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草庵居士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專家揭示誰偷走了國有企業的利潤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以前,我們談過中共如何將國營企業偷換為國有企業。今天,我們再談一談國有企業的利潤問題。
草庵:這個話題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國際上很多國家都有國有企業。例如美國的郵局,英國的鐵路,法國更是有著眾多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在這些國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也關系著這些國家的百姓的日常生活。
伍凡:在美國。郵局是少數國有企業之一,他基本上是不盈利的企業,員工享受的是政府公務員的待遇。而在英法等國,國營企業也基本上不采取盈利模式,盡管他們都力爭盈利,但大多有著效益低下的問題,而且國家在立法上對國營企業有著相當多的限制。相對而言,法國的國營企業占的比例比較大。目前世界上各國都應為國營企業的效益問題而逐步進行私有化。以法國為例,法律規定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和參股與控股30--99%的混合公司都是國有企業。1990年有國家直接控制的大型公營企業58家,國家控股的大型混合股份公司50家;包括由這些企業派生的子公司在內的國有企業共2268家,在全國企業中其數量占24%,固定資產投資額占25%,職工占7.2%,工業產值占18%,利潤占25%
草庵:西歐國有企業產權的清晰程度來源於國家對國有資產明確的分級所有,並與該國的財政體制相一致。具體地說,國有資產的隸屬關系與該國的預算體制直接掛鉤。法國的財政體制分為中央、省、市鎮三級結構。依照法國的預算法和財政法,其預算體系與公共行政機構相適應,按照中央公共行政機構、地方公共行政機構和社會保險機構三種類別,分為中央(或國家)預算、地方預算(包括省和市鎮預算)和國家社會預算(單列,其收支由專門的社會保險機構負責管理)。法國的中央預算由一般預算、附屬預算和國庫特別帳戶構成。一般預算是中央預算的主體部分,其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其它為國有企業利潤分紅(上繳經濟財政部的國庫司)和國外收入等。凡涉及中央一級國有企業的投資計劃、資本變動、股權安排、重大發行債券和股票的計劃,都要報其財產隸屬關系所在的經濟財政部決策,重大問題還要由內閣會議決定。附屬預算是專為政府經營的擁有財務自主權的非法人機構設立的法國特有的一種預算形式,中央一級公益服務性公營企業直屬經濟財政部的預算司。既要滿足這些自給事業的財政需要,使其脫離政府部門和機關,實行經濟獨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預算完全斷絕關系,以保證行政管理部門和立法機關能依靠一般預算來行使相當的控制。政府要求附屬預算做到自行平衡,如有盈余便列入一般預算,如出現赤字則由一般預算給予補貼。
伍凡:德國分為聯邦、州、地方(市、縣和鄉鎮)三級財政體制,中央一級公營企業的財產隸屬關系在財政部。英國是兩級(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體制,國有企業是兩級所有。西歐各國把中央一級國有資產所有者的職能集中放在制定和實施國家財政預算的財政部門,而不是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或行業主管部門,是為了使之與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分開。綜合經濟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宏觀調控和反壟斷,不宜管理國有資產。與國有資產經營責任直接相關的是政府對國營企業領導的人事任命權。國營企業的領導人一般不允許由現職政府官員出任,而是來自企業界。在德國,國營企業領導人由各行業主管部長提名,征得財政部的同意,提交內閣會議討論後任命。英國國營企業領導人的任免由行業主管大臣全權負責。法國國家控股 90?100%的國有企業,其董事長和總經理由行業主管部長提名,經與經濟財政部協商一致後,由內閣或總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對其中不稱職者,政府有權予以撤換。但對子公司的領導人選不予幹涉。國家控股50?90%的國有企業,政府仍可左右董事長的選舉,實際上也是政府部門提名確定的。被委派的董事長和董事一經政府任命,便代表政府承擔經營這部分國有資產的明確責任,政府各主管部門通過嚴格的監督系統評估其業績,決定是否繼續予以任命或是免職、甚至承擔法律責任。董事會在作出重大決策時要同政府有關部門磋商。
草庵:.政府對國有企業分類管理和簽定契約。西歐各國分行業對國有企業按其壟斷性和競爭性實行分類管理,並由法律予以規範。法國把國有企業分成三類:一類是非法人的公用事業和從事工商活動、具有行政性質的公共事業機構,包括郵電局、國家印刷廠、存款銀行以及與地方政府相聯系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機構,它們大多是從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機構中分離出來的。一類是工商性質的公共事業機構和公營企業,具有法人地位,如法蘭西銀行、煤礦、森林、電力、化工等支柱行業的企業。實際中上述公益性和壟斷性公營企業,都以公法作為法律基礎。政府采取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相結合,對其財務上的控制十分嚴格。在投資方面,政府通過設在經濟財政部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基金組織”確定每年的投資額度,控制企業的借債規模。政府有權決定企業的投資計劃、投資方向和提供資金的方式,包括發放貸款、提供補助金等,並通過優惠利率引導企業投資。對於壟斷性公營企業的投資,一是控制項目,即劃分項目投資額的管理權限,如對國營鐵路公司規定投資額在1000萬法郎以上的項目均要由經濟財政部審批;二是控制投資收益率,如果企業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大大高於資本利率,政府往往予以鼓勵;如果低於或接近資本利率,政府的審查就特別嚴格;三是控制資金來源,壟斷性企業投資的資金來源通常由國家撥款、企業發行債券和企業自有資金組成,政府規定企業的自有資金與投資總額的比例為20-30%。另一類是在競爭性行業的國有混合股份公司,按股份法即私法經營,政府管理一般僅限於對企業主要領導人的任命和對資產的流入與流出實行監督。
伍凡:西歐各國國有經濟作為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手段,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政府主導的重要作用和彌補市場缺陷的調節作用:(1)興建基礎設施,興辦公益事業。國家在基礎部門和公益事業上投資,是為了明確的社會目標而實施總體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為各類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增強國民經濟的整體競爭能力。(2)為國家構築基本的、較為合理的產業結構,減少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國有企業多投資於戰略部門、高風險部門和投資大、周期長的部門。國家對經濟落後地區投資建廠,以縮小地區差距。(3)平抑周期性的經濟波動。當私人投資不足,影響國民經濟增長時,通過國有企業投資,以彌補、引導和刺激市場投資。(4)擴大就業,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社會穩定。
草庵:在西歐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國有企業行為的二重目標??社會目標和利潤目標區別得比較清楚。國家既要控制重要部門和實施戰略發展規劃,又要盡量減輕財政負擔和減少行政幹預,就得根據各國實際情況決定必須占有的行業部門、需要直接控制的企業數量和實施控制的具體方式,以掌握“適度”和符合市場需求關系的 “臨界點”,在“適度”和“臨界點”範圍內可以更好地發揮超市場的行政力量的調節作用,並對國民經濟運行更好地運用經濟杠桿進行宏觀間接調控。壟斷性公營企業側重於控制國防工業和經濟命脈(如能源、交通運輸、郵政、通訊、航空和金融等),並積極發展公益事業(如供水、供電、環衛和市政等社會服務性的部門),優先滿足社會目標,較少體現利潤目標。由於這類企業經濟效益偏低,政府財政負擔過重,西歐各國在盡量減少壟斷性公營企業的數量。法國政府在1993 年以來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對58家公營企業集團中的21家(如羅納-普朗克化學公司、雷諾汽車公司等)實行私有化,轉化成混合股份公司;但仍然保留電力、煤氣、煤炭、航空、郵政及電訊等領域的公營企業。1997年對國有鐵路運輸實施了部分私有化和重組。
伍凡:為使國有企業領導機構的決策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必須使決策民主化和體現職工的監督。因此,80年代以來,西歐許多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決策和監督體制進行了改革,建立體現現代企業制度(包括現代國有企業)特征的內部治理結構和制衡機制。首先貫徹政企分開的原則。德國政府規定,國有企業最高經營管理人員及其下屬不能來自政府機構,稱為企業直接經營者的非政府官員化原則。法國法律規定,政府的部長或議員不得參加董事會,或政府官員一旦被任命為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便不再擔任政府職務。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雖然要由政府委派,但必須按其資歷選自企業界,比如法國許多國有企業的領導人都具有畢業於法國高等行政學院和巴黎高等理工學院背景或是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在企業界有長期豐富實踐經驗的經營管理專家。 法國法律規定兩千人以上的國有企業或其它管理機構的董事會必須有享有充分表決權的職工代表,實行“三方代表制”原則,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職工代表(其中工會在小公司派出2名,在大公司派出4名)和企業經濟關系代表(與企業經營活動直接相關的銀行、律師事務所的代表、管理咨詢顧問、科研機構的技術專家和非競爭性同業的上下遊企業的董事或經理代表)各占1/3,組成董事會。職工董事可以獲得附加工資,董事會可以向董事發放額外的特別服務報酬。德國國有企業的監事會由政府委派的代表和職代會(或工會)選派的代表組成,擁有兩千人以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少數可由工會指定)占1/3,兩千人以上的公司須占1/2;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外聘監事即經濟關系代表。公司董事會或監事會中只有股東代表已經是原始概念了。“三方代表制”按照企業的性質和規模從法律上做出的定量規範,形成比較完善的制衡機制和監督機制,並體現當代企業生產經營的社會化趨向。附圖表示了政府對國營企業的三重監督和國營企業最高權力機構由三方代表組成的制衡機制,由此形成經營與監督一體化的良性循環。
草庵:西歐各國的法律對股份公司包括國有企業中職工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明確的規定,職工不僅有參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議的權力和選派代表參加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權力,還有參與分享利潤的權利。法國規定在擁有100名職工的企業中,須實行強制分享利潤方案,即設立盈余股份基金,每年依據職工工資名單,將年度紅利中一部分劃入該項基金。在公司工作三個月以上的職工都有權按照其報酬,在法律規定的最大限額內分享這筆基金。公司還可以把盈余股份按全部支付的股票和債券形式分配給職工,為此公司可以有限制地利用其收入在證券交易時購買自有股份。在德國,公司可以通過有條件增加股本方式將新配股分配給公司職工並作為分享盈余的一種方式;可以通過獲得自有股方式向職工分配股份;政府用減稅的方法鼓勵職工擁有股份。
伍凡:談過西方的國營企業,我們談中國國營企業。中國國營企業除去原來國民政府和日本時期遺留下來的之外,基本上是掠奪中國百姓的私營企業而來。中共采取強制性的公私合營方式,一下就把全國的私營企業給全部國營化了,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反正是給你一定的股息就把你趕出了企業,就是股息,也沒有拿幾年,中共就把股息中斷了,結果到了今天,中共對當年公私合營的股息問題仍然沒有任何交待,好像中國以前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一樣。
草庵:中國的國營企業,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是不繳納稅的,只是按照中共的計劃生產,也不問利潤。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進行經濟改革,這時候就提出了國營企業利改稅的問題。所謂的利改稅,其實施因為當時國營企業大部分虧損,政府無力負擔,而政府要財政收入,被逼迫企業自謀生路的一種方式,而同時也是為了適應私營企業的發展的一個出路。在那個時候,當企業進行利改稅之後,企業幾乎是不再向上級繳納利潤了。因為本來企業就是虧損的,連稅都繳不起,哪來的利潤?所以,在當時,中共的想法就是,只要國營企業能養活自己,繳了稅,中央就高興了,因為不用中央補貼了。中共在當時進行改革,根本就沒指望國營企業要繳納利潤。
伍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目前,中共國營企業一直就是只繳稅不繳利潤,大量的國營企業因為虧損而倒閉。為了解決虧損的問題,中共就提出了打破鐵飯碗的砸三鐵運動。結果是大量的國營企業職工被迫失業,也就是中共目前說的下崗,和待崗員工,另外一些職工被迫提前退休。
草庵:在虧損企業大量倒閉的同時,中國也有一些具備壟斷地位的國營企業發展起來了。諸如鐵路,電訊,石油,銀行等企業。但這些企業也沒有具體的法律地位,中共反而使對這些企業的利潤沒有任何司法上的明確規定,這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現象。中國的國營企業賺了錢卻不向國庫繳納,可以自己隨便使用,沒有任何司法上的監督,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國營壟斷企業是中國產業中收入最高的企業,電力公司已個普通員工的年薪可以到達十萬元人民幣,但私營企業中的員工年薪才數千元人民幣。
伍凡:私營企業要繳納稅,同時要爭取利潤並參加激烈的市場競爭,但國營企業因為它具備政府的壟斷地位,沒有市場競爭力,而且他不斷地使用著政府權力阻止私營企業的進入,同時他又沒有監督,沒有司法限制,用政府權力去獲取最大的利益,結果,他還不向政府繳納利潤,那麽他就成為少數人貪污腐敗的最佳地方。大家只要看一看,只要是腐敗的地方一定是沒有監督沒有制約的地方,國營企業在最近幾年連連出事,原因就是他已經成為了一個由百姓出錢,但利潤不回饋百姓的黑洞。
草庵:我們在前面談過西方的國營企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方,國營企業基本上私營企業的補充,是幹那些私營企業不願意幹,或者是想幹但無力幹的事情,或者是沒有多少利潤的公益事業。而國營企業的利潤也是作為政府的財政預算進行的,不光耀繳稅,而且也要繳納利潤。這些利潤要在政府財政中體現,並具體地應用於當地國民的福利之中。
伍凡:2005年。中國有國有企業數量時非常模糊的,無論時地方還是中央,對全國海具有多少國營企業都沒有一個真實的數據,根據中國財政報告,2005年,國營企業的利潤兩千四百九十一億元。平均每家國營企業的利潤不足一萬人民幣。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石化集團,電訊集團等幾大利益集團已經進入世界排名,是眾所周知的國際大型企業。但他們的利潤都到哪里去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又有多少收入是這些國營企業的利潤收入?
草庵:實際上,在中共改革開放的這幾十年中,中國國有企業一直視筆爛賬,中國到底有多少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有多少利潤?我相信中共所有的領導人都不清楚。無論是江澤民,李鵬,朱镕基,還是現在的胡錦濤,溫家寶都沒有具體的概念,更沒有一個準確的數據。對於國營企業的作用和地位,他們更始是沒有概念。所以,在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理解。
伍凡:國營企業本身是百姓出錢建立的,用意就是幫助百姓,解決百姓私營企業的不足,解決財政收入,減少百姓的納稅。但中國的國營企業的用意卻相反,不但不解決百姓的困境,相反還要壟斷,與百姓和私營企業爭利,更可怕的是連利潤都不繳納成為一個黑洞,吞噬百姓利益的黑洞。
草庵: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中國有很多違反國際準則的事情,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今天我們談的只是一個側面。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暫時先談到這里。各位觀眾謝謝您收看獨立評論。再見。
伍凡:再見
專家評中共對泰國政變的評論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9月19日泰國發生軍事政變,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泰國看守政府總理他信被軍人趕下台。泰國是君主立憲國家,也是個有軍事政變傳統的國家。泰國過去74年來,一共出現23 次政變或破獲企圖政變的陰謀,而上一次政變距今已有15年,平均每3年有一次軍事政變或企圖政變陰謀。北京中共外交部在20日發表聲明,不對泰國政變發表評論,但是2天後,在"中國選舉與治理 "網站上發表了官方文章:"中共黨校激烈論辯:中國會否出現泰式政變? " 看來中共政權對泰國式的政變會不會在中國發生是有看法的,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問題。
草庵: 中國外交部9月20 在外交部網站上就泰國政變問題發表聲明說,這是泰國的內部事務,中國一貫奉行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對此不予評論。但是 2天之後,在"中國選舉與治理" 網站上刊登了"中共黨校激烈論辯:中國會否出現泰式政變? "這篇官方文章。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站是一個從選舉和治理的角度探索和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中英文網站,由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與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選舉項目聯合主辦。可見這是個中共官方色彩的網站。為什麽會登出和中共外交部不同調子的文章呢?
這篇文章報導20 日中午,剛剛收看完《中央電視台》有關泰國政變新聞的大陸某中共黨校教師和學員,在探討泰國政變發生原因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啟示時,出現了激烈的論辯,分成對立的AB兩派觀點。
伍凡: A派認為:泰國軍事政變的起因,是出於泰國中產階級對泰國總理他信的不滿,因此認為,中共在平衡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同時關照沿海及大中型城市的發展。
據指出,泰國總理他信在 6年執政期間,讓泰國農民人均收入提高了60% ,又實施了國家補助的廉價醫療計劃,因此得到泰北窮困地區農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泰南的城市中產階級卻對他信不滿。
A 派認為,中共要吸取泰國政變的教訓,中國大陸在強調 "平衡發展" 和" 宏觀調控"的同時,還必須保障沿海和大中型城市發展的需要,否則萬一有突發事故發生,私人財團、各種利益集團和高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將可能在動亂的背後提供協助。 A派認為,上述利益集團得不到照顧,或照顧不周、或不滿意,他們就會支持軍人發動政變。
但B 派認為,中國不是泰國,中共解放軍官兵多數出自農村,因此,中共政權只要依賴占總人口大多數的窮人,就可以不用擔心軍事政變的問題。 B派認為只要對城市和農村窮人們照顧好了,中共軍隊就不會發生軍事政變。
就這一點而言,AB兩派都是站在純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分析泰國軍事政變,是不全面的。但這也反映了中共最高決策內有兩派都從純經濟利益來防止在中國發生軍事政變的不同思路。
草庵: 雙方論辯的另一個焦點是貪污腐敗問題。A派認為,泰國出現推翻他信政權的軍事政變,之所以沒造成民眾和政客的反彈,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信在執政期間的極度腐敗造成的,因此,中共吸取的教訓,是反腐敗確實關系到中共繼續執政的生死存亡。
但B 派表示,泰國他信政權的腐敗方式,是他信家族一支獨秀式的腐敗,因此受到泰國整個上層社會的仇視。反觀中國大陸目前的腐敗,則是一種結構性的腐敗,各種利益集團都得到了利益,不但沒有那一個家族壟斷了利益,甚至沒有那一個政治派系壟斷了利益,所以中國大陸將不致因腐敗問題發生政變。
從這里可以看到,AB兩派的觀點是反映了在中共最高決策層內有兩派對中共黨內嚴重貪污腐敗的不同看法。中共官員的嚴重貪污真的使各種利益集團都得到了利益嗎?利益均衡嗎?沒有,矛盾很大。最明顯的例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經濟利益發生嚴重沖突,在經濟政策上地方政府不聽中央命令,以致有 "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之說。反對中共嚴重貪污腐敗,究竟會不會引發中國軍事政變呢?這不是一個理論探討問題,它是一個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心向背的問題。並且發動軍事政變又是涉及軍隊與中共政權的關系。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軍事政變的時機。從" 中共黨校激烈論辯:中國會否出現泰式政變?"文章的出籠就可以證明中共高層很擔心和害怕在中國發生政變,現在正設法防止發生政變。
伍凡:從歷史上來觀察,中華民族的歷朝歷代是有軍事政變的歷史文化傳統的, 從維基百科(wikipedia)查尋到,中外歷史上著名政變事件有20次,中國占了 10次。這還不包括近百年來在中國發生的軍事政變。
唐朝"玄武門之變 ",唐太宗殺皇兄太子建成,逼退唐高祖奪皇位,開創唐朝"貞觀之治"盛世,為唐朝的統一、安定和強盛,奠定了鞏固基礎。
1911年幸亥革命,武昌起義,結束長達260多年的大清皇朝,開啟中華民國紀元。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兵變,軍事綁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開啟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
1966年5月18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大談政變論,強調政變論是統治階級內部爭奪權力的方式。林彪的571(武裝起義)工程紀要,林彪計劃在蘇州轟炸毛澤東列車。
1976年10月6日 ,"活抓四人幫",結束長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989年6月,鄧小平調動30萬大軍包圍北京,軟禁趙紫陽,實為軍事政變,結束長達 86天的"天安門事件"。
鄧小平被暗殺達7次之多。
江澤民被暗殺未遂。
草庵: 現代外國政變深刻的影響中國現代歷史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工人士兵推翻沙皇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十月革命,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和工農兵蘇維埃推翻民主政府,建立蘇聯 70多年。
韓國軍事政變:1960年,樸正熙將軍發動軍事政變並就任新一屆韓國總統。樸正熙在持續他的獨裁統治的同時,韓國經濟也得到了急速的發展。
1979年10月26日 樸正熙遭到暗殺,國務總理崔圭夏就任總統。但不久後,全鬥煥將軍又發動軍事政變並掌握了政權,1980年8月27日就任新的韓國總統。
1980 年5月,光州爆發了民主運動,抗議全鬥煥的獨裁,提倡民主主義。民主化運動遭到了軍政府的鎮壓,許多人因此喪生或負傷。人民群眾因此被激怒了,1980年中期,由學生,勞動者,反政治者,主婦,持不同意見者聯合起來,抗議反對全鬥煥的獨裁,提倡直選制和民主主義。
伍凡: 軍事政變之政治原因和經濟背景
歷來的軍事政變是解決統治者內部政治矛盾的手段之一。當統治者內部的激烈矛盾不能通過運作機制協商談判、利益交換或通過程序更替統治者時,軍事政變就成了改變統治者、改變政治格局,甚至改變政治制度,或改朝換代的唯一手段了。從歷史角度來看,政變的結果有正面的,也有的是負面的,這取決於政變成功者成為新的統治者所采用的政治路線、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政策了。
現在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惡劣,財富分配不勻,軍隊士兵生活困苦,官兵退役後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等生活條件困苦,都會引發軍事政變的誘因。軍隊領導人對政權統治者的政治路線不滿,要求軍隊國家等憲政訴求都可能引發軍事政變取而代之。這次泰國政變事件引發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思索,中國社會這麽多深刻矛盾,該用什麽方法和方式來根本解決呢?
中共最高層很明白,中國社會的利益集團、私人財團、貧苦百姓和中共黨政軍貪官污吏的政治經濟利益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不能顧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社會就不會平靜、不會和諧,就有軍事政變的因素存在。但中共統治近 60年卻卻沒有顧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只顧及少數人的利益,危機就在此。
草庵:泰國政變的表面理由是反對他信貪污,這場軍事政變看似突如其來,實際上是泰國政治矛盾數月不決的結果。據一些媒體報導,他信和泰國軍方有矛盾,他信想要安插自己的親信占據軍隊要位,引起軍方強烈不滿,加之泰國有頻繁軍事政變的歷史傳統,政治矛盾就運用軍事手段解決一下,把矛盾先緩和下來,再通過政治手段來化解政治矛盾。據媒體報導,泰國多數百姓支持或不反對軍事政變。可見,軍事政變也不失為解決政治矛盾和消除貪官污吏的非常手段之一。
伍凡: 過去泰國發生過20多次軍事政變或政變陰謀,很少引起中共最高層的關注,可這一次泰國政變卻觸動了中共最高層的神經和心病。因為能夠引發軍事政變的理由太相似了,我相信想發動軍事政變的中國軍隊將領們也在研究這次泰國政變啊!
我們《獨立評論》討論過幾次有關軍事政變的話題,但畢竟這次是真的發生了軍事政變,我們當然不會錯這次討論的機會。時間快到了,再見。
草庵: 再見
專家評從陳良宇下台看中共未來走向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最近中共召開了十六大六中全會,全面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而在這次會議前後,又有相當多的中共高級官員被抓。這說明了什麽呢?今天,我們就和觀眾一起討論一下這些問題,看看中共未來的政策走向。
草庵:首先,我們先談一談陳良宇事件。在六中全會之前,上海書記陳良宇突然被抓,引起了全球的關注。各種各樣的消息也紛紛傳開。其實,我們注意一下中共的前一波行動,就很容易發現這其實是早已經安排好的。首先,我們要注意到,在陳良宇被抓之前,先是周正毅又被抓,然後是幾個省市的檢查長被抓。抓周正毅是為了抓陳良宇作前期準備,抓各個檢查長也是為了司法審判肅清道路。從現在的情況看,整肅上海幫是早已經安排好的一個事情。
伍凡:胡溫上台之後,一直想樹立自己的路線,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但江澤民時代推行的路線是經濟發展第一,結果形成了勢力龐大,關系覆雜的官商利益集團。上海幫在中共統治集團中的勢力遠超過胡溫,結果就形成了胡溫政策不出中南海。地方勢力根本就不聽胡溫得政策指令。宏觀調控陣政策施行了兩次,但都是以失敗為告終。陳良宇在上海的公開講話中就明確辱罵胡錦濤,溫家寶兩人是賊兒子。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為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變通的決定,是符合我黨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的。這樣做當然是有風險的,這種風險的大小不在於對政策變通做決定的人,而在於掌握更大權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什麽位置上。我的風險不小,因為上面有兩個“十拉烏子”(浙江粗話,意為賊的兒子)
草庵:實際上,陳良宇地話並沒有什麽道理上地錯誤,他還講了很多話,也是直接面對胡錦濤的,諸如它說胡錦濤不穩重,中國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和國際的發展環境才能發展,努力實現和維護這樣一種發展環境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鍵問題。這也要求我們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個人性格要穩健。胡錦濤同志的性格是不是符合我說的這項考慮,我不清楚,根據一些資料我注意到,胡錦濤同志在西藏擔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時候,為了對付少數和尚作亂,他親自頭戴鋼盔端起了沖鋒槍,我相信胡錦濤同志沒有親自扣動沖鋒槍的扳機,但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性格穩健的表現,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領導班子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要注意到這個問題。嚇人的話用不著對我來說,這是不起作用的。我當兵的時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個時候天天都惦記著要和蘇聯打戰,部隊天天都在抓戰爭思想動員,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不恐懼死亡了,可是,我又多活了35年,現在我更加不恐懼死亡了,我也不會覺得對付幾個和尚還需要頭上戴一頂鋼盔的。
伍凡:不光如此,陳良宇對胡錦濤的無孝心也指責過:我工作忙起來了之後就很少能關心我的父親,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的父親,當有人能夠給我的父親提供一些幫助,讓他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的時候,我很感動,算是解除了我的一點心頭壓力。我不能想像我可以做到15年不看望把自己從小養大的養母,當上了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後也不親自去給自己的父母掃墓而是讓自己的兒子去意思意思,我做不到,因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我們國家的農村經濟改革是從安徽滁縣的一個生產隊開始的,這個生產隊剛開始搞聯產責任制的時候,不符合當時的中央政策和法律,生產隊的幹部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們開始是怎麽做的呢?我記得當時他們有一個協議,協議上說如果生產隊的幹部因為分田到戶坐了牢,那麽全隊的社員就要把他家的農活包下來,還要把他家的小孩一直養活到18 歲,很偉大啊!協議中間還有一條,也很偉大,說的好像是事情不準對上面和對外人講,誰講了誰就是全生產隊的敵人。這一段已經成為黨史的一部分了,那個安徽長大的人肯定是不讀黨史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國現在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開始似的,他的那個養母真是很冤,白養了他。
草庵:在和平崛起的認識上,陳良宇也有自己的見解:中國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說的,說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說了就是吹牛,而且是對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不利、不負責任的。中國要努力保持長期的穩定發展,中國真的會有“和平崛起”的一天。但是,用“和平崛起”這種口號來激發愛國主義熱情存在個問題,愛國主義在中國青年人中間已經炒得熱過了頭,青年頭腦里就會盡想著打啊、殺啊、炸啊、登陸啊、占領啊的,喊出來的也是這些東西。你這里的青年人整天這樣想,這樣喊,人家就會嚇得害怕中國了,你說是要“和平”地“崛起”,誰相信你說要“和平”還是要打、要殺?人家就害怕中國現在的發展,人家害怕了就一定要不讓你“和平崛起”,你屁股剛剛 “擡起”,人家就要把你踩下去,你永遠也別想擡起頭來。以後,“和平崛起”這類的話,說過了就算了,今後少說為妙。這是我的個人看法,我只對事不對人”。
伍凡:陳良宇面對胡溫地政治壓力,他對中央的政策和執行上也有些自己的觀點,他公開在幹部會上說:服從必須有道理,沒有道理要求絕對服從是不現實的。在軍隊中,士兵要絕對付出長官,光靠這個絕對服從的制度並不行,所以軍隊中還要有思想工作、戰爭動員,等等。黨中央要求地方絕對服從,首先黨中央要有道理,要說得服人,要允許內部辯論和公開辯論。現在,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在許多地方實際上是絕對不服從,作為中央領導,我們在會議上是不是應該先討論一下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沒道理、說不服人?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根本缺乏全國各地的代表性?我們遇到問題,是不是應該首先檢討一下自己什麽地方做錯了?中央對地方是老大沒錯,中央要當好了老大、會當老大才能是真正的老大,否則地方各自就當起自己的老大,你能怪誰?
草庵:從表面上,大家看到了陳良宇的講話,很多人都非常的支持,因為大家覺得陳良宇講的很有道理,沒有什麽大錯。但不管陳良宇說的對不對,這些話確實是對胡溫執政有很大的威脅,因為陳良宇基本上是上海幫的總代表。
伍凡:陳良宇被抓,人們都在問,曾慶紅起了什麽作用,因為大家都認為曾慶紅也是上海幫中的靈魂人物。不過,這里需要說的是,從原則上看,曾慶紅是上海幫的一員,但他與上海幫還是有區別的。當年江澤民上台後,依靠曾慶紅維持住了秩序,贏得了黨內的認可,主要原因是曾慶紅時中共黨內太子黨的領軍人物,曾慶紅不光是太子黨的領袖,而且與中共的各元老關系密切,正是因為這個關系,江澤民才站穩了腳。說白了,是因為曾慶紅協助了江澤民,才形成了上海幫。從根本上看,有了曾慶紅領導的太子黨扶持了江澤民才有了後來的上海幫。
草庵:這次胡溫抓上海幫,表面上是反腐敗,是因為上海近百億社保基金被動用。但實際上,中國的社保基金制度建立完全是依照上海模式建立的,各地社保基金被挪用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國內也沒有像關的法律約束社保基金的管理和投資。基本上是誰掌握這筆錢,誰就可以安排用途,既沒有制度,也沒有審計。根據國內統計資料,連續三年來,中國的社保基金投資回報率都沒有超過百分之三點五。也就是說,連每年的通貨膨脹率都趕不上,也低於正常的儲蓄利息收入。而國際上社保基金的平均回報率是百分之七到八之間。可見中國的社保基金回報率是非常德低,如果加入每年通貨膨脹的因素,中國社保基金是虧損的。而陳良宇將上海的社保基金投資到私人的企業中去,通過私人企業投資到高速公路項目,從經濟角度上看其實並沒有錯,是個很好的投資選擇。實際上,上海社保基金的投資回報率遠好於國內其他省市。但問題是,中國從來沒有想盡快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社保基金出問題也是必然的,今天會出,明天還會出。
伍凡:社保基金問題只是抓上海幫的一個借口。關鍵還是政治問題。十七大明年召開,胡溫要給自己的人安排位子,否則陳良宇們還在位子上,胡溫就沒有辦法將自己的政令發出中南海。所以,在六中全會之前,必須要把上海幫搞一下。因為不搞上海幫,六中全會就可能被上海幫利用,上海幫可能反而把胡溫搞下去。不過,胡溫搞上海幫的主要功臣還是依賴曾慶紅。沒有曾慶紅的支持,胡溫不可能搞得動上海幫。胡曾之間也是充滿了內幕政治交易。其一。曾慶紅年滿六十八歲,按照慣例,他不能再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但曾慶紅還有個人的野心,他需要再保持自己的政治前途,這就需要和胡錦濤進行政治交易,協助胡錦濤打垮上海幫,然後換取自己的政治前途。
草庵:拋開其他原因,從中共歷史上看,可以稱之為政治家的只有三個人,一個人是毛澤東,另一個人是鄧小平,再有就是曾慶紅。曾慶紅在輔佐江澤民的時候,用手段打倒了北京幫的陳希同,一下就讓李鵬臣服於江澤民。現在反戈一擊,有打倒了陳良宇,輔佐胡錦濤,又把自己的未來鋪平了道路,基本上是一劍三雕。第一雕是您剛講的和胡錦濤進行政治交換,繼續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第二雕是報了江澤民的一箭之仇,把江澤民控制起來了,也將上海幫收服到了自己的名下。成為真正的上海幫老大。上次十六大,江澤民表面上答應推舉曾慶紅到政治局,但後來,又將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擴大,將黃菊等人推上去,並將曾慶紅的排名落後,耍弄了曾慶紅,實際上是對曾慶紅不放心。曾慶紅心中有數,曾慶紅和黃菊之間的矛盾大家也是都知道的。這次就報了一箭之仇。第三雕是打擊了胡錦濤,給胡錦濤樹立了很多的對手和敵人。胡錦濤耶知道,打擊了上海幫,但再打擊曾慶紅,他可能就是四面樹敵,沒有站住腳的機會了,所以,曾慶紅就必須要拉攏。其結果實,在人事安排上就要照顧曾慶紅的人馬,本來團系就沒有太多的人才,而曾慶紅的太子黨內人才濟濟,這就不得不再太子黨內尋找人才。
伍凡:所以,在這次六中全會上,人事問題基本沒有解決,只是提出了一個不著邊際的和諧社會。這說明胡溫的權利基礎還沒有完全穩固。胡溫和曾慶紅之間的政治討價還價還沒有結束。上海幫的反撲勢力還很大。地方官員也正旁觀,既不支持胡溫,也不支持上海幫。因為他們知道,支持胡溫,就是支持抓捕陳良宇,而他們本身在地方上都與陳良宇沒有本質區別,都在不同程度上考慮地方利益,或明或暗地反對和抵制中央政策。各種腐敗他們也都存在,誰也跑不了。而且各個地方勢力也是相互通氣,相互勾結。與其現在表態,還不如裝瘋賣傻,等局勢明朗之後再表態也不遲。
草庵:這種局面也給胡溫出了一個難題。江澤民時代搞激進的經濟發展,根本就不顧法制建設,結果實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增加,整個中國四處暴動上訪。胡溫想改變這種局面就需要全面否定過去的路線。所以,在這次六中全會上就提出了全面建立和諧社會。盡管目前中共還沒有對和諧社會這個詞進行定義,但基本上它的目的是減少社會上的沖突,意圖是好的。但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胡溫要建立和諧社會,這就是說目前的社會並不和諧,而目前的不和諧是誰造成的呢?當然是江澤民和朱镕基這兩個上一代領導人。是他們政策上出了問題才造成了現在的不和諧。要改變目前的現狀,就需要改革,需要否定過去的路線,走一條新的路線。
伍凡:中共每個新領導人上台,都會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和口號,鄧小平上台否定了毛澤東路線,江澤民上台否定了胡耀邦和趙紫陽路線,胡錦濤上台也否定江澤民路線,中國從來沒有一條完整的,可持續的路線可走,總是繞來繞去,走彎路。其實,這里面的問題就是沒有走民主路線,不能代表中國百姓的想法,每個新領導人總是不能和中國國民想到一起,走的路線不是百姓想要的路線。
草庵:從中國的現狀上看,左的路線已經沒人願意走,胡錦濤提出的走北韓和越南的路線已經是沒有人理,連高層官員都把它當笑話。越南已經進行政治改革,胡錦濤批示他走錯了路,學部成了,現在只有學古巴。但能有幾個人願意學古巴?所以,在今後,只有向右走,才能贏得百姓的心和擁護。胡溫要想得到百姓的擁護,必須要走一條民主的道路,否定江澤民時代的經濟第一的路線。
伍凡:最近,胡溫先是從國家統計局開刀,把國家統計局局長抓捕,據說統計局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也要被抓捕,這是個預兆。江澤民時代吹牛不上稅,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和數據全有水分,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走,胡溫根本就無法繼續下去,如果再按照現在的數據進行,中國用不了幾年,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的經濟強國,而實際上,中國目前的狀況非常糟糕,實際狀況根本就與公布的經濟數據對不上號。胡溫和諧社會也失去了理論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這麽好,怎麽會有不和諧的因素?另外,從中國各地檢察長被抓也反映可胡溫要的另一個思路。要盡量贏得民心,否則中共就會被民眾推翻,司法腐敗不解決,和諧社會也不可能成功。
草庵:胡溫能否走右的路線,進行民主改革還不能確定,在目前看,胡溫的主要觀點還是要維持中共的一黨統治,在盡可能的情況緩解社會矛盾,胡溫進行的反腐敗活動也是政治運動形式的反腐敗,其根本的目的還是政治交易。在中國,政治制度上沒有建立民主制度,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執法也不是嚴格執法。沒有新聞自由,這都說明中國的反腐敗不可能持續,更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
伍凡:胡溫在以反腐敗為名進行政治權利交易的同時又對民主人士也進行了瘋狂的打擊。在六中全會的召開之前,高智晟律師,郭飛雄等人被中共抓捕,同時也有數名其他異議人士被抓捕,這都說明胡溫根本就沒有想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胡溫在未來可能會向右轉,但幅度都不會大,右轉的目的是贏得民心,維持中共的獨裁統治,但這個右轉又不可能從根本上損害中共的利益和統治。
草庵:和諧社會本身就是很不科學的提法,什麽是和諧社會,定義是什麽?如何用數據來界定,這都是問題。胡溫維持中共的統治,已經沒有了什麽太多的選擇。不進行政治改革,社會就不可能和諧,目前中國經濟危機迫在眉頭,經濟崩潰已經指日可待,不再進行政治改革,指望用一個和諧社會的空洞口號來挽救大局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在中共六中全會召開之後,參加會議的中共高層官員自己就說:都到了什麽時候了,現在是全民腐敗,全黨腐敗,危機四伏的時候,靠和諧社會能解決嗎?提一百個口號,不如幹一點實際的事情,只要把新聞自由做到了,社會馬上就會和諧,誰腐敗,新聞就報到,就讓他不和諧這麽簡單的事情都作不到,談什麽和諧社會。
伍凡:從毛澤東階級鬥爭是綱,綱舉目張的時代,到鄧小平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好是好貓,後來又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到了現在,胡錦濤又推出了和諧社會,但我們看中國社會,從來就沒有安定過,沒有和諧過,和世界各國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主義國家也從數十個減少到了目前的三五個,中共還能自稱為三個代表,建立和諧社會嗎?
草庵: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中多次談到中共的問題,各位觀眾也十分清楚中共的真實面目。今天看到的中共狀況,我們在幾年前都預料到了,例如中央與地方勢力爭奪權利問題,宏觀調控問題,都沒有跨出我們的預測範圍。今天我們又談了未來中共的政策走向,我相信未來會驗證我們的預測。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暫時談到這里,我們會繼續觀察中共的未來政策。到時候我們繼續再談。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
中共為何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今年11月下旬,新華網發出一則新聞報導。大標題:溫家寶召見六位校長:中國高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其實這是個老問題了,但溫家寶重提這個問題,必定有其原因。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草庵:溫家寶對六位校長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傑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緊接著,溫家寶又說出了另兩個在心里盤桓已久的問題:各位校長、教育專家,我們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高校如何辦出自己的特色呢?
伍凡:根據新華網的報導,到2005年底,中國高校在校生超過2,3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1%,實現了高等學校大眾化的歷史目標。可見,在溫家寶任總理期間,中國的大學有了相當大的數量發展,每年有700萬至800名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今年約有1/3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繼續攻讀碩士或博士,一部分呆在家靠父母生活。中國現在有幾千所大學,10年之內可以有7,000萬大學畢業生,卻培養不出有創造能力的傑出人才,這只能說中國大學是執行“重量不重質”的方針,說得通俗一點是“濫竽充數”。這實在是浪費物質資源和人才資源。
草庵:中共不能培養出人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從小學到大學是一直強調讀書死記硬背,學生應付考試,統一答案,全國統一教材。這樣使得學生不可能有創造性讀書,不可能有創造性的思考。在美國學生讀書非常活潑生動,沒有那麽多考試,也沒有統一教材和統一答案。美國學生被要求閱讀各種不同的書和參考資料,要寫讀書報告,這就激發了學生的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伍凡:我在中國讀大學時,每堂?就聽老師連續講課45分鐘,完全是老師單方面灌輸,學生在下面寫聽課筆記。美國的大學完全不是這樣“填鴨式”的單方面聽課,而是老師與學生互動,提問回答和相互討論,學生的思路被激發起來。到研究生上課更是師生間或學生間討論,以及學生講解讀書報告為重點。美國學生從小就被鼓勵提出問題,老師引導學生們尋找問題的答案。所以,很多美國學生在中學或大學就具有創業的基本能力,中國學生相對缺乏獨創能力。美國學生創造發明新產品例子很多,而美國高科技風險投資家們對這類學生的產品很有興趣,往往雙方合作後新產業被創建出來,個人電腦產業出現和微軟公司的成功是最典型的例子。
草庵:中國沒有科技方面的傑出人才,沒有中國自已的品牌商品,沒有產品自主權,沒有獨創智慧產品,雖然中國被稱為“世界加工廠”,絕大多數產品的發明權都屬於外國或外商,因此產品最終銷售值的絕大部分歸外國或外商,中國僅得少得可憐的加工費,這對中國非常不利。世界名牌耐克(Nike)鞋子,在美國銷售價至少60-70美元一雙,貴一點的賣到120-150美元,而中國得到的加工費每雙鞋不至1美元。DVD錄放機的產量,中國名列前茅,每台出售29.5美元,中國要付出權利金每台20美元,中國的加工費每台只有 1.50美元。可見,沒有產品自主權,沒有智慧產權,僅靠加工生產費是只有1%-2%,實在少得可憐。
伍凡:上面舉的例子,這僅是從科技和經濟角度看人才的作用,實際上應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人才的培養。我們通常講人才是分有類別和等級的。高級人才可以分為世界大師級和傑出人才級兩個級別。一般的認為獲得諾貝爾獎 (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學、文學、和平及經濟學獎等6個獎);菲爾斯數學獎 ---- 被人稱為數學諾貝爾獎;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克魯格獎)---- 被人們稱為人文諾貝爾獎的學者們是世界級大師。至今為止,得到上述3個世界級大獎的華人獲獎者有:李正道、楊振寧、崔琦、李遠哲、丘成桐和余英時,統統不是在中共統治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他們多數是大學或研究生階段是在蔣中正的國民政府的大學畢業的,之後到美國留學。可見,中共統治近60年沒有出一個世界級大師。
草庵:美國波士頓科學博物館里數學館的墻壁上鐫刻著幾十個當代偉大數學家的名字,其中有3個中國人:華羅庚、陳省身、丘成桐。丘教授的名字刻上去的時候才30 幾歲。華羅庚一生只有初中畢業文憑,他全靠自學成才,20歲時,他以一篇論文轟動數學界,被清華大學請去工作。之後,他仍以自學和到外國進修的方式,撰寫論文。1938年,華羅庚訪英回國,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間牛棚似的小閣樓里,他艱難地寫出名著《堆壘素數論》,這是他的成名之著作,成為世界級數學大師。他的成就是在30歲左右完成的,正是蔣介石統治中國的年代。可見蔣中正時代和中共統治時對培養人才的環境是不同的。在中共統治大陸之前,在年輕的中學生中間流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願望,但中共統治之後,批判鬥爭知識分子,幾次掀起“讀書無用論”,再有天賦的年輕人也沒有機會培養成人才。
伍凡:就像錢學森這樣傑出科技人才也是在國民政府時代讀完大學,到美國留學才進入到導彈和航天工程領域。中共統治大陸早期從海外吸收了一大批從美國和歐洲回國的留學生,才發展出原子彈、氫彈和衛星。之後,這批歐美留學生被批鬥,被打壓,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在文化大革命中10年期間,人才培養中斷了。即使改革開放初期,仍然有“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可見,從中共高層到社會底層都瞧不起知識分子,人才怎麽可能培養出來呢?
草庵:中共政權為了急速培養出人才,也企圖從大學培養高級科技人才,中共走了一條特殊的道洛,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國科技大學內成立特殊少年班。從十幾步的少年中發現天才,集中到中國科技大學,由特別的教授和特別的政治輔導員用快速的方法培養少年天才。近30年過去,這種不成功的教育天才的方法早己煙消雲散。當年培養的少年天才己分散在海內外各地,媒體偶爾還提起曾經有過這一段歷史,可沒有見到幾個特別傑出的人才活躍在科技界。可見,中共快速培養人才的方法失敗了。
伍凡:錢學森強調中共沒有培養出傑出人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錢學森只看到培養人才的大學硬體條件,卻沒有看到政治、文化、道德、教育體制和國際交流等等諸多軟件條件。1958 年,中共興辦中國科技大學,其學術標準是按蘇聯最好的大學標準來制定的,培養學生的政治標準要有共產主義理想,學生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要成“能文能武”,要“能上能下”,既能做專家,又能當工人農民。中共對人才培養的頭一個條件是忠於共產黨,學術條件是其次的。因此,中共政權根本不會想按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的標準和環境來建立中國科技大學和清華大學。而至今為止,歷史事實己經證明,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是培養大量科技傑出人才的搖藍。現在錢學森是想按哪種標準來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學呢?盡管加州理工學院是他的母校,但錢學森在公開場合是不會稱讚他的母校的,那是個資本主義的大學。
草庵:教育領域是中共統治最失敗的領域。中共的教育政策過去的政治極端走到經濟極端,放棄教育是公共事業的原則,把學校辦成學店,走教育產業化道路,並且在教育領域內擴大貧富差距。把學校變成學店明顯的弊端是“重量不充質”,教育的目標不完對準市場需求,學生成了畢業文畢的奴才,為文憑而讀書。學校畢業的學生失業率提高,所學非所用,浪費極大的資源。
伍凡:學校培養不出人才的另一個原因是整個社會道德底下,欺騙成風。教授著作抄襲,科學研究作出假成果騙取研究經費。教師是“為人師表”,但在中共統治大學的條件下,一切都要服從共產黨,官場的貪官污吏作風全帶進大學里。學生必然是學老師的樣,學生作業和考試作弊,又怎麽能培養出人才。
草庵:培養傑出人才不是家在工廠里按圖紙制造零部件,集中在大學中訓練出來的。傑出人才的出現有幾個因素:人要有天賦、有興趣意願、創意思想不受約束的環境、優秀的教師,以及知識專利權受到保護。美國的環境造就了許多傑出人才,
自1901年以來,諾貝爾獎(物理、化學和醫學三獎)共頒550人,美國獲220名。
現今人類所使用的電燈、電話、電影、電腦、飛機、網絡等等都是美國人發明的。為什麽美國人能發明這麽多有益於人類生活的產品呢?其原因有幾個:其一,美國移民制度吸收大批優秀人才;其二,美國社會制度鼓勵和培養有創競的人才,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其三,美國文化開放,言論思想自由,充分容納不同的思想,任何有創意的思想不會受到打壓;其四,有一個健全和有力的高科技風險投資的資本市場;其五,有完善的專利保護制度。因此,美國就成了全球人才的訓練基地和創造發明的中心。上述條件,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難以形成。
伍凡:我認為中共統治下不能出人才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共的黨文化,中共自以為掌握全人類的科學,除此之外,都是偽科學。中共只迷信看得見的物質力量,不相信思想的創意力量。我可以舉出最新的例子,兩位美國科學家安德魯?法爾和克雷格?梅洛獲得2006年生物醫學諾貝爾獎,頒獎主要根據:1998年,兩位科學家發表了論文,就他們“發現了RNA控制遺傳信息流動的基本機制”做了詳盡討論。 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8年前後,生物基因研究領域發生了一個轉折,那就是科學家們看到和發現RNA研究能說明許多DNA研究所難以說明的問題,而法爾和梅洛兩位科學家的成就呢,特別代表了那個轉折,正如美國一些報刊發文所說:那是個革命性的發展。
政工幹部出身的院士何祚庥和長期把持生物學界行政大權的鄒承魯院士等人呢,鼓勵支持赴美留學後無業人員方舟子,通過他們的宣傳部門同夥媒體,在中國學術界揮起了 “反偽科學”和“打假”的棍子到處亂打,居然把RNA水平研究說成是“邪教”和“偽科學”、試圖在政治上打死。在1998年以後搞出來的那些打棍子文字,說“RNA不過是以DNA為模板覆制出來的”,造謠說“DNA水平”和“RNA水平”研究的不同是“杜撰”、“癡人說夢”和“招搖撞騙”雲雲,接著呢,還誹謗說“RNA水平”是屬於某某某“邪教”搞的“偽科學”。他們根本沒有料到 2006年諾貝爾生物醫學獎領給提出RNA觀念的兩位美國科學家。
草庵:中國學界搞內鬥是一浪接一浪,打“偽科學”一波接一波,而外國的科研學術卻是長驅而進,RNA研究更是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這發展給那幫“反偽鬥士” “打假人士”及其宣傳部門的政客和媒體們,是又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被他們打成“偽科學”的東西,不但獲得諾貝爾獎,而且已經在全球許多科研實驗室成為主攻方向或主要手段了。誰受到損失了?這不是很明白嗎?現在是啞吧吃黃蓮,有苦難言。這就是中國學術界和中國的科技界的現狀。在這種學術氣氛和環境下能培養出人才嗎?非常困難。今天時間到了,以後再談吧,再見。
伍凡:再見。
中共軍隊是攻台襲美打手還是反共推手?
伍凡:各位觀眾,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中共軍隊的動向和角色是長期關注中國前景的一個研究課題。中共軍隊現在是維護中共獨裁統治的兇手,不久將來,它會成為攻台襲美的打手嗎?或者會成為改變中國發展方向的反共政變的推手嗎?現根據網上公布的文件和文章資料來分析上述兩個可能性。
草庵:美國關注中共軍隊的動向 ---- 攻台襲美的可能性
2006 年5月23日,美國國防部向美國國會提交的“2006年中國軍力報告”發表。報告指出,在近期內,中國顯然集中於為台灣海峽可能發生意外事故而預作準備,包括可能的美國幹預。中國仍以台灣為最大的假想敵,約將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國軍力被部署於台海地區,其中海軍更是以一半以上的軍力對付台灣。中國現在有 710到790枚短程飛彈瞄準台灣,並且每年約增加100枚,其對台灣問題的處理集中在發展防止美國軍事幹預的方法,“例如有證據顯示解放軍正持續的努力,從遠距阻止可能部署到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和特遣攻擊部隊”。
報告說中國同時也致力於長程彈道飛彈武力升級,並以新型、更有效的系統取代舊系統,這包括新的陸地移動州際彈道飛彈、東風31型飛彈(DF-31),以及延長射程的東風31A型飛彈(DF-31A),這些飛彈射程可達到美國大陸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此外,中國也研發了由核子潛艦發射的新型巨浪二型彈道飛彈(JL-2)。很明顯,在攻打台灣,這些能攜帶多枚核彈的遠程彈道飛彈絕對不會用來攻擊台灣,而是用對付美國的。
伍凡:在當今全球戰略環境中,世人們注意到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正做為一個快速崛起的地區性政治經濟強權,同時目光著眼於全球,這對地區和全球都有重大意義。美國己表明樂見一個和平繁榮的中國崛起。美國的對華政策是鼓勵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利益共享者,使中國本身在全球體系中能夠健康成功的受惠,並擔負更大的責任。
中共軍隊的蛻變有幾個重點,發展新的現代戰爭守則、改變軍事體系及人事制度、提高軍事演習及訓練標準,得到先進的外國武器,特別是俄國的武器,以及本國的武器系統。
中國軍力的擴張己經改變了亞太區域軍力平衡,對此地區的其它軍力構成了威脅。在報告中特別令人注目的是用中國“軍力擴張”的詞,而不使用“軍事現代化”的詞,其中含義是不一樣的。
草庵:按照中共官方數據,過去15年間,中國國防預算每年的增幅為10%,過去10年間,其實際價值增加了3倍。國際戰略研究所稱,雖說這顯示出了增長的趨勢,但嚴重低估了實際支出。
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估計,2003年中國與軍事相關的總體支出為396億美元(以市場匯率計算),約為官方預算的1.7倍。這意味著,其總支出占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相比之下,美國的這一比例為3.7%,韓國和英國為2.4%,而日本為1%。
若使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購買力平價(PPP)數字,以更準確地反映上述支出可購買多少東西,那麽,支出數字將擴大至755億美元。以此衡量,中國遠遠落後於美國,後者當年的軍費支出為4560億美元。但中國會領先於排在第三的俄羅斯。國際戰略研究所認為,中國的官方數字沒有包括許多大宗支出項目,包括海外軍購、國防工業補貼以及研發支出。
伍凡: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正在和俄國正在醞釀一筆新的軍火交易,中國計劃購買俄國的太空軍事技術和相關設備,並包括使用全球衛星定位導航系統《格洛納斯》(GLONASS)。俄國軍方也開始不反對出售核潛艇和戰略轟炸機給中國。
在美國發布中國軍力報告後兩天,中國公布了未來15年《國防科技工業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綱要提出,要振興軍工制造業,增強軍工產品設計、制造工藝和試驗驗證能力。美聯社認為,這可能是為了減少中國對俄羅斯武器的依賴。
中國缺乏透明度的軍力擴張行動,迫使世人們疑問不斷,為什麽中國做如此持續性的軍事投資和擴張?為何繼續大手筆購買先進進攻性武器?為何繼續部署軍力?
草庵: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約翰?奇普曼(John Chipman)表示:“隨著中國戰略實力的持續增強,有關中國政府目前在國防能力方面投入了何種資源,以及意圖為何的問題,變得日益重大。”
世人們一定會分析,中共軍隊長期擴張其軍力有2個戰略目的:其一,中共運用巨大的軍事力量作為戰略威脅手段,迫使美國、日本和亞太地區周邊國家妥協,接受中共政權稱霸亞太地區的事實;其二,為了中共政權的生存,把中國社會矛盾向外轉移,發動台海戰爭,力圖用其巨大軍力把美日武力排除在台海戰爭之外,這必然會引發中美日在亞太地區大戰。為此,美國和日本,聯合印度、越南、新加坡和印尼等國對中共軍力擴張作部置,以防不測。
伍凡:中共軍隊內部的變化 ---- 反共政變的可能性
自2005 年以來,中共軍隊不斷有現役和退伍官兵提出訴求:軍隊國家化,推行政治改革,其中以劉亞洲將軍為代表,對中共提出5點要求的公開信。我在去年根據中共軍隊的動向,寫文章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提出一個預測:中共軍隊有可能發動軍事政變。到現在,這個預測己漸漸得到證實。
自從“九評”和“三退”運動興起1年多以來,中共軍隊現役和退役軍人中的思想和政治立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他們中間的先進份子正在思考發動政變,結束中共統治,成立新政府,建立民主憲政新中國。這是中共軍隊巨大的變化。
以發動軍事政變的方式,自上而下結束中共統治,這是社會成本最低的社會和政治大變革,社會動蕩最小,對經濟發展影響最小。
草庵:事情發展的趨勢也正是這樣,退黨軍人中一部分先行者已在積極謀劃解體中共的方案,待機而動。今年5月4日,在《看中國》網站上刊登了一位大陸軍界人士撰寫的文章:《軍中聲音:如何解體中共》。文中謀劃了一個非常好的中共解體方案:通過發動一場局部的軍事政變,挾持媒體,向全國宣布解體中共完成中國的和平轉型。並呼籲海內外人士大力傳九退三、制定告全國同胞書、臨時憲法、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治國策略、成立中國過渡政府臨時委員會等來配合。
由於中共政權面臨巨大而有無法克服的絕癥,而中共又死抓權力不放,不以人民、國家和民族的眼前和長遠利益著想,不思政治改革,中共已成了中國人民改善生治,消除貧富巨大差距,剝奪人權、宗教信仰和新聞言論自由的攔路狗。同時,也為了阻止中共發動台海戰爭,防止中美軍事沖突,中共軍隊中的部分將領和官兵們己下定決心要用軍事政變的方式瓦解中共組織和中共政權。
伍凡:在這場正在謀劃中的軍事政變計劃,軍方將領提出先要做充分的準備工作。其一,要大力傳播《九評》和推功《三退》,這是軍事政變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其二,要有一套政變的目標方案,事先讓全國人民、中共官員、媒體人員和軍隊官兵知道。這個方案包括如下:告全國同胞書、臨時憲法、經濟、農村、教育和醫療等改革方案,並擬定臨時政府委員會執政班子。要求在軍事政變之前完成這些方案,並上網公布,通過報紙、電視台、廣播電台和網絡等各種方式廣為傳播,讓盡可能多的中國人民知道這些方案,為迎接即將到來的軍事政變有所心理準備。
當然,軍事政變一定是密秘和突發的,出其不意才能成功。但要事先做好充分的政治動員、思想準備和改革方案等工作。現在中共軍隊內謀劃政變的將領們要求海外異議人士先把告全國同胞書等各種文件準備好,這個要求是充分合理,並且是上策。我認為,海外異議人士負責文件工作準備是責無旁貸的,一定要在預訂的期間內把文件準備好,為軍事政變做好第一步工作。
草庵:我們再來分析胡錦濤對中共軍隊的掌握情況。5月14日在《看中國》網站刊登軍中來函的另一篇文章《【白頭翁專欄】胡錦濤的最大弱點》透露如下簡訊:
“軍權不牢,警權不握”──這是胡錦濤的最大弱點。
1. “妖辦”改頭換面,曾、羅掌握警權。“妖辦”──江澤民原來的“1號辦公室”,簡稱“麽辦”,習慣叫“妖辦”,它是江澤民的統治法寶,相當於明朝魏忠賢的“東廠+西廠”。妖辦可以隨意駕馭公檢法,它的頭子是曾慶紅。
2. 軍隊派系嚴重,江系人馬較勁。胡錦濤表面軍權在握,實際軍心不穩,胡也沒有什麽威望。而且江系軍馬對胡溫虎視眈眈,他們知道胡錦濤遲早要收拾他們,所以,如果能把胡溫整下台,對他們最有利。
3. 京城周邊的部隊,胡沒有牢牢掌控。這是胡錦濤最致命的弱點,也是能發動軍事政變最容成功的地區。
伍凡:可見,中共的軍警系統不是牢固鐵板一塊,胡錦濤指揮不動,曾慶紅訓令不服,?以時日,當傳九退三更深入廣泛的在軍中推行,更多的官兵想加入推倒中共的行列時,中共軍警兩大系統中反共力量必定會串聯組織起來,統一行動,這就是發動軍事政變為期不遠了。筆者預測,目前還在等待和爭取胡錦濤的轉變,由他來結束中共在中國大地的統治,這樣做社會成本會更低些。但是,如果胡錦濤一直拖延不決,不思悔悟,造成法輪功學員更多的死亡,使中國社會和經濟更大的動蕩,軍隊官兵們一定會拋棄胡錦濤,發動軍事政變,早日結束中共獨裁統治。
草庵:盡管中共高層也知道軍隊內部不穩定的動向,4月28日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在《求是》雜志上發表文章,強調中共絕對領導軍隊的原則,不服從者將以黨紀軍法處置。可是,軍內的反共力量給李繼耐一個漂亮的回擊,在《看中國》網站刊於5月4日刊出《軍中聲音:如何解體中共》的文章。我相信,軍中反共力量將會不斷的發出強音,預示中國國防軍不久將誕生了。
伍凡:各位觀眾,今天和草庵兄談軍事政變內容不少,時間也走得很快,該到結束這次交談的時候了,再見。
草庵:再見。
中國2005年實際利用外商投資有多少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在經濟生活中,有個重要的經濟指標,這就是FDI,他中文的意思就是實際利用外來投資的數額。是一個國家經濟指標之一。今天我們就談談FDI在中國遭遇的怪事。
草庵: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引進外資是國策,中國有很多外資公司,經濟增長也是依賴外資。所以,FDI在中國的指標意義就比其他國家重要,也是表明了中國過去及未來經濟走向的重要指標。
伍凡:談FDI之前,我想和大家談一點中國經濟數據真假問題。在去年,中共修正了GDP數據,去年12月國家統計局利用普查數據對2004年GDP重新修正。結果中國2004年GDP增長從9.5%上升到16.8%,一下就把中國的GDP增長率體提高了一倍。使得全世界都對中國經濟的規模與經濟比重等方面進行重估。但不幸的是,中國對GDP的重估並沒有在全世界帶來好的結果,全世界並不是更加相信並重視中國政府,反而是對中共產生了更多的懷疑,人們很難相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一個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會產生如此大的誤差,人們也更加懷疑中共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標準是什麽。連一個GDO增長率的統計都可能相差一倍,其他的數據怎麽可能讓人信服,而更重要的是,中共連最基本的GDP數據都統計錯了,那麽他制定的未來經濟計劃和政策會準確嗎?
草庵:去年中國關於GDP增長率統計上出了大的誤差,今年又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現了,這就是FDI數值統計上的誤差。商務部1月14日發布了2005年實際利用外商投資(FDI)的數據,總額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了0.5%,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外管局)新近完成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統計額則達到 824億美元,呈正增長。兩者相差了200多億美元,偏差在20%以上。
伍凡:相差20%以上。這可是個不小的問題,不過,我所知道的是,很多數據的統計方法不同,計算的結果也不相同,那麽,商務部和外管局的數據統計方式是不是一致呢?
草庵:是這樣,這兩個部門數據公布出來之後,很快,各國關心中國經濟的專家們就感到了震驚,新聞記者就問中國外管局問題出在那里,統計方式是否一直?一位國際司統計處的人士則說:“出現一定的偏差是正常的,商務部自己的統計數據有時候也會在後面的月份內部修改。外管局的數據扣減了外資在中國撤資的金額,統計數據和方式基本是一樣的。”
伍凡:這樣的回答也就是說,商務部和中國外管局的統計數據和方式是一樣的,兩部門並沒有采取不同的數據采集方式和統計方式。按照這兩個部門得出的結論數據應該是一直才對。
草庵:中國是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國家,有國內的朋友就這樣說:"中國是塊神奇的土地,什麽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會在這塊土地上發生."這不就又發生了一見不可思議的事情嗎?按照外管局的說法,外管局的數據扣減了外資在中國撤資的金額。而商務部是沒有扣減外資在中國撤資的金額,要是商務部扣減了外資在中國撤資的金額,那麽這兩個部門的數據相差的就更加懸殊。你想一想,兩者現在相差的數據是200多已,這是外資撤資造成的差異,如果商務部把這200億外資撤資的數額再減去,中國的FDI只剩下400億了,這兩個部門的數據又相差了一倍。和去年轟動全球經濟界的GDP增長率一樣了。
伍凡:既然統計方式沒有差別,這就可能是數據來源有問題了,我想,這里面的關鍵是這些統計數據的資料從那里來的。
草庵:您這個問題問的好,但根據商務部外資司負責統計的一位女士說,外匯管理局的統計數據和商務部應該是統一的數據來源和統計方式,不可能出現偏差,外匯管理局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也是從我們司拿的。
伍凡:那外管局是不是確實是從商務部拿的資料數據呢?
草庵:外管局承認資料數據是從商務部那里取得的,因為國家統計局新聞處張英香處長回答記者時說:“統計局的數據是來源於商務部的,因為商務部是國務院賦予其發布外資統計數據的機構。”
伍凡:這就奇怪了,統計方式是一樣的,數據來源也是一樣的,怎麽會出現兩個不同的結果,這個問題出現在了哪里?
草庵:難怪國內的人說中國是個神氣的土地,什麽中國神奇的事情都可能發生,FDI這不就是一個證明嗎?本來這個神奇的事情在國內並沒有引起什麽反響,大家也都習以為常,這種事情天天出現,國內的官員和百姓都不認為這有什麽奇怪的。
所以就根本就沒當回事情。但海外的經濟專家和記者偏偏不幹了,整天追問,一連追問了四個中央部門,還把新聞發言人追的到處亂跑。但還是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源。但有一點是引起了中央的重視。
伍凡:是啊。中央政治局里面也會有人去問?到底中國有多少外資投資?是四百億美元,還是六百億美元,還是八百億美元?這錢不能一差就是幾百億,一倍的數據。
草庵:中國的問題總是國內講假話,海外給戳穿。海外一問,商務部外資司和外管局的資本項目司和管理檢查司等部門召開會議,準備聯合進行重新核查,追究200 億偏差的根由。不過,據中共內部人士說:這一調查,就得三個月,出來的數據還不知道是什麽樣的。最後調查的數據能不能得到中央通過,能不能影響國家穩定大局,還不能確定,搞不好得進行全國性的大調查,各個省市全面重新調查。
伍凡:那麽我們看看全國各個省時地方統計的數據與中央的數據有什麽差別沒有。
通過公開的地方統計公報、政府工作報告、商務廳統計快報和公布的各地實際利用外資的總額進行了不完全的簡單相加,大約合計在849.88億美元左右。這個數據和外管局的數據比較接近,我想,可能是,商務部的官員在給外管局提供的數據時,將這個地方數據簡單一加,就提供過去了。
草庵:您的解釋有道理,但還有個問題,商務為什麽把他們下屬的各個省市報上來的數據給銷掉了200億美元,一下就降低了20%。他的根據是什麽?難道商務下屬的各個省市部門都在說謊?在欺騙中央?
伍凡:中國官員說謊還不是正常的情況,他什麽時候不說謊了?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說:“少數地方政府仍單純地把引進外資的”數量“視為政績。好多地方是地方商務局公布數據高於商務部公布數據,有的地方外管局數據是商務部數據的兩倍多。”
草庵:看這樣,商務部把地方數據減二十個百分點是有根據的?但商務部還是沒有說他們憑什麽減去二十個百分點,而不是十個百分點,或者是三十個百分點。要是根據我的判斷,商務部也是在說謊,數據也是胡編的,而外管局以為商務部提供的地方數據是真實的,隨便一加也胡編成了政府公布的經濟數據之一。不過,我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中國是世界上管制最嚴格的國家,特別是外匯管制更加嚴厲。外匯管理局是全中國銀行和外匯買賣進出的管理部門。他既然是主管,又有真實的記錄,他應該有自己的真實數據,按說外資進入中國的每一筆錢都要經過外管局,但實際利用外來投資的數額怎麽會需要商務部統計呢?
伍凡:這確實是個怪現象。不過,在中國出現這個怪現象一點不奇怪,中共一直是說謊欺騙百姓,今天他們在統計FDI數據上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這正說明中共黨員欺騙百姓的本質沒有變。自己根本就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而根據這些沒有根據,編造出來的數據制定的經濟政策更是不能相信。真正的經濟數據到底是什麽,只有等到中國民主化之後才能得知。
草庵:事實上,FDI這個數據很重要,中共自己也很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中國外資投資的多少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問題。投資減少,這說明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社會出現了問題。是什麽原因造成外資投資減少,這都需要進行研究,只有擁有真正可靠,可以信賴餓數據,經濟專家才能解讀出中國經濟的真實面貌,才能預測中國的未來發展,而中國政府也才能制定出合乎中國現狀的政策。這就如同,一個醫生,只有得到真正的化驗單據,才能對病人的病癥作出真正符合實際餓判斷一樣,沒有真正可信的化驗報告,醫生怎麽可能知道病人是什麽病?怎麽能對癥下藥?
伍凡:以目前看,中國政府不可能有真正的數據,這是他的政治體制造成的,不過,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先談到這里,各位觀眾,謝謝收看獨立評論,再見
草庵:再見。
中國是否會發生政變,看中共對泰國政變的評論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下是獨立評論時間。9月19日泰國發生軍事政變,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泰國看守政府總理他信被軍人趕下台。泰國是君主立憲國家,也是個有軍事政變道統的國家。泰國過去74年來,一共出現23次政變或破獲企圖政變的陰謀,而上一次政變距今已有15年,平均每3年有一次軍事政變或企圖政變陰謀。北京中共外交部在20日發表聲明,不對泰國政變發表評論,但是2天後,中共在網上發表文章評論泰國政變。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問題。
草庵∶中國外交部9月20在外交部網站上就泰國政變問題發表聲明說,這是泰國的內部事務,中國一貫奉行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對此不予評論。但是2天之後,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站上刊登了“中共黨校激烈論辯 ∶中國會否出現泰式政變?”這篇官方文章。“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站是一個從選舉和治理的角度探索和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中英文網站,由中國民眾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與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選舉項目聯合主辦。可見這是個中共官方色彩的網站。為什麽會登出和中共外交部不同調子的文章呢?
這篇文章報導20日中午,剛剛收看完中央電視台有關泰國政變新聞的大陸某中共黨校教師和學員,在探討泰國政變發生原因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啟示時,出現了激烈的論辯,分成對立的AB兩派觀點。
伍凡∶A派認為∶泰國軍事政變的起因,是出於泰國中產階級對泰國總理他信的不滿,因此認為,中共在平衡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同時關照沿海及大中型城市的發展。
據指出,泰國總理他信在6年執政期間,讓泰國農民人均收入提升了60%,又實施了國家補助的廉價醫療計劃,因此得到泰北窮困地區農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泰南的城市中產階級卻對他信不滿。
A 派認為,中共要吸取泰國政變的教訓,中國大陸在強調“平衡發展”和“巨視調控”的同時,還必須保障沿海和大中型城市發展的需要,否則萬一有突發事故發生,私人財團、各種利益集團和高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將可能在動亂的背後提供協助。A派認為,上述利益集團得不到照顧,或照顧不周、或不滿意,他們就會支持軍人發動政變。
但B派認為,中國不是泰國,中共解放軍官兵多數出自農村,因此,中共政權只要倚賴占總人口大多數的窮人,就可以不用擔心軍事政變的問題。B派認為只要對城市和農村窮人們照顧好了,中共軍隊就不會發生軍事政變。
就這一點而言,AB兩派都是站在純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分析泰國軍事政變,是不全面的。但這也反映了中共最高決策內有兩派都從純經濟利益來防止在中國發生軍事政變的不同思路。
草庵∶雙方論辯的另一個焦點是貪污腐敗問題。A派認為,泰國出現推翻他信政權的軍事政變,之所以沒造成民眾和政客的反彈,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信在執政期間的極度腐敗造成的,因此,中共吸取的教訓,是反腐敗確實關系到中共繼續執政的生死存亡。
但B 派表示,泰國他信政權的腐敗模式,是他信家族一支獨秀式的腐敗,因此受到泰國整個上層社會的仇視。反觀中國大陸目前的腐敗,則是一種架構性的腐敗,各種利益集團都得到了利益,不但沒有那一個家族壟斷了利益,甚至沒有那一個政治派系壟斷了利益,所以中國大陸將不致因腐敗問題發生政變。
從這里可以看到,AB兩派的觀點是反映了在中共最高決策層內有兩派對中共黨內嚴重貪污腐敗的不同看法。中共官員的嚴重貪污真的使各種利益集團都得到了利益嗎?利益均衡嗎?沒有,矛盾很大。最明顯的例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經濟利益發生嚴重沖突,在經濟政策上地方政府不聽中央命令,以致有“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反對中共嚴重貪污腐敗,究竟會不會引發中國軍事政變呢?這不是一個理論探討問題,它是一個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心向背的問題。並且發動軍事政變又是涉及軍隊與中共政權的關系。所有這些原素都會影響軍事政變的時機。從“中共黨校激烈論辯∶中國會否出現泰式政變?”文章的出籠就可以證明中共高層很擔心和害怕在中國發生政變,現下正設法防止發生政變。
伍凡∶從歷史上來觀察,中華民族的歷朝歷代是有軍事政變的歷史文化道統的,從維基百科(Wikipedia)查尋到,中外歷史上著名政變事件有20次,中國占了10次。這還不包括近百年來在中國發生的軍事政變。
1. 唐朝“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殺皇兄太子建成,逼退唐高祖奪皇位,開創唐朝“貞觀之治”盛世,為唐朝的統一、安定和強盛,奠定了鞏固基礎。
2.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結束長達260多年的大清皇朝,開啟中華民國紀元。
3.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兵變,軍事綁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開啟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
4.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大談政變論,強調政變論是統治階級內部爭奪權力的模式。林彪的571(武裝起義)工程紀要,林彪計劃在蘇州轟炸毛澤東列車。
5. 1976年10月6日,“活抓四人幫”,結束長10年的文化大革命。
6. 1989年6月,鄧小平調動30萬大軍包圍北京,軟禁趙紫陽,實為軍事政變,結束長達86天的"天安門事件"。
7. 鄧小平被暗殺達7次之多。
8. 江澤民被暗殺未遂。
草庵∶現代外國政變深刻的影響中國現代歷史
1.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工人士兵推翻沙皇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十月革命,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和工農兵蘇維埃推翻民主政府,建立蘇聯70多年。
2. 韓國軍事政變∶1960年,樸正熙將軍發動軍事政變並就任新一屆韓國總統。樸正熙在持續他的獨裁統治的同時,韓國經濟也得到了急速的發展。
1979年10月26日樸正熙遭到暗殺,國務總理崔圭夏就任總統。但不久後,全鬥煥將軍又發動軍事政變並掌握了政權,1980年8月27日就任新的韓國總統。
1980年5月,光州爆發了民主運動,抗議全鬥煥的獨裁,提倡民主主義。民主化運動遭到了軍政府的鎮壓,許多人因此喪生或負傷。社會大眾因此被激怒了,1980年中期,由學生,勞動者,反政治者,主婦,持不同意見者聯合起來,抗議反對全鬥煥的獨裁,提倡直選制和民主主義。
伍凡∶軍事政變之政治原因和經濟背景
歷來的軍事政變是解決統治者內部政治矛盾的手段之一。當統治者內部的激烈矛盾不能透過運作機制協商談判、利益交換或透過程式更替統治者時,軍事政變就成了改變統治者、改變政治格局,甚至改變政治制度,或改朝換代的唯一手段了。從歷史角度來看,政變的結果有正面的,也有的是負面的,這取決於政變成功者成為新的統治者所采用的政治路線、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政策了。
現下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惡劣,財富分發不勻,軍隊士兵生活困苦,官兵退役後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等生活條件困苦,都會引發軍事政變的誘因。軍隊領導人對政權統治者的政治路線不滿,要求軍隊國家化等憲政訴求都可能引發軍事政變取而代之。這次泰國政變事件引發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思索,中國社會這麽多深刻矛盾,該用什麽方法和模式來根本解決呢?
中共最高層很明白,中國社會的利益集團、私人財團、貧苦百姓和中共黨政軍貪官污吏的政治經濟利益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不能顧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社會就不會平靜、不會和諧,就有軍事政變的原素存在。但中共統治近60年卻卻沒有顧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只顧及少數人的利益,危機就在此。
草庵∶泰國政變的表面理由是反對他信貪污,這場軍事政變看似突如其來,實際上是泰國政治矛盾數月不決的結果。據一些媒體報導,他信和泰國軍方有矛盾,他信想要安插自己的親信占據軍隊要位,引起軍方強烈不滿,加之泰國有頻繁軍事政變的歷史道統,政治矛盾就運用軍事手段解決一下,把矛盾先緩和下來,再透過政治手段來化解政治矛盾。據媒體報導,泰國多數百姓支持或不反對軍事政變。可見,軍事政變也不失為解決政治矛盾和消除貪官污吏的非常手段之一。
伍凡∶過去泰國發生過20多次軍事政變或政變陰謀,很少引起中共最高層的關注,可這一次泰國政變卻觸動了中共最高層的神經和心病。因為能夠引發軍事政變的理由太相似了,我相信想發動軍事政變的中國軍隊將領們也在研究這次泰國政變啊!
我們《獨立評論》討論過幾次有關軍事政變的話題,但畢竟這次是真的發生了軍事政變,我們當然不會錯這次討論的機會。時間快到了,再見。
草庵∶再見。
中國經濟發展環保欠債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聞劍采訪報導)美國《商業周刊》最新一期刊登一篇題為“中國經濟的骯臟秘密”的文章。講述中國經濟高速持續增長的代價是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的奇跡不僅正在把中國變成一塊“生態荒地”,而且開始影響到周邊國家,就連美國的西海岸都已能聞到中國釋放出的骯臟空氣。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國是否能夠借助2008年奧運會的舉行逐漸走出“經濟發展、環保欠債”的惡性發展怪圈,既發展經濟也保護環境?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聞劍為此邀請中國民間環保組織負責人楊欣和美國加州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草庵居士進行討論。
記者:第一個問題我先問一下草庵居士。現在中國由於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為目標的所謂的惟GDP論,結果導致了經濟發展,結果環保欠債的現實的惡果,草庵居士您怎麽看?
草庵居士:世界歷史上,歐洲在上個世紀,都經歷環球污染的過程,但是歐洲很快意識到在經濟發展不能以損害環境為基本點,因為這個損失彌補起來非常大,所以歐洲寧可放慢經濟也要維護著環保。中共已在89年六四之後,他缺乏執政合理的理由,雖然他叫發展經濟為藉口,為維護他政權的穩定,所以就在這時放棄一切環境的東西,而且他根本就沒有想看過去歐洲發展經濟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慘痛代價。當然中國本身的體制上就有問題,因為政府要求的體制是,你增加GDP,經濟增長了,這是考核你的業績在升官重要的指標。
記者:但是草庵居士,給我的感覺,通過近期的報導,似乎中國政府已注意到環境污染這個惡果,比如說中國環保總局六月五日公布的環保白皮書,公開承認中國的環境污染,每年給國家造成二千億美元的損失,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而且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北京召開的一次環保會議上,也預測過如果不采取措施,在2020年中國環保負擔將翻四翻。給我的感覺,中國政府已開始切實的注意環保與經濟的關系,不能以犧牲環保為代價來發展經濟。
草庵居士:在實際上,中國在體制內有一些人去要求環保的工作,但是在我目前看來是極少數,因為中國實際上在體制內的慣性還沒有改變,因體制沒改變的話,僅僅有少數人來呼籲、來要求,沒有一個嚴格的法律制度來要求,這是很難實踐的。
記者:那我請問國內的楊欣,您是做環保具體工作的,在觀察地方環境保護,發現地方政府是否在土地經濟與環保這個關系的時候,是把兩者對立的?還是把經濟發展優先考慮,其後才考慮環境保護呢?
楊欣:因為中國以前的經濟太落後了,所以就提出發展經濟做為一個比較重要的標榜。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發現這些問題,中國有一個說法叫“血的教訓”,比如說我一直在做長江,長江上遊是中國第二大天然林,就是拼命的砍樹,為了發展經濟,地方上為發展經濟,中央政府的企業也為了發展經濟,木材企業就拼命的砍樹。比如說98年造成長江中遊的洪水,中央政府下定了決心,停止長江上遊天然林的商業砍伐。我也發現最近中國在關很多小型的發電廠。在水的方面,包括以前在治理方面可能比較弱些,現在在加緊治理。
記者:好,楊先生您這樣說,我再問一下草庵居士。有些人持這樣一種觀念,說中國對經濟的發展,現在環境污染比較嚴重,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所遇到的情況,但有人說這是畸形的發展觀,那草庵居士您怎麽認為?
草庵居士:我覺得還是個畸形的發展,中國對環境保護方面非常差,而且他吸引外資重要理由,就是中國不需要環境保護或是環境保護的措施,可以投資非常小就可以讓外資進來。你可以看到國際上大型的化工廠、燃料工廠污染非常嚴重,但是他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在中國大陸,所以在這種污染嚴重的東西全部集中在中國,本身就表明中國對環境保護缺乏有利的措施。
記者:我再請問一下楊先生,您在具體工作中,有沒有看到雖然中央政府嚴令禁止這個那個的來保護環境,但是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情況發生呢?
楊欣:這個情況還是有發生的。比如說中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沿海發展、內地、西部也希望進行發展,但他的競爭力可能遠遠不及沿海,有可能污染更重,或淘汰農工藝的話,可能就往西部轉移。雖然政府有明文規定,就是污染到什麽程度的企業就不能在這兒建立。但是有可能當地政府為了完成一些經濟增長指標或者吸引投資等等,可能對環境保護就不會那麽嚴格。
記者:我就問最後一個問題,這也是個老問題。現在學者也好,有關政府的官員也好,中國應該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關注生態的保護、環境保護。草庵居士您認為中國既想要發展經濟又要環境保護,怎麽能夠才能做到兩者妥善的兼顧呢?
草庵居士:在這方面我想關鍵是在法規的建立和執行,中國大陸也有一些環保法規要求,但是最關鍵的時候,中央體系要由中央來選拔人才、提拔管理幹部時,還是以經濟發展要求為第一目標,所以在這時候,環境保護會被忽視。重要的是要有民眾的參與,讓民眾的權益給大家都知道,因為把我周圍環境污染的時候,影響我生活,民眾就可以把他….
記者:那您認為現在離2008年奧運會還有700多天,在奧運會來臨之際,中國的環保方面的工作和以往的相比會有所改進嗎?
草庵居士:我想為了奧運會他們會有所改進,但是這只是局部的,但是總體中國的環境保護在目前來看,我並不看好。
記者:楊先生,您怎麽認為?
楊欣:我認為一個是相關法規的建立,還有就是執行,另外就是公眾的參與。如有這兩條的話,我想中國的環境應該說還是向好的方面有一些轉變。
記者:那您認為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環保的欠債會被慢慢的補上嗎?
楊欣:會補上一些。
記者:您是持樂觀的態度還是悲觀的態度?
楊欣:當然是樂觀態度,不然就不在這兒作了。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從中新社聲明看袁勝美國政治避難真相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下是獨立評論時間。最近,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飛行員,袁勝先生在美國尋求政治避難。關於對袁勝先生的議論業非常的多,時隔幾天,中國官方報紙中新社發表了一篇文章。今天我們就討論一下,袁勝的自述和中新社之間有什麽不同,他們都說了什麽?
草庵∶袁勝先生在美國尋求避難的事情大家都比較清楚,當時是,袁勝先生在中國上海機場,在飛機臨起飛到美國洛杉磯之前,在上海機場和一位山東同鄉講九評和退黨的事情,結果被山東同鄉向警察告密,國安部門警察要抓捕袁勝先生。可是因為當時飛機面臨起飛,袁勝先生又是返程飛機的主飛機長,當地警察不得不讓飛機起飛,並告訴袁勝在回來之後要找他麻煩,並告訴他已經危害國家安全了。袁勝先生就不得不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是留在美國尋求政治避難還是返回中國接受監獄制裁的問題。最後,袁勝先生考慮到以往中共迫害法輪功得的歷史,不得不選擇了在美國政治避難的模式。
伍凡∶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聞發言人11日就該公司飛行員袁勝出走一事接受了記者電話采訪,發言人說∶ 昨天(10日)我公司駐美國洛杉磯辦事處向公司總部報告,我公司上海飛行部飛行員袁勝在8月8日執行MU583航機由上海飛往洛杉磯的飛行任務抵洛杉磯後,於當地時間9日淩晨(北 京時間9日晚上)出走......
公司真誠的希望袁勝早日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回歸祖國和家人的懷抱。
草庵∶有些人因為聽信了美國某些親共報紙的不實宣傳,並不認為袁勝是因為政治迫害而尋求政治避難,反而講是因為腐敗活其他原因利用法輪功為藉口來尋求政治避難。不過,中共方面倒是很坦率,講出了真相。把在美國的親共人士煽了個耳光。
首先中共就承認袁勝是法輪功學員,而且還承認他找的就是法輪功學員,已有多年歷史了。另一個話題講的是中共沒有迫害他,還讓他飛行,有好的生活。不過,中共講話中有個問題,就是他們曾經善意提醒他不要被法輪功蒙騙。
伍凡∶中共的善意提醒,這是個掩蓋實施的措辭。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善意提醒是什麽樣的事實,中共什麽時候有過善意,他是用嚴厲鎮壓的手段來迫使民眾服從他。
采取的是法西斯暴力手段和政府的司法手段。根本就不是什麽善意的提醒。法輪功被迫害幾年來,大量的被迫害人士都出來作證,根本就沒有看到善意的提醒,法輪功受到的是慘無人道的政治和人身迫害,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草庵∶今天,我想從法律角度上談一談中共的善意提醒問題。首先,我們要知道,東方航空公司是美國上市公司。他在很多程度上要接受美國法律的管轄。在美國,公司是非自然人的獨立法人機構。於自然人有平等得地位和業接受法律管轄。作為一個公司,根本就不得管束他人的思想,更不能管束員工的宗教信仰,不要說是限制,善意的提醒都不行,因為你沒有這個權力,任何善意的提醒都是違法法律的。
而且也不可能被認定是善意的。只能被司法認定為侵犯人權。一個企業怎麽可以限制人的權力和信仰,更何況袁勝只是他的員工,按照原則,一天只有八小時在公司里工作。
伍凡∶你講的是美國情況,在中國,國營企業就是黨的化身,他不僅僅管你的思想,信仰,連你的生活都會管,這就是中共獨裁政府的特征。只要你不聽他的話,他就可以停止你的職務,不讓你飛行,讓你失業。從高尚的生活跌落到最底層的貧困生活。在中國,航空公司都是國營企業,如果袁勝不聽從企業領導的善意提醒,他就會失業,離開了這家航空公司就不會有其他的航工公司敢錄用,他就只能放棄飛行員的頭銜,生活就會極端貧困。
草庵∶事實確實如此,不過,我看這次中共是心虛了。首先,他不敢用官方名義回應袁勝的指責和事實,而是在通篇的報道中故意回避了袁勝被警察恐嚇的事實。透過這點看,中共的聲明基本上是承認了袁勝的陳述。他否定的只是公司並沒有迫害他。問題是,作為一個公司沒有任何司法權限,你要是迫害員工就是違反法律的事情,你否認公司未曾迫害袁勝,這本身就是公司要遵守的法律,這根本就不用說明,你說明,這反倒讓人懷疑這家公司是否經常冒用司法,迫害員工。更何況他還曾經善意提醒過。
伍凡∶在記者采訪東方航空公司員工的時候,大家對袁勝的評價都非常高,大家都說他是老實人,從來不講假話。是個非常優秀的飛行員,飛行十八年,從沒有出現過飛行事故。從這里也可以清楚的知道,袁勝是個非常優秀的飛行員,同時,東方航空公司的員工業從側面告訴大家,袁勝講的是真話,不是假話。他正是因為宣傳九評,勸人退黨而被警察糾纏,是為了躲避中共政治迫害不得不離開心愛的飛行員工作,離開妻子女兒到美國政治避難。
草庵∶這里還有個小問題,在這次事件中,中共不想將事情搞大,沈默不表態,讓東方航空公司表態,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東方航空公司是個全球性的企業,如果他違反了國際上的通行法律,很有可能會被海外起訴,這樣就可能有長期的訴訟案件,更有可能東方航空公司會被驅離國際航空市場。這樣對中共的損失會更大,對國際上的影響業會更大。所以,中共這次學的很聰明,首先在政治上不表態,而由航空公司來表態,表態上回避實質問題,但又巧妙的擺脫了責任,同時也變相的承認了中共官方上的迫害行為。
伍凡∶倒是海外的一些親共人士,拍馬屁沒有拍對。海外親共媒體給袁勝加上的猜測和映射都沒有真正符合中共的思想,相反是給中共找麻煩。以為是幫中共的忙,實際上中共根本就沒買帳,中新社的報導就很實際的說明了問題。這也讓更多的海外民眾了解了真相。
草庵∶不過,這個事件的發生,中共還是嚴密封鎖了國內的新聞管道,國內百姓還是一無所知。
伍凡∶袁勝政治避難事件對海外影響極大,又一次證實了中共對法輪功的政治迫害是非常的嚴重,連一個享受高薪的飛行員都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不的不放棄現有的良好生活。可見中共的謊言是多麽容易被揭穿。
草庵∶這也證明了中共是很心虛的,退黨,九評在中國大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多民眾在悄悄的退黨,傳九評。
伍凡∶就是如此,中共面臨的死亡之路。袁勝的事情更證明了這點。今天因為時間的關系,我門就現先談這些,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從賴斯講話看美國對華政策
草庵: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曾經有人寫信給我說:“你們的節目很多都揭露中共的黑暗,什麽時候能揭露一下美國政府的反華行為?”今天我和伍凡兄就談談最近的美國政府政策,也“揭露”一次美國的反華行為。
伍凡: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訪問亞洲和澳洲。在出行前,賴斯發表了一個講話,她的講話重點是:“中國可能會變成亞太地區的一支消極力量。敦促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在如何應付這個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大國時,形成一個共同的立場”。賴斯還鼓勵澳大利亞和日本與美國在應對中國時“步調一致”,“我們需要一起承認,中國將會改進其軍事力量,但我們需要確信,這種改進並不能超過中國的地區野心和利益範圍。”賴斯說,這是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擔憂,也是美國亞太盟友應該擔憂的,因為“我們有責任保衛亞太地區的和平”。
草庵:我非常喜歡賴斯女士,這是我在美國見到的最好的國務卿。這位自上任以來已兩次取消訪澳的美國國務卿,在談到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時指出,中國仍沒有進行民主改革,而其繁榮的經濟已提供了許多進行改革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麽它是一個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因為當你擁有10多億積極而有活力的人口,擁有一個有潛力變成一個真正推動其經濟增長進入國際體系的經濟時,那就是一個機會。”賴斯還強調,諸如知識產權等問題也需要提出來討論,因為中國的經濟是在國際經濟規則之外運轉的。賴斯的這個經濟觀點與我的觀點也非常的一致。
伍凡:最近,很多中國百姓聽了中共的片面宣傳,一直是認為是美國在封鎖中國,對中國有野心。其實,我們看到賴斯的講話就非常明確。因為,賴斯說,美國關注中國擴軍,並已告訴中國需要在這方面增加透明。中國2006年度國防預算約為351億美元,增幅14.7%。美國關注中國的人權和宗教自由,如果中國按照法規推動經濟增長,對國際社會和美國來說,是正面的發展。但問題是,中國並沒有一個透明的制度,沒有合理的據決策機制,一切都是黑箱作業。GDP增長百分之十,但軍事費用增長百分之十五,比經濟增長高一半,這能說是和平崛起嗎?在亞洲,中國是個大國,周邊根本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侵略中國,中國面臨著眾多的社會問題,醫療,退休,教育缺錢嚴重,但這方面的資金不增加,反而增加軍費開支,這很不合理。
草庵:賴斯這樣講話其實是有根據的,負責美國在拉丁美洲軍事活動的軍事將領昨天說,中共正在拉丁美洲逐步增加軍事活動,部份原因歸咎於美國法律限制美國軍事援助拉丁美洲國家。這個軍事擴張勢力是跟隨著2002年的<美國軍人保護法(Servicemembers Protection Act)>的規定而來的,法規限制美國軍事為一些國家籌資和訓練。這個法案使美國對拉丁美洲的11個國家終止了軍事援助。他說,"其中某些國家是重要的,譬如秘魯、厄瓜多爾、巴西,、玻利維亞"。他還說,這個禁令使其他國家無法分享學習美國軍事的"品質和特征",包括軍事部屬到民間領導者的理念和民主的原則。中共勢力的增長表現在許多中共高層領導訪問拉丁美洲,以及它與左派政府建立軍事經濟紐帶和在其它國家的活動,這個戰略區域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在美國的影響範圍之內。中共在去年向委內瑞拉販賣了三個JYL-1型移動防空雷達設施之後,還準備販賣它的新的FC-1型噴氣式殲擊機。中共本月初派遣了第二炮團 (Second Artillery)的官員代表團到古巴訪問。這個炮團是中共的戰略和戰術導彈的軍事力量,並且在訪問中提出問題,是否古巴正在研發導彈。中共最近意圖販賣新的側翼射擊防空導彈給玻利維亞的左派政府。而且,它還提供軍事設備給古巴,並與巴西合作一個據稱有軍事用途的聯合衛星計劃。
伍凡:這很明顯,中共意圖用出售軍事裝備的方式在美國後院搗亂,用高科技軍事技術來武裝美洲的獨裁國家,這本身就對美國形成了軍事威脅。面對這樣的情況美國擔心是自然的,對中共進行反制也是必然的事情。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羅德曼星期四在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作證時說,中國的軍事擴張看來是針對台海情勢而來的。中國的武裝部隊正在迅速發展其能力,以便強迫達成解決方案,同時遏制、推遲和抗拒包括美國在內的可能的外來幹預。羅德曼說,這是中國針對台灣的總體戰略的一部份,目的是要孤立台灣,並且迫使台灣領導人按照北京的條件跟大陸統一。羅德曼指出,美國的政策是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擴展會改變現狀,美國需要因應這種新形勢。
草庵:面對這種現實,賴斯對南亞國家和澳洲的訪問就有了特別的意義。賴斯此次印尼之行加強與印尼的軍事交流是此行最重要的議題。美國和印尼在去年11月恢覆了全面的軍事聯系。在澳洲她表示:“我們需要一起承認,中國將會改進其軍事力量,但我們需要確信,這種改進並不能超過中國的地區野心和利益範圍。這是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擔憂,也是美國亞太盟友應該擔憂的,因為我們有責任保衛亞太地區的和平”。
伍凡:面對中共不改善人權,不實行民主制度,全球民主國家的擔心是必然的。在經濟上,中共也面臨著眾多的問題。美國商務部長古提瑞茲周二就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摩擦,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他強調中國若不妥協,可能導致美國取消定於下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美中商貿峰會。
草庵:古提瑞茲周二在華府對亞洲協會發表演講時說:“如果中國未能解決與美國的經貿摩擦,將會有(不良的 )後果。一旦沒有看到具體的成果,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可能重新評估美中雙邊經貿關系。”去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2020億美元,而導致美國國會發起至少15項立法提案,其中大部分都是針對中國采取懲罰措施。美國國會議員指責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補貼國內企業,並放任仿冒盜版行為,藉以讓中國的出口商取得不公平的貿易優勢。在上兩屆的會議中,中國都承諾將大力整飭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不過迄今中國境內的仿冒盜版行為仍未消失。去年遭美國海關查獲的進口仿冒品中, 來自中國的就占了69%。
伍凡:其實,我們看看最近的美國的行為就基本可以了解美國對話的政策。不久前,美國和印度達成協議,同意印度開放核能源。與巴基斯坦建立軍事合作關系,並在那里建立了美軍基地。在經濟上對東亞國家給予支持和協助,特別是幫助越南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這些行為都在表明了一個政策和觀點,這就是要逼迫中國盡快進行政治改革,如果我們從以前的歷史上看,美國副副國務卿佐力克的講話早就非常明白地說明了美國的政策方針,這就是要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實行民主制度,改善人權。而不能再繼續獨裁統治。即使是看現在的世界各國,實行一黨獨裁的國家已經沒有幾個了。實行共產黨人制度的國家更是少數幾個國家,而越南已經在憲法上承認多黨制度,正在全國討論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問題。
草庵:胡錦濤將在四月份訪問美國,中美之間的問題都會再次重提。目前代表美國民意的國會就非常的憤怒,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周三表示他們將於本周末訪問中國以了解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除非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否則他們將推動實施一個對所有進口的中國商品征收 27.5%關稅的法案──此舉在去年的程序投票中贏得了67名參議員的支持,並可能獲得更多議員的支持。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上月表示,將設立新的中國執行辦公室,以監控中美貿易關系,可能還將對中國的汽車零件關稅以及侵犯版權行為提出訴訟。
伍凡:前一段時間,由於對伊拉克內戰及印度、伊朗外交問題的擔憂,美國暫時將中美貿易爭端擱置一旁,不過國會議警察告說,一些因素預示著美中關系前景堪憂,現在伊拉克局勢已經趨於穩定,美國可以騰出手來解決中共的問題了。解決中共的專制問題可以解決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問題,象北韓,古巴這些獨裁國家就會失去中共的支持,就會垮台。從這些問題上看,美國目前的政策是非常的好。是正確的。
草庵:我非常支持和讚賞小布什總統,也非常讚賞賴斯女士,我也非常期望在下一屆總統選舉的時候,賴斯女士能出面競選總統。不過,這是另外的話題了。今天我們就先談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
再談中國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
伍凡:各位觀眾好,在過去的時間里,我們曾經談過中國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現在,胡錦濤訪問美國,這個問題又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今天我們就再談一談這個問題。
草庵:今年四月,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升世界第一,超越了日本。這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以往,中國政府總是非常自豪地向人民宣傳,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了多少,有什麽好處,但這次,不但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擔憂,而且國內的百姓也有擔憂,甚至政府公開說明這里面有問題,而更多的經濟學者也是非常的擔憂。
伍凡:這說明大家對外匯儲備有了正確的認識。以往,中國政府不懂經濟,不懂金融,百姓對外匯儲備也不真正的了解,以為外匯儲備是中國政府的贏利,以為類似於中國百姓的儲蓄,越多越好。隨著人民對經濟和金融概念的越來越了解,現在中共再也不能欺騙百姓了。
草庵:什麽是外匯儲備,其實,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中國目前的外匯管制條件下,實質上是人民幣的發行儲備基金,類似於以往的黃金的作用。以前,中國發行貨幣是以黃金為基礎,有多少黃金發行多少貨幣。而中國實行外匯管制,你從國外拿進來一美元,中國就收走一美元,存到海外銀行,然後發行大約八元人民幣,讓你在國內使用。所以,在中國,美元幾乎就是人民幣的發行基礎貨幣。
伍凡:最容易理解外匯儲備的一個比喻是賭場。進入賭場之後,遊客必須用現金兌換籌碼,然後用籌碼參加場內的賭博或遊戲活動。離開時,遊客可以用所剩或所贏的籌碼從籌碼兌換台來換取現金。將這個例子應用到中國,籌碼就是人民幣,籌碼兌換台就是中央銀行,其收到的現金就是外匯儲備。來中國投資的人越多,人民幣發行就越多,外匯儲備就越多。外匯儲備到底是什麽?簡單的看,就是投資者(遊客) 暫時抵押在中央銀行(籌碼兌換台)的外匯現金。投資者離開中國時就需要用所剩及所贏的人民幣(籌碼)換取外匯現金。為什麽需要外匯儲備?如果央行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投資者獲利回吐,希望取回外匯並離開中國時,央行的可兌換承諾就無法兌現,這就可能觸發投資者恐慌性撤離,也就是亞洲金融風暴時在泰國、韓國等國出現的情況,那時這些國家不得不賤賣資產給外國人來換取外匯。因此,外匯儲備其實是別人讓我們的央行保管的錢,並不是中國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財政收入,當然不可以用來修地鐵或其它。
草庵:日本的經濟規模以美元計大約是中國的三倍,如果以每一美元GDP所擁有的外匯儲備計,中國的外匯儲備擁有率是日本的三倍!是不是太多?當然,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因此,中國人均擁有的外匯儲備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不是太少?印度與中國人口相當,但其外匯儲備只有1500億美元,只占中國的六分之一。與印度比,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不是太多?中國的外匯儲備比日本及印度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比日本及印度要多很多。如果中國今後出現經濟、金融動蕩,二十多年積累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資本升值有可能在短期內要求撤離,那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很有可能不夠。如果以過去十五年每年平均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計,剔除資本增值,外商直接投資在過去十五年的存量就達到了 7500億美元;加上資本增值,外商直接投資的總存量一定超過今日我國外匯儲備8500億美元的水平。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當中,除了外商直接投資的美元流入,還包括中國貿易順差,即出口超過進口,導致的美元流入。用賭場籌碼的例子,就是中國人掙了外匯,不想持有外匯,因此將外匯賣給央行,持有人民幣(籌碼)。
伍凡:按照這樣的計算,一旦中國發生經濟危機或政治動蕩,中國的外匯儲備就可能不夠用,很可能會發生很大的問題。從這點上就容易理解中共為什麽要保持強大的外匯儲備,因為中共一直是獨裁統治,政治危機很強,他明知道,外匯儲備多,特別是購買的美元外債多。美元貶值對中國的外匯儲備損失非常的大,有專家估計,近年來,美元貶值所造成的人中國外匯儲備損失每年超過四百億美元,但中共卻一直不敢減少外匯儲備原因也正是如此。
草庵:外匯儲備並不是越多就越好。按照經濟慣例,中國最佳的外匯儲備應該在三千億美元左右,八千億外匯儲備等於是自己本身缺錢,但又把錢借給別人。舉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就是:一個家庭本身想發展,想賺錢,本來可以自己投資工廠賺錢,但卻又把錢存到銀行,反過來請人家投資,自己心甘情願去給人家打工賺錢,或借高利息的貸款去投資企業賺錢,這很不合理。如果外匯儲備主要是由於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流入造成,就會沖擊短期內人民幣(籌碼)的供應。這時,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央行就必須進行對沖,即在購入美元放出人民幣(籌碼)的同時,在市場(賭場內)借入人民幣(籌碼)。人民銀行的對沖活動在最近幾年非常成功,避免了由於國際資本流入可能導致的通脹,但今後對沖的任務將會由於資本管制的放松而越來越具挑戰。官方外匯儲備太多的一個政治風險就是被別人嫉妒,導致美國、歐洲及日本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應該鼓勵個人及企業持有外匯,也就是“藏匯於民”,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匯率變化必須相對穩定及中性,即可升可跌,可參考的波動方式應該是美元與歐元的匯率關系,而不是美元與日元的單向波動,必須讓老百姓有一個匯率會長期相對穩定的預期。
伍凡:正是中國外匯儲備的問題,加上貿易順差,結果就又造成了人民幣匯率問題。而這個問題就成為了中美之間的有一個主要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又引發了很多的政治問題。這次胡錦濤訪問美國,很主要的一個議題就是人民幣匯率,盡管中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簽定了一百六十多億的合同,給美國送大禮物,但人民幣匯率的實質問題並沒有解決。
草庵: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表面上看是經濟問題,但實質上是政治問題。大家都知道,美國政府看中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因為美國覺得中國政府是外匯管制國家,並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人民幣匯率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中國政府決定。
伍凡:中國政府在最近小幅度的開放了匯率制度,但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美國政府經過詳細測算,認為人民幣和美元匯率之間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差價,這也是美國國會要對中國所有產品征收百分之二十七點五懲罰性關稅的根本原因和根據。
草庵:關於人民幣匯率的這點差距,我想從根本上和大家談一談。大家都知道,決定一個產品價格有幾個因素,首先是材料成本,然後了勞工成本,再是環境成本和利潤及稅收。按照美國的標準,勞工成本最高,一般占整個成本的一辦左右,也就是說,一個產品有一元錢的成本,里面的勞工成本就大約是五角錢。首先,在中國,施行的是公有制,土地礦山等資源性的東西都是不可以買賣的。你可以買鐵,但你不能買鐵礦。因為鐵礦是國有的,不能買賣。但實際運作的時候,鐵礦是可以私人開發的,只要你有權利,你就可以開鐵礦。這里面就有了一個問題,礦山土地等資源沒有價值,也不能買賣,但只要你有權利,你可以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開挖。在海外,你開礦山,你需要先買土地,把含有鐵礦的土地買下來,然後再開采,但在中國,你根本就不需要買土地,你直接開采就可以,這樣一來,中國和海外在資源上,成本就相差,因為中國沒有了礦山購買的成本,你付出的只有開采的成本。所以,在中國,從原材料成本上,中國的成本就遠低於海外其他國家。
伍凡:中國的勞工成本也很低。中國加入WTO,最關鍵的談判就是拒絕執行關於勞工保護的條文。中國沒有獨立工會,也沒有可以執行的勞工福利制度。這樣一來,勞工的成本就很低,這就是為什麽美國一個普通勞工一天的收入就相當與中國勞工一年的收入的原因。中國不建立合法合理的社會保障機制,也沒有合理的醫療制度,很多企業都沒有專門的針對勞工的醫療保險制度。所以,中國勞工成本也非常的低,這樣是構成中國產品廉價的主要原因之一。
草庵:中國的環境保護幾乎是一片空白。在海外,環境保護的成本非常的高,你幹任何企業,生產任何產品都不能破壞環境,所以,這里面的成本費用都非常的龐大。目前,在美國很少有大型的化工企業,象燃料化工企業,幾乎世界都在中國生產。其原因是中國不需要環境保護非常,更不要提高額的環境保護支出。這樣算下來,中國產品成本與美國企業的產品成本就相差懸殊了。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產品廉價,大量出口到海外的原因。
伍凡:其實,中國政府這樣做,全都是損害中國人的利益,首先是資源的浪費和損失。把大量的資源無償地出口,至少是廉價的出口,而根本不顧未來的子孫後代。而勞工的廉價成本則是把責任推給後代子孫,因為這些人都是有老的時候,帶到了年老的時候,就需要下一代撫養,而現在不給他們好的福利待遇,也不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養老金,這對未來一胎化的中國年輕人壓力非常的大,是一種負擔的轉移,也是經濟利益的透支。難怪有很多經濟學者說,中國現在的經濟改革是吃中國子孫後代的飯,是資源預支,和吃人口紅利。
草庵: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看中國的經濟問題,實質上都關系到政治問題,如果實行私有化,土地礦山成為有價值,可以買賣的財產,誰還能想挖就挖,就是個人,他也會想到要能賺錢,要贏利,不能廉價出售。而在民主社會,大家可以自由組織工會,有獨立的工會組織,有了法律保護人權,大家就會用法律維護自己的人權。企業家就不能無原則地壓底工資,國家就要建立好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醫療體系,企業就要給勞工購買保險,勞工成本就上升。同樣,環境保護也就有了基礎。這樣一來,中國產品的成本就上升了,就不會有美國人所測算的百分之二十七的差距了。這個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大家都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和生存,誰有能力,誰就能發財。
伍凡:說了半天,經濟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政治問題,中國實行私有化和民主制度,什麽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都不是問題了。中國產品出口可能會少了,但也不是壞事情,因為目前虛假的高經濟增長是依靠損壞中國人子孫後代所造成的。再多的利益也是損害後代的利益,不能長久。而且這還面臨著西方國際社會的職責和制裁。
草庵:我們當然希望國內改進,希望中共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狀態。但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共的禁區,其實,中國只要改變了政治體制,很多經濟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今天,我們談的差不多了,就暫時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
分析中共對香港政改方案的拖延策略
伍凡:各位觀眾,今天我和草庵兄來談談香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過去我們談香港問題的次數不多,現在香港問題,尤其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相當突出,引人注目。
草庵:12 月4日,由香港5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陣,及20多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發起的爭取普選,反對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遊行。有25萬名香港市民參加反對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遊行。在遊行前數周,香港特首曾蔭權和香港泛民主派立法會委員溝通,傳達北京政府的指示,希望香港泛民主派議員不要發動遊行;曾蔭權同時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希望泛民主派議員支持政改方案。結果是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不被泛民主派議員們接受。
伍凡:香港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拒絕曾蔭權的政革方案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不符合香港選民的2個要求 ----- 第一,香港居民要求普選香港特首和全體立法會委員;第二,制定普選日期。這2個要求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現任香港特首是由8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而800人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是由社會的各界人士中產生,絕大多數由中央政府駐港辦事處在幕後操作產生,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現任香港立法會60名委員只有一半,即30名立法會委員是經過全港居民分區選舉產生,另一半30名是由中聯辦挑選,由特首政府指定委任的。這樣一來,立法會民意代表性就只有一半了。這種“鳥籠式”的選舉辦法的缺陷是非常明顯,因此《香港基本法》有規定,如果對2007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委員的選舉法要修改,需經過三級程序:現有立法會委員2/3多數通過;特首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
草庵: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如果對 2007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委員的選舉法要修改,需經過三級程序:現有立法局委員2/3多數通過;特首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因此,由香港立法會中泛民主派號召與推動,在2年前,2003年7月1日反對“基本法23條”,有100萬香港居民上街遊行。在2004年7月1日有50萬人遊行,提出在 2007年普選香港特首,在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當時的特首董建華面對如此巨大的抗議示威,無法處理,只好請求北京出面處理,由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禁止香港民提出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這樣一來,中共政權自己破壞了“港人治港”的原則。
伍凡:為了回應香港居民的要求,曾蔭權於10月19日公布《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在這個報告書中提出以1,600人特首選舉委員會,70席立法會委員,半數普選,沒有提出特首和全體立法會委員普選日期。今年12月3日有25萬香港居民再次上街遊行,要求普選和規定普選日期。香港立法會議員12月21日表決政改方案內的行政長官產生方法,在34票讚成,24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下,議案未能夠獲得通過。曾蔭權沒有得到北京的肯首之前,在政改方面,他是無能為力的,既使擴大了的“鳥籠政改”也是北京最後確定的。現在政改球又踢回北京。
草庵:立法會阻止了曾蔭權的《政改報告書》不久,曾蔭權北上京城述職,中共高層幾乎全部出動,在中南海共同歡迎曾蔭權到訪而公開亮相的包括了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副主席曾慶紅、國務委員唐家璇以及港澳辦主任廖暉等,顯示北京刻意強調曾蔭權仍然獲得中央一致的支持,並沒有因為政制改革方案遭否決,而受到影響。胡錦濤的講話只是重申中央“對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並將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沒有公開批評香港泛民主派。12月6日中共在汕尾開槍,對香港居民中的潮汕藉居民必定有影響。香港華人資本財團首富者大都是潮洲人,中共對香港問題必定要謹慎小心。看來胡錦濤對香港問題是耐住心,在等待時機。
伍凡:第二天溫家寶接見曾蔭權時,溫家寶說:“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究竟是什麽呢?溫家寶對香港問題的說法與溫家寶不一樣。看來,北京對曾蔭權的態度與對董建華的態度很大的不同。為什麽?我們不妨從經濟、金融、政治和國際關系上來分析。
草庵:我先從金融角度來分析。至少北京己經看到香港仍然是一只會生金雞旦的老母雞。
現在胡溫統治下的政權貌似強大,但實際上非常虛弱,己走到了內外交困的地步。中國股市連年下挫,一蹶不振,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己經崩盤,上海指證數跌近 1,000點,難以上升。在美國上市的70多家中國大陸企業,竟有90%以上變成垃圾股。據今年第二季度統計,股價在3美元以上公司只有7家,而在3美元以下的公司竟有50家。可見,中國公司在國內外股市都沏底失敗了。相反,香港股市在世界股市中排名第7,(排名序列:紐約、東京、倫敦、多倫多、法蘭克福和馬德里)。胡溫政權突然發現,香港才真正是中國最有價值的金融中心,期望由香港來挽救中國大陸股市,挽救中國金融市場。香港股市的堅挺是和曾蔭權分不開的,曾蔭權曾在董建華的香港特區政府內任財政司司長,指揮金融系繞安然渡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另外,從各個城市的GDP來看,香港是全國城市中首位,是上海的 1.7倍,人均產值約24,000美元。可見香港是中國按人口計算第一大的資本市場和消費市場。之外,曾蔭權與西方大國的政經人士有廣泛的關系,北京現在需要曾蔭權這張牌。
伍凡: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香港回歸中國巳8年半了,盡管有香港《基本法》為依據,北京也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號,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己變成了“京人治港”了,北京阻止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雖然香港對中共政權而言是一只會生金旦的老母雞,北京可以在香港股市獲得大批資金,緩解金融問題,但是中共一直害怕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基地”,善怕香港的政治改革進程影響到大陸,更害怕中國大陸發生“顏色革命”。同樣害怕,如果香港普選出的特首不是中共政權能接受的泛民主派人物,怎麽辦?這就是胡溫政權一再壓制香港居民的普選要求的原因,多次強調政治改革要漸進。很顯然,胡溫政權是在采取拖延策略,等待局勢的變化。溫家寶很清楚,“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在我看來,深層次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有3個方面:第一是政治改革中的普選和普選日期;第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長期以來是“行政主導”,立法會僅是陪襯,不是真正的“三權分立”,不能充分表達民意和制衡政府;第三個矛盾是中共政權和香港政府過分依賴香港大資本財團,照顧大資本家財團,損害了香港居民利益。這些深層矛盾不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香港居民的反抗是不會停止的。深層次的矛盾在在經濟結構上來講,香港現在是亞洲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商業中心、物流中心、和國際會議中心,正受到周邊地區的挑戰,如果這樣的結構不改變轉型,香港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很大的壓力,前景不樂觀。
草庵:從國際關系角度來看,香港是個非常特殊的地區。香港既是中國的大城市,受中共政權的管制,但它又是一個國際都市,北京和上海都沒有香港的特殊條件。香港獨立加入WTO組織,是亞太經濟組織非正式領袖會議成員 (APEC),世衛組織(WHO)成員,以及許多國際組織成員。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每年經北京同意,可以進入香港水域休假,但不能去上海、青島休?。可見,西方大國在香港有政經利益,他們會保護香港的特殊地位,而香港泛民主派可以到歐美各國去遊說,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譬如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明訪美國和英國,與布希總統及布萊爾首相交談香港民主化問題,這一點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沒有這個條件。並且,美國國會於1992年通過《香港關系法》,其宗旨在表達信任北京在1984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作出的承諾,讓香港主權在1997年回歸後,仍能維持“高度自治”。可是香港現在並沒有達到“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地步。香港可以出版《大紀元時報》,舉行“九評”研討會和支持“退黨”大遊行,其原因在於國際大都市和國際壓力。所以,我認為今後香港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發展變化,國際力量一定會起作用的,胡溫政權也在觀察國際力量的反映,作為他們下一步動作的依據之一。
伍凡:從中國民主化的角度來看,中國需要香港成功地實行普選,它必將影響和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因為這一點,中共特別害怕香港的政治改革,害怕在中國領土內有一個“民主基地”,正想盡一切辦法來拖延實現政治改革,這個策略與中共政權拖延和拒絕在大陸實行政治改革,其思路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香港人民不會擺休的, “港支聯”主席司徒華先生己發表講活,要在2006年發動更大規模的“七一”大遊行,強烈表達普選的要求,給中共政權施加壓力。胡溫政權將面臨香港人民的要求、國際力量的壓力、台灣朝野的聲援,和國內民間力量的支持。可以設想,香港民主力量將是沖挎中共統治的一股突擊力量,我們應該聲援和支持香港居民普選的要求。
草庵:香港的局勢還正在變化發展,我們會不斷關注它。今天討論到此告一段落。再見。
伍凡:再見。
分析中國"三軍"問題的現狀和根源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在中共統治下,幾十年來形成了一個著名的 "三農"問題,稱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共長期以來輕視和忽視"農業、農村和農民",所以形成了" 三農"問題。現在大陸出現了一個被稱為"三軍"的問題,是稱為"軍隊、軍營和軍人"的問題。其實,這是老問題新名稱而己,"三軍 "問題早己存在,只不過現在是成為公開化的社會問題了。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草庵:2005年8月,新華通訊社主管了望周刊社主辦的一份雜志《了望東方周刊》專訪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王安少將的一篇報導中提到"三軍"問題。把" 三軍"問題與"三農"問題相提並論,可見"三軍"問題非常嚴重。不久前,胡錦濤在一次講話中指出:"世界新軍事變革不僅是一場軍事技術和軍隊組織體制的革命,也是一場軍事管理的革命。並強調,科學高效的管理,對於降低軍隊建設成本,提高軍事系統運行效率、增強部隊戰鬥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軍隊要努力適應軍隊現代化的新形勢,更新管理觀念,加強現代化管理知識的學習,大力提高科學管理的能力。 "看來,胡錦濤想用軍事管理的革命來解決"三軍"問題。
伍凡:在我看來,僅用軍事管理這個口號或方法是不可能解決"三軍" 問題的。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共的私中共軍,不是中國的國防軍,沒有法律地位,沒有憲法保障,中國軍隊的一切活動都得聽從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絕對領導。中國軍隊是為中共的權力和利益服務的。當科學軍事管理的過程和結果與中共權力和利益發生沖突時,執行科學軍事管理是沒有法律依據保障的,任何最有效的軍事管理方法此時都變得毫無效用。這是中國軍隊想獲得進步的最大阻力。而事實上,胡錦濤身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他治軍的方針並不如他口頭所講用科學軍事管理方法。胡錦濤治軍有三個特點,一是政治治軍,二是外行治軍,三是閉門造車。中共中央政治局 9名常委,只有曾慶紅當過兵,其它常委對軍隊是毫無軍隊經驗。
草庵:中共從80年前建立紅軍時代開始,毛澤東提出" 槍捍子里出政權","軍隊絕對服從中共的領導"。中共把中共軍隊從一開始就是當作政治工具,並不是保衛國家主權利益的國防軍,在抗日戰事時期,毛澤東命令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要部隊不抗日,而是遊而不擊,擴大隊伍,占據地盤,進攻國民中共軍隊。用政治治軍的手段,以達到中共的政治目的,幾十年來從未改變。中共非常害怕一旦軍隊獨主於中共領導之外,實行軍隊國家化,軍隊服從和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中共政權將失取了私家軍隊保護,中共政權立即挎台。從治軍方法上來講,用政治治軍的手段與科學軍事管理治軍的方法是背道而馳的。政治治軍的手段是建立在中共專制獨裁制度的基礎上的,而科學軍事管理治軍的手段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的。
從種種跡象看,胡錦濤也在搞政治治軍。比如,他強調的不是軍隊的現代化而是古董化。最近,胡錦濤組織政治局集體學習,內容是紅軍長征的回顧與思考。今年是紅軍長征70周年,大肆回顧慶祝,這對現代化軍隊建設有何意義?毫無用處,與現代戰爭條件以及現代化軍事體制,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對紅軍長征的回顧紀念只不過是再次強調共產中共絕對領導軍隊而己,再次粉篩紅軍長征欺騙中國百姓罷了。
伍凡:胡錦濤以控制為核心來治理軍隊,害怕軍隊官兵變心不服從中共領導,所以組織路線必然是任人唯親,必然是外行管理內行,中國軍隊在這方面很不透明,外界知之甚少,但是,胡錦濤拚命抓內務、抓作風,把假大空那一套搞到軍隊里面來,強化意識形態灌輸。這套 "政治掛帥"或"政委掛帥"並不能解決如何管理軍隊的制度問題。假大空不能提高軍隊戰鬥力,也不能阻止軍隊的貪污腐爛,也不能阻止軍隊官兵思想變化。
中共中央軍委在2005年向全軍頒發的《軍隊貫徹執行"中國共產中共紀律處分條例"的補充規定》。新條例共30條,再次強調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禁止軍人私自參加團體、組織和參與宗教活動,禁止 "私藏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信息"。新條例還誓言將對軍人組織、參與遊行示威和串連上訪嚴厲懲處。可見,中國軍隊官兵己相當普遍的與共產中共背道而馳,根本不是一條心了。
中共既要軍隊官兵當奴才、當打手、當保鏢,但又害怕軍隊官兵發生兵變造反。中共高層整天提心吊膽害怕軍隊把他們趕下台、或暗殺他們。為什麽中共與軍隊的關系會如此惡劣和緊張呢?讓我們來分析"三軍"問題的現狀。
草庵:我們來分析"三軍"問題的現狀,先分析軍人的現狀。軍人分為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兩類。現役官兵約 250萬人,武警部隊約150萬人,共計約400萬官兵。幾十年積累的退伍官兵約幾千萬人。看看他們的生活如何?
改革開放近30年,國家經濟實力也增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幹部多次提高薪水工資,近幾年一連三次加薪,唯獨軍人的薪水不增加,直至今年8月才加薪,這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中共政權是要靠軍隊支撐的,可中共偏偏不善待軍隊,直令軍人寒心。這必然會引發中共與軍隊的嚴重矛盾。
現役官兵狀況,除了少數高級軍官和貪污軍官外,普遍的現役軍官生活清淡、收入拮據、環境艱難,尤其與在地方任幹部的同校同學相比,軍隊軍官生活地方官員差距很大。有一位軍官列出如下的差別
軍官與地方幹部的差別:
在地方當個幹部,就有了一切,如房子、車子,而軍官啥也沒有;
在地方當個幹部,給家人啥事都能辦,軍官啥事也辦不了;
在地方當個幹部,愛啥時回家就啥時回家,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天天和老婆孩子、父母在一起,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有個位子就可以坐老,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天天可以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有工資外收入,軍官沒有;
地方幹部能過正常人生活,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能輔導子女,的錢請家教,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以學習為名可以國內國外遊山玩水,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可以給父母養老送終定孝,軍官不能;
地方幹部晉一職是一職,軍官的職務到頭什麽都不算(盡管我們中共已從革命中共成了執政中共,但軍官的職務還是不能通用,軍官的地位依然是在革命中共人的地位上);
地方幹部是一次性就業,軍官是多次性就業;
地方幹部回家不怎麽花錢,軍官什麽都得花錢;
地方幹部得到是實的多空的少,軍官得到的是空的多實的少!
伍凡:軍官與地方幹部這麽多的差別關鍵在於地方幹部是公務員,其政治和經濟地位受法律保障。而軍官不是公務員,也不是職業,而僅是中共私家軍的保鏢打手,名義上非常好聽是為中共為國為民服務。不要忘了,他們也是普通人,有家有妻小老人要扶養,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不是牛馬奴才。其根本原因是軍隊不是國防軍,不受憲法保護。中共既要用軍人,而又不善待軍人,實在沒有道理。
軍人,首先是人,後才是軍人.一個人及家庭的生存都不能維持, 還能讓他甘守清貧,講什麽奉獻嗎.
草庵:有位軍官寫到:我是青島的一名軍官,簡單講一下我們的實際情況,我們青島的房價是 8,000元每平米我一個月的收入是1,160元,我不吃不喝1年才買1平米,青島的女孩又很現實,你說我們要怎麽結婚? 我們不是神我們也是人,你要我們怎麽辦?
如今社會發展了,卻要軍人,一直在部隊奉獻青春的軍人忍耐,如今的部隊是一個急性需人才的部隊,而人才卻在部隊忍耐低待遇,部隊的基層已經面臨很大的危機,人才、高技術人才的嚴重匱乏已經阻礙了部隊信息化的進程。目前,已經到了非調整軍人待遇的時候了,否則三年內要求轉業的部隊幹部,有才幹的幹部將會大量申請轉業,這對國家沒有好處。
除卻工作,軍人的收入、愛情、親情、社會地位、轉業問題等等,是現在許多軍官不願呆在部隊的主要原因之一,還有就是軍隊的現實狀況,許多人覺得難有作為。。。。
伍凡:有位軍官在網上寫著自已軍人生活情況:我是在部隊基層,親身感切到做一名軍人的辛苦,我生活在艦艇上 ,長不超過110米,可生活近180人。常年累月出海,一年至少有150天在海上訓練,演習。我已結婚了,一年跟家屬待在一起的時間是用小時計算的,還好,娶了位通情達理的好女子。你們知道嗎,這些年為什麽軍人的離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是與家人待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對對方關心太少了;一方面軍人的待遇太低了,養不起家 ,窮則思變。所以說,每個軍人家庭背後都有一部心酸史。這一輩子不但犧牲了自己,還犧牲了家庭,以及下一代。
我身邊有大量的事實,我們艦軍醫從第二軍醫大學畢業,學了5年,分配到艦上月薪不到1,800,而同期入學的地方委培生,畢業後回老家福建一家醫院,月薪近8,000。想當初也是高分入學的,而委培生大部份是交大量的錢,才入校讀書的,可畢業之後差距之大讓人心寒 .
還有一位,是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入伍的。是學計算機專業的,的確專業水平非常高,但部隊的體制編制都限制了其發展。他同學在深圳任職年薪近20多萬,而他的月薪連1/10都不到。
軍人不提高待遇的話,人才流失的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十幾二十年才能彌補的,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
草庵:再看看從農村來的士兵是這樣進軍隊的。
我就是當軍人出身;當兵的時候還得給接兵的軍官一個紅包;到了部隊以後。還得給做這個;做那個。都得那錢頂著。我都快瘋了,只好回家務農了。
伍凡:再看看軍隊家屬的苦楚:
我現在也是一名軍嫂,我和丈夫結婚還不到半個月,但他今天已經走了,他是一名汽車兵,今天他們部隊出發去西藏了。今天早上我送他們的車隊走的時候,我真的好想哭,真的很舍不得他離開我。更傷害了我們最親愛的軍人!他們沒有節假日,他們沒有休息日,他們沒有婚假!!!我們結婚的第二天,剛舉行完婚禮的軍人,就要回部隊等候上級的命令,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就只有一個晚上!想想吧,我們都是人,他們也是人,地方上誰結婚不請個周把的假期?只有軍人,他們沒有,一天都沒有!
我做為一名退伍老兵,多年之後又成為了一名軍嫂,深深的知道軍人的若與甜,軍人的付出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而做為軍屬,地方的女性也是無法體會其中酸楚的感受,愛人長年不在家,我們就要像個男人一樣要撐起這個家。
我倒想問問胡錦濤軍委主席,你結婚的時候有沒有婚假?看來中國軍隊是否有點太不近乎人情了,這都是受中共中共文化的毒化,人和人之間只有階級仇恨而沒有人間溫暖,這己不是人類生活了。世界各國軍隊官兵不是過這種沒有人間情愛的日子的。軍人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軍人。
草庵:我們再來看看退伍官兵的情況。據不完全的估計,在大陸的中共軍隊退伍軍約有幾千萬人,其中相當大的數量是弱勢群體。廣大退伍軍人是入伍前受中共統治勢力欺害最深的弱勢群體中的成員,他們入伍後付出代價最大和受損害最多,服苦役和服險役,待遇最差和受歧視最深的。他們退伍後又再次回到弱勢群體中。軍人退伍官兵離開軍隊後不久將面臨三大生活困難:尋找工作或轉換工作非常困難( 退役後沒有分配到工作,或分配到工礦企業不久被迫下崗);看病治病非常困難,沒有錢負擔醫藥費;住房困難,無錢購實房屋。不少退伍官兵被迫流落街頭,為中共國犧牲一生,最後含憤離世。
這里有個例子,曾參加過1978年中越邊界老山地區作戰的68名山東籍退伍軍人,在因生活無著落而進京上訪,於今年2004年 7月14日被警方從中國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帶走,"下落不明"。
伍凡:一位合肥的陳姓退役海軍上尉,在自由亞洲電台聽眾熱線上傾訴:他現在的月收入300元,比起在部隊時的收入少 20倍。這位陳姓退役海軍上尉,一落千丈一下子跌進冰窟窿的遭遇,他本人、家人、戰友隨便怎樣都想像不到,接受不了的。那末中共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很簡單,現役軍人是它用來鎮壓民眾的工具,退役軍人就"棄之如敝屣",一腳踢出了。這種事例傳回中國軍隊,對現役官兵的思想情緒將有極大的影響。據知,現在中國軍隊官兵絕大多數要求軍隊國家化,軍官退伍後有尊嚴體面的養老生活,士兵退役後能受到法律保護,在就業和就學方面得到扶助和安置。
另一位退伍軍官講:我當兵19年半,中校軍銜,技術10級,在部隊享受營級待遇。97年轉業,安排機械維修工,當時屬事業單位,按政策工資與廠長差不多,幾年下來轉制改革,現在收入跟畢業兩年的大學生比還差。
草庵:我們看看美國的退伍軍受法律保護,有退伍軍人部全面扶助和照顧退伍軍人。我有位朋友,他生退休後有3 份終身月收入:社會安全金、退伍軍人月金和退伍後在政府部門工作的退休月金,合計每月約5,000多美元,並且獲得軍隊醫院的醫療照顧和退伍軍人保險。所有這些經濟和醫療保障,都是經過美國國會立法,由美國政府執行的。美國退伍軍人2,650萬是安定社會的中產階級。
有句話很值得深思:"軍人的地位就是國家在世界上的真正地位的參照系"。看看中美兩國軍人的地位和待遇就可以對比出哪個國家更受人尊敬。
現在中國廣大退伍軍人的生活己成了社會問題,他們為國家作出犧牲,卻得不到尊重,相當多的退伍軍人己參於維權運動和法輪功,他們正在為維護自身的權利而與中共鬥爭。
伍凡:現在來分析"三軍"中的第二個問題 "軍營"問題。這主要是指軍人的住房問題及部隊內部的管理問題。
中國軍人住房現在分兩類,第一類是軍官住房,尤其是團級以下軍官的住房問題。這類中下級軍官收入少,根本沒有財為購買房屋居住,並且駐防調動頻繁,也又不便於買房,只好租賃便宜的民房居住。在城里工作的軍官,如果住地與辦公室距離較遠,沒有能力購買小轎車,則交通也成問題。
關於軍人的住房問題。其實,軍人服役期間租住的軍產住房,也一樣要交房租,軍人沒有產權。也就是說,無論你在軍隊服役多少年,你都不可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住房的。而且,現在許多部隊的軍人,尤其是駐紮在城市的軍隊,根本無法實現按職級租住軍產住房的標準。許多部隊的營以下軍官甚至包括部份團職軍官至今仍住在筒子樓中,或幾家人合住在一套單元房內。最近幾年,有部份軍隊單位自建了一些經濟適用房,解決了一少部份人的住房問題,但軍隊自建的經濟適用房,房價實際上同地方的經濟適用房價格基本上是一樣的,完全要軍人個人承擔,但卻不能像在地方購買經濟適用房一樣擁有自己的產權,他們花錢同樣的錢買到的只是對房子的使用權。盡管如此,目標軍隊自建經濟適用房的政策也已經取消了。國家要求今後軍人的住房問題要依托地方政府統一建設的經濟適用房來解決。
草庵:軍營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要建立為士兵 (占軍人的絕大多數)居住和訓練的營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建立軍事基地的住房。這方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非常落後。
美軍正規部隊和預備役人員加起來也有200多萬,但在本土的營區只有幾百座,在海外的基地也很集中,基地化、規模化、集約化保障程度非常高。美軍士兵的住房多是一人一間,有獨立衛生間,完全是賓館化管理,衣服扔進洗衣袋即可。
未來部隊機動作戰能力不斷增強,作戰半徑和控制能力逐步擴大,指揮地點在信息網絡上根本沒有差別。美軍實際上是在五角大樓里指揮伊拉克戰爭,他們能夠全球部署、全球到達,靠的就是快速機動能力,而不是把部隊到處'撒胡椒面'。
伍凡:中美兩國軍隊性質和宗旨不同。美國軍隊大部份基地不在城市,尤其是陸軍、海軍陸戰隊和空軍部隊駐紮在人煙稀少的山川或平原基地,軍隊訓練不對百姓生活產生幹擾。而中國的軍隊為了保衛中共政權,被當作看門警衛使用,所以連野戰軍部隊都隨時被調來調去警衛中共中央和地方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這樣使用調動軍隊,中共從未要想為軍隊建立長期穩定的基地和軍營。但是,現在整個世界軍事形勢發生大變化,一支龐大的軍隊要準備打信息戰,沒有固定的、設施齊全的軍營基地己完全不能適應現代戰事的要求了。
中國軍隊第一代營房建於上世紀50年代,主要目的是保證從朝鮮撤回國的志願軍回國後有房可住,解決營房短缺,其中相當一部份是低造價的"幹打壘"。什麽叫"幹打壘" ?就是用泥巴加麥桿建成屋頂和四周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解決"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隱蔽疏散問題,第二代營房提倡"山、散、洞",有的幹脆就是工事營房一體化的"地窩子";第三代營房是改革開放後在忍耐中求發展的產物,簡易樓房,磚混結構,清水墻,營區配套很差。現在"軍營"問題提出來了,要為軍隊建築現代化營房基地,問題不容易解決,首先是要改變軍隊任務和目標;其次是資金問題。中共政權面臨的難題:一方面軍隊、教育、醫療等等需要錢,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貪污腐化。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草庵:"軍營"問題的另一個內容是軍隊管理,目前最大的管理問題是各級軍官貪污腐敗。軍隊不是真空地帶,中共地方官員普遍貪污,這個風氣自然吹進當地駐軍,軍官們貪污也成風成制度化了。看看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貪污事例。曾擔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全軍房改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之後升任海軍副司令員的王守業,貪污和挪用軍費1億6千萬元人民幣(折合約1,990 萬美元),單從他在其北京、南京兩處寓所,查抄到人民幣現金就達5,200萬元,美元現鈔二百五十萬。在其辦公室發現的私設小金庫帳號內,有存款五千余萬元。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王守業貪污和挪用的款項實際上高達3億元,涉及的官員也不止少將一級,而是上將甚或更高。
據公開的消息,王守業先後花了1,200多萬元,包養了5個情婦,分別來自解放軍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工團,另有兩名為解放軍陸軍軍事學院中共委機要員和總後勤部一辦機要員。
伍凡:軍隊中王守業之類貪污是軍隊腐敗之因,海空軍頻頻出事則是軍隊腐敗之果了。最近在安徽宿縣發生空中預警機爆炸,40 名軍官和技術人員死亡。中國解放軍海軍一艘輕型導彈護衛艇日前在廣東珠江口桂山島附近,與一艘香港貨船相撞,海軍護衛艇沈沒,四名海軍官兵死亡,13人失蹤。這是繼今年3月18日海軍在上海吳淞口發生撞船事件之後的又一起同類事故。如此嚴重事件不但暴露了解放軍海軍在訓練和管理環節上存在很大的問題,而且從另外的角度佐證了某些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已經嚴重侵蝕了解放軍紀律作風的肌體,給軍隊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這令人想起百多年前中日甲午海戰之前,北洋水師高級將領的貪腐,最終導致水師幾乎全軍覆沒的慘痛場景。
草庵:"三軍"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軍隊" 問題。我們上面講到中國軍隊不是國防軍,是中共私中共軍,必然會引起軍人們不滿,必定會影響中國軍隊戰鬥力。我們現在來分析中國軍隊戰鬥力。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伍凡:任何形態的軍隊戰鬥力的主要構成要素都是火力、機動力、信息力和結構力。適於打機械化戰爭的機械化軍隊的核心戰鬥力是火力和機動力,而適於打信息化戰爭的信息化軍隊的核心戰鬥力是信息力和結構力。中國軍隊正在向機械化和信息化轉變,要同時在這兩方面轉化達到目的是相當艱難的,僅管困難重重,中國軍隊的確在轉變中,是有些成績。但問題仍然很多很難。在軍隊信息化建設中,無論是發展信息化武器裝備,創新軍隊理論,還是改革組織體制,培養軍事人才,都要圍繞提高軍隊信息力和結構力進行。現在網上看新裝備是不少,可你投再多的錢去買先進的武器裝備,沒有人來用有什麽用,你真等到打起來招募人來嗎?人海戰術、人民戰爭早就成為歷史了!況且武器裝備光靠買又有什麽用,沒有自主的國防科研體系,沒有一流的裝備研制人才,那還是被別人勒著脖子。中國軍隊的體制和傳統,一向排斥或者敵視知識份子,那麽高科技武器由沒有現代科技知識的所謂 "大老粗"來玩弄嗎?這是個嚴重的人才缺乏的問題。
草庵:目前中國基礎信息產業相對薄弱,大量基礎設備在較長時期內仍將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從國外引進,不僅面臨受人遏制和封鎖的威脅,更為嚴峻的潛在危險是,由於中國缺乏必要的檢測手段,一些進口的信息基礎設備潛伏著外國廠商或軍事情報部門預先埋設的後門或遙控管道,對中國信息安全隱患著極大危險。部份核心芯片 (譬如CPU) 和系統內核心邏輯編制程序掌握在他人之手,難以保證其安全利用和有效監控。一旦發生重大情況,那些隱藏在電腦芯片和操作軟件中的"特洛伊木馬" 就有可能在某種秘密指令下被激活,或造成國內民用電腦無法啟動,或使中國的金融、電信、商務系統癱瘓,甚至使中國政府和軍事指揮系統遭到信息武器攻擊,從而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和軍事部門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近年來,中國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但信息系統的防護能力卻相對滯後,某些重要的應用系統甚至處在不設防的狀態。在平時,這些不設防或防護能力差的信息系統易成為外國情報機構竊取情報的有效而便捷的途徑。在特定情況下,有可能導致外部勢力的信息攻擊,從而有可能危及中國國家安全與戰略穩定。這個己知存在的潛在危險,必將嚴重危害中國軍隊戰爭力。
伍凡:中國軍隊高級武器大多是靠進口,自己開發研制始終至今沒有跟上來,這中間有指導思想的問題。 "打什麽仗,發展什麽武器",這是研究開發武器系統成功的指導原則。第一次世界大戰,作戰方式是大規模的地壕陣地戰,士兵們躲在地壕堡壘內堅守陣地。英國人發明坦克,前首相丘吉爾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極力倡議和推廣在軍隊中運用坦克,後被人們稱為"坦克之父"。坦克的出現完全改變了第二次大戰的戰爭方式,延變成大規模坦克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人為了保衛英倫三島不被希特勒德國軍隊入侵,首要任務是要保衛領空。二戰中期,英國人發明了雷達,配合英國空軍打落大批德國空軍戰機,終於守住英倫三島。上述兩個例子說明 "打什麽仗,發展什麽武器"的原則。中國軍隊要打什麽仗,應該自己研究開發和制造適合自己口味和手感的武器,戰爭才能勝利。
現在中國軍隊是到處采購武器,用別人研究發明的武器來打仗將會發生很大的困難,譬如後勤配件供應,武器對氣候地理環境的適應,操作人員的體型個頭大小、以及武器設計的文化背景等等因素,都會影響到武器功能的發展。最主要別國出售的高科技武器永遠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那末中國武器系統永遠在別人後面,那是會被挨打的。
草庵:最後,我想提一下軍人素質的問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各種新式武器層出不窮。由於武器系統的變化,引起作戰形態、軍隊結構、作戰方式、指揮手段、戰略戰術等一系列的變化。 "零傷亡, 非接觸"等戰爭新概念的出現,促使各國相繼考慮對策。
再先進的武器是由人發明的,再好的武器也要由人去操縱,再先進的電腦也不能完全取代人的作用。以現代"信息戰"為例,交戰雙方是通過控制信息與情報資源來爭奪戰場主動權的,這故然要有先進的技術作保障,但是更要有一大批能夠駕馭戰爭與指揮藝術的高素質人才,否則必敗無疑。
由此可見,當"三軍"問題中的"軍人"問題不能妥善解決的話,官兵們沒有持久的心願為軍隊服務,高教育程度人才不願參加軍隊,那麽再先進的武器系統也將是無人使用的廢物一堆。
伍凡:中國軍隊的"三軍"問題,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看來中共已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在此討論,是要和觀眾們一些思考,應如何解決 "三軍"問題。依我個人之見,在沒有中國共產中共絕對領導中國軍隊的前堤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軍"問題。
草庵:我同意你的看法,只有解體中共,建立未來的新中國政府才能沏底解決"三軍" 問題。今天我們就討論到這里吧。各位觀眾,再見。
伍凡:各位觀眾,再見。
紐約"同一首歌"風波背後的較量與思考 (1)
草庵:1月14 日,居住在德州,並在國際著名研究機構貝勒醫學院任職的免疫學專家封莉莉教授和政治評論家橫河先生前來加洲講學.因為我們是朋友,所以前去聽課。我本來對禽流感和免疫學一無所知,聽了演講才知道禽流感的極大危險。但在這個學術會議上,兩度有人提出了中共在紐約要演出《同一首歌》,還詢問了他們對此問題的看法。如此,我才知道了《同一首歌》的點滴情況。
1月18日,洛杉磯的一些朋友要在中國領事館門前進行抗議活動,我因為公務沒有參加。但到了下午,一位遠在北加州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請我查詢兩位居住在加州的華人。這兩個華人就是與中國中央電視台共同舉辦《同一首歌》演唱會的華美國際文化傳播公司老板趙紫辰和林選棟兩位先生。根據這位朋友爆料,這兩人都是用“身為法輪功學員,在大陸受到迫害,而不得不在美國申請政治避難獲取在美國永久拘留身份”。
接到電話後,已經接近晚間五時,我急忙與美國有關執法部門聯系,大約只用了半個小時就基本查清了這兩個人的基本情況。當時,美國某執法機構的負責人對這兩人身為“政治避難者”而又與中共合作感到非常的困惑。他們無法理解,既然根據他們自己寫的申請避難材料所敘述的“嚴厲迫害”事實,怎麽可能受到中共委托而與中共合作。
伍凡:1月19日。法輪功的朋友們前往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及國土安全局對這兩人進行了舉報。當即,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就表示了:“馬上立案,嚴厲追查”。而國土安全局也當即表示:“面對可能的移民欺詐,要立案偵察”。
草庵:與此同時,法輪功的學員們也動員了很多的人員開始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同時,本人在當天也寫了一篇公開建議書給法輪功的學員們,對他們抗議中共花費公款在美國進行政治性宣傳及活動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同時也從法律角度提出了本人的幾點看法。同時也將《同一首歌》主辦單位的聯系電話及售票處電話公開。也將本人與他們幾位主要負責人及工作人員的通話內容,部分地向法輪功學員及相關的美國機構與團體通報。
伍凡:1月20 日,美國的《國際司法協會》,《美國世界人權組織》與《國際人權法律項目》向美國紐約南區法院聯合遞交訴狀,控告中央電視台(CCTV)刻意制作,傳播和散布宣傳材料,旨在煽動、幫助、挑起、授權、命令或慫恿非法關押、任意逮捕和嚴重的精神與肉體折磨、洗腦。原告為王慧敏、陳鋼等五名法輪功學員。原告律師泰瑞。
草庵:音樂本是我最喜歡娛樂。早在年輕的時候還曾經自己和幾位朋友組織樂隊進行街頭演出。而大陸的著名演員劉歡和李谷一都是早年相識的朋友。對於他們前來美國進行演出,本人並不應該有任何異議。但這次演出並非傳統上的西方社會的商業演出,而是本身由中共出資一百萬美元的政治演出。《同一首歌》作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愚弄安撫中國百姓之後,再次淪為為法輪功學員洗腦的政治標志性歌曲。很顯然,在新唐人電視台全球新年聯歡晚會之後進行,有著中共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1月21日,就在我的公開建議書發表之後,我接到了數個來自中國大陸及美國的電話。其中大陸一位從事政治宣傳管理的一位官員對我進行了一些勸告之後,和我進行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這位官員問我:“你寫的建議書是警告我們呢?還是威脅我們?”這個問題讓我有些哭笑不得,我問他:“你覺得呢?”官員回答說:“看來你是死心塌地不想回大陸了”。我回答說:“其實,我是否能回大陸可真不是你能決定的,你們不過是管個宣傳部門,有這麽大的權利嗎?要是連我都被禁止進入中國,我就鼓動海外的人發起回國運動,讓被禁止回國的海外一千法輪功學員集體在一天內回國,看你們怎麽把這些人都關監獄去”官員沒有直接回答:“我們已經把你文章簡要連夜送上去了”。我嘿嘿地笑了:“沒準我這篇建議書很得錦濤的歡心,你怎麽知道我不是在幫他,他就喜歡這種壓力,你們幹革命沒有壓力怎麽能有動力?再說了,錦濤不是對著美國朋友說他們很重視我這類的關心中國的海外華人的反對意見嗎?我這不是給中共貼金嗎?”。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一位中國領事官員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有人連夜就將我的建議書秘密發到了中國大使館,讓幾位使館官員連覺都睡不好。
我聽了這些官員的反應,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因為以我這兒些年和中共打交道的經驗看,面對法輪功的海外壓力,中共宣傳部門是沒有任何壓力的,他們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務,將演出完成,將錢花掉,如果能從中賺點個人額外收入更好,至於是否能引起外交事件或更多的問題,那不是他們的考慮範圍,更不是他們的工作。相反,與這次海外演出沒有太多關系的外交部門則是增加了額外的壓力。解決未來可能出現的外交風波和海外訴訟才是他們真正擔心和頭痛的問題。
就在我的公開建議書發表之後,很多人對此也有不同的意見。我在建議書中強調了幾點:一是要合法,二是要有組織,有準備,召集海外各大媒體,將時間擴大化,公開化。三是利用美國法律,尋找證據,準備進行長期訴訟。四是要將中央電視台的官方身份和背景曝光,將胡錦濤和溫家寶送上美國法庭。同時將參與的中共黨員身份曝光,送交美國司法機構調查,從新啟動美國政府1950年制定的INA212條款,也就是禁止共產黨員進入美國的法律規定。
伍凡:有人對你的建議書的不滿很明顯,這就是覺得中共即使是在美國演出,唱的也是歌曲,本身歌曲並沒有錯。其實,這里面有個很大的理解問題。在美國,人人平等,皆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美國法律卻同時規定政府不得從事任何宣傳。這個法律的意義是,政府是個擁有龐大資源和權利的機構,他於百姓個體或社會團體相比都擁有強大的資源,從全面看是不平等的。如果政府能擁有自己的宣傳機構,就必然會導致政府的獨裁。所以,在美國,即使是美國之音這家唯一的政府出資的官方媒體,他也不允許在美國本土宣傳。縱觀全球,幾乎所有的官方媒體都是對外宣傳,但他絕對不允許對本土宣傳,更不允許海外其他國家官方媒體對本國設立機構進行宣傳。而中共中央電視台到美國主辦演出會,本身違反這一美國法律要求。歷年來,在美國的百姓並不清楚中共不允許私人經營媒體機構,而對中共官方媒體機構對美國進行鋪天蓋地地宣傳並不了解。按照他們的觀念,還以為中國也如同美國一樣,那些媒體機構也是私人擁有。而借此機會,能將中共宣傳機構逐出美國,很顯然,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我對很多朋友們講:“這個問題並不主要是歌曲的問題,歌曲是問題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允許中共利用強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用官方的媒體機構對海外華人和美國百姓進行共產主義洗腦。要讓反共的媒體和私人的媒體有同樣的機會,絕對不能因為官方的資源而掩蓋百姓的不同聲音,歡迎私人的商業演出和抵制官方出資的政治演出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盡管官方資助的演出也是唱同樣的歌曲,但大家處於對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對官方行為也要進行抵制,這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官方行為的問題,即使是美國官方進行這樣的活動,百姓也同樣要進行抗議和抵制,這是保證我們民主自由體制能長期生存的必要條件。”
草庵:很顯然,美國政府在對待這件事情上采取了一種默默地支持法輪功的態度,就如同我與國內一位重要官員談話中這位官員的疑惑一樣:“美國政府官方雖然沒有直接表態,但他的下屬執法機構如此快的反應也說明了美國政府的態度,FBI要調查主辦者,這不是明顯的反對這場演出嗎?,你們到底要幹什麽?要傳達一種什麽樣的信息?”
伍凡:其實,早在數月前,主管中國事務的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就早將美國的新對華政策公布於眾.對於中共的獨裁統治和共產主義就是要采取壓制和制止的動作,對於中共改革開放,采取支持的態度,但並不表示對他的獨裁讚同.可惜的是中共領導人仍舊處於舊日的夢想之中.依舊以為中美關系可以用經濟利益上的交換來取得美國政府對獨裁政治的認同.事實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最近幾年,美國政府交換經濟利益,但並沒有放下政治上的利益.特別是克林頓小台之後的小布什總統的對華政策,基本上已經進行了全面的更改,這也將影響著未來幾十年的對華政策.
海外華人的意見有其存在的道理,盡管這些海外華人多年生活在海外,但很多人並沒有完全理解並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更多的是保存著早年中共洗腦教育.但海外某些”民運人士”的反應則令我大吃一驚.面對法輪功這些無論從什麽角度上看都是弱小的團體的維護自由民主和自己權利的抗爭,他們采取的是一些漠不關心,甚至是挖苦和諷刺的態度,這讓我非常的寒心.
草庵:民主是什麽?爭取中國百姓的基本權利的活動就是最基本的民主行為。有些人認為,法輪功維護自己的權利是想尋求“政教合一”,特別是對《同一首歌》的抵制是對人的言論自由的侵犯,是想搞中共的輿論封殺,更有人認為是爛用美國司法進行訴訟,為美國增加司法成本。這些觀點貌似有道理,其實是根本就不值得一駁。
首先,先不提法輪功多次提出不參與政治,即使是在目前,法輪功也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傾向,他們進行的無非是人類最基本的維護自己權利的活動,是各個國家都憲法都賦予的基本法律權利,他們既沒有暴力,也沒有參加政黨競選,怎麽能說是政教合一?所謂“政教合一”和“參與政治”的定義根本就不符合目前法輪功的形態,參與政治往往指的是參與政黨政治,而不是泛指公民維權。否則以目前全中國如此眾多的上訪百姓都是參與政治。事實上,法輪功學員是典範的公民,他們采取的一切維權活動都是按照當地的法律進行,無論是司法訴訟還是遊行抗議示威,都是按照當地法律程序進行。依賴法律進行所有的維權活動這本身就是遵守法律的最佳公民行為。而利用法律也是體現了民主自由的最基本道義。難道我們在日常生活上出現了問題和糾紛,不依賴法律而采取別的方式才是正確的嗎?依賴西方國家獨立的,公平的司法體制進行訴訟正是解決爭端和問題的最節約社會資源和最能體現公平的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而如果大家有法不依,反而在遇到糾紛和爭端時各自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那才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行為方式。
伍凡:很顯然,在對待抗議《同一首歌》的方式和方法上,法輪功學員采取了極為忍耐的符合法律行為的方式。我在建議書中建議的方法上,我更希望能將中共推向美國的司法審判席,特別是將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位領導人推向美國司法審判席。但實際上,法輪功學員並沒有采取這項策略。他們並沒有采取激化問題,擴大事件的方式進行。我曾對他們說,只有在他們演出之前進行大型的抗議活動,才能激怒中共,讓他們做出傻事,否則就無法達到更大的影響和形成更大的訴訟。
抗議並不是主要的目的,阻止一場演出也不是目的,而將中共的附庸者推向美國司法審判席才是真正的目的。只有將那些違反美國法律,支持中共政權的人訴訟到美國司法審判,才能真正具有威懾力,才能讓那些依賴中共豢養謀財的人遠離中共。
法輪功在這次抗議活動中沒有特意激發事件,而是依舊采取了和平的卡抗議示威活動,給人以一個平和的修煉團體的印象。依然是按照“神給胡錦濤的時間不多了 ”為主要根據,並沒有刻意要將胡錦濤和溫家寶送上美國的司法審判席。在這點上,至少我覺得他們是善意的。而且在主要的活動中,他們把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用於說服演員和中共的中央電視台上。並沒有給中共的外交部門施加更大的壓力,更沒有制造一些外交事件來達到自己的抗議目的。
草庵:中共怕什麽?中共的宣傳部門根本就不怕法輪功的任何抗議活動,他們只要將中宣部的任務完成就可以,出現了外交事件也不是他們的責任。相反,外交部的壓力就會更大,如果在此抗議事件中能對中共的外交部施加更大的壓力,在外交問題上多做文章,中共外交部門就會在他寫的報告中將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來,從而影響中共最高層的決策。只有讓中共高層在外交上層層遇阻,面對全球性的抗議,喜愛面子的中共領導人才會反省和改進,從而從另一個方式上促進中共放松對國內的維權百姓的壓制,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態。
伍凡:盡管面對善意的法輪功的抗議活動,中共中央電視台及在美國的合作者還是處於了一種非常驚慌失措的尷尬境地。在此其間,不僅暴露出了其內部管理混亂,內部惡鬥嚴重,還不斷暴露出了欺騙的本性。在廣告中,他們列出了眾多的大牌明星,但在廣告的一角卻用極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注明:“演員以實際參加演出者為準”。完全是一副不知道未來,也不知道結果的騙子手法。而這種手法出自於堂堂的中國政府出資,以強權獨裁為己任的中央電視台之口,可見其主辦者內心世界是多麽的虛弱。這也難怪手拿免費票的觀眾在看完演出後大呼上當受騙,因為中央電視台極其美國主辦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想用欺騙的手段來騙取美國觀眾的信任,而在演出中采取卡拉OK方式,沒有伴奏樂隊更是難以想象的欺騙。
《同一首歌》盡管在美國上演了,但他的結果並沒有中共預料的那樣好,更不會達到他統戰的目的和宣傳的目的。相反,它的上演,已經引發了全球西方國家對中共利用政府資源向全球輸出獨裁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嚴重關注。在美國不僅僅國會議員紛紛出面抗議並關注,而且有眾多的議員準備通過國會提案對中共宣傳媒體進行司法控制和制約。在全球,中共的這此愚蠢演出也引發更多的連鎖反應。中共希望通過9家數字頻道將其宣傳帶入加拿大,但卻遭到了加拿大社會及各類社團的強烈抵制。而遠在歐洲,歐洲委員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譴責共產獨裁集權罪行的決議。這些國際社會的正義行為,正是反映出了中共的宣傳和統戰日益被人揭露看穿,更難以達到成效。
草庵:在這個事件中,在演出尚未進行的時候,國內的演藝界已經紛紛通過互聯網和電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很多的國內和台,港演藝界人士私下表示,即使是為了賺錢,但也要注意中共的政治目的,盡量遠離中共,不被他們利用。至少不要被美國起訴,因為中共的政治宣傳而被送上美國司法審判席。同樣,參與演出的演員也通過各種不同方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真實內心想法,他們在演出的時候,拒絕獨唱“同一首歌”,而是迫使中共不得不采取了由兒童喝唱的方式進行。但更多的演員處於內心對中共的恐懼和對國內家人的擔心,在自己力爭退出不成的情況下,不得不被迫繼續參與演出。而對主辦者冒用“法輪功修煉者身份”騙取美國永久居留的方式更是深惡痛絕,更有演員私下表示:“中共怎麽就淪落到願意和這些騙子合作,連一個好人都找不到?”
很多百姓痛恨中共暴行,但對法輪功抗議中共主辦的《同一首歌》感到不解,覺得這是文藝行為,與政治關系不大。中共的這次演出真的與政治無關嗎?在中國大陸,數百萬的小學生因為沒有學費而失學,而中共為了五千紐越華僑就願意投資一百萬美元而演出一場並不能改善美國華人任何政治或經濟地位的行為難道這里面沒有政治目的?。在這場演出中,中共方面售出的票不到全場觀眾的百分之八,收入連場地租金都不夠。難道他不知道出資貼給每位紐約華人二百美元不如給二萬名失學兒童救助他們上學更好?對中國未來和社會更有利?
伍凡:很顯然,中共的演出是有其政治目的。同樣,法輪功的抗議活動更有意義。他使得美國司法再次重啟INA212條款,讓中國的百姓和海外華人有更多的機會利用美國的司法程序去制止中共黨員進入美國,更有更多的機會將他們送上美國的司法審判席,讓全球的百姓去觀看中共黨員是如何在進入美國的時候隱瞞自己中共黨員身份,說謊欺詐。同時也為阻止其他中共政府資助的政治宣傳演出做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行為模式。這也說明,只要大家去努力,按照合法的途徑進行抗爭,中共就無法抗拒世界潮流,無法將其獨裁推廣到海外。他的一切企圖都會遭到唾棄。維權和促進中國民主自由不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只要大家努力,從最基本的小事做起,中共和他的支持者就無路可逃。
從房地產崩潰看中央與地方的利益爭鬥
伍凡:各位觀眾好,前幾期我們談了大陸的房地產問題,就在不久前,大陸房地產就像我們討論的那樣,忽然間就暴跌。今天,我和草庵談談大陸房地產崩潰而導致的中共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鬥爭。
草庵:在四月中旬,中國房地產上升到了頂點,在世界上房地產價格最高的日本東京,每平方米的房屋大約是4萬人民幣。而上海市同樣的房價已經高達6萬人民幣。平均房價也高達3萬人民幣。而上海市的百姓收入只是日本的五十分之一。
伍凡:在美國,就在我們居住的洛杉磯,目前的房價也上漲的很高,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紐約。但公寓的平均價格也不過是200-300美元。就這樣,美國人都說買不起房子了。
草庵:不過,大陸大房屋價格在五月初就開始出現問題了。上海的房屋價格在一周之內暴跌百分之三十,讓人心驚肉跳。可是大陸政府卻將這件事情報道成了一件好事。說:“宏觀調控政策發揮了作用,使得房屋價格快速下降”。
伍凡:一周內房屋價格暴跌百分之三十還說是好事。這只有中共才能說出來。美國洛杉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房地產暴漲,結果泡沫化,到了九六年底,房地產價格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七。結果是被人形容成了房地產泡沫。當年大量買房子的人因為房屋價值暴跌而破產。
草庵:是啊,我認識好幾位這樣的人,其中有位林先生,是洛衫磯一家華人銀行的創業股東。就是在當時買了很多房屋,企圖牟利,結果最後因為房地產價格暴跌而破產了。現在依靠買賣小商品謀生。十幾年沒有恢覆過來。
伍凡:在美國五,六年時間里,房地產價格下跌了百分之百二十七就已經形成了這樣大的問題,而中國大陸房地產一周暴跌百分之三十卻被稱讚。其中有多少投資房地產的百姓和商人把一生的積蓄都損失掉了,可中共卻根本不顧。
草庵:中國大陸的房地產泡沫是實際存在的,房地產下跌是很正常的,但問題是,這其中有很多問題不是西方自由經濟國家一樣,在西方是有市場造成的,但在中國是有政府造成的。
伍凡:房地產價格早已不僅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它還是一個政治學問題,涉及到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問題。大家清楚,房價高漲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地方政府的推動。它有追求高GDP的沖動,有收取更多土地出讓金的沖動,有收取更多房地產稅的沖動。
草庵:根據中國的政治制度:其一,市政府必須執行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向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其二,作為隸屬於中央的地方政府,市政府必須服從國務院的統一指揮和領導。這兩點概括起來就是,市政府具有雙重性質:它既要對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還要對中央政府負責。如果我們用地方政府的雙重性質來分析房價高漲,就會發現,這雙重性質都受到扭曲,從而導致房價瘋漲。
伍凡:第一重扭曲發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中央政府肯定是不希望房子再這麽瘋漲下去。因此,中央政府所持的這個立場客觀上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因為大多數人買不起房。單從學理上分析,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負責,最好的方式是保持與中央一致的立場,采取措施,控制房價。如此,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基本上就是正常的,房地產的價格也應該是正常的。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地方政府也按照中央精神出台了很多措施,但到現在為止,實際房價仍然在上漲。由此可見,調控房價的初步措施到現在未見明顯成效。究其原因,在於一些地方政府伸出有形之手,大力托市。當初為了制造政績,一些地方政府幕後推著房地產價格上漲,形成泡沫;現在為了保住政績,又要托住房地產價格,不至於讓泡沫破裂。
草庵:一個從大多數人利益出發的政策初衷卻沒有能夠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什麽原因呢?這實際上涉及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運行該怎樣才是恰當的問題。關鍵是以什麽標準來評價地方官員的政績。地方經濟發展是政績,房價下跌肯定會導致地方經濟發展指標的下滑,這不僅不是政績,而且正好是說明官員能力不足的證據。所以,地方官員是決不願意也決不會讓房價下跌的。
伍凡: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如果從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關系角度,或許會出現一種新的可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於地方事務有著更加直接的認識,他們很容易得到相關的數據和信息,也很容易獲知這方面的民意。在此基礎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就此作出相關的決定,交由地方政府執行,這樣的方式或許比中央政府的調控更為可取。
草庵:現實的情況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事關本地居民基本的住房問題上,幾乎沒有什麽太大的作為。主要原因是什麽呢?據統計,某直轄市十一屆人代會的八百五十七位代表中,各級領導幹部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其中,局級以上幹部占代表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從上面的數字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政府幾乎是同體結構,在代表人民利益監督政府方面存在較大的缺陷和不足。由此可見,第二重扭曲就發生在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之間。而第二重扭曲則更為根本。
伍凡: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不僅僅是權力分配,還包括制約權分配。權力分立了,發揮了地方積極性……但是對於地方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權沒有分下去。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就在於地方人大的作用沒得到發揮。當一個地方的人大代表中,各類黨政幹部的比例高達70%以上的時候,設置地方人大的制度意義就無法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應該改變現行地方人大代表的結構比例,使各類黨政幹部代表不超過代表總數的30%。到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房價降下來其實並沒有那麽難。
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和大多數民眾的利益是一致的。要使這一致的利益得到實現,中央政府要善於借助地方人大的力量來推行自己的政策,讓地方人大對於地方政府的制約權落到實處。所以,最為關鍵的不是如何評價官員的政績,而是由誰來評價官員的政績。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課題是,如何將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制約權與地方人大對於地方政府的制約權有效結合起來。
草庵:從房地產問題中跳出來,我們發現,很多問題都跟地方政府缺乏來自地方人大的有效制約有關。如國有資產流失,工人下崗;如大搞政績工程,地方政府債台高築,財政困難;如行政支出龐大,政府采購不明就里……如果地方人大能夠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上述問題所發生的範圍就會小得多,所造成的不利後果就會輕得多。經濟決定政治,是至理名言。倒過來說,政治決定經濟,也是至理名言。
伍凡:在對於房地產的宏觀調控中,作為主要演員的政府,其實也不是鐵板一塊。作為經濟新貴的長三角地方政府,對於出手調控已經逐步發展成為地方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也並不十分情願。在房價高漲的上海、杭州、南京、寧波等城市,房地產業對地方GDP的貢獻率高的達到1/4?1/3,對於地方財政收入則更高。另外一方面,作為地方中心的這些大城市,房價高漲使它們在吸取本地其他地區和區域外其他地區的經濟成果更為有力大量新進入人口購買這些城市房產的時候,也就等於為城市的發展繳納了高額的入門費,通過房價上漲地價上漲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改善城市環境吸引更多的人進入本地投資房產,地方政府在這個循環中得到了相當大的好處。
草庵:局部正確未必全局正確,但局部正確往往意味著在局部得到相當大的支持。這也就是為什麽在業界廣泛流傳的中央政府調控房地產的“國八條”中對穩定地方房地產有政府問責制這一條的原因。所謂政府問責制,就是把房價從一種商品價格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手段,如果地方政府在此問題上措施不力,相關責任人將被追究責任。在地產價格已經與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相關的情況下,這一條將是打開利益糾纏的最好辦法。
伍凡:中央政府的表態很明確,除了它手中的貨幣工具外,更多地將以地方為單位根據不同城市的情況來解決。而問責制是把地方政府從與高房價千絲萬縷關系剝離出來的關鍵。至於像利率這樣的貨幣工具,因為涉及方面太多,短期內是不會多次使用的。而長三角多數城市地方政府的態度並不明朗,反應都還在省一級政府中作出。上海作為直轄市的反應最快,但就抑制房價而言,借用社科院因關注房產而出名的尹中立博士的說法:“還太溫和,不足以見到降價的成效。”
草庵:由數種力量構成的多空雙方的第一波較量,在4月份僵持的氣氛中過去了。以中央政府帶頭的空方,贏得了初步的一招,房價沒有再繼續大幅上漲,但是以房地產商等組成的多頭也沒有輸,價格沒有下來,陣營里人氣也還在,相信房價還會大幅上漲的人在長三角各地還多的是。接下來的5月無疑是雙方還要較量的時刻。
伍凡:因為在房地產行業中5月是銷售的黃金季。就在4月底,建設部在上海召開以平抑房價為主題的內部工作會議,而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在同時表示央行將進一步出台措施調控房價;同時房地產商的代表人物任志強則上書中央,對宏觀調控房價委婉地表達不同意見。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較量還剛開了個頭,在以後的較量中,火藥味也更濃。因為政府的背後是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承諾,而房地產商的背後,則是巨大的利益在推動。
草庵:股市資金主要來自機構和個人投資者,股市長期低迷,雖也影響國民經濟,但肯定沒有房地產直接,因為房地產資金的70%來自銀行,房價如果大落甚至樓市崩盤,大量的壞賬就有可能拖垮銀行系統,而造成整個經濟的危機。這在國內外是已有前車之鑒的。有人指房地產金融綁架了整個銀行系統,雖有點危言聳聽,但也不無道理
伍凡:地方企業謀利,中央政府買單。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無論如何,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已經是越來越明顯了,百姓利益與集團利益的沖突也日益加深。今後中國的房地產發展也必定會越來越多的牽涉到了中共的政治統治問題。今天,節目時間又到了,我們下此節目再見。
評《新聞周刊》文章《未來屬於中國嗎?》
伍凡:5 日9日,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 用21頁的編幅,刊登了一篇長文章:《未來是屬於中國的嗎?》(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作者是:法里德. 紮卡里亞 (Fareed Zakaria)。草庵兄,您一定也看到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我手中拿到的就是這一期。
草庵:我看過這篇文章,作者認為,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美國正在密切觀注中國的發展。他用相當多的篇幅去描述過去27年來中國的建設成就及發展策略,而對過去27年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積果的嚴重問題幾乎沒有認真分析。我想,要麽作者不懂中文,看不懂存在嚴重問題的資料,要麽他有意不寫這些問題。所以這篇文章不屬於學術性分析文章,應該屬於側重新聞分析之類的文章。文章題目也很含糊:《未來是屬於中國的嗎?》讓人們去猜想。
伍凡:所謂《未來是屬於中國的嗎?》這個名題,從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來看,作者是指中國預期在未來的10年到35年內,從生產力(GDP)上超過世界其它國家。我注意到在該文章的第3頁,用相當醒目的字體寫到,中國現在的GDP值是1.6兆美元,預期在今後15年內增長3倍,在2015年超過日本,在2039年超過美國。我根據現有資料粗略估計,2005年全球GDP總量估計約40兆美元,中國1.6兆美元只占全球GDP總量的4%;日本4.5兆美元,占全球總產量11%;美國11.7兆美元,占全球GDP總量的29.4%。上述數字大致表明從GDP來估計,日本是中國的近3倍,美國是中國的約7倍半。每個國家作為一個經濟體,僅僅用GDP的數字來衡量各自的經濟力量的大小,您認為這種比較合理嗎?能真正比較出國家整體力量的大小嗎?
草庵:我寫過文章,批評經濟發展圍繞著GDP轉的做法?事實上,GDP只能表明經濟發展過程中一部分事實,但絕對不能反映出經濟發展過程中全面的事實。中國政府喜歡用GDP當作經濟發展的指標,甚至當作唯一的指標,特別是朱镕基,用GDP作指導而制定了不少錯誤政策。
用 GDP當作經濟發展的指標有許多缺陷,首先,GDP不衡量社會成本。GDP簡單說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這個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的依據是一個國家經濟體制內的價值系統。對於一健全的市場機制的國家而言,這個衡量是可以做到盡可能全面的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價值總量。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國家而言,GDP就不可能全面的衡量社會經濟活動的價值總量。譬如:環境污染問題、工人勞保問題、童工問題、醫療保險問題、社會福利問題,和百姓健康問題等等,在中國的GDP中反映又出來。正因為如此,現在有人提出“綠色GDP”的概念,譬如把為了追求增長 GDP 100億人民幣,而破壞生態壞境,不得不化費30億環境保護費。從計算上得100+30=130億的名義GDP,但實際有效的GDP只是100-30= 70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寧肯犧牲環保和人民身體健康,不顧工人安全及子孫後代,一味追求名義上的GDP增長,這是破壞了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的根基。
伍凡:GDP 還有第2個缺陷是不衡量質量。質量是無法在GDP中體現出來的。因為GDP就是在現在的社會價值體系下計算的。社會財富的累積是靠質量的,數量多沒用。 這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只有質量才有社會財富的累積,否則社會財富的折舊速度會比生產速度還要快。另一個是只有具有質量的產品才有對外的交換價值。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國營企業竟相向銀行貨款,生產同一類在市場上行銷看好的產品,甚至仿冒造假,產品很快充斥市場,良劣不分,結果是產品無銷路,企業倒閉。在這些企業生產過程的產量和產值都計入GDP的總量之中,但究竟有多少是有質量價值的產品被交換出去,GDP是不管的。這是GDP總量統計的大缺陷。
草庵:GDP 還有第3個缺陷。GDP不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從經濟學的角度說,社會開支本身不是社會的成本,而由於從事於一項事業甲的投入造成另一項事業乙的荒廢,才是投入事業甲的社會成本。比如如果政府把錢花在軍事上,或花在吃喝上,那麽這些花費本身並不是社會成本,因為它會促使軍事和餐飲業蓬勃發展。但是由於投入在這兩項事業而使教育無經費或缺少經費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這才是發展軍事和餐飲的社會成本。另外,GDP也不衡量浪費,拿錢打水漂和拿錢辦教育,反映在 GDP上是萬全相同的沒有任何差別。中國每年的浪費有多大,一方面花巨資建設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光纖通訊網,另一方面限制使用互聯網,嚴格控制網吧和網站。這些浪費對GDP的增長都不會任何有影響。
伍凡:GDP第4個缺陷是不衡量負效益。凡是從事經濟發展都企望有正面的經濟效應,但是北京政府長期以來都是靠“首長意志”來決策,舉辦不少“首長工程”,“面子工程”或“政績工程”,使名義GDP上升,而經濟效益是負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河南三門峽水庫,不但沒有形成水利設施,而成了水害設施,對水庫下流造成嚴重危威,不得不炸水壩。
草庵:最後,我對中國政府公布的GDP不信任。中國政府官員以GDP作為經濟建設指標,因此各級政府官員形成弄虛作假,以假GDP數字保官位求晉升。各省上報的GDP數字大都超過10%,有的省GDP為20%,但北京政府公布全國GDP為8%-9%。究竟哪個準確呢?
伍凡:我們上面討論了中國慣用GDP當作經濟發展的指標,甚至當作唯一的指標的不合理性。Newsweek 《新聞周刊》仍然使用這個GDP的觀念來衡中美日三國的經濟力量對比,可見由此來預測《未來是屬於中國的嗎?》的實際意義就並不很大。僅管如此,我還是願意順著文章的思路討論下去。譬如,前不久中國商務部長薄希來在回答歐盟要求中國自動收斂紡織品出口去歐盟的數量,不要造成中國紡織品傾銷沖擊歐盟市場。薄希來答記者問說:“中國銷售1億件紡織品才買回1架空中巴士飛機”。這說明一個問題,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是大量生產低附加價值的產品,交換進口的是少數的高附加價值的產品。這個貿易事實在GDP總值統計中是反映不出來的。因此,為了使中國也能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促使中國的GDP總值更快的上升,您認為應該依靠計麽來推動?
草庵:中國現在提升GDP主要是依靠資金、勞力和資源大量投入,是一種粗放型生產模式,效率相當低,能源消耗很大。雖然每年名義上是8%-9%的GDP增長率在上升,但利潤回收率,也就是凈純利不高,社會積累慢。因此,對10年後中國超過日本的估記我持不同看法。我先舉一個例子,中國能源有效利用率相當低,每生產1億美元產值的產品,所耗費的能源,中國是日本的10倍。按此計算,日本現在的 GDP約是中國的2.8倍,如果中國能源結構不改變,以及能源效率不提高,則中國要增加3倍的能源消耗來趕超日本,這可能性有多大?是個大問題。同時,現在中國消耗全球30% 的能源,而只生產出僅占全球GDP總量4%的產品或勞務價值。可見,中國經濟效率的低下。因此,中國經濟不能再走粗放型道路。
伍凡:我同意您的觀點,中國應該放棄粗放型經濟,而應逐步過度到粗放型和精細型經濟共存,最後過度到精細型經濟為主。這樣的結果是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銷售,帶來 GDP的實在有利潤的增長。要做到這一步,這就涉及到資金和資源合理分配、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投入,資訊的流通,推動能帶領創新產品的私有企業的建立,以及人們自由創造思想環境的形成,最後要建立保護私有財產和保護人權的政治制度。我們再看看中國的現實,離我剛才講得條件還差很遠。我們應該一步步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才能改變中國的經濟狀況。
草庵:我們拿日本作例子,日本除了有少量的煤產量之外,90%以上的能源靠進口石油,人口1億3千萬,GDP占全球總產量11%。日本能做到這一點,主要靠教育和科研投入,教育費用占GDP的8%-9%,軍費占不到1.5%。日本資訊業非常發達,資訊自由流通。日本生產高質量,高附加價值產品銷售全球。而對比中國,教育和科研資金投入不足,拖累經濟向精細型發展。
伍凡:中國的教育資金嚴重不足,只占GDP的2%-3%,並且教育內容普遍跟不上世界科技及現代化經濟的潮流,學生畢業後的學識和技能不符合經濟發展及社會需求。最令人不滿的是學生和學者不能享有充分的資訊自由,這在經濟全球化大競爭中處於掌握資訊情報落後地位,怎麽能和日本、美國或歐盟競爭獲勝呢?
草庵:中日兩國是近鄰,都擁數千年的儒佛道文化,但近代這兩個民族的特性相差很大。我在美軍服役時,曾駐紮日本幾年。對中日兩民族有個粗淺的對比,我深感中國人趕不上日本人,有以下幾個原因:
● 中國人妄自尊大而日本人謙虛好學
● 中國人安於現狀而日本人不斷進取
● 中國人自私自利而日本人克己奉公
● 中國人互相拆台而日本人精誠團結
● 中國人健忘而日本人執著
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差別呢?
伍凡:前不久我們討論中國各地反日示威中,在網上出現了一份中國軍隊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將軍等人的一篇聲明,他們指出了中日兩國近百年來的差距擴大,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日兩國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國現在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阻礙了中國的經濟、文化、社會、軍事、教育、科技、環保等等事業的發展,只有推行政治改革,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制度,中國才有希望趕上和超過日本。
草庵:Newsweek 《新聞周刊》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人,其文章一定反映了美國政界、商界、軍界和學界的一部分人的觀點。
作者認為,從歷史上看,當世界一個主要強國面臨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的挑戰時,兩強之間的關系是很難相處的。雙方如何處理好這一問題將決定它們的未來關系,以及將影響到世界和平。
他們擔憂中國崛起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進而影響到美國的利益。作者呼籲美國要加強科學技術領先地位,這才能維持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勢力領先地位。這是美國面臨中國挑戰的最好辦法。
伍凡:作者預期中國在35年後,就是2039年超過美國,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但是,只有先超過日本之後,才有可能超過美國。
在目前事實上,中美兩國在以下5個領域有利益相關和沖突發生。美國目前最關切的雙邊問題:
● 經濟 (包括貿易、人民幣匯率、保擴智慧財產權等)
● 中國的人權紀錄
● 北京協助圍堵北韓的核子野心
● 台灣局勢
● 中國的全球勢為日益擴張。
中國只有在近年與美國處理好上述5個領域的問題,才能談到超過美國,否則也僅是個願望罷了。
草庵:《獨立評論》時間到了,今天的討論到此告一段落。再見。
中美貿易戰與人民幣匯率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不久前,中美爆發了貿易爭端,中美之間商務官員互訪,美國國會要求對中國實施特別關稅制度,同時,美國商務部長訪問中國。而歐洲國家也紛紛提出對中國產品實施特別關稅制裁。今天我們就討論下這個問題。
草庵:實際上,中美貿易戰問題不是個現在的問題,是個老問題。他在產生中國加入WTO時,就已經顯現出來。早年,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寫了一些文章,專門談到,中美貿易戰必然會發生。
伍凡: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在政治上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全國百姓都無法信任和認同中共。結果,中共就以發展經濟為借口,用經濟發展來維持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表面上中國經濟取得了發展,但實質上,中國更深層的矛盾加也加劇了。最突出的表現是樣板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已經與歐美國際城市接軌。但普通百姓卻更加貧困,無法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草庵:中國經濟發展變化是大家可以看到,這與美國的長期對華戰略有關系。因為,美國知道共產主義是邪惡的敵人,是必須要消滅的。但中國的問題與前蘇聯不同,中國有眾多的人口,一旦中國整個社會崩潰,而在崩潰前沒有經濟基礎,中國就會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這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的“黃禍論”為什麽能取得西方國家一直認同的原因之一。
伍凡:美國對待前蘇聯這個共產主義國家采取的策略與中國不同,美國是用軍事競爭拖垮前蘇聯。美國搞星球大戰,用騙局讓前蘇聯花費巨大資金搞這個技術上並不成熟的計劃,耗費了前蘇聯的大量資源和財富。同時,由於前蘇聯的國民教育比較好,當國民知道自己的利益被長期損害的時候,會主動脫離共產黨。這樣一來,前蘇聯的崩潰解體就很容易實現。
草庵:美國對中國采取的策略不同,因為中國人口眾多,所以,自尼克松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變化,這就是,拉攏中國共同對抗前蘇聯,同時以經濟促進中國發展,啟蒙中國百姓,讓中國在經濟上的轉變來消滅共產主義。WTO談判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
伍凡:WTO協議實際上是個政治協議,全部的協議有數百萬文字,中美談判了十多年,其主要談判的問題是解決中國政府的政治管制問題,包括法律基礎和制度。涉及到企業的條例不過數百個字而已。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但中國政府至今不敢將官方的中文版本WTO協議公布於眾,怕的就是百姓知道了內幕,中共就無法維持政權。
草庵:WTO協議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中國必須要實現自由市場經濟。這個表面上的經濟條款,實際上內涵著很重要的政治含義。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必須要由三個要素組成:自由平等的交換。這個自由平等交換實際上就要中國政府改變政治制度。實行西方的政治體系。政治體系的改變就意味著中共放棄政權,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制度。而自由平等交換這個概念也很清楚,平等,就需要人權,工人階級就不能領導一切了,中共也不能成為唯一的政黨。
伍凡:平等好有一個含義就是,司法上要平等。自由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中共的管制就要取消,交換也是要有個基礎,特別是目前私有制已經形成法律,土地礦山的私有化就必須要實現。否則沒有私有制基礎,老百姓拿什麽去交換?
草庵:其實,中國簽定了WTO協議,就等於被西方國家牽引上了民主戰車。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現在的貿易戰,表面看是中國經濟發展了,出口產品多,賺了海外國家很多錢,所以發生了貿易戰。但實際上,這與美國對華戰略有很大的關系,簽定了WTO之後,中國經濟發展了,但國內勞工的環境並沒有改善,社會環境保護沒有改善,這都是沒有實現自由平等交換的要求。中國勞工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這樣一來,勞工與資方及政府就是不平等的,交換的勞動報酬也不會是平等。生產的產品也是低價的,是變相受到國家管制的。
伍凡:環境保護也是如此,美國環境保護非常重要,一個生產企業的成本中,環境保護的投資和費用大約占了總成本的百分之十以上。中國生產企業的環保成本不足百分之一。這也產生了兩國生產成本的差別。
草庵:這樣的結果是,中美之間,包括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生產成本就相差懸殊,很顯然,這樣是不公平的競爭。另一個原因是匯率問題。中國是固定匯率,匯率由政府制定。實際上自由市場經濟的貨幣匯率應該是有市場自己制定的。政府憑什麽來制定匯率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是中國政府在表面上使用自由市場經濟,但在出口這一重要環節上,使用匯率政策來降低產品成本。這使中國的產品要比其他國家有更多的競爭性。但相反,受到傷害的是本國的國民,特別是企業勞工。
伍凡:這次中美貿易沖突上,中國政府先是提高部分產品(主要是紡織品)的出口關稅,實際上片面提高了某些產品上的人民幣匯率。但不過幾天,中國方面又突然取消了紡織品出口關稅,引發了海內外的爭論。中國各級官員特別是商務部官員,更是放出強硬的講話。這顯示了中共內部對經濟問題鬥爭激烈。
草庵:從技術角度上看,中國提高紡織品出口關稅是個非常愚蠢的做法。因為在海外是講平等的,美國政府替紡織企業爭取到了這個優惠的權利,這樣一來,其他企業就有理由要求美國政府也同中國談判,也要取得這的優惠。同樣,美國有這樣的待遇,歐洲國家為什麽不可以?這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這樣一來,中共政府就會長期陷入困境。而中共取消紡織品出口關稅,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但中共緊接著采取了強硬的態度,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共的陰謀,是假的,他的真實目的是為在一年內開放自由浮動匯率做準備。
伍凡:中共非常怕海外的熱錢,所以一直不敢放開自由浮動匯率。這次強硬態度就是要掩飾開放自由浮動匯率問題,防止海外金融界炒作。但這騙得了誰呢?我也注意到,中共官員周小川已經明確表示中國將開放自由浮動匯率,只是時間不確定。而網絡上也報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連一周都在研究自由浮動匯率問題。這也顯示中共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草庵:確實如此。我在一個月前寫了兩篇評論中國股票市場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透露了一些中共研究匯率的動向,但我沒有很直接的說明。中國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中共生死存亡的最後一道防線。一旦放開,這就逼得中共盡快民主化,否則,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用經濟手段讓中共下台。因為人民幣得以自由兌換,不給人民民主自由,人民可以將人民幣換成美元存到海外,中國經濟就會受損。海外也會因為政治安定問題自由地將自己的錢拿走。
伍凡:目前中國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你投資可以,但賺了錢,想拿走卻不是拿進來那麽容易,因為中國是外匯管制國家。還有一個情況,中國開放匯率,中國國有銀行還沒有準備好,各種壞帳沒有補償,海外上市還沒有實現,一旦開放匯率,中國百姓就會提空中國的銀行,中國就會出現通貨膨脹,經濟就會真正的崩潰。
草庵:所以,中共目前一直是采取拖的戰略,能拖就拖。但這個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美國政府也不能看著本國企業長期吃虧。所以,目前,美國政府非常的強硬,國會也非常強硬。但中國的問題是,國有銀行非常的不爭氣。幾年來,政府拿出了一萬多億人民幣去填補銀行虧空,但銀行的基本素質並沒有改善,壞帳不斷增加。
伍凡:最近,股票市場大跌,中共又拿出600億人民幣救市場,但這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而是將問題延後,累計起來。中國實行自由浮動匯率,還有一個問題是出口產品價格提高了,就會影響出口市場,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樣的情況就會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就業市場。
草庵:中國紡織品產業的就業人員高達二千萬人,如果提高匯率,估計會有三百萬人失業。但同時,由於中國現在已經從能源及資源的出口國變成了進口國,原料進口成本會降低。這是相互影響的。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因為整體上是出口國家,產品競爭對手會因為中國產品的價格升高,而其他國家產品就更具備了競爭力。特別是巴西,越南,印度等國家。
伍凡:中共對外采取強硬態度,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中國本身就已經改革開放了二十年,就應該順應潮流,將政治改革提到日程上來,否則,就會被民主潮流推著走,不走,就會自取滅亡。無論是中國的出口貿易,外匯匯率問題,其實都是中國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制度上的對抗,經濟問題顯示的都是政治問題。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從根本問題上著手解決,這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草庵:實際上,中共高層並非不清楚這些問題,他們很清楚,只是利益占據著他們的主要思路。改革就意味著放棄獨裁,放棄少數人的既得利益。不過,這個話題就要又牽涉到其他問題,今天時間也到了,我們就暫時談到這里。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評陳用林出逃澳洲事件
伍凡:今年6月4日是16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共屠殺學生和市民的紀念日,在澳洲悉尼的紀念會上,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政治事務領事陳用林先生公開宣布脫離中共政權,向澳洲政府提出政治庇護。這對北京當局是一個炸彈,草庵兄,你對這個消息有什麽看法?
草庵:陳用林在澳洲“六四”集會上說:“今天我想說,我離開中領館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今天是中國六四民主運動十六周年。那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里程碑。我見證了天安門血腥事件。我有三個大學同學在那次事件中受傷,但是中國政府否認。我離開中領館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對中國政府迫害的法輪功感到同情。”
伍凡:陳用林在澳洲“六四”集會上說:“我是悉尼中領館的政治事務領事。我2001 年到這里時對法輪功一無所知。我感到有罪,在開始的時候我非常嚴格的執行政府迫害此地法輪功人員的政策。我們監視這里法輪功的情況,他們的活動。就在這里你都會發現許多中國間諜和領館人員,藏在什麽地方。他們將監視這個活動,回去匯報,然後采取辦法對付民運活動和法輪功人員”。“離開中領館前,我在此職位上工作了四年零兩個月。逐漸的,我接觸了法輪功人員。我發現這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團體,是個宗教團體。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這說明中國顯然沒有宗教自由。”
草庵:陳用林選擇“六四屠殺”16周年公開宣布脫離中共,這個行動把“六四”和法輪功聯在一起了。中共在過去16年內幹了“六四屠殺”和鎮壓法輪功兩大罪行,而中共根本沒有從“六四屠殺”中吸取正面教訓,從而推動政治改革,相反變本加厲鎮壓法輪功。至今海內外有些人還在指望中共“平反六四”,這實在是與虎謀皮。
伍凡:我有更多一些消息,除了陳用林先生要求政治避難之外,還有一位來自原天津市國安局610辦公室官員郝鳳軍先生,一級警司。2005年2月從天津逃亡至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最近受到九評和陳用林事件的鼓舞,郝鳳軍決定站出來向公眾揭露真相。此外,又有第三名中國官員向澳洲投誠,他的律師柯賴里今天表示,他已經獲得澳洲核發保護簽證。在一周之內,有3名中共外交、國安部門官員叛逃,這在1989年六四期間大量官員外逃之後,16年後外逃潮又興起。這對中共政權和外國都是嚴重的事件。
草庵:我們首先來分析研究他們外逃的大環境。16年前中共外交人員大量外逃的直接原因是不滿中共對學生和市民的大屠殺。現在,陳用林3人外逃的大環境起了很大的變化。自去年11月《九評共產黨》發表和廣泛傳播後、今年2月“退黨”運動持續發展,至今天為止巳超過220萬人,這兩大政治行動巳在中共各組織內部起到震撼和瓦解的作用。陳用林等3人的出逃是一個明顯的征兆和訊號。在這個大環境下,有良知的中共黨員己開始思考中共的沒落滅亡的前途,也為自己的命運尋找出路。
伍凡:我們可以看到法輪功震撼了有良知的中共黨員,《九評》的剖析剝光了中共邪黨的偽裝外衣,徹底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感到了中共的末日即將來臨,在這生命重大抉擇時刻,是將那一點點的良知放大點燃,與邪黨決裂,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共黨員都要認真考慮自己的前程,也是祖國的前程,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新中國會因為你們的決裂而早日實現,這是良知、勇敢、毅力、遠見的體現。
草庵:陳用林等3名中共黨員的覺醒都與中共殘酷鎮壓法輪功的罪行相聯系。陳用林因發現法輪功是一個信仰“真善忍”的團體,是一大批特殊的信徒人群,他不願再執行中共迫害善良百姓的法西斯政策而出走。“610辦公室”的郝鳳軍和另一位高級警官都是無法忍受中共用法西斯手段殘殺法輪功信徒而出走。可見,中共政權殘酷鎮壓法輪功己激怒了中共內部有良知的人士,正在起而反叛。這個抗拒法西斯政策的心理活動正逐漸演變成政治活動。這正是中國哲學名言所說“物極必反”,中共內部執行鎮壓法輪的官員們開始反叛了。
伍凡:法輪功中有相當數量的婦女和老人,他們堅持信仰,堅持寧死不曲,絕不放棄信仰,用和平手段講事實擺真像,這一股堅忍不拔的精神信仰力量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奇跡出現了,寵大的中共國家機器竟然對手無寸鐵的婦女和老弱病者毫無辦法。50多年來,中共用各種手段分化瓦解、思想洗腦、殘酷打擊、肉體消滅、把中共黨內敵人和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包括國民黨政軍人員、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黑五類、黑九類、民運異議人士都消滅了,或打倒了、打垮了。唯獨中共對法輪功的忍性反抗毫無辦法。正因為這一點,陳用林先生3人都深深體會和認識到了,他們才決定洗手不幹惡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草庵:陳用林等3人逃離中共政權,也帶出許多機密中共間諜活動情報。陳用林揭露在澳洲有超過1,000人的中共間諜網,除了收集澳洲各種機密情外,他們還每年有數起綁架華人到中國的案件。這對澳州是個嚴重的安全威脅,在澳州政府眼皮底下進行綁架華人到中國的案件活動,這說明澳洲政府是看重澳州的安全,還是看重澳洲與北京的貿易關采。陳用林事件必然會引發中澳關系在澳洲政界的爭論。
伍凡:6月9日,郝鳳軍在接受澳洲ABC 電視台晚問夜線節目采訪時披露了中共特工如何收集情報及其運作情況。他說“還不僅僅是1,000名間諜的問題,在中國駐澳使、領館以外,更有一個隨時補充、不斷形成的龐大特工網絡。而這些人直接向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發回報告”。“這一系統遠比傳統的聯合運作的系統更為隱蔽、高級、有效,因為每個人單獨、直接受控於國安部門,不與其他人發生關系。”
從這些話中各位觀眾可以知道中國國家安全部是多麽龐大,它的魔爪伸向全世界。
草庵:郝鳳軍在澳洲的律師Bernard Collaery(科勒累)在6月9日澳洲ABC電視台晚問夜線節目說:“郝鳳軍和其它投誡者指證,中國境內有秘密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中共政府曾在日內瓦斷然否絕了(610的存在),幸好,我們還有其他支持法輪功的正義團體-----我本人並非法輪功修煉者。而郝鳳軍帶出的這批文件中,有翔實的,令人驚異的證據,證實有關610 抓捕的程序、與北京之間的詳盡聯系方式、及在澳(法輪功)人士的活動報告。”
伍凡:陳用林揭露了中共特工人員在中國境外的綁架活動。他舉第一例在越南綁架王炳章。第二例一個叫王建冰(音譯)的中國外交官,在駐中亞國家吉爾吉斯的中國使館任一等秘書,在當地黑幫的暗殺行動中被殺。中國政府派了一個由特務組成的特別小組去把那些暗殺王建冰的人綁架了。第三個案例發生在澳大利亞。有一個叫藍甫的廈門副市長,他1999年來澳洲旅遊,他向中國政府自首,後來他被判處死刑,就在2000年4月,是的,被判處死刑。這背後的原因是中國特務綁架了當時在澳洲上學的藍甫的兒子。他們綁架了他。他們怎麽綁架的?他們先綁架藍先生的兒子,用一種無毒的,不是毒藥,把他迷倒,然後帶到一個漁船上,送到公海。那兒有一條中國貨船,在公海等著。他們把他放到船上,放到在公海上等待的中國貨船上。他們把他放上船,送回中國。
草庵:從陳用林等3人己公開透露的中國間諜密秘活動來看,中共已向西方民主國家派出大批專職間諜,以及在當地吸收和收買了數量更多的線民間諜。這些間諜活動己嚴重的威脅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安全,觸犯了所在國的法律。陳用林己揭露中共政權在澳大利亞有1,000多名間諜和進行綁架案件。可想而知,中共政權在美國、歐盟、日本、台灣己派出和收買了更多的間諜。因此,要廣泛的揭露中共間諜的罪行事實,引起西方民主國家政府、人民和輿論嚴重關注國家安全,以維持世界和平。
伍凡:事實上,美國輿論和美國政府早己對中共派出大批間諜進入美國作過調查、監視,並作過適度的報導。記得10幾年前,美國一家全國大電視台華裔女主播報導過一則有關中國派出大批間諜的消息;前幾年美國CIA透露,在美國的中共間諜有15,000人;今年4月獲美國總統布希提名為新任國家情報首長(DNI)的尼格羅龐提表示,長期而言,中國仍是美國最急迫的憂慮。他特別強調,美國情報機構最重要的長期任務,將是分析中國逐漸擴大的全球影響力,以及它對美國的沖擊。
草庵:由陳用林等3人揭開中共大批派出間諜的事件必定會引起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對如何處理中國關系的廣泛討論和研究。經濟貿易利益、國家安全、人權民主自由這三者的關系將決定中美關系,民主國家和中共政權的關系。
伍凡:如果中共邪黨和邪惡政權不除,世界不會安寧,上面你所講到的中美兩國的三者關系很難平衡,最後終將發生嚴重沖突。最好的辦法是用“退黨”的辦法退挎中共,一勞永逸的解決正義和邪惡、自由民主和專制獨裁的矛盾。沒有共產黨,就有新中國,就有世界人類和平。陳用林3人事件證明中共邪黨己眾叛親離,其挎台沏底失敗的日子不久將到來。
北京會發生軍事政變嗎?
伍凡:8月28日,從北京傳出消息,有幾百輛軍車和大炮開進天安門廣場,在網上可以看到晚上拍到的軍車和大炮的照片。這件事看來很不尋常。您對這件事怎麽看?
草庵:這個軍事行動使我想起,在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美國的情報部門預估,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中國大陸可能會發生軍事政變。這個消息的準確性有多高,我這位朋友沒有講,我們今天來分析分析。看來,8月28日在天安門突然出現幾百輛軍車和大炮不會是“無的放矢”的,是不是和美國情報機構的軍事政變的預估有關?
伍凡:你講到美國情報機構對在中國大陸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的預估,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是,我們可以從分析中國軍隊高層的情況著手,也可以看到一些征兆和苗頭。最近幾年,從網上看到劉亞洲的文章和講話,以及遲浩田的講話,分析這文些文章和講話可以看到中國軍隊高層是分裂為兩派的,我把劉亞洲列為鴿派,或開明派,把遲浩田列為鷹派,或保守派。中共統治中國大陸56年,造成了政治、經濟、社會的巨大問題,中共與百姓間深刻矛盾、以及中國大陸生存環境日趨惡化。面對嚴峻的現實,劉亞洲以提高國家整體實力為目的,主張由政府和民間協商,推行政治改革,提升教育,降低和緩和政府和民間的矛盾,這是一條和平變革的道路。相反,遲浩田要以維護中共在全球長萌統治為目的,以奪取生存空間為口號,中共帶領中國軍隊和百姓打出去,強奪外國領土和資源,走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道路。這是兩條水火不相容的道路,一走會你死我活的內鬥不己。
談高智晟律師的人品和信仰
伍凡: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弱勢階層和團體為維護自己的權利,采取上訪、法律訴訟、在網上寫文章等方式,揭露中共政權黑暗統治手法,爭取自己的權益。海內外媒體稱之為維權運動。在這場維權運動中有一批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 ----- 人權律師。他們為弱勢階層講話,為受打壓的法輪功仗義執言,為廣東太石村的老頭老奶農民打官司。在這批人權律師中最著名的是高智晟律師,他現在也被中共政權打壓,也成了弱勢階層中的一個成員了。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高智晟律師。
草庵:前幾天我和他通了電話,他呼籲海外的朋友們支持他。前不久他給胡錦濤和溫家寶寫了公開信,要求中共政權停止迫害法輪功成員。胡溫兩人沒有回應,但中國許多普通百姓,包括別的律師都在網上公開支持高智晟律師的勇敢行為。自從法輪功被中共污蔑為邪教,在全國範圍大規模地迫害、摧殘、追殺法輪功成員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百姓對中共鎮壓法輪功不敢公開反對,是敢怒不敢言。現在,高智晟律師在網上公開發表了對胡溫公開信後,就打破了這種沈默,也引起了國際社會和媒體對法輪功受迫害的事實更廣泛的關注,為此,中共當局非害怕。於是,加緊對高智晟律師的壓害。
伍凡:高智晟律師曾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律師”之一。他為弱勢階層打官己經有好幾年了,經辦了好幾件著名的案子,例如他先後辦理過“陜北油田案”、“朱久虎案”、“番禺太石村案”、“郭飛雄案”、“陜西銅川煤礦案”、異見作家“鄭貽春案”和家庭教會領袖“蔡卓華案”等。在辦理這些案子過程中,中共政權還沒有明顯的打壓他。但是,在他為法輪功仗義執言,給胡溫寫公開信之後,觸痛了中共的死穴,中共立即開始明目張膽的迫害他。這跟中共迫害郭國汀律師是同出一轍。郭律師為法輪功學員打官司,中共逼迫郭律師夫妻離婚,出走美國。
草庵:在這里我念一段高智晟律師給胡溫寫公開信:
“新一輪持續的、系統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針對信仰法輪功同胞的野蠻迫害的暴行是正在發生著的事實,這不僅是最近各地來信中反映了的真實,也是我們這次外出時所真切地看到了的事實。作為公民、作為律師,我願對我看到並公諸於眾的真實承擔任何法律後果。”
“胡、溫兩位先生:一些地方當局對信仰法輪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隨心所欲的地步,我們無法接受這種公然反人類的野蠻暴行發生在21世紀的人類社會、發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國的現實。------ 對今日中國婦孺皆知的正在公開發生的持續迫害無辜信仰者的野蠻暴行,兩位若不知情,那是你們針對國人的一種罪責;若知情而不予制止,這與具體行惡者的罪惡何異?”
伍凡:正是因為這封為法輪功成員仗義執言的公開信,高智晟律師受到打壓,停止其律師事務所執照一年。像他這樣為弱勢階層講話的律師太少了,他完全可以不做人權律師,不接這些弱勢階層的案,他可己名利雙收,但他不這麽做?為什麽?
草庵:根據他自己講是因為性格的原因,是屬於路見不平則鳴的男子漢性格的人。他青少年時期吃了很多苦,經歷從滿山遍野尋挖藥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樣幹活的煤窯童工,從為了混口飯吃參軍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販,從一個陜北的農家娃到赫赫有名的“十大傑出律師”之一。他今年41歲,大約經歷了三十幾年的貧寒艱難的日子,他是從中國社會底層中出來的人,對中國社會底層的百姓生活非常熟悉,又非常同情他們。所以願意承擔風險,甚至是免費的替他們打官司。
伍凡: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免費的為遼寧省丹東市一名小孩鄒偉毅打醫療賠償官司。高律師工作地點在新疆,他每次出庭要自費從新疆飛去丹東市。在幾年的辦案過程中,他還給孩子一些經濟救援。最後,他為孩子爭取到83萬人民幣的賠償,這個醫療賠償額在當時中國是最高的。孩子的?母為了答謝高律師,在禮物中暗藏了2萬元人民幣,由小孩交給高律師。高律師當場打開禮物,發現2萬元人民幣,被高律師拒收了。孩子的祖母哈哈大笑說道:高律師,我對你一點辦法都沒有。他1996 年開始做律師,第一個案子就是免費的,之後,他每年的律師活動中,有1/3是免費為弱勢階層打官司,這是他為自己訂的規矩。
草庵:高律師之所以能這樣關幾了弱勢階層是有原因的。根高律師自己說,她母親教他做人方面留下了用不盡的財富,母親對他有極大的影響。我們可以想到,一位社會底層貧窮的婦女,生了7個孩子,沒有能力給孩子們溫飽和教育,她自己也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她能用言行遷移默化的教導孩子如何做人,這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這種例子在中國很多。中共長期用階級鬥爭,用仇恨思想來教育孩子仇恨他們的父母,短期來看,尤其在文化大革期間,還有點作用,但長期來看,老百姓並不喜歡家庭內,或者人與人之相互殘酷鬥爭。我認為,高律師這樣熱心的為弱勢階層服務,是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分不開的。他有一句名言:“為喚起民族的覺醒,我不枉來人世一遭”。
伍凡:另外,在他的青少年困難的經歷中,實際生活教育了他,誰是最能幫助他,誰是救他的救命恩人。有一次他從外省趕回家,身上沒有錢,一天走80公里,一整天沒吃東西,餓得心發慌。突然他見到一輛軍車停在路旁,他想起共產黨的教導,解放軍是好人,是最可愛的人,軍人會幫助他。他走到軍人面前跪下說道:“解放軍叔叔,我餓死了,請你救救我”。沒料到這軍人根本不理他,雙眼盯著路過的漂亮姑娘。他失望的爬起走了,不久走到了一個車站,又餓又冷的高智晟,暈迷的睡著了。他感到有人在搖他,問他為什麽睡在這里?他回答:“我鋨死了”。這位老大爺二話不說帶高智晟回家,做了一什面粉的面片下湯。高智晟是一滴不剩的全吃了。二人聊了一會,睡一晚第二天起來,老大爺給高智晟一張車票,還給了他5元人民幣,讓他趕回家。老大爺一天打工收入1.5人民幣,可給高智晟化了13.5元人民幣,他是多麽的感激。高智晟非常後悔沒有記住老大爺姓名和地址。人心都是肉做的,他經歷的上面二件遭遇,對比太強烈了。
草庵:不但如此,高律師在為弱勢階層做免費法律服務過程,也給了他震憾人心的經歷。在調查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事實之後,他講:“這次我出去,看到另一種現象,用失敗的幾個字來表述,就是鎮壓的失敗,我們看到了堅韌綿綿的這種力量,沒有被打壓下去。你想那個劉老師、那個王德江,他們幾乎成了折磨不死的機器,我當時對他們都產生一種親近感,這麽強大的一部國家機器,在他們跟前,說沒有辦法,徹底地說沒有辦法。我今年7月份寫了一篇文章,不知您看到沒有?《誰能戰勝人性》,這里面我就提到,鎮壓法輪功必然要失敗,因為邪不勝正邪惡不得人心。”
“可憐的胡溫,他們屬於庸人,庸人治國,他們實際上是中共死亡的踐踏石,由於他們沒有下決心打爛原有規則,建立新的規則,所以他們唯一的就是可憐的維持他們的地位。”
伍凡:高律師還講:“是的,我看到了希望,信仰的力量是打不倒的,打不爛的。人心是不可戰勝的,有希望的信仰是更不可戰勝的”。“我高智晟感謝人和神,在危難時期給我的關愛和支持”。高律師是一位擁有高尚的、有希望的信仰的人,又有國內外那麽多人支持他,共產黨是打不挎他的。
草庵:我注意到最近幾年,中國出現一批律師出來為弱勢階層服務,雖然他也遭受打壓,但他們是新力量,中國需要有一批有信仰、有操守、真正知道國情和民心的律師來影響社會,這樣中國才有希望。
伍凡:我想拿韓國現任總統盧武鉉來做個比較。盧武鉉沒有正式讀大學法律系畢業,他通過自學法律,考試通過成律師和拿到律師執照。之後,為工人和弱勢團體打官出名。九十年代在金大中總統的內閣政府中任部長。高智晟律師在這方面與盧武鉉很相似,也是自學成律師,為弱勢階級打官司,為法輪功講話,成了“中國的良心和脊梁骨”。我希望在中共政權挎台後,高律師出來從政,為人民和國家做更多的事。中國需要律師和經濟專才來振興中國。
伍凡草庵獨立評論
伍凡:各位觀眾好,歡迎收看獨立評論。不久前,中共一篇新聞報道說: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全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二十年前的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中國已經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今天,我們就談談中共的國有企業轉型的問題。
草庵:中共經濟改革確實是從國有企業開始,因為當時的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極差,幾乎是全面虧損。所以,當鄧小平上台之後宣布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中國國民經濟已經處於全面崩潰的地步。
伍凡:為了挽救中國經濟,鄧小平選擇了經濟改革的道路,這是他當時的無奈選擇。首先是推動承包制,取消計劃經濟,使中國的國營企業逐步走向市場化,當時最著名的政策就是價格雙軌制。
草庵:後面的政策是利改稅。也就是原來將中國國營企業上繳的利潤改為向中央政府交稅。這項政策基本上是一個重大的改革。將國營企業由政府的一個利潤部門轉變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非自然人的社會法人。可以說是中國自中共建立政權之後第一次走向了政府治理的過程。盡管他在改革中並不完善,但他建立的現代的企業體制,可以說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改革。
伍凡:利改稅的過程中也為私人經濟鋪平道路,使得私人獨立法人機構成為司法上的平等單位。為真正的中國市場化自由經濟社會開辟了道路。在那個時候,基本上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執政。特別是在當時,經濟改革深入到了這個層次的時候,趙紫陽提出了深入開展政治改革的目標。因為市場化自由經濟建設必然牽涉到中共的政治體系和司法體系。
草庵:不過,中國總是很不幸,正在即將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保守派起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派被全面鎮壓,相當一大部分的人被流放海外。結果,中共的經濟改革在關鍵時期失去了政治改革的配套改革,中國經濟就處於了一種非常臍型的狀態。盡管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進行了南巡講話,推動中共繼續進行經濟改革,並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但無論如何,中國出現了如何的問題和變化,政治改革都被當作禁區。沒有人敢去觸碰,中國的一切經濟改革和活動都是以避開“政治改革”為中心,開始了一系列的違法甚至是違憲的經濟發展道路。
伍凡:在當時,中國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停止了政治改革。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是蘇聯解體,蘇共被解散。緊接著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全面資本主義化。在中國放棄政治改革,只抓經濟建設的同時代,首先是俄國緊接著是東歐國家都開始了一政治改革帶動經濟改革的時代。他們的基本模式是,先是政治上取消共產主義,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然後是全面私有化。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全部國營企業和土地礦山等公共財產用票據的方式發放給全體國民。他們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最原始的,最平等的平均分配方式。
草庵:這就是中共一直宣稱東歐國家和俄國經濟失敗的“震蕩療法”,另一種說法是“長痛不如短痛”。他們的做法在當時與中國片面發展經濟的方式相比確實是不如中國穩定。特別是俄國,在當時制度的一瞬間轉變過程中,缺乏司法配套,經濟出現了幾年的停滯。但在東歐國家由於他們吸取了俄國的教訓,他們在轉向的過程中就非常的好,即使是蒙古這樣的國家,他們在處理私有制的私有化過程中非常的公平,絲毫沒有影響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上政治混亂。這些國家都是非常的穩定。相反南斯拉夫因為堅持一黨獨裁和專政,倒是出現了數年的戰爭。
伍凡: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目前也有了大量的私有企業。就象國內官方公布的數據一樣,在最近的十年,中國的國營企業已經從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對地位轉為非常次要的地位,他的比例已經從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這也是非常大的變化。但在這種私有化的過程中,中國是否也和俄國或著是東歐國家一樣在私有化過程中非常的公平,消除了未來的政治動亂的因素。這才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注的問題。在我看來,目前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到了極限。貧富分化遠超過俄國和東歐這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更超過了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取消了原來的原始社會保障機制和醫療,教育機制之後,全面實行了市場化原則。中國實行了大量的市場化實驗,但原來屬於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財產都怎麽變成了私有財產?
草庵:中共是個非常聰明的政黨。在當年趙紫陽執政的時代,中共為了進行經濟改革,在政治上確實進行了不少的改革準備。因為當時的保守派勢力強大,但在司法體制和政治制度改革上仍在趙紫陽的堅持下進行了鋪墊但這個改革最後被中止了。但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適當的政治配套。結果,在後來的避開政治問題的選擇下,中共就出現了嚴重的官商結合現象。私有化過程也出現了嚴重的不公平。首先,我們看一下憲法的改革。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國憲法》中,有關內容卻是這樣寫的:“第一章 總 綱。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相反,在中國目前的公司法中則有這樣的條例:第一章 總則。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在第二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條例中則這樣明確:“第一節 設立。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可以單獨投資設立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第二十一條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的國有企業,符合本法規定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條件的,單一投資主體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為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多個投資主體的,可以改建為前條第一款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的實施步驟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伍凡:這里的憲法規定的很清楚,這就是,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制,是屬於全體國民的企業。但在後來的憲法修改中出現了不同的地方。根據目前的《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它在這兩條中提到了國有經濟,但並未確定國有企業這個定義。在這兩部不同的憲法中,最大的改變是“國營企業”變成了“國有企業”。一字之差不容易被人發現,但其中的內涵卻有很大的變化。
草庵:確實如此。國營企業是全民直接所有。全民直接參與管理。但國有企業雖屬於全民所有,屬於委托參與。國營企業的管理權屬於國民自己,這在中國的法律地位上有明確的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本身的產權歸全中國百姓所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平等都擁有其中一部分,是直接的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並未授權之前,政府無權管理,也不能將他轉變成為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法律上有個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從法律意義上授權了“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可以委托任命全民所有制企業管理人,並監督全民所有制企業管理人工作。從這個法律定義上看,中共政府根本就無權出售或轉讓全民所有制企業。
伍凡:國有企業就不同了。國有企業在注冊上應該是政府投資並代為管理,這是毫無疑義,國有企業是間接的全民所有制。這一字之差就把原來的企業產權給變更了。管理權也從全民轉變成了政府。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這種改變是非常大的一種變革。中共用一種詭變術就將百姓所有的財產管理權變成了他們政府所擁有的財產管理權。
草庵:我可以舉個例子。這就好比我們大家有了些財產,我們就將一部分的錢拿到了銀行,我們把錢放到了銀行,委托銀行管理這些錢,我們只靠銀行利息謀利。但後來我們發現,銀行不僅僅把我們存到銀行的錢拿去管理了,而且還把我們房子和其他沒有存到銀行的財產管理了。而且他們可以隨意的變賣我們並未委托給他們的財產。這不是強盜嗎?他憑什麽要把我自己沒有委托給他的財產也要強行管理?看這個例子大家可能覺得可笑,但實際上他就發生在中國。
伍凡:我們看看最近幾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幾乎都是在這個變化下進行的。大量的屬於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先是被轉成了國有企業,然後,政府官員和企業官員就合理合法的地進行變賣。將原來屬於全民的企業賣給私人,或搞什麽“管理層收購”。將本來沒有權利出售的企業出售了。
草庵:任何缺乏政治改革配套和司法配套的經濟改革都會陷入一個誤區。因為根據某些學者的理論,人是自私和貪心的。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人根本就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就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在中國,中共里面的一些權利持有人就是利用避開政治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這個理由,以穩定為理由,大量地進行權利腐化交易,用權利將國民的財富轉化成為個人的財富。用非法的手段和詭詐術來欺騙中國百姓。
伍凡:如此說來,中國政府成立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也是非法的。他們管理的國有資產本來是國營資產,他們根本就沒有經過司法程序和國民的授權,他們根本就沒有權利去管理這些國營企業,更沒有權利去出售這些企業。
草庵:正是如此。但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一切都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著違憲的行為。一切權利擁有者和政府利用各種手段非法地剝奪國民的利益,維護他們的統治。正是這些經濟利益讓他們結成了一個個利益集團,形成了更深層次的腐敗。
伍凡:中國經濟改革不能缺乏政治改革,更不能缺乏司法配套改革。我們今天提談,就觸及了一個中共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個詭詐現象。不過,在中國,這樣的事情還很多,今後我們有時間再多談一些。今天就暫時先談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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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今天我和草庵兄來談談香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過去我們談香港問題的次數不多,現在香港問題,尤其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相當突出,引人注目。
草庵:12 月4日,由香港5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陣,及20多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發起的爭取普選,反對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遊行。有25萬名香港市民參加反對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遊行。在遊行前數周,香港特首曾蔭權和香港泛民主派立法會委員溝通,傳達北京政府的指示,希望香港泛民主派議員不要發動遊行;曾蔭權同時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希望泛民主派議員支持政改方案。結果是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不被泛民主派議員們接受。
伍凡:香港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拒絕曾蔭權的政革方案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不符合香港選民的2個要求 ----- 第一,香港居民要求普選香港特首和全體立法會委員;第二,制定普選日期。這2個要求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現任香港特首是由8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而800人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是由社會的各界人士中產生,絕大多數由中央政府駐港辦事處在幕後操作產生,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現任香港立法會60名委員只有一半,即30名立法會委員是經過全港居民分區選舉產生,另一半30名是由中聯辦挑選,由特首政府指定委任的。這樣一來,立法會民意代表性就只有一半了。這種“鳥籠式”的選舉辦法的缺陷是非常明顯,因此《香港基本法》有規定,如果對2007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委員的選舉法要修改,需經過三級程序:現有立法會委員2/3多數通過;特首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
草庵: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如果對 2007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委員的選舉法要修改,需經過三級程序:現有立法局委員2/3多數通過;特首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因此,由香港立法會中泛民主派號召與推動,在2年前,2003年7月1日反對“基本法23條”,有100萬香港居民上街遊行。在2004年7月1日有50萬人遊行,提出在 2007年普選香港特首,在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當時的特首董建華面對如此巨大的抗議示威,無法處理,只好請求北京出面處理,由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禁止香港民提出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這樣一來,中共政權自己破壞了“港人治港”的原則。
伍凡:為了回應香港居民的要求,曾蔭權於10月19日公布《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在這個報告書中提出以1,600人特首選舉委員會,70席立法會委員,半數普選,沒有提出特首和全體立法會委員普選日期。今年12月3日有25萬香港居民再次上街遊行,要求普選和規定普選日期。香港立法會議員12月21日表決政改方案內的行政長官產生方法,在34票讚成,24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下,議案未能夠獲得通過。曾蔭權沒有得到北京的肯首之前,在政改方面,他是無能為力的,既使擴大了的“鳥籠政改”也是北京最後確定的。現在政改球又踢回北京。
草庵:立法會阻止了曾蔭權的《政改報告書》不久,曾蔭權北上京城述職,中共高層幾乎全部出動,在中南海共同歡迎曾蔭權到訪而公開亮相的包括了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副主席曾慶紅、國務委員唐家璇以及港澳辦主任廖暉等,顯示北京刻意強調曾蔭權仍然獲得中央一致的支持,並沒有因為政制改革方案遭否決,而受到影響。胡錦濤的講話只是重申中央“對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並將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沒有公開批評香港泛民主派。12月6日中共在汕尾開槍,對香港居民中的潮汕藉居民必定有影響。香港華人資本財團首富者大都是潮洲人,中共對香港問題必定要謹慎小心。看來胡錦濤對香港問題是耐住心,在等待時機。
伍凡:第二天溫家寶接見曾蔭權時,溫家寶說:“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究竟是什麽呢?溫家寶對香港問題的說法與溫家寶不一樣。看來,北京對曾蔭權的態度與對董建華的態度很大的不同。為什麽?我們不妨從經濟、金融、政治和國際關系上來分析。
草庵:我先從金融角度來分析。至少北京己經看到香港仍然是一只會生金雞旦的老母雞。
現在胡溫統治下的政權貌似強大,但實際上非常虛弱,己走到了內外交困的地步。中國股市連年下挫,一蹶不振,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己經崩盤,上海指證數跌近 1,000點,難以上升。在美國上市的70多家中國大陸企業,竟有90%以上變成垃圾股。據今年第二季度統計,股價在3美元以上公司只有7家,而在3美元以下的公司竟有50家。可見,中國公司在國內外股市都沏底失敗了。相反,香港股市在世界股市中排名第7,(排名序列:紐約、東京、倫敦、多倫多、法蘭克福和馬德里)。胡溫政權突然發現,香港才真正是中國最有價值的金融中心,期望由香港來挽救中國大陸股市,挽救中國金融市場。香港股市的堅挺是和曾蔭權分不開的,曾蔭權曾在董建華的香港特區政府內任財政司司長,指揮金融系繞安然渡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另外,從各個城市的GDP來看,香港是全國城市中首位,是上海的 1.7倍,人均產值約24,000美元。可見香港是中國按人口計算第一大的資本市場和消費市場。之外,曾蔭權與西方大國的政經人士有廣泛的關系,北京現在需要曾蔭權這張牌。
伍凡: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香港回歸中國巳8年半了,盡管有香港《基本法》為依據,北京也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號,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己變成了“京人治港”了,北京阻止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雖然香港對中共政權而言是一只會生金旦的老母雞,北京可以在香港股市獲得大批資金,緩解金融問題,但是中共一直害怕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基地”,善怕香港的政治改革進程影響到大陸,更害怕中國大陸發生“顏色革命”。同樣害怕,如果香港普選出的特首不是中共政權能接受的泛民主派人物,怎麽辦?這就是胡溫政權一再壓制香港居民的普選要求的原因,多次強調政治改革要漸進。很顯然,胡溫政權是在采取拖延策略,等待局勢的變化。溫家寶很清楚,“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在我看來,深層次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有3個方面:第一是政治改革中的普選和普選日期;第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長期以來是“行政主導”,立法會僅是陪襯,不是真正的“三權分立”,不能充分表達民意和制衡政府;第三個矛盾是中共政權和香港政府過分依賴香港大資本財團,照顧大資本家財團,損害了香港居民利益。這些深層矛盾不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香港居民的反抗是不會停止的。深層次的矛盾在在經濟結構上來講,香港現在是亞洲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商業中心、物流中心、和國際會議中心,正受到周邊地區的挑戰,如果這樣的結構不改變轉型,香港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很大的壓力,前景不樂觀。
草庵:從國際關系角度來看,香港是個非常特殊的地區。香港既是中國的大城市,受中共政權的管制,但它又是一個國際都市,北京和上海都沒有香港的特殊條件。香港獨立加入WTO組織,是亞太經濟組織非正式領袖會議成員 (APEC),世衛組織(WHO)成員,以及許多國際組織成員。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每年經北京同意,可以進入香港水域休假,但不能去上海、青島休?。可見,西方大國在香港有政經利益,他們會保護香港的特殊地位,而香港泛民主派可以到歐美各國去遊說,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譬如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明訪美國和英國,與布希總統及布萊爾首相交談香港民主化問題,這一點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沒有這個條件。並且,美國國會於1992年通過《香港關系法》,其宗旨在表達信任北京在1984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作出的承諾,讓香港主權在1997年回歸後,仍能維持“高度自治”。可是香港現在並沒有達到“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地步。香港可以出版《大紀元時報》,舉行“九評”研討會和支持“退黨”大遊行,其原因在於國際大都市和國際壓力。所以,我認為今後香港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發展變化,國際力量一定會起作用的,胡溫政權也在觀察國際力量的反映,作為他們下一步動作的依據之一。
伍凡:從中國民主化的角度來看,中國需要香港成功地實行普選,它必將影響和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因為這一點,中共特別害怕香港的政治改革,害怕在中國領土內有一個“民主基地”,正想盡一切辦法來拖延實現政治改革,這個策略與中共政權拖延和拒絕在大陸實行政治改革,其思路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香港人民不會擺休的, “港支聯”主席司徒華先生己發表講活,要在2006年發動更大規模的“七一”大遊行,強烈表達普選的要求,給中共政權施加壓力。胡溫政權將面臨香港人民的要求、國際力量的壓力、台灣朝野的聲援,和國內民間力量的支持。可以設想,香港民主力量將是沖挎中共統治的一股突擊力量,我們應該聲援和支持香港居民普選的要求。
草庵:香港的局勢還正在變化發展,我們會不斷關注它。今天討論到此告一段落。再見。
伍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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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胡錦濤上台3年多來,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有許多自我矛盾和前後矛盾的現象,他的公開講話和他的內部政策講話是矛盾的。中央政策和地方黨政執法情況是矛盾的。今天我們要舉出事例來證實這些矛盾現象,並分析其內在原因。
伍凡:胡錦濤的內政外交政策中有許多矛盾和沖突的現象。例如,在7月25日在確定10月在京召開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政治局會議上,胡錦濤關於頻發的群體事件有以下講話:要準備兩手,屬於經濟問題的要做妥協盡量予以解決;對於政治性質的問題,決不手軟,要嚴格取締,決不能形成氣候。胡錦濤提出對4種人要嚴加控制: (1) 自由化知識分子、(2) 維權活動及組織者、(3) 法輪功分子、(4)新聞報刊及人員。但是,在2006年元旦新年賀詞中講“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他並通過鄭必堅的口講中國要“三和”:“中國在國際上促進和平,在國內促進和諧,在台灣問題上促進和解”。胡錦濤對外公開高唱要建立和諧社會,在內部的叫囂是要嚴厲打擊“四種人”。這是典型的兩面派,囗是心非,好話講盡,壞事幹得不少。近來打壓“新京報”,血腥開鎮壓汕尾農民,嚴厲控制互聯網,就是在加緊打壓“四種人”。
草庵:在台灣問題上,胡錦濤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而無信,變化無常。2004年5日17日兩台辦發表的《台辦聲明》的七項對台政策的第一項提出:“恢覆兩岸對話和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造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由鄧小平提出、由北京當局堅持了20年的對台政策核心--- ---“一國兩制”,起碼在《台辦聲明》的重大政策變化中沒有出現,這可以說是北京當局對台政策的重大變化。2005年4月30日,連戰和胡錦濤會面後發表新聞公報,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系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又一次不提“一國兩制”。所謂“九二共識”其核心是 “一中各表”。北京堅持“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北堅持“一中”是中華民國。“一中各表”陳水扁和民進黨一直不接受,但超過50%的台灣泛藍選民接受。美國的“一個中國”主張維持現狀,不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可是,胡錦濤在2006年元旦新年賀詞中講:“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所謂“一國兩制” 就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中華民國,而不是“一中各表”。中共和胡錦濤一直拿“九二共識”來欺騙台灣朝野。胡錦濤的講話和聲明還有多少可信任的價值呢,“言而無信則不立”。
伍凡:2005年12月香港《爭鳴》雜志報道,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全總主席尉健行,提交了一份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報告指出中國的工會組織,基本上已經名存實亡。在報告中,胡錦濤寫下了據說是他主政以來字數最多的批語,大致是:職工工會組織是中共政權的主要主柱。當前的危機中,最嚴峻的就是失去職工、農民的支持。一旦失去他們的支持,社會、政局就會動亂,最後導致崩潰。並且,胡錦濤多次對“三農問題”作講話指出:他說:“無論是建國以來50多年的歷程,還是改革開放20多年的歷程,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黨和政府的頭等重大問題;始終沒有從中國在相當長的期間內都是農業大國的角度思考,做出中長期的決策;始終沒有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出發制訂和落實好方針政策;始終沒有從國家社會制度、社會政治安危,處理好農民利益問題;農民始終在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處於極不恰當的地位。”胡錦濤己經看到中國的社會問題的關合建,但他敢於面對現實嗎?沒有,敢於用政治手段去化解問題嗎?不敢。還是沿用老辦法,用高壓政策和措施鎮壓下崗工人、太石村和汕尾農民,驅逐和追捕維權運動人士,把工人和農民當作“敵人”對待。這樣口是心非的管理國家,必將導至革命造反,正如中國大陸民間流言,“現在什麽都不缺,只缺陳勝吳廣”。
草庵:胡錦濤口口聲聲講要推“新三民主義”: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福為民所謀,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就是容不得自由知識份子的言論、文章和思想。像劉曉波、高智晟和余傑等一批自由化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言論是真正體現了“情為民所系,福為民所謀”,他們批評中共的錯誤與罪惡正是為了中國百姓和中華民族的利益。批評江澤民出賣中國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給俄國、批評中共壓迫法輪功慘無人道,不都是為了中國百姓和民族的利益嗎?可是胡錦濤下令要嚴加控制自由化知識份子,正說明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是空的,是假的,只是當作口號用用而己。
伍凡:我再舉一個明顯的例子,2005手11月13日中國吉林市中石油一家化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000噸苯傾入松花江,嚴重污染江水。此事件發生時,胡錦濤正在西班牙訪問,並將參加釜山上APEC會議。中央政府無人敢負責 要等胡錦濤拍板批示。19日下午胡錦濤從釜山飛回北京,他處理的第一要務,不是準備迎接晚上到達的布什總統,而是處理松花江的重大污染,胡錦濤的批示是:松花江沿途要完成一級戒備,哈爾濱沒有完成之前,不得公布污染實情。這就是外界費解的中共當局隱瞞松花江污染災情的根本原因。按胡錦濤的批示,數萬武警部隊向哈爾濱開拔,使得近400萬人口的大城市哈爾濱一時謠言四起,地震一說不脛而走,飛機票、火車票一搶而光。21日下午5點,黑龍江省省長張左己與省委書記宋法棠從深夜 11時半開始,一直同國務院熱線聯系,一是隨時報告哈爾濱全市布防情況、二是等待北京向俄羅斯通報的批示。直到午夜,北京指示到達,張左己立即告訴手下“準備應付一個相當於地震或禽流感爆發的災害”。從13日吉林化工廠爆炸,到21日黑龍江省才接到國務院指示,前後共8天,傷害百姓生命的災害無人負責處理。這整個過程完全違背了“福為民所謀”的口號,胡錦濤想的是如何防止市民的暴亂。
草庵:胡錦濤近年來喋喋不休的鼓吹“中國和平崛起”論,現在又改為“中國和平發展”論。胡錦濤講:“我願重申,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他講這些話,在各世界大國沒有得到什麽正面的回應,相反美國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因為胡錦濤一再要求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售。人們一再提問,自稱和平發展的大國為何要購買大量遠程攻擊武器?攻打台灣不需要這類武器。可見,胡錦濤在國際關系上也是說一套、做一套,欺騙國際社會。
伍凡: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也曾在每周六的電腦討論平台Paltalk上談過。中國大陸有位網友講,因為胡錦濤還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所以他目前不得不如此,只有等他真正掌握實權,他才敢推動政治改革,否則黨內他的政敵會把他趕下台。我們來分析胡錦濤講得一套,做得另一套的原因。
草庵:在去年11月,我有機會到北京參加美國前總統老布希主持的“中美關系民間高層研討會”,接觸到一些中共高層官員,得知胡錦濤的形象差、能力低、沒主見、缺魄力。相當數量省部級官員不賣他的帳,甚至說:不要看胡錦濤那個樣子,我們聯合起來,就可以叫胡錦濤下台。可以說,胡錦濤沒有實力,掌握不住大多數省部官員和軍隊將領,所以他提出新的主張和政策沒有人聽,這就是中共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新的政策沒有人聽,但胡錦濤總得講一些能騙人的口號,但各省部委仍然執行老的政策,在政治上其基本政策就是監控、管制和打壓百姓;在經濟上執行官商勾結、偏向外資、剝削工農的政策,這最符合地方諸候的貪得無庵的要求。
伍凡:在維護中共獨裁統治方面,胡錦濤和地方諸候官員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便胡錦濤提出“新三民主義”和“建立和諧社會”的騙人口號也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不是真正為了中國百姓的利益。一旦這些口號與中共官員們利益相沖突時,他們根本下會去執行。胡錦濤上台己3年了,三權大位也坐了1年,人們至今看不到他運用權位為百姓做了什麽善事,相反,社會狀況是每況愈下,民眾抗議示威事件愈來愈多,抗議人數愈來愈多。看來胡錦濤己是無能為力,這樣下去,中共政權將喪失在胡錦濤之手,這對中國百姓是件好事,對胡錦濤也是個解脫,他也不必在“大位”上活受罪。而將出現“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的局面。依我之見,他最好的出路是退出共產黨,到深山老林里做個出家人,修性養心去。因為胡錦濤是個政治輔導員出身,幾十年來忠心耿耿聽黨的話,聽上級官員的話,他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和個性,幾乎是成了中共的奴才,這種人怎麽敢開提出創新的思路,把中國帶上民主、自由和維擴人權道路呢?實在太為難他了。
草庵:今天就談到這里,再見。
伍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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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1月14 日,居住在德州,並在國際著名研究機構貝勒醫學院任職的免疫學專家封莉莉教授和政治評論家橫河先生前來加洲講學.因為我們是朋友,所以前去聽課。我本來對禽流感和免疫學一無所知,聽了演講才知道禽流感的極大危險。但在這個學術會議上,兩度有人提出了中共在紐約要演出《同一首歌》,還詢問了他們對此問題的看法。如此,我才知道了《同一首歌》的點滴情況。
1月18日,洛杉磯的一些朋友要在中國領事館門前進行抗議活動,我因為公務沒有參加。但到了下午,一位遠在北加州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請我查詢兩位居住在加州的華人。這兩個華人就是與中國中央電視台共同舉辦《同一首歌》演唱會的華美國際文化傳播公司老板趙紫辰和林選棟兩位先生。根據這位朋友爆料,這兩人都是用“身為法輪功學員,在大陸受到迫害,而不得不在美國申請政治避難獲取在美國永久拘留身份”。
接到電話後,已經接近晚間五時,我急忙與美國有關執法部門聯系,大約只用了半個小時就基本查清了這兩個人的基本情況。當時,美國某執法機構的負責人對這兩人身為“政治避難者”而又與中共合作感到非常的困惑。他們無法理解,既然根據他們自己寫的申請避難材料所敘述的“嚴厲迫害”事實,怎麽可能受到中共委托而與中共合作。
伍凡:1月19日。法輪功的朋友們前往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及國土安全局對這兩人進行了舉報。當即,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就表示了:“馬上立案,嚴厲追查”。而國土安全局也當即表示:“面對可能的移民欺詐,要立案偵察”。
草庵:與此同時,法輪功的學員們也動員了很多的人員開始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同時,本人在當天也寫了一篇公開建議書給法輪功的學員們,對他們抗議中共花費公款在美國進行政治性宣傳及活動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同時也從法律角度提出了本人的幾點看法。同時也將《同一首歌》主辦單位的聯系電話及售票處電話公開。也將本人與他們幾位主要負責人及工作人員的通話內容,部分地向法輪功學員及相關的美國機構與團體通報。
伍凡:1月20 日,美國的《國際司法協會》,《美國世界人權組織》與《國際人權法律項目》向美國紐約南區法院聯合遞交訴狀,控告中央電視台(CCTV)刻意制作,傳播和散布宣傳材料,旨在煽動、幫助、挑起、授權、命令或慫恿非法關押、任意逮捕和嚴重的精神與肉體折磨、洗腦。原告為王慧敏、陳鋼等五名法輪功學員。原告律師泰瑞。
草庵:音樂本是我最喜歡娛樂。早在年輕的時候還曾經自己和幾位朋友組織樂隊進行街頭演出。而大陸的著名演員劉歡和李谷一都是早年相識的朋友。對於他們前來美國進行演出,本人並不應該有任何異議。但這次演出並非傳統上的西方社會的商業演出,而是本身由中共出資一百萬美元的政治演出。《同一首歌》作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愚弄安撫中國百姓之後,再次淪為為法輪功學員洗腦的政治標志性歌曲。很顯然,在新唐人電視台全球新年聯歡晚會之後進行,有著中共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1月21日,就在我的公開建議書發表之後,我接到了數個來自中國大陸及美國的電話。其中大陸一位從事政治宣傳管理的一位官員對我進行了一些勸告之後,和我進行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這位官員問我:“你寫的建議書是警告我們呢?還是威脅我們?”這個問題讓我有些哭笑不得,我問他:“你覺得呢?”官員回答說:“看來你是死心塌地不想回大陸了”。我回答說:“其實,我是否能回大陸可真不是你能決定的,你們不過是管個宣傳部門,有這麽大的權利嗎?要是連我都被禁止進入中國,我就鼓動海外的人發起回國運動,讓被禁止回國的海外一千法輪功學員集體在一天內回國,看你們怎麽把這些人都關監獄去”官員沒有直接回答:“我們已經把你文章簡要連夜送上去了”。我嘿嘿地笑了:“沒準我這篇建議書很得錦濤的歡心,你怎麽知道我不是在幫他,他就喜歡這種壓力,你們幹革命沒有壓力怎麽能有動力?再說了,錦濤不是對著美國朋友說他們很重視我這類的關心中國的海外華人的反對意見嗎?我這不是給中共貼金嗎?”。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一位中國領事官員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有人連夜就將我的建議書秘密發到了中國大使館,讓幾位使館官員連覺都睡不好。
我聽了這些官員的反應,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因為以我這兒些年和中共打交道的經驗看,面對法輪功的海外壓力,中共宣傳部門是沒有任何壓力的,他們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務,將演出完成,將錢花掉,如果能從中賺點個人額外收入更好,至於是否能引起外交事件或更多的問題,那不是他們的考慮範圍,更不是他們的工作。相反,與這次海外演出沒有太多關系的外交部門則是增加了額外的壓力。解決未來可能出現的外交風波和海外訴訟才是他們真正擔心和頭痛的問題。
就在我的公開建議書發表之後,很多人對此也有不同的意見。我在建議書中強調了幾點:一是要合法,二是要有組織,有準備,召集海外各大媒體,將時間擴大化,公開化。三是利用美國法律,尋找證據,準備進行長期訴訟。四是要將中央電視台的官方身份和背景曝光,將胡錦濤和溫家寶送上美國法庭。同時將參與的中共黨員身份曝光,送交美國司法機構調查,從新啟動美國政府1950年制定的INA212條款,也就是禁止共產黨員進入美國的法律規定。
伍凡:有人對你的建議書的不滿很明顯,這就是覺得中共即使是在美國演出,唱的也是歌曲,本身歌曲並沒有錯。其實,這里面有個很大的理解問題。在美國,人人平等,皆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美國法律卻同時規定政府不得從事任何宣傳。這個法律的意義是,政府是個擁有龐大資源和權利的機構,他於百姓個體或社會團體相比都擁有強大的資源,從全面看是不平等的。如果政府能擁有自己的宣傳機構,就必然會導致政府的獨裁。所以,在美國,即使是美國之音這家唯一的政府出資的官方媒體,他也不允許在美國本土宣傳。縱觀全球,幾乎所有的官方媒體都是對外宣傳,但他絕對不允許對本土宣傳,更不允許海外其他國家官方媒體對本國設立機構進行宣傳。而中共中央電視台到美國主辦演出會,本身違反這一美國法律要求。歷年來,在美國的百姓並不清楚中共不允許私人經營媒體機構,而對中共官方媒體機構對美國進行鋪天蓋地地宣傳並不了解。按照他們的觀念,還以為中國也如同美國一樣,那些媒體機構也是私人擁有。而借此機會,能將中共宣傳機構逐出美國,很顯然,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我對很多朋友們講:“這個問題並不主要是歌曲的問題,歌曲是問題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允許中共利用強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用官方的媒體機構對海外華人和美國百姓進行共產主義洗腦。要讓反共的媒體和私人的媒體有同樣的機會,絕對不能因為官方的資源而掩蓋百姓的不同聲音,歡迎私人的商業演出和抵制官方出資的政治演出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盡管官方資助的演出也是唱同樣的歌曲,但大家處於對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對官方行為也要進行抵制,這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官方行為的問題,即使是美國官方進行這樣的活動,百姓也同樣要進行抗議和抵制,這是保證我們民主自由體制能長期生存的必要條件。”
草庵:很顯然,美國政府在對待這件事情上采取了一種默默地支持法輪功的態度,就如同我與國內一位重要官員談話中這位官員的疑惑一樣:“美國政府官方雖然沒有直接表態,但他的下屬執法機構如此快的反應也說明了美國政府的態度,FBI要調查主辦者,這不是明顯的反對這場演出嗎?,你們到底要幹什麽?要傳達一種什麽樣的信息?”
伍凡:其實,早在數月前,主管中國事務的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就早將美國的新對華政策公布於眾.對於中共的獨裁統治和共產主義就是要采取壓制和制止的動作,對於中共改革開放,采取支持的態度,但並不表示對他的獨裁讚同.可惜的是中共領導人仍舊處於舊日的夢想之中.依舊以為中美關系可以用經濟利益上的交換來取得美國政府對獨裁政治的認同.事實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最近幾年,美國政府交換經濟利益,但並沒有放下政治上的利益.特別是克林頓小台之後的小布什總統的對華政策,基本上已經進行了全面的更改,這也將影響著未來幾十年的對華政策.
海外華人的意見有其存在的道理,盡管這些海外華人多年生活在海外,但很多人並沒有完全理解並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更多的是保存著早年中共洗腦教育.但海外某些”民運人士”的反應則令我大吃一驚.面對法輪功這些無論從什麽角度上看都是弱小的團體的維護自由民主和自己權利的抗爭,他們采取的是一些漠不關心,甚至是挖苦和諷刺的態度,這讓我非常的寒心.
草庵:民主是什麽?爭取中國百姓的基本權利的活動就是最基本的民主行為。有些人認為,法輪功維護自己的權利是想尋求“政教合一”,特別是對《同一首歌》的抵制是對人的言論自由的侵犯,是想搞中共的輿論封殺,更有人認為是爛用美國司法進行訴訟,為美國增加司法成本。這些觀點貌似有道理,其實是根本就不值得一駁。
首先,先不提法輪功多次提出不參與政治,即使是在目前,法輪功也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傾向,他們進行的無非是人類最基本的維護自己權利的活動,是各個國家都憲法都賦予的基本法律權利,他們既沒有暴力,也沒有參加政黨競選,怎麽能說是政教合一?所謂“政教合一”和“參與政治”的定義根本就不符合目前法輪功的形態,參與政治往往指的是參與政黨政治,而不是泛指公民維權。否則以目前全中國如此眾多的上訪百姓都是參與政治。事實上,法輪功學員是典範的公民,他們采取的一切維權活動都是按照當地的法律進行,無論是司法訴訟還是遊行抗議示威,都是按照當地法律程序進行。依賴法律進行所有的維權活動這本身就是遵守法律的最佳公民行為。而利用法律也是體現了民主自由的最基本道義。難道我們在日常生活上出現了問題和糾紛,不依賴法律而采取別的方式才是正確的嗎?依賴西方國家獨立的,公平的司法體制進行訴訟正是解決爭端和問題的最節約社會資源和最能體現公平的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而如果大家有法不依,反而在遇到糾紛和爭端時各自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那才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行為方式。
伍凡:很顯然,在對待抗議《同一首歌》的方式和方法上,法輪功學員采取了極為忍耐的符合法律行為的方式。我在建議書中建議的方法上,我更希望能將中共推向美國的司法審判席,特別是將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位領導人推向美國司法審判席。但實際上,法輪功學員並沒有采取這項策略。他們並沒有采取激化問題,擴大事件的方式進行。我曾對他們說,只有在他們演出之前進行大型的抗議活動,才能激怒中共,讓他們做出傻事,否則就無法達到更大的影響和形成更大的訴訟。
抗議並不是主要的目的,阻止一場演出也不是目的,而將中共的附庸者推向美國司法審判席才是真正的目的。只有將那些違反美國法律,支持中共政權的人訴訟到美國司法審判,才能真正具有威懾力,才能讓那些依賴中共豢養謀財的人遠離中共。
法輪功在這次抗議活動中沒有特意激發事件,而是依舊采取了和平的卡抗議示威活動,給人以一個平和的修煉團體的印象。依然是按照“神給胡錦濤的時間不多了 ”為主要根據,並沒有刻意要將胡錦濤和溫家寶送上美國的司法審判席。在這點上,至少我覺得他們是善意的。而且在主要的活動中,他們把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用於說服演員和中共的中央電視台上。並沒有給中共的外交部門施加更大的壓力,更沒有制造一些外交事件來達到自己的抗議目的。
草庵:中共怕什麽?中共的宣傳部門根本就不怕法輪功的任何抗議活動,他們只要將中宣部的任務完成就可以,出現了外交事件也不是他們的責任。相反,外交部的壓力就會更大,如果在此抗議事件中能對中共的外交部施加更大的壓力,在外交問題上多做文章,中共外交部門就會在他寫的報告中將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來,從而影響中共最高層的決策。只有讓中共高層在外交上層層遇阻,面對全球性的抗議,喜愛面子的中共領導人才會反省和改進,從而從另一個方式上促進中共放松對國內的維權百姓的壓制,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態。
伍凡:盡管面對善意的法輪功的抗議活動,中共中央電視台及在美國的合作者還是處於了一種非常驚慌失措的尷尬境地。在此其間,不僅暴露出了其內部管理混亂,內部惡鬥嚴重,還不斷暴露出了欺騙的本性。在廣告中,他們列出了眾多的大牌明星,但在廣告的一角卻用極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注明:“演員以實際參加演出者為準”。完全是一副不知道未來,也不知道結果的騙子手法。而這種手法出自於堂堂的中國政府出資,以強權獨裁為己任的中央電視台之口,可見其主辦者內心世界是多麽的虛弱。這也難怪手拿免費票的觀眾在看完演出後大呼上當受騙,因為中央電視台極其美國主辦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想用欺騙的手段來騙取美國觀眾的信任,而在演出中采取卡拉OK方式,沒有伴奏樂隊更是難以想象的欺騙。
《同一首歌》盡管在美國上演了,但他的結果並沒有中共預料的那樣好,更不會達到他統戰的目的和宣傳的目的。相反,它的上演,已經引發了全球西方國家對中共利用政府資源向全球輸出獨裁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嚴重關注。在美國不僅僅國會議員紛紛出面抗議並關注,而且有眾多的議員準備通過國會提案對中共宣傳媒體進行司法控制和制約。在全球,中共的這此愚蠢演出也引發更多的連鎖反應。中共希望通過9家數字頻道將其宣傳帶入加拿大,但卻遭到了加拿大社會及各類社團的強烈抵制。而遠在歐洲,歐洲委員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譴責共產獨裁集權罪行的決議。這些國際社會的正義行為,正是反映出了中共的宣傳和統戰日益被人揭露看穿,更難以達到成效。
草庵:在這個事件中,在演出尚未進行的時候,國內的演藝界已經紛紛通過互聯網和電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很多的國內和台,港演藝界人士私下表示,即使是為了賺錢,但也要注意中共的政治目的,盡量遠離中共,不被他們利用。至少不要被美國起訴,因為中共的政治宣傳而被送上美國司法審判席。同樣,參與演出的演員也通過各種不同方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真實內心想法,他們在演出的時候,拒絕獨唱“同一首歌”,而是迫使中共不得不采取了由兒童喝唱的方式進行。但更多的演員處於內心對中共的恐懼和對國內家人的擔心,在自己力爭退出不成的情況下,不得不被迫繼續參與演出。而對主辦者冒用“法輪功修煉者身份”騙取美國永久居留的方式更是深惡痛絕,更有演員私下表示:“中共怎麽就淪落到願意和這些騙子合作,連一個好人都找不到?”
很多百姓痛恨中共暴行,但對法輪功抗議中共主辦的《同一首歌》感到不解,覺得這是文藝行為,與政治關系不大。中共的這次演出真的與政治無關嗎?在中國大陸,數百萬的小學生因為沒有學費而失學,而中共為了五千紐越華僑就願意投資一百萬美元而演出一場並不能改善美國華人任何政治或經濟地位的行為難道這里面沒有政治目的?。在這場演出中,中共方面售出的票不到全場觀眾的百分之八,收入連場地租金都不夠。難道他不知道出資貼給每位紐約華人二百美元不如給二萬名失學兒童救助他們上學更好?對中國未來和社會更有利?
伍凡:很顯然,中共的演出是有其政治目的。同樣,法輪功的抗議活動更有意義。他使得美國司法再次重啟INA212條款,讓中國的百姓和海外華人有更多的機會利用美國的司法程序去制止中共黨員進入美國,更有更多的機會將他們送上美國的司法審判席,讓全球的百姓去觀看中共黨員是如何在進入美國的時候隱瞞自己中共黨員身份,說謊欺詐。同時也為阻止其他中共政府資助的政治宣傳演出做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行為模式。這也說明,只要大家去努力,按照合法的途徑進行抗爭,中共就無法抗拒世界潮流,無法將其獨裁推廣到海外。他的一切企圖都會遭到唾棄。維權和促進中國民主自由不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只要大家努力,從最基本的小事做起,中共和他的支持者就無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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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現在又到了《獨立評論》時間,今天我和草庵兄要談談每年3月例行召開的“兩會”。“兩會”全名稱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會議”。人大會議有 3,000名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大約有2,000人,兩會加上黨政軍高級官員例席旁聽及“兩會”工作人員至少有6,000人開會。據北京市公安局證實,己動員62萬人投入保護“兩會”安全,其中包括14,800名公安警察。巳有1,000名上訪者被捕,劉曉波等異議人士被禁出家門。每年例行“兩會”勞師動眾,耗費大量民脂民膏,禁止異議人士講話,有多少實質性的作用呢?
草庵:每年例行召開“兩會”只是個形式而己,這兩個大會所通過的任何決議都是中共代表大會或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的翻版而己。中共政權一直講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黨在國家之前,由黨來領導統治國家。所以“兩會”的任何決議都是中共決議的翻版,這毫不奇怪。中國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醫療和教育問題、以及正在高漲的維權問題,正放在“兩會”面前,開10天半個月的會,討論議論一番,送上去幾千條建議,上述問題和矛盾仍存在,並繼續擴大,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可見,開“兩會”沒有實質意義,僅是個形式而己,所有的決定權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手中。
伍凡:不妨我先舉教育作例子,家庭子女教育是當今中國百姓最關心的民生問題之一。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說,全球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除了發達國家以外,亞洲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都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1986年通過的中國義務教育法第5條規定:凡年滿6周歲的兒童,不分性別、民族,應當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第10條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在農村,政府雖已提出義務教育的目標,但改善還非常有限,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實施全部的免費教育。
其關鍵是中共政權對教育投入不足。中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邊GDP一直在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己達3萬億元,而長期扣壓教育經費。世界各國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 5.5%,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是4.5%,中國政府定的目標達到4%。但直到今天只有3.3%。現在中國各類學校大肆向學生超收學費,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測算,十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超過2,000億元。有的學生因付不出學費而自殺。
草庵:溫家寶在2003年3月 27日的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曾強調要“有效治理教育亂收費”,在2004年2月13日的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他再指出“要加大治理教育亂收費力度”;今年2月16日,溫家寶在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加強語氣指出,要“特別要嚴格規?”教育收費。北京講歸講,地方做歸做,不聽北京命令。
《新華社》去年七月曾報導,寧夏銀川市的一位13歲女生,因為擔心要交的10萬元人民幣的初中擇校費,給父母帶來經濟負擔,而服毒自殺。在這位女生留下的100多字的遺書里,有“我是個差生,我死了可以幫您節約10萬元”等詞句。
可以預期,今年的中國人大兩會,教育亂收費也少不免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之一。但我估計,在“兩會”上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伍凡:醫療體制改革後,百姓無錢看病住醫院,醫生收紅包吃回扣,在全國全醫療系統內普遍流行。在例行的“兩會”中多次建議要求重視並糾正,毫無效果,中共政權不得不承認醫療體制改革沏底失敗了,朱镕基是個大罪人。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有醫生約200名,卻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醫生有處方權,可以決定用藥量、用何種藥,據此收受回扣,病人每一次打針,開單醫生就會有幾元十幾元甚至幾十元的回扣收入。
不僅是醫生拿紅包、收回扣,醫院院長也接受藥商的賄賂。所有這些在過去十幾年中在“兩會”中都提過,要堅決糾正,但中共政權對此毫無辦法,醫生照樣吃回扣,拿紅包。這就是政治制度和法治的問題。
草庵:這次“兩會”的一個重點議題是“三農問題”,這是十幾年來例行“兩會”的老問題,解決不了。城鄉差距、城市居民和農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權限不在“兩會”,而在於中共中央和地方諸候。為什麽“三農問題”那麽難解決,關鍵在於中共政權近60年來一直把農民當農奴,任意剝削、壓迫。農民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就拿人大這個機構來講,3,000各全國人大代表有幾個是從農民中選出來的代表?中國農民占人口9億,約占全國人口2/3,在全國人大中的農民代表占多少比例?少得可憐,在最高立法機構中沒有農民利益的代表。
伍凡:中共在最近發表了2006 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又是一個典型的中共控制農村的一貫政策。幾十年來,中共對中國農村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名曰為了農民,但從來不需要農民的同意,強迫農民執行。從“土改”、“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土地30年家庭承包制”,到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每次大規模的改變農村土地關系和生產關系的運動,都一再宣傳為了農民好,推動“人民公社”是要把農民送入共產主義,可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是農民。改革開放快30年了,GDP在上升,但是中國農民生活仍然是最苦的。這次“兩會”要討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可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把中國從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冠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道社會主農村包圍資本主義城市?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標簽了。
草庵:由中共中央提出來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劃報告》一定會在“兩會”討論並會獲得一致通過。代表們直到開會時才能看到《規劃報告》,在幾天內根本不可能詳細論證《規劃》是否合理,是否有經濟效益、是否符合持續性發展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環保要求。如此等等問題怎麽可能讓代表們弄清楚?並且,中國人大代表們發言都是在各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團小組會議上發表,由大會秘書處整成文向上級報告,不允許各省市自治區代表們橫向聯系交流,各個代表團基本上是封閉的。人大代表大會不允許代表們提出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決定,更不允許在全體大會上發表或擴散。因此,可以說例行“兩會”是最沒有創見性的,既便有創見性意見也被封殺了,以維持中共一言堂。
伍凡:中國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對住房房價和房地產很關心,在這次“兩會”上會有所反映。中國房地產和房價牽涉到中央、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問題。目前,中國對土地的管理主要還是依靠地方政府來完成和實現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對房價的調控主要是通過土地管理、地稅管理和工商管理來實施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一致的,都期望房價上漲,因為房價漲可以帶動地價上漲,地方政府稅收和官員政績同時增加。
現在中國房地產投資資金約75%來自銀行貸款,中央政府一直要宏觀調控,就是為了避免房地產過熱,積壓大量銀行資金。現在全國房地產空房率超過30%,近1/3的新房賣不出去。居民收入低下,用工資薪水買不起房子,在等待房價下跌。在房地產經濟中地方政府是大贏家,這就是為什麽地方政府強占民房農地,以致造成維權運動的興起。
房地產高價出售,地方政府低價強征土地,這兩方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根本不是“兩會”能解決的,因為人大代表中50%是各級地方黨政官員,房地產與土地和他們的利益有密切關系,他們不會放棄既得利益。
草庵:例行“兩會”按我們的分析來看,在中國政治領域並不占最主要的位置,僅是個陪襯的角色。不管“兩會”討論或建議什麽議案,不經過中共中央批準,是無法通過的。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最近一段時期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件,例如《冰點》周刊事件,還有11位解放軍高級退休將領給胡錦濤的信。
伍凡:11位退休將領聯署給胡錦濤信是一件很突出的事件,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罕見的。在信中提出四點
1.“軍隊受到社會腐敗、沒落意識的侵蝕,已經相當普遍、嚴重,部隊的懶、散、亂、軟、沈,極待解決;”
2.“地方黨政部門、幹部隊伍的腐敗濫權和民怨民憤情況,遠比簡報中的報道更為嚴重,實際上已發生管治危機和喪失了管治的社會基礎;”
3.“問題的要害,是黨對腐敗的嚴重性,長期掉以輕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4.“當務之急是改革黨、改造黨、建設黨,全面落實以民為本、以法治國。”
可見中共黨政軍三方面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這說明軍隊中一批將領對中共現領導人的不滿,這對胡溫是個威脅。
草庵:《冰點》周刊之所以能在3月1日覆刊,以李銳為首的13位中共退休高級官員的公開信起了很大作用。這13位退休高官過去都在宣傳媒體和組織部門當主管。公開信的行動表明在中共高層有明顯派系鬥爭激烈,批評胡溫政權處理《冰點》周刊有錯誤,打壓思想言論自由。他們的行動與胡溫政權唱反調。這也是對胡溫很大的壓力。
伍凡:中國社會矛盾、黨軍矛盾、黨內矛盾等等都在加劇,“兩會”的召開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只有結束中共一黨專政,才能走出一條活動。今天我們就談到這里吧。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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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最近中共有召開了“兩會”。這次兩會中有了一些不同的現象發生,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談談這些現象和經濟問題。
草庵:隨著國內外華人的維權運動的高漲和興起,中共遇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國內的參政人員也鼓足勇氣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提案。比如:全國政協委員任玉嶺先生就提出了13個議案,11份大會發言.其中他就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事情.其中一組數據很說明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增長87倍。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這個比重,比日本的 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分別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個百分點。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增長還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長23%!”
伍凡:他說:“現在我們國家財政收入每年都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今年已經突破3萬億元。拿今天的財政實力講,我們將有可能逐步解決教育和醫療難題,也有可能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但由於行政管理經費增長缺乏規範和制約,導致許多地方的財政不管怎麽增長,都有可能被吃凈花光。”,有不少地方財政收入幾千萬元時是“吃飯財政”(夠發工資和吃飯),當財政收入達幾億元時仍然是“吃飯財政”,許多百姓期待的事還是做不成。
草庵:這是個很實在的提案和問題.如果我們按照國際上各個國家的資料上看,中國的問題確實非常嚴重.中國政府去年的稅收已經超過三萬億人民幣了,大約是 GDP總值的四分之一多.也就是超過了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國2004年8月公布了其聯邦政府2005年的預算草案,預算總額預計為2583億歐元。聯邦教研部的預算預計為84億歐元,比2004年增加了2億歐元,其中德國研究機構的資助將增加3%。聯邦經濟與勞動部的研發和創新預算為9.19德國GDP比中國高, 但是預算比中國還省, 還能有高福利,這說明了什麽問題,很明顯,中共在政府開支上存在著極大的浪費.行政效率是非常的低下.同樣,對於和印度相比,印度的人均收入和GDP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距,但他的財政收入也比中國低很多,但同樣在印度,印度政府建立了龐大的免費醫療系統,基本上可以保證所有窮人的醫療問題.這也是印度官員總是引以為榮的:”我們雖然經濟不發達,但我們可以保證每個國民生病都可以得到治療”.
伍凡:如果和美國日本相比.中國政府的開支也是非常龐大的.如果按照GDP的比例計算,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遠高於日本,基本上和美國接近.但我們需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他們都有龐大的免費教育開支,完整的免費醫療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退休福利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而這些費用的開支大約都占全部美日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按照這樣的計算,中共財政開支實在是太大,幾乎是中國百姓的吸血鬼.難怪有人說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執政黨.
草庵:在這個兩會其間.很多代表提出了很重要的議案,很多是針對中共的這些問題.其中就有一位委員提出了一個議案,這個議案很簡單,他問政府:”國有企業為什麽不分紅,賺的錢都哪里去了,既然是國有企業,與百姓爭奪市場和利潤,是全民所有的企業.那麽,國有企業也需要把賺的錢回饋給社會,給政府上繳,也是政府財政收入,讓百姓享受到這部分利潤的好處.怎麽只見國有企業贏利,不見國有企業分紅?”
伍凡:這個問題問的也非常好,國內的國有企業為什麽不分紅?賺的錢都哪里去了?
草庵:你不要急,這個議案雖然代表提了,但被退了回來,沒有被正式列入議案.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了太多的內幕,你想一想,如果國有企業都分紅,中共怎麽維持?官員們怎麽得到自己的利益,這個提案與上面談的不同,上面的議案是全民涉及,但對相當部分的官員涉及不到他們的具體利益,而這個議案涉及到了幾乎每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同樣涉及到了各個部長和官員.所以,在議案中,有選擇的被封殺了.
伍凡:在兩會其間還有個非常有趣的經濟現象,在開會之前,中國股票市場暴漲,國有基金大舉擡高股票市場,造成了中國經濟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實質上中國的經濟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改變.相反,北京市社會心理研究所發布了一項針對1260名北京市民的最新調查表明:因為在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面的實際及預期消費,北京人的心理一點都顯不出“富裕”的痕跡。去年,北京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金額與總支出金額的比值)降至31.8%,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溫飽型”,上升到目前的“富裕型”。但是,只看食品支出會掩蓋許多問題。按照恩格爾先生的本意,除食品支出之外的家庭主要支出,只有大量用於家庭設備、服務和娛樂方面時,才能算是富裕。但是,根據北京市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目前,北京市民“家庭設備”、“服務和娛樂”方面的支出僅為6.9%和5.9%。而同時,教育、住房、醫療保健三方面的平均支出共占46.3%。大家知道,在飲食之外,教育、住房和醫療都是現代社會里作為人的基本需求,正如不吃飯,人會餓死一樣,沒有教育,人無法就業,無業則無以為生,同樣,無房則無家,無醫療則無以保命。從這一點來看,可以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46.3%的教育、住房、醫療支出+31.8%食品支出=78.1%,這才是北京市民的真實生活水平,不僅不“小康”,連“溫飽”也很勉強。
草庵:您說的才是真正的北京百姓的現狀,因為在西方國家,他們普遍采取恩格爾系數是有一個基礎,那就是西方國家都普遍采取高福利社會制度,在這個制度基礎之上進行衡量,而中國沒有任何福利制度,更不用說是高福利制度,而在這兩個不同的制度基礎之上進行比較,這就存在很大的誤區.按照恩格爾的理想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設計,當社會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時,在食品支出金額相對降低的同時,社會福利將大幅度提高。但是,我們的情況卻是相反,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居民福利被大幅度削減,居民被迫將收入大筆投入教育、住房、醫療的消費和儲備。這是一種被強行扭曲的居民支出結構,不僅難以令人欣喜,而且足以令人警惕。
伍凡:在兩會中,中共提出了一個口號:”總體目標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圓滿和諧、協調發展”。目前中國的狀況是什麽呢?是個三角,這個“三角”型改革布局中,政改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執政”問題,經改重點在解決“效率”問題,社改則側重於解決“公平”問題。目前的體改格局還只能是“不等邊”三角型,經改邊長,政改邊短,社改邊尤短。“三角”型體改的歸路,應該是從“不等邊三角型”到“等邊三角型”,而後形成“半圓形”,再加上“發展”這個半圓,形成一個“整圓”的推進,中國的各項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沒有同步進行,所以中共政治改革一直都僅僅停留在“點一點”、“點到即止”的層面。而經濟體制改革作為中國體制改革的“領頭羊”,從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到後來的“線”式推進,其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在世界各國發展史上都屬少見。社會體制改革則更多體現“面”的特點,因為社會是政治、經濟運作的平台,起著容納、保障作用。但由於中國解放以來長期搞“空頭政治”,耽誤了30年的發展時間,改革開放這20多年為了補經濟發展這一課,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了“效率”上,社會公平問題遲遲未能擺上位置。這就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導致政改、經改基本脫離了平台保障。
草庵:在這個三角中,政治改革是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不進行,社改就沒有辦法公平,效率產生在不公平的基礎上,就必然會產生腐敗,社會必然就動亂.目前還有一個最明顯的案例是中國的不良資產也被“賤賣”了.不久前,香港銀建國際實業公司(0171.H K)公告稱,該公司以5.466億元人民幣的價格買下了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賬面值為364.4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資產包,同時以2.733億元的價格將該資產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團。因為此次收購創下了兩個之最:一是創下了外資收購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規模之最;二是收購價格僅為資產面值的1.5%,創下了外資投行收購中國不良資產的價格新低。所以也引起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是不是“賤賣”了不良資產的疑問。是不是“賤賣”了,現在還沒有定論。但是,以前的幾次不良資產處置都有“賤賣”的嫌疑。
伍凡:是不是“賤賣”了還是有據可查的。如,2004年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將賬面值達569億元的不良資產打包以8.5億元的價格轉讓給銀建國際,作價僅約賬面值1.5%,隨後銀建又將這筆資產以2%的折扣賣給了花旗銀行。銀建國際的超低價甩賣在當時引發了極大爭議,但國資被賤賣卻不容置疑。再如,2002年“流產”的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向高盛協議轉讓賬面值40多億元的兩個不良資產包,以及中國建設銀行將江浙一帶的賬面值35億元的不良資產打包出售,如果交易成功,國資流失要比收回的多很多。
草庵:除了出售價格“是最容易藏有玄機”之外,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良資產的交易市場不開放,缺乏透明度。因為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大都采用向境外投資者打包銷售不良資產的模式,因為這樣一次就可以處置金額數以百億元計、內含上千項資產的不良資產包,正是由於求大求規模以高價把一些想購買資產的人擋在了“一級投資者”之外,迫使想購買資產的人不得不再從購買成功的外資手中購買。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是把巨大的利益讓給了外資。
伍凡: 其實,不良資產交易並不神秘,只是因為政府增加了門檻,才使不良資產交易披上了神秘面紗,並且由於不良資產交易不透明,妨礙了交易的公平公正,也致使有些不良資產被“賤賣”。只有打破壟斷,推動投資主體多元化,不僅要對外資開放,還要對內資和民營資本開放,讓更多的買家加入到這個市場中來,同時,建立內部激勵機制,並確定一個資產處置的回收底線,在底線基礎上建立一個多收多得的遞增的激勵制度,形成多種途徑處置不良資產,形成多層次競爭的處置不良資產格局,才能真正保證不良資產交易的公平公正。
草庵:這次兩會,中共並沒有新的政策出台,經濟方面也沒有新的花招.參加會議的委員們也沒有提出多少新的有實質改革意義的新議案.相反是有位中共非常出名的女士提出了一個令人非常可笑的議案:中國外嫁的女人需要男人給中國政府寫保證書.這個議案讓我大開眼界,也算是見識到了中共參政委員的真實水平.
伍凡:中共召開兩會,本身就是虛偽的行為,沒有實質上的改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今天我們就先談到這里,謝謝各位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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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曾經有人寫信給我說:“你們的節目很多都揭露中共的黑暗,什麽時候能揭露一下美國政府的反華行為?”今天我和伍凡兄就談談最近的美國政府政策,也“揭露”一次美國的反華行為。
伍凡:最近,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訪問亞洲和澳洲。在出行前,賴斯發表了一個講話,她的講話重點是:“中國可能會變成亞太地區的一支消極力量。敦促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在如何應付這個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大國時,形成一個共同的立場”。賴斯還鼓勵澳大利亞和日本與美國在應對中國時“步調一致”,“我們需要一起承認,中國將會改進其軍事力量,但我們需要確信,這種改進並不能超過中國的地區野心和利益範圍。”賴斯說,這是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擔憂,也是美國亞太盟友應該擔憂的,因為“我們有責任保衛亞太地區的和平”。
草庵:我非常喜歡賴斯女士,這是我在美國見到的最好的國務卿。這位自上任以來已兩次取消訪澳的美國國務卿,在談到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時指出,中國仍沒有進行民主改革,而其繁榮的經濟已提供了許多進行改革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麽它是一個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因為當你擁有10多億積極而有活力的人口,擁有一個有潛力變成一個真正推動其經濟增長進入國際體系的經濟時,那就是一個機會。”賴斯還強調,諸如知識產權等問題也需要提出來討論,因為中國的經濟是在國際經濟規則之外運轉的。賴斯的這個經濟觀點與我的觀點也非常的一致。
伍凡:最近,很多中國百姓聽了中共的片面宣傳,一直是認為是美國在封鎖中國,對中國有野心。其實,我們看到賴斯的講話就非常明確。因為,賴斯說,美國關注中國擴軍,並已告訴中國需要在這方面增加透明。中國2006年度國防預算約為351億美元,增幅14.7%。美國關注中國的人權和宗教自由,如果中國按照法規推動經濟增長,對國際社會和美國來說,是正面的發展。但問題是,中國並沒有一個透明的制度,沒有合理的據決策機制,一切都是黑箱作業。GDP增長百分之十,但軍事費用增長百分之十五,比經濟增長高一半,這能說是和平崛起嗎?在亞洲,中國是個大國,周邊根本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侵略中國,中國面臨著眾多的社會問題,醫療,退休,教育缺錢嚴重,但這方面的資金不增加,反而增加軍費開支,這很不合理。
草庵:賴斯這樣講話其實是有根據的,負責美國在拉丁美洲軍事活動的軍事將領昨天說,中共正在拉丁美洲逐步增加軍事活動,部份原因歸咎於美國法律限制美國軍事援助拉丁美洲國家。這個軍事擴張勢力是跟隨著2002年的的規定而來的,法規限制美國軍事為一些國家籌資和訓練。這個法案使美國對拉丁美洲的11個國家終止了軍事援助。他說,"其中某些國家是重要的,譬如秘魯、 厄瓜多爾、巴西,、玻利維亞"。他還說,這個禁令使其他國家無法分享學習美國軍事的"品質和特征",包括軍事部屬到民間領導者的理念和民主的原則。中共勢力的增長表現在許多中共高層領導訪問拉丁美洲,以及它與左派政府建立軍事經濟紐帶和在其它國家的活動,這個戰略區域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在美國的影響範圍之內。中共在去年向委內瑞拉販賣了三個JYL-1型移動防空雷達設施之後,還準備販賣它的新的FC-1型噴氣式殲擊機。中共本月初派遣了第二炮團(Second Artillery)的官員代表團到古巴訪問。這個炮團是中共的戰略和戰術導彈的軍事力量,並且在訪問中提出問題,是否古巴正在研發導彈。中共最近意圖販賣新的側翼射擊防空導彈給玻利維亞的左派政府。而且,它還提供軍事設備給古巴,並與巴西合作一個據稱有軍事用途的聯合衛星計劃。
伍凡:這很明顯,中共意圖用出售軍事裝備的方式在美國後院搗亂,用高科技軍事技術來武裝美洲的獨裁國家,這本身就對美國形成了軍事威脅。面對這樣的情況美國擔心是自然的,對中共進行反制也是必然的事情。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羅德曼星期四在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作證時說,中國的軍事擴張看來是針對台海情勢而來的。中國的武裝部隊正在迅速發展其能力,以便強迫達成解決方案,同時遏制、推遲和抗拒包括美國在內的可能的外來幹預。羅德曼說,這是中國針對台灣的總體戰略的一部份,目的是要孤立台灣,並且迫使台灣領導人按照北京的條件跟大陸統一。羅德曼指出,美國的政策是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擴展會改變現狀,美國需要因應這種新形勢。
草庵:面對這種現實,賴斯對南亞國家和澳洲的訪問就有了特別的意義。賴斯此次印尼之行加強與印尼的軍事交流是此行最重要的議題。美國和印尼在去年11月恢覆了全面的軍事聯系。在澳洲她表示:“我們需要一起承認,中國將會改進其軍事力量,但我們需要確信,這種改進並不能超過中國的地區野心和利益範圍。這是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擔憂,也是美國亞太盟友應該擔憂的,因為我們有責任保衛亞太地區的和平”。
伍凡:面對中共不改善人權,不實行民主制度,全球民主國家的擔心是必然的。在經濟上,中共也面臨著眾多的問題。美國商務部長古提瑞茲周二就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摩擦,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他強調中國若不妥協,可能導致美國取消定於下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美中商貿峰會。
草庵:古提瑞茲周二在華府對亞洲協會發表演講時說:“如果中國未能解決與美國的經貿摩擦,將會有(不良的 )後果。一旦沒有看到具體的成果,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可能重新評估美中雙邊經貿關系。”去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2020億美元,而導致美國國會發起至少15項立法提案,其中大部分都是針對中國采取懲罰措施。美國國會議員指責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補貼國內企業,並放任仿冒盜版行為,藉以讓中國的出口商取得不公平的貿易優勢。在上兩屆的會議中,中國都承諾將大力整飭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不過迄今中國境內的仿冒盜版行為仍未消失。去年遭美國海關查獲的進口仿冒品中, 來自中國的就占了69%。
伍凡:其實,我們看看最近的美國的行為就基本可以了解美國對話的政策。不久前,美國和印度達成協議,同意印度開放核能源。與巴基斯坦建立軍事合作關系,並在那里建立了美軍基地。在經濟上對東亞國家給予支持和協助,特別是幫助越南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這些行為都在表明了一個政策和觀點,這就是要逼迫中國盡快進行政治改革,如果我們從以前的歷史上看,美國副副國務卿佐力克的講話早就非常明白地說明了美國的政策方針,這就是要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要實行民主制度,改善人權。而不能再繼續獨裁統治。即使是看現在的世界各國,實行一黨獨裁的國家已經沒有幾個了。實行共產黨人制度的國家更是少數幾個國家,而越南已經在憲法上承認多黨制度,正在全國討論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問題。
草庵:胡錦濤將在四月份訪問美國,中美之間的問題都會再次重提。目前代表美國民意的國會就非常的憤怒,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周三表示他們將於本周末訪問中國以了解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除非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否則他們將推動實施一個對所有進口的中國商品征收 27.5%關稅的法案──此舉在去年的程序投票中贏得了67名參議員的支持,並可能獲得更多議員的支持。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上月表示,將設立新的中國執行辦公室,以監控中美貿易關系,可能還將對中國的汽車零件關稅以及侵犯版權行為提出訴訟。
伍凡:前一段時間,由於對伊拉克內戰及印度、伊朗外交問題的擔憂,美國暫時將中美貿易爭端擱置一旁,不過國會議警察告說,一些因素預示著美中關系前景堪憂,現在伊拉克局勢已經趨於穩定,美國可以騰出手來解決中共的問題了。解決中共的專制問題可以解決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問題,象北韓,古巴這些獨裁國家就會失去中共的支持,就會垮台。從這些問題上看,美國目前的政策是非常的好。是正確的。
草庵:我非常支持和讚賞小布什總統,也非常讚賞賴斯女士,我也非常期望在下一屆總統選舉的時候,賴斯女士能出面競選總統。不過,這是另外的話題了。今天我們就先談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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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現在又到了《獨立評論》時間,今天我和草庵兄要談談每年3月例行召開的“兩會”。“兩會”全名稱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會議”。人大會議有 3,000名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大約有2,000人,兩會加上黨政軍高級官員例席旁聽及“兩會”工作人員至少有6,000人開會。據北京市公安局證實,己動員62萬人投入保護“兩會”安全,其中包括14,800名公安警察。巳有1,000名上訪者被捕,劉曉波等異議人士被禁出家門。每年例行“兩會”勞師動眾,耗費大量民脂民膏,禁止異議人士講話,有多少實質性的作用呢?
草庵:每年例行召開“兩會”只是個形式而己,這兩個大會所通過的任何決議都是中共代表大會或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的翻版而己。中共政權一直講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黨在國家之前,由黨來領導統治國家。所以“兩會”的任何決議都是中共決議的翻版,這毫不奇怪。中國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醫療和教育問題、以及正在高漲的維權問題,正放在“兩會”面前,開10天半個月的會,討論議論一番,送上去幾千條建議,上述問題和矛盾仍存在,並繼續擴大,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可見,開“兩會”沒有實質意義,僅是個形式而己,所有的決定權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手中。
伍凡:不妨我先舉教育作例子,家庭子女教育是當今中國百姓最關心的民生問題之一。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說,全球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除了發達國家以外,亞洲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都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1986年通過的中國義務教育法第5條規定:凡年滿6周歲的兒童,不分性別、民族,應當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第10條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在農村,政府雖已提出義務教育的目標,但改善還非常有限,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實施全部的免費教育。
其關鍵是中共政權對教育投入不足。中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邊GDP一直在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己達3萬億元,而長期扣壓教育經費。世界各國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 5.5%,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是4.5%,中國政府定的目標達到4%。但直到今天只有3.3%。現在中國各類學校大肆向學生超收學費,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測算,十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超過2,000億元。有的學生因付不出學費而自殺。
草庵:溫家寶在2003年3月 27日的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曾強調要“有效治理教育亂收費”,在2004年2月13日的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他再指出“要加大治理教育亂收費力度”;今年2月16日,溫家寶在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加強語氣指出,要“特別要嚴格規?”教育收費。北京講歸講,地方做歸做,不聽北京命令。
《新華社》去年七月曾報導,寧夏銀川市的一位13歲女生,因為擔心要交的10萬元人民幣的初中擇校費,給父母帶來經濟負擔,而服毒自殺。在這位女生留下的100多字的遺書里,有“我是個差生,我死了可以幫您節約10萬元”等詞句。
可以預期,今年的中國人大兩會,教育亂收費也少不免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之一。但我估計,在“兩會”上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伍凡:醫療體制改革後,百姓無錢看病住醫院,醫生收紅包吃回扣,在全國全醫療系統內普遍流行。在例行的“兩會”中多次建議要求重視並糾正,毫無效果,中共政權不得不承認醫療體制改革沏底失敗了,朱镕基是個大罪人。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有醫生約200名,卻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醫生有處方權,可以決定用藥量、用何種藥,據此收受回扣,病人每一次打針,開單醫生就會有幾元十幾元甚至幾十元的回扣收入。
不僅是醫生拿紅包、收回扣,醫院院長也接受藥商的賄賂。所有這些在過去十幾年中在“兩會”中都提過,要堅決糾正,但中共政權對此毫無辦法,醫生照樣吃回扣,拿紅包。這就是政治制度和法治的問題。
草庵:這次“兩會”的一個重點議題是“三農問題”,這是十幾年來例行“兩會”的老問題,解決不了。城鄉差距、城市居民和農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權限不在“兩會”,而在於中共中央和地方諸候。為什麽“三農問題”那麽難解決,關鍵在於中共政權近60年來一直把農民當農奴,任意剝削、壓迫。農民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就拿人大這個機構來講,3,000各全國人大代表有幾個是從農民中選出來的代表?中國農民占人口9億,約占全國人口2/3,在全國人大中的農民代表占多少比例?少得可憐,在最高立法機構中沒有農民利益的代表。
伍凡:中共在最近發表了2006 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又是一個典型的中共控制農村的一貫政策。幾十年來,中共對中國農村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名曰為了農民,但從來不需要農民的同意,強迫農民執行。從“土改”、“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土地30年家庭承包制”,到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每次大規模的改變農村土地關系和生產關系的運動,都一再宣傳為了農民好,推動“人民公社”是要把農民送入共產主義,可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是農民。改革開放快30年了,GDP在上升,但是中國農民生活仍然是最苦的。這次“兩會”要討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可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把中國從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冠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道社會主農村包圍資本主義城市?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標簽了。
草庵:由中共中央提出來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劃報告》一定會在“兩會”討論並會獲得一致通過。代表們直到開會時才能看到《規劃報告》,在幾天內根本不可能詳細論證《規劃》是否合理,是否有經濟效益、是否符合持續性發展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環保要求。如此等等問題怎麽可能讓代表們弄清楚?並且,中國人大代表們發言都是在各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團小組會議上發表,由大會秘書處整成文向上級報告,不允許各省市自治區代表們橫向聯系交流,各個代表團基本上是封閉的。人大代表大會不允許代表們提出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決定,更不允許在全體大會上發表或擴散。因此,可以說例行“兩會”是最沒有創見性的,既便有創見性意見也被封殺了,以維持中共一言堂。
伍凡:中國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對住房房價和房地產很關心,在這次“兩會”上會有所反映。中國房地產和房價牽涉到中央、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問題。目前,中國對土地的管理主要還是依靠地方政府來完成和實現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對房價的調控主要是通過土地管理、地稅管理和工商管理來實施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一致的,都期望房價上漲,因為房價漲可以帶動地價上漲,地方政府稅收和官員政績同時增加。
現在中國房地產投資資金約75%來自銀行貸款,中央政府一直要宏觀調控,就是為了避免房地產過熱,積壓大量銀行資金。現在全國房地產空房率超過30%,近1/3的新房賣不出去。居民收入低下,用工資薪水買不起房子,在等待房價下跌。在房地產經濟中地方政府是大贏家,這就是為什麽地方政府強占民房農地,以致造成維權運動的興起。
房地產高價出售,地方政府低價強征土地,這兩方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根本不是“兩會”能解決的,因為人大代表中50%是各級地方黨政官員,房地產與土地和他們的利益有密切關系,他們不會放棄既得利益。
草庵:例行“兩會”按我們的分析來看,在中國政治領域並不占最主要的位置,僅是個陪襯的角色。不管“兩會”討論或建議什麽議案,不經過中共中央批準,是無法通過的。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最近一段時期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件,例如《冰點》周刊事件,還有11位解放軍高級退休將領給胡錦濤的信。
伍凡:11位退休將領聯署給胡錦濤信是一件很突出的事件,在中共歷史上是很罕見的。在信中提出四點
1.“軍隊受到社會腐敗、沒落意識的侵蝕,已經相當普遍、嚴重,部隊的懶、散、亂、軟、沈,極待解決;”
2.“地方黨政部門、幹部隊伍的腐敗濫權和民怨民憤情況,遠比簡報中的報道更為嚴重,實際上已發生管治危機和喪失了管治的社會基礎;”
3.“問題的要害,是黨對腐敗的嚴重性,長期掉以輕心,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4.“當務之急是改革黨、改造黨、建設黨,全面落實以民為本、以法治國。”
可見中共黨政軍三方面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這說明軍隊中一批將領對中共現領導人的不滿,這對胡溫是個威脅。
草庵:《冰點》周刊之所以能在3月1日覆刊,以李銳為首的13位中共退休高級官員的公開信起了很大作用。這13位退休高官過去都在宣傳媒體和組織部門當主管。公開信的行動表明在中共高層有明顯派系鬥爭激烈,批評胡溫政權處理《冰點》周刊有錯誤,打壓思想言論自由。他們的行動與胡溫政權唱反調。這也是對胡溫很大的壓力。
伍凡:中國社會矛盾、黨軍矛盾、黨內矛盾等等都在加劇,“兩會”的召開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只有結束中共一黨專政,才能走出一條活動。今天我們就談到這里吧。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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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歡迎收看獨立評論。不久前,中共一篇新聞報道說: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全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二十年前的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中國已經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今天,我們就談談中共的國有企業轉型的問題。
草庵:中共經濟改革確實是從國有企業開始,因為當時的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極差,幾乎是全面虧損。所以,當鄧小平上台之後宣布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中國國民經濟已經處於全面崩潰的地步。
伍凡:為了挽救中國經濟,鄧小平選擇了經濟改革的道路,這是他當時的無奈選擇。首先是推動承包制,取消計劃經濟,使中國的國營企業逐步走向市場化,當時最著名的政策就是價格雙軌制。
草庵:後面的政策是利改稅。也就是原來將中國國營企業上繳的利潤改為向中央政府交稅。這項政策基本上是一個重大的改革。將國營企業由政府的一個利潤部門轉變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非自然人的社會法人。可以說是中國自中共建立政權之後第一次走向了政府治理的過程。盡管他在改革中並不完善,但他建立的現代的企業體制,可以說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改革。
伍凡:利改稅的過程中也為私人經濟鋪平道路,使得私人獨立法人機構成為司法上的平等單位。為真正的中國市場化自由經濟社會開辟了道路。在那個時候,基本上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執政。特別是在當時,經濟改革深入到了這個層次的時候,趙紫陽提出了深入開展政治改革的目標。因為市場化自由經濟建設必然牽涉到中共的政治體系和司法體系。
草庵:不過,中國總是很不幸,正在即將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保守派起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派被全面鎮壓,相當一大部分的人被流放海外。結果,中共的經濟改革在關鍵時期失去了政治改革的配套改革,中國經濟就處於了一種非常臍型的狀態。盡管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進行了南巡講話,推動中共繼續進行經濟改革,並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但無論如何,中國出現了如何的問題和變化,政治改革都被當作禁區。沒有人敢去觸碰,中國的一切經濟改革和活動都是以避開“政治改革”為中心,開始了一系列的違法甚至是違憲的經濟發展道路。
伍凡:在當時,中國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停止了政治改革。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是蘇聯解體,蘇共被解散。緊接著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全面資本主義化。在中國放棄政治改革,只抓經濟建設的同時代,首先是俄國緊接著是東歐國家都開始了一政治改革帶動經濟改革的時代。他們的基本模式是,先是政治上取消共產主義,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然後是全面私有化。普遍采取的方式是全部國營企業和土地礦山等公共財產用票據的方式發放給全體國民。他們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最原始的,最平等的平均分配方式。
草庵:這就是中共一直宣稱東歐國家和俄國經濟失敗的“震蕩療法”,另一種說法是“長痛不如短痛”。他們的做法在當時與中國片面發展經濟的方式相比確實是不如中國穩定。特別是俄國,在當時制度的一瞬間轉變過程中,缺乏司法配套,經濟出現了幾年的停滯。但在東歐國家由於他們吸取了俄國的教訓,他們在轉向的過程中就非常的好,即使是蒙古這樣的國家,他們在處理私有制的私有化過程中非常的公平,絲毫沒有影響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上政治混亂。這些國家都是非常的穩定。相反南斯拉夫因為堅持一黨獨裁和專政,倒是出現了數年的戰爭。
伍凡: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目前也有了大量的私有企業。就象國內官方公布的數據一樣,在最近的十年,中國的國營企業已經從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對地位轉為非常次要的地位,他的比例已經從百分之百八十二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七。這也是非常大的變化。但在這種私有化的過程中,中國是否也和俄國或著是東歐國家一樣在私有化過程中非常的公平,消除了未來的政治動亂的因素。這才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注的問題。在我看來,目前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到了極限。貧富分化遠超過俄國和東歐這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更超過了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取消了原來的原始社會保障機制和醫療,教育機制之後,全面實行了市場化原則。中國實行了大量的市場化實驗,但原來屬於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財產都怎麽變成了私有財產?
草庵:中共是個非常聰明的政黨。在當年趙紫陽執政的時代,中共為了進行經濟改革,在政治上確實進行了不少的改革準備。因為當時的保守派勢力強大,但在司法體制和政治制度改革上仍在趙紫陽的堅持下進行了鋪墊但這個改革最後被中止了。但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適當的政治配套。結果,在後來的避開政治問題的選擇下,中共就出現了嚴重的官商結合現象。私有化過程也出現了嚴重的不公平。首先,我們看一下憲法的改革。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國憲法》中,有關內容卻是這樣寫的:“第一章 總 綱。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相反,在中國目前的公司法中則有這樣的條例:第一章 總則。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在第二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條例中則這樣明確:“第一節 設立。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可以單獨投資設立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第二十一條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的國有企業,符合本法規定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條件的,單一投資主體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為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多個投資主體的,可以改建為前條第一款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的實施步驟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伍凡:這里的憲法規定的很清楚,這就是,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制,是屬於全體國民的企業。但在後來的憲法修改中出現了不同的地方。根據目前的《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它在這兩條中提到了國有經濟,但並未確定國有企業這個定義。在這兩部不同的憲法中,最大的改變是“國營企業”變成了“國有企業”。一字之差不容易被人發現,但其中的內涵卻有很大的變化。
草庵:確實如此。國營企業是全民直接所有。全民直接參與管理。但國有企業雖屬於全民所有,屬於委托參與。國營企業的管理權屬於國民自己,這在中國的法律地位上有明確的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本身的產權歸全中國百姓所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平等都擁有其中一部分,是直接的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並未授權之前,政府無權管理,也不能將他轉變成為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法律上有個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從法律意義上授權了“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可以委托任命全民所有制企業管理人,並監督全民所有制企業管理人工作。從這個法律定義上看,中共政府根本就無權出售或轉讓全民所有制企業。
伍凡:國有企業就不同了。國有企業在注冊上應該是政府投資並代為管理,這是毫無疑義,國有企業是間接的全民所有制。這一字之差就把原來的企業產權給變更了。管理權也從全民轉變成了政府。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這種改變是非常大的一種變革。中共用一種詭變術就將百姓所有的財產管理權變成了他們政府所擁有的財產管理權。
草庵:我可以舉個例子。這就好比我們大家有了些財產,我們就將一部分的錢拿到了銀行,我們把錢放到了銀行,委托銀行管理這些錢,我們只靠銀行利息謀利。但後來我們發現,銀行不僅僅把我們存到銀行的錢拿去管理了,而且還把我們房子和其他沒有存到銀行的財產管理了。而且他們可以隨意的變賣我們並未委托給他們的財產。這不是強盜嗎?他憑什麽要把我自己沒有委托給他的財產也要強行管理?看這個例子大家可能覺得可笑,但實際上他就發生在中國。
伍凡:我們看看最近幾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幾乎都是在這個變化下進行的。大量的屬於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先是被轉成了國有企業,然後,政府官員和企業官員就合理合法的地進行變賣。將原來屬於全民的企業賣給私人,或搞什麽“管理層收購”。將本來沒有權利出售的企業出售了。
草庵:任何缺乏政治改革配套和司法配套的經濟改革都會陷入一個誤區。因為根據某些學者的理論,人是自私和貪心的。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人根本就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就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在中國,中共里面的一些權利持有人就是利用避開政治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這個理由,以穩定為理由,大量地進行權利腐化交易,用權利將國民的財富轉化成為個人的財富。用非法的手段和詭詐術來欺騙中國百姓。
伍凡:如此說來,中國政府成立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也是非法的。他們管理的國有資產本來是國營資產,他們根本就沒有經過司法程序和國民的授權,他們根本就沒有權利去管理這些國營企業,更沒有權利去出售這些企業。
草庵:正是如此。但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一切都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著違憲的行為。一切權利擁有者和政府利用各種手段非法地剝奪國民的利益,維護他們的統治。正是這些經濟利益讓他們結成了一個個利益集團,形成了更深層次的腐敗。
伍凡:中國經濟改革不能缺乏政治改革,更不能缺乏司法配套改革。我們今天提談,就觸及了一個中共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個詭詐現象。不過,在中國,這樣的事情還很多,今後我們有時間再多談一些。今天就暫時先談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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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最近美國財經界的幾位重要人士前往中國訪問,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很多觀眾對美國的行動也非常的困惑,不明白為什麽中國一定要聽從美國的指揮。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討論一下美國到底抓住了中國什麽把柄。
草庵:這個問題確實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就經常接到國內和海外的朋友門的來信,他們反覆問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麽要聽美國的指揮,美國人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根據是什麽?
伍凡:我先個大家介紹一下具體的情況,15日、16日在北京香河舉行的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美國總統布什經濟班子的一幹人馬,在財長斯諾的帶領下浩蕩來京。財長斯諾本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新上任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傑夫里、財政部副部長亞當斯以及財政部新設常駐中國金融專員洛文傑。美國財長斯諾在上海公開表示:中國的金融市場遠遠落後於整體經濟發展。人民幣的幣值仍然被低估。他並強調說,美國不是唯一一個要求中國繼續進行匯率改革的國家,七國集團已經就此發表過類似聲明。
草庵:布什政府目前正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面臨國會越來越大的壓力。在面臨國會對中國采取貿易制裁的壓力的同時,美國財政部本來要在10月15日之前向國會提交半年一次對主要貿易夥伴國的貨幣審核報告。但財政部發言人日前表示,將推遲到11月初公布這份報告,等到斯諾會見了中國財政官員之後才決定是否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
伍凡:與財長斯諾一同來華出席G20會議的,還有一位引人注目的要員,他就是3日剛被宣布出任財政部常駐中國的金融專員、現任財政部副部長助理的戴維 洛文傑。斯諾在宣布這一決定時表示,洛文傑的任命是在中美經濟對話處於關鍵時刻做出的,他將代表美國同中國經濟部門在各個層次廣泛交流,同時保持雙方在兩國以及全球經濟所面臨的諸多經濟問題上進行密切和繼續的交流。可以說,美國在駐華使館首次設立金融專員,是中美關系發展到新階段的體現,也透露出美方希望他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與中方開展工作的意願。
草庵:中國表示,希望在貨幣制度改革中采取漸進的方式。中國官員說,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將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並對整個亞洲經濟形成沖擊。當然,按照我對中國金融界的了解和觀察,我認為中國人民幣匯率根本就沒有升值的空間,這並不是因為中國經濟情況不好,而是中國金融界內部沒有公開的虧損太嚴重,壞帳太多。但問題是,中國政府為了執政上的穩定和合理性,不願意承認自己執政上的失敗,不願意公開承認財政金融上的失敗,所以就給外界特別是海外國家就造成了一個印象,中國的經濟非常的好,中國人民幣有必要按照市場規律來升值。
伍凡:2005年7月21日,中國央行決定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和機制。調整的核心內容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提高約2%,匯率可以圍繞中心價格上下浮動3。央行聲明,中國從此以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美國財政部長斯諾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出發前,他對美國媒體表示,他準備就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讓他們知道迅速采取行動的重要性”。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亞當斯也說,這次中國之行將影響財政部在11月初即將發表的貨幣報告。這份報告將決定是否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影響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斯諾的中國之行被大部分中國媒體描述為“掀起新一輪的人民幣升值聲浪”。但最根本的問題是,7月21日之後,人民幣匯率不是已經停止盯住單一美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了嗎.為什麽美國當局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
草庵: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明這個問題。在外匯市場上,外匯的供求關系像一個水池。就中國的美元市場來說,有兩個管道流入美元:一個管道的美元是來購買中國商品,另一個管道的美元是來購買中國的生產要素(即投資中國);與此同時,有兩個管道流出美元:一個管道用於購買美國商品,另一個管道用於購買美國生產要素(即投資美國)。在這個水池里,如果一段時期內美元的流入大於流出,意味著美元供大於求,結果是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這也就是克魯格曼所說的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增加會導致人民幣升值,而中國央行將美元“舀出”,去購買美國債券就可以抑制人民幣升值的道理。
伍凡:我查找了一些中國官方資料,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資料,7月21日以來,中國的貿易順差累計增加約 200億美元,吸收外資的數量也在增加。但另一方面,兩個多月來,中國外匯儲備新增了400多億美元。這說明央行一刻也沒有停止在外匯市場上收購美元,以阻止人民幣匯率上升。這一做法使央行規定的“匯率圍繞中心價格上下浮動3%o”的辦法成為一項與市場狀況無關的條文,也使所謂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新機制失去了意義。
草庵:數據最能講話,數據是最真實的。美國政府之所以敢於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對中國政府及人民幣匯率改革施加壓力,正是因為有實際的數據來支持他的行動。中共一直喜歡小動作,以為別人是傻瓜。但金融這個行業一直是來美的強項,怎麽能被騙呢?事實上,數據很明顯地顯示了中共一直在用政府權利和資金在操控人民幣匯率,一直是在以拖和騙的手段來拖延人民幣匯率改革時間。
伍凡:如果中美雙方在這次斯諾的訪問中不能達成某種協議的話,中國極有可能被美國財政部的貨幣報告列入“匯率操縱國”的名單。不過,在上海,美國財長斯諾公開表示,美中雙方已就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達成一定共識,中方將根據自身經濟利益推進匯改。這說明中共已經承諾將會在近期進行人民幣匯率的再次改革。
草庵:匯率問題有了一個基本的結果,但事實上,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中美之間的紡織品談判談了六次,仍然沒有結果。美國商務部報告說,8月份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再創新高,從7月份的177億美元增加到185億美元。美中貿易赤字增長的主要部份是紡織品與服裝進口。這部份進口增長了3.1%。在今年頭八個月,這部份進口比去年同期猛增了53%。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繼續擴大只會迫使美國政府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去談判,會對中國的進口商品強硬增加某些限制。特別是在紡織服裝行業。行政部門還可能會提高聲調,要求中國放松資本控制,讓匯率自由浮動。美中之間的經貿關系會更加緊張。
伍凡:政府的報告還顯示,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赤字普遍都有增長,只有日本例外。美日貿易赤字依然保持在前一個月的66億美元。美國與加拿大的赤字從 60億美元增加到67億美元,與墨西哥的赤字從35億增長到42億美元,與歐盟的赤字從112億增長到113億美元。但這些增長都沒有中國的高。這樣的結果是非常的驚人。
草庵:我們看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高達185億美元,這肯定會使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跟中國官員的談判更加艱苦。雙邊的赤字太大了,太不平衡了。美國跟世界各國的平均進出口比例是162比100。但是在2004年,美國每進口566美元的中國貨,只往中國出口100美元的美國貨。這樣大的雙邊貿易不平衡會在今後導致雙邊關系更加緊張。大家想一想,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進出口比例是1.62:1而中美之間的進出口比例高達5.66:1。這個比例是其他國家的三倍。這讓美國百姓和國會感到非常的震驚。
伍凡: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擴大內需。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只有在中國大幅度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的時候才可能有根本的改變。目前,中共沒有進行深入政治方面的改革,社會貧富分化嚴重,這就形成了富人有錢,但更願意到海外消費,而且消費行不成氣候。是少數。絕大部分的貧民沒有錢去消費。這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的內需。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改變目前的經濟現狀和社會現狀,只能更加加劇社會貧富的差距。
草庵:美國指責中國並采取強大的壓力是有事實和數據為根據的,這也是美國掌握的中國把柄。根據中國官方最近的數據,中國進出口總額已經到了一萬四千億美元的地步,也就是說,今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幾乎是GDP總額的百分之百。這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經濟規律,也說明中國經濟政策出了問題。中國購買大量的美元債券,這麽做的結果是,按照發達國家標準衡量還缺乏資本的中國,在為美國提供大量的低息貸款。而將經濟發展的成果貢獻給了西方國家。
伍凡:根據數據說明,美國的進出口占GNP的比例一直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徘徊。世界上只有象新加坡這樣極度缺乏資源的小國才會出現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超過百分之百。而依賴進出口維持經濟增長也是極為不安全的經濟政策。中國這樣依賴美國和歐洲的貿易就必然喪失自己的經濟主動權。一旦中國出口經濟被抑制,中國經濟就會全面倒退甚至會崩潰。依照目前的情況看,中共根本就無法承受進出口貿易嚴重受損的嚴重後果。這也算是美國手中的另一個把柄。
草庵:人民幣匯率問題和中美紡織品談判問題,我們談過幾次了,但根本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解決了政治體制問題,讓中國社會經濟制度完全回歸到自由市場經濟上,中國就不會有把柄被美國抓住。也就不會出現一方面將經濟增長的好處出讓給海外西方國家,另一方面還要受控他人的情況。
伍凡:關鍵問題還是執政黨的利益問題,他是否願意犧牲執政黨的利益而將全國百姓的利益考慮進來。這還是關系到執政黨是否可以並願意將中國的經濟真相告訴大家的問題。否則,既然中國經濟這麽好,為什麽不願意讓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百姓購買力提高了很多,大家都有好處,為什麽不願意升值呢?
草庵:其實,人民幣是否升值,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美國政府都不需要幹涉,在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中,任何政府也無權去幹涉。他本身就是貨幣的價格,百姓願意出多少錢去買另一個國家的貨幣是自己的事情,政府憑什麽幹涉百姓呢,否則這與百姓去市場買蘋果,他願意出多少錢買一斤蘋果是一個道理,政府憑什麽要強制制定蘋果的價格,而且是兩國政府去談判制定蘋果價格,來強制兩國百姓來遵守。
伍凡:是啊,很多事情看似覆雜,其實講出來道理很簡單。今天,我,們基本談清楚了這個問題。節目時間也到了。各位觀眾,謝謝您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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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最近,經合組織(OECD)也在第一次對中國經濟作了一番認真的調查,寫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腐敗造成的損失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3.0%到5.0%,約合4090億到6830億元人民幣(500億到840億美元)”。今天我們就談談這個問題。
草庵:經合組織(OECD)有著富國俱樂部之稱,他的這個報告是非常重要的,報告作者之一帕托克(Janos Bertok)接受法新社采訪時說,中國1987年到1992年經濟轉型過程中,腐敗現象大幅度增加。90年代以來,中國的腐敗問題並沒有減少,因為隨著經濟增長,腐敗的機會也增加了。從1993年到1997年,中國調查的腐敗案達到387,352起。
伍凡:在這個報告中還說:“在逃官員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國有企業的高級主管,非法帶出國的資金數額約在87.5億和500億美元之間。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國官員逃到美國。另外,還有6,500名涉嫌貪污腐敗的官員為逃避法律懲罰在中國國內隱藏起來。”這說明中國的問題非常的嚴重,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民主重視。
草庵:其實,我們只要認真研究一下這個報告,我們還會從這份報告中讀出更多的消息。155個國家的營商環境中,我們最關心的,自然是中國。看了報告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後,感到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任務仍然任重道遠。
OECD的報告認為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所創造的GDP已經達到57%。這份報告中關於中國的評價或者說排名,與中國二十年來年均9.5%(官方說法)的經濟發展速度不相承,可是也看到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還很淺。
伍凡:在這份報告中,中國的營商環境排名91,排名第一的是新西蘭,最差的是非洲的剛果。其中創業方面,中國排名126,最好的是加拿大,最差的安哥拉;在商業許可方面(也就是辦證方面),中國排名136,其中最好的是帕勞群島,最差的是坦桑尼亞;在工人雇傭和解雇方面,中國排名87,最好的是帕勞群島,最差的是布基納法索;財產登記和保護方面,中國排名24,其中最好的是新西蘭,最差的是尼日尼亞;在信用方面,中國排名113,最好的是英國,最差的是柬埔寨;在保護投資者方面,中國排名100,最好的是新西蘭,最差的是阿富汗;在納稅方面,中國排名119位,最好的是馬爾代夫,最差的是Belarus;國際貿易方面,中國排名48位,最好的是丹麥,最差的是伊拉克;在執行合約方面,中國排名47位,最好的是挪威,最差的是Timor-Leste;在破產方面,中國排名59位,最好的是日本,最差的是West Bank and Gaza。
草庵:這是個非常詳細但有非常有趣的報告,這也是多年來經合組織第一次將中國情況做這樣一個詳細的分析和調查。我們先說在中國創業,在中國辦一個公司在中國,開辦一家公司平均要經過13個步驟,亞太國家平均8個步驟,OECD成員國平均6個步驟;平均需要48天,亞太國家平均需要51天,OECD成員國僅僅需要19天;開辦成本,在中國要花費人均國民收入的13.6%,OECD成員國僅僅花費人均收入的6.5%;注冊資金,在中國,開公司要預先存入銀行一定的資金,額度平均為人均收入的 946.7%,而OECD成員國,僅僅需要存入人均收入的28.9%。為什麽要那麽多步驟呢?為什麽要那麽多天呢?為什麽要那麽多費用呢?難道官僚們不知道企業的成立意味著工作機會的增加和國民財富的增長嗎?,哈哈,中共怎麽不知道?但主要還不是為了自己手中的權利。
伍凡:再說辦證上面,這方面中國排名136。如果企業需要許可證或者其他需要批準的證的話,根據2005年的這份報告,在中國辦證平均需要30個步驟,亞太地區平均需要17步, OECD成員國平均14步;在中國,完成一個辦證過程平均需要363天,亞太地區平均需要153天,OECD成員國需要150天;花費成本在中國占人均收入的126%,亞太地區平均需要141.5%,OECD成員國需要68%
草庵:但中國在各個方面不總是落後的,也有比較靠前的排名,但這個排名有有點問題,比如在勞工的雇傭和解雇方面,這方面中國排名大大靠前,87位,當然,由於我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工會組織自然服從執政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不會在細枝末節方面尋找政府和企業的麻煩。報告把勞工的解雇和雇傭的四個方面按照難易程度打分,最低0分,最高100分,分值越高,表明相關法律越嚴格。其中,雇用工人的難度,中國11分,亞太地區27.3,經合組織成員國29.5,這個指標的高分於我國相對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分不開,同時,我國勞工維權方面的法律體系建設還很薄弱;Rigidity of Hours Index,工作時間的剛性?這個指標中國40分,亞太地區30.8分,經合組織成員國50分;解雇工人的難度,中國40分,亞太地區23.3,經合組織成員國27.3,這說明,在中國,解雇工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農民工,遭到解雇往往只能拿到往日的工資;Rigidity of Employment Index,是上面三個指標的平均,中國30,亞太地區27.2,經合組織成員國35.7。接下來是可以用薪水衡量的指標,雇用成本,中國是工資的 30%,亞太地區9.1%,經合組織成員國20.8%。這說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待完善。解雇成本,Firing costs,或者補償的標準,用周工資(weeks of wages)衡量,中國90周,亞太地區46.1,經合組織32.6周,這個有可能高估了,尤其是農民工,遭到解雇,能拿回往日的工資就不錯了,指望更多的補償?
伍凡:還有一個排名更靠前,這就是登記財產。中國在這個項目排名24。這個過程,在中國需要3個步驟,亞太地區4 個,經合組織4個。需要時間,中國32天,亞太地區60天,經合組織成員國33天。登記費用或者成本,在中國,此項費用平均占財產價值的3.1%,亞太地區占4.7%,經合組織成員國占4.7%。這點中國是進步的讓人驚訝,難道中國保護私有財產的力度如此之大?問題是登記容易,侵犯起來也比較容易,尤其是動用公權力的侵犯,在內地有過報道。最大的問題就是野蠻拆遷。公民辛辛苦苦蓋的房子,產權也非常明確,但是為了所謂的發展大計,往往推土機取代了耐心細致的協商。
草庵:還有一個信用問題,這在中國是個大問題,中國目前的很多經濟問題都出自這個問題,獲得信貸(Getting Credit)。這個部分主要測量借貸雙方的法律權利的保護和信用信息的分享程度。其中公平法律保護的分數從0到10,分數越高說明信貸環境越好,更有利於想貸款的人盡快貸到款。中國在這方面的分數是2,亞太地區5.3,經合組織成員國6.3,這似乎可以聯系到民營資本獲得信貸比較困難的方面。信用報告,表示信用信息通過公共和民營機構向社會提供分享的範圍、渠道或者質量。0到6分,分數越高說明信用體系越完善。其中,中國3分,亞太地區2.5分,經合組織5分。公開信用方面,中國有0.4%的成年人有在公共機構的信用信息,而亞太地區1.7%,經合組織7.8%;在私人信用方面,中國為0,亞太地區 12.7%,經合組織為58%。這說明我國信用體系建設方面的薄弱。難怪中國的銀行不敢放心得向私人放款,內地高校針對貧困生的助學貸款也因為金融機構的遲疑而雷聲大雨點小,公司之間的信用欺詐行為也很常見,這些問題有道德的因素,但是依靠道德的建設太過遙遠,還是盡快建立完善的信用體系以及制度比較牢靠。
伍凡:有趣的是在保護投資者方面,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個瓶頸就是資本不足。中國通過招攬來自港澳台、歐美諸國的投資者來彌補不足。不但養育了國內的私人投資者,而且也為政府獲得了基本建設的財源。現在,全世界都在爭奪資本。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資本的作用已經讓位於知識或者信息。但是在於100多個嗷嗷待哺的發展中國家爭奪資本的中國,還是處於工業社會階段,這個階段最重要的經濟發動機就是資本。而資本的代言人就是投資者。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廉價的勞動力成為吸引全世界投資者的兩盞燈塔,問題時,當這兩個優勢耗盡以後呢?這個指標中國排名100位。可見,那兩盞燈塔發的光有多麽的亮,亮的投資者暫時忽略了其他的暗。這其中包含三個方面的保護。每個指標的分數從0到10。分值越高表明交易越透明,管理者的責任越大,股東的權力越大。在交易的透明度方面,中國為10,亞太地區5.7,經合組織6.0。,管理者的責任,中國為1,亞太地區4.1,經合組織 5.3;在股東的權利方面,中國為2,亞太地區為6.1,經合組織為6.7;總的來說,對投資者的保護方面,中國為4.3,亞太地區為5.3,經合組織為 6.0。
草庵:還有一個值得一說的是征稅方面。納稅是一個好公民的責任。有人說想知道稅收的流向。那就要認真閱讀每年兩會的預結算報告。如果你沒有耐心,不讀也沒有關系。因為總要通過。主要是過程沒有得到監督。但還是需要賦稅。有人說,國有資產如果被耗盡,公共建設怎麽辦錯了。公共建設的主要來源應該是稅收。為了國有資產增值而辦國有企業,除掉戰略資源的行業,純粹是與民爭利。老百姓做個生意已經很辛苦了,你政府幹嗎插一杠子呢?誰能競爭過你政府呢?在中國,企業家平均要繳納34個名目的稅收,亞太地區平均28個,經合組織16個;納稅耗費時間,中國584個小時,亞太地區平均251個小時,經合組織192個小時;納稅數額占總利潤的比例,中國46.9%,亞太地區31.2%,經合組織46.1%。可見,中共一方面是與民爭利,另一方面是大肆征稅。
伍凡:中國目前已經是出口大國了,經合組織預測,中國5年內將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本段所涉進出口的過程從貿易雙方簽訂最終合同開始,到貨物的交付為止。出口要辦的公文,中國6,亞太地區平均6,經合組織5;Signatures for export(簽章),中國7,亞太地區7,經合組織3;出口時間,中國20天,亞太地區平均25天,經合組織12天;進口所需公文,中國11,亞太地區10,經合組織6;Signatures for import,中國8,亞太地區8,經合組織3;進口所需時間,中國24天,亞太地區27天,經合組織14天。在進出口方面,大概中國起步比較晚,有後發優勢,在亞太範圍內比較寬松,但是,比較經合組織所屬的30個發達國家來說,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草庵:有貿易就要有合約,在執行合同方面,在中國,執行合同這樣一個過程,在中國需要經過25個步驟,亞太地區30個步驟,經合組織19個步驟;在中國需要241天,亞太地區需要 393天,在經合組織232天;成本占債務的比例,中國是25.5%,亞太地區是59.4%,經合組織是10.9%。
伍凡:還有一個問題是大家都關心的,這就是破產。對於楊白勞們來說,破產意味著一種解脫。對於黃世仁來說,楊白勞的破產意味著一種損失。黃世仁理所當然要參與楊白勞破產的過程。楊白勞如果不破產,會繼續耗費社會的資源。在中國,破產需要2.4年才能完成,亞太國家平均要3.3年,經合組織要1.5年;破產成本,中國破產成本占資產的22%,亞太地區平均27.6%,經合組織平均7.6%;償還率方面,黃世仁能夠從楊白勞身上平均億美元債務可以拿到多少美分,中國 31.54,亞太地區26.4%,經合組織73.5%。發達國家的企業死得快,成本低,黃世仁得到的賠償多。
草庵:中國二十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將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市場潛力這兩個優勢發揮出來,在市場化改革還不夠徹底的情況下,激發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中國的建立在這兩種優勢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社會公正、環境保護、國際壓力、人權保護等等問題都將現任政府領導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發展觀上面。目前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改革是否走向了盡頭?是否需要適當回頭?企業家的利益許不需要繼續加大保護,都成為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來自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提供了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如果信任他們的數據和分析的話,中國在市場化方面的這十個方面,與30個發達國家組成的富國俱樂部經合組織的差距還比較大。總的來說,在155個國家中,中國排名91位,比起以前將農副處賣雞蛋的行為當作資本主義尾巴的八十年代初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虎視眈眈,力圖趕上的時候,中國不能掉以輕心。這個排名,一方面顯示如果繼續市場化改革,經濟將有更大的增長空間;一方面也顯示,如果改革踟躕不前,在營商環境的全球競爭中繼續落後下去,一旦優勢不再,經濟增長將像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拉美,七八十年代的東南亞一樣,春暉爛漫數十年,虎兕相逢大夢歸。
伍凡:看來中國的整體上的經濟改革並不是非常的完整,我們今天討論經合組織的這份報告,就很說明了這個問題。中國的情況遠不是中共自己吹噓的那樣好,也不是想象的那樣合理。今天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們就暫時談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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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今年7月,在廣州市番禺區太石村發生了一件震驚北京中共中央,並且傳遍了全球的事件。事件本身並不大,僅僅是村民們要求罷免村委會主任不成功,被迫用接力絕食的方式表達抗議,堅持要依法罷免村主任。
草庵:是的,這個事件本身並不大,但在現今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就有普遍性的、全國性的政治意義。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選舉出村委會主任,當然村民有權罷免他。但是,中共的鄉政府和區政府派出防暴警察捉村民,不準村民罷免村主任。這背後就大有問題了。這在民主國家是不會出現這種怪事的,選民和媒體絕不會罷休的。
伍凡:今年7月,該村400多名村民在發現村委會幹部非法出賣集體土地、村里的上千萬土地出讓費的去向不明,補償款不落實到位、和村里存在重大財務不清的證據之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向上級部門遞交了要求罷免村主任陳進生的動議,他們便走上非暴力的依法維權之路。然而,地方政府先是責令鎮政府部門多次強行沖擊太石村財會室,而後又於8月 16日出動600余名防暴警察和武裝警察,打傷50余名村民,重傷2人(包括一名80多歲的阿婆和一名16歲的少年),並抓走7名依法推動罷免活動的村民領頭人,在此過程中,村民一直沒有還手。
8月29日,在必須對太石村民罷免動議作出答覆的法定日期,番禺區民政局拒絕批準太石村民的罷免動議,太石村民被迫選擇激烈行為。8月 31日,80余名村民在區政府門前絕食抗議,警方抓走3位村民,並於次日晨強行拉走和驅散其余絕食村民;9月2日,又有40多名村民趕到區政府門前絕食。
草庵:太石村事件有幾特點很顯著:
1. 太石村人口總數為2075人,合法選民為1400余人,只要有近300個簽名真實有效,就可以達到罷免所需要的法定人數。可見太石村居民是遵守和執行法律的,只是在政府拒絕按村民要求罷免村主任,並沖擊太石村財會室後,村民們才開始靜座示威和絕食。
2. 太石村村民通過和平示威方式維護權利,警察打不還手。同時尋求律師協助,通過法律途徑和政府部門協商,爭取和平解決問題。這和其它地區的農民維權活動 ----- 用包圍和沖擊鄉區縣政府的方式有不同之處。正是這些特點,太石村的維權活動的意義突顯出了,國內外學者和異議人士都廣泛的關注這一事件的發展。
伍凡:太石村事件有幾件最新的發展:
1. 區政府同意按村民們要求罷免村主任;
2. 政府提名7名村委會候選人名單,不為村民們接受,村民自由提出另外7名村委會候選人名單,並己全部當選;
3. 9月12日上午9時左右,廣州市番禺區政府出動63輛警車,近千名防暴警察、普通警察和治安隊員,以閃電般速度插入太石村村部。在場守護財會室的數十名村民,多為上了年齡的女性。政府先用防暴警封住所有通往村部的道路,而後使用消防車的高壓水喉對著那些高齡女村民不斷噴射,當場有數十人被水龍頭擊倒在地,有二至三人暈死過去。警察立即上前,將她們擡到事先準備好的救護車上,而後繼續向前強力推進。一位堅決守護合法的集體財產的女村民遭到了暴烈的毆打,身體多處受傷,她和其余在場堅決不退卻的幾十位村民全部被警察抓走。
草庵:中共政府在同意罷免村主任並改選村委會之後,突然近千名防暴警察、普通警察和治安隊員,以閃電般速度插入太石村村部,搶走了財會財的保險櫃和賬冊。可見,太石村事件的貪污活動與上級政府有密切關系。可能貪污主犯在上級政府內。
伍凡:草庵兄,你這個判斷是有道理的。在網上有位署名洗巖的一位先生,你可能對他還有點了解,他對此判斷也寫了分析文章。請你介紹下他的分析觀點。
草庵:他認為太石村財務帳中必定存有某些大人物腐敗行為的證據,如果腐敗罪證被曝光,不但政治生命就此徹底終結,很可能還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所以,將太石村財務帳冊處於“自己人”控制下或銷毀這些罪證是當事人的第一需要;媒體越關注,罪證曝光的後果越嚴重,越有必要不惜一切代價掌握財務帳冊、銷毀罪證。人們不知道上述當事人是何方神聖,但不難推斷他有能力讓原太石村主任進行暗箱操作、出賣集體利益,有能力讓魚窩頭鎮政府官員帶人沖擊太石村財會室,讓番禺區公安分局出動數百名警察到太石村綁架、毆打參與罷免的村民;有能力讓番禺區民政局違法拒絕村民的罷免動議,最後,他有能力讓番禺區政府出動63輛警車、近千名防暴警察、普通警察和治安隊員強行占領財會室,銷毀相關證據。這樣的人當然神通廣大,它更可能是一個網絡、一個“腐敗共同體”。
伍凡:從太石村這麽一個小小村莊村委會發生的貪污事件可以引伸來觀察全國的政治形勢。由於國內外媒體關注廣泛報導太石村事件,國內學者眾多評論,中共北京當局必定會關注此事。但此事涉及中央與地方利益分配,北京中央政府相當難以插手處理。前幾天,香港《亞洲周刊》刊出一篇報導:挾經濟以自重,地方向中央說不 ----- 廣東、河北、河南、山西等十七省市聯名上書中央,要求管住媒體,禁止媒體異地監督,要批評異地黨政幹部要先獲得異地黨政機構批準同意,致使不少媒體揮刀自宮,慘遭閹割。
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中央簡政放權,地方、企業獲利自主,致使地方權力及經濟實力不斷膨脹,成為可以與中央博弈的籌碼。地方政府羽毛已豐,財大氣粗,地方利益“公司化”,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不斷向中央說不或陽奉陰違,導致中央政策難以向下貫徹,政令難通。地方自定法規與中央政府背道而馳、不服中央部門批評管轄的行為日見突出。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紛赴地方考察,協調中央與地方關系,總理溫家寶應廣東“要求”南下考察,要擺平中央與地方的微妙矛盾。
廣州市番禺區以下的中共官僚敢於明目張膽破壞法律,就在於廣東不把北京中央放在眼里。太石村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現狀,這無疑是會加速中共政權削弱和瓦解的過程。
草庵:從農民維權的角度來觀察,由於太石村村民不到北京或廣州上訪維權,而是在當地在現有法律制度架構內、采用罷免和選舉手段對付貪官,尋求律師協助,並加以用和平靜坐絕食方式的政治手段相結合,這類似於走上印度甘地式的維權抗議模式,這有可能在全國維權運動中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子。如果能夠成功,將影響全國維權運動的發展方向。由此,四川學者、作家王怡先生說:“太石村這個事件我覺得是非常重要,這可能是一個民主改革的、農民要求得到政治權利的“小崗村”的事件。” 範亞峰先生認為,太石模式是中國憲政民主進程中,自發生成的維權模式,具有強大的可擴展性。
參與聯署聲明的在北京作家劉曉波先生發表感想:“我對這些農民呢,說實在的,打從心里欽佩他們。像我們這些讀書寫東西的人,在他們這種實際行動的面前,只有支持或者是謙卑的份兒。其實中國最需要的是行動的先知、行動的聖徒。太石村的農民們不管他們是有意無意的,客觀上他們起到了這樣一種作用。他們的這種行為讓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傳播得越廣越好。”
伍凡:溫家寶最近說了一句話: “中國人如果能把一個村子的事情治理好,那他們完全有能力治理好一個鄉鎮、一個縣” ;幾乎同時,胡錦濤在訪問北美三國之前也大談“民主”。現在太石村村民要按照憲法行使罷免和選舉權利,他們兩人應該兌現“民主”言論,立即處理太石村事件,並在全國推廣。可見,太石村事件對胡溫政權是個不小的壓力。在北京的中國著名學者劉軍寧先生說:“太石村的這個事態的發展,或者說太石村事件,是檢驗中國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民主選舉的一個很好的試金石。”
草庵:在太石村事件發展過程中,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作家郭飛雄先生,一直關注著太石村事件。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主任高智晟律師認為,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郭飛雄已經落入當局的黑手。我們應該廣泛的呼籲世人關注郭飛雄先生的安全,他是被警察秘密關押了,不公布也不通知家人。
伍凡:太石村事件及維權運動中的許多事件顯示,在中共政權統治在中國己墮落到只靠特務和警察來維持統治了。現在中共和中國人民的所有關系,都是通過警察來體現,一撥一撥,一遍一遍,出動的都是警察,整個目前對大陸的控制,剩下的唯一方式簡單化了,就是警察。防暴警察、普通警察、網路警察、武警部隊、城市防暴部隊,這己接近蘇聯垮台前的狀況了。現今中共僅靠幾百萬警察統治,而過去依靠數千萬成員的中共組織系統來嵌制人民的功能不見了,可見中共統治能力己虛弱到何等地步,只要太石村式的維權運動在全國範圍推廣,則中國在民主憲政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中共統治離壽終正寢也不遠了。
草庵:今天時間快到了,該結束今天的討論了。謝謝各位收到《獨立評論》,再見。
伍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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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大陸最熱門的話題是《超級女聲》節目。今天我就和草庵與大家討論一下超級女聲的現象。
草庵:超級女聲是湖南電視台舉辦的一個演唱比賽會。原本是一個極為普通的電視節目,但他在中國大陸卻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不僅是新聞界,演藝界,而且震驚了政治屆,包括中共中央政府。而且引起了政治家的極大關注。
伍凡:中國的超級女聲節目基本上是覆制了美國電視節目《美國偶像》。他采取了大眾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觀眾喜歡的演員,同時用選舉的方式類讓觀眾選擇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超級女聲是中國大陸百姓首次可以用自己的選票來決定自己選中的目標,是首次百姓自己來決定,而不是有政府或所謂的專家來決定。他的意義非常重大。而且參與的民眾有千萬之多。各個參選的選手也組織了拉票的競選團。徹底顛覆了大陸政府一貫的獨裁方式。
草庵:這個超級女聲節目的選舉方式很獨特,設計的人也很聰明,他基本上采取的是西方民主社會的選舉模式。超級女聲的淘汰方式由三個程序決定:
觀眾決定誰第一個進級和誰第一個出局;
評委決定誰第二個進級;
本輪比賽已經被淘汰的其他選手決定PK台上誰進級。
第一程序決定了超級女生必須對得起觀眾。
第二程序決定了超級女生要對得起評委。
第三程序決定了超級女生必須善待自己的競爭者。
fans陣營強大的人可以不理評委和其他姐姐妹妹。能搞頂評委的可以不理觀眾和其他選手。能搞定其他選手的可以不鳥觀眾和評委。當然要贏得上台資格和最終冠軍,還必須贏得觀眾。
通過超女可以鍛煉那些競選能力呢?爭取觀眾就是爭取選民,爭取公眾;爭取評委就是爭取政論者,清流;爭取其他選手就是搞定其他黨派,搞定議會。
總之超級女生的選舉是一個多層次,多因素,以粉絲力量為中流砥柱,各種力量相互制橫,系統的、團結的、勝利的全民大選舉。
伍凡:這種方式和西方的選舉模式非常接近。而且這此選舉超女基本上是依靠百姓的每人一票。以前,中共一直說中國不適合民主,只要一民主,國家就會亂。這次超女的選舉非常激烈,各地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樣,陣容龐大的助選團。很多助選團自己籌集資金租酒店,租辦公室,甚至自己制作招貼廣告,制作統一服裝。到處去宣傳廣告,為自己喜歡的演員拉選票。可是這種全國沸騰的情況下,竟然是非常的井井有條,秩序良好。各家媒體整天報道,全國沒有出現一起因為超女選舉引發的惡性案件。這怎麽說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全面選舉呢?這次選舉超女,本身就是一次民主選舉的良好示範。
草庵:是,民主本身就沒有素質可分,當年美國在兩百年前實行民主制度的時候,他的各項條件都不如今天的中國,但他實現了民主。我們怎麽能說今天的中國不如兩百年前的美國百姓嗎?但這次超女的選舉確實對中共震動非常的大。首先就是中央電視台的急點壓制。中央電視台連續一周動使用各種方式和手段壓制湖南電視台的超女節目。難道中共害怕幾個唱歌的小姑娘。
伍凡:中共不是害怕超女,中共害怕選舉,超級女聲節目本身采取的是民主選舉制度,這才是中共害怕的。中共看到民主選舉是這樣的秩序良好,這樣的有效。怎麽能不害怕呢。超女事件一結束,就有人寫文章來攻擊,提出了要防範“顏色革命”並聲稱這是敵對勢力改變中國的一種方式,要注意警惕。這就反映了中共對任何民主方式都是十分的懼怕,連娛樂節目都非常的恐懼。
草庵:國內對這個方式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以投票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種好的民主,而是一種具有內在顛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後隱藏著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種民意至上的虛幻感,以此實現主辦方隱秘的權力意志和商業欲望。批評超女“民主”有三大缺點:大眾評委是民主集中制、短信投票是多數人暴政、規則由電視台控制是商業控制全局。許文最後一段其實告訴我們很多東西。“所謂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種民粹式的民主。而歷史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民粹民主正是威權意志的最好掩護。今日的娛樂,就是明日的政治。善良的人們,你們要警惕啊!”
伍凡:著名的年輕記者安替是國內一家大型的中共媒體記者。他就寫文章說:許紀霖雖然是著名教授,但這篇文章顯示了許的政治學功底比較差,短短千字的反超女文章,竟然出現了匪夷所思的邏輯錯誤。一個常識就是:你不可以說一個男人性無能的同時又指責他強奸少女無數,因為邏輯必須周全。許教授讓我們警惕民粹民主,因為它“正是威權意志的最好掩護”。不過我怎麽覺得許在講一個笑話?威權意志需要掩護?我們喜歡超女,就是因為她給了中國人民一個機會,知道了威權意志的可惡和自由選擇的可愛,這種我們很少能獲得的反對威權意志的機會,怎麽在許教授的眼中,就成了威權意志最好的掩護?這不是黑白顛倒嗎?難道反對威權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像許教授一樣,坐在學院里面拿上海政府津貼隨意臧否可憐的民眾自由?到底誰是威權意志的最好掩護?是超女還是教授您?我們中國人民很可憐的,才有了一個模擬民主的超女,就有教授來說三道四。可當我們受到壓迫的時候,當我們的利益被剝奪的時候,這些反對民粹民主的學院教授們全部裝死,沒有任何發言。許教授善良地提醒我們不要迎來未來的不幸,但是他根本不在乎我們當下的不幸。我們活在當下。數千萬人掙紮在當下。有人失地、有人餓死、有人被虐、有人遭受不公,巨大的苦難蔓延在中華大地上。學院教授當然也有自己安心做學問的自由,但是如果要擺出公共知識分子深入民間的樣子,那必須了解這樣常識:要想有資格討論當下,必須首先反對當下苦難的源頭。這個苦難源頭不是超女,也不是民粹,而是眾多學院教授也處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們,他們三個代表,我們卻無人可以代表。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追求民主、甚至連類似民主的東西也追捧的原因,因為除了民主,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們。
草庵:另一位學者顧昀則說:湖南衛視在超級女聲最後一場“比賽”中,有兩個向度的屈服,一是上面說的屈服於“政治壓力”,把比賽搞得不倫不類;還有就是屈服於“民意”,相對獨立客觀的專業評委與大眾評審機制被洪水猛獸般的短信民意所壓制,怕引起民意不滿而把最後結果完全聽諸短信PK。這當然是討巧的,卻讓人有一點遺憾。因為如果真的要將“超女”的評選機制視為一種民主模型的話,民意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客觀獨立的(如果它是客觀獨立的話)專業評委與大眾評審的聲音也不可或缺。我完全認可這一個結果,因為民意的勝利在中國向來是稀缺之物。娛樂畢竟是娛樂,娛樂永遠不是政治。人家本來就是商業化活動,也就沒有理由不讓人家按商業規律辦事。至於從超級女生的比賽中,窺探到中國新生代的民主與理性精神,那是從其社會效應而言的。一開始就帶有政治目的的商業活動,在中國應該說尚未出現,或者說目前也不可能出現。我們必須承認一點,超級女聲是一場娛樂,但在這場娛樂里,從新生代的參與當中,我看到了在中國民主精神生長的一種可能。在這一場娛樂大投票中,新生代的許多行為帶有民主實踐意味,而如果我們承認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積木遊戲,就完全沒有必要對此不屑一顧甚或加以恥笑。民主選舉在現實中,從來就沒有以她最完美的面目示人,我們所見到的民主選舉,永遠都有遺憾和缺失,想在一場商業娛樂節目中尋找完美的民主機制,自然要讓精英們失望透頂。讓我們把眼光放低一點,讓我們更務實一點吧,而不是關起門來談完美的民主模型。
伍凡:這三人的意見基本上體現了目前中國兩派勢力的觀點。一方是認為這樣的民主方式不可行,是民粹的民主是危險的。另一派是認為,民主本身也有缺陷,不是完美的。但他基本上能體現人民的意願,在中國是可行的。而且,這次超級女聲的選舉是年輕一代民主的啟蒙,對未來的中國政治有相當大的意義。
草庵:從海外來看,超級女聲的反映也相當的強烈。很多海外華人也積極參與,字競選的現場就有從海外打到過內的賀電和電話。盡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超級女聲的選舉,但確實牽引了全球的華人之心。這也說明了,不管是那里的華人,只要中共給予他們選舉的權利,他們就會參與。而國內甚至有八十幾歲的老人寫信給超級女聲的競選者,可見,只要獨裁者給百姓自主的權利,任何百姓都會參與,而且是很和平的參與。
伍凡:超級女聲之後,全國的反映極大,它的收視率超過了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這對中共的震動也非常的大,而且中共對百姓利用現代化通訊工具進行聯系,拉選票也非常的關注。有人就講,目前科技進步的非常快,網絡,無線電話,只要大家發出一個消息,很快就能傳遍全國。這就使中共非常的頭痛。中共以往就是依靠封鎖消息,獨家控制新聞媒體來愚弄百姓,欺負百姓,統治中國,如果百姓們依賴現代科技反對中共,這中共就面臨著巨大的統治風險。而且在這次電話短訊的傳遞中,基本上是用轉發的形式進行的,這也就避免了一個消息經過多人傳遞後發生的傳統的信息失真問題,任何一個消息都可以真實的,迅速地傳遍全國。現代的科技進步已經為中國的民主化創造了極好的物質條件。這也是讓中共心驚跳的一個重要原因。
草庵:確實如此,超級女聲之後,各個網絡論壇都對這種情況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很多人就提出,中國可以進行超級女聲選舉,為什麽不能進行一次超男選舉?我們用手機短訊進行一次我們的超男選舉。
伍凡:你說的超男選舉實際上就意喻著大家希望進行自己的國家領導人的民主選舉,用手機選舉自己的國家總統或國家主席,這樣的期盼實際上是全國百姓對中共獨裁者的厭惡和渴望民主的心聲。事實上,大家可以自由選舉超級女聲,為什麽不能用民主的方式進行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世界上采取獨裁的,不民主的國家是少數的,大多數國家都已經采取了民主選舉的方式來選舉自己的國家領導人,而事實上,凡是采取民主制度的國家,幾乎都是發達的,和平的,百姓安居樂業的國家。而采取獨裁制度的國家,幾乎都是不發達,社會不安定的國家。
草庵:超級女聲的現象在中國的出現不奇怪,盡管中共采取的是獨裁的統治方式,但百姓還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姓會利用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聲,近一千萬人參加了這個活動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不是中國百姓素質低,也不是中國百姓不願意建立並實行民主制度。而是中共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獨裁利益。
伍凡:盡管中共非常不願意看到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但我們畢竟看到了超級女聲在中國出現了,盡管中國極力壓制並縮小超級女聲對自由選舉制度的示範作用,但他現在卻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不管他是否是商業性的行為,但這畢竟是對中共的一個極大的壓力和政治宣示。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百姓政治壓力,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會密切注意中國大陸的超級女聲現象。
草庵:確實如此。中共在面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頑強不屈服精神之後,現在又將面臨著中國大陸的百姓的民主要求。超級女聲的自由選舉示範之後,中共何去何從,我們也將拭目以待。今天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們就暫時先談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伍凡: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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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前幾天,中國一些經濟學者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研討會,主要是討論了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走向問題。其中一位主要的學者林毅夫做了一個悲觀的總結。伍凡兄,林毅夫是位您認識的朋友。
伍凡:是。我們曾在UCLA與林毅夫有過一場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辯論。林毅夫原來是國民黨軍官,也是蔣經國重點培養的台灣十大傑出青年。後來他叛逃到了中國大陸,然後又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位經濟學家,目前在大陸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草庵:受人民幣升值及宏觀調控的雙重影響,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國將出現生產過剩引起的“停滯性通膨”。同時,多位經濟學家也一致認為,若當前經濟仍得不到改善,明、後年的經濟增長將不容樂觀,恐出現低經濟增長的局面。中國自1998年以來,大部分制造業過度生產,2003 年及2004年某些行業過度投資,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將出現生產過剩引起的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問題。
伍凡:林毅夫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通貨緊縮的跡象,如果其背後的運行機制沒有改變的話,今年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很可能會出現緊縮的情形。中國央行也發現經濟趨冷現象,在六月分采取適當的貨幣寬松政策,六月分人民幣貸款達到4,653億元人民幣,為五月分的4.3倍。
草庵:中國大陸商品市場供過於求持續惡化,大陸39個工業行業今年前五個月的產品庫存量平均增加一成九,尤其鋼材、水泥等過量供應,連帶影響下遊消費品的供需關系,國際分析師指出,產能過剩將使大陸下半年通貨緊縮,經濟成長趨緩,中共商務官員則預計,產能過剩高峰期將於2007年出現,更可能觸發三兆元人民幣的壞帳危機。
伍凡: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花旗集團的經濟學家對中國大陸經濟減速表示擔憂後,雷曼兄弟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也表示,該報告還強調,中國大陸強勁的增長掩飾了供過於求的經濟問題,多年來的過度投資導致多個上遊產業產能過剩,尤其是工業材料及用來生產資本密集產品的機械設備。當這些產品最大的需求市場:房地產市場冷卻時,問題即開始浮現。
草庵:另外在會議中還有位大陸的重要學者兼官員王建先生參加。他是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同時也擔任國安部所屬的經濟安全委員會的主任。為中共重要經濟決策顧問之一.曾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揮影響力.
伍凡:在王建看來,本輪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重工業的投資帶動。重工業的建設平均周期是5年,從時間序列來講,這輪投資起於2003年,到2005年,土建建設階段已基本過去,下一階段將主要進入設備的安裝調試和試生產,而2007年將是本輪投資高峰的收尾期,將會出現大量的生產能力投放的狀況。但是由於目前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被投資需求拉動的,而其背景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居民主體消費需求的下降,這樣就會在投資高峰過去後形成產出高峰,形成需求屏障,導致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循環關系的斷裂,其現實的表現就是出現生產過剩危機。以往在宏觀調控中我們主要面對的是供給不足問題,未來幾年我們則可能要首次面對生產過剩問題,我們還缺乏解決這方面問題的經驗,這是對中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新挑戰
草庵:確實如此。中國大陸這幾年經濟高速發展確實是掩蓋了很多問題。大陸經濟改革一直是以投資拉動為主,並不是以技術拉動經濟。政治體制上的問題有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但中共一直掩蓋這些問題,並堅持宣稱中國經濟非常穩定健康。這次國內重要學者和官員的講話是個非常不同尋常的表態。我想,這說明了中國國內的經濟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上了。
伍凡: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看好,但也有很多人是他要崩潰,大家都奇怪的是,從中國經濟數據上看,中國經濟非常糟糕,但中國一直沒有崩潰。很多學者都搞不清楚這里面的問題所在。
草庵:我對這個問題這樣看,我們不妨將中國的經濟改革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9,能力釋放型改革。第二階段:1990──1997,減壓卸責型改革。第三階段:1997──2005,資本輸血型改革
伍凡:如果我們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發現,當年中共進行經濟改革的最初階段,經濟改革是為了政治改革所配套的。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就是批判毛澤東的清貧共產主義。為了這個目的,新的中共領導人就需要走一條與毛主義有區別的路線,讓百姓擁護的最好辦法就是改善生活。毫無疑問,中共的經濟改革的第一步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種政治目的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當年中共的新領導人幾乎都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對毛主義的殘酷幾乎都是深惡痛絕,而對中國百姓的疾苦也比較了解。這樣的思想目的就奠定了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是釋放民間的生產力,從本質上講,它仍舊保持著維護黨內利益和一黨獨裁的最終目的。農村土地承包,工廠承包,建築承包,商店承包都成為了當時改革的靈丹妙藥。這個靈丹妙藥從基層的農村和企業改革中得到了驗證,這就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極大地調動各個階層的勞動積極性,中國大地四十年來第一次恢覆了人的本性。這就是自私性和享受性。基層經濟改革以承包制度為代表,他的效用在短期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中國社會出現了超常規的經濟發展,GDP產值以兩位數增長。而這個現象也讓中共在財政管理上加以發揮,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財政承包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浪費得以短暫的抑制,但這個財政承包的方式也遺留下了今日中國“財政聯邦”的後遺癥。而財政承包的另一個問題是貪污,腐敗的公開化,利益的部門化。
草庵:是,第一階段屬於釋放型,他不需要資本的投入,基本上是政策的釋放。但第二極端就不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則是中共反思與對黨內獨裁警惕的終結。民間與黨內的健康力量的失敗造成了中共單一發展。這個發展是因為黨內外信仰和道德的喪失所造成的。緊接著東歐國家全面資本主義化,政治與經濟上的雙重壓力導致了中共的必須采取重大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獨裁並很順利地找到一個“合理”的執政理由。這個理由就是“高速發展的經濟”。當時,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受到了極大的挫折,國內經濟也相當地沈悶。中共為了緩和國民的抵制情緒,改善自身形象,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資,以營造一個經濟發展的形象,中共企圖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用公共投資來拉動內需增長,保持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大力引進外資,用廉價資源,土地及廉價勞動力來促進外貿。在這個時期,我們從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以下幾個特點:GDP大幅增加,公共投資增加,稅收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增加。而另一方面,我門同樣可以看到的是:公共福利開支大幅度減少。
伍凡:到了第二階段經濟改革,他所面對的是大量的,沈重的財政負擔。而中共建政40年來的社會保障機制雖然存在,但幾乎是現收現支,沒有任何的盈余,甚至是虧損嚴重。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大量的退休人員及老年醫療問題蜂擁而來。而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私人經濟的興起對中共的國有企業沖擊非常巨大,大量的壟斷利潤被私人截留,甚至被貪污。中央財政出現了巨大的赤字。而中共為了維護合理的政治統治而提出的 “大力發展經濟”又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資來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形式,逼迫著中共不得不用以下兩種手段來維持:發行國債,消減公共福利開支。自 1990年開始到2004年,中國的國債發行增長都是以二位數持續的。這樣的經濟決策,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全球少有的景觀。一方面是公共投資加大,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全球的起重機聚集中國,全國一片繁榮景象。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百姓因為教育和退休金,醫療費而生活困難,甚至是走投無路。大量的貧富分化現象產生了。
草庵:中共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的特征很明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府極度擴張,政府人員增長迅速,財政開支加大。而為了維持這個財政平衡,就必須要減少政府財政支出。於是,中共提出了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住宅市場化,在退休金方面將責任下放省市基層的經濟政策。而在政府開支方面,更多的財政收入采取了任由地方政府自己籌集的“經濟聯邦”制度。在這個政策的主導下,中共的教育經費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原來預算教育經費要達到GDP的4%,但中共沒有實現自己的承諾,教育經費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增長,反而呈停滯或下滑之勢,使中國的教育成為世界排名倒數的二十名之內。由1990年的3.04%到1996年的 2.5%,即便是2004年,也只達到了3.14%。相反,教育部門的市場化反而用非法手段吸收中國百姓8000億人民幣的資金。這筆資金很顯然是百姓的額外支出,而中國的教育成本在短短的幾年內就上升了近20倍,成為了世界上教育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百姓受教育的成本遠高於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更使得中國的高等教育成為一種奢侈。官方統計數字顯示,農村小學生的人均公用經費一年是28元。農村學生人均公用教育經費每年低於20元的縣大約有30%,公用經費一分錢沒有的縣大約有10%左右。而另一方面,政府公布的全國平均教育成本則為:小學 865元,中學1383元,大學 12160元,總均4922元。政府給於的教育成本費只是實際教育成本的5%。
伍凡:在醫療保障制度上,中共由於采取市場化原則,使得中共建政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初步的大陸醫療體系一夜崩潰。看不起病成為全國普遍的現象。根據大陸官方的統計,截止到了2004年,無法承擔醫療費用的百姓占據了全部病患人數的78%,更有37%的輕微病患不敢前往醫院看病,惡性疾病患者因無錢而無法得到完整救治,在家中病亡的更高達63%。世界衛生組織 2000年對全球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總體績效進行了排序,中國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亞(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蘇丹(134)、海地(138)還要低,而這些國家的人均GDP都沒有中國高。在衛生體系公平性方面,中國被排列在第 188位,即倒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里昂稍強。而一向被我們看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卻排名第43位,遠遠超過我國;其他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醫療保障系統的市場化,使得中共節省了3萬億人民幣。當然,這種節省的結果是,百姓需要自己支付這額外的開支。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共的稅收中,衛生,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系統的開支是7.4%.。而同期的英國,加拿大等國的比例高達50%以上。即使是美國,這幾項開支的比例也高達42%。由此可見,僅中共以市場化為名,實際上甩包袱,推卸責任的政策,就為中共減輕了近萬億人民幣/年的財政負擔。事實上,世界各國普遍將醫療保障制度作為全民公益事業,即使是俄國在經歷了劇烈的制度變化之時,仍未放棄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更不論英美等國完善的全民醫療保障機制。
草庵:中共的經濟改革在這個階段實施的主要手段是甩包袱,將自己的承諾和責任推卸給百姓自己。教育和醫療問題不過是其中的許多問題中的兩點。他們將百姓手中的財富利用政府的政策掠奪走,維持自己的政權。僅僅從這兩項上看,中共就掠奪了四萬億人民幣。這幾互相當與當時一年GDP的一半。不過今天時間要到了,我們先結束這個談話,下期節目我們繼續談中共維持經濟的錢是從哪里來。謝謝大家的收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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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什麽樣的領導人?
當中國在一個平庸誤國的人執掌經濟數年之後,朱容基先生在眾人的歡呼聲中接掌了中國總理的職務。當時海外人士曾為此興奮有余,並稱朱為中國“經濟沙皇”。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曾與大陸經濟界人士和一些中層政府官員交談,談到朱的政策及未來。特別是針對當時朱容基提出來的一個“國有企業三年解困計劃”進行了詳細的討論。盡管我一向在經濟政策上十分保守,但當時我對朱的經濟政策還是提出了質疑,相當一部分官員也同樣抱有我這樣的看法。我當時說:“朱的政策不是要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而是要對計劃經濟補洞,國有經濟三年解困,實際上是將寶貴的資本投入到無限的窟窿之中,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國有企業三年解困的完成之日就是國有企業重新入困之時,中國政府不能靠挽救舊體制下的企業謀求發展,而應當是將有限的資本完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讓人民在解除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自由地發展新的經濟”。
說起朱容基,以我個人觀點看,至少他在品格上是無可挑剔的,他同樣具備一個領導人應該具備的個人魅力,也有自己的宏偉報負。但問題是,無可挑剔的品格及抱負能否視為政府總理的唯一條件,如果僅依靠品格和抱負來挑選總理,我相信中國的百姓更願意挑選一個不滿五歲的兒童,至少他的品格和抱負都無可非議,比朱更有優勢。但中國人並不這樣考慮問題,人的能力往往不如人的品格更重要,而這個貌似公允的道德標準卻是因人而異,眾說紛紜。我從來沒有看到中國人在討論他們的領導人的時候會以他的能力為第一標準,相反卻是相互傳頌著某領導人廉潔奉公,微服私訪的故事。
我從來不否認朱容基先生的能力和品德,但我同樣要批判朱容基先生在中國執政數年來的過失。盡管他在施政中受到了各種勢力的牽制和幹擾,但他的經濟政策中從來沒有真正地顯示出中國未來發展的模式,更沒有給中國百姓指出一個發展的方向。盡管他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好的總理之一,但他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總理。
數年前,我曾聽到朱容基先生講過這樣一句話:我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送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這樣的話很符合中國百姓的胃口,也很讓人振奮。但問題是,朱先生沒有能力在中共體制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轉型,如果沒有健全的政黨制衡機制和開放的輿論監督機制,僅僅依靠政府總理個人的意願和力量(包括領袖魅力),難道可以制止遍及全國的普遍性的制度性的腐敗嗎?什麽是中國最需要的?什麽是中國人民最需要的?豪言壯語就能改變中國嗎?
除去上面提到的“國有企業三年解困計劃”,我要批判的是目前仍在實驗中的“農村費改稅”計劃。農村問題一直是個大問題,農民稅收政策也一直是令中共頭痛的問題。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根據中共公布的資料給中國的農業稅收算過一筆帳,依照目前中共的組織結構,要維持農村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農村的稅收不但不會減少,反而要增加,政府的人員連薪水都無法保證,怎麽能談到減輕稅收的問題。不從制度的根本上解決問題,農村的費改稅能執行下去嗎?中共為了維持其政權的有效統治,在基層施行的就是一種地方精英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反覆將農村的精英提拔到基層政權,讓他們成為自己的利益統一體,從而抑制農村的發展和動亂。如此長期的發展早已經造成農村基層政權的超級臃腫,而龐大的政權又怎麽能降低稅收,畢竟這些基層既得利益者要依靠稅收來生活,來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你朱容基要進行“費改稅”,但基層政權答應嗎?不從本質上根本上改變基層政權結構,不削減政府人員和開支,如何“費改稅”?
值得一提的聰明決策是目前正遭到新興利益集團全面反對的“國有股份減持”計劃。這個計劃應該說是近年來中共為改變中國,並為適應未來發展做的最大改變。但就是這個計劃也因為中共政治及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而受到了新興利益集團的全面封殺。盡管這個計劃有很多技術上的缺陷,但仍不失為一個良好的改革開端。也許很多人在高喊眾多的大眾股民利益受到了損害,但我們是否可以看看,面對數億沒有能力購買股票的農民和城市貧困者,你們的利益是否代表了大多數?中國的改革是為了一部分利益集團還是全體人民?難道中國的股票泡沫要讓下一代來承擔嗎?難道我們還要用虛假的數字和指數來維護早已經破產的國有經濟嗎?非常可惜的是,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貧困的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的聲音被強勢的新興的利益集團的聲音所掩蓋。中共在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上再次顯示出自己的利益傾向,“國有股份減持”計劃已經面臨再次流產。朱容基的強勢作風再次遭到挫折。
在曾被中國青年報刊載,後來被腰斬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談到:“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產業結構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問題”。面對現實中的中國,我們只要能清醒地看問題就會發現,今日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結構四分五裂,地方割據的國家,人民處在一個極不平等,相互排斥,利益對立的社會。一方面是經濟繁榮,信息發達,高樓林立的現代資本主義城市,另一方面是資源短缺,知識匱乏,面臨破產的原始農村社會。在城市的居民可以享受著與世界一流國家同步的物質生活,具備完善的教育和生活。而在數百公里之外的鄉村則是仍為一日之餐而不知所終的廣大農民。他們不知道什麽是因特耐,也不知道什麽是納米水,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如何讓自己的孩子能讀完小學,能夠讓自己的家人不再挨餓。這是什麽樣的兩極世界?我們在世界上還能找到什麽國家有這樣懸殊的兩極分化?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種現狀?難道生活在現代的城市居民們忘記了中國的古語“物極必反”了嗎?難道你們在喝著哥倫比亞咖啡,眼看著股票漲落時就不會想到饑民會造反嗎?這樣的社會是個穩定的社會嗎?歷史沒有告訴我們過去嗎?
就在我遭到網絡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之後,一位網絡上認識的朋友曾給我發來一封長信,詳細地分析了國人的心態。這位先生這樣說:“中國人善於平衡,隱藏自己的鋒芒,用春秋筆法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個社會不允許異人,也不允許思想家,朱容基就是例子。”朱容基先生也許在執政當初希望自己能改變中國,但現實不允許他進行下去;但我想問的是,既然自己知道不能改變,為什麽又要做維護舊體制的事情,既然知道國有企業不可救藥,為什麽還要將數千億人民幣投入到這個無底洞,為什麽不去用這筆龐大的費用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讓人民減少對未來的恐懼,讓社會更安定?為什麽明知道這個體制無可挽回而還要鞠躬盡瘁去挽救?難道人民讓你執政是為了救活一個違背人性的體制嗎?就是為了延緩它的生命嗎?難道我們沒有子孫後代嗎?你的道德和勇氣哪里去了?你是真正的改革者嗎?你與那些逆歷史潮流而行的人又有哪些區別?
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平衡術將再次在中共官場上演,中共需要什麽樣的領導人?人民需要什麽樣的領導人?我們是否會再次看到一個“廉潔”而對中國未來無用的“清官”?當我們嘲笑了數年俄羅斯的變革之後,是否要在數年之後再被全世界人民嘲笑?當我們看到今日俄羅斯快速進步的時候是否會意識到,中國短期的發展和穩定已經走到了絕路?歷史和時間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難道我們不能在危險來臨之前就杜絕社會動亂?中國人的智慧到那里去了?難道中華民族真是一個弱智短視的民族?
我們是否認識到世界的發展?我們是否需要深思?我們需要什麽樣的領導人?偉大的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講話?你們為什麽不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什麽不告訴大家,我們需要一個對中國未來負責任的領導人,我們需要一個能改變中國的“異人”。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百姓利益的領導人。
誰是我們需要的領導人?
你不知道的中國加入WTO的黑幕
寫了一文《誰掩蓋了WTO的真相》,結果收到了四百多封信件,一些久不聯系的國內朋友也紛紛來信講述自己的觀點。在這些觀點中,有很多是質疑為什麽我反對加入WTO,為什麽中國加入WTO我會悲觀。
其實,我並不反對中國加入WTO,但我對中國政府和百姓在加入WTO上的盲目樂觀和準備不足感到擔心,對政府蒙蔽人民更感到痛心。中國加入WTO是件大事,畢竟是中國加入世界主流社會的標志,但問題是,當中國人民對其毫無所知,根本就不了解其真正的意義,也無任何準備的時候,中國加入WTO必然會面臨一場新的危機與挑戰。大家都知道人參是對人體有益的營養品,但吃多了,或不了解自己的狀況就會出現問題。有個網友給我發來一封信,轉給我一位讀者的留言,在這里我刊登出來,請大家看一看:
議定書主要有兩部分:規則和準入。
有關市場準入,大家比較清楚,談的也比較多。規則方面,請注意以下三條:
1。國別保障措施(country specific safe guards):根據WTO規則,保障措施必須對來自任何來源產品同時同等實施。而中國加入12年內,美國(及其他任何WTO成員)可以因為中國產品合法出口增加造成"MarketDisruption",而對中國單獨實施關稅非關稅措施。認定更容易,歧視性極強。為WTO所僅見,史無前例。
2。反傾銷:中國加入15年內,中國企業繼續適用非市場經濟標準,傾銷基準采用第三國成本或合成成本,企業辯護困難,傾銷認定更容易,反傾銷關稅更高。歧視!(140個WTO成員中,中國再次創先例)
3。加入後對中國的特別審查制度。不僅如此,美國通過PNTR法案將繼續對華進行年度審查。(中國又是特例)
實際上,為加入WTO中國被迫做出的讓步之大,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現代貿易史上都是空前的。而加入後,中國仍是受到特別歧視性待遇,儼然一個戰敗國。我支持中國加入WTO,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說:中國的決策沒有經過適當的國內辯論和信息披露。也許中國體制適合快速決策,但涉及到這一事關全局,各方,近期,長遠利益的系統工程,卻沒有國家共識,這也是人類組織決策史上空前的。對比美國,至少其辯論程序控制一項,就夠中國學幾十年的。也許中國國民素質不高,但不代表中國人沒有大是大非的觀念,不代表除了政府決策層之外就沒有人關心有能力參預該過程。也許,盡早導入國際標準有利於改變中國內部痼疾,但這是一付急藥,沒有好醫生,好設備,好的監控是要出人命的。
總之,WTO的害處是立即發作的,好處是長期的,甚至不能指望的。這個世界的規則是適者生存,這不是一個談判代表團里書呆子們想象的世界。
我很同意這位不知名讀者的看法。從政治上講,中國加入WTO確實會給中國帶來好處,這個好處就是中國政府將迫不得已采用國際行為規範來修正自己的法律。中國人民爭得民主和自由的方式會更多,更快,更好。現在中共宣布要對法律進行大幅修改,並不是因為自身的覺醒,而是中國加入WTO被逼迫的結果,這一要求在 WTO里早已有明確規定。
經濟決定政治,這是歷史的規律。中國目前的政治實際是在違反這個規律,所以才造成了社會的扭曲,才造成中國貧富分化和貪污腐敗。WTO的基本原則是公平,自由,透明。這樣的標準就必然要迫使中共更改憲法,將暗箱作業改為公開。比如,WTO要求法律公開,要求時間性,這樣,中共就沒有辦法采用突然襲擊的辦法公布法律,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治理國家,一定要用法律來約束人民和企業。而WTO另一個原則是保護私人財產,這樣一來,中共就要修改憲法,不能將公有制列入法律,你怎麽可能一方面承認私有,但在憲法上又堅持共產主義?我曾在中國的BBS上看到這個綱領:“中國憲法總綱第一章第一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看了這句中共建政五十年來的指導性大綱,感到很奇怪,原來農民連領導的資格都沒有。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說:"趙振華領導的,以趙振華和劉巧兒為基礎的婚姻家庭",各位朋友若有機會,問問趙振華,敢不敢這樣說。或者跟孩子他媽說說看也行。大家是否也會對這樣的問題感到奇怪?但中國人民就是在這樣一個荒謬遍地的國家中生存,共產主義也就是這樣統治人民。改變這種荒謬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暴力,二是經濟。WTO就是西方國家利用經濟手段消解共產主義政治的一種有效方式。隨著中國加入WTO,更多的法律必將改變,中國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同樣要發生變化。自由和民主將越來越深入人心,必將成為中國人民心中堅定的信念。所以,我在以前的文章中預測中共將會主動更改自己的法律,使自己逐步演變成為執政的民主政黨,這就是我的預測基礎,也是中國加入WTO後政治演變的必經之路。
在上面網友的文章中,指出中方在WTO談判中的幾個問題。很多朋友都來信質疑其真實性,在這里,我可以肯定地講,這位網友的話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中共之所以不願將WTO協議書的中文版本公布,正是害怕並擔心這樣的問題會被曝光。事實上中國加入WTO的條款中還有很多更加不利的內容,有心的讀者只要仔細閱讀一下美國政府公布的協議書英文版本,就能知道更多的真相。也許很多讀者會奇怪,一向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標榜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為什麽會這樣簽定協議書?
大家知道,中共加入WTO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受國際社會推動、國內經濟發展催化的產物。當年鄧公力主中國加入WTO,是為了化解保守派的壓力,是想借WTO 來推動改革開放。但後來,中國經濟發展了,形勢逼迫中共不得不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中共也沒有辦法阻擋這一歷史潮流,所以只得進行WTO談判。中國加入 WTO,使中國的法律面臨翻天覆地的本質性改變,中共再堅持公有制和一黨執政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樣就使中共陷入一種政治上的悖論,在二律背反的困境中,首當其沖是如何延緩中共的壽命。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不惜動用國家機器打壓法*論*功,面對國際社會對人權問題的強大壓力而毫不退讓就有了解釋的依據。同樣,中國加入WTO談判了十五年,為什麽?其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共不想在根本的法律制度上讓步。也許大家以為WTO是關於經濟問題的談判,但如果大家讀過WTO的協議書後就會發現,WTO實際是一種政治談判,是一種資本主義統一世界的談判。WTO的要求和制約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是讓人民和企業更自由,更民主;讓政府權力更透明,限制政府的權力。中共的專家們怎麽會不知道這其中的奧妙?這也就是中共在談判中反覆拖延、一談十五年的原因。在這個談判中,與其說是保護中國的民族工業,不如說是為中共自己的改變爭取時間。大家可以看看現實的中國,WTO真的能保護中國的民族工業嗎?事實上中共的經濟改革一直在穩步前進,並沒有因為WTO談判而停滯不前,停滯不前的是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共經濟改革所做的努力,遠超出了WTO的具體要求。西方國家是用經濟顛覆共產主義制度,中共則是利用經濟延緩政治生命。
當歷史跨入二十一世紀時,中共在國際社會中已經處於非常孤立的地位。雖然中國的經濟在迅速發展,但越是發展的經濟對中共的壓力就越大。中共正是看到了這樣的情況,知道自己如果不實行民主和轉型,必然會被歷史潮流所淘汰。江澤民才會急忙在中國加入WTO之前推出“三個代表”和“七一講話”,為中共順利轉型提供輿論準備。但在WTO談判中,中共一直強調自己的特殊性,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堅持在WTO協議中加入自己的政治原則,這就必然要影響經濟的實施。既然中國不能完全按照國際慣例進行,其它協議國就一定要有制約措施。這也就是為什麽在WTO中出現了上面讀者來信提出的所謂“喪權辱國”的條約內容。因為中共不願意馬上修改整個法律以適應WTO的要求,而是要延緩十五年。利用這十五年為中共的政治轉型爭取時間上的余地。政治高於經濟,政黨利益高於人民利益,就完全體現在中國WTO的協議書中了。如果大家能從根本上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本性,了解中共的心態,你就能明白這其中的原因。這也就是中共在國內大力宣傳“準入”問題,而絕口不談“原則”問題的根由,同時也是舉國慶祝的原因之一。畢竟這樣的結果給西方國家帶來具體的經濟利益,但中共也冠冕堂皇地贏得了時間上的優勢。談判雙方都取得了“雙贏”,誰還會互揭老底呢?但問題是他們贏得的利益是誰的?中國人民的利益又跑到哪里去了?
經濟決定政治,但當政治不適應經濟的時候,政治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大家也許會以為中國加入 WTO之後,經濟就會馬上振興,失業減少,國民富足。這樣的情況會出現嗎?印度是個和中國國情極為類似的國家,實行的法律比中國更貼近西方的制度,你相信它一加入WTO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嗎?既然你不能這樣認為,怎麽就能認為中國加入WTO後的經濟會獲得本質上的改善,你怎麽就能認為中國會馬上強大?我不否認中國政治上的變化和進步,但我對中國加入WTO後的經濟前景感到擔憂。至少在目前,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方針,沒有讓我看到中國的經濟會有本質性的變化。甚至於在加入WTO後,中國經濟將全面喪失自主性。WTO對中國是付猛藥,沒有好醫生會出人命,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從經濟角度講,中國的經濟層面是極不穩定的,也是失衡的。中國的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主要是低級產品和加工業,具備的優勢是資源和廉價的勞動成本。而這些優勢很難抵擋高技術和大資本的進攻,更不是WTO所能挽救的。即使中國不加入WTO,看中中國這些優勢的外來資本也不會放棄這些利益,一樣要投資中國,中國成為世界產品加工制造國已經是定局。舉個例子,我有一家公司,從事進口生意,從中國進口玻璃杯和蠟燭。中國的蠟燭在美國是個特別關稅產品,進口關稅高達 54%,是其他國家產品的十倍。但在美國的蠟燭市場上,中低檔的蠟燭仍然以中國為主,為什麽?難道這樣高的關稅都不能抵擋中國產品的進入嗎?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因為中國蠟燭產品價格低,有市場競爭力。商人的目的是賺錢,不是政治。誰的產品可以賺錢就買誰的產品。這個例子說明,WTO並不是幫助中國產品打入國際市場的靈丹妙藥,而且對中國的初中級工業幫助不大。中國在未加入WTO之前的外資流入減少了嗎?加入WTO之後加工產業轉移就會增加嗎?經濟市場不是政治,該流入的誰也阻擋不了,不該流入你強迫它,它也不會來。中國加入WTO,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它最大的好處就是中國市場不費一槍一彈就打開了,賺中國錢更容易了,海外資本壟斷中國金融和經濟命脈的夢想有了實現的可能。日本是個經濟大國,最近十年日本經濟不振,是因為日本的電器退步了嗎?是日本的汽車不好了嗎?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日本的金融制度有問題,政府的管理機制出了問題。如今,日本早已是經濟強國了,但日本對本國市場和金融界仍是持保護的態度。同理,中國如今已成為電視生產大國,冰箱生產大國,也不能證明中國已成為經濟強國。初中級產品轉移是經濟規律在左右市場,並不能從根本上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只有當中國成為高科技國家之後,象美國一樣,用一皮箱CPU換取100個貨櫃的日本汽車,這才真正說明中國的經濟層面有了提升。
有一種說法:“加入WTO,中國受益最大的將是機電行業和紡織行業”。看到這樣的論調我很奇怪,這簡直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觀點。上面已經講過了產業轉移的問題,這兩個行業同樣是產業轉移的重點。機電行業是個高消耗,低產出的行業,紡織行業更是這樣。這樣的轉移有什麽值得慶賀?無非是增加就業,但更多的是資源的流失。對中國的產業進步好處何在?有什麽貢獻?各位是否知道百年前的日本是如何雇傭童工進行蠶絲加工業的?
據我目前了解,中國紡織企業的所有權多已悄悄地進行了轉移,它們不是掌握在國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西方資本家的手中,即使賺了美元,也是個人的財產,不是中國人民的財產。現代的戰爭已經不再是軍事戰爭,而是經濟戰爭,資本可以是槍炮,遍布全球,利潤則是國土,馬上回到自己手中。軍事占領的目的是利益,如果用經濟手段不流血就達到,這不是更好嗎?同一個目的,只是手段不同。在商業領域中,生產已經不是主要的獲利手段,流通才是真正獲利的手段。中國沒有自己的品牌,只是一個廉價的加工業者,所能賺取的利潤有多少?這一現狀及前景能保證中國民族工業的真正利益嗎?加入WTO後更多的海外資本大量進入,中國又有多少企業可以與之抗衡?又有多少企業和百姓可以抵抗這樣的誘惑?中共最大的失誤就是在經濟開發的二十年里沒有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固步自封,抱殘守缺,結果在經濟上發展了,但掩蓋了更大的問題。前蘇聯將自己的國有企業全部分配給國民,讓國民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起步,盡管經濟有陣痛,但大量的企業仍掌握在自己的國民手中。你可以說部分人巧取豪奪,但沒有廉價地送給洋人。反過來看看現實的中國,在中國目前的企業中,還有多少掌握在自己國人的手中?又有多少企業可以抗衡WTO後的資本掠奪?中國政府又在加入WTO談判的十五年中做了多少真正保護民族工業的事情?十五年來,中共在WTO談判中一直對國人宣傳的保護中國汽車工業的承諾真的能兌現嗎?看看這些大汽車工廠哪一個不是都已經被西方汽車公司吞並?這些西方汽車公司利用中國的保護政策賺取著在國際上根本不可想象的暴利。相反,應該得到鼓勵和支持的私人汽車工業反而被壓制,使中國的民族工業得不到發展。這些企業和行業在中國加入了WTO後的情況會是什麽?現在不能得到發展,難到中國加入了 WTO,海外的大財團和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後就會讓這些企業生存了嗎?會讓這些企業發展壯大?生意人是這樣做生意嗎?這是誰家的生意經?你會這樣做生意嗎?如果真的這樣,我想這些海外財團和跨國公司的老板一定是馬克思再世,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了。
發展壯大私人經濟,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不發展壯大現有的私人經濟就沒有辦法保持民族工業,沒有良好的社會保障體制,中國社會在十年內就會出現更大的動蕩。當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的時候,更可能的現象是大量的現有企業和行業被國際跨國企業吞並和壟斷,小型的民族企業不斷地自我淘汰。經濟發展的規律就是這樣,當你不具備資本優勢,而又不具備技術優勢的時候,在沒有政府政策保護的情況下,怎麽能不被淘汰。雖然中國成為加工大國,但資本的控制權並不在國人手中。國人只是廉價的勞動力。這時候的國民會隨著民主意識的增強和社會發展的演變,抗爭也會增加。如果沒有良好的社會保障體制,伴隨著大量小業主的財富喪失,失業的初級工人增多,失業農民的增加,怎能不引發社會動亂?不管你實行什麽主義,在百姓的心中,生存和吃飯最重要,當貧富分化到了一定程度,沒有力量可以阻擋暴力的財富再分配。當處於生存危機中的人民一旦知道了中國加入WTO時暗藏的黑幕,怎麽能不氣憤,怎麽能容忍?這是一項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事情啊。
也許有人會問:“你怎麽知道中國加入WTO後一定會像你描述的那樣?”坦白地說,我不是什麽預言家,我只是個生意人,我生活在美國,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生活,我從來都不相信生意場上的仁慈和寬容。生意就是生意,在一個盤子里吃肉,你吃的多了,別人就會少吃;你不想辦法打敗對手,你就要被對手吃掉。難道你相信跨國公司和海外財團會仁慈地等待,讓你發展、讓你賺錢嗎?規模經營是賺錢的最好辦法,也是通用的準則。誰占有了規模,誰就會占有了優勢。現在網絡公司爭奪的是什麽?僅僅是眼球?還不是市場的份額?在這個世界上沒人願做虧本生意,如果他仁慈就不會是商人。利益才是商人生活的最根本目標。
中國怎麽辦?這是個很令人頭痛的問題。建立社會保障機制是件很重要的事,全面私有化也是當務之急,但問題是,在目前狀況下,中共能不能痛下決心?民眾是否可以接受?前幾天,中國總理實行的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國有股票上市的決策,通過減持國有股份,擴大股票市場分額,增強中國加入WTO後的金融抗風險程度。盡管這里面有很多問題,但不失是解決目前中國金融問題的一個辦法,但還是遭到眾多的利益獲得者的反對而夭折。少數既得利益的民眾,怎麽能接受以現在的部分損失換取未來整體利益的辦法?當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的時候,又有誰考慮到了未來?當中共和利益集團結為一體的時候,又有誰能為中國廣大的百姓著想?如果中共真正是從中華民族的切身利益出發,又怎麽能有WTO協議書里的黑幕?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國與一位中共高層官員見面。當時這位官員對我說:“我們的主要精力是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人民就沒有意見了。”當時我說:“政治上的問題就象病人身上的腫瘤,你早開刀治療,病就好的快;如果總用興奮劑掩蓋,病人總有一天會死亡。”
事實上,八十年代是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時機。在國際上,共產主義還沒有崩潰。中國的政治改革會贏得全世界的矚目,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的利益。在國內,社會形態還沒出現兩極分化,經濟增長穩定,百姓剛嘗到改革的甜頭,社會安定。政治改革的成功主要有幾個要素,一是經濟穩定,人民沒有壓力。二是貧富差距不大,沒有巨大的經濟利益集團。三是適當的強權政治,四是一定的民主啟蒙思想。五是良好的社會秩序。六是安定的國際環境。各位可以回憶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全都占了,是政治改革的最好時機。可惜的是中共的決策失誤,使中國喪失了一次絕佳的和平轉型的機會。到如今,各個利益集團形成,更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結果發展經濟就成了中共掩蓋政治問題的唯一手段。政治痼疾越來越難治,越是擔心,就越要維持,然後就犧牲長遠利益換取眼前的穩定和利益。犧牲經濟換取政治。如此以往,將使中共政治改革的成本日益加大,使全體百姓以犧牲個人利益和民族利益來充當政治改革成本。而WTO問題正是其中的成本之一,一個慘重的代價,一個未知的結果。
各位朋友,當你看到了這些,你是否也會和我一樣對中國加入WTO後感到悲觀。我請大家注意的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遇到麻煩的時候,任何民主的進程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無論台灣還是韓國,他們的民主進程都是在經濟最好的階段完成的。盡管WTO會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改變中國的法律,但經濟生活能否保證民主進程的順利發展,我很懷疑。對於百姓而言,民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生存,吃不飽飯的人民更喜歡、也更容易接受一個強權的獨裁政府。一旦這種情形真的出現,中國歷史必將又一次出現大的倒退,那才是中華民族的更大悲哀。中國目前盛行的虛無“愛國主義”和對WTO的盲目期待,正一步步將中國推向這樣危險的境地。
WTO能帶來什麽?看到了那麽多人在為中國加入WTO而歡欣鼓舞,我想知道你們高興的理由是什麽?你們推測中國會強大的根據在哪里?中華民族不需要口號式的歡呼,需要的是真正的利益。當你雀躍的時候,你是否知道,中國加入WTO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而不是你已經熟悉的社會主義規則?你是否掌握了這遊戲規則?你是否準備好了遵循這樣的規則?你是否知道中國加入WTO過程中暗藏的黑幕?
WTO,你將帶領中國走向何方?
台幣貶值──勢在必行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的是中國大陸人民幣的貶值問題,結果引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其實,不光是中國大陸的人民幣面臨著貶值的問題,號稱亞洲4小龍之首的台灣也面臨著台幣的貶值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台幣面臨著長期的,持久性的貶值壓力。而這個嚴重的壓力,將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持續地籠罩在惶恐不安的台灣百姓及經濟界頭上。
在上世紀90年代,台灣政府興致沖沖的宣布:台灣已進入世界發達國家之列。民進黨在政黨和總統競選當中自以為是的認為台灣已經是世界經濟發達國家,對選民們提出的施政方案也大多是嘩眾取寵討好選民的沒有實踐基礎的社會福利政策。事實上,民進黨政府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沒有相應的政策和方針,選舉時提出的政策更多的是競選策略的政策而不是長久的執政方針。自從民進黨執政兩年以來,由於民進黨缺乏國民黨擁有的社會及黨產資源,執行的經濟政策搖擺不定,對大陸的經濟與政治的決策更是無頭蒼蠅,對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形勢不能夠正確評判,采取的決策號稱”中間政策”,但實際上是新型的”假、大、空”。民進黨政府在台灣經濟及世界經濟轉型期間的施政表現,實際上已經給台灣整體經濟及未來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可逆轉的後果。在未來的兩年內,台灣百姓不僅要承擔股市整體財富大幅縮水一半,還要繼續承擔台幣大幅度貶值所帶來的經濟上的更大損失。如果台灣執政當局不能夠認真地檢討自己,宏觀地看待世界整體經濟發展趨勢,或者不能在未來采取有效的經濟手段和政治策略,台灣就會在短期內陷入經濟的萎縮時期,從而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更佳被動。
在去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在數日後我寫了一篇文章預測了日本將會借此時機采取貨幣貶值的手段來挽救日本十年不振的經濟。果然不出我所料,就在美國911事件之後,日本政府口是心非地放任日元大幅度貶值。對於日元的貶值各國爭論不一,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日元貶值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經給日本經濟覆蘇添加了強心劑,根據最新有關資料顯示,日本經濟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已經高達8%,創下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又一個奇跡。也許有人會說:8%的經濟增長率不算很高,但是,我們要知道日本是一個經濟量很大的發達國家,8%的經濟增長率已經絕對是非同尋常,這樣高的經濟增長足以引起世界各國經濟學家及政府經濟決策官員的高度重視,或者說,經濟學家應該重新深入研究一下貨幣貶值對整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到底有多大。或許有人會說,你說的日本和台灣又有什麽關系呢,日本經濟停滯已經有十年之久,台灣經濟在最近十年一直是蓬勃向上,台灣與日本經濟怎麽可能會相同?
講台灣的經濟,就要從台灣的產業結構談起。近年來台灣的整體經濟開始向高級產業也發展,主要是代工方式的IT生產,但支持台灣整體經濟的還只是外銷型的輕工業產品。在近20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產品加工業的蓬勃發展,技術提升非常的快,幾乎到了日新月異的時候,隨著中國大陸更加開放,低廉的生產成本和勞工成本更讓中國大陸的輕工業產品行銷世界,將台灣制造轉換為中國制造,放眼各國企業必爭的美國市場,中國制造早已取代台灣制造稱為各個大型連鎖商業的新寵。特別是中、低檔產品,幾乎全部由台灣制造改成中國制造,台灣生產的高檔產品也同樣遭到中國大陸新興企業的日益蠶食。可怕的是,由於台灣企業的短視,長期以來不重視品牌戰略,到目前為止,台灣企業盡管資本充裕,但卻沒有自己的獨特的產品品牌。相反,中國大陸企業卻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商業品牌,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大陸產品將逐步將台灣產品驅逐出世界商品制造市場。在產品結構中,台灣產品原來是處於日本及中國之間,中國的企業技術上的發展及對中檔產品的競爭本身對台灣企業就形成了巨大的威脅。而目前,日元的貶值又對台灣正努力提升技術品質,與日本競爭的高檔產品市場形成了一個新的威脅。日元貶值對日本產品的出口銷售有著巨大的推動力,同樣也將台灣高檔產品擠到一個狹小的空間,使台灣不振的企業受到了雙重的夾擊。
對台灣而言,大陸市場日益重要。台灣近年來經濟增長趨緩,2002年第一季度台灣對外出口銷售增長只有百分之零點三,這主要是對大陸出口所造成的,台灣對香港的出口的也增加7%,增長的部分主要是轉口向中國大陸,事實上也是等於是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香港和中國大陸整體的出口市場,已經占據了台灣對外出口總額的40%以上。相對於台灣對美國的出口份額卻是日趨減少,今年第一季度已經下降了百分之六點四,而台灣對日本進出口多年來一直是逆差,台灣出口貿易順差的國家只有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盈利的主要地區,台灣對大陸進出口貿易更是台灣的生命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中國大陸的養活了台灣。在未來的可以預期的時間里,我們可以看到失去了中國大陸市場的台灣,經濟就會一蹶不振,逐步邊緣化。
由於台灣的經濟體系和結構上的問題,台灣對國際貿易及全球經濟的依賴度超過了80%。全球經濟衰退對台灣的打擊很大。最近兩年,台灣經濟增長率連續下降了兩個百分點,失業率反而增長到了台灣數十年來最高的百分之五點三。由於海峽對岸中國大陸的競爭及台灣政黨內鬥所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使得台灣在吸引外國資金投資和高附加值產業方面的速度迅速下降,銀行系統也是問題重重。日本銀行企業面臨著高達百分之十二的壞帳比率,中國大陸銀行面臨著高達27%的壞帳比率,台灣民營銀行系統的情況同樣不可樂觀,盡管台灣有關方面公開承認的壞帳比率只有百分之十六,但實際上,各個方面證據顯示,台灣銀行系統壞帳比率可能高達18%-22%,銀行倒閉的情況隨時會發生,,情況非常危急。龐大的銀行壞帳勢必要對台灣企業和社會形成巨大的沖擊,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小企業倒閉也會突發性的產生,民心一旦失去穩定,台灣整個社會就會萬覆不劫,多年的民主進程和實踐就會毀之於一旦。從某種意義上講,與大陸的”三通”,放手企業進軍中國大陸卻是台灣轉移危機,死里逃生的一個機會。
在政治上,民進黨政府固守台獨的政治教條,目光短淺,阻止台商前進中國大陸固然可以在短期內維持台灣經濟,但是,由於台灣資本的情況及技術上的問題,如果台商不能夠在歐美企業搶占大陸市場之前進駐中國大陸,台灣企業就等於自絕於世界。失去了中國大陸,也就等於台灣自己失去了自己,台灣一旦失去了自己經濟上的獨立,民進黨夢想的台灣獨立就會成為舊日回憶。
商人的本性是謀利,那里有利益就要到哪理去。早期台商進入大陸是為了挽救自己的中小商人,當大陸開放之後,整體經濟環境好轉,國際競爭力增強,對台灣形成巨大壓力的時候。台灣的中,大企業就不得不面對海峽對岸的這個強大對手,進入大陸尋求發展避免失敗就成了企業家心中的主要課題。長期支持台獨政策的長榮公司張榮發的轉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台商進入大陸無非兩個目的,一是賺錢,二是發展。既然台灣與沒有辦法給台商提供這個環境,就要允許台商進入大陸,台灣當局只有看到當前的國際環境,努力改善台灣的生存條件,讓台商對台灣有留戀,才能讓台灣商人在進入大陸之後將資本轉回台灣。但因為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政治封殺,台商所需要的政治上的支持和政府保護基本上是個零,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上的崛起及對國人的保護意識加強,台商轉而尋求中國大陸政府保護已是一個必然趨勢。一旦這個趨勢形成,台灣獨立就會成為一個政治笑話,一個口號。到了那個時刻,台灣社會和產業上的全面空洞化就已經形成。台灣獨立必然會無疾而終。台商經濟上的出走對台灣整體經濟上的影響是難以估量,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成功轉型必然會帶來豐厚的回報,這個回報的結果,一方面是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貢獻,另一個方面是根留大陸的影響。台商在未來20年內將逐步轉變成為大陸企業和擁有中國護照的大陸人民。所以,台灣當局阻止企業進入大陸是一個非常短視的政策失誤,正確的方式是從社會的、環境上、思想上、制度上讓台商留戀台灣、認同台灣,將海外賺取的利潤轉回台灣,只有如此,台灣政治與經濟才不會徹底淪陷。
民進黨政府執政兩年來,基本上是口號連天,但沒有一件具體政策是可以執行的。民進黨執政當局仍就以為目前的執政就是競選,以為口號就可以成為行動,以為聲音大就可以贏得民眾的支持。實際上陳水扁以及民進黨執政當局並非看到台灣未來悲慘的境地,中華民族的”面子第一”的劣根性再次在民進黨執政當局身上體現,民進黨在沒有執政經驗及經濟管理經驗的同時,反而不顧台灣未來只顧眼前利益,對台灣企業的發展不管不顧,政治上跳不出台獨黨綱,結果就形成了近年來怨聲載道的現象。從宏觀上看,中國大陸的崛起本身就對相同產業結構的亞洲其他國家地區和地區形成了巨大的經濟已威脅,台灣企業本身具有同文同種的優勢,鼓勵台灣企業進軍大陸本來是政治與經濟都可以獲利的最佳方案,但短視的政府卻讓台灣企業不斷喪失良機。企業經營的惡化造成了金融行業的萎縮,企業倒閉及惡性裁員造成銀行大量壞帳增加,台灣銀行系統的壞賬比例遠遠超過國際標準,直追中國大陸。台灣民進黨政府公布及實施的經濟政策和福利政策不斷跳票,企業主怨聲載道,勞工階層苦不堪言、危機四伏,百姓財富的大量縮水,又反過來形成台灣社會廣泛的心理危機和經濟恐慌,更形成了經濟與政治上的惡性循環。經濟布局上的失誤和政策指導上的失誤所造成的損失遠高於政黨輪換所造成的新的局面,更有可能是在未來台灣因為經濟恐慌而陷入政治上的、民主上的倒退。
根據資料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順差多年來超過百億美元,台灣政府為了保持這個順差及台灣企業根留台灣的短期繁榮而拒絕三通,這樣的結果勢必造成台灣企業發展短視和萎縮。一旦台灣與中國大陸實行三通,大陸企業產品必然會以廉價的優勢席卷台灣市場,台灣的中小型企業很難抵擋中國大陸的廉價產品競爭。與其維持現在的虛假短期繁榮,不如早日扶持台灣企業進入大陸爭取發展。從目前的狀況看,中國大陸加入WTO,台灣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已經喪失先機,三通勢在必行,三通不僅能挽救台灣股市,更可能會在短期內使台股指數攀升萬點.再者,中國大陸廉價商品從其台灣市場也是早晚要發生的事情。在中國大陸廉價商品進入台灣之後,台灣大量中小企業階段性倒閉就會發生,失業率必然要大幅度增長,台灣金融業壞帳比率還會持續增加.在這個關鍵時刻,台灣當局如果不能順應時勢,對台灣企業改造轉型加以輔導,台灣企業就會隨時跑路,將資本投資到中國大陸.否則,投資到大陸的台商就會堅定地留在中國大陸。台灣不但要失去賴以生存的中小加工出口企業,而且也失去了利用資本的優勢和技術優勢、管理經驗壟斷大陸新興企業的機會。這時候的台灣經濟就會陷入長期的停滯之中,台幣大幅度貶值勢不可擋。
從台灣經濟發展史上看,台灣模式的無非是的模仿日本和美國,日本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法,台灣並沒有日本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環境,的面對著中國的大陸日益嚴重的壓力更難找尋到一個良策。的美國的經濟轉型成功,本應該給台灣一個良好的示範,台灣應該模仿的美國成為中國大陸企業的上遊主導,但可惜的是台灣執政當局並沒有這樣一個遠見,在過去的十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缺乏經濟基礎的政治爭鬥上,也喪失了依靠經濟主導大陸企業發展台灣企業的最佳良機。台灣企業對美出口市場的衰退,充分顯示了台灣地位來的經濟危機。台灣的社會機制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中國大陸的銀行壞賬可以依靠中共獨裁專制統治及中央控制的龐大社會財富來的彌補,台灣則沒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台灣銀行的倒閉必然要動用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來挽救,我請各位看看今日的台灣政府,有多少錢能夠拿出來挽救台灣的銀行,又有多少人會支持。
在未來的5年中,台灣地面臨著大陸和日本的兩面夾擊,同時又要面對龐大的金融壞帳的威脅。台灣當局可以采取的解決辦法只有3條:1增加稅收;2調整利率;3貨幣貶值。目前看,台灣政黨輪換內鬥頻繁,為了選舉爭取選民支持的考慮,各個政黨都不願提出增加稅收的方案,調整利率相對於台灣政治上的不穩定,風險很多,更有可能觸發資本外流,加重台灣經濟衰退。為了促進台灣經濟地位來發展、搶奪海外市場,台灣當局最有可能的政策就是放任台幣貶值。從政治角度上看,這也是台灣哪一個政黨都要選擇的最佳方案。
從世界宏觀角度上看,台灣貨幣貶值沖擊最大的將是日本、韓國、新加坡,最有利的是美國。任何一個亞洲國家都不願意看到周邊其他國家貨幣貶值,台幣的貶值勢必要引發亞洲其他國家新1輪的貨幣貶值,更有可能造成亞洲新興國家的全面經濟衰退。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也相當的負面,但這是台灣唯一的自救出路。各位可以試想:不進行貨幣貶值,台灣銀行高達20%的金融壞帳如何處理?貨幣不貶值,台灣是否能夠依靠技術提升和品質提升奪回被中國大陸企業蠶食的歐美市場?台灣企業是否可以消化中國大陸低成本制造業的沖擊?台灣企業是否能夠保持的中國大陸更高的技術提升能力和品質提升能力?台灣的技術水準還能保持多久優勢?台灣是否在短期內挑戰日本,產業全面生級?如果各位對上面問題的回答都是:“不”。那麽,你們能夠為台灣未來經濟發展找到解決的良方嗎?日本政府面對十年經濟地痿縮,在最後都不得不采取貨幣貶值政策來刺激經濟覆蘇,台灣還有比日本更好的經濟專家嗎?還有更好的社會制度嗎?還有更好的經濟體系嗎?還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嗎?
台幣貶值是在必行!
中國加入WTO──中國憲法必將改變
每發表一篇文章都會收到一些讀者來信,但這封信卻很特別,現摘錄如下:
草庵居士,
我是在政府工作的小職員,看過幾篇你的政治評論文章,每次都為你語出狂言而驚訝。最近在萬科周刊上看到若平揚兄轉載的你的系列文章,很佩服你的勇氣。特別是仔細看過你的文章後,我有幾個問題要你回答。
一,你說的美國911事件後的中美關系基本上是按照你的預計發展,但這次你又搶在中國加入WTO前半個月,寫出了關於WTO的文章,這讓我生疑。你是個什麽樣的人?你怎麽這樣會搶時間?你說你是個商人,可我看不象,從你預測和分析的文章上看,你更象個政治人物。商人哪有這麽多時間寫文章?從文章構思到完成都需要時間,從你每天一篇的速度上看,你很有可能代表著一些人,或是個團體。一個人不可能這樣全面,也不可能有這樣準確的分析和預測。你要真是一個人,你可是神人了,我判斷你是一個研究團體或是一個寫作班子。
二,在你文章中,你說中國加入WTO是為了政治利益,而不是出於經濟利益我沒有在你的文章中看出你的根據,你的根據也是猜測。你是在利用WTO問題攻擊中國政府。盡管你說的很多話也有道理,但我懷疑你的目的和動機。
三,你在文章中說中國政府隱瞞了WTO的事實真相,事實上中國政府一直在向中國人民宣傳WTO,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沒有象你說的那麽笨,什麽都不懂。我看過很多的經濟學家和記者寫的WTO文章,WTO本身就是經濟問題,是你不懂裝懂為了攻擊中國政府才將它說成是政治問題。
四,你有些文章不值得一駁,你自以為在美國,但你小看了中國人民。我奉勸你再寫文章要端正你的立場和態度。不要污蔑攻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
看了這位讀者的來信,我有些哭笑不得。就在數天前,我在中國BBS上因為文章被刪而向網絡管理者提出疑問。結果收到一封“監管員”的信件,在信中指責我“反共,反華”,“如果我不改正立場”,我“將會……"
既然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我想還是先用中國政府發表的新聞和官員們的講話來回答各位。
首先,我已經反覆強調過,我只是個人,我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沒有任何政黨和組織參與我的寫作。但有一位在網上相識的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深學者在幫助我對文章進行潤色和校對。從某種角度上看,我個人認為,治家,治理企業和治理國家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只是大小而已。
其次,關於中國加入WTO是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我想請各位看看中國政府官員龍永圖先生在近日的講話:《專訪——龍永圖談WTO與中國》
“很多人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本身並沒有很多了解,就來談要做哪些準備是不恰當的。我認為首先必須搞清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件怎樣性質的事情?對此,江總書記有一段很重要的話,他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央全面推行改革開放,營造一個更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作出的重大決策。’也就是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件政治行為。整個入世談判如果作為性質來講它是一件政治行為,15年的談判就是這樣一種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再直接幹預經濟,不再直接幹預經濟運行和企業運行的方式。所以中國入世的性質就是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經濟運行環境和企業運行環境創造一個新的、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就是中國入世的性質!我覺得應該從這點出發,來分析和研究入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我們應該做什麽樣的準備。(本文為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2001年10月22日在第90屆廣交會國際貿易論壇上的講話摘要,詳情請見《中國企業家》雜志第11期。)
龍先生的講話,基本上已經說明了中共加入WTO的真實目的和談判的基本原則。我想有上面疑問的朋友應該明白我說的話是有事實根據的。
另外,對於中共是否隱瞞了WTO談判事實真相,我想請各位看看新浪網(www.sina.com)最近刊登的一則新聞,這是中共高層官員,經濟學家和著名企業家的談話記錄:(此段引文比較長,請大家仔細閱讀。)
泰山研究院理事長、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各位早上好!在座很多專家教授,關於WTO的重要性我說不出來,但是我覺得這個會很重要,我有一個小孩,在美國的一個小公司里。他最近給我打電話,他們公司每周有半天下午學中國加入WTO的若幹條款,而且還請專家講,他說周圍的大公司,每周不只是一個單位學習,怎麽充分利用這三百多條款在中國發展,在中國做生意。可是我們到現在這三百多條是什麽都不知道……
國務院體改辦綜合司司長範恒山:剛才毅夫從兩個領域講了我們加入WTO以後所面臨的形勢,我想,透過這個主題,談一談WTO進入以後,我們的政府管理經濟面臨的挑戰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那麽,WTO來了,WTO意味著什麽?我們最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是,WTO對我們來說,是利弊共存,利大於弊,機遇和挑戰同在,機遇大於挑戰。
但是我聽這個話的時候,一個是聽得多了,耳朵都聽起繭子來了。第二個,總覺得有點大而化之,也有點一廂情願。我覺得這個問題上,稍稍地憂慮一點,總比過於樂觀好,我們要認真地應對。
前不久有一個研討會,也是要我去發個言,現在一般的研討會,我很少參加,主要是受限制太多,一發言,容易放炮,報紙一登出來就要受批評,所以說話也是要謹慎一點。但是對於WTO來講,怎麽樣認識機遇和挑戰,怎麽樣認識利和弊,我是這樣看待的,如果說我們有利有弊的話,我認為弊是客觀存在的,而利需要我們去爭取,機遇和挑戰,挑戰是實在的,而機遇是潛在的。你不通過自己的努力,你不可能獲得機遇,所以我非常同意,也是上次我在這個會上,吳敬璉同志講的,他的觀點也很正確,他叫作機遇來自挑戰,我們應該有點共同的感覺。
剛才大家談到,我們現在的信息披露很不完備,實際上,不僅僅是大家不知道,我們現在很多部長都不知道,以前我們在國務院工作的這些司局長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這一次,我們在前一段,希望有關部門趕快公布。我告訴大家一個信息,馬上就要公布了,因為涉及到很多翻譯的文字要比較準確,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不日將公布於眾。但是不管我們了不了解信息,我一個直觀的感覺,WTO,對於我們來說,不在於別的,在於對體制的威脅,最大的挑戰也在於體制,我們要迎接WTO,最重要的是改變我們的體制,政府管理經濟的體制應該是十分重要,不用說。在WTO的規則中間,有資料表明,我們二十三個協議,有兩項涉及到企業,其他的都涉及到政府。不僅僅是這樣,更重要的是,在WTO整個的過程中間,從我們國家的實際來看,我們的企業能不能走向市場,能不能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關鍵在於政府。什麽叫做企業的自主經營?政府放開,就是企業的自主經營;什麽叫做市場?政府不去幹預就是市場,這個問題就是這麽簡單……
張曙光:接著這位先生的話說一下,我們加入WTO,受到最大沖擊的,一個是政府,一個是銀行,我想加入WTO的問題還不是非常的嚴重,我是搞金融的,我的感覺是這樣。我們曾經就加入IMF,按照外交部的講法,我們也是糊里糊塗地加進去了。所以我們一開始,外交部龍永圖他們的觀點,就是加入WTO的內容要保密的,利弊不能討論的。
我記得今年初參加一個研討會,掛個橫標題是抓住機遇,振興二十一世紀,當時人數也不多,二十多人,我說今天的專家也有,學者也有,領導也有,大家別說二十一世紀的機遇,你們在座的誰告訴我,2001年的機遇在哪里,回去我就抓,我感覺這些東西可能形成了,也是套話,最後都沒有落到實處。最後肯定是,通關以後,要受到沖擊的,不光是企業的危機,更是一些我們政府的現有的體制要受到沖擊。但是有一點,這些事情都在後面,都不是今天我們能夠研討出來,或者預測出來的。就象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作為一個企業,我覺得是一步步在悟,一步步在探,一步步在走,成功了就是經驗,失敗了就是教訓,沒有現成的可以總結。但是我感覺最大的當前要觸動的,我們通關也好,入世也好,還不象奧運會,就贏一個2008,那一年就過去了。這是下個世紀要延續發展的,涉及到企業,涉及到政府,涉及到全民的,現在問問我們的企業家,甚至問問我們的學者,尤其問問我們的政府官員,大家知道要幹什麽嗎?通關的法則在哪里?將來的挑戰的程序在哪里?將來挑戰的環境是什麽?怎麽樣去應戰?我想沒有人能夠知道……
外貿部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馬宇:今天各位專家談了很多,企業家也都談了很多觀點,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涵蓋到了,沒有什麽好說的,我想談一點,就是取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今年就要定位,馬上就要公布了,題目就是按照WTO的規則,實行國民待遇,所以取消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但是實際上,這里面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錯誤,我個人有一種看法,WTO我們的談判做了哪些承諾,每個關稅怎麽降,過渡期怎麽安排的,這個公布不公布的是政府的事情,現在是絕密也是政府的事情,但是WTO基本的規則和協議,已經是公開的東西,比如說國民待遇,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為什麽到現在為止,我們覆關入世搞了十五年,基本的概念都沒搞清楚,居然國家出台大政策的時候,會出現概念性的錯誤,我覺得很奇怪。國民待遇指的是什麽?到底是什麽概念?是不是取消稅收就是國民待遇?假如我們對外國投資實行一定的優惠政策,是不是違反國民待遇?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假如是為了適應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為了適應WTO以後的競爭形勢,我們實行國民待遇,一視同仁,這樣沒問題,但是千萬不要拿著WTO的規則說我們要國民待遇。
很多同志談到,加入WTO,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也會有一輪新的外資的高潮,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敢樂觀。我們可以看一下,前幾年,就是九五期間,我們引資的形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最簡單的例子,亞洲金融危機以前,我們吸引外商投資占全球跨國投資的份額最高,達百分之十三點幾。去年低,我們占全球市場份額不到百分之四,連以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按說我們都知道,全球都是哪個地方的回報高去哪里,並且說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最不受影響的,我們受到最低的沖擊。可是就在金融危機以後,我們跨國投資的份額大幅度下降,九七年,平均增長是百分之四十以上,我們國家是負增長,我們去年是四點零七,前年四點零三,今年回升也就是四點八左右,為什麽我們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為什麽我們的環境這麽穩定,我們的政策這麽好,但是外資沒有把我們作為投資的熱點,起碼不象九十年代初選擇中國作為主要的投資點。當然這里面我們可以說出很多理由,包括我們購並的問題,方式的問題,包括相當多的產業限制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到底是不是實打實的對外商產生這樣的吸引力。
另外,我們的產業政策適不適合外商投資。實際上外商要的是一個很簡單的環境,就是市場環境,我們能不能提供這樣一個市場環境。我們可以騙所有人,我們可以騙我們自己,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騙外商。九七年以後,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的發展趨勢,對比九七年,我們可以做一點判斷。
第三個,關於沖擊的,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九三年以後,就是鄧小平那次南巡以後,當時覆關談得很熱,馬上就出來一個對國有經濟的沖擊問題,當時說一開,這個行業馬上就完了,下崗職工增加,都是喊這個,但是加入WTO,不單單是對國有企業的沖擊問題,我們談的更多的是對政府的沖擊。到底這個沖擊是怎麽回事,為什麽有狼來了的看法?實際上我個人有一種感覺,我作為一個研究員,我的感覺是,好象這是我們的主流意識,或者主流力量有意識的一種誤導,本來沖擊是對現行體制的沖擊,某種意義上說,對解放你的生產力,解決你的產業的發展有好處的。我們國家最大的發展束縛是來自政府不合理的管制,為什麽最後矛頭成了針對企業的,針對行業的,我們給企業出謀劃策,企業怎麽樣用,每個行業都分析得很清楚,我們用模型,各種各樣的分析,為什麽出現這樣的情況?可是真正沖擊的一部分,我們反而沒有人有意識地研究這個問題。當時張燕生也談到這個問題,政府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適應WTO的改革,但是實際上,很遺憾,我們這種改革,往往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我們不改革不開放的一種借口。大家可以看一下,九三年以後我們國家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倒退的。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以後,我們國家對外開放領域,沒有采取過實質性的對外開放的措施,不管是體制上,還是市場準如入上。金融、保險、零售、外貿都是鄧小平南巡以後的試點,試點了九年,開放到什麽地步了?我們還要在試點開放,包括加入WTO以後,我們還是試點開放,並不是說保護我們的企業,保護行業,實際上恰恰堵住了行業發展的路。
我們今天很多人提到的問題,說這次加入WTO是我們黨的英明決斷,宣傳怎麽說就不說了,咱們自己說的時候,可能要考慮考慮這些話是不是應該這麽說,我們從覆關到入世到現在,談了十五年半才進去,最關鍵的原因不是美國怎麽壓我們,也不是歐盟怎麽憋我們,咱們就是幾位決策人物權力博弈的過程,每一個定下來的都是我們自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所有的入世過程,每一次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用不著付出那麽多代價就可以解決,為什麽我們解決不了,大家看看當時的阻力是什麽?是來自於誰?宣傳的事兒我們罵誰都沒有問題,關起門來說別人不好,沒有什麽意思,十五年的根源在我們自己,以後隨著入世談判資料的公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談了十五年半到底有什麽談判戰略,到底是怎麽定的。這是我插的一句話……(引文完)
我之所以在我的文章里大段地、不厭其煩地摘錄引用以上的政府官員和學者的講話,其目的在於請讀者看清草庵所論是有依據和出處的,不是斷章取義的,更不是別有用心的誣蔑和誹謗。如果大家實事求是,看了上面的摘要是否已認識到了問題的本質?當一個國家要和世界上其它國家簽定一個不可更改的,談判了十五年的協議時,竟然連政府的部長都不知道具體內容,這是什麽問題?是誰在隱瞞真相?你能說以上發言的部長學者們是在反華反共反對中國政府嗎?你也會懷疑他們的目的和動機嗎?你也要命令他們去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嗎?
關於我沒有正確對待中國經濟學者的問題,在這里我作一說明,我無意貶低中國經濟學家和記者。但我們可以看到的事實是,在中國加入WTO談判的十五年中,確實沒有什麽真正的學者和記者在正確地反映和研究這個問題。我曾在給一位網友的回信中這樣說:“……研究經濟,就要揭開問題的本質,找到它根本的問題出在哪里。我無意貶低中國的經濟學家,我也不是經濟學家。但我看到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是在政治邊緣搞經濟分析。很多經濟問題明顯是受到政治的左右,但在中國卻無法將經濟問題和政治體制聯系到一起。結果很多經濟問題就被錯誤地解釋了。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悲哀。"
WTO問題對中國極為重要,但問題是中國的學者沒有真正地討論,也沒有真正地準備,政府更沒有告訴大家應該怎麽去做。這是學者的失敗,也是政府的失敗。這樣的結果更是對中國人民的不負責任,從歷史角度上看,中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有愧於中國。
我自網絡上看到了很多歡呼中國加入WTO的言論。幾乎沒有找到什麽反對的意見。我覺得這很奇怪,任何事情不可能全部有利,怎麽中國沒有反對意見呢?這不正常。而且在中國的論壇上,幾乎沒有什麽文章,也沒有人從嚴謹的科學論證出發去論述中國加入WTO的好處和利益,更沒有根據來說明。有的只是盲目的推測,而這些推測幾乎都是主觀臆測,沒有事實根據和理論根據來支持這一理論。這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經濟界最大的悲哀。這些號稱自己是經濟學家的人,如果只能單純地從純經濟角度解釋一個現象,而不能對大眾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經濟學家就是在誤國,他們不配稱做經濟學家。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一些解決戰術問題的專家,這樣的專家就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管理專家。經濟學家的工作是從各個角度去解釋並指導經濟戰略問題。但可惜的是在目前的中國,我還看不到這種真正的經濟學家。這也是會貽誤中國未來的嚴重缺失。
我最痛恨的是中共封鎖真實的信息,讓利益集團取代中國整個利益,用全民族的經濟利益換取某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很多政治異見人士對中國加入WTO很樂觀,認為會借此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推翻中共。其實,我不這樣認為,經濟上的不穩定不會帶來政治上的進步,反而會更嚴重地阻礙政治的進步。看看中國百年歷史,辛亥革命並沒有讓清王朝的民主改良延續下去;即使是現在的中國,也並沒有比清王朝所進行的民主改革前進,甚至是更退步了。
WTO對中國的影響之深不亞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對外條約。但這個條約也是在中國歷史上最沒有人研究的條約。喚醒民眾和國內經濟學家對它的重視和警惕,這就是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
中共的龍永圖先生講的很清楚,中國加入WTO,與其是經濟談判,不如說是政治談判。中共加入WTO的政治目的,我已經在上一篇文章中說明了,但中國加入WTO會給中國社會和法律制度上帶來那些改變呢?為什麽說中國要改變憲法?
WTO的規則本來就是規範政府行為,擴大自由經濟體系,如果大家從資本主義的本性上理解就會明白,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追求自由,WTO是它的社會體系。怎麽能會約束企業和個人呢?中國加入WTO,實際上就是全面接受西方國家的法律和政治體系。而這種政治和司法體系與傳統的共產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既然要接受WTO,西方法律上的自由,公平,競爭,透明,民主就會通過經濟層面顯示到政治層面。舉個例子,目前的中國,法院判決是不公開的,沒有陪審團制度,執行的是大陸(法德)法系,而西方國家大部分執行海洋(英美)法系。實行的是無罪推論,控方舉證制度。這和中國現在的法律制度有著根本的區別。目前,中國很多地區實行城市戶口和暫住證制度,這本是一種歧視制度。按照WTO規則,任何人都有自由在任何地區從事經濟活動,在待遇上一視同仁。今天我在鄉村工作,明天我去北京做生意,你就不能以我不是北京居民而對我另行收取高於任何北京居民的費用。你也不能因為我不是北京居民就不讓我從事某種北京居民才可以從事的生意。而這些法律上的公平原則雖然在經濟層面出現,但勢必會反映在中國的政治層面,影響整個中國社會。這就是中國加入WTO後的基本改變。
中國加入WTO,更重要的法律問題馬上就顯現出來了。這就是WTO規則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問題及WTO規則與中國法律及憲法的沖突問題。
根據美國政府公布的中美WTO談判內容和結果,有這樣一條規定,即第64條,中國在國內法律體系上直接引用WTO協定。不了解法律的朋友可能看不出這里的奧秘。其實,這正是中共將政治概念引入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證明。中共因為自己的利益而不願意全面改變現行的政治和法律體系。這樣一來,西方國家就沒有辦法保證中國能全面遵守WTO。WTO之所以能全面實施,靠的是完整的法律體系來保證;中國不能遵守國際通行的法律制度,就等於WTO在中國可以不受法律制約,也就沒有辦法實施。這樣的結果,西方國家怎麽會接受呢?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就可以回憶,當年清王朝同西方國家簽定合約的時候,外國人有領事裁判權,這個領事裁判權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法律是以官員個人審判為主,沒有建立律師和陪審團制度,西方國家認為這樣的法律沒有辦法體現公平的原則,於是在和大清王朝的談判中堅持領事裁判權。這樣一來,牽涉外國人的審判就要由領事參與進行。當時這個創舉,一方面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制度和面子,另一方面又能顧及外國人的法律公正。但正是這個協議使清王朝放棄了司法權,最後釀成災禍。現在的中共出於和清王朝同樣的心態,在WTO談判中也是堅持自己的底線,這樣,我們就在WTO協議中看到了如此奇怪的協議條約。中共以為這樣的條約只會在經濟層面發生,不會對政治發生影響。事實上,這個條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甚至會成為中共覆沒的最關鍵的一擊。
在加入WTO的135個國家里,只有幾個國家是直接引用WTO的協定,現在這個第64條,從法律角度來講,又有一個一元制和二元制,即直接適用和間接適用的問題。依照國際慣例,國際法不能直接適用於國內法的,特別是美國這些國家,絕不讓WTO直接引用的,直接引用等於放棄本國的法律制度,這樣的事情就是你給美國政府一萬個膽,談判人員都不敢做,這可是關系美國全體民眾利益的大事情。但按照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實際上是直接引用。可惜的是中國政府尚未公布WTO的全部協議書,中國的法律界,政府部門,執法司法界,根本就沒有沒有意識到這個直接引用會帶來多麽大的影響。WTO進來以後,中國司法將全面直接援用案例法,盡管是從經濟案件開始,但在其他案件中怎麽能拒絕引用案例制度?倘若在其他案件中不援引案例制度,就等於司法審判歧視,不公平。經濟案件援引了海外案例,為什麽民事案件不可以援引?況且幾乎每一例經濟案件都會伴隨著民事案件,經濟案件這樣援引了,到了民事案件就能否定嗎?如果那樣,中國的法律會混亂成什麽地步?既然援引了案例,陪審團怎麽能不建立?審判還能不公開嗎?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你在經濟案件中引用了國外的案例,在其他案件中就不能不引用國外的案例。一旦中國司法靠引用國外案例審判,各位就可以想象在中國將產生什麽樣的影響了。暫且不管案件審理中直接引用國外案例對中國企業和百姓是否合理,僅僅是中國民眾心理上的接受程度就將使中共頭痛。新義和團是否會在“愛國主義”的影響下興起,中共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都將會影響中國的前途。
一旦援引案例制度從經濟案件引入到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那麽,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民法,刑法等都要全面修改。其他行業的立法也同樣面臨著全面修訂。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根據WTO要求,政府要接受司法監督,接受法院審查。政府要實行聽證制度,不管你是立法和行政都要接受檢查,實行聽證。在這種情況下,WTO在中國又面臨一個難堪的司法問題,即WTO是國際法還是行政法的問題。同時按照WTO要求,司法必須公正獨立,中國司法制度就要進行徹底改變,法院不能再受當地政府管轄,法官和法院院長也不能由中共任命,而且財政上要獨立。而這些問題又將動搖中共的統治基礎,中共如何接受就成了未來國際矚目的問題。當中共和中國政府發出的任何行政命令被人質疑,發生爭端時,雙方要通過法院裁決,要允許民眾反駁,中共和政府要對民眾和企業提供證據,要進行聽證。如果政府行政實施中程序出了問題,政府就要敗訴,就要賠償。如果中國法院和政府不能公平處理這問題,國際WTO組織和其他成員就有權制裁,並將會涉及在國際法庭裁決的問題。如果中共長期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中共的信用就會受到影響,以至影響到經濟投資和貿易,誰願意在一個沒有法律保護的國家中冒險呢?
實際上,英美法系的控辯制,在WTO進入中國以後,會非常現實地落到每個人面前,中共已經沒有可能象以前一樣,政府高高在上。目前在中國法學界正在爭論:政府的行政行為,到底是抽象行政行為還是具體的行政行為可以通過法院審查。加入了WTO,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都要審查。在談判中美國政府就是這樣說的。中國可能還是用大陸法系的概念,具體的行政行為可以審查,抽象的行政行為不可以審查。但美國政府已經說,我們不知道什麽叫做抽象的行政行為,所有的行政行為我們都要審查。這樣,下一步中共可能會面臨大量的政府的行政決定的審查,如果政府侵害了企業的利益的話,可以直接到法院接受司法審查,不僅接受行政覆審,還要接受司法審查。
另外,在司法制度上,中國也面臨新的挑戰,什麽是國家級法院要管轄的?什麽是地方法院要管轄的?司法財政如何來?法院院長和法官誰來管?誰來任命?這樣的變化又怎麽能不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是可以肯定的,隨著時間的推展,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獨裁和暴力必將被人民所唾棄。
政治可以影響經濟,經濟同樣可以決定政治。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司法亂象很快就會顯露出來,盡快修訂司法就成了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司法的修訂,同樣也會嚴重地影響到政府的權力和中共的權力。我很困惑地是,中共高層是如何研究及認識WTO這個問題,也不理解目前中共的很多自相矛盾的決策。江澤民先生首先提出了“三個代表”和“七一講話”,但在近日又宣告中國不采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要堅持共產主義和一黨專政。這樣的講話和中共不惜犧牲經濟利益,千方百計要加入WTO的行動相互矛盾,甚至是抵觸。加入WTO就一定要接受西方的司法制度,否則就無從保證WTO協議的執行。中共既然接受了WTO的司法原則,又怎麽能不改變中國的司法制度和現行的法律。如果中共不修改憲法,不承認私有至上,又怎麽能保證WTO原則的順利執行?從司法角度上講,當中國的法律和制度按照WTO原則全面修訂的時候,中國憲法不進行修改,這些二級法律就沒有存在和執行的法律根據。中國憲法規定,一切的法律制度和條文都要以憲法為依據,任何違反憲法的二級法律都是不能生效的。以目前的狀況看,當中國直接引用WTO規則的時候,本身就和中國憲法沖突。如果有人援引憲法條款控告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一定會敗訴。各位也許會說:“中國人不敢控告自己的政府”,但你怎麽知道,在中國加入WTO後,敗訴的就一定是中國的企業和中國人民呢?如果是一家外資企業,當它在與中國訴訟時敗訴,而中國也是嚴格援引WTO規則進行的,按照國際慣例,外資企業完全可以援引中國憲法進行再訴訟。如果中國憲法不能和WTO規則保持一致,你怎麽判決?難道你判決中國憲法失效嗎?憲法不合法嗎?難道你可以禁止外資企業援引中國憲法進行訴訟嗎?而援引憲法進行法律程序和原則上的抗訴,在西方國家是很普遍的事情。難道中國的憲法就不可以援引嗎?
中國政府宣傳了十五年WTO,也要求企業準備抗擊WTO的沖擊。當你真正明白了什麽是WTO時,你也許會感到很奇怪,原來WTO沖擊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應該做準備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多麽可笑的事情,真相竟然掩蓋了十五年,而這十五年竟然是中國政府最開放,最發展的十五年。想一想,我真的很佩服中國政府的宣傳手段,明明一件簡單的事情,竟然被它成功地轉化成另一種解釋,並把WTO作為政治口號,將民眾的視線轉移了十五年,將對自己的政治沖擊化解成人民支持其統治的動力。
中國加入WTO,對民眾爭取自由和民主無疑是好事,對中華民族的未來也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但如何解決利益之爭,解決中國現存問題則是個重要的前提。民眾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公平和透明。當貧富分化加劇的時候,民主和自由就會讓位於生存和發展,公平和透明就會讓位與獨裁和極權。中國面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希望中華民族能順利轉型,少數利益集團不再欺騙蒙蔽百姓,讓中國百姓能和平地接受民主自由,政府權力得到合理的控制,讓中國的一切都透明。
各位朋友,也許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們應該讓這個世界改變的更平和,中國不需要動亂,需要的是發展,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當我們不能明察少數利益集團的私心的時候,你怎麽能保證,辛亥革命後的亂象不會在中國再次出現?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體現了人民意志的憲法,你怎麽能夠保證中國的未來?
WTO,你會給中國帶來什麽?
中國加入WTO──金融面臨壟斷
一位從中國大陸來旅遊的中共官員曾對我說:“美國什麽事情都和中國相反,你看中國的報警電話是119,美國是911。中國的電話查號台是114,美國是411。中國人寫名字是先姓後名,美國是先名後姓。中國寫地址是國家,地區,街道門牌,美國就相反,是門牌,街道,地區,國家……”
說起中美之間的不同,真是有很多。這位中共官員只是說出了表面現象,更深刻的則是人性上的認識的區別。美國是以人為根本的國家,但中國是以國家為根本的人。美國的政府的機能是建立人的基礎之上,政府服務於經濟。中國是國家管理人,經濟服務於政府。
說起中國加入WTO,牽涉的內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只有兩點。其一,法律。其二,金融。關於法律,我將在下一文中討論。在這里我們先討論金融。
金融與我的工作緊密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在WTO談判中的主軸。也許各位會提到中國加入WTO最主要的不是農業問題嗎?其實各位如果認真仔細地了解WTO談判的主要過程就會發現,其實金融開放才是西方社會最需要的,才是談判的主軸。
中國的金融體系實際上是中國整個經濟體系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走的是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農業改革,即土地承包。第二步是工業改革,企業承包,采用自由經濟,放手私人企業發展。第三步是零售業開放,盡管目前的中國零售業開放的還不完全,但基本是敞開了大門。尚未進行的則是第四步,金融業。
按照國際慣例,銀行,投資,股票證券市場,基金,保險等都屬於金融業範圍。而國際上對中國期盼最大的則是金融界的開放。大家都講美國是猶太人在控制,為什麽?正是美國的金融界被猶太人掌握。在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業對一個國家的重要並不遜於政府。可以說金融業領導著也左右著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美國各個政黨和總統競選,第一個要拉攏的就是金融界。盡管金融業的投票人員很少,但它卻控制左右著企業。在美國每一屆政府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華爾街人士出任各種不同的重要職務,而美國各位卸任官員的最佳去路也是華爾街的各家金融公司,美國財政部長幾乎都是由華爾街人員出任。這就是金融與政治的關系,也反映了金融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中共建政後並沒有重視金融,在中國,金融的代表幾乎就是銀行,而且是商業銀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面臨困境,鄧公希望中國經濟轉型。結果,在中國就建立了股票市場,而這個股票市場的建立幾乎全部是照搬香港模式,而且是有條件的加入了很多政治限制的挪用。不可否定的是這個創舉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極為光明的前途,對中國早期經濟發展功不可沒。由於是當時的政治局面決定。所以,這個證券法就難免帶有很強的政治傾向和計劃經濟的色彩。雖然中國經濟已經發展了二十年,但這個證券法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和中國政府忽視金融,強調穩定有著極大的關系。而一部分利益獲得者又出於自身利益反對大幅度修改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法律制度根本就沒有辦法和這個證券法配套。甚至從嚴格的法理上講,這個證券法與中國的憲法是違背的。是一個違反憲法的二級行業法律。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奇怪。不爭論是鄧公的原則。結果,人性的負面在中國的金融界就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為了利益,舞弊造假,假公濟私無奇不有。最後的結果是中國金融界里唯一的果實——證券業一片黑暗,絲毫沒有正義,沒有公平,沒有信用。成為中國野心家和枉法者的圈錢樂園。而政府面對這樣的結果,面對眾多血本無歸的百姓,也只能一而再地救市,穩定形勢。從另一方面講,由於股票市場的既得利益者大多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經濟實力又縱容著他們肆無忌憚地無視百姓的利益,用各種手段去影響政府的政策。
在中國的金融市場上,除去證券市場以外,其他幾乎是空白。中國的保險業開辦了二十多年,但從根本意義上講,它根本就沒有成為金融界的一員,更嚴格地說,它根本就不符合保險業的基本要求。看一看中國的保險公司沒有一個合格的精算師,就可以知道中國保險業的水平是什麽?中國保險業更沒有什麽基金,也沒有將基金放到投資行業。
談到中國的基金,略具其形的只能算是各地的投資信托公司,與其說是投資信托公司,不如說是變相的商業銀行更貼切。中國的信托投資既沒有合適的法律,也沒有成型的慣例,幾乎是亂成一片。最近幾年來,中國各信托投資公司的倒閉,極大地反映了中國政府在此方面的失控。數百億美元的損失就是中國金融政策滯後所交的學費,在香港的某中資公司的問題,甚至引起中國政府在國際信用上的危機,以至於中國總理都要出面澄清,並下保證書。相反的是,在中國股票市場蓬勃發展的幾年中,私下的私人基金則以另一種面貌出現了。這就是大家常說的股票大戶─私募基金。這種基金完全是在中國走鋼絲,根本沒有法律保護,民眾也完全是憑著私人關系和信任進行投資。而合法的開放式基金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出現。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竟然沒有這樣的相關法律。
再看大家熟悉的商業銀行,中國的商業銀行幾乎都是國有銀行,執行的業務更體現了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盡管中共經濟改革了二十年,但商業銀行的政策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支持的企業幾乎還是國有企業。這種事情也毫不奇怪,中共在經濟改革中根本就沒有觸動政治底線,私人經濟一直是在不穩定的政策下搖搖晃晃地成長,即使是中共加入WTO談判,已經明了WTO的本質時,仍然沒有一絲一毫的政策改變來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更沒有扶持私人經濟發展的意向。中共一方面要在經濟上與國際社會接軌,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堅守共產主義底線,結果就造成了中國二十年來私人經濟成長緩慢的後果。盡管很多人說中共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實我們反過來看看日本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經濟成長,韓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經濟成長,實際上中共的經濟政策並不能說完全的成功。至少,它並沒有培養出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在世界上稱雄,也沒有培養出任何一個可以真正對中國經濟有利的具有品牌的企業。中國商業銀行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二十年里幾乎不是促進,而是拖後腿。中國商業銀行的大量壞帳更體現了這一現狀。大量的民間儲蓄並沒有合理地用到經濟發展中,相當一部分被中國商業銀行的低效率浪費掉了。而這二十年的浪費,也造成了中國百姓對中國商業銀行的信用下降。
中國有很多證券公司,嚴格地說這就是投資銀行。但中國的證券法在建立之初並沒有照搬英國或美國的方式,而是在英國和香港的模式中又加入了中國特色,更加入了很多日本模式。特別是在投資銀行方面的法律更傾向於日本模式。但問題是日本有其本國極為特殊的情況,表面上看似乎和中國情況類似,但實際上根本就不適合中國,加上中國股票市場和金融業的畸形發展,證券公司根本就沒有從事正常的投資銀行業務,更多的證券公司基本上只局限於證券的買賣。
很多人在喊中國民間儲蓄太多,對中國經濟市場形成威脅,要警惕,要發展消費。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缺乏真正的金融市場,民眾缺乏投資渠道。如此一來,在中國就出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民眾儲蓄大增,銀行不敢輕易放貸;另一方面,企業擴大生產卻缺少資本。政府強調擴大內需,增加消費,而民眾卻不知道將錢放到哪里?
在西方國家,幾百年的金融運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在西方國家生活過的人都有一個體驗,這就是西方國家的國民很少自己從事投資,而是依靠專業人士來進行,在美國就有數十萬個各種不同類型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由專業投資人員管理,民眾只要購買基金就參與了投資,然後按照投資效益獲利。同時完整的保險制度也將保險基金投資到各行各業。這樣一來,民眾就可以避免自己知識上的缺陷,減少了投資上的失誤和損失。而創業者也很容易在各個基金會和商業銀行取得投資。各個投資銀行的投資經理人在每天可以從數百個投資方案中選出最可靠、最有前途的投資方案,將民眾的資本投資進去。民眾中少量的資本匯集成了大資本,不僅降低了投資風險,還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
在中國,由於缺少這樣的金融環境,投資人找不到可靠的投資項目,普通民眾又沒有足夠的資本去投資,創業者又很難找到資本,社會經濟怎麽能發展?這種不健全的金融體制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使中國經濟更偏向政府投資,導致私人經濟沒有辦法快速成長。政府投資的國有企業越多,就越難擺脫政府的幹擾。國有企業政府不管誰去管?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能獨立行使職權?最後的結果就是政府越來越難擺脫企業,法律和政策更傾向國有企業。根據中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中國商業銀行的壞帳達到了25%。而經受亞洲金融風暴的韓國和泰國商業銀行的壞帳最高的時候也沒有超過20%,為什麽他們不能抵擋金融風暴,相反中國沒有被波及,其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封閉的貨幣制度和銀行金融體系。中國沒有損失嗎?表面沒有,但真正的損失早已轉嫁在國內的百姓頭上。
在多年前,我曾對一位來美國訪問的中國四大銀行的一位高級主管說:“中國的大學應該專門從事培養一些專業的金融人才,中國一旦與國際接軌,金融將是最大的問題。一旦金融市場失守,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將全部化為烏有。”當時這位年輕的高級主管對我說:“目前中國大學根本就沒有國際金融的專業,有的是掛羊頭賣狗肉,教授們都不懂國際金融,更沒有在實踐中鍛煉過,怎麽培養?”
說起軟件建設,中國確實有很大的問題,人才就是最根本的問題,這與華人從事金融界的工作現狀有關。根據我手頭的資料,在美國華人有近三百萬人。但從事金融行業的只有二千多人,其中從事商業銀行的有六百余人,擔任經理一級的不超過四十人。在其他的金融從業人員中,百分之九十是保險經濟人和股票經濟人,真正從事專業投資的不過百人,其中又有近八十人分布在美國各大投資銀行中擔任初中級的技術分析人員,真正有全面實際經驗,擔任基金投資經理人的不超過十人。而這十余人基本上都是美國及世界級的金融精英,年薪超過百萬美元,甚至千萬。以目前中國的金融狀況和經濟水平,怎麽能吸引他們到中國去發展?在很多大型投資項目中,投資經理人很關鍵,如何在眾多投資案中選優,又如何進行,這與投資經理人的學識、經驗有著很深的關系。在投資界,直覺和經驗遠勝於書本知識。
分析完了中國的金融現狀,我們反過來再研究WTO。
我曾講過,WTO談判實際上是一種政治談判。對中國而言,解決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在談判中,中國政府遇到的有兩個根本的問題,一個是金融,另一個是農業。金融問題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經濟利益的根本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中國最薄弱的環節。一是沒有自己的經驗,二是沒有專業的人才。如何評估未來的利益根本就沒有可靠的數據,談判人員和專家只能憑自己的良心來進行。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金融是命脈,打開了金融業的大門,其它行業都會隨著時間的發展而不攻自破。掌握了一個國家金融,也就等於掌握了這個國家的命脈,甚至是政府。所以,在談判中,美國等最關注的就是金融談判,關注的是中國對金融能開放到什麽程度。但在這一問題的談判上恰好又體現了一個古老的定律——羅伯特定律。這個定律的原則是越是覆雜、大家都不明白的事情,談判的時間就越短,越是簡單;大家都明白的事情,談判的時間就越長。結果,中國加入WTO談判中,最覆雜,最重要的金融問題反而是最快解決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又和農業問題相關聯,這個關聯的問題又與政治有關。金融是大家都不明白的事情,盡管比農業問題更重要,但問題和弊病不會馬上顯現出來,即使是出現問題,也是影響範圍小,百姓搞不清楚,與百姓生存和吃飯沒有直接關系,政府有理由解釋,推脫。最大的問題也是長遠經濟利益上的喪失。但農業問題則不同,關系到中國數億農民吃飯和穩定的問題,問題會馬上顯現,誰都可以看得到,大量的失業農民湧進城市,城市沒有企業接納,也沒有辦法安置,就要引起更大的社會矛盾和貧富分化。這樣一來,動亂就會產生,中共統治就會出現問題。對於這樣的結果,中共無論如何是不願意看到的。於是在金融方面讓步,而在農業方面堅守底線,這就是中共WTO談判中一定要堅守的另一個底線,也是中共總理日夜擔心的問題,更是中國WTO談判最後僵持在農業問題上的主要原因。“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原則就這樣體現在WTO談判和協議書上了。但問題是,這樣的穩定是用多少經濟利益換回來的?又能保持多久?是否爺爺不需要管孫子的事情?孫子就一定要承受爺爺為自己利益而種下的苦果呢?各位不要以為我是在污蔑栽贓中共,有心人研究一下美國政府公布的談判備忘錄,就會發現我講的全部是事實,是真實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
在中國加入WTO的協議書上有這樣幾條,摘抄如下:
1.保險
中國現在只準外國保險公司在上海和廣州營業,根據此協議:
地域限制外國財產和人壽保險公司可立即在中國全國進行高風險項目的保險業務,並在五年內在未來的營業牌照上取消所有的地域限制,在二至三年內允許進入中國對美國有重要利益的主要城市。
範圍中國將在五年內逐步擴大外國保險商的業務範圍,使之包括占保險費總額百分之八十五的集體、健康和退休金方面的保險業務。
咨詢原則中國同意只在諮詢原則的基礎上發放保險營業牌照,在發牌數量上沒有經濟審查必要或資格限制。
投資中國同意允許外商擁有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權,取消對外國人壽保險公司合資企業的繁瑣要求,並逐步取消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外國人壽保險商可選擇他們自己的合夥人。在非人壽保險方面,中國將在兩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商擴大業務或合資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所有權和建立獨資附屬機構。再保險業務經同意即可完全開放(百分之百,沒有限制)。
2.銀行
現時外國銀行不得與中國客戶進行人民幣業務往來(只有少數可以用人民幣與外國客戶進行人民幣業務往來)。中國對外國銀行的開設,實施嚴厲的地理限制。中國已承諾在五年內使美國銀行獲得充分的市場準入。在準入後兩年,外國銀行將可以與中國企業進行人民幣業務往來。在準入後五年,外國銀行將可以與中國居民進行人民幣業務往來。在五年內,地理限制和顧客限制都將撤銷。在準入後非金融業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車融資。中國將允許占少數的、外國人擁有的合資公司參與基金管理,條件與中國公司相同。隨著中國公司的業務規模擴充,外國合資債券公司將可享受同等的業務擴充。占少數的合資公司將獲準包銷國內證券和包銷及交易以外幣計算的證券(債券和普通股)。
在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未來的五年內,中國基本上已經全面開放金融行業,外資將獲得與中國同業相同的地位和資格,更可以控股。
不了解金融的讀者也許會奇怪,這里不是在說保險嗎?這與未來的金融有什麽關系?我請大家注意兩點,一是外國保險業可以控股;二是外國銀行可以進行人民幣業務。實際上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中國很有可能在二年內提前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自由流通。而一旦形成這樣的局面,中國金融企業不會崩潰,而是會加速落入西方金融資本的壟斷之中。而這樣的局面正是西方資本財團所盼望已久的。
為什麽會這樣?各位讀者請讓我給您描述一下未來的中國金融遠景和西方財團進軍中國的基本模式。
保險業是金融界的基礎行業,但中國的保險業恰好是薄弱之一。缺乏經驗、人才和手段也嚴重阻礙著中國保險業發展。西方國家一直強調保險業的談判有著很明顯的利益企圖。進入了中國的保險業,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圈錢。在中國可以預計的保險市場大約每年有500億美元,盡管這個市場和西方國家相比很小,但中國也有個很特殊的現實,這就是中國整個社會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在西方國家大多有良好的社會保障體制,保險很重要,但仍不能取代社會保障體制。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幾乎是零。保險就成為人們唯一的選擇。特別是醫療保險,退休保險和人壽保險更將成為國人的必要選擇。這樣廣大的市場怎麽能不誘人呢?一旦海外保險集團進入這個領域,依照目前國人的心態及中國保險公司死板的經營手段,海外保險公司橫掃千軍的事態一定會出現。海外保險集團更善於利用國內保險公司的現有資源,大舉吞並收購中國保險公司是必由之路。隨著時間的進展,海外保險集團控股中國保險業是早晚的事情,而中國保險業為了免於破產,爭取與海外保險業的合作也將是不得不選擇的途徑。以筆者的分析,中國保險業將在十年內完成全部合資的過程,在十五年內將全面失去控股權。這樣的預測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由中國的保險業現狀決定的。中國的保險公司均是國有企業,每年的利潤由政府掌握,當合資一旦形成,保險業績必然大幅增長,利潤增加。隨著時間發展,企業也會不斷發展,資本要求會增多。但問題是:海外保險業可以隨時增加資本,可中國企業增加資本的手續極為覆雜。中國政府也很難從自己的口袋中再拿出錢來對等增加資本。看看每一個投資中國的海外集團走過的路就可以清楚發現,當中國原有企業的資源完全使用光之後,外資就會大舉增加新的投資資本,變相逼迫中國企業出讓股權,以達到控股的目的。而西方國家金融業者期盼的也是這樣一條便捷之路,既消滅了一個對手,又發展了自己,何樂而不為呢?
保險業一旦被外資壟斷,就意味著中國的金融業面臨著被海外財團全面壟斷的威脅。保險公司在中國收集的保險費一定要形成投資基金。聰明的金融界為了牟利,保證自己的效益,就一定會實行規模經營,將保險基金投資到中國有效的收益項目中。股票市場和各種高產出企業及相關的基礎行業就是最好的選擇。每年數百億美元的基金資本將對中國的各個行業形成一個巨大的資本沖擊。任何一個尋求發展資金的企業都難以抵擋這樣利益誘惑。結果,這些來自中國百姓的閒散資金就會形成一股巨大的資本,被海外財團控股的保險公司用來再控制其他中國企業,形成新一輪的企業控制。而海外的投資基金也同樣會看中日益增長的中國市場,穩定的政局,透明的政策,高額的利潤,怎麽能讓西方投資基金不眼紅?但在短期內,中國法律還沒有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時候,誰又願意選擇收回期長的固定資產投資,股票市場和某些可以流動,隨時撤離的短期投資項目就成了西方投資基金和財團的首選目標。
什麽是金融市場?英文是MoneyMarket。直譯成中文就是金錢的市場。在國際金融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以小搏大。海外財團看中的中國市場是什麽?不僅是賣給你商品,更重要的是你口袋中的錢。當少量的資本控股了中國的保險公司,就可以合理地在中國百姓中圈錢,然後再用這些錢去控制中國更多的企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海外財團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由於中國政府多年來無視經濟規律,不懂金融操作,在中國大陸就形成了一個金融空白。不僅在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因為政治因素沒有開發利用這個資本主義多年形成的金融市場,反而是壓制國人自己的資本市場的形成。致使中國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的金融集團可以和海外金融財團相抗衡。這也是中國最大的潛在危機之一。
隨著保險業的淪陷,中國的投資行業也同樣要接受這樣的現實。沒有資金就沒有投資行業。沒有信用也同樣沒有投資行業。這樣,中國就只有以股票市場和商業銀行來抗爭海外財團的入侵。中國股票市場的狀況大家都很清楚,幾乎是不堪一擊,而且以目前的情形看,海外資本進入之後遠比國人有利,比國人的包袱更少,國人承擔著十年來股票市場造假所引發的泡沫災難。海外財團則更容易輕裝上陣。
商業銀行是中國加入WTO後保持自己控股權的最後希望,但多年的包袱和不斷下降的商業信用則嚴重影響著中國百姓的支持。如果中國目前的商業銀行不能進行大幅度改革,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和海外銀行的不斷進攻,大面積出讓自己的市場就會變成現實。而伴隨著海外資本的湧入,企業國際化,中國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必將異常艱巨。
也許有人會說,當年的日本,韓國,台灣不是也走過與中國類似的道路嗎?日本的金融界在國際上並沒有被吃掉,相反發展得很好。
表面看著類似,其實有著本質的區別。日本,韓國,台灣的企業多是私人家族性企業。特別是日本,由於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企業更是相互參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個誰也擺脫不開的死結。這樣的情況不太適合現代的管理要求,但在經濟不發達的時期卻非常有效,更能夠抵禦外來的侵襲。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綜合商社,因為它不符合節約和效率的準則。但由於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就有三井商社這樣世界最大的綜合商社,你看到美國有這樣的綜合商社嗎?日本就有,而且不止一家。再看日本的銀行,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是其股東,這樣的銀行怎麽能不發展?怎麽能被海外財團吞並?反過來看中國的金融界,情況一樣嗎?韓國的情況更特殊,盡管韓國的經濟出現了危機,但韓國在經濟起飛的時候是采取的一種國家特殊扶持政策,舉全國之力扶持幾家大的企業和銀行。目前的中國已經加入WTO,對所有的企業和個人,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都要一視同仁,不能歧視,也不能采取特區的政策。中國已經喪失了扶持自己金融業的大好時機。而十年經濟改革,就是因為政治上的保守,不能放棄固有的共產主義綱領,才嚴重地阻滯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才為中國加入WTO留下了嚴重的後患。
對於民眾而言,金融界的變化不會馬上看到弊端,但隨著時間的進展,弊病就會明顯增大。也許在幾年之後,中國的百姓會發現,自己的保險公司是外國的,銀行也是外國的,購買的商品生產廠也是外國財團控制的,自己工作的單位也是外國的,自己已經淪為徹底的打工者。政府的政策也處處體現著著海外財團的經濟利益。
中國金融界真的這樣危險嗎?以筆者的看法,今後的危險要遠比我現在描述的更可怕,只不過它的出現更隱蔽,時間更久,不會象農業問題馬上發作而已。盡管對百姓的民居生活影響不大,但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則是影響深遠,甚至是災難性的。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隨時間和地點而變化,理論上的研究不能取代實際的驗證。中國加入WTO後的十五年內,如果我能看到中國的前二十名金融企業中能有一半企業是中國人自己在控股,我們就可以說,中國加入WTO全面成功了,我們為中華民族子孫後代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如果在這前二十名企業中有三分之一的企業掌握在國人手中,那麽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並沒有失敗。但中國加入WTO後十五年會出現我們期望的現象嗎?我個人是持悲觀的看法,畢竟經濟實力在左右著社會發展,主觀和政策只能影響一時。
中國加入WTO後,金融界的人士怎麽辦?我們是否意識到中國金融將面臨著海外財團的金融壟斷?傳統的思想能否轉變?金融界的人士如何利用短暫的緩沖期調整應變?這樣巨大的變化又要和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有了關聯,社會穩定又要成為考驗中國金融轉型的一大難題。穩定壓倒一切,中共的統治理論是否又會讓中國金融業再次喪失最後的機會?我們應該怎麽辦?
面對WTO的壓力,中國金融企業,你們準備好了嗎?
誰掩蓋了WTO的真相
美國911事件的發生掩蓋了一個重大的消息,這就是中國加入WTO。中國政府歷經艱辛,用了十五年時間,總算完成了WTO的談判,即將成為WTO的一員。全世界甚至中國都因為美國遭遇襲擊而沒能關注這個歷史性事件,而實際上,這個事件卻更值得我們去關注。
十五年前,中共在鄧公和胡耀邦,趙紫陽的支持下,宣布要加入WTO,當時的中共對這個組織寄予了厚望。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經濟開放已經開始,政治開放正在醞釀。中共極力要加入WTO,顯然有它的企圖。這就是要利用外力來推動中國的開放和進步,讓中國盡快加入世界發展的主流之中。但可惜的是,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現在的形勢,無論從政治和法律上都沒有辦法與WTO的要求相符合,傳統的毛主義仍在中國盛行。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利益上的索求又高於政治索求,結果,錯過了讓中國走向世界的最佳時機。而在後來,中共因為天安門事件,又使中國錯失了十年的政治改革機會。歷史一次又一次無情地嘲弄著中國。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全力擁護中國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但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我對中國加入WTO則是一種很矛盾的態度。在1997年,我在中國曾和主管全國政治協商大會的中共一位掌權人見面。在會見中,我這樣說:“現在中國的形勢已經和八十年代不同了,國際形勢也有很大的變化,至少在目前看,中國並沒有做好加入WTO的準備。現在加入WTO,是否對中國有利,我很懷疑。希望中共能很好地研究,至少不要急,不要盲目地加入”。
但形勢不是我們這些身居美國的小商人能扭轉的。中共在經歷天安門事件後,極力想在政治和經濟上擺脫西方的封鎖,並想在國內制造一種利好的輿論。結果,加入WTO就成為台灣問題之後的第二個好理由。幾年談判的失敗,給中國百姓帶來了一個發泄不滿的渠道和理由,美國阻撓中國加入世界主流,阻撓中國加入WTO就成為宣傳的主題。同時也成為中共領導人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要求民主自由和社會進步的一個工具。也成為轉移國內腐敗和人民憤怒的一個工具。
中國加入WTO,真的有利嗎?我為什麽又對中國加入WTO感到悲觀?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有個小村莊,這個村莊只有十戶人家。在這十戶人家中有三家實行自由主義,家里的成員各自努力創造財富,結果都成了富裕的人家。另外的人家中,有四戶實行共產主義,結果,大家都偷懶,經濟上不是很富裕。但有利的是家庭成員很多,也有些土地和資源,整天舞槍弄刀,要解放三家富裕的人家,讓他們也過上共產主義的日子。剩下的三戶人家則是不斷的戰爭,貧窮落後。三戶富裕人家自己生產過上了好日子,但也出現了問題,這就是生產的物品沒有地方消費,想多賺錢又沒有更好的辦法。怎麽辦呢?大家一商量,決定成立個小組叫WTO,在成員中,要使用同一種規矩,關稅要統一,誰也不能自己提高關稅,大家必須要遵守共同的規矩。小組實行了這樣的規矩,大家都覺得很好,誰也沒有占誰的便宜。但還有一個問題,另外幾戶人家為了抵制他們,任意提高關稅,這樣一來,其他七戶人家就不能購買他們的產品。更嚴重的是,這幾戶人家看著他們富裕都有些眼紅,總想著要解放他們,實行共產主義。
三戶富裕人家一想,這樣不行,我們要在全村推廣WTO,讓大家都實行我們一樣的規矩。只有這樣,才能沒有危險和恐懼,於是,三戶人家就先對最貧窮的三戶人家宣傳他們的規矩,許諾幫助他們過上富裕的日子。這三戶人家一想,反正自己窮得很,又沒有什麽資源,幹脆就跟著富裕人家走算了。結果很快就超過了原來的四戶共產主義人家。
這時候,四戶人家中的一家之主,鄧先生看出了門道,知道吃大鍋飯不好,越吃越窮,於是就要改規矩。但問題是家里的人吃慣了大鍋飯,讓大家全去自己幹又不敢,況且還有幾位想搶老鄧的位子。這時候,富裕的人家就來推銷WTO規矩。本來這WTO的規矩就是想用經濟手段來限制並改變這四戶人家的規矩。三戶富裕人家看到原來鐵板一塊的四戶人家出現了松動,就趕快來幫助老鄧。老鄧看看家里的反應,又看了看周圍的環境。心想,既然自己沒有辦法馬上更改家里的老規矩,何不借用外力來改變。於是就答應了加入WTO,要實行WTO的規矩。馬上就和三戶人家談判起來。
一談判,老鄧才發現自己過於樂觀了。原來這WTO里的規矩都是沖著自己家里的規矩來的。談判的23個協議,總共有五百來頁,其中只有兩條是關於家里生意的事情,其它的全部是要自己改規矩,並限制自己的權力,要和其它富裕的三戶人家商量,采用他們的規矩。老鄧看了也犯難,家里的規矩不改,家道就要衰落;可要是全改,自己的面子又過不去,更大的問題是自己要下台。這時候,家里的二掌櫃小胡,三掌櫃小趙看了,分析了一下村里的形勢,覺得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好,先在經濟上改,然後用WTO逼家里人去進行領導權的改變。如果自己家先加入WTO,肯定可以討更多的便宜。要是等鄰居老毛子明白了,咱家就沒有這麽多的便宜可占了。幹什麽事情總要有個時機。再說了,現在老毛子正在搞什麽“公開化”,咱家不如就真槍真刀地幹。於是,老鄧家里就開始全面改革了經濟,也籌劃著進行政治改革。
這世事難料,老鄧家里一改,可就把家里的幾位老人惹急了。結果老鄧抗不住,二掌櫃和三掌櫃被逼下台。鄰居老毛子則趁機改了規矩,不僅改的快,改的更徹底。即刻宣布:“俺家全面資本主義化”。三戶富裕人家本來對老鄧抱著很大的希望,這回,馬上就掉頭將全部資源送給了老毛子。這下可好,老毛子一下就撿個大便宜。老鄧家反被三戶富裕人家率領著全村人封鎖了好幾年。老鄧家加入WTO的門檻也被提高了很多。眼看著全村人都加入了WTO,老鄧家的接班人小江就有些坐不住了。盡管這幾年日子過得還不錯,但總不能讓人家老說不入流啊。雖然是趕個末尾,但總要對家人有個交代,進不去WTO也丟臉呀。
故事講完了,大家就應該知道WTO是個什麽東西了。WTO的全稱是“世界貿易總協定”。這個總協定的最基本定義是“自由貿易,公平交易”,體現的規矩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人是貪婪的,也是自私的。但要維護世界的秩序,就要制定規則,大家在這個規則中進行遊戲。但在這個遊戲規則建立的過程中,加入的一方一定要遵守共同的規矩。這樣一來,大家就需要談判,迫使你放棄原來的規矩和制度才是WTO的根本目的,這也是用經濟改變政治的一種高明手段。
十五年前,我無條件支持大陸加入WTO。當時的大陸剛剛改革開放,經濟落後,但有獨立並強大的國營企業。當時加入WTO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利用此機會,徹底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那時沒有太多的私人經濟,全體百姓可以在一個起跑線上共同起跑。比較容易建立起全面的公平制度,而且可以平穩轉換原來的社會保障體制,從而避免大面積的貧富分化。這樣,不僅可以減少動亂的因素,民主政治也會更快地建立。而且最重要的是,全面的開放,可以使國有企業不被蠶食,更不會被私下變賣,完全可以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公平法則在全世界拍賣。同時,這樣的企業也是大陸加入WTO的討價還價的工具。當時,西方國家極力要在共產主義國家打開缺口,中國的條件最好,也最有利,很多條件都可以充分利用並加以爭取。
十五年過去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起飛了,但更大的問題也出現了。私人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的經濟主體,貧富分化極為嚴重。政治體制已經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貪污腐化成為社會公害,大量的國有經濟被私分蠶食。社會保險體制蕩然無存。龍頭企業被拆分成無數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小企業。
中共政治上的保守和封鎖又讓國人對世界全面封閉,一無所知。我在網絡上搜索中國關於加入WTO的政府談判文件,結果一無所獲。反而是世界各國都將文件公布於眾。為什麽會這樣呢?中共為什麽一方面歡慶加入WTO,另一方面又不對國人公布談判內容?
其實,大家了解了WTO的本質就會明白這一切。WTO本來就是富人的遊戲,是資本主義用經濟手段了結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個手段。大家翻開中國簽定的WTO協議就會發現,23個協議書,共有五百余頁,但牽涉到企業的只有兩項條款,總計不超過一頁,其余的都是制約政府行為的條款。在西方社會實行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公平就是要減少政府的幹預。而共產主義要的是政府計劃,這就是WTO談判中的主要問題。中共盡管簽署了WTO的各項協議,但處於其自身利益,卻不敢對國民宣布全部協議內容。這就是我對目前中國加入WTO感到悲觀的原因。
在世界各國,政府加入每一個條約都會爭得百姓的認可,這是民主的體現,也是保護人民利益的體現。中共為了保護自己的自身利益,不得不加入WTO,但對自己的國民卻封鎖消息,使他們在面臨著巨大的變化面前盲目樂觀,絲毫不了解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危險在何方。這就是中國人民的悲哀。
在資本主義國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問題。資本和知識就是金錢和權利。同時,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個弱肉強食的社會,目前的中國本身在資本上和技術上都不具備優勢,進入WTO之後面臨的形勢極為嚴峻,然而,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國民真正對WTO有深刻認識和理解的有多少人?有幾位專家可以面對中國加入WTO後的司法糾紛和利益糾紛?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具有正負兩面性,只是要看利益的重要性。中國加入WTO是開放之舉,讓中國融入世界主流社會是件好事情。但如果對內封鎖,不公布中國政府簽定的WTO條約,不願讓人民看到國際社會對中共權力的限制,不讓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那麽,這種愚民的危害遠高於中國不加入WTO的危害。大家可以試想一下,當你和一個白癡做貿易的時候,你的利益會是什麽結果。當我們笑看二百年前美洲土著人用糧食與哥倫布交換玻璃珠的時候,你是否會想到,中國已經成為當代的土著人?
這是危言聳聽嗎?中國人真的這麽愚蠢嗎?
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已經十五年了,如果是一個學生,他從上小學到大學都已經畢業了,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有用的知識分子。但我想知道,在中國,百姓們,企業家們,大學教授們,政府官員們,你們有多少人真正了解WTO的真正含義?完整了解WTO的準則和法律?你們又有多少人看過中國加入WTO的23個協議的全部內容,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國加入WTO後如何進行國際貿易,要遵守什麽樣的法律?當大家歡慶中國終於贏得了WTO談判的時候,又有誰去想過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中國加入WTO就馬上可以富裕現代化了嗎?在這十五年談判的時間里,中國政府除了告訴大家美國政府在不斷阻撓中國加入WTO這個反美宣傳之外,還告訴了你們什麽?告訴了你們多少WTO的真相?
經濟不是政治,政治人物可以個人鞠躬下台。但經濟會決定一個民族是否要鞠躬下台。當中國踏進WTO的時候,是否也宣告中國即將成為任人宰割的愚昧無知的國家?
數年前,我曾接待一位中國一家大型企業的老總,我曾問他:“你對中國加入WTO怎麽看?有什麽意見?”
這位老總的回答令我終生難忘:“中國加入WTO標志著我國已經沖出了亞洲,走向了世界。標志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誰也不能欺負中國人了。”
我又問:“你的企業怎麽面對WTO的沖擊,有什麽計劃?”
這位老總看著我反問道:“我的企業和WTO有什麽關系?我又不是政府,又不是出口企業,我照樣幹我的。我們的產品不出口,怕什麽?”
……
在911事件後,我在網絡上與國內一位網友談話時曾問:“你是否了解什麽是WTO,你認為中國進入WTO後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
這位從事出口貿易的網友說:“我不是政府官員,我怎麽知道WTO的具體內容,那是國家機密,我們老百姓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中國進了WTO,外資就會來,汽車會便宜”。
多麽悲哀的回答。當你聽到一個從事國際貿易的人和一位企業老總這樣回答你的時候,你還能說什麽?這就是中國申請加入WTO十五年談判期間,中國政府告訴人民的WTO。
什麽是WTO,中國準備好了嗎?
WTO是要求世界各國公平,透明。當中國政府對世界各國都“透明”的時候,為什麽不願意對國人“透明”?難道政黨利益就要高於人民的利益嗎?當我們口口聲聲高喊著“愛國主義”的時候,這就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嗎?難道中國的百姓就應該是愚昧無知的嗎?
當世界各國的企業用巨資、高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知識,充分利用WTO原則挺胸擡頭大踏步進入中國,掠奪中國人力和資源的時候,我們的人民和政府拿什麽去應對?難道讓我們對國際法律和WTO一無所知的企業盲目地去國際市場上交“學費”嗎?中國政府和人民交的“學費”還不夠多嗎?
很多人對中國加入WTO充滿了盲目的希望和樂觀。主要是講中國如何擁有廉價的人力,豐富的資源,我們可以用這些資源到國際市場上與資本主義發展百年的資本拼搏。但你們是否想到,當國際資本進來的時候,你是否可以抵擋?當中國的企業老板都變成洋人的時候,我們的資源還有什麽優勢?還要講什麽“工人階級是先鋒隊”嗎?當我們的民族企業因為不懂WTO準則而慘遭失敗的時候,是否還要掀起另一輪“愛國主義”?
當中國與美國進行WTO談判的時候,美國首先將談判內容公布於眾。中國政府為此大為惱恨,指責美國不講信義,怎麽可以將兩國政府的談判內容公布出來呢?但中國政府怎麽能理解,美國政府有什麽理由不向人民公布它與另一個國家的談判結果?它有什麽理由隱瞞?就在中美達成協議的第二天,美國的幾所大學和咨詢公司就開始了WTO的培訓計劃,更多的企業是邀請專家研究協議內容,美國政府也專門成立機構負責向國民解釋和說明協議的內容。更多的會計師和律師都開始研究中國的法律和制度,更多的大公司開始招募精通中文和中國國情的法律和會計專家。為的就是更好地利用中國的法律和制度擴大自己的事業。但我們中國的企業家和政府又是如何做的呢?有多少人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企業不出口就可以避免WTO和世界經濟的沖擊了嗎?就能獨善其身了嗎?中國的紡織業真的會成為獲利行業嗎?中國的企業真的就能一步成為世界企業了嗎?中國人民馬上就能享受到世界文明生活嗎?馬上就能享受低廉產品的好處了嗎?中國的國力就能增強了嗎?
謊言和欺騙不會永遠掩蓋事實。虛假的口號喊的多了,可能會讓自己都相信,但事實怎麽會改變呢?不了解WTO的真相,怎麽去迎接WTO,當中國企業面臨法律問題的時候,中國又有誰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去海外打官司?你還能指望連事實真相都要隱瞞的政府嗎?中國具有可以應付國際司法的專業人員嗎?難道讓中國企業去為了五萬美元的貿易糾紛而花五十萬美元聘請西方法律人員為中國企業爭取利益嗎?
在人生中,十五年可以讓一個生命成長為有知識有能力的人。但我們的政府在中國加入WTO的十五年談判中,又培養出來幾個可以為中國民族企業爭取利益、並真正了解WTO的專業人才?又讓多少企業家和教授了解到了什麽是WTO。
我愛中國,在我的心中,母國是神聖的。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去欺辱踐踏她。但為什麽她是這樣讓我悲哀?是誰在暗中欺負自己的母國?是誰在斷送她?世界上又有那個政黨敢於將這樣一個關系民族存亡的真相隱瞞?又有誰敢這樣玩弄人民於手掌之中?
可愛的中國人民,你們為什麽不覺醒?是誰在懸崖絕壁邊上讓你們歡笑?讓你們快樂地邁向深淵?是誰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將全民族的利益拋棄?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誰掩蓋了WTO的真相?
鬼子來了
自從在網絡上發表了一些文章,我結識了很多朋友。這些朋友分布在世界各地,從事著各式各樣的職業。比較傳統的我,從來沒有想到網絡的作用是如此巨大,將人們之間的距離拉的這樣近。中共逼BGB0001I絡的封鎖和壓制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在大陸的BBS發表文章已近二年的時間,被刪掉的文章大約占了20%,約有四十多篇,最讓我痛心的是很多網友的討論和意見都因為我沒有及時保存而永遠的失去了。因此,一位大陸的網友建議我設立自己的個人網頁,這樣就可以讓大家看到我的文章。很高興的是,洛杉磯的一位網友熱心地幫助我建立了自己的網站,而這個網站自十月三日建立以來,盡管還沒有最後完成,但在二十多天的日子里竟然也有了八萬多人的瀏覽量。客觀地講,北美的“文學城”對我個人文章的宣傳功不可沒,正是這個網站的極力推薦,才將我的文章介紹給更多的網友。
最近,在我的身邊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的個人網站是建立在Yahoo的免費服務器上,起初,只告訴了幾十個經常通信的網友,請他們提意見,並幫忙改進。沒想到,到了十月七日,一位在大陸的網友主動幫我申請了兩個免費的域名,並直接連接上了我的個人網站,同時發信對我說:“這兩個網站名字很好記,特別對大陸很多英文不好的人更容易記憶,建議你不要使用Yahoo那些長長的域名”。我收到信後很是感激,這兩個域名確實很好,於是就采用了他的建議。大約過了一周,文學城改版,有些網友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文學城的管理人也兩次電話與我溝通並講述了原因。文學城的管理者很尊重我,當時我並沒有聽出其中的奧妙。本來,文學城改版是企業自己的事情,這不奇怪,通知專欄作者是很友好和尊重的表示,於是我個人也就表示理解和感謝。直到前幾天,一位網友來信將一些被刪掉的文章發給我時,我才明白,在文學城改版的幾天夜間,草庵之戰又開始了。坦白地講,我不喜歡無謂的爭執,但我希望大家能就問題進行討論。我也樂於給這些網友回信,說明我的觀點,無謂的爭論混淆了文章的主題。
十月十七日,我收到了一封不能回覆的陌生人信件,這封信這樣說:“……你的個人網站沒有任何防護,很容易被人攻擊,我已幫你加裝了防火墻……你個人的電腦也沒有防火墻,我也幫你加裝了防火墻,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驟進行……當有人進攻你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們來源於哪里,這些軟件會自動記錄並追蹤它們……”。接到這樣的信,讓我很吃驚。我先是通知幫我設立網站的網友,然後就按照來信步驟進行工作。果然,我的電腦出現了一個畫面,而且經常出現一些被人敲門的聲音。按照來信所言,這種聲音就表示有人在攻擊我的電腦。實話實說,我對電腦只會使用,其它則一無所知,我到現在都不能理解,這位好心的網友是如何將他的程序裝入我的電腦和個人網頁。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幫我建立網頁的網友來電話問我:“你是否申請了專用的網絡地址?”
我聽了又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沒有啊,我不是全部委托你了嗎?”
這位網友說:“我看到文學城的海外原創里有人公布了你的一個網頁地址,原來幫你申請的是域名,不是網絡地址。我原以為是有人公布錯了,但我試了一下,發現這是真的,我還以為你自己申請了一個地址。你自己去看看吧”。
既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就去了文學城查看。果然在一個貼子下面發現了這個地址。因為沒有什麽網絡知識,所以沒有發現什麽問題。於是就又給這位幫忙的網友去電話:“那個地址與原來的一樣,沒有什麽區別”
網友說:“你原來的域名沒有www.,現在這個是真正的網絡地址,加上了www.”。
我聽了仔細一看,果然如此,於是就用網絡上公布的地址登錄自己的網站,竟然成功了。
在此之前,因我告訴一位索要個人網頁地址的網友時,因為不懂www.的區別,就在我原來的域名上加上了www.,結果害的這位大陸網友好幾天沒有辦法登錄我的網站,還以為我個人網站被大陸政府屏蔽了。難怪這位大陸的網友在二十五日來信告訴我說:“你的網站已經解禁了”。原來是一位我不知道姓名的陌生網友幫我申請了一個真正的網絡地址。截止目前為止,我都不知道這位熱心的網友是誰,也沒有任何人來信告訴我這件事情。但我心中的感動卻使我難以平靜。
中國人常講:“以文會友”,在這一年里,我通過文章結識了很多網友。我們也經常通電話,盡管相識時間很短,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有很多網友來信,為我提供資料和信息,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章。就在二十六日我即將離開公司的時候,我又收到了一封來自德國的信,在這封信中,這位網友告訴我一個地址,叮囑我一定要看一看,並希望我能寫點什麽。這是一部中國電影,《鬼子來了》。(http://www.emory.edu/STUDENTS/CSUE/entertainment.htm)
晚上回到家中,我邊吃飯邊看這部電影。大約兩個小時的電影讓我想到了很多。我驚訝中國導演竟然拍出了這樣一部意義深刻的電影,將人性演繹的如此淋漓盡致。
人性是個大的話題,很難用一篇文章詳細論述,這就是我一直沒有寫這類文章的原因。中華民族有著獨特的民族性,人民的性格也有著鮮明的特色。我一直推崇中國的傳統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弊病。明哲保身,表面道德,就是其中之一。《鬼子來了》這部電影用鮮活的語言為我們勾畫了一個歷史場景。我注意到了電影中的幾個特殊的畫面,一個是在日本占領時期的說書人,另一個就是抗戰勝利後的國民政府接收大員。百姓的表現代表了這個民族的特征,但同樣的政府官員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悲哀。
歷史往往會嘲弄那些不知道自省的民族。中國人民是熱情好客的民族,但也是一個軟弱內鬥的民族,更是一個明哲保身,目光短淺的民族。二戰是人類歷史上的悲劇,我無意挑起民族和國家的爭鬥,現在的日本人民也不是當年的日本人民。但我要說的是,中國政府某些官員的嘴臉在歷史前進了幾十年之後竟然仍沒有改變。當年是日本鬼子來了,現在的鬼子又是誰呢?當我們痛恨那些侵略中國的外來勢力時,我們是否會反思我們可愛的中華民族又缺少了什麽?我們是否也趕走了自身中的鬼子?是什麽原因讓中國飽受磨難?為什麽會有這樣多的鬼子來了?
中華民族自稱是偉大的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每當我們緬懷過去的時代,我們心中充滿自豪和榮耀。但當我們看中國的近代史時,我們又充滿了自卑和恥辱。是什麽讓我們有這樣明顯的反差?是什麽造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悲劇?
當我在網絡上發表文章和照片的時候,很多人來信對我說:“你何必要發表照片,你不怕嗎?”也有人勸我說:“你講話很尖銳,會引起某些人的反對,你可以用春秋筆法來寫你的文章,何不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呢?”在文章的前面,我講了我最近發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通過這些事情,我看到了通過各種不同方式支持我的讀者和朋友,我感到欣慰。我知道我講出了大家要說的話,我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會有更多的人站出來將真話和事實的真相講出來。中國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明哲保身,最不需要的就是虛偽的道德,我不相信什麽“用我們的道德去感化敵人”這樣虛偽的理論,我們需要的是愛憎分明的是非觀。
記得有一次與中國網友在BBS上討論中國的民族性問題時,我曾這樣說:“中華民族最大的問題不是缺少道德,而是將道德天天掛在嘴邊,是非不分,用道德去解釋並掩蓋自己的懦弱和膽怯。中華民族自稱熱情好客,但實際上確是最沒有骨氣的民族,是善於用假象掩飾內心,口是心非,沒有自信心的民族”。
世界上很少有人願意責怪自己的祖國,更少有人願意承認自己的缺陷。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的衰敗正是因為沒有人敢於正視自己民族的劣根性,沒有人敢於承認自己身上的瘡疤。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了,中華民族真正的自省過嗎?外來的鬼子被趕走了,但我們心中的鬼子趕走了嗎?當我們仍舊以眼前的利益來衡量這個世界時,我們怎麽能趕走內心的鬼子?當我們仍舊口是心非,將虛偽的道德掛在嘴邊的時候,我們內心的鬼子是多了還是少了?當我們明哲保身,對眼前的暴政視而不見的時候,我們是否會招來更多的鬼子?沒有分明的是非觀,我們可愛的中華民族怎麽能趕走鬼子?難道我們悠久的中華文明就培養出這樣的人民?當我們看到仍然不能充分享受民主自由的中華民族,我們仍要明哲保身?當愚昧無知仍舊成為中華民族“優秀遺產“的時候,我們是否相信鬼子不會再來?
歷史是公正的。沒有文化,沒有民主和自由的社會永遠不會有強大的民族。愚昧無知的民族永遠不會安寧。外來的鬼子趕走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內心的鬼子是否已經被趕走?看看中共幾十年的統治,中華民族怎麽樣了?是進步還是倒退?民主和自由為什麽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什麽讓我們民族承受這樣的的屈辱?我們是否知道中華民族軀體內的“鬼子”並沒有被趕走?當我們看到人民內心的屈辱時,我們是否知道?
鬼子來了!
執政民主中國,你們準備好了嗎?
因為APEC會議,寫了一篇關於台灣民主的文章,沒想到的是一下接到了十幾封措辭嚴厲的質問信。在這些信件中,有人質問我立場是什麽?懂不懂民主?也有人罵我為“共狗”。
其實,台灣問題和陳水扁是我早就想寫的文章。早在台灣總統選舉之前,我曾和一些美國的台灣移民笑談:“台灣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民族選舉”。當李登輝和民進黨提出選舉策略時,幾乎都是以族裔為定義,雖然李登輝給中國歷史開創了政權和平轉移的歷史性民主,但同樣為中國民眾樹立了偽民主的不良範例。無論如何看台灣的民主,我們都無法抹去“愛台主義”在台灣民主中的陰影,所謂的台灣民主,實際上是“愛台主義”的表面表現。
到目前為止,曾讓我痛恨的女人只有兩人,一個是我曾深愛,但她卻因小利,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離我而去的一位戀人,而另一位則是台灣大名鼎鼎的陳文茜女士。前者是為了肉體可以出賣靈魂,後者則是為了靈魂可以出賣肉體。大陸的讀者可能不了解“北港香爐”的含義,在數年前,我曾寫了一篇小文談“北港香爐人人插”與民主的關系,後來也曾發表在大陸的BBS上。陳文茜女士為了民進黨的利益可以舍身取義,為民主貢獻自己的肉體,確實是現代中國民主史上一大創造。但半年前,我讀過了幾篇陳文茜女士在退出民進黨後的政治時事評論文章,我竟然佩服起這個曾讓我厭惡並痛恨的女人。在台灣的民主人士中,令我敬佩的人中,除了許信良和施明德以外,我又加上了陳文茜。為了民主,可以放棄權力的欲望,為了民主,堅持自己的信念,可以舍棄名利。
百年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充滿了血腥和艱辛,我年輕的時候並不理解當年清王朝的改革派為何會轉變成“保皇黨”。但當我看到國民黨革命成功後的二十年,中國是如何處於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時,我不得不承認保皇黨的遠見。中國的民主真的需要血腥來完成嗎?難道流血是完成民主的必要過程嗎?民主人士有沒有執政的必要準備?
在海外的BBS上,我經常看到一些民運的新聞,某些民運政黨提出了X分軍事,X分政治的策略。看到這樣的主張,我為民主感到悲哀,我不知道這樣的人會如何保證民主?你們是真的理解了民主的精髓嗎?
西方的民主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美國的民主是草根性的民主,是發自內心的,基層的民主。大陸的民運活動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歷史,但民運的結果是什麽?我非常讚同王丹的判斷,這就是民運基本是失敗的。我不否認民運人士中有很多優秀的人才,但他們發出的聲音和理智並沒有在整個民運中占主流,這就是民運的悲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曾和“大參考”的李洪寬先生面談,我以局外人的身份與之討論民運活動為什麽失敗。我很敬佩李洪寬先生不畏風險,不畏清貧,獻身理想的精神。在討論中,我談到了民主的草根性和法輪功現象。準確地說,我並不了解法輪功,但我很佩服法輪功的草根性。這是民主和現代社會的自由體現。我不讚同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無論如何,法輪功不管是一種宗教還是一種組織,它是成功的,在民主的社會,它有權利存在,也有權利發出它們的聲音。盡管它可能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但中共不能用暴力來壓制它的存在,畢竟,它代表了一種思想和一部分人的觀點和利益。以我個人觀點看,中共之所以感到法輪功威脅了其統治,其主要的原因是它的草根性和廣泛性。從另一種角度上看,法輪功的存在和它發自基層的反抗,正給民運人士上了一堂生動的民主運動課,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宗教團體可以如同法輪功一樣持久地進行和平抗爭,在全球的民主運動中只有印度聖雄甘地的和平運動可以與之媲美。這正是法輪功的成功之處,也是民運人士應該學習的地方。
民主是中國的必由之路,民運人士反對中共的抗爭進行了很多年,但結果如何?我在美國見過了數次民運人士之間的混戰。首先,我認為民主容許不同的聲音存在,但當不同的聲音變成無謂的辯論和爭權奪利時,這樣的民主就已經變味。我很敬佩一些民運人士的辯論文章,但在看過他們的辯論文章後,我又感到悲哀。我不知道除去這些辯論之外,民運人士是否在中國民主運動的草根性上面做過什麽具體的事情?當年孫文在海外為中國爭取民主的行動中得到了廣大華僑的經濟和人力上的資助,今天的民運活動得到了什麽?經過十幾年來的民運活動,支持民運的海外僑胞是多了?還是少了?我們對中國百姓的民主啟蒙是多了?還是少了?我們做了什麽樣的工作?
在和李洪寬討論的時候,我曾問:“紐約和洛杉磯有近百萬華人,民運在這些大城市中有多少基層組織?有多少宣傳工作活動?有多少堅定的支持者?”我生活在洛杉磯,在我的印象中,實現中國民主幾乎是每一個海外華人的心願,但為什麽這些人與民主運動越行越遠?當民主運動缺少了草根支持,它還能長久嗎?當民運成為個人秀的時候,這樣的民主還能是我們需要的民主嗎?這樣的人一旦執政,又有誰能保證民主會得以進行?
當年的國民黨在執政前的口號是民主自由,中共在執政前的口號也是民主自由,民進黨執政前的口號同樣是民主自由。多麽響亮,多麽誘惑人的口號啊!當這些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騙取了政權的政黨執政的時候,民主哪里去了?自由哪里去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竟然如此的相似,如此的荒唐,每當人民爭取一次民主自由,換來的卻全是民主自由的倒退,經濟的崩潰。難道這就是民主自由的代價嗎?中國民主自由的希望在哪里?
民主自由是中國的希望,是保證中華民族生存的基礎。也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必要條件。但中國的民主自由應該從哪里做起?我們如何去爭取民主和自由?如何讓中國的民眾去認識民主,掌握民主的精髓,這是民運人士以及愛中國的所有人士需要考慮的問題。民主自由不是作秀,民主自由不是某些人換取個人利益的籌碼,民主自由是全體民眾的事情,民主自由是一個崇高的工作。
今日的中國已經面臨了一個關鍵的歷史階段,民運人士,你們準備好了嗎?你們有能力取代中共去管理這個龐大的國家嗎?你們有管理這個國家的計劃和方案嗎?有這樣的人才嗎?一旦民主在中國實現,你們有沒有信心和能力讓中國實行的民主持續下去?讓人民生活幸福?又有什麽措施來保證民主和自由不再次被少數人利用?
民主自由不是手段,民主自由不是口號,民主自由不是工具。民主自由是人民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人性的本質。只有讓人民充分了解民主自由的本質和精髓,才能保證民主自由的實現。當我們看到台灣民主在總統選舉中被以200美元賤賣的時候,我們怎能不為中國的未來擔心?當我們看到民進黨為了自己的集團利益罔視全體民眾的利益而做出停“核四”,擾“APEC”的時候,我們還敢稱讚台灣的民主嗎?當我們看到陳水扁在民進黨競選會上聲嘶力竭地叫喊“愛台主義”的時候,我們還敢相信台灣的民主嗎?我一直推薦台灣的民主模式,並將它視為大陸民主的示範。但我今天感到了失望,甚至是絕望。我尊敬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但我不敢茍同他們的作為。至少我並不認為對民主自由理念的共識是海外民運的主流,民運組織十幾年的艱苦活動並沒有將民主和自由更廣泛地在人民中推展。失去了草根性的民主運動不是真正的民主,相反會成為另類的獨裁。在喧囂的民主運動中,我看不到任何民主政黨能拿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更沒有紮實的具體行動。惡罵,爭論和眼淚成為民主運動的主題,沒有人在這個浮華的運動中為中國的未來進行認真的研究。我想問一問民運人士:“一旦中共垮台或中國實行民主制度,你們的方案是什麽?你們如何去為中國人民做出你們的貢獻?你們如何去治理這個國家?讓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證?”
我曾和一位傾向民運的人士談到海外民運的悲哀。在大陸的民運人士認為海外的民運人士是吃洋面包長大的,不了解中國的真正國情。海外的民運人士則認為自己為了中國的民主和自由奮鬥了一生,是中國民主的啟蒙者和推動者。這是兩個都以民主自由為光環,但相互排斥的不同群體。看看中國的民主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海外的民主人士永遠都是一個被中國排斥的民主群體,但又是一個不能否認其歷史作用的群體。執政不屬於這個群體,這個群體的使命就是喚醒民眾,灌輸民主自由思想,進行草根性的民主運動,為中國民主自由進行無私的貢獻。如果海外的民運人士不能充分認識到這點,民主運動就不可能在海外持久。當我們身居海外可以客觀全面地看整個世界和中國的時候,我們卻不能為中國的未來勾畫一個建設方案和制度的時候,這個民主運動就是失敗的。
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我從來都沒有失去信心,我失去信心的是海外的民主運動。當我看不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精髓浸透到每個百姓心中的時候,我會為中國未來的民主和自由焦急。當每一個將民主運動作為終身信念的民運人士投身到中國民主運動的時候,你們是否感到了中華民族對你們的期盼?當中國一旦建立了民主制度,你們是否準備好了?
控告中國政府──一個發財又能促進中國民主的雙贏方案
就在最近,中美台兩岸三地發生了許多令人吃驚的消息,早期是陳文英雙重間諜案,最近又是高瞻非法走私認罪案。而中美之間從人民幣升值,貿易摩擦到反傾銷訴訟案,大陸台灣又因為台灣公投引發兩岸關系緊張。一時間,我也收到了眾多的讀者來信,很多朋友關心我,並勸告我最近還是少寫文章,不要攪到混戰中去。也有讀者在海內外中文論壇發文質詢了很多問題,諸如:草庵居士是否也是中共間諜?草庵居士為什麽會和美國官員關系密切的同時又和中共官員也親密無間?為什麽草庵居士支持法輪功還能和我黨領導人合影?草庵居士為什麽會在今年五月和九月提前半年就透露出了溫家寶總理將在十二月訪問美國的事情?更有讀者連篇累牘地大量在海外中文論壇上文攻擊,並指責我參與“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並作為發起人之一是別有用心,是準備詐騙錢財等等。
對我而言,讀者質疑是很正常的事情,個人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個人對自由與民主是這樣的理解,自由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應該擁有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我們絕對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而民主則是一種妥協,是協商,是在自由的基礎上,使得每個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的同時形成一個最大,最有利的公共環境。每個人及事物都有各自的不同側面,我們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觀點看待每個不同色彩的人或事物。特別是在我們尚不能全面了解事情全部的情況下就判斷這個人的黑與白,更不能替人定罪。同樣,當我們觀察中國的事情時,我們也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觀點來對待中國的事務。就如同我曾講過的那樣:中國的事情是覆雜的,我們既要承認中共的進步,也要承認中國經濟的進步,但我們在承認進步的同時,我們必須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戒心,這就是我們需要保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我們要堅持監督政府,批評政府的權利。真正的愛國者不是拍馬屁,不是用原則換取經濟利益,而是做一個清醒的,獨立的監督者。早在1998年,我受洛衫磯中國領事館邀請參加該館舉辦的國慶宴會上見到陳文英女士時,我曾對她說:“愛國不是阿諛奉承,不是利益交換,我們需要對中國政府及官員講出我們的意見,只有如此,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後來,陳文英女士發出了對法輪功的指責,當時幾位朋友曾詢問我的看法,我當時就說:“陳生活在美國,享受美式的自由和民主,而對法輪功的指責是她自己對民主和自由的踐踏”。就在轉天,我打電話對她說:“你不喜歡法輪功,你可以保持沈默。但你這種行為只能是阻礙中國民主進程,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你不是愛國,是害國……”
今年11月初參加中美關系會議,有機會和很多國內的學者,官員進行長時間及坦率的交談。在討論的問題中涉及了很多方面。我在交談中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就是,每個中國學者和官員都認識到了中國大陸目前的現狀是十分危急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處於一個暴風雨來臨之際,談到改革也是人人讚同,並都表示必須要抓緊才能防止中國未來的危機。但在談到改革的實質問題時又都列舉了眾多的困難。強調穩定及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很多國內學者在談到中國問題和改革的時候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涉及到了中國的體制問題。但又都在輕描淡寫地回避這個實質性的問題。
中國怎麽了?難道就陷入了一個百年都走不出的惡性循環的怪圈?中國的問題又在哪里呢?其實,說起來,這又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就是權利和利益的問題。中國不缺乏改革者,但當改革者一旦掌握了權利,各種利益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改革者就會停頓,就會因為個人的利益而膽怯,就會失去改革的勇氣,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就會放棄整個民族的利益。就會失去改革的動力。各位誰又看到了執政者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會做損害自己的利益的事情?這就是人性惡的一面。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正如國內某位部長級官員所言:“縱觀中國百年歷史,每次變革都無一不是在外界壓力下進行的,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沒有外界壓力,政府永遠不會變革……”
中國加入WTO已經兩年了,當年,中國內部的改革派為了未來,不得不用損失中國經濟利益的方式加入WTO來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但在今天,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盡管損失了經濟利益,但WTO並沒有能有效地推動全面的政治改革。中國政治改革仍在停滯不前,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倒退。事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是處於倒退的現狀,更嚴厲的言論封鎖和對自由的壓制,使得中國的民主與自由嚴重的壓抑。也使得中國錯過了最佳的改革時期,更致使中國內部的問題嚴重從從,處於火山爆發的危險境地。
難道中國就沒有希望了嗎?
不,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中國改革的希望就在各位的手中。只要我們能夠給中共施加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壓力,我們每個平民百姓都可以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加入WTO的現實,將中國的問題司法化,國際化,用合法的合乎、程序的司法手段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也是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
在2001年,中國即將加入WTO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這樣說:“中國加入WTO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經濟,而是法律。這個問題牽涉到整個中國的國本,也牽涉到中國百姓的具體利益。您可能聽到了關於網絡域名的官司,這是宣告中國企業在法律上失敗的第一步,而這個問題在今後會更加嚴重。特別是全球信息化,一旦中國企業失去了信息化的優勢,中國企業失敗的將更慘重。而信息化是目前中國與國際上技術和產業方面差距最小的產業,海外企業全力以赴來壓制有其目的,而這又與中國政府的態度有關並與法律有關。在以後你可能會看到美國法院宣判中國企業或百姓法律敗訴,中國法院和警察要幫助美國法院、日本法院或德國法院執法的奇怪現象。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不超過三年就會出現,中國司法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實際上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可惜的是中國百姓和企業尚未看到這點,尚未意識到未來的險惡。至少在目前看,中國更改憲法已經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了。所以,當中國不得不面對法律變革的時候,這就決定了中國將走一條與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新路,這樣的變化怎麽能不影響中國的未來?”
時間沒有經過三年,僅僅在中國加入WTO一年的時間里,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華晨汽車案件就出現了。盡管中國遼寧省政府顯示了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式,在美國法院第一次寄送法院傳票的時候中國政府大義凜然地拒絕了,並通過外交發言人發表了“嚴正聲明”,但在第二次美國外交照會中仍不得不接受了美國法院的傳票。這使得中國地方政府不得不首次正視一個讓中國政府非常難堪的局面,這就是中國政府(或地方政府)不得不前往美國,接受美國法院的裁決和審判。這樣的結果,也讓眾多的中國法律專家丟盡了臉面。就在不久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談及WTO後的中國法律問題,曾惹得中國最高法院的高級法官對本人大發雷霆,當眾破口大罵,指責本人無恥,造謠惑眾,污蔑,別有用心攻擊中國政府等等。而今天的仰融事件無疑是給了這些誤國害民的法官和法律專家們一記響亮的耳光。我不知道這次仰融先生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最後結果是什麽,但我相信,仰融先生給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帶來了一個豐碑式的先創。這就是中國加入WTO後的如何與國際法律接軌的問題,如何將政治問題經濟化,司法化,國際化,讓國際慣用法律約束並促進中國政治和司法改革。用外部的力量,國際社會的司法力量和經濟壓力促進中國政治改革,促進中國民主化。
對於中國的民主進程,很多人抱有不同的認識,部分人感到悲觀失望,也有部分人鼓吹暴力推翻,更有許多人寄希望於執政者的覺醒。作為一個華人,我不讚同暴力,但我也不讚成坐等希望,中國的民主自由不是某個團體的利益,也不是某些人的專利和義務,這是全體華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要參與,用一切合法的方式去爭取,去抗爭。當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時,很多人對中國可能面臨著的巨額賠償感到吃驚,更有人辱罵仰融先生貪得無厭,損害中國百姓的利益。其實,持這種觀點的人是極為無知的,當個人的利益遭到損失的時候,政府的賠償是責任,是對政府的懲罰。盡管仰融先生案件的未來不能確定,但我可以告訴大家,仰融先生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最後結果遠不是中國遼寧省政府賠償二十五億美元可能解決的。仰融先生目前的控告只是全部訴訟的第一步。一旦目前的控告成立,並有判決結果。仰融先生作為企業的合法擁有人就可以進一步代表企業控告遼寧省政府,這時候遼寧省政府面臨著的就不是對仰融先生個人的賠償,而是對整個企業損失的賠償。在未來更有可能會有持有該企業股票的海外投資人去控告遼寧省政府,這樣一來,中國遼寧省政府所面臨著的賠償豈止是二十五億美元,更可能高達數百億美元。這樣的一個結果,就必然會使中國政府及中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是改革法律健全制度,實行民主制度還是為一黨獨裁支付巨額司法賠償。
遼寧省政府的現象在整個中國不是個別的,仰融先生控告案件只是讓其暴露出來。同樣的是,目前仍然迷霧重重的楊斌案件同樣有著在海外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可能,只要中國不能實行法治,不能按照國際慣例而施行任何獨裁統治,我們都可以在海外控告。我們不得不承認,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政府已經為我們開闖了一個案例,一個可以改變中國法律制度的案例,一個可以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案例。
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在中國和香港對一些中國的私人企業家這樣講過:“不要認為你有了錢,有了政治官員的支持就可以保證你的私人財產,如果你想真正的保護自己,你就需要將你的企業在海外上市,特別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上市。這不僅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機會,更是保護自己私人財產的有效方式”。因為當一個私人企業在美國或海外國家上市之後,一切就要按照國際慣例進行,中國政府想沒有任何根據逮捕你或沒收你的私人財產時,你就可以根據上市企業所在國的法律抗爭,至少當中國政府美國充分根據和理由逮捕你的時候,你完全可以根據上市企業法律來制約中共的不法行為。因為當一個上市企業的主要負責人被逮捕的時候,上市企業根據法律就要公布被逮捕的原因及企業負責人的變更,中國政府就要面對這個現實,他就需要向海外公布被逮捕人的罪行,如果沒有充足的證據及合法的程序,海外就會了解中共司法上的黑暗和獨裁,你就有被國際社會營救的機會,你就會得到更好的,更公平的司法待遇。
控告中國政府,這是一個多麽新奇的事情,你不僅可以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且還可以促進中國民主進程,還可以有大筆的賠償收入,這樣的好事為什麽不去做呢?
或許,有人會問:“什麽樣的事情可以到海外去控告?我們如何才有錢去請律師?”其實,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在海外,至少在美國,一旦遇到財產或賠償等官司,特別是對政府的訴訟,律師都會很高興地期待著為你服務,你可以和律師采取收入分帳的方式,在勝訴前你不需要支付一分錢,如果你的案件有確實的勝訴把握,律師甚至會提前預支給你生活費用。你不但不需要錢,相反,你還可以提前得到錢。而在美國各州及聯邦,更有許多基金來支持並幫助你,他們甚至會出錢,出人,出力免費幫助貧困的人去打官司,去幫助那些貧困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們(本人願意為在美國加州進行訴訟的華人尋找並提供各種法律及資金等資源上的幫助)。
當然,到海外控告中國政府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的,但當我們看到政府拆遷工程中有人的房屋和財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如果這個財產的擁有人或受益人身在海外的時候,你就可以控告。當你出資撫養或培養的少年在中國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你也可以在海外控告中共政府。甚至身在海外的你出資讓中國兒童受教育,但他(她)卻因為地區的錄取分數差異而沒有能接受正規大學教育的時候,你同樣可以用歧視的理由在海外控告中國教育部,控告中國的大學。
讓中國的所有問題經濟化,國際化,司法化,讓政治問題產業化,人性化。這就是我們爭取民主自由和個人權益的第一步。這也是促進中國政府加速進行政治改革,逼迫他們放棄獨裁權利的最有效辦法。通過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地方案件,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政府正準備修訂有關法律,盡管這種偷偷摸摸的修訂並沒有合乎民主的程序,但我們畢竟看到了這種國際社會的壓力,這種國際慣用司法制度的壓力,這也是人權普世性的一個證明。如果我們每個百姓,每個海外的華人都能充分利用法律,充分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據中共統計,在海外有三千萬華人,如果這三千萬華人能有萬分之一的人站出來勇敢的維護自己和國內親友的合法權利,在海外控告中國政府或中國地方政府及部門。那麽,每年中國政府就會接到三千個海外法院傳票。即使是中國政府每天只接到一個海外法院的傳票,我相信,中共就會在巨大的現實壓力下不得不改變自己。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就會有實質上的進步。同樣,我們也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多麽美妙的事情,中國的外交部官員每天都要和海外政府進行外交照會,接收海外法院傳票,同時美國政府因為每天都會有法院傳票需要通過外交照會遞交,而兩國政府需要專門設立專人來從事這個工作,中國政府更因為需要而派出大量的司法訴訟人員前往美國法院應訴,這樣一下就又解決了數千人的就業。另外還需要在外交部增加訴訟司,同時還可以增加司長級官員數名。
中國的胡,溫政府反覆提出了“民意”的問題,什麽是民意?民意就是民主。沒有民主怎麽能有自由?沒有百姓的利益怎麽又能有民意?百姓們,我們必須知道的是,任何權利的到來都是抗爭的結果,相對而言,任何百姓或企業面對政府都是個弱勢團體,當我們放棄暴力抗爭的時候,當我們沒有辦法面對強權和獨裁政府的武裝時,法律就是最好的武器,如果在中國,我們不能充分合法地利用法律這個武器,那麽我們為什麽不將你們的不公平待遇和委屈公開化,為什麽不將他們國際化,司法化。為什麽不去爭取賠償,這是你們應得的利益。是對獨裁政府的懲罰和制約。
法律和民意正是每個民眾的手中法寶。是我們合法維護權益的武器。只有合乎民意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只有順應民意的政府才會是人民擁護的政府。中共政府正是因為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忽視了民意,才會有今日巨大的民怨。在實際生活和政府運作中,中國政府無視民意,無視民主的做法已經造成眾多的失誤,甚至在經濟中也是如此,這也是中美之間問題糾紛頻繁的原因之一。早在數月前,我曾就人民幣升值問題這樣說過:
美國政府政策來源於民意和企業。人民幣升值的最大支持者是制造業,特別是紡織業。中共整天叫喊卻沒有根本的應對措施,這讓人很不理解。其實要化解美國壓力的方法很簡單,用中國話說叫以毒功毒。美國貿易商有百萬之眾,亞洲貿易占據的比例相當大,只要在加州聯合一些貿易商抗議就可以成功抵制制造業的攻擊。加州的亞洲貿易占全美國的一半以上,也是加州經濟的重要支柱。貿易商及雇傭的人員超過兩百萬,只要算一算帳,人民幣升值後,加州經濟受到影響,將有二十萬人失業,將這個數據告訴百姓和小布什,嚇也會把他們嚇死。明年選舉還能在加州籌錢嗎?還能得到選票嗎?美國制造業的特別是紡織業的產業工人全部算上也沒有加州貿易商雇傭的員工多,二十萬人的失業完全可以讓小布什下台。看看他們誰還喊人民幣升值?中共在加州號稱有百個愛國社團,平時天天喊著親共,但到了關鍵時刻,沒有提個人會出來幫中國.這是中共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這些天天想著賺中國錢的貿易商到那里去了?明年是總統選舉的時候,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要想制止這個事態的發展,必須要在選舉前壓制住,讓選舉人見到這個問題就會頭痛,知道談這個問題會流失選票,這樣一來,這個問題才會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缺乏了解西方運作方式的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僅僅憑國內的經驗靠高層溝通根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相反只會成為別人手中談判的籌碼。愚蠢到了極點。我期望大陸政府不要再想當然的解決問題,而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簡單的拒絕不是好辦法,用政府巨額采購的方式消減順差也不是良策,從根本消滅問題才是辦法。而這個辦法就是從選票上著手。看看他們誰敢放棄全美國數千萬人的貿易商,員工及家屬手中的選票。
同樣,中共沒有法制觀念,沒有民主觀念,不願意放棄獨裁,不願意與世界主流社會接軌,我們可以創造條件,我們平民百姓可以使用法律這個武器。讓民意通過法律在國際社會上顯示出來,我們需要穩定,但我們需要的是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穩定,而不是某個政黨,某些執政者的穩定。促進中國民主化,自由化是每個海外華人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每個海外華人對國內親友的最好回報。海外的華人們,將所有可能的國內問題司法化,國際化,經濟化是你們的責任,也是你們促進中國進步的最好方式,也是保護我們自己權益的最好方法。
控告中國政府─一個發財又能促進中國民主的雙贏方案
2003-12-18於LA草庵書屋
2008奧運會——中國全面崩潰
有很多讀者不斷地來信問我:你在哪家大學學習的經濟學?導師是誰?你為什麽總是蔑視國內的經濟學者。
其實,我並沒有真正系統地學習過經濟學,我讀的是工商管理。但我覺得大學對人只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並不能決定人的一生,一個人的最終發展並不絕對地依賴大學教育。我對經濟學的理解和認識完全來自業余愛好,甚至是日常生活。至於說我偏向某種理論,那只能說我對經濟學的愛好和理解是建立在我個人對心理學和哲學的愛好之上。關於我對大陸經濟學者的藐視,完全是誤解,大陸的經濟學者有著從充分的學識,也經過了良好的訓練,他們的知識和見識遠高於我這個經濟學愛好者。但我所鄙視的是大陸經濟學者怯懦和搖擺,盡管大陸學者有著良好的知識和分析能力,但更多的是放棄了自己的良心和一個經濟學者的道德。舉個例子來講,不久前,格林斯潘講了幾句關於大陸匯率的話,結果這幾句非常含糊的話就被大陸經濟學者片面的引用,成為了格氏認定人民幣非要貶值的理論根據。當時我看到大陸學者如此引用感到非常的可笑,於是在大陸的一個著名經濟論壇上發帖說明,結果還引來一位網友的激烈反駁和譏諷。為此,我在上篇文章中特意提到這件事情,並強烈的質疑大陸經濟學者片面理解引用格氏講話的意圖。結果如何呢?在短短的一周之內,國內的經濟學者風向果然大變,人民幣貶值之事尚未辯論明白,馬上就將思想和主題轉移到了“中國面臨經濟通貨膨脹”的議題上去了。並有報道說:中共上層非常重視未來的通貨膨脹問題。同樣的經濟學者,一周之前高唱中國經濟一片大好,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一周之後又根據格氏的講話將自己的觀點轉向了中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人民幣面臨著巨幅貶值。各位讀者可以看一看,這
樣的中國經濟學者如何讓我佩服?如何不讓我蔑視?
有一些讀者認為我的文章是在詆毀中國,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些讀者認為我看問題片面激進。其實,看經濟問題必須要看整個社會,看問題必須要全面,如果單一的看經濟數據,往往會給人以錯覺。我寫文章使用一些激烈的語言完全是為了提高文章的可讀性,以引起各界的重視。任何經濟學者或經濟愛好者的研究都是為了社會,經濟理論也是為了能讓人更好地掌握未來,在經濟學中,準確預測並不是最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你是否能解釋日常經濟生活,能否能預測到未來的大致方向,這樣一來就可以提前使用必要的手段來阻止未來的浪費的損失,這才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課題。
其實,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會崩潰很簡單,主要看四個問題:
1。 金融是否穩定。
2。 企業是否有競爭力。
3。 社會是否穩定。
4。 人民對政府是否信任。
如果我們能從這四個方面進行一些詳細的分析,我們不難準確的判斷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無視這四個方面的問題,這個國家必然會逐步走向崩潰。
或許有些讀者會認為我這篇文章又在語出驚人,故弄玄虛。但,我想請各位讀者在讀過這些分析和數據之後就會有自己的判斷。事實往往隱藏在假象之中。
胡溫政府上台之後,溫家寶先生在今年三月十八日講: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率是25%,國有銀行去年的不良資產下降了3%,不良資產降低到了目前的一萬八千億元,整整降低了四百六十多億元。從表面上看似乎成績非常巨大,而中共媒體也整天以這個數據來說明中國金融改革的巨大成績。並推斷說,按照這個速度,大約在三年內,也就是按照WTO規定,中國全面開放金融領域之前,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完全可以降低到15%以內,中國的國有銀行完全有能力抵擋海外銀行的沖擊。
但是,當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看中國數據的時候,我卻又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根據中國四大銀行自己公布的經濟數據看:工商銀行使用了381億元的利潤填補不良資產,建設銀行使用了301億元,農業銀行使用了84億元,目前飽受抨擊的中國銀行則動用了381億元,占銀行全年利潤的92%。四大國有銀行在2002年為消除不良資產而投入了高達1,127億元人民幣,全國百姓人均94元人民幣。各位看到這個數據先不要生氣,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下面,這就是既然四大國有銀行拿出了1,127億元來消除壞帳,但溫家寶總理怎麽會說只消除了460億元人民幣的壞帳呢?難道是溫家寶先生說謊了嗎?其實,溫家寶先生並沒有說謊,真正的原因是,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在消除460億人民幣壞帳的同時,一年內又增加了700多億元人民幣的新壞帳,新增加的壞帳竟然接近於消除的壞帳的兩倍。各位讀者,你們覺得可怕嗎?但更可怕的是,2002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一年,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環境都是中國改革開發的二十年來最好的一年,企業的經濟效益也是最好的一年。在這樣好的環境下,中國的企業和銀行竟然還出現如此大的不良資產,你說這不可怕嗎?
在兩年前,我寫了一系列文章評論中國加入WTO問題,我指出:中國目前加入WTO的時機並不適合,已經錯過了最佳的加入時機,中國大陸為了解決政治問題而對中國百姓說謊,在政治上不進行改革和準備,在經濟上毫無準備地簽定WTO協議。造成了未來中國經濟崩潰的可能。今日的中國金融界正是這個問題的最具體,最危險的體現。我一直強調:中國經濟上的最大的問題不是企業,也不是生產,而是金融,最根本上的是政治體制。
按照WTO協議,中國還有三年就要開放金融。在國際金融界平均的存貸差(也就是銀行的毛利潤)只有1.5%-2%,而中國大陸的銀行是3.5%-5.5%,是國際通行標準的兩三倍。三年後,根據WTO協議,中國金融開放之後,中國銀行面臨著強烈的競爭,如果大陸銀行全部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進行存貸業務,那麽企業和個人有誰會放著低息貸款不要而要大陸國有銀行的高息貸款?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進行存貸業務,中國大陸國有銀行還能盈利嗎?還如何從利潤中拿出一千億元人民幣來沖洗壞帳?在未來,大陸銀行業所面臨的沖擊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或許有人會說:中國銀行遍布全國,有豐富的經驗和信用,也有巨大的人力資源。其實,談這些問題都是在浪費時間,這些觀點都沒有任何可以說服人的根據來支持。我早說過,金融業是世界上投資最小,收益最大的行業,只要你有實力,任何時間進入一個國家都可以很快地取得實效。一家銀行或金融機構有要想進入中國,只要能有租辦公室的錢,在加上一些辦公設備和費用,幾十萬元人民幣就可以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區建立一個儲蓄所或分行。人力資源也只需要拿出高薪和獎勵辦法,就可以將大陸國有銀行中經驗豐富的信貸主任們挖走,年薪百萬人民幣對與海外銀行而言,那簡直是小菜一碟。金融行業外的人士可能並不清楚,在海外金融界,每個企業中的核心人士大約只占5%,而這5%的人決定著這個企業的興衰,其薪金也占這個企業全部薪金的60%以上。海外金融界進入中國,只要利用高薪和福利制度將中國金融界的這少部分精英挖過來,中國金融界就會馬上出現雪崩現象。大量的客戶就會隨著這批精英轉向海外金融機構,更何況海外的金融界有著更多,更好的經驗和實力。而人民幣業務對海外金融界的開放,更是對中國國有銀行的一大沖擊,諸如,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在全球擁有無數的分行,而大陸四大國有銀行卻不具備這個優勢。國內客戶只要將自己的儲蓄存進開辦人民幣業務的海外金融機構,這些個人就可以使用這些海外銀行的儲蓄卡和信用卡在全球提款和消費。中國的外匯管制也就會名存實亡。當中國居民在海外消費,借貸了海外金融機構的金錢,中國政府總不能不讓海外放款機構向中國百姓討還借款吧?從另一個角度上看,根據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自己公布的數據顯示,國有銀行的盈利全部來源於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及少部分的優質客戶。盡管國有銀行號稱在大陸擁有十萬個分行,但內地的分行中卻有80%是虧損的。真正盈利的不足20%。海外銀行根本就不需要在大陸內地開設分行,只需要在主要城市中開辦一家分行,就完全可以在大陸的金融界引發地震。中國大陸目前的儲蓄額高達八萬億,但海外金融機構只要將一萬億儲蓄吸引走,中國的國有銀行就會全面虧損,所謂的自救就會成為一個空話。難道中國老百姓就真的傻到只認中國銀行有信用,而不認為海外銀行有信用嗎?
有人曾問我:你說中國經濟會崩潰,什麽時間會崩潰?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看中國銀行業就能知道。2005中國金融開放,按照過去的經驗,海外金融機構在一個國家金融開放之後的三年才能真正進入這個國家的金融行業,我們無論從南美的巴西,阿根庭還是亞洲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可以看到這點。在這三年中,有實力的海外金融機構基本都可以站住腳根,沒有實力的也會知難而退。這些有實力的金融機構之所以能站住,就是因為他們在三年的時間里已經爭取到了大量的優質客戶。以我保守的估計,到了2008年,海外金融機構將爭奪到兩萬億美元的儲蓄存款。而這個推測的根據是由海外獨資及合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例而來,一旦海外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這些優質客戶就會“重返家園”,回到海外金融機構的懷抱。中國國有銀行的壟斷就會被打破。而中國國有銀行因為優質客戶的流失,國內居民的高額儲蓄就會成為嚴重的負擔,虧損日益嚴重。金融機構失去了流通性就會逐步走向滅亡。這個時候,危機就會累積到了極點,國有銀行因為失去了優質客戶就要降低息差來爭取客戶,降低息差就意味著利潤降低甚至是消失。而到了2008年,中國召開奧運會,各項開支巨大,低效率的奧運投資無法盡快收回,銀行壞帳巨幅增加。這樣的結果就會對中國的國有銀行產生真正的危機。人民的信任就會喪失。縱觀世界各國的經濟危機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在短短的一周之內摧毀整個國家經濟。而目前中國賴以生存的“國家信用”也會蕩然無存。事實上,發生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無論韓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領導人都在使用“國家信用”來挽救本國經濟,但最終的結果是“國家信用”全面破產,無一不是遭到了失敗。畢竟,在百姓心中,百姓個人的利益要遠高於國家利益。各位能指望中國百姓象韓國百姓那樣的民族在遭受經濟風暴之後出現個人捐獻金銀財產挽救國家經濟的現象出現嗎?相反,我更相信中國百姓會漏夜排隊去銀行擠兌,提出人民幣去兌換美元或黃金,誰願意讓自己辛苦多年的儲蓄成為廢紙?而這種雪崩現象的出現絕對不是幻想,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事實。這種經濟現象一旦發生,中國社會必然就會出現一種更大的混亂,更可能導致中共的崩潰,而未來的中國能否得到拯救這又是一個難以預料的問題。
曾有一位讀者給我來信問我:你說的中國國有銀行的隱藏的壞帳很多,你數據的來源於哪里?難道是中國不向世界公布而只告訴你嗎?其實,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可以看看一筆帳就知道大陸銀行隱藏的壞帳有多麽巨大。按照常規,一個企業發行債券是需要有實際資產來支持的。你有一百元的財產才可以發行一百元的債券。但在大陸就有個奇怪的現象,一個企業只有十元錢,但他卻可以發行一百元的債券,而且是政府保證的債券。
各位讀者可能記得我曾在以往的文章中提到過中國設立了四家國有資產公司。當時的朱熔基先生高興的宣布:國有銀行的壞帳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將全部轉到四家國有資產公司中。國有銀行將輕裝前進。朱熔基先生只講了一個方面,隱藏的另一面沒有講,這就是,在中國政府財政部的主持和支持下,四大國有資產公司馬上發行了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債券,然後將這些債券又賣給了四大國有銀行,從帳面上看,四大國有銀行減少了不良資產,而且又增加了有利潤可以回收的債券,整個經濟層面轉變很多。但實際情況是如何呢?四大資產公司沒有一分錢,接受的一萬四千億元不良資產連百分之十都沒有收回來。先不說中國政府自己違反法律濫發債券,僅中國國有銀行接受的,根本就無法兌現的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債券就根本是百分之百的壞帳。但這筆壞帳竟然冠冕堂皇的以正常資產出現在各個國有銀行帳面之中。而作為這些債券的支付人——中國財政部更是大言不慚。各位需要知道的是,中國去年的財政收入是創造歷史記錄的,其收入不過是一萬七千億元人民幣。各位算一下就會知道,這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占了中國一年財政收入中的多大比例。這就是中國金融界隱藏的壞帳之一,但各位讀者不要心驚,這筆壞帳還不是中國政府最大的,更大的壞帳還在後面。
更大更驚心的問題就是本人反覆強調的社會保障金問題。我的企業受某基金會的委托,曾和國內及海外的朋友共同做過一個課題,這個課題就是對中國經濟進行數學模型推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在2008年奧運會召開之後,中國經濟和財政將面臨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將會因為任何一個風吹草動而引發中國社會的全面崩潰,以至中共政府的倒台。而能夠挽救這個局面的只有一個解決手段,這就是在未來的數年間,中共進行激烈的改革,特別是在金融領域進行革命性的改革,並盡快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
根據模型推算,如果要保障中國社會的基本穩定,就必須要在目前中國的四億城鎮人口中建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而這個體系的建立大約需要近十萬億人民幣。如果要涵蓋目前的農村人口,其所需的金額更為可怕。而這筆資金則是關系中國政府生存以至中共存忘的關鍵。沒有這個社會保障金,中國政府就無法挽救經濟危機,更無法阻擋未來的全面崩潰。各位可以想象,當百姓身無分文,而又有病不能醫的時候,這個社會將會出現什麽狀況?
不久前,國內一位商業廳長到美國訪問,我問她:“您對美國有什麽印象?”這位廳長對我說:“美國不好,綠化不如澳洲和加拿大,城市建設不如日本東京,韓國漢城,甚至不如上海。穿著不如歐洲,說難聽的一點連北京都不如。文化上不如法國和英國,美國沒有什麽可以學習和驕傲的”。
聽了這位年輕廳長的話,我就約她去看看美國的救濟中心。因為在LA市中心,所以我們就步行前往。在剛走出辦公大樓的時候,就看到了公共汽車在載客。這位廳長看到一位殘疾人坐著電動輪椅乘公共汽車。這輛公共汽車為了讓殘疾人進入,汽車司機反覆移動了兩次汽車,然後啟動公共汽車內隱藏的自動升降踏板,將殘疾人接入公共汽車。這位廳長看著很好奇,問我:“美國公共汽車都這樣先進嗎?”我回答說:“我沒有乘做過美國的公共汽車,如果你願意,我們一同乘坐一次。”於是,我和廳長一同上了公共汽車,只見汽車司機走到殘疾人前,將汽車上標有殘疾人標志的座椅掀開,露出專門為殘疾人輪椅固定的裝置並幫助參加人系上安全帶才開動汽車。公共汽車只坐了一個街區,我們就下來了。這位廳長對我說:“我改變看法了,美國公共汽車太讓我受刺激了。如果中國整個社會,連公共汽車都能為弱勢團體設計並考慮的這樣周到,中國才是真正的發達了。。。。。。”
事實上,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國家穩定的最基本要點。一旦社會政策出現問題,社會保障機制才會發生作用。這樣就會避免整個社會動亂和損失。才能及時地利用先進的制度和政治體系進行糾偏。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完好的社會保障機制,這個社會就會隨時陷入混亂。畢竟當人走投無路的時候,什麽樣的事情都會發生。當一個人連生存都無法保障的時候,難道他還怕政府的專制嗎?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限制生存不受限制的人的,當一個人面臨死亡的時候,任何嚴厲的制度和刑罰都不會阻止他求生的欲望,當一個社會充滿了絕望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會面臨著崩潰,面臨著巨大的動亂。中國社會目前最缺乏的就是,當一個人的生存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在整個社會找不到任何希望,沒有任何機構可以救濟他。而這個問題產生結局會是多麽可怕。
我的系列文章有數篇文章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公開發表,其中有兩篇文章是《社會保障機制——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棵稻草》和《中共必須改變的10個觀念》。在這兩篇文章中,我提到:中共企圖依賴股票上市圈錢來解決中國國有銀行問題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制度上不解決,海外的投資者就不會上當受騙。中共知道目前國有銀行的問題與現狀,也知道2005年中國按照WTO協議需要開放金融,更知道中國國有銀行將面臨著激烈的競爭,甚至會倒閉的前景。但中共心存僥幸,按照目前的打算則是想盡快擺脫困境,減少壞帳,然後讓四大國有銀行成功上市。其實這個想法並不錯,但問題是國有銀行並不爭氣,盡管朱熔基本叫喊著上次銀行不良資產的轉移是最後一次免費午餐,但實際上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並沒有按照預計的目標減少。為了上市,為了審查,國有銀行唯一的辦法就是逼迫中央政府再次進行“免費的午餐”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立資產公司,將不良資產轉移走。就象前面所講的那樣,政府負債,但問題是,這種債務遊戲能否玩下去?胡溫政府能否承擔數萬億的新增不良資產。即使是這樣做了,中國國有銀行還能有動力改造嗎?是不是又成為一個永遠的“壞賬制造者”?以本人的觀察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按照計劃在2005年上市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以至於接近於零。
中國的金融界如此,那麽中國的企業和整個經濟層面又是如何呢?人們說中國經濟正在“健康”發展,中共官員在電視里講:我國一個是投資增長,一個是外貿增長,有了這兩件寶物,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平穩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這種說法並不合乎邏輯,單有投資增長和外貿增長,並不能保證經濟達到“供求總平衡”。而事實也恰恰相反,數據顯示:中國的“總供給”已經大大超過了“總需求”,出現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僅沒有一種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商品種類中86%供過於求,而且國內的“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已經高達4萬億元之巨,這個數字在1996年約為1.33萬億元,經過5年,於去年達到3萬億元庫存。而現今僅只1年,就飛速脹大到了4萬億元,它與GDP的比例約為41%。這是個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國似乎沒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興高采烈,高唱讚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 知道,在西方國家,這個比率通常不會超過1%!
再看看商品房,據中國官方資料,1999年的前5個月,我國住宅投資額、商品房竣工面積均比頭年同期增長3成多,而商品房銷出的面積,僅比頭年同期增長13.65%,也就是說,我國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年三年的商品房可供量為44,018萬平方米,因此計算出當時的商品房空置率為16%,當時有專家說,這種比率是一個“危險期”。但中國人對什麽“危險”歷來是滿不在乎的。果然,3年過去了,大家相安無事,時至2002年7月底,據報導,全國商品房的空置面積仍在大增,已經高達1.2億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萬平方米,全國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為26%,這個數據是美國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國際警戒線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國遍地大興土木,拼命地蓋著華貴大廈,商品房價格也居高不下,有誰真的拿“危險期”當回事了嗎?另給大家算一筆帳,以中國大陸每平方米商品房售價兩千元人民幣計算,僅僅將去年累計的12億平方米的空置房屋出售出去,就需要兩萬四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相對於大陸的居民儲蓄總額不算什麽,但和另一個數據相比就顯的非常可怕了。各位需要知道的是中國大陸2002年全國工資總額是多少嗎?一萬兩千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要想將空置的商品房全部賣出去,中國靠薪金生活的百姓也要不吃不喝兩年才可以消化。更不要提今年新開工的房地產項目。
這樣嚴重的“供需失衡”,縱使金融業沒有腐敗的問題,僅只由於我國消費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積壓,國家的金融都會自然而然地發難以避免的高“呆賬”率。因為商品積壓麽,因此全社會資金就必然陷入周轉不靈。
可見,中國經濟的“庫存承受力”和“呆賬承受力”,的確是異乎尋常!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真是了不起。如果說它“偉大,光榮,正確”絕對是名副其實。若是西方國家,41%的庫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25%的銀行壞賬率,它們早就完蛋了。 而十多年來,江澤民與朱熔基領導下的中共政府治理的中國創造的這“繁榮昌盛”,不斷地創新世界經濟史記錄,也是令人驚嘆不已。
2001年,我曾寫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經濟不是產業失調,而是社會結構失調。中國經濟問題不是因為內需不足無法促進經濟發展,而是整個社會沒有內需。如果我們能看一看中國最基本的數字,我們就可以明白問題的癥結在哪里。全國工資總額,是中國最清白的“合法收入”,1999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僅有0.987545萬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萬 億元!2002年,全年工資總額也就在1.2萬億元左右,而2001年國家財政給全國4,500萬政府公務員漲工資,也就是拿出了700多億元。即使是這700多億元都流進了消費品領域,各位看看,能否消化掉過去存在的3-4萬億元庫存?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稱,2002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長7.5%,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6.9%。這個數據這是非個令人感到困惑的數據,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1年起碼可以達到人均7,008元,那麽3.6-3.8億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總計就將為2.5-2.7萬億元。實際上,全國的工資總額只有1.2萬億元。其間相差一倍。換句話說,城鎮居民的灰色收入高達1.5萬億元人民幣。而關於中國農民的收入就更加令人費解,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說2002年一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594元,比頭年增長1%,考慮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照此計算,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全年就將近2,400元,中國農村約有10億多人口,那麽全體農民的全年收入將超過2. 4萬億元,占了GDP的1/4。這可能嗎?反過頭來讓我們再從宏觀上看看“居民儲蓄”。直到1999年時,除了1995年以外,從來沒有“居民儲蓄增加額”超過了“工資總額”的時候。但即使這樣,也顯得事情有些不對頭,因為“儲蓄增加額”相當高,幾乎可以約等於“工資總額”的80-90%。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比該年的“工資總額 ”還多出44億元。這已經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還在後面。中國從2001年9月至2002年5 月,僅只3個季度,居民儲蓄就提高了1 萬億元,從7萬億元達到8萬億元。這就是說,若是4個季度的時間,居民儲蓄將達到1.25萬億元的增長。而後來的事實,就更為離奇。根據中共官方興奮宣布的消息,中國大陸居民儲蓄總額至9月末已經高達8.45萬億元!這就是說,從去年9月末的7萬億元到今年9月末,1年之間,居民儲蓄總額居然狂漲了1.45萬億元!即將超出“工資總額”高達3,000億元了!這說明了什麽?,是什麽原因造成大量“來源不明” 的錢湧入了“居民儲蓄”,難道百姓們拿到工資後都不吃不喝將工資收入放家家中“孵化新錢”嗎?其說明了什麽?這筆高達1.5萬億元的人民幣是從哪里來的?其實,這筆錢的來源很簡單,這就是執政掌權者的“腐敗收入”。
按照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平均工資月收入只有一千元左右,2001年是中國城市家庭收入“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的1年。據官方宣布,中國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按可比價格比2000年增長了8.5%,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麽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除以12=571.67元,如果按照每月人均竟只有區區 159.68元!各位可以試想,每月每人159.68元人民幣,即使是你在中國落後地區生活,你會過一種什麽樣的生活?你還能有多少錢去儲蓄?從這點上也證明了海外一種判斷:大陸貧富分化已經遠遠超出了想象,10%的富裕階層占據了全中國90%的財富。而這些“腐敗收入”者是不會將收入轉化為投資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投資收益會高於“權利腐敗”。而大陸政府想依靠這些人的消費來促進全國整體經濟“內需”,這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嗎?百分之九十的勞動者沒有消費能力,耳聽為虛是為了溫飽而煎熬,這經濟能有內需嗎?相反,腐敗得到的金錢,更需要洗錢,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最近大陸破獲的洗錢集團為什麽能在一年內洗出兩千億美元的原因。世界上任何一個腐敗者最需要的都是將自己的不義之財轉移出去,而不是在當地投資。數年來,中共並非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只是利益集團在其中,所以沒有任何人去追查。數年前,我批判朱熔基先生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就是這個原因。積極擴張額定財政政策並不是擴大百姓的私人經濟,也不是改善百姓的生活,更不能促進消費,而是利用國家餓名義去做低效,甚至是毫無回報的事情。而中共的經濟學者及相當部分的經濟決策者為了政權的穩定,盲目不顧一切地高什麽大型工程,妄圖一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其結果是又造成了權利機構和掌握權力的人的更加腐敗的途徑。大量的國家財富以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為名,被全中國1%的權利控制者轉移吞噬。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對外出口和海外投資是支持中國發展的主要支柱,在這里,我想試問一下中共官員,累計起來數以萬億計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的最終效果在哪里?這麽多錢在這幾年來為什麽沒有能促進內需?為什麽中國經濟增長還需要依賴海外投資和對外出口?各位中共官員和經濟學者能給中國百姓一個合理的解釋嗎?
在短短時間里,中國經濟界和政府官員翻來覆去。開始是朱熔基先生對外喊話“人民幣面臨著升值壓力,中國政府是個負責任的大國”,現在又有官員叫喊著“大陸經濟過熱,面臨著通貨膨脹”。各位反覆之快讓人難以置信,政府官方經濟數據相互矛盾,互煽耳光,讓我等海外無業遊民看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我自知我不懂經濟學理論,只是個經濟學愛好者,但我知道凱恩思理論是有條件的,通貨膨脹發生的基礎是地區性的封閉,而在國際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最容易發生的經濟通縮,中國經濟問題更不是什麽通貨膨脹。難道中國經濟真的發展到了高度發達的地步了嗎?事實上,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經濟通縮將成為今後世界各國發展的主要問題。各位讀者看過上面的數據,很清楚地就可以分析出來,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體制和政治問題。內需不是刺激出來的,而是需要培養出來。讓中國90%的百姓每天為生存發愁,他們怎麽去投資?他們怎麽去消費?難道他們不考慮自己老年的退休問題嗎?難道他們不考慮自己的醫療費用問題嗎?一個沒有良好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不會是一個穩定的國家,也永遠不會有發達的“內需”,更何況中國是個兩極分化創造世界記錄的超級大國。
談過了中國的經濟現狀,讓我們來看看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是如何?看看它為什麽會崩潰?什麽時候會出現崩潰的臨界點?
首先我們看看重點中的重點——金融業。
2005年,中國開放金融業,海外金融機構大舉進入中國。無論是中共還是國民,海內外一片歡騰。但唯一不高興的是四大國有銀行,這四大國有銀行在2003-2005的兩年多時間里,沒有能按照計劃消除壞帳,不良貸款仍保持在一萬億左右。所以,上市圈錢的計劃遭遇困難。中共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放棄四大國有銀行,而是再行成立資產處理公司,將四大國有銀行不良壞帳剝離。但由於原資產公司壞帳處理不力,中共政府財政部極有可能不再願意承擔責任而引發爭論與分歧。即使是中共政府同意由財政部承擔責任,這樣一來,中共政府就必需承擔近三萬億元人民幣的壞帳,也就意味著要發行近三萬億元人民幣的政府債券,每位中國公民需要購買2,300元。
隨著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大量的合資企業和優質國有企業將轉向海外金融機構。海外金融機構憑借服務,資金及技術手段與中國國有金融機構競爭。中國國有銀行的存貸差將由現在的3.5%-5.5%降低為2%。整個國有銀行將由贏利轉為虧損,2%的技術精英因為各種原因將跳槽到海外金融機構,國有銀行客戶大量流失。中國國有銀行因為上市計劃遭延遲,本身問題無法得到有效改善,競爭力日益下降,銀行的流動性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走向惡性循環。
到了2008年,海外金融機構站穩腳跟,國內居民及企業大量儲蓄轉移到海外金融機構,特別是海外金融機構的全球服務更將吸引中國大陸的富裕階層儲蓄。海外金融機構吸引儲蓄將占到全國總儲蓄額的1/3以上。中國國有銀行出現盈利及流動兩大困難。中國國有銀行因為北京奧運會建設貸款回收困難,有將造成一萬億元人民幣的新壞帳,最終將因某種風吹草動的小事而引發居民擠兌,銀行因無錢支付而引發更大的恐慌,造成政府出面幹預,大量印刷發行鈔票,從而引發人民幣大幅貶值。
其二再看中共財政危機。
根據目前狀況,大陸財政收入一萬七千億元人民幣,以每年收入增長百分之十計算,截止到2008年,中共政府財政收入不過三萬億元人民幣,即使是以百分之十五計算,也不過是四萬億元人民幣。但大陸國債將達到四萬六千億-六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加上隱藏的壞帳,保守估計,中國的國債總額也將高達九萬億以上,僅國債就將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兩倍。而與此同時,社會保障金缺口將達到十五萬億元人民幣以上,即使是中國經濟仍舊按照官方預期的那樣,以百分之七的增長率持續增長,相應的GDP總值也不過是十八萬億元人民幣,那時的中共政府財政將達到難以承受,甚至是難以維持的恐怖的狀態。
而在2008年,中共為了舉辦奧運會,大量的非生產性投資又將投入,其中相當一部分將會由政府財政支付,此數目保守估計也將在三千億左右。奧運會後大陸政府又面臨著大量新建奧運會基礎設施的資本回收問題。長期下去,這筆收益十分有限,甚至可能是虧損的資本都將成為大陸政府的新的壞帳。中共政府的財政均衡將走到一個非常可怕的臨界點。
而在未來的幾年里,中共政府,為了維持海外投資和出口加工這兩個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持點,不得不使用美元“體外循環”的方式,但同樣,中共政府面對著巨額外匯儲備,又不得不增發貨幣以維持平衡。事實上,這種危險的局面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出現,根據不久前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中國M1和M2已經面臨問題。2003年上半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為20.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0.8%,高出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和物價增長幅度之和十個百分點,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到了2005年,中國按照WTO協議開放金融,海外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在中國境內的任何人民幣貶值跡象又都會引發資本外逃會擠兌現象。外資金融機構的全球性服務將使中國大陸的外匯管制形同虛設,沿海富裕階層儲蓄將通過海外金融機構的各種“創新”服務流向海外。這時候的中國政府就必須要面臨著嚴峻的經濟與財政上的考驗。而為了挽救國有銀行及民眾擠兌,最終的結果是寄希望於“國家信用”而濫發貨幣,造成人民幣大貶值。而“國家信用”是否能維持中共政府則是個相當微妙的問題,根據以往的經驗看,世界各國在經濟危機到來之時,都曾使用“國家信用”這最後一招,但至今仍沒有成功的先例,均是以失敗而告終。中共政府能否以此挽救中國崩潰,各位均可拭目以待。
其三,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社會將如何?
中共政府一直企圖以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來促進“內需”發展,但經歷了十年的促進,即使是在國際社會經濟景氣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內需”仍然是一蹶不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大陸的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二。社會保障機制沒有建立,百姓沒有風險保障,只能依靠儲蓄進行最低級的自我保障。三。法律制度不健全,金融秩序沒有得以維持和建立。四。盲目的以GDP為指標,好高務遠,浮誇成風,政府投資浪費,沒有監督。
2008年,中共政府開放金融,同時對海外制造業幾商業也全面開放。海外金融機構的進入將會對中國的金融資本進行中國有史以來最大一次的再分配,各個金融機構將會讓資源配備轉移到各自的投資中國的海外關系企業,中國國有企業中的優質企業也將會因為海外發展及各種資金問題轉向海外銀行。而這種戰略上的金融資本轉移就勢必引起中國經濟發展上的重大變化。中小型國有企業就日益依賴日趨末落的國有銀行,同時,國有銀行因為自身利益也會對這些效益不佳的國有企業提高門檻,而這些企業就會面臨著資金不濟,人員流失,競爭無力的局面。中小私人企業雖然在資金上會因為國有企業放棄壟斷而得到緩沖,但又面臨著海外大型跨國公司的嚴重擠壓。發展起來步伐艱難,中國國有及私營企業都將逐步走向世界加工車間。而這個世界加工廠的結局就是中國全面淪落成為世界勞工,成為全球經濟鏈上的最初級一環,日益陷入深淵,成為獲利最少的一個世界經濟環節,勞工問題和環保問題將日益突出,民眾矛盾加深,政府為維持統治及“穩定”,勢必將加大鎮壓力度。而這種相互促進,相互擠壓的結果將會在經濟危機走向臨界點的時刻而爆發,從而引發整個社會走向崩潰,中共任何經濟失誤都將引發中共與民眾的激烈沖突,從而導致政治上的垮台。而此時的現象又會與當年國民政府在大陸濫發“金元券”造成中國社會全面混亂並導致失去民心的結果相當的近似。
其實,促進中國社會及經濟崩潰的原因很多,今日大量的民眾失業,及未來在2005年之後海外企業大舉進入中國所造成的中國中產階級難產及絕對數量上的劣勢都將會給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我們不可否定的是,中共政府如果不面對現實,及時改變執政政策,全面,快速進行改革,中國走向崩潰絕不是危言聳聽。當你們看到上面關於中國的經濟數據和現實時,難道你們不認為中國是在走向崩潰嗎?當今世界上還有幾個這樣的國家?
中國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情。民眾的積怨已經如同欲噴的火山。目前,中共賴以維持統治的理由只剩下兩個,這就是——穩定和經濟發展。各位讀者可以看到的是是中共的穩定是依靠獨裁和強權來維持,而經濟發展則其不惜犧牲中國百姓未來利益及資源來維持的。中國未來的經濟與社會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資源上的危機和信仰上的危機。一旦中國經濟與社會崩潰,中國是否能走向民主自由尚是未知。在今天的社會,暴力已經離我們遠去,但經濟的力量卻是越來越大。早在八十年代初,有人就這樣預言中共的改革開放:如果將中國比喻為一頭猛獅,在鄧小平之前的中共是騎在一頭沈睡的獅子背上,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已經成為了一個只能僅僅抓住獅子尾巴的駕馭者,中國這頭沈睡的獅子將在經濟的帶領下橫沖直撞,早晚會將中共甩到海角天涯,但中共之後的中國就會是我們希望的自由民主中國嗎?。
各位讀者,我相信讀這篇文章的任何一個人都不願意看到中國全面崩潰的一天,我們不希望悲劇總是在中國大地上重演。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感到悲哀,我知道我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中國,這使我感到更加的悲哀。我想問各位,你們誰能阻止中國走向崩潰,讓惡夢遠離中國百姓。
中共的官員們,國內的經濟學者們,我真心地希望你們能認真地看看自己的國家,用自己的良心為中國的百姓考慮一下未來,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你們選擇了不同的“路徑”,你們已經浪費了一代人的時間,我不知道當你們面臨崩潰的中國,你們會如何選擇,但時間真的不多了。中國已經遭受了太多的災難,難道你們真的失去了人的良知了嗎?。
悲哀的中國百姓,你們的希望在哪里?是什麽讓中國走向崩潰?
關於如何避免未來的中國崩潰,請各位靜候下篇文章:《2005年中共政府的生死抉
擇之年》
2002-7-7於LA草庵書屋
誰正在搞衰中國
有了互聯網,國人的人性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網絡謠言,攻擊,謾罵得到了最大的發展.只要打開任何一個中文論壇,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程度上的相互攻擊的文章,諷刺挖苦算是比較文明的.正是因為網絡上可以隱藏真實身份,國人就充分利用了這點,將人類的劣根性充分發揮,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只要一言不合就拳腳相向,人身攻擊就更成了家常便飯.變換網絡ID造成人多勢眾的印象是常用的手段,斷章取義,修改作者原文更是普遍.
有讀者來信詢問我:”你為什麽不對攻擊你的人反擊?”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中文網絡成百上千,世界上的每個人身處的環境和位置不同,對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解讀很正常,如果全部是讚同反倒是奇怪了.世界上沒有聖人,沒有人的觀點和思想會全部正確.有人反對,我何必要反擊呢?正確的我接受,不正確的哈哈一笑而已,況且我又從來沒有想過要世界上所有人都接受我的思想.再者,我寫文章能有數以萬計的讀者在讀,能累計收到近九千多封支持者的信件,這已經讓我感到很知足,已經很欣慰了.
也有讀者來信這樣問:”網絡上攻擊你的人是不是你自己故意裝的?”.坦率地講,我從來不使用其他的名字,更不會變換名字去罵人,更不會自己罵自己.有人不喜歡我,但我知道他們也是我的Fan,他們仔細閱讀我的文章,研究我的文章有什麽不好呢?只是最近接連不斷地遭受病毒信件攻擊,很多信件無法打開,無法給讀者回信.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因為寫了一篇名為<中國不亡,天理難容>的文章,結果在網絡上和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爭論.我也接到了很多來信,很多讀者對我說:”你為什麽要用這樣一句話做文章名字?”更有一些讀者說:”你是在搞衰中國,幫美國滅亡中國”.
面逼BGB0001I絡上眾多的Fan對我身份的猜測或一些人的謾罵攻擊,我都是一笑置之,我沒有時間在漫無邊際的網絡上澄清每個質疑,更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和某些人爭論,你可以不接受我的觀點,同樣,我也有不理會你的權利.但對有讀者質疑我”有意搞衰中國”,我不得不出來澄清.暫且不說我這個小商人是否有能力去”搞衰中國”,就算是的我的一篇文章表達的激烈一些,但如果一篇文章能”搞衰中國”,我相信這個國家也真的是衰到底了,至少也是病的不輕.
國人一向自信的漫無邊際,盲目自大的有些離奇.總以為世界還是以中國為中心,世界上離開了中國話題,其他國家就沒有了生活目標.以本居士的觀點看,盡管中國仍在不斷進步,但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今日的中國不過是一個發展比較快的落後國家而已,無論從經濟上還是現代文化上,無論是思想上還是對世界發展的貢獻上,中國都無法和美國,歐盟,甚至是日本相比.這樣的論點不是要貶低國人,而是一種事實求實的認真負責的認識.
最近海外和很多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對中國的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認為中國的未來發展面臨著很多的問題和困難.從某種程度上看,我覺得這些學者和企業家是非常的愛中國,也是非常的負責.根據我的觀察,海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的學者,這些學者因為研究的問題不是國際上主流問題,在學術上甚至會遭到很多同行內的排斥.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和企業家大部分是對中國問題非常感興趣的人,更多的人熱愛中國,熱愛中國文化.作為中國百姓和政府對待這些人不應是排斥,而更應該是接受,認真地反省自己的問題.
中國和美國,在未來是個對世界影響都會越來越大的國家.隨著中國的開放和變革,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會越來越多,相對隨著世界分工,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可能性越來越強.中國由於人口問題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世界各國對中國的關心也越來越多.關心中國,了解真實的中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同樣,研究美國的問題也不能像以往一樣可以拋開中國而單獨研究.
在學者們”唱衰”中國的之後,開始有了很多中國學者”唱衰”美國,似乎不”唱衰”美國就無法說明美國如何走向衰敗.針對這些海外研究學者和觀察家的文章,中共首先是反駁,然後是由一些禦用的學者寫文章反駁.相對於以往,中國政府的做法進步了很多,至少沒有謾罵這些人是反共分子.中共某新聞發言人也在答記者問中這樣說:”美國經濟也同樣遇到了很多問題,經濟問題不僅僅是中國才有,有人對中國經濟問題小題大做,是別有用心,想搞衰中國”.
是海外學者在”搞衰中國”嗎?美國經濟經過911事件後的短期衰落後,正在逐步恢覆,盡管過程很反覆,但他正在逐步向健康性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情.很多中國經濟學者對美國經濟數據感到迷惑,對美國如此快速地恢覆經濟發展感到困惑,這也很正常,美國本身就是一個新經濟制度的實驗者,一個尚未完全成型建立的新經濟制度的創立者,新的經濟奇跡出現有什麽奇怪的呢?正如中國,中國同樣是個新的制度和經濟的創立者,盡管這個混合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新經濟制度,封建獨裁制度的混血兒並不被世界看還,但中國最近二十年的奇跡性發展不也讓很多西方國家的學者迷惑嗎?
國人比較喜歡找個對手,同時利用對手來解脫自己的責任.講到”搞衰中國”,我更相信是國人自己在搞衰中國,從世界整體新經濟角度上看,更是中共自己在搞衰中國.我曾對一位頻繁攻擊我的人在論壇上留言:”不敢正視自己問題的人不會成為成功者,不敢接受意見的人同樣不會戰勝自己.一個人最大的困難是戰勝自己,從心理上戰勝自己”相對於一個政府也是同樣如此,與其為自己辯護,不如讓事實來說明問題.
對於美國使用強勢美元政策,中國的很多學者認為美元強勢對美國經濟有利,但不會長久.相對於美國的新經濟理論,我更相信美國政府會使用一切手段來維護美元強勢發展,並保證美國國民的利益.最近,美元相對於主要兌換貨幣就是小幅度上升的趨勢.美元對日元從127.01上升到了127.40,對歐元從0.9175上升到了1.5901,對瑞士法郎也從1.586上升到了1.5901.為什麽美元會上升呢?其實這主要是世界對美國未來經濟回升的信心表現.如果從美國的實際情況看,美國的經濟並非一團景氣,企業獲利也沒有,明顯提升.相對而言,美元資產的贏利吸引力也不是很好,甚至是下降.各位可以看到,美國的Fed是四十年來最低的1.75%.相對於歐元基準利率是3.25%,英國是4%,中國最高.而公債方面,美國十年期的回報只有本5.09%,與數月前下降0.44個百分點.按照這個理論,美國經濟應該是下降,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世界資本應該蜂擁而去中國.
為什麽中國政府反覆強調本國經濟發展非同尋常,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但世界資本不去中國反而去經濟學家認為經濟覆蘇前景未明的美國呢?難道是真的有人要搞衰國嗎?
我一向鼓動中國的經濟學家講政治,政治官員講經濟.江澤民先生不是講過要大家”講政治”嗎?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是經濟問題,相反是個政治問題.是經濟官員沒有理會江澤民先生的指示,在經濟事物上沒有”講政治”的結果.
中國的問題是個制度和體制上的問題,經濟改革在遭遇到了政治問題的時候,官員們就開始不講”政治”了.一個制度上制約經濟發展的時候,任何西方的經濟理論都無法解釋甚至轉變經濟的發展.美國911事件本身對中國是個發展經濟,變革政治的很好契機,美國經濟衰退本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商人本不講政治,哪里錢好賺就去哪里.這,里面沒有什麽理論,有的只是人的本性.海外的商人盡管知道中國有很多的生意機會,也願意到中國去賺錢,但看到了中共不進行社會體制和政治上的改革,相反在社會體制上抱殘守缺時,如何相信自己的金錢在未來不會被沒收,即使中共不沒收.但每日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暴民”叠出,腐敗橫行的動蕩社會能給投資者安定的信心嗎?當謊言和不信任橫行社會的時候,投資人會還相信誰?這難道也是有帝國主義分子跑到了中共內部搞破壞的結果?
”搞衰中國”,這真是個莫名其妙的帽子,按照中國一些人的觀點,美國經濟下滑不穩定的時候正應該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刻,中國沒有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吸引世界各國資本,這不是世界上有人要搞衰中國,而是中國沒有掌握住有利時機,沒有辦法吸引資本家,事實上搞衰中國的不是海外的資本家,更不是學者.相反,正是中國政府和中共自己.商人沒有國界,哪里有錢就去哪里,商人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政治家.安全穩定的環境和良好的前景才是最愛.為什麽在最近的一年中,投資俄國的海外資本在以百分之六十三的比例高速增長,為什麽沒有人去”搞衰俄國”?
推卸責任,轉移視線是國人的一大特點,世界上沒有什麽人在”搞衰中國”,華人和熱愛中國,潛心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更不會想去”搞衰中國”.這些人也沒有本錢和能力去”搞衰中國”,如果這些人能”搞衰中國”,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會同意”搞衰:這個執政中國的政府和政黨,因為他真的很衰.
誰在搞衰中國?
2002-5-11於LA草庵書屋
中國加入WTO──誰還能如此厚顏無恥
中國加入WTO一周年,一位在網絡上相識的大陸經濟人士給我留言,希望我能談談對中國大陸加入WTO的一年總結。因為和海外的一些商人在網絡上建立了一個語音論壇,每周六都會在這個語音論壇里請些專家做時事評論,而我自己則進行經濟時事評論,斷斷續續地講了一些,在一個專題演講中也講了很多關於中國加入WTO後的情況分析。
中國加入WTO後的情況如何呢?關於這方面的分析充斥各種媒體,企業界,經濟界,政府及海內外均有不同的解讀,說法不一。一年多以前,曾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加入WTO的文章,引起了眾多的朋友們的質疑,也理所當然地遭到了眾多的攻擊,似乎我講了一些自認為是真心話就是阻礙大陸進步的海外反動勢力代表,甚至有人質問我拿到了美國政府多少錢,是否是美國反華勢力的代表,更有人長篇大論地從各個角度論證我如何別有用心,如何欺騙愚弄中國百姓,如何居心叵測。
不久前,一位身在美國,擁有商業管理碩士和法學碩士兩種文憑專門從事反壟斷法研究的法律界朋友給我發來數封信件,告知我中國政府組織了一個以龍永圖為團長的代表團訪問美國,將在美國幾個城市和美國政府,民間團體及行業協會進行關於中國加入WTO後的政策交流(U.S. ━ China & Investment Trade Law Seminar),這位朋友希望我能參加,並希望我能提出一些問題。我和這位法律界的朋友曾就中國WTO協議的法律地位問題進行過討論,兩人觀點雖然不盡相同,甚至是爭的臉紅脖子粗,但在12月10日在美國德州休士頓Doubletree 大酒店艾倫會議中心舉辦的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及民間的關於WTO交流討論會上,這位法律界的朋友還是將我們討論並存在分歧的一個問題向中國政府代表團提了出來,這就是:“WTO協議在中國是法律?還是承諾?如果是法律,在中國法律體系上的地位是什麽?一級法律還是二級法律。。。。。。”。隨中國代表團前來的中國最高法院的資深法官楊女士(Ms. Yang Linping)面對這個問題回答的非常藝術:“我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因為WTO是個非常覆雜的問題,不是幾十個專家就能研究搞明白的問題,回國後我們需要組織大量的專家進行研究確定,這個研究可能需要幾百個專家來進行,這個問題在中國的法律上和司法實踐上都沒有先例,也沒有文字說明。。。。。。”
My God!當我聽到楊女士的回答之後,差點從椅子上掉了下來。中國進行了十多年的WTO談判,而且加入WTO一周年了,竟然連WTO協議在中國的法律定位都沒有搞清楚,更令人發指的是竟然還沒有組織專家研究。我不知道中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中國政府是個什麽樣的政府,對人民竟然這樣不負責任,加入了一個影響國民生活非常深遠的國際協議,竟然還沒有確定它的最基本的法律定位。我不知道大陸眾多的政府官員,WTO學者和專家們每天對中國百姓和企業進行的各種關於WTO的講座和解釋是如何進行的,更不知道他們如何解釋WTO在中國的法律從屬問題。中國政府連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有解決,讓中國的企業和百姓如何面對WTO?一年前我曾寫了一些關於WTO的文章質疑中國政府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這些文章遭到了眾多愛國人士的攻擊。但我沒有想到的是,截止到今天,中國政府連簽定的WTO協議的最基本問題還沒有確定。這樣滑天下大稽的政府實在是世間少見,竟然還有臉派出眾多的政府官員及專家來美國進行交流。
當美方人士指責中國政府對金融服務業開放不力的時候,龍永圖先生竟然這樣回答:“在加入WTO之後的一年中,經過中國政府的大力宣傳,政府清理了2300多件法規;廢止830件;修整325件;19萬件地方法律,法規得到了廢止和清理。。。。。。”天啊!世界上竟然還有如此厚顏無恥的人,難道只有經過“大力宣傳”中國政府才能修訂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和法律嗎?難道中國政府修訂那些不合時宜,阻礙經濟發展的法律規章是為了給美國人看的嗎?連WTO協議的法律地位都沒有搞清楚的中國政府,你是根據什麽基礎和依據修訂的法規和法律?如果你將WTO協議當做一個法律,那麽你是如何確定它的法律地位?難道它真是淩駕在中國憲法之上的法律?如果WTO協議只是一個國際承諾的話,那麽,你修改國內法律的根據又是什麽?難道中國的法律都要根據國際承諾來進行修改?
早年,身為中國政府總理的李鵬先生無知地指示中國政府簽定巴塞爾協議,其理由就是中國政府是個大國,所有的國際協議都要加入。當海外華裔金融人士對大陸提出警告的時候,大陸政府的官方回應竟然是指責這些海外華裔經濟學者和金融人士是別有用心的人,是在破壞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在阻礙中國進步,破壞中國改革開放。而當中國政府簽定巴塞爾協議之後,中國的銀行業才發現問題重重,自己不僅無法完成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和規定,反而將自己推向絕境。不僅如此,根據巴塞爾協議,中國自己的金融企業不但沒有走向世界,反而受到了更多的束縛,海外金融企業反而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中國,與原本就搖搖欲墜的中國金融企業爭奪市場,爭奪財富。而當中國金融界在中國政府簽定協議,真相大白的之後才感嘆地發出了:“糊里糊塗地加入了本不應加入的巴塞爾協議”,事實上,在上次中國政府加入巴塞爾協議談判的時候,談判代表團中竟然就沒有一個懂得銀行業務的技術專家,中國的銀行業更是沒有一個機構參與,甚至是毫不知情,中央政府還對此美其名曰地解釋為:“外交事務需要保密”。
一年前,當我指出中國政府加入WTO是想借外力改變目前固疾難醫的中國現行體制,我曾大聲疾呼,我希望中國政府在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不要忘記中國百姓的利益,不要讓人民的利益犧牲的太多,盡快建立專家團隊熟悉WTO規則並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讓真正的體制改革目的實現。但今天的現實實在讓我失望,我看不到中國政府的巨大變化,相反的是,讓我看到了更多的無知,無理,無序。
一年前,當中國即將加入WTO,國內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是歡呼跳躍,更有眾多拍馬屁的“著名經濟學家”宣稱:“中國加入WTO,將為中國增加三千萬個就業機會。。。。。。”,更有“專家學者”將中國加入WTO之後將會增加的就業人數精確到了個位,讓海外的經濟學者及我等自稱是經濟愛好者的小商人“驚嘆不已”,佩服的“五體投地”。事實如何呢?根據中國政府的最新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國在2002年增加的就業機會是44萬個。根據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2001年中國失業率是3.3%,失業人口為619萬人。。。。。。”但在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邱曉華先生公布的另一個官方數據則說:中國2002年的失業率是4.5%,失業人數大約為800萬人。。。。。。”。在這兩個官方數據之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加入WTO之後的失業率並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一年之間凈增失業人口180多萬人。數據,經濟生活需要的是數據,一切都應該用數據講話。 難道這些數據不可以說明問題嗎?難道這些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數據不真實嗎?在網絡演講中,曾有朋友問我:“你的經濟數據都來源於哪里?”,我很坦率地告訴他:“我文章中的經濟數據全部來源於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數據”,這位朋友又對我說:“中國統計局長說,統計局的數字不一定準確”。我聽了之後,我反問道:“那麽,我們應該相信誰的數據?統計局公布的官方數據不準確,那麽中國政府誰公布的數據準確?我應該引用哪里的數據?”。在那次演講之後,一位朋友給我發來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統計局局長邱曉華解釋為什麽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會失真,並列舉了數個原因。另一篇文章則是一位財經記者寫的,他對中國各省的統計數字綜合和國家統計局數字比較之後發現,僅GDP一項,各省的統計數據竟然和國家公布的數字相差一萬多億人民幣。各位要知道,中國統計局官方公布的去年GDP總值不過八萬多億人民幣。而中央政府公布的數據與地方政府公布的數據竟然相差一萬億,我不知道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怎麽計算出來的,如果是地方當局統計有問題,那麽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如何得到的?又是壓縮的?根據是什麽?如果地方當局統計沒有問題,那麽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如何來的?根據又是什麽?如此荒唐的中國政府怎麽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又怎麽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當國內的官員和學者反駁海外人士對中國經濟的不同的看法時,你們又如何解釋你們引用的中國官方數據?怎麽解釋這其中的水份?你們又如何證明官方數據的真實性?如此的數據難道不允許我們質疑嗎?難道不值得我們質疑嗎?
一位網絡上的朋友對我說:“。。。。。。馬上就到年底了,你很快就會看到大陸又會有一批官員和學者會寫一大堆的總結文章,會高瞻遠矚地告訴我們,中國加入WTO之後又取得了XX輝煌的成果,中國加入WTO之後在經濟上又取得了XX成績,中國加入WTO為百姓帶來了XX的好處和利益。。。。。。。”。聽到這位網友的話,我感到萬分的悲哀,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是個什麽樣的政府,我更不知道中國的經濟學者,法律學者是什麽樣的學者。我為中國百姓悲哀,更為中華民族悲哀。我從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民族,我想問各位:
誰還能如此厚顏無恥?
2002-12-15於LA草庵書
積極擴張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崩潰的導火索
一位“海歸”到大陸政府擔任司局級官員的朋友曾對我說:“你寫的文章越來越激烈,大陸政府很難接受,你不如將文字緩和,同樣可以達到寫作文章的目的。你的文章在國內政府和經濟界很流行,幾乎沒有人不看,你何必要將自己搞得象一個“反共”分子?”
聽了這位朋友的話,我深思了很久。我曾講過,在海外能批評大陸的人幾乎都是對大陸懷有強烈的感情。是非常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我從不否認在海外有相當大的一批人對中國事務不聞不問,這些人早已經與中國劃清界限,因為他們已經不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種人,但在我的內心卻一直有著一種深深的中國情結。這個情結讓我時而興奮,時而悲傷,而當我看到中國經濟社會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又讓我不得不憤怒。
在每周六北京時間21:00定期舉辦的網絡語音演講會中,有朋友曾問我:“你一直批判朱??基的經濟政策,一直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你的根據是什麽?”
中國經濟問題一直是個令世人困惑的事情,表面上看,一方面是不可否認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令人震驚的重重問題。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中共曾花費了很大的力量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並致力於分散權利,地方政府自主權空前地膨脹。這個現象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創造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但在1989年之後,中共在江澤民,朱熔基執政後,卻開始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穩定”發展政策。用中共的話來講,這就是:“似右而實左”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凱恩思經濟理論的延伸。但這個理論在大陸的施行卻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凱恩思理論是建立在私人所有的社會制度上,只有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才能達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中共在實行這個經濟理論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考慮這個理論的實施基礎,只是企圖利用擴張的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掩蓋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和經濟與體制上的矛盾。
在中國,盡管我們看到了今天的私人經濟已經占到了社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中國實行的擴張經濟政策的實施卻依然是支持和扶持日益衰敗的國有經濟,大量的政府投資和資金仍在支持著這些低效率,甚至是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數年前,當我斷言朱熔基先生“國營企業三年解困”必將失敗的時候,我曾建議將三千億人民幣解困資金轉為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基金。但作為海外小商人的建議畢竟是人輕言微,更被人斥為俄國式的休克療法,對中國政府別有用心,甚至被人懷疑是具有美國政府特別身份,專門幹涉破壞中國經濟發展和穩定(而有關部門還專門開會調查研究本人的身份問題和行為目的,造成了諸多的笑話)。到了後來,中共政府浪費了三千億人民幣不但沒有解國有企業的困境,而更大的問題是錯過了發展社會保障基金的最後時機(有關社會保障基金的問題請看下篇文章:社會保障機制——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棵稻草),同時,數年來,傾向於扶持沒落的國有經濟的積極擴張政策不但沒有讓社會穩定,相反壓制了私人經濟的發展,更為中國金融界創造了一個四萬億人民幣的巨大虧損黑洞。這就是國有銀行的巨大壞帳問題產生的根源。數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一些統計數據:“2002年境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比上年減少951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4.5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帳面盈利達385億元,比上年增加245億元,經營效益顯著提高”。這個統計數據說明了什麽問題呢?我們從這個自我塗粉,表示進步的報道中能看到些什麽呢?一,根據上述數據的推算,中國金融壞帳高達四萬億人民幣。四萬億人民幣是個什麽概念呢,這就是相當於每個中國國民要承擔三千元人民幣的壞帳損失。而目前中國民間儲蓄的總數不過是八萬億人民幣。這就是經濟高速增長背後所掩蓋的真相,這也是中國人民銀行再一次煽了自己政府一個耳光,從側面說明了中國金融壞帳比例遠高於中共政府自己承認的只占25%的比例。二。中國金融界在形式大好,經濟高速增長的2002年所消除的金融壞帳也不過是951億人民幣。如果按照這個速度,先設立一個荒唐而又不可能實現的假設,這就是在未來數十年中,中國金融不再增加新的壞帳。中國金融界要想靠自身發展消滅壞帳也需要四十多年。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就是要讓近兩代人去消化中國國有銀行的壞帳,這是一件多麽悲哀的事情啊。而本人曾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談到希望中國金融界能夠靠經濟發展總量上的增長來消除壞帳,國內的友人說我天真,從今天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上看,我的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事實上,根據中國各個方面公布的數據計算,2002年,中國國有銀行新增貸款中的壞帳比例又高達30%以上,舊病未去,又加新病。
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國政府在去年的財政收入是一萬七千億人民幣,GDP是十萬億人民幣。增發的國債是六千億,中國國債總額三萬二千億人民幣。折合每個國民承擔2,500元人民幣。如果我們能詳細地分析一下這些數據中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看到積極擴張財政政策的未來走勢和結果,我們也許會看到未來中國經濟是否會崩潰?
在1995年時,國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為499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42.5%;到了1998年,國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急劇增加為2353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70%。在1989年時,只有少於3%的政府財政收入用來支付國債的還本與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時,該數字已經高達24%。根據本人的初步估計,中共政府在1992年支付52億人民幣的政府公債利息,到了1999年時已經高達830億人民幣,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更可怕的是,2003年中國國債發行額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經超過80%。還本付息額占中央財政本級收入的比重也已經從1989年的8.8%增長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中共政府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以債養債的地步。而且,一旦債券投資人擔心中央政府無法償還債務,或中國發生任何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的動蕩,他們會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債利率,這將使政府債務問題更加惡化,進而產生惡性循環的災難性後果。在另一層面上,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為1998年的經濟增長增加1.5%,1999年為2.0%,2000年為1.7%。這些公債總共為648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199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兩倍。這種指數型的惡性增長盡管創造了今天的表面化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卻埋下了中國社會整體經濟崩潰的種子。從實際效果看,中國原本計劃2002年全年發行國債總計人民幣5,930億元,這是一個創紀錄的高水平,但目前仍有高達人民幣910億元的國債尚未出售。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今年已經七、八次進入國債市場公開操作,總共回購一千億人民幣的國債,試圖拉擡國債,吸引中國民間購買國債,但國債價格仍然在下跌,甚至跌破票面價值。出現數年來少有的新局面。
我們再看看地方債務問題,地方債務包括縣鄉村各級政府和組織所欠下的債務。2001年5月的《中國新聞周刊》通過采訪調查,認為目前中國大陸鄉鎮債務窟窿高達2000億元,這還不包括縣級政府債務和鄉村債務。而本人根據大陸政府數據估計:2001年底全國鄉村債務已經高達3,800億元。2002年更高達5,900億人民幣
我們看一看下面的內容,這全部是摘錄自中國官方報道:……以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安徽省來說,全省平均每個鄉鎮負債300萬元,每個村平均負債近20萬元。湖北省監利縣的村級債務5.5億元,鄉鎮債務(含管區)3億元,縣級債務1.5億元,合計為10億元。在江漢平原,該縣基層債務尚屬中等,有的地方欠100多萬元高利貸的村都有不少。1999年上半年湖南省農辦、財政廳在全省範圍內對鄉鎮負債狀況進行普查,其結果是全省2000多個鄉鎮總負債85.4億元,鄉鎮負債面高達88.2%,每個鄉鎮平均負債363萬元,其中負債最高的達5111萬元,為鄉鎮幾年甚至十幾年的財政收入之和,有的鄉鎮在1999年就已經吃完了2003年的財政預算。2000年8月,安徽宿州市政協對宿州市15個鄉鎮稅費改革情況進行調查,15個鄉鎮歷年滾存債務總額為1.06億元,平均每個鄉鎮為727.1萬元,其中欠債千萬元以上的有3個,500萬元以上的有7個,債務的構成主要包括欠發工資、鄉鎮建設工程欠款、鄉鎮企業欠款、世界銀行貸款、農業發展資金等。在當前鄉鎮財政年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債務負擔已經成為鄉鎮財政的一個沈重包袱。其中有些債務因為稅費改革無法解決,如部分鄉村教育集資建校三年計劃,已實施一年,現在約三分之二的資金無法償還;還有一些分年度實施的公益事業,如已建道路和小城鎮建設等存在欠帳……
另外,中共經濟政策上朝令夕改,既有管理不善、用人不當的問題,也有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的因素。過去國家號召興辦“短平快”項目,鄉鎮大力興辦企業,後來又封殺“十五小”,企業被強行關閉,債務由鄉鎮財政背著。當前相當一部分鄉鎮負債已經超過其財政收入的一半甚至兩三倍,如河南省靈寶縣豫靈鎮前些年在“大發展”中大量舉債,今天負債已經超過了1個億,按照每年償還100萬元計算,需要100年才能還清所有債務。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極易引發財政危機。由於鄉鎮負債大多品質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來自銀行或者信用社貸款外,80%以上來自農民或職工集資、農村合作基金、私人組織甚至民間高利貸。另外,為了按時完成預算上繳入庫任務,鄉鎮墊稅現象也很嚴重,其後果形成了虛假的“泡沫財政”,一些墊稅資金如果來源枯竭,將有可能因負債累累而導致財政上的崩潰。
根據中國地政府官方公布的各省市地方2002年統計數據表明,在省市一級地方債務上,各地政府一任接一任地積累起龐大的地方債務(含未登記外債),更是累計高達六萬億人民幣。全體大陸百姓又要人均承擔4,600元人民,整個社會又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黑洞。
在語音演講論壇中,曾有朋友問:“你認為中國會在什麽時候發生經濟崩潰?中國應該如何解決這個經濟問題?”
其實,在去年年中,當海外經濟人士提出中國經濟崩潰論,質疑中國政府積極擴張經濟政策的時候,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先生曾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長期使用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長期使用這樣的政策沒有不出問題的......”。當時,我以為中國政府將會在未來結束這個荒唐不切合實際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但意料不到的是,在中共十六大之後,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又確定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導,中共政府在未來的數年將繼續執行這個政策。
按照經濟理論,溫和的通貨膨脹會解決中國的目前問題,但問題是,凱恩思理論實行的基礎是在私人經濟為基礎的社會。而不是依靠維持毫無生計的國有企業來進行擴張。另一個執行凱恩思通貨膨脹理論的主要基礎是,這個社會需要有一定的社會保障機制,以穩定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負面的社會影響。而中國恰恰缺乏的正是穩定社會的全民社會保障機制(有關此問題,本人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討論),更為克可悲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數十年的最大罪惡是完全將原來建立的尚不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全部破壞。更通過資本分臟制造了眾多的社會新矛盾。當年俄國能在整體社會穩定的情況下通過全面的社會轉型,其主要的保障就是不完善,但仍起作用的社會保障機制。江澤民,朱熔基執政中國十三年的最偉大業績就是:不但原先存在的國有經濟黑洞沒有消除,而且又史無前例地在中國金融界創造出了一個更大的黑洞。並偉大,光榮,正確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是穩定的,經濟在高速發展。
有人曾來信對我說:美國國債也很大,不照樣活的好好的嗎?這個論調其實並不新鮮。中共在很多官方場合都講過資本主義如何腐朽沒落,美國國家債務如何世界第一,如何龐大。但我們如果能正視一下自己的問題,認真的比較一下兩國的總體經濟情況,我們就應該知道,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和壞帳總數已經超過了14萬億人民幣。而中國去年創歷史新高的GDP產值只不過是十萬億人民幣。如果我們再看一看中國民間財富量和美國民間財富量的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更多的問題。
有大陸經濟學家曾發表了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國債與GNP的比例不超過20%,而美國國債與GNP的比例曾高達70%。這樣算下來,中國的國債不僅沒有風險,更且遠遠不夠,還需要增發。事實如何呢?一。如果計算上地方債務及各級壞帳,中國國債已經高達GDP的140%,遠遠朝出美國的最高標準。二。美國民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了巨大的私人財富,而中國百姓在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積累的私人財富是多少?兩國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基礎嗎?政府增發的巨額國債賣給誰?
從根本性質上看,中國與美國國債發行量的最大區別是在與政府財政對國債發行量的依賴程度。這是影響一個政府執政及社會穩定的最關鍵指標。美國政府財政對國債的以來程度最高時也沒有超過20%,而中國政府財政對國債的依賴程度則在2002年創造了一個國際新指標:依賴度超過了80%,又為國家爭了光,可以寫進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了。如果各位知道了這個事實真相,你們還會心安理得嗎?還會高喊形式大好嗎?
小的時候,母親曾我給我講過一個小故事:在很久的時候,有個國王想獎勵一位功臣,國王告訴這位功臣說,你可以提一個要求,我會滿足你。這位功臣對國王說:我的要求很小,請您拿一個國際象棋棋盤,在第一個格子里放一粒米,在第二個格子里放兩粒米,以此類推,每到下一個格子就增加一倍。直到將這六十四個格子全部放滿。國王聽了功臣的要求之後哈哈大笑:你的要求如此簡單,我可以請你在提一個要求。功臣很謙虛地說:謝謝國王,您能滿足我這個要求我就心滿意足了......
事實如何呢?學習數學的朋友們可能會計算出來,如果要按照這位功臣的要求,將這個棋盤全部裝滿的話,全世界一年的糧食都不夠。這就是數學上的指數增長的可怕。同樣,我們知道了這個指數增長的實質涵義,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國政府的國債發行量會每年以45%的比例增長了。盡管中共采取了各種減員的方法,變賣大量的國有資產來補充財政。但前一年的巨大國債和指數增長的利息支出不得不到不依靠下一年增發新的國債去填補。而指數型的增長必將讓未來的中國政府和人民背上難以喘息的沈重負擔,實際上,在去年新發國債用於償還以往國債及利息的分額已經占到了70%的比例。這就是江澤民,朱熔基政府十三年來的“光輝業績“,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後不為人知的另一幕。同樣,我們可以預算一下,當胡錦淘先生執政後,如何面對這樣龐大的債務黑洞,中國百姓如何面對需要兩代人才能還清的債務,我想問各位,你們不感到恐懼嗎?
在語音演講論壇中,我曾多次講過,中共繼續執行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是個非常愚蠢的決定,是為了短暫的政權穩定而采取的全民性自殺政策。是為少數人的短期利益而置全體人民和中華民族長期利益而不顧的傷天害理的行為。我可以斷言:盡管中共政府信誓旦旦地要繼續執行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穩定社會。但我更相信,長則五年,短則三年,這個政策就會導致中國整個社會的經濟全面崩潰,從而引發中華民族數十年來最大的社會動亂。突發性的大幅度貨幣貶值及經濟崩潰會將使整個中國社會倒退數十年。而整個民族更會陷入動蕩和戰爭。什麽是引發中國經濟崩潰的導火索,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悲哀的中國國民們,每當我寫這些經濟文章的時候,我內心總是充滿了苦楚的感覺,我愛中華民族,但我不知道為什麽我們的民族竟然如此的悲哀。或許,新上任的胡錦濤先生可以為中國百姓找到一個新的出路,帶領中華民族走出目前的險境。但直到現今,我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內心的痛苦和哀傷,我只能以我的淺薄見識不斷地呼籲,我不斷地祈禱上帝保佑中國,保佑苦難的中國百姓。
我期盼著所有愛護中華民族的人們都去祈禱,讓上天保佑中華民族。
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崩潰的導火索。
2003-01-15於LA草庵書屋
有關中共政經改革與中共經濟官員的網上討論
主題: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gaohuiqing 2002-04-30 16:08:38
最近我一位領導剛剛參加完聯合國春季LINK會議,聽說居士發了一篇關於“唱衰中國”的文章,據說是有較大的反響。 不知是什麽文章,可否貼到論壇共賞?
另外,我對美國減稅效果較感興趣,不知居士可有深層研究?
主題:歡迎草庵到這邊討論問題。
作者:ZHAOXIAO 2002-04-30 18:32:11
那邊非經濟的話題多,自由寬泛,是“國際”俱樂部風格。這邊相對來說可以多討論企業與宏觀經濟的問題。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2 11:46:44
謝高博士,趙博士。
在近期我只發了三篇文章,不知道高博士指的是哪一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中文,就是在上面那位仁兄轉貼過來的文章。關於這篇文章,因為要說明問題,在推論上使用了一些“技巧”,盡管不是很恰當,但不影響結論。其中的原因是為了能讓百姓更明白,更通俗易懂。這篇文章已經被翻譯成了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大約有十幾家報紙轉載。日文版是日本名古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一位留學日本的中國學者翻譯。
另兩篇是分別是“Who care china?”及發表在美國加州一本地方雜志上的“Stop! China”.這兩篇文章因為已經將版權賣給了出版商,所以,任何轉載和翻譯都需要和出版商協商。我沒有辦法自行轉貼在這里。但我已經計劃講這兩篇文章合並,並增加一半以上的內容,用中文的方式形成另一篇文章發表出來。這樣可以避免版權的問題。所以,請高博士稍等數日。
關於美國減稅,坦率地講,我不是專家,美國的稅法極為覆雜,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報稅,逃稅的專業服務階層。相對而言,因為職業的原因,我更清楚一些避稅的方式。但我盡可能談談我所知道的問題與情況,與兩位博士商討。如有偏差,請各位原諒。
主題:關於美國減稅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2 13:32:33
在選舉前,小布什與高爾競爭的主要議題是減稅,說起來讓中國人笑話,二人爭論的焦點竟然是減稅額度只相差56美元/人年。這也惹得國內很多報紙在嘲笑美國的選舉。
在美國,百分之二十的納稅人負擔著美國百分之八十的稅賦。享受退稅的人口大約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但他們幾乎是享受著全部退稅的百分之八十。這部分人在美國被稱為20/80現象,其實剩余的百分之六十的人在美國承擔的稅賦很少。
美國財富集中,又實行全球征稅。所以,在美國合理避稅就很重要。一般有錢人喜歡使用各種不同方式進行避稅,最常用的就是在海外英聯邦屬國開曼等開設各種信托基金和企業,但相對於主要事業在美國境內的企業因為無法逃避稅,所以,這種到海外開信托公司的只能逃避遺產稅和贈與稅或來源於其他國家收入的個人稅收。
美國政府這次減稅,主要是使用IRA和401K減稅。就是允許個人每年增加提取不同數額的退休基金在稅前撥到個人退休賬戶中,但這個賬戶有個要求,這筆錢不允許使用在消費上,只能作為退休基金投資。增加的收入也免稅。這樣一來,大約全美國每人(指工作的人)就有2000美元轉入到不同的投資基金中去。這筆錢勢必會很快投資到社會及各個行業中。
另一個減稅的政策是,教育基金的變通。以往,美國居民在法律上每年每人有一萬美元的贈與款和子女教育款是免稅的。但超過此部分就要支付贈與稅。但這次減稅,在稅法上將子女教育款從一萬美元提高到了十萬美元。也就是說,富人可以用子女教育款的名義每年贈送十萬美元給子女。這樣一來,就可以提前進行財產轉移,美國的遺產稅很重,大約要占一半左右。贈與稅也相當的重。這種教育款的免稅,是指交納了個人稅後的積蓄,免的是贈與稅和遺產稅。當然,這筆教育款也有不同的要求,這就是必須在基金中儲存三年(不同的條件,有不同的要求)。同樣,這筆資本也會在三年內轉入資本市場。根據初步估計,利用教育免稅的家庭占美國總家庭的百分之三十八,平均金額在4.12萬美元。之所以沒有充分使用,這主要是部分家庭的財富問題,每年沒有十萬美元以上的財產需要轉移。但占美國百分之二十的極富裕家庭幾乎都百分之百地充分利用了這個政策。即使是按照目前使用的不十分充分的這個減稅政策,美國因為這一項減稅政策就等於調動了1.6萬億美元的民間投資來振興美國經濟。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2 14:27:37
美國減稅與其它國家減稅所不同的特點是全民性,相對於企業很少減稅。這與美國百姓觀點有關。美國人視企業和政府為一種權利高於個人的勢力。百姓個體是弱者,需要保護。所以,在減稅方面,往往是減百姓的稅收,但不減企業的稅收。另一個原因是美國的稅收是全民性的,幾乎很少有人不納稅。偷稅的有,但很少。
綜觀美國減稅,不能按照常規的減稅看,美國每個減稅政策幾乎都是和基金有關。都是通過退休基金和教育基金進行。這不僅可以促進並保證美國居民的社會保障還可以提高教育水準。這些基金最終都會流向企業和社會,通過投資來增值。這樣的結果是,百姓減稅額度很少,平均美國國民一年的減稅額只有數十美元,但調動的資本卻是數萬億美元。當然,這樣減稅主要是對富人有利,但不可不看到的是,美國在經濟振興的時候,只有富裕人口才會投資,只有調動他們的興趣才能引發投資。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良好的時候,民主黨就會上台,這時候的政策就不是減稅,而是增加社會保障基金,對貧困人口進行扶持。
小布什執行的基本是財政擴展政策,這與國內基本近似。但區別是,美國政府不是靠政府投資,而是通過減稅促進基金和機構投資,讓專業投資人來理性地控制各個行業的投資。目前,中國狀況是缺少真正的投資機構和基金。在金融管理上有著極大的缺陷。中國金融不開放,沒有個人理財機構,稅法上執行不力都無法仿效美國的減稅政策。即使是中國執行了減稅,也不可能達到美國的減稅目的。而正因為中國經濟體制上的問題,中國減稅往往注重企業的直接扣減,而非是全民的投資性減稅。這是中美減稅的本質區別,也是我在各個論壇上看到有人不明就里而高喊中國減稅的誤區。坦率地講,我知道中國的稅賦過高,但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建立征稅秩序。沒有完善合理的征稅秩序,減稅也達不到效果。更何況資源在政府手中,而非美國資源在百姓手中。
幾個區別是,美國政府減百姓的稅,征企業的稅。中國政府是減企業的稅,征百姓的稅,如利息稅,證券交易稅等。這有中國政府的難言之隱,也有中共是全國資產控制者的原因。但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劫貧濟富,造成更大的貧富分化。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2 14:48:10
我在《Los Angeles Times》發表的“Who care China”一文中也提到了一個問題.我一直認為中國應該減稅,而不能是簡單的直接減稅,但更大的問題是,中共沒有美國完善的經濟和稅務體制,怎麽減稅就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了.如何讓中國的減稅能對經濟有效果,這確實是需要智慧.
在我個人觀點中,中國最主要的課題是建立秩序,而不是建立司法,首先應當是將已經制定的司法應用化,同時減少行政幹涉和所謂的指導.對於GDP這樣的指標取消.政府可以統計,但不必要將他當作年度工作指標,這個指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的問題.我相信除去中國,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會將GDP當作政府經濟指標,更沒有當作經濟增長的年度要求.
除去這個因素,在經濟上建立秩序,然後再進行減稅政策,因為中國百姓幾乎不交稅,所以,首先應該清理的是非稅收性的不合理收費,然後再考慮減稅.非稅性的收費本身是個無法估量的稅外稅,同時也是制造地方與中央割據,制造腐敗的根源.同樣,這個問題也是造成社會動亂問題的最重要根源.
很多國內學者喜歡照抄美國模式,我反對這種辦法,並非學者不精,而是中國國情和美國不同,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不同.我接待過很多國內的訪問者,在很多問題上,特別是經濟問題上,國內的訪問者並沒有找到美國的精髓.即使是美國的減稅,您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真正感興趣的國內學者,也是第一個有興趣去了解其推動美國經濟的內部原因的學者.
美國減稅政策看似很簡單,全國減稅的額度全面只有數百億美元.但其調動的資本卻高達數萬億美元,相對於中下層百姓幾乎沒有什麽受益,但相對與只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的帶動美國整個經濟的投資人口,平均一個家庭的直接免稅收益卻高達一萬美元以上.這也是為什麽小布什在競選中遭受百姓和民主黨攻擊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減稅政策確實有效,美國經濟的再次發展,減稅有著不可否認的功勞.在未來,各位更可以看到美國投資會穩定的持續增長.更會促進美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
因為是隨想隨寫,沒有什麽準備,也無法修改,以上觀點請各位參考指正.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fli 2002-05-02 14:59:35
中國金融系統問題多多,正如居士文章提到,人員素質也是其中之一. 不知居士是否有比較具體一點的藥方?如能貼在這里,十分感謝。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2 15:00:51
我的一點建議:
中國的最大問題是社會保障體制的問題,中國減稅不應該是直接減稅,而是應該建立一個可以競爭的基金制度,讓企業一部分利潤主動投資到社會保障基金中,如,建立不同的社會保障基金,企業投資到這里的錢可以免稅,企業可以在數年後再取出這筆錢,百姓也可以投資這些基金,可以免個人稅.這樣,利用免稅來促進中國的社會保障基金建立,同時讓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社會其他規模企業.既建立了社會保障機制,解決了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又能募集龐大資本投資高效率企業.
當然,建立這樣一個制度,中國還需很多事情要做.但一旦制定了合理的制度和關鍵的秩序問題,我相信這個計劃並非不可行.政府完全可以統過免稅政策引導企業並建立社會保障機制.解決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安定問題.
此意見也不知道各位博士有何看法,小弟願意恭聽
主題:我以為中國當前減稅需要慎重。
作者:ZHAOXIAO 2002-05-02 23:00:55
一是因為當前稅收並不是主要的。所謂“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二是過去幾年的稅收增長有很多偶然因素,並不可持續。
三是未來增支減收的因素非常大。
另外,要減稅,也要做得精致一些。比如借鑒美國的一些更加靈巧的方式。否則,效果不會明顯。
主題:向趙博士請教。
作者:草庵居士2002-05-03 14:15:49
您文中提到的一稅二稅三稅指的是什麽?難道中國稅收還非等級嗎?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是否是指國稅和地方稅的區別?但怎麽會有三稅?
小弟有些糊塗,望老兄指教。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michael chen 2002-05-03 16:09:33
從文字上理解:1、2、3稅是指稅項,也即是說:收一種稅收,百姓可以負擔的起,兩種稅收,就占百姓收入比重比較大了。收三種稅收,百姓就完全負擔不起了。
具體到中國國情:
吳思《灰牢考略》:”民謠曰:“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這里的二稅三稅,大體相當於古人的“常例”和“陋規”之類的東西,即國家法定稅費之外的灰色稅費。當代民謠創作者不受古代概念的束縛,又沒有義務費心給這些灰色稅費起更恰當的名字,便拿數字排列臨時湊合了。”
何清鏈《中華民族的創口:人口壓力》:“農民負擔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農民上交的各種稅費相對於農民所得的各種收入來說確實太重了。各種稅費太多,其中許多屬於亂收費。農村里流行一句話:“一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這里的“三稅”指的就是亂收費。許多地方農民對抗的其實就是亂收費。 ”
蔡少渠 錢宏玖 田紅林《養路費 別亦難 燃油稅 來亦難---交通費改稅何時啟動》:“所謂一稅是指國家稅收;二稅指符合規定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三稅指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的“三亂”。
收費始於八十年代初,國家為解決財政經費不足,允許少數行政事業單位收費。”
上述幾個文章的說法,牽涉到中國很具體的國情。
中國的改革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每走一步都是在很多很多具體的約束條件下一種勢力均衡下的選擇。一個措施能不能成功也牽涉到很多方面的變數。亂收費也有其根源。
草庵居士的中文水平和對中國國情的了解還有待提高。
michael chen 2002/4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gaohuiqing 2002-05-04 10:16:58
政府的減稅可以通過基金來增加投資,這一機制確實值得國內改革的借鑒。
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減稅雖然可以直接增加基金資金來源,但是在經濟未好轉的時候,並不一定轉化為投資的增加,因為很可能出現無處可投的現象。進一步推斷下去,我認為,美國減稅對投資的推動作用可能只能在數年之後在經濟環境逐步好轉以後才顯現,並使新一輪經濟在啟動時速度更快。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2:16:44
高博士的推論很有道理。
目前美國投資界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有錢沒有項目,沒有吸引人的項目。縱觀全球,幾乎各個國家經濟都沒有亮點,中國相比之下是與眾不同,但存在的問題就是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的問題。以前,大陸的問題因為美商少而沒有暴露出來,時間久了,問題就暴露了,美商不同於日本和港台商人,中西方的矛盾更大,觀念更不同,日本和港台的商人可以適應大陸的國情,但美商卻不這樣看,盡管美商雇傭了很多地方人才,但從根本的管理階層的觀念卻沒有轉變,美國民眾的觀念更無法轉變。以往是華人美商投資多,目前是國際企業投資多,開辦駐華機構並不意味著投資,按照我的觀點,在華投資少於五千萬美元的國際企業都算不上真正的投資,只是試探而已。
目前,美股動蕩,其實是美資在解套,這就如我在數月前預測一樣,美國商人愛國是有限度的,永遠的經濟損失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外資流入,國內資本就要置換。但目前的問題是,很多民眾解套之後,手中現金增加,但令人振奮的投資項目卻沒有了。這將是未來美國經濟的很大問題。這也就是當中共胡錦濤先生與美國投資界會面是為什麽要討論中國政治和投資環境的原因。
其實,中國需要資本,只要在政治體制上和經濟秩序上有所改動,特別是憲法上的私人財富保護問題上有本質上的變動,美國目前的資本幾乎是百分之九十會流入中國。但可惜的是中共並不能意識到這個變動的重要性,更不能抓住機會。
早在911時間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說明中美結盟的利益,也預測美國的經濟未來走向,同時呼籲大陸政府借機改革。但可惜的是中共領袖近期訪問中東國家的行為和言論對中國未來形成了極壞的影響。各位看看最近的美國主流報紙就會知道,美國再次將中國當作了邪惡國家的支持者,警惕中國借西方資本成為邪惡擴張勢力的言論嚴重地抵消了中國以前的努力。特別是在美國百姓和西方國家對恐怖主義和911事件痛恨有加的時候,中共目前的做法顯然是火上加油,對中國自己的未來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利益。
事實上中共的思想上歧途已經導致中國在未來將會邊緣化,如果中國內部再發生動亂,各國的投資就會遠離中國。目前,美國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開發南美洲,如果南美洲經濟得到增長或能讓投資人看到希望,中國就會很快邊緣化,甚至會在短期內被世界拋棄。畢竟南美洲在各個方面都好於中國,而且人民的消費能力也高於中國,南美洲的經濟振興帶來的經濟利益絕對不會低於中國。
中國的道路其實很狹窄,關鍵是思想理念上的問題。如果說以前有中共老人來阻擋變革,那麽現在是誰在阻擋?為什麽不能順應潮流?
我覺得,中國未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體制問題,同時穩定社會的最大作用在於社會保障體制。沒有良好的保障體制,中共的劇烈變革會引發動亂。所以,為了未來的發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建立社會保障體制,讓百姓不能成為暴民。
從這個角度上看,我更傾向於,中共的改革要竭盡全力去建立社會保障機制,經濟發展放緩慢一些不是主要問題,先建立保障機制,然後放手自由經濟,進行體制和政治上的改革。
以我不全面的了解,目前中國缺少的是社會保障基金,其實,中共的財政節余完全可以投入到這個社會保障基金中,然後利用各種手段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當然,這里面有個觀點的問題,這就是中共要改變面子第一的觀念,將經濟指標讓位與真正的民情,放棄經濟第一的思想,而是讓體察民眾成為真正的主導。
我在美國曾發一文,談的是胡錦濤指正後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改革的建議。坦率地講,這文已經得到了中共部分人的認可,我也曾得到了中共高層直接寫來的回覆。也與從國內來美國訪問的某些中共官員的代表會面。但我擔心的是未來中共是否會改變經濟第一的思想,真正地解決民眾的問題。
我時常指責國內經濟學者亂出主意,其實,我心中很清楚國內經濟學者的苦惱,至少在最近一年中的BBS上,我可以看到四位博士心中的苦惱。政治問題是你們無法觸及的事情,這就逼迫你們不得不在狹窄的道路上選擇一條穩妥的道路。但中國政治問題不解決,選擇會很小,而且很被動。純粹的經濟手段在脫離了國情的情況下怎麽能發揮出來?必然會走偏。
美國經濟我一直看好,其主要原因是中國短期內不被看好,如果中國經濟看好,美國的未來就會看糟。我不知道我這樣一觀點是否能得到各位的認同。
美國的新經濟其實有著很大的漏洞,這就是經濟的趨利性。當中國全面改革後,成本就會成為經濟的主要目標,美國的新經濟同樣會受到中國的吸引而跑到中國投資。您可以想象,當設計人員和網絡技術人員的人工成本相差懸殊的時候,美國的網絡經濟還能保持多久?當這些基本的設施都跑到了中國,世界中心就是中國了。美國除去強勢美元和品牌還有什麽?空洞化的美國還能維持多久?
時機很重要,南美洲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美國經濟界也同樣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只是中共卻仍然一塌糊塗,這是個非常可悲的事情。
按照目前中共依然沈睡的狀況,美國經濟會在數年內又有一個極大的發展,單極世界給美國創造了一個轉型的極佳機會,等美國全面轉型成功,中國要想趕超就又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特別是南美洲這個新經濟體的強力競爭。
我很希望中共能在短期內解決社會保障系統,讓變革盡快進行。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希望。所以,我才呼籲中共利用一切手段去建立社會保障機制。當然,采取什麽手段,您們會更了解情況,說話更有份量。不過,我很希望中共能利用稅務法則來秩序性地建立社會保障基金。
非常願意和各位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各位博士是我遇到的最有利的對手,能有共同的話題和交流的余地。也讓我學到很多。
謝謝。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2:37:42 品
再補充一點:
美國投資機構的現狀是很困難,大量的資本在手中卻沒有地方投資,很多影響的原因其中有Enron事件的影響,但更大的問題是,經歷的911事件之後,美國民眾更慎重了,投資機構也更慎重了。以往,我們募集資本後都會很快使用出去,但目前各個機構是都在私下尋找資本使用的機會,更有少數機構拒絕新的投資,這樣的現象是我從業多年來從沒有遇到過的。而這種情況的發生勢必會影響美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一些原本並不被看好的企業和項目會在未來被投資,這是投資機構迫不得已的事情。百姓需要的是回報,機構需要的是信用。這是個非常矛盾的事情。如果美國經濟不能迅速提升,未來的美國經濟就會發生連鎖反應,迅速下滑,美元強勢不保就可能真的引起全球性的經濟恐慌。
美國目前的信心還不錯,但未來需要的是一個真正亮麗的經濟點。目前已經有人重新評估網絡經濟,希望再次借網絡新經濟帶動美國經濟,但這種努力需要時間,我個人估計需要一年時間,但美國百姓是否有耐心,這很值得懷疑。
目前墨西哥正努力改善環境和機制,很多美國機構投資墨西哥,而且那里的工資和各項環境和中國的城市接近,甚至更好。墨西哥政府也明確將中國當作競爭對手,墨西哥政府未來和中國競爭,甚至在美國廣泛招募華人做政府官員。甚至在報紙上做廣告。這樣的競爭對手是非常可怕的。據我所知,目前已經有近而十位華人在美國接受教育後在墨西哥擔當經濟官員,各位可能去墨西哥訪問的時候就會發現,接待自己的竟然是可以講標準國語的中國大陸出生的地道華人。
有趣嗎?
主題:關於社會保障所論極是
作者:ZHAOXIAO 2002-05-04 15:14:23
中國必須,也有條件建立這樣一個體系,中國的改革,才能全面推進下去。
這方面的看法我完全讚同。
關於政治則有所不同。在國內言政治,的確摯肘較多,不似海外痛快。但問題不在於此。問題在於建設性、可行性的途徑是更為關鍵的。中國的好多問題不在於目標,而在於路徑。中國學者的討論其實是更多地考慮了政治約束而展開的,並非不考慮政治,或不懂得政治。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gaohuiqing 2002-05-04 16:00:09
一些新投資被拒絕,說明美國經濟並未走出調整。
出於多方需要南美洲成為中國競爭體的可能趨勢也確實值得關注。
居士提出“當設計人員和網絡技術人員的人工成本相差懸殊的時候,美國的網絡經濟還能保持多久?當這些基本的設施都跑到了中國,世界中心就是中國了。”的觀點,我覺得有新意。但有兩個前提:1。網絡技術度過了頻繁的創新期;2。中國本土能培養出大量合格網絡技術人才。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6:27:10
其實,我覺得中國有很多問題是人為的原因,當大家都避談政治對經濟的影響時,經濟一定會會出現問題。千方百計地繞著走就會造成一種自我麻醉的現象。這就是中國目前出現的自以為是的狀況,自認為在一個錯位的政治體制上也同樣可以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但這種掩蓋問題的做法會為今後帶來更多的麻煩。中國今天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全喪失就是因為改革當初的短視結果。在1991年,我和李瑞環先生面談,當時就提出這個問題不容忽視,當時我說,中國已經建立了初步的社會保障機制,絕對不能破壞,只可以集中到國家並加強,絕對不能在這個方面“摸著石頭過河”,可惜當時的環境不能引起重視。
通過這件事情,我覺得,經濟學者更應該大聲疾呼,將自己能夠預見到的問題提前講出來,對不對是另個問題。但絕對不能掩蓋。
經濟實現的路徑一定會遇到政治這個問題,至少在中國未來不可能繞過去。當矛盾加劇的時候,經濟發展也同樣會被社會問題而顛覆。當年伊郎國王就是因為注重經濟而妄想繞過政治問題,結果引發政治動亂,造成社會整個倒退,極端主義盛行。今日的中國雖然經濟發展,但社會問題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嚴重了。人的利益很簡單,就是生活的好壞。讓百姓講道德,講主義不如讓他們講利益。有了利益,大家都會和平共處,否則就會動蕩。
我雖然身在世外,但我覺得國內的官員,特別是懂經濟的官員應該多談政治,給那些不懂經濟的官員上政治課,上政治經濟課。讓他們明白什麽是真正的利益和政治。
主題:草庵“南美洲”一事非常值得關注
作者:ZHAOXIAO 2002-05-04 16:28:54
其前提,對於中國分流國際資本。美國不會不考慮其中的戰略含意。
中國目前正欲與東盟搞自由貿易區。如果成功,資金會更多流向中國與東盟。對此,美國則必然采取相應對策。而南美洲是美國可以打的一張自牌。
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包含極為覆雜的因素。草庵所指稱南美一事,值得關注。如有證據和確切材料,可以成一文。
主題:有兩點同意。一點不甚同意。
作者:ZHAOXIAO 2002-05-04 16:37:19
一是把問題講清楚。哪怕暫時不能解決。預見問題尤其是真問題非常重要。
二是讓百姓講利益而不是道德更管用。
但是,對官員講政治可能行不通。講經濟可能更有效。譬如,你講憲政,有可能文章剛出來,報紙也封了,嘴也封了。有意思嗎?所以,我就講“創新制度的制度”,隨便講,沒有問題。講民主,試試看,會有什麽後果?所以,我就講“全民參與”。
中國人的圓通智慧在很大的程度上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忙。中國人不是不了解政治,而是太了解了。所以,才能以實際可行的方式推動政治變革。
主題:讀草庵居士〈亡國〉與〈減稅〉二文後的看法
作者:michael chen 2002-05-04 16:39:06
今天仔細的重讀了草庵居士的文章,覺得居士在中國國情的了解方面,比起以前在萬科論壇,已經有所進步。或許昨天批評的有點重。不過文章還是寫的太羅嗦,而且始終擺脫不了嘩眾取寵和危言聳聽的習氣。文章寫得熱鬧,未嘗不可,但居士功底比不上張五常,還是應該踏實點好。另一個論文章攻擊力,或者說,視角的穿透力,也離楊小凱遠甚。建議居士有空多修修序貫博弈理論,然後讀讀錢穎一論中國財政的文章。相信對文章水平提高會有所幫助。
從居士上面的文章看,居士談論了以下幾個問題:
1、《中國不亡,天理難容》一文,主要是談論負債數據和數據真實性問題,由此證明金融體系有問題,再進而論證國內官員和經濟學家不注重此一問題,因而可以推論出中國必亡國的結論。
國內我所知道的經濟學家,很多年來一直都很關注金融問題,30年代的大蕭條和亞洲金融風暴,對於學習經濟學的人和牽涉經濟運作的官員、經濟體系職員來說,很少會忘掉的,可以說,正是對於金融的重視,才一直很慎重的進行改革。這一點,也正是作為執政者與參謀人士的不同。
也正是這一點,可以作為評判一個建設性的政策建議與面向觀眾的危言聳聽的演說稿之間的評判基準。
讀完居士這篇文章之後,我不能確認居士要面對的聽眾對象是誰,或者說,居士想寫成一篇大眾和官員都能讀的文章,結果卻成了四不象。我個人的感覺是,骨子里是想給老百姓讀的文章,卻又偽裝成面向官員所提的建議。(關於負債數據的核算問題以及以何參照系來做比較以確認“輕重”和金融改革問題,牽涉甚廣,遠非3言2語所能說的清,待以後另行討論。)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批評你嘩眾取寵。如果你把四位博士視作談論對手,無妨讀讀易綱老師和趙曉兄從1997-2001年之間收錄在ccer出版的有關書籍中的一系列文章,包括對羅斯福新政的反思等等。能明顯感覺出一種政策建議與在報紙上發表的面向百姓的稿子之間的區別。
2、在《關於美國減稅》一文,明顯要比上一篇文章來的踏實,也來的有內容。里面你提到“美國減稅的全民性,減百姓的稅收,但不減企業的稅收”以及“完善的稅收體系”,“不是靠政府投資,而是通過減稅促進基金和機構投資”。事實上,這些觀點,在美國出版的各種初級、中級宏觀教材中,已經得到完全確認。也正是體系的不同,使美國的經濟學家更象經濟學家。而同樣,也是朱容基比中國的經濟學家還經濟學家的道理-----因為“國情”的不同。
3、牽涉到“國情”再來談經濟,就顯得很覆雜,因為具體牽涉到各種變數,只要少了一個約束條件,便會好心辦錯事。也導致很多經濟學家之間的討論給人批評“書生”。所以趙曉一直指出,要討論約束條件,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而在此之前,我認為概念區分是很重要的。從居士的文章,我想指出幾點概念上的區分。
a、經濟體制與宏觀體制。學習過中級經濟學的學生,會很明確的區分出來,標準的宏觀經濟學是討論熨平短期經濟的問題。而微觀經濟學才是討論長期“體制”的問題。因而不能指望由宏觀政策來解決體制改革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
但無疑,一法立,一弊生,中央政府針對短期目標所采用的對策,會因為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對策,而產生一種長期的”體制“上的影響。事實上,經濟社會的各種形態,也正是因此而演變出來。這一點,也正是哈耶克所指出的通過自生自發形成的一種“秩序”。
因而中央政府的對策,會有一個長短期的權衡以及“宏觀”與“微觀”之間的權衡。所以,任何的政策建議,都必須區分出來所針對的目標和時效性。而居士的文章中沒有看到這一點。
b、“國家”與“政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區別。談論這點區別,居士可能會覺的是在說笑,因為這點區別,是誰都知道的。但事實上,這點區別的界限經常被模糊。
在居士的文章中,經常可以看到“中國”的目標和“政府”的目標之間的交替使用。這也導致居士把中央政府看成可以任意實現各種政策而不采用執行,產生一種“情緒”。
如果居士仔細讀過“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就明白政府不是一個由單一主腦控制的如人之行動完全協調一般的“有機體”。而是組成“政府”這一概念名稱下面各種“人”、“力量”的最終均衡結果。也正是這一點,每一個中央政府的政策,會產生各種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也是我前面指出居士對“國情”了解不深而且建議讀錢穎一文章的原因。
4、我還是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改革,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這決定了每一個決策都有其“先天”的原因。而國際化是不可抑制的趨勢,中國如何在國際化的規則下,走出自己的競爭優勢,實現“中國”的目標。其間,政府該做什麽?該怎麽做?把約束條件弄清楚,討論一個切實可行的措施,考慮清楚這個措施的未來影響和時效性以及相關實行起來的配套措施,才是真正利國利民的文章。
居士如果能擺脫浮誇的習氣,嚴密你的論證邏輯,踏踏實實提一些例子和思考,就很值得我佩服了。最後提一點,居士所提的美國實際例子,很有參考價值。
michael chen 2002/5
主題:我相信青鳥網的討論氛圍會催生出好東東。
作者:ZHAOXIAO 2002-05-04 16:47:44
我毫不避言我很欣賞michael chen的這篇評論。他對草庵有批評。但不是挖苦。有肯定,但不是無原則的讚許。更重要的是,有分析和中肯的建議。
這就是中國人最缺乏的科學傳統。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7:35:43
美國經濟調整確實還沒有完成,從某種程度上講,未來的道路還很艱難。主要是美國學者雖然指出了新經濟的光明前途,但在實踐意義上,美國的文化和教育都遠不能適應新經濟的要求,在民眾的心理上也沒有完全接受。盡管網絡銀行和網絡購物已經以數倍的速度發展,但占的人口比例還是相對很少。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一些企業企圖建立的能源及可以控制全球經濟的網絡控制系統在Enron公司事件的打擊下,有些迷茫,民眾也不所措。新的經濟點找不到,海外市場又沒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市場開放遠比預期的要差,各個企業都是感到發展缺乏動力。
美國經濟政策和國家政策在最近一直是緊逼中國,其原因是希望大陸能加快開放,讓美國企業有個新的經濟發展路徑。至少中國的未來市場是世界第一,這也是美國經濟界為什麽希望在最近減少大陸投資和支持,呼籲政府用強力逼迫大陸政府改革的原因。在美國人眼中,只有用事實和力量讓大陸感到壓力的時候,大陸政府才會真正地開放並改革。尤其是在歐洲經濟逐步振興之前,讓美國企業搶先進入大陸占據最有力的時機和區域,這是美國政府的最終目的,也是美國百姓和企業的最終目的。
美國現在的經濟很仿徨,以實際的案例講,我有很多客戶,在911事件後,堅持愛國,不撤除資金。但美國略有經濟好轉後的今天,他們都搶先從股市中撤盤。但資金在手中又很不安心,於是只希望做點短期的投資,好隨時撤出資本。目前,來自海外的資本主要是日本和中東國家。日本貨幣貶值後,資本流入美國的數量不減反增。這也可以看出日本企業對本國的經濟改革不報太大的希望。也是日本經濟在目前得不到真正啟動的原因之一。中東國家是因為當地的局勢不穩定,流入美國很正常。但正是這種種原因帶動了美國經濟的短期回升。但這個回升對美國民眾的信心很有有幫助,會在未來促使美國經濟發展。
關於開發南美,美國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圈就有此意。但由於中國大陸的強力經濟增長,促使這個經濟圈得不到重視。在美國人眼中,墨西哥是個沒有頭腦的國家和民族。只會喝酒,泡女人。但不可以忽視的現象是,自從北美自由圈建立之後,墨西哥的經濟增長非常引人注目,發展極快。特別是911後,美國越來越感覺到墨西哥後院的重要性。在經濟上特別重視墨西哥。各位可能注意到,小布什上台後第一個訪問的就是墨西哥。達成的也是經濟協議。目前,美國在墨西哥的投資遠比在中國的為多,這不僅僅是距離的原因,墨西哥人民的教育和技術水平遠低於中國,但政治和環境則要比中國更有利。
在很多方面,墨西哥與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有很大的重覆性,是未來的最大競爭對手。相對與印度,我反而覺得他的威脅遠小於墨西哥。其主要的理由是印度的人口將成為他的最大的拖累。而其民族性和政治制度也會拖累其發展。西方國家不會因為政治而犧牲經濟,相對而言,中國遠比印度更受西方國家經濟界的歡迎。但墨西哥因為地域的關系,一旦成為產品加工廠,他對中國的威脅遠大於印度,畢竟美國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一旦中國與發展起來的墨西哥競爭,中國成本優勢就會被運輸等成本抵消。中國就會喪失一個大的市場,而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這個經濟上的損失、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7:43:31
另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新經濟的未來走向。說起來很奇怪。當前,中國政府逼BGB0001I絡有很嚴格的限制,這種限制在某種程度上約束了中國網絡經濟的發展,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他也讓美國的新經濟企業(網絡企業)卻步,不敢投資到中國。美國的網絡經濟正逐步穩定下來,輔助的社會基礎行業正在轉型。而中國由於服務業的欠缺和基礎設施及觀念上的無信用行為造成了網絡經濟的無法發展。但中國網絡人才和成本問題確實是美國未來新經濟的最大競爭對手。也是未來美國新經濟是否能順利實現新經濟霸權的最大威脅。事實上,美國網絡人才主要是來源於中國和印度,一旦中國在網絡政策上全面開放,實際上得益的不一定是美國,更有可能是中國。如果中國能把握好這個機會,就有可能利用內需積攢的資本在新經濟上與美國一拼,更有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的新經濟霸主。目前中國大陸管制網絡,實際上是壓制自己,一旦美國網絡企業投資大陸,得知網絡經濟最大的技術和人力成本可以數十倍的銷減的時候,為什麽不願意將企業搬到大陸,更何況網絡經濟就沒有地域的限制。如果大陸如同美國一樣,在稅收上免除網絡上的交易稅收,並在基礎的配送上全面開放。我相信,美國的網絡公司就會有相當一部分搬遷大陸。更有利的是,大陸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各個網絡公司在大陸建立總部,距離商品基地更近,產品運輸更便宜,成本更低。何樂而不為?如果真是這樣的情況出現,大陸的整體經濟就會在新經濟的帶動下有個質的飛躍,金融中心也會逐步形成,中國就會真正地成為世界經濟中心。
有時,一個全民的經濟發展計劃需要更好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來配合,但一個經濟上的優勢利用的也會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這其中的關鍵是領導者的眼光和遠見。如何巧妙地利用中國的人力優勢和成本優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的問題。我今天提出的觀點,其實在美國經濟界早有人在擔心,值得美國人慶幸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認清這里面的問題,還沒有真正實施真正的戰略。鄧公有2000年經濟翻兩番的目標,但中國目前卻沒有目標,還在“摸著石頭過河”。
這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8:04:02
謝michael chen和趙博士的指教。
在很多方面,我的經濟理論基礎很差,對中國真正的實際了解也很少。這是我的缺陷,也是身在美國不能避免的問題。但兩位先生的指教確實很受教益。
我從來不隱瞞我的觀點,我希望能在更多的方面呼喚大陸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上的變革,身為海外的華人,不可能希望大陸走向毀滅,所以,我在很多文章中確實是在使用了一些“技巧”,甚至是偷換了概念,當然,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不影響結論的情況下進行。這些“技巧”的使用目的無非是希望百姓能更好的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也讓那些不懂經濟術語和概念的官員們明白。我寫的東西實在稱不上什麽學術上的文章,如果叫做是隨筆評論可能更適合一些。我的目的只有一個,這就是希望用經濟問題引發中國對制度上的問題的重視。想辦法盡快改變。同時也希望引起百姓們更多的關注這個問題。
原來我寫些“風花雪夜”的小故事也無非是想通過美國的故事讓百姓們明白一些在美國發生的同樣事情的結果會如何不同。我一直覺得思想上的改變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沒有思想上真正的改變,中國就會總是輪回。
兩位先生的指正,我完全接受,作為一個商人,最重要的就是接受一切正確的有益的東西。在此我向兩位表示感謝。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4 18:43:14
趙博士談到的東亞經濟圈,這個計劃我很讚成,我也曾與國內浙大的一位經濟學者網絡上對話,曾有一文。
目前,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已經引起東亞國家的極度關注。中國是否會成為壓制這些國家未來發展的話題已經擺上這些國家的政府官員案頭。中國如何避免和這些國家發生沖突,特別是海上資源的沖突是個重要的問題,政治上的擴張主義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中國能否頂得住國內的民族主義壓力,在海上資源上讓步也是很重要的問題之一。而這些又與國內的政治安定有極為重要的關系,是否會成為政治上的攻防戰,是否會成為其他不同政見者的殺傷武器也很難說。
如何讓東亞國家成為中國的利益均沾者,而不是競爭對手,這個問題確實是個很難決策並解決的問題。地域上的競爭和產品上的重覆,產業上的相互沖突都是問題。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利益不會因為中國的強大而退出東亞,相反,正因為中國的日趨強大,美國和西方就必須要保住東亞,最近美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轉變就源於此。而這一切又與中共的社會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國際資本流入中國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張五常認為未來中共黨員向美國出口汽車,我一點不覺得奇怪,我覺得這很正常,產業轉移是必然的規律。中國也許不需要二十年,只需要十年就會開始向美國出口汽車。但這些汽車不會是中國自己的品評牌,更可能是美國和日本的品牌。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在一文中提倡中國保持並建立全球壟斷性的重工業基地,從產業根源控制產品和經濟。盡管這個主張現在看起來很幼稚,但我覺得,在未來這個問題一定會在中國出現。就如同當年我建議保留中國原來的社會保障機制一樣,未來的中國同樣更需要重工業,僅汽車工業就會帶動中國重工業的再次發展。今日的東北地區衰落,實際上是未來振興的前奏。只是目前東北地區的經濟官員們急功近利,不能看到未來的美好前景,中共也沒有化大力氣進行體制上的革命,沒有辦法真正地讓東北重工業改造,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一旦汽車工業轉移到了中國,東北地區很有可能因為模仿今日的南方而變成輕工基地,而南方因為有了資本而轉投資到新技術的重工業上,又再次造成經濟投資上的浪費,同時東北地區再次失去掌握自己命運發展的機會。
回到原來的話題。我觀察日本情況,如果中國重工業有了發展,日本和韓國的鋼鐵業就會迅速地轉移到中國,目前日本還因為技術的原因能保持贏利,一旦中國進步,日本就會急速沒落。日本的沒落就會給東亞帶來極嚴重的影響,東亞經濟圈也同樣會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無論是政治和經濟,中國政府都極需智慧。
順便說一句,趙博士及其他幾位博士一直都是我敬重中國官員,看了你們很多的文章,即使是你們轉貼的文章也是基本上一篇不丟。至少可以從各位的愛好上看出為人與思想。今天看了趙博士的留言更是心有感慨。這也就是為什麽我身在海外而能暢所欲言,無所顧忌的原因。
主題:草庵討論的是一個我正在研究的重大問題。
作者:ZHAOXIAO 2002-05-04 23:32:54
這個問題就是“中國:世界工廠與中國經濟發展”。
這個題目首先涉及的是中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按我的理解,在全球化引進的沖擊和重新排隊中,有兩個國家首先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感覺。一個是美國,他要做全球的高端。為此,他要在維護知識產權、同時捍衛其金融中心優勢,還要重新改變其勞工的質量,使其中產階級換血。另一個則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並以此全面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由此將引起許多有趣的子話題,一是中國工業結構的提升。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草庵的見解“重工業將發展”,我完全讚同。其實我已經觀察到中國的裝備工業正在變得有利可圖,這在過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國有可能從輕工進入新一輪的工業化。龍口的一個工廠,居然與上海及西安的一家工廠合作,生產出了全世界第一台萬噸擠壓機。也許一般人不會理解其中的含意,除了經濟外,我說一點,就是假如中國人想生產導彈的話,有了這個家夥,可以想揉面條一樣輕松得成。
不過,我更多地寄希望於民營企業發展重工業,而不是東北現有的國有企業。
另外的一個子課題,就是中國如何處理好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系。關於東盟自由貿易區,我以為是中國打的一張好牌,最關鍵的是打亂日本的部署。但從貿易和產品結構看,實際上很難有什麽像樣的東西。但中國做出這一姿態,是以對話求和平,實在是妙極。
再就是金融。一般來講,新的世界工廠的形成必然伴隨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形成。如當年英國之於倫敦,美國之於紐約,日本之於東京。中國也是這樣。但中國的情況覆雜在於,如何放開金融,而且能不產生風險。
還有就是管制與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草庵談的網絡問題,其實是管制問題。不僅網絡,在電訊、金融、石油等許多方面都存在。如果不改革,會對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造成大問題。
大概目前許多的重大問題都可以涵蓋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一大話題之中。草庵是一個極其敏感和愛思考的人。我以為他已經捕捉到其中的許多問題。當然,捕捉到這些問題肯定還會有人。希望借助於網絡,大家多多討論。
主題:Re :草庵居士請進!
作者:草庵居士 2002-05-06 12:11:16
關於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振興問題,我一直有個很大的疑惑,就是中共為什麽不將東北地區的重工業先出賣給國內百姓。
東北倒閉的大型企業已經很多了,與其讓其倒閉,不如將其廉價出售,讓百姓和新興企業家用低廉的成本讓其轉生。中國汽車工業在十年內必然會有一個質的飛躍,誰能看到這點,搶先將東北的重工業抓到手,誰就會成為未來的富翁。目前,東北的領導想向廣東學習,我覺得這是個舍近求遠的笨方法,東北地區的優勢是資源和技術工人,但運輸和貿易人才並不是長項。東北解決問題應該是背靠俄國,日本和韓國,而不是依靠香港和美國。利用日本的“滿洲情節”搶奪日本重工業才應該是東北地區的重要政策。
目前,重工業也和精密加工業的主要國家是日本和德國,韓國也占有一定的分額。東北的最大優勢是重工業,這個多年積累的財富不能丟。技術工人的培養遠比一個大學畢業生要困難,而且需要長期的實際訓練。德國的技術工人經驗很值得東北地區的領導人學習並效仿。
無論未來如何發展,中國的成本優勢不會在短期消失,日本和德國的重工業轉移也必然會轉移到中國。而全世界分工日趨明確的時候,東北搶奪世界重工業中心的可能性就越高,再次成為中國工業中心的可能性也就越高。關於這個觀點,我一直希望能得到各位的認同,也希望各位能通過各種渠道將這個觀點轉達給東北地區的領導人。請他們認真地研究東北地區的特征,制定一個長期的發展計劃。至少我不同意將東北地區轉變成另一個以輕工加工為主的廣東。即使東北地區成為了廣東,但也不會比廣東幹的更好。而且,從長遠角度上看,放棄今天的東北重工業,無疑是未來中國投資和資源利用上的另一個浪費。隨著時間和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重工業轉移的時間不會太久,我相信這個時間不會超過十五年。也許會更短。只要汽車造船業轉移到中國,重工業就會象今日台灣的IT制造業一樣,在短期內蜂擁而至。
趙博士提到的山東地區的重工業發展確實值得讚賞,有識之士一定會在未來得到很豐厚的經濟回報。
主題:東北重工業不是一個“賣”字了得。
作者:ZHAOXIAO 2002-05-06 21:12:12
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人太多。如果變賣,很難找到買主,尤其是連工人一塊接收的買主。如果工人沒有人願意接收,而社會也沒有力量接收的話,這些企業就無法實現轉制,也就無法得到發展。正是從這個角度上,我說我看好中國的民營企業來發展重工業。
農村的問題是一個“人”,國有企業也是啊。朱熔基說“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保險怎麽搞”,可以說精辟地概括了國有企業的困難所在。也是東北這樣的老工業基地發展的困難所在。
附:
趙曉博士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曉博士在國家經貿委工作,對於宏觀經濟、產業經濟與國有企業改革進行過長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感受和敏銳的認識,在通貨緊縮、金融危機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上的一些研究在國內富有影響。
趙曉博士在《經濟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戰略與管理》上發表論文百余篇,並且在《經濟日報》、《人民日報》、《財經時報》、《21世紀經濟報道》、《經濟學家茶座》等發表大量評論和經濟學隨筆。主要論著有《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挑戰》、《宏觀政策調整與堅持市場取向》、《1998-2000中國通貨緊縮研究》等。
趙曉博士是經濟學家中最早潛心研究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及其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的人。2000年春季趙曉博士在《經濟學消息報》頭版頭條發表"多重均衡與石油危機",公開預測油價在2000年將進入高位均衡,引起國內石油部門的強烈關注;同年秋季趙曉博士分析了2000年油價波動及超量進口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這是國內第一份全面分析油價波動對於宏觀經濟影響的分析報告,發表後被各大媒體廣泛轉載。趙曉博士還曾經參與東聯石化的組建工作,參觀南京四大石化集團,蘭州練化等國內著名企業,對於石油和石化加工企業有切身感受。
1998年-2000年 國家經貿委產業政策司、辦公廳
1998年---1999年 世界銀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1995年---1998年 國家經貿委經濟政策協調司
1996年 聯合國糧農組織(FAQ)與瑞典國際開發署聯合舉辦的"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培訓班
高輝清博士 1994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研究所,獲理學博士學位。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現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處副處長、國家外經貿委《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課題組常聘顧問、安邦咨詢公司特約經濟學家。
高輝清博士從中科院畢業後即入國家信息中心工作至今,共發表經濟分析文章100多篇,其中在《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中國證券報》、《金融時報》、《中國新聞》和《中國經濟導報》等權威媒體發表文章30多篇。參加了《東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研究》、《產業結構調整研究》、《知識經濟發展水平的國際比較及對"十五"時期我國發展知識經濟的一些建議》及《"十五"時期我國國際收支分析與測算》等多項課題的研究,參與了《1996年華人經濟年鑒》、《1997年中國經濟展望》、《1999年中國經濟展望》、《2000年中國經濟展望》和《"十五"規劃戰略研究》的編輯與撰稿工作。
1996年承擔了國家信息中心"八五"科技攻關課題"短期預測方法理論研究與應用"的研究。在此課題中一些當時國際新興的預測方法被首次引入到我國實際經濟預測工作中,並取得了較好的實效。部分論文被收錄到由中科院與工程院共同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文庫》及有關部門主編的《八五科技術成果》,並且利用此項課題研究成果建立了國內第一個神經網絡股市預測模型,獲"國家信息中心十年科技成果獎"。與此同時,在模型開發方面還做了以下一些工作:1.修改和完善聯合國LINK模型的中國模塊;2.參與開發聯合國工發組織合作進行的UNIDO項目子課題"中國行業骨幹模型"; 3.完成了兩個中日合作項目——國際產業間相互依存分析模型和亞洲工業化地區經濟模型;4.建立了中國宏觀經濟季度分析預測模型;5.建立了煙台市"十五"規劃經濟計量模型、泰安市"十五"時期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預測模型。
2002-10-18於LA草庵書屋
美國遭遇襲擊──中國的機遇和選擇
美國紐約世界貿易大廈倒塌了,股市交易中斷了。在公司停止營業的一天中我獨自一人同身在紐約的朋友聯系,特別是在世界貿易大廈工作的很多證券業和投資銀行的朋友們。但我打過的數百個電話都沒有回音,發去的e-mail只有少數有回信,一天的等待是寂寞與無助。在這次事件,恐怕會有數以千計的美國金融界精英喪生,他們的死是世界上難以用金錢計算的寶貴財富的喪失,美國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才造就了這樣一批金融精英,要恢覆他們需要的時間和經驗。對於在世界貿易大廈里的幾家大投資銀行而言,人才的損失遠遠超過財富的損失。難怪金融界有人驚談:“美國失去的不是財富,而是新世紀的美國頭腦”。
回到家中,我發現使用的DSL不能連接,於是就使用了電話上網的方式,雖然慢了一點,但還是仔細地看了看中國國內的BBS,特別到了幾個國內著名的BBS。看過之後,我的心情無比沈痛,中國的BBS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充滿喜悅的BBS,通過BBS的言語,我可以看到國人失去理智和人性的笑臉。自大虛偽的愛國主義充滿了BBS。在人們興奮的臉上沒有對國際恐怖主義的譴責,沒有對濫殺無辜平民的憤怒,以及對這一事件進行深刻的反思,更沒有人談到這一事件對世界對中國會產生的深遠影響。我不禁要問:“中國人,你們怎麽了?什麽時候你們開始變得如此失去理性?”我想告訴大家:“不要忘了在中國的後院還有疆獨,還有藏獨,他們和中東的伊斯蘭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難道你們願意看到中國也陷入恐怖主義的陰影中嗎?是不是也想看到上海和北京的高樓大廈上沾滿血淋淋的鮮血,看到中國新建的大壩被自殺飛機炸毀?”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恐怖主義不是愛國主義,恐怖主義不能拯救中國,恐怖主義不能在世界上提高中國的地位,中國不需要恐怖主義,不需要虛偽狂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我想對中共領袖說:“不要再掀起狂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不是拯救中國的辦法,也不是維護政權轉移視線的好方式,不要將國際恐怖主義當作國家的政策,讓中國人民睜開眼睛,恢覆理智和人性”。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美國未來的政策變化,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會變得更為強硬,因為美國和世界人民都看到了獨裁和恐怖主義的危害。美國的政策會從防止國家轉變為防止國際恐怖組織。美國政策的轉變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機會和利益,中國政府應該如何適應新的形勢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這是中國政府應該考慮的最主要問題。
在經濟上,美國是中國最大的產品外銷盈余國。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大部份來自對美國銷售。中國對日本和台灣等幾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貿均是赤字。美國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支持者,美國經濟的好壞嚴重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如果美國經濟衰退,必然會導致中國企業大量的外銷定單減少,雖然國際資本會流向中國,但最終的消費就不得不依靠國內自我消化。這樣的結局遠不如保持美國強盛經濟為好,美國經濟的強大至少會支持國內的企業,讓國民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增強中國的國力。無論對中國百姓還是政府都是一個強有力的支柱。
我曾在政治與經濟系列文章中發表了一篇《誰是中國的敵人》,在那里我詳細地說明了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不僅不是敵人而且是最好的朋友。在政治上,中美兩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利益。即使在冷戰期間,中國和美國都存在著利益,在目前,美國政府政策即將轉向的時候,美國和中國的利益有更多的利益與一致。大家可以看到俄國總統普京先生率先發表講話:“這次事件使美國和俄國有了更多的利益和一致”。俄國精明的政治家已經看到了美國的政策轉向趨勢,先於中國向美國表示意向,他希望國際社會能夠采取聯合行動,共同對付恐怖襲擊事件。為什麽俄國會這樣?這就是國家利益的驅使。
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人民對日本是痛恨的,在那個時期,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並不是喜歡國民黨政權,首先考慮的是圍堵共產主義。當美國大使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看到中國與美國結盟的巨大利益,倒向了蘇俄,使中國錯過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最好時期。美國政府面對在亞洲的挫折,為了圍堵國際共產主義,不得不扶持日本,精明的日本人看到了這個有利的時機,依靠美國迅速發展,成為亞洲的第一強國。美國為什麽要扶持一個被它打敗並痛恨的國家?因為美國在當時沒有選擇,國家利益驅使它必須要支持並扶持日本,成為它在亞洲的代言人,成為它在亞洲的同盟國。
今天,歷史再次重現了,美國和中國的國家利益再次有了重合的時機。中國是個大國,至少在亞洲它是一個強國。美國不可能消滅中國,美國也從來沒有企圖去消滅中國。一個強大並民主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至少民主自由並強大的中國會為了自己本身的安全會消滅制裁獨裁和國際恐怖分子。會為美國在亞洲看住國際恐怖分子。減少美國的擔憂。
中美結盟,對美國而言有著巨大的利益。“911”事件已經促使美國政府看清了危害美國國家利益,危害民主和自由的已經不是共產主義國家,而是國際恐怖組織。與中國結盟會使美國減少一個對手,擴大了市場,從經濟角度上講對美國是個利多。從地緣政治角度上看,中國可以抑制歷史上最具侵略性的俄國和日本。同時對亞洲的流氓國家北韓,阿富汗有著威懾作用。對於中東的幾個流氓國家也有著地理上的威懾作用和經濟上,政治上的牽制作用。這樣就可以讓美國騰出手來全面絞殺國際恐怖組織。強大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將和美國同樣成為世界上和平的重要力量。這樣的國家利益對美國是十分重要的,也將會成為美國國家政策的重要轉變內容。
中美結盟,對中國同樣也有著巨大的利益。從經濟角度上講,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就業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問題,這也關系著中國未來的穩定和發展。而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品制造國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和美國結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美國的資本和技術,將產品銷售到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家,促使中國的經濟穩定地發展。從政治上看,未來中國面臨的是亞洲國家因為中國發展的恐懼而產生的怨恨,中國的發展需要更豐富的資源,南海和西部都需要強大的國力來保護。中國後院的疆獨,藏獨和台獨都是中國未來的心腹大患,伊斯蘭教和疆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越南,阿富汗,俄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在可能未來成為中國的憂患。中國面臨這樣嚴峻的周邊形勢,與美國結盟就是最好的選擇。中美結盟就可以制止日本的侵略性發展,台灣問題也就會得到自然而然地解決。中國周邊的國家就會因中美結盟產生的威懾而不敢輕舉妄動。這樣的結盟會使中國更穩定的發展,逐漸成為亞洲甚至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有百利而無一害,這樣的結盟更符合中國的利益。
也許有人會問:“中美結盟的基礎在哪里?利益的交合在哪里?”目前,美國政府和人民所面臨的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這種威脅的產生根源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沖突。在基督教中推崇的是民主和自由,相反伊斯蘭教推崇的是保守和神秘。它是專制和壟斷的遮羞布。在未來的世界發展趨勢中民主和自由是發展的主流。美國為了維護民主價值觀就要消滅國家恐怖主義。但中東遠離美國,阿富汗更遠在亞洲中部。為了消滅國際恐怖組織,美國需要亞洲的同盟國,需要在亞洲和中東地區的民主和自由的捍衛者,更需要地區的威懾力量。中美結盟是美國利益的最好選擇。同樣,對中國也是最好的選擇。中國同樣需要一個強大的同盟國來協助目前並不強大的中國維護周邊利益。這就是目前美國政策即將轉變時期中國所面臨的機遇。這樣的機遇是世界發展變化所帶來的最好機遇,也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策所要進行的最大改變。中國如果能在俄國之前搶得先機,未來的世界就會發生極大的改變,中國就會贏得未來幾十年穩定的發展時期,成為世界上真正的強國。
美國遭遇襲擊使美國不得不痛定思痛,改變政府政策,在亞洲尋找同盟國。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和俄國是最好的選擇。俄國因為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至少在憲法上是崇尚自由和民主,在由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中已經搶得了先機,但中國在這次機遇中同樣有更有利的地方,這就是中美結盟可以使美國減少軍費,節省開支,促進美國國內發展,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同時減少了一個敵人。面對中,俄兩國的選擇,從經濟上選擇中國最有利,從地理和政治上選擇中國同樣是最佳。在美國人民和政府的心中,圍堵的不是中國人民,也不是中國政府,圍堵的是可怕的共產主義,是以暴力為目的的瘋狂獨裁者。
事實上,中國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社會已經安全地轉型為資本主義,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政治體制。而政治體制的轉變已經是勢在必行,這是人所共知的問題。問題是中國領袖能否為了中國百姓未來的利益,看到未來的前景,放棄自己的私念,放棄某些面子,真正地為了中國未來的利益和美國結盟。中美結盟並不會讓中國成為美國的隨從,中國的地理和經濟地位已經可以讓中國發出強有力的聲音,中國沒有什麽可怕的事情。民主自由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同樣也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在這個歷史的新時期,美國需要中國,中國同樣需要美國。中國政府如果能放棄獨裁,拋棄共產主義,認同世界民主自由的共同理念,中美結盟的基礎就完成了。世界和平就會有希望,國際恐怖主義就會成為喪家之犬,過街老鼠。世界上的和平就會永久。
機會就在中國的身邊,機遇永遠屬於聰明人,對於人的一生來說,某種重要而正確的選擇可能會影響一生,同樣對於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正確的選擇也許會為中國帶來永久的繁榮和昌盛。我懇求中共領袖不要為了一黨的利益而放棄歷史的機遇,為了中國人民的未來幸福,為中國未來的利益做一個重要的選擇。
也許,這種歷史背景性的選擇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只有一次。
珍惜吧。我可愛的中國。
美國遭遇襲擊——中,日,俄,印 暗中角鬥
周六休息,和幾位朋友通電話,也在網上交換意見。在中午時分,我和在洛杉磯的一位網友交談,相互交換了美國遭遇襲擊後關於美國經濟和股票市場的未來走向的看法。在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中,不可避免地談到了歐洲和亞洲的未來政治變動。周日一早,我按照慣例上網看信,也收到了一位中國網友的來信。這位網友問我關於亞洲政局和歐洲政局的未來變化是什麽。
談到國際政局,本來美國總統小布什早就想加以改變,但無奈美國民眾喜歡安定,不喜歡變化。加上中國和俄國極力反對,歐洲各國也看不到美國政策改變的好處。所以,小布什推動他的政改方針的時候面臨的是極為困惑的境地。美國經濟不好,更使小布什要面對更多的困難。可世事難料,人算不如天算。美國遭遇襲擊,一個小時竟然讓這個世界實行了幾十年的制度和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二戰以來形成的思維模式也被顛覆,各國戰略格局也遭二戰以來最大的沖擊。最好笑的是一向反美的古巴和北韓竟然也高舉起反恐怖大旗,對美國恨之入骨,進行了幾十年恐怖活動的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竟然不顧年近八十的虛弱身體,率先獻血,並號召人民支持美國進行反恐怖活動。連為恐怖組織提供最大訓練基地的卡紮菲上校都說出了支持美國反恐怖行動的言語。一向以支持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民族解放為己任的共產主義中國也在一天的觀望之後,就像天上的浮雲一樣,一日三變臉。中央電視台剛報道了中國民眾叫好的畫面,馬上就改為同情美國。過了不久,又改口說要全面打擊恐怖組織,全力支持美國。對國內剛剛被煽動起來的愛國熱情進行無情打壓。更有趣的是印度,本來和俄國勾勾搭搭,轉眼之間也全力支持美國,不僅支持,還要提供基地和軍隊配合美國,如果不不看以前的情況,大家還以為印度是美國最友好的盟邦。最無厘頭的是,台灣政府的陳水扁竟然趁此機會發表了要兩岸共同維護和平,要和中國共同發展的言論。
本來政治是個嚴肅的事情,可這世界上的變化,竟也讓我這個小商人看的眼花繚亂,還以為是這些領袖們都是三歲小孩在玩過家家。以往口中高喊的“主義”,“理想”一下就都被拋向了九霄雲外。不知道賓。拉登這位狂人看了世界上這些變化會有什麽感想。是不是有被出賣的感覺。所有的演出,就象一處街頭小景,演繹了人世最普通的一幕。
說起俄國總統普京不愧為一個滑頭,首先表態要支持美國,並全力配合。說話的同時露出一副悲傷的面孔,著實讓美國人民感動了一回。我想小布什看到了之後也會欣喜萬分。可是就在不久,小布什卻首先和中國主席江澤民通了電話,同樣也讓江老先生驚喜萬分。美國終於有求於中國,江主席也可以自豪地說話了,中國在世界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見此不甘落後,幹脆明了,全力支持外加奉送。就像印度美女結婚一樣,不僅女人送上還要外加彩禮。只有這小日本心中難過。看看自己國內低迷的經濟,又看看周圍日益強大的鄰居,既不敢得罪,又不得不支持美國,只好在發表聲明之後,用實際行動配合美軍。
乖乖,這平時大家都討厭的美國痞子怎麽一下就變成了英俊小夥子,各色美女爭相投懷送抱,非要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展露自己美麗的身姿。
去過俄國的都說俄國男人喜歡喝酒,最耽誤事情。這次看了俄國總統的表演感覺俄國人的政治敏感可不是酒能糊弄的。俄國老毛子一眼就看明白了美國政府的政策轉變,看到了未來的時機。本來普京在討好美國出賣中國的時候還要看看正在崛起的中國,現在這樣的時機一到,再不放開手腳大幹一場怎麽能行?至少要吆喝幾聲,這可是和美國結盟表現自己大國地位的絕佳時機。對內對外都是個利好的行動。拉住美國,和中國進行交易時就會更加有利,中國越是孤立,俄國就越是有利,在經濟上至少可以再賣幾十億美元的武器。這幾十億美元的收入對中國不多,但對於全國國民產值還不如中國廣東一個省多的大國來講,這可是一筆大生意。眼看著俄國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日益被中國移民和經濟蠶食,俄國雖然有心驅趕中國經濟移民,但終究是國力不足,沒有辦法抵抗金錢的誘惑。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有了美國來牽制中國,俄國就可以在未來幾十年後,在國力發展的情況下趕走中國的經濟移民。再說了,插手阿富汗,不僅可以一解當年之恨,還可以重回中亞,在中國的後腰上頂把刀子,讓中國無法動彈。東可以制約中國,西可以制約北約,南可以看住石油大國伊朗和人口大國印度。這樣的好事怎麽會輕易放棄。再說了,阿富汗雖然貧窮落後,但越是貧窮落後的地方就越有發展潛力。各位怎麽就能斷定那里不埋藏著巨大的地下資源?說不準還有更多未開發的石油,伊朗有石油,和它連接的阿富汗就一定沒有嗎?錯過才是可惜的。
美國總統小布什是個商人出身,看重的是經濟和利益。中國在亞洲經濟力量的快速增長是美國人又喜又怕的。趁此機會拉攏中國顯然利益要比俄國更多。首先,中國和阿富汗接壤,有漫長的共同邊界。其次,阿富汗的盟友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盟友。美國進攻阿富汗必要經過巴基斯坦,而到了開戰的時候,中國陰奉陽違不關閉邊界縱容恐怖分子,或象美國進行的越戰時變相支持,那可真是美國的末日到了,小布什既不能發動戰爭和擁有核武器及核反擊能力的中國為敵,又要在國內保持經濟和穩定,怎麽能面對群情激奮的國民呢?美國的經濟又怎麽能有信心恢覆呢?很顯然,盡管小布什痛恨共產主義,但仍不得不拉下臉來,將第一個電話打給中國主席江澤民。中國人最講究的就是面子,美國佬先打電話來找江主席,這江主席怎麽會不高興,於是江主席馬上就講了:“我們要支持美國的反恐怖行動,但至於怎麽合作,我們還要談談嘛”。小布什打來求救電話,江主席很是高興,談談就是要有交易,同時還顯示了我江主席的民主和大國的風度。再者說了江主席也沒有想到美國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情,智囊團還沒有支招。更生氣的是中國的謀士們怎麽就沒有提前想到呢?江主席聽了小布什的話以後,一定會大罵無能的中國戰略專家。這幫戰略專家到了現在這樣的情況了卻還不知好歹在網絡上亂講話,還在電視上胡說八道,於是,馬上命令外交部和宣傳部研究情況,改變風向。這樣的情況可難為了外交部的先生們,中國政策一向是支持第三世界的窮弟兄,要他們反對美國霸權主義,本來中國在世界上沒有幾個真心誠意的好朋友,周邊國家不論印度,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還是俄國,都是和中國表面和氣,暗中提防。日本,歐洲更是和美國穿一條褲子。今天要是讚同了美國,這中東的伊拉克弟兄不是更得惱火。這講了多少年的反抗美國霸權主義口號不是白喊了。丟臉不說,這面子怎\放,彎子怎麽轉?萬一美國今後又不認帳怎麽辦?更窩火的是宣傳部,剛掀起仇恨美國的新高潮,一下子就要轉彎改成支持美國,這不是玩火嗎?但指示就是指示,不得不執行啊。只是可憐了受中國多年愚弄的百姓,愛國熱情剛一上來馬上就被澆了一盆冷水,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在中國天涯網站就有這麽一位先生反覆抗議,為什麽愛國的文章不讓貼,愛美國的文章成為了主題。豈知可憐的“愛國青年”又被出賣了一次。
話說這時候的小布什,眼看中國發生變化,馬上就責令國務卿與中國主管外交的副總理電話談判。不僅給足了中國面子,而且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果不其然,中國政府在晚間新聞中就馬上播出:“完全支持美國反恐怖行動,中國政府將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協助......在反恐怖行動期間,中國仍會繼續觀察台灣,不會破壞台海兩岸和平”。
很多人一談起印度,馬上就想起電影和美女,以為這印度阿三不會有什麽作為。豈知在這次事件中印度阿三毫不含糊,見了中國和俄國的表態,馬上就來一個更絕倫的表態:“印度政府全面毫無保留地支持美國反恐怖軍事行動,願意為美軍提供海陸空基地。並願意派出必要的軍隊協助美軍行動。。。。。。”各位看了是不是感到其果斷的氣魄,要知道印度是不結盟國家的創始人,自從英國從印度撤離後,從來沒有別國軍隊進入過,就是和俄國結盟的時候也是接受教官和顧問團,婉轉拒絕俄國軍隊進駐。這次國門大開,不惜與近鄰爆發戰爭,可見其內心的緊迫。不過,只要各位仔細想一想就情有可原,印度一直自以為是亞洲大國,但近幾年不但和中國競爭,沒有趕上中國反而是差距越來越大。眼看著中國實力大增,在亞洲說話的分量越來越重,就更感到自己的壓力。周邊的巴基斯坦和中國已經結盟多年,對印度耿耿於懷,泰國緬甸和中國關系良好,華人在那里也是舉足輕重。面臨今日的美國急需幫助的機會怎麽能輕易放過,看到中國又表了態,一旦阿富汗被中國染指,美國又和中國結盟,這印度豈不成了亞洲棄兒。中國再發展十年,印度就要成為中國眼中的兒童。阿富汗納入中國勢力範圍,這阿富汗不就成了印度頭上懸著的一把刀?面對這樣的局勢,傻瓜也要行動了,不趁著美國遭殃的機會,趕緊拉攏美國,還有什麽機會?印度說什麽也不能讓中國和美國結盟的企圖得逞,更何況有美國遇到襲擊,國際上一致反恐怖行動這個大旗。
說到這里,返回頭來再看看俄國,總統普京本來打的算盤很好,沒想到中國江主席在小布什的電話下竟然同意了支持美國反恐怖行動,中國總理在國際會議上還特意強調中國配合世界各國反恐怖活動的決心。這樣的表態實在出乎俄國的預料,本來俄國的目的就是在國際社會上讓中國來轉移視線,將矛盾轉移到中國身上,自己好趁機漁利。上次在南聯盟事件上就是讓中國政府出頭,到了收獲的時候,俄國出兵,結果中國使館被炸,人死了還留個支持種族屠殺的惡名。中國遭俄國暗算,使中國在南聯盟幾十年的功夫白下,被狼狽逐出南聯盟。再說了。今天中國要和美國結盟,這對俄國的利益絕對沒有什麽好處。想到這里,俄國馬上就來了個小轉彎,轉天早上就發出聲明:“俄國希望在美國握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出兵報覆,。。。。。。”。好歹俄國是聯合國常務理事國,無論如何也要趁此機會牽制一下美國,不能讓小布什眼中沒有俄國。現在不討價還價,事情過去了還有什麽籌碼?各位看清楚了嗎?俄國總統普京可不是個酒鬼,他可是滴酒不沾的人。
最狼狽的要說還是日本。日本一向善於察言觀色,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高的利益。人們總以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威脅最大,實際上中國的崛起對日本威脅最大。為什麽這樣講,請各位看官仔細聽我分析。日本是個模仿成性的國家,內里空虛還裝的很硬,有錯還不認。從心理學上講是自卑感太強的表現。在經濟上日本和德國,意大利,法國是同類國家,這類國家的特點是以生產高檔產品為主流的工業國家。其實幾十年前日本和中國一樣,是個生產抵檔產品的生產國家,當日本發家了,就想進入美國,想從生產國家轉變成技術國家,想仿照美國一樣靠高科技發展自己,靠腦力賺錢。非常可惜的是,日本人沒有美國人的制度和財力,在高科技方面怎麽趕就是趕不上美國,最近十年日美之間的技術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在賴以生存的產品制造業中又面臨著中國的巨大壓力。各位可以看看,當年美國超級市場里的日本制造早已經都變成了中國制造,除了汽車還是日本制造以外,其它行業中的產品早已經是中國制造。連當年日本賴以賺取利潤的電視,冰箱,甚至DVD這樣新的日用品都是中國制造,你說日本產品在未來的優勢還在哪里?面對中國制造業的咄咄逼人的駕式,小日本怎麽能不膽戰心驚。國民經濟十年不振,有中國在旁邊,小日本怎麽能振的起來。如果不是美國為了本國的利益要扶持日本成為自己在亞洲的盟國,日本的經濟早就會象今日的台灣一樣。中國和美國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盈余國,日本在這兩個國家的出口盈余占了全日本出口盈余的一半以上。這兩個國家無論如何是都不能得罪的。好在這幾年耍滑頭將兩個國家都糊弄的不錯。反正漂亮話說了不少,說話又沒什麽損失。得到利益是實在的。但今天美國遭難了,日本就不得不表態,但又不能讓中國看出日本的野心。幫助美國,肯定要花錢,花錢事小,但不能得罪中國,也絕對不能讓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否則日本就會失去保護和資助。於是日本首相不聲不響,先是幫助美軍,然後又是聯系印度,並表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印度,同時對俄國也表示:“日本有義務幫助俄國發展經濟,度過難關。。。。。。”。小日本暗中攪局,狼子野心一覽無余,恨不得中國馬上變成美國的敵人。當然,幫助美國軍事行動是日本人心中的願望,畢竟日本需要美國的幫助,失去美國幫助,日本這個人口稠密的國家,一旦被恐怖分子襲擊可就不是死亡一萬人的事情了,再說,美國軍工離不開日本,很多導彈和飛機零件都是日本制造。一顆導彈就是幾百萬美元,一架飛機可能上億美元,虎口里掉下的肉渣也會對日本經濟有促進作用。更何況日本在美國還有龐大的資產。
記得好象是某位歐洲哲人講過這樣一句話:“只有在一個巨大的利益擺放在人的面前時,人的本性才能充分顯現出來”。美國遭遇襲擊,亞洲各國的本性馬上就都顯露了出來。畢竟國家利益要遠高於主義和理想。只可惜的是國民在這歷史轉型的關鍵時刻卻還沒有絲毫的準備。中共僵化的體制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好。如果中國不能在本世紀初抓住這個有利的機遇,恐怕就會又讓中國人民苦難一個世紀。無論俄國和美國結盟還是印度和美國結盟,最終的結果都是中國被孤立,中國被世界圍堵。中國支持恐怖分子的結果只能是被世界各國封鎖,讓俄國和印度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得以快速發展。當這些國家發展了之後,僵化的中共即使想改變也已經來不及了。中國人民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錯過了中國可以利用世界各國幫助和平度過民主自由轉型中早期的困難時期。中共也會錯過利用國際資本幫助其經濟穩定,讓政黨和政策順利轉型的和平時期。到了那時候,中共只能是自掘墳墓,自我葬送,中國人民也會在世界人民的一片恥笑聲中自我混戰墮落。
機會在某些時候來的就是太快,往往讓人措手不及。利益也最容易讓人貪婪,讓人失去理智。只是聰明人會戰勝自己短期小利的誘惑,去爭取未來整體的利益。希望今日的中共能早日覺醒,不要錯過這個在世界上六十年來的最大機遇,讓中國人民在未來能得以幸福。
美國遭遇襲擊──中共政治偷襲世界
九月十七日看到了中國政府婉轉拒絕巴基斯坦總統訪問中國商談合作反恐怖行動的消息。看完之後,我感到十分奇怪,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多年的友好盟邦,平時往來密切,今天在這個關系重大的時刻怎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很顯然,這里面有了問題,中國一定有著難言之隱,巴國總統急於說服中國,而中國又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利益。那麽,這個問題是什麽呢?
今日一早,看看新聞,忽然發現巴基斯坦對美國全面支持,變成了有條件的支持,在使用軍事基地上面不僅有了限制,而且強烈禁止俄國,印度和以色列國家軍隊進入。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通過非正式渠道透露,希望美國軍事行動最好要通過聯合國授權,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中國主席江澤民先生同俄國,法國,英國的領袖們先後通了電話。再有一個更令人震驚的消息是,中共發布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外國資本可以收購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同時開放投資業,金融業,服務業等其它產業”。準確地講,我和我銀團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三個月前,就已經通過中共的一系列宣傳和決定嗅到了中國的未來要有重大變化,於是在當時就決定派人開展對中國的工作。八月二十七日和九月一日,以我銀團一位副董事長和一位投資經理分別帶隊的兩個商業考察團就已經到達了中國,對中國十余個省市進行考察談判,並預定在十月八日返回美國。當九月十三日,我銀團董事告訴我中國會在近期有巨大政治改革舉動的時候,我還不敢確定會這樣快,僅僅過了四天,我就看到了中國這一重大的變化,著實讓我吃了一驚。為什麽中共會在美國遭遇襲擊的這個關鍵的時刻推出這樣不同凡響,以至會影響世界未來局勢的重大決定,這確實值得關注中國的人們深思。
中國進行經濟改革已經二十年了,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的地步,政改問題已經顯現的十分突出,中共對這樣的困局顯然也看的十分清楚。如何能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是中共當局十分頭痛的問題。在這種政治改革不能大幅度進行的時候,中國加入WTO就成了中共發展經濟維護政權的最好方式。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中共自己本身看的很清楚,當很多中共黨內保守派反對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或許就發現了江澤民的打算。對於國際社會而言,圍困中國的最大理由就是中共的共產主義制度,而在這個制度一天不消滅,世界和平就有危險的共識下,國際社會不可能對中國進行大量和廣泛的投資。中國憲法的法律性制約,也限制了海外大財團在中國的戰略性投資。江澤民執政期間,他沒有實力和膽量來改變中共的性質,更沒有可能改變中國的憲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沒有別的選擇,加入WTO是可以用國際法來制約中國憲法的一種方式,從而慢慢地從根本上改變中共的本質。我相信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江澤民制定的,更有可能是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制定的。中國加入WTO,盡管中國的國有企業可能會損失殆盡,但對中國未來和平地過渡到民主自由的國家可能會是一個最穩妥的道路。這雖然會給中國帶來經濟上的損失,但相對於通過流血和混亂進行的民主政治所帶給中國的損失會更小。相對對江澤民而言,在放棄權力之前進行這樣的政治變動,成功了是他的歷史性功勞,失敗了是後任者的責任。無論怎麽看都是一個高著,沒有任何政治風險。
所有中共領導者都十分清楚他們自身的困境和面臨體制轉型的強大壓力,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維護共產黨的統治,如何順利的進行不流血的變革始終令他們頭痛。政治改革在中國是個艱難的過程,多年的愚民政策已經讓國民陷入了一種不知所措的地步,國民一方面需要安定和富裕,另一方面又要民主和自由。保守派要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原來的共產主義,改革派同樣也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想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中共的政治改革處於停滯狀態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我個人認為,不是中共不願意政治改革,而是沒有好的時機和對策,中共領袖們希望的既維護自己的利益又能帶動中國前進的方法尚未找到。利用國際風雲突變和海外輿論就成了中共推動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機。中共大力推動中國加入WTO的目的也是如此。
在美國沒有遭到襲擊之前,中共的計劃是慢慢地利用WTO的壓力來推動政治變革,江澤民先生的“三講”和資本家加入共產黨的理論也是這個目標的前奏。但問題是在九月十一日,美國遭遇了襲擊,整個事件嚴重地影響了國際政局,未來整個世界的勢力劃分已經迫在眉睫。江澤民和中共的領袖在一日的仿徨之後終於醒悟到,一個可以改變中國和世界的新的時機到來了。這就是如何利用美國遭遇襲擊這個二十一世紀最大的事件來展開自己的行動。這也給早已在中共黨內沈默了多年的改革派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各項重要的改革政策都可以利用中國國民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關注美國事件的時候悄悄地提出,而且也可以用國際上的新變化來解釋中共的歷史轉變。這樣的時機恰恰發生在中共明年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之前,很顯然會給中共帶來一個決定性的歷史轉機。
美國遭遇襲擊,就在世界各國關注美國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共在這個時候宣布開放中國所有國有企業,同時還開放金融和服務業的新聞。各位可能並不知道,中國一直沒有開放國有企業,並宣稱關系國家命脈的國有企業永遠不會放棄,再加入WTO談判時針對世界各國都提出了開放的時間表,但今天的中國大型企業全面開放,則正式宣布這一事實提前結束。在當天,中國副總理吳邦國也宣稱:“中國將放棄原來的三大關卡,外匯市場全面開放。法律也將根據WTO的原則全面調整。使中國的法律合乎世界發展的潮流”。中國政府主動提前放棄在WTO談判中全力爭取的開放延緩時間表,並主動提出修改法律。這樣的宣布向我們暗示了什麽?那就是中國將在政治和經濟上全方位資本主義化。中國全面放棄國有經濟。在法律上全面進行修訂,中國要利用美國遭遇襲擊的最佳時機,全面向資本主義轉變,在政治上進行了一次中共黨內的珍珠港偷襲。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股市的國有控股也一定會全面釋出,國際資本全面控制中國經濟的局面將提前數年到來。中國經濟也一定會出現全方位的歷史性的改變。中共利用美國遭遇襲擊這一有利時機,在中國和國際上進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偷襲。成功地將中共歷史上最具震撼的決定悄無聲息,不動聲色偷偷地塞給了中國人民和中共黨員。各位仔細看看中共的新聞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新聞對這歷史性的政策轉變竟然沒有當作重要的新聞,而是簡單帶過。
政策的轉變必然會導致國際上的局勢轉變。於是中共放棄堅持了幾十年的反對美國霸權主義而對美國遭遇襲擊的軍事行動進行呼應就有了合理的解釋。當巴基斯坦看到美國向它伸出橄欖枝的時候,怎麽能放棄呢?響應美國可以為自己帶來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但對中國這個傳統盟友的意見也不能不考慮,當巴國總統準備和美國全面合作的時候,向中國解釋說明的就只能是由總統先生了。中國很顯然看到了巴國全面投靠美國的危險,拒絕巴國總統就是向其提出警告。巴國不會不知道近鄰中國的暗示,由此,對美國軍事行動的全面配合轉為有條件的配合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巴國總統的決定,一方面給中共一個極大的面子,讓世界各國更能看到中國在亞洲的政治力量不可忽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和美國在經濟補償上面討價還價的籌碼。再者說了,究竟如何支持美軍進攻阿富汗還不是巴基斯坦自己的事情,發表一個聲明,讓自己的利益增加又照顧盟友的面子,這樣兩全其美的事情誰不會做呢?
中國以往的政策是支持一些發展中的國家,以反對霸權主義來增加自己在國際上的實力。在美國遭遇襲擊之前,中國面臨全面圍堵的時候,這樣的手段不乏功效。但在中國努力融入世界主流,還沒有完全被承認的時候,中國的每一步都不能盲目,既要和美國發展友誼,又要在真正的夥伴關系還沒有建立的時候保持和伊拉克,北韓的友好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在這次世界政治大洗牌的時候占據有利地位,隨時牽制美國和西方國家。所以,在中國政府全面支持美國,主動封鎖邊境的同時,故意在新聞中發出“呼籲並提醒”美國要通過聯合國決議。我可以肯定一點的是,此次中國在聯合國會議中一定會史無前例地投讚同票,而不會是羞答答地投棄權票。
中國政府的歷史性改變,也同樣給世界各國一個震驚。江澤民是個喜歡做秀的領袖,必然要利用這個機會和世界其他強國交換意見甚至討價還價。與俄國總統普京的談話一定要談到共同對付新疆獨立運動的問題,同時也會交換如何防止美國勢力在亞洲一家獨大的問題。拉攏俄國牽制美國在亞洲的擴張是中國的目的,相反,俄國拉攏中國牽制美國在亞洲建立新勢力也是其國策。二者雖然各懷心腹事,但共同的利益一定會有所聯合。再說,中國最擔心的阿富汗如果不能徹底解決,恐怖分子鼓勵並支持疆獨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隱患。俄國如果睜眼閉眼縱容他們,中國也會麻煩不斷。現在建立利益同盟顯然比今後再談會更好。
歐洲的法國是對中國最友好的西方國家,江澤民首先和法國首腦通話,很明顯的是要說明中國的立場並尋求法國對中國某種利益的支持。從法國和中國的新聞報道上看,中國的目的達到了,這樣的外交舉動在中國沒有大肆宣傳,很顯然是有私下利益的交換,只是目前我們還不能準確猜測到。同英國首腦的通話是應英國首相的要求進行的,我有一種猜測,這是英國首相在與小布什交換意見之後,代表美國勸說中國,而江澤民很顯然也猜到了英國首相將要談的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共江澤民才會首先和法國交換意見,達成共識。這樣的交易,在目前無法具體得知,然而,美國及西方國家在此事件後全力支持中共進行和平政治變革是可以肯定的,給予大量的政治和經濟援助也是可以預料的。各位不相信,在美國軍事行動之後,肯定可以看到這一切內幕交易。中國利用美國遭遇襲擊的事件,在國內和國際上進行政治偷襲所取得的成績,恐怕遠大於人們的想象。
有人說政治是骯臟的,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對於政治,我個人認為是利益的化身。當我們為了經濟利益奮不顧身的時候,誰又能說我們不是骯臟的?美國遭遇襲擊給美國帶來了機會,對中共也同樣是個機會。中共一向注重國內利益和自己的本身利益。今天的表現更是顯示中共在目前還是以國內問題為主,首先想到的是利用這次機會將中共的政治改革提前推出。趁民眾和左派關注國際事件的時候,將中共進行天翻地覆的改變。同時也利用這一國際好時機增加與西方國家討價還價的籌碼。在這里我可以肯定地講,明年的中共黨代會將是中共黨史的重大改變,盡管中共還不會全盤否決共產主義,但在後面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修改憲法已經是不可改變的趨勢。將中共逐步改造成為一個不具危險的社會黨的行動已經開始了。
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中共對世界進行了政治偷襲。
美國遭遇襲擊──小布什政策的本質是什麽
發了幾篇關於美國遭遇襲擊的文章之後,又收到了大約三百多封讀者的來信。在來信中有一位讀者這樣寫:
“......我是每天都要上網看新聞的,這兩天卻沒注意到關於國內那項重大政策變化的報道。看來極可能如你所說:中國領導人利用了目前人們注意力被轉移的大好時機,悄然出台了一個本應引起軒然大波的政策。很佩服你的政治嗅覺。不過,這一政策變化是否具有歷史性、中國憲法是否會因此而改變,我覺得還遠不能定論。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靜觀事物的發展來證明你的判斷。我相信不久就會見分曉。其實,這幾天我一直想鼓起勇氣在網上發表一個看法。但終因才疏學淺、恐成他人笑柄而止步。不過在此單線上說出來倒是無妨。我認為:中國應趁此時機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國際資本避風港。實現這一目標的大概步驟是:
1積極支持美國的報覆行動,因為美國此刻恰恰需要中國的支持。雪中送炭,美國不會對此惠無報。借此機會緩和被美圍堵的壓力。
2對美的支持應以不徹底傷害伊斯蘭世界的感情為宜,避免成為他們下一個攻擊目標,因為中國與他們大面積接壤,而且境內有回教民族。所以對美的支持必須是道義和政治上的聲援而不是軍事行動,並於口頭上呼籲美國要精確和慎重出擊,同時出錢安撫即將出現的阿富汗難民(這一點狡猾的俄羅斯人已經做到了)。
3檢討並重新制定新疆政策。決不可再用武力鎮壓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邊疆安定,應該以非暴力和解的胸懷和徹底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來制定政策。這樣做的理由只有兩點--你需要那些少數民族永遠做這個國家的安分公民而永遠保持那片疆域的安寧;他們對這個國家的心無二志是對伊斯蘭過激分子的最好抵禦。
4從速啟動政治改革。改到什麽程度為止?改到那些國際超級資本不再擔心中國的政治會在中國的經濟領域里玩弄權謀為止。當然,事實表明,前兩點中國政府基本做到了。不知你是否認為美國的此次遭襲會造成資本外流。如果外流,流向哪里呢?中國如能趁機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國際資本避風港,則是中國利用這次國際風雲突變給自己撈到的最大實惠。。。。。。”。
這位朋友的想法很好,但我個人認為中國在短期內既無此計劃,也無能力。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憲法不保護私人財產,要實現的是消滅階級和私有財產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關於這位朋友的想法,在香港,董建華先生有個亞洲金融中心的構想,台灣李登輝有亞洲營運中心的想法,日本有亞洲金融中轉站的想法。但由於它們有先天的不足,所以都沒有成功。中國大陸有它獨到的地方,很容易完成這樣的目標,但可惜的是被中共僵化的政治體制限制住了。至於是不是會錯過機會,我個人認為要看美國的政策變化,要看國際社會整體的發展趨勢。
談到中國不能不談到美國,中美關系之覆雜是世界各國關系中很少見的。兩個大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未來的國際局勢和發展。猶如某位讀者在來信對我說:“美國政策的本質是什麽?小布什的政策由誰決定指導?”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美國政府制定了基本戰略,到了里根時代,這個政策發揮的淋漓盡致,並最終打垮了俄國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各位從美國電影中就可以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以前美國的電影都是俄國人在搗亂,後來的電影都改成了恐怖分子和狂人。其實這正反映了美國人心態的變化。到了克林頓執政的時候,美國軍費開支大減,更多的財力投入到了經濟生活中,給美國帶來了十年的經濟繁榮。特別是在克林頓第二次當選總統之後,更是為了給自己留名,大力發展經濟,而將美國國防和其它事業放在一邊。克林頓的政策很清楚,美國不再擔任警察,和各國發展關系,盡量讓美國經濟持續繁榮。盡管克林頓很清楚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需要強大的國防來保證,但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屆,與其自己進行大規模的政策改變不如將風險留給下任。而克林頓的經濟政策是發展小型企業,讓民眾自由發揮,限制大型企業發展,並鼓勵網絡IT事業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什麽克林頓政府極力要分拆微軟的原因,只有將微軟這樣大型的企業分割,小型的IT企業才會有機會發展。這樣就變相鼓勵IT業的膨脹,形成了IT業的泡沫經濟。但問題是,這樣的政策在短期可以,長期進行下去就會出現問題。美國資本全部投資到了股票市場和IT行業,沒有基礎行業的支持就會很快出現危機,雖然克林頓執政期看不到,但後面繼任的人一定會遭遇上。晚幾年就會給美國經濟造成更大的創傷。
在人類的心理上,安定是最大的惰性。任何人都不喜歡變化,不讓已經具備的享受和安定丟失。但美國有一部分精英在1998年就已經看到了問題的所在,所以,很多經濟學家都對美國經濟發出了呼籲。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最大的不同是在經濟政策上。共和黨的支持者基本都在大型企業,這些企業的利益關系著美國的命運,也聚集著更多的人才。眼光也遠比小型企業的管理者更能看清楚未來的發展趨勢。美國目前的經濟不是制造業,而是頭腦經濟,是靠資本來謀生。國際化的經營的區別於小型企業在本國內可以進行,在本國內的小型企業不需要國際的大環境,但大型跨國公司就需要美國強大的國防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象大家知道的IBM和耐克等公司,他們雖然產品相差懸殊,但工廠都在海外,國際局勢的動蕩對它們的影響往往都是致命的。面對這樣的情況,這些企業怎麽能坐視美國國防衰敗?另一方面,持續了五十年的冷戰局勢已經改變,歐洲全面資本主義化,社會主義只剩下中國在亞洲當龍頭。美國的國防保護戰略還停留在歐洲就顯得極為幼稚和不適應當前的局勢發展。美國將軍力重點轉移到亞洲就勢在必行。但這里有一個問題是,當美軍從歐洲轉移到亞洲的時候,日本是最歡迎的。但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最不高興。美軍力量的減少,勢必要使英國和歐洲國家自己增加軍事開支,這對歐洲國家普遍的經濟不景氣是無法承受的。這也是歐洲國家不願意美國軍事重心轉移,但又不願意直接講出來的原因。
在中國大陸的BBS上,我看到無論政府還是百姓,對美國總統的評價都是讚揚克林頓,而對小布什抱有怨言。從這點上看,我覺得中國大陸政府的美國問題專家思維有問題。就如同在美國遭遇襲擊的時候,中國一位著名的軍事戰略家在網絡上說:“美國會因為襲擊事件而更快地發展NMD計劃,中國也將面臨更大的軍事挑釁”。更有一位政治專家宣稱:“美國將會將戰略目標轉移到中國,將更多的導彈對準中國”。我很奇怪,為什麽號稱中國精英的戰略專家會這樣看美國。他們根本就不懂美國的民主政治是怎麽一回事。事實上,自尼克松,基本辛格制定了美國基本戰略之後,美國的國防和外交政策沒有大的變化。到了克林頓執政期,世界處於相對和平的年代。克林頓善於做秀,善於變化。準確地講,他是個笑面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對待台灣這個中國最關注的問題上,克林頓幾乎是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作為,無論在武器的數量,價值和性能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大家也許會關注中美撞機事件,認為這是小布什在挑釁。我們暫不說事情的原因,但我們可以回憶,在克林頓時期發生的中國使館被炸事件的性質遠比中美撞機更嚴重。克林頓政府執政時是共和黨執掌議會,幾乎所有的政策都要共和黨同意。今天小布什執行的政策同樣是共和黨政策,它們之間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所有的區別就是,克林頓喜歡給中國政府面子,善於講好話。小布什只是缺乏克林頓當律師所鍛煉出來的見人三分笑,善於詭辯的才能。而實際上,小布什執行的政策才是對美國長遠利益有益的。美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掩飾過對共產主義的厭惡,也從都沒有否認過它們對共產主義的壓制。美國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是歷史的必然,是保證美國利益的需要。如果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國家,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美國的戰略重心就會從亞洲和歐洲轉移到中東。什麽是美國的利益,什麽是美國的敵人。對於敵人的概念有很多解釋。但我個人的解釋很簡單:“侵犯或有可能侵犯我的個人利益的人就是我的敵人”。相對於國家,我相信我這個解釋同樣適用。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論和事實,小布什執政後就一直致力於推行他的政策。但可惜的是,美國的大亨們在利益驅使下,很快都拋棄了自己手中的股票,致使美國經濟陷入停滯狀態,歐洲國家因為自己的利益不願意讓美軍撤離歐洲,並減少對歐洲的支持。中國和俄國也極力反對NMD計劃。這一切迫使小布什不得不暫緩推行他的計劃。
美國實行的是自由經濟體制。全國是以跨國公司為主體,商品全球化,依靠技術和智能來發展的國家。如果中國的戰略專家和民眾不能認清這一本質,就不可能了解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保護美國經濟的最好方式就是推行全球經濟,保持美國強大的國防。小布什的經濟振興計劃就是推廣經濟全球化,讓美國經濟在全球化的目標內持續發展。認清這樣的本質,各位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小布什會強力推行NMD和擴充軍力。只有保持美國強大,才能迫使世界各國接受美國的民主自由思想,才能迫使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市場,才能保護無處不在的美國商人的利益。才能讓美國人的財富遍及世界。
可以確定地說,在美國遭遇襲擊之前,中國就是美國要圍堵並迫使它放棄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只有讓中國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世界上其它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流氓國家才會發生轉變,美國的利益才會有保證。但美國遭遇襲擊,一日之間突然讓歷史發生了改變。美國政府和民眾不得不認識到恐怖分子已經成為了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脅。萬人傷亡使小布什不得不接受民眾的呼聲,將恐怖分子作為首要的敵人。而歐洲各國在看到這樣的現實後幾乎都是暗中高興,其原因是恐怖分子二十年來都是歐洲的最大敵人,相反中國因為距離的原因,並不會成為他們的首要目標。在這樣的基礎上,各位看到歐洲各國首腦齊聚美國商討反恐怖活動,美國和歐洲難得的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歐洲和美國的團結,這讓小布什和美國贏得了幾十年來的面子。但國際局勢也同樣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也許有人會問,阿富汗已經同意讓賓。拉登離境,為什麽美國還要動武。其實各位如果仔細聽一聽美國國務卿的講話就不難理解其中的原因。美國國務卿在回答記者問題時說:“即使阿富汗交出賓。拉登,美國的軍事行動也不會停止”。這句話的真正涵義就是,美國進行的是一輪新的剿滅計劃,要將恐怖分子的老巢消滅。支持恐怖分子的阿富汗政權一定要下台。同時,美國要合情合理地對伊拉克這樣的流氓國家進行毀滅的打擊。從經濟和政治上全面封殺它們。任何聰明的政治家都會抓住機會,當全世界都支持美國反恐怖行動時,小布什為什麽要放過這最好的機會?當這些中國大陸政府的傳統盟友被剿滅之後,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政府也就面臨著滅亡。同樣是一個目標,只是通過的渠道和手段不同。這樣的選擇,同樣也可以迫使中共提早放棄共產主義,未來美國的國防軍事投入會更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不失一個好的方式。
軍事企業一向是各個國家最感困擾的企業,它既不能丟棄,也不能不讓它賺錢。美國軍事企業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如果世界和平,美國沒有遭遇襲擊,我相信,軍事企業一定會勸說美國政府將軍火賣給台灣,只有台灣才是既能符合美國利益,又能維持軍火企業賺錢的地方,其它國家不是不需要軍火,如果是美國的敵人,美國軍火企業就不能賣給它們。但這次美國遭遇襲擊,軍火商人當然高興,生產會發展,錢會賺足。這樣,相對於出售武器給台灣的訴求就會減少很多。相對而言,對中國大陸是個利好的消息。事實上,美國政府宣布開戰以來,在美國股市中,各種企業的股票均全面下跌,唯有軍事企業不跌反漲,逆勢而行。軍事企業的發展,也會帶動鋼鐵電子和化學等相關工業,進一步會帶動電力和其它基礎行業的發展,這樣就會全面促進美國經濟的覆蘇。而強大的美國就會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進入美國,更加促進美國的強勢,這是個良性循環。
用心理學的觀點看,小布什執行這樣強硬政策有其原因。小布什是出身於政治世家,本身家境富裕。在他成長的年代正是世界上冷戰最嚴重的時期。其父親在中國長期擔任美國政府駐中國的官員,小布什不可能不從他父親那里了解中國當時的悲慘景況。也不可能不接受其父親的共和黨友人的觀點。這樣的歷史背景和從貧苦家庭奮鬥出來的窮孩子克林頓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幼年的潛移默化往往會在成年後的生活中不知不覺中顯現出來。而且,共和黨的強硬路線確實在美國數次海外用兵上為美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也為美國長期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優越的家庭生活,可以讓小布什在成長中不需要象克林頓那樣尋找機會,左右逢源,家庭環境可以讓小布什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有更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策區分上和黨員區分上,共和黨依靠的是美國企業家和中高收入階層,民主黨依靠的是中低收入階層。因為美國是個貧富分化不大的國家,它的階層區分就象個橄欖球,最大的是中產階級,不象其它國家是個金字塔,所以,為了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兩黨在中產階級上的政策區分就很小。當一個政策區分很小的時候,獨立的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發出的聲音就很有力量。至少美國是個崇尚知識的國家,專業人士的分析和理論就很容易打動猶豫不決的中產階級,而美國這些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更多地是高收入的階層,也分布在各個大企業之中,或與跨國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美國大選中,知識階層和精英分子選擇了小布什,這就注定了小布什強硬政策的確立。
客觀地說,小布什的經濟政策要比克林頓的經濟政策更具長遠性和前瞻性,對美國未來發展更有好處。但民眾看的只是眼前的利益。當小布什正苦於如何說服民眾,實行自己的改革計劃時,美國遭遇襲擊給了他一個絕佳的機會。從那一刻起,美國民眾空前的團結了,人民對美國前景也看的更清楚了。人民比以往更願意為了未來的利益犧牲眼前的利益。小布什的政策得以順利地推進了。
什麽是政策,利益就是政策,最好的政策不是維持現狀,是能使國家和人民有個更美好的未來,讓人民的利益更有保障,美國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無論怎麽看,美國政府的政策,至少在如何面對中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上,在本質上沒有任何的改變。只是不同的政府采取的是不同的手段。戰略目標是一致的,戰術上不同罷了。
什麽是小布什政策的本質?全面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並讓它永久。這就是小布什的政策的本質。
附注:
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感謝各位的支持和愛護,現對主要問題做一回答:
1.有讀者來信詢問我:“為什麽要寫這些文章,你是不是代表某個政黨?”
答:“我寫這些文章是為了能讓國人更清楚了解美國。我是美國共和黨人,但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觀點。我與中國大陸以及中國大陸在美人士成立的各種政黨都沒有關系”。
2.有讀者問:“你怎麽有時間寫這麽多文章,目的是什麽?”
答:“我只是個商人,但我不給任何人打工。商人可以有自己的時間並自由安排,我並不認為商人就一定沒有時間寫文章。相反,我認為一個好商人更要關心時事,特別是投資業金融界的人士。寫作的目的見上一條”。
3.有讀者問:“你是否擔心中共會在你去大陸時扣押你?”
答:“我相信我講的都是事實。如果中共連我這樣的文章都不能接受,我的文章能顛覆中國政府。那麽,我覺得這樣的政府就應該被顛覆,也一定不會長久。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大陸的投資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4.有讀者問:“最近的文章錯誤減少很多,是否有人幫助,或是否是個寫作班子?”
答:“在數篇文章之前,承蒙一位在美國居住的華人網友無私幫助,每一篇文章均請他校對,所以文章比以前改進很多。本人在此表示感謝。
另。本人就是草庵居士,並無寫作班子,也沒有什麽組織。
美國遭遇襲擊——台灣別無選擇
周五晚上,打開電腦查看新聞,結果一條重要的新聞映入我的眼簾。美國政府宣布和中國外交部長達成五點共識:一、中美雙方表示,將抓緊做好江澤民主席和布什總統今秋會晤及布什總統訪華的有關準備工作。中美雙方將共同努力使上述會晤和訪問取得成功。二、雙方強調兩國在反對恐怖主義領域開展磋商和合作的重要性,同意於近日舉行反恐怖問題專家磋商,並將在聯合國安理會將加強磋商與合作。三、雙方認為,保持兩國外交部門間經常性對話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副外長李肇星和王毅將應美國務院的邀請於明年早些時候分別訪美,舉行中美副外長級政治磋商和有關亞洲及國際形勢的政治磋商。四、雙方認為艾滋病蔓延已成為人類嚴重威脅,同意將加強在艾滋病防治領域的國際合作。五、根據業已達成的共識,雙方將於近期舉行政府間人權對話。
奇怪的是,中美兩國均沒有將這一事件當作重要新聞。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仔細研究一下,第一條說明美國總統小布什極為重視同中國的關系,即使是在美國面臨戰爭的狀態下還要堅持如期訪華,進一步顯示了中美合作的重要。在第二條中,則隱藏了更深的涵義。中國將全面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相互交換情報。在前幾天,本人曾預言中國將會和美國進行軍事合作,今天中美會談的結果則證明了這一預言。中美反恐怖行動上的合作,將會產生更多的中美軍事上的合作。這樣的結果也說明了,中國對美國軍事打擊的支持,將不會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軍事上的配合即將開始。第三條就更說明了美國將在其他方面支持中國,作為交換條件,台灣問題將會被提到中美談判的日程上來。中國在亞洲作為美國的盟友的初步局面已經形成,台灣被美國拋棄基本形成事實。最奇怪的是中美之間達成的防滋茲病和人權對話這兩條協議。很顯然,中國政府在尋求美國對台灣問題讓步的同時,也對美國做出了讓步。中國在這二個問題上將與美國商談,開放新聞輿論,加強人權保護等均會有所放開。本人預測的結果基本實現。
我相信,當美國白宮宣布這五點共識的時候,台灣的陳水扁先生的心情更加沈重。這樣的中美共識,無異於當年的中美建交。美國拋棄台灣,與中共建立同盟已經是勢不可擋。台灣何去何從已經別無選擇。
很多大陸人士對為什麽美國要保護台灣,認為美國是利用台灣做跳板分裂中國。其實,這正反映了大陸人民不理解美國政策的曲解。共產主義是美國的大敵,獨裁和缺乏民主自由正是共產主義國家的主要特征。美國不願意自己的民主和自由被共產主義消滅,維護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就是首要的選擇。盡管台灣的民主和自由並不完美,但它畢竟已經已經脫離了獨裁統治,在人權和自由上比大陸政府更進步。美國的中國政策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必然要帶有那一時期的特征。從政策上說,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公開要台灣獨立,也沒有鼓勵過台灣獨立。很多人對美國的“對台灣關系法案”耿耿於懷,其實,這個法案只是個美國國內的立法,並不屬於外交立法。這就如同中國大陸在國內自己通過了法案,要“支援世界革命”一樣,這樣的法案和外交立法有著本質的區別。正因為冷戰時期的需要,美國和西方社會利用台灣阻截共產主義就成了它們必須的選擇。當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破產之後,台灣成功地和平轉型為民主社會,這樣的台灣就更成為中國的民主樣板。美國支持台灣,實際上是支持民主,讓中國大陸和平轉型成為和台灣一樣民主自由的社會。這也是美國要捍衛民主自由支持保衛台灣的原因和理由。美國政府一直在呼籲台海兩岸和平談判,讓民主和自由統一中國。舉個例子,當大陸人民嘲笑北韓制度和貧窮落後的時候,盡管我們願意國家統一,但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制度和統治?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的問題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以我個人的觀點,台灣的民主是不健全的,主要的原因是,無論人民還是政黨都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民主自由思想。中國人數千年的文化和教育讓一種反民主的潛意識隱藏在心中,在生活中時時會不自覺流露出來。民進黨以民主自由為口號,但就在它執政後,民主馬上就轉變為獨裁,絲毫不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從廢“核四”一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陳水扁及其民進黨的反民主傾向。在數年前,李登輝執政時期,台灣政府要建設“高速鐵路”,本人曾親自訪問台灣,並與國民黨高層會面。台灣建設“高鐵”的目的是加速基礎建設,並帶動台灣經濟的新一輪增長。當時我們作為投資銀行為其研究,並爭取美國的投資。在研究後,我們和美國專家發現,將台灣原有的鐵路改建後全面提速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遠高於新建一條與原來鐵路並行的“高鐵”。當我們將研究報告送給當時國民黨主管經濟的大掌櫃劉XX時,得到的是虛偽的微笑。當然,我們失去了這筆生意。後來,我們與台灣的其他人士談起這件事情時,一位台灣的立法委員告訴我們:“建設一個新的‘高鐵’會給很多人帶來金錢,而你們要改建原來的鐵路。按照你們的計劃,那些為了建設新‘高鐵’而買下了土地等待著高價出售的官員們豈不是要傾家蕩產?”台灣的民主和自由是有限度的,一些人不會為了自己的未來去爭取權益,而是為了小利而出賣自己的權利。當台灣大選的時候,台灣南部二千台幣一張選票的事情竟然公開出現。民主竟然被七十美元賤賣了。
中國大陸二十年前在鄧小平先生的帶領下開始了艱巨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惜的是政治變革卻在一日之間被扼殺。中共的天安門風波是中共改革史上的一個轉折關頭,在後來的十年中,盡管中共政府忍辱負重,想盡一切辦法改善國際形象,但當年的天安門風波的影響對世界人民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以至沒有人敢相信在中國不會再次出現第二個天安門風波。
美國遭遇襲擊,美國政府政策面臨全面改變,這等於給中共一個歷史性的轉機。今日中美達成的五項協議,無形中等於宣告台灣爭取獨立的破產。中美關系將展開一個歷史性的廣泛合作,台灣原想借用中美交鋒所換取的獨立機會實際已經被封殺。作為台灣,民進黨執政期間所帶來的經濟不景氣,有很多原因。台灣面臨經濟產業轉型是一個關鍵,但政治的不穩定則是另一個關鍵,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是台灣經濟困境的最大殺手。台灣每年幾乎全部的貿易盈余都來自中國大陸,產業外移,國內經濟空洞,新興的高科技產業沒有建立,對科技投入不足等因素已經使台灣步入了日本經濟萎縮的後塵。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自身安全。美國及西方社會對台灣的民主自由的支持也因為中國大陸經濟上的崛起而受到制約,中國大陸日益寬松的民主自由也同樣會影響著美國民眾支持台灣民主樣板的信心。眾多的因素混合在一起,台灣已經面臨著一條逐漸統一的不歸路。
美國一直是台灣的支持者,正是“台灣關系法案”維系著台灣執政者的安全信心。美國賣給台灣大量武器裝備更多的是經濟利益和一種精神信心。在美國多次的民調中顯示,支持美國在台海危機中軍事卷入與中國大陸對抗的民眾從來就沒有超過三分之一。而中國大陸堅持共產主義,美國堅持冷戰思想正是台灣安全的保證。台灣就是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的夾縫中求生存。
中美結盟一直是台灣最擔心的事情。當美國遭遇襲擊的時候,台灣首腦陳水扁馬上就發表了一個無厘頭的講話,呼籲兩岸談判,共同維護和平。其實在美國遭遇襲擊的那一刻,陳水扁和他的幕僚們就已經意識到了中美要結盟的可能性。這樣的事情對於每日在心驚膽顫中過日子的台灣政府是極不願意看到的。美國戰略上的轉移,就凸顯出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大國地位。美國為了自己的現實利益,不得不和中共修好,和中共相互讓步,以達成某種共識,這樣一來,台灣被拋棄就避免不了。台灣問題是中共賴以維護政權的一個借口,也是中共贏得人心的一個最好手段,在中國大陸,中國統一的意識從來都沒有現在強烈。台灣問題也是中共領導人青史留名的標志。所以,在歷次中美爭鬥中,台灣問題都是雙方交換的籌碼。很顯然,在這次中美五項共識中,美國首次承認了中國在亞洲的地位,要與中國商討亞洲問題以及國際問題。這樣的外交詞句是首次出現在中美共同聲明之中。台灣被拋棄,中美共同逼迫台灣走向統一,已經是未來的政治趨勢,台灣面臨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
本人曾在前面的文章中講過,美國遭遇襲擊對中國是個機遇,從目前的發展狀況看,中國已經抓住了機會。中共在人權和防治愛滋病上的原則松動是個很大的讓步,中共一直強調“美國不得幹涉別國內政,反對美國霸權主義”,中共也一直防止在這方面讓步,以免在國內引起思想上的混亂。也避免美國和西方社會在今後以其它理由幹涉中共的獨裁統治。但今天中共的讓步說明了什麽,本來是美國政府有求於中國,現在中共反而作出了這樣的讓步,為什麽?沒有更多的原因,只有台灣問題才值得中共作出這樣大的讓步。台灣被美國出賣將是個不爭的事實。
各位仔細研究中美五項共識的內容就會發現,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已經占據了主流,中共領袖很清醒地認識到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這不僅關系到中國的未來,也關系到中共生存和黨內利益既得者的命運。在中美共識中,中共進行人權對話的意義無非是同美國及西方社會進行討價還價,要求西方社會支持中國經濟,以保證中國政治改革的順利進行。中共的政治改革同樣是別無選擇。
相對於台灣而言,台灣與中國統一並沒有什麽損失,中共的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彈性。台灣不同於香港,相對經濟獨立,又有海峽相隔。如果在國際社會共同監督下同中國大陸統一,在目前的世界主流是民主自由的趨勢下,中國大陸根本就無法對台灣實行獨裁統治,相反台灣可以更好的發揮民主自由樣板的作用。但可惜的是,台灣是政客當家,總統的叫法要比省長聽起來更讓人興奮。在台灣,人民的利益同樣被個人的利益和政黨的利益所掩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悲哀。
十年前,當時的台灣政府與大陸談判的籌碼遠多於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已經進入WTO,再過幾年,當中國大陸政治,法律逐步修訂並更接近西方民主國家的時候,台灣無論政治還是經濟上的籌碼就會損失殆盡。那時候的台灣,不用國際社會任何一方去逼迫,自己就會主動要求中國大陸統一,但那個時候,恐怕台灣已經沒有任何資格去和中國大陸討價還價。看看今日中美之間達成的五項共識,我們就可以預見到台灣已經別無選擇。
記得我的一位中學老師對我講過:“強權就是真理,無論你是軍事強權還是經濟強權,只要你有其中之一,真理就會站在你的身邊。”
美國遭遇襲擊──美國,衰敗還是振興
在美國遭遇襲擊的當天,我寫了第一篇關於美國未來預測的文章,在文章中,我預言美國經濟以至全世界經濟將會開始一輪新的振興。在後來的幾天中,我不斷地接到客戶和讀者的電話及來信,詢問我對美國未來經濟的看法。我一直堅持我的看法,我這樣回答諸位:“美國遭遇襲擊,股市一定會跌,但很快就會恢覆,美國經濟面臨著新的發展。至於個人對股票市場的看法,如果從愛國的角度上講,我勸告大家不要拋售股票,但從個人經濟角度上講,我建議大家開市後盡快拋售手中的所有股票”。
經濟本來是個不可預測的東西,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準確地預測經濟的發展。在華爾街有很多風光一時的專家,但他們風光的時間都不會長久。人是一個很奇怪的動物,越是聰明的人越容易陷入誤區,往往會因為成功而走向偏執。
也許有很多朋友會問:“你為什麽說美國經濟會走向光明,美國經濟為什麽會振興?”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請大家看看以下的歷史數據。
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德國進軍歐洲時,美國股票節節下跌。但到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股票市場跌入低谷。之後,美國股票市場逐步升高。從1942年4月到1946年6月,美國股票成長了一倍。
上世紀六十年代,古巴危機,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美國股市當日下跌1.9%,四天後升高3.8%。然後,美國經濟大幅度增長。
肯尼迪總統遇刺時,美國股票市場下跌2.9 %,但四天之後升高5.7%。美國經濟再次回升,並保持穩定成長。
里根總統被刺時,美國股票市場下跌1%,四天後回升2.5%。股票市場和經濟均保持旺盛成長。
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美國股市一路下跌,但當美軍反攻開始後,美國股票市場一路上升,直到2000年,成為美國自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成長最好,時間最久的黃金時期。
為什麽經濟會這樣,有很多人會認為是軍事企業帶動的經濟增長。其實這只說明了一點,軍事工業會短期帶動經濟,但不會長期支持經濟增長,更不會對經濟做出根本性的轉變。
做為世界上的一員,人是最值得研究的。從心理學上講,人有本能的保護意識。當人受到侵害和威脅的時候,自我保護是本能。對於經濟也是一樣。當美國遭遇不測的時候,每個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去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財富。拋售股票變現是個本能。而股票市場下跌,很快就會引起人的從眾心理反應,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盡快變現就是促成大眾拋售股票的心理定勢。以我多年的經驗看,美國的股票市場有兩類人,一類是以企業家,經濟富裕人士和退休人士為主的長期投資者。這些人在平時幾乎不會關注股票市場,他們追求的是長期的保值和利潤。即使股票市場發生變化,因為平時經濟穩定,收入較好,不會輕易拋出股票。另一類人是以中下層收入為主或以在股票市場投機為生的短期投資者。盡管他們不是股票市場的主流,但卻是證券公司的最好客戶。他們頻繁的交易,營造了股市的繁榮。但同樣,他們也是制造股票市場危機的最危險的人群。當美國或國際發生危機的時候,就是這些人牟利的最好時機,也是他們最恐懼的日子。在危機發生時,造成美國股市和經濟最大變化就是這類短期投資人。但這些短期投資人本性難移,當手中有了現金,沈默一段時間後就會按捺不住內心的挑戰,然後再次進入股票市場和資金市場。按照以往的經驗看,這樣的短暫沈默,一般保持在一個月左右,當它們看到資本市場再次有利可圖的時候,就會返回資本市場,然後進行瘋狂的拼殺,試圖補回損失。這樣一來,又會將資本市場瘋狂拉動起來。相對某些人來講,這些投機者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會緊盯著資本市場,不會輕易離開。對他們而言,資本投機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唯一手段。
從另一方面講,當一個國家或國際上發生危機的時候,正是政策轉變的最好時機,國家資源和經濟資源發生再分配的機會就會出現。而經濟衰退的原因正是體制內的資源分配出現了問題,危機的發生也往往與之有關。這樣一來,政策的轉變就會以適應經濟趨勢來調整,巨大的外力就會帶動新的經濟轉變。事實上,美國經濟每一次衰退都是因為某種行業的過度膨脹所引起,而新的轉機都是以帶動基礎工業來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經濟投入。目前美國的經濟衰退主要是高科技企業的過度膨脹,造成IT行業投入巨大,但短期又無利潤產出,基礎工業缺乏資金,而又跟不上發展所致。美國遭遇襲擊,必然會帶動基礎工業,這樣又會帶動相關行業,進行資本的再分配,從而理順體制內的不平衡。
在美國遭遇襲擊之前,美國體制內的經濟制約已經達到了極限。盡管大家都知道網絡經濟已經成為泡沫,但沒有人敢捅破這層紙,這張紙一旦被捅破,整個經濟就會出現混亂,大家誰也不願意承擔經濟損失。克林頓在執政後期更不願意在自己的光輝業績上蒙上陰影。所以,在克林頓執政的後期,他力主分拆微軟。只有分拆微軟這樣的大型企業,才可以讓腰包鼓鼓的中小型IT行業看到未來的希望,才會讓百姓感到他們投資的網絡企業有出頭的希望。克林頓政府就是這樣用短期輸血的政策維持了他執政最後兩年的經濟繁榮。
小布什上台後當然也會看到整個經濟的危局,繼續維持原來的經濟局面勢必要在未來引起更大的經濟危機,克林頓可以躲過去,但小布什沒有辦法避開這樣的潛在危機。所以,小布什只有采用冷戰時期的策略來緩慢地調整美國經濟。為了促進經濟向基礎工業轉型,NMD就有了開發建立的理由。當然,為了美國安全,保護美國利益,威懾流氓國家也是發展NMD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小布什深知美國民眾對經濟財富的重視,斷然宣布阻止IT網絡事業肆意擴張,勢必會給民眾帶來短期的恐慌,股市也會迅速下跌,造成經濟上的惡性循環。這樣的局面只能通過推出一系列的經濟政策來調整美國經濟。
調整利率是調整國家經濟的主要手段,特別是在美國這樣崇尚完全自由經濟的國家更顯重要。在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已經數次調降利率,但那時是在經濟問題還沒有完全顯露的時候,雖然有效果,每次調降所起的作用卻越來越小。等到小布什上台執政的時候,人們已經對調降利率產生疲倦的感覺。另一個原因是小布什的經濟政策並沒有給大家帶來明顯的利益,人都是喜歡能看得到摸得著的實際利益,在小布什經濟政策還不明朗,大家不知道美國經濟未來走向的時候,持觀望態度就很正常了。而這個觀望的局面又和經濟停滯不前形成對峙,結果小布什使出了渾身解數還是沒有辦法說服民眾和企業家。美國經濟就陷入了膠著狀態。
建立發展NMD計劃本身並不是個促進經濟的好辦法,但在和平時期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國家的收入就如同一碗肉,你多吃了其他人就要少吃。美國發展軍事力量從長遠有利益,但必然要損害眼前的經濟利益。當年克林頓發展經濟的手段就是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軍隊開支,將主要的資金放到經濟發展上面。NMD等計劃的執行必然要增加國防開支,使國家經濟向基礎行業轉型,但弊病是,會在短期讓民眾承受經濟衰退。
美國遭遇襲擊,一下就將小布什政府面臨的這個困局打破,NMD已經沒有必要成為美國經濟轉型的動力,戰爭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又可以增強美國的強勢和信心,更重要的是,美國有理由也有必要在亞洲尋找盟國,而這個盟國既可以讓美國減少軍費開支,又可以分擔美國的經濟壓力。俄國早已轉變,雖然俄國還保持著大國的勢態,但經濟已經使它淪為二流國家。這樣一來,中國也就成為最好的選擇,從老布什來講,中國本來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也一直是支持和中國交往的少數美國政要之一,布什家族企業也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小布什上台時的強勢就是要調整美國經濟格局,今天有了美國遭遇襲擊的好時機,美國政治和經濟各項政策順利的轉型就很順理成章地展開了。小布什主動向中共示意好就不會奇怪,當時我預測中美關系會會有一個重大突破,事實上,當我看到中美達成五項共識的新聞時,根本就不感到奇怪,要說奇怪的是,它完成的速度太快,超出了我的預想。
我之所以認為中美結盟的重要性超過了當年俄國共產主義的瓦解,其主要原因是,今日的中共已經變成了一個四不象的共產主義國家。這樣的國家比基本教義派的共產主義國家更具危險性。中國國內的民族矛盾和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所引起的內部矛盾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民族主義高漲,往往會使這樣的國家產生危險的領導人,並引導中國走向一條危險的與世界對抗的狂熱路線。大家看看歷史就會發現,無論伊朗,伊拉克,都是在經濟走向一定富裕程度時,政治與民主不健全,才發生了獨裁者利用社會失衡引導國家走向狂熱。而今天,中共領袖能審時度勢,將中國引向一條與美國結盟,接受國際民主自由主流的道路,實際上是對中國人民以及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貢獻。中美結盟勢必會讓中國全面開放市場,這個市場對美國至關重要,甚至會影響美國未來發展。中國市場的開放和與美國結盟,會從根本上帶動美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廉價產品也可以讓美國百姓享受到更多的實際利益。中美結盟可以讓美國政府減少軍事開支,將更多的金錢投入到經濟領域中。也可以集中更大的精力去進行頭腦經濟,將美國的國際資本擴充到中國的各個角落。也可以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生產更好的產品,並將這些國際著名品牌的以產品低價打入世界各地,將原來被發展中國家視為高不可攀的商品,變成為發展中國家可以消費的產品。這樣的未來怎能不促進經濟的發展?不要忘記,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一直是美國企業家的共同心願。
跨國公司是美國經濟的主體,當這些公司贏利增加時,股票市場必然會升高。這樣的趨勢就會引起以新的一輪投資熱潮,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中國經濟的發展符合美國利益的需要,美國政府就必須要保持中國政局的穩定,這樣一來,人權和民主自由等就一定會成為中美會談的共同話題。這樣看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相信各位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美五項共識中要加入關於人權話題的原因了。
在整個世界經濟生活中,能夠影響美國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只有歐盟,日本和中國。歐盟正在崛起,但它的經濟很平穩,發展也穩定,同時也是美國的盟國。它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沒有太大的起伏,對美國經濟影響並不會太大。日本是個制造大國,也是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貿易國。由於日本技術開發不利,自己本身的經濟體制又嚴重地限制了它的發展,十多年的經濟衰退嚴重地影響了它未來的發展,在目前又面臨著日益崛起中的中國的巨大壓力。而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制造大國,在各個領域蠶食著日本的傳統領域。所以,日本對未來的世界經濟上產生的作用會越來越小。同樣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弱。在世界上唯獨中國既有廣大的市場,又有眾多的人口,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後。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才是可以嚴重影響美國經濟發展,甚至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國家。不客氣地講,在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的發展決定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向。
穩定的中國是美國保持經濟增長及利益的必要保證。可以預計的是,盡管中美之間矛盾不斷,但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中美越走越近是歷史發展的趨勢,相互促進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政局穩定是雙方的共同利益,也是雙方的共同需要。美國經濟能否振興,中國問題是個關鍵的關鍵。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如何保持中國經濟發展,維護中國政局穩定,支持中共和平並順利轉型,必然是美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同樣,在我看到中美五項共識的時候,也可以斷言,中美友好的新時期已經開始,美國政府放棄NMD計劃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當美國對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正式開戰之後,美國股票市場出現大幅反彈並保持持續增長已經是可以預見到的,美國經濟正在面臨著黎明前的最後一刻。
美國經濟全面覆蘇即將到來!
利益與權力
歷史往往會開出玩笑,當俄國奮鬥了百年的憲政體制即將實現的時候,忽然之間發生了“十月革命”,結果是俄國憲政歷史被推遲了一百年。中國人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如果看一看中國二十年代學者們研究的問題就會發現竟然和現在中國討論的問題是一樣。甚至百姓的要求都一樣。想當年中共就是高舉著反封建,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的大旗取得的政權。如果有你興趣,可以將中共四十年代的文宣拿來,只要將其中的國民政府字樣換上中共政府,原來的國民黨換成共產黨,其余一字不改,保證現在同樣有效。
說起來中共當年的創業者水平還真不錯,幾乎都是留洋的學生,領導人也大多有相當的教育水準。但問題是為什麽原本代表中國精英階層的人士為什麽最後淪落了,當中最主要的問題恐怕就是每個人頭腦中的私人利益在做怪。最後被人利用淪為一個封建無知的農民黨。
如果按照中共的階級論和血統論來講,我則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後代”,也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接班人”。當年祖父也算是為了理想為中共拋頭顱撒熱血,馳騁疆場。也曾在中共建政初期為自己的理想得以實現而自豪。只可惜的是中共建政不足十年,就已經將自己的諾言全部推翻,將中國變成一個人間煉獄。,執政者僅僅為了個人的利益,就將全體中國百姓送上了不歸路。
1997年夏,我受一個朋友邀請前往LA東區的一個基督教堂參加他的婚禮。在婚禮中,我看到一位年紀在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覺得有些眼熟,但怎麽也記憶不起來在那里見過面,更想不起來名字。就在我不時注視她的時候,她也緊緊地注視著我。當婚禮一結束,這位女士馬上就走了過來和我交談,並詢問我的姓名。當我一報出姓氏之後,這位女士馬上就抓住我的肩膀說:“你是XX?你不記得你大姐了?”“XX”是我小時候的綽號,自從上小學就已經沒有人叫了。一聽到有這位女士竟然知道我的綽號,心中很是吃驚。但怎麽也沒有辦法記憶起這位女士到底是我那位大姐姐。於是我不好意思地說:“你到底是那個大姐?我實在記憶不起來了”這位女士說話有些激動:“你怎麽把我都忘記了,當年我扛你去看焰火,你還在我脖子上還撒了一泡尿。我是你玲姐姐啊......”。
一句話就打開了幾十年封沈的記憶。原來這位已經中年的女士竟是當年帶我到處玩耍的美麗聰明的鈴姐姐。玲姐姐的父親原來是我祖父的老部下,原來在天津政府任職,後來調到了石家莊工作,但玲姐姐和她的母親卻留在了天津。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分別了幾十年竟然會在美國相見。在交談中得知鈴姐姐已經來美國十年了,數年前在洛杉磯東區買了一家中等規模的連鎖旅館,近年來因為有很多大陸訪問團來美國,所以生意很是不錯。賺了很多的錢,連房子都換了三次,現在住的已經是價值百萬美元的豪宅。玲的父親也已經從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的位置上離休十多年了。最近幾天就要來美國看望她們。
玲的父親是個老中學生,當年參加中共的時候也是一位知識分子,當兵打仗直到最後成為一省封疆大員,對中共可以說是忠心梗梗。到了美國,剪刀了我們這些小字輩仍然是一副異常嚴厲的眼光,並毫不留情地當面申斥我們。以至於後來我每接到玲姐姐的邀請電話後都要猶豫一下是否去參加她的家宴。我很喜歡玲姐姐,但我非常懼怕她的父親,沒有辦法接受他每天必講的中共理論。這位老人到了美國後仍然保持著中共的革命傳統,對美國社會的接受程度極低。甚至是抵觸,唯一可以讚揚的是這里的空氣好,玲姐姐買的房子好,沒有給中國人丟臉。但對於美國其他的東西幾乎是不屑一顧。
半年後,玲姐姐又給我來電話,告訴我說,老爺子過生日,要在家中開Party。我當時很是奇怪玲的父親怎麽會同意這樣做,但我對玲姐姐很爽快答應了下來。
一周後,我按時來到了玲姐姐家中,竟然看到玲的父親在孫子的翻譯下在和幾位美國老人熱烈地交談。我問玲姐姐:“老爺子怎麽了?”玲姐姐高興地說:“老也子已經讓美國的資產階級分子收買了......”。
晚上,我終於有機會和玲的父親單獨交談了,玲的父親告訴我說:“......我當年參加中共的理想就是想讓中國百姓過上現在我在美國的日子。我們都夢想著讓中國百姓有衣穿,有飯吃。能民主,有自由。我以前根本就不相信美國人宣傳的生活是真的,但我來到美國後才知道中共根本就不是什麽先進的政黨,盡管我曾經為他貢獻了一生,但我現在才知道我的理想早已被人利用,成為了某些人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當一個人取得了權力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利益的誘惑,當權力和利益一同出現的時候沒有什麽人能拒絕這樣的誘惑。中共就是被利益和權力拖下水了......”
隨著中國移民的增多,很多中共的高級幹部來美國陪同子女生活。以至我的一位朋友說:“洛杉磯快變成中共高級幹部的退休療養基地了”。如果大家能認真地想一想就會知道,這一現象已經很明白地告訴大家,中共的老一輩已經用自己的腳否定了自己一生奮鬥的共產主義。不僅他的子孫背叛了共產主義,連他們自己都在有生之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玲的父親就在二年前,不顧其八十多歲的高齡受洗禮成為了一個忠貞的基督徒,放棄了他一生的共產主義理想。
今天,我的一位朋友從中國北京來美國處理她的一點私人事情。在她的行李中夾著一份當天的中國報紙。在這份報紙的頭版,我竟然看到了中共自己公開在報道太原市工人罷工抗議示威,並打出了“要生存,要生活”的標語。另外也公開報道了廣西煤礦的死亡事故。在我的記憶中,中國政府是不會刊登這樣不利“穩定”的消息,要想看到這樣的消息只有到美國和香港的報紙或民運人士辦的網站,中國報紙怎麽會自己刊登出了這樣的文章。於是我問這位中國朋友:“看來中國是開放了,連這樣的文章都敢登了”
這位對中國上層社會極為熟悉的朋友冷笑了一聲:“你不知道中共要召開十六大了嗎?”
我說:“知道,看來中共真的要政治改革了,現在的新聞都放松管制了”
中國朋友說:“你真是老美的想法,現在中國的報紙管制的比以前更嚴格,這類消息能登出來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里的領導人要出局了”。
......
我想了想中國朋友的話,忽然想起我經常去的一個很有水準的中國思想網站,我經常在那里與中國朋友討論問題也發表一些自己的文章。但在最近卻被某種理由關閉了。但他的管理者給我留了一個簡短的留言:“最近情況不佳,二周後再發表你的文章,謝謝你的理解”。我非常理解中國的網站管理者的痛苦內心世界,能保持這樣一個網站是極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不明白的是中國執政者為什麽要將自己的利益放到第一位,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行使人民給予的權力,封殺人民的利益。
我從沒有問過現今的中國領導人的理想是什麽,我沒有這樣的機會,但我一直想問一問中共的執政者:“當你們執掌了中國的政權的時候,你的理想是什麽,你們是否將自己的利益放到了中國百姓的利益之上,你的權力是在維護誰的利益?”
玲的父親在來美一年後曾和我有過深刻的談心,當老人回憶完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是這樣對我說:“。。。。。。我年輕時的理想是讓周圍的人都吃飽飯,參加了中共後的理想是讓中國人能過上好日子,但當我執掌了一省的大權時,我的目標是在我能保證我被鬥爭不被趕下台的情況下,我盡量為我的百姓爭得利益。我一生都在鬥爭中求生存,我不鬥爭就會被別人鬥爭,我早年也夢想著讓中國人能生活的幸福,但中共的發展就是不、斷地鬥爭,不擇手段的鬥爭。我從沒有想到自己在年老的時候會愛上美國,會在美國生活。當中共取得了政權的時候,每個人都是利益的得到者,當人一但得到了利益,怎麽會放棄呢?為了利益就要使用權力。誰還會管權力是誰給予的?。。。。。。”
夜晚,我陪中國朋友匆忙登上了飛往芝加哥的飛機,在飛機上這位中國朋友看到我在用手提電腦寫這篇文章,中國朋友問我:“為什麽美國人的利益和權力會保護的這樣好,,美國能發展的這樣順利?”
我想了想說:“從資產和智力分配上看,美國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比例只有各20%,中產階級的比例占了60%。這就如同是一個橄欖球,它只有高速旋轉的時候才會保持平衡,一旦不能旋轉,他就會倒地不起,而受到最大傷害的責不是二頭,而是中間的中產階級。所以你會發現一旦美國經濟或政治受到沖擊,叫喊的最兇的是中產階級,決不是貧民也不是上層社會。而維持這個社會的也是不斷旋轉的中產階級,到美國久了,你就會發現在美國最辛苦,最勤勞,最努力的不是下層社會,而是維持這社會的中產階級。為了這個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必須要掌握自己的權力,發出自己的聲音,讓這個橄欖球不斷地旋轉。”
中國朋友看了看我說:“你比喻的很形象,但中國為什麽不能轉起來”
我回答說:“中國的知識結構是金字塔型,越是有知識的人越少,少到大學畢業的人只占中國總人口的2%。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制造的社會財富是倒金字塔,以前是掌握在中共手中,現在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當二個金字塔只有尖部接觸的時候這個結構就會極不穩定,要想穩定,就要利用手中的權利去消除他人的利益,並逐步侵占他人的權益。中國社會的利益與權力是二個決不相同的物體。像巴西這樣的社會也行,他的財富和權利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占有絕對的大多數。但中國並不同,中國執政的不是具有知識的少數精英,掌握財富的也不是少數精英。這樣的社會結構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奇特現象。你當二股力量相互較勁的時候,這個社會怎麽會轉起來?怎麽會穩定。只有利益與權力相一致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會發展。”
......
我想起了鈴的父親的一句很傷感的話:“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投身到了中共,我的理想是讓全體中國人過上美國現在的生活,但到了最後,中共淪落成了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利益集團,這是我一生都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中國的執政者,你什麽時候能將國民的利益與你的權力結合起來,不再為自己的利益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你看到曾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人和你的子女用雙腳給你投下反對票的時候,你為什麽不想一想人民的利益。想一想你行使的權力是誰賦予的?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主義之分,只有人民的利益,無論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只要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就是好主義。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因為主義而傷害人民的利益,更沒有權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
想一想,什麽是利益?什麽是權力?是誰的利益?是誰的權力?
“政策救市”背後的真相
在1996年中曾經返回大陸半年多時間,在這些日子里,我見了數百位中共各級官員與學者。在那個時候,我得出了中共必將崩潰的結論,也同時得出了中共將走向“經濟聯邦”,“政治統一”的結論。因為,在我的眼中,1997年將是中共經濟與政治走向的分水嶺。
不久前,國內一位朋友來信說:“……又一次改革的機會錯過了……”。我知道這些朋友內心的痛苦,他們是無奈的。
同樣在不久前,我寫了幾篇關於中國股票市場與人民幣匯率的評論文章,同時在海外的論壇上也流露出點滴內幕。在哪個時刻,盡管我隱隱約約感到這次改革的機會可能又會被毀滅,但我仍抱有一線希望。
很多人曾問我:你一方面罵中共,但又同時寫文章給中共出主意,你到底是什麽人?在一次演講中,就有海外資深民運人士公開質問我。我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這就是,我希望中國能和平地轉型,運用經濟力量來實現民主自由,用中共內部額定改革力量加速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反對暴力,同時也不希望中國百姓在改革的過程中承受太多的痛苦。
大約在上世紀末,我預言中國股票市場將跌到800點,我知道這是歷史的必然,盡管當時中國股票市場一路飛漲,數位中國學者高喊中國經濟將持續穩定地增長五十年,股票市場將會超過五千點。
到了2004年,中國股票市場已經險象環生的時候,我覺得中共必須要有勇氣將中國股票市場推倒重來的時候,我終於說服了自己內心的掙紮,我知道,中國問題的所在不是資源和財力,而是法律與信用。中國的再生必須要用政府與百姓在金錢上的損失才能激勵出法制與信用的時候,這就必須要用股票市場的崩潰來完成。
2005年6月,中國股票市場終於跌破了一千點,這讓我有些欣喜和擔憂。欣喜的是,中國終於有了可以欲火重生的機會了,但擔憂的是,中共及胡溫是否可以承擔這歷史的重擔。
僅僅數日,中共高層官員就召集了全國的基金,證券公司開會。會議上,某位官員代表中共政治局宣布了這樣一個信息:“……誰砸盤,誰被監管……”。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的含義,基金經理本身就是被政府任命的,即使是私人的企業,他也不敢逆政府的指示而為,盡管這些基金已經是困難重重,資金短缺。但得到這一指示後,還是馬上就傾全力挽救股票市場。當然,中共也並非不了解基金及證券企業的資金困難,貸款就成為了一種支援。660億人民幣也通過基金,證券企業進入了中國股票市場,而中國的股票市場也馬上回升,每天都是大幅度的向上攀升。
或許,有些朋友又會有疑問:難道股票市場好轉也有錯了嗎?難道你草庵居士一定要股票市場崩潰對中國才有好處嗎?
沒有錯,依照目前的狀況看,只有中國股票市場崩潰,對中國才有根本上的利益。因為即使是中共投入大量資金去拯救股票市場,在股票市場中上市企業的基本面沒有根本改變的時候,救市只是將大量的資金浪費掉,只是將問題向上集中,將崩潰拖後。
這就是,挽救了股票市場,但證券市場資金流動的“心臟”——證券登記結算體系所潛藏的風險正在不斷積聚和惡化,巨大的風險隨時可能爆發。中國結算公司向結算參與人收取的結算備付金以及結算保證金(俗稱“兩金”)出現巨額透支,最高限額為30億元的結算風險基金也已經消耗殆盡,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數次動用再貸款,用於解決中國結算公司的流動性問題。央行已經多次拿再貸款給中國結算公司,不然流動性都保證不了。最大的一筆超過100億元,時間就在不久以前。但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結算公司與大量挪用客戶保證金形成欠庫的證券公司以及投資者間的法律關系尚未理順,中國結算公司正面臨著被債權人圍攻的境地。
自2001年以來,證券公司危機頻頻引爆,致使在這些證券公司開戶的投資者的結算保證金不斷被挪用——這種挪用完全發生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因此一旦客戶買入證券,就會造成對公司其他客戶結算保證金的占用;而一旦客戶結算保證金被大面積挪用後,證券公司每天為完成客戶的交易,必然要向中國結算公司透支。如果嚴格按照有關的規定控制證券公司的透支行為,中國結算公司顯然很容易控制自身風險,任憑市場浮沈,都不致引火燒身。但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結算公司內部有一條規定,即交收日已劃款而於當日交收結束後仍未到賬的資金視為在途資金;資金確實在途、具有證監會或本公司總部的相關批文的情況下,結算參與人可以申請透支免罰。
本來,在中國,制定好的法律制度都無法完整執行,而更何況是一個內部的規定,而這一規定的本身就漏洞百出,為日後中國結算公司出現的巨額虧空留下了缺口。
中國證監會市場部的一位內部官員這樣說:“最初的時候,會里的領導沒有意識到日後會出這麽大的問題,只是想著不要讓問題擴大化,不要引發不必要的市場動蕩。因此,南方證券等幾家公司前來匯報情況的時候,會里都指示中國結算公司暫時先不要處理。但是沒想到來找的人越來越多,背景也越來越大,因此結算公司那邊的缺口也越來越大。券商破產影響了整個結算體系。結算體系中的兩筆錢,備付金和基金都已經用穿了,現在已經威脅到整個體系。”
中國結算公司結算部的一位人士這樣辯解:“我們不是不想控制風險,但是我們的主管單位是中國證監會,會里的決定我們是要執行的。”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後果極為嚴重——盡管目前無法得到官方的證實,但我從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內部官方人士得到的數據是:“虧空已經超過千億元,其構成則主要是券商透支款以及國債回購欠庫”。
以本人的觀點看,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相互緊密聯系的生物鏈。中國的金融體系也是如此。當你不合乎經濟規律去拯救某個環節的時候,這個關系鏈就會出現問題。中國的股票市場就是如此,股票市場沒有崩潰,但他的結果是中國股票市場的結算系統要崩潰了。
中國結算公司作為資金流動的樞紐,命運關乎中國證券市場生死存亡。其當前面臨的法律困境則非常嚴峻,已超出監管部門的管轄範圍。中國結算公司為獨立法人,中央銀行憑什麽要向一家公司注資?這家公司資不抵債的情況下,只有破產。如果中央政府可以置法律而不顧隨意向一個法律上單獨的企業注入公共財產。那麽,是否社會上任何一個獨立的企業都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請注資?如果不可以,那麽,證券結算系統怎麽能夠破產?中國證券結算公司的破產是否意味著中國整個股票金融市場的崩潰?
中共怎麽可以容忍中國整個股票金融市場的崩潰。不久前,南方證券危機爆發並被行政接管後,中國結算公司再也無力承受資金重壓,開始不斷向高層匯報情況,最終在國務院領導的協調下,中央銀行終於同意動用再貸款,保證證券結算系統的流動性。
但令人難解的是,千億元虧空凸顯,央行被迫輸血,這一巨大損失至今責任不明。中國結算公司管理層沒有發生重大變動,其高管一如既往,仍然領取著令國家公務人員羨慕的市場高薪。而中共的任何媒體及官方更沒有報導這些事情,千億人民幣的虧空似乎並沒有發生一樣。
2002年,本人曾與國內有關學者及官員推演中國股票市場的未來,在當時,本人及眾多的學者與官員都得出了中國金融崩潰的結論,而本人也提出了一個自認為非常不錯的一個方案:
一。放任目前的股票市場,任其下跌不再救市。
二.重點解決立法問題,特別是在經濟層面上先行放開輿論監督方面。
三.將非流通股中的一部份拿出來補貼股民,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四十。
四.開放非流通股,將余下的部份全部轉為社安基金,大約可以為中國社安基金募集三到四萬億的本金。
五.在天津籌備建立全新的第三家證券交易所。
六.當上海,深圳股票指數跌到800點時,大部份上市企業已經處於停牌狀態,少數優質企業轉移到新的證券交易所重新上市,其余的其余的上市企業自然消失,關閉上海及深圳的原證券交易所。
很多時候,人的選擇是無奈的,我知道我的這個方案有其缺點,這就是當時中國四千萬股民的利益損失,但我知道這是歷史的必然,長痛不如短痛。從今天的角度上看,如果當時采取了這個方案,或許中國的股票市場還有生計,百姓的損失不會像目前這樣如此之大,而三到四萬億的社安基金將會給危機中的中國百姓帶來更多的保障和安定,社會也不會如此的混亂。
從更深一個層次上看,其實,中國股票市場的建立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問題。這是一個用法律規定並保護的“制度打劫”。中國的股市一開始就是管理層壟斷新股發行的市場。不但管理層壟斷新股發行(開始是審批制,後來是核準制,現在是詢價制),而且在管理層宏觀控制新股發行的同時,還鎖定了70%的國有股,這導致了我們證券市場一開始的供求不平衡,也導致了整個市場不能出現合理的市場價,這個市場至始至終都是一個沒有價值發現功能的市場。因為沒有給資產定價的功能,中共的管理層於是就以20倍市盈率的標準發行新股,即使是這個價格也是遠遠高出股票本身的價格的。同樣的股票在香港的中石化發行價就是1.61港幣,在中國股市就是4.22元人民幣。世界上的股市都是“同股同權”的,而中國股市不是,中國股市是可以不同股而同權,這就是中國股民的悲哀。
“制度打劫”不僅在參與股票市場的股民身上體現,而且還體現在從未參與股票市場的百姓身上。而這些百姓本來就是因為沒有資金或擔心資金損失而不願意參與股票市場上的賭博,但他們也無從逃避這“制度打劫”,這就更加的可悲。
六月以來,中共政治局連續兩周研究中國金融問題,大量的海內外有關中國經濟與金融的異議報告被提交到了政治局常委手中,國內數十位學者被告知不得離開京城,隨時聽候中央政治局調遣,並向政治局匯報。據一位接近中共核心的幕僚人士透露:”以往不敢向他們送去的異議報告都被要去了...”。另一位向政治局委員匯報並提建議的經濟官員說:“XX向我要去了十幾篇中國經濟崩潰論的文章,光詢問這些文章的真實性就用四個多小時......”。
就在那個時刻,我知道,經濟已經把中共逼上了絕路。我在海外一個論壇上這樣寫到:“股票市場的崩潰或許意味著更重要的事情在發生,中國真的面臨到了一個轉折點,我不知道中共胡溫的思想,或許他們正面臨著生死的抉擇,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
坦率地講,我期待著中國股票市場的崩潰,我知道國內同樣有著眾多的學者和官員也如同我一樣痛苦的期盼著中國股票市場的崩潰。他們盡了自己最後的努力,但結果並沒有他們預期的那樣,這就如同一位中國高層經濟官員對我所說的:“我黨的可悲就在於,一次次自以為是,每次都錯過了改革的最好時機,幾年來,中國股民終於有了承受股票市場推倒重來的承受力和決心,但我黨又受不了利益集團的壓力而將金融改革半途而廢,政策救市的結果就是再將中國股票市場人為推高,吸引大量不長記性的中國股民投入股票市場,大量的資金再被少數利益集團圈走,股票市場再下跌,最終在吸幹了全部資金之後全面崩潰”。
在股票市場跌破千點之後,央行宣布,計劃向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華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提供再貸款,公告沒有提及再貸款金額。但這份公告稱,這兩家公司的資金存在流動性困難。緊接著,中國財政部和中國國家稅務總局。他們稱,針對股息紅利的20%的所得稅率將保持不變,但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從而降低了納稅基礎;對於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因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而產生的股權轉讓,將暫時免征企業和個人所得稅以及印花稅。
沒有宣布的另一個重要消息是,中共中央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加速中國國有銀行的海外上市,防止中國金融全面崩潰。用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話說:“再猶豫就來不急了,決不能讓銀行再崩潰了,那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
或許有人還會問我,你預言的股票市場崩潰沒有實現?你還認定中國經濟會崩潰嗎?
其實,我認定中國經濟崩潰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了,在我沒有看到中國整體上有全面改善的時候,特別是政治制度沒有改善的時候,我不會輕易放棄我自己的觀點。盡管我是個非常願意接受新知識,新觀點的人。
中國的經濟崩潰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中共現在所做的不是解決並消除崩潰,而是在推遲崩潰,而讓未來的崩潰更激烈。
中國人的本性難移,不勞而獲是國人的本性,而目光短淺,貪圖眼前之利更是全體國人的心中盛典。
悲哀的國人,又一次通過經濟改革進行政治上和平改良的機會錯過去了。
溫柔地殺死它
前年中國新年的前夕,我作為銀團的負責人宴請銀團的重要客戶。我想了半天,決定在中國餐館宴請他們。
中國舊歷除夕的前一個晚上,我銀團包了一家頗具規模的中餐館,開了近二十張桌的酒席,近二百位的美國富翁齊聚一堂,為保護好這些富翁,我銀團特意找來警察在門口保護巡邏。
時間一到,各位富翁就全部落坐,照例,我要講一些半黃不黃的笑話做為開場白。緊接著,我銀團的其他董事們也講話,無非是一些感謝的話,當然也將講一些美國政治笑話。大家笑的前仰後合,興致勃勃。就在這時,餐廳的服務生從養魚缸中取出了一盆活魚,然後由二個人端著大盆走到大家面前,讓大家確認這些都是活的魚。服務生讓大家看過之後,就取出一條仍在抖動的魚,一掄胳膊,將魚摔在地上。然後又要在取魚去摔死。就在這時,猛聽一聲大喝:“住手”。就見一個身高2米的大漢從桌旁站起,一步竄上前去,猛地抓住服務生的胳膊大喊:“報警,快報警”。大家一見,不覺一楞,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這時站在門外的警察也聞訊趕到,雙手舉槍大喊:“不許動”。眾人一見,不管男女都乖乖地將雙手舉過頭頂,呆坐在座位上。數名老警,一邊舉槍指著眾人,一面將大漢和服務生雙手銬上,開始問話。
警察:“發生了什麽事情”
服務生:“我不知道,他把我按倒在地,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麽”
大漢:“他在違反法律,迫害生命”。
餐廳經理:“我這里沒有任何人被迫害,你怎麽會亂講”。
大漢:“他在殺魚,謀害魚的生命”。
經理一臉無辜:“是你們要吃清蒸活魚,我當然要殺死它”
大漢:“你不可以這樣不人道地殺死它,你違反了法律”
警察一聽,忙叫過各位詢問詳細情況,但雙方說的不著邊際,也不知該如何辦理。我作為銀團的負責人自然要出面解釋。警察聽完,不敢擅自決定,如果萬一法律上不允許這樣殺魚,他就必須要抓服務生。於是,忙通過電台與總部聯系。經過半個小時,警察總部總算有了回音。
總部來電詢問:“是什麽品種的魚?”。
經理忙告訴說:“是鱧魚”。
總部又問:“每只重量是多少?”
經理答曰:“每只二磅”
總部又問:“那里產的?”
經理答曰:“不知道”
總部問:“何處買的,地址,電話”
經理答曰:“XX海產公司,電話XXX ━ XXXX,地址,XXXXXXXXX”
總部問:“什麽時間買的”
經理:“一周之前”
總部回答:“根據加洲XX法律第X條,你不可以使用惡意的手段讓它斃命,但你可以使用溫柔的方法殺死它。。。。。。。”
經理一聽,傻了眼,不知該如何是好,忙問警察:“請問,什麽樣的辦法可以溫柔地殺死它?”
警察和大漢一聽,異口同聲地說:“絕對不可以使用暴力”。
說著警察低頭看了一眼放在水桶里的魚,用手摸了摸,轉過身面對大家嚴肅地說:“哦,它們已經正常死亡了。。。。。。”。
選舉總統
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是美國最為熱鬧的事情之一。不管在平常多麽友好的朋友,在選舉中都會出現一些不同意見和小小的糾紛。
Frank先生是我銀團的董事,是有二十年歷史的共和黨員。他的太太自然也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成為了忠貞的共和黨員。在小布什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每日奔波操勞,捐款捐物,搖旗吶喊。
Ben先生則是我銀團另一類人,畢業於耶魯大學,與前美國財長魯賓是同班同學,但在事業上卻不長進。他的同學大都是美國大企業的老板或經理人,但他卻仍在我們這個小銀團中混了個副總經理。而且人很另類,與認真刻板的Frank先生截然相反。Ben先生自稱他是職業反對派,八年前,他是民主黨,但當民主黨的克林頓當選總統後,他就又加入了共和黨。按照他的觀念:“為了美國的未來,為了我的幸福,為了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我堅決要做反對派”。看著他的言行,我們都覺得他會比某些自稱是世界最先進的政黨宣傳的模範人物都要模範。
為了給自己的政黨拉選票,Frank和Ben少有地走到了一起,共同為小布什拉選票。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和自己的汽車上貼上了“支持布什”的小標簽。但Ben與Frank宣傳的方式很不相同,Frank的宣傳口號是:“減稅,教育,強國”。強調小布什帶給大家的實際利益。感動並有利益引誘你去投小布什的票。而Ben則很簡單:“民主黨沒有什麽錯,但他執政八年了,再執政就要變獨裁政黨了,所以你選總統,不能選民主黨的高爾,要選共和黨的小布什。寧可美國經濟發展減緩,也不能讓民主與自由遭到任何破壞”。他勸完人後還不忘加一句:“議員選民主黨,不能讓小布什過上好日子”。
各政黨的社區分部紛紛找到我銀團要求捐款或借用地方召開會議。競選招數數不勝數。我銀團的投資顧問也是在各自的政黨舉行免費投資咨詢會,以招徠民眾投自己喜歡的政黨一票。我加入共和黨已經十余年了,在以前,我曾是民主黨員,但經商後,感覺還是共和黨的政策更符合我的利益,於是就改入共和黨。加上我的股東們幾乎都是共和黨員,而且,我和小布什有著多年的友誼。所以,在這此選舉中,我自然要支持小布什。但在今年又出現了一個新情況,這就是在美國的一些華人為了爭取華人的權利與聲音,就成立了一個名義上的跨黨派聯盟─80/20組織。標榜:“誰的政策對華人有利益,我們就號召華人投票支持你”。該組織雖然成立不足半年,而且選定了民主黨做此次支持的選舉人。但因為華人問政的意識加強了,經濟實力也比以前強大。所以,也爭得了眾多華人的支持。對於這樣的事情,我的原則就是:“幫助共和黨競選,但我作為華人,我支持80/20組織的號召,投票給民主黨,讓華人的聲音更大”。
一日,Frank和Ben利用周日的時間在一家喜來登酒店中召開了一場名為免費投資咨詢,實際為共和黨小布什競選宣傳的活動。我做為特邀代表也出席了這次活動。走到酒店門口猛然發現Frank太太在門口散發傳單,我連忙走過去,拿了一張傳單,向Frank太太寒喧,看著傳單,我忽然發現這是民主黨的競選傳單,我有些詫異:“Mrs. Frank,你不是共和黨嗎?”
Frank太太毫不遲疑地說:“以前是,但現在我是民主黨,我喜歡克林頓”。
我哈哈地笑了:“你們家庭是二黨合作?”
......
競選宣傳會召開的很熱烈,會議廳中擠滿了人。不少人對小布什的施政方針提出質疑。會議中一位女士針對小布什反對“墜胎”的政策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就見這時,Ben一臉嚴肅相,站了起來:“我想請大家想一個問題”。說著,扭頭看了看提問的女士:“如果有一個孕婦,她已經有了八個孩子,其中三個是聾子,二個是瞎子,還有一個是智力障礙,而這個媽媽自由又染上了梅毒這個性病,你認為這個孕婦是應該”墜胎人工流產“,還是把孩子生下來”。
我一聽此問題,覺得有些奇怪,這還有什麽考慮的嗎?這個Ben先生,真是很笨,怎麽能用這樣的問題來解釋“反對墜胎”的合理呢?看看周圍的老美,到是很認真地在思考討論。就在這時,Ben先生說話了:“舉手表決”。老美一聽,果然分成不同意見。結果是同意墜胎的占40%,不同意墜胎的占60%。Ben先生一看,得意洋洋地說:“你們知道嗎?那位母親懷的孩子是‘貝多芬’,如果你們要求她墜胎,我們就損失了被認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
會議進行了很久,大家的話題又轉到了小布什和高爾的人格上面來了,高爾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家,資歷完整,無可挑剔。相反,小布什則是又吸毒,又犯法。幾乎是又壞又痞。面對這樣的問題,選民有疑慮當然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見這時,Frank先生一反以往嚴肅的面孔對大家說:“我給大家出一個選擇題”。說著朝大家詭詐地笑了笑:“某國選總統,有三個候選人。第一名候選人老是和一些不正派的政客鬼混,而且他常常求神問鬼,找星相家算命。這個家夥有二個情婦,而且又抽煙又酗酒,每天要喝八到十杯馬帝尼。第二個候選人,他二次被單位開除免職,每天都要睡到中午才起來,在大學時吸食毒品,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瓶威士忌。第三位候選人是一個胸前掛滿勳章的戰場英雄,他不抽煙不喝酒,吃素,偶爾喝一點啤酒外,他從沒有搞過婚外情”。說著,Frank頓了頓接著說:“你們考慮一下,你要選擇誰?”
聽了Frank的選擇題,台下又是一陣討論。最後大家要求Frank告訴大家答案是什麽。只見Frank先生很神秘地笑了笑:“第一位候選人是我們深愛的羅斯副總統先生,第二位是我們的最好的盟友和領袖邱吉爾首相。第三位則是罪魁希特勒”。
眾人一聽,大嘩。
Frank先生不慌不忙地繼續講:“野心家往往會裝的比你想像的更規矩......”。
......
詐騙犯
對於大筆的貸款業務,通常各個銀行都很喜歡。好的客戶不好找,但找到好的銀行也不容易。對於不熟悉或信用不夠的客戶,銀行對貸款給他們是總要小心翼翼,而客戶提供該銀行的擔保無外乎實物,和票據。對於銀行最喜歡的就是定期存單(CD)和擔保信用狀(SL/C)。
一日,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猶太男人和一位自稱來自馬來西亞的中年男人來到了我銀團。要求貸款一億美元,並提出由馬來西亞國民銀行開出擔保信用狀,並由美國銀行(BOA)馬來西亞分行背書擔保。銀行業務部經理一見非常高興,馬上向我匯報。我聽了後覺得很是奇怪,在美國的金融界是猶太人的天下,怎麽回不找自己熟悉的銀行貸款,而要找到我們。於是我囑咐說:“小心一點,文件要齊全,先進行信用調查,再放款”。
數小時後,信用調查部門的報告出來了,猶太人的信用很好,總信用額有十多萬美元,但以前的收入只是中等而已。馬來西亞人自然沒有什麽信用可以調查出來,但沒有信用也能說明他並不是騙子,沒有壞記錄。調查了他們的公司和投資項目也都很合情合理,沒有什麽破綻。於是,銀行開始了放貸前的文件準備工作。
第二天,我銀團果然接到了馬來西亞國民銀行的回函,證明他們願意開出這樣的信用狀。我們的心有些放了下來。但還是決定由銀團派人前往馬來西亞,親自去取回擔保信用狀。
數日後,Bud先生與猶太人和馬來西亞人一同飛往了馬來西亞。一到馬來西亞,就直奔國民銀行。銀行到也很是氣派,在銀行的一間會議室里,一位三十多歲,穿著合體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們,並親自將信用狀副本交給我銀團。Bud先生檢查一遍,認爲無誤後,馬上給美國打來了電話並將文件傳真給銀團總部。
翌日,我銀團也通過有關部門收到了信用狀正本,銀團馬上通過國際銀行組織進行了密碼查對,並進行了電話和傳真查對,一切正常。看到一切無誤,我也就放下心來,銀行有這樣穩妥的客戶是我們求之不得的,而且進行的很順利,怎麽能不讓人高興呢。於是,我告訴Bud先生,給他一周假期,在馬來西亞好好玩一玩。
24小時過後,猶太人和馬來西亞人已經飛回了美國,早早地就來到了銀行。我親自接見了他們,請他們吃早餐,希望能讓他們和我們銀團建立一個穩定的業務關系。就在吃早餐的時候,猶太人接到了一個電話,猶太人在用很少人能聽懂的希伯萊語講話,但我有很多猶太人朋友,我曾很向他們學習過幾句簡單的語言,如時間和飛機,汽車,你好等。非常恰巧的是我聽明白了他在講飛機起飛的時間,一種直覺讓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憂郁。我找了個借口,離開了餐廳,在外面給銀團打了個電話,要求他們在放款前再對信用狀進行一次銀行確認。
半小時後,我帶著二位客人回到了銀行,並請他們來到貴賓室等候。我一進辦公室,秘書就告訴我因為時差的原因,馬來西亞國民銀行沒有工作,銀行確認不能進行,但美國銀行總部找不到這個密碼,也沒有在總部注冊登記。一股疑惑在我心中升起,我馬上找到客戶經理對他說:“告訴客戶,因為銀行機器出現故障,要等下午才能支付全班款,但今天我們因為影響他們沒能及時付款,所以願意每小時賠償一萬美元的損失。在等待期間,我銀團願意為他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服務。同時我馬上要求貸款部門經理找到Bud先生,要求其馬上到馬來西亞國民銀行等帶,再次確認信用狀。
下午四時一過,我銀團馬上與馬來西亞國民銀行進行二次確認,得到的消息卻是沒有開出這張信用狀。美國銀行馬來西亞分行也沒有背書確認這份信用狀。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壞消息。銀團保安部門馬上通知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並要求Bud先生在馬來西亞等待FBI人員到來。
半小時後,數名FBI特工來到銀團,但猶太人和馬來西亞人已經離開數小時。FBI馬上調來資料通報全美國,但十分鐘後傳來消息,二人已經在三小時前飛往敘利亞。
一天後,我陪同FBI一行十多人飛到了馬來西亞,馬上與當地警察局取得了聯系,由當地警察總監陪同前往國民銀行總部。在國民銀行,總經理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Bud先生先將當時的經過講了一遍,然後就見國民銀行總經理困惑地搖了搖頭說:“我們銀行從沒有這樣一個人,你怎麽會見過呢?”
Bud先生馬上指出了在何時何地並帶他們來到了當時的會議室:“我親自在這里辦理的手續,怎麽會沒有呢?”
在FBI特工的要求下,總經理命人取來了員工名冊,由Bud先生指認。Bud先生一眼就指認出了一位員工。國民銀行總經理一見又搖了搖頭說:“他只是一個清潔工啊,怎麽可能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我們確實曾和你們銀行確認過,而且如果他是清潔工,怎麽會取得銀行的密押?”Bud先生質問道:“我看到他親自在打密碼”。
警察總監和FBI特工馬上要求銀行提供資料抓捕這個“清潔工”。一小時後,當地警察報告:“人已經跑了”。
......
案子沒有任何結果。轉天,我們要離開馬來西亞了。當地一位華人朋友為我送行,臨別前我說:“你們很萬幸,沒有被騙。這不是一個人能騙的,這是銀行總經理與警察聯手在騙。我們在這個國家已經見的太多了......”
砍樹風波
十幾年前,在洛杉磯的東郊─蘿闌崗花了十多萬美元買下了平生第一棟房子,200平方米,有三個臥室,二個衛生間,二個客廳。還有一個小院。在小院中有一個遊泳池,靠著院墻種有一派各種各樣的樹。有桃樹,橘樹,還有幾棵檸檬樹。因為房子建了有三十年,所以樹也很有歷史,都很茂盛。特別是靠近院、子右角的一棵檸檬樹更是枝繁葉茂,半個樹冠通到了鄰居的院里。
一日,我走到遊泳池,忽然發現這棵檸檬樹的根竟然將水泥地面拱了起來,馬上就要侵犯到遊泳池。仔細研究了一下,覺得把妥,考慮到院內還有二棵檸檬樹,遂決定請“砍樹公司”來砍掉這棵樹。說幹就幹,回到房間,翻開黃頁電話本,找了一家砍樹公司。一問價格,僅砍樹就要360美元,如果要把水泥地面的樹根本清除並修好水泥地面還要另加200美元。樹幹的處理費要120美元。這樣一來,總共要花費680美元。但考慮今後總是要將此問題解決,於是就和砍樹公司商量還了時間,由他們砍樹。
過了數日,砍樹公司如約來到家中砍樹,我仍然在公司上班。忽然,砍樹公司的人員來電話,說需要我回家,因為鄰居不允許砍樹。我一聽火冒三長,我砍我家的樹,又沒有礙到你家,你為什麽不讓砍。而且我在砍樹以前查過資料,檸檬樹不在加洲保護樹種範圍。於是我要求砍樹公司繼續工作,我馬上回家,而且我強調,我與你們砍樹公司有合約,法律問題我承擔,但你們必須要遵守合約。
半小時後,我趕回了家,一眼就看到門前停了兩部警車。原來,鄰居報警撥打電話911,將警察找了來。一進院子,我就和警察交涉起來,警察也沒有辦法阻止砍樹,鄰居也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的理由阻止我砍家中的樹。只是說了砍樹沒有與他們商量,噪音影響了他們等等。但這樣的理由說服不了警察。警察沒有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樹終於砍了。
過了三個多月,我接到一封掛號的律師信。拆開一看,是鄰居委托了律師,要控告我。信中書雲:“......此樹有半棵樹根在他家院中,已經種植三十多年,成為他們家中一員,感情深深......要求我賠償損失一萬五千美元,並重新種植相同樹種......”看了信,我心中大怒,平日偽善的鄰居竟然如此無理。於是找到原來的屋主,要求其說明樹的來源,並加以詳細說明,注明何時何地由何人種植,當時情況如何。然後又要求砍樹公司將當時的砍樹記錄和位置圖一同準備齊全。我還找來以前在家中院子中照的照片,以顯示樹在我家院中。一切資料準備完全後,我也寫了一份洋洋萬言,語氣嚴厲的信件,以掛號信的方式分別給鄰居和他的律師寄了出去。在信中我虛張聲勢地宣稱:“如果他一再騷擾,我將控告他敲詐勒索......”。
果然不出所料,數月過後,鄰居再沒有提出任何疑問。我也如同以往一樣和他在碰面的時候打著招呼。
又過了一年,我忽然又接到了封律師信件,書雲:
“親愛的Bill先生:
......
你砍的樹,雖然在你家生長數十年,但由於他喜愛鄰家,所以將自己的樹幹伸展到了鄰家,成為鄰家的生活成員的一份子,吸取了鄰家的空氣和養分,而且將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樹根)伸展到了鄰家。你有必要對自己的財產侵犯鄰居的利益而作出賠償......
因為你家樹伸展到了鄰家,果實也就會自然地掉到鄰家,現在已經將鄰居全家養成了喜食檸檬的習慣,而且達到了每日比要品嘗數個的習慣......當你砍掉你家檸檬樹後,致使鄰居全家沒有檸檬可以食用,目前全家因為具有喜食檸檬的習慣,所以每月要額外負擔采購檸檬的費用100美元......又因為,你家檸檬在成熟的時候會掉入鄰居院中,自然消滅害蟲,所以,三十年來鄰居院中從不需要噴灑滅蟲劑。現在因為你砍掉檸檬樹,所以鄰居要每月開銷三十美元購買殺蟲劑,......另消耗人工費用50美元......
......
總計要求你賠償三萬美元......
如你在接到本信件三十日內不與回覆,我們將通過法律控訴你......”。
看了此信,心中更是氣憤。但轉念一想,不對,要慎重考慮。前幾天報紙報道有吸煙者控告煙草公司獲得賠償。理由就是養成了他吸煙的習慣。我現在養成了他們全家喜食檸檬的習慣,也是理由啊。於是,我利用空閒時間查找資料,尤其是關於賠償官司方面上的案例。一查,大吃一驚。在加洲果然有類似的案例,而且原告還贏了官司。是六十年前,一個橘園老板,喜歡一個男孩,每天在小孩上學的路上給他幾個橘子,結果,小孩長大了,控告橘園老板。還真的贏了官司,占有了橘園的一部分股份,以滿足他每日吃橘子的習慣。在美國這個以案例為判案標準的國家里,一旦讓這個無賴鄰居抓到,後果可是不堪設想。但怎麽辦呢?
冥思苦想也沒有辦法,一轉眼,看到了鄰居家給孩子過生日要招開聚會的邀請信,原來本不想參加,但一看目前他不依不饒的樣子,決定要親自到他家去參加聚會,講給其它的鄰居聽,即使打官司也要讓他臭遍全街的鄰居。
沒過幾天,我參加了鄰居的聚會。周圍的鄰居也都來了,很是熱鬧。我也強忍怒火,和他們全家打著招呼。奇怪的是他們全家竟然和沒事一樣,和我摟又抱,親熱萬分。
聚會進行的很熱鬧,我來回走動著,和其他鄰居講著這件事。忽然有個鄰居悄悄地推了我一下,我一下就摔倒在樓梯旁。就見這位鄰居大叫:“報警,叫救護車”,喊著,這位鄰居和我眨了下眼。我馬上心領神會。趴在樓梯上大叫。這時候,參加聚會的鄰居們一見,也慌了神。控告我的這位鄰居也大吃一驚,忙走過來問:“怎麽樣?”
我一聽,裝出一副非常痛苦的樣子:“痛啊”。
鄰居的男主人一見情況有些覆雜,明知道我在詐他,但有這麽多鄰居在場,也不敢如何,忙小心地詢問我說:“你要如何?”
我大聲地說:“我要看醫生,控告你疏忽大意,致使我受傷,你要賠償我在治療期間的全部損失”
在這個可愛的美國,不管什麽原因,只要客人在你的領域內受到傷害,你就要負責他的治療和賠償。這個無賴鄰居一見我真的要敲詐他,只好小聲地說:“我們商量一下好嗎?”
我一聽:“不行啊,我現在不能動,你要先帶我看病。”
無賴鄰居一見,忙和氣地對我說:“您稍微等一下,我馬上回來”
......
片刻,無賴鄰居拿著一張簽好姓名的紙遞給我:“您看這樣可以了嗎?”
我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茲證明,Bill先生家中的檸檬樹是我們一致同意砍掉的......我們沒有任何要求賠償的意願......”
我看了看無賴鄰居:“你還要寫一份我在你家受傷的證明,讓其他鄰居簽字,但我可以簽名說明如果沒有大的問題,我會不追究你的責任......”
又過了片刻,無賴鄰居又拿來了一張紙,請周圍的鄰居簽字......
假護照事件
投資銀行為了擴大投資範圍,降低投資風險,往往喜歡對海外國家進行投資。但在一個新的國家投資有很多風險。所以,就要找一些投資國的問題專家。Sam先生就是我銀團聘請的俄國問題專家。
Sam先生的爺爺是俄國貴族,俄國革命後輾轉來到美國。Sam先生是出生在美國的第三代俄國移民。大學畢業後因為其俄國家庭的背景和可以講一口流利的俄語,故被美國外交部招錄,成為職業外交家。Sam先生先後三次被派住俄國,在俄國生活了近十五年,對俄國有著深入的了解。正因為這個原因,在他退休後,我銀團就以年薪八萬美元的代價請他到我銀團擔任俄國投資顧問。條件是不上班,但每月必須要給我銀團講課一次,介紹俄國的情況並進行投資分析。當然我銀團的俄國投資案也要請他免費進行評估。但如果需要他前往俄國,我們就需要按每小時300美元的標準支付工資,同時需要承擔他每天的交通,通訊和住宿費用。
一日,Sam先生照例來銀團對我們進行俄國政治經濟分析。中午休息時,大家就談到了中,美,俄三國的政府對待國民的問題。大家討論了半天,就見Sam先生笑著對我們說:“東西方的觀念不同,我可以給你們講一個有關中美俄的小故事,是我在俄國親身經歷”。說著看看我:“我知道Bill先生來自中國,很愛中國,但我沒有侮辱中國的意思,希望你不要在意”。
我一聽,馬上說:“事實就是事實,只要你不亂講,我不會在意。何況我是美國人”。
1993年,Sam先生在美國駐俄國使館任職。一天上午,忽然接到俄國外交部的電話,說是有一個中國人手持偽造的美國護照冒充美國人在非法販賣假美元,現在已經被逮捕。俄國外交部已經通知中國使館,中國使館的答覆是:“請俄國政府依法處理,中國政府對違反居住國法律的中國公民不予保護,尊重俄國政府的處理”。但由於這名中國人手持偽造的美國護照,所以我們俄國政府根據外交法規通知美國使館,並請你方來人取走偽造的美國護照。
Sam先生一聽牽涉美國護照,馬上告訴俄國外交部長:“有關手持美國護照的人,你們不得進行處理,有關鑒定是否是偽造的護照需由我們鑒定,俄國的鑒定無效,至於美元的真假也需要由美國專家鑒定,俄國的鑒定同樣無效。我使館馬上派出錢幣鑒定專家和外交人員前往貴國警察局,我使館要親自鑒定其是否是美國公民”。說完有順便問了被俄國警察局逮捕的這位“美國公民”的名字。
一小時後,Sam先生就帶著使館一行數人前往莫斯科警察局。一進門就看到俄國外交部的官員在等待他們。走進會議室,Sam先生就告訴俄國外交部人員:“我們經過於國內聯系,我方確認有一名叫King的美國公民目前在俄國,請你們將這位美國公民帶來,我們需要確認”。
俄國外交官一聽忙說:“尊敬的Sam先生,這名嫌疑犯已經承認他是中國人了,他已經承認他使用的是偽造的美國護照”。
Sam先生聽罷,搖了搖頭:“根據外交法則,我有權利要求你們將嫌疑人帶來讓我們確認。我已經說過,是否是美國公民應由我們政府確認”。
無奈,俄國外交官只得請警察將這位嫌疑人帶了進來。Sam先生一見進來的清瘦的中國人就迎了上去,緊握著這位嫌疑人的手說:“尊敬的King先生,你好,我代表美國政府接你回去”。說著轉身對俄國外交官說:“我認識這位先生,我在電腦中看到過他的照片,我可以確認他是美國公民。請你們將他的護照拿來,我要帶他回使館,給他重新發一本不會讓你們誤會的美國新護照”。
這位嫌疑人一聽Sam先生的話,丈二摸不著頭腦。自己明明是中國人,怎麽美國使館的官員說是美國公民。但一想,反正也不是什麽壞事情,索性就裝傻充楞到底。
可這位俄國外交官犯了難,見美國使館的人員如此堅定,也不知應該如何,想了想說:“他使用偽造的美元欺騙俄國公民,違反了俄國法律。”
Sam先生一聽不慌不忙地說:“請你拿出證據。”
俄國外交官忙另警察將一位俄國人叫了出來。原來這名嫌疑人用假美元與俄國人換匯,被俄國人抓住送到了警察局。
等警察將假美元拿到Sam先生面前後,Sam先生隨手取了一張,看了看說:“我不覺得它是假美元”。說完轉身對隨行人員說:“請你這位專家鑒定一下”。
隨行人員套出了一套儀器,象模象樣地鑒定了一番,轉過身鄭重地說:“這里所有的美元都是真的,不是偽造的”。
這下可論到俄國外交官和警察們吃驚了。俄國外交官說:“可我們在他的居住房間里搜查到了偽造美元的工具啊”。
Sam先生沒有理會俄國外交官的話,只是轉身看著嫌疑人說:“我很欣賞你的藝術,希望以後你能提前告訴俄國外交官們你是個美國傑出的藝術家”。說完又轉過身對俄國外交官說:“我需要將我國公民帶走了,我希望貴國警察局不要再發生這樣有辱美國的事件”。
這時,控告嫌疑人的俄國人急了:“這些美元是假的,你要退換給我盧布”。
Sam先生聽後笑著說:“如果你還需要美元的話,我可以給你開一張支票,請你自己到俄國的銀行去取,這些美元我帶回去自己花用”。說完取出支票本給這位俄國人開出了二萬美元。然後說:“我可以保證你一定會取出你喜歡的美元,我用人格和美國政府的信譽擔保”。
如此一來,俄國警察局再沒有理由逮捕這位嫌疑人了,只好由Sam先生將這位嫌疑人帶走。
這位名叫King的中國面孔嫌疑人一聽非常高興。心想,搞不好真是美國政府搞錯了,不但沒有了罪行而且還會給我發一本真正的美國護照。於是高興地坐上美國使館的汽車奔向美國使館。
一進美國使館,Sam先生就很客氣地將嫌疑人King讓到了會議室,請工作人員給他照相,按取指紋。一切都做完了。Sam先生回到會議室,看著嫌疑人King說:“很幸運,你偽造的是美國護照和美元,美國的信用是不允許任何國家懷疑的,我們不允許任何國家對我國的公民有任何利益的侵犯,我們也不允許他們有這樣的機會,美國政府的最高利益就是保護美國公民的利益,保護美國的信譽”。說著,拿起了那本偽造的美國護照:“你偽造的技術實在太差”。說著點燃打火機燒了起來,然後又將偽造的美元扔到壁爐里點火燒了起來。邊燒邊對嫌疑人說:“很遺憾,我們已經對你拍了照片,並錄取了指紋,你的資料將送到美國和歐洲,你在今後將不可能有機會到美國和歐洲旅行了。如果,我們再發現你進行這樣違反美國利益的事情,你將會被全球通緝”。說完,看了一會兒這位嫌疑人,緩緩地說:“你可以走了,但我不希望再看到你”。看著滿臉疑惑羞愧難當起身要走的嫌疑人King。Sam先生又輕聲地說:“年輕人,你應該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不要再做這樣欺詐的事情了。你知道嗎?我現在有權利送你回美國接受審判,在美國,你的罪行可以讓你終身監禁”。
......
黑手黨
世界最大的賭城─拉斯維加斯距離洛杉磯只有三個半小時的車程。只要上了15號公路大約只要3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在賭城,每天有著近百萬的人在不分晝夜地進行賭博。而那些花費了數億美元建立起富麗豪華賭場的老板自然也是賺的笑不攏嘴。雖然賭場的贏利率只有2%,但每天進出賭場的人卻動輒數十萬美元地在賭。來美國的人幾乎沒有不去賭城的,而每天在15號公路上奔馳的車輛更是川流不息。到了周末,雙向八車道的高速公路還會塞車。同樣,在這里奔馳的載客大巴士也是不計其數。每天約有數千輛載客五六十人的大巴士奔馳在15號公路上。
話說有四個年輕人,發財無路。但看到每天奔馳在賭城路上的大巴士載滿了帶著大筆現鈔的賭客,覺得有了發財的機會。四個人研究了一個月,發現這些大巴士從沒有人去搶劫。而且車上也沒有保安。於是四個人商量了一番,又研究了一陣,決定搶劫前往賭城的大巴士。
一日,陽光明媚,三個年輕人,A,B,C,相互裝著不相識,坐上了直奔賭城的大巴士,另一個人D,親自駕駛一部小車跟在大巴士後面。
大巴士里坐的滿滿的人,各個腰里裝滿了現金,準備到賭城大撈一筆。車行到半路,三個年輕人站了起來,每人手持一把手槍,A看住司機,B站在車尾。C一手拿口袋,一手拿槍,面對旅客宣布:“打劫”司機一見,忙用擴音器對客人講:“請配合,請各位把你所帶的全部現金交給打劫者,到達賭城後,本公司將根據旅客被搶的金額如數補償”。旅客一聽,怎麽也是不信,但看到手持武器的三個年輕人一臉兇氣,不得不將全部現金交了出來。十多分鐘後,全車旅客的現金全部到了三個年輕人的口袋,而且還有一些金表,首飾。年輕人A一見,搶劫順利完成便命令司機停車。司機一見,忙把大巴士停到路邊,三個年輕人打開車門鉆進了後面接應的小汽車,飛馳而去。
這位大巴士司機沒有馬上開車,轉身告訴各位驚魂未定的旅客:“我現在報警,請你們將個人損失的金額寫下來,我馬上通知公司給各位送來現金。由於你們受到了驚嚇,所以我現在代表公司向各位致歉,公司將會在補償各位被搶劫的金額外另給各位每人另行補償一千美元”。不管如何,吵鬧的旅客見司機如此說也沒有了意見,只好等待警察和巴士公司來人。
十分鐘後,警察先到了,又是做記錄又是調查。進行了二個小時還沒有結束。就在這時候,巴士公司的人員開著運鈔車帶著全副武裝的保安來了。就在高速公路邊上開始了補償工作。旅客們自己抱上損失的金額,在一份領取單上簽字後 馬上就拿到了現金。旅客們一看,心里十分高興,巴士公司完全憑旅客的良心,抱多少錢就賠多少錢,然後就是道歉,多一句都不問。而且每人還給了一千美元的損失賠款。耽誤了四個小時,旅客們順利到達了賭城。
話說這四個年輕人搶劫了六十多萬美元現金,高興萬分。幾人一起回到洛杉磯後就坐飛機前往夏威痍泡美女去了。
四個年輕人痛痛快快地享受了半個月,看看沒什麽動靜,悄悄地回到了洛杉磯。一周過去了,沒有任何情況發生。又過了幾天,A和C二人晚上在外吃飯,吃完飯後回到汽車跟前一看,車胎被紮了。二人正猶豫之見,就見幾個大漢手持武器沖了過來,二人稀里糊塗地被人塞到了一輛中型旅行車中。到了里面就被人用手銬銬上,雙眼被黑布蒙上。二人一想,遇到了仇人。汽車行駛了二個小時,轉來轉去,二人迷失了方向。
又過了半小時,汽車停了下來。二次人被帶到了一個工廠里面。只聽里面馬達轟鳴。二人進了工廠的生產車間後,兩眼的黑布被摘了下來。二人一看,這里原來是生產狗食品的罐頭工廠。就在他們二人奇怪的時候,來了一位大漢,手拿二個紙條,請他們每人任選一張。A打開一看是:“Yes”,C打開一看是“No”。但二人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麽,但看到周圍都是大漢,也不敢吱聲。給他們紙條的大漢看了看他們二人手中的紙條給A打開了手銬命令A說:“把衣服脫了”。這A也是經風見雨的黑道老手,心想無非與人結仇,被打一頓,但好漢不吃眼前虧。也就乖乖地脫去了衣服。周圍的幾個大漢一見A已經脫去衣服,二話不說架起A就把A扔進了制作狗食品罐頭的投料槽里。只聽一陣撕人心肺的嗥叫。轉眼之間,A已經變成狗食品罐頭。
再看年輕人C,早已經嚇得屎尿橫流,灘倒在地。幾個大漢走了過去,又架起年輕人C,帶他來到一間辦公室。就見一個中年男人說:“看到了,這就是搶劫巴士的結果”。說完就擺了擺手,年輕人C就被幾個大漢帶了出去。一出門,就見一個大漢用一把尖刀非常熟練地將C的二個耳朵削了下去,還沒等C喊出聲來,又一刀將他的鼻子削了下去。
數小時後,年輕人C被送回了吃飯的地方。
三個月後,警察在洛杉磯的長灘市海灘上發現了三個被人用私刑處死的年輕人。《洛杉磯時報》報道:“......警方稱:‘根據現場調查,這三個被挖去眼睛,砍去手臂的年輕人 應該是黑手黨實施的私行......另據有關人士分析,此三個年輕人之死與X月X日巴士公司被搶劫有關......”
......
排華事件
我銀團有一位老客戶是香港移民來美國的刁先生。真是名如其人,刁先生在商場上呼風喚雨多年,真正的是很“刁”。
1992年,美國利率上漲,刁先生將四百萬美元以年息7.6%的高利率存到了我銀團。在1999年末,美國貸款利率降到5%,這位刁先生就把存單拿到我銀團,抵押貸款四百萬美元。這樣,刁先生不僅有錢在手邊,而且每年憑空從我銀團賺取了利息差2.6%,一年可以賺10萬美元。你看這位刁先生是否是很“刁”。
刁先生剛移民的時候是居住在舊金山。依靠在香港賺的資產,就在舊金山的高級社區買了一棟百萬的豪宅。在這個社區里,處了刁先生一家外,全部是美國白人,刁先生一家的進入,確實很讓白人們大吃一驚。刁先生喜歡喝酒,刁太太喜歡打麻將。自然,刁先生家的客人就回很多,結果就打破了這個社區的安靜。招來了鄰居們的不滿。但刁先生又沒有違反社區規定,鄰居們鬧了鬧也就沒有什麽辦法了。自然就慢慢地平靜下去了。過了幾年,刁先生生意興隆,又賺了很多錢,就和家人商量著將房子拆掉重建一棟更大的房子。於是,刁先生請了建築師設計了新的房子。並把圖紙送到城市建設委員會討論。城市建設委員會在爭取社區鄰居們意見時出了問題。這些白人本來就想將刁先生趕出社區。所以,在這次討論中一致不同意刁先生翻建自己的房子。理由是與社區形象不符合。刁先生來自香港,對老美的這種做法十分不理解,反覆爭取了數月。但鄰居們就是不同意。刁先生一想,反正要建新房子,幹脆再買個地蓋新房子,把原來的房子出租出去。和家人提商量,著辦法也不錯。於是,刁先生就在臨近的城市買了快地,蓋起了新的房子。
過了半年,新的房子蓋好了,刁先生也搬走了。白人鄰居們高興地慶祝起來。但鄰居們高興沒過半個月,就見一群年輕人搬了進來。每人大聲喧嘩,吵鬧不斷。一大聽,原來,刁先生將房子出租給了一群中國留學生。年輕人自然喜歡熱鬧,又有活力。鄰居們勸了幾次無效,就相互商量起來。怎麽辦呢?最後一個鄰居找了一個理由,全體社區開會表決,在社區法則中增加一條:“屋主不得將社區內的房子出租給二個人以上”。既然沒有別的辦法,鄰居們就發了通知給刁先生,請他參加社區屋主會議。商量這項決議。刁先生一看就知道是沖著他來的,他知道去了也沒有辦法扭轉局面,幹脆就不參加。
過了一個月,社區管理委員會發來通知,告訴刁先生社區已經通過這一決議,請刁先生將房子內的租房人減少到二人。刁先生一看,二話沒說,請了律師將鄰居們告上了法庭。結果官司一打就是一年。最後的結果卻令刁先生大失所望。法院判定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決議有效,刁先生必須要遵守。
這樣的判決讓刁先生大為光火,心中之氣難平。但想來想去,沒有別的辦法。數日後看到一則新聞,這刁先生頓開茅塞。決定來了絕招治理這些白人鄰居。
轉天,刁先生請來了律師,一同前往舊金山市政府。要將他原來的房子捐給政府,用於開辦流無家可歸人員的收容站。市政府一聽有礙這樣慷慨大方的人,當然非常高興,滿口應允下來。
當刁先生原來的鄰居們一聽要在他們社區開辦無家可歸人員的收容站,都大吃一驚。趕走了刁先生,引來一群流浪漢,這咳不是小事,到時候治安不好不說,而且房子的價格會一落千丈。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相反,刁先生因為有足夠的收入,捐了房子可以抵稅,他自己沒有太大的損失,損失的是這寫鄰居們的利益。但反對捐款捐房有沒有理由。於是鄰居們選出代表與刁先生談判。刁先生算過帳,捐了房子,可以抵稅70萬美元,自己的房子賣了也就是一百萬美元。扣出去傭金和雜費,稅收,能到手的不過是是80萬美元。自己損失了10萬美元教訓一下白人老美,也是給自己出一口多年來受的惡氣。於是,找出了各種富麗堂皇的理由將鄰居們的代表推了出去。
一個月後,無家可歸收容站順利成立了。大批的流浪漢湧進這個原來寧靜的高級社區。等到原來的白人鄰居們急著賣房搬離這個社區的時候,這個社區的房價已經只有原來房價的三分之一了。
現在只剩下白人老美們在唉聲嘆氣了。
訪日風波
在美國的大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大型專機。我銀團沒有這樣的的財力,所以,購買的專機很小,是一架1995年生產的波音737飛機,在美國國內飛行自然沒有什麽問題,但要跨洋飛行,顯然不很合適。
1996年,因為與日本富士銀行進行一個合作。所以,我和銀團的Frank帶著一行六人前往日本商談公務。因為我在1983年曾為政府工作被派駐日本8個月,對日本應該是很熟悉,加上會講一口流利的大坂口音的日語。所以,對此行日本並沒有什麽擔心。
我和Frank先生坐全日空的頭等艙,其他四人坐公務艙。十幾個小時後就到達了日本東京機場。下了飛機排隊等候過關。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中國陜西省的考察團,剛從美國返國,途徑日本。一見是中國人,我就和他們用中文聊了起來。很快輪就到了中國訪問團邊防檢查,中國代表團的領隊與日本邊防官交談著,不知什麽原因,二人爭吵了起來。只見日本邊防官指著中國代表團,讓他們站到一邊。我一見輪到我們了,我就和中國代表團說了幾句再見,走向日本邊防官面前。誰知日本邊防官卻讓我和中國訪問團站到一起。我知道他見我是中國面孔,又和中國訪問團用中文聊天,誤會我是他們一起的。就用日文對他講:“下一個應該是我”。雖知日本邊防官並不理會我,仰著腦袋向我身後的Frank招手。Frank先生一見,笑著搖了搖頭,用手指著我說,“應該論到他了”說完,對我做了一個鬼臉:“你不是日本通嗎?”誰知這位日本中年邊防官還是客氣地招呼著Frank先生。我一見怒氣上來了,走到日本邊防官面前質問:“你為什麽不對我進行驗證?”
日本邊防官臉無表情地對我說:“你需要等待特別檢驗”。
“為什麽”我改用了英文:“你歧視我,我要控告你”。
日本邊防檢查官仍是一樣的面孔:“你可以到旁邊的房間控告我”說著指了指右邊。然後,又向Frank先生招手。
Frank先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仍站在原地不動,向日本邊防官聳了聳肩。
我大聲地說:“你不給我入境,你需要向我國使館報告”。
日本邊防官一聽我在大聲叫喊,忙將附近的警察叫了過來。警察馬上就要拉我。Frank一見,忙和隨員走了過來問:“他發生了什麽事情?”
日本邊防官,客氣地對他說:“這個中國人擾亂秩序”。
Frank一聽楞住了:“他是美國人”
“什麽,他是美國人?”日本邊防官有些吃驚了,忙叫住了正在拖我的日本警察。走了出來對我說:“非常抱歉,你的日語講的真的很漂亮,我剛以為你和那些中國人是一起的,很抱歉,我向你道歉”。說著對我深深地鞠躬。
“我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我真的氣惱了。我大聲地說:“我要控告你,你把你的名字和證章號碼告訴我”。
......
出了機場,日本富士銀行的小姐早已在等待著我們。我氣憤地對她講了過關的事情,接待小姐一個勁地道歉,我堅持道:“我需要你們的一個理由來解釋這件事情”。無奈,接待小姐馬上與富士銀行進行了聯系。我們一行坐在咖啡廳里等待結果。半小時後,一位日本邊防官和一位長者來到了我們面前。馬上就是鞠躬道歉。我堅持讓隨員寫了一份文件,將事件記錄下來。然後請他們簽字。我鄭重地對他們說:“我可以原諒你們對我的誤解,但決不原諒你們對我人格的侮辱,我有權利控告你們”。
全日空公司的人員一見僵持著的局面,忙遞給我一份表格:“請您將您的名字和地址寫上,我們公司將給你寄送一張免費的一年內有效的美日往返機票做為對您的補......”
......
轉天早晨,富士銀行派來了專車接我們前往銀行商談投資生意。我很清楚日本人的手段,虛偽的面孔隱藏著卑鄙的心態。我和Frank早已經對此做好了思想準備,我也準備了沒有頭銜的名片。進了會議室,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人又是鞠躬又是感謝,但在生意方面卻反覆無常,斤斤計較,繞來繞去。可恨的是日本人看到我說的很流利的日語還以為我是翻譯。對我的話根本就沒有答理,一直對著Frank先生討好。我一看情況和我想象的一樣,就找個理由說要出去。日本人一見,高興的不得了,忙找來自己的翻譯給Frank一行進行翻譯。我和Frank先生會心地笑了笑,然後走了出去。一出富士銀行,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新宿玩去了。
日本我曾住了八個月,雖然是十多年前,但面貌並沒有改變太多。憑著一口日本人都難以辨別的日語,我一直玩到了轉天的淩晨。但我只和Frank通了一個電話,交換了談判的看法,通知他我住到了我在東京的一個朋友家中。
我走之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日本人與Frank他們翻來覆去地談了一天,到最後Frank先生告訴他們:“我做不了主,我的老板是Bill先生,他出去了”。這時候論到日本人吃驚了。才知道談判找錯了對象。忙派人打聽我的去處。我們預計的行程只有四天,已經二天過去了,還有二天,但真正的談判還只有一天半。等到了晚飯,仍沒有見到我的蹤影。富士銀行專門在我們居住飯店派人等候。也是沒有蹤影。Frank告訴日本人說:“Bill先生住在朋友家了,他不想讓人打擾”。
第三天下午,我獨自來到了富士銀行,走進會議室一看,日本人和Frank一行仍在無精打睬地討論著。看到我回來了。日本人忙向我道歉。我也裝出一副很疲憊的樣子和他們道歉。我當著日本人的面詢問Frank談判的結果,我故意裝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小聲地對Frank先生說:“日本邊防官的事情讓我很生氣,日本這國家很令我失望,這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在這里投資我不放心。我想我們不需要再談了,我們明天可以回家了”。日本翻譯聽了之後忙將我的話翻譯給他們的老板。
......
晚上,日本人照例請我們吃飯,我們誰都不提談判的事情。盡管日本人小心地奉承著我,但我深知日本人的劣根性,故意裝出一副什麽都不知道的樣子。
第四天早上,我們打好了行李,將住房退掉。一起來到了日本富士銀行。我一見到他們就裝出一副很痛心的樣子:“很抱歉,我們在這此合作中沒有成功,我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合作並能合作成功”。
日本人一聽,忙說:“尊敬的Bill先生,我們已經基本同意您的方案,但我們希望您能對您的方案有一點小小的改動,如果您能同意我們的小改動,我們馬上就可以簽約”。
我一聽就知道日本人又在耍花招,我一口回絕:“我不想在浪費時間了,很抱歉,我不能認為你們會有誠意,我很了解日本人的性格”。我看了看臉在發紅的日本人:“如果您們有誠意,我相信我們的方案應該能夠接受,你最好給你的老板再打一個電話問一下”。
日本人顯然明白了我是一個日本通,忙擦了一下漲的通紅的臉:“我可以馬上與老板聯系,請您們坐幾分鐘”。
半小時過去了,富士銀行的老板與談判人員一起走進了會議室,高興地對我們鞠躬行李:“很高興能和你們合作,......”
......
保險
什麽是美國的特色,來過美國的人都會有不同的觀點。依我在美國生活三十年的經驗來看,最具特色的就是保險。保險對美國來說是個無所不包的行業,滲透到了人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人還沒有出生就要買醫療保險,然後會有人壽保險,接著你會買汽車保險,房屋財產保險,工作保險。退休保險,如此計算不下數千種。
在我剛工作的時候,家人給我買的是20萬美元的人壽保險。那時候年輕,想買多的保險,保險公司也不會賣給你。後來,在十年前,我考取了美國加洲保險執照,才明白,原來保險也不是隨便人想買多少就可以買多少的。保險公司在你買保險的時候會對你進行調查,看你是否值得這些錢。舉個例子說明,如果你是一個三十歲的人,每年收入只有三萬美元,。保險公司就會計算,你還要工作三十年,總共會有收入90萬美元,你的財產有十萬美元,這樣,你的保險就可以買100萬左右。但你想買200萬美元的人壽保險,保險公司就不會賣給你,因為你不值這麽多錢。你想買這麽多保險,恐怕你會有詐財的嫌疑。相反,同樣的是三十歲的人,他的年收入是五十萬美元。那麽,他的人身價值就是1500萬美元。保險公司就會想辦法讓你買1500萬美元的人壽保險。同樣,在各種官司或賠償的時候,法官和律師計算你的賠償金額時也是用這樣的方法來計算。所以,當看到在同一案件中二個受害人得到的賠償相差很多就不奇怪了。這就是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具體體現。
後來,我的事業有了發展,買了數百萬的房子,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保險經濟人就反覆遊說。結果,我又買了五百萬美元的人壽保險,加上銀團給我買的保險,個人的人壽保險達到了2000多萬美元。在美國如果你詢問他有多少財產,百分之九十九會得到一個白眼,但你可以詢問他買了多少保險,往往他會很高興地告訴你。這樣,你就可以大致估計出他的收入和財產。這也算是我在美國得出的心得。
我在數年前買了一棟數百萬美元的房子,鄰居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美國白人,職業橄欖球教練,曾當過數年的美國國家隊教練。所以,有很高的收入。五年前離異,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金發美女。每日高高興興地過著悠哉的日子。平常也經常和我隔著院墻打著招呼。
一日,我忽然收到了這位鄰居的一封信,打開一看,原來是這位先生新婚五周年紀念,邀請鄰居們參加他們的聚會。但我看著看著發現後面還有一封律師的信件。只見上面寫著:
“親愛的Bill:
......我僅代表X先生邀請您參加他的結婚五周你年慶祝會,我們為各位賓客購買了100萬美元的傷害保險。但我們深知各位賓客都是美國很有價值的人士,100萬美元不能補償您可能受到的傷害。故,請您在此函件上簽字聲明,您將放棄在參加聚會中可能受到任何傷害時要求賠償100萬美元以上賠償的權利,......
我們很高興並樂於在此次聚會中見到您,如果不能在這份具有法律意義的信件中簽字,我們將無法邀請您參加這次聚會......”
看了這樣的邀請信,我心中有些哭笑不得,想了想也就簽字並把聲明寄了出去。
半個月後,我準時參加了這位老先生的結婚紀念聚會。一到門口,就見一份簽到簿列放在桌子上,只見上面用精美的印刷著如下文字:“我聲明,我已經仔細閱讀並充分理解下面的文字,並簽字認可。......”
原來,老先生為了保險,在簽到簿上又將信件中的話印刷在每一張簽到紙上。晚會進行的很熱鬧,來了很多的人。我仔細地看著每一個來賓認真地閱讀著簽到簿上的文字,認真地簽上自己的名字。
......
哎!可憐的美國啊!保險,如何才能保險?
六百億美元等著你
捐款是美國特色文化。而且在美國捐款也有各種稅務上的優惠。比如減稅,免稅等等。在美國人的觀念中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也是一種時尚。很多老美在老年時不會給子女留很多財產,更常見的方式則是捐獻給社會。所以,在美國就有了各式各樣的基金會。據2000年初的統計,全美國有非贏利性的基金會2000多萬個。而美國學生往往就是在上大學前到處尋找各式各樣的基金會,尋求獎學金。當你生病沒有錢時,你也可以找各種不同類型的基金會需求幫助。而在美國聯邦還有近300億美元的無主財產,你也可以看一看是否有你可以領取的。說起來美國真的是很奇妙的國家。
Andy夫婦是我銀團的老客戶,Andy先生原來是一個卡車司機,夫婦年輕時勤奮工作,到了四十多歲的時候存了一筆錢,自己買了一部重型貨車,開始了自己創業的歷程。經過十多年的艱苦創業,到了Andy先生六十五歲退休的時候,竟然也成為了加洲很有名的運輸公司,擁有了近三百輛貨車,數千萬資產。但由於Andy夫婦自小吃苦耐勞,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所以生活上並不奢侈。至今還住在一棟四十多年的老房子里,而房子的價值也就值四十多萬美元,與其身份及不相稱。雖然Andy夫婦對自己很節省,但對他人很熱心,對社會也很熱心。每年都會對社區的學校捐款數萬美元。而我銀團的員工也很喜歡他們夫婦。每次來銀團都要帶來一大箱子的巧克力糖分給大家,逢到過節,還要對銀團的員工發放紅包,雖然只有20美元,但也很讓員工們興奮,平時,Andy太太還不時送一些自己制作的面點給大家。不僅如此,每年Andy先生還主動到附近的大學招請外國學生免費到他家居住並提供免費的食物,幫助外國學生熟悉美國。作為交換條件是留學生每月象征性地幫他剪草二次。
一日,Andy夫婦又來到了我銀團,要求見遺產基金會專業的律師,我們很高興地請我銀團的專業律師和他們夫婦見了面,詳細地給他們解釋有關問題。原來,Andy夫婦在最近幾年里,在股票市場賺了很多的錢,但他們不滿意政府對平民百姓的照顧,不願意將錢交稅,願意自己設立基金會來幫助平民百姓。所以,二人一商量,決定自己將錢捐獻出來。在美國,你賺了錢就要交稅,政府利用稅收來平衡貧富分化問題,並解決貧困人民的問題。但你也可以有選擇,你可以捐獻給非贏利機構,或自己設立非贏利福利機構,按照你自己的意願來分配這些錢,回饋社會。當然,你捐獻了錢,你就可以免稅。
經過幾天的研究,Andy夫婦決定設立三個不同性質的基金會。對於基金會,我銀行是最喜歡的,一方面有錢長期存到銀團,另一方面管理方便,有更好的收入。Andy先生設立的基金會,一個基金會是專門從事資助學生的基金會,給貧困的學生設立獎學金,最高每人每年可以獲得二萬美元的獎學金。基金會總額為400萬美元。第二個基金會是專門設立給創業者的基金會,總額是2500萬美元。條件規定,當你想創業的時候,如果你資金不足,但你可以拿出30%以上的頭款,你可以得到這個基金會三年的無利息貸款,金額不超過30萬美元。當然這些無息貸款是要有條件的,你需要有可行的方案和自己的從業經驗和良好的信用以及必要的擔保。第三個基金會就有些奇怪了。Andy夫婦很恩愛。所以拿出了500萬美元的設立一個基金會,要求是,在他們死亡的那天出生的男孩和女孩,如果分別取了和她們一樣的名字,那麽這些男孩和女孩就可以每年從基金會里領取投資的贏利部分作為生活資助,直到他們18歲為止。以目前的基金會贏利率看,每年平均是22%,也就是110萬美元。如果這些分別取了Andy夫婦姓名的男孩和女孩結婚了,那麽他們就可以享受以後的每年基金會的贏利。如果他們結婚十五年沒有離婚,那麽,他們就可以獨自享有這家基金會的全部。
每天看著老美門設立了各式各樣的基金會,但像Andy先生這樣的基金會還是不多見。一個月後,Andy夫婦請我們有關人員聚會,我有幸參加。在聚會中我問Andy先生:“你為什麽要設立這樣一個奇怪的基金會呢?”
Andy先生說:“為什麽奇怪呢?我原想讓我的孩子繼承我的事業,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我雖然死亡了。但我希望讓我的精神永存,我的精神就是美國精神啊!”
......
牛肉風波
很久以前,我在UCLA讀經濟學。雖然享受著每年一萬八千美元的獎學金,但因為總是喜歡約會女孩。所以,經常發生經濟危機。後來在海邊城市聖它莫尼卡的一家意大利餐館找了一份服務生的工作。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五點工作到九點,每小時4美元的工資,外加大約50美元的小費,周六和周日每天上午11點工作到晚上10點,每天除了工資可得小費120美元。這樣一來,一個月就有2000多美元的收入。雖然辛苦一些,卻也過的十分舒適。用了一年的儲蓄買了平生第一部新車─BMW跑車。
一天晚上,我正在做工,一位客人點了一份意大利紅醬牛肉。吃了一半,客人把我叫了過去:“你的牛肉有問題,要換一份”。
我一聽忙問:“可以,但你是否能告訴我那里不好嗎?”
客人說:“這個牛肉咬不爛,好象不是牛肉,是馬肉”
我一見客人這麽說忙解釋:“可能燒的太老了,我給您換一盤新的。請您稍等片刻”。
我拿著這盤牛肉找里面的廚師要求再做一盤,並馬上通知老板。老板一聽也忙向客人道歉。不一會兒,我將新的牛肉拿給客人,客人吃了一口馬上又叫了起來:“你沒有換新的,怎麽還是和原來的一樣?”
我一聽有些奇怪,忙跑進廚房去問,廚師指著桌上放的另一盤牛肉說:“原來的在這里,你拿走的是新做的,沒有錯”。
我一看,忙端著原來的牛肉來到客人面前和藹地說:“先生,原來的在這里,您的是新做的,沒有欺騙您”。
客人一看,原來的真是在我手上,於是又在新牛肉中挑了一塊放到嘴里。嚼了嚼說:“你們一定是將馬肉當成了牛肉,我吃的絕不是牛肉,你們在欺騙顧客,我要控告你們”。
這時候老板一看,忙走了過來說:“對不起先生,我們不會欺騙顧客,我們是二十多年的老店,你不可以侮辱我們的名聲”。
客人一聽馬上就一臉的怒氣:“你們的牛肉有問題,我要投訴”。
老板見狀忙陪笑臉:“您的牛肉我們免費了,希望您能滿意”。
客人一見老板軟了下去,一副不依不饒的樣子:“你的牛肉有問題,我身體出現了問題怎麽辦?你要給我一份說明和記錄”。
這老板開餐館多年,經歷的多了,感覺這顧客好象要敲詐,於是馬上就強硬了起來:“對不起,我們沒有錯,如果您這樣認為,我店就沒有辦法讓您免費吃這牛肉了,你要全額付帳”。
客人聽罷,馬上就站了起來:“我要報警,請你告訴我你店的電話在哪里,我要借用一下”。
老板一見事情要搞大,轉身就走了。我一見忙對客人說:“您不要生氣,這份牛肉我來付款,你不要在意”。
那知道客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沒有答理我直接走到櫃台去拿電話,老板一看想擋又不敢擋。因為在美國有法律規定,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撥打報警的電話是不能拒絕的,否則就是違法。這位客人毫不猶豫地就撥打了911報警電話。
二分鐘不到,三部警車呼嘯而至,三位老警手持武器沖進餐廳,大聲地喊著:“不許動”。
老板一看事情搞成這樣,心中也是非常不快,不管怎樣,餐館的聲譽是要受到影響。警察看到沒有搶匪,心定了下來,忙問老板發生了什麽事情。老板也就如實報告一番。警察聽了不敢大意,忙用本子記錄下來。因為如果真的是牛肉有問題,就會有很多顧客會受害,這可不是小事。緊接著,警察先命令牛肉一律禁賣,然後用對講機呼叫檢查部門前來取樣化驗。然後詢問老板:“牛肉是從那里買的”老板如實回答,並拿出發票和進貨單出示給警察。警察看過以後,又通知警局,警局馬上派出人馬前往牛肉公司,半小時後,檢驗人員趕來餐館,進行化驗調查。忙了半天得出結果是牛肉無疑。這時警察局也通報說,調查人員已經趕到了牛肉公司和養牛場,正在進行調查化驗。但這里已經檢驗沒有了問題,於是警察詢問起客人:“你怎麽認為是馬肉,而不是牛肉?”
顧客一看他自己有了問題,搞不好餐館會告他,忙拿起一塊牛肉送到警察嘴邊說:“你吃一塊是牛肉還是馬肉”。
警察一聽有些奇怪,接過來放到嘴里吃了起來,沒幾口就吐了出來:“奇怪,真象是馬肉,怎麽嚼不爛呢?”說著又讓檢驗人員和其他的二位警察嘗了起來。結果其他各位都感覺不是牛肉,尤其是檢驗人員,自己明明檢驗的是牛肉,怎麽到了嘴里會是馬肉的感覺。左看看,右瞧瞧,怎麽看還是牛肉。這時老板有些按捺不住了,自己也拿起一塊放到嘴里。終究是餐館老板經驗豐富,一吃就發現了問題,原來是今天新招來的工人在切肉的時候不是橫著切的牛肉,而是順著切的牛肉,而且將煮湯的牛肉當成了炒菜的嫩牛肉。這樣一來,牛肉自然就嚼不爛了。但老板一看,不能將自己的聲譽搞壞,忙說:“可能這個牛的母親是牛,父親是馬,他自己想成為馬,成長的時候自己變了種。所以,吃起來有馬肉的感覺。對不起,今天凡是吃了牛肉的客人,我全部免費......不過,警察先生,看來牛也要請心理醫生了......”
......
賑災募捐
1999年,中國又發了大水。我銀行的中國員工馬上在銀行里開展了募捐工作。象以往一樣,我與董事會商量後,決定銀團也參加其行動。主要的方式是,員工募集到一美元捐款,銀團就在客戶支付的傭金中拿出一美元來響應募捐。考慮到以往募捐中的稅務問題,還決定委托一家福利性的慈善機構做我們的行動社團。這樣一來,不管員工捐款,還是銀團捐款,在年底報稅時就能享受扣免的優惠政策。這樣,既給中國捐了款,也不影響私人和銀團的利益。我照往年一樣主動捐了五千美元。
原計劃募捐進行一個月,但進行了半個月效果很不明顯,收到的捐款明顯少於往年。秘書Angie在一次會談中和我說起這件事情。我問她:“你知道為什麽捐款那麽少的原因嗎?”
Angie小姐說:“我們銀團的老美都不捐了,他們還勸客戶不要捐款”。
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麽?”
Angie小姐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你問一下老美就知道了,要不是我是中國人,我都不想再捐了”。
......
過了幾日,我在一次午餐中問銀行的員工:“為什麽你們不想給中國捐款了,以你們的收入,捐了錢,可以扣稅,又沒有損失,為什麽不願意捐款了呢?”
老美們到是很坦白:“我覺得中國政府在騙人,我們捐款是上當受騙”。
我一聽感到詫異:“為什麽?”
老美們馬上就你一言我一語地對我說:“中國從八十年代就開始發生水災,到了九十年代初是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是三十年一遇的洪水,今年可好了,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我們很奇怪,中國政府為什麽洪水越治理就越來越大?而且,我們捐款,也不知道錢到了那里去,也不給我們一個交代。世界各國對國際捐款都會在事後發表聲明,說明捐款的數量和用途,為什麽中國政府就沒有呢?我們問中國使館,對我們就是一聲感謝,但錢用到什麽地方去了,他們只說是中國內政,我們無權過問。但這是我們的捐款,我們需要了解啊”。
我一聽就知道了問題的癥結,我笑著說:“這很好辦,你們擔心錢會用到其他地方去,我們可以給中國捐物品,不再捐錢”。
老美們一聽,高興起來:“這樣,我們願意捐款”。
說完,我就叫來了組織捐款的中國員工,大家商量用捐款買什麽物品給中國。經過一番討論,大家一直同意將捐款購買大米捐給中國賑災。意見統一了,老美們的捐款馬上就上來了,過了半個月一統計,總共有七萬多美元。於是大家就開始尋找便宜的大米。我銀團的董事Frank先生在德洲待過,了解德洲的情況,就和那里的糧食商進行了聯系。一聯系果然有好消息。在德洲有數十萬噸的等外大米,每噸才二十美元。米的質量不是很好,70%是整米,30%是碎米。但不影響食用。但作為賑災用應該不是問題,而且可以用有限的錢買到更多的大米。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結果用六萬美元買到了3500噸大米。剩下的一萬多美元用於支付運費,不足的部分由銀團支付。
既然買好了大米,大家就委派了一位先生與中國使館聯系捐贈的問題。中國駐洛杉磯使館很欣賞我們的做法,表示馬上代我們與中國政府聯系。並特意打來電話對我們表示感謝。
過了二天,中國使館來了電話:“很遺憾,中國政府對糧食進口有一定的要求,請問你們是否可以將糧食轉換成等價的貨幣?”
老美們一聽,肺都氣炸了:“中國不需要糧食,只要美元。給他們美元還不知道用去做什麽了?我們只捐糧食,不捐錢”。
組織者一見真有了麻煩,忙又與使館聯系。很快使館給了回信:“捐糧食可以,但要中國政府批準,有了批文才能允許進口,而且你們要先準備樣品寄到中國,經過檢驗部門檢驗後才能發運。而且,檢驗費要你們自己支付,大約5000美元,時間約需要一個月”。
組織者聽了之後感到這可是麻煩了,糧食不能馬上運過去,還要另加五千美元的檢驗費用,捐贈給中國糧食要這樣麻煩,老美們不會同意啊”。怎麽辦呢?幾個中國員工只好先自己商量,並找到我說:“老板,你和使館熟悉,你去幫我們通融一下,否則太給我們中國人丟臉了,這次辦不好,下次就沒有人給中國捐款了”。
我聽了覺得也是,就馬上與使館的副總領事同了電話,我將情況講了一遍,副總領事很是同情,告訴我說:“馬上與國內聯系,明天就告訴結果”。
聽罷,我忙安慰組織者說:“副總領事已經說了,要馬上與國內聯系,明天給你們答覆。你們等一天再說”。
第二天一早,副總領事就來電話了,很抱歉地對我說:“很理解你們海外華人愛國的心情,但國內目前很忙,無法將你們的要求答應下來,如果你們一定需要這樣做,我們就馬上給國內寫報告,請他們批準。但時間可能會很長,保守估計會要有三個月以上。我的建議是你們將大米賣掉,換成美元,捐贈給國內,而且,你們使用基督教會的名義捐款,與中國政府的政治態度不符合,你們要將基督教會的歷史和政治情況做一個匯報給我們,等我們調查清楚後再給國內寫份報告。等到批準後才可以捐贈”。我聽了之後,一陣心酸,繞了半天又回到了原點,國內還是需要美元,不需要糧食。難怪老美們不願意再捐款了。無奈,我只好將結果告訴組織這次捐款行動的中國員工。中國員工們聽罷,又是一陣嘆息:“今後再也不做這種里外不是人的傻事了,愛國愛到最後,我們還要向中國政府交代我們的政治動機”。
但大米已經買了,這樣的結果也要告訴銀團的老美員工和參與捐款的客戶們。老美們一聽果然暴跳如雷,紛紛要求質問中國使館,但打了幾個電話後,大家就都沈默不語了。原來,使館的回答很簡單:“中國政府樂於接受大家的捐贈,但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幹涉”。換句話說:“你願意捐就捐,不捐,我也無所謂”。老美們一見簡直是義憤填膺:“中國政府怎麽能這樣對待友好人士呢?怎麽能這樣對待本國的災民呢?難道大米不是用錢買來的嗎?糧食不是更能救災救急嗎?為什麽只要美元?”
氣憤歸氣憤,但3500噸大米可是個實際問題,我們既不能毀約,又不能等待。要另找買主需要時間,大家沒有一個人是糧食商人,而且每天還要支付數百美元的倉儲費用。總不能讓大家還要捐款支付倉儲費用吧,再說到了這樣地步,誰還會再捐款呢?大家一商量,既然已經捐了,中國政府馬上不能接收。幹脆就捐給別人算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把糧食捐給別人,大家就開始進行了新的聯系。很快,薩爾瓦多共和國政府回了傳真,使館人員也來到了銀團,他們無條件接受捐贈。糧食運費由他們政府支付,節省的運費可以再購買糧食捐贈給他們。
......
自此,我銀團再沒有人組織,也沒有人願意再為中國賑災捐款了。
搞垮日本
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人經濟起飛,大量商品湧入美國,日本國內的經濟也是突飛猛進,日本產品充斥美國市場。日本汽車在那時也是以低價位經濟車的姿態攻入美國。到了八十年代,日本貨脫胎換骨,一改低價產品,竟將產品提高到高檔商品之列。這時候,台灣和韓國的產品又充斥美國市場,直致目前的中國大陸廉價商品左右美國人民生活。
在八十年代,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架式,日本人突然經濟發展,國內泡沫已經出現。但仍不警覺,在美國經濟政策的誘導,日元大肆進入美國市場。日本人居住在島國,地少人多。所以,在經濟發展後,土地價格飛漲,同樣台灣也是如此。但美國地廣人稀,發展潛力很大。所以,日本人到美國後就憑日本發財經驗,大肆購買美國物業。我銀團現在擁有的大樓在當時被日本人用了近四億美元買了下來。經營了十多年,結果在1997年底支持不住了,以九千多萬美元賣給我銀團。日本人經營不善的原因很簡單: 在日本人的眼睛里,當他強大的時候一切都不在話下,當他們以高價賣下美國大樓時,日本國內的報紙會高調發表新聞,作為增強國力和勢力強大的標本。並盲目地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已經發展到了世界第一,完全有能力管理好這座大樓。實際上,美國的企業已經看到了產業轉移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就如同,生產企業從歐洲轉移到美洲,又從美洲轉移到亞洲,最後轉移到中國一樣,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看到日本人氣勢洶洶撲向美國,嘴上大講日本如何厲害,實際上自己在私下笑的合不攏嘴,美國的企業早已將精力轉到了高、科技產業。況且,在美國是一個以汽車為主體的國家,上班的距離並不象日本人在日本那樣重要。你買了我的老樓,我可以拿賺到利潤去在好的地方再建一棟更好的大樓。結果,日本人買了樓後,卻沒有客人租用,原來的客戶都搬到新樓房去了。加上日本人不喜歡雇傭當地人,完全以日本派來的幹部充任中、高級幹部,結果做事不能符合美國人的觀念,聲譽越來越差,客戶越來越少。沈重的負擔讓它緩不過氣來,最後不得不低價出售變現以求解脫。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人醒悟到上了美國經濟學家的一個大當,於是連忙將工廠設到美國,吸取美國經驗在美國本土生產產品。很快日本人的產品品質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漸從大眾市場進入到高檔市場,開始將抵檔產品時市場讓位給台灣和韓國,侵占意大利和德國高檔商品的市場。進入美國市場要有信用,日本人就將價格壓低,一時間,日本產品成了低價高檔的代名詞。但美國的稅收很嚴格,日本人在美國市場價格被人為壓低,而美國人工費又高。如果在被美國政府征收高稅收,日本公司豈不是白玩。結果日本人憑著小聰明,玩起了另類手法。將零件在日本生產,報高進口價格,將利潤留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本土的出口優惠政策。這樣一來,既可以在美國強占美國市場,造成美國制造的假像,又有利潤,逃避美國稅收。
面對這樣狡猾的逃稅對手,美國人馬上就進行了研究。美國國稅局以日本幾家大公司為基本,一下就鎖定了豐田,尼桑,本田等大汽車公司,包括索尼,松下,東芝均不放過。開展了長達三年的秘密調查。等調查報告出來之後,在美國個大報紙公開。然後由幾家大公司選出代表控告日本公司。但日本人也是精明透底,在帳目上完全按照美國標準進行,讓你無話可說。這時,美國政府使出了撒手簡,由國會議員提議,設立國內法律。規定:“在美國開辦的企業,一律要服從美國法律,美國政府對其有懷疑或有人控告他時,政府有權利調查並調閱其總公司的帳目。否則將違反美國法律,美國政府有權禁止其在美國營業,並沒收其在美國的財產”。這一法律經歷了二年多的辯論,終於得到了立法。
日本人一見,馬上該變方式,向美國政府輸誠。日本人怎麽能看著被美國人引誘而來的數千億美元被美國政府沒收,又怎麽能放棄美國這樣大的市場。於是一邊輸誠,一邊求救於日本政府,另又組織幾家大公司起訴美國政府。但法律就是法律。美國人既然已經將日本人幾十年賺取的資金投入到了美國,又怎麽能放虎歸山。日本人經過一年的法律抗爭,最後不得不將日本總公司的數十年的帳目拿到美國讓美國人查帳並補交稅款。
九十年代中期,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經濟之戰總算告一段落,日本的泡沫經濟一落千丈。相反,美國經濟日趨繁榮。
掘地三米
在美國沒有人會害怕政府或警察。但提起國稅局就會有很多人恨的咬牙切齒。美國是一個“萬稅國”,國稅局的稽查人員不僅身高馬大,精通專業,而且還隨身帶有不遜於專業警察的武器裝備。
村田先生是個在二次大戰後從日本移民來美國的牙醫。醫術不錯,很受歡迎。在美國的醫生是個高收入的人群,我的一棵牙壞掉了,拔牙要260美元,補一棵假牙花了我900美元。而每年一次的正常洗牙則要花1600美元。偏偏美國人對牙齒的保健又很重視。所以,在美國一個牙醫的年收入大都在100萬美元以上。但村田先生卻每年只報收入40多萬美元,當然稅也就交的很少了。
美國國稅局在一次隨機抽查中感到村田先生的報稅單中有問題,於是就請村田先生到國稅局談話,這美國國稅局是個龐大的機構,門口有武裝警衛,每一個人進去都要進行嚴格的檢查,要過一次偵測門,看有沒有帶武器。而在大廳里等待也要等國稅局的專員呼叫才能進入。而每一個國稅局的稽查人員都是全副武裝,小心翼翼地對待每一個人。村田先生帶著律師和會計師與國稅局的專員談了近二小時。一出來,律師和會計師就告訴村田說:“你可能有麻煩了”。村田先生也感到了有些不對頭。但考慮國稅局專員並沒有說什麽指責的話,心略微放下了一點,但好是決定回家後進行一些準備。
國稅局對村田的有了懷疑,但沒有證據。於是就派了探員到他的診所來調查,觀察了一個多月,初步一算,村田先生每月的收入應該在15萬美元左右,既是保守估計也要在8萬美元左右,與他申報的數字相差懸殊。於是國稅巨就通過記錄下來的看牙病人的汽車牌號號碼,逐一找到病人,覆制他們的收費發票。結果發現有很多窮人因為圖便宜,結果村田先生少收了他們大約10%的診費,如果病人支付的是現金,就不給病人開發票。有了這樣的調查結果,國稅局的稽查人員心中有了底。但覺得仍缺少證據。於是,一個國稅專員裝做病人前往村田醫生的診所洗牙。村田先生一見又有了病人自然十分高興。但國稅局專員講自己沒有購買醫療保險,而且很窮,問村田先生是否可以因為付現金而少交錢,自己也可以不要發票。村田先生很是謹慎地問:“是誰介紹你來的?”國稅局的專員一聽有門,忙將調查過的一個病人名字講了出來。村田先生很是小心,讓秘書小姐查了一下病歷,果然有這個病人。於是爽快地說:“我很同情窮人,沒有關系,洗牙原本要收1600美元,但你是老病人介紹來的,既然你可以支付現金,我就只收你1350美元”。
......
過了一個月,大批警察和全副武裝的國稅局稽查人員來到了村田先生購買並居住了十多年的價值二百多萬的豪宅。一進門,馬上就拘捕了村田先生,並對其宣布了逮捕令和搜查令。專業警察對村田先生的全家進行了仔細的搜查,但沒有什麽結果。國稅局的先生們很不認輸,馬上又調來了國稅局的專業搜查人員。這些搜查人員裝備的比警察更好,手持類似探雷器的偵測器在整個豪宅中搜查,果然不出所料,在墻壁中找到了一個暗室,在里面搜出了近百萬美元的現金。就在國稅局稽查人員高興的時候,院子中搜查的人員前來報告說,好象在院子的地下還埋藏著美元現金。於是,稽查人員馬上就動手去挖,但挖了半米還是沒有找到,探測器明明顯示有美元在地下。國稅局稽查人員馬上審問村田先生,無奈,村田先生也是一個懂理知法的人員,面對貴稅局的詢問就是一言不發,要求與律師見面。國稅局的人員一見問不出什麽。馬上就又找來挖掘機,轟隆隆地闖進村田先生的後花院,對準探測的地方就開始挖掘。挖了三米,果然找到了一個金屬箱子,警察們小心翼翼地將他取出來,放到地面。但卻誰也不敢打開,生怕里面是爆炸物品。於是,全體人員全部撤離,並通知周圍鄰居也全部撤離,警察封鎖了整個街區。並派來了拆彈專家打開金屬箱子。折騰了一個下午,箱子終於打開了,里面是近三百萬美元的現金。
......
三個月後,國稅局控告村田先生案件在法院審理了,經過數天的審判。法官宣布了結果:
“村田先生犯有偷逃國稅,欺詐,隱藏證據,偽造文件......等九種罪名成立......判處村田先生有期徒刑3年,判罰偷逃稅金2400萬美元,補交稅款500萬美元......不得保釋......”
......
行醫三十多年的村田先生破產入獄了。
中國招商團
幾年來,我銀團接待了無數個中國來的招商團。1998年,我應朋友之邀參加了一個來自中國最繁華的S市招商會。S市最近幾年發展的很快,號稱東方的“巴黎”,又稱不夜城。
S市的招商團來了十幾個人,聲勢很大,有一位主管經濟的副市長帶隊。臨行前還在美國的華人報刊上登載了大幅廣告。招商會在LA召開後還要前往紐約等地。
招商會的當天,我來到了會場。一個大型會議室坐了近一百多人,招商團的先生們熱情地和來賓打著招呼,滿房間都是溫柔的南國鄉音。我仔細地看了看,好象來賓和S市的招商團的先生們都很熟悉。招商會開始了,照例是S市長介紹S市的最新發展情況。講了一個多小時後,給大家分發資料。我拿過資料一看,整整300多頁,尋求投資的項目有200多個。等招商團的各位先生們講完話,已經是三個多小時過去了,我看著這些招商團的先生們和旅美的鄉親們熱情地聊著,加上剛拿到資料,還沒有仔細看,知道今天與他們談生意也是沒有意義。於是我走向主辦人,想與S市招商團預約時間,改日登門拜訪並商談投資生意。沒想到的是,招商團的先生一聽我要預約時間,很是遲疑:“我們在洛杉磯只停留四天,時間已經排滿了”。
我一聽忙說:“晚上也可以”。
招商團的先生有些為難,對我說:“你談什麽項目?那一類的?”。
我忙說:“我對大型項目感興趣,投資2000萬美元以上的都想了解”。
“這得與我們市長談”。說著,招商團的先生扭臉看著正在與朋友熱聊的市長。
就在這時候,坐在旁邊的協辦這次招商會的旅行社老板說:“小L,這位Bill先生可是一家大銀行的老板,平常可是請不動,我這次好不容易才請來,你去和市長說一下,約個時間”。說著扭臉對我說:“Bill,你不知道,他們的日程太忙了,不好意思啊”。
很快,市長就走了過來,寒喧一番後,我和市長約在三天後的晚上十點,我去他們住地拜訪。
......
三日後的晚上,我準時來到了招商團租住的旅館,敲了半天門,里面沒有人。我一見知道尚未返回。於是就回到樓下大廳等候他們。
一小時過後,招商團的先生們回來了。我一見到市長,忙迎了上去。市長一見我走過去一楞,問:“你找誰?”
我一聽有些不快:“我是Bill,我們不是約好今天商談嗎?”
市長聽罷想了想,抱歉地說:“噢,對不起,我們實在是太忙了,剛從拉斯維加斯回來。尤其是你這個外國名字,我就是記不住。走,上樓說”。說著拉著我一起進入電梯。
市長先生住的是一套豪華套房,一進房間,就有招商團的先生送上熱茶。我簡短地介紹了我銀團的情況,並詳細地詢問一些有關部門投資項目的具體情況。市長先生一見我談的很具體,於是又打電話找了一位先生來回答我的問題。談了一會兒,我對市長說:“聽說貴市後很多樓房空置,是否有興趣把他變現?”
市長一聽,一掃剛才的萎靡不振:“我們有一百多萬平方米的空房,你想買嗎?”
我一聽,知道市長誤會了,忙解釋說:“我的意思是你們可以將所有的空房組織起來,在美國成立一個公司,將資產全部掛在這個公司里,我銀團可以考慮與貴市合作,我銀團以這些空房做抵押,貸款給你們”。
市長聽罷,馬上沒了精神:“你如果有錢,為什麽不投資啊,房地產可是很賺錢啊。找那麽多麻煩幹什麽,你拿著錢來我市,我批你塊地,你自己去建自己去賣多好啊”。
我看市長沒有完全領會我的意思,就又解釋說:“我們是銀行,不會做房地產這行業,再說沒有這方面的專業人員。但我可以從金融的角度上幫貴市解決因為空房被占壓的資金,你們可以有更多的資金去做別的建設。如果每平方米可以貸款300美元,一百萬平方米就是三億美元。”
市長看了看我,說:“你有三億美元為什麽不自己投資房地產,為什麽要貸款給我們?”
我看市長的思維有了變化,似乎我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於是轉換了個話題:“您這次到美國招商,我們都很高興,看到中國有這樣大的變化,心里非常興奮。只是招商的資料太簡單,項目雖然很多,但每個項目只有一頁的簡介,讓人沒有辦法深入了解。如果能有更多更仔細的資料效果會更好”。
市長看著我喝了口茶,看著我說:“你的建議很好,回去後我會批評他們,但我們在一天的招商會中就簽約了三千多萬美元,有很多美國人喜歡我們的投資環境呦”。說著,看了看招商團的先生,又說:“Bill先生很愛國,你將他的意見記下來,下次要有充分的準備。”
我看著招商團的先生拿來了紙筆在記錄,於是又說:“美國不同於中國,招商團來美國帶了很多項目,但目標不對。在美國的百姓應該是有積蓄,但一般百姓不會將自己的積蓄投資到不熟悉的國家去。就如同中國百姓不會將自己積蓄的十萬人民幣投資到非洲一樣,盡管非洲可能投資利潤很高,但終究不放心。況且美國人喜歡通過專業人員來投資。大的項目,比如說是數千萬美元的投資更不會找到人投資,不要說普通百姓沒有這些錢,就是比爾。蓋茲也不會有三千萬美元現金,再者說,不是相關行業的人員,更不會投資。如果在招商會舉辦的時候請一些投資銀行的人員來參加效果會更好......”
我正說著,忽然聽到市長先生在打呼嚕。招商團的先生一見有些不好意思,忙說:“市長太辛苦了,不好意思”。
聽見招商團先生的講話,市長先生馬上睜開眼睛應了一句:“很好,我們回去研究研究”。
我有些尷尬,忙說:“太晚了,不打擾了”說著我站了起來,向市長告辭。市長很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謝謝,有什麽事情盡管來找我,我們很歡迎你們這些愛國華僑回國投資,你有什麽事情千萬不要客氣”。
我感謝著走出了房間,房間門還沒有關上,就聽見里面市長在說話:“當個銀行老板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幾了,跑這里來教訓起我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
出海蒙難記
自從有了遊艇,總想到海上好好地玩幾天,可又總是沒有時間,偶爾出一次海,也是當天去,當天回,總不能盡興。
這天,正趕上勞工節長假日,與幾位朋友約了好久,商量好一同出海去玩,而且還要釣海魚。
一早,大家都集合在Long Beach的私人遊艇俱樂部碼頭上,洛杉磯縣政委員會主席Marco先生帶著他的嬌小妻子早早地等候著我,過了一會兒,洛杉磯縣警察局高級警督Carl先生也帶著妻子和已經二十歲的女兒來了。大家一起將帶來的食品和用品搬上船,然後就啟程了。
Marco先生和Carl先生都是釣魚迷,我也喜歡釣魚,但從沒有在海上釣魚,沒有海釣的經驗,據說很有意思,很讓人興奮。大家上了船,三個女人開始將食品擺了出來,各式各樣的美食放了一桌子,男人們換上了休閒服裝,女人們則都穿上了三點式的泳衣。海風熱呼呼地吹過來。三個男人將魚竿拿了出來,整整二十多只,在船後船側擺了滿滿的一排。魚餌是大約十厘米長的小魚。大家一邊聊天,一邊釣魚,很是暇意。船到了外海,果然看到大魚在海中遊蕩,沒有多久就有了魚兒上鉤,全是十多斤的海魚。就這樣,我們慢慢地開出了美國。晚上,我們來到了墨西哥的一個小城,將船停靠在岸邊,大家回房間休息。
遊艇很大,有三個臥室,一個半衛生間,還有二個廳,一個廚房。但因為Carl先生一家三人,房間只有一張雙人床。所以,Carl只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就這樣,一玩就是二天。
第三天一早,Carl先生告訴大家,他與美國釣魚協會聯系了,說墨西哥灣有大魚群,問大家是否有興趣去釣,反正也沒有什麽事情,大家決定去釣魚,然後返家。商量完了,就開足馬力直奔墨西哥灣。五個多小時後,果然看到了魚群,大家手忙腳亂地將海釣鉤和抓龍蝦的網子丟下了海。沒過一會兒,就看到魚兒上鉤了。大魚在掙紮,在海上亂蹦。Carl先生很有經驗,告訴我將船掉頭,跟著魚走。就這樣走了半小時,魚兒累了,三個人齊心協力將魚慢慢地拽了過來,大家都感到很沈重。結果三個女人也來幫忙。忙了半小時將魚撈上來一看竟然有一米左右,大約有五十斤重。六個人都很興奮,高高興興地往家返回。
眼看太陽就要落山了,映紅了浮雲,很是美麗。女人們和男人們在高興地烤著魚,喝著酒。眼看著離美國海岸還有十來海哩,一個小時就可以到岸了。就在此時,我在駕駛艙里看到了一艘美國海岸警備隊的巡邏艇正慢慢地開了過來。我高興地鳴了鳴笛,與他們打招呼。遊艇開的很平穩,大海風平浪靜。過了不久,巡邏艇靠了過來,警燈在不斷地閃爍,並有人在大聲呼喊:“停船,接受檢查”。我看左右沒有什麽船,只好將船停了下來,等待巡邏艇的警官檢查。這時候,Carl先生和Marco先生走了過來,Marco先生調笑地說:Carl,你的部下來抓你了,你要準備好烤魚給他們了”。Carl先生哈哈笑了起來。
巡邏艇靠了過來,海岸巡邏隊的警官們手持沖鋒槍站在船弦,對我們喊話。詢問我們來自那里?要上船檢查。說完,就有三個警官跳上了遊挺。要求我們出示證件。我們大家分別將護照掏了出來遞給他們。Carl先生和警員們開著玩笑,並讓女兒將護照拿來。匠官們仔細地檢查著證件,並到船艙檢查,詢問我們是否帶有水果,毒品和武器。我如實地告訴他們在船上有三件武器並告訴警官擺放的位置。警官走了進去,將二把左輪手槍和一只AK─47步槍拿了出來,要求我出示持槍證。我馬上將持槍證出示給他們。警官一看,馬上將槍交還給我們,和我們聊 起了海上釣魚的事情。
就在這時候,Carl先生的女兒從船艙中走了出來,對警官說:“對不起,我將全家的護照忘在汽車里了”。我和Marco先生一聽,忙走了過去,對警官說:“Carl先生是你們的長官”。說著,Marco先生還掏出了他的名片遞給警官。可是警官並沒有理會我們,而是大聲地命令我們:“把手舉起,放到腦後”。說著就與巡邏艇上的人員聯系。馬上就又有幾位警官跳上了遊艇,將我們全部包圍起來,並用沖鋒槍對準我們,一位警官馬上將Carl先生全家用手銬銬了起來。Carl先生很是鎮靜,沒有多說一句話,並囑咐我們說:“聽從命令,不要亂動”。
警官們將我們六人全部押到了船艙,我們沒有什麽事情,但也在警官的看守之下。一位警官向我們詢問有關情況,另一位警官審問他們的上司Carl先生。過了一會,警官拿著審訊記錄向基地匯報,請求處理意見。因為在美國有很多偷渡的墨西哥人,根據美國法律,一旦登上陸地,就必須要允許他到法庭申辯,這樣一來,就有了很多的移民用這種方式去得了合法移民身份。後來,美國政府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決定,在海上發現的非法移民要原地遣返,不允許其登陸。Carl先生是高級警督自然很清楚這些法律。但女兒將全家護照遺忘在汽車中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而他拿出身份證又不被海岸巡邏隊的警官們承認。於是就與海岸巡邏隊的警官們商量,請他們通知岸上警察到他的汽車里去取護照,以便確認。經過基地的同意,我們一行就停船在海上等待。我和Marco先生調侃著雙手被手銬銬住的Carl先生。
二個小時過去了,基地終於來了消息,他們將派人將遺漏Carl先生汽車上的全家護照送過來。
又過了一小時,一艘巡邏艇開了過來,一位警官將護照拿給在船上等待的另幾位警官。檢查過後,警官很客氣地將手銬打開,給他們的上司敬禮。然後有取出一個小本寫了一會,撕毀下一張遞給Carl先生。
Carl先生拿起一看,原來是一張罰款單:“罰款,每人260美元,......送護照交通費,1200美元,尋找汽車並開啟汽車門費用,400美元......總計,2380美元......”
......
美國籍的中國女將軍
在美國旅居多年,見了不少新鮮事情。對於台海二岸的高官和子弟也是見了很多。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有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是普通百姓很難見到的。但在美國卻是很容易見到。有關政界的官員,我在美國見過中國的江澤民,朱熔基,台灣來的我見過連戰,宋楚俞等人。其它的更是這樣不用多提。象文藝界的無論台灣,香港,大陸都有很多人居住在美國。中國的姜昆居住在LA的羅蘭崗,李連傑居住在阿開迪亞,成龍居住在LA。歌星更是多如牛毛,什麽王菲,李玫你經常會在大街上無意就碰上。連中國老一輩的歌唱家都移民來美國,更何況年輕一代。中國有位據說很出名的歌唱家樓前貴先生就在退休後居住在離洛杉磯一小時車程的Red Land。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高官的子弟們來美國的越來越多,我曾受邀請前往聖地亞哥與來美國小住的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公的女兒家中小聚,也到過在美國經營DVD生意的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先生之女的公司參觀。也曾在數年前與正在加洲讀書的江核心之子一起聚餐,也曾與在美國經營水產業的前中國國家主席王震先生之孫面談。因為從事金融行業,見到的中國大陸省市一級的主管官員更是不計其數,他們的子弟也是數以千計。
話說一日,有位年輕男子來到我銀團,自稱是原中國赫赫有名的將軍,國民政府副主席馮X祥之孫,恰巧當時我正也無事,於是就攀談起來。當談到他如何來美國的時候,其三緘其語,吱晤其詞。
過了幾日,其來電與我聯系,言其可以協助我銀團開展中國大陸業務,我便深入地與其交談。當其得知我與前美國總統布什家族有很深厚友誼之後,表現的非常激動。坦言告訴我其母目前是中共少將軍人。我知道從中國來的人員很喜歡看你的生意是否有來頭,是否有政府官員做後台。其實在美國,政府官員對生意並沒有什麽幫助,企業是私人的,沒有利潤的生意不回有任何人去做,你的來頭大也不能強迫他人放棄自己的利益。但這個原則好象對中國並不適用。我與布什家族的相識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主要是因為在我銀團剛創立的時候與他們家族的石油有過生意往來,日久相互成為朋友,後來變成股東。但也不過是每年有一,二次短暫的聚會而已。
過了幾日,這位年輕人對我銀團提出了一些合作方案,並拿來一些中國企業資料。我委托了銀行有關部門去與他進行。
某日,我前往華盛頓特區,與一些官員談有關中國的事情,聽他們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並了解美國對華的政策預測。在一次午餐中有一位是美國對華研究專家,我們順便談起了中國高官們子弟在美國的事情。同時也說起了中美之間的人才戰。談著談著,這位對華專家說:“你知道嗎?在中國軍隊中有一位美國籍的女將軍”。
我一聽很是奇怪:“我對中國的了解並不少於你的了解,我知道中國政府絕對不會允許有美國籍的人擔任你所說的如此重要的職務。再者,中國也不承認雙重國籍”。這位先生聳了聳肩給我講了事情的原委。
原來,這位女將軍是其父被蔣中正派出國外考察(流放)時在美國出生的,理所當然的就具備了美國國籍。後來其父親帶她返回中國,其父親與中共合作,成為中共的同路人,其女就一直在中共撫養下長大。很自然地其女就加入了中共,慢慢地成為了中共的將軍。
後來,中美關系逐漸正常化。這位女將軍就在一次來美國公幹的時候趁其它人員不注意的時候向美國政府申請恢覆美國國籍。美國政府查了一下,發現她果然具備美國國籍的條件。再者,象她這樣權高位重的軍人早就被美國情報機構注意。她要求恢覆美國國籍的要求怎麽會有不同意的道理。於是,在美國政府的指示下,中國女將軍很快就恢覆了美國國籍。她的子女和丈夫也就很快地來到了美國。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竟然對本國女將軍做出了這樣的事情毫無了解。
過了數年,此事件終於由於一件小事被中國政府發現。在嚴格調查後卻也沒有發現什麽出賣國家利益的事情,更何況中共子弟在美國的人數太多,又考慮這位女將軍之父被中共吹捧的盛名,無奈之下,只好讓其退休。
警察與小偷
華人移民美國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問題,但華人在美國立足的最方便方式就是開辦中餐館。在美國因為社區和城市的不同,開餐館有很多訣竅。比如,在西班牙裔和黑人居住的社區就要開快餐廳或自助餐廳,便宜是最主要的賣點。在白人區開餐廳就要高檔,要有好的服務和環境。象某些特定的社區,如在猶太人社區開餐館,只要你的菜品好吃,有情調,餐廳一定會很賺錢。因為猶太人很喜歡中國餐,而且家族性很強,又不喜歡在家做飯,更重要的是經濟能力好,富人多。因為民族習慣的不同,在餐館工作過的人聽到客人點菜就會知道他是那里的人,墨西哥人喜歡吃蝦,而且還要辣椒醬,東南亞的人喜歡吃魚,如果你聽到有人要吃烤排骨和蝦,還要中國醬油,保證不會錯,那人一定是黑人。華人移民美國後,往往是先努力工作數年,積累一點資本後,再從銀行貸款一部分,然後就買一家餐館經營。雖然不能大富,但仍可以過上美國中等以上的生活。
宋先生就是從台灣移民來美國的純粹台灣山地人。別看他是真正的台灣人,但他卻很希望中國能和台灣統一,在台灣選舉時還特意自掏腰包返回台灣去投票支持宋楚俞。當他看到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氣得破口大罵,天天要中共去攻打台灣,同時也罵江澤民軟弱。
宋先生在美國的奮鬥經歷也脫不了一般華人的奮鬥歷史。從餐館打雜升到廚師,然後存錢買下了餐館,成為一個小老板。他的餐館在離洛衫磯80公里遠的一個小城市里,這是個黑人和墨西哥人聚集的貧困城市,你一聽城市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什麽樣子--“放他拿”(City of Fontana)。你想一想,這個城市什麽都“放他拿”,能好得了嗎?在美國全體人民的人均收入是3萬7千美元,但這個城市的人均收入卻只有2萬美元不到。由於城市治安不好,人民消費又少,所以就沒有多少生意人願意在這里經營。宋先生的中餐館就成了這個一萬多人的城市中最好的餐館。生意也是馬馬虎虎能過得去,一年下來也有十多萬美元的收入。
宋先生的餐館在市中心,距離大約200米的地方就是市政府和警察局。這天,四位便衣警察來到了宋先生的餐館,因為是老顧客,所以宋先生和他們打過招呼後就忙其他的事情去了。這四位便衣警察里,二位黑人警察坐在酒吧台前,但並未挨一起坐,而是二人之間空了一個座位。另二個警察則找了個角落坐了下來。宋先生一看這情況,不禁又笑了,知道一會兒就會又有好戲看了。
果然不出所料,十幾分鐘後,一位三十多歲的黑人男子闖了進來,一看到宋先生就打招呼,徑直就坐到了二位警察之間的空座位上,嘴里還說著:“真好。我的專座還留著了,宋先生,來一瓶青島啤酒,二客幹烹蝦。”
宋先生一看,忙親自將啤酒送到了黑人男子的面前。
黑人男子接過啤酒馬上喝了一口,扭過臉對旁邊的警察說:“我最喜歡青島啤酒,我在這家餐館里吃了二十年,我最喜歡吃宋先生的幹烹蝦”。
這黑人警察看著他說:“好久不見你了,今天的運氣不錯啊。”
這名黑人男子高興地說:“感謝主,我今天賺了200多美元,還有一把槍。”說著從懷里掏出了一只漂亮的小手槍。
警察一見,心中一驚,忙用手抓住了黑人男子持槍的手:“我來看看。”說著將槍奪了過來拿到自己的手中。
黑人男子一看很不高興:“你扭傷我的手了,真粗魯。”說完又喝起啤酒。
黑人警察將槍中的子彈退了出來,對黑人男子說:“這是女人的手槍,她漂亮嗎?”
黑人男子一聽,忙從口袋里拿出錢包,再從里面取出一張照片:“你瞧,多漂亮,可惜她不在家,否則我......”
黑人警察看了看照片:“你偷了幾張?”
“還沒有數呢,但我最喜歡這張......”黑人男子說著說著感覺有些不對頭,扭臉看了看黑人警察:“你是誰,我好象認識你。”
黑人警察用左手按著黑人男子的右手說:“當然,你忘記了,四個月前我們也是坐在這里,還有......”
黑人男子一聽,恍然大悟,猛地揚起胳膊,站起來要跑。但扭頭一看,後面站著二個警察都舉著槍對著他。於是嘆了口氣:“今天我為了躲開你們,特意在城外轉了一個小時,吃飯都比平時晚了一個半小時。真是壞運氣。”說著又看了看黑人警察:“你們怎麽會知道我來這里?”
黑人警察笑著說:“你偷了錢,能不吃宋先生的幹烹蝦嗎?再說,全城里只有宋先生才賣青島啤酒啊。”
黑人男子又嘆了口氣:“是否可以按照老規矩,讓我吃完幹烹蝦?”
黑人警察看著可憐的黑人男子:“當然可以”說著拿出手銬,將黑人男子的左手銬在酒吧台的橫鐵杠上。
......
勇制歹徒的保安
美國百姓是很熱情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很樂意幫助別人。很久以前,我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出現故障,沒有幾分鐘就有二位先生停車詢問我是否需要幫忙,而且緊接著就有警察前來救援。原來是有人看到我車壞在路上,馬上就用行動電話通知了警察。後來,每當我在路上看到有人遇到困難,只要時間許可,我都會停車詢問並盡量幫忙。但有很多情況,警察並不希望百姓幫忙,諸如遇到搶劫和危險的事情時,警察都會勸阻百姓遠離現場,也不希望你去協助他們辦案。
在美國,搶劫案很多,搶匪只要告訴銀行職員他是搶劫,不管他是否手持武器,銀行職員都會乖乖地將錢奉上。在美國經常遭到搶劫的是那些便利店和汽車加油站,餐館。原因是現金多。但這些店主都會告訴店員,遇到搶劫,你不要反抗,將錢奉上就是你的最好方式。所以,搶匪一旦決定搶劫,幾乎是百分之百會成功。但是否能逃出警察的追捕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Chad先生是位從德國移民來美國的四十多歲的粗壯漢子。以前Chad先生在民主德國從事了十多年的秘密警察工作,對犯罪活動很有研究,而且看人也是火眼金睛。Chad先生來美國後找了幾個工作,但總是幹不多久就失業。也沒有能找到合適的工作,看到保安公司招聘保安人員,就去應聘,結果一試就準,成為了一位保安員。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家銀行里來回巡邏,看看有什麽可疑的人員。
一天,陽光明媚。Chad先生在銀行大廳里來回巡視著。這時候,他看到一位年輕男子神色有些可疑,憑著多年的警察生涯的經驗,他認定了這個男子欲行不軌。但在美國沒有證據你不可以行動,況且他是銀行的客戶。於是,Chad先生就緊盯著這位年輕男子,同時又悄悄地用報話機叫來了另一位保安,讓這位保安站在門外守候,以防萬一。
銀行大廳里靜悄悄的,客人們排著隊,有序地進行著存取款業務。Chad先生悄悄地跟在這位年輕男子身後,眼看著這名男子排到了銀行櫃台跟前。就見這位年輕男子從隨身攜帶的皮包中拿出了一張紙條,遞給銀行營業人員,對營業員說:“搶劫”同時又掏出一只手槍。指著銀行營業人員。銀行營業人員馬上從櫃台中取出一沓美元放到櫃台錢。跟在這名年輕男子身後的Chad先生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是搶劫。馬上就一個箭步沖上前去,一個標準的擒拿就將年輕男子的左手按到背後,但這名年輕男子持槍的右手在被Chad先生制服的時候,不留神觸發了手槍的扳機。只聽“碰”的一聲,子彈擦著一位顧客的頭頂呼嘯而過,射中了銀行的天花板。在銀行的客戶們一見,呼啦啦地都怕在了地上。門外的保安聽到門里的聲音卻沒有進門,而是呆呆地站在門外,眼看著Chad先生和這名年輕男子在地上扭打,絲毫沒有要動手幫忙的意思,只是用對講機報警並通知警方現場情況。
沒有幾分鐘,終因為Chad先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雖然體力不如年輕男子,但還是制服了這名年輕的搶劫犯。Chad先生用隨身的手銬將年輕男子銬了起來。並通知客戶們可以繼續進行業務。客戶們一見自然是掌聲雷動,銀行大廳里又是一片鶯歌燕語。
就在Chad先生剛制服這名搶匪後沒有幾分鐘,警車呼嘯而至。大批頭戴鋼盔,手拿沖鋒槍的武裝警察在門外各個角落上隱藏好後,開始了對銀行里面的喊話,命令里面的劫匪放下武器。這些剛剛恢覆精神的銀行客戶們一見,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麽事情,呼啦啦地又都趴到了地上,整個大廳里只有Chad先生站在那里。Chad先生一看門外的槍口全都對準了他,忙用一只腳踩著躺在地上的年輕搶匪,雙手高高地舉過頭頂,向警察投降。
這時警察一見,忙手舉著盾牌,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銀行大門,等到各位警察占好了有利地形後,命令銀行里面的人員一個個單獨出來。每出來一個人馬上就被搜查是否有武器,然後被帶到一輛汽車中接受檢查和詢問。等到銀行客戶們都走完了,Chad先生讓年輕搶匪走了出去。警察一見到雙手被銬在背後的年輕男子如臨大敵,命令他將雙手面向警察,要倒退著走出銀行。等到最後,Chad先生同樣也是舉著雙手走出了銀行大門。看到里面已經沒有人了,警察才分頭進入,搜查了半個小時,才宣告銀行可以恢覆營業。
第二天,警察局將Chad招到了警察局,對他進行了詳細問話,在臨走時,警察局的一位官員對他說:“我們很佩服你的膽量,但我們不需要你的勇敢。我們將會將這一事件的結果通報雇傭你的保安公司。”
不久,在門外呆立的保安接到了保安公司的一筆額外獎金,同時月薪也得到了提高。半個月後又收到了一封警方的表揚信。
一個月後,Chad先生接到了雇傭他的保安公司的解雇通知。解雇的理由是:“......Chad先生違反了保安公司的工作條例工作,擅自抓捕搶劫犯,危害社會安全......沒有正確接受警方的訓練和政府要求......”
勇制歹徒的Chad先生又失業了。
討債公司
在世界各地,有人有交易就會有糾紛有債務。但美國是一個法律嚴謹的國家,如何討債就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了。有很多人因為討債惹上法律官司,不僅討不到錢,反而把自己送進監獄。
美國法律規定,你在未經主人允許的情況下擅自進入他的私人領域都是違法的,這些私人領域包括住宅,辦公室,汽車等私人範圍的物業等。一旦你闖入這些私人領域,不管你有什麽理由,主人都有權槍殺你。不要忘記,美國是一個允許私人持槍的國家,平均每個人擁有1.7只槍。而且,主人一旦報警,警察也不會管你什麽原因,首先會將你逮捕。你也不可以進行威脅和恐嚇,否則就會被告上法庭,你還要賠償一大筆金錢。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欠你錢的人告上法庭,但你要花一筆龐大的律師費。我認識一個朋友,從台灣移民美國,從事貿易。開始的幾年生意進展的很順利,賺了很多錢。結果,他的信用很好,銀行可以一次借給他一千萬美元,而且不需要任何擔保。但由於生意進展的太快,慢慢地就出現了虧損。銀行開始不再借他錢經營,他就找朋友借錢。借了數百萬美元。等朋友們發現他經濟出現了問題之後,為時已晚,他已經沒有辦法償還債務了。朋友們就將他告上法庭,這位先生很能硬挺,他不願意宣告破產,就堅持和朋友打官司。經過經過法庭調查,確認他目前確實沒有能力還債,但這筆債務又不能消失,考慮到他的生活還需要錢。結果法庭宣判,他每月要還債一美元。這些借給他數百萬美元的朋友們一聽氣的發瘋,不要說他一生都還不清,就是他五十代孫子都還不清。但這就是美國的法律,最後只有自認倒黴。
因為這種事情的存在,討債公司就有了生存的空間。但一般的討債公司是很文雅的,他會調查你的經濟能力,然後和你商量如何還錢,一般都會給你一定時間或將債務減少到多少,讓你能夠接受。當然,討債公司會收取一定的費用,一般在20%-60%之間。美國各種企業遇到欠債不還的事情,往往都會委托他們進行討債。但也有很多人因為熟悉美國法律,就是硬賴不還,而且還以此為職業,這就有了另一種討債公司。這種討債公司可不是文雅的公司,而是類似黑社會公司。手段也是無奇不有,無其不用,讓你心驚肉跳。
Max是我銀行的老客戶,三十多歲,是一個從匈牙利移民美國的猶太人,個子不高,但很精明。我們和他打了數年的交道也不知道他具體的生意是什麽,只見他每月有大筆進帳,但開支很少,很是神秘。後來有客人也是猶太人,他告訴我們說Max是個猶太人的敗類,專門欺詐別人。方法是到處去買貨物,並給對方一部分定金,等對方貨物運到了他的倉庫,他就找出各種借口不付錢,或只付一半。而且還會反咬供貨人耽誤了他的生意,要求對方賠償損失。有的客人因為嫌打官司費神又費錢,幹脆就自認倒黴。結果,他采用這種辦法騙了很多錢。
這天,Max又故伎重演騙了一個客人十多萬美元的貨物,客人一看收不回來貨款,就找了一家討債公司,誰知這家討債公司一聽是Max,知道他是個無賴,結果就不敢接他的案子。這位先生一看,氣急了。於是問討債公司,那家公司會接這樣的案子,結果討債公司的人員給他介紹了另一家討債公司,讓他去那里試一試。
這位先生來到了另一家討債公司,進們一看,槍上掛滿了各式重武器,連櫃台都是全部厚鋼板和防彈玻璃裝飾。接待人員也是全副武裝。這位先生向討債公司介紹了情況之後,接待人員告訴他,他們的收費是70%,但可以保證能將錢收到。這位先生一聽,收費高了,但為了出口惡氣,決定由他們進行討債。
沒過幾天,Max收到了一通電話,電話很簡單,一個男人告訴他是討債公司通知他請他在三天內將X公司的貨款全部付清,否則後果自付。這Max也是久經考驗的老手,怎麽能被一通電話嚇倒。Max整理了一下全天不離身的二只手槍,還是照樣出門行騙。
過了三天,Max並沒有發現什麽異常,心想又是一個笨蛋,只知道嚇人,拿他也沒有辦法。
第四天,Max照樣上路到處奔波,中午時分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忽然,汽車右前胎突然爆了,汽車一下就沖向了路邊。幸虧Max駕駛技術熟練,沒有出太大事故。等Max將汽車停到路肩,下車檢查才發現,汽車輪胎被人安裝了一個類似注射器一樣的小物品,平時汽車輪胎不會有問題,當你駕駛汽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時,時間一久,注射器樣的物品的封口就會因為輪胎發熱而融化,汽車輪胎就會突然爆胎。因為在美國都是前輪驅動的汽車,所以,前輪車胎出現問題很容易讓人送命,是十分危險的事情。Max一看,知道遇到了對手,想起了前幾天討債公司的電話。但他目前已經將騙來的貨物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脫手了,要付貨款,自己就要賠錢。於是,Max就與客戶商量以他脫手的價錢支付給對方,但對方一聽,自己已經找了討債公司,請討債公司要回錢,還能有部分錢回來,Max還錢,自己只能全部支付討債公司,分文剩不下。於是,就拒絕了Max的方案。這位Max一看,我沒有賺錢,我怎麽也不能賠錢,堅決不同意以原來合同規定的價格支付貨款。結果是二人不歡而散。
又過了一天,討債公司又來了電話,Max將他的理由向討債公司述說一遍,但討債公司只有一句話,二天內還錢,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Max知道遇到了硬茬,心中小心許多。每日小心翼翼,再開車都會看看汽車有沒有什麽問題。走那里都要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員。但人總不可能不工作,不接觸人。
過了數日的晚上,Max發現有一部汽車在跟著他,他一看,果斷的就開起了飛車,在城市限速60公里的街道上以150公里的速度飛奔,後面的汽車也以同樣的速度跟著他。很快就有警察發現了二部汽車在飛奔。於是警察就跟在了後面的汽車上,要求跟蹤Max的汽車停車檢查。Max一看,高興地樂了,仗著對當地地形的熟悉,他三拐二拐就逃脫了。但他留個心眼,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找了個餐館吃飯去了。
話說警察攔下了後面跟蹤Max的汽車,車上下來一個中年律師,很規矩地請警察檢查,並向警察報告說,他剛已經通過行動電話向警察報案,剛才有一個人向他推銷海洛因,他不買,對方還用槍指嚇他。他為了公眾利益跟蹤這個罪犯嫌疑人。警察一聽馬上與總部聯系,果然這名律師說的很正確。於是警察就命令律師將汽車停到一邊,又招來一個警察,請律師坐進警車。並請律師談情況。律師馬上就將Max的汽車牌照告訴了警察,並詳細地敘述了Max的相貌,警察馬上通過車載計算機將Max的照片調了出來,請律師辨認。律師一看馬上指認就是他。警察問律師是否願意做政府證人,律師也是大義凜然,一口答應下來。於是警察馬上通報總部,總部也馬上命令警察帶著律師前往Max的住宅進行搜捕。
警察帶著律師很快就來到Max的住宅,律師下車一看,Max的家門已經被封鎖,十多輛警車停在Max住宅門前,幾十個警察在Max家進行搜查。警察很快就在Max家中搜出了幾包海洛因。律師一看,高興地和警察說笑起來。
Max吃過了飯,看看周圍沒有什麽動靜。就悠然地回家了,還沒有到家門,就遠遠地看到家門口十多輛警車在閃著警燈。心想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但又一想,自己又沒有做什麽違法的事情,別人也沒有抓自己什麽把柄,心中坦然地將車開了過去。沒走多遠,就見身後一下圍上三輛警車,前面的警車用探照燈照的他睜不開眼,警車的擴聲器在大喊著讓他投降。Max一看,忙將汽車停了下來,先將手槍扔了出去,慢慢地走了出來,然後將身體做成“大”字的樣子趴在地上。
警察小心地走過去將Max銬住,送進了警車。然後搜查Max汽車,果不其然,在Max的汽車上搜出了四小包用三明治朔料代包裝的毒品。Max一見就知道壞事了,這三明治朔料代是他每天都用的,肯定有他的指紋,他知道自己遇到了別人的陷害。但目前也沒有辦法,只有等律師來幫忙了。
就在這時候,警察帶著律師前來指認,律師的頭上帶著面具,只露出雙眼。律師一見Max就說:“就是他”。說完,還對Max笑了二聲:“不要做壞事,要聽人勸告,否則你的家人會被被你害的更慘”。Max一聽,就聽出了弦外之音,但律師講的話他也沒有辦法反駁。再者,在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為好,凡事請律師到法庭做答。
過了幾天,Max與家人見面的時候,聽到了家人告訴他,有討債公司要他還錢,否則在法庭上提出對他更加不利的證據。Max聽罷,嘆了口氣,讓家人馬上將全部貨款償還,並將利息一並計算在內。
二日後,討債公司收到了Max家人送來的貨款和利息。
一個月後,Max被法庭宣布罪行成立,判處入獄半年,罰款十五萬美元。
火鍋店事件
美國華人區最大的特色就是餐廳多,在美國人的社區最多的是特色商店,在中國人的社區最多的是餐館。台灣來的移民最喜歡開餐館,中國大陸來的移民因為經濟實力較差,來美國後的第一步往往是做餐廳服務生。
Julia小姐是來自中國沈陽的一位醫生,來美國後為了生存並學習英文,首先選擇了做餐館服務生。她工作的餐館是位於洛杉磯羅蘭崗市邊緣,與工業市交界的鉆石廣場里的“台北吳記火鍋店”。這家店的老板姓王,從台灣移民來美國。“台北吳記”是台灣很出名的一家火鍋店,王老板花錢買了權利,在美國開了一家分店。因為是專門做中國人的生意,所以生意並不十分紅火,但由於雇傭的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支付的薪水少。所以,還是有很多錢賺,又是買房子又是買汽車。日子過的紅紅火火。
老移民欺負新移民是美國的一種惡習,特別是在華人社區更是嚴重。當一個猶太人窮困潦倒或到一個新地方去的時候,他首先會拜訪當地的猶太領袖,當地的猶太人不會給他任何經濟上的資助,但會帶領他做生意,告訴他應該如何去做,給他介紹當地情況,並支持他去開創新局面。比如,將貨物免費提供給他,讓他去推銷,賣完了再還錢。這樣,新的猶太人就會在老移民的支持下、逐漸發展,擺脫貧困,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然後,他也會幫助新的移民。但很可惜的是華人並沒有這樣的好傳統,總是將新移民看成潛在的威脅者,或當成一塊什麽都不懂,任人宰割的肥肉。在美國有很多新移民不是被美國人欺負,相反是被比他提前來美國的自己人欺負。這是一種很悲哀的事情。
在美國加洲法律規定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5.75美元(目前是6.25美元),但“吳記火鍋店”的服務生每天要工作11個小時,但王老板只支付20美元/每天。這樣一來,服務生每小時的收入只有2美元不到。“吳記火鍋店”有9個員工,僅工資一項,王老板每天就可以賺380多美元,一年克扣員工工資就高達12萬美元。不僅如此,他還不給員工交稅。不交社會安全稅,員工就不能享受社會福利,甚至會影響員工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這樣一來,王老板一年還可以節省4萬多美元。所以,在這里工作的員工,每月的工資只有600美元,其它的收入只能依靠客人的小費。
1999年初,我在我早年在一家藥品公司當經理時認識的一位員工的家中認識了Julia小姐,由於Julia小姐很具有中國東北人的性格,幹事爽快不說,還很正直。很快我們就做了朋友。因為大家很談得來,所以,Julia小姐有什麽事情我也很願意幫忙。
一日,我和Julia小姐在無意中談起了美國的收入問題,當我得知她的收入時很是氣憤。於是決定替Julia小姐討還公道。
首先,我先找機會和“吳記火鍋店”的中國員工了解情況,並希望他們能提出自己的證據,幫他們一起討還公道,但可惜的是在數位員工中竟然沒有一個員工願意為自己討還公道並幫助Julia小姐。在這些員工中有來自上海覆旦大學的講師,也有來自四川某高官之子,原北京政府的某官員,還有同是沈陽的Julia小姐的同鄉。相反,倒是來自台灣的一位經理給我提供了很多王老板違反美國法律的證據。
一日,我找了幾位朋友,一同前往“吳記火鍋店”就餐,我們在結帳的時候使用了信用卡,當我們出來後發現“吳記”的王老板在我們應交的政府稅上面又作了手腳。在美國除去食品,任何交易都要交稅,並由店家代扣,在洛杉磯是8.75%。但我們的帳單上的稅卻是12%,比政府規定的稅收高了很多。顯然,王老板又在賺黑心錢。
又一日晚上,我來到了“吳記”,找到了王老板。我對王老板講了美國的法律規定,王老板一聽,以為我是要敲詐他,想了一下說:“Bill,你需要錢,可以跟我講,我給你。”說完,又講了很多經營不容易的理由。我很堅定的告訴他,我不會敲詐他,我希望他能遵守美國法律,不要欺負中國大陸的員工。
過了數日,Julia小姐告訴我說,王老板找了幾個黑社會的人,其中有一個給夜總會看場子的“七哥”,並囑咐我要小心,實在不行就算了。我一聽心中火氣上來了。在美國的華人黑社會,往往是一些從台灣來的原台獨分子,沒有什麽本事,只知道欺負自己人。於是,我又找到了王老板,並直接告訴他:“我銀團本身就有信用安全調查部門,也有討債公司,你應該知道我們會采取什麽措施。你可以找黑社會的人,但我不會怕,開銀行的人如果怕黑社會,這銀行就幹脆當慈善機構好了。”
“吳記”的王老板一見,就鼓動來自中國的員工欺負排擠Julia小姐。可悲的是那位來自四川的某高官之子,一位上海來的一位年輕廚師和一位與Julia小姐同是沈陽同鄉的中年人竟然聽從王老板的安排,在各個方面排擠Julia小姐。在這樣情況下,我考慮了很久。看來和平解決的希望是不大了,只有經過正規途徑解決問題。
晚上,我在Julia小姐下班的時候等待王老板,我直言告訴他:“我會到政府部門控告你。”
沒想到的是,王老板竟然對我說:“我已經找好了律師,我會等著你。”
我聽後嘿嘿地笑了:“你太小看Bill了,不要以為中國大陸來的都什麽也不懂,至少,我比你來美國的時間長。”說完,我將我銀行的律師名片遞給了王老板:“這是我為Julia小姐找的律師,你可以讓你的律師找他談。”
......
第二天,我載著Julia小姐來到了美國勞工局洛杉磯分部。我詳細地向勞工就業公平委員會介紹了Julia小姐的情況,並填了表格,將申訴交了上去。
半個月後,勞工局的調查專員來到了“台北吳記火鍋店”,在那里打工的中國員工一見有美國政府官員來調查,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嚇得一下都跑光了,幾天不敢上班。但調查進行的很順利,事實也很清楚。王老板提不出他支付員工的支票存根,也沒有交稅的記錄。王老板一看事情不妙,忙找黑社會的“七哥”幫忙。這黑社會也是不願意與美國政府做對頭,只知道欺壓普通百姓,一聽情況也左推右推,不敢插手。於是,王老板又找律師幫忙,並將情況講給律師,幾位律師一看我銀團律師的名字就很撓頭,對王老板說:“我們很樂意幫助您,但你的對手很強大。這位律師是原來美國律師公會主席,人雖然六十多歲了,但很有經驗。很多律師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會接你的案子,我們很願意幫助你,但你的案子很麻煩,我們不能保證能贏。而且因為你的問題很多,所以,我們要準備很多資料,收費就要高一些。每小時收費800美元,出庭每小時收費1500美元。”王老板一見,這不是用錢推脫嗎。但想了想也沒有辦法。
二個月後,勞工局來信通知舉行勞資雙方調解會。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時也相信美國政府的公正性。所以沒有帶律師,只身陪同Julia小姐來到了位於洛杉磯市中心的勞工局大樓。來到勞工公平委員會的大廳,我很驚訝地看到了我相識的一位餐館老板陪同著“吳記”王老板。王老板強打笑臉和我打著招呼,我和Julia小姐也和他禮貌性地握手。這時候,我熟識的餐館老板將我拉到一邊,對我說:“大家都很熟悉,我看,你們就庭外和解了吧。”
我嚴肅地對這位朋友說:“我曾給他機會,但他並不識相,到了這一步,我會堅持到底。再者,王老板不能欺負大陸的員工,我也是來自大陸,他欺負大陸的人就是欺負我”。
......
調解會上,雙方各自講述自己的理由。很明顯,“吳記”王老板違法。所以,問題主要圍繞在賠償的金額方面。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辯論,“吳記”王老板終於接受了我們的要求,在Julia小姐工作的半年中,總共賠償損失一萬美元。並在三個月內支付完畢。
三個月後,Julia小姐告訴我:“王老板賠償的工資已經全部收到了。”
又過了三個月,“吳記火鍋店”王老板雇傭的台灣經理也提出了告訴,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的台灣經理獲得了二萬多美元的賠償。但可惜的是在那里工作的大陸員工再沒有人提出賠償的要求,他們主動放棄了自己權利和利益。
購買生命
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什麽都可以自由買賣。比如說,今天你向我銀行貸款了三十萬美元,也許過了一個月,我銀行需要頭寸,就將你的貸款轉賣給另一家銀行。當然,你還會貸有三十萬美元,但你的貸款銀行已經轉移為另一家銀行。同樣,你購買的人身保險也是如此。
美國專門有一些人從事這樣的行業,就是有很多老人退休後,生活水平降低,但他們購買有很高額的人壽保險,也擁有價值不菲的房屋。但人壽保險需要在你死亡後才能領到,房屋變賣後也需要租屋居住。於是就有人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就是在老人生前將老人的人壽保險和房屋折價,然後賣給年輕的人。比如,一個老人的人壽保險是100萬美元,房屋是五十萬美元。總價值是150萬美元,等老人死亡後,除去稅,可以剩余75萬美元。但你提前購買,就可以以40-50萬美元購買。具體的辦法就是要計算老人的身體和年齡。如果老人現在60歲,按照一般計算可以活到85歲,這就有25年的生命科研維持。這樣一來,你就需要和老人訂立一份合約,每月支付老人1350美元,直到老人死亡。等老人死亡後,你就繼承他的人壽保險和房屋等財產。當然,這也有很多意外。如果老人在70歲時不幸死亡,你可能只支付了16萬美元。當然,你就賺的很多。但如果老人活到了100歲,你支付的就有65萬美元,你可能就會得不償失。但事情就是這樣,任何事情沒有風險呢?所以,對行業內的人講,這就是購買生命。
我認識一位老美,他大學畢業後就專門從事這樣的投資,十多年下來,竟然也賺了很多錢,成為百萬富翁。有一個案子使他非常幸運。他曾購買了一位中年人的人壽保險保險和房屋財產。這位中年人很強壯,人也不過五十多歲。因為他很年輕,所以他出賣的生命也就價錢很少,每月不過數百美元。但就在我認識的老美買下他的所有之後的一個月不到,恰巧遇到了一個車禍,人死亡了。投資他的年輕老美一下就得到了近百萬美元。投資回報率高達數千倍。
在我銀行客戶中有位老太太名叫Cathy,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雖然總是病怏怏的樣子,但精神還是很不錯,自己可以開車到銀行來,也自己開車去吃飯,從不要別人幫忙。她是我銀團雇員Alec先生的顧客,Alec先生也是購買她生命的主人。
Alec先生是個十分精明的職員,對什麽事情都很會算計,而且斤斤計較,絕對不會放棄自己的一絲一毫利益。在他剛工作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這種購買別人生命的投資。當時他剛工作,收入自然不會很多。所以對要買的客戶千挑萬選,總算選了Cathy太太。當時Cathy太太剛滿六十歲,但身體很不好,心臟還被動過手術,她的父母都是糖尿病人,都沒有活過六十歲。而且,Cathy老太太也繼承了家族性的糖尿病。更重要的是Cathy老太太的先生已經過世一年多了,因為財產的原因,規定Cathy太太不得再婚,否則就會丟失房子和財產。當時Alec一看這樣的客人很是高興,不僅自己有病在身,而且家族的人都很短命,丈夫又死了,還不能再婚,老太太自己不是病死,也會孤獨而死,反正活不了多久。於是計算了一下Cathy老太太的財產,總共有300多萬美元,如果繼承,可以實際得到150萬美元,這樣,以老太太活到73歲計算(當時的美國平均壽命)。Alec先生每月要支付Cathy太太四千美元,要知道在三十年多前的四千美元是很多的一項開支,占了當時Cathy先生的大部分收入。就這樣,Cathy每月按時支付Cathy老太太的生活費用,去購買她的生命。沒想到的是,Cathy老太太雖然經常住院治療,動不動就是病危,但總是讓Alec先生虛喜一場,Cathy老太太總是大難不死,而且活得越來越精神,病反而越來越少。
就這樣,轉眼三十八年過去了,Cathy老太太雖然知道Alec先生每天都在詛咒她,但活的更有興趣起來。反到是Alec先生,不但沒有如意得到老太太的財產和房屋,反而賠進去了很多。不僅如此,自己眼看已經由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供養一個老太太,供養到了自己頭也白了,眼也花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要靠別人供養了,但卻還要每月掏出四千美元供養老太太。
每到發工資的時候,Alec先生就會詛咒自己一句:“該死的Alec,你是一個大傻瓜”。然後又會自言自語:“Cathy女士已經收到我183萬美元了,她已經賺了我33萬美元了......”。然後,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旁,坐下來,認真地給Cathy老太太填寫付款支票。然後在已經印刷好的一封信中規規矩矩的簽上自己的名字。那封這樣寫著:
“親愛的Cathy女士:
......很高興給您寄去第XXX張支票,金額為四千美元整,支票號碼是XXXXXX......
......
我很高興地祝福您身體健康長壽,萬事如意。
您誠摯的朋友。
Alec
......”
結婚
美國是個多民族融合的國家,各國風俗在美國的表現可謂是淋漓盡致。但正因為如此,美國普通人對結婚也有著不同的觀念。在美國因為不存在什麽饑餓和溫飽的問題,自由精神深入人心,平等平權也是自幼兒開始教育,況且人們要每天都接觸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所以美國的普通百姓對愛情的追求並不很講究門當戶對,只要喜歡,就會追求就會愛。當然,在一部分家庭還是喜歡講求門地。其實,真正阻礙貧民和富人婚姻的還是生活方式和接觸的人群。
我銀團的一位先生年近四十,但他從不會到K-Mart這樣的平民商店去買東西。更不會到99美分商店去,買食品也不會到一般百姓的商店去買。並不是他歧視誰,只是他認為這些商店的物品便宜,便宜就沒有好貨。他出身良好,是美國上流家庭,接觸的人自然大多就是他們的圈子。而且在美國每人都有汽車,出入都是由汽車代步,很少有步行的機會。認識人很難。有錢人去的是有錢人的地方消費,平民看看可以,但沒有能力去消費,即使偶爾去了,怎麽能長久。在K-Mart里賣一雙襪子只需要2美元,但到高檔店去買可能要200美元。同樣,在K-Mart買一條褲子只要不20-40美元,但去好的商店就不同了。我在一家高檔店定制一條褲子,要支付近2000美元。你想一想,這家店有70多年的歷史,但在這70年里它只制作了三萬多條褲子(每條褲子均有編號),平均三天才制作二條褲子,但他卻雇傭了近三十名員工。他不貴怎麽能賺到錢。正是經濟才斷絕了富人和平民的接觸。
美國人對婚姻的態度相對比較隨便,但更多的原因是不願意花費更多的金錢和時間。但美國人也喜歡刺激,所以會有很多人想出了很多怪招。無論在天上還是在地下都可以結婚,方式無奇不有。
Nancy小姐來自中國上海,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了漂亮的同學Hugh先生。Hugh出身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父母擁有一份自己的產業。當Nancy小姐上大學的時候,Hugh先生一見驚為天人,拼命地追求Nancy小姐。在美國,男人們喜歡的是一種奇怪的東方女人,只要你長了一副貓臉,如果你的眼睛再向上吊,你一定會得到美國男人的喜歡。而美國男人看慣了美國女人的輪廓分明,看到東方女人就喜歡那種怪怪的樣子。Nancy小姐就是因為長了這樣一副面孔,引得老美們爭風吃醋。但Nancy小姐憑著上海女孩的聰明,還是選擇了年輕英俊而且家境富有的Hugh先生。二人交往了一年,同居了一年,就商量著結婚。可這Hugh看著家庭很有錢,但他的父母並不給他,也不是因為他要娶一個中國女孩做太太,而是老美的風俗是自己賺錢自己花,父母沒有義務為子女結婚而支付買房子錢。Nancy小姐一看Hugh先生父母的態度根本就沒有為他們結婚買房子的意思,很是生氣。但又沒有辦法。於是就和Hugh先生商量結婚後到他父母家居住,但美國人又不喜歡這樣,而且Hugh先生的父母很堅決的表示,每年可以到他家中居住一個月,但不能連續居住。可是她們二人大學剛畢業那里有什麽錢去買房子,無奈只好租房,等自己賺了錢再買房子。本來這件事就讓Nancy小姐心中很不痛快,可是Hugh先生的父母每當見到未來的兒媳婦時的熱情勁更讓Nancy小姐感到虛偽和無法忍耐。
後來,Nancy小姐和Hugh先生二人在為了結婚典禮問題上又發生了沖突。Hugh先生主張簡單,到教堂去就好了,然後花幾百美元在家搞個自助的小型酒會。但Nancy小姐就是不同意。理由是,她的父母要從中國來參加婚禮,她也有很多朋友,而且是第一次結婚,怎麽能這樣簡單。再說,她在中國的同學和朋友結婚都要花幾千甚至數萬美元,何況她在美國。Hugh先生看著說服不了Nancy小姐,也就只能由她去了。於是,Nancy小姐就將她的想法與Hugh先生的父母說了,Hugh先生的父母一聽,先是問Nancy是否出自自願。Nancy小姐心想,當然是出於自願,誰不想將自己婚姻大事辦好。於是很爽快地告訴未來的公婆說是自己的心願。Hugh先生的父母一聽很是高興,說:“我們也這樣想,我們也希望能將你們的婚禮辦的隆重一些,但Hugh先生就是不同意。既然你自己有這樣打算,我們就積極支持,幫你們籌劃。”Nancy小姐一聽就樂了,很快就和二位老人商量好了計劃。二位老人還同意將豪宅借給她們一天,在家中舉行一個大的聚會。於是,一連幾天,Nancy小姐都是不理Hugh先生,直接與他的父母商量婚禮事宜。Hugh先生一見說不動未婚妻,索性就什麽也不管了,反正有父母和Nancy小姐在做。一星期後,方案搞好了。Hugh先生的父母將Nancy叫到家中,拿出了一份五,六頁的文件給Nancy小姐看。Nancy小姐一看是份委托書,主要的意思是Nancy小姐自願並同意結婚典禮的方案,並委托他們操辦。Nancy小姐草草地看了看,心想,老美就是事情多,就怕給自己惹麻煩,自己的兒子結婚也這樣小心。但看到二位老人如此熱心,終究是老美國,比自己有經驗。於是就匆忙在第一頁上掃了一眼,然後翻到最後一頁簽字了。
二個月後,婚禮如期舉行。很是隆重,先是到教堂舉行典禮,然後又來到Hugh先生父母的豪宅中舉行酒會,租來的豪華轎車全天陪伴,酒會中還有樂隊伴奏。賓客來了數百人,很是熱鬧。Nancy小姐在婚禮中出足了風頭,從中國趕來的Nancy小姐的父母看著也是十分高興。婚禮中的最後一個節目是晚上Nancy小姐和新婚丈夫前往夏威夷度蜜月。
時間過的很快,半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夏威夷蜜月後,Nancy和丈夫回到了自己的家。一進家就看到了Hugh先生父母發來的傳真。Nancy小姐一看是婚禮費用的詳細帳單,Nancy小姐拿著帳單對丈夫說:“你父母真的很好,你看,我們這次結婚花了他們四萬多美元......”
Hugh先生一聽,很奇怪地看著Nancy小姐:“你沒有生病吧?”
“沒有啊”。Nancy小姐也是很奇怪地看著丈夫:“你怎麽了?”
Hugh先生一看Nancy小姐的樣子:“你看完帳單了?”
“沒有啊”Nancy小姐見丈夫這樣說,就認真地問丈夫:“有什麽事情嗎?”
Hugh先生嘆了口氣:“我很奇怪你怎麽會有這麽多錢?你準備一次付還是分期付?”
Nancy小姐一聽奇怪地問:“我有多少錢,你還會不知道?我就存了二萬美元,全告訴你了,我那里有什麽錢?再說,你要我付什麽錢?”
“結婚不要花錢嗎?”Hugh先生問:“你不是看到帳單了嗎?”
Nancy小姐一臉的不屑:“要不是我找你父母,你能有這樣好的婚禮嗎?真是個美國大笨蛋。”
Hugh先生一看Nancy小姐這樣講,幹脆就什麽也不多說了:“你看帳單完再講話。”
......
過了片刻,Nancy小姐驚叫起來:“你父母怎麽要我付結婚的帳單?”
Hugh先生苦笑著說:“親愛的,你怎麽會不知道你要付帳單呢?你不是還簽署了委托書了嗎?難道你不知道,在美國結婚,女人要支付結婚時的一切費用嗎?”
“你娶我做太太還要我支付結婚費用,天下那有這樣的道理?......”Nancy小姐一聽就跳了起來。
......
第二天,Nancy小姐來到了工作單位詢問她的美國同事:“在美國結婚時的費用是否要由女方承擔?”結果一連問了幾個人,回答都是一樣:“如果沒有特別約定,結婚的費用都是女方承擔。”Nancy小姐聽了一下子就瀉了氣,忙找出當時沒有仔細看的結婚典禮委托書來看,一看馬上就昏了過去。只見上面寫著:“......我委托X先生和太太操辦婚禮事宜,......並願意按照美國習俗承擔一切費用和義務......”
......
Nancy小姐不僅賠了夫人又折兵,而且婚後自己買房子的希望又破滅了。
“愛國”商人
來美國的華人多從事餐館業,但因為最近幾年中國開放,輕工業生產突飛猛進,加之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低廉,所以中國輕工業產品在美國占據了市場。一批來自中國的移民就利用自身的便利條件從事中美之間的國際貿易。
Z女士就是其中一位,Z女士早年從上海留學澳洲,生存困難,於是就又移民美國,雖然年過四十,但風韻猶存,結果就嫁給了一位華人第三代移民。二人年齡雖然相差二十多歲,但由於男人很愛女人,所以到也是恩愛。只是經濟上的壓力很大。Z女士拿到了美國居留權後就返回了中國尋找機會。因為以前在中國是醫生出身,所以也結識了很多朋友,但早美國沒有經濟實力做生意也是很困難。可巧的是中國在九十年代很需要外資,並希望華僑返國投資。Z女士一看很多人從國內撈到了好處,自己也是非常動心。回到美國後,馬上就花了數百美元成立了一家“集團公司”(XXX Group Inc)同時還和中領館建立了聯系,向中領館申請了1000美元的補助金,找了十多個人成立了一個“中美XX商會”。當然了,Z女士自然就成了會長。有了這樣的頭銜,回到中國自然就又是不同了。果然不出所料,在中國Z女士受到了非常的重視,不花錢的貨物源源不斷的從中國發運過來。數年後,Z女士不僅買了豪宅,汽車,而且還真的跨進了美國富翁的行列。
L先生則是另一類的愛國商人。L先生原本是台灣的一位某年的十大傑出青年,國民黨革命實踐學院畢業的黨國培養對象。但卻不知道為了什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移民美國從事起貿易。以往我們見到他時,就會看到他今天和李登輝的合影,明天就是和宋楚渝的合影。反正他的政治交際十分了得,生意也不斷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支持和資助。到了上世紀末期的九十年代,L先生就開始和中國使館建立了聯系,並不斷地邀請中國有關方面前往美國訪問。中國政府一見,原來如此堅定的反共人士會有如此的轉變,也忙著與他套近乎,與是你來我往,L先生左右逢源。生意也愈來愈好。反正中國大陸的產品便宜,既然不要本錢,賣掉了才付款,當然是多多益善。當中國政府有人來美國的時候,L先生就會一身唐裝,一臉正氣地接待他們,當然除了吃喝玩樂還是要到賭城一試運氣。到了賭城,L先生照例是來到貴賓室,先是掏出二十萬美元的支票變現換籌碼,然後,拿出一萬美元給中國政府人員讓他們去賭。中國政府訪問人員一看L先生的架式果然厲害,再說也有錢可以去賭,看著L先生小賭幾次就都溜出去自己試運氣了。當中國訪問團成員一離開,L先生就找個理由,也回房間睡覺了。
等到中國訪問團回國後,自然是向單位領導大大的稱讚L先生一番,以前的貨款不但不追,反而會將價值百萬計的產品繼續發往L先生的公司。理由嘛,很簡單:“L先生為開拓美國市場花費了很大的精力,要讓愛國華僑有錢賺,不要讓他們傷心,對於愛國僑胞,我們就要在經濟上支持他們......”
每當L先生笑瞇瞇地在家中數著鈔票的時候,心中總是實心實意地說著:“還是中國共產黨好......”
美國商人看中國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銀團剛開辦不久的時候,我就將中國作為了我銀行的重點投資對象。這倒不是什麽愛國表現,主要是感覺我銀團要在美國競爭就必須要有一條與眾不同的思路。我是來自中國的美籍華人,當然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這樣一來,就會比那些純粹的美國人就更能理解中國人的行為和思想。又因為中國不斷地堅持改革開放,經濟日益發展。生意人怎麽能放棄這樣的機會。
利用我是華人的便利條件,我們與中國的很多政府機構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也到中國很多地方進行考察。當然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基礎建設還很差,看到的是正在發展的中國,投資條件並不是十分滿意。但仍能讓很多美國商人心動。
在美國有很多專業的投資專家,所謂專業投資人,就是手中有很多富裕的資本,在尋找到好的投資項目之後就進行投資,但他並不想自己經營,而是雇傭專業人員管理,在企業走上正常軌道之後,尋找大的企業或投資人賣出自己投資的企業。這樣一來,投資企業的專業投資人就會賺上一大筆。這與目前流行的風險投資實際上是很相象的。只是投資的範圍更廣泛。
Simon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自由投資人。投資目光十分敏銳,眼光也十分獨到。投資的項目幾乎沒有失敗的。要知道,在投資界中,你投資的項目能有50%的成功率就已經是十分英明的。而年僅五十多歲的Simon先生從事投資業二十余年,投資了數十個案子,但失敗的例子只有二例。
1992年,我銀團受中國G省政府邀請前往考察。Simon先生作為我銀團的客戶隨行。一路上,Simon先生詳細地觀察了中國人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甚至跑到廣州的一家商店門口去數進商店的人數,還計算櫃台前一小時的消費金額。一連幾天,當大家都去到處遊玩的時候,Simon先生都不去,而是堅持親自到處調查。當時在廣州有一家很知名的娛樂場所,我記得名字應該是叫“撲通100”(好象是如此的名字),當我們到那里去玩的時候,Simon先生就悄悄地對我說:“Bill,中國人的消費讓我吃驚”。
我當時就一楞:“你發現了什麽問題?”
Simon先生說:“中國人的收入不過500人民幣,你瞧,在這里的消費是每人最低100人民幣,中國人能這樣消費,說明他們的黑市經濟一定很發達。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過著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
......
過了幾日,我們來到了G省的一個小縣城,縣長很高興地接待了我們。首先參觀了新興的開發區,這里有很多香港和台灣來的投資人在開辦工廠。參觀幾個工廠後,Simon先生對我說:“我想在這里投資一個工廠,一定會賺錢。”
我高興地說:“你想投資什麽工廠,我要參股。”
Simon先生一本正經地對我說:“小家電產品,這里人工便宜,出口方便。不僅對美國市場有利,將來想占領中國市場也很有利。我相信未來世界上所有的產品都會是中國制造了,本身中國自己的市場就很誘人。”
果然,在臨回美國前,Simon先生和中國達成了投資意向,雙方並約定一周內進行具體事宜的安排。
過了半個多月,Simon先生又飛到了中國,這次可不是他一個人了,此次是帶著四位美國專家來到了中國。在中國呆了一周,Simon先生發現中國地方政府的效率實在是高,甚至比美國更好。在一周的時間里,不僅辦理了執照,好將土地都辦好了。美國人員馬上就與中國方面的人員一起進行了廠房設計和機器設備的選定。看著計劃進行的如此順利。Simon先生在電話大罵我無能:“Bill,你是中國人,怎麽也被一些狗屁不通的美國政客騙了?中國根本就不是美國人想象的那樣,他簡直是個投資天堂。政府效率比美國要高很多。你一定要多帶一些人來中國投資。誰不來中國,誰就是傻瓜......”
......
半個月後,Simon先生回到了美國,特意到我銀團來教訓我一頓。並高興地告訴我:“我準備將家搬到中國了。”
......
又過了一個月,Simon先生再次返回了中國,這次他可是帶著十多位美國投資人前去的。原來,他在回到美國的一個多月中說服了很多美國投資人。
中國當地政府一看Simon先生帶來了這麽多的美國投資人,用當地政府官員的話講:“這可都是真正的黃毛”。當地政府首腦很快就接見了Simon先生帶來的美國投資考察團。在餐桌上,當地政府首腦當眾宣布要給Simon先生更優惠的政策,同時也要給Simon先生帶來的投資人們投資的企業更優惠的政策。美國投資人聽了很是感興趣,但也很奇怪地看著Simon先生。Simon先生聽了當地政府首腦的決定也很是困惑,但又不好當面發問。遂決定等晚飯吃過後與當地政府首腦面談。
面對Simon先生的要求,當地政府官員很爽快地答應了。
晚上,在酒店。Simon先生和當地政府首腦見了面。一見面,當地政府首腦就告訴Simon先生說:“非常感謝你對我縣招商引資的貢獻。我決定再獎勵你們一些好處,明天我通知一下土地局,將你們買的地價在目前的價格上再降50%。”
Simon先生一聽更加困惑了。原來想說的話也沒有講出來。只好閒談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當地政府首腦見Simon沒有講什麽實際問題,心中覺得可能是優惠的條件還不十分多,於是又說:“只要你能將美國的客戶引到當地,你來一個我們就可以給你一個更好的優惠待遇。你放心,我說話算數,絕對不騙你。”
Simon小心試探著問:“我找了很多中國政府的文件,你講的優惠政策可是都沒有的。萬一......”
沒有等Simon先生問完,當地政府首腦就笑著對Simon先生說:“你真是美國人啊,在這塊地盤,我說了算,我說你不用交稅,你就不用交稅。中央政府想查你的帳還要看我願不願意讓他查,來了人也要通過我當地政府。再說,稅務局的人還是要聽我的領導,今天讓他當局長,他就可以當,明天不讓他當局長,他今天晚上就得回家。不信,你去問問來這里來的其他投資人,看看我說的話是不是算數。”
......
美國人的實在認真是很出名的。作為專業投資人,Simon先生當然更是認真。第二天一早,他就帶著翻譯前往其他外國投資人的企業。可惜的是這里除了台灣來的企業家外,只有香港的企業。唯一的另一家美國企業還是美籍華人開的。Simon先生馬不停蹄地到各個外資企業跑了一遍。你還別說,投資的企業家對這位美國來的黃毛還真是很好,一五一十地將當地的情況介紹了一遍。大家一致稱讚當地政府首腦開明能幹,還真沒有一個說他不好的。一家台灣工廠的老板還這樣稱讚當地政府首腦:“我的企業來這里投資已經六年了,一分錢稅都沒有交過。只要你給政府交一萬人民幣的政府讚助就能抵稅。海關稅也不要你交,政府有人幫你辦理,只要你肯花小錢,你一定有便宜占。”
......
過了幾日,Simon先生提前回美國了。到了美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中國當地政府:“我決定撤消我在中國的投資......”
一周後,Simon先生來到了我銀團,見到我後說:“Bill,還是中國人聰明,我沒有聽你的話,差點被騙了。”
我一聽笑了:“我沒有阻止你到中國投資,是我帶你去的,我只是以職業眼光看投資,況且,我也勸告你要小心。”
Simon嘿嘿地笑著說:“中國人實在是太聰明了,我開始佩服你們了。”
我問:“為什麽?”
Simon先生搖著頭說:“中國人很會談判,也會耍陰謀,世界上沒有中國人那麽聰明的人了,我很怕。”
我說:“怎麽會?你一定是出現了什麽問題,你能告訴我嗎?”
Simon先生說:“在中國,我發現中國地方政府辦事效率高,並不代表中國政府效率高,當地政府政策開放也不代表中國政府政策開放。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局部,當我看到真正的中國時,我忽然感到了一種恐懼。”
聽到Simon先生這樣說,我也感到很奇怪:“你能否對我詳細說一說?”
Simon先生喝了口咖啡:“第一,中國中央政府沒有辦法執行他的法律,地方政府可以自由發揮,中央沒有辦法管理。這就造成各個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特殊優惠政策,而這種優惠條件是一種不平等的待遇。我在開始的時候得到的優惠和我後來得到的優惠相差很大,僅土地價格每畝就相差4千美元。免稅期相差5年。而且得到的優惠政策並不是最好的。同是投資人,台灣來的就比我更優惠。這樣一來就人為地造成競爭條件的不平等。第二,地方的優惠政策並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是私下的約定,沒有法律的保護。這樣的優惠政策實際上是一種虛假的優惠,他不真實。第三,地方政府是以欺騙中央政府進行招商,這樣就在實際中是強迫企業一同違法。事實上任何中央政府都不可能容忍國稅的流失。一旦中央政府發現這樣的問題,企業就會陷入困境。第四。我是以投資為生,我不能欺騙未來的買主,一個連我都不能把握的企業,誰會賣?我也無法預測中國未來的政策,也無法保證我熟識的當地政府首腦永遠執政......”
......
我聽著Simon先生的解釋,慢慢地說:“你不了解中國,實際上投資中國是很聰明的決策,只是......”
“不,”Simon先生堅決地說:“投資的最大風險不是利潤的多少,也不是一時的優惠待遇多少,而是企業生存的環境和穩定的法律。沒有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企業永遠不會成功。你是投資專家,你應該知道這是投資的最重要的原則。”
......
美國陷阱
來過美國的人都會對美國商店對客戶的周到服務感到驚奇。本來就是嘛,顧客就是上帝,沒有顧客怎麽能將商品賣出去呢?但美國又是一個法制的國家,各種各樣的法律又制約著每一個客戶和商人。但世界上畢竟不是那麽單純,有好人就會有壞人,有守信用的商人就同樣會有專幹欺詐的不法商人。
汽車是每一個美國人都要擁有的,即使你是殘疾人,除非雙目失明,都會擁有自己的汽車,在美國的人都會有購買汽車的經歷。在加洲,法律規定在客戶提出要求的情況下,商店必須要為客戶提供專業翻譯或客戶可以閱讀的文字的合同。但事實上,很多汽車公司都不會這樣做。汽車商人教授給營業人員的最高秘訣就是想辦法將汽車買出去。當你看過廣告上的汽車價格,你不要當真。有很多汽車商人會將汽車里的配備拆下來,另外找你要錢。你看到的價格可能只是一個汽車的一部分。也許大家會問:“難道在美國的人真的很笨嗎?”其實並不是美國人笨,而是商人太狡猾。他在報紙中登載的廣告字很大,但你可能沒有注意到,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會有一行或幾行除非你用50倍放大鏡才能看到的小字。那里會注明一些他才能明白的陷阱說明。
我銀團有一個客戶,來自台灣。是一個很精明的商人。可惜的是英文不很流利。但由於事業成功,也就養成了一個自以為是的習慣。一日,他看到了一份報紙登出的廣告。是在賣奔馳汽車,本來一部新的奔馳500SEL需要13萬美元。但這位汽車商的廣告卻只賣9萬美元。這位台灣來的老板一看價格如此低廉,於是就前去看看。到了汽車商那里一看汽車果然不錯,再經過營業人員的一番遊說,於是很快就看中這部汽車。加上是在周末,看汽車的人又多。這位先生一看情況當即就決定賣下這部汽車。很快,營業人員就讓他填寫了個人資料,並將印刷好的合同拿給了這位台灣商人。台灣商人一看這合同竟然有數十頁之多,但商場上經歷得多了,還是不顧營業員的催促,仔細的看過了合同。對他提出的問題,營業人員也很仔細耐心地回答。這位台灣商人眼睛有些花,對每頁合同下方的很細小的如同黑線的小字看不清楚,他問營業人員這都寫的是什麽,營業人員告訴他,你看合同中的主要說明就好了,對於這些小字解釋就沒必要這樣仔細了,台灣商人那里知道這美國式的商業合同。就這樣,數小時很快就過去了。台灣商人就簽字並交錢買下了這部汽車。營業人員問他:“先生,您是否需要我們將汽車送到您家中?”
台灣商人很客氣地回答:“不用了,我自己開走。”
營業人員又問:“您真能自己開走嗎?”
台灣商人有些不高興了:“你怎麽這樣說話?你看我是傻子嗎?真的笨到了那種地步?”
營業員一聽他這樣講話,忙說:“您別誤會,詢問您這樣的問題是我的不對,您別見怪,我聽您這樣一講,我真的感覺到您的是非常聰明的人。”說完就讓台灣商人坐在客廳里,請他等一會,說是要整理汽車。
台灣商人在客廳里休息了一會,覺得無聊,於是就走了出去,一擡頭就大吃一驚。只見幾個汽車商的工人正在拆卸他剛買的汽車。台灣商人一看忙走過去詢問營業員:“你們怎麽將汽車輪和座椅和方向盤都拆了。這汽車可是原裝的,你們都拆了,我怎麽開回家?”
營業員說:“你買的汽車里不包括汽車輪,座椅和方向盤,空調音響。你要買全部就要另外再付錢。我剛還問你是否要我們將汽車送到您家中。”
......
正因為美國的法律多如牛毛,什麽人都可以上法庭告狀。所以每個職業的人都會非常小心。美國人的合同習慣這樣寫:先列明交易的物品,然後寫明地點,人物,時間。然後就再注明你的權利。不要看最後一條上寫了你很多的權利。在美國商業糾紛中往往能夠決定勝負的就是在這一點上。當你看到你在合同上有很多權利,你不要覺得自己是個聰明絕頂勝利者,對方是個傻瓜。根據美國法律的要求,在糾紛中你只能得到合同中標明你權利的部分,而沒有注明的部分你一概都得不到。而美國合同中最善於的就是讓你得到心靈和精神上的滿足。如果你再不仔細看看那些需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楚的說明和解釋。你自己就更會後患無窮。也許就在那些細小的字體之中注明了一條:“所有客戶的權利都是有條件的,有選擇的,商家可以根據情況在不通知客戶的情況下自行調整並取消。”或“雙方均同意本合同的所有解釋都歸商家所有。”你想一想,如果你在合同中簽字同意了這樣的條款,你的權益會有什麽保證。你的合同中對你再有利的條件都是一句漂亮的裝飾。就如同天空中的彩雲。美麗,但你只能看卻得不到。
全世界的人都會對印刷品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敬畏。往往認為印刷好的東西都是不能改變的,或認為別人可以接受為什麽我就不能接受?其實真正的商人都會用印刷好的合同來制服客戶。到了美國醫院看病,尤其是手術。你一定會在你最痛苦的時候接到護士小姐遞給你的厚達百頁印刷好的合同請你簽字。不要說是病人,就是身體良好的正常人要看明白或弄懂那些故意寫的非常難懂的專業術語的內容都要幾天的時間。你能在你痛苦的時候去安心搞清楚他在上面具體寫了什麽嗎?簽字就是你唯一的選擇。包括銀行在內,至少在我的銀行,客戶存款的利息是可以商量的。如果你存的錢超過20萬美元,我們就可以在正常的利息基礎上給客戶加息。但你不自己提出來,我們才不會主動告訴你。誰不想多賺一點錢呢?
我銀團有位美國小姐名叫Jo,翻譯成中文就是“嬌”。你一看就會知道她是多麽的嬌。Jo小姐、長的很漂亮,嫁的老公也很漂亮。唯一不足的是她老公的收入總是趕不上她的消費水平。不過Jo小姐也很是節省,也會買一些便宜而又漂亮的物品,將自己和家都裝扮的非常漂亮。這天,Jo小姐在一本雜志上看到了一個郵購公司的廣告,是在賣一個漂亮的鉆石戒指。既大又很漂亮,而且還很便宜。雜志上注明了事物和照片一樣大。Jo小姐不放心,到幾個珠寶商店考察一番,一看同樣的鉆石戒指要賣6000美元,而在這里郵購卻只賣4000美元。買一只鉆石戒指可是Jo小姐的一個心願。考慮了很久,Jo小姐終於決定購買。於是就打電話過去,告訴了郵購公司她要買的商品貨號碼,然後又將信用卡的資料告訴了郵購公司。郵購公司明確告訴她,三天之內保證讓她收到她心愛的戒指。
三天後的中午,UPS公司果然給Jo小姐送來了一個包裹。Jo小姐很是高興地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精美的小盒子。只見最里面的一個小盒真是精美。五面是包著軟緞的小木盒,上面是一個能打開的透明的有機玻璃罩,真的和照片一模一樣。透過透明的玻璃蓋看著里面大大的鉆石戒指,Jo小姐真是高興的不得了,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於是,Jo小姐小心謹慎地打開了小盒子,一看鉆戒差點昏了過去。剛才看的大大的鉆戒瞬間就變小了,只有原來二分之一大小。怎麽回事情呢?Jo小姐又蓋上了透明蓋子,鉆戒瞬間又變大了。Jo小姐將一張報紙放到透明蓋子下面一看,報紙也變大了。原來,透明首飾盒的蓋子是個精心制作的放大鏡。
Jo小姐用4000美元買了一個在普通商店只需要3000美元的普通鉆戒。
你瞧,美國的陷阱又套上了一個可愛的傻瓜。
都是老天惹的禍
Paul先生是我銀行的一位雜工,是來自波利維亞的移民。人很忠厚老實,英文也不很好。但在美國各個公司里的雜役沒有人幹,只好雇傭這些來自西語系的新移民。Paul先生只是初中畢業,20多歲才移民美國,後來娶了一個巴西移民女孩做太太,生活不很富裕但也能過的去。只是生育的孩子身體不好,患有先天性的心肌炎。搞不好就要犯病。剛開始的時候有保險公司不明真相賣給他的孩子醫療保險,每個月才1美元,可是孩子經常生病,每次住醫院就會花上數萬美元甚至數十萬美元。後來,保險公司就提高了醫療保險的費用。每個月要花八百多美元。而且還有條件限制。這樣一來,Paul先生就沒有能力去交保險費了,但他也很聰明,這孩子經常是在冬季犯病,他就在秋季買上一個季度的醫療保險,然後就不再買保險,等一年過後再買。結果還很有效,確實節省了不少錢。
數年前的夏天,Paul籌劃了三個多月,從生活中節省了500美元,準備帶老婆和孩子去離洛杉磯只有100公里的大熊湖度假。為了孩子的安全,Paul天天向上帝祈禱,希望在他度假的幾天里天氣不要有什麽變化,讓他的孩子能平平安安。臨行前的一周,Paul花了25美元向一家氣象預報公司購買了他度假時間的氣象預報資料。Paul看了氣象資料很是高興,未來的那幾天天氣非常的好,氣溫也好。也沒有雨。
一周後,Paul先生幾帶著全家前往大熊湖遊玩去了。到了大熊湖,天氣果然很好,烈日高懸,微風拂旭。Paul先生和家人玩的好快樂,小孩子也是顯得格外精神。玩了接近一天,到了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忽然天氣有變,剎那間,電閃雷鳴,一陣暴雨從天而降。這山區的天本來就如同嬰兒的臉,還沒等Paul先生抱著孩子跑回汽車里,這雨又停了。看著被雨淋的渾身濕漉漉的孩子們,Paul很是擔心,因為心肌炎就怕傷風感冒,於是,Paul先生趕緊給孩子換衣服,然後招呼妻子趕快回家。妻子一看也就連忙將物品收拾起來,忙了半個小時,全家人就坐在車里向家返了。
走了二十多分鐘,孩子的感覺不好了,Paul的妻子一摸孩子的額頭:“孩子發燒了,我們直接去醫院吧。”
Paul先生考慮了一下說:“還是到原來給孩子看病的醫院吧,那里有孩子的病歷,了解孩子的情況。”
一小時後,Paul先生就載著孩子來到了醫院。醫生一看,果然是心肌炎又犯了,而且這次還很嚴重。就這樣,孩子一住醫院就是二個多月。當孩子出醫院的時候,Paul先生一看帳單,立刻就昏倒在地。原來孩子看病的帳單高達70多萬美元。想一想自己一生也就只能賺這麽多錢,可怎麽還醫院的錢呢?不過,醫院的護士小姐很好,告訴他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也可以向醫院申請減免。但無論如何,自己總是要支付大部份。
因為孩子醫療費的事情,Paul工作大時候就總是心不在焉,人事經理就找他談話,詢問有什麽問題沒有,結果Paul就將這件事情告訴了人事經理。人事經理一聽忙問他:“你為什麽不向銀行的律師們請教呢?我們銀團免費為員工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Paul先生一聽忙說:“怎麽沒有人告訴我呢?”
人事經理說:“在銀團員工守則里有啊,你沒有看到嗎?再者,如果你在銀團工作超過五年,你可以向銀團申請你家人的醫療保險,你申請了嗎?”
Paul先生憨厚地說:“我不認識英文,我看不懂銀團的規定。”
人事經理一聽這可有問題了,忙找出西班牙文的公司制度請他看:“你可以帶回家看,但明天一定要帶回來,要在文件上簽字。現在我給你約銀團的律師,你可以請他們幫忙。”
Paul先生一聽,連忙稱謝。
......
過了二個多小時,Paul先生和銀團的律師見面了,本來大家就都很熟悉。一見面,律師就笑著對Paul先生開玩笑地說:“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要支付我一美元。”
Paul先生將此話當成了真,忙問:“銀團不是免費的嗎?”
律師一見笑了:“你如果能贏了錢,你是否願意分一部分錢給我呢?”
“當然”這次Paul先生回答的很爽快:“你真有這樣大的本事嗎?如果你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我就會讓你做我孩子的教父。”
......
過了幾天,律師和人事部門的經理經過專業研究後,向銀團提出了一份關於解決Paul先生問題的報告,律師建議聘請一位專門從事這方面訴訟的很有經驗的律師代表Paul先生打這場官司,為Paul先生爭取權利。
一個月後,我銀團聘請的律師在經過精心策劃後向法院遞送了訴訟狀,將氣象預報公司送上了法院。要求賠償Paul先生之子三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經過半年多的訴訟,雙方終於達成和解,因為氣象預報公司在收取了客戶的服務費後,未能提供準確的服務,造成Paul先生之子出現人身的傷害,氣象預報公司向Paul先生之子賠償12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並負責為其購買終身的醫療保險。
經過了這樣的一場風波,Paul先生很是感激銀團的老板和律師,他一見到我就說:“老板啊,你真是好人,我現在每天都向上帝禱告,祝福你。”
有一次,我問他:“你為我向上帝禱告什麽呢?”
Paul先生認真地回答說:“老板,不光我替你禱告,我太太和孩子都為你禱告。我們全家真心實意地為你禱告,你真是一個好人啊!”說著就用右手在胸前劃著十字喃喃地說:“主啊!感謝你,讚美你,你誠實的仆人Paul在向您禱告,您快點讓我尊敬的Bill先生上天堂吧!......阿門!”
一美元的官司
Dick先生可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富翁,旗下的企業有四十多個,控制著近100億美元的資產,自己的凈資產就有一億多美元。光看他住的近千萬美元的豪宅就可以知道他的財富了。
一天, Dick先生在填寫電力帳單,不經意地多看了一眼,忽然發現,好象以前有一次帳單中的電力消耗和這次相同,但這次怎麽會比原來的多了一些錢。Dick先生可不是個馬馬虎虎的人,雖然年過五十,但記憶力很好。於是就找出了以前的電力帳單,仔細地看了起來。結果發現自己電力消耗果然相同,但不同的是這次帳單比上次多出了96美分。這是怎麽回事情?按說是不應該發生這樣的錯誤。愛迪生(Edison)電力公司可是一家老牌的巨型公司,它也是全加州唯一的電力壟斷公司。
Dick先生馬上就給愛迪生電力公司的客戶服務部門打電話,電話被轉來轉去,耗費了三個多小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氣得Dick先生直跺腳。一氣之下,Dick先生決定寫信給愛迪生公司,控告他們的客戶服務部門。信寫好了之後就發了出去。
過了一個月,愛迪生公司客戶投訴部門給他來了一封信,在信中很客氣地向Dick先生道歉,但對於帳單的問題卻明確地說明是正確的,帳單全部是電腦控制,不會有任何錯誤。Dick先生看著這含糊不清的道歉信惡從膽中生,這愛迪生電力公司是家壟斷性的電力公司,客戶根本沒有選擇權,這樣對待客戶實在是太惡劣。96美分並不算什麽,但這反映了愛迪生公司的本質。於是,Dick馬上決定自己單獨聘請人員對電力帳單進行調查,準備到法院控告愛迪生電力公司。
聯系了幾家律師事務所,結果很讓Dick先生失望。原因是愛迪生公司太大了,律師團也很強大,勝訴的可能性很小。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律師們認為沒有太多的利益。打贏了官司也沒有什麽錢去賺,有這樣的時間還不如去接辦幾個車禍案件。Dick先生看到了這樣的結果很是傷心,心想,在美國這樣一個公平自由的國家里都沒有道理講,那麽什麽地方還有公平。我有充足的經濟勢力和時間都沒有辦法控告愛迪生公司,那麽貧窮的人還有誰能控告他們。一美元雖然很少,但全加州有近三千萬電力用戶,每家多收一美元,每月就侵占了全加州人民三千萬美元,這可不是小數目。考慮了幾天,Dick先生決定自己出錢控告愛迪生電力公司。
秘書幫Dick先生找了幾家有實力的律師事務所,Dick先生很爽快地對律師講:“費用我自己出,錢可以預付,但我一定要打贏官司,誰有信心,我馬上就支付40萬美元的律師費。”
有了錢,律師的態度就不一樣了。律師們也使盡了各種手段,經過三個多月的審慎調查,律師樓終於抓住了愛迪生公司的把柄。你猜如何?一般公司算帳是四舍五入,這樣因為概率的關系,大家機會是平等的。但愛迪生電力公司並不是這樣計算,它的電腦是五入四不舍。這樣每個客戶就都被多算了錢。雖然錢並不多,但積累起來可是天文數字。每年愛迪生公司竟然會從這里賺取二億多美元。而這僅僅是加州的客戶。你瞧,小錢也很可怕,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
有了證據,Dick毫不遲疑地將愛迪生電力公司送上了法庭。要知道這愛迪生公司也不是省油的燈,龐大的律師團也強力反擊。愛迪生電力公司很清楚,這次官司可是太重要了,這可不僅僅是一美元的事情了。官司失敗不僅名譽掃地,更重要的是要賠償龐大的損失。要知道美國的法律可不是鬧著玩的。這樣的賠償可是全民性的賠償,加上懲罰性罰款,數目可能高達數百億甚至千億美元。於是,愛迪生公司的律師團首先從Dick先生資料來源方面質疑。以其資料來源不合法為理由,試圖推翻案件。因為美國是舉證制的法律制度,你控告它,你要提出證據,而且你要證明你的證據來源合法,而不是非法取得。否則盡管你的證據確鑿,但由於你的取證非法,也會導致官司失敗。愛迪生律師的這一手很是厲害,因為收費是愛迪生電力公司,你要取證就要使用這樣的證據。果然,Dick先生遇到了阻力。但他的律師們馬上就采用了另一種方法,很快就找到了一些與Dick先生有相似事情發生的愛迪生電力公司客戶,將他們的案例也並入進去。但這些證據並沒有難倒愛迪生公司的律師團,他們很快就又提出了新的解釋。這樣幾十個案例並不能代表愛迪生電力公司有惡意欺詐的現象,與愛迪生電力公司每年處理的數億次結算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且任何公司都有出現錯誤的可能。而像愛迪生公司這樣的錯誤比例根本就不能說明什麽問題,因為他連千分之一都不到。這愛迪生電力公司的律師團使用的策略就是拖,你要和我打官司就要花錢,為了這點證據Dick先生就已經花了近六十萬美元,如果想再找更多的例子和證據就要花更多的金錢。看你Dick先生能拖多久,反正花上幾百萬美元對於愛迪生公司沒有什麽,要不然每年也要花錢給律師團。但為了保險,愛迪生電力公司還是找律師私下與Dick先生和解,並許諾可以支付他全部的損失,包括已經支付的律師費。
Dick先生聽了愛迪生電力公司的遊說,很是不以為然。決定既使花光儲蓄也要將它告倒。於是,Dick先生在兩年內就花了近二百萬美元,但官司卻一直拖延下來。Dick先生一看這樣不行,於是就改變了策略,在報紙和媒體上大做廣告,並花錢召開新聞發布會請記者和參議員和眾議員了解內情。痛斥壟斷的惡行,號召民眾起來控告愛迪生電力公司。
一年以後,情況果然發生了變化。正趕上州議員換屆選舉,很多候選人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紛紛站出來表態,支持反對電力壟斷。為Dick先生提供證據的民眾也多達數十萬。就這樣,Dick先生的官司有了決定性的轉折。但Dick先生也耗費了數百萬美元的資產。
又過了一年,Dick先生終於贏得了官司,愛迪生電力公司不得不對所有客戶道歉,並對所有的電力客戶提供補償,這年的加州所有電力客戶都得到了減免電費的補償。Dick先生也贏得了一美元官司的勝利。
半年後,反對電力壟斷的法案提到了加州議會的議事日程上來。愛迪生電力公司也不得不低下了頭,爭著和州政府召開電力公聽會,以各種條件換取民眾的支持,但終究時機已經晚了。
又過了半年,加州政府正式公布:“半年後開放電力供應,取消電力壟斷,加州居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供電公司”。愛迪生電力公司壟斷加州電力的百年歷史結束了,數百家電力公司蜂擁而來,各種優惠條件紛紛出台。加州居民終於有了自己選擇的權利。
你瞧,一美元的官司竟然結束了加州電力壟斷歷史。你還敢小瞧這一美元的官司嗎?
美國工會
說起美國工會組織可是有歷史了,工會在美國的重要性也非同尋常,往往是工會一聲令下,全國癱瘓,威力之大難以想象。
二十年多前的賭城Las Vegas大小賭場林立,但卻沒有工會。原因不講自明,開賭場的往往是有著惡勢力在背後撐腰,工會也就難以插手。但後來,一位先生終於看到了賭場的這塊肥肉,只身殺入賭場,成立工會。開始只有幾十個人參加,參加的人還不敢對賭場老板講出來,很有點中共地下工作的味道。而賭場老板們也聯合起來,一旦知道誰參加了賭場員工工會就誰也不會錄取他工作。但即使是這樣,這位先生還是在兩年的時間里網羅了三百多賭場員工加入了他的工會,並親自出面為員工爭取福利。開始賭場的老板並不買帳,後來發現這樣也不行,於是就又是恐嚇又是收買。但這位先生就是軟硬不吃。相反是橫的要命。於是矛盾就日漸激化。終於有一天,工會組織員工罷工了。賭場老板們馬上又重新招聘員工,人員雖然沒有減少,但罷工的員工整天在賭場門口抗議示威終究對生意有很大的影響。盡管只有六百個工會會員,但在賭場門口一站也是一大堆人群。前來賭博的人看到這樣的場面誰還敢安心地去賭博,性命好還是最重要的。最後的結果是工會大獲全勝,賭場老板承認工會,員工福利和工資全面提高。
有了這個勝利,這位先生在賭城的名聲大振,賭場的員工幾乎全部參加了工會組織。工會每年代表會員與賭場老板進行談判,為員工爭取工資和福利。賭城的罷工倒是很少見了。
前幾年,賭城開始加速擴大,芝加哥方面的黑道開始進入。但開創工會的這位先生這時候已經是羽翼豐滿,日進鬥金,在賭已經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了。俗話說:“強龍難壓地頭蛇”。新的賭場老板必然要與這位先生打交道。但談了數次結果都是不歡而散。賭場的老板自然就要另想辦法。
三年前,這位創立賭城工會的先生在Las Vegas的豪宅中被人槍殺了。至今案件仍未偵破。
但在其他方面的工會卻又是一種樣子。在Los Angeles的很多商場門前,大家往往會看到幾位學生或老人每天舉著標語牌在某些商店門前走動。你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是工會組織在抗議商場老板並號召商店員工參加工會組織。美國白人和黑人參加工會組織的比例較高,西裔和亞裔參加工會的較少。其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大型企業相對較少,員工比例不大,對工會來講沒有什麽利潤。但在最近幾年,由於西裔和亞裔商人的日漸增多,移民也不斷上升,工會組織也將眼光轉移到了這里。華人最大的華語報紙《世界日報》的員工就在美國工會組織的勸說下於是2000年集體參加了工會組織。雖然《世界日報》的老板氣急敗壞,但終究沒能阻擋成功。
在某些行業里,工會的勢力是非常強大的。象碼頭工會就與政府和公司達成了協議,企業雇傭碼頭工人必須優先雇傭工會成員,而且每小時的工資不能少於35美元。數年前的UPS大罷工就是因為工會沒能與企業協商成功,結果全美國快遞配送系統大癱瘓。最終談判的結果是企業對員工工資增長12%,五年資歷的員工每小時工資不能少於50美元,同時增加員工福利和保險。不僅如此,連聯邦政府的員工都參加政府公務員工會,數年前政府員工罷工,包括管理美國身份證和駕駛執照的DMV部門的員工全體罷工。造成了一連七天的政府癱瘓。即使是警察也不例外,偶爾也會聽到警察在罷工,但只是在輪流進行,部分警察工作,部分警察罷工。在同一個行業里也會有幾個不同的工會組織,它們的條件和能力都不相同,你可以自己去選擇,這倒也反映了自由競爭的原則。但有一點就是他們都會為你爭取權利,即使是在你響應罷工,老板不支付你的工資的時候,工會也會給你平常工資的75%或幾十美元來讓你維持正常的基本生活。工會的錢自然是來源於你平常交納的工會會費。為了拉攏員加入工會,工會組織也是各種手段無其不用,個種優惠待遇層出不窮。目前,加洲演員工會的標準就是每小時工資不得少於50美元。盡管你在電影中只是一個瞬間即逝的過客,但拍片子的時候,每小時50美元是必不可少的。美國作家工會的標準就是按照另一標準,每小時的工資不得少於125美元,充分反映了知識的價值。
我銀團有位客戶姓彭,來自台灣。開了一家小型公司,做給住宅安裝鐵柵欄的生意。為了圖人工的便宜,就以最低工資標準雇傭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幾年來這些員工工作的不錯,薪水也提高了不少。當然,彭老板也賺了不少錢。就在彭老板賺錢高興的時候,一位墨西哥員工在搬運鐵柵欄的時候被一個小鐵沙崩到了眼睛上。彭老板一看,馬上就叫來救護車,將員工送到了醫院救治。好在事情並不嚴重,員工當天就回家了。彭老板知道美國法律,連忙告訴員工請他在家休息幾天,同時還聯系律師將一份和解書送給員工,希望員工簽字。
這位員工看了彭老板律師送來的和解書沒有說什麽,而是告訴彭老板他需要向工會報告。彭老板當時並沒有感覺到什麽,只是心里想,反正我買了公司員工保險,出了事情有保險公司解決問題。反而是他聘請的律師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在從員工家中出來的時候,律師對彭老板說:“我建議你給他一點錢,讓他當場簽字,否則工會一出面你就麻煩了。”
彭老板一聽:“我買了員工意外事故保險,我為什麽要另外再出錢。”
律師還是勸說:“給他幾千美元讓他在和解書上簽字,或幹脆給他一,二萬美元讓他主動辭職為最好,不要因小失大。”
彭老板看了看律師並沒有理會。
......
果然不出律師所料。第二天下午,這位員工參加的工會派來了律師與彭老板進行談判。工會律師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並對彭老板聲稱:“如果不答應,工會將組織罷工並組織人員長期在公司門前示威,同時還要以彭老板藐視員工人身安全剝奪員工權利的理由將彭老板送上法庭。”
彭老板一看事情真的不妙了,連忙將律師找來商量。
律師說的很簡單:“與他們談判,盡量降低他們的條件,但你必定要接受,只是盡量減少損失。你沒有力量和金錢與工會對抗,你沒有時間和金錢。你是否願意看到你的生意不振,每天公司門前站滿示威的工會員工,而且每周花費一萬美元和一天的時間去和工會到法院打官司嗎?你要知道,你的官司可能會打上三年或五年,而在這段時間里,你還不能開除員工,他可以不工作,每天去治療,你還要支付他的工資......”
彭老板糊塗了:“那麽保險公司就不管了嗎?”
律師說:“保險公司會支付他的治療費用,但他因為工傷而造成的未來收入地減少和可能發生的不可預測的費用或他因為喪失某種勞動能力所遭受的損失都需要你來支付......”
......
一個月後,彭老板終於和工會達成了協議。這位墨西哥員工不再擔心被彭老板解雇了。因為他已經成為彭老板的終身員工了,這位員工每天悠閒地拿著啤酒在公司里閒逛。
彭老板一見到朋友就說:“哎......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請了一位爺,他現在是我的老板了,他可比我老爸還重要啊。”
出國記
陳君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是中國北方一著名城市里著名醫院的一位著名腦微循環外科醫生。早在1993年的時候發表了一篇論文,不久就收到了美國一家醫學院的邀請信,希望他能前往美國參加一個醫學研討會。陳君向醫院負責人匯報,院長看了看邀請信說:“國家培養你多年,你怎麽能一有了成績就要向外國人匯報?你對得起黨和人民嗎?”結果陳君不但沒有能參加美國的醫學研討會,而且在當年的醫生晉級時也因為不安心本職工作而落選。
又過了幾年,陳君的又一篇文章發表了,在國際醫學界引起了轟動。美國幾家醫學機構紛紛來函邀請他前往美國講學或工作,甚至有家私人基金會提出了數十萬美元的基金,希望他能繼續這方面的研究。陳君看著這些邀請信,心又活洛了。千思萬想之後決定冒著膽量再次向院長提出到美國講學的申請。院長又看了看邀請信:“你是我們醫院的驕傲,也是國家的棟梁。我們怎麽能舍得你離開我們呢?這樣吧,你不要去美國了,你瞧,我們醫院早就決定提拔你了,準備讓你做腦微循環科主任。”說著拿出一封美國公司的邀請信:“我和書記準備下周就到美國考察,醫院準備花五百萬人民幣從美國購買一台儀器,是專門配給你的,你還是在國內發揮你的優勢吧。”
......
半年後,一台美國儀器從美國買來了,著實讓陳君高興了起來。無論如何,自己有了一個官職,有了順手的儀器。倒是紮紮實實的工作起來。不久又發表了許多論文。雖然海外邀請不斷,但陳君也沒有了再次向院長申請出國的勇氣。
2000年,院長病了,陳君是中國腦微循環專家,手術當然要他來主持。手術前,院長找來來了陳君:“你一直想出國,我考慮了一下,還是批準你吧,我先給你蓋章,你給我做完手術就可以走了。”
陳君一聽也是莫名其妙,但想了想,就答應了下來。
一周後,陳君給院長進行腦微循環手術,手術進行的很順利,但還是不很理想。院長的大腦還是有一部分壞死了。陳君很是慚愧。一日,在看望院長的時候對院長說:“院長啊,咱們醫院的儀器能再先進一些就好了,我再年輕一點也不至於這樣。我眼睛不好了,儀器也不是很清晰。有些微小血管看不清楚了。”
院長聽了,淚水就流了下來:“小陳啊。不怪你,都怪我老婆不好,這不是你的責任。”
陳君一聽以為院長腦子還沒有好,糊塗了。忙安慰:“院長你不要這樣,手術是我做的,與您夫人沒有關系,都是我技術不精。”
院長看了看陳君:“要不是為了供我老閨女在美國讀書,我能買回來一個比這好很多的儀器,這台儀器殼子是九十年代的,可里面的設備是七十年代的啊......”
......
準備了一個月,陳君買好了飛機票準備前往美國。
早上,陳君和太太孩子一同來到了北京機場,看著眼淚汪汪的妻子和女兒,陳君的眼淚流了下來。然後毅然決然地走了進去。到了邊境檢查站,陳君又想起了家人,拿著表格就向回走,想再看看家人,但家人已經離去。陳君走到邊防檢查站旁填寫表格,寫了一張寫錯了,就又要了一張。填寫完了就交給了邊防官,進到了里面。
正坐在椅子上等飛機的陳君思念著家人,於是就閉上了眼睛。忽然,走來三個檢查官,在人群中檢查護照。陳君乖乖地拿出了護照等著檢查。這時一個檢查官看了看陳君的護照:“你是陳XX嗎?”陳君恭順地回答:“是我。”只見這為檢查官看了看陳君,向後面的幾個檢查官擺了擺手。說時遲,剎那間。幾個彪行大漢撲了過來,三下五除二就將陳君按在地下。陳君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稀里糊塗地被人拖到了一間小房里。半小時過去了,沒有任何人來對他解釋。
又過了半小時,距離飛機起飛還有不到一個小時。陳君心里焦急起來,心想美國是去不成了,這輩子和美國無緣了。就在這時候,進來了三位檢查官。一位檢查官用力地戳弄著陳君的護照,在燈光下仔細地看著:“你叫什麽名字?”
陳君:“我叫陳XX。”
檢查官:“你的真實名字?”
陳君:“我真實的名字就是陳XX。”
檢查官:“你到美國幹什麽去?”
陳君:“到一家大學講學。”
檢查官:“講什麽學。”
陳君:“醫學。”
檢查官:“什麽醫學。”
陳君:“腦微循環。”
檢查官:“你是醫生嗎?”
陳君:“我是醫生。”
檢查官:“你在什麽醫院工作?”
陳君:“我在XXX醫院。”
檢查官:“你偷了多少國家機密?”
陳君:“什麽國家機密?”
檢查官:“你要坦白從寬,否則我們馬上就要逮捕你。”
陳君:“我只是醫生,不可能接觸國家機密。”
......
就在檢查官審問陳君的時候,進來一位便衣官員,悄悄地和三位檢查官耳語了幾句。檢查官聽了之後,馬上就笑了,將護照還給了陳君:“你們院長是不是頭腦有問題?”
陳君一聽,心里一沈。心想是否是院長又病了,讓我回去給他看病?於是,陳君說:“他的病已經好了,我已經在一個月前給他治療過了,昨天我還給他檢查過了。”
檢查官馬上換了面孔,嚴肅地看著陳君:“這是黨和國家在你出國訪問前的最後考驗,到了國外不許講出去。你是黨和國家培養的知識分子。沒有黨的培養你不可能去美國講學。讓你去美國是黨和國家對你的寬大......”
陳君一邊聽,一邊點頭:“是,我一定牢記黨的囑托,到美國後接受黨和國家的考驗......”
另一個檢查官走了過來:“當美國後要經常檢查自己的思想,及時向組織匯報。”
陳君連忙應承:“到美國後,我馬上就與當地黨組織聯系,及時匯報......”
......
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飛行,陳君很順利地來到了美國。當他一走出洛杉磯機場,看到正在接他的我時,眼淚一下就流了出來:“我終於到了美國......”
......
晚上,陳君住在我的家中。吃過晚飯,陳君和家人電話聯系,只聽與他同在一家醫院工作的妻子說:“......你走了之後,院長就向國家安全局報案說你盜竊了國家機密,後來國家安全局的人來了以後,他向調查人員說:‘我怎麽能將自己貪污的事情告訴陳XX呢?陳XX是美國間諜,他盜竊了國家重要機密......’院長瘋了......”
數日後,陳君飛到了芝加哥。目前是芝加哥某醫學院的特聘教授。年薪16萬美元。
兔子跑了
記得在二十多年前在學校里讀書,閱讀老師推薦我們看一些小說並開列了一份長長的書單,我在其中挑了幾本小說,其中一本是當時美國暢銷書,名字叫做《兔子跑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經濟發展,結婚後的男人們厭倦了平淡生活,紛紛在事業有成的時候拋家別子離家出走,在當時竟成一時的風尚。不過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這些“兔子們”紛紛回家,又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後來,原書的作者就又寫了一部小說名叫《兔子回家》,只不過因為我已經開始工作了,每天在為生活打拼,沒有時間仔細閱讀,只草草地翻看了一下。
我銀團有位客戶名叫Wayne,這位先生在一家大公司做專業會計師,收入也很不錯,每年也有二十幾萬美元的年薪。結婚後有一個女孩,也買了房子,日子過的很是滋潤。偶爾他的漂亮妻子也會和他一起來銀行看看,他們的小女兒很是招人喜愛,銀行的小姐們給她的女兒起了個名字叫“小鄧波”。
忽然有一天,Wayne太太帶著孩子單獨來到了銀團,希望能取出他先生的投資。根據美國法律,即使是夫妻也把能將配偶以單獨名字存入的金錢取出。銀行的小姐理所當然的拒絕了她的要求,並告訴她除非Wayne先生自己同意或有法律手段。看著取不出投資,Wayne太太心里很著急,就將他先生離家出走的事情告訴了銀行小姐。
原來,在一年前,Wayne先生就想外出,厭煩了一成不變的上班生活,每天回到家中不是唉聲嘆氣就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喝啤酒,還曾揚言要自殺。Wayne太太也陪同丈夫找醫生看病,心理醫生告訴他說是憂郁癥,只要每周來診所治療二小時就會好。經過半年的治療,Wayne先生果然精神好了很多,對家人和生活也充滿了信心。Wayne先生換了二次工作,因為是專業會計師。所以工作還是很容易找,也較少受老板的訓斥,自己的工作也很自由。但盡管如此,Wayne先生還是在心中有種失落感,感覺人生沒有意義。
一月前,Wayne先生像往常一樣早上上班去了,但中午給家中打了個電話說他已經到了賭城,他需要休息幾天。Wayne太太一聽很是吃驚,但還是安慰了幾句,希望他能早日回家。過了一個星期,Wayne先生沒有了消息,Wayne太太有些坐不住了,連忙將電話打到賭城的各個賓館去了解,但有於有很多客人住賓館是使用的旅行社的名義,賓館並不能完全了解每一個客人的名字。結果打了一天餓電話也沒有找到。Wayne太太感到事情有些嚴重,連夜就開車趕到了賭城。一到賭誠馬上就向警察報告了丈夫失蹤的事件。這賭城的警察見多了這樣的事情,於是就請Wayne太太將丈夫的照片拿出來,然後通知各個賭場查找。你還別說,轉天上午,警察就在賭城老區的一家小賭場找到了已經好幾天沒有睡覺的Wayne先生,這時候的Wayne先生已經輸光了信用卡上的所有錢,還向賭場借了一萬美元。Wayne太太一見氣憤非凡,當場就和賭場經理吵了起來,警察也在一旁勸阻。Wayne先生看到自己的妻子暴跳如雷的樣子根本就是熟視無睹,繼續他的賭博遊戲。Wayne太太與是在賭場里就不停地搗亂,既然影響了賭場的生意,賭場當然就很不高興,最後沒有別的辦法,賭場告訴Wayne先生,該賭場在一年內禁止他再進入,已經將他列入不受歡迎的人。Wayne先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無奈就隨著妻子離開了賭城。在路上,Wayne先生告訴太太:“我不想再回家了,我要流浪去。”
Wayne太太好心勸慰:“親愛的你可以休息一段時間,我可以工作”。
......
回到了家已經是半夜了,夫妻二人洗刷完了也就早早休息了。黎明時分,Wayne先生早早的就起床了,自己悄悄地收拾了一個小包裹就溜出了家門。從此就不見了蹤影。
自從丈夫失蹤,Wayne太太就向警察局報案要求協助尋找,同時還請失蹤者尋找機構求援。由於Wayne先生離家的時候除了身份證和駕駛執照沒有帶走任何其他的證件,連汽車都沒有開走。如果他使用信用卡也許就能循蹤找到他,但他只帶走了數百美元。Wayne太太原來並沒有工作,丈夫的離家出走逼迫她不得不出去尋找工作,不過Wayne太太很快就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雖然不高,但生活還能維持。但她還是盡心盡力地尋找她的丈夫,她始終搞不清楚丈夫為什麽會離家出走,她每天向上帝祈禱,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早日回家。
過了一年多,Wayne太太拿著警察局和法院的證明來到了銀行,要求將丈夫的投資取出去。我銀行的小姐和律師按照慣例將證件覆印件留了下來,告訴Wayne太太三個工作日後就可以將她丈夫的投資取走。但我們銀行還是希望她能繼續在這里投資。
Wayne太太聽從了銀行投資顧問的建議,留下大部分的錢在我銀行繼續投資。正好趕上最近幾年美國非常好的經濟形勢。Wayne太太在股票市場上賺了很多錢。僅僅二年的時間投資就翻了一番。Wayne太太的生活好了起來,心情放松了,還交了一個很體貼她的男朋友。
一次休假,Wayne太太和她的男朋友一同外出前往佛羅里達州旅遊,一日,二人正開著租來的汽車在一條濱海公路上行駛,正睡覺的Wayne太太忽然睜開了眼睛,一眼就看到了在不遠處有一個男人正在徒步旅行。感覺告訴他這個男人就是他的丈夫Wayne先生,於是忙叫男朋友停車。汽車停在了這名徒步旅行的男子身旁,Wayne太太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混身都散發著臭氣的骯臟男人就是他失蹤多多年的丈夫。看著丈夫這個樣子,Wayne太太的眼睛一下就紅了,眼淚不斷地流了下來。不顧Wayne先生滿身骯臟的衣服緊緊地摟住了他。
Wayne先生楞了一下,但很快就恢覆了原來的樣子,輕輕地推開了妻子:“我現在已經不是你原來要找的丈夫了,你走吧,我還要流浪。”
Wayne太太痛哭起來:“回家吧,回家吧......”
Wayne先生沒有一點表情:“你還是過你自己的生活吧。我厭倦了呆板的生活,我的生命已經交給了上帝,我已經體驗了所有的人生,我的下一個體驗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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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美國
說起美國人愛國還真的沒有什麽人在天天教育他們,政府也沒有什麽號召,但美國人的確是很愛國。每當到了國慶紀念日,家家戶戶的老美都會早早地爬起來,穿上西裝,整整齊齊規規矩矩的站在自家門口,唱著國歌將星條旗升起來。在各個公司的經理辦公室幾乎都會懸掛美國國旗,有些居民是常年將國旗掛在自家的門前。當你走在美國,看到辦公樓前或樓上掛有國旗的,不用問,一定是政府部門。另一個經常看到的現象是經常有政府部門將門前的國旗降半旗。看到這種情況你也不用問,這可不是美國什麽重要領導人死亡了,說不定只是這個部門的某個清潔工死亡了。美國人的習慣就是這樣,他們認為這個人重要,有必要降半旗紀念,大家一商量馬上就降半旗。當你看到某家憑白無故將自家懸掛的國旗降了一半,那他準是在哀悼自己的家人。到了有什麽比賽的時候,美國人會穿著用國旗做的短褲和乳罩登場。如果你問他:“你怎麽將國旗當褲衩?”沒準美國人就會臉紅脖子粗地質問你:“你憑什麽歧視我屁股,它與人的臉都是身體的一部分,是平等的,相反屁股的功能更多,為什麽不可以?”你要和他爭辯,搞不好他還會到法院告你歧視他臀部,違反美國平權法案。
在美國某個小城,有位學生,每當全體學生都升國旗唱國歌的時候他就是不去。結果被愛國人士告上法庭,就是這樣他也不怕,結果在法庭上打了二年官司,最後到了聯邦巡回法庭。判決下來,學生無罪。因為美國是自由的,他有權利不信仰美國法律,他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方式。
在上世紀越戰的時候,一位美國年輕人在與政府抗議的時候公開焚燒美國國旗,結果被警察當場逮捕。逮捕他的罪名就是侮辱焚燒國旗。判他入獄一周。出了監獄,這名年輕人馬上就走進法院,將政府告上了法庭。開始官司並不引人注目,一連五年都沒有結果,這名年輕人毫不氣餒,後來也將官司打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到了這里,法官們感到這件事情關系重大,官司雖小但很棘手。為什麽呢?原來這牽涉到美國憲法里關於人的自由的定義,人與物質的定義。你說是人重要還是物質重要?是人的自由重要還是國家尊嚴重要?結果這件小事引發了全美國的法律和人權的大討論,一時間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在東方國家或以東方人的觀念思考這樣的問題,這根本就不是什麽問題。焚燒國旗才關你一星期,這已經是額外開恩了。寧可把你關上幾年,也不能讓國家形象受損。個人怎麽能與國家利益相比?但在美國可就不一樣了,人權與自由可是第一位的。結果經過全美國民眾的大討論,法官最後判決:“......在美國,任何人都有權利用任何方式,在任何地點焚毀美國國旗......”這樣一下子就對原來的案件否決了,當然年輕人也得到了國家賠償。現在,在美國的任何人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當眾焚燒美國國旗,不過你要是到公眾地方去焚燒可是要提前到警察局申請,不是不批準你,而是怕你燒國旗引起火災,警察局要提前安排警衛保護工作。但你千萬不要到東方國家去焚燒他們自己國家的國旗,這些國家別看法律不是很健全,但可都有《國旗法》。但你可以去那些國家里焚燒美國國旗。說不定你還會成為英雄,你沒有看見全世界每天都會報道這里或那里又有人在燒美國國旗。看著這些外國人焚燒美國國旗,有不少美國人會說:“瞧,我們美國又增加了幾美元的出口,外匯逆差又減少了。”
Vern先生是我銀行的一位客戶,在AT&T做職員。早年生活在北卡州,後來娶了太太就來到了加州。這位Vern先生勤勞有耐心,人又很和氣,也很愛國,最大的特點是愛參與國家大事。一旦美國有什麽事情,Vern先生就會馬上發表他的意見,經常投書給報社,偶爾也會有文章在報紙上登載。遇到這時候,Vern先生就會將登載他的報紙覆印很多張,然後逐一送給大家請大家欣賞,就是沒有登載的文章也會打印的整整齊齊送給大家欣賞。不僅如此,當他請你欣賞完文章後,過一段時間還會征求你的意見。
在二十年前,當時西方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冷戰,雙方相互對峙。美國里根總統也大力發展軍工積極備戰,而且搞起了“星球大戰計劃”。那時候Vern先生尚屬年輕,剛剛大學畢業工作不久,看到了這樣的情況心里非常著急,總擔心萬一這俄國和美國要是一打起核子戰爭就壞事了,美國再厲害也要完蛋,到那時候說什麽話也晚了。但美國幫助俄國人民爭取自由也不能放棄,更不能讓共產主義占上風。備戰是必要的,不僅要備戰,而且要加強。是選擇戰爭還是選擇和平這可是一個困難的抉擇,Vern先生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寧可犧牲自己也要維護人類的自由權利。既然有了目標,Vern先生就開始了自己的計劃,每個月存幾百美元,然後又找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個私人性質的公益性“拯救美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宗旨是到處募集金錢,然後在全美國各地設立地下基地,儲存必要的人類生存資料,以備萬一美國在戰爭中被消滅的時候能重建美國。不過,你還別說,在這二十年里,Vern先生還真募集到了近三百萬美元,還用這筆錢在內華達州的沙漠腹地購買了數千英畝的未開發土地,好在這些荒無人煙的沙漠土地每英畝只需要數百美元,結果也花不了多少錢,多余的錢就投資在我們的銀行。前幾年美國股票市場高漲,也著實賺了不少錢。樂的Vern先生合不攏嘴。他看到有了錢,就想在這些土地上建立基地。完成他的計劃。
一次, 我與Vern先生聊天,談到了他們的“拯救美國基金會。”
我問Vern先生:“你的基金會有了錢,你下一步準備怎麽做?”
Vern先生認真地說:“我要將地下基地建立起來,然後購買必要的物資,儲備起來,不過,你人很好,我會堅持將剩余的錢投資到你的銀行。”
我又問:“現在美國是第一強國了,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麽國家能毀滅美國了,你為什麽還要準備這些東西?而且很多儲備要隨時更換,需要耗費很多金錢。”
Vern先生一本正經地說:“即使是沒有別的國家在威脅美國,但宇宙人也許會發動星球大戰,我們的準備還是很有必要,不過將募集到的錢投資到你的銀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即使美國毀滅了也需要美元來重建。”
我又問:“如果宇宙上發生星球大戰美國毀滅了,我的銀行也毀滅了。你的錢不是也沒有了嗎?再說世界上沒有人了,你還要美元幹什麽?”
Vern先生聽了一楞,想了想說:“你的問題很重要,但萬一世界上生還的不只一個人而是二個人,他們還是需要美元來做交易,況且我辛辛苦苦募集來的金錢總不能讓他化為泡影,這可是拯救美國的種子啊。”說完看了看我,又想了想認真地對我說:“尊敬的Bill先生,為了拯救美國,為了人類的未來,我鄭重地請求您到我的基地開一家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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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肇事者的車禍官司
美國人喜歡打官司,喜歡找到真理,無論出現了什麽問題,至少要將真正的原因和原兇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充分保護好自己的利益。美國人可不會講究什麽面子問題。在美國人看來,事實就是事實,除了問題就要搞清楚,總要將責任分清,是你的錯誤就要你承擔,不是你的就要找出是誰要承擔。所以,當你看美國人打官司時總會找出一大批的關聯人。結果官司就越打越大。但無論如何都要有有人承擔責任,否則個人的利益如何保證?連個人的利益都無法保證,那麽誰又能說這個社會是公平合理的?這個社會也就不會安定。
C先生住在波特蘭,在一家小公司里工作,收入不很多,但完全可以生活的過去。1994年的時候為了家庭生活方便,就買了一部日本豐田公司生產的最新款多功能旅行車4-RUNNER。日本汽車與美國汽車最大的不同就是汽車車體輕,省油。另外是裝飾的功能很多,美國人喜歡簡潔使用,但日本人為了商業噱頭喜歡搞一些小玩意在里面。比如,美國汽車的音響和空調很簡單,只有幾個按鈕,但日本汽車就給你增加了很多調節鈕,實際上很多按鈕的功能是沒有什麽實際意義,但看起來很是舒服,好象這汽車有豪華了很多。當然價格也又會賣的高一點。當你買什麽日本電器的時候就會發現,本來他的電路設計都很完善,但當日本公司推出第一個型號時,他只安裝一部分功能,過半年在安裝另一部分功能,這樣一來,就好象他的產品在不斷地更新換代,實際他根本就沒有什麽進步。相反你為了追求新的產品會化額外的金錢。這位C先生就是不明白日本人的花招,看了日本汽車廣告就買了日本汽車。
1995年,C先生與表姐M女士一同到華盛頓州旅行,忙了幾天事情就辦的差不多了,M女士幾想早一點回家。C先生一想,反正也沒有什麽事情,該玩的都已經玩過了,於是就決定盡快趕回家。汽車在公路上開的很快,但由於日本汽車車身很輕,開快了就會發飄,這對開慣了沈穩的美國車的C先生就有些猶豫,表姐M女士一上汽車就睡覺了,C先生以時速80英里的速度向波特蘭城返回。
走了一半的路程,C先生也有些困乏,但他還是堅持開車繼續趕路。就在這時候,C先生忽然發現前面迎面而來的一部汽車以很高的速度搖晃著就向他沖了過來,C先生渾身一個激淩,馬上就清醒過來,連忙急速轉動方向盤,向右面規避。但這汽車是以時速80英里的速度在行駛,方向轉動過大,一下子就將重心轉移了,C先生的豐田汽車是避開了迎面而來的汽車,但他自己的汽車卻翻了二個滾,撞翻在路基下面,整個汽車變了形狀。C先生身受輕傷,但表姐姐卻是昏迷不醒。
迎面而來餓汽車呼嘯而去,跟在C先生後面的汽車一看發生了車禍,馬上就停了下來,連忙到不遠處的急救電話亭報案。數分鐘後警車,消防車,救護車都趕來了。C先生和M女士都被送往了最近的醫院。
雖然醫生們使用了最好的方法進行搶救,但M女士還是造成了頸部以下的全身癱瘓。C先生身體恢覆了一段時間就沒有了什麽問題。
M女士自己買的是最基本的醫療保險,龐大的醫療費用壓的她喘不上氣來,而表弟C先生給汽車買的也是最基本的保險,最高賠償也就是十多萬美元,。可怕的是M女士在今後完全喪失了工作的能力。於是,當M女士身體稍微有所好轉的時候就以日本豐田汽車公司4-RUNER多功能汽車設計有缺陷,無視人的生命安全,致使她無辜受傷為理由將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告上了法庭。
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看到這樣的控訴根本就沒有當什麽事情,自己開車出現問題,怎麽能怪我的汽車有問題呢?於是就由律師提出了他們汽車設計安全的證據,並要求M女士提出控告的根據。於是M女士的律師就四處搜集有關汽車的安全數據。官司就這樣一打數年。後來日本豐田汽車的事故多了起來,M女士委托的律師手中的資料也就多了起來。律師還委托美國華盛頓汽車安全中心對豐田4-RUNNER汽車進行詳細的安全檢查,這樣的檢查可是用數輛真車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破壞性實驗,要花很多的金錢。但聰明的律師也有辦法,先是找到了幾家美國大汽車公司尋求讚助,商人的最大利益就是打倒對手,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美國幾家汽車公司一聽是為了與日本汽車公司打官司,那有不支持的道理,紛紛以不同的方式暗中支持M女士。結果,M女士很順利地募集到了一筆龐大的資金。有了錢。什麽事情都好解決,汽車的安全檢查也順利的開展了。
有了專業數據來說話,官司自然就很順利。馬特諾瑪縣巡回法庭的陪審團在審理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一致判決日本豐田汽車公司賠償M女士經濟損失540萬美元,精神損失225萬美元。
豐田公司沒有想到官司進行到了這一步,要知道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開了這樣的先例就不是豐田汽車公司的聲譽的問題,一千萬美元雖然多,但對豐田公司並不是大問題,關鍵是今後一旦有了類似的案件,豐田公司都要進行賠償,像美國這樣以汽車為腿的國家,每天出現的車禍數不勝數,都用這樣的名義起訴,豐田公司豈不是要賠光?豐田公司連忙找來美國最好的律師應戰,並向俄勒岡州上訴法院上訴。:“豐田公司不能接受疏忽和設計不良”這樣的理由。因為任何產品都不會是完美的,都會有缺陷,所以豐田公司堅決不能接受,另外豐田公司還聲稱:“根據俄勒岡州的法律,精神賠償的最高限額是五十萬美元,馬特諾瑪縣法院的判決違反州法,所以判決無效。”
豐田汽車公司的這一招實在厲害,一下就點到了實質問題上,如果推翻全案重新審理,豐田公司可以有時間尋找證據並找出有利與它的證據,相反,M女士就又會出現時間,精力和金錢的問題,這樣長久的官司很顯然是對財大氣粗的豐田汽車公司有利。但M女士的律師也不是什麽省油的燈,看到這樣的情況,馬上就找了一個小案件,一下就推翻了州法中的最高賠償限額並一同將此案件也送到了州最高法院。經過州最高法院審理,州最高法院決定取消該州關於精神賠償的金額限制。這樣一來,M女士的官司就又出現了轉機。俄勒岡上訴法院一看州最高法院取消了精神賠償的金額限制,於是就維持了原判。
豐田汽車公司一看這樣的結果可是真的急了。他將來可要面對數萬的豐田汽車用戶的訴訟,這可真的要面臨破產了。於是,豐田汽車公司就想俄勒岡州最高法院上訴“......俄勒岡州上訴法院的裁決超出了該州產品責任法的宗旨......”豐田汽車公司知道這可是它最後的一線機會了。於是不顧一切全力要贏得官司。同時還派出私人代表要求與M女士和解,並表示願意賠償二倍以上的賠償金額。但要求M女士撤銷控訴。既然到了這樣的地步,M女士確實很是心動,那畢竟是數百萬美元。但,如果接受了和解,又怎麽向支持地的民眾交代?怎麽向為她這件官司支付大量金錢的美國汽車公司交代?反覆想過之後,M女士決定拒絕豐田汽車公司的私下和解建議,堅持將官司進行下去。
在俄勒岡州的產品責任法中規定:“......某種產品的危險性若超過普通消費者的預料範圍,廠商就必須賠償該產品所引起的一切損失......”
豐田汽車公司也是據理力爭,拼命想說明使用汽車本身就是危險,普通消費者應該了解這點。如果這一點能得到法院的認可,整個官司就會完全撤消。官司進行的非常激烈,雙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錢,全美國最著名的律師幾乎都雲集俄勒岡州最高法院。看似小小的一件汽車車禍賠償官司,但它一旦成立,在法律上就會生效,其他類似的官司就會有例可循。而這不僅對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是個致命的官司,就是對所有的汽車生產商都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官司。
經過長時間地審理,俄勒岡州最高法院判決:“......原告提出了充足的證據,證明汽車設計有問題,而這些問題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並非現代技術不可以達到,並且正是因為這些設計上的缺陷造成了M女士的受傷,因此維持原判......”
M女士經歷了六年官司,終於贏得了日本豐田汽車公司賠償的經濟損失540萬美元,精神損失225萬美元,總計765萬美元。
各位讀者,如果你使用的是日本豐田汽車,為了保護你自己的最高利益,最好還是在俄勒岡州建立自己的足跡,哪怕你季度月只去一次,也要申請一個該州的身份證。這樣,一旦你有類似的問題,你就可以到該州起訴日本汽車公司。千萬美元可是一筆不小的誘惑呦。
六合彩風波
博彩業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美國很多州政府都在公開發行彩票,有的州還聯合發行,最低的中獎額也有400萬美元。加州的彩票最低中獎額是700萬美元,每周三和周六開獎,沒有人中獎就將獎金累計起來。最高的中獎記錄是一億多美元。每當獎金記錄突破六千萬美元的時候,人們就會發瘋般地購買,甚至要排起長隊。本來美國的經濟高度發達,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麽暴富的機會,每周二次的彩票就成了很多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希望。
加州彩票的方法是40%用於教育,60%用於回饋中獎者。由於全部是電腦聯線,所以幾十年來也沒有發生什麽舞弊的現象。百姓對待這大獎遊戲也是心態平衡,反正機會有的是,這次不中獎下次接著買,每星期花上幾美元也不會影響什麽,只當是讚助教育事業了。
數年前,在北加州居住的從中國大陸移民來美國的幾位太太閒著沒有什麽事情,於是大家一商量就合夥買六合彩(Super Lotto),就這樣一連買了半年多,最幸運的一次是中了十美元的小獎,不過這幾位小姐妹也是不急不躁,繼續努力。
忽然,有一天,大家買了彩票後等待開獎,但由於也沒有真正地中過大獎,大家也就誰也沒有注意,第二天早上,一位太太忽然從收音機中聽到了中獎號碼,心想,可能是我們購買的號碼中大獎了,於是就找出了號碼,仔細一看,果然不錯。這位太太馬上就與其他幾位姐妹聯系,那幾位太太一聽到這個好消息,高興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大家決定趕到一個姐妹家中商量,並馬上辦理領獎手續。
當天下午,幾位太太就到加州博彩局辦理了領獎手續,總獎金四千多萬美元,扣去稅,四個姐妹平均每人可以實際領到500多萬美元。到了晚上,幾家人悄悄地找了一家酒店歡慶。臨結束的時候,一位姐妹說:“明天,我準備帶全家去旅行,過幾天再回來。”大家都在高度興奮中,也就沒有在意。酒足飯飽之後也就各自回家了。
其中一位太太的先生正在以L-1的身份申請綠卡,美國移民局正因為他們公司業績不好要求補充材料,律師一聽這位太太中了大獎,就告訴她說:“不用急,你只要將你中獎的證明交給移民局,馬上就會批準。”
這位太太不相信:“你怎麽會有這樣的把握,萬一不行怎麽辦?”
律師說:“美國移民的宗旨是對美國能帶來有利益的人都歡迎,不管是傑出人物還是投資移民,只要你能對美國有利益美國就歡迎你移民。你現在中了大獎,不但得到500多萬美元的獎金,還給美國政府繳納了500萬美元的稅,美國怎麽能說你沒有傑出貢獻你呢?你要知道很多人一生都賺不到500萬美元,何況要繳納這麽多的稅,你放心好了。”
這位太太聽了半信半疑,但想了想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反正試一試也沒有什麽壞處,於是就同意了。
半個月後,移民局來了通知,綠卡批準了。
接到這樣的消息,這位太太就想和其他的姐妹聯系,想共同慶祝一下,沒想到的是,其他三家姐妹的電話全部是空號。這位姐妹心想可能是為了嫌別人騷擾她們將電話更改了, 反正家離的都不遠,開車去找一躺就好了,半個月沒有見面,大家聊一聊也好。於是就興沖沖地去了,更沒想到的是,三家姐妹都已失蹤了。
又過了一個星期,這位太太也帶著全家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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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c先生是一位很誠實的藍領階層,和太太結婚多年辛辛苦苦地將子女養大,夫妻二人很是恩愛,家庭生活過的不是很寬裕但最困難的時期都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前,太太因為生活中的小事忽然經常和他吵架,結果維持了三十年的美好婚姻就莫名其妙地結束了。Alec先生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生活也將他的銳氣磨損的沒有了什麽,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堅持購買已經買了一生的彩票,盼望能中個大獎,讓自己能周遊世界,好好地度過余生。
忽然,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封投資顧問公司的信件,像在平常,Alec是不看這種垃圾信件的。但因為這幾天天里自己也沒有什麽事情,閒著無聊,於是信手就打開了這封信。看了起來,看著看著就莫名其妙起來。
原來信中是這樣寫的:“親愛的Alec先生及太太,......恭祝你們在X年X月X日得中三千萬美元大獎,......雖然時間已經過了XX年,但我們仍很願意介紹我們的公司給您這樣幸運的人士,我們公司願意幫助您們進行各種有利的投資......”
Alec先生看著信,忽然想起了這信中所提到的日子與自己原來的太太離婚的時間相差只有半年,難道是原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太太在中了大獎之後為了獨自享受這筆巨款而欺騙自己鬧的離婚?想到這里,Alec先生心中不免一驚,他怎麽都不能想到與她共患難三十年的愛妻竟然會這樣無恥。於是就仔細地查對了日子,一看果然就是自己想像的一樣。這樣一琢磨,Alec先生可是氣壞了。馬上就找律師聯系,請律師幫忙搞清這件事情。
過了一個星期,律師就來電話告訴Alec先生:“已經與你離婚的太太確實在與你離婚前得中了三千萬美元大獎......”
Alec先生聽了之後馬上就昏了過去......
從醫院中出來,Alec先生就和律師商量要控告前妻,Alec先生實在是咽不下這口氣,錢不是主要的,但這生活了三十年的太太竟然能為了三千萬美元而拋棄深愛她的丈夫和家庭,這是Alec先生絕對不能原諒的。
官司進行了一年多,其中雖然歷經曲折,但Alec先生終於贏得了自己的尊嚴和利益。法院判決,由於該獎是夫妻共同生活中的家庭開支的一部分,屬於夫妻雙方的婚內共同財產,Alec先生有權利取得其中的一半。Alec太太惡意欺瞞,應當償還Alec先生其中應得的部分並支付其隱瞞的十多年里的利息。
Alec先生終於有能力環遊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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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間諜案
美國法律上是不允許共產黨員移民美國的,當你要來美國的時候,在簽證的表格上會有你是否是共產黨員的一欄,你需要如實填寫。但在美國多年,我卻發現很多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員成為美國移民,不僅持有綠卡,有的人甚至還成為美國公民。
我銀行有位來自上海的員工,他很能招攬客人,他的客人中就有很多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官員。據我所知道的就有現任中國某省的文聯秘書長,據說他在中國的官位是相當於副省長的位置,但他卻早已移民美國,而且在一年前成為美國公民。但對國內卻自稱是到美國某大學講學,回到中國仍持中國護照。不過他每次回中國都要途徑香港,以便在二本護照上蓋章。另一個是某省的稅務局副局長,是對中國國內稱病休養,移民美國並取得了綠卡。但他幾乎三天二頭都要來我銀行了解他的投資狀況,而且投資的手筆很大,也很有膽量。
最近,這位來自上海的員工張先生又找了一位來自中國青島市的投資人。來美國不過一年多,但卻擁有很多的資金,在我銀團一次投資就超過了二百萬美元,我銀團的張先生也很熱心地對待著這位大客戶,也經常邀請這位來自青島的投資人外出吃午飯,一日,我無事,張先生就邀請我一同和他們去吃午餐,按照慣例,只要有時間,我都會和大的客戶見面,並找時間共進午餐。這次正好是個機會,就同意了,於是就一同來到了一家距離我銀行不遠的一家西餐廳吃飯。吃飯時,與這位來自青島的投資人聊天才知道這位先生曾是青島市政府某重要部門的主管官員,難怪他的氣勢和普通商人不一樣。聊著天就聊到了中國的一位官員。原任青島市長,現任中國建設部部長的俞正聲先生,這位青島投資人對俞正生先生很熟悉,並知道很多俞先生的私事。他告訴我說俞先生是原中共領袖毛澤東夫人江青女士的第一位丈夫,也是原天津市第一任市長黃敬先生的兒子,他的母親曾任北京市副市長。聽到這里,我忽然想到了一件轟動美國的中國間諜案。於是就問:“你知道俞強生先生嗎?”
聽我這麽一問,這位青島投資人楞住了:“我不認識。”
於是,我又問:“你知道金無怠先生嗎?”
這位青島投資人又是一楞:“他們與俞正生先生有關系嗎?”
我看了看這位青島投資人說:“如果你談到的這位俞正生先生是中共元老黃敬先生的次子,那麽我就可以給你講一段關於俞正生先生兄長的故事。”
這位來自青島的投資人很是奇怪,對我說:“我在青島市政府工作了二十幾年,怎麽不知道俞正生先生有個哥哥?”
我聽後嘿嘿地笑了:“我想這樣的故事中共不會告訴你們,俞正生先生更不會告訴你們,躲都來不及,怎麽會講出去呢?這可是一件震驚世界的大間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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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末的一天,美國中央情報局忽然接到了一個來自美國國內電話,有位先生自稱是俞強生,要向美國政府投誠。這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一聽這人叫俞強生,馬上就是又驚又喜,還充滿了猶豫。你道這是為了什麽?。原來這位大名鼎鼎的俞強生先生是中國安全部門負責美國情報工作的總負責人,北美情報司司長。有這樣的重要人物來美國投誠實在是出乎美國情報部門的意料之外,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馬上就成立了特別部門,一定要重點保護好這位負責美國情報的中國特務頭子,爭取他的全面配合。
經過特別安排,美國中央情報局很快就見到了這位自稱是俞強生先生的人,經過反覆鑒別,美國中央情報局確認這位就是貨真價實的俞強生。這樣的人物向美國投誠可是第一次,而且他的身份又如此特殊。美國政府國會馬上就通過了特別法案,讓俞強生先生的安全和身份得以安全的解決和保護。
過了大約數月的時間,美國政府公布逮捕了剛剛退休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亞洲部總負責人美籍華人金無怠先生,並指控他是中共間諜,是中共某情報部門少將副局長。
金無怠先生的被捕,在美國引起的轟動和風波可比俞強生先生的投誠更大。當台灣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的情報官員一聽說金無怠先生是中共的間諜時,頓時是目瞪口呆,張目結舌,眼冒金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知道後也是吃驚不小,怎麽也不能相信監管美國亞洲情報工作的負責人竟然會是中共間諜。
在監獄中,金無怠先生坦誠地告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他就是代號XX的中共間諜。並陳述說:“我是美國公民,我愛美國和中國,但我所做的一切全部是為了美國利益,特別是當中美建交之前,他把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意見提前轉告給中共周恩來先生的目的就是為了促成中美二國消除敵對,成為朋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怎麽能相信他的這種辯解呢?要知道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看到的有關中國的情報都是由金無怠先生處理簽發的。他可是當時決定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影響者之一。金無怠的對華情報匯報是每天都要送到總統辦公桌上的。這樣的人是中共間諜,你就可想而知對美國政府的傷害是多麽大了。
金無怠先生何許人也?
二十多歲時,金無怠先生就已經成為中國總理周恩來先生手下的特工人員了。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國共內戰的時候進入美軍中國軍調處擔任美軍翻譯。後來又轉道香港,進入美軍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住夏威夷情報處的工作人員。在那時,他娶了當時台灣最美麗最有人氣的女播音員做妻子。並直接參與韓戰中的情報工作,也是台灣情報當局與美國情報當局的聯系人,後來還成為美軍與台灣情報網的聯系負責人。在那時,金無怠先生就經常將美軍和台灣的情報轉交給中國情報部門。隨著時間的推移,金無怠先生逐漸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里的中國通,職位也逐步提升,最後升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亞洲部負責人,負責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所有亞洲國家的情報監督和交換,包括台灣和日本,韓國等。後來甚至差一點兒升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著為金無怠先生極為小心和專業,是天生的間諜材料,在幾十年的間諜生涯中竟然沒有一點失手,甚至到了他被捕之後,他的台灣籍妻子都不知道同床共枕了幾十年的丈夫竟然是中共的高級間諜。在中國能看到金先生轉交的情報的人只有幾十個人,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更少到只有幾個人,恰巧的是俞強生先生就是在中國知道金無怠先生真正身份的幾個人之一。要不是俞強生先生這樣的中國高級情報主管官員叛逃美國,金無怠先生可能就會功成圓滿,直到死美國政府都不會知道他是美國情報史上隱藏最深的中共間諜。
金去怠先生一被捕就已經明白這後半生不會在回到美國社會了,不是死就是終身監禁。於是就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甚至發出呼籲,希望中共當局能與美國政府談判,像美國與蘇俄以前曾經做過的那樣交換間諜,讓自己回到中國。但可惜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及時回應,中國駐美國大使的一句話打碎了金無怠先生的夢幻。中國駐美國大使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這樣說:“金無怠事件是美國反華勢力編造的,中國政府愛好和平,從來沒有向美國派遣過任何間諜......中國政府不會承認這件反華事件,也不認識這位自稱是中國間諜的金無怠先生......”
數月後,鍵無怠先生在看守嚴密的監獄中用購物用的朔料袋套在自己的頭上窒息而死。
一日後,美國政府宣布:“......金無怠先生在獄中自殺身亡......”
同日,美國某報紙稱:“據可靠消息,金無怠先生在監獄中被中共派遣的特工謀殺......證據:1,2,3,4,......金無怠先生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了其他隱藏的,金無怠先生手下的中共間諜人員的生命。
......
仙妮蕾德案件
在美國所有的商業活動都是合法的,什麽東西都可以買賣。只要你有本事,政府才不管你使用什麽樣的手段和方式。在上世紀初,一位美國年輕人將天空劃分成很多塊,然後就報紙和雜志上登廣告販賣。結果引來了爭議,這天空怎麽能賣呢?誰有辦法去區分那一塊天空是你的,那一塊天空是我的。我離開了居住的地方,是否就會呼吸到了別人所擁有的空氣?最後結果是有人將這位先生告上了法庭。政府因為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公平問題出現在大家的面前。結果美國法律上就出現了著名的“藍天法案”。
傳銷在美國社區稱之為老鼠會,但很流行。傳銷在美國是合法的生意,雖然有一定的法律限制,但基本上屬於合法的商業方式。但傳銷的對象往往是新移民和年老的人。傳銷者使用的是巧舌如簧的一張嘴和人的心理弱點。
我銀行的一位小姐叫Becky,人很聰明,也很美麗,但白種女人的最大特點是年齡一過三十皮膚就會松弛,而且會長很多斑點。但女人都喜歡美麗,就會額外注意自己的身體和皮膚的保養問題。恰巧在我銀團客戶中有一位女士是搞傳銷,但這、位女士並不說她是在賣商品,而是自稱美容師,並且還真持有一張美容師的執照。她見到Becky女士就說自己如何會美容會保養,幾次過後,Becky小姐就被說的心動了。一日,這位傳銷的客戶就對Becky小姐說可以免費為做美容,幫她將皮膚保養好,保證能在一個月里讓她煥發青春。但人工可以免費,美容的藥品需要自己出錢,因為一打開了就不能給別人用了。Becky小姐一聽,既然免費人工,即使自己買了藥品也可以以後用,再說她還要教授自己如何美容。在正規的美容店里一次美容護理皮膚至少要100美元。一個月就要花上400美元,可這藥品才能花多少錢,主要的還是人工費用。於是就同意請這位客戶幫忙。雙方約好了時間,請客戶到Becky小姐家中為她美容護理。
這位客戶果然按時到了Becky小姐的家中,美容護理花了三個多小時,帶去的十多個瓶子都用上了,還認真仔細地教授Becky小姐如何使用。臨走的時候,Becky小姐拿出支票本問:“你這些藥品多少錢?”
這位客戶說:“原價是四千美元,我們是朋友,我有錢也不想賺你一分錢,你就給個成本價,三千五百美元”。
Becky小姐一聽楞住了:“怎麽會這樣貴,在商場里類似這些東西的藥品每瓶只賣十多美元啊”。
這位客戶說:“這可不一樣,這是含有不一般的天然要藥物,商場里賣的怎麽能和這些相比,你在商場絕對買不到。”
Becky小姐說:“三千五百美元在商場可以買一部120寸的立體聲數字電視機了,難道你的這十多個瓶子就值這些錢?”
這位客戶說:“怎麽不值呢?一塊勞力士手表還要三萬多美元呢。它不比這十多個瓶子更小?”
......
自此我就了解到從事傳銷可以賺錢,不過你的心要黑一些,六親不認才行。但真正知道傳銷可以賺大錢成為億萬富翁的是在我居住的社區里一個聚會上。
我所居住的城市Palos Verdes是全美國著名的高級社區。在這里的房屋幾乎都是數百萬美元的豪宅。這里是山巒起伏的山脈,綠樹成蔭,面臨太平洋。住在這里房價怎麽能不貴呢?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在這個全美國排名前十位的高級社區里,價值最高的豪宅的擁有者竟然會是一位在中國從事傳銷的美籍華人。仙妮蕾德公司老板----X先生。別看這家公司在美國默默無聞,但據說在中國大陸可是聲名赫赫。
開始。住在社區里的人都沒有太多了解這位美籍華人,只知道他在中國有很大的事業,是從事化妝品銷售工作。直到數年前,通過一件震驚全美的偷稅案件才了解到這位美籍華人竟然是坐擁數億美元現金的大富翁。
在二十年前,仙妮蕾德公司老板從傳銷的事業中聞到了美元的味道,正趕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於是就和自己的妹妹親赴中國開辟市場。一年下來,效果不錯,於是就利用這第一桶金在美國注冊了仙妮蕾德公司,再回身中國大陸,開拓起自己的市場。沒想到的是在中國這可是新鮮生意,事業開展的非常順利。賺到的錢竟然會比印刷還快。這仙妮蕾德公司就象吹氣秋一樣發了起來。這X先生自然就買了豪宅名車,過上了富人的生活。
由於是居住在同一個社區的原因,我和這位X先生見過幾面,大家都是華人,自然會交談的多一些。但自從他知道我也來自中國大陸後,就很少和我交談了。見面也是匆匆忙忙。但他給人的印象是很和藹可親,而且還很謙虛謹慎。
中國某些人的特點是發了財就會內哄,而且貪得無厭。這位X先生也是不能幸免。兄妹之間的金錢戰爭就終於爆發了。其結果就是妹妹向美國國家稅務局(IRS)舉報了X先生偷稅漏稅的情況。這X先生的小妹當年是仙妮蕾德公司的財務總監,舉報的材料可謂詳盡真實。美國過稅局看到這樣的材料可是大吃一驚。這位X先生竟然會偷稅漏稅一億美元,這可不是小數目,在美國可說非常的少見。於是國稅局單獨成立了一個特別部門進行秘密調查,行蹤遍布中國大陸各個省市,台灣,香港,日本及歐洲各國。美國國家稅務局在掌握了部分證據後終於將X先生送上了法庭。
法庭審理也是十分激烈,一個是國家稅務局,一個是握有數億美元的富翁,雙方的律師唇槍舌劍,辯論的十分精彩。案件也蜂回路轉,波折起伏。後來美國稅務局調查了X先生的所有海關進出資料,並在他的豪宅中進行徹底搜查,結果查出很多價值連城的中國古玩,其中一件中國古董經過專家鑒定價值三千萬美元,但這位X先生在海關報關的時候竟聲稱價值只有100美元。就這樣,X先生用各種方法將在中國大陸賺到的錢轉移到了美國。更為離奇的是在美國價值只有一美元的產品,這位X先生在中國大陸竟然可以賣到二千人民幣,利潤率超過百分之一萬。著實讓美國國稅局的官員們大開眼界。大家怎麽都不能理解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國家怎麽會這樣好騙,錢怎麽會這樣好賺。
官司進行了幾年,經過律師的努力,X先生知道和美國國家稅務局的官司已經沒有贏的希望了,考慮了很久,終於認罪,並願意與美國國家稅務局和解,經過和美國國家稅務局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協議自願支付一億多美元的現金罰款,然後接受數千小時的社區勞動。
瞧,一億多美元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又進入了美國政府的國庫。
房子的煩惱
車子,房子和狗是美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移民美國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實現自己的美國夢,這也是自己的移民目的,誰不願意過上好日子呢?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台灣移民開始移民美國,到了80年代中期達到了高峰。當時台灣也是處於經濟起飛的階段,房地產迅猛發展,很多台灣來的移民看到美國低廉的房價很是驚奇。於是都迅速購買美國房地產。在70年代中期,華人剛剛進入加州的蒙特利而公園市的時候,那時的平均房價只有7萬多美元,華人的大量湧入,致使當地的房價迅速提升,到了80年代中期升致20多萬美元,而到了目前,平均房價高達30多萬美元,這些長久居住在那里的老美看到華人移民氣勢洶洶的來到那里夠買房屋都是高興的不得了。紛紛將已經居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屋賣給華人移民,拿著巨款到新的社區去賣更好,更便宜的新房子去了。
在落杉磯東區的羅蘭崗也是如此,當很多移民在蒙特利而公園市賣了房子後居住了幾年,忽然發現,在離這里不遠的地方有很多更好的社區,有更好的房子,但房價卻比這里低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邊紛紛遷移。例如,在90年代中期,蒙特利而公園市的房價到了20多萬美元的時候,在東區的羅蘭崗只賣10萬美元。於是聰明的人就將原來的房子賣掉去到新的地方去買全新的設施更好的房子。但原來的房子賣給誰呢?只好賣給新來的移民。反正自己不能吃虧,原來多花錢吃了虧,就要在後面來的更沒有經驗的人身上找回來。結果大家都不想吃虧,華人區的房價反而是越擡越高。不過這也符合經濟理論中的“傻瓜原則”。這個理論就是說:“無論任何產品,也無論它多麽無用,但你只要去推銷,一定會找到另一個傻瓜買主。”結果現在,在羅蘭崗的房子也被哄擡上去了,十多年的新房子要賣到40余萬美元。但在相距只有20英里的新興城市安大略市,同樣的房子,全新卻只賣25萬美元。也許有很多人會問:“怎麽會有這麽多傻瓜呢?”其實道理很簡單,新移民來美國對美國並不了解,英文基礎不好,所以生活就要方便,第一落腳的地方往往是華人社區。等到他明白了華人社區的局限性,往往已經是數年之後的事情,第一個傻瓜已經當過了。而很多華人房地產經濟人更是以華人為謀生根本,他們的目的就是在華人中賺錢,花言巧語。而這些經濟人由於在華人社區生活久了,對其它社區根本就不了解,也沒有辦法來讓你買到更好,更經濟,更新的房屋。可憐的新移民就這樣被早一步到達的華人欺騙,相反是老美們很高興地看到他們的房屋在賣了個高價之後,來個“勝利大逃亡”。
美國的很多工作是很專業的,主要是法律很健全,沒有專業的知識很容易上當受騙。這樣就會出現很多持有政府頒發的執照的各種經濟人。我們在銀行工作,必然會接觸到很多不同類型的人物和事件,也經常會遇到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而有些事情的發生就是從業多年的律師都會感到很莫名其妙。
唐先生是來自中國大連的一位移民,移民美國已經有四年的歷史了。來美國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加上早年在中國經商,頭腦非常聰明靈活,是我銀團的老客戶。投資美國股市幾年後,賺了不少的錢,就想自己買一套房子並辦一個事業,這樣在美國就會生活有保證。在唐先生的眼中,美國股市不可能長期繁榮,一定會出現波動,於是在上世紀末的最後一年就將股市中賺到的大部分利潤拿了出來。唐先生看到了中國移民越來越多,吃是個最好的生意,於是就決定開辦一個農場,生產中國蔬菜。你還別說,唐先生的眼力真的很不錯,種植中國蔬菜是個非常好的生意,利潤也很高。加上加洲的土地肥沃,確實沒有聽到過有人種植中國蔬菜賠本的。
唐先生知道華人房地產經濟人的一些劣跡,於是就自己翻看英文報紙尋找,希望能找到一塊好的土地開辦農場。找了幾個月也沒有找到好的地方。某日,看到華人報紙《世界日報》上登出了一則很小的廣告:“地主退休,農場出售......地大45英畝,四房二浴獨立屋......25萬美元,外加生產工具,地主自售,掮免。”
這“掮免”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經濟人。因為按照慣例,經濟人要在交易中拿走6%的傭金。誰能白幹活不收錢呢?人總是要生活的。唐先生看了廣告後感覺很奇怪,怎麽這麽便宜呢?但還是決定去實地考察看看情況。唐先生先是打了一個電話約定了時間,然後就帶著妻子去看這農場去了。結果看到了農場還很高興。這農場的最大問題是要有水井,否則使用自來水會使成本增加很多。這農場主是來自台灣的移民,人已經五十多歲了,農場經營的很不錯,種植的都是中國蔬菜,生意也很好,而且和華人超市“99大華”有多年的合約。獨立屋雖然舊一點,但收拾一下沒有什麽問題。十來個墨西哥工人居住在農場里的活動房。唐先生聽了台灣農場主的介紹很是心動,但還是留了個心眼。因為,唐先生知道,開辦生意要到當地政府了解情況,並要知道左右鄰居的看法,看有沒有糾紛。
唐先生到當地政府一了解,這農場沒有什麽問題,倒是周圍的鄰居興高采烈的告訴他說,這土地下面有石油,一家石油公司要開采這里的石油,已經和當地居民談判多年要購買這里的土地,大家正團結一致爭取高價賣出去。唐先生一聽心里也是很高興。在與農場主談判的時候就輕言淡語地問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有人要收購這塊土地?”
農場主很老實,淡淡地說:“這都講了十多年了,要等發這個財,恐怕得等到我孫子了。”
唐先生一看農場主這樣看,心中暗喜,也就沒有多說,於是就和農場主談起買賣的價格來。
......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談判,雙方決定以23萬美元成交,農場主另將一部半成新的貨車贈送。唐先生感到很高興,在南加州能以這樣的幾個買到這現成的農場應該是很幸運的事情了。於是就想找一個經濟人來完成交易。農場主一聽就搖頭了:“我就是因為不想讓那些混蛋騙錢,我才自己賣,你看我賣的這麽便宜,也沒有賺錢,你再找一個經濟人,還要拿走幾千美元,我不是太虧了嗎?你要找經濟人我就不賣了。反正你也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你要買就買,不買就算,前幾天有好幾個人要買。要不是我太老了,要退休,我才不賣呢。”
唐先生一想,覺得有道理。反正自己的英文不錯,自己去辦理手續也沒有什麽問題。出了問題也跑不了。於是就同意了農場主的意見。
交易過戶的手續辦理的很順利,辦理當中唐先生提出辦理產權保險,結果又被農場主找了個理由推脫了。唐先生也為了省一點錢沒有太在意。一個多月,全部手續都辦理好了。唐先生成了新的農場主。
當了新主人,唐先生心氣很高,不僅將獨立屋整理的很漂亮,而且親自動手將農場收拾的很整齊。還雇傭了一位來自沈陽的農業專家來管理。並投資了十來萬美元建立了朔料大棚,專門生產中國蔬菜。果然不出所料,半年的時間久仰有了收益,一個月可以有凈利潤1萬多美元。而且還不需要唐先生自己幹什麽,工作全班由墨西哥工人幹。彤先生感到很遐意,對自己的投資很是滿意。
不久,石油公司和當地的收購居民談判有了結果,每個住戶補償75萬美元用於搬遷和購買新房子的費用,每個居民補償25萬美元,每英畝土地以12萬美元的價格收購。唐先生一聽到這個消息興奮的不得了,心想,自己的投資真是英明,23萬美元就、竟然可以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時間里變成數百萬美元。天底下那有這樣的好事。想著想著就感到原來的農場主可笑有可憐。
看著周圍的鄰居都開始拿到了錢,開始搬遷,可這石油公司就是不找唐先生,唐先生心里就有些疑惑。終於有一天,唐先生自己去石油公司詢問。不問不知道,這一問可把唐先生氣的背過氣了。原來這農場主在他購買土地之前早已經將地下的資源賣給了石油公司。農場主在農場土地出售給唐先生的時候耍了一個花招,在合同中用小字著名了他出買給唐先生的農場只是土地表層。地下資源的擁有權歸他所有。唐先生只擁有土地表層以下一英尺的所有權。換句話說,如果唐先生種植的蔬菜生長的根部鉆入地下一尺以上,那超出的部分就是原來農場主所有。
唐先生在大病之余還要請律師打官司,控告原來的農場主惡意欺詐。但律師告訴唐先生:“打贏這場官司的機會非常渺茫。”
......
貴族
人就是很奇怪的動物,當人沒有錢的時候就要拼命賺錢,不管采用什麽手段賺到錢就是目的。當人有了錢,就會拼命裝斯文,不管是在什麽場合都要裝出一副貴族的樣子。
美國就是沒有貴族的國家,早期移民來美國的不是流浪漢就是在歐洲沒有辦法謀生的人。更有很多犯罪潛逃的不法份子。歐洲人看美國人的文化一臉的不屑。美國有錢人雖然受的教育就是美國這種文化,但他同樣是對這種文化不屑一顧。所以,有種理論就在說這樣的道理,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第二需要是物質,第三需要是精神。當你沒有錢的時候就會想到生存,為了生存就會在同類人中不擇手段,謀求生存。所以在社會的最低層是最黑暗,最爾虞我詐,最殘酷的。等你到了可以溫飽,為了更多物質生活時,你的虛榮心就會升上台面,這時候的人就會很狡猾,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是男盜女娼。到了第三層次,人就會有了另一種面貌,物質對於他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只是生活的工具而已,這時候的人追求的則是純粹的精神世界,相對人數較少,聯合多於爭鬥。並不是他們更有禮貌缺乏獸性,實際上他們這一類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獸性,否則就不會進入這個層面。但維護他們這個層面,他們之間更多的利益就是相互團結保護自己不受外來侵犯。
Noel先生出身於美國的藍領家庭,畢業於一家普通的社區學院,一直從事汽車修理業,做了二十多年的技術工人。後來用自己積攢的錢投資股票市場,沒想到當初選擇的一家小科技公司,每股只有40美份,過了五年,公司上市,每股價值70多美元,當初投資的八萬美元一下就升值到了1400萬美元。Noel先生一下莫名其妙的變成了大富翁,進入了美國上層社會。當初我銀行開業不久,急需各方面的投資,Noel先生聽到後就找到我們,希望能投資我們銀團,不為別的,主要是因為金融業投資比較穩妥,更重要的是我銀團當初招募股東時有一條件是投資超過五百萬美元就可以擔任銀行資深董事。雖然這是一個不給薪水的名譽職務,但Noel先生還是很喜歡,見到朋友就會遞上印有頭銜的名片說:“我是銀行家......”
在這各社會上想賺錢的人很多,使出的手段也無奇不有。但有人成功,有人失敗。其原因雖然都不相同,但結果都是一樣,這就是失敗。以我個人的多年人生經驗認為,要想成功,其實很簡單,你只要會二種方法就可以。那就是你能把覆雜的事情變的簡單,或你能把簡單的事情變成覆雜。這二種辦法只要你能運用自如,你一定會成功。不信你可以聽我給你講幾個例子。股票本來很簡單,你投資一家公司,公司給你一張證明,這就是股票。但有人把他推向了市場,又制定了很多法律和條例,讓你看到了之後感覺里面有很高深的學問,這樣一來,買賣股票就變的很覆雜,當初的原始股票就一下升值了。錢就賺到了,不過你買股票只賺小頭,發股票的賺了大頭。同樣,洗衣服是個很覆雜的勞動,還費力氣,但有人發明了洗衣機,事情就簡單了,結果是制造洗衣機的人發財了。同樣,面粉很普通,但就是有人將面粉變覆雜,將面粉分成不同的等級,有什麽強筋面粉,還有什麽全麥面粉,添加維生素的面粉,覆雜到你看了這些面粉也搞不清楚做饅頭需要什麽面粉了。反正最貴的面粉一定會比最便宜的面粉好,結果你就買了最貴的面粉回家做饅頭。雖然你並沒有感到什麽不同,但錢還是送給了面粉廠。所以,話說明白了,什麽是競爭,其實就是看誰能將簡單的事情變覆雜,讓你搞不懂什麽是真正的本來面目。另一個本事就是將覆雜的東西變簡單,讓你敢於試一試你以前不敢接觸的東西。反正不管怎麽做,都是為了讓你盡快,盡量多地將口袋中的錢掏出來。
想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光靠有錢還不行,還要看你的學歷和修養。但人過了四十歲,想將以前的一切都改變是很難的事情。Noel先生參加了幾次上層社會名流聚會就感到自己的修養不夠,先不說上流社會以會說法語為榮,就是那些繁瑣的禮節就很讓Noel先生頭痛。
過了不久,Noel先生先是給哈佛商學院捐贈了六十萬美元,結果就得到了哈佛商學院頒發的一份榮譽博士稱號。Noel先生很快就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博士的稱號,再見到人的時候就這樣自我介紹:“哈佛博士,銀行家......”
有了學歷,後面的事情就是要訓練自己的教養。Noel先生也是個很刻苦的人,買了很多的書和錄像帶自我訓練。但一到了正式場合還是洋相百出。對於這一點,Noel先生很是苦惱。
過了不久,Noel先生來銀團開會,一見面就問大家:“你們看我有什麽變化沒有?”
大家聽了不知道Noel先生出現了什麽事情,就都仔細地對他打量了起來:“你今天很漂亮,很有風度......”
......
老美是最喜歡用嘴誇獎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將Noel誇獎的天旋地轉。看到大家說的差不多了,Noel先生告訴大家:“我請了一位法國貴族,全天陪伴我,教我如何變的有教養。他可是一位真正的貴族,是個伯爵。他已經和我講好了,等他將我教育好之後就可以將他的伯爵稱號轉讓給我。”
眾人一聽很是奇怪,於是有人就問:“你需要花很多的錢嗎?”
Noel先生說:“不貴。這位貴族每天要和我全家一起生活,他的一切費用全部免費,我每月只給他八千美元的薪水,他要教我們全家如何吃飯,穿衣,說話,走路......”
有人又問:“你們全家人都不會吃飯,穿衣,走路嗎?”
Noel先生一聽不很高興:“看你們多沒有教養,哎,美國人就是沒有文化,貴族吃飯,穿
衣,走路怎麽能和普通人一樣呢?以前我吃飯只用一副刀叉,現在我吃飯要用十幾副刀叉,怎麽能一樣呢?到了現在我才知道生活是多麽覆雜,連吃飯都覆雜的很。穿衣服也是很覆雜的事情,你看我現在穿的衣服,和你們的一樣嗎?”
眾人一聽連忙去看Noel先生的西裝,這是一件很老式的西裝,估計已經有四十年的歷史,但保管的的確很好。於是就有人問:“這件衣服很老,有四十多年了,很貴嗎?”
Noel先生一臉的興奮:“這件衣服當初是法國老位伯爵穿過的,有六十多年歷史了,我是花了一萬美元才從這位貴族的手中買下來的。要不是看我心實在,他還不賣給我呢。”
眾人聽過,又有人說:“這件衣服都、價值一萬美元,那你的皮鞋也要價值不菲呀。再說買個伯爵的稱號也會很貴。”
Noel先生很高興地回答說:“是啊。我現在穿的這雙皮鞋花了我一千多美元,是老伯爵臨死的時候要穿的,可惜是當時他的腳腫了,沒能穿下去,結果被我買下來了。要說這伯爵的稱號也不貴,只花了我五萬美元就買到了”說著扭過臉對我說:“Bill曾經對我說,中國有句古語:‘三代造就一個貴族’。你看我只用二年就造就成了一個貴族。”
眾人問我:“什麽是三代造就一個貴族?”
我笑著回答了他們的問題,看著各位,悄悄地對Noel先生說:“你只學會了前半句,後半句你還沒有學會,要不要我教你後半句?”
Noel先生很高興地說:“Bill,你為什麽不全告訴我呢?我當然喜歡你教我。下一句是什麽呢?”
我嘿嘿地笑了:“富不過三代。”
......
越戰老兵
越戰過去已經三十多年了,但美國人對越戰的反省一直沒有停息,越戰成了美國人心中的痛處。
位於加州洛杉磯東南部靠近迪斯尼樂園的阿娜汗市是越南難民的聚集地。這里居住著數萬來自越南的移民,號稱“小西貢”。1999年曾爆發了一個反對宣傳北越並反對懸掛北越領袖胡志明畫像的事件。當時一位經營音像商店的越南移民在他的商店公開懸掛北越國旗和胡志明畫像,遭到了從越南逃離出來的移民的集體抗議示威。一連幾天,在商店門前都聚集了數萬越南移民進行抗議,結果驚動了主流社會和當地警察。最後,警方以店主非法私自覆制錄像帶的罪名將店主逮捕。此事件由於警方及時介入才避免了一場更大的風波。
這些從越南移民來美國的避難者大部分都是華僑,他們被北越政府剝奪了經濟和政治上的權利,被迫駕駛小帆船在大海上漂泊數月,拋妻別子以生命的代價進入美國。這些人都懷有對北越的深仇大恨,怎麽能容忍在他們生活的地方出現讓他們想起痛苦的北越旗幟?盡管美國政府不會幹涉任何人懸掛任何旗幟和畫像,但美國政府面對數萬人的抗議,還是不得不使用其他合法的理由來平息這樣的騷亂。對於這些越南難民,美國政府的態度應該是很寬容的。政府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學校和救濟,幫助他們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使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移民更認同美國,這些移民可以說是美國反共力量的中堅。
在Metlife人壽保險公司托倫斯市分公司的一位經理就是來自越南的華僑難民。先前曾擔任南越政府的財政部的一個次長的職務,後來北越占領了整個越南後,和數百人乘坐一只小船逃到美國,代價是二百多同船的人死亡過半,幸存者移民美國。到了美國先是學習英文,然後在一家電腦公司打工,然後考取執照進入保險公司工作。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事業有成,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的一員。
雖然越南難民在美國成功的很多,但仍有很多人沒有辦法融入美國社會。在阿娜汗市的貧民居住區里就居住著很多來自越南的移民,這些人往往是前南越政府的軍人或政府官員,年紀大都是超過了50歲,每天依靠美國政府的救濟生活。或乘坐免費的大巴士去賭場領取十美元和一頓中餐。這是一批失去家園的流浪者。
Paul先生是我銀團的客戶,自己擁有一份並不大的事業,銷售汽車配件。腿有些瘸,走起路來總是一瘸一拐的,據說是曾在越戰中受傷。
一日,Paul先生參加我銀團的客戶招待酒會,在這個酒會上認識了一位同是我銀團客戶,但來自越南移民的李先生。這位李先生是越南華僑,曾擔任南越軍隊的上校團長,和北越軍隊打了很多仗,臉上還留有一塊不小的刀疤。李先生開了一家中餐館,平時就將積攢的錢投資到我銀團。在酒會上,這二位曾在越南共同抗擊北越軍隊的老戰士一談到往昔的故事就不禁流下了眼淚。李先生談到了目前生活在美國的越南老兵的淒慘生活,不禁讓Paul先生動了心。於是,Paul先生在李先生的帶領下前往那些南越老兵居住的地方看望他們。
在越南老兵們共同租住的破舊的房子里,Paul先生竟然找到了曾和他一同戰鬥過的一位南越空軍中尉沅先生,這位沅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在南越空軍服役,後來在一次戰鬥中腿部負傷,結果一條大腿被截肢。Paul看到了往年的戰友竟然過著這樣的生活,心中不免淒然。於是就和事業成功的李先生商量組織一個基金會幫助這些來自越南的老戰士。
基金會很快就成立了,Paul先生也找了很多曾在越南戰場服役的美國老戰士,並向美國政府呼籲照顧這些曾為了反對共產主義戰鬥過的老戰士。Paul先生也積極組織集會和演講積極為這些人募捐,幫助他們改善生活。募捐進行的很順利,很快就募集到了一百多萬美元,Paul先生利用這些錢投資到一些贏利較高的機構,然後把盈余分發給這些來自北越的老戰十手中。
一日,Paul先生接到了越南政府的一封信,信中這樣寫著:
“尊敬的Paul先生:
很高興能給您寫這封信,我僅代表越南政府向您表示感謝,......我們政府感謝您對越美友好工作所做的貢獻,......越南政府已經對外開放,並和美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我們期待您能從新返回越南考察投資......
......”
Paul先生接到信後,就和李先生商量要前往越南看看,盡管那些越南老兵極力勸阻,但Paul先生還是去了越南。
到了越南之後,果然受到了隆重的歡迎,越南政府派出專門的人員配同Paul先生前往各地參觀考察。最後還和越南政府的官員進行了熱情的會談。越南政府官員勸說Paul先生在越南投資,並許諾會給以優惠待遇。Paul先生說:“為什麽你們政府不能提供一些幫助給那些在美國的越南難民呢?如果你們政府能對他們的生活給一幫助,我願意將我的基金會的全部資金無償捐贈給你們政府”。
越南官員考慮了一會兒說:“我們可以接受你的無償捐贈,但在美國的南越老兵大部分是中國華僑,我們為什麽要幫助他們呢?他們是反共戰士......”
Paul先生有些疑問:“他們以前都曾是你們的國民,怎麽會是中國僑民?......”
越南官員說:“他們盡管在這里加入了越南籍,但他們永遠都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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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策專家談“霸權”
俗語說:“離家的孩子才知道家好”。在美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非常愛國。很多人雖然自己會對大陸政府不滿並且滿腹牢騷,但這只能是在華人朋友之間說,絕對不允許老美說中國政府不好。即使老美說的很正確,在美國的華人也會想辦法駁斥他,在我銀團工作的幾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就是如此。平時,他們對我說,來美國之前對大陸政府很不滿意,但到了美國卻感覺大陸政府很好。
因為銀團中的大部分員工都是老美,而且金融界里猶太人又多,這個行業因為屬於服務性的部門,就必須要招錄雙語人員,比如會日語,俄語,西班牙語,法語等主要語種的人才,無形中,在銀團就形成了一個小聯合國。各種文化背景不同餓人到了一起,雖然都以英文為主要交流語言,但生活習慣還是有太多的差異。人員之間因為不同的生活背景所引起的爭論和誤會還是很多。好在大家都很有禮貌,知道這個國家允許不同的意見,所以爭論時都很文明,而且能容忍相反的意見。
Bruce先生原是一家大學的教授,後來擔任克林頓政府的一個部門的戰略研究官員。只幹了三年就因為不能忍受政府代表部門的效率和覆雜的人事關系而辭職了。但由於他曾參與過克林頓政府的全球戰略研究,所以,辭職後就有很多公司去請他講課,後來他幹脆就自己成立了一家咨詢公司,專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當然,這樣的工作也給他帶來了豐厚的報酬。我銀團就和他簽約聘請他每半年給我銀團講課一次,時間是一天,主要講解分析美國政府的大經濟戰略和時事分析。報酬是每次講課8000美元,銀團另行支付交通住宿的費用。
在中美撞機事件之後沒幾天,Bruce先生就按照約定來到了我銀團講課。首先,Bruce先生講解了小布什政府的未來經濟政策走向,然後又講解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在下午又接著講解了歐洲共同體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日本經濟對美國的影響等問題。到了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開始自由提問,請銀團的投資顧問們提出問題。在美國做經濟投資最重要的是經濟政策和安定問題,大家的問題就主要圍繞這這些問題進行。因為經濟投資的收益是可以計算的,但政策是否穩定則是一個無法預測的不頂因素,而且,這個因素往往會影響一個項目的成敗。在美國國內因為發展的十分平衡,生意機會很少。投資就不得不轉向海外,但困擾投資顧問的最大問題也往往是海外的政局。由於剛剛發生中美撞機事件,中國政局和中美關系也就成為了這次提問的主要話題。而我銀團的中國員工更是非常的主動積極。 ......
我銀團一位員工在提問中說:“......我身在美國,但我對美國政府的霸權很不滿意,為什麽美國飛機要到中國去偵察,我以前在中國很崇拜美國,但美國政府的現在的做法確實是中國政府所說的非常的霸道......”。
Bruce先生聽了之後不慌不忙地反問道:“各位身在美國,都是美國政府的納稅人,你們交稅給美國政府的目的是什麽?”看著大家都沈默不語,Bruce先生繼續說:“大家都希望政府能保護自己,將美國管理的更好,不希望自己的任何利益遭受到損失,讓每一個美國人生活的更安全更舒適,有更多的享受。如果美國政府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要推翻他,而另選一個能保護我們的總統。但各位是否想到,我們美國人的投資並不全在美國,美國人的財產有60%是投資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政府有責任保護美國人的投資不受到任何政治或其他人為的原因遭受的不必要的損失。你們願意看到自己的財產被別人掠奪走嗎?”
我銀團的張先生說:“美國政府保護國民的利益是正確的,但中國並沒有能力掠奪美國人的財產,美國也沒有必要去派飛機偵察中國,這很顯然是一種冒犯行為,難道美國一定要與中國對立才能保護自己的財產嗎?”
Bruce先生說:“你可記得,在中共建政的時候是不承認中美之間的任何法律規定的,是單方面斷絕了中美的關系。當全世界的政府都逃離中國的時候,只有美國政府的使館堅守在南京,並向中共發出和解的信號。但中共終究是共產主義國家,政治信仰決定了他們的政策。美國在中國的財產全部被沒收,當然,美國政府也凍結了中國人在美國的財產,但你是否知道,中國人在美國的財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美國人在中國的投資和財產是中國人在美國投資的幾十倍,美國政府要承擔這種損失。中國政府因為是信仰共產主義,他的宗旨與資本主義不同,因為中國政府有這樣不好的信用,特別是在89年中共政府的非民主作為,說明他在短期不會成為民主的國家。當他經濟強盛的時候就會有產生獨裁政府的機會。這樣,美國人的財產就會沒有保證。美國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有遠見地采取行動,保護美國公民的任何財產不手侵犯。目前,中國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種方式和機會拉攏美國公民去投資,但卻不能建立有效,公平的制度和法律,這樣的行為對投資人是不公平的。美國公民的投資就充滿風險。而正因為美國政府已經預見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對美國投資的需求。為了保證美國投資在未來的中國能得到更好的保護,美國政府目前要做的就是要要理由各種機會來強迫中國政府接受國家遊戲規則。這樣的事情就如同我們生活中的小事情一樣”。說著,Bruce先生笑了笑:“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一個家庭有五個子女,有一個農場,大家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不需要關心其他家庭的生活。這樣,他就不需要‘霸權’。但某一天,他們兄弟中的一個人看到鄰居有更多的商業機會,鄰居也需要他的投資來幫助改善生活。這樣一來,這家的一個子女就將自己的儲蓄拿出來和鄰居共同投資,但這家鄰居並不認同投資人的生活觀念,怎麽辦呢?作為投資人理所當然的要緊密注視鄰居的動態,並希望他們能按照慣例進行。保護自己的投資。
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就是如此。中國目前是封閉的國家,中國公民在世界上的投資微乎其微,所以中國不需要‘霸權’,因為他沒有必要建立強大的軍隊來保護自己的海外財產,即使建立強大的軍隊和政府,這在經濟上也不合算。但美國不同,美國公民在世界上有巨大的投資,這是美國公民的財產,政府不能保護這些美國公民的財產,美國公民會答應嗎?美國的‘霸權’是建立在公民經濟利益之上的,中國雖然目前沒有這樣的要求,但中國強大之後必然會有更多的海外投資,中國政府會不保護自己國民的利益嗎?到那時,中國政府也會象美國政府一樣爭取更多的‘霸權’。但問題是,如果目前美國和中國實行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國強大起來就會和美國發生根本上的沖突。那時,世界就會很危險,戰爭就會出現。所以美國政府目前的政策就是要用最小的代價讓中國改變,讓未來的世界不出現制度性的沖突。俄國以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但目前的俄過已經在制度上和思想上與美國的價值觀一致了。只有中國才是真正的危險。美國也希望中國強大,但強大的中國必須是民主的國家,只有這樣,未來的世界才是和平的。但我相信未來的中國同樣會追求美國式的‘霸權’,只是中國需要時間,到那時候,也許會是美國人在指責中國‘霸權’”。
這時候一位來自中國沈陽的小姐說:“中國並沒有強迫美國人去投資,是美國人追求利潤,而到中國投資,投資就要有風險......”
Bruce先生看了看大家說:“美國憲法是保護民主和自由。美國公民有權利決定他自己的任何事情。政府是為美國公民服務的機構,而不是制約美國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機構。美國政府可以對公民的行為提出建議,但決不能限制美國公民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如果美國政府禁止美國公民對某國投資,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要為公民服務,保護美國公民的利益。不管美國公民的行為多麽荒唐,但既然公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美國政府就有義務無條件地接受,並保護美國公民的利益。既然美國公民選舉出了自己的政府,而美國公民有選擇了投資在中國,那麽,美國政府就要無條件地為美國公民服務,保護美國公民的投資和財產”。說完,Bruce先生很和藹地對這位沈陽小姐說:“你很美麗,但我想你還沒有真正地理解美國憲法的真締。我知道,在中國,政府是地一位的,政府可以約束公民的權利和行為,但在美國不同,政府不能以自己的決定來約束美國公民的自己和選擇。美國政府有責任讓美國公民的任何投資和財產的損失減少到最低,讓自己公民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護。所謂的‘霸權’實際是利益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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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億美元的賠償官司
自從發明了煙草,世界上就有了很多人吸煙,我也是吸煙一族。以前吸煙很厲害,後來年紀大了許多就減少了吸煙的數量,但仍然是每天一包。剛來美國的時候香煙是幾十美分一包,後來價格就逐步上漲。到了1997年以後,香煙從每包1.6美元上漲到了目前的4美元多一包。一個月計算下來也是需要120美元。一年就要1500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大約1,2000元。基本相當於一個普通中國國民的一年生活費用。算一算吸煙已經有了近二十年的歷史,總的消耗至少也有2萬美元。
吸煙也是一個惡習,但總是戒不掉,我就戒過幾次,最長的時間是半個月沒有吸煙,但後來還是繼續。可算是沒有意志力的人。
加州有位名叫理恰得的美國人,從13歲就開始吸煙。說起來原因很簡單,當時美國沒有禁止吸煙的宣傳,煙草公司做的廣告非常多,形象也非常好,很多電影明星都給香煙做廣告。尤其是萬保路香煙的廣告,一個西部牛仔威風凜凜。結果就引得很多青年人來吸煙,曾有媒體做過調查,證實萬保路香煙的廣告是所有香煙廣告中最成功的。事實上自由萬保路香煙確定了西部牛仔的廣告形象,他的銷售確實是節節上升,終於成為美國第一大香煙品牌。
話說這加州的理恰得先生,吸煙已經四十年了,但不管是窮還是富,吸煙的牌照子就是不換,一直是萬保路香煙。理恰得先生在50多歲的時候進行一次例行的身體檢查時被醫生告知:“您已經得了癌癥”。
理恰得先生一聽嚇了一跳:“你看我身體多強壯,怎麽會得癌癥呢?”
醫生說:“你吸煙太多了,所以你才會得癌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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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理恰得”先生的名字大家就應該知道這人是個認真的人,聽了醫生的話,很是生氣,一氣自己的生命竟然會這麽快就結束,二氣這煙草公司隱瞞事實不告訴大家香煙的真正危害。想來想去這可不行,在美國這民主自由的國家里怎麽能讓這幫騙子,殺人兇手自由自在的繼續欺騙百姓。於是就決定控告生產萬保路香煙的“非得補”煙草公司。
“非得補”煙草公司是何等公司,全世界最著名的煙草公司,雇傭的律師也是一流的大律師。“非得補”煙草公司一看又有小民來控告,開始的時候就根本沒當回事情,一年中想控告“非得補”公司的人有數千人,就憑一個小草民能將本公司怎麽樣。於是,非得補公司就將案件轉到了聘請的律師團中,這律師團中的大律師名叫“不行”。聽這名字就知道這人難纏,不管什麽官司到了他的手中,不行先生說不行就是不行,他經手的官司無數個,很少有輸的。不行先生平時很忙,沒時間搭理這種不知深淺的小民官司,於是就讓手下的人員去辦理。
沒想到的是,這理恰得先生也是難纏之人,在地方法院中竟然提出了很多理由將官司給打贏了,“非得補”煙草公司遇到了“理恰得”先生怎麽能不補償呢?理恰得先生控告“非得補”煙草公司蓄意殺人,隱瞞事實真相,欺詐的數項罪名,要求補償經濟損失1000萬美元,懲罰性補償100億美元。
“非得補”煙草公司一看地方法院的判決可是嚇了一跳,如果這案件成立,美國法律上可就又多了一條。全世界上有1/4的人在吸煙,如果每個人都說他吸的是萬保路香煙,每個人都來求償,這香煙公司就是把全部家當全變賣了也補償不過來。這樣的例子一開,可是煙草工業的死刑判決。於是就馬上找來了不行先生,質問他:“你怎麽能輸掉這樣的官司呢?你不是不行先生嗎?我們每年給你數千萬美元的律師費都幹什麽用了?”
這不行先生說:“誰讓你們叫‘非得補’煙草公司呢?控告的人叫‘理恰得’,他的`名字就告訴人他有理,我能怎麽辦呢?不過你們也不要擔心,美國的法院有很多級,我們一點一點的和他耗,看他有時間還是我們有時間。咱把他耗死了,這官司不就消失了嗎?再說,我已經和他的醫生了解過了,這理恰得先生最多也就能再活三年,我們慢慢來,把他拖死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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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律師有把握,“非得補”煙草公司只好將官司繼續交給他們,這官司就一級一級地打個沒完沒了。最後打到了洛杉磯最高法院。
美國的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有一個本質的區別是,刑事判決一定要陪審團一致同意才能生效,否則就是流審,就要從頭開始。但民事判決只要陪審團大多數人同意,判決就可以生效。這樣的區別並不是隨心所欲而來,而是出於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不能輕易的放棄一點遺漏。寧可錯放一千,不可錯判一個,人的尊嚴是沒有價值可以比擬的,是不能以法律成本來計算的。而民事案件就不需要這樣,要符合簡單,低法律成本的原則,否則,過高的法律成本就會讓很多的人望而生畏,不敢打官司。這樣就會造成另一種形態的社會不公平。
到了洛杉磯最高法院,理恰得先生就首先提出了醫生的證明,向陪審團提出自己只有一年多的生存時間了,如果在他生存的時間內不能完成這件官司,這就會給司法造成不公,而“非得補”煙草公司就是想這樣達到目的。而如果真的在他有生之年沒有辦法完成判決,就會給社會造成另一種不好的例子。陪審團的成員一聽,感覺十分有道理。遂,決定加速審理這件案件。
一日,在法庭上控,辯雙方開始了激烈辯論。
控方說:“理恰得先生13歲就因為看電視廣告,受到吸引而吸煙......”
辯方說:“你的證據是什麽?”
控方拿出了理恰得先生鄰居的證明:“我有三百多人的證詞,證明理恰得先生是常年吸萬保路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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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又說:“自1965年美國政府就要求香煙公司必須在煙草上著名吸煙的危害,但你們公司只在香煙盒上印上用需要放大鏡才能看清楚的小文字“。
辯方說:“我們在香煙盒上有說明,並清楚地說了‘吸煙危害健康’。”
控方說:“你們在香煙盒上說明的是,‘可能會危害健康’。而且並沒有說明吸煙會造成死亡。”
辯方說:“我們並沒有強迫他吸煙,是他自己要吸煙,怎麽能怪我們呢?”
控方又反問:“鴉片是毒品,但對身體有害,也和香煙一樣對人有癮,但你能公開販賣嗎?你能不講出來鴉片的危害性嗎?”
辯方說:“根據調查,香煙也不是只有害,而沒有任何好處,我們有證據來證明香煙的利益......”
控方說:“鴉片也會對身體的某種疾病有治療作用,但你能否認他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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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辯論是非常的激烈,雙方使出了各種手段。“非得補”煙草公司幾百年來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不敢大意一點。著名律師“不行”先生也親自披掛出馬,使出了混身解數,但無論怎麽辯論也是不行。由於時代的發展,人民對毒品認識的深入,大律師“不行”終於是回天乏力,徹底不行了。
數日後,洛杉磯最高法院的陪審團在經過慎重的討論和推演後做出了判決:
“......‘非得補’煙草公司必須承擔‘理恰得’先生損失,並對他進行賠償。‘非得補’煙草公司要賠償‘利恰得’先生經濟損失600萬美元。並根據美國法律,‘非得補’煙草公司為了謀求利潤,數十年來惡意隱瞞已經得到證實的吸煙有害並會喪失生命的結論,也沒有將著警告通知香煙用戶。犯有嚴重的商業欺詐罪行。因此,‘非得補’煙草公司必須要另行向‘理恰得’先生支付懲罰性賠償三十億美元......”
智力犯罪
高科技工業是美國的發展支柱,美國政府和民間對高科技的認識是非常的深刻,投入的金錢也是其它國家望塵莫及。在美國的企業生產成本中大約百分之十到十五是技術成本,高科技企業的技術成本往往更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當然,廣告費也是企業的重要成本,但在企業中往往只占百分之五到十,沒有辦法與技術成本相比。
在美國的成人教育很普及,企業也鼓勵個人利用業余時間去學習,取得的成績也會做為工作的業績。企業會根據每個人的學歷提高薪水。本來就是,人上學讀書也是一種工作,也要付出時間和經歷,更要付出金錢。多學了知識,企業就會受益,企業理所當然就應該為這些努力的人支付更多的薪水。
電腦業是美國新興產業的重要部分,電腦普及到了生活的每個角落。在美國的服務也最擔心的是停電,生產企業停電,影響的是局部,但服務行業停電則影響到全部。在美國的人在超級市場購物就會深有感觸,美國的商場全部是依靠電腦,每個產品都有不同的電子條碼,營業員也只是用電子掃描器一掃,電腦自動將產品名稱和價格打印出來,最後電腦自己計算得出總金額並顯示出來。客人看到熒光屏顯示的數字,然後將錢交給營業員,營業員再將客戶給的錢數輸入到電腦,電腦就會自動將錢櫃打開,並將應找的錢數顯示在熒光屏上,這樣,客人就會一目了然,不僅購物的品種和價格有詳細的顯示,而且連應交納的稅,和你支付的金錢和應找回的金錢都顯示的清清楚楚,避免了很多的麻煩。正由於美國的商店全面使用了電腦作業,所以,一旦停電,商場就會全面停業。這並不是美國營業執照苯,而是他的電腦操作系統沒有辦法工作,商場數萬種商品的價格沒有辦法計算。
對於全面餓電子化,應該說是人類社會的進步。但相對說來,有優點就有弊病。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貪婪,人之所以進步是因為貪婪,人之所以犯罪也是因為貪婪。盡管從事高科技的人員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有比普通人高的薪水收入,但有的人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的貪婪,往往會犯下終身大錯。
金融行業往往是刑事犯罪調查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幾乎每一個犯罪的人都要與金錢有關,而這些犯罪分子明明知道銀行是警察進行刑事調查的一個必經之地,但仍會存在僥幸心理,自以為是。當然,銀行業也不是什麽萬無一失的地方,但金融人員如果和犯罪分子勾結,那麽所造成的危害是極大的。中國香港的世紀大盜,X子強案件就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當中國政府通過國際刑事警察機構在全球調查X子強搶劫勒索的數億港幣的去向時才發現,在24小時之內這筆巨款竟然在數十個國家上百個銀行中轉了好幾圈,最後化整為零,找不到了蹤影。大家也許會覺得,銀行都有票據往來,怎麽會查不到呢?其實,當你真正了解銀行的運作規則和一般的商業運轉及各國不同的法律時,你就會發現,原來黑社會洗錢竟然這麽的容易。X子強就是用高薪雇傭了金融界的專家級人員進行洗錢,所以才會在拿到錢的第一時間里講巨款變的無影無蹤,讓國際刑警組織頭痛不己。
在1998年的一天,美國FBI的高級警察來到了我銀團辦公室要求協助調查,並出示了有關部門調查令。本來銀行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銀行的員工也是見怪不怪,但這次FBI的警察卻十分的小心,也很慎重。並告訴大家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具有豐富電腦知識和金融知識的高級犯罪分子”。
原來,在美國的大商業銀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雇員中發現了一位高智商的犯罪分子。這位先生原從事金融工作,後來又學習了電腦,擁有金融和電腦二個博士學位。本來在美國銀行工作的很好,年薪也有數十萬美元。但他還是沒有辦法抑制自己發財的欲望,結果就在不應該的地方和場合發揮了他的智力有勢。結果造成了客戶和銀行的嚴重損失。
其實,這位博士做的事情很簡單。他首先是先將電腦收帳付帳的計算部分軟件程序做了一個很小的調整,在正常的情況下,大家都是采用四舍五入的計算方法,銀行也是如此,但這位先生將這種計算機運算到厘的計算方法延遲到了零點一厘,也就是說,計算機要多運算一位數,但在這里面就采取了四不舍,五不入的運算方式,結果就造成每筆金錢的計算就會出現萬分之一的誤差。而這個萬分之一的誤差的金錢就每天累計一次自動轉到其他銀行的帳戶中去。在美國,很多的銀行都是采用自動轉帳的電子程序,只要能了解這其中的運作技巧,就會很巧妙的加以運用。不要小看這萬分之一的誤差,美國銀行一天運轉的交易的金錢是數百億美元甚至是數千億美元,數百萬個客戶,雖然每個客戶對一厘錢沒有什麽實際的意義,但如果五百萬個客戶每天損失一厘錢,就是5000美元,一年就是180多萬美元。況且對於商業客戶來講,每天兌付的支票不可能只有一張,更多的是數十張支票,這樣計算下來,這位博士每年就可以貪污近千萬美元,但如果不是仔細地查帳,一般人還真的很難看出這樣的漏洞。畢竟每個人不會認真到每天仔細算帳到零點一厘,即使知道也不會在意這麽小的數字錯誤。
因為美國是實行的真名儲蓄制度,這種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控制人的偷稅漏稅,當你存入或取出超過一萬美元的時候,不關你有什麽理由,銀行都必須要主動向美國國家稅務局報告,這樣就能很有效地保證了國家稅收。讓那些具有非法來源的人無法隱藏。這位銀行專家兼金融博士的犯罪分子當然了解這些法律和管理辦法。面對每天源源不斷增長的財富怎麽會笨到不去處理。於是,當他準備犯罪的時候就已經將所有的問題想到了。並安排了一個非常穩妥的辦法。
在世界上有很多非常貧窮落後的小國,這些國家沒有什麽資源的能力來養活自己,於是就想出了各種辦法來發展。因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錢,每個國家都要靠稅收來維持自己的國家機器,但每個人又都不願意將自己辛苦賺來的錢交稅。於是就有很多小國家專門鉆空子,在本過建立專門的法律保護那些想將金錢藏起來的富人們,象有些英聯邦的小國家:開曼等國就是如此。當你在那些國家設立投資公司或信托基金及銀行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政府只要你雇傭一個當地人就可以,你可以使用當地人的名義將錢存到那里,這些國家的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機構都不可以調查存款人的姓名和情況,但存款人可以自由使用這些金錢,也不需要繳納沈重的稅收。但僅僅這樣還不行,存款人將錢存在這些國家要想在其他國家使用就必須其他國家大銀行的配合。這些國家大銀行也不是傻瓜,於是就紛紛在這些小國建立分行,而且全部是電腦操作,當你無論身在何處,只要你一個電話就可以調動數一千萬的美元存款。當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香港第一富翁李X誠就將其公司和資產全部設立在這些避稅國家,以逃避稅收並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既然了解這些情況,這為在美國銀行工作的博士就先把這些準備工作做好了,然後才開始更改美國銀行的商業電腦程序。然後通過銀行自動轉帳程序每天將這些不義之財轉到自己的名下。
但有於這位金融博士沒有從事過國際貿易,對商業交易就缺乏概念,同時又由於他貪心太多,並不真正地了解要將黑錢洗的更幹凈還要運用國際商業貿易進行再一次漂白,結果在一年後因為巨額消費造成美國國家稅務局的關注。當國稅局發現其巨款來源不幹凈的時候,馬上就通報FBI。結果就露出了馬腳。
經過FBI半年的深入調查,這位博士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時間里,利用銀行商業電腦軟件的小小變動,獲取了近二千萬美元。
不過,最有意思的是,美國政府在審理這件案件的時候,與這位智力犯罪高手竟達成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協議:“......政府在其認罪的情況下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另行審理)以此來換取他為政府服務,為政府提供商業金融犯罪的偵察軟件和技術......”
逃離中國的美國企業家
美國是個很發達的國家,但大部分人還是安分守己的找一份工作,靠打工為生。美國的大部份經濟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能有自己的生意的人終究是少數,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型企業。為大公司打工,如果有較高的學歷或專業技術,一般的年薪都在5萬美元以上,夫妻二人年收入10萬美元是很平常的事情。相反,做小生意,每年的收入也不過如此,而且所冒的風險也很大。
敏是來自中國南京的女孩,在美國上了大學,畢業後就到了一家美國公司工作。在美國公司里,中國女孩理所當然的受到了歡迎,但敏也是有心機的女孩,找丈夫當然不能隨便亂找,物色了很久終於找了一個可心的丈夫。
敏的丈夫Jody原來在一家英國公司工作,幹了十多年的銷售經理,每年的收入也有十幾萬美元。後來自己獨立出來開了一家小公司,制造並銷售凈水設備。開始的時候,公司進展的並不順利,但堅持了三年之後,公司逐漸走上了軌道,逐步發展起來,有原來的三個人。發展到了後來的十幾個人,營業額也達到了一年2000萬美元。Jody先生遇到了敏,很是喜歡,窮追不舍,敏也很善於利用機會。於是,二人認識了三個月就結婚了。
結婚後,開始時,敏還是在原來的公司工作,有時間就幫一幫丈夫,後來,Jody先生發現敏很有頭腦,於是就要敏辭去工作,到自己的公司來工作,敏一聽當然很是高興,沒過幾天就將工作辭去了。
敏對中國的情況十分了解,看了Jody公司里的情況後,感到產品的生產成本太高,於是就勸丈夫到中國投資,在中國生產。Jody雖然是娶了中國女孩做太太,但對中國的事情還是很不了解,根本就無法理解中國工人如何會每月只有100美元的薪水的情況下還能為工廠工作,在美國一個技術工人,每天的薪水怎麽也不能少於100美元,中國工人怎麽能靠每個月才100美元生活呢?
過了半年,敏帶著丈夫Jody先生去中國旅行,到了中國實地一看,後悔的不得了,於是,對敏說:“親愛的,看來還是你說的對,我要到中國設立工廠,這樣我們每年就可以多賺幾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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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旅行的半個月中,Jody先生還特意看了幾個地方,對中國的情況有了更深的了解。回到美國就籌備著在中國建立工廠,並通知日本和韓國的供應商,他在明年將不再給他們下訂單了。 美國人的脾氣就是風風火火,說幹就幹。沒過多久,Jody先生就將工廠方案搞好了。於是就征求敏的意見:“工廠建立在那里呢?”
敏來自南京,但敏的父親是河南省人。既然自己的女婿和女兒要在中國投資,敏的父親就很是希望能將工廠建立在河南自己的老家。這樣,一來能為當地父老做點貢獻,二來人員熟悉,有什麽麻煩也好解決,三來可以光宗耀祖。既然這樣想了,就馬上和在河南省X市當官員的一位同學聯系。敏父親的同學聽了之後十分高興,一口應承下來:“沒有問題,不要說是咱河南的女婿,就是普通的外商咱也會特別照顧,你就告訴他們,請他們來咱這里考察,地方,條件隨他挑,那里都行,只要他願意投資,沒有咱解決不了的問題......”。 有了老同學的答覆,敏的父親更加放心了。馬上就和女兒聯系,將情況講了一遍。
敏知道美國人的思維習慣,你告訴他什麽問題沒有,Jody就會很奇怪,世界上那里會有什麽問題都沒有的。想了想,敏先是將河南的情況介紹了一下,並重點講述了中國的“關系學”,也介紹了父親的情況。Jody聽了半天還是沒有搞清楚,於是就問:“投資在那里會不會安全,財產是不是會被沒收?政府是否會幹擾企業?” 敏知道美國人的腦袋簡單,就簡單地回答說:“你說的問題不會發生”。 Jody一聽,馬上就說:“既然這些問題不存在,投資在那里都沒有問題,產品賺錢與否就要看我們自己的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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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面的半年時間里,Jody和敏回到了中國三次,工廠建立的很順利。望著只花了十多萬美元就建立的新廠房,Jody感慨萬千:“這樣一座工廠,在美國需要幾百萬美元,這可是我一生的夢想,沒想到在中國就如此順利地建立了起來......” ......
建立了工廠,就要招收工人,。本來設備都是美國制造的,按照Jody的計劃,一個工廠只需要30個工人就已經夠了,但,敏的父親卻說需要60多人,並開列了一串名單。Jody很奇怪地問:“這家工廠只是我們的加工廠,為什麽還要設立這麽的人呢?為什麽設立一個秘書還不夠,辦公室里要三個人,工廠為什麽要建立餐廳?餐廳的三個人的薪水為什麽要我們支付?為什麽要聘請專職司機?......”
敏一見Jody的問題,就知道了老美是很難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但一方是老父親,另一方是丈夫。於是就使出了混身解數,二方面勸說,終於將問題解決了。
工廠投產了一個多月,敏的父親將這個月的費用和成本傳真給了美國總公司。Jody先生一看成本,原料制造成本與預算沒有太多的差別,但行政費用卻比預計的高出了十多倍。於是就問敏:“為什麽這些行政費用會這麽高呢?” 敏在國內也沒有從事過實際工作,上學後就跑來美國繼續讀書,看了工廠的行政費用確實是太高了,於是就打電話給父親詢問。 敏的父親聽了解釋說:“公司剛開業,各個方面的政府機構都要辦理手續,也需要打點,所以費用就高了,但後面就會降下來”。 敏聽了父親的解釋,就轉告給了Jody。Jody先生聽了也是半信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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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半年,工廠的行政費用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越來越高,Jody先生看著自己的工廠的生產成本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比原來日本的供應商的價格還高,心中不免生氣起來。對敏和敏的父親也充滿了疑惑。於是就對敏說:“我要親自到中國工廠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麽問題......” 敏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好說什麽,只好陪著丈夫悄悄前往中國暗訪。
到了中國,敏和丈夫沒有休息,直接就趕到了工廠。一進工廠大門,就看見廠內停放了二十幾部汽車,Jody先生很是奇怪,問敏:“今天是中國的節日嗎?” 敏搖了搖頭說:“我也不清楚”。
走進了辦公室,只見一個女孩在那里看家。這女孩一見敏和Jody先生進來知道是老板到了,就連忙招呼這他們。Jody先生問:“你是誰?辦公室的人都去那里了?”
女孩說:“我是出納,今天我值班,辦公室的三人,一個人陪市領導在餐廳吃飯,一個去市政府開計劃生育會議,一個市政府開反腐倡廉會議。會計被抽調去財政局的財務稅收大檢查小組幫忙。因為咱們公司的餐廳人員不夠,質量檢驗的三個人現在餐廳廚房幫忙幹活。所以,目前只有我在這里值班。” Jody聽了莫名其妙,也搞不明白這些人開的會是什麽性質的會議,於是就問女孩:“他們去參加的會議很重要嗎?” 女孩聽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也不知道?” 敏一看忙叉開話題:“我父親在那里?” 女孩說:“在餐廳里陪領導喝酒”。
......
既然如此,Jody先生和敏就將行李放下,然後直奔公司餐廳而來。
一進餐廳,Jody就被里面的熱烈場面感染了,Jody先生以為自己誤入了一個生日聚會的地方。只見餐廳里十多張桌子坐滿了人,大家在熱情地吃著喝著。敏的父親一看女婿和女兒來了,忙扔下客人招呼他們,並拉著女婿的手說:“你們來怎麽也不通知我一聲,快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說著就不容分說地拉著Jody先生走到一個個桌子前面介紹:“這幾位是海關的領導,......這幾位是商檢驗的領導,......這幾位是國稅局的領導,......這幾位是掃黃辦的領導,......這幾位是工商局的領導,......這幾位是......。” Jody先生雖然心中充滿了厭惡,但還是禮貌地和這幾十個喝的醉熏熏的“領導”禮貌地握了手,然後回到了辦公室。 ......
Jody先生和敏在中國住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里,Jody先生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公司的帳目。然後考慮了一天後鄭重宣布:“公司將在一個月內結束營業” 回到了美國,敏不敢再提什麽中國工廠的事情,也不敢為自己的父親辯解什麽,畢竟自己的丈夫損失了幾十萬美元。 一日晚上,Jody在床上對敏說:“中國的男人很幸福,你父親一定很受女人歡迎” 敏很是奇怪:“為什麽?” Jody先生說:“因為你父親有很多的太太”。 敏一聽就火了:“你不能侮辱我父親,我只有一個母親” Jody先生說:“我沒有追究你父親,我知道你父親沒有從公司拿現金回家,但你父親變相的在給自己謀取福利,變相地給他其他的太太謀取福利” 敏馬上憤怒地說:“你說話要有證據,不能這樣侮辱我的父親”
Jody先生平靜地說:“我當然有證據,你沒有看到你父親在用公司的錢支付幼兒上學嗎?你不是說你母親只有你一個孩子嗎?但你父親給六個兒童上小學支付了近二十萬人民幣的讚助費,難道這不是證據嗎?......”
......
“自由權利”之爭
關於“自由”與“權利”的教育在美國可是深入人心,即使是三歲的小孩,當他反抗父母的意見時都會說:“我有選擇的權利”。而在每時每刻美國人的生活中都無時無刻地反映著這一現象。自由和權利成了每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生活中你不可以強迫它人接受你的意見,你也不可以強迫它人按照你的主意去做任何事情。在制定法律和規定的時候,要保護並給少數反對派留有余地,讓他們有自己生活的空間。在任何人面前,你都有權利發表你的反對意見。在美國生活了這麽多年,看了許多千奇百怪的事情,但最大的感受是美國人竟能在這非常自由覆雜的社會中相互和平相處,相互理解,生活的自由自在,沒有任何戰爭發生。
Gabby先生是我銀團的一個老客戶,已經七十多歲了。早年經營一家生活用品連鎖公司,退休後就將公司賣掉了,換回來近千萬美元養老。非常不幸的是太太在數年前病逝了。退休後的美國老人很孤獨,子女都有自己的事業,也不住在附近。Gabby先生就是如此的老人,沒有什麽事情就經常在社區做一些義工,幫助學生和小孩做一些事情。再有的一個愛好就是每周都要開著汽車找幾個朋友去釣魚,釣來的魚自己也不會烹調,全部送給鄰居們品嘗。在我銀團投資的數百萬美元,每年在結算到利潤後就會拿出一部分宴請大家並分送禮物,然後將每年得到的盈余拿出一小部分自己留做生活費,而大部分就按照自己的意願捐贈給不同的機構。由於無聊,幾乎每星期,Gabby先生都會到我銀團和員工聊天,以渡過無聊的時光。
一日,Gabby先生和幾位老人又開著汽車到海邊釣魚去了。每次釣魚,Gabby先生和他的朋友都會在出發前查詢魚訊,找到最佳的時間和地點去釣魚。這次他們查到在靠近聖地亞哥附近的海灘會有魚聚集,時間是夜間一點多。於是,這幾位老人就在夜間十二點鐘就開車前往。等到了地方,就三三兩兩地各自找好有利地形,將各種工具和材料準備好,開始釣魚。
今天Gabby先生選擇的海邊是個山角,背後就是陡峭的山,在這里釣魚又避風,魚又容易上鉤。剛一來到這個地方,Gabby先生就發現在大約100多米遠的地方有一位女士坐在沙灘上的礁石上在欣賞黑夜中的大海。雖然時間已經是接近淩晨,海灘上已經沒有太多的人了,但仍會不時有三三兩兩的情侶和遊人在海灘上遊玩。在美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你不可以隨便詢問他人的行動和隱私。Gabby先生看了看遠處的年輕女士就自顧自地釣魚。
釣魚協會的魚訊預報很準確,Gabby先生幾乎是幾分鐘就能掉上一條魚,忙的Gabby先生手忙腳亂。就在這時候,Gabby忽然發現遠處的年輕女士慢慢地走向了大海,好像是要夜泳。Gabby先生看了一眼,沒有過多理會她,還是自己在釣魚。本來美國人就很神經,夜泳雖然不很安全,還是有很多人喜歡,但獨自一人夜泳的還是不多。Gabby先生年紀大了經驗就多了些,看著女士被大海淹沒,總覺得不太對頭,於是就收起了魚桿走過去看看。Gabby先生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但身體還是不錯,走到女士下海的地方仔細一看,這可是不得了,年輕女士看起來根本就不會遊泳,人的身體在大海的波濤中起伏翻滾,根本就不是遊泳,相反更象是自殺。一看這樣的情況,Gabby先生心中一驚,連忙脫去外衣跑進大海。等遊到年輕女士身邊時發現,果然不出所料,年輕女士是在自殺,並且已經昏迷了。遇到這樣的情況Gabby先生可是當仁不讓,雖然年紀大了,但仍是用足了氣力將年輕女士拖回沙灘。一上了沙灘,Gabby先生不顧氣喘噓噓自己的身體,連忙一邊給急救中心打電話,一邊給年輕女士做急救。還不忘給不遠處的釣魚友打電話聯系,讓他們過來幫忙。好在Gabby先生經驗豐富,很快就將年輕女士喝下的海水擠了出來,人也有了呼吸,但奇怪的是年輕女士仍在昏迷中。沒過幾分鐘,救護車和警車都趕來了,年輕女士被送到了醫院急救。警察詢問了一下情況,記錄了Gabby先生的個人資料後就離開了。Gabby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又繼續釣魚了。
過了二個多月,Gabby先生接到了一封法院的傳票。Gabby先生打開一看,原來是前一段時間被他從海上救起的年輕女孩到法院控告了他。控告的理由是:“......妨礙人身自由,剝奪了她人自殺的權利,......阻礙了她人的宗教信仰......”Gabby先生看過這封法院傳票之後,氣的是手腳冰涼,怎麽也沒有能想到,自己活了七十多年,冒著危險從海上救了的人不僅不感謝他,反而到法院控告了他。
數日後,Gabby先生依照法院傳票的要求按時來到了法院,等候法院審理。Gabby先生自認為自己有絕對的道理,沒有任何過錯,相信任何人都會理解並同情他的行為,美國人是愛好和平,愛好自由的人,怎麽能置它人生命於不顧呢?救人與危難之中應該是社會的美德。於是,Gabby先生就沒有請律師辯護,心想,這樣的行為怎麽需要律師?明擺著的事實。
一開庭,年輕女孩的律師就向法庭和陪審員陳述了以下的事實:“......Rita小姐小姐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全家人都是是山頁貝教(非洲宗教的一種)的忠實信徒。Rita小姐一生地志向就是能成為這個宗教而獻身。那天,Rita小姐正式承蒙教宗的召喚,選準了時間,要去升天殉教。結果,在投海殉教的時候,被Gabby先生破壞了,造成Rita小姐沒能準時殉教,也不能生入天堂。Gabby先生的行為造成了Rita小姐終身的痛苦,更嚴重的是破壞了Rita小姐的人權和自由。嚴重地違反了Rita自主選擇死亡的意願。” Gabby先生一聽,馬上就憤怒起來:“如果Rita小姐願意殉教,可以再次去選擇死亡,我不會再救她,但希望她能選擇一個沒有人的地方進行。”
律師聽了說:“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能隨時選擇殉教的時間,對於某些人,、一生之中只能有一次機會,但你的行為已經讓Rita小姐錯過了這樣的機會,這是不可以饒恕的罪行。況且,你在救她的時候並沒有詢問她本人的意願,侵犯了Rita小姐的自由選擇的權利......”
......
Gabby先生一看情況不妙,遠非自己想象的那樣,於是,當機立斷,馬上就向法官提出延遲審理,要求增聘律師。法官聽了Gabby先生的要求當即就同意了。
回到家中,Gabby先生馬上就給釣魚協會中的律師朋友打個個電話,向他請求幫助。律師朋友聽了也是十分氣憤,對Gabby先生說:“我雖然已經退休了,但我還是很願意幫你打這場官司,我不要你一分錢,我要為維護美國的正義去鬥爭。”
又過了數日,法庭再次開庭。Gabby先生帶著律師來到了法庭,一開庭,Gabby先生的律師就開始了淩厲的進攻:“各位陪審團的女士,先生們,尊敬的法官。我想述說這樣一個事實,就是Gabby被控侵犯Rita小姐的人身自由的事實,當某種事實發生的時候,我想知道為什麽Rita小姐不能警告他人在她為教宗風險生命的時候不需要其它人的救助,作為每一個人,我們都應該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人的自由選擇權,包括生命。但在世界上普遍的宗教信仰上都承認生命的重要,並禁止殘害生命。我們承認Rita小姐信仰的自由,但她是否也在謀殺其它人的生命,因為Rita在為她的信仰奉獻生命的時候卻差一點兒將一位並不願意奉獻生命的無辜者拖入苦海,這就是目前已經病魔纏身的Gabby先生。”說著,律師拿出了一叠厚厚的證明和文件繼續說:“這就是醫生的證明。在世界上普遍的規律是在危險地時候要舍身救人,但Rita小姐所信仰的宗教現顯然不是常規的宗教,當人的普通觀念不能接受的時候,沒有辦法預見後果的時候,Rita小姐應該主動出示警告,並警示他人。這就如同我們看到街道上進行道路施工的時候,看到警告燈而不能接近的道理一樣......。”
Rita小姐的律師馬上反駁說:“Rita小姐早有警示,正是因為她不希望有人能看到,才選擇了那個偏僻無人的海灘,是Gabby先生無端地進入而攪亂了Rita小姐的願望......”
......
法庭上雙方的辯論十分激烈,從人的自由選擇的權利到海灘的公眾性一直辯論了整整一天。最後經過陪審團的討論,法官判決如下: “......
Rita小姐控告Gabby先生妨礙自由選擇生命的罪名不成立,由於Rita小姐在公眾場合進行違反常識性的行為,在進行這個違反常識性的行為中沒有及時警告公眾,故,Gabby不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
......
Rita小姐有權利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但在進行違反常識性的行動時要在隱秘的地點或自己的生活空間或物業中進行,如果在公眾場合或地點中進行,必須要出示明顯的警告和表示向公眾說明......
......”
華爾街的秘密
自1996年以來,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成就了一批富翁,惹的世界上各位眼紅。其實真正能締造富翁的還是世界聞名的華爾街,在這里,每年會有百名以上的千萬富翁誕生,是名副其實的富翁出產地。
位於紐約的華爾街並不大,但就在這短短的小街上竟然生存著數百家可以影響世界經濟的投資銀行。當你走進了一間小小的不很豪華的辦公室,不要看這里可能只有是十幾位員工,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小投資銀行的資產可能超過一家中等國家的外匯儲備。華爾街本身就很富有傳奇性,在這里每天都會誕生更令人驚奇的故事。
美國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在畢業前的第一就業選擇往往是華爾街,能進入投資銀行工作的年輕人也往往是頂尖學生。在這里一個MBA的年薪起薪會在二十萬美元,如果幹的好,加上紅利,一年收入百萬美元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美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是二種性質根本不同的銀行。所謂商業銀行幾是中國大陸常見的中國銀行或工商銀行之類的辦理百姓和工商企業儲蓄,貸款及日常商業金融的銀行。投資銀行則與之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業務往往是協助企業上市,募集資本,證券買賣交易,企業並購收買,發行股票和債券,金融期貨買賣,基金會管理和投資等業務,但商業銀行所從事的業務一般是不允許辦理的。但一部分貸款業務是可以進行的。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本來是不分的,但在上世紀初,美國發生經濟危機,股市大崩盤,結果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被法律強制分開,以避免今後的經濟危機。事實上這一法律是非常有效的,在後來近一個世紀中數次制止了經濟危機和股市崩盤的發生。不過在本世紀初年,美國有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商業銀行辦理部分原來投資銀行辦理的業務,諸如商業銀行可以從事保險等業務。
在組織形式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也有很大的不同。商業銀行大部分是采取有限股份公司制。但投資銀行大部分采取的是合夥制,這種合夥制類似於大家常見的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在名稱上,商業銀行大都采用 Bank 這樣的名字,但投資銀行則很少采用這樣的名字,大部分是的名字是XXX投資公司或XXX資本公司,部分投資銀行的DBA名字會注明XXX投資銀行。但商業習慣上大家不會稱之為XXX投資公司,仍稱之為XXX投資銀行。正因為投資銀行大多是合夥制,年輕人進入投資銀行就需要自己的智慧和勤奮了,尋找客戶和項目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好的客戶和項目就等於拿到了自己的薪水。而客戶能不能將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美元的金錢交給你去管理完全要看你自己的知識能力和說服力。你一旦擁有了客戶,但能不能讓客戶投資的金錢有持續穩定地回報就是考驗你能不能在華爾街站住腳的基本問題了。
只要你有能力,能不斷地讓客戶的投資增長,那麽,新的客戶就會源源不斷的主動跑來,會主動地將數以千萬美元交給你讓你去管理。你依靠管理這些投資的傭金就會成為百萬富翁,不信的話,各位可以計算一下,如果你掌握了三千萬美元的投資,你收取的管理傭金為百分之一,那麽你一年的傭金就有三十萬美元,何況這還不算你的年薪和福利保險等收入。如果你幹的很好,有了一定的經驗,投資銀行老板就會讓你成立分行,你自己投資做合夥人,這樣一來,你自己就會有也個自己的事業,成為投資銀行的合夥人或董事經理人。當然,如果你能找到一個大的項目,一年之間成為千萬富翁也是極為可能。但成功的關鍵還是你自己的能力和勤奮,不要忘記在華爾街,每年也有數以千計的美國一流人才敗下陣來,一般來說,如果你能在華爾街里的投資銀行做三年以上的投資顧問或投資經理人,你一定會成功,也一定會是腰纏萬摜的小富翁。正是因為每個投資銀行不斷地增加分行和合夥人,所以,大多數的投資銀行都被稱為投資銀團。
在美國的各個大的投資銀團中,對海外的投資經理或董事人幾乎都是該國的移民,幾乎每一個董事合夥人都是從最低級的工作一點一點幹出來的。在數年前,華爾街幾乎看不到中國人的身影,本來華爾街就是猶太人的天下。但近幾年來因為大陸和台灣的經濟崛起,中國人開始逐漸在華爾街展露手腳。幾年下來確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華爾街站住腳成為千萬富翁的也有幾十位。這些華人投資銀行家們控制的資產至少也有數千億美元,遠高於中國,香港和台灣三地外匯儲備的總和,成為華爾街不可忽視的新興力量。
在美國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但這個現象不是行業內的人是不會理解的。這就是,當你需要錢的時候,你需要數百萬美元,你可能找不到銀行貸款給你,即使是貸款給你,條件也十分覆雜苛刻。但當你需要投資數億美元的時候,你可能不需要一分本錢,很多投資銀行會爭相恐後地幫你。特別是海外投資,這種現象更是明顯。其實,如果你能了解內幕,你就會覺得很合理。其原因是,當一個投資銀行或基金投資一個海外項目的時候,只有1-2%的利潤,投資一千萬美元,利潤只有10萬美元,但花的時間和經歷卻很多,一個美國投資管理人前往海外投資國的一天的費用基本是500美元補助外加薪金,前往一個月的費用就會超過就會有數萬美元,這還不算律師和會計師的費用,你看十萬美元的利潤扣除這些費用會有錢剩下來嗎?投資管理人當然會喜歡投資大的項目。另一種原因是,投資管理人掌管的是公眾的資金,而不是他自己的資金,這點和共產主義國家的企業經理很相象。只要能讓資本安全,能贏利,
利潤少一點沒有關系,但能減少麻煩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美國募集資金時,你就要考慮如何使用最小的代價去盡快取得成效,考慮什麽樣的投資找商業銀行,什麽樣的投資需要找投資銀行,這也算是我從事多年投資銀行業的一點心得。
自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一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突飛猛進,這就給在美國從事金融業的華人帶來了很多機會,而這種機會更促進華人投資銀行家在美國金融界的發展。
數年前,一位來自中國的先生就找到了我們銀行,要求用貸款,解決中國國內的投資資金。對於這樣的海外貸款,投資銀行都很保守,特別是對政局不是很穩定,法律不很健全的國家。雖然中國開放很多年,但由於中國憲法並沒有保護私有財產,而是明確規定社會主義。這樣,對海外的大筆金融業務就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中國政府隨時隨地都可以用法律的名義沒收他人的資本而收歸國有。當然,這是制度上的問題,但他畢竟牽涉到經濟。因為如此,我銀行對這位先生說:“如果你能夠提供中國前五名內的商業銀行開出的擔保信用狀(SL/C),並能夠得到我們指定的國際大銀行背書。我們就願意貸款給你們,並保證是低利息。”
這位先生考慮了一會說:“我不懂什麽是擔保信用狀,你們是否可以給我解釋,我在中國的銀行有關系,什麽信用狀都能開出來。”
聽了這位先生的話,我們都半信半疑。按照國際慣例,沒有資產抵押,銀行是不可能開出擔保信用狀,在中國僅僅憑關系就能開出擔保信用狀嗎?但對於投資銀行而言,客人幾是上帝,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事實上我們就遇到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實際在最後卻實現了。於是,我們就安排了一位中國員工給他講解,並將擔保信用狀的樣本寫給他。
過了一個多月,這位先生給我們銀團打來電話說:“關於信用狀的事情,我已經與中國XX銀行聯系好了,他們也找了美國銀行香港分行來背書擔保。請你們銀行提供有關文件與他們聯系確認”。說完就發了一份傳真過來。
我銀團的員工馬上就通過專業系統與中國XX銀行聯系,果然確有其事。過了幾天,我銀團就手到了中國XX銀行開出來並經過美國銀行香港分行背書確認的擔保信用狀。經過反覆確認無誤。我銀團在半個月就將六千萬美元撥給了對方。這為來自中國的先生看了後十分高興。過了半各月宴請我們,並悄悄對我說:“你們真有本事,六千萬美元半個月就到位了,說話算話,我還真沒想到,一張紙就能換回六千萬美元。”
我對他說:“我們應該感謝你啊,我也沒想到你能開出這樣金額的擔保信用狀。你很厲害。”
沒想到的是這位先生說:“開這種信用狀太容易了,我過幾個月再開點,很賺錢呢。不過你們很傻,我想你們賺的肯定沒有我多。”
我反問:“你怎麽會賺的比我們多呢?我們是以當時金融界里倫敦金融市場上的銀行之間拆借利息的基礎上外加1.5%,當時倫敦的拆借利息是3.8%,我們加上1.5%就是5.3%。這是很正常的。”
這先生笑了笑說:“看你們傻不傻,你們貸款給我的利息是5.3%。可我將錢大陸轉貸出去,利息是16%。轉手就賺了10%,你看是不是比你們這大銀團賺的多?”
我聽了很奇怪:“這麽高的利息,你怎麽能貸款出去?”
來自中國的先生說:“這就是中國,你們在美國待久了根本就不懂什麽是中國國情,16%的利息算是低的,我第一次做這樣的生意,都貸款給朋友了,是照顧他們,否則,我的利息是20%。”
我聽了又問:“你取得擔保信用狀不也要將資產抵押嗎?這同樣需要費用。”
來自中國的先生說:“抵押什麽,我一無所有,窮光蛋一個,那里有什麽抵押,要錢沒有,要人有一個。”
我聽了更奇怪:“那你怎麽能讓銀行開出六千萬美元的擔保信用狀?”
來自中國的先生神秘地笑了,小聲對我說:“關系,知道什麽是關系嗎?在中國,我的關系就值六千萬美元”。說完,看了看我又說:“給你交個底,現在的中國政府官員和銀行里的行長們根本就不懂什麽是國際金融,他們看到我能從美國拿回來六千萬美元現金,還以為我多有能力呢,我可是他們的財神爺,他們天天在求著我幫他們到美國貸款,我得拿一把,拖一拖,不能全答應。不過,我不能將這里面的秘密告訴他們,否則,我就沒飯吃了......”
......
1995年,我們與中國天津碳黑廠有了聯系,想幫助天津碳黑廠在美國股票市場上市。當時我銀團之所以看好天津碳黑廠是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大的碳黑廠,而且是世界三大生產廠之一。因為環境保護的原因,世界各國對碳黑生產都有限制,但碳黑又是現代工業不可缺少的原料。這樣的工廠在美國上市就會有賣點,因為他的生產可以左右世界市場價格,甚至可以左右其他產品和工業的生產和價格。在1995年,美國股市正在走上坡,當時道瓊指數只不過四千多點。但多年的金融磨練,讓我們都感受到了未來美國經濟的美妙和前景。於是我們就反覆和當時天津碳黑廠的李總經理聯系,並極力促成此事,當時我們估計二千萬美元的工廠,一旦在美國上市,根據當時的情況,天津碳黑廠出售一半的股份我們可以為他們募集到八千萬美元,總市值可以達到一億多美元。我銀行收費9%,這樣一來,也可以有一千多萬美元的收入。但到了美國股市節節上升的1997年,天津碳黑廠卻終止了合作,不再想在美國上市了,說是想在中國國內股市上市,讓我們近二年的準備工作付之流水。
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是很奇妙,由於和中國天津碳黑廠聯系上市的事情,我們就認識了很多移民美國的大陸人士。一天,一位客戶帶著一位來自中國湖南的張女士找到我們,說是要和我們談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事情。由於當時剛剛結束和中國天津碳黑廠的合作,大家都對中國國內的變化多端而感到很灰心,於是就安排了一位剛來我銀團工作的中國員工劉先生與她洽談。
大約談了二個多月,有了初步結果,所有需要的資料都從中國拿來了。有了資料就可以工作了,我也把這位非常勤奮的來自中國的員工劉先生從證券部門掉到了IPO部門。張女士拿來的企業是中國的一家小企業,說起來實在沒有什麽可以值得稱讚的地方,他只是一個為電子產品做一種配件,但這個配件在全世界只有四家工廠在生產,一家在馬來西亞,三家在中國。但中國的三家工廠的產量卻占了全世界的90%。看了張女士的企業資料,我銀團專家們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能將中國所有的三家工廠組合到一起集體上市,這樣公司在美國上市就會有賣點。張女士聽了我銀團專家的建議連猶豫一下的時間都沒留,馬上說:“沒有問題,你們告訴我怎麽辦,我保證能辦到。”
......
過了三個多月,張女士將所有中國大陸的三家工廠的資料都拿了過來,交給我銀團的專家。而且還在美國注冊了一家公司,準備一這家公司上市。等到了一切資料準備齊全後,我們才發現,在這家公司里,中國大陸三家工廠的股份只占百分之五十五,張女士占百分之三十五,我銀團的劉先生占百分之十。對與這樣的資產,我們都很奇怪,張女士直到目前還在一家制衣廠打工,每月靠一千多美元的收入維持生活,怎麽會有近一千萬美元的資產?再說我銀團的劉先生年齡不過二十六歲,大學畢業剛工作一年的時間,也不可能會有三百萬美元的資產。盡管大家都很奇怪,但這牽涉到個人隱私,大家都是將疑問藏在心里卻沒有問過。
半年後,這家總資產三千萬美元的中國企業在美國NASDAQ上市了。結果是原來的企業出讓股份60%,募集到了一億一千多萬美元,總市值近二億美元。當然,我銀團也贏利了1600多萬美元。按照慣例,IPO部門的員工拿到了總共三百萬美元的獎金,劉先生雖然當時的年薪只有6萬多美元,但獎金卻拿到了四十多萬美元。如果加上他在公司里的股份價值,當時劉先生的身價以是千萬富翁。這家公司上市不久,劉先生就提出了辭職信。對於這一點,我早有估計,自己擁有了近二千萬美元的財富,誰還會為別人打工呢?特別是中國人很喜歡自己做老板。
接受了劉先生的辭職函,劉先生當面向我辭行,並邀請我共同吃飯。劉先生說:“Bill,我很感謝您對我的提拔,我很懷念這里的生活。我今天離開銀團,但我很想和您聊一聊,我和張女士已經商量好了,想請您一起吃個便飯,只有我們三個人。”
我一聽,馬上就爽快地答應了下來。
......
一周後,我們三人坐在了位於洛杉磯市威尼斯海灘的一家法國餐廳。
張女士首先端起了酒杯對我說:“Bill,我知道你從不喝酒,但這是我一生中最真心的祝福,請你一定要乾個這杯酒。”說著就將一杯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後說:“在我看到這家公司上市之前,我從沒有敢相信自己會成為富翁,我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說這就哭了起來。我看著張女士不知道怎麽說話,就在這時候,劉先生說:“老板,你別生氣,張女士直到現在還不相信她已經擁有了這麽多的錢。她有些激動,您別在意。”
我笑了笑說:“張女士原來不是就有很多的錢嗎?為什麽要激動呢?”
劉先生說:“Bill,你有所不知道,我和張女士在公司上市之前都是窮光蛋,那里有什麽錢呀。要不是您讓我到IPO這個部門,可能我一輩子都還在為生活發愁呢。”
見劉先生這樣說,我忙阻攔:“不要這樣想,我以前也是一樣,中國人聰明,只要努力一定會成功。你在銀團幹其他工作也會生活的很好,在美國怎麽會餓死人呢?發不了大財,但可以過了中等生活”。說完,我看了一眼劉先生:“現在你已經離開銀團了,不過,我有個猜測,不知道是否正確,你我想的股份是張女士送你的。”
劉先生聽了馬上就承認了:“當時張女士以為這件、案子不會成功,只是抱著試試的態度來進行,我給她出了一些主意,她就給我了這些股份。”
我聽了笑了:“你很幸運,但我想知道張女士為什麽這樣有錢,還要到制衣廠打工每月賺一千多美元?”
聽了我的問話,張女士冷靜了一下說:“Bill,你那里知道我的辛苦,我在大陸離婚了,身無分文,靠自己帶來的300美元在美國生存,打了四年的衣廠工作。到公司上市之前我的銀行帳戶上之有三千美元的存款。能有今天,全靠您和劉先生,我給劉先生的股份完全是他自己應該得到的。”
我聽了感覺很奇怪,於是問:“你沒有錢,中國三家工廠的股份怎麽了你的名下?”
劉先生聽了哈哈地笑了起來:“老板,你怎麽也糊塗了起來,其實我們做的全是你教的。你經常給我們講中國大陸的法律漏洞,我們只不過是利用了一點關系,再加大陸法律漏洞制造了一個發財神話而已。”
聽劉先生這樣一講,我恍然大悟:“你們也是先和大陸工廠合資,然後利用中國大陸的法律漏洞來在美國上市?”
張女士點了點頭:“Bill,你真是很聰明,我從沒想到這樣能賺錢,不花一分錢,而靠搞合資,出賣共產黨的企業就能當富翁。”
我接過了話頭說:“中國大陸太缺少國際金融專家,封閉了幾十年,根本不知道國際上還有金融資本操作的事情,恐怕象你們這樣一來操作的人一多了,中國政府就會醒悟,到那時,也就沒有了你們這樣的發財機會了。”
張女士看了看我說:“中國大陸的企業領導太無知,其實這麽做,開始的時候我心里也不踏實,但看著中國的好企業都被香港和台灣的騙子們拿到國外賣掉賺了大筆的財富,心里不平衡啊。反正是這樣,與其讓香港和台灣的騙子騙去,還不如讓我們騙去,好歹我們在中國做過貢獻。”
看著張女士講話,劉先生說:“沒辦法,中國就是個特殊的國家,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傻瓜國家,俄國私有化了,盡管不公平,但他賣給了自己國家的百姓,便宜是自己的國民。但中國的企業家們都是傻瓜,制定政策的人更是狗屁不懂。你說一個玻璃杯,自己去國際市場上明明能買10塊錢,但他就是不讓去,結果讓別人拿走去賣,別人賣了10塊錢,結果才給中國1塊錢,剩下的9塊錢留在自己的口袋里。中國政府的官員還很高興,說是為國家做貢獻,招商引資了。中國幾十年建立的資產,幾年的時間就都讓那些香港和台灣的金融騙子拿到海外股票市場上賣了,把這幫家夥養的肥肥的。結果到了現在,中國政府的經濟官員還是什麽也不懂,還不允許自己的國營企業到海外上市,只許他們和那些金融騙子搞合資。我看著那些在中國收購企業的香港人和台灣人就有氣,你說我們不這樣做,還不是讓他們給騙走了......”
......
大約過了一個月,劉先生給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他已經搬到佛羅里達州去了,他想遠離洛杉磯,自己過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
中國啊!中國!又用人民幾十年的血汗在華爾街造就了二個千萬富翁。
公平交易
當今社會都在講公平,都在講信息公開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在美國生活久了,我倒覺得不公平的地方很多,信息永遠是不對稱的。其實,你仔細想一想,你要搞明白一台電視機的價格是否合理是很困難的事情,你要研究電視機的生產成本,然後還要研究里面電子元件的成本,到最後,你還得研究礦物質的開發成本。只有這樣,你才能知道這台電視機的標價是否合理。但這樣的事情你又怎麽能完成呢?所以大家只有聽廠商的報價,你覺得合理就去買,覺得不合理你就不買。
其實,要想絕對的信息對稱很難做到,還是要將競爭引入機制中,競爭多了,生產過剩了,價格自然就降下來了,信息也就會多了,選擇性就強了。而這樣的情況就要求民主和自由,政府少管制,讓民眾自由競爭,自由發展。
美國政府實行的是自由經濟,全民民主的機制。當我聽到中國還有個物價局,就感到很奇怪,我不知道這個物價局都是些什麽人在工作,但總覺得這個部門的人不可能給全部商品一個合理的定價,而且產品的成本是變動的,至少運輸費用會變動,原料成本會變動,物價局怎麽就能知道這些變動呢?他又是如何研究出來物價的呢?其結果,物價局必然成了一個和企業勾結的官方機構,共同去欺騙百姓。
美國政府對物價不管理,全部是自由交易。但控制物價的手段是競爭機制,自由的經濟體制和產品責任體制。你的產品價高質次,自然就沒有人去買,服務不好也不會有人去買,即使買回去了,發現了問題還要退回給你。你說廠商還敢不老實嗎?關鍵的問題還是競爭和法律制度,而不是少數人搞個物價局能解決問題。
美國的商品大部份都是可以退換的,特別是耐用品和大型商業連鎖公司。但少數產品還是不能退還。這樣的商品就要依靠合約來約定,美國法律承認口頭合約,你在商場上購物中講的任何話都可以當作法庭上的證據。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企業大舉進入美國,國際上的藝術品也被日本企業暴炒,價格竄升驚人。有個故事是,一位日本商人花了二億美元買了一件古董,創造了當時的天價,結果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再次拍賣的時候只有一千多萬美元,古董不僅沒有保值,反而大跌。
話說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企業靠著出口賺取了大量美元,一下就有很多人暴富。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後,古董就成了高級消費品。而美國正是收藏了大量古董的國家,也是古董交易最頻繁的國家。於是,很多日本人就到美國搜集古董,買回家去炫耀。
田中先生是個醫生,祖居東京。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東京的土地價格超過了美國的紐約。田中先生在東京有祖上留下來的幾千坪土地,看著土地價格高漲,於是就將土地賣了出去。一下就有了數億美元的現金收入。田中先生一看有了這麽多的錢,於是就退休了,開始周遊世界的生活,同時聽從朋友的勸告,在全世界收集古董來進行保值。出入古董市場多了,業內人也就熟悉了這位日本新貴,多次買賣之後,田中先生也懂了很多古董的知識。古董界一旦有什麽新東西出來,總會有人熱心地通知他去看看,甚至送到日本他的家中請他鑒賞。
一天,田中先生收到了一封美國古董買賣公司的來信,信中告訴他,有位美國客戶想出賣一塊世界上最大的玉石,他們公司已經承接了這筆生意,在洛衫磯的最好的酒店租了一個大廳,專門展覽這塊玉石。希望田中先生有時間能來美國看看。田中先生早就聽業內人說過此事,今天一看有這樣的機會,怎麽能放棄呢?於是買張機票就直飛美國。到了美國,古董公司的經紀人馬上就和田中先生聯系上了,同時也和玉石主人聯系上了。三方約定在二日後同時到展覽廳見面。田中先生也是見多識廣之人,見面前,先是找了很多資料,然後又讓古董公司的人送來很多專家鑒定證書,自己在旅館中研究了兩天。
到了約會的日子,古董公司派來了專車來接田中先生。一到了酒店中的展覽廳,田中先生就被眼前的場景震驚了。只見碩大空曠的展覽大廳中擺著一個閃閃發光的大玻璃罩,里面放著一塊高一米多,長近三米的卵型大石頭。在玻璃罩外邊還用護欄圍繞,在房間四角安置著多個監視鏡頭,大廳里帶槍警衛緊張地注視著來客。
古董公司的經紀人帶著玉石的主人過來和田中先生見面,相互寒喧之後,田中先生小心地探聽起來,。交談中,田中先生得知這位先生原來也是位有錢人,經營著礦公司,經常到非洲,這是在非洲發現的玉石,原想個人收藏,但最近因為與太太離婚,要分割財產,所以不得不出售這塊玉石。
田中先生聽了之後,仔細地看著這塊大石頭,心中暗自盤算著,但表面還是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反倒是玉石主人有些著急。田中先生心里明白,古董這行業就是奇怪,你想買的東西很難買得到,但想賣的人又很難找到有錢的買主。象這樣一塊價值數千萬美元的玉石,真正的買主能有幾個?於是就推拖說要看更詳細的資料,再說,這是塊沒有打開的玉石,誰知道里面是否真的是玉。
數日後,雙方開始了討價還價,玉石的主人要價五千萬美元,但田中先生只出二千萬美元,雙方誰也不讓步,弄得經紀人左右為難。田中先生提出的理由很簡單:“石頭沒有打開,我怎麽知道這里面真的是玉?”
這玉石業原來很有學問,在開采玉石的礦上專門有這麽一批人,等到玉石開采出來時,大家就根據表面的狀況喊價,完全是靠經驗。你花數十萬美元買的很有可能是一塊什麽都沒有的石頭,也可能是價值數千萬美元的寶玉。而這塊玉石就是這麽一塊未經打開的玉石。
經紀人見雙方爭執不下,於是就提了一個建議:“田中先生將價錢提高,玉石主人同意讓田中先生在玉石上切割薄片來確認。”經過經紀人的提議,田中先生和玉石主人總算達成了協議,玉石價格為三千四百萬美元,但成交的條件是田中先生可以雇傭專業人員在玉石上自由尋找三個部位切割深度不超過二英寸,面積不超過十英寸的小樣,進行玉石確認。
一周後,田中先生將錢交給了產權交易保障公司,然後又請來了專業玉石專家進行切割采樣,采樣前,田中先生任意畫了三個采樣點,由玉石專家切割。等到切割之後,果然全部是玉石,而且品位極高。田中先生樂得合不攏嘴,暗自慶幸自己的英明。
玉石運回了日本,立即引起了轟動,日本報紙也大肆宣傳,日本人終於走向了世界,將世界上最大的玉石買回了日本。這樣的大事件同樣也引起幾位日本礦產專家的注意,經過聯系,得到了田中先生的恩準,幾位日本玉石專家和礦產專家專門來到了田中先生的家中考察研究這塊玉石。其中一位專家在研究了幾天之後,忽然發現在石頭的表面有幾十個十分微小的斑點,如果不是用放大鏡看根本就看不出來,這些斑點顯示出這塊石頭曾發生過劇變,與普通的玉石不同。於是,這位礦產專家與田中先生商量要仔細研究。沒想到田中先生很爽快,原定的幾天研究變成了無限期的研究。經過幾個月的研究,這位礦產專家得到了結論,這些斑點是高溫造成的,但怎麽也研究不出是什麽物質可以讓這塊玉石身上有幾十個以微米計算的高溫劇變。又過了幾個月,礦產專家沒有辦法研究出結果,於是就放棄了這個研究。
玉石買回來後,田中先生就請來日本的玉石專家鑒定切割下來的樣品。專家鑒定後得出的結論是:“極高品位的玉石,如果切割出售,價值將超過五億美元。”田中一聽有這麽高的價值,心中十分興奮,想了幾個月,終於決定將玉石切割出售,準備將賺到的錢再去買別的古董。
玉石送到了一位日本最好的工匠手中,經過切割才發現,玉石只是表面環繞著一層數英寸不等的玉,里面全是不值一文的石頭。這就是行家常說的“金包水”。田中先生一看,氣的七竅生煙,三千多萬美元竟然買回來一個不值百萬美元的石頭。但這也沒有辦法,誰讓自己不長眼呢?
話說研究玉石的礦產專家聽說玉石被切開了,就又找到田中先生要求研究這玉石的劇變問題。這位礦產專家天天舉著放大鏡研究不值多少錢的玉石。數日之後,他忽然發現,這個劇變是一個筆直的直線,如同被槍射擊一樣。礦產專家就是想不通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於是就又請了其他幾位專家一同研究。一天,一位學者說:“是不是激光造成的?”這位學者的一句話提醒了大家,於是礦產專家又請了激光專家來研究。激光專家一看就說,這就是激光照射的結果,不信,我可以給大家做個對比實驗。
田中先生聽到了這個結論,忽然恍然大悟。於是問激光專家:“激光照射是不是可以鑒定石頭里面的成份?”激光專家說:“原則上可以,但目前日本沒有研究,沒有對照物,如果有對照物,這樣的鑒定不是什麽困難的問題。”
聽了激光專家的話,田中先生馬上就明白了怎麽回事情,原來這是老美精心策劃的一場騙局,他們早就用激光技術測定了這塊石頭只有表面是玉,故意要騙他上鉤。既然明白了真相,田中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燈,馬上就找了一家美國律師事務所,要控告美國賣主和古董買賣公司。
美國的律師事務所什麽生意都敢接,什麽官司都敢打。一見到大生意上門怎麽能不熱情?於是,就和田中先生簽定了代理協議,代表田中先生控告玉石賣主和古董買賣公司。
數月後,法庭開庭審理這件玉石欺詐案。
一開庭,田中先生的律師就拿出了專家的鑒定和全部控告資料,控告玉石賣主和古董買賣公司蓄意欺詐,要求玉石賣主和古董買賣公司退還全部金錢並支付罰款。既然這是一宗有計劃的預謀案件,玉石賣主和古董買賣公司的買賣合同當然會有利於自己。所以,在這個案件中,玉石賣主是否在買賣之前使用激光測定過玉石及是否故意誤導過田中先生,成為爭辯的主要焦點。田中先生出示了日本及美國專家的鑒定文件,證實這塊玉石確實經過類似激光照射,而激光照射也確實可以鑒定玉石里的成分等。
美國的法律是控方舉證,田中先生舉證了玉石經過激光照射。但無法證明這就是玉石賣主所為。而玉石賣主及古董買賣公司聘請的律師也就從這方面著手。辯方律師質問控方:“你有什麽證據證明這是人造激光所造成的?它會不會是大自然自然現象所造成的呢?如果你能證明大自然中不可能發生類似人造激光的現象,我們辯論的基礎就有了一半,你們在這個問題沒有解釋證明清楚之前,根本就沒有辦法討論玉石的問題。更沒有辯論欺詐問題的基礎”。辯方的質問一下就將問題引導到自然科學上去了,而且是個覆雜沒有研究結果的問題。辯方律師笑瞇瞇地問田中先生:“你見過閃電嗎?你怎麽能確定埋藏了幾千年的石頭不會被閃電擊中。”
控方律師反問道:“那為什麽這些斑點都是相同的孔矩,相同的強度?”
辯方律師冷笑了:“你見過雙胞胎嗎?既然人能生雙胞胎,閃電怎麽就不能有雙胞胎?”
……
經過一年的訴訟,法院判決: “控告方沒有辦法證明玉石上的斑點出自人工制造,故,控方控告蓄意欺詐的罪名不能成立……”
管閒事
老美喜歡管閒事很出名,看到不公的事情就要出面,也不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你有困難,隨便找個人求助,百分之八十會有人幫助你。而且不會有任何代價。你開車在公路上出現了問題,馬上就會有人停車詢問你是否要幫忙,更多的人還會給警察打電話報警,幫你叫警察。如果你走在居民區,隨便敲一家住宅的門要喝水或借用廁所,主人都會熱情地招待你,並和你聊天,甚至將他家中的照片拿出來請你欣賞。
美國人熱情,但有些事情卻很保守,法律是其生活的基本。如果你違反了法律和公德,同樣也會有管閒事的老美去控告你。這樣的民族很讓亞洲的移民搞不明白,也分不清楚什麽事情可以管,什麽事情不可以管。但美國政府在民眾遇到危險的時候就不鼓勵百姓管閒事。例如你看到了別人被搶劫,警方的勸告是你保護好自己,只要報警並記住嫌疑犯的相貌就可以了,但你絕對不能反抗,也不要抓捕他。原因很簡單,你沒有接受職業訓練,你的職責不是和罪犯鬥爭,這是警察的職責。保護好自己才是最好的選擇。
張太太是位香港移民,也是我銀團的客戶。丈夫開了一家食品供應公司,專門從事給加州中餐館送菜的生意。食品公司經營了十幾年,伴隨著中餐館的增多,生意十分興隆。張太太在家閒居無事可做,就在住宅不遠的地方開了一家中餐館,也算是有個消磨時間的地方。
餐館開了二年,先生沒有時間,所以,一直是由張太太自己管理。本來這家餐館很小,只有七十幾個座位,也不需要太多的人手,餐館總共才六個人,所以,張太太應付起來也很輕松。張太太最大的特點是什麽也不在乎,我們經常聊天,說起美國的風俗時,張太太總是撇撇嘴說:“什麽美國風俗,還不都是人嗎?只要是人就沒有人願意管閒事,那不是吃飽了撐的嗎?”
一日,在店里工作的一位服務生辭職不幹了。張太太就通過朋友找了一位大陸湖南來的漂亮女孩來店里做服務生。按照美國的法律,工作的人要填寫一張報稅的表格,其中要填寫你的社會安全號碼。新移民來美國做生意,往往觀念和思維沒有改變,總是擔心自己手中沒有員工的資料或怕員工提供的是假資料,一旦員工出了問題,老板就找不到員工。所以,新移民的老板總是希望能留一張員工的身份證明,譬如身份證,駕駛執照或社會安全號碼。
新來的女服務生一上班,張太太就對她說:“你要給我一張你的社會安全號碼的覆印件,我要給你填表,幫你報稅。”
女孩聽了說:“今天我忘記覆印社會安全卡了。””
張太太聽了不在意地說:“我一會兒去買東西,你把社會安全卡給我,我給你覆印一張。”說著走向女孩。
女孩一見,也沒有說什麽,就從錢包中將社會安全卡掏出來,遞給了張太太。張太太接過社會安全卡,就放進了自己的錢包中,轉身走到門口招呼客人了。
這時坐在餐桌邊上吃飯的一位美國老太太叫住了女孩:“剛才你拿出去的是社會安全卡嗎?”
女孩有些吃驚,但在餐館工作什麽樣的客人都有,都要笑臉相迎,於是女孩笑瞇瞇地回答說:“是我的社會安全卡。”
美國老太太奇怪地看了看女孩:“是她找你要的嗎?”
女孩聽了覺得美國老太太問的問題很奇怪,於是說:“她不要怎麽會給她?”
老太太看了看女孩,沒有說話,自己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向衛生間。
過了幾分鐘,老太太剛從衛生間走出來,就聽見餐館門外警笛大作,兩輛警車將餐館包圍了起來。三位全副武裝的警察手持武器小心翼翼地沖進餐廳。大聲喊叫著:“我們是警察,不許動!”
餐館的人們看著這一切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問題,只見剛才去衛生間的美國老太太顫悠悠地站了起來,指著張太太說:“就是她。”
話音未落,一位警察馬上就將張太太的雙手別在背後,然後用手銬銬上,其他警察告訴大家,一切正常了,請大家繼續吃飯。
張太太雙手被綁卻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急得直叫:“我犯什麽罪了?”
一位警察拉著張太太就往餐廳外面走,另兩位警察分別找到了美國老太太和剛來工作的湖南女孩詢問情況。
原來。剛才張太太找女孩索要社會安全卡的時候被美國老太太看到了,美國老太太在證實這件事情之後,馬上就到衛生間給警察局打了報警電話,告訴警察“有人非法控制她人資料”。警察接到報警後,馬上就趕了過來,這才演出了剛才的一幕。
張太太被帶到了警車後面,大叫大嚷,但警察就是不理睬她,只顧詢問女孩和美國老太太。等過了半個多小時,警察詢問過了,才走向警車,開始詢問張太太。張太太一聽是因為她拿了女孩的社會安全卡,心情放輕松了,對警察說:“我還給她好了,我是要幫助她覆印,又不是偷她的資料。”
警察看了看張太太:“對不起,你現在還給她也要逮捕你,你已經違法在先,現在還給她是因為警察來了。所以,我們還是要逮捕你。”
張太太一聽又急了:“是她同意的,又不是我搶的,我是好心。”
警察:“你也許是好心,但你私占他人資料,已經違法。你是否是好心需要對法官去講。”
張太太一看情況不對,警察真的要逮捕她,忙說:“我要打電話通知家人和律師。”
警察一聽,說:“你將電話號碼告訴我,我撥過去。”電話的另一邊是張先生,張先生一聽太太的情況,馬上告訴張太太:“不要急,我馬上找律師去救你。”說完又找值勤警察要了他的證章號碼。
警察很快就將張太太帶到了警署。不久後,張先生和律師也趕了過來。但無論如何解釋,張太太都不能被釋放,警方的解釋也很簡單,我們已經在她的身上搜查出了別人的社會安全卡,犯罪的證據確鑿,你們有任何問題可以到法庭上辯解,這里只是執行公務。無奈,張先生只好先花錢將太太保釋出來。等到張太太回到家中,已經是24小時之後的事情。
數周後,法庭開庭。經過激烈辯論,法庭宣布:“張太太違法在先,但念其並未實施任何犯罪行為,故,判罰款500美元,社區勞動100小時,以示懲戒……美國老太太表現英勇,特此表揚……”
飛來的橫財
W夫婦是來自中國南京的留學生,雙方一同就讀於加洲灣區的一所大學。來美一年後就生了雙胞胎。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轉眼三年過去了,W先生也從碩士讀到了博士,太太在家看孩子。W先生每天讀書之余在一家中餐館做服務生,每天賺個一百美元以補貼家用,加上獎學金每年也有近五萬美元的收入。日子雖然不富裕,但還過的去。
孩子三歲了,太太就張羅著要給孩子找個幼兒園,恰好W先生的餐館有個常客Tom夫婦,其夫人原來是大學教師,現在二位老人年近七十,退休在家。所以,W先生就在一次Tom夫婦來餐館就餐的時候求教於Tom太太,詢問那里的幼兒園好有價廉。Tom夫婦一聽,很是熱心,看了W先生的雙胞胎的照片很是喜歡,忙前忙後找了很多幼兒園,結果終於找到了一家。但W先生早上可以送孩子去幼兒園,但晚上因為打工就無法接孩子回家,W太太也因為找了一分工作,無法按時接孩子。面對這個問題,Tom夫婦很高興地對W先生提出,他們夫婦可以代勞,反正二人已經退休,在家無事,有個孩子更加快樂。W先生一想,這樣也是很好,就提出給二位老人一點費用,每月三百美元,由二為老人代管孩子。W太太每日晚上八點接孩子回家。Tom夫婦對於金錢堅決不要,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每月象征性地收二美元。
一周下來,二個孩子每日早上由W先生送到幼兒園,晚上五點有Tom夫婦接到家中,在Tom家中吃過晚飯,等到八點再有孩子母親接回家中。過了不久,二個孩子和父母吵鬧不想去幼兒園了,只想到Tom爺爺和奶奶。W先生無奈,只有和Tom夫婦商量,以解決問題。恰好,Tom夫婦也有想法:“孩子英文能力不好,在幼兒園沒有辦法提高,不如讓孩子每天到Tom家中有大學教授太太單獨教授”。W先生一聽自然高興,但考慮自己尚在讀書,收入不高,就面有難色:“我沒有辦法制服您太多的費用,幼兒園是政府的可以不花錢,但你就不同了”。Tom夫婦一聽,馬上說道:“你不要擔心,我每月收你20美元”。如此一來,W先生自然無話可說,但心中總覺得過意不去。但還是照辦了。
話說這Tom夫婦,原有三子,均已成年,都居住在外洲。自從有了二個雙胞胎孩子,每天高興快樂的不得了。不僅每日開課授徒,還要親自帶孩子外出旅行。給孩子買衣買穿。二個孩子也和Tom夫婦親的要命,每日爺爺,奶奶叫個不停。W先生和Tom夫婦二家也相處的很好,如同一家人一般。轉眼三年又過去了,W先生學業已成,在灣區找了一個工作。但孩子卻仍然要每天到Tom家中,不肯回家。六歲了的兩個孩子就要上學了。Tom夫婦就帶著孩子到學校,一測驗智商,果然比正常孩子高出很多。Tom夫婦也非常高興。
一日,二個孩子回家,妹妹對W先生講:“爸爸,今天爺爺和奶奶帶我們倆看房子去了,我和哥哥一人挑了一座,好大的啊!”。W先生和太太一聽,笑了:“在那里啊?”。“在爺爺家的後山上”。W先生一聽,就知道小孩子不懂事在亂說。因為Tom夫婦住的山上是個高級社區,每棟房子都要在50萬美元以上,雖說Tom夫婦曾經說過等孩子上學,他們要送每個孩子一棟房子,但那怎麽能當真那!無非今天Tom夫婦無事,又帶孩子去玩,小孩子當真了。於是逗哥哥:“你選好房子了嗎?”。“當然,我選個一棟大的,有四個房間,還有遊泳池。。。。。。”。W先生和太太一聽都笑了。
又過了幾日,孩子回家告訴W先生夫婦說:“今天我們和爺爺,奶奶一起買家具了,過幾天我們就搬到新家去了”。W先生和太太聽了不覺奇怪,因為他知道美國人經常搬家。但轉念一想,Tom夫婦也沒有說他們要搬家啊。二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周末的時候去問一問Tom先生倒底是怎麽回事。
第二天一早,Tom先生來了電話,說等W先生和太太下班後不要回家,他去接他們夫婦一同吃飯。W先生一聽滿口應了下來,因為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沒有什麽希奇。等到W先生一下班,Tom夫婦穿著整齊,果然帶著二個孩子帶公司門口等著他。W先生一看孩子也穿著的很漂亮,覺得驚奇:“你們怎麽又讓爺爺,奶奶給買新衣服了?”。說著跟隨Tom夫婦來到一家餐館。一進門,就見一位中年白人在等著他們。剛一落座,白人就打開一沓文件請Tom夫婦和W夫婦一同過目。W先生一看,大吃一驚。原來,這是一份財產贈送證明和公證。Tom夫婦不僅為二個孩子每人買了一棟價值60多萬美元的房子,而且還給每個孩子分別建立了一個總值400萬美元的基金會。看著這一切,W夫婦怎麽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倒是孩子天真無邪:“你看,我和哥哥沒有騙你們吧”。
目前。W夫婦還在打工,雙方二人租住在孩子的家中,不過他們每月只需要向他們的孩子交一美元的房租。
談談胡錦濤和曾慶紅
上周末,因為事情匆忙前往中國二日。期間因為無聊,看了很多的中文報紙和雜志,也和朋友們見面聊天,談了談中國的未來政局和經濟走向。
今日中午,在LA公司看了看中國網站的新聞,發現有一條重要的新聞,就是中共對政府要員有了新的任命,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羅保銘先生升任中共海南省副書記,散襄軍先生也進入中共天津市委任要員。
因為家庭父輩的原因,我得以認識很多朋友。在我記憶中的小學同學和朋友中已經有很多人在中國身居高位。比我大幾歲的大哥大姐們當中,我熟悉的王旭東先生(曾任中共組織部副部長)已經升任中國河北省委書記,李建國先生也已經是陜西省委書記。數年前曾帶團訪問美國,我在洛杉磯設家宴招待過的曲維枝大姐也已經是中國資訊營業部主管副部長了。羅保銘和散襄軍先生則都是和我年紀相仿的朋友,也有著深厚的家庭淵源。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羅保銘先生曾在中國的內蒙古建設兵團下鄉,後來進入天津師範學院讀書,在數年前,我回中國的時候,他在天津任一部門主管工作,剛從中共黨校學習回來,也親眼看到他和江澤民在家中的合影照片。隱約中感到他會有所作為,並和他談了很多中國的故事。深深地感到他有著一股現代中國人的責任和信心,只是感覺他的身體越來越消瘦。羅先生的父親張甯先生是我父輩的朋友,當年曾在中國天津主管一個部門,因為改革開放而被人攻擊,後來因為得到鄧公的支援才得以將自己的願望化為現實,成為中共改革的先鋒。散襄軍先生和我的年齡更為接近,也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我在十年前回中國時曾到他家中作客,盡管他當時已經是中共天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市委書記,但看到的卻是極為簡陋的一房住宅。連臥室中的壁紙都因為貧窮而由幾位好友將裝飾家庭後剩余的拿來資助,結果家中的壁紙是幾種不同的顏色。散先生的父親也是我父親的舊友,想來在中國的時候,梁斌先生的小說《紅旗譜》幾乎是家喻戶曉。散襄軍先生的母親散國英女士更是中國新聞界的老人,一個正直的人。
早在1996年我自美國回中國的時候,我的一位在中共國家安全部任X局局長的長輩曾對我這樣講:“......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改革派,關鍵的問題是時間,當你們這一代人能夠在中國執政的時候,中國一定會變的更好......”。當時我聽到這位長輩的話後是這樣反駁他:“......如果現在的領導人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改革的重要性,怎麽能保證它們會讓願意改革的下一代執政?誰能保證他們能執政?......”。
近日曾接待過一些來自中國的友人,也接待過一些來自中國政府的訪問團。大家在閒聊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會談到一些中國的政局和經濟問題。中共十六大後的未來走向是我們極為關心的話題。一位對中國問題極為了解的人士曾這樣給我介紹:
“......曾慶紅在上海擔任中共組織部長的時候是中共思想最開放的年輕幹部,也為中共在組織系統這一最保守的地方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先機。應該說是中共年輕幹部中最具開放思想的人之一。隨著江澤民先生進入北京中央政府後,很顯然地限制了他的活動,他將自己的所有重點都轉移到了保護江澤民和維護江澤民的工作上去了。盡管他有自己的思想,但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不得不是維護江的地位,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但曾慶紅絕對不是沒有膽識的人,也絕對不是沒有思想的人。江澤民先生將他調往中共組織部的目的就是為了給他的未來進行鋪路,讓他建立廣泛的人脈,為今後持續江的路線做準備。事實上經過了幾年的準備,曾慶紅的各項準備工作都已經完備,早就做好了接班的準備。至於胡錦濤,很顯然是個錦里藏針的人,在以目前的狀況下看根本就沒有發現他有任何能力和思想。但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他是王子,一個不穩定的王子,他有思想又能如何去做?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接班人的下場是完美的?目前的胡錦濤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隱瞞自己的觀點。但問題是,如果沒有曾慶紅的存在,胡錦濤接掌中國政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尋求穩定,中國的改革還會停留在經濟上,重要的問題仍然不會得以根本性的改變。但有了曾慶紅,胡錦濤就必須要進行政治改革。曾慶紅已經將中國的下一代人事布局完成,他上台後不可能進行太大的變化,否則就是否定自己擔任中共組織部幾年的工作成績。正因為有了曾慶紅的班底,胡錦濤先生要想自己穩定在中共掌權,就必須要進行根本性的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能對中國政治班底進行大變動的理由只有二個:‘一個是反腐敗一個是政治改革’。而曾慶紅能否和胡錦濤為了中國未來的利益團結一致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曾慶紅是否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維護胡錦濤的利益,並促使胡錦濤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是關系中國未來的關鍵......”。
盡管我不是很了解中國的政治,但我很同意這位中國朋友的分析和意見,我在數年前分別見過胡錦濤和曾慶紅,當時胡錦濤先生還是一位地方省的主管官員。在與胡先生見面結束後,他安排司機送我回賓館,臨別時他說:“中國的開放離不開美國,美國有很多東西值得中國借鑒”。在路上,我曾詢問他司機對胡錦濤的看法,這位司機很坦白地對我說:“胡先生的思想很開放,你千萬不要看他目前的講話很保守,這是中國的國情”。
很湊巧的是,在我一次回北京的時候,經老朋友介紹也有一次和曾慶紅先生見面,曾先生講過一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為什麽要反對美國,學習都來不及,為什麽要反對?”在幾次與朋友們交談中都對曾先生的思想開放和能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大家同樣為他為維護某人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理想而痛心。
中共的十六大很快就要召開了,中共的未來人事和經濟布局也要展開了。我很希望中共的年輕一代能帶著自己的理想去執掌政權,讓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國家的利益,更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礙別人的前進。我還曾清楚的記得,在1991年的時候,我一位當時在中國某地擔任縣長的小學同學曾對我說:“我知道中國必須要改變,但我目前要忍耐,只有我能執掌權利的時候,我就會用我的權利改變中國”。今天,我在這里衷心地希望我童年的朋友不要忘記你們當年的諾言,我知道你們已經在中國執掌了權利,現在的中國需要你們的聲音,現在的中國需要你們的行動,為了中國的未來,請你們不要放棄你們年輕時的理想和諾言。
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經濟的成長已經將政治改革推向了懸崖......。中國的改變是歷史的腳步,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擋的歷史潮流。我忠心地希望中共年輕的改革者能團結一致,不去追求什麽名利和地位,能將中國人民的利益始終放在首位。這是政治家的第一要素。你們的行動將會在中國歷史留下不朽的篇章。
就在我即將完成這文的時候,我看了看文學城的貼文,其中有一篇注明“蟋蟀”的文章讓我感到了悲哀,在這“蟋蟀”的文章中將我的文章歸類為攻擊中國政府,顛覆社會主義,顛覆中國的“反革命”組織。並聲稱要到中共國家安全局告發,我對這類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接受西方文明的華人是十分不恥的。當我看到這樣的文章時,我知道中國改革的路還很長,連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活享受西方物質文明和言論自由的中國年輕人都要封殺自己祖國的言論自由和人民的權利,更何況在中國還有一
批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我為中國的未來擔憂。
愛國就應該直陳中國的問題,掩蓋任何問題都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只有讓中國的執政者看到問題,接受問題才能會對中國有利。口號式的愛國主義只能反映某些人的虛偽和投機,這絕對不是真正愛國者的行為。
盡管我已經不是中國公民,但我愛中國,我愛我的民族。我希望我的故國能富強,中國人民能有美好的明天。我忠心地希望中共的未來執政者能團結起來,不要再為了權利去內耗,全心全意地領導中國前進,讓中國的未來更民主,更自由,更美好。
誰是北京奧運的獲利者
中國投入奧運會的資金是奧運會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如果以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計算,總量大約相當於中國外匯儲備的五分之一。即使是按照每年分段投資,他也占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十分之一。這是多麽龐大的投資,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會有那個國家為了一場數天的遊戲而願意投資這麽大的金額。
我想用經濟上的數學模型來橫向比擬一下中國投資奧運會的收益可能會更有說明的意義。一切都是假設,但資料來源於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
1. 投資。
中國距離奧運會還有7年,總投資為350億美元。我們按照直線投資計算一下。每年就要投資50億美元。
A. 如果以中國銀行外匯貸款利息7%計算,7年投資覆利計算下來,到奧運會開幕的時候,總成本應該是463億美元。其中有113億美元的利息支出。
B. 如果該資金投入當企業中運營,以企業平均年收益12%計算,到奧運會開幕的時候,總成本應該是565億美元。其中有215億美元的毛利潤收入。
換言之,如果中國能將奧運會的投資轉入二種不同的方式投資,它可以分別得到以下的回報。
貸款的毛利潤是:113億美元。
投資的毛利潤是:215億美元。
有了這樣橫向的資料,我們就要知道並了解奧運會是否有如此之高的回報,中國主辦奧運會是不是會賺錢。
2. 奧運會的投資回報預測。
A.有一個在目前經常出現的預測,就是中國申辦奧運會會使中國國民經濟每年可以增長零點三個百分點。我不清楚這些資料是從那里來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不準確。甚至可以說是謊言。
根據國際上通行的規則,一美元的固定資產投資大約會有48美分轉化為消費。如果以這個比例來計算,中國每年投資50億美元的固定資產投資,必然會有24億美元轉化為消費,流通到生活之中。而一美元的固定資產也可以帶動1.4美元的周邊產業,。目前中國的國民產值是一萬億美元。百分之零點三就30億。大家可以計算一下,50億美元的投資可以為中國增加30億美元的新增產值嗎?如果有這麽高的效率,中國政府還需要招商引資嗎?我相信全世界的資本都會爭相恐後地跑到中國。
B.有人預測,中國在今後每年會有100萬人到中國旅遊,且不說目前到中國去旅遊的人數有多少,就是算每年又新增加了100萬人到了中國,每人在中國消費二千美元,總金額不過是二十億美元,扣除成本還剩下多少?以平均利潤為20%計算,毛利潤不過為四億美元。7年總量不過14億美元。
C.又有人預測,北京市將因為申辦奧運會而增加150萬個工作崗位,我實在不知道這150萬就業機會怎麽計算出來的,如果把在舉辦奧運會這幾天的臨時就業計算在內,可能會有這樣的可能,但就業幾天能算做就業嗎?如果將這350億美元投資在生產上我相信也許會產生150萬的就業機會。按照一般的規律,投資15萬美元就可以制造一個就業機會。即使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以5萬美元計算,350億美元的投資,只能制造70萬個就業機會。我不知道在那一個國家可以有投資350億美元就可以制造150萬個就業機會這樣的經濟奇迹,如果按照這樣的計算,中國政府不應該再為國民的失業發愁,以目前的中國的資產投資,完全可以安排世界上全部的人員就業。
D.又有人說,國際企業可以讚助2/3的奧運會費用,我很奇怪這樣的論調。按照常規計算,奧運會的廣告讚助和電視轉播費用等收入大約可以收到80億美元,如果扣除成本,估計可以有50%的利潤。也就是有40億美元的毛利潤。但這些利潤能和350億美元的利息相比嗎?
3. 經濟比較。
在以我個人的計算下,我看不出北京舉辦奧運會的利潤會在那里?也許會有人舉出這樣和那樣的例子和假設,但我可以說,如果中國北京能在舉辦奧運會時將投資的350 億美元的利息收回來已經就很不錯了。在我的數位模型類比中,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收入應該在90億美元到110億之間。相較投資在其他工業的收益不是很好。能保證不虧損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有誰能計算出中國舉辦奧運會可以有113億到215億美元收入,超過中國投資350億美元投資的利息支出或經營收入。
大家也許會問,為什麽其他國家會因為舉辦奧運會贏利?但你們可以看一看,洛杉磯舉辦奧運會的投資成本是十幾億美元,贏利三十億美元。漢城奧運會的投資是三十多億美元,回收是四十多億美元。但中國投資奧運會是350億美元,僅僅利息一項就要113 億美元,你說能收得回來嗎?
政治決定經濟,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當一個人要臉面的時候就要花錢去買衣服。但中國人真的就富裕到了這樣的程度?當每個國民收入只有800美元的時候就要讓每個人在每年中掏4.5美元去舉辦一個運動會?這4.5美元可占中國人的國民收入的千分之五點六。你們是否可知道中國國民的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多少?每人平均才不到30美元。為什麽我們不能用這點有限的財力去為中國的未來做更多的事情?中國人民就因為舉辦了奧運會就能成為世界強國了嗎?韓國舉辦了奧運會,他成為世界強國了嗎?泡沫經濟就避免了嗎?中國人因為舉辦這次奧運會就有了面子嗎?台灣就能收回來了嗎?
我相信中國百姓的歡呼是發自內心,但民族主義能讓中國富強嗎?我們是不是可以站在另一個角度上看這此申奧。我們等能得到什麽?我們有會失去什麽?經濟上我們是不是有利益?政治上的一時歡愉能否給中國人民帶來實際的利益?國際企業會因為中國舉辦奧運會就能大筆投資中國嗎?韓國舉辦過奧運會,國際企業有多少因為這個理由就將企業投資到了韓國?商人就是商人,沒有利益就不會投資。你會因為非洲的烏幹達因為舉辦了奧運會就將你的金錢盲目地投資到那里去嗎?
我不想參與更多的中國政治,但我不禁要問:我們申奧並舉辦奧運會的目的是什麽?我們能達到的目的是什麽?中國百姓能得到什麽?是虛榮還是利益?當我們看到官員們高興地走向主席台的時候,我們是否會意識到中國百姓們失去的利益太多了?
中共不亡,天理難容
大紀元編者按:轉載此文無意詆毀中國,只為揭示真實情況,揭露中共真正亡國的愚民政策,“先民族之憂而憂”。
到美東參加一個小型會議,遇到四位在那里學習的大陸銀行官員。晚上無事,大家就在一家小咖啡店聊天。這四位三十多歲的客人據介紹都是大陸某銀行的處級官員,被委派到美國學習進修,為期半年。我原本計劃與他們談三個小時,然後當晚飛回洛杉磯,但沒想到,我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對我關於人民幣貶值及批評大陸經濟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尖銳的不同看法。結果我只好更換飛機的航班,辯論從晚上五時一直爭論到了夜間十一時,無奈之余才依依不舍告別離去。
中共“兩會”結束不久,就有朋友給我送來五本中共出版的“兩會文件匯編”,閒來無事就翻開看看。一天,看到了一篇中共總理朱容基先生在3月15日答記者問。朱熔基先生指出:“在2002年國家財政赤字預算為3,098億元,占GDP的3%。國債余額累積數字達到25,600億元,相當於GDP的18%,這個指標是在合理的,安全的範圍之內,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線”。看過之後感到有些疑慮,總是覺得數據有些問題。於是就翻書找有關這個數據的文章,結果在朱熔基先生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找到了數據,按照這個《政府工作報告》,國內生產總值是95933億元,那麽國債占GDP的比重就是26.7%。如果按照朱容基先生對記者講的話,中國的財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但如果按照朱先生所作的政府報告里面的數據看,中國政府的財政數據已經超越了國際警戒線。兩個數據相差9%,超過了中國一年的GDP增長率。這真是讓我遇到了難題,我很難理解中國政府是如何計算這個數據,哪一個是真實的數據?如果記者會上是真實的數據,那麽《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數據就是欺騙,這個面向人民匯報的數據怎麽會是假的呢?這可是嚴重地違反了中國的法律,其嚴重性不言而喻。如果記者會上的數據是假的,這里面的問題就更大了,一個大國的堂堂總理對世界公布的數據竟然有如此出入,而全國的經濟學家還以此說明政府舉債合理,蒙騙國民。對此,我已經不想再說什麽,難道中國政府真的連羞恥都不顧,對世界和國人公然說謊,這樣的政府如何治理和說服已經是謊言王國的中國百姓講道德,如何要求百姓遵守法紀?
數月前,我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評論文章,其中一篇特別強調了WTO之後中國的金融風險問題,而正是這個問題引發了國內數位經濟學家的反駁。來美國進修的四位中國銀行官員在與我聊天的時候也特別談到了這個問題,相互爭論的也是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坦率地講,盡管我已經背上了反對中國加入WTO的罵名,但我仍堅持我的看法。對於中國的金融前景,我一直感到萬分的擔心。但可怕的是,事實已經讓我的憂慮更加沈重。我甚至想為中國痛哭。
我寫文章本不想引用太多的數據,我一直反對將經濟文章寫成百姓看不懂的“貴族文章”,但今天,我又不得不列出一些數據來說明問題。與來美進修的四位中國銀行官員的辯論讓我感到震驚,我從來都不會藐視任何讀書的人,更不會藐視在官場中討飯吃的精英。但我在辯論之後卻為這些精英們悲哀,更為中國的百姓悲哀。一個不能正視自己問題的精英團隊怎麽能治理好國家?一個盲目自大的民族怎麽能進步?一個絞盡腦汁要掩蓋問題的政府能給人民帶來幸福嗎?是我敵視中國還是中共敵視自己的人民,我想我需要用數據來講話,讓我們的國人自己去看看中共官方自己公布的數據,然後再做一個分析,看看誰在欺騙?
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1997年政府財政赤字是582.15億人民幣,1998年政府財政赤字是922.23億人民幣,1999年政府財政赤字是1,743.59億人民幣,到了2002年政府財政赤字將高達3,098億人民幣。在這短短的五年中,中共政府的財政赤字翻了兩番半。想當年鄧公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GDP翻兩番竟然用了二十年,而中共中央政府財政赤字超額翻了兩番半僅用了五年時間,國債年增長率高達45%。而相對於GDP年增長率,按照官方的說法也不過是7%,由此可見中共之魄力和膽量,更顯示出其世界少見的英雄氣概。國債余額累計到了25,600億元,相當於中國每個國民平均負債2,000元人民幣,換個方式計算就是中國一個三口之家平均負債6,000人民幣。各位看了這個數據之後是否可以計算一下,你個人的財產有多少?你的家庭財產有多少?再算一下廣大貧困的農民家庭的財產有多少?然後你再想一想,你是否會後怕?。
看過這個數據,再讓我們看看一些和百姓生活沒有直接聯系的數據,2002年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布:“國有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25.37%”我們暫時不去研究這個數據包含了多少水分,我們僅僅按照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的總額高達22,898億元。在這里,我們不討論銀行的體制和經營問題,僅僅討論的是這部分壞帳如何處理?是否需要百姓來負擔,也就是說是否需要政府來承擔。在中國,銀行是國有銀行,它能破產嗎?政府會讓它破產嗎?如果國有銀行破產,中國百姓會怎麽樣?當你辛辛苦苦積攢的錢一夜消失的時候,你還會講道德,講法紀嗎?既然銀行不會破產,那麽這些壞帳就必然成為政府的負債,也就說,百姓要承擔這筆壞帳,平均到了每個國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的負債就又增加了5,280元人民幣。看到這里,各位不要急,在這筆債務之外,銀行已經進行了資產“剝離”,已經將15,688億人民幣的壞帳“剝離”到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可惜的是,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很無能,截止到2001年底,只收回1,360億元,也就是說,還有14,328億元沒有收回。我們再次拋開資產“剝離”這個自欺欺人的騙局,我想問的是,當百姓將自己的金錢送到銀行儲蓄的時候,百姓會因為銀行資產被“剝離”而去找“資產管理公司”公司要錢去嗎?你會因為銀行壞帳就放棄自己的存款嗎?盡管銀行將壞帳“剝離”,但百姓的錢能不還嗎?壞資產“剝離”了,銀行的帳面也好看了,但損失沒有減少。只不過換了名目,好聽了許多。如果計算這一部分被“剝離”的壞帳,我想各位又要多背負上一點債務,也不多,每個國民只有1,100元,一個三口之家只增加了3,300元的債務。到了現在各位再算一算您每個人有多少債務?中國每個國民平均是4,860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的債務是14,580元人民幣。您是否可以再算一下您的個人財產是多少?衡量一下您的凈資產是多少?各位不要急,您現在算的只是今年的狀況,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國債增長率,也許明年您的債務又增加了25%,或許是45%。
算了明帳,再給各位算暗帳。根據中共中央政府公布的數據,2001年總共籌集發放了社會保障金3,000億元人民幣。值得各位注意的是,這個數據並不是包含了全體國民,而是主要城市的居民。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政府並沒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基金,而是“現買現賣”,穩定的社會保障基金幾乎是零。而目前的中國是十二個人養活一個人,在未來的十年後是八個人養活一個人,到了二十年後將是三個人養活一個人。換句話說,你如果想養活這個政府和你的父母,你就要將你的工資收入的一半納稅,這樣高的稅收可行嗎?中國還會有企業存在嗎?“世界工廠”還會存在嗎?哪個傻瓜企業家會將工廠設立在如此高稅收的國家里?如果要想考慮到未來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中央政府就要籌集這筆“社會保障基金”,那麽諸位國人就要再承擔負債大約80,00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每位國民又要增加負債6,15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增加負債18,462元人民幣。看到了這樣的事情您可不要怪別人,誰讓你已經將錢都花掉了呢?以前沒有儲蓄,怎麽能怪別人呢?我勸各位看到這里還不要心驚,根據中共公布的資料,未登記的外債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債務及“白條”尚有60,000億人民幣。這樣一來,您個人的債務就又增加了4,615元人民幣。三口之家又增加了13,845元人民幣。
各位讀者,您現在可以算一下您總共要承擔的債務是多少?希望沒嚇著您,不多,才15,449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也不過是46,347元人民幣。相對於暴富的新興權貴和每天上網絡遊戲,吃山珍海味的白領而言根本不算什麽,但各位想過中國數億幾近赤貧的農民了嗎?他們需要多少年才能積累四萬六千多元的家產?靠搶劫嗎?
算過了負債,再讓我們算一下您的國有資產。我們同樣還是依照中共政府公布的數據計算,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中國共有國有及非國有企業16.2885萬戶。企業擁有的資產總額為12.6211億元人民幣,負債9.3271萬億人民幣。負債率高達73.9%,凈資產3.294萬億人民幣。值得各位注意的是,這里還包括了集體企業,私人企業,合資企業及外商獨資企業。如果扣除高效率的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如果我再按照中共官方承認的比例扣除統計資料中的虛假水分,我陳列的數據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按照這個官方數據來分配,每個國民的平均國有資產也只有2,53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擁有國有資產7,602元人民幣。
有了這個數據,我們再看看外匯儲備。2002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先生說:“中國的外匯儲備2001年底已經達到2,122億美元,外債余額是1,740.1億美元”。換句話說就是外匯凈額是382億美元。合人民幣3,170億元人民幣。按照這個數據,中國國民的每人國有資產就可以增加244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元人民幣。
數據都出來了,按照上面的數據統計,相信各位都已經計算出了您的財產和負債。您擁有的國有資產總數是2,778元人民幣,三口之家總共擁有8,334元人民幣的國有資產。不過可惜的是您需要承擔的債務則是15,449元人民幣。國有資產不僅拿不到,你還需要在你個人的資產中要拿出7,115元人民幣,換言之,每個三口之家的凈負債是21,345元人民幣。兩萬一千人民幣對於一個美國人而言不過是一個月的薪水,但在中國,這可能是一個農民家庭一生的積蓄。
我再告訴各位美國的情況,美國號稱是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總共發行了國債55,138億美元,人均負債15,316美元。我們暫不去計算龐大的美國聯邦社會保障基金,僅這個社會保障基金的一年盈余就已經超過了3,600億美元。而美國家庭的私人財富則是41.42萬億美元,平均一個家庭的財產40.214萬美元,人均個人財富11.834萬美元。而美國平均家庭年收入(稅前)也高達7.176萬美元。按照這些數據來比較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債務,我相信各位都會很清楚誰應該是最大的債務國。按照工資收入計算,美國人承擔的債務只是其4.8個月的工資收入,但在中國,每個中國國民承擔的債務則是其26.5個月的工資收入。各位看到這里覺得可怕嗎?還會自豪地稱中國是“偉大的強國”嗎?
在數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指出了金融將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我真心地希望中共能認清形勢,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改變目前的金融局面。可惜的是,就在最近,中共政府竟然制定了一個國有銀行上市的計劃,企圖依靠上市募集資本來改變國有銀行的現狀,將自己的問題再次轉嫁到百姓身上,這種不思改進,只想投機的做法再次顯示了中共的本來面目。在這個問題上,大陸的經濟學家們也盲目樂觀,似乎找到了一個解決中國金融問題的最好辦法,這些經濟精英根本就無視國情,更有人寫了數篇長篇大論舉出了嚇唬人的數據來論證。我不知道這些經濟精英們是如何思考的,但我們只要計算一下大陸的私人資本存量和國有銀行消化壞帳的金額比例就可以知道,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能力在短期內解決金融壞帳問題,銀行上市只能加速大陸股票市場的崩潰。目前,大陸國有股份流通減持就已經吃盡了全國私人資本,讓整個股票市場大幅下跌,難道還能承受國有銀行的斂財嗎?中國股票市場資本總量只有8,000億人民幣左右,而中國四家國有銀行為達到巴塞爾協議要求的資本充足率8%,就需要在股票市場募集3,000億人民幣。這樣的資本幾乎是目前全中國股票市場總額的五分之二。試問各位精英,中國能承受得了嗎?如果達到西方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12%,就要在股票市場上募集7,00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資本總量。各位讀者,你們覺得可能嗎?中國百姓有這些錢嗎?更可笑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海外上市,特別是香港上市。不錯,香港股票市場已經成為世界十大股票市場,總市值6,061億美元,合人民幣五萬億。但大陸的經濟精英們是否考慮過,一旦香港股市在一年內增發六分之一的資本,香港股票市場會怎麽樣?你們是否想讓本來就一蹶不振的香港股票市場徹底死亡?當你們拿著資本充足率只有國際標準一半的國有銀行到海外市場上市的時候,你們還夢想著如同欺騙國內百姓一樣欺騙海外股民嗎?難道世界上還會有第二個AA會計事物所幫你做假嗎?
作為生意人,我最討厭的就是面子。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過:“當別人要求你給他面子的時候,一定是他有求於你;你得到了面子,但你損失的是金錢和財富。如果對方也給你面子,那麽他就不會需要你給他面子”。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面子,中共數次宣布人民幣不貶值,自認為自己封閉的體系抵擋了國際金融風暴,自以為自己已經強大到了可以與世界強國抗衡的地步。中國加入WTO,為了顯示自己的堅定態度,更是無原則地放棄自己國民的利益。在銀行開放的程度上不僅不保護自己民族的銀行,反而對海外虎視眈眈的國際銀行門戶大開。相反對私營銀行卻以種種理由百般刁難,不放半步。這種寧與外賊,不給家奴的心態實在令人發指。難道海外銀行不是私人的嗎?
而在金融體系及治理金融問題上,中共更是面子第一,想盡辦法掩蓋問題,根本就不顧中國之未來。中國金融問題存之已久,龐大的金額只能依靠私營銀行的發展來逐步取代國有銀行,讓長期的,溫和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政策及穩定的經濟增長來消除壞帳,讓國有銀行逐步恢覆元氣。也許有人痛恨俄國的“休克療法”,但在中國的金融問題上已經沒有比“休克療法”更有效的辦法來解決,中國這樣的金融、銀行體系還不需要休克嗎?中共已經治理金融問題十多年,非但沒有解決問題,情形反而更加惡化,難道最終還要靠百姓掏錢養活,讓他們繼續將血汗錢送進這個無底洞嗎?這就如同中共朱容基先生提出的“國有企業三年解困”一樣,三年中,三千億人民幣打了水漂,國有企業之困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中國的金融問題如果再不痛下決心,能相信未來的中國不走向衰落嗎?阿根廷人民在經歷困難的時候還能跳探戈,當中國未來遭遇困難的時候中華民族會是什麽?動亂還是殺戮?
中共政府一直在強調“穩定”,什麽是穩定?中國人民的未來不需要穩定了嗎?短視的行為能給未來帶來穩定嗎?一個連自己的瘡疤都不敢正視的民族還有希望嗎?一個浸透著腐朽,沈浸在舊日的夢想中的民族還能發展嗎?一個虛妄自大而又無知的民族還會有前途嗎?這樣一個自上到下都充滿了虛偽,充滿了謊言,充滿了欺詐的自欺欺人的國家還能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嗎?中華民族真是個聰明的民族嗎?讓我們牢記胡適先生的一句名言。
中國不亡,天理難容!
積極擴張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崩潰的導火索
一位“海歸”到大陸政府擔任司局級官員的朋友曾對我說:“你寫的文章越來越激烈,大陸政府很難接受,你不如將文字緩和,同樣可以達到寫作文章的目的。你的文章在國內政府和經濟界很流行,幾乎沒有人不看,你何必要將自己搞得象一個“反共”分子?”
聽了這位朋友的話,我深思了很久。我曾講過,在海外能批評大陸的人幾乎都是對大陸懷有強烈的感情。是非常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我從不否認在海外有相當大的一批人對中國事務不聞不問,這些人早已經與中國劃清界限,因為他們已經不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種人,但在我的內心卻一直有著一種深深的中國情結。這個情結讓我時而興奮,時而悲傷,而當我看到中國經濟社會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又讓我不得不憤怒。
在每周六北京時間21:00定期舉辦的網絡語音演講會中,有朋友曾問我:“你一直批判朱熔基的經濟政策,一直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你的根據是什麽?”
中國經濟問題一直是個令世人困惑的事情,表面上看,一方面是不可否認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令人震驚的重重問題。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中共曾花費了很大的力量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並致力於分散權利,地方政府自主權空前地膨脹。這個現象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創造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但在1989年之後,中共在江澤民,朱熔基執政後,卻開始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穩定”發展政策。用中共的話來講,這就是:“似右而實左”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凱恩思經濟理論的延伸。但這個理論在大陸的施行卻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凱恩思理論是建立在私人所有的社會制度上,只有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才能達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中共在實行這個經濟理論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考慮這個理論的實施基礎,只是企圖利用擴張的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掩蓋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和經濟與體制上的矛盾。
在中國,盡管我們看到了今天的私人經濟已經占到了社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中國實行的擴張經濟政策的實施卻依然是支持和扶持日益衰敗的國有經濟,大量的政府投資和資金仍在支持著這些低效率,甚至是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數年前,當我斷言朱熔基先生“國營企業三年解困”必將失敗的時候,我曾建議將三千億人民幣解困資金轉為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基金。但作為海外小商人的建議畢竟是人輕言微,更被人斥為俄國式的休克療法,對中國政府別有用心,甚至被人懷疑是具有美國政府特別身份,專門幹涉破壞中國經濟發展和穩定(而有關部門還專門開會調查研究本人的身份問題和行為目的,造成了諸多的笑話)。到了後來,中共政府浪費了三千億人民幣不但沒有解國有企業的困境,而更大的問題是錯過了發展社會保障基金的最後時機(有關社會保障基金的問題請看下篇文章:社會保障機制——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棵稻草),同時,數年來,傾向於扶持沒落的國有經濟的積極擴張政策不但沒有讓社會穩定,相反壓制了私人經濟的發展,更為中國金融界創造了一個四萬億人民幣的巨大虧損黑洞。這就是國有銀行的巨大壞帳問題產生的根源。數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一些統計數據:“2002年境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比上年減少951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4.5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帳面盈利達385億元,比上年增加245億元,經營效益顯著提高”。這個統計數據說明了什麽問題呢?我們從這個自我塗粉,表示進步的報道中能看到些什麽呢?一,根據上述數據的推算,中國金融壞帳高達四萬億人民幣。四萬億人民幣是個什麽概念呢,這就是相當於每個中國國民要承擔三千元人民幣的壞帳損失。而目前中國民間儲蓄的總數不過是八萬億人民幣。這就是經濟高速增長背後所掩蓋的真相,這也是中國人民銀行再一次煽了自己政府一個耳光,從側面說明了中國金融壞帳比例遠高於中共政府自己承認的只占25%的比例。二。中國金融界在形式大好,經濟高速增長的2002年所消除的金融壞帳也不過是951億人民幣。如果按照這個速度,先設立一個荒唐而又不可能實現的假設,這就是在未來數十年中,中國金融不再增加新的壞帳。中國金融界要想靠自身發展消滅壞帳也需要四十多年。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就是要讓近兩代人去消化中國國有銀行的壞帳,這是一件多麽悲哀的事情啊。而本人曾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談到希望中國金融界能夠靠經濟發展總量上的增長來消除壞帳,國內的友人說我天真,從今天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上看,我的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事實上,根據中國各個方面公布的數據計算,2002年,中國國有銀行新增貸款中的壞帳比例又高達30%以上,舊病未去,又加新病。
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國政府在去年的財政收入是一萬七千億人民幣,GDP是十萬億人民幣。增發的國債是六千億,中國國債總額三萬二千億人民幣。折合每個國民承擔2,500元人民幣。如果我們能詳細地分析一下這些數據中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看到積極擴張財政政策的未來走勢和結果,我們也許會看到未來中國經濟是否會崩潰?
在1995年時,國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為499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42.5%;到了1998年,國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急劇增加為2353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70%。在1989年時,只有少於3%的政府財政收入用來支付國債的還本與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時,該數字已經高達24%。根據本人的初步估計,中共政府在1992年支付52億人民幣的政府公債利息,到了1999年時已經高達830億人民幣,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更可怕的是,2003年中國國債發行額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經超過80%。還本付息額占中央財政本級收入的比重也已經從1989年的8.8%增長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中共政府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以債養債的地步。而且,一旦債券投資人擔心中央政府無法償還債務,或中國發生任何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的動蕩,他們會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債利率,這將使政府債務問題更加惡化,進而產生惡性循環的災難性後果。在另一層面上,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為1998年的經濟增長增加1.5%,1999年為2.0%,2000年為1.7%。這些公債總共為648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199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兩倍。這種指數型的惡性增長盡管創造了今天的表面化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卻埋下了中國社會整體經濟崩潰的種子。從實際效果看,中國原本計劃2002年全年發行國債總計人民幣5,930億元,這是一個創紀錄的高水平,但目前仍有高達人民幣910億元的國債尚未出售。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今年已經七、八次進入國債市場公開操作,總共回購一千億人民幣的國債,試圖拉擡國債,吸引中國民間購買國債,但國債價格仍然在下跌,甚至跌破票面價值。出現數年來少有的新局面。
我們再看看地方債務問題,地方債務包括縣鄉村各級政府和組織所欠下的債務。2001年5月的《中國新聞周刊》通過采訪調查,認為目前中國大陸鄉鎮債務窟窿高達2000億元,這還不包括縣級政府債務和鄉村債務。而本人根據大陸政府數據估計:2001年底全國鄉村債務已經高達3,800億元。2002年更高達5,900億人民幣。
我們看一看下面的內容,這全部是摘錄自中國官方報道:……以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安徽省來說,全省平均每個鄉鎮負債300萬元,每個村平均負債近20萬元。湖北省監利縣的村級債務5.5億元,鄉鎮債務(含管區)3億元,縣級債務1.5億元,合計為10億元。在江漢平原,該縣基層債務尚屬中等,有的地方欠100多萬元高利貸的村都有不少。1999年上半年湖南省農辦、財政廳在全省範圍內對鄉鎮負債狀況進行普查,其結果是全省2000多個鄉鎮總負債85.4億元,鄉鎮負債面高達88.2%,每個鄉鎮平均負債363萬元,其中負債最高的達5111萬元,為鄉鎮幾年甚至十幾年的財政收入之和,有的鄉鎮在1999年就已經吃完了2003年的財政預算。2000年8月,安徽宿州市政協對宿州市15個鄉鎮稅費改革情況進行調查,15個鄉鎮歷年滾存債務總額為1.06億元,平均每個鄉鎮為727.1萬元,其中欠債千萬元以上的有3個,500萬元以上的有7個,債務的構成主要包括欠發工資、鄉鎮建設工程欠款、鄉鎮企業欠款、世界銀行貸款、農業發展資金等。在當前鄉鎮財政年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債務負擔已經成為鄉鎮財政的一個沈重包袱。其中有些債務因為稅費改革無法解決,如部分鄉村教育集資建校三年計劃,已實施一年,現在約三分之二的資金無法償還;還有一些分年度實施的公益事業,如已建道路和小城鎮建設等存在欠帳……
另外,中共經濟政策上朝令夕改,既有管理不善、用人不當的問題,也有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的因素。過去國家號召興辦“短平快”項目,鄉鎮大力興辦企業,後來又封殺“十五小”,企業被強行關閉,債務由鄉鎮財政背著。當前相當一部分鄉鎮負債已經超過其財政收入的一半甚至兩三倍,如河南省靈寶縣豫靈鎮前些年在“大發展”中大量舉債,今天負債已經超過了1個億,按照每年償還100萬元計算,需要100年才能還清所有債務。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極易引發財政危機。由於鄉鎮負債大多品質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來自銀行或者信用社貸款外,80%以上來自農民或職工集資、農村合作基金、私人組織甚至民間高利貸。另外,為了按時完成預算上繳入庫任務,鄉鎮墊稅現象也很嚴重,其後果形成了虛假的“泡沫財政”,一些墊稅資金如果來源枯竭,將有可能因負債累累而導致財政上的崩潰。
根據中國地政府官方公布的各省市地方2002年統計數據表明,在省市一級地方債務上,各地政府一任接一任地積累起龐大的地方債務(含未登記外債),更是累計高達六萬億人民幣。全體大陸百姓又要人均承擔4,600元人民,整個社會又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黑洞。
在語音演講論壇中,曾有朋友問:“你認為中國會在什麽時候發生經濟崩潰?中國應該如何解決這個經濟問題?”
其實,在去年年中,當海外經濟人士提出中國經濟崩潰論,質疑中國政府積極擴張經濟政策的時候,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先生曾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長期使用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長期使用這樣的政策沒有不出問題的......”。當時,我以為中國政府將會在未來結束這個荒唐不切合實際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但意料不到的是,在中共十六大之後,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又確定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導,中共政府在未來的數年將繼續執行這個政策。
按照經濟理論,溫和的通貨膨脹會解決中國的目前問題,但問題是,凱恩思理論實行的基礎是在私人經濟為基礎的社會。而不是依靠維持毫無生計的國有企業來進行擴張。另一個執行凱恩思通貨膨脹理論的主要基礎是,這個社會需要有一定的社會保障機制,以穩定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負面的社會影響。而中國恰恰缺乏的正是穩定社會的全民社會保障機制(有關此問題,本人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討論),更為克可悲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數十年的最大罪惡是完全將原來建立的尚不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全部破壞。更通過資本分臟制造了眾多的社會新矛盾。當年俄國能在整體社會穩定的情況下通過全面的社會轉型,其主要的保障就是不完善,但仍起作用的社會保障機制。江澤民,朱熔基執政中國十三年的最偉大業績就是:不但原先存在的國有經濟黑洞沒有消除,而且又史無前例地在中國金融界創造出了一個更大的黑洞。並偉大,光榮,正確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是穩定的,經濟在高速發展。
有人曾來信對我說:美國國債也很大,不照樣活的好好的嗎?這個論調其實並不新鮮。中共在很多官方場合都講過資本主義如何腐朽沒落,美國國家債務如何世界第一,如何龐大。但我們如果能正視一下自己的問題,認真的比較一下兩國的總體經濟情況,我們就應該知道,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和壞帳總數已經超過了14萬億人民幣。而中國去年創歷史新高的GDP產值只不過是十萬億人民幣。如果我們再看一看中國民間財富量和美國民間財富量的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更多的問題。
有大陸經濟學家曾發表了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國債與GNP的比例不超過20%,而美國國債與GNP的比例曾高達70%。這樣算下來,中國的國債不僅沒有風險,更且遠遠不夠,還需要增發。事實如何呢?一。如果計算上地方債務及各級壞帳,中國國債已經高達GDP的140%,遠遠朝出美國的最高標準。二。美國民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了巨大的私人財富,而中國百姓在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積累的私人財富是多少?兩國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基礎嗎?政府增發的巨額國債賣給誰? 從根本性質上看,中國與美國國債發行量的最大區別是在與政府財政對國債發行量的依賴程度。這是影響一個政府執政及社會穩定的最關鍵指標。美國政府財政對國債的以來程度最高時也沒有超過20%,而中國政府財政對國債的依賴程度則在2002年創造了一個國際新指標:依賴度超過了80%,又為國家爭了光,可以寫進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了。如果各位知道了這個事實真相,你們還會心安理得嗎?還會高喊形式大好嗎?
小的時候,母親曾我給我講過一個小故事:在很久的時候,有個國王想獎勵一位功臣,國王告訴這位功臣說,你可以提一個要求,我會滿足你。這位功臣對國王說:我的要求很小,請您拿一個國際象棋棋盤,在第一個格子里放一粒米,在第二個格子里放兩粒米,以此類推,每到下一個格子就增加一倍。直到將這六十四個格子全部放滿。國王聽了功臣的要求之後哈哈大笑:你的要求如此簡單,我可以請你在提一個要求。功臣很謙虛地說:謝謝國王,您能滿足我這個要求我就心滿意足了......
事實如何呢?學習數學的朋友們可能會計算出來,如果要按照這位功臣的要求,將這個棋盤全部裝滿的話,全世界一年的糧食都不夠。這就是數學上的指數增長的可怕。同樣,我們知道了這個指數增長的實質涵義,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國政府的國債發行量會每年以45%的比例增長了。盡管中共采取了各種減員的方法,變賣大量的國有資產來補充財政。但前一年的巨大國債和指數增長的利息支出不得不到不依靠下一年增發新的國債去填補。而指數型的增長必將讓未來的中國政府和人民背上難以喘息的沈重負擔,實際上,在去年新發國債用於償還以往國債及利息的分額已經占到了70%的比例。這就是江澤民,朱熔基政府十三年來的“光輝業績“,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後不為人知的另一幕。同樣,我們可以預算一下,當胡錦淘先生執政後,如何面對這樣龐大的債務黑洞,中國百姓如何面對需要兩代人才能還清的債務,我想問各位,你們不感到恐懼嗎?
在語音演講論壇中,我曾多次講過,中共繼續執行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是個非常愚蠢的決定,是為了短暫的政權穩定而采取的全民性自殺政策。是為少數人的短期利益而置全體人民和中華民族長期利益而不顧的傷天害理的行為。我可以斷言:盡管中共政府信誓旦旦地要繼續執行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穩定社會。但我更相信,長則五年,短則三年,這個政策就會導致中國整個社會的經濟全面崩潰,從而引發中華民族數十年來最大的社會動亂。突發性的大幅度貨幣貶值及經濟崩潰會將使整個中國社會倒退數十年。而整個民族更會陷入動蕩和戰爭。什麽是引發中國經濟崩潰的導火索,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悲哀的中國國民們,每當我寫這些經濟文章的時候,我內心總是充滿了苦楚的感覺,我愛中華民族,但我不知道為什麽我們的民族竟然如此的悲哀。或許,新上任的胡錦濤先生可以為中國百姓找到一個新的出路,帶領中華民族走出目前的險境。但直到現今,我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內心的痛苦和哀傷,我只能以我的淺薄見識不斷地呼籲,我不斷地祈禱上帝保佑中國,保佑苦難的中國百姓。
我期盼著所有愛護中華民族的人們都去祈禱,讓上天保佑中華民族。
人民幣升值及中美經濟與對策
——在美國德州中美關系會議上的發言
女士們先生們;
很高興和大家坐在一起談一談中美經濟問題。今天,我主要談一談中國的經濟問題。
各位對中國經濟問題都有很多研究,最近人民幣升值問題非常熱門,各位也有不同的見解。關於人民幣升值,我的觀點是反對。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到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及美國的危害都非常大。
1 中國的財政金融體系非常脆弱。內債巨大,無法承受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影響。
2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依賴出口的國家,對外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五十,一旦出口受到阻礙,必然會造成經濟倒退,引發人民的恐慌。並導致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
3 中美經濟沒有沖突,是互補的關系,廉價中國商品可以讓美國百姓花更少的金錢來得到更好的生活,從而可以將富裕的金錢投資到美國的股票市場,促進美國經濟發展。事實上,美國的制造業在全國經濟的份額不到百分之二十,中國廉價商品取代的是日本和韓國,台灣的產品,對美國本土商品制造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4 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國債第二大購買國,中國經濟衰退或爆發經濟危機,必將拋售美元或減少購買美國國債,這樣一來,也將會嚴重影響美國經濟覆蘇及發展。
5 中美貿易減少,也會增加失業。目前,加州和紐約就有近百萬人從事中美貿易或與之相關的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就業市場。
6 全世界都無法承受中國因為經濟崩潰而造成的社會混亂,無法承受13億人口的混亂。事實上,中國經濟不是一片光明,而是處於崩潰的邊緣。我們有責任去幫助中國,並督促中國政府正視自己的問題,積極施行政治經濟及體制上的變革。
在數年前,我開始關注中國的財政與金融政策。各位應該知道,中國一直是依靠投資來保持經濟發展,而且是在一個半封閉的狀態下進行。這種經濟發展我稱之為:“借來的經濟發展”。這不是正常的經濟發展狀態,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經濟矛盾就會加劇,最終導致崩潰。我們各位已經可以從大陸目前的一些現狀上看到了這個預兆。
1 中國股票市場長期衰退,資本市場失去信用及客戶。大量的投資人損失巨大,幾乎血本無歸。
2 今年九月,中國國債發行出現首次困難,第九期國債被迫暫停,並從十年長期國債轉為三年短期國債,盡管如此,在招標的時候還是遭遇流標。
3 中國投資增長,對外出口增長,但同時是內需繼續下降。後續發展無力,大量的商品積壓,商品房經濟泡沫已經形成。大陸東部沿海城市的平均房價已經接近經濟發達的美國房地產市場價格。
4 中國產業技術沒有實質上的提高,更沒有大型跨國企業。相反,各個大型企業及上市公司效率低下,大量資源在浪費。
5 國有銀行繼續虧損,壞帳持續增加。社會保障機制仍然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基金缺口高達十五萬億人民幣。
6 社會矛盾激化,信仰喪失,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已經從早期的和平上訪發展到了更激烈的人身對抗,比如自焚和爆炸,並更趨向暴力抗爭。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盡管我們看到的中國是個高速發展的中國,但我們應該知道,這個高速發展的中國實際是個發展非常不平衡的國家,是個在經濟半封閉,資本不流通狀況下的國家。一旦資本自由流通,建立公平社會機制,這個社會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這與當年的強大的蘇俄一夜之間經濟崩潰有著非常相似的一面。
正因為以上的幾個原因,我不讚同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但我讚成美國政府及我們的布什總統要給中國更大的壓力來逼迫他們改變體制,給人民更多的自由,讓中國社會更公平和自由,更有人權。我們希望中國穩定(請注意,我講的是中國的穩定,不是..的穩定。)對世界是極為重要的。這也與美國有著相當大的關聯。美國制造業的產業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有著無窮盡的廉價勞工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美國企業不進行產業轉移,就會遭遇到已經將產業轉移到中國去的日本企業的競爭。這個結果對美國制造業的打擊是同樣的,也不會改變美國制造業的失業問題。事實上,今日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幾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取代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制造的產品。這些產品價格比日本,台灣,韓國更低,對美國百姓而言並沒有任何損害。它使得美國百姓,特別是中下收入階層的生活有所改善。使得美國百姓有更多的消費,生活的更好。盡管中國制造對美國制造形成了沖擊,特別是紡織業上的沖擊,但我們不得不看到的另一個事實是,因為中國低價產品的進口,使得美國消費者得以在經濟覆蘇階段維持原來的生活水平,對整個美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一個更好的促進。使得百姓手中有更多的錢投資到新的產業中。而根據統計資料,加州的亞洲貿易,使得加州貿易商雇傭了更多的員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五年來,在加州隨著美中貿易增長,貿易商增加了近十五萬人的雇傭職位。其中,每增加的五個人中,就有兩個人從事著與中國貿易有關的工作。我相信,隨著時間的發展,這個雇傭職位會持續增加,增加的就業職位會遠比紡織業失去的雇傭職位更多。
其實,中國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已經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不出五年,中國政府就會因為市場的自由化而不得不實行自由匯率。我們可以簡單地看一個事實:就在今年七月一日,香港人民因為反對臭名昭著的第二十三條法律而自發地進行了遊行示威。中國政府為了挽救香港經濟而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措施。其中一條就是允許中國內地百姓前往香港旅行,並允許內地百姓消費五萬人民幣。這個經濟措施非常的好,盡管中國政府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他在未來對中國整個金融的巨大影響,但我相信這個政策必將會在短期內引發中國人民幣自由匯率的形成。
我們都知道香港是個自由港,一向以低稅和自由而著名。香港的港幣發行量是1350億港元,但截止到目前,在香港市場存在的人民幣已經高達700億人民幣,並已經公開流動。相對港幣而言,這是非常可怕的數據。在未來,隨著中國內地居民可以自由到香港旅行,一年就可以帶去一千億人民幣。這筆巨額人民幣必然要回流到中國,不管是中國官方是否願意,但它需要一個兌換匯率。因為香港的關稅遠低於中國,無論如何計算或利用政策來修正,香港對中國都有一個關稅差。而香港與美元是直接掛溝的。是隨美元變動而變動的。這樣一來,人民幣與港幣就會因為稅率的不同而有個幣值差。而這個時候,香港就會形成一個自由市場的自由匯率,而中國官方還會存在一個穩定的官方匯率。這種現象就會如同二十年前的中國實行的價格雙軌制一樣,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就會使得一樣的物品產生兩種不同的價格。當中國的人民幣官方匯率高於香港的自由市場匯率時,港人和內地百姓就會利用往返的自由而大量套利。當中國人民幣官方匯率低於香港自由市場匯率的時候,人們就會反向操作,同樣可以獲利。同時海外基金也會進入香港進行套利行動。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為。我相信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會長期容忍這樣的事情,而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商人會看到這樣簡單賺錢的方式而不動心的。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高收入的國家里,我相信會有超過一百萬人去幹每個小時可以安全穩定地賺取兩百美元的工作。請不要忘記,今天在座的各位學者和官員並不一定都有五十萬美元的年薪(請允許我問各位一個隱私問題:年薪超過五十萬美元的請舉手。想每年賺五十萬美元的,請在會議後來找我,我只收每位一萬美元的費用,然後就將賺錢的訣竅告訴各位。或許中國政府會給我們創造一百萬人的就業機會)。長期下去,中國政府面對資產的大量損失不會沒有行動。而香港的自由匯率市場也必然會取代中國政府的固定匯率。
最後,我想對在座的中國官員和學者提幾個建議,並請轉告..最高領導層:
1 盡快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將國有股份全部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然後按照市場價值逐步出售。
2 加速體制改革,開放輿論監督,健全制度和法律。
3 開放私人銀行,並加速培育社區銀行。逐步出售並私有化國有銀行。
4 在未來的五年內實行溫和的通貨膨脹措施,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實行通貨膨脹。盡快消除壞帳減輕財政負擔。
5 盡快建立金融衍生交易。在這個問題上我多談一點,我們都知道,在缺乏作空機制的單向獲利股票市場上,獲利是全體股民萬眾一心的事情。股市下跌對於投資者和持股者都是災難,全部是損失者。事實上,根據研究,中國股市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投機市場,其波動的幅度遠高於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的股票市場。中國領導人可能對金融衍生交易市場非常擔心,盡管它有著很多的不確定性,但對於今日糟糕到了極點的中國股票市場而言已經沒有什麽可畏懼的了。金融衍生交易可以為股票市場注入一股新鮮血液,它寄希望並致力於股票市場的暴跌,同時跌的越慘越好。因為股票市場下跌會豁然形成一個謀利的新途徑。這樣,此時的股票市場就會形成一個分庭抗禮,甚至是勢均力敵的兩股力量。這樣一來,兩大資本投資人就會爭鬥,就會引發股票市場大戰,從而可以挽救中國的股票市場。而在未來,兩股勢力也可以制約股票市場,這樣也會避免單一的獲利股票市場形成泡沫,使得中國金融市場有個制約,能夠更好的發展。
對於美國,我想談以下幾點:
1 發揮一切可能的影響力,從根本上逼迫中國政府實行更自由,更民主,更公平的制度。
2 在幫助中國完善金融及財政制度的基礎上,促使中國實行自由匯率制度。而不是單一的人民幣升值。
3 與中國政府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逼迫中國開放更多的市場,特別是金融及服務業市場,保護美國投資人。
4 對投資到海外的產業轉移實行更好的政府保護政策,以讓投資到中國的企業家有更多的公平和自由及市場。
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本文記錄整理者為ANNEJI小姐。ANNE小姐出生於美國,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傳媒專業,曾在中國北京光華管理學院進修一年。)
賤賣中國
有讀者來信問:"你一會兒說中國即將崩潰,一會兒又鼓勵老百姓控告政府,別說是發展中的中國,就是美國也被你這幫惟恐天下不亂的壞分子搞壞了"。也有讀者來信說:"你講了很多事情,我也承認你說的對,預測的也很準確,可是你說的很多都是感覺,並不符合經濟學理論,用經濟學理論解釋不通"。
作為一個小商人,我並沒有讀過多少經濟學理論,我一直自認為是個經濟學愛好者,而不是經濟學家。我對經濟的看法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判斷。很多經濟學者判斷一個行業是走向發展還是走向衰敗往往需要很多數據和理論,但我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卻很簡單也很實用。舉個例子,當你看到一個行業中的CEO的年齡比較年輕的時候,我的就會判斷出這個行業競爭力小,有發展余地,如果你發現這個行業的CEO年齡日趨上升,我就會知道這個行業越來越穩定,正走向成熟。如果這個行業的CEO年齡越來越年輕,我就會判斷這個行業會出現問題。這就是我的實用理論,而不是用經濟學理論研究判斷的。但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判斷社會的秘訣,而且是個屢試成功的秘訣。這個道理在那里呢?其實很簡單。當一個企業的CEO年齡都趨向年長的時候,這個行業就說明失去了發展的動力,這個行業是保守的,競爭激烈或者是利潤低下的。而行業中CEO年齡普遍年輕,則說明這個行業是個新興產業,入門容易,資本投資不大,但技術投資量大,競爭程度不大。如果這個行業的CEO年齡日趨下降,這說明這個企業的投資難度下降,短期競爭程度也下降,但也有可能是行業泡沫即將產生,而這個行業CEO年齡日趨增長,則說明這個行業已經從技術創新轉型到了管理型,正日趨走向成熟,更說明市場也日趨成熟。很多事情看似覆雜,但實際道理就是這樣簡單,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對每個事物都用數學模型來分析,但我們在生活中確實需要對每分鐘發生的事情做出準確的判斷。
當然,我也有判斷錯誤的時候,在德州中美關系會議中,有個小型經濟會議。在會議中,王一江,田國強兩位教授提出了"開放中國金融,將金融管理放手交給海外金融管理者,鼓勵將中國金融機構讓海外金融機構吞並…"。當時我聽到這個理論之後很不以為然,我一直鼓動中共開放私人銀行,一直痛罵中共不開放私人銀行業而對海外金融機構無限制開放。並錯過了發展中國本土金融業的時機。我在對此辯論中曾對中國學者說:"田國強先生的觀點與劉曉波先生的"殖民論"沒有區別,但問題是,思想上的殖民我讚同,但經濟上的殖民我反對"。盡管我強烈反對中共的共產主義和獨裁,但我也一直強調中國必須要保護自己的產業,特別是需要發展自己的私人產業。而不能全部出讓給海外企業。
後來,在一次晚會上,田國強先生對我解釋了他的原因和理由,回到加州後,我又仔細地閱讀田先生的文章,查找資料,做些分析和比較。經過了半個多月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認王一江先生和田國強兩位先生的論述是正確的。說起來原因也很簡單,這就是中國的制度性問題,沒有好的制度如何保證私人的金融企業能遵紀守法,有信用。連政府的金融企業都沒有法律和制度來約束,我們又如何保證私人金融企業能遵守法紀。如何能保障百姓的利益,如果我我們不能建立一個有制約的,合理的法律體系和社會制度,任何經濟上的變革都會因為制度和法律上的原因而走向我們不期待的錯誤,私人的金融機構就會成為某些權利和金錢結合的最好的圈錢機構,成為一個更嚴重的貪污腐敗天地。從這件事情上,我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思考是否合理以及脫離了社會和制度上的建議要求是否會實現的問題。事實上,做為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我從來不稱讚任何人,但我通過自己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認田國強先生是個很好的經濟學家,他研究經濟問題不是僅僅就經濟現象研究,更多的是從經濟現象之外的根本上研究。
有些問題確實是這樣,解決問題的根本並不是問題本身,往往是從其他的地方去解決。而這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我處理生活和工作的另一個秘訣。當年朱熔基先生要解決中國國有企業解困問題,他的方法是給錢,其實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是給錢,是應從另一個方面去看,在當時,如果能用解困的三千億人民幣建立社會保障基金,今天的中國現狀就會有很大的改變,因為三千億人民幣不多,但國有企業職工因為有了社會保障,他就會放心地去創業,即使是國有企業倒閉了,但他可以無憂無慮地去創業。這樣一來,私人企業建立了,財富創造了,社會財富也流通了,社會內需也建立了,靠解決國有企業困境而想解決的國有企業職工問題也同樣解決了,不僅如此,在同時,一個新的社會私人企業形式也可能就建立了起來。而今天的美國小布什政府明知道財政入不敷出但卻大力減少稅收也是如上的理論。同樣,中國的"三農問題"也是如此。我曾對國內的經濟官員寫過專題文章並請他們送交當局主管,我也曾這樣說過:"不要阻擋農民進城,也不要強制農民回到農村,百姓追求幸福的目標不是政府管制所能阻擋的,盡管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不同,但政府絕對無權幹涉農民的選擇。政府面對農村的日益貧困,不能再搞什麽技術扶貧,資金扶貧,而是應該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完善進入城市的農民社會保障機制。讓農民先享受工業化的成果和福利,然後讓他們自己將享受到的工業化成果轉移到農村"。所以,我一直強調,"不要把三農問題簡單的看作農村問題,要將他看作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問題,制度問題,解決三農問題不能按照中共的傳統觀點和傳統的扶貧,救助方法去處理,而應該是從福利和制度上去解決,進城的農民安心了,農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進城的農民自己穩定了,他自然會去自己解決農村的問題,那里畢竟是他生活過的地方,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他的童年和夢幻,是他最後的退身之地,他怎麽能不去處理解決呢?他一定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去解決好問題,政府何必去操這個心呢?所以,政府只要不加重農村負擔,解決一些福利和社會保障問題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多做任何事情"。
解決問題之途往往在事情本身之外,這個道理說起來簡單,但真做起來卻很不容易。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很多,解決的方法也層出不窮,大家提出的無外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這個問題也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政治制度問題,社會制度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方法不在其本身而是在於中共的政治制度,政治改革。
胡溫政府上台後,中國多少有了些變化,盡管這些變化還很少,但畢竟是有。特別是在我關注的中國金融方面有很多新的法律和政策在逐步出台,中國金融界一直沒有一個主導的政策方針,金融白皮書一直在難產。但就在去年十一月,一位國內官員告訴我說,這個白皮書將在明年初,最晚不超過二月就會公布。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終於得到了這份白皮書,國內的朋友告訴我說,一周後,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將正式公布這份文件。這將是中國金融界第一份有著明確方向的政策性文件,也將是標志著爭論多年的中國金融產業政策的最後終結。
中國的經濟政策和法律正在悄悄地變化,這種變化是低調的,毫不引人注意地進行著,這不僅反映在金融上,也反映在貿易上,而引起眾多關注的事件之一就是不久前中國政府公布的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補充中國兩家國有銀行的資本。這件事情出現後,很快就有朋友來信詢問我的看法,其實,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早就表明了我的意見,我曾說:解決中國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兩個做法是,一是去采購,增加進口。二是用外匯儲備填補企業虧損,補充企業投資,特別是國有金融企業。現在中國政府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增加國有銀行資本,本身並不是什麽壞事情,應該說是好事情,是政府經濟政策的一種標志性轉型,盡管他的這種轉型有著很深的目的和功利性,但我們不得不看到這確實是好的現象。有很多人對政府的這種方式有著法律上的質疑,如果按照國際上看,中國政府的這種行為確實是不合乎慣例,更是對民眾利益的一種不負責任的傷害,但如果我們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中國政府什麽時候想到過百姓的利益,什麽時候有過考慮民意的時候,他的法律政策本身就是漏洞百出。政府能夠在事後將事實公布出來就已經是進步了。當然,另有一種憂慮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這就是有相當一部份人在質疑:當年中共宣布對中國金融界剝離壞帳是最後的免費午餐,大量的國有資本進入之後的數年,壞帳繼續增加,勢頭比以往更猛。說銀行是政府改革的隱形承擔者不錯,但是否前幾年的政策全部失敗了呢?今後這450億美元投進去是否也會象以前的數萬億人民幣一樣是有去無回?特別是在中國金融界沒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和結構上的改革,什麽人可以保證這450億美元不會損失,又有什麽人用什麽手段來保證?
我在數月前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在2008年經濟崩潰,結果有很多人罵我,其實中共高層自己對金融界的危機是十分清楚的,否則也不會冒險做出這樣一個非常的舉動,跟更不會輕易將450億美元轉投資到兩家國有銀行。或許有人會問:中共官員難道不知道不改變體制和結構,這投資的450億美元也會象以往的數萬億人民幣一樣流失嗎?中共的官員們真的那麽愚蠢嗎》當然不是,中共的高層官員怎麽不知道這其中的秘密呢?但是,他們既然知道這其中的風險,為什麽還要這麽去做呢?是什麽原因讓中共這樣做?
這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在產生作用了,賭博也是中共官員們最後的一招棋。中共在宣布450億美元外匯儲備轉投資到兩家國有銀行之後毫不掩飾地說:這錢就是補充資本用的,目標是達到巴塞爾協議要求,2005年讓這兩家銀行在海外上市,講白了,補充的這450億美元不是為了中國百姓,而是為了讓海外的投資者更有信心,用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安撫並穩定海外投資者,用中共官員自己私下的話講:我們要釣魚,不下魚餌怎麽能行。銀行上市,大量的壞帳就會被沖淡,原來自己需要承擔的損失就可以讓全世界來承擔了。這對中國是個好事情。
事情真的這樣好嗎?海外的投資者真的願意投資並擔中國的漸進改革成本和損失嗎?海外投資者真的那麽愚蠢嗎?按照一般的觀念看,這樣的事情並不是可行的,即使可行,也是風險極大。海外的投資者怎麽看目前中共投出的魚餌呢?海外的投資者會投資中國的金融界嗎?根據我的經驗和了解,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海外投資者都急切地盼望著投資中國的金融界,而且都十分原因,迫切地想"承擔"中國二十多年來漸進改革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損失。
奇怪嗎?或許有人會問:難道海外的資本家都成了慈善家?都有這麽好的心腸了?這不是天上掉餡餅了嗎?談到這里我又不得不談一些經濟學和貨幣學上的一些理論問題。很多學者批評我說:"你在寫文章中加入更多的理論根據就會有更好的說服力。"我在聽到這個忠告之後總是不以為然,我對他們說:我的這些文章不過是抒發我自己的觀點,給百姓看,為的是能讓百姓看懂,而不是為專業人士去看,我更不想通過這種方式去獲得什麽學術上的地位,我自己既沒有這個想法,更沒有這個時間。而另一個原因是,在我數年的經商生涯中,我得出一個真理,這就是要用最短的時間和最簡便的方式讓你的客戶明白你要向他們傳達的訊息是什麽,要先讓他們明白利益和根本的目的,只有先讓他們明白,在此之後你才能有時間去用理論來解釋。如果你在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先講一些非專業人士聽不懂的理論,然後你再傳達你要表達的訊息,我相信沒有幾個客戶會安心聽。各位可以試想一下:當一位化學家先用理論向你解釋什麽是氫,什麽是氧,什麽是分子式,然後在其講述了三個小時理論後再告訴你,他們是水廠,正準備向你出售一種純凈水時,你會有耐心嗎?但今天,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就遇到了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向大家解釋我所談的經濟問題中的理論問題,而這個理論不僅僅牽涉到了宏觀經濟學,也牽涉到了微觀經濟學,不僅是經濟,而且又有貨幣學。
或許我只能這樣舉個不是十分恰當的例子來說明問題了:當你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你想出賣你的一間房屋去挽救你自己,你花掉了自己的儲蓄的450元整修了房子,然後你想,或許這樣可以找來另一個投資人,賣一個好價錢給他,我就可以賺回來了。事實上,外面有幾個人聽到了這個好消息都很高興,非常興奮地舉著錢要買。你私下一算帳,這邊些人的錢一進來,自己憑空將原來的壞帳讓別人承擔了,又有數倍的錢進來。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你可能會很高興,也覺得自己很聰明,但在房間外面等待的買主也很興奮,反而認為你是個天下最大的傻瓜,世界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大傻瓜。竟然將一個房間里埋著一塊價值一萬元的黃金的房子用八百元就出售了。這是怎麽回事情呢?是那里出現了問題,竟然會有買賣雙方都覺得對方是傻瓜,自己撿到天大便宜的事情呢?
各位讀者奇怪了嗎?或許更多的是迷惑:草庵居士講了半天在講什麽問題?難道這就中國政府國有銀行上市的結果?如果這樣,中國政府不成了世界上第一傻瓜了嗎?不成了真正的賣國賊了嗎?難道中國政府不知道房間里還有一塊可以變錢的黃金嗎?說起來真是讓我頭痛,這就要讓筆者必須要從經濟發展史和貨幣學上給各位介紹一下。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是實行的金本位制度,也就是說,你擁有多少黃金,就可以發行多少貨幣。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黃金主要集中在美國。隨著經濟覆興的成功。全球財富的巨大增長引起黃金短缺。無論是國庫的黃金還是銀行的黃金都無法支付財富的貨幣需求。導致金本位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建立起國家本位的法定紙幣體系。這一轉變更深刻的結果是擁有黃金的銀行不再是發鈔行,購買力的產出不再是銀行,而是國家。美國由財政部發行國債,美國銀行以等量聯邦儲備券認購。美國進入了雙軌貨幣制度。在本質上,銀行退化為貨幣的經營機構。貨幣主權掌握是在美國政府手中的國債。美國的銀行成了純粹的商業機構,並且只有一半的貨幣經營職能--聯邦銀行儲備券。另一半貨幣--聯邦公債,經營在美國政府手中。這樣一來,銀行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商業機構,換句百姓易懂的話就是專門買賣鈔票的公司。銀行的倒閉和贏利與國家利益及財政已經沒有了任何實質上的利益關系。僅僅是一個與買賣木材或鋼鐵商業貿易公司沒有任何區別的鈔票貿易公司。
反過來,我們再看看中國,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與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公有制,一切財產是公有,土地,礦山都是公有,不允許私自買賣,雖然表面上有價值,但在中國確是沒有計算到貨幣流通體系中的沒有具體價值的產品。中國國有銀行不屬於任何個人和集團而是由國家代表全體中國人持有,管理和經營。因此中國銀行不能在任何雙方之間買賣交易,更不是一個可以自由倒閉或贏利的商業機構。另一方面,國有資源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一直是以計劃調撥來完成流通,根本就沒有產生過流通的價值,更沒有升值問題。中國國庫雖然存有黃金,但不是金本位。人民幣雖然是法定紙幣,但不是國家本位。中共改革至今,由於一直堅持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改革一直是繞開私有化這個最基本問題,盡管在經濟上已經是資本主義,但從某種嚴格意義上講,中國貨幣根本就沒有改革,中國貨幣定位問題也就從來沒有人觸動過,換句話說,中國貨幣定位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是金本位還是國本位,根本也沒有人考慮。原來實行的實物交換經濟和公有制一下就轉換到了西方貨幣制度時,大量的有價物質仍然因為制度和理論上的原因被忽視,最直觀的就是中國的土地和礦山資源被忽視了。成為一個遊離在中國貨幣體系之外的"無價物質",盡管目前中共政府在出賣土地和礦山,但更多的土地和礦山仍是沒有"價值的黃金"。
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在中共建立政權的時候,中共總共發行了約八萬億人民幣。而目前中國貨幣流通是二十萬億人民幣。五十多年中國經濟總量只增長了不足三倍嗎?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計算方式來指責中共,恐怕中共早就要氣死了。事實上,在這五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在不斷地增長,如果按照中共公布的增長數據,平均每年高達7.8%。那麽,目前的中國的貨幣流通總量就應該是150萬億人民幣,如果按照國外保守估計,中國貨幣流通總量也應該高達80萬億人民幣,但因為中共以往實行的是計劃調撥經濟,大量的財富並沒有計算到貨幣流通領域之中,而目前仍然僅僅是20萬億人民幣,這就造成了流通貨幣短缺,更使得中國經濟運行更加離奇,也是造成外界人士迷惑的原因。大家明白了這點,或許就可以明白為什麽中國大量的資金外流,但中國經濟仍然在高速增長。因為,貪官們在私下出售的土地和礦山並不在中國的貨幣流通體系之中,貪官們只是讓他在海外的美元貨幣流通體系中讓這些"黃金"體現了價值。而中國貨幣流通體系上的巨大差異,又使得貪官們每年流失的4000億人民幣在總體上並不能從整體上影響中國的經濟。我們通過這樣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國貨幣流通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產生了多麽巨大的差距。而中國政府官員及經濟學家在脫離了這個基本事實的情況下空談"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就顯得是多麽的可笑和無知。
我曾對中國政府提出一個建議:連續五年實行溫和的,不超過20%的通貨膨脹。這不僅是解決中國金融問題,其實從根本上也是解決中共建立政權以來長期忽視的貨幣流通問題,也是改變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根本方式。以平均數計算,貨幣短缺是100萬億的勞動價值和20萬億的人民幣對比產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發,也要5年以上時間才能補齊。如果勞動價值是0,那麽,一分的貨幣也是通貨膨脹;如果勞動價值是2分,那麽一分的貨幣也是通貨緊縮。
中國國有銀行的自有資金問題是個什麽樣的問題呢?拉動100萬億的經濟體需要多少銀行貨幣?換句話說這個100萬億將產生的銀行貨幣量必須有等量的存底來調動。這就需要銀行在發行100萬貨幣後再發行100萬來對流通的財富貨幣進行資本調動,從而產生資本貨幣。此時的銀行資本貨幣與社會的財富貨幣是1:1。這個資本貨幣也不是銀行的,而是屬於全中國的。銀行的經營就是保證資本貨幣的安全和隨著財富貨幣的增長而適度增長。四大國有銀行平均配置則一個銀行資本為25萬億。建立中央銀行制度,人民銀行執行的是相當於美國財政部的職能--發鈔行,四大國有銀行私有化,商業化,成為真正的商業實體。只有這樣,中國的銀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體制,中國金融機制才能真正地轉型。否則,在沒有真正地實行私有化之前任何"改革"方案或"推倒重來"方案都將是空談,一切都會回到原點。
或許有人會問:蘇聯也是共產主義國家,在解體前也實行和中國一樣的制度,但他們為什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其實,當蘇聯解體的時候,解體的各國都遇到了這個問題,但他們在一瞬間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俄國模式的私有化道路。當時俄國采取的是全面私有化,國有財產,無論土地,礦山還是企業都以一紙私有化債券分發給每個國民,這種略顯不周密的辦法實際上也是擴大了整個國家的貨幣流通總量,盡管是短期的通貨膨脹,但他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從而避免了中國目前"漸進改革"所遇到的巨大問題,更避免了巨大的貪污腐化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和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競爭,使俄國經濟真正地走向了資本主義方式。
經常有國內的學者指責我貶低中國經濟學家的智商,藐視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但我一直想問的是,中國既然在學習西方的經濟理論,但這些經濟學家們為什麽不從根本上學,從基礎上學習?為什麽不能搞清楚什麽是"資本"這個概念?如果我們搞清楚了"資本"這個概念,我們就不得不正視一個嚴峻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將中國"私有化",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才能真正的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調控中國的經濟,否則只能是繼續將中國搞垮,將中國引入一個萬覆不劫的深淵。這也是我為什麽經常指責中共政府是"Monkeybusiness"的原因了。
中國政府用450億美元補充兩家國有銀行的資本金,目的是上市募集資本,四大行同時發行最多也不過10萬億人民幣。事實上,中國目前的股票市場總量也不過是4萬億人民幣,即使是這樣的價格,也不過是中國貨幣流通總量100萬億的零頭。這樣一個以10萬億換回80萬億的大買賣,別說是美國的投資人願意買,就是發動戰爭他們都願意幹,各位可以看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中國這樣的好買賣嗎?還有什麽生意可以有八倍的利潤?連國際上贏利最大的販毒集團都沒有這樣好的利潤率,更何況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還有更巨大的市場。
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是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制度上沒有根本性的改革,一切都是空談。無論是銀行,還是更廣泛的金融問題,其牽涉的都是最根本的制度問題。中國的改革已經從摸著石頭過河走到了最後的關頭,已經走到了"質變"的終點。中國國有銀行問題已經是制度問題的最終體現,現在的銀行不是破產問題,不是缺少資本問題,而是從來就沒有過資本,因為從他誕生之日起,他就沒有成為過真正的商業銀行,更不是獨立的"鈔票貿易商",他不過是中央銀行和中央財政部的混合體。目前全國的貨幣才20萬億。僅僅是流通的財富貨幣尚短缺80萬億。銀行那里還會有錢?如果中國50余年的建設才有20萬億的勞動價值,按照海外的統計,中國每年流失的資金已經連續數年達到了每天一億美元的數量,中共改革二十年連續流失的資金超過了5萬億人民幣,那麽如此大規模的腐敗沖擊早已垮台了。沒垮台的原因就是中國實際上有100萬億的財富,貪污腐敗流失的5萬億也不過是一小部分的損失,並不能沖擊另外的100萬億隱形財富。
中共在真正實行私有化之前,在沒有真正建立貨幣的"國本位"制度之前,銀行體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之前,中國經濟學家在沒有真正解決"資本"問題之前,國有銀行上市就等於是拿全國人民從中共建政以來保存在國家的"血汗資本"當作銀行自己的資本。銀行本來就應該是空的,拿什麽上市?現在的壞帳、呆帳不過是屬於流通的貨幣,不是資本貨幣,因此並不是西方資本主義銀行學貨幣學上真正意義的呆帳、壞帳。中國的貨幣是單一貨幣,完全不同於美國的雙軌貨幣。一旦以目前的方式上市,然後被西方金融企業資本控制,中國整個民族就是血本無歸,這是真正的血本無歸!貨幣主權將完全受制於人。在國家本位時代,貨幣主權就是國家主權。國有銀行上市等於國家主權拱手相讓。這與中共經濟官員和經濟學者所理解的"金本位"時代完全不同,這是真正的賣國。這與早年中共總理朱榕基阻止國有企業海外上市,而更願意被海外資本集團合資後任由海外公司上市賺錢有著極大的不同,以往是個別企業的損失,損失的數量是以千萬計算。但這次中國國有銀行上市則不同,他的損失則是以萬億計算,是難以估量的損失。
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危機,這不僅是海外專家的共識,也是中共內部高層領導人的共識。中共領導的中國經濟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目前已經走到了臨界點,已經不能不觸及最根本的實質上的政治問題了。這就是中國徹底實行"私有化",全面實行"私有化"。中共的經濟改革不觸動著這個底線,中國的金融改革就會停止不前,任何小的失誤都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民族災難。只有施行徹底的,公平的私有化,土地,礦山,公有財富全面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保證未來的中國走向真正的發展。我曾反覆強調說: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是有一個基礎,有一個假設和限定。包括社會制度理論都是如此。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基礎上,共產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人人大公無私的基礎上。既然中共已經在經濟上承認社會主義的失敗,而采取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施行改革。那麽,中共的官員們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就應該了解並切實研究明白什麽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首先要明白西方經濟理論的基礎是什麽?西方的經濟理論的最基本要點是建立在私有化制度這一立場上,如果脫離了這個條件和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與共產主義經濟理論還有什麽區別?西方經濟理論豈不成了"人盡可夫的娼妓"。同樣,中共在金融上改革,實行西方金融制度,而在金融這個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領域中進行改革卻對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最基本的問題
"資本"定義還沒有搞清楚,中國的金融改革如何進行?難道中國就真的要斷送在這些為一己之私不懂裝懂,不願意變革的利益集團手中嗎?難道中國百姓就願意這樣被賤賣嗎?
徹底私有化,這才是保證中國不被賤賣的最好辦法。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真正辦法。
(2/18/2004)
——轉自《新世紀》
揭開胡溫“經濟調控”的真相
在1999年,我曾發表文章並在各種場合上演講,告訴大家網絡科
技已經陷入泡沫化,大家要將自己手中的股票盡快脫手,然後購買銀行,
地產和醫藥等傳統股票。當時,洛杉磯的一家中文報紙記者與一些朋友組
成了一個有近兩百人的股票聯誼會,總資本高達一億三千萬美元。這位朋
友聽到我的意見後就組織聯誼會請我去演講,原定演講三個晚上,但我僅
僅講了一個晚上就引起了眾多聽眾的不滿,在一片哄笑中非常尷尬地結束
了演講。後面的兩次演講被迫取消。當然,網絡科技股的最後結局大家是
都知道的,僅僅這個華人股票投資協會的成員中就有大部分人股票損失過
半,相當一部分人的投資血本無歸。
當911事件發生後,我又寫文章說,美國經濟將在兩年內覆蘇,甚
至指明了道瓊指數將在2003年底,聖誕節前後恢覆到一萬點,而當時
的結果又是遭到了國內外各種經濟學者的一致質疑和批判。即使是到了美
國官方和民間都已經確認了我的判斷和預測的時候,仍有相當一部分的人
還在質疑我的預測和判斷。
早在2001年,我又反覆寫文章談中國的經濟問題,並多次談到中
國經濟泡沫化的問題。同樣,這使我也成為眾矢之的,辱罵和栽贓一同出
現,一身背負了“別有用心人士”,“反共人士”等眾多罪名,更有位“
科學崇拜“者寫了三篇論證文章,偽造文件,張冠李戴地將我“論證”成
為一個“詐騙犯”而更莫名其妙的是,我這個“鐵板定釘”的“特大詐騙
犯”竟然數年來還一直逍遙法外,甚至被中美雙方請到“中美關系會議”
上去演講中國金融和經濟問題。
2001年底,我告訴大家,中國即將發生通貨膨脹,將會在200
4年及2005年達到高峰,通貨膨脹率可能會超過25%,可是在當時
,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時期,中國政府考慮的首要問題依然是如何發
展經濟,走出通縮,如何維持GDP增長。我這樣的言論顯然是不合時宜
,其結果大家也是都看的到,我又反覆地被人批判嘲笑,甚至辱罵。
時光過的飛快,就在本月28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先生在接受路透社
采訪的時候,用委婉但堅定的方式首次向全世界承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
泡沫化,已經出現了危機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傾向,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強
硬手段來挽救中國經濟。隨著中國總理的幾句講話,中國政府根本沒有預
料到的事情發生了,這就是溫家寶先生的講話引發了全球股票市場的連續
數日下跌,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發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從倫墩到紐約
,從香港到東京,甚至連不是很重要的韓國股票市場,台灣股票市場都是
一片淒慘。在這些市場中的上市公司里,只要是與中國市場有關系的都無
一幸免,少數投資中國的海外企業股票的下跌甚至超過了百分之十以上。
中國開始溶入國際社會了,但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4
月26日,本人參加在美國比華利山希爾頓酒店召開第七屆米而肯(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全球會議,在第一天的會議開幕式上,主
持人麥克。克勞恩(Michael Klowden)先生以這樣一個提問這樣開始了
會議:“各位是否知道,上個月中國的貿易余額是多少?”在這個會議上
,盡管主要的話題是美國的前景和世界未來,但來自全球的二千多位學者
,企業家和政治家幾乎都以不同的方式談到了中國。首先是1992年偌
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兼社會學教授蓋瑞。貝克(Gary Becker)
先生在演講中表示中國雖然發展很快,但美國經濟仍表現良好,前景不但
好於中國,也好於歐洲。德意志銀行董事會經理湯拇斯。休斯則和很直接
,很尖銳地談到:中國缺乏一個十分能幹的中央銀行,經濟正處於通貨膨
脹前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代表傑米。麥思克(Jami Miscik)也
十分憂心地談到了中國未來所處的環境,傳染病威脅,更談到了中共片面
強調民族主義可能會導致中國產生新的恐怖主義思想。
中國終於成為了世界上的重要國家,成為了世界各國不容忽視的一個
國家,這是我們每一個華人的驕傲,但溫家寶先生的這次談話為什麽會引
發如此重大的反映呢?他的背後又有什麽不為人知的背景呢?
近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是經濟掛帥,吹噓“中國經濟神話”,江朱
政府也以經濟發展需要社會穩定來推遲並延緩中國政治改革。海外獨立的
經濟學界則從另一面看到了中國經濟崩潰的危險,所以數年來。中國經濟
崩潰論不絕於耳,本人也曾多次寫文章用事實和數據談及中國經濟危險之
處。在這半年,中國國內學者也議論紛紛,對中國經濟現象爭論不熄。在
溫家寶先生主持的中國經濟討論會上,以胡敬鏈為首的經濟過熱需要政府
幹預派與蕭灼基的經濟非過熱是社會不平衡派發生了激烈沖突。不久前,
在龍永圖先生主持的中國博鏊論壇中,一些專業人士和學者利用機會向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反映了惡劣的中國經濟現狀,緊接著,胡錦濤先生作為
國家第一領導人公開並首次承認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同時提出了若幹
解決辦法。相隔一天,胡錦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討論中國
經濟現象。而過後不久,溫家寶先生作為政府領導人,正式對外表示:“
大陸經濟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改革問題,根本上是結構問題和政治體制問
題”。這也是胡溫政府執政後首次聯合向外界揭開江朱政府十三年中國經
濟“高速發展”真相的談話。這個來的稍晚的談話正在揭開中國神話,也
正將逐步走向崩潰的中國經濟與社會引向改革,同時也為被江朱政府描繪
的“中國神話”高高架起來的胡溫政府進行解套。
談中國目前的問題,我們不能避免地需要談到什麽是“經濟過熱”,
坦率地講,我不知道“經濟過熱”這個詞匯是如何來的,我無法在相應的
英文詞匯中找到與之對應的英文詞匯。好在我是華人,已經習慣了中共善
於掩飾問題而編造詞匯解釋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失業”在中國被稱之為
“下崗”,所以在中國沒有失業人口統計,但可能有下崗人口統計。同樣
,我在理解中國人熟悉的“經濟過熱”這個詞匯的時候,我就武斷地將它
認定為經濟產生了通貨膨脹,或者說是經濟發生了失衡現象。既然我們先
確定了這“過熱”詞匯的定義,那麽,我們就來看看,中國經濟是如何過
熱的。
首先,中國在前不久發生了“小小”的通貨膨脹,無論糧食還是原料
,價格都有大幅度的上升,電力和資源產生了短缺,甚至引動了全球性的
資源價格上升。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也上升了,增速
高達百分之四十三以上,相應的重要指標M2增長也高達百分之二十,與
以前相比增長了百分之二。大家或許會奇怪,中國政府不是在大力招商引
資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怎麽會又有問題了?或許大家並不知道,在中國
近期增長的投資,以今年第一季度上的資料顯示,已經高達8799億人
民幣,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投資在沿海城市,其中房地產業占據了近百
分之四十的比例。但問題是,這些投資看似是私人投資,但實際情況並非
如此,在過去的時間里,海外投資是持續下降的,國內的私人投資是持續
增長的,但這些持續增長的私人投資更多的則是利用權力和不公平的手段
取得的政府資源投資,說的更明白一點:就是銀行貸款的投資。或者說是
借來的投資。
在中國,數十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政府投資是維持經濟增長的重要
手段,中共也一直以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朱容基執政的時候更是如
此。在經濟改革後的二十年里,中國經濟基本上已經轉型到了自由經濟,
而中國政府也從法律上明確了“市場自由調節”。但在政治體制上,中共
一直沒有任何改變,並沒有將自己從一個資產擁有人轉型為政府管理者的
地位,不能放棄獨裁和一黨專制統治。其結果就是建立了一個在社會主義
公有制基礎上施行私有制的自由經濟,並冒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個混合怪物所產生的社會矛盾的最基本體現就是社會矛盾加劇,貧富分
化,政府因為代表了部分經濟利益而和弱小的私人經濟相互競爭,並進一
步壟斷經濟,權錢交換,形成了一個類似“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
政府為了持續執政就轉移目標,將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理由,而這種理由的
結果就是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以投資為目標,樣板工程層出不
窮。在部分私人企業發展之後,地方政府為了持續發展就需要權錢結合,
用資源換取私人投資來維持虛假泡沫化的投資增長。同時,這種虛假的增
長也為地方政府換取了職務及個人地位的增長。所以,以本人的觀點看,
所謂的中國經濟過熱,其實並不是什麽真正的經濟增長過熱,實際上是中
國體制過熱,是體制問題和結構問題。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解決不了體
制問題和結構問題。其任何經濟手段都解決不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盡
管中國私人經濟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事實上,中國的私人企
業家都是小心謹慎的,他們都知道中共政策的波動性,即使是投機都要前
思後想,不敢有任何閃失,更不敢去和政府博弈。事實上,中國的大型私
人企業都和中國政府及當地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沒有政府的支持鼓
勵,任何私人企業都不可能有過熱的投資。
中國龐大的國有經濟,眾多的政府部門,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承擔了
大量項目建設職能,政府成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再加上官員考核制度的
扭曲,往往是市場未熱,地方先熱,調控前,各地爭先恐後地上項目;調
控中,政府要保國有部門,於是卡死民營企業;調控後,不良資產達到高
峰。因此,政策波動往往使市場的波動更大。為什麽會這樣呢?起根本原
因在於中共的行政體制出了問題,由於行政運作立足於對基層的管理和控
制,而不是立足於基層自治,地方政府主要是中央和上級需要的,而不是
老百姓需要的,中央和上級政府既要依靠他們,又要監控和限制他們。在
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間三者博弈的結果,天平偏向了
地方政府一方就成為了必然。在溫家寶先生講話後,中國首當其沖的私人
投資的鋼鐵業最先受到了沖擊,隨著銀行負責人及政府官員的被處分,江
蘇鐵本公司投資的106億人民幣的鋼鐵基地也將化為流水。蘇州市政府
坦承其損失將高達五十億人民幣,而個人之投資也高達十余億,更可怕的
是幾家國有銀行又會增加壞帳數十億人民幣。隨著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調
控開始,我們不禁又要問:中國的調控合理嗎?合法嗎?又是運用的何種
手段來進行的經濟調控?
說起中國政府這次經濟調控的背景,其實是有著多重的壓力。不久前
,中國鐵娘子吳儀女士訪問美國並進行經濟談判,在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
還是人民幣自由兌換問題,換句話說是老調重談,中國人民幣是否需要升
值。本人在以往的文章中曾反覆說過,人民幣升值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人民幣匯率什麽時候可以自由化。而人民幣兌換自由化的結果是中共經
濟基礎的全面倒台,這麽重要的根本性問題是中共不能輕易讓步的。而解
決這個問題的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向全世界坦承中國經濟問題,承認中國經
濟的泡沫化和面對著崩潰。事實上溫家寶先生對路透社的講話,其前提就
是這樣,溫家寶說:“人民幣匯率改革采用的方法和時間需要慎重選擇,
如果人民幣匯率輕易變動,將會對中國及全球經濟造成影響”。正是中共
沒有采取更開放的金融手段和自由化的匯率制度,才造成今天中國外匯儲
備高速增長的情況,才造成了中國人民幣面臨著強大的升值壓力。更由於
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整個社會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
我曾多次說過,通貨膨脹的形成有著自己獨特的環境和條件,這個條
件就是封閉的經濟循環體系。只有在一個封閉的體系中,通貨膨脹才能產
生。在現今的社會,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政府如果能全面開放,根本就
不會產生通貨膨脹,相反的是可能產生全球性的通貨緊縮。大家可以試想
一下,中國的鋼鐵價格升高後,世界上哪個商人願意放棄賺錢的機會,不
願意將產品賣給中國?只是因為中國政府進行進口管制或使用高關稅政策
才導致了國內產生經濟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樣,糧食問題也是如此。另一
個原因是,通貨膨脹是由成本推動的,這種狀況並不能夠持續太久,因為
中國有著巨大的人力資源,工資水平在不斷下降。通貨膨脹的預期不可能
在一個勞動力過剩的環境中得到支持。中國的怎麽能產生通貨膨脹呢?
那麽,什麽原因使中國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因素,其實很簡單,上面我
已經講過了,一是不完全的自由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二是管制的進出口
制度,三是中國政府自己的權利擴張和腐敗。或許有人會說,你怎麽將經
濟上的通貨膨脹轉移到了政府身上?怎麽可能是政府要管制的通貨膨脹是
自己造成的?
事實上正是如此,我們可以看一看,目前正在受到查處的江蘇鐵本公
司正是政府制造的通貨膨脹例子。鐵本公司擴張的最基本條件是土地,而
這個土地是地方政府用近似白送的方式給的。而貸款也是有政府出面牽頭
解決的。盡管目前中國的鋼鐵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收益,但如果地方政
府不是為了爭取業績,為了政府成績,不白送土地,私人企業怎麽能跨入
這個高門檻。只有地方政府“過熱”,才能造成經濟發展過熱。同樣這次
治理中的房地產業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政府權錢交易,將大量的國有土地
廉價流失到少數人手中,中國地產如何高漲,我很難理解上海一個高薪白
領一年總收入四萬人民幣,不吃不喝將全部收入存起來卻只能買五平方面
積的房屋,如果除去公共面積,這樣高收入的人卻只能得到三平方的實際
居住面積。上海是中國的樣板,也是一直被中國領導人引以為榮的最發達
地區。我們根據上海的統計數據計算,上海去年每人可支配收入是179
5美元,這可以買到市中心地段13平米的房屋,可以買到市中心外圍
地區25平米的房屋。同樣,你也將得到大約是75%的使用面積。其
房屋價格已經高到接近香港的地步,而實際上上海的收入與香港有著數倍
的差距。中國經濟泡沫化是個現實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回避的事實是,這
不是百姓造成的,而是我們的政府和政治,經濟體制造成的。是政府壟斷
和政府介入經濟產生的惡果。是自由經濟制度和公有制的政治制度本質沖
突產生的惡果。
既然中國出現了這麽多的問題,難道胡溫政府不能進行經濟調控嗎?
以我個人的意見,目前胡溫的經濟調控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在次之前
,中國政府已經動用了幾乎可以動用的一切辦法來壓制經濟過熱問題,但
問題是,這一切手段都失效了,因為經濟手段根本就無法解決制度造成的
問題。既然是體制上的問題,我們就必須要從體制上解決問題,而不是行
政幹預來解決問題。事實上,這次經濟調控顯示的是中共胡溫政府對未來
經濟的恐懼,是種過度的反映,更是一種對政治改革逃避的做法。是對中
國經濟改革以來自由市場調節的反動和不信任。或許我們用一種良好的願
望來判斷,胡溫政府這次的經濟調控是對未來政治改革做一個鋪墊,畢竟
溫家寶先生第一次指出了:“大陸經濟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改革問題,根
本上是結構問題和政治體制問題”。但我通過胡溫經濟調控的政策幹預手
段和粗糙的手法,我無法相信這與未來的政治改革有任何關連,相反是感
到了更多的制度回歸和倒退,中央集權和推卸責任。
在這次經濟調控中,最先中標的是江蘇鐵本公司,這是一家由農民創
辦的私營鋼鐵公司。中央一聲令下,其結果是老板被抓,銀行行長下台,
地方官員被處分,數十億投資全面泡湯。而更嚴重的問題是,全國國家銀
行更接到電話通知,貸款全面停滯,原來的貸款也要壓縮和檢查。就這樣
,一個本來生龍活虎的私人企業倒下去了。中國政府的行政幹預也讓全球
股票市場應聲大跌。
以我個人在海外的獨立觀察看,自股票市場的全面下跌,我就已經認
定中國的經濟調控已經全面失敗。首先他在全球面前又暴露出了中共一副
不遵守法律,不遵守市場規律,蠻橫無理的政府幹預的強悍嘴臉。因為,
在我們生活的西方世界,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去命令一個銀行停止對企業貸
款,更不可能對某個企業指手畫腳。政府只是個社會的協調者,不是父母
,更不是老板。而中共這次經濟調控正是這樣赤裸裸的進行政府幹預,事
實上,以往中共是國有經濟體制,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對進行政策幹預尚有
話可講,但面對的是私營的市場經濟,中共這樣橫加幹涉顯然是對人權的
侵犯,是對人民財產的侵犯。這種現象的產生只能是對中國剛剛寫入憲法
的人權問題的一種極大的諷刺。這種對經濟及民事問題不通過法律司法解
決而卻采取政府幹預的辦法解決實在是中國法制上的一大倒退。
本來,政府進行經濟調控可以通過各種軟調控進行,美國進行經濟調
控的手段無非是利率和稅收這兩大利器。如果在企業中出現了任何問題,
政府是不能幹預的,只能通過法律來來解決,各位什麽時候看到過美國政
府命令某個銀行停止對某個行業的企業的貸款?西方政府有這個膽量嗎?
但問題是在中國,法律解決的方式並沒有出現,在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情
況下,企業被查封了,人員被扣留了,政府官員被懲處了。這種無法無天
的情況竟然在這個每天都都自稱法制化的國家中出現,這不得不讓西方世
界感到震驚,也難怪西方股票市場一片淒慘。西方國家的企業都知道,任
何強大的企業都難以和政府做對,更何況中國政府這種蠻橫無理,沒有任
何預兆的行政幹預手段呢?
我無法預料中國經濟調控的後果,但我知道,被查封的企業得不到賠
償,企業與銀行簽定的合約被撕毀,企業和地方政府簽定的合約被撕毀,
同樣,被撕毀的合約得不到賠償。企業和地方必須自我承受中央行政幹預
的經濟調控損失。通過這次經濟調控,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胡溫經濟調控
已經鮮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驅動。一方面,中央害怕地
方、企業和銀行聯合起來騙中央,害怕物價全面上漲,害怕承擔可能過熱
的後果,在沒有必要的考慮和有效的軟調控手段的情況下,采取了中共傳
統的計劃經濟情況下最簡單做法----行政幹預。於是在猶豫一段時間後終
於重拳出擊;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間卻希望搭上本輪經濟增長的快車,特
別是要趕在中央關門之前擠進門去,這大大加劇了目前的投資擴張態勢,
至於投資過後所導致的過剩與經濟下滑的威脅,並不在地方和企業考慮之
內。在這樣一種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觀調控,則最終的呆壞帳要由中
央銀行來買單,中央搞調控,則所帶來的損失和成本則幾乎完全由地方來
承擔。中國的宏觀調控究竟有效要否,不僅要看調控目標是否實現,在很
大程度還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來成本與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
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很多西方社會難以想象的困難,這些困難並不是
自然界的困難,而是政府人為制造的困難。今天胡溫政府進行的經濟調控
很顯然地再次制造了這個困難,或許我們在一年之後發現這次經濟調控又
失敗了,其結果造成了數千億的新的壞帳,而政策幹預也沒有達到原定的
目標。相反,政府與地方的博弈卻加劇了。地方政府將用更多的手段和方
式去抵制中央政府的集權,而同樣,地方財政自給自足的方式也將會加速
發達省份的自治分離運動和傾向。中國政府的經濟調控一旦失敗,就更將
中央政府的虛弱暴露出來,這種大一統的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也將受到極
大的利益沖擊,中共將面臨著更大的信任危機。
可笑嗎?中國的事情經常是這麽的可笑,中共總是希望將經濟問題用
政治手段來解決,而政治問題也總想用經濟手段來解決。但非常不湊巧的
是,政治手段可以解決一時的經濟問題,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同樣,
政治問題也可以用經濟手段掩蓋一時,卻也無法長久掩蓋。隨著中國經濟
改革,胡溫政府已經走向了一個無法回頭的絕境,政治體制的改革已經嚴
重地阻礙著整個中國的發展。任何不負責任的做法和草率的做法都會引更
多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更可能會因為某件小事情而引發整個社會的崩
潰。我相信胡溫政府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問題,正是因為胡溫政府看到了
中國社會面臨的危險境地,所以才不得不在重重壓力之下采取了這種草率
的“經濟調控”,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采取如此強硬的行政幹涉,政治
體制上的問題就會引發經濟上的危機,中國經濟一日崩潰的險象就在眼前。
經濟與政治竟然有如此密切的聯系,特別是在中國這個混合著資本主
義和社會主義的特色國家里更是如此的重要。我衷心地祝福中國,我也期
盼著胡溫政府能通過這次經濟調控所引起的問題,能清楚地看到經濟過熱
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體制過熱,希望能找到根本。看到政治體制改革對中國
未來的重要性。我更希望胡溫政府能加速政治改革,將目前纏繞阻礙中國
前進的政治惡魔鏟除。
中國是如此的艱難,難道他真的像我預言的那樣會崩潰嗎?如果那樣
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我相信我的心會流血,那不是我們的幸福而是人類共
同的悲哀。 2004年4月30日於草庵樹書屋。
為什麽中國人是世界第一弱智
自從香港學者郎鹹平先生關於中國上市公司的評論引發了中國經濟學者之間的爭論,並引發了關於中國改革的更深一層次的爭論後。我接到了數十封朋友的來信,其中有美國,日本和澳洲的,但更多的是大陸的學者和記者。其中有些比較熟悉的大陸編輯希望我能用匿名的方式寫些評論。面對對於相當多的讀者朋友,我不能每封信都回答,但這次我是幾乎都有回信。一位中國朋友在接我的回信後又給我回信說:"老草,你又可以嘲笑中國經濟學家了"
其實這是一種誤會,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學者是勤奮的。但是因為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能將政治和社會因素柔和在其中。這就造成了中國學者與海外學者的極大不同。海外學者研究經濟問題的時候是處於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而西方經濟學無論其何種學派都是建立在這個制度基礎之上,所以,他們沒有制度和社會上的問題。而中國因為不存在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經濟問題研究一直是沿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當制度和社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時候,他們研究經濟問題就面臨著社會與制度的這個不可回避的基礎問題。而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又沒有言論自由。這就造成了中國學者只能單純地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就如同中餐廚師要用西餐調料來制造純粹的中國美食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下,偏偏中國學者不甘寂寞,硬要用西方理論指導中國經濟與政治改革,這就更加可悲和可怕,其誤國之深也就遠超常人,由此可見這些精英的國人是多麽的弱智。
當今出現的郎鹹平與"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之爭論,更顯示了中國人,特別是精英們的弱智。在我看來,郎先生提出的問題無非是中國如何私有化,在什麽條件下私有化的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的回答的跑題不說,簡直是驢頭不對馬嘴,乾脆講到了中國是否定私有制的問題。實際上,私有化和私有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在不久前,我曾和中共三位高層官員交流,在我的感覺中,在中國,從上到下,各個階層都沒有否認私有制問題。中央政治局甚至討論過土地私有的問題。中國逐步完善並全部實行私有制幾乎是全面的共識。而郎先生提出的如何私有化與中國施行私有制制度根本就是個微觀與宏觀,戰術與戰略的問題。這兩者有聯系但卻不是同一問題。而"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怎麽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達的思想呢。難道"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真的如此弱智?
我很奇怪,經濟上的微觀管理,在中國怎麽就變成了如此重大的原則問題。更奇怪,海外經濟學者或管理學者對中國的觀點怎麽就如此的一致,而"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也竟然如此的一致地弱智?
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相信,中國施行私有制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全國的共識,但如何在公平的基礎上施行私有化,這確實是個非常覆雜的問題。郎先生提出的問題不過是經濟學及管理學中最基本的常識,任何政策及制度的建立都必須要有個基礎,這最基本的基礎就是公平和法律。在這方面,我不得不說的是,在經濟學家討論和爭論的時候,中國的法學家一直是處於"缺位元"的狀態。盡管中國的改革是以經濟為龍頭發展起來的,但在中國改革開發的初期,政治與法律的改革並未完全缺位,至少在八九年前是如此。但在今天,政治改革的缺位,最大的問題就是造成了中國整個社會新的危機的形成,用中國經濟學者鍾偉先生的話稱:"危機向上集中"。
朗先生的言論在中國學界引發巨大爭論,這不是什麽奇怪的問題,更不是什麽"炒作"問題。問題是為什麽這麽多的國內學者明知道問題所在的真正原因,而不願意,更不敢去談。反而指責郎先生在"自我炒作"。我並不完全讚同郎先生的全部觀點,我也看到了郎先生在回避問題的實質,這就是中國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對經濟問題的制約。但,畢竟朗先生揭開了中國私有化過程中的一個毒瘤。這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在缺乏法律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改革情況下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和不公平的私有化問題。任何正常的社會所追求的都是一個公平合理與法制的社會,但在中國,一切法律公平都被所謂的"高速經濟"增長所掩蓋,經濟和效率是中共的遮羞布,是政權的合法性的保護傘。但同時也成為了一些精英的利益保護傘,一個怯懦的精英集團劣等品質的遮羞布。盡管中國的產權改革很重要,我們不能否定中國私有制的必要性,但公平的進行私有化不重要嗎?難道這就不是我們學者需要研究的改革"路徑之一"嗎?
偷換概念是中國人自辯的常用方法,強調一面的重要性,而忽視另一面也是中國人自我膨脹的內心平衡方式,更是掩蓋自己虛弱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學者和官員強調:"只有打破私有制障礙,全面實行私有制才能沖破政府管制,保障未來中國發展",也有學者提出:"國有財產的私有化是改革路徑的選擇,這是個用最小成本讓中國轉型的方式"。但我想問各位一句:"當中國社會因為巨大的貧富分化的時候,誰能保證中國不出現巨大的社會動亂,誰又能保證現在的付出的社會成本是最小的?難道中共自四九年開始的集團掠奪轉變成少數利益集團的私人掠奪就是社會成本最下的"改革",就能保障中國不會出現拉美化?
如果大家能真正地考慮一下每個人的自身利益,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不會願意自己的財產被別人掠奪,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再看看國人的反映,自欺欺人的中國人難道不是弱智?
在十年前,俄國開始了公平的私有化過程,中國的學者和官員看到是什麽?是一個醜陋的國家,盡管我相信中國人的智力,但我看到卻是中國人的短視和無知,是世界第一的弱智。十年過去了,當我們再次看到俄國的時候,我們是否會為中國人的無知和弱智感到慚愧?是俄國人用最小的社會成本成功地轉型了,還是中國人用最小的社會成本轉型了?是俄國人失敗了,還是中國人成功了?中國人為什麽不反思?為什麽不慚愧?當俄國毫無負擔地成長前進的時候,中國人在幹什麽?我看到的仍是理論上的爭論,私下的毫無道德的掠奪。一個全世界都少見的"豺狼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那麽我們看看俄國的情況是如何的。
1999-2003年俄國GDP累計增長29.9%,其中,2003年GDP總值達到13.3萬多億盧布,合4652多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慮到公認的超過25%的影子經濟情況,則俄國的人均實際GDP應在4000美元之上。在衰退過程中受打擊最重的工業部門近年表現出了較強的覆蘇勢頭:1999-2001年俄工業累計增長了約27%,其中,機械工業增長了50.8%,石化工業增長49.5%,輕工業增長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紙漿增長32.1%,黑色冶金工業增長34.9%,有色工業增長33.1%,建材工業31.5%,食品增長28.5%。2003年工業增長率達到了7.3%,其中,新興產業,如電信業超過42%。農業形勢出現明顯好轉,近5年農業產出年均增長4.3%。出口快速增長,2003年俄外貿總額首次達到2108億美元,同比增長25.3%,順差596億美元,增長28.7%。國家預算狀況良好,從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預算順差,2002年達到49億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億美元,節余全部進入國家財政穩定基金,為償還內外債提供了有利條件。2003年,俄國在支付了173億美元外債之後,黃金外匯儲備由2003年年初的478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億美元。俄外債余額也從1999年高峰時的1600億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億美元。這樣,2003年俄外債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到27%,遠低於國際上60%的警界線標準(中國約為40%),比歐盟成員國的期望值還低一半。近年俄國證券市場市場發展良好,2003年俄國證券市場增長了54%,超過西歐所有證券市場的增長速度。社會投資增長升溫,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率達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表明俄國企業家對生產部門的投資信心大為增強。資本外流明顯減少。據官方統計,2003年外逃資本僅為29億美元,低於2000年的250億美元、2002年的80億美元及近10年來年均200億美元以上的外逃規模。同時,還出現了部分外逃資本回流的現象。從2002年美國、歐盟分別正式承認俄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國權威的A.T.科爾尼諮詢公司根據全世界企業家所作的投資信心調查排名,俄國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10大投資地之列。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國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可口可樂、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紛紛擴大對俄的投資。近兩年俄國吸引外資明顯加速,到2003年底,俄國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超過了550億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65億美元,同比增長62%。通貨膨脹率從上年的15.1%下降到12%,預計2004年將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近幾年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的情況已經基本杜絕,在2000-2003年的4年里4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實際收入增長50%,2003年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增長達到14.5%,為同年GDP增長率的2倍,全國居民平均月工資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銀行存款總額在2003年一年內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國失業率下降了近40%,失業人數由1998年857萬人下降到2002年510萬人,其中,莫斯科市2002以0.6%的失業率成為世界失業率最低和沒有罷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貧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萬人下降到1998年3480萬人和2003年的2900萬人。消費水平快速提升,據2003年9月所作的俄國居民消費能力的社會調查,擁有彩電的家庭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擁有微波爐和電腦的家庭從2%上升到10%,擁有錄影機的家庭從5%上升到37%,擁有汽車的比例從17%上升到22%,新興IT產品銷量激增,如手機銷量在2003年一年內增長了一倍,絕對增加量在中國之後居世界第二。
吃驚嗎?在吃驚之後中國的讀者應該注意的是,這里的統計資料是全俄國百姓,而不是中國統計資料中的排除了中國廣大貧困農民的城鎮人口統計資料。
中國和俄國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在一個時代上進行了改革,甚至中國的改革還早上俄國十年,但為什麽出現的結果不同呢?這是不是路徑選擇的問題?。俄國為什麽會改革成功?這就是因為俄國人更注重未來的結果,在改革中實行了更公平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私有化過程。而不是中國的獨裁統治下的強盜掠奪式私有化方式。同樣是要改變國體,同樣是要施行私有制,為什麽中國的私有化過程就不能采取俄國的方式?為什麽就不能使用公平合理的方式來完成?從這點上看,中國的人有什麽資格去嘲笑俄國?難道香港的朗先生提出的問題不正確嗎?中國學者和政府官員又有什麽理由來反對郎先生的指責?
我曾數次與中國官員(包括最近一次與一位最高層官員)提出過中國解決私有制過程中的私有化問題。我個人的建議很簡單:"用一年的時間,先將全國土地礦山,國有財產及國有企業進行詳細的統計,然後發行金融憑證,平均分配到中國每個人手中。並允許這些金融憑證自由交易,可以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願意投資企業的人可以收購這些金融憑證去收購國有土地和企業,願意換回現金的人可以將這些憑證自由交易換取現金。"通過這個簡單的過程,中國可以用兩年的時間全面私有化,私有制也會順利完成。整個中國經濟就會全面持續發展。不願意購買企業或土地的人將憑證轉換成為現金可以促進"內需",也會調動中國整個經濟的大發展,而有能力的人可以將國有企業公平的購買,成為真正的主人,也會將企業發展擴大。整個社會的貧富分化矛盾就會減少。政府由經營型轉型為管理型,不僅可以減少百姓對政府的敵意和矛盾,更有精力和財源去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也使得中國政府徹底擺脫集管理者,經營者,仲裁者於一身的尷尬境地。而這時候,政府才能更深入地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才能更準確地進入國際社會來維護中國人的利益,也更可以運用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來調整整個社會的失衡。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經濟危機,信任危機,金融危機才有可能得到緩解和解決,政府才能擺脫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政治體制制度。
我說中國人弱智,很多人會覺得無法忍受,但弱智確實是存在。關於中國國有企業是否能在中國現行制度下治理好,成為一個真正的企業,很多中國學者及官員都是極具信心的。正是這些信心,才有了朱穃基先生的三千億人民幣的"三年國有企業解困"。才有了衆多的政策傾向來幫助國有企業,讓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一個充滿血腥,沒有道德,沒有信用,沒有公平的"圈錢"機構。
無論海外還是大陸,很多人對大陸的建設讚不絕口,並用大陸的建設奇迹來反駁海外學者的觀點。其中一些貌似公允的觀點更是極弱智。
其實,我們只要注意觀察一下大陸的真實經濟情況和社會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大陸中央政府已經和地方政府產生了嚴重的割裂,而這中嚴重的割裂就是因為經濟利益上的沖突所造成。中央政府一方面不敢得罪地方勢力,另一方面,地方勢力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不買中央政府的帳。盡管,大陸中央政府極力樹立權威,用強力的政治資源來維護中央權利,但實際上,地方割據早已形成,實際上,這種情況已經形成了一種另類的"聯邦"體制,但可憐的弱智們竟連提都不敢提,相反卻要大加批駁,掩蓋真相。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博弈是不爭的事實,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及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資源競爭也愈來愈強。國中之國也越來越多。而對聯邦理論的壓制和實踐上的阻礙,勢必將在未來對中國整個統一形成巨大的障礙。如果我們能在早期研究"聯邦制"並在各個經濟區域研究試行,這對整個中國經濟促進和保障未來的同意不窒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回避問題,就勢必引發激烈的行為,離心運動就會在未來某些時間里,某些地區里,因為利益問題而爆發。而這種爆發就會引發全民族的暴力戰爭。
很多海外學者及專家都對本人關於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並將導致中國四分五裂敢到不解,甚至國內的學者和官員也頗有指責。大多數人的觀點幾乎都是:中國是一黨專政,中央獨裁。地方政府幾乎沒有任何勢力來與中央政府抗衡,中國也根本不具備聯邦制的基礎,地方政府更不可能發生獨立事件。
事實上如何呢?
如果我們從歷史上看中共的改革,我們會發現,中共的改革是處於被逼無奈的結果,當年中共決定改革,鄧小平先生曾宣布:"中國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不改不行。"這個宣布實際上已經對中國未來的改革進行了定位,這就是要改變中國崩潰的局面。從那時候的改革起,中共的所有改革舉動都是圍繞著如何擺脫困境著眼,無論是價格雙軌制還是對外開放,都沒有從問題的最根本處著手,也就是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社會體制和私有制問題,而是大力修補,維持中共現有體制。以丟包袱為改革的重點,將負擔轉移到百姓身上,政府減輕負擔。諸如此類的改革體現到百姓的身上就是物價上漲,社會保障,退休體系,公費醫療體系的全面崩潰瓦解,教育體系的全面商品化,義務教育全面泡沫化。而在另一方面是原來中共承諾的公費住房等制度也在商品化的口號中全面瓦解。或許有人會說,這是中國轉型的必然結果,是社會轉型的成本。但實際如何,如果是真正的社會轉型,當中共取消了當年對百姓的承諾,另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應該是將全部社會共有財產平均分配給百姓。而以改革和轉型需要成本付出為理由,無理地取消自己的承諾,而又不將原來由百姓共同擁有的財富交還給人民,很顯然,這是極度的不公平,是對百姓利益的極大侵犯。這根本就不是什麽改革和轉型,是一種欺詐和掠奪。正是中共在改革的第一天起就沒有真正地考慮百姓和人民的利益,所以,自中共改革至今,對人民的欺詐和利益侵犯一直是中共改革的主題。而所謂的漸進型改革,不過是某些利益政黨和集團對自己不當得利的漂亮掩飾。
從另一個大家關注的例子看,中國的股票市場從高速發展到今天的窮途末路,其每走的一步都無不是掠奪和侵占,這個世界上最無恥的圈錢市場從來就沒有考慮過股民的任何利益。他的建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解決資金,搜刮百姓的利益。最近出現的德龍倒閉事件,正是這個沒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約的社會的必然犧牲品。但另人驚奇的是,這個崩潰的私人企業最終得到了政府的挽救。為什麽呢?德龍企業並不是金融企業,如果是金融企業,海外國家也會由政府出面挽救,因為他牽涉到了百姓的利益,但中國的德龍企業並不如此,可是中國政府為什麽要以政府信用來挽救他?這其中就是因為,政府的利益已經和德龍企業密不可分,德龍公司的倒閉將要引發全國的金融危機,這個連鎖性的反應將引發中共政府的倒台。利益,還是利益在其中起作用。中共這個政府行為之惡劣更將在未來引發更多的問題。中共用政府信用和資金來挽救一個倒閉的私人企業,實際上已經違反了中國的司法,更是置百姓利益而不顧,更可怕的是他向全世界都宣告了一個事實:只要你有膽量,能將中共政府脫下水,無論你是守法還是違紀,無論是你是貪污還是浪費。政府都會毫無原則的用公共利益和財富來挽救你,因為你的倒閉已經可以影響到了一個執政黨的安危。只要你有膽量,你就可以平安無事,你就可以成為叢林中的一只笑傲江湖,無所不勝的豺狼。
大約在數年前,德龍公司的一位高層主管在美國與本人聊天,本人曾對其做法和設想提出警告:"在中國沒有具備全面的法制情況下,你們的這種設想很好,但未來的急速擴張將導致必然的公司倒閉。"各位想知道當時這位得龍主管是如何回答的嗎?這位主管說:"做大,再做大,只有我能將當地的所有銀行和大企業都牽連進去,我就會平安無事,你找銀行借一千萬人民幣,你是孫子,當你借了一百億的時候,你是爺爺。你有任何問題,政府都會保護你。如果我能借到一千億,中央政府就不敢讓我倒閉。"多麽可怕的言論。但不幸的是他講對了,當德龍崩潰之後,這家企業果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中央政府願意透支政府信用。這在全球都舉世罕見。
我不得不指出,朗鹹平先生的文章並沒有全面指出中國的問題,我不會責怪郎先生。但中共自己本身是否阻礙了社會發展,這並不是什麽弱智的問題,這是每個中國學者,官員和百姓都能看清楚的問題。但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的"失語者",為什麽會有這麽多"偷換概念的狡辯者"。怎麽會有這麽多語焉不詳的弱智?
網路上曾有一位元長期反對我觀點的從美國返國的海歸-"不爭論"先生。就是這位先生曾寫了一篇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這就是他用資料分析了中美之間的稅務比較,用事實說明了中共政府是如何說謊的,如何橫征暴斂人民的財富。同樣,在網路上也有人用資料說明了中國股票市場是如何圈錢的。國有企業是如何在這個"股票市場"上公然的騙去了百姓的利益。
曾與一位中國某地政府官員談話,這位當地政府首腦對我說:發展房地產業是我們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維持當地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任務,而維持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務。
當時,我並不理解這位官員的話,只是覺得這位官員如此重視房地產有些過分,因為房地產泡沫化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影響將是危害極大的,而世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這樣的問題。而政府介入這個私人投資的領域並運用政府的機構,警察,法院等來實行房地產發展更是問題重重,也是十分不智的舉動。特別是在當前,中國上訪人員因為各地拆遷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日趨增加,當地政府再攪入其中更是危機四伏。
後來,我在應李斯特基金會邀請演講,在準備資料時,我忽然發現中國地方財政收入與其支出相當不符,地方財政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地方政府有大量來源不名的資金。而這個資金正是支撐當地經濟發展的主要來源。這個現象讓我很是困惑,我搞不懂為什麽在中國這個獨裁的,強力的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共產主義國度里會有如此的聯邦性質的財政問題。地方政府是如何獲取的這些"意外之財"呢?
經過一段時間,我忽然發現,房地產竟然是中共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出賣資源和土地是地方政府獲取預算外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地方政府有能力與中央政府博弈的主要資本。
或許有些讀者會感到奇怪,你這是在談什麽問題?這與中國人弱智有關系嗎?
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幾乎都有一個困惑,這個困惑也是上面的問題。但更多的中國百姓則對當地政府的建設感恩戴德,認為只要當地領導人能將當地建設好,就是一位好的領導。而當地領導人也是如此,建設好的城市或鄉村,就可以顯示政績,成為升官的途徑,也是證明個人能力的一個重要方式。但當地政府進行城市或鄉村建設都需要資金,愚蠢的當地政府領導人是靠向百姓攤派來斂集資金進行建設。而聰明的地方政府則是利用政府法令和法律漏洞出賣土地和資源來進行當地的建設。而越是出賣土地多,出賣資源多,就越有資金,越有政績。越能得到當地百姓的擁護,而至於未來如何向百姓交代則根本不考慮。
怎麽會是這樣呢?其實,這里面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的土地礦山,國有企業名義上都是公有的,但管理者卻是政府,百姓對這些財產不僅沒有擁有支配權,甚至連過問的權利都沒有。而中央政府因為各種原因無力管束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根本沒有法律約束和支援,中央政府為了維持自己的需要盡力從地方政府收取更多的稅收,而地方政府要建設,官員要升官又要看政績。所以,出賣當地土地,資源,企業就成為了當地政府的主要的預算外的資金來源。而這個來源又由於沒有公平的交易制度,貪污腐敗由此產生。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當地的政府開支和建設,就不得不鼓勵和縱容當地司法部門和政府機構去支援私人的贏利性的房地產去拆遷,政府利用出賣拆遷土地的差價補充政府資金,而房地產商則利用政府的支援和官商勾結去獲取更多的利益。同時,高價房屋又將民間資本回收回來,為中共政府的奢侈和浪費支付成本。這種變相的掠奪是多麽的巧妙。這種官商勾結的模式已經成為了中共政府目前的普遍模式。廣大的百姓根本就沒有任何利益保護可言。拆遷上訪就成為了中共政府的又一主要風景線。
胡溫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表面上是經濟調控,實際上對地方政府的宣戰,但可悲的是,最後的結果是,地方政府團結一致抵抗中央政府,該調控的得不到調控,相反,地方政府因為巨大的經濟利益,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土地,礦山,國有企業等資產的出賣。據沿海某省官員稱:"我省已經不再有任何國有企業。"而首都北京更是垮出了"改革"的一大步,在中共調整土地轉讓政策之前,已經將北京四環路之內的土地全部出售,一年的土地出售量相當於前十年的土地出售量。
可怕嗎?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盡管這樣,中國的百姓和學者,都沒有站出來,沒有任何人對這樣荒唐的事情講出真相。無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以一種末世的心態面對中國,沒有任何人去考慮百姓的利益,更沒有人去考慮未來,更不考慮中國人的子孫問題。
土地,礦山,國有企業被出賣了,但百姓的利益在哪里?當這些全中國的國有資產都被出售光的時候,政府還要出售什麽?中國人的子孫如何生存?"一心為民"的中共有什麽人在考慮這些問題嗎?百姓和學者中有人在考慮這些問題嗎?難道中國人不是弱智嗎?
幾十年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著巨大的經濟成就,但這個成就是用幾代人的代價換取的,是全體中國百姓甚至是未來的子孫後代的代價換取的。這個表面上的成就掩蓋著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是為了百姓的未來幸福,還是用未來換取眼前的虛假繁榮。是要強盜式的掠奪還是要公平的交易。
弱智不是中國人的專利,但中國人確實是如此弱智。面對殘酷的事實,我沒有看到任何有實質上的反抗,中國的學者和官員仍在大言不慚地以改革開放不能變,私有制不能停為藉口來掩蓋另一種私有化過程中的不公平。掩蓋自己作為利益獲得者的僞善。
面對現實,我站在了朗鹹平先生的一邊,我仍然想問國內的學者和官員,堅持私有制和堅持私有化過程中的公平性有矛盾嗎?難道為了完成私有制轉變就一定要讓私有化過程不公平嗎?只有這樣才是改革的社會成本最小嗎?不要再自欺欺人了。這樣的弱智問題難道學者官員們不懂嗎?
我相信任何弱智的學者和專家,甚至弱智的百姓都知道,一旦改革中體現了公平,一身充滿掠奪性的中共就無法生存,失去了財政基礎,中共及各級官員政府就會在一夕崩潰。為了自己的利益,中共會放棄掠奪嗎?
如何進行中國的改革,什麽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目前缺乏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他是利益集團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的經濟資源的掠奪。是對全中國百姓的盤剝。當我們只有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全體中國百姓能夠在公平自由的基礎上進行財富分配的時候,這時候的中國改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希望。
一位哲人曾說過:"當一個人認為自己最聰明,嘲笑別人是傻瓜的時候,這個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傻瓜"。我們可愛的中國人,想一想吧,中國人為什麽會弱智?
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我的一位讀高中的晚輩看過後對我說:"你寫文章給弱智看,你也不是個弱智嗎?"
不錯,我知道自己是位弱智,正是因為自己的弱智,才會花費更多的時間與中國這個全民族的弱智打交道。我知道,我是華人,是世界第一的弱智集團中的一員。
(9/7/2004 2:44)
——轉自《新世紀》
治病還是救命?病入膏肓的中國金融證券業
治病還是救命?或許很多人看到這樣形容中國的金融證券業會很奇怪,特別是身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學者專家更會迷惑。治誰的病?救誰的命?
其實,治病與救命一詞的發明權並不在我這里,這是國內學者的發明,它是對中國政府面對今日的中國金融證券業困境的真實描寫。
中國的金融證券業真的病入膏肓了嗎?
10月22日,根據中國政府有關規定,經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遼寧省人民政府同意,決定自2004年10月22日收市後委托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對遼寧省證券托管經營。據悉,遼證資金黑洞在40億左右,央行已初步同意為這40億買單。信達在半年的托管經營期內主要負責處理遼證的債務債權和重組的前期工作,信達的托管期結束後,遼證將整體由另一家公司接手。遼寧證券為今年第七家被托管經營和行政接管的券商。這次爆出的40億資金黑洞,只不過是把過去遼證所有的債務一次清算,知情人士指出,真正的虧損可能高達70億元人民幣。
而在此之前不久,新疆德隆集團的股市危機,更牽涉了高達五百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虧損,更致使中國政府不得不以政府擔保和出資的方式來挽救一家私人擁有的非國有企業的上市公司,更創造了一個無法無天的歷史記錄。而近期的中國股票市場大跌更是使得中國證券業危機四伏,人人自危,幾乎中國的證券公司毫無例外地全部陷入了無法為繼的困境。從純粹技術角度上講,中國證券業已經是全面破產,虧損額更高達一千億元人民幣以上。這與技術角度上講的中國銀行業全面破產相互輝映,在全世界金融證券業中「亮出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大約在2001年,我曾對中國一位主管官員談到了中國金融證券業所面臨的危機,盡管在當時,中國的證券業所暴露的問題還沒有銀行業那樣嚴重,但制度上的問題已經顯現。但可惜的是,在當時,因為各種原因,我無法得到跟更詳細準確的中國證券業數據來說服這位中國高層官員,即使是到了目前仍然如此,就在不久前,一些國內學者專家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在我詢問他們數據時,他們坦率地對我講:我們也無法得到具體並準確的數據,各項研究仍然需要自己去從政府文件和報告中挖掘,然後依靠自己的判斷來分析。
盡管如此,我還是從中國報紙和公開的渠道整理出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數據和消息。僅在2003年,中國證券公司已經整體虧損。根據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55家證券公司成員年報顯示,55家證券公司總體虧損4,700萬元,部份證券公司出現巨額虧損,如民生證券虧損4.67億元,共有5家券商虧損超過億元,其虧損總額達11億元。中國證券公司的年度虧損總額(不包括委托理財業務所發生的虧損)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而到了2004年八月,中國證券業的整體虧損已經升高到了驚人的地步,而據一般估計,中國證券公司的年度虧損總額大約為一千七百億元。而事實上,早在2003年初,中國證券業就已經集體虧損超過九百億元人民幣。已將中國證券業的全部資本金消耗完畢。開始了實際上的全面破產階段。正如中國政府宣稱的那樣:「中國證券業用十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社會百年的歷史」。不過以我觀點看,中國證券業何止完成了西方國家的百年證券史,簡直是超越,至少在目前,西方證
券業大部份仍沒有破產,而中國證券業連西方國家證券業尚未敢完成的歷史都已經完成了,這豈不是「極大的超越」?
奇怪嗎?就在最近幾天,我還從中國有關部門得到了一個消息,中國政府管理層已批準海南華銀、大連證券、鞍山證券、北京華陽租賃公司、山西華康信托、佳木斯證券、新華證券等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其中,大連證券公司破產案已在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之中,尤其是前一段時間的南方、閩發等大券商動則爆出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的虧空更使得資本市場累積的風險相當高。據筆者根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的公開報導估算,券商僅挪用保證金部份就高達2,000多億。以此計算,中國金融改革成本就已經高達2.54萬億元人民幣。此外,以最保守的估計,中國金融業還需要注資至少1.2萬億元。兩者相加,中國政府財政若要為金融業壞賬埋單的話,至少需要3.7萬億元人民幣。換個通俗的講法是,全中國百姓需要每人付出2,850元人民幣來挽救中國金融業。
中國百姓怎麽就會那麽的不幸?其實,中國百姓的不幸早就發生了。從中國建立證券市場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其悲哀的開始。自中國開始實行股票市場的那天到2004年10月,中國共發行股票融資9,000億,征收印花稅累計為3,000億元,券商獲得的傭金約為2,500億,合計一萬五千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的股民在股票市場上投資了一萬五千億元人民幣。但他們獲得的是甚麽呢?請各位不要吃驚,盡管他們投資了一萬五千億元人民幣,但他們獲得的回報卻只有700多億的上市公司分紅。兩者差額為14,000多億元,其中的絕大部份為股民的虧損值。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目前中國的股票市場總價值也不過是一萬五千億元人民幣,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二是不流通股,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六千萬股民幾乎都是虧損的一塌糊塗,中國證券市場的基礎幾乎不覆存在,在在中國的證券市場中,除去欺詐就是極度的投機和賭博,根本就沒有規則和法律的概念。
違法、欺詐在今日的中國證券業中幾乎是一個人人皆知的行為準則,去年6月,證監會派交易所對各大券商發出摸底調查,結果發現券商國債違規回購規模達200億。半年之後,在南方證券被行政接管和停止一切國債業務之後,中國監管層發現南方證券在上交所欠庫50億,因而在今年2月25日決定讓中國證券登記公司再次對券商違規國債回購進行摸底。這次的結果顯示,規模已經到達1,000億元了。半年時間,增長400%。今年上半年的財務報表表明,自營倉位普遍較重是券商出現較大賬面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截至上半年,最先公布財務報表的40家券商自營證券總額為293億元,其中大多數與年初相比倉位變化都不大。在今年二季度股市與國債聯袂高台跳水過程中,這些券商損失慘重。其中,海通證券自營證券跌價損失就達到3.17億元,申銀萬國自營證券跌價損失1.75億元,國泰君安和廣東證券分別為1.33億元和1億元。有關測算顯示,上半年虧損券商在自營業務產生的虧損比總收入還多,中間值達到-129%,實際上成為它業務虧損的最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剛剛開展的證券委托理財業務也是今年券商的重災區。初步估計,券商委托理財規模大概在1,000億元左右。一般地,券商進行委托理財時對客戶允諾的保底收益至少是6%,高的甚至達到15%。這意味著,即使券商投資市場的資金能夠做到在今年二季度下跌的行情中全身而退
的話,其虧損也將達到200億元。依筆者根據不完全的公開資料估算,今年上半年中國券商委托理財的虧損規模實際上可能超過400億元人民幣,中國倦商已經面臨著整體崩潰,特別是九月份以來的中國股票市場大跌,其損失更有可能超過500億元人民幣。
或許有人會問:中國證券市場缺乏法律和規則,券商非法挪用客戶資金,但仍然有著大量的券商資金來源不明,那些維持券商的巨大資金是從那里來的呢?
其實,這很簡單。在海外的金融人士和學者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當看到了中國政府的有關法律和政策時就以為中國的一切都是法律化了,都是制度化了,和西方的金融體系一致了。實際上卻不然。盡管在近年來,中國政府嚴令銀行違規資金進入市場,但由於體制的原因,證券機構與銀行業始終存在著「血融於水」的不法關系,券商的大量資金依然是通過各種途經來自於銀行。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部門,無意不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以維護「穩定」發展經濟為名,大肆為所欲為地違反法律。券商從銀行獲得資金的最主要渠道是同業拆借市場。數據表明,截至2004年3月31日,券商從各類銀行,融入短期資金規模達2,222億元,占資金拆借總量的八成以上。券商從銀行獲得資金的另外一條途徑則是人行的再貸款。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人行在處理證券公司托管關閉問題上,一直起著「最後救護員」的作用。從2002年起,人行先後向多家問題券商發放了再貸
款,以幫助它們度過難關,中國政府不斷地使用政府信用和公共資金來挽救違法的券商,同時也不斷地用各種手段掠奪中國百姓的財富。而事實上,這種做法效果極差,不僅縱容了不法券商,而且日益加大中國的金融改革成本,而最終由中國全體百姓承擔損失。例如,中國人民銀行向鞍山證券和新華證券發放的15億和14.5億再貸款,已經隨著它們的破產而化為烏有。而向其他證券公司如南方證券和閩發證券等發放的百億元人民幣再貸款(僅中國政府為接管南方證券這個爛攤子,同時調撥的備用資金就高達80個億),以目前的現狀看,其收回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一百多億元人民幣的新增壞帳已經形成。
券商無法無天,中國上市公司和政府管理部門同樣是無法無天。不久前,中國財經人士張衛星先生狀告中國國資委就是一例。中國政府故意縱容上市公司以大吃小,違法亂紀。中國上市電廣傳媒以股抵債就充分暴露了中國政府自己違法亂紀,欺詐騙取百姓投資的真實面目。就在張衛星先生根據中國法律控告之後,中國法院竟然駁回了起訴,其理由竟然是「國有股」已被注銷了。而根據中國目前的公司法規定:「第一百八十六條:公司需要減少注冊資本時,必須編制資產負債表及財產清單。公司應當自作出減少注冊資本決議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三十日內在報紙上至少公告三次。債權人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內,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公司減少資本後的注冊資本不得低於法定的最低限額。」
按以上中國公司法的規定,這個操作起碼要走以下程序:股東大會通過減資決議後,才能公告,而公告後九十天屆滿,在沒有其他債權人異議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而中國的司法機構及國資委,上市公司竟然公然藐視法律,為了利益集團的利益連一快遮羞布都不要了。這是如何的無恥和墮落。當一個國家公然踐踏法律,將百姓利益視為兒戲,那麽,這個國家還有甚麽信用和尊嚴?同樣,一個萬億元人民幣的行業之所以僅用十多年的時間就從興旺走向了滅亡,這其中的原因難道還不清楚嗎?
曾經有人面對中國的證券市場曾經這樣說:中國政府面臨著是治病?還是救命的難題。在中國內部曾有人以中國國情為理由指責西方的證券理論和經驗,但中國真的與世界不同嗎?難道我們因為中國的國情就需要將前人的理論和經驗全部推翻而另起爐竈嗎?記得有位中國官員曾說:」中國不需要因為國情而另外發明一輪子。「從某種程度上講,我非常讚同這位中國官員的觀點,中國需要的是改造自己,而不是以國情為理由放棄前人的經驗。在中國,不是西方經濟理論實行不了,而是中國缺乏自我改造,缺乏合理的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
治病,這對中國證券業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關鍵是治病需要先治理中國的政治體制,需要健全法律,首先要中國政府先遵守法律,而不是為了政黨利益而肆意踐踏法律。唯有如此,中國的證券業才能走出困境,但可惜的是,這不是中國政府的選擇。
救命,這顯然是目前中國政府最重要的選擇,首先,我們從目前中國政府饑不擇食地在中國股票市場全面大跌的時候推出「銀行基金可以進入股票市場,社保基金可以進入股票市場」這個行政措施來看,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未來的長遠利益。眾所周知,即使是在美國和歐洲這些法律健全,監管嚴格的國家里,銀行基金進入股票市場也是有著嚴格的限制。而在美國,對社保基金進入股票市場更有著極為苛刻的要求和限制。百姓將手中的資金選擇到了銀行,其目的就有區別與投資高風險的股票市場,求的是低風險。而中國一旦混淆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這兩類不同性質的企業之後,中國百姓還有自己的安全感嗎?為了當前的穩定,為了政黨利益和少數集團的利益,今天的中國政府可以不考慮未來,可以放棄未來。這就是如今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創新」,這就是維護社會穩定。
事實上,自從中國開辦股票市場之初,其目標就盯在了百姓的居民儲蓄之上,中國證券市場的功能大致可以這樣來描述:先是某些地方權力機構通過股市向全社會轉嫁當地國有企業的危機;壟斷資本利用股市洗劫社會財富;然後是中央政府看到了利益之後,與地方政府進行權利博弈,企圖分食,在後來,政府各個部門幾利益集團積極參與,形成一個公開的莊家,公然進行欺詐和掠奪。而中小投資者對股市的參與客觀上成了上述兩種實質功能的掩護,他們更多充當的是證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在國有銀行和國家財政都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中國證券市場成為為國有企業緩解危機的最好資金來源。事實上我們看到,大型國有企業目前已經成為股市圈錢大軍中的絕對主力,從中石化到寶鋼,再到招商銀行,這些寡頭式的大鱷已經將中國股市變成了他們最好的饕餮場所。雖然這一切都是打著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時髦旗號進行的,但其通過股市緩解財務困境的本質一望便知。在今天,圈錢更成為了中國企業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千瘡百孔的國有銀行也準備拚命擠上中國資本市場這艘風雨飄搖的大船,這可能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不能承受之重,很有可能資本市場救不了銀行,還把自己給弄沈了。在中國,證券市場的唯一功能只能是—毫無約束地透支中國社會的明天。
10月17日,新華社報導「有關部門就收購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作出解釋」。該文對各券商托管過程中發布的個人債權收購行為做出了解釋,稱個人債務將由有關部門打折收購,(10萬元以下全額收購,10萬元以上部份按九折收購),收購方憑此參加金融機構資產清償。盡管新華社的解釋並未明示事情原委,但明眼人一望便知,目前進行的托管背後是中央銀行對高危券商個人債務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在決定付出這一成本後,早已透支的券商再無理由繼續維持。中國的證券業真正地面臨著一次火與血的洗禮。盡管中央政府再次動用社會公共資金來「救命」,但筆者不知道中國證券業的未來會是怎樣。根據筆者幾年的觀察,中國政府動用社會公共資金挽救中國銀行業的結果是壞帳繼續增加,絲毫沒有改善中國銀行業的本質。而這次對中國證券業的「救命」行動又能有多少效果?
我又記起了一位中國經濟學者的一個論斷: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矛盾正在向上集中。
中國百姓是否能躲避這個向上集中的災難呢?面對這個嚴重的問題,筆者不知道中國政府會如何處理,但我們會拭目以待。
治病還是救命?病入膏肓的中國金融證券業。
(注:中國目前四大國有銀行壞帳;1.68萬億元人民幣(此為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以往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0.86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合計:2.54萬億元人民幣。)
回憶與趙紫陽的見面
趙紫陽說:政治改革將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
相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我參與中共的經濟改革開放是最早的少數人之一。大約在一九八三年,當時我就參與了中共的改革開放及當時少見的中外合資企業。由於當時大陸合資企業很少,所以在那家合資企業開業的時候,中共官員非常重視,盡管以現在的眼光看,那家合資企業投資額非常之少,但當時卻驚動了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喬石先生這樣的中共高級官員來主持開業典禮。
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和一些投資人在中國大陸到處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當時我剛從中國東北旅行兩個月,就又來到了武漢和一些當地的企業家談生意。
一日,我的秘書吳小姐因病在武漢的東湖賓館休息,我自己就和一些企業家及政府官員到一家武漢傳統名館--“四季美”餐廳吃著名的湯包。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家極為破舊的木制樓房,走到樓上的時候,木制樓梯發出吱吱的聲音,地方也很小。就在吃晚飯的時候,秘書吳小姐趕了過來,告訴我說:“北京來電話了,趙紫陽先生要在明天和大家見面”。
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但當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鐘,於是我連忙問:“是否準備了機票?”
吳小姐說:“現在已經沒有了飛往北京的飛機,連飛往天津的飛機也沒有,明天上午有飛機,但來不及,只好讓您趕火車了,但火車是否能保證有臥鋪也不能肯定”。
聽到這個回答,我有些失望。希望見到趙紫陽先生是多年的願望,幾次都因為各種原因陰差陽錯而落空,這次有機會怎麽可以錯過呢?於是說:你想些辦法,看看當地人有什麽辦法,實在不行就坐火車,連夜趕回去。
聽到我們的談話,一位與我們吃飯的三十多歲的女士插話說:你要是為了見趙總書記,我可以幫你想辦法解決飛機的問題。
我聽到後很高興,因為在此之前,這位女士曾將她以前和中共主席毛澤東的幾張合影拿給我看,並坦承她曾在北京中南海工作並伺奉毛澤東,也多次蒙受毛澤東的“恩寵”。所以無論在軍方還是在地方都有相當的關系。盡管她這樣講主要是證明她有相當的人脈關系,希望我們投資合作。但在此時,她的表態和幫助對我卻是雨中送傘。於是我就試探着請她幫忙。
回到賓館後,我忙着收拾行李準備趕火車回京,就在這時,這位女士來電話告訴我說:“請您在半小時後到賓館門口等候,我已經和空軍聯系過了,他們會去車接您,然後派飛機連夜送您到北京”。
坦率地講,當我聽到這個電話時,我非常的震驚,我很難想象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士竟然有這樣的能力,一個電話就可以調動空軍的飛機去送一位陌生的朋友。但事實上她確實非常有能力,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通過了誰,但武漢空軍的確動用了一家老式的俄國“伊爾”飛機將我連夜送到了北京。
大約在夜間一點鐘,我和秘書吳小姐兩人乘坐着震耳欲聾的“伊爾專機”返回了北京。休息了一夜,轉天與其它人一同拜見了趙紫陽先生。
第二天下午,我們一行十余人拜見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先生,趙紫陽先生先是介紹了一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然後就請大家談談在中國投資的問題。當時,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很多政策和法律對海外企業都有很多的限制,更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於是就有幾位投資人談到了他們在投資中遇到的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當然也有人借機發了一些抱怨。趙紫陽先生聽了大家的意見,先是解釋了一番,然後就闡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就是:“你們遇到的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了,是社會環境問題,這是政治問題。我黨對這些問題已經非常重視,我黨已經將中國的政治改革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來了,你們提到的問題將會通過整體的政治改革來完善,政治改革將解決現在產生的社會問題”(原話大意)。
一九九三年,由於某種原因,我被迫關閉了在中國大陸某地的合資企業“X三井物產有限公司”。在成立新的企業時,我給這家企業起了一個新的名字:“紫陽企業公司”。在我起了名字後,我就告訴了我的一位在中共X機關報擔任負責人的兄長。當時,這位生病中的兄長聽了後沈思了很久,問我:“你為什麽起這樣的名字?沈默並不一定就是忘記……”
企業名字報到了地方工商局,當天並沒有什麽反映,但當我的職員去領取工商執照的時候,負責的官員對我的職員說:“名字必須要改,這個名字不能用,你們不要找麻煩,我們也不想找麻煩……”
紫陽,從那時起,我知道了這個名字在中國已經成為了禁忌詞。
一年前,流亡美國的中共高級官員金堯如先生逝世的時候,我作為守護在他身邊的晚輩,受到了其家人的委讬,向全球的金堯如先生的朋友通知消息。當時我一時無法聯系到李普先生的女兒--康梅大姐,於是就將電話打到了國內,逐一通知金堯如先生的生前好友。趙紫陽先生在得知金堯如先生逝世的消息後,一陣的嘆息。然後就請家人將早年金堯如先生送給趙紫陽先生的一幅字畫找了出來,掛在前廳,以示紀念。
數日前,當我在工作中聽到了新聞播報趙紫陽先生逝世的消息時,我非常的震驚,連忙打電話到海外和國內證實這個消息,但不幸的是,我無法聯系到任何可以證實這個消息的人。不久,有朋友以肯定的口吻告訴我說:“那是個假消息”,但趙紫陽先生病中是真實的消息,而且得的病與金堯如先生一樣”。
這是個非常不幸的消息,金堯如先生是因為肺部問題而導致無法呼吸逝世的,趙紫陽先生的病癥竟然與之相同,這意味着趙紫陽先生病情是十分嚴重的。我暗自為趙紫陽先生祈禱。
一月十六日晚五時三十分(美國LA時間),國內一個電話通知我說:“趙紫陽先生於北京時間一月十七日淩晨七時逝世了”。
這是個令人悲哀的時刻,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胡耀邦,趙紫陽兩位先生治理下的中國是那麽一個充滿朝氣的國家,一個立志改革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倆個中共領袖竟然都是在含冤的情況下仙逝了。這不僅僅是百姓的悲哀,也是這個民族與國家的悲哀。自從一九八九年後,在中國已經沒有任何人再一次提起政治改革,趙紫陽先生的政治改革方案也被擱置一旁,中國終於走上了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在江澤民,朱镕基政府的時代,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億萬富翁群,這些富翁崛起的速度超過了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但同時,中國大量的資產被貪污,被掠奪,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更嚴重的是,政治改革被放棄,活躍的政治氣氛被肅殺的管制取代,更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被關入監獄。權利和金錢結合成為一體。經濟上創造的奇跡窗口掩蓋着大量的經濟敗落,修飾着中共獨裁統治下的政治腐敗。
政治改革,這個在趙紫陽時代就已經被認識到是解決經濟改革產生的社會問題的問題,在目前仍然得不到任何的重視。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現象。
我懷念趙紫陽先生,不僅僅是他在最關鍵的關頭放棄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反對六四屠殺,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共歷史中第一個拿出了政治改革方案的人,是第一個要對中共徹底進行政治改革的人,是第一個願意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放棄自己個人利益的人。
我懷念趙紫陽先生,至今我仍記得趙紫陽先生當時的笑容:“你們提到的問題將會通過整體的政治改革來完善,政治改革將解決現在產生的社會問題”
紫陽先生,我們懷念你。願您安息。
2005年1月17日淩晨2:30於LA草庵書屋
(大紀元首發)
美國減稅法案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不久前,美國國會通過了著名的《本土投資法案》,這個美國減稅法案在美國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民眾注意,相反是華爾街人士反而非常重視。相對投資人而言,畢竟這是一項美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項經濟法案。
美國《本土投資法》來源於《2004美國就業創造法》的一部分,是布什自2001年宣誓就職以來簽署的第五項減稅法案,其中的一條規定為:美國公司將海外利潤匯回國內時可享受稅收減免優惠。不久前通過的《本土投資法》,則將針對美國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稅稅率由35%下調至5.25%,期限為一年,條件是將這些收益投資於美國。根據《本土投資法》規定,美國公司抽回國內的海外收益只要在一年之內用於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削減債務、回購股票,以及培訓和雇傭國內員工,對其征收的所得稅率就將從35%下調至5.25%。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號的投資大國,在海外有很多的跨國公司,這項減稅法案會影響到很多企業和國家,摩根大通銀行公布了一個估算數據,說是適用該項法案的美資企業海外利潤高達6500億美元,其中回流資金可達4000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額。
很多人都知道美國跨國公司的厲害及龐大的規模,但也有很多人並不知道,美國很多大企業在海外有很多的贏利,這些跨國公司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各國的法律,千方百計地將這筆巨大的贏利藏在海外,而不願意匯到美國本土。這些贏利不願意回到美國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一點是,美國的稅收通常比海外國家高。與其交稅,還不如在海外繼續投資。反正在這個世界上總有這樣那樣的投資機會,如果不交稅用於投資,這當然要比交稅好很多,
在近及年,美國經濟轉型當中,美元因為美國小布什政府采取的大美國,赤字政府政策,在刺激美國經濟發展的同時有意進行美元貶值,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投資人對美元就有了一種旁觀的現象,大量投機客更往往將美元轉持歐元短期牟利。而經濟轉型,就需要大量的投資,這對美國的經濟現象就出現了一種悖論。如何在讓全球美元流通國承擔美元經濟轉型成本的同時,刺激國內投資就成為了小布什政府的首要問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減稅法案通過了,整個美國的情況就不同了,減稅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五。像在中國有巨大投資的美國企業輝瑞制藥公司符合上述減稅法案條件的累計海外利潤就高達380億美元,模托羅啦公司更高達500億以上,通用電氣有210億美元,惠普公司有144億美元,通用汽車有116億美元。
在具體的公司個體上,惠普公司6月份就表示可能用回流的海外收益削減債務,改善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英特爾4月份已經開始耗資20億美元的改造其亞利桑那州工廠的計劃,並為其俄勒岡州一家工廠采購了設備;制藥商禮來公司(EliLilly&Co.)則考慮將這筆資金投向公司自身和外部小公司的研發業務。很多企業不僅將這次減稅法案當作一個企業轉型或投資的機會,更多的實際上則當做一次多年未見的合法“洗錢”機會因為很多企業多年積累的海外贏利總算有了一次合法的機會返回美國了。
美國經濟一直是比較平穩的,盡管他也是很規律地經過發展,衰退,再發展的過程,但他總體上一直是在成長。2000年後,美國經濟從IT泡沫中開始覆蘇,其重點是經濟轉型,轉型過程是非常的痛苦,減稅政策就是為了增強美國產品的競爭力及加強企業的投資力度。《本土投資法》就是作為當時的小布什競選的主要議題而出現的。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們的話說,他們還不記得以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公司能夠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利用如此巨大的資源。尤其是當目前美元走弱勢,美國產品出口強勁的時候,大量企業資本回流就會給美國經濟增加更多的活力。以每25萬美元投資可以增加一個就業人口計算,4千億美元的回流,至少可以在美國增加一百萬人的就業機會,這幾乎可以讓美國成為令世界最羨慕的低失業國家。可以這麽說,這個法案的通過對美國經濟是股非常及時的暖流。
凡是事物,有好就有壞,《本土投資法》對美國經濟是股暖流,對中國經濟就是股寒流了。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又是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大量外資抽逃就會嚴重地影響中國的經濟。截至今年8月底,美國對華投資項目已累計達到近3.6萬個,合同美資金額752.6億美元,美方實際投資383.6億美元。 美國500家大企業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國投資。美國通用汽車、摩托羅拉、郎訊科技、可口可樂、杜邦公司、伊士曼柯達公司、IBM、施樂公司、惠普公司等都在中國投資。美國減稅法案的通過對美國企業投資中國的影響非常大,這勢必會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
中國GDP增長的百分之八十是私人企業和海外投資帶動的,其中海外投資又在這百分之八十中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大約有百分之五十是由海外投資的企業提供的。海外投資的減少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特別是明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盡管美國投資人並不是中國第一重要的投資人,但他仍然是一位很重要的投資人。
在中國政府,有些官員和學者對美國實施《本土減稅法》對中國經濟有影響的觀點持有反對意見,他們認為:美元回流最迅速,占據比例也較大的,應該是美國投資在各國資本市場上的國際間接投資。所謂國際間接投資也稱為國際證券投資,是指在國際證券市場上通過購買外國企業發行的股票和外國企業或政府發行的債券等有價證券,來獲取利息或紅利為主要目的的投資行為。二者的區別在於直接投資一般都要參與一國企業的生產,資金一旦投入某一項目很難撤資。但在國際間接投資中,各種有價證券可以在國際上相當方便地轉換和易主。例如,因國際間利率的不同而引起的國際資本流動,可以迅速地從低利率國家轉移到高利率國家。另外,美國《本土投資法》所能吸引回流的資金主要是在一些避稅港帳戶上的留存利潤,而不是在正常經營的東道國的投資存量;即使沒有《本土投資法》,前者也未必會流入中國。所以,他們認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會很大。
其實,觀察研究這個問題需要從全方位來看,首先,美國經濟轉型是由生產型轉為品牌型和高科技控股型,美國在海外的投資重點不是生產企業,而是建立市場和品牌。真正的直接投資企業的並不多。對中國也是如此,盡管中國自稱正成為“世界工廠”,但真正意義上的工廠並不存在,而是以代工方式形成的生產車間,大量的海外跨國公司只是簡單的利用中國現有生產設備,或投入少許的資金改善生產設備,大量的投資仍然是掌握在海外公司手中的流動資本。第二,中國盡管沒有開放間接投資,但實際上通過各種方式進入中國的海外流資高達千億美元以上,這是中國官方自己就承認的事實,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美國的各類基金,這也就是中國學者和官方認定的國際間接投資。第三。美國是全球征稅的國家,盡管美國的稅收比歐洲國家低,但在全球來看仍然是個高稅收的國家,大量的減稅,勢必將引發美元資本的回流熱潮,減稅後的海外資本會提高美國上市企業的業績,這樣一來,美國企業的業績就會非常好看,股票市場也會高漲,美國企業就更容易從資本市場上募集資本。這對美國企業的誘惑力非常的大,在短期內,漂亮的企業業績就意味這大量的投資。試想一下,美國企業是願意將錢放在中國等待百分之二十的利潤還是願意在金融市場爭取七到八到十二倍市盈率的資金?這筆帳不用中國官方和學者計算,美國企業家們比他們算的好。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學者並沒有看到美國政府減稅法案的真正意義,他們仍在自我高估。事實上,美國的這一政策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的政策和經濟。中國政府並不一定不清楚美國減稅政策對中國的影響,但他們是掩耳盜鈴,不敢承認現實,擔心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實際上,當美國這一政策剛開始公布的時候,中國政府就已經將中國熱烈討論已近兩年的兩稅並軌(即中外企業所得稅並軌)擱置了。
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擱置兩稅並軌的主要原因是商務部反對,而商務部的反對意見又與美國《本土投資法》有關系,因為商務部擔心,在中國取消對外資稅收優惠而母國卻提供了新的稅收優惠的情況下,外資將加速回流,從而沖擊中國經濟。中國政府在執政上就會因經濟問題而引發政治問題,因為中共一直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其合法執政的主要借口和根據。
在另一個角度上,中國明年還有一個大的問題會出現,這也是由於美國減稅法案引發的。中國政府施行固定匯率,又是以美元聯系匯率,美元資本出逃一定會引發人民幣的大變化。難怪格林斯潘會說:中國人民幣匯率制度不改,一定會出問題。目前中國出現的現狀是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其原因是固定匯率造成的。當美元回流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減少了,而對應已經發出的人民幣並不能馬上收回,這樣一來,中國通貨膨脹就會加劇。人民幣貶值的幅度加大,老百姓的日子跟更難過。到現在為止,美元貶值,人民幣又跟隨美元同時貶值,現在美元相對歐元已經貶值了百分之十以上,中國外匯儲備是四千七百多億美元,其中相當數量是購買的美國國債,如果以歐元計算,中國就已經損失了四百億美元以上。
但大家可能並不知道,中國每年的貿易順差不過是100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四到五年貿易盈余被貶值掉了。憑空消失了。一般理論上認為外匯儲備的最佳規模能夠滿足三個月進口需求,從GDP的比重來說,不超過GDP的10%為宜。而目前中國已超過這個比例,是這個比例的四倍了。不過,按照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壓力也會緩和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會減少很多。
理論上盡管如此,但我更擔心的是人民幣對外也會貶值。因為外資回流,中國經濟就會減速,經濟增長降低,通貨膨脹加劇,這樣一來,依靠對外出口取得的增長就會放慢,甚至會出現負增長。而同時,美元貶值,加快美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中國的對外貿易盈余就可能產生負增長。出現貿易逆差,更可能高達百億美元以上。由此看來美國的一項減稅法案對中國的經濟影響真是非常的大,美國政府減稅後,政府減少了部分稅收,但資金回到了美國。中國政府為減緩美元回流而暫停兩稅並軌(即中外企業所得稅並軌)並延長外資企業稅收優惠,少收到的可是“真金白銀”是中國百姓應得到的。美國增加了投資資本,中國減少了稅收。這一增一減相差懸殊啊。
不僅如此,美國的《本土減稅法》與現在美國政府默認的美元貶值政策實際上配合的相當默契,相輔相成,對中國有沖擊,對歐洲也有相當大的沖擊。美元貶值實際上是利用美國政府美元鑄幣稅讓全球國家來分擔美國財政赤字,另一方面美元的貶值對世界各個工業國都是相當大的沖擊,美元貶值,歐元升值,就意味著美國產品更有競爭力,這個競爭力將迫使歐洲國家及日本不得不減少贏利或減緩企業發展,另一方面,美國產品更以物美價廉的方式大肆侵襲原來歐洲和日本等國的傳統產品市場。另一方面,《本土投資法》又誘惑大量的海外資本回流美國,讓歐洲及日本等國的資本在短期內大量減少。這一增一減,經過數年的經濟競爭美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就會得到提升,相反,無論是歐洲,日本還是中國這樣的發展種國家,都會因為產生相當大的經濟影響。只不過中國因為是發展中的經濟國家,所遭受的損失和影響會更大。
其實,在今日的世界,暴力戰爭早就已經被經濟戰爭所取代。全球的發展實際上就是經濟的競爭。很一個良好的經濟政策往往會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在最近的五十年中,美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的未來不可能依賴軍事戰爭來贏得世界的認同,關鍵是經濟競爭,但這個經濟競爭的最基本的條件是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就是這個自由的民主的社會基礎。正是這個問題,妨礙了中國政府正確認識西方的經濟政策,更無法找到合理的應對政策,而是不斷地被世界發達國家拖著走。
很多人不理解美國的經濟政策,比如說,在克林頓時代施行的是財政盈余政策,美元走強,到了小布什時代,施行的是赤字政策,美元走軟。其實,如果,我們能仔細研究這兩種不同的經濟政策模式,我們就會發現,這與美國的民主和經濟走勢有很大的關系。道理也很簡單,克林頓時代政府沒有財政赤字還有盈余,鼓勵高科技特別是IT行業創業發展,這是個高風險的投資政策,美元走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來資本投資美國,共同承擔創業風險。到了小布什時代,IT泡沫化,企業轉型向傳統方式,而更多的已經成功的高科技企業在承擔著大量的債務的時候就需要美元走弱,這樣才可以讓海外國家的投資人分擔創業虧損。同時,施行赤字政策,讓更多的美元使用人分擔經濟責任。從總的來講,無論克林頓政府還是小布什政府,在它們實施的經濟政策上並沒有什麽高下之分,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使用了不同的手段而已。他們同樣的目的都是保持美國的強大,維護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而他們的手段也都是與更多的政治經濟政策配套而來,有這自己的理論和實際基礎。
相對中國,盲目的自信不是發展的道路和方式,關鍵是能真正認識自我,認識到美國減稅法案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2004年12月26日於LA草庵書屋
大紀元版權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中俄政治經濟改革結果的真相
各位好,非常高興到這里和大家見面,也感謝主辦者的邀請。
在演講之前,見到了幾位陌生的朋友,我不認識他們,可他們認識我,這讓我受寵若驚,好像是個名人,真是不好意思。開會前,有位老先生,八十年代留學美國的,聽到我要來演講,特意趕來,另一位女士是來這里探親來的,現在還在上海的一家銀行擔任負責人,還有幾位朋友特意從芝加哥趕來,這讓我非常感動,各位是專家,我更要小心翼翼,有問題和錯誤還請大家多指教。
今天和各位談中國與俄國的政治經濟改革比較。其實我算不上專家,只是業余愛好者而已。但要談中俄的改革比較,還是要先談一點事實和理論。
大家可能不知道,2002年6月8日美國商務部長伊凡斯宣布,美國認定俄羅斯四月一日起已完成轉型,由計劃、控制型經濟體蛻變為市場經濟國家。但至今未全部加入WTO。中國為加入WTO談判,談了十幾年,倒是加入了WTO,但美國並不承認中國是個“市場經濟國家”,結果,中國的WTO條約里有很多限制。這是為什麽呢?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施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這個基礎當然就決定著整個國家與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形成。而WTO的組成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他的實施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基礎之上。中國加入WTO是要服從並遵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為條件。中國為加入WTO談判多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如何遵守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談判也是要求中國如何成為符合西方法律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如果我們能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就會很自然地明白,中國爭取加入WTO結果是什麽,中國需要做的是什麽。這如同我們在玩一個遊戲,大家都遵循一個私有制規則,但你卻要用公有制的規則來加入這個遊戲,當然,我們不能帶你玩,你需要的是改變你的公有制規則,遵循我們的私有制規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同意你加入。而談判就是為了這一目的。這個目的就是中國需要改變政治制度,要變成私有制。
我以前寫了幾篇文章中揭露中共隱瞞WTO談判內容,並在合約中簽署了幾點非常具有″歧視性″的合約條款時,很多中國朋友不理解,特別是對西方國家對中國某些產業和行業有十五年的監督條款和類似清王朝時代的“領事審判權”條款時更感到困惑。其實,如果我們把問題向更高一個層次發展並看待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盡管WTO經濟貿易談判,但實際牽涉的卻是政治問題。這就是中國目前還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根本就不是西方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正是這兩種制度上的差異,才造成了中美WTO中國被動地接受“歧視性”條款。正是中共利益集團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不願意放棄集團利益才造成了這個讓中國百姓全體承擔損失的“歧視性”合約。這是多麽簡單的道理啊。可是,就是有人不明白。
有人還會問:為什麽“自由市場經濟”需要私有化,需要實行資本主義法律和政治體系?
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首先澄清什麽是自由市場經濟。我這個經濟學愛好者經常冒充專家來解釋意義深奧的名詞,不過我是喜歡用最簡單的凡是解釋,有腦袋的人都明白。簡單的解釋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平等的自由交換”。簡單嗎?其實,這個我自己創造的解釋是非常的簡單。但在實行這個“平等的自由交換”方式上就非常的不簡單了,甚至要觸動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要動搖國本,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是經常受到人攻擊的,已經習慣了,沒辦法,有些人受中共的教育太多了,看問題總是用白癡的眼光看。有人就對我說:你草庵經常誇大其詞,中國早就取消了計劃經濟,也取消了國家定價制度,商品完全是根據市場了制定價格。難道中國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嗎?
上面的問題也許會得到很多不明真相人的讚同,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首先,“交換”在中國並沒有完成,“平等和自由”也沒有實現。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交換的第一條件是先要擁有,這就是私有制,只有你的財產得到了法律的保護,這才能擁有,這才能交換,否則不是你的財產你怎麽去交換?而中國目前的憲法並沒有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字眼,而憲法規定的是財產以公有制為基礎,難道這還不明白嗎?所以,中國要成為不受WTO″歧視″的國家,首先要更改憲法,施行私有化。你瞧,我說著說著就觸及到了中共的要害了。
第二個問題是平等和自由,這幾個字不用我多解釋,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但在這里,解釋“交換”的時候,他的含義就更深刻了一些。平等,這就需要中國的法律制度需要改革,不能是工人階級是先鋒隊,其它人或組織都在其領導之下,更不能一黨獨裁。自由,就需要大家不受強迫,而不受強迫的最重要一點是有申述權和思想權。沒有思想權和申述權,怎麽能自由?怎麽能平等。而要維持這倆點定義,中國的法律就需要更改,法院審判要公開,透明,公平,要接受監督。百姓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有自己表達思想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正是中共這個獨裁的利益集團最懼怕的,中共需要的是既能得到經濟利益,但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得到自由。
既然要平等的自由交換,根據上面的解釋,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就需要改組,就需要全民選舉,否則就不能平等。新聞就要自由,出版就要自由,宗教信仰也要自由。因為宗教信仰也是一種交換,是用信仰換取你心靈的安定,精神上的富足。更重要的一點是,國民納稅給國家也是一種交換,是國民用自己的財富換取整個社會的公平和保障。既然我納稅了,為什麽不能平等自由的交換到我需要的社會環境。出於這個理由,納稅人就需要監督政府,如果你不能符合我的要求,我有權利反對你,甚至罷免你。而這個問題最後引深的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全民選舉政府領導人。而這個問題豈不是影響到了中共的“穩定”大業?中共在談判WTO能同意這些自我滅亡的條件嗎?
不能啊,都結束一黨專政了,中共的官員怎麽還能當公仆呢?誰養活他們啊?各位看看,中國的WTO是在沒有被國際社會承認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前提下加入WTO的,結果受到了很多限制,但俄國是被接受承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而不願意加入WTO,他們需要慢慢談判,你不給我更優惠的待遇,你想讓我進去,我還不進去呢,你說俄國牛不牛?
說完了理論上的問題,就得說實質問題了,在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是實行的金本位制度,也就是說,你擁有多少黃金,就可以發行多少貨幣。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黃金主要集中在美國。隨著經濟覆興的成功。全球財富的巨大增長引起黃金短缺。無論是國庫的黃金還是銀行的黃金都無法支付財富的貨幣需求。導致金本位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建立起國家本位的法定紙幣體系。這一轉變更深刻的結果是擁有黃金的銀行不再是發鈔行,購買力的產出不再是銀行,而是國家。美國由財政部發行國債,美國銀行以等量聯邦儲備券認購。美國進入了雙軌貨幣制度。在本質上,銀行退化為貨幣的經營機構。貨幣主權掌握是在美國政府手中的國債。美國的銀行成了純粹的商業機構,並且只有一半的貨幣經營職能--聯邦銀行儲備券。另一半貨幣--聯邦公債,經營在美國政府手中。這樣一來,銀行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商業機構,換句百姓易懂的話就是專門買賣鈔票的公司。銀行的倒閉和贏利與國家利益及財政已經沒有了任何實質上的利益關系。僅僅是一個與買賣木材或鋼鐵商業貿易公司沒有任何區別的鈔票貿易公司。
反過來,我們再看看中國,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與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公有制,一切財產是公有,土地,礦山都是公有,不允許私自買賣,雖然表面上有價值,但在中國確是沒有計算到貨幣流通體系中的沒有具體價值的產品。中國國有銀行不屬於任何個人和集團而是由國家代表全體中國人持有,管理和經營。因此中國銀行不能在任何雙方之間買賣交易,更不是一個可以自由倒閉或贏利的商業機構。另一方面,國有資源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一直是以計劃調撥來完成流通,根本就沒有產生過流通的價值,更沒有升值問題。中國國庫雖然存有黃金,但不是金本位。人民幣雖然是法定紙幣,但不是國家本位。中共改革至今,由於一直堅持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改革一直是繞開私有化這個最基本問題,盡管在經濟上已經是資本主義,但從某種嚴格意義上講,中國貨幣根本就沒有改革,中國貨幣定位問題也就從來沒有人觸動過,換句話說,中國貨幣定位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是金本位還是國本位,根本也沒有人考慮。原來實行的實物交換經濟和公有制一下就轉換到了西方貨幣制度時,大量的有價物質仍然因為制度和理論上的原因被忽視,最直觀的就是中國的土地和礦山資源被忽視了。成為一個遊離在中國貨幣體系之外的“無價物質”,盡管目前中共政府在出賣土地和礦山,但更多的土地和礦山仍是沒有“價值的黃金”。
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在中共建立政權的時候,中共總共發行了約八萬億人民幣。而目前中國貨幣流通是二十萬億人民幣。五十多年中國經濟總量只增長了不足三倍嗎?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計算方式來指責中共,恐怕中共早就要氣死了。事實上,在這五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在不斷地增長,如果按照中共公布的增長數據,平均每年高達7.8%。那麽,目前的中國的貨幣流通總量就應該是150萬億人民幣,如果按照國外保守估計,中國貨幣流通總量也應該高達80萬億人民幣,但因為中共以往實行的是計劃調撥經濟,大量的財富並沒有計算到貨幣流通領域之中,而目前仍然僅僅是20萬億人民幣,這就造成了流通貨幣短缺,更使得中國經濟運行更加離奇,也是造成外界人士迷惑的原因。大家明白了這點,或許就可以明白為什麽中國大量的資金外流,但中國經濟仍然在高速增長。因為,貪官們在私下出售的土地和礦山並不在中國的貨幣流通體系之中,貪官們只是讓他在海外的美元貨幣流通體系中讓這些“黃金”體現了價值。這次大家知道為什麽中國經濟增長沒有多麽快,而外匯儲備增長的很快的原因了吧。原因多簡單。中國貨幣流通體系上的巨大差異,又使得貪官們每年流失的4000億人民幣在總體上並不能從整體上影響中國的經濟。我們通過這樣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國貨幣流通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產生了多麽巨大的差距。大家這次知道為什麽中國貪官偷了錢還沒讓大家知道的原因,他們是明偷,藉著公有制的名義在偷,但偷了你,你還不知道,這種改革開放多英明啊。下次偌貝爾經濟學獎應該獎勵給中共的貪官和經濟學專家。
目前全國的貨幣才20萬億。僅僅是流通的財富貨幣尚短缺80萬億。銀行那里還會有錢?如果中國50余年的建設才有20萬億的勞動價值,按照海外的統計,中國每年流失的資金已經連續數年達到了每天一億美元的數量,中共改革二十年連續流失的資金超過了5萬億人民幣,那麽如此大規模的腐敗沖擊早已垮台了。沒垮台的原因就是中國實際上有100萬億的財富,貪污腐敗流失的5萬億也不過是一小部分的損失,並不能沖擊另外的100萬億隱形財富。
我這個人喜歡提建議,愛國愛民啊,我可不是反共份子,你們瞧,有我這樣盡心盡力寫文章,到處演講幫助中共解決問題的反共份子嗎?要是反共份子,誰還告訴他錯在哪里了,誰還告訴他你要過五年就崩潰了,早就跑一邊喝酒慶祝去了,最起碼也是跑到一邊偷著樂去了。我這個人就是好,大好人啊,世上都難找的好人。這不是,前一段時間,胡溫要上台,我趕緊對中國政府提出一個建議:連續五年實行溫和的,不超過20%的通貨膨脹。這不僅是解決中國金融問題,其實從根本上也是解決中共建立政權以來長期忽視的貨幣流通問題,也是改變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根本方式。以平均數計算,貨幣短缺是100萬億的勞動價值和20萬億的人民幣對比產生的,即使每年以20%的速度增發,也要5年以上時間才能補齊。如果勞動價值是0,那麽,一分的貨幣也是通貨膨脹;如果勞動價值是2分,那麽一分的貨幣也是通貨緊縮。當然了這通貨膨脹要有個條件,這就是要先建立社會保障機制,不能一通貨膨脹就讓老百姓倒黴。得先讓窮人有飯吃。
話說回來,中國國有銀行的自有資金問題是個什麽樣的問題呢?拉動100萬億的經濟體需要多少銀行貨幣?換句話說這個100萬億將產生的銀行貨幣量必須有等量的存底來調動。這就需要銀行在發行100萬貨幣後再發行100萬來對流通的財富貨幣進行資本調動,從而產生資本貨幣。此時的銀行資本貨幣與社會的財富貨幣是1:1。這個資本貨幣也不是銀行的,而是屬於全中國的。銀行的經營就是保證資本貨幣的安全和隨著財富貨幣的增長而適度增長。四大國有銀行平均配置則一個銀行資本為25萬億。建立中央銀行制度,人民銀行執行的是相當於美國財政部的職能--發鈔行,四大國有銀行私有化,商業化,成為真正的商業實體。只有這樣,中國的銀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體制,中國金融機制才能真正地轉型。否則,在沒有真正地實行私有化之前任何“改革”方案或“推倒重來”方案都將是空談,一切都會回到原點。否則,中國就是在全國實行雙軌制,也就是政治與經濟上是雙軌制,貪官們偷錢的機會就永遠保持下去。
談了半天,這才接觸到正題,有人會問:蘇聯也是共產主義國家,在解體前也實行和中國一樣的制度,但他們為什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其實,當蘇聯解體的時候,解體的各國都遇到了這個問題,但他們在一瞬間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俄國模式的私有化道路。當時俄國采取的是全面私有化,國有財產,無論土地,礦山還是企業都以一紙私有化債券分發給每個國民,這種略顯不周密的辦法實際上也是擴大了整個國家的貨幣流通總量,盡管是短期的通貨膨脹,但他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從而避免了中國目前“漸進改革”所遇到的巨大問題,更避免了巨大的貪污腐化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和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競爭,使俄國經濟真正地走向了資本主義方式。
中共的官員最愛學習的就是《資本論》,那是他們發家的綱領,可是,我發現他們根本就不懂什麽是“資本”,基本的概念都不懂,整天還到處亂叫。整個經濟改革也是在這個不懂裝懂的基礎上進行。以為基本的政治基礎不改革,只靠經濟發展就能改變中國。這不是胡鬧嗎?你們知道美國人怎麽說?“Monkey business”,多麽形象啊。猴子能幹什麽?“胡緊掏”啊
還是講一講俄國吧,俄國經濟改革比中國晚,但政治改革卻比中國早。中共一直說俄國經濟如何不好,百姓窮苦撩倒,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聽了這話,我就覺得,中共改革開放了這麽多年,怎麽習慣就改不了呢?當年就說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後來大家一看,西方國家都活的比中國好,就中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現在不說美國了,也不說台灣了,說起了俄國,為什麽?俄國是社會主義老大哥啊,他進行了政治改革,資本主義化了。
還是說數據吧,1999-2003四年間,俄國年GDP累計增長29.9%,其中,2003年GDP總值達到13.3萬多億盧布,合4652多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慮到公認的超過25%的影子經濟情況,則俄國的人均實際GDP應在4000美元之上。中中國怎麽樣呢?官方說,中國平均GDP增長了8.2%,人均GDP達到了一千美元。我就奇怪,中國平均GDP增長超過了俄國,俄國一改革都吃不上飯了,都跑中國賺錢去了,當官的連嫖娼都要找金發美女,怎麽俄國人均GDP是3200美元,中國反到是1000美元了,誰比誰窮啊?
再說俄國,在衰退過程中受打擊最重的工業部門近年表現出了較強的覆蘇勢頭:1999-2001年俄工業累計增長了約27%,其中,機械工業增長了50.8%,石化工業增長49.5%,輕工業增長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紙漿增長32.1%,黑色冶金工業增長34.9%,有色工業增長33.1%,建材工業31.5%,食品增長28.5%。2003年工業增長率達到了7.3%,其中,新興產業,如電信業超過42%。農業形勢出現明顯好轉,近5年農業產出年均增長4.3%。 出口快速增長,2003年俄外貿總額首次達到2108億美元,同比增長25.3%,順差596億美元,增長28.7%。國家預算狀況良好,從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預算順差,2002年達到49億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億美元,節余全部進入國家財政穩定基金,為償還內外債提供了有利條件。再看中國,中國幾年來,連年財政赤字,累計的財政赤字已經高達一萬五千多億人民幣,折合美元是二千億美元。我這個人業余經濟學愛好者實在太笨,我實在不能理解,中國怎麽就會比俄國好,俄國再壞,他的財政是節余了,七十四億美元,中國一年是赤字五百億美元。這里哪位專家能給我解釋一下。
2003年,俄國在支付了173 億美元外債之後,黃金外匯儲備由2003年年初的478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億美元。俄外債余額也從1999年高峰時的1600億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億美元。這樣,2003年俄外債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到27%,遠低於國際上60%的警界線標準,比歐盟成員國的期望值還低一半。大家知道中國的情況是什麽嗎?40%,這還是官方公布的,要按照我個人的估算,他超過了百分九十,知道為什麽嗎?因為中國只算中央的帳,地方的帳他不算,算也算不了,為什麽?地方瞞著中央,要不然,朱穃基下文件要堵塞地方漏洞幹什麽,他要清查地方外債幹什麽?
近年俄國證券市場市場發展良好,2003年俄國證券市場增長了54%,超過西歐所有證券市場的增長速度。社會投資增長升溫,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率達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表明俄國企業家對生產部門的投資信心大為增強。資本外流明顯減少。據官方統計,2003年外逃資本僅為29億美元,低於2000年的250億美元、2002年的80億美元及近10年來年均200億美元以上的外逃規模。同時,還出現了部分外逃資本回流的現象。從2002年美國、歐盟分別正式承認俄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國權威的A.T. 科爾尼咨詢公司根據全世界企業家所作的投資信心調查排名,俄國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 年的第17 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 8 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10大投資地之列。中國是什麽現象?每天一億美元流失,被偷出了中國,股票市場更不用提,從兩千多點一直跌到1200點,股民損失一半以上。中央政府天天發布利好消息,一有利好消息,股票就又跌一次,越利好,就越跌。
現在,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國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可口可樂、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紛紛擴大對俄的投資。近兩年俄國吸引外資明顯加速,到2003年底,俄國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超過了550億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65億美元,同比增長62%。中國,我跟各位一講,大家就得失去信心。我還得說一點內部消息,商務部在去年年底開了一個會,一不小心,就把絕密數據給透露出來了,是什麽呢,大家都知道,中共天天說他經濟如何好,有多少外資進來,中共宣布說:幾年來總共外資引進了五千零一十四億美元。這是什麽數據呢?是“累計引進外資額”。商務部公布的數據是什麽呢?他們說:我國實際使用的外資只有兩千五百多億。大家會問:怎麽少了一半啊?沒錯,是少了一半,那一半兩千五百億早跑了,實際上已經撤出了中國。你們知道嗎?光是西部石油開發,外資就跑掉了幾百億美元。他為什麽跑?你中國這里好,又賺錢,跑什麽跑啊?你拿棍子打他都不跑,你看到過商人有錢不賺,還謙虛地對你說:哥們,我把基礎打好了,現在有錢賺了,我撤,您來賺這兒筆錢。咱資本主義社會的商人就喜歡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看你們中國人賺錢,比我自己賺錢高興,我看見錢就頭痛,讓我賺錢,不如殺了我好受。
俄國,資本主義國家,別看中國政府都說他窮,咱西方的資本家就願意賺這錢,自相殘殺,可這是真相嗎?你當西方的商人都是傻瓜啊?難道美國經濟發展的兩百年都是傻瓜在幹的?看看俄國,2003年通貨膨脹率從上年的15.1%下降到12%,預計2004年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近幾年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的情況已經基本杜絕,在2000-2003年的4年里4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實際收入增長50%,2003年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增長達到14.5%,為同年GDP 增長率的2倍,全國居民平均月工資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銀行存款總額在2003年一年內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國失業率下降了近40%,失業人數由1998年857萬人下降到2002年510萬人,其中,莫斯科市2002以0.6%的失業率成為世界失業率最低和沒有罷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貧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萬人下降到1998年3480萬人和2003年的2900萬人。消費水平快速提升,據2003年9月所作的俄國居民消費能力的社會調查,擁有彩電的家庭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擁有微波爐和電腦的家庭從2%上升到10%,擁有錄像機的家庭從5%上升到37%,擁有汽車的比例從17%上升到22%,新興IT產品銷量激增,如手機銷量在2003年一年內增長了一倍,絕對增加量在中國之後居世界第二,可是你們知道嗎?俄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啊!人家是用絕對增長量和中國比,不是相對人口占有比例。
嚇一跳了吧?更嚇人還有呢:,這里的統計數據是全俄國百姓,而不是中國統計資料中的排除了中國廣大貧困農民的城鎮人口統計資料。我給各位算算中國的帳吧,中國政府宣布,中國城市人口的失業率是百分之八,一點也不多,但問題是,在中國還有部分人不叫失業的叫“下崗”,還有一部分連下崗也不叫,又換了個名字叫“內退”。我就有個朋友,他的姐姐,在北京一家大型制藥廠,才四十歲,就給“內退”了。四十歲啊,在美國也算是風韻少婦啊,正當年呢,怎麽到中國就算是無用的人了呢?再怎麽說這位少婦也是受過專業教育,有十幾年經驗的專業人士啊。
再說中國的通貨膨脹,八十年代,中國趙紫陽要長痛不如短痛,想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一起進行。結果六四來了,那時候的通貨膨脹才不到百分之十,到了九十年代初,江澤民,李鵬上台,通貨膨脹到了百分之二十,可是中國百姓不敢說話,了,為什麽?讓六四的坦克給嚇怕了,你敢給中共提意見,沖鋒槍來了,不行就上坦克,現在的坦克也是新式的了,以前的還不好使,現在的更好使了。
知道今年嗎?通貨膨脹又嚴重了,官方說才百分之四,你信嗎?問問中國老百姓,通貨膨脹是百分之四,老百姓得用板磚砸你腦袋,遇到老實的百姓,不打你,叫輛救護車,直接把你送精神病醫院。大家想一想啊,中國GDP一年的總額才十二萬億,可他增發的鈔票是四萬億,誰相信中國的通貨膨脹才百分之四?你當中國政府沒事印鈔票玩?印完了不發行,放銀行里看著?
再說社會保障問題,俄國順利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最大保障是什麽?那就是完好地保存了前蘇聯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有了這個制度,你再改革,再激烈,百姓再窮也有飯吃,病了有醫院,孩子再窮也能上學。你窮了,不過是沒有閒錢去享受了,不看歌劇,不買電視,不度假。但餓不死你啊。國家對百姓有保障啊。到了今天,有人可能都不相信,俄國的學生上學是不要錢的,連吃飯都不要錢,全體俄國人,包括農民看病都是不要錢。俄國改革時,只要你原來居住的房子,按照一個人均居住面積,原來是國家的,現在私有化了,白送給你了。本來就是嘛,以前是公有的,私有化當然要給私人了。可是中國就不是,中國政府講:“公費醫療,廉價教育,退休社會保障,這都是百姓給政府增加的負擔,現在改革了,政府不能承擔這些負擔了,對不起,您自找出路吧,我不管了”。教育要產業化,社會保障要市場化,醫療看病要個人化,這是什麽改革啊?這不是耍無賴嗎?以前公有的財產都哪里去了?為什麽不能分給大家?我以前給中共提建議,我說,別管什麽股民的利益了,搞什麽國有股減持,你就把國有資產全部清算一遍,然後成立產權交易市場,自由拍賣,先將國有企業和財產平均分給中國百姓,不管老幼,人人有份,他願意買工廠就去買,願意買土地就讓他去買,願意換現金也行,把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份,全部轉為社會保障基金,老百姓窮的吃不起飯,學生沒錢上學的,看不起病的,就從社會保障基金里解決。多好的方案啊。這不比搞幾十種國有股減持,股權分置方案省事多了。再說,是七千萬股民重要還是十三億百姓重要?這不是明擺著的道理嗎?可問題是,中共不聽啊,為什麽?原因也簡單啊,七千萬股民是有錢人啊,很多都是中產階級啊,十三億百姓說話的聲音沒有他們大,是弱勢團體啊。你瞧一瞧,說著說著就又有問題了,十三億人口是弱勢團體,那些七千萬人反成為強勢團體了。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什麽事情都是和國際社會相反的。誰不知道這個世界里,有槍,有錢就是強勢團體啊,但美國可以用選票啊,我人多,你說我是弱勢團體,選票一出來,弱勢變強勢了。中國行嗎?中國的特點就是人越多的就越弱勢。
時間快到了,不能多講了,得說說結論了,為什麽中國改革越來越糟,就是體制問題。俄國是先改制度,先從政治體制上改革,然後從新開始。中國是什麽?修補,船漏水了,從船的別的地方補一塊。先是從船客的床鋪拆,現在不漏了。結果中共對大家說,你看,船不漏了,又能打魚了,你們自己打魚然後存錢再買一張床吧。看著木船不行了,要換鐵船。可中共不願意,換了新船,我這個船長幹什麽去啊?可是俄國不一樣啊,人家是一看木船不行了,趕緊換新船,先把木船給大家分了,然後從新造新船,大家再上新船打魚。這不是,這幾年,中國這條破船也漏的補的到處是窟窿了,中共就一個勁地高喊:“穩腚”,這個“穩腚”的“腚”不是“一定”的“定”。是屁股的“腚”。要是誰的“腚”一不穩了,這船就要翻了。
沒辦法,現在的中國不能和別人比,你一講實話,就不留神把中共給揭露了,就成為了反共份子。難啊。法輪功講“真,善,忍”,這不是誠心和中共過不去嗎?這里講“九評”,你怎麽評啊?一講真話,中共的歷史都漏陷了,全都是騙,坑蒙拐騙。要想不反共,最好的辦法就是天天講假話,見人就是騙,連爹媽一起騙,管他是誰,只要是人,咱就騙。可這招離開中國就不行了,到了國外不能騙啊?騙人是欺詐,要進監獄的,殺人是州罪,蓄意欺詐是聯邦重罪。
好了,時間過了,我這人一談就沒完沒了,不能再講了。謝謝各位。請大家多指教。
轉移矛盾的《反國土分裂法》
自從去年11月以來,中共宣布要制定《反國土分裂法》,計劃將在3月上旬人大會議上完成立法程序。這在台海兩岸關系上是件大事,引起了台灣朝野強烈的反對聲浪,也引發了中日和中美關系的變化。
中共制定《反國土分裂法》的藉口是為了應對陳水扁提出台灣要“正名”、“制憲”。自去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和立法委員選舉期間,台灣朝野的台獨勢力積極推行“去中國化”政策,例如計劃在中學教科書中把中國歷史放在外國歷史範圍,把孫中山當作外國人,並計劃減少中國古典文學的課時。這是計劃在青少年中培養“去中國化”意識,其台獨意圖很明顯,走的是“漸進台獨”和通過修改憲法完成“制憲台獨”的目標。這給中共制定《反國土分裂法》一個機會,用法律來阻止台獨。
其實,溫家寶去年6日訪問英國倫敦時就提出要制定《統一法》來阻止“台獨”,《反國土分裂法》是另一個面貌出現的《統一法》,這是這是中共蓄謀己久的策略。中共要通制定《反國土分裂法》來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共幾十年來台灣政策的必然結果。中共對台政策的基本策略有幾個:1.不承認中華民國,想盡一切辦法要消滅它;2. 現在就把台灣當作地方政府,盡管中共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一天;3.積極提升解放軍戰力,準備隨時用武力攻占台灣;4.充分利用台灣資金、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經驗,拉住台灣不放。“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和“絕不放棄武力攻打台灣”是中共對台政策主導思想。對此台灣朝野,不分藍綠,都不能接受。台海兩岸的爭執不是靠法律可以解決的,那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是政治制度問題,社會制度的問題。因此,只能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台海問題。
台灣己是民主社會,各級官員由人民定期選舉任命,媒體有監督權,而大陸仍是中共一黨獨裁專政,台灣朝野根本不願接受中共殘暴獨裁統治。台灣和大陸的矛盾從根本上講就是自由和獨栽兩個制度的矛盾。
北京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訪問美國白宮,僅向美國政府口頭傳述為何要制定《反國土分裂法》,沒有拿出文字書面文件。中共愈是運用這種“瞞天過海”的手法,就愈使台灣、美國和日本疑慮重重。不久前,美日兩國2+2會議,就是美日兩國的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舉行會議討論朝鮮核武問題和台灣問題。這是二次戰爭結束後60年來,美日兩國2+2會議對台灣問題發表聯合聲明,這是第一次,可見美日兩國政府對台灣問題極為重視的程度,也可以想像台灣問題目前有多麽嚴重。這個局面就完全是由北京要制定《反國土分裂法》而引發的。
最近台海兩岸的局勢有所緩和,春節“包機”實現,正在商討“節日包機”和貨運包機。這個和緩趨勢持續發展,必定有利兩岸關系。但是《反國土分裂法》的出台是對有所緩和的台海兩岸關攔腰一刀,傷害很大。
不久前,台海政壇局勢有些變化,陳水扁和親民黨主席宋楚舉行會談,並發表了“聯合聲明”,達成10點結論。陳水扁聲明堅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在他任內台灣不會獨立、不改國號,遵守“四不一沒有,接受“憲法一中”的立場。可見,扁宋會的“聯合聲明”是為了緩和台海緊張局勢,試圖以此來軟化中共制定《反國土分裂法》的立場。並且,扁宋聲明對改善台灣島內政治環境起了良好示範作用。同時,陳水扁宣稱,在大陸實現民主制度的基礎上,台灣願意和大陸統一。相反,《反國土分裂法》的出台,必將激發台灣朝野、藍綠陣營聯合團結對抗中共,這卻好是走向了《反國土分裂法》企圖阻止台獨的反面。
2月27日,中共國代辦對扁宋會作出評論,強調指出台灣當局不承認“一個中國“,否定“九二共識”。中共國代辦這種評論是不客觀的,台灣當局接受“憲法一中”的立場,也就是承認“九二共識”,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中國”。但是,中共國代辦的評論就是要求台灣當局完全遵守中共的“一個中國”的調子辦事,否則就要執行《反國土分裂法》,這完全是霸道嘛,哪有“九二共識”的味道。看來不管台灣朝野如何采取緩和勢態,中共仍是一意孤行的要在中國人大會議通過《反國土分裂法》。可見中共的言行是矛盾的,講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從中國大陸的形勢來看,持續經濟宏觀調控不斷、金融財政赤字呆帳不止、股市跌跌不休、房地產泡沫嚴重、能源供應吃緊、三農問題根深蒂固、50%大陸百姓無錢看病治病、全國各地上訪和維權運動方興未艾。可見上述社會矛盾問題要比台灣問題嚴重的多,台灣問題並不是最緊迫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此外,從台灣的政壇來看,尤其是去年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台獨勢力是在走下坡,並不是上升擴大的時候,台灣兩岸關系正顯示有所緩和的時刻,為甚麽要把制定《反國土分裂法》作為中國人大會議的重點議題呢?這其中必有深層的原因。
深層的原因:1. 上面提到的中國大陸各種矛盾和沖突日益加劇,中共拿不出甚麽辦法來挽救股市和阻止銀行呆帳黑洞的擴大,更沒有辦法消滅貪官污吏的腐敗。所以中共要用台灣問題來轉移目標,轉移矛盾,欺騙世人。2.由大紀元時報發表的《九評共產黨》文章對中共政權產生巨大的沖擊,中共至今拿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駁文章為自己的倒行逆施辯護。3. 在中共內部己逐漸形成退黨退團浪潮,這將對中共是致命的威脅。不久前,胡錦濤提出“保先”運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運動),但是,中國共產黨在黨內和社會中己沒有任何可信度了。因此,在人大會議上議決《反國土分裂法》法案就成了轉移各種嚴重矛盾的“法寶”。
《反國土分裂法》(草案)第9條條規定中央軍委有權“先斬後奏”。中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決定戰爭狀態的權力機關,而國務院及中央軍委通過《反國土分裂法》可獲預先授權,在緊急情況下“先斬後奏”,先以非和平方式斷然遏止“台獨”重大事變,然後報請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備案。這就是說戰爭隨時可以發生。這必然會引起美日兩國強烈的反應,對中共不見得是件好事。
從目前台海兩岸關系、中日關系和中美關系的發展近況來看,《反國土分裂法》不但不能幫助解決台灣問題,反而使幾方面的關系緊張起來。有可能使本來不願發生的戰爭,反而會走向反面而迫使戰爭發生。
中共真的下決心要攻打台灣嗎?我們來看看其致命的弱點:近50%的石油能源靠海路進口;中國己成為鋼產量世界首位,大量鐵礦砂從巴西和澳大利亞進口;大量銅礦石從智利進口;占GDP約70%的進出口產品要通過海路運輸;投入中國大陸的外資額與中共貪官污吏“外逃”資金額幾乎相等。
中國近20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資不斷投入和進出口貿易持續增長,一旦台海戰爭發生,美國海軍必定封鎖中國港口和馬六甲海峽,來自國外的石油能源和礦石資源中斷,中國大陸產品無法大量從海路出口,中國大陸經濟立即遭受沈重打擊,外資開始撤退,工廠關閉,失業工人,上街抗議示威遊行,要求“反失業、反饑餓、反戰爭”,社會將動蕩不己。在這種局面下,中共能打勝台灣戰爭嗎?中共軍事將領們會對受沈重打擊的經濟負責任嗎?
所以,再回過來看看,制定《反國土分裂法》對中共而言又有多少實際利益呢?從近期看可能有一點轉移矛盾的效應,但對長期而言,只能落得個中共是“紙老虎”的笑話而己。
本文系由《新唐人》電視台獨立評論節目的對講稿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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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收聽《新唐人》電視台獨立評論節目錄音:http://www.chinaaffairs.org/audio/default.asp ◇
中共軍隊的角色:黨還能指揮槍嗎?
今天我們來聊聊中共軍隊的角色,這個題目過去談的人不多,這主要是有關中共軍隊內部的資料外傳的很少。一般的都認為中共軍隊的角色是有兩重性:“槍桿子里出政權”,這是替中共打天下,沖鋒陷陣;另一個角色:“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是中共的私家軍隊。最近看到在網上流傳一篇與中共軍隊有關的文章,劉亞洲的演講《信念與道德》,看過後有個感覺,似乎劉亞洲對中共軍隊的角色有了新的解釋。劉亞洲是前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是軍中的太子黨,現任中共空軍中將副政委。他的講話應該是比較有份量的。北京中共高層通過海外關系把這篇文章放上網,己引起了不同看法。這是一篇頗有爭議性的文章。劉亞洲的演講里有許多內容和中共所宣傳的內容大不相同,有可讀性。對北京中共高層公開劉亞洲的演講的企圖目還不清楚,現在我們來分析劉亞洲的演講,看看透露些什麽不同的信息。
劉亞洲的演講有近3萬字,講的內容很廣泛。現在先提出他的一個觀點來分析,他說:“我有一個觀點:中國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軍隊里。這里面有一個規律:就是越文明的國家,越是發達的國家,它的軍隊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國軍隊絕對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國、法國、英國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它的軍隊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這樣,巴基斯坦、南朝鮮、 菲律賓、阿根廷、智利、厄瓜多爾、巴西,都如此。這是個規律。美國軍人是相當保守的。美國軍人保守並不是作戰觀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對劉亞洲這段話我們是持不同的看法。
可以感到劉亞洲這段話是“話中有話”的。我們再看他緊接著講中共軍隊:“從中國角度上講,“文化大革命”是個斷層。文革中沒有其它出路,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到軍隊來。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隊上來了,一車皮一皮往部隊拉。….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改革開放,中國軍隊已相當成熟。現代化沒有軍隊的參與,是不可能實現的。甚至中國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軍隊都會參與。中國軍隊任重而道遠啊!”。從這些話里,劉亞洲表明中共軍隊己吸收和保存一大批中國精英分子,他們有政治企圖,既想參於管理國家大事,也想參於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改革。這似乎跳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傳統,有點和共產黨平起平坐的味道。
我們現在來分析劉亞洲的觀點。劉亞洲認為美國軍隊政治上保守,那末其相對的一面應是美國白宮和國務院是不保守的。劉亞洲把美國軍隊看作保守力量這個觀點我們不讚成,正因為美國、英國、德國等軍事力量組成北大西洋公約(北約)的軍事同盟,圍堵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軍事集團,在幾十年的冷戰對峙中,在軍事武器裝備競賽中把蘇聯拖挎了。所以,應該說美國軍隊的政治眼光更深遠些、更尖銳些,政治上並不保守。另外,最近幾十年歷史也表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軍隊發動軍事政變,之後推進政治改革,實行憲政。但並不是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軍隊舉行軍事政變都是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譬如智利軍人政府推翻左派政府,智利陸軍司令皮特契諾任軍政府總統,殺害了大批左派人士。為此,現在皮特契諾正在受到法律追究,他將受法律制裁。
而劉亞洲自稱中共軍隊是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那末其相對的一面是誰呢?是不是他不能說出口的中國共產黨呢?你看,中共軍隊“要參於中國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這就意味著中共軍隊要擔當目前中共的一部份政治角色,這己不是被中共絕對領導的角色。
西方發達國家的軍隊是屬於國家的軍隊,由全國納稅人供養的,不是屬於某個政黨的私家軍隊,憲法規定軍隊不得參於政治活動。另外,近幾十年來,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軍隊發動政變,組成軍政府,直接由軍人任總統或總理,接著推動政治和經濟改革,最後實行憲政,把政權還給由選舉產生的文人政府,譬如韓國和菲列賽是個明顯的例子。現在,中共軍隊想參於政治,它需要發動政變把中共趕下台自己來執政嗎?這是一條行得通的路子嗎?
這個問題使我們想起了蘇聯的例子。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總統執政期間,在1991年8月19日由蘇聯代總統亞納耶夫為首、包括總理、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8人組成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要剝奪蘇聯總統權力。但是,由於蘇聯國防部軍隊和內務部軍隊不聽從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調功命令,3天後這一政變宣告失敗。戈爾巴喬夫繼任原職,但他在8月24日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同一天,蘇共中央書記處發表聲明,宣布自動解散蘇共中央;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停止蘇共的一切活動,蘇共黨的各級組織就這樣解散了。可見蘇聯共產黨瓦解一個重要原因是失去軍隊的支持。另一個例子是羅馬尼亞,羅共中央總書記和總統齊奧賽斯庫下令鎮壓抗議示威的群眾百姓,國防軍和內務部軍隊不服從命令,相反將軍們下令逮捕齊奧賽斯庫夫婦,並立即將他們處死,由此軍隊立即脫離共產黨的領導。這些歷史事實說明一個道理:共產黨是由軍隊捧起來,沒有軍隊支持共產黨立郎挎台。所以,在中國大陸,軍事將領想執政只要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就行了。
蘇共瓦解後不久,蘇聯也瓦解了。俄國走上民主化道,俄國軍隊積極介入政治,俄國現任總統是軍事情報局出身,受到軍隊和情報系統支持參加總統競選成功。同時,大量蘇聯時代的蘇共官員又通過民主選舉或民主政府的任命轉入俄國軍隊和政府部門。沒有了蘇聯共產黨,蘇共官員們是換了一個民主形式,繼續在統治和管理著俄國。
從這些例子的思路出發,中共軍隊沒有必要發動政變,也可以介入政治。可以設想,一旦中共的名聲實在太臭而不能統治大陸時,或者因為《九評共產黨》和“退黨運動”持續發展,嚴重威脅到中共的存在,它不得不宣布自行解散,中共黨政軍領導人可以采用下列兩種方式之一繼續統治大陸。其一,是改變共產黨名稱,如改變為中國社會黨,其政治路線略作修改;其二是逐漸不用共產黨出名,而以政府和軍隊出面來統治。
從最近的一些事件發展來看,令人感覺到一些征兆,中共統治者正在應付今後不能掛共產黨招牌統治的情況發生,現己開始作長遠的部署。有幾個例子可以佐證。其一,把中共黨務幹部轉為國家公務員,國務院提案報請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其二,省委書記兼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公務員);其三,剛剛通過的《反分裂國土法》中規定,發動攻擊台灣的決定權事先授權給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應該指出,《反分裂國土法》中的授權規定是完全違犯憲法規定。根據憲法,發動戰爭的決定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而不是在國務院或中央軍委。可見,中共軍隊己開始公開介入了政治。回顧歷史,文化大革命期間,“踢開黨委鬧革”,實行軍管就是軍隊直接介入政治的例子。軍管代替共產黨實行專制統治,只不過那時沒有通過立法而己。
中共領導人面對《九評共產黨》和《退黨運動》的強大壓力,他們拿不出抵抗的方法,除了推動“保先”運動和提出“和諧社會”口號之外,別無他法。看來只好慢慢拋棄共產黨這個架構,把全國人大機構當作“橡皮圖章”,然後把權力集中在政府和軍隊這兩個架構上,以應付突然事變。
劉亞洲在講活中還有另一個觀點,他說“我認為對我國的戰略包圍是另外一種,不是軍事,超乎軍事。你看,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制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斯坦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再加上台灣。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軍事威脅或許是短期效應,而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
劉亞洲又講:“美國用一個小小的台灣牽制了中國整整半個世紀。他把這個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個台灣,改變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生態。我最擔心的中國新世紀發展的戰略框架因為台灣而扭曲。”
上面堤到的劉亞洲講話中的這二段話是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語言是不同的。可見民主化的台灣對劉亞洲有沈重的壓力。
中共領導人是不是都有劉亞洲這樣的沈重民主危機感,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從一些例子可以感覺到某些中共領導人對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非常害怕,正如劉亞洲所講的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什麽是民主國家包圍的長期效應?說明白了就是民主國家俱有先進的社會制度,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權利,具有先進的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以及高尚的道德規範。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在這些方面是落後的。盡管中共是千方百計的封鎖或歪曲新聞消息和事實,但中國大陸的百姓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得民主國家的信息而進行對比,一對比差距就顯示出了。因此,對中共領導人的壓力是長期而巨大的。尤其是民主化的中華民國就在大陸邊上,每年有幾百萬台胞進出大陸,對北京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中共領導人將會怎樣來解除這個壓力呢?
中共領導人對解除民主國家包圍這個長期壓力不外乎二種辦法:一個辦法是跟著民主國家走,也走上民主化道路,這樣就不會感到和民主國家格格不入而產生壓力;另一個辦法是發動戰爭消滅這些民主國家,打贏了就沒有壓力了。我看中共領導人正在采用第二個辦法來對付中華民國,是要處心積慮要消滅中華民國。
中共領導人就是要沏底消滅中華民國,《反國土分裂法》就是個明證。另外,從網上看到另一篇文章說:江澤民辭職前曾囑咐胡錦濤,要緩解國內各種矛盾的壓力,繼續維持中共統治權,攻台是中共一張好用的牌,不管台灣是否獨立。其實,中共軍隊早己制訂了對台動武具體的實施步驟。
一位中共高層消息人士透露,“去年(2004年)元旦之際,江澤民曾主持一個會議,立下了對台動武的時間表,目的是為了解決國內已經無法緩解的矛盾,也不管台灣是否獨立。目前國內最大的社會矛盾有四個方面:金融、腐敗、經濟危機、失業人數。而實際上自從朱镕基下台之後,進口的關稅已經大幅度下滑了30%。”
江澤民的計劃要靠中共軍隊來執行,也就是說中共軍隊要完成挽救中共政權的使命。我們現在來看看中共軍隊的領導人的身份背景,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政治傾向。從己公布的資料可知,中共開國將帥們的子女現在己占據了軍隊的高級職位和政府部門的要職,他們絕不會願意放棄共產黨統治。但是,一旦共產黨不能繼續統治,不能解決社會各種嚴重矛盾,就會發動攻台戰爭轉移社會矛盾。當中共不能統治中國大陸時,這批在軍中的太子黨就會出頭,與政府和企業中的太子黨聯手,組成一個共產黨不出面的獨裁統治的政府。這個結果可能是劉亞洲演講中透霍出來的信息:中共軍隊角色的轉變。
中共軍隊角色的轉變的可能性將取決於中國大陸局勢惡化的速度和廣度,取決於《退黨運動》發展的深度和廣度,也取決於在軍隊、政府和企業中的太子黨們最後甩掉共產黨,聯手組成另一個政府的決心。這些正在發展變化之中,其結果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
注:本文系根據《新唐人》電視台“獨立評論”的對講稿整理和修改而成。
張恩照事件標志著中國銀行的崩潰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齊月報導)日前,因貪污被撤職的前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涉嫌接受美國公司行賄一百萬美元;而涉嫌行賄的美國公司正被一家台資公司起訴,案件仍在進行中。工商時報報導說,張恩照是遭到在上海的外商銀行檢舉才東窗事發。張恩照事件將讓外界再度記起中國銀行業不穩定狀態,即技術上已資不抵債,貸款飛速增長,從而不斷積累新的壞賬。對此,記者采訪了美國泛美銀團副董事長、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
草庵居士說: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下台其實反應了中國銀行界貪污腐敗非常厲害,而且現在國內已經沒有辦法來管制他們。事件發生是因為美國有一個反行賄法限制,所以美國企業在美國控告他,張恩照受牽連。張恩照的事情讓中國非常突然,舉個例子講,張恩照下台之後,中組部連接替他的人選都沒有準備好,所以當時臨時叫人代行長,緊接著就派外匯管理局的副局長郭樹清去接替他。這個事情對中國政府的打擊是非常大的,當時人大會開始時候,溫家寶看到這個報告,在上面批了這麽兩句話:這種事情的發生,如何讓我們向黨和人民交待?如此下去,我們國家將亡黨亡國,他也很清醒的認識到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草庵居士同時說:特別是建行準備在香港上市,在上市之前出這個事,對整個中國銀行業信用打擊非常大,建行與中國銀行上市是中國挽救國有銀行的一個重大步驟,它在海外美國已經沒辦法上市了,因為它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大家都知道,所以後來他們就挪到香港上市,因為香港回歸了,他們想在香港斂一些錢,圈錢,這種情況出來呢,對香港證券市場也是打擊非常大。大家看到說,為什麽他們這麽多腐敗東西,中共沒有去管制,而是被外界揭發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草庵居士繼續說道:由於中國銀行的監督體制存在很大的問題,最近農業銀行有一個一億多的貪污案,緊接著是內蒙的貪污案,還有建行吉林省3個多億的貪污案,加上早期的中行哈爾濱十億美元的貪污案,每次貪污都是上億,大筆大筆貪污,而且不是短期存在,而是兩三年的時間,不光是建行、中行,農行和工商行還沒有考慮到上市的步驟,它們內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所以,張恩照事件實際上是中國銀行界的一個長期腐敗的暴露。中國建設銀行幾任行長,包括前任王雪冰也是因為各種案子被抓起來,中國銀行幾個銀行都出問題,關鍵是政府的體制問題,如果體制上沒有一個保障的話,中國銀行界、金融界根本就沒法改。
從金融壞帳來看,事實上,中國的金融壞帳在前幾年,中國政府就已經一萬三千億撥到資產公司去了,然後建行中行又投入450億美元來挽救它。先不說投入450億美元挽救是否合法,就說現在這個錢進去之後,建行和中國銀行和其他幾家銀行的壞帳,不但沒減反倒增加了,其實反應一個很大問題:中國審計局公布一個報告,我們看到一個問題,它審查了部分國家部委,結果就發現2600億的被挪用的資金,就是不合法的資金,大家想想,中國財政收入才只有3400億,被挪用的違紀資金就有 2600億,這是多麽嚴重的事情,從中央部委就是這樣,而且它還公布一個資料,它們調查了中國前十大的中國國有公司,國有企業,結果發現了違紀資金500 億,就是平均一家大的國有企業違紀資金就有50億,中國這些大型國有公司每家有多少利潤呢,就有50億的違紀資金?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資金的控制,根本就失去控制了,而且它對貪污腐敗的現象,根本就沒有辦法制止查出來的,它現在查100家,只查10家就公布500億了,所以這很嚇人的,大家看到張恩照事情出來之後,可以看到中國整個的狀況是非常危險了,所以我就有種預感,張恩照事件標志著中國銀行的虧損、崩潰,這是一個苗頭了,而且在最近的中國征收房地產稅,中國中央政府圈錢,壓制房地產是一個理由,但是它大筆去斂錢,其實壓制房地產有很多辦法的,但是它用這種收稅的辦法呢,實際上是圈錢,尤其股市的下跌,股市下跌造成銀行界上市募集不到錢,這種情況是惡性循環。中國的經濟危機,張恩照的事件是一個很明顯的標志,而這個標志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國內管制不了腐敗,用海外的美國資本主義法律來制約,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情。中國政府反腐敗,它沒有辦法,可是美國有詳細的條文,通過反行賄法來制止中國的腐敗,這是一個多麽可笑的事情!中國的體制不改的話,張恩照事件還是會在中國不斷的發生。
在談到中國銀行業所面臨的危機,中國銀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時,草庵居士說: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要解決銀行的虧空,但是這個虧空的解決只是暫時的,它治不了本,它是個表面現象。要治本的話,還是要完全實行一個競爭,另外不能讓政府在金融上獨裁,因為獨裁結果就是失去競爭,失去競爭大家沒有選擇,所以它就胡作非為,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另外在中共體制上,監督制度上沒有。
草庵居士繼續說:中國的新聞制度沒有監督,老百姓不知道,什麽都不公開,就造成內部情況封閉,這種封閉保護了它們集團的利益,經濟利益和權力結合非常可怕,中國整個金融界都是如此,要從根本的政治制度來改變,否則的話啊,中國是很危險的。改變政治制度,要跟全國老百姓講明一個問題,要把銀行的虧損如實的講出來,讓全民來表決如何來填補這個虧空,如何讓大家共同度過難關,否則的話,中央財政去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拿老百姓的錢,就像450億外匯儲備,是國家外匯儲備,不是政府外匯儲備,而且它也不是政府的存款盈利,就是變相的偷百姓的錢去彌補虧空。不把制度解決的話,中國的銀行業只能越來越虧空,最終垮台,垮台老百姓損失存在銀行的錢,最後政府沒有辦法,通貨膨脹印鈔票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步。
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出現問題,不僅暴露兩家銀行問題,也顯示中國銀行金融監督系統面臨危機。
綜合消息報道,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接連發生金融大案。在中國銀行黑龍江一家分行的巨款流失案和建設銀行董事長在美國被起訴的官司還沒有了結之際,中國農業銀行日前又爆出內外勾結,騙取銀行上億元巨額貸款的醜聞,此外建社銀行也查出高達3億多元的詐騙案。來自中國銀行監管部門的消息說,內蒙古包頭市兩家農業銀行的官員與社會人員相互串通,非法套取銀行資金98筆,共一億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多元。
難以置信的華人
發了一篇文章,談了一下我對海外“愛國僑領”的認識。結果一下就收到了數百封來信。在某些論壇被以涉及網友隱私而被刪除了。
回到家中,大致看了一下大家對文章的反應。有叫好支持的,當然也有指責痛罵的。有些網友來信告知我要注意安全,不要被人暗害,要小心等等。
對於安全,我是非常在意的,早年,九哥從日本來美國遊玩,曾寫文章介紹了本居士的座駕,並稱之為“坦克”。當然,九哥也用曲筆描寫了本居士公司所在地的安全警衛。後來,網友融融女士到洛杉磯訪問。她和伍凡先生又到了我公司的另一家分公司去訪問。其實,那時候,本居士被人攻擊正盛,融融女士來訪問也是代表者某論壇相當一部份管理者的意見來核實的,只是,大家都沒有相互說明。當時,我帶融融女士及伍凡先生前往本居士的分公司時,他們也都對其警衛森嚴和手續繁瑣而奇怪。他們二人雖然沒有講什麽,但我可以從他們的談話及眼神中能看出其中的疑惑。
其實,這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因為我公司租用的大樓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門。那就是美國聯邦FBI駐加州的亞裔犯罪調查部。
今天,看到某位網人評論本居士的文章時說:“一句網上亂說的話竟然引起如此嚴重的後果,這一點上憤青們倒是厚道得多,因為雖然我曾經跟他們論戰砸得很兇,而且如果他們想,他們也有辦法查我的IP,某種巧合知道我的電話或者地址,但倒是不曾有人去報告什麽。”
關於這位網人的評論,我相信是他並沒有了解真實的情況而產生了自以為是的認識。本居士曾受到過很多的攻擊,但本居士很少反駁,甚至不去理會。但有點,就是,當本人人身受到威脅的時候,本人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在當時,“萬年X笑”在本人的一貼後面跟貼就已經在威脅本人安全,並給出了其人的工作地址和電話,本居士親自打電話過去核實,並請兩位國內朋友核實,這個地址是對外的稱號是:中國海關總署進出境管理局,但他給我的電話號碼是這個單位的電話,但他實際上是中國國家安全部駐北京海關的工作電話。
我們都知道大陸國安部是什麽樣的機構,一個網人公開給出了一個政府機構的地址和電話,同時威脅說我一旦回大陸,就會被請去和咖啡。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這是普通的玩笑嗎?我想請問各位,如果你某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某人因為你講話揭露了他,所以他要槍殺你,你會當作玩笑嗎?
我知道中共的獨裁是什麽樣的,事實上有很多的海外華人被中共誘捕,我在大陸有投資,我很多時候都需要返回大陸。我見到這樣的威脅怎麽能掉以輕心?我必須要保護自己,我無法判定這位網人所講的是否是真實的,我需要的,而且只能去做的就是遵守美國法律,按照司法程序去做。我沒有辦法自己去辨別真偽的時候,我只能請求FBI去辨別,我只能請求當地警察局來保護我自己。我不能等到我失去人身自由之後再尋求保護,那樣的情況是我無法容忍的。
我在受到人身威脅的時候,尋求法律和司法保護有錯嗎?難道我要厚到到被人暗殺或被中共匿名逮捕嗎?什麽是玩笑?難道這樣的話是玩笑?
我很遺憾,我很難以置信的是,海外的華人竟然如此的無知。當我們失去法律,失去秩序的時候,我們尋找法律和秩序。當我們失去自由和民主的時候,我們尋找自由和民主。當我們應有這一切的時候,我們遇到了問題,為什麽不能按照法律,秩序,自由,民主的原則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在中國大陸,我們無法依照法律維護自己的利益,正是中共的這種教育,才使得華人即使移民到了海外西方國家,還依然不懂得如何遵守法律,才使得那些無知且無畏的荒謬存在中文世界。如果我們能夠從任何細小的地方維護自己的利益,我相信,即使是華人世界,同樣會體現完美的社會。因為只有自私和法律,才能維護每個人的利益。這個世界才能平衡。
我相信美國司法機構的公平,盡管他的效率並不高,但我同樣相信美國的監督體制。這也就是,我為什麽要請兩位議員詢問的原因。有了監督,我相信美國政府部門的效率就會提高。以我的經歷,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美國政府司法部門敢對一個公民生命遇到危險的時候置之不理,更沒有任何一個人或部門敢,漠視這種控告。
寫一篇文章,我沒有想到的是竟然引發了這樣多的風波。但更難以置信的是,我對華人世界的法律觀念和自我保護,維護自己利益的觀念如此淡薄而感到悲哀。
我從不相信什麽“民族”,“國家”這類虛偽的詞句。我知道那是少數人用來欺騙多數人的一種政治口號,我相信的是個人的利益是永恒的,沒有個人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什麽“集體的利益”,更不會有什麽“民族的利益”,也不會有什麽“國家的利益”。我從來不相信,連自己的利益都不能維護的人,他可以去維護整個“民族的利益”,甚至是整個“國家的利益”。所以,在此,我也向那些用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來勸告我,不要攻擊中共的朋友們,我不會,永遠也不會相信你的說詞。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的利益不能被別人侵犯,我的自由也不能被中共侵犯。
另一個讓我難以置信的事情是,很多接受了西方教育並居住在西方國家的人士,對於西方法律的淡漠和無知。他們的留言不僅反映了自己的無知,而且也反映出其人內心的虛弱。
這是一個悲哀的事情。盡管我們都希望自己及後代都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世界,但在某些人的內心里,對中共的恐懼卻是無時不在。
最後,我向各位支持我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中共和軍方矛盾公開化
草庵:4月初,包括北京、上海、南京、重慶、沈陽和廣州等10幾個大中城市發生反日示威遊行。就在這個期間的一個早晨,我的一位朋友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注意劉亞洲將軍的聲明,巳經送上網了,要我去看看。我們今天就來聊聊他這個聲明。
伍凡:我記得你當天上午打電話給我,要我注意這個聲明。我很快在網上找到劉亞洲等10名高級軍官的聯合聲明。細細閱讀後,感到這個聲明是明顯的表明劉亞洲等人受到胡錦濤的打壓。劉亞洲等人原訂要在反日抗議示威遊行期間召開一個軍方的“中日關系研討會”,被胡錦濤嚴令封殺,所以劉亞洲等人才在網絡上公開發表聯合聲明。這樣一來,就把中共和軍方的矛盾公開化了。草庵兄,你的朋友要你注意這個聲明,我們就先聊聊這個聲明的內容。
草庵:這個聲明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敘述中日關系近代史,幾個重大關鍵歷史事件一直貫穿影響著中日關系的發展,從清朝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開始、接著是中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但青島卻從戰敗國德國手中被轉交給日本,致而引發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久之後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和八年抗日戰爭,日本戰敗,中國戰勝。雖然中國戰勝,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兩國社會發展程度的距離反而拉大了。劉亞洲將軍是對中日兩國關系的反思基礎上發表聲明的。
伍凡:劉亞洲在這個聲明的第二部分點出了中日兩國差距的原因。劉亞洲等人認為“日本人的傲慢、放肆、猖狂和挑舋,難道不是以我中華民族兩百年來的自卑、自大、自縛和自亂為前提的?而這一切,都最終鑄成了、甚至還在繼續鑄造著彼強我弱。而弱、就說不起硬話,弱,就要被人鄙視、弱,就得受制於人。”他這些話是建立在現實的事實依據上面:“日本以其僅中國1/25的國土,1/10的人口,創造出今天3萬美元的人均產值,這是中國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世界銀行WB於1995年的新計算法,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位,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而在二次大戰後戰敗的日本和戰勝的中國的差距沒有現在這麽大。
草庵:劉亞洲在聲明中寫道: “約兩百年前即1800年,中國GDP是世界第一,占當時全球總量的33%,1900年降為6.2%,1955年降為4.7%,1997年降為3.5%。在1913年,中國經濟總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則為中國的8.5倍。”這些對比的數字說明,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後,中國的GDP仍是日本的3倍,但在二次大戰中國戰勝後的50年,日本超過中國8.5倍。事實上,二次大戰後,在美國占領下的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憲法,推行憲政,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之後的數十年,中日兩國在各個領域差距在拉大,這個差距的趨勢仍在擴大。
伍凡:另外還有數據說明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日本,例如“日本文盲率為0;中國為10%,1.3億,超過日本人口總和。日本1905年適齡兒童小學就學率就達96%;而中國1997年則僅為65%。日本的教育經費近10年一直保持在國家總預算的約8-9%,而中國則徘徊於2%。我國的教育經費,只相當於日本的1925年,這在當今世界 151個國家中,名列第149,落後於許多非洲窮國。”一個國家的教育落後,則缺乏人們的創造原動力,那末在現今以全球市場自由經濟和科技發展為主導的人類社會中一定是處於落後地位。
草庵:你講到人的創造原動力就一定會涉及到思想自由和資訊自由流通的問題,沒有這兩項自由就根本談不上創造原動力。我們再看看中日兩個對比:“日本是亞洲媒體自由度最高的國家,而中國則在193個國家中排名第173。日本文化,只不過是華夏漢唐文明的一個分支。既然中國人不懶不笨,那日本人憑什麽能後來居上?憑勵精圖治,憑優勝劣汰的制度優勢。中國人這二百年來弱就弱在制度,輸也就輸在政治制度上。”劉亞洲身為一位中共現役高級將領把問題提出來了,但胡錦濤不準他召開軍方“中日關系研討會”,要方設法把問題掩蓋起來,這是很愚蠢的駝鳥政策。
伍凡:劉亞洲在聲明中把中日兩國的差距歸結為人文社會政治制度的差別。他寫道:“而今天,日本有哪一個政府官員敢用公款賭博和公款嫖妓或腐敗曝光後執政黨敢不謝罪下台?而我們的貪官污吏則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就站在全球之巔的時代,彼方是信息無障礙地交流、碰撞、激勵和競爭,而我方則是絞盡腦汁地封網、過濾、鉗制和內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而我方則是最大限度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這彼我雙方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文社會體制,難道不最終都會反映到國民的綜合素質上?難道不最終都會落腳到綜合國力上?那種認為只要西方技術,只需引進硬件就行,那種將先進技術與產生這種技術的先進人文環境分離的思維,從當年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一條將中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卻還是有人要硬著頭皮繼續走。”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劉亞洲把中國的落後歸結為政治制度的落後,向中共政權挑戰。
草庵:是的,劉亞洲等人在聲明中呼籲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原文如下:“創造一種機制,展開中國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對話,共商國是,以形成全民共識,尋求一種有步驟、有秩序地改變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方案。”劉亞洲將軍等人拋出了這個球,提出這個要求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實情,更符合中國百姓的要求。我希望中國政府接這個球,同樣,民間也應該接這個球,我們《獨立評論》制作組作為民間的一個小團體願意接這個球,共同商議,如何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
伍凡:前幾天我到紐約參加“聲援百萬人退黨自由民主大遊行”的活動,在那幾天里,我把劉亞洲將軍等人的聲明和許多朋友交談,並詢問應不應該接劉亞洲將軍的球,他們一口同聲回答要接這個球。可見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草庵兄,今天我們來談談如何接劉亞洲將軍這個球,可能他和他的同夥也正等待海內外的回應。
草庵:是啊!我們應該研究劉亞洲將軍提出的呼籲,並提出我們的意見,供各界參考,希望更多的不同聲音和意見出來,以形成一個改變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熱潮。
伍凡:我們《獨立評論》制作組先帶個頭,對劉亞洲將軍作個回應。由一群中國軍隊中現役高級軍官提出政治體制變革的要求,其意義深遠重大。我特別注意到這句話:“展開中國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對話”,從字面上來看,共產黨似乎不在對話之列。這個寫法很微妙,在中共政權高層對外公布領導人的新聞消息大都是以“黨和國家領導人”來稱呼;對外發表文件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並列,都是以中共放在前面。而在實際政治操作又是中共中央領導國務院,黨領導一切。那末如何真正實現政府與民間力量對話呢?在我看來,應該是政府和中共分開,政府不受中共的領導,才能達到劉亞洲將軍的要求。
草庵:是的,就怎麽樣來實現劉亞洲將軍的呼籲就是一個很嚴肅的政治問題。這里我想提一個問題,在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過程中,中國軍隊將扮演什麽角色?是繼續扮演中共的私家黨軍,以維護中共一黨私利的角色,還是扮演真正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看護神的角色?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出發點和立場,在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將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伍凡:草庵兄,你這個問題點到了要害,中國軍隊領導人不可能回避這個問題。劉亞洲將軍在《信念與道德》一文中講道,中國軍隊擁有眾多的變革派精英,自許在中國變革過程中不會缺席。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己經成了腐敗的黨,是特權既得利益的團體,己經喪失了理想和為人民服務的熱忱。在這個腐敗的黨絕對領導下,人們懷疑中國軍隊的變革作用。我們可以提出2個設想,其中一條路是中國軍隊仍在中共嚴密控制和領導下,以變革者面貌出現,但仍然執行中共的現行政治路線,這是掛羊頭賣狗肉,不會有前途,也不會變革成功。另一條路是中國軍隊完全擺脫中共的嚴密控制和領導,真正成為中國國防軍,在中國變革過程中扮演真正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看護神的角色,這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政治力量。這才是劉亞洲將軍和他的同夥們應該走的道路,將會在中國歷史上名留青史,功德無量。
草庵:最近幾個月,退出共產黨的活動正在海內外熱烈興起,己有超過一百萬黨員、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退出共產黨和相關組織,我們簡稱“退黨”。在此,我們《獨立評論》制作組回應劉亞洲將軍的呼籲,也向劉亞洲將軍提出呼籲,中國軍隊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願和民間力量合作介入政治體制變革,中國軍隊領導人首先第一個政治變革行動是想方設法擺脫中共中央對軍隊的嚴密控制和領導,秘密的退出中共組織,巧妙的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回顧歷史,1989年6月4日中國軍隊執行中共中央絕密命令,向學生、工人和市民開槍鎮壓民主運動。那場鎮壓挽救了中共政權,但喪失了中國人民對中國軍隊的信任和尊敬。因此,今後中國軍隊無論如也不能執行由中共中央發出屠殺百姓的密令。在中國現在政治局面下,中國軍隊領導人怎麽辦才是上策呢?我建議你們大批的、秘密的退出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劉亞洲將軍聲明的目的。
伍凡:一旦中國軍隊自師級以上至中央軍委的各級領導人秘密退出共產黨,不執行中共中央命令,那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立即挎台。中共政權一直奉行“槍桿子里出政權”,用軍隊威嚇百姓和各級政府。當中共中央號令失效之後,中國社會的穩定將依靠各級政府的運作,全國百姓的合作和軍隊對政府的支持。當這個政治局面出現之後,全國的政治體制變革就相當容易改變了。但是,中國軍隊不能走軍政府的道路,在世界各國的現近代史中,軍政府的壽命都不長,名聲也不佳。結束了中共一黨專政之後,應推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
草庵:在中國軍隊領導人秘密退出共了產黨之後,應該把中共規定的“支部建立在連隊”的規定取消,把共產黨組織從軍隊中清除,把黨軍分開,也把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部等人員和機構從軍隊中撤消,真正的把中國軍隊建設成為中國國防軍,不受任何黨派的領導。只有這樣,中國軍隊才能成為變革力量,人民才能信任軍隊是變革力量,才能在政治體制變革中起作用。
伍凡:其實,當中國軍隊成了國防軍,有了法律地位,其軍隊的尊嚴也提高了,並且,現役和退役軍人的福利待遇將會有法律保障,就比較容易吸收優秀人才進入軍隊,對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是大為有利的。可見,就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而言,中國軍隊國家化都是正確的方向。
草庵:今天我們是第2次討論劉亞洲將軍的講話和聲明。中國軍隊正在發生變化,給我們《獨立評論》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資料,今後我們會繼續討論軍隊問題。時間快到了,今天討論到此為止。各位觀眾請繼續收看《獨立評論》。謝謝,再見。
伍凡:謝謝,再見。
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全面崩潰
不久前,我在一個海外論壇貼了一個帖子,在這個貼子中,我這樣寫:
1.宣布中國股票市場自公元2005年4月25日起,已經正式崩盤.
2.宣布中國房地產市場自公元2005年4月25日起,已經正式進入崩盤階段,為期一年.
3.宣布中國銀行業自公元2005年4月25日起,已經正式進入崩盤預備階段.
4.宣布中共自公元2005年4月25日起,已經進入正式崩盤籌備階段.
帖子發出不久,就有一寫網人跟貼,並嘲笑我又在胡說八道。而在此之前的數日,本人還有一帖子:
“看了國內經濟情況和數據,感慨萬千,做一備忘錄.留此紀念。今日,大陸股票市場指數已經跌到了1162.幾日來,數次反彈拉動都無法扭轉局面。目前,只要指數下跌幾點,就有十數家企業ST。各類基金投入市場後,後續無力,大量被套。
目前就等臨界點.崩盤在即。各位等著看時代上可以寫一筆的時刻吧。能趕上這個時代,我們應該感到幸運。本居士非常榮幸,能提前數年預言到中國股票市場走到這個結局,是本居士一生最大的榮幸,也是本居士最值得驕傲的資本。各位將日子倒回到2000年,甚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各位會發現,在那個時代,預測出今天中國經濟結局是多麽的困難,也需要多麽大的勇氣。
但,,人一生中能有這麽一次準確的預測,人生就不枉為。只是可惜了中國百姓及那些相信黨和國家,將自己一生的積蓄都支持貪官腰包的"愛國人士"了。
中國股票市場崩盤之後,就會馬上是房市崩盤。後面是什麽?只有銀行崩盤了,下半年中共好戲不斷。大家繼續看戲吧,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時代。一個將是英雄輩出的時代,有雄心和野心的朋友們,你們一展身手的時代要來了,千萬不要再猶豫了,不要錯過這個時代。”
或許有人會問,中國股票市場出現了什麽問題?竟讓你發出了這樣的感慨。4月27日,中國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部署資本市場改革與發展的重點工作,並明確表態“要下決心解決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難點問題”。如果大家不太鍵忘的話,大家都會對不久前中國人大會議時,溫家寶先生的“溫六點”記憶猶新,或許您還會想到更早前的“國九條”。至少,在我的記憶中,中國政府自建政之後的五十幾年中,尚未有任何一項經濟問題有過如此重視,更未有如此的密集發送中央文件。這充分顯示了中共對中國股票市場的擔心和危機感。
4月27日的新文件一出台。許多中國媒體對這次會議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有關報道的標題是:《國務院出手解決股市五大問題,股市有望觸底反彈》。《經濟日報》主辦的“中國經濟網”也就此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股市大有希望》的署名文章,把公布這一會議內容的日子4月27日與“國九條”頒布日相提並論,認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日經濟新聞》一篇相關報道的開篇語甚至這樣寫道:“4月27日,必將是一個載入中國股市歷史的日子。”
有心的讀者看看中國的報刊報道就會感覺到中共的一片苦心。但這真的是:“必將是一個載入中國股市歷史的日子”嗎?
中共國務院的這次會議確定了當前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重點要作好的五項工作:一、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二、抓好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工作,三、積極穩妥推動股權分置問題的解決,四、發展壯大機構投資者,五、完善市場法制。可是大家回顧一下中國最近十年來的關於股票市場的文件就會發現,這些內容並不新,以前的中國證券監管機構也多次強調這些工作,口號已經喊了多年。用大陸某些高層人士私下的觀點來看:“這些政策有托市的初衷,但不一定取得托市的效果。”
很久以來,我一直批判中國的股市在建立之初就是一個畸形市場,比較突出的問題包括上市公司作假、制度不完善、監管不力等,這些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根治,即使股價跌到了所謂的合理價位,只要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的股市仍然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陷的股市。中國股票市場在中國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圈錢。而今天看看中國政府不惜一切代價去救市,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崩盤了。說白了就是已經崩潰了。
在海外,如果一個股票市場下跌了百分之七十,這個股票市場就基本上崩潰了。中國股票市場目前已經從2400點跌到了1100點,這個1100,如果按照擴容前的中國股票市場看,他基本上相當於2000年時期的600點左右。換句話說,中國股票市場已經跌去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且幾個月來只跌不漲,政府幾次救市政策都沒有效果。從“國九條”,“溫六點”,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國五點”,股票市場根本就是沒有一點起色,銀行基金,保險基金,企業年金入市都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由2001年第四任證監會管理班子上任時的證券市場總市值5.4萬億,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總額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也從4年前的1.7萬億元變成如今的7000億元左右,1萬億元的股票市值人間蒸發。據新浪網3月30日對25675名投資者的一個調查,94.28%的投資者在股市中出現虧損,其中67.34%的投資者虧損在50%以上。 中國有多少老百姓與股市休戚相關呢?現在開戶的證券投資者有7000萬,如果以每個證券投資者關聯3-4個家庭成員來計算,與股市直接有關系的人群就達2.1-2.8億。如果考慮到9億農業人口較少進行證券投資,城鎮居民跟股市有關系的比例就顯得更高一些。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學者易憲容經過研究發現,在中國股市,一般通過政府管制進入市場者(如上市公司、證券市場的中介機構等)大都可以賺錢,一般自由進入者(如普通投資者)大都虧損。也就是說,如果在制度安排下,市場利益是通過非市場的方式進行,或是權勢、或是與權力相關的人。那麽沒有權力或與權力沒有關系的人也就無法從中獲得正當的市場利益了。有一個數據可以佐證易憲容的觀點。據統計,在已經披露2004年年報的上市公司中,共有472家上市公司的2520名高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截至4月1日,合計持股市值超過1000萬元的有160名高管,市值超過1億的有48位。如果他們是公司發起的時候持有的股份,即便股市跌得慘不忍睹,這些持股的自然人也不會十分心疼。若是以每股1元的成本獲得的股票,一旦溢價發行,他們的財富就自然增加了數倍,市場再怎麽跌,自己也不會有太大的傷筋動骨。
正是這種肆無忌憚的利益搜瓜,才導致了中國股票市場的進一步下跌。《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著名經濟評論家水皮先生憤怒地質問:“有上帝嗎?如果有的話,就請你們在空中仔細看清楚了,寶鋼高管們長的是什麽模樣吧!如果老天有眼的話,就請你們睜回眼仔細看看這瘋狂的世界吧,什麽叫喪心病狂地圈錢,”這就是。”寶鋼不缺錢(寶鋼管理層自己聲稱的),但照樣幹著圈錢的事情,如願以償地圈了256億元。這真應了那句話:“不撈白不撈”。2005年4月25日,上證指數跌出自2001年6月調整以來的新低1146點,而這一天正是上海寶鋼股份為增發而連續停牌的最後一天。 有人說,大盤的下跌就是寶鋼增發造成的,4月13日證監會宣布股權分置試點時機成熟之日,大盤暴漲了20多點,4月15日寶鋼宣布增發150億消息見報,大盤從此一跌不回頭,直探1146點,不是寶鋼惹的禍又是誰惹的禍?有人說,不對,大盤的下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股權分置試點的細則充滿不確定性導致的,寶鋼增發的負面影響已經提前消化,全流通的預期才是導致大盤崩潰的因素。
寶鋼在圈錢,他的高級主管說他們並不缺錢,不缺錢還要圈錢。這很奇怪。水皮先生曾說:“1993年開始,為了調控當時房地產過熱,滬深股市全面封殺房地產公司上市,這個口子直到天鴻寶業2001年1月15日上市才算打開,同樣是為了調控鋼鐵投資過熱,江蘇鐵本可以叫停下馬,寶鋼怎麽會在這個時候逆勢融資呢?又是怎麽通過審批的呢?難道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叫投資,來自股市的直接融資就不叫投資了?在普通人看來,寶鋼的再融資就是加劇如今資本對鋼鐵業的投資熱,不是和宏觀調控對著幹又是什麽?”
什麽樣的背景會讓寶鋼這樣強硬?是什麽原因讓寶鋼趕敢逆天下之大不韋?其實,這里面的內幕和原因早就讓寶鋼的高級管理幹部泄露出來了,他們明知道增發會引發股票市場震動,同時也知道目前不是好時機,本身自己也不缺錢,但卻偏要增發圈錢,其目的性是非常明顯的。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他們需要以億元為單位的現金參股建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中國建設銀行需要上市圈錢,上市前需要改造,而改造的錢,中央給的美元外匯儲備不夠,就需要從另一個方式來解決錢。這就讓大型國有上市企業來解決。但上市企業大部分都沒有太多的現金。這只有通過曲線救國的方式來進行,寶鋼圈錢,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為了國有銀行改造解決一些問題。
在大陸,曾有人寫文章質疑中共中央政府的做法,質疑怎麽能允許“寶鋼”一家企業利益而不顧不二億股民的利益。
難道大陸政府真的很傻嗎?不。中共能打垮蔣中正的國民政府,難道他會傻?從局部利益上,寶鋼的利益集團很顯然是可以影響到中共高層官員的頭上的,而參股“銀行股份改造”更明顯是個非常合適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有著一個更能令中共高層欣慰的借口,犧牲股票市場,或再把中國股民當一次傻瓜,圈一次錢,讓中國的銀行不倒掉。十三億人的穩定遠比二億股民更重要。股票市場與銀行相比,銀行顯然是更重要的,更直接地威脅著中共的指正安慰。中共金融問題實在太大了,他現在已經不惜犧牲股票市場來挽救其銀行系統。看看股民的反映就知道國內的股票市場是多麽的危機。一周來,對寶鋼的集中聲討,達到自有中國股市以來的頂點對一個大企業發表了這麽多的定性的指責,這只說明一個道理,這個世界,是有報應的,你可以幹壞事,大家可能拿你沒有辦法,但是你一定會因此而受到市場的懲罰,這就是股民讓你崩盤。
讓我們回頭看看現實的狀況。現在大陸股票市場大盤有非常明顯的崩潰跡象,個股狂跌,而且無法反彈,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拋出股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任何緩和的希望,五一長假前,不少前期減倉的機構,大體上不會入市,今天把寶鋼一拋,然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有天大的事兒,那也是節後再說了,當前的盤面,在前面市場出現連續單邊下跌的態勢下,將繼續加速下探,周一最低曾探至1146.41點,上證終盤以1157.97點收盤,雖說尾市最後18分鐘有回拉,但也跌去最要命的11.21點,且成交量並無減少,兩市相加,仍有130億元。由此可見主力“殺跌出局”之態度,相當堅決。截至4月21日,單是創出歷史新低的股票就高達538只,即使2、3元的低價股也未能逃脫探底厄運,甚至可以出現連續跌停,“無底洞”現象愈演愈烈。深發展“15億元貸款案”剛剛曝光,民生銀行又來個3億元詐騙。而目前又是績差股出年報的高峰期,出一個虧損的跌一個,就連季報季節性虧損或業績下降的,也是個“跌”字沒商量。銀行是管錢的地方,上市公司是花錢的地方,兩個方面都在頻頻出事,投資者也只好用腳投票了。而早先被中共投資百億援救的南方證券公司終於被告知無法挽救,在最近被宣布倒閉關門。
就在4月22日,人保財險年報出爐,令市場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去年人保財險的純利潤只有2.08億元,比前年的14.51億元急挫85.7%。人保財險利潤大幅下滑的原因,除車險賠付率上升之外就是投資收益下降。上市及非上市證券的凈虧損近9.48億元,其中僅基金浮虧(未實現虧損)就達7.4億元。加上早些時候中國人壽、平安保險公布的年報,三大保險公司的投資浮虧已逾25億。三巨頭投資基金全線虧損,浮虧的不只人保財險一家。 上周早些時候,中國人壽公布年報,年報顯示,雖然中國人壽去年的凈投資收益為113.17億元,較2003年同期有較大增長,但已實現和未實現的投資虧損數額巨大。中國人壽2004年投資凈虧損2.37億元,證券投資基金浮虧達到10.72億元。平安保險上市後首份年報也顯示,2004年投資封閉式基金浮虧高達7.89億。保險三巨頭在證券投資上出現巨額浮虧主要是因為持有的封閉式基金折價嚴重。近兩年來,封閉式基金折價率一直在攀升,從2003年初為13%,2004年年中大約30%,而到2005年初已升至35%左右。
保險出了問題,可是其他基金也不安全。統計顯示,截至2005年3月31日那一時點,137只股票方向基金最大可動用資金是279.86億元(極限值)。如果考慮基金的留存現金頭寸,實際可動用資金只有150-180億元。這是最近4個季度以來最低的一次,如果結合基金持有的A股流通市值進行考察,則可動用資金的相對比例更低。分攤到137只基金,平均每只基金可動用資金為1億元左右。 歷史上基金可動用資金較少時,往往是大盤處於高點的時候,基金大舉增倉消耗了大量可動用資金。但現在的問題比較覆雜,基金動用大量資金購買A股,但A股還是節節下跌,目前A股處於歷史性低點。
截至2005年3月31日,基金持有1625億元的A股市值,創1998年以來的新高。但是目前基金對A股的資金支持處於“彈盡糧絕”的態勢。2005年1-4月,股票方向基金只募集99億元,開放式基金發行募集困境是2001年以來最嚴重的。受制於A股市場的危局,基金業已經無法再廣泛而有效地動員資金注入A股了。在存量資金上,目前可動用資金只有180億元,是最近4個季度以來最低的。有股票投資的開放式基金4年來已經被凈贖回626億元,已有的開放式基金存在400-500億的潛在贖回壓力。目前市場迫切需要保險資金、社保資金和企業年金等資金加快入市的速度和加大投資的力度 。但前面已經提到的是,他們已經虧損的一塌糊塗,怎麽能有錢進來吶?
2005年4月下旬,公布組合的168只基金資產分布如下:總資產4004.04億元,其中股票市值1625.17億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15.94%。截至2005年3月31日,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流通市值6528.52億元,深圳證券交易所A股流通市值3666.50億元,滬深A股流通市值合計10195.02億元。),債券市值1770.81億元,銀行存款和清算備付金180.05億元,其他資產428億元。凈資產3761.40億元,總資產大於凈資產,表明基金總體負債超規模運作242.64億元。
很顯然,中國基金業對A股市場的資金支持已經到“彈盡糧絕”和“山窮水盡”的地步。從存量角度看,上面的可動用資金分析已經表明,目前可動用資金只有150-180億元。從增量角度看,目前股票方向基金的募集規模是2001年以來最低迷的一年。1998-2004年,股票方向基金募集資金分別為100億、405億、55億、241.26億、480.63億元、401億、1265億。2005年1-4月只有99億元,並且預估其中1/4為不穩定資金。2005年股票方向募集壓力非常大。基金業有效而廣泛地動員社會資金通過基金進入A股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深入地看看中國股票市場,目前還存在著大量的資金要出逃。在前4年凈贖回626億,目前還有400-500億等待出逃 。 2005年第1季度的態勢更為嚴峻,統計口徑的83只股票方向開放式基金被凈贖回大約134億元。這意味著從2001年9月到2005年3月底,股票方向的開放式基金被凈贖回626億元。626億元的資金在抽離A股市場,不是贖回而是一去不覆返的凈贖回。
2004年的1265億由於被套,持有人都沒有經歷一次徹底的資金進出調整,累積巨大的贖回壓力。預計1265億元只有被贖掉1/3到1/2時,這些基金的持有人結構才能保持穩定。3月底的存量凈值1512.13億元中,也積累著巨大的贖回壓力,預計等待解套出逃的資金大約有400-500億元。因此,在沒有實質性的巨大的牛市行情吸引社會資金的情況下,行情反彈的結果就是被套持有人的巨額贖回。 或許有人說,你寫了這些不過就是說明了一個問題:目前,中共無錢挽救中國股票市場。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前景。
其實,這已經不是前景了。這個可怕的,悲慘的現象已經發生了,就發生你的故國──中國。
企業發展要融資,從銀行貸款叫間接融資,從股市募資叫直接融資,間接融資要還本付息,直接融資卻不計成本。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直接融資,銀行的貸款風險向股市轉移;銀行上市從股市直接融資,銀行的經營風險向股市轉移,4月21日,國務院最近已經批準了中國工商銀行這個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和中行建行一樣的是,都動用了外匯儲備補充資本金,和中行建行不一樣的是,中行建行注入的外匯都高達225億美元,而工商銀行獲得的注資只有150億美元,只能使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6%,還必須通過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金才能達到國際標準的8%。可問題是,中國百姓和股民能承受這麽多的風險嗎?這股票市場能不崩潰嗎?
但是,海外的友邦人士會感受到中共領導無微不至的關懷。購買流通B股的友邦人士套牢了,中共領導2001年不失時機地推出向國內居民開放的政策,由國民充當了解放軍,而且當B股升到最高點時,又恰到好處地推出了非上市外資B股流通的政策,讓其勝利大逃亡。我們看部分外資減持時的價格與現價:ST大江B:外資減持價0.80元,現價0.14元;ST中華B外資減持價2.2元,現價0.77元,深國商B外資減持價2.2元,現價1.6元,中共高層領導時機把握得如此好,絕不能用“巧合”來解釋。
在股市連跌數年、即將迎來徹底崩潰的大底時刻,中共高層領導加緊推出QFII,眾多股民用自己的鈔票幫助國內的千萬富翁成為億萬富豪之後,又要給國外的億萬富豪來“扶貧”了:瑞銀11億美金的額度還不夠,正在積極增加;蓋茨基金進場了;羅傑斯準備抄底了,崩潰後的底部面前一律平等,誰都有抄底的權利和自由。可是,眾多股民為了國企改革,已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大底”已經與他們無緣了。“國際化”當然沒錯,但為何不在2001年、市盈率接近60倍的時候推QFII讓友邦人士買我們的高價股票?而要等到市盈率跌到10多倍、資產價格大幅低估的時候請外國富豪來抄底呢?市盈率60倍時通過發行者巧取國民鈔票、市盈率10倍時通過QFII豪奪股票。這是中共的本質。套牢中國、洗劫中國、出賣中國。
中國的股票市場崩潰了,但中共能無聲無息地就結束中國的股票市場嗎?
當然不能。中共終於又推出了一項並不新的實驗。經國務院批準,中國證監會宣布啟動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4月29日,證監會發布實施了《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這是自1999年以來中國證券市場所進行的第三次全流通試點。
有人或許會奇怪,怎麽是第三次全流通試點?沒有錯,這確實是第三次,因為他的前兩次都失敗了。
第一次全流通試點發生在1999年12月,證監會宣布國有股將以配售的方式進行減持。在試點方案中,國有股減持配售的價格在凈資產值之上,市盈率10倍以下。中國嘉陵(600877)(相關,行情,個股論壇)和黔輪胎(000589)(相關,行情,個股論壇)這兩家上市公司成為首批試點公司,均按照前三年每股收益均值乘10倍市盈率進行國有股減持配售。兩只股票在宣布減持後,股價均出現了大幅下挫,中國嘉陵約有18%的減持股無人問津,被迫由主承銷商包銷。
第二次全流通試點發生在2001年6月。國務院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宣布國有企業在股市融資時,須按籌資額的10%減持國有股。在這次減持中,采用了市場定價方式減持國有股,並將減持的收入全部上繳社保基金。2001年8月,天大天財(000836)(相關,行情,個股論壇)成為首家在增發中減持國有股的上市公司,北生藥業(600556)(相關,行情,個股論壇)等4家公司第一批在首發新股時減持國有股。由於減持價格太高,引發股價大跌,2001年10月國務院宣布暫停以這種方式進行國有股減持。
那麽,這第三次有什麽新的戲法出來嗎?有,其主要的兩點是:
1.試點方案需2/3以上表決權投票通過。2.流通時間需至少十二個月內不轉讓。
當我看過這個條例之後,我知道,中國大陸的股票市場徹底崩盤了。
首先,我們先從法律角度上看,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早試點將變成一塊肥肉,誰吃到誰就可能一夜暴富。這種改革方式嚴重違背了股市的“三公”原則,侵犯了絕大多數公司、股東的利益。目前,股權分置約涉及1.4—1.9萬億財富,如果分配不當,很可能會引起社會動蕩、甚至引發國際糾紛。上市公司行業覆蓋面廣、牽涉人員眾多(即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僅讓不含B股和H股的企業進行試點顯然違反了WTO的國民待遇原則。此外,由於改革試點蘊含巨額收益和嚴重風險,也可能會誘發一系列尋租行為。這些都嚴重損害了投資者利益。
第二.為了政治上的滿意的,也就是2/3以上股東通過才能讓方案通過的原則。現在上市的國企,大多數非流通股都占了33%以上,也就是說,只要這1/3的非流通股東不通過,那麽方案永遠實施不了。言外之意,用什麽方案全流通,主動權掌握在了非流通股東手里(很多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占了60%以上),這必將使所謂對流通股東的補償變成蠅頭小利,像征性的動作,在這個原則下,國有資產確保了不流失,這也就是意味著,流通股東的補償會等不到。所謂的補償只不過是鏡花水月!
第三.為了避免全流通造成的大擴容讓股市崩盤,特地指出第一年不能流通,第二年最多流通5%,第三年最多10%,並且超過1%要公告的原則。但問題是,中共官員聰明,普通的老百姓就愚蠢嗎?讓非流通股東每年減5%,至少10年才減完,他會願意嗎?這10年不能上市流通期,要承擔多大的市場風險啊,要知道世界500強的公司,500強壽命超過50年的也沒有幾家啊!有心的各位,查一查美國五十年前的上市公司,現在還有多少存在的?還有多少是繼續增長的?各位還可以查一查中國十年前的上市公司還有多少是實質上的存在?所以,為了承擔這部分風險,非流通股東完全有理由,也有根據去要求“流通股東應該給非流通股東補償!”奇怪吧,現在是流通股要求非流通股給補償,改革之後是非流通股要求流通股補償,這樣一來,改革和試點的意義何在?國有股減持的本質是要再融資,是為了從股市上獲得更多的現金來發展,當公司資金緊張時,你還讓它每年最多減持5%,眼看公司再沒錢都倒閉了,你還不讓它賣掉套現,這種制度能存在幾天呢?這種連三歲小兒都無法騙的了的遊戲,竟然出現在中共堂堂的政策之中。所以,每年5%的減持原則,不出兩年一定會重寫,可能采取先是10%,再是20%,再是30%.....這樣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在3-5年內實現真正的全流通!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方案中只規定到24個月內不得超過10%,而沒有規定24個月以後怎麽辦,這是證監會的活口,也是股市在兩年後的最大不確定性,這實質上是漸近的一種全流通方式,但這種漸近的方式必然給中國股市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大量的擴容必然讓中國股市長期走熊,中國股票市場也必然加速崩盤,當百姓看穿了這其中的奧妙,中國股票市場能不崩潰嗎?。
而以本人的點點經驗來看,中共已經在逐步崩潰的中國股票市場上輕輕地壓上了最後一棵稻草。而我也堅信,過了五月份,中國股票市場必然會一泄千里,大江之水東流去,中國股票市場將全面崩潰。
可悲的中國人啊。當他們因為中國股票市場感到悲哀的時候,可能並不知道,更大的悲哀正在接近他們的生活。
4月25日,上海覆地(2337.HK)對外宣布,其持有六成權益的遠景房地產已於上周五(22日)與INGRealEstate旗下荷蘭國際房地產訂立協議,以3081萬元人民幣向後者收購松江覆地的30%權益,作價人民幣3080.52萬元。而漸漸遠去的不僅是ING一家。一周前,摩根大通按每股平均價2.09港元,減持上海覆地270萬股,涉及金額約564萬港元,持股量由9.28%降至8.97%,外資已經悄悄地撤離了中國房地產業。
在中國股票市場崩盤之後,中國百姓將面臨的是什麽?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一個月前,我和草庵討論過中國股票市場問題,剛過一個月,中國股票市場出現了新的變化,4月27日,中國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部署資本市場改革與發展的重點工作,並明確表態“要下決心解決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難點問題”。
草庵:許多中國媒體對這次會議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有關報道的標題是:《國務院出手解決股市五大問題,股市有望觸底反彈》。《經濟日報》主辦的“中國經濟網”也就此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股市大有希望》的署名文章,把公布這一會議內容的日子4月27日與“國九條”頒布日相提並論,認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日經濟新聞》一篇相關報道的開篇語甚至這樣寫道:“4月27日,必將是一個載入中國股市歷史的日子。”
伍凡:中國國務院的這次會議確定了當前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重點要作好的五項工作:一、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二、抓好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工作,三、積極穩妥推動股權分置問題的解決,四、發展壯大機構投資者,五、完善市場法制。可是,這些內容並不新,以前的中國證券監管機構也多次強調這些工作,口號已經喊了多年。“這些政策有托市的初衷,但不一定取得托市的效果。”
草庵:中國的股市在建立之初就是一個畸形市場,比較突出的問題包括上市公司作假、制度不完善、監管不力等,這些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根治,即使股價跌到了所謂的合理價位,只要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的股市仍然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陷的股市。中國股票市場在中國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圈錢。而中國政府不惜一切代價去救市,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崩盤了。說白了就是已經崩潰了。
伍凡:在海外,如果一個股票市場下跌了百分之七十五,這個股票市場就基本上崩潰了。中國股票市場目前已經從2400點跌到了1100點,而且幾個月來之跌不漲,政府幾次救市政策都沒有效果。從“國九條”,“溫六點”,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國五點”,股票市場根本就是沒有一點起色,銀行基金,保險基金,企業年金入市都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草庵:歷經4年熊市,市場指數幾被腰斬,股票市值也從4年前的1.7萬億元變成如今的7000億元左右,1萬億元的股票市值人間蒸發。據新浪網3月30日對25675名投資者的一個調查,94.28%的投資者在股市中出現虧損,其中67.34%的投資者虧損在50%以上。中國有多少老百姓與股市休戚相關呢.現在開戶的證券投資者有7000萬,如果以每個證券投資者關聯3-4個家庭成員來計算,與股市直接有關系的人群就達 2.1-2.8億。如果考慮到9億農業人口較少進行證券投資,城鎮居民跟股市有關系的比例就顯得更高一些。
伍凡: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學者易憲容經過研究發現,在中國股市,一般通過政府管制進入市場者(如上市公司、證券市場的中介機構等)大都可以賺錢,一般自由進入者(如普通投資者)大都虧損。也就是說,如果在制度安排下,市場利益是通過非市場的方式進行,或是權勢、或是與權力相關的人。那麽沒有權力或與權力沒有關系的人也就無法從中獲得正當的市場利益了。有一個數據可以佐證易憲容的觀點。據統計,在已經披露2004年年報的上市公司中,共有472家上市公司的2520名高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截至4月1日,合計持股市值超過1000萬元的有160名高管,市值超過1億的有48位。如果他們是公司發起的時候持有的股份,即便股市跌得慘不忍睹,這些持股的自然人也不會十分心疼。若是以每股1元的成本獲得的股票,一旦溢價發行,他們的財富就自然增加了數倍,市場再怎麽跌,自己也不會有太大的傷筋動骨。
草庵:正是這種肆無忌憚的利益搜瓜,才導致了中國股票市場的進一步下跌。大陸有位知名的專家──水皮先生,他是個公眾人物,是《中華工商時報》的副總編,他在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他這樣說:“寶鋼增發,喪心病狂” 2005年4月25日,上證指數跌出自2001年6月調整以來的新低1146點,而這一天正是上海寶鋼股份為增發而連續停牌的最後一天。有人說,大盤的下跌就是寶鋼增發造成的,4月13日證監會宣布股權分置試點時機成熟之日,大盤暴漲了20多點,4月15日寶鋼宣布增發150億消息見報,大盤從此一跌不回頭,直探1146點,不是寶鋼惹的禍又是誰惹的禍?有人說,不對,大盤的下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股權分置試點的細則充滿不確定性導致的,寶鋼增發的負面影響已經提前消化,全流通的預期才是導致大盤崩潰的因素。
伍凡:寶鋼在圈錢,他的高級主管說他們並不缺錢,不缺錢還要圈錢。這很奇怪。1993年開始,為了調控當時房地產過熱,滬深股市全面封殺房地產公司上市,這個口子直到天鴻寶業2001年1月15日上市才算打開,同樣是為了調控鋼鐵投資過熱,江蘇鐵本可以叫停下馬,寶鋼怎麽會在這個時候逆勢融資呢?又是怎麽通過審批的呢?難道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叫投資,來自股市的直接融資就不叫投資了?在普通人看來,寶鋼的再融資就是加劇如今資本對鋼鐵業的投資熱,不是和宏觀調控對著幹又是什麽?
草庵:其實這里面的內幕早就讓寶鋼的高級管理幹部泄露出來了,他們明知道增發會引發股票市場震動,同時也知道目前不是好時機,本身自己也不缺錢,但卻偏要增發圈錢,其目的性是非常明顯的。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他們需要30億的現金參股建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中國建設銀行需要上市圈錢,上市前需要改造,而改造的錢,中央給的150億美元外匯儲備不夠,就需要從另一個方式來解決錢。這就讓大型國有上市企業來解決。但上市企業大部分都沒有太多的現金。這只有通過曲線救國的方式來進行,寶鋼圈錢,其實就是為了國有銀行改造解決問題。
伍凡:中共金融問題實在太大了,他現在已經不惜犧牲股票市場來挽救其銀行系統。看看股民的反映就知道國內的股票市場是多麽的危機。一周來,對寶鋼的集中聲討,達到自有中國股市以來的頂點對一個大企業發表了這麽多的定性的指責,這只說明一個道理,這個世界,是有報應的,你可以幹壞事,大家可能拿你沒有辦法,但是你一定會因此而受過市場的懲罰,這就是股民讓你崩盤。
草庵:說實在的,現在大陸股票市場大盤有非常明顯的崩潰的非常明顯,個股狂跌,而且無法反彈,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拋出股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任何緩和的希望,五一長假前,不少前期減倉的機構,大體上不會入市,今天把寶鋼一拋,然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有天大的事兒,那也是節後再說了,主力,
當前的盤面,在上周市場出現連續單邊下跌的態勢下,本周繼續加速下探,周一最低曾探至1146.41點,上證終盤以1157.97點收盤,雖說尾市最後18分鐘有回拉,但也跌去最要命的11.21點,且成交量並無減少,兩市相加,仍有130億元。
由此可見主力“殺跌出局”之態度,相當堅決。
伍凡:你說中國股票市場崩盤,這非常正確。時下的股市更像是一個無底洞,截至4月21日,單是創出歷史新低的股票就高達538只,即使2、3元的低價股也未能逃脫探底厄運,甚至可以出現連續跌停,“無底洞”現象愈演愈烈。深發展“15億元貸款案”剛剛曝光,民生銀行又來個3億元詐騙。而目前又是績差股出年報的高峰期,出一個虧損的跌一個,就連季報季節性虧損或業績下降的,也是個“跌”字沒商量。銀行是管錢的地方,上市公司是花錢的地方,兩個方面都在頻頻出事,投資者也只好用腳投票了。
草庵:22日,人保財險年報出爐,令市場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去年人保財險的純利潤只有2.08 億元,比前年的14.51億元急挫85.7%。人保財險利潤大幅下滑的原因,除車險賠付率上升之外就是投資收益下降。上市及非上市證券的凈虧損近9.48 億元,其中僅基金浮虧(未實現虧損)就達7.4億元。加上早些時候中國人壽、平安保險公布的年報,三大保險公司的投資浮虧已逾25億。三巨頭投資基金全線虧損,浮虧的不只人保財險一家。 上周早些時候,中國人壽公布年報,年報顯示,雖然中國人壽去年的凈投資收益為113.17億元,較2003年同期有較大增長,但已實現和未實現的投資虧損數額巨大。中國人壽2004年投資凈虧損2.37億元,證券投資基金浮虧達到10.72億元。平安保險上市後首份年報也顯示,2004年投資封閉式基金浮虧高達7.89億。保險三巨頭在證券投資上出現巨額浮虧主要是因為持有的封閉式基金折價嚴重。近兩年來,封閉式基金折價率一直在攀升,從2003年初為13%,2004年年中大約30%,而到2005年初已升至35%左右。
伍凡:保險出了問題,可是其他基金也不安全。統計顯示,截至2005年3月31日那一時點,137只股票方向基金最大可動用資金是279.86億元(極限值)。如果考慮基金的留存現金頭寸,實際可動用資金只有150-180億元。這是最近4個季度以來最低的一次,如果結合基金持有的A股流通市值進行考察,則可動用資金的相對比例更低。分攤到137只基金,平均每只基金可動用資金為1億元左右。歷史上基金可動用資金較少時,往往是大盤處於高點的時候,基金大舉增倉消耗了大量可動用資金。但現在的問題比較覆雜,基金動用大量資金購買A股,但A股還是節節下跌,目前A股處於歷史性低點。
草庵:截至2005年3月31日,基金持有1625億元的A股市值,創1998年以來的新高。但是目前基金對A股的資金支持處於“彈盡糧絕”的態勢。2005年 1-4月,股票方向基金只募集99億元,開放式基金發行募集困境是2001年以來最嚴重的。受制於A股市場的危局,基金業已經無法再廣泛而有效地動員資金注入A股了。在存量資金上,目前可動用資金只有180億元,是最近4個季度以來最低的。有股票投資的開放式基金4年來已經被凈贖回626億元,已有的開放式基金存在400-500億的潛在贖回壓力。目前市場迫切需要保險資金、社保資金和企業年金等資金加快入市的速度和加大投資的力度。但前面已經提到的是,他們已經虧損的一塌糊塗,怎麽能有錢進來吶?
伍凡:2005年4月下旬,公布組合的168只基金資產分布如下:總資產4004.04億元,其中股票市值1625.17億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15.94%。截至2005年3月31日,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流通市值6528.52億元,深圳證券交易所A股流通市值3666.50億元,滬深A股流通市值合計10195.02億元。),債券市值1770.81億元,銀行存款和清算備付金180.05億元,其他資產428億元。凈資產3761.40億元,總資產大於凈資產,表明基金總體負債超規模運作242.64 億元。
草庵:中國基金業對A股市場的資金支持已經到“彈盡糧絕”和“山窮水盡”的地步。從存量角度看,上面的可動用資金分析已經表明,目前可動用資金只有150-180億元。從增量角度看,目前股票方向基金的募集規模是2001年以來最低迷的一年。1998-2004年,股票方向基金募集資金分別為100億、405億、55億、241.26億、480.63億元、401億、1265億。2005年1-4月只有99億元,並且預估其中1/4為不穩定資金。2005年股票方向募集壓力非常大。基金業目前已經無法有效而廣泛地動員社會資金通過基金進入A股了。
伍凡:中國股票市場目前還存在著大量的資金要出逃。在前4年凈贖回626億,目前還有400-500億等待出逃 。 2005年第1季度的態勢更為嚴峻,統計口徑的83只股票方向開放式基金被凈贖回大約134億元。這意味著從2001年9月到2005年3月底,股票方向的開放式基金被凈贖回626億元。626億元的資金在抽離A股市場,不是贖回而是一去不覆返的凈贖回。
草庵:2004年的1265億由於被套,持有人都沒有經歷一次徹底的資金進出調整,累積巨大的贖回壓力。預計1265億元只有被贖掉1/3到1/2時,這些基金的持有人結構才能保持穩定。3月底的存量凈值1512.13億元中,也積累著巨大的贖回壓力,預計等待解套出逃的資金大約有400-500億元。因此,在沒有實質性的巨大的牛市行情吸引社會資金的情況下,行情反彈的結果就是被套持有人的巨額贖回。
伍凡:這樣說來,中國政府已經沒有可以動用的資金來解救股票市場問題了。股民想等待政府救市,但政府沒有錢,不但不套錢揪市,反而希望讓股票市場圈錢來挽救銀行。
草庵:企業發展要融資,從銀行貸款叫間接融資,從股市募資叫直接融資,間接融資要還本付息,直接融資卻不計成本。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直接融資,銀行的貸款風險向股市轉移;銀行上市從股市直接融資,銀行的經營風險向股市轉移,4月21日,國務院最近已經批準了中國工商銀行這個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和中行建行一樣的是,都動用了外匯儲備補充資本金,和中行建行不一樣的是,中行建行注入的外匯都高達225億美元,而工商銀行獲得的注資只有 150億美元,只能使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6%,還必須通過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金才能達到國際標準的8%。可問題是,中國百姓和股民能承受這麽多的風險嗎?這股票市場能不崩潰嗎?
伍凡:從目前來看,中國股票市場崩潰已經是定局的事情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到了,中國股票市場崩盤的問題我們就先談到這里,以後有機會再繼續談。
中國經濟崩潰的過程與結果
不久前,寫了幾篇關於中國股票市場崩潰的文章,結果收到幾封指責的來信。其中有些讀者直截了當地說:“什麽是崩潰?你說崩潰就崩潰了嗎?股票市場跌到一千點就是崩潰?房地產跌百分之三十就是崩潰?崩潰的指標是你制定的?”
我沒有給這些朋友回信,我無言以對這樣的質問。我只想說,日本股市在經濟連續高速增長40年出現滯漲的情況下,用15年時間才下跌了60%,目前已從底部回升30%;韓國股市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從800多點跌到300多,2005年2月21日已上漲到988.71點,大大超越危機前的水平;道瓊斯經歷9.11仍然牛氣不止!這四年,中國經濟從2000年89404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136515億元 ,增長高達52.7%,深圳綜合指數從四年前的最高點已經下跌了 60.29%,創8年來新低,上證指數更是慘不忍睹,已遠遠超過了美國1929年從100點跌到49點的的大股災,弱勢的中小投資者虧損80%左右。而房地產的一個月暴跌更是令人膽戰心驚,。大家試想一下,上海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每平方米3萬元人民幣,下跌了百分之三十,現在是2萬元人民幣一平方米。購房者在一個月中損失了一百萬元人民幣,這不是崩潰是什麽?如果是以貸款購買房屋,這就意味著你的三分之一的頭款被吞沒了。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人能承擔這樣的損失。一百萬元人民幣,即使是在上海這樣一個中共的樣板城市里,也不是每個家庭都可以輕松積累的財富,即使是在美國,也是一個家庭中的重要的一筆財富,也不是每個美國家庭都能輕松掏出來揮霍的,中國人真的是世界第一的富翁了?
在美國的一次演講會中,我認識了一位Z先生,這位先生自稱是“極端反共”,但又自稱是“極端崇拜毛澤東”。他曾這樣問我:“你是什麽樣的人?反共的民運分子?可是你又時而稱讚中共,特別是在最近的反對美國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你和中共立場一致。說你是”擁共分子”,你寫的文章又揭露中共,寫的比誰都狠”。
於是,我問他,你反共,又崇拜毛澤東,這不矛盾嗎?難道這世界只能有黑白而不能有灰和黃嗎?我只是表達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維,我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和團體,我為什麽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我為什麽一定要站到某一政黨線內?
很多人都以為中共內部是鐵板一塊,其實,在中共體制內,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思想大有人在,類似我的立場和觀點的人也絕對不是少數。而這種體制內的異議人士,不僅存在中共黨內,而且存在中共的軍方,存在黨內,軍內的高層人士。
異議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是社會主流,也不意味著能發揮作用。因為,“異議”這兩個字的本身就是相對於“主流”而言,相對來說是“不重要的”的一部分。但中國社會的主流是什麽?他們要幹什麽?
中國的經濟正在崩潰中,很多人說:“中共也是盡心盡力了,他們並非要想搞壞一個國家”。大約在十個月前,我寫文章說中國大陸的證券公司已經全面陷落,全面虧損。不久前,我與北京的一位朋友通電話,這位朋友說:“我現在太忙,中再人壽(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頭在請我們吃飯”。我一聽這消息就知道這家企業出問題了。有些時候,中國的事情很容易被人解讀,各位想一想,急於找中國證監會的人吃飯,一定是遇到了什麽難處。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便遇到了這等難處:成立剛剛一年半,楞將注冊資本8億元中的一大半打了水漂,讓中再人壽馬失前蹄的是面臨破產的漢唐證券。我通過其他朋友仔細一了解,原來中再人壽去年有6億元資金失陷漢唐證券,至今仍有約4億元未收回。漢唐證券崩盤後,剛剛成立的中再人壽高層開始緊張,已經派出中再人壽總經理助理任奇與財務部投資處處長、精算師郝鳳魁飛抵深圳,進行蹲點討債。其後,中再人壽第一大股東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也派出財務部副總經理敦浩、審計部處長耿小慶到深圳進行審計調查,同時協助討債。但效果甚微。中國保監會已經派出特別調查小組進駐中再人壽,對當事人進行調查。
或許有人會說,一家再保險公司出了問題有什麽關系。他能影響到中國經濟崩潰?
再保險公司是幹什麽的?分擔保險公司的風險,可謂肩負重托。是為保險公司分散風險的一種制度安排,是整個保險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再保險也常被稱作直接保險業的"穩定閥"。當直接保險公司對其承保的巨大風險或特殊風險不能承受時,就有必要進入再保險市場,進一步分散風險,從而擴大承保能力,保障巨災損失的有效分散。再保險和直接保險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直接保險,也就是普通消費者平時購買到的保險是前提和基礎,再保險是後盾和支柱。因此,再保險對於分散保險經營風險,擴大保險公司的承保能力,穩定保險市場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3年12月22日,中再人壽掛牌成立,注冊資本8億元,是內地目前惟一一家專門從事商業壽險再保險業務的公司,這樣重要的一家企業出了問題不可怕嗎?可怕的並不完全是他的資本出現了問題,令我覺得震驚和可怕的是中共主流人士的言論,中再人壽總經理馮宏娟在公司召開的會議上說,“我們是剛學走路的新公司,犯錯誤在所難免,肯定會摔跟頭,交點學費也沒什麽大不了的”。一家成立不過一年,在一年的時間里將公司資本八億元人民幣損失掉了2/3,還要大言不慚地說“交點學費也沒什麽大不了的”。數年前,北京一位朋友曾極力邀請我參股該公司,我當時對他說:“我已經對中國的金融徹底死心了,我不想在這里發財,更不想毀在你們手里”。 中再人壽成立之初信心爆棚,中再集團曾經希望在一年內將旗下幾家公司在海外批發上市,中再人壽就在批發上市的名單之中,為此還請了全球四大會計師行的普華永道作中再人壽的財務。作為第一家中外合資的人壽再保險公司,中再人壽的三名外資股東均具有雄厚的背景,也包括了新加坡政府直接管理的一家金融投資公司。
"這麽大的一筆投資,不用說股東大會,連董事會都沒有討論。"中再人壽的內部人員一直懷疑這筆資金投資的合法性。中再人壽的公司章程規定,公司未彌補的虧損達股本總額的三分之一的時候,需要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而這次漢唐事件卻一直沒有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但筆者卻通過其他一些途徑了解到了其中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中再人壽投資到漢唐證券的資金是分幾筆從中再人壽劃出的,其中確有劃賬資金由總經理馮宏娟簽字。中再人壽的管理讓人更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數億元的投資不但沒有通過股東大會表決,就連董事會都未討論過。照此推理,中再人壽的總經理及總經理助理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將公司的資金劃個精光,畢竟如此劃到漢唐的、即使現在各方承認的4億元窟窿已經不是小數。
從而另一個角度,筆者又從漢唐證券的高層人士中了解到了另一種“公開的秘密”。漢唐證券的私募資金有三個來源,一個是個人,一個是銀行,另外就是大型的機構,其中個人的融資額度非常小,因為這類資金不但數額小,麻煩多,一旦出現什麽情況,個人投資者就很容易到公司吵翻天,公司負責人吳克齡最喜歡最賞識的就是機構大戶。吳克齡攻克機構大戶肯定有不同尋常的辦法。漢唐證券的這名內部人士透露,漢唐證券與機構大戶簽訂的合同一般都是格式化的委托投資合同,主合同上有詳細的客戶保證金擔保以及投資收益回報,漢唐證券開出的投資收益一般在5%左右,吸引客戶心動的還是主合同背後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主要是承諾真實的投資收益,一般在10%以上,主要看雙方的談判結果,高的時候達到15%。據了解,補充協議與主協議的投資收益差額部分,一般都由漢唐證券簽訂合同後規定的期限內將這筆投資收益提前打到客戶指定的銀行賬戶之中。如果有補充協議,其中的差額投資收益以中再人壽內部披露的4億元,漢唐證券委托投資最低的差額5%來計算,補充協議的差額投資收益至少在2000萬元左右,如果是六億,那麽這筆款項就高達三千萬元,這筆巨額的差額投資收益是否已經提前打入中再人壽的賬戶之中依然不得而知。中再人壽目前拒絕透露財務問題,曾有讀者說,草庵居士與中共勾結,有很多內部渠道,但在這里,我坦率地講,本居士沒有什麽直接渠道了解這其中的“國家秘密”,所以也就無法確認這筆差額收益到底是流入了公家的銀行賬戶還是私人腰包,其結果只有憑各位的想象了。
事實上,據中再人壽內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再人壽已經從漢唐證券要回來1個多億,還有4億元左右的資金沒有眉目。據了解,目前中再人壽已經向股東們通報了在漢唐證券的損失,不過披露的數據僅僅為4億元左右,而不是6億元。但是有知情人士告訴筆者的情況卻不是如此,當初漢唐證券崩盤時,光大銀行凍結了漢唐證券的客戶保證金,並將保證金劃到自己的賬戶,後來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托管漢唐證券後,光大銀行劃走的保證金又被強制劃回漢唐證券的保證金賬戶。如果中再人壽當初追回的1億多元資金也是通過強制劃撥保證金的方式實現的話,這筆資金還不能說中再人壽已經要回來了,還有可能被劃回漢唐證券的保證金賬戶,用於填補漢唐證券9億元的保證金缺口。所以對於中再人壽的股東們而言,面對的虧損可能不止現在知道的4億元,極大的可能是六億元以上。
但更令人驚奇的是,就在中再人壽因為漢唐事件焦頭爛額的時候,該公司總經理馮宏娟卻在今年3月份公開表示公司要增資擴股。並聲稱,在今年4月份召開的股東大會上,增資擴股將成為最重要的一項議題,"如果進行順利,希望今年年底前能夠完成"。馮宏娟還說,如果順利完成這次增資擴股,三到五年之內,中再人壽將不用為資本金不足而擔憂。中再人壽還有高層人士宣稱,2004年底,中再人壽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在160%左右。一方面隱瞞阻擋資金不明不白虧損的狀況,一方面又要增資擴股。其用心之險惡豈是普通百姓所能了解。
從金融的整個層次上看,股票市場並不是最重要的,他不過是企業募集資本的一個方式而已。特別是在中國,他不過是某些人圈錢的一個場所。盡管我在不久前斷言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崩潰在海外引發了爭論,一些“愛國僑胞”指責我胡說八道,但在國內的金融界,更多的專業人士卻在罵:“草庵居士馬後炮,中國股票市場比你說提前半年就崩潰了,我們在國內不敢說,草庵在海外還放馬後炮,崩潰都說晚了”。
在2001 年6 月,中國股市的市價總值5.36 萬億元,按照60%的跌幅計算,總市值損失3.21萬億元。當時的流通市值1.88 萬億元,按照60%的跌幅計算,總市值損失1.1 萬億元。由此可見,過去4 年,在2001 年6 月前已經上市的公司,國家股和法人股的總市值損失2.1 萬億元,社會公眾股的損失1.1 萬億元。2001 年6 月之後到2005 年3 月,中國股市的上市公司數量從1137家增加到1379 家,新增242 家。總股本數量從4143 億股增加到7235 億股,增幅近80%。如果考慮到這些新增加的股份的下跌因素,即使按照每股跌幅僅相當於總跌幅的一半,即4.06 元計算,總市值損失應增加也有1.26 萬億元,其中公眾股損失0.4 萬億元。綜合分析,過去四年,中國股市的總損失近4.5 萬億元,其中國家和法人股東損失3 萬億元,普通社會公眾損失1.5 萬億元。
這個損失有多大呢?2000 年,中國GDP 總量8.9 萬億元,而4.5 萬億元的市值損失,意味著全國人民2000 年半年的產值化為灰燼。2000 年,國家財政收入1.34 萬億元,4.5 萬億元的損失恰相當於當時40 個月的國家財政收入。至於流通股東,按照2005 年3 月累計開戶數量7242 萬對應著3600 萬投資者計算,每個投資者的損失是4.16 萬元。2000 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6280 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253 元,以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家庭1:3 的數量來計算,中國家庭人均純收入平均數是3259 元。可見,人均4.16 萬元的損失,相當於中國家庭當時人均收入的12.7 年的總和。
各位看到了嗎?十二年半的中國百姓家庭收入總和損失掉了。
1995 年,中國的GDP 總量5.8 萬億元。2005 年,這一指標預計將達到13.8 萬億元,增幅為138%。經濟總量大了,百姓的資金也寬余了。1995 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2.96 萬億元,2005 年一季度,這一數字上升為13.74 萬億元,增加了整整10 萬億元。1995 年底,中國貨幣供應量余額M2 為6.07 萬億元,2005 年3 月底,廣義貨幣M2 余額26.46萬億元,比10 年前增加了整整20 萬億元。1995 年,狹義貨幣M1 余額2.4 萬億元,2005 年一季度,該指標為9.47 萬億元。
中國股市的規模呢?1995 年底,股市總市值:3717 億元,2005 年5 月18 日上升為3.45 萬億元。1995 年底,流通市值 749 億元,2005 年5 月18 日,流通市值9607 億元。這告訴我們,當前,中國股市的流通市值不足1 萬億元,但居民儲蓄存款有13 萬億元,廣義貨幣則高達26 萬億元。中國的外匯儲備則已經突破了6000 億美元,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在大陸的股票市場,竟然有195支股票跌破凈資產,而另一些凈資產極低甚至已為負值的上市公司尚未列在上述跌破凈資產之列。1999年5月19日交易的855支股票中,到2005年5月19日,只有804支股票仍在交易,51支股票已不在A股交易。另外,接近76%的股票股價低於6年前的起點,46%的股票價格下跌了40%以上,更有23支股票價格下跌了80%以上。康達爾A股價從30.85元起步,最高價走到了84元,現在2.25元的股價,相對於起步價已經跌去了90%。 流通市值反映的是股票持有者某一時點的賬面財富。1999年5月19日,855只股票流通市值是6659億元,經過了6年,現在還在市場上交易的股票804支股票,流通市值合計5629億元,較起點減少了1030億元,縮水比例為15%,
6年中,上市公司從證券市場籌資7927億元,相當於把855支股票的流通市值全部抽走,缺口還有2298億元,證券市場成了上市公司名符其實的提款機。如果投資者付出的這7927億元全堆在這855支股票的流通市值上,對應的上證綜指點位應該是2400點。旱澇保收的印花稅,則在6年中整整從A股市場上收走了1420億元。6年來,股票交易數量雖然從855支增加到1350支,但股市規模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卻下降了,1998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79553億元,滬深兩市總市值占到了28%。現在1350支股票總市值僅占到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4%。發達國家中的股市市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般為50%至150%,6年內這一指標不升反降,股票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可見一般。6年融資近8000億,流通市值卻僅增加4000億元,那3000多億去了哪里?
成交稀疏只是市場的表象,對此叫苦連天的是證券的經紀服務機構。券商經營收入的70%來自於經紀業務,據估計,2003年滬深兩市股票成交總額折算出券商傭金,平均每家營業部只有214萬元,而每家營業部的年平均成本則在550萬元左右,按照2004年滬深兩市成交總量測算,所能養活的券商大約只有45家,尚不足目前券商總數的一半。證券市場最初的定位是“為國企脫困服務”,也許正是為了營造一個較好的國企融資環境,“5.19”行情應運而生,其後的6年中,上市公司數量增加了60%,超級“航母”中石化、寶鋼、長江電力紛紛登陸A股市場。2001年6月,股市又肩負了填補社保基金缺口的重任。到2001年10月23日,管理層宣布暫停國有股減持,滬深兩市為此付出了9988億元的總市值損失。
股票市場崩潰了,房地產市場也處於了崩潰的邊緣,號稱中國格林斯潘的海歸人士,中國金融高層管理官員--周小川曾在一個不公開的場合這樣說:“按照目前中國人普遍的收入水平有幾個人能買得起現在的房子 ,但為什麽卻有那麽多人敢買如此高價的房子,他們的錢來自那里?他們敢買房是因為有人告訴他們房價漲賣了房你賺錢,房價跌你不還房貸你賺房,錢來自銀行房貸。或許有人說不還房貸就把他的房拍賣了,且不說這中間需要的司法成本,就說能行,你能想像把大批人趕到大街上的情景嗎,更何況現在的司法解釋根本就不許你這樣做。或許還有人說在房貸前是要進行信用評估的,我要告訴你這種信用評估基本上是走形式,因為地產商、中介和銀行信貸員是勾結在一起的,他們會幫你弄虛作假把銀行的錢騙出來,只要把房高價賣出他們就分錢,至於貸款人還了款,還是還不了款,他們是不管的。我們這的報紙就刊登了月收入2000的外來打工的夫妻貸款十幾萬買房的消息,我不知道別人是如何看待這條消息,反正我是為我們的金融安全擔心。在中國要搞房貸必須要有可隨時變現的抵押物,信用是靠不住的,在中國的信用基礎支撐不起房貸的大廈”。
大家不覺得他講的通俗?中國的事情就是如此。
在海外幾次演講中,我都鼓勵中國百姓去買房,特別是在房地產泡沫即將爆發的前夕去買房。很多聽我演講的人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我草庵居士怎麽能拿大家的利益去開玩笑呢?我講的是真話。為什麽?因為我有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你要能夠到中國的銀行中能搞到房屋貸款。別以為貸款利息高,風險大。但你要知道,風險大不是對你,而是對中國政府。是對銀行。有人說房屋貸款在對銀行沒有風險,因為房屋是不動產,跑不掉。但你說的這種情況適用於西方國家,對中國不適用。說貸款買房對銀行風險不大,因為房子跑不了?那是非系統風險。比如突然你重病,你不能工作了,家里沒收入,這時銀行才可能收回房子,把你轟出去,再拍賣。銀行必須把房子賣了才能收回貸款,只有少數人不還時是可以的。如果是社會系統風險就不可以,拍賣也沒人買。把你轟到天安門去那就又麻煩了,政府出來幹預,維護社會穩定,銀行最後還是收不回來。如果經濟崩潰,大家都還不起,別說銀行,中共更沒法收,收完之後還得拍賣,那價格不就更低了嗎?銀行賠的更慘,那種情況下再把大家都趕到大街上,怎麽可能?中共怎麽能不要“穩定”?告訴各位,這種風險最後只能是政府承擔,金融泡沫出來之後就是這樣。
國內消費者要是聰明就聽草庵居士的話,就大膽的去買房子,找當地最好買一個,千萬不要圖便宜圖省錢,貸款三十年,完了租出去。經濟形勢好的話,可以收租金,用租金去還貸款。經濟形勢不好,咱大家都租不出去,那房子是自己的,誰還貸款啦?大家都還不起貸款,你為什麽還要還?要是中國經濟出了不大不小又不能崩潰的問題,那時候,大陸的人民幣一定貶值,不就是幾百萬人民幣嗎?兩個月的工資就還了。各位想一想,倒推三十年,也就是1975年,那時候人民幣和現在的人民幣一樣嗎?現在的百萬富翁不就是那時候的千元戶嗎?你現在買了三百萬的房子,到了三十年後,也就值你兩個月工資,說不定是一個月工資。
所以,在大陸就要這樣做,大家越是知道崩潰,就越要搶,否則你的機會又沒有了。我記得,有位哲人說過:機會就在你眼前,只是你能否看到,並抓住而已。中國社會的主流精英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顧一切要將房地產價格擡高,制造泡沫,百姓就要也趁機擡一擡,也趁機給自己找點發財的機會,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願意當傻瓜,那麽,本居士也沒有辦法。有錢不去賺,總想著聽黨的話,做黨的好戰士,不願意發財享受,那也就怪不得中共了。
曾經有很多海內外的人士問我如何面對大陸的情況去投資賺錢,我就問他們:“你懂政治嗎?”如果他們說懂,我就說:“你懂物理嗎?如果他說懂,我就說:“你知道什麽是平衡嗎?”如果他說懂,我就會再問他:“你懂化學嗎?”如果他說懂,我就會說:“你懂臨界點嗎?”。如果他說他都懂,我就會支持他去中國投資賺錢。
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基本上都是政治問題。海外,社會體系明確,相互制衡,法律健全。經濟就是經濟,政治就是政治,兩者不能相互糾纏,特別是在政治上糾纏上經濟利益。但在中國,有脫離政治的經濟問題嗎?沒有,因為中共自建政以來,就把自己置身於一個利益集團之中,他的存在就是利益,一個與百姓利益相對立的政府或政黨怎麽可以放棄自己的利益,他不是公平的裁判者,而是一個和百姓爭利益的集團。
很多投資者,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自己的百姓,當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都寄希望於中共來挽救。股票市場崩潰前,我曾寫一文章,並在演講中告訴大家,此次中共已經無錢救市,他也不可能去救股票市場。可是,很多人不聽,還希望大陸政府能夠推出“平準基金”來挽救股市。這不是做夢嗎?大家想一想,作為中共,是股票市場里的七千萬股民重要還是中國的銀行重要?,是股票市場崩潰重要還是銀行系統崩潰重要?是你百姓的錢重要還是中共的穩定重要?換個白癡也能替中共做一個最優選擇,更何況中共內部的主流精英?前些日子,溫總理將知識和經驗不足說成是股市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我聽到後就是冷笑,一個眼中淚水不斷的“人民好總理”竟然如此的冷血,吃掉了百姓的血汗錢還要將責任推掉。為什麽只是在對普通投資者有利的方面知識不足?為什麽只是在保護普通投資者利益方面缺少經驗?而不是相反呢?換句話說,為什麽股票市場虧損的是百姓而不是企業?怎麽可能政府一經驗不足時,都是虧損百姓?其實,這一切都是一種“政策的故意”和“制度的故意”。 97年,朱镕基執政,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在中國政府擔任重要職位的經濟學家文章,說是解決國企的三角債還不容易,讓欠債的企業統統上市不就行了嗎?
中國股市一開始,就從根本上將普通投資者置於犧牲者的境地,所以,現在這個市場“屍橫遍野”就不奇怪了。如果說,最初不強調為國企服務,股市根本無法建立,那麽,人們會歷史地、寬容地看待當時的股市政策。但是,讓這種政策延續十幾年,而不改弦更張,就是一種“故意”了,就應該受到譴責。我以為,中國的股市政策帶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利已主義的色彩。政府開放股市時,與其說是處於一種長期考慮,不如說是一種權宜之計。國企缺錢,想通過股市弄到錢,但,又擔心別人控股,於是,設計了一個至今還在惹禍的股權分置機制。至於股市以後怎樣發展,卻心中無數,只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行就開,不行就關。不過,隨著股市的發展,也許政府及其依附者發現中國股市真是一個好東東,它就象那座阿里巴巴寶庫,里面的寶貝太誘人了,於是,他們貪婪地盯住它並從中各取所需。管審批上市的要求留下“買路錢”;企業欠銀行的錢,上市圈錢後,隨即被銀行“載留”;民企想上市須吃掉一個爛國企,僥幸的民企一上市,國企的一堆“破銅爛鐵”立馬成了“真金白銀”;上市公司毫不心疼地揮霍著圈來的錢,甚至不少上市公司高管攜巨資出逃國外;能獲得內部信息的巨鱷,帶著巨資(不少是公款)殺進股市;“老鼠倉”、“黑嘴”也從中分得一杯羹……。面對這種“無本萬利”的買賣,沒有人會選擇放棄,更沒有人會主動改變現狀。慘的是普通投資者,只有無奈地做“冤大頭”。
這種政策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決策者很無知。他們當初制定政策時,絕沒料到股市會出現今天的局面,他們只想用“市場的形式”來為“主義的內容”服務,豈不知,市場經濟無論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能割裂開來。同時,他們不懂得股市是有其內在規律的,違背了就要受到懲罰,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二是決策者很無賴。一方面,在股市里埋地雷,一方面“忽悠”著散戶進埸。一旦地雷要爆炸,他們就會以清查違規資金等名義,讓自己的錢提前出來,剩下的散戶便只好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撐起歪歪斜斜的股市大廈。
股市在制度性缺陷相伴隨的情況下,上沖到2000多點,實際上已面臨著巨大的風險,但,此時權勢者還沒忘記“忽悠”散戶。記得當時有一位前證券會主席居然說,幾年內股市可以達到多少點,股市總量可以達到多少億。可是,按此一算,那必須每天發兩支新股才能達到目標,每天發兩支股票也太離譜了吧。後來又出了個“國九條”,可是一年多了,除了圈錢是實的,其它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國九條”簡直就是一劑迷魂藥,眾多的散戶就是在它迷惑下,一步一步陷進去,這一年多不知又套死多少散戶。我發覺,喪失民心的地方,除了上訪辦就是股市了。為了利益,政府肆無忌憚地將自己本來就不多的信用揮霍殆盡。眼下,上證指數點雖仍在1999年1047點之上,但這是指數造假所為,4.50元的平均股價比1996年1月512點時還低10%,僅略高於1994年325點的水平,就是說,中國股市實際上已到了10年的新低。從這點看,毫無疑義,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崩盤,而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崩盤的結果,無論中共及某些人是否承認,它都是已經實現的現實存在,不是任何一方可以用謊言掩蓋的。
九十年代中期後,農民的利益受損很厲害,96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還以26%的速度增長,四五年之後,這一速度下降到2.1%。再後來問題更加嚴重,於是,農民怨聲載道,不滿情緒高漲,可以說,只差陳勝、吳廣和那根“桿子”了。就在這時,政府開始重視“三農問題”,出台了農業政策。盡管政策還帶有安撫和修補的特征,但,總歸是有了變化。
房地產,最初大力發展它的是政府,現在極力抑制它的還是政府。為什麽?因為,當初大力發展它,可以帶動GDP增長,GDP的增長可以緩解眼下的許多矛盾,我這一屆政府暫時可以舒服了,不舒服的是下一屆了。但,後來,房地產象一匹脫韁的野馬,已經威脅到銀行的安全進而威脅到政權的穩定時,當屆政府已經躲不過去了,於是,就不得不重拳出擊,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和政治的手段,來解決房地產的問題。損人利已的股市政策延續了十幾年,已經走入盡頭。股民死,券商、基金也快活不下去,融資功能喪失,股市幾乎成了一潭死水。“國九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台的,它並不是政府良心發現,對投資者發慈悲,而是原有政策,既不僅損人,也已經損已了。信用的喪失是最大的問題,這個信用不僅是政府公權力在百姓心中的喪失,而且是在商人中的喪失。最近,中國基金們在1100點以下拼命做空,根本不顧政府及社會的穩定,讓中國金融市場陷入前所未有的信心崩盤危機中,就是這個現象的具體表現。
所以,在這里,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臨界點”的概念。只有當一個問題處於“臨界點”的時候,中共才會為了政權的穩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商人,只要你在這個,臨界點以內,任你胡作非為,只要不威脅到中共利益和穩定,你如何賺錢都是“合法”和“安全”的。從而,大家也就明白為什麽當每個海外商人向我詢問投資中國的風險的時候,我就會問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的原因了。
面對這樣的中共,我們應該怎麽辦?怎樣才能規避政策風險並與政策共舞呢?首先,對政策不要有幻想,要立體地透視政策,把握政策的實質。這有個四化標準,這就是:公眾利益國家化,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政策化,法制、政策體現的是權貴化,也許這就是實質。其次,要關注政策變化的臨界點,這個“點”常常就是機會的開始。政策有時會把垃圾變成黃金,有時又會把黃金變成垃圾,我們應該從政策的錯誤及規則的轉化中,尋找機會。政府犯錯誤,對整個國損害很大,對多數人損害也很大,但對有頭腦,善於發現機會的少數人,就是利多。另外,要抓住政策變化中的“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其實就是政府的最大利益,到目前為止,正確的做法是順應“主要矛盾”,而不是與之擰著勁。關鍵是你的聰明程度如何。
百姓不聰明嗎?顯然不是。看看北京百姓的最新股謠就可以知道百姓的思維和智力狀況:
基金虧、券商亡,
經濟學家太猖狂,
七千萬個小綿羊,
上市公司是群狼。
你一箭,我一槍,
眼看股市要關張,
外資湊趣撈幾網,
利率匯率不幫忙。
瞎B跌,瞎B漲,
“分類表決”瞎B狂。
有關部委不開腔,
死了股市死銀行。
坦率地講,股票市場崩潰不會讓中共倒台,但銀行問題確實有可能會逼迫中共倒台。荷蘭銀行(ABN AMRO)估計所有中國的銀行需要注資2200億美元,其中四大銀行需要1600億美元資金才能完成紓困。據荷蘭銀行估計,2003年已經注資450億美元的中國四大銀行,尚需1600億美元才能完全紓困.荷蘭銀行負責金融機構業務的副董事長薩姆紮瓦第表示,中國政府另需600億美元來應付商業銀行和信用合作社需要。官方公布的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去年9月底為止的壞賬有1880億美元,占總貸款金額的15.7%,實際上,中國政府采取經濟調控政策後,這個數字更加高漲。在上海證交所掛牌的有中國招商銀行、民生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和華夏銀行。他們的股價從去年1月1日至今跌幅在17%至36%之間。
說起銀行,筆者都十分的頭痛,不是因為別的原因,只是因為這個話題實在是太無聊了,談都談過幾十遍了。但中共的銀行問題實在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讓人眼花繚亂。銀行壞帳不提,騙錢外逃也不提。但在國內,銀行騙百姓也是無所畏懼。
據《法制日報》報導,安徽省宣城市廣德縣法院原院長張某因涉嫌違法、違紀問題正在接受處理。近日,該院17名法官聯名再揭隱秘:自1998年起,在原院長張某的操縱下,該院與當地金融部門“協作”,在金融部門沒有提交訴狀、證據情況下,使用已經生效判決的案號,再做一個同案號的判決書,通過裁定執行終結,為金融部門核銷所謂“不良”貸款提供依據。實際上,貸款戶並不知道這些情況,仍然還在繼續還貸。
奇聞吧?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奇妙的國家。所謂“雙胞胎”判決書就是一個案件號碼有兩個不同的判決書。這些“雙胞胎”的“面孔”可謂是風馬牛不相及,案件實體完全不同。“(2002)廣民二初字第78號”案號,根據審判流程,從立案到審理終結,案件反映的內容是一起產品責任糾紛,原告是該縣楊桿鄉楊桿村6組陳某,被告是楊桿鄉供銷社,案件中陳某撤訴,廣德法院於2002年1月4日作出了準許撤訴民事裁定書。而該案號,廣德法院又於2002年4月30日下達了一份民事判決書。案件原告搖身變成了中國工商銀行廣德縣支行,被告成了廣德縣磚橋鄉花崗石制品廠,案由變成了借款合同糾紛,判決結果是被告歸還借款本金10萬元及利息。比如“(2003)廣民二初字第22號”案號,根據審判流程相對應的案件是建行廣德分理處與陳某、趙某借款合同一案,廣德法院於2003年6月23日作出該22號民事判決書;而該案號在同年2月27日在沒有立案情況下卻已“早產”了一份沒有經過立案審判流程的“民事判決書”。原被告雙方是工行廣德縣支行和廣德縣商業總公司商貿實業公司。
據廣德縣法院一位業務庭庭長說,像這樣偽造的“雙胞胎”判決書,自1998年起,該院便開始大量出現,加上配合這些偽造的判決書而作的終結執行裁定,就有近千件。廣德法院制之制作這類判決書有時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僅2002年4月30日這一天,廣德法院就為工行廣德支行制作了64件此類判決書,而且連號使用已有判決或裁定的案號。這類判決中大多會有“被告未到庭,亦未提交書面答辯狀”、“被告未舉證和質證”字樣。均沒有上訴。廣德法院多名知情法官透露說,這些都是法院和金融部門私下操作的,貸款人根本不知情。
有了私生的“雙胞胎”判決書後,金融部門隨後會向廣德法院遞交一份申請,請求法院終結執行這些案件。法院一位審委會委員透露說,整個過程並不經過正常的程序,只要原院長簽字同意即可。廣德法院多名位處中層的法官透露說,通過這種做法,該縣各金融部門共核銷500余戶企業或個人的“不良”貸款近4000萬元。其實有的根本不是不良貸款。然而通過法院和銀行的“協作”,可謂是雙方得利。銀行不僅消化可能的不良貸款和風險,而且由於貸款人不知自己的貸款變成了不良貸款被核消,還在繼續還貸;而法院不僅毫不費力就可收取大量訴訟費用,還可能從金融部門獲得額外收獲。據了解,廣德法院原院長張某的問題就是私設小金庫、建賬外賬。而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來源於此。
世界上誰能相信,一個堂堂的政黨,一個堂堂的國家司法機構,竟然要聯手去詐騙,去欺騙那些無辜的百姓。騙,除去騙還是騙,從地方到中央,反覆的騙,騙來騙去騙的是誰呢?當然是百姓。無論是銀行還是股票市場,出了問題,中共解決的辦法還是中國百姓去掏錢。
不久前,還看到了一則消息,這也是令我大吃一驚的企業。中國最大的煤炭生產商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計劃於6月15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之前將在香港進行18個月來當地最大規模的公開募股活動。在這家企業的上市介紹中,我得知他們的煤炭儲量有2236億噸。但非常不湊巧的是,本居士因為涉及過大陸的發電廠投資項目,依稀記得中國全大陸的煤炭儲量居然只有1145億噸,一家公司擁有的煤炭儲量竟然是全中國煤炭儲量的兩倍,更可怕的是,居然中國的煤炭儲量是世界第二。這樣的企業在世界上存在簡直是奇跡,我實在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不知道比爾。蓋茲聽到這個消息會如何反映,但我知道,比爾。蓋茲一定會感嘆自己的財富竟然如此的渺小。我在猜想,這家由中共前總理李鵬家族掌控的企業莫非已經將美國的全國煤炭都購買了?那可是為中國子孫後代做了好事情。盡管,我和我的後代都不準備返回大陸生活,但我還是要由衷地讚美這家公司,它竟然是如此的“偉大”。
從金融全局的角度上看,股票市場的崩潰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危害,但並不會馬上影響一個國家的金融崩潰。但房地產不同,與其說是發展房地產不如說是發展金融業。因為房地產的主要資金來源於銀行,無論是開發商還是消費者,其主要的資金來源都是銀行。中共地方官員鼓吹“經營城市”,其主要的觀點還是出賣土地發展房地產,借此促進經濟增長。在房價高漲的上海、杭州、南京、寧波等城市,房地產業對地方GDP的貢獻率高的達到1/4~1/3,對於地方財政收入則更高。另外一方面,作為地方中心的這些大城市,房價高漲使它們在吸取本地其他地區和區域外其他地區的經濟成果更為有力——大量新進入人口購買這些城市房產的時候,也就等於為城市的發展繳納了高額的入門費,通過房價上漲——地價上漲——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改善城市環境——吸引更多的人進入本地投資房產,地方政府在這個循環中得到了相當大的好處。
股票市場崩潰雖也影響國民經濟,但肯定沒有房地產直接,因為房地產資金的70%來自銀行,房價如果大落甚至樓市崩盤,大量的壞賬就有可能拖垮銀行系統,而造成整個經濟的危機。這在國內外是已有前車之鑒的。有人指房地產金融綁架了整個銀行系統,雖有點危言聳聽,但也不無道理。地方政府賣地謀利,鼓動房地產上漲謀取暴利,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隸屬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威逼和利益的誘惑下,半推半就地相互勾結,發放大量貸款。結果就形成了地方謀利,中央買單的中國特色。
有時候我會很困惑,中國的主流精英到底要做什麽?他們不是要維護中共的穩定嗎?可怎麽盡幹挖中共墻角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在想,中共的主流精英到底是否是一群隱藏在中共內部的徹底反共分子?我一看到他們的行為我就感到吃驚也同時為海外的民運分子慚愧。看著國內的中共主流精英們巧妙地破壞中共黨員信用,巧妙地打亂中國社會體系,搞亂法制。
曾經有一次,我與幾位中共高層官員聊天,我就曾對他們表示過我的疑惑,其中一位這樣說:你不是討厭中共嗎?我們也討厭它,誰喜歡一黨獨裁,世界上只有獨裁者一人喜歡,沒有第二個人喜歡,既然你討厭,別人搞垮它,你幹嘛不高興?既然目標一致,你就不要管什麽手段了。而另一位高官則講:社會不亂怎麽改革呢?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還要搞改革,哪不是胡說八道嗎?別看現在社會亂,貧富分化,但這是“倒逼機制”的必要手段,有些事情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想到這些中共主流精英的話,我反過來看今日的中國經濟,不覺又有些驚奇。股票市場崩潰了,房地產崩潰了,緊接著就是銀行,金融的崩潰。回頭看看中共的很多經濟政策,或許我們會覺得奇怪,會驚奇中共對經濟上的無知,但我們或許誤解了他們,或許他們正是那些在背後默默無聞地推動中國走向全面崩潰,以實現徹底改變中國的民主人士。
但無知的我時而還要發呆,時而會問:“中國已經走向了全面崩潰的道路,你們還要將中國引向何方?”寫著這篇文章,我忽然在想,或許一個過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中國經濟上的崩潰不過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多少問題與傷害並不重要,在歷史的長河中,最重要的是結果,中國經濟崩潰之後的結果是什麽。
很幸運,你我都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能親眼看到這個崩潰的過程。
[歷史存證]中國經濟崩潰完全記錄(六月二日)
古人雲: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金融市場,在世界已經試錯百年,但中共硬要闖出一條新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五年前,當本居士預言中國股票市場只有跌到800點左右才能欲火重生的時候,馬上就遭到了無數的人身攻擊.即使到了目前,當我講到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仍有眾多的愛黨人士不是以數據來講話,而是人身攻擊,或者引用中共報喜不報憂的新聞來說明事實.這不是個人的悲哀,而是國民的悲哀.一個不能正視自己的人怎麽能成功.金融市場的試錯不是沒有代價,這個代價遠大於工業或農業的試錯代價,一個國家以整體的金融市場來進行試錯,其次代價就是全體國民的經濟損失.再漂亮的話語也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股票市場的崩潰,正在逐步加大.大約不會太久,一千點就會被突破,而大眾的信心必然會遭受更大的打擊.
沒有了信心,哪還有什麽市場.面對十幾萬億儲蓄的中國,缺乏資金嗎? 目前絕大多數QFII的額度都遠遠沒有用足. 今日上證指數又創出1008.75的新低,中國股市繼續向下急挫,再創8年新低,基金重倉股均出現猛烈殺跌。基金凈值在五月份全軍皆墨,縮水幅度超過大盤跌幅的基金超過60%。 19天來,基金損失超過230億元,平均每天14億元人民幣.基金在5月份遭受的沖擊前所未有。提供了可比數據的股票型和混合型開放式基金凈值幾乎全部縮水,其中縮水幅度超過大盤跌幅的基金超過60%。
上海與深圳兩市A股流通股數為2102億股,A股加權平均價為4.371元,A股流通市值為9188億元,而全體A股加權平均市盈率為17.17倍!
與早年相比,2001年7月2日,上海綜合指數2205.9,A股流通股數為1494億股,A股加權平均價為12.365元,A股流通市值為18474億元,A股加權平均市盈率為71.9倍!
如果與2001年7月2日比,若扣除四年來新股發行、增發等所增加的流通市值,當時這些股的流通市值已從18474億元降為6530億元,平均縮水應在64.6%!! 也就是說,若扣除四年來新股發行、增發等影響,目前上證指數實際值為779.8點!!正好與深綜指由665.57跌到254.8相吻合!!!
新股(增發)不斷加盟,但兩市總流通市值不斷創新低!總流通市值僅有9188億元,加權平均價僅為4.371元,而兩市流通股加權平均發行價在5.82左右!!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不確定,以及宏觀經濟景氣顛峰已過等多種因素,決定了滬深股市年內可以有效地完成漸進式的推倒,但何時重來還處於未知。滬深股市一片廢墟。這種推倒的成本是已經入市的資本市場參與者支付的,他們將是被犧牲掉的一代。市場將一片廢墟,但其未來並不悲觀,一旦市場完成從畸形向常態的轉換,那麽在場外等待已久的投資者將會蜂擁而入,並期望在廢墟中完成市場的重建,這是中國資本市場十年輪回的必然宿命。
如果用中美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定價等標準來看,。我們觀察日本、 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其在維持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之後,都邁入了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中國經濟迄今已經高速增長了26年,但仍不過人均收入1000美元左右,這清晰地顯示,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相當糟糕,或者我們可以用不客氣的話講,中國的高速增長充滿了水份及虛假。此外,考慮到資本市場的監管差異,如果A股上市公司處於美國SEC那樣的持續嚴格監管之下,真難逆料中國和美國的真實市盈率到底應該誰更高。因此在我們憧憬“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之前,不妨想一想作為市場內的投資者、券商和基金公司,還能不能支撐到那一天。
中國股票市場終於進入了比賽耐力的階段. 天還沒有塌下來,七千萬股民走了2/3,現在還有二千萬股民在撐著. 市場缺乏信心的證據還有一個:這就是兩只詢價新股跌破發行價,新
股上市不久便“破發”的現象再次出現,也是近期大盤重心不斷下移的必然結果。
個人估計,當股票市場跌至800點左右時,中共會忍不住了.估計會拿出一千億左右來挽救股票市場.抄底的時機就會到了. 但如果中共不能撐住,股票市場的持續下跌,再加上房地產的持續下跌,整個國民經濟的資金鏈就會出現問題.更會引發全民性的經濟恐慌.可憐胡溫,中共官員們總算開始品嘗不懂經濟的苦果了. 可憐的中國百姓,已經將十二年積累的財富全部損失掉了.
請大家看過之後,為流血的中國股民默哀三秒鐘.
中國股票市場千點感言 --[歷史存證]中國經濟崩潰完全記錄(六月三日)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預言中國股票市場將跌落到800點開始,很多朋友就問,什麽時候才能實現。一次,與國內學者和官員在咖啡屋閒聊了四個小時,結果大家得出了一個2008年中國經濟崩潰的結論。當時,有兩位學者和一位政府官員極力反對。畢竟,主張中國崩潰論觀點的人歷來是少數,但這次討論,國內的一位專職為中共政治局負責編譯海外資料的官員寫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政治局的各位高官手中。大約過了一年多,這位朋友就提出了我是否可以寫一份更詳細的文章,他的理由是,現在是重提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2003年5月,我寫了一篇《2008奧運會--中國全面崩潰》的文章,先是發給國內十幾位友人內部交流。再這篇文章中,我預計到了2006年中國股票市場將開始崩潰,預計將用一年的時間將股票指數跌到800點左右。
大約過了一個月,反映陸續回來了,對於股票市場的預測,大家幾乎是非常一致的反對。其主要的原因是:一,文章太多的預測,特別是非常實際的數據預測不符合這樣的文章要求,有太多主觀因素。二。中國的重點還是金融制度的創新,將股票市場問題過多渲染會轉移話題。三。財政問題和百姓資源分配問題是問題重點之重。四。如果需要,不如再起一篇,專門談中國證券問題,以為中國股票市場不是百姓問題,而是證券商與上市公司的問題。五。股票市場太敏感,會涉及社會穩定,不容易被馬上高層接受。
8月,我的文章發表了,國內友人以第一時間將此文送到了中共高層的手中。
到了今年,中國股票市場始終充斥著一種難以說明的浮燥。就在去年,我的一位國內證券業著名的人士發起了國有股減持風波的時候,我幫助他找了許多海外媒體幫助他吶喊。但我知道,這種吶喊或許會幫倒忙,或許會加速中國股票市場的崩潰。
不久,另一位在中國證券管理部門工作的一位位官員對我說:“倒逼”是必須的,無論是長痛還是短痛,他都是痛。歷史必然要讓這一代人犧牲,否則中國的下一代會更痛苦。
今天我終於見到了中國股票市場跌到了一千點,三日的上證指數最低點是:1000.52,這樣的暴跌速度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本來,我原來預計的股票市場暴跌會在2006年,現在不僅提前了一年,而且,我估計從1100點到1000點可能會震蕩半年。但今天看來,我的預測是失敗的,我沒有想到中國上市公司竟然比我想象的還惡劣,中國證券公司比我想象的更不堪一擊,中國股民比我想象的更沒有信心,而中國政府比我想象的更卑劣。在這個基礎上,我知道,跌破千點大關只是瞬間的事情了,而這個心理關卡,在股民心中已經是蕩然無存了。
拿起電話與國內幾位基金負責人聯系,想知道他們為什麽要拋。基金經理們回答:局勢不妙啊,跌的這麽快,別人跑,我不跑行嗎?
放下電話,我想,基金也是贏利單位,他沒有為政府護盤的責任,為什麽不跑?
周小川和尚福林都是不錯的經濟官員。在我的眼中,至少他們是中國官員中百分之一的精英。但今天,他們處在了歷史的刀尖上成為了數億損失慘重的股民的唾罵對象。其實。只要大家靜下心來,仔細地想一想,誰是罪魁禍首?難道他們能主導中國的金融嗎?他們不過是了實際的執行者。
或許,不出三個月,中國的股票市場就會跌落到800點左右。我不知道中國的百姓是否會忍耐的住,現在已經有人上街遊行了。我不知道中共高層是否有毅力堅持住這最後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救市,讓中國的證券業在慢性自殺的過程中完成推倒重來的欲火重生。
有位官員曾這樣對我說:我們必須要犧牲一代人,包括我們自己,只有如此,中國才會有救。當時,我看著這位官員,我有種迷茫,這是一種玉石共焚的感覺。
曾經有幾位中共的少壯派這樣講:改革,我們當然要改革,但海外的反對派無所作為,連呼籲都不做的時候,我們有什麽理由去改革?你見過歷史上有皇帝自己改革,把自己趕下台的嗎?
有一點,我是非常矛盾的,這就是胡溫能否堅持將江朱政府制造的經濟泡沫捅破。我毫不隱瞞我的懷疑,盡管我讚賞胡溫拋棄了GDP崇拜,但我也看到了胡溫施行的政策依然是用經濟補洞的辦法來維護政治這條破船。或許他們能有堅持,但我知道,他們面對的是已經對中共政府失去信心的數億股民及家庭成員,這個經濟壓力或許會給中共徹底改革提供一個理由和一個必要的壓力,或許是一個良機。但我不敢這樣判斷。因為我在胡溫執政的幾年里,我沒有看到他們的膽略和見識,或許他們只想為自己維護中共的未來延緩中共崩潰或保持政權尋找一個理由或借口。
我不知道中共是否會救市,但我知道,中共沒有太多的錢去救市了,財政上的問題已經將中共逼上了一個不得不做最後抉擇的時候。當我看到BBS上中國股民仍寄希望與中共政府=出資挽救股票市場的時候,我的心在顫抖,中國百姓是那樣的單純。他們並不知道,當江朱施行腐敗的不公平的經濟改革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經注定要成為被犧牲的一代人。
當我說“崩潰“這個詞的時候,很多人指責我,當我說中國不經過崩潰就不會欲火重生的時候,有人就說我是亡中國之心不死。就在前天,中國著名的學者易憲容先生說了:“雖然上證指數最低下探1008點,但只要上市公司還在,股市就不會崩盤,大盤繼續下滑是很有可能的,但他認為這不重要!”
我知道他在代表誰說話,我知道他內心的痛苦和選擇。溫家寶最重要的金融幕僚之一的巴曙松博士曾說:“在股權分置試點啟動之後,股票指數實際上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變形,因為綜合指數中開始包含非流通股的損失因素以及市場預期的因素等,僅僅依據指數判斷市場走勢會出現一定的偏差。同時,市場習慣用的技術分析指標等,也會出現更為顯著的失靈和變異”。我非常清楚他們傳達的是什麽信息。我也同時知道,中國目前面臨著一個歷史行的轉折點。或許他們會被稱之為股民的罪人,但我知道,歷史或許會稱他們為功臣,無論是周小川,還是尚福林,他們的歷史定論需要時間來書寫。
很多時候,我非常讚嘆美國的偉大。大約在一個多月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談美國對華戰略及人民匯率問題。這篇文章送到國內之後,一周內,幾乎每位看過文章的朋友都回信了。最快的朋友在收到一個小時之後就給我回了一封近千字的討論。他這樣寫:“…如果你分析的屬實,我們就應該感謝美國,我會一生稱頌他的偉大…”。
股票市場的崩潰或許意味著更重要的事情在發生,中國真的面臨到了一個轉折點,我不知道中共胡溫的思想,或許他們正面臨著生死的抉擇,這是喲個痛苦的抉擇。盡管我聽到過一位省部級官員談到阻礙中國發展的原因是什麽的時候,他大聲地說:“一黨獨裁”,但我也知道,大部分的官員還處於一個混濁的世界。
我曾在數年前一篇文章中說,中國面臨的將是經濟上的“新八國聯軍”的圍剿。目前,這個圍剿已經開始,而且戰果輝煌。
有識之士,現在是你們行動的時候了,歷史機會是不可錯過的。
中國經濟崩潰完全記錄(六月六日)
是誰讓中國股票市場崩潰的
六月六日,這又是一個值得中國股民記憶的日子,也將是一個令中共政府心計驚肉跳的日子。本來中國人喜歡六六大順。但今天,中國股票市場終於突破了千點大關,不過這個突破不是向上突破,而是向下突破。
大約在今年的月底,我宣布了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崩潰了,當時有位網友,也是從事金融相關事業,他說:“還沒有跌到1000點以下,還不能算崩潰。在說有外資基金入場在即,好像看上去是崩而不潰”。另一個網友說:“我也是一直拜讀草庵的文章,也發現最近草庵的態度突然激進了很多,有些疑惑也有些失望”。
我知道自己確實是變的激進了,但我知道,這是國內形勢的逼迫。當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做這個股票市場預言的時候,我是非常的痛苦,我希望我激進的言論能激起中共及國民的覺醒。很多人說:“草庵居士是個反共,反華分子”,但也有人說我是:“愛國愛之心切”。我知道自己是個什麽樣的人,當我忍受著無知的人的謾罵的時候,我期望著我預言的失敗。但不幸,我的預言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實現了。
周六晚上,我和國內的朋友通電話,國內朋友信心滿滿地對我說:“明天就會突破千點大關”。我反駁說:“怎麽可能?最起碼也要震蕩一周吧,再少也不能低於三天,這點職業精神還是要有啊”。我的朋友說:“你看吧”。接著就是無語。
截至今天我寫文章的時間,上證指數的最低點是998.23,我沒有想到,千點大關竟然如此輕松,連一個工作日都沒有間隔,就這樣輕描淡寫地被突破了。投資者損失慘重,連股市的正規軍基金也不能幸免,指數基金進入七折出售狀態。中國股票市場重回到了八年前。但是,八年前的中國股票市場是什麽樣子?
八年來,中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從1997年初的530 家,增加到2004年末的1377家,我們可以看看居民儲蓄存款規模身怎麽樣?1997年末僅有46279.8億元,至2004年就達到119555.39億元,增幅近1.6倍,而2005年一季度的最新資料更增至129259.35億元,僅一個季度就增加了差不多1 萬億元。這說明了什麽?中國股票市場從來不缺乏資金,他背後有著雄厚的居民儲蓄做支撐,但中國股票市場還是崩潰了。其實,如果按照2001年的中國股票市場資料,目前中國股票市場的綜合指數已經是750點左右了,早已經跌破了800點。
在六年前,我說中國股票市場到了2006年將跌到800點,中國經濟將要崩潰。大家看到這個預言幾乎都當成了笑話,我清楚地記得,就在海外的《文學城》網站,國內的《天涯》網站,有眾多的人說我是白癡,有人還在2001年寫文章質問我:“我用事實,提前煽老草幾個耳光,讓他這個反共反華分子知道什麽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半年前,我堅持我的預測,我說到了六月,中國股票市場將加速崩潰。但是很多人並不相信我的預言,他們仍堅持1300這一底線。後來,到了三個月前,我說今年中國股票市場一定會跌到800點時,還是有些人堅持1100點的鐵底。我實在是無力再與這些人去爭論了,畢竟他掌握的不是我的錢,虧賺與我無關,但我相信,我多年的經驗不會欺騙我自己,他們也會用自己的血汗錢來學會如何看待問題。金融市場最好的一點就就是:教訓是用金錢買來的,財富不是靠自己的偏執賺的。
到了六月三日,我寫了一篇感言,我知道這是沒有人喜歡看的文章。但我講出了真話,或許有人明白,或許沒有人明白。但我知道,當人生活在一個渾沌的世界里是種痛苦,我沒有能力拯救這個世界。
四年前,許小年驚世駭俗的“千點論”立刻引起了四面討伐,但我知道,他講的是實話。其實,商人最不喜歡的就是“激進”的觀點,許小年先生也不能例外。很多讀者看我的文章都會有一種感覺,這就是草庵居士的文章越來越激進了。英國劍橋的經濟學者張緯曾對我說:“草庵,你的文章有變化了,越來越激進了,這是個轉折”。現在中國上海財經大學擔任經濟學院院長的田國強教授也曾這樣說:“你是個實戰派,與學院派不同,但也不能太激進,激進不能解決問題”。在我與龍永圖先生談中國問題時,他說:“你激進的結果能解決什麽問題?”我知道,很多人反對我的激進態度,但我又能怎麽樣?激進的表達自己的意見況且還是如此,我們再慢聲細語地表達,再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英明決定,我們的百姓還生存嗎?
就在最近,有人問我:“你說中國股票市場要跌到800的根據是什麽?”
中國政府一直講要和國際市場接軌,其實,我們看看B股和H股,我們就應該知道如何接軌。目前A 股整體市盈率17.5倍,含權市盈率13.46 倍。接軌對象的市盈率為10.5倍。A 股整體下調空間仍然高達21.99%, 其對應點位為792.58點。所以,我預測中國股票市場講跌到800點是沒有什麽誇獎的。
如果,我們更悲觀點,那麽中國股票市場的合理點就應該在600點左右。為什麽呢?A 股整體市盈率17.5倍,較其對應的股票平均市盈率10.5倍高出40%。以不含權市盈率接軌中國海外上市股票及B 股,滬綜指對應點位約609.6點。
但可惜的是,明明只有實際價值600點的中國股票市場,卻讓中國股民按照2400點的指數掏錢。泡沫產生了,市場也崩潰了。
就在今天,一位朋友要我去看中央電視二台的網路直播。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熟悉的三位中國學者,他們都是當今中共政府重要的金融決策專家,我看到了利益集團的爭辯,我也看到了學者們因為經濟決策所產生的問題而遭到胡溫指責後所產生的低落情緒。我知道,他們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是堅持還是放棄?
大約是在上世紀,我寫了一篇《沒有道德與信用的中國》在文章中,我這樣寫:“中國的經濟社會沒有信用正是中國政府沒有信用所造成的。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沒有道德,沒有廉恥,只有利益,沒有法律,沒有信用,更沒有原則。”不幸的是,中國的道德與信用的缺陷已經顯示出來了,當大家怨恨某些財經領導人的時候,各位是否想到了,是誰造成了中國股票市場的崩潰?
很多學者在談中國經濟問題,朱镕基時代的時候,號稱中國第一經濟學家,首席經濟顧問的林毅夫先生數次來美國講學,我曾和他在UCLA有過一次激辯,我知道他想繞過政治改革來尋找所謂的“改革路徑”,但我知道,經濟改革怎麽可能繞過政治基礎?我曾激烈的駁斥林毅夫先生描述的未來中國,當然我也同樣毫不留情地揭露他所描繪的當今中國。盡管我知道自己並不受中共的歡迎,但我也知道,作為一個商人,最怕的就是陷入自我的迷團之中,相對於讚美,我更願意看到批判,因為我知道,只有在不斷創新和改正之中,一個企業才能生存。國家相對於一個企業,不過是放大而已。
企業能不講信用嗎?國家能不講信用嗎?沒有信用,國家的公信力何來?但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中國的學者,政府的官員都在極力的回避。大家不僅不敢面對這樣的現實,反而爭相恐後地用謊言來掩蓋事實。用謊言來培養子孫後代,讓子孫後代生活在一個謊言的社會。
一位國內網人在看過我的文章後說:“死"字也是一劑良方!”。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國內某些人的觀點,我知道,他代表著相當多有良心而又無奈的官員學者的心聲。但死亡真的那麽簡單嗎?股票市場崩潰之後,房地產市場的就面臨著更多的問題,崩潰也是時間的問題。而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所面料的問題更是危機四伏。這一系列的危機會代給中國百姓什麽?
我在上篇文章中讚美美國的偉大,結果遭到了某些人的嘲諷。但我毫不慚愧,反而為那些無知的人感到悲哀。當某些人聽到中共商務部長薄希來強硬講話的時候,我知道那是中共玩弄的虛假的,欺騙的手段。中國撤銷了提高的紡織品的出口關稅,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與美國或歐盟打貿易戰,這實際上是中國政府在為自己的潰敗做最後的準備。撤銷了提高出口關稅,這就意味著中國將在短期內實現自由匯率。中共目前的談判不過是討價還價,另一個作用不過是掩蓋真相,想欺騙國際社會上的金融炒家,但問題是,連我這個無名小卒都無法騙過去的把戲,怎麽又能騙過那些金融大鱷呢?
或許有人會問,自由匯率意味著什麽?
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最後一道防線崩潰了。中國的未來終於出現了一點曙光。
死亡未必是件壞事,特別是對中國而言,沒有死亡就沒有新生。
不屈的詩人蔣品超
認識蔣品超先生是通過網絡上讀他的詩。作為一個商人,除去枯燥的經濟數據,讀些詩歌和散文是我轉換情緒的一種方式。我自以為是個平和的人,但在我第一次讀蔣品超先生的詩的時候,我卻被他的詩歌帶入了一個悲憤的世界,讓我的心境難以平息。至此,我很想認識一下這位詩人。
過了很久後,另一位友人訪問洛杉磯,我在餐桌上認識了蔣品超。他是一個面目清瘦,身材不高的男人。他當時剛剛賣掉自己經營的餐館。談論中,我了解到蔣品超先生原是生活在中共體制內的一位學者,是位維護自由和民主的新聞工作者。但在八九年,中國那場舉世罕見的屠殺之後出走了。就這樣來到了美國,成為了一名中餐館廚師,後又經營餐館,在幾乎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還以驚人的毅力獨自堅持民主的詩歌創作活動,寫下了許多有價值的優秀詩作。以我的可憐的思維和經歷,我很難理解他是如何進行的角色轉換,和承受這難以言述的人生移位。這樣一個人的心路歷程是我等平凡之輩難以理解的。
在我的記憶中,很多中國的民運人士在美國生活都很好,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也同時是他們的事業。但像蔣品超先生這樣的並不多。他曾因為民主自由的信仰和行動被中共關進監獄。特別是我面對這位身體脆弱的詩人的時候,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這樣的人如何會對中共政權形成威脅,也難以想像他如何忍受中共監獄中的痛苦折磨。他一方面要為生活奔波,一方面又沒放棄理想。我知道,理想在生活艱難時會很痛苦。或許,人生的磨難是一種學習和認識世界的方式。
當年面對中共屠殺學生和百姓的時候,很多海外華人都義憤填膺,但隨著時間的消逝,經濟利益的誘惑,很多的勇士失去了自我,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或許他們會說,我只是忍耐,將自己的鋒芒隱藏起來。但無可辯駁的是,海外自由民主的聲音被利益掩蓋了。更多的人,至少是暫時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盡管我不能譴責他們,但我更尊敬那些寧可將經濟利益與堅守理想信仰取得平衡,甚至為理想與信仰甘願貧困的人。非常慶幸的是,蔣品超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代表。
現在,蔣品超先生作為一位中餐廚師,生活是辛苦的,收入並不多。但他仍關心中國。關心政治,關心中國百姓是蔣品超先生詩歌的主題。這也體現了蔣品超先生浸入血液中的民主自由思想。蔣品超先生是個無畏的人,特別是當他面對著自己生活上的艱辛的同時,還要關心中國比他更艱辛的百姓的時候,就更讓人敬佩。
或許我無法讀懂蔣品超先生的全部詩歌,也無法理解他的全部思想,但我更願意傾聽他對世界的怒吼。他的詩歌充滿了悲憤和激情,有著無法讓人抑制的慘烈。
很高興蔣品超先生的詩歌能結書出版,我也很高興能為蔣品超先生的書寫上幾句。這是我的榮幸,也是大家的幸福。我們不能讓這樣的聲音埋沒。他是我們時代的代表之一。蔣品超先生的詩是屬於這個世紀的,也是屬於整個時代的。
或許,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或許,這是一代人的悲哀。
我想借用蔣品超先生自己的幾句詩來表達我的想法:
窒息生命的年代
窒息著茍活者的眼睛
悲哀良善的季節
悲哀著執著者的良心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二日寫於洛杉磯草庵書屋
中國股市應該推倒重來(1)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齊月報導)中國證券監管機構針對股市低靡,在近期發布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如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6月13日聯合下發通知,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依照現行稅法規定計征個人所得稅。問題重重的中國股市對投資人信心造成嚴重打擊。那麽這些措施是否能夠挽救人心散淡的中國股市?中國股市改革的根本在哪里?對此, 記者采訪了美國泛美銀團副董事長、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
草庵居士在分析中國的股市時說:中國的股市在六月初就已經跌破了1000點了,其實在這之前已經連續四個月,這個股票一直是大量出現跌停板。所謂跌停板,就是跌到最低點就叫停盤。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中國大陸這個股市已經顯出很大很多的崩潰的跡象。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股票上沒有被清盤,什麽原因呢?就是在跌破1000點之後呢,中國大陸政府、中央政治局已經連續開了兩個星期的政治局會議,而且有幾十位國內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都被告知不得離開北京,隨時待命要聽中央的調遣,要向中央講解政策和經濟形勢。包括周曉川,周曉川是人民銀行的行長。他的母親去世,中央政治局給他一個小時的時間去看望母親,然後馬上返回來,來北京開政治局會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已經對經濟形勢,股票上危機認識的非常清楚。在這個時候,當時中央就做出決定:要挽救股市,拿出660億人民幣作為貸款給證券公司去購買股票。同時政治局委托周曉川召開證券公司經理的緊急會議。在會議上周曉川這麽講,他說:誰砸盤誰被監管。所以這話就很具有威脅性了,就說只要你賣股票出去,就要被中央政府監管,監管的意思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威脅性的。為什麽這麽說?就是他們知道股票市場已經跌到已經沒法再跌了。這種情況下,實際上當時的1000點,就是六月份的1000點,只相當於2001年的時候大約是500點到600點之間,所以中國股市已經跌的非常嚴重了。
草庵居士繼續說道:有人講了美國的股市也跌了,跌了一半,但是實際上中國大陸的股票已經跌去了三分之二,遠遠超過當時911之後美國的股市。這種情況的危機,中共中央政府看的非常清楚,海外看的也非常清楚。所以在這時候,中央投進了660億人民幣去挽救股市,同時要求基金,在中國大陸基金能動用150到 180億人民幣的錢,這些錢加起來也不過800億。800億的錢全部投進去炒作股市,同時,中央政府準備還要拿出700億的錢。中央政府在當時整個過程中,準備拿出1200億。大約在六月初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我得到一些消息,講到中共要拿出1000億去救股市。但是我沒有料到它這麽快就出手了,因為它們感到危機非常大。大家可能看到一些地方省市的股民已經上街遊行了,因為股民的損失非常大,他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虧損的,而虧損的額度都超過百分之七十。中共在股市當中幾乎把中國大陸新興中產階級全部掠奪一遍,把他們的財富幾乎都掠奪幹凈了。在股票市場上,比如投資10萬人民幣,他最後虧損到只剩一兩萬,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且大家已經形成到股市上見了面互相問:你賠了多少?這樣一個問話。所以在中國大陸大家可以看到股票市場的衰落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
草庵居士指出:中國大陸股市的股災問題出來之後,中國政府沒有讓股市崩潰,它轉移一個問題,中國股票政券市場上有一個證券結算公司,這個證券結算公司虧損到目前超過1000個億。這個問題其實隱藏的很深,沒有暴露出來,現在也沒有得到很多人的關注,大家以為股市都沒有問題了,但是結算公司問題還在掩蓋著。中共政府已經給中國的結算公司再貸款幾百億幾百億的款,已經好幾次了。最近一次,就是前幾天,六月中旬的時候又貸了100億人民幣,為什麽這樣呢?中國的結算公司本來是要收各個證券公司那里每個席的收保證金的。準備金和保證金兩金,兩金不過是30億人民幣,現在已經全部虧空清了,虧空清了之後中央政府填錢進去。這個問題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只有是內部的人才知道,而這個本身從結算公司來說是可以控制這個風險的,但是為什麽沒有控制呢?因為當時政府證監會有個要求,提到某些證券公司因為出現了虧空,虧空之後作為一個再投資金,暫時不結算,不結算,結果很多虧空,當時他們制定內部調控就這麽講,結果這個調控有很多漏洞,造成證券公司找很多背景很多人,因為在中國大陸搞證券公司的大部分是有背景的人,而且官方的背景。所以證監會到最後沒辦法支撐很深背景的幹擾,造成很多證券公司的虧損就全部不結算,這種不結算只有造成整個的虧空啊向上集中。證券市場、金融市場、股票市場的虧空就集中到結算公司,結果形成結算公司有1000多億人民幣的虧空。
草庵居士指出了虧空出現的法律問題:中國結算公司是一個獨立的法人,按照法律整體看,它是獨立的,也就是說,它跟中國普通的任何企業是一樣的法律地位,如果說,雖然政府給這個結算公司注資的話,別的公司就會有一個理由,從法律上講,你能給它注資,我也是在政府注冊下的獨立法人機構,為什麽我虧損就不給我出資?所以這就產生一個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呢,如果不給這個結算公司注資的話,假如中央政府不給它1000多億的虧空,這個結算公司就要倒閉了,而它這個倒閉就意味著全中國的證券市場全倒閉了,股票市場就完全崩潰了。這就給中國政府出現兩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沒有辦法,寧可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法律的條件,拿公共財產去注資在中國結算公司,一個獨立的法人機構。在這種情況下,就給中國今後的法律執行上帶來很大的問題。如果按照美國的觀點來看,它也形成一個慣例了,因為中國銀行也是如此,證券公司也是如此,包括以前出的德隆公司,它倒閉虧損了400多億人民幣,結果中央政府也是拿公共財政的錢去彌補,為什麽呢?因為德隆公司的倒閉,牽扯中國整個金融面大幅度虧損,它影響了全國的金融穩定了。德隆公司而且是一個私人公司,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就形成一個誰膽子大,誰能坑政府的錢,誰就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你虧損的越多,政府越怕你,它要挽救你而不是讓你破產。整個中國股票市場現狀就是,證券公司的虧損包括現在南方證券其它各個證券的倒閉,它們倒閉的最後結果呢,最終政府還是要出錢注資解決問題清算。南方證券政府投資了100多億人民幣,最後很多虧空還是要轉移到中國的結算公司去,而現在中國的結算公司背著包袱1000多億人民幣,而這個最終解決還要中央政府從財政拿出錢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可以看到中國股票市場的一個問題,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即使你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企業,或者是證券公司法律上一個獨立的企業,中國結算公司一個獨立的法人企業,但是你虧損之後,這個執行人,公司的負責人沒有任何責任,他都沒有得到懲罰,而中央政府不斷的往里補錢,而中央政府錢哪來的?從稅收,各種名義上的財政收入,這樣一筆錢完全是中國百姓公用的錢,大家看中國百姓福利社安基金沒有各種福利沒有,甚至教育產業化了,醫療業產業化了。大家都要掏錢的時候,實際上很多錢都被填補虧空去了,而這個空是中央政府少數利益壟斷,它為股票圈錢的少數集團利益形成的。
草庵居士在談到對中國股市的看法時說:中國大陸的股票市場從我的觀點說,它如果真正崩潰時,老百姓並沒有太大的壞處,實際上,從我的感覺和調查來說,中國百姓已經基本上接受了中國股票市場崩潰的現狀,所以在很久以前,我就曾提出中央政府放任中國現有的兩個證券市場,比如上海跟深圳的證券市場,去讓它崩潰,為什麽呢?因為這些上市的公司,它完全是一個虛假的公司,完全是一個騙子公司,它就圈錢去了,不如讓它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老百姓心理能承受的時候,比如說跌到800點,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司都會進入SP,停牌了,停牌之後就有少數不到三分之一的企業還能夠求生存這是比較好的企業,這個時候中共應該建立合理的法律制度,比如選擇在天津在北京建立一個新的證券市場,讓還存活的好的優質企業轉到新的去,然後再從新的證券市場上建立一個完全新的制度,完全合乎標準的一個證券市場,先讓新的上市公司出來,這樣的話,就有這樣一個新的證券市場逐步取代這兩個舊的,這樣中國(股市)就合理的轉型過來了。
那麽,現在中共為什麽不這麽做?在下一集 里我們將請草庵居士繼續為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
中國的紡織品出口談判是完全失敗的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齊月報導)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不會屈從外界的炒作和壓力。溫家寶這一表態,否定了一些媒體盛傳中國人民幣升值的說法。據BBC報導,溫家寶是在會見美國商會代表團時發表上述談話的。溫家寶說,中國注意到最近國際上對人民幣匯率的關注,但考慮到宏觀經濟環境和企業承受能力以及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即使外界施加巨大壓力,中國也不會貿然行事。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中國紡織品施加的壓力愈來愈大,即使中國用盡方法限制出口成長,白宮都不會滿意,因為美方最終目的是迫使人民幣升值。對此, 記者采訪了美國泛美銀團副董事長、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
連接收聽
就如何理解胡溫強硬思維,草庵居士說道:其實我到不覺得胡溫政府很強硬,他是使用民族主義激起中國百姓的民族自尊心.我舉個例子,當時薄熙來跟歐洲談判的時候,大陸報道說薄熙來態度是如何強硬,實際上,如果大家了解WTO協定的就應該知道,中國實際上是讓步了.這個條款叫二四二條款,WTO里有個二四二條款。就這個條款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和加入之後我都寫了有十幾篇文章談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作了很多讓步,但是歐洲跟美國在一年前開始開放中國紡織品進口,這個開放之後中國大陸(貨物)進去很多,歐洲就感到恐慌了,中國大陸進去這麽多,幾倍幾倍的增長,對本國經濟沖擊很大,所以歐洲要求談判.按照 WTO二四二條款來說他們有一些制裁的約定,但是中國並沒有犯這麽大的錯。但是歐洲經過考察本國市場對中國進行要求之後,中國政府在最近做出讓步,大家可能會看到09年之前,中國政府自我限制紡織品出口.
草庵居士繼續說:中國政府它了解中國不可能向歐洲十幾個國家開貿易戰,更不可能跟美國開貿易戰。所以它在表面上激起中國大陸民眾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在報紙新聞上做出謊言說我們跟歐洲談判我們如何成功,但實際上他們是完全失敗的,他們背地里作了很多讓步.這種讓步當然歐洲是占了便宜,中國百姓實際上是受到了損失,中國在紡織品出口這個方面,就我知道的一些數據,大約有30萬人要受到影響.因為它自我限制了.
從另一個問題看,中國政府對美國紡織品的出口,開始是對國內實行紡織品征收關稅,後來不到十天它又取消了關稅,對美國發表很強硬的聲明說你們一旦罰貶我們,我們就有什麽辦法對付你.其實,大家知道的高紡織品關稅就是變相的使人民幣增值,也就是出口的產品一征稅其價格就高了,實際上就是變相的局部升值。這個問題是有很大的弊病,一方面講,片面的升值,對美國實行征收出口關稅,歐洲就會講:對歐洲出口你要征收關稅,因為你對美國讓步了對我們歐洲不讓步,這對世界貿易是不公平的.所以違反了WTO的協定.
草庵居士繼續說:再一方面,美國的企業,比如說電子行業就會對政府說,你幫助紡織品行業談判,對我電子行業你也要談判,否則的話你是對國內企業不公平.所以中國政府就會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它就會陷入一個談判的誤區當中。全世界都會跟它談判.所以當時中國政府在制定這個政策之後就看到這個問題,但是又沒有辦法收場。它就采取了一個表面上很強硬的姿態給中國百姓看,但實際上它是邀請了美國商務部長和美國商會去中國談判,這種強硬的做戲是完全欺騙百姓的,百姓覺得中國政府很強硬,你看中國政府原來準備提高出口關稅了跟美國讓步,現在又取消關稅了保護中國企業。實際上中國政府不可能對美國進行貿易戰,因為中國商品出口40-50%是對美國.中國整個對外出口占國民經濟的70%。所以對海外尤其是象歐洲十幾個國家和美國提出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等於中國面臨的是全世界十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貿易制裁,那就等於和全世界對抗了.中國歷史上只有慈喜太後才有這麽愚蠢的行為向全世界開戰,所以產生了八國聯軍近北京的局面,中國政府現在沒有那個資本向全世界開戰.
最後,草庵居士繼續說道:所以它對中國百姓宣稱的我們的強硬是非常虛假的,這個虛假背後掩蓋一個什麽本質的東西呢,就是人民幣匯率將要調整.在貿易戰當中,紡織品出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引子、一個掩護,真正是一個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人民幣匯率自動調整的時候,紡織品貿易就無所謂了,而且增加關稅有沒有就無所謂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實際上對美國私下做了一個承諾,這個承諾就是要在近期內開放匯率問題,解決自由匯率.溫家寶私下里講:我每天睡不著覺考慮的就是匯率問題.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實際上在對美國商務部長和一些商會領袖做出一個口頭承諾了,只是中國百姓現在不知道,另外,中國保持一個強硬的態度,一方面不希望百姓看到中國政府經常出爾反爾,不斷的賣國,它希望中國百姓對它有信心.另一方面,對海外熱錢抄作人民幣來作一個掩護,覺得你們沒有機會抄作,我們中國政府死活也不升值,但實際上肯定是掩蓋不了多久,海外的專家也不都是傻瓜.所以在我看對人民幣升值大約就兩、三個月,最多半年就會實現.而且中國政府對海外尤其是對美國做出的讓步是非常大的.
業內人士分析,中國政府拒絕讓人民幣升值,除了考慮出口受影響外還有更深層原因,那就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早已被貪官淘空了,人民幣根本就沒有升值的資本。一旦人民幣升值,出口下降,外商投資就會減少,這對靠外國投資支撐的中國經濟來說,將是致命的打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協理林志宏認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在七月十日到十一日到英國參加G8八國首腦高峰會議,屆時人民幣匯率將會成為關注焦點,中國可能展開討價還價,將以“人民幣百分之五的升值”,來換取“歐盟售武解禁”、“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等議題。
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後會“變天”嗎?
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幾家報紙、電台、電視台的記者詢問我關於胡錦濤訪問美國會有什麽樣的結果。後來,我在新唐人電視台中和伍凡先生共同主持的節目中也多次談到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從胡錦濤訪問美國的一波三折的情況看,胡錦濤訪問美國將不會有任何實質上的交集和回報。特別是在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發表了專門對中共的評估講話之後,這更顯示了這次“胡布會”的陰暗前景。
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中美紡織品協定談判破裂。當時我就對一些朋友講:“胡的訪問可能會是不歡而散,更可能是推遲”。很不幸,就在我對美國某電台采訪記者講過這句話之後的一天後,中美兩國就宣布了胡錦濤訪美被無限期推遲。而在胡錦濤參加聯合國大學到達美國之前的一天,我在鈕約新唐人電視台做一個訪談節目。其間,一位電視台記者問我:“人民幣是不是會升值?”我當時講:“一定會,很有可能是在十一月份”。這位記者聽了後說:“你確定?”我回答說:“確定。”
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後,很多人對他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評論。對胡的評價基本上是貶多於褒。客觀上講,胡錦濤這次訪美在外交上是失敗的,他不僅沒有帶來任何可以值得一書的外交成就,也沒有為自己在中國大陸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帶來任何好處,相反是帶來了更多的政治壓力。他執政後幾年來的表現基本上是全面喪失了中共內部改革派的擁護,同時也沒有得到傳統的左派支援。相對而言,胡錦濤秉持的中間路線基本上是失敗的。
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很多人對胡錦濤感到失望,也對他的執政並不抱有期望。但事實會如何呢?在我的觀點中,胡錦濤訪問美國,在外交上是失敗了。但在中國政治上未必不是一個好的轉機。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麽?
當我們返回頭來看看“胡布會”的整個過程,我們很明顯可以了解到,今天的美國和國際社會已經不是十年前的美國和國際環境。在克林頓時代,美國政府使用的是綏靖政策,盡管它也在保持著一貫的反共立場,但明顯地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外交政策。克林頓政府的眼光是極為短淺,政策也是短期的,它縱容了中共的發展和肆無忌憚的對中國人民人權的侵犯。在今天,布希政府已經從根本上摒棄了克林頓政府的綏靖政策,采取了一種更符合世界潮流,更利於世界長期穩定發展的策略,這就是抑制共產主義,用各種和平的方式,各種政治與經濟壓力迫使中共走向民主,解除一黨專制。
首先,在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兩國政府在協商的過程中,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很明確地提出了:“美國支援中國,也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歡迎一個信心十足、和平繁榮的中國的崛起。我們希望中國是一個有能力和意願承受更多國際義務的合作夥伴。”但是她指出,“經濟和政治開放不可能長期分離,如果中國希望接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並從中獲取利益,那麽它最終就必須擁抱某種形式的真正開放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同時她還說:“鑒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和該地區的軍事平衡問題,結束對華武器禁運不是一個正確的信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可能導致美國有特別安全利益的地方的軍事平衡出現改變”。
不久之後,美國國防部長道納德.H.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H. Rumsfeld)公開演講時說:“中國的軍事花費威脅了亞洲微妙的安全平衡,中國要以政治自由和開放市場替代軍事發展這個重點,因為沒有國家威脅中國,所以人們疑慮:為什麽中國增加軍事投資?這需要中國使它的經濟自由化同國內政治自由相匹配,這樣做反過來會給中國帶來明顯的益處,中國需要更多地向世界顯示它是一位朋友和一個受歡迎的合作者。中國應該作出有關它的目標和未來的根本決策。”他還說。“最終而言,如果中國想充分獲得它的人民所渴望的利益,它就需要采納某種開放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形式。”
在中美兩國談判領袖會談的內容上,中共最希望得到的是美國對台海政策的再次強調及美國對貿易問題的再次讓步,同時也希望通過和平崛起的解釋來促使美國支援歐洲武器禁運的解除。而美國方面則是認為,台海政策已經強調多次,目前沒有必要再次強調,更重要的問題是北韓問題,中共應施加更多的影響力,另一個是可能會危害世界和平安定的“禽流感”問題,同時也希望中共能改善人權狀況,盡快進行民主選舉,以從根本上解決未來經濟與貿易上的公平問題。很顯然,中美之間在談話問題上並沒有交集,中共更多的考慮的是國內問題及為了胡錦濤自己穩固執政地位而進行的宣示性的文告,而美國則要解決根本上的實際問題。一個是要務虛,一個要務實,這怎麽能談到一塊去?
按照克林頓時代的慣例,中共以為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美國政府會答應所謂的“國事訪問”,但沒有想到的是,美國小布希政府在新聞發布會上三次強調“非國事訪問”,並在招待儀式上不做根本性的讓步。盡管後來這個訪問因為美國“災害”問題而被推遲,但實際上,在後來的“胡布會談”中,兩國領導人所講的話根本也沒有任何交集,全部是各說各話,從頭到尾都是南轅北轍的各自表述本國政府的觀點。
在胡布會之後,美國副國務卿,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澤奧利克(Robert B. Zoellick)於9月21日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關系問題發表演講。他說:“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我們的政策是隔離蘇聯,其內部矛盾導致了內耗。近30年來,我們的政策是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來”。在談到胡錦濤的“和平崛起”問題是,他認為:“中國的行動,連同缺乏透明度的問題可造成風險。難以預料中國將如何運用其力量,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做好兩手準備處理對華關系。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佐立克接著強調:“封閉的政治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特征,它甚至無法支撐下去。中國需要一個政治轉變,使其政府對人民負起責任和義務”。在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時,佐立克說: “中囯共產黨的統治已無法妥善處理來自國內的各種挑戰”。他敦促中國改革政治體制,因為那些相信通過經濟增長和提高民族主義來加強統治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經歷一個“有風險和犯錯誤”的過程。在國際體系中,中國必須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樣才可能獲得成功,因為現在還無法確定中國將會如何使用其影響
力,這一點也決定著美國和其他國家如何與中國發展關系。佐立克最後在演講中指出:“美國與中國擁有許多共同的利益,但一種只建立在與利益相關的雙邊關系卻根基膚淺,而建立在分享利益和分享價值觀的雙邊關系則是深厚而持久的。美國能夠同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國進行合作,甚至我們願為明天的民主中國而努力”。
在上述的美國政府表態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有了自尼克松總統以來的最大改變,這就是要用各種方式促進中國民主化,讓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和獨裁統治,進入國際主流社會。沒有這個政治基礎,美國就不會在經濟貿易和人權方面放棄立場,更不會做出任何讓步。正是在這個政策宣示的基礎之上,我們再看中美紡織品協定談判,我們就很容易知道,這個談判對中國是十分艱難的,中共再采取小聰明的手段是非常難以取得實效的。我們也就很容易預測未來的中美紡織品談判及其他的經濟談判的結果,這就是中共在海外民主國家的壓力之下必須要犧牲百姓的經濟利益而換取政治上茍延殘喘,否則想取得經濟上的平等條件,就必須要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制度問題。而短期的出賣中國百姓經濟利益的行為,短期內或許可以維持中共的生存和執政,但從長期上看,中共必然會在國內觸犯更多的百姓利益,這就會引發跟更多的百姓維權運動和暴力事件的發生。而這個積蓄太多問題的內部火山就會很快爆發。經濟問題必然會引發激烈的政治沖突。
在國際社會上,胡錦濤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壓力,同時也面臨著人數眾多的民運人士、法輪功、台灣、新疆、西藏等異議及維權人士的壓力。這些不斷增加的異議人士隨著對國際社會的認同,其行動力越來越強大。以至影響到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正常進行,法輪功維權人士的國際司法控告,已經成功地將相當一部分中共官員阻截在外交事務之外,最明顯的是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作為中美之間中重要的商務談判代表,卻因為面臨著美國司法審判而無法到訪美國。這不能不說是中共幾十年外交史上的嚴重挫敗。
在政治問題上,人權問題很顯然是中共的致命傷,而布希總統在胡溫會上交到中國官員手中的人權名單就讓胡錦濤頭痛不已。面對這個實際問題,中共不可能含糊其詞,拒絕美國政府的要求,胡就會面臨著下次中美元首互訪時無法面對的難題,更無可能發展中美友好關系,而仿效或超越江澤民與克林頓、小布希的個人之間的友誼就更無從談起。
經濟上,美國政府強烈要求中共開放金融,實現自由市場經濟的承諾,要求中國實行人民幣自由匯率,而不是目前的不公開的欺騙性的所謂“有管理的,有限制的一覽子人民幣浮動匯率”。人民幣匯率改革,看似簡單,其實他隱藏了更多的政治問題,一旦銀行從中共手中擺脫,中共就很快成為沒有經濟資源的政黨,就會失去財政資源,就會很快失去統治的基礎。而這一點,無論是胡錦濤還是中共的其他官員,他們看的是非常的清楚,是放棄獨裁統治和既得利益,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大業實行真正的民主,這將是他們未來三個月的艱難抉擇。
紐約胡布會之後,本人曾在網路上寫一預測,預測說中共將在十一月份進行人民幣匯率再升值,很多人問我為什麽?,其實理由很簡單,人民幣具備升值的條件嗎?當然不具備,中國面臨著巨大的金融虧空,一旦人民幣升值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下降,大量呆壞帳就會促使中國經濟崩潰,而正是這個原因才造成中共對人民幣升值一直是千方百計的阻擋。但問題是,中共人民幣不升值,海外,特別是美國政府及國會又要采取強硬的措施,提高關稅。而關稅的提高就意味著中國產品大量被阻隔在國際市場之外。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百分之八十來源於對外貿易,一旦對外貿易失血,中國經濟同樣會崩潰,而且會更快。而另一個因素是,中美雙方都談到了中美兩國元首將在十二月份互訪,但這個人民幣匯率問題不解決,美國國會就會對小布希施加更大的壓力。而中共胡錦濤就要面對更多的問題,這樣一來,同樣也會損害胡錦濤的地位和影響力,甚至會影響他在中國的執政可能行。人民幣升值是必然,但如何升值也是令胡錦濤頭痛的問題。采取漸進形式的升值方式就會令國際金融炒家大舉進入中國,大量獲利於人民幣升值行動,中國就會因為大量的外匯儲備而損失大量的資產。上次人民幣升值就已經令中國損失了一百八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個資料幾乎是中國去年一年的對外貿易利潤。而突然性的人民幣升值固然可以減少損失,但這又會造成中共是被海外特別是美國施壓產生的不良影響,同樣會使國內百姓認為胡錦繡濤手段軟弱,對他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信用遭到了更大的置疑。
十二月的中美元首互訪,對胡錦濤而言無疑是個緊箍咒,而中共10月初舉行16屆5中全會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了。溫家寶原定的訪問歐洲數國被因為國內事務無限期延期就很說明了這個問題。所謂的“重要國內事務”其實不過是如何面對胡布會之後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中國政局人事上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問題,如何面對民主國家和國際社會全面壓力的問題。
是從政治層面上進行根本上的改革,還是試圖用經濟手段維持中共的獨裁政治。這將是中共16屆5中全會的重要選擇,也是決定胡錦濤未來執政及中共生死存亡的重要議題。而以筆者的觀察看,中共和胡已經深知形勢的危險,也知道改革是必然的趨勢,但他們是否有決心或者說是否還心存僥幸,這是非常重要的考慮。以胡錦濤的以往經歷看,筆者更傾向的觀點是,胡錦濤不會做太大的政治改變,或許會在政治原則上先預留空間。在對內經濟問題上先小步改革,觀察海外國際社會的反映,如果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放松壓力,胡錦濤則會加速自己勢力培養,放棄政治上的改革。如果國際社會壓力巨大,在預留的政治原則空間里突發地進行政治大“變天”也未必不是其自保及青史留名的一項選擇。
無論如何,今年的紐約胡布會都將給中共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選擇,事實上,胡布會也留給了胡錦濤說服中共內部反對派,獲得改革派支援的一個想像空間。中國未來是否會變天,我們還將拭目以待。
——原載《動向》雜志2005年10月號
中國醫療體系一直惡化(上)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雅梅報導)自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所做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報告》公開發布以來,其中的主要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A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暴露的問題更為嚴重,總體講改革是不成功的。”一直成為媒體和網絡的議論熱點,證明對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滿、反思,已經形成社會共識。
中國國務院一個下屬研究機構不久前承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失敗。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0%的人對10年來醫療體制方面的變化感到不滿意。另外,五分之四以上的人表示,現在醫院看來是營利性機構而不是公益機構,而且醫護人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
美國泛美銀團副董事長、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對此表示:"中國大陸的醫療體制改革其實它是一個減輕政府負擔的改革。在中共七九年以前,在中國大陸建立很不完善的很初級的醫療制度,這種醫療制度其實主要是在負責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險,在農村它並不負責。但是有一點好處,它在農村鄉村建立一個基本的衛生院,一個基本的看病的體系。這種體系就是能夠保證農民花一點點錢能夠看病去,所以它要自己負擔,它政府不管的。但是它能維持一個基本的治病的狀況。" 連接收聽
有文章指出:享受公費醫療的群體現在大大縮小。最嚴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徹底被破壞。因此,中國這次所謂醫療制度改革,根本算不上改革,是完全逆世界醫療體系的基本方向而動的一次反動、倒退。
草庵居士認為:中國大陸改革之後呢,它開始改革沒有涉及到這些問題,但是因為改革之後,中共的國有企業虧損很多,財政收入增長很慢,而且政府的機構擴展很快。這時候財政負擔就非常重了,重了之後呢,中共政府就想起一個辦法來,要把一些政府負擔比較重的行業產業就削減掉,比如說教育,本來國家負擔的義務教育,等於是百姓自己掏錢了。另外一個就是退休金它不管了,再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醫療體系改革。本來政府要補貼的醫療改革,但是它沒有錢,一改就商業化,商業化就是你自己掏錢去看病。這個本身就逆世界潮流而動。在整個世界發展過程中,世界各國都是象醫療體系越來越國營化,所謂國營化就是政府補貼非常多。現在美國大約將近百分之七十的財政收入是用於社保啊、醫療啊、教育方面的公共事業,而中國大陸醫療體系本來在原來中國大陸占的財政收入不到10%,結果到最後呢才占百分之三點幾,才只是覆蓋那些高級幹部的醫療費用,而真正到了百姓手里頭就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醫療商業化,都為了賺錢的時候,整個醫院對有錢人要想辦法去賺錢,而沒有錢的人看病就根本看不起,看不了病。這是中國大陸改革一個非常壞的現象,這種改革根本就不是說讓百姓生活更好,而是讓百姓更貧困。所以這也是影響整個社會動亂的一個因素。
中國政府對國有醫療機構的財政補貼已從上世紀初30%左右降到現在的6%到8%。有學者研究表明,從1998年到2003年,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增長了 8.9%,農村增長了2.5%,但在年均醫療衛生的支出方面,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費用都大大超過收入的增長。
草庵居士說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百姓因為經歷了八九六四中共的血腥鎮壓之後,沒人敢講話。很多包括退休的離休的老幹部,他們的醫療費都不能完全保證。他們心里都很多怨氣的,更何況百姓呢?特權階層都受到影響,百姓影響就更大,所以大陸很多醫院的醫生因為病人看不起病,有時把他扔到路邊去,凍死,這種事情都發生很多起。這是一個非常醜陋的事情。這時百姓有怨氣沒有辦法,但大家都想辦法別生病。所以大家都存錢,造成經濟上內需的經濟發展非常萎縮,這造成整個影響。
有文章說:在高昂的醫療費用面前,上演了一幕幕醫療相關的悲劇:有生孩子去不起正規醫院而找小診所接生母子雙亡的;有病患者未交醫療費被醫院拋在路邊活活等死的;最慘烈的,莫過於兒子凍傷手指無錢醫治,父親剪斷其10根指頭。四川金堂縣白果鎮光輝村1組村民付利松將不滿6歲的兒子支出去後,關閉院門,在家用炸藥將自己炸死。周圍村民說,他是因為得了絕癥無錢醫治而自殺的。醫藥費已經被民間稱為壓在中低收入階層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草庵居士分析道:現在胡錦濤上台之後呢,他多少講一些和諧社會,他也看到社會動亂的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是由江澤民朱镕基時代留下來的。胡錦濤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維護他的政權,他不得不搞一些和諧的東西讓百姓怨恨減少一些。這次在評估方面整個中國三大問題,就是溫家寶講的社會穩定問題,金融醫療體系也是個很大的問題了,他現在講了要改革,他沒有真正講如何去負擔,負擔百姓的醫療費用,如何用財政解決的問題,但是剛剛知道一個苗頭,把江澤民時代摧殘百姓這種醫療商業化現象揭露一下,當然會引起大家的不滿。大家認為這種現象非常正常,只不過以前不敢說,現在政府呢它要改變這種東西,而且胡錦濤溫家寶不願意承擔上一屆的責任,有一個借口發泄口把這個事情爆發出來。但是從目前來看,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只有三萬多億人民幣,它沒有辦法還承擔起全國公費醫療的問題,比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國大陸有13億人,假定說平均每個人的醫藥費50塊人民幣的話,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啊,這就是幾百億人民幣的開支。而且光是醫藥費的支出就是幾百億,要是建立恢覆公費醫療衛生院的體系的話,它這種投資這種設備就是幾千億。大陸現在能不能拿出這筆錢來,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初步的衛生醫療體系,這個一個非常有疑問的問題。但是不管怎麽樣,如果中國大陸的胡溫能夠在這方面做出點事情來,多少會改善一些中國大陸的現狀。但是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剛看最近的報道,中共還是要主張各種經濟體系進入醫療體系,比如興建醫院這些東西。這東西如果沒有制度上的約束的話,私人醫院都為了賺錢,它肯定會不擇手段的。這時候,未必就把醫療體系醫療上的費用降下來,可能還會出現有錢人能看病,沒有錢人還是要眼睜睜看著等死。
2003 年進行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無任何醫療保障的農村人口高達79%,比城市的45%高很多,農村地區患病2周仍未去醫院就診的,比10年前增加了 36%,其中38%因為經濟困難;農村地區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占30.3%,其中75%因為經濟原因。98至03年間,城市居民收入年增8.9%,醫療支出年增18.1%,而農村居民收入年增2.5%,醫療支出年增11.8%。農村居民在增收緩慢的情況下,醫療費用等各項支出卻明顯增加,這樣算來,農民的生活條件其實比70年代還不盡如人意。
草庵居士繼續說道:中國大陸大約是半年前有統計,這是衛生部自己承認的,中國大陸百分之六十的居民呢,是因為看不起病在家里等死的,尤其農民更為厲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體系是非常落後,而且它在國際上排名啊倒數第四名。說良心話,印度這些國家GDP沒有中國高,但是醫療體系是八十幾名,在全世界排名,比中國高出五十多名。其它象非洲國家,都比中國大陸的醫療體系要好。所以在這種時候,這個危機呀對中國大陸來說是非常大的。而這個危機不解決好的話,勢必會引起百姓更嚴重的反抗。貧富分化加劇不說,還讓人看不起病,有病等死,這是個非常可悲的一個事情,引起社會動亂的一個極大的問題。所以中國大陸我覺得這個事情啊,中國政府應該更加重視這個問題。讓中國穩定,讓老百姓的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不致於有病看不了,有病等死這種現象不要再發生。
中國醫療體系不但沒有改善且一直惡化(下)
大紀元特約記者蔡紅報導:自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所做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報告》公開發布以來,其中的主要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暴露的問題更為嚴重,總體講改革是不成功的”。一直成為媒體和網絡的議論熱點,證明對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滿、反思,已經形成社會共識。
中國國務院一個下屬研究機構不久前承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失敗。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0%的人對10年來醫療體制方面的變化感到不滿意。另外,五分之四以上的人表示,現在醫院看來是營利性機構而不是公益機構,而且醫護人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
在這一集中,美國泛美銀團副董事長、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繼續為我們分析中國的醫療體系。
有文章說:政府和社會衛生支出比重持續下降,78-03年間,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總衛生支出比重由39%下降到15%,企業和社區的衛生支出由78年最高的46%下降到01年的24%。相反,個人的支出卻持續增加,從78年的20%上升到01年的60%。社會保障經費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從91年39%下降到03年的20%,其中,占人口80%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經費共31億元(還不如一個市的市政工程),只占全部社會保障經費的2.4%。
草庵居士分析說:從國際社會上看,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群,在各國住院、看病都是免費的,但是中國大陸實在是貧困人口太多,大陸自己承認的說低於1美元,國際聯合國標準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它自己承認有5億多人。實際上按國際社會算,認為它有9億多人,這是國外的觀點。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我想最起碼能夠保證享受急救、最基本的基礎藥物治療,但這個東西開支起來非常大。而且中國大陸現在環保非常差,環境差就引發人的各種疾病爆發,而這種爆發又都是慢性病,需要長期治療,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我想中國大陸首先是能夠建立一個制度,對那些貧困線以下的,或者醫藥費造成他生活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地方,應該是免費,但是這種開支我相信一年不會少於3000億人民幣的。這點上就是說中國大陸政府能夠拿出多少錢來,成為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據零點公司的調查,中國66%的城市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在農村則更高達80%,而醫療保險所覆蓋的人群僅占中國總人口的6%。衛生部最新公布的數據表明,中國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的居民應住院而不住院。
草庵居士分析說:在美國,美國政府用於社會保險、醫療教育跟社會退休金、救濟占了整個財政70%,中國大陸這三項費用占的比例現在不到10%,90%中國財政開支用於政府的軍事和政府的行政開支,這就是跟國外很大一個差別,這就是民主政府和獨裁政府極大的區別。在美國如果說政府開支占整個財政90%,這政府不可想像的。而在中國的話,多少年來都如此,中國大陸現在退休社會保障基金哪,很難建立起來,為什麽呢?現在中國大陸用中國社保基金主席項懷誠的講話,他們承認中國缺口是九萬億,當然海外估計是十五萬億,九萬億的概念就是中國大陸一年的GDP全部不吃不喝都拿出了才能補充到中國大陸的社保基金,才能維持現狀。而且現在收上來的社保金不夠開銷的,很空蕩,而且是空運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整個財政收入方面,行政開支太多,軍事開支太多,相反,社會對人民福利的這些事業開支非常少。照目前狀況下去的話,虧空是越來越大。所以現在如果盲目要求大陸政府建立社保基金完全正常的話,他們自己講都是沒有辦法的,那是做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現在他們只能是如果可以的話,先拿出一部分錢,建立一個最基本的醫療體系,醫療改革,讓老百姓呢,哪怕餓點肚子,但他有病的時候不致於等死而能得到一個最基本的治療,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事情。但是說實話,我是懷疑他們是不是有這個決心,能不能拿出這筆錢來去做這個事。
我在美國是看到胡錦濤訪問時政府寧肯拿錢雇人去歡迎他,買吃買喝給錢,而不願意拿出錢來去改善醫療體系,這是政府觀念的問題也是一個本質的問題。我覺得,這些錢拿不拿出來更主要是要人民來做主。如果有一個政治制度的改變有監督的話,有人民能夠發表意見的話,我相信老百姓不會說我讓你政府這些公務員漲工資坐汽車,蓋好樓房住好房子,蓋這麽多政府大樓,而老百姓看不起病。這個現象老百姓是不會答應的。關鍵是這個政治制度問題。如果能改善的話,能表達自己心聲的話,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寧肯政府住差一點的樓房,不坐汽車,我也願意拿出錢來讓百姓去能夠去看病,建立一個比較好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國經濟發展其實是跟醫療體系沒有太大關系。中國的GDP增長是財稅增長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說稅收增長要比GDP增長高一倍。大家看到他們掙了這麽多錢,但是醫療體系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是一直惡化。當然其他的教育和社保基金也是在惡化。醫療體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據統計,20多年來中國的醫療機構從18萬家猛增到30多萬家。但《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60.1%的民眾認為,現在看病比10年前更難了。好幾億中國人生病後不敢去醫院。
草庵居士表示:這個問題我想現在胡溫政府啊,已經受到了壓力非常大的,他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僅僅指出了江澤民時代搞這種改革是一個錯誤失敗的還不夠,也不僅僅把責任推卸到江身上,更重要的是,胡溫應該重視這個問題,拿出錢來去真正落實解決這個老百姓醫療保證問題。同時呢,建立一個制度。即使現在政黨改革和進行多黨制執政都馬上在中國實現的話,最起碼新聞輿論監督跟上,讓那些錢哪,能夠真正花到實處,花到百姓身上。不是撥了錢之後,撥到基層之後又被基層貪官貪污掉。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所以我想,首先要從中央財政上解決這筆錢的開支,另外呢,建立一個監督制度。
有消息透露,從明年初開始,中國將進行新一輪的醫療改革試點,希望能夠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使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覆蓋在基本醫療體系之內。
草庵居士表示:今年年底中國財政收入可能要3500億到3800億左右,這個財政收入上並不低,而且占國民GDP比例也非常高了。中國政府能夠拿出多少錢來,我講心里話我是很不樂觀的,因為中國現在大陸政府啊人員的開支行政的費用開支是非常大,是遠遠超過人們想像的,如果按照人均的支出的話,它是全世界最昂貴的政府,這是中國官方也承認的國際社會也統計的數據。百姓人均收入中,掏出錢養這個政府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所以它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拿出大量的錢來解決社會醫療體系問題的話,他一定是首先縮減政府的開支,減少浪費減少貪污,而且削減龐大的政府人員。中國政府大量錢花在哪里?一個是吃,一個是蓋高樓大廈,一個是給公務員漲工資,另外一個是買好汽車。特別奇怪的是它的司法機構壓制人民輿論的人員是非常龐大,比如說警察啊武警啊,這樣的人員開支都占相當大的財政收入。如果把這些錢壓縮下來,能夠做出一個像樣的社會基本醫療體系的話,我相信那是胡溫對中國社會的一個貢獻。但是我是非常不樂觀,我相信他講的話,90%的覆蓋面很難做到。因為那個時候那個情況下,需要整個的不光是醫療體系改革,而且市場經濟,對藥廠的約束和監督都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平均一個人花50塊錢的藥錢,中國政府要掏幾百億,如果加上醫療的費用,可能最起碼要3000億左右,才能維持一個最最基本的社會醫療體系。而且現在看的話,老百姓憑著50塊的醫療費的話,藥錢恐怕根本就不夠。這時候看中國政府能不能下大決心壓縮政府開支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它拿3000億人民幣的話,幾乎相當於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了,這個比例雖然跟國際社會比不能算高,只能是中等偏下,但是比現在要進步很多。它能否拿出來就非常值得人懷疑。
也有報道說:“衛生部有關負責人說,衛生改革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衛生部自己的工作當中肯定有失誤,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衛生改革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取得了明顯和顯著的成績,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我們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在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成員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的評估排序中,中國列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倒數第4。在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總體績效評估排序中,中國僅列144位。
中國悲劇中的一位主角──悼念劉賓雁先生
今年洛杉磯的冬天是寒冷的。
每天早上我都會在起床之後到後院走一圈,我喜歡清晨里夾雜著大海濕腥和花草清香的空氣。12月5日晨,當地最低氣溫已經是33度了,這是最近幾年來罕見的低溫。大霧彌漫著整個山頭,讓人只聞陣陣濤聲而看不見洶湧的大海。
知道劉賓雁先生生病是已經很久的事情了,就在最近得知他病情加重的時候,又委托了一位朋友代我問候。當時,在電話中,這位朋友就表示:這次真的不行了。
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經常前往中國北京去尋找生意機會。有一次,我的一位長輩恰巧從他居住的東北某地前往北京開會,知道我也在北京之後,就讓秘書打電話找到我,要我一起去吃飯。我的這位長輩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其父是早年的留日學生,但他在中國抗日戰爭末期及國共戰爭時期,在大學中加入了中共東北地下學聯,脫下了西裝穿上了長袍,成為了中共的一員。中共建政之後,這位長輩先是在東北某省工作,五十年代初期被胡耀邦調入中共共青團中央。六十年代又返回東北某省擔任某機構主管。六十年代中期被整肅,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從下放的農場調返回東北某省擔任省委副書記。
我和這位長輩吃飯的地方是中共中央政府的一個招待所。在那里我見到了一位中年人,我的長輩讓我喊他:劉叔叔。並介紹說:“這是我年青時的哥們,都是東北地下學聯的,早年我在團中央的時候,他也在團中央,是記者……”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劉賓雁先生。當年我不過是二十多歲,滿腦子是如何賺錢,對於他們所談的政治幾乎是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只是覺得他們所談到的黨內內幕實在是不可思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劉賓雁先生在美國某大學演講,我得知後就趕去恭聽。會後,我與劉賓雁先生交談。但他已經忘記了我是誰,在我提起了我的長輩之後,他才記憶起那次北京的聚會。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劉賓雁先生。他詳細詢問我這位長輩的情況,當我談及我的另一位長輩時,他有些憤怒:“這個人就是當年在團中央整我和你那位長輩的人,他怎麽有資格做一市之長?文革中他跳的最歡,靠的就是溜須拍馬。”我知道一些長輩們之間的矛盾,但作為晚輩,我無法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我看著劉賓雁先生,告訴他:那位整你們的長輩目前也並不好,他上任不久就中風癱瘓了。劉賓雁先生沈默了一會,輕輕地嘆了口氣:“ 哎,怎麽會這樣?我們這代人是中國歷史上的悲劇,沒有一個人能逃脫的過”。
歷史的悲劇,當我和國內的一些長輩談到中國的歷史時,很多長輩都這樣說:“劉賓雁他們才是這場悲劇中的主角,八十年代他完全可以象其他人一樣,在平反之後,安穩地找個職位,手握大權,幸福地享受晚年生活,但他卻要保持一個體制內反對派的角色”。
坦率地說,我不是一個喜歡暴力的人。在中國發生了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前,我恰巧在上海,上海正在鬧學潮。當時,我看到了中共體制內官員的一面是欣喜,一面是恐慌的兩面心態,特別是上海一家報紙發表了著名的幾位學者的會談記錄之後,我看到了一些上海主要官員一面對這些言論的讚同,另一面又顧及自己統治地位的矛盾心態。而在八九年六四期間,我的一位朋友在某中共機關報擔任社長,他內心是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但同時又懼怕中共體制的約束。他和他的朋友們一個個“生病”去了醫院,去避開這些政治上,立場上的爭論。在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問他們:“既然你們支持民主,當時你們為什麽不公開站出來?” 他們面對我這個無知的小商人無奈地說:“我們不是劉賓雁,我們老了,太多的顧慮,已經沒有了劉賓雁他們的熱血……”
我自以為知道這些中共官員的內心想法,我一直同意劉賓雁先生推動體制內改革的思想。我期望能通過經濟社會的改變來使得中共政治制度進行和平的改變。
大約在本世紀初,當我深入了解中共二十余年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得中國成為了利益集團的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危機。我在電話中與劉賓雁先生談到了中國的情況,我直言中共黨內改革已經沒有可能了,至少阻力比以前增加了很多。文革後的執政者因為文革的陰影,對獨裁有著本能的抵抗。但目前新一代的的執政者已經是利益集團,他們沒有文革中自己受迫害的親身經歷,他們不僅是為了政治利益,而且經濟利益已經與政治利益結合起來了。劉賓雁先生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寄希望於中國的維權運動。而我則更把希望寄托在成立統一的反對黨,盡管這個反對黨無法公開在國內行動,但要在海外行使反對黨的權利,將中國百姓的聲音發出來。
我與郭羅基先生談話中,郭羅基先生曾告訴我說:“我們這些老人要生活的更好,更長壽,我們要與中共比壽命”。聽了這些話,我有些悲哀。中共拒絕民主,難道獨裁真的那麽難以驅除嗎?但郭羅基先生的話我深深地印在腦海里。在與劉賓雁先生不多的通話中,我一直用郭羅基先生的話鼓勵安慰劉賓雁先生。
劉賓雁先生自年輕的時候就加入了中共,我們不能否認他們那一代人是有理想的追求。但他們這些體制內的反叛者無一不是對中共感到失望。劉賓雁先生是中共早期的反叛者,他早早地看到了中共獨裁的黑暗,看到了中國未來。一個追求和平民主的人,成為了一個埋葬中國數十年和平民主的幫兇,這兒不能不說是劉賓雁們的悲劇。
劉賓雁先生終於沒有等到中國民主的一天,他沒有能夠看到自己曾親手參與建立的中共獨裁統治被他們親手滅亡的一天,這是他一生的悲哀。
他是這個歷史悲劇的主角。
沈痛悼念劉賓雁先生。
草庵居士
2005年12月6日星期二夜,泣於美國洛杉磯
我們為什麽要避免投資中國
女士們,先生們:
很高興見到你們。
今天我帶來了一位朋友,就是我身邊這位H先生,很多人都認識他,知道他是我公司的股東。今天借這個機會,我向大家推薦他,他畢業於 UCLA,是位出色的年輕人。在這個行業,四十歲就應該退休了,我已經四十多歲了,所以,在未來,H先生將會為各位服務,他是一位值得信賴的,聰明的年輕人。
來演講之前,我詢問一些朋友,講什麽話題比較好。結果大家還是願意聽我講中國問題。其實,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你們不能看到一張東方式的臉加上會說中文就以為是中國問題專家。能稱之為中國專家的人,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多。
在2004年,我們結束了在中國的全部投資,當時很多人都感到憤怒。全世界的人都跑去中國投資,你怎麽撤了出來?今天,大家看到了資料上的數據,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贏了,今天大家看到這個基金的年收益是21.31%,比去年還高,還好。為什麽,而類似在中國的投資基金沒有一個收益超過20%。為什麽他們失敗了?這是因為我提前看到了中國的投資問題,中國金融體系在最近的一年來沒有成長,不僅沒有成長,而且是負成長。你們將錢委托給我們是為了賺錢,而我們這些基金管理人不是去賭博,是要為各位賺錢。
很多人不理解中國的問題,不斷地問我:“為什麽大企業都去中國投資?”奇怪嗎?根本就不奇怪,因為投資中國的大企業都是制造業,他們有成本的壓力,有資源的壓力,他們不去中國就會被其他國家的制造業用價格的手段壓垮。所以,這些CEO們考慮的就只有一個問題,如何能維持企業的競爭力,他們知道中國問題重重。但全球的企業都去中國冒險,他們不去就是失敗,如果一旦中國出現了問題,所有的投資人都出現虧損,他們不過是虧損中的成員之一,他們不是失敗者,但他們不去中國投資馬上就面臨著失敗,這就是全世界企業都去中國投資的原因。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我是第一個到中國大陸從事VC行業的人。那個時候,我每天接到的案子是以千份計算的,從中央到地方都將最好的案子送上來。有任何問題各級政府都會無條件地幫助解決。現在到中國的投資銀行已經有數千家了,他們根本就拿不到好的案子,他們已經失去了最好的發財機會。如果是我,我就會將目標轉到越南和北韓,那里才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投資不是冒風險,但亞洲風險的評估決不能用美國的標準進行。當年因為中國有風險,好的投資銀行不敢去,我們才有了一個發展的機會。今天越南和北韓同樣是機會,他們的風險遠低於中國。
很多人不理解亞洲的投資風險,亞洲的投資風險不是在於制度上的穩定與否,而在於強權政治的穩定與否。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是超穩定時期,九十年代的中共因為天安門屠殺不得不放出利益拉攏海外投資,他們不敢不穩定,他們寧可讓海外投資賺錢而不敢讓他們賠錢。今天的越南和北韓正處於當時的中國階段,投資到那里才是最沒有風險的,最穩定的。而今天的中國,一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執政者沒有絲毫權威,社會制度混亂,沒有法制基礎的國家才是風險最大的投資國。以往的中國沒有利益集團,你有良好的社會關系就可以保證你的投資利益,但今天的中國,利益集團太多,中央與地方矛盾重重,你支付的投資潤滑劑已經不再是中央,而是要包括地方及不同的利益集團,而且受到他們的威脅越來越重。我們觀察歷史上的國家都會發現,所有處於經濟快速增長末期的國家都會不同程度上發生政治危機並引發動亂,是投資風險最大的國家,早年的伊朗,阿根廷,巴西就是很好的案例,今日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中國的問題還不僅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面臨這一個歷史清算的日子。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他從來沒有從司法體制上進行深入的改革,沒有捋順法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非常致命的,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國是個均富的國家,這個問題可能會被人淡忘,但目前的中國是個世界第一的貧富分化的國家,當一個人的財產被無情地掠奪幹凈的時候,人民怎麽能淡忘它?司法清算就是人民在未來民主之後對貧富分化的必然結果。
各位身在美國,可能並不清楚,中國政府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一直是一種違憲行為。本來在他開始的時候,中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天安門屠殺之前,趙紫陽先生就數次表示了要進行體制和司法上的改革,進行政治改革,他的這一思想得到了中共當時的元老胡耀邦,彭真,彭沖,萬里等人的支持。但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這個思想完全放棄了。中共已經錯過了歷史上最好的政治改革時期,已經走向個一條政治死路。
為什麽中共一直是在違憲,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不久前,中共成立了一個權利相當大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名字叫“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本身就是個違憲的,是非法的,是在中共混淆了產權概念之後非法奪取百姓利益和財產的一個非法組織。
根據目前的《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 綱。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它在這兩條中提到了國有經濟,但並未確定國有企業這個定義。而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國憲法》中,有關內容卻是這樣寫的:“第一章 總 綱。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相反,在中國目前的公司法中則有這樣的條例:第一章 總則。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在第二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條例中則這樣明確:“第一節 設立。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可以單獨投資設立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第二十一條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的國有企業,符合本法規定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條件的,單一投資主體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為國有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多個投資主體的,可以改建為前條第一款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的實施步驟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事情就這麽簡單,中共幾十年來,通過偷梁換柱的手法,混淆了全民所有和國有的概念,從產權上將全中國百姓的資產變成了中國政府所有的財產。而且在公司法中明確確定了如何進行需要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根據法律的定義,政府本身也是社會中一個獨立的非自然人法人,他不是無限責任制。從名義上他代表全體國民,並可以代表國民管理國有企業。而從法律定義上看,國有企業在注冊上應該是政府投資並代為管理,這是毫無疑義,國有企業是間接的全民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就與此有這相當大的法律定義和含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本身的產權歸全中國百姓所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平等都擁有其中一部份,是直接的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並未授權之前,政府無權管理,也不能將他轉變成為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法律上有個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從法律意義上授權了“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可以委托任命全民所有制企業管理人,並監督全民所有制企業管理人工作。從這個法律定義上看,中共政府根本就無權出售或轉讓全民所有制企業。事實上,中共在修改憲法過程中很清楚這個問題,他從“國營經濟”轉變到了“國有經濟”就是有著非常大的企圖心。中共二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在未完成後來的憲法及相應的司法制度之後,已經存在著相當大程度上的“違憲”行為。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大量出售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時候,它忘記了,它並沒有完成相應的司法改革,也沒有完善進行到了一半的司法制度,結果就造成了全面的違憲行為。中共在沒有任何“全民”授權的情況下出售了“全民”的財產,而且這些出售的利益並未返還給“全民”。這是在和平及法制時期內的嚴重違憲行為。即使是按照中國的司法制度,政府違憲也是可以追究的,事實上,中國本身就有《行政訴訟法》。
我現在換個說法給大家講這個事情,這樣比較讓各位容易理解.本來各位是將自己的一部份錢委托給我們基金會去賺錢,結果我把你自己掌握,並沒有委托給我們基金會的錢和房子也給賣了,不旦賣了,而且還說是你自願委托我進行的我還對所得到的收益還不告訴你,也不給你,你們能不去法院告我嗎?你們覺得不可思議?但在中國就是這樣,這是事實。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你們還願意投資嗎?
我認識一位朋友,原來是中共體制內的官員,叫易改。他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中國成立了產權交易所,進行產權交易,這也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組成之一。不過,目前他人在紐約,為什麽呢?中國政府進行的產權交易被中斷了,這位易改先生成了中國政府的反對派,流亡海外了,這就是中國經濟改革者的下場。
如果中國和平轉型,或許這些產權問題可以不去追究,大家可以諒解和容忍。但問題是,目前中國貧富分化嚴重,百姓如何諒解和容忍?一旦中國轉型為民主國家,這個問題就會被司法追究,投資到中國的海外企業就會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特別是像中國四大銀行這類敏感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更是風險極大。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但我們是專業人士,我們需要評估這個風險。我們可以冒經濟風險,也可以冒政治風險,但當這個風險無法承擔的時候,我就需要規避這個風險,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遠離中國投資的原因之一。
僅僅上面的原因,並不是我們離開中國的全部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未來的中國面臨著巨大的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不是百分之幾的問題,從我的觀點上看是百分之百的,是確定的,不可避免的。
社會主義國家一生中要經歷兩次經濟震蕩,或者說是兩次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或許很多朋友會對此有疑問,質疑我為什麽這樣認為,根據是什麽?
我們先看一下社會主義是如何建立的,他幾乎都是通過暴力實現的,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基本上都是如此。而且他實行的經濟制度是公有制。換句話說,除去基本的生活資料外,土地礦山等資源都是政府所有,他不可以出賣。當他們在從資本主義轉型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土地礦山這些可以買賣的資源消失了。但當時流通的貨幣卻沒有消失。本來能夠購買土地的財富一下就都轉向到了消費品,這就必然使得貨幣貶值,因為貨幣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可以購買的資源減少了大部份,這能不貨幣貶值嗎?能不通貨膨脹嗎?
我們觀察中國和俄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俄國,共產主義制度建立之初,通貨膨脹是非常的嚴重,貨幣流通也非常厲害,消費資源也非常的稀少。最後不得不逼迫俄共列寧去施行“新經濟政策”來挽救俄國的經濟危機。同樣,在中國,中共建政之後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無論是中共“解放”了哪些城市,這些城市都面臨著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壓力。當年的上海,北京,天津都是如此。後來,中共學聰明了,他采取了更換貨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當時是一萬舊幣強制換一元人民幣。而不是西方社會采取的自由匯率更換制度。是非常強制性的行為,而且有著時間限制。這種手段非常的有效,很快抑制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問題。但問題是,它的手段同樣也從經濟上強制掠奪走了中國百姓大量的財富,中共從來也沒有公布過一萬舊幣更換一元人民幣的理論基礎,我們為什麽不可以質疑:為什麽不是一百舊幣更換一元人民幣?或者是八千舊幣更換一元就幣?中共當年究竟發行了多少人民幣截止到目前都是機密,沒有任何人知道。而知道的事實是,逃亡海外的中國富裕人士中擁有的大約相當於近40億美元的舊幣沒有得到兌換,成為了一張張廢紙,中共通過這次貨幣更換,至少掠奪了近40億美元的財富。
上面講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的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問題,第二次的產生是在他的沒落和轉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記得俄國在轉型初期所遇到的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問題,這是中共一直擔心的,也是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毫不掩飾我對俄國經濟改革的讚揚,但我們必須承認,俄國經濟轉形期間有著政策上的失誤,他本身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後來的匈牙利和蒙古等國家的轉型就很好的避免了這些失誤。
俄國的改革很簡單,他在處理國有或全民所有企業資產的時候是不分男女老少按照平均的原則進行分配的。他的結果是,相當的一大部份人因為不善於資產管理,而更願意將這些政府資產憑證出售換取現金來改善眼前的生活,這樣一來,生活物資的短缺就促進了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國一直虛報自己的經濟實力,人為的造假,本身並不具備前蘇聯時期自我吹噓的經濟實力。一旦經濟轉型,所有共產主義制度的弊病和經濟虧空全部都暴露在公眾眼前,泡沫破滅了,原來高估的幣值回歸到了實際應有的價值。這個現象最明顯的是,北韓,按照北韓政府規定,一元人民幣官方匯率是大約兩元北韓幣,但實際上在黑市,一元人民幣可以兌換數千北韓貨幣。一旦實行自由匯率,北韓的貨幣就會大量貶值。
同樣,現在的中國金融體系和中國政府的財政也是黑幕重重,大家都不知道他真實的情況。不久前,中共政治局開會,當時是討論一份經濟調查報告,政治局成員中有人對報告有疑問,質詢中共總理溫家寶:“中國金融壞帳的具體數字是多少,有沒有具體的統計資料?”溫家寶如實回答說:“至今為止,我們仍沒有查清金融壞帳的具體數字,實際情況遠比報告上數字要高,情況非常的嚴重”。或許各位在不久之後可以看到這份報告,但我不能確定這份報告是否會被公開出來,因為中共一直是黑箱作業。
中國進行了幾十年的經濟改革,按照正常情況不應該發生類似俄國的事情。但應該的事情不是可以避免。話題回到前面,我在數年前曾對次對中共呼籲,要通過法律程序將中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全部統一管理,建立經濟上全民監督制度,然後將這些企業投資到統一的社會保障機制上,實現全民的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機制。這是避免全民貧富分化和暴力社會的最基本措施。說到這里,大家可能並不知道中國的社會保障機制缺多少錢,根據中國社保基金主席項懷成透露的數字是大約 9萬億人民幣。而我個人海外學者的估計高達15萬億人民幣。這是多麽巨大的缺口啊。
講到這里,中國的問題就來了,很多人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這個時代,經濟改革也進行到了這個程度,可以在政治社會轉型過程中避免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但我想問一問各位,中共不知道貨幣升值對中共有面子嗎?對百姓是有利益嗎?但他為什麽不願意升值?理由很簡單,他自己都認為不能升值,一升值就會經濟崩潰。事實上,中共面臨的與前俄國是一樣的問題,這就是真實的經濟被高估了。與俄國不同的是,他已經沒有了強大的國有企業和全民所有企業,中國不存在因為資產憑證增發而引發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理由,但中共懼怕的是他內部龐大的金融壞帳和社會保障基金。一旦中共完成民主化,他就必須要承擔這個虧空的全部責任,而中國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增發貨幣,實行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手段。各位想一想,一個貨幣發行總量22萬億人民幣的國家要是增發三十萬億的貨幣,人民幣能不貶值嗎?能不通貨膨脹嗎?告訴各位,這30萬億人民幣的增發量不是我隨便說的,它是有根據的,而且是保守的估計,各位想一想,僅僅中共承認的金融壞帳就已經高達12萬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九萬億,僅僅這兩項已經需要20萬億,難道其他的虧空就不需要填補了嗎?
中國已經進入了風險高發期,這是不爭的事實。我想各位不會因為眼前的利益而冒更大的風險。今天我們投入了一百萬美元,換成了八百萬人民幣,我們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盈利,但幾年後,人民幣大幅度貶值。結果發現,我們需要用二千萬人民幣才能換回我們投資的一百萬美元,這樣的投資你們願意嗎?
放棄對中國投資的幻想,至少在短期這樣處理,這是我對你們的忠告,請你們相信我的專業。我在數年前對中國經濟領域發生的事件的預估基本上都得到了證實,你們已經看到了這些事實,今天,我又對各位做了預測,這是我的責任。短期的投機交易可以,但你們絕不能在中國進行三個月以上的投資,盡管少量的投資對你們沒有什麽,少量的損失對你們的生活和財富不會有太多的影響,但這畢竟是你們的辛苦錢,是自己的財富。
謝謝各位。
電話聯系《同一首歌》訂票處
1、響了兩下,便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員接:
網友美利堅和(和藹地):“請問是《同一首歌》訂票處嗎?”
工作人員(不知為什麽有點慌):“不是……是,是。”
美利堅和(和藹地):“請問你們還有《同一首歌》的票嗎?”
工作人員(鎮定下來):“有,有啊。”
美利堅和(和藹地):“我在網上看到說你們的票已經賣完了。”
工作人員(警覺起來):“你是要訂票,還是要談政治?要談政治請找我們老總談,我只是工人。”
美利堅和(和藹地):“我要訂票,不談政……”
工作人員:……(掛了)
2、網友東土人 呵呵,這是我老婆的電話聯系情況:因為我老婆是美國人,我讓她跟同一首歌的工作人員通話。
我老婆shadiya:“喂,你好”
工作人員:“喂,你好”。
shadiya:“先生,有沒有票?”
工作人員:“女士,聽你的你好像不是中國人?”
shadiya:“是,我不是中國人。我學過中文。我喜歡中國文化。我在網上看到你們來美國演出的消息。”
工作人員:“哦,有票,你預訂幾張票?”
shadiya:“我要預定兩張。對了,我聽到了,有關同一首歌的負面消息。是真的嗎?”
工作人員(警覺起來):“沒有,沒有這種事兒。”
工作人員:……(掛了)
3、本通話是根據電話記錄整理的部份內容,通話時間:12:34
草庵居士:《同一首歌》訂票處嗎?
工作人員:你是哪里來的?你的電話不是本地的。(該工作人員有東北口音)
草庵居士:我是外州的,想訂票。和幾個朋友一起來。
工作人員:都是哪里的朋友,是中國人嗎?
草庵居士:這麽大的事情哪能只邀請中國人?還有幾個老美。給他們上點中國文化課,要不然他們不知道中國政府是什麽樣的?
工作人員:這次來了好多大腕。你要訂幾張票
草庵居士:不多,最少也得十來個人,老美看新聞說FBI要調查你們,就特感興趣,非要看看FBI是不是會在演出時抓人,說這機會可不能錯過……
工作人員:我是工人,不是老板。這事和我沒關系,他欠我們工資沒有發,我們恨他。我是臨時找了工作,根本不了解情況。
草庵居士:我沒說什麽,也沒問你,你別急。
…… ……
工作人員:報紙和電視我都看了,這里也亂套了,他們和我無關,我只是工人,今天都是問這事的,都一百多通電話了。這次是完了。
草庵居士:怎麽完了,沒事,FBI和IRS不會抓你,頂多是找你問個情況,把你當個證人,主要犯罪嫌疑還是主辦人。你擔心什麽?
工作人員:不擔心,我是個工人,臨時找工作來的。
草庵居士:票賣了多少了,還能賣出去嗎?
工作人員:今天都是退票的,要不就是問情況的,大哥,看你挺懂法律的,我問個事,FBI不會先抓我吧,我是個工人。工資還沒領吶
草庵居士:我也不懂,不過估計你沒什麽大事情,FBI找你也是詢問情況,只要你如實坦白就行,要是你說謊,萬一被別人揭露了,你就有做假證的罪行了。那時候就不好說了。
工作人員:他們吵架的事也問嗎?我記不住那麽多。
草庵居士:美國這事都沒準,問什麽誰也不知道,不過你需要先找律師,讓律師幫你。
工作人員:我還沒賺到錢了,還要花錢找律師?
草庵居士:你自己決定,我只是和你在電話上和你個人聊天,不承擔任何責任。你怎麽辦都行,自己去決定吧。
工作人員:知道,知道,謝謝大哥。
適得其反的中共朝貢
數年前,我在談論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我曾坦率地指出:“中國的法律和政治體制必然需要改變,如果不改變,中國將進入一個災難性的社會”。為此,中國政府在美國德州開會討論WTO之後的中國法律問題時,一位中國高級法院的高級法官曾表示不同意見,對於中國是否需要適用海外西方國家的法律發各自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我也專門寫了一文反駁國內法官的觀點。後來發展到了在網絡語音論壇上當眾直接對話辯論的程度。
不久前,逃亡美國的中國銀行界貪官被引渡回中國,這個貪污數量高達四億美元的罪犯在中國被迫按照美國的法律而被判處十二年的有期徒刑。這個事件在國內引發了極大的爭論。其實,這類事情並非中國加入WTO之後的第一次,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但無論如何,這說明了中國加入WTO之後,被迫接受海外政治,司法制度的一個良好開端。
很多人問:加入WTO的好處是什麽,壞處是什麽?其實很簡單,中國加入WTO,只要按照規矩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就會順利地進入西方自由社會,成為世界中的一員,但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就是給自己上了一個絞索,把自己推向世界,成為全球的敵人。
眾所周知,中國政治改革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同樣也是眾所周知的是,每年一度的中美高層領袖互訪也是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朝貢的時候。這個制度建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每次朝貢不過是數億美元,而今年,朝貢的數量已經高達一百五十億美元。
身為居住美國的華人,對於中國向美國朝貢並沒有什麽異議,至少好處是非常明顯的。但我很是奇怪,中國政府為什麽喜歡這個方式,朝貢能給中國帶來什麽利益?
四月份,胡錦濤先生訪問美國之前,中共女強人吳儀訪問美國,在洛杉磯給美國送來了四十億美元的商業大禮。而且宣布,這不過是個小禮物,大的禮物將隨胡錦濤先生的來訪而來,而且將高達一百億美元。我對這個禮物感到非常的驚奇。於是就查找了百年來的美國歷史。現在,我可以非常確定的告訴各位,中國政府這次的的朝貢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史無前例。中國政府又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一的新記錄。
非常奇怪的是,這個禮物並沒有引起美國的興奮。相反,美國的主流媒體在質疑這個事情,美國的百姓也在質疑這個事情。
中共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一直在爭取全球國家認同中國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但這次因胡錦濤訪問美國而帶來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經濟合約”,很顯然,這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是政府管制下帶來的.盡管這次對美國的朝貢是史無前例的,但同樣再次向美國政府及百姓證明了:”中國決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以前不是,目前仍然不是,中國依舊是一個在中共獨裁統治下的國家”。
去年十二月才交卸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資深主任職務的葛林說,此次中共黨魁胡錦濤訪問美國,雙方的談判百分之八十都與場面問題有關,原因是,中國很介意國內電視觀眾的觀感。但可惜的是,胡錦濤訪問美國的面子是由百姓的利益換取來的。是由加深全世界對中共獨裁的認識而來的。
曾經有美國政界人士對我說:“對中國,只有采取不斷的政治壓力,才能換取中國對經濟上的讓步”。事實如何?今日的情況完全證實了美國政界人士的觀點。用經濟利益換取中共政治利益正是中共維護獨裁統治的手段之一,也是它的殺手鐧。這也難怪美國商界人士一面強力要求美國政府嚴厲制裁中國,另一面又極力歡迎中共領袖訪問美國。因為沒有嚴厲的制裁,中共就沒有大筆史無前例的朝貢。作為商人來講,中共領袖的一次訪美可以帶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商業利益,這樣的訪問無意是越多越多好。
不過,筆者似乎也看到了這樣一個前景,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後,美國對中國的壓力將越來越大,至少美國商人會越來越多的要求美國政府強烈制裁中國。因為沒有對中國的制裁,就不會有下一次中國對美國的朝貢。
看來,商業上的共識和共贏也需要壓力。為了下一次中國能對美國有更多的朝貢,我再次呼籲大家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進行全防衛的,嚴格的制裁和譴責。 ◇
致美國法官的公開信
尊敬的法官先生:
這是一封關於王文怡女士案件的信件。我們要求法官先生宣判王文怡女士無罪的公開信。
眾所周知,王文怡女士在中共獨裁政府領導人胡錦濤先生訪問美國的時候,她在現場進行了語言抗議。 聯邦檢察官指控王文怡恐嚇(intimidating)、強迫(coercing)、威脅 (threatening)、和騷擾(harassing)外國官員。我們認為,她的抗議是有其嚴肅的背景,聯邦檢查官的指控是毫無根據和毫無道理,也是違反事實的不嚴肅指控。
王文怡女士並沒有任何侵犯或侵害他人的意圖,也沒有任何具體的行為。更無恐嚇,強迫威脅的語言,她的抗議僅僅是表達一種願望,這個願望是我們每一個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國公民都渴望的願望,這就是要求布什總統轉達給中共獨裁政府統治者,一個沒有經過人民授權選舉產生的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先生一個願望:停止對中國百姓的殺戮,停止對宗教團體的鎮壓,調查中共政府大面積進行的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賓出售謀取金錢利益的暴行。
我們認為,王文怡女士的行為是有其背景的,在這個案件中,我們不能不考慮這個背景。王文怡女士是位資深的專業人士,她是位專業醫生,一個以拯救人類生命為職業的專業人士。她的專業歷史是清白的,也是值得驕傲的。正是因為她的職業背景,當她看到了中共獨裁政府枉殺百姓而進行謀取金錢利益的行為而弱勢百姓得不到正義的時候,她才會憤怒。正是她在經過七年調查,並數次向中國政府呼籲,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中共獨裁政府反而變本加厲更大力度進行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賓出售謀取金錢利益的暴行,她才不得不采取這樣一個抗議行為。在審判王文怡女士抗議行為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共獨裁政府屠殺了八千萬中國的無辜百姓,我們必須正視,中共至今並沒有任何獨立的司法制度,中國百姓沒有任何有效的人權保護,中國是世界上判處死刑人數最多的國家。也是在中國百姓尋求海外自由民主國家政治庇護人數最多的國家
在這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選擇,是支持抗議中共暴行的美國公民,還是支持一個屠殺百姓向全世界出售中國百姓的器官牟利的獨裁政府。美國的司法制度是維護自由民主,還是維護獨裁政黨。
我們都知道,中共是一個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的非法政權,僅就一個政黨而言,中共不僅在世界各國沒有登記注冊,而且它在中國也沒有登記注冊,是一個完全的淩駕於中國憲法之上的非法組織。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是這個非法政黨領袖,而本身胡錦濤也是沒有經過任何中國人民合法授權的中國獨裁政府領導人。
在美國,聯邦憲法保護人民的言論自由。人民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民主自由是我們美國人民的驕傲和傳統。美國人民和政府有義務向全世界傳播這個思想,這是美國強大的主要原因。同樣,美國總統布什也有義務向中共獨裁領袖胡錦濤傳播人民的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時美國總統也有責任阻止中共屠殺無辜的百姓,阻止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出售牟利的暴行
根據聯邦憲法及相關法律。獨立個體的一個人的和平抗議是沒有任何限制的。是不需要預先申請的。這是美國憲法保護每一個公民自由民主的權利。從事實上看,王文怡女士的抗議是和平的,沒有任何暴力的傾向和行為,她是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是為受到了中共迫害的百姓伸張正義。她的抗議是短暫的,也沒有影響任何一方,包括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及相關人員的正常工作行為,更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意義上的人身及物質上的損害。
我們認為,王文怡女士是正義的,勇敢的,是美國精神的體現。我們每一個美國人都有維護全世界民主自由的責任,有維護人類道德良知的義務。阻止中共殺戮百姓,阻止中共集體屠殺宗教團體人士就如同我們曾代表正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阻止德國納粹政府一樣,是完全正義的,有理由的,符合美國憲法精神和美國道義良知的行為。
如果判決王文怡女士有罪,那將是一場災難,是對美國憲法的侮辱,是美國人的恥辱。那樣的判決將會對全世界傳送一個非常不良的信息,那就是全世界崇尚美國自由民主精神的人對美國司法制度的懷疑。
我們,一群有良知的,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公民,期望法官先生慎重考慮,為了維護美國憲法的尊嚴,維護美國民主自由和平的價值體系,我們要求法官先生宣判王文怡女士無罪。
宣判王文怡女士無罪,這才是真正體現美國憲法精神,維護美國傳統精神。這才符合美國的最高利益。才是正義的表現。
William F. Mei (草庵居士) @
以下為英文版本:
Dear Judge:
We are U.S citizens who would like to plead for Mrs.Wang’s innocence who protested for human rights before white house April 4th.
April 4th, Wang winyi, a practitioner of Falun Gong, stood in the area where all cameramen were assembled and linguistically protested for human right and persecu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over Falun Gong, a spiritual belief group which was banned and oppressed in China since 1999. And now federal attorney had accused her of intimidating, coercing, threatening and harassing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We all think this accusation is injustice, and sincerely believe that Mrs.Wang was appropriately excising her nature right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America.
Firstly, I think the accusation is neither true nor justice. Mrs.Wang did not have the intention of harm nor threatening, instead, she merely protested verbally against inhuman acts Chinese government had manipulated or authorized. W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was the things she protested about are probably the truth we had all known; however fear not to speak out publicly. It was not threat in any sense. If she would like to threaten Chinese President Hu, why did not she find a better chance to do so privately so that she could avoid public broadcasting and criticizing? On the contrary, she did exactly the opposite to that because what motivated her is not the goal of intimidating but peaceably protests. Her acts not only conveyed a sense of hope but also sent a message to President Bush to urg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op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nation-wide oppression over religious group.
Secondly, I believe we should re-consider this matter from her point of view also, especially from her career and her past experience. Mrs.Wang is a doctor, who goal is to save as many people from dying as possible. However, she found the reality happened in China does not match her morality as a doctor. There happened to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at they were forced to “donate organs” to the government without donor’s permission. In fact, these organs were sold for personal benefits and usually to be those public officials. It is outrageous act that how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treated with discrimination in contrast to their peaceful meditation. Since she is a devoted doctor, a sense of animosity probably arose toward those inhuman acts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directly involved in. On the basis of her moral sense, she was determined to embark on a length of 7 year investigation. She had pleaded numerous times through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For the entire endeavor she undertook, she did not hear anything back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her protest on April 4th was with a sense of bitterness and gravitas, or even rage and anguish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However ,by no means these behaviors could create threatening or intimating to Chinese president because they are nothing but a way to express personal opinion of discontent., a efficient way.
Thirdly, the U.S constitution ensures the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 amendment 1 “freedom of religion, press and religion” from U.S constitution stated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What Mrs.Wang did was exactly to exercise freedom of speech; her speech was explicit and about one minute long. Moreover, she did it peacefully and verbally only. She did not use any preparatory phrases nor cause any violence physically during her speech. Hence, the accusation seems to be falsified and void, we believe in her innocence for justice’s sake.
To extent her case in a broader sense ,it’s remarkably important to make a justice choice on whether the Judicial System of America find the dictato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avorable or the human rights under the Republic of Democracy more valuabl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as an unauthorized party which dictator over its people by means of reign of terror. It would be surprising to find out that CCP not only is a party not registered in countries it had diplomatic activities with, but also a party not even registered in China, the land it rules. If it’s not even registered in its own country, how could CCP stand on behalf of its peoples? In another word, Chinese president Hu is not a legal president in a sense of the party is not legal.
Also china adopted the reign of terror over its people. In the past 50 years, over 80 millions Chinese were executed or died in other unusual ways. In that sense, CCP pretty much resembles the Nazi Party of Germany during the WW2 in terms of reign of terror and the surprisingly high numbers of people died within its rule. So the act of Mrs. Wang’ protest was a way to demonstrate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human morality, which also was the reason America fought a war against Nazi during WW2.
As American citizens, we cherish the precious Democracy which empowers us human rights which half of the world still had not a chance to take a glimpse on .We believe in the Democracy under U.S constitution, we believe in the exercise of freedom of speech, we also believe in the right decision the Judicial System would make on the case of Mrs.Wang.
Sincerely
William .F.Mei
關於王文怡案司法分析及說明
以下為本居士的個人見解,不代表任何機構及團體的意見。
1. 根據美國聯邦憲法及州法,任何個人,只要其是獨立的一個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場合,無需申請就可以進行抗議活動,這是美國聯邦憲法賦予每一個人的權利。對於在公眾場合的私人聚會或活動中進行抗議,妨礙了對方的活動,通常警方對抗議者的處罰是25美元罰款,最高不能超過200美元。對於王文怡在白宮進行抗議,因為白宮屬於公共場所,集會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所以,政府不能懲罰王文怡女士。她的抗議活動是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和標準的。根據美國法律,任何個人都可以在經過允許進入的政府場所進行和平的抗議示威。王文怡盡管是使用記者的身份進入了白宮,但她進行抗議的權利並沒有被剝奪。而且她是經過許可,合法的進入白宮。這樣一來,王女士在她經過官方許可停留的場地和時間里進行抗議全部是合法的行為。
2. 美國政府對於類似王女士的抗議,通常采取以下的方式:帶走詢問,活動結束後釋放。或以妨礙公共事務罪起訴。
但這次王女士抗議,美國政府並沒有采取以往慣常的做法,而是使用了一個從未對境內美國人使用的法律,其意義非常明顯。根據的條文是美國法律112(b)條、序號18(Title 18, Section 112(b) of the U.S. Code)。此法律條文與上世紀七十年代通過,但這個法律條文的使用有其前提:((d)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or applied so as to abridge the exercise of rights guaranteed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此條例內容不能用來解釋為剝奪美國憲法第一項修正案中允許的權利。
王文怡女士的辯護律師在當天就指出了:聯邦檢查官的指控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正是點明了這點。但為什麽美國法官會拒絕,而要求在五月三日召開審判會,其原因非常明確,這就是,美國需要利用這個法律達到暫時限制王女士在胡訪問期間再次抗議示威的活動和企圖。這也正是美國法官要求王不得靠近白宮的主要原因和理由。
美國聯邦檢查官之所以選擇這個從未使用的法律條文指控王女士,其目的也是如此。而且為未來留有很大的余地。這條法律從未使用,所以第一次使用就需要進行更多的爭論和辯論。美國政府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考慮民眾的情緒和意見。另一個可能是,利用這條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指控罪名,為未來宣判王女士無罪預留空間,實際上是給中共演一個法律秀,告訴胡錦濤,美國一切都有法律秩序,王的抗議也有法律來處理,但政府指控失敗了,王女士無罪。
除此理由,本人很難理解聯邦檢查官會如此笨拙的使用此條文進行指控。根據這個條文指控,看似很嚴重,實際上與沒有指控是一樣的。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政府聯邦檢查官並沒有對王的抗議是否符合法律或違法進行任何指控,這說明,聯邦政府對王女士的此抗議活動的合法性沒有任何異議。同時,也沒有指控王文怡的抗議妨礙了公共秩序和安全。這也說明了美國政府對王女士的抗議是認可的。
非常有意思並值得大家關注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對王的指控是,王女士威脅外國官員。具體地說是:恐嚇(intimidating)、強迫(coercing)、威脅(threatening)、和騷擾(harassing)外國官員。
3. 胡錦濤訪問白宮的過程中,整個會議秩序沒有被打亂,整個場地及參加儀式的人並沒有任何騷亂或動亂。無論是人或物質均無損失,胡錦濤既沒有被王女士的抗議嚇得倒地生病,更沒有嚇死。所以,騷擾(harassing)並不成立。而王女士進入白宮是經過嚴格檢查,她進行抗議也沒有使用任何威脅人身的武器或物體,僅僅是口頭表達,事實上,在白宮,記者並未被禁止講話,王的行為僅僅是講話大聲而已。根本就沒有強迫胡錦濤接受某種要求。更無威脅和恐嚇。大家爭論比較多的是王的一句話:“胡錦濤,你的日子不多了”。根據法律上定義,這是一句判斷句,而不是威脅,更不是恐嚇。事實上,王的整句話有其前提,這就是停止鎮壓法輪功,整句話的完整含義應是,如果不停止鎮壓法輪功,胡錦濤執政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事實上,胡已經年過半百,即使是人生也是日子不多,如果說其執政日期,也不過再有兩年,除非連任。所以,王的這句話根本就沒有威脅和恐嚇的意義,只是說出了普通人都知道的常識。
4. 如果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看,指控王文怡所騷擾的主體是非法的,不成立的。首先,中共並未在其活動的本國登記注冊,也未在其他國家登記注冊,是非法組織,總書記也是非法組織的總書記,不是合法登記的非自然人的法定代表人。如果以其國家主席身份看,其國家主席是非法的,不是合法經過人民選舉和授權的國家法定代表人。根據美國相關法律認定:“只有經過合法的,合乎程式的,經過人民選舉的,經過合法授權和確認的國家領導人才是與美國具備相同地位,並被法律承認的官方領導人”。如果我們根據這一條文進行嚴格的法律認定,胡錦濤雖然在外交和政治上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但他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中並不能被認定為合法的非自然人的一個國家法定代表人。換句話說,在王文怡案件中,指控王女士恐嚇(intimidating)、強迫(coercing)、威脅(threatening)、和騷擾(harassing)外國官員-胡錦濤,是個不被美國法律承認的非法的國家代表人。他不具備被美國法律體系認定的合格條件。也就是說:指控王女士的法律主體不存在,指控王女士也就沒有任何根據。事實上,布希政府一直不承認胡錦濤是國事訪問,也不給予國賓待遇,就是根據了這一條法律條文的認定。因為胡錦濤不具備美國法律認定的中國合法的國家領導人的條件。
5. 除去上述理由外,王文怡的有利之處很多。美國法庭審理案件需要考慮其行為背景,這是海洋法系的特點。在胡錦濤訪問之前,美國國會議員八十一人聯名簽署檔,要求美國政府調查中共侵犯人權及活體摘除法輪功成員人體器官出售牟利之事,但布希總統並未在與胡錦濤會談中提及此事。二是王文怡身為醫生,救死扶傷為己任。這兩點都是引發王女士當場抗議的動因。正是這兩點,也是目前美國百姓及各主流媒體輿論一邊倒向王文怡的主要原因。在審理此案件中,王的背景因素將起極大的作用,法官不得不考慮此狀況。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美國法院對王文怡案件的處理有如下幾個結果:
A. 聯邦檢查官撤訴。
B. 法官宣判王文怡抗辯成立, 宣判無罪,但條件是王文怡放棄尋求國家賠償的要求。
C. 法官判決王文怡行為失當,但罪行輕微,處以數小時刑期,恰好抵消其被拘捕的時間,當庭釋放。
王文怡事件的後發效應。
A. 法輪功問題成為國際事件,器官移植成為全球政治問題。
B. 王文怡成為國際維權英雄
C. 本居士建議成立王文怡反迫害基金會,全球募集資金,專門用於調查中國政府器官移植及迫害人權問題。同時招聘經紀人,由王文怡女士演講,全球宣傳。將此問題告訴更多的百姓,擴大影響。
D. 中共將不得不面對全球性的反對浪潮,開始小心翼翼地進行政治改革。
關於本人主筆的《致美國法官公開信》的說明
1. 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略有不同,主要是兩種文字的寫作和表達方式不同所造成的。但基本思想和意圖是一致的。
2. 之所以寫信給美國法官,並非要幹擾美國司法。美國法官不禁止任何人給他們寫信,不禁止百姓向他們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及對案件的判斷分析。
3. 寫給法官的公開信主要是表達美籍華人的真實思想和意願。
4. 美國的法律是海洋法系,與大陸法系不同。海洋法系更注重社會百姓的觀點和認同。這也是陪審團制度的來源。寫信給法官更符合這一法律制度和基礎。
中共高層首次承認擔心2008年經濟崩潰
海外經濟界一直對中共片面發展經濟忽視,政治改革的做法存有很大的疑慮。筆者數年前也對中共提出嚴重警告,警告中共經濟將會在2008年之後發生經濟崩潰的嚴重後果。
就在不久前,中國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些經濟數據,這個數據非常清楚地預示了中國經濟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表示:“中國最終消費占 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儲蓄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性矛盾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成為當前金融調控需要應對的最突出挑戰。在中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達78%—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別來形容。
近年來,中國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長,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但工資占GDP的比例,則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 12%。現在,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不僅低於GDP和投資增速,甚至低於商品零售額的增速。”而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再次證實了這一現實:今年前 10個月中國CPI同比僅上漲1.3%,而10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卻增長17.1%。前者遠低於年初確定的3%的調控目標,而後者卻遠高於年初確定的 15%的調控目標。兩個本應同向運行的指標卻如此背離,歸根到底是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不足造成的。
蘇寧的講話是非常清晰的。在中國,內需持續下跌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中國多年來一直是依靠外貿出口發展經濟,但外貿出口的狀況又如何?同樣是問題嚴重。首先,從1995年開始,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其二。根據目前的資料,今年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口同比增長 8.3%,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33.7個百分點,僅僅在二月份比去年四季度就下跌27.3個百分點,進口甚至同比下降了5%。其三,進入年底,本來是新糧上市的時機,但在中國卻出現了全面的基礎食品和水電等行業的全面漲價,根據資料統計,北京,上海等地的基本食品上漲百分之十六,而全國平均上漲百分之十二。通貨膨脹再度掀起,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勢。
鑒於目前的經濟狀況,國家發改委緊急召開會議,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說:“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在好轉,但煤電運增長依然很高。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投資正在形成新一輪產能過剩”。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表示:“中國產能正在由某一方面過剩向全面過剩演變”。而實際的情況如何呢?從 2001年至今,每年中國居民的儲蓄增加額都顯著大於消費增加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產品被迫出口,2005年中國向國外出口電扇54044萬台、 DVD播放機14594萬台,出口各類鞋69.136 億雙。僅類鞋計算,中國人為世界每個人都提供一雙鞋,這樣的外貿出口,不僅是將中國的大量資源廉價出口,同時反過來又導致了大量的貿易摩擦。中國經濟增長並沒有給中國百姓帶來任何實質上的利益改善,相反是越來越貧窮。工資收入的持續下跌及通貨膨脹讓中國百姓根本無法保持原來的生活水平。
在農村,廣大的農民階層生活越來越差。農業部1999年的統計表明,中國鄉村兩級債務共計3259億元,但這個數字很快被其它組織和機構所質疑。為了避免得出的數據遭到質疑,最近農業部和財政部在不動聲色地開展工作。中國鄉村兩級債務債權調查以及清理化解工作,目前正在低調進行中。中國現有4.6萬多個鄉鎮財政,鄉鎮財政債務問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呈現越往西越嚴重的態勢。而且鄉村債務的覆蓋面廣,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保守三千二百億元的基數,使得債務負擔愈加沈重。
財政部農業司稅改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2004年中國僅鄉鎮一級債務就以每年兩百億元的速度遞增。而不良債務比例近60%的數字,更是讓地方政府和領導對化解清理工作不願過問。此外,鄉村兩級大量的集資借款,其借貸利率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高達20%至30%,遠遠高於國家正常利率”。鑒於中國政府面對金融業龐大壞賬的處理模式,地方都有一種期待,如此龐大而且年久的債務根本無法還,最終還是會由政府轉移支付來全盤解決。甚至有些地方官員表示:“我們都歸中央政府管理,銀行出了問題,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幾萬億人民幣解決,我們地方政府的債務為什麽不能?銀行關系到社會穩定,地方鄉村就不關系到社會穩定嗎?”
在地方的這種心態下,財政部和農業部只能欲言又止,只好悶頭先試點,內蒙古自治區一位地方官員公開說:“這麽多的債務除了中央沒有其它組織和人能解決”。農業部財務司一位官員認為,摸底數字出來後,也不會公開,如果一旦傳出通過國家財政解決這一債務的消息,勢必會帶來更多麻煩,“那鄉村報上來的債務數額豈不增長更快”。而根據中國內部人士透露出來的消息說:“中國地方債務至少是目前數據的十倍以上,因為地方官員政績問題和自身保護的關系,沒有多少地方官員會將地方鄉村債務全面公開,因為目前正在十七大召開之前的敏感時刻,揭開鄉村債務的真實面目只能使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無論鄉鎮縣,還是省市政府,能掩蓋就繼續掩蓋,財政部和農業部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許多地方簡單通過賬面將鄉村兩級合計債務減去合計債權得到賬面凈債務,並報入化解成績中,造成實際凈債務和賬面凈債務不符”。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2000年進行的《延長退休年齡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數字顯示,1998年中國有半數省市養老金支不抵收,當年養老保險基金總額開始出現虧損,虧損額高達 71.3億元;1999年全國虧損省市增至25個,且大多省市動用了歷年積累。另據調查顯示,2000 年中國養老金“空賬”達到360多億元,到了2005年底,“空賬”已經達到八千億元。另一個更為嚴峻的現實是,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據2005年底全國百分之一人口抽樣顯示,中國65歲以上人口逾1億人,占總人口數的7.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0.5%,2050年將上升到28% 以上。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麽這個國家就已經屬於人口老齡化國家。德意志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估算,若中國不改變退休年齡,則2050年每百名勞動者就要供養79名退休者。
即使是按照目前的社保金狀況,彌補八千億人民幣的社保空賬對中國政府而言也是個非常嚴峻的考驗。更為可怕的是,中國社保金已經成為了各類腐敗貪污的目標,而中國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嚴重滯後根本就無法約束其中的貪污腐敗。
社保金問題嚴重,但金融界的問題也同樣嚴重,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房地產業在中央調控的指令下交易量已經全面下跌。9月末上海房貸違約客戶超過10000 人,本應是“放款高峰”的10月份,上海房貸余額在今年第二輪負增長中減少3.77億元。曾經風光無限的房貸業務,在上海銀監局和央行上海總部近期的信貸統計報告中變得“很衰”。自2005年7月起,上海個人房貸增幅出現十連跌,累計下跌接近230億元。雖然今年5月樓市短暫回暖,房貸出現止跌回升,但隨著更猛烈的樓市調控措施“國六條”的出台,房貸覆蘇曇花一現,個人房貸在今年9月重回負增長的老路,當月減少了0.36億元。根據央行上海總部最新統計, 10月上海房貸跌勢更甚,當月下跌3.77億元。同時,上海房貸不良率也在猛增。2004年,滬上中資銀行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只有1‰左右。而根據上海銀監局的最新統計,到今年9月末,上海中資銀行個人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已經上升到了8.6‰,比年初上升2.8‰。截至到今年11月,上海中資銀行個人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又上升到了14.1‰。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首次承認:“中國的就業問題總量之大、矛盾之覆雜是任何國家都未曾遇到過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萬人。2005年底,國企失業人數超過200多萬,今後三年還會有360多萬國企人員、400多萬集體企業人員進入失業大軍。2006年年有124萬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1億多農村勞動力閒置,到2008年城鎮失業人口可能突破五千萬人,農村突破二億人”。實際上海外人士對目前的中國失業狀況的估計就已經非常嚴重,按照海外專業人士的統計和估計,目前中國城鎮有15%的失業率、農村有30%的失業率
如此危機的經濟局面,這使得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數次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得不對中共全黨發出嚴重警告:“海外人士提出的2008年中國經濟崩潰不是危言聳聽,我們面臨的局面是非常嚴重的”。
中國房地產現狀與中國經濟拉美化
-- 達拉斯第三場“九評”研討會講演稿
《大紀元時報》與“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聯合主辦的達拉斯第三場“九評共產黨”研討會於3月12日下午2:00點在李察遜市中國城僑教中心舉行,研討會特邀來自洛杉磯的泛美銀團副董事長、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以及來自費城爵碩大學(Drexel University)的市場學教授謝田博士客座講演。兩位嘉賓從不同側面剖析了中國經濟的表像與真實情況,其未來走向,以及中共體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會場座無虛席,許多聽眾就回大陸投資的前景、中共體制等提出問題,兩位嘉賓各自發表見解,會場氣氛熱烈。
以下為根據錄音整理的草庵居士的演講內容。
一 引言
一到這來,剛一進門,就有朋友認出我來,所以我真是非常榮幸,我真是不知道什麽時候成了名人了。不過有一點,朋友跟我講,“你到哪里去,都有朋友管你飯吃。”這回,我真的相信這一點。
非常感謝大家,其實我不是什麽專家,我是做生意的,做什麽生意呢?用中文講就是證券公司,在加州是做這個的。每次都有很多人問我,“草庵阿,你老說中國經濟不好,其實中國經濟看上去挺不錯的,你看那高樓大廈蓋的。”包括我很多白人朋友跟我說,“我們到上海一看哪,我們紐約建了一百年才建成這模樣,上海才建了二十年,這高樓大廈就快超過紐約了。怎麽說經濟不好呢?”也有很多人問我,“你每次出去肯定別有用心,你幹嗎說中國不好,你是中國人,你這不是反華、反共嗎?”其實我跟他們一直在講,我幹嗎要反華反共呢?中國有句話說,看見別人做錯事了,咱說說他,叫他做點好事不對嗎?國家嗎,挺愛她的,每次看她做錯事了,我就提點建議。不過,你們知道,提建議也是很難的,稍一不留神,就反華、反共了,挺麻煩的。
不過,你知道,中共高層吧,他們說話也經常不小心。他們經常說,你看我們中國真好,經濟增長9%,都是高樓大廈。但是偶爾呢,他們自己一不留神,就把消息透露出來了。這次人大會議,3月9號開的會,財政部長金人慶講了,我們這個壞帳,以前四大銀行的壞帳啊,撥出去1.4萬億人民幣,撥到四大資產公司去了。現在四大資產公司賣不出去,結果還得叫財政部給解決。我以前就跟大家講啊,銀行壞帳最終還是要叫老百姓承擔。結果這次他是第一次承認了,沒辦法,壞帳解決不了。
1) 貪官卷款外逃,銀行拒負責任
另外還有件事情,想跟大家報告一下。大家可能都知道哈爾濱跑出去一個高山,帶走十億人民幣。這在國內是很大一個事,今天講的不是他跑的問題,而是因為很多人的錢擱在銀行里叫他給卷走了。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協商,這個錢補不補?大家都知道在美國的情況,我就有這個經歷,我是到歐洲,結果我的銀行卡,就是BOA(Bank of America,美國銀行)的現金卡給丟了,我還不知道,隔了兩天才知道。就打電話給銀行,發現有3000塊美金讓人給刷走了。結果銀行告訴我,你別著急,我們馬上把錢補給你,我們去調查。這是美國的信用,其實是我搞丟的,它銀行為什麽要承擔呢?美國就是這樣規定的。中國十億人民幣被卷走之後,中國銀行就提出一個理由,說高山屬個人詐騙,跟我們銀行沒有關系,你們誰存的錢,誰自己承擔。結果就引起很大爭論,儲戶,包括哈爾濱高速公路都說你們中國銀行有信用,我才存錢到你那里去,不然,誰往你那里存啊?中行說,不對,因為他個人更換你的錢了,我們銀行沒有想偷你的,是他個人詐騙,所以你要告,告他去。所以很多儲戶很急,說我們不能跑到加拿大告他去啊,中國政府都找不到他,我們上哪兒找他去?所以中國銀行啊,就出現這種信用問題。遇到問題呢,他們就推。為什麽這麽推呢?這個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就說了,現在銀行實行承包制。我們發工資只發60%,另40%年底才發。他拿了十億走阿,等於把我們全省銀行職工工資的40%都拿走了還不止。黑龍江省中行賬面上盈利4000多萬,實際是虧了四個多億,新上任的行長還說一年要盈利十個億,看起來,05年是盈利不了了,因為提前都給卷走了,想盈利也盈利不了了。所以,中國銀行的信用很成問題了。
2) 貪官被捕,新官總結是因“不團結”
另一個事,哎,我這一上來就報告不好的事。咱說點好的。我再報導一個消息,我是看天下衛視,在洛杉磯有。說在蘭州有一個私人企業家叫張國芳被抓了。結果他一牽扯之後呢,蘭州市委書記王軍、市長張玉舜、副市長楊在溪等在內的70多名官員一塊給抓了。之後,中央政府和甘肅省政府就派一個新書記去。這個新書記叫陳寶生,就職演說就叫衛星電視給播出來了,剛好叫我給看到了。他怎麽講呢,他說,“我們蘭州市出這麽大問題,反映我們幹部不團結阿!你們互相內鬥,我們這個地方怎麽能出現好幹部呢?你們沒法得到提拔的。”你看,他們70多個官員被抓,他總結問題是因為不團結,內鬥把他們給捅出來了。我聽完之後,覺得他們這些官員都很膽大,沒有顧忌,“水平也都很高”。在美國這麽講話,好像布希也得下台。西安晚報3月3號還報導了講話原文,你們可以看看,他們怎麽不團結。說你們不團結,連市長、書記都給抓了。以後要團結,有什麽事,要大家商量,商量好了之後,才能說出去。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二 中國房地產現狀
1) 危險的中國房地產
我到達拉斯來,感覺一個特點,這兒的房子真便宜。很羨慕。我住在朋友家3000多尺的房子才賣20萬,在洛杉磯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在洛杉磯,一尺是700到800塊錢,3000多尺要賣200多萬,這里簡直是天堂啊。我以後要移民到這來,買這房子。洛杉磯的房子我都不能承受,剛看這里的報紙廣告,一棟四千八百尺的房子,外帶一個網球場,一個遊泳池,才賣十五萬,這簡直是白送啊,在洛杉磯二百萬都買不到。可是,上海的房子比洛杉磯還厲害。我有一個朋友,上海人,是個醫生,是做脊椎整形的醫生,生意很賺錢。他說,現在上海的房子賣的很好,一套3房的公寓才賣50萬美金。要投資去買兩套。我當時跟他說,不能買。他說,不行,大家都搶購,不買是傻瓜。他真的回大陸去買,還要排隊買。後來,在上海呆3個月就回來了。之後告訴我,他原本要買兩套,後來退了一套,說不退不行,因為他發現他們騙他。他說,當他去買房子的時候,人家告訴他沒房子,要排隊。當他拿著機票給他們看的時候,說他在美國有生意,馬上要回去。結果人家又告訴他有兩套房子,要賣給他。他說,不能讓別人把他這上海人看得太傻,他要親自看看去。結果發現房子都有人買,卻沒人住,這很奇怪。當時就買了一套,另一套房子的定金就不要了。兩個星期前跟我說,“我發現他們買房子是假的,我找了個人去查,發現他們員工一個人就貸款買了十幾套房子,買了之後再賣給我們,自己在炒。把我們美國人都當傻瓜了。”
中國房地產的狀況就是這樣。中國銀行在上海的一家分行就貸款了1.8萬億人民幣,你知道中國大陸人民總共儲蓄額只有將近10萬億。你想一想,光上海一家銀行就貸款了1.8萬億,中國老百姓怎麽有可能去支付這個房價?實際上,北京、上海的房子已經超過紐約、洛杉磯了。洛杉磯好萊塢才不過800元一尺,上海多少?兩萬塊人民幣/米阿!那是公寓啊,而不是獨立的房子啊!所以房子市場是很危險的,但是中國經濟就是這樣的。
2) 地方政府靠賣地維持財政
中共拉動經濟,以前朱镕基是講積極財政,發行國債推動經濟。中國推動國有經濟肯定要比私有經濟效率要低。在這種效率低的時候,產生的效果就是,經濟效益越來越差,社會發展越來越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稅收越來越少,經濟會停滯。這時候,財政擴大之後,中央負債多,開支減少,地方政府就沒錢了。
怎麽辦呢?廣東、福建等地就比較聰明,開始賣地。國家土地在公有制的制度下,是沒有進入流通領域的。土地只有稱為商品交易時才有價值,中國土地都國有,它沒有交易,因而沒有產生價格,所以在人民幣流通體系中,根本不包括土地價值、礦山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賣地,等於產生額外收入,彌補地方財政。
甘肅、陜西省政府說,我們當初每次修公路、招商引資,我們找老百姓捐款、收稅,中央政府說我們亂收費,我們落個不好的名聲。你看,上海、廣東賣地,賣一筆是一筆,一筆都是幾百萬,上千萬。結果甘肅、陜西也都開始賣地。賣的錢是不交中央政府的,只交一點稅,大部分是歸地方政府。所以中國的房地產不是中央在支援,而是地方政府必須要賣地,賣地之後的收入維持省、市、縣一級地方政府的運轉,那樣他們才出政績。在這種情況下,假若我要當市長,我的哥們做房地產,當我們倆溝通好之後,將土地賣給他,他賺了錢,大家都有份兒,地方也有錢了,效益也出來了,市政建設也好了。
3)政府強迫拆遷、強迫買房,對百姓實施二次盤剝
中國跟美國不一樣。在美國拆遷的時候,有別的房子可以去租。在中國,沒有可租的房子去住,特別大批房子拆遷之後,農村和城市都沒有出租房子為生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逼迫拆遷戶再次買房子。原來房子土地的價值呢,等於沒有價值,只給很少的錢補償。強迫你到郊區去買房的時候,等於你遭受了二次剝削,那錢滾動一次,還是流到政府手中,因為房地產資源主要還是掌控在政府手中。這種情況下,經濟有一個小的微循環,回圈中只有一方在盈利,就是政府。地方政府維持開支,它必須這麽做。所以大家看到中國房地產一直在漲,包括上海市政府官員前些日子還在講,說上海房價不能跌,跌了要出問題。
4) 汽車貸款壞帳嚴重的內幕
中國剛剛開始做汽車貸款,這也是金人慶講的。現在已經查明汽車貸款有多少壞帳呢?1000億人民幣。中國買汽車的人很少,現在已有1000億人民幣壞帳,收不回來了。他們怎麽做呢?他們把汽車買來之後,到別的省賣掉,把錢裝兜里就走了。變相貸款,查都沒地方去查,中國沒這種制度,又沒有社會安全號,到哪里去,花點錢就可以換個身份證,誰也找不著他,而且當地警察也不管,鄉里鄉親的,給我兩萬塊錢,就看不見他了。就這樣的,很奇怪很奇怪的現象。中國房地產整個市場也是這麽騙。
三 大陸經濟拉美化的趨勢
1) 大陸通貨膨脹剛剛開始
另外一個,大陸很可能會通貨膨脹。其實前兩天大陸公布了一個資料,說整個基礎原材料上漲到了71%。可是,中國大陸剛剛公布說我們通貨膨脹3.9%,我就搞不明白,71%的基礎原材料上漲,包括礦砂、石油、鐵礦石都漲,你說做這個杯子的殼得用鋁吧,它的價格不可能只漲4%,原料漲71%,價格只漲4%,你說,不大可能的事情。中國大陸說話,你不能太相信。就跟前些時候大陸統計局局長說的,大騙子說小騙子,大流氓說小流氓。你們地方政府不能說統計資料差40%,你們統計的不準確,我們中央統計的準確。真的差40%?那40%相當於中國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啊。透露個消息,這消息也是他講的,地方政府的GDP與中央政府統計的GDP差40%。幾乎相當於中國大陸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可是大陸政府公布的財政收入沒有這麽多,只有3000多億。可是相差的40%,差4600億。從這點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政府的財政收入,可能花的比它公布的要多。他說幾乎相當於大陸一年的財政收入。草庵居士經常揭露他們的資料漏洞,不過,這是他們自己講的。所以你就知道,中國的財政收入遠遠高於它公布的資料。這是財政部長自己講的話。
2) 拉美經濟的特點之一:固定匯率
其實講來講去,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怎麽樣?拉美經濟最好的國家是阿根廷,巴西。阿根廷的國土面積在拉美國家中算是比較大的,物資比較好。這個國家有個特點,就是99年亞洲金融風暴,包括巴西金融破產,對阿根廷都沒有影響。阿根廷都挺過來了,就跟中國一樣。亞洲金融風暴,韓國也倒了,印尼、馬來西亞也倒了,中國挺過來了,很相近的例子。拉美國家80年代以前經濟都不好,後來,阿根廷上台一個新的總統,叫梅內姆,很懂經濟。他執行幾個政策:固定匯率,跟中國大陸一樣,一刀切,阿根廷的貨幣叫比索,外國資產進來後統統換成比索,不準美元流通。這樣一來,外匯儲量增加很快。利率統一,由政府控制。采取的政策跟鄧小平一樣,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發展外資經濟。經濟增長很快,最高達到9.7%,最低達到7%,中國達到9.3%。阿根廷的經濟真的增長的很快,外匯儲備增長很快,貨幣穩定。貨幣值很穩定的時候,外商覺得投資很好,大量投資。經濟增長很好。1999年10月,阿根廷總統梅內姆(Carlos Menem)受邀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年會上發表演講,另一位演講者是美國總統克林頓。這是對梅內姆本人政績的獎賞,更是阿根廷榮耀的象征。那時候,巴西也倒了,智利也倒了,墨西哥也倒了,只有阿根廷是NO. 1。跟中國的情況類似。
然而,僅僅兩年過後,阿根廷就陷入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之中,波及面之廣,程度之深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預料。2001年12月間,銀行存款被凍結,IMF宣布停止救援,經濟部長卡瓦略(Domingo Cavallo)和總統德拉魯阿(De la Rua)相繼辭職,阿政府宣布停止支付外債。
2002年1月6日,國會通過《公共緊急狀態和匯率體制改革法》,授予新總統杜哈德(Eduardo Duhalde)幾乎不受限制的經濟權力以應對危機,同時放棄了以1:1的平價釘住美元的貨幣局體制。隨後,銀行存款和政府債務按規定匯率被強制比索化。2月11日,外匯市場重新開放,比索開始大幅貶值,政府由此從銀行和民間掠奪了大量財富。由於政府對私有產權的大規模侵害,私人投資和生產的動力喪失殆盡,精英人才持續外流。而且,假如當局不能迅速重建貨幣信譽、嚴格財政約束,曾經使阿根廷人深受其苦達數十年之久的嚴重通貨膨脹會很快來臨。僅僅幾年時間,阿根廷從榮耀走入了低谷,從寵兒變成了棄兒。
3) 拉美經濟的特點之二:引進外資
阿根庭曾經是中國政府學習的榜樣,中共曾經排除龐大的訪問團去學習他們的經驗。從兩國對比上看,阿根廷國土面積近278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8位。自然資源相當豐富。2000年GDP為2850億美元,出口總額僅占GDP總量的10.8%,進口總額占GDP的11.4%。而同時期中國的出口、進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5.9%和23.2%。從國土資源和經濟規模來看,阿根廷實際上是一個大國,至少是一個潛在的大國。經濟這麽好的一個國家,到了2002年出問題了。它采取的第一個政策就是引進外資,以外資為主然後是固定匯率。
4) 拉美經濟的特點之三:積極財政
第三個政策是積極財政政策。跟中共一步一步走的很類似。為什麽采取積極財政呢?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拉動不起來的時候,它要擴大投資,它覺得外匯儲備多,就大量投資。但在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出現問題了。只要跟阿根廷官員沾親帶故,就都有飯吃,能吃點肉,最起碼能喝點肥油湯。這個時候,阿根廷腐敗出現。積極財政,就是政府投資,剛才講了,政府投資大的時候,必然壓制私有經濟,政府有權力,有勢力,私人經濟怎麽跟它競爭?
另一方面,政府投資效率低,這是幾十年的歷史和共產主義史都證明了的事情。結果經濟往下走,財政稅收上不來,政府就不能維持了。它發行的國債多,要還債了,要賦稅了,怎麽辦?阿根廷采取政策,這個政策叫朱镕基給學去了,什麽政策呢?就是增加金融交易稅,利息要交稅,股票也要交稅等等。考察團去阿根廷別的沒學會,把這個給學會了。結果回來,百姓銀行存款利息也交稅,股票也交稅。這樣一來,好像是稅收增加了,銀行存的錢去投資,但是,國有經濟大量強制在那里的時候,私有經濟就缺乏空間了,這種空間叫國有經濟給壓著。大家賺不到錢,私人也不會投資,大家都在看著。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出錢擡高股市。阿根廷政府就用各種政策刺激、擡高股市。就跟前兩年,大陸股票高達2400點,漲的很高,產生大量交易後,政府賺交易稅,維持政府。
要想維護貨幣體制的信譽和金融系統的穩定,政府必須嚴格財政約束。在政府機會主義(state opportunism)和幹預主義嚴重的國家,財政赤字始終是對貨幣穩定的最大威脅,因為征收通貨膨脹稅以彌補財政赤字是政府的慣常做法。阿根廷的歷史尤其表明了這一點。不難理解,如果政府開支沒有節制,財政赤字持續增長,人們就很難相信政府堅決維護貨幣局體制的誠意。如果經常專案盈余很少或沒有盈余,那麽只有通過資本專案的盈余來提供儲備。為此,當然要保證貨幣穩定和金融系統的穩健以防止資本外流,更關鍵的是要吸引不斷增加的外資流入。這要求政府在外債總量與GDP規模、政府財政收入之間保持適當比例,以保證自己的償債能力,畢竟償債能力是該政府能從國際市場上持續融資的前提條件。
顯然,明智的政府應該一方面通過推進自由化改革、改善支撐經濟發展的制度架構來激發國內經濟的活力,從總供給方面增強經濟的效率和實力,從而提高財政收入;另一方面盡量削減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以避免財政赤字的發生和增長。財政赤字的增長是危險的。尤其要認識到,用擴張財政支出來刺激總需求不可能實現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
但事實上,阿根庭政府確實是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官僚和極權成為這個政權的主要特征,“維護穩定”成為這個政權的最重要任務,這點和今日的中共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就是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實施的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一方面(主要是高稅收)摧毀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另一方面導致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的激增,最終使得政府無力支付外債,破壞了貨幣局體制和金融系統的穩定。
前IMF權威經濟學家穆薩(Michael Mussa)有這樣一段經典評論:“………(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在於,阿根廷政府長期以來實行的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對阿根廷來說,這是一個古老的令人沮喪的故事。為了滿足各種各樣的政治需要和壓力,阿根廷(各級)政府形成了花銷遠遠超過稅入的持久的傾向。只要能借到錢來支撐其過度開支,不管國內或國外,它在哪里還有信用,它就從哪里借款。當進一步借錢不再可行或可能時,就求助於通貨膨脹和(或)公開中止償還債務以及剝奪債權人。這就是阿方辛總統執政時期發生的事情,且在1990年的超級通貨膨脹中登峰造極。細節上稍有差異但實質上完全相同,這也是此前50年中(導致了早期的幾次金融危機)不斷發生的故事。可以說,在財政事物的管理中,阿根廷政府就像一個慢性酒精中毒者,一旦開始“吸收”赤字支出的政治壓力,他就再也難以自制,直到造成相當於醉倒的經濟後果。(不幸的是)在過去的10年間,這個故事又一次發生,並且在規模上超過了過去的最高“成就”………”
5) 拉美經濟的特點之四:通貨膨脹
到最後,經濟還是不行。就跟現在中國一樣,股市也跌了,經濟內需還是不足,怎麽辦呢?政府又出一個招,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最簡單,政府多印鈔票,一印鈔票,債就沒了,鈔票也貶值了。本來你銀行存款有100萬,一年後,貶了20%,一下剩80萬,再過一年,又貶20%,剩下60萬不到。貶了幾年,政府的負債是沒了,你上輩子辛辛苦苦賺的退休的錢只剩30萬。阿根廷就這樣。它通貨膨脹到什麽程度?
從1967年開始至1990年,阿根廷歷任政府先後實施了8個經濟穩定計劃,試圖加強財政和貨幣約束,但均告失敗。這段歷史清楚表明了該國政府的機會主義和掠奪性動機是何等強烈,由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操縱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何等的危險。通過擴大貨幣發行量,政府不必經過國會(民眾)的正式認可,就可以獲取大筆收益以彌補財政赤字;經由惡性通貨膨脹,政府可以輕松地把國內債務一筆勾銷。
從1985年到1990年間,鑄幣稅收益占了阿政府總財政收入的大約54%,其中在1987年這項指標竟然高達86%。在1987年這項指標竟然高達86%。正是在這樣的危機情形下,為了穩定貨幣、恢覆經濟增長,由梅內姆總統領導的政府於1991年4月1日實施“可兌換計劃(Convertibility Plan)”,采用貨幣局體制,維持比索與美元之間1:1的匯率平價,承諾比索持有者可以按照這一平價不受限制地兌換美元。這一舉措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證貨幣供給過程不受本國政治的操縱,杜絕政府制造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借用美元的清償能力來支撐本幣的購買力和民眾的信任,實質上是借用美元或者說美聯儲的信譽。
從1991年4月到1998年12月巴西貨幣貶值之前,“可轉換體制”在穩定貨幣和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該方案實施後不到三年,通貨膨脹率就從4位數降到了1位數,1993年為7.4%,1994年降為3.9%。貨幣穩定改善了投資環境,外資大量流入,與此同時阿根廷政府逐步解除對貿易、投資和資本流動的管制,經濟開始強勢增長。從1990年到1993年,實際GDP累積增長了28%。最初的覆蘇過程結束以後,從1993年中到1998中,GDP年均增長率仍然高達4.4%,何況由於受到墨西哥貨幣危機的沖擊,1995年實際GDP比1994年的水平下降了2.8%!同時期,通脹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其中1996年通脹率為0,1998年CPI僅比上年增加了0.9%。無疑,“可轉換體制”功不可沒。
1994年墨西哥危機發生後,該體制的信譽面臨著真正的考驗。一方面,民眾和投資者的信心受到影響,美元存款從銀行系統大量流出,資本外逃嚴重,基礎貨幣相應萎縮。另一方面,“可轉換體制”的靈活性又比較成功地緩解了部分壓力,因為阿根廷央行保有在一定程度上調控貨幣供應量和應付流動性危機的手段,從而免除了貨幣貶值的必要性,顯然有利於支撐人們的信心。
經歷了短暫的急劇衰退之後,1995年底阿根廷又恢覆了快速經濟增長,一直持續到1998年末。正是這些業績成就了阿根廷的輝煌和榮耀。同一時期,阿根廷出口部門的業績更為出色。
在1991~1993年間,實際出口總值年均增長1.8%,對GDP的迅速增長貢獻不大。然而在1994~1997年間,出口總值年均增長率高達14.4%,高於其他7個主要拉美國家總體上11.1%的業績,明顯拉動了整個國內經濟的成長。可見,在1998年12月巴西貨幣貶值之前,根本不存在(由於釘住美元導致)比索高估從而影響出口競爭力的問題。
“可兌換體制”並非僵硬的純粹的貨幣局體制,保留了一些中央銀行的特征。這種靈活性在遭受非對稱的外部沖擊時發揮了緩沖壓力的正面作用,盡管也會削弱人們對貨幣局體制的信任度。但是,由於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系統的儲備資產中含有大量本國政府債券(主要是美元債務),一個嚴重的危險是,一旦政府無力支付債務,金融危機必然發生,“可兌換體制”必將岌岌可危。
實際上,“可兌換體制”後來面對的壓力並不是自身缺陷造成的,而主要來源於政府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和停滯不前的自由化改革(如勞動力市場的嚴格管制)。阿根廷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此。如果“可兌換體制”在客觀上要對危機負一定責任的話,那就是,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手中,它成了方便官僚們從國際市場上低成本借錢以滿足其揮霍欲望的工具。但是,這不是“可兌換體制”自身的錯,因為它同樣能迫使或鼓勵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進一步加強財政約束,實施更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努力改善支撐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
現在中國大陸政府也是這樣。兩年前,也是在德州開會時,我跟他們說,人民幣沒有升值的機會,那麽多壞帳怎麽升值?他們也知道不能升值。我跟他們說,你一年貶20%,老百姓吃點苦,但有一個條件,你看俄國改革時,這麽大的變化,它的一個社保體系和醫療保險不變,老百姓再窮,但餓不死,只是他們享受權沒了。朱镕基一上台,把社保體系砍沒了,他省多少錢?一年省掉兩萬億。把醫療保險也給砍了,一下省四萬億。總共城市那點錢,一年砍掉六萬億開銷,他覺得經濟發展了。可是老百姓退休時沒有錢花,看病沒有錢看,社會動亂就出來了,這是很大問題。阿根廷通貨膨脹時,還有社保體系,通貨膨脹都受不了,而中國現在,有通貨膨脹但沒有社保體系。
6) 政府私有化補充財政收入,取消社保與醫療保險,雪上加霜
壞帳那麽多,通貨膨脹是必然要走的路。但是我建議他們要把社保解決了。所以股票市場的國有股鬧的那麽兇,我說你是7000萬股民重要還是13億老百姓重要?還不如把那十幾萬億的人民幣錢都做社保基金算了。你每年拿點錢給老百姓發退休金,救濟老百姓,給他們看病有個著落。通貨膨脹時,老百姓也就是吃飯比較困難,以前吃一斤肉,現在吃一兩,至少能維持,把困難階段度過去。否則,中國政府的壞帳終有一天都要暴露出來的,都要老百姓去承擔,有錢人跑美國,加拿大去,沒錢人怎麽辦呢?你把老百姓錢都坑完,難道你還要再坑第二次嗎?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本來就得要做一個準備工作,就是保障老百姓最低的一個生活。
但中國政府不這麽做,它學阿根廷,學它通貨膨脹。前兩天剛剛公布,今年一到三月份大陸通貨膨脹率3.9%,我真的不相信。去年12月份他們公布原材料漲價71%,我想71%怎麽變成3.9%?真的太懸殊了。他們講就是3.9%,你信也得信,這是我們統計的。就跟我上次在明尼蘇達講,山東省講,我們的GDP是保留資料,沒敢多講。反正他們總是有理由,臉皮很厚,說他們說謊,他們不承認,說是資料出偏差了。中共什麽都統一,就是資料,他們不統一。真是這樣的。
再看看阿根庭是如何借私有化來增加政府收入的,1991年4月梅內姆總統爭取到了議會的認可,大膽啟動了貨幣局體制。盡管開始IMF對此是有疑慮的,但是還是給予了支援。不幸的是,後來梅內姆難以抗拒各種政治壓力,該體制逐漸成為政府低成本借款的工具。
在IMF的隱含擔保下,由於比索借用了美元的信譽,國際資本開始大量湧入,主要是購買阿根廷政府的美元債券。經由中央銀行換成比索之後,政府是如何開銷這筆財富的呢?這部分外資幾乎沒有流向公司融資市場,也沒有多少形成了政府的服務性支出(如司法、公共安全、教育,基礎設施等)。盡管支援了不少公共工程項目,但大部分資金還是變成了公共部門雇員的薪水和社會保障支出。
相比私人部門,公共部門的就業人數(傳統上就很高)增加更快,工資率更高,毋庸質疑生產率也更低。這簡直是阿根廷人的盛宴,只要他在公共部門就業或通過其他途徑與這個特權系統保持著親近的聯系。外資一旦被分配到了政府的受益人手中,大部分被用來購買上好的進口商品,去國外旅遊以及投資於國外的硬通貨資產。就這樣,由政府借進來的外國資本大部分又經由私人渠道流了出去。
但新一輪外資又流進來,加上政府得自私有化改革的收入作為補充,以維持國內貨幣供求和國際收支的平衡。然而,隨著這一過程的持續和重覆,外債持續增長,政府開支的增長率也遠高於經濟增長率。梅內姆總統從90年代初開始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包括自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最重要的是1991年4月實施的“可兌換計劃”。
在1990~1993年期間,經濟迅速恢覆增長。在此期間,梅內姆還試圖削減財政赤字,消除通貨膨脹的隱患。意識到削減政府支出會立即招致選民的反對,他選擇了提高增值稅率(從16%分兩次提高到21%)。他還頂住了工會組織的強烈反對,堅持出售一批國有企業和公用事業。強勁的經濟增長,私有化收益和1993年的布拉迪債務重組都有助於改善財政狀況,總的公共債務對GDP的比率在1993年降到了29.2%。
在這點上和以前的江朱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及目前的胡溫政府施行的宏觀調控政策非常相象。大家只要一對比,馬上就看出了中共財政政策走的路線和以前的阿根庭政府是一模一樣。沒辦法啊,不是中共不想走新路,而是社會環境和局勢逼著他必須要走老路。
阿根庭從1993年中期開始,經濟進入良好的正常增長階段。然而隨著經濟狀況的顯著改善,梅內姆開始難以抗拒貝隆主義者長期形成的要求政府增加福利支出的政治壓力。1994年,財政預算開始大幅度增加。1995年,經由政治策略和許多讓步,梅內姆成功地再次當選。為了能再次連任(憲法是不允許的),在第二任期里他盡量避免觸犯他人以爭取政治支援。結果,財政開支和政府債務規模變得難以控制。你們看看,這和當年的江澤民和朱榕基多相似,利益交換嘛。
盡管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沒有對阿根廷經濟產生多少負面影響,但畢竟投下了陰影。在IMF的督促下,梅內姆也試圖削減政府支出,並采取措施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但是工會以大規模罷工作為答覆,結果作罷。悲劇的種子就是在繁榮時期種下的。從1993年到1998年,經濟保持著年均4.4%的增長,而且還得益於私有化的收益,但是阿根廷公共債務對GDP的比率從1993年的29.2%增加到了1998年的41.4%,同期財政赤字總額對GDP的比率增加了12.6%(不含1993年)!而阿根廷政府從未能征收到超過GDP20%的稅收。顯然,“榮耀”的背後潛藏著深刻的危機。在經濟繁榮的時期尚且如此,怎麽能指望該政府處於經濟衰退的時候能有所收斂呢?
1998年12月以後,阿根廷經濟陷入衰退,稅收相應減少,同時要求政府增加補償性福利支出的壓力卻不斷增長,公共財政狀況雪上加霜。梅內姆要求議會修改憲法為他再次連任總統提供可能性,結果沒有成功。在1999年12月德拉魯阿繼任總統,面對著不斷增長的政府債務,他選擇了錯誤的對策——大規模增稅。2000年1月,政府對於年收入3萬比索以上者增加了個人所得稅,同時增加了財產稅、飲料(酒)稅和汽車稅費,還對煙草征收特別稅。2001年4月生效的所謂《競爭力法》(Competitiveness Law)設立了金融資產交易稅。稅率最初定為0.25%,後來提高到0.4%。2001年8月,政府又頒布法令把金融交易稅提高到了法律許可的最高限——0.6%。此時,阿根廷的增值稅率為21%,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稅為31.9%,最高收入所得稅為35%。你們再看今天的胡溫政府,不也是遇到了這個問題,怎麽辦,增稅呀。在幾年前,朱榕基就已經開始增稅了,連銀行利息稅都開征了。
相比之下,美國的銷售稅一般在0~9%之間,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稅僅為15.3%,而對銀行帳戶交易根本不征稅。沈重的稅務負擔嚴重打擊了本來已經有覆蘇跡象的國內經濟,經濟衰退加劇,同時刺激了逃稅行為。
其中,金融交易稅尤其有害,因為它鼓勵了銀行儲戶提取現款,用現金進行交易以逃避稅收。可想而知,政府稅入只會縮減。顯然,政府已經無力支付債務。到2001年第三季度,公共債務達到1410億美元,相當於1994年水平的2倍,但2001年的GDP只比1994年增加了5%(人均GDP實際上下降了)。中國在幾年前也是采取了這種策略,這就是施行銀行利息稅。結果,大家存款收入還要交金融交易稅,這和當年的拉美非常相象。在另一方面看,中國的公共債務那里是當年阿根庭能比的,人家才一千四百億美元,可是我們中國,早就超過了一萬億美元。中國可是比當年的阿根庭“榮耀”多了。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啊。
從全面上看,中共目前的狀態和阿根庭多麽的相象。當年阿根庭出現的問題,今天的中共全都同樣存在,而且更嚴重。中共目前是加稅,固定匯率,增加國債,從去年底開始又進行通貨膨脹。特別是中共的稅收,每年都是以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例增加,遠高於GDP的增長幅度。
政府債務危機威脅著“可兌換體制”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因為中央銀行的儲備中有大量的政府(美元)債券,商業銀行的資產中也有不少政府債券和貸款。盡管債務問題在不斷惡化,然而在2001年3月卡瓦略再次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以前,比索的信譽和銀行系統仍然相對良好。先前,卡瓦略曾經表示,歐元應該在外匯儲備中與美元平分秋色以解決儲備不足問題,而最終比索應該走向浮動。顯然,貨幣局體制的信譽受到威脅,卡瓦略一上任,銀行間比索利率幾乎立刻激增,銀行存款的流失開始升級。6月份政府采取了更致命的錯誤決策,貨幣局體制已經名存實亡。6月19日,卡瓦略宣布實行多軌匯率制,即對於出口部門比索幣值低估,對於進口部門幣值高估,所有其他交易按照比索對美元1:1的平價。此前,政府對於自由兌換基本上沒有實施管制,匯率是單一匯率。對於“可兌換體制”更致命的打擊發生在6月25日,國會通過法案批準了經濟部長卡瓦略提出的計劃,打算把比索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轉變為釘住由美元和歐元各占1/2所組成的一籃子貨幣。阿根廷民眾和國外投資者的不信任發展為恐慌,比索利息急升,美元儲備加速外流。你們知道未來中共會怎麽做嗎?草庵居士的狂話先在今天就放這里,中共還會和阿根庭走一樣的路,采取多國貨幣一攬子計劃。放棄緊盯美元計劃,實行美元,歐元,日元掛鉤的一籃子貨幣。最後的結果,阿根庭就是例子。
再看今日的中共政府,同樣是引以為榮地高喊著:“外貿增長和外資投資增長”是維護中國發展的兩大利器。同樣也是廣發債券,利用各種手段提高公務員收入,拉攏利益集團。同時,今天的中共政府同樣也是不去削減政府財政開支,而是企圖擴大稅源和提高稅率來增加財政收入,與此同時,由於政府無法負擔龐大的財政開支,任由地方政府變賣土地資源來達到維持政府開支及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另一方面的征兆則是,大量的資本外流,全國貧富分化嚴重,失業人員大量增加。政府官員及利益獲得者花費大量的資本去購買海外生產的高級商品,大量的資金通過各種手段返流到海外。而中共金融問題及社會問題,其狀況的嚴重遠超過當年的阿根庭。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正在為未來的中國積累崩潰的種子。政府財政沒有錢,也是靠出賣國有資產來維持政府開支。可是,中國與阿根庭有一點不同的是,當年的阿根庭是個高福利的國家,大量的財富用於社會。而今日的中國則沒有這個負擔。但這個負擔也有好處,就是在危機的時候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救濟窮人。大家想一想,中國如果出現了阿根庭式的經濟危機,誰管窮百姓啊?有錢人早跑了啊,可百姓往哪里跑?他們連飯都吃不上,還有前去移民?
7) 通貨膨脹引起貧富分化加大,外資抽逃
阿根廷通貨膨脹造成什麽問題呢?就是百姓貧富分化加大。有錢人卷錢走了,知道消息的人也卷錢走了。所以受痛苦的是老百姓。這種情況下,政府信用受到很大打擊。打擊之後,造成匯率上,貨幣體系上的非常大的變化,外國對政府及經濟不信任,緊接著外資抽逃。這點跟大陸一樣。大陸現在,外資抽逃去年開始非常明顯,幾年來,二萬五千億美元的外資跑了啊。象西部石油工程,一下子300-400億美元抽逃出來。為什麽抽逃?就是他們看到中國不穩定,經濟亂象太多。外國人都不傻,不是說,幾個億都花了,也勘探出哪有石油了,該投資采石油了,跑了,哪有那麽傻呢?他覺得不值得,幾百個億投進去,萬一政府一亂的話,真的百姓沒飯吃,要砸油管的。
新疆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在大陸有很多“致富”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準備個膠皮管,用榔頭在輸油管鑿個窟窿,插上膠皮管,用抽油機來抽石油。他們天天鑿,天天抽。石油公司派很多人去巡邏,開始巡邏隊還抓抽油的人,後來覺得,抓他們罰款還不如我也去抽,這樣發財多快啊。所以在新疆,很多人抽油。我去新疆就看到了。輸油管通常離公路很近,我看到管道邊有許多像繩子一樣的東西掛在那里,別人告訴我那都是抽油用的。沒人管。西方石油公司看到法制不行,抓不了,中國政府都互相保護的,鄉里鄉親的,怎麽抓呢?大家都是不偷白不偷,“愛國主義”這麽強,偷“美帝國主義”的油,那當然要偷阿!所以很多西方石油公司撤走。
早幾年,我就預測說中國政府最終要走向通貨膨脹的道路,這不是我草庵居士本事大,而是中共太無能,本質上的東西改不了,他改革了二十年,本質上的獨裁改了嗎?沒有嘛。這點他都改不了,經濟上能有大的作為嗎?我看中共是七歲看到老,只要他還維持現在的體制,別說改革二十年,就是五十年,還是保持現狀。經濟規律不是靠嘴說就能改變的,那是要拿出真東西。這通貨膨脹的規律也是一定的,政府沒有錢,財政赤字一大堆,怎麽辦,總不能靠侵略別國去打家劫舍吧。沒別的辦法,只有靠通貨膨脹,讓百姓來承擔。到時候,窮百姓還得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民族主義大發揚。不過,有錢人是不會這樣的,他們早跑到海外西方國家去了,誰和你發揚共產主義風格,那不是傻瓜嗎?
8) 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變看法
不過,起重要作用還是有的,我是看衰派,大陸講是崩潰論的鼓吹者,但也有看好的人,給他們出建議的人,這人叫謝國忠,他是摩根士丹利駐亞洲的首席經濟學家。這個人去年上半年以前一直吹共產黨好,來投資吧。後來,去年年中的時候,他變了,他整天說中國房地產泡沫化,經濟危機馬上就要爆發,為什麽?他很清楚他看到的是什麽。中國不是他以前說的那麽好,能賺錢是好,但不能因為賺錢把自己送監獄去啊。美國可不是中國,那里有嚴格的法律制度,你不能誤導投資人,否則你就是欺詐,那可是聯邦重罪。結果,看好的人,最近變成了最厲害的崩潰論鼓吹者。
9) 貪官化國有資產為己有的內幕
中國經濟就是這樣。很多人看中國經濟就只看表像。前兩天,人大剛剛公布,公安部部長助理講的,有4000個貪官外逃,帶走500億美金,等於每個人帶走一億人民幣。所以中國大陸,幹什麽都不行,最好是什麽呢?當個銀行行長,哪怕分行行長,都能帶10個億人民幣走。大家辛辛苦苦打工,別說四年,就是40年,你都賺不到10億人民幣。哈爾濱的那個高山,做銀行分行行長只有四年,就帶走10億人民幣。還有個官方沒透露的事情,建設銀行吉林分行,一下就蒸發了三個億人民幣。當銀行行長是多好的生意啊,搶銀行都沒有他們厲害,你什麽時候,在哪個國家看到搶銀行的土匪一下就能搶一個億美元,哪得用多少輛汽車來裝啊。一個手提公文箱才能裝一百萬美元現金,一個億美元就得用一百個公文箱,要是裝人民幣,得用一千個公文箱,每人一次提兩箱,那得去五百個人,你們看見過五百個人排隊搶劫銀行的嗎?要是去兩個人搶銀行,光是搬錢就得把他們兩個人累死,一箱錢大約是二十五磅,一千箱是兩萬多磅,十多噸重啊,這是體力活,搶銀行又不能慢悠悠的偷工減料,得多快好省抓緊時間,能幹這個的都能評為全國勞動模範,要是在一個小時都能搬完,那就得是世界勞動模範。多光榮啊。
中國的貪官這麽多,你可能會問,中國經濟挺好的,沒見著有問題阿?大家可能沒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跟阿根廷一樣,實行固定匯率。跟阿根廷不同的是,中國是公有制,也就是說,土地、礦山等資源是國有的,不允許買賣的。沒有買賣的時候,它就沒有價值,也就是,它的價值沒有在人民幣體系體現出來。人民幣發行的時候,沒有把土地、礦山作為貨幣基準價。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是把現有的資源,你挖到的媒,產的鋼鐵等作為貨幣流通資源。但土地賣的時候,他們喜歡合資,賣土地、礦山給外國人的時候,他們拿到的是美元。等於說,土地、礦山等在體現價值的時候是在人民幣之外的系統在流通,是在美元系統流通,而美元用作外匯儲備去了。人民幣系統不包括或包括很少一部分土地、礦山等資源。這種情況下,等於人民幣出售時,增加了信用金,等於人民幣是增值了。所以貪官偷漏錢,你們感覺不到。你看它賣那麽多地,什麽時候在人民幣系統流通?沒有!另外,礦山、土地在美元系統流通時,你更看不到了。所以,中國百姓說,沒看到那麽多貪官拿那麽多錢,要真有那麽多貪官,中國早垮了。垮不了,為什麽?中國礦山、土地價值還有100萬億,每年才偷了四千億人民幣,想偷完,早著了。四千億在一百萬億里面才占多少比例啊?千分之四啊。你存了一千人民幣,丟了四塊人民幣,你會急嗎?能影響你生活嗎?所以中共的經濟體系有兩套,人民幣體系和外匯體系,而他們偷錢,看不出來,你根本不知道,知道了也感覺不出多少影響。
10) 中國經濟拉美化還造成教育分化
中國政府的根是共產主義,身子是社會主義,穿長袍馬褂,它的帽子改成資本主義。戴個禮帽,還穿著馬褂呢!它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個色,你不能那麽理解,應該是“色情”的色。你看在中國,小姐遍地。中國經濟的整個發展過程,跟拉美化的過程很接近。拉美化的特點就是貧富分化,貧富分化造成教育分化,因為政府沒錢的時候,最容易砍的就是教育經費。在美國也是,你注意一下就可以發現,當財政赤字的時候,最先砍的是教育經費,然後是社保經費。最容易當選的時候,也是,競選者會說,“我們要增加教育經費,給兒童一個好保證,然後要增加建保。”拉美國家也是,先減教育經費,而後是社保經費。越窮的人越沒說話權力,造成分化。所以有錢人一看,我要跟當官的在一塊兒,要不然,我也成窮人了,所以權、利結合。中國大陸走的就完全是這條路。
11) 通貨膨脹導致地方經濟割據,與中央矛盾加大
現在中國大陸通貨膨脹剛剛開始,大家可以看到,糧食等基礎材料都在上漲。人大開會時說,中國通貨膨脹剛剛開始,後發力量還沒有發揮出來,要大家提高警惕。老百姓怎麽提高警惕呀?政府走到這一步,它沒有辦法控制。我知道溫家寶想控制,可他沒辦法。現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是統一的,都是中共,因為他們知道,這條船破了,大家不能鑿洞,得去補,否則大家都得沈。但是經濟上是割據的,因為有利益在。地方財政不願上交中央,尤其象福建、廣東等發達地方。他講,我為什麽要上交?上交後都補給甘肅、西藏去了,我的老百姓受窮,經濟發展不好。所以都想辦法隱瞞。所以這條船上,你看很多人在補洞,但你不能拆我的床板去補洞,我得拆他的床來補洞。
胡、溫剛剛上台,需要地方支援,地方不支援,他們也做不下去。怎麽辦呢?就討價還價。大家回想一下,朱镕基時代的時候,朱镕基跑到各省去跟地方談判,談國稅的問題,最後形成銀行體制變化。取消省行,改地區行,收國稅上來。溫家寶現在收不上來。在地方稅務局呢?是保地方稅收,不保國稅。這次中央政府又改了,地方政府賣地,有錢了,但中央沒錢,所以要學美國收地產稅。兩個月前,我在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分校講,中央政府一定會這麽做。結果溫家寶很聽我話,這不,人大開會通過了,今年7月份施行。表面上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一致的,其實不是,是割據的。地方政府是很反對收地產稅的,因為幾種稅一合並後,無形中就壓低了房子、土地的價格,因為承受能力都在那里。而且地方政府的財政越來越依靠出賣土地的收入。
我再透露個秘密,這次開人大會時,在私下開會時,他們一致反對中央收土地稅,但是溫家寶特地跑到一個小組會上講,這個政策是不能改變的,我們要堅定不移要執行的。從這點上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政上矛盾越來越大。從表面上看,好象中國經濟挺平穩的,但實際上,中央與地方矛盾加大,要不就是,中央向地方妥協,而不是地方向中央妥協。我的觀點就是這樣的。最終,沿海省市與中央政府靠近,而內地省市和中央拉開。新疆、西藏獨立就會出來,那邊人會越來越不滿。因為中央財政主要依靠東部沿海城市,而西部交錢少,政策、資源就給的少,說話的權力也沒了。這不象在美國,靠選舉,它這是誰給錢多誰聲音大。而另一方面,富裕發達的省份,上繳的錢多了,時間一長也會鬧分裂,憑什麽我創造了財富要白給他們?窮的省份也想,我窮,還不是你們廉價地利用政策挖我們的地下資源,憑什麽我的煤和石油就白送你們用?這種情況一旦延續久了,你們說,能不分裂嗎?別說七國論,連十國都可能產生。
IV 建議
中國大陸出現這種狀況就跟阿根廷非常非常接近,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矛盾加大。通貨膨脹的結局就是中央政府的信用崩潰。銀行的壞帳,真的大家一去取錢的時候,銀行真的受不了。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建議,你在大陸有親友的,一定去買房子,但不要用自己的錢買,你可以貸款買,總比錢在那里放著貶值好。為什麽這樣說,我草庵居士講話都是有根據的,在美國講話不能亂講,否則大家告我欺詐我可受不了。
就在前一個月,中國最高法院通過了一個條例,什麽條例呢,這可是個很重要的條例:為了全國的穩定,銀行貸款給賣房屋者,如果這個抵押貸款人無法支付貸款,銀行不能將這個人趕出去,特別是在他沒有第二套房屋居住的時候,更不能將矛盾推向社會,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
各位瞧瞧,多好的政策啊。這是我看到的,自胡溫上台以來最好的政策。有這樣的政策,你還不趕緊利用。你不是傻瓜吧,不是傻瓜就趕緊買房子啊,買最好的房子。貴不貴不要緊,關鍵是你能不能趕上這一波。這可是好事情。買了房子繳不出貸款也沒有問題,先住上,然後慢慢再談。只要你能拿到貸款,最好是百分之百的銀行貸款,出事也有銀行頂著,你怕什麽?要是房地產跌了,你沒有損失,通貨膨脹了,你有房子,貨幣貶值了,你占了大便宜。多好的事情啊。中央政府讓你發財,你一心為國著想,不想沾這個便宜,那你不是傻瓜是什麽?你不支援中央政府的政策,你那不是愛黨愛國,是跟不上形勢,自甘落後。你窮是你傻呀。中共能喜歡你這樣的傻瓜嗎?別人見了你都得說你一句,在中國怎麽還能見到你這個傻透了腔的人。
1) 大陸公司在美上市就告它
再有,為了不讓大陸政府到這邊來騙我們,一旦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就去告它,中國大陸上市公司都是做假帳。我有個口號在草庵居士的大力宣傳下,經過了三年時間,現在是比較知名了,這就是:“買中國股票,也許會漲,它若不漲,就告它,讓它賠償”。中國大陸經濟界和中國政府都知道,中共官員都說這個草庵居士太壞,說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就告它。其實,大家想一想,我這是為他好啊。也是為國為民做貢獻啊,也是為了中華民族保留一點財產。你想啊,他到美國上市,企業漏洞百出,我不去告他,別人也會告,我好歹也是個華人,還是個愛國僑胞。我告了他們,他們把錢賠給我,好歹也是留在華人手中。包不準那天,中國體制變了,我就把錢放到大陸去投資,沒準還無償捐獻出來。這不比被別人控告好多了。我這也是“曲線救國”。所以,在座的各位,只要你們是華人,是愛國僑胞,都要準備好,見到了大陸企業到美國上市,看準時機,第一個去控告他們,千萬別猶豫。一猶豫,機會錯過了,你那就不是愛國愛民了,你那是賣國。中共總理周恩來講過:“愛國不分先後,不分時間,不分地點,不分形式”,大家都受過高等教育,怎麽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呢?控告中共就是我們海外僑胞最大的愛國行動。所以,在這里,我求求各位,請你們拿出一點良心和愛心,控告中共吧,不要不愛我們的中國。
2) 仰融案的啟發
為什麽呢?就說仰融吧,他告金杯汽車,他告27億美元,不告都不行,因為律師不幹。律師要分成,等於好幾億美元哪。中國政府要拿幾億美元和解,律師說,你同意嗎?同意的話,那幾億給我,我要賺到,差一點就算了,否則你要出律師費。仰融能同意嗎?不行啊,律師費是幾億美元啊。告了半天,錢沒有要到,還要出律師費,下半輩子沒法活阿!所以,在目前,仰融想和解都不行。
中國政府也沒辦法,因為它當時想在美國募集錢,仰融也和中國政府有貓膩。問題是中國政府跟美國政府有個上市公司信用憑證。中國政府一蓋章,等於仰融所有東西都是合法的。美國法院問,你不合法,當時中國政府怎麽承認了呢?是不是中國政府作假?中國政府又不敢說它作假,說仰融欺詐。法官會質疑,欺詐要把證據拿出來。仰融有沒有錢,很多人都知道,他早先是中南海一個廚師,可是他一出資,出了1000多萬美金,我們都很奇怪。當時中國工商局、稅務局統統給他蓋章,仰融有這筆錢,我們都驗過資了,執照什麽都有。美政府說你不承認,那中國工商局和政府就是欺詐,你是欺詐美國的股民,因為我們是相信中國政府出的報告。
仰融現在告的是遼寧省政府,一旦告成功之後,他可以告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在剝奪他的金融權力時造成他的經濟損失。這是第二步,我們曾經幫仰融估計了一下,他可以告200億美金。第三步,就是集體訴訟了。美國買金杯股票的股東一起告。股票下跌了,仰融在時好好的,現在下跌了,要賠我們損失啊。這一告可就大了,估計得有400-500億美金。前些天新浪又被告了,網易被告,結果網易私下和解。前程無憂和中國人壽也被告了。中國總共上市了沒幾家公司,現在唯一沒被告的就是搜狐。但他未來會不會被控告,我沒有把握,天知道。
控告中共有一個好處,這就是幫助中國手術,割掉毒瘤。你說這不是愛國嗎?人要是病了,做手術當然要痛,你當醫生,不能怕病人痛就不割毒瘤啊,你不手術那不是害病人嗎?控告中共也是為了中國好,別怕別人說你“反共”,說你的人都是對中國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圖坑害中國的人,是對中共懷有深仇大恨的人,你控告中共才是愛國行為,是為了國家好。
3)要去掉毒瘤需掐斷其經濟命脈
所以我告訴大家,中共獨裁,沒辦法,就像毒瘤,還有血供著它,所以得把血給斷了,從經濟上給它斷了。你不光是揭露它,還得從經濟上把它斷了。在坐的各位如果在大陸有親屬做小生意,你可以投資一部分錢,要簽一個比如兩年還款的協定。這樣,如果工商局欺負他們的話,你就可以在美國法庭告中國政府斷絕你生意來源。這樣可以保護你的親屬,因為他們一看你在美國告他了,他們就不敢抓你的親屬了,他想,惹這麻煩幹嘛呢?大陸華人在美國有百萬移民,假若有十分之一的華人與中國親屬合股做生意,當你生意遭損失的時候,你想,中國大陸每年有十萬官員要到美國來應訴,那美國法庭得多忙?中國真得成立一個部門,叫“赴美應訴部”。這是個很好的途徑,既能保護你的親友,又能逼中共改革,所以要從經濟上斷其血脈。
除毒瘤要把血斷掉。政治上,“九評”都講了,我是覺得很透徹,真是這樣,看完之後,覺得是被揭露的的“體無完膚”。以前只覺得中共不好,但不好在哪里呢?模模糊糊。看完之後,覺得“九評”真是很好,很透徹。說實話,我是沒煉過法輪功,我是昨天才拿到一本法輪功的書《轉法輪》,看了21頁。我就看明白一點,李洪志先生說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真理。我也在想這個問題,在美國是真理的東西,在中國就不是了。在美國,講誠實,不能欺詐,欺詐是聯邦重罪。可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你要說謊,你是“英雄”,共產黨騙這麽多年都沒騙過你,你真厲害!趕緊到共產黨里來當官兒吧!
3) 由重慶學童看中國經濟真實情況
我是搞經濟的,走到哪里都會問問房租有多少啊等等。走在路上,看到99美分店,就知道附近這個區可能收入不太高;那邊看到高檔店,就知道附近的區比較富。可是在中國可不這麽看。它到哪都給你弄堵墻。你到上海、深圳去,表面上看到高樓大廈,可是到內地去,會看到,“外國人禁止入內”。所以很多人上當受騙。特別是在美國這邊很久的人到大陸去,看著哪都好,以前在大陸從來沒見過這麽多高樓大廈。可是你不能到內地里邊去看,那真是很淒慘。我給大家講個小故事。
很久以前“希望過程”交400美元就可以認養一個小孩,我認養了三個,其中一個女孩在重慶。我去重慶做生意,也去看看她。給她打電話,他們村里的電話還要用手搖,還得等,因為你要找的人不一定在,他們得走20多分鐘才能走到她家。女孩的爸爸不認字,女孩把我的地址記下來,之後他們就往這趕。我想也就一個多小時就到了,沒想到他們一天之後才趕到。為什麽呢?乘汽車確實是一個多小時,可是他們沒錢坐車,是走來的。來了之後,我給他們在賓館訂了個房間,他們說什麽也不肯住,非要住賓館的樓道里。那四星級賓館不讓住樓道,他們問我多少錢,國內四星級賓館也才500多人民幣,不貴。結果住下來之後,我帶孩子去吃個飯,再給她買些文具,書包、筆、本子什麽的。剩下幾百元人民幣,我就給那女孩。那孩子從來沒見過這麽多錢。然後她爸爸就讓孩子跪下來說,這孩子就交給你了。我說這不行,我還得回美國。他說這孩子長大之後就做你老婆了。他說我們非常感激,要不,這孩子長大也沒出息,只有長大讓她找個好人家。就到了這種程度。所以那時候,我真覺得很淒慘,臨走時,在賓館找人私下換了些人民幣給他們。那孩子每年給我寫封信來,看了之後,真叫我非常感動。所以,中國真的很窮,關鍵是你是否看得到。
4)中國的貧困標準低於聯合國貧困線
我們在這邊生活得都很好,大家也都該講點良心。我們不是要推翻共產黨,你其他黨到中國去搞獨裁,我們也要揭露它。我們是希望中國的百姓過得好一點。我們在這里的華人有房子有車,沒到要領救濟的程度。可是,在中國,百姓連救濟都沒的領。中共公布的中國貧困人口不多,但是要按照聯合國每天一塊美金收入的貧困標準,在中國就相當於一人年收入300多美金,合人民幣2000多。按此標準,中國一三口之家年收入要超過7000多元才在貧困線之上。可是你知道,中國一個農民三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4000多人民幣,連聯合國規定的最窮的標準都沒有達到。中共政府說,我們貧困的農民只有7000萬,為什麽?它用的標準不同,它的標準只有每天十幾美分,不夠聯合國標準。如果中共政府敢用聯合國資料統計,你看他公布出來的資料會是什麽樣?全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國際標準的貧困人口。
5) 真正愛國,就是要中國民主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是說要反對共產黨,而是要中國真正民主起來。不能說某些人富得都有幾百億,而窮人真是太窮了。我們到那兒去投資,想救濟一下老百姓,結果,百姓沒救濟到,錢都叫貪官給弄走了。總不能老這麽惡性循環。所以,“九評共產黨”也好,我們做這個研討會也好,我們真得為中國的子孫後代考慮一下。我想,我們真正愛國的時候,我們不是要推翻某個政黨,而是要真正建立民主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任何人,哪怕流氓、壞蛋都不能再做流氓、壞蛋,他得為老百姓做事。我覺得這是很重要。我們在看中國的時候,不能說現在經濟好了,就可以當流氓、壞蛋。那流氓、壞蛋穿的再光鮮,他還是流氓、壞蛋。不能說他住在豪宅、大樓里,就不是流氓了。我覺得大家都該關注這個事情。
我覺得法輪功之所以很成功,就是他們維護最基本的煉功自由的權力,你不要迫害我。在美國這很正常。你不能說江澤民不煉法輪功,全世界都不讓煉。法輪功做到了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力,這就是中國的民主、自由。所以中國人應該跟美國人學,跟歐洲人學,你不要侵犯我的權力,否則,我去告你。這樣一來,你看他還敢不敢搞獨裁?大家都要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如果你大陸親屬的權力受到侵害,你可以在美國起訴,政治上告也許有困難,因為政治制度不同,但經濟上告一定可以,就說美國人的經濟利益受到侵害,因為美國百姓的經濟利益是第一位的。要有10萬個人告中共,他們得有10萬個人到美國來應訴,你看它倒不倒?你看它還改不改?它不下台也會變成民主政黨。這一點是我們要做到的。
好,謝謝各位!
北京一家商店里,民眾排隊買米。(Photo by Cancan Chu/Getty Images)
中國糧油價格上漲的隱情
(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齊月報導)十二月份以來,中國市場上的糧、油價格普遍上漲,其漲速之快,漲幅之高,已創歷史記錄。
目前,全國大中城市面粉價格漲幅超過10%,食用油的價格漲幅更超過20%。中國糧油價格上漲的原因有著很強的國際背景,也有不為人知的隱情。中國糧油價格上升原因錯綜覆雜,頗令人們關注。對此,記者蔡紅采訪了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伍凡先生和美國泛美投資集團副總裁,評論人士草庵居士。草庵居士指出,糧、油價格上漲無非是糧食的短缺或者貨幣的增發。如果沒有這兩個原因發生,它一定有其獨特的原因。 連接收聽
草庵居士認為,中國市場上的糧、油價格普遍上漲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比如說第一點:中國的糧食在今年上半年是豐收的情況,並沒有減產。而現在糧價漲價的時候,是從十一月份開始。而十一月份往往是秋收的時候。按照以往的慣例,秋收之後的糧食是下跌的。而不是上漲的。糧食上漲的季節往往是三、四月份。那時候是在春季收割糧食之前,糧食會有短缺。而中國現在糧油價格上漲出現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事實上中國整個現在公布的情況是,整個中國今年的糧食還是要比去年比略有豐收,略有增長。
香港《東方日報》的評論指出,中國糧油價格上升,首先是受國際市場供不應求、價格上升的牽動。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報告,今年主要糧產國均減產,而需求卻大幅增加,導致國際市場糧價攀升,小麥、玉米和大米等價格達到近十年最高水平。
草庵居士首先從國內和國際的糧食情況分析說,中國的糧食現在公布的情況是,中國今年的糧食要比去年略有豐收和增長,而不是減少。中國的糧油價格從總體上來看,不是因為欠收造成的。在國際上整體糧食上也沒有欠收。而且國際上糧食上漲的幅度並不大,糧食整體上漲並沒有超過百分之十五。而中國最近的糧食價格上漲超過了百分之三十,最近幾天達到了將近百分之五十,有個別品種達到了百分之百的上漲。這種情況就出現了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也有人分析說是中國經濟政策有問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糧食價格上漲是通貨膨脹的一個表現,從這里看糧食價格上漲必然是要有一個原因,要不然是貨幣增發了,大量增發貨幣造成貨幣多了,會造成糧食價格上漲。但是從中國大陸最近一段時間看,中國大陸每年都在增發貨幣,而增發貨幣都沒有引發糧食價格的劇烈上漲。而今年的貨幣增發量沒有超出往年太多,比往年略微增加一點。但是出現糧食價格這麽大幅度上漲,其他產品價格沒有上漲,也不符合經濟學上的概念。所以糧食價格上漲我們可以深入查查,找找原因,每一個產品價格突然上漲的時候,它背後一定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是什麽?糧食價格上漲無非是糧食的短缺或者貨幣的增發。這兩個原因都沒有發生的時候,它一定有一個獨特的原因。而這個原因是什麽?其實很簡單。中國市場在全球糧食期貨上作賠了一筆生意。
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美國作為最大的玉米生產和消費國,每年產出玉米2.5億噸左右,占世界產量的40%。除5000萬噸出口外,其余2億噸用於本國消費,這其中的70%作為牲畜的飼料,12%為人食用,13%用於生產乙醇(俗稱酒精),余下的5%作為生產澱粉的原料。
草庵居士進一步說道,自從今年十月份以來,全球的玉米價格出現了上漲。原來玉米價格十月份的時候是一千二百五十塊人民幣一噸。而那個時候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判斷失誤了。它認為秋季糧食一生產之後呢,玉米價格會下跌。所以它在做期貨的時候呢,它以一千一百五十塊人民幣買出了四百五十萬噸。在這個時候,國際市場玉米的價格不但沒有降,反而上升了,而現在的價格,已經漲到了1900元人民幣一噸。它賣出的是1150元人民幣一噸。而實際上現在的價格是1900人民幣一噸。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巨大的虧損。到目前為止,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在期貨市場的虧損,現在已經超過三億美元了。可能未來損失非常大。而這種情況下,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就大量的收購玉米,造成整個玉米價格的上漲。而玉米價格上漲的同時,就形成了對大豆小麥的整個行情的帶動。這時候就造成整個糧食的恐慌。
伍凡認為,政府要去市場上收購玉米,一收購玉米,老百姓就擡價了。甚至於擡到跟白面的價格幾乎相同。這樣一搞,老百姓想玉米價格一漲,糧價也開始漲。因為中國的糧價基本上是開放市場,政府不收購了,很少收購。玉米高了,白面高了,結果其它的所有食品價格全部都高上來了。現在這一漲,中國市面上的糧油價格都漲到了百分之三十了。今年並不是因為糧缺少,也不是因為什麽天災。而是投資錯了,引起價格上漲。
從2004年以來, 中國自產小麥實現了連續3年豐收, 庫存的增加使得中國對進口小麥依賴有了大幅度下降。2005年中國進口小麥293.4萬噸, 只占國內總需求的3.3%。
草庵居士對國際糧食市場的情況分析說道,全球生產玉米的大國像:美國,墨西哥,巴西因為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之後,06年投資了大量用玉米生產供乙醇燃料的工廠。而每個工廠都是一萬億加侖的生產量。在這時候美國國內玉米的需求量就已經產生了很大缺口,出口量會大量減少。同時韓國又增加了玉米的進口量。印度又在十一月五號發布了一個政府公告。印度全面禁止玉米出口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了。
印度實施禁止出口後,國際上,尤其是芝加哥玉米期貨價格馬上從一百三十九美元一噸,漲到了一百八十七美元一噸,漲了將近五十美元。這是整個國際市場的情況。同時在美國農業部十月份十一月初的時候,公布一個報告:整個06年到07年度美國的玉米的產量是二點七二億噸,比去年減少了四百零七萬噸。而庫存比去年減少了兩千七百三十九萬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美國玉米減少之後,印度有減少出口。阿根廷也暫停所有玉米與油菜籽的出口。韓國等國又增加進口,中國在玉米價格上漲的時候,在期貨上又作賠了。就造成中國大陸糧食價格異常上漲。這個上漲實際上是政府機構,政府所屬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操作失敗產生的,國內已經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
大家可以看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聯合五個部門包括農業部、財政部下發緊急文件,要求抑制糧價。但是非常蒼白沒有什麽用。因為這個事中央政治局也連夜開了政治局會議。但是因為在中國技術上出了很多問題,而這次玉米期貨上操作失誤,國家糧價上漲的時候,連夜政治局就規定這個消息列為國家機密,不能公開。
伍凡認為,中共的這種隱情不報是沒用的。老百姓等你一收購糧,老百姓不肯賣,不肯賣,你要提高價格,提高價格再收購。老百姓就知道:你需要這個東西,我就都漲。同時一漲以後,它要把這個糧價壓下去呀,它就要把這個庫存的糧食往外推。並且中央五個部委下了緊急的文件壓低糧價。今天報紙登了,溫家寶還跑到北京市場去作這種秀,做這種面子工作。可是老百姓不管,你缺糧我就漲價。就這麽漲起來了。
草庵居士指出,這個消息一旦公開,對整個國民影響是非常大。百姓知道玉米價格產生浮動是由於國營企業低水平操作造成虧損引起的,中國百姓會非常憤怒。對政府的信用打擊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一直隱瞞這個消息,而把糧油價格的問題引向海外。借口就是海外糧食價格上漲造成的。實際上不是這個原因。不管怎麽講,中國糧食的通貨膨脹,對中國百姓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由於國內整個糧油上漲因素,實際上很多損失由最基層百姓承擔了整個中國的損失。這個情況對中共執政,百姓對他們喪失了更多的信用。中共也非常明白這個道理,糧油上漲可能會引發全國更大的經濟危機。而且這種經濟危機會波及到全面。而且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會日益加強。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基本狀況。
伍凡認為,中國糧價狂升可能成為動亂導火線,現在已經開始混亂了,價格就混亂了。漲得這麽高。中國政府過去長期以來不願意去補貼農民,就是我不收你糧食,你漲得再多我不收你的。不收,糧食就在老百姓手上了。現在老百姓一看有這個機會我就要漲價了。這非常合理,做生意呀。這就是合理漲價,漲到一定程度,現在政府怎麽辦呀?政府就要忍痛割愛,只好收購。你收購價格就維持這麽高。除非你不收購了,價格才會跌下來。現在為了維持普通老百姓不要受糧價的影響。政府推促庫存的糧食。硬把價格降低。他自己定價把它定降低。那老百姓要去買糧只好去買便宜的,買政府的糧不買農民的糧。但政府的糧食庫存舊糧,不是新糧。我要吃新糧價格就高,吃舊糧就低點。政府用這個辦法硬把價格壓下來。
草庵居士進一步指出,中國目前這種糧油的全面上漲,特別是在中國放開糧油進出口。已經基本實行自由化經濟時候,而國際社會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突然出現這種情況,內部的深層原因,非常重要,歸根到底,中共在金融操作方面,非常缺乏頭腦。事實上,在不久之前,中國發生銅期貨的問題,中共也是壓著不報。當時銅期貨也是損失了大約五億美元。但是銅跟中國百姓的切身利益不是很重,所以能夠內部消化,所以在百姓當中沒有引起大的恐慌。而這個銅期貨在新加坡已經得到了法庭的審判了。而現在中國糧食玉米期貨的損失,對中國百姓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中國百姓切身利益都關系到了。所以中國政府對這方面消息封鎖是更加厲害。
伍凡繼續說道,中國的玉米是產不供需。生產的不夠用,還要大量進口美國玉米和阿根廷米作為飼料作為食品加工。中國自己的品種與外國品種不一樣。中國出口的品種人家要,可中國自己需要的品種沒有。要從美國進口。現在美國進口降低,所以糧價還是不會跌到哪去。尤其是玉米。因為進口價格高了。就說明中國的市場要完全跟國際市場走了。這個等於是能源的一部分。這個一漲,牽扯的面就大了。
草庵居士最後指出,解決的途徑有兩個:一是,糧油進出口公司認賠,拚命割倉。把自己的損失承擔下來,這個損失大概幾億美元。但中國目前有個現狀,這種情況已經影響到國內整體金融的穩定。中國政府又不敢承認這個事情。第二個方案:中國政府把大量的余糧拿出來。有一點要注意,政府願不願意把全部的糧食拿出來平抑物價。而炒作情況,在人們得到糧食價格上漲之後,願不願意認同舊糧。而且願不願意接受價格下降的情況。中國百姓是否會認為糧食都拿出來解決糧食問題,這是一個百姓的信心問題。這點來看,中國政府目前的狀態它是采用第二種方式。但是它也知道很不放心。而且余糧拿出來之後還有人囤積掉,繼續炒作糧食價格上漲。因為國際上期貨商已經見到中國政府在抗盤。所以他們就大量介入近來,繼續把玉米價格炒高上去從中獲利。中國政府也擔心這個問題。如果糧食繼續價格上漲的時候,而它們儲備糧又不能平息糧價的時候,中國可能真的出現大的經濟危機,至少政治上,社會上的危機會出來,所以中國政府采取一邊給各胡蘿卜吃,把糧食拿出來壓制物價。但另一方面中央發文的命令進行高壓手段,壓制。如果說從純粹的理論上講這個風波持續三四個月就會消失掉,因為到了交盤期的時候,要不然作賠的糧油進出口公司呢,拿錢出來,要不就拿糧食頂。當然從整體上來看,玉米價格不會在近期下跌。可能未來走勢還會再上升。那時候,中國政府就不得不拿出現金來解決來這個問題了,當然過一段時間,這個問題會逐步被國際社會公開出來,中國政府想隱瞞也隱瞞不住了。
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是中國最早的也是最大的糧油期貨、現貨交易所,該所的簡介中有一句話“成立16年來,鄭州糧食批發市場累計成交各種現貨糧油4283萬噸,成交金額597億元,位居全國糧食批發市場首位。”而中國一年的小麥產量是9000萬噸,玉米是1.4億噸。可以看出真正參與市場流通的糧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無法產生合理的市場指導價格,但是使用國際糧價又無法反映出國內的供求情況。
中美匯率交鋒背後的政治本質
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中美之間為匯率問題展開交鋒。胡錦濤訪美之後,中共很快就放風“加速人民幣匯率調整,加快人民幣升值”。
很多人對中美之間爭吵匯率問題均很奇怪,以為中美貨幣匯率問題是個經濟問題。其實,中美匯率問題的本質仍是涉及社會制度的政治問題。
廉價商品的政治含義
數年前,中國為加入WTO與美國進行了十多年的談判,但為人不知的事實是,兩國真正談判的問題不是貿易與各個行業的談判,而是關於中國產業人權的談判,具體說來就是“勞工權利與保護問題”。用中共的話語講是:“我們絕對不能在工會問題上放松一步”。
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出現了高速增長,從表面上看,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是中美貿易順差太大。二○○五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已經超過了二千億美元。貿易順差的表面現象是中國出現了世界第一的高額外匯儲備。造成貿易順差大和高外匯儲備的根本原因原因是中國產品大量出口及中國產品廉價,中國的廉價產品擠垮了美國的制造企業,嚴重地威脅了美國百姓利益和國家利益。所以,從事情的本質看,表面上的中美貨幣匯率問題其實主要是中國產品廉價的問題。這個問題背後實際上又牽涉到了中國的政治問題。
或許,有些讀者會覺得:中美貨幣匯率怎麽成為了政治問題?那麽就讓我們看看廉價商品又有什麽政治含義。
按照經濟理論,世界上每個產品的基本成本包含如下:一、材料成本;二、人工成本;三、環境保護成本;四、技術開發成本;五、管理成本;六、銷售成本。
在這幾項成本中,前四項成本,中國與美國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說材料成本,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你想挖煤或開鐵礦,你都需要先買地,你不能到別人家中去開礦,這就是土地成本,也是最基本的投資成本。但在中國土地是公有制,理論上不能買賣。所以,你開礦,你不能買地,政府也不會賣給你土地。但在中國,你只要有權,你可以在任何人家中開礦挖采,你根本就不需要支付海外投資人均需要支付的土地成本。這樣一來,中國的材料成本中就少了一項重要的成本,也是數額最大的成本——土地的成本。在中國開采資源,你只要支付開采費用就可以開礦,不需要支付土地費用。這就是中美之間產品中的成本差異之一。
“賣血”機制所形成的廉價優勢
在第二項的人工成本中,中國勞工沒有獨立工會,勞工工資和福利沒有保護,更沒有所謂的勞資談判。所以,低工資和無福利是中國企業的一大特色。這樣一來,人工成本就遠低於世界各國。這也是中國吸引外資的主要“優惠政策”,更是中美產品成本差異的主要原因。
第三點是中國擁有大量的環境保護法規,但卻從來沒有執行過。在目前,投資中國的各類企業根本不需要支付環境保護費用,大量的企業雖然是污染嚴重的企業,但企業本身根本就沒有清除污染的環保設施,這樣一來,企業產品成本又降低很多,在價格競爭上,中國產品比美國產品又勝出一籌。
另一中美之間爭論嚴重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產品成本中的技術開發費用。在美國,各個企業的產品開發費用幾乎占據了產品成本的百分之五以上,這是個需要前期投入、風險極大的費用,也是每個企業為了維持發展和提高競爭力的主要措施。但在中國,無論是私人企業還有國有企業均無視知識產權,大量盜取海外技術,制造廉價產品出口海外,這一技術成本上的差異又成為中國廉價產品的一個競爭優勢。
正是這四點優勢,使得中國廉價產品暢銷全球,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可以抗衡。
中國廉價產品的優勢,其實是由於中國政治制度和缺乏法制所造成的。這種制度和產品制造方式,對國內百姓來說是“賣血”。對勞工的壓榨和環境污染上的問題尤其如此。但對海外國家而言則是惡意傾銷,是國家性的產品傾銷和惡劣競爭。盡管廉價商品對於美國這個消費國家來說沒有太多的壞處,但問題是,中共的獨裁政治制度不變,可能會將經濟盈利擴充軍事,對美國和西方民主制度產生威脅,相對整個國家安全成本而言,顯然未來面對軍事強國中國要可能花費美國很多的開支。與其這樣,不如盡快促進中國民主化,這是最小成本的國家安全。
匯率已成中國政治變革的杠桿
人民幣匯率問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美國可以通過這個經濟問題促使中共實行政治變革。
首先,反映正常的材料成本就是要將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流通買賣,這樣才能真正的反映產品的真實成本。否則,你開礦的時候就沒有土地成本,怎麽能是和別人站在一個起跑線上,明顯的是制度上的不公平。所以,人民幣匯率之爭首先要解決土地私有化問題,這恰恰也是中國民主化的首要問題。
第二,要建立類似國際上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獨立工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勞工價值。一旦獨立工會建立了,獨立農會也會建立,有了這些組織,中共也不可能再獨裁下去,勞工的權利才能得到真正的體現,人權才能得到保證。
三是環保問題和知識產權問題,只有中國的環境保護得到重視,未來的子孫才能有一個良好的生存條件,而知識產權問題解決之後,中國的產業才能重視知識和技術開發,中國的企業才能得到真正的核心技術,才能有真正的競爭力。
所以,從表面看,中美之間的貨幣匯率問題是經濟問題。但實際上,它涉及到是中國政治上的最敏感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匯率問題就不可能解決,也不會讓美國滿意。從這點上看,中美問題表面上交鋒的是經濟,實質卻是政治,是制度之爭。而未來,中美關系只能是越來越難,沒有解決中國的制度問題,誰也不可能解決表面上的經濟問題。美國對中國貨幣匯率問題會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中美之間也不可能存在所謂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中美經濟問題,本質上依舊是政治問題。
再談中國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
伍凡:各位觀眾好,在過去的時間里,我們曾經談過中國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現在,胡錦濤訪問美國,這個問題又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今天我們就再談一談這個問題。
草庵:今年四月,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升世界第一,超越了日本。這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以往,中國政府總是非常自豪地向人民宣傳,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了多少,有什麽好處,但這次,不但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擔憂,而且國內的百姓也有擔憂,甚至政府公開說明這里面有問題,而更多的經濟學者也是非常的擔憂。
伍凡:這說明大家對外匯儲備有了正確的認識。以往,中國政府不懂經濟,不懂金融,百姓對外匯儲備也不真正的了解,以為外匯儲備是中國政府的贏利,以為類似於中國百姓的儲蓄,越多越好。隨著人民對經濟和金融概念的越來越了解,現在中共再也不能欺騙百姓了。
草庵:什麽是外匯儲備,其實,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中國目前的外匯管制條件下,實質上是人民幣的發行儲備基金,類似於以往的黃金的作用。以前,中國發行貨幣是以黃金為基礎,有多少黃金發行多少貨幣。而中國實行外匯管制,你從國外拿進來一美元,中國就收走一美元,存到海外銀行,然後發行大約八元人民幣,讓你在國內使用。所以,在中國,美元幾乎就是人民幣的發行基礎貨幣。
伍凡:最容易理解外匯儲備的一個比喻是賭場。進入賭場之後,遊客必須用現金兌換籌碼,然後用籌碼參加場內的賭博或遊戲活動。離開時,遊客可以用所剩或所贏的籌碼從籌碼兌換台來換取現金。將這個例子應用到中國,籌碼就是人民幣,籌碼兌換台就是中央銀行,其收到的現金就是外匯儲備。來中國投資的人越多,人民幣發行就越多,外匯儲備就越多。外匯儲備到底是什麽?簡單的看,就是投資者(遊客) 暫時抵押在中央銀行(籌碼兌換台)的外匯現金。投資者離開中國時就需要用所剩及所贏的人民幣(籌碼)換取外匯現金。為什麽需要外匯儲備?如果央行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投資者獲利回吐,希望取回外匯並離開中國時,央行的可兌換承諾就無法兌現,這就可能觸發投資者恐慌性撤離,也就是亞洲金融風暴時在泰國、韓國等國出現的情況,那時這些國家不得不賤賣資產給外國人來換取外匯。因此,外匯儲備其實是別人讓我們的央行保管的錢,並不是中國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財政收入,當然不可以用來修地鐵或其它。
草庵:日本的經濟規模以美元計大約是中國的三倍,如果以每一美元GDP所擁有的外匯儲備計,中國的外匯儲備擁有率是日本的三倍!是不是太多?當然,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因此,中國人均擁有的外匯儲備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不是太少?印度與中國人口相當,但其外匯儲備只有1500億美元,只占中國的六分之一。與印度比,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不是太多?中國的外匯儲備比日本及印度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比日本及印度要多很多。如果中國今後出現經濟、金融動蕩,二十多年積累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資本升值有可能在短期內要求撤離,那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很有可能不夠。如果以過去十五年每年平均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計,剔除資本增值,外商直接投資在過去十五年的存量就達到了 7500億美元;加上資本增值,外商直接投資的總存量一定超過今日我國外匯儲備8500億美元的水平。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當中,除了外商直接投資的美元流入,還包括中國貿易順差,即出口超過進口,導致的美元流入。用賭場籌碼的例子,就是中國人掙了外匯,不想持有外匯,因此將外匯賣給央行,持有人民幣(籌碼)。
伍凡:按照這樣的計算,一旦中國發生經濟危機或政治動蕩,中國的外匯儲備就可能不夠用,很可能會發生很大的問題。從這點上就容易理解中共為什麽要保持強大的外匯儲備,因為中共一直是獨裁統治,政治危機很強,他明知道,外匯儲備多,特別是購買的美元外債多。美元貶值對中國的外匯儲備損失非常的大,有專家估計,近年來,美元貶值所造成的人中國外匯儲備損失每年超過四百億美元,但中共卻一直不敢減少外匯儲備原因也正是如此。
草庵:外匯儲備並不是越多就越好。按照經濟慣例,中國最佳的外匯儲備應該在三千億美元左右,八千億外匯儲備等於是自己本身缺錢,但又把錢借給別人。舉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就是:一個家庭本身想發展,想賺錢,本來可以自己投資工廠賺錢,但卻又把錢存到銀行,反過來請人家投資,自己心甘情願去給人家打工賺錢,或借高利息的貸款去投資企業賺錢,這很不合理。如果外匯儲備主要是由於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流入造成,就會沖擊短期內人民幣(籌碼)的供應。這時,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央行就必須進行對沖,即在購入美元放出人民幣(籌碼)的同時,在市場(賭場內)借入人民幣(籌碼)。人民銀行的對沖活動在最近幾年非常成功,避免了由於國際資本流入可能導致的通脹,但今後對沖的任務將會由於資本管制的放松而越來越具挑戰。官方外匯儲備太多的一個政治風險就是被別人嫉妒,導致美國、歐洲及日本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應該鼓勵個人及企業持有外匯,也就是“藏匯於民”,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匯率變化必須相對穩定及中性,即可升可跌,可參考的波動方式應該是美元與歐元的匯率關系,而不是美元與日元的單向波動,必須讓老百姓有一個匯率會長期相對穩定的預期。
伍凡:正是中國外匯儲備的問題,加上貿易順差,結果就又造成了人民幣匯率問題。而這個問題就成為了中美之間的有一個主要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又引發了很多的政治問題。這次胡錦濤訪問美國,很主要的一個議題就是人民幣匯率,盡管中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簽定了一百六十多億的合同,給美國送大禮物,但人民幣匯率的實質問題並沒有解決。
草庵: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表面上看是經濟問題,但實質上是政治問題。大家都知道,美國政府看中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因為美國覺得中國政府是外匯管制國家,並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人民幣匯率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中國政府決定。
伍凡:中國政府在最近小幅度的開放了匯率制度,但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美國政府經過詳細測算,認為人民幣和美元匯率之間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差價,這也是美國國會要對中國所有產品征收百分之二十七點五懲罰性關稅的根本原因和根據。
草庵:關於人民幣匯率的這點差距,我想從根本上和大家談一談。大家都知道,決定一個產品價格有幾個因素,首先是材料成本,然後了勞工成本,再是環境成本和利潤及稅收。按照美國的標準,勞工成本最高,一般占整個成本的一辦左右,也就是說,一個產品有一元錢的成本,里面的勞工成本就大約是五角錢。首先,在中國,施行的是公有制,土地礦山等資源性的東西都是不可以買賣的。你可以買鐵,但你不能買鐵礦。因為鐵礦是國有的,不能買賣。但實際運作的時候,鐵礦是可以私人開發的,只要你有權利,你就可以開鐵礦。這里面就有了一個問題,礦山土地等資源沒有價值,也不能買賣,但只要你有權利,你可以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開挖。在海外,你開礦山,你需要先買土地,把含有鐵礦的土地買下來,然後再開采,但在中國,你根本就不需要買土地,你直接開采就可以,這樣一來,中國和海外在資源上,成本就相差,因為中國沒有了礦山購買的成本,你付出的只有開采的成本。所以,在中國,從原材料成本上,中國的成本就遠低於海外其他國家。
伍凡:中國的勞工成本也很低。中國加入WTO,最關鍵的談判就是拒絕執行關於勞工保護的條文。中國沒有獨立工會,也沒有可以執行的勞工福利制度。這樣一來,勞工的成本就很低,這就是為什麽美國一個普通勞工一天的收入就相當與中國勞工一年的收入的原因。中國不建立合法合理的社會保障機制,也沒有合理的醫療制度,很多企業都沒有專門的針對勞工的醫療保險制度。所以,中國勞工成本也非常的低,這樣是構成中國產品廉價的主要原因之一。
草庵:中國的環境保護幾乎是一片空白。在海外,環境保護的成本非常的高,你幹任何企業,生產任何產品都不能破壞環境,所以,這里面的成本費用都非常的龐大。目前,在美國很少有大型的化工企業,象燃料化工企業,幾乎世界都在中國生產。其原因是中國不需要環境保護非常,更不要提高額的環境保護支出。這樣算下來,中國產品成本與美國企業的產品成本就相差懸殊了。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產品廉價,大量出口到海外的原因。
伍凡:其實,中國政府這樣做,全都是損害中國人的利益,首先是資源的浪費和損失。把大量的資源無償地出口,至少是廉價的出口,而根本不顧未來的子孫後代。而勞工的廉價成本則是把責任推給後代子孫,因為這些人都是有老的時候,帶到了年老的時候,就需要下一代撫養,而現在不給他們好的福利待遇,也不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養老金,這對未來一胎化的中國年輕人壓力非常的大,是一種負擔的轉移,也是經濟利益的透支。難怪有很多經濟學者說,中國現在的經濟改革是吃中國子孫後代的飯,是資源預支,和吃人口紅利。
草庵: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看中國的經濟問題,實質上都關系到政治問題,如果實行私有化,土地礦山成為有價值,可以買賣的財產,誰還能想挖就挖,就是個人,他也會想到要能賺錢,要贏利,不能廉價出售。而在民主社會,大家可以自由組織工會,有獨立的工會組織,有了法律保護人權,大家就會用法律維護自己的人權。企業家就不能無原則地壓底工資,國家就要建立好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醫療體系,企業就要給勞工購買保險,勞工成本就上升。同樣,環境保護也就有了基礎。這樣一來,中國產品的成本就上升了,就不會有美國人所測算的百分之二十七的差距了。這個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大家都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和生存,誰有能力,誰就能發財。
伍凡:說了半天,經濟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政治問題,中國實行私有化和民主制度,什麽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都不是問題了。中國產品出口可能會少了,但也不是壞事情,因為目前虛假的高經濟增長是依靠損壞中國人子孫後代所造成的。再多的利益也是損害後代的利益,不能長久。而且這還面臨著西方國際社會的職責和制裁。
草庵:我們當然希望國內改進,希望中共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狀態。但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共的禁區,其實,中國只要改變了政治體制,很多經濟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今天,我們談的差不多了,就暫時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
地方挾持中央的中國諸侯經濟聯邦
目前胡溫是相對弱勢的執政團體,地方諸侯的挾持力是非常強大的。在二00六年,中央政府依然無法與地方諸侯抗爭,社會穩定會成為地方諸侯維護自己利益的最好理由。
多年前,我與中共一位高層領導人見面說出了我的幾個擔心:“經濟承包和稅收承包的未來結果是形成地方諸侯經濟。”
中國經濟改革的三步曲
一九七九,中國開始國營企業的承包制,特點是“價格雙軌制”。當時,中共中央下發了眾多的文件來制止這種情況,但地方官員宣傳的是,“改革開放需要突破制度難關,綠燈快行,黃燈搶行,紅燈繞行”。最著名的是廣東省在葉選平的管理下,幾乎形成了一個中央無法指揮的經濟改革特區。
以經濟發展維持合法性的中共政權,因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實行積極財政措施,以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增加稅收和發行大量的國債,更深一層就是向地方政府要收入。當時的中央政府提出了幾個解決辦法,一是地方稅收承包,二是提拔幹部把地方GDP增長視為政績。
一九九六年之後,地方之間的相互競爭日趨激烈,各顯神通出台不同的土地和稅收上的優惠政策。從“免二減三”,發展到“免三減五”,甚至有“免五減八”,用各種稅收政策上的優惠吸引海外投資。地方政府為招商,先是低地價,最著名的是某海濱地區將沿海的高價土地以一元人民幣一畝的價格出讓,然後是內地某地區出台了外資企業投資,土地不僅無償提供,而且提供一畝土地給十萬人民幣開發補償費。
如此,中國吸引了大量外資。盡管提高了GDP和就業,但對中國經濟的實質並沒有大的改善,當地的稅收也沒有實質上的增長。這使當地政府不得不從百姓身上搜刮更多的財富。事實上,這是中共亂收費最嚴重的時期,也是經濟政策和司法最混亂的時期。
地方諸侯形成與中央反經濟割劇
地方政府財政拮據必然導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困難,而中國的的金融體制是中央寡頭制,但地方政府又管理並決定著中央金融體系下各地銀行領導人的命運。這種畸型的經濟管理體制和政治管理體制交合到了一起就形成了各種漏洞。地方政府利用中央銀行管理上的問題,大量向銀行舉債,形成了“地方舉債,中央償還”的奇怪現象。事實上,中共金融體系中的巨大金融壞帳,基本上都是這一時期地方政府的惡意所為。當朱镕基看到財政失控的時候,企圖以撤銷省直銀行而代以中央控制的大區銀行制度時,地方上的經濟割據事實上已形成。
中共采取的“效率第一,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策略,在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情況下,實際上就放棄了社會公平。地方政府可以無司法限制和道德限制全面權利擴張。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團使上海、浙江、江蘇等省份的經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上的優惠,超乎尋常地得到了快速發展。相反,中國西部地區是停滯的。金融界的傾向性投資和逐利性行為無形中加大了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由於江澤民與發達省份有著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和政治基礎,在胡溫執政之後,這種中央與發達省份地方官員的密切聯系的紐帶破滅了。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更需要利用本身的經濟資源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中國土地歸國家所有,但在實際運作中,地方政府有權利去出售土地來補償當地政府的行政開支。地方政府有了賣地這不被任何人監控,沒有預算的第二財政來源,就引發更多的官商腐敗行為。商業利益被引進到權利壟斷的政府行為之中,中國的實際政治形態已經從極左的共產主義狀態轉移到了極右的國家資本主義狀態。
地方諸侯捆綁戰術對抗中央集權
地方經濟勢力的強大,並不表明其政治勢力上的強大。軍隊往往會影響到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行為。地方經濟實力的強大只能為地方官員謀取政治權利上的好處及中央政府對他們腐敗和濫權的寛容。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所采取的方式也是用“一拖,二改,三應付”來維持,更多的方式是以“地方情況不同”,“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等方式來解釋其拒絶執行中央政策的行為,更有地方利益用捆綁戰術來制約中央政府的政策實施。
最明顯的一個案例就是胡溫政府上台初期提出的“宏觀調控”政策。面對地方經濟割據的諸侯經濟,中央政府采取了本不適宜的行政手段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公平現象。但在上海和浙江,江蘇等省份遭到了極大的抵制。首先是,盡管被停工的是私人企業,但企業與地方政府有著相當密切的經濟利益,地方政府與私人企業共同造假,欺騙中央政府,將被停工的企業債務全部轉移到國有四大銀行。“宏觀調控”政策在地方實施的結果是,國有四大銀行陡增數百億銀行壞帳,地方企業被“調控”,中央政府“負債”。最終,“宏觀調控”不了了之。
地方經濟諸侯挾持中央政治
中共在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更缺乏司法體制的改革。其結果是畸型發展出了一個“經濟聯邦制”。傳統上,它建立的基礎是在中央政府領袖是民選,有合法的認同。另一種狀態則是強權政治統治。如果沒有這兩種政治基礎,類似中國的經濟聯邦制度就會在中國的現存制度下形成嚴重的不公平的經濟掠奪和政策上的混亂。
地方挾持中央的典型案例就是最近在中國廣東省發生的汕尾殺人事件。按照中共的條例,地方軍隊和武裝警察沒有開槍的權利,即使是調動小規模的武裝部隊均需要通過大軍區批準。但這個經濟發達地區要興建發電廠,又有相當規模的地方官員參股在其中。巨大的經濟利益與地方權利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官商結合的利益集團。當農民被逼走向強力抗爭的時候,地方政府采取了開槍殺人的手段。這不僅僅是顯現了地方政府與軍隊的勾結,同時也顯示了地方政府無視中央政府政策和指令的傲慢態度。在此事件中,中央政府先是震驚,接著是要求地方政府對開槍事件的當事官員進行監控和逮捕。中央政府擔心的是“和諧社會”的政策無法體現,在國際社會引發更多的反應。中共十幾年來精心打造的政黨面目被再次毀譽。但地方對中央同樣提出了一種不容辯解的理由:“農民鬧事,如果不鎮壓,必然會引發全國更多的抗爭。地方政府並非為了個人利益,建設電廠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符合國家政策。而農民抗爭已經采取了“暴力”手段,如果不采取果斷手段,開槍殺人,這個農民抗爭就會星火燎原,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甚至是整個執政黨的安危”。正是這個理由,中央政府不得不對地方政府讓步,對汕尾殺人事件采取默認和支持的態度,胡溫建設“和諧社會”的新政不得不在地方諸侯的挾持下面臨再次失敗。
諸侯經濟將迫使中央施行聯邦制
胡溫執政,不僅僅缺乏合法的執政基礎,更缺乏有效的地方政府支持。胡溫為了自身利益,就需要獲取地方官員的行政支持和財政支持。這就形成了中共執政以來非常微妙的一種現象,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加強中央集權來取得權力控制,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地方官員妥協來取得他們的權力認可和支持。
“政令不出中南海”這是中共教育副部長退休前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了地方諸侯經濟對中共中央的政策挾持的現狀。諸侯經濟的最後結果是中國的各地區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地方民眾抗爭日趨高漲,地方官員也會被當地利益集團進一步挾持,最後的可能是在政治體制上尋求“政治聯邦”,經濟聯邦的諸侯經濟也進一步弱化中央政府的管制。而中央政府就不得不去謀求司法制度上對地方的約束和政治制度上的約束,以此保障中央財政的收入和政府的維持運作。
巨額外匯儲備與經濟危機並存的中國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最近,在中共召開的六中全會上,胡錦濤很悲觀地指出了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重點要進行反腐敗活動。但同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卻已經超過了一萬億美元,成為了世界第一。這種情況讓很多人感到困惑,今天我們就談談這個情況。
草庵:您說的情況確實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方面,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很好,幾年來超常發展,結果有了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也受到了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中國政府及部分學者又稱中國面臨著強烈的經濟危機。這種兩面並極端的看法確實是讓人感到困惑。
伍凡:江澤民時代,被很多人稱之為黃金發展的時代,是千年盛世,可是到了胡錦濤執政,確又被稱之為危機四伏,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時代,這兩種看法也是非常的極端。那麽到底中國的真實情況時什麽樣子,哪個情況時真實的。
草庵:首先我們談一談所謂的外匯儲備。中國的外匯制度是強制性的,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統一外匯制度,這個制度的根本點是,你拿美元或其他國際通用貨幣來中國,中國政府就要強制你把美元換成人民幣。按照國家規定,其他貨幣不能在中國自有流通。也不能自由買賣和兌換。
伍凡:這種情況可以用個比喻來形容。這就好比是你進入了賭場,你要將錢換成賭場發行的籌碼,不能用貨幣直接賭博,當你出了賭場,你再用手中的籌碼換回你需要的貨幣。而且這其中的匯率是由賭場自己強制規定的。
草庵:您的比喻非常恰當。中國這種外匯制度與國際上西方國家的外匯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海外國家是自由兌換,政府沒有任何強制制度,你換了美元或人民幣,這全部是你自己的事情。國家既不限制也不鼓勵,更不會參與
伍凡:這樣一來,解釋中國經濟,特別是外匯制度就不能采取西方社會的常規經濟觀念了。因為制度不同,方式也不同,不同的事物就要采取不同的理論來解釋。
草庵:講起來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在中國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經濟學家並不懂經濟學,政府官員中百分之九十九不懂經濟學,甚至連基本的經濟學概念都不懂。我一直在海內外解釋一個經濟學概念和道理,這就是:中國外匯儲備並不是國家的財富,也不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不是政府或人民的盈利,中國政府並不是整個外匯儲備的主人。
伍凡:你這種說法很特別,這與傳統的宣傳說法很大,中國政府一直講外匯儲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標志,是中國政府的驕傲,是中國政府巨大財力的象征。那麽你既然說他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贏利,那他到底是什麽?
草庵:在過去,人們發行貨幣是根據黃金的數量來發行的,也就是常規所說的“金本位”。到了上世紀二戰之後,美國率先放棄“金本位”采取“國本位”發行貨幣。采取自由匯率制度。美元和各國貨幣十自由交換的,匯率是市場化的,是由市場決定的。但中國的匯率制度就如同您前面說的賭場案例一樣,是管制的。換據話說,你拿一美元到中國,中國政府就要發行八元人民幣給你,這樣一來,美元就成為了黃金。成為了代替黃金的基準貨幣。中國外匯儲備越多,就說明中國發行的人民幣越多,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就越大。風險就越大。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外匯儲備根本就不是政府收入,也不是經濟利潤,他是全體使用人民幣的百姓的貨幣保證金。是歸全體使用人民幣的人所擁有,中國政府不過是管理者而已。
伍凡:這樣一說就可以理解胡錦濤為什麽說中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了。中國最近幾年,外匯儲備急劇增加,每月要增加二百億,但中國一年的GDP也不過是一萬億美元,而中國的經濟貿易盈余部過是百分之四左右,也就是說他每年GDP產值的利潤也不過是四百億美元,不可能有二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更不可能是利潤。
草庵:是,你說的很對。中國外匯儲備高,其實是個巨大的浪費。因為中國是個需要投資的國家,一方面缺乏投資資金,但另一方面卻將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投資到海外,而且是很低的利率進行投資,這部是很矛盾嗎。一方面用各種優惠條件吸引海外投資,大量的民族產業被壓制,但同時又將大量的民族資本廉價的投資到美國,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投資行為。
伍凡:中國每年的外匯儲備增長恨快,按照你的理論解釋,中國就會發行大量的人民幣,這就一定會產生通貨膨脹。但這幾年,中國盡管一直在通貨膨脹,但並不是很嚴重。這是什麽原因。
草庵:中國政府很聰明,他使用了一個世界上其他政府都沒有采取的一個方式,就是在平衡外匯制度和人民幣通貨膨脹的關系上,采取了票證沖銷的方式。按照常規,中國政府收到了一美元,就要發行八元人民幣,但發行人民幣數量多了,物質沒有隨同增長,人民幣就一定要貶值。但為了防治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在收到美元之後,發行一部分人民幣,而另一部分就采取發行票證借據的方式給商業銀行。這樣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人民幣現鈔流到市場,避免了強烈的通貨膨脹。但同時,在中國銀行內部,就產生了大量的人民幣債務。
伍凡:這樣說來,中國外匯儲備越大,政府的債務就越多。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並不是好事,而是表明中國經濟風險是世界第一的。說到這里,大家可能就會有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政府為什麽不采取自由匯率的方式,而一定要固守這種不正常的匯率制度。
草庵:說起來很覆雜,但簡單說這是中共本身制度造成的。中共建政之後,為了管制經濟,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就規定全國人民不得自己私人擁有外幣,外幣一律要按照官方匯率更換成人民幣。所以,幾十年以來,中共依賴這個制度在人民身上掠奪了相當數量的財富。也管制了人民出境和與海外的交往。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中共逐步放開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也就是說,投資類的資本可以進出中國,但需要審批,也需要按照中國的固定外匯匯率兌換。
伍凡:在開始的時候,中國政府為了表明自己的經濟實力,故意將人民幣幣值規定的很高,在八十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二元人民幣更換一美元。結果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共發現自己高估了經濟實力,出口產品沒有市場,因為匯率的原因,中國產品價格太高,不符合市場規律,結果就一下把人民幣匯率調整到了八元人民幣更換一美元。人民幣一下就貶值了幾倍。這樣基本上就符合了當時的市場價格。結果中國產品就大量出口到了海外,中國的經濟也發展起來了。
草庵: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很窮,出口賺錢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大量的外資進來中國,切實地發展了中國的經濟。這樣,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日益增強。但中國改革及十年,政策並沒有太多的改變。特別是政治制度和法制上兵沒有改變。這就引發了很對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矛盾。
伍凡:經濟發展了,但主要是依賴出口,結果是國內百姓的實際生活沒有改善。中國主要是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大量的資源出口換取外匯。而政治上不改革,結果是社會極不穩定,社會不穩定,外商也不穩定。中國政府怕一旦社會不穩定,外商撤離中國,原來把外商的美元換成了人民幣,外商撤離的時候就要把人民幣換成美元。這樣就不得不儲備更多的外匯,這樣就形成了一格奇怪的惡性循環。國內需要投資,但政府和百姓沒有錢,但同時政府管理者大量的外匯儲備,將這筆世界第一的資金投資到美國,而且拿的是非常低廉的回報。
草庵:正是您說的原因,這樣發展下來,就形成了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現狀。外匯儲備越來越高,中國經濟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中國經濟發生崩潰的現象越來越近。
伍凡:這難怪海外學者看不懂中國經濟現狀,因為它們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更難怪胡錦濤很悲觀地要求全黨關注,擔心經濟危機隨時要爆發。因為中國,政府對百姓實行愚民政策,大家不了解真實的經濟情況,而胡錦濤最了解,所以他擔心中國會發生經濟危機。
草庵:很多經濟問題並不是很覆雜,但經濟確實和政治有很大的關系,今天我們就暫時談到這里,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
布殊與歐洲攜手調整對華政策:民主化擺上議程
-歷經一個世紀,共產主義實驗在全球已經陷入末路,共產黨國家從近百個國家消亡到了今日只剩下了中國,古巴,北韓,越南,自稱是代表最先進生產力和廣大百姓利益的中共也成為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美國新的對華政策初露端倪
二○○五年開始,美國政府終於從反恐戰爭中抽出精力,對中共進行了再次評估,並制定了新的對華政策,這個政策由國務卿賴斯主導,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對全球進行了政治宣示。
對於這個宣示,起初中共以為可以憑藉過去的經驗,通過外交途徑和經濟交往和一些遊說就可以像過去那樣輕易化解。但萬沒有想到的是,盡管胡錦濤訪問美國並送上了一百六十億美元的經濟厚禮。但仍不能換來“國事訪問”的禮遇,而法輪功學員、美國華裔醫生王文怡女士在白宮草坪上的三分鐘怒吼,更凸現了全球反共的焦點。在胡錦濤訪問美國遇到了白宮草坪抗議之後,按照以往的慣例,美國政府往往會息事寧人,盡力化解誤會,至少不會讓雙方關系持續惡化。但出乎全球政界意料之外的是,就在胡錦濤前腳離開美國,布殊就接見了前來美國參加“中國自由高峰會”的中國人權人士。這一會見看似平常,但卻意義重大。這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克林頓執政之後,白宮首腦首次會見中國民間異議人權人士。會見持續了一個小時,比原定時間多出半個小時,也比前不久“布胡會”的時間還長。
事實上,白宮在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和一些非政府機構就已經在安排準備這次會議和會見。到了四月,美國政府一邊安排胡錦濤訪問美國,而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參加 “中國自由高峰會”的中國人員安全背景調查,並將他們的資料送交白宮總統秘書處。盡管原先預備會見的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張星水、範亞峰等人被中共阻撓未能前來美國,但白宮的會見意義仍是非常重大。
布殊與歐洲聯手協調行動
就在布殊會見中國異議人士之後,布殊總統親自和德國新任女總理梅克爾交換意見,德國總理梅克爾在中國訪問期間會見了《中國農民調查》的兩名作者以及近二十余名中國維權人士。這個會見也是近十年來首次外國國家元首在中國會見中國異議人權人士。這個具體的行為無異是一個重大的行動,給中共一個嚴重的警告:經濟發展並不能取代人權,民主也是中共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德國總理梅克爾說:“中國無疑在人權問題上仍有缺陷,信仰自由的進步也會相當緩慢;如果有更多來自國外的訪客一再提起並督促中國重視信仰自由,相信未來這個問題會改善”。她在面對中共的強硬態度時,她這樣表態:“中國是強硬的談判對手,我們態度也必須堅定;就像磁浮列車一樣,我們必須明白告訴對方不願意就這樣白送,德國期待正在崛起的國家(如中國)付出相當的代價”。
與之遙相呼應的是,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幾乎在同時表態: “美國將采取“非常強硬”政策,引導中國民主改革”。賴斯強調:“中國在追求經濟成長之際,無法阻止民主改革”。她有信心:“這項美國政策,伴隨開放中國龐大經濟市場的施壓,將支持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進行民主改革”。
歐盟輪值主席國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奧地利外交部人權專員邀請正在歐洲訪問的前北大新聞學院教授焦國標於五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外交部會面,了解中共新聞管制的具體情況與中國民主人士維權運動的進展。奧地利外交部人權專員托耶曼表示,中國人權的狀況讓人擔憂。歐盟國家已經注意到,北京政府對網絡的封鎖日益嚴重,特別是網絡作家楊天水日前被判處十二年的徒刑。托耶曼透露說,歐盟駐華大使已兩次正式向中共外交部提出抗議,抗議北京政府對高智晟律師的騷擾,並希望中共政府能盡快恢覆高智晟律師的營業資格。
美德澳三國的共同宣示不是一時的巧合,奧地利是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是明年的歐盟執行主席國,很顯然,德國的新對華政策將會主導今後歐盟的未來方向。而不久後的現任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史考特先生(Mr. McMillan-Scott)訪問中國,在美國朋友的秘密安排下會見了被中國政府強力鎮壓的法輪功人士,事後,美國朋友被中共安全人員秘密扣押之後被驅逐出境,法輪功人士被秘密綁架。十年前的一九九六年,麥克米蘭.史考特受歐洲議會委托,成為外交事務委員會的特別調查員,為歐盟與中共的戰略關系撰寫報告。當時他為此作了一番研究,但十年後的現狀令他更為感慨。他說:“十年之後,令我傷心的做出報告,中共政權仍然是一個殘暴、專制和偏執的體系,在那里言論自由並不存在,新聞自由受到制約,宗教自由被嚴重剝奪,而在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改革過程,坦白的說是微不足道。”他指出,從他們那里所聽到的一切,都只能讓他得到這唯一的結論: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殘暴、專制和偏執”的體系。
在美國新的對華政策指導下,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人權關注已經得到了全面的重視,美國使領館更是先行一步。五月二十六日美國領事裴可萍女士在中國成都會見中國著名異議人權人士黃琦,更是進一步表明了美國政府的態度。
歐美支援中國民主化預算大增
對中國國內人權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對華新政策的一部分。在海外的中國反對黨同樣也得到了世界各國政府及政黨前所未有的重視。流亡美國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以劉國凱主席,劉因全秘書長為團長的政黨代表團,自五月下旬開始了歐洲政黨之旅。中國社會民主黨一行訪問了歐洲十余個政黨,先後和瑞典、法國、荷蘭等政黨領袖和各界政府官員進行了會面。在會面中詳細討論了中國反對黨現狀,並對如何解救被中共關押的中國反對黨人士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這些歐洲政黨均表示全力支持中國民主化,共同對中共發出聲音,支持中國海外流亡反對黨。並願意接納流亡美國的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為世界政黨聯盟成員。這也是世界各國政黨首次正式承認中國流亡的反對黨。
言語的宣示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實際行動。歐盟的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宣布將通過一點四二億歐元預算的項目(約一點六億美元),通過與地方組織的合作,推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民主發展。歐盟官員說: “歐盟主張這樣一個觀點,即不能出口民主,但可以去促進和協助民主的過程。”
在新的年度計劃中,美國國會同樣也提出了一個數億美元援助中國民主化項目預算,一旦這個項目預算能得以通過,中國民主運動必將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發展。從最近這一系列的各國政府行為上看,全球支持中國民主的行動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烈。
挾百姓為人質
--中共拒美遣返非法移民
眾所周知,美國是個移民國家。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百姓及政府對移民問題一直是眼睜眼閉,幾乎每二十年進行一次大赦。但自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後,美國百姓基於自身安全利益,對非法移民問題的心態有微妙的變化,政府在檢討中也發現非法移民的重大犯罪率要高於合法居民,不得不采取緊縮的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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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導致中國移民湧入
同樣,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經濟移民越來越多,在美國人眼中,經濟移民是促進美國經濟進步的一個方式。而在最近十多年,中國移民大量湧入,使得中國移民成為僅次於墨西哥的第二大移民族群。特別是在中共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百姓之後,美國政府對中國移民相對的寬松,而中共的獨裁統治,又逼迫很多有良知的中國百姓不得不遠渡重洋,逃避政治迫害。
在美國,人權是高於主權的,正因為這個觀點,在美國的移民法律中,只要你的人權受到迫害,在回到母國有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性發生,美國就給予申請人以政治庇護的身份,這些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就可以在居留一段時期後申請美國永久居留許可,進而申請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中國是世界所有民主國家都公認的獨裁統治國家,盡管中共早就在國際人權公約簽字,但中國人大至今尚未批準,甚至多年來從未討論過。而中國司法不獨立,中共建政幾十年,政治迫害從未間斷。即使是最近十幾年,從計劃生育,到對異議人士的構陷迫害,大量新聞記者被判刑入獄,直到最近幾年對宗教團體,非官方基督教,法輪功等的直接迫害,都非常明顯地顯示出中共政治迫害的嚴重性。
富豪權貴到海外尋找退路
中共的政治迫害,逼迫大量的政治人士逃亡海外,而政治上的獨裁又使得中國經濟發展非常的不平衡,高比例的失業人口和無以維生的農民在看到西方國家富足的生活水平之後,經濟利益又促使這些本與政治無涉的中國公民逃亡海外。而這些表面上的中國經濟移民,緣於中國貧富分化,實質上也是由於中共政治原因所造成,所以在美國政府內部,也有觀點認為,這些經濟移民實際上還是政治因素。
中共政治不公開,獨裁就沒有民主選舉,隨著中共的經濟改革開放,大量的富豪移民海外,但同樣也有相當數量的政府官員出於對中共政治上的不信任,對未來中國的前途喪失信心,采取各種手段先將自己的子女移民海外,然後再間接地將自己移民海外,等到中國出現危機,馬上可以逃亡海外避禍難。
“美國人父親,美國人爺爺”
比如,中共軍方某少將,在八十年代就利用到美國訪問的時期,為自己的子女,秘密向美國申請移民。而現任的中國中央一級的某部門的秘書長,早在數年前就已經拿到了美國的永久居留許可,並在一年前秘密申請成為了美國公民,出現了美國公民擔任中國高級官員的奇怪現象。更為離奇的是,中國某著名發達城市的國稅局局長,在美國學習考察期間,用隨身攜帶的另一本護照以政治避難為理由申請了在美國長期居留,然後在政治避難申請通過之後,再用原來的護照經由第三國返回大陸任職。
事實上,中共高層官員及子女擁有西方國家國籍或永久居留許可非常普遍,在江澤民時代,某次政治局會議中,政治局常委發生爭執互不相讓,結果就有人提出某常委之子在美國出賣中國情報,結果,未等兩人爭論結束,就有另一位常委發話:“我們在座的不是美國人的父親,就是美國人的爺爺,誰也不要再提了”。聽了這話,在座的常委都不再作聲,因為他們的子女均以各種不同方式手拿美國護照或綠卡。
上梁不正下梁歪。面對現實,中國百姓無論是政府官員,高級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失業工人和無地農民,都以各種方式進入美國。特別是福建農民在貧困的逼迫下,更是冒著生命危險越洋偷渡。這些人進入美國之後大都以政治庇護和宗教信仰的名義申請在美國的合法永久居留,但事實上,美國政府在了解情況之後,並未無原則的全部給予批準,只是給那些真正具備的庇護條件的申請人以合法居留保護。在以政治庇護及宗教等理由申請在美國合法居留的人群中,大約只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得以批準。而大多數沒有被批準的人再以結婚等理由取得美國合法居留身份。更多的人則無奈地選擇了逃避的方式,成為了所謂的“非法移民”。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資料,在美國一千二百萬非法移民中,大約五十五萬已經接到美國移民法官將被遞解出境的通知,其中,目前在美國的華裔非法移民大約有六十萬人,被抓的、關入美國移民監獄等待遣返的中國非法移民超過了四萬人。這部分被關押的中國非法移民大多數是屬於自願遣返中國的非法移民。
“自願遣返”的明智選擇
或許很多人會奇怪,這些非法進入美國的中國移民願意自願遣返中國嗎?在美國,一位非法移民被逮捕之後,首先面臨的是法官審訊,非法移民可以當庭向法官申請庇護,即使是未獲批準,同樣可以交少量的錢獲得保釋,然後就消失在美國社會。除非你犯罪,各地警察盡管知道你是非法移民,但他也不能向美國移民局舉報你,更不能抓捕你。因為警察不具備與移民局官員同樣的司法授權,沒有司法授權,就不能行使司法權利。當你犯罪,警察就可以將你的情況通報相關部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所犯的是輕罪,美國政府就會以自願遣返為條件,放你一馬,因為懲罰犯罪嫌疑人也需要司法審判和處罰,這都是司法成本,如你的罪行不嚴重,又自願遣返,美國政府當然就願意與你達成協議。
在九一一之後,美國還出台了一個法律,這就是那些在入境十四天內或者在機場或邊境一百英里內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將被遣返,不需要等待法庭的判決。這種情況占了被遣返回國案例中的大多數。在這些限制外被逮捕的許多非法移民在簡短的法庭聽證會後同意自己掏錢返回居住國,作為交換,這樣自願離開的非法移民將被允許保留在某些情況下回到美國的權利。這種情況下,自願遣返成了明智的選擇,因為一旦你被判有罪,根據美國的法律,你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是終生都不能再進入美國,如你自願遣返,美國政府不留記錄,你可以再合法申請進入美國,而不受其他法律限制。美國政府也可以減少非法移民每人每天九十五美元的財政開支及每個案件平均耗時五年的司法開支成本。
正是這些原因,美國政府對這些非法移民盡量的采取遣返的方式。盡管中國並不是美國的最大非法移民國,但有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美國的間諜案件及非法竊取機密案件中,相當一部分中共間諜嫌疑人是采取各種非法手段進入美國或獲取美國永久居留權或美國公民身份。而中共又是個獨裁國家,這就使美國不得不格外重視中國的非法移民問題。
中共要挾的荒唐理由
自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數次與中共談判,要求中共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每次談判,中共都非常痛快地表示要接受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但同時也表示,每個非法移民都需要逐一進行鑒別。逐一鑒別並非無理要求,但中共在此條件之上還提出了,要求美國政府在遣返中國非法移民的同時廢除關於政治庇護及宗教庇護的相關法律,並將來自中國的政治避難者,異議人士,宗教人士,法輪功成員一同遣返。
中共提出的理由很奇怪也很令人震驚:“政治庇護的存在吸引了非法移民,堅決要求美國將在美尋求庇護的法輪功成員和其他政治異議人士一並遣返”。
首先,作為一國政府,他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本國公民返回其自己的國家,這是受國際法有關規定所制約的,而事實上,這些被遣返的中國非法移民大部分是自願被遣返的。中國政府沒有任何理由不允許他們返回自己的家園。中共提出附加條件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其二,中共要求美國政府修改甚至取消美國本土的有關人權方面的政治避難法律,這就是赤裸裸的幹涉美國內政。事實上,根據美國的憲法,美國是三權鼎立的國家,美國政府無權也不可能由政府出面修改甚至取消美國的人權法律。中共這種無理的附加條件一方面顯示並再次證明了中共是無視本國人權的獨裁者之外,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對國際法的蔑視和霸權觀念。
消滅異己分子的政治目的
其三,中共企圖利用中國非法移民遣返問題達到其消滅異己分子的政治目的,本身就更加顯示了其險惡本質。事實上,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多次向中共要求護照延期,並以各種方式要求返國,但中共從未批準。中共在遣返中國非法移民的事情上反而以此為附加條件,無非是想在政治上扼殺一切中國的異議人士,從經濟上獲取利益,以此為交換條件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