見，而不唱高調而踏實做事正在成為民間的主流。這些人既具有的自由主義常識和動手做實事的能力，又善於巧妙地策略地進行抗爭和自我保護，在大環境暫時無法改變的給定條件下，他們還要想盡辦法改變周圍的小環境，哪怕有些辦法在道義上顯得不那麽徹底，但也是爭取言論自由的有機組成部分。網絡民間不斷突破官方言論管制、拓展民間言論空間的不懈努力，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擴張民間的言論空間。這種民間動力，正是在中國實現言論自由的最大希望所在。265

　　在目前的中國，盡管相對於毛時代甚至相對於九十年代，以上人權個案的處理結果，開始顯現出民間輿論壓力的作用不斷增強，但離制度化的人權保障及其救濟還相距甚遠。民間維權的輿論救濟還只是自發性的、體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隨時可能被獨裁政權定性為非法的，但官權通吃和民間沈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覆返了。

　　毋寧說，這是光明與黑暗、抗爭與壓制並存的時代，官權的黑暗已經無法完全遮蔽民間的反抗之光。每一次官民對抗──無論是個人性的還是群體性的──都越來越顯露出光明和抗爭的自發力量與黑暗和壓制的內在虛弱。266

　　迎風而立的王千源

　　在由西藏危機引發的中西沖突中，中共政權及其憤青的憤怒似乎來自西方對中國的不公正的妖魔化。事實上，妖魔化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中國內部──獨裁政府及愛國憤青的自我妖魔化，用不堪入目來形容，一點兒一也不過分。海內外愛國華人對王千源的文革式圍剿，就是這種自我妖魔化的最新例證。

　　在愛國主義早已變成中國的絕對政治正確的壓力下，在五星紅旗連成片的紅海洋里，在仍然習慣於“合群的自大” 的群體盲從中，甚至在憤青們野蠻的言行已經危及到家人的險境中，一個年僅二十歲的中國姑娘卻玉樹臨風，向整個世界展示出新一代中國人的健全人格。

　　這位值得尊敬的姑娘就是美國杜克大學一年級中國藉留學生王千源。遺憾的是，她的獨立聲音沒有得到她的祖國的最低限度的尊重。

　　人們常說，愛國主義是雙刃劍。但在我看來，和平時期的獨裁化愛國主義僅僅是單刃毒劍，它的鋒芒來自極端的仇恨，它的閃亮來自極端的愚昧，她的殺傷力來自極端的野蠻，無論對外還是對內，它的主要手段是制造敵人，對外制造“反華勢力”，對內制造“漢奸”。所以，無論是王千源的善意調解，還是金晶的理性愛國，皆被憤青們作為“漢奸” 的鐵證。

　　極端愛國主義還是可以讓人陷入群體性顛狂的春藥，無視基本事實，泯滅是非善惡，罔顧普世價值，踐踏基本人權。所以，海內外憤青們根本不管王千源站在對立雙方的中間僅僅是為了促成對話交流的善意，不管王千源的“不支持國家分裂，不願意有意識針267對任何國人” 的表白，更不尊重王千源的基本人權，對她發動了一場文革式的野蠻圍剿。

　　中共頭號喉舌中央電視台網站 4 月 17 號在首頁以《最醜陋的留學生》刊登了她的照片和視頻，王千源的照片在中國各大網站上流傳，有的照片經過處理後在額頭上打上“叛國賊” 字眼。王千源的名字、身份證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統統被公布在網上。有人更詛咒這位 20 歲的如花女子被汽油焚燒，甚至威脅她回國後將被碎屍萬段。

　　王千源的父母在青島的公寓地址、姓名、工作等資訊也被上網，有人還在網上貼出王千源父母家門口被潑糞的照片。她父母的家已經被毀壞，家門口安裝了攝像頭，雙親只能在外面暫避。圍剿殃及她父母的理由也很堂皇，王家出了這樣的“叛國賊”，其父母自然難辭其咎。

　　王千源畢業於青島二中，既是該校的高才生，也是青島的高才生，曾經是該校對外炫耀的資本。但現在，她瞬間變成愛國者的“公敵”，憤青們也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她的母校，大罵學校教出這樣的學生是一個失敗。該校馬上出來表態，堅決與她劃清界線，不承認有王千源這樣的學生，已經將她的畢業證書作廢，還召開全校“整風” 大會，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該校教務處的李老師對記者表示： “全校的師生都很恨她。”

　　經歷過文革的國人都知道，政權號召、官媒點名、大眾聲討和單位批判相結合，構成文革式大批判的基本模式。對王千源的圍剿完全符合這種模式：有中共高官對達賴喇嘛的文革式指控為大背景，有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三天內三次要求 CNN 道歉為示範，有中共頭號電視喉舌央視為號召，有海內外憤青的群體性聲討、謾罵和恫嚇，有她的母校與之劃清界線。所以，把對王千源的聲討命名為“文革式的圍剿”，一點兒也不冤枉。

　　幸運的是，王千源人在美國並一舉成名，可以利用現在的知名268度進一步表達自己的觀點，擴大她的言行在海內外的影響，讓中國憤青看看什麽叫獨立清醒堅定的 80 後青年，也讓西方看到中國的年輕人並非都是“愛國紅衛兵”。

　　在一連串的采訪中，王千源談到不同政見對於國家進步的重要作用，談到自己對於“出頭” 的理解，談到對西藏問題和宗教自由的看法，特別是她道出獨裁愛國主義對中國年輕一代的深重危害。

　　她說：指責她的人不是有意的，對方也是中共的受害者。在文革和中共的思想控制和愚民政策包圍之下，大家都是受害者，再去迫害別人。

　　正因為王千源認識到獨裁制度對國家和國人的危害，她才能明確地區分出獨裁愛國主義與民主愛國主義。她說：獨裁將大家的手足都切掉了，將大家的思維都控制住之後，把我們的世界不斷的縮少，這些才是真正的賣國。而反對的聲音幫助中國進步，民主讓國民變得更強大，讓人民自己修養自己，思維自己。她還表示，好像中國是盤古開天時的一個蛋，是一個偶合來的、黑暗的蛋，你需要里面的力量往外膨脹，外面的殼不斷地往里收，所以唯一出線的結果是蛋殼要裂。

　　如果說，王千源出面敦促對立雙方進行對話交流的行動，還僅僅體現了她不盲從的獨立性，那麽，她面對殃及家人的文革式圍剿時的平靜堅定，表現的就是迎風而立的成熟勇氣。她平靜地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用法律手段捍衛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表達。

　　也許，此次西藏危機引發的愛國主義過於“文革化”，王千源的獨立姿態才顯得格外突兀，讓我想起當年第一個挑戰“血統論”

　　的遇羅克；也許，發動反西方愛國狂飆的主體是 80 後一代，王千源的勇氣理性成熟才顯得鶴立雞群，與國內 80 後一代中極為罕見的韓寒遙相呼應。

　　觀察中國國內九十年代到今天的歷次愛國狂潮，每次顛狂在官269權的嚴控下沈寂之後， “憤青” 們都會因灰心喪氣而發生分化，每次分化都可能讓一部分“憤青” 轉化為“漢奸”。我相信，王千源那迎風而立的美麗姿態，將對中國的年輕人產生不可小視的感召力。當此次愛國顛狂平息下來， “憤青” 群體必然還會分化出“漢奸”。

　　來源：觀察270

　　大地震中的民間之光

　　中國 2008，被稱為“奧運年”，但突然的大地震來了，迄今已有一萬四千多個生命死去，其中包括許多壓在校舍廢墟下的孩子。

　　不管中共當局是否情願，在此國難當頭之時，大地震和救災重於一切，事實上已經取代奧運而成為 08 中國的頭等大事。也不管中共當局情願與否，中國的主流民意已經作出判定： “08 奧運年” 改為“08 汶川大地震年”。

　　08 年剛剛進入五月，中國就發生一系列大災難，胡溫政權也遭到國內外輿論前所未有的批評。此次胡溫當局在救災上的進步，顯然與年初大雪災時遭受海內外的廣泛批評有關，也與緬甸軍政府的救災態度招致全球性譴責有關。溫家寶應該感謝年初大雪災時遭到的激烈批評，否則的話，在此次大災中，這位愛哭的總理也決不會得到如此多的讚揚。

　　大災難固然可以凝聚國人，但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而言，大災難更應該帶來直面劣根的深刻自省，帶來對制度頑疾的痛下狠手，否則的話，凝聚力只能一時而無法長久。災難不足畏，謠言也沒什麽，錯誤的言論也不可怕，甚至荒謬的觀點也應該有發表的權利。

　　可怕的是不尊重生命的制度和文化，是畏懼民間自治和新聞自由的政府，是胡溫政權的救災聲音變成壓倒一切的主旋律，是溫家寶霸著媒體直播的大部分時段，是大災難過後官權的慶功盛宴和自我表揚。

　　08 年，中共把奧運當作最大政治，進行空前的社會動員，大雪災，大車禍，口足疫，西藏危機。統統要給奧運讓路。現在，四川大地震，多少家園頃刻廢墟，多少家庭瞬間破碎，多少孩子葬身271瓦礫，又有多少孩子無家可歸。如此舉國同悲、舉世關注的大災難，難道還不能讓奧運的喧鬧安靜下來，讓勞民傷財的火炬傳遞停下來嗎？

　　從古至今的中國，只有統治者的“龍體” 金貴，就連生前都不惜勞民傷財，恨不得登基的第一天，離死還大老遠，就忙著興師動眾地修墳。死了，僵硬的龍體要住進豪華的地下宮殿，不僅要制作千軍萬馬的泥人陪葬，甚至還殘忍地要讓活人陪葬。

　　1949 年以來，帝制時代的死亡規矩廢掉了，但骨子里仍然以百姓為草芥。自稱把“為人民服務” 作為最高宗旨的中共政權，只讓中國的國旗為最有權勢者的死而降，無論天災人禍吞噬多少無辜國人的生命，卻從來沒有為無辜的死者下半旗。近年來，中國民間敬重每一個生命而反對特權等級的意識逐漸覺醒，所以，每逢死傷慘重的災難發生，民間都會大聲呼籲國家應該降半旗致哀，以表示生命的平等和對生命的敬重。此次大地震中的死者，他們不是大人物，但他們是人，是與大人物一樣的生命，難道國旗還不能為這些亡靈而降嗎？

　　值得慶幸的是，在此次大地震中，不僅民間自發動員的救災行動遠遠超過以往歷次大災，而且中國民間並沒有因胡溫當局在救災上的進步而閉嘴。民間人士在肯定當局有所進步的同時，也提出了眾多質疑和批評。不要說網絡輿論了，就是紙媒也發出響亮的聲音。

　　《南方都市報》等優秀報刊，已經發表多位知識分子呼籲開放新聞和開放民間組織，呼籲公開的決策和透明的捐款，呼籲停止火炬傳遞和為死者下半旗，呼籲盡快讓具有豐富救災經驗和能力的國際援手進入災區。

　　當四川作家冉雲飛發出“中國民間組織參與汶川地震救災邀請函” 時，當北京的數個 NGO 發起“北京民間公益組織聯合行動”

　　時，當愛滋公益人士萬延海宣布以“愛知行研究所” 的名義捐款五萬元時，當“牛博網”網友發起民間募捐並得到著名的環保組織“自272然之友” 的響應時，當韓寒這樣的年輕作家也作為“牛博網” 善舉的發起人、並開著自己越野車與牛博網網主羅永浩等人前往災區時，當無數網友願意通過這些民間組織捐款捐物時，當“南都公益基金會” 發出“民間組織參與救災行動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並開始行動時，當廣州網友自發組織起來商討並制定出具體的救災方案時??

　　我更加堅信： “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來源：觀察273

　　中國改革的深層動力來自民間

　　中國正常維權渠道不順暢

　　在中共具有話語壟斷權的制度環境下紀念改革三十周年，中國媒體上的主流言論必然被官權話語所主導。官方把改革的所有功績據為己有，反覆的自我讚美， 向全世界展示改革的成績清單，預言“中國奇跡”將改變世界。

　　然而，官權話語里的中國改革，既遠離事實，也不公正。

　　事實上，中國改革始終循著兩條相互較力的邏輯發展著，一條是自上而下的官權邏輯，一條是自下而上的民間邏輯。官權邏輯因其話語權強悍而得到大力張揚，民間邏輯因其話語權弱勢而容易被外界忽視。

　　好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這種只見官而不見民的局面已經被突破。由於中共主導的跛足改革太不公正而越來越喪失合法性，官方宣揚的“溫飽論”已經無法換取民眾對現行制度及其改革方式的認可。更由於互聯網的日益普及為民間話語提供了廣闊的平台，民間對跛足改革的質疑和批判越來越難以封鎖。鄧小平的“不爭論”魔咒也不再具有威懾力。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討論火爆異常，“改革已死”或“後改革”的話題屢屢見諸網絡民間。

　　在這種大討論中，官權邏輯與民間邏輯的對立日漸清晰。

　　首先，官權主導的改革是為了挽救和鞏固中共的獨裁統治，經濟市場化淪為權力主導市場。而民間自發的改革，要求法治化的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天然地抗拒權力經濟和官府壟斷。

　　其次，官權主導的改革是為了權貴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再分配政策，事實上淪為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274奪。而民間自發的改革，要求市場化、私有化與社會公正的平衡，特別是要求財富分配的公正，天然地拒絕按權力分配的“強盜式資本主義”。

　　再次，官權主導的改革，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公權力腐敗，而民間的自發改革必然指向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

　　最後，官權主導的改革采取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方式。

　　深化改革的瓶頸和社會深層次危機主要源於政治改革的停滯，所以，民間的自發改革一直在要求經濟和政治相平衡的改革。

　　改革動力來自民間

　　回顧改革三十年的歷史，兩種改革邏輯之間的關系，表面上看是官方主導改革，而實際上民間才是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

　　民間的改革動力，最初由爭取溫飽的活命需求所推動，繼而形成了民間的自發市場意識和自利意識的動力。民間自發的創造財富和保障利益的強烈欲求，必然走向擴張個體自由和社會公正。所以，經濟改革的啟動和個人自由的擴展，

　　政治改革的呼籲和局部制度的變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

　　正是極端的物質貧困和極端的階級鬥爭，讓民間自發地反對毛澤東體制，才有了北京的“四五運動”和安徽農村的包產到戶。鄧小平的覆出得力於“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墻”運動的民意支持。

　　在農村，最早的改革來自中國最貧困最低賤的階層──農民──的自發行動。村委會選舉也來自人民公社制度失靈後的村民自治。在城市，平反運動來自文革後大量冤民的上訪告狀。思想解放的主要動力也來自“林彪事件”後的民間覺醒。

　　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勢頭以知識界啟蒙為先導，之後才是黨內開明派的正面回應。即便是 1992 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也來275自八九運動的悲壯結局。因為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鄧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不得不用更激進的經濟改革加以彌補。

　　官權在改革中的角色

　　民間的自發力量推動著改革。官權對改革的推動或阻礙取決於是否順應民間壓力。改革進展，是官權為了自保而順應民間壓力的結果； 改革受阻，是官權逆民意而動的結果。在這種民間主動而官權被動的博弈中，每一項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進一步釋放民間力量。民權的擴張帶來官權的後退。也就是說，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隨著改革逐步深入，官權的角色也就變得越來越被動。

　　中國改革的每一次局部突破過程大致可以簡化為： 1、 民間率先進行突破舊體制的自發嘗試，以民間的制度創新代替舊制度。 2、比較開明的地方政府對民間創新予以認可和支持。 3、 知識界和新聞界對民間嘗試的輿論支持，使其影響由局部向全國擴展，引發其他地區的模仿。 4、 最後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先變成政策，後變成法律。比如，民間長期推動的某些改革得到中共高層的正面回應，既能導致某些“惡法”的廢除（如“投機倒把”，“收容遣送”），也能讓某些普世價值寫進了憲法（如“保護人權”和“保護私有財產”）。

　　政治改革不可避免

　　隨著民營經濟和民間財富的迅速增長，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維護自身權益的行動，必然構成對官權的越來越強的挑戰；經濟利益和文化趣味的多元化，必然不斷蠶食一元化的政治體制。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還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上，那麽，進入二十一世紀，國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會性的權利，已經與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訴求密切相關。即便僅僅是為了求得權益受損的補償或個人財產的安276全及增值，也要爭取相應的公民權利。

　　進一步，民間為了爭取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機會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對的公正），為了保證個人的信仰、思想、言論和興趣不受強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對極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再分配──以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權利再分配──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諸種權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完成。

　　中國的變革走到今天，官方宣傳的未來目標是“豬圈式”的“小康社會”。民間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是民主、法治和憲政。無論中共現政權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變革無法回避。因為所有推動變革的力量──國內體制內外的力量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越來越聚焦於政治改革這一核心問題。

　　來源： BBC277

　　打破行政壟斷就是消除“合法搶劫”

　　──向罷運“的哥”致敬

　　11 月以來，以重慶市出租車司機罷運為先導，全國各地相繼發生一連串出租車罷運事件，使全社會聚焦於中國的出租車行業之“黑”，聚焦於全國 200 多萬“的哥”群體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據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有 100 多萬輛出租車取得運營牌照，年客運量在 120 億人次左右。）

　　顯然，此起彼伏的出租車司機罷運，絕非少數“的哥”的心血來潮，也絕非少數城市的行業現狀，而是出租行業之“黑”長期積累的結果，以至於“的哥”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這個“黑”，在官方輿論的宣傳中，似乎主要是指“黑車”，但實際上則是官權壟斷之“黑”。與“份錢”對“的哥”的榨取相比，“黑車”搶走的那點兒生意，實在算不了什麽。

　　更重要的是，哪里有壟斷，哪里就有“黑市”；哪里消除壟斷，哪里的“黑市”就自動消失。中國出租車行業的“黑車”之害，恰恰源於現行的壟斷性準入體制。

　　中國出租車行業的經營權是“政府特許”的，說白了就是官權壟斷，因而也是暴利行業，在毫無風險的經營中獲得巨額壟斷利潤。

　　根據成本計算，一輛新車運營壽命為八年，僅用兩年時間，投資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資，其余六年，一輛車創造的利潤相當於三台新車。何況，近幾年車價逐年回落，批量購車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對中國出租車行業的壟斷式經營，“的哥”們早已民怨沸騰。

　　在此次重慶“的哥”罷運後的官民對話會上，就連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算的一筆賬，也凸顯了壟斷之“黑”。黃副市長的賬單如278下：一輛出租車每天能掙 700 元， 4 年承包期總收入為 80 多萬元，但“份兒錢”“承包費”“預收營業款”等各種費用就要交 57 萬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氣、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機每月只能掙2000 元左右。而司機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工作強度之高與收入之低形成鮮明對比。怪不得“的哥”們普遍認為：出租車公司純粹是一個壟斷制造出來的“食利”階層。大多數公司拒絕制定行業營業收入標準和統一的 8 小時工作勞動定額，有的公司甚至拒絕為司機購買社會保險。

　　雖然，出租車行業的政府壟斷、特許經營和“份兒錢”太高等問題，多年來一直是社會輿論質疑和抨擊的熱點，在近些年的全國各級人大會議上， 也有過多次提案，但由於涉及到政府及出租車老板的巨大利益，強烈的民意訴求從來沒有得到過政府的回應。比如，前兩年，北京出租車因油價瘋漲而漲價，市政府裝模作樣地舉行聽證會，但多數民意認為：出租車行業應對石油漲價的辦法，與其漲價，遠不如“降份”（也就是降低“份錢”）。盡管當時的網絡調查顯示， 72%以上的公眾反對漲價，出租司機的主流意見更是強烈反對，有的出租車司機直言不諱地說：“出租車價格聽證會‘禍國殃民’，應該盡快叫停。但政府及其官員和公司老板的利益是綁在一起的，二者在這個行業中共同擁有巨大利益，即便不算上非法的黑箱利益，所謂“合法”的利益就足以讓政府堅決站在出租公司一邊。

　　所以，面對主流民意的質疑，政府的態度可以蠻橫到一個字：“不”！

　　誰懂知道，跛足改革下的中國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中國特色的權力化市場經濟，行業壟斷和準入歧視比比皆是，出租行業就是典型的權力化市場的標本之一：政府壟斷下的特許經營，造成出租車行業的官商勾結和絕對不公正。有人說，中國的出租車行業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治理，在於利益集團綁架了政府。

　　而事實上，出租車行業的根本弊端，不是來自利益集團綁架政府，而是政府壟斷對市場規則的踐踏，是壟斷背後的官商利益的一體279化，政府沒有理由不在決策時向暴利集團傾斜，正是“黑制度”制造出合法的“黑資本”。

　　1、 行政壟斷為官商勾結提供制度性保護，出租車公司特許經營權掌握在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手中，象其他一切政府壟斷的特許權一樣，這種特許權也有著非常高昂的權力租金。正是行政壟斷的看得見之手，制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暴利集團，他們甚至把所有的經營成本轉嫁到勞工階層和消費者的身上。在出租車行業里，能夠獲得出租車公司運營牌照的人，要麽是有來頭的人物，即具有權力背景的人；要麽是向發放牌照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付出超額權力租金的老板，即花大錢購買經營權。哪里有特許，哪里就有權力租金。而權力租金，為官商雙方提供了一夜暴富的最豐厚的制度土壤。

　　2、 行政壟斷為單方定價的霸道提供權力支撐。由於是壟斷性特許經營，“份兒錢”，如同強制性土地開發中的補償費，必定是“宰你沒商量”的單方定價。對這種高昂的“一口價”，因為獨裁政府不允許獨立的行業工會，司機群體無法通過自組織方式進行討價還價。所以，司機群體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絕，甚至連討價還價的能力都沒有。不接受你就走人，反正現在的剩余勞動力非常充裕。

　　3、 行政壟斷的暴利特征必然制造懸殊的社會不公。政府壟斷性特許使出租車行業變成暴利行業，在當今世界，中國的出租車行業大概是壟斷利潤最高的了。但這暴利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出租車司機而是得到官方特許經營權的老板，以及簽發特許證的官權及其官員。特許經營權導致了出租車公司對出租車司機的赤裸裸歧視，居高不下的“份兒錢”就是司機必須上交給公司的“買路錢”。

　　健全的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必須通過立法來反壟斷（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而完全的計劃經濟中的政府卻是通過政治權力進行全面壟斷，權力化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利用立法來進行暴利行業的壟斷。

　　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中共用“三面架機槍、只準走一方”280的野蠻方式，對所有個人資產實施了暴力搶劫，對所有公共資源實施了暴力獨占，而且搶得幹凈、占得徹底。

　　改革以來，獨裁政權用霸王條款和特許經營權，保證了權貴階層對暴利行業的壟斷，而把那些薄利產業交給市場。比如，那些本來應該由市場決定價格的行業（如土地開發、能源、電信、金融、交通等）被政府壟斷或設置特許經營。所以，網絡調查顯示，消費者最不滿意的是“霸王條款”嚴重的十大行業，要麽是政府壟斷，要麽是特許經營。依次為電信、房地產/物業、保險、電力、教育、醫療、銀行、鐵路、交通、超市。十大行業的不滿意度依次為：電信 87.6%，房地產/物業 54.4%，保險 51.3%，電力 48.7%，教育 38%，醫療 29.8%，銀行 22.5%，鐵路 19.8%，交通 17.1%，超市 15.7%。

　　（見《深圳特區報》 2004 年 12 月 21 日文章《十大行業霸王現象突出》）

　　借用吳思先生的“合法傷害權”概念，經濟領域的立法壟斷或特許經營，就是官權對民間資產的“合法搶劫”。曾幾何時，壟斷的電信行業使中國的電話初裝費高達 5000 元，即便今天，盡管民意對手機雙向收費越來越不滿，但壟斷使雙向收費巋然不動。

　　自由主義所信奉的法治社會，法律應該根據自然法（保障人權）和公益（多數同意）來制定，由此形成對官權的制度化限制，這也是普世公認的文明法則。而獨裁主義信奉的法制，法律是根據權力偏好和統治者意志制定的，由此形成對官權至上的制度化保證。當下中國的法律正是獨裁主義法制，民眾沒有法律擔保的制度化權利，也就沒有能力制衡、監督、限制官權，從而導致官權太大太強且不受制約，民權太小太軟且備受歧視，其法律也大都是違反自然法和公益的惡法。一方面，法律變成統治階層實現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賦予了權貴階層以“合法腐敗”的特許權；另一方面，法律變成政府及其權貴對民眾和公益的“合法傷害權”，獨裁稅收是對民間財富的“合法榨取”，暴利行業的壟斷和特許經營是對民間財281富的“合法搶劫”。

　　更重要的是，這種“合法榨取”和“合法搶劫”，其惡劣甚至超過“潛規則”式的黑箱搶劫。因為，後者畢竟擺不到台面上，還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非法腐敗的風險再小，也不是全無風險，迫於民意壓力，官方也要表演“反腐秀”，每年都要辦幾個貪官；而前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明目張膽地進行公開搶劫而不承擔任何風險。所以，中國式腐敗是“合法腐敗”遠甚於“非法腐敗”，中國式剝奪是“合法搶劫”遠甚於“非法盜竊”。再大的貪官所侵吞的黑錢也遠遠少於獨裁財政的合法揮霍，再貪婪的“非法盜竊”

　　所掠奪的財富也遠遠少於政府壟斷所獲得的暴利。也就是說，中國式獨裁體制不變，權力主導的跛足改革也不會改變，行政壟斷下的“合法搶劫”也就無法消除。

　　感謝全國各地敢於罷運的“的哥”們，你們的忍無可忍、挺身而出，固然是基於自身權益的嚴重受損，但你們罷運的客觀效果卻是大大的“利他”。正是你們的罷運，逼迫官權出面承認出租車行業的弊端，如，市場準入制度不合理，經營權管理混亂，司機負擔過重、收入偏低等。你們在為自己爭取公平對待之時，也讓全社會聚焦出租行業的行政壟斷之“黑”，對打破出租車行業的壟斷居功至偉。而一旦出租車行業的行政壟斷被打破，獲益的不僅是“的哥”

　　群體，也是廣大的消費者群體；破除的不僅是一個行業的壟斷，也為打破其他壟斷行業提供了示範，促進今年 8 月 1 日出台的《反壟斷法》的實施。

　　來源：觀察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