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文集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國網友 香港網友 台灣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資公司跑路，破產投資戶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數千向融資公司借錢的投資戶（也有報道稱3萬人）聚集在安陽火車站，要求政府解決非法融資問題。示威者高唱國歌，並試圖沖入火車站、堵截京廣鐵路幹線；火車站全面戒嚴，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當局調動上千警力到場驅散示威者。據稱當時警察持槍要求示威者“十分鐘內離開現場”時，有人高喊“向我開槍。”到了下午人群逐漸散去，沒有引發暴力沖突。

1月2日安陽官方稱將“最大限度為群眾挽回損失”，同時將“全力以赴做好穩控工作”。

事實上，早在11月中就已經發生過因非法集資公司超越集團破產，投資民眾封堵交通和集資公司的現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數百名民眾前往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但都遭到當局的打壓和驅散。

相關報道稱，事情起因是安陽一些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突然失蹤，涉及資金越400億元；而當地兩成家庭牽涉其中，導致很多人傾家蕩產。

其實早在去年7月安陽市思麒汽車租賃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汽車租賃進行變相融資的事情就暴露了出來，當時思麒已無力償還租車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陽市已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知情人士稱，安陽當地政府將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貸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其中超過10家借貸企業遭到刑事立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成立於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視作該市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公司僅在安陽就擁有汽車2000多輛，多為奇瑞、QQ、吉利熊貓以及長安奔奔等微型車。”看是一個正常的汽車租賃公司，然而其卻喊出“零元租車”的口號。宣稱：“租車人只需交納每年365元的會員費，就可免費使用汽車一年，車輛保險、上牌、保養等費用均由思麒公司負擔。”但根據租車協議，租車人必須向思麒公司預交相當於車輛市價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後，方可獲得租車資格。實際上這就是一種非法集資的手段。

眾多融資公司通過諸如此類的虛設項目、房地產公司高息貸款、汽車租賃等方式集資。而且安陽高利貸幾乎處於公開的狀態，有房產公司在市區設立六七個接待處公開收錢。

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據安陽銀行系統人士稱“基本上是全民集資、全民高利貸，就市區居民而言，參與程度達到3-5成是沒有問題的。市郊農民參與能達到8成以上。”（《時代周報》）

而由於資金鏈斷裂，到了11月已經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40多家借貸公司由於涉及非法集資被列入黑名單，10多家借貸公司被刑事立案調查。這40家企業中“房地產企業有12家，煤炭企業僅1家，其余均為投資性質的企業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陽市政府發出的“防範和打擊非法集資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中，就將擔保公司、典當行、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汽車租賃公司等作為重點監管對象。’（《時代周報》）

這一情況如同2009年的伯納德•麥道夫案的重演。當時其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其受害者包括匯豐銀行等大公司。而麥道夫公司操作其“龐氏騙局”已經數十年，但由於當時經濟危機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騙局最終暴露。

事實上，在2003年時安陽市也曾爆發過一起華通公司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2.8億余元。其執行董事2005年最終被判死刑，但仍給集資戶造成將近6千萬的損失。當時部分集資戶曾於2003年9月堵截京廣鐵路，迫使鐵路停運17分鐘，4輛火車停運。

在2008年末，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挽救經濟，然而卻導致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的瘋狂誇張。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當局為了防止銀行危機、抑製通貨膨脹開始嚴格限製新增貸款，由此導致眾多項目資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錢莊在內的影子銀行系統急劇膨脹。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這些地下銀行和所謂的融資公司面臨資金鏈斷裂，由此出現了眾多無法還貸的情況。溫州資本家潛逃和現在安陽融資公司跑路都印證了這一情況。

而這只是中國地下融資借貸的冰山一角，隨著國內國際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化，這些地下融資平臺或者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來，並影響到銀行業本身。事實上，大量影子銀行的資金也是通過第三方融資（如國有公司）而來自合法的銀行系統。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形勢的逐步發展，中國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將愈發尖銳，新的鬥爭浪潮將席卷入更多的工人、青年、農民和底層民眾，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新到來鬥爭最好準備。

農村與青年：采訪大學生“村官”——青春沒有在基層綻放

青年人包括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於經濟危機而更加嚴峻。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資每月一般也就兩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額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無幾。

從2006開始，全國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村官”工資從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兩三千元不等。雖然相比從事IT、翻譯等工作工資較低，但是大多數地方“村官”（免費）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資不需要用於房租，食品等生活開銷。另一方面比起城裏的白領天天“自願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對輕松很多。更重要的是當上“村官”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體製內，比如重慶市“村官”兩三年後就可以“自動”轉成公務員，而其他省雖然不會自動轉成公務員，但也有針對“村官”定向的公務員考試（例如今年中央機關招錄了大學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競選當地的村（社區）支書、主任。與此同時現在很多公務員考試要求參考者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而“村官”工作兩年後就滿足了這一條件。

相比幾千人選一的公務員考試，考“村官”還是容易很多的。因此當“村官”就被很多大學生視為進入仕途的捷徑。對於那些來自官商家庭的大學生（比如采訪中談到的有車有房的“村官”）來說，看中的顯然不是“村官”的工資而是想通過“村官”工作進入體製內。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會對其今後的升遷產生影響。對於本身來自官僚家庭的“村官”來說，通過父母在政府中的關系，今後的升遷機會就會很多，而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村官”通過家庭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等等也會得到很多機會升遷，而他未來在政府中的位置也會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來頻頻爆出的“最年輕市長”、“最年輕局長”等等。

另一方面，當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為了向中共官僚體系註入新鮮血液，增加政權的基層統治能力。就比如在采訪中提到的鎮政府裏大多數原來的公務員都是四五十歲的，其中很多都不會用電腦。

而對於在政府裏工作的大學生，官僚製度也對他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學生時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蕩然無存。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靠國家預算生活，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質，必然會在他們和官僚體製和有產階級之間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系。就算平時私下言辭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領導的“打字機”、“傳話筒”。他們不得不與工人、農民、窮人等處於經常的對抗中，“他們被迫反對工人，捍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職能最後使他們的觀念和觀點適應於自己，這是不言自明的。”“他應當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說話的聲音中找到與部長、銀行家和他們的高級娼妓的愛好和習慣相一致的調子。”“他們被迫出賣的可不是純粹的勞動力，不是自己緊張的體力勞動，而是自己的整個人”。（引自《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托洛茨基）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在政府裏工作的經歷，原來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官僚化了，成為了“合格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國勞工論壇對重慶某地的一名“村官”的采訪，在采訪中這名“村官”談到了“村官”被截留，黨政不分，中共基層黨組織渙散，三公消費等問題。

能解釋一下大學生“村官”究竟是什麽嗎？

在重慶就是指選派到建製村擔任村支書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是黨員就當村支書助理，非黨員擔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慶的政策選派生服務兩年後（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務3年），經過考核後就可以被錄用為公務員。據我所知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你當“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麽樣？

我每月有工資加補貼大概1800元。人身傷害和醫療保險每年200元（這個是商業保險不屬於社保，沒有五險一金）。我有個朋友原來在四川當“村官”工資就1200元，不過聽說今年四川的“村官”漲工資了。我們鎮上新來的幾個事業單位（編者註：這裏指一些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它們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一些國家機構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學生，他們的工資只有六七百塊。因此相比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我們的工資還可以。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有免費宿舍，一人一間臥室。平時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水電費也不用交。不過據我所知每個鎮的待遇都不一樣，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村官”年終能發很多錢，有的鄉鎮（街道）還有幾百元的夥食補貼，有的離縣城很近的鎮每天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

能談一談你為什麽會當上“村官”？

其實主要是家裏的壓力。當時並不想報考，覺得“村官”和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關系也沒有，自己一點也不想做行政類的工作，但父母覺得這個工作穩定，公務員的待遇不錯，不像公司裏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試前一天看了一下書，最後還是考過了。當時也找其他工作，不過到了鄰近畢業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由於家裏的壓力和害怕失業最後就去縣組織部報到了。

你們學校考“村官”的多嗎？

我們學校考的人很少。因為我們學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黨員或者班幹部可以考選調生，不過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專業近60個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個人考了選調生。

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相關信息。我也問過我們專業很多人想不想考這個，但他們覺得自己不適合在行政部門工作，更願意從事技術類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的學歷怎麽樣？

我們鎮上本科和大專的都有，本科生中還有三個來自211、985工程的學校。我這一屆全縣還有幾個研究生。據說今年這個縣還來了一個博士當“村官”的。

其實鎮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數在重慶市工作）了一年以後才來考“村官”的。他們覺得“村官”的工資待遇都還可以，雖然工資沒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飯的錢也省了，因此實際上能夠讓自己支配的錢並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鎮上的消費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時自己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能夠存上錢。另一方面覺得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麽前途，作為普通打工者沒有多少晉升的機會，而且工作也不穩定。而“村官”至少兩年後是公務員，之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往上升，就算永遠只是辦事員（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也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工作。

你們鎮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現在一共來了4屆，前兩屆的“村官”已經轉成公務員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個人。

你們鎮上“村官”的家庭情況？

據我了解其中有一個有親屬在縣裏當公務員的，有一個父親是本鎮一個村主任，有兩個家裏應該很有錢因為他們在縣裏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幾個月都買了小車，還有個來自農村的家裏很窮還欠很多錢。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鎮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的。本縣的人中有四個家裏就是本鎮的人，有兩個平時都住在鎮上自己（父母）家裏。

據你了解“村官”中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多嗎，對他們當“村官”和今後的發展有什麽影響？

應該占了相當一部分。其實如果你家裏有人是公務員，你得到信息就比別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試很多其他大學生連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來的發展等等。而據我了解到有的公務員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開始準備（考試）了。而且家裏有人是公務員，自然也可以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說情，而且考上後也可以（被）分到好的鄉鎮（街道）工作。

據我所知分到街道辦事處和鄰近縣城的鄉鎮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縣裏甚至市裏有背景的，而離縣城遠的鄉鎮（政府裏）家裏有人當官的“村官”相對就會少很多。因為“村官”到哪個鎮都是直接由（縣）組織部決定的，如果家裏有人在縣裏當官，或者認識組織部的人，當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試，比如事業單位招人也都這樣。我們縣今年就有一個文件說要在“村官”和選調生中招聘幾名鄉鎮領導，我們鎮上一些老的公務員說我們去了就是去當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過一個遴選已經轉成公務員的前“村官”到縣裏部門工作的考試，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檔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檔案處理的工作經驗，“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調到檔案局工作過。

你們“村官”都做些什麽工作？

我們鎮上“村官”會被分到不同的辦公室，比如信訪辦（又叫維穩辦）、計生辦、黨政辦等等，他們主要負責做具體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務下來，比如人口普查，農房頒證（編者註：給農民的房子頒發房產證，之前農民沒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產證），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時間同時花在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辦公室的事情暫時不做了，專門搞這些所謂的中心任務。

能談一談“村官”被截留的情況嗎？

我們鎮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鎮也一樣。“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鎮鄉（街道）。實際上全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我有個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裏“村官”同樣被截留在鎮上。

鎮裏除了前“村官”、選調生外，其他公務員年紀都比較大。其中三十多歲都很少，大多數是四五十歲的。

他們對電腦不熟悉，而現在辦公基本都要有電子檔。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後，原來的公務員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體的事情都讓“村官”做了。鎮裏領導說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沒法運行了。

今年的幾項大的任務基本都是“村官”具體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頒證等等。他們說沒有這麽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麽多“村官”才會有這麽多任務。其實以前政府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會把任務包給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學校的老師等等，現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錢把任務包出去了。不過也聽說有的鎮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較拖，最後任務完成不了，那個鎮也只好把任務包出去。

今年下過一個文件要求鄉鎮（街道）和縣級部門嚴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學生將不能轉正。鎮裏的領導最開始還想讓我們去村上住幾天再回來，但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聽說有個鄉鎮讓“村官”下村住了一個月再回到鎮上去的。今年查的嚴的時候，一些村幹部、“村官”還受到過相關短信，上面還有投訴電話。甚至個別村幹部還讓“村官”打投訴電話（他們希望“村官”能下去幫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實縣裏、甚至市裏都知道這一情況。有一些“村官”就被長期借調到縣委縣府工作。另外我聽說重慶組織部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在黨校對一些“村官”講課的時候就說他知道“村官”平時都住在鎮上，說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會故意為難大家。

你們“村官”是想呆在鎮上還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鎮上，因為鎮上吃飯方便，住宿條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網也方便，鎮上“村官”平時可以一起玩不會很孤獨，住在政府宿舍裏也相對安全。

不過我們鎮上也有一兩個“村官”說住到村上也沒什麽不好的，他們主要覺得呆在鎮上“村官”做很多鎮上的工作而對自己村上的情況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認識他們，怕對自己今後的考核不利。不過“村官”的最後的考核也需要鎮裏面領導的評價，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領導，對“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說什麽。

“村官”會做些什麽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鎮裏工作交接，比如把村裏交上來的一些報表輸入電腦，有些大的任務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時候也給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經常下村的“村官”會參加村上的會議，也會有群眾向“村官”反應困難的。其中一個村的主任就說（比起村支兩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給“村官”說。不過就算下村也會當天回到鎮上而不會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會在鎮裏要求“村官”下村的時候（比如參與如換屆選舉）或者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村裏遠程教育的電腦壞了的時候才會下村。

有些需要下村的大的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等等鎮上也會要求讓“村官”下村做，但是“村官”不一定會做本村的任務，往往是一部分“村官”繼續留在鎮上做鎮裏的日常工作，而一部分“村官”作為主力下村。不過每個鎮的情況不一樣，有的鎮比如在做農房頒證的時候會把所有“村官”派到村裏去完成房屋草圖的繪製。

這些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能具體解釋一下是什麽嗎？

農房確權頒證就是給農民的宅基地（編者註：分給農民的那一塊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上的房子頒發房產證，因為之前農民只有一個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

土地頒證就是給農民的耕地發一個土地使用權證。開會的時候領導說有了房產證、土地證後，農民就可以把房屋和耕地抵押給銀行了。

土地復墾就是把農民不用的宅基地復墾成耕地，這樣就能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另外在我來的這一年鎮裏還進行了農村養老保險，家電下鄉等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都有什麽業余活動嗎？

很多人去附近的學校打球。去年有段時間很多“村官”躲在一個辦公室裏打（紙）牌，後來被書記發現了，就沒人打（紙）牌了。不過其實很多領導自己晚上還打麻將，而且一般會賭錢。鎮上就是這樣，沒什麽玩的地方。

“村官”裏黨員多嗎，平時沒有什麽黨支部會議什麽的嗎？

我們這一屆黨員很少，不過前幾個月有個入黨積極分子培訓，所有沒入黨的“村官”都主動參加了，而且其中有的入黨申請書都交了很久了。

鎮政府裏有個鎮機關支部，在我來以後到現在從來沒有開過會。而且有些“村官”黨員的黨組織關系並沒有從學校轉到這個支部，而是轉到所在村的支部，因為村上的支部交的黨費要比在機關支部少很多（不過其實就算在機關支部黨費也很少，好像一年就才幾十元）。

農村裏面黨員多嗎？

一個村就幾十個黨員，而且大多數都是超過60歲以上的老人。據我了解到的情況，一個村青年黨員也就幾個到十幾個（而且其中還包括了村委會的成員）。

我覺得除了村委會的人，其他的農村青年入黨都不積極。因為我碰到過有幾個村有的“村官”和村幹部還幫村裏的預備黨員寫入黨誌願書，其實應該他們自己寫。

去年村上黨支部換屆選舉的時候，村上給那些來參會的黨員（每人）發了100塊錢，村幹部說要不是聽說要發錢很多人都不會來。

鎮政府是誰做決定的？

黨委成員有十幾個人，其中包括書記、鎮長、人大主席、（全部）五六個副鎮長、紀委書記、組織委員、政協委員、宣傳委員、武裝部長。書記統籌黨政事務，其他黨委成員分管不同的事情比如招商引資、政法、民政等等。書記、鎮長、人大主席是（鄉鎮一級）主要領導，被稱為“三個代表”（編者註：江澤民提出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委成員會經常開黨委會。討論事情。但我不知道具體他們是怎麽開的。平時“三個代表”遇到事情會進行討論。不過不管怎麽樣最後還是書記說了算，鎮長有一次開會就說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副職，配合書記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上面下來的所有文件（不管是縣委、縣府還是縣裏各個部門的）都要書記先看過了，然後書記再決定傳給那些人（根據文件的內容，一般會先傳給鎮長或人大主任看）。一些重要的文件（裏面有一些任務）三個代表和相關分管領導會進行討論。

因此黨委和政府其實根本不分的，書記就曾經說過一句話叫“黨委政府一家人”。

你們那裏上訪的多嗎？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來鎮信訪辦來上訪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老人。

這一年多來也遇到過失地農民和退伍軍人等到縣裏和重慶市上訪的。到這種時候鎮上的領導就會特別緊張，派任何能派的公務員和村社幹部到縣裏面去“接人”（其他工作都變成次要的了，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有時候也叫上一些“村官”去。如果有人到重慶市上訪了，縣裏也還會派人去“接人” 。

平時一個鎮黨委成員會“分管”幾個被穩控人員，而每個被穩控人員被幾個鎮幹部、村社幹部，派出所警察（穩控責任人）同時穩控。書記說穩控不僅是信訪辦的事情， 每個幹部都同時身兼穩控工作。

一到大的節假日比如五一、七一等等，去縣裏甚至市裏上訪的就會比平時多很多，甚至會有人到北京去上訪。而如果縣裏得到了有人“串聯”到重慶市或者進京上訪的消息（情報），鎮上就會讓穩控責任人聯系被穩控的人員，看那個人是不是還在村上。也會派鎮上的公務員，村社幹部到各個車站去盯有沒有（疑似）上訪的人乘車，如果經過勸阻（疑似）上訪人員還是乘車離開了，也必須向上報告，因為如果上訪人員到了重慶市（或者北京）上訪了而鎮上都不知道的話，鎮領導和相關的穩控責任人就會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一次因為聽說有人進京上訪，鎮政府全體人員還在周末加了兩天班，專門處理這件事情。

能談一談你當“村官”一年多來的感受嗎？

剛到鎮上的時候感覺條件太差了，環境很艱苦。當時是重慶的夏天，平均溫度40多（攝氏）度，寢室裏也沒有空調，只有到辦公室去睡。

感覺在政府裏很壓抑，年輕人在政府裏面就是被“欺負的”。在政府裏不管對錯都要聽領導的安排，沒有什麽話語權，還怕不小心得罪領導。

比如土地頒證，去年快到年底的時候上面說到元旦節之前要把所有土地證辦好，交到農民手裏。結果鎮裏領導就讓“村官”加班加點（晚上要加到九十點鐘，有兩周周末也不休息）來趕進度，後來還從外面請了幾個人。結果最後還是沒完成，而且到現在都還沒完成。這種情況經常遇到，或者上面催任務了，或者領導突然想到了什麽事情，就要下面馬上做，不管可不可行，也不管做了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現在發現政府裏很多工作都是虛假的。比如這次人口普查，說是要每家每戶上門調查，結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抄派出所給的公安戶口數據，而公安數據上面沒有的情況就瞎編（比如某人外出打工去了什麽地方，職業是什麽，在哪家公司）。其他地方也應該差不多，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那麽多人去上門調查，我們光抄數據就抄了幾周。後來人口普查數據報上去，縣裏又說外來人口少了（沒有在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的之間）、出去的人多了，所以沒有達標要改。其實重慶很多區縣本來就是勞動力輸出很多的地區，所以出去的人多很正常，反而縣上的要求達到的指標反而不符合現實。當時很多“村官”就說“這樣調查出來的數據好假呀”。

我鎮上一個主任也說他當辦事員的時候，最開始往上面報的數據都是真的去調查了的，結果每次都不達標。然後就認識到問題出在那裏了，後來報上的數據就靠編，結果每次都能通過。

政府裏很多工作就是搞搞形式。比如有一個黨員信息管理系統，上面要求各個村（社區）裏每個黨員每個月都要登錄一次。一方面村裏沒有幾家人有電腦，另一方面多數黨員都是老人，根本不會用。只好讓我們“村官”每個月照著一張表上的用戶名和密碼“幫”每個黨員登錄一次。

另外一被領導叫到外面（飯店）吃飯就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一到外面吃飯就要喝酒，領導給你敬酒你不可能不喝呀，很多時候只能裝作醉了躲到房間外面找地方坐著。下村的時候，村幹部每次吃飯都會喝很多酒，只能是一次故意喝醉了，下次他們就不會太勸酒了。

經常被叫出去吃嗎？能介紹一下包括這種公開吃喝在內的三公消費的情況嗎？

我一般很少會被叫出去。這主要看“村官”在那個辦公室、做什麽。有的“村官”可能一兩周就會被叫出去到外面吃一次，另外而有幾個特別能喝酒的“村官”有時候被叫出去陪酒。

到酒店吃飯的原因很多，很多時候是為了招待縣裏下來的人，有時候是慶祝某件事情，有時候是馬上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出去吃，有的時候是事情做完了慶祝所以出去吃。另外鎮裏（一兩周）開一次比較大的會後，中午鎮裏機關幹部、村幹部和其他參會人員也會一起吃飯。有一次縣委書記來了而且住了一晚上，雖然是在食堂吃得，但吃的和平時完全不一樣，甚至連第二天早餐都非常豐盛。

這些費用都是用的鎮裏的財政。鎮長，書記，人大主席以及其他黨委成員都有簽字權，在一些定點的酒店吃完飯，簽字就行了。我碰到過一次一個愛喝酒的副鎮長中午在外面喝了很多酒，晚飯在村上吃飯的時候又喝醉了，晚上又拉人出去到外面喝酒。很多“村官”抱怨說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喝酒。

另外我們每次下村中午也會吃得很好。有時候是在一家酒店，有時候在社長或者其他村民家裏吃。就算在社長家裏吃也會上很多菜，有時候一張桌子都堆不下。村幹部一般都很會喝酒，白酒啤酒都會喝很多。這些都是用的村上（村委會）的錢。

因此很多“村官”私下就抱怨說鎮裏錢和村上的錢很多都是被吃掉的。每次到外面吃飯，一桌就幾百元（主要是喝酒花的錢，其他食物一般也就一百左右。）

鎮裏面只有一輛（鎮安監辦的）安監車和一輛轎車。幾輛私家車也被安排周末接送鎮政府的人帶到縣裏，星期一再帶回來，這些私家車（的車主）會有燃油補貼。

據說前年單位集體出去旅遊過一次，不過後來由於財政狀況不好，就沒有類似活動了。不過今年領導出去廣東招商引資過。還和去廣東經商的老板開了同鄉會。

此外去年國慶發過錢，去年年底還多發了一千多元，據說是從計生罰款裏面來的。今年發過一張價值幾百元的購物劵，一盒包裝豪華的月餅。不過很多人都抱怨說比原來發的少，和其他鄉鎮比也發的少。

鎮裏領導有錢嗎？

很多領導在重慶都買了房子，有個領導的老婆還是一個民營企業的老板。

你感覺在這一年來你周圍的“村官”思想和行為上都有什麽變化？

感覺這一年多來，很多“村官”都變了很多。

很多“村官”剛來的都不是很適應，有的覺得生活條件差；有的因為剛來的時候沒有什麽事情做，在辦公室裏幹坐著很煩；有的不知道怎麽和領導和同事打交道；有的不會喝酒等等

有的“村官”剛來的時候也不喜歡說話，但現在就很會說話了。

有一個“村官”今年開始下班後就基本呆在辦公室裏打網絡遊戲，也不和別人交往，不知道他怎麽回事了。

也有兩三個“村官”挺反感當前的政策的。 比較反感當前的教育製度，覺得是愚民教育；覺得房價太高；物價太貴。希望有一次大的變革，改變當前的製度。說“官方誇耀中國用4%的土地養活了1/5的人口…….只是能滿足人民能吃飽飯。這樣的水平也能拿出來說。”

有個“村官”說：“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父母那一代不一樣。父母年輕的時候還吃不飽飯，所以覺得吃飽飯就很滿足了……我們這些經歷過高考的人，不會像上一代那樣看待高考。現在那些高考沒考好，甚至沒讀大學的人賺得錢比我們還多些。”

有些“村官”比去年懶了很多，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時候沒事就上上網，聊聊QQ。他們說：“在領導心目中沒什麽地位，幹的再多也沒有用……每一次領導都說任務完成後，會考慮給大家錢，結果都沒給……上次搞土地復墾說最後要給每個搞了土地復墾的人分幾百元，結果到現在都沒看到錢。”

另外鎮上已經轉成公務員的“村官”也比以前“底氣足了”很多，有時候一些不是分管他們的領導都叫不動他們的。

你今後有什麽打算？

我覺得現在很迷茫。還是想到外面去工作，但覺得到外面去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沒有什麽基礎，專業也不好，（如果沒有工作經驗）很多公司更願意招應屆生。而且一旦出去了，就不能再回來當“村官”了。現在至少還可以獨立生活，不想再靠父母了。

其他“村官”呢？

外地來的有些想轉正後考回自己家所在的區縣，有的想轉正後考到縣裏去。

“村官”最後是怎麽考核的呢，“村官”轉正後的去向？

“村官”幾乎都能通過考核成為公務員，不同的只是考核的成績。根據以前的經驗，有一部分考核成績比較好的會留在本鄉鎮（街道辦）當公務員。而比較差的就會調到更偏遠的鄉鎮。

如果想到縣裏工作，就得參加考試了。去年就有一個考到縣裏面了。當然如果你有關系，即使分到更遠的鄉鎮，也可以被借調到縣裏某個部門工作。

其他省市據說有的可以續約，有的有面向“村官”的公務員考試，有的地方“村官”當選上了村支書、村主任等等。

中國：新年伊始，全國各地罷工連連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成都川化集團工人罷工示威要求提高工資和脫離母公司。該廠工人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加薪，很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每月還只有一千元的基本工資。工人稱控股母公司瀘天化工將川化有競爭力的資產轉移和出售導致川化連年虧損。董事長陳曉軍稱母公司不會向川化加大投資，並有可能裁員，激起工人更大的不滿。由於春節鄰近，工人擔心廠方無法支付工人工資，數千工人集體罷工。工人遊行到公司賓館，堵住川化控股總經理楊誠及黨委書記劉勇，要求控股公司正面回應。工人拉出橫幅，上面寫著“要工作 要吃飯 要為社會作貢獻”。工人當晚遊行到成綿高速（成都到綿陽）進行堵路，當局派出數百名防暴警察在收費站進行堵截，雙方對峙數小時，並發生了零星沖突，多人受傷。當晚國資委介入，要求川化派人到場進行處理。最後廠方答應每月加薪400元，發年終獎3000元。川化工人的罷工取得階段性成功。

受到川化罷工示威的鼓舞，成都市青白江區攀鋼集團成都鋼釩公司上萬名工人於1月4日上午發動罷工，要求漲工資。當天大約5千人效仿川化工人出廠遊行到成棉高速路口示威，而同樣遭到被上千警察的阻擋。當局派官員和工廠工會主席到現場和工人談判，但沒有達成協議。雙方對峙數小時後，警察強行驅散人群，並使用噴霧。據稱至少3名示威者被打傷，5名示威者被捕。工人被警察驅散後，退回到工廠。工人自發籌集鬥爭經費，並購買食品和帳篷，準備占領工廠，繼續罷工。

攀鋼集團是西部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現為鞍鋼集團的全資子公司。罷工的工廠現有職工一萬四千人。工人平均工資才1200左右，工齡長達20年的也才1400。而且工資已經凍結數年未漲。管理層與工人收入差別巨大，按照工人說法是，“喝茶不幹一月上萬，累死累活不到一千。”

星期四（1月5日），工人籌集上萬元用來購買食品和帳篷，並堵住所有工廠大門，前往工廠的道路同樣被封鎖。廠內的鐵路被工人攔堵，導致生產癱瘓，幾座高爐被關停。工人冒雨在工廠內遊行，並在工廠大門拉其橫幅：“強烈要求放人”。據稱成都城北所有警力已經調到工廠所在的青白江區。而且攀成鋼公司還發布了《攀成鋼“1.4聚集事件”答復意見》要求工人復工。

第三天（1月6日），工人繼續占領工廠。中午廠方和工人代表進行談判。據傳廠方同意給工人加薪300元，但工人要求加薪500元。下午5點半，政府方面突然出動3000名防暴警察開始進行清場，並發射催淚彈，造成至少十多名工人受傷，至少數人被捕。

除此之外，全國各地罷工事件不斷。福建省福州冠海造船廠拖欠工人工資三個月，而工人多次討薪無果後，1月2日上午數百憤怒工人在船廠外封堵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長達數小時。地方政府出動武警驅散工人發生沖突。

而之後1月3日，廣東臺山市白沙鎮主要生產保健按摩器的港資添美電器製品廠拖欠工人三個月的工資，導致全廠約500工人趁工廠年前趕訂單時候罷工，並阻攔集裝箱卡車出貨。

1月4日，江蘇無錫小天鵝公司廠方無故降低工人工資和不發年終獎，因此引發約100到1000名工人罷工抗議。下午廠長和工人代表談判，但尚未達成協議。

1月4日下午，廣西梧州港資企業中擴永威旗下梧州永威玩具廠因為工人節假日加班沒有加班費而全廠工人罷工。據稱大批警察到場阻止工人上街。經過勞動局協調，罷工六小時後結束。

2012年1月5日大連大雪啤酒廠上千工人由於不滿工資過低和加班時間長但加班費低等原因發起罷工，工廠3個大門均被工人堵住，阻止運送啤酒的車輛進出。2011年3月大雪啤酒廠被國際啤酒業巨頭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收購，工人無法和管理層一樣享受相應福利和待遇標準，引發工人不滿。

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加上鄰近年關，各地工人迫切希望增加工資而維持生活，但現實卻是收入減少乃至數月欠薪，而且未來的經濟形勢更不容樂觀。無論是所謂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殘酷盤剝底層工人轉嫁負擔，以滿足資本家和管理層的利益。面對這種困苦的局面，更多的工人們將不得不起而反抗，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聲援罷工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停止警察鎮壓。同時呼籲各廠工人進行地區性聯合抗爭，共同爭取權利，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在經濟危機下，亟需工人自我團結和建立自我組織。

中國：經濟趨冷、工人日苦、年關將近、工潮不斷

根據網絡消息，1月16日廣西南寧日資豐達(Foster)電機有限公司的八千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廠方以效益不好為由，今年只給管理層發年終獎，而一線工人不發年終獎。同時，對廠方安排的春節假期安排也頗有怨言，放假從21日（年二十八）到28日（年初六），眾多住在外省和偏遠縣村的工人根本無法回家過年，年節將在回家的路途上度過，而到家不到半日又要返程。在向管理層申訴無用的情況下，工人們在1月16日全天發動罷工。當地政府派遣約800多名警察和保安到廠區監管，封閉大門，嚴防工人上街遊行。目前罷工仍在持續中。

1月14日（星期六）位於深圳市三洋（SANYO）機電（蛇口）有限公司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沙井分廠約四千員工發動罷工，抗議松下（Matsushita）集團秘密並購三洋機電，卻不通知員工，也拒絕給予任何補償。

為此，星期六上午10點半後工人們發動罷工要求與廠方談判補償；並一度堵住進出沙井鎮的主要道路，引起交通癱瘓數小時。當地政府出動武警和寶安區地方民兵（預備役軍人）到場維持，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據悉多名工人被打傷，4人遭到警方暫時拘留。（據廠方事後表示，被捕的員工和已經在周日釋放）下午二時半後，廠方管理層允諾與工人進行談判，罷工才告結束。據工人反映，工人從未得知松下集團與三洋並購的消息，是在最近廠方要換工人工卡和廠區標誌才得知購並事宜。比照工業周邊其他企業，在企業並購時，員工都根據工齡得到補償，而他們沒有任何補償，所以深感不滿。

2010年松下集團完成對三洋電機公司的並購成為日本最大的電器商，但三洋集團下屬部分產品繼續保持其自有品牌。目前松下集團在中國有約70家工廠，三洋有約30家工廠。三洋機電（蛇口）公司成立於1983年，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根據不完全統計，本次罷工已經是深圳2012新年以來第9起千人以上的大規模罷工。此次罷工的新聞在人民網和騰訊網等國內官方網站也得以報道。

1月10日，深圳羅湖區上千環衛工人發動罷工要求捍衛就業權，反對短期雇傭合同。當地政府出動300多警察到現場維持，並在與工人沖突中扣押數名工人。工人所屬公司為羅湖環衛公司，但2011年12月，羅湖環衛服務公司總經理深圳市清潔衛生協會原會長何建強和其他等人共同貪汙50多萬元人民幣被判刑。而今年3、4月份地方政府將就地方環衛工程重新發包競標，所以羅湖環衛公司的工人在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後，只獲得了3個月的短期合同；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管理層貪汙入獄，公司很可能解散，無人管理，所以發動罷工要捍衛就業權。

1月11日，位於東莞橫瀝鎮的港資上市公司創英玩具集團的工廠倒閉，老板欠薪潛逃。該廠上千員工被迫舉著橫幅集體遊行前往當地鎮政府申訴。工人們打出的橫幅有“無良老板 還我血汗錢，求求政府”和“年關已到 我要回家”等。當地政府軟硬兼施，先派出警察“維持秩序”，同時允諾先墊付工人被欠的2到3個月的工資。創英集團1986年成立，後成為香港上市公司，以生產金屬汽車模型玩具為主，極盛時期有員工超過萬人，目前員工約上千人。

自1月13日（星期五）起，位於江西景德鎮的昌河汽車集團發表示生二千工人持續3天的大罷工。工人抗議並購昌河汽車的長安公司將汽車整車生產資質轉給其他資本家，而這將導致昌河汽車的工廠停工與工人失業。因此，工人發動罷工並與昌河汽車的管理層發生沖突。隨後地方政府派遣5、600名警察到現場護衛公司管理層離開，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數名工人被警方扣留。不過地方政府官員也到場安撫工人。有工人表示，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答復，他們將在春節前前往北京上訪，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剛進入2012年， 全國連續爆發多起大規模群體事件，風起雲湧，引起海內外廣泛關註。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工人處境日漸艱苦。中國2011年的群體事件已超30萬起，而在危機條件下工人的抗爭變得更有組織與堅定。這足以說明，工人階級亟需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底層民眾權益 的群眾性工人力量。

中國：廣西發生可能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汙染排放事件

災難再次降臨。數百萬城市居民的供水面臨另一場發生在廣東省龍江汙染事件的威脅。1月15日當時數家工廠向江中排放鎘和其他工業廢水時，災難發生了。鎘是一種致癌物質，能嚴重危害腎、骨骼和呼吸系統。由於官僚主義的拙劣和可能試圖隱瞞真相，盡管嘗試進行清汙，100公裏長的有毒汙染帶沒有得到有效控製。

救災工人向水中傾倒化學藥劑以清理有害金屬，然而根據環保部派到該地區的專家組組長許振成說，這只成功中和了大概7噸的鎘。在災難被報道超過兩周後，河中仍然還有13噸的重金屬未被稀釋。（在寫此文之時）鎘在受影響地區的含量超過官方標準的25倍。

汙染帶正流向柳州市，350萬人的家。盡管政府保證自來水現在是安全的，該市還是出現了購買純凈水的恐慌潮，超市報道飲用水的銷量達到了通常水平的10倍。為了減少當地人包括漁民的日益增長的憤怒情緒，政府關閉了一些沿河的汙染工廠並逮捕了7名公司經理。但這對解決這場危機遠遠不夠。

一些專家說這可能是中國數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河流汙染事件。北京的一位環境專家馬軍，稱這次汙染事件是嚴重的，因為鎘無法自然溶解導致汙染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憤怒在當地居民中日益增長，他們懷疑政府對水供應是安全的保證。正如在之前的有毒汙水排放事件中，政府被指責不嚴格進行環境檢查和忽視安全。關於為什麽廣西當局還沒有確定汙染的確切來源這樣的問題被提出。

“讓這樣大規模的排汙發生是地方當局的重大失敗了，且不提令人尷尬的是兩周後他們都沒有能夠確定汙染源。”一位來自長沙的金屬汙染專家戴塔根教授表示。

不斷加劇的環境災難

龍江災難是對許多在中國的公司不計後果的方式的最近的預警。資本家和其政府代理人的共謀，利潤最大化而無視環境法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據估計中國13億人中有9億8000萬人的日常飲用水被部分汙染。超過6億人的飲用水受到人畜排泄物的汙染，2000萬人飲用高放射性的井水。中國高水平的肝、胃和食道的癌癥發病率與水汙染有關聯。

根據一份最近的中央政府報告，被政府檢測的每10條河中超過4條被嚴重汙染以至於不適合人類接觸。而且官方數據的準確性被廣泛地懷疑。2010年2月中國環境保護總局（現在升成環保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水汙染水平是政府承認的水平的兩倍。這主要是由於農業廢水未被包括在政府數據裏（農田化肥是比工業廢水更大的水汙染源）。

普通人的擔心日益加劇，他們害怕食品是有毒的，空氣質量嚴重惡化，工業政策忽視環境或社會影響。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和麥克阿瑟基金會的一項研究顯示，75%的中國人稱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是一個對中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比認為美國（50%）以及日本（45%）是安全威脅的人的比例都高。

去年發生了一些針對汙染工廠或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例如8月在大連發生的14000人遊行和12月在海門發生的持續3天的兩萬人的示威。中央政府由於擔心關於環境問題的抗議及其有可能轉變稱政治性的，包括提出民主的訴求，以至於當局不再公布與環境汙染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具體數據。然而中國媒體報告去年這樣的抗議增長了30%，而總共的抗議數量顯然達到數千。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通過選舉產生的工人貧農委員會對工業、土地和自然資源實施全面的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製，政黨和政治團體活動擁有完全的自由。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以爭取對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的控製，並確保投資方式是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生產的。只有一場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重建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體系，在民主生產計劃之下替代成清潔能源才能終結今天日益嚴重的環境災難。

湖北：葛洲壩萬余退休工人抗議側記

自2012年2月20日起，位於湖北省宜昌市國有上市企業中國葛洲壩集團（以下簡稱為“葛洲壩集團”）的近二萬退休工人持續五天抗議，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保障醫療保險、降低水電煤公共事業價格和解決職工家庭子女就業等。2月25日，參與抗議活動的退休工人達成部分訴求，抗議活動基本結束。

中國葛洲壩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中央企業。1970年因建設長江重要水利樞紐設施葛洲壩而組建“長江葛洲壩工程管理局”（三三〇工程指揮部）。1990年代初，原計劃經濟體系的“管理局”改組為公司企業，參與多項中國國內和海外工程項目。1997年，該公司部分優良資產分離，組建股份公司“葛洲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2007年，葛洲壩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更名為“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葛洲壩集團營業收入約200億元，利潤9.17億元。參與包括三峽大壩等100余座大型水電站和核電、機場、路橋、堤防等工程2000多項建設項目。並在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等6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建設項目。2009年葛洲壩集團被列入全球國際承包商百強企業。葛洲壩集團公司基地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區就是因葛洲壩建設和該集團得名，該區居民現約15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葛洲壩集團員工或者員工家屬。目前，葛洲壩集團公司現有職工37000余人，離退休職工35000余人。

五天來參與抗議活動的主要是該企業2006年前離退休的職工。在2007年企業整體上市前，為減輕負擔和營造健康的賬目，葛洲壩集團以病退、提前退休、內部退休和轉崗等多種手法將眾多老員工安排退休，大多數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部分原屬於集體合同的工人（非國有企業編製）只有800元左右。這些老員工在早期計劃經濟條件下服從相關建設任務，長期夫妻兩地分居，拋家離子在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連續工作十多年甚至數十年。如今往往年老體弱多病、住房緊張、生活困難。很多一家三代人五六口人仍然居住在1970、1980年代修建的簡易平房和筒子樓（1950-1970年代，中國模仿蘇聯集體宿舍式修建的3-6層樓房，缺乏衛生和廚房等設施）。這些住房最初是政府分配給員工，只用繳納低廉的租金。而企業改製和住房私有化後，這些住房也必須由住戶貸款買下。由於眾多老員工早年收入微薄，根本無積蓄可以支持還貸，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面對物價上漲和醫療費用昂貴，很多老人微薄的退休工資不得不在買藥還是買菜間作出選擇。

與此同時，改組為上市企業的公司高層卻領取高額薪金，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每年基本工資為40萬元，加上各種業績獎勵和獎金，每年收入約為60萬元-100萬元人民幣。企業內部存在嚴重克扣工人加班工資、貪汙腐化和任人唯親現象。2012年1月春節前葛洲壩集團內部員工在網絡上爆料，某基層工程建設單位給葛洲壩集團五公司管理層（包括總經理在內的20人）春節拜年紅包金額總計達20萬元左右。而這僅僅是一個基層工程建設單位，葛洲壩五集團下屬類似級別的建設單位有數十個之多。可以想見，公司高管通過這些賄賂一年春節獲取的非法額外收入就達數萬到數十萬元。並且，員工中多傳言原公司董事長楊繼學為個人政績和獎金，克扣員工應發收入；其本人又是“裸官”，除自己外全家都已移民美國。

基層員工和退休職工對企業市場化和公司管理層的不滿日積月累。此前數年，不少葛洲壩集團老員工和內退人員多次上訪與在網絡上披露相關信息，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但往往毫無音信。而近日轉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董事長楊繼學在一次湖南省人大會議上宣稱葛洲壩集團人均工資標準己經達到了三千多元。這更激發眾多收入和退休金菲薄的老員工們的不滿。因此，員工們紛紛開始串聯並籌劃上訪和抗議活動。

從2月20日上午起，萬余退休員工開始聚集在靠近葛洲壩集團宜昌總部的葛洲壩城區立交橋轉盤處（330轉盤），在短時間即造成堵車長達數公裏，以此向公司管理層施壓。示威的退休工人們打出橫幅：「強烈要求楊繼學向全工區人民交待清楚」。宜昌市政府出動了上百名交通警察前往抗議地點疏通道路，並派出武警和特警待命。當天抗議活動持續到下午5、6時，仍然有數千人在現場。葛洲壩集團派出副總經理陳邦峰帶隊的數名幹部前往現場疏散堵路工人。據當時現場目擊人士說，在雙方爭執中，數名憤怒的退休工人毆打了副總經理陳邦峰。

2月21日上午8時左右，又有約萬余名退休工人開始陸續堵路抗議。數百名徒手警察和保安曾試圖組織人墻阻止抗議人群進入交通主道。但數千退休工人集體行動，迅速沖垮警方的徒手人墻。此時，宜昌當地電視臺反復發布通告，聲稱“集體上街堵路”是非法行為將遭到“法律製裁”，要求抗議的工人迅速解散。之後，警方又在抗議人群和圍觀者中安插大量便衣維穩人員。並密切監視前往現場聲援的維權人士和報導新聞的網民。一旦發現有人在現場拍照和錄音，即上前抓捕乃至毆打。不過派遣來的便衣人員被抗議的退休工人發現，也會迅速被老人們圍住。雖然老人們並不動手，但會紛紛指責打人和搶奪照相機的政府便衣。

葛洲壩集團則派工作人員沿街散發《致退休老同誌的一封信》，聲稱集團公司重視退休人員養老金統籌外補貼問題，確保該項政策2012年內正式實施，並從7月份開始計算執行。同時，葛洲壩集團還威脅目前在集團工作的員工，要勸說家人和長輩不要上訪、堵路和抗議；否則現在職工將面臨下崗和除名的處罰。多數葛洲壩集團的普通員工和市民都支持退休老員工和父輩們為爭取自己權益而上街抗爭，即使因此上下班和辦事不得不繞路也多沒有怨言，還有年輕人在中午和下班時給參與抗議的家人和其他老人送飯。

2月22日與23日，抗議活動仍然如常進行，局面也愈加緊張。當局調動更多特警和武警在周邊待命，並再三警告要采取強製措施疏通交通。2月23日晚上，葛洲壩集團召集了60多名離退休職工代表進行談判，並且通過內部有線電視臺播放了相關新聞和葛洲壩集團現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丁焰章的講話。離退休職工代表要求3月發放養老統籌外補貼，但葛洲壩集團方面仍堅持21日所作出的7月底前發放的承諾。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集團管理層為了暫時安撫員工決定每位離退休職工（含集體工）先預付1000元退休金統籌外補貼，另外，水、電、氣從一月份開始實行同城同價，標準與宜昌市持平，同時還公布了職工醫療保險和獨生子女貼補等新政策。

由於未能與集團管理層達成滿意的協議，2月24日仍然有數千退休工人堅持上街抗議，但政府方面和葛洲壩集團明確威脅，將不再容忍抗議行為；派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維穩人員現場恫嚇抗議的老人，並對積極組織和演講的人進行錄像和錄像，表示“如果再有人鬧事，將嚴懲不貸”。當晚，政府組織街道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與戶籍警一起挨家挨戶警告不許居民參與街頭活動，並且以子女就業和讀書相威脅“不要禍及子女”。

因此，到2月25日，連續持續5天的抗議活動基本結束。很多退休職工已經開始忙於填寫領取補貼的申請表和提供所需照片。雖然，三萬多退休職工並沒有通過此次大規模的團結抗議完全達成自己的訴求，但是畢竟為自己贏得部分應有的權利。正如一對退休的雙職工老夫妻說的，幸虧鬧了，他們才把截留的退休金和補貼給我們，恐怕每人可以多拿一萬元一年。不鬧不行啊。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中國舊的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蕩然無存；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則仍未建立起來；當前的福利體系僅覆蓋少數體製內人員，而且即使體製內資源也集中在少數官僚身上。據說有數據顯示，中國公費醫療保險中80%的費用投入在不到20%的受保官僚群體身上，普通基層員工則覆蓋極低。而貧富分化、計劃生育和兩元戶籍製度導致社會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廣大基層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的保障。據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各省養老金嚴重收不抵支，缺口達700億元，而且覆蓋的老年人比例極其有限，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的農村戶口老人不足20%。

同時，當局又積極推動養老金基金市場化，將養老基金投入風險巨大的金融市場，可能重蹈歐美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當局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逃避需要承擔的社會服務功能，使眾多老人陷入老無所養和病無所醫的地步。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任何私有化和市場化大規模國有企業的企圖，反對市場化養老金製度。支持葛洲壩數萬退休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進行的鬥爭。而要真正實現捍衛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權益，則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自己民主建立的組織——獨立工會，並將所有的大型企業和銀行實現全民所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之下，組建工農民主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普惠型養老金、免費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並最終建立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高層政客們坐擁財富十倍於美國的同行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是中國名義上最高權力機關，昨天全國人大3000名代表在北京開始了其一年一度的會議。

《商業周刊》（2012年2月27日）發布的聳人聽聞的數字顯示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財產總和加起來達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三個權力核心——包含國會、整個美國內閣和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所有660名高層官員的財產總和75億美元的11倍。

周刊報道：“人大中最富有的2%代表60人的平均財產為14.4億美元。而（美國）國會中最富有的2%的11位成員平均財產為3.23億美元。”

“兩會”，人大和它的孿生兄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在中國專製當局進行關鍵的權力交接的今年年初召開。今年秋天將召開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將確定（現為國家副主席的）習進平為首的新的領導團隊正式繼任。有跡象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變得更加激烈。

隨著中國從斯大林官僚運營的計劃經濟體製轉向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執政黨成為了由既得利益者和商業宗族組成的控股集團。人大代表擁有驚人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其中有越來越多的上層富有的實業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正如官方的《中國日報》報道的，“中國最富有50人中，有三分之一或是全國人大代表，或是全國政協委員。”

訪問美國的資本家們

宗慶後是全國最大的飲料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和中國第二富有的億萬富翁，家庭財富達680億元，同樣也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而另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吳亞軍，是龍湖地產董事長。根據上海發布的胡潤富豪榜顯示，她的家庭財產達420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使得大資本家可以接觸在北京的政府，而且同樣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正如《商業周刊》報告，“全國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富有的代表是汽車零部件巨頭魯冠球。2月國家副主席習進平對美國進行官方訪問的時候，他曾陪同前往美國，並參加了一個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和財政部長蒂莫西•F蓋特納出席的會議。”

正如下面新唐人的視頻中顯示，中國首富和三一重工集團的董事長梁穩根據估計擁有11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廣泛推測他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黨代會（十八大）上選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些報道稱梁穩根甚至可能被授予了一個政府高層的職位以顯示當局一種親商的姿態。

“全國人大中頻頻出現的億萬富翁顯示了富豪和共產黨之間的親密關系，”澳大利亞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專業的教授布魯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說，“看起來，在建製內各級官員都和企業家勾結在一起，使自己變得富裕，這也導致了大量的示威。”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一貫主張的，反對一黨專製的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當攜手並進。

海南：鶯歌海鎮萬余民眾抗議修建火力發電站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海南省樂東縣鶯歌鎮萬余民眾集會抗議樂東縣地方政府與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以下簡稱“國電集團”）修建燃煤火力發電站。3月10日是國電集團海南島西部電廠（鶯歌海電廠）工程正式動工的日子，而當地民眾反對修建發電廠的抗爭活動已經持續3個月之久。

樂東縣鶯歌海鎮位於海南島西南部，地處鶯歌海角，西、南面環海，面臨北部灣，與越南隔海相望，當地有中國南方最大的海鹽場——鶯歌海鹽場，也是海南地區久負盛名的漁場和海水養殖場。當地風景秀麗，碧海藍天，擁有全中國最藍的海水和最美的日落，被稱為“中國的夏威夷”。鶯歌海鎮根據國務院《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綱要》定位為“低碳環保、生態旅遊的現代化新農村”，也名列海南省政府“省22個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名單中。全鎮面積為24平方公裏，轄3個自然村，總人口約一萬八千人，當地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於海鹽開采、海水養殖和旅遊業。

2007年，國電集團與海南省政府即計劃在鶯歌海鎮當地建設海南島西部電廠。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國電集團目前鶯歌海電廠計劃工程仍然是2008年最初審定計劃，電廠規劃裝機容量為 1400MW，一期工程2×350MW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二期工程2×350MW超臨界或1×600MW級超超臨界燃煤火力發電機組，計劃2012年上半年開工，2013年實現“雙投”計劃，2014年投產。而其中的一期工程使用的“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事實上已經是落後技術，在二氧化碳排放、脫硫脫硝等環保處理上都有嚴重缺陷。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得到國務院能源總局批復的4年時間內，當地政府從未召開過聽證會，也未向當地居民咨詢任何意見，更未向當地民眾披露發電廠可能導致的潛在環境問題。2011年12月開始，電廠建設的前期籌備人員開始勘察和測量，鶯歌海鎮居民才得知修建電廠一事。此後，樂東縣地方政府特意將火力發電廠的修建與“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建設聯系在一起向當地居民推薦。

今年1月份，當地政府方才發布《國電海南西南部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第一次信息公開》，征集公眾對火電廠項目的意見和建議。目前鶯歌海鎮已經有約近萬名居民簽名反對在該鎮建設火電廠項目。但政府方面與國電集團仍然堅持推行該工程，群眾中反對政府恣意妄為，保護本地環境與民生的情緒也越來越強烈。從年初以來，民眾準備大量資料和報告向各家海南和廣東的諸多媒體反映，並在國內各大網站論壇和海南當地網站宣傳相關情況。但政府官員仍然無動於衷，強行推動建設工程上馬。由於鶯歌鎮當地中學生多數在鄰鎮樂東縣黃流鎮黃流中學就讀。縣政府強令校方逼迫在校的學生簽署同意修建發電廠的聲明，並以不簽署，高三學生取消高考權利，高二學生取消會考權利相威脅。同時，當地鎮政府所屬公職人員和教師等也必須“自覺”簽署支持修建發電廠的同意聲明。

今年2月中旬，部分民眾已經先後組織兩次村民集會和抗議，要求地方政府和國電集團傾聽民意，停止電廠籌建工作。但政府方面拒絕對話，一味用強勢壓製民眾意見，聲稱誰也不許破壞國家既定項目，對參與抗議的民眾以拘留相威脅。

3月10日國電集團的鶯歌海電廠項目正式動工日，民眾則不甘示弱，聚集上萬人，以各村組為單位，帶著橫幅和標語前往鎮政府抗議。將鎮中心地帶圍得水泄不通。而當局調動大量武警和特警到場進行戒備。根據當地民眾的說法，僅在鄰近的黃流鎮地區就有五百多全副防暴裝備的特警待命。

3月10日的抗議活動基本在和平狀態下結束，但民眾表示會在今後發動進一步抗爭行動。但是，海南本地沒有媒體報導相關事件，而民眾發在網絡的消息和報告也往往迅即被網管刪除。

中國勞工論壇積極聲援鶯歌鎮民眾的抗爭行動，反對專製當局肆意妄為，與民為敵。我們認為，對於自然資源（土地、礦產）和工業建設的規劃，應該由工人、小區民眾和消費民眾等相關利益方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實施民主管理與運作，並由所有民眾可以隨時公開檢查；反對一黨專製的官僚體系和以利潤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允許所有民眾實現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充分保證各種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行動自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管理和運作相關設施，當地小區民眾有權隨時進行監督，從而確保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發電站、垃圾場、醫院等）符合安全和環境友善要求。在民主計劃經濟體製下，以可循環的清潔能源替代帶來嚴重環境災難的舊能源，從而確保可持續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需求。


中國： 世行2030報告、杜建國抗議世行與反對私有化

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根據相關報道，世行2030報告是由國務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數十位中外專家花費1年多時間精心編寫而成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重點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如何與世界實現共贏，以及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面臨的共同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議題而精心準備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政府提出聯合開展研究報告的建議，得到中方領導人支持，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首次以聯合課題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僅佐利克本人為此報告就三次來華，在報告編撰過程中，更是組織了包括中方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臺、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和世界銀行四位副行長在內的高規格內部指導委員會。報告其實早於2011年9月就編製完成，但因為需要中國政府的各相關部委審核才能發表。報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衛生部等部委的贊揚，但是卻遭到國有企業實際控製方的國資委的批評，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發布。

就在杜建國抗議的世行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2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佐利克一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圍繞該份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高層研討會。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註四）的說法，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並講話，開幕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主持。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地方政府、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約150人參加了研討會。

3月5日，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報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世行2030報告選擇在今年“兩會”之前推出，出臺時間較有針對性。但對於報告中的觀點，他並不贊同。

同時，政協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回答記者關於報告的提問時聲稱：對這份400多頁報告，我用Word的檢索功能做了檢索，我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這份世行2030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製定將具有重要影響，但迄今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發布，而且未在財政部的官方網站上發布。目前只能從世行網站上下載到英文的全文報告（英文報告全文達446頁）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紹（僅4頁）與演示稿。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贊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報告中的第110頁更明確“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戰略方向“調整政府和民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強有力的財政體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系”，更是具體強調了民營部門（私有經濟）應該加強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空間，包括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體系等。

所以，報告是以比較隱晦比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籲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與該份報告相呼應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將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全面落實國務院2010年5月發布的“新36條”（《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幹意見》），明確民營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並製定相關細則。

雖然媒體一直宣傳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國進民退”和國有企業壟斷暴利的消息，但根據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供的數據，從1998-2010年間，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數從60.5%下降到19.2%，貢獻的稅收從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說經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10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從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這甚至與中共當局現行憲法直接沖突。（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神話”已經全面破產。三年多來，在資本主義發源地與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擊當局削減支出和“嫁債於民”的企圖，風起雲湧的占領運動和總罷工1960、1970年代以來僅見。為擺脫危機，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國，甚至跨國聯合，采取凱恩斯主義/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來穩定經濟，如歐美政府救援本國金融機構和穩定歐元區中的虛弱債務國希臘等。

在這種局面下，無論世行還是中國國內奉行“繼續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與官僚們無法無恥地宣稱繼續推行“賣光一切、全面市場”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國億萬工農胼手胝足辛苦積累的勞動成果。而且，對於新“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言，這一私有化進程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官僚獲取經濟上的實利，更是通過發展私有製經濟基礎占據統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確保資本主義製度復辟的穩固和資產階級作為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

社會主義者與反對私有化的路徑

繼2月28日杜建國抗議世行之後；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計劃在當地鐵路樞紐進行反對鐵路私有化的宣傳，並準備“堅決反對鐵路私有化”和“強烈抗議瓜分人民財產”的兩條橫幅和若幹宣傳資料。但當天抗議活動尚未開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數拘捕，經審訊和搜查後，參與者被迫向警方寫下書面保證後，才在半夜得以釋放。而網絡上關於“反對私有化”和“深化市場改革”更是成為了億萬民眾熱議的話題。

社會主義者堅定反對私有化，全力捍衛全民所有財產，聲援與支持勞動人民與左翼力量反對私有化的努力，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對民眾的反抗示威采取暴力鎮壓，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但很遺憾，我們需要強調，無論是杜建國的單人抗議還是11名毛派的集體抗議，都未能足夠強調勞動人民的群眾性抗爭，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於反對私有化和捍衛勞動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現實中上不僅是少數經濟精英和資本家，而且相當數量的基層普通民眾中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有諸多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小資中產，也包括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目前國企的壟斷暴利、內部世襲化和等級化，以及壟斷企業與普通民眾間收入分配差異表現極端不滿。

而且，與相當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會主義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已經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今日中國，仍然殘存的所謂“國有企業”絕不同於昔日的“國營企業”（畸形工人國家的全民所有製企業），更不可能將之錯誤地視為什麽殘留的“社會主義成分”。其在經濟基礎、內部利益分配和運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熱衷於將之與舊的國營企業乃至社會主義企業混為一談。而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壟斷國企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民眾對現存國有企業的嚴重不滿。

首先，當前的中國一黨專製當局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不再是什麽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那麽，在經濟屬性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體擁有的企業，就不可能是什麽“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企業”，或者“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只能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國企。現實中，這些企業運作與導向也是強調利潤化和市場化，與其他普通私人企業無多大區別。

其次，這些企業並沒有盡到“分利於民”的責任，其通過壟斷地位和龐大全民資源所獲取的利潤，最終只是為少數中外資本家、官僚與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相當數量的企業整體或部分已經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市，外部的資本早已參與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從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紅總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億元；而中國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裏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2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中國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僅275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六分之一。而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企業內部員工剝削和對國內消費者壟斷高額收費服務所帶來的超額利潤，諸如業務外包化，業績利潤考核、石油資源漲價、銀行金融和通訊行業的高額收費。

再次，在企業的內部權益分配上，這些企業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業”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過壟斷和剝削而壓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經過19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崗”，5000-7000萬原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去昔日就業的“鐵飯碗”。而現存的國有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與高管間收入差距極為懸殊，且缺乏基本的終身就業保障。根據相關統計報道顯示，央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而與此同時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為61萬元，兩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平安保險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資+獎金）超過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收入達6616萬元，在一片民意反對的情況下，2010年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後仍然達到987萬元。這絕非是個別現象，招商銀行的高管馬蔚華年收入也同樣達近千萬元。即使其他從事非金融行業的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實體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驚人，如本網站曾經報道過的葛洲壩退休職工抗議事件中，葛洲壩集團董事長的年收入達100萬元左右，而與此同時葛洲壩集團普通員工和退休職工的年收入只有2-3萬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這些由官僚專製控製的國企，內部充滿管理低下、追逐利潤、任人唯親，貪汙腐化和官商勾結之風，並因此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近幾年鐵路行業跨越式發展導致的高鐵項目面臨的事故頻發與債臺高築（註五），鐵路行業眾多貪腐官員受到調查，而耗費民脂民膏修建的鐵路未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滿足少數上層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有壟斷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類似封建等級製度的世襲化和門閥化的特征。譬如，從央企的最高層到中層管理職位（編製內人員）大多為官僚權貴的禁臠或者是官商勾結利益交換的結果，尤其是央企的關鍵高層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黨”/“皇親國戚”壟斷，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李小琳是前總理李鵬的女兒，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CEO朱雲來是前總理朱镕基之子，現任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最近成為了中國衛通公司董事長，現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之子李慧鏑是中國移動的副總裁。為了追求利潤和轉嫁責任，國企的生產經營模式也大規模血汗工廠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勞動成本和躲避社會責任，眾多在基層從事辛苦而危險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國企本身的正式雇員。譬如中國鐵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鐵路項目建設中，每年雇傭農民工達180萬人到200萬人。在壟斷嚴重的電力行業中，員工中流傳的順口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十個民工爬電桿，一個學生（新畢業非編製內的大學畢業生）當監工，兩個主任在喝茶，一個經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典型由官僚控製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左手壟斷專權，右手貪婪逐利。資本為追逐利潤迎合專製權力，壟斷為確保特權擁抱無製約的資本。

而且，值得註意到的是，在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的問題上，中共當局並非如同歷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動接受，其所處的博弈立場甚至強於今天處於危機之中受製國際金融機構的希臘等國。今天中共當局早已經成為“富國俱樂部”的世界銀行中股權第三位持有者（4.42%），並且中共當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為了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所以，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絕不能僅作秀式地將矛頭對準世界銀行，而是同時需要反對官僚對與國有經濟的控製壟斷。即使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復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並不僅是外國資本一力強行幹預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專製官僚當局（其中部分已經轉化成為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和中外資本家共謀的結果。

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認識到現存的國有企業有諸多弊病和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屬性。但是，社會主義者仍然堅定捍衛國有企業，反對資本家與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圖。我們之所以要捍衛現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殘余成分”，而是因為，它是未來通向社會主義的工具。

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這裏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苯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國家與革命》1918），“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論糧食稅》1921）

是的，我們明確地反對私有化，但不是為了維護“官有化”；我們堅定地捍衛國有企業，不是為了捍衛少數官僚與權貴的禁臠；我們反對官僚的壟斷暴利，不是為了將之奉獻於中外資本家手中，我們反對國有企業的世襲臃腫，不是為了支持將之全面血汗工廠化。國有企業不應成為官僚與資本合謀盤剝企業內外勞動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對和阻止資本主義當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圖，決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單打獨鬥就能實現，更不可能通過向專製當局勸進改良方式實現。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反對國有企業成為官僚權貴的禁臠，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團結起來有組織的抗爭才能實現。事實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對私有化的鬥爭與吉林通鋼工人反對私有化的抗爭，就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工人自我組織集體抗爭的典型案例。（這兩個案例雖然不能說以競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敗了資本家與官僚私有化國企，瓜分全民資產的企圖）

而要贏得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支持，只有使國有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包括在編製內的廣大中下層工人和外包的農民工）和社會上廣大勞動人民深切感受到國有企業給他們的益處。為此，需要確保企業內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業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團結周邊相關的私營企業工人階級。由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組建獨立的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取代官僚來管理和運作企業，並由企業內部工人、消費者和所在社區群眾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決定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價格設定等以滿足多數民眾的需求。

總之，今天的國有企業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使之成為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這才是社會主義者與左翼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在這些全民所有企業的基礎上至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邁進。

中國：薄熙來的下臺

在中共十年一屆的領導層更替之際，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自從1989年反政府群眾運動以來，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局面——中共高層黨內的嚴重分裂曝光於公眾面前。作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來被免去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雖然事態發展極具戲劇性，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們去年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釋的，“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僅僅在薄熙來下臺的六個星期前，薄熙來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醜聞而被捕。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可能企圖叛逃，因而被當局視為“叛徒”。而且，他被廣泛地視為涉及腐敗。政治評論人士陳子明表示：“王立軍的傳說變成了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醜聞。” 薄王兩人的下臺與其說是可能因反貪腐的“清洗”，不如說是黨內更為廣泛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傾斜

《華盛頓郵報》將薄熙來被免職視為中國新毛派“痛楚的失敗”。雖然這將一場極其復雜的權力鬥爭做了簡單化的詮釋，但薄熙來的下臺無疑標誌著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民族主義和國家幹預的“左派”。

學者吳稼祥表示：“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談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將要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新的領導層將接替在任的胡溫領導團隊。溫家寶是中共當局內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為期十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在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雖然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但是他對“重慶市委”進行了嚴厲的指責，這預示了幾小時後薄熙來被正式解職。而“改革派”陣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他被公開視為薄熙來的克星（雙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進行爭論）。汪洋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薄熙來的突然失敗，加之汪洋在和平處置烏坎群體事件中的表現，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遷（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機會明顯增加。烏坎村的村民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而暫時取得政府的讓步，卻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傳。盡管在本月早些時候，得到廣為宣傳的選舉使群眾抗議的領導人贏得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席位。但是，當局針對村民——尤其是青年積極分子——的鎮壓、監視和威脅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對重慶王立軍事件進行抨擊的同一講話中，溫家寶警告說：“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可能再次發生。”這些意見反映了統治集團深刻的不安感，他們擔憂因為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發生革命性的劇變。與其說是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不如說是今天在埃及、俄羅斯和美國發生的“占領”運動更令中國的精英們真正感到恐懼。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環球時報》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全國七個城市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幾乎有半數受訪者（49.4%）相信中國“處於”或者“也許處於”革命的邊緣。

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3月14日）的報道，“[溫家寶]在任9年，中國發電量增加三倍，鋼產量增加四倍，轎車和卡車的生產每年增加近六倍，”隨後該報繼續補充說，“但是被廣泛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則從溫家寶接任時相當於美國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蘭的水平。”

溫家寶對“重慶模式”的公開攻擊，並決定清除薄熙來，反映了這是高層國家領導人內部的共識，不僅得到包括反對薄熙來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來的盟友中國政法安全的最高負責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習近平的同意。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是“太子黨”——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後代，他們在黨國體系內享受著繼承獲得的特權。

派系鬥爭

此前也發生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省級高級領導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解除職務，之後由於腐敗被判18年監禁。這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內部鬥爭的一部分。胡錦濤之所以要對付陳良宇，就是為了遏製前國家主席的勢力，為他自己贏得更多的行動自由。

總的來說，這同樣適用於薄熙來的案例，這些行動的實施都事先經過了派系間的談判和交易。陳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為派系盟友習近平所取代。為了防止派系間全面“戰爭”的爆發，一種微妙的平衡必須被維持。正因為如此，才讓與薄熙來同屬“江派”的副總理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置，張德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門徒。如此就維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來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僅在國家層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體製外享有可觀的支持基礎的官員。他通過對重慶的控製，把重慶作為一個在集權國家的框架下最接近於“競選活動”的平臺。“重慶模式”（後面將做分析）被薄熙來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組成的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尋得一席之地。

根據現在的力量對比，薄熙來的政治美夢幾乎已經確定結束了。但是，對薄熙來的免職可能引發嚴重而不可預見的反響。尤其是對與新毛派而言，當他們反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黨國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來。在本文寫作之時，毛派在網絡上的力量正在呼籲去重慶舉行抗議活動。相關報道顯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備狀態，而武警部隊正從湖北向重慶調動——這標誌著當局也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抗議活動。即使沒有發生這樣的抗議活動，解除薄熙來的職務也使領導層交接的過程變得更加動蕩不安。

很多情況現在仍不明朗，而且由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特點，很多事情不會向外透露。但是薄熙來被解職的時機還是值得評論。中共高級人物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來被解職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華社對此發布了僅僅一句話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來舉行了吸引大量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保證要繼續推進“重慶模式”，之後對他進行清洗的決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會議的最後階段才做出。薄熙來“我行我素”的風格—進一步顯現出他毫不謙順—無疑激怒了中央領導層。假如對王立軍進行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會出現包括犯罪指控在內的進一步對付薄熙來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異之處”。但是這會基於權力鬥爭的邏輯，而不是取決於指控薄熙來的證據是否有力或者缺損。

全國人大會議顯示了薄熙來在國家機關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視的支持，包括在軍隊中。這能阻礙中共中央采取進一步的行動。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來能夠保持他政治局委員（不是具有更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並有可能在政府內部被授予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正如一個評論家預測，看起來薄熙來有可能“軟著陸”。

對“左派”的打擊

與此同時，為了壓製對解除薄熙來職務的抗議，四大左傾（新毛派）網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當局關閉。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層就對“民族主義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廣泛的打擊，而不只是針對薄熙來一人。

受到打擊的網站包括有影響力的毛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該網站有時會轉載來自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文章，但是其網站持有的立場與我們極其不同，且越來越傾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但是，盡管有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們毫無保留地抗議這種不民主的鎮壓，同時揭露溫家寶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開放”的空談。

圍繞在“烏有之鄉”等周圍的毛派團體扮演了薄熙來的“啦啦隊”的角色，盡管缺乏任何證據顯示他代表了對現有資本主義領導層的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些新毛派把重慶稱為“資本主義中國的解放區”和“本世紀的延安”（中共在陜西的根據地）。

重慶模式—神話與真相

正如來自重慶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指出：“所謂的‘重慶模式’看起來對重慶之外的民眾比對居住在重慶的民眾更有吸引力，他們尋找並且希望一個不同於中共資本主義政策的替代選擇。薄熙來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他的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驚動了許多中共領導。事實上，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外資比其他城市增長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相對最激進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政策。”

盡管薄熙來發動了“紅色文化”運動，包括組織合唱團演唱毛時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國際歌》，正如在1989年，《國際歌》經常在反政府抗議中出現）以及傳播含有毛語錄的短信，他的政策更類似於“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毛主義。據他的支持者上海風險資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來推崇“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共產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應”。

《金融時報》（“紅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來在文革期間遭受過迫害（他的家人被關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義的主題“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試圖利用希望回歸毛主義方式的懷舊情緒而不是重新采用與之聯系的災難性政策。”

在不對毛澤東的官僚政策背書的情況下，我們將指出該報觀點典型地扭曲了事實；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基於可以想見與理解的情緒反彈，這是對今天中共當局在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隨之出現的極端不平等的不滿。

重慶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16.5%，是全國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自2007年，薄熙來掌權以來，重慶私營部門生產總值占經濟的比重從25%上升到60%。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們目前追尋的正是20世紀80年代裏根與撒切爾模式。” 現在看來，黃奇帆至少目前暫時保住了他的職位。因此，很明顯，“重慶模式”並不代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民粹主義和專製獨裁

薄熙來的支持者所指的社會改良包括2010年開始推出的公共租賃房屋計劃，建立80萬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給被普通住房市場排擠出來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國的住房市場幾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這項計劃也遠遠不是滿足貧困家庭的真正計劃安置。去年以來，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規模公共租賃住房計劃，雖然未公開承認，但顯然是從重慶的做法中得到啟示。而全國性的計劃是在更大的規模上復製了重慶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國範圍內，也許比薄熙來“唱紅”更為引人註目的是引起爭議的“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打黑”行動是由現在灰頭土臉的王立軍牽頭指揮，導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訴，13人被處決，其中包括重慶前司法局局長文強。由於今天黑社會力量對中國城市的控製程度，使得重慶當局進行的膽大而無情的“打黑”令人駭然。

據估計，僅重慶就有20萬人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中國被稱為“黑社會”。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有組織犯罪已經滲透進入警察和政府部門，在重慶黑社會得到了文強的保護。薄熙來進行“打黑”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對手，曾在重慶任職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感到難堪。以此來暗示汪洋在重慶任職期間放任“黑社會”的存在。毫不奇怪，重慶“打黑”的明顯成功激怒了許多中央領導。因此針對重慶當局酷刑、逼供和濫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這也是導致王立軍和薄熙來垮臺的一個因素。

為什麽要清洗薄熙來？

對薄熙來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當局本質決定的，也是對於因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帶來的反彈的恐懼。由於領導層對薄熙來不可預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謂政治或經濟觀點不同，而導致他下臺的。

正如我們以前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釋的：“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代出現的不穩定與社會動蕩孕育出目前的“妥協”製度，統治集團內部通過不同派別、省份和商業集團間進行詳盡的談判與交易而實現“權力製衡”（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來為追求他自己的權力，而企圖繞過這種僵化的製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話，這可能為他人樹立了先例。根據克林頓任總統期間的前助理國務卿蘇珊-謝客（Susan Shirk）對此評論：“薄熙來為爭取權力公開進行宣傳和使用媒體動員群眾支持的做法打破了黨的高層保持統一的門面，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做的任何具體的事情，而是應宣傳活動本身使得領導層們決定解除他的職務。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1989抗議運動），他們就一直試圖將領導層保留在一個黑匣子中。”

太子黨

薄熙來是“太子黨”，是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數年內幫助鄧小平啟動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階級分化嚴重的中國，“太子黨”就像是社會中的新貴族，他們掌握著大量繼承得來的權力和財富。正如《時代》雜誌評論說：“薄熙來幾乎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他喜歡豪華轎車和量身訂做的西裝，送他的兒子到哈羅公學（英國的精英私立學校）和牛津大學就讀。年輕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黨’，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太子黨”們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作為強大的國家壟斷企業的負責人都是如此，這些國家壟斷企業像是“家族”封地一樣被瓜分運作。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2009年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份電報指出，這是“眾所周知的”，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家庭控製中國的電力行業，而負責政法安全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市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產業。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妻子控製著中國的“珠寶”行業。

“中共太子黨“在黨內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誠為基礎建立的網絡關系，而並非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於“太子黨”，但習近平被視為一個“經濟自由派”，例如他曾經主政浙江，浙江被視為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重要據點。但中共黨內的“太子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緊張局勢正日趨激烈。同樣出自維基解密的報告聲稱，“太子黨”官員嘲弄草根基層出生的官員為“小店主”。

圍繞胡錦濤主席的“團派”（它的名字就起源於共青團，因為很多其中成員是來自共青團體系）希望限製“太子黨”的權力，因為以他們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被看作是阻礙“改革”的障礙。因此，對薄熙來的行動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錦濤和“團派”企圖在秋季的領導人輪替前削弱“太子黨”的影響。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將取代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並在明年成為國家主席。這是2007年上一屆黨代會所決定的，這也反映了胡錦濤的派系當時受到的挫折，胡錦濤所中意的繼承人是其門生李克強，他將接替總理溫家寶的職務，成為（相對於習近平）第二號人物。

薄熙來本來有希望獲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會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澤民（另一個太子黨）的支持者張德江所獲得，張德江目前暫時接任了薄熙來在重慶的職位。但是，薄熙來被免職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間接地限製太子黨和阻止他們對新領導層的計劃，尤其是針對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就是暗示這場沖突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重慶模式”興衰本身。正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而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之時，黨國內部的深刻分歧也變得公開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這可能至多在一個臨時階段內，而非永久性地修復‘黨內團結”的形象。

經濟“改革”

根據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王貴秀的描述，近來召開的人大會議其實是“官商代表大會”。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周所報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財富總計達到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比美國政府、國會和最高法院總共535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的十倍還要多。互聯網上的評論員們把人大會議稱為“炫富聚會”，並發布了人大代表們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產公司恒大集團的老總徐家印腰纏價值6000元的腰帶，這幾乎相當於一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幣）。前總理李鵬（1989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屠夫）的女兒李小琳是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時裝價值12000元。

在他兩個小時的公開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使用“改革”一詞達70次。但是，與其說溫家寶總理關註的是他十天後攻擊薄熙來時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說他更多關註是所謂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其實是推行更為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的一種說法。

在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一份由世界銀行和數個中國政府部門聯合編寫的報告得以發布，該報告呼籲進一步去規則化、私有化和解除國有壟斷。這份470頁長之所以引人註目，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太可能完全實現；更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世界銀行與北京當局間協調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當局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報告的全名為《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而使其意圖暴露。“和諧”一詞是由胡錦濤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於中共之外。值得註意的是在整篇報告裏無一處提到“民主”。

這份報告的結論正如左翼評論家們所指責的是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宣言”，並且得到了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期間工作報告的響應。他承諾“打破壟斷”和鼓勵更多“民營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溫家寶再次呼籲給予中小型企業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個反覆提及的議題是給企業減稅和促進中產階級的消費。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動經濟“重構”和實現“改革”還有待觀察。但是，清晰無誤的是中共領導人們為隱藏在令人目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背後真實的經濟狀況而擔憂。自從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導致的債務問題堆積如山（請見附圖 ——雖然這一債務的全面狀況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數字更要嚴重的多）；而這暗示我們，他們必須嘗試與現行的經濟模式和它其中壓倒性的依賴債務金融投資的模式決裂，而這種模式同時也創造了如山般的生產過剩。目前地產市場的危機是更為廣泛問題發出的一個信號，目前由房地產發展商和投機商擁有的空置住房的當前市值超過中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改革派”陣營希望“解除對居民消費的束縛”從而降低經濟退與出口和投資的不平衡的依賴。但是中國現在軟弱無力的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中國的消費比重遠遠低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的消費比重）是由其現行的經濟模式所決定的，這一模式基於低工資、低技術含量和低利潤的製造與裝配生產。為了轉變這一經濟模式，他們希望使龐大的國有企業服從與私人資本進行競爭，開放此前完全壟斷的行業，但不是徹底放棄控製。政府考慮將地下銀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動（允許銀行設置“市場”利率）從而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潤最高的地方）。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秘訣是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盡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這些思想的實踐都遭遇了明白無誤的失敗。

正如眾多的人大代表已經公開承認的，這些政策是導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處方。為了給這危險的藥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應世界銀行的報告而加速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會保障建設。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理論上都應該能提升居民消費。但這樣的許諾此前也提出過，但對廣大貧苦的中國人民而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擴展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國醫療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地方政府正為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所困擾。

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和其支持者們談論“政治改革”，並稱這“與經濟改革不可分割”時；他們不是在討論選舉、結社自由、罷工權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們的觀點與薄熙來和中共黨內其他“新權威主義派”沒有什麽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黨專製製度，同時進行一些“改進”。一個漸進的可控製的路線反映了，中國精英們對於如果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出現“混亂”的深刻恐懼。他們所主要關註的，與其說是民主製度，不如說是更獨立的司法體系(所謂的“法製”)，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過有選擇的團體，而非群眾對於政府和政府擁有的公司施加壓力從而消減腐敗和濫權。與其將這描述為民主，不如說這是給予私人經濟利益集團更大可能性以挑戰國有既得利益集團並與之競爭；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後者在實踐中變得更為有效率、市場化和減少腐敗。這又是一個幻想。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獨裁的；都反映了他們（領導層）自己無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會資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確的，那麽為什麽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今天正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因此，北京當局企圖在領導人輪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與清洗薄熙來明確相關的。並可以此來打擊“新左派”。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張鳴告訴《華盛頓郵報》，“重慶模式已經終結了，（中國）左轉的機遇也結束了。”

群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左轉會在不久的將來徹底否定本聲明上面所描述的觀點。新毛派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選擇，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則強調需要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為此，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腐敗的為商業資本所統治的中共體系和其各種派系的架構之外。我們既不對溫家寶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會對“專製左傾的”薄熙來抱有幻想。

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個替代力量，這一力量應該基於群眾性的基層鬥爭，而不是仰賴對一個“新毛澤東”的崇拜。它必須從國際工人鬥爭中有所學習，並與之相互影響；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基層民主。而這正是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所為之奮鬥的。

中國：反對剝奪言論自由 要求新聞信息公開

自“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隨著中共當局內部日趨分化和權力鬥爭更加激烈，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廣泛傳播與互聯網和媒體上。雖然統治集團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並因此得到了海內外眾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時卻在進一步加大對於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和言論自由的打壓。

3月31日新華網的英文報道（發布未久即已從新華網上刪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中國從三月底到八月初，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春風”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通過互聯網相關犯罪的運動，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雖然，官方消息聲稱，此次的互聯網整頓主要針對網上非法銷售武器、藥品、有毒化學品、人體器官、偽造文件、發票等，以及交易個人信息。但同時，也要求網民不要散布“有害虛假”信息，即政治類新聞。

目前被逮捕的1000余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發布政治時事新聞，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無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別發布過消息，針對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也即謠傳中的“北京發生軍事政變”），迄今僅在北京已經逮捕6名網民。 同時，中國最大的兩個微博網站新浪和騰訊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警告，也在全面實行發帖審查後，並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內禁止微博發表評論，對微博上已經發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對和整理。

網絡上，各種謠言頻傳和真假消息難辨的一個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當局對新聞和信息的專製控製，不願公開真實事件，甚至有組織地蓄意製造謠言和“引導”公眾輿論，而很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事後，卻往往被證實為真實的。如此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諸多消息就是如此傳播開的，從而導致民眾對於所謂主流新聞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來，中國多個在海內外註冊的左翼網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組織的騷擾和攻擊，除較為著名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等網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興網站如“紅星網”(hx001.net)和“中國大民主促進會”(daminzhu.org)等網站也遭到黑客連續攻擊，域名遭劫持；導致大量損失流量和無法登陸。根據其大規模的操作手法和攻擊的頻率，明顯新一輪針對泛左翼網站的攻擊。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自2008年以來，也屢屢遭到中國政府的屏蔽，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內地讀者只能通過代理軟件和VPN等方式訪問本網站。從去年年底起，也曾連續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擊，包括劫持DNS和連續惡意註冊從而意圖“破解”網站操作後臺。

中國政府每年耗費數十億元用於互聯網的信息封鎖與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萬個海外網站和站點，其中包括諸多具有影響力新聞、政治和宗教類網站；關閉了300萬個國內網站。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專製當局壓製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尤其是針對左翼網站公開和秘密地破壞，要求保障民眾包括表達、抗議和結社在內的基本權利。我們相信， 媒體與言論乃社會公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擺脫少數精英（政府與資本）的控製，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民主決定。政府或某一政黨無權壟斷媒體，國家應資助媒體，同時允許不同派別根據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體。同時，媒體也不應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和人民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總體的民主控製，允許和捍衛社會針對不同觀點存在充分的自由討論和決策。

中國：四面楚歌、左右開弓、清明不清明、一體被沈默

4月6日，全國近十家在左右兩翼群體中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與論壇，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網、四月青年、紅星網、大民主促進會、中國選舉與管理網、共識網論壇和凱迪社區論壇等，被當局集中查封。宣傳主管部門要求它們在一個月內進行自查整頓。一個月後經當局主管部門審查後方可恢復運營。

根據官方新華社消息，從三月底到八月初，當局開展為其半年的打擊互聯網犯罪的“春風”專項行動，行動集中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4月1日，在廣州天河區十幾位青年舉牌集會要求胡錦濤帶頭公布其私人財產。其中湖南籍維權人士肖勇、廣東惠州人黃文勛、廣西桂林人區榮貴、江西九江人楊崇、老羅已確定因“非法集會”而被刑事拘留，網名小劉、老田、李總、四川籍女孩劉珊娟等10余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為由”，而拒絕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

4月4日清明節當日，山西太原、河南鄭州與洛陽及廣東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組織集會悼念毛澤東，受到當局和警方的告誡與監視。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學學生校風糾察隊十幾名學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園緬懷祭奠100年前四川護路運動中捍衛路權而英勇不屈的先輩先驅。這是一場近年來較少的學生自發的集會。學生敬獻花圈、拉橫幅、誓頌詞、三鞠躬。十米長白底黑色大字的橫幅主題是“繼承先烈革命傳統，發言前輩愛國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網站和論壇集體停止運作。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均在網站上發布告示：“今天上午，國新辦九局、北京市網管辦、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總隊聯合約談，稱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從2012年4月6日12:00起，關閉一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整頓自查。

而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非營利機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創建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也在4月6日中午發布公告，稱因“本網站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技術維護，請網友諒解。”而暫時停止運作。自2002年以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直代表學術界和體製內自由憲政派。

此外，分別代表“民粹民族主義青年”的四月青年網和精英右派群體的共識網的網站雖然沒有被關停，但是網站論壇均已關閉。

當局以這些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與信息為由，而集中整頓左右兩翼輿論與關閉有影響力網站與論壇的行動為近幾年之罕見，足見總理溫家寶等“黨內政改派”宣傳的政改與民主的虛偽，和深陷內部鬥爭與嚴重分裂中的中共統治集團的恐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堅決反對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剝奪民眾基本權利。我們主張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真正要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絕不能指望中外資產階級或者統治集團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須依賴勞動人民民主的有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團結抗爭。

中國：薄熙來的身敗名裂

根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晚間報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後續相關的新聞報道還指出，2月6日王立軍（前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誌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系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英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反應，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說，“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進行調查”。黑格還說，“希望調查是采取這樣的方式，我對他們的宣布表示歡迎。”

自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薄熙來與王立軍的相關新聞就一直是媒體和網絡關註的熱點。3月14日，溫家寶在人大會議閉幕時曾高調宣布要求現任重慶市委（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反思，同時高調誓言竭力推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當晚薄熙來被宣布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受調查。

此後，中共高層內部爭端、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真實原因，以及英國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謎等傳言與揣測不斷，3月下旬一度還傳出北京發生軍事政變的謠言。中共黨內各個派別更是不斷通過媒體和網絡釋放各種信號，這邊剛講“總書記並非淩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北京日報》3月31日報道），那廂又表態“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北京日報》4月3日報道）。而且，坊間民眾與新左派們中仍然有相當多薄熙來的民意支持，大量網上爭論為薄熙來與王立軍辯護，甚至有人在街頭散發揭帖、拉橫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當局官方針對薄熙來事件發布上述決定，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內部曲折而秘密的較量。這些消息對於薄熙來家庭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不僅僅是結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試圖使其整個家庭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淩晨發布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一文，定性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很大損害。”該文明確將薄熙來與王立軍一起打倒，這也意味著薄熙來與王立軍均將遭到嚴厲處置。

但是，這並不是大局塵埃落定，而是新的紛爭開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前夕，如此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更是凸顯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不堪與分裂對立。

薄熙來與王立軍所鼓吹的“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風靡一時，曾經一度得到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開贊許，並且在眾多基層民眾和泛左翼得到廣泛的支持。

即使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所謂“重慶模式”沒有突破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歸，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糾錯。但是，今天中共統治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甚至統治集團內部力量也根本無法使上層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早期相對盤剝和內部對立不那麽嚴重的階段。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所謂“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的窮途無路，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糾葛已經無法用以往機製進行調解，是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和貧富分化嚴重的反映。

隨著利益集團對於利益控製和爭奪越來越激烈，統治上層內部，也日益暴露出沖突與對立。這種內部鬥爭越黑暗越兇殘，也證明統治當局越反動越沒有前途。此次“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內部分裂與鬥爭的體現，但這只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而絕不是分裂的終結。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通過煽動民粹情緒得一展個人政治抱負。而且，這種借助民意，以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他其實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條件下，與“繼續改革派”鬥爭失利的中共黨內的舊官僚和“太子黨”既得利益集團。

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義毛派的下懷。毛派們習慣於將自身定義為中共忠實的“謀臣參謀”，習慣於依賴、拉攏與寄望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導師”，每有中共領導層輪換，必談“健康力量重新上臺”；每有重要會議召開，就說“中央政策左轉在即”。十多年來，毛派改良派，一邊如此“含情脈脈地”期待著早已變成“貪婪地吮吸中國工農熱血的吸血鬼”的中共當局的幡然悔悟與改頭換面，一邊繼續愚弄廣大支持左翼的基層群眾要安於現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轉變而接受中共官僚與權貴資本的壓榨。

“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與野心也日漸膨脹，更是吹捧，薄熙來是“紅二代的接班人”，重慶是“新時代的延安”。

但是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和傳言，薄熙來本非什麽艱苦樸素的“紅二代接班人”。薄熙來及家人生活一貫奢侈，其本人身穿價值數萬元人民幣的定製西裝，妻子薄谷開來與兒子薄瓜瓜長期在海外生活、經商與接受教育。（這一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中共黨內對於幹部管理的紀律條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國和美國留學期間生活高調浮華，經濟來源不明，海外媒體《華爾街日報》甚至報道過他駕駛紅色法拉利跑車約會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女兒。

此次官方報道中用少見的“薄谷開來”稱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顯然也是某種暗示。中國內地自1949年革命後，為體現男女平等，很少出現將夫姓冠於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況。聯系到薄谷開來和薄瓜瓜曾先後長期在香港、新加坡與英國生活，不排除薄谷開來已加入其他國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華人的習慣。而且，就在薄熙來案件處理消息發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推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一文中明確提出，“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由此可知，薄熙來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動披露的級別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來被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消息發布的前幾日，中共當局對國內的泛左翼的網站展開了近年以來最嚴重的清理與打擊。其中既包括長期支持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出傳統的毛派改良主義網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並不完全支持重慶模式，甚至與“重慶模式”保持距離的左派網站，諸如東方紅社科、紅色中國、紅石頭論壇和大民主促進會等網站。

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相當多數毛派改良派希望通過推出中共體製內一、兩個強人作為共主而實現中共當局左轉幻想再告破滅。哪怕他們心知肚明這些的強人很多時候並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過挾持民意迫使強人們左轉，但結果卻往往是白白出賣了工農利益而為他人做嫁衣。越來越多的左翼基層群眾將會通過薄熙來事件認識到這一點，與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任何不切實際和投機取巧的幻想進行徹底的決裂。

重慶：萬盛地區萬人抗議持續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除中共黨內一切職務的同一天，重慶市萬盛地區數千市民和學生打著“還我萬盛區”、“我們要吃飯”等橫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萬盛當地民眾抗議原萬盛區和原綦江縣合並成綦江區，原萬盛區成為綦江區下轄的萬盛經濟開發區，由此導致當地資源受損和社會福利減少。

當天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導致和示威者爆發沖突。據媒體報道，綦江區區長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傷，也有傳聞稱有學生被打死。4月10日的沖突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晚學生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發帖和派發傳單號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點到萬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經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時，據稱有數萬群眾舉著“萬盛人民團結起來”、“萬盛要發展要繁榮”等橫幅，陸續來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對峙。武警發射催淚瓦斯和結成方陣試圖驅散集會群眾，抗議人群用磚頭、石塊進行還擊。據稱當天約有十萬人卷入和警察的沖突，許多警車被掀翻、焚燒，全區猶如戰場，商店全部關門。當局則稱有一萬人，有12輛警車被砸，4輛警車被燒。

網友在網絡上描述當天的情形：“剛到城邊上，城區已經被封了，到處都是煙霧彈，辣椒水，有車被推倒，接著就有很大的煙，說是被燒了，大部分的地方信號被屏蔽。路人有的興致勃勃看熱鬧，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議活動持續到黃昏方告結束。據悉，為加強鎮壓警力，當局不僅動用了重慶當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還從四川成都調動2個防暴警察大隊和四川南充武警機動師38師的一部分力量，萬盛區進入全面戒嚴中。

有報道稱，這次事件是十分有組織的行動。4月10日的大遊行，組織者在群眾中心受到保護下，指揮和策劃11日的 行動；安排退休人員堵高速、其他人員堵政府大樓，和準備石塊磚頭。因預計會有激烈沖突，抗議者亦事先通知餐飲行業和商戶關門停業一天。

4月12日上午，雖然處於全城戒嚴中，但是在區中心的如子廣場到步行街一帶，仍有數千群眾聚集抗議。由於當天下雨，大多數群眾都撐著傘與在現場的武警對峙，仍有部分群眾高呼口號。現場負責清場的武警結成3到4排的陣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當警察的陣列還未靠近，群眾就自動散去，但之後就在武警方陣後方或兩側重新集結。有群眾向武警和警察投擲礦泉水瓶，被當場逮捕。據悉當天在如子廣場的武警並非是重慶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過來的武警機動師。

4月13日，目前當地尚無進一步的抗議活動的消息。

重慶萬盛區在行政區劃上原是由貴州桐梓縣、四川南川縣和重慶一部分劃分組建的南桐礦區，屬三省交際地帶的國有大煤礦，當地居民多為礦區員工或家屬；1993年，南桐礦區正式劃歸重慶市成為萬盛區。近年來，由於當地礦產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遲緩。早在2005、2006年，就陸續有人提出萬盛區與鄰近綦江縣合並的舉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做出了這一決策，2011年10月國務院批準將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區成為其下屬的經濟開發區。

在並區過程中，出現各種沖突和利益問題糾葛，當地官僚與綦江縣官僚之間也權利分配的鬥爭問題。特別是有傳聞，被兼並後的萬盛各行業職工（包括在職和退休人員）社保及醫保普遍下調20%用於對口扶持綦江的扶貧工作（註：綦江原為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貧困人口相對較多。）由於，當地民眾在行政區變更上毫無自主權利，而又涉及到實際利益受損，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福利損失對底層民眾而言顯然是沈重打擊。而當局罔顧民意，出現反彈和抗議又剝奪民眾基本權利進行蠻力鎮壓，引發此次大規模抗議和混亂。

為了平息民憤，中共重慶當局4月12日出臺了《關於促進萬盛經開區當前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政策意見》。當局稱：“一些人員之所以出現聚集，主要是因為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後，部分群眾反映的一些擔心和具體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擔心區縣合並後經濟會蕭條，尤其是第三產業滑坡；二是由於原萬盛區執行的醫保標準較高，現在按照市統一要求，必須納入全市統籌，執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萬盛區群眾每月醫保費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區縣合並後產生失落感，認為區縣合並是錯誤的，希望“復區。” 所以，當局在福利、當地經濟發展和拆遷賠償等方面作出讓步。

但文件同時強調，“對打砸搶者要嚴肅處理，追究法律責任。” 據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數名抗議者被警方拘捕。

萬盛的抗議事件對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重慶地方當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特別是僅在不到1個月前，因違紀而受到處理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被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所替代，重慶當地官僚正在進行內部新的清理和整頓，這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希望“和諧穩定”過渡的中共當局來說實在是個糟糕不過的時機。

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以及是否和薄熙來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的關系。但重慶發生的抗議反映了當前民生日苦，階級矛盾激化的現狀，也反映出統治當局專製非民主的統治方式難以為繼。

從廣東的烏坎到重慶的萬盛，群眾的憤怒如地火般四處燃燒。政治上野蠻的一黨專製統治與經濟上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迷信，製造出根深蒂固的製度性矛盾，使飽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不堪忍受；而這些矛盾帶來的反抗將使統治集團無法再按原樣肆意統治。暴力的壓迫正在為反抗壓迫的暴力所顛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當局的專製統治，要求立即從萬盛地區撤出所有軍警力量，釋放所有被捕抗議者和治療受傷人士，嚴懲暴力鎮壓和貪腐墮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網絡和新聞封鎖，允許媒體和民眾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當地民眾絕不能寄望於中共當局中的任何派別和個人。

我們堅定支持群眾言論、遊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民主權利。社會事務都應交由本地社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管理。當地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青年與學生，應該向廣東烏坎的民眾學習，在工作場所、學校、大學積極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農會、自衛委員會和社會事務管理委員會。

“十八大”前——改革開放的終結與中共集團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註。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製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製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製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黨官僚專製統治下，僵化的計劃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蕩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製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麽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製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製下，逐步推行有控製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製；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製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製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沖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製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製，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製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製。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墻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製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製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斯大林主義的繩結”，卻誌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雲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余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镕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梁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製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卷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製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發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采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於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黨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製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製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黨”，由於歷史背景和關系，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黨”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黨”則更傾向於”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黨”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製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借助民意，從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製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製的斯大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麽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布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黨專製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迷信的破除。

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於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製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製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黨”——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製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蘇。在一黨專製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贊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裏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臺》(點擊鏈接）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註，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贊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劃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采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製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系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製，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製，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製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製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製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製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製”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采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數據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裏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雇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共富12條中第四條，”建成 2500 個農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製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管道。”農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聯系的。通過修建農民新村使農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來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產生”地票”，可以用於土地交易而轉讓。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招商引資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文件”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黨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裏，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裏。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裏。而縣裏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裏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采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製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製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需要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者》明確認知工人階級並非如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所想的那樣是”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以讓經濟停止運行，因為推動經濟運行的正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和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製度。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等這樣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資產階級自由派宣傳的，只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了，這一切就會自動得來；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認為的那樣需要依靠一個”偉大領袖”的施舍。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眾性運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才能贏得。

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止步於此。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暫時的改良最終會失去，正如在北歐和整個歐洲所發生的新自由主義的”偽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體民眾掌握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和民眾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計劃、管理和生產，才能確保社會生產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工國委（CWI）主張：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將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民主的全民所有。

中國： 革命的幽靈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臺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製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 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 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 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卷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 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 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 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 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盡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 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 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道，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 麽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 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 影響和控製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嘎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復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於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鄧小 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突破 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 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 到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製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 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 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退讓的天賜良機，溫家寶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動“政治改革”的呼籲，但其中並不包括推行選舉、普選，或其他真正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

不 過，盡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劃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製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 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製“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系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 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製特權部門的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 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 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製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 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製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 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北京暴雨，沖走和諧粉飾

正當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忙於權鬥之際，北京周六（7月21日）遭遇61年來最大的強暴雨。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房屋倒塌10,660間。位於北京西南的房山區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降雨量達到了460毫米。暴雨引發了山洪和泥石流，80萬人受災。

北京這個擁有鳥巢、水立方等現代化建築的國際大都市形象被一場暴雨沖的一幹二凈。正如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中共官員只重視GDP這樣看得見的政績。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是1到3年一遇，僅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

然而災後過後當局不僅沒有反思，反而大唱贊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總工程師劉洪偉通過中央電視臺介紹當地應對暴雨采取的措施時，講了“三個非常到位”：預報非常到位、預警非常到位、預案非常到位！被稱為“到位哥”。

僅僅大雨後的第二天7月22日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就宣布：“廣大黨員幹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團結一致協同應對，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初步勝利。”

22日晚上中共九常委集體“消失”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甚至總理溫家寶也沒有進行“例行”的親民秀演出。人們紛紛質疑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忙於權鬥，無人願意出來為北京暴雨災害承擔責任。

7月22日晚上郭金龍還要求“把工作重心轉到救災、善後和維穩上來。”而直到7天後星期五（7月27日），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代市長王安順才到房山區為暴雨災害死難者默哀。可見當局災後不忘維穩；慰問也只是維穩的一種方式。

有網友稱：“一場暴雨可以看到中共及其政府是真正的‘多余人員’，沒有中共和中共的政府百姓自救的很好，中共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維穩，打壓民眾。”

雖然7月25日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辭去市長職務。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兼副市長吉林也辭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曾被網友傳為因大雨失職而受罰。然而這幾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職務變動。因為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郭金龍當選北京市委書記。按程序應該辭去原來的市長職務。而且北京市委書記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地位僅次於政治局常委。可見暴雨並沒有沖毀其升遷之路。

北京7.21特大暴雨災害後，官方22號晚間公布的遇難人數37人一直未見更新，便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到26日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7·21”特大自然災害遇難人員情況稱，截至目前，北京區域內共發現77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之後就沒有在更新遇難人數。但是據一些民間調查遇難人數可能達到數百人。

而7月23日，北京市政府號召為災區捐款也遭到攻擊，微博罵聲一片。自從“郭美美事件”爆發後，官方慈善機構信譽大跌。7月29日，官方《北京晚報》稱“對於捐贈的資金主要用於保證災民有衣穿，有水喝，有飯吃。”可見當局有錢保證“三公消費”卻不願出錢保證人民基本衣食。

北京暴雨並非個例，官僚盲目建設諸如高鐵這樣的形象工程，同時忽視建設質量，許多“豆腐渣”學校在地震中垮塌。而災後，不僅沒有實實在在的調查反省，反而高唱贊歌，同時打壓異議人士。例如譚作人就由於呼籲民間對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對遇難人數進行獨立調查，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對於城市基礎建設，需要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和專家一起進行民主規劃，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國：富士康工廠兩千工人暴動

工資只占Iphone售價的2-5%。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在讀到最近富士康沖突新聞的時候請牢記這些數字。富士康是蘋果產品的主要製造商，包括新的Iphone 5.

保安被指責引發了這場周末的北方山西省富士康工廠的大規模暴動。事件成為了又一例證 – 監獄般的血汗工廠（如富士康）內中國工人受到超額剝削的中國工人，積累了爆炸性緊張局勢。

據報道暴動最高峰時涉及2000工人，其中40人送進醫院。星期天晚上的暴力沖突持續數小時一直延續到星期一早上。新聞報道五千名警察被派到工廠維持秩序。據新華社報道至少三名重傷者生命垂危。一些外國媒體報道有人死亡，但是被富士康否認。

醜聞纏身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一些著名電子產品如蘋果的Iphone的主要製造商。該公司同樣為戴爾、索尼、諾基亞和微軟代工。這家臺資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剝削者，雇傭了全國110萬工人，並由於虐待勞工、違反安全規定和野蠻的軍事化管理方式而臭名昭著。

富士康長期醜聞纏身，特別是自從其巨大的深圳工廠發生數十名工人自殺。這在2010年成為世界新聞。從此之後該公司就將其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份如山西，四川和河南。當地政府對此也積極歡迎。但是新的醜聞接連爆發，包括以“實習”的名義強迫學生到富士康工作。此外6月在一家富士康工廠發生的罷工導致所有參與的工人被解雇。

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廠雇傭79000名工人。工人告訴新聞機構暴動首先是由於數名保安和工人之間的沖突引發。公司的保安和許多管理人員一樣是退役軍人，由於其對生產線工人嚴厲和傲慢的態度而臭名招著。憤怒最後於周末爆發，並不出人意料。許多評論者預測在富士康工廠和中國其他許多血汗工廠將會發生更多的暴動。

“這樣的暴亂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圳倡導勞工權利的劉開明說，“不再僅僅是加薪的問題。”

去年10月由數家大陸和臺灣大學發表的報告顯示，接近28%的富士康工人受過管理人員和保安的辱罵，16%的工人受過身體上的虐待。報道稱：“在長時間的工作期間，不允許工人說話、微笑、坐下、走動和不必要的移動。工人每天要完成2萬件產品，”報道稱。

太原工人面對這種習以為常的虐待，壓抑已久的憤怒終於在周日晚上發生爆炸了。工人和保安之間在宿舍相對瑣碎的爭吵掀起了騷亂，並很快蔓延，攻擊警車、金屬門和工廠內的櫥窗。微博的帖子說：“工廠保安毆打工人引發了這場肉搏戰。”

針對保安

一名工人告訴《南華早報》稱“數千工人尋找和毆打每一名他們看到的保安。”

新華社報道稱，來自山東和河南的工人之間的地域矛盾可能在沖突中發揮了作用。蘋果Iphone5的發售讓許多來自其他富士康工廠的工人來到太原工廠。特別是由於沒有真正的工會（在中國是非法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工廠中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新華社的報道同樣可能是不實的，或者反映了官方媒體試圖把對富士康及其強硬的管理方式的指責轉移視線。

許多在富士康以及其他製造業的工人是只有臨時合同的農民工。管理人員實施的隔離措施讓工人被迫和其他來自同一省份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以傾訴委屈。工會的缺乏，工人自我組織受到打壓，意味著沒有組織力量在階級基礎上來團結工人。

高壓鍋社會

富士康的大規模暴動反映了在中國，特別是在製造業的更廣泛的緊張局勢。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經濟急速放緩產生了一個“壓力鍋社會”。太原暴動僅僅發生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當局更換其領導層的數周前。星期日在富士康發生的一切，未來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一黨專政當局發生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最嚴重的分裂和派系鬥爭，而暴動事件突顯了當中的問題。

由官方中國智庫發布的研究經濟發展趨勢的褐皮書顯示，五分之一被調查的公司正在裁員，而之前一個季度的數字是13%。該調查同時顯示5%的公司報告發生罷工。今年許多罷工涉及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工人要求拿到被倒閉的公司拖欠的工資，或者由於工廠從沿海省份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而要求賠償。

iPhone 5

“因為iPhone5的發售，（富士康）用工需求驟然增加，”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在本月初的一份報告中稱。因此，在太原暴動和新iPhone5發售之間很可能存在聯系。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道廣泛傳播在富士康工廠中普遍發生的虐待，盡管蘋果和其他公司客戶不斷聲稱這些問題得到了緩解。其中包括要工人超時加班（遠遠超過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沒有加班費以及暴露在有毒化學品中。富士康工廠的工作日通常每天有三個小時的加班。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和工作的復雜特性，需要不斷生產新的產品和部件，令工作非常緊張。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告稱，在深圳富士康工廠接受采訪的一些員工稱他們工作30天而沒有1天休息！

征召勞工的問題也沒有被根除。英文的《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最近報道“新學期開始，一個中國東部城市的數千名學生被迫停課到富士康工廠工作。這些學生“被強迫到工廠……之前工廠無法召到足夠的工人生產蘋果備受期待的iPhone 5.”

不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象征。國際品牌公司把產品生產外包給沒有工會的血汗工廠，然後對必然會發生的虐待行為推卸責任。這一模式和富士康軍事化生產方式使蘋果成為股市歷史上最值錢的公司，上個月其總市值超過6,200億美元。已經去世的蘋果前CEO喬布斯在富士康發生自殺醜聞之後說了一段著名的話“這不是一家血汗工廠。你走進到這個地方，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家工廠，但是，我的天呀。他們有餐廳、電影院、醫院和遊泳池。對一家工廠來說，這非常好了。”

這一段富有生氣的評論被富士康召工者王誌前（音譯）的否定。“這絕對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他告訴《華盛頓郵報》（2012年9月26日）。“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管理上的問題。[管理上]一團糟。保安經常對工人濫用權力。我們今年召到的工人比2010年少的多。人們寧願到飯店和其他地方工作。這不是一個缺乏工人的地區——問題在於精神空虛。”

富士康太原工廠的暴動，僅僅發生在iPhone 5推出數周之後，顯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野蠻，勞工被利潤豐厚的大公司剝削的狀態。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長期以來為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鬥爭。

我們反對任何警察行為，或者公司對工人參與太原暴動的犯罪指控。此事件必須由選舉產生的富士康工人代表和國際工會運動組織獨立調查。
富士康保安機關必須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工人選舉及輪替執行安保任務。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呼籲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全球科技巨頭（其事實上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的一環）應該被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這要求將在中國大陸、臺灣和國際上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後，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近日，蘋果公司的新產品iPhone5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後，卻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據《明報》報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間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級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富譽電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實習”2個月。此次實習被納入了學分考核，不參加將得不到畢業證書，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去“實習”。

據一位富士康老員工說，這一切的源頭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訂單，在暑期結束之後，大量的暑期工離開了工廠，公司的人力出現了緊張。於是便用十分廉價的學生工來補充人力空缺。

在這場交易的背後，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軍就承認，此次事件中可能夾雜著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要地方政府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從富士康撈取巨大的錢財。正是由於這種共生關系，地方政府才要求當地高校為富士康提供廉價勞動力。

然而使用廉價的勞動力不是富士康的專利，在三星的工廠中也很普遍。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另一家電子巨頭三星的工廠也在使用學生工。在三星合作夥伴“海格國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廠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還有十多名童工，他們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資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個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對於這些不滿16歲（中國法定務工年齡）的青少年來說完全是一種摧殘——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歲的童工吳小方，在從宿舍去車間上班途中，不慎在樓梯摔傷致使無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絕帶其去醫院接受治療，也沒批準她的病假，還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資。

許多學生工無法及時得到工資，他們要等到工作期結束以後才能從他們的老師那裏得到工資，而且工資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沒法去申訴，申訴者往往會受到工廠的處罰。

這些決非是個別企業的行為，而是整個電子產業和中國經濟的根本。現今中國的經濟就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下去的。中國一系列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無情而殘酷的剝削。經過2010年員工14次跳樓之後，血汗工廠的代表——富士康並沒有改變對工人們的高壓政策，相反，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只能通過加強壓榨工人來贏得國際企業的訂單。可以預見，血汗工廠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改變，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它會不擇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廠發生的暴動就是工人在野蠻剝削之下的爆發。工人和學生都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工等抗爭。而學生在罷工抗爭中需要聯合工人。

最終需要將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之下。這樣才能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保障體面的工資。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王立軍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級法院於9月17-18日，開庭審理了王立軍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並在9月24日，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雖然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稱：“這一次笑到最後的顯然是司法正義。”然而整個案件更像精心設計的表演，因為其審判牽涉對薄熙來的處理。王立軍案件並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說的一個“孤立事件”。

由於打黑而聞名的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一天，成為了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薄熙來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層最嚴重的分裂。”

薄熙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即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掀起“唱紅打黑運動”，建設廉租房，試圖利用人們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社會改良措施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利用媒體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卻被中共高層視為一種威脅。他們害怕地方官員挑戰中央的權威。

王立軍作為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主角，叛逃美領館為薄熙來的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王立軍原來任職的鐵嶺市公安局多人由於貪汙腐敗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王立軍的腐敗問題，達到打擊其政敵薄熙來的目的。據說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之前曾向薄熙來尋求保護但是遭到拒絕，這加速了薄熙來自己的下臺。

但是王立軍受賄305萬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過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網友稱為“清官”。“據說某人只受賄了305萬。靠，真是太清廉了。這個位置，收三個億不算什麽的。”

還有網友說他“會被很多鄉長縣長科長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稱為“表哥”的陜西安監局長楊達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塊，存款900萬元，現金至少700萬元。

網友的看法一方面顯示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的程度，另一方面顯示人們並不相信這場案件前前後後只是司法審判，而不牽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處理已經在3月15日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薄熙來。而如何處理薄熙來已經成為中共目前權力鬥爭中最重要的籌碼之一。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打壓江澤民為首的太子黨的勢力 。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過多的暴露薄熙來的罪行會嚴重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曾說，這件事情已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和谷開來案件不同，在王立軍案件的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出現了薄熙來的身影。雖然文章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文中“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一記耳光成為王立軍事件的導火索。文中還稱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只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製裁。”

這顯示雖然中共高層仍然在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進行談判，但是重判薄熙來的一方已經占了上風。

最近在很多場反日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甚至出現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的橫幅。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來的一派進行的“反撲”。中共領導層可能感到某種壓力，因此決定加重對薄熙來的處理。

然而即使薄熙來事件最後蓋棺定論，也不意味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束。在經濟低迷，民怨沸騰的形勢下，中共內部在選擇怎樣延續政權的道路上發生分裂。然而我們不應對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過群眾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勞動人民民主控製和管理社會財富和生產，結束當前的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

薄熙來和中共內部危機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隕落的“太子黨”薄熙來開除出執政的“共產”黨。這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個新的階段，其至少是這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分歧推遲了中共五年一屆的黨代會，直到現在才宣布將在11月8日召開，比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個月。

這一推遲顯示了在十八大揭曉的新領導層的組成上，中共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前三次黨代會（在1997、2002和2007）的召開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這次早一個月。8月份，中共領導們和以前一樣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預期將達成關於競爭激烈的領導層人事組成的協議。但是推遲宣布十八大日期顯示任何協議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鬥爭中破裂。

命運突然改變

薄熙來的命運成為了在黨的領導層裏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對手博弈的籌碼。薄熙來的對手——包括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集體——似乎在這一問題上掌握先機，但是問題是他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胡錦濤的“團派”將被迫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樣的讓步？

“看起來，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派系沖突和權力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身處北京的評論人陳子明說。他認為這一問題“迫使最高領導集體改變之前的共識”（8月在北戴河達成的）。

一黨專政當局嚴重的分裂反映了社會中爆炸性的緊張氣氛——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滋生，每天數百起“群體性事件”。當前鬥爭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黨”（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來）和他們以“團派”為代表的對手之間。太子黨的對手想某種程度上控製太子黨的權力，打破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強大的國有工業集團），其被視為加快經濟的自由化的阻礙。

一些評論者甚至把當前內部鬥爭的嚴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圖取代毛澤東的失敗的政變相提並論。當時企圖逃亡蘇聯的林彪在神秘的墜機中死亡。

薄熙來的開除是開始預先準備好審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於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實上）“除掉”薄熙來。目前預計他面臨很長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雖然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議，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對手希望出現這種嚴厲的審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壇的可能性。薄熙來的審判不太可能是公開的，以避免任何公開反對或者公開指控其對手也有犯罪行為。因此，審判過程很可能沒有1981年對毛派的“四人幫”的審判那樣民主。電視中播放了江青對檢方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說教。

薄熙來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之前，薄熙來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征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層受毛主義影響的青年、民族主義者和中共老幹部構成的松散的廣泛聯盟，他們批評北京的新自由主義和親全球化的政策。盡管自己家產百萬，薄熙來由於他明目張膽的自我吹噓和（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後果而產生的反對情緒）新毛主義的“唱紅”運動而贏得全國聲望。

現在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前副手和公安局長王立軍，具體實施了對重慶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的無情鎮壓。這一行動受到了人權支持者的批評，而且運動還針對許多不是“黑社會”的人。如此高調的運動和它受到的歡迎並沒有讓薄熙來自己得到當前胡溫領導層的青睞。薄熙來被視為一個威脅，北京希望加強對日益自以為是的省市地方當局的控製。同時薄熙來成為“太子黨”的象征，他們傲慢、腐敗和濫用權力，這些如果不加以限製，將威脅中共的統治。

冒險的策略

在他被“雙開”之後，官方媒體及其嚴厲地攻擊薄熙來，列舉其犯有濫用職權、受賄，甚至是“不正當的性關系”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幾乎二十年前他當大連副市長的時候。他在《光明日報》中被抨擊為習慣“一言堂”，用“鐵腕”統治重慶，是一個“齷齪至極”的人。而《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控製之下的媒體。這個公開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擊薄熙來聲稱的左派立場，並將其稱為“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的老套政治模式”。

對薄熙來的攻擊是中共領導集體高風險的策略。“他們全力打擊薄熙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評論道。很明顯，目的不僅在於毀掉薄熙來，而且在於同時打擊日益公開的將薄熙來視為旗手的新毛主義左派。但是反薄的宣傳活動同樣可能助長公眾對整個政權的懷疑。

人們不禁會問，如果薄熙來“違反黨的紀律”超過20年的時間，為什麽當局直到現在才製止他？我們被告知薄熙來是“一言堂”（我們當然不會不同意），但是他的行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員不那麽或者更加專製呢？

正如自由派歷史學家袁偉時說：“為什麽他能夠作惡怎麽久，什麽樣的土壤產生了這些行為？”薄熙來被指責用人不當，導致他選擇的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最終導致了薄熙來的下臺。但是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微薄上評論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麽，誰來對薄熙來承擔用人失察之責？”

當局難以估計這些對薄熙來的攻擊將造成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薄熙來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的抗議，因為他們都懷疑政權的清廉和政權處理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能力。有關薄熙來命運的死結以及黨代會的推遲顯示這一攻擊的嚴重性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除了受到其他“太子黨”的保護，薄熙來還在中共黨外和軍隊中享有相當的支持，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員能夠達到。

“薄熙來事件是空前的。他明顯擁有比陳良宇[前上海市委書記，因腐敗而入獄]和陳希同[前北京市委書記，也因腐敗而入獄]大得多的勢力，”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偉時提到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兩起腐敗案件。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註！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盡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系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註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麽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製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裏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汙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系”（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盡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裏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盡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麽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臺後遭到清算。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臺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盡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製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幹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製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製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盡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製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臺”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沖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準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後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夥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臺銘的弟弟郭臺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卷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沖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工人在網上抱怨：“深圳福佳電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摳了，加班九點半以後一個鐘才八塊錢，星期六星期天補回來上正班，現在還搞成這樣，勞動法何在啊，還有沒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幹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臟”。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盡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註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盡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聯合製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被廣泛作為測量貧富懸殊的指標）在2010年達到0.61。基尼系數被世界銀行等機構使用，數字越大，說明該國收入差距越大。報告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數高達0.61為世所少見。”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跡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臺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製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系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系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系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系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系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裏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系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復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系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製。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製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汙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擡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沖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誌，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裏控製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臺，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盡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蕩的話，我們怎麽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於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裏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汙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沖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系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沖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系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盡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松政治管製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盡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采取了新措施控製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習在12月對廣東省進行了五天訪問，作為中共總書記第一次離京視察，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習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當時，鄧小平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全中國應該向’南方學習’”。2012年習的“南巡”賦予了鄧小平式的象征意義，其中包括和在當年“南巡”中陪同鄧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員見面，向深圳的鄧小平雕像敬獻花圈的儀式。作為對之前胡溫領導層言論的回響，習呼籲“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製度，改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製”新華社引用習的講話，“ 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研究，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製機製、……加強法治等措施來解決。”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系。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復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跡”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臺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系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製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製。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盡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臺，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盡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麽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墻，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製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麽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製於整個體製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註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盡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製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製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製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系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製”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盡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製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製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製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製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製衡”機構，即於中共控製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製。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製和中共有聯系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采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製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製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製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盡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製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臺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鉆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鉆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贊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贊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製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製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製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松管製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盡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製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麽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沖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征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製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臺的角色相抵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製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麽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蕩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製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製的箝製。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製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蕩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盡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後，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製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製的法例通過，限製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製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製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采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製，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麽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借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黨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製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盡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汙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汙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汙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製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製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征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系。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製權。這些錯綜復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麽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製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製」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製，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製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製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製。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系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製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製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製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聲援《南方周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 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沖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製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 和“周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 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製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 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 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周末沖突的導火索是，強 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周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臺。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 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 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 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麽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臺，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 府有否“正當權利”控製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製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 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 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 “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發生沖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 兜售沖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 “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裏。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 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 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製。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 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周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 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 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 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製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周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采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 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 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 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周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采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茍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註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 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製當局鎮壓《南方周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 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 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 同時，《南方周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采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 這一現象）。盡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 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裏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征 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製，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 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製動蕩。”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製起來”。烏坎 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 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製製度的特征- 特有的貪汙，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 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盡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 說《南方周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製當局進行讓步。隨著 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周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 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沖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 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製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 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 “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製。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 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中國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紀錄」

「我愛我們的城市，但我拒絕當人體吸塵機！」這是當中國北部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從前的紀錄，數以千計的北京人透過社交網絡發表的意見之一。不只是首都，還有其他30個中國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煙霧。空氣汙染大幅超越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有害的水平。濃煙厚霧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關閉，並令有關當局被迫暫停大量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當局表示PM2.5（細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從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塵粒和碎片）數字錄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環境專家指出，美國曾經於森林大火時達到這水平，而在北京錄得的水平甚至超越這水平。

中國政府自己錄得的數字顯示，中國北部和東部33個城市的汙染為「嚴重汙染級別」，影響著超過100萬人。但這數字被環保團體批評不夠全面。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趙章元表示：「空氣汙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麽差。」

新華社報導，空氣質素差劣的情況下，在1月14日位於浙江省的家俱廠發生的一場火災，燃燒了三個小時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門。居民很難從汙染空氣的毒霧中辨認出火災的濃煙。

煤的燃燒

這年冬季是28年來最寒冷的。據稱因為驅動中央暖氣系統而使煤的燃燒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災難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認主要因素是汽車數字上升，以及工廠和建造業的汙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則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 很多官方媒體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以顯示他們的「獨立性」。《環球時報》呼籲政府「向公眾公布可信的環境數據」。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汙染的問題並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包括改變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是典型的官方評論，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動。

為 了產生電力，中國的煤燃燒量比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國的總和更多。現在有急切需要發展對環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現時，中國太陽能電 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產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風車的發電量被浪費，這是因為電力網沒有足夠的技術吸取這些能源。而太陽能發電的行業主要是用 於出口的，並因為資本市場的波動，面臨價格急跌和生產過量的危機。

而從本星期專做口罩的公司的股價暴漲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投機性 質。領頭的口罩製造商「上海紐倫」的股價連續兩日激增10%。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一間專做汙染控製儀器的公司「褔建龍凈」中，其股價亦在一星期內上升 9.64%。可見在金融市場只會利用危機嘗試去獲取盈利，而不是輸送資源去解決危機。

汽車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車使用量已成為另一個的空氣汙染源頭。例如在北京，汽車的數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萬輛，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萬輛。在全中國，汽車的數量由2001年的500萬輛上升至2011年的1億輛，而預計在2020年中國將會有2億輛汽車。

中 國政權有意識地促進汽車的銷售和增加製造量，使之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行業」，以吸引外國的汽車公司來投資。以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策略是一個災難。工 業的投資和城市的規劃應該要專註於公共交通運輸、城市鐵路、地下鐵網絡和其他更環保的方案。雖然市政府現正擴展地下鐵的建設（在北京，近期有4條鐵路開始 投入服務），這仍遠落後於汽車使用量的急升和擁擠的道路交通。

甚至連官方控製的《中國日報》也指出：「如果我們更留神的話，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氣質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種植更多的樹，和對車輛的數量實施嚴格控製。」

空氣汙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頭

空氣汙染首次成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亞洲有超過210萬人因為空氣汙染而早死，而當中一半的個案是在中國和東亞地區。根據2012年12月在《刺絡針》發表的研究指出，空氣汙染的源頭主要是柴油煤煙，以及汽車和貨車所排放氣體中的微粒。

中 國的高速城市化的計劃很少考慮到人類和環境的成本，但房地產發展商和貪汙的各級官員卻能得到龐大的利潤。我們需要民主的控製和計劃去解決汙染的惡夢，而這 必須連系到建造業、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擁有權，並急速將經濟的能源依賴由石化燃料轉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汙染事件的震蕩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 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廣東村民抗爭重燃烏坎精神

廣 東村莊再次發生反對非法賣地的起義。對官員腐敗失去耐心的抗議者和地方中共領導派來的大量安保人員之間再次發生對峙。上浦村的抗議（令人回想起2011年 烏坎村的反抗）在對中國獨裁當局來說最壞的時候爆發。星期二，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和太子黨主導的新領導層。上浦村抗爭強烈 地顯示出大眾面臨的嚴峻的經濟現實狀況，與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華光鮮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別。

中國每年經歷超過18萬起“群眾性事件”- 街頭抗議、罷工以至暴力騷亂，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與為經濟開發而征收農地有關。2011年一份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萬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烏坎村這個15,000人的社區爆發反抗運動，反對非民選的村官與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多年來非法賣地。群眾動員起來、踢走受人憎惡的烏坎村村委 會、鎮壓以及抗爭領袖在拘留所死亡，將省政府逼到墻角，結果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及其代表向烏坎村民承諾重大的妥協。

中國內外都 對當前上浦事件深感興趣。烏坎抗爭是否將重演？胡春華領導的新省領導層會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樣，促成協議達成？上浦村的抗爭是否能在一黨政權下贏得讓步？像 上浦這樣的抗爭要贏得勝利並確保其主要的訴求，有必要對2011年政府表面讓步後烏坎村所發生的一切作出總結。

今天，很多烏坎村村民感到沮喪和被欺騙，縱然他們贏得權利在去年這個時間的選舉中，以民選的村委會取代了腐敗的舊村委，但他們大部分的抗爭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顯然，事件當中有著重要的教訓需要學習。

“占領上浦村”

在 距離烏坎約100公裏並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從2月22日（星期五）開始占領村廣場，盡管暴徒（據報道是中共地方官員雇來的）惡意攻擊，但村民拒 絕離開。這類型的對公共區域、十字路口等引人註目的地點的占領，成為中國最近抗議運動中熟悉的策略，無疑是借鑒了美國“占領”運動等國際例子和國內近年來 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敗的地方官員停止買地，並要求民主權利。在村廣場的一張橫幅上寫著“強烈要求合法民主選舉”。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們想有權利投票決定村領導人以及將稻田轉成工業區的計劃（讓官員及其商業夥伴撈錢的事情）。

現 任村長李寶玉（同時亦為中共村書記），是由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任命的，連法律要求的村級“選舉”都沒有。村民指控李寶玉虛假收集簽名，以授權將500畝農 地轉讓給吳桂存的萬豐投資有限公司，以修建電氣配線工廠。村民同樣感到憤怒的是，從任何這種交易所得的賠償水平沒有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

抗爭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級，數十名用鐵鏟等武器武裝起來的暴徒試圖驅趕示威者，並破壞村廣場的占 領行動。上浦居民用建築工地的竹桿和磚頭向戴著橙色安全帽和紅色臂章的襲擊者反擊，這是他們合理的集體自衛權利。在激烈的打鬥中，最少八名村民受傷，一些 傷勢嚴重，六人被逮捕。約30架暴徒用來施行襲擊的車輛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爛。橫跨大路上的汽車殘駭應該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誰是襲擊者，以及誰派他們來。

管轄上浦村的揭西縣地方政府發表聲明，稱被砸爛的車輛的車主目前正受調查，亦同時命令示威者離開廣場。但占領行動繼續。政府的聲明是典型的，希望給予公正無私的表象，但事實上是維持中共獨裁政權所說的“穩定”，其基於鎮壓合理的對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議的權利。

根 據法新社報導，警察現在封鎖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時居民拒絕讓官員進入。這一對峙發生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僅僅數天前，而這可以為抗議運動爭取一定的時 間。很多人恐懼一但人大會議結束，當局會動用暴力。“為了維持維穩，[當局]不想在會議前動用強力手段。”一名當地居民向法新社記者表示：“我們害怕他們 會回來。”

烏坎的教訓

據報道，上浦的抗爭代表與地方當局正進行談判。在任 何這類型的衡突中，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贏得到主要訴求，抗議運動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鬥爭的準備。占 領行動需要以定期的動員、群眾大會和民主架構持續下去。任何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應該接觸和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 行鬥爭反對腐敗體製的團體，防止被包圍和孤立。

根據當局控製的《南方日報》報道，約300名官員和政府雇員從揭西縣和周圍的村委會 動員過來，到上浦村入戶走訪。這種“進村入戶”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停止抗議。但是，南方的報導很有值得懷疑。一些更可信的報導（包括外國傳 媒），例如法新社記者指出，示威者正將政府的團隊阻擋在村外。這是這一抗爭仿效烏坎抗爭的一些方法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而同時，據報道至少有另一個農村抗爭在廣東省進行。廣東汕尾市東湧鎮，數千村民抗議反對中共村官私賣土地。根據村民所指，過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頃土地被非法賣出。

東湧示威者已經數次面對當局警察的暴力鎮壓，數百名準軍事警察派到這一地區，很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抗爭從去年開始，村民八次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受到烏坎抗爭表面成功的鼓舞，他們向縣政府要求懲治當地官員，並交還被竊取的土地，但政府無動於衷。

“會跳的支票”

在 2011年烏坎反抗事件後，中共政權在媒體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試圖利用該事件。其談論汪洋及廣東省政府的新“烏坎辦法”，通過討論來和平解決不滿。現實 上，這卻是將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們必須記住，烏坎村民面對過殘酷的鎮壓，而一名抗爭領袖，薜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傷害後死去。正如在廣東 及其他省份發生的新的村莊抗爭中表現的事實，現實政權並沒有在烏坎事件結束後改變方向。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是因為他們害怕烏坎運動會 升級，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同時，汪洋及其團隊所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議題都被推遲到烏坎村舉行選舉之後。隨後發生的就 是警察的繼續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 主要訴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沒有什何改變”。因為征地的關鍵問題尚未解決，抗爭運動中反對進一步抗議並強調與中共妥協的一派，與合理 地憤怒並尋求重啟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選舉產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鑾公開說他後悔參與2011年的抗爭運動。一名烏坎的活動者總結他們被騙的感覺，對路透 社表示：“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網站來說，烏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我們認為是鬥爭，而非2011年12月的協議或者中共 偽裝改變的“辦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烏坎運動欠缺一個清楚了解中共政權所扮演的角色的領導層。該運動也沒有意識到要實現運動的 訴求（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需要繼續抗爭，建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組織，挑戰中共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大規模征收土地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 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我們去年評價烏坎運動時寫道：“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 反對專製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文森特·科洛與張蜀傑, 2012年2月26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團結上浦及東湧的群眾抗爭！支持重啟烏坎群眾抗爭！
停止鎮壓，釋放示威者。要求集會自由、組織自由和罷工自由！
踢走腐敗官員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雲集的政治會議（兩會）將在北京舉行。華爾街日報最近一份調查宣稱：“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富豪代表數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類似機構都要多。”《中國富豪走上從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億萬富翁，平均財富超過10億美元（62億元人民幣）。全國人大所有代表的總財富超過7,020億港元。該報導又稱： “相比之下，2010年美國國會535位議員的財富總和在18億美元（112億元人民幣）至65億美元（400億元人民幣）之間。”

中 國政商精英的巨額財富成為全球媒體焦點。《金融時報》將2012年命名為“太子黨之年”，並和其他商業雜誌都廣泛報導了中國太子黨（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子 孫）。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以驚人的速度在變化，連領頭的資本主義評論員都要拼命追趕才能與時並進。對中國新寡頭統治者所積累的財富，許多報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驚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層歷史上第一次由太子黨主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獨裁的權力核心）的七名成員當中，有四名太子黨，以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習的父親習仲勛曾官拜副總理，後來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清洗和監禁。

太 子黨之能如此露骨地鞏固權力，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習近平似乎比胡錦濤更為掌握大權，但習的政權尚未鞏固，並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雖然身為太子 黨，但習近平嘗試在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取得平衡。他愈來愈疏遠扶植自己的江澤民，轉而依賴江的對手共青團派的支持。太子黨不是一個凝聚性的政治派別，而是中 國富豪精英內一個獨有有社會群體。彭博通訊將其形容為“新資本主義貴族”。中國金權崛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國，精英們 通過家族關系，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貧富差距

中國親資“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 換血和改造表現在太子黨的興起。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危機的水平。經過12年的沈寂，中國當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數數字，系數從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這個數據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懷疑。但即使從這數字去看，中國比美國（0.378）更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家機構公布的另一項研究中，2010年中國的系數為0.61，屬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個國家之一。有感於這座社會火山的震顫，中共新領 導人已經承諾會縮小貧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溫也曾有類似承諾。十年前，他們還在“以人為本”的迷人旗號下承諾改變政治方向，但在現實中，卻變成了“以一些人 為本”！

胡溫上任時，在中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超過10億美元），而今天有251個，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另外還有270萬名百萬富 翁（以美元計），根據上海的《胡潤百富》指，他們當中有85%會送子女到海外留學。所以，盡管在本國為了“維穩”和牟利而維護專製製度，中國富豪都將自己 的個人生活國際化，讓自己獲得國外“民主”製度帶來的好處。

作為中共獨裁主要的（而非獨有的）副產物，一個資產階級已經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報告顯示，131萬名縣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官員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國80%的財富。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麥健陸（James McGregor）說“為了避免俄羅斯式寡頭的崛起，中國選擇了一個黨領導的寡頭政治”。十八大的結果表明，與其說是黨領導太子黨，還不如說它愈來愈像太子黨領導著共產黨。

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

正如以上所指，中國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獨裁機關（包括中共黨內）的組成。麥格雷戈說：“中國全國人大的成員如此富有，他們的會議最好在銀行金庫裏進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個調查指，“中國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更多的超級富翁成員。”報導指中國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為中共黨大會的代表、全國人大或政協成員。

“全國政協越來越像是英國的上院（House of Lords），實權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錢。”報導指，全國政協在其2,200名成員中，有74名億萬富翁，平均資產凈值為113億港元。

在 英國，有媒體去年報導，英政府（或內閣）的29名成員中有18名都是百萬富翁，引起了社會轟動，並激發對政府野蠻的緊縮政策的憤怒。《每日鏡報》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聯合內閣的財富超過7000萬鎊（8億港元）。然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相比，這些財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彭博社的分 析，習近平的家庭財產合計共價值30億港元，比整個英國政府全體閣員的財產多3倍以上！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評論道：“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際，私營企業鉅頭也在進入政界，雖然外界對推動他們進入政界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

該報告繼續說（回答了其自己的問題）：

“但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那些出現在胡潤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速度要比胡潤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潤百富榜的人士當中，有75人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的立法機構任職。胡潤報告顯示，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根據胡潤公司為《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分 析，榜單上沒有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一時期的財富平均增長47%。”

這形象地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與中共之間的關系－作為中 共黨員和非黨員顧問－令公司獲得好處，攫取國家合同和廉價資源，與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合適人選”勾結。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告提到紡織業商賈張海景，他 擁有不少於10個政府的職位！張價值101億港元的業務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獲得銀行金融助理業務的批準，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將其血汗工廠擴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顧問公司推銷“五年計劃”，以幫助商人獲得晉升為政府機構人員，如全國人大會和政協。

反革命的過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先進的工人必須學會區分共產主義的標簽外衣和實際的社會進程”。正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專政及其附屬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把資本家融入到其結構，同時通過中共的後代和家庭，將自己植入至新興的資產階級。

我 們應該記得，即使在毛澤東的政權，建基一個與目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體製，中國共產黨以普遍的意義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政黨（更遑論是工人政 黨），還不如說是獨裁國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黨的組織起到傳送帶和控製室的作用，維護當時寄讬於一個官僚國有經濟體系下毛派－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統治利益。國 家沒有工人民主控製的元素，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國有製為基礎的初步生產計劃下，盡管有著官僚主義的沈重阻力，毛派政 權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復蓋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網（其中大部分現已被摧毀）。

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領導，沒有民主的權力機 構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極限並回落，前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糾結。鄧小平及其盟友在沒有一個完整 的計劃下，根據經驗設定了這個任務。他們羨慕“國家資本主義”的鄰國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明顯的活力，但也是由於害怕官僚強化破壞計劃經濟將引發社會爆 炸。今天的太子黨顯然就是鄧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繼承人。

“八大元老”

外國報章的報導，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內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夠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的“紅色貴族”世界。

一 位資深外交官向《金融時報》指：“你留在中國的時間越長，你越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切由數百個家庭控製。”近廿年湧向中國的資本企業沒有忽略此現實，反而 將令其業務戰略適應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會意識到，大多數主要的外國公司都試圖雇用中國官員的兒女，使他們能夠獲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為《毛澤東的同誌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貴》的廣泛報導中，提到所謂“八老”的103名兒孫的財富。這是指鄧小平和支持鄧小平的走資政 策的其他七名頂級領導人（彭真、楊尚昆、李先念、陳雲、薄一波、王稹、宋任窮），並隨後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還與他一道實施反革命的鎮壓。這八大太子黨氏族在 新中國是主導政治和金權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內，有26個後代正在運行國有企業，而43人則經營自己的商業或成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製的國有公司，管理總資產價值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該行業2011年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興業告訴彭博：“證據是明確無誤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後代和直系親屬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權。”

彭博社的報告繼續說：“至少有18個元老後代擁有或運行的實體與境外註冊公司有關，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以及利比裏亞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轄區。”

彭 博追蹤的103名後裔幾乎有一半“曾在國外工作、生活或留學”，包括23人在美國，其中3人在哈佛大學，4人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報告提到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有聘請中國太子黨。“至少[103人中的]6名為私募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們的人際網路在商場製 勝。”

薄熙來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浮躁的太子黨薄熙來下臺，成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國際新聞。薄的案件，與對薄妻谷開來精心設計的謀殺案審判，令鎂光燈聚焦在太子黨的權力和財富上。對薄熙來本人的審判可能將至，其現時被指控的腐 敗行為跨越二十年，從東北的遼寧省到西部的重慶的生涯。

薄的倒臺令他家庭的國外財富受嚴格審查，其價值估計至少有10.6億港元。同樣， 紐約時報、彭博及其他媒體順藤摸瓜發現了薄氏在中國境內外隱蔽的股份、房地產投資及公司董事職務，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也在美 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擔任一職。薄熙來家族的財產雖然如此驚人，但是比起習近平等著名領導人則相形見絀，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根據《紐約時 報》的研究，他親屬建立了一個211億港元的金融帝國。

溫家寶是中共黨內一個突出的非太子黨代表，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親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師事務所威脅向《紐約時報》采取法律行動，反擊這些極具破壞力的真相披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只是虛張聲勢，因為法院訴訟將涉及更嚴格的財產 審查。許多人認為消息是由溫家寶的敵對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

與 其說是因為腐敗（無論是否太子黨的中共官員都一樣），還不如說薄熙來下臺是因為他被視為一個雄心勃勃而又輕蔑中央領導的“神經刀”，並希望宣傳自己夾雜懷 舊毛時代之情的獨裁民粹主義。盡管在他的“左派”措辭中缺乏實質內容，中共領導看到了當中的威脅而決心清洗它。這是中共權鬥的一面，植根於中國走資數十年 後爆炸性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炸開了中共頂層“團結”的外殼。

寄生資本主義

盡管中國國家幹預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對金融業的控製，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模仿西方國家的寄生式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3年影子銀行部門以異常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中銀董事長肖鋼所指，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激增（因為需要刺激國內生產總值）類似於“龐氏騙局”。

中 國富豪資本家和中共官員在掠奪經濟，將現金存放在境外。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全球金融誠信的一份報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總值3.97萬億美元 （31萬億港元）非法資金離開中國，相當於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約6,000億美元（46.8萬億港元）進入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 堂。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聲稱：“中國出現新的寡頭政治－或更糟的盜賊統治，應該足以消除美國向中國政治模式學習的念頭。”

易 明的說法顯示，由於對華盛頓的運作不順感到沮喪，欣賞中國的專製模式的美國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國或者西方資本主義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潔和更少被寡頭利益所 驅使。但是這傳說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時已被打破。同樣，彭博新聞社在社論評論自己的調查宣稱：“中國太子黨在建立一個模式錯誤的資本主義。”

他 們希望我們相信有一種“正確的”資本主義，事實卻愈益證明相反。彭博新聞社的擁有者為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個具爭議性的 人物，不僅僅是由於在他任職市長期間，個人財富從約234億港元增長到1,950億港元。我們能夠寄望美國的“自由媒體”，能對富豪老板的財富聚積與官商 之間的勾結關系，進行同樣深入的解構嗎？

同樣，本文大幅引用的《華爾街日報》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擁有，他及其“太子黨”兒子們領導媒體鉅頭新聞集團（News Corp）。英國的“默多克門”醜聞暴露了默多克公司為犯法、貪汙、裙帶關系和政府任人唯親的溫床，連薄熙來可能都對此汗顏。

中 國的太子黨和新資本精英並無發明裙帶政治的概念，他們僅僅是快速的學習者。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興趣在這種或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整個全球的製度 都基於對人和自然資源的野蠻剝削。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和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和全面民主權利戰鬥，永遠終結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女性抗爭與社會主義

新的女性抗爭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在過去幾年中國女性活動家非常活躍，例如街頭活動“占領男廁”，以及抗議地鐵中的性騷擾和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他們同樣為在大學中的平等權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時女性的抗爭也面臨中國“共產主義”當局的鎮壓。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頒給兩名中國女權活動家：律師郭建梅和教授艾曉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現場領獎，而艾曉明教授沒有被當局允許出境。

在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處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鬥爭改變當前的體製。根據國際衛生組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 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萬婦女試圖結束生命，其中 15 萬因此死亡。特別是面臨赤貧，高失學率和照顧家裏老人的農村婦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臨生活中大量的歧視。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的認證微博“上海地鐵二運”將一名女乘客照片發上微博，圖片顯示：雪紡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內衣和襪子。該微博發出這樣的“忠告”：“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

雖然女性占中國勞動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視。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視，或者根據其相貌選擇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試時，女性往往被問到是 否結婚，是否有孩子之類的問題，將女性生育權利及所需的保障視為負擔，作為選擇是否招聘該求職者的標準。 在工作場所，女性也經常受到歧視和性騷擾。《城市信報》報導富士康經常出現女員工被性騷擾的現象，而面對這樣的言語性騷擾，而很多女員工只能默默地流淚， 而不敢離開，因為一旦離開會被記過，影響微薄的工資。

由於大規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資從2000年相當於男性的 64.8% 還下降到 63.5%。而同時女性的產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證，甚至不允許生孩子否則將被辭退。這使得很多女性傾向於選擇工資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國有部門， 如教師、護士等。但是即使國有部門，女性工資仍然低於男性，而且大多數管理職業主要是男性。

這造成中國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賴於男性。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關系，而“剩女”一詞的衍生就表現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前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70% 的大陸女性只會和擁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結婚。甚至上海一家開發商把這一點放到廣告中“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 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對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訪男性希望理想伴侶 的職業為教師，以下依次是公務員、醫務工作者、金融財會人員等。

經濟“改革”對女性權利和地位的影響

毛時代初期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很多曾經家庭內的任務同樣被集體化，並建立進行這些任務的服務中心。諸如食堂、幼兒園和托兒所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並 主要由婦女參與。據估計，在 1959 年農村地區共建立了 498 萬個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超過 360 萬個食堂。而 80 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讓大量婦女重新回到她們的家庭勞動，而重新加強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於私有化，女性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資問題，對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賴性更強。《 2010 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80後”在擇偶中更遵從父母的意見，更多因父母反對而與戀人分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教授蔣永萍分析說，這說明一方面由於 “80後”獨生子女居多，經濟上尚未獨立，對父母的依賴性更強，直接導致他們在擇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年青女性到製造業工廠打工。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偏向招女工，認為女工更細心，聽話吃苦而且便於管理。

根據廣州統計局，2000年人口調查估計，在廣州有超過1,000 萬移民勞工，其中 60% 為女性。另一項調查顯示 2003 年深圳經濟特區，5,500 萬移民工人中 70% 為女性。而有 40 萬工人的深圳南山工業區中80% 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 歲。

雖然女工在工廠受著極端剝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脫離了家庭，在經濟上獨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女工罷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工廠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廠的罷工。 女性運動和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女性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於當前中共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維護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推翻當前的體製，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歷史上，雖然1949年革命並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製度，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廣大婦 女的的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而在毛時代官僚計劃經濟愈走到盡頭之際，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貶低。

實際上為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亦包括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通過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銀行並置於民主計劃之下，改變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保障婦女的平 等就業的權利。公有化並大量建設公共服務，如托兒所、養老院、公共洗衣機房和物美價廉的公共餐廳等等，減少主要有婦女承擔的家庭勞動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提 供廉價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脫離不幸的戀愛關系，或者逃離家庭暴力而不用擔心無家可歸。在工廠委員會和社區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貧農政府，代 表民主選舉產生，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隨時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權利。

上浦：要求民主選舉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鎮壓

上浦村民趕走原村官派來的暴徒，並占領村廣場18天之後，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壓。不同的是這次村民面對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輛警車及強力吊車。

3月10日淩晨2點當局切斷全村照明，幹擾手機訊號，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襲，企圖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爛的二十幾輛車，清理現場。

據報道“武警發射閃光彈，令現場恍如白晝，繼而不斷地施放催淚彈、爆震彈和煙霧彈。村民拿起木棒、鐵鍬、石頭，與揮舞電棍的武警拚命搏鬥”

“他們二話不說就開始施放催淚彈和用警棍毆打村民，”一位年輕的目擊者告訴路透社說：“他們帶著像礦工一樣的有頭燈的頭盔，用警棍毆打一些在帳篷中熟睡的老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

沖突持續三小時，約淩晨五時，警方開始撤退。事件造成約十輛車被燒毀，數十名村民受傷住院，其中多人重傷。

一名當地婦女在微博上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嗎？ ”正如中國大多數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裏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婦女。

第 二天當局為了平息民憤和掩蓋暴力鎮壓的事實，發表聲明稱“原村委簽訂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已刑拘原村委 負責人李寶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外號“阿包”)等21人。”聲明否認暴力打壓的事實，反而稱“一些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消息”。同時 “上浦村”和“揭西縣”已成網路敏感詞不得搜索，所有討論都被封殺。

這是典型的胡籮蔔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聲明懲罰當地官員、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鎮壓村民抗爭。正如廣東當局在烏坎事件中作出讓步後，當局打壓激進抗爭者而大部分的抗爭訴求都沒有實現。

對於上浦村民來說，之前當務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選舉出抗爭委員會，組織抗爭和管理村子。抗爭必須通過民主架構和定期群眾大會進行。聯系附近村莊和鄰近地區的民眾就官員強征土地進行聯合抗爭。

絕不能信任中共官員和當局的談判代表，即使當局作出承諾也必須維持民主的抗爭組織進行日常的抗爭，這樣才有可能確抗爭保訴求得以實現。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停止鎮壓，釋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隊撤出上浦。要求集會和組織的自由！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新領導層拒絕民主化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構）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後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凈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後，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裏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製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製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製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製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著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誌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後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盡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誌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幾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沖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後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臺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製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後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議題。”

隨著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並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製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松權威控製）這一議題，盡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製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製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贊揚，他們看到一個專製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盡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製）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歷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註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松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松專製控製，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後幾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沖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準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盡管和日本沖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蕩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裏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準軍事警察沖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裏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鬥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籲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並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後，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並將之作為一個平臺繼續鬥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鬥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鬥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盡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製。“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臺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並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製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製度。盡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盡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製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製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製這種方式。因此盡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製”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製政府權力”

盡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豐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盡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幾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製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盡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後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構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頭過河”，並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準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製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遊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築。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幾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誌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劃的象征。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並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幾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準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並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贊揚中國政府幹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並沒有保持沈 默，事實上似乎並不欣賞這一贊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製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麽盡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麽“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並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製內的另外的結構性障礙相抵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製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並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製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並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製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並不意味著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構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系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十一月的黨代會產生了當前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並沒 有就此停歇。被遺棄而且目前“失蹤”的太子黨薄熙來仍然是一個讓習近平政府頭痛的問題。對於薄熙來審判的延遲，傳言說他進行了絕食鬥爭並拒絕保持沈默，顯 示了政府的極度緊張。也有傳言說對薄熙來的主要指控有可能從之前報道宣稱的腐敗和濫用職權變成“圖謀政變”。

習近平被譽為“超級平衡 師”，通過許多有利於和不利於兩大主要派別的協議（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派別）以鞏固他對新政府的控製力。盡管李克強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錦濤的“團派”的代表，習近平試圖通過提升團派到其他重要職位來抑製江澤民的太子黨主導的“上海幫”的影響力。例如被江派擠出常委的李源潮現在成為習近 平的國家副主席。這一任命“代表團派勢力卷土重來，顯示權力鬥爭還遠沒有結束，”日本《朝日新聞》評論（2013年3月15日）。

習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還遠遠沒有在未來爆炸性的挑戰中得到驗證。通過再次拒絕政治開放以及甚至是極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領導層面臨更大的壓力確保經濟增長 以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但是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被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和產能過剩窒息，而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的痛苦、犧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眾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夢將變成一場噩夢——問題只是在於這會多快發生。

中國發生重大礦難——礦工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3 月29日中國境內連發兩起重大礦難。29日晚10時36分左右，地處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的八寶煤礦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確定造成28人死亡，13 人獲救。29日6時左右，位於中國西藏的一座礦山附近發生山體自然塌方，塌方長3公裏，塌方量約200余萬方。據初步統計，83名工人被埋。83人的生還 幾率幾乎為零。

據中國官方稱，發生於西藏的塌方事故是由於自然原因導致。中國官方已習慣於用所謂“自然原因”來掩蓋許多重大事故的人為原因,如安全設施不到位、過度開發導致自然環境被破壞等。

實 際情況是在中國的許多煤礦中，資本家往往為追求利益，而盡可能地減少礦井中的安全設施。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一些地方領導甚至為了穩稅源、求政績，包 庇一些連安全運營資質都沒有的小煤窯運營。一些監管機構對這種行為也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事實上，監管機構、經營煤礦的資本家、地方領導已經形 成了一個牢固的鏈條。

在2011年，中國黑龍江省連發了3起礦難的瞞報事故。由於煤礦生產前期投入巨大，有些礦主不得不舉債開煤礦，甚至 借用“高利貸”，因此資金非常緊張。而一些煤礦主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屢次違規生產。在這三次煤礦事故中，為了不讓自己利益受損，礦主與地方官員互相勾 結，隱瞞了事故的真相，並用50萬或100萬元和礦工家屬私了。這正是這一鏈條的體現。

更糟的是，不僅礦工們的生命在井下受到威脅，在地 上，他們健康同樣也受著疾病的威脅。 2010年一份官方的報告顯示，中國煤礦每年有5.7萬人患上塵肺病，因塵肺病死亡的則有6000余人，死於肺病的 人幾乎是死於礦難的人數的兩倍。一名礦工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 認命。 ”
隨 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礦工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之一。他們沒有任何保障，而作為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在煤產量占世界35%的中國，每開采 100萬噸煤，就有0.49個人死亡。一個工作30年的礦工，其死於礦難的機率為7%！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地位並不會提高， 也無法擺脫貧窮。

近日，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大談其所謂的“中國夢”。實質上，“中國夢”僅僅是中國資本家的美夢，對於礦工等受資本家剝削的無產者來說，則會是不折不扣的噩夢。

為了擺脫雇傭勞動的桎梏以及資本家的剝削，為了改變艱苦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國礦工需要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國有化煤礦，但不是交給腐敗的官僚，而應該有礦工民主控製和管理。

中國債務危機究竟有多糟糕？

最近彭博社報告稱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債務廢貨商”。影子銀行業的發展標誌著急劇深化的金融危機。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影子銀行正在增長的所占份額，從 2008年占GDP的124%爬升到2012的190%。這無論比美國次按危機前，還是1990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前的信貸擴張還要更快和更大規模。很多新 增債務集中到地方政府部門，其承擔了2009-2010年巨大刺激方案的主要金融負擔。但是極端過度建設和高度負債的房地產業是另一個高風險地帶。中國房 產泡沫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房價大跌早晚要發生，並將引發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和貸款違約的海嘯。

由於國有製占的比重高，中國的銀行製度頗為 獨特。但是其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銀行業務通過進入眾多影子金融機構、信貸公司等等，進行“資產負債表以外融資”。傳統銀行業貸款從2002年占整個融資的 95%下降到去年的58%。因此，今天超過所有信貸的40%是通過復雜和不被管製的影子金融系統的非銀行貸款。

一些高層人物，如前中國銀 行董事長，不久前被提拔為（主要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警告這些形勢變化中潛在的“龐氏騙局”。他特別特到所謂財富管理產品（WMPs）的增長， 自從刺激方案之後在過去三四年裏泛濫成災。未償還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價值達到13萬億人民幣（2.1萬億美元），占2012年銀行存款總額的16%，比 2011年上漲50%。這是具風險的金融工具，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因此你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記得這是直到2008年前的十年間，銀行業崩潰 前橫行美國的金融把戲。

為什麽財富管理產品如此傾巢推出？

這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但跟美國一樣，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銀行本身 推動，當然在中國我們談論的是國有銀行。這不僅僅限於財富管理產品，同時也包括企業債券、委讬貸款和各種泛濫的新發明金融工具，各產品都正在激增。近幾年 銀行希望維持高利潤率，同時也想掩蓋壞帳，特別是向地方政府的貸款。財富管理產品是避開政府貸款限製的一種手段，並向搖搖欲墜的地方政府機構擴大新信貸， 以防他們無法還貸。通過這種方式將2009-2010年的債務再投資，以防止引爆銀行業危機的違約潮。

我們很多次聽過影子銀行業，這究竟指什麽？

影 子銀行這一術語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機構，包括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信讬及財富管理公司。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處於主流銀行體系之外。一些是非法的， 但這是少數；在中國是大型國有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掌控著影子銀行業。這樣，它們能夠進行政府和監管機構所禁止的活動，從而隱藏高風險貸款，並增加 利潤。在其他國家銀行大危機發生前，都見過到這種把戲。影子銀行的增長，如中國其他事物一樣，極為迅速。根據央行指出，這一行業的總資產（換句話說是貸 款）已經達到30萬億人民幣（4.8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8%。

很多情況下，國有銀行通過信讬公司作交易，信讬公司實際上只是銀 行的簾幕。同樣，這讓銀行逃避帳本上的貸款。國有企**業設立未經批準的銀行分支，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然後以更高的利率貸款給其他公司。因為它們不 是銀行，所以這種活動不受管製。國有企業以此補償利潤，因為工業龐大的產能過剩，令其在核心業務上虧損。

所以，份額龐大的貸款通過這種不受管製的影子銀行，將金融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銀行左手卸下高風險貸款，右手接收又更多。銀行是企業債務的最大買家，現在許多這些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的。中央政府金融緊縮措施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無資格獲得新信貸。

另外，影子銀行業的利率當然比普通銀行更高，有時達到100%。所以，這就是利率自由化的後門。央行設立官方利率來約束銀行，然而銀行卻通過“表外融資”繞過管製獲得更高的利率。

你說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債務，這是如何形成的？

回 望2008年，由於害怕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沖擊，中央政府推出龐大的刺激方案，給銀行放貸大開綠燈。法律上不允許借貸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設立自己的融資 平臺（中國有數千個），實現信貸擴張，建設基建設施。銀行監管缺乏甚至不存在；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陷入財政混亂、大量投資被浪費，被盜竊，或者進入如“鬼 城”、“鬼店”等等的房產投機。當然，對地方政府的民主問責並不存在，甚至連在資本主義西方的非常粗略的公共監察也沒有。

政府審計人員計 算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總和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GDP的25%。北京銀行監管機構聲稱問題已經“受到控製”，沒有深化。但是，這是因為大 量債務沒有被審查到，即進入影子銀行體系，而不可能被有效統計。我最近看到的，社科院劉煜輝的數據是，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是13萬億到14萬億人民 幣。我見過更高的估計。地方政府債務每年的利息還款是7000億元到8000億人民幣。

2009-2010年刺激方案中的貸款去年已到 期，但是許多基礎建設項目不是還未完成，就是還沒有足夠的收益來償還貸款。土地銷售所得，在刺激方案高峰期曾提供40%的地方政府收入，同樣急劇下降。去 年，由於房地產市場供大於求，土地銷售下滑14%。一些地方政府現已極度負債。例如河北省，債務對財政收入的比例達到181%。而吉林是171%.

銀 行將大多數地方政府債務再翻新，其中40%本應於去年到期。舊債通過發新債得以償還，但是不會來自銀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信讬公司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將舊債 以財富管理產品打包成“投資”。其中許多“投資”是短期的，因此這大抵是換取時間的做法。這就是肖剛說的“龐氏騙局”的意思——用新加入者的錢來支付舊投 資者的把戲。它必須持續膨脹，吸引新投資者，否則不避早晚崩潰。

中央政府就此發出警告，並努力進行控製局面。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平臺將醫院、學校和其他公共資產打包成這些金融“產品”，以更加吸引投資者。因為投資者會問“我究竟投資的是什麽東西呢？”——他們希望看到資產的實物。這是一種偷梁換柱式的私有化。

有 幾個因素可以觸發金融危機。在十二月，陜西省華夏銀行（德國銀行入股的一家中型銀行）在其售賣的一項財富管理產品違約，令存款人損失2,200萬美元，因 而遭到街頭抗議。一些金融業鉅頭，如中國國際資本公司，說政府應該坐視不理，以顯示政府不會介入拯救財富管理產品，因為這些主要是私人業務，不由銀行擔 保。但是政府仍然在幕後介入了，為的是防止華夏事件觸發整個財富管理產品業的逃亡潮。因為正如我們所提到，此行業現在約占銀行存款的16%。

不僅僅是財富管理產品可以觸發更大範圍的銀行業危機，即使只是新財富產品的銷售不振，投資者變得憂慮，都可以令需要翻新舊債的地方政府和房產公司造成“流動性緊縮”。政府處於兩難選擇。影子銀行和正規銀行不再互相獨立，他們互相滲透，而不能受到真正的控製。

中國經濟成功避免硬著陸了嗎？

這 是政府和全球“市場”的主要部門——即銀行和投機家——所告訴我們的。我認為我們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因素。去年，為了防止嚴重的經濟危機或者硬著陸，威脅 極為復雜的權力交接，中國政府重新回到以信貸驅動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的確給經濟註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使得GDP增長在連續 七個季度下跌之後，在第四季度上升到7.9%。但去年仍是1999年以來增長最慢的一年。

此外，就官方GDP數據是否可信，存在大量的爭 論。有一個“幽靈省”的故事——因為所有地方政府GDP數據總和比中央政府的數據大了整整一個“廣東省”。去年電力消耗僅僅增長了5.5%，這可能是更準 確的經濟表現指數。使用類似的方法，渣打銀行的王誌浩（Stephen Green）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挑戰近兩年官方GDP數據。王誌浩估計，2011和2012年的GDP增長率比官方的少兩個百分點。

但 是去年夏天推出的迷你刺激方案顯然只會在短期內有效。其主要涉及之前已經達成的如高鐵新路線、地鐵和社會住房計劃等基建項目，成本約為9,400億人民幣 （1,500億美元）。但是正如2009-2010年更大的刺激方案，這些新的支出，由於其使用方式，會加劇經濟的長期問題。

2011年 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 的”。盡管這樣，中共面臨危機，與世界其他政府所作的一樣，還是決定割肉補瘡。然而，每一次它這樣做，都不免限製未來更大的刺激措施，因為債務和產能過剩 達到極端的水平。

什麽是產能過剩？

據估計，平均三分之一的中國工業處於閑置狀態，而 有些行業則接近一半。2012年產能利用率甚至比發生危機的2008年更低。受到最大打擊的工業有鋼鐵、電信、造船、鋁業和施工機械，這些行業在過去十年 獲得難以置信的擴張。電信業正準備大規模投資4G技術，然而僅僅三分之一的3G網絡被使用。

在中國，省市地區之間存在競爭，而脫離任何國 家計劃，這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過度投資的問題。省經常違抗北京阻止修建新煉鋁廠或煉鋼廠的命令。當要求工業整合的時候，最小的工廠最先被砍掉，因此在“大者 生存”為準則下，地方政府鼓勵大型項目而無視實際需求。這解釋為什麽連續九個月工業品價格通縮 – 出廠價下跌。產能遠遠高出需求，使得企業被迫降價清貨。而同時，矛盾的是，消費物價再次通脹，特別是食品和燃料價格。

但是基礎建設出不應是正面的嗎？我們社會主義者不該支持嗎？

如果在一個生產資料被工人階級民主擁有和控製的社會，通過一個平衡和協調的經濟計劃，就會投資有利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基礎建設：低碳交通系統、新學校、醫院和可負擔的公共住房等等。這當然是正面的。但是這並不是現在中國的情況。

相當部分的基建支出進入金融投機，主要是在房地產業，同時也流入原材料投機。根據法國興業銀行指出，超過80萬噸銅囤積在保稅倉庫，因為銅和其他原材料被用來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

房 產業過度投資和建設相當明顯。房地產投資占到去年GDP的13.8%，而美國在2006年房產泡沫高峰期時也只有6%。中國去年，修建中房屋是房屋銷售水 平的4.2倍。這當然不是因為對住房沒有需求，而是因為普通人無法承擔當今極高的房價。北京今年一月份，平均住房價格達到25,075人民幣/每平方米。 而2012年中國年均收入僅為24,564人民幣。房價是被投機者推高的，即銀行、地方政府和各類私人投機者，他們都從房價增長中獲益。這情況將持續，直 至泡沫的必然破裂。

每周我們都會讀到涉及地方官員，甚至公安局長的醜聞，利用假戶口購買數十套房產用來投機。最近的案例是廣東省官員趙海 濱被發現擁有192套房產。被揭發的官員被免職，但是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房產的狀態是一個政治定時炸彈，這就是為什麽政府試圖在2010年打壓房價。但 是，去年夏天政策有所變化，為了避免硬著陸，政府再次傾註信貸，向房產泡沫註入更多空氣。

新領導團隊掌權。他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些經濟問題？

我 認為他們被綁住手腳。有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新的 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支持去年世界銀行文件《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的措施。該文件李克強的部門有份撰 寫，其中要求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我們需要記住，世銀和其姐妹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金融危機都負有嚴重的罪行。

他們感受到巨大壓 力，因為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銀行業危機將會爆發，他們會被迫設計新的大型救市方案。1990年代末朱镕基政府就曾遇過這問題，當時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 型挽救銀行方案，其代價至今尚未償還。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又從頭開始，但今次救市的代價將會更大。銀行是可以得救的，但付出代價的方法不是削減政府開始 和設立新稅項(即緊縮政策)，就是印鈔票、將債券湧進市場，後者將造成通漲。為了避免這局面發生，他們相信金融自由化是出路，似乎他們根本不能全球危機汲 取半點教訓！
愈來愈多報導指新領導人想展開經濟改革，可能性有多大？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麽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製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復復。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他們計劃“自由化”金融業、利率等等，表面上是為了“優化”資產配置，減少投資浪費。這意味著正規化影子銀行業，讓主流銀行“自由”合法進行這些活動。

中 共政權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實施了重大措施，通過與外國銀行（最近包括英國銀行）進行“貨幣互換”去增加人民幣離岸交易。政府希望打破對美元的依賴。由於依 賴美元，奧巴馬和美聯儲的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政策，迫使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國補貼美國。這從幾個方面打擊中國經濟，包括令中國吸收了“美國製造”的通脹， 以及增加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央行被迫加大幹預防止匯率進一步上升，否則將打擊本已很緊張的出口行業。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在這些幹預上花費了超過2700億 美元。這就是正在展開的全球“貨幣戰爭”的戰線，各列強都試圖犧牲對方利益，讓自己逃避危機。

但是，讓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通貨，意味著取 消外匯管製，在目前情況下極有可能觸發金融崩潰。因此，除了政權內的分裂，實施領導層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亦存在重大風險。但同時，當 前過度投資和債務上升的形勢，正如溫家寶所說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他們無法作出行動，但是同時他們也沒有時間一動不動。

幸好，我們並非向 中共獨裁獻計的參謀，而是爭取社會主義的群眾革命鬥爭使其下臺。這是解決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從製造全球災難的現存製度手中，奪取龐大的經濟資 源，通過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由工人階級建立其自己的政府，把這些資源用來結束失業、不平等和壓迫，而不是向少數人輸血。

烏坎抗議再次爆發，下一步該如何走？

在中國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抗爭曾經揚名國際。這個一萬五千人口的漁村在2011年9月 發起了歷時四個月的群眾抗爭，反抗中共基層官員與地產發展商勾結，偷取村民的土地賺取利潤。一年多過去，烏坎村今天又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維權活動。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圍堵公路，抗議港商陳文清違反合約，其投資的農場在合約期滿後交回烏坎村委會，但土地上的建築物等設施全部被破壞。400 多名村民與約500 名 到場戒備的警察對峙，未有發生沖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會介入。他們揚言，將持續抗爭。村民代表張建興說，村民現在對村委會極度不滿，答應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諾沒有實現，“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維穩，沒有開村民大會諮詢”。村委會主任林祖鑾曾在警民對峙期間到場，但“去了一下，可 是沒人聽，他就離開了”

2011 年 烏坎村事件中的群眾組織及動員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管理社區，使這次抗爭極具象征意義，成為中國抗爭的裏程碑。這場運動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員，並令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作出妥協，將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薜昌和陳順義解除職務，並舉行了新的村委選舉。

村委會陷入分歧保守與激進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現在這場抗爭好像達到了瓶頸位，不知下一步該如何前進，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會還一度傳出可能面臨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會委員莊烈宏辭職，他向記者表示，提出的建議“受到太多阻撓”，得不到村委會主任林祖鑾的支持。1月29日，烏坎村委會負責土地資產、資源和治安等事務的村委會委員張建城也曾提出辭職。雖然張期後復職，但顯示出新村委領導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無力。



有 村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村民林先生表示，抗爭過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對村委會不再信任。村內有一種鼓噪的聲音，村民對新的村委會逐漸變得懷 疑，認為他們與當局關系過於密切，過於集中於維持穩定，而不是為各村民的權利而鬥爭，亦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拿回被竊取的土地。



村委會主任林祖鑾表示，被上屆村委會違法盜賣的有一萬兩千畝左右，其中已經辦理國土證的有七千畝，無法討回，剩下的五千畝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畝，還有一千多畝，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認為收回來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辦理手續進度緩慢，他們認為可以有第二次抗爭。



不 止村民與新的村委會之間出現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會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年輕幹部與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鑾為首）派別之間的分歧日益嚴重，強調與中共 妥協的保守派，與尋求再次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一名村幹部接受訪問時表示，一年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是規定的，但新村委會已經成立一年，村民大會一直沒有 召開。“我認為有需要開，可是林祖鑾認為有人會藉機鬧事，不利於烏坎的穩定，一個人就決定不開了。這個太武斷了，也傷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會內部對這事是 有看法的。盡管村委會裏的年輕人承認，林祖鑾更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但他過分講究大局的一些做法，還是令年輕人充滿沮喪。比如，他不希望年輕人把村裏的 事情拿到網絡上去說。”



在 被問到村民對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滿時，林祖鑾說道：“這一年是來具體解決問題的，就是雙方都得妥協。這一年我學會了妥協，可村民們的思維仍然 是鬥爭哲學，受害者思維。”反映他不認同抗爭能帶來改變，認為需要透過妥協才能逐步拿到目標。但直到目前為止，與中共上級政府妥協的道路並沒有得到任何實 質的成果。2011年的烏坎群眾抗爭反映，不是抗議沒有作用，而運動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錯誤，這是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中不同的階級利益



烏 坎抗爭一年過去，這場運動在十二月的時候被凍結了。政府當時嘗試停止運動，以協議的名義要求反抗領導們承諾停止進一步行動，並允許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為了 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區選舉村委會沒有任何實質權力，群眾仍能透過參與選舉作為一種戰術，利用這個平臺去深化鬥爭，以及建立圍繞著運動的主要訴求。當時得到廣大支持的獨立委員 會為了這種選舉而決定解散，是一個重大錯誤。



新 的村委會雖然是由選舉產生，卻是一個受控於獨裁當局底下、沒有真正權力的平臺。在村委會中爭取代表性，是抗爭運動的正確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眾性的組織，這是實現真正改變的關鍵。現時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無法被選民召回。我們曾經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協定，應該透過建立由下 而上的組織，去監督新的村委會，並以定期的大會保持運動的民主及公開性。



如 眾多其他的群眾抗爭一樣，烏坎的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集中於單一的訴求，這使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動員群眾和推進運動的發展。烏村抗爭的運動沒有一個統 一的立場，包括保守及激進的派別。因為這個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運動中所代表著的是不同階級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領導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的 利益，希望有穩定及適合商業經營的環境，所以不希望挑戰中共政權。其中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土地的“集體所有”製 被中共官員濫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會更加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富懸殊。



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的公有製，由民選的草根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政下所實現。

烏坎對中國群眾抗爭的影響



在中國，非法征收農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發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運動，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議、罷工等的“群眾性事件”超過十八萬，其中65%便與為經濟發展而非法征收農地有關，每天有四百萬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烏坎村的抗爭令許多其他地區的群眾仿效。從2012年開始，成都鋼鐵工人的罷工、廣州的反征地抗議，聲言要“向烏坎學習”。海南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持續數月，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啟東也有數萬人參加反對環境汙染的示威，90後的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聯系到青年在群眾抗爭中所發揮的角色占越來越重要的位置。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而且由於互聯網及手機的普及，使當局更難控製消息的傳播，讓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



可是，近一年眾多群眾運動的缺點，是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相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而 事實上，在烏坎運動發展之際，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在廣東汕頭海門鎮，及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 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這反映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而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 這目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抗爭需要建立連系，以建立全國性的組織為目標，而不僅僅是基於一個地區和臨時組成的組織。在目前階段，只能透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組織作為第一步的行動。



占領上浦



在距離烏坎約一百公裏，擁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領村廣場，抗議政府賣掉500畝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選舉，民主地計劃把稻田轉成工業區的問題。



2 月24日，抗議群眾受到由當地官員雇傭的暴徒暴力驅逐，但遭到抗議村民的反抗，有大約30輛車被砸，至少八個村民受傷。在全國人大會議舉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領導不想有任何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不想利用暴力，於是警察先封鎖了村子。



3 月10日，據法新社報道，中國當局向廣東揭西縣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發與村 ​​民的暴力沖突。廣東揭西縣當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負責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沖突中受傷。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名村民說，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圍上浦，並阻止附近6、7個村莊的居民進入上浦聲援，警方動用了催淚彈。

中共策略－“胡蘿蔔加大棒”



中 共當局面對群眾運動有著不同策略的應對，可以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讓步，如在烏坎事件中承諾新的村委選舉，實際上是為了解散運動而欺 騙群眾的圈套，待抗爭運動冷卻，再針對個別“搞事分子”進行打壓。當局在新村委的選舉中打壓較激進的派別便是一個例子。中共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 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 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脅和財政手段，讓村委會屈服於當局，在這三年控製新的村委會。這也造成目前在新領袖之間產生的分 歧，演變成更復雜和兩極化的局面，一派認為需要新一輪的群眾抗爭，而另一派恐懼這會帶來像上浦那樣的鎮壓。當下之急是一個強調重建群眾運動架構的清晰綱 領，恢復抗爭。



2012 年海南省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的示威，曾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點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這使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修建地區，使當局數次變更電廠地點。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這是中共在作出假讓步之後再實行打壓的例子之一。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因為他們害怕運動會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以烏坎為例子，作出“讓步”隨後發​​生的就是警察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主要訴求。



烏坎的教訓



烏 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在任何談判中，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贏得主要訴求，只能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準備鬥爭。現時中國 內地的群眾抗爭大多數是自發性的，亦因為鎮壓的關系令抗爭的持續時間較短。但群眾運動的發展趨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組織能力，也能夠持續更長的時間。要在這 些運動中取得勝利，需要群眾的大會和民主架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群眾應該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行的 鬥爭。



不幸的是，部分烏坎運動的領導對於中共政權的角色抱有幻想。這間接導致 ​​烏坎運動沒有實現村民的訴求（包括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等）。



烏坎抗爭還沒有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地區的抗爭相連，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烏坎的群眾已在過去一年的鬥爭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協作為圈套，實際上並不能帶來改變或爭取權利。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 重新建立烏坎群眾抗爭！重建2011年群眾抗爭委員會，並獨立於官方，由村民民主控製！
• 地方政府公開帳簿，由將全數土地歸還村民，由村民自行組織的委員會，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
•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四川雅安地震受災人數230萬 二百人喪生 災民痛失家園

4月21日上午8時，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七級大地震，在沒有預先警報的情況下，雅安及附近的災區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至26日，共錄得4700次余震，一共造成196多人喪生，逾萬人受傷，21失蹤，受災人數達230萬。

四 川雅安市是中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地方，這場可怕的地震令大量房屋倒塌，災民失去家園，現時只能留在臨時帳篷，以即食面和樽裝水充饑。重災區之一的太平鎮醫 療物資及水源短缺，人口一萬人的小鎮有1,500名民眾出現腹瀉癥狀。蘆山縣房屋及道路受損狀況嚴重。另外，在雅安市附近的宜賓市，於25日早上又發生地 震，接連三次地震，最高一次4.8級，超過 4000間房屋損毀倒塌，47人受傷。

災民抗議當局救災不力

根據新京報報導，災區物資嚴重缺乏，但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救災物資充足，拒絕外國和民間的救援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但不拒絕捐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1日向外界表示救援物資充足，可是一度有民眾抗議得不到物資救助，有災民集體在路邊豎紙牌請願，呼籲當局救命。

23日上午8時，寶興縣靈關鎮2000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額抗議，將橫幅圍住寶興縣委書記韓冰，抗議當局扣押救災物資，不發放給災民。災民高喊口號，並讓傳媒拍照，希望引起外界關註。民眾也不滿有媒體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而憤怒。

22日昨天下午2時，龍門鄉隆興村小坎卡村組，有20多名村民在紙板寫上“缺糧、缺水、缺帳篷”的字樣，站在路中央舉起紙板抗議。另一邊廂，蘆山縣清仁鄉有民眾抗議副鄉長楊成毅救災工作不力，這導致楊成毅立即被免職。有村民表示，對中共當局和官媒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

滎 經縣是四川雅安地震的災區之一，一些餐館在地震後趁機漲價。4月23日，一間“楊胖子”面店將原價每碗5元（人民幣・下同）的“撻撻面”加價4倍至20元 賣給救援人員。另一間食店亦將原價8角的包子，加價6倍至5元出售。這引發當地民眾強烈不滿，有人將消息發至網上微博，期後大批民眾湧至店鋪外聚集，要求 店主交代及道歉。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其後有吊臂車把招牌拆除。抗議迫使當局暫扣這些店鋪的營業執照。滎經縣政府表示，工商等相關部門已經對不法商家進行停 業調查。

要防止食物或其他短缺產品的價格暴漲及投機炒賣，便需要在所有災區建立災民的民主委員會對此進行監督，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 式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資。救援物資不能被有效地分配，是由於整個救災工作沒有在民主的架構底下進行。地震後，不同災區需要的物資和人手程度會有所出入，而當 指揮的工作被當局的官僚架構控製的話，救援隊伍、軍隊和武警部隊、自發組織或誌願團體並不能有效及有系統地協調，按各災區需要的程度進行救援工作。此外， 當局真正的擔心其實是豆腐渣工程被再次揭發，於是竭力阻止自發義工或外國的救援隊進入災區。這也阻礙了救援工作。救災工作若不能在民主的架構下進行的話， 不但救援進度受阻，而且當局官僚更能從中私吞救災捐款。只有建基於災民、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救災委員會監督底下，才能確保救災工作的透明和有效性。

中共政治災難　人民極度不信任當局

雅 安地震發生地點距離08年汶川大地震約80公裏。這次地震無疑令人勾起零八年汶川地震災難的回憶，以及當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泰晤士報》指出，雅安地 震發生僅幾個小時後，北京當局就表示沒有學校倒塌。雅安市防震減災局副局長陳勇於4月22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我們的校舍是最安全，也是最堅固的 建築物。”四川省住建廳總規劃師邱建指出，汶川災後重建項目沒有一個全部塌下來。08年汶川地震讓很多豆腐渣建築倒塌導致嚴重傷亡，中共希望首先證實學校 沒倒塌從而避免指責。

但事實上，不少在零八年地震後興建的樓宇，聲稱可以抵禦八級地震，經歷今次雅安地震後，內部損毀嚴重，包括由澳門政 府援建的蘆江中學出現裂紋、墻壁剝落、露出空心磚。一名中學生指，回校收拾東西時，發現校舍搖搖欲墜，擔心有倒塌危險。同樣是澳門政府援建的蘆山縣人民醫 院五層高的住院大樓和舊門診樓在震後也都成了危樓。樓宇外層，密密麻麻的分布著多道裂縫，有的有手指般闊。更有勞碌一生的房奴，在地震後房屋倒塌，一生積 蓄就沒有了。

對於中共當局，最關心的不是人命的安全，而是想盡辦法防止被指責存在大量像零八年汶川地震發生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地 震發生時，大量房屋及校舍倒塌，但當地的政府大樓及辦公室卻安然無恙，人民對其生命不受重視感到極之不滿，因此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在這次災難發生時，人民 對當局表現了極度的不信任。雅安強震發生後，大批災民怕被樓房瓦礫砸到，紛紛湧至雅安市政府大樓門外搭帳篷過夜，稱“比較安心”。

時事評 論員梁京也表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共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已大不如前。”有人稱，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都只是見學校、民房倒塌，從未聽 說過政府大樓或局方大樓倒塌，政府根本不尊重普通人民的生命∶“學生和老百姓的就不是生命嗎？”（太陽報，22-4-2013）

蘆山縣委書記被揭戴二十萬名表

地 震發生當日，中共派遣李克強到災情最嚴重的雙石鎮和龍門鄉，顯示政府對災情的關心，當時由蘆山縣委書記範繼躍陪同，卻被記者拍到照片，顯示範的手腕沒有戴 表，手腕卻有一個白白的手表印。隨後網民在新聞網頁翻出範戴表的圖片，發現他平時戴的表非常名貴，品牌是瑞士名表江詩丹頓（Constantin），價值 高達21萬多元。中共當局拙劣的親民演技又一次演變為政治危機。

民眾拒絕捐款　不相信政府及紅十字會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報導指中共當局對當地的捐款項目曾出現問題，去向不明，賑災物資也被嚴重克扣。在2008年地震發生後不久，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到數以百億計的捐款。清華大學的調查顯示，其中八、九成最終進入了政府財政，至今人民都不知道金錢的最終去向！

這 次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中國紅十字會在網上發布賑災信息，收到民眾14萬個“滾”的留言回復。香港政府向大陸撥款一億港幣，遭到7成港民強烈反對。在汶川 地震後的重建過程，更傳出了不少貪汙的醜聞，包括北川縣使用救災專款購買價格達百萬元的豪華越野汽車。受汶川大地震影響的貧困重災區甘肅宕昌縣，便發生縣 委書記王先民等官員貪汙達數千萬元的事件，令群眾不再相信捐款能真正幫助災民，只會讓貪官中飽私囊。

中國紅十字會醜聞眾多，其會長郭長江 戴價值百多萬名表、其子郭子豪名下擁價值千多萬的名車。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上炫耀自己的財富也引起公憤。上海紅十字會就曾被揭發，下 屬官員與工作人員十多人，在上海一家豪華餐廳的一頓晚餐便耗費近萬元，人均消費700元以上。當新聞引起嘩然的時候，這些非政府的官員們稱為只是“普通的 工作餐”而已。中國紅十字會醜聞頻發導致信任危機，大量捐款轉而投向壹基金。在地震首日（4月20日）中國紅十字會籌到只有14萬元的捐款，而由李連傑成 立的壹基金同一時間已經籌得善款超過千萬元。

在中港兩地，輿論也集中在討論應否捐款，兩地都有網民宣傳“一分錢不捐”，呼籲香港市民拒絕 捐錢來幫助雅安地震的災民，擔心捐款落入貪官手中。多名內地采訪的香港記者表示不會捐款。前電視臺中國組記者呂秉權說：“真系唔會捐畀內地官方紅十字會， 入面嘅領導全部系退休民政部門官員”；有線電視中國組記者林建誠寫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錢；所有涉及大陸政府部門的，絕不會！”香港拒絕捐款 到雅安地震的消息，也得到內地民眾在網上支持。

香港政府4月22日宣布，特首梁振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億港元賑災。但香港市民與立法會 議員對港府動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甚至呼籲抵製捐款。5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捐款被濫用，沒有受到監督。群眾對捐款反感的情緒，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權的貪汙腐 敗早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對小圈子特首梁振英的不滿。這是由於整個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捐款去向從不透明，人民無法由下而上進行監督。

2008年，香港政府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90億港元（合12億美元），很多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募捐。可是，去年有消息指一所由香港捐款資助興建的學校被拆除而改建為豪宅，消息一傳出即引發了強烈不滿。

群 眾對貪汙政權的不信任而拒絕捐款，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下文所示，民眾更需要的是自我組織的救災委員會，民主監察救災工作，要求言論及新聞自由確保訊息流 通。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右翼民粹之流藉此煽動對內地人的仇恨，指“中國人很多錢不用香港人捐”，甚至幸災樂禍指愈多中國人死傷愈好。事實上，中共貪官 仍然可以通過重建投機和炒賣救災物資發災難財，純粹消極地“不捐錢”並不能對抗貪汙的中共政權。

民間自發組織被打壓　維權人士被禁止進入災區

汶 川地震中有近9萬人遇難或失蹤。當局至今仍沒有公開一份完整的遇難者名單。受到群眾一直的壓力，四川省地方政府在地震一年後被迫公布了地震中遇難公民的部 分數據，公布的學生遇難人數卻與民間調查統計的遇難人數差距很大，除真實性令人懷疑外，報告又刻意回避了地震中倒塌學校的建築質量問題。

一 些誌願者在震後自發地通過網絡搜索及新聞報道，整理地震中遇難的學生名單。著名藝術家艾未未曾在地震後發起調查行動，找到了5196個遇難學生名字，並製 作《念念不忘》音頻公開名字，期後遭到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曾在汶川地震中大力救援災民的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琪等人，在欲進入雅安援助時，被國安攔截，強行遣 返。

汶川地震後，異見人士黃琦幫助四川大地震死難者家長調查，於2009年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南京師範大學副 教授郭泉撰文批評四川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四川作家譚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後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 程，並搜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之後譚被控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於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共當局禁絕一 切民間自發的和有組織的活動與結社，即使這些社團與政治無關。在中國，所有社會組織都要納入到政府的範圍內。所有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必須有最少 10萬元人民幣的註冊金，並且註冊在一個官方政府機構下面，諸如民政局、紅十字會、婦女聯合會（婦聯）和共青團組織等，從而杜絕所有民眾自發性的組織。

需要民主架構進行救災工作　反對資本主義

我 們支持四川人民組織自己的救災重建委員會，負責救災和重建工作。所有委員應該由受災地區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絕對不相信中共政府。此外，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中共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要確保零八年的局面不再出現，必須實現真 正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如組織及結社的自由，以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大眾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實現自下而上的全民對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控製與運作。

中 央政府在08年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使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基建項目及房地產投機，寧可花錢在無意義的投資，也不願改善人民的生活（例如浪費大量資金興建高 爾夫球場及七星級酒店）。事實上，豆腐渣工程和貪腐問題的背後，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政策。地產建築商為了賺取最大利潤，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及安全，在 興建房屋時偷工減料造成豆腐渣工程。這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必然導致的悲劇。

只有通過在所有災區建立民眾民主委員會，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式，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而且同時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這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實現。

我們離流感大爆發還有多遠？

2013年下旬，一種新型的禽流感病毒在中國上海被發現。迄今已感染123人，其中 23 位死亡。該病毒被稱為甲型流感病毒H7N9亞型。據專家稱，這一新病毒來源於感染不同物種的病毒之間的基因交換。

此 前研究顯示，H7N9病毒會在禽類中傳播，但不會使禽類出現癥狀，因此追蹤 H7N9在禽類中的傳播要更加困難。國家衛計委有關專家表示，不排除H7N9 病毒存在有限“人傳人”的能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流行病學科學家曾光在4 月16日受訪時提到，現在有近四成患者沒有明確的禽類接觸史，這些人到底是怎麽感染的仍然不清楚。雖然病毒尚未發生大規模的“人傳人”，但由於死亡率極 高，如果突破“人傳人”的限製，後果不堪設想。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曾經造成全世界約 10 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 4 千萬人死亡 ( 當時世界人口約 17 億人 ) ；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 2.5%-5% 。

而 四年前（2009 年）亦爆發 H1N1 甲型流感（起初被稱為豬流感）全球大流行，僅確診病例就達到1,632,258人，然而幸運的是病毒毒性很低，只有0.012% 的死亡率，即使這樣也導致接近2萬人死亡。而據研究估計全球人口的感染率在11%到 21%之間。

而這一次禽流感目前死亡率接近20%。如果病毒進一步變異，能夠人際傳播，爆發新的流感大流行，將有潛力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即使這次能夠病毒沒有發生變異。新的流感大爆發也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農場工業中，所謂的現代養雞場將成千上萬之雞集中到一起。即使根據美國的標準，雞只需要提供16英寸的空間生存。即使在中國大量的家禽、牲畜早已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民自己養殖，而很多是集中養殖。極端的家禽飼養環境是促使禽流感病毒發生變異的重要因素。

家禽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上，打激素增長增長速度，以及濫用抗生素。此外，它們長期擠滿在一起，使得任何疾病都容易傳播整個養雞場，並有助於創造更耐藥的病毒和細菌。

而一但疫情爆發，大量家禽死亡或者被撲殺。大量農戶面臨破產威脅。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截至4月7日晚，已經撲殺11萬多只家禽。新近出現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撲殺家禽，停止市場內現場屠宰以及活禽交易。

據農業部日前估算，H7N9禽流感致使全國家禽業每天直接損失不少於10億元。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禽業分會初步估算，截至4月15日，肉雞雞苗直接損失超過37億元，活雞及雞肉產品銷售損失超過130億元，波及企業和農戶4,400余萬戶。

面對流感疫情，中共當局首先考慮的是穩定。據人民網報導，對於流感疫情，李克強說：“要瞄準一條：堅決降低死亡率。這不僅是拯救群眾生命，也是安定民心。”所謂“安定民心”其實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委婉說法。

據中國媒體報導，全國很多地方逮捕了至少數十人由於利用網絡散布H7N9禽流感病毒謠言而被逮捕。然而逮捕造謠者的報告讓很多人擔心實際疫情被隱瞞。十年前SARS就是由於最初被瞞報，導致疫情擴散的。中國當局這次為了穩定，同樣有可能隱瞞真實的疫情。

如果發生流感大流行，貧窮國家將受到對沈重的打擊。例如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中，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在墨西哥死亡率達 2%。即使流感疫苗及時生產出來，由於大製藥公司的壟斷，貧窮國家民眾無法獲得必要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工國委的中國支持者對對抗禽流感的看法：

1. 免費醫療，將醫療系統至於醫護人員和社區居民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取代現有的以追逐利潤、輕視生命的市場化醫療系統。

2. 取消醫療和製藥業的專利限製，大規模研發和生產有效的抗流感藥物，並免費分發。工會和病人組織民主控製下的全球醫療發展計劃。

3. 補償中小農戶的損失，對農業大公司和大農場實現民主公營化。為小農戶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以合作社的形式集體生產，用有利於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農業取代現在以利潤為導向的農業生產方式。

4. 需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才能保障信息真正公開。建立由前患者和活動分子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監督疫情，確保病人權利。結束一黨專政！

南海本田再次罷工

2013年3月18日晚上， 曾經在2010年發生罷工的南海本田工人再次罷工。今年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工人對公司提出的工資漲幅不滿。公司提出的調薪方案，一到五級員工工資漲幅分別為 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

在南海本田目前的 2,000 多名工人中，一線工人 ( 一級員工和二級員工 ) 占比 80% 以上，資方的方案無疑讓大多數工人不滿。工人認為此方案只對級別高的員工有利，但對於低級員工就十分不公平。於是，組裝科的員工就開始停止工作，結果全廠都開始停產了，

在停工的壓力下，第二天工會與資方的談判重啟，有30多名工人代表在場旁聽。最後結果是一級員工漲幅提升至14.4%（310 元），二級員工亦提升至16%（430元），再每級加50元房屋補貼，其他級別不變。漲薪後，一級工人的到手工資有2,600元。

2010 年著名的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口號。工人罷工堅持了長達半個月直到6 月4日前夕，期間面臨鎮壓的威脅，甚至是來自官方工會的被稱為“小黃帽”的暴徒。作後資方作出讓步，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 33.1% 。

本田工會之後被重組，之後每年工會都和資方協商工資漲幅。這被一些勞工維權人士視為推行集體協商的機會。

然而這並不是官方工會良心發現，而是由於統治階級面臨越來越多的罷工，害怕工人鬥爭進一步激進化，不得不試圖通過一些改良措施來壓製工人鬥爭。

資 產階級媒體《金融時報》對富士康宣稱建立“真正工會”的計劃毫無遮掩地表示：“富士康的提議與其說揭示了中國勞工權利的發展，不如說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面 對城市化、勞動力短缺和經濟放緩等社會壓力時的務實態度。當局意識到，要使工人們不走上街頭，就要讓他們對工廠事務擁有更有效力的話語權。沒有黨的批準， 富士康不可能考慮自由選舉的想法——中國沒有自由選舉，即便在工作場所也是如此。事實上，仍會有一些重要的約束因素來限製工會代表的自由。選舉產生出的富 士康工會領導人仍需得到官方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批準方可任職。”

而據全球化監察報導，在南海本田工廠，工會選舉受到多重操控，前線 工人的提名權被剝削。本田工會除了最下層的工會分會小組長不指定候選人外，其余兩級都是上一級工會指定候選人才讓工人投票。這樣由上一級控製下一級，實際 上就是為了防止（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官方工會不喜歡的人進入工會委員會。

對於工會在這次工資協商的態度，受訪的南海本田工人認為工會的態度是管理者，它根本和公司站在同一陣線的。當有工人罷工，工會向基層工會小組長下的命令是“維持穩定”，而不是向公司反映工人的要求。

這樣工會當然不會對工資漲幅提出工人希望的要求。正如下表顯示，南海本田工資協商達成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低。這無疑讓工人極度不滿，而要繞過官方工會自己起來罷工。

2010年6月罷工後，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33.1%
2011年3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611元，增加約30.4%
2012年4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430元，增加16.4%
2013年3月18日，工會協商工資提升220元，增加10.6%
2013年3月18日罷工後，工人的漲薪方案，I級工人提升360元(包括50元住房津貼)，增加14.4%。
另一方面，正如中國勞工論壇之前所說（富士康工會選舉背後隱藏了甚麽？），當前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處於嚴重危機之中。資產階級並不希望也不能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改良，相反希望加大對工人、窮人和婦女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打壓。中共當局將感受到很難通過工會改良來限製工人的鬥爭。

比如同樣位於佛山市的一家富士康工廠，數千工人因為不滿公司搬遷“分流資遣”方案不透明，於2013年3月28日下午發起罷工。由於經濟危機，該工廠訂單持續減少，規模逐年萎縮，而將逐步搬遷至煙臺，首批搬遷約 5000 工人將被分流遣散。

而 據媒體報導，4月10日，天津摩托羅拉天津廠7,000工人大罷工。去年年底摩托羅拉天津工廠出售給偉創力後，工廠就賠償問題一直未能和工人達成協議，部 分工人4月10日下午開始堵塞工廠大門，迫使子房要求合理賠償方案，迫使第二天資方與工人代表會面談判，但未有達成任何方案。

中國工人逐漸意識到官方工會的真面貌，下一步工人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目前只能是地下的），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自己的工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場大火 – 工會事關生死

“屠宰場”一詞在6月3日一場吞噬吉林寶源豐禽業公司的大火之後，獲得了一個新的可怕涵義。大火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吞噬了工廠，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 （即使以中國驚人的工業安全事故記錄為標準）。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傷。悲痛欲絕的親屬完全有理由向工廠老板、政府官員和後來抵達現場的防暴警 察發泄憤怒。

“我們看到一天內動員數百名警察來對付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他們之前能夠把請警察的錢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廠安全上面，結果會如何呢？”一名當地居民告訴《南華早報》。

距離吉林省會長春100公裏遠的德惠的這家工廠的安全生產管理，被政府監察員稱為“極其混亂”。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麽這樣的判斷總是來的太遲——在生命已經被奪走之後？兩名公司高管已經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罰也無助於避免此類災難再次發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譯）說這是一場“人禍”。火災的原因似乎是用於工廠製冷系統的氨罐發生一個或多個爆炸。幸存者稱火焰迅速蔓延而電燈熄滅。遇難人數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關在燃燒的大樓內，大多數出口被管理人員從外面鎖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工人從裏面撞擊鐵門和呼救，後來撞擊聲逐漸消失，”一名生還者說。

災難的起因不難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勞工實踐，完全缺乏安全設備和訓練，政府官員在合適的價碼下會閉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會來爭取基本安全生產管理和保護工人權利是使許多中國工廠成為潛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個因素。

犯罪目錄

德惠工廠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離了火災。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原因：

加工車間的六個門中的五個被從外面鎖上，這明顯違反安全規定。這卻是寶源豐工廠防止工人“在未經同意下休息”的慣例。
寶源豐工廠沒有消防通道。
工人從未接受任何消防安全的指導，根據在工廠工作三年的一名馮姓工人說。
當地消防安全官員在火災三天前剛剛監察過這家屠宰場——然而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處理明顯的安全隱患。
中國工人面臨超額剝削、低工資和長工時，而老板們卻受到只重視GDP的獨裁政權的保護。90%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來自附近村莊，在這家屠宰場作兼職工作。當地人說“工資差勁”。

德惠火災成為了一個政治議題，當地黨國機關鎮壓任何遇難者親屬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燒焦的工廠外面拉起了警戒線，警察阻止親屬在該地區聚集。當局擔心未經許可的集會會威脅“穩定”。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憤怒的當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並和警察發生短暫沖突。該報稱一千人在6月3日包圍政府車隊。一些家屬抗議警察暴力。一名到現場尋找其妻子下落的36歲的人說，他被防暴警察毆打並被監禁數小時。

一場憤怒的網上討論在悲劇發生後進行。網民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那樣取消對美國和拉美的訪問，返回國內。

廣泛問題的信號

吉 林火災凸顯了中國令人震驚的工作安全事故記錄。每年有7萬人在這個“世界血汗工廠”工作時喪生。官方數據顯示工業事故率在過去5年下降了33%，然而這仍 然是高得讓人無法接受。而同時農產品工廠中火災事故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親商媒體《南華早報》也承認，“在競爭激烈的行業，為了搶奪合同和利潤，規則普遍被蔑視。”

這裏工作條件類似於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廠。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拉納廣場的工廠大樓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過1100名紡織工人喪生。

在工作場所普遍違反安全法規和中國一連串食品安全醜聞（從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鎘大米）之間存在聯系。這些都是一個只為了賺錢而不顧其他問題的瘋狂製度的癥狀。

這樣的貪婪和魯莽並非如一些人說稱的來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種合理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寶源豐火災當天，省會長春的醫院報告有10倍於通常鮮血人數的當地人自願為災難鮮血。這樣的自發團結行為顯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別於資本家和他們集權保護者的貪婪天性。

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

為 了讓中國工廠和工作場所更加安全，獨立和民主控製的工會是必要的。一個真正的工會有別於獨裁當局的偽工會，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飲用水有別於中國大量的有毒 假冒產品。在其中工人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和反抗管理人員虐待，這將改變工作場所中的權力平衡。

相 比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礦業，在更貧窮的南非，礦業工人能夠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數據顯示出工會組織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在南非礦業中的死亡人數從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國每兩周遇難礦工的人數（大約每周50人遇難）就幾乎相當於南非全年的礦難人數。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向德惠災難的遇難者家屬和幸存者表達我們的哀悼和慰問。我們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對災難真正起因的調查，因為其根植於官商勾結的關系網下資本家貪婪和對工人生命的枉顧。只有爭取民主權利和獨立工人組織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真正改變。這 場鬥爭將不可避免地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富豪精英。

中國：劉誌軍的高速審判

啟動中國龐大高鐵項目的前鐵道部長劉誌軍，因貪汙於6月9日在北京受審。超過477份法庭文件詳細列舉了他二十多年來的貪汙罪行，其中11人涉及賄賂劉誌軍而獲得職務升遷或者商業合同。用貪汙來形容劉誌軍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庭審竟然連半天都不到就結束了，證明這場庭審完全是作秀。“高速審判”在這類案件中司空見慣，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機關達成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在被告有機會答辯前，將之迅速帶走。

根據官方媒體《京華時報》，劉誌軍被沒收的資產包括374套房產（價值8億人民幣）、16輛汽車，612件藝術品以及大量股票。該報亦報道，在涉及劉誌軍濫用職權的案件上，扣押凍結人民幣79,553萬元、8,525萬港元、23.5萬美元、2,232萬歐元。以當前利率兌換，涉案的金額總值8.82億人民幣。在劉誌軍被捕的時候，央視曾報道他收受的賄款高達10億元人民幣。

法院輕判

然而，檢察官沒有就全數款項起訴劉誌軍，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間，接受賄賂6,460萬元人民幣，劉自己亦含淚承認。這不過是劉誌軍非法所得的零頭，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被法庭掩蓋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這在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調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開來、王立軍的審判，以及薄熙來未來某個時候可能接受的審判，檢察機關刻意減小被告的罪行。官員劫掠的嚴重程度被淡化，來減輕對中共黨國（中國貪汙滋生的源頭）的打擊。

鐵道部長期以來一直是貪汙的巢穴。2010年以來超過15名高級官員由於貪汙被免職。劉誌軍的手下張曙光，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在同一時間被捕，並被指控將28億美元鉅額資金轉移到海外銀行賬戶上。如此鉅額的資金被盜，可見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鐵道部等政府部門預算臌脹，貪官從中發財。根據國家審計局在2011年的調查，通過假發票、非法招標和馬虎的財務管理，京滬高鐵這個旗艦項目的預算被盜50億人民幣。

劉誌軍出了名從鐵道部授予的每份商業合同上收取個人回扣，養成“裙帶資本主義”的風氣，和私人承包商建立關系，例如幫助陜西商人丁書苗獲得30億元人民幣的鐵路合同。據報道，丁書苗安排年輕女性與劉誌軍發生性關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資的）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多名演員。香港《明報》報道，劉誌軍有18名情婦。

“假審判”

“這如常是一場假審判 ”維權律師浦誌強說，他預計法庭判決會“遵照領導人的意願而不是法律”。對高級官員的審判是按照劇本寫好的表演，盡可能避免為執政的中共帶來政治風險。在中國拜占庭式的政製下，調查貪汙往往是中共內部權鬥的計謀。有報道稱，劉誌軍企圖通過賄賂進入中共領導層，甚至政治局。根據新加坡媒體，他曾打算花20億元人民幣“買”副總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劉誌軍被前領導人胡溫拉下馬。這是胡錦濤派別（團派）對其前任江澤民派別（上海幫，劉誌軍所屬的派別）先發製人發動“打擊”的一部分。由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發最高領導人人選爭奪戰，中國政府內部鬥爭（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升級。前重慶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職和被捕，可見鬥爭導致兩派出現罕見的公開分裂。

胡溫不僅將劉誌軍搶奪權力的企圖消滅在萌芽中，以此來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鐵道部。由於鐵道部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胡溫解散舊鐵道部的政治議程已經其繼任者習李完成。中共領導層利用鐵道部的貪汙醜聞和危機汙名，通過媒體來消除對新自由主義改造的抵抗。無論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公眾，對票價上漲和低利潤服務的削減，都感到擔憂。

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

因此劉誌軍僅僅是眾多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試圖平衡兩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鞏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時限製黨內派別鬥爭，防止其升級成公開的“內戰”。劉誌軍案件還沒有被宣判，不過看起來劉會獲得法庭“寬容處理”，連檢察官都在法庭上為其求請。這種“違規”幹涉，甚至連中國演出式的審判標準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網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個嘲笑檢察官請求寬大處理的帖子，在一天內被轉載12萬次。

“寬大處理”意味著劉誌軍將逃過死刑，類似於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模式。這結果可以是習近平向江派擺出和解的姿態，而江派將要對此作出某種交易。一些人揣測這聯系到薄熙來的命運。薄熙來的下落已經是國家機密，他似乎已經消失在“雙規”的黑洞當中。

有傳言稱，尚未被正式起訴的薄熙來拒絕與檢察機關合作。薄熙來作為高級別的太子黨，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有權勢的保護人，親薄的太子黨勢力正在幕後向習近平施壓，要求減輕刑罰，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目前階段還不清楚習近平及其新領導層，僅僅是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觸發派系戰爭，或者對薄熙來的策略是有可能對江派中另一高層人物發起新的攻擊。

這有可能聯系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運。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據信他和薄熙來的陰謀有幹系，如竊聽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電話，包括胡錦濤。最近宣布的對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的調查，可能是開始對周永康動手的信號。郭永祥，周永康的親密盟友，被懷疑未指明的“嚴重違紀” —— 對腐敗較委婉的說法。“這很有可能與報復周永康有關，”資深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說。對周永康的攻擊很可能和更廣泛的經濟“改革”議程有關，類似於解散鐵道部的步驟。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黨，對石油部門擁有實際控製權。

由於薄熙來完全不服從，而不像劉誌軍、谷開來和王立軍那樣按照劇本認罪，當局無法將薄帶到法院開庭。長期批評薄熙來的法學教授賀衛方說：“即使只有一絲一毫的不配合，他們都不敢開庭。”

但是，如果進行秘密審判，會被公眾質疑掩蓋真相，而損失公開詆毀薄熙來聲譽的宣傳價值。因此，劉誌軍可能被用來作為“誘餌”，“哄”薄熙來或至少是其背後的強大勢力的，讓他們接受一項協議，為繼續處理薄熙來案鋪平道路。

前鐵道部作為第二大的政府機構，僅次於軍隊，坐擁鉅額預算，是舊經濟模式的象征。談到解散鐵道部，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國家計劃機構）下的智庫任職的王一鳴稱，這“表示國家將產業領域由計劃經濟改革為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後一個『堡壘』。”

鐵道部的龐大資源使得中國能夠在5年內創建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但是和自由派經濟學家言論相反，這並不是“計劃經濟”，甚至連毛澤東下的官僚計劃經濟都算不上。相反，這是規模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例，鐵路的擴張偏向資本主義發展，推高房價和讓有裙帶關系的人發財，而不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僅如此，民主監督和控製完全缺乏。最初有報導指，對劉誌軍指控包括他請風水師製定新鐵路項目開動的日子，雖然這一指控在最終的法院起訴書中沒有提到。

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的是大規模升級常規鐵道線路，並將電力網絡現代化，減少對大量運煤車隊的需求（現時占全部鐵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對當局大張旗鼓地片面強調服務極少數人的“白領線路”，這要合理得多。自然，當前數十億元的項目被貪汙的承包商、濫收物資費用、嚴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鐵的總費用超出預算67%。

瘋狂的擴張步伐同樣提出了安全的問題，“豆腐渣”工程和“設計缺陷”，特別是後者在2011溫州事故中被提到。這場事故中，兩輛子彈頭列車相撞，40人遇難，200人受傷。報告稱劉誌軍“對事件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但是這一事實也在法庭的起訴書被忽略了。調查高速鐵路項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記者受到威脅，而官方審查機關下令媒體封殺相關報導。

安全問題進一步推高了高鐵網絡的成本，在溫州事故後其運行最高時速降低50公裏/小時。《財新》雜誌報道：“[京滬]線路在每晚列車停止服務後需要花4小時進行維護。每天清晨兩輛列車（分別從北京和上海出發）在線路上進行空車試行。每10天，子彈頭火車和鐵軌會接受安全大檢修。”

*更難掩蓋的問題是鐵道路累積的債務，在2008年到2012年間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負債2.7萬億人民幣（4,340億美元），這接近希臘的國債（4,900億美元）。

自由派用債臺高築作為主要論點，推動解散鐵道部。盡管就百分比來看，鐵道部債務低於中國國企平均負債率，可見中國經濟中債務危機的嚴重性。

習近平的反貪運動

將鐵道部解散，分拆為行政和商業兩個機構，並將劉誌軍投進監獄，代表了習近平宣傳自己為“經濟改革者”和“腐敗克星”的小勝利。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發動民粹的反貪運動，承諾“老虎、蒼蠅一起打”，即高級官員也不會幸免。習近平並不願意將民主問責引入政體中，而說“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 – 一個更加高水準的、相對少貪汙的獨裁統治藍圖。

自由派往往過於沈醉表面而非實質，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認為習近平會啟動“政改”（局部民主化）。隨著現實水落石出後，用列寧的話來說，對政府“不切實際的信任”則石沈大海。事實上，習近平最近向毛澤東取經“整風”，模仿薄熙來的偽毛派民粹主義（但避免任何反資經濟議程），令自由派愈來愈恐慌。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是中共形左實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澤東遏止呼籲政改的聲音，一方面推行右翼親資經濟議程。

如同他的前任，習近平打算小心和選擇性地動用反貪的雙面刃，不同的是動用更精細和民粹的媒體宣傳，來提升自己的反貪形象，即使反貪措施多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員公開揮霍，並更嚴格審計政府部門和軍隊的支出。與龐大的政權腐敗比起來，這些措施不過是塗脂抹粉。“我覺得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這應該被看成節儉或打擊腐敗”奢侈品愛好者 –丹尼爾．吳說。

根據“全球金融誠信”在2012年10月份的報道，中國經濟從2000到2011年的非法資本外流總金額達到3.79萬億美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僅僅在過去五年裏，超過60萬 [中共] 官員由於涉及貪汙活動而被調查。”她補充說：“其實應該被調查人數可能接近600萬，甚至6000萬。”（對外關系委員會，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調查的貪官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訴的更是寥寥無幾。正如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貪官被判監禁的機率不過3%，使官員貪汙成為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近五年來對經濟瘋狂刺激後，今天中共黨國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是幹凈的。這和疾病纏身的前國民黨政權荒誕地相似，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對國民黨驚呼：“他們都是強盜，每一個人都是。”而當前領導人如此渴求限製貪汙的方法，竟然深入鉆研中國歷史。正如《新華社》報道，政治局甚至邀請兩名歷史學家參加“第五次集體學習”，概述封建王朝如何處理貪汙和促進廉潔從政。這一新聞遭到網民的嘲笑。自由派評論者張力帆說，由此可見習近平當局旨在建立“黨的君主製”

因此，盡管習近平能夠從之前的反貪“戰利品”（如劉誌軍和可能受審的薄熙來，盡管他們都是被習近平的前任拉下馬的）中獲取政治資本，他同時避免更大範圍的打擊，因為這可能引發派系沖突，過度揭露中共政權的混帳。

而同時，當局轉而壓製呼籲更嚴格、更具體的反貪措施的活動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動分子由於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橫額抗議，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而被逮捕。習近平當局也加強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防止貪汙在網絡上過度曝光。許多中共官員對“微博反腐”的現象不安，尋求保護。對於習近平打壓奢侈品，《新華社》報道官場內流行的新口號：“悄悄地吃、輕輕地拿、偷偷地玩。”

這就是為什麽許多人譏諷說，劉誌軍是第一個“公示財產”的中共高官。

中國環境汙染前所未有

中國的環境汙染前所未有地嚴重。在城市居住的人生活在充滿煙霧的環境下。中國從2001年開始監測空氣質量，而今年1月是北京和其他北部主要城市空氣質量最差的一個月份。一月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監測的北京空氣汙染指數“爆燈”，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水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標準的40倍。北京當時的醫院住院人數激增了20%。

霧霾天氣（即空氣因充斥煙霧、塵埃及直徑少於2.5微米的微粒，而變得混濁不堪）使能見度減低，在連接北京、香港和澳門的高速公路便曾試過在9小時內發生40宗車禍。中國空氣質素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燒煤）、汽車，以及工業迅速擴張。中國的媒炭使用量有爆發性增長，去年是40億噸。中國現時燒煤的數量大概是其余全球的總和。在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無疾而終後，中國的碳排放量差不多翻倍。

口罩成為了城市人的出門必需品。空氣凈化器的產品熱賣，但只有買得起的人才能負擔。瑞士企業IQAir製造的空氣凈化器，在這裏的售價高達3000美元。該公司中國區CEO邁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頭三個月，產品銷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父母大大地改變小孩的生活模式。學校取消了戶外活動和郊遊，父母把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關在家中。中產或以上的家庭會選擇有空氣過濾系統的學校，一些國際學校更在運動場上建起了體積巨大的穹頂。研究也指出，孕婦吸入汙濁空氣會導致她們下一代患上自閉癥、抑郁癥和出現註意力集中問題的風險上升。

過去幾年，空氣問題極度嚴重且不斷惡化，令人民越來越憂慮。政府曾作出承諾，但從沒具體實行過。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世界上汙染pansfly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一份有關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指出，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戶外空氣汙染而過早死亡，幾乎占全球總數的40%。

家長擔心子女的健康。企業高管稱，一些有小孩的中產和上層階級，以及外籍人士已經開始離開中國，這一趨勢可能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但中國的大多數人口，農民、民工、貧窮的家庭、老人和小孩，只有繼續留在這個環境日益惡化的地方。

六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布10項措施改善空氣汙染，嘗試減低大眾對煙霧的焦慮。包括強製公開重汙染行業企業環境信息，中央政府誓言重點行業主要大氣汙染物排放強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但類似的承諾實際上已在過去食言，而李克強的新措施與政府努力維系的力保7-8%經濟增長有所矛盾。中共政府在這些議題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為了達到自身利益，往往無視中央的命令。它們操控統計數據，嘗試壓製不利的數據，包括反對汙染工業的環境抗議數量。

今年三月, 超過一萬只死豬漂流在上海附近的黃浦江，其提供上海居民五分一的飲用水。死豬來自上遊浙江嘉興的一個大型養豬場集中區，它們的屍體被養豬場老板丟入河道。中央政府於2011年開始要求各鄉鎮政府，對每頭病死豬的豬農給80元無害化處理補助，但結果各鄉鎮村政府不但無給豬農補助金，反以排汙費等名義強行征收豬農每頭死豬約80元。死豬事件後，嘉興市豬農才得知補助金事宜，豬農向《蘋果日報》記者表示“從來沒收過一分錢死豬補助”。嘉興市政府為平息事件，采取上繳一頭死豬可獲5至10元“獎金”措施，豬農均指這是貪官搪塞上級的對策。在孔家堰村登記收繳死豬的許伯向記者稱，曹橋鄉街道辦自3月22日起派他到該村口登記，每天上繳約70多頭死豬，但“從登記到現在，上級沒有發過一分錢。”（《蘋果日報》，28-04-2013）

幾星期後，同一地區爆發新型禽流感H7N9，導致37人死亡。世衛警告，H7N9是“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之一。

死豬和流感事件反映資本主義下，農業唯利是圖的危險性，過度擁擠的飼養環境、濫用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等。研究人員曾揭發大型豬場裏大量濫用抗生素的情況，更將幾種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劑量使用，其結果是導致豬極易患病。為了讓豬賣得高價錢，豬農還會餵豬食用砒霜（有機砷）使其長得皮紅毛亮，即使砷是公認的人類致癌物！

官方首次承認“癌癥村”的存在

中國政府環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癥村”。從1998年開始就有媒體報導了“癌癥村”現象，但當局一直極力否認。這份文件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

但這份文件在三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被環保部高層指控為“不適當的”，內地的媒體收到指示，避免使用“癌癥村”一詞。

工業汙染排放造成的水汙染是癌癥村的形成主因。位於上遊工廠排出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含有重金等毒素，住在下遊的村民飲用後造成村莊大規模的癌癥病發。目前中國有459座癌癥村，而全國癌癥致死率在過去三十年上升80%，每年270萬人死於癌癥。

大陸受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1/6，並且還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其中鉛中毒在中國農村爆發，這是因為化工廠和冶煉廠的工業廢料沒有經過任何排汙處理，直接排到河流和棄置堆填區。鉛破壞腦和神經系統、肝、腎等身體器官，兒童尤其易受到影響。過去兩年半，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9個發生成千上萬名工人、村民及兒童因暴露在鉛環境中中毒，主要是因為電池工廠及金屬精煉廠的汙染。2011年一份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共當局為了隱瞞病情，並沒有積極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帶孩小檢測血鉛，而且繼續讓鉛中毒的孩子們住在高汙染的工廠附近，當部分家長去上訪時，卻被中共地方當局打壓。該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鉛偏高，就是說中國上億的孩子將可能面對終生的身體殘廢和智力障礙。

中國環境災難有多嚴重？

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迅速發展，使中國環境災難嚴重惡化。人民因為嚴重的空氣、水、土地、食物的汙染而憂心忡忡。2013年由海內外環保專家的報告指出，全球十大汙染城市中，中國占七個，包括首都北京。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報導，中國的空氣，水和土地質素在近年顯著惡化。

中國大陸毒食品泛濫。毒米、毒奶粉、毒蔬菜、毒水果、地溝油、瘦肉精等，令住在中國的人無一幸免。最近五月新聞報道，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廣東約有一半賣出的大米含有致癌物－鎘。廣東政府檢查大批超鎘含量的大米來自湖南等地。這令許多消費者和商鋪抵製在湖南省購入大米。重金屬鎘來自土地水源汙染，會積累人體，傷害腎臟及骨骼。

政府有數以百計的特別農莊，為菁英供應安全的農作物。這令情況更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對汙染行為無動於衷，並壓製受害者。中國的父母因為恐懼毒奶粉會殘害自己的孩子，於是紛紛搶購國外奶粉。2008年，一場毒奶粉醜聞導致了六名嬰兒死亡，造成數十萬名兒童患病。受害兒童的父母組織起來嘗試尋找事件真相，卻被政府極力打壓。其中一位受害兒童的父親趙連海，就因此被監禁兩年半。

近日大陸公布的《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去年全國發生的環境抗議，水汙染抗議占達9成之多。報告指出198個城市有近6成（57.3%）的地下水水質被評為“差”或“極差”，超過三成的主要河流為“汙染”或“嚴重汙染”。

環境抗議

過去兩年，中國的環境抗議有上升趨勢，包括城市如大連，天津，廈門，昆明，數以千計群眾上街示威反對興建化工廠。關於環境的抗議和暴動自1996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9%。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結合了新自由主義與一黨專政最壞的特質。這代表著混亂不堪及缺乏任何民主控製。中國現在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產量世界第一，但其風電場產量的約三分之二被白白浪費，因為其電網缺乏需要的投術來對此進行充分吸收。中國的太陽能產業主要用於出口，已經製造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也造成龐大的煤電使用量。要拯救數以百萬人的生命，改變混亂無序浪費資源的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解決，推倒資本主義，將經濟置於民主的控製之下。

中國：債務困局加劇危機

最近，世界金融市場再次發生動蕩。六月十九日（星期三），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今年年底會收縮廉價信貸的“量化寬松”政策。翌日，由於中國國有銀行體製陷入流動性危機，造成各大金融市場的恐慌，各大銀行拒絕互相借貸。這個信貸短缺的局面，反映對中國債臺高築、不可持續的經濟局面產生恐懼，以及愈來愈依賴既不透明、又無監管的影子銀行。

由於中國貨幣市場凍結，一夜間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借貸利率飆升至突破紀錄，《華盛頓郵報》看到“與最初美國金融市場崩潰時可怕地相似”。《金融時報》上海記者歐陽德（Simon Rabinovitch）評論（2013年6月21日）：“直至幾天前，中國面臨即時的經濟危機只是一個大膽預測，只有最大膽的淡友才敢下此判斷。但在星期四當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升至28%時，預測有危機存在似乎不再稀奇了。”

雖然在央行介入後，銀行之間的借貸成本從高峰處滑落，但在6月24日（星期一）仍處於苛刻的水平，令全球股市再度滑落。上海股市在6月24日下滑5.3%，令過去四星期裏市場衰落20%。全球的交易所亦急劇下滑。中國經濟過去五年是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支撐著全球能源和商品的高價格，並彌補舊工業化國家的衰退。

降低GDP增長預測

五年前全球危機開始後，全球資本主義變得依賴前所未有的低廉信貸去支撐生命。各國央行將會收緊貨幣刺激政策，造成金融市場的鎮痛。幾星期來經濟數字顯得暗淡無光，然後中國金融市場最近發生動蕩，證實了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放緩正在加速。各大預測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降低本年中國GDP增長的預測。去年，GDP增長為7.8%，是13年來最低，但數據顯示本周將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的GDP增長很可能進一步降低。很多分析師都懷疑，中國今年能否達到政府目標的7.5%GDP增長。銀行業不穩定令局面增加不肯定性，可能會重創全球資本主義經濟。

多個因素造成流動性危機，令各銀行之間的利率上升。中國各銀行爭相在季度決算前造好資產負債表。再者，價值約1.5萬億人民幣的理財產品將會在六月底到期。這些復雜且很多是“次按”的金融產品近年激增，是由於銀行開發新手段去避開政府限製信貸。今次央行拒絕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去挽救銀行。

雖然今次情況似乎是政府和央行（PBOC）驅使的，正如BBC稱之為“國家贊助的信貸短缺”，但問題是為何要實施如此嚴厲的措施？“中國領導人似乎要避面泡沫爆破造成的災難，通過一定控製下的小崩漬來避免大崩潰。”《華盛頓郵報》的馬科斯．菲舍爾（Max Fischer）2013年6月20日指出。特別政府最近采取各項手段控製理財產品的增長。理財產品是影子金融業的主要範疇，現時估計總值13萬億人民幣。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高危的對策。雖然這不能完全與2008年雷曼兄弟崩潰的情況比擬，後者觸發了全球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但今次情況也是政客和央行銀行家為了將紀律加諸金融市場上而拒絕挽救市場。《華爾街日報》記者格力．史提芬就北京立場作出評論：“至少，這似乎是以不顧後果的手段向市場加諸紀律：有風險造成一次違約，或者無意中製造謠言，造成更大的體製問題。”《經濟學人》將之形容為“非常笨拙的手段去控製信貸增長”。

中共統治者是“掌握著局面”的，這想法受到嚴竣挑戰。《金融時報》的歐陽德亦表示：“過去一星期的吵吵鬧鬧中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北京根本不能全權管理中國經濟的。”

過去十天，中國國家媒體充斥各種流言，有指中型銀行破產，也有指在山東和內蒙古等省牽涉“鬼城”投資項目的地方政府機關連串違約。流言滿天飛，令中國銀行被迫發布聲明否認有貸款違約。更不祥的是，6月20日彭博新聞報導，央行動用82億美元介入，以助全球最大銀行 – 工商銀行舒困。

中國銀行體系陰雲密布、流言紛飛，明確的畫面永遠不會浮現。中央當局與名義上受其控製的銀行卷入邊緣政策的遊戲。中央當局上星期關閉流動性的閥門，作出警告以力求節製失控的信貸膨脹，約束銀行對影子銀行領域的依賴。

債務危機

無論即時後果是什麽，近日的戲劇性事件是對中國不可持續又大規模的金融體系不平衡響起了清晰警號。

“我想人們不真正明白的，是（危機）程度已經不止於流動性危機，而是債務危機，因此這不是可以消失的。”北京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指出：“他們的現況是，他們整個經濟體是以債務運行的。”

即使中國銀行體系及經濟很大部分是國有的，而且國家由獨裁者運作，令其有自己的獨特性質，但這不會容許中國違反經濟的地心吸力原則。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曾經警告，在目前累積的債務規模下，特別是自從2008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後，中國金融危機只是時間問題。惠譽國際評級公司最近的報告指，相比起隨著刺激方案而來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貸臌脹，4萬億本身只是冰山一角。

惠譽的報告指，直至2012年末，中國各銀行及影子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由2008年GDP的125%，上升至GDP的200%。《中國證券報》發布了更高的數字，指金融體系的總信貸高達GDP的221%。從2008-12年，整體信貸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他們用五年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體系。”惠譽的北京高級董事朱夏蓮（Charlene Chu）指。

從政府較早前試圖猛烈煞車而起不到作用，可見中央當局失去對信貸膨脹的控製。單單2013年的第一季，中國放發了7.5萬億人民幣的新貸款。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2013年6月25日《南華早報》指出：“這比起中國奧運投資暴漲的2007年整年創造的信貸更多。”

註入龐大信貸變得必須，是為了避免舊債變壞，觸發公司破產浪潮及負責累累的地方政府違約。根據法國興業銀行的研究所指，中國公司今年的總利息償還將會達至1萬億美元，多過任何其他國家。

工業領域由於大規模產能過剩而減低了利潤，導致很多新信貸都被用來投機在房產、商品或其他新形的影子金融產品，谷起了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屋市場有著歷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有大批房屋空置，也有“鬼城”破壞風景。

影子銀行擴大

根據摩根大通集團所指，2010-12年期間，影子銀行業的規模上升了一倍，貸款總值36萬億人民幣（GDP的69%）。影子金融體主要由“不上資產負債表”的貸款和投資產品組成，由國有銀行製造出來，逃避政府的控製並隱藏不良貸款。惠譽的朱夏蓮估許，影子銀行大約四分之三的交易都直接或間接與主流銀行有關。

引用《博彭通訊》的一份報告，從影子銀行的擴大，可見中國經濟體成為了“信貸廢品舊貸商”，每當政府政策限製從正規銀行獲得信貸時，銀行就“走後門”。最近幾個月，影子金融體的擴大加速，是大部分的新借貸造成的。

2013年首五個月，社會融資總值（經濟體總信貸的量度指標）從2012年增長52%，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影子金融業。這肯定是危機將至的信號，亦解釋了過去一星期央行的激烈行動。

經濟的陣痛將至

信貸收縮發生在一連串暗淡的經濟數據公布後。上周有統計指，6月中國製造業活動跌至9個月新低。匯豐銀行的采購經理人指數的預覽指數從5月的49.2跌至6月的48.3（低於50即負增長）。不只製造業進入蕭條，本周發怖的《中國褐皮書》報告指：“早前強勁的零售及服務業現在收入開始下降，經濟正在全面衰弱。”

去年夏天，中共十八大前為了帶起經濟增長而推出迷你刺激方案（總值約$1,600億美元），效果明顯已逐漸消逝。這預告了一個未來的嚴重問題 － 新信貸產生的經濟回報是遞減的。“過去四年，每一元人民幣所產生的額外GDP增長由0.85跌至0.15，是枯竭的信訊。”安布羅．伊萬斯普裏查德在2013年6月16日《每日電訊報》指出。

《金融時報》將央行的強硬措施詮釋為“是好新聞也是壞新聞”，寄望這會阻止未來階段更嚴重的信貸崩潰。但這報章又說：“製止信貸暴漲往往是危險，特別在中國，很多信貸都潛伏在資產負債表外，常常在龐氏騙局式的交易，並受不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影響。在這些市場同時進行調控和限製流動性，增加誤算的危機或意外，可以激發當局想避免的不穩定。”

即使中國的央行在目前僵局“打贏”了各銀行，並成成灌輸更嚴格的信貸紀律，這仍會推高借貸成本，讓整個經濟體吃了痛楚的藥劑，並進一步令GDP增長減緩。公司債券市場已經受到打擊，增加了公司的借貸成本。正如日本野村銀行警告：“我們期望未來幾個月一個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製造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會發生一些違約。”

雖然現在可能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機，目前空前的債務水平對整個經濟體仍然將會負擔沈重。正如惠譽的朱夏蓮警告：“如過去一樣，他們沒有辦法丟棄資產問題。我們想這個銀行危機會與1990年代末非常不同。”

中國大部分的經濟體都是國有的，當銀行崩潰時，政權都不會袖手旁觀，而會與1990年代一樣介入從而挽救危機中的機構。但即使政府拯救銀行，今天要付出的代價比15年前更沈重，而且嚴重拖累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時，透過通漲、征重稅以及公共領域重組架構，巨大的成本將會落在中國人民身上（特別是工農和窮人）。BBC的財經編輯佩斯頓（Robert Peston）警告，中國“愈來愈危險地與日本1980年代相似 － 大規模投資泡沫緊縮，妨礙了一整代的增長。”

央行現時的賭博適切於習李的公關形象，兩人都想在執政早期表現自己是“當真的”。正如媒體報導，他們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推出重點的親資經濟改革方案（可能今天對銀行的有意破壞是“市場力量”扮演更大角色的例子）。但中共最害怕的是政局不穩、群眾上街，即類似“金磚四國”其他國家例如巴西大規模反抗的前景，中國領導人無疑在緊盯著巴西局面。從目前金融業的不穩定可以論證到，中國的“奇跡”年代已經過去，中共獨裁者面臨動蕩無常的未來。

中國：李克強準備經濟“休克療法”

高盛的中國發言人哈繼銘最近宣稱：“中國基本上告別了8%的GDP增長”。該銀行在6月的研究報告進一步預測，“從現在至2020年的7年間，年均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接近6%”。盡管，與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疲弱的表現比起來，（如果官方數據可靠的話）這一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中國經濟已經離開了快車道。就算未來幾年的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許多人現在都很質疑），中國經濟也已經陷入嚴重危機之中。債務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銀行”信貸急增，讓中央政府掌控經濟政策的努力失效。工業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前所未有，表明了未來會面對痛苦的經濟“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陸”，形成總理李克強展望的“痛苦的經濟轉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本身也到達了一個轉折點。由於習近平拼命解決激烈的內部矛盾，並想化解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重要的轉變因此發生，當中一點是告別以前的“集體領導”模式，嘗試強加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

“怪物經濟”

許多評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稱：“這是非正統實驗產生出來的一只強大的怪物，並越來越脫離其製造者的控製。”當然人們也可以對歐美經濟作出相同的評價，而且新領導人的親資政策無法解決問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國的債務爆炸性的擴張，是任何大經濟體沒有發生過的。整體信貸在2008-12年間，從9萬億美元躍升到23萬億美元。惠譽的北京高級主管朱夏蓮說：“他們在5年間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系統。”

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將當前中國緊張的金融局勢和美國在銀行崩潰之前的形勢比較起來。渾水研究公司曾經揭露過數宗中國公司帳目醜聞，該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們認為中國國內銀行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巨額的不良貸款，或者貸款等著走壞。中國放貸人的問題比金融危機前夜的西方銀行業問題更大。”

中國影子銀行業占去年新增信貸的50%，其增長尤其令人關註。不僅是信貸的龐大規模展現了（僅僅上任7個月的）習近平和中共新領導層目前的嚴峻問題，而且大多數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主流銀行的分身，顯示中共獨裁失去了對銀行系統的控製力。這反映該經濟體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貸註入到投機或者回收舊貸款，而不是進入生產性的投資。

一間國有鋼廠的副總經理解釋這現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對《路透社》說：“我們能把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嗎？絕對不行。如果我們生產更多，只會損失更多。我們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釋，鋼廠每賣出一噸鋼，就會損失一兩百元人民幣，因此轉而通過“委讬信貸”（影子銀行業的類型之一）放貸。這只是許多非金融國企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一個例子。

23年來最慢的增長

去年7.7%的GDP增長是13年來最低的。如今許多人估計，政府不會達到GDP增長7.5%的目標，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長將會是23年來最慢的。在最近省級官員參加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顯示，他的團隊強調遏製失控的信貸，約束大量愈來愈浪費性的投資。然而，改變經濟道路決不是簡單的任務，存在著各種風險，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或者信貸擠壓而引發硬著陸。
6月份的信貸短缺震驚全球金融市場，是一個警告。央行和總理李克強試圖加以控製國有銀行系統和影子銀行金融新工具 － 類似於拖垮美國銀行體系的金融衍生產品。然而，原本這是為了拆除債務炸彈，卻帶來了相反的效果：由於主流銀行紛紛籌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銀行的新放貸在6月份同比上漲67%。這迫使李克強和央行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退讓，向貨幣市場註入更多的流動性。

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房產泡沫，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設的60%都在中國，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時就有十套豪華房屋建成（如上圖）。不用說，這顯然不反映該國的經濟人口分怖。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的房價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現在世界上10個最難負擔的房屋市場中有7個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建房熱潮令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背負上沈重的債務。官方《新華社》在7月5日報道，內蒙古煤城鄂爾多斯的區政府被迫借貸來支付職員工資，而當地地方政府積累了2,400億元人民幣債務，但該市去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75億元。鄂爾多斯並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征兆。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承認，中央政府並不了解地方政府積累了多少債務，警告說之前公布的估計值過低。2010年的一項政府報告稱，地方政府債務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GDP的25%。然而，根據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說法，這一債務現在很可能超過20萬億元。但是，2010年之後就沒有完整的數據公布，政府顯然害怕真實的畫面會毀掉中國銀行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華麗外表 － 似乎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極低的不良貸款率。

從“漸進式改革”到“休克療法”？

總理李克強的經濟議程，綽號為“李氏經濟學”，即通過“痛苦的”重組銀行和國有行業，以實現可持續（即更慢的）GDP增長，讓經濟遠離史無前例的債務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費和私人投資。他在三月底首次以總理身份露面時，告訴世界媒體：“這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國家媒體反復提及這一主題。在6月份信貸緊縮時，《新華社》評論：“為了建設更可持續的經濟，銀行業第一個承受這種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李克強的經濟團隊被國際資產階級譽為最具“改革頭腦”，由朱镕基的前助手主導，包括副總理馬凱、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其中馬凱和周小川都是太子黨。朱镕基班子的“業績”包括毀掉六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相當於用通縮的“休克療法”震動（以資本主義“市場”實踐運行的）經濟，因為除此之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休克療法”並不來源於意識形態（新的中共領導人們是“現實主義者”，其目標在於關鍵的國家主導的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而不是在整個經濟實施。其目的在於打破當前國有部門對信貸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閑置產能。所采取的方式是通過私人投資將這些部門置於更大的“市場力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做法，而且已經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李氏經濟學”的一個即時效果是，實際貸款成本（高於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導致進一步的信貸荒，而這可能讓政府希望的“受控製的”減速變成全面的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面臨會否拒絕註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場提早試驗。

資產階級評論家（從全球危機中甚麽也沒學到） 贊揚中共新領導層的“強勢”開端，將之視為把中國轉向可持續增長軌道的唯一途徑。但是俗話說，事與願違。李克強計劃的改革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中國是過去十年創紀錄的燃料和礦物價格（尤其推動了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國也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把美國擠到世界第二位（76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變得緩慢的步伐，將波及曾個全球經濟，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擴大到世界範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做好準備了嗎？”“李氏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斯蒂芬·羅奇（Roach）提出了這個問題。

太子黨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黨專政頂層進行所謂的“權力交接”。中共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指的是精英太子黨派別和平民出身的團派。來自“紅色權貴”家庭的太子黨，首次占據獨裁製度中大多數頂層席位。這顯示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和拒絕政治改革。通過新式的王朝繼承，統治精英希望確保一黨專政的延續，來保護他們紙醉金迷的財富（通過掠奪大量國家資源得來的）。習近平家族財富估計為3.76億美元；是（包括17名百萬富翁的）英國內閣成員總財富的三倍。其他頂層太子黨積累的財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東獨裁者的腐敗集團，太子黨明白如果一黨專政垮臺，他們就完了。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一製度。

習近平是太子黨的頭目，然而他不想只作為太子黨派別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在兩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這一平衡手法同樣是為了控製激烈的派系競爭，防止出現公開的分裂。表現出的是，習近平的陰謀活動加強了該政權精神分裂的特征，政策之間互相沖突。當局越來越民族主義，強行幹預有爭議的海域，而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但還不包括日本）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和解姿態。一方面快速升級其軍隊，擴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響力（派遣戰鬥部隊到馬裏，而這已經是其第四次參與聯合國幹預非洲的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國直接沖突，這顯示在其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立場上。

習近平的“毛轉”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講話中引用毛語錄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的風格。但是這絲毫沒有任何激進和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毛的幽靈被用來打壓異議聲音（包括在該政權機構內部），尤其壓製呼籲民主化（所謂的政改）的聲音。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明白“打左燈向右轉”。他和總理李克強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全會上提出大規模的親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計劃，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業去管製，開放一些國有壟斷行業以及私有化。當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歡迎的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改革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製度（即使如此，也會是有限和漸進的）和可能部分放松獨生子女政策。

拒絕“民主化”

習李領導層尋求鞏固專製統治的同時，通過一些經過選擇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來贏得回公共支持。如打擊腐敗和“享樂主義”以及越來越民族主義的論調。但是其拒絕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風險引發政治危機，加劇群眾反抗和瓦解中共黨國維持內部沖突派別的“自我紀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強了習近平反對政改的決心。莫爾西在埃及被趕下臺後，國營媒體出現一系列的文章回應，例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都強調社會穩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製度”。

“中國領導層從埃及得來的教訓是他們必須得緊緊把握權力，”政治評論人章立凡說。“經濟現在面臨走低，身處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更迫切地維持穩定。任何權力的損失都有可能讓他們崩潰。”然而這並不是什麽新的評論，而不過是再次加強了習李領導層的這一面貌。中國觀察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習近平“癡迷於戈爾巴喬夫現象，他不想成為歷史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群眾鬥爭：一個學習曲線

當前有持續大量的群眾鬥爭，然而仍然相當分散。2012年發生了18萬起和土地有關的抗議，以及不計其數的罷工。在2011年爆發重大抗爭的烏坎村，前抗爭領袖之間發生分裂，並被指責沒有實現要求取回被盜土地的訴求。烏坎無疑是一場非常重要的鬥爭，因為村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民主地自我組織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們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這一民主組織作為條件和中共省級領導人達成協議。認為獨裁製度中沖突的一派會放出“改革”立場信號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在烏坎村，空頭許諾往往“像會跳票的假支票”伴隨著更多的打壓。這些悲慘的經驗無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動分子和其它人對中共的任何層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藥用品工廠的一百名工人由於未被支付遣散費把美國資本家劫持為人質，成為了世界新聞。這一策略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五名中國經理（上海中技樁業）由於工資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於經濟轉壞，引發一波外包，企業倒閉和搬遷潮（包括般到工資更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數罷工是抵抗性質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資、獎金或者企業倒閉或企業搬遷的賠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12年有6.20萬工人由於工資拖欠向當局投訴，總共涉及200億元的工資。而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隨著經濟減速，工人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新政府毫不避諱其推動“痛苦的”政策的計劃。盡管習近平和李克強希望在這一藥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義承諾，如擴大福利復蓋（我們早已聽過了）和改革戶籍製度（我們也聽膩了）。該政權從其階級立場出發毫無選擇，只能發起對工人階級和窮人新一輪的攻擊，讓他們來支付中共獨裁者們和他們的資產家同夥的投機盛宴。高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部政府支出的80%）難以提供資金用於擴大福利網絡或者（通過戶籍改革）吸納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來規避和忽視中央政府施加的社會支出新承諾。

這些矛盾為即將到來的時期的群眾抵抗的爆發準備燃料。新的內部危機和經濟沖擊可能讓政權內部癱瘓，並打開可以讓工人階級用來贏得讓步和自我組織的開口。建立工人組織（最初是地下的）和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組織反抗資本主義危機和獨裁統治的鬥爭十分重要。

深圳：和黃旗下鹽田港碼頭工人再起工潮

綜合網絡與社交媒體消息，9月1日（星期日）起深圳鹽田港數百名吊機和作業工人因不滿工資過低和公司不履行發放子女獎學金的要求而發動持續2日的罷工。

深圳鹽田國際碼頭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與深圳國資委等

合資經營的國際集裝箱碼頭，分成一、二、三和東港區碼頭。和記黃埔間接控製股份約占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四、五月間香港持續四十天的碼頭工人大罷工也是發生在和黃集團下屬的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當時和黃集團為破壞香港碼頭工人的罷工，和黃集團曾將大量作業貨物與船舶轉至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可參見中國勞工論壇5月14日發布的《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一文。

與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的工人一樣，目前在鹽田國際碼頭一線作業的工人多為外包的承包商雇傭，隸屬於近20家不同的承包商，工人多以外省工人為主。工人平時工作需要日夜24小時三班輪休排班，有些工人因此甚至三、四年春節不能回家。事實上早在2007年時鹽田港近千碼頭工人就因為十年間沒有漲過工資，而進行為期4天的大罷工。當時深圳市政府直接介入勞資糾紛，迫使工人復工。此後工資雖然得到部分調整，但工人要求建立工會等訴求並未得到實現。

但即使在2007年罷工後進行的工資調整仍是杯水車薪，根本沒有解決工人的生計問題。2009年鹽田港還曾發生過小規模的工人罷工。根據網絡披露的2011年鹽田港外包碼頭工人收入標準，一線理貨工人時薪水為每小時10.5元，吊機司機的時薪為每小時11.5元，迄今未有新的調整，遠低於2013年深圳當地規定的14.5元的最低時薪。（詳情請見《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加薪“黑幕”》一文。

公司為安撫員工曾經承諾的給予子女就學提供獎學金的許諾也從未兌現。加之最近，由於經濟不景氣，據說碼頭計劃將工人的每周工作時間從原本每周至少五個工作日調整為每周四個工作日，這就意味著工人的收入將進一步減少。

因此從8月起，不少工人就開始向直接雇傭的承包商和鹽田港碼頭公司申訴要求調整工資，但是未獲得任何積極回音。故從9月1日（周日）起發動正式罷工，要求管理層對經濟訴求盡快答復。據參與罷工的工人表示，此次罷工幾乎是多個部門多個組別的全員參與，而非少數人的局部罷工。

根據目擊者和部分貨物運輸從業人員的網絡描述，由於罷工，待裝貨和裝箱船只無法離港，而送貨的船舶停在外港遲遲無法靠港。並有大量待作業的集裝箱滯留港口或無法進入堆場停留在路面，造成鹽田路明珠道路段往鹽田港碼頭的道路嚴重堵塞。

罷工發生後，保安已經封鎖碼頭與港區，深圳當地媒體試圖進入現場采訪也被阻攔。而網絡上除了在微博、個人博客、推特和部分海外中文上有對罷工的零星披露外，沒有任何主流網站進行報道。事實上2007年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曾經得到包括網易和新浪等主流網站的報道。

根據鹽田區政府官方微博9月2日中午消息（@鹽田發布），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公司約250名岸吊及龍門吊司機集體停工聚集在鹽田國際大廈食堂內，反映加薪等系列訴求，導致國際碼頭內船舶靠岸後部分生產操作受到影響。我區人力局等相關部門第一時間趕往現場進行調解，經過協商，目前雙方初步達成一致意見，現員工已陸續離開聚集地，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但是，據一些貨運從業人員晚上九、十點在微博上發布的消息，當天下午鹽田港碼頭仍然處於半停工狀態，無人進行裝箱、吊運和查驗等作業，外港待泊船舶仍未正常進港。所以，罷工是否如官方所說的已告結束，還是勞資雙方仍在博弈之中，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勞工論壇和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的罷工抗爭，正如當初支持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罷工一樣。無論是2007年鹽田港罷工和今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結果都說明，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由工人自己民主選舉產生的具有鬥爭意誌的獨立工會，需要不同工人間的階級團結和互相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對資本家和當局的分化瓦解與殘酷剝削，團結工人的階級力量並實現自身的經濟與政治訴求。而不到半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和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發生的兩場罷工更是說明團結抗爭的現實意義。

中國：一黨專政的十字路口

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尖銳危機的時代。領導人顯然也了解到了，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認現在的危機可以在十年內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而新任總理李克強則不斷警告著改革的必要與「痛苦」。

既然新的領導們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那他們會進行哪些改變？而這些改變又會走到多遠呢？

過去的幾年我們不斷警告著中國的經濟將面臨崩潰。現時的經濟已經對信貸上了癮，在某些方面中國的信貸危機比2008年美國的金融爆破前還要嚴重。房屋投資現占中國GDP的14%，而2008年時只占美國GDP的6%。而不受控的影子銀行已經達到3.6兆美金，相當於德國的GDP的總和。

地方政府的欠債亦是危機所在。一份2010年的政府報告指出地方政府的債務是1.6兆美金，占當時GDP的25%。但一名前財政部部長指現在的地方政府欠債已達到3.3兆美金。

產能過剩是這一危機的表現，新的信貸成為了不顧社會經濟需求和實際需要的盲目投資。估計中國40%的工業產能是在長期待機，而在部分行業這數字更達到一半。中國在風力發動機及太陽能電板領先世界，但大約三分二的風力產能被浪費掉。而太陽能產業同樣擁有大量的過剩產能，中國的太陽能電板的生產是全球需求的兩倍！江蘇榮升製船廠是中國第三大製船廠，​​而今年還沒收到一張訂單！製船業的老板們警告中國一千六百間製船廠將可能在2015前有近半會倒閉。這最終可能不會發生，畢竟地方政府或銀行會不理北京的意願插手拯救倒閉企業，而這只會加大產能過剩的問題。

惡化的經濟數據更證明了這一點。各大預測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都降低了對中國今年GDP增​​長的預測。 2013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只有7.5%，是23年來最低的。而這仍然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因為官方的數據本身也有很多的水份。大多的經濟學者們都相信真正的增長只有6%左右。

其中一個經濟惡化的原因是所謂「計劃經濟」背後，實際上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官方的計劃往往只是紙上談兵，而中央政府對銀行和地方政府實質上已經失控。地方政府互相為了政治上的權威而盲目競爭GDP表現，同時亦是為了利用官方資金養肥各自的資本家精英。因此，各省經常違反中央的意願進行過度的投資生產。

「李氏經濟」

在現今的經濟背景下，李克強總理的經濟改革「李氏經濟」，強調著要「痛苦」地重整國有銀行及企業。這代表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來主導企業，並讓失敗的企業倒閉。其希望可以減低現時巨大的債務，並轉向一個私人投資及消費型的經濟。

但這是個具龐大風險的舉動。 「李氏經濟」的其中一個即時效果將會導致信貸緊縮（借貸的成本上升），並可能導致全面的衰退。 GDP的增長也會降低，而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放緩可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同時，國民也會受到巨大的經濟打擊，尤其是工人、農民和貧民會受到更大的通漲、稅務和私有化的壓力。

中央政府將難以在一次進行四年前那個四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雖然可能會有「隱藏」的刺激政策，例如在經濟放緩時提供緊急的貸款，李克強堅稱其不會放棄「痛苦」的轉型。但是新的信貸對經濟的影響已經不斷降低。每一元人民幣所能增加的GDP增長從四年前的0.85元，下降到現時的0.15。

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控製經濟的發展了，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斷違反中央所訂下的信貸限額。影子銀行的占今年新借貸的75%，而影子銀行的金額比去年增長了60%。影子銀行的增長來自於國有銀行為了繞過中央的限製和掩蓋壞帳而另立的帳目。這個部分作為突破官方障礙而獲得新信貸的「後門」。這個情況其實跟歐美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危機爆發前夕並沒有什麽分別。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被迫要拯救銀行業。這表示銀行的債務就會變成國家的債務。大量的資本需要用來投入拯救銀行，並將會為中低產民眾帶來通漲與福利緊縮。中國的經濟也可能會變成日本式的長期放緩，並導致數以十年計的衰退。

中共權鬥

但李克強的改革在自己的黨高層內都不會一帆風順，這連系到伴隨著經濟危機而惡化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共有時會被稱為「一黨兩派」，這是指中共黨內所謂的「太子黨」和「共青團派（團派）」兩個主要派別。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中，中共首次性地由太子黨奪得領導權。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太子黨成員。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己就是太子黨，家族的財產估計有3.76 億美金。

中共各派別間的權鬥並不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上亦不那麽清晰（各派都支持資本主義復辟）。太子黨是指過去毛澤東時期黨領導的家族後代，他們作為高幹子弟利用權位和關系在各個國有企業中建立的自己的利益王國，並累積了巨額的財富。他們主要希望保護自己的龐大財富，並鞏固自身在國有企業和經濟的壟斷地位。他們就好像裙帶資本主義裏的保守派。

團派則大多來自於「基層黨員」出身，並尋求挑戰和打破太子黨的壟斷，因為他們認為太子黨的獨大與自大會為政權帶來不穩。李克強總理就是屬於團派的。實際上，雙方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領地」的基礎上支持經濟自由主義。

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其希望能夠在兩個派別間取得平衡，並將中共權鬥的規模限製，使其能夠控製整個國家機器。最近的中石油貪案、薄熙來案、劉誌軍案（詳參考其他相關文章）實際上是各派為了瓦解對方的權力基礎的手段，這都顯示中共權力鬥爭已變得越來越失控。

沒有民主

一條經常會被提問的問題是：經濟改革會導致政治改革嗎？

習李的新領導層希望透過反貪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民意，並聲稱官無大小都會被打下來。所謂高官貪腐的審判實際上不過是場戲，實質是用來進行黨內權力鬥爭的手段。習近平的政策只是很皮毛地限製官員的一些奢侈的外表，而習近平跟本不可能實行更廣泛的反貪腐運動，因為這會揭露出中共更多的醜聞，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

因此，反貪運動本身就是個高風險的政策。事實上，此運動已經向政權反彈，讓民眾感到更有自信去自己進行反貪官的鬥爭。七月，陜西省神木縣上萬人包圍政府大樓，抗議該地貪官的升遷，指控官員挪用公款，並廢除了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福利。

這是為什麽習李政權不會進行政治改革。他們懼怕連最低限度的民主化都會導致政權的崩潰。習李政權可能會作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譬如改革戶籍製度，但是政權的真正民主化幾乎不可能。相反地​​，政權正在加大鎮壓。

中央政府甚至向學校老師發出了一份「七不講」，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以及貴族資產階級。而土耳其、巴西、埃及的群眾運動更堅定了中共反民主的決心。埃及穆爾西的下臺引發了中共喉舌的口誅筆伐，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不可取，並強調社會的和諧穩定。

就連香港作為北京承諾能夠於2017年落實普選的地區，親北京的政客與發言人最近都不斷強調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並堅持要對參選人進行篩選，以防反中共的人士能夠參選。北京恐怕香港的「民主」會失控，這會導致中國大陸境內會發生連鎖反應。

在此狀況下，中共會在中國各地實行基本民主改革的機會就更渺茫了。 「改革不過是革命的副產品」，當中共面對強大的民主革命運動時，才有可能為求自保而作出民主讓步，但中共依然是不可信的！

中國的社會矛盾發展已經比埃及和突尼西亞等國都更嚴重。國家基本上對經濟危機束手無策，中國很可能會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繼歐美下一個的爆發地。面對不斷上升的民怨，中共的對策只會是更多的打壓，最終必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一個政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就算現階段規模較小並且需要地下進行組織，都可以在未來的危機與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南非的狀況一樣。

薄熙來審判結束　揭示中共危機加劇

前中共高官薄熙來在八月份經歷五天審判，結果卻出乎中共領導的意料之外。這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獨裁本質與其警察鎮壓機器。這審判被廣泛視為中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場，並讓人一睹國家與獨裁者內部如何深陷危機。

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領導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並被起訴受賄、貪汙及濫用職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領導層旨在透過這場審判來加強其“反貪”運動，鞏固自己的威信。

他們一方面想抹黑和消滅這棘手的政敵，但同時容許審判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希望營造中國正在通向“法治”的“進程”的表象。因此，某種協議似乎達成，去容許薄熙來挑戰其中一些指控，並容許他對證人進行反復盤問。但是從北京的立場來看，效果卻適得其反，薄熙來與他的法律團隊否認所有指控，並主導了整場審訊。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強迫作出虛假的供詞，說“我違心的承認過這個事情”。中國刑審大量使用迫供已是眾所周知，薄僅僅是證實了這點，但盡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層口中道出這個事實，帶來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經使用類似手段，如在重慶打擊犯罪集團的“打黑”中，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面對即決裁判。

政權失去控製

毫無疑問，薄將被判有罪，並被判長期的監禁（判決將於之後公布），但薄的這場審判並沒有像之前高官貪腐案件一樣，跟隨相同嚴密的劇本。他否認所有對於他的指控（幾乎肯定這超越了審判前達成的協議），他的自辯被媒體描述為“霸氣猶在”和“非凡”。他的抗辯成功打擊了數名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謀殺罪的妻子谷開來，薄熙來形容谷開來“已經瘋了、經常說假話”。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2008）和陳希同（1998），其兩人的審判在一天之內結束，薄的五天審判則長得多。可見，這場法院案件明顯走出了當局的控製。

庭審結束後，公眾普遍地認為，薄熙來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數人看到整個中共國家的腐敗，在這方面薄熙來與其他高官沒有兩樣。新左毛派一向視薄為現時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領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對薄熙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倡議者，也紛紛抗議這場審訊距離公平還差一大截。

微博一項調查指出，在那些過往不支持薄熙來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審後對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顯得非常薄弱，除了證人的證詞和薄自己的供詞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詞後亂了陣腳。

由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嚴重地依賴口供，而往往是用強迫的口供來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況。隨著審判的發展，國家媒體加大了對薄的攻擊，去掩蓋檢察官的糟糕表現。

控方的任務也由於當局減少對薄的指控而變得更為復雜，指控只復蓋他涉嫌的輕罪中的一小部分。這已是了高官貪腐案件中的常規。當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貪程度，因為這將牽連到其他官員下馬，破壞整個政權。

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只涉及貪汙和受賄約2,500萬人民幣，而且只牽涉他在掌管大連市的時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慶時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龐大的金額，並且牽連其他高層人物。

如時事評論家們所指，2500萬人民幣對於今天的貪汙來說並不是一個大數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貪的還少！在九月份，當薄被中共開除出黨時，中紀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礙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參與在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殺一案等（此案是谷開來被判死緩的原因）。作為協議的其中一部份，對薄的指控由六宗罪減至三宗。

薄在國家層面中仍然有相當強大的後盾和人脈（江澤民派系），很有可能是這些勢力對中共的領導層施加壓力，要求謹慎處理（限製指控），並給予薄在庭上抗辯的空間。這正是薄在庭審利用的一點。也有可能是由於這些後盾目睹中共權鬥似乎正在擴散，如針對薄的盟友，例如有“國安沙皇”之稱的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以及其同僚，於是慫恿薄去進行違抗性的自辯。

然而，盡管薄熙來否認所有指控，他的抗辯沒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沒有揭發其他高官的貪腐，也無直接攻擊政府或司法製度。他聲稱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針對控方證人如商人唐肖林。明顯地，若果這場審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縱者必然是中共的領導層。這種自我審查很大可能是審訊前協定好的一部份；但這也同時反映薄熙來作為一個頂級太子黨，不論現在的領導是誰，都有意識保護整個獨裁政權。

從另一方面看，也可見薄並沒有偏離官方劇本：案中沒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慶時期的政治紀錄。但重慶管治卻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數中共的頂層反對他的偽毛派民粹主義－所謂的“重慶模式”，恐懼這會演變為反抗政權的運動。薄間中拒絕跟隨北京的路線，並為爭奪國家地位而沈迷於自我宣傳；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饒恕的。

審判為“透明”、“公開”？

庭審結束後，官方媒體描述薄熙來的審判為“公開、透明，被輿論認為史無前例”。然而，若對比1981年的“四人幫”（毛澤東遺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審判，薄熙來的審判實際上反映司法製度的公開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審，包括330名記者。但《新華社》報導，薄熙來的審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選過的記者，一切國外記者不容許進場。今天的領導政權非常不穩，對比鄧小平的政權和其親資本主義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強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幫”的審判為現場直播，但在薄熙來的案件中，只有網上微博的“現場”文字報導，當局操控一切發布的消息。隨著審判的發展和起訴案的破裂，對“即時發布”的操控變得嚴密。法庭內傳出數個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刪掉，例如薄熙來聲稱他開除王立軍的決定是得到上級官員的批準，被估計為國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

當局恐怕情況會失去控製（已發生），因而想去限製訊息發布的內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現是對當局的一場痛苦的教訓，在將來對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開放也會更加警惕。

判決將會在稍後公布，這也將為政權帶來問題。如果薄的判刑過於嚴厲（例如死刑，這不太可能發生），可能會激發抗議，因為案件太過薄弱。與此同時，若果薄違背協議，或挑戰案件針對他的某項控訴，當局將會希望懲罰他的反抗，至少對其他人能有威懾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當致閉幕詞時，檢察官要求對薄作出“嚴厲的懲罰”，對比六月份鐵道部部長劉誌軍的審判，檢察官要求“仁慈”的判決，因為劉有“合作”和承認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監禁或死緩，像劉誌軍和谷開來的例子（盡管這些涉及更嚴重的罪行）。官方媒體也提出了對谷開來貪汙而可能進行新審判，明顯地這在去年審判其謀殺案時從未被提到。這可能是國家對於薄熙來缺乏“合作”所作出的報復。

習近平反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嘗試平衡黨內的不同派別，為求推動一個自由經濟的“改革”方案，同時嚴厲打擊要求放松政治管製的訴求。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並代表著傾向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則主張更多的市場自由化。

傳統上反貪腐的運動從來是項莊舞劍，誌在權力鬥爭。習近平想削弱阻礙其經濟政策一派的利益，並從強硬的反貪表現來贏取公眾的支持。但一旦反貪運動發展過火，將是危險的；可以觸發無法控製的權力鬥爭，並吞噬整個政權。群眾也將更勇敢地對抗腐敗的官員，如7月份發生在陜西省的抗爭，10,000人包圍政府，抗議涉嫌貪汙的縣委書記 。

權鬥繼續

薄的審判結束，但中共權鬥尚未完結，甚至有跡象會蔓延。與薄有連系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調查，就是被拉下臺。比薄更高級的前政法委書記及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可能是下一個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業，似乎是習要打擊他的另一原因，作為松綁國家壟斷的一步，並帶來更多私人投資。

在周永康管治下，國安機器以龐大的比例增長，令維穩費用比軍費更高。習可以利用打擊周永康達到民粹目的，予人打擊“濫權”的印象。作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調查，將會打破中共“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 ，即作為政治局常委有不會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員則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來，與周永康有關系的數名商人在四川（周曾為當地的省委書記）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調查，此外中石油（中國最大原油生產國企）四名高層最近亦被罷免，正在接受調查。這些高層被稱為“石油幫”，以周永康為頭目，控製著國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層，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亦在9月1日被罷免，涉嫌“嚴重違反紀律”－這通常是指貪汙。莊潔敏是中石油集團公司前董事長，與周永康關系密切。

內部權鬥連系至習李想推行的經濟政策，以打擊坐擁各業界的“既得利益”。習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資和解除管製，希望從而刺激經濟，避免債務危機爆發。他們似乎針對石油業這個拒絕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陣，以推行經濟重組，就如現時被廢除的鐵路部的一樣。

重要行業被中共某些領導和幫派控製（如2010年“維基解密”的報告所描述）。李鵬家族控製電力行業，溫家寶家族控製寶石貿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則控製石油壟斷。

顯然，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並發動新一輪的政治鎮壓。他與李克強竭力推進經濟改革，但若這威脅到其他派別的既得利益時，將會挑起更多黨內沖突。習李的經濟改革旨在開放國有壟斷部門，讓更多“市場力量”和私人資本進入。習將在11月的三中全會公布“架構調整”的新措施，越來越龐大的反貪行動也是用來鞏固習對政權的控製，用來限製不同派別對新措施的抵抗。

連有蔣潔敏在內下臺，過去10個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員被拉下馬。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習反貪行動的重大成果，但實際上不過是權鬥日趨尖銳，而且這可能會在未來爆發。高層的權鬥反映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緊張，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

社會主義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親資政策和專製統治。現時急切需要建立獨立工人階級的真正社會主義替代，迎接未來重大的政治戰役。

中國：習近平大搞白色恐怖

內地政治打壓不斷加大，以消除來自左、右兩派的反對之聲。習李領導層打破了自由派團體希冀新政府會發起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希望。相反，政府采取嚴格的措施進一步限製異議和打壓社交媒體，尤其是博客名人“大V”被作為靶子，來警告其他人要低調。

2013年9月9日，中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出臺新的法律解釋，當局繼續加大對網路言論的打壓。新的法律解釋中，誹謗資訊被轉發達500次或被流覽5,000次，可判刑三年。網路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可公訴，而網上散布謠言起哄鬧事可追究尋釁滋事罪。

這一輪針對互聯網言論的打壓，已經進行了幾個月。8月份開始秦火火案，薛蠻子案發生。2013年8月19日，秦火火被捕罪名是造謠傳謠3000余件、蓄意製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及非法攫取經濟利益。8月23日美籍華裔微博名人薛蠻子以嫖娼名義被捕。

這些之前被大量粉絲關註的“大V”紛紛落馬。當局用此警告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發表危害當局利益的言論。新華社稱這是“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了法律的警鐘”。

除了“大V”，更多的普通線民被以“傳播謠言”或者製造“不愛國言論”的名義被抓，據網路報導最近數周有上千人被捕。雖然沒有完整準確的數據，但是根據《財新網》引述的一名官員稱，僅僅在河南省，自6月中旬以來警方就逮捕了131人。

最近幾個月當局還查封大量非官方的新聞網站，甚至一些舉報官員貪腐的國營媒體記者也被逮捕。《新快報》記者劉虎在新浪微博實名舉報中國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嫌瀆職犯罪，於8月23日中午被逮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連署的致習近平的公開信，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然而，“毛式正統”只是指政治上的打壓，習近平絕不希望回到毛時期的計劃經濟。相反，習李當局致力於新一輪的經濟自由化，他們希望通過去管製、私有化等政策，來減輕危險的債務負擔。

然而這使即將處於經濟危機之下的民眾生活雪上加霜，很可能觸發更多失業和物價上漲。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同時人們也通過微博、QQ等工具得以更自由地傳播資訊。在罷工和群眾抗爭中，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號召遊行，傳播抗議和警方打壓的資訊，使運動得以傳播、爭取外界聲援。如最近在江門的抗議中網民起初透過網路號召在當地東湖廣場聚集，促成大規模示威。去年七月，江蘇啟東近萬名中學生，最初就通過QQ和社交網站發起集會，號召上街抗議啟東市政府核準鋪設汙水管，促成至少5萬人示威。而中共政權也看到2012年在中東和北非以及最近在土耳其和巴西的群眾運動中，facebook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共當局感到必須進一步限製網路言論空間，防止不利於當局的資訊擴散。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反而由於習李希望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觸發新的鬥爭。在中共權力鬥爭中，社交媒體和境外網站成為鬥爭雙方放消息的管道，而這影響到中央政府的權威。在薄熙來事件的發展中，網路媒體發揮了重要影響。如王立軍逃到美領館和海伍德事件，都是首先在網上被曝光，幾天之後才被官方媒體確認。政府為了令對薄的審判表現得“公開公正”，以微博發布庭審消息，同時控製話語權，以免公眾輿論失控。因為習近平當局在經濟改革的同時，試圖在黨國內部“收緊紀律”和“把權力置於牢籠中”，防止權力鬥爭失控，激發反政府的群眾鬥爭。

今年5月份當局推出“七不講”（包括禁止在課堂上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首先由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他的微博隨即被封，今年9月份他被取消對本科生的授課資格。

為了贏得支持，習李新領導層出臺許多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打擊腐敗。習近平稱“蒼蠅”、“老虎”一起打。而由於“網路反腐”，許多貪腐官員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曝光，導致陜北房姐、河南房妹、廣東房叔等貪腐案件不斷爆出，甚至一些較高級別的官員也由於“網路反腐”下馬。

據網路報導僅在中共十八大後到2013年初期間，廣州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880套，杭州官員緊急賣出412棟別墅，上海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755套。然而習李領導層並不希望這種民眾自發的“網路反腐”，而希望將“反腐”完全處於中央的掌控下作為民粹主義和打擊黨內對手的工具，害怕大量腐敗案件曝光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

而這些都讓面對大量群眾不滿的中共當局感到必須加大控製言論，害怕一絲一毫的放松都會危及黨國的存亡，因此拒絕任何民主化。政權響起新輿論戰的訊號，以主導網路和消除異議聲音。《北京日報》首頁的評論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9月3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說：“能不能保持黨的思想宣傳優勢，能不能守住意識形態領域陣地，能不能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確實是亟須高度關註的重大課題。”

而與此同時，這一輪的打壓不僅僅局限於社交媒體和“網路謠言”。政府正加緊對付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對手。這很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三中全會。在會上，習李希望表現“團結”提出一籃子“激進的”經濟改革。但這輪打壓持續的時間愛長和深度廣超出了很多人的預計。近來的抓捕顯示當局最高領導層希望給予社會各個階層一個明確的警告。

被逮捕的人中包括北京的許誌永，他是“憲政派”新公民運動的一名領導成員。他在8月份被當局正式起訴前已經被警方軟禁了數個月，因為此前他組織了數場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集會。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大發展是，億萬富翁和投資人王功權被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權是許誌永的主要盟友，同時也是一名知名的超級富翁，針對他的拘捕一定是得到最高當局的首肯。

同時“左派”同樣受到打擊，記者宋陽標由於鼓動挺薄熙來的抗議而被捕。四川富有的食用油企業家楊秀瓊由於在“天網”上發布薄熙來審判時法庭外抗議人群的照片而被捕，被指控泄露“國家機密”。

這次受到打壓的也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雜誌在內地的一名撰稿人被警方指控為敵對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這一指控可能導致被監禁數年的風險。最終，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下，他得意逃離中國。這是筆者兩年前被捕之後，本刊撰稿人再次遭遇同類事件。

《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目標不僅僅是批判中共政權、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而且從群眾鬥爭中吸取教訓和經驗。更重要的是，我們圍繞這本刊物組織起來，通過民主討論製訂政治路線，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力量。因此，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組成的“社會主義行動”，建基於本刊的立場介入諸多群眾鬥爭，例如香港碼頭罷工、反國教運動、占領中環等。中共政權感到由此帶來的威脅，因此長期打壓本刊的內地撰稿人。

中國大陸的群眾示威具有強大的潛力，但由於工人群眾沒有組織權利，目前大部分抗爭仍然是分散和短暫的。但通過網路的幫助，群眾示威有進一步組織化、持續化、激進化的趨勢。網路亦成為地下政治組織重要的溝通平臺，下一步就是將網路轉化成群眾組織，挑戰中共一黨專政。

夏俊峰案：一個小販與兩個城管之死

試從階級鬥爭角度看夏俊峰案與左翼對維權鬥爭的態度

來自讀者的觀點

“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被刺的城管執法者申凱的一名同事這樣說。《新京報》2010年1月20日）

9月25日淩晨，沈陽中院發表聲明，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夏俊峰違規經營炸串，與執法人員發生沖突，即持刀行兇，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別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二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準死刑的裁定。

根據夏俊峰遺孀張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淩晨法院工作人員通知夏俊峰家屬在早晨6點見最後一面，見面時間限定在半小時內，並且拒絕家屬和夏俊峰最後拍一次照的要求。當天上午夏俊峰被執行死刑，下午火化遺體，晚上通知家屬第二天上午9點去領取骨灰。

夏俊峰案引爆網絡熱潮

夏俊峰案經過五年的風風雨雨終於以沈陽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而告終。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與妻子在街頭販賣烤串，被城管沒收經營工具，並遭毆打。夏 俊峰在城管辦公室內憤而用製作烤串的水果刀殺死兩名城管，重傷一名。其後，夏俊峰分別於2009年11月和2011年5月一審與二審判處死刑。

當局早已知道夏俊峰執行死刑會引發軒然大波。根據媒體人泄露的消息，宣傳部門事先發布禁令：“遼寧夏俊峰故意殺人案死刑復核已審結，將於9月25日執行，各媒體如作報道一律依據法院發布的權威消息刊播，不評論不鏈接，不渲染炒作。

但 即使如此也難敵民意濤濤，夏俊峰被執行死刑的消息迅速成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和網絡上的最熱門消息之一，新浪微博總計有412萬條相關信息，還不包括眾多 已被刪除的激越之言。在各大門戶網站的相關新聞下，網易網有超過10萬網民回復，新浪網有5萬回復，騰訊新聞網也有3萬多回復，多數網民要求刀下留人，免 於夏俊峰死刑。

事實上多數網友也認同夏俊峰暴力殺人，理應受到懲罰。但對於當局為其統治需要利用國家機器冷血殺死夏俊峰而感到不滿。更有 不少網友憤怒於“司法不公”與“刑不上大夫”，質問道，劉誌軍可以不死，谷開來可以不死，為什麽夏俊峰就要死？貪幾億、幾十億的不死，而販夫走卒，升鬥小 民就要死？

五年多來，夏俊峰案已經成為民主自由派知識精英群體挑戰當局司法和管治體系的一個標 誌性事件，其妻張晶也成為公眾人物，在新浪微博上有近十萬粉絲，甚至其他眾多訪民和民眾為引起外界註意，向她求告和要求幫助。著名網絡維權者“屠夫”首先 介入該案宣傳，著名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二審辯護律師，知名大律師陳有西擔任司法復核階段的辯護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微博上一年來以每日一帖的 形式呼籲“刀下留人”，童話作家鄭淵潔和臺灣藝人伊能靜等也紛紛聲援。國內上百家親自由派紙媒和網站數年來一直介入跟蹤。《南方都市報》記者在網絡上發布 的辨訪手記也承認說，該案就“炒作”而言已至極致，公眾、精英、名人與法律專業人士廣泛關註，就差直接申訴總理了。事實上，執行死刑前也確實有網友在網上 發起聯名呼籲，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給予夏俊峰特赦。死刑執行當天下午，以李方平、滕彪、陳有西等為首的25名自由派維權律師發表聯合聲明質疑最高法院的死 刑復核，要求高院公開復核意見書。

當局為何選擇在當前這個敏感時期發布高院復核決定，並立即對夏俊峰執行死刑，自有出於其統治需要而做出 的一番考量。夏俊峰二審終結是2011年，迄今已有2年多。按照網上某個律師的說法，要殺早就可以批復殺，要不殺怎麽也能找到理由拖下去。這不僅是高院無 視自己公開作出的“可殺可不殺的，慎殺”的司法承諾，而且是悍然置輿論與民意不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刻意與網絡民意相逆。如有網友在微博上直白地對人民 大學教授張鳴說，“夏俊峰就是讓你們給喊死的。”

城管與小販間的矛盾

城管與小販間的暴力沖突今天早已不是什麽新聞，而 且往往引起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討論。既有“民粹派”為飽受官府爪牙欺壓和蹂躪的街頭小販打抱不平，並對流氓和黑社會般的城管群體深惡痛覺，也有“秩序派”宣 稱城管是維持城市和市場正常手續的必須手段，並對貪利狡詐弄虛作假的刁民小販恨之入骨。由於網絡活躍群體的本身構成，“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 青年知識工人和青年學生群體，而支持城管維持秩序的多數是社會中保守的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爭論本身成為了“小資及其無產階級後備軍”與“中 產階級”間的口水戰。

這種對城管與小販的關系非此即彼的分析陷阱是左派要竭力避免的，也是資本主義實質經濟秩序與虛偽政治民主間自相矛盾 的體現。事實上無論“城管”還是“小販”都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產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的產物。一方面市場經濟需要維持失業大軍，同時推動 “無規則無計劃”私有的小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為維護大資本和統治秩序，又需要利用暴力壓製無序的邊緣競爭。而這種現象絕不是什麽加強管理或者“人性化關 註”就可以消弭的。

今天各地城鎮出現的職業街頭小販多數來自於城市底層貧民、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遷移進城市或求職的農村人口、暫時失業或 失學的農民工與青年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不可能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街頭小販而暴富成為資產階級， 這不同於80年代初資本主義市場尚未成熟之時 的個體戶。假如有其他相對穩定和豐裕的收入，其中多數人是不會從事街頭小販的。他們本質上就是無法得到充分就業的無產階級和準無產階級。

如沈陽小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國企破產潮中被迫下崗的技校工，母親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親是農村戶口，做環衛臨時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與作為進城農民工的妻子兩人起早貪黑以烤串為生，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另 一起更早2006年發生在北京的崔英傑殺城管案中的崔英傑是來自河北農村的農民工，父母都是身體患病的農民。崔本身曾是“優秀士兵”的退伍軍人，當時擔任 娛樂場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從事街頭燒烤的兼職補貼收入。崔英傑因在與收繳的城管們爭奪自己擺攤用的三輪車而刺死城管副隊長李誌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

隨著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發展，城市失業、無業民眾大幅增加，特別是 1990年代後，下崗工人、農村失地、失業人員大量進城，而社會保障機製缺失。資本主義統治當局要維持城市統治秩序，又無法高成本和大規模地動用與擴充警 察，也不利於宣傳，應運而生創造了城管——這種低烈度的維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來強製解決矛盾。其主要管理對象就包括街頭小販和強製拆遷等。簡單 地說就是將其他正式執法部門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勢群體和相關事務統一交給臨時委托執法的機構，無論是在編製序列和執法權上都缺乏法理依據。

原本當局是為降低與民眾暴力沖突程 度而使用城管執法，在很多時候反而發展成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隊來彈壓民眾與城管的沖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雲南昆明當地的城管與民眾在兩月中連 續發生四起卷入上千人參與的暴力沖突，最後都必須依靠特警進行強力鎮壓。而各地在與城管沖突中被打死的小販和圍觀群眾的案例就有十數起。今天隨著資本主義 內在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這種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不得不開始裝備裝甲車和武裝到牙齒的防暴械具。

當我們認識到城管機構是國家暴力機關的同 時，我們也應該關註到城管隊伍的構成本身也是各類底層民眾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規模下崗的國企工人、無業的街頭流氓無產者，求學完成後就業有困難的 青年學生等。例如，被夏俊峰殺死的城管都是來自並不寬裕的普通家庭，城管中隊長申凱是退伍軍人，一家四代單傳，與妻子離異，無後代。另一個城管張旭東，與 老婆孩子、年邁的父母和因病未婚的哥哥六個人擠在一間單元房裏，他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事實上也只有這些無其他更好經濟出路的社會底層才會成為城管。城 管機構的主要領導都是從公安、工商和衛生部門借調來的不得意中下層官僚（仕途順利的很少會借調去城管這個勞力又不討好的部門）。即使作為編製內的領導合法 收入不過數千元，而下層多是臨時雇傭的合同工，更只有千余元的收入。罰沒小販貨物和接受賄賂是他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

夏俊峰案的製度根源

資本主義製度下，這種官民沖突從未停止過。突尼斯的革命起因就是小販抗議政府官員自焚而引發的。即使美國和香港也有類似城管的街頭管理工具，而在美國街頭少數族群遭到警察槍殺而引發騷亂也並非個案。

因此，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應該積極參與與關註這些現實的維權鬥爭，身體力行地站在捍衛最廣大勞動人民基本利益與民主權利的第一線，並同時揭破自由維權派期盼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與司法獨立神聖的幻影。

中國礦工受肺病困擾

今年，中國西藏、吉林先後發生了重大的礦難，共有近百名的礦工死於非命。礦工在井下工作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所關註的焦點。可是在工作之余，還有另一個問題威脅著礦工的生命——肺病。

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量農民被迫到礦山工作。由於工作環境的惡劣，相當數量的礦工患上了職業疾病——塵肺病。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光2010年一年，全中國就有新增的塵肺病病例23812 例，整個中國有將近53萬塵肺病人。甚至有專家指出，如果算上中小煤礦的病患，中國全國估計有 100 多萬礦工患有塵肺病。就連中國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塵肺病已經成了中國第一大職業病。

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報道中指出，超過半數的病例分布在中、小型企業裏。這些企業由於高額利潤的驅使，往往缺少安全運營的機製，甚至沒有保護礦工生命安全的設施。所以這些沒有安全保護的礦工往往易患上肺病。

但是對中國礦工來說可怕的並不是肺病本身。

一名工作多年的礦工白學堂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認命。 ”

白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大多數中礦工的現狀。許多患塵肺病的礦工根本無力支付治療的費用（甚至有的礦工為此傾家蕩產），也無法維護自身的權益。2010 年 12 月廣東佛山，一群患有塵肺病的礦工上街向政府請願，結果遭到警察的攔截與逮捕。2009年7月，有 103 名患有塵肺病的礦工集體到深圳上訪，冒雨向政府請願，直到後來一名礦工因病情突然惡化不治身亡，深圳政府才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在正常情況下，能得到政府補貼的只是極少部分的礦工。由於塵肺病根本無法根治，死亡率高，其他的礦工一些在維權過程中發病死去，另一些無法得到治療、無法維權的患病礦工只能在家裏等死。

社會保障的缺失，對礦工造成的威脅遠大於肺病本身。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縮減了礦場中的安全保護設施，讓礦工在高危環境下工作，再加上工作量極大，礦工一天可以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塵。無論是在小型私有的礦場，還是大型的礦場，都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這樣，礦主的利潤就達到了最大化。

“向錢看”的資本家們，將中國的礦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血汗礦場”：每個在井下工作30年的礦工，死於礦難的幾率為7 %；每開采百萬噸礦，就有0.49個人死去（還沒有算上瞞報的以及死於塵肺病的）；每年患塵肺病的人數增長近2萬人。

在中國，礦工已經成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礦工的社會地位不會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他們依然是中國最窮苦的被剝削階層。

只有礦工自己和其他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抗爭，並聯系上更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和中共一黨專政的群眾鬥爭，才能改變礦工被奴役的命運。

中國：恐怖主義侵襲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媒體最初低調和隱晦的報道之後，周一在中國最具象征意義和警備森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致命事件目前已經被確定為“恐怖襲擊事件”。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左右，一輛白色的多用途旅遊汽車沖上龐大廣場上的行人便道，在起火爆炸前，碾壓與沖撞遊客人群達400米。

包括駕車的烏斯曼·艾山、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在內造成5人死亡與40名路人受傷。當局已確定襲擊者為維吾爾族。這是一個來自與中亞接壤的廣袤的新疆地區的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少數民族。可以想見，這一悲劇性的事件將觸發對維吾爾族鎮壓升級的擔憂和加劇維族與多數人口的漢族之間的民族對立情緒。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一貫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這不能增強對中國專製當局的群眾反抗，而只會分化被壓迫者，並使群眾鬥爭變得更為困難。雖然事件其中仍有諸多因素尚不清楚，而我們的反應也因此只是暫時的，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周一恐怖襲擊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和遊客，其中包括死亡的菲律賓女醫生和來自廣東省的普通平民遊客。他們都是在車輛爆炸起火前被撞身亡的。而且，從更長遠的來看，在這個事件中受害最嚴重的將是維吾爾族群眾，因為這一事件可以成為中共專製當局加緊其在新疆執行鐵腕政策的借口，並也可將其用於針對其他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眾，如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由此可見該事件將起到相反的結果。當局用來鎮壓少數民族實現地區“穩定”的措施也可以成為當局用來打壓漢族工農爭取自身權益利鬥爭的類似鎮壓措施的試驗場。

打壓

北京警方已證實針對周一的襲擊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來自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可以理解維吾爾族一些維權組織與團體為這事件深深震撼，並可以預期當局可能會進行一場新的“嚴打”。新疆地區的的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並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絕對多數。自2009年以來，當地暴力事件頻發，種族間暴力沖突已導致近200人死亡。基於該地區並不可靠的新聞報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標準，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尤為血腥。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10月份內七名維吾爾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殺。當局解釋射殺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庫魯格村（莎車縣）的一個家庭，包括父親和分別只有18歲、15歲和12歲的三個兒子， 根據官方安全部隊的解釋射殺該家庭是由於“拒捕”造成的。在6月間，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襲擊”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車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於上述“恐怖襲擊案”的同一地區。在8月，20多名維吾爾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襲中被打死。

在面臨經濟歧視、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語言自由限製的同時，在過去幾年裏，安全部隊大規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為進一步刺激維吾爾族中絕望和憤怒的情緒。近來新疆有139人因為在網上傳播“聖戰”思想被查處，有256人因為傳播涉穩謠言而被查處，這成為中國全國性取締網上“謠言”打擊活動的一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專製當局顯然因為這一發生在其“後院”的攻擊而感到尷尬。恐怖事件的爆發動搖了政府關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說法。而且當前也是一個敏感時期，距離中共領導層召開關鍵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據說這次會議將推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媒體關於周一襲擊事件的宣傳和警方的調查將不可避免地用於反映統治精英宣傳的需要（這同樣也發生在所謂的“民主政體”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義行動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新鮮，而且並不如同某些媒體宣稱的，這也不是全國首例“自殺式襲擊”。同樣，這會誤導我們聯想這樣的襲擊只與宗教因素或少數民族相關。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斷收緊的政治控製的相互作用可以預見會驅動一些絕望的個人采取盲目和適得其反的個人恐怖主義。諸如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成為國際新聞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彈，抗議保安毒打導致他被迫終身坐在輪椅上。他雖然活了下來，但被判處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東傷殘的建築工人曲華強在當地鎮政府引爆炸藥自殺身亡。他抗議工傷賠償不足，而地方官員拒絕接受他的上訪。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為抗議拆遷而開著他裝有煤氣罐的汽車沖向當地的政府大樓引發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還導致12人受傷。同一年， 28歲的北京男子楊佳為報復被警方毆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當楊佳被執行死刑時，他的遭遇曾經引起廣泛的同情。這些都只是近年來發生的少數幾個案例，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很遺憾這正成為一種趨勢。

這些行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為當前中國政治局勢的一個特點，既非是“有組織的陰謀”，也不是簡約的政治綱領推動這些絕望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發生。這來源於當下局勢的兩個特點：當局越來越多地依靠各種警察措施進行統治，但同時工人階級仍然處於束縛和無組織的情況下導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眾措施。

被壓迫者進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群眾鬥爭才能挫敗專製統治和和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需要非常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偉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經寫道：“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國的迫切任務是，通過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一切無論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爭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權利，包括承認少數民族實現真正自治乃至最終自決的權利，如果這是他們的民主選擇，從而為團結工人階級反對壓迫的鬥爭奠定基礎。這需要與反對中共專製當局促使少數億萬富翁暴富的資本主義綱領齊頭並進，這一資本主義綱領碾壓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們面臨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剝削。團結奮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關於維吾爾族人民遭受壓迫和爭取自由平等鬥爭的情況，請點擊鏈接閱讀文章《新疆的民族問題》。

浙江：醫務工作者罷工呼籲變革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遊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雲傑。三天前王雲傑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兇導致王雲傑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著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著橫幅呼籲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遊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著製服的醫務工作者呼籲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後網絡上傳播“動員遊行和罷工的信息”，並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雲傑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後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幾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雲傑醫生申報“烈士”，但並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癥精神障礙，並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並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範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並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製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沖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沖突根源的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製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麽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製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愈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榨取金錢。今天醫療製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製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製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劃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劃。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劃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劃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誌發現，盡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劃，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什麽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麽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麽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製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8歲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蘇8歲女孩被診斷患有肺癌，成為中國目前已知的最年輕的肺癌患者。負責治療她疾病的醫院醫生認為是生活在空氣汙染中導致女孩的病情。

這一新聞引發了對全國範圍內日益惡化的汙染危機的大辯論。在前往華沙參與周末開始的氣候變化大會的路上，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承認，濃霧“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據中國國家氣象中心（CMA）的說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癥現在是中國導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於癌癥，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北京肺癌病例在過去十年中上升了60%。這與世衛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次研究時間相近，呼吸受汙染的空氣可以比被動吸煙更危害身體。“我們認為（空氣）汙染是最重要的環境致癌物質，而不是被動的吸煙。”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癥研究機構（IARC）的庫爾特•斯塔裏夫熱（Kurt Straif)解釋說。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研究發現全球有22萬起肺癌導致的死亡與空氣汙染有聯系。

10月份，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1100萬居民長期被困在濃霧中。哈爾濱的PM2.5水平經測量達到了驚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衛組織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氣顆粒物尺寸小於2.5微米，以致於這些微粒可以滲透到肺部深處甚至血液中，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由於當地霧霾如此嚴重，哈爾濱市幾乎實際停止運作，全市關閉了機場、主要道路、工廠、學校和幼兒園。

據美國-中國-以色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由於空氣汙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相較南方人口縮短5年半。北方空氣中PM2.5顆粒的濃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2年，113個重點城市中只有27個達到了中國政府自己製定的空氣質量標準，而這一中國標準還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嚴重的汙染危機甚至給中國的專製統治帶來壓力。官員們也意識到有毒空氣帶來的另一個新的負面效應-“威脅國家安全”。當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昂貴的電子監控系統，使警方可以監控約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嚴重的霧霾使得該設備失去效用。雖然表面上該監控系統用於防範恐怖主義，但監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用於識別和防止“群體性事件”與抗議事件。日益嚴重的霧霾導致

安全專家討論采用雷達等替代方案，但雷達帶來的輻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風險。

今天中國公眾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由中國以及海外眾多研究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47%受訪者認為空氣汙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去年同期持該觀點的受訪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希望將環境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前，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為不祥的征兆是，7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汙染工廠，他們將參與抗議活動。根據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的說法，汙染本身可能成為“共產黨在未來幾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身處中國的人們的認識。

盡管當局在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不幸地許多被浪費了），但中國當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導致社會走向環境崩潰。煤炭仍然占中國總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過300座新的燃煤發電廠已被批準建設。盡管獲取了高額補貼，但風能和太陽能仍然僅占國家能源結構中的2%。而由於泡沫經濟混亂的擴張和全國電網協調不力，這些行業目前身處危機之中。

溫家寶家族再陷經濟醜聞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再一次成為經濟醜聞的焦點——此次涉及到一家華爾街銀行支付巨額賄款以換取在中國的生意。

《紐約時報》（11月14日）揭露，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的金融監督機構）和司法部的調查——向一家咨詢公司支付了180萬美元。經營這家公司的正是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行賄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間，當時溫家寶還是國家總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紐約時報》報道，Fullmark consultants這家鮮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張莉莉”（溫家寶女兒的化名）。除她之外，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員，多年以來一直是溫家寶家族的友人。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借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鉆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準報道她的生意。”

美國對摩根大通的調查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Fullmark利用溫如春和中國政府的私人關系，幫助這家華爾街銀行成為國有鐵路建設巨頭“中國中鐵”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銷商。

過度審查

中國審查機構迅速采取行動，平息任何關於此事的討論。這一事件對習近平政權的正在開展的反腐行動而言高度敏感。習近平說既要瞄準重量級的政治“老虎”，又要打擊眾多的蒼蠅。作為此次新聞管製的一部分，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站都被中國封鎖。《紐約時報》網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為其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尤其是張培莉——通過一系列的合夥關系和在保險業、寶石貿易和房地產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氏家族的律師威脅要起訴《紐約時報》，但這當然沒有發生。

去年彭博社發布報告稱習近平家族從投資礦業和房地產中積累了3.76億美元的財富，隨後其網站就被屏蔽。上個星期，彭博社決定不發表另一篇詳細敘述中國首富、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級官員間的關系的報告。為紐約億萬富翁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責進行自我審查以修復同中國獨裁者的關系。這個例子反映了西方媒體的發展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彭博社主編馬修•溫克勒（Matthew Winkler）對同事說，如果他們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會“把彭博社踢出中國”。

外國媒體公司在揭露中國領導人和太子黨——共產黨官員的子女——的官商勾結聯系時，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此類調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銀行的幕後交易時。長期以來這些公司和銀行一直都在培養與太子黨的關系，以求在中國簽訂利益豐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為例，這家公司甚至把雇傭中國太子黨的計劃稱作“兒女計劃”。但是這一行動並不只限於中國，因為美國聯邦當局已將他們對摩根大通的調查擴展至印度、韓國和新加坡。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溫如春的故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論。“‘張莉莉擁有中國最貪婪的家族’，”一條帖子這麽說。許多批評溫家寶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網絡監察員刪除了。這很諷刺。因為溫家寶作為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時地呼籲更多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盡管在他結束於今年3月的10年總理任期中，這兩者的前景都更加惡化了。他也因“無力控製他的家族”而廣受批評。

摩根大通賄賂溫如春的公司的時間正好和“中國中鐵”2007年發行IPO （價值50億美元）的時間相吻合，這筆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說，它“向摩根大通介紹國有公司的生意並保證其運作”。

老虎，蒼蠅，太子黨

摩根大通也雇傭了現已因貪汙而被逮捕的中國鐵路官員張曙光的女兒。張曙光是鐵道部前副總設計師，於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國和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存入28億美元。曾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卻在洛杉磯郊外為正在斯坦佛上學的女兒購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讓張西西為其擔當與中國嚴重腐敗的鐵路部門簽訂合約的“牽線人”，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此進行調查。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系。“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裏。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雇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雇傭了唐小寧，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據《紐約時報》所說，“在唐小寧加入摩根大通之後，這家銀行從光大集團那裏取得了幾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議其設立一家用來發行股票子公司。”

越來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對沖基金，從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國資本家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棟梁，他今年在香港開了一家對沖基金。他過去曾為全球投機商和“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工作。另一個例子是江誌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他是“博宇資本”的聯合創立者。這是一家與大亨李嘉誠有聯系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虛假的反腐運動

圍繞著溫家寶女兒的騷動引起了幾個重要問題。它突顯了太子黨在中國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們與世界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系。它也突出了華爾街銀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國鐵路行業和充滿腐敗的經濟部門中的角色。同時也表明備受關註的習近平反腐運動只觸及了中共家庭腐敗網絡的表層。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釋的，這場反腐運動並不真是要打擊腐敗，而是為了加強政府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為了這個目的，它寧願犧牲一些過於貪婪的——或者不聽話的——官員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並威懾其它貪官。同時，官方運動希望把這一過程控製在“安全線”內，為此則需要將流入公眾領域的信息量減到最小並打擊獨立的反腐舉報人。處於“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鐵路部門腐敗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老鐵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貪汙而被免職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緩的前部長劉誌軍。

西方資本家偽善地譴責中國經濟中的貪腐現狀，而事實上他們正是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的經濟體製是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所以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政府間的經濟紐帶也越來越緊密。盡管世界資本家假裝“不喜歡”獨裁政府，實際上他們卻希望讓中共獨裁者繼續掌權，他們知道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表明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更自由的市場”是解決中國貪腐現狀和裙帶關系的辦法時，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事實上，唯一的答案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要為大眾民主控製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製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註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占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製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盡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松國家政治管製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製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松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復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布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後）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註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征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製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註會議出臺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製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製。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盡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布，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製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盡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製，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製權從地方（事實上製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製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占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製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製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裏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蕩”。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沖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製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製。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製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布謠言者”。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麽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製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布，“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裏借用了向資本主義製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製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臺灣的專製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裏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製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镕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製。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裏，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臺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臺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麽為什麽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沖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製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征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沖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製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註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復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盡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汙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汙，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汙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汙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汙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汙，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製。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盡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製較寬松。”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系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汙的指控。

盡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幹還是不幹，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製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系。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製，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盡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誌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註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於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製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製。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註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著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沖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征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陜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沈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盡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製。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采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汙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系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製；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昆明大屠殺引起新一輪鎮壓與暴力的風險

3月1日，昆明火車站外發生了被稱為“31事件”的大屠殺，必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恐怖行動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長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時的瘋狂屠殺。一名16歲的目擊者表示：“他們邊跑邊砍人，見人就砍。”另一名目擊表示，空氣中都是血腥味。總共29人被殺，另外143人受傷。媒體稱之為“中國911”，而顯然事件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後果。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對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國勞動者的恐懼和悲傷深表同感。我們反對中共獨裁者的政策和鎮壓手法，這在打壓西藏和維吾爾族人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恐怖行動中尤其顯著。我們亦反對宗教和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性手段。這些手段不但無法加速暴虐的政權倒臺，反而讓政權伺機分化受壓迫者，令建立統一而有組織的群眾反抗的任務更為復雜，最後鞏固了獨裁統治。

官方聲明指，“新疆分離分子”背後策動屠殺，將矛頭指向聚居於新疆西北部“自治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穆斯林。雲南省有25個族群和語言群體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則是其首府，與新疆距離萬丈。昆明是旅遊熱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熔爐，不同民族之間整體上關系良好。因此，昆明成為屠殺目標，作為表面上是反對中共政策與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憤怒與不信。一名傷者的妻子趙德秀向《華爾街日報》說：“幹嘛襲擊老百姓？我們做什麽了？”

“政治強人”習近平

昆明屠殺正好發生於本周開幕的人大政協兩會。這類似於去年10月北京天安門發生的自殺式襲擊，當時正值中共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

這次血腥事件可以對中國意味深遠，特別是受壓迫的維吾爾少數族裔可能會面對暴力的反彈。習近平在掌權的首年，加大國家鎮壓，並將權力集中化。面對如此大膽兇殘的襲擊，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顯然比起5個月前的天安門襲擊更大。習近平為了支撐其“強人”形象，受到壓力要去強硬表態，就如他聲言要“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會被利用來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會時新成立、為戰爭和革命作準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預計未來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地區會進一步軍事化。昆明鄰近的大樹營作為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經見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隊，由此可見這一情況。正如“911”襲擊後，穆斯林世界的窮人受到美國及西方支持的多次軍事入侵、戰爭和內戰，淪為最大的輸家；“31”屠殺的最大輸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維吾爾族人。從社交媒體上大量的留言可見，是次屠殺會激起反維吾爾族的種族主義反彈，至少在短期來說，這會令政權更容易在新疆加強其鐵腕政策。

“這起事件會對中國民眾的心理造成很大沖擊。”新加坡政治學家單偉指出：“這會讓中國政府有很強理由升高對新疆或維吾爾族議題的強硬政策。”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在天安門襲擊時警告，當局假汝“維穩”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鎮壓，造成反彈的效果。在2009年，漢族人與維吾爾族人的種族沖突，造成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200人身亡。此後，中共政權大力加強在當地的軍事布防。過去兩年，當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戶突擊搜查，甚至在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令維吾爾族的人口進一步異化。自去年4月以來，該省有100人在沖突中被殺。

昆明屠殺響起了不祥的驚號，是持續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規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國的另一地區。瑞典反恐專家Magnus Ranstorp向《衛報》表示：“無疑這是升級了。”

市場經濟，更為獨裁

中共獨裁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藥桶。對於1991年時蘇聯崩解時，民族沖突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權感憂心。而在俄國和烏克蘭在克裏米亞軍事攤牌之際，這種恐懼將會再次復燃。習近平尤其毫不掩飾地表示，前蘇聯領袖哥爾巴橋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造成蘇聯倒臺。

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加強獨裁統治，從最近政治審判“新公民運動”的反貪腐領袖，以至實行“GDP主義”的政策去安撫少數民族，都可見一斑。新疆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3年的GDP增長達到11.1%，超出全國7.7%增長的數字。問題是，所有種族的窮人都不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模式的GDP增長下獲益，少數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維吾爾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職位的13%。在勞動市場、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視，加上喪失語言權利和收緊宗教控製，令不滿加劇。

被逮捕並面臨審判的北京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場。土赫提是一個溫和派，不反對中共統治新疆，但曾就語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評。他被指控“煽動分裂罪”，將面臨嚴厲審判。當所有異見者被標簽為“叛國”時，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傳遞了什麽信號？

隨著中共政權的立場愈加強硬，當局將會面臨社會的抽搐。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種族主義，以至任何形式針對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檢控。我們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包括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或獨立權，如果這是他們民主的選擇。這場鬥爭必須連系至反對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議程 － 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貧富差距之一，還有重大經濟震蕩將至的威脅。

廣東茂名爆發反PX項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廣東茂名民眾抗議市政府興建PX化工廠，爆發大規模示威運動，群眾高舉“PX項目滾出茂名”、“反對PX　還我健康家園”等口號。警方多次暴力鎮壓示威者，有報導稱造成十多人死亡，約300人受傷。盡在示威爆前的一天，習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侃侃而談，指中國是和平、可親、文明的獅子。

示威的導火線是，茂名政府與茂名石化合資興建“二甲苯化工”PX項目，群眾不滿化工廠會帶來食水與泥土汙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這些化工廠一早就有，在公館站（火車站）外可聞到異味，有傳言之前有5名學生喝了化學毒水身亡。”

PX項目固然是示威的爆發點，但茂名人對於政府腐敗的不滿積怨多時，才會爆出今次抗爭。董先生說：“茂名政府是全國最腐敗的，早年已有書記貪腐落馬。”

警察暴力鎮壓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爭行動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攔阻，並毆打及逮捕，導致2人死亡。此後，民眾開始焚燒並掀翻警車，並向警亭擲石且縱火。政府的唯一回應是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特警戒備，加強鎮壓。董先生表示：“現在在茂名市區出街十分危險，好像戒嚴狀態。”當局連日來封鎖茂名，曾經勒令廣州東站至茂名雙向列車停運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廣州的巴士車票，嚴禁民眾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長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圍毆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觀群眾哄動。不但是成年人，有學生亦被打至頭破血流。此外，網上亦有片段見到警察投擲催激彈、煙霧彈，並且向天開槍驅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長周沛洲說，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處了44名涉及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員，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處罰26人，主要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尋釁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製輿論

有企業迫使員工簽署“支持PX項目”的承諾書，否則不能發放工資，甚至會被解除合約。而學生亦被迫簽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烴煉化專案，不參與任何反對活動”承諾書，否則不能獲發畢業證書。有校方禁止學生離開校園，這激發很多學生不滿，有學生焚燒承諾書，也有學生告病假曠課。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茂名高級技工學校在示威爆發後，全體3千多名學生不準離開校園。學生於是校園聚集起來，自製標語反對PX，更重要的是有學生號召罷課行動，將抗爭升級。

而當地網絡更被封鎖，除了手機外其他設備都不能上網，而且民眾被當街截查手機，並強行刪除相關反PX抗議的資訊。各大網上論壇不斷刪貼，加強刪除有關PX項目的文字、圖片、短片等相關資訊，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分別在茂名采訪時與在酒店裏被驅逐帶走，並被迫簽悔過書。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體到來采訪。董先生說：“我覺得生活在中國就像在豬圈一樣，外界的事什麽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權利…”

市政府一方面強硬鎮壓，另一方面裝出軟性姿態拖延時間，表示：“絕大部份群眾反對建化工廠，會重新論證，決不違背民意做決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卻舉行新聞發布會，堅稱執法中沒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眾的怨憤。數千市民再包圍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項目，又抗議政府發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長落臺！”的口號。

廣東省聲援行動

政府封城並不能阻止抗爭蔓延開去，在廣東省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廣東省政府極度害怕聲援行動會演變成連鎖反應，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一批深圳民眾響應網上的號召，在羅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議茂名PX項目。此外，有傳網民醞釀周末在深圳發起更大規模示威。

4月1日，在廣洲工作的茂名民眾，不滿政府封鎖茂名，手持“PX項目滾出茂名”等橫額，沿著中山紀念堂，遊行到廣東省政府門外。大批警察在場驅趕遊行民眾，搶走他們手中標語，有遊行人士被警察以沒有帶身份證為由強行帶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聲援行動，在鄧小平像前集合，將抗議聲音蔓延開去。大批公安戒備，示威者準備拉橫額時，即時被公安送上警車帶走。

全國反PX運動四起

茂名的PX項目由當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資。芳烴是可以用來生產化學纖維和塑料瓶的產品，在全國已傳有很多引發癌癥村和毒死的個案。受訪的茂名人董先生說：“根本大家寧願信謠言，也不會聽官方的話。”

在2007年廈門反PX運動後，近年全國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連、什邡、南通、寧波及昆明都曾有抗爭的往績，當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表示○七年廈門透過示威踢走PX項目，開了公眾“非理性拒絕重化工項目的壞頭”，籲要停止這惡性循環。明顯的是，今次政府強硬對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會作為示範效應，在全國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應停止項目後，又違背承諾暗地裏復產，令群眾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連市有過萬人示威反對福佳大化PX項目，雖然群眾一度迫使政府承諾停產，但後來該公司的PX項目又再復產。因此，在廣東江門反核抗爭時，群眾要求市政府簽署紅頭文件，承諾不興建核電廠後，才願意停止抗爭。可見群眾在鬥爭中學習到重要的經驗。

上海石化董事長王治卿在記者會上，反指“群眾認可度不高，因認識不足”，而他所關心的是PX“是否有市場占有能力”，即能撈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億人民幣盈利，這就是資本家與政府所關心的。

茂名市這場抗爭，不單單是反對PX項目，也是對抗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以及一黨專製獨裁政府的抗爭。

中國勞工論壇會密切關註事件，並盡量開發一手資料的來源。我們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項目
全茂名市罷課一天，並以全市總罷工一天作為開始，將罷工行動蔓延至廣東省
停止限製茂名市的自由出入，停止封鎖資訊
停止暴力鎮壓，嚴懲茂名公安局高級官員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瘋狂發展的資本主義！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去世，事件觸發了天安門運動，是為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中共專製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為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裏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高喊著“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幾星期後，這些口號獲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響。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生占領北京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占領運動”的先行者，與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領華爾街”與臺灣“太陽花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八九年的血腥屠殺裏，重要教訓是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與階級鬥爭綱領的戰略。同時，運動也提出很多關於由學生領導運動的問題。除非學運以有意識的戰略武裝起來，與工人階級連結，超越中產階級，否則學運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無數群眾前赴後繼，加入北京的示威裏，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國110個城市。當局誣陷運動為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但運動由開始至被鎮壓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國際歌”。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後，在胡耀邦出殯當天，20萬人違反政府禁令，占據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號召罷課，並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以協調運動。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並為獨立工運奠下基礎。上述事件的發展就如一場“波蘭恐懼”（大規模的獨立工運發展起來），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

托洛茨基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當時的形勢：“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鄧小平因為將資本主義帶回中國，受到西方政府贊賞，但統治集團和軍方深陷分裂，正如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鄧小平政權“似乎陷入混亂而無能”。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所說：“…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鄧小平及其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收復了統治權力。鄧小平動用了20萬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的數據，在北京的風暴點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至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面臨最嚴峻後果的工人，而不是學生。在運動尾聲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曾經號召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最後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資料都被中共當局視為“煽動性的宣傳”。25年來，當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關報道。同時，政府不停撒謊，指“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迅速增長，仿佛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與中共領導所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運動並未能防止資本主義重返中國。相反，中共領導人執行愈加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同時強化專製統治。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是形影不離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 — 而為什麽“中國模式”如此受跨國資本財團歡迎。資產階級評論員以專製手段作為解決方案，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裏公開表達出來：“一黨專製當然有其短處。但當它是由一撮合理開明的人領導時，例如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好處。”

今天， 80年代的中國被視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警察機關無比的擴大，維穩費高於軍費。中共習近平被迫高調大搞反腐運動，以平息民憤，同時亦加強鎮壓，連“新公民運動”領袖許誌永等“溫和派”的獨立分子也不放過。許誌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躍分子也被投獄。中共政權的警察統治變得更為強硬，又拒絕“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規模增大的關鍵原因。近年，每年晚會有約20萬人參加，當中數千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習近平鞏固一黨專製、全力打壓獨立政治活動的戰略，反映出深陷的社會及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運動。

綜合以上原因，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經製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北京的學運分子計劃走上街頭抗議，目標是令抗議一直持續到5月15日，即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蘇共內（斯大林主義）各國中的“民主改革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憂，認為本應該跟隨著“市場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東歐與蘇聯，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邁進。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令學運分子根據把握“悼念死者，譴責活人”的機會，推進他們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動。

胡耀邦為中共黨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臺，起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運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政局不穩，更擔心群眾會挑戰執政當局，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受壓下，只好犧牲其盟友。胡耀邦與鄧小平一樣，是自1978年開始推進“改革開放”親資政策的先鋒。但是，他下臺後並不代表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更為公開親資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陣營和激進學生更為擔憂，害怕胡耀邦的失勢會令“政製改革”被擱置。從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采取行動”挑亂反正。

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後者主張“具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社會，在諸多領域中亮起警號。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示威。這場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無情鎮壓，其方法與鎮壓北京民運一樣。然而，胡錦濤後來升官至黨領導與國家主席作為回報。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實行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的失業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沖突。

整整一年裏，政府高層內部就價格改革的辯論而互懷敵意。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推動價格全面自由化。當時有一套“價格雙軌製”，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這讓一部分官僚將國家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造成了絕佳的致富機會。正如作為北京學者與“新左派”代表汪暉所指：“僅1988年一年裏，在價格雙軌製下，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2]

趙紫陽提倡價格改革，理由是消滅利用“雙軌製”下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令價格改革的撤回了。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由於群眾示威的威脅被“解除”，價格改革計劃就徹底推行。諷刺的是，趙紫陽從當時被軟禁至2005年過世，而其繼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經濟政策。

斯大林主義製度的危機

澳洲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他的第一手資料引人入勝，當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這場鬥爭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論斷有些誇大，但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以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等東歐一黨專政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統治危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本已開始猛攻工人，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統治令其窒息，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地民主參與到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麽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斯大林政權經濟危機日益加劇、殘酷鎮壓的本性，加上民眾渴望民主，而且官僚體製逐步破壞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由於斯大林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統治，因此部分群眾對於“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取態尤其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毛派打為“壞分子”，令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毛派“四人幫”被逮捕並打倒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當時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 — 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政治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上層的變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轉變。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農村地區的醫療教育資金過去一直依賴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同時，政府還推行“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幾個地區建立，並隨後擴展至更大範圍。習近平父親習仲Ｘ就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成立了經濟特區，因而被認定為經濟特區的先驅。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國企工人的職安與福利，同時國家以“刺激經濟”的輿論宣傳去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並指責國企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企的終身雇傭製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但無疑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並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寫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盡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麽？”[3]

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復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製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臺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匯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製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麽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製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沖擊獨裁製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裏，所采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沖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臺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誌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臺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誌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誌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裏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叠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誌，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製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裏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註。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製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板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沖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裏，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號的被擡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裏，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裏（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雇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著盾牌警棍、戴著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誌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誌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誌表示，在整場紛爭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裏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盡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發動罷工，沒有計劃”

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加上習近平上任後加大鎮壓，意味著罷工不會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工人已爭取到工會權與民主權利）這樣發展。沒有真正的工會，沒有工會會議，沒有投票通過決議，沒有有架構地討論去訴求，就如今次東莞的工人鬥爭，大體上是自發式的即興行動。

因為中共政權或公司會派出間諜，很容易會阻撓或粉碎有組織的行動，工人鬥爭傾向於自發爆發。但是，在開始後，罷工會開始有組織的，但在非法與不停的鎮壓下，很難維持組織的模式。

“罷工是自發而沒有好好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工人沒有計劃過（罷工），但只是發動了罷工。”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教師兼勞工議題評論員紫曉明解釋：“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戰鬥性的。”他向《TRNN新聞》表示。

正如我們在中國其他的罷工與群眾鬥爭所見，例如反汙染和反征地的抗爭裏，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網路群祖去討論罷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動。有些群組的人數高達400名工人。這些網上平臺經常被國安勢力入侵並關閉，但新一個群眾又再展開。在獨裁製度下，手機和社交媒體為工人和活動分子的會議討論提供了一個“保護罩”。

選舉代表

工人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在紙面上，在國家控製的工會的框架下，有保障這一權力，但實際上很少被認可。廣東常常被“改革”倡議者炫耀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開始實行集體談判合法化。但在獨裁製度下，這一“法例”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今次數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裏，可清楚見到只有警棍下實行的“集體談判”。

因此，牽涉在罷工行動的工人對於選舉派出代表會見管理層，愈來愈謹慎小心。在“開明”的廣東，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廠工人代表吳貴軍，他被控在去年一場抗議“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監五年。裕元工人也不願意公開揀出領袖，害怕公司和國家會對這些人恐懼。

目前，裕元鬥爭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罷工對工人意識與未來的鬥爭有巨大影響。“不論我們是不是成功，也會紀錄在歷史裏。”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顯，即使現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會完全履行他們對工人的法律責任，沒有這場罷工，工人什麽也贏不到。在面對鎮壓下，工人成功組織強大的罷工，癱瘓跨國企業的生產線，為中國工人鬥爭立下了新一個裏程碑，並給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來的日子裏，對獨立民主工人的訴求會如河水般湧現，勢不可擋。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背後是由什麽驅動的？

隨著習近平反腐運動勢頭增強，中共統治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明顯進入了危險區。在中國，政權交替時都必然有反腐運動。因為腐敗無窮無盡，正在侵蝕政權的社會基礎，習近平及中共現任領導受到巨大壓力，要表現的像是“來真格的”，但這其實都是政治為先的，以作為權鬥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臨著一連串威脅，習近平在新成立的國安委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將目前形勢描述為中共政權“最復雜的歷史時期”。中共獨裁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從大規模經濟放緩、痛苦的信貸緊縮（去杠桿化），到罷工等群眾抗議興起。這背景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反腐運動的規模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更大，且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這會有可能激起政權內部的重大危機。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陳雲曾說：“反腐不力會損害國家，反腐太過會損害黨”。

外國媒體普遍預計，官方很快會發表聲明，宣布如何處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從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軟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帶往審訊，會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級的卸任領導被審。《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國官員說：“在過去4個月中，周永康的親屬、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屬總共超過300人，也已經被拘捕和審問。”

這些只是周永康從前建立起的關系網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業和國安機構。自從1990年代中共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這些圍繞在高官及其家屬周圍的關系網，就在中共內部大量擴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業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周永康有超過10名親屬已經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兒子和媳婦。在此次打貪過程中，調查人員追查到了900億元的駭人巨款。

據《金融時報》所說，周永康“可能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報章又將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國副總統）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中國混合版，因為周事實上掌控著石油業和國安部隊。2012年11月，當周永康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後，緊接著其所謂“石油幫”的黨羽就開始被清洗，當時也是習近平剛接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間，國內維穩費用（法院、監獄、調查人員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過了軍費開支，等同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情況表明了中共政權內憂甚於外患。今年開始，維穩費用成了敏感話題，中共不再對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黨領袖薄熙來的主要支持者，現在薄已因貪汙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認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來“看起來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預言，周永康一案將是“涉及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最醜陋的和最聳動的醜聞。”問題在於，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擔負得起揭露家醜的風險嗎？還是會控製事情以減輕破壞？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周永康不僅涉嫌貪汙，而且還被懷疑參與其他一連串犯罪活動，包括謀殺和勾結犯罪團夥。據推測，他和薄熙來密謀反對習近平，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習的舉動打破了黨內“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然而，從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見習近平權衡事件的潛在危險，因為上層鬥爭激化可能引發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

《華爾街日報》（2014年4月22日）說：“如果習近平真的以清理黨內腐敗的名義向國家上層宣戰，可為政局穩定帶來墳墓。”

三分之一官員是腐敗的

大規模貪腐遍布中共黨國。官員及其後代利用自身職位，聚斂財富，且攫取關鍵經濟資產的所有權。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發現，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入貪腐。

盡管許多中國人會覺得這數字太低，但該報告仍讓我們了解到官員腐敗的規模。習近平的清洗行動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面。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的目標一直是局限的、有針對性的運動。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如果習近平逮捕所有貪腐官員，那政府就會癱瘓。”

習近平在多次場合警告說，腐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到目前為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運動已經調查了20名部長級官員，其中有一半與周永康及“石油幫”相關。

此外，習近平的禁止奢華鋪張的儀式，成功抑製了一些浪費，縮窄了名牌與名酒的市場。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賄賂，根據一項國際調查，禁止奢華令中國GDP消失了1.5%（8,450億元）。在二月，在中國“性都”東莞的掃黃行動中，有數百名人被捕，包括貪腐的警官。黃色事業占當地GDP的10-12%。這次掃黃令公眾意見兩極化，有很多人反對檢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錢的嫖客通常沒無脫身。另外一些人將東莞掃黃貶為鬧劇，指很多酒店和夜總會在掃黃前預先收到警察警告。

為什麽是周永康？

習近平希望反腐運動可以同時實現幾個目標：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透過加強控製愈來愈自把自為的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令政權重新集中權力。清洗延續至解放軍，是因為習近平要鞏固對這個中共統治利器的控製。鄧小平曾經利用1979年對越南的戰爭（解放軍在這戰爭中慘敗）去清洗毛澤東的死忠，從而清除抵抗鄧小平與走資“改革”的勢力。習近平下令逮捕將領徐才厚與谷俊山被逮捕，後者被指受賄而出賣軍隊中的晉升機會。谷俊山被指控售賣了上百個官位，並從出售軍地中獲利。“如果一個上校想成為少將，要掏大約3千萬元人民幣。”一個軍隊中的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調查員從谷家中搜到四車財物，當中包括一尊純金毛澤東。

周永康從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習近平將他扳倒，可以自己樹立成一個“強勢領導人”，並向其他潛在的反對者發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黨內的許多關系網。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使中下層政府擺脫今天這種以債務驅動而不能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模式不僅是貪汙的溫床，更重要的是會令中國走向經濟崩潰。

有報道稱，浙江省作為習近平從前的權力基地，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據點，他計劃從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員，安排到黨、政、軍內的關鍵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路透社》說：“反腐行動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從而推進改革。

“紅色貴族”的財富

周永康家族及黨羽被圍捕的事件中，讓我們看到中國“紅色精英”所聚斂的巨額財富。檢察官和反腐人員所凍結的銀行賬戶中有存款370億元，所查獲的債券、股票、珠寶和金條總價值達510億元。

《紐約客》評論說：“關於這批資產，有很多事我們還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為企業所持有的，又有哪些與周氏家族有直接關系。但是我們應該仔細想想這一點：一群中國公務員及其助手所積累的財富比阿爾巴尼亞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一些。”

《紐約時報》有一份深入報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親屬的財富細節。周永康41歲的兒子通過出售設備予國有油田和全國數千個加油站，賺到了數百萬美元。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職盈利的典型。《紐約時報》報告發現，周永康的三個親屬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製股份。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業、房地產和其他領域。周氏家族已記錄在案的財富至少有10億元。《紐約時報》評論道：“這些資產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財富超過1.5億美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根據“記錄在案的財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億萬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兩個分別是溫家寶和習近平自己。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在中共領導高層及其家族手中還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財富”。

中共最高領導人所有的私人財富令英國的“百萬富翁內閣”相形見絀。英國議會中最富有的上院領袖斯特拉斯克萊德勛爵有1,600萬美元的財富，但周氏家族超過其10倍。據報導，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是3.7億美元，是萊德的23倍。

失去控製？

中共精英的驚人財富也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麽習近平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他“緩和”反腐運動。在中共上層中，就誰是下一個目標，以及大規模內部沖突的風險，響起了愈來愈大的警號。上個月，87歲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力勸習近平放慢行動。《金融時報》引述江澤民的話說：“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這篇報道說，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表示了類似的顧慮。在這兩個例子中，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恐懼可見，他們擔心反腐行動會使政權發生動蕩。在政權裏，一個保證互相破壞的體製要抑製各派別與財閥的權鬥。

“中國的反腐運動可能會失控。在習近平感到完全鞏固權力之後，就必須喚走他的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說到。

但是，對習近平來說，講比做容易得多。反腐運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發展，第一，面對公眾反腐的輿論壓力，中共需要緩和憤怒，第二，為了在權鬥中取得優勢，這兩點也會迫使中共領導拉開新的反腐戰線。最近，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條戰線，而有傳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員賀國強被懷疑包庇宋林。華潤集團控製2,400間公司，雇用50萬人，被指控以過高價格收購山西的煤礦業，損失了數十億人民幣。宋林的女友為一名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她被指控為宋洗黑錢，聚斂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財富。

由於周永康被審判的話在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懷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檢控，或者被無限期軟禁，就如前黨總書記趙紫陽一樣。習近平打破了周的權力根基，但會因此而滿足而放手嗎？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為需要炮製一個純粹關於經濟腐敗的案件，並讓當局政權掩蓋爆炸性的議題，包括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如果周永康現在被免罪的話，會削弱反腐運動及習近平領導層的誠信。

《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提出這一意見：“如果你不能處理周永康，如果說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現在突然停下來？這不是證明你做不到嗎？這意味著你沒有權力。如果你沒有權力，又如何改革？這是徒勞無功的。”

鞏固一黨專政

在四月，“新公民運動”再有四名成員上庭受審，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當中最高被判監三年半。加上許誌永在一月被判監四年，該團體共有十人因為要求公開官員財產而坐監。這些活動分子主張體製內改革，連他們都被檢控，可見習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但卻加強中共的政治壟斷。

美國人權監察在2014年的全球報告裏指出：“當習近平大談對付腐敗，並且有很多高調的逮捕，政府卻苛刻地打壓那些揭露政府及黨高層腐敗的人。”

在習近平統治下，政府加強媒體審查、網路控製，並鎮壓工人代表、維權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學校要求“七不講”，禁止教師談論民主、人權，以及意味深遠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共領導深知道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習近平相信，透過加強國家的鎮壓，重新集中權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權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1930年代斯大林獨裁的批評裏，講述了習近平想法的錯誤：

“但歷史會破壞對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樣。當政權與國家發展面臨不可調和的社會或政治矛盾時，鎮壓肯定可以為延長一定籌命，但長期來說，鎮壓機器自己會開始崩壞、趨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機關正進入這階段。雅果達和葉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腦）的命運不僅預言著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但也預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領的命運。”（大清洗的結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對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遠。

習近平的訪歐之旅－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從索契到歐洲，習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時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第6個年頭。歐洲仍在經歷著削支政策和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不僅沒有走出經濟低谷，反而陷入常態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雖然沒有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無疑在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掉入資本主義困境。加上來自西方的震蕩和沖擊，中共統治者被迫在狹小的資本主義圈子裏尋找出路：對外「合作」、對內「改革」。

經濟之旅

《BBC》報道稱，習近平來到歐洲時帶著一個200人的商業代表團，出訪的核心目的顯而易見。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難以維持原來的發展速度。而且在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之下，中國加工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沿海地區工廠老板跑路潮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使人聯想起臺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罷工代表吳貴軍被捕就是因資本家跑路賴帳而起。

面對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對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習近平訪歐期間一直沒有離開的話題就是「開放市場」。 11天內，中國和歐洲四國簽署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價值700多億美元，並且提出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資本和商品將在亞歐大陸上更順暢地流通，而工人卻被套上更沈重的枷鎖。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規律，中歐貿易和資本自由化將會加速寡頭壟斷的形成。在國內外資本家的聯合進攻下，工人群眾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意味著更加嚴重的剝削。

中歐戰略

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令中美在亞太區局勢​​大為緊張，直接間接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發生一系列領土沖突。內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須借助歐洲大陸的力量，才能製衡來自東方海上的壓力。 《BBC》發表文章稱，「利用（歐洲）這張地緣政治的王牌，北京可製衡美國，牽製俄國，還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來，歐洲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習近平說中國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宣揚「中華民族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保證「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這一切無不是要打消歐洲統治者的顧慮。

為了拉攏歐洲，習近平需要「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但資本家的友誼也是有價格的。各國資產階級都想占據資源、擴張市場、牟取利潤。聯盟只會是暫時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經濟冷淡成為常態，局限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合作」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最終在有限的資源和市場面前，中歐資產階級將會扯下面紗，拋開虛情假意的承諾。甚至在必要關頭時，以赤裸裸的經濟乃至軍事沖突作為最後手段。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帝製、君主立憲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相並列，希望證明它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普通的」政治製度，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共處」。這決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歐洲的每次會談都要提到「改革」這個詞，以此向歐洲資產階級表示「誠意」。 1978年後，中國由官僚計劃經濟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換句話說，就是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啟動。建設亞歐開放市場，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外部表現。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推動中共統治者加入世界市場，尋求資本「更有效率的」運作和更多的利潤。

習近平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意味著希望從現時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松縛，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義化。但在經濟與政治上，這都是難以實現的。習近平訪歐以及隨後的中歐合作，預示著中國階級鬥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激化。

在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框架內裏不可能解決中國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與剝削。相反，中共的資本家與西方資產階級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打擊世界工人群眾鬥爭。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樣。但同時，中西方資本家的聯合壓迫，會讓中國工人階級看清民族主義宣傳乃至整個中共政府的惡劣本質。工人群眾要解放自己，就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共同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草根左翼的復蘇

是什麽使毛澤東主義等左翼思想得到越來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盡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壓左翼網站和左翼活動者，但中國還是出現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評論員稱，是習近平自己令毛澤東主義復興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訪問了一直緊跟最新動態的紅馬（筆名）。

今天的中國青年越來越認同毛澤東主義，為什麽會出現這一趨勢？

大體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各種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廣泛的並占據著主導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別，如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

198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對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殘酷現實間的​​出現巨大差距。 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熱血青年們去質疑當代社會，並尋找一個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949年革命和及後的毛澤東紅色中國，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盡管後來造成了不可思議的災難，並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但一些激進群體還是選擇了毛澤東主義作為武器，以質疑、挑戰和反抗現政權及其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可理解的。

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與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澤東的形象和「社會主義」一詞用作「紅色遮羞布」，為其資本主義統治地位與合法性護航。

習近平也在其統治之中註入了一些毛派「風格」—這是向左轉嗎？ 左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

盡管習近平在演講時，用到一些毛派措辭，甚至「馬克思主義」言論，但人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轉的具體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實際上，習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實施所謂的「改革」政策，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例如鐵路和石油業、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權的自由市場，等等。

有人相信，習近平正在復製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拋開了身陷囹圄的薄熙來。 這是因為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全國運動，打擊腐敗高級官員、非法黑幫和色情行業。這些運動可以贏得一些公眾支持，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這和左翼政治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正如許多媒體所觀察到，習近平在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以此取代之前「集體寡頭」的黨內體系。

在演講中，習近平多次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時代的聯系，也強調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的關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種實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進行統治。

薄熙來被定性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監獄中服無期徒刑。薄有沒有社會的支持？ 他和年輕的新毛派有著怎樣的關系？

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慶模式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一些民粹宣傳。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認同這一點。

由於政府在薄熙來貪汙案中沒有向公眾出示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薄熙來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醜聞，反倒幫助他贏得了一些左翼群體（毛派），甚至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他的支持度實際上相對更大。 所謂的「中國至憲黨」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薄熙來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時，網上出現了一些受歡迎文章和視頻，對他表示贊頌。

現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關於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討論，背後是什麽？

現在，中共官僚與資本家互相勾結，剝削勞動者，並享受著巨大的財富和特權。 這一局面似乎證實了毛澤東和造反派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來說，中國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澤東和毛主義的左派，也會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為一場從下發起的左翼民粹運動。

同時，政府和（中共黨內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眾運動會造成混亂。 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尤其在其初階段。 這就是為什麽在薄​​熙來被捕時，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文革可能重演。 許多自由派和主流媒體認為，一個壞秩序，例如中共獨裁，總比沒秩序好得多，所以他們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沒真正公開過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間，局勢接近半內戰狀態。中共官僚的敵對派系明爭暗鬥，但也有官僚鎮壓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變之後，數百萬平民造反派遭到嚴厲的清洗、鎮壓和監禁，結果鄧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團奪取政治權力，為復辟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

中共政權不分左右，打壓兩派的異見人士。在批評中共政權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場」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點嗎？

在大多數問題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沒有什麽共同點。一方面，即便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自由派仍對西方資本主義存有極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體強烈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些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國只是少數。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毛派盲目地、無條件地保衛毛澤東及其在1949-1976年間的統治。 他們深深地懷疑著「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而且，溫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軟毛派（所謂的「救黨派」）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線，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當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設想的改良是相互對立的。

之前我們曾聽說，有一群規模小的青年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在今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有多大，這興趣是否在增長？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還並不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紀的頭10年。一群由數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輕人，通過百度（baidu.com）討論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徑，在網絡上下定期討論和學習托洛茨基主義。

他們大多數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前，都對毛澤東主義、所謂的「官方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政治主張感興趣。 他們支持施行公有製、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一些人為各種國際托派網站撰稿、翻譯文章和雜誌，如工人國際委員會（socialistworld.net）與馬克思主義文庫（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參與到工人鬥爭之中（加入非政府組織、為工人製作小冊子/雜誌）。除此之外，更廣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興趣並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毛派和托派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有「80%的共同點」。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同時仍堅持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杭州反焚化爐示威沖擊中共政權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大張旗鼓，承諾要“向霧霾宣戰”。但看到這周末杭州市余杭區的血腥鎮壓場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霧霾的示威者宣戰”。於5月10日，大批民眾發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地政府興建垃圾焚化爐，但遭受到數百名防暴公安強行鎮壓，釀成流血沖突。期間民眾堵塞高速大道，人數有近5千，有傳更達至3萬人。

近幾星期，在距離省會杭州市中心約20公裏的余杭區，群眾每天都有發起和平的示威遊行。由於焚化爐釋出致癌物質，增加當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個城市的民眾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反對聲音不斷。根據一個官方來源的數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針對環境問題的“群體性事件”次數，平均每年上升29%。正於一個月前，廣東省茂名市亦爆發千人示威，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化工廠，最終迫使政府“重新檢視”計劃。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發了暴力事件，發展的模式似曾相識。事由於原本當地官員在群眾壓力下，擱置興建焚化爐，但浙江省省長李強到訪余杭，推翻了這個決定。於是，數千名示威者聚集並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暫停計劃。

一如既往，警方嚴厲鎮壓，成為了問題的禍根。警察與防暴公安封鎖道路，並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傷，包括29名公安。但網上流傳多張相片，發現受傷示威人數更高，很多都頭破血流，而相片其後即被網絡審查迅速刪除。而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大約30輛汽車，包括6部警車，被翻倒或摧毀。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沖突顯示了，在中國鎮壓式的獨裁製度下，人民對於中共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聚積著爆炸性的極大不滿。

《每日電訊報》的駐上海記者，湯姆．菲利普斯報導：“在星期六，發生沖突的初期，據報導一名示威者受傷及被送往醫院。這引發更多的暴力沖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電視播放的卻只有數名男子用拳頭襲擊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隊逃離一群用玻璃瓶擲向他們的暴民。”沖突之後，余杭進入變相戒嚴狀態，警方已封鎖示威地區中心中泰鄉，並通緝照片被公開的疑犯。官方媒體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鎮壓與威脅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從沒有知會他們關於的興建焚化爐的計劃，亦沒有進行環境評估。一群獨立的環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公布了結果，令當地居民警覺起來。《鄭州晚報》報導，今年四月，民眾收集了約二萬個聯署，反對興建焚燒爐。

由四月底起，數百名群眾每天聚集於余杭政府的辦公室外示威。於5月10日的騷亂之前，已有中泰鄉當地居民投訴被公安威脅、恐嚇及毆打。而前中泰鄉的村長亦因反對焚化爐工程計劃，而被高層官員迫使他辭職。隨著抗議行動的開始，所有被發現的參與者都被當地政府恐嚇。教師和學生都收到由當局發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簽署請願書。當地居民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如果你參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恐嚇你。如果你是父母，他們會發短信給你，威嚇你和孩子不要參與。”

正如在其他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裏，包工人罷工，線上聊天室在協調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線上工具也被網絡審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規模鎮壓群眾，一群中學生仍然勇於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繼續遊行。

環境荒廢

近年，反汙染抗爭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余杭的抗爭就是其中一例。由於中共獨裁面臨環境的崩潰，嚴重的空氣、水質和土壤汙染。有“空氣末日”之稱的巨大煙霧雲現象，癱瘓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於中國北方。科學家警告，如此極端的空氣汙染問題，就像一個核冬天，減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會對中國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國耕地被重金屬及其他工業廢渣汙染，證實了人民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

若然余杭的焚化爐建成，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爐，每年可處理超過100萬噸的廢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劃“垃圾焚燒大躍進”，未來數年內將會有大約300個焚化爐，興建於全國各個地方，處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眾擔心若然沒有加置合適的過瀘器，以過瀘焚化爐釋放出有毒物質，如汞和二惡英，會引致癌癥。但政府貪腐情況嚴重，加上安全和環保標準一向疏忽得惡名昭彰，只會令公眾更為焦慮。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他們說會按歐洲環境標準來興建焚燒爐，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們。”

由於政府以往只會於示威行動的壓力下“假撤回”，其後秘密重新推行，民眾對於中共政權已變得不再信任。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余杭抗爭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運動依然升溫。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沒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項目。可是很明顯地，一個獨裁國家只會強硬打壓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因此這句話根本沒有意思。

余杭示威運動亦是對於中國社會爆發將至的另一個警示。雖然暫時還沒有官方的數據，但相信每年約有十萬宗“群體性事件”爆發，包括環保抗議、農村抗爭，以及工人罷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的示威，之前寧波、昆明、大連等地出現類似的抗爭行動。幾星期前，東莞的大型鞋廠工人亦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大大沖擊了中共政權。這次罷工可能正正預示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動蕩，工人對於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及扣繳社保等不公情況的不滿已達到沸點。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強調，需要將工人鬥爭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正在覺醒的環保運動連系起來。有需要發起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汙染示威者，亦需要獨立調查余杭的鎮壓情況。這與要求釋放被判監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維權人士的情況一樣。這些運動都需要與爭取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以取代漠視環境破壞的資本主義“市場”。

中國：“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汙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汙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製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采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汙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了解。

汙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汙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盡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汙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汙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汙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汙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汙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汙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汙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汙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汙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汙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汙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汙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汙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汙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汙染轉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著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著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汙染企業為了尋求寬松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汙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汙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汙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借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汙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汙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汙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欲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凈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製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製，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製。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國：龐大監控的維穩工程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集權統治，一直牢牢地控製著傳統三大媒體 － 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和新興手機技術在中國極速普及，令當局必須嚴陣以待，加強監控。中國的監控工程龐大，從每年的「維穩」費上已能反映出來。中共的「維穩」經費已經高得不再公布，但過去4年都超越軍費，可見中共最懼怕的不是其他帝國勢力的來犯，反而是中國國內每年超過25萬宗的群眾運動。中共每每動用媒體的監控、網上言論的封殺，將群眾運動推到中共可以控製的範圍以內，但這只會令社會的積怨矛盾不斷累積，為專製獨裁政權爭取多一天茍延殘存的機會而已。

習近平上臺後的監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曾傳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壓言論自由的談話內容，其中的「互聯網已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言論，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訊、微信、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對網絡監控的重視，鉗製言論、新聞自由、阻截訊息流通正是中共的當前首要任務。最近，多位網絡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銘等被以「網路造謠」的罪名被捕，顯示習近平上臺後對網絡言論禁製從未有一刻松綁。

如今的世界局勢，除了網絡監控外，網絡戰爭也是令國際局勢不斷升溫的一個戰線，當中周邊國家如印度、北韓、南韓、日本都已在建構網絡戰部隊的同時，美國則在2009年宣布成立網路戰司令部，擁有屬於自己的 「網軍」，但現時為止中國官方仍對中國是否擁有 「網絡軍隊」 矢口否認，聲稱中國網絡空間基本不設防狀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網絡的監控

在中國，曾經被廣泛報導的「金盾工程」，又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為極權暴政下產生出的一個龐大網絡監控項目。這項目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實際上用於幹擾、監控、審查和封鎖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民電話、互聯網等信息傳送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局拘捕維權異見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臺，包括上訪戶、迫遷戶、獨立作家等。

中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網絡監控為「目前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控製製度」。在3月中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就至少有70人因為網路活動而被中共當局收押，而且被監禁的30名記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國信辦）副主任王秀軍稱現時中共的網際網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層面，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網絡監控時有遇到反對聲音，可是當局卻又是不斷將監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國爆發的反對PX化工廠的鬥爭裏，主流媒體普遍失聲之下，廈門巿民就是利用手機短信傳播訊息，顯示科技的進步為言論窒息的民眾打出一絲的缺口，可是中國政府部門也推出 「手機實名製」以加強控製，強迫手機用戶以真名登記，配合與中國三大網絡營運商的協助，以關鍵字、限製點對點的流量等作手段控製資訊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發安裝了75個監控鏡頭，因而引起大量民眾反對，最後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監控鏡頭。而據《新唐人電視》報導，上海公共安全產品國際展覽會（上海安博展）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花費1,000億人民幣購買2萬個監控攝像系統用於所謂維穩。

《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在中國的公共場所總共約有近一億個監控攝像頭，而當中只有1千萬個為民間所用，其余的都用於監控公共場所，這些攝像鏡頭不只是安裝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裝在計程車和餐館等。中國的監控市場在未來5年內，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無國界記者更揭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 「網絡檢察員」 和 「網路警察」的國家。中國各省、巿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 「網路警察」在過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幾百名​​網上作家和網絡上的異見者。

哈佛大學政治學的一名教授－ 金加裏（Gary King）就嘗試研究中國網絡審查製度，他赫然發現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是針對集體性行動而非批評性言論的，這表示中國政府更懼怕人們組織行動起來，就像中東阿拉伯之春的時候一樣，當人們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權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聯網可以快速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所以網絡的監控就是維護政權的重要一環。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代表國與國之間必須維系資本家利益而不斷軍事化擴張，故此，網絡戰爭、網絡監控、加強鎮壓機器是理所當然地會發生，損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穩、言論自由和被拉扯入無情的戰爭之內。從斯諾登事件中，可見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國的網路監控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以反對「煽動顛覆國家勢力」甚至是「反恐」為名，不斷侵害平民的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

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學費高、質素低、難找工，全國學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25萬人，從規模來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毛入學率僅有30%（世界平均水平為36.06%）。 在不斷增加的高校學生人數下，隱藏著學費負擔加重、高校教育質量下滑、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等問題。學生對教育體製的不滿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來越難掌控期待變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學費

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中國政府將高等教育也交給了市場。 1989年高等學校開始收取學費，原來的「免費上大學」政策逐漸取消。從最初的200元（人民幣，下同）到現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間大學學費總共上漲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名大學生4年要花掉大約6萬元。但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7萬元（平均數背後還隱藏著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學費已經超過了一個雙職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說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結果就是全國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學。根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甘肅省因教返貧的人口高達返貧總數的50%，學費高昂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首要因素。在中國，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層群眾改變生活境況的重要手段。但是現在考上大學不僅沒能使貧困學生「躍過龍門」，反而給他們的家庭套上枷鎖。富裕學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國留學；而貧困生如果不願承擔高昂的學費，大多就只能像父輩一樣從事低薪、勞苦的體力工作。政府雖然設立了貧困生補助體系，但存在極大弊病。許多時候申請補助金實際上是一場「比慘大賽」。只要申請書寫得夠慘，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裝的富裕學生也可以領到助學金，真正的貧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額。目前，多個省份正在醞釀或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學費漲價，漲幅最高的院校可達50%。連普通家庭的學生家長都叫苦不叠，勢必將更多的貧困學生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

教育質量堪憂

盡管學費一路上漲，但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卻難以與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更多是為市場提供了高學歷的剩余勞動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方面遠不如預期。擴招增加了學校和國家的收入，暫時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師資力量的提升卻沒能跟得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在大學裏，職稱和獎勵的評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論文數量，所以不少教師忙於課題、經費、會議、評審，對於教學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幹脆讓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來代課。同時，科研成果關系到高校的排名、聲譽和競爭力，因此單純通過命令來增加教學投入根本不切實際。在僵化的教育體製之下，教師和學生都是為了完成任務，雙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創新性。一方面是老師照本宣科，講課內容枯燥乏味，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另一方面，學生讀書更多是為了拿到一張文憑，因此看重分數甚於知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上課時總是自顧自地玩手機，最後在考試前突擊復習。不愧於「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也在流水線上生產著它的大學生。

緊張的就業狀況

2013年有699萬人從大學畢業，因為龐大的畢業人數和冷淡的經濟環境，在網絡上被戲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但是官方發布的大學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高達91.4%，甚至比2012年還略有上升。這就像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4.1%的失業率一樣受到廣泛質疑。事實上，就業率關系到大學的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高校評估、經費核撥、新增學位點審核。為了提高就業率，許多學校不惜造假。 2009年網絡上有人發帖稱，學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與某公司簽署了就業協議（證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此後曝光越來越多，人們才知道不少學校為了讓學生簽署就業協議，甚至以畢業證書相要挾。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不為人知。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畢業生人數卻有增無減（今年畢業生人數將增加到727萬）。據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可能接近20%，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飾太平，在群眾中毫無威信可言，最終只會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開支占中國生產總值約4%，與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極低。只有將教育重新全面公營化，並以學生及教職員民主決策教育課程及方針，並大大增加教育開支，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是足以讓全民免費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

7月16日，中國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5%，令全球金融市場集體松了一口氣。然而，這一數字（北京經常偽造GDP數據，令其聲名狼藉）並不表明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定下來」。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說，這是「紙面上的復蘇」（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報道所指出的，「獨立的全國企業調查表明，各行業的銷售量和信心仍在惡化。」

統計數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輪「微刺激」來實現的。就像去年類似的措施一樣，本輪刺激也是由總理李克強及其經濟團隊暗中完成的，雖然他們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線。李克強的最新舉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鐵路建設上的額外支出，六月份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減稅和放寬信貸政策（降低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來催谷小企業的發展。

債務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積的債務限製了政府刺激的規模。根據《彭博社》的報道，2011年底，中國債務總額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達到206.3%。過去五年內，中國債務增加的速度超過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東南亞和2000年代的美國——所有這些都曾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從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約45%。而中國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壯舉」。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危機期，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大爆發。國家主席習近平用於加強國家安全、進一步壓製任何有組織表達異見的措施，等同於在進入驚濤駭浪前「封上艙門」。中共獨裁者面對著一個「三難抉擇」：解除債務炸彈（去杠桿化）會帶來扼殺投資和增長的危險；任由房地產泡沫爆炸會引發銀行危機；約束開支過多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又是大部分投資的來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壓，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這與它去杠桿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這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投訴，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會所承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同樣，他們慨嘆承諾過的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占GDP比率（去年創下54%的新紀錄）的「經濟再平衡」沒有發生。與過去​​一樣，對北京來說達到再平衡是說易難行的。即使是最輕微的投資減慢都可以轉化為更痛苦的經濟放緩，而這會激起與房產相關的經濟危機。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形容中國為「單車經濟」，即如果減速太多就會倒下。

樓市低迷

今年7月，《CNN》財經頻道進行了一項調查，10位經濟學家中有8個說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野村銀行（Nomura）的另一篇報道警告說：「這不再是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有『多劇烈』的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住房銷售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0%。在全國範圍內，本季度新住房開供工量下降了25%，銷售量下降7.7%。在中國最大的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的住房庫存無法在12個月內消化掉。 9個城市的積壓住房要兩年多才能賣完。

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買房的大多數人樂於看到市場的不景氣。以上海為例，房價在過去7年內已經猛漲了273%。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人民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3%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通過放松2011年實施的冷卻措施來「拯救房地產市場」。 《金融時報》（2014年5月12日）報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住宅房產。香港金融集團裏昂證券（CLSA）的另一篇報道指，中國53%的住房交易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些房產大多都空置著，等著賣出最高價。

腐敗的中共官員在住房市場中非常活躍。在相當多的案例中，他們坐擁百余套住房，以此處理自己的非法財產。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也因抑製了官員對房地產的胃口，而對市場低迷起了作用。習近平的行動超過了以往的反腐規模，反映出國內的嚴重危機與激烈權鬥。

在2008年中國政府希望抵擋全球危機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中，一場世上前所未見的建築狂潮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包含著一些令人驚愕的數字。 「從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兩年內，中國生產的水泥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中生產的還要多。」《金融時報》的賈米爾‧安德裏尼（Jamil Anderlini）如此報道（2014年5月1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說，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樓有一半在中國。據估計，過去5到6年全國共建造了2億間住房，比美國總住房量（1.3億間）的1.5倍還多。

此等規模的建設遠超過市場「需求」，它並不是由近14億中國人的需要決定的，而是由伴隨著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所決定的。低工資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現實。即便是中產階級也越來越難承擔今天的房價。

資產階級評論員和中國的多頭投資者（投資者對股市看好，預計股價將會看漲，於是趁低價時買進股票，待股票上漲至某一價位時再賣出，以獲取差額收益）不去理會大規模住房供應過剩的證據，包括不計其數的「鬼城」，聲稱「這不是泡沫」。他們說因為數千萬人正在湧入城市，很快就會填滿那些空蕩蕩的住宅區。這一論調是185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同等低劣的口號的現代版。他們夢想著：「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把他的襯衣下擺加長4英吋，那麽蘭開夏郡（Lancashire）紡織廠的好生意就會延續幾代人。」

事實上，中國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達到頂峰。據野村銀行所說，中國每年從農村來的新移民數量已經從2010年的1250萬減到630萬。野村銀行預計，到2016年會出現城市人口的凈外流。更重要的一點是，買房的農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的建設熱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的大規模刺激時代，是由極端的金融投機驅動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貪腐官員、國有銀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謀擡高土地價格、大規模增加信貸，並為GDP數據「塗脂抹粉」。這為少數精英帶來巨額財富，同時讓大多數人承受著經濟困境。 《南華早報》（2014年2月26日）報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產億萬富翁中有7個是中國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脹的房地產價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銀行貸款浪潮。但現在這股浪潮卻可能令金融體系癱瘓。旅居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本質上是承保所有信貸的資產」。

全球信貸在過去5年中增加了30萬億美元，中國占了一半。據摩根大通（JPMorgan）所說，自2010年以來，光是影子銀行就從2.4萬億美元激增至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84%。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

日本化？

這些現象與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驚人地相似，它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輝煌崛起，並使之經受了20年的停滯。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國，大約80%的貸款直接或間接地捆綁在房地產行業。 1989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的海嘯席卷而來（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在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債務集中於這樣一種集合體：地方政府及其投資工具、開支過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旨在繞過政府控製的影子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

將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在今天的經濟討論中很常見，這並不奇怪。萬科集團（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副總裁毛大慶的一份發言稿泄漏出來，它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發言人想要隱瞞的慘淡現實：

他說：「1990年，東京的土地總價值相當於美國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達到66.3%。現在，北京的土地總價值是美國GDP的61.6%，這是一個危險的水平。 」（《電訊報》，2014年5月2日）

「總的來說，我相信中國已經到達了建設新住宅項目的容量上限……我沒有看到任何房價上漲的可能性，尤其在擁有大量房屋庫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幾萬億（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經被列為世界最昂貴的城市。」

這位業內高層人士的坦白無疑說明了，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且正在走向極限。盡管不能肯定地預測爆發時間，但很明顯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而不長久的東西終將在某一時刻結束。正如在日本和較近期的美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價格下跌的連鎖反應，即通貨緊縮，這會嚴重惡化今天的債務問題。

至少在形式上控製著國有銀行系統的中國獨裁者，已經開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系統內的不良貸款正被瞞報或少報。在一個幾乎完全控製媒體的專製體製內，為避免壞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被隱瞞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政府正準備，在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最終爆發時，再一次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並像15年前那樣建立所謂的「壞帳銀行」。那些無法償還的債務會像有毒廢物一樣被埋進壞帳銀行。於是，這像魔術似的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銀行資產負債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後，銀行在政府註錢之下重新集資。然而，這一次操作的規模會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壞帳銀行」，而不是進行國家援助，這樣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紓困工作，從而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上一輪銀行救助（1999-2000年）花費了中國40%的GDP。這些錢被用來「清理」四大銀行，準備讓它們在中國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轉入四家「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規模重復這一花招不會那麽容易。

從今年年初開始，政府試圖選擇性地處理首次的違約，包括企業違約，以及經由影子銀行賣出的高度投機性「證券」的違約。這是試圖約束更加魯莽的投機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允許救助和避免違約，因為他們多麽害怕，即便某些隱蔽的影子金融產品的破產，也會引發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李克強將中國銀行業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沒有原因的。

樓市低迷已經開始令投資減少（GDP的主要驅動力），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加劇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的經濟困境，因為它們依靠賣地獲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樓市泡沫極其嚴重的省份，形勢更為嚴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讓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的70%。天津也不會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帶影響

瑞銀集團（UBS）前首席經濟學家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金融時報》說：「中國房地產業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了高風險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數據，去年房地產為中國的GDP貢獻了16%，而美國在其樓市泡沫頂峰時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認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3%。

中國的建設熱潮從全世界吸收資源，製造了全球商品價格的「超循環」——從化石燃料到鐵礦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GDP增長率。因此這場熱潮的終結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將是個壞消息。

中國：習近平反腐風暴

自十八大後，習近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動，瓦解多年來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利益集團，並獲得民眾對一黨專政和改革的支持。在黨政軍商各界擁有強大勢力的江澤民集團一直是阻撓胡溫自由化政策的幕後力量，自然成為反腐行動的打擊對象，激烈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悄然結束似乎宣告了雙方抗衡已接近定局，習近平將在「太子黨」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見在中共獨裁下，反​​貪腐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框架。中國一部分的勞動者可能暫時對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但中共與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將會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蠅

7月29日，官方媒體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審查。此前，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經被移送軍法機關，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據傳也被逮捕。 2013年初，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今副國級「老虎」的落馬標誌著反腐行動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員外，企業高管也是被調查的目標。據《金融時報》所說，國有企業受到的反腐沖擊最為嚴重，而跨國企業也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於8月6日報道稱，當前的反腐行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周期性發生的普通的權力爭奪，而是一場清洗」，而且是「數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黨內清洗」。僅今年上半年，就有8.4萬人受到紀委監察部門的處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內就公布了10名廳級官員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於貪腐官員的總量（根據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及貪腐），8.4萬人連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國內某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的權力租金（利用公共權力所獲得的非法收益）總額占GDP的20%-30%，說明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不可能也不準備打掉所有的貪官。

新自由主義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為習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以及鄧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親屬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借此隱藏巨額財富。自由派批評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從本世紀初開始，改革就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在當前體製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資和行政管理控製著絕大部分的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實際操縱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對債務危機和工業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同時又抗拒下放審批權等自由化政策，因為這會使他們失去發財的機會，結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個反對改革的勢力就是國有企業。 4月22日，參考消息網引述外媒報道稱：「國有企業，這一精英權力基地一直以來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礙。」伴隨著一眾國企高官的落馬，混合所有製改革、規範國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繳紅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均得到媒體的大肆宣揚。通過反腐瓦解地方和企業的反抗力量，在關鍵崗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習近平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展「大督察」行動，以應對廣泛的官員怠工。

權力洗牌

20多年來，江澤民在黨政軍商各界培養起巨大的勢力網，構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從周永康等人被抄沒的家產中可見一斑。習李新政旨在「放開市場」，必然觸及「江派」的壟斷利益，並迫使感到威脅的權貴向江澤民靠攏。因此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幾年前在「江派」的阻撓下，胡溫所推出的眾多「改革」政策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層領導與退休「元老」會聚於秦皇島北戴河畔，就黨內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實際是各派之間的秘密交鋒）結束後，習近平迅速確定「7年路線圖」，國務院也連續推出多項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領域原來都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這表明習江鬥爭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個反腐行動中，沒有一個「太子黨」落馬，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犧牲江澤民來成全習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當今黨政幹部的主體「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並警告「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這是執掌中宣部的「江派」劉雲山在與習近平唱對臺戲。此前央視20多人被調查可能就是對他的一次「懲戒」。中共正在經歷一次權力大洗牌，黨內鬥爭還並未結束。

中共黨內的激烈鬥爭與黨外的社會矛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執政黨的分裂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群眾的反抗力度將會更大。

伊春西鋼集團工人發起罷工

6月30日淩晨3點開始，三千多名西鋼集團（西林鋼鐵集團）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公司補發所拖欠的五個月工資，並退還集資款（西鋼改製時壓住未發的工資）。部分工人頂著35度高溫，阻塞了哈爾濱至伊春鐵路與鋼城大橋交叉口，禁止火車通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現場戒備，據悉有數名罷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帶走。據一名網友表示，示威的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政府出動大批武警、特警到現場戒備，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車等在維持秩序。期間武警試圖用盾牌警棍驅逐群眾，被工人擲水瓶擊退。至晚上8點，仍有大批工人在現場與警方對峙。受事件的影響，伊春市境內的火車全部停運。

據悉，西鋼集團是黑龍江省最大鋼鐵生產企業，原為國有企業，2005年後轉為民營企業，共有一萬多名員工。在過去幾年中，西鋼集團一直在擴大生產。據報道，“2013年西鋼的產量預計達到黑龍江省總產量的60%，2013年的計劃產量是517萬噸，爭取實現530萬噸，2013年計劃的銷售收入是262億元，爭取實現270億元。”但漂亮數據的背後是國內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事實。由於銷路不暢，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負債總額已達190億，負債率將近80%（最高時為99.78%）。去年，銀行進一步收緊對鋼鐵企業的信貸政策，部分銀行“甚至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強製劃轉西鋼資金”。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公司開始停發工資，引起該企業員工嚴重不滿，部分工人甚至因為公司欠繳養老保險而辦不了退休手續。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盡積蓄及貸款購買回遷房，現在近半年不給工資，有房貸、有老人、有孩子的員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網友表示：“半年沒開工資，不是沒錢，錢都被領導拿走了，工人沒錢生活……工人索要工資，領導不但不出面，還用武警來威脅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網友諷刺地說道：“這是工人在用罷工來慶祝黨的生日。”因為罷工事件造成重大影響，受到政府壓力的西鋼集團承諾在7月10日前補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並分期償還剩余工資和集資款，罷工行動隨之平息。

由於西鋼集團實際上已經大部分停產，部分工人打算討要工資後便離職。在這場“自衛性”的罷工行動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脅西鋼資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擴大罷工的動力，是此次罷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罷工結束後，工人受到多重打擊：司法部門開始審判所謂的“觸犯法律人員”，而公眾對審判過程一無所知；公司在各基層單位建立維穩小組，試圖壓製任何可能的反彈行動；主流媒體也抹黑罷工運動，聲稱其受到“社會人員的推波助瀾”。

這次的工人罷工絕非偶然現象，進來中國類似罷工事件日益增多，這正是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表現。資本對工人壓榨已經使工人難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這次事件中中共參與了對工人的鎮壓，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家服務。西鋼集團是中國經濟虛假增長的一個縮影。在世界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竭力維持“良好局面”，並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只會使炸藥桶越積越高（因為今年6月東北開始啟動大型項目，西鋼集團計劃8月實現滿負荷生產）。隨著“壞疽”的逐漸暴露，越來越多的罷工會發生在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之中，這將意味著整體經濟局勢的惡化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質性發展。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支持西鋼工人以及全國罷工工人工人的經濟訴求
反對中共專製政府對罷工行動的鎮壓，要求釋放被捕的西林集團罷工工人
支持工人爭取獨立民主工會權力、集體交涉權力和集體行動權力的鬥爭。

訪問病人A：腐敗醫療製度下的受害人

“我對醫院、醫學會、法院的處理手法感到非常憤怒！”病人A（化名）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製感到憤憤不平。

幾年前，病人A 於上海某一國家醫院進行了一個微創手術，以治療痛癥。可是自始以後，惡夢便一直纏擾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經癱瘓長達幾年，每天躺在床上註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這宗醫療事故，幾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和工作能力。手術後身體的痛楚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嚴重，發現身體更出現嚴重的細菌感染，病人A說:“我差點連命也保不了！”

後來他找區級醫學會進行醫學鑒定報告，發現手術出現不同程度的違規操作，如一次性的手術器具被多次使用、手術前的判斷不足等。而這份由區級醫學會亦只判斷他的傷勢等同在傷殘等級中最低等的第10級。

病人A感到，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體所受的傷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級醫學會投訴。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級醫學會和醫院夥同一起拒絕跟據法律程序以法醫陪同鑒定，及後更聯同法院一起互推責任。病人A被拖了幾個月後，最後終於批準作多一次醫學鑒定，可是在這幾個月的苦等期間，卻原來是讓醫學會把握充足時間與鑒定專家“打好關系”。

在 鑒定過程中，那些專家們明顯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當事人沒有回去醫院就診所以引發細菌感染。病人A意氣闌珊地說：“我親身感受到當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後幾年裏不斷寫信至不同部門投訴都不得要領。也曾嘗試以法律手段反對巿級醫學會的鑒定報告，可是法庭仍然視受害者的訴求為無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國醫療體製的千瘡百孔，司法、醫院、醫學會等互相包庇勾結的腐敗。醫療質數參差、守則缺乏監管、濫收費用、意外事故頻繁、而醫療官司費用昂貴往往令窮人卻步。窮鄉僻壤的村落醫療落後，病人為了求醫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權益卻乏善足陳。根據中國官方數字，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人高達20萬人。中國的戶藉製更是牢牢地縛綁著農民對醫療的需求。

醫療病例與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滿治療效果和收費，持刀捅死了醫生。在中國，醫院裏出現病人襲擊醫生的事件時有聽聞。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數據，內地醫院平均每年發生27宗患者攻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殺，28名醫生受傷。協會更指有78%的會員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醫。醫生與病人產生出敵意和不信任，這是製度造成的惡果。即使醫生願意懸壺濟世，也逃不過醫院管理層的壓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錢。去年11月，在浙江省溫嶺市，因為主治醫師王雲傑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醫務人員罷工，要求改革醫療製度。

公共資源的削減

這一趨勢源自公共資源被削減，令醫院工作量提升，導致醫院醫生出現錯誤變得頻繁，城鄉的巨大差距令農村病人走向城巿求醫，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卻無法承受更高的醫療開支。醫護人員的工資偏低導致他們向外尋找兼職幫補家計。所以醫院的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服務質素下降。加上醫院收費過高及收取藥物處方回扣等有違職業操守的腐敗行為，令情況雪上加霜。隨著中國大陸更多的巿場化，越來越多的醫院、藥廠走入巿場，令醫療變成謀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醫療的費用，成為有錢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務。

中國政府沒有解決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表明鼓勵允許民辦（私營）醫療機構納入醫保，並竭力打擊醫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這是鼓勵民間自己興辦醫療機構，免去作為政府應付擔起的醫療責任，並且可以大量節省公帑，而最後更是優惠醫保企業，作為榨取勞 動人民金錢的手法。而打擊醫院的暴力，造成醫院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情景。顯然，這並不是針對整個醫療體製的腐敗和巿場化造成的嚴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針對 絕望的醫療受害者作出嚴厲的打壓，只會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國富裕得多，但大眾醫療體製卻比上世紀60-70年代更為倒退。病人A的慘案只是冰山一角，若製度不改變，更多受害人會出現。

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組織協同工作；而醫務人員大規模鬥爭已變成趨勢，運動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

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醫務者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著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以及給予官員的賄賂。唯有將醫院和藥劑廠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民主控製之下，才能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

四中全會底下的「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借此鞏固反腐與“改革”的成果，並為今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鋪平道路。盡管官方聲稱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但是對“黨的領導”的著重強調意味著中共獨裁體製不會改變。法治改革可能會限製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只要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法”就會成為壓製工人反抗的枷鎖。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貪腐與濫權的中央與地方官員對中共來說是一種內部威脅。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說道：“公權力運行的不規範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該報告所調查的涉及220多萬人的871起群體性事件中，44%是針對政府或官員的抗議活動。另外，一篇名為《謠傳活躍度與北京居民認知》的報告指出，在其所調查的謠言中，63.6%的內容涉及仇官。廣泛的謠言反映出群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對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運動，習近平無力再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負責。在去年昆明反對PX項目事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曾發文批評“口罩實名製”等高壓政策。光明網（5月27日）則指出，用這種方式維穩是黔驢技窮的表現。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更是幾乎對全黨進行了清洗。現在習近平需要用法律來鞏固成果，通過行政和司法改革來限製中央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今後可能會向群眾做出讓步，從而緩和官民沖突。但這個讓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中共將繼續用自己專製地位保護“紅色貴族”與資本家對勞動群眾的剝削。

“為改革護航”

《金融時報》（10月29日）在評論四中全會時引用了新自由主義鼓吹者哈耶克的話：“欲使自由經濟得到令人滿意的運行，遵循法治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此“依法治國”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攏資本家，以此應對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另外據《華爾街日報》（10月19日）報道，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說，中國經濟每年因詐騙、回扣和其他腐敗行為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比他五年前預計的860億美元高出數倍。不難想像，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抵製以及貪腐行為將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障礙。通過立法約束那些不順從的官員，其幹涉市場的權力受到極大限製，將給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訂關於產權的法律法規將為混合所有製改革和土地流轉製度改革鋪平道路，這能令資本家更願意參與到“改革”中來。可見資本家以及想與之合作的“紅色貴族”才是這場法治改革的最大贏家，勞動群眾則要承擔“自由化”帶來的沈重剝削與壓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反對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時曾說，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馳”（應註意該聯合會同樣反對香港立法規管工時）。這種“精神”會在“依法治國”中得到保障。

合法壓迫

相比於西方國家通過繁雜的司法程序壓製工人運動，中國政府利用法律鎮壓工人的手段可能會更加露骨。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在名義上賦予了工人集體協商權，實際卻通過延長協商期、提高協商門檻、禁止協商期罷工等手段來限製勞工權利、將罷工變相刑事化。資本家甚至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提出工資不增長或減少（條例把這叫做“負增長”）的要求。這也許就是未來“合法”鎮壓罷工的先聲。今年10月廣州市宣布製定《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盡管官方聲稱這個工作細則主要是針對內部工作，但仍不免讓人懷疑政府是否準備打壓活躍在這裏的眾多維權、勞工組織（廣東省是中國群體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中新網11月3日則發布報道稱，深圳社會組織將面臨史上最嚴監管。“依法鎮壓”的情況同樣可能出現在香港。在此次“雨傘革命”中，中共對占領者大加誹謗，聲稱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操縱並得到資助。“反占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周融直接將“占中”稱作“侵略”。因此在抗爭結束後，港府可能會趁民主勢力疲憊之時通過廿三條法案，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與民主運動。而這一切都將在“依法治國”的旗號下進行。

總體上來說，社會主義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只是中央政府鞏固權力的手段，實質上司法及執法機關繼續由黨控製，腐敗情況不絕。這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連資產階級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談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裝專製資本主義，從而令政權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實質的法治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工人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抗爭空間，其法律意識也會轉化為更有力的鬥爭精神，但絕不能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於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應利用政府的讓步進行抗爭，爭取組織和參加工會權、集體協商權、集體行動權以及更多的民主權利，最終推翻“紅色貴族”與資本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只有在工人階級團結行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否則就會落入統治階級所編織的圈套。

中國：2015年年經濟硬著陸？

「在過去三十年和未來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數字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派斯頓宣佈。連串數據證實中國經濟明顯放緩，社會愈來愈擔憂，中國不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器，反而將會拖累其發展。過去十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增長的火車頭，但現在搖搖欲墜，商業投資和工廠產能也是如。中國政府不僅陷入25年來最緩慢的GDP增長，同時努力加快新自由主義重組，從而刺激私人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其戰略的一部分，以戒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許多評論家現在預計，今年GDP增長將低於政府7.5%的目標，這在16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即使7.5%也是中國24年來的最低增長數字。十二月中，中共領導人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宣稱「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現在普遍預計2015年GDP目標將下調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態」一詞，在官媒上也大肆宣傳，強調GDP增速降低。習近平聲稱已將「新常態」發展成一門理論，但事實上這一詞是從西方媒體抄襲過來的，本來用來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時期。《環球時報》大肆宣揚，習近平申述的「新常態」理論將會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標記。中共試圖蒙蔽群眾，讓人以為經濟放緩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預料之內的政策。的確，有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張較慢的「優質」增長（這意味著更少的國家控製，減少借貸投資）。但是，今天有無數的經濟因素是北京控製不了的，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引發對經濟動盪。

中國第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一份備受激烈爭論的報告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是正確的，這代表美國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當任總統的142年以來的第一地位結束了。通過衡量購買力平價（利用當地而非全球價格的方法），中國經濟體目前價值176,000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體還會比美國大20%。各界因不同的計算方法，對此是否已經實際發生未有定論。一些學者推測，這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比單單GDP增長率放緩深遠得多，因此愈來愈受到關註。

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生動盪，當中最觸目的是原油價格的暴跌，這是全球供大於求的結果。從世界第一市場 － 中國 － 也可明顯看到這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頁巖革命」大大增加了該國的燃油產量。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由鋼鐵至太陽能電板皆是如此，最觸目的就是房產市場。據房產專家艾經緯所言，2014年全國房屋銷售下降了10%，現在未售出的房地產大約有七年的庫存。一份北京商業報刊刊登了「鬼城指數」，說明至少在50個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國的建築業消耗了全世界約一半的鋼鐵和水泥，僱用3,700萬工人，這比英國整個的勞動人口多23%。因此，過去十年的建設熱潮中是全球能源價格的驅動力，中國建築業的活動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建築業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場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上海市場也經歷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場的低迷，令許多經濟評論員再次質疑，中國官方的GDP數字是否能反映實況。正如《彭博》專欄寫手William Pesek評論道：「對於任何人認為中國正處於近乎這數字（即7.5%增長），我有兩個字要說 － 『鐵礦』。關鍵的礦石價格下跌了一半，同時油價下跌44%，煤價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將會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場不景氣，令許多出口商陷於蕭條及收支平衡危機。依賴石油的委內瑞拉已經陷入衰退，其國際債務（主要來自是中國的國家銀行）更可能違約。有傳言講，委國的馬杜羅政府希望北京會延長信用額度，也就是說緊急財政援助。「中國人是精明的，他們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換取奧裡諾科地區的油田作為回報。」一名《中國日報》的評論員說。即使是俄羅斯，在貨幣危機（2014年盧布的價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潰以及西方製裁情況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國求援。

贊比亞政府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吸血鬼來「拯救」國家財政，意味著贊比亞人民將再面臨緊縮措施。它的銅礦大多是歸中國人所控製。「幸運國家」澳洲由於得益於蓬勃的中國貿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過了全球危機。但即使如此，據報道，澳洲的貿易遭遇自196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著中國的建築熱潮，採礦公司大大獲益，但代價是國內製造業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據嘉能可的報告，今天澳洲煤礦產業中，一年裡有一季是無利可圖的。中國經濟放緩令大宗商品市場急跌，意味著這些國家將面臨艱難時期。因此，中國將以更公開的帝國主義模式，對依賴其經濟力的市場和政府加強控製。

產能過剩

由於地產和基建的投機，中國鋼鐵產能瘋狂膨漲。即產能過剩已達到荒謬的高水平，還是持續膨脹。中國當局已承諾加以控製，但這絕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資本土義危機以來，信貸前所未有的膨漲19萬億美元。因此，同樣的過度投資也已經在水泥業、玻璃業、採礦業、鋁業和造船業等其他眾多行業發生。

兩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11月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過去五年的投資中多達一半（總值42萬億人民幣）是浪費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徐策，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王元）。他們指，過去兩年習近平上臺以來，問題持續惡化。

現時中國鋼鐵的產量大於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僅閒置的鋼鐵產能就已經超過美國鋼鐵業的兩倍。過度生產導致一些地區的鋼材價格跌至白菜價格。在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能達29億噸，但實際需求僅為21億噸。中國最大的200個機場有三季度都是虧損的，但還在計劃建造多100個。

類似現象在其他行業重複，各城市和地區之間彼此競爭，鮮少考慮國家整體的經濟情況。市場商品泛濫，利潤受到擠壓，信貸成本則會飆升，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會極為迅速的積累，有可能會爆發一波波的企業倒閉和銀行危機。

影子銀行業增長至世界第三大，這突顯了北京的困難，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銀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讓國有銀行規避政府監管，從而保持信貸流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借貸人手中。

過去一段時期，很多投資項目都規劃差劣，甚至純粹是投機炒炸，但工人階級不免此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指標是，建築業工人罷工上升，從7月至9月有55次。這行業有著多層的外判製度，依靠無保障、不受保、低工資的農民工，因而惡名昭著。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項目暫緩和變相違約，個案數字上升，「中國工人是最後拿到錢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罷工是由於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業方面情況更糟，中國煤礦業有70%處於虧損狀態，是由於全球煤炭的價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產能過剩，還有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席王顯正講，超過一半以上的煤礦企業難以支付員工工資。因此，山西省等一線產煤區的財政壓力最讓人擔憂，有報道指當地的影子銀行即將違約。

通貨緊縮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產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貨緊縮，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因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造成同一惡果。當通縮波及整個經濟體時，由於人人都期望市場價格繼續降低，消費者購買意欲減低，企業推遲投資，價格下跌會抑製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通縮會令債務實際成本上升，令企業和政府債務負擔惡化。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償債費已經達到了中國GDP的17%，而2011年時只有7.5%。央行的降息舉動，以及之後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資本金（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主要是因為違約將至，所以要舒緩解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償債成本。違約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透過將壞帳從銀行系統中的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掩飾了這一事實。由於通漲回落，借貸的實際成本已經從2011年的零飆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時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綜合指數在四星期內急升超過25%。大量資金透過「孖展」湧入（2012年才在中國合法化），這是高風險的手法，因為投機者用借貸而非自己的資本在作股票交易。過去幾星期，名副其實的淘金熱正在發生，有數千萬計的新交易戶口開設，銀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貸平臺去滿足「孖展熱」。北京面對嚴峻的兩難局面，其反通縮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輪的金融泡沫，惡化債務危機。

現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實行類似的政策，就是不擇手段來製造通漲。無論對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以至對全球資產階級，通縮危機的失控現象是最大的擔憂。

在下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是否硬著陸（被普遍定義為增長5%以下）是尚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長期著陸」是最有可能的情況。這與我們的預言相似，中國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貨緊宿、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階級鬥爭和政治不穩正在到來。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臺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盡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製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誌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製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昆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臺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紮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跡”在過去五年裏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跡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著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裏，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松”。歐洲中央銀行模仿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著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著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紮求存的企業放松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著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著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托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汙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製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跡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著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墻”，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製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製。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製。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蕩。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著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沖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沖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裏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發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沖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盡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製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跡”，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著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雇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製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註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系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製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反對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體控製，公布事實真相
工人有權組織獨立民主工會
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
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落實八小時工作製
國有化所有銀行及地產資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汙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製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叠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沖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雇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註。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著一道萬裏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著「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只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著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註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著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儘管與世界水平相比，中國女性就業率較高，但城市女性就業率已經從20年前的77%強下降到現在的61%。
農村土地使用證書主要在男性手裡，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寫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離婚的話，女性只能淨身出戶。
在中國每年有數百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現有5萬多家整容機構，另外每年還有一百萬人前往韓國接受整容手術。在北京，高中和大學女生佔全體整容者的80%多，這無疑與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有關，因為招聘廣告普遍對應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現在很普遍，並且十分公開，儘管這樣是違法的。僱主對發佈公然含有性別歧視信息的招聘廣告習以為常，因為社會已經接受了這種反動觀念。人民大學去年做了一個實驗式調查，向求職網站遞交兩份同樣的履歷，但一份性別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結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試機會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試的機會高 53% ，在每個社會中，這些「規則」都來自上層的統治階層，就像《中央電視臺》的春晚那樣。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汙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製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製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製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麼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製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盡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註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1.2萬億元。
“資本家和地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澤民領導下的90年代，企業家才被允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日本時報評論道。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蕩。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註。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臺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製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著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幹，下午給中石油幹，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幹「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幹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製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著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臺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臺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製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只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製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製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製之下，成為專製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征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製。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裏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註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汙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製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製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製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臺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系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汙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臺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盡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後，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借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註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製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麼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製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製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汙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汙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汙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著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麼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麼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麼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汙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汙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汙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製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墻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誌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贊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製，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裏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采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揚了希拉裏：「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幹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桿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註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製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製），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沖房地產泡沫爆包的沖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麼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桿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製。當然，這個控製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沖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誌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麼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汙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誇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桿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誌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製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桿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製。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僵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擡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擡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製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製，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製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幹預、貸款和合約去控製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製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裏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製，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黨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麼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沖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註。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製猖獗的貪汙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汙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汙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著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製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汙，但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仿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製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麼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裏，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汙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汙，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汙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汙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蔔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鬥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汙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誌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癥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著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沖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製。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製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臺，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製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製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沖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杠桿去作賭註，並將一切押註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杠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只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杠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蕩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沖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著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杠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杠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累累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杠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沈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裏，影子銀行提供的杠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杠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註，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托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系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註。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製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幹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松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沖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註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蕩。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幹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幹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杠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杠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製。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麽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著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蕩。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裏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幹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製。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盡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搖擺反復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麽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麽做出這麽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余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著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松”——沒什麽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製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著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著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僵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著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借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臺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製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製”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采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板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著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復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誌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誌」參加了臺灣同誌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借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誌」。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著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製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松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製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在2006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中國的排放量比歐盟和美國加起上更多。
但中國也是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在巴黎峰會開始前，官方專家發表了一份900頁的報告，突顯了這一點。報告指出環繞中國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對作為經濟重鎮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脅。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鐵等大型基建項目都因為降雨量增加凍土溶解而受到威脅。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幹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臺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汙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癥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汙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麽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沖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製衡機製。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製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系，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製，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製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著顯著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製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臺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後撤訴。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采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著當局將采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臺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表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雇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著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蕩。」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系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製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製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製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著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停止迫害中國勞動維權人士！停止鎮壓罷工工人！
支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以爭取就業丶工資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條件！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反對緊縮與鎮壓！

浦誌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著「浦誌強無罪」。公安戴著虛偽的笑臉，對著聚集在浦誌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誌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盡管浦誌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誌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渺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誌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誌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誌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采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誌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盡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誌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裏出庭辯護。2004年，浦誌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誌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誌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著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麼溫和。

浦誌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裏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誌強案標舉著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誌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誌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麼？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著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製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沖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製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沖。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製改為多部門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製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臺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著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製－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沖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沖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沖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沈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註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製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汙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盡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征著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盡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覆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製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製，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註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著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著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製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準對市場註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註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製。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臺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贊，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著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製。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仿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製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系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板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著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裏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凈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製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雇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蕩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臺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沈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覆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覆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著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卷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表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雇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臺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雇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臺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著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誌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誌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製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著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板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製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製度——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製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製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製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製地進行限製……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盡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系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借口，導致工人汙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裏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製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裏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簽。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製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余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贊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裏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著“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著“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盡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麽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蕩。”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著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僵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臺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製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僵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征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沖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镕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僵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镕基當時那麽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沖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系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著：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蘇，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麽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製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製，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沖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裏，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著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麽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製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裏，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裏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註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劃去抑製著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著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誌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貸和貨幣寬松措施──以避免硬著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僵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製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蕩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麽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蕩，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綷反對個別老板或地方官員，而是愈來愈傾向針對黨和中央政府。這批礦工來自該區最大的國有企業龍煤礦業有限公司。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減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著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蕩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並。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麽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蕩。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註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臺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著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著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僵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著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蕩，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麽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跡”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麽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製控製。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黨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製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麽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著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墻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訪問山東工人：經濟危機中的中國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中國亦不能幸免，各類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統集團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化解危機，但仍不能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階級鬥爭水平逐步提高。在這此背景下中國勞工論壇采訪了居住在山東省中部城市的一個工人P先生。

訪問員：余夏（中國勞工論壇）
受訪者：P先生（山東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統工作的工人，他用親身體驗講述了他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以及當地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覺到經濟強勁還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麽樣？

P先生：我們這裏是內陸，經濟整體水平比不上膠東沿海地區，而且早就開始衰敗。第一，給我感覺最明顯的是爛尾樓開始多了，很多住宅項目停工，形成爛尾；第二，失業率上升，下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資水平在不斷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於三千元；第四，通貨膨脹嚴重，價格飛漲。我們這裏芹菜，小油菜的價格大約八元每公斤，西紅柿的價格大約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豬肉價格超過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約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發布消息要削減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產能，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的工人失業，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擔心失業，或者未來工作不穩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業在裁員，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沒有著落。
余夏：年輕人就業情況怎麽樣？在傳統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服務業是否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P先生：沒有社會背景家庭的孩子就業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水平也很低。我有一個工友，他的兒子07年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化工廠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麽生活？住房、結婚都沒有著落，普通人孩子大學畢業大多這樣。

服務業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去一些飯店打工，月薪一兩千元，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僅如此，拖欠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

余夏：中國的整體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內增長很快，但通貨膨脹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對於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資是否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活嗎？

P先生：不能。剛才我講過工資是增長了，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於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資尚能維持溫飽。這不是因為我在經濟效益相對好的企業工作，而是我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這個原因，我才避免成為房奴，生活才相對好一些，其他買房還貸款的工友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余夏：中國工人不斷抗爭，2015年在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有很多罷工行動。你身邊的工友是否有人討論這些事件？你認為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更多的罷工嗎？

P先生：我去我們這邊的煤礦，也下過礦井。礦井裏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個人，就這樣井下作業工人月薪也僅僅四千元。如果煤礦被關閉，工人失去飯碗，罷工是肯定的。不僅如此，前些年我們這邊的牽引電機廠、水泵廠等企業裁員，下崗工人就上街抗議遊行，很多工友議論這些事情。我想隨著工業企業不斷倒閉，工人逐漸失去工作，罷工、抗議等抗爭會越來越多。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工人抗爭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通知其客戶自3月29日起該公司北生產區全面停產。與此同時，該公司單方面宣布解除與四千名工人的勞動合同，一年工齡補償一個月工資。

資方突然宣布解除勞動合同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自4月5日起數千工人聚集連續三天在該公司辦公樓前抗議裁員計劃，當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線禁止工人進入公司的辦公區域，工人數度堵塞交通表達對資方和警方的憤怒。至今為止工人們的訴求仍然沒有結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區開始實施一項消減1,500萬噸鋼鐵產能的計劃，這將導致數萬鋼鐵工人失業。隨著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原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欠交養老保險等矛盾隨之爆發，該地區的階級鬥爭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減薪裁員不會擴大需求，經濟陷於兩難

3月10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在人民網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這家成立於1958年的國有控股企業將裁員4-5萬人，相當於現有人數的一半。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武鋼集團已經辭退了大量勞務派遣工。武鋼工人的悲劇只是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的一個縮影。據路透社報道，中共政府準備在未來兩三年內裁減約600萬國企員工，這些人集中於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一向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維穩需要，說明中共官僚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遠不如他們公開表示的那麽樂觀。

經濟困局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府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2013年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在1981-1989年間，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作用為11.7%，而在接下來的10年裏，這個數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在GDP比重則從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許多國家都經歷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減少，但沒有那個地方像中國下降的幅度那麽大。”消費不足的問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更加嚴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經濟的立即崩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了GDP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這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因為世界經濟遲遲無法復蘇，由此產生的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沈重地壓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身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在去年虧損了645.35億元人民幣，虧損企業占總數的一半。而煤炭行業的虧損面則高達95%，9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利潤較2014年下降了91%。為了應付日漸臨界點的經濟緊張局勢，中共官僚試圖將危機轉嫁給基層工人。盡管他們宣布會撥款1000億用來安置煤炭和鋼鐵行業的下崗工人，但是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工人所能獲得的實際補償只會少之又少。

供給側改革

通過刺激傳統行業——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擴大總需求”——來挽救經濟已經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方案，意即將經濟增長動力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了給這個方案提供依據，他們甚至無視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事實，自欺欺人地聲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觀察者網，2016年3月）。與官方宣傳相反，凱度（Kantar）消費者指數表明，今年年初中國50大零售商的銷售額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則指出，“富裕的中產家庭從高檔產品轉向更平價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減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這些都說明問題不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而在於被持續惡化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削弱了的底層群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很明顯，疲軟的國內市場無法支撐起大到足夠挽救中國經濟和中共政府的新興產業，更何況樓繼偉在3月7日的講話表明工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受到限製——此前廣東省已經率先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凍結兩年。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會使新興產業淪為房地產和股票那樣的金融投機場所，加劇經濟泡沫化，而無助於解決工人群眾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金融資本

盡管受到壞賬的拖累，2015年中國金融業經濟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於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全球利潤最高的10家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同時工商銀行的利潤也是這500家企業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單中有12家來自中國，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業銀行。另外，入圍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名單的41家銀行的利潤占500家企業總利潤的67.62%——從中人們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真相。隨著負債率的飆升，全國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機構不斷從本就虛弱的實體經濟中抽取大量資金，並通過正規和非正規（例如影子銀行）渠道進行瘋狂投機。據估計，在2015年股災前，各銀行投入股市的資金總量高達4萬億；銀行將巨額超發貨幣通過貸款投入房地產市場，引發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在政府支持下興起的P2P金融工具淪為龐式騙局，僅e租寶非法集資案就涉及500億元人民幣。泛濫的金融投機在幫助中共政府營造了經濟依然繁榮的假象，但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大的經濟壓力下無法持續很久——無論從其自身來說，還是從對實體經濟利潤的榨取來說，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體經濟的崩潰時刻的到來。

什麽是“供給側經濟學”？

政府用「供給經濟學」的口號將經濟改革重新包裝。此一口號的靈感來自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在美國的識形態盟友裏根。

私有化、減少政府管製、增加失業、替大企業減稅，都是西方供給側經濟學的特色。中國的領導班子可能不會照抄所有政策細節。撒切爾與裏根打擊並箝製工會，但這項工作在中國早已完成了，獨立的民主工會在中國早已被禁止。

撒切爾與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視為不妥協、不退縮的「改革者」。財政部經濟學家賈康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觀點：「撒切爾和裏根獲得好很高的評價，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中共政權以「傳播西方價值」為由大量逮捕異議者，這在去年特別嚴重。然而，北京財政部那些撒切爾主義、裏根主義的經濟學家，才是「西方價值」的最大粉絲。在撒切爾與裏根的故鄉，他們反而因為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惡。

各地滿目瘡痍

在1980、90年代期間，西方國家諸多地區受到供給側經濟所摧殘，重工業大規模倒閉，至今仍深受其後續效應所影響。「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在20、30年前因礦業與製造業倒閉而大量失業的地方，增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倫敦國王學院的東亞經濟專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說道。

如同工國委（CWI）支持者與《社會主義者》雜誌所警告過，習近平與中共領導層的走資改革政策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如果完全實施這些政策，帶來的可能是一場經濟蕭條與硬著陸。

「毒學校」災難遍怖全國

據央視報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址後，該校大量學生出現不良反應。經過體檢，641名學生中有493人被發現患有皮炎丶濕疹丶支氣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檢驗發現該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嚴重超標，而且建設學校時也使用了受到嚴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廠工作的工人稱，這些有毒物質很可能是來自化工廠搬遷時掩埋的廢物。隨後不久江蘇海安也曝出類似的「毒學校」事件。家長的抗議和公眾的關註迫使中共政府展開新一輪全國土壤汙染調查，而上次的調查已是在5年前——調查報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調查報告永遠不會公布，因為它很可能引發大範圍恐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清理這樣的有毒土地要耗費7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危機以來，中共政府實施了規模數萬億的刺激方案，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向錢看」的官僚們並不願意將這些資金用來保護人民的健康。

由於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問題的加重，公眾日益關註環境問題。自2012年以來，環保抗議數量激增。政府一直聲稱環境治理已經取得進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要求改善環境的群眾抗議大多受到嚴厲鎮壓。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區數千名居民在區政府外抗議，反對在本區建設PX化工廠。有報道稱，當時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議者。社會主義者支持反汙染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也認為目前要求轉移汙染企業的鄰避運動不足以真正解決環境問題。這一點在常州「毒學校」事件中已經很明顯。《金融時報》亦指出，盡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轉移。社會主義者支持災區居民丶化工廠工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真相丶懲罰相關企業及地方政府，賠償予受災居民及其家屬。我們支持實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綠色生產，才能消滅為追逐利潤而帶來的瘋狂汙染。這必須以民主計劃經濟的製度來實現。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緊社會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禁止外國NGO在華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旨在打擊人權及宗教等組織——此前已有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因被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驅逐。根據該法，警察有權搜查外國NGO的住所和活動場所；詢問相關單位和個人；查閱和沒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場所丶設施及財物。根據以往經驗可知，中共政府一貫對包括勞工維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力量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因此該法聲稱是為了「保護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權益」，實則是為了更加便利地打擊反對力量，無異於中共政府試圖在香港通過的廿三條法案。有報道稱，該部法律將迫使大量境外NGO撤離中國。

目前已有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共政府撤銷該部法律，但顯然是徒勞。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統治基礎被削弱，習近平政府擔心活躍的民間力量將鼓勵群眾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動，因而竭力收緊社會控製。在效仿俄羅斯立法限製外國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鎮壓包括勞工維權組織在內的國內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飛洋丶朱小梅丶何曉波在內的多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捕，並遭到官方媒體的惡意誹謗。盡管NGO的鬥爭手法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改變，而僅僅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能夠使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我們支持一切的結社權，才能讓勞動者有更大的組織空間。我們主張群眾組織的活動資金應由工人會議民主分配。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依靠工人群眾的團結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資本主義製度。

一帶一路——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根據《環球時報》於5月12日的的消息，發改委可能將於本月13日後從《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中刪除「投資額20億美元以上敏感項目需國務院核準」這一條規定。根據同一篇報道，中國公司今年已經在全球達成了1108億美元的收購協議，超過去年全年的規模。在經濟危機中上臺習近平竭力推動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的外輸。盡管官方一直聲稱此舉將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從中得利的不過是中共政府以及順從它的各國資產階級。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企圖，全世界工人階級只有團結反抗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擺脫貧窮和戰爭的威脅。

從「韜光養晦」到「海外擴張」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市場被削弱，而被長久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無力滿足龐大資本的逐利需要。習近平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工人收入來擴大內需，但這已經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對。此時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因為投資不足，而是資產階級找不到可以獲利的投資領域——當然，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不會願意用這些資金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急於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場註入大量流動性，以避免經濟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政治動蕩。這無異於抱薪救火，令資本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並使之轉化為過剩產能丶巨額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宏觀調控神話」已經逐漸破滅。更重要的是，隨著政府應對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場小規模震蕩都可能引發經濟全面崩潰，進而威脅中共政府的統治。習近平接手中共政權後立即提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方案，其目的就是開拓海外市場以輸出過剩的產能和資本。正如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狂熱分子塞西爾·羅德斯所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這也是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從的歷史規律，無論它用怎樣巧妙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目的。

鐵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聞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資丶經營，就不可能避開中國修的公路丶電站和會展中心」。這番論述如實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海外基建規模及其影響，其中鐵路建設值得特別關註。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時表示，中國丶巴西和秘魯將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從而將「一帶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區。該鐵路總長約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屬於新建線路，項目預算高達600億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國公司修建的東非鐵路全長2700公裏，造價250億美元。建成後，該鐵路將連接沿海和內陸地區，成為非洲的「經濟大動脈」。這些項目大多從中國（政策銀行丶部分商業銀行和私募基金）獲取貸款，修建鐵路並出口相關的設備和技術也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大筆利潤，但中國政府努力推動鐵路外交的目的顯然不止於此。列寧在20世紀初時曾指出，資本主義將修建鐵路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聯系起來，並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雇傭工人進行壓迫的工具。盡管現代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使鐵路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不那麼重要，但在中亞丶東南亞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中國資本仍在沿著新建鐵路擴展自己的「新領土」。《亞洲財經》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在承建鐵路的同時，將獲取鐵路沿線周邊的土地開發丶資源勘探丶港口建設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重要的是，包括鐵路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便利中國資本家在這裏開辦工廠丶采掘礦石丶運送大宗貨物，而且他們將憑借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而獲得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同時建設本身也帶動了中國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進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全球金融網絡

據《財新網》報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發房地產貸款高達2200億元人民幣，推動房價飆升。大量資金短期內在房地產和股市之間遊走，一次次導致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說明受過剩產能拖累的中國已經缺乏現實的投資領域。標普分析師預計，隨著經濟增速放緩，2016年中國大型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下跌至0.6%-0.8%。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壞賬率已經上升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銀行的不良撥備覆蓋率（衡量銀行財務風險的指標）逼近警戒線——此前標普和穆迪已經下調了四家銀行的評級展望。隨著更多的不良貸款浮出水面，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對於重病纏身的中國經濟來說，債務違約很可能是引發全面崩潰的導火索。因此金融資本與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抵消不良貸款的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大規模海外投資計劃就是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凈利潤增長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僅增長了0.5%——但是它們的境外機構卻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銀行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設立了123個分支機構——此前它已經通過控股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滲透入20個非洲國家。憑借不斷增加的海外分支機構，工商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208億美元，超過了亞投行的初始資金。此外有報道稱，該行在拉美發放的貸款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工商銀行的擴張行動只是中國過剩資本湧向全球市場的一個縮影。金融資本積極向外發放貸款並涉足當地資本市場，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從海外攫取利潤和股權，而且利用湧向世界的資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幣網絡。相比於基礎建設，金融集團以及國際化的人民幣更能保證中共以隱蔽的方式對當地資產階級政府施加長期的影響和控製。

中國秩序

在危機中啟航的中華帝國主義正在向美日歐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索取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海外勢力範圍。盡管英國等歐洲國家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由於它們相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對美國的失望與敵意——但逐漸激化的南海問題說明中共政府的擴張計劃必然會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撓，中共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新領地」的社會局勢。2008年經濟危機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群眾鬥爭和政壇動蕩。這些都威脅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運作。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臺後，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曾一度被擱置;本月巴西親華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據估計中國的投資計劃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日益受到中國控製，群眾怒火不可避免地會直接指向與本國政府相勾結的中國資產階級——正如將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帶向世界，中共政府也會試圖在勢力範圍內削弱他所厭惡的福利製度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建立起本國那樣反工人的專製統治。201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向軍隊提出了「維護海外利益」的任務，表明習近平正在試圖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證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盡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軍隊，但是它會采取間接的方式壓製反資本主義群眾運動，例如操縱當地政府或者進行經濟威脅。中國的擴張並非如一些民族主義者所說，能夠使世界人民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掌控。相反，這只不過是一個偽善的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烏坎2.0：抗議再在農村爆發

廣東省烏坎又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將近五年前，這個村子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並似乎從中國當局那裏贏得了些許讓步。在本文撰稿之時，烏坎已經再次爆發抗議。雖然結局如何還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仍能從本次和上次的鬥爭中學到重要的經驗教訓——為了在中國組織成功的群眾鬥爭，我們需要加以討論和運用這些經驗。

6月17日當局展開鎮壓，烏坎村村民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陸豐市當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間逮捕了72歲的民選村委主任林祖戀。在逮捕過程中，他68歲的妻子楊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現在林祖戀面臨受賄罪指控，但當地村民斥之為謊言。一名微博用戶質疑，為什麽官方派出強大警力去逮捕一個“70多歲的老人”？

林祖戀被捕後，三千多名村民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局加緊鎮壓，在村內形成國家緊急狀態，使用無人機監視村內局勢，逮捕其他被懷疑為“團夥頭目”的人，林祖戀的孫子林立義亦被補，烏坎隨之而來爆發了更多的遊行。中共官員指責《蘋果日報》等境外媒體煽動抗議。國家宣傳機關一貫用“境外幹涉”的說辭來搪塞“群體性事件”，而不願承認抗議者有合理訴求——反對鎮壓構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之間的權錢交易。

據媒體揭露，有學生被迫簽字指證林祖戀貪汙受賄。學校甚至延長上課時間來阻止學生參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記者被命令離開烏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戀家人聘用的兩名律師則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與他聯絡。其中一名律師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嚇電話。

電視認罪

被捕兩天後，林祖戀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取賄賂。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換取釋放孫子。習近平當局強迫“電視認罪”的，誣陷批評政權的人，包括人權律師和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但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烏坎村民告訴《悉尼先驅晨報》：“我們一點也不相信，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視頻中，林祖戀語速緩慢，似乎是在背誦臺詞，而且他說的是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在林祖戀“認罪”後，又有一千多名村民舉著為他喊冤的橫額幅街頭。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莊數不勝數，烏坎只是其中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年新增失地農民多達400萬名。從1990年代以來被賣給開發商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英國大小，這讓大量官員暴發成百萬富翁。為了阻止不正當的土地交易，烏坎居民在2011年時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通過村理事會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直到當年12月，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雙方的對峙才宣告結束。當時中共省級領導越過當地官員，親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讓步。

這個協議被譽為突破，並作為“烏坎模式”廣為人知——它表明沖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時社會主義行動警告說，盡管烏坎運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應被過度解讀。《金融時報》就是後者的典型。作為一份全球資本主義的報紙，它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2011年協議達成後不久，我們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實上，官方的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烏坎抗爭及其教訓》，中國勞工論壇，2012年2月26日]

假讓步

作為2011年協議的一個註腳，我們應當註意到，當時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朱明國已經因為收取1.4億元賄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領導、廣東前省長汪洋——與烏坎事件的解決有著最密切關系的人——後來升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汪洋“溫和”的親改革路線沒有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前進方向，相反，它已經在中國的政壇中消失了。

2012年3月，烏坎獲準進行選舉，但是這些選舉並非像媒體報道的那樣“自由”。村民普遍抱怨，當局為了阻止更加“激進”的人競選職務，遂派出警察威脅恐嚇核心活動者。同時腐敗土地交易的實際問題未能解決，而且現在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示威。

在林祖戀和其他抗議領導人被選入村委會之後，上級政府更是雙管齊下，一邊迫害烏坎運動中最激進的鬥爭者，另一邊在財政和行政上封殺民選領導人，使他們沒有可能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隱藏從非法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好處），同時還要抹黑烏坎村的“民主”實驗。最終結果就是，在抗議結束將近五年後，烏坎鬥爭的訴求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為瓦解群眾抗議而作出的承諾時，一名村民說：“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林祖戀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員，卻因為支持抗議而正在遭受地方當局的嚴厲迫害，可謂相當諷刺。自2011年同當局達成協議以來，林祖戀一直是中共最忠實的辯護者。他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進行抗議。他也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仿的典範。烏坎運動中想要重啟群眾鬥爭的人對他做出批評，導致原來的抗議領導層發生數次分裂。這也被陸豐當局利用，迫使烏坎就範。

看來林祖戀的耐心最終還是耗盡了。就在被捕前幾天，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啟抗議的事情。這才是他被捕的真實原因。有傳聞說，在林祖戀和其他村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敗的土地交易發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戀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動。

“共產黨萬歲？”

烏坎和整個中國能從這段經驗中吸取很多教訓。很明顯，許多勇敢的抗議者，尤其是老一輩，希望中共國家領導人介入事件，調查並懲罰陸豐官員的強盜行為。有些人將此作為示威的訴求。不管是2011年還是現在，都有人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口號有很多含義，有些抗議者以為向黨表示忠心可以減少鎮壓的危險，但這沒能起作用。從一些報道中我們看到，即便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也不是所有參加鬥爭的烏坎村民都同意這種做法。一些村民的見解更有眼光，正如《經濟學人》引述一名居民：“我們有一個黑政府，全都是腐敗。他們不能再用‘烏坎模式’來欺騙我們。我們要拿回土地。”

沒有跡象表明國家領導人會出手解救烏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是利用民粹主義，用作黨內權鬥，而非真正根除貪腐，而且在這個官僚權力不受製約、資本投機猖獗的製度下，貪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習近平決不想讓人們覺得像烏坎那樣的有組織的群眾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根據美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披露，國家宣傳機關已經發動了全面封鎖，要求新聞媒體“刪除關於抗議的報道、照片和視頻”。與此同時在海外宣傳方面，狂熱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警告說：“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向著更具壓迫性的方向偏轉。習近平治下的一個特征就是，連體製內的“溫和”聲音——包括NGO活動者和律師——也在被逮捕並被迫承認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戀就是其中之一。在擔心嚴重危機和群眾騷亂將臨的情況下，加緊鎮壓是獨裁政權本能的防禦反應。

建立獨立基層組織

烏坎以及其他農村鬥爭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在各個鬥爭社區間建立聯系（有些只相隔幾公裏）並聯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運動。盡管在任何鬥爭中，談判乃至暫定的協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錯誤在於解散了獨立的村理事會，而沒有把它當作群眾的發聲平臺加以保持和壯大。

根據協議參加選舉沒有問題，只要村民明白這些選舉對於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只是爭取些許改革也必須依靠獨立的基層組織和持續的群眾動員。在官方村委會爭取議席，本可以作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鬥爭中發揮作用。

人們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動性，以及它同腐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也需要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烏坎所遭受的鎮壓和中共想要扼殺“民主實驗明”的企圖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現實。

烏坎抗爭與農民運動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墻”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占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裏，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體組織——盡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麽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占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征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征地從農村榨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系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製（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著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註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盡管許多毛派稱贊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麽關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占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製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占。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製資本主義的舊製度。在烏坎的經驗裏，再次證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製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中國經濟回光返照？

中國經濟已經轉危為安了嗎？總理李克強和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我們這麽想。但事實是，盡管北京當局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增長依然疲軟。此種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債務膨脹，增加金融崩潰的危險。即使不會全面崩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對此連中國的高官也做出了公開警告。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頭版社論（2016年5月9日），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層分裂跡象。在這篇社論中，一名匿名“權威人士”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政策。他說經濟並沒有復蘇，而是沿著L型軌跡運行。

他警告說：“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這位神秘人士明顯是政府要員，否則中共黨報不會如此突出的報道。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人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他說“樹不能長到天上”，通過增加債務來刺激經濟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試圖打消人們對危機的預期，但《人民日報》社論卻揭穿了它所營造的經濟增長的假象。

駐北京經濟學家楊思安認為中國經濟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評論道：“在看似復蘇的中國經濟背後，是新註入的巨額流動性，以及高層對經濟態勢的賣力宣傳。”

美聯儲大轉向

今年年初，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跳水，造成繼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盤之後的第二場金融震蕩。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國和全球市場又趨於平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變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準貸款利率被證明不合時宜之後，美聯儲擱置了再次加息的計劃。

美國九年來首次加息，表現出美聯儲結束了量化寬松政策，結果隨著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大量投機資本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所謂新興市場，導致房地產、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泡沫破裂。“新興市場危機”的爆發可能會扼殺了全球經濟僅余的疲軟復蘇。

通過推遲加息，美聯儲暫時穩定了局勢，並給四面楚歌的中國金融主管部門以喘息之機。美元對其他貨幣展現弱勢，緩解了中國央行的壓力。央行此前花費大筆資金支撐人民幣匯率，以遏製大規模資本外逃。據《彭博社》估計，中國去年凈流出資金多達1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10%。這意味著多年來資本凈輸入的時代歷史性地逆轉。不過，英國退歐之後，美元又驟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國央行施加壓力。

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外匯儲備從兩年前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今年五月的3.19萬億美元。為了遏製“資金外流”，北京當局開始收緊漏洞百出的資本管製。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嚴格的資本管製不利於中國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熱擴張。

走向債務危機

資本外逃可能會引爆銀行業危機或者——更即時的是——迫使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幾乎一定會導致競爭性貶值（所謂的“貨幣戰爭”），特別是在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評論人士將之比作1997年亞洲危機，因為後者的起因同樣是大規模資本外逃擊垮該地區貨幣，並造成從首爾到雅加達的經濟嚴重衰退。

國有銀行體系確實賦予中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國有部門實際上是一群在相互競爭、盤踞一方的經濟山頭，各自會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國當局的危機應對方案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味增加債務，妄圖借此蒙混過關。這種政策一方面逐漸失去效力（新增債務越來越多，但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為未來積累起更大的麻煩。`

北京當局在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了官方目標：從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長6.5%。“這可能要求到2021年時總債務增加到GDP的360%-540%，”駐北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道：“委婉地說，這是難以置信的。”[《金融時報》阿爾法城專欄，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說，中國對債務的依賴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特別是影子銀行的爆炸性增長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照定義，這一經濟領域根本不存在國家管控。

相關專家朱夏蓮（Charlene Chu）認為，中國銀行業很快就會需要“積極救助”。她估計，不良貸款實際約為銀行總資產的22%，遠高於官方估計的1.75%。這與香港經紀公司裏昂證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報告中所做的推測相差不遠。該報告認為中國不良貸款處於19%的“危機水平”。中國銀行業總資產（亦即貸款）為28萬億美元，意味著不良貸款多達5-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可能遠低於北京當局去年宣布的6.9%，債務大山也在繼續增長。高盛公司的一份報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國債務水平“擠身為世界現代史上最高的2%”。根據這份報告，只有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佩蒂斯說：“我個人認為，在兩到三年之後——最多四年，如果國際形勢十分有利的話——中國債務就會升高到足以使經濟停止增長的水平。”

影子銀行：價值8萬億美元的產業

糟糕的數字不止於此。在擔任總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強的政策似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影子銀行的增長。影子銀行涉及更加嚴重的金融風險，因為它不受政府監管，而且以連業內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觸手。

但是，影子銀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調利率的結果，也因為資金從不景氣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銀行業。影子金融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事實上，正是在國有銀行支配著影子銀行的增長。按朱夏蓮的話說，國有銀行把影子銀行當作“隱藏的第二張資產負債表”，隱瞞真實的資產和負債狀況。如果把中國現在不可持續的信貸增長比喻為一種金融“興奮劑”，那麽影子銀行和它們如龐式騙局一般的“投資產品”，就是能夠致死的危險“興奮劑”。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那就是在將來的危機中，影子銀行可能會成為資本外逃的通道。

據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增加了30%，達到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80%）。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理財產品。被作為“投資品”出售的理財產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債”，並許以高於平均水平的紅利。不可思議的是，匯豐銀行（2016年6月30日）報告稱，中國理財產品市場規模現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國股票市場還要大24%。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理財產品與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前泛濫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沒什麽區別。

中國版“擔保債務憑證”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銀行愈來愈是理財產品大買家，去年由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理財產品被其他理財產品收購，意味著同一標的“資產”被多次打包出售，與摧毀美國銀行業的做法如出一轍。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一名銀行家的話說，這不過是“包在貓屎裏的狗屎”。

朱夏蓮把理財產品叫做“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財產品規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會達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摧毀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投資工具（渠道）的兩倍規模。”[《巴倫周刊》，2016年4月15日]

與此同時，許多因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而積累起來的公司債務正在變成壞賬。我們已經看到，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關於不良貸款（亦即違約或近於違約的貸款）的官方數據。目前官方稱不良貸款僅占總貸款的1.75%，但最近的幾份報告認為實際水平比這高出10到20倍。

在習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的官方數字是2.39%，但《金融時報》（2016年5月30日）發現：“據當地銀行業人士估計，浙江省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間。”

第一季度的信貸膨脹

北京當局試圖去杠桿（降低債務水平），但是失敗了，或者說被銀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規避措施抵消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擔心經濟增速大幅下跌的話，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分別是銀行危機和群眾騷亂。

這解釋了為什麽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暴漲並刷新歷史記錄。社會融資總額（TSF）——廣義新增信貸——比去年同期增長41%，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1萬億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擴張規模甚至超過了2009年同期，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經濟急劇惡化而做出的恐慌反應。這也解釋了中共高層為什麽在經濟政策上出現尖銳且反常的公開分裂。

最近這場放貸熱潮吹脹了新的泡沫——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但局限於第一、二線城市）——以及商品市場虛幻的繁榮。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會像去年股市一樣破裂。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權力極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銀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北京當局的意願。這是債務膨脹、以及政府沒能有效去杠桿的重要原因。

銀行業的做法：展期和掩飾

國有銀行采取“展期和掩飾”的政策──一面掩蓋堆積如山的壞賬，另一面向大客戶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貸款，從而保證它們照常運轉。同時經濟增速仍在放緩。最新數據表明製造業仍在萎縮，其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作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的私有部門，投資增速銳減至3.9%，遠低於去年的10%。

“中國不可能已經見底。應該從中國的詞典裏刪掉見底這個詞，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長期放緩的過程。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還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於調查中國私有企業狀況的中國褐皮書國際（CBB international）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評論。

大多數國際銀行都下調今年中國GDP的增長預期至6.2%到6.6%之間。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數據如何，盡管政府在年初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下行壓力明顯仍然存在。當然，當局可以編造任何他們想要的數據，而且作為一個令人畏懼的獨裁政權，沒人敢於公開指責它造假。

暢銷書《紅色資本主義》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轉述了一位歐洲大型保險公司老板的見聞。這位老板說，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同他會談時，嘲笑了官方所報道的6%增長率。

這對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不幸的。他們不得不面臨大規模裁員、減薪和經濟不穩定。這可不是什麽好笑的事。

中國沃爾瑪員工示範抗爭

中國沃爾瑪超市員工在至少四個城市發起野貓式罷工。在中國警察國家裏，罷工往往局限於一個工作場所或一個城市，而今次罷工透過社交媒體跨省市串連組織，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先例。

由於沃爾瑪強製推行新的工時製度，類似在美國一些沒有工會的超市裏，以每小時計算工資的製度。新的工時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隨意更改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有些工人超時工作達到每月174小時也是如此。而沃爾瑪員工為通常要輪班連續工作11、12個小時，才能拿到生活工資。有工人抱怨道，他們從2009年開始工資從沒增長過。七月初，沃爾瑪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時製度，取代現時全日製員工的8小時工作天，並強迫工人重新簽訂合同。

沃爾瑪從1996年進入中國，如今全國擁有433間店鋪，相當於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該企業一直都欺壓並解雇工人，過往幾年有過百名受害者，而他們都有站出來發聲，力求組織起來對抗高壓政策。在今次鬥爭中，工人指控企業用違法和欺騙手段強迫他們簽署新合同。幾份報告表明，在與管理層的會面中，工人若果不簽署就不被允許離開。

沃爾瑪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為法定工會。由於是首個外資跨國企業的合法工會，因此備受矚目。但工人對全總工會的信任度幾乎是零，因為它與管理層的關系比員工更靠近。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不是一個真正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左膀右臂，其內部運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爾瑪地方工會代表都是由資方委派的，工人民選工會代表的合法權利被無視。

網路串連

沃爾瑪發起跨省串連罷工，其意義在於沃爾瑪的員工從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創建一個潛力強大的基層網絡“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作為官僚全總工會的替代。自5月份該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時製度以來，加入這一網絡的員工人數從去年的幾百人發展到超過2萬人，相當於全國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聯誼會采用微信建立了超過40個微信群，給工人們提供了一個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間沃爾瑪商店的員工舉行了罷工和遊行。據報道，南昌市至少超過半數的工人加入了這次罷工。緊跟著，成都市和哈爾濱市也分別在7月3日和4日舉行了罷工。其中，成都罷工的照片被社交媒體廣泛引用。聯誼會的發言人說，除非公司方放棄新的工時製度，否則將持續舉行更多的罷工。

中共政權的恐懼

沃爾瑪罷工令中共政府非常頭疼。楊緣在《金融時報》這樣寫道：“正當中國為應對工業增長放緩，而準備裁員數百萬人，中共政府恐懼工人跨省抗爭，而今次罷工實現了這點。 ”

經濟放緩令工資被削減、工廠被關閉，在此情況下罷工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不斷湧動。今年，在國有重工業強製去產能、並將裁減五至六百萬工人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尤其擔心工人動蕩事件會發生。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資，引發大型抗議活動，而領頭人物被大規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啟動了對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CWA）的調查，看他們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異見組織的一貫技倆。可見在中國當前體製下，沒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徑開展有組織的活動。

使用社交媒體聯絡和溝通的方式對中國的工人團體益處頗多，這裏有距離原因，還因為政府對工人獨立運動采取零容忍態度，開展組織活動非常危險等原因。但是，“虛擬”的組織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合法”使用的渠道與“非法”的真正組織結合起來。

由於中國地大，加上當局不會容許任何獨立運動，組織起來會極為危險，社交媒體令中國很多工人團體獲益。但是，虛擬雖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一定要將“合法”與“非法”的實地組織手段結合起來。

國際聲援

出於以上原因，現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展示對中國沃爾瑪工人的團結。國際壓力和曝光對美國總公司和中國政府會產生一定影響。

盡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製度而鬥爭）

聯誼會博客發布了一封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有理由相信，你們的今天將會是我們的明天。顯然，中國工人從美國員工學到了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鬥爭的範例，並為之受到鼓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其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國15元工資的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奪中華全國總工會 ？

面對全國各地工人抗爭的壓力，市級全總工會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聯誼會提出重選工會代表的訴求是正確的，但被沃爾瑪拒絕了。深圳的員工為了這項要求今年發起了一場重要的鬥爭，迫使市級工會不得不支持（這訴求實際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但幾從來未被實行）。

但是，這些事例並不意味著那些NGO人士所說，工人可以“重奪”官方工會機器。中華全國總工會（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當出現社會大動蕩時，有時會出面施壓資方，令其做出讓步以緩和局勢。幾個星期前，南昌沃爾瑪工人準備罷工時，市級官方工會正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市級工會出面幹預，且似乎與沃爾瑪達成了交易，以換取員工取消罷工。但罷工現在還是進行了，並且繞開了全總工會，因為這項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獨立於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組織，工人也要利用資方和政府（全總工會）之間出現的裂痕，以爭取機會推進他們的訴求，同時不要有一刻忘記這兩者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支持沃爾瑪中國工人的罷工，譴責沃爾瑪的強製手段！
廢除沃爾瑪的綜合工時製度，采用每周40小時工作製、大幅漲薪、落實工人集體談判權！
禁止對罷工工人和代表采取報復手段，維護工人建立網絡和獨立組織的權利。
建立獨立民主的工會

取消新聞封鎖 徹查洪災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襲擊了中國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蹤，受災人口多達904萬。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這場洪災還讓該省邢臺市一個名叫大賢的村子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7月20日下午，邢臺經濟開發區官員在大賢村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當地沒有人員傷亡。赤裸裸的謊言激怒了村民。在新聞和言論封鎖的情況下，村民被迫於7月22日圍堵107國道和326省道，引發全社會關註。政府不得不於當晚公布死亡和失蹤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大賢村在洪災中死亡8人，失蹤1人。盡管官方數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沒有大賢村民的抗爭，一定會有更多的真相被隱瞞。邢臺官員的謊言讓我們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省長謊稱龍煤集團沒有發生欠薪，導致上萬憤怒工人上街抗議。

加緊輿論箝製

嗅到危機氣息的習近平正在瘋狂地加緊社會控製，試圖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據《金融時報》7月25日的報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機構采編新聞為由關停了一些大型門戶網站的新聞欄目，只允許它們轉發官方媒體的報道。這場繼習近平視察黨媒後進一步限製新聞自由的舉措就發生在河北洪災之後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為了阻撓群眾了解洪災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輪的鎮壓行動。即便發生了重大災難，官方媒體也一向遮遮掩掩，只會為政府的救援行為歌功頌德，讓應當為災難負責的失職官員逍遙法外。在習近平加緊控製的局面，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意味著挑戰中共的統治。

占用河道的村幹部

根據媒體報道，七裏河大賢村段河道被違建建築占用，是流通不暢的河水在此處漫出並淹沒周圍村莊的重要原因。這些占用河道的工廠和房屋很少為底層村民所有，它們大多屬於村幹部或者和村幹部有關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稱，在洪災之後，大賢村村幹部帶人攔截丶私吞救援物資，導致其他村民陷於困境。

被忽視的農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賢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幹部一夥人為禍底層群眾，失職官員也難逃其咎！洪災後，邢臺市水務局官員表示事前知道大賢村河段存在隱患，但是沒錢治理。在過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區為整治河道投入幾十億資金，使市區河段能夠抵擋「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於新區邊緣之外的大賢村河段只能抵擋「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是因為按照政府規劃，市區河段將被改造成景觀河，成為官員的「生態建設」政績並帶動周圍地價上升；沿岸整理出來的土地將被用於商業經營，吸引地產商到此投資，增加政府收入（當然也會增加貪腐官員的個人財富）。大賢村無法為當地官員帶來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上級政府包庇與之勾結的村幹部或者至少不願和他們發生沖突，大賢村的防洪建設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視了。有官員說洪災前發布了群眾撤離通知，可是按照《財經網》7月24日的報道，這個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為了推卸責任而編造的另一個謊言！中共官僚只考慮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不顧群眾的生命安全，簡直是草菅人命！我們呼籲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檢查全國防洪設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眾傷亡的隱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設都要在群眾監督下進行。

社會主義者呼籲：

由災民丶底層農民及勞動者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所有責任人繩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徹查全國防洪狀況，消除隱患；
取消新聞封鎖和言論箝製，讓群眾得以了解真相，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謠言；
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按照自願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實行有計劃的農村建設和生產。

連雲港過萬人上街阻擋核廢料廠

江蘇省連雲港市爆發過萬人的抗議，反對政府興建核廢料處理廠。遊行隊伍高呼「反對核廢料」丶「為了下一代，拒絕核廢料廠建設」等口號。《金融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對這個項目進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聽說該項目。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感到擔心。」近年發生，福建的PX項目爆炸以及天津港倉庫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飾太平，導致人心徨徨。

連雲港群眾殊死鬥爭！

自8月6日民眾開始抗議。連雲港警方當日發出通告，要求民眾不要參與反核廢示威，當局也要求中共黨員與公職人員不可參與丶圍觀示威活動，甚至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否則將予以嚴懲。8月7日晚與10日晚，當局調動大批武警分別兩次進入城市暴力鎮壓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民眾，抓捕帶頭打橫幅丶喊口號的民眾，曾傳有一名民眾被警方打死。媒體也全面噤聲，網路上的討論也遭刪除與封鎖。連雲港民眾曾號召8月15日發動罷工罷市，據媒體報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但市政府通過警告和恐嚇手段將其壓了下來。連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暫停項目。然而，中共一向慣於向群眾開空頭支票，等待群眾運動消散後迅即打破承諾。

今次的項目是內地首座大型核循環工廠，由法國的核電集團阿海琺和中國大陸的核工業集團在去年達成協議，價值100至150億歐元。中共擴展能源帝國的計劃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西方政府在群眾壓力下暫緩核電廠計劃，但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卻成為了阿海琺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的重要市場。只要有機會牟利的話，他們是不會介意對人命造成的威脅的。

「核電大躍進」的危機

石化燃料發電行業連年虧損，核電被政府和資本家視為取代石化燃料業的「高增值行業」。中共為了開辟新的能源市場，在「經濟轉型」的名義下大力推動核電計劃，其瘋狂程度被謔稱為「核電大躍進」。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臺，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當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應堆都在中國，當中猶以廣東省最密集。據香港《明報》於三月的報道：「繼大亞灣核電廠，嶺澳一丶二期核電廠及陽江核電廠後，廣東省境內第4座核電廠，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陸豐核電廠，香港勢被5座核電廠包圍。」連中國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說道：「那個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規劃，更是太危險太瘋狂了，那是吃子孫飯啊！」

而且由於經濟進入衰退，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數字的增長，不惜一切爭奪基建工程落戶。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山東丶福建丶江蘇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對10多個站點進行選址。因為核廢料廠剩下的選址是廣東湛江，意味全國各地核電站乏燃料都要運往廣東，到2020年每年會產生1450噸。湛江群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發出反對聲音，即使湛江官方稱不會發展這個核項目，但由於中共過去經常背棄承諾，民眾對政府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核電大躍進」將會比5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規模及深遠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計劃經濟才能阻止這種瘋狂發展！

社會主義者主張：

立即停止所有核電計劃
反對鎮壓及逮捕示威者
向財團課，由國家投資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業全面民主公營，通過民主的經濟計劃創造就業

綠色中國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連續兩年下降。作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應減少。據報道，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在2015年有所增長，風能和太陽能分別上升34%和74%。

這些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掀起了中國走向綠化的輿論。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綠化，全球變暖問題理應得到了改善。但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中國表面已經走上了正軌，到203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來自風能，同時中國現在也成為了這個世界上風力發電的領導者，擁有供電量145GW的裝機，超過了歐洲和美國。

我們要審慎看待來國的統計數據，因為政府官僚們為了私利經常人為地操縱數據。然而，現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似乎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斷中國變成綠色能源國之前，這些數據要從長遠的時期去看待，並放在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證據公布不久後，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中國煤炭工業報告。這份報告稱，在2015年中國批出了210張煤炭發電電廠的許可證，平均每星期四張。單單這批電廠的裝機供電量就超過了現時全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

這210個新落成的煤炭發電設施，以其超過24年的預期壽命來計算，將會排放的溫室氣體將是現時中國總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將造成22萬人死亡。

綠色和平指出，煤電領域早就產能過剩，因此新煤電項目根本毫無必要。該報告預測，因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國際減排承諾，新的火力發電廠將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將會承擔更多電力需求。

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們把這些項目視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指令視而不見，特別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商業領域的家族，諸如與煤炭工業有關系的家族。

當經濟持續景氣時，中國政府由於面對能源緊缺，加上為了令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工業主導國際市場，奉行一個非常危險能源領域全面快速增長的政策。事實表明，中國迅速進入世界風能市場，在占據可再生能源領域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才是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增長的主因，關註環保只是次要。

國家未來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傾斜，而不是以解決全球變暖為優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由統治精英和資本家的所謂市場選擇，會在有利改善環境。

煤炭仍然占國家能源消耗量的75%，盡管在一個時期，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令煤炭發電量有所降低，但論其規模及速度，也不足夠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

過去三年全球統計數據表明，氣溫可能已經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於1°C加速了。北極冰川和永久凍土地帶融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氣候科學家的擔憂。我們可能正在目睹氣候升至預測的臨界點，永久性凍土地帶釋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效應和對環境的危害遠遠大於二氧化碳。

現在應該采取果斷行動應對這個緊急情況，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重要和緊急把資本主義世界從逐利的統治者之手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會主義體製取而代之。

中國當局把烏坎村推向「戰爭地帶」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闖入位於廣東省的烏坎村，在夜裏進入民宅搜捕了十幾個村民。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對付抗議者，中國所謂的「民主村」儼然成了一個「戰爭地帶」。

這次鎮壓的命令盡管來自較低級別的政府當局，但也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全面鎮壓「冰河時期」的最新信號。習近平在忙於高層政治鬥爭的同時，仍然指揮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和加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審查。

「大部分人都被嚇壞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記者James Pomfret表示，「這段時間發生了野蠻的鎮壓，他們追逐每一個人，追到家裏毆打村民」。

烏坎村在五年前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強製征用土地丶懲治腐敗的政府官員。此後烏坎村被世界稱作中國「民主村」。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廣東省地方當局在和烏坎村民對峙中作出了罕見的讓步，很多媒體評論員在此刻推斷烏坎將成為中國民主改革的一個模範。

面對一場堅定而良好組織的群眾運動，加上運動有跡象會蔓延至其他面對不公義的村莊，中共當局在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協，釋放了抗議群眾領袖，承諾讓本地村民舉行選舉。選舉在2011年3月進行了。林祖戀，一名中共資深的村委會官員，成為了首為民選村領導。烏坎前任村幹部被村民指責利用職權丶同開發商勾結出賣村民土地謀私，因此被撤職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標誌性的2011年協議達成後，土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村民的挫敗感增加起來。隨著兩名民選的村委會成員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鎮壓力度也加強。民選的村委會發現，他們在當局的資金封鎖和破壞面前無能為力，不能實現其對村民的承諾。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殘酷地幻滅了。七十二歲高齡的林祖戀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約八萬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賄賂，九月八日當局以貪腐為由判處他三年一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誣陷詭計，幾乎沒有烏坎村民相信。林祖戀在庭審之前的「電視認罪」是一個當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數，被人稱為「央視審判」。林祖戀實際做了什麼對抗中共高層？他愈來愈反映出烏坎村民的挫敗情緒，並有意圖重啟五年前的抗議運動。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來打算在當地村民組織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討論該問題。

在林受審之後，烏坎村民的抗議行動升級。上周漁民發動罷工，人民組織「總罷市」，商店全面關閉。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釋放林祖戀。

六四回聲

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野蠻的公安鎮壓，烏坎鎮壓是六四屠城的縮小版。從村民內部發出的報告說，受傷的村民害怕被當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療。現在有未經證實的村民死亡報告。多數媒體都被封鎖消息。當局威脅要對「散布虛假消息」的網民處以嚴厲處罰。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議領袖的照片，並且懸賞十萬元，呼籲村民舉報，其中一人是林祖戀妻子的侄兒楊紹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淩晨進入烏坎村阻止抗議，他們破門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議者。這激起了當地人民組織起來對抗警方。激戰在黎明後爆發，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當地村民報告說，警方占據了屋頂向人群投擲催淚瓦斯罐，驅散在街頭抗議的村民。

中國國外流傳的照片顯示，村民們看似被警方發射的橡膠子彈打傷。烏坎村的上級行政單位陸豐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社會動蕩的責任嫁禍給所謂的「不合法因素」。現在通往村莊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設置了路障，用水和電力供應已經被切斷，因此村內存在一種恐懼，就是烏坎會出現大規模全面鎮壓。

所有的見證者都描述這是他們見過最糟糕的情況－－比2011年那次失敗的鎮壓還要糟糕。有報道指警察毆打被捕人士，似乎已進入復仇狀態。當地村民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警方目前的行動像「收獲時間」。這種警察暴行類似廣東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蠻鎮壓。

「烏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經死亡」，《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南中國的記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進行抗議，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聲援烏坎鬥爭。我們要深刻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建立起遍布中國的運動，挑戰和打倒高壓的一黨專製政權。中國勞工論壇一直跟進烏坎事件，我們的文章為重建運動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聲援烏坎民主抗爭，立即釋放林祖戀！

九月九日，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社會民主連線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中聯辦抗議，聲援烏坎村村民。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前村委書記林祖戀，早前在電視上“被認罪”後，昨日在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被判入獄三年一個月。他被控受賄、串通投標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三項罪名。林祖戀被禁止聘用辯護律師，只準由當局委派律師。他在庭上認罪不上訴，明顯是被迫認罪。

五年前曾經轟動國際的烏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後來，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作出了表面的讓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選產生村委書記林祖戀。但五年後，至今年，腐敗土地交易問題未能解決，林祖戀在6月17日召開村民大會，討論上訪追討被盜賣土地。當局隨即展開鎮壓，在會議前逮捕了72歲的林祖戀，其後林在電視上認罪。自此，烏坎村村民再次上街聲援林祖戀。村民連日在村內遊行聲援林祖戀，公安警告會追究村民刑事責任，但村民堅持不會妥協，並將抗爭行動升級，自九月八日起連續四日罷工罷市。

對抗白色恐怖

烏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聲援林祖戀，但遭到當局大批軍警阻止而無法前往。中共最恐懼的就是抗爭將蔓延至其他地區，威脅其鐵腕管治。

習近平的統治下，鎮壓越趨嚴重，越來越多政治犯在電視上被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和林榮基便是一例。要結束這種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運動唯有透過中港兩地的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的一黨專政。

我們在此聲援烏坎村村民的民主抗爭，若果抗爭蔓延至更多地區，將更有力迫使當局妥協。

立即釋放林祖戀，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鎮壓烏坎村民
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對維權律師、工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假審訊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推翻中共一黨專政

中國經濟沒有讓工人看到一絲希望

八月底，中國甘肅省發生了一宗人間悲劇。一名年僅二十八歲的婦女在殺死她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一周後，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發現中毒身亡。這個家庭被當地政府取消困難補助，因為年收入為5,226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2,300元。

這事件令社會震撼，使人關註到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為5,226元，也就是每個月435元！世界銀行製訂的“絕對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據一名政府發展官鄭文凱的研究，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低於這個標準。

GDP數字背後

過去兩個季度中國官方公布經濟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長。官方數據廣受懷疑，且數字背後隱藏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遼寧省與重慶及貴州地區之間，前者是被經濟危機重創的重工業基地，上半年GDP縮減1%，後者尚處於“繁榮”階段。

在2014年高峰的時候，中國巨大的煤炭和鋼鐵部門分別占世界產能的40%和50%。無數工人失業，還被拖欠工資數個月，並且失去了社會保險。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萬名前鋼鐵和煤炭工人雇員的薪水。

這是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被稱頌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真實面。

但是，所謂的“服務業”隱藏了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一概而論，後者的工作職位是低工資、低技術，以及沒有保障。即使在服務業領域，工作崗位也被大幅削減。銀行業已經裁員超過3萬人。白領工作崗位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第一季度的數字是26人。（消息來源，招聘網）

與此同時，製造業部門繼續下挫。與很多報告相反，製造業仍然占有中國經濟中最大的份額。《財新》雜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務業被誤指取代製造業成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基於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世界銀行的數字表明，在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後，2015年中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是49.8%，高於服務業的43.4%。

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製造業經歷了兩年下滑後，在八月份情況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轉，但就業崗位仍減少了14,000個。這是持續34個月的工廠勞動人口萎縮。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衰退，來自東南亞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加劇，諸如在製鞋業、服裝業和電子產品業。中國的很多工廠已經遷移或關閉。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家開始迅速轉向自動化生產。從2013年起，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數目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2016年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家。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犧牲人類的發展，“機器人革命”標誌著工作崗位消失，藍領工人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用機器取代無產階級的話，長遠而言利潤不可避免地進入資產階級的口袋。當然機器人不會消費，不會實現政府“消費驅動型經濟”改革的夢想。

失業率上升

城市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數字的真確性值得懷疑）。倫敦發藤咨詢公司對此數字深表懷疑，並估計2016年中國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率將達到12.9%，達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的其他文章裏，我們已經指出了中國巨大面對巨大的債務問題、影子銀行的迅速膨脹的風險以及產能過剩的危機。在我們的網站中國勞工論壇（需要翻墻瀏覽），載有大量以左派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剖析經濟現象中的復雜趨勢，撥開官方數據的迷霧，揭穿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的面具，預先向工人打警號，為工人起來進行更有效地鬥爭作出準備，以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

十九大前習近平加緊集權

近幾個月，中共權鬥正在加劇。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為明年的十九大是習近平鞏固權鬥成果的關鍵時刻。經濟問題持續嚴重、僵屍企業負債累累、產能過剩未有解決，而政府又無能力有效處理這堆問題，這些因素都是習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別發動攻擊的因素。今年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和對共青團的打壓既是為此做準備，也說明習近平並未如他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已經取得對黨政軍的全面控製。中共黨爭或者以習近平順利集權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輕松地鎮壓群眾鬥爭；或者躍出黨的界線，引發社會和黨的危機。政權上層的震動是危機和社會動亂的先兆，而統治集團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人事大調整

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個省部級職位發生人事變動，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個省級主要黨政負責人被調整，比2013年全年僅少5個。在武裝力量方面，8月前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省級武警總隊主官被調整；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軍將領的職務發生變化。另外有消息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澤民的軍中代表賈廷安不久將被清理。這場將持續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堪比“反腐”高峰期。這是習近平為十九大——中共領導層的換屆會議——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屆政治局乃至常委會中有盡可能多的聽命於自己的官員。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很可能因為黨內關於領導人年齡的不成文規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慣例，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將成為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漸擴大自己的政治光環。因此，十九大的結果關乎習近平前五年的集權努力是再進一步，還是前功盡棄。有評論人士認為，他為達目的，可能會在事實上廢除鄧小平定下的“一任兩屆”和尋求連任。盡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幫”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極大減少了習近平的危險，但這遠不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全面控製權。不僅敵對派系仍在發出聲音，而且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共官僚“升官快車道”的共青團妨礙著習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壓團派

去年習近平已經表示出對共青團的不滿。南海仲裁案後，團派不顧習近平低調處理的想法，大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被視為黨團的公開對抗。不久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將作為一個派系的共青團逐出權力中心。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判無期徒刑的令計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相當多的高級官員均出身於團派。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使習近平與已被邊緣化的李克強發生公開分裂。而且，為自己樹立起“強人”形像的習近平當然不會願意接受前任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這不是因為所謂的“獨夫性格”，而是由於現實風險。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網發表了反習公開信。信中說：“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這是反對派對習近平的人身威脅。因此如果說上任之初的集權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方案，那下一個五年則直接關系到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如果卸任後失去了黨內主導權，他很可能遭到政敵的反撲。這意味著，即便不能打破黨內規則成功連任，他也至少會試圖安排一個傀儡接任自己的職位，就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曾經安排傀儡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同時把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難以掌控的下層官僚

另一方面，習近平身邊的高級官僚可能還不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如果回顧一下文革，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當時毛澤東在中央壓製了對手，但是下層反對派官僚卻始終（除了極短的時期）把控著基層社會，並在他死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執行者。在放權政策下，地方官僚們獲得了更大的實際權力。反腐運動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滿。這些人雖然不敢同黨中央發生正面沖突，但也一直在消極抵抗習近平的意誌，令習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議中央”和強化黨內紀律。可是，他又必須依靠這些真正的政策執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臨的問題。自2014年起，習李就放言要消滅官員對“改革”的消極怠工，並已開展三次“大督查”行動，但其效果尚不可見。實際上，只要專製製度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繼續存在——當然它們的毀滅也意味著習近平自己的垮臺——習近平就很難駕馭這些遠離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層官僚。經濟危機發展至一個階段，很可能會摧毀習近平的“威信”，此後這些人會給高層反對派以積極或消極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給習近平致命一擊。諷刺的是，經濟危機威脅著中共統治，但也促成了這場激烈黨爭和習近平的“權威”，同時它又將借上下反對派官僚的手再把“權威”奪走。

馬克思和列寧都解釋過，革命往往由上層的統治集團嚴重分裂開始。中國正走向此一關頭。但無論是“集體領導製”還是“個人獨裁製”都不能挽救這個腐敗病態的製度。唯有為真正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而鬥爭，才能為社會開拓前路。

退役軍人包圍軍委大樓 鼓舞勞動群眾發起抗爭

今年10月11日，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了中央軍委“八一大樓”，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來自九個省分的退役軍人舉行了大型而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中央政府面對北京街道示威者人頭湧湧的畫面，明顯受到動搖，於是派了各省領導訪京，裝作要處理示威者的憤怒情緒。

在和當局達成（不可靠的）協議之後，抗議者於第二日上午被帶離現場。根據媒體報道，類似的抗議事件從2014年以來愈演愈烈，僅今年就已經發生了超過50起。事實上，退役軍人因為“更愛鬧事”，而且“更愛串聯”，經常成為中共政府的重點維穩對象。這顯然和官方媒體為宣揚愛國主義而塑造的軍人形象——（等級製和嚴格控製下的）服從與“忠誠”——大相徑庭。

中國軍人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盡管曾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許多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或1989年北京屠殺——並帶有更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在離開軍隊之後仍難免被犧牲於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軍人遭遇了下崗潮，像當時的失業工人一樣陷於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規就業的退役軍人毫無社會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貧困而自殺。去年12月，江蘇省一名65歲的退役軍人因打死兩名闖入家中施暴的強拆人員而被捕（因為相當多的軍人來自農村，類似的強拆事件時有發生，亦有現役軍人家中被強拆的報道）。今年7月，就職於河南省聯通公司的大批轉業軍人發起抗議，譴責該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並將他們從“派遣工”轉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化的種種後果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退役軍人身上。令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中央撥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貪汙腐敗，政府承諾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沒有兌現。據估計，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軍人可能超過104萬。

為了避免引發現役部隊的不滿——當時在場維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員大多對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響未來一年的30萬人裁軍計劃，中共政府沒有對10月11日的抗議者進行公開鎮壓。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對事件的解決抱以樂觀態度。像之前歷次抗議一樣，所有抗議者都會被遣回原籍，交由當地政府處理，但也正是這些地方官員在過去幾年、乃至十幾年中一直對他們加以打壓和迫害。所以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又一張空頭支票，還有嚴厲的報復。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場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役軍人抗議行動都將鼓舞更多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去產能”計劃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起抗爭。只有和這些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退役軍人以及不滿於現狀的現役武裝力量才能實現他們的訴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廂情願

為了緩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提振消費，一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中共當局宣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沒有被取消，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仍將受到各種處罰。社會主義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資產階級承諾的其他自由一樣，生育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醫療資源不足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披露，中國孕婦死亡率在經過連續11年下降之後，於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無關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超過40%是二孩；超過60%的二孩產婦年齡在35歲以上，而且有著廣泛的剖宮產史（一孩時期，醫院為了提高收費，經常鼓動產婦進行不必要的剖宮產）。收入不足、工作時間過長和醫療資源短缺使這些“高危”產婦很難得到充分的醫療護理。

處在醫療困境中的不僅是孕婦。新華社旗下的《暸望》雜誌在一個多月前發表文章稱，中國每年約有10萬名5至14歲的兒童因為缺少適合他們的藥物而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另外，由於兒科利潤較低，兒科醫生盡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對更加緊張的醫患關系，但工資一般比其他醫生少30%，導致大量人員離職。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人。去年年底以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兒科診室因醫護人員不足而癱瘓。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的兒科診室甚至因為唯一一名醫生生病而停診數月。新生兒的增加勢必惡化醫療人員和患者的處境。中共官員貪腐成風，政府逐年增加軍費，資產階級一年之內新增80位億萬富豪，孕婦和兒童的醫療需要卻被忽視。

新三座大山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作中國的新三座大山，沈重地壓在勞動者的肩頭。即便中產家庭也已為撫養一個孩子傾盡全力，但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過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層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之外。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質量較差但十分廉價的私立幼兒園——如果他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話——，也正是這些幼兒園被接連曝出虐童事件。對於移民工來說，他們的孩子經常因為戶籍製度無法在工作地入學。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難以企及的。盡管房地產市場嚴重過剩，資本投機依然推動房價節節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為了消化庫存，甚至開始停建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時間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萬被稱作“製度性孤兒”的留守兒童，相當於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引發社會關註。2012年在同一地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時被悶死。實際上，為了不讓家庭的生存境況更加糟糕，大部分勞動者不願生育第二個孩子（即便如此，醫療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上層家庭才享有特權般的生育自由。

婦女權利

再次生育意味著女性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更長。在就業市場性別歧視和缺乏公共育兒服務的情況下，更多的女性會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主婦。《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說明，資本主義復辟令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則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更多女性不僅在丈夫和長輩的壓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後更加依賴等級製的男權家庭。同時，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她們不僅要照顧雙方長輩，而且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多數底層女性仍要工作，因為一個人的工資無法滿足日常開支。為了爭取生育自由、體面生活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婦女群眾需要團結起來，建立戰鬥性的組織，反擊性別歧視和要求政府建設充裕而免費的公立日托機構、免費公共醫療、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費教育、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可以創造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這在中共專製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必須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習近平成「習核心」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召開六中全會，並在會議中宣布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領導」，同時通過了兩份文件加強對黨內高層的限製。 「習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統治菁英權力鬥爭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來年領導層換屆的安排。

「核心領導」

「核心領導」的概念源自於鄧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這一詞匯來形容江澤民，來強化江的權威，當時正值1989天安門屠殺後政權極度不穩和前景不確定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有關習近平加冕的報導中宣布：「黨中央丶全黨必須要有個核心。」另一個中共喉舌，極度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在頭條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專家」，稱現在「非常需要強大的領導」。

自從於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已經對多名黨內高層進行清洗，並利用反貪運動來攻擊其他派別，以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內如此大規模的洗牌使得習近平成為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袖。

今天的中共專政與毛時代有著天壤之別，習近平領導的獨裁製度代替著中國富豪菁英們統治。近年來，這些富豪的財富暴增，而權力欲亦變得越來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國有594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美國的535人還要多。中國大多數的新生寡頭都是來自或依附著共產黨的。

習近平比起他的前任們集中了更多的權力於自己手中，並將過往的「集體領導」模式掃之一旁──中共及其媒體將訛稱為「民主集中製」。這個模式是為了在後毛時代的黨國專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機製來防止一人獨大。黨內高層，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為了各派別分享權力的地方，他們都代表著不同的經濟和地方「王國」。

政權自身深陷危機

習近平決定取消這個模式，反映了政權自身已經深陷危機，他認為必須要「大動手術」來解決政策決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即地方及下層政府無視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實不至那樣）。

「黨的很多政策貫徹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單位丶部門及地區搞『獨立王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巡視員鄧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個強支弱幹的問題纏繞著中國每一項的政策，從債務的迅速累積丶產能嚴重過剩到軍事政策。這亦解釋了習近平為什麼要如此嚴酷地鎮壓異見分子，無論是律師丶記者還是罷工工人。總部設於美國的NGO人權觀察指「這是自1989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人權打壓」。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過往解釋過那樣，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央集權和加大個人權力並不是首要基於他的個性（當然這可能是個額外因素），而是客觀的危機──如果不將權力集中，中共體製可能會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個部門

在六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已經滿身的官方職銜。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經濟丶軍事丶網絡安全和資訊科技等。那麼加冕「核心領導」又所為何事？

實際上，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後，習近平還沒有在這場自1989年最嚴重的黨內鬥爭中獲得關鍵勝利。親中的美國商人庫納（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稱：「習近平遇到了阻礙，否則的話就不會需要核心領導了。」

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表示：「顯然在黨中央試圖高呼團結的同時，內部的團結正是他們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習核心」的確立並不代表習近平的勝利，反而是揭示了習派正於明年中共黨大會之前，為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而做準備。

中共十九大將會在2017年末召開，現時25名政治局成員中的13人將會因年齡原因退下來，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據以往慣例，這就代表只有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會留任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現有傳習近平有意廢除「七上八下」（滿68歲的官員需要退下來，而67歲以下的則可以連任）的慣例。

有關「七上八下」的傳言主要是聯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習近平一樣是個太子黨，並且也是習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後主使了習的「反腐運動」，用來增加中央控製及打擊敵對派別，並在黨國機關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駕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在過去四年間不斷擴張，並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門來「執行」習近平的統治。最近，中紀委抨擊中宣部在媒體中執行領導者路線時不夠堅定。

看來習近平希望盡一切可能地讓王岐山留任，不過這會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王岐山將會於明年滿68歲）。鄧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間說法，黨內沒有嚴格規定。」這更讓人們猜疑改例已在進行中。

有傳言甚至認為王岐山將會在黨大會後取代李克強成為總理，並主導經濟政策。李克強基本上已經在領導層中失勢，之後可能會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職位，譬如是全國人大主席。

王岐山過去被外界視為經濟「改革派」，現在更成為了顯赫的「反腐沙皇」，假若當上總理後他將會更強硬地迫使別扭的地方政府就範。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後者於1990年代末出任總理時，曾大力改組中國的經濟，削減了4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及將房地產私有化，來讓中國加入世貿。

六中全會所製訂的措施，包括確立「習核心」，都是為了加強習近平挑選自己領導班底的籌碼，讓習派人馬有利，打擊敵對派系。習近平已經開始整頓省政府，並委任了數個跟習丶王關系密切的人物成為地方領導。

清洗江派「大老虎」

習近平掌權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後去年共青團派則成為了他權鬥的打擊目標。

共青團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義」，預算被削減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員。總理李克強是團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團派似乎是來年領導層換屆中最大的輸家。

另外，外界亦盛傳習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長自己的統治，打破只能連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規定。他可能會仿效其「榜樣」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後解除一些官方職銜，但繼續掌握實權在幕後垂簾聽政，就像普京於再度擔任總統之前曾欽點梅德韋傑夫作為「他的總統」那樣。

中國國家主席一職明文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但中共黨總書記的位置則沒有此限製，況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讓王岐山留任可以說是為打破舊規矩試試水溫，並為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鋪路。

分別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任人都是來自另一派別的。中共內部本來就有這種「監督製衡」的機製來避免個人權力獨大。習近平拆除這些保護機製，有可能將他所想挽救的體製引爆。

中國國家機器內部　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那樣，習近平時代標誌著中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習近平的手段緊迫而焦急，顯然是由於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資本主義喉舌《金融時報》的萊切曼（Gideon Rachman）指習「正帶領國家走向極端而高風險的新方向」。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他手上，並加強鎮壓機器來防止出現社會爆炸──群眾鬥爭或系統性經濟危機，但他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反而會成為觸發革命的因素。

中國毒氣籠罩的冬天

自從冬季開始以來，中國廣泛地區受到霧霾的強烈侵襲。隨著冬季煤用量急劇增加，對中國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北部地區。霧霾波及到超過60個城市，4.6億人受害，被西方媒體稱為“空氣末日”。

在過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個中國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是2014年首次出現的4級警報系統中的最高警戒狀態。在“紅色警報”下，市政當局關閉學校、交通和工廠，並命令公眾盡可能避免多的到戶外。這些地區的霧霾水平高達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指標的20倍。

在過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區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塵粒數值）超過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衛生組織說的公眾安全標準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極端的汙染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大量民眾因呼吸困難入院，高速公路已經關閉，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北京機場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據報道，大量人“空汙難民”逃離至一些空氣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雲南。口罩、空氣凈化過濾器和其他防煙霧小工具的銷售在過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嚴重霧霾與科學家所發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據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說，空氣汙染可能是中國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時代雜誌》（2016年12月23日）說：“在該國的一些地區，日常呼吸與抽煙一樣程度致命。在74個中國城市進行的研究發現，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與霧霾有關。”

“戰爭汙染”

對於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危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在這個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國家，當數千萬人（特別是兒童）受到相當於吸煙程度的毒氣汙染，當局解決問題的能力備受很大的懷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網上將霧霾問題歸類為“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當局另一個逃避災難責任的企圖令很多人感到憤怒。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向汙染宣戰”的方案，但幾乎沒有明顯的效果。從那時起，汙染紀錄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歷來最多的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政府最新的解決方案是在霧霾城市部署水霧炮，但效果非常有限。與此同時，媒體也控製和壓製對那些在線發表關於政府處理霧霾危機的批評或笑話。

2014年，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如果2017年空氣汙染危機沒有解決，他會“提頭來見領導”。無數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官方承諾，他們只想安撫公眾，但只會越來越糟糕。

自我失敗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計劃將耗資2.5萬億人民幣（3,600億美元），比2011-15年期間增長了39%。 目標是在2020年27%的發電來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對這些投資缺乏任何協調和民主監督──資源和投資決策被與官商勾結共同體所劫持──意味著中國的綠色投資往往是自我毀滅的。霧霾打擊了許多中國龐大的太陽能發電場的產能。科學家們警告說，在一些北部地區，巨大的風電場減少空氣流通，令霧霾問題更為嚴重。

最近的研究還表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今年的杭州G20峰會等活動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氣汙染的臨時措施，實際上對空氣造成了更大的長期破壞。這是由於幾個因素，包括製造汙染的工廠只是暫時關閉，但之後產量會急劇反彈。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政治藍天』很容易實現短期修復，但它帶來了嚴重的汙染代價，並不能真正解決霧霾問題。”該研究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郭鋒向《南華早報》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霧霾爆發背後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劇增加：在發電站、重工業工場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來源。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結果，大城市形成瘋狂的房地產泡沫而令市場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過去九個月中，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業部門，造成北京的嚴重汙染。”綠色和平的全球煤炭運營高級副總裁Lauri Myllyvirta說。

在高盛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今年前十個月，煤炭產量從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價格上漲了80%。煤價反彈促使政府取消生產限製，從而導致11月比10月煤炭產量增長9%。

與其關心對抗汙染問題，中共獨裁政府倒不如更關心打壓反汙染抗議。在成都整個城市被霧霾籠罩，12月8當局對青年人抗議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當地人將汙染惡化歸咎於彭州市的化工廠產生過量的二甲（PX）。2013年民眾就是針對PX而進行大規模抗議，但當時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廠發展。

有八名藝術家在成都被捕，他們在當地舉行了一場非常簡短的街頭表演，表達反對汙染。還有些活躍分子在市中心的雕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體上有人號召抗議，成都市的大廣場因此被警方封鎖了三天。“成都的空氣汙染真的很嚴重，我一直感覺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們想采取一些行動，我們應該站起來。”被捕的藝術家之一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類似的抗議活動也在西安市同時爆發。《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這標誌著一個“異常巧合的小規模抗議”。在中國各城市爆發過規模大得多的抗議活動，有些是數以萬計人參加，反對建設高汙染化工廠。在6月份，湖北省錢江市的一家俄羅斯農藥製造廠，就發生過萬人抗議。社交媒體上流傳當中的抗議照片，顯示大量人群舉起雨傘──香港民主鬥爭的象征。根據一些官方調查，高達三分之一的中國“群眾性事件”與汙染問題有關。

在最近幾個星期，一個網上貼圖將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改為“為人民服霧”，受到網民廣傳！愈來愈多人面對“呼吸權”受到侵犯，透過政治反諷和幽默對“呼吸權”表達不滿。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強調要將反汙染鬥爭與建立中國獨立工運聯合起來。這兩者都是對獨裁統治的挑戰，也挑戰到資本家追逐短利的經濟模式。汙染危機只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製度結束。這製度不是由企業支配的“民主體製”那樣。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只能通過全球團結和打倒資本主義的行動來解決。

中國勞工論壇爭取組織自由及全面民主權利，也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機構奮鬥，創建社會主義計劃體製來保護地球。

二零一七年

經濟危機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習近平就要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在這5年內經濟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陷入更危機，令中共當局如履薄冰。雖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鋼鐵價格迅速上漲，只是房產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沒有人認為這會對整體形勢造成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會繼續向勞動者發動攻擊。

降低社保繳費

今年4月，國務院決定為期兩年下調部分地區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繳費比例，以期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養老保險部分涉及20個省級行政區。10月末，國務院又宣布準備降低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基數。有學者估計社保繳費基數降幅約為10%。對於中國勞動者來說，社會保險是一個矛盾的話題。面對低工資和高生活成本，繳納社保無疑是另一筆支出，這就是為什麽青年工人較少參加追討社保的鬥爭。的確，少部分勞動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願”放棄社保；也有雇主威脅員工說，如果他們要求繳納社保，工資就會減少。但更普遍的是，與地方官員勾結的資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欠繳社保。《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3.3%的農民工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約2.3億人；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剛剛超過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區發生追討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廠萬人大罷工和被警察嚴酷打壓的慶盛服裝廠罷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雖然中共宣稱退休職工的待遇不會受到影響，但這個承諾很可能只對特權階層有效。根據財政部的決算報告，從2013年開始，在扣除財政補貼後，社保基金已經虧損。2015年虧損2913億，其中養老金虧損1731億。這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攫取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國家財富，造成前一代勞動者只能依靠後一代勞動者的社保費，也是因為享受較高退休待遇的公務員只是從2014年才開始繳納社保費。老齡化將加速社保基金的虧損，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諾會讓這個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很可能會像漸進延遲退休那樣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削減勞動者福利。社會主義者支持向所有勞動者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同時保證他們擁有體面的收入，但歐洲福利國家的崩潰證明這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和它的民族壁壘限製了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竊取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卻讓他們自己為社保系統的破產買單。

工資增速下降

相比於社會保險，工資問題對勞動者有更直接的影響。目前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0個地區全部降低了預期漲薪幅度，其他12個地區可能對此持悲觀態度，例如黑龍江、遼寧、廣東和江蘇。另外人社部決定放緩最低工資調整頻率。2015年全國有28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但2016年只有9個，平均漲幅從14%降到10.7%，只有習近平上臺時的一半。與此同時，勞動者工資增速也在逐漸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前三個季度的數據，人均工資同比只增長6%，而2013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是9.4%，采礦、製造、建築、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等底層工人集中的行業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計2017年中國實際工資增長率會降到4.7%。雖然這個數字仍然高於亞洲其他國家，但應當註意中國青年的負債率也是亞洲同齡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的債務（包括房貸）平均是他們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費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去年的4.6%上升到15%。資本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不斷抱怨勞動者工資增長太快，但馬薩諸塞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在2003-2008年間通過低工資、克扣工資和超時勞動少支付給勞動者4.6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從219.16萬人增加到277.47萬人，被拖欠工資總額增加到271.59億。換句話說，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資本家太貪婪！

“中國勞工通訊”統計的今年上半年全國罷工和抗議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內陸地區蔓延。同時政府的暴力打壓也變本加厲。工人群眾保衛自身利益的力量取決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組織起來，反抗統治階級轉嫁危機的企圖。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建設獨立民主工運，挑戰極權中共的資本剝削。

中國：烏坎抗議者遭嚴厲判決

九名抗議者被判，最高十年監禁

烏坎模式，曾經的集權主義國家地方民主燈塔已經被中共獨裁者謀殺。2016年12月26日，中國南方海豐法院對九名被告宣判，懲罰非常嚴厲。這無疑是向試圖挑戰中共統治發放政治訊號。相反，烏坎抗議者的命運將激起國內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議者自九月份發起抗爭就被當局逮捕，被判從兩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們是魏永漢丶洪永忠丶楊錦貞丶吳芳丶蔡加磷丶莊松坤丶李楚盧丶陳素轉和張炳釵。根據海豐法院網站的公布的消息，他們被指控舉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散布謠言的非法集會。但是判決的細節沒有公布。這個案例讓我們窺探到「習核心」對中國正進行廿五年來最悪劣的鎮壓。

2011年在烏坎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反對村委會的土地掠奪和腐敗，自此這條村被推到了全球媒體的頭條，被視為中國民主發展的試金石。2011年12月，在殘酷壓製了村民要求丶抗爭領袖在警方看守所內死亡之後，抗爭代表和廣東省當局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使村委會被允許選出七個席位。林祖戀，一個當時支持抗議的中共官員，是整個進程的關鍵人物。

鎮壓

此後，林祖戀被選為村委會領導超過五個年頭。實際上民選的烏坎村委會毫無權力，村委會試圖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決2011以來的問題，但被上級政府當局阻擾而失敗。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發抗議，隨後村民被逮，七十二歲的林組戀被法庭以「腐敗」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戀被判處入獄三十七個月，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當局實施更殘酷的鎮壓。林真正的所謂罪行在於支持再發起群眾示威。他提出了上訴，並收回他對「收取賄賂」的承認。但上訴法院不出所料維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數被政治犯一樣，林也做了一次「電視認罪」。這顯然是在脅迫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局脅持著他的孫子，並威脅要向他孫子提告。他的家屬指出，當局開了一個條件，如果林祖戀認罪他將換得緩刑。但這交易被揭發只是當局另一招伎倆而已。

當局為了打擊烏坎運動，以及消滅烏坎作為抗爭象徵，因而政治審判烏坎九名被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下命令殘酷鎮壓，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領導層改組時占據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條件與今天非常不同，當時胡的前任與村民達成協議，現時胡的強硬態度也與習近平對反對派「零容忍」的教條一脈相承。非政府組織丶人權律師和勞權人士被廣泛打壓，甚至中共當局派人越境綁架政治異議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範疇。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一直密切關註烏坎的鬥爭，因為當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訓：激動人心的基層組織和抵抗，但也要對任何與中共妥協的意圖作出警告。烏坎事例表明，林祖戀主張在中共體製內有限改革的實務派，也落得悲慘下場，證明獨裁政權不會「改良」到民主的體製，而必然會被工人階級領導的大規模群眾行動所推翻。

大慶市民舉行反汙染抗議

2月14日，約一千名大慶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對在上風口和居民區與水庫附近建設可能造成汙染的鋁工廠。第二天，市政府迫於壓力宣布暫停施工，但有媒體稱工程仍在繼續。根據官方審批通過的環境評價報告，該工廠預計每天將排放二氧化硫19-20噸丶氟化物0.65噸，這些都是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廠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由於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業，東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發地區。從去年年底，大慶市民就開始懷疑工廠選址是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和群眾健康。隨後市政府同市民三次會談，但不僅沒有解決市民的疑問，反而被發現環評報告的民意調查作假（大慶市環保局已經從網站上刪除了這份報告），同時市民代表和抗議活動也受到打壓，導致反對情緒激化，最終發生2月14日事件。

與此前各地的鄰避運動一樣，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者將大慶抗議者描繪成「無知愚民」。特別是對於大慶這樣正在衰落的重工業城市，「要麼毒死，要麼餓死」最清楚地說明了抗議者的兩難處境，但社會主義者支持通過群眾抗爭迫使企業增加環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資發展低汙染的工業技術，否則這些所謂經濟發展「成果」只會毒害工人。但問題在於，官商勾結作假成風丶汙染醜聞層出不窮丶群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大慶市民完全有理由懷疑環評結果是否真實丶「不會出問題」的保證是否可靠丶企業能否一直遵守環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員能否嚴格監管，其實大慶乃至全國都不乏「環評合格」的非法排汙企業。建設鋁工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官僚和資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環境危機，卻要普通群眾買單，而且往往投訴無門反遭打壓。所以我們支持大慶市民要求更改工廠選址或者完全取消項目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全國在反汙染運動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員會，審核丶監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業，沒收所有非法排汙企業，交由工人民主運營；通過抗議和罷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改善醫療服務丶發展綠色技術和設備，而不是把財政支出浪費在維穩和軍備競賽上。

中國婦女地位持續下降

性別差距仍在擴大

從2006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從經濟、教育、醫療和政治四個方面評估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狀況。根據《報告》提供的數據，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從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從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須說明的是，婦女參政度的上升緩沖了下降勢頭，但是很顯然，女性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的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別忘了在國際媒體面前為逮捕“女權五姐妹”辯護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讀生和專業技術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經反超男性。考慮到中國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萬，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別收入差距並未因此縮小，相反，在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女男平均工資比率從2009年的65%降到了現在的62%，盡管經濟危機前曾有所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專業技術領域的差距小於整體水平，但是女性晉升難度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在惡化，另一方面平均數會掩蓋底層勞動婦女更惡劣的處境。

《報告》也指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2.6倍（總勞動時間每周平均多5個小時），而家務勞動是不會被算在資本家的工資表裏的。推動婦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別比。中國目前的數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還要低2個百分點，而正常應該是0.93-0.97，所以中國在這一項上穩居榜末。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粗略地說也就是一年之內選擇性流產殺害了超過58萬名女嬰。

夫權與厭女潮

在當局打壓女權主義者時，中國也興起一股厭女癥熱潮。媒體和輿論愈發將女性描繪成追求物質享受的形象，性別主義者借此否定女權運動的合理性，但其實不過是從側面證明了男權製度對女性的可恥奴役。資本主義迫使絕大部分勞動群眾除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否則就無法生存，而受到經濟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賣身體（婚姻或是賣淫）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中共政府和資產階級或明或暗地宣傳說，女性的價值在於美貌、生育能力和“婦德”，她們的理想生活應該是及早委身於一個優秀的丈夫——這反過來又和性別壁壘一起削弱了她們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競爭的動力。去年的女大學生“裸貸”事件曾引發廣泛關註。性別主義者表面上指責當事學生“虛榮揮霍”，但其實無非是批評她們因為失去了“貞潔”而“貶值”，也就是對夫權的不忠。資本主義已經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須出售的商品，可又通過媒體和輿論譴責她們“過於功利或者過於自由地”出賣自己。這是何等的虛偽！性別主義者經常把女性貶低成依靠丈夫養活的寵物，但是大多數男性在擇偶時不希望未來妻子的收入超過自己，因為這會傷害他們“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強人”經常被解釋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諷刺說過於強勢會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別主義者的抹黑以及整個男權和夫權統治，婦女群眾必須奮起反抗。

勞動群眾團結抗爭

上個月底，“女權之聲”微博因為翻譯和發布了一篇號召三八婦女節全球婦女大罷工的文章而被禁言。這篇文章呼籲女權運動和勞工訴求相結合，因為後者是所有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社會主義者支持這種立場。指望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亞太地區消除兩性經濟差距還需要100年，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群眾團結抗爭，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鬥爭，通過實施男女同工同酬，廉價且優質的幼托、養老、餐廳和家政等公共服務投資幫助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戰資本主義對女權的壓迫，通過工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效實施上述政策，徹底消除性別經濟差距，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這不僅能夠解放女性，也能夠讓男性勞動者擺脫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

“靈活就業”與“慢就業”的虛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大陸的大學大規模擴招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步入社會。但是面對就業形式，他們恐怕不會再有在大學中的好心情。雖然根據共青團喉舌《中國青年報》所報道的就業率來看，目前大學生總體──90%以上的大學生在官方統計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數字可信嗎？

我們當然有理由對這個數字提出質疑，高校偽造就業率的新聞早已不止一次被媒體報道過。更何況，單單就業率也不能說明問題。而實際的就業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大學所發布的就業報告中一探究竟。

“靈活就業”就是沒有保障

天津師範大學所發布的2015年畢業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生的就業率高達88%以上。這算得上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然而看就業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本科生有半數選擇了所謂的“靈活就業”而非簽約就業亦或者升學。對應的，選擇“靈活就業”的專科生高達68%。而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根本就是兼職性質的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工作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保證，身為勞動者的權益更是極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穩定的就業，其工作性質也頗值得懷疑。在天津工業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中，僅有62%的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相關。而該校理學院的專業相關度居然僅29%——這也就是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該院學生從事著與他們大學四年中所學習的知識毫不相關的工作。經濟放緩令很多行業的就職機會大減，很多畢業生都不能選擇自己合適的工種。

而即使僥幸獲得了穩定且相關的工作，其薪資待遇又如何呢？根據天津城建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反映，其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僅3407元。雖然在未來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而根據媒體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約在兩千多元——請註意，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打算買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資如果不靠父母接濟，恐怕根本無法生活。

“慢就業”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處境只會更加艱難。根據河北工程大學的就業報告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薪資低於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畢業生的話，有十分之一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兩千元，這種薪資水平甚至低於工廠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資，他們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就業報告顯示，有接近80%的畢業生月薪低於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話，有超過16%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1500元。鑒於該校超過90%的學生都來自河南本省，絕大多數畢業生也應該是在河南就業。然而應該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資也達到了1600元每月，這些月收入低於1500元的畢業生，難道正常合理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局當然已經意識到了就業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嚴峻，中共機關報《光明日報》在2016年頭版刊文《“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隨後，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喉舌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慢就業”。然而一部分媒體與相當多的網友並不買賬，其中一部分更是揭開所謂“慢就業”的畫皮——這無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變種說法。

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十分嚴峻，然而當局不但不敢於直面並且加以解決，反而是開始鼓吹年輕人選擇所謂的“慢就業”。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廉價的勞動力。想要改變這一切，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

中國：騰訊對用戶 通訊進行審查

騰訊旗下的QQ和微信已經成為中國抗議者的重要組織工具。但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近日發布報告稱，不管是私人通訊、微信群還是朋友圈都會受到騰訊的審查。

今年兩會前後，至少有幾十個微信群、QQ群和上千個私人帳號被強行關閉。公民實驗室發現，微信不僅仍在屏蔽那些觸怒當局的敏感關鍵詞，例如“709鎮壓”，而且開始將包含敏感內容的圖片列為屏蔽對像——由於技術原因，圖片曾是躲避封鎖的一個途徑。

亦有證據證明騰訊會將敏感信息發布者的個人資料報告給政府。責任經常被歸咎於當局的高壓政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在滴滴（騰訊旗下的網約車公司）並購優步（中國）之前，優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鎖了他們的帳號和關於優步的正面新聞。

最近，騰訊以2781億美元的市值超過工商銀行成為中國第一，並進入全球前十。指望資本和市場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礎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群眾掌控媒體企業才能確保言論及新聞自由。

中國的黑心私營醫院

早前，中國醫療私有化問題因網絡上爆出“魏則西事件”而備受關註，隨後進一步的消息更揭發被稱為“莆田系”的全國性龐大私人醫療資本滲入公營醫療系統內以及其他種種惡行，一時間，“莆田系”在中國被視為黑心私人醫院的代名詞。

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放了私人資本滲入醫療領域。最初，這種所謂“承包責任製”是指將公立醫療部門中一些長期虧蝕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資本蠶蝕公立醫院

此後二十年間，私人資本逐步蠶蝕公立醫療領域，當中包括利用地方衛計委無權管理軍隊醫院的漏洞，在軍隊醫院體系內大肆擴張。軍隊醫院中對外承包所得的利潤又歸入軍隊自身，因此可謂完全放任，聽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國的私人醫療機構水準極其參差，當中有大量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和儉財手段，以致於一時間民眾對整個醫療系體信心盡失，人心惶惶，醫患對立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06-16年間，中國醫療糾紛發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 次。

魏則西本為一名西安的大學生，2014年被發現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種正規療法後，他們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版推薦到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其機構推銷所謂斯丹福大學研發的“腫瘤生物免疫療法”。魏則西及其家人考慮到這是由中國官方許可的國內最大網絡搜尋器所推薦，而且是一家軍隊的最高一級醫院，因而對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花費了二十多萬後，腫瘤不但沒有被治愈更轉移到肺部。

其後魏則西多番調查後得知“腫瘤生物免疫療法”，在臨床實驗階段已被淘汰，在國外根本就沒有醫院會采用這種技術，純粹是醫院用作招遙撞騙。他在2016年2月於網上發表了自身遭遇後立即引起廣泛關註，可惜由於延誤了治療時機，魏則西於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驚訝的是，這家打著“武警總隊醫院”招牌的背後，竟是一家由私人資本所承包的“醫院”。而該資本就是掌握中國80%私人醫療份額，被人稱為“莆田系”的私人醫療體系。

“莆田系”自80年代開始以福建莆田縣市為起點，最初以遊醫的形式，到處張貼街頭廣告宣傳，後來乘“改開”之潮承包醫院科室，從不合法的灰色地帶走向合法，之後大舉擴張，包括行賄公營醫院領導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並虧損的公營醫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醫療資源。

其“行醫”的方式卻與街頭騙局一脈相承，包括誇大求診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據調查所指，相當一部份的“莆田系醫生”根本未受過任何正式的醫學教育！

此外莆田系還會生產劣質的藥品和醫療儀器等，在其醫院內以遠高於平均水準的價格售予病患以儉財。在魏則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因上當被騙延誤治療而死。

公院病人數是私院的七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接近2千間新私營醫院落成。公私營總數字達29,000間，其中16,000間為私營醫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營醫院數目減少一千間，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營醫院負擔的病人人數去年是私營醫院的七倍，多達25億人次。

從2012年開始，一級醫院中的私立機構占比首次超過了公立機構。同時由於公立醫療資源投放嚴重不足，中國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比例只有1:0.8，遠低於國際上1:4的平均水準。

在行業與中共政府的腐敗及其無所作為官僚作風下，醫療與教育及房屋稱為現時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社會主義者反對醫療私有化，主張在民主監督之下全體公營化醫院及藥劑企業，從而在民主計劃底下推行人人免費享用的優質醫療。

中國：消費金融突顯壞賬風險

4月5日上海陸家嘴的一份報告顯示，中銀消費金融公司2016年凈利潤同比增長了168.5%，為該行業第一。中銀消費金融是中國第一批消費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國還有上千家機構正在從事消費貸款或分期業務，例如涉入校園貸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不包括住房貸款）約有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同年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費金融不僅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重要盈利點，也支撐著習近平的“消費救國”計劃。不過群眾收入增速（6.3%）不及消費（6.8%）給尚未解決的債務問題增加了新風險。

根據《財新網》近日發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費金融公司平均壞賬率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時廣發證券告訴財新，小額貸款公司和網絡貸款平臺的壞賬率可能分別達到5%和10%。中共當局鼓勵經濟和金融泡沫化以掩蓋真實的經濟狀況，最後只會帶來更嚴重的爆炸。所有銀行需要立即被國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

中國：山東辱母殺人案

3月底，中國《南方周末》一則被稱為“辱母殺人案”的報導在內地網絡成為輿論關註熱點。案件發生於去年四月中，山東聊城蘇銀霞與於歡母子於其經營的公司內被高利貸上門追債，其間被追債者羞辱及禁錮。警方到場後只扔下一句“討債可以，但別動手”就離開案發地點，最後雙方沖突，於歡護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傷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審判於歡故意傷害罪名成立、處以無期徒刑。判決引發輿論嘩然與強烈不滿，而貌似並不復雜的案情背後卻折射出眾多內地的社會問題，有內地網民指：

“山東辱母殺人案，難得有這樣一個案子，囊括了當下中國幾乎全部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縣市非法集資多，高利貸猖獗，土生土長的房產商多涉黑，基層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情景，不獨存在於山東冠縣，而是很多地方的縣鄉皆如此。”

這一評論直擊了問題的本質與核心所在：撥開表層的法律技術迷霧，案件要深究的並非“於歡是否構成故意殺人／傷害／防衛過當”，而是背後深層的社會現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關註的，除了當地警察到場後不予控製場面，反而聽之任之，最後釀成命案。進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債者為當地土皇帝吳學占黑社會成員，於2015年駕車撞死一名14歲少女後不顧而去，事後當地警方只說無法抓獲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殺人案”案發時這一通緝犯就大搖大擺的在警察面前上竄下跳，於歡母子請求警察帶她們出去也竟不得要領。

這次“辱母殺人案”則坐實了當地“官黑勾結”的事實，在過去出了事，往往是當地黑幫頭目交錢行賄，政府官僚則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維穩。最後法院更是直接對於歡處以無期徒刑，絲毫不去考慮背後的案情，更似與黑幫有所默契。基層民眾沒有任何監督製約的權力和渠道，多年來地方政治腐敗不堪。

民眾都相信，於歡並非是身陷此種困境的第一人，只不過是次正好被全國性媒體曝光而受到關註，而過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獄之災的更不知凡幾。

同時正如民眾所擔心的那樣，“官黑勾結”這種情況並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幾乎是全國性的現象！無論是征地、拆遷這些涉及巨大潛在利益的範疇，還是那怕僅僅住宅物業的車位管理，全國上下的基層吏治的腐敗無能，乃至有意放縱黑勢力坐大從中分一杯羹，都是這次事件激起全國民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權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縱容資本與黑幫魚肉民眾、公檢法包庇侵害者逍遙法外、民眾走投無路奮起反抗卻被政權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見，習近平所謂的“反腐運動”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貽笑大方。

民眾現在除了表達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點，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要求還於歡一個公正的判決，而且認識到案件發生背後的社會土壤，並在政治上奪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嚴懲涉事黑幫及警員。警隊必須受到民選的群眾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隊腐敗，打破財團與黑道的勾結。

中國：河南濮陽一小學發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就曾報道過，河北順平縣的一所小學由於人數過多，課間禁止學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發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說明連如此嚴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夠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生在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傷，其中有5人重傷。這些學生一般不超過12歲，死者只有7歲。

該校有1704名學生和67名教職工，但只有男廁兩間、女廁三間總共39個蹲位；通向二樓廁所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樓梯，慘劇就發生在這裏。在當天考試前，學校只留下10分鐘活動時間，大量學生急忙上廁所，不發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學平均每個班級不超過45人，一所學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學生，事發學校遠遠超過了標準，蹲位數量更是不到標準的一半。

學校超負苛

當地官員告訴媒體，城區學校像這樣超負荷運行是普遍現象。另外也有媒體指出，該小學連操場都沒有，只有教學樓前一片狹小空地供學生課間活動。可以想見，這次事件之後，該校學生可能也要面臨課間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據目前的數據，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但小學教育城鎮化率達到了69.4%，初中則高達83.71%。學生向中小城市、縣城和鄉鎮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資源捉襟見肘，在中西部尤為嚴重。

在去年7月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說，全國超過56人的中小學班級有四分之三位於中西部城鎮。根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去年夏天開學時，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學因新生過多，不得不臨時修建簡易教室。

城鄉教育差距是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村小學教師要教授兩門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農村小學能夠開設英語、科學和體育等科目。農村學校的低收入導致優秀教師流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曾抱怨說：“農村沒有好教師，好教師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長為了讓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們送出農村。同時，地方政府盲目關停、合並農村學校的政策正在加劇這一過程。2013-2015年間，雖然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200萬，但學校卻減少了2.3萬所。被關閉的大多是鄉村學校，學生如果不轉到城區或者較為發達的鄉鎮讀書就只能輟學。另一方面，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將許多學生帶入城市。

擁擠的校園潛伏著隱患，同時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發生踩踏事件的小學師生比為1：26，而上海的平均數字是1：12。學生過多、教師不足勢必影響教育質量。有些學校應顧不暇，只能求助於家長，例如讓他們在孩子的每份作業上簽字以達到監督的目的。對於占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村寄宿生來說，生活指導的缺失更加嚴重，或者說根本沒有。不管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規訓體製只會導致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與不當行為。

如何避免悲劇再生？

社會主義者支持家長和教師以抗議和罷課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教育投資，而不是把資金和土地投入只會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設、普通勞動者買不起的昂貴商品房以及軍備競賽和維穩。學校應通過獨立、民主的教師和家長民主機製下決策與監督下，根據需要增加教職工和教室、宿舍、操場、圖書館等設施，為教師提供定期培訓，讓學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優質、全面的學業教育和生活指導。為了向擴充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我們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稅，乃至將銀行和大企業收歸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輝山乳業崩盤 債務恐慌加劇

中國的公司債務目前是GDP的165%。遼寧輝山乳業股價的暴跌震撼了中國金融業。

3月24日，輝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鐘內驟降85%——蒸發了約280億元人民幣。這家過去的國有公司——中國最大的奶牛牧場經營者——已經被曝出是一個靠巨額債務撐起來的空殼。輝山還成了不斷借債的中國企業的代名詞。

輝山董事長楊凱在201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國有銀行的寬松信貸條件，借取了數十億元貸款。

至少有23家銀行借款給輝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銀行。據報道，該公司對匯豐銀行違約了一筆100億元的貸款。

在楊凱的控製下，輝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據《南華早報》所指，花費了30億港幣）來推升股價。這筆資金來自金額更大的貸款，而股票則被用作擔保。

該公司也涉入影子銀行式的活動，把自己的債務當作“投資產品”出售給散戶。為了籌措資金，它想出了一個點子，把5萬頭奶牛出售給廣東的一家租賃公司，然後再把它們租回來。

在中國的泡沫經濟裏，輝山這樣的公司變得“大而不倒”，因為它破產的話，可能會通過那些借錢給輝山的銀行和公司造成連鎖反應。省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實施救助，該公司總部已經被警方封鎖。

習近平空前的網路控製

習近平執政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網絡的控製在這幾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級。無論是控製還是控製範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體現在近兩年。

中國經濟近年急速下滑，產生極多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網路除了是平民諷刺時弊、渲泄不滿的平臺，也愈來愈成為群眾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組織工具。中共必須嚴加操控每一吋的新聞自由。中共連一些與體製和政府無關的暗諷和嘲笑也不容許，這明顯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可見政權的。習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中正式升級為所謂的“習核心”，而在這前後，圍繞他本人的網絡控製已經明顯出現。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會議上公然將“通商寬農”念為“通商寬衣”。在其犯下如此錯誤之後展開了大規模的網絡管控。任何出言質疑此事的人都會招來封禁帳號的懲罰。而更為可笑的是，封禁帳戶的理由多半是所謂的“政治敏感”。在新華網所放送的習近平演講全文中，含有該詞的整句話都被刪去。

網絡控製開始進一步收緊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開始封鎖通過網絡獲得實體出版物的途徑。2017年3月，大陸最大的購物網站淘寶網推出一項規定，規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購海外出版物的服務。這個出版物並不僅局限於書籍，也包括了光盤等介質。通過網絡獲取外部信息，已經愈發艱難。

在這二十年來當局始終在堅持對網絡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進行刪除，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網民通過各種手段了解並且擴散關於六四事件的消息。因為這種徹底封鎖的效果並不好，在如今，當局的舉措已經不限於此。以雙鴨山事件為例，大陸並沒有徹底封鎖該事件，而是承認了礦工抗爭的事實。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稱該起事件中“沒有發生過激行為”，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歷史的做法。

廢除國安監控

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國營媒體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習近平將利潤淩駕於環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環保部的大氣汙染督查組檢查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一萬多家企業，發現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問題。在接受檢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標準，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也不到60%。此次行動的起因是當局擔心因為無法實現三年前做出的一個承諾而成為笑柄。環境汙染的問題已令人民對當局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人反思到這是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問題，中共的統治權威因而受到破壞。

根據2013年國務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應該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遠高於世衛組織的最低標準。當時的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過後只減少了一半。上月底環保部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生態環境優良的地區只占44.9%。在重點監督的地區之外，空氣與水質的改善乏善可陳，甚至有所惡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劇。

無視環境的新區

下面的事實最清楚地說明了當局對於環境問題的真實態度：據《南華早報》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區事先沒有經過環境評估，而且環保部門幾乎是最後一個得知新區即將成立的。雄安新區境內有著被稱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澱，面積超過新區的十分之一。白洋澱附近有上百座汙水處理廠，但絕大多數早已停止運轉。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條流入白洋澱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澱的水質屬於劣V類，亦即毫無用處的臟水。中科院的一位學者告訴媒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會令水質進一步惡化，可這並未阻止習近平的決定。對於這位政治強人來說，保持經濟增長是他繼續掌控權力的首要條件，而群眾對汙染的不滿尚可通過鎮壓來解決。

抗議與鎮壓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東汪鎮——正是在環保部的督查範圍之內——一家化工廠因火災泄漏了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附近村民出現咳嗽、嘔吐和昏迷等癥狀，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幾天之後，化工廠附近仍彌漫著刺激性氣味。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擔憂。十年來當地化工園區一直在違法排放廢水和廢氣，5公裏內的居民均受其害。不僅農作物中毒死亡，癌癥患者也日漸增多。更加驚人的是，《財新網》報道稱接觸廢水足以讓皮膚在幾分鐘內開始潰爛。村民投訴多年毫無結果。他們向記者抱怨說，相比於群眾的健康，政府更關心經濟利益。泄漏當天，幾百名村民走上街頭，要求遷走所有化工廠。隨後通向化工園區的道路被占領，車輛無法出入，迫使園內的10多家工廠停工。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憤怒的抗議者增加到數千人。經過多日對峙，當局於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和盾牌驅逐、毆打和逮捕占領者和抗議者。諷刺的是，三天後滄州市再次發生毒氣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療。

就在東汪鎮抗議者被鎮壓的當天，廣東飛來峽鎮的反汙染抗議——經過與警察的多次沖突——終於取得勝利。當地居民得知政府準備修建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該項目既未征求公眾意見，也沒有通過環保評估。此前該項目已因群眾反對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聲稱反對者是在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結果激起5月7日數千人抗議遊行。警察封鎖了市政府外的道路，並切斷互聯網以防消息擴散。由於政府始終不願出面對話而且暴力打壓，5月9日全鎮商店和出租車幾乎全部停業，約2萬人聚集在街頭和政府門前示威，當局也從廣州、深圳等地調來警力支援。當晚再次有上萬抗議者遊行，與警察的沖突持續到深夜。由於擔心局勢進一步升級，市政府於次日宣布取消項目，但抗議者懷疑政府不會徹底放棄。因為中國民眾已經見慣政府軟硬兼施，結合鎮壓與欺騙的手段平息運動。長久下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不斷減低。

社會主義綠色經濟

由於在獨裁體製底下群眾極難組織，加上消息被封鎖，目前中國各地的環保抗議都未能跨區連結起來，很多時抗議很快結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絕對知道這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群眾不會害怕鎮壓，若果蔓延為多區運動將會威脅中共統治。

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貧窮地區，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這也被當作反對和鎮壓反汙染運動的借口。這種困境是因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一切的環保規範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鬥爭需要全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終結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將所有企業和銀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並由公帑提供資金擴大綠色經濟的投資，讓勞動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而損失健康和生命。

中國：一汽大眾車廠工人鬥爭持續

吉林長春的一汽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發生工人抗爭。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這是中國當局再一次在全國加強打壓工人的集體抗爭。

在3,000名外判工的鬥爭中，被捕三人過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線。該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資只是正式員工的一半。中國現時有6,000萬名外判工人面對類似的待遇。很多時候這些企業都違反中國的勞動法，似乎大眾汽車也不例外。中國近來這類的抗爭很類似於南韓等亞洲國家的鬥爭浪潮，都是反對資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來壓低工資和削減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為符天博、王帥及艾振宇，皆於5月26日被捕。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消息，王帥及艾振宇早前已獲釋，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過王、艾二人仍可能會遭刑事起訴。中共專製對於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工人瘋狂打壓。

長春工廠是大眾汽車與國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合資的四間廠房之一。中國是這間世界最大的德國汽車公司一個重要的市場與生產基地。中國占大眾汽車去年全球銷量的40%（398萬輛），幾乎相當於其歐洲的總銷量。

去年，長春工廠的外判工人發起行動要求同工同酬，包括遊行、網上組織以及透過法律途徑挑戰資方，而資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談判，另一方面警察對工人的恫嚇正在增加。為避免工人抗爭對公司造成負面形象，大眾汽車今年年初發表聲明指，中國業務部會認真處理員工的要求。不過公司沒有兌現承諾。

同工同酬

2月，超過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長春勞動仲裁委員會門外發起示威，並打出“同工同酬”的口號。此前，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他們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經尋求全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助，但同樣被拒諸門外。

根據中國2012年修訂的勞動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請外判工人不多於六個月，之後就需要以全職合約聘請。根據法規，短期合約（外判工）只能是“持續不多於六個月”的職位。一汽大眾的工人指許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約工。他們稱一汽大眾欠每人高達20萬歐元的未支工資。

“拒絕支付同等工資是違反了中國法規與（大眾汽車的）短期工作宣言。”居於漢堡的律師Rolf Geffken對德國報章《德國之聲》說。

工人運動的榜樣

一汽－大眾的工人明顯手握法律理據，他們組織了幾次示威，試圖接觸政府不同的有關部門。但他們換來的只是空洞的承諾，還有資方和警察不斷升級的恫嚇。縱使如此，工人還是繼續抗爭，令這場運動成為工運的模範。

警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而工人代表亦被資方針對，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長春舉行馬拉松再次發起遊行，而這很可能是警察決定拘捕三人的導火線。當局顯然希望這樣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動。

這次抗爭是席卷全中國的眾多鬥爭之一。去年全國有2萬宗罷工，大部分沒有被紀錄下來。企業在不斷無視僅有的勞動保護法規。資本家肆無忌憚地違法，尤其是在工人權利、公共安全、環境汙染等方面。現在經濟陷入困境，國家將更難以容忍工人抗爭，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時都依舊會對其打壓。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將不會被嚇倒。我們將會更大力揭露並反抗任何的不義，並會以任何手段支持鬥爭中的工人。

廣東珠海二千公交司機罷工

廣東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長期被剝削工資，要求當局清查公司帳目。工人一連兩天集體罷工，並到市政府抗議。資方於20日終於作出讓步，同意司機月收入增加人民幣1200元，罷工行動宣告結束。

前線司機基本工資每小時僅4.6元人民幣，在人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工資還被扣減，因此激起司機的憤怒。罷工後司機每月月薪調整為5300元，接近他們要求的5600元，總體上罷工是獲得勝利。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其中一名參與罷工的胡姓司機說，幾乎95%公交司機都參加了罷工。他媒體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職多年，於5、6年來一直沒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數千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另一名司機表示：“一個司機除了社保、醫保和公積金，得到的工資只有3千多元。像我這些後勤人員，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說怎樣生活？”

公交司機的《告員工書》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與私人企業合作改組，大量國有資產遭賤賣，大肆聘用腐敗無能的管理人員，公司資產被“貪光”，領導及管理人員巧立名目，私吞公款，與前線員工收入相差數十倍。

近年交通系統受到私有化影響，2015年出租車司機爆發罷工浪潮，波及最少六個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東省濟、吉林省長春市等，共計數萬出租車罷工。運輸業罷工數字這兩年不斷上升，2016年半年的數字為205起，前年同期數字為127起。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罷工比起製造業罷工對社會運作造成更即時的影響，更為受到廣大公眾關註。

今次珠海司機罷工導致當地逾20條公交車路線大受影響，且正好碰上學校考試日子，影響不少學生和家長，但網上輿論整體上支持罷工。據媒體引述，網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雖然影響出行，但還是支持，希望能給公交司機一個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機罷工也毋須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鎮壓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響全市並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運輸業工人受盡剝削，這場抗爭將為工人抗爭造成示範效應。

中國千萬富翁坐擁165萬億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怖的2017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有158 萬名「千萬富翁」，資產總值有165 萬億人民幣，是去年全年國民總收入的兩倍。 過去兩年，千萬富翁的資產總值每年增長21%，遠高於經濟增速，可見財富急速地湧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國資產總值1千萬元的人士從2006年的18萬人躍升至2016年的158萬人，在十年間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個新人躋身千萬級以上財富人群。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貧富差距數字，但北京大學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從何方而來的呢？他們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帶資本主義關系。中國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承認，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90%以上是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

但是中國正處於政治風暴的前夕，群眾抗議和罷工浪潮四起，富豪們一定是感受到的，並且正在為自己尋找逃生門。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國大陸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麽移民到其它國家，要麽正在打算這樣做。他們知道一場革命正在迎頭而來！

中國經濟危機持續　勞資沖突激烈化

最近中國勞工通訊引述《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指自2011年開始，中國勞資糾紛個案的數字不斷攀升，2015年的數字已經超越了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時的數字。 從地方政府的數據可見，工人對自己權利的意識正在上升。勞方對資方的不滿愈來愈多方面，過去欠交社會保險占勞資糾紛的40%。女工抗爭占整體案件的比例愈來愈高，她們行動起來反對不平等待遇、因懷孕或放產假而被減薪或不公平解雇，還有性別歧視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6年政府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達到177萬宗。近年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企業利潤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一些工廠倒閉和老板跑路後，工人社會保險等沒有著落。

雖然製造業抗爭事件有所減少，但工人抗爭開始擴散到其它行業。比如零售業抗爭事件，比過去增長一倍，交通物流業增長四分之一，服務業則增長五分之一。他們加在一起，總數首次超過製造業。這也解釋了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時而不穩定的就業崗位。

中國經濟雖然最近在數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個大趨勢見到經濟問題相當嚴重。中共已經視工人反抗為一個威脅政府的重大危機，因此連那些要求溫和改革、往往在工人鬥爭中主張妥協的勞權分子也大力打壓和逮捕。但這只會激起更大規模和更高意識的工人階級鬥爭，發展至挑戰中共政權和整個資本主義體製。

江蘇幼兒園恐襲案背後的精神病危機

中國江蘇徐洲豐縣創新幼兒園發生恐怖襲擊案。網上視頻顯示，在幼兒園門前有數十人被炸死、炸傷，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驚叫、呻吟、啼哭聲混雜在一起，周圍的民眾驚慌失措。官方報道8死65傷，但很多網民相信當場死亡至少10人。

經過警方調查後，發現兇手為一名22歲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裝置，並在家中墻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警方宣稱兇徒當場被炸身亡，不過大量的網民對警方的說辭表示懷疑。

江蘇慘劇是愈來愈猖獗的校園血案的一例，近年這個數字已在不斷上升，揭露了中國精神病患和社會壓力的嚴重問題。根據調查機構Frost & Sullivan的報告，中國現時有超過1.8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幾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葉刀》周刊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平均每8.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醫生，大約是美國的1/20。

在醫療資源匱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階層才能享用私營精神科服務。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療，一是費用太高、二是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瘋狂社會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和極端不平等，對底層人民的無視和排擠，造成了精神病患的問題。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資本主義獨裁體製度的未來是如何？也許這句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娛樂新聞成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鎖娛樂帳號，「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等娛樂八卦媒體平臺帳號被關閉，至少25個平臺被封鎖。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經濟的負面消息被傳播，連花邊新聞也要壓製，只會令更多民眾感受到言論空間的窒息而惹起憤怒。

對中共來說，低質素的娛樂八卦新聞本來是轉移視線、麻醉群眾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權極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傳播。尤其近年這些娛樂新聞平臺發展所謂「調查式報道」，鼓勵讀者及網民自行追蹤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員可能害怕這些調查會燒到自己的頭上，例如很多官員都涉及在娛樂圈內的情色醜聞。

此外，中國一個專為女同性戀者約會而設的應用程式「熱拉」（Rela）亦被封鎖。 「熱拉」公司市值現時估計達數億人民幣。五月於上海舉行相親活動期間派發「教育傳單」，令人懷疑中國政府因此強製關閉程式。較早前，中國男同性戀專用約會應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當局強製關閉，指用戶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內容。

中共以反對色情和不良資訊為名打壓新聞自由，但這不但不會提高新聞質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話題變成禁忌，例如變相打壓同誌權利和性知識的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將受到更大打壓。

北京收緊外來學生入學機會

為了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速度，習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戶籍學生的入學條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學校，旨在將大量外來人口趕出北京。這加劇了戶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產階層抱怨紛紛，底層家庭的困難更是深重。習近平上臺時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戶籍壁壘，但在經濟危機和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此一改革反而在開倒車了。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背景下，中共政府極難自願取消戶籍製度，反而會將現在的做法應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納了大量被迫離開北京的學生之後，也開始增加限製條件。在要想打破戶籍壁壘，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群眾鬥爭。

嚴苛的入學條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並允許下級政府自行製定更加嚴苛的規定，意圖通過減少外地學生的入學機會來迫使他們的父母離開北京。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家長須要提供28種證件才能讓子女得到學習機會。同時，除了極少數特殊身份的學生（例如來自臺灣或者軍人家庭），外地戶籍的初中畢業生只能報考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學生因為無法參加中考而起訴北京教育考試院，但受政府操縱的法院顯然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要求。今年，當局進一步收緊限製，例如增加繳稅、繳納社會保險和房屋租約的時長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學生家長在市政府外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子女的學習權利，但並未有官員出面回應，只是派出警察加緊戒嚴。在辦理入學手續的5、6月份，類似抗議時有發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長在昌平區政府外自焚抗議。他連日奔波於各個部門，並繳納了5000元的租房稅，最終卻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歧視性政策使一些學生不得不離開父母，回到家鄉。北京大學的調查顯示，回流兒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學習和心理問題。

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除

相比於中產階層，底層家庭更難達到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規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而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學的必要條件。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質量較差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但是政府連這一渠道也在壓縮。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動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學校即將被拆除，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秋天數千人失學。其中一所學校雖然有政府頒發的辦學許可證，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動從多年前就已開始。到2016年時，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學校和6.5萬名學生，比2014年減少2.8萬人。拆除學校會令許多學生過早地結束學業。一份關於此類初中生的報告指出，在學校被關閉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尋找工作或者失業。有評論譴責稱，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家長們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同一場整治行動中，經常雇傭外地勞動者的小商戶被大量關閉，底層勞動者聚居的許多住宅區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個村莊為了完成趕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個外來居住者收取每月兩千元的費用（相當於他們的大半工資）。

全面公立教育

中國政府每年向國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謂的維穩支出）投入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它實行的“營改增”一年就為資本家減稅6,993億元（聯合國計算實現全球基礎教育每年也不過花費2424億人民幣）。政府完全有能力讓所有學生在居住地得到優質且廉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內地的158萬名“千萬富豪”坐擁16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40倍於全國每年的教育經費。在官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下，這些資金不會用來滿足勞動群眾的需要。只有勞動群眾的團結抗爭，特別是工人運動，才能打破這種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結果。解決所謂的“城市病”需要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發達而免費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綠色生產和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不是依靠戶籍製度和驅逐政策。但由於財富被資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銀行和其他經濟部門全面公共化，置於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計劃地將財富投資於社會建設。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退伍士兵抗議愈發頻繁 中共政府加緊鎮壓

7月30日，習近平在內蒙古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建軍節閱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強人形象與核心地位。同時中國和印度軍隊已在洞朗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地區）對峙近兩個月，雙方都不斷發出激烈聲明和戰爭威脅。而且中國也已經開始向它在東非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派兵。當習近平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它需要軍隊的高調亮相來配合民族主義煽動，但在愈發嚴格的新聞審查背後是抗議的退伍士兵遭到監視丶監禁和毆打。這是當局不斷加強鎮壓力度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十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士兵抗議會削弱習近平的強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艱難處境是底層勞動群眾的縮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壓迫者的聯合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鎮壓與反抗並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為避免突發抗議事件，連紀念性的聚會也要禁止。這說明中共當局越來越擔心群眾的不滿與行動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去年10月，在北京軍委大樓外發生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伍士兵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滿足他們關於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訴求，震撼了中共高層。為了平息事件，當局許下種種承諾，但不僅至今仍未兌現，而且對許多抗議者采取了報復行動。在那之後，當局加強了「維穩」措施，但各地類似的抗議活動仍然越來越頻繁。今年2月，再次有數百人前往中紀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諾並懲處之前毆打抗議者的警察。隨後國防部發言人無恥地回應說，等到「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社會保障機製不斷健全，相關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退伍士兵生活困難的問題就會逐漸解決。這不僅將解決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也是另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底層群眾的縮影

退伍士兵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在臺灣，反工人丶親資本的蔡英文政府試圖推行年金改革（多繳丶少領丶延遲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也開始激進化。這說明退伍士兵與普通勞動群眾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許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種情況很可能再次發生。去年人社部發布消息說，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從鋼鐵和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裁減約500萬名國企雇員。在工人鬥爭的威脅下（例如雙鴨山上萬名煤礦工人示威），這個計劃似乎被暫時推遲。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龐大的債務炸彈如果繼續增長最終一定會摧毀經濟和自己的統治，所以幾個月前習近平再次要求處理「僵屍企業」。這不僅將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內的大批勞動者失業，也會令最新裁撤的30萬軍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另外戶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發抗議的一個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東的200多名農村戶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與城市相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團結抗爭

中共政府將抗議的退伍士兵視為最敏感的團體之一，因為它會影響現役武裝力量的忠誠度，與習近平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產生沖突，甚至令公眾看到愛國士兵的下場而感到當局的荒謬與虛偽，而軍隊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重要戰場。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會輕易滿足抗議者的訴求，既是因為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也是因為追求政績的官員寧可把資金用於華而不實的基礎設施，也不願意滿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國勞工論壇支持退伍士兵的抗爭，支持成立獨立的退休士兵組織，並讓現役士兵共同參與捍衛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這場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擊退官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就業機會丶體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

《戰狼2》影評：一支民族主義興奮劑

這部動作電影講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國退役士兵從一個內戰中的非洲國家拯救了數十名中國工人和他們的非洲同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電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萊塢製作而進入全球總票房前100的電影。

這部電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因為它上映時正值每年電影院被禁止放映進口影片的時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當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說利用了近年來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主義煽動，在瘋狂的愛國宣傳攻勢中吶喊助威。主演兼導演吳京在接受采訪時說：「我不過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個小火星把大家的愛國情緒點燃了」。

民族主義

吳京扮演的主角冷鋒可以說是一個「全能戰士」，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對戰整支雇傭軍，但最後卻是一面中國國旗拯救了他：他舉起的中國國旗令交戰雙方停火，他才得以帶著工人順利穿過戰區前往聯合國難民營，而且守衛難民營的是中國軍隊。鼓動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意圖顯而易見。同樣，在電影結尾，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封底上出現這樣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樣簡單的一個片段之所以成為吳京最滿意的鏡頭，是因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這部影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題。官方媒體對這部電影大加贊賞，因為當社會抗爭日漸加劇時，在十九大前激烈權鬥時，習近平當局需要這樣的愛國宣傳來麻痹群眾、鞏固自己的統治。

新殖民者

選擇非洲作為舞臺，顯然與中國正努力擴大在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有關，包括大量投資和新的軍事基地。同時電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後的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試圖抹黑革命為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元兇、為專製製度辯護。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國群眾抗爭說成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

《環球時報》在評論這部電影時說到：「西方只會帶來破壞與戰爭，中國則帶來建設與貿易」。但是在西非的納米比亞，群眾抱怨說中國的投資無助於緩解該國30%的失業率，反而帶來了大筆債務。中國在非洲大肆開采礦產，會鞏固非洲作為資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國家那樣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下崩潰。所以很可能正是來自中國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準備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會矛盾的浮現

但是就算在這樣一部被《人民日報》高度稱贊的電影裏，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冷鋒已故戰友的家面臨強拆，冷鋒因為打傷拆遷隊長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入獄。近年來，強拆成為了中國的熱點話題。

不乏有走投無路的居民（特別是在農村）使用磚頭、木棍或燃燒瓶與拆遷隊和警察對峙，甚至自殺。這個片段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專製政府正在放松媒體管製。不久前廣電總局剛剛發出命令，禁止省級電視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娛樂性的電視劇。

但是這說明即便像中共這樣專製的政權同樣會受到群眾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 容許媒體透露一些社會現實以釋放一部分不滿，也證明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不可能真正幫助獨裁政府擺脫群眾革命的威脅。

十九大：中共權鬥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0月18日召開。除了不久前被開除黨籍的孫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員中有11人已到達退休年齡，包括5名常委。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既是對習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權成果的檢驗，也將影響未來五年中共權鬥的力量對比。

盡管官僚專製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習近平的集權與鎮壓同樣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統治階級反動攻勢的一部分。習近平上臺時正值中國經濟急劇減速丶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惡化。為了對經濟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債務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風險並且更嚴厲地鎮壓愈發高漲的群眾反抗行動，中共獨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力。

持續不斷的清洗

經歷了五年來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對金融業巨頭的打擊，習近平表面上在過去五年的權鬥中占了上風。但種種跡象顯示，他的權力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9月29日，《新華社》發出通告稱，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兩個月前，他被免去重慶市黨委書記的職務並接受調查。孫政才曾被視為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隨著他的落馬，重慶已經選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過四分之一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級高官，而且預計會有更多官員將被逮捕或者至少喪失政治前途。孫政才的繼任者陳敏爾習──近平的親信，有望在十九大上「連跳兩級」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超越另一個預定接班人胡春華的地位。這是自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結束時沒有明確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懷疑習近平會打破過去幾十年的慣例，連任超過兩屆總書記。軍隊的清洗也在繼續。經過年初以來的人事變動，現在除了習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軍委成員中只有兩人仍擔任實際的軍隊職務。兩名沒有出現在十九大代表名單中的軍委委員，據信正在接受調查。媒體報道稱，習近平正打算改組軍委，將軍隊的最高指揮中樞置於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這將在十九大上得到確認。群眾革命經常以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為開始，因為經濟和社會危機令統治階級不同派別在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上出現分歧，而這正是習近平清洗黨派別丶作為一個「強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現在習近平只有繼續集權和鎮壓，否則不僅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甚至會遭受反沖。這意味著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府還遠未到達安全地帶。

模糊的前景

習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盡可能大的權威，以便更容易擺布會議進程，但他也並非沒有遇到抵抗。《南華早報》文章指出，就算考慮到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關於高層變動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尋常。其中最受關註的人物是已到達退休年齡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貴的攻擊和與特朗普的前任顧問史蒂芬·班農的秘密會議等一系列事件令媒體對於王岐山的去留眾說紛紜。

海外媒體沒有像過去那樣事先得到可靠的領導層新名單，可能是因為這份名單並不存在。BBC報道稱，其他派系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遲遲未能確定。以往各派系經過激烈爭奪和交易，會提前談妥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從而維持團結的假象。但這次的結果可能要等會議召開之後才能確定。郭文貴事件就是正在進行的激烈權鬥的產物。無論他所說的那些官員醜聞是否真實，郭文貴顯然是利用中共派系鬥爭的夾縫爭取安全空間。而他現在所做的會令習近平丶乃至整個中共當局更加失去信譽。

「穩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政府都會嚴密監控和打壓維權者和異見人士，特別是在習近平將鎮壓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後，以免他們在國際媒體前戳穿「和諧」的假象。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網（天網工程），監控鏡頭多達2000萬個，而且精確到可以識別行人的年齡。但是在被質疑為何擁有如此龐大且先進的監控系統卻仍未能消滅拐賣兒童丶搶劫盜竊等犯罪活動時，就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天網工程的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預防「群體性事件」。

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現在處境更加惡劣。秋收時西藏各地慣常會舉行慶祝活動但今年卻被取消，而且藏族群眾也被禁止離開所居住的地區。西藏政府已經停止向外國人發放「入藏許可證」，當地的旅行社與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國人。新疆當局在規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開放之後，最近又開始強製沒收個人持有的《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貧窮且最敵視中共統治的和田地區，學校從9月開始全面禁止維吾爾語教學，禁止教師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對漢族教師進行維吾爾語培訓。

消滅貧困

「消除貧困」將是中共官僚們在十九大上要討論的內容之一。兩年前習近平曾承諾，會在2020前消滅絕對貧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標準（相當於每月僅192元），中國現在有超過4300萬的絕對貧困人口。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字遊戲。7年前當政府將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現在的標準時，貧困人口增加到原來的5倍多。為了完成減貧指標，地方官員製定嚴苛的審核標準或者偽造數據，務求在紙面上減少貧困人口，被諷刺為「數字脫貧」。習近平集權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親資產階級政策，包括減稅丶延遲退休年齡丶放寬對私有資本的管製。雖然他現在以穩定而非「改革」為首要目標，甚至重新強調黨對於國企的控製權，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在經濟放緩和進展緩慢但並未停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受到打擊的是底層勞動群眾。今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數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兩年的減速幅度明顯大於平均數，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個人財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除非通過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的集體抗爭消滅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務於群眾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則就不可能消滅貧困。就算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也將大量群眾重新投入貧困之中。習近平極力營造自己權力已經鞏固的表象，但派系權鬥明顯仍在進行且具很多變數。他向敵對派別和群眾發動猛烈的攻勢，加劇了派系鬥爭和群眾憤怒，令高壓政策陷入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不會幫助中共當局走出危機，反而會在某個時刻令危機加速。

中共政府在與印度對峙中失利

6月中，由於中國開始在與不丹的爭議地區修築公路，印度以不丹保護國的名義派遣軍隊與中國發生對峙。如果建成，這條公路將使連接印度東部與西部的狹長地帶處於中國軍隊的威脅之下。印度東部活躍著多個分離主義組織，而且中印爭議領土也在這裏。在之後的兩個月裏，雙方口水戰不斷升級，甚至以開戰相威脅。印度在邊境附近駐軍18萬，中國也部署了1.2萬人。但是就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時，8月28日，也就是金磚國家峰會前不到一周，雙方突然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中共政府將這一結果描述成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以中國停止在爭議地區修築公路作為印度撤軍的條件，顯然是中國的失敗。印度執政黨官員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國家峰會前的巨大外交勝利。印度《經濟時報》則評論說：「這次較小的國家都知道了，中國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習近平擔心中印沖突會影響金磚峰會（印度是成員國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習近平現在最關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共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另一個危險。在最近的朝鮮核試驗之後，有東北群眾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習近平政府將民族主義煽動作為挽救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嚴厲鎮壓民族主義抗議，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其他與中國存在沖突的國家可能借此機會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讓步。而且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例如中國同意製裁朝鮮並向特朗普的知識產權調查妥協。這無疑會削弱他的強人形象，給他未來的高壓統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中共政權試圖控製一切輿論

9月初，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臺新規定，如果即時通訊群組中有用戶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傳播關於抗議或警察暴力的視頻以及非官方媒體發布的港澳臺新聞，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將會收到處罰。這項規定被網民憤怒地稱為「連坐製」。由於擔心受到處罰，大量群組自行解散，也有群組將管理權交給海外人士。當局出臺這項規定，是因為以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為主的即時通訊軟件越來越成為群眾表達不滿、甚至組織抗議或罷工的聯絡工具。市值近4000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騰訊此前就已被曝光協助當局進行通訊審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員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維穩政策而被撤職拘留。

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厲的管控。 9月12日，親中共的鳳凰衛視一檔談話節目被停播，重播節目也從各大視頻網站下架，雖然這檔節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當局。媒體報道稱，停播的命令來自廣電總局，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節目被整肅。此前廣電總局曾批評鳳凰衛視「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時政視聽類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盡管它過去被視為中共的宣傳喉舌。這再一次說明，中共就連建製內部較溫和的勢力也無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與打壓。

另外，8月18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季刊》從其中國網站上刪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問題的文章，以免中國政府關閉整個網站，雖然學術期刊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比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小得多。不過幾天之後，在國際學術界的壓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決定。幾乎與此同時，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多家外國出版商向媒體承認自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不顧一切地收緊言論管控，說明專製政權愈發感受到危機和群眾革命的前景，但是鎮壓只會加劇群眾的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統治基礎，加速革命的到來。

高墻之內的網路世界

筆者是一名學生，在記憶中，以前還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瀏覽外國網站。但想瀏覽境外網站，大陸網民把瀏覽境外網站生動地稱為“翻墻”。而今年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個人VPN服務， “翻墻”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個人的VPN服務，而用於商業與學術的VPN則可以照常使用。對於這種禁止，則是以“非法”的名義，因為現在的個人VPN服務供應商都沒有拿到工信部的經營許可。但截止目前沒有一個供應商得到批準。國外的服務也不能用。自蘋果商店下架所有VPN應用後，所有可從明面上獲取“翻墻”工具的渠道都被鎖死了。現在只能依靠一些通過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墻”工具以及較小的或基於海外服務器的服務供應商進行“翻墻”活動了。

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網站，只要使用了國內供應商的主機等服務，都需要到工信部備案，備案完成後，就標誌著你正式進入了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範圍。如果違反了敏感詞製度，發表了敏感言論，輕則刪帖封號，重則封鎖網站，接受起訴。所有這些限製，實際上都是為中共的獨裁政權服務的。他們在各大自媒體派駐各種官方帳號，可笑的是這些帳號大多數時候都禁止評論；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們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墻，把人們的視線擋住。

這堵墻又成為許多國內網絡公司的避風港，使他們獨占中國這個大市場。官僚們培育出的網絡公司卻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各種醜聞層出不窮。最臭名昭著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來的對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醫院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顯示了資本的愈加增長的力量與骯臟。大陸網民只能忍受著視頻網站無休止的廣告，看著閹割過的新聞，還要擔驚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會被刪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過濾的新聞。

社會主義者要求網絡訪問與網絡言論的自由；我們不要獨裁製度審查，也必須要破除私營網絡服務的壟斷與資訊控製。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業工人抗爭

8月18日，陜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數十名員工圍堵酒店入口並拉起橫幅，抗議酒店克扣工資。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 的信息，酒店住宿業（中國工資最低的行業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們所面對的惡劣處境。截至八月底，酒店業工人的集體行動（包括罷工和抗議）占了今年服務業工人抗爭的15%。相比於其他服務業部門，酒店業在同一工作場所有更多的工人，這讓他們擁有更大的鬥爭力量。

另一個NGO在深圳調查發現，不管酒店星級如何不同，工人都面臨著類似的境況。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資的問題。其中受剝削最嚴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數的學生工和派遣工，他們的實際工資甚至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時），而且通常沒有社會保險。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規定的威脅。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員工在受到騷擾或者暴力時必須忍耐，否則可能會被開除。

以巨額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中共當局試圖轉向以服務業和消費為支持的“新經濟”。但是服務業工人的一般工資明顯低於製造業，而且工作條件也經常十分惡劣。這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人奮起反抗，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會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對抗資本剝削。

營養餐出現腐肉 引發家長抗議

9月5日，貴州省安龍縣上千名家長上街抗議一家食品商向當地學校供應腐肉作為營養餐食材。今年開學後不久，安龍縣多家學校大量學生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瀉等食物中毒癥狀。學生家長在檢查食材之後，發現有一些肉類已經腐爛、甚至生蟲。於是9月5日一些家長攔截了送餐車，並帶著腐肉遊行至縣政府外抗議。隨後多名抗議者被警察打傷或者逮捕。

根據政府的安排，這家食品商為當地三十多家中小學、兩萬多名學生供應營養餐。在抗議爆發前，曾有學生家長投訴營養餐肉類發臭、飯菜中經常有異物。學校推諉說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無權幹預，但政府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家長們認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在去年9月，該食品商就被家長指責“營養餐沒有營養學生，而是營養了黑心商人和腐敗官員”。雖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學生已經選擇回家吃飯，但仍有許多留守兒童不得不在學校用餐。

將學生營養餐（即由國務院製定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外包給私人企業，無異於用公共財政補貼私人資本，讓他們得到穩賺不賠的盈利機會。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受害者及家長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委員會有權懲治相關財團及官員。為了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營養餐，我們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長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產， 而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以次充好、並得到貪腐官員庇護的私人承包商。

中國央行就金融危機發出警告

中國經濟中有非常多「龐氏騙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也是如此。打算將60多個國家丶45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霸權之下的一帶一路計劃，與習近平思想一起被寫入黨章。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體的外交政策被寫入黨章。在「大膽」的背後是冒險和浮誇。其目的一方面是維持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騙群眾。

僅11月就有兩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取消了部分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它們說北京要求建成的設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這個條件對它們來說太苛刻了。現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壩項目造價140億美元，相當於一帶一路在這個旗艦國家總投資計劃的三分之一。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帶一路計劃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長篇大論的開幕報告中，習近平26次說到中國是「大國」或「強國」，86次提到「軍隊」（是胡錦濤在上一次大會時的兩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階級」。

連任15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以及「明斯基時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東南亞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暴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發出了許多警告，但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國官員說出這樣的話卻很不尋常。周小川的評論與習近平政府「強而穩」的說法相矛盾。《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奧瑟茲寫道，像周小川這種地位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就相當於在滿是觀眾的劇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論顯然得到了習近平的批準。這意味著一年來對影子銀行的打擊以及對過度擴張的金融系統去杠桿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升級。這會令北京與舉債成癮的地方政府發生沖突。銀行業總額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是中國GDP的240%，現在已310%，是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超過這個數字。周小川指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壓，迫使中央政府堅持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加重了金融風險。

過去1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驅動的。影子銀行貸款不受監管，現在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貸註入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使住房價格暴升，通過房產渠道給勞動群眾和窮人加上沈重負擔。

這些因素令當局難以通過刺激消費來讓經濟擺脫現在對債務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工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有越來越多被住房市場吸走。前所未有的瘋狂投機令中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相當。就連習近平也在大會報告裏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習近平：中國強人有多強？

今年十月舉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會。它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變成一人獨裁。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世界，它都會為未來帶來重大影響。習近平利用這場大會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澤東一樣主宰黨國機器，並讓中共政權重新全面掌控「黨政軍民學丶東西南北中」（引自大會一致通過的中共黨章修訂案）。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這場大會也是為了告訴全世界，中國正勢不可當地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就是考慮到各國物價的差異），中國的GDP已經比美國多15%；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023年時將比美國多50%。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46%的英國人和41%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分別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認為美國是第一。津巴布韋軍隊推翻總統穆加貝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發動政變丶逮捕與他競爭的王子，都體現出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兩件事明顯是受到習近平清洗運動的啟發和鼓舞。

就在大會結束兩周後，川普這個幾十年最無能的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更是突顯了中國的強大形象。緩和下來的特朗普不斷提到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默契關系」，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競選時強硬的反中立場。中國評論員把川普的訪問形容為「朝覲」。戴維·羅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磯時報》上說道，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見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論與他的名字一起被寫入黨章，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這一「理論」捍衛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它對於中華帝國主義（當然它並沒有用這個詞）的預言和辯護背後是不斷膨脹的自信心。按照習近平所說，隨著美國領導的舊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中華帝國主義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力而言，大會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個政權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樣，在四十多年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讓這個獨裁國家日益強大，無情地橫掃國內外所有反對者？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和全球的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在來臨：日趨尖銳的國際緊張局勢丶中國危險的不平等現象和經濟大動蕩。

盡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這並不是真正的代表大會，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習近平加冕儀式。據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說法，他現在可能成為「終身皇帝」。這次會議純粹是個裝飾，而且對於中共和其他擁有斯大林主義歷史的政權來說，這當然也不是甚麼新現象，但十九大或許創下了新記錄。

所謂的代表，只不過是一場大型演出中的臨時演員而已。那些接受媒體采訪的人毫無例外地對習近平給予了稱贊和肯定，全國的小學生則被迫在電視上觀看習近平三小時二十分鐘的演講。會議開幕當天，社交媒體上的「十九大」標簽被瀏覽了11.9億次。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嗎？對於中共這樣一個嚴密操控媒體和網絡的政權來說，這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曾推行「黨內民主」（盡管很不充分），以圖在中共內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現在這已被習近平拋棄了。就算在黨國高層內部，他也在實行越來越嚴厲的壓迫和控製。習近平也沒有像前兩次大會那樣進行諮詢性的第一輪投票，以了解代表們對於最高領導層人選的意見。這次的代表大會比以往都還要像是一個橡皮圖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經在前幾個月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與退休元老和高級將領等重要人物一同解決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當選前」與57個高層人物協商過。

沒有繼任人

帶有習近平名字的「理論」寫入了黨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繼任規則，令自己的權力更不受約束。這些都說明他的地位得到鞏固。在新領導層中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過的情況。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屆滿之後，習近平有可能繼續連任或者垂簾聽政。盡管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在「黨團結」的名義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已經削弱了常委會的權力。

在過去的領導層安排中，指定繼承人來自與現任領導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澤民屬於上海幫，而他的繼承人胡錦濤則屬於團派。這也是鄧小平為了控製派系鬥爭丶同時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在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集團手裏而植入一種「共識架構」。在這種製度下，繼任人可以抵銷上任的權力。這是「一黨」專政，而不是「一派」專政。但是習近平廢棄了這和其他大多數內部製約。與上海幫關系密切的前重慶黨委書記孫政才和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被認為將在2022年繼任總書記和總理，但現在他們已經失勢。孫政才於今年七月被反腐運動趕下臺，現在被指控嚴重罪名。2012年前他擔任吉林省黨委書記時的同僚們現在告訴媒體，他「不顧吉林事業發展，一心只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5年前被這些人一致「選」為第18屆政治局委員。

拯救黨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一個人手裏，便把中國獨裁統治帶上了一個危險的方向。中共統治集團容忍習近平打破過去三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暴露出他們在表面的必勝信心之下有著怎樣的絕望與危機感。呈現給我們的景象是，一群統治精英將希望寄於強人，期望他帶領他們度過重大的經濟丶社會和地緣政治挑戰。《經濟學人》在10月14日寫道：「習近平受命拯救黨。共產黨需要拯救，這聽上去很奇怪。」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密切關註中國的人來說，這聽上去並沒什麼奇怪。

過去那種「常委獨裁製」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為的是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競爭和選舉）這種「安全閥」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最高領導層的內部穩定和平衡。盡管階級壓力的高漲令資產階級民主也陷入了危機和功能失調，但它同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民主有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政治理念並擴大影響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而這是僵硬的獨裁製度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能夠替換執政黨，並通過選舉來釋放一部份階級壓力。所以盡管它們經歷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除非工人運動提出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則舊秩序並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非常害怕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他們明白，這會像1989年那樣向整個製度發起直接挑戰。

為了將國家權利從地方集中到北京丶從其他領導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習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經取消了鄧小平設下的內部安全機製。但是在削減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之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到習近平這個「核心」身上。投資銀行家蔔若柏說：「如果黨是圍繞著一個人建立起來的，那麼等他垮臺時，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宣傳機器樹立起的習近平強人形象也得到資產階級「自由媒體」的廣泛吹捧。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習近平再度當選，展開第二個五年任期」。這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主動迎合中共政權的一個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習近平選舉）的結果有860萬條，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習近平獨裁者）的20倍（395,000條）。

自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政權踐踏人權和鎮壓反抗者的行為有增無減，但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一直沒有發聲譴責，正反映了這種政治諂媚。劉曉波是納粹時代過後第一個死在監獄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西方領導人對於劉曉波之死及其遺孀劉霞持續受到殘酷迫害保持沈默，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在處理簽訂經濟協議這種正事之前，經常會向中國領導人提起某位異見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對民主問題作最低程度的關註。在慣例上是雙方事先談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訪中國時，連這種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拋棄了。他的立場體現出國際資產階級在當今這個嚴重危機的時代對於專製統治的廣泛認同。

長期受到迫害而且現已失蹤的中國律師高智晟曾尖銳譴責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寫道：「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利益牽引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屠伯們得到所願得的」。

我們建議讀者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這種說法。習近平只是在上層派系鬥爭和政軍官僚機構中獲得勝利，而且他也會繼續受到約束和挑戰。習近平的權力是通過媒體管控和強力部門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十九大剛剛結束之後，習近平當局像西方國家大選過後那樣，享受著「蜜月期」。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的勝利不是基於真正的群眾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數評論家所想的要不穩定得多。過去五年裏通過前所未有的鎮壓丶媒體煽動的個人崇拜和用來威嚇中共官員的反腐運動，習近平的統治比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更加鞏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獲得群眾支持，盡管毛鄧的群眾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

毛澤東所得到的支持是基於深遠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這些變革的社會革命是極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規模無與倫比。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在於1960-70年代毛主義政權令群眾疲憊丶失望，而且農村市場化改革（去集體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經濟成果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力尚未經歷群眾鬥爭和重大國際沖突的真正考驗。習近平上升到主導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權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統治精英就察覺到，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和過去的路線，那麼危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要打破經濟對於債務的依賴。

過去中央政府一直無力讓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執行它的命令。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習近平通過強力再集權想要解決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仍然是一群相互沖突的省級經濟體。有些省份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廣東丶江蘇和山東如果是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就GDP來說，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遠超過G20成員印度尼西亞丶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習近平以強硬立場對待香港和臺灣，而且執著於打壓港獨團體，也是為了壓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當他在十九大開幕報告中說道：「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丶任何組織丶任何政黨丶在任何時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此時會場上的掌聲是最熱烈的。北京加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部分是為了控製各省及其經濟而殺雞儆猴。

習近平得以鞏固他的專製統治，得益於國際局勢近來的順境，但國際局勢未來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盡管特朗普的亞洲之行采取了一種低調丶非對抗性的路線，但他底下的美帝國主義正在重新嘗試與澳大利亞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聯盟，以圖對抗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在出訪亞洲五國期間，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員反覆提到「印太地區」，而非一般所說的「亞太地區」。新的術語體現了美國政治戰略的改變。

10年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眾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隨之陷入政治混亂。最突出的就是美國，但英國脫歐之後的歐洲也是如此。這自然有利於習近平的計劃。特朗普的笨拙與反覆無常讓習近平得以將自己裝扮成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支柱」，至今極大有利於了中國當局全球擴張的計劃。尤其是在亞洲，但對於更廣泛的地區來說也是如此。所以CNN稱2017年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獲勝。習近平當局利用國際地位的提升幫助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政黨。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盡管它自誇有8800萬黨員（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執政黨「人民黨」號稱有1.1億黨員）。在中國，黨和國家融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獨裁組織。「黨」控製著政府丶軍隊丶法院丶安全部門丶媒體和網絡，並通過國有企業控製著關鍵的經濟領域。如果將黨政分離，那麼它們幾乎一定會崩潰。這就解釋了，為甚麼中國和國際資產階級擁護現在的中共政權。除了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全球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因為中國對於它們在全球的利潤和經濟前景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按美元計算，中國現在有647個億萬富豪，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有563個）。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占全世界的36%。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億萬富豪人數上升了超過原來（251人）的兩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吳少勛，以及潘剛──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貧窮的25%家庭（約有3.42億人）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約1300萬人，大部分都與中共有聯系）擁有三分之一的財富。

這真實反映了中共政策殘酷的階級性，雖然中國與西方那種完全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仿西方模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衰退讓中國統治者更加確信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西方好。這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真實含義。

與中共獨裁者關系密切的中國精英，想要繼續獨占政治控製權，拒絕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樣分享權力。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堅持要對關鍵的經濟杠桿保持控製。習近平的統治強化了中共政權的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強了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鬥爭。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正體現了這一點。作為中共的資深「理論家」，王滬寧相當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鼓吹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王滬寧和其他新常委人選體現出，習近平將中共領導層人選從技術官僚轉向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表示，「沒錯，習近平是世上幾十年來最大一黨國體下的最強大的領袖，但他影響中國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觀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增強，鎮壓與專製措施加劇，是一種全球趨勢。

市場改革計劃

海外媒體都揣測，習近平現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會努力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不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2013年，當全球資產階級為習近平的一長串經濟改革計劃鼓掌時，我們就警告道，無論中共領導層的主觀願望是什麼也好，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架構內存在強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這些改革都可能不會實現。歸根究底，這是因為黨國體製中地方與中央的內鬥。部分中國經濟學者甚至將之與歐盟內布魯塞爾與成員國之間的鬥爭作比較。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主調似乎會保持現狀，以優化和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國資本。但隨著外資越來越對中國市場開放和自由化的緩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會試圖在經濟政策上軟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時期習近平可能會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為對外資壓力的退讓。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債券和股票市場，以紓緩國內銀行的債務負擔。另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擡頭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破壞。

反腐

就像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反腐運動主要是習近平用來鞏固權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濫的貪腐問題。這場運動是習近平第一個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據報導，有140萬大小官員（也就是所謂的老虎和蒼蠅）被調查，約170名高級政府官員和60名將領落馬。但是大部分官員只是受到輕微處罰，例如撤職或降級，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來之外，反腐運動沒有波及其他的太子黨。而且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在位時被捕的。這當然說明習近平與太子黨達成了幕後協議，否則可能會引發一場血戰到底的派系鬥爭。

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離開領導層，在風平浪靜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漣漪。他因為已經到了69歲而不得不退休。長期以來有猜測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讓王岐山留任。如果習近平真的做到的話，那就創下了一個先例，讓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後開始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由於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難以確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麼。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黨內團結」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標而犧牲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貴反中共運動的重要攻擊目標。郭文貴稱他是一個巨貪，指控他把大筆資金轉移到了海外。現在有人猜測，郭文貴說的可能是事實。或許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無情反腐遭到了精英們的反攻。《日經亞洲評論》的一份報告說，甚至在中紀委內部也有人反對王岐山留任。其他報道提到，在十九大召開前數星期，習近平與黨元老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許，由於習近平試圖彌合精英間的一部份裂隙，反腐運動也會降溫。中紀委將會被改革成一個正式的國家機關。但是它仍然是習近平用來在黨國機器內施加控製丶鎮壓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風險的賭註

習近平地位的上升並沒有消除中國政權和精英集團內部的緊張關系（反映了社會基層的巨大矛盾），而是開啟了一個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和專製政府來說充滿風險的新時代。其統治基礎是一連串即將爆發的危機：前所未有的巨額債務和金融投機丶日益惡化的警察社會和白色恐怖丶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

下一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8億工人的龐大隊伍崛起，並「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爭取群眾支持，並以此改變中國和全世界。

中國輸出國家鎮壓

發達的網絡技術幫助了習近平，而且這些技術經常是西方「民主國家」開發和出售給中國的。中國正在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先進技術，這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另一部分是出於加強鎮壓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億個監控攝像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1.76億），而且中國在人臉和聲音識別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長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說，未來1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會超過美國。《時代》雜誌將人工智能稱為「21世紀的太空競賽」。中共當局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維穩」工程，這並不是甚麼秘密。

中國因此成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榜樣，受到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專製政權的效仿，例如俄羅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亞。越來越多的政府像中國那樣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涉及65個國家的「網路自由報告」最近警告說：「迅速廣傳的技術可能會摧毀民主和公民運動」。有報導稱，菲律賓政府招募了超過一萬名網軍，旨在淹沒反對總統杜特蒂的聲音。但這根本比不上中國超過1000萬的「五毛」。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有利於中共當局的「新聞」和評論，以此作為收入來源。

小熊維尼

而且在網絡上屏蔽與習近平體型相似的小熊維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權的高度敏感。年輕人將習近平稱為「習特勒」也是反抗獨裁的萌芽。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共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最嚴重的程度。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也打算將鎮壓行動擴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綁架批評中共政權的人，或者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壓製對自己不利的宣傳和政治辯論。在最近的此類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於北京的壓力取消出版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書藉。作者為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據稱在著作中講述了中國政府如何滲透澳洲政局。

但是盡管資產階級建製會放任中國當局的專製行動，全球群眾的反對卻會愈發激烈。我們反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打壓的國際運動就是以此為方向。我們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將希望寄予工人階級。

以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權最嚴酷的打壓。按照《衛報》所說，那裏幾乎已經變成「100%的警察國家」。首府烏魯木齊（人口350萬）有949個警察局，而倫敦（人口870萬）也不過180個，紐約（人口850萬）只有76個。最近，新疆當局逮捕了約500名哈薩克族人。現在哈薩克族也開始像維吾爾族那樣成為鎮壓的目標。殘酷鎮壓終將激起爆炸性的反彈，並給北京在中亞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擴張計劃製造新的障礙。

最近有兩個例子，突顯出中共當局的極端敏感，以及其無限高的高科技國安預算。今年早些時候，山東網民王江峰因為將習近平稱為「習包子」被判入獄兩年。除了判決的嚴重程度之外，讓人驚訝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組中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而不是在公開的網絡上。

郭文貴事件

更近些時候，有人因為穿著印有「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T恤而被拘留。這句話是流亡富豪郭文貴的口頭禪。他指控中共高層領導人貪汙，其內容引起轟動但撲朔迷離，而讓他得到了巨大的名聲和數千萬人的關註。

郭文貴可能是十九大前敵對派系用來打擊習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對中共作出攻擊，只是為了獲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國政府遷返。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大批關註者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北京的猛烈反擊，例如向美國法庭起訴丶監禁郭文貴的親人和助手丶尋求國際刑警和Facebook的幫助（後者關閉了郭文貴的帳號），已經讓數百萬人產生疑問，為甚麼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想讓郭文貴噤聲？

盡管還不能確定郭文貴的動機和他所說的那些醜聞的真實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奪巨額財富的強盜集團）並不會令人吃驚。過去幾天有報導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的外甥女）大筆投資香港房地產。這當然並不是甚麼新聞。

湖南一中學隱瞞肺結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學多名學生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但直到不久前媒體介入調查之後，政府才開始公布患病人數。隨後有媒體發現，早在去年7月就有學生患病，校方和當局長期隱瞞疫情，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傳染。直到家長們發現許多學生都有類似癥狀，紛紛向學校提出疑慮，校方和醫院才開始對所有學生進行體檢。

校方和當局為了盡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學生復學，醫院甚至故意將一些學生的病情診斷得較輕。學生、家長和教師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繼續蔓延，卻遭到拒絕。有報導稱，校長為了不影響學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許學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時，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學校。有家長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訪，抗議這些荒唐舉措並要求政府支付醫療費用，卻被警方逮捕或恐嚇、監視。

即便事件曝光後，當局仍試圖掩蓋真相。官方最初通報稱確診病例有29人，但隨著媒體質疑數字造假，不到10天之後官方給出的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到89人。有報導披露，現在已有第三所學校的學生患病，但當局沒收了病歷，稱這名學生只是患有肺炎。這些官員不顧學生生命安危，只顧遮掩事實，以求少受懲罰。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真相，公開所有調查結果，阻止疾病繼續擴散，並懲處所有有罪官員和校方人員，為所有受害學生提供免費醫治。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紅門鎮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北京市政府將這場悲劇作為藉口，大規模驅逐生活在郊區廉價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說的“低端人口”。實際上清查違章建築和安全隱患只是名義，迫遷計劃是早已製定好的。有報導稱，被驅逐者多達十萬，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過10年。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臨時住宿，直接將他們趕到寒冬的街頭上。

這當然並不是像政府所說，是為了解決安全隱患。北京政府為了控製人口，從幾年前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驅離非京籍人口。但這次行動最為嚴厲和野蠻，而且公然將移民工蔑稱為“低端人口”，引發廣泛譴責。有批評者諷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排華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訴媒體，警察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離開住處，而且只有10分鐘收拾行李。不願離開的人則被斷水斷電。200多名學者丶律師和藝術家聯署抗議，指責當局踐踏人權，結果一些聯署者受到警方騷擾。一些NGO想要為被驅逐者提供住宿，則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府驅逐移民工和打壓反對者的專製政策。我們主張廢除戶籍壁壘，同時為所有勞動者提供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優質且廉價的住房丶教育丶醫療等公共服務。北京和全國各個城市有不計其數的空置房屋。習近平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在十九大上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沒收這些閑置房屋，把它們變成公共房屋。要想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勞動者積極的團結抗爭，將整個經濟體歸於民主公有，才能反抗這個打壓低層群眾的獨裁貪腐政權。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農村貧窮問題

來自雲南一個貧窮山村的小學生王福滿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王福滿每天往返學校要走九公裡，網上幾張照片拍到他到達學校時臉頰通紅、頭發上結滿了冰，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冰花男孩”。在老師拍下這幾張照片的當天，室外氣溫是零下九度。

王福滿的貧苦並不是個案。他的照片立即引發了關於中國貧窮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的激烈討論。中國的政權及其龐大的媒體控製機製竭力扭曲這個故事，甚至說從王福滿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努力與堅強”。 政府說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克服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的親資產階級政策製造了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令廣大的農村地區陷於貧窮與落後。

在2000-2015年間，政府關閉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過30萬所）農村小學。地方政府負擔著60%的教育開支，但他們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地產交易和基建計劃，因為這能夠推漲當地的GDP，同時也填滿當地資產階級精英和貪腐官員的錢包。讓富人變得更加富有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僅僅歸咎給地方政府的腐敗（盡管這無疑是真實的）。

大規模關閉學校

由於村莊裡的學校被關閉，許多學生每天上學不得不走很遠的距離，或者要上寄宿學校。這就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校車超載，高昂的費用導致輟學率上升，以及農村寄宿學校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根據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報告，這些寄宿學校經常是骯髒、擁擠的，有如貧民窟一般。報告稱:“飢餓和孤獨很常見。”農村寄宿製學校的學生平均比非寄宿學校的學生矮3釐米。

盡管中國法律規定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兒童在義務教育結束前就輟學了。完成高中教育的農村學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則達到90%。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和養老金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這也是推動過去15年大規模學校關閉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很多情況下，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有太多學生，卻沒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

因此，以利潤為導向的緊縮政策和資金不足使得農村教育陷入了危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將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許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留守兒童

“冰花男孩”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時甚至是數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這些孩子是由親戚、鄰居或寄宿學校撫養長大的。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成年人來照顧他們。對於這些兒童來說，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留守兒童”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這一比例為30%。一些非政府組織在陝西省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兒童普遍患有營養不良、腸寄生蟲和貧血等疾病。它們認為許多農村兒童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學習。這些疾病是貧窮的結果，而且會對兒童的大腦和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許多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工作年齡的成年人留下;他們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這樣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來承擔農業的負擔。王福滿的老師貼出的其它照片顯示，王福滿因為幫助祖母種地，手上佈滿了老繭。

留守兒童的艱難處境與中國巨富精英和“共產黨”高官的子女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政府尖銳地攻擊“西方價值觀” ，但這些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送到國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國億萬富豪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外。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報道說（2017年2月6日），中國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超過80%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上學。

2.8億農民工

王福滿等農村兒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國所謂經濟奇跡的殘酷一面。中國所謂“經濟奇跡”是靠瘋狂壓榨超過2.8億農民工才實現的。農民工占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利用戶籍製度分化勞動群眾，並令農民工受到最野蠻的剝削。

移民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也幾乎沒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們沒有權利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學校，沒有資格買房，而且他們的低工資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擁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只占16.4%和18.2%。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億萬富豪（按美元計）占全球36%，甚至比美國還多。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貧窮的25%的家庭(超過3.4億人)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

貧困在農村尤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設的城鎮之中。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1億人口轉移出農村地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化進程讓貧窮的農民失去了收入來源。新城市的物價要比農村高得多，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等待這些搬遷家庭的往往是失業或不穩定的就業。政府只不過改變了貧窮的形式。

政府推動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為了把居民吸引到過去十年瘋狂建設的數十座鬼城，從而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稱“減貧”是他未來五年任期和“中國夢”的關鍵工作。他承諾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時，消滅貧困。根據官方數據，現在只有4300萬中國人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之下。但是這個貧困線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於2300元時才會被視為“貧困”。

所以一些批評者嘲諷這是“數字扶貧”。設置很低的貧困線當然可以獲得令人驚嘆的宣傳效果，但卻無法改變數千萬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

驅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個農民工聚居的地區發生火災，造成多人死傷，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名，開始大規模驅逐和拆除農民工居住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要求離開北京，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們沒有住宿、補償或其他援助。許多人在這次驅逐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組織和誌願者組織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清洗”運動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激烈批評。政府和媒體聲稱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評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與其他城市的規模較小的行動類似，是為了清理舊平民區，然後重新建設高檔住宅，從而讓房地產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中，農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擁擠、不安全、狹小的房屋裡。北京現在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揭露了當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貪婪，對窮人充滿了階級蔑視。

中國政府承諾將改革戶籍製度，但他們並沒有廢除戶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戶口2.0” 。雖然有一些小修小補，但仍然限製窮人遷移。較不發達和吸引力較低的“三線”和“四線”城市將放寬戶籍限製，以吸收來自農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會收緊政策，從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滿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共當局竭力控製輿論，官方媒體將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滿一家以及他的學校和同學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個商人甚至給了王福滿的父親（一個建築農民工）提供了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國有企業和共青團捐贈了資金、冬季服裝和供暖設備，並得到媒體的廣泛宣傳。王福滿的故事感動了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捐出了超過220萬元。

“慈善”捐款

這些慈善捐助或許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並不能消滅貧窮。貧窮時現在這個社會製度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製度只能通過群眾性的政治行動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滿一家手裡或者被用來減輕貧困。

政府部門和企業迅速搭上這股慈善潮，為自己樹立良好形像。對於像共青團這樣富裕的官方組織來說，這點捐贈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這些資金是公共資金，應該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務中，而不是用展現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蓋自己製定反工人階級政策的責任，這些政策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這些措施包括將大筆公共資金浪費在華而不實的基建項目上，而且這些項目往往有利於裙帶資本家。

政府及其各個政府部門都在提供“慈善”，但與中國的大規模貧困相比，這根本起不到實際作用。勞動群眾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開支、提高教師工資、停止關閉學校、以及在群眾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農民工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留守兒童的苦難必須終止。這需要立即取消戶籍製度，大幅增加醫療、教育、養老金等方面的財政開支，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現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務。同時也需要向富豪們征收重稅，並沒收中國數百萬間空置住房以供大眾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壓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獨裁政府大肆打壓異見人士和各種政治討論。雖然大多數國際媒體關註的主要是中國的自由派異見人士，但實際上左翼人士同樣是政府的打擊目標。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行的一場左翼讀書會突然被警方搜捕，兩名參加讀書會的年輕人（張雲帆和葉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開始指控他們“非法經營”，隨後又改稱“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些罪名只不過政治迫害的借口。半個月之後，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讀書會的兩名組織者（鄭永明和孫婷婷），而且還有其他四名參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黃理平丶韓鵬和顧佳悅）。除了孫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開承認自己是毛派。在那場讀書會上，參加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進行輿論審查丶打壓言論自由，而且還談到了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根本這才是他們被針對的原因。

廣州的這場政治打壓並不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因為習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開始自六四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鎮壓。但此次的事件更為復雜。習近平比他的幾個前任更熱衷於引用毛澤東的講話。而且剛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場黨內高層會議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他推崇毛澤東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內的一些人以為中國正在“向左轉”。習近平之所以要這麽做，部分是為了利用毛澤東在一部分群眾中仍有的威信，鞏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統治。

“反華勢力”

在打壓親西方自由派異見人士的時候，中共可以謊稱這些人“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以圖“顛覆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這種偽造的罪名的確能使當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是現在警方聲稱這些毛派青年的讀書會是“反黨反社會”，無疑是令習近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共今天的政策是親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也完全沒有關系。

在中國的年輕草根左翼當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數。他們雖然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由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束縛，在許多問題上經常站在中共政府那邊，例如反對民主和民族自決權。

警方打壓廣州讀書會的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工人鬥爭的發展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懼。而且當局尚未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經濟狀況如果進一步惡化，可能會引爆群眾長久以來的憤怒，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專製乃至資本主義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著中國群眾正在激進化。他們嘗試在工人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盡管帶有許多毛主義思想），被中共統治者和鎮壓機器視為一個危險因素，因為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之上。2014年，廣東工業大學所在的廣州大學城有200多名清潔工人罷工，要求政府在更換外判物業公司的時候給他們合理安置。當時幾所大學的學生曾向罷工工人提供聲援和幫助。

網絡抗議潮

在廣州讀書會事件發生之後，全國各地數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學生和少數警察）和自由派學者簽署了聯名倡議書，譴責這場對民主權利和工人鬥爭的打壓。這也鼓舞了其他曾經受到類似打壓的左翼青年站出來，說出他們自己被當局迫害的經歷。這股反對聲浪迫使警方允許張雲帆等四人取保候審。但是他們仍然受到警方監視和騷擾，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與此同時，許多發出抗議和聲援的左翼團體被當局禁聲，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很可能也會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的殘酷鎮壓。我們支持中國和全世界的群眾爭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權利。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密不可分。在中國，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罷工工人會被逮捕並定罪；近三億農民工受到殘酷壓榨，而且還被當作“低端人口”趕出大城市，為地產開發商讓路。這一系列事實都說明，中共的獨裁統治其實是在保護資產階級的利潤。

一帶一路：有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

對於中國的習近平“強人”政權來說，龐大的一帶一路計劃越來越重要。據《衛報》所說，一帶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設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將超過65個國家連入中國經濟圈。這些國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陸，總人口45億，是中國的三倍。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設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鐵路丶跨國電網乃至光纜系統構成的大型“經濟合作走廊”。

“冰上絲綢之路”

中共獨裁政府將一帶一路宣傳為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實際上，一帶一路的地理跨度還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謂的“冰上絲綢之路”的覆蓋範蓋，包括冰島丶格陵蘭丶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極地區。北極是所剩不多的尚未進行大規模油氣開采的地區之一，而且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蓋融化也帶來了新的海上航線。

超過130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了2017年5月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在這次峰會上，習近平承諾要“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他說一帶一路將帶來全球化的新“黃金時代”。但實際上一帶一路所展現的是，中國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帝國主義力量，與以美國為首的老牌帝國主義爭奪經濟勢力範圍。

民族國家已經不足以容納中國經濟。當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仍未擺脫危機，各資產階級政府竭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令“去全球化”趨勢逐漸壯大時，中國當局擔心自己被關在主要市場之外。

仍處在較低水平的工資，和飆升的住房丶醫療丶教育價格，壓製了國內需求。盡管政府聲稱經濟動力正在順利地從投資轉向消費，但在2016年消費支出仍然只占中國GDP的39.2%。比重與國際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於中國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著陸”

產能過剩危機是中國當局提出一帶一路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量企業沒有銷售市場，通過不斷大肆舉債茍延殘喘，因而變成了所謂的“僵屍企業”。近幾年來，中國當局利用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避免了經濟增速的驟降，也就是“硬著陸”。它擔心硬著陸會引發群眾騷動。但是這種做法越來越成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基建項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給本就不穩的金融系統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因此中共當局將一帶一路視為救星，用它來為本國的大型基建公司開辟新市場，而這些新市場又通過債務連結到中國經濟。所以中共才會在十九大上，異乎尋常地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習近平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表明一帶一路是不可撤銷的。除此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黨章的具體外交政策，是鄧小平在1978年啟動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

帝國主義

一個世紀前，列寧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丶爭奪資本輸出丶爭奪勢力範圍（即進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讓丶取得壟斷利潤等等的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亞洲，印度與中國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代表著印度帝國主義利益的《經濟時報》，簡潔地描述了由國家資助的中國帝國主義是如何運作的：“中國從較小丶較落後的國家攫取土地和資產的方法很簡單：它向這些國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貸款，得到這些工程的股權，然後當債務國無法償還貸款時，中國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權。”

印度政府顧問Brahma Chellaney準確地稱中國是“債權帝國主義”。不久前中國租借斯裏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用中國貸款建設的港口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南部頂點，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國的公司通過借貸在斯裏蘭卡建造了太多有問題的基礎設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漢班托塔機場，以至於旅遊公司有專門的路線是去觀賞當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最多的國家，在這裏中國的類似行為成了軍方和政府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焦點。不久前巴基斯坦參議院的一份報告揭露，在未來40年裏，位於俾路支地區的瓜達爾深水港91%的收入將歸中國所有。這座位於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國的公司和國家貸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漢班托塔港一樣，瓜達爾不僅是一個貿易樞紐，未來一旦發生地區沖突，它也會成為中國的軍事戰略資源。從巴基斯坦當局殘暴統治的俾路支地區到緬甸到印尼，一帶一路工程正在加劇民族和種族沖突，導致當地環境被破壞，居民被迫遷走。

中國在南亞的投資和基建合約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國的激烈競爭，使印度成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勢力擴張的主要障礙。而且美國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啟了美國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安全對話，旨在抵擋中國的擴張。

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虛偽地相互譴責對方的帝國主義陰謀。工人組織和左翼不應該支持它們當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綱領。只有國際主義和反對所有國家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才能為群眾提供前進的道路。

沖突愈發尖銳

從一帶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國帝國主義有一些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它的規模。一帶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實現，那麽它會是一個龐然大物。其次，它將中國國內的獨特發展模式，也就是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復製到其他國家。這種模式令中國得以迅速工業化並升級基礎設施，但也造成了龐大的債務問題。北京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相關貸款將自己的債務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中國的金融精英認為這可以減輕負債累累的國內僵屍企業對銀行業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作為一帶一路的輔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包括英國丶德國和法國在內，目前已有61個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國家的金融“專長”，使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貸款業務更符合西方資產階級的傳統做法（就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做的那樣）。它認為這樣可以減少債務違約的風險。

他們希望借助一帶一路，用政府擔保的外國主權債務替換掉國內的不良債務。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們最終只會將中國的“僵屍病”傳染到其他大陸上，同時也加劇民族沖突和帝國主義沖突。

習近平能否拆除中國的債務炸彈？

已被阿裏巴巴收購的《南華早報》在最近一篇社論中列出了2018年習近平政府所面臨的三大挑戰：債臺高築丶住房危機和越來越敵對的美國。

長期以來，全球媒體已經就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做了許多評論和爭論。債務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謂的社會融資總量來計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銀行借貸量），那麽這個數字會達到304%。盡管政府一直在說“去杠桿”（也就是減少債務），但中國債務的增長速度仍然比GDP還要快。

“嚴重扭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警告說，中國可能很快就要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去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中國的債務增長“與高可能性的財政困難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連串講話改變了以往的鎮定口氣，更突顯出局勢的嚴重性。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1月於北京舉行一場經濟論壇上說，中國金融系統目前的風險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前的美國還要高。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嚴重扭曲”，而且“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是相當大的”。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做過類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說，必須要「拆解”影子銀行（據估計相當於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說中國可能會遭遇“明斯基時刻”，亦即投機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將防控金融風險稱為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中的“首要戰役”，可見它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場戰役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然後在十九大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統治之後進一步升級。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這次“要來真格的”。

土撥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樣的成果還未可知。過去10年裏，中共政府經常發布虛張聲勢的聲明，宣稱自己要加快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並收緊貨幣政策，從而讓經濟“更有效率”，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註入大規模的信貸“刺激”，以防經濟衰退。

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鬥爭，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統治精英對經濟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因為經濟衰退將會點燃群眾普遍的憤怒情緒。所以北京的經濟政策不斷在市場化“改革”和政府主導的信貸刺激之間搖擺。一位評論人士曾將這種反覆的循環比作美國電影《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講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撥鼠日不斷重復的科幻電影）。

隨著2018年的到來，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風險的計劃給地方政府丶國有企業以及那些收購了大筆海外資產的公司帶來了壓力，因為它們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全國各地的報道都證明，信貸緊縮政策正在導致各地的地鐵丶工業園區等基建項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連萬達和最近剛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險等海外並購巨頭，現在正在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

但是中共政府現在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機和債務風險，但稍有不慎則反而會引爆違約潮和金融崩盤。首先崩潰的會是處在邊緣的小型地區銀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機構，然後會像滾雪球一樣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應。

中國和全世界的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產品”是相互關聯的，所以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交易和“產品”會如何影響更廣泛的經濟運作。影子銀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復雜的系統，大批復製西方金融業者創造的各種“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時，人們才知道危險在哪裏。

中藥處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會觸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所以一些經濟評論人士很正確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政府削減債務的決心有多大？

英國最大的獨立研究機構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亞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蓮告訴《彭博新聞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對於打擊金融風險措詞嚴厲，實際上處理方式卻溫和，因為當局害怕，若采取更強硬行動可能會危及經濟。”她將這種政策叫做“中藥處方”。

她指出，盡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強硬措施減緩了理財產品的增長速度（理財產品是影子銀行的重要元素），但隨後又出現反彈。總的來說，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嘗付的理財產品創下了30萬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

朱夏蓮說：“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去杠桿。盡管市場普遍認為2016年的信貸流量打破了歷史記錄，但就新增信貸流量來說，2017年其實與2016年相差無幾。政府在某些領域收緊信貸，但在其他領域放寬政策，最後兩者相互抵消了。多年來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彭博新聞社，2018年2月12日]

復蘇？

表面上看來，去年中國經濟有所復蘇，GDP增速達到6.9%，是6年來首次上升。但這只是暫時的穩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規模的信貸刺激（2016年新增銀行貸款創下歷史記錄）和比較有利的國際局勢（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並沒有直接同中國發生沖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元貶值10%，也減輕了中國經濟的壓力。

美元走弱，為中共政府遏製資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間。在2015-16年間，中國資本外流曾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導致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在18個月內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責其他政府“操縱匯率”，而它自己卻故意讓美元回軟，不過這也令中國央行不必每月花費數百億元資金去支撐人民幣匯率。

同時這也幫助北京當局自1990年代以來最嚴厲的資本管控政策取得更顯著的效果。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經濟和商品市場的些許回暖，幫助習近平當局暫時穩定了中國經濟。但是全球局勢，特別是美國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穩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蕩已經顯示了這一點。

中國表面上的復蘇並沒有穩固的基礎。中共政府不斷說要拉動內需，但並沒有取得實際成果。去年，中國的智能手機銷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銷量下跌，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市場分析人士稱，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

去年的一手汽車銷量只增加了3%，是6年來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車公司中，有8家銷量下降。價格虛高的房地產市場令新購房者背上高昂債務，嚴重限製了消費支出。

貿易戰是否正在逼近？

經濟和地緣政局可能會導致今年中美貿易沖突升級。華盛頓政府已經決定對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征收懲罰性關稅，而且現在它正在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升高，創下3,750億美元的歷史記錄（2016年為3470億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國資產階級的攻擊。

而中國也采取了報復行動，對來自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國是美國高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最大買家，所以美國農作物成為中國報復行動的關鍵目標。中國也已經開始減少從美國進口大豆而轉向巴西。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中國進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於生產豬飼料，所以從美國之外的地區進口價格更高的農作物會導致中國豬肉價格上漲，進而加重群眾的不滿情緒。

保護主義

與此同時，特朗普指責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侵犯了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未來他可能也會對此采取行動。製裁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可能會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擊。

大規模貿易戰的陰影籠罩著依賴出口的東亞地區，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地區性貿易陣營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臨著嚴峻的阻礙，特別是因為中國丶日本和其他國家正在與它競爭。中國在反擊特朗普的貿易措施時，也會提升自己對其他亞洲政府的影響力。

雖然資產階級政府在口頭上一貫反對“去全球化”，但其實它們自己也在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據世貿組織所說，G20集團在2008至2016間實施了1,583項新的貿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項。

美國資產階級在危機面前驚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全世界其他國家還有許多“小特朗普”湧現出來。這讓人們擔心可能會爆發1930年代那樣貿易戰。去年，特朗普選擇改善同習近平的關系，中國似乎躲過一劫。

但今年的局勢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和俄羅斯稱為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競爭對手，而且他提出要繼續增加美國的國防開支。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特朗普的演講反映出“冷戰”思維，但其實中美緊張關系的惡化正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

低薪工作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強勁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所指出的，“只是創造了更多不穩定的低薪工作，特別是在服務業。工廠仍在裁員，被辭退的工人經常得不到任何補償。”

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整體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轉為派遣工，導致工作條件惡化，許多福利被取消，就連國有部門也是如此。

盡管中國早在10年前就實行了《勞動合同法》，而且政府聲稱製定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穩定性，但現在“新興”服務業部門的數百萬雇員在名義上被視為“個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我們在《勞動合同法》出臺時就曾警告過，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穩定，原因很明顯：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會，工人自由組織的權利也一直受到打壓。

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則下降到35.1%。盡管獨裁政府嚴厲打壓群眾抗議，但是嚴峻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工人發起抗爭。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維護自己的統治，正是因為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國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由於股市猛漲，中國女首富楊惠妍（同時也是中國第四大富豪）的財富在2018年的頭4天裏增加了21億美元。35歲的楊惠妍是中國銷售額第一的地產巨頭碧桂園集團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親是碧桂園的大股東和董事局主席。幾乎與此同時，雲南一個8歲小男孩王福滿的照片在網絡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王福滿要在零下的嚴寒中走過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學，當他到達學校時，頭發上滿是冰霜。這個鮮明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存在著何等殘酷的階級差距。

盡管政府嚴厲地控製著媒體，但“冰花男孩”王福滿還是成為了全國的討論熱點。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區工作，但是由於腐朽的戶籍製度，不得不將孩子留在家鄉，交給親戚或者鄰居照顧。現在中國農民工（包括王福滿的父親）一年的工資只有大約35,000元，而楊惠妍憑藉飛速上升的股價每秒鐘賺的錢都要比這多。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

中國#MeToo運動為政府敲響警鐘

今年元旦，在美國矽谷工作的一名中國女學者羅茜茜在網絡上揭發，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博士時一名導師曾企圖強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關註和討論。不久之後校方調查證實了羅茜茜的指控，並將這名大學教授停職，而且中國教育部也剝奪了他的榮譽頭銜。

中國的#MeToo運動

201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近70%的中國大學生曾遭遇過性騷擾，在女大學生中這個數字是75%。但是由於存在“責備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會向警方或學校報案。羅茜茜顯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運動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舉動也促使更多的中國學生站出來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羅茜茜站出來之後，更多的年輕女性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表示聲援，或者說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許多大學也收到了大量關於性暴力的舉報。數十所大學的學生和教師簽署網絡請願書，要求學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運動蔓延至中國，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慌。盡管教育部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表示對性暴力“必須零容忍”，並且鼓勵其他受害者站出來發聲，但與此同時，反對性暴力的街頭抗議被禁止，社交媒體上的許多請願書和評論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話題標簽被刪除。雖然中國的#Metoo參與者還很少，而且她們的活動主要局限在網絡上，但政府擔心中國女權主義者會學習國際婦女運動的鬥爭經驗，甚至同她們建立直接的聯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動者，他們如果繼續試圖發起公開行動，會被指控“勾結境外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內的群眾自發行動會推動中國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進化。

性別差距不斷擴大

在中國性侵害變得越來越普遍，性別歧視則變得更公開而露骨，都與過去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有關。在走資過程中，經濟剝削變得越來越殘酷，令女性從嬰孩出世到勞動市場中的地位都出現倒退。

根據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已經連續9年下降，現在在144個國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實際的性別差距也已經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續惡化，女性工資只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始終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說大量女嬰被選擇性流產或者在出生後不久就被殺死。盡管在高等教育入學率方面中國是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大學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依然嚴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前主任溫儒敏在一場寫作比賽開幕式上稱，高考改革後更復雜的語文試題會讓女性學生處於劣勢，因為她們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學生。他的言論立即引起廣泛的批評。這也並不是一個個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學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時曾在微博上寫道“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而且面對激烈的譴責，他聲稱自己沒有做錯，所以絕對不會道歉。

這些貶低女性的言論反映了整個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今年1月，雲南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多個崗位的招聘啟事中明確提出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後，院方同樣聲稱自己並沒有做錯，而且找出多個借口為自己辯解。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公開為這家醫院的性別歧視做法站臺，盡管它也承認“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該醫院此舉確實涉嫌性別歧視”。

顯然，要改變這些狀況，就要男女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而鬥爭。#Metoo運動已經表明，所謂的“民主”國家同樣存在泛濫的工作場所性侵事件，這是因為父權壓迫和資本主義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只有當勞動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組社會時，才能夠消滅性別以及其他各種壓迫。

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的官方偽工會，也是唯一合法的工會）再次扮演資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爭。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偉創力（Flex）工人長達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罷工。偉創力五間工廠的6000名工人進行罷工，而且組織化程度引人矚目。這可能是兩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

從3月29日開始，偉創力旗下的跨國印刷電路板製造商Multek發生罷工。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偉創力是僅次於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電子代工企業。工人得知Multek將被出售給一家中資公司。他們擔心新雇主會降低他們的工資和福利丶或者通過逼迫工人“自願辭職”的方式進行裁員。

在中國許多類似的企業並購之後，工齡較長丶工資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為裁員的目標。Multek雖然宣稱未來工人的工資丶福利和工齡等各方面的待遇不會改變，但卻拒絕簽署任何書面協議作為保證，更加深了工人們的懷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與他們解除勞動合同並支付相應的補償，然後由工人自己決定是否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絕。

在一份聲明中，罷工工人指責偉創力將工人像廠房和機器一樣隨意出售。而資方則以強硬手段回應罷工。資方恐嚇說，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會受到嚴厲處罰，並給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為“獎勵”。

警察的角色

從4月8日開始，資方雇用保安人員毆打工人，這顯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許。有工人抱怨說，警察只保護有錢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員沒收了員工證，並被禁止進入工廠。

近年來因企業並購而發生的類似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而今次這場鬥爭持續的時間尤其體現出工人的鬥誌，同時也說明習近平的專製統治和中共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並非像表面上那麽穩固。它仍然面臨著群眾抗議，而且在2018年的頭三個月，工人罷工次數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國資本正在強大起來，並收購愈來愈多的外資，但很多例子證明由中資接管後企業的勞動條件更加倒退，證明所謂“民族強大”會令人民幸福是多麽荒謬的理論。實際上正因為中國資本更受中共國家機關直接保護，其剝削可以更為惡劣。

當地政府和作為中共統治工具的官方工會無疑不願得罪這個“對珠海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罷工的頭兩個星期，官方工會一直沒有露面。而當他們開始介入事件時，他們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偉創力公司。最終工人被迫結束了罷工，但他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這令他們感到憤怒和失望。

“煽動者”

當地工會官員為自己破壞罷工的作法辯護說：“地方黨委要求我們維護社會穩定”。被中共及其偽工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不是像偉創力這樣使用威脅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過罷工反抗公司剝削的工人。偉創力的工會官員一方面贊揚公司，另一面將罷工怪在”煽動者”的頭上——中共一貫用這個詞語來稱呼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

珠海罷工的慘痛經驗再一次證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獨立工會。只有這樣工人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和專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緊網絡管控 引發廣泛抗議

不久前，當局進一步收緊網絡言論空間，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關同性戀的內容，以及“內涵段子”等娛樂性的手機軟件被關停。但是這些措施激起了當局意想不到的反沖。廣泛的抗議迫使當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我是同性戀#

4月13日，新浪微博發出公告稱，將根據《網絡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戀的內容。隨後不久，一個旨在促進性小眾權益的微博帳號“同誌之聲”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視立即激起了性小眾和支持性小眾平權者的強烈的抗議。僅僅一天時間，17萬微博用戶使用了#我是同性戀#等話題標簽表達憤怒，相關文章瀏覽量高達2.4億次。盡管新浪微博很快刪除了這些話題標簽以及15萬條相關評論，但是抗議的聲音依然不斷出現。同誌之聲的負責人說：“大家很憤怒，很多人選擇不再依靠同誌之聲去發聲，而是自己發聲”。中共全面壓製言論空間，只會令更多原本沒有“顛覆思想”的性小眾和女權運動也會被政治化，走向反對專製獨裁的道路。這也是習近平加強獨裁會自招危險的原因。

中共當局對性小眾一直存在著公開的歧視。2017年6月，廣電總局下屬機構禁止節目中出現有關同性戀的內容，稱同性戀屬於“非正常的性關系丶性行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據同誌小說改編的電影，被刪減到幾乎看不出同性愛情的程度。另外有兩部同誌電影突然被北京國際電影節撤下，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剛剛接管電影審查權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據聯合國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只有15%的性小眾人群向父母說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開出櫃的只有5%。在歧視之下，許多性小眾人士被迫和異性結婚，甚至被強迫接受殘酷的“性傾向扭轉治療”。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視性小眾並試圖將他們滅聲，無疑是在煽動公眾對性小眾的歧視和恐懼，將使他們的處境更加惡劣。

強烈的抗議迫使當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讓步。禁令公布僅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新浪微博的做法，這顯然只是安撫抗議者。隨後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動將不再針對同性戀。大規模的網絡抗議在短短幾天內就迫使當局撤銷命令，說明中共和習近平政權並不如表面上那樣不可戰勝。而且這只是近期一連串令當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網絡抗議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驅逐“低端人口”時，以及不久前習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製之後，網絡上均出現普遍的反對聲浪。這表明，群眾的團結抗爭有潛力去挑戰這個獨裁政權和它所維護的種種歧視與不公。

內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動是中共當局新一輪網絡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個網站因為對網站內容審查不力而被當局要求整改，成為這次清理行動的先聲。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貼吧等三個社交平臺也曾因為相同的原因被當局指控違反《網絡安全法》，並被立案調查。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一名分析師指出，這部法律寫得十分模糊，以至於政府可以肆意妄為。

就在微博發布公告前三天，廣電總局以內容低俗為由關閉了一個名為“內涵段子”的娛樂性手機軟件。一方面當局希望更加強力地控製社會輿論，從而鞏固統治秩序，所以即便對政權沒有直接威脅的娛樂新聞也頻頻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當局擔心這個用戶多達2億人的手機軟件會成為傳播異見訊息和組織集體行動的平臺。引發了全國各地的抗議，有大批汽車司機在十字路口集體鳴笛，亦有抗議者指責中共當局是“流氓政府”，已經證明了這種可能性。

面對正在逼近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網絡和輿論的管控，並且嚴厲打壓異見人士丶尋求變革的受壓迫群體以及任何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專製高壓措施反而激起越來越激烈的反抗，推動青年和受壓迫群體逐漸政治化和激進化，挑戰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

上海長寧區環衛工人的鬥爭

似乎習近平最近加強的集權和獨裁並未給中國社會帶來多少和諧與穩定。3月26日，上海市長寧區的環衛工人們發動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控訴他們遭遇的剝削與不公。

讓工人們奮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潔環衛公司的《調整清道作業的通知》。按照這個通知和工人們透露的消息，環衛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時間調整為5點30分到12點30分和12點30分到21點30分（含早晚飯時間和加班一個小時）。而因為“晚於5：00上班，早於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貼被取消，同時工資待遇也要減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資。考慮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環衛工人們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環衛工人的勞動時間之長，工作環境之差，生活條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環衛公司卻不考慮如何改善環衛工人的工作與生活，反而還想著能否加大壓榨的程度，這毫無疑問將環衛工人們逼上了絕路。

參與罷工的不止高潔公司的工人，工潮隨後蔓延至整個長寧區的環衛公司，參與人數多達兩三千人。與此同時，勇敢的網民們通過微博丶知乎等多種渠道，將環衛工人們的鬥爭和維權情況傳播開來，得到許多人的關註和聲援，這也使得這場鬥爭成為了近年來中國環衛工人規模最大丶關註度最高的罷工。3月26日，工人們試圖到區政府申訴，但遭到暴力機關的阻攔，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沒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們並沒有被這些所嚇倒，罷工鬥爭一直在繼續。

在當局對網絡上的消息進行大規模刪帖後，4月2日，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出公告，聲稱要“依法維護環衛工人合法權益”。通過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鎖，似乎當局又成功地息事寧人，將其不了了之了，但是這只不過是現在中國社會工人階級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個縮影而已。14年前後，廣州番禺大學城丶長沙嶽麓區的環衛工人罷工維權；而近日西安也傳來了環衛工人罷工維權的零星消息……如此種種，難以窮舉。

只要經濟問題繼續惡化，無論習近平如何實行專製，中國的工人階級都必然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而起來鬥爭。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獨立組織工會的權利，團結抵抗外包製度和資本剝削。

中國：塔吊司機發動大規模罷工

中國數十個城市的塔吊司機發起罷工，其協調一致的行動令人嘆為觀止。經過一個星期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罷工之後，工人們在五一勞動節號召全國罷工。盡管在中國勞動節是法定假日，但許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沒有加班費。

在中國罷工是違法的，而且群眾自發的組織和抗議也是違法的。現在還不清楚五一罷工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工人們遭到警察大力鎮壓，被官方輿論攻擊，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結外國勢力”。盡管如此，這場波及大約20個省份的罷工浪潮無疑令人吃驚。工人們面對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主要只能通過網絡組織起來。

據媒體報導稱，自4月25日以來，重慶丶福建丶甘肅丶廣西丶貴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蘇丶江西丶山東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發生了罷工。在本文撰稿之時，也有媒體報導多個地區的工人遭到警察鎮壓，包括毆打和逮捕。《大紀元時報》報導指，在重慶有10名抗議工人被捕。自由亞洲電臺也提到鄭州有20人被捕。

農民工

就像絕大多數建築工人一樣，中國的塔吊司機主要也是來自貧窮的農村地區。而且就像大多數農民工一樣，這些塔吊司機也不是正式雇員，他們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而且塔吊司機的工作壓力極大，工時很長，甚至沒有休息和上廁所的時間。

很多人都知道，中國的建築工地經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個塔吊司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比如我們那個規定八個小時至九個小時嘛，然後晚上加班的話沒有補助費。你晚上加班到兩點鐘，老板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繼續上班。”

根據中國左翼網站“時代先鋒”的報導，另外一名塔吊司機說：“每天最少12個小時……沒有五險一金，沒有勞動合同，沒有主管機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2.8億農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勞動合同，而且工人實際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經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別。

盡管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規定，所有企業都必須和它們的工人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但實際上在過去10年裏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卻在下降。2006的另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建築工人曾被拖欠工資。拖欠工資（幾個月，有時甚至是幾年）是中國勞資糾紛最主要的原因。

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國的建築業處在野蠻丶混亂的狀態（其他一些行業也是如此）。盡管許多工程是國有企業主持的，但實際的建設工作卻被分包給了私人公司，而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農民工。層層分包是中國建築業的常態，以至於有時甚至不清楚是哪間公司負責發工資。

塔吊司機要求將工資從現在的每月大約5500元人民幣（有些地區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來，塔吊司機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著稱的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稱：“勞動節期間，全國各地的塔吊司機舉行罷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時工作製”。成都的一位罷工工人對《環球時報》說：“成都至少有一萬名塔吊司機要求加薪。”

工人正組織起來

就像中國的其他許多工人那樣，塔吊司機也是通過網絡組織起來的，他們在QQ等即時通訊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組。在這些群組遭到網絡警察的攻擊和屏蔽之後，工人們又建立起新的群組保持聯絡。

盡管罷工工人只提出了經濟訴求，並未直接從政治上挑戰當局的權力，但對於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權來說，塔吊司機的罷工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龐大的工人階級正在覺醒。建築業是中國GDP的主要來源。全球半數建築工地都在中國，中國建築工人更是多達約60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工）。

盡管有報導說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強力鎮壓罷工，當局的審查機器也在封鎖抗議的消息，但是今後塔吊司機的行動將會成為其他工人長期的榜樣。

今次塔吊司機的抗爭是多年來中國工人最引人矚目丶最有組織和最勇敢的行動。盡管近年來不同城市的出租車司機丶沃爾瑪工人和快遞/外賣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體組織起來發起抗爭，但今次塔吊司機抗爭的規模是前所未見的。

讀書會事件引發的抗議浪潮

事件在國內激起了廣泛的抗議浪潮，不僅僅是一直以來就長期關註言論自由的自由派和各類左翼社團，一直被認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組織也參與到了抗議活動之中。1月20日，在當地毛派組織下，在西安大量群眾走向街頭抗議番禺警方針對讀書會成員的政治迫害和打壓。

而在鄭州，當地的毛派人士盡管面對當地警方“不準掛標語，不準演講，不準錄像上網”的威脅和問話阻撓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舉行了五次集會公開聲援了讀書會成員。

而在各個網上媒體，盡管面臨著習政府的網上封鎖，大量的微信公眾號和微博仍堅持著對這件事的報道和關註，甚至通過這些媒體來組織起“關註團”來集體向政府簽署聯名信以及為讀書會成員提供幫助，而小谷圍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網民的聲討。

抗議運動的局部勝利

在經歷了長達數月的非法追捕後，終於於3月13日，警方在壓力下放棄了對讀書會成員的網上追捕，這可以說是廣大群眾和各左翼人士的堅定的抗議取得局部勝利。習政府對於言論的打擊愈發愈嚴，從近日對於女權之聲的打擊以及對於微博異議的打擊就很明顯的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在這次抗議運動中，面對著保衛言論自由的需求，群眾鬥爭凝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對將來國內工人運動有著重要啟發意義，證明習近平的政權也不完全是為所欲為的。而習政權對於毛派的打壓，也證明他根本不是親工人階級，也不只是反對擁抱所謂“西方價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鎮壓一切獨立於政權以外的反對聲音。只有打倒中共專政才能確保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世門手袋廠大罷工 抗議資本家壓榨工人

這場罷工是為了追討被拖欠的社會保險丶並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資方從未依法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丶住房公積金，從未給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罷工自二月起已開始醞釀。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該廠在去年起已開始收縮，原來五千名工人現在已被裁減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臨停產，但被裁員的工人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起初工人選舉出代表，要求與資方談判，但資方態度惡劣，稱工人受“境外敵對勢力操縱”並開除工人代表，更恐嚇說公安部門會抓捕工人。工人最終在三月四日正式發起罷工行動，要求資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補納各種社會保障費用。此前一直對工人訴求毫無回應的官方工會迫於維穩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會律師進入工廠，試圖平息罷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會一心只為維穩，不會真正為工人發聲，因此罷工仍在繼續。

鬥爭傳統

事實上該廠工人一直富有鬥爭傳統，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長辱罵工人，不許工人工作期間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長還闖入女廁稱檢查是否有人偷懶，最終激起數千人大罷工，隨後被當地警察和武警鎮壓。但之後仍不時爆發罷工，次年的又一次罷工更讓一家跨國品牌終止了代工合同。是次當局沒有向過去那樣出動警力打壓罷工，可能是忌憚該廠工人的鬥爭傳統，擔心一旦強硬鎮壓會讓他們與周邊工廠串聯令工潮爆發性地擴大。

罷工進入第九天時，資方最終答應了工人兩項主要訴求，即補納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積金和社保，工人隨即結束罷工。但其余十條訴求仍在談判，資方可能想使緩兵之計先作出些許讓步哄工人復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須警剔資方今後會采取打擊報復行動外，更應進一步組織民主的丶戰鬥性的工會，以集體的行動和壓力要求資方在限期內答應要求，並隨時準備好再次發起行動，對抗資方可能采取的分化打擊行動。

婦女節“女權之聲”被封號 中共當局繼續打壓女權運動

2018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當晚，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宣傳平臺丶擁有18萬關註量的“女權之聲”微博帳號被永久關閉。新浪微博回應稱，這是因為女權之聲發布了“違規敏感信息”。但這顯然只是當局和社交媒體公司為了打壓女權主義和言論自由而編造的罪名。兩天後，女權之聲的微信公眾號和臨時開設的新微博帳號也被關閉。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權主義社交媒體帳號也因公開聲援女權之聲而遭到封殺。但仍有不滿言論審查與打壓的女權之聲支持者在網絡上進行名為“#我是女權之聲本人#”的聲援抗議。

女權主義遭遇打壓

女權之聲幾乎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被封殺，表明這是一場由當局指揮的行動。中共當局對女權主義者的打壓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了。同樣是在今年婦女節，女權活動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創建的話題標簽#三八反騷擾#也被刪除，其他許多與女權主義和反對性騷擾有關的文章受到嚴厲審查。早在2015年兩會召開時，就有五名女權主義者因為計劃抗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騷擾而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權之聲的微博賬號也在2016年被封禁過，文章也多次被刪除。女權之聲，乃至中國的女權運動，始終是在帶著鐐銬跳舞。這是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害怕任何的群眾集體抗爭。

當局對女權主義的打壓鼓舞了厭女主義和反女權主義者。在女權之聲帳號被關閉後不久，網絡上出現兩篇文章，誣蔑女權主義者組織賣淫，並憑空指控女權之聲受西方勢力操控丶試圖“分裂國家”。這種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丶分化群眾的做法也一定會被中共用來鎮壓更廣泛的群眾抗爭。

工人與左翼的聲援

廣州讀書會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時間對女權之聲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駱冰蘭丶曾參加罷工反對綜合工時製的沃爾瑪女工遊天玉丶以及因爭取工人權益而被沃爾瑪違法解雇的女工王亞芳也進行了公開聲援。這說明中共的專製打壓正促使各方面的抗爭者，特別是底層工人，團結起來。而女權運動要想取得勝利，尤其是面對當局愈發嚴厲的監控與打壓，也必須聯系到工人抗爭，反對獨裁的父權資本主義。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有可能阻止銀行業崩潰嗎？

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強調中國經濟“去杠桿化”。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共為免經濟增長減慢而造成危機，因此通過國有銀行向經濟註入大量信貨。據IMF的數據顯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國流動的信貸上升四倍至超過GDP的200%。現在已遠遠超越一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是所謂“新興市場國”所無法比擬。中共自己也認知到金融危機最終會為政權存亡帶來威脅。

整頓金融業

習近平力圖整頓金融業，動用國家機器，刑事清查高風險的企業丶逮捕“違規” 的資本巨頭。一來習近平要控製這些企業的債務和金融風險，二來避免私人資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礎丶從而擁有巨大的權力去挑戰中共政府的經濟政策。去年七月，中共開始清查萬達集團丶海航集團丶安邦保險集團和復星國際通過高舉債務而進行的大量海外並購。這次是習近平打擊金融大鱷的開始。最近中共當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總吳小暉被控集資詐騙和職務侵占，最近被判入獄18年，沒收財產105億（人民幣， 下同）。

但整頓行動反而曝露了這些企業的內部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整頓金融業時面對的兩難，因為如果打擊過於嚴厲的話，會因為全面的信貸緊縮而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減速。而且當局的整頓行動本身也可能會觸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債務炸彈不僅龐大，而且極其復雜。各處的巨額壞帳通過不受監管、而且外界對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銀行和“表外” 活動交織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強企業盾安控股集團爆450億債務危機，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發債失敗成為這次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頓金融業引發的危機。2017年下半年以來，由於金融領域防風險去杠桿，市場資金迅速抽緊，導致盾安集團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困難。這種危機一旦失去控製可以引發全面危機的爆發。

債務炸彈

中國的債務炸彈愈來愈嚴重。中共正竭力想控製迅速增加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債務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來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機以來，單單中國私人債務（主要是企業債務）的增長已經占全球私人債務增長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一個關鍵目標是地方政府，因為它們是債務增長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額的官方數字16.5萬億（人民幣，下同）被遠遠低估，因為很多地方政府將債務包裝為公司債務。

現在債務問題開始轉移至家庭債務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一直很高。銀行增加向普通家庭發債，也是因為其他方面的放貸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為這個債務炸彈是普通民眾直接背起的，對社會穩定有更直接和深遠的影響。除了因為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製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房價高企。一線城市的房價繼續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價過去兩年上升了25%，令中國的房貸不斷增加。房貸負擔令家庭消費力下降，令中國經濟難以減少依賴貿易丶增加內需。

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上任的首五年，當局推行“反腐敗”運動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業界的前大佬和軍方高層，但構成習近平的權力基礎的所謂“紅二代”很少成為所謂的反腐敗的目標。因為他害怕一旦打擊紅二代的話會撼動整個經濟和黨的基礎，權力鬥爭將會不可收拾。習近平因此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希望可以淩駕在中共黨內的各派系之上進行統治。然而這樣也代表著整頓金融業會沖著紅二代的整個利益，長遠來說中共的權鬥會更猛烈丶更公開化。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顯示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已經降低了債務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復”影子銀行和龐氏騙局的空前擴張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美貿易沖突逐漸升級，加上經濟增速重新放緩等問題，可能會迫使中共政府放松或者完全放棄“去風險”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繼續增加債務）。在資本主義底下，即便能夠更有效地控製金融業也不會徹底避免經濟危機，因為危機根植在全球經濟和私人生產以及民族國家的矛盾之中。這危機已經為中共統治響起嚴重的警號。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才能帶來出路。

習近平新的“改革”計劃能走多遠？

4月10日，習近平在於中國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中共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國資本在中國金融業和汽車丶飛機和船舶製造業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而且他強調這些政策會“盡快”落實。習近平演講後不久，新上任的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立即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 落實新政策，允許外資持有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證券丶基金丶期貨和人身保險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後將徹底取消限製）。

開放金融市場

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向國際資產階級做出改革的承諾，一部分顯然是為了安撫特朗普政府，緩和同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開放金融市場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共的兩個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希望借助外國資本提高某些行業的競爭程度，發揮“市場紀律”的作用，指望這樣能夠減少無用的投資和國企的龐大債務。

國內與國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產市場冷卻，導致中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連續5個月下降，達到2017年以來的最低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再次放緩。

彭博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開放汽車行業將吸引國際電動汽車廠商到中國投資， 讓中國更有希望在全球新興電動交通領域的競爭中獲勝；而且面對金融業的大筆壞帳和其他更嚴重的問題，中共也樂於吸收來自國外的新資本。同樣是在博鰲論壇上，易綱提到中共政府將爭取在今年年內開通“滬倫通”，讓上海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投資者可以購買對方的股票。而且從5月1日開始，連接香港和滬深股市的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額提高到原來的4倍（南下香港的資金限額從10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420億，北上限額從130億增加到520億）。

同時，中國的11個自由貿易區，正在打算進一步建設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更加“ 自由”的自由貿易港。按照當局的計劃， 自貿港內的跨境資本和商品流動會被免除關稅和許多政府管製措施，而且港內企業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港外更低。這無疑是國際資產階級所樂見的。

“改革”空間有限

但是許多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對於習近平當局是否會真的執行這些政策表示懷疑。習近平此次承諾的種種政策在過去就已提出過，但並未履行。現在貿易戰和新的全球經濟危機向習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來滿足外國資產階級。但是自今次博鰲論壇以來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國資產階級的懷疑，因為他們想要的比這更多。習近平當局必須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現出改革的意願，另一面將只做出有限的改變。中共不願向私人資本做出更深遠的讓步，主要是因為它擔心會失去對經濟的控製，在未來某個時刻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夠進行改革的空間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國人大上，中國商務部長曾提到，為了加快中國經濟的開放速度，需要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去管理自貿區和未來的自貿港，但這也意味著地方官僚和資產階級精英會取得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去抗衡習近平和中央政府。這當然與“習皇帝”的整體計劃相矛盾，因為他認為更強力地極權是維護中共統治的關鍵。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鼓吹的“自由經濟”，因為它只會帶來逐底競爭和工人生活狀況的惡化。但中共政權對於經濟的掌控也並不會有利於工人群眾。西方的“ 自由市場”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同變種，不管哪一個都通過剝削工人來填滿資產階級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國內資本家們提出7000億元人民幣的減稅計劃，超過中國官方認定的3000萬農村貧困人口一年總收入的7倍。自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已經為資本家們免去了3萬億的稅金，但與此同時爭取改善生活狀況和反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鬥爭卻遭到嚴厲打壓。習近平當局的親資本質表露無遺。

女性專用車廂真的有助於性別平等嗎？

今年3月6日——國際婦女節的前兩天，《紐約時報》對廣州地鐵的“女性車廂”進行了報導。報導中提到的這個概念，目的在於防範針對女性的性騷擾問題，提升女性乘車安全，但也引發不少的爭議。

在官媒《中國青年報》2015年的調查中，接受調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們在中國的公共交通工具內遭到過“不當觸摸”。女性專用車廂受到許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專用車廂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廣州為例，大量男乘客走進女性專用車廂，而且鐵路職員也沒有權力阻止此一情況。一來是因為社會上的性別意識低落，男乘客走進女性車廂也完全沒有受到壓力。二來是因為公共交通資源匱乏，女性專用車廂往往只占所有車廂的少數，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臺灣臺鐵也曾於2006年也試辦類似計劃，結果情況也類似，最後計劃取消。此外，不少女權分子都擔憂，專用車廂可以變成限製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強化責備受害者的觀念──如果一個女性沒有走進專用車廂而被性騷擾，那就是她自己的問題。

性騷擾和性侵犯在校園丶職場丶家庭等場合都無處不在。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表了《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騷擾。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學生舉報在校園受到教師性侵。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調查結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將近七成受訪者受過性別騷擾。

政府一方面打壓宣揚性別平等的女權分子，包括逮捕她們及關閉她們的微博，一方面卻虛偽地表示會促進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女權不斷倒退，女性在經濟和權力相對男性更為弱勢，因而強化男性可以控製女性身體的觀念。

我們需要治本的方案。社會主義者主張男女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性騷擾和性暴力，以及庇護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設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鬥爭，爭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兒丶安老服務，讓女性減輕家務勞動負擔並提高經濟獨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過挑戰父權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實現。

微信公眾號取消評論功能　當局害怕網路輿論壓力

中國大陸社群平臺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註冊的公眾賬號將會沒有評論功能。許多網友對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滿，而這其實是中共當局對網絡平臺的再次收緊，是為了控製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從而維護其占領的輿論陣地製高點所采取的進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實上騰訊官方就已經對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製措施，其中在微信公眾號的評論方面，其采取的是一種“精選評論”的製度，這種製度會使所有發布在微信公眾號的言論被審核，只有通過審核的“精選評論”才會被公開。而這種製度其實也一直受人詬病，因為它不僅會加大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還會被一些商家的公關利用，創造“好評如潮”的幻象。當然，不僅是微信公眾號的評論功能，微信的通訊功能也會遭到當局的打壓，一些包含了敏感詞的文字甚至圖片，無論內容如何，在發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陸網友將這些稱之為當代版的“蘇聯笑話”。

在中國網路幾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徑”讓民眾討論政治。而社會事件觸發民眾在微信上評論時事，可以構成一股輿論壓力。在2016年的山東辱母殺人案中，法院本來判決於歡無期徒刑，但由於全國各大網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現估計上億條評論，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最後法院在二審時改判於歡五年。山東省委書記在兩會上談到於歡案，自曝二審時當局很緊張，“上面給予了指導”。

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發表網路自由報告，指稱全球網路自由已連續七年下跌，中國更是連續三年被評為操縱網路最嚴重的國家。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造成局勢不穩及群眾反抗浪潮，各國資本主義政府都更大力控製網路。可見中國不是唯一一個加強網路審查的國家。而事實上，這樣的封鎖不僅無法壓製住日益上升的社會矛盾，反而會激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中共的封鎖政策只會起到反效果。社會主義者反對政治審查，也反對財團通過資本去操控輿論。我們支持獨立於政府以外民主公營的網路。

山雨欲來：中國卡車司機全國罷工

中國卡車司機發起抗議及罷工，反對油價及路費上漲，並反對一個新的手機程式迫使司機通過壓低運費的方式互相競逐訂單。這場前所未有的罷工分別於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慶市開始，然後蔓延至其他地區。網上有匿名人士號召“全國三千萬卡車司機”加入罷工。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抗議方式，有些地區的司機發起堵路。社交媒體流傳的影片顯示，有卡車車隊在路上慢駛，部分卡車上掛著橫幅，也有司機按喇叭及喊口號。

雖然今次罷工並非直接由國際事件所啟發，但剛巧最近幾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國卡車司機罷工。抗議原因都大致相近，油價大幅上漲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活下去而鬥爭”

中國八成以上的貨物都是由卡車運送的，六月罷工可能只是龐大的司機隊伍的第一次行動。多名評論員都警告，如果油價繼續上升，罷工可能再次爆發。

一位山東司機向《南華早報》說道：“我們只是為了活下去而鬥爭”，並表示今年年底可能會有新一輪的抗議。除了油價上漲，罷工司機對於高昂路費丶被警察和黑社會滋擾也感憤怒。警員向運貨量超重的司機征收罰款中牟利，而黑社會也會向司機苛索費用。

一名姓沈的司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到哪裏都要付路費，例如高速公路和國家公路。現在連一些小地方也征費。”

《華爾街日報》的頭條形容罷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國極高壓的警察機關統治下這根本不足為奇。單單從十多個地區的司機發起抗議，從西部的重慶至東部的上海，抗議的規模已經極為令人印象深刻。當然，由於中國媒體受到全面封鎖，難以清楚了解實際的罷工人數。

因此盡管司機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訴求，這場罷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在2018一波跨省罷工的浪潮之下，政府還是會感到震驚。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機和餐飲送遞員也發起罷工。這些罷工不免是來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開了中國工人鬥爭的新趨勢。最事態映了工人意識的重要轉變，而在警察國家的嚴密監控下工人能夠組織跨地區行動，可見工人組織力也愈來愈高。“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刊登了一份發布於6月11日的網絡審查命令，說明了政府的驚慌：

“各地各網站，有關多省貨運卡車司機的信息發現立即刪除，不留死角。加強監管，嚴格防範境外媒體相關報道和煽動性評論。”

有海外媒體誤報有罷工司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經驗證後發現司機喊的口號是“打倒貨車幫。”貨車幫是一個像Uber那樣連結司機和顧客的網上程式。

“零工經濟”

貨車幫app的所有人滿幫集團是一間最近合並而成的公司，實際上壟斷了卡車運輸行業。中國九成貨車司機都是車主，他們投訴這個程式迫使他們為了搶訂單而壓低價格。運費不斷被削減，而成本卻在上升。

這是西方所謂的“零工經濟”在中國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經濟”的意思是暫時和不穩定的工作崗位，而公司傾向聘用所謂的“獨立承包商”而非全職雇員。

的士司機和餐飲送遞員的罷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見在逐利的資本主義製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剝削和壓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來減輕勞動負擔。

雖然中國大部分卡車司機名義上都是“自雇人士”，但只是工資奴隸的新變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四月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卡車司機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平均月入大約8千元人民幣。《南華早報》報道，司機“經常睡在泊在路邊上的貨車裏，有時幾個月不能與家人見面。”

由於司機需要借貸購買卡車，所以因為還債壓力而不得不承受極大的工作量。

擔憂民族主義反沖 中共封禁烏有之鄉公眾號

5月20日，中國左翼宣傳媒體“烏有之鄉”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媒體打壓左翼言論的文章，隨後這個公眾號被永久封禁。烏有之鄉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主義左翼團體之一，有十數萬人訂閱它的公眾號。

烏有之鄉一直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別是2012年薄熙來事件之後，被封後重新開始運作的烏有之鄉進一步轉向支持中共獨裁統治的政治立場。對於中國基層群眾所受的剝削和政治打壓，通常歸咎於資本階級聯合“黨內腐化分子”的陰謀暴行，而這次公眾號的被封禁，他們認為，這是“賣國買辦資本家”越過政府操縱媒體的專斷決定。在烏有之鄉活躍的獨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張以民族主義的角度去解讀這場公眾號封禁風波。

事實上，從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左翼言論的壓製從未停止，並日趨增強（包括廣州毛派讀書會事件，以及近期因參與大規模工人罷工而受到打壓的左翼力量），而這次對於烏有之鄉公眾號的封禁，同樣是其中一環。而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美貿易戰。在特朗普的態度重新變得強硬之前，習近平已經準備好向美國做出讓步。但是中共長期以來通過煽動民族主義來鞏固獨裁統治，所以它擔心向美國示弱會令國內的民族主義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權威受損。而烏有之鄉在貿易戰期間，強烈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包括主張“與美帝國主義開戰”。所以習近平擔心烏有之鄉會成為民族主義者發泄不滿的渠道。

習近平盡管表面上向毛澤東時代回歸，但實際上是在強化個人獨裁的權力和他統治下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可能對其不利的言論，無論是來自於政府自己所宣稱的毛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會毫不猶豫的給予打壓。面對這樣的政治打壓，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註意力，提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以博取政府的寬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階級需要的是一個清晰的、反對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區抗爭 2018年最重要的標誌

中國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人鬥爭浪潮，為將來的工人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提供許多經驗和教訓。由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說這些抗爭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義。

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今年1-6月中國的工人罷工、抗議數量是去年同期的近兩倍，同時這也是自2011年“中國勞工通訊”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除了2015-16兩年）最高的數字。河南、江蘇以及其他一些內陸省份的罷工數量，也在逐漸趕上傳統上工人抗爭最激烈的廣東。越來越多地區的工人逐漸激進化，服務業和新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場工人跨地區抗爭的重要原因。與2016年沃爾瑪工人反對綜合工時製的全國抗爭不同，這些抗爭的工人往往來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組織能力和意識。

外賣員罷工

除了塔吊司機和卡車司機的空前行動之外，從五月一日至今，雲南、江蘇、山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外賣工人也舉行了約20場罷工和抗議。而且一些地區的抗爭仍在進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達一百名外賣工人因降薪而發動罷工。5月16-17日在重慶進行罷工的美團外賣員說到，美團公司最近除了降低運費之外，還開始向他們強製派發訂單，哪怕價格太低或者外賣員不熟悉路線。如果外賣員一天內拒絕超過三次，就會受到處罰。另外美團不僅減少了每單的遞送時間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圖上少報路程或者提示距離較短但不符合交通規則的路線。美團的這些做法導致外賣員不得不經常超速、闖紅燈、逆行，令他們經常發生交通事故。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從今年農歷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發現了一萬多宗外賣電動車違反交通法規的事件。由於外賣員在名義上是“承包商”，所以在發生事故時他們無法得到工傷保險的補償。雖然美團每天會從外賣員的帳戶中扣除三元錢作為保險費，但是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那些因自己違反交通規則而受傷或者沒有合法駕駛證件的外賣員。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各地罷工的外賣員像塔吊司機和貨車司機那樣有事先的聯絡和協調，但這些抗爭無疑是在相互鼓舞。

這些事實駁斥了政府的宣傳。政府聲稱服務業的發展代表著經濟升級，會創造新的、收入較高的工作崗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過往經驗都與此相反。服務業工人經常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工作不穩定，工時更長，而實際收入卻更低。現在數百萬中國工人被迫從事著這樣的工作。工作條件變得難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罷工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未來必然還會爆發更多的鬥爭。

教師抗議

另外，近年來中國教師的鬥爭也驟然高漲，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發起挑戰。今年1月29日，來自黑龍江、河北、江蘇等11個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崗的農村“民辦教師”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訪，要求政府補償他們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險。這是自2015年以來，各地教師最大規模的聯合行動。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辦教師”遊行至市政府，追討被拖欠的三萬六千元績效工資，結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鎮壓。十多名教師被捕，亦有教師被打傷住院，引發了廣泛的不滿和批評。隨後不久，六安市其他學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師前往市政府上訪以示聲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縣300名教師也同樣發起追討該績效工資的抗議，顯然是受到其他地區教師鬥爭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來，內地多個省市相繼發生退伍軍人抗議事件，主要是追討退休金，而且引發不同地區互相聲援。最近一次是中國各地老兵雲集江蘇省鎮江市，聲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樓前維權過程中被毆打受傷的老兵。當局調動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國各地到來聲援的退伍軍人越來越多，許多當地民眾不顧政府和警察的阻撓，設法將食物和水送到現場。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區聯合抗爭。盡管面臨著恐嚇與鎮壓，各地、各行業的工人仍不斷發起大規模行動，一次次震撼著習近平當局，證明工人階級如果能組織起來，是有能力打敗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

許多工人鬥爭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針對政府的政治性訴求，而且有一些工人還打出支持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不過這更多是為了保護自己，希望借此避免受到警察鎮壓，不一定是真的擁護中共政權。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號和訴求局限於經濟或者說“勞資”問題，工人鬥爭及其組織水平的大幅前進還是帶有深刻的政治影響。抗爭工人遭到警察的毆打、逮捕、以及媒體審查；而官方工會則扮演著“第二警察”的角色，幫助雇主打壓工人。中共政權的系統性鎮壓會影響新興工人運動對未來的展望，工人運動的崛起必然會挑戰威權統治。與中國勞工通訊等許多NGO不同（或者說與它們恰恰相反），我們社會主義者毫不認為獨裁政府打算進行政治改革、給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組織起來。我們不相信官方工會是像中國勞工通訊所說的那樣，是因為“誤解”了自己的任務才去破壞罷工。官方工會明白自己的任務就是破壞罷工。中國工人階級也會在已經開始的罷工鬥爭中明白這些道理。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繼續打壓性小眾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藝術區”，兩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進入園區。兩人的徽章來自一個聲援“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活動。該活動原本計劃在園區內舉行，但也受到保安驅趕。即便在兩人取下徽章之後，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發生沖突，並遭到毆打。據《環球時報》的報導，“798藝術區”保安部門的負責人說，他認為配戴彩虹徽章是違法行為，而且“同性戀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擊者稱，事發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沒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將被打者帶回警察局。之後不久，網絡上關於這一事件的視頻、評論和抗議信也被刪除。雖然涉案保安已經被開除，而且也已經做出賠償，但這一事件反映出中國性小眾的處境在中共當局的打壓下越來越惡劣。

無獨有偶，在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廣州和上海的紀念與聲援活動在當局的壓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眾權益團體成員被警方拘禁。武漢大學校方更是將此類活動稱為“非法集會”，除了說同性性行為會傳播愛滋病，還警告學生參加這些活動“具有和校外乃至國外勢力串連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電視臺旗下的芒果TV視頻網站在轉播今年的“歐洲歌唱大賽”時，刪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為他的伴舞是在講述一個同性愛情故事。此外賽場上觀眾手舉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馬賽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後的轉播權。

這一系列事件再次說明，習近平當局對性小眾的打壓越來越猛烈，因為他擔心性小眾平權會動搖家庭作為社會統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擔心受壓迫群體的集體行動會挑戰中共獨裁統治。當局的打壓乃至暴力行動不僅會直接使性小眾的反歧視和平權活動更加困難，也可能會造成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這一系列打壓也會使越來越多的性小眾和其他受壓迫群體拋棄對於中共的幻想，讓他們看到，要想擺脫所受的歧視和壓迫，必須要打倒中共獨裁政權。

《英烈保護法》打壓言論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當局開始施行《英雄烈士保護法》，為當局打壓言論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權力。

就在這部法律生效後不久，網絡脫口秀節目《暴走大事件》因為改編英雄故事，諷刺植入廣告泛濫的現象，被當局指控是“侮辱英烈”並全網下架。這顯然只是一個借口。《暴走大事件》經常以調侃的形式譴責一些社會醜聞，例如毒奶粉、莆田系醫院、校園暴力等等。對於嚴厲管控新聞和輿論的習近平當局來說，它當然會成為一個打擊目標。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評“豫章書院”網癮治療中心的體罰、囚禁和暴力訓練而被停播。這次不過是利用《英烈保護法》再次打壓。可見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進一步收緊言論空間。

中共政府經常通過掩蓋和扭曲歷史來證明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與“官方歷史”不符的言論，都可能會面臨法律的迫害。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有歷史學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對1949年以來中共的的執政歷史做任何批評，否則他們及其家人可能會失去工作或者養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軍人。但盡管《英雄烈士保護法》看似保障了軍人的“榮譽”，在現實裏中國退伍軍人的利益卻遲遲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然而這個機構並不可以真正的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

從四月底開始，大量的退伍軍人陸續前往事務部進行進行靜坐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五月八號，數百名曾在國有銀行工作、因為被買斷工齡而失去社保的退伍軍人集體組織前往事務部前抗議，但事務部卻報警抓捕抗議者。一名組織者被警方帶走，其余的人都被帶往久敬莊訪民收容中心（一個早已臭名昭著的訪民看守所）。

近年來有一些中國年輕人身穿二戰時的日軍軍服，在中國的戰爭紀念遺址拍照，引發了廣泛的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護法》的頒布得到更多支持。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也反對種族主義的行動和言論，但我們同時也反對中共此為借口來加強言論管控、進而打壓群眾反抗。

中國再爆疫苗醜聞　腐敗製度危害群眾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廣泛關註和譴責。這是2007年以來至少第四次出現大規模疫苗醜聞，而且讓人回憶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當時受到處罰的國家食藥監局官員孫鹹澤不久便升任副局長，直到今年2月剛剛退休），因而嚴重撼動了群眾對中國食藥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壓維權家長，嚴控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討論，亦引起普遍不滿。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國家食藥監局發現長春長生和武漢生物這兩家公司銷往山東丶河北丶重慶的65萬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傷風）疫苗“效價”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無效。這種疫苗用於保護新生兒，因此劣質疫苗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和生命風險。雖然政府聲稱劣質疫苗不會直接損害健康，但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關生產數據。

盡管當時政府已發出召回通知，但種種跡象表明至少絕大部分已經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藥監局發出通告稱，根據公司員工舉報發現長生偽造狂犬病疫苗的生產數據。通告稱涉事疫苗尚未出廠，但兩天後長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內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藥監局才對2017年的案件做出處罰決定，僅沒收了長生186支庫存疫苗，罰款344萬元人民幣。該公司2017年凈利潤高達5.7億，除此之外還得到了4830萬政府補貼，因此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質疫苗的武漢生物的處罰決定至今尚未公開，令人懷疑這是因為它是國有企業所以處罰甚至比長生更輕，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緊接著，一篇介紹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長生發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讓眾多家長陷入擔憂和憤怒，也令事件急劇升級。直到此時李克強和出訪非洲的習近平才宣布徹查，不久之後包括董事長高俊芳在內長生15人被刑拘，但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禁止媒體擅自報導相關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關評論也被從網絡上刪除。諷刺的是，在兩年前發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時李克強曾做過幾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報導所用的照片也是當時的舊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稱要徹底改善食藥安全，但這更多只是應付民憤的一貫伎倆，政府既不打算也沒有能力履行諾言。

私有化與貪腐

2003年，身為長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偉民夥同長生第三大股東韓剛君以低價將這家前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之後幾年裏，杜偉民和韓剛君又收購了其他幾家疫苗企業。包括長生在內，這幾家公司過去也曾涉入劣質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兒接種長生的水痘疫苗後死亡，當時其父母要求檢驗疫苗，但吊詭的是醫院卻宣稱該批次疫苗已經銷毀。今次醜聞爆出之後，警方和政府官員也警告他們不要上訪。

這些公司通過大肆行賄迅速控製了中國疫苗市場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產商（江蘇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產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產商（長春長生）。2017長生的“銷售費用”高達5.8億元，將近其研發費用的5倍。《南華早報》一篇文章指出，整個疫苗行業從審批到銷售均存在貪腐，可見今次曝光的劣質疫苗以及長生和武漢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長表示對於中國藥物安全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相關省份的家長前往當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門抗議，亦有過去子女接種疫苗之後遭致傷殘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補償的家長參加。重慶約60名受害者家長集體維權，不久後組織者被警方帶走。警方警告他不得進行抗議，而且維權只可以針對企業，不可以針對政府。但家長們很清楚，政府缺乏監管和官商勾結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國食藥檢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員承認，監管部門無力確保藥物質量，很大程度依靠企業“自律”！

全世界眾多慘劇已經證明，讓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企業“約束自己”根本是個神話。美國銀行業的“自我約束”最後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化石燃料行業則帶來了氣候惡化。

假疫苗事件顯然是醫藥私有化和資本主義戕害群眾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證。沒有真正的工會和新聞自由令情況更加嚴重。武漢生物雖然是“國有企業”，但在中共官僚的控製和包庇下，它更關心的是利潤而非群眾健康。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疫苗質量，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所有有罪資本家和官員；將所有製藥企業和醫療單位公有化，交給工人和患者民主控製和管理，董事會由選舉產生而且工資不超過熟練工人，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廉價的醫藥服務。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須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製度和包庇黑心藥企丶保護資本主義的中共獨裁統治。

聲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 組織獨立工會無罪

從7月中開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違法且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同時這場鬥爭也在得到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聲援。佳士工人無懼打壓，堅持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發起挑戰，成為中國工人鬥爭的裏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鬥爭是一個開始，未來將有更多工人發起組織獨立工會的抗爭，這是近幾個月來跨省罷工抗議和中國工人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主要生產焊割設備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而且不久前剛被美國《福布斯》雜誌列為中國最具潛力的企業之一。但同時它通過“綜合工時製”每月變相克扣工人數百元工資；每年少為工人繳納上千元的住房公積金；以“建設企業文化”為由強製工人在休息時間集體“郊遊”，實際上是將工人當作免費的宣傳工具（有工人因為公開表達不滿而被毆打）；另外還非法設置諸多苛刻的罰款規定。工人們說自己所受的待遇簡直像奴隸一樣。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報導稱郭麗群的丈夫是當地政府官員。中共貪腐政權勾結和保護資本家的行徑可見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當地坪山區官方工會投訴，工會官員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但佳士資方搶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會。7月12日，工人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獲得約90人聯署，可資方和當地工會官員卻指控這是違法行為。幾天之後幾名活躍工人被調職丶開除甚至毆打。被開除的工人試圖進入工廠繼續工作，卻被警方攻擊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懲處打人的黑警並賠償醫藥費。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開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們工人建立工會，不能破壞我們的團結！任何蠻橫無理的行為都不會把我們嚇倒！反而只會讓我們更加團結！”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廠外抗議丶要求復工和組建工會的工人及家屬再次受到警方的攻擊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當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駐工廠，以恐嚇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嚴酷打壓抗爭工人的行動激起了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憤怒。29日開始，有外地學生和左翼人士前往當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議，高喊“組建工會無罪”丶“工友無罪”丶“嚴懲黑警丶黑社會”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時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爾濱丶寧夏等地一些大學生發出聲明聲援佳士工人，這令當局大為擔憂，因為害怕各地學生的聲援運動會演變為政治運動，造成連鎖效應激起各地工人都起來罷工。8月1日，香港職工盟在中聯辦外舉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論壇在香港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社會主義者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和反抗官商打壓的抗爭，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議者。我們支持罷工丶示威丶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謂的“工會改革”，而坪山區工會正是“改革試點”之一，可見官方工會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為真正維護工人的工具，而只不過是另一個“維穩”工具，是資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獨立工會，組織更大的力量對抗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雖然中共當局會使用暴力鎮壓，但這也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工人提出組建獨立工會的訴求。同時習近平在國內外正面臨著重重危機，使他難以采取最大程度的鎮壓，以免引發更嚴重的憤怒和反抗，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

與以往主要集中於經濟訴求的工人鬥爭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懲處黑警與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獨裁發起挑戰，又一次證明中國工人鬥爭進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階段。而且專製打壓也在推動不同的受壓迫和反抗群體團結起來。中共極為害怕這些運動會政治化並串聯起來，成為一場大規模甚至是全國性的鬥爭運動。北京大學聲援發起人嶽昕在今年年初因為要求公開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壓與威脅。工人鬥爭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丶反專製的綱領將所有受壓迫群眾團結起來，一同對抗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和它所滋生的貧窮丶歧視丶劣質食藥以及其他種種不公。

中國#MeToo運動再度興起

自7月底以來，眾多教師、NGO人士、記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視主持人在社交媒體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騷擾。雖然在年初的網絡舉報和請願浪潮之後，中共政府大力打壓敢於發聲的學生和女權人士，並采取了嚴厲的媒體管控，但仍無法阻擋中國#MeToo運動的再次興起。這既是因為中國男權統治和性暴力的嚴重程度，也是因為今年群眾的激進化和公開抗爭的增長。中共的打壓令越來越多本沒有“顛覆意識”的年輕人政治化。反對性暴力和更廣泛的女權鬥爭會是反抗中共獨裁統治的重要部分。為了徹底消滅性別壓迫和保護它的專製製度，#MeToo等女權運動需要集體行動，並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發展的工人鬥爭聯系起來，支持一個反對男權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於大學的中國#MeToo運動正開始向更大範圍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揭露，她在參加乙肝患者維權NGO“億友公益”舉行的公益活動時被該組織創辦人雷闖性侵。雷闖一開始回應說舉報屬實，他正考慮向警方自首，但隨後又改口稱兩人當時是戀愛關系（在中國男權體製下，戀人或者婚內強奸往往不被視為犯罪）。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對雷闖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後也被揭發性侵醜聞的貧困學童“免費午餐”計劃發起人鄧飛，並大肆指責受害者，試圖將這次事件描繪成一場騙局和陰謀。類似的指責受害者或者“蕩婦羞辱”的言論屢見不鮮，這也是許多性暴力受害者不願報警和公開自身經歷的原因之一。專欄作家章文聲稱，舉報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給他“發過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藝術寫真”，並說在“媒體圈、公知圈”聚會時做出“摟、親、抱”等親密動作是正常現象。

無論在校園還是職場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來自於性別壓迫和男性霸權。而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性暴力和性剝削最為嚴重，而且隱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視主持人朱軍猥褻的女性披露，在她報警之後警方要求她不要將事件曝光，以免破壞朱軍和央視（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正面形象，並以她擔任公職的父母相要脅。之後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發出的這篇帖文以及許多相關評論也已被刪除。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於網絡上的#MeToo運動發展成實際的抗議行動，中共政權打壓受害者和女權人士，封鎖相關的社交媒體文章和新聞報導，這實際上正是在保護犯罪者和整個男權體製。7月27日央視調查記者王誌安在微博上說到，政府已經發出管控相關新聞的命令，令狼狽不堪的被指控者們“紛紛松了一口氣”。

許多年輕人和女權主義者已經開始明白，盡管中共政權一再宣稱對性暴力“零容忍”，但實際上它並不願做出真正改變。今年年初羅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陳小武強奸，掀起了中國第一次#MeToo浪潮，全國70多所大學8000多名在讀或畢業學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園反性騷擾機製，但直到現在仍沒有任何實際進展。政府和受其控製的校方不願看到公開、集體的抗議或請願，擔心這會發展成挑戰獨裁統治的行動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同時正如中國女權主義者張累累所說，“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動力，有關部門就會敷衍了事”。

要想消滅性暴力和性別壓迫，需要集體的行動挑戰當今的權力結構，而在中國也需要挑戰拒絕做出任何實際該變的獨裁統治，並終結與男權和等級製緊緊交織在一起的資本主義製度。#MeToo運動是一場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組織成受其參加者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工人階級女性經受著最惡劣的壓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會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樣，她們也需要反擊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權運動必須與工人鬥爭聯系起來。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資方和官方工會建立工廠反性騷擾製度，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運動的鼓舞。工作場所是性騷擾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根據2013年的一項調查，超過70%的女工曾遭受性騷擾，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沒有得到公正處理。工人的集體抗爭擁有更大的力量去徹底改變社會。

立即釋放沈夢雨 反對國家鎮壓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沈夢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綁架，至今沒有音訊。這應該與她近期積極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反抗警察和資方打壓的鬥爭有關。據一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者所說，沈夢雨近日來已經受到跟蹤和騷擾，而且綁架發生後警方顯然有意拖延調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組織真正的工會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權利。我們強烈譴責中共政權暴力打壓抗爭工人和左翼活動者。我們要求當局立即釋放沈夢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對國家鎮壓

工人爭取獨立工會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中國勞工論壇 報導

“繼續戰鬥！”

沈夢雨從位於深圳被軟禁的地點秘密送出一封信，號召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左翼青年繼續鬥爭。各位讀者，言猶在耳，務必行動！

在3個月來，佳士工人和左翼聲援者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沈夢雨是當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最近幾周，他們鬥爭的焦點是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和聲援者。這些被捕者可能會遭受嚴厲處罰。

8月11日，沈夢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綁架。當地警方在微博上聲稱，這只是一起“家庭糾紛”，因而拒絕調查。而且警方說綁架地點的4個監控鏡頭全部故障，所以沒有調查線索和證據。

近日佳士工人聲援團得知，沈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中共政府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無限期非法拘押反對者，禁止他們聯系律師、家人或媒體。8名國保全天24小時監視沈夢雨，就連她洗澡或上廁所時也不例外。

深圳的聲援團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會到他們的聚集點清場。最近幾天政府加強打壓，派出警察騷擾聲援者，加強網絡審查，封鎖了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和聊天群組。“佳士”、“沈夢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個區）全都成了敏感詞。

工人鬥爭的裏程碑

佳士工人鬥爭是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裏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會，組織獨立工會會受到嚴厲懲罰。但盡管存在這些威脅和阻礙，今年中國工人鬥爭還是驟然發展起來。最引人註目的是爆發了數場“跨省罷工”，10多個省份的工人同步舉行罷工和抗議。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機罷工。隨後幾個月裏，鬥爭蔓延到其他行業，爆發了卡車司機和外賣工人罷工。所有這些鬥爭隱含著建立獨立於官方工會、由工人民主控製的工會的訴求。實際上，許多中國工人把全國總工會叫做“黑色工會”，也就是說它是政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工具，比黃色工會還要惡劣。最近這些大規模罷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獨立工會在網絡上組織的。

雖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惡劣（苛刻的罰款規定、工時過長、少繳社保等等），但這場鬥爭不只是為了改善工作條件。從5月份開始，佳士工人將建立獨立工會作為核心訴求，所以這場鬥爭十分重要，將會成為未來中國工人鬥爭的重要參照點。

法律程序

一開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會，亦即全國總工會在廠內的下屬分會。由政府控製的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唯一的合法“工會”。盡管資方搶先建立了一個完全受其控製的所謂“職工代表大會”，試圖以此壓製工人，但工人還是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並在短短幾天內獲得約90人聯署。

佳士管理層指控組建工會是非法行為，而官方工會幹部也完全站在資方那一邊。佳士資方與當地政府關系密切，有兩名高層人員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領袖米久平和劉鵬華先是被不明人士毆打（可能是資方雇用的打手），然後於7月20日被開除。官方工會絲毫沒有保護兩人，反而於7月23日與佳士資方一同發表聲明稱，雙方正“合作”組建工會。組建這種受資方操控的假工會，正符合官方工會的一貫做法。

國家暴力

工人抗議資方解雇米久平等人，誓言繼續爭取真工會。7月27日，警察襲擊了在工廠外抗議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劉鵬華在內的約30人。國際特赦組織等多個團體要求釋放被捕人士，研究員潘嘉偉表示：“當局羈押工人及其聲援者的做法應當受到譴責，工人要求組建工會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是完全正當的行為。”在本文寫作時，米久平和劉鵬華等14人仍未被釋放。同時亦有沈夢雨等聲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沈夢雨等左翼青年無懼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最龐大的鎮壓機器，英勇捍衛工人權利，建設中國工人運動。警方對被捕者施以酷刑，並以他們的家人朋友相威脅，以圖讓他們“認罪”並“指證”其他人。據《路透社》記者黃淑琳在推特上所說，佳士工人告訴她，警方為強迫工人簽署認罪書使用了多種手段，包括性騷擾。被關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尋釁滋事罪”，最多可入獄5年。

佳士抗爭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被視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這些年輕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比如一些“傳統”的勞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體。

工運“政治化”令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樣如此。許多勞工NGO嚴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徑”，並因此有意識地限製工人階級鬥爭（哪怕只是爭取局部的經濟訴求的鬥爭），但還是受到了國家的殘酷鎮壓。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不認為工運“太政治化”令佳士鬥爭添加困難，或者令它受到更嚴重的鎮壓。工人和聲援者的勇氣值得我們學習，而且他們主動尋求國際聲援的做法對於中國工運來說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盡管中國利用民族主義輿論宣傳，指控聲援者是受“外國勢力操控”，但跨國的工人聲援還是應該成為“新常態”。

全球聲援佳士工人鬥爭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和反對鎮壓的抗爭正在進入關鍵時期，所以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際工人階級聲援。《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已從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成員那裏受到了大量聲援報告和照片。而且特別要感謝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果斷、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國組織了抗議行動。

因為未來幾日國家鎮壓可能大幅升級，我們緊急呼籲讀者加快、加大行動，前往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抗議！聯絡工會聯署下面這份聲援聲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國、法國、美國、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設立了工廠。我們希望海外的佳士工會聲援他們的中國工友。

以下為愛爾蘭國會議員的聲明：

“我們—愛爾蘭國會議員和社會主義黨成員完全支持中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歷史性抗爭，支持他們建立民主工會。我們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們的年輕抗議者，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他們挺身捍衛工人的權利，完全是正義的。讓我們尤為震驚的是，抗議者沈夢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綁架，而深圳警察拒絕調查。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對警察和黑幫的毆打、虐待和性威脅，我們向他們致敬。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中國：釋放所有佳士聲援團成員和被捕工人 撤銷所有檢控

8月24日清晨5時，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聲援團在惠州的聚合點。與此同時，亦有工人和聲援團成員在北京被捕，表明這是一場全國行動，而不只是廣東地方政府的行動。在深圳，約10名工友和50名聲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審的工人蘭誌偉、余凱龍和虞煒燁。被捕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嶽昕、北京大學後勤工友調研報告發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貧困協會前會長馮歌、以及多位發起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聲援聯名信的同學。同時，曾會見全國總工會及全國婦聯的兩位聲援團在京代表及廣州讀書會事件被追逃的學生顧佳悅也失去聯系。

目前總共有超過70名佳士工人和聲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綁架的沈夢雨。沈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隱受到嚴重侵犯，不僅不能走出房門，上廁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緊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聲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會毆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間受警察以酷刑對待。

我們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聲援者和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我們支持佳士工人抗爭的訴求，支持組建民主工會的權利，支持示威和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

反對封鎖毛派網站　立即釋放編輯員、佳士工人和聲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聲援團被捕的同時，警方查抄了位於北京的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紅色參考》的尚愷，以及“時代先鋒網”核心成員之一顧佳悅。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報導和參與佳士工人鬥爭。這是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工人鬥爭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協助下，廣東國保對《紅色參考》編輯部及人員，采取搜查及拘捕行動。同時也再次證明逮捕聲援團是中共政權有組織的全國鎮壓行動，而不是個別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國工人串聯起來，特別是要遏製建立真正的工會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體被捕，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過去所說的，中共獨裁政權不僅鎮壓自由派律師和少數民族，而且愈發將矛頭指向工人階級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們的支持者。特別是中共政權現在奉行親富人政策，保護著中國的富豪階級，而工人收入則已經停滯，所以它不能容許任何獨立於政府路線以外的聲音。中國勞工論壇譴責習近平當局暴力鎮壓抗爭工人和左翼聲援者，譴責獨裁政府打壓言論、示威和結社自由。我們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網路封鎖，釋放所有被捕者，撤銷所有控罪。組織獨立工會無罪！抗議無罪！

中共封鎖毛派工運網站

8月24日，中共獨裁政權采取全國行動，鎮壓爭取工會權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聲援者。警察破門闖入聲援團在惠州的住宅單位，逮捕了數十人。據報導，一些仍被關押在的聲援者正在絕食抗議。《社會主義者》雜誌完全支持他們。現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個可恥的、反工會的血汗工廠。

這場鎮壓行動不是出自廣東地方政府的手筆，而是一場全國搜捕。除了廣東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區亦有人被捕。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網站一度停止運作。政府采取如此行動，目的是消滅支持佳士工人的聲音，同時也是要讓鎮壓行動激起的怒火沒有表達的平臺。

佳士工人的歷史性鬥爭將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政局造成重大影響。爭取真正工會的鬥爭現在已明確地擺上了議程。中國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賴中共的鐵腕鎮壓保護自己的利潤和權力。只有通過真正的工會，中國工人才能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進化

同時佳士工人鬥爭也表明，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正在愈發政治激進化。近兩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許多來到廣東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英勇青年對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壓深感震驚。一部分聲援者原本認為打壓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終會出面保護工人和聲援者，但8月24日的鎮壓行動深深打擊了這種錯誤的想法。

中共政權采取嚴酷手段，並且重點打壓幾個左翼網站和團體，說明這場鎮壓行動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佳士工人鬥爭表明，工人鬥爭正在和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政治思想結合起來。中共想要將這種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但它不會得逞。年輕人和工人會重新振作起來、組織起來，發起新的抗爭。

那些沒有被捕的聲援者，甚至還有一些名義上已經“釋放”、但仍受到警方監視的聲援者，正在以極大的勇氣努力揭露鎮壓行動的殘酷真相，駁斥官媒抹黑他們是“受境外勢力操控”的說法。現在必須繼續不懈地進行聲援行動，支持那些被誣陷、而且可能遭受嚴厲刑罰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須從這場重要的鬥爭中得出一個必要的結論：為了徹底改變中國和全世界的現有製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組織，也需要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

習近平：內外受敵的“強人”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說：“事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強人”習近平現在面臨諸多難題，突然之間他已不像過去那麽強大。包括裴敏欣在內，海外的一眾中國觀察家都註意到，一系列挑戰和危機已經削弱了習近平看似不可動搖的權力。

有跡象表明中共高層內部出現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經公開顯露出來。自6年前習近平上臺之後這是很罕見的。最重要的分歧是關於，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國正在放緩的經濟，以及如何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如預想的一樣，習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越來越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全國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製時，習近平看似無懈可擊。但是現在，盡管習近平已經貶黜了大部分競爭對手，瓦解了所有敵對派系，他卻面臨著上臺6年以來最嚴重的挑戰。雖然在政權內部沒有人敢公開反對他，但是他也變得更加孤立。現在已沒有過去那麽多地方勢力為他唱贊歌。統治精英們小心翼翼地和這位“核心領導人”保持著距離。

群眾抗議

從數萬P2P網絡信貸受害者抗議，到寧夏回族穆斯林反對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靜坐抗議，再到波及90萬名兒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眾抗議彼伏此起，這也與習近平剛上臺時相對平靜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國的公共醫療醜聞層出不窮，假疫苗事件只不過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讓人們看到，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實際上幾乎沒有改善普通群眾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罷工的興起。跨省聯合罷工的出現表明工人的組織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過去4個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盡管規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輪左翼學生行動結合起來，踏出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關鍵一步。

這些事件開始動搖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基礎。自由派專欄作家鄧聿文在《南華早報》上說：“大眾對當局的信任降到了冰點”。他還說道：“整個社會已經開始躁動，大眾正急切要求改變現在的製度。”（《南華早報》，2018年8月15日）

而該報的前主編王向偉則像是為了安撫中共領導層，說道：“說中國不穩定是言過其實，但不滿是普遍存在的。”

貿易戰

清華大學的自由派學者許章潤對中國局勢的估計也是同樣黯淡。他在一封大膽批評習近平的公開信中寫道：“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製度軟肋暴露無遺”，“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許章潤還在公開信裏要求恢復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貿易戰正式爆發。這場貿易戰實際上不僅僅關乎貿易，而且標誌著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開始爆發地緣政治沖突。它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而且已經開始改變中國的政治局勢。

習近平政權顯然沒有準備好應對特朗普的攻勢。這令中國的政商精英感到懷疑和不安並互相指責。政權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擊，在當前其後果遠超過美國關稅在短期內有限的經濟影響。不過貿易沖突升級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如果爆發更大的沖突，可能會嚴重打擊中國經濟，而且這場沖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它可能會長期以不同形式持續下去，間中或有一些暫時的協議緩和局勢，接著又爆發新的對抗。

這些事件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永遠正確”的形象。過去個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經降低了調門，似乎證實了公眾情緒的深刻轉變。許多城市撤下了習近平的畫像，歌頌習近平的文章也不像過去那麽多了。中共宣傳部門察覺到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所以想要降低人們對“核心領導人”的關註度。

自去年年底以來群眾的不滿就在增長，現在貿易戰爆發，加上國內經濟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匯率）更是火上澆油。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成了群眾發泄不滿的焦點。我們當時就解釋過，取消任期限製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場豪賭。它未能達到習近平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劇了政治不穩定。

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盡管在貿易戰爆發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經在加深，但貿易戰進一步嚴重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習近平政權沒有像過去那樣展現出力量和決心，反而顯得遲鈍、猶豫不決。《經濟學人》雜誌說：“在特朗普的貿易攻勢面前，中國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可靠消息稱，習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估錯了特朗普的意圖，以為這次也只要多進口一些美國商品就能平息沖突。中國社科院的頂尖經濟學家余永定承認，7月6日美國開征第一批關稅之前，沒有多人認為真會爆發貿易戰。

可見中共嚴重低估了華府的意圖。不過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幾乎也沒什麽辦法避開這場沖突，因為這場沖突根植於飽受危機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以及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危機時代，帝國主義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現在中共政權內部有許多人責怪習近平當局太過自大，結果作繭自縛，招致貿易戰和其他國際沖突。就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樣，習近平用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維持國內的支持。他大肆煽動民族主義，采取“一帶一路”等強硬的外交政策，並在南海建設軍事設施。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王義桅說：“我們應該保持低調……貿易戰已使中國變得更謙遜。”王義桅告訴彭博社，他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考慮”一帶一路計劃。官方媒體現在重新開始廣泛宣傳“韜光養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警告媒體不要“浮誇自大”，不要誇大中國崛起和技術進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國已超越美國。

中美貿易戰是習近平上臺以來第一場重大國際危機。《彭博社》評論說，這場貿易戰最清晰地揭露了習近平的失誤和困局。

刺激，還是緊縮？

但是貿易戰不會是習近平的最後一個難題。首先，中國當然不能幸免。中國將會在全球經濟中遭遇更大的阻力，這不單單是指與特朗普的貿易爭端。10年前爆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尚未過去，仍繼續著動搖著各國政治製度，加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間的緊張局勢。現在“一帶一路”全面受挫。不僅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歐盟各國政府因擔心失去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而大力阻撓，而且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緬甸等“一帶一路”國家的群眾和反對派也表示反對。

其次，在貿易戰正式啟動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急劇放緩。自2017年開始，習近平為了打擊“金融風險”、打擊失控的影子銀行而收緊信貸，而拉低了經濟增長。這暴露了中國經濟對債務的嚴重依賴。

政府現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采取經濟刺激策略，向銀行註入更多資金，推動地方政府發行更多債券為新的基建項目融資。不過其規模遠不如過去的刺激方案。《南華早報》的湯姆·霍倫德（Tom Holland）評論說：“政府沒有踩油門，它只是稍微松開了煞車器”。

同時采取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政策（經濟刺激和金融緊縮）有多種原因。原因之一還是關乎習近平的權威。霍倫德說到，如果現在采取180度的轉彎，會讓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顏面無存。部分官員支持更堅決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則擔心完全放棄去杠桿（金融緊縮）政策會加劇未來幾年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這兩派正為實行何種政策展開政治鬥爭。

不過法國興業銀行的經濟學家姚偉指出，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回升無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偉等經濟學家不認為中共政府現在的政策能避免未來一年GDP增速更嚴重地放緩，特別在貿易戰升級的情況下。

習近平政權現在在經濟政策方面也表現出內部分歧和猶豫不決。中國今年的確是進入了“新時代”，不過並不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樣。習近平稱帝和他的“宏偉計劃”都是為了解決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的危機，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些“解決方案”反而令危機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鬥爭與中國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工會權的鬥爭開啟了中國工運的新篇章。這場鬥爭吸引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的激進青年以及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欽佩。

佳士抗爭工人和青年聲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資方的殘酷打壓、官方工會的欺詐、政權的全力鎮壓、偽造的罪名和官方媒體（新華社）的抹黑。有一些聲援佳士鬥爭的學生還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壓，突顯出國家將父權資本主義家庭單位作為控製社會的工具。

抗爭工人和“毛派”青年聲援者均受到全面鎮壓。這是中共政權對待群眾鬥爭的一貫方式。盡管一些青年聲援者曾認為鎮壓他們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顯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時有幾個左翼網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運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後尚未被釋放的工人和聲援者，總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監禁。據報導，4名抗爭工人被控“尋釁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獄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試圖組織工會而被解雇。目前還沒有學生被控罪，不過網上有傳言稱，聲援團的一名重要成員嶽昕可能被控“支持臺獨”。盡管這項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會讓她遭受嚴厲處罰。

顯然政府對待這些青年聲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年輕人自稱“毛派”，給政權的打壓製造了困難，因為習近平當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說辭謀取一部份民眾的支持，並以此抵擋群眾對於社會不公的日益增長的怒火。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擔心如果過於嚴厲地懲處這些聲援者，會在年輕人當中造成政治反沖。但被捕工人則會遭受更嚴重的刑罰。所以下一步的聲援行動應該以要求撤銷對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為重點。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積極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並呼籲和發起了全球聲援行動。我們並不完全認同一些“毛派”青年聲援者的政治觀點。不過在中國“毛派”這個詞語的涵義很廣泛，涵蓋許多不同的左翼觀點。

我們和一部分青年聲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們不認為1950-70年代中國的毛澤東政權可以成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榜樣。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共黨國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們認為中共政權已經資產階級化，是一種由國家控製的特殊資本主義體製，它只是在嘴上空談“毛澤東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像其他國家早已投身資本主義政策的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黨”政客那樣。我們一直都主張建設獨立工會，不久前我們剛和一些毛派辯論過獨立工會的問題（參見我們和《紅色中國網》辯論的文章）。

我們也一直都願意和其他左翼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們不會預先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對所有鬥爭也是如此。我們認為佳士鬥爭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傑出榜樣。社會主義革命者的首要任務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努力幫助工人在實務和政治上建設自己的組織，明確表達出工人的訴求，提出下一步具體的鬥爭行動，並爭取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的支持。所有這些都是勝利所必須的。在中國，在國家鎮壓工人階級、並將真正的工會和工人自我組織視為非法的情況下，鬥爭會是長期的、艱巨的。

我們不同意中國一些與NGO相關的人和一些所謂左翼對佳士鬥爭的批評。他們批評毛派“騎劫”了工人鬥爭，令鬥爭“太政治化”，還說學生“尋求對抗”，破壞了工人純粹的維權行動。幾乎在所有鬥爭中都會有人提出類似的批評，因為這些人拒絕直視實際情況，害怕鬥爭，也害怕鬥爭令群眾激進化。這些“大師”毫無根據地宣稱佳士聲援團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說他們忽視了工廠裏的鬥爭，而且更容易招致嚴厲鎮壓。

我們強烈反對這些批評。傾向自由派的NGO主張使用低調的、“非政治”的策略去從事工運，但他們還是受到嚴厲鎮壓。一些勞工NGO已經被關閉，還有一些在當局的逮捕和恐嚇之下已經停止運作了。顯然，這種“非政治”的策略也無法抵擋國家鎮壓，反而因限製工人的訴求和掩蓋實際問題而削弱了工人鬥爭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聲援團在惠州的聚集點，逮捕了在場的所有工友和學生，共50多人，我決定去事件的源頭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門時，遇到附近另一家廠的一個職工。他聽說過佳士發生了點事，但說到具體，他就一點也不清楚了。這時，一批佳士工人騎著單車或電動車出現在旁邊的大道上，我們離開了他，想找他們中的一兩位說話。

一個沒穿廠服的年輕小夥走出大門，往我們這邊來。沒錯，他是佳士員工，但他不知道前陣子廠裏出了什麼事。

我們悻悻地被甩開，意外看到一個佳士男職工坐在一個花圃那裏看手機。他剛進廠，什麼也沒聽說。運氣不佳，我們只好離開。

多少是出於彌補的心理，我恢復了由於時間太晚原已打消的後續計劃，去燕子嶺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們想像的大。一溜防爆盾倚靠在外墻上，門口空地泊著一輛裝甲車一樣結實而陰森的囚車，紅藍光閃爍不止。

我們商量要不要直接進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況。然而，快到值班室門口時，我卻先止步了。

我知道進去問了就算沒被當作到場支持者抓起來，也得不到就事論事的答復，或根本得不到答復。我已從這次事件以及從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結論，深信這個系統將威懾丶打壓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當作常規。

我們所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威權集團。也正是這一點，甚至可以說，僅這一點，便足以體現那些工人和學生的無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對於正身陷牢獄親嘗磨難的工人和學生，我沒資格說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與他們休戚與共，我是工人和農民的兒子，我相信他們不會無端地站出來，相信正義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時候都可以為一己私利出賣良心的官方喉舌無法抹黑他們分毫。我或許不能像他們那樣抗爭，但我站在他們這邊，為他們發聲。

新一輪P2P倒閉潮引發群眾抗議

8月6日，數千名P2P（個人對個人）網貸平臺倒閉潮受害者計劃前往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所在的北京金融街舉行抗議。由於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無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圍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區，火車丶地鐵丶公交站點和旅館亦有警察檢查身份證，截查抗議者。據稱有數百人被帶往久敬莊訪民關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國各地許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采集了指紋和血液，並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習近平統治下，此類鎮壓已成為「正常現象」。這次倒閉潮涉及的P2P網貸平臺，背後多有社會名流與政府官員支持，令許多人認為這其實就是權貴階層與高官的聯手詐騙。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議同樣遭到警方暴力驅逐。其中一人於兩周後被發現在公園裏自殺身亡。她在遺書中寫道：「這個國家太令人失望……驅趕金融難民的警察比維權的人都多，果然權勢都是為資本主義服務……股東甩鍋的理直氣壯，辦案人員拖拖拉拉，維權上訪百受阻撓」。警方扣押了該名受害者的遺體，並於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體采訪，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閉潮涉及數千億元人民幣，造成幾百萬「金融難民」，其嚴重程度可能超過2014-15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場，現有貸款總額達1.49萬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它也是中國影子銀行體系中最危險丶受監管最少的部分。官方從2016年起收緊監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規定完成整改，但最後期限變成了關門跑路的信號。截止2018上半年，中國P2P網貸平臺已有4,334家崩盤。例如因背負巨額債務和涉入中共權鬥而聞名的海航集團推出自己的P2P平臺和產品，作為信貸緊縮下新的融資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關閉了旗下的P2P平臺「前海航交所」，目前還未公開違約金額。與此同時海航的另一個P2P平臺也已開始出現違約。

網貸平臺承諾的投資回報率經常是銀行存款利率的數倍，因而吸引了許多投資者。但從網貸平臺借款的個人或公司往往是因為還款能力弱或者沒有抵押資產而難以從銀行貸款，所以這也就意味著相比於銀行，網貸平臺面臨著更高的違約率，最後甚至可能變成龐氏騙局。當中共政府試圖收緊流動性和去杠桿，並導致經濟重新開始放緩時，P2P便成了中國債務問題中首先破裂的一環。P2P實際上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困境的縮影和預示。

八月中，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四大「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幫助處理網貸平臺留下的債務。同時一些地區也已停止註冊新的P2P公司。盡管P2P倒閉潮本身不太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危及整個金融系統，但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不過政府現在首先擔心的是會有更多受害者參加抗議。

中共政府很可能會出臺更嚴厲的監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風險。但政府難以真正減輕整個金融系統和債務問題的危險。自2017年以來習近平的去杠桿運動並未有效改善中國金融狀況，但已經成為經濟再次放緩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經濟刺激策略。政權內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去杠桿力度進行著權力鬥爭。習近平一派似乎既想采取刺激政策，又想繼續減少債務，因此猶豫不決丶難以取舍。他註定會失敗。這可能也意味著未來P2P或者類似金融工具的復興，以及下一輪或者更加嚴重的金融災難。比起2015年「習近平牛市」，群眾在今次P2P危機裏更清楚見到中央政府有責任為金融災難負責，因此工人階級以至中產階級會激進化起來，更有意識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機關的地點來行動。經過其他一系列政治挫敗之後，P2P危機再次打擊了習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訪這趨勢令各種維權運動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潑墨事件後各地撤下習近平畫像

7月4日清晨，董瓊瑤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廈前控訴習近平和中共一黨獨裁，然後對街頭的習近平肖像潑墨。董瓊瑤隨即被失蹤，及後被當局以攻擊領袖罪名抓捕，直播這一事態的華湧和董建彪也已被當局半夜抓走。其後等到7月22日傳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當媒體打電話到該精神病院詢問時，院方稱董瓊瑤是政治犯，並說她是受「境外勢力」指使。

董瓊瑤父親董建彪和異見藝術家華湧也因要求當局釋放董瓊瑤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礦將他解雇，並拖欠了他三個月的工資。警方也曾建議董建彪製作假病歷，來「證明」董瓊瑤患有精神疾病，從而為董瓊瑤換取較輕的處罰。有消息稱，三人均被指控「攻擊國家領導人」。

盡管宣傳部門大肆歌頌習近平，豎立個人崇拜，但社會上存在廣泛不滿，習近平政權的群眾支持並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董瓊瑤在街頭公開譴責中共專製暴政，表達對龐大鎮壓機器的蔑視，也表達了群眾憤怒情緒，得到了網民的廣泛回響，令當局害怕會因很多人效仿。董瓊瑤的行動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仿。在當前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愈發激進化丶而獨裁政權加強鎮壓反抗行動的情況下，遍布街頭的習近平海報可能會成為群眾公開發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擔心這成為一種潮流。獨裁政權害怕任何公開的反對行動，哪怕只是向領導人的畫像上潑墨水。因為一旦這種公開挑釁獨裁政權的行動蔓延起來，很可能開啟群眾運動的閘門。特別是在習近平建立起個人獨裁之後，加強民族主義和個人崇拜宣傳，但這是一場賭博，因為他個人權威的削弱將對整個中共政權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潑墨事件發生後，中國100多個城市迅速撤下習近平海報。

潑墨事件以及近幾個月的大規模罷工丶抗議表明中國社會局勢正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專製鎮壓正在將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推向政權的對立面。實際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為了給女兒繳學費而盜取銅線，雖然僅賣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獄9年。要想終結政治迫害和爭取言論自由，需要群眾集體鬥爭，打倒中共專製政權及其後的資本主義統治。

谷歌向中共妥協 試圖重返中國市場

據報道，谷歌正在開發一個自我審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國的網絡審查體系，進而重回中國市場。這個「清潔版」搜索引擎可能於6-9個月內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單上的網站，以及六四屠殺和其他政治異議內容。而且回到中國後，谷歌隨時可能將中國用戶的個人資料交給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這個有近9萬名員工的互聯網公司中只有幾百人知道該項目。谷歌和其他資本主義企業本身就在工作場所施行專製！事件曝光後，約1400名谷歌員工聯署，反對幫助中共政府進行網絡審查，並要求公司提高決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無法接受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審查為由退出中國，並以此在中國大陸贏得了「不作惡」的美名。但這更像是一場政治作秀而已。從2006年直到退出中國，谷歌中國（google.cn）其實一直在幫助中共封鎖政治敏感資訊。當時中國異見人士郭泉批評說：「Google從此為了錢，成了中共腳邊的一條搖尾乞憐的哈巴狗了。」因此在當時的中美沖突中，谷歌成了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攻擊目標。最後由於中共試圖進一步收緊對谷歌的控製，並指使黑客盜取谷歌郵箱用戶的資料，才導致谷歌不情願地退出中國。

但谷歌一直沒有放棄與中國企業的合作（包括開發被中共用於社會監控的人工智能）。現在中國從許多方面來說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對於谷歌的誘惑愈發變大。如其他資本主義企業和跨國公司一樣，谷歌對於利益的追求遠大於其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追求。如果谷歌最終以服從審查製度為條件重返中國，中共政府會是另一個受益者。這會被宣傳為中國網絡審查製度的「重大勝利」，而其他跨國公司也可以以此為藉口，為自己順從中共政權或者其他政府的專製措施辯護。

我們堅決反對中國政府對於政治異議的打壓，支持言論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權利。要實現這些，依靠的不是跨國資本集團及其政治代表的虛偽言辭，因為它們將利潤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眾性運動。只有終結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將互聯網公司民主公營，才能實現真正的丶徹底的網絡和言論自由。

湖南家長抗議 反對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陽市政府強迫全市8000餘名五丶六年級學生轉讀私立學校，激起家長抗議以及與警方的嚴重沖突。該私立學校遠離市區，學生必須住校。盡管政府曾承諾費用會和公立學校一樣，但等到開學時家長們發現私立學校的收費超過公立學校的10倍（公立每學期200元，私立每學期2800元）。而當地平均月收入僅有2085元。除了教學質量比公立學校差之外，更令家長們更為憤怒的是，該學校的教室和宿舍剛剛經過翻修，充滿甲醛氣味，可能嚴重危害學生健康。

9月1日家長先在學校丶政府大樓和公路上抗議。抗議橫幅上寫著：“抵製民辦學校，還我九年義務教育，堅決不住有毒宿舍，不進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們的斂財工具”。5名抗議者被捕。隨後其他抗議者前往當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釋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後，沖突劇烈升級，約600人包圍了公安局和警方對峙並發生嚴重沖突，演變為一場騷亂。憤怒的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丶磚頭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終警方暴力鎮壓，逮捕了46人。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警方曾向抗議者開槍。

盡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諾，稱轉讀私立學校的費用不會超過公立學校。但在沒有一個民主丶獨立的群眾委員會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再次食言。政府或許想拖延時間，待打壓了反對聲音之後再伺機調漲費用。事實上就在抗議之後幾天裏，一些家長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舉行抗議就去坐牢。

耒陽政府的“分流”政策實際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超大班額在中國受詬病已久，不僅導致教學質量下降，而且亦有學校曾因學生人數過多發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根據政府文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耒陽有20%的班級超過66人，38%超過56人，而正常班額上限為45人。“撤點並校”政策和學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現超大班額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資嚴重不足。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從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的教育投資低於新興經濟體，盡管中國政府仍在花費大筆資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進帝國主義“一帶一路”計劃。

巨額債務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資金興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選擇將學生送去私立學校。亦有網民揭露稱，當地官員已暗中入股該私立學校。如果算上融資平臺（即地方政府專門為貸款而設立的公司），耒陽政府負債占年度財政收入的比例超過560%。今年5月，耒陽發生了中國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陽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義推行教育私有化，從而減少政府的公共教育開支，緩解債務問題。不過就在家長抗議爆發前一周，耒陽剛剛為湖南省運動會落成一座耗資5億的體育館。當地居民譴責說，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修建形象工程，卻對最基本的教育問題視而不見。

耒陽只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公共服務短缺的一個縮影。有消息稱，在耒陽抗議被鎮壓之後，湖南其他一些地區也因為類似原因發生小規模抗議。面對沈重債務和重新開始放緩的經濟，各地政府可能試圖更廣泛地采取緊縮和私有化政策作為“解決辦法”，不惜以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代價。而耒陽事件表明，這會激起群眾的強烈反抗，反而加劇中共獨裁政權所面臨的挑戰。

社會主義者要求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免費的教育丶醫療丶幼托丶長照等公共服務。這需要終結現在這個無視群眾需要的獨裁資本主義，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民主的群眾委員會決定資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員將資金浪費在對群眾無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後，緊縮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經成為世界現象。作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鬥爭，一同反抗這個帶來混亂和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製度。

劉霞離開中國 但政治迫害仍在繼續

7月10日劉霞離開北京前往德國，結束了長達8年的軟禁生活。所有反對國家鎮壓的人都歡迎這個可喜的結果，但這只是個案。劉霞並不是異見活動者，沒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為不願與丈夫劉曉波“劃清界線”。同時中共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仍在繼續。就在劉霞離開的次日，“中國人權觀察”組織創辦人秦永敏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3年，這是近年來被判處該項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長的，同時這也是中共發出的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

德國政府的安排和劉霞抵德之後的活動非常秘密丶低調，這是中共釋放她的條件。劉霞的兩個兄弟仍作為人質留在中國。她的弟弟劉暉5年前因“詐騙罪”被判入獄11年，現處在保釋之中。這被普遍視為政治迫害。如果劉霞在德國批評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滿的言行，劉暉可能隨時被關進監獄。也因如此，劉霞沒有參加當地紀念劉曉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動。所以就算在德國，她仍像受到政治軟禁。

不過中共釋放劉霞說明它現在面臨更大的壓力。德國前駐華大使說，一年前劉曉波去世時中國政府正春風得意，不理會國內外要求釋放劉霞的聲音，但現在它處於逆境。中共將劉霞當作禮物拉攏德國和歐盟聯手對抗特朗普貿易攻勢。默克爾政府在國內面臨著政治危機，聯合政府嚴重不穩，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權議題”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權威。

不過中共未能如願與德國結盟一同對抗特朗普的貿易戰。德國和歐洲資產階級希望避免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歐盟的虛弱與分裂令他們害怕和特朗普發生沖突。同時，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海外影響了歐洲的商業利益也令他們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形勢下，歐美國家會利用各種“人權民主”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雖然中共在國際壓力下可能會作出小讓步，例如西方自由派關註的個別議題上，但不會改變整體猛烈鎮壓的路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想終結中共獨裁統治。要在中國和全世界結束政治迫害和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眾抗爭，以及反對富豪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

黑龍江養老金問題引發擔憂

7月底，黑龍江社保廳發布文件稱要推遲發放養老金。人們懷疑這可能是因為政府出現養老金危機，因而引發眾多關註和擔憂。政府公告否認推遲，說這是“工作失誤、錯發信息”，但顯然沒有人會相信。同時又有社保部門工作人員稱因為養老金上漲導致延遲，不過當地居民表示過去從未出現過這種的情況。政府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釋”顯然無法打消群眾對黑龍江乃至全國養老金虧空問題的擔憂。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黑龍江企業養老保險基金赤字高達232億元。此外其他多個省份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同一報告，全國10個省份以及新疆兵團的養老金可支付月數不足10個月。更有清華大學及人社部的報告分別指出，全國養老金個人帳戶的“空帳”總計已達4.7萬億元（即只有帳面數字，實際並沒有資金），空帳率超九成。據估計，中國的養老基金將在30年後耗盡。

中國“改革開放”後，官僚權貴掠奪了計劃經濟累積的公共財富，所以現在實際上是以年輕人交的錢支付老人的養老金（類似於龐氏騙局）。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齡化，能夠支持養老金體系的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成為虧空問題的重要原因。

貪腐和挪用導致問題更加嚴重，特別是在2008年政府開始大規模經濟刺激和狂熱的基建投資之後。養老金挪用金額從2003年的84億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億元。同時巨額債務也導致地方政府難以拿出資金填補養老金缺口。

如其他實行緊縮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遲退休政策，通過進一步壓榨勞動者來讓這個千瘡百孔的養老金體系茍延殘喘。由於普遍不滿和譴責，中共已經推遲了出臺具體計劃的時間。在資本主義之下，從未有哪個國家的“改革”可以實現養老金永續。

資本主義無法給與勞動群眾體面的晚年生活，因為工人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資本家奪走。解決養老金危機需要社會主義綱領：向富人征收重稅，將銀行和大公司民主公營。這樣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資金建立真正可持續的養老和社會保障製度，同時保證勞動者獲得體面的收入。而這一目標又要和戰鬥性、反對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獨立工人運動聯系起來。

遼寧爆發大規模反汙染抗議

8月初，遼寧省朝陽市、蓋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議，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氧化鋁工廠。群眾擔心工廠會造成汙染，危害健康。在群眾的反對行動下，朝陽、蓋州兩地及遼寧其他3個城市在短短幾天內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鋁項目。以往的種種事件表明，由於官商勾結，興建項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經常只是“走形式”，環保要求形同虛設。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鋁工廠汙染事件仍讓群眾心有餘悸。今次投資遼寧氧化鋁項目的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和中國鋁業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諸多反汙染抗議體現出群眾對親資的中共獨裁政府嚴重不信任。

朝陽的工廠計劃年產量1000萬噸。財新網采訪的一名鋁業資深人士說，建設這麽龐大的項目本身就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因為它既無法處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難以找到足夠的銷售市場。赤泥是生產氧化鋁時產生的汙染性廢渣，可能造成嚴重的地下水汙染。朝陽工廠選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險。支持興建工廠者稱，這些項目能夠幫助拉動東北地區衰頹的經濟，並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但實際上群眾難以從這些項目中獲益。2017年中國全國氧化鋁產量約6500萬噸，而今次遼寧因抗議取消的幾個工廠計劃總年產量高達2450萬噸，顯然將嚴重惡化產能過剩問題。這意味著，工人不僅會被壓低收入，同時還要承受汙染和疾病。

今次群眾抗議取得了勝利，甚至對未發生抗議的地區造成壓力，因為其他地方政府擔心抗議行動會蔓延到本地，變成更大規模的聯合抗爭。但按照以往經驗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這些大企業會試圖將項目轉移到其他地區。因此反汙染抗爭不能局限於鄰避運動，必須要有跨區域乃至全球性的聯合行動，並聯系到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種種惡果的工人運動，這在空氣汙染、水汙染和氣候變化等區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環境保護中尤為重要。因此，想要徹底終結環境汙染，使人類的生存環境真正宜居，必須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由資本驅動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退伍軍人抗爭挑戰中共政權

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抗議沒有停止的跡象。據報導，僅9月初就有至少7個城市發生老兵抗議。抗議者要求政府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問題。盡管江蘇老兵抗議被鎮壓，但抗爭仍然不斷發生，因而習近平當局加強對老兵的維穩，試圖避免重演大規模退伍軍人抗議的事件。

7月24日，山東煙臺三百名老兵計畫進北京上訪，當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車站圍堵。三天後，徐州兩名上訪老兵在從北京返回的途中發生車禍身亡。人們懷疑這其實是謀殺，在上訪期間始終有車輛跟蹤他們。

退伍士兵擁有廣泛且緊密的網絡，具有更大的動員能力。而且他們的抗爭可能會影響到現役士兵丶警察對官方的信任，同時挑戰民族主義的宣傳，給予已經面臨內憂外患的習近平政府更大的壓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聯署信上表示，他們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

就像中國裔學者楊海英所說，退伍軍人最後可能將槍口指向習近平。在鎮壓了鎮江抗議之後，中共高官舉行緊急會議，試圖平息抗議浪潮。「八一」前夕，退役軍人事務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補助資金。但是許多人只能多得數百元甚至只有幾十元，無異於杯水車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貪汙與債務問題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濟南抗議老兵說：「各省市還在弄虛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虧欠我們的，需要他們拿出部分資金來，他們肯定不會往外掏的。」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龐大的債務，並造成各地的地產泡沫，令與政府勾結的一小群精英發了大財。債務問題是地方政府不按規定支付退伍軍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撫方案只不過是用來欺騙抗議者的空話而已。

許多退伍士兵沒有穩定就業和社會保障，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抗爭經常受到獨裁政權的暴力鎮壓，這也是整個中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惡劣處境。我們主張退伍軍人和正在迅速激進化的工人階級聯合抗爭，透過群眾鬥爭國有化銀行和大企業，並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資本家對社會財富的壟斷，才能讓所有人獲得體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會服務和保障。

中共正加強打壓左翼學生社團

自佳士工人鬥爭以來，特別是8月24日全國抓捕行動之後，中國多所大學的左翼學生社團受到打壓，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西安理工大學、山西中北大學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聲援團青年被警方綁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學生！佳士工人聲援團在聲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許警方綁架，這是高校打壓進步學生和左翼社團的又一罪狀。”

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事件。在中國青年和工人廣泛的激進化下，部份毛左學生和年輕人在工人待遇、性騷擾和國家鎮壓等議題上，與中共當局變得比以前對立。因此，年輕人過去未被政權視為威脅，但現在受到猛烈打壓。

鎮壓大學左翼社團顯然是針對佳士工人鬥爭，受打壓的社團往往有成員曾前往深圳聲援。中共政權試圖全面打擊中國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轉發了佳士鬥爭消息便受到校方處分的學生所說：“校方真正的企圖絕不是針對我一個人，而是要通過整人的方式向所有關註和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同學們以震懾！”校方暗中禁止老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試圖以此取締這些社團（強製學生社團必須有“指導老師”也是監控學生活動的措施）。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揭露這些事件的學生也受到威脅警告。西安理工大學稱該校的一個左翼社團“思湧學社”是“非法社團”，要求它交出成員名單、活動資料和資金來源，並在學生的討論群組中抹黑它是一個詐騙組織。

更惡劣的是，有社團成員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襲擊。9月27日，北科大“齊民學社”社長張德旺因在網絡上抗議校方打壓該社團，被勒令休學並被跟蹤。張德旺和聞訊而來的10多名聲援學生遭到保安的圍堵、辱罵和毆打。張德旺報警後反被警方擄走，並被沒收了手機。該社團有成員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無法拿到獎學金。自10月底開始，南大“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成員接連數日在學校行政樓外抗議，要求與校黨委書記見面。

11月1日，6名抗議學生在數名校方領導的面前被學校保安和黑社會圍攻，抗議橫幅和傳單被撕毀，而且一名學生在被拖入行政樓會議室後仍然繼續受到毆打。這一切都說明這是校方高層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學一致采取類似的打壓措施，說明這是繼8月24日之後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國鎮壓。正如社會主義者過去一再強調的，習近平政府不僅鎮壓自由派，也會鎮壓左翼力量，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主義製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富豪集團。自由派對現行製度的攻擊非常“溫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則有可能鼓動工人階級發起嚴重得多的挑戰，徹底改變中國。

顯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授意之下，學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謬的措施。人民大學一名學生在8月前往廣東打工時被克扣工資。他向工廠資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稱“與老板對抗”是“犯罪”，要求他放棄工資立即離開，並要求他每日匯報所在位置。後來他又因轉發佳士鬥爭的資訊被校方列入重點監控的“黑名單”。僅該學生所在學院的黑名單就有12人。在黑名單上不僅有曾聲援佳士工人的學生，亦有年初公開反對性騷擾的學生。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即便是普通的興趣團體也未能幸免），要求它們在3日內提交詳細的成員名單、主要成員履歷和活動報告，否則可能會被取締，結果造成更廣泛的不滿。可見佳士鬥爭和年輕人的激進化令獨裁政權和聽命於它的學校官僚成了驚弓之鳥，瘋狂地擴大打擊範圍。中共害怕未來會爆發大規模的學生和青年運動，因此想先發製人。但如社會主義者過去所說，這只會推動更多年輕人政治化和激進化。

學生在網絡上和校園裏的抗議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經暫停了取締左翼社團的行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打壓和鬥爭的結束，南大就是一個例子。從去年年底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以來，可以看出習近平打壓左翼青年已經成為一個趨勢。即便現在獲準繼續運作的社團也很可能受到更加嚴厲的控製和監視。要想抵擋習近平的專製鎮壓攻勢，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圍繞一系列能夠指明當前鬥爭出路的清晰訴求，采取團結協調的行動。

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釋放佳士鬥爭所有被捕！強烈譴責暴力鎮壓！
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組織國際聲援，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左翼學生遭受新一輪打壓

新一輪政治打壓正橫掃中國的大學校園。自11月初以來，當局已經拘捕了10多名學生，他們均曾聲援過爭取獨立工會的深圳佳士工人鬥爭。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成員也曾發起聲援抗議。現在中共政府繼續鎮壓佳士工人抗爭，並將聲援團定性為非法組織。

佳士工人鬥爭於7月份遭到殘酷鎮壓，工人領袖被解雇、毆打、逮捕。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領袖被捕已超過百日。他們被控“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於中國的法院完全處在獨裁政權的控製之下，審判結果往往早就擬定好了。

佳士聲援團

在7月的鎮壓之後，一些自稱為“毛派”或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學生組建了佳士工人聲援團。他們動員了許多學生和年輕人前往深圳抗議警察鎮壓、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中國勞工論壇和CWI的中國支持者歡迎他們的做法，而這也表明正在興起的中國獨立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新階段。

8月24日，警方突擊搜查了佳士聲援團的聚集點。部分聲援團成員被押送回家。但是還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釋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兩名女性成員沈夢雨和嶽昕。她們分別畢業於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這兩個精英學府。嶽昕也是中國#MeToo運動中的主要人物，這說明中國的各種抗爭運動正在相互聯系起來，也說明“毛派”這個標簽並不能準確描述中國新一代左翼活動分子。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國際主義視角。他們一方面反對中國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國際女權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鬥爭的鼓舞。

在受到鎮壓之後，這些學生並未停止鬥爭，而是對國家鎮壓發起反擊，發起進一步的聲援運動、發放傳單、在校園裏舉行抗議，並在網絡上廣泛呼籲，吸引人們關註失蹤的聲援者。例如，他們發起“尋月行動”，呼籲人們一同要求當局釋放嶽昕和其他聲援者。在中國20多年來最嚴酷的政治鎮壓之下，這些無畏的年輕人樹立起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榜樣。

打壓進入新階段

不過最近大學左翼學生社團被打壓的事件表明，習近平政權的鎮壓行動已經猛烈升級。這些事件明顯是由中央政府指揮的全國行動，目的是壓製中國年輕人和工人當中正在增長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國的CWI成員胡旭方說：“這不是中共和習近平政權第一次打壓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但是這表明打壓進入了新階段。”胡旭方參與組織了聲援被捕學生和工人的行動。

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當局已經宣布佳士聲援團為‘非法組織’。這意味著參加聲援的年輕人可能會遭到嚴厲打壓。”

當局在中國地位最高的大學裏公然綁架、毆打左翼學生，製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幫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剛從北大畢業的聲援團成員張聖業在北大校園內被10多名黑衣人綁架。一名目擊者告訴法新社：“張聖業遭到暴打，然後被他們帶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機拍下事件的學生也遭到毆打，並被警告不要繼續拍照。當時一名過路學生也無緣無故遭到毆打，而且他在網絡上披露自己的經歷以示抗議之後便“被失蹤”，足見當局何其殘暴和瘋狂。

“非法活動”

北大校方指控張聖業和佳士聲援團從事“非法活動”（北大新任校黨委書記邱水平曾任中共國安高層），並警告北大學生如果不退出聲援運動就會被警察找上門。

一名學生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現在整個北大校園都籠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剛好在維權人士曾經發傳單的地方，保安也會來找你問話。”

北大的事件不是個別事件。在張聖業被綁架之後，上海、廣州、深圳和武漢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綁架。

一名北大學生對路透社說：“政府想把佳士工人聲援團一網打盡，否則為什麽突然發動如此大規模的行動，一下逮捕這麽多人？”

中國許多大學開始試圖取締“毛派”和“馬克思主義”學生社團。過去政府容許這些社團的存在，只要它們只是在學術上研究毛澤東或者馬克思的著作，不過即便如此它們也還是受到政府監控。11月初，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的學生發起抗議，反對校方取締該社團，數名抗議學生被毆打和逮捕。

廣西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則強製檢查學生和教師的手機、電腦和外部存儲裝置裏是否有“違法”影音內容。在中國人民大學，校方將那些參加佳士聲援團的學生列入黑名單，導致美國康乃爾大學取消了與人大的兩個交流項目。

工人和學生的聲援運動

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左翼人士。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以往的經驗表明，能給獨裁政權施加最大壓力的是基層年輕人和工人的國際聲援運動。外國的學生會以及社會主義/左翼學生若在自己的大學裏發動聲援抗議，要求審視與中國大學的官方來往，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釋說：“最近的鎮壓也表明，習近平政權正面臨嚴重危機。中國經濟正出現越來越大的問題。鎮壓行動正將許多自稱‘毛派’的左翼學生推到獨裁政權的對立面上，這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

中國勞工論壇緊急呼籲我們在國際上的所有同誌繼續擴大聲援行動，到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和大學裏舉行抗議，聲援受到迫害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壓中國左翼學生！
停止大學校園的政治打壓！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佳士聲援團成員！
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

中國經濟：習近平的180度改變

正當中美關系陷入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之際，中國經濟也在繼續放緩。不過，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貿易戰並不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

縱使面對特朗普自七月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並在九月擴大加征關稅的範圍，中國的對外出口（包括對美國）實際上仍然在增長。由於許多訂單趕在關稅實行之前運送到埠以及美元強勢等各種原因，中國的出口在2018年頭9個月增長了12%。據報，美國第三季的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1060億美元（去年同期是920億）。

其實中國的主要問題乃是出在國內方面，尤其是習近平在過去18個月來的去杠桿運動和整頓影子銀行，導致了嚴重的信貸緊縮，進而拖累了消費、投資以及許多高負債企業的財務狀況。今年10月部分主要經濟行業（包括汽車業、房產業和電子業）銷售額下降。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10月份汽車的銷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

雖然經濟放緩在春季已經開始，但習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決定放棄去杠桿政策。他們明了當下嚴重的債務水平是個計時炸彈，未來將會威脅到整個銀行系統，乃至中共政權本身。

10年來的最低增速

不過，信貸緊縮主要是打擊了私人企業，導致私企債務違約事件大幅上升，越來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國第三季度總體經濟增長率為6.5%（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而私營部門的情況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許多經濟學者懷疑官方數據，認為真正的增長率只有3-4%。也就是說受惠於特朗普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國經濟，實際增長速度可能已超過中國。

“現在是非常時期”，《南華早報》的王向偉稱，“中國私營部門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職位，而其商業信心正處於歷史低位。”

中國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師丁安華說：“有證據顯示中國的私營部門陷入了資本主義經濟改革40年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困境。”

質押股票危機

這也是中國股市大瀉的重要原因。滬深300指數自1月以來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為止今年股市蒸發了21萬億人民幣，這相當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金額的10倍。

今年全球“新興市場”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開始拋售潮亦蔓延到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過主要是資本家對於中美貿易戰以及全球經濟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國股災會帶來更多的危險，因為許多私人企業質押其股份以獲得貸款。由於政府打擊金融風險，收緊融資渠道，押股借貸變得更加廣泛。滬深3,491間上市企業當中，只有13間沒有這麽做。

10月股災繼續惡化，。政府資料顯示，至10月12日中國35%的質押股票（市值達8.9億人民幣）已跌穿止損線，將會被銀行拋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質押股票危機”正觸發一個惡性循環。上海的一名投資經理告訴《南華早報》：“股票下跌導致平倉，而平倉則令股票進一步下跌。”為了打破這個循環，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試圖托底股市。

政府透過國有證券公司，向股市註入更多資金，支撐最危險的企業。政府亦修改規則，讓企業更容易買回自己的股份（這是華爾街常見的伎倆，能夠暫時擡高股票價格）。短期內，這些措施能夠防止中國股市繼續下滑。但問題是這能夠維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實體經濟與全球經濟繼續惡化的話。

“國進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幹預股市並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時，習近平亦正推動大型政治宣傳來安撫資本家。同時這也是為了安撫美國和其他外資，因為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將生產線從中國搬到其他低薪、無工會的國家。

11月，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宣布將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貸款劃定給私人企業，而且這個比例會在未來３年內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發出聲明，要求金融部門“提高政治站位”，將更多資金註入到實體經濟之中。在此之前，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今年1-8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自2003年以來最低的。

習近平承諾“毫不動搖”地支持私營部門，更將其形容為“我們自己人”。習近平在11月的私營企業座談會當中，“前所未見”地對著百度李彥宏、騰訊馬化騰等約50名大資本家再次重申這個立場。根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稱：“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他之所以這麽說顯然是為了平息資本家對於“國進民退”的普遍擔憂。

“國進民退”並非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回到舊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和私有經濟需要政府援助。

根據《日經亞洲》報導，中國上市公司的總債務在過去5年間翻了一倍，達到近33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新的信貸，許多負債的上市企業將無法償還債務。

擱置去杠桿計劃

地方政府已經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資金”。一系列紓困方案實際上已將至少30家上市企業“國有化”。但是，政府官員大力強調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措施，他們也不會“幹預”這些公司的日常運作，而且“當市場狀況改善”的時候政府就會出售其股權（《南華早報》11月17日）。

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副總理劉鶴在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說政府的紓困方案展現了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營企業經營狀況好了，國有資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輪的國家幹預自然意味著停止去杠桿計劃。本來已經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現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債務去拯救出問題的私企。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這只會加劇產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的問題。

所有這些措施反映了習近平政權自10月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政策改變。正如我們所預料的一樣，至少在可見的將來，去杠桿計劃已經被擱置。在過去一個月，國家發改委批準了總值至少1300億人民幣的基建項目。

花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師劉利剛指出：“這些政策說明中國基本上已經叫停了去杠桿計劃。”

隱藏債務

這裏有兩點需要註意。首先，劉鶴和習近平都把自己的個人權威押在去杠桿計劃上。因此現在的政策大逆轉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嚴峻處境，而且習近平的“強人”形象必定受到打擊。這也證明了我們的說法，當局能夠操控經濟的空間已經大大萎縮。

第二，中國未來的債務危機將會更加嚴重。“我對於2019年能否大幅去杠桿不感樂觀，債務水平很可能會維持現狀，甚至可能會上升，而這可能會帶來災難”，香港智庫東方資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遲早會出現廣泛的債務違約。”

2004-08年間，中國的總債務維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資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總債務從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現在的數據可能也低估了真實狀況。標普全球評級在10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影子銀行隱瞞了部分債務，總額可能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個金額是地方政府債務官方數字（2018年1月數字為16.6萬億人民幣）的三倍。

標準普爾的報告警告：“這是一座債務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貸風險。”

國際沖突、全球經濟再次進入經濟危機的陰霾以及中國工人階級越加有組織、有協調的鬥爭，都對習近平政權造成壓力。當局一貫以鎮壓作為回應，但現在這已經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我們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的任務，是建設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以取代習近平的獨裁製度與中國債臺高築的國家資本主義。

習近平推動的「國進民退」代表什麼？

9月初，財經作家吳小平發表一篇文章，稱中國私有經濟應「逐漸離場」，引發熱議。政府很快從網絡上刪除這篇文章。官方媒體更是表示，這種「蠱惑人心」的觀點可能是「別有用心」。不久之後，習近平視察遼陽和深圳時也再次說到，政府會毫不動搖地保護私有經濟。但政府的解釋沒有減輕資本家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擔憂和不滿。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訪問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恐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習近平進一步加強國家資本主義（即擴大國有企業的角色）的趨勢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諮詢公司的董事長說：「我們現在無力和國企競爭。現在更多的工程都給了他們」。但是必須明確的是，習近平的做法和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他的目的仍然是保護這個服務於少數統治精英和資產階級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到10月為止，國有資本已經收購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權。這盡管只占中國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廣泛視為「國進民退」的新信號。如上海的一位投資公司經理所說，中共這麼做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們同意這一觀點。這些被收購的公司背負著非常高的債務，面臨破產，令投資者丶銀行丶國內政治乃至國際關系都處在危險之中。中國私有企業總共將價值4.5萬億元人民幣的股票（相當於滬深股市總市值的10%）抵押給銀行以獲取貸款，現在其中35%已經跌破止損線，可能隨時會被銀行拋售，進而導致股市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

資本家一直抱怨國有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廉價貸款和紓困措施。近兩年來的去杠桿丶去產能以及反汙染運動，以及現在的貿易戰，令大量私有企業破產或停業，或者收緊它們的融資渠道。今年前7個月，中國私企利潤同比暴跌27.9%，而國企則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來，中共政府強製萬達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資產以減少負債。安邦保險和華信能源更是分別被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國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團宣布它將獲得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天價貸款。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寫到：「導致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並不是去杠桿，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力量大幅上升，導致了資金大量流入國企和政府部門，而民企獲得資金較少」。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即通過私有化等方式削減國有經濟），我們認為只有由工人階級控製的真正的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才能解決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兩方面的問題，但這些自由派評論家正確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對嚴重的經濟風險和國際沖突，習近平政權試圖加強對經濟的控製（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設立黨支部），從而讓自己的經濟政策得到更忠實的執行。關鍵問題在於政權的控製力，而非意識形態。習近平政權支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它不想資本家太過獨立以至於像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能夠通過「市場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時貿易沖突和保護主義政策令中共政權收購美歐高科技企業的計劃受到重挫。這可能使「中國製造2025」計劃不可能以現在的方式實現。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國企業註入更多資源，開發本土技術，以避免再次發生像中興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那樣足以打擊中國科技發展和削弱政權權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資金的當然會是在紅色貴族掌控下的國有企業。

習近平當局的做法激起了親自由派學者乃至政府官員的批評。在9月一場經濟論壇上，前財經部門高官楊偉民指責政府的經濟改革是「假改革」。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要求政府落實「供給側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製丶減稅和削減工人待遇）。有消息稱，出席這場論壇的習近平首席經濟顧問劉鶴也認同這些自由派主張，但是他不敢公開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嚴重震蕩，習近平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和個人獨裁已經開始成為黨內權鬥的焦點和導火索。最近幾周，習近平被迫轉變口風，發表了一些關於「保護私有經濟」的演講，並出臺了一些安撫私人資本家的新政策。這是因為私有部門的經濟危機正在惡化，投資銳減。所以這只不過是政權平衡各方面經濟壓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變了政治方向。

習近平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絕不是所謂的回歸「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中國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趨勢，例如美國政府收購重組通用汽車丶保險業巨頭AIG和其他公司。當時德國和英國政府也被迫將一些銀行國有化。現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場」，加強政府管製。這些措施只不過是試圖保護資本主義製度，以免它毀於自己的毀滅性力量。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早已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如資本家一樣通過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義伎倆剝削著基層工人，將工人創造的財富送入中共統治精英丶貪腐官員和股東（包括外國資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反對將國企私有化，因為私有化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策將進一步打擊工人權益，令富豪們聚斂更多財富。要求改革的樓繼偉曾荒謬地批評中國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唯一能夠解決現在的經濟困境和惡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將大公司和銀行（無論國企還是私企）收歸民主公營，使之受到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監督，而不是為獨裁者擁有和挪用的黨產，真正服務於創造了這些財富的工人群眾。

中共將新疆拘留營「合法化」

10月初，新疆當局修改了《去極端化條例》，將用於種族主義迫害的拘留營「合法化」。據估計有100萬人被關押在拘留營中，其中絕大部分是維吾爾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薩克族和回族。近年來中共瘋狂加強對新疆的監控和鎮壓，要求地方官員「盡最大努力拘留所有應該拘留的人」。

留大胡子丶戒煙或者收看外國宗教電視節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營。被拘留人數暴增，有時甚至超過地方政府的預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門支出30億元人民幣，將近預算的6倍，其中大多數資金都是用於興建拘留營。有曾經被關入拘留營的受害者告訴媒體，他們當時被要求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權，否則會受到處罰，例如關禁閉丶毆打丶禁食等等。

在當前的貿易戰和帝國主義沖突下，原本不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歐政府試圖利用新疆等人權和民主議題向中共政權施加更大壓力，迫使它在貿易和開放市場等方面作出讓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黨議員曾提出應就新疆問題對中國采取製裁。在11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中國人權問題時，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對中國做出譴責。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官方媒體和新疆當局大肆美化宣傳所謂的「培訓中心」，並突然將它變成「合法」部門，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為了應對西方政府的壓力。

不過中共不會因此停止對於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不但會點燃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且很可能會在西藏丶內蒙甚至漢族地區引起連鎖的群眾運動，威脅到整個獨裁政權甚至資本主義製度。而西方政府也不會支持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因為它們和中國仍有著巨大的商業往來。它們想要的是將獨裁政權「改良」，使之更順從西方的要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人權理事會在中國的壓力下最終沒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內蒙丶香港的6個異見團體的意見書，而中國官方的人權報道則獲得通過。各個寄望於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壓的自由派政黨或人權組織，包括香港眾誌，又再次換來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設一個全面的洗腦系統。將來這些手段很可能會被用於打壓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群眾。實際上，中共已經將打壓打壓伊斯蘭教的行動擴大至寧夏等較為溫順的回族地區，引起回族群眾的擔憂和恐懼，並在今年8月引發一場保護清真寺的抗議。社會主義者反對種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權利，這需要以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團結所有民族的工人群眾，終結專製統治。

退伍士兵武力對抗當局鎮壓

10月初，山東平度約40名退伍士兵準備前往北京上訪，要求政府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攔截和毆打。很快全國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趕赴平度聲援。近年來類似的場景在中國越來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變得更為有效，使他們能夠迅速動員大批人前去聲援被當局暴力打壓的同僚。但與以往極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議者攜帶了木棍和滅火器以對抗警察鎮壓。這種情況是中國近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再一次表明中國群眾鬥爭正在激進化，對中共獨裁政權做出愈發嚴重的挑戰。

平度抗議者做此準備，很可能與4個月前江蘇鎮江退伍士兵抗議有關。當時數千名抗議者遭到約萬名警力的暴力鎮壓，500多人被打傷，而且有消息稱可能有3人被打死。鎮江事件可能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漢族地區最大丶最嚴重的一次鎮壓行動。但今次平度抗議表明，鎮壓未能嚇倒抗爭群眾，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雖然平度抗議最終仍被鎮壓，但可以想見，未來很可能會出現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議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各地政府大肆舉債投資無用基建，不僅缺少資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克扣他們應有的補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惡劣的生活狀況也反映出中國整體的貧窮問題，養老丶醫療等社會保障匱乏，以及越多來多人從事低收入的不穩定工作。這也是退伍士兵抗議獲得大量群眾支持的重要原因。

雖然中共政府承諾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並為此建立了退役軍人事務部，但是接連發生的抗議表明這並沒有實際效果，抗議者已對這些承諾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議可以鼓舞其他群眾鬥爭，但是沒有哪個群體能夠孤軍奮戰。退伍士兵須要和工人鬥爭以及其他群眾抗議聯合起來，一同對抗這個不顧群眾福祉的貪腐獨裁政權。

範冰冰逃稅被查 揭露中國稅收黑洞

今年5月，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著名演員範冰冰逃稅。範冰冰已連續4年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演員。去年她的收入為3億元人民幣。不久之後，範冰冰便被秘密關押和調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現身，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認逃稅，並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處罰決定。隨後新華社報導稱，由於範冰冰屬於“初犯”，只要她繳納近9億元欠稅及罰款，就不會追究刑事責任。這顯然是一場交易。同時稅務部門表示，其他演藝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內繳清欠稅，可以免於罰款和起訴。

逃稅成為公開的秘密

逃稅在中國資本家和上層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稅務部門為了吸引投資和收取賄賂，經常視而不見。有匿名電影人告訴媒體，在範冰冰事件爆發之後，明星們趕忙補稅，稅務部門在“四個月內把一年的稅收任務都完成了”。中國經濟一再發出警號，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中共當局可能希望通過徵收欠稅來強化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同時減少資本外逃至美國等國家，以便應對未來的危機。範冰冰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典型”。許多人對範冰冰抱著“愉快的蔑視”，因為僅僅是她欠的稅就已經超過任何普通勞動者乃至中產階級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憤怒地說，“普通人只賺很少錢，但還是需要誠實繳稅”。不過政府並不會把這些稅收用於建設完善的公共服務，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公共住房、教育和醫療，而是繼續興建無用的大白象工程，令這些錢流入中共統治精英和貪腐官員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國問題專家魏伊（Roderic Wye）認為，中共調查和處罰範冰冰是為了告訴所有人：“沒有人可以淩駕於政府之上，沒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監管”。近年來，中共一直在打壓娛樂節目和娛樂新聞，禁製任何黨路線之外的訊息。除了在政治及經濟新聞作出嚴格審查外，獨裁政權也在文化生活上進行家長式管製，越來越限製甚至禁製神鬼、性愛甚至是娛樂八卦的話題。

在過去江澤民時期中共喜歡利用這些花邊話題和消費主義來麻醉群眾，但今天習近平政權對這些訊息也感到不安。這也與政權越來越宣傳傳統家庭觀念、儒家偽道德。另外，娛樂圈是富豪權貴的後花園，明星的八卦話題自然牽涉不少官員，中共對這些訊息傳播自然感到不悅。中共通過懲罰範冰冰強化對娛樂圈的控製。

“習近平思想”入電視節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電視節目《新時代學習大會》（意即學習習近平），於湖南衛視等電視臺和人民網等網站播出。該節目以問答競賽的方式進行，參賽者均是大學生，並邀請所謂“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專家學者擔任嘉賓，試圖吸引中國青年學習“習近平思想”，並繼續煽動對習皇帝的個人崇拜。佳士工人鬥爭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規模網絡抗議表明中國年輕人正在明顯激進化。中共試圖通過此類電視節目加強思想箝製，但勢必難以取得實際效果。

《新時代學習大會》明顯在為習近平及其“思想”做宣傳：該節目每一集的標題均以於十九大被加入中共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頭；節目內容幾乎都與習思想和習近平的個人經歷相關，包括背誦“習語錄”；最後的演講環節即使聲稱是參賽者闡述自己的觀點，但當然不會真的讓選手自由言論的空間，他們只會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唱贊歌。

像在背誦課本一樣

習近平采取空前的鎮壓和社會/媒體管製、建立一人獨裁、樹立個人崇拜的許多做法令民間已有很大不滿，即使用一些虛偽的“愛民”言論也壓不住。畫像遭潑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維權、佳士工人鬥爭等事件也迫使習近平勢力考慮用新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而電視問答秀的形式則被認為“年輕有趣”，因而被用於這次對習近平的個人宣傳。

但現實情況卻不如策劃者所想。盡管光明網稱“收視率一路飄紅”、“關註度仍在持續升溫”，該節目實際上並未在中國引爆明顯的關註和支持，年輕人的評論也大多是在嘲諷。節目內容和參賽者顯然是排練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誦課本一樣”。當惡劣的生活處境、貧富差距和鎮壓推動越來越多年輕人轉向政權的對立面、甚至參加抗爭時，中共企圖控製思想的把戲只會引來更多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它的個人崇拜及民族主義宣傳，反對它通過這些手段所維護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終結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主張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將媒體民主公營，成為基層群眾的發聲渠道，而不是獨裁者和資產階級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國：釋放女權工運分子嶽昕

去年剛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嶽昕，在8月24日與佳士聲援團的另外約50位學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現在。現在網路上發起了“尋月行動”，要求釋放嶽昕。在佳士工人抗爭以前，嶽昕已經因#Metoo運動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學學生要求校方公開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網民在社交媒體指出，北京大學一位教授在1996年強奸了她的同學，還汙蔑她的同學是瘋子，最後她的同學自殺了。這起事件成為中國#Metoo運動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學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處分文件，遭到大眾的廣泛質疑。該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戀愛關系”，卻沒有提到任何有關性侵和性關系的事情。該教授只是受到“不當行為”的處分。

脅迫和施壓

這份文件公布之後的幾天，嶽昕和其他同學向校方申請公布與該案相關的所有文件。從那之後校方不斷騷擾和威脅這些學生，指控她們“與境外勢力勾結”，還威脅不讓她們畢業，企圖迫使她們撤回申請書。4月20日校方發布了一則沒有具體內容的回應。在兩天之後的午夜，輔導員帶嶽昕的媽媽到她的宿舍，要求嶽昕刪除所有申請資料，並保證不再行動。之後嶽昕就被帶回家裏。

嶽昕在網絡上發出抗議，說校方扭曲事實並且使她的媽媽精神崩潰，引發北大內外許多人表示聲援。有人在北大校園裏張貼聲援海報，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嶽昕的名字也變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詞”。

後來嶽昕參加了佳士工人鬥爭，並成為佳士聲援團的領頭人物。這表明，在中國青年與工人階級顯著激進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別的群眾運動正在融合。

另一位聲援團女成員沈夢雨在深圳綁架之後，至今下落不明。在沈被綁架後，嶽昕發揮了突出作用。她發表公開演講，撰寫文章，接受媒體采訪，聲援試圖建立獨立工會而受到警察打壓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於清晨突襲聲援團的聚集點，逮捕了大批聲援團成員。此後不久，在被集體關押的地方，嶽昕努力鼓舞被捕者。雖然嶽昕給習近平的公開信留表現出對於中共政權的“忠誠”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借此保護聲援團免被國家鎮壓），但是她在鬥爭中的勇氣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左翼采取有協調、有組織的抗議，反對政府不斷鎮壓左翼青年和群眾鬥爭。像是最近對於中國各地大學左翼學生社團受到鎮壓，超過10位和佳士抗爭有關的學生和工人被捕。在團結對抗國家鎮壓的同時，我們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辯論左翼內部關於綱領、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獨立工會

嶽昕和沈孟雨、顧佳悅，以及其他許多佳士聲援團成員，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後還會有更嚴重的迫害。顧佳悅在8月24日於北京被廣東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當時有許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緝。顧佳悅此次被捕，部分是廣東當局為了先前讀書會事件而進行的“報復”。同時，四位佳士鬥爭工人正在等待審判：余浚聰、劉鵬華、米久平、李展。政府將他們的罪名從“尋釁滋事”變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最高刑期從5年增加到7年。

我們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釋放所有佳士鬥爭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國實現完全的民主權利，包含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與示威的自由。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求建立獨立民主工會與政治組織的權利。我們主張中國的左翼圍繞著這些訴求建設一個協調的、有組織的運動，反對獨裁政權，並反對中共所保護和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

二零一九年

廣東萬人遊行 反高危廢物處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廣東順德杏壇鎮爆發萬人遊行，反對於當地興建高危化學廢品處理廠。甚至有部分警員也加入遊行。該處理廠選址200米範圍內便有密集居民區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脅周邊多個城市百萬人的飲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壇鎮居民，亦有周邊地區的居民表示堅決反對。在逾萬名群眾的反對聲浪及抗議行動下，當局於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稱將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不會對周邊造成汙染。然而以往多次類似事件已經讓很多群眾無法相信官方說辭。抗議爆發後，政府公告稱該項目尚未審批，亦未開始建設，但當地居民見到已有許多機器進駐準備動工。因此該項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麽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只不過會是走過場。

“死亡通知”

據當地居民透露，杏壇鎮已經飽受多家工廠汙染。因此居民對於這個新的廢品處理廠的擔憂顯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說，在聽到建設這個廢品處理廠的消息之後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壇鎮居民收集6萬人聯名要求政府取消該項目，但被政府無視，因此自發上街抗議。

盡管官方依舊試圖封鎖消息，但此次抗議並為遭到暴力鎮壓。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正值習近平考察廣東的敏感時間點，當地政府害怕暴力鎮壓可能會促使抗議者嘗試圍堵習近平，令習近平和中共大失顏面。

當地居民指出，當局只是說停止項目，並非終止或取消，這意味著地方官員為了政績，還是會找機會重啟此工程，或者將項目轉移到其它地區。

今次杏壇鎮的反汙染抗爭再次表明，習近平政府的反汙染運動並未解決汙染問題。波及範圍甚廣的空氣和水汙染也說明“鄰避運動”是不夠的，需要各地的反汙染鬥爭——全省、全國甚至全球——串聯起來，建設一場有組織的、協調的基層環保運動。大企業、大財團汙染環境的種種做法，也要歸咎於將追逐利潤放在首位的資本主義製度，因此想要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提出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孟宏偉被捕 中共權鬥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首位中國籍主席孟宏偉在從法國裏昂（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所在地）返回中國之後失蹤。一周後，他在法國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國警方報案，引起軒然大波，得到國際媒體廣泛關註。國際刑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孟宏偉的處境。迫於國際壓力，中國政府宣布孟宏偉涉嫌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幾小時後，公安部的一場緊急會議提到孟宏偉涉嫌貪汙。

權力鬥爭

Grace Meng否認孟宏偉涉入貪腐，並說他是受到“政治迫害”。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消息稱，Grace Meng通過孟宏偉擔任多家公司的“掛名高管”，年收入超過500萬元人民幣。但同時一系列跡象表明孟宏偉被捕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權力鬥爭而非貪腐。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敵。在公安部的緊急會議上，部長趙克誌提到要“徹底肅清周永康遺毒”，並要求公安部門“絕對忠誠”於習近平。而去年中紀委已承認周永康等高官落馬是因為“搞陰謀活動”。而且中國政府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大筆資金以換取孟宏偉擔任主席，從而便於發布“紅色通緝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敵、異見人士和逃犯，也難以讓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偉只是因為貪腐問題。

Grace Meng在這場事件中角色也尤為突出。以往落馬高官的家屬通常會保持沈默，以免遭到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但今次Grace Meng卻主動踢爆事件，並積極尋求國際關註。她已雇用了兩家歐洲法律公司追尋孟宏偉的下落並遊說外國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壓力。美歐政府可能也樂於以此作為向中共施壓、謀取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借口。無論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對中共造成更大壓力，亦可能反過來被反習官僚用作武器，加劇權鬥。

中美沖突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和一人獨裁，曾暫時減弱的權力鬥爭正在重新點燃。獨裁政權內無論哪個派系都無法給貧窮、受到打壓的工人和年輕人提供出路，但是統治集團的分裂會曝露出政權內的更多醜聞，同時也會打破“穩定”的假象，鼓舞群眾鬥爭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團受到打壓

中國公眾對同誌的越來越包容。2015年年末聯合國調查顯示，85%的異性戀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尤其反映出年輕人對待同誌平權的態度。美國《外交》雜誌報導說，今年中國國際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慶祝活動規模空前巨大。許多大學生走上街頭派發支持同誌團體的傳單、彩虹勛章等物品。但與此同時政府和高校校方對同誌社團嚴防死堵，習近平上臺之後更是變本加厲，越來越多地使用國家機器參與打壓，甚至扣上“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實際上正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禁止同誌社團活動

2017年國際不再恐同日，廣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團體原本計劃在這一天舉辦揚旗、彩虹擁抱等活動。然而就在兩天前，社團負責人紛紛受到了輔導員的“喝茶”邀請。這些被校方禁止的學生同誌團體多年來一直處在地下狀態，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獲知社團成員名單的，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怎麽洞悉到尚未公布實施的活動計劃的。據猜測，這是因為警方竊聽了社團成員的通訊。

有了解內情的學生告訴社團成員，他們的手機號已經出現在了國保的名單裏，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因此活動被迫暫停。然而即使這樣，校方還不罷休，下達命令要求各位同學在當日不允許轉發任何與這些社團有關的內容，更不允許參與他們的活動，甚至是不允許更改社交媒體的頭像（以防學生通過頭像圖片聲援同誌活動）。

像這樣的“恐怖措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內地高校以及社會網絡之中了。但在習近平加強控製和打壓學生和年輕人的情況下，這已經逐漸成為了常態。校方打壓同誌社團的方式經常包括向其成員的家長公開他們的性取向，有學生因此被父母強製送去接受“矯正治療”。這再一次說明傳統的家庭結構是獨裁政權的統治工具，而性小眾權利和團體受到打壓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挑戰了這種一男一女的父權家庭模式。

中共獨裁政權是爭取性小眾權益和對抗恐同歧視的嚴重阻礙。它害怕同誌運動的抗爭行動和成果將鼓舞更廣泛的群眾鬥爭，甚至發展成直接挑戰獨裁統治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同誌運動不僅需要通過“慶祝”和“教育”活動去改變公眾對於性小眾的態度，更需要明確反對獨裁、父權和它們所依賴的資本主義。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反對政治迫害！反對強迫佳士青年“認罪”！

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被校方接管之後，北大等學校的一些佳士聲援團成員在被國安部門“約談”時看到了嶽昕、顧佳悅、鄭永明和沈夢雨等四名抗爭青年的“認罪視頻”。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後一直下落不明。所謂認罪顯然是在中共當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過該視頻的學生回憶說，顧佳悅和沈夢雨“臉色蒼白、眼上帶著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滯、口齒不清，在自述說出自己的認罪聲明時如同背稿子一般，還經常停頓，頻繁地眨眼，似乎記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麽，好像需要努力地回憶。”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國電視上認罪的瑞典籍人權活動者）接受外媒訪問時說：“被關押者會受到非常多的惡劣對待，直到他們被迫認罪。幾乎一定會有酷刑。”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是中共鎮壓的一貫伎倆，它想用這種方法恐嚇仍在堅持抗爭的左翼青年。但是該視頻並未像過去鎮壓自由派律師和人權活動者時那樣在媒體上公開播放。有學生說，國安曾表示該視頻是國家機密。中共可能擔心，至少是現在佳士聲援團仍在鬥爭的時候，如果公開播放該視頻，可能引發廣泛的學生和工人對運動的同情。中共的擔憂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問題下，左翼思想對年輕人很大的潛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規模逮捕之後，中共曾試圖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受境外勢力操控，並為此逮捕了深圳兩個勞工NGO的成員作為替罪羊（但這兩個NGO其實並未參加佳士鬥爭）。現在政府的指控從“境外勢力”變為“激進組織”，很可能正是因為看出前者無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嚇。

面對未來更猛烈的國家鎮壓，所有支持工運的人士迫切需要圍繞著一系列能夠指引鬥爭方向的訴求采取協調的、有組織的行動。中國勞工論壇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鬥爭工人和青年；
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政治團體的權利；
打倒中共專政！打倒極權資本主義。

一帶一路接連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有一場關於一帶一路的會議，奇怪的是參加年會的中國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王岐山）竟然沒有出席這場會議。而且自去年夏天以來，中國高官已很少談到一帶一路，盡管一年前一帶一路才剛剛被寫入憲法，成為除了“改革開放”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中國憲法的外交和經濟政策。中美沖突和一帶一路國家愈發強烈的反對聲音及債務問題令一帶一路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勢必打擊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因為它是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

計劃受挫

一帶一路帝國主義擴張計劃威脅到美歐帝國主義的市場和影響力，成為當前中美沖突的戰場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資戰略，以抗衡一帶一路，盡管目前只計劃投資1.13億美元，遠少於一帶一路；出於同樣的目的，美國於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戰略。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降低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的宣傳調門，來緩和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敵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本身也進展緩慢，而且在沿線國家遭遇越來越多的阻力。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前11個月一帶一路新簽合同的價值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20.4%。一帶一路起初計劃的6個經濟走廊中，有3個至今尚無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於，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限製資本外流，導致一帶一路可以得到的資金減少（一帶一路絕大多數工程資金都來自中國貸款）；另一方面，沿線各國的反對聲音也越來越高漲。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項目為其他腐敗的專製政府提供資金，暫時延續他們的生命，以此換取商業和貸款合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援助、貸款和合作強化了哈薩克斯坦領導層保住自己權力的能力。”納紮爾巴耶夫自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擔任總統一直到現在，殘酷鎮壓和屠殺抗議者。但一帶一路對威權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暫的。由於群眾對於一帶一路、中國新殖民主義和本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攻擊一帶一路成為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斯裏蘭卡等國反對派贏得大選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決定擱置拉興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發電廠的興建計劃，同時也取消了400個被認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項目。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再度受挫。在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區，俾路支民族主義武裝力量將一帶一路工程作為攻擊目標，他們譴責中國和巴基斯坦政府殘酷鎮壓反抗力量和掠奪俾路支的資源，該地居民無法得益。同樣在今年1月，馬來西亞正式取消了東海岸鐵路項目。去年馬哈蒂爾打敗親中的納吉布成為馬來西亞新總理後，宣布暫停該項目和另外3項工程，希望和中國談判，達成對馬來西亞更有利的新合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早已被廣泛視為“債務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預計巴基斯坦等8國家將因一帶一路工程貸款而出現財政危機。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國際評級機構列為債務負擔不可持續的國家。繼斯裏蘭卡因無力償還對華貸款而將中資興建的漢班托塔港口租給中國99年之後，去年12月底有消息傳出，肯尼亞政府可能因為無法償還一帶一路貸款而將蒙巴薩港的控製權交給中國，引起國內強烈抗議。蒙巴薩港是肯尼亞最大且最發達的港口，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在肯尼亞建造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實際運量只有預期的一半。自2017年開通以來，該鐵路一年之內就虧損了100億肯尼亞先令（約9900萬美元）。按照合約，如果肯尼亞政府無法償還債務，該國任何資產都不受主權保護。

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調查馬來西亞國有一馬公司（1MDB）貪腐弊案的發現勢必引發一帶一路國家群眾更猛烈的擔憂乃至怒火。一馬公司於2013-2015年被爆出負債421億令吉（約102億美元），引發了貪汙醜聞和爭議。《華爾街日報》揭露了納吉布政府和中國的一系列會議紀錄。紀錄顯示，中國官員承諾：設法阻止美國和其他國家調查一馬公司弊案；竊聽《華爾街日報》在香港的記者，查出泄密者並告訴馬來西亞政府。作為回報，馬來西亞政府將批準一系列一帶一路工程。在會議之後幾個月裏，納吉布批準了總價34億美元的鐵路、油氣管道等工程。同時按照會議紀錄，馬來西亞官員建議中國提出的工程造價應該高出市價，多出來的資金會被用於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補一馬公司的虧空）。根據馬來西亞一家咨詢公司早前的估計，剛剛被取消的東海岸鐵路實際只需73億美元，但中國報價為128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中國貸款，最終將由馬來西亞國家財政償還。

由於接連受挫，加上美歐政府的攻擊，中國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帶一路的宣傳調門。但是習近平無法放棄這個計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個人權威將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同時由於國內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且美國加強了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的大企業和銀行需要開拓國外市場。亦有許多中國群眾指責政府將大量資金用於海外，而不是用來改善本國人民惡劣的生活水平。中國群眾和年輕人明顯激進化，已爆發多場大規模網路抗議、跨省罷工抗議以及歷史性的佳士工人鬥爭，中國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升級鎮壓。在此情況下，習近平和中共權威受損，可能給其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帶一路將造成氣候災難

盡管習近平和中共宣稱一帶一路會是“綠色發展”，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全球基建計劃將嚴重惡化氣候危機。中國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電投資者。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於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在中國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電廠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是中國出資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較高的過時技術。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帶一路國家。“中巴經濟走廊”半數能源生產項目是煤電廠。部分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煤電占巴基斯坦能源供應的比例將從現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於去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在2014-2017年間，中國的6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丶進出口銀行及最大的4家國有商業銀行）向一帶一路國家能源業提供了1430億美元貸款，將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其中超過一半（140億）用於建造化石燃料發電廠，而且有100億是用於建造煤電廠。化石燃料行業占“絲路基金”能源業貸款的比例更是高達93%。

英國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說，如果一帶一路國家采取中國式的高碳排放發展模式，那麼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減排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是控製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過2℃（相比於工業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時完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也就相當於每天要關閉一座煤電廠。一帶一路的大規模煤電和化石燃料投資與此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巴黎協定製定的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各資產階級政府受到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製定這樣一個無力的協定。即便全球氣溫只上升2℃，也會導致嚴重的氣候災難。科學家說必須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1.5℃以內才能避免災難，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會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數陸地生物會遭受負面影響；嚴重熱浪會更加頻繁──而且這還算是好的情況！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大量煤電廠，為國內發電丶煤炭丶建築業公司開拓新的市場，同時也試圖將國內汙染轉移到其他國家，以緩和嚴重的空氣汙染和日漸增多的環保抗議。煤電廠不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漸失去“經濟優勢”。根據英國氣候研究組織“碳追蹤計劃”（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預測，到2021年時，建造新的風電廠會比繼續使用現有的煤電廠更加便宜；到2025年時，太陽能發電也會比煤電更加便宜。但是煤電廠通常可以使用約40年，而且耗費巨額建設投資，這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批煤電廠會將這些國家“鎖入”高排放的發展模式長達幾十年，進而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和災難。

向較落後國家轉嫁汙染是帝國主義（包括美歐國家）長久以來使用的伎倆，因此為了對抗氣候破壞與汙染丶以大規模的綠色科技取代破壞氣候的產業，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對抗盲目逐利的資本主義。

再現毒跑道 貪腐官僚戕害學生健康

從2018年9月開始，浙江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及家長多次反應校園內彌漫著刺鼻異味，先後有多名學生出現流鼻血、咳嗽、腹痛、頭暈等癥狀，甚至出現脫發和抽搐。最多的一個班，45人有42人產生不良反應，並被送往醫院就診，且有部分學生在之後出現復發的現像。全校1000多名學生有近600人體檢異常。

由於近幾年來中國多所中小學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懷疑該校存在相同問題。2018年9月底當家長帶著檢測人員去學校檢測時，校方卻稱家長們是“無理取鬧”，並出示了一家省級質檢機構的合格證明。當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監工方也信誓旦旦說跑道不存在安全問題。

有毒物質嚴重超標

10月，在家長抗議之下，校方被迫允許家長們聘請的另一家質檢機構重新檢測。新的檢測結果顯示，該校跑道散發的兩種有毒物質（甲醛和鄰苯二甲酸酯）分別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檢測發現另外一種有毒物質（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為安全標準的3倍。這幾種有毒物質會傷害人體的內分泌、生殖、神經系統，甚至會造成癌癥，對兒童的傷害當然尤為嚴重。

但是校方卻不承認新的檢測結果。當家長在校外抗議或者不讓孩子上學時，當地教育局官員竟荒唐地警告家長不要試圖製造“轟動效應”、不要“幹擾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徹底拆除跑道，但並沒有兌現拆除跑道後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諾。目前5名學校和教育局官員及工程人員，以及涉事的建築公司和監理公司，正在接受調查。

校方、教育部門和官方質檢機構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關公司，顯然涉及貪腐。近年來中國毒跑道層出不窮，10多個省份曝出此類事件。同樣在去年9月，武漢和濟南的兩所小學也出現毒跑道，百余名學生身體不適，校方同樣聲稱跑道質量合格。毒跑道橫行是製度性腐敗、教育商品化和資本主義逐利的惡果。

民主管理

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運作並沒有足夠的知情權和控製權，直到抗議和輿論壓力不斷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經常是曝出一起才查處一起。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群眾往往也難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應有的處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處罰。習近平當局正在繼續加大網絡和媒體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隱瞞。

只有采取教育資源的民主監督，民主分配，才能實質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種種類似案例，保證學生的安全。我們要求由學生、家長、教師和工人組成獨立、民主的學校委員會，調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問題；學校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有罪的官員和資本家，並有權民主監督和控製學校運作（包括校舍建設和課程安排）。同時我們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優質、安全的免費教育。

頁巖氣開采引發地震 四川數千人抗議

2月24-25日，四川榮縣數千人抗議，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並沖擊了當地政府大樓。在24-25日，榮縣接連發生三場4.3-4.9級地震，官方通告稱地震造成2死13傷，超過2萬間房屋損毀，共損失8000余萬元人民幣。亦有媒體報導死亡至少4人。當地群眾認為是附近的頁巖氣開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議。政府已禁止媒體報導地震或抗議情況。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議者，而且有多名參加抗議的10多歲學生遭到警察毆打。但之後抗議者仍在繼續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暫停開采。

開采頁巖氣主要采用“水力壓裂法”，即將水、砂和化學物的混合液體通過高壓註入地下，將巖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巖層中的天然氣。但是水力壓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發現，頁巖氣開采確實造成近幾年四川地震增多。

開采頁巖氣導致地震增加

榮縣居民說，通常在每次壓裂開始後的兩三個小時裏就會發生地震，盡管過去的地震沒有今次這麽嚴重。自從去年9月開始開采頁巖氣以來，榮縣發生了9次3級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級以下地震。而且當地的地震在今年農歷假期期間曾短暫停止，假期結束後重新出現，更說明2月24-25日的地震與開采頁巖氣有關。有居民說：“現在白天也搖、晚上也搖……大家都有恐懼感，隨時都有威脅，人心惶惶。”

此前當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但政府無動於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議之後，政府被迫宣布停止開采。但群眾懷疑這只是緩兵之計。香港《星島日報》也報導說，其實頁巖氣公司只關閉了一個礦井和減慢了開采速度。

2017年四川頁巖氣開采量是全中國的三分之一，榮縣的頁巖氣儲量是全國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屬於地震多發區，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數字將近9萬人（亦有估計為30萬）。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開發頁巖氣來減少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但卻對群眾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嚴重的汙染事件和工業災難亦屢見不鮮。中國勞工論壇要求永久停止開采頁巖氣，並由居民民主組成的委員會獨立調查環境損害以及對居民的影響，懲治有罪的官員和老板，並向受害者作出賠償。要想真正保障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須真正發展及應用綠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眾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會生產才能實現這點。

火燒“女生節”橫幅　女權鬥爭新行動

有著婦女爭取政治與經濟平權的激進起源的國際婦女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淪為各大商家極力促銷的商機。在資本主義復辟數十年的中國，3月7日還被另外冠上“女生節”丶 “女神節”丶 “女王節”這些父權視角的名稱，許多“慶祝”活動亦不乏將女性視為男性玩物的標語，諸如“春風十裏，不如睡你”等。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甚至性騷擾的橫幅得到校方容許。為對抗這種庸俗化趨勢，中國政法大學有女學生於3月8日當天放火燒掉校園內的“女生節”橫幅。她在社交媒體上說道：“這一行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問與反思，婦女節是為了紀念芝加哥紡織女工爭取同工同酬丶離婚權丶墮胎權的鬥爭……”盡管該女生事後稱感覺做法欠缺安全考慮，該行動仍然受到網民廣泛稱贊。去年3月7日，山東大學也有學生抗議“女生節”橫幅，批評這是性騷擾。

普遍的性別歧視

中國女性受到多種形式的歧視與壓迫。女性經常在個人發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認為不需要讀到很高學歷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應該早點結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學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師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和性侵外，女性還經常被說成“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而父權製度和譴責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揚“穿得時尚暴露，等於教人強奸”等觀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場。在社會輿論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為例，一名遇難中國籍女大學生被認為年輕貌美，於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網友以“千裏送炮”等評論羞辱。

各種歧視與壓迫的根源在於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而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正是資本主義製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為規範財產繼承丶維護私有製和等級製，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為經濟基本單位，而女性被強加生理上的“再生產者”丶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的屬性，在職場上處處收到歧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從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夠就業，無論公共還是私營部門，許多單位將年齡丶外貌等作為招聘女性的條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潔丶收銀等不穩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中國女性平均收入與男性的比例從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類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從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讓步

近年影響到中國的#MeToo運動丶P2P受害者上訪丶佳士工人鬥爭等一系列行動，著實給中共政權造成不小壓力。因此，為了緩和群眾憤怒，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已經開始的人口危機，中共及其操控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得不在女性問題上作出表面讓步。2月21日，一份關於落實現有禁止就業性別歧視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網上公布。今年兩會期間，有提案建議結束對非婚生子女的經濟處罰，亦有提案要令父親也陪產假。而李克強也聲稱政府將“加快”發展托兒服務和早期教育。

我們很難相信聲稱的這些措施能夠真正實現並消除性別歧視。習近平上臺之後顯著加強國家鎮壓，女權運動成為攻擊目標之一。習近平政權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揚回歸“中國傳統”和儒家文化，呼籲女性從職場“回歸”家庭，令女性從事更多無償家務勞動，以便削減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強化職場性別歧視，將使資本家和中共貪腐官員攫取更多財富。中國政府大學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無法真正消滅中國的女權鬥爭，將會有更多的學生和青年采取行動挑戰性別壓迫。

相比以往的國際婦女節，在2019年的這一天，許多人開始學習國際婦女節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實含義，不再滿足於資本主義下商業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約一半的女性對工人階級鬥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實表明女性工人經常率先發起抗爭丶並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替代，訴求將生產資料民主公有化，將民眾的需要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因而能夠實現同工同酬丶永續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從而令性平鬥爭與工人階級鬥爭聯合，合力擊敗親資父權的中共政權，令性別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經濟方面實現，最終打造一個真正性別平權的社會。

響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結

2019年3月21日，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一家名為“天嘉宜”農藥廠發生爆炸。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此次爆炸相當於2.2級左右的地震，發生爆炸的化工廠被炸出一個大坑，整個園區成了一片廢墟，周邊房屋嚴重損壞，居民區和學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傷。爆炸還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事件發生後，當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濃度，曾一度超標57倍和248倍；園區內河流不同程度的檢出揮發性有機物。

事發園區為江蘇化工企業主要集聚地之一，當地此前已發生多起化工企業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園區內另一家農藥廠發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數十人受傷；2010年11月23日，園區內一家氯堿廠發生氯氣泄漏，導致下風向的另一家化工廠30多名員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農藥廠發生重大火災；7月26號該廠又發生爆炸。

嚴重隱患

據今次爆炸的調查人員所說，這個園區從2007年開始運營，當時為了承接從其他地區遷來的重汙染工廠匆匆上馬，沒有做好充分的計畫。各個工廠自行鋪設管道向河流排汙。更嚴重的是，該園區沒有處理廢棄物的設施，各工廠自行建設焚化爐，有些焚化爐甚至緊鄰天然氣罐，天嘉宜就是如此。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該園區使用卡車而非管道運輸天然氣，但沒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發爆炸。工人和當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據報園區的安全隱患和汙染問題，但政府一面向工廠收取罰款，一面縱容工廠照常運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指出存在多項安全問題，包括主要負責人及特殊作業人員未經考核合格丶生產裝置操作規程不完善丶動火作業管理不規範等等。爆炸的發生說明，這些問題很可能仍沒有糾正。該廠在2017年和2018年，該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處罰和環保處罰，其違法行為包括：違反大氣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違反固體廢物管理製度丶違反環境影響評價製度。該廠老板此前亦曾因汙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天嘉宜周邊10公裏內有80多家化工廠有環境違法紀錄，而且很可能仍在繼續汙染。

響水經驗

當地政府過去也曾阻撓記者調查發生事故的工廠。2007年11月27日爆炸後，眾多媒體記者趕赴響水采訪。當地宣傳部門立即啟動了一套禁止記者采訪的應急預案，采用武力威脅丶軟禁記者，重金收買丶色相利誘等方式收買記者丶阻撓采訪，並且總結發布了《沈著應對突發事件，全力做好輿論引導──響水“11·27”事故新聞協調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稱“響水經驗”。12年過去了，“響水經驗”並沒有被拋棄；在此次事件中，當地政府依然部署了無人機幹擾設備幹擾丶擊落媒體的航拍無人機。3月25日，在響水調查環境汙染問題的民間環保誌願者張文斌因“尋釁滋事”被警方帶走。

“天嘉宜”爆炸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雲南大理丶山東煙臺丶山東青州丶江蘇昆山丶雲南昭通丶安徽馬鞍山又接連發生6起爆炸，總共造成18死丶16傷丶5人失蹤。同樣是在江蘇昆山，5年前一場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傷。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為了利潤與政績，置無數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在明知存在安全隱患丶甚至多次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終釀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慘禍。資本主義製度是一個完全只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驅動這個製度運轉的燃料。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推翻資產階級專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確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對生產的民主控製，才能防範此類事故的發生。

國家鎮壓繼續 6 名北大學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學6名左翼學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參與佳士工人鬥爭而處在監禁下的工人、學生、青年有約50人。而協助打壓左翼學生的學生幹部則被北大評為“共青團標兵”。中共政權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紀念日發起新的抗議，更害怕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群眾抗爭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鎮壓。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邱占萱、焦柏榕、孫嘉言、李子怡、王瀚樞等5名北大學生前往北京郊區工廠打工，但於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學生沈雨軒在校內被捕。沒有消息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抗議活動。隨後佳士聲援團公布了他們在被捕前錄製的視頻和通訊紀錄，揭露出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馬會前會長邱占萱在視頻中說，他曾連續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長時間審問、打耳光、脫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聽習近平長達三個小時的十九大報告、以及性騷擾。北大馬會於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沈雨軒及另外一名學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審問。當時沈雨軒正在上廁所，警方踹開廁所門，將她按倒在地強行帶走。兩人在審問期間受到毆打辱罵。沈雨軒於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聲援團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惡劣行徑。例如一個學院團委書記借調查原馬會女性成員的機會進行言語的性騷擾。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對學生說：“不愚民維穩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學生將自己受到的監視、騷擾、恐嚇、辱罵、毆打稱為現實版的1984。中共政權對於反對力量的活動變得越來越敏感，是因為統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眾在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下積壓起來的各種怒火、工人階級的潛力、以及當前具有潛在爆炸性的政經局勢。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盡管學生們現在面臨著巨大困難，但政府仍然害怕他們的運動會壯大起來。”由於擔心反過來鼓舞青年抗議，特別是因為佳士工人和青年鬥爭，今年政府的五四紀念活動遠比預期低調。

從去年8月的全國大抓捕以來可以看出，接連的打壓令原本對中共還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學生開始看清，中共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而且向習近平表忠也無法避免打壓。一名學生在談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時說：“習近平的五四演講充滿了關於國家榮耀的口號，但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猛烈打壓、更嚴厲的管控和全面審查。”

而且，國家鎮壓已經從激進左翼青年蔓延到溫和NGO。5月8日，北京、廣州、深圳的3個勞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帶走（李大君、周麗娟、梁自存、李長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於過去被打壓的NGO和自由派勞工活動者，這3家NGO更加“溫和”，主要為
底層工人提供生活和職業援助，沒有參與工人抗議。李大君和周麗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區”更是由共青團中央下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的。這3個NGO都曾與當地政府有過合作。

鎮壓蔓延

它們被警方查抄，說明習近平政權對於基層工人活動越來越緊張，哪怕他們並不打算挑戰中共政權。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參加佳士抗議的學生對《金融時報》說：“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對驟然惡化的中美貿易沖突、進一步黯淡的國內經濟、以及從去年以來左翼青年和工人發起的挑戰，中共統治精英非常擔憂。它將會采取更多的鎮壓行動。

面對國家鎮壓，中國左翼青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勇氣。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權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支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政治結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權利，終結獨裁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替代方案。

中國：南應鎮壓牽涉中共貪腐

4月26日，南京應用技術學校學生和家長因校方虛假招生舉行抗議，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當晚抗議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於維穩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鎮壓。有消息稱警方使用了麻醉彈。多名學生被警方帶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動鬧事”。該事件揭露出私立職業學校泛濫、混亂的虛假招生問題，並因警方的殘酷鎮壓、官商勾結以及學校的軍方背景受到大量關註和譴責。

南京應用技術學校有6000名在讀學生。它自稱是大專職校，但實際只是中職，。該校的護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學費高達1.6萬元，但實際卻是“家政服務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護理專業資格證和醫院實習。已就讀多年的學生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學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稱，學生要想拿到大專文憑，必須轉考另外一間學校，但不保證錄取，而且新的學校也沒有護理系。

學生家長前來學校理論，校方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毆打家長和學生。為了封鎖消息，學校使用強製手段，將學生們鎖在宿舍中，鎖校，並要求沒收手機。學生們通過網絡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鎖，相關微博貼文都被立即刪除。在當晚午夜至淩晨，有的學生砸破了門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師為了學生打開了大門，學生們終於沖出來了。

但這卻只是開始，蜂擁而至的特勤進入學校，開始毆打鎮壓學生，也毆打幫助學生的老師。這樣對學生的殘暴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報稱事件是因“社會閑散人員和被開除學生煽動”，而對該校和警方罪大惡極的行為只字未提。

軍方背景

事後媒體調查發現，這場騙局牽涉到江蘇一家可能擁有軍方背景的大型教育業公司──中寧教育集團。該集團董事長王中平為解放軍預備役中校，而且南京應用技術學校的“軍事化管理辦公室主任”是解放軍一個訓練基地的前政委。中寧集團旗下的南京東方文理專修學院院長曾是江蘇省政府官員。這正解釋了抗議學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發指的鎮壓。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借用南應的名義招生，逃避監管。南應被曝出以每個學生6000-7000元的價格委托他人替學校招生，這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兩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應就已被揭出虛假招生問題。當時南京政府曾說要“查個水落石出”，最後卻沒有下文。南應甚至厚顏無恥地指責媒體“收受賄賂對我校進行不實報導”。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也曾卷入學生賣淫案件。兩年前，該校保衛科勾結校內KTV逼迫學生賣淫。中寧集團屢次被曝出醜聞，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說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軍方庇護，甚至幹脆就是中共官僚的產業。

民主調查

南應抗議和鎮壓直接中共政權的貪腐行徑，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亂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調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們要求成立由學生、家長和獨立工人組織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查清、公開南應和中寧集團背後的官方聯系和所有違法行徑。這個委員會應該有權懲處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員。

同時需要將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學生、教師、家長以及民主工會民主管理學校和課程，並為所有人提供免費且優質的教育。要想實現這些目標，必須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獨立工會運動，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996 點燃大規模網絡抗議

程序員發起的反996網絡抗議打破了資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奮鬥神話。程序員作為現代白領工人，相比於底層勞動群眾，享受著較為優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發起鬥爭的群體之一，所以反996抗議更突出地表明中國勞動群眾的激進化進程。當局宣傳或暗示：那些在罷工與示威中為自己權利而鬥爭的工人都是不願工作的懶漢或者是“受境外勢力操控”，而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需求只有埋頭苦幹。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這不過是中共政權用來抹黑工人鬥爭和維護資本主義剝削的謊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編程及代碼托管網站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叫996.icu的項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點，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後就得進 ICU 了。

996在科技業是普遍狀況，而且許多程序員和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工時甚至比996更長。據估計中國每年有60萬人過勞死，IT業是重災區之一。有程序員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換錢”。

996.icu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大量的關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這個項目中，有一份還在不斷增加采用996製度的企業名單，和用於阻止這些公司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的“反996許可證”等等。抗議的程序員表示：“從閉源到開源是一次偉大的進步，從開源到同時強調保護勞工權益也將是一次偉大的進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主張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開源軟件許可證。”

這場網絡維權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而且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許多加入網絡抗議的程序員不僅譴責996的超長工時和政府的口惠而實不至，而且直接譴責資本主義。也有程序員說到，佳士鬥爭已經說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運動也無法避免政府打壓。這些討論在過去的其他網絡抗議中是罕見的。工人的網絡抗議擁有更大的潛力。當勞動群眾的怒火從網絡抗議升級為現實的罷工抗議和工人運動時，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夠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和整個資本主義製度。

在這樣聲勢浩大的網絡運動下，資本家的反應更令抗議的程序員和廣大群眾感到憤怒。4月11日，馬雲公開聲稱，996是“福報” ，更戲劇性的是馬雲在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壟斷資本家的同時，還是個中共黨員。這揭露出中共獨裁統治正是在保護資本家的剝削和利潤。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俠氣式的形象被他們自己的“誠實”打得粉碎，各大視頻網站上惡搞和諷刺諸位大資產階級和996等的剝削方式的視頻成功爆火。“那我用勞動法起訴公司996，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那你大概是在監獄裏跪著。”戲謔中處處都是勞動者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剝削積壓已久的不滿。

政府不得不對沸騰的民怨有所表態。人民日報說“崇尚奮鬥，不等於強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因為工時過長而受到處罰。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會上高調宣布施行996受到廣泛關註，正在接受調查，但當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時間，想要等到抗議聲浪過去之後讓案件不了了之。因為如果真的做出處罰，一定會有大批程序員和群眾要求處罰其他公司，而親資的中共政府不可能這麽做。

8小時工作製

996不過只是中國勞動群眾惡劣處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達出中國工人群眾積壓的怒火，也部分展現了工人運動的巨大潛力。網絡抗議可以鼓舞更多工人發起現實的鬥爭，而工人運動最能夠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同時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們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獨立工會，這是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關鍵武器。同時也必須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徹底終結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中國：塵肺工人聲援被捕工運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塵肺病工人發起網絡聲援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釋放3名工運人士並向塵肺工人提供足夠的補償。

2019年3月20日，關註工人權益的“新生代”網站的編輯危立誌被警察抓捕，並遭到警察入室搜索，電腦手機等被沒收。而在這之前數個小時另一位編輯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編輯楊鄭君也遭受到同樣對待。

該3人被控“尋釁滋事”，於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網站曾幫助塵肺工人維權，但深層原因在於佳士工人鬥爭之後習近平政權對左翼學生和工運人士的大肆鎮壓。

特別是在當前繼續升級的國家鎮壓之下，工人的聲援行動更具重要意義。在網絡聲援前幾天，湖南塵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議，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攔截和恐嚇。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編輯現在被關押的地方，也是這些工人過去工作並染上塵肺病的地方。

工人對於當局的鎮壓感到憤怒。工人的一封聯署信寫道：“幫助我們這些絕望的工人，為什麽是有罪的呢？”

關押3名編輯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對工人說，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運人士和支持工人鬥爭的年輕人、查封勞工NGO和左翼學生社團，是害怕工人鬥爭挑戰自己的獨裁統治。

塵肺是職業病，而且被稱為“窮人病”，因為只有窮人才會從事容易患上塵肺病的職業。塵肺患者會逐漸喪失勞動能力，而且到晚期時甚至連感冒都可能致命。現在中國塵肺工人僅官方認可數據就有70萬之多。

抗議不斷

由於大批底層工人（尤其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資本家，有不計其數的塵肺工人無法得到官方確診，因此才出現2009年“開胸驗肺”事件。十幾年來，全國各地的塵肺工人維權抗議接連不斷，政府卻采取拖延戰術，和他們“鬥長命”。

去年11月，300名塵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進行談判，官方原本答應派出市委秘書長協商，但最後卻毀諾，出動警察強製驅離，甚至進行毆打並使用辣椒水。塵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規模的力量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發起今次的聲援行動。這是工人意識的重要進步。

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立即滿足塵肺工人的訴求並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工運人士和政治犯。塵肺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需要獨立的民主工會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徹底擺脫現在的貧窮和悲慘處境。

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政黨 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因要求建立獨立工會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爭工人仍在監獄裏等待審判。自去年7月政府開始鎮壓佳士工人抗議來，大批工人、支持工人鬥爭的學生、以及勞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過50人仍處在監禁之中。從去年8月24日針對佳士工人鬥爭的全國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國勞工通訊”網站共紀錄了1000起工人抗議、罷工，比5年前習近平剛剛上臺時（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勞工通訊”紀錄的工人鬥爭主要來自社交媒體，只占實際工人鬥爭的一小部分，而且考慮到5年來國家鎮壓和媒體審查大幅升級，中國工人鬥爭的發展比這些數字顯示出來的更加重大。隨著貿易戰升級和經濟急速放緩，中國工人鬥爭將會繼續增加。

工人生活惡化

近幾年來，中國勞動者收入增速持續放緩。2018年，占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別是是在建築業，拖欠工資的嚴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甚至可能在惡化，政府則幹脆不再公布欠薪數據。為了拉動消費（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中共開始放寬對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整體匱乏的情況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況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過就連白領工人也開始面臨困境。求職網站智聯招聘報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領工人的平均工資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在整體低迷的經濟狀況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聯網+”新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騰訊、京東、滴滴、美團等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紛紛傳出大批裁員的消息。今年前4個月，全國至少有30起快遞/外賣工人罷工抗議，原因大多為降薪。4月初，中國最大的快遞公司之一京東物流被曝出將取消快遞員底薪、增加收件任務、並減少為快遞員繳納的住房公積金。

工作條件惡劣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依然十分惡劣。不久前，許多程序員發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反對996工作製，得到廣泛關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約60個小時，可能已經超過香港，成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
中國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險的環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竇姓建築工人在網絡上發布一段影片，備受關註。竇姓工人將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員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員的安全帽很結實，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廣傳後激起強烈譴責。竇師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刪除影片。

中國建築與化工行業事故數量持續增加。僅在今年3月底，全國各地就發生多起爆炸與火災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經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這也釀成許多傷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驅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紅門鎮大火。

這些事故多是人禍，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江蘇響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資本家、縱容危險運作的結果。響水的工業園區過去已發生多起工業事故，當地政府則只顧阻撓媒體報導，隱瞞真相，甚至總結出一套用於封鎖媒體報導的“響水經驗”。響水慘劇只不過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之下，官商勾結、為了利潤無視工人生命安全的縮影而已。

為了挑戰資本家越來越嚴酷的剝削，中國工人需要獨立於中共政權的民主工會，這是建設強大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武器。社會主義者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人士，撤銷所有控罪。我們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資的同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廢除戶籍限製，並通過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所有人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設一個有力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性工人政黨，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專項整治”對準女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國政府對性小眾展開新一波的打壓，今次主要攻擊目標是網絡上有關女同性戀的內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殺了擁有近5億閱讀量的話題群組#les#。這是繼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之後的又一輪攻擊。

有25萬組員的豆瓣小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僅原組員及組員邀請才能進組。微信用戶無法在個性簽名中加入彩虹旗符號。4年前慶祝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寶也大範圍下架同誌相關產品。

清除女同性戀內容的做法極可能與中國網信辦啟動不久的“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有關。從列舉的清除內容看，女同性戀顯然被視為違背所謂“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

對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壓正在激起對整個網絡審查和壓迫製度的憤怒。有抗議者在微博上寫道：“我們發聲不單單是為了這一個群體，也是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視線裏的無數個群體”。同誌平等權益促進會在一篇抗議文章中也談到，基於不公正環境受難的人還有很多。

面對這一波打壓，很多性小眾權利支持者並未屈服，不分性別與性向參與聲援。可見許多民眾也逐漸認知到各受壓迫群體需要團結鬥爭對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別針對女同性戀，而且新浪微博沒有公開宣布清理行動，想要分化削弱反對聲音，但反對打壓的#我是les#的話題閱讀量仍然達到至少有3.6億。豆瓣、微信和淘寶在壓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沒有重新開放被封的話題社區，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樣讓步。習近平政權對性小眾的打壓正愈發強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壓行動相信與中國出現的人口危機相關。由於女同性戀同時沖擊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產者”的角色，她們於今天成為網信辦的特別“關切”對象。這揭露出女同性戀在父權資本主義所受的性別和性向雙重壓迫。而工人階級的女同更是還要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社會主義者反對封鎖網路和言論自由，支持性小眾的表達權利。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對在任何地方的歧視。尤其是在學校和職場裏，底層同誌需要組織起來抵抗壓迫。

為了實現性向平權，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願景，將性小眾、女性等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到工人運動，以打倒父權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大幅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國：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貿易戰驟然升級，國內經濟急遽放緩，工人群眾鬥爭的彼伏此起，讓中共統治精英擔憂不已。盡管習近平政權繼續升級鎮壓，但中國存在著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普遍“焦慮”

英國《金融時報》近期采訪了杭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生動揭示出中國群眾在經濟放緩、巨大貧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滯、公共服務短缺下的不安情緒。這篇采訪多次用到“焦慮”這個詞。受訪女士工作於網易公司，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過因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銷了決定。她的哺乳期將在3個月後結束，到時她很可能仍然會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會因剛剛生育而受到更加嚴重的職場歧視，令她難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政府曾宣稱新興互聯網經濟將代替傳統製造業推動中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互聯網行業同樣受到經濟放緩的沖擊，多間大型互聯網公司傳出大規模裁員消息。京東可能裁員12,000人，占其雇員總數近一成。阿裏巴巴則已經凍結了招聘人數，有分析指出凍結招聘人數往往是裁員的前奏。對於被解雇的員工來說，馬雲所說的“996是福報”帶有更加殘酷的意味。

令受訪女士特別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孩子入學困難和購房困難。從去年開始，中共政府開始嘗試大力遏製房價高漲。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房價長期以來是群眾怒火的焦點之一。但是遏製房價上漲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著擁有足夠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購房更加困難。可見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不可能讓勞動群眾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於這個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屬於前10%）的受訪家庭，基層勞動群眾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底層工人早已經歷了中國接連的工廠倒閉潮，普通女工會因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說他們沒有錢為子女購買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和優質教育。當中產階級擔憂階層/階級固化正在來臨時，廣大工人階級早已陷入世代貧窮。

扣除通貨膨脹之後，201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5.6%，連續第6年低於官方的GDP增速。近3億農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憐。收入增長放緩轉變為家庭債務激增。從去年開始，家庭債務突然成為中國新增債務的最大貢獻者，占比將近一半。家庭債務占GDP比例也已超過50%。生活水平的停滯令中共難以用“經濟發展”來維穩，令群眾愈發難以忍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獨裁統治，推動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產階級發起鬥爭。

貿易戰升級

這種情況將因中美貿易戰和廣泛沖突的升級而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宣布將從6月1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新的關稅，並加強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以報復特朗普的新關稅。中國沒有立即加征關稅，是為繼續談判留下空間，但是談判前景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政府從5月10日加征的關稅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打擊，預計降使中國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個百分點。但比起對GDP的直接影響，更嚴重的是由於新關稅導致成本驟增而令中國廠商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國家，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許多工廠已經不再接受新的美國訂單。

湖南一家國有水果罐頭公司負責人說，25%的關稅對於對美水果出口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上海一家港口倉儲公司總經理則說，同業競爭將變得非常激烈，甚至“骯臟”。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威脅，對其余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共政府可能無法保住6%的GDP增長目標，這從不同方面來說，對中共都會是一個災難。

如果無法“保6”，不僅中共的統治威信和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大大受損，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業潮，進而點燃激烈的群眾鬥爭。今年中共對於就業問題格外擔憂。

在5月13日的一場全國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將創造就業崗位作為首要任務，特別是要保證大學畢業生、退伍士兵和農民工就業近年來。退伍士兵因為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發起多場大規模抗議。如果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將強力加速中國工人與青年的激進化進程，類似於佳士事件的鬥爭將陸續發生。

經濟再次放緩

中國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民主運動，幾乎要推翻中共政權。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令人發指的國家鎮壓，今天的中國群眾已經積累起更加強烈的怒火。

失業潮和群眾鬥爭的升級將反過來削弱中共在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於中共來說，這會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在貿易戰中做出太多讓步，中共會反過來成為它自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攻擊目標。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匿名中國政府顧問的話說，中國的左翼[實際是指民族主義]學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間“任何”協議都說成是“民族恥辱”。

為了維護面臨多重危機的獨裁統治，中共官方媒體接連發出強硬的民族主義言論。5月1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出罕見的尖銳評論：“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麽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受到許多嘲諷。例如當官方媒體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打貿易戰”時，許多網民說自己就是被犧牲的“代價”。

貿易戰並非中國經濟面臨的唯一難題。在特朗普加征新關稅之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急速放緩，然後由於貿易戰升級而進一步惡化。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低於預期。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僅7.2%，為16年來同期最低。汽車銷量繼續下跌，同比減少15%。這說明“以消費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中共指望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本就是天方夜譚。同時，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將到15年來最低。

在今年1-2月慘淡的經濟狀況之後，中共在3月份向市場註入大筆新增貸款，數額是10年來同期最高，將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隨後政府再次減弱刺激政策。習近平政權擔心債務大山崩塌，摧毀整個經濟，因此始終不敢恢復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已經何其依賴信貸刺激。

由於貿易戰重新升級，中共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大幅強化刺激政策，向市場註入大筆的資金/債務。習進平的走鋼絲遊戲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共失去了“高速經濟增長”這一統治支柱。雖然習進平不斷升級鎮壓，但新的群眾抗爭仍在繼續爆發。互聯網行業反對“996”工作製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吸引了許多關註。這場罕見的白領工人抗議公開挑戰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用來壓榨工人的所謂“加班文化”，並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政府在工時問題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讓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正是保護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面對正在沸騰的群眾怒火和接連而至的國家鎮壓，需要建設一支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政黨，以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對抗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化，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取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所滋生的專製統治。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武漢：反汙染抗議遭警察鎮壓

在香港舉行規模空前的反送中遊行之時，武漢陽邏接連一周發生大規模抗議，反對當地政府興建一座垃圾焚燒爐（“陳家沖循環經濟產業園”）。

當地居民普遍擔心焚燒爐的廢氣汙染危害健康（陽邏人口超過30萬），因此6月28日約1萬人上街遊行。

遊行者高喊“還我青山綠水，垃圾焚燒廠滾出陽邏”。就像今年全球反氣候變化抗議一樣，陽邏抗議也以年輕人為主。有抗議現場的照片和視頻顯示，一個男青年用擴音器帶領抗議群眾喊口號。

有毒廢氣

這座焚燒爐選址於人口密集區，距離最近的居民區僅800米。按照中國的安全標準，此類項目離居民區不得少於1.5公裏，但在中國安全標準經常只是一紙空文。在焚燒爐方圓幾公裏內有30萬居民和兩所大學。焚燒爐的有毒廢氣可以導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癥。中國的焚燒爐運作經常不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危害更加嚴重。

武漢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燒爐。2015年《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漢現有的焚燒爐存在諸多問題，包括和居民區的距離低於法定要求、缺少公眾咨詢、武漢市政府坐視廢氣排放違反相關規定。根據上述研究，武漢現有的這些焚燒爐無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中國：北師珠學生遊行 抗議違法停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已持續兩個月的維權事件演變成大規模抗議。6月10日丶11日，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學校操場上繞圈遊行，抗議學校停辦和校方的虛假宣傳。學生和家長打開手機燈光，高呼“保衞學校 反對停辦”，遊行一直持續到深夜。學校附近的旅社給從外地趕來的學生家長提供免費住宿，可見抗議得到群眾同情。盡管遭到鎮壓，最後校方承諾做出讓步，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師大和珠海市政府合辦的獨立學校，在讀學生2.3萬人，雖然有北師大的名字，但其實是一所公立獨立院校。兩年前，廣東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決定對珠海分校的進行“升級”，建造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校方也發出了“北師大學珠海分校正式更名為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虛假宣傳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卻說，珠海分校將於2024年終止辦學。這意味著，新的“校區”和舊的“分校”事實上將毫無關系，“分校”將被廢除，而之前的“升級”消息則是虛假宣傳。有消息稱，分校招生人員甚至至今仍在欺瞞新生。

另外，分校學生認為北師大的目的是“圈地”，因為北師大校園面積相對較小，北京新校區的建設因為徵地和地價問題遲遲未能完成。分校的學費遠高於北師大，每年2萬多元，學生認為以自己的學費建設起來的學校不應該被無理侵占。實際上，在後來校方與學生和家長的協商會議上，副校長承認學校停辦沒有得到審核，實際是違法行為。

而且在抗議發生前，分校已經開始向北師大移交部分教學樓和宿舍，而且由於學校停辦牽涉到教師的職位，已經有一部分教師離職，導致教學質量已經無法保證。同時，在一些學校信息查詢網站已經沒有辦法查到北師大珠海分校，所以學生擔心，在學校停辦後，自己的學歷將不被認可。學生家長接連兩個月四處維權，要求教育部撤銷停校的決定或者北師大給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終沒有得到可靠回應。

據報道，6月10日晚上，有超過2000名家長與學生從各地趕到學校，雖然校方試圖半路攔截，但是沒有成功。由於校方沒有出面回應，11日數千家長與學生們在雨中繼續抗議，但被校方調來的保安和警察包圍丶攻擊，並有校方或警方人員混入抗議人群中煽動抗議者和警察發生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亦有學生家長被國安警告。有學生譴責說：“我們交的學費，學校拿來鎮壓我們自己！”

12日校方與學生丶家長代表開會，但會議前校方告知學生代表必須減半；會議中還發現在現場的記者“沒有帶”記者證，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學生們自發的網絡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後校方沒有做出任何正面回應就離開了。但當日，顯然是由於學生抗議的壓力，北師大發表聲明，承諾負責原分校學生升學丶出國丶報考公務員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承諾和分校分享資源，確保教育質量不會降低。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抗議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無序發展和混亂。北師大學校官員為了擴大校區，無視學生和家長反對違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騙學生。這些惡行都得到中共獨裁政府的庇護。社會主義者譴責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壓學生抗議，主張成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和獨立法律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停校事件，懲處所有涉入虛假宣傳的學校官員以及其它違法官員。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免費優質的教育，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和計畫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丶以及獨立工人組織民主規劃和管理教育事業和學校運作。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製，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製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製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復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系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盡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製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十一國慶揭示政權進入恐慌狀態

十月一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閱兵。這場慶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和中國的「繁榮穩定」，但其實反映出中共統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國進入「臨戰狀態」，多省當局發出文件要求防範群眾抗議。北京更是遭遇空前嚴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貫的多重交通安檢和搜捕訪民之外，天安門周邊地區從9月30日開始停止供應煤氣，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飯。周邊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門集合，直到慶典結束後才可以回家。

大型醫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緊急情況不得進行手術。大批商鋪、飯店和娛樂場所也被關閉。甚至連上公廁也需要出示身分證、如廁種類、預計時間，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結束，則要寫兩百字的說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被要求離開他在天安門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駐守了四天。赫海威說：「過去4年來，作為一名駐京美國記者，我習慣了繁瑣的簽證規定、機場的麻煩以及在農村的隨意扣留，但我還從未遇到過警察霸佔我家的情況」。

即便在習近平已大大強化國家鎮壓的情況下，這些安保措施仍然顯得十分瘋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的節日，倒像是要預防一場大難」。這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真實心態。經濟嚴重放緩、香港空前的反威權群眾運動以及不會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令習近平政權面臨重重危機。

中共權鬥繼續

習近平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就在十一慶典次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講，談到要防止「禍起蕭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曾經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權鬥已經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習近平視察甘肅時，央視播出一段「路邊群眾」高呼「總書記萬歲」的視頻，隨後《新華社》之後的報導將其改為「祖國萬歲」和「共產黨萬歲」。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局勢的惡化，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將繼續升溫。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危機。按照官方數據，到今年九月份，中國製造業已連續五個月萎縮，而三、四月份的短暫增長也只不過是因為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而且至少約三年以來，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幾乎一直在減少。今年由於中美沖突和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可能在加速惡化。

豬肉危機

與此同時，豬肉價格的飆升也令中共政權備感擔憂。由於非洲豬瘟從去年以來持續擴散，大批病豬和生豬被屠宰，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一路上漲。今年八月，中國豬肉價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據估計，豬肉價格上漲將持續到農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豬肉是中國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豬肉價格的瘋狂上漲不僅會直接加重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也會拉升其他商品的價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八月下半月「漲價」這個詞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為學術性的術語 「通貨膨脹」的使用量幾乎沒有變，這可能表明大多數關於漲價的抱怨來自基層群眾，因為豬肉和蔬菜等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為了緩和群眾對豬肉價格上漲的不滿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各地政府採用豬肉補貼、使用冷凍豬肉庫存等措施，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經濟增速低迷和物價上漲使中國正在走向「滯脹」，這將意味著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難繼續容忍中共獨裁統治。

「重大的」貿易協議？

幾乎肯定中美貿易沖突將繼續升級。這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壓力。雖然中美在10月11日於華府達成了暫時性的貿易協議，但這不代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就此平息。美國願意暫緩將關稅提升至30%，以換取中國向美國購買更多農產品。這遠遠不是特朗普所聲稱的「重大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內容在一年前就可達成，雙方根本毋須蒙受懲罰性的經濟損失。現時雙方的關稅維持在25%，但特朗普威脅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戰協議中沒有提及的關稅。

諷刺的是，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特朗普現在變成了對華的「溫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帖向習近平道賀，但沒有提及香港警察當天首次向抗議的青年開槍，因而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反華鷹派大力攻擊。

在華府達成的極為有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舒緩股市的緊張神經，但中美沖突的主要方向還是繼續走向升溫。我們也要明白，中美政權之前在達成暫時性休戰協定的幾天後就將其打破，而在6月大阪G20峰會的協議也是如此。沖突降溫的機會越來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脅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中剔除。雖然還未實施，但這只是華府考慮抵製中國抵資及限製其進入美國市場的做法之一。而長遠來說對全球經濟影響更為深遠的科技戰也繼續升級。美國方面正在擴大製裁中國科技企業的「黑名單」。

雙方都渴望降溫

10月7日，即華府會談的前幾天，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公安部門及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殘暴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數民族。這做法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極具挑釁性，但卻沒有破壞華府的會議。從這點可見，雙方都極為渴望沖突得到至少暫時性和局部的降溫，以免造成更大經濟破壞。

即使美方威脅進一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懲罰措施，中共政權還是如此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可見當局在國內面對極大的壓力。習近平一方的談判員提出在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本身並不顯著。但中方當同意了這一讓步，代表著他們放棄了一直用來向美方施壓的武器（針對農產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與臺灣的沖突中針對水果，在與菲律賓的沖突中針對香蕉，在與挪威的沖突中針對三文魚）。

特朗普曾吹噓自己進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調整中美貿易，但現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貿易協議他也表示歡迎，以免空手而來地參與2020的總統選舉。

推翻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這一事情發展。他的反華立場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內裡充斥著強大而互相矛盾的勢力。這就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製度裡，一場爭奪成為世界霸主的中美競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階級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在奪權後在多個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為國際社會主義及民主規劃全球資源鋪路。

世界進程發展得如此快速和多變，以至連特朗普也可能會被民主、共和兩黨批擊為「對華軟弱」。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的問題上，特朗普願意作出讓步，但卻受到國會及軍工業的聯合勢力製肘。這股勢力也向他施壓，要求他對香港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民主權利，而是因為他們視香港為對抗中國有用的棋子。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人國際委員會解釋及作出警告，工人運動及所有受壓迫者的運動，例如香港民主運動，應該維持完全的獨立性，獨立於現時權鬥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精英。

貿易戰只是一幫資本家強盜對抗另一幫資本家強盜以保護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時資本家繼續令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民生倒退，並且將環境破壞至幾近被毀滅的程度。工人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實現民主、並且將大企業民主公有化，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不論是美國反對特朗普及億萬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鬥爭，還是中國受壓迫群眾反對中共富豪獨裁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綱領都是唯一出路。

中國：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嚴重影響群眾生活

由於非洲豬瘟，農歷豬年的中國可謂“豬事不順”。自2018年8月1日於沈陽爆發起，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持續蔓延，並於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國31個省市。受疫情影響的豬只死亡與大規模撲殺，以及很多養殖戶退出養豬業，造成中國豬 肉價格飆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價格更達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幣。對此，中國老百姓紛紛感嘆吃不起豬肉，網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塊生豬肉掛頸的“炫富新方式”圖片進行嘲諷。許多民眾和部分餐飲業商家轉向尋求替代品，也帶動其他肉類等食品的價格上漲。

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很多養豬戶和攤販亦遭受巨額損失。江西省吉安縣的一位養豬戶聲稱，自6月他的農場內10000頭豬感染非洲豬瘟後，除了埋葬死豬以外，他還不得不賤賣上萬頭活豬。再加上疫情被認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無法從保險公司或當地政府得到賠償。總共算起來，他的經濟損失已超過500萬元人民幣。而市場上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令許多豬肉攤位的銷量受到直接影響。有攤販已經不再指望賺錢，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攤販則決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虧錢賣。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為主不同，中國的養豬業由散戶和小型養豬場主導。相對大型養豬場，小型生產者資金缺乏，因此技術落後，應對極端天氣、防治疫病和處理汙染的能力較差。養豬業產業集中度低也令中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更加劇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嚴重、疫情開始後豬肉價格飆升，與中國的普遍養豬模式也有一定關系。

除了本國遭遇的豬瘟疫情，國際情勢 或多或少影響中國的豬肉供應情況。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豬肉征收的關稅已高達72％，而中國早早已在8月購買了超過1萬噸美國產豬肉，不免令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的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同時令越來越多的中國群眾意識到自己絕不會是貿易戰中的贏家。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尋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興市場的養豬戶來填補供應缺口，然而並沒有足夠的豬肉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因為中國的豬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豬肉總出口將為880萬噸。如果中國要進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豬肉並用盡其所有冷凍儲藏量，那麽供應仍然會短缺約600萬噸。

對於中國，2019可謂極度敏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政權正想借由慶祝的機會彰顯自身威力，為了製造和諧盛世景象，不惜升級監控程度、壓抑娛樂生活； 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該事件的誘因之一正是嚴重通貨膨脹。考慮到豬肉在中國民間飲食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生豬儲備的國家），豬肉價格問題對習近平政權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超過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更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狀。” 福建、貴州、廣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購廉價豬肉的措施，由政府進行補貼。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媒體人把這種做法比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或稱其為習近平治下政治左轉的體現，然而在哪怕是國有企業也早已按照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當今中國，這一點補貼也不過是習近平政權試圖維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手段而已，與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系。

“豬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豬瘟已蔓延到中國多個省市時，有網民便因為在微信朋友圈聲稱“豬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嚴重到再也瞞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及其喉舌才終於承認問題存在。與面對近年眾多的食安問題一樣，中共在今次豬肉問題上再次顯得無能，無辦法避免食安和公眾健康的危機。政權在每次危機中的首要任務是維穩，將民眾的批評聲音消滅。中國此次遭遇的非洲豬瘟疫情源頭來自海外，且在中國爆發後也波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多國，影響當地群眾生活，所以應對疫情需要國際方案。然而資產階級的發展基於民族國家，也將追逐利潤淩駕於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尋求解方必須跳出資本主義框架。

中國：村醫集體辭職揭醫療製度腐敗

貴州22名村醫因待遇問題集體辭職一事引發熱議。一名村醫稱，他們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資，實在是無法生活。

此類村醫集體辭職一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後有36名和28名村醫集體提出辭職。理由稱：但由於我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工資發放不到位，上級層層克扣，現在我們村醫已經生活不能自理，對此我們村醫深感遺憾。

另外根據媒體的曝光，7月14日黑龍江省依蘭縣的個鄉鎮的63名村醫又聯名提供辭呈。村民稱，2018年村醫給村民墊付的醫保資金至今未撥付到位，“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幾萬。”全縣村醫多次到縣醫保局、縣政府討要無果，導致村醫資金嚴重短缺，無錢購藥，甚至有的村醫債臺高築，沒辦法給村民服務，家庭生計難以維持。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鄉村醫生數從2017年年底的90.1萬減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萬，一年減少了5.6萬人。

待遇極低

總體來看，村醫集體辭職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於村醫工資低，工作繁重，國家補貼遲遲發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縣衛健局通報稱，對定額補助、績效考核等進行了整改，從原每月發300元、考核517元糾正為每月發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兩鄉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醫的基本公共衛生經費都已發放到位。然而，工資發放不到位是製度腐敗所造成，縣政府至今只承認工資有拖延、但否認有克扣，其承諾是否能落實還是很大疑問。

另外，針對黑龍江4鄉村醫反應問的問題，縣裏成立的專項工作組及紀委監委將對做進一步的調查。同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腐敗且欠缺獨立工會的監督，很可能變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標不治本的結論。

村醫集體辭職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其背後的根源是村醫製度問題。因為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醫療資源被不斷削減。村醫群體一直遊走在國家編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確的勞動關系，令村醫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擊，再加上藥物被變成牟利工具，價格成倍上升，加重醫師的負擔。廣大鄉村醫生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獨立的民主工會，並且要求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要求將國家醫療歸於民主監督，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國：中共利用打擊“精日”分子維穩

精神日本人，簡稱精日，又稱精日分子，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負面指涉用語，本意指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來，隨著中共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國內的持有官方立場的傳媒機構（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等），會以揭發“精日”為名義，對反對中共甚至僅僅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實施汙名化，並對其實施以官方帶頭施行的網絡暴力行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獄擴大

而這種情況在2018年以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的出臺，這種文字獄行徑的範圍和影響都開始不斷擴大和深化，甚至演變成了中國警方對異見者的迫害和濫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過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並以警方微博掛出，頗有“殺雞儆猴”的意味。雖說中共一直在為國內言論環境施以高壓，且調動民族主義來轉移矛盾與迫害異見者也是中共屢見不鮮的操作，但在互聯網時代以來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確且大規模地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對異見者進行輿論審判，並以刑事拘捕落實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這種行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變為仇恨狂熱，在煽動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狂
熱情緒的同時，也將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進行合理化，甚至偽造成一種“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內持有反對或異見思想者不敢在網絡和現實中輕易發聲，從而鞏固了中共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的政權。不僅是“精日”這一項罪名，諸如中共也會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為“港獨”，以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來轉移國內輿論矛盾，分隔港中兩地群眾鬥爭。

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統治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義反而証明其統治的不穩定。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來維穩，逮捕異見人士和進行言論審查。

中國：對抗公共交通性騷擾 需要戰鬥性行動

在中國，發生於公共交通的性騷擾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並受到公眾關註。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做過兩份民調：2015年對1899人的調查顯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2012年近萬人參與的民調更顯示，81.9%的人認為地鐵上存在性騷擾，其中21.6%感到地鐵性騷擾多發。

性騷擾的深層原因在於權力不對等，父權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的各層面，包括家庭內、勞動市場以及政治體系，因此女性遠比男性易於遭受性騷擾。2017年12月，在深圳進行、對433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遭遇性騷擾比例高達42%，而男性僅為6%。受此狀況影響，深圳地鐵於全網陸續開設女性優先車廂。然而該設置並非法律層面的強製措施，地鐵工作人員無權強製驅離進入該車廂的男性；並且深圳地鐵客流量極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否擠上列車。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會無視相關標誌，進入女性優先車廂，令該車廂的設置流於形式。

指責受害人

女性乘客時常面臨指責受害人言論。2012年，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於微博發布一張穿“透視裝”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等文字評論，引發輿論譁然。盡管上千名網民對此抨擊，支持檢討女性衣著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為地鐵公司所轉發。為反擊上海地鐵的父權態度，有兩名女性攜帶具有反抗意識的標語乘車，引發媒體爭相報導。

女權運動的發展令中共統治集團感到壓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變，例如人民日報山東分社社長、人大代表徐錦庚提出對抗性騷擾的一系列方案。但由於父權製依賴於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親資官方的宣傳與立法的效果極為有限。戰勝公共交通性騷擾，需要對抗親資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需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讓公共交通員工組織起來，實施改善職場和公眾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組織不免要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並尋求經濟上解放女性的社會主義替代。

中國：新疆民族清洗和鎮壓的擴大化

中共獨裁政權以所謂的“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通過所謂“再教育營”使得上百萬新疆各族勞動者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臨監禁和虐待，已有數年之久；在新疆，對於所謂“極端主義”的定義十分廣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較特別（例如留較長的胡子），或者與海外的親友一直保持聯系，那就會成為中共所說的“極端主義者”。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將各族人民當作囚犯一般監視和虐待，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監獄。

“宣揚極端主義罪”

新疆再教育營的條件十分惡劣，時有醜聞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中國伊犁鞏留縣哈薩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個月後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營”內遭到強暴並懷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經常往返於伊犁和哈薩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間，由於手機沒電關機，當地警察通知其母親讓她去公安局接受問話，結果她到公安局後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歡使用這種哄騙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群眾騙入再教育營。自今年五月以後，為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掩人耳目，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許多穆斯林被判刑後移送監獄羈押，他們以“宣揚極端主義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數被釋放者由於酷刑或藥物、食物迫害，不是內臟損傷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摧殘已經不再僅僅限於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擴散。從北京到寧夏，政府已經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數個省不再向食品生產商和飯店發放清真證書，有圓頂、宣禮塔和其他中亞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築被拆除。中國各地的回民聚居區和清真飯店都發生了政府同伊斯蘭教徒的沖突。河北邯鄲黃粱夢鎮的官方微信曾主動宣稱對該鎮的蘭州牛肉拉面館等清真飯店的檢查和對阿拉伯語及廣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後該內容又被刪除；海南省三亞市委宣稱其自去年11月以來在回新和回輝等回族社區不斷推進所謂檢查行動，檢查“違規個案”。這兩個社區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區，有1萬多名回族人。中共獨裁政權對外宣稱這些只不過是要遏製“泛伊斯蘭化趨勢”而已，包括沙特在內已經有三十多個伊斯蘭國家表態支持中共的所謂“去極端化”行動，哈薩克斯坦外長於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薩克人已經獲釋”，而美帝國主義則只是關心能否利用這一
輿論在中美沖突中獲得某種道德優勢，根本不考慮也不關心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悲慘壓迫，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疆問題上表現得十分虛偽，要麽由於和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聯而無視，要麽就只關系如何借此機會投機。

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獨裁政權的所謂“去極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蘭教傳統的民族推廣無神論（中共扭曲“無神論”的政治觀點），也不可能消除“分離主義”，這只是對少數民族
勞動者及窮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殘，只會使中國各民族間的關系愈發緊張。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殘和上世紀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的大漢族主義的“大小宗族論”如出一轍：將各少數民族貶低為“宗族”，在文化上則采取民族歧視政策，貶抑新疆少數民族的地位，認為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小宗”，未來應當“同化”到作為“大宗”的漢族中去，試圖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維護對新疆的統治。中共這種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源於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崛起的階級立場。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及其歐亞心臟地帶的跳板，在地緣政治上相當重要。這點驅使中共要通過國家恐怖主義來“解決”新疆問題，並利用“同化”理論及反伊斯蘭宣傳來合理化其殘暴的政策。中共獨裁政權以監獄般殘酷的手段迫害各個少數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勞動者的奮起抗爭，中共的民族壓迫越是嚴厲，就會暴露其統治基礎越不穩固，必然被各族勞動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並不缺少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亞後不久，秕鄰中亞的伊犁和塔城兩地就有俄僑教師、學生等參加的示威遊行，以祝賀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並且提出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寧女子學校的師生員工在校長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組織下，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進行示威遊行，他們用俄文和塔塔爾文打出“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工人萬歲”的標語、紅旗，並且散發傳單；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舉行了由教師、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壓迫、反對楊增新政府。

楊增新在致大總統的電報中不安地說：“查此項過激派以平等自由為宗旨，以不分官民階級為政策，以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為標說。當此民窮財盡、人心思亂之際，最易被煽惑。吾恐過激主義始則浸淫於邊地，繼則蔓延於內省，終且普及於全國。”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來說要比中國內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後三區武裝起義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軍閥政府，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三區政權相信當時的中共，懷著“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誰希望自己的民族獲得解放，誰就必須為其他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希望加入了中共，與今天的現實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反而要面對中共統治下各民族的監獄般的中國的事實。

民族自決

我們對此的回應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堅決同中共統治下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一起與中共獨裁統治作鬥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為被壓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勞動者必須為實現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內的壓迫者作堅決的鬥爭。

這需要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創造一場團結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的訴求包括所有人享有優質住房和工作崗位、立即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每周工時40小時、組織和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在就學製度和就業製度方面結束歧視，所有語言享有平權。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打倒種族主義和各種宗教及民族沙文主義，同時捍衛文化及宗教自由、結束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民選的委員會對警隊實施民主控製，要求軍隊及武警撤離，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階級維安隊取而代之。

我們相信歷史和現實中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新疆各族勞動者必將取得勝利！

茂名抗爭贏得重大讓步

11月底，數千人在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示威，反對興建火葬場。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當地鎮壓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學生。因為地方政府本來宣布興建生態公園，後來被發現向居民隱瞞興建火葬場的計劃。居民害怕火場的汙染物會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礙該地區的發展。

警察鎮壓造成暴力沖突，過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設圍欄及砸磚頭的手法對抗催淚氣體和水炮車。維權人士範一平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茂名抗爭者從一開始就對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當局）就好像挖了他們的祖墳那樣。而香港運動對茂名示威很明顯造成政治影響，有媒體報道有茂名抗爭者喊出“時代革命”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強硬回應，然後迅即改變立場，在四天內宣布永不興建火葬場。有報道指所有被捕者會被釋放，而傷者會得到醫療賠償。中共政權明顯害怕香港運動會像“病毒”般傳播到內地。《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指：“他們（廣東當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態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礦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一處煤礦於11月18日發生瓦斯爆炸。官方證實，共有15人死亡，9人受傷。目前該事件被定性為一宗企業違法違規生產的引起安全事故，據報導，初步分析，該礦違規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開采區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風機通風，放炮導通采空區，導致采空區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瓦斯爆炸。官方強調了煤礦所屬企業平遙峰巖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紅線“和種種具體安全問題。根據該企業網站信息，現有員工5000多人，資產50多億元，是當地的龍頭企業。

近年來，中國煤礦事故數量雖然有了不小的減少，但是總量依然不容忽視。而且還有許多沒有上報，不列入統計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陜西渭南白水縣的煤礦發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該事故沒有上報，所以很久之後才被發現。有評論稱，中國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礦安全依然是中國的大問題。

無視生產安全

雖然中央一再強調煤礦的生產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礦企業經營日久，有深厚的政商關系，可以輕易的鉆空子。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內陸省份政府，煤礦也是極其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對保住GDP增長率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業幾乎全都與煤炭直接或間接有關。因此，地方政府很難下定決心徹底整改。

單單靠政令法規來敦促安全，最終都會流於官僚形式，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工人始終只是工具，資本家只會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安全問題。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單個工人在礦主面前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幫忙掩蓋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沒有民主參與的安全政策，始終只是為了官僚資本的利益，需要並購小礦私礦時強調安全措施，需要加大產能時這些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所以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安全，還是為了大規模轉用再生能源，我們呼籲首先建立獨立的工人團體，並擴大鬥爭至對煤礦企業全面實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實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爭取職業安全和綠色能源的鬥爭是連系著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左翼工人政黨，來團結人民，組織工人鬥爭。

從網路輿論看中共愛國宣傳逐漸失效

六個月以來，香港人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註，其就好似煽動一場風暴的蝴蝶，讓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當香港的抗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年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場運動的呢？

驚醒

事實上，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時香港示威者進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動的時候。內地的社交媒體中對這場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就算是極個別報導或談論了香港示威的內地媒體和個人網絡言論，因為內地普遍實施的網絡言論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刪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數通過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大多也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小波浪。

可隨著運動的發展，直到六月的後期到七月份的時間，中共政府終於意識到香港的抗爭將會長期且猛烈地持續下去，直到此時，中國內地的媒體，才陸續開始對香港的示威情況開始進行報導。而在這時，內地的大部分民眾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香港人正與政府做著抗爭。

就和往常一樣，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狂熱思想裹挾著內地的言論氛圍。他們將香港民眾的抗議汙蔑為“港獨”，而那些參與示威的年輕民眾，則被中共的喉舌汙蔑為無所事事的“廢青”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暴徒”，並製作一些斷章取義的視頻片段以作為香港示威者們“惡行”的證據，宣揚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的正當性。

幾乎所有的“95後”和“00後”的年輕人們，都被官方引導的民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視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的李毅吧“出征”聲援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雖最後因為“惡俗系”人員的阻擊而鎩羽而歸），又比如因為“懟港獨”而得到了官方贊許的“飯圈女孩”群體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孫笑川258”群體等。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義宣傳而出現，並對香港抗爭者采取敵對行動的中國年輕人群體。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自身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美中貿易戰以及非洲豬瘟、鼠疫等天災人禍的影響下，中國內地的物價快速增長，民眾的經濟壓力日漸增加。而對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懼怕美國製裁，頻頻向美總統特朗普眉來眼去，另一方面卻需要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來掩蓋國家內部的矛盾，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

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造成的是社會矛盾的堆積，並在某些時候爆發出來。而中共本身，也遭到來自己所一直宣揚的民族主義的反噬。

從中共政府試圖收買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優惠性政策開始，中共喉舌媒體微博下的評論區就開始不斷“翻車”。不少內地民眾對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滿，以至於到了管理員刪不過來的地步。這讓許多內地群眾意識到，自己那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輕人被“鐵拳”砸醒，不再跟隨中共的輿論引導。

另一方面，華為“251”事件，也讓很多的內地年輕人認清了自己是被資本家和中共剝削的“韭菜”這一事實。諷刺的是，華為這一企業一直都在販賣民族主義情緒，也被中共當局作為“愛國企業”的標桿宣傳。

暗流

不過，仍有一些年輕人敢於去了解、關註和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敢和體製進行正面對抗，但他們依然會去保持自己的思想，並運用網絡技術建設起自己的團體。他們或許將會成為與香港民眾及所有受壓迫者聯合抗爭的重要力量，並連系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內地工人階級，結束中共暴政。

華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華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師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在離職前公司與他商談同意發放30萬元的離職補償。隨後華為以敲詐為由，讓深圳公安於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隨後經過偵查、補充偵查等階段，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於2019年8月23日將李洪元釋放，並且發放了10萬元的補償金。李洪元被無辜羈押的時間251天。根據當事人的供述，他被釋放的決定性證據是一段他用錄音筆錄下的當時與公司商談離職補償的錄音，這段錄音被他復製到多個設備中保管，在他的電子設備都被沒收的情況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電腦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11月28日，檢察院的裁決書在網絡上曝光，引起了輿論的極大討論。網民批評華為誣告離職員工的行為，要求華為對李洪元公開道歉。但是對事件的相關討論和對華為的批評隨後遭到大量刪除，許多網民的帳號被封禁，這反而引起了網民更大的不滿和抗議。12月2日，華為遲遲做出回應，不但沒有進行道歉，反而說：“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收到了損害，網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將網民的憤怒推向極點。

民族主義“洗地”

華為作為中國的招牌高科技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常常被中國官媒用來煽動國內民族主義。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乎被宣傳成為了民族利益受外國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發表一份公開信，“感謝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對她的支持和鼓勵”。但是相關新聞下很快便充斥著網民對華為誣告員工的聲討。網民表示，孟晚舟能夠成為華為的首席財政官只是因為她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她可以獲得保釋住在加拿大的豪華別墅中，還能頻繁獲得媒體曝光和國內民眾的支持鼓勵；而李洪元這樣的工程師，華為一切成就的真正創造者，不僅在案件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獲得保
釋，在條件惡劣的看守所裏度過251天，他的遭遇還得不到任何媒體的報道，支持他的言論也要遭到刪除封禁。人們意識到：資本家不會因為勞動者同是中國人就不去剝削勞動者。中共編織的民族主義幻夢在現實面前一觸即潰。

華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國群眾的階級意識的繼續覺醒。IT行業一直都是高薪行業，其從業者往往更喜歡資本主義秩序，階級意識薄弱。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愈發困難，他們也無法獨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員的大規模網絡抗議，隨後又是網易、華為等公司對待離職員工的殘酷做法，越來越多的高薪人士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關系。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過去意識形態的遺存和中國當前官方意識形態的外衣，也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在網絡上對李洪元事件的討論中不乏見到對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著作、言論的引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大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中學到的知識來分析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必然還會繼續下去。由於中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保留，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發生。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會帶來怎樣的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著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臺機器裏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製，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製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嶽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臺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製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製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製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借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註。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余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盡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淩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盡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系。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製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系，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製和父權製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系。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蕩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癥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癥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製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回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采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癥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癥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采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癥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癥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著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著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沖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簽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製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製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誌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製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盡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製，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製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製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抵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著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著最為沈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誌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裏，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誌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誌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板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臟亂差，床板發黴，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著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沖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歷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借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著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著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著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幹二凈，曾經吹捧著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系——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製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製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製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板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松，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註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註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註射入人體血管。中藥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註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裏，這些準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裏，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愈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系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製，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可以實現。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誌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製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饑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註。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誌願者：盡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裏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饑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麽多財富，盡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裏、商店裏、寫字樓裏，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臟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汙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汙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汙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汙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汙染，中國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製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沖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臺強製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墻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汙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汙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汙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托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汙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凈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凈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征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製時，需要將這些汙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系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製。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製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著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麽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製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製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製度裏。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製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製，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著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盡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12日，於距離武漢約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聯系了一些平價新鮮菜，卻遭大潤發超市和物業公司舉報。隨後警方逮捕該居民，引發當地民眾怒火。超過100名住戶聚集在球場抗議，圍住警車要求放人，也要求並不住在事發小區的社區區委書記、業委會主任呂德山下臺。之後孝感市對此事的官樣回復中輕描淡寫菜價過高問題，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況。從網民評論看，食品價格高企、品質惡劣的問題在當地封城期間一直存在。在物資遭遇壟斷的情況下，當地官員每人每天可賺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聯絡愛心菜觸及當地超市與官員利益。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製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製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沖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著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沖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裏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抵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製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勞動者民主控製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贊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贊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註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余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製。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松。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采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采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癥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贊頌專製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臺灣：刺胳針）》期刊，籲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後，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臺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采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麽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癥，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紮、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只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製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製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製，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癥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中國：新冠肺炎讓習近平變強還是變弱了？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布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周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癥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癥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系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贊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著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沖突、香港和臺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沖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復發生沖突。6月，這場沖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沖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沖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裏，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著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沖，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鉤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盡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蘇”，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裏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麽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松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占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占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馮哲蕓（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克強還個人贊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贊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著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著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製，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麽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沖突，並且這一沖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

中國：同地域歧視作鬥爭！

在今天，地域歧視不能再被視為一種不重要的網絡口嗨了，這根本不是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玩笑與調侃，而是和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一樣，是統治者對群眾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將壓迫指向中國的不發達地區，如東北、河南；而現在又隨著疫情的擴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黃梅和江西九江邊界上的沖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謂“善待湖北人”的號召根本沒有在地方政府之間起到任何作用。

籍貫成見

哪個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賊一樣防著湖北人呢？我們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誇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種什麽行徑。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積土塊、石塊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經過湖北的歸鄉人員勸返，禁止任何鄂牌車，在已經從湖北返鄉的人家門前拉橫幅——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納粹上臺後法西斯匪徒在猶太人的家門口畫六芒星的情形，這一回則是湖北人成了中國的“不可接觸者”。難道對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衛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衛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嗎？

而工人階級在地域歧視中受到的傷害則是最大的。許多湖北農民工要經過九江和黃梅的邊界大橋南下廣東務工，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來源徹底被斷絕。對湖北人的用工歧視也變得常見起來。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人返工、求職時碰壁，有的企業規定不得錄用身份證號碼以“42”開頭的員工，有的一見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滿”的幌子，甚至還出現了湖北籍勞動者無故被辭退的情況。即使是勞動法也不能保衛他們的正當權利：這本來就是廢紙一張。

地域歧視在計劃經濟的時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再復蘇及加強，是中國資本主義地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早在疫情之前，東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著地域歧視的攻擊，辱罵他們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廣深等發達城市在這一歧視鏈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這層繡花枕頭給欺騙了。這些“國際化”的、體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麽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萬的外來人口，占北京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東北、山東的外來打工者最多。中國的資產階級壓榨著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樣板城市，而廣大的內地鄉鎮和農村仍然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來務工者不是“北京人”，不應擠占北京市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格擁有北京市的戶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火災後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務工者流離失所。中共媒體也一直在煽動地域歧視。在各種負面新聞和案件中，中共總是要強調人的東北和河南人身份。這些外省人喜歡“偷井蓋”，喜歡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賤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崗”中失業的東北國企員工純屬“好吃懶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視的本質

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遭受這一反動思潮影響不大。雖然沒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國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漢建設方艙醫院；各地的勞動者們誌願無償捐贈物資、加班加點製造防疫用品……這一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資產階級的壓榨和利用的，我們對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們的無私和光榮歸到官僚與資本家上去。

地域歧視的實質是什麽呢？是中國的官僚大資產階級煽動小市民仇恨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在社會問題上轉移矛盾，並著手對這些進入中國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邊緣地區勞動者進行鎮壓。基於工人鬥爭的考量，加上建立獨立工運的需要，地域歧視是不能被忽略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資產階級想怎樣培育排外思想，怎樣分裂中國各地的勞動者。為了保衛中國勞動者，消滅地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地域歧視，堅持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中國：中共利用兩會通過反動法案戕害女權

今年兩會代表打著“人民的名義”在會議中提出和通過了不利於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導自演了一場可笑的鬧劇，無疑是對中共獨裁體製罔顧百姓權益尊嚴的最形象見證。

在此番會議上，一個極具焦點與爭議聲的問題就是關於“離婚冷靜期”的法案。離婚冷靜期是指夫妻離婚時，政府強製要求雙方暫時分開考慮清楚後再行決定是否繼續離婚。僅僅在政府機關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面對輿論的一片嘩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後發布所謂專家的解釋，強調僅適用於協議離婚。

面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條文，婦女們深知如果通過必將進一步侵害自己所剩無幾的權益，她們通過國內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過發布文章，發起網絡投票，轉發評論點贊的方式，鮮明地指出法案只會助長不公平不正義之風，呼籲抵製。最終被禁評被刪文被無視，法案通過。

不平等猶在

至今在中國廣大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落後思維依然濃厚。一方面，這種思維導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現狀（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檢查出來後即被墮胎），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很多男性結婚的焦慮（競爭壓力加大，沒有足夠資本的話很難擁有妻子）。重男輕女歧視女性的氛圍下，家暴頻發又導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離婚冷靜期並不能保障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因為目前所謂的婚姻與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上的！這必然只能引發另一種結果，那就是越來越多人恐懼結婚，拒絕結婚。當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賺錢是為了結婚，有一個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賺錢是為了避免結婚，不淪為家庭的奴隸。

在中共的體製下，如今社會主流輿論與法律實踐，將女性同胞視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當命，將她們從工作競爭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馬。

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女權不斷倒退，女工的工作趨於低薪和不穩定，而核心家庭的觀念不斷加強，牢牢鞏固了女性的性別定型。核心家庭本來就是統治階級的維穩工具，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變得更為專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權主義和家長製來壓製婦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領導下，為女性的經濟平等地位而鬥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權利、建立公共服務以消滅婦女的家務負擔，才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歧視女性的觀念。而這需要徹底反對極權與資本主義。沒有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湖南: 另一場毒奶粉醜聞

5月上旬，中國湖南省爆發“大頭娃娃”事件，有多名嬰孩因飲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導致頭骨畸形並患上佝僂病，而涉事的廠商湖南唯樂可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是所謂“合法商家”。事實上這是在郴州市半年內爆發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則是2019年12月的“舒兒呔”事件，當時涉事廠商勾結著郴州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向家長推銷假奶粉。這揭露出從製造商到醫院到銷售通路構成了一個官僚腐敗政權與資本利益荼毒嬰孩的一條黑心結構。

奶粉的廠商一方面勾結地方的醫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讓醫生推銷；另一方面則掩蓋事實要求店鋪販賣。依網絡上曾在母嬰店工作的網友指出，廠商的銷售員就指出該產品是專售於嬰孩食用，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營養的固體飲料，食用過多會導致營養不良。事件爆發後，地方的建委會、工商局一度的消極對待，直到社會上出現了巨大憤怒才開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輕的懲處，僅罰銷售商200萬元，並撤職一名醫生一年，但生產廠家沒有被罰，事後的賠償也還未徹底地落實，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敗處事態度。

以兒童利益為幌子

湖南大頭娃娃爆發以後，甚至有江西的家長透露自己曾依醫生建議買過名為佳瑞寶的假奶粉，而該產品不僅出現在母嬰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現。在中國不論是毒奶粉還是假奶粉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3年的安徽劣質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應了資方如何為了利潤不顧並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醫療機構勾結，罔顧工人階級的兒童的健康。

中共政權散布的民族主義意識，好比“孩子是祖國的花兒，少年強則國強”等等，不過是用來掩蓋自身的腐敗及親資的真面目。我們必須要將嬰兒健康食品的生產收歸於國有，由工人階級成立的獨立工會來民主的控製，並且擴大醫療資源，讓醫療機構真正可以照顧工人階級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計劃經濟，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捍衛兒童的健康。

中國：“醫護英雄”被暴政欺騙、盜竊及濫用

據報道在五月一號於鹹陽市婦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線奮戰的醫護由於所謂人才優化被“自願辭職”且“保證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其中有26名為護士）。事件被曝光後引發了群眾的憤怒，而在圍攻之下院方卻宣稱此事為“不實報道，或被國外敵對勢力利用”。

諷刺的是，在上個月初，這批被資遣的醫護中大部分人剛剛從支援湖北抗疫歸來，院方甚至舉辦了儀式並稱他們是英雄。但這些支援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獲得到應得的補貼，甚至也因為疫情期間醫院虧損而被資遣。支援湖北抗疫的醫護人員仍有高達五成未獲得補貼，同樣全國有高達8成的醫護人員在防疫其皆沒有獲得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間有36.4%的醫護人員收入減少了三到五成。

被犧牲的醫護英雄

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高達了8萬億美元，甚至在去年底還出現醫院為了補貼債務要求醫護人員自掏腰報認購債務。這次的事件就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下降低地方債務的壓力而削減醫護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將貪汙腐敗的成本轉嫁在基層的勞動者身上。

之後透過了醫護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憤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院長已被撤職，而醫護們也已接到返崗通知並進行勞動仲裁。這證明了群眾鬥爭是對抗院方、資本家和中共政權最有力的方式。中國的基層勞動者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在疫癥期間我們更看清獨裁的政權與資本主義體製對基層所帶來的嚴重打擊。獨立工會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要將醫療資源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的管理，並且近一步地擴大公共醫療開支，取消中共貪汙腐敗所造成的醫院的巨大不良債務。

中共的獨裁政權想利用將醫護人員“英雄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獨裁政權在防疫上的無能以及轉移群眾的視線。並利用所謂的“境外勢力”來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這反映了中共政權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僅剩下民族主義的手段來維持其威信。我們全力聲援中國醫護工人為權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中國：親習與反習派內鬥升溫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國內外加深的沖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機重重的統治階級，都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統治策略及方針。這種分歧使中共黨陷入劇烈的權鬥風暴。這不僅只是關乎到個人的統治權力，而是關乎到整個統治集團，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使不同派系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並協調一致。中共權鬥往往為了表面團結而極力掩蓋分歧，他們害怕分歧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使權威受損。因此，現今權鬥公開化表現了政權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機。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時代正式終結的處境中也讓中共內鬥越來越公開化。

過去習近平集權一身，在2018年修憲稱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統治危機之上。中共政權意識到過去的派系分權的統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對國內民怨和國際衡突需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而中共不能再用舊有統治方式，唯有寄望由個人統治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市場化、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及鎮壓群眾鬥爭來挽救統治。但過度僵化的個人統治不斷製造的新沖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內部對於習近平統治的絕望感越來越強烈。

當前公開權鬥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是自八九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之間的。李克強所代表的團派，過去在習近平統治時期遭受打擊，權力受到大大削弱。習近平將軍隊、政治、國安和外交權力都集於一身，而貴為國務院總理僅有的經濟決策權也越來越縮窄，使李克強多年來都相當低調。

正當習統治出現危機之時，李的伺機反擊不會是他的個人決定，背後是由中共更廣泛的統治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而反習勢力並不限於團派，還有過去同樣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員，甚至部分是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反習派系」並沒有共同的政綱，其內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並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

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港臺疆蒙地區都造成反彈，而戰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國陷入孤立。他們恐懼自己的企業因經濟脫鉤而利潤受損，也慌張與外資利益斷裂，更害怕強硬統治最終使中國面臨一場革命，因此企圖削弱習的權力，妄圖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頭分權獨裁、與西方國家友好、高經濟增長換來穩定。

早在一月底，當習近平因疫癥危機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強則率先高調訪問武漢，就已表現出了權鬥的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似乎出現了兩個領導，兩種政綱。習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內循環，意思是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增長，就地受到黨內敵對勢力的質疑。李克強之後提出消費是「經濟恢復的薄弱環節」，並反其道的提出「六穩」政策，主張恢復外貿與吸引外資來降低失業率。習李在巡視水災期間互相競爭，兩方提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地區以及經濟方針。

雙循環

所謂的「雙循環」實質上也不過是將溫家寶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重新包裝，這政策從未成功。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的經濟政策，都沒有絲毫的反資或是「改良」的內容，並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的幫助，也不會防範下一個時期的經濟惡化。因為整個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製造出的周期性災難。

整肅貪腐實質上也是內鬥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針對公安部，據報導這兩個月以來已經有高達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謂的上海幫）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進行的授旗大典由國務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黨內公開批評習近平的異己者也接續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黨任誌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到耿瀟男夫妻。這些人發表對習的批評，其措辭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銳。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屍」，指「習近平不下臺中共將全面瓦解」。他們所代表的勢力，是那些過往通過中共賦予的特權獲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脈或資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國的企業與西方有密切關系，現在擔心中美沖突會危害自己。這些所謂的「自由派」主張對獨裁進行有限的改革，滿足私人資本家要求——市場自由化、減少國家幹預權力、讓更多統治派系瓜分利益。他們不會支持真正的民主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獨立工會，選舉自由等。習近平為了捍衛統治地位而殺雞儆猴，權力鬥爭很可能會擴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發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更加的深化，中美兩大帝國的沖突更加尖銳。習近平為了在新的危機當中鞏固權力，只能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宣示實力，也要震攝黨內敵對派系，樹立統治威信。港版國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結果都適得其反，大量的經濟資源耗費，並與全球資本主義產生劇烈的沖突。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歐美日以至其他小國的右翼政客都推動中國經濟脫鉤，藉此向施加壓力。中共不斷激化地緣軍事沖突，使外交關系緊張，只是顯露出習對自身旳統治沒有安全感，唯有透過粗暴手段來彰顯他的力量。但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機，從香港，內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規模的反中情緒。反習派別在這種壓力驅使下，越來越感到要製衡習的權力，阻止他的路線。若果形勢更為嚴峻，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有推翻他的必要。

預計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可為我們對中共權鬥實況提供更多線索。距離2022年只有兩年，中共內容相信已開始討論二十大的黨領導人選問題，在商討繼任人的同時迫使習作出讓步。現在只能判斷習近平的連任並不是十拿九穩，預計他會把清洗行動升級，確保自己連任。反習派系的聲勢雖然有增長，但距離在2022年徹底拉倒習近平還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根據報導，現在習近平有計劃恢復黨主席的身分，為延續第三期任作準備。因為中共的潛規則並不容許黨總書記連任兩屆，而國家主席實則上只是無實權的虛銜，所以需要新設黨主席一職來確保黨的實權在握。

未來發展

五中全會可以揭示的幾個未來發展：

習近平大獲全勝，並且透過黨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鞏固他的地位，這會在短暫的時間暫緩黨內的惡鬥，但習近平的地位受到進一步地鞏固，也意味著他的強硬作風會變本加厲，並製造更大而更尖銳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對內蒙古的漢語教育的推動。即便是在短期內可以透過高度的鎮壓來換來穩定，但只會讓政權埋下更巨大的炸彈，中共內鬥未來可再次激化，並將會比這幾個月來更加的劇烈。

另一種可能，習近平的統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別作出妥協。國家機器集權後要分權是極為困難的，而且帝國主義衡突的戰線已開，西方會借機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使中共統治菁英進退兩難。而即便中共的統治不再行個人獨裁，重返回鄧小平所提倡的「集體領導」的模式也無法保證避免危機惡化，充其量的是緩和習近平的強硬鎮壓和外交政策，為中共爭取短暫的蜜月期。權鬥反映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在資本主義底下威權或是民主都無法解決這些危機。

不論最終在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內部達成了甚麽樣的協議或是權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穩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發以前的貿易協議一樣，在一個危機持續深化的局面當中，任何的協議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習近平所舉辦的防疫表彰大會因為沒有李文亮，在中國遭受到許多網絡的撻伐。同樣的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雖然受到習派的封鎖，但根據報導在8月之後也有各個城市，包括廈門及深圳恢復起地攤經濟。這些都顯露出政權對於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亂。對於群眾來說，早晚都會感受到政權混亂，揭穿政權的外強中幹，因此加強危機意識並想尋求出路。群眾會開始尋找工人階級的出路，變得更有信心挑戰獨裁。

我們徹頭徹尾的反對整個中共，不會寄望於任何一個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種的小修小補來設法延續專政，並且主張犧牲工人階級來強化中國資本主義。我們是需要建立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建設一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才能在新的鬥爭局勢到來時終結資本剝削。

中國：出現糧食危機嗎？

最近，在中國已經沈寂多年的“節約糧食”口號又出現了。在中美對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災余波未平的背景下，習近平做出“製止餐飲浪費行為”的指示，各級機關也隨之跟進各種形式主義運動，比如所謂“光盤行動”，比如多個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點菜數量為用餐人數減去1或者2），官媒更是點名批評在網絡上表演吃東西的“吃播”是在“浪費食物”。諷刺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前，官媒猶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業鏈“刺激經濟”。

糧食危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糧食危機，截至8月5日，中國主產區夏糧小麥收購同比減少938.3萬噸，約20%。同時上半年小麥進口量幾乎翻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7月和8月食品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場的稻谷收購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許直接賣給米廠了，只能賣給國家糧庫，這是過去二十年來首次實行這一統購政策。

有不少中國媒體聲稱這只是正常現象，中國並不存在糧食危機，但是民間的還是出現了恐慌情緒。糧食危機的客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響農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上半年洪災使得很多農田欠收甚至絕收，中美對抗的貿易戰以及之前多國對於農產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幾乎占據所有的資源。2019年中國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資本性收入更是達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人口每年流失600萬，當小農經濟受到城市化的沖擊，貧困的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拋荒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另外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中國耕地也正受到各種汙染的威脅，從工業非法排放，到除草劑，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殘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是40%。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從去年的豬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資本破壞森林和各種棲息地，野生動物被迫地離人類更近，並帶了來病毒。大規模的集約化的養殖為病毒快速爆發提供了環境，中國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幾乎每一個海灣都被密密麻麻的水產養殖場擠滿，五月時三省曾爆發大規模“漁瘟”（魚類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在極高密度養殖的環境下迅速席卷各養殖場，造成魚類水產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濫用讓病毒的毒性不斷累積，直到可以威脅人類的生命。事實上，這次的官方的說法會令民眾恐慌，也有宣傳口徑變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官方關於節約糧食的宣傳就越來越少，乃至最後成為了只在食堂出現的例行標語。

官僚腐敗

中國的糧食政策的問題有另一大源頭，官僚腐敗。2015年的中儲糧貪汙案就了引爆輿論，糧倉官員和糧商互為表裏，用舊糧充新糧，甚至在庫糧食都不用動一下——只要賬本上的改動就等於獲利無數。無獨有偶，近年來黑龍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對中央巡視組，儲備糧倉接連失火，民眾普遍懷疑這些又是為了掩蓋官員貪汙的“被失火”，戲稱“巡視組一來，糧倉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聞，江蘇一所小學8.5元的午餐費中就有5元被各級領導克扣，用參雜澱粉的火腿腸代替純肉——這還是在中國富裕沿海省份的情況，經過巡查，該地市委巡查稱“90%的學校在食材采購中弄虛作假，80%的學校食堂沒有監管”。2019年，中國糧食產量6.64億噸，進口1.06億噸，進口主要原因不是產量不足，而是進口更便宜。但為免谷賤傷農，又不得不作出鉅額農業補貼。這又給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敗空間，將大量無人耕作的農地拋荒，長滿雜草以騙取補貼。

官僚主義的弊病無法用另一個官僚機構來消除，無論有多少巡視組和監察機關，都只是用來平息人民憤怒的表面手段。在這個關頭當局強調節約糧食，怕的是在中美對抗，局勢緊張時發生糧食危機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當糧食政策不再是為了人民福祉而設，任何官方發起的“運動”、“宣傳”，都只是各級官僚的任務和政績甚至錢袋，並且任何儲備、產量、面積數據都很難再反映真實情況。

糧食綱領

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糧食委員會，監督糧食生產的安全和存庫，把糧食的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減少不必要的運輸和保存期間的浪費。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即將糧食生產企業全面公有化，並投資在安全和環保的耕作技術和設備之上，避免更多的環境災害，也可以給農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

公有糧食企業應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管理層人員只能領取工人薪金，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以阻止官僚從中腐敗和榨取資源。工人階級可以民主規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量，以免利潤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漲價。

社會主義者主張停止中美貿易戰，全國以至世界各國的貿易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管控，才能促進國際合作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防止一時一地的災害造成嚴重的後果，也防止資本主義各國為競逐市場而爆發沖突。只有打倒資本主義，才能打倒“浪費”有理的邏輯，只有打倒官僚主義，才能打倒糧食上的“蛀蟲”。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才能建立可持續的、環境友好的生產體系和能切實滿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體系。

中國：奶業問題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很快，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製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製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並，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一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一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借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一樣，已經深深影響了一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一臺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一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一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裏。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淩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臟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製、一人一崗的流水線、罰款製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著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製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製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製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製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中共政權外交屢遭碰壁

在國際上，中共政權越發遭到孤立。自從中國外長王毅出訪歐洲，中共的處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訪問了歐盟五國，期間遭遇一路冷遇、譴責和抗議。訪問意大利、法國等國時，王毅也被當地官員問及華為、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等話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國「一帶一路」、成為該計劃在歐洲的「橋頭堡」，而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不給王毅面子，見面時直截了當提及香港局勢。

新冠疫癥爆發以來，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因為全球格局改變迫使歐盟也是跟隨步伐，歐盟大大轉變了立場，反中立場越來越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首次歐盟國情咨文演講中便強調，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對手」。

美國施壓的舉動在華為問題最突出——歐盟多國受到美國壓力，在8月紛紛宣布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現時比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都正式排除華為。德國的科技業由於極為依賴中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拒絕正式排除華為，但在國防部及美國的壓力下，現時也加強對其的通訊審查。

隨著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美經濟步向脫鉤，德國近期正推動「印太政策指導方針」，呼籲從中國分散投資，加強對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印太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意味著減少對德國商品的進口，並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德合作減少、競爭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抗新冠肺炎不力、經濟大幅下滑，各國政府的統治都陷入嚴重危機，需要像美國那樣用中國問題來轉移國內群眾不滿的視線，展現自身「大國」形象。

歐盟是近期才轉變立場，變得更強硬對抗中國。因著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過去兩年歐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強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間采采取溫和曖昩的立場。

2018年7月中歐峰會以來，中國設法拉攏歐盟抗美，但完全沒有成功使歐盟加入中方陣營。即使歐盟拒絕與中國聯合對美國采取行動，中國也一直避免與歐盟有更大沖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試圖提升自身國際（包括在歐盟的）地位，但因為出口的口罩和檢測試劑合格率太低而失敗。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國家，相信是希望拉攏歐盟國家遏製中國。自然，中共也會派出王毅訪問歐洲，但從此行可能處處碰壁。

然而，這不代表歐美會組成堅實的反中聯盟。歐盟企圖保持戰略獨立性，加強自己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實力。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和歐盟的關系也步入繃緊。全球的保護主義擡頭，歐美之間的貿易戰也在加劇。例如，10月初，針對美國政府對於波音公司的巨額補貼問題，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可對美國的價值近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貿易采取反措施。同時，歐盟也試圖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以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氣候協議、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之間也有不少沖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時，很多反對中共獨裁的人會寄望於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義」信奉者也會寄望外國政府製裁中共，讓爆炸性社會動蕩在中國來得更快些。但社會主義者不只反對中共獨裁，對於外國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為他們也只是在無力處理本國危機、無法從中國恢復生產享受經濟成長紅利，才采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並縱容、煽動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群眾，並反過來助長中共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愛國意識。真正令中國乃至全球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團結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蘇州文明碼遭遇滑鐵盧—“文明”或是“野蠻”？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一張覆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一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製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一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製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一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幹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一面：一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跡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製及“文明碼”一類的社會控製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人口普查背後的社會監控與維穩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裏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采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一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一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製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註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著「都是國家的寶，一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仆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一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著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製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著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一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製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點權力和一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一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一並成為社會控製網絡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一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控製網絡，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竭力收集民眾隱私，一如斯諾登所揭發的美國「棱鏡計劃」。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製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一切監控和控製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一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娛樂文藝自由被禁——見證文化審查強化的八年

廣電局在今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製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一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著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征著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製輿論。

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港譯《V煞》；臺譯《V怪客》）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一並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松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系，卻因為能讓人聯系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製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中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欲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一極端，對文藝和媒體采取家長式管製，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製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一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著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著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不僅僅是天災——中共獨裁的無能加劇災情！

這一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一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製與病毒、洪災，荼毒著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擡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製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復，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征性的發放了方便面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一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一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一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製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著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一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註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沖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一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裏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一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製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沈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著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樣沒什麽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麽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遊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遊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著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麽你自願犧牲，要麽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一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裏，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禦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麽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一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一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一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一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中國：國家機器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升級

8月14日，南京中級法院對左翼人士柴曉明在進行秘密審判，他被當局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法院判決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檢察院公訴人建議量刑3到5年。據了解，柴曉明的律師與當局簽了保密協議，以確保有關其案件的消息不會被泄露。

針對柴曉明的這一案件是極大的不公義，是中共獨裁對毛派和托派青年進行更廣泛鎮壓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憲達（網站“人民之聲”編輯）被當局拘留，隨後被釋放。兩個案件沒有直接聯系，但和柴曉明一樣的是，孟憲達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的堅定支持者。

柴曉明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約十年前的一段時間裏，他經常與工人國際委員會（2020年更名為ISA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進行討論，但隨後他以政治分歧為由中斷了所有聯系。柴曉明於2019年被捕時，是“毛派”左翼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

最昂貴的警察國家

中國的秘密審判意味著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體都被拒之門外。在許多情況下，被告的律師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選擇的。如果當局認定犯的罪涉及“國家機密”，就會下令進行秘密審判。

中國的司法系統和法院均由中共所嚴密控製，定罪率超過99%。從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統計數據顯示，無罪釋放的被告不到0.2%。換句話說，出庭幾乎等於有罪判決。此外，大多數審判嚴重依賴供詞，而供詞又往往是在酷刑脅迫下獲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當局就會以懲罰家人、朋友或聯系人士作威脅。上述內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中司空見慣。

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機器變得更加高壓獨裁，遂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警察國家。政府用於“維穩”的預算大於其軍事預算。最新“維穩”經費數據為2019年的人民幣1.39萬億元（21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公共醫療預算的人民幣1.64萬億元（2480億美元）。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從拘留到對他的案子正式審理經歷了6個月的時間。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佳士工人鬥爭

柴曉明的案件與之前的佳士工人鬥爭有關，當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躍份子為深圳一家機械廠的一群工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這場鬥爭被中共獨裁政權嚴厲鎮壓，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階級的一面。

佳士資方拒絕批準在工廠成立工會（在中國，獨立工會是非法的）。他們開除並雇用流氓暴徒毆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資本家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乃威權資本主義製度的政治現實。佳士董事長潘磊和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這個偽議會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欽選。

隨工人鬥爭而來的警方鎮壓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蹤。“紅色參考”是少數幾個協助傳播此案消息的網站，而這正正觸怒了中共政權。

到2018年底，中共當局在全國上下的大學校園內展開了鎮壓，並終止了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運作，這些社團被認為支持佳士工人鬥爭。在被警察拘留數月之後，多名抗爭學生領袖被迫拍下“認罪視頻”。柴曉明也在大約這個時候被捕。

柴曉明的唯一罪行是捍衛工人的權利，抗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國遭遇的殘酷鎮壓。習近平政權對左翼青年和年長的運動人士采取日益嚴厲的鎮壓表明，當局盡管試圖展現力量和穩定，但卻對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受支持感到恐懼。對於新一代的中國左翼和社會主義青年來說，柴曉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理由。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中國各地學生抗議監獄般封校措施

自從4月份以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對大學和院校實施了嚴格的校園封鎖。對於9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盡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寬限製，但許多學校仍繼續實行嚴厲的封鎖措施，包括嚴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鎖學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這些措施已經引發了多個地區的學生抗議。

中國各地的大學仍處於封鎖狀態。全國有3700萬的學生被禁止離開校園，根據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全國多處校園內發爆了抗爭。在如此政治高壓的條件下，中國學生面對的是極權統治，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

中共獨裁設法壓製批評聲音，高調宣揚說政府“戰勝”了疫情和經濟危機，但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卻被學生的訴求戳破——反對宿舍惡劣不堪的衛生條件、反對學校食堂使用“地溝油”、反對不斷上漲的水費、反對減少學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時間。資金極其匱乏的教育體製，讓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影響，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卻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一共3萬億元人民幣的紓困援助，然而這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正是讓數百萬工人放無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禍首。

“五大訴求”

從東莞到合肥，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場抗議，反對校方嚴苛的限製，他們針對水電費暴漲、禁止外賣食品、縮短上網時間等，提出了“五大訴求”。這一現象意義重大：“五大訴求”這個用語現在成為中國某些抗議活動的特征，即使訴求內容各有不同，但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來香港群眾鬥爭的用語。

學生們的最後一項訴求幾乎可以說是香港民主抗爭的迷你版，他們要求民主推選學生代表與校方直接對話，並爭取學生訴求。可以預期，當局會指控好學生領袖受“國外勢力挑唆”。在微博上和這些抗爭有關的一個標簽被瀏覽超過1.5億次，隨即又被審查刪除。隨著各地短暫發生這些反抗，學生抗爭如野火般蔓延全國。

對學生的最大攻擊，是把原本有7天的國定假日縮短為1天。山東省滕州市第一中學有2,000名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反對縮短假期。面對政權日益強化的鎮壓，這場示威仍將抵抗精神向前推進，甚至有望贏得勝利。

這些示威不容小覷。他們代表著青年對獨裁資本主義製度深感不滿，也對自己未來成為工人後將面對的高壓感到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爭，還我假期”的口號，並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我們已經沈默了太久”，並且“壓迫是不會隨著我們的退讓而收斂的”。像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類毛語錄名句，也開始受到學生歡迎。

這些校園抗爭與2018年的佳士鬥爭有關聯，當時有大約60名的左翼學生支持工人罷工，並呼籲在深圳建立獨立工會。更多的學生由於極其高壓的條件而沒能直接參與，但他們利用秘密的網絡論壇和聊天群密切關註了這場鬥爭，並激進化起來對抗富人和強權。

削減預算

對學生權利的限製，通常是種種打壓的開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學校製度試圖培育聽話的工人，以謀取未來的資本利益。對大學之超高壓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實恐懼，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已變得徹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擊，包括削減2020年教育預算 9.8％（137億元），這無疑導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貴的私人補習——家長在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費12萬元，但在中國年收入低於1.2萬元的就超過6億人。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加上許多學校資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條件下工作——不僅是中國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服務業甚至科技業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對削減預算、反對上漲費用，學生們是不能贏得勝利的。由中共主導的整個資本主義製度才是禍根。預計今年將畢業的870萬大學生中，許多人將找不到工作，因此學生要把同樣的抵抗精神，運用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平等現象。

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采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製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註，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盡管專製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雇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準政府的體製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系。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著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系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盡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製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註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製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製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著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製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製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製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製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沖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製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製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復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製，——尤其是對壓製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製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系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麽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系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製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征。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製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復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麽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製。

中共黨國體製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製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製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製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著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著廢除戶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麽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費、製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無法控製，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松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製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盡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著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製的內部沖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唱紅歌」運動本身沒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或激進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來用來爭取明年領導層更替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手段。然而，這其中包含非常強烈的專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則恰恰強烈反對總理溫家寶代表的一派，他們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對鎮壓的力度。。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而且，在國家領導人中對此活動的態度和積極性也表現不一。它強調民族主義和中國需要依賴共產黨作為唯一的政治力量發展社會。運動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革命時代的「純潔」，以阻止黨內官員失控的腐敗。作為自大的「太子黨」，薄熙來本身也是中國新一代統治者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此前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都大量吸引外國投資，並鼓勵私人資本。2002年，薄熙來在遼寧省主政期間，曾經鎮壓了大規模工人抗議，並扼殺了曾經短暫出現的獨立工會。工人的這一抗爭運動曾經非常著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曾長期呼籲釋放該運動的兩名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他們是薄熙來所推動的這一鎮壓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會層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說是為了控製房地產市場價格。而且這些住房項目大部分都是用來出售的，而不是用來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實上上是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最迫切需要。該計劃的資金是通過出售國有土地所獲得的。重慶市政府發起的另一項計劃是允許農民獲得城市戶口，但以此為代價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些政策確實廣受歡迎，但同時給政府和地產商帶來明顯的商業利益。

作為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這些政策時說：「我們正在尋求20世紀80年代裏根——撒切爾似的模式。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給人民發錢，這樣他們就能消費。如果經濟形勢足夠好，失業率將會低，那麽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與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可能決裂。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經解釋過情況並非如此。薄熙來和此後北京當局采用一些毛時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當局所面臨的缺乏支持的局面，並從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獲取支持。為實現一個真正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的出現，我們必須從中共已經固化的政商勾結為主導的結構外去尋找道路。

針對紅色文化的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對過去歷史的回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2007屆本科生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所說的，「他們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你革命，他們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而這部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電影卻是由美國通用集團贊助拍攝的。（註：本文原采納諸多媒體的說法「何兵講話是在研究生畢業典禮）上，但根據讀者反映，何兵的這段講話應該發生在200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這就是中國當局特有的性質和與眾不同的內部復雜性。盡管當局發出警告，但是不穩定仍然稱上升趨勢，而且當局也沒有放松專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與之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並不意味著當局不可能在環境影響下采取新的方針——但是這一需要有一場大規模的威脅到當局統治的群眾抗爭爆發才可能發生。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向所謂的民主讓步和放松專製控製等轉變也許太晚了，以致於無法挽救當局。

中央黨校的資深學者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曾將這描述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改恐懼癥」。

到目前為止，領導層中統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聯盟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主張進行持續的但「機敏的」鎮壓。他們反對任何放松政治控製的舉動，擔心將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抗議、地區沖突和國家機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來，特別是派系鬥爭一直隱藏在背後而不為群眾所知） 。而且，尤其是執政黨內部強大的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擔心，如果黨一旦放松權力控製，將使他們的經濟特權和壟斷控製受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以非常模糊的口吻呼籲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事實是，溫家寶的思想並不能構成任何影響深遠地動搖政治製度。他抨擊「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權力製衡等。」但他的補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確和獨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開放媒體，而不是賦予群眾投票或組織的權利。 溫家寶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投資者的要求，他們希望更多的法律保護以反對侵犯知識產權和更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時並不希望出現獨立工會和不受束縛的工人階級。

溫家寶和黨內改革派希望通過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閥」來加強一黨專製的體系，而並不是取代它。他們希望部分通過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體從而加強私人企業的地位，並以此作為手段提升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更有效使用資本。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這種論調，並明確指出，根據國際上「反壟斷法」和去規則化的政策只會有利於新興資本家而不是廣大普通民眾。我們指出只有工人對工業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實現真正的效率和滿足公眾利益的唯一途徑。

雖然這些政改派在統治集團內部很大程度上屬於寡不敵眾。溫家寶被允許一定程度上自由表達他的思想，特別是在其出訪外國的時候（但是他的講話也並不總是能在國內得以報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改革派的焦慮，使他們對政治改革存有希望，盡管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相反的情況，部分也是為了給外國的政府和聽眾提供相同誤導的印象。媒體和司法改革是外國中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投資者所樂意支持的內容。

社會主義者要對任何將希望寄托在當局主導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們同樣反對作為中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的結果，民主也會自發地出現的想法。民主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實現。而通過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力量，同時它需要將其他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

不可避免的，動蕩會更為經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貧困農民的組織將會出現，並會學會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和面對當局鎮壓時保持獨立性。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將日益認識到在專製製度之下沒有出路。

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20國峰會組織（G20）等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所贊揚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現立即的經濟低迷，但未能解決任何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相反地??，它們增加了經濟對於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並製造出日益不穩定的通脹泡沫，而廣大的工人和窮人正在為此承擔代價。

因此，在某個階段，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將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其規模甚至可能會把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件甩到後面。在政治判斷上無法未蔔先知地預測具體的時間表，但這是當前中國局勢總的發展方向。

中國：貧困縣“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滅貧指標是帶有政治意義的。對習近平來說，中國在今年年底前達到“小康社會”是必要的，否則會對習近平的權威造成損害。所以，官方經濟數字往往與現實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該省僅剩下的9個貧困縣正式“摘帽”。自此，中國國務院認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去除“貧困縣”稱號——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開的“脫貧攻堅戰”的結果。

政治性目標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習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國實現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並聲稱全中國人民都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會議也承認，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須擔憂脫貧人口就業和可能返貧的問題，仍須支持為了“脫貧攻堅戰”被迫搬離家鄉的人口，要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質等等。這也正呼應了李克強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國有6億人（約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不夠在一個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況；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資（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碼的生活成本。

中國國內的媒體大張旗鼓宣傳脫貧“成就”，聲稱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部分報道並將美國拿來比爛，表示生在中國很幸福：報道美國有4000萬貧困人口、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少於2000萬，卻不談兩國貧困標準（中國：每人年收入低於人民幣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國：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則增加4480美元）；報道指因為新冠肺炎，美國數百萬租戶付不出房租而被驅趕；但對於中國國內蛋殼公寓爆雷、年輕上班族為主的租客被驅趕，卻機會主義地批判“資本”設法安撫群眾，而絕口不提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問題。

不只貧困線過低，中共脫貧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貧人員爆料，他們收到上級政府下發的“標準答案”，要求貧困戶在接受領導視察時，依照這些“答案”熟練回答脫貧相關問題；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貧困戶掛好衣服、擺好食物，將“脫貧”大戲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願配合演戲，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強製搬出縣外。為此，已經有貧困戶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殺。即使是中共高層，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脫貧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強才告誡多個省份政府首長要講真話，而這恰好也是習李內鬥的又一個表現。

從前述中國貧困線、最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標準不貧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過。現在的中國，仍未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續4個月的水災，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而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也不會迅速退去。中國總負債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業陸續爆雷風險。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現11年來首次下降，降幅為0.5%，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亦下降1.5%，恐怕預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家庭消費疲弱。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對減少的職缺，今明兩年約1800萬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完全不是五四宣傳片《後浪》中前程似錦的模樣，而是黯淡的就業前景。

真正的解決貧窮問題

面對政權內部權鬥、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動蕩、國際戰線受挫，習近平趕著在2020年實現“脫貧大計”，作為美化自身執政的“政績”，全然不顧貧苦大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脫貧”之後自然不必再發扶貧補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筆錢，而基層人民的日子依舊苦哈哈，並充斥著危機。

2020年底層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貧富差距擴張得比之前更快速。社會主義者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地方政府，更在於整個中共政權，及其維護的官僚專製資本主義製度。中共的脫貧宣傳是不可信的。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工人民主控製和監督各產業，真正的脫貧才會實現。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復雜化的重復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製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復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製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製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製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由政權護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殺人

中國網購行業競爭極其激烈，且隨著更多的資本無序地湧入各類型網購市場，市場空間迅飽和的狀態下，資本開始更喪心病狂地壓榨員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電商企業拼多多一名年僅23歲的女員工加班至淩晨一點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時，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職技術開發工程師的員工在1月9日於長沙家中跳樓輕生離世。

事實上，中國工人群眾早已進入了被資本超額剝削的“新常態”，這種工人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見慣得令人麻木。而這次引發關註的一點，在於事件發生後，有網民在網站“知乎”提問：“如何看待網傳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一事？”後，拼多多官方帳號回答稱基層勞動群眾都是“用命換錢”，“不認為是資本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選擇安逸的日子……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

這類型的說辭可謂是中國資本家卸責開脫的標準答案，包括馬雲的“996是福報”再到劉強東稱“996只是小意思”。只是這一次，跳出來為資本保駕護航的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號“長安劍”，其發文指：“年輕人以奮鬥向上的姿態，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這無疑是一個悲劇”。這種塗脂抹粉的言論可謂極其令人反胃！政法委這樣的一個官方機構將一個涉嫌違反《勞動法》導致員工過勞死的慘案，輕描淡寫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寫為“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與其遭受到的過勞剝削毫無關系似的。

勞動法如無物

根據 2019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達到 46 小時，意味著中國資方充斥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世衛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研究認為，工作超過一周 55 小時，是導致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的“足夠有害證據”，但這還比996工作製少17個小時。

根據《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覺， 中國人每天的休閑時間僅為 2.42 小時，比 2018 年還要少了 25 分鐘。可見，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使長工時問題進一步惡化。

更甚者，“長安劍”又稱“別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趕緊跑過來吃人血饅頭……，以‘用命換錢’‘資本的問題’等一系列說辭，借機在網絡平臺上，大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散播個人情緒化的言論……，不管有沒有‘帶節奏’的原始意圖，這都無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機關根本不在乎這個案件中企業有否違法、員工是否過勞死、乃至不在乎全國有多少勞動者正面臨同類型的困境，因為它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對社會不滿，對現狀不滿，對資本剝削不滿的人是抱著什麽樣的用心。

而在“長安劍”文章中，對拼多多唯一的批評點僅僅是在於“面對公眾質疑，拼多多……應當主動承擔誠信的社會責任，積極鍛造誠信的社會形象……祥和社會，溫暖人間”，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這血汗企業不過是一個偶然撒了個無傷大雅小謊的孩子，字裏行間盡是對“孩子”的循循善誘。實情是，這“孩子”正在殘酷地奴役並迫死了為他打工的工人，而這“孩子”黃崢，正是透過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積起全國富豪榜第13位的財富！

中共是對基層民眾所遭受的資本壓迫的幫兇，甚至因為脫離民情而反過來質疑不滿者居心何在。相對地，它卻對資本溫情脈脈噓寒問暖，對血汗剝削視若無睹。對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專製政權與資本家本來就是共為一體，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爭取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對抗那些由政權背書的吸血鬼。

地產公司蛋殼破產　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賭場危機

近日，中國的蛋殼公寓公司“暴雷”（資金鏈斷裂），引起了軒然大波。蛋殼公寓是一家長租公寓運營商，於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個城市同時管理40多萬間公寓，號稱累積服務100萬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傳聞說公司沒有正常付給房東房租，但公司方回應說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現房租沒有到賬，租客被斷水斷電、客服聯系不上等情況。

其後，司方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北京總部外聚集數百人維權。而房客和房東的沖突更是加劇，一方已經繳納房租，一方沒有收到房租，已經退房的也無法收回押金。導致多起惡性事件，房客有被強行趕出租房的、有持刀與房東對峙的，而廣州更有一名年輕租戶近來因遭房東強製清房，從18層高的高樓一躍而下。

如何盈利？

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蛋殼公寓乃至整個租房行業的盈利模式。為了搶占市場，包括蛋殼在內的各個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價租賃房源，以“優惠”方式租給房客的“虧損”式發展，而同時為了保證現金流，公司“引導”租客選擇“租金貸”，通過合作銀行貸款，一次性給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後實際上繳納的是還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桿讓公司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資金去搶占房源。

蛋殼公寓曾是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等極力推薦的企業品牌，今次的破產猶如另一場P2P借貸風波一樣，對中共的權威將造成大打擊。所謂“國家包底”再不是穩健投資的保證。

而這種模式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雖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殼已累積虧損63億元，負債率達97%，但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在紐交所上市，當日估值27.4億美元。但是這種不穩定的模式在疫情的沖擊下很快就迎來危機。

事實上，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70多家長租公寓公司相繼“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在中國被忽視的住房正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邏輯。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少數大城市占據了絕大多數資源，大量年輕人為了生計湧入這些城市，而他們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獵物”，據2019年的數據，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經達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購買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36個重點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約13%的人正在承受超過1個小時的通勤之苦。一線城市卻出現許多靠房價上漲暴富，以收租為生的“新地主”。這種現象，乃至整個中國飲鴆止渴的房地產政策，都是資本主義引起的，資本需要集中的勞動力，所以有了人口極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時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斷房、“睡城”；資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為商品炒賣。無產階級勞動者被資方、被房東壓榨，剩下的一點點資源甚至都無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房屋全面公有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有合理的居住空間。多年前就有調查評估在中國今天有超過6千萬間空置房屋，如果將其全部公有化，讓勞動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只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製度對人的異化，把住房看成滿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資本的遊樂場，從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計劃。將所有住屋及金融企業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控製，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必需有一個有明確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女性受暴激起公憤

數起家暴致死案的媒體報道，重燃了中國網民對於女性受暴問題的廣泛討論。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懷孕，自2016年經媒人介紹結婚以來，長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總結為“打、凍、餓、禁閉、罰站”，終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當時方洋洋只有22歲，身高1.76米的她，死時體重因極度營養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體報道中提及，法院一審判決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別被判三年和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則被判刑二年緩刑三年，引發判決過輕的爭議。

慘案頻發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離婚的女性。藏族網絡紅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對其長期家暴而協議離婚，但又被唐路威脅殺害小兒子因而復婚，之後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終於起訴離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脅根本沒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過程中被唐路潑汽油燒成重傷，最終在30日不治。很多網友對於事件表達憤慨，亦有網友發現唐路在離婚前已經因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氣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對部分網友喊拉姆為“老婆”相當不滿，留言諷刺道“你是不是很高興”，可見事件中的兇手控製欲之強。

如果情況變成妻子無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殺死丈夫，情況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長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殺威脅之際反擊殺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這還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親屬諒解後，“從輕發落”的結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來得重。若無男方家屬諒解，刑期恐將達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死刑或死緩。我們對比兩種情況就可發現，中國的司法對於廣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法院還可能指責反擊的女方“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國對於女性受暴問題處理機製漏洞百出。中國的法律沒有婚內強暴概念，在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烏幹達等國處於同一水平線；法院在實務上也很少認定婚內強暴。中國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範圍過窄；性暴力和經濟控製經常不算家暴。2020年兩會通過的“離婚冷靜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這會讓本就不易的離婚更難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樓摔成重傷的女性，會被派出所認定自殺行為，事發1年後仍不能離婚。即使官方聲稱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務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諧”仍然被認定為頭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難以公開發聲、擺脫家暴。

由於“傳宗接代”觀念，胎兒一旦被發現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機率被墮胎；或是一些孕婦服用“轉胎丸”（一種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雙性人、被家長送去“矯正”中心淩虐。即使女孩順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諸多障礙。中國女歌手譚維維在2020年12月發表新歌《小娟》，列舉的女性遭受家暴、謀殺的情節都在中國近三年真實發生過。女性離開人世後，也可能被配冥婚，只為免得出現“孤墳”，影響家宅“繁榮”！在資本主義的當今中國，這一陋習也催生了女性遺體買賣市場，及為斂取此種不義之財的謀殺女性案件。

舊思想殺害女性

根據《2020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中國性別平等在全球153國僅排第106名，在“健康與生存”一項位居倒數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權的指標亦有倒退。中國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視的問題，在貧困、落後地區尤甚，但無論中國官方宣傳，還是國際上對於中國的認識，大多聚焦在中國經濟較發達的省市，令中國女性受暴等社會問題通常被社會大眾（包括外國人）嚴重低估。所以，有效對抗女性受暴問題，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扭轉落後觀念外，還需爭取就業性別平等、體面工資、可負擔住宅、性暴力庇護所、家務勞動社會化（托兒、護老等）、免費優質公共網絡（促進信息流通）等，而落實這些不免侵犯到資本家利潤和中共獨裁的訴求就需要工人團結鬥爭。

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

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的網絡上，突然席卷起了一陣關於“打工人”的狂風。在人們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種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個字眼充斥其間，甚至於人們互相問好的時候也會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關於如何理解這一熱門網絡流行語，解讀其背後的含義，也就成了當下討論的重點。

“打工人”

一般來說，“打工人”帶有兩層含義在裏面。一是對所有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的人的統稱，無論是在工地搬磚的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996”的白領，或者早出晚歸的職員，都屬於這個範圍。打工人的火熱反映了廣大勞動者內心深處的階級認同的回歸。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敘事淡化，開始轉向以牟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改開政策下誕生的資產階級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在政治上，還包括在文化、娛樂、輿論上也占據了主導位置，掌握了話語權。比如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稱呼，宣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之前，流行的同類詞匯還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較而言，“打工仔”常隱含著一絲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於現狀，沒有鬥誌和理想。“打工人”一詞在字面表達上相對中性，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可以說，用這個詞匯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在10月26號，作為中共喉舌的央視公眾號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將這一網絡流行語推向了風口浪尖。因為官方面對該詞匯背後所反映底層群眾的勞累心酸、被壓迫現實的視而不見，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滿，更對官方有意將這個詞匯去政治化、變中性化、變娛樂化來愚弄大眾的手段感到憤怒。縱然中國政府向來不乏一幫“五毛”、“小粉紅”等網絡水軍來為自己裝腔作勢，然而他們卻在評論區宣泄生活艱難的群眾面前潰不成軍，最終央視公眾號在群眾的壓力下刪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討論。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是有多麽的害怕工人群眾政治意識上的轉變與覺醒，害怕群眾會團結起來，會將網絡上的抗爭進一步發展為現實中具體的反抗與鬥爭，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二來，“打工人”，也有打壓工人的意思隱含在其中，是工人階級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被資本剝削打壓的自我嘲諷。

低廉薪資與高強勞動，是當下中國底層群眾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國適度勞動協會課題組，對北京的白領進行分析後則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過勞死的“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征兆。而處於過勞死“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占據26.7%，形勢十分嚴峻。2013年時，有一篇新聞報道過：“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大概有超過1600人，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

資本家強製下的高度勞動所對應的則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討薪難。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由於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發聲的工會，工人群眾的權益被白白踐踏，遭到打壓也無法維權。面對在中共操控下淪為黨國機器的所謂工會，我們主張工人要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工會要屬於全體工人民主控製的。所以這個詞匯爆火的背後，更深層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勞無所獲

所以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意識到了一個現實：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一切成果，不過是給老板做嫁衣裳。格子間的白領和流水線的廠工並沒有什麽區別，都是被資本雇傭所剝削的奴隸。於是等級分明、曾經互相鄙視的勞動者開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認同。

如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意識也在快速覺醒，但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抗爭絕不能屈就於網絡的宣泄，應當團結一致起來，轉變為現實中具體的有步驟的鬥爭與行動，這正是中共富豪專政所恐懼的。

中國：直播生態––資本主義下沒人能“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醜態百出的一年，悲劇和荒誕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誕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線上辦公”的漂亮口號。宣傳托辭是“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辦公”——仿佛這樣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實，在中國大陸，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實現了完全的居家線上工作，但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甚至更重，他們的工作壓力甚至更大——他們是“主播”。

主播從業者

日前，大陸相關數據顯示主播（包括兼職）從業者已經接近千萬。千萬主播，來自縣、鄉、村不發達地區的主播占比55.0%，農村地區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陸政府官方口徑會提到，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實與此相去甚遠。一般人印象裏，主播們會唱歌、跳舞、才藝表演（包括遊戲）等等，總之會有一技之長。但鏡頭前的光鮮僅僅是表面，這千萬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當於一個大陸中部地級市的平均工資，或者這麽說：僅僅相當於一個東南沿海地區流水線工人的工資，甚至更少。

於此同時，相比體力或一般的白領勞動者，他們要受多一層的剝削：所在的公司（稱MCN機構）和直播平臺會對主播進行雙重的抽成。以大陸靠近頭部的直播平臺鬥魚為例，一個主播每個月掙得的禮物（靠觀眾打賞而來），鬥魚會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帶貨（打廣告賣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僅僅會給到2.5到3.5成——這已經是較好的情況。在多數MCN機構中，主播的薪資結構會更不合理：底薪極低，提成則想方設法克扣。而且，多數主播是被MCN機構極不合理的KPI考核限製著，如果沒有達標，基本底薪也會難保。接著便是一系列我們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軟色情）、男性則是瘋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麥面粉、吃土等等）、獵奇直播（肉體自殘自虐、辱罵貶低自己、虐貓）等等，不一而足。主播們的處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無產者現在（或將來）生活的生動寫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一無所有的人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這種事在大陸已經具體發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為開色情直播賺錢還房租。

這種情況的發生，固然和大陸的直播受眾（約5.5億人）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網路平臺必須提高點擊率，同時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時間內刺激觀眾官感，才能賺取利潤。更有深度和創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時間消化和吸取，與這類網路平臺的生態相違背。這是資本主義的頑疾。相關數據表明，主播群體以藝術學專業畢業的學生為主，占比38.7%——這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創作自由”的最佳諷刺嗎？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審查（包括直播）雖然向來嚴厲，當局以反“三俗（低俗、惡俗、媚俗）”為名對文化行業數次整頓——在欠缺製作資源和創作自由的環境下，文藝水平根本難以提高。一切“三俗”，換個地方，換個包裝，照常發生——從當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樣的事情在重復。我們不如說，共產黨當局的“反三俗”，只不過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殺異議、鉗製創作自由。社會主義者固然支持民眾網上表達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業泛濫起來，無疑是整體工資低下和就業困境下誕生的畸形生態。我們主張勞動者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為直播行業的待遇提升而鬥爭。

審查扼殺創作力

此外，我們反對一切政治審查，只有全面的創作自由才可以使創作文化水平提高。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網絡平臺和MCN機構公有化，交由網絡創作者和資訊科技員工民主管理。它們的作用只是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術，並把信息有效傳播給所需要的觀眾，而不是為了推銷商品。網絡科技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應該是文娛資本和威權政府無孔不入的壓榨和監視，它應該讓大多數人受益——通過直播，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中國：不要再有下一個豫章書院

在2017年網路出現了一些關於南昌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討論，有學生出來指控校方的暴行，引發了輿論關註。輿論一連串發酵後，豫章書院申請停辦，南昌青山湖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公安部門已介入此事，然而幾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並沒有對校長吳軍豹作出逮捕決定。

學生出面的指控包含著體罰、囚禁、暴力訓練等，學生若不服從校方的高壓統治，就會被體罰、被用鋼筋毆打，甚至是會被“關小黑屋”。校方還會阻擾學生與家長的接觸，對家長進行洗腦，讓家長認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從學校的管教。許多學生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出現自殘、自殺的行為。

此事件的相關舉報人、出面指控的學生皆收到死亡威脅，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門造訪，威脅讓他們閉嘴。舉報人之一不堪其擾，自殺未遂後，再度引發社會關註。2019年底吳軍豹等人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20年1月審查起訴，在7月最終判決結果出爐。法院僅針對學生被關小黑屋一事，判決了輕微的“非法拘禁罪”，吳軍豹被判處兩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刑期更短。學生、舉辦人所提出的“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招搖撞騙罪”、“虐待被看護人罪”等罪名，證據充足，卻沒有被公訴。

“戒網癮”

其實在中國充斥著無數打著“戒網癮”、“治逃學”、“教育德性”、“心理輔導”旗幟的特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正規的教育系統，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皆是軍事化管理教育學生。這些學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長報名後，校方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冒充警察，拐騙、強擄學生到校，之後會隔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系，每天會進行禮儀訓練、講述道德課程，也會對學生進行考德點評，不符合規範者皆以體罰處理。無數案例顯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結、校方背後的勢力使得事情即使呈報到公安機關，最終也都不了了之，學校改個名字、換了校址，依舊維持營利，舉報人甚至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且這些學校利潤空間大，一學期學費高達2萬多、3萬元以上人民幣，缺乏行業標準，人人都可以借由開辦特訓學校大撈一筆。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特訓學校有增無減。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學在讀學生7.7%存在高抑郁風險，高等教育在讀學生則是6.6%，中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來源最大宗皆是學業壓力，各占了8成、7成的壓力來源比例，其他的壓力來源包括人際關系、知識危機、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職業的迷茫等。在中國如此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下，患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年齡層不斷下降，近日四川也傳出有小學生留下“活著太累了”的遺書，隨後跳樓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資源

各項數據、社會案件皆顯示出需要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迫切性，同時必須增加針對青少年學生的心輔資源，而不是讓民間更多無良、缺乏專業性的特訓學校去填補公辦學校的空缺。學生受到暴行、孤立無援的消息不斷被打壓，在網上揭露發言被刪帖，呈報至公安不了了之，這些都並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結的問題，而是再再顯示出中央政權的腐敗！

社會主義者要求取締所有私營的特訓學校，並結束任何學校的高壓統治。我們支持學生組織獨立學生會的權利，為自己爭取校內的自由和權利，對抗校方的高壓統治。我們要求全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心理輔導服務，讓所有需要者免費使用。我們要求全面擴大教育資源，讓人人可以免費就讀大學，從而廢除考試製度，讓所有學生能在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競爭式升學製度只是反映著社會的就業困境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問題愈嚴重的社會，統治階級就越需要把作為準勞動者的大部分學生劃分為不同等級（當然將大部分劃為低賤的“失敗者”），方便他們進行壓榨和分化統治。而學校的高壓統治則是維穩工具之一，壓製學生的反抗。所以歸根究底，學生鬥爭一定要扣連至整個社會的鬥爭，即整個工人階級對抗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鬥爭。

中國：延續退休年齡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罕見地承認中國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危機，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共也提出了“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打擊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為60歲，女工人及幹部分別為50及55歲。政府未有提出明確延遲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因為根本沒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會激起民憤。中央在2013年表示過研究製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及後提出過於2017年推出具體方案，但後來因為爭議過大，相關方案至今未見。

減免企業社保費

中國在2015年就開始實施調降企業負擔社保費費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調降來削減企業成本。而疫情期間，對於企業減免的社保費負擔更是高達了1.2萬億人民幣，這是將退休問題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

延遲退休會對工人階級造成嚴重負擔。首先，意味著勞動者要多繳少領社保，工作負擔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再減少。另一方面，失業的年老工人在中國極難找工作，長期以來官方都將“女性40歲、男性50歲”的人群列為就業困難群體。大部分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時會將最高應聘年齡設置在35歲，一到40歲就很難找到工作。再者，延遲退休意味著托兒會受影響。內地不同地區約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輩幫助看護，更多父母（尤其是婦女）要照顧孩童而更難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員及企業欠繳，挪用養老金的腐敗事件也是不斷上演，過去網上就曾傳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細表，高達4萬人民幣，而這僅是冰山一角，過去更有媒體揭露，2012年中共61萬名官員的退休俸高達7000億人民幣，占了當年GDP1.3%，可見基層的工人階級拼命為權貴養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卻被剝奪。

中國早已在15年時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危機，這也是當時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並且推動全面實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過去，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變得更加嚴峻，依照目前速度，會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依照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已高達18%，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僅有10.48%，預計在2035年中國老人扶養比會從當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來5到10年內，養老金缺口會高達10萬億人民幣，並且可能會在2035年破產。政府的養老金出現赤字已經不再是新聞，一方面在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僅有3到4成，農民工的情況更是嚴峻，甚至有高達3800萬人因為薪資過低而棄繳社保費。

中國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中，其中一個因素是改開時，中共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施行的殘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的高物價、低工資以及嚴重缺乏的社會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藥”。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13個行業的最低薪資每個月僅有2200人民幣，有高達5.6億人沒有存款，90後的人均負債更是高達12.7萬元。

正是資本主義體製——剝削體製對於工人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勞動力使用的無序及浪費——造就人口老化問題。中國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以1%速度遞減。經濟學人智庫去年發表數據，預計到了203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15至64歲）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下跌至9.23億人。

延後退休

延續退休年齡揭露了中共獨裁政權親資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義方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無異。法國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長退休年限就是因為有數十萬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爭才阻擋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及青年也需要起來鬥爭，爭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課以重稅，並且要終結官僚的特權及貪腐，取消城鄉戶籍製。但只有將整個經濟民主公有化，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夠在不扣減工時的情況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把工作攤分給更多工人，讓更多的工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戰鬥性的獨立工會並進行抗爭才能實現。

中國：反對996合法化！不要改開2.0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進行了一場南巡，並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為改革開放2.0。其中一項“探索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意味著允許企業進一步地彈性使用工時，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等同廢除勞動合同法，將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化法。中國《勞動法》規定，各行業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這法例本來形同虛設，996的員工往往實際工作72小時，現在企業更可以明正言順強製加班了。此外，企業也可以透過彈性配置工作時間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數，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將由深圳開始逐步擴展此一政策至全國。此一政策出臺後立即受到網民的撻伐。

臭名昭著996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一名年僅22歲員工，在淩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一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雇傭關系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製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借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著這兩年的平均復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盡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借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一個內容模糊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麽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團結抗爭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製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製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中國：《紅色參考》陳洪濤被打壓　全面脫貧假大空

2021年2月，習近平於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並授予全國1981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這場浩大的宣傳背後是對異見聲音的大力壓製。

毛派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於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後，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註。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與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癥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階級意識加強　中國左翼聲勢提升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製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癥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製，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後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中國：支持外賣騎手抗爭　跨省罷工正在醞釀

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絡平臺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臺“餓了麽”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麽”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臺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臺公開批評外賣平臺“餓了麽”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麽”平臺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後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準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臺罰款，被迫采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臺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後，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臺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雇傭關系，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臺跳到另一個平臺，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臺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製改為計件製（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絡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絡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絡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臺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中共“兩會”召開　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註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註，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與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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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經濟反彈？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麽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蘇”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系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蕩。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權力鬥爭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鬥。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製。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製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占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臺“餓了麽”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香港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製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淩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幹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中國：習近平的虛幻世界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麽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復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征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系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盡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製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臺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系）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只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臺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征。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系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盡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沈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製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采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盡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盡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裏，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註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製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製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製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製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製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製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製”（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製衡”機製，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製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製的專製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臺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臺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盡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盡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復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蘇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蘇。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占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麽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獲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獲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製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註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製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註。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跡”，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鑒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製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采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征。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盡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準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準。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盡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盡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蕩。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捍衛中國女權主義抗爭者！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製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絡上煽動著歇斯底裏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裏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並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右翼網軍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絡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簽（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簽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絡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臺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采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誌、（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絡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雇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麽要這麽做？

“6B4T”運動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臺。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沖擊的父權控製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沖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盡管當局極力壓製，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註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註。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沖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人口危機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沖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復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後，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製。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製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女性們團結吧”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臺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系（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註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註。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簽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系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製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中國人口危機　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裏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解決方案”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沖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采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系。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人口控製”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社會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製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製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中國：女權小組遭打壓 鬥爭已成重要趨勢

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絡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臺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沖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絡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沈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劃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絡水軍汙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嶽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采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裏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製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社會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反對宗派主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兇。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汙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製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製。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系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中國：當局推崇“陽剛之氣”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註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性別定型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麽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臺《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後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製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製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社會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中國：“惡意討薪”誰之惡？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裏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裏，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與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麽？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於情於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只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製政權的“惡意維穩”！

中國：質疑中印邊境沖突死亡人數變成“詆毀烈士”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借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準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跨國追捕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後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後，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沖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社會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沖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澱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絡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絡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扼殺自論自由為實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沖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中國：自媒體管控再度收緊——全面噤聲時代來臨？

中共網信辦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臺。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臺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采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沖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社會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禁區處處

近兩年裏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臺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墻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誌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製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製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絡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支持完全言論自由

社會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製度是和資本主義製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臺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製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中共延後退休年限　工人階級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臺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杠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製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癥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製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製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後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工人們團結起來奮勇抗爭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系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社會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製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征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製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什麽我們要社會主義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製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鬥，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蕩”，“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仿佛這個國家仍舊是社會主義國家，仿佛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仿佛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殺雞取卵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麽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幹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裏，怎麽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製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麽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雇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裏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結果 卻有“做假帳”之嫌

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凈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粗暴的一孩政策使問題大大惡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系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蕩——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製度更讓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成都49中學事件：五毛維穩反倒激化群眾意識

2021年5月9日母親節，在四川成都卻發生了一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劇，成都市四十九中學一名17歲學生在校期間高空墜亡。次日早上，死者母親魯女士在微博中發帖質疑校方撥打急救電話不及時、從學生墜樓到聯系家長足足140分鐘、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視頻，並發出質問“學校想一直耗著我們，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信息社會難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輕易想抹殺就抹殺了嗎？”

當天晚間，有留意到消息並不滿當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風的民眾陸續聚集在成都49中門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眾交代真相。當示威人群開始齊呼“真相！真相！”時，大量警察沖入人群，搶奪相機、毆打群眾、將多人拖入警戒線逮捕。

不久之後，中國網軍就開始出動帶風向，指49中門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廢青”（廢物青年，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蔑稱），是受“境外勢力”影響的“破壞分子”，認為他們學習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們所謂證據竟是“中國人悼念死人不會拿康乃馨”“現場的人不講四川方言而是在說普通話甚至‘粵語’”等等。這種說法很快遭到了廣大網民的嘲諷，指出將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轉移為“境外勢力幹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紅”“愛國網民”自發地參與到悼念活動中，卻不料被這些“友軍炮火”所誤傷，無論這些網民是否承認自己接受了所謂“境外勢力”的影響，事實上他們已經逐漸理解香港民眾的示威方式，並接受了部分香港運動輸出的影響。小粉紅這種歇斯底裏地攻擊根本是失控，將任何抗爭行動攻擊為“反華叛國”，只會使更多群眾看穿政權宣傳之荒謬。中共的輿論機器本來目的是用來維穩護黨，但卻製造了一只開始失控的巨獸，反過來使輿論形勢更不穩定，激化群眾的意識。

另一方面，網民將成都官方一開始的遮掩打壓態度與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樂墜樓後，法庭作出了詳盡的死因研訊進行對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陸司法公開透明，也更重視調查真相，還家屬一個公道和撫慰。雖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幹預後已淪為廢紙，但網民作出這種對比，也表明了香港運動即使在消息封鎖下也被內地關註，並影響著內地群眾的意識。

2019年的香港反威權運動是香港的群眾運動，具有反對警察暴力、要求民權和自由的先進意識。在中國政府有意引導抹黑下，香港運動成為了大陸網絡中不可觸及的言論，在公開平臺討論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封號、拘留、被單位開除等。成都49中事件發生後，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為過火和失控，阻止網絡進一步對香港示威運動的討論擴大。

成都49中事件不僅僅是公眾與特定單位機構的矛盾，還是中國青年群眾運動的又一具體表現。此次事件中，中國網民將反獨裁意識濃縮在反對官方粗暴回應和網軍抹黑的指責中。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一切抵抗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對中共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壓製成都49中群眾運動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對遭打壓的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問。同時我們也指出，這次事件並非是個別案例，而是專製官僚作風的積習。內地群眾亦將逐漸明白這是內地與香港民眾所共同面對的壓迫和困境，因此內地與香港民眾必需團結鬥爭，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專製政權。

“躺平”——反抗高壓現狀的抗議

關於“躺平”的一場辯論在中國廣泛展開。對這個概念的普遍興趣顯現出，無論習近平政權如何堅稱各種“勝利”，中國社會當今的發展出了大的問題。

在4月，百度貼吧出現一則題目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網民，但文中“人不應該如此勞累”、“我有時會躲在某處看著那些忙碌的人發笑”等文字引發以年輕人為主的諸多網民的共鳴。“躺平”這一概念遂引發熱議，並在中國網絡上廣傳。概括來說，“躺平”或“躺平主義”具體內涵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類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強調無欲無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態度，也與中國青年中頹廢、悲觀、絕望情緒生成的“喪文化”有一定關聯，但在當下中國，“躺平”這種抗議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遠的影響。

當然，“躺平”流行之後，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指稱“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發表評論指責“躺平”可恥、是毒雞湯，湖北廣播電視臺評論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對這一熱詞進行審查，豆瓣上的幾個“躺平小組”在建立不久後旋即被站方強製解散，而百度貼吧“躺平吧”和數個相關貼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戶發帖。然而，網民對於官方宣傳和網絡審查並不買帳，多數網民群起反彈，令“共青團中央”被迫關閉前述微博評論，而親中共的鳳凰網一份網絡民調指出，60%網民理解並同情年輕人“躺平”。

“躺平”的興起、成為一股流行趨勢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體現很多年輕人對今天資本主義高壓快節奏生活的抵觸。因此，這對於習近平政權造成巨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社會問題不斷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維持穩定人口結構需要2.1）、結婚率（2020年只有813.1萬對，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響，勞動力自2012年以來連年衰退至今；縮減的勞動力和老化的人口結構不利於中國“大國崛起”、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人口實際上跌破了“14億”這一心理關口，而這也會讓中國人口第一大國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當局顏面會因此受損。

雖說歐美日等國也在面臨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問題，但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加班996或者高額消費，中國的生產力和本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必將受到負面影響，進而沖擊習近平強調擴大內需的“雙循環”戰略，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脈絡下也讓習近平更難連任。因此，中共當局當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丟出鼓吹個人奮鬥的陳詞濫調。

中共官方的這些論調，越來越不被廣大中國年輕人接受。《南方日報》那篇社論聲稱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只要足夠勤奮依然能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根本離現況相差十萬八千裏。現今大部分年輕人（同時也是工人）面對的，是堅持奮鬥、接受“內卷”卻換不來相應回報，面對高昂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甚至還要靠家裏補貼，怎敢結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經蛻變為一個親資、保守、右翼的獨裁政權，它當然不可能推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只可能是瘋狂打個人奮鬥雞血、並設法扼製對“躺平”支持的增長。

總體而言，“躺平”是對抗中國社會“內卷”的一種表現，包含了對於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運動的成分，甚至可以說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一思潮本質還是消極反抗、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但由於中共極權高壓統治下群眾很難自我組織、並且極易遭遇迅速鎮壓，開始激進化的工人與青年尋求這樣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現狀憤怒實屬正常。這也是現行體製不可持續、走向崩潰的另一個跡象。中國資本主義正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房價、不人道的剝削和過勞，而中共黨國的“控製”和政治鎮壓從長遠來看無法使這個體製擺脫自身的矛盾。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也會明白，組織起來推翻威權資本主義、打造讓所有人都有體面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是對於現狀真正進取的解方。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盡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麽。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采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麽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麽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沖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閑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
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松地換工作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松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丶休閑丶政治活動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贊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贊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製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製體系，復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製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復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製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製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製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製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製。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製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臺灣、中國與美國

臺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臺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臺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臺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臺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臺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臺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臺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臺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臺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臺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臺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臺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製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製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製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製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製，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臺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已成脫韁野馬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控”。就連之前的民族主義一號護旗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也對目前的民族主義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總的來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嚴重依賴在社會上製造民族主義情緒來為政權提供支持基礎。從歷史上看，情況一直如此。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以及當局全方位強力壓製對其潛在挑戰，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是否已經看到這樣的跡象：即使是習近平政權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義浪潮？

胡錫進“偽裝成愛國者”

今年5月1日，中國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帳號“中國長安網”發布微博，用一張圖比較所謂“中國點火”和“印度點火”——中國發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和印度焚燒死於新冠肺炎的民眾遺體的畫面，以諷刺印度抗疫不力卻還想和中國作對。這條微博雖然隨後被主動刪除，但已經引起爭論。復旦大學教授、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長期供稿人沈逸發微博聲稱“這圖挺好的”，並把批判“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的人稱作“聖母婊”。而胡錫進作為《環球時報》總編輯，這次明確反對做前述的比較。

印度從4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令每日死亡人數突破紀錄，就官方數據而言，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死亡人數超過30萬。醫療系統已經崩潰。

胡錫進發微博稱，官方機構帳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還說應當“冷靜、深入”探討官方機構帳號如何把持涉外輿論的言論尺度。然而，胡錫進這番言論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輕民族主義網軍便紛紛炮轟胡錫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騎墻派”“偽裝成愛國者”。實際上，胡錫進從來都是忠心辯護中共當局所作所為，不過是害怕“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溫和”的姿態。如今連胡錫進這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都被貼上“公知”甚至“賣國賊”標簽，可見中共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發展到了多麽激進、連官媒都覺得要降溫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訪的片段被部分網民發現。這兩個事件分別被歪曲為“收取日方資助在中國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設法證明中共的體製有問題”，因此蔣方舟被很多愛國“憤青”批判、用“蔣大佐”“皇軍認證”等字眼諷刺。胡錫進也卷入了相關討論，指參與他國出資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時捍衛中國的立場，結果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打成“皇協軍洗地”，搞到胡錫進被迫在8日發微博呼籲“愛國網友保持克製”。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失控”再度得以體現。

“可信、可愛、可敬”

這些擔憂似乎已經達到了最高水平。習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亦顯現中共不想民族主義發展太過火。當天，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對外宣傳中要“謙遜謙和”，與近年來的戰狼外交風格做對比，這一轉變猶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學教授、《這就是中國》節目常駐嘉賓張維為則被請去中共政治局“講課”。從張維為近期受訪強調西方要了解中國模式、“遏製中國根本行不通”來看，習近平政權的民族主義總路線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嘗試讓外交更有技巧（盡管大概也是徒勞）。

“戰狼”與帝國主義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外交作風趨於強硬，被稱作“戰狼外交”。而由於中美兩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冷戰，中共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場沖突不是由哪個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調”引起的，而是這些政策更深層次的表達。這場沖突是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個“最高階段”。1980年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炸式增長破壞了這種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公開表達對於中國崛起、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美國的“關切”。習近平政權以更具攻擊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擊（“一帶一路”和南海戰略便是兩例）。因此，爭奪全球主導權的鬥爭進入了沖突升級的新階段，“國家安全”（各國統治階級的權力）現在比短期經濟問題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國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歐等國家紛紛強化反中立場，新冠病毒成為帝國主義鬥爭重要的新戰線。除了他們提出要在中國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們也看到已經啟動的反華措施的加劇，包括歐洲多國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中美經濟走向脫鉤、澳洲維多利亞州退出一帶一路、中歐貿易協定遭暫緩批準。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中，強調擴大內需的“內循環”已經由於普通家庭緊張的財務狀況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環”再做不好，整個經濟的下行壓力便會加劇、進一步威脅到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執政穩定性。因此，習政權及其喉舌開始考慮轉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義外交，但卻遭遇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網軍反沖。就像《科學怪人》裏的弗蘭肯斯坦博士一樣，自己創造了怪物，卻失去了對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是反動、右翼的民族主義，並且是種族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威權主義的。對印度新冠疫情的無情嘲弄，即使是胡錫進都認為太過分，表明當今中國右翼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國過去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達了群眾對推翻外國壓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義與過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議程。

四面樹敵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可謂騎虎難下，在國際上遭遇越來越多敵對，在中共內部也面臨其他派系對於“戰狼外交”過火的批評——“戰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與西方沖突中的戰術選擇。民族主義壓力現在正在影響中共政權在需要時對不同策略的選擇範圍。如果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會引發自己養起來的“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社會主義者反對包括胡錫進、沈逸在內所有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民族主義被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工人階級，轉移人們對當今危機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專製統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現在正認識到的那樣，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統治階級曾經利用的民族主義如今也給自己帶來麻煩。工人群眾也會通過自身體驗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義，而是自己組織起來為在中國和全球實現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女權之聲冒起　中共獨裁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被潑上了滿身的汙水。打算起訴朱軍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華分子利用公眾的善良，躲在女權背後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發帖呼籲女性平權的人被稱為為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和平演變急先鋒——而潑臟水的人認為，既然官方聲明中國早就是一個堅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國家，那麽凡是壓迫女性的行為都必已被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家所掃清，還要試圖爭取女性平權的行為都一定是“女拳廢物”、“港獨”（他們認為所有不支持香港鎮壓的人都是港獨！）、“反華勢力” 。

在這樣一個汙名化女權運動的過程中， 以“優秀傳統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格外引人註目。他們自認是道德的、正義的，認為中國女性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權益和夠高的地位，而女權運動是來自外國、受境外勢力支持、以搞亂中國為目的的。這樣一股右翼勢力的誕生顯然迎合了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他們口無遮攔地攻擊任何可能對現存秩序有威脅的人，以此來保衛既得利益者的“歲月靜好”。他們辱罵女權主義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糧的”，仿佛他們通過汙言穢語、通過異想天開，就站在了保衛國家安全免受所謂“境外勢力”侵犯的前線！

值得欣慰的是，對於通過汙蔑、造謠、辱罵、舉報、封號封組維持壓迫秩序的行為，女權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校園裏，他們為了將性侵學生的教師清除出教學隊伍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職場上，他們迎著層層“規矩”的壓製，爭取女性作為女性而應當享有的權益——即使這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抹黑。無論是“網暴博物館”還是訴朱軍案的當事人，在被人汙蔑為“反華勢力”的同時，也依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自發支持；而且很多男性並沒有因性別而置身事外——他們也積極參與到了與女性一起鬥爭的行列中去。

女權鬥爭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認為性別問題是“次要”問題，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女性在社會鬥爭中經常處於前沿。歷史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發生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工從淩晨開始就出來罷工，提出停止戰爭、結束專政和要求“面包”等訴求，並有效宣傳令許多士兵轉向革命一方。在當代，中國2018年的佳士鬥爭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時是一名公開的女權主義者；今年2月開始的緬甸反政變抗爭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罷工和領導運動的主力。喚起性別平等意識，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團結。

自從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性別不平等不斷加劇。經濟方面，1990年城鎮女性平均收入相當於男性的77.5%，而20年後這一指標下滑到67.3%。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應聘時被問到婚姻生育狀況、職場性騷擾、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MeToo傳到中國，也讓中國校園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得以向公眾攤開檢視——75%女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很多來自更有權勢的教授或其他上級。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降之時，習近平政權越來越多使用儒家價值觀、鼓吹女性“回歸家庭”，通過“離婚冷靜期”，鼓勵生育三胎而沒有配套福利措施，並加劇審查女權主義帳號和網絡群組、借助右翼民族主義網軍發動攻擊。

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周年慶典，也是習近平爭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國社會抗議此即彼伏，令當局對於包括社會抗爭很是害怕、要嚴防死守——這意味著女權鬥爭也會遭到中共有意限製。為了爭取女性權益，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反對性別歧視（包括工運和左翼內的性別歧視），工人階級也要團結爭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資、獨立工會，而我們也需要反對中共獨裁、爭取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女性註定處於這一鬥爭的最前線。

蘋果向中共出賣隱私　資本為利助長鎮壓

蘋果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任由中國的服務器密鑰完全受蘋果公司中國企業的掌握，中國政府要對其作出監控實在易如反掌。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省貴陽市郊區，蘋果公司的新合作夥伴——中國國有企業“雲上貴州”數據中心，就是存放蘋果公司中國用戶數據的服務器所在地。

政府監控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用戶儲存的視頻、照片、文檔，通話記錄，位置信息和已安裝的應用程式。目前，蘋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國用戶簽署使用icloud等服務時，不得不接受“雲上貴州”監管的條款。

帝國主義沖突也是中共要加強監控的重要因素，因為資訊科技戰將是中美沖突重要的一環。除了監控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使用者的活動和行蹤，也要確保掌握科技的控製權以便受到美國的杯葛或製裁。

蘋果公司等西方企業偽善地聲稱捍衛“隱私”和“言論自由”，卻一次次向中國政府靠攏而出賣這些原則，證明蘋果公司和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戶權益之間永遠選擇資本利益。在中國市場每年500億美元收入的引誘下，蘋果公司必然選擇與獨裁政府合作。而多年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代工廠就是利用中共鎮壓工會的力量，讓它們肆無忌憚剝削工人。

資本不在乎民主權利

為了幫助中共政權打造出大規模監控的警察國家，許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公司在利潤面前絲毫不吝嗇提供援助。他們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治安監控系統（甲骨文、微軟等）、屏蔽敏感詞/圖片（shutterstock等）、以及來自美國、以色列、日本、歐盟的其他外國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規模監控國民的技術。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也利用這些技術來監控自己國家的人民，但礙於政治壓力而要做得比較隱晦。中國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車商交出行車數據，它們為了保住中國市場自然也樂意於“遵守中國法規”而侵犯用戶隱私。

僅2019年，中共維穩費支出1.4萬億元。這些由勞動人民身上榨出的錢被浪費在安裝監控、升級各種安全科技、雇傭警員上以對付勞動人民自己。這些錢完全可以被省下來，投進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福利設施中以提高數億貧困國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資訊與科技公司徹底民主公有化，並且打倒獨裁政權，才能不受資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眾監督，確保用戶的數據隱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農學家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隨後，中國官方對於袁隆平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新華社發表題為《建議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評論，稱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習近平則號召中共黨員和中國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誌學習”——官方罕見稱不是中共黨員的人士為“同誌”，顯見中國想利用袁隆平給自己臉上貼金。同時，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爭議的一面和批評中共政策的歷史被大肆宣傳，當局也鉗製言論自由、打壓民間的不同聲音。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因為解決糧食問題的突出貢獻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糧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與理論可謂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小麥育種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帶來了一場使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結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區饑荒的綠色革命。但是改良雜交水稻這樣的重大科學成果，絕非僅靠袁隆平一個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實現，而是同時依靠一個分工協調的科研團隊、後勤保障、前人的經驗和充足的財政支持。古往今來的一切顯赫功績和成就，其本質都是廣大群眾集體智慧和勞動的偉大結晶。

這次中共在“造神式”緬懷中以“誹謗攻擊汙蔑國家英雄人物”為理由加強言論監管，各大網絡平臺也配合當局進行有關審查。新浪微博對發布此類信息的64個賬號做出永久關閉處罰。在兩天內，至少七名網民因發表所謂“侮辱性言論”（實際都只是質疑官方論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邊瘋狂神化袁隆平，一邊又不準國民“唱反調”，不惜大加懲罰，這是為了什麽呢？袁隆平生前對於毛時期的中共的許多政策有過批判，而這些批判的內容至今都還能在一些中國媒體網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廣州日報》的一次專訪時，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 在文革期間，袁隆平也因為批評當時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而被批鬥，所幸因為其從事的科學研究而免於更嚴重的迫害。

然而，新華網英文版近日一則報導，卻說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見餓殍，才投身雜交研究水稻研究，與新華網中文版在2007年的說法（在大躍進期間於湖南看到餓殍）自相矛盾。顯然，中共不惜篡改歷史，是害怕放任網民討論袁隆平的一生，會讓討論超出自己可控範圍，從而讓自己反而因為高調紀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煩。

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共推出了新版黨史，淡化了對於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區放任舉行文革活動。在文革期間，袁隆平因只想搞農業科學一度而遭受批鬥，被列為“牛鬼蛇神”的候選人。就像中共一邊要利用“文革復興”來造勢，一邊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聶耳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實在自打嘴角、虛偽至極。

現在，習近平面對著中共國內經濟的下行、社會矛盾的激化、黨內派系鬥爭的加劇，為了打響終身統治的算盤、迎接自己的“新時代”，除了破壞了鄧小平時代的“集體領導”製度，他還要進一步破壞鄧小平的權威、將自己拔高到與毛澤東同一水平線上。而中國當今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與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習近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堅實群眾支持基礎，因此認定習近平能夠重返毛澤東路線、搞“二次文革”， 是過於膚淺的認識。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辭和宣傳伎倆來維護權威而已。

宣傳工具

中共當局高調宣稱中國已經全面脫貧，而雜交水稻技術對於解決貧困問題也起著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於袁隆平的大規模紀念，也是將袁隆平用作宣傳中國不只讓國內脫貧、也大力協助亞非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工具，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沒有加入中共這一事實，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歷史，不是永遠能夠回避下去的，廣大群眾在紀念袁隆平的貢獻之時，也會逐漸發覺到中共高調宣傳背後的真實目的。

中國：賽格大廈晃動——瘋狂資本建設的後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氣清、風力五級，當地華強北廣場的賽格大廈突發明顯晃動，引發周邊群眾恐慌。而之後的兩日大廈接連於中午時分發生晃動。大樓晃動事件引起輿論對於資方與監管官僚的質疑，而中共表態一切安好的虛偽做法更是使輿情升溫。

連續三日的晃動，已然印證了此次事故並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結構性問題。深圳應急管理局表示大廈結構安全完好，這顯然無法服眾。一篇華科大的碩士生論文已顯示大廈存在邊設計邊施工的問題，而事發之後的網上瘋傳的大量工程車輛進入廣場的影片也印證了大樓需要結構性加固的事實。

賽格大廈建於1997年——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狂飆猛進的年代，當時投資方賽格集團出於節省用地與裝點門面的考慮， 將其定位為深圳第一高樓。在利益驅動下，2.7層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後就呈現出“先施工後設計”“邊施工邊設計”“鋸掉頂部天線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雞毛。

施工亂象

而當時的中共官僚體系已徹底擁抱資本主義，兼具了波拿巴政權與自由資本家之惡，同時沒有資本主義民主，也沒有西方國家的資本社會化和工人福利。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時代也結出了生產極端無政府狀態的苦果。這些都導致了工程過程缺少監管，出現種種亂象而資方卻仍然堅持一意孤行拆了東墻補西墻的現象。而最終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嚴重威脅的中國工人階級。

而今日，中共政權虛偽的掩蓋事實、黑箱作業的方式，不僅折射官僚體系對民主表達權利的瘋狂壓製，也反映出了當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統治。

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激進化與覺醒。要克服官僚與資本之惡對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脅，只有依靠組織和鬥爭。關鍵的訴求是組織工會的權利。真正的工會不僅為提高工資、每周工時40小時、職安條件、結束外包製度而鬥爭，也要求民主監督職場。建築企業、房產發展商、銀行和城市規劃部門，都一定要公共擁有，並且受到工人、租戶、小商戶和公眾的民主監督，其有權選舉公司管理層。而管理層不會領取高薪厚祿和享有特權，並受到工人民主監督。如此方能實現對生產品質的真正監管，以及對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肅馬拉松悲劇：政府的默許與資本的狂歡

在5月22日的黃河石林山地馬拉松百公裏越野賽中，由於大風、降水、降溫，21 名參賽選手死亡，8人受傷。這場悲劇表面上源於天氣變化，但人禍也恐怕不可忽視。沿途安全保障遠遠不夠，物資準備、賽事熔斷、應急救援等等幾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選手生命的機製都存在嚴重不足。

根據省委省政府的調查組結論，這次馬拉松中重大傷亡的原因是“賽事組織管理不規範、運營執行不專業”；這一結論固然道出了組織運營上的問題，但也回避了問題的本質：資本主義對體育賽事的剝削牟利、體育賽事完全缺乏民主控製。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幹意見》表示“我國體育產業……還存在一些體製機製問題”。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體製問題選擇了什麽解決方法呢？

答案是市場化。中共為體育發展所設定的目標是完善市場機製、發揮市場作用、努力扶持企業發展，力爭在2025年讓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5萬億元。根據國務院在文件中的觀點，市場化顯然是有利於“進一步促進公平競爭，降低賽事和活動成本”的。通過商品化、市場化，健身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進軍的一片藍海， 地方主辦的體育賽事井噴式增長；據新京報統計，如今全國80%以上的馬拉松比賽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現，而在6.63余萬家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中，成立時間在5年內的就有5.7萬家。這種不受監管的瘋狂擴張是由利潤驅動的，而不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發展起來的多樣化、廉價的大眾體育運動。

體育產業市場化

這些蜂擁進入賽事策劃的企業總體水平相當可疑。以本次越野賽的舉辦方晟景公司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個人，且基本上沒有從事體育賽事的專業背景； 但這樣一個公司就已經可以輕松地與本地官員達成交易，進而組織賽事——如果沒有事故的發生，那麽在同時收到報名費、贊助、政府補貼的情況下，體育賽事的主辦方將能夠取得高額收益；通過越野賽來宣傳景區、促進消費，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對於地方政府與體育公司而言，一般情況下，舉辦賽事都是一種“雙贏”，哪怕舉辦方並不具備相關資格，哪怕政府作為“承辦單位”只是掛名的。

但這種雙贏只存在於市場意義與聲望意義。據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政府不一定會評估運營方到底靠不靠譜”；政府渴望獲得政績，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渴望撈金，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氛圍下，賽事風險被視為商業風險，主辦方對於安全保障、賽程設計等的考慮也都服從於企業盈虧，而非選手的生命安全。

於是，5月22日，選手們走上了一場由一心謀利的主辦公司和掛名的政府主辦的越野賽的賽道。而此時，那場致命的風雨已經在空中醞釀了； “無聲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風雨中”。

我們主張：

沒有社會主義變革，體育愛好者永遠都會受欺騙。

資本主義正在侵蝕體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盡管少數頂級的職業運動員的薪水非常高（是過高了！），但體育事業（尤其是職業水平的）是極其不民主和剝削性的。在 2021 年歐洲足球錦標賽上，丹麥球員埃裏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對陣芬蘭的比賽中突發心臟病倒地，需要在球場上進行緊急救生治療，使無數觀眾感到不安。比賽暫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電視公司的壓力下，只暫停了兩個小時。丹麥球員當然因此事遭受嚴重打擊，最終輸給了芬蘭。

扭曲的體育

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關於主辦方不將比賽推遲到另一天進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辯論。此事件發生於今年早些時候足球界“歐洲超級聯賽”的大醜聞之後。球迷起義（曼聯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場的方式，非常有效地進行抗議）迫使曼聯和尤文圖斯等大型俱樂部放棄了他們的搶錢計劃。體育產業不僅被被億萬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製，也沒有社會所有權（因而可以向大眾而非少數精英開放）。社會主義體育政策涵蓋設施、俱樂部和協會的公有製，以及俱樂部和協會成員、工作人員、愛好者和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社區的民主控製。

中國：新的冷戰，新的太空競賽

過去半年可謂是中國航天工程項目密集式連環啟動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總計有完成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航天任務、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著陸並運行、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航天火箭，並首次讓三名宇航員長時間駐留其空間站“天和”號核心艙等等。再加上其他衛星系統的陸續構建和升級，如中國版的GPS“北鬥衛星導航系統”，令人關註中國的航天技術的發展水平。

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政府亦非常積極地將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為自己的民族主義宣傳添油加醋，以鞏固自身的執政威信。這些宣傳甚至顯得過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發之時，正值中國空間站“天和”號發射升空及順利入軌。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帳號“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則微博，配圖竟將中國的運載火箭點火發射的照片與印度防疫人員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並列，並配以文字“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對印度的疫情慘劇加以冷嘲熱諷，這視人命如草芥的輕佻冷血態度反令大量民眾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連右翼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的總篇胡錫進都公開表示此舉不妥，因而被網軍攻擊不夠愛國。可見當初煽動民族主義的人也開始遭到反噬。

面對中國航天計劃競爭，在五月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比爾·納爾遜表達擔憂。特別針對中國2030年的登月計劃，他提出了加大對發展載人地外登陸系統的投資。

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這一舉動令人聯想到中美之間是否也會像半個世紀前的美蘇冷戰一般展開新一輪的太空競賽。當然中美沖突是為了市場和經濟力量而非意識形態的。

雖然客觀上中國的航天技術近年發展的確相當迅速──這也給予了中共自我吹噓的底氣，但技術水平上與美國相比依然存在相當的差距。特別是在重型運載火箭的有效酬載量乃至產量上，兩者甚至有著三十至五十年的技術距離。

現時，中國最新銳的現役“長征五號”火箭只有25噸的低軌道酬載量，假如要進入月球軌道的話，酬載量最多只有9.4噸。相比之下，美國60多年前的“土星五號”火箭有著45噸的月球軌道酬載量以滿足登月任務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產技術上，中國的火箭建造依然處於人手組裝的水平上，生產技術離產品化量產化相距甚遠。對工作人員的個人的技術水平和穩定性有著極高的依賴性，這對於排除系統隱患，優化系統結構非常不利。對比SpaceX的成熟量產航天器和發動機，馬斯克甚至聲稱目標是每天生產一臺“猛禽”火箭發動機，測試“星艦”原型機的發射頻率達到一到兩個月內就發射一次，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代差。

放肆的資本

半個世紀前的太空競賽，客觀上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本質上更多是國家的面子工程。因此當年技術的發展亦隨著蘇聯登月競賽中失敗大幅放緩。而現在，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航天技術，到底都是在為帝國主義沖突與資本服務。而SpaceX作為一家私人資本所擁有的公司有時甚至讓人感覺這是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馬斯克用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將一臺特斯拉Roadster跑車和假人送入日心軌道，此舉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廣告宣傳外沒有多大的科研價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這亦生動了展示了太空技術假如不為公共擁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話，統治階級和資本家能鬧出多麽荒唐的舉動。

社會主義者認為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全人類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來為基礎，現時太空航天技術已日漸成熟。中美主導下的資本主義製度正在製造氣候危機，破壞地球，而新冷戰的競爭使這情況進一步惡化。但首先的目的卻只是為帝國和資本的利益所服務，技術的進步為我們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過是利潤的“副作用”。而當太空技術被帝國和資本所壟斷時，往往反而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和限製民眾的應用（如我們日常生活所應用的GPS系統，其定位精度實際上是被美國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們必須終結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沖突，鑄劍為犁，以解放更先進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

漫談河南水災

2021年7月20日，中國河南省暴雨成災，降雨量驚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失與人命傷亡。這次災難活生生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共專製的官僚體製如何一步步將災難升級，令本可避免的人命傷亡一再發生。

當然這次雨災在這星球上並非個別事件，幾乎在同一時段，德國西部——比利時亦發生洪災，美國西部及加拿大出現極端高溫和山火。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氣候災難已經降臨。

然而相對地，中共官方固然樂於將這場災難“甩鍋”給極端天氣，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傳口徑卻絕少談及這場災難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系。中國是世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占了全球排放總量的27%。在過去的一年間，由於全球疫癥關系，重工業產能增加，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創下新高。而到了22號，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的首席專家任國玉更直接了當地否定了鄭州暴雨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系，而稱原因是雙臺風所造成的“異常的行星大氣環流”。但眾所周知，臺風頻發正是氣候危機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政府並非像特朗普般睜眼說瞎話的否認氣候危機，而是希望將氣候危機僅僅局限於作為一個外交談判的話題，以避免引發國內針對環保問題與氣候危機的群眾運動。但這場水災，已經令不少中國的民眾驚醒過來：原來氣候危機離我並不遙遠！

中共宣傳部門不遺余力地強調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門甚至稱“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試圖以此淡化官僚的責任。固然這次災難警醒著我們氣候危機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壞不下於災難本身。鄭州氣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連發布了五道“暴雨紅色預警”，按照中央氣象局的官方指示，發布紅色預警後，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做好應變準備，停課停工等等。但鄭州市政府卻對此毫無準備，沒有宣布停工停課，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運作。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一名幹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預警不是法律，主要還是建議。總有些（單位）不太自覺，還是會讓員工正常上班”。氣象局人員指，他們只負責提供天氣預警，無權決定停工停課，要由應急管理部下命令。至於應急管理局就回應指停工停學決策“要經過指揮部層層批準後才可以做到”。這些回應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體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處急流沖走行人甚至汽車，災難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門卻仍然沒有提醒民眾應留在安全的室內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時段民眾意圖趕回家中時（假如政府及時下令停工停課，他們當天早上根本就不必離家上班）正面遭遇惡劣天氣。

因此，當天的天災與災難性的官僚舉動疊加起來，造成了雙重災難。其中一處傷亡最嚴重的地點京廣北路隧道，當天下午到傍晚時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時段，超過200輛汽車堵塞在隧道中間動彈不得。同時隧道開始積水，水流漸漸增大。有消息指，淹沒的速度非常迅速，整個過程僅僅只花了數分鐘時間。該段隧道於2011年落成，而早在動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師指出在這地段位處低窪，過去曾經是一片沼澤地，在此興建隧道並不合適，很有可能會被水淹浸，但政府與工程當局卻無視了這一警告。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各地所謂的“基建狂魔”熱潮令各地紛紛大筆投資基建，但有不少都僅僅只是為了滿足官僚政績的大白象工程，安全與質量堪憂，甚至在關鍵時刻毫無作用。

例如在災難發生的僅僅一個多月前，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網站稱2020年啟動的鄭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廣路隧道試點）建設工作已經步入尾聲。如果有突發事故發生，將能實現精準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報》亦指京廣隧道半年前才剛經過大修，維修項目包含排水設施、消防與電設備。兩個月前也曾進行防汛演練，同時搭配兩座排水站，當積水池內積水達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動啟動，及時排水。然而這些措施在面臨這一次的考驗時卻通通失效。

另一個重災區就是鄭州地鐵。20日當天傍晚，網絡上已流傳被困在地鐵內的民眾所拍攝的大量影片畫面。從影片中可見，地鐵車廂內已充滿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達乘客頸部。而車廂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洶湧。因此民眾質疑地鐵為何仍然堅持繼續營運，從而變成死亡陷阱。鄭州地鐵公司安全部門主任聲稱停運需要“通過運營公司上報交委和應急管理局”。再次，我們看到了官僚體系的猶豫遲頓。更可怕的是，這種“等待上級發落”的官僚心態影響著整個社會——簡直就如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武漢。從鄭州地鐵慘劇中死裏逃生的民眾和工作人員都表示，從列車隧道開始出現輕微積水，到積水淹浸路軌令列車停駛，然後車廂開始滲水，直到最後車廂外水流湍急無法逃生，中間整整經歷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三四個小時的過程中，從列車駕駛員，到站臺站長，再到地鐵管理部門竟沒有任何應變措施，都在機械地等待“上級指令”。救災人員張先生向德國之聲表示，他有一個朋友與其他乘客受困於當時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鐵車廂內，“他所在的車廂沒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對於自身也身處險境的基層列車駕駛員而言，居然眼白白看著車內外積水漸漸高漲，都不敢自行組織乘客及時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見，嚴重的官僚作風甚至消磨了一個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們即使面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險都不敢自救。這只能說明官僚比水災更可怕。

官方媒體在地鐵的災難中亦表現得非常惡劣。當晚約九點左右，在有大量民眾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況下，官方媒體（包括央視、“環球網”、以及鄭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發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經獲救，無生命危險。這一消息令被困在車廂內，仍能通過手機收到外界訊息的乘客陷入絕望。認為搜救隊已放棄搜救，他們只能待在車廂內等死。官僚為了自己的面子，絲毫不顧及現實情況和被困民眾及其家人的感受，引發了民眾的猛烈批評。隨後官方媒體才裝模作樣地承認仍有人未獲救，救援工作仍在進行。對於死亡數字，官方媒體聲稱地鐵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這一數字亦被質疑，有民眾認為從網上片段所見，在車廂外水流洶湧且水位高漲的情況下，即使車廂內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會很快面臨失溫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車數以百計的乘客是極其困難的工作。而據《河南商報》報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當他到達妻子被困地點附近的地鐵站向工作人員求救時，“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車廂的情況有多危急”。

但官僚災難仍不止於此。20號晚上十點半，《人民日報》發文稱鄭州常莊水庫將於當晚泄洪。但鄭州的官方通告卻指，水庫在20號上午十點半已經泄洪。有鄭州民眾在20日中午時分拍攝到市中心的情況，顯示在市中心，馬路在不到30分鐘的時間內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沒，有民眾和汽車被急流所沖走。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積水逐漸上漲，反而更像山洪暴發。因此民眾懷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眾和未安排疏散的情況下就急急泄洪，導致市區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就被淹浸。

隨後不久，官方媒體突然更改口風否認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鄭州以北約80公裏的衛輝市附近一條鄉村，21號淩晨4時，的確有人想趁村民在睡夢中偷偷挖開當地堤壩。所幸及時被村民發現並趕走，隨後村民連夜冒著暴雨守在堤壩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壞堤壩。但耐人尋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兩天後，衛輝市內的城市積水不減反增，城市水位猛漲，由局部積水變成全城被淹。衛輝民眾懷疑政府在沒有通知和安排撤離的情況下泄洪。官僚災難在停雨後卻依然繼續，28日消息稱，當衛輝市的洪水尚未退去，誌願救援人員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災民時，衛州市政府卻突然通電，至少8名誌願者觸電受傷，目前生死不明。

這次雨災與官僚災難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和憤怒。暴雨過後，民眾聚集在被淹沒的京廣九路隧道外圍觀，遭到現場的警察驅趕。特別是當隧道完成排水，開始將隧道內的車輛拖走時，警察用更為粗暴的手段驅趕甚至毆打在場群眾。令人懷疑官僚是否為了掩蓋隧道內死傷慘重的實際情況。

在27號，大批鄭州市的民眾到地鐵沙口路站外獻花吊念死者。政府隨即在站外圍封起擋板，阻止民眾繼續獻花和吊念。然而在當晚，有民眾自發拆除搬走擋板，得到在場其他民眾的歡呼和鼓勵。在28號，前往吊念的民眾更多，鮮花更一直延伸擺放到街尾。而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政府默認了民眾這一抗爭舉動，沒有再次重新圍封車站。

但在另一邊廂，中共在面對強烈的民眾不滿情況下，繼續采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方式以轉移民憤。特別是共青團鼓吹民眾針對BBC、CNN、以及德國之聲等境外媒體記者。而這些記者亦表示在中國進行采訪工作其間感到明顯敵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義者的阻撓和圍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參與圍堵外國記者的人實際上是國安秘密警察，他們當中甚至攜帶了專門用來幹擾擊落無人機的武器。央視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對於全國關註的河南水災僅僅數字帶過，卻大篇幅地報道歐洲的洪災消息。

民眾在這次水災中同樣覺醒的，是開始意識到這次災難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民眾網絡上開始疾呼“請不要用天災掩蓋人禍”！官僚體系的無能和腐敗放大了這場災難，只有全面落實民主權利，消除對利潤的貪婪，才能徹底掃除官僚腐敗。政府面對天災危機時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政績或經濟效益而非民眾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築和城市規劃部門應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容私人資本染指，絕不能心存僥幸拿民眾的性命冒險。這次的災難亦再一次凸顯了中國的工人為何需要獨立工會。對於危害民眾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製建築部門，工人通過新成立的獨立民主工會民主地選出工人安全代表，讓他們有權在緊急的情況下宣布停工停課，以及否決危險的工程方案。民眾亦要自下而上的組織抗爭，與各地的工人群眾團結一致，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官僚為牟利罔顧環境成本，用社會主義的政策對抗氣候危機，終結資本主義的破壞性統治。

中國：習近平的多重危機

習近平計劃在黨大會中完成他成為中國終身統治者的加冕儀式。中共的黨大會只是個橡皮圖章，並不是一個進行辯論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會議。這次大會和中共內部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或將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妥協，這會是他首要的任務。習近平政權的每一個政策和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他鞏固從“一黨專政”過渡到“一人專政”的過程有關。

這個過程的結果並非個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隨著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國內不斷緊張的社會情勢，以及以新冷戰為表現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協調的經濟和外交攻勢爆發，中共極權國家機器內部不斷積累的極端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上的一人獨裁政權都代表著深重危機的出現。

這也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習近平的統治已經進入了一個多重危機疊加的階段。事實上，他的政權在采取行動“解決”現有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危機——從香港和臺灣，到人口危機，再到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進行了近6年的經濟“去杠桿化”，但債務仍然像病毒一樣在經濟中蔓延。當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的註意力從一個經濟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時，任何原本暫時下降的債務水平都會反彈。

日本病？

中國人口危機對從消費到債務水平再到養老金和養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口恐怕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來得比大部分預測提早10年。中國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就出現“未富先老”噩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當中各數字之間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結果也被推遲了一個月才公布，令人懷疑數據遭到篡改。和談到其他所有政策時一樣，政府機關和媒體只能報導各種“勝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個親中共的智庫）的黃文政認為，中國人口危機、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可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迫在眉睫的潛在危機已經充斥著“日本病”特征：經濟放緩和“人口增長停滯”相結合，恐將延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甚至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以美元計算，中國的GDP目前約為美國的75%。日本在1990年達到了類似水平，但隨後陷入經濟危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數十年”。今天的美國經濟規模已經比日本大四倍。

中國人口危機顯示，盡管社會普遍誤以為中共有能力提前計劃，中共其實沒有這個能力。為什麽沒有更早地實施新政策？這可謂習近平的另一大挫敗，更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部分反映出對習近平統治下的“政策轉向”甚至政策癱瘓的焦慮。4月，作為國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極反常地介入此事，發布了一份有關人口轉型的報告，敦促徹底改變人口政策。這種公開批評標誌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人行因其經濟作用而享有稍大一點的自由度，而其他國家機關只能保持沈默。人行該篇報告指責政府的“觀望態度”，並警告說“如果沒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寬政策就沒什麽用了。”許多評論員認為人行這個特殊的部門已經成為脫韁之馬，現在采取措施加緊對它的控製也沒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顯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動。但中共政權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帶來恐慌。5月政府頒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隨後在7月出臺了一項更明確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來實施的對計劃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罰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時，公眾壓倒性地懷疑這個政策，甚至是對此很憤怒——規定的改變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新華社》的一項民調顯示，93%的受訪者完全不考慮生育第三胎。該民調在數個小時內被移除。網上的一條評論總結了當時的流行情緒：“政府覺得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 ”

帶有負面影響的“勝利”

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40年裏，中共獨裁政權被普遍（尤其是外國資本家及其機構）認定是可靠的經濟與政治管理者。是的，獨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體、銀行、關鍵經濟部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機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體系約束，可以做許多其他較“輕度”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會失敗，有時是遭遇災難性的失敗。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經常被自己的審查製度、來自地方政府的虛假和誇大的統計數據，以及下級官員害怕說真話會招致習帝不滿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沖淡或阻撓。

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開始並嚴重爆發，然後在中央政府作決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似乎也讓人口危機演變到現在政府補救恐為時已晚的地步。這將需要國家進行大規模幹預，以降低房價、提高工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結束在職場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歧視、將醫療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並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費用。若要實現這些政策，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變革，而這只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可發揮這樣的作用、完成這一任務。中共政權若要實施這些政策，第一步就會丟掉權力，所以它沒有能力采取這樣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

習近平通過強硬的民族主義鎮壓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統治越來越在自身宣傳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朧。其的政策往往使現有危機加倍嚴重並製造新的危機，將社會緊張情勢推到極端。習近平政權在新冷戰中的失誤，例如對現已崩潰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過度自信（這促進了拜登對歐洲的拉攏），令中共的反習派抱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被拋棄。

香港是另一明顯的案例。習近平的鎮壓、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許實行一人一票真普選的早前“承諾”，以及當年雨傘革命結束後的白色恐怖，極大地觸發社會緊張局勢，隨後因最終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爆發——逃犯條例修訂不過為次要問題。習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陣風暴。

從此，由於習近平的字典裏沒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與大陸的區別。習近平還利用對於香港的全面控製，虛張聲勢表現其政權擁有無上權力，不像冷戰中美國領導的陣營“虛張聲勢”那樣陷入癱瘓。

當然，在香港的戰鬥雙方力量差異懸殊，北京幾乎掌握著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資本主義之間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這並不是衡量力量對比的可靠指標——如果習近平政權相信自己處於絕對優勢，他只會犯更多的戰略錯誤。在臺灣和南海，美國的反擊將更加猛烈，並將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和外交聯盟網絡，以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就內宣而言，香港作為宣傳習近平這個強人的“勝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義。但這需要付出代價。對香港的鎮壓極大地令北京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更為棘手。兩岸沖突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從來就不高，現在則更是幾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負面影響也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後顯現。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勸告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則，使敵人舉國屈服，不戰而降是上策，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但習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頑固手下們已經開始大肆逮捕、頒布禁令、清洗反對派與進行恐嚇。他們現在甚至查禁兒童讀物。中共這樣做是在“毀掉”這座城市，並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計劃移民。在撰寫本文時，每天約有千名港人出逃——這還是在許多疫情旅行相關限製取消之前。

跨國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為其亞洲總部的基地，尤其是因為香港在華盛頓的命令下遭踢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隨著外資陸續撤出香港，中國大陸的資本和企業將填補這一真空。習近平最近打壓中資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阻礙他們在美國上市的計劃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們需要依賴香港。

但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未來顯然不同於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來將更多與上海和深圳競爭，而非與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作競爭。這個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過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義上的長期“大陸化”也成為必然。因此，“亞洲國際都會”的命運將成為新冷戰時代去全球化的縮影。

毛澤東時代的教訓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為服務於中共政權的有用工具，以規避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華保護主義和遏製政策。這是香港在過去擔當的傳統角色。即使是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政權也允許英國人繼續控製香港，因為讓英國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時內占領香港。這就是為什麽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後卻被北京出賣。這段歷史顯示了習近平政權與之前歷屆中央政府在外交靈活性和“務實”方面的鮮明差別。

在新冷戰爆發前，中共所謂的超級經濟大國形象給貪婪的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湧向中國，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共高層官員打交道。中國對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災難性反應）暫時突出了中共製度的“優越性”，這當然也是習近平宣傳的主題。但是，中國現在激增的多重危機的數量，令人懷疑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有作出過計劃。

人口危機：獨生子女政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遺產

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中國勞動力減少了4500萬，未來五年將再減少3500萬勞動力。
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小組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1/3。
根據2019年的政府報告，中國的養老金將在2035年結余耗盡。在幾乎半數省份，這個金融危機已經來臨。
日本和美國等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人口老齡化，但與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福利和養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權的一孩政策極大地加劇了中國的人口危機。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政策持續了1/3個世紀，恰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期，大部分時間已經沒有了“計劃經濟”。長期執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導致社會態度和家庭結構發生深遠變化，但主要還是經濟因素驅使這一變化：在資本主義的中國，養育孩子成本極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顯比男性少——中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由於重男輕女和性別歧視的思想（但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壓力），社會上普遍更想要生兒子而非女兒。在一孩政策下，選擇性別的墮胎變得普遍。育齡婦女的減少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將男女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由於退休的祖父母是絕大多數家庭照護兒童的主力，這可能會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國缺乏可負擔的公共服務，包括托兒服務。根據復旦大學的一項研究，父母退休後夫婦生孩子的可能性會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國的出生人口為1200萬，低於2019年的1460萬。這遠低於過去20年每年1630萬的平均水平，僅是1980-1990年代實施一胎政策時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1東京奧運期間的中國與民族主義

中國日益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席卷了2021年東京奧運會。奧運會有著不光彩的歷史，億萬富豪贊助商與傳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體育成就。奧運會由腐敗、反動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控製，而國際奧委會在歷史上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專製政權有著密切的聯系。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和薩馬蘭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這兩位長期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近幾十年來，奧運會也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奴隸，使他們能夠通過大白象基建來獲得利潤豐厚的合同並炒高房價，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在奧運會結束後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響，本次東京奧運在無觀眾的場館舉行，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瘋狂、當然也是最昂貴的奧運會。其花費至少154億美元，而這筆錢可拿來建造300家醫院。

對於中共當局而言，這場國際賽事與其說是一個體育競技場，倒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舞臺。中共借由運動員的奮力拼搏展現所謂“大國自信”。這並非中共獨有現象——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強國）也出於這個目的利用奧運會。但也許在中共統治下，這種民族主義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權都更強。在通過政府經辦的體育學校全日製訓練的“舉國體製”下，運動員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國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沒得冠軍就要挨罵。也有不少時候，當中國選手沒得冠軍時，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滿針對奪金的他國選手的叫罵聲。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義熱潮下淪為徹底的空話。這阻礙了公眾將體育運動視為身心技能競賽並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中，中國選手李俊慧、劉雨辰因不敵臺灣選手而“屈居”銀牌，遭遇大批中國網民的指責，說他們沒有拼盡全力、缺乏鬥誌，更有甚者要求兩人立即退役。如果沒有收獲金牌，運動員本人會遭到指責、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錯；但如果運動員收獲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勞歸於自己，而必須感謝國家感謝黨。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奪得金牌的張雨霏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力量不服輸，拼了就可以激發潛能”，仿佛自己是靠“中國力量”支撐才拿到的金牌。舉重運動員石智勇則表示，要將他獲得的金牌作為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

中共官媒央視在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後，沒有轉播頒獎儀式，一方面迎合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政府操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這次對於輸給臺灣隊的憤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只反映富豪精英階層為了資本主義擴張而想要有更多權力、而非臺灣與大陸工人階級利益的論調——畢竟，臺灣藝人小S徐熙娣只是講了“國手”二字就被打成“臺獨”“辱華”，如果轉播臺灣的奧林匹克國旗歌，那豈不是央視帶頭“辱華”？而乒乓球混合雙打決賽後，有網友沒有跟著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罵擊敗中國隊摘金的日本選手，而是就事論事理性分析，結果被扣上“漢奸”等帽子。尊重對手的體育精神在此時蕩然無存。

奧運期間的這種民族主義發展走向極端乃至失控，也體現在對於本國運動員言行的態度上。在羽毛球女雙預賽中，中國選手陳清晨在比賽期間數次大聲喊出中文臟話引發爭議。為此辯護的中國網民在一開始盛贊這是“優美中國話”、中國媒體則稱其為“C語言”，也有部分網友硬掰陳清晨當時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韓國方面決定根據世界羽毛球聯盟規定投訴的時候，這些網民基本上都說是“watch out”、不再承認是中國話了。無論是否覺得韓國人輸不起、想在此時此刻嘲諷一番，講法出現這樣子的改變，肯定有害怕韓方投訴真的會給中國選手造成嚴重後果、會破壞中國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義過火不只是對外造成麻煩，甚至也演變成針對中國本國的運動員的網絡暴力（網暴）。射擊運動員王璐瑤因為沒拿到獎牌發自拍表示遺憾，而被噴“就是想紅”；而奪得在這次奧運首枚金牌的楊倩則因為被人挖出1年前曬Nike鞋的微博圖文，被罵“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極端網民要她“滾出中國”。對此，中共官媒陸續出來為民族主義煞車：環球網發文反對網暴，鼓勵王璐瑤不要灰心；《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自媒體“俠客島”除了譴責網暴以外，亦批評認為喜歡外國品牌就是賣國賊的觀念狹隘偏執。

在這次奧運最後一天，中國被美國反超，丟掉了維持多天的奧運金牌榜第一名，勢必會讓那些民族主義勢力再次暴怒、四處出征。但這樣子的出征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太多的反彈，不免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於2022年北京冬奧有不利影響，因此中共當局想辦法對此降溫。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並非中國獨有，新加坡也有過網暴本國表現失利選手的案例，韓國、俄羅斯等國選手則有過為本國“爭光”而犯規或使用禁藥的記錄。國際體育賽事在資本主義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義，而只有經過社會主義變革，完全的公平競爭與真正的體育精神才能實現。

1971年基辛格對中國的秘密訪問

“Eureka!（成功了） ”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絕密會談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返回美國時，發給尼克松總統的一封只有一個詞的電報。從基辛格的角度來看，他的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他的老板是個一個右翼的反共產主義戰爭販子，私底下接觸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他高風險的政治賭註。

這些會談導致了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突破性轉變。這最終改變了歷史進程，為過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關系（即中美關系）奠定了基礎，然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遠遠超出了尼克松、毛澤東和他們同時代人的設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務，甚至是美國國務院和尼克松內閣的大多數成員都在此前並不知情。基辛格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訪問，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裝生病。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者葉海亞·汗是少數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沒有帶基辛格去一個曾屬於英國的度假山莊休養，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機帶他去了一個軍用機場，而基辛格從那裏飛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為接觸中國這個提議的敏感性，這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美國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領導的共和黨中的親臺遊說勢力 ）的反對。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策略是否會成功。7月15日，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透露基辛格剛從中國回來，次年這位美國總統受邀訪問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訪之前，雙方就已經進行了廣泛的非官方接觸，探討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根據現已公開的總統文件，彼此有著“100多次秘密會晤”。這些討論為美國男子乒乓球隊在1971年4月驚喜地訪問中國開辟了道路，從而產生了“乒乓外交”這個術語。

中蘇交惡

1972年2月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面，將是一次公關上的大成功，並提高了他的總統支持率。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他的中國之行。盡管如此，這一進程仍以龜速推進，距離中美關系完全正常化還需要7年時間，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治的不穩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門事件而下臺。

尼克松的訪問為中美之間的歷史性協議鋪平了道路，為所有美國總統提供了示範，直到奧巴馬開始放棄了與中國的接觸 （以及這方面表現很突出的特朗普），轉而采取遏製和對抗的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個大膽的地緣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範圍內的斯大林主義陣營。美國充分意識到中蘇交惡日益嚴重，甚至在1969年兩國爆發了邊境沖突。美國統治階級知道自己正在輸掉越南戰爭，而尼克松-毛澤東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對抗斯大林主義蘇聯的鬥爭中重新占據上風的策略。

因此，毛澤東和他的繼任者在蘇聯和全球斯大林主義的最終崩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盡管這個崩解過程要在20多年後才完成。在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修好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一轉變。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親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實——中共幫助推動了蘇聯的解體。

臺灣: 談判的關鍵

1971年，美國與蔣介石在臺灣的獨裁政權結盟，一度有三萬軍隊駐紮在臺灣。臺灣也有派遣一小隊軍事人員，到越南協助美軍作戰。在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他們想要美國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和貿易特許權——他們也成功得到了。

毛澤東政權正值危機當中，面對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本身就證實了中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體製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覺到美方更渴望達成交易。歷史學家芬比（Jonathan Fenby）說，為了達成最好的協議，基辛格，有時候還有尼克松，都在拍馬屁。在他們的會議上，尼克松稱贊毛澤東的著作，而毛澤東也回敬說，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機》“不錯”。

雙方都直率地分開處理自己的實際權力利益與公開姿態。毛澤東在1973年2月告訴基辛格，兩國政府還需要互相批評一段時間。“‘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

談到他們對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澤東說，“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總統文件)。

談判的主要癥結在於臺灣。在這裏，美國方面也給了毛政權它想要的東西。尼克松準備犧牲臺灣與中國達成協議，這將更加決定性地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訴尼克松，“這是一個不得不發生在蔣介石的晚年的悲劇，但我們必須冷靜對待。”總統同意這個說法，說“我們必須做對我們最有利的事”。這意味著接受臺灣被驅逐出聯合國，當時“中華民國”仍被認為是中國的合法代表。美軍還將撤離臺灣，“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將使毛澤東政權取得重大外交勝利，而美國則轉而與臺灣建立“非正式”關系，這此後成了美國的一貫立場。

聯合國投票發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對35票反對同意把臺灣趕出聯合國。臺灣代表團最後一次慢慢走出聯合國大會。美國投票反對驅逐臺灣，尼克松假裝對此感到憤怒，但這只是許多外交把戲中的一個。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已經得到了秘密保證，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為了安撫裏根（Ronald Reagan）等親臺灣的共和黨人。美國盟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都跟隨大多數國家投票，贊成將臺灣踢出聯合國，並將聯合國席位給毛的中國。

中國政權與美帝國主義簽訂的協議，盡管是最引人關註的案例，但它並不是將狹隘的國家和官僚利益置於國際工人運動利益之上的單獨一例。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譴責“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西方的綏靖政策，隨後與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希臘軍政府和在1973年領導粉碎左翼的血腥政變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關系。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中國與美國和種族隔離的南非站在同一戰線，介入了安哥拉內戰。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與美國一起，在阿富汗對蘇聯軍隊發動秘密戰爭，甚至允許中情局在新疆的奇臺和庫爾勒，建立了兩個電子間諜站。鄧小平政權幫助培訓了數千名聖戰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許多維吾爾人——這是段有損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強硬立場的黑歷史。當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關系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一場新的冷戰——資本主義巨頭為“贏得21世紀”而進行的鬥爭——已經拉開序幕。

斯大林主義和冷戰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1945年以後，中國和其他一系列“共產主義”國家，都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者用“斯大林主義”來形容這些官僚主義的獨裁政權，它們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但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著1917年俄國革命後，工人國家墮落之後剩下的殘余。資本主義已經被廢除，但是早期在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人民主的機構，在徒有其名的“共產主義”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崛起下，被其侵蝕和粉碎。

這些國家都實行國有經濟，但它們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費、官僚的方式進行規劃的。通過在政治上壓製工人階級並將其排除在經濟和政治決策之外，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沒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工人階級進行新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掌控計劃經濟，通過廢除官僚專製徹底民主化社會。

中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

在河南省省會鄭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來，至少有302人因水災死亡，中共獨裁政權則稱其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實是殘酷而明確的：氣候危機已經到來，並將持續存在。

伴隨著氣溫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國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會面臨被淹沒的嚴重威脅。據估計，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中國4300萬人生活的沿海陸地就可能被淹沒。更糟糕的是，像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凍土融化而受到威脅。

煤電狂熱

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的27%。習近平吹噓中國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官方媒體不斷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但是，中共政權所計劃的一切都不足以達到這些目標，更不用說要實現2025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氣候臨界點”，這可能會為地球上的人類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響。事實上，由中國能源基金會和馬裏蘭大學在2020年協調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中國必須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盡管中共大聲疾呼要重視氣候問題，但十四五規劃沒有提到具體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也沒有計劃怎麽限製碳排放。2020年，中國新建造的煤電產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多。數以百計的新煤電廠將被國家能源局開“綠燈”批準。中國66%以上的電力來自於煤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國家電網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在十四五規劃中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資本主義“商會”式的管治方式，強大的營利性國有能源公司利用國家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但這也與習近平在世界舞臺上和黨國內部的地位有關，他的地位在新冷戰和新冠大流行病後經濟停滯下備受嚴重威脅。懷揣著在2020年確保終身執政的計劃，習近平試圖振興國內經濟，這導致他依賴煤電，煤電能讓數百萬人就業，而且煤礦在國內供應充足，不像天然氣、石油或鋰（用作再生能源）發電，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財經》駐北京的分析師欒棟​​​​​​​（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數字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政府報告說在2020年已經安裝了1.2億千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幾乎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國家能源局也選擇不提供2020年的風力安裝數據的數字。在新的帝國主義冷戰沖突中，為了向投資者和潛在盟友進行宣傳繼而對數據造假將導致相互傾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地球生態系統的奔潰中走向共同毀滅。

市場就是問題所在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推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驅動的，它現在擁有第二大“綠色金融”市場，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在這裏獲得巨大的利潤。然而，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的擴大，太陽能和風能的價格將開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廠不再有利可圖為止。這種追逐利潤的邏輯最終使資本主義無法完全過渡到碳中和經濟，這就是為什麽民主計劃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途徑。

中共引入的第二個機製是全國碳市場，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給工廠設定了碳排放上限，並要求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碳汙染許可證”才能排放更多汙染。但這一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目前對所有汙染者實行的“汙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場完全是投機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著的類似的、更嚴厲的模式，如歐盟已經實施了15年，但並沒有降低排放量的跡象。

碳市場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們本質上是一種轉移註意力的策略，允許大型汙染企業從消費者那裏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將使像中石化（中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這樣的公司能夠合理化基本商品的價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繼續被開采出來的同時，掠奪超過數十億美元的更大利潤。

就在本周，中石化進行了10萬噸碳排放配額的批量購買，同時宣布到2025年將天然氣產量增長60%。雖然他們認為這是煤炭和石油的凈減排，但由於開采過程中的泄漏，天然氣的汙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氣的原因與去年在新疆發現巨大的新天然氣資源直接有關，這為在西部地區進行更多的殖民和剝奪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碳捕集之夢

到目前為止，當局還沒有宣布或啟動真正的計劃來實現2060年中國碳中和的目標。清華大學的能源結構模型預測，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結構下仍然有16%的電力來自於化石燃料。在預測能源消耗總體翻番的情況下，中共正計劃通過碳捕集技術“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與世界上汙染者階級中的很多人一樣，碳捕集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地球生態系統的“救星”，據稱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開采的成本，並允許這個萬億美元產業持續經濟增長。然而，現有的碳捕集系統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擴大該技術的規模看起來是非常困難的。采用率極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場，因為它必須與自然碳競爭。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幾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資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進行的，從埃克森美孚到中國自己的中石化，後者剛剛啟動了一個“百萬噸級的碳捕集項目”。這是因為81%的碳捕集系統實際上是用在原油提煉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汙染者用來洗綠自己並合理化開采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種方式。無論是在億萬富翁的獨裁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化石燃料公司的萬億美元利益都與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緊密相連，這使得應對氣候無常變化的“政治意誌”難以出現。

即使資本主義政府要建立大規模的碳捕集系統，據估計這將需要相當於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這將為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和世界各地的窮人和原住民的流離失所開啟道路，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資產階級則繼續“照常過活”。

資本主義與環境破壞

迄今為止，中共政權為大規模破壞環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經濟需要快速增長。雖然我們知道，勞動人民的實際受益很少，大部分紅利都被中國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根據2021年的胡潤榜，中國億萬富翁人數超過1000）拿走了。算進環境清理成本的話，這個狀況就更加糟糕。

根據中共自己的環境保護部在2015年的數據，空氣、水和土壤汙染的清理費用將花費6萬億人民幣（9600億美元）。在聯合國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中國從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為58.4%。然而，如果考慮到自然資源的損失和生態系統的不穩定，聯合國的“包容性財富”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均GDP只增長了10.2%。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雖然能夠調動相對巨大的經濟資源，但仍然存在著對短期利潤的盲目追逐，這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中共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的應對是采取一系列氣候緊縮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實施的垃圾分類的新規則。雖然家庭垃圾是一個問題，但與“汙染特赦”下繼續從工廠和發電廠噴出的不受管製的工業汙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麽。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經決定迫使勞動人民為氣候危機買單，只要他們不遵循迷宮般難懂的垃圾分類系統，就會被罰款200元（相當於上海市1.5小時的平均工資）。雞骨是濕垃圾，但豬骨是幹垃圾，還有一長串無意義的官僚化規則。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上海的環衛工人，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對垃圾進行分類，因為市政府拒絕收集未經分類的垃圾。在沒有利潤激勵的情況下，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對確保大眾的宜居環境毫無興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過高時強加殘酷的生態緊縮政策。

氣候帝國主義

中美新冷戰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進一步明確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在這裏，雙方都變得越來越虛偽。中國已經資助了從埃及到菲律賓的300多個外國煤廠，而習近平則聲稱“一帶一路”必然是“清潔和可持續的”。由於超過60%的BRI投資用於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將汙染外包。但美國也好不到哪裏去，繼續花費數十億美元用於海外化石燃料補貼。雖然拜登已經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對煤廠的補貼，但美國繼續資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氣廠，進一步依賴這種美國現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為爭奪鋰和鈷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的競爭也可能會加劇。中國已經獲得了剛果民主共和國一個主要鈷礦的開采權，那裏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隸勞動，采礦汙染物往往對當地社區造成永久性損害。

同樣，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在南美的鋰礦交易中投資了42億美元。這激化了安第斯山脈關於工作條件和原住民土地權利的階級鬥爭，而龐大的中國國有企業則堅定地站在當地資產階級一邊。雙方對鋰這一製造電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對製造電池至關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被政變的因素之一，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說：“我們想政變誰就政變誰。” 中共對當地右翼勢力推翻莫拉萊斯政府一事卻基本上保持沈默。

拯救地球的階級鬥爭

擺脫全球氣候災難的唯一途徑是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意味著要推翻中共腐朽的億萬富翁獨裁政權，它把超級利潤和其不容置疑的權力置於人民和地球之上。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就不可能過渡到一個生態社會，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並且它會繼續依賴化石燃料作為其增長的核心。

習近平的政權越來越害怕環保抗議活動，因為他明白這些活動對促進工人階級鬥爭和意識的爆炸性影響。過去針對焚化爐和汙染性化工廠的抗議活動使數以萬計的工人階級居民參加了充滿憤怒的街頭抗議，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漢反對興建焚化爐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國際化也開始影響到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全球變暖的危險而變得激進。受到通貝裏（Greta Thunberg）的氣候罷課激發，一名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的16歲中國學生歐泓奕也嘗試進行類似的學校罷課。歐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對環保鬥爭的意識，她說：“大多數環保組織都是對城市裏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說話。但我想關註那些被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而無法發聲的人。”

當局對歐泓奕的鎮壓接踵而至，中共將她逮捕、審訊，並禁止她回到學校。習近平的“環保主義”已徹底表現為一個騙局，中共害怕有一天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他們對自然的獨裁掠奪。中國的工人和學生必須組織起來，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學生組織，並且為民主地大規模控製所有化石燃料行業和其他主導經濟部門而鬥爭，以過渡到一個真正且環保的社會主義世界。

中共接連鎮壓與“共同富裕”修辭的背後

中共獨裁者習近平今年已經發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鎮壓。最近，當局針對性小眾（LGBTQ）進行了打壓，並禁止娛樂媒體中出現“娘炮”男明星。 網上的LGBTQ 群組和網站被封鎖，而部分大學開始排查同性戀學生。這變相把同性戀再次入罪化。

私人補習班、網絡遊戲、學校的英語課也都遭受打壓。當局亦在打擊科技巨頭，如阿裏巴巴、騰訊和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這導致中國股市今年就蒸發了３萬億美元的市值。習近平也批評所謂的“過高收入”並要求富豪們要“回報”社會。

習近平的民粹主義新轉向讓部分資產階級評論員擔憂。《金融時報》質疑，中國是否變得“不可投資”呢？索羅斯指習近平要回到毛時代。一些偽左翼也對習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躍，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極權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新政策證明習近平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

但這既非社會主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這不是左翼民粹主義，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習近平想要挽救中國的資本主義以及他本人的獨裁統治。其他資本主義政府，特別是美國的拜登，也在對大企業實施更嚴的監管及更高的稅收。他們放棄過去僵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這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則是用鎮壓和加強政府控製的手段來試圖達到相同的目的。

什麽是“共同富裕”？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並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這是一個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孫中山國民黨的綱領之一。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推翻資本的力量，並且建立工人階級對於整個經濟的民主控製。

習近平則強調其政策並非要“殺富濟貧”。習近平的忠誠副手，副總理劉鶴近日發言，保證中共政權對私營企業“堅定不移支持”，並且“政策不會動搖”。

習近平政權正在走鋼絲，嘗試要保衛其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製度。當局采取措施針對部分影響力過大的資產階級，譬如科技巨頭阿裏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同時使用民粹主義措辭來應對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與嚴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眾不滿。

中國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人數遠遠超過美國：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1400萬人）所擁有的財富比人口中最貧窮的50%（7億人）還要多。這就是中共治下極端資本主義政策的惡果。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運動混合了一些針對大型私人企業、富豪明星與如私人補習行業等寄生部門的民粹主義攻擊，並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權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宣傳。按政府的說法，同性戀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國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當局所有宣傳的關鍵，這是為了動員社會準備好在中美雙方爭奪世界第一霸權地位的新冷戰中作長期的消耗戰。

同樣，香港的民主鬥爭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北京誓言要利用殘酷鎮壓來粉碎香港的“不愛國者”。香港的工會被打壓，其領導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國大陸一樣，工人權利遭遇殘酷鎮壓，從而實現資本主義的“穩定”。

多重危機

為什麽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答案就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跟全球資本主義一樣，都在面對嚴重危機，且不是單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正面對人口危機，且實際情況比政府數據要嚴重許多。出生率正斷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嬰兒（2400萬）比中國多一倍（1200萬），而兩國的人口相若。

另外還有債務危機，這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緊密相連。全國最大地產商之一的恒大集團正面臨破產，其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這比大部分國家的負債還要高。至於政府會否出手拯救恒大，是金融市場非常關切的問題。恒大並不是例外，還有許多潛在倒閉的大企業接踵而來。

中國的房價即使對於許多中產來說都是難以負擔的。一線城市深圳的平均房價是該城市平均年工資的44倍。相對地，洛杉磯的比例為9.6倍，而紐約則是5.4倍。

高昂的房價和教育費用都是中國民眾負擔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及房地產投機炒賣所導致，也包括公共服務的萎縮。一項政府調查顯示很大一部分（超過六成）的中國家庭要花費三分之一的收入來滿足子女的教育。

對於私人補習公司的打壓，還有限製未成年人士玩網絡遊戲，這些都很受家長們的歡迎，政府以此來顯示自己有所作為。但是這些措施，雖然打擊了部分的資產階級，仍然未能解教育製度當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普通家庭的經濟負擔依然沈重。

政策不受歡迎

為應對人口危機，習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許每個家庭生三個小孩，而5年前實施的還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眾對於三胎政策的反應非常冷淡，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反映了政府完全與社會脫節，並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沈重壓力。

但習近平政權卻把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歸咎給“同性戀的西方思想”和“傳統家庭價值”的減弱。最近法院判決，準許學校教科書將同性戀定性為“精神疾病”，而這種病理化敘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場。

經濟困境

中國經濟也處在危機之中。七月，中國的經濟出現萎縮，顯示後疫情的復蘇只是曇花一現。債務及人口問題有可能把中國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經濟規模仍處於1995年水平。

帝國主義意味著鎮壓

習近平政權要面對的另一個危機就是中美冷戰。中國的統治階級內部越來越擔心自己正處於下風。美國的反中政策，特別是針對數十家中國科技企業的禁令，正帶來切實的傷害。

而習近平最大的危機，是工人、青年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中產的日益不滿。這些因素解釋了民粹主義的新轉向。習近平希望確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夠順利終身連任。他迫切地要在這次黨大會前鞏固其政權的支持。

這可能意味著對於工人罷工、香港抗爭者、新疆維吾爾族、中國的性小眾與女權分子進行更多的打壓。

這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歡迎世界各地工運分子的團結聲援及支持的原因。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是一場旨在組織這樣的團結聲援的運動。

恒大危機──中國版的雷曼兄弟？

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之一恒大陷入破產邊緣，旗下的金融機構恒大財富無法兌付其金融產品而出現大規模擠兌。全中國各大城市都有購買了恒大理財產品的小投資者圍堵恒大辦公大樓，如深圳大樓下擠滿了積蓄隨時化為烏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並群起責難在場的恒大金融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區更有數百民眾遊行聲討恒大，這對政權來說往往帶會來緊張局面。

早在去年，恒大已接連傳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標普評級機構下調評級至「負面」。到今年6-7月，恒大商業票據延期，被各商業夥伴及供應商停止供貨並要求兌付，網上開始流傳恒大資金鏈斷裂的消息。8月開始陸續拋售旗下資產套現。直至9月，恒大財富停止金融產品的兌付，標誌著危機的正式爆發。

「債臺高築」

據悉，現時恒大帳面拖欠供應商、債權人和投資者總計1.966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全國GDP的2%。其中，有息負債（債劵、銀行貸款等）共5718億，當中涉及了超過128家銀行和121家非銀行機構。當中銀行債務對中共政權而言是最為關鍵的。去年年底，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剎停，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螞蟻的小額借貸業務涉及了與超過一百家銀行的合作計劃，帶來巨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可參看過往文章《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而這次，恒大卻實實在在的闖下了比螞蟻金服更大的禍。

至於另一部分超過一萬億元的債務亦絕非無足輕重。這筆巨債來自於恒大利用影子銀行進行融資，包括信托、理財產品和商業票據。就商業票據而言，大多屬於恒大開給供應商、合作方的商業憑證，約定到期付款，並無任何擔保。一旦這些商業票據最終無法兌付，數以千億元計的壞帳將傾刻沖擊整個行業。

恒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財報顯示，恒大凈負債率（企業負債與凈資產的比重）已高達99.8%。然而這僅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上，恒大先利用將子公司大部分股權質押予債權人，再以該子公司名義舉債。這些債務被視為「表外債務」未被納入計算，而這筆債務實際數額仍是未知之數，但據估計不會少於四千億元甚至更多。

恒大駭人的債務來源於其高毛利率、高周轉率、高杠桿的模式。在過去，中國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都熱衷於利用這一套營運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擴大自身的資本盤和市場份額。這亦同時帶動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房價迅速升溫，同時亦令銀行體系承受了越來越多的風險，因此中共過去十年的房地產市場政策一直強調「去杠桿」「軟著陸」「降溫」等等。而對恒大的最致命打擊在於去年8月，中共對房地產企業推出「三條紅線」政策──即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凈負債率不得大於100%；及現金短債比不小於1。而恒大的情況則是三條皆犯，按規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債務。這直接導致了恒大無法再舉新債蓋舊債，令其外強中幹的空架子本質原形畢露。

而觸發群眾性事件的爆發點則是恒大財富的停止兌付金融產品，恒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稱，「本集團的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人民幣9.34億元」。但另一方面，恒大財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杜亮在與維權者交涉時稱，稱恒大無法拿出400億元來兌付理財，這對於小投資者而言意味著其持有的恒大金融產品變成一堆廢紙。甚至連恒大員工也深受其害。恒大 內部強製員工購買恒大金服的理財產品，強製認購的金額動軏十萬元甚至上百萬，這迫使不少員工甚至要舉債購買，同時強製任務攤派，要求員工向親朋戚友推銷，活脫脫一個龐氏騙局。

騙局

而最令中國民眾反感的，是恒大高層不負責任的行徑和態度。在今年7月，當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時，集團主席許家印不是尋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準備進行「特別分紅」，搶先瓜分企業資產。而杜亮在被維權者追問下，亦承認自己早於五月已套現其購買的恒大財富產品。據查，基本上所有恒大的高層與中層管理人員早已提早套現離場，而蒙在鼓裏的散戶民眾在最後一刻才驚覺店家原來早已夾帶私逃卷款走人。現時，恒大財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資者所接受，雙方仍在僵持。

現時，恒大危機的消息已經波及到國際市場，全球股市應聲下跌。港股恒指創下了10個月的新低，而歐洲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則是恒大國際債券的最大整體持有者，有機會因此而損失慘重。因此全球資本市場都在觀望中共如何應對這一危機。路透社認為，恒大的下場可能性有三：災難性地倒閉、有秩序地倒閉、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對恒大危機的立場因政治因素而變得極其復雜：習近平統治下特殊的危機特征、他對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持續打壓，以及在習近平盤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劇的中共權力鬥爭。情況充滿矛盾。有明顯跡象表明，地方政府、銀行和其他政府部門為聯合進行政府幹預在幕後進行準備。但與此同時， 中央政府並沒有官方表態， 發出了政府不為所動、恒大的命運將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信號。與極權政府一樣，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恒大內部發生了什麽。對習近平而言，出於數個原因，出手拯救恒大會帶來負面影響。這將標誌著政府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和「三道紅線」政策的挫敗。這會加劇資本主義的「道德風險」——金融投機者將樂於投機，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投資失利，他們會得到出手拯救。習近平的形象也會受損：出手拯救將被解讀為他放棄控製資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強硬作法。但讓恒大倒閉這一替代選項可能引發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可能威脅到中共對權力的控製。這解釋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關心和背地裏瘋狂行動的矛盾現象。這也可能導致失誤，以及政府失去對局勢的控製。

不過，我們可以確信恒大危機不會是直線發展的，其影響會有可能會擴大成更廣泛的金融及經濟危機。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須維持其銀行體系的穩定，以免整個金融體系的第一塊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駐工作組進駐，進行資產處置，並嘗試實行有序倒閉，然後再追究許家印和一眾高層的法律責任。現時，中國網絡上流傳恒大高層的接待備忘文件，內容顯示他們極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輿論準備，為日後清算追究這批人打下輿論基礎。嚴厲刑罰無疑很受人歡迎，但相對於處理導致危機的真正問題，這些都只不過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現時，國內外都在討論恒大會否成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臺灣央行評論認為這將會成為雷曼翻版。高盛預期在沖擊最小的情況下，恒大危機可能使中國GDP減少1.4%，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多達4.1%。但其實，雖然恒大與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處，都是行內數一數二的領軍企業，以及與商業夥伴連結共生。但現時判斷恒大危機會否成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這個辯論欠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雷曼還是恒大都不是危機的根源，他們都是背後更大問題的征兆。在中國，恒大反映了過去20年房產空前泡沫的終結──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產市場，其市場價值已膨脹至65萬億美元，是七大工業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這幾乎是中國GDP的五倍，代表著投機泡沫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們還預測：

「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駐上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只有債務繼續比GDP更快速成長，（房地產泡沫）才能維持下去。中國幾年前嘗試過的任何去杠桿化措施都會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們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壓、「三道紅線」觸發了當下的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他們又有什麽可做呢？巨大的房產泡沫終於開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規模信貸擴張的政策下這個過程可能會被延長，但當局極力想避免這個情況。但無論事態的發展如何，過去房地產行業的高速增長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行業占中國GDP的25%，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數字更高，這會對中國未來數年的經濟有深遠影響。

因此，我們能夠提出結論，恒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中共最終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種方式接管恒大，來限製對房地產和金融系統所造成的沖擊。但這可能是當局未來更多地被迫幹預和接管的開端，來防止市場崩塌。這可能是房屋需求減緩、企業信心受到動搖、房價下降，並由於銀行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連，有可能蔓延到銀行系統。同樣，出於政治及經濟原因，中共絕不會再允許房地產企業繼續過往那種高杠桿高風險的市場模式繼續維持下去。

但政府幹預並非長遠之計，「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只能夠嘗試保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免受其自我毀滅的力量所沖擊，在億萬富豪們多年來掠奪大量私人利潤後將損失「國有化」。沒有群眾的民主控製及計劃下，基層大眾所面對的房屋噩夢並不會得到根本解決。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中國教育改革究竟利誰？

今年以來，中國下發了多份關於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製初中生升學比例和取締課外補習機構。3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職業高中入學比例控製在1：1。7月，中國教育部再次下發文件，開始打擊校外培訓機構。廣東、湖北等地更是出動了「掃黃打非」辦公室，使用行政力量開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輿論中掀起激烈地討論。例如，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補課的內卷競爭，因為有錢人過去可以通過補課來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認為，尤其是家長，這剝奪了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晉升的權利。有一名家長在采訪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點的高中，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子進入職業中學——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補習班被禁的影響

中國的教育改革真的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嗎？實際上，在取締了公開的補習班之後，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種方法是通過「地下補習班」或者家教等渠道來補習，鑒於政策影響，這樣的補習班將會更隱蔽和昂貴。例如在黃山，一名教師被爆料在自家的別墅開補習班，一節課收費數百。另一種方法是直接跳過高考，通過高中「國際部」（實際上就是留學預科班）去國外讀書，或者參加分數要求更低的「國際學院」。這種情況更是官僚集團和富人的專利，因為出國或在國際學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年十幾萬甚至數十萬。

窮人失去了公開補習機構之後，也就更難獲取額外的教育資源，從而失去實現階層晉升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根本不是選擇）。他們將很難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與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競爭。不僅如此，初中畢業生還面臨「分流」的問題。在現行製度下，由於政府要求對畢業生升學比例進行控製，大量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和提高升學率，連同職業高中一起，勸說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和職高簽約。而另一邊，家教、私立高中、留學中介等機構將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工人階級中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們的血汗錢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但在中國資本主義製度下，他們只能盡可能獲得更高的學歷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職位，否則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

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是不健康的製度。由於教育資源不足（這種資源不足本身是中國僵化的系統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職工拖欠工資，或是設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這樣的勞動力輸出省份，政府更傾向於讓學生「落榜」來維持勞動力輸出），學生學習周期極短，每名學生都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生吞活剝教學內容，進而發展為畸形的「填鴨教育」。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學生幾乎完全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只能淪為「考試機器」。

教育到底為了誰？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危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一些機構的預估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可能在未來達到1100萬。屆時，中國將無法繼續保持「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這是改開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得以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的勞動力短缺不僅僅是人口問題，而且是青年在愈來愈重的剝削（高房價、過度加班等）下，不願意繼續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但是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他們已經習慣了壓迫工人階級。因此政府選擇用中考分流政策來逼迫他們回到工廠去，美其名曰「強化職業教育」，但實際上是限製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個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權利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健康製度，而非一個由精英所控製的以及通過犧牲年輕人的未來以維持自己統治的畸形教育製度。隨著中國發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層家庭的學生、甚至無產階級中較為富裕的家庭，也將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後」。我們主張一個民主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學費及一切學校雜費，適當地延長學製，來保證每一名學生無論家庭條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費公平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畸形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不平等。

「電子海洛因」與「精神鴉片」？ 　中共汙名化打壓電子遊戲的背後

中共政權針對電子遊戲業再度出手，對電子遊戲大肆汙名化及予以嚴厲打壓。更以行政手段「規定」未成年學生每周只能遊戲3小時，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進行。根據規定，中國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點至9點對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服務。

不合時宜的思維

這一政策立即引起國外內的嘩然，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離不開作為習近平政權出手打擊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對於受這政策影響的青少年學生而言，這不倫不類且「雞肋」的「周末一小時」政策所顯示的則完全是官僚的無知和與實際生活的脫軌。

中共這已經並不是首次針對電子遊戲，在這背後有著深遠的社會主流意識和傳統文化的輿論根源。習近平突然推出這一政策是為了爭取家長支持，通過以「萬惡」 的電玩作為戰靶，營造政府政策大刀闊斧、力圖解決人口危機以及兒童教育負擔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報》就刊載了《別讓遊戲機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發表《電腦遊戲：瞄準孩子的「電子海洛因」》，這是隨後電子遊戲在中國被汙名為「電子海洛因」、「精神鴉片」的濫觴。

2007年，開始正式付諸實行一套針對網絡遊戲的「防沈迷系統」。這系統日益嚴密，至今，配合手機實名製和AI人臉識別技術，雖不說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隨便下載一個「身分證號碼生成器」就能繞過的關卡。

但事實上，中國的遊戲廠商卻因此而受到了即時且嚴重的打擊，這不僅僅體現於受政策影響而造成的股價和市值下跌這些帳面上的損失，更造成了營運成本的大增。據悉，AI人臉識別技術的調用成本約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錄都識別一次的話，所增加的成本簡直難以想象。長期下來，即便騰訊也難以負擔附加成本，更遑論那些小本經營，旗下只有一兩款遊戲的小廠商了。

這對中國經濟可造成深遠的影響。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研究報告，直到2030年時，中國因鎮壓科技公司將造成4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習近平政權願意受這巨額的帳面損失，動機在於他們認為，不論作為金融企業還是收集大量資訊的企業，都不能放任這些科技巨企發展至「大到不能倒」，對他而言，騰訊已相當龐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達6560億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戶達12億，並從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戶數據甚至通訊內容，對於中共而言這些都事關「國家安全」，絕不能失去對這一切關鍵點的控製。

古板的家教教條

社會上大部分傳統家長仍沒有擺脫「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老家教教條，視各種消遣娛樂為洪水猛獸。不論是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新派武俠小說，七八十年代的搖滾樂，到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都有過被視為「精神毒品」、「教壞下一代」的汙名化日子。這不僅為習近平打擊娛樂產業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誕生了諸如「豫章書院」和「楊永信電擊療法」這種通過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殘其心智以「戒除網癮」的恐怖畸胎。

歸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趨之若鶩的娛樂形式。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競爭壓力下亦難免令人更熱衷於尋求「高濃度」而激烈的娛樂形式。這些娛樂手段反過來同時又為資本所控製，它們不會在乎娛樂的「質量」或「健康」與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投入消費，迅速大量地獲取利潤，無可避免會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對於廣大的中國青少年而言，過大的課業壓力、缺乏公共娛樂空間和多元的娛樂方式、家長對娛樂的錯誤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學生沈迷電子遊戲。

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問題，「青少年沈迷電子遊戲」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非常次要的表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由家長、學生、教師共同民主地製定教學的課業與作息安排；擴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減輕學生的壓力和家長的教育成本；社區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娛樂設施並免費開放；設立全面的托兒服務。並最終建立一個開放、多元、而活潑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此，資本家對經濟發展的控製以及高壓獨裁體製都要被廢除。

由阿裏巴巴到女權主義受到鎮壓

近日發生的阿裏巴巴性侵案、吳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資本權力無限擴張對中國女性壓迫的同時，也促進著中國女權意識、工人意識的進一步激進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裏女員工在網上發帖，聲明自己被惡意灌酒並猥褻，又被其上司偷辦房卡多次侵犯。屢次向公司反饋遭冷遇後，這位女士只能通過發帖與在食堂發傳單維權。阿裏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憤怒，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根源性的資本主義性壓迫。

輿情洶洶，阿裏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聯署文章進行公關，中共官媒大張旗鼓進行報道，試圖在阿裏內部消化這次事件以平民憤。卻遭到上千阿裏員工及網民發帖斥責「你代表不了我們！」，並且質疑「工會和婦聯去哪裏了？」。可見，所工會與婦女組織只是政府打手，不會代表我們的利益。

職場性騷擾與惡意包庇早已不新鮮，此事只是繼米兔運動後中國女權意識的又一個引爆點。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調查就顯示，有62%的受調者表示受到過性騷擾，其中有八成為女性。而近日「激流網」的調查則顯示，有70.3%的受害者由於懼怕失去工作等會保持沈默。而向單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對施害者沒有作出任何處罰。

然而，性騷擾只是資本對女性壓迫的冰山一角。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則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壓力。有研究表明，中國男性員工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顯著高於女性員工，在控製變量的前提下超過60%的實際工資差異源自性別歧視。這不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也使得資本對女性進行更重的剝削。

對女權運動的恐懼

在當今女權浪潮洶湧待發、與中國資本主義對女性壓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況下，反革命勢力感到恐懼並進行猛烈反撲。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觸即發，與工人、青年和少數種族的不滿交匯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權活動家，封停女權主義網頁與公眾號，並一方面象征性地製裁首惡平息民憤，一方面卻命令民族主義網軍對女權主義者進行網絡暴力。對於涉及資本主義製度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女勞工經濟地位、出臺反職場性騷擾規章製度等，中共政權卻無所作為，並讓倡議者噤聲。

另一方面，資本家集團也不斷學習歐美國家的財團公關話術與分化方法。譬如阿裏性侵事件中的阿裏官方，就炮製出一個不存在的員工行動小組，來自導自演一場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改革」，從而轉移矛盾，在企業內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隨著工人意識的不斷提高，這種拙劣的鬧劇將被一次次識破。

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新一輪激進化的女權主義浪潮與工人意識覺醒，將讓統治階級處於極大的困局。從五年前女權五女的英勇抗爭，到近年反抗職場、官場性騷擾的米兔運動，到近來吳亦凡事件、阿裏事件引來的公眾輿論對資本勢力總集火，都讓中共與資產階級感到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並且女權意識也越來越與無產階級意識聯動起來，社會公眾對父權文化的批判逐漸開始上升到對權貴與製度的根本性批判。越來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開始認識到女權運動的重要性，這都將對習近平的終身獨裁統治造成麻煩。

面對資產階級對罪犯的包庇縱容，與中共象征性執法的偽善，加之習近平為了個人歷史性連任企圖用殘酷暴力鎮壓應對動蕩的危機局面。在當前革命與反革命交織的情況下，也只有將婦女解放、維護少數民族權益、LGBT運動、建立獨立的工人運動這些鬥爭聯合起來，使鬥爭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父權製，推翻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體系，才能完成婦女解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任務。

當局禁「娘炮」上電視——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父權構建

9月2日，中國廣電總局發布了有關加強對於文藝節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視產業禁止不合官方價值觀的人物、節目與外形，其中還特別提到要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

刻板印象

當局已經不是第一次借打擊所謂「娘炮」來強化性別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對「娘炮」上節目、帶耳環的批評，抨擊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強對學生「陽剛之氣」的培養，這也是對去年政協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復。

在階級社會中，陽剛、勇敢、果斷、自信往往被認為是男性氣質，而溫柔、細心、依賴會被歸為女性氣質。這種對於男女性氣質的認識似乎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的，但並非如此。其實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後天社會所產生的，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關系的權力構建。

俄國革命家柯倫泰在《新婦女論》中提到，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男女性的職務和經濟地位無甚差別；女性的身體同男性的身體，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男女性的性別氣質的差異自然也不明顯。而隨著生產力發展導致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後，父權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稱之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從此女性在社會生活上得以從屬並受控於男性。而為了鞏固父權統治，社會構建了一套性別歧視的文化體系，這也便是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當局利用教育、輿論、傳媒機器、法律法規所構建的兩性規範，無論粉飾以多麽動聽的語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鞏固和維護資本主義父權製度。鼓勵陽剛之氣常常伴隨著滋生控製欲甚至暴力，觀察最近發生的阿裏性侵案、西安地鐵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強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發公憤）等可以看出從性別刻板印象到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甚至性別霸淩，有其內在關聯性；這些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用來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傳統、警察與法庭，以父權架構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及特權。在專製資本主義的中國裏，這種控製就更為重要。性別刻板印象通過給男女性打上群體標簽來扼殺了個體的個性，不符合這種性別規範體系的個體都會被規訓，性小眾群體更加會被歧視和打壓；性別刻板印象束縛了兩性的自由發展和自由選擇，女性參政率低、學科專業的性別隔離背後都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別刻板印象使得政權強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壓迫性質的核心家庭結構和傳統性別分工，而工人階級卻要付出人的全面發展被妨害的代價。

實現真正的解放

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以及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父權製度，實現每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我們會為爭取包括性別平權等的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強民族與父權主義　LGBT群體困境加劇

中國本就很有限的LGBT權益仍持續遭侵犯。這些打壓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包括煽動反動偏見、將LGBT作為出生率下降和社會不滿加劇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間，中國多所大學的LGBT組織的微信帳號在一夜之間遭到屏蔽，變成「未命名公眾號」。很多抗議此次打壓的網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眾號#」來聲援這些組織；亦有聲援者發文《今晚，我們都是「未命名公眾號」》來整理遭停用的LGBT組織微信帳號、對於LGBT群體再次遭遇歧視和迫害進行控訴，但該文在獲得廣泛傳播之後，在微信也遭刪除。

網絡與現實的打壓

對於LGBT的打壓不只是在網絡上，也包括現實生活中對於LGBT個體的大排查。上海大學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內部公告，要求各學院上報LGBT學生名單，用在所謂的「校園調研」當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獲得數萬用戶分享或按贊，之後此事傳出海外，但現在原貼文現已被撤下。雖然校方沒有明說如何處理相關信息、目的為何，但是中國年輕人和維權人士都警告，這是對於LGBT的進一步打壓。值得註意的是，表格中問到「思想狀況」和「心理狀況」，仿佛是在說LGBT群體更容易在這兩方面出現問題、所以可以藉由這兩點來「關切」（打壓）這些學生。

中共對於LGBT的官方態度「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之下，潛藏著各種侵蝕LGBT權利的行徑。中共當局在2016-2017年頒布的電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審查規定，將同性戀列為「非正常的性關系」，然而中國早在20多年前就將同性戀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藝術區進行的彩虹聚會遭園區保安暴力破壞，事後譴責打壓的公開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個LGBT組織協助下完成的《中國性少數群體（LGBT）的職場體驗報告》指出，中國只有10%的企業有性少數包容政策，LGBT雇員在晉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礙；雇員在國企、政府部門出櫃更易遭受歧視，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中共這個體製歧視LGBT的本質。

中美沖突將是長期的，且國家要付出巨大代價，習近平為了讓社會適應其中，需要煽動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這些右翼民族主義份子，在社會文化議題上采取保守主義立場，包括反對LGBT權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反對所謂「境外勢力」。中國部分LGBT組織與駐華外國大使館合作的現實，也成為民族主義者用來攻擊平權運動「與境外勢力勾結」的借口。今天將LGBT權利運動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確」的說法，與歷史、文化並無關系。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錄，「斷袖分桃」、「龍陽之好」說的都是中國古代皇帝的同性戀故事。

根本目的

煽動民族主義、反對LGBT權利，最終是為了捍衛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當下，中國面臨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即使開放二胎也扭轉不了大趨勢。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背景下，這將意味著中國或將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此習近平政權備感壓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戰了階級社會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結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為國家提供勞動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為工資增長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敢生育，從來不是因為LGBT變多或者是影響力變大。

社會主義者強烈譴責近來中國對於LGBT的新一波打壓。這顯示平權運動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業或者外國使館，而是廣大工人群眾與其他受壓迫者——國際團結的尋求對象也應該是國際基層群眾。真正能解放LGBT群體的不是彩虹資本主義，而是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這將包括通過群眾鬥爭實現民主公有經濟，在職場、校園、社區內提供充足的資源實施LGBT平權政策，讓書面的平權規章製度真的落到實處，從而全體人類能夠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資本主義、中國與氣候危機

氣候臨界點

溫度的持續小幅上升預計會引發「逐漸嚴重、長達數百年、在某些情況下不可逆轉」的氣候臨界點的巨大質變。墨西哥灣暖流的速度正值1600年來最慢，並正處於臨界點——這是一股由墨西哥灣到大西洋的強勁海洋暖流。墨西哥灣暖流停止的話，可能會導致歐洲、西非地區出現熱浪與旱災，並加速美國東岸的海平面上升。這會進一步增加兩極冰川的融化速度，導致嚴重破壞地球和人類生態的惡性循環。

海平面上升與冰川融化

2021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幾乎所有」冰川與內陸冰原正越來越快地融化。北極有可能最晚在2050年前的「某個時間」完全無冰。海水上升的速度在過去10年翻了三倍。最近一份刊登於《自然》期刊的研究顯示，假若海水上升2米，這將會淹沒4.1億人口居住的土地。世界帝國主義列強並沒有采取行動阻止兩極的冰川融化，反而卻互相在爭奪北極大陸架內潛在價值達17.2萬億美元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美國和北約在北極地區內正進行實彈軍演。俄羅斯在北極海岸建造了一系列的海軍基地。中國則宣布「冰上絲綢之路」，目的是要透過縮短船只航時來製造巨額貿易利潤。

碳交易的騙局

碳交易市場成為了資產階級受歡迎的「解決」氣候危機的工具。最近，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內碳市場。理論上，碳市場鼓勵「綠色創新」，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其碳足跡來賺取利潤。但現實卻是相反的：推行15年的歐盟碳市場完全未能降低排放。反而，其允許企業將汙染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地要購買這些必需品。中國的碳交易市場甚至加入了一個未確定的「汙染特赦」，因此這個市場純粹只是為了投機而已。

氣候大會的失敗

COP26是指「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沒錯，這已經是第26屆了！隨著越來越多商業公司跟氣候大會有聯系，這將不可能帶來製度變革。於此同時，一份最近流出的IPCC報告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所製造的經濟發展性質⋯⋯歸根究柢是不可持續的」。很多人議論拜登重返特朗普所退出的2015年巴黎協定，但該協定完全只是象征性的。所有的政府都可以設立自己的目標，且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無序生產下不受任何監督。雖然重返了協定，拜登卻繼續建造新的輸油管。

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領先世界

中共獨裁吹噓自己製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當局害怕因為使用化石燃料而引起的空氣汙染會引起民怨，並試圖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擺出一副最重視環保的模樣。紙面上，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方面領先世界。但據《彭博新能源財經北京》，2020年新建120吉瓦風能及太陽能的數字「根本不可能」，且也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在強製維吾爾人進行奴隸勞動下，太陽能及風能變得更加便宜。縱使如此，中國仍為興建數百座新的煤電廠「開綠燈」。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的官僚在煤礦及天然氣行業有著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不願意轉向使用綠能。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國的牟利國家電網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中國的化石燃料資本主義

中共獨裁在新建煤電廠方面領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國家新造煤電產能總和的超過三倍。這對中國後疫情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在與美國新冷戰的壓力不斷加劇，加上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賴化石燃料作為最穩定及戰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報告在新疆發現了1億噸的油田，這是潛在的巨額利潤，並且也是當局要繼續在當地的殖民壓迫與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的「第三極」，並如南北極那樣，能穩定世界的氣候。然而這些地區的氣溫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還要快。自1970年代以來，西藏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蓋，並導致更嚴重的水災、火災、山泥傾瀉和雪崩。中國科學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數度比1956到1990年還要快50%。

中共在當地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導致食水資源被有毒金屬汙染。與印度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爭奪著135萬人口賴以為生的重要水資源，而中共獨裁在西藏的水壩增加了3倍，這破壞了自然生態並加速了氣候危機。

中共試圖變相限製墮胎 將製造悲劇也自找麻煩

中共為了維持生育率、保持廉價勞動力優勢，想要限製墮胎，而這將是對於女性權利的進一步侵害，並且更加重底層負擔，很可能招致工人與青年激進情緒的進一步反彈。9月底，中共國務院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提到：「將減少非醫學需要人工流產，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實際上就是限製墮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脫困嗎？

中共政權執政長期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粗暴地強製墮胎、強製安裝人體避孕裝置等）伴隨經濟因素，加劇了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造成勞動力在過去10年縮減逾4000萬。在資本主義復辟後，無產階級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門執行的社會保障職能被嚴重破壞，使工人無力負擔醫療、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論養育小孩。這導致無論是當前的中國育齡人口比重還是普遍生育意願，都積重難返。

父權製度與文化帶來的重男輕女也是重要因素，不僅是傳統使然，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也被貶低為生育機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許多農村地區的女嬰在出生時就被殺死，婦女因為無法生育男孩就被迫離婚，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別結構來阻礙健康的生育環境形成——特別是育齡婦女規模的劇減：在未來10年，中國23-30歲的女性人數將減少40%以上。並且，在盛行的職場歧視中，女性更容易喪失經濟獨立性，從而導致生育意願的降低。再者，由於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與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許多城市女性為求經濟獨立和擺脫家庭束縛，婚姻和生育意願降低。歸根究底都是社會經濟和製度落後於民眾的發展需要，造成當今的社會矛盾。

中共政權不僅受到自己造成的歷史性因素困擾，也更無力讓當今的工人階級擺脫貧困，它提出這些政策完全不會有任何實質幫助。

中國本身有很高的墮胎率。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7年中國有統計的人工流產數量為962萬，約占全世界5500萬人工流產總數的17.4%。這是長期以來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權製下針對女性的性壓抑使得性教育變成禁忌、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區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導致的。

盡管打著「自願」「性生活清潔」的旗號，工人與青年仍對「指導意見」作出強烈質疑，並正確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惡果。

一位武大學生就發帖談到：「減少非醫學需要人流」在實際中會變成所有公立醫院嚴格控製「人工流產指標」，迫使意外懷孕的婦女轉向醫療衛生條件更差、安全系數更低的「莆田系」醫院轉移。也有網友表示，意外懷孕帶來的生育壓力對於低收入者是無法承受的。在資本主義的當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經濟保障的工人階級。

工人婦女在上述政策的壓迫下受害尤為深重。在中國當前的性文化下，婦女未婚意外懷孕生下孩子後，往往要承擔獨自養育孩子的風險，或者被強迫嫁給孩子的「父親」。尤其在強奸案件中，由於未來非醫學需要墮胎權利的削減，婦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強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給強奸犯。

同樣，由於中國盛行的職場性別歧視風氣，以及傳統的「男外女內」家庭結構問題，缺少經濟獨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為無法支付意外產下孩子的養育費用，而被迫進行更強的超負荷勞動來供給生活開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殺嬰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擊女權運動，害怕它們反對父權壓迫對現行製度帶來的威脅，因此試圖抑製一切群眾自我組織。

從這一點上來看，普遍貧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導致女權運動與工人政治運動進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團結鬥爭，促進工人階級意識的激進化。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工流產是婦女生育權的體現，它必須是自由的。我們不僅反對父權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對中共為了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而采取的強製生育措施。我們要求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製、擁有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幅增加醫療開支、提供免費安全墮胎條件、讓婦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國家妥善撫養兒童、並建立充足資源、以人為本的性教育體系。

在當今中國形勢下，也需要女權運動、LGBTQ運動、工人運動等聯合起來終結獨裁製度，這樣才能落實革命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消除不平等、性別主義與歧視。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國著名女性網球選手彭帥在深夜於微博以實名發布文章，披露自己曾於大約三年前遭到前中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高麗性侵。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驚。這是#MeToo運動在中國首次觸及權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員──一名正國級國家領導人。

同時，這也是中國國家級領導人首次被公開曝光性醜聞，這表明了女權運動在中國正在蔓延開去。從阿裏巴巴高層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著名主持人朱軍性侵，到現在直指政治權力核心，愈來愈多的女性敢於挺身公開指控自己受到過的性侵害，且敢於挑戰過往被視為「位高權重」者。

在極為父權主義、權力不平衡的獨裁體製內，若果說沒有發生過權貴性侵是難以置信的。然而，而這一次，彭帥作為一位著名的女性網球運動員，是第一個以自己的實名身份公開揭露中共最高層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這也更能激勵廣大的婦女團結聲援，比如朱軍性侵案中的發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帥失蹤後就發帖聲援，祝願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僅僅存在了二十分鐘就被刪除，一系列的相關詞被視為「敏感詞」被屏閉，甚至連「網球」都不被允許搜尋和討論。受害人彭帥現時也下落不明，據稱已被軟禁。對於一名前國家級領導人陷入驚人的性醜聞一事，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也僅以一句「沒聽說過」而拒絕回應相關醜聞的問題。盡管墻外已沸沸揚揚，墻內卻諱莫如深，仿佛事件沒有發生過一樣。這對於受害人是又一次嚴重的傷害，不僅是心理上，連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帥站出來#MeToo，揭露中共權力核心最高層的齷齪醜聞，其勇氣值得敬佩。

仿佛就是被彭帥的勇氣所激勵，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國安局局長被下屬實名公開舉報，指他性侵下屬女兒。公開信中更指性侵發生後，警察拒絕立案，向上海紀委與監察委舉報均石沈大海。一時間，對中共權貴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眾的對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墻內網絡監控過濾嚴密，群眾仍嘗試用各種方法繞過監控發出聲援。而且輿論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禮後，也愈發堅定的反對一切性侵惡行。

中共高層性侵幾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們特別是懼怕這種運動進一步燃燒，激發更多被害女性出來指控掌握權力者，或者甚至像這次一樣，直指最高權力的核心，而動搖政權的威信。在獨裁體製下中共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在面對群眾壓力下可以審判個別權貴性侵者、或者辭退官員以一定程度地緩解民憤。相反，中共只能強硬打壓me2運動，並讓積累各性侵指控積累的民憤，這可以大大削弱黨的權威，甚至對統治構成威脅。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權位不高的組長，但因為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業，中共不能使其聲名受損，而命令法院判其無罪。

因此，中共往往將#MeToo稱之為「境外勢力」的運動，以民族主義說辭將之汙名化，並用國家機器予以打壓。一旦開動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宣傳機器，中共就更加沒有讓步和妥協的空間，不能對metoo運動的案例有任何讓步了，必須無視甚至打壓每個案例的受害人。這再次證明中共的強硬鎮壓和民族主義為自己統治帶來了反效果。

這次中共核心的性醜聞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會前夕，為了「維穩」，中共立即全面打壓封鎖消息。另一方面來看，彭帥的帖文可以在極度嚴密的審查機器內流傳20分鐘，很可能不是漏網之魚，而是因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為權鬥工具。中共內部權鬥越激烈，就要訴諸更危險和更公開的方式來互相攻擊，致使群眾更能感受到上層發生了危機。

當然無論案件是否牽涉中共權鬥，性侵受害人站出來舉報是完全正義的。女權和反專製鬥爭要將矛頭指向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核心：中共的專製與父權資本主義，以實現社會變革，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經濟：恒大崩潰——中共政權的困境

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恒大崩潰，那麽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沖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恒大最近廣受關註。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麽變成了大新聞？

VK：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破產。恒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恒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恒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恒大正在崩潰。如果恒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製和資本管製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蕩——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製。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恒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著什麽？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閑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幹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製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盡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恒大更註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裏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恒大危機標誌著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恒大是危機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著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製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杠桿，遏製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采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凈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恒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恒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恒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復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恒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恒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雇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雇，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恒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恒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恒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癥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恒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麽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恒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幹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恒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恒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製。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復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恒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復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製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恒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恒大采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恒大老板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著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恒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板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恒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恒大問題時「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恒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恒大確實標誌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匯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恒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恒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製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麽？社會主義政策意味著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恒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臟、狹窄的住宅裏。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製度，但僅僅取消戶口製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製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之下，這意味著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彭帥遭性侵事件危機蔓延

11月初，自網球明星彭帥發文控訴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後，彭帥本人隨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引起世界廣泛關註，聲援她的群眾在網絡上發起#WhereIsPengShuai的話題標記。群眾的團結聲援運動給予了相關國際體育組織巨大壓力，在14號，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發表聲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讓商業、政治、金錢來決定對錯」，並稱如果彭帥的指控得不到適當的調查，就「會放棄在中國的業務」。WTA突然反常地為原則而犧牲利潤，是因為來自運動員、女權團體和公眾輿論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阪直美、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簡·金（Billie Jean King）等網球巨星都發表言論聲援彭帥。

一時間，彭帥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為嚴重的國際外交危機（諷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發言人曾先後兩次以事件並非「外交問題」而拒絕回應記者的提問）。更令北京憂慮的是，現時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僅剩兩個月的時間，此時爆出如此嚴重的危機，使北京承受著全球的壓力，抵製冬奧的聲勢越來越大，使中共感到擔憂。

為此，中共當局在過去兩星期一而再地間接發放彭帥的消息。首先發放了所謂彭帥的電郵，稱自己現時安全並稱自己早前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不實」。由於電郵的內容與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發更多人的疑心。隨即又發布了「彭帥的自拍近照」，但其衣著又令人懷疑其拍攝的時間。當這些粗劣的編導無法平息全球抗議聲浪之時，21號，中共再次通過中間人間接地發布彭帥的短片視頻，包括她身處飯局中與「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對話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號」，令人非常懷疑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導演下拍攝的。這些片段幾乎與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人員（李波、林榮基）被綁架後於中共安排下在鏡頭前承認自己自願「偷渡」回中國「自首」一樣。因此，這些所謂的「證明」只能更令人擔心彭帥的安全與自由的情況，並引發更多人的關註和聲援。

相比之下，國際奧委會卻作為中共的遮醜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擬定的劇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彭帥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進行了為時三十分鐘的視像對話，能掌握流利英語的彭帥竟只能通過同場的「朋友」「協助」下發言。奧委會隨後發出「聲明」指她現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無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隱私。這「聲明」的內容根本與中共官方的口徑如出一轍，對於她被性侵一事只字不提。

事實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習近平對新冷戰應對不當、因而使拜登獲得了數次公關勝利那樣，這是中共政權又一次將危機搞得更嚴重的例子。彭帥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極為尷尬──它們固然不可能當真去調查張高麗、而不讓整個政權和獨裁體製蒙羞，同時又要將彭帥控製起來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但軟禁彭帥是太明目張膽的粗暴行徑，且群眾她的同情和聲援令全球受#MeToo運動激勵的民眾更為關心她的處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帥電郵」內一句「It』s not true」（不實）試圖一筆帶過。

現在，中共陷入了兩難：假如彭帥對張高麗的指控真的像「她的電郵」中所稱是「不實」的，那麽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她公開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網民僅僅因為一句「蛋炒飯」嘲諷韓戰中陣亡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現在的「安全與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書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實基礎的？既然如此為何不展開對張高麗調查？因此，現時中共只敢間接地對外發布彭帥「安全」的消息，而對她性侵的指控諱莫如深。胡錫進在一篇英文推文中（當然，推特在中國是被屏蔽的）將彭帥的性侵指控稱為「人們談論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這個話題。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國際奧委會令人作嘔的腐敗，所謂的「現代奧運會」幾乎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權的玩物和化妝品。從1936年為納粹德國塗脂抹粉，到1968年與屠殺抗議貧困問題的學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權合作。所謂的國際奧委會基本上就是一個腐敗官僚、獨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糞池。它在歷史上不但沒有對民主權利有過一分一毫的貢獻，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與專製政權同流合汙，為虎作倀。而這一次，為了平息對於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反製，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更是在我們臉前公然地跟隨中共的節奏起舞，無視一個女性運動員遭受權貴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為北京冬奧的墊腳石。

同時，事件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意識的改變。在中共對於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處理後，民眾對中共愈發不信任。而時至今日，「網球」這一話題在中國的網絡上依然遭到審查和屏蔽，更令民眾相信中共在這一事件上隱瞞了醜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帥的遭遇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多國女性已經開始組織並抗議性別歧視和性虐待之時，一個世界女權意識覺醒的一部分。

中國勞工論壇要求立即停止軟禁彭帥，保障她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我們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性侵案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我們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虛偽，他們假裝關心彭帥，利用這個問題來推進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議程，同時又為壓迫婦女、窮人和少數民族的資本主義和父權製度護航。彭帥和中國#MeToo運動的聲援絕大多數來自普通民眾，他們沒有這種背後的議程，而是有著真正捍衛平等權利、民主權利，以及反對性暴力和婦女壓迫的鬥爭意識。

中國煤炭短缺威脅氣候談判成果

煤炭短缺導致中國面臨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停電，這種狀況指向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2020年的煤炭產量為38.4億噸，是世界第二大產煤國印度的五倍。但為什麽中國的煤炭會出現短缺呢？雖然多年來中國大量投資於取代煤炭的綠色能源，但中國70%的電力依舊依靠燃煤發電。這不僅帶來了氣候災難，也使得中國的煤礦似乎無法滿足經濟對煤炭的依賴。煤炭仍然受到中共黨國既得利益的青睞。體製內有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反對去煤炭化進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機是一場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義結合引起的人為危機——這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雙重特征。

自9月中旬以來，中國31個省份中有18個省份實施了限電，對產業和家庭造成了沈重打擊。在一些省份，工廠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蕭條的東北，經常無預警就停電，家庭遭受停電、電梯卡住，甚至信號燈和路燈熄滅。蠟燭在一些城市已經售罄。中央電視臺報導稱，遼寧省有20名工人因工廠通風系統停機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措施。中國所有的煤礦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滿負荷運轉，許多廢棄的煤礦正在重新開啟。在格拉斯哥COP26峰會前突然轉回煤炭發電使習近平政權顯得頗為尷尬。

政治危機

但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電力危機更是後院起火，它進一步打擊了公眾對中共的信心。停電、失業率上升和房地產市場動蕩，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點爆發而導致各個城市持續封鎖，現實與習近平政權「共同富裕」的官方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人們的耐性開始受到考驗。

到10月下旬，由於批發價格上漲了20%，汽油和柴油也開始實行配給，煉油廠和加油站因無法盈利而限製銷售。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這一現象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定價體系造成的，批發價格根據市場自由變動，而對消費者的零售價格由政府固定。

由於限產以及行業從疫情中恢復所帶來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價格上漲了一倍多。這是一個全球現象，但中國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中國的大部分發電都依賴煤炭。由於煤炭價格上漲和固定電價（電力公司無法將成本上漲轉嫁給消費者）的共同作用，中國發電廠（大部分都是國有的）在利潤蒸發時故意減少了煤炭庫存以「怠工」抗議。

另一個問題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亞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深化期間，澳大利亞站在美國的立場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調查新冠起源的呼籲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但中國非常依賴澳大利亞的優質煤炭，在煉鋼方面尤其如此。在當前的危機中，盡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國港口還是接收了澳大利亞煤炭。

中共的氣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氣候政策上的壓力：在中美冷戰催化下，雙方爭相想在COP26會談中展現最好一面，也加劇了煤炭危機。北京在年初為省級政府製定了嚴格的碳減排目標，但許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評後才采取行動。

《南華早報》的王向偉評論說：「官僚們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趕著實現減排目標。」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場官僚主義的完美風暴，並重創了經濟。習近平政權被迫放棄了對電力價格的控製，緊急允許發電廠將電價提高基準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報導稱之為中國電力行業改革中「最大膽」的一步。這與一些人認為中共正朝著「反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反差。

迄今為止，北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權宜之計，根本不能解決源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和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和民主計劃經濟轉型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工人和消費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權，完實現電力和能源市場的國營化，這只能通過組建獨立工會來挑戰自上而下的極權統治來實現。

中國的電力危機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的頭幾個月。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歐商會會長Joerg Wuttke說。盡管采取了最新的緊急措施，但國家發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稱，煤炭價格「完全脫離供求基本面」，仍處於「非理性」上漲趨勢。

習近平政權在這場危機中的錯誤是對包括許多資本主義評論家在內的許多人的當頭棒喝；哪怕是在持續的房地產市場危機之後，這些人依舊認為中共政權在經濟管理領域是無懈可擊的。

中國的煤炭問題不是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可以隨便掩蓋起來，也不是談判面對的唯一難題。這說明了為什麽今天的統治者——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在威脅著我們星球的生存。中國在十月底對COP26的「莊嚴承諾」被廣泛視為毫無新意、令人失望。習近平對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太保守，也太遲。當前的煤炭危機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社會製度變革，而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帶來這樣的變革。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海外華裔社群間的政治關系更加緊張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會難掩中國深陷危機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會議中通過的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習近平麾下的中共遠非「強大」的政權，而是深陷多重危機，而這正是為何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如此行禮如儀。

歷史決議

這份文件又被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繼1945年與1981年後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謂的「歷史決議」。對習近平來說，他一直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強大的「歷史性」統治者，以維持對政權內部和整個社會的絕對控製，所以要持續地試圖將自己打造成「黨內歷史地位」堪比毛澤東的人物。而在決議的全文中，談及習近平自身，歌功頌德的部分，甚至遠多於鄧小平，更遑論胡錦濤及江澤民等人。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看待中共及其歷史，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份歌功頌德、山頭宗派的文件，它不過是，只為一個目的服務：讓習近平維持絕對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後連任。

縱觀現時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間，資本主義體製步履蹣跚地走向一個個危機。全球新冠疫情、氣候危機、新冷戰以及經濟脫鉤，靠舉債茍延殘喘的經濟，都顯示著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恒大企業的擴大版。在面對不斷加深的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急需加強自身的國內地位以及權威，加強對於中共黨國的個人獨裁，並通過對自己的吹噓和拍馬屁以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份「決議文」中，習近平似乎並未完全達至其政治目的。「決議文」 仍然對毛澤東的如文革、三面紅旗、大躍進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場。習近平一直被廣泛認為傾向刪除這些對毛澤東的批評，但不是為了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無法讓習近平稱心如意的決議內容，可以理解為習近平正被牽製和檢視盡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習近平在明年「連任」其第三任執政地位已成定局。這不是因為他有壓倒性的支持，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對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並擔心太過公開挑戰習近平也可能引發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習近平意圖將自己塑造為毛澤東2.0，完全是膚淺的做法。與有些自由派評論員的講法相反，習近平和毛澤東的政策事實上相差很遠。「復興」毛澤東只是要強化習近平政策中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前者），並且以此威嚇那些推崇鄧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場路線的中共派系。

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根本上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所統治的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國家。毛澤東所統治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體製、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計劃經濟得以實行，雖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習近平卻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統治著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毛時代的群眾基礎。毛時期的計劃經濟體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礙了發展，但仍使毛澤東擁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會進步措施的——的群眾基礎。毛政權具有相對進步的社會政策，但習政權的則毫無進步性可言。

中國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長。習近平過去一直幻想發展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以之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直到現時初現頹勢，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亦趨於衰弱，同時心態上也對未來的前景趨向悲觀。政權回應上述改變的唯一方法，是加強民族主義、鎮壓和「共同富裕」。後者假裝成反資本主義，但至今卻還未產出什麽具體政策。他還加強反動的民粹主義，打壓LGBTQ、香港抗爭者、工運人士，並把他們栽贓為「受境外勢力操控」的。

同時，國內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的意識都日益激進化，這不管是在對於彭帥被性侵的#MeToo運動上、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如外賣騎手的鬥爭上、還是在控訴各地政府處理雨災災情的無能上都愈來愈活躍。

習近平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以及加大對資本的控製，在資產階級內加劇沖突張力，產生了一股對前景悲觀及不確定的情緒。這引起了作為資產階級關鍵部分的「紅二代」之不滿。「紅二代」們所不滿的，還包括了習近平僵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拿到了籌碼，並極大地惡化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2021年的一大諷刺，是出口產業成了中國手上最強的卡牌，而這完全是因為疫情相關的因素（全球有許多出口市場處於封鎖狀態）。

商務部亦預計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將放緩，更明言「明年的外貿形勢可能很嚴峻」。「紅二代」們渴望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與國際資本和平交易的黃金年代。然而，這在現實中只是幻想，因為就算沒有習近平挑起沖突的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立場。原因是，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導致了尖銳的、甚至是軍事的競爭，為的是控製全球市場和影響力的範圍。比習近平更靈巧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和軟化這場爭鬥，但不會消除沖突本身。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鬥爭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一個縮影，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刻都面對著兩條路線的選擇：是要通過加強國家對資本的控製以緩和危機？抑或是通過放松管製釋放更多的投機空間以走出危機？社會主義者則解釋為何兩條路都不管用。資本主義註定迎來災難。

習近平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臆想的要「重返社會主義」，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尤其是強化他的獨裁。相對地，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內支持自由市場的派系傾向於加強市場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和外資。

外貿環境惡化

11月16日，正當拜登剛剛結束與習近平的視象會議，次日轉個頭立即宣布將與歐盟及日本重新簽署特朗普時期倡議的三方夥伴關系盟約，共同應對「第三國的非市場貿易行為」，這項莊舞劍的盟約無疑意在對付中國。這不僅顯示了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不僅無助於緩和新冷戰（事實上在會議開場公開致辭部分，習近平不斷稱兩國要在一些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反拜登卻反復強調兩國之間的競爭關系，予人習近平熱臉貼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國際外交與外貿環境不可挽回地惡化。因此「紅二代」們以及習近平的反對勢力可能在一時三刻沒有能力公開地反對習近平，但在過程中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幹擾習近平的施政，嘗試拖其後腿。比如在10月底，《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嘗試在30個試點城市推動房地產稅的政策，在內部討論時遭到廣泛的反對，習近平不得不作出讓步將試點城市縮減為10個。即便如此，這一政策到底何時落實似乎仍遙遙無期。可見，即便對黨內高層的意見與方向，習近平亦並非如臂使指般得心應手。

現時，中共黨內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派仍保留著一定的影響力，在政策上左右著中共的走向，同時也讓現時中共黨內的鬥爭愈趨公開化。這一現象在近期的電荒危機中的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過去，習近平一直希望通過政府對能源領域特別是國營發電部門的控製去解決電荒。但面對本年度國際煤價和航運價格的成本急漲的情況，再加上「運動式」減排的「環保」指標，因此造成了在本年電荒期間出現電廠發電愈多虧損愈嚴重的困境。相對而言，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親市場一派的官僚更傾向於用所謂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在10月中，發改委表示，燃煤電價可在基準價上浮幅度上限從10%大幅調升至20%。

盡管六中全會借一篇內容空洞的馬屁文章授予了習近平一頂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這王座並沒有看上去的那麽牢固。在面對現時內外環境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下，中共高層內的路線與利益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進一步地擴大。固然，不管是中共黨內的哪一派，他們的出發點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如何維持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並為自己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已。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被壓迫的婦女等需要開始共同組織起來，在中國和國際進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埋葬危及整個人類發展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眾懷疑

中國長期堅持「清零」政策來應對新冠肺炎，與全球大部分國家形成鮮明對比。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中國累計確診數字約10萬，死亡4636人，確診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從去年3月初，確診增幅都很小；但從各地反復陷入極嚴格封鎖、無盡大規模核酸檢測（哪怕只有1例新增確診）來看，中國的防疫實情遠不如官方數據顯示得那麽好。

嚴厲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時間，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嚴防死守」，今年10月開始仍然出現一波本土疫情，而當局為了證明國內「清零」政策無比正確，設法把責任甩鍋給境外移入。而現實執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與公開的數字不成比例。江西鉛山縣在今年10月30日發現1例本地確診後，在當晚把當地所有紅綠燈調整為紅燈，試圖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廣大民眾吐槽之後，當地次日便撤回這一奇葩措施。江蘇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則在當地出現疫情後，要求學生經批準才得離校，否則開除，事件在微博流傳後，高贊評論也都是對於政策的批評，例如大學生自比「監獄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極端措施也引發了不少的民意反彈。11月12日，江西上饒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當地防疫人員將她留在家中的寵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員曾承諾不會「處理」它）。此事引發社會憤慨，話題獲得超過1.9億次瀏覽，逾11萬人參與討論。

中共官媒頻繁借由官方疫情數據與其他國家比較、以及全國上百名地方官員因防疫不力被問責等等，自誇「製度優勢」、自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機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沖突的背景下鞏固自己的「勝利敘事」，試圖延續中國民眾對當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中國也是浪費了三周時間才采取行動，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後，亦急忙恢復生產、又因為工作場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讓民眾不斷陷入疲勞；中國許多勞動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隨著嚴厲封城的持續，「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來越多質疑。除了張文宏提出「與病毒共存」外，連一貫強硬堅持清零的鐘南山也開始說會留意與病毒共存國家的防疫經驗了。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分歧：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長期封城，其前副市長戴榮裏在10月底發文控訴瑞麗慘狀，包括全市經濟近乎停擺，市民積蓄已難以維生，不少人精神狀態都出了問題等等。瑞麗現任市長尚臘邊則極力否認瑞麗需要援助，而戴對此反擊、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溫，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過年」，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卻「唱反調」說不應輕易要求民眾就地過年，引起很多長期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網民共鳴。

危及冬奧

2022北京冬奧已進入倒數百日階段，對於中共是個大挑戰：中共擔心一旦邊境放開，境外輸入一增多後（現在還有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國內疫情急劇爆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與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國每日新增病例數恐將超過63萬——變相說明中國防疫很大程度上僅是表面上厲害，而實際上，從性質上看，中國防疫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漏洞百出，而且中國疫苗的實際效用也不明確（第三期試驗數據都未公開）。目前，中國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試驗結果顯示表明，中國國產疫苗不如mRNA技術的西方疫苗有效。但當世界上許多較貧窮的地區仍然無法獲得疫苗時，即使在疫苗接種率高的西方國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個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是顯而易見的真理，但這是與資本主義階級製度相沖突的原則。

當下製度下，群眾必然要花很長時間、付出很多代價才能等到疫情災難終結。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通過民選委員會民主控製醫療部門和其他攸關民生的經濟部門，才能真正讓大眾自己來製定、實施對自身負責的可持續、切實防疫措施，在抗擊疫情之時盡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獨裁體製下，群眾自我組織意味著要挑戰極權專製，還有其國家機器保護著的資本主義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國打工人最新一波反過勞行動

青年勞動者對於過勞猝死問題的憤慨，已轉化為新一波網絡抗議。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開放填寫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國網絡流傳。這份表格包含了許多互聯網公司在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上的作息時間，細化到上下班時間、午晚飯時間、一周工作天數、新人是否寫日報/周報等等。其名稱「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顯從國際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獲取靈感，亦結合當下中國勞動者表達對自身高強度、低工資現狀無奈的「打工人」一詞，在中國極權高壓、不能直接組織反抗的環境下，表達對於超長工時現狀的不滿。

或許是想避免被打壓，創建者公開申明「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要求大家填寫時不得「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但是該試算表仍然在兩周內被封禁。封禁前夕，該表格已經獲得逾10萬瀏覽，並且有約7000名網民自發填寫所在公司崗位的資料。其中大企業如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都被公布每天實際工時為11-12小時。近來這幫大企業都在群眾輿論壓力下宣傳自己推行新工時製，例如字節跳動的10-7-5，都不過是宣傳伎倆。

該表格的創建者都是介於20至25歲的年輕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重災區的互聯網大公司實習過，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時）做出貢獻。很多網民認為該表格「一定程度上體現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資本家的讓步」，顯示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的激進化。

「程序員的命也是命」

這並非中國第一次有關勞工維權的網絡抗議。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眾憤怒的時候，就已經有程序員發起了「996.ICU」行動，高呼「程序員的命也是命」，不想因過勞而住進重癥監護室（ICU）。受此啟發，很多網絡互助行動湧現，內容牽涉普及勞動仲裁、索要補償金等知識，以及幫助勞動者取證等等。這些行動的發起人或許本來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於中國越來越多人想要一個發聲表達不滿的渠道、政府又持續打壓實體勞工運動，這些網絡行動都演變為對於高工時、低薪、幾乎沒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條件的大規模抗議。

中國生活成本不斷攀升、競爭愈發激烈，令不少年輕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長工時。各種加班模式應運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還有更誇張的「007」（一周七天無休24小時待命）。馬雲、劉強東等中國知名企業家對於「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國家宣傳配合資本家的洗腦下，社會鼓吹片面的「個人奮鬥」思想，學校也對作為下一代勞動者的學生洗腦——只要努力就能獲得相應回報。即使違反《勞動法》，各種加班模式在中國仍舊大行其道，「996」則從科技業工作者開始，蔓延其他各個產業。

然而，長期超時工作也造成很多人還很年輕就突發重病甚至猝死，而資方卻冷眼對待，例如拼多多22歲員工在去年底過勞猝死後，公司官方帳號僅以「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來回應。

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不超過44小時。但法律在現實猶如廢紙：今年10月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48.6小時，假設一周5個工作日，則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時，距離「955」還很遠。顯見，過勞者絕非少數。官方雖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還是在警告科技巨頭、無任何實際行動。內卷嚴重的現況下，中國勞動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魷魚而不敢要加班費，中國現存所謂工會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過勞、薪資停滯問題也不會實質得到解決。

更關鍵的是，中共政權的政策完全是利於資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眾反抗威脅甚至推翻自身統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殺網絡抗議，包括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種不會這樣被澆滅，工人的憤怒無可避免會在未來群眾鬥爭爆發——而當局害怕這一局面。在新的獨立工運中、全國範圍內建立獨立工會，開展戰鬥性、有協調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將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想法。

中國電力危機——體製崩裂的警號

今年九月開始，中國出現了大規模限電、停電的狀況，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響，還有很多工廠被迫減產或者停工。其中東北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根據當地居民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東北地區政府未通知居民就進行限電、停電。這樣的後果包括電梯、紅綠燈等設施無法運轉，居民面臨入冬卻無法使用暖氣，手機、網絡等通訊受到影響，甚至連醫療用電都無法保障，重癥患者只能依靠發電機維持生命。

限電的影響

在遼寧，一家企業因為限電，排風系統停止運作，導致煤氣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況相較東北地區雖然稍好，但生活用電和工業用電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蘇、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廠停工限產。野村的研究人員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將減少0.4%，年度增長預測減少0.5%。還有分析稱中國限電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其他國家的物價上漲。

中國停電限電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應的短缺，但背後是中共的政策失敗，以至無法更快地由燃煤發電轉為再生能源，而問題因資本主義能源部門的逐利而惡化。目前，中國電力生產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並且煤炭所生產的電力超過了其他能源的總和。根據官媒的說法，一方面，隨著各城市在疫癥中解封以來，對電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緊缺導致煤價飆升。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尤其是發電行業的碳排放加強了監管，各地各單位都有相應的碳排放配額。

綠色和平的專家李碩表示，中國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費配額。由於缺乏宏觀全面的用電計劃，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標，地方政府矯枉過正，就選擇了「一刀切」的限電停電。另一方面，煤炭的價格升高使煤電廠無法產生利潤，花旗銀行的分析師說，由於煤炭成本高，中國超過70%的煤電廠處於虧損狀態。而煤炭價格增高的原因有幾個，包括內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貪工作，還有生產安全和環保的檢查。由於各個受疫癥打擊的經濟體之需求復蘇，全球煤價自2020年9月以來翻了四倍。資本主義無法對經濟作出計劃，當市場疲弱時，礦場和油田的產量減少，導致經濟復蘇時出現短缺和價格上升。因此中國煤炭產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庫存，直到缺電的問題暴露出來。

加強環保、淘汰煤炭開采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避免地球受破壞，但現時清潔能源的研究和生產遠遠追不上綠能轉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亞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國港口卸貨。中美冷戰下雙方都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製裁，受打擊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階級，而富人則避免承受這些惡果。

這次大規模限電也揭露了了中共內部的分歧。有分析稱，在限電問題上，各省的表態和處理辦法都不一樣，在東北地區竟然出現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電」。

利益角力

這可標誌著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過能源危機或電力危機表現出來。反對派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希望通過這樣來削弱習近平的政治威信。缺電問題上，就如房產稅、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對科技業和金融業的鎮壓那樣，變成了中共各派系試圖保衛自己利益的戰場。十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上宣布放寬對煤價的國家管製，讓市場去決定價格。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習近平企圖加強國家對部分行業的控製之做法往往會受到局限。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哪怕它是專製資本主義。

只有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決能源業的問題：1.優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將燃煤發電有計劃地逐漸轉化為可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發電、水電、和太陽能發電；2.將電力行業和電力行業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階級的需求來發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業資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為少數人謀福利；3.為無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戰，而不是官僚集團的獨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來規劃電力的生產和使用，采取緊急的行動來拯救地球。

深圳旱災：氣候災難又一警號

氣候危機的影響正進一步在中國浮現，今年出現了北澇南旱的災情，華南入冬後正遭受旱情困擾。深圳市水務局表示，今年的旱情遠比1963年的旱災嚴重。即使已經動用了水庫的應急儲備水，每日仍有50萬噸的缺口無法補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計算，這相當於整整118萬人無水可用。當地政府作出一系列節約用水的呼籲，奈何杯水車薪，也無助於解決本質的問題。

氣候災難在中國

氣候危機令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頻繁，讓中共的統治面臨新的、無情的挑戰。自然現象是沒法用警察手法壓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喪生後，公眾的強烈反彈所顯現，與其他資本主義政府一樣，中共政權的作為太少太遲，將嚴重削弱其統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兩季，河南與山西均暴雨成災，造成廣泛的破壞。然而相對地，華南尤其是廣東卻出現了嚴重且漫長的旱情。廣東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較近十年同期減少26.4%。自入秋之後情況更為惡化，珠江流域出現大範圍幹旱，深圳主要水源東江水流量較正常偏少50%-60%，市內三大水庫的蓄水量也較往年減少了55%。而同時由於河流水量偏少，導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鹹潮，進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範圍和取水量。廣州部分地區的自來水已經出現略帶鹹味的現象，市東部地區水壓不穩甚至停水，部分民眾稱家中已停水數日。

此次廣東大旱與河南山西暴雨同屬與氣候危機相關的現象。這兩年太平洋出現了拉尼娜氣候周期。拉尼娜（降溫）和厄爾尼諾（升溫）現象都是自然產生的太平洋天氣變化，但也正受到氣候危機影響。一般而言在厄爾尼諾氣候的第二年，都會出現拉尼娜氣候，有時更持續兩三年。同時，北極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燒推動的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部分融化後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亂了洋流與水溫系統，都會影響拉尼娜、厄爾尼諾的嚴重程度。這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會造成全國層面的旱澇並發更為頻繁，也令入冬後更容易出現猛烈的暴風雪。早前，中國國家中央氣象局就已經預測，今年冬季可能會非常寒冷，更有機會出現大範圍暴雪天氣。

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氣候危機的關鍵起因。中國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31%，對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國按其計劃在2030年才開始減排，將不可能達成控製全球平均氣溫上升1.5度的目標。而按照中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將連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這對於全世界而言是一個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官僚與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礦產業的利益盤根錯節，在2020年煤碳的發電總量仍在增長，而今年的缺電問題又令很多過去因質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關閉的小型舊式煤礦在過去幾個月重新開采。同時，中國眾多巨型國企由於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帶來駭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國建材一家企業的碳排放量就超過了法國全國！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則超過了加拿大全國！

各懷鬼胎

在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各統治精英都有著自己身為列強的小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氣候問題放在它們手裏只會變成互相攻訐、推卸責任、削弱對方的武器，把民眾自救的意願當槍使用。因此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歐盟任意一方資本主義政府的所謂環保減排政策。在格拉斯哥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完全失敗。全球碳排放需要從現在起削減45%，才能讓氣溫升溫控製在1.5度以內，而COP26協議達成的協議會讓碳排放繼續上升13.7%。

而今年，隨著河南與山西的雨災，令國內愈來愈多民眾開始意識到氣候危機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自己的生活。這次廣東旱災也令人意識到氣候災難迫在眉睫。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危機，而中共運動式的短期減排指令往往只會顧此失彼。面對全球性的氣候危機，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需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向綠色經濟轉型政策。

習近平的全國性房地產稅計劃胎死腹中？

習近平開征全國性房地產稅的計劃遭遇重大挫敗。據華爾街日報10月20日報道指，政權高層（包括地方政府）的態度是「壓倒性負面」。對此，習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協，將原定試行房地產稅的30個城市大幅削減至10個。但對於這10個城市的房地產稅試行的具體細節，如稅率，以及免稅範圍該如何劃定，官僚仍然爭論不休討價還價。以致於相關的全國性征稅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實。

房地產風險

習近平推動房地產稅的動機，是希望避免房地產崩潰和債務危機，並展示政權堅定打擊房產投機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機表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雖然看似龐大，但內部結構卻極不穩固。房地產開發商有著極高的結構性金融風險，抵禦風險的能力弱不禁風。恒大只不過是危機的冰山一角，據各項市場評估，至少有十幾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面臨類似的情況而搖搖欲墜。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產商佳兆業的海外債務首次正式違約。

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過去作為購房主力城市新興行業的中產階級紛紛面對大規模裁員潮，加上對房地產開發商前景的不樂觀與不信任，已令銷售成交宗數以及本地平均房價雙雙出現下跌。12月6日一份調查40多個城市的報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積屬10年來表現最差，成交量較前一個月下降4.3%，與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線城市的平均公寓價格從10月起開始下跌0.1%，廣州與深圳的房價也在9月也停止上漲，並開始出現頹勢。由於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占全國總產值的近三分之一，這對於明年中國的GDP數字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警告說，房地產低迷或將持續，並拖累明年的GDP增長，並特別沖擊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國社科院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約5.3%，低於政府此前設定的「6%以上」的目標。

即便如此，房價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依然是難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市中心平均房價相當於當地一般民眾30年以上的平均總收入，而在北上廣深更以數以百年計。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稅政策已討論了超過二十年，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征收「物業稅」（即日後的房地產稅）。2011年1月開始在重慶和上海實施房地產稅試點，而這兩個「試驗」工作至今已進行到第十年。習近平嘗試擴展試點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內部憂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房地產市場泡沫固然嚴重，但貿然刺破恐將觸發一系列房企倒閉，並將倒閉潮蔓延到銀行業。超過90%的中國城市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高達80%的中國家庭財富都與房地產有關，房價下降將會直接使房主消費意欲下降。這不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會穩定」環境，也打擊了國內消費。要知道，習近平在中美沖突背景下為發展經濟，提出了以國內消費為支柱的「雙循環」。其次，由於涉及大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官僚的個人腐敗），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產市況影響。中央政府多年強調所謂的「軟著陸」基本是一紙空文。九月份，由於中共要求房企減輕負債，各房企紛紛急於套現回流資金而降價拋售商品房促成房價下跌，部分三四線城市已經開始發布「限跌令」，聲稱要「打擊惡意降價」。可見，習近平所謂「房住不炒」的口號與地方政府存在著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正瘋狂地通過「防範金融風險」行動，力圖避免中國陷入債務災難。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習近平「三道紅線」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觸發房企的債務風險。根據wind數據，今年房企到期債務規模達到1.2萬億，月均超過1000億。可見債務規模已經非常龐大，稍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令成為壓垮大批房企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不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層當中亦有大批官僚擔心市場動蕩會危及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把持。

中國的住房危機只能通過公有化和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來解決。私人房地產開發商應與現有國有企業一起收歸公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過勞動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出路而鬥爭，才能終結今天無計劃的資本主義混亂和投機。

湖北麻城：工人絕望情緒爆發 搗毀工廠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廠的工友，由於老板欠薪1500元，開叉車撞斷廠內大部石材，搗毀了工廠，隨後被捕入獄。

此事在網絡上得到了曝光，這位工友得到了廣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幾則評論這樣說：「這樣的老板沒有良心，工人們做得好。工人們也是迫不得已，沒有辦法了才做這個。」，「應該揍老板的，有點心疼石材！」，也有網友將此事的根源直指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就這樣，工人賤如狗」。

可見，隨著積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張反被打壓，群眾愈發體會且認識到，司法系統受政權控製，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無法緩解工人階級的苦難。所謂「法律」與公義無關，而只是鎮壓工人的工具。當中共政權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動」、「尋釁滋事」的帽子時，愈來愈多的群眾也對此嗤之以鼻。這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斷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來國內工農出於義憤類似反抗不斷增多，譬如最近的歐金中案：這位被村霸和警察聯手欺淩的農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後逃亡。事情一發，歐成為許多人眼中反抗壓迫的英雄，認為被殺者罪有應得，亦有許多人表示主動表示要為其提供避難處、助其逃亡。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幾年前山東的「辱母殺人案」中。

面對種種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權往往加強鎮壓，特別針對其中的「組織分子」。在歐金中案中，除了對歐進行重金懸賞追捕，歐亦被描述為「拒捕且畏罪自殺」，中共官媒也虛偽地高談闊論「法治」和「反對暴力」。這些論調，被網民們對歐金中持續的紀念活動所淹沒，這種「何不肉糜」的回應亦引發了群眾的強烈反感。

面對愈來愈多走投無路的反抗，中共政權越來越多的露骨打壓，譬如攔截上訪、將工人維權抹黑為「惡意討薪」加以鎮壓等等。群眾不僅表達著對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種從直覺出發、但未完全清晰的階級立場，將問題的關鍵指向政權與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這種激進化趨勢還在中國不斷地蓬勃發展著。

同時，在群眾意識不斷發展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也呼籲應當有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歷程，正如一股強大的蒸汽正在積蓄著壓力，必須有一個管道（工人階級的鬥爭綱領和群眾組織）來引導這股力量來推進運動，要不然，這股蒸汽就會爆開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采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壞行動，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殺行為。雖然我們明白他們出於絕望情緒，但這做法並非鬥爭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無數次慘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訴我們，如果用一個一個的個人或分散的小團體的行動來反抗工廠主、權貴、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滅了，而殘暴國家機器卻愈發警惕愈發強大了，無助改變壓迫的製度。這種行動甚至會在鬥爭中製造混亂意識，令工人誤以為靠個人的英雄行為就能取代有組織的鬥爭和行動，降低了群眾政治覺悟和組織意識，甚至在更兩極化的局面下有會發展成恐怖主義的危險。

運動的真正出路

我們認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真正出路，在於形成工人階級獨立的綱領與組織。雖然，在目前中共的鎮壓下工人階級難以組建穩固的工會，但我們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賣員、網約車平臺的罷工中利用網絡進行了初始的組織。工人階級對組建工會的意識已經大大提高，已使中共響起了警鐘。

堅持工人鬥爭的出路是組建戰鬥性工會、通過民主討論集體決策並團結行動、舉行罷工對抗資本家，以罷工癱瘓工廠運作、占領生產據點控製營運、甚至組織起來奪回本來屬於工人的工廠和企業。這過程使工人發揮其真正掌握經濟的社會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會的主人。再進一步，工人階級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賦予自己一個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政綱，使整個階級不但可以自己運作生產，更可以運作整個社會。

雙十一熱潮冷卻——當代年輕人真的「躺平」了嗎？

眾所周知，每年的「雙十一」網購節，都會在中國掀起一陣規模巨大的消費浪潮。但是今年的「雙十一」卻突然降溫，截至11月12日零點，天貓雙十一總交易額為5,403億人民幣；京東累計下單金額超3,491億元。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雙十一交易額增速下滑。雙十一全網交易額為9651.2億元，同比增長12.22%，未突破萬億大關，雖然總交易額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達到歷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則是生活環境的種種問題抑製了年輕人的消費願望，迫使他們躺平。

沒錢消費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因為采取了嚴格的封鎖與控措施，大量店鋪倒閉工廠關門，中國的經濟也深受沖擊下滑，失業率明顯高於往年，工薪階層的工資不升反降，群眾生活水平愈發困難，收入僅僅能滿足基本需要，在「沒錢消費」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難想象能有多少人願意在「雙十一」大量購物了。同樣的，在各大平臺鼓勵貸款和疫情帶來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響下，很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出現了信用卡違約與欠債問題，卡債從2019年的7.59萬億元增至2020年的17.6萬億元。這對於人們在雙十一中的消費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還應該註意到，雙十一消費不景氣的背後，也能夠看到中共的身影。出於維護政權統治、試圖抑製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影響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對電商平臺與私人企業的監管。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業的力量、強製它們繳稅，但習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國家的更嚴厲。就比如說，從去年開始，中共當局以「國安」及「反壟斷」為由，對中國互聯網企業實施強力管控，大陸不少科技企業被當局約談或罰款。

阿裏巴巴集團被當局重罰182億元之後，騰訊、美團、小米、字節跳動等公司多次接到罰單。金融監管機構已責令阿裏巴巴的互聯網金融姐妹公司螞蟻金服重組其業務，並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對阿裏巴巴的罰單是中國反壟斷機構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

事實上，雙十一活動以及相關的不良風氣（虛構原價、兩大平臺二選一、刷單炒作信用、虛假評價等亂象），本身也是資本主義追逐增加消費、最大化利潤而帶起來的，中共的打壓管控治標不治本，只是維護統治的權宜之計。只要利潤製度繼續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國內消費水平（雖然沒能力辦到），消費主義宣傳還是會繼續橫流。

躺平？

資本主義陷入了僵局，它壓抑我們的欲望，扭曲我們的意誌，只能為我們提供野蠻的糟粕。雙十一熱潮冷卻的背後，不是年輕人的所謂躺平，而是剝削社會裏無法實現「人盡其能，物盡其用」的真相。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計劃的經濟，根據需求生產、控製企業運營模式，並且大幅提高工資，確保大家都能根據需要來生產、消費，這樣才能真的實現普遍的理性消費。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幹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著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著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麽旗下的1000余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凈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麽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系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系，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采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系，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麽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麽不采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麽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幹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發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後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盡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盡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麽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癥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借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盡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系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麽？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借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系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麽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卷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奸。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只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只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簽）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鑒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辟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系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雲：「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麽，那麽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盡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回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系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蕩。因此，在試圖模棱兩可回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糊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鉤，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采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幹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沖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沖突急劇升級，與中美沖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著，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沖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沖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系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沖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蕩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饑餓與「面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盡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松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系——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系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系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沖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麽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沖突也關系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系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沖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系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著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麽影響，那麽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蕩。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采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采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蕩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沖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淩，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淩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淩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沈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淩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麽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淩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著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準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著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著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糊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征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著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盡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

中國：「奧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歷來最壞

中國的防疫大門最終在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株侵襲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繼失守並進入封城狀態。這次奧密克戎的疫情爆發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發以來，中國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輪疫情單在上海累計感染者人數超過7萬例，規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數。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其中蘇州更發現Omicron全新變異株。

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權威要堅持清零。上海起初實施分區封城，但實際上浦東和浦南等區域未能完全解封時，浦西已經開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軍進駐上海，一個小區門口派駐一個持槍特警，大約38000名醫務人員被派往上海協助防疫，比2020年武漢的防疫規模更大。

殘暴的封城政策已經激起民憤。網傳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進入屋苑，也有居民因為買不到平價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間，憤怒的民眾大聲吶喊，「人家餓死了」、「我們要吃飯」，「都快餓死了」，並砸毀了官方的防疫卡點。

過往中國的防疫手段應對奧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從心。中國政府強迫民眾不斷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以目前檢測點數目來計算，同時給上海2800萬居民做核酸檢測，等同每個小時每個檢測點須完成252人的采樣，根本無法應付。此外，政府不斷興建臨時性的方艙醫院，這又導致醫療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於有上海護士公開質問政府新聞發言人時指出，一家方艙醫院實際上就只有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值班。醫護人員身心俱疲，他們往往要連續上班36-48小時。上海周浦醫院的護士不滿院方貪功冒進，不考慮實際情況企圖將醫院改為集中收治確診者，因而發動罷工抗爭。

像深圳一樣在封城同時仍能勉強維持民生物資配給供應是需要極高的成本，這相當於全市甚至全省突然進入了戰時狀態。而對於財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這同時就完全是一場財政災難與生活災難，吉林就是一個這樣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開始全省封鎖，一直到3月24日確診病例都在上升。當地民眾稱事實上地方動員能力和財力早已無已為繼，社區亦已無力監督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了，檢測服務時間也漸漸縮短，不少人已經幹脆不再去檢測，這進一步加強了病毒的隱性傳播。

更致命的是，由於奧密克戎的隱蔽傳播特性，使得爆發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次封城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疫情。以深圳為例，年初1月8號爆發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發至今，中間只有數天時間真正實現「清零」，而由於病毒的高傳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確診病例就立即反彈回升。因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估家，假如一味強硬地執行封城清零，意味著各省市在未來一年可能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封城，這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執行。

「共存」從開始時被視為「西方抗疫失敗」的例子，到如今被越來越多人提起，但習近平必然會壓下這股聲音。「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並指上海啟動抗原檢測，並非為了實現清零。在上海疫情災難後，一度傳出張文宏被免職。

為了在新冷戰下打疫苗戰，加上維護國內的民族主義權威， 中共一直拒絕批準使用外國疫苗，而國產疫苗無力對付奧密克戎。和香港一樣，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尤其低。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中國官方疫苗接種數據推估，全中國1.3億60歲以上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倫敦醫學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據目前的疫苗接種水平和品質，如果政府放棄清零政策，這波奧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國大陸逾100萬人死亡。在現在製度和局勢的種種限製下，無論堅持還是放棄清零都會是大災難！

公共衛生危機外還有經濟危機。深圳與上海兩座經濟重鎮城市同時爆發，對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房地產崩潰仍未看到盡頭。財新網報導稱，按建築面積計算，3月中國17個重點城市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大引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見頂、進入長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種寬松政策、放棄習近平計劃的房地產稅，也未扭轉這一趨勢。失業率正在上升，小企業在中國占最多就業職位，但其倒閉數再創新高。同時，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面臨的壓力，加速脫鉤的擔憂加劇。

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敗。西方國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國，大規模封城來「清零」的做法恐將無法持續下去。但習近平不能抹殺自己兩年來的抗疫功績，否則會大大打擊他的威信，並在二十年連任前會助長反習派系對他的挑戰。因此，他必須將清零堅持到底。

在官僚威權體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體系已經癱瘓，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層工人與居民的民主委員會、及獨立工會管控職場與學校，並通過群眾性民主行動來組織疫情防控，讓衛生工作者結合這種更廣泛的基層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醫院。需要將整個經濟和醫藥部門公有化，並實現民主控製，我們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裏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裏。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著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奸、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製、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麽。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麽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松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發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著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著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只眼閉只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盡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松，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復辟首當其沖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製度

僵化的戶口製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臺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製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裏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著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臟的棚屋裏。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奸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製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系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製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製「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板們更不願意雇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臺灣人，臺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製度，因而對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製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民粹主義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製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製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製，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製）計劃經濟體製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製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製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製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製，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製、同時捍衛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製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製，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臺」。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製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製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製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臺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製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製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訪問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災難

受訪者：海陽（上海浦東居民）、小燕（上海浦東居民）

自從上月底上海爆發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大流行以來，這座城市已進入了封城的狀態。截止4月13日，這一輪的爆發已造成了累計13萬宗官方承認的確診病例，但官方仍沒有確認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專制官僚粗暴的封鎖隔離政策已出現了大量的次生人為災難，造成不少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現食物短缺，老人和長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國勞工論壇訪問了幾位現居於上海一對夫婦，以第一手訊息了解他們在封城狀態下的生活情況，官僚引發出什麼樣的次生災難，以及中共的資本主義危機下對城市民眾造成多大的衝擊。本文是訪問上集，下集將於稍後刊登。

問：你可以簡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狀態嗎？

海陽：我和妻子兩人住在浦東，雖然政策上說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實上由於浦東這邊幾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據我所知大部分地區都仍然處於「封控」狀態，包括我們所在的小區。我們已經被封鎖了整整半個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檢測）和領物資外就幾乎沒出過家門一步。小區業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說有新增確診，所以現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封控到猴年馬月，沒完沒了了這是。

問：在這過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海陽：就是讓我們在家呆着，每隔一兩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騎着車在樓下轉圈，拿着個擴音器喊「哪棟樓的下來做核酸啦」。有時候就是有無人機在小區飛來飛去廣播。當然大家最留心的是聽着什麼時候領食物物資，不過坦白說，以他們（居委會）的辦事效率和作風，真旨望他們的話我家都已經餓死好幾次了，最終還是得靠自己打聽哪還有團購？哪些團購最快發貨和最有機會能送過來？所以微信群里大夥除了喊餓就屬這些消息交流得最頻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關靜音的，現在那怕大半夜聽到有信息都嚇得馬上爬起來看，生怕搶（購）不到菜。

問：半夜還會有團購的消息嗎？

小燕：有的，你得馬上爬起來參團，一下子就滿了，就像我們以前大學學期初搶科那樣，有時候送貨的甚至會凌晨兩三點才送貨到小區。上星期小區半夜十二點還有人在小區賣豬肉，我想算是某種黑市吧，大家都說自己去買了就好，不要到處傳說。我買了四斤肉，220塊，比平時貴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問：當初準備封城前食品囤夠嗎？

海陽：你知道，我們都要上班，我們單位一聽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緊時間讓我們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沒有機會在封城前去買物資食品。再說讓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兩個月的食品嗎？大米白面我們家還是有存點的，但總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問：政府方面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什麼？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過一次物資包，裡頭呢就兩棵大白菜和八顆土豆（馬鈴薯），其中有兩顆土豆還已經發了芽不能吃了。這包東西也就夠我兩口子勉強吃兩三天吧。但這已經算好了，我知道別的小區有人只收到兩條胡蘿蔔跟兩顆洋蔥，你說這算什麼？有的小區的物資包被人撕了標籤然後拿去倒賣，我同事說他小區上個星期的物資包一早送到小區外面堆在路邊，但不知為何就是不安排送進小區分發，放了在外面整整兩天就這樣在你面前爛掉了。

然後就來幾輪垃圾車把它們拉走，我同事氣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區閘門口罵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說再鬧就直接當他陽性把他丟去方艙（醫院）。現在說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飯，反而不用擔心挨餓了。倒是現在方艙在大家心中反而有點威嚇性，「方艙醫院真神奇」。

問：那麼你認為現時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嗎？

小燕：其實全上海都沒人覺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政府那些官僚機械地執行着一條條的指令，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標，而不是所謂為了老百姓的健康。現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雲」（政府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根本沒用，可以說現在是半官方的承認了「健康雲」（裡頭的檢測結果紀錄）是假的。面那怕說你是陰性也沒有人會承認，而且是連政府都不承認，你想用上面的陰性結果去跟大白講道理，他們會大大方方的跟你說那是假的，我們不承認。你政府搞一個自己都承認是假的東西出來有意思嗎？那你說央視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確診可信嗎？而且有段時間我們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試管的，因為試劑上不夠了，結果就十個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試管，你那一組試管陽（性）了就再把你們一個個抓出來驗，或者乾脆不驗了直接拍你家門跟你說你陽（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離，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我們完全就是任由他們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說，你要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艙的條件更差！

問：那為什麼政府還要把人抓去方艙呢？

小燕：因為要「社會性清零」啊！就是在這個區域裡不能存在確診病例，於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沒病例了，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你在城外隔離點吃不吃的上飯穿不穿的暖，有沒有藥吃，他們不會關心，因為上面沒有指標說要確保你們這群「棄民」要得到什麼保障啊。這就說明他們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沒法跟那些大白講道理。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他要是體諒你不抓走你，萬一你把病毒傳染開去了，承擔責任的是他們；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後說搞錯了甚至你死了，他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簡單說，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監督他們，但他們卻有無限的權力去處理我們，還不用承擔責任。

問：對你們經濟的影響大嗎？

海陽：說實話，我們很悲觀，甚至說開始有點絕望了。我們公司春節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還大多是我們這年齡段三十多歲不到四十的員工，我太太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總覺得下一波就會輪到咱們。現在封了城，我的工資不發了，可老闆還是會發電郵給你讓你在家做點工作，按理說你工資都不給我發了我還工作個屁啊？！但現在這世道我們敢拒絕嗎？不能啊，就當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況好點，支半薪。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了，在家人幫助下還上了房貸，能靠存款堅持一下，但這樣寅吃卯糧下去也不是辦法，是不可持續的，可是你要問我將來在這怎辦有什麼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現在都想哭出來了我跟你說。政府那些經濟數據我就不跟你扯了，對我們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渾渾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幹了些什麼？很多個人的計劃根本實行不了，也不敢去實行啊。存款一點一點的流失，誰還敢節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學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處舉債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賣了，畢業十幾年來你以前有看過這光景嘛？所謂的經濟數據GDP他們（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這些發生在身邊的變化騙不了人的。

小燕：我慶幸的是我們沒要孩子，不然現在麻煩更大。身邊的朋友同事也被折騰得非常疲蔽厭倦，你這麼搞下去，我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所以現在開始愈來愈多人說共存不是沒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學群體裡頭，考了公務員的、國企的、在事業單位在體制里的最擁護清零了。「鐵飯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爛他們呆在家裡工資照發。可我們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數啊，我們真的會無以為繼啊。但我們對此有發言權嗎？我們能決定政策走向嗎？我們連晚上喊樓說要物資都馬上來一架無人機讓我們閉嘴，你看這場境是不是很戲劇化？所以我們小區的人其實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門給他鬧一鬧，畢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國被迫收緊一帶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帶一路」被中國獨裁者習近平譽為「世紀工程」。其承諾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用在整個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以確保中國能夠進入關鍵市場，並擴大中國的勢力範圍。但今天習近平政權發出的信息要低調得多。「一帶一路」不再被視為一張經濟王牌，中國政府越來越被迫縮減其野心。

（本文寫完後，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使東歐一帶一路項目充斥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很可能要被迫選擇要保住哪些投資，另外犧牲哪些投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由國家支持的大規模信貸熱潮，導致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產能過剩。例如，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行業有超過3億噸的過剩產能，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印度鋼鐵產量的三倍。生產過剩和盲目的無計劃擴張導致價格下跌、利潤縮水。中國資本需要在境外尋找機會來拉抬利潤。解決方案是一帶一路政策，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已經遍布140個國家。

在中國的主要煉鋼重鎮河北省，一些過剩的鋼鐵產能被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和西亞。超大規模的海外建築合同得以擬定，以滿足中國建築業的需求。在泰國，中國的德龍鋼鐵公司正在建設一個年產60萬噸的鋼廠，該公司將持有55%的股權。中國資本主義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國際上要表現得更強勢。

全球最大的債主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使得債務國形成極端的債務依賴。中國占全球官方雙邊債務的65%，至於「隱藏」債務甚至更高，因為許多向中國私人銀行借款的國家必須簽署保密條款。當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並不是由中國所創——美國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債務對新殖民主義世界進行經濟支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對於工人和窮人來說，這種債務負擔意味着無盡的苦難、貧窮和剝削，無論它打着哪面帝國主義的旗號。

一帶一路政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從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據跨國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非洲這個帝國主義新冷戰的關鍵戰場，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從2017年的11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33億美元。中國最大的投資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一些項目建設陷於停滯。巴基斯坦央行報告稱，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間，中國投資下降了50%。在這些停滯不前的項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鐵路的升級項目耗資68億美元，這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旨在將中國新疆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通過2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連接到曾經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鎮瓜德爾。中國正在將瓜德爾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這裡曾發生過激進的群眾抗議，部分反映出對於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反而使他們的狀況惡化，當地人民非常不滿。

「一帶一路」失去動能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中國公司建造和控制，資金來自中國資本家的貸款，主要雇用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些投資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開採和運輸自然資源，來有利中國經濟。這些資金的另一大部分則是分給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以幫助他們以舞弊贏得選舉，並確保他們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劇了「一帶一路」項目的進展放緩、延誤和項目引發的緊張局勢，也導致許多貧窮國家無法償還貸款。但最終這也標誌着中國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為它面臨着長期停滯，背負着驚人且不可持續的335%的債務與GDP之比。「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中共也因此面臨着縮減「一帶一路」規模的壓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供應鏈脫鈎、保護主義抬頭的世界裡，中國資本家必須確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國市場。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國內消費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於2000年水平。疫情爆發以來，消費受到嚴重打擊，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將導致消費面臨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造成許多地區的政府雇員減薪20-30%開始。這些問題將因新冷戰而加劇，中共政權將資源集中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對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難。

對中共獨裁來說，「一帶一路」計劃和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是展示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優越性、進而爭取中共政權威望的工程，並與西方投資者（部分出於安全考慮）不願進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動盪地區形成鮮明對比。中共對於巴基斯坦所作所為與中國在新疆的新殖民主義剝削有些許相似之處——在新疆，國家鎮壓伴隨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長。在瓜德爾，巴基斯坦政府對當地原住民實施軍事鎮壓，而在俾路支省，當地已經形成具相當規模的獨立運動。當局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俾路支省的軍事部署，同時為了鎮壓反抗，還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群眾抗議

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已在俾路支省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個300兆瓦的煤電廠、一個國際機場和瓜德爾港。儘管如此，瓜德爾的當地俾路支社區仍然缺乏食水、電力和其他基本設施。包括中國船隻在內的拖網漁船的湧入，也使支撐當地經濟的許多瓜德爾漁民丟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運動的賈馬爾·納西爾·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說：「參與破壞當地魚類貿易和俾路支海生態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將領和中國人共同擁有的。」

在秋季的數周，俾路支當地人民對伊斯蘭堡政府和北京對該地區資源的掠奪發起了反擊。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大多數為女性的示威者占領了中國控制的瓜德爾港的入口和一條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數有時達到數十萬，他們要求工作機會、清潔的食水、改善衛生和教育設施、保障當地漁民的權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網捕撈。抗議運動由右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大會黨（JI）主導，該黨與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密切聯繫。該黨利用抗議活動為平台，用來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國家統治精英中的談判能力，並壓倒俾路支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團體的影響。儘管這些團體沒有發起抗議，但當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似乎缺乏獨立工人組織的決定性投入，也缺乏對打擊中國帝國主義和巴基斯坦統治階級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綱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斯蘭大會黨的領導過往有親中的記錄，當然這些群眾抗議並無揭露伊斯蘭大會黨這一點。抗議活動一度威脅到中國對瓜德爾港的控制問題——通過40年的租約，中國拿到91%的瓜德爾港收入。但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只是把這個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讓巴基斯坦政權在拖網漁船問題和其他一些主要訴求上做出讓步。儘管在領導和綱領方面存在缺陷，但這場運動是一個有力警告，凸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正在醞釀的不滿情緒。

窮途末路的鐵路？

同樣，在老撾，中國去年開通了一條價值59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當地人民在其中卻無從受益。這條鐵路旨在將中國與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市場連接起來，而老撾只是一個「路過的國家」而已。這條全長422公里的鐵路在老撾只有21個車站，這很難滿足一個61%的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本質上是中國的公共基礎建設計劃，碰巧存在於另一國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鐵路所製造的債務可能高達老撾GDP的三分之一，而一黨專政的老撾政府只持有該鐵路30%的股份，其餘由中國企業擁有。

真正有利於老撾的基建，是地區性的鐵路和公路網絡，來幫助當地農民與分銷中心連接起來，而不是為一條其實只為中國資本和北京政權的區域野心服務的鐵路，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基礎設施並不必然是好東西：我們必須問道，基礎設施為誰服務？對這條老撾鐵路來說，還有更多壞消息從鄰國泰國傳來。泰國政府在2014年軍事政變後簽署了多項一帶一路協議，但現在對於部分項目，泰方開始從北京轉向投靠美帝國陣營了。泰方也在猶豫是否要推進一些一帶一路的鐵路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連接到北方的老撾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在泰國的挫敗可能會破壞中國至新加坡的鐵路總計劃，使老撾的鐵路更像是個大白象工程。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加劇，使美國和歐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分庭抗禮。中國的這兩個競爭對手的計劃都相當乏善可陳。歐盟的「全球通道」計劃暫定預算為3000億歐元，但受到冷遇，因為「歐盟的錢包沒有中國那麼大」，而且根據法蘭西24（France 24）的報導，它「來得太遲了」。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無法像一帶一路那樣，在2017年那樣變出一萬億美元，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整體上面臨着新的不穩定。正如ISA在《無序時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樣，各國為對抗疫情的經濟影響而進行的歷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債務水平飆升至創紀錄的22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種債務負擔正在壓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為海外大規模帝國主義開支計劃提供資金的能力。

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升溫，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不穩定。這只能意味着各國統治階級會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攻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權利，以應付中美兩國的軍事和經濟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團，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將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國際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反對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通過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上海封城已進入第七周

上海這座擁有28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歷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時封城才會結束。當前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是中國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爆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徐建國表示，無論從經濟損失規模還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漢疫情嚴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全中國近50座城市的3億多人口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經濟癱瘓及人道主義危機。封控的實施極為殘酷，並帶有官僚主義粗暴作風。這些都引發了群眾對政府前所未有的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體上揭露警方暴力的發文和視頻中。這些內容很快就被中共審查機器刪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聲》這樣的被禁視頻，卻有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在過去一周，上海當局按照習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層的命令，加強了封控措施。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戶的訪問，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大白」衝進居民家中（有時根本是破門而入）噴灑消毒劑，並將人們帶到集中隔離點。這些隔離點均是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其廁所和淋浴設施都很差，人們的隱私無法保障，食品供給不足。最新實施的更嚴格封控規定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檢測呈陽性，其所在整棟樓住戶都會被拉去集中隔離。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殘酷、極度令民眾反感，而且浪費資源、帶來反效果。醫院和醫保體系的人力財力，正被調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和管理集中隔離點。這樣一來，當局搞錯了優先事項，老年人和體弱者的疫苗接種則受到影響——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群體，而這一群體當中仍有40%未完全接種疫苗。綜觀全國，這一關鍵群體接種疫苗次數，已從4月份的每周60萬劑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萬劑。中共政權出於民族主義動機，不願批准進口更有效的外國mRNA疫苗（例如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這是抗擊疫情的另一阻礙。

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全面專注於鞏固他的一人獨裁——轉變自中共以前的「集體領導」獨裁統治模式。習近平現在正把他聲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作為實質上的效忠宣誓工具，來嚇阻反對、不滿他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黨內資本權貴。在其他危機議題（香港、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冷戰）上，習近平的默認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質疑時，在自身原本立場上走更遠。

因此，儘管釀成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社會上也浮現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但習近平似乎仍打算將「清零」政策至少維持到二十大。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對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卻批評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他這番言論在中國媒體被封殺。過去幾個月，中國幾位知名病毒學家也針對「清零」政策，提出了類似批評——當然，這些評論已經被中共審查機器和諧掉。

清零政策的偏執重創中國經濟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加上中國民眾接種的國產疫苗保護力欠佳，導致疫情比以往更難以控制。習近平近乎偏執地堅持繼續執行強硬的清零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愚行不僅無助於應對當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駭人的人道災難。在經濟層面上，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發的疫情襲擊了沿海經濟重鎮，除了上海還包括深圳、廣州。令這些重點經濟紛紛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閉狀態。據日本野村銀行估計，整個中國現時有4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狀態之下，他們在過去每年平均貢獻了大約7.2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值。

增長目標

中國政府為2022年制定了5.5%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而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長為4.8%，當然這數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於年度的建設和投資項目剛剛啟動，第一季度的數字通常會稍低。然而，由於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封城狀態是由三月底才開始，對經濟的影響將在第二季度才開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嚴厲封城政策會對一個城市經濟造成多大影響？這數字可以參考同樣進入封城狀態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約早半個月開始實施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部分地呈現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長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數字出現了驚人-7.9%的負增長！雖然東北三省的經濟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狀態，但對比起黑龍江5.4%與遼寧2.7%的增長，吉林的經濟衰退可謂墜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預計，上海第二季度的經濟數字將會出現嚴重萎縮，可能將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而作為經濟中心的上海，它的負面效應將輻射全國，長江三角州地區工業重鎮首當其衝陷入了癱瘓狀態。因此，在理應帶動全國全年經濟增長的第二季度中，中國的數字很大機會急劇下降，而全年的經濟增長也非常不可能達成5.5%的目標。這對於一直走低的經濟增長走勢而言是一個噩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中亦將中國本年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4.8%下調至4.4%，但也警告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因此總理李克強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識到每一波疫情的爆發都將帶來愈來愈高的經濟代價，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刺激措施。但具體要如何「平衡」？中共當中似乎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而當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與病毒共存，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仍堅持清零政策，大規模的停工極大地影響了生產與供應鏈的運作，令外國資本深感憂慮。尤其是這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經濟動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脫鈎進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國公司也將加快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顯示， 58%受訪在華美資企業下調本年營的收預期，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劃被推遲或已計劃減少投資。商會更稱假如中國繼續清零政策，將會有更多的跨國企業考慮轉移到其他國家。

資金外流

加上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令外國投資者更加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西方集團至少在短期內更具凝聚力，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包括未來遭遇今天俄羅斯式制裁的威脅，以及經濟脫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另一個額外的風險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率差距，美聯儲提高了美國的利率，並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推高。外資加快了撤出中國。根據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4月份外幣存款錄得了負增長，減少488億美元。這種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對經濟衰退威脅的普遍悲觀情緒和中國企業違約潮。

外國資金的抽離直接導致了股票市場應聲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國股市就累計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數自今年以來下跌下20%，令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了僅次俄羅斯的全球表現最差股市。

內企危機

當然，這些負面因素並非只針對於外國資本，國內企業同樣面臨停業停產、工人被裁、消費疲弱、以及債務違約等危機。由於疫情主要爆發在主要工業區，被封控區內的工廠生產線的停工停產影響了下游供應環節，令其他沒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也面臨原料或零件不足而無法生產的困境。華為消費者業務CEO更表示，5月份之後， 所有涉及上海供應鏈的科技和工業產業都將全面停產。而對於停工的製造業企業而言，停產直接造成產品無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預期將會出現大量的違約訴訟，尤其是對外資企業的違約問題，令國內的資本最為頭疼。

有趣的是，網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無法生產，造成海外合約訂單無法如期履行合約交貨。外資方面卻堅持央企要為違約作出賠償，理由是因為中國對外的主要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稱當地沒有受疫情影響，工廠已經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領導稱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不應作準，真實情況要看BBC或者CNN的報導。

這反映了不管是實際的封控政策乃至宣傳造假都對企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和困難，即便是國企都在面臨危機，那麼對抗風險能力更低的私營中小企而言，情況更是令他們感到絕望。對很多於處封控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業而言，長達超過一個月的停工停業令他們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經濟日報》報導，4成受訪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表示他們的現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撐1個月。這意味着到了六月，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將要面臨倒閉。而中小企業支撐了中國62%的GDP，當中九成的中小企屬於製造業。假如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將不僅僅是會在數字上重創中國資本主義的成績單，更會連帶波及上下游供應鏈企業，引發經濟危機的漣漪效應。四月份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PMI指數數字在G20各國中雙雙墊底，情況甚至比深陷戰爭泥潭同時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力制裁的俄羅斯還差。PMI是一個顯示市場狀況和公司預期增長或收縮的指數。

「史上最難就業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率高達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達40%，這些地區的製造企業可謂已經處於整體崩潰的邊緣。而這些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已經觸發了就業危機，而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擊了城鎮的服務業，偏偏服務業正正是中國城鎮最大的就業源，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已達到5.8%，打破了「十四五規劃」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創下了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青年群體的情況，16-24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8%。5月初，全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只有約20%，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且這個所謂的「城鎮失業率」的統計設計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失業後沒有任何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無法長期留在城鎮中待業只能回到農村生活，這樣的農民工自然就不會被統計入內。而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中的絕對主力，農民工失業的情況比城鎮居民嚴重得多。

同時，在幾年前還相當繁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多家互聯網大廠的裁員幅度更有高達兩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業員工被迫轉業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零散工種以維持生計。現時，全國8.8億勞動人口中有2億人口屬於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強在會議上就罕有地直截了當稱目前全國就業形勢「嚴峻」，並同時提出通過「促進平台經濟（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鼓勵創業創新以帶動就業，這一立場似乎於習近平早前對互聯網行業嚴厲整頓的方向大相徑庭，突顯了兩人在經濟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態上的分歧。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權鬥之一部分。

過去作為決定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房地產市場亦隨着債務問題引爆了金融泡沫後深陷困境。根據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數據，3月份百強地產公司的房屋銷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也從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趨勢中國的地產開發投資即將錄得負增長而陷入萎縮狀態。事實上，全國房屋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已經雙雙嚴重負增長，分別下跌了13.8%銷售面積和22.7%銷售額。這些出自中國官方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都明白無誤的表明了房地產市場已正處於一場毀滅性的危機當中。

對於這一系列的危機，中國政府將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方法？首先綜合來看，在過去，拉動經濟的三個火車頭──消費、出口、投資，現在都紛紛都出現了問題，消費品零售總額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車銷量腰斬。外貿訂單無法履約，進出口中斷，三月的外貿訂單下跌了一半。中國海關總署公布，3月進口總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來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預計應當是上升8%。上海海關從業者粗略估計，自處於封控狀態以來，每日的帳面損失達100億元人民幣。

四月份災難性的金融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數據，這份數據即便在中國政府極力修飾下依然顯得非常慘澹，某些數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更為惡劣。報告顯示，4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跌51%。人民幣貸款增量6454億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貸款的總量更是萎縮了605億。

有人認為，人民銀行一反常態地沒有像往常一樣於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數據，而是選擇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於人民銀行深知數據反映情況非常惡劣，一經公報很可能觸發投資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恐慌與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貸總量的收縮代表中國民眾的購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國政府希望放寬貸款，人民銀行亦決定於4月25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民眾亦不願意再加槓桿舉債消費。中國政府亦嘗試重新加熱房地產市場，針對個人層面，全國各地已有上百個城市開始陸續為房屋限購政策鬆綁；而對於房企層面，中央所謂的三道紅線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實亡。但從人民銀行的數字上來看，這些間接的刺激政策都沒有收到效果。

「潤學」

因此，外界普遍預計中國在2022年會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資，通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並解決需求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了多年的超大規模基建投資，中國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於飽和狀態，再次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效果已變得非常低下，且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這樣暗淡的經濟環境，加上當下普遍民眾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經濟危機折騰得近乎山窮水盡，對未來前境失去信心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共識並形成了社會氣氛。近日一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正正道出了這種心態，視頻顯示了身穿白色防護衣的警察上門要將戶主拉往強制隔離，並威脅戶主稱如不就範就會面臨處罰並會禍延三代，戶主則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潤學」，所謂「潤」就是音譯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討論如何逃離中國。這是繼「內卷」及「躺平」思潮後更為激烈和直接的熱門話題。

部分人現時將希望寄託於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後， 經濟重回正軌。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幾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樣只會一波又一波的反覆出現傳播。假如每一次傳播就導致一座中國的城市封控一個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全年都沒有一天是處於「正常」狀態，經濟活動將永遠不可能「重回正軌」。因此，為了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挽救經濟，政府可能假裝清零，民眾假裝相信，但事實上與病毒共存。然而毫無疑問，出於確保習近平終身執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變都必須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舉行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多少企業和多少基層勞動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見得能迎來改變？

危機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情況是自「改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接近懸崖邊緣的時間（假如不是已經在往下墜的話）。我們在1月份《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社會上已開始出現信心危機，而僅僅三個月的發展就印證了我們的預測，而上海乃至長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這一個進程，擊破了民眾對未來的最後一絲冀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中國隨時都有機會出現爆炸性的經濟危機消息。同時，這次危機亦直接顯示了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的專制以及所謂的面子，令中國社會與基層勞動者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都因危機陷於癱瘓，而中國的極權統治現正加劇自己的資本主義危機。要擺脫這一困局，只能通過挑戰專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經濟，科學而民主地制定合適的公共衛生政策。

「潤學」興起反映中共民族主義維穩愈發無力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麼廣大基層工人怎麼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上海在過去超過一個月的封城災難中，居民一直面臨被困在家中或小區內，不允許外出購物而導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藥品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由於將2800萬居民封鎖幾星期根本是荒謬且不可行，加上腐敗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發放的物資對於上海居民而言不過杯水車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設法團購以緩解困境。然而，在整個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卻有着最充足的供應量，保證每家每戶都至少能有兩盒。民眾自然而然的質疑：這到底是「神藥」還是另一個為煽動民族主義而編織的「神話」？

藥廠的辯解

首先，對於這款中成藥，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絕對不是針對新冠病毒所研發和生產的，而是由製藥企業「以嶺藥業」在2004年「花了15天時間研發」出來的一款中成藥。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發之時，5月藥廠就在《植物醫學》（Phytomedicine）中發表報告指「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的「主要臨床症狀（發熱、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壯持續時間有所縮短。因此，此藥隨即被國家衛建委列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同時藥廠也聲稱「研究報告」指「連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陽性感染率達76%。這些基本上就是藥廠面對質疑自我辯解所提出的「證據」。

而然仔細檢視，這些所謂的「證據」非常薄弱。這款中成藥事實上是2003年針對SARS非典型肺炎而開發的，而由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對短時間內就平息，因此在研發過程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病患作為樣本，隨後的隨機對照試驗以及第四期臨床試驗也就不了了之。隨後在2009年，以嶺藥業再將此藥註冊研究用於H1N1流感的治療，報告的結果被認為未達統計學意義。

直到2020年，「連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東風，在被吹噓為「國士」的鐘南山背書下，成為了中國對抗疫情的神藥。《社會主義者》雜誌諮詢過一位香港註冊的中藥藥劑師的意見，她認為，以中醫體系的角度來看，「連花清瘟」的藥方僅僅是對於「症狀」有效，而並不代表對「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預防」作用。

相比起藥效，更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利益輸送問題。2015年，鍾南山就與以嶺藥業的老闆吳以嶺簽訂了關於連花清瘟藥品的合作研究項目，並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嶺肺絡聯合研究中心」。因此，鍾南山本人與以嶺藥業有着明顯的利益關係，然而，這一層關係卻沒有在任何一篇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公開披露。

不僅以嶺藥業，同時被納入衛建委《診療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藥液，由紅日藥業生產，而紅日藥業正是鍾南山作為董事的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持股12.5%）。

這樣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下卻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連花清瘟」有着絕對充足的存貨，保證送到每家每戶手中。據統計，這樣的貨運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間全部運力的三分之一。以嶺藥業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代價卻是由民眾承受着這些藥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風險。

又是民族主義

中共顯然把這一場新冠疫情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表演舞台。習近平為了豎立他所認為的「民族自信」，甚至將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學人為地對立起來，讓大批網絡水軍攻擊詆毀各種現代藥品的安全性和療效。這一點甚至連很多中國的傳統中醫師都感到費解。中共一直宣稱自己之所以要堅持清零政策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事實是從製藥企業到病毒檢測機構都在過程中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根據《福布斯》雜誌表示，中國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來自醫療或醫藥產業的。中共專政官僚與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本家各得其所，而沒有任何選擇權和發言權的民眾卻只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因此，維護群眾的利益和健康，不僅僅要挑戰中共的官僚專制，更要打倒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譯運動

眾所周知，中共的內外宣傳有著天壤之別。多年以來，通過建立嚴格的輿論管制體系，設置網絡防火墻、控評、利用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等等，以更好的操縱和愚弄中國的人民群眾，為自己服務。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上更是將這一手段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在國際上采取模糊的“中立立場”，既反對對俄制裁，並且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譴責俄羅斯，但又給烏克蘭提供所謂的民用物資捐助（這背後必然是基於利益考量），試圖在海內外群眾面前裝扮成“好人”；這些虛偽愚弄了澤連斯基政權，使其要求中國政府向普京施壓停戰。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親俄國公開支持侵略戰爭的輿論報道（包括假新聞）充斥內地網絡平台，甚至通過自己的喉舌媒體發聲去支持俄羅斯，比如播放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宣傳片進行暗示，卻限制同情烏克蘭或者宣傳反戰思想以及資訊流出，在這種封閉式單方面灌輸的影響之下，宣揚暴力以及好戰的狂熱民粹主義思想在內地網絡甚囂塵上，比如在俄羅斯剛剛發動侵略後，有關“趁機收留、帶走烏克蘭美女”的性騷擾言論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譯運動（英語：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簡稱TGTM）應運而生。這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旨在翻譯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媒官媒的部分報道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控制與洗腦”，以展現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立場以及中國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慘景象，促使海內外華人從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與政治宣傳中脫離。3月17日，大翻譯運動官方推特發文稱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實的翻譯“謊言”。

打破中共的兩面三刀

大翻譯運動最早起源於Reddit論壇的數個中文子板塊之間，該運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翻譯為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簡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鎖，戳穿中共玩兩面手法的宣傳謊言以及中國官方媒體橫行多年的民粹主義遮羞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大翻譯運動出現後，就立刻引起中國各大媒體的極度不滿與貶斥，以至於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等等都要反覆高呼“過激言論不可取，極端言論不必理”、“境外勢力別有用心”的口號標語了。

對於大翻譯運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辯證地看待，它是充滿矛盾的。運動中有進步也有不甚進步的元素。它無疑可以在教育群眾和揭露國家宣傳中發揮正面作用，但單靠它卻不會帶來改革。它並不能迫使獨裁政權的媒體自我糾正。現存體制並不能通過施壓而自我改良。需要一個政治力量來運用這些資訊，並將之聯系至一個鬥爭的綱領。只有建設一個群眾性工人運動，組織所有受壓迫階層來反對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同時也要注意到大翻譯運動群體構成覆雜，大量成員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資產階級民主，妄想通過文宣工作推動所謂西化，並且相當部分參與者也是右翼種族主義者（因為痛恨中共而遷怒到整個中國人群體），不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改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大翻譯運動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經濟病毒正在侵蝕中共（同時危機也在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和青年，以至工人階級對現存秩序感到絕望。當今局勢更加展示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左翼反共人士]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監

東區法院昨天的裁決，是向所有反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及日益加強鎮壓的示威者發出預兆警告。

兩名香港的左翼活躍分子（23歲的黃軒瑋及27歲的周諾恆）因2011年抗議港鐵加價，被判監兩星期。港鐵於豐厚利潤情況底下提高票價，令民眾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鐵。港鐵公司不單於全球營運公共交通，同時更是房產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產市場價格高踞不下。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指：「此裁決是政治檢控，旨在傳遞一個政治訊息 ── 抗議行動若不溫馴，將會面臨嚴刑峻法。」

去年4月，兩名示威者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演講時，衝上講臺抗議而被重判，可見所謂「獨立司法機關」的過度反應何其荒謬絕倫。黃軒瑋及周諾恆被控「擾亂公眾秩序」，而法官李國華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動引起其他人仿傚。黃軒瑋是社會民主連線(LSD)成員，是該黨去年區議會候選人之一；而周諾恆並非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但受社民連線前主席陶君行雇用為助理。

抗議權利被判定為犯罪

正如我們先前於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資本主義建製試圖限製香港的群眾抗議，包括對反對政府的批評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謬指控、加強警察鎮壓等，以及一連串如採用會打壓現有民主權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受更大限製。

中港兩地情勢互相映照，香港進一步趨向更專製的統治模式，而中國內地則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加強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北京政府控製香港政府，並透過與財團、媒體和學術精英的牢固紐帶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當今視香港的激進抗議文化為威脅，恐懼其擴散至中國內地。尤其是遍布內地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超過18萬件）、如烏坎村(2011年9月-12月間)所展示部署精密、組織強大及有計劃的抗爭行動，以及最近的連串罷工事件，可見中央政府的恐懼。

被拘捕示威人數上升8倍

為了緩和極權政府的憂慮，香港政府盡其所能去展開本地的鎮壓，使很多評論員指出香港政治情勢正在「大陸化」。統治階級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眾抗爭運動曾阻止廿三條。

自從去年鷹派作風的警務署署長曾偉雄上臺後，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曾偉雄上臺首年，總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數字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大約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議場合中所謂違法，仍然等候審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沒有人被判監。但從本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連受到打擊

資本主義建製目標明確的要打擊社民連及其同盟（即被媒體標籤為「激進派」各類分子），試圖將該黨的行動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眾印象。政府更嚴苛的起訴及裁判是打擊社民連的手段之一，以懲罰其作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組織「五區公投」運動，而獲得反政府的五十萬票。北京極權及其香港傀儡政客決心要以打擊社民連為示範，表明對任何抗爭及挑戰零容忍。

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重判仍於上訴中，但應該以連串抗議行動作出反擊。除非如此，統治階級必然更進一步採取手段打擊社民連及其他抗議人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人被告「刑事毀壞」及「行為不檢」，正在等候判決。有很大風險，法庭會基於政治考慮會宣布類似的重判，而「長毛」若被重判，有風險會被禁止於本年9月份的選舉中捍衛其立法會的議席。2008年選舉中，「長毛」第二次被選進立會，獲得民選立法會議員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黨分裂，而右翼政黨進一步靠攏北京，並鼓吹民主抗爭中「妥協」，令動員群眾反對政府鎮壓的任務和捍衛基本民主權利變得更為困難和複雜。

我們需要發動強大的抗議行動去反對這件政治檢控事件。現在必須立即開始動員青年及工人去捍衛「長毛」、黃軒瑋、周諾恆等政治被告，並揭露香港統治者的專製。遊行示威的「暴力」無疑是被資本主義媒體及政客誇大渲染，但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衝突行為會被親政府陣營（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縱容下）借助去混淆視聽，令一部分本來同情抗爭運動的民眾失去正確判斷。

遊行應該作充足準備，選舉產生的代表及幹事去管理安全問題，並應對警察的衝突策略。於當前形勢中，佔領行動、靜坐抗議等抗爭策略是正當的，應該透過參與組織及政黨選舉代表的委員會，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準備及協調。為達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須高度紀律，以及有意識地呼籲無經驗的新的不滿的階層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眾等）加入陣營。

團結抗爭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呼籲左翼分子緊急回應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裁決。我們必須於上訴程序完結前，立即組織抗議行動。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協調會議，邀請各界希望反擊政府打壓的人士，擴展及協調抗爭陣線。如果被告的上訴被否決，我們更要呼籲國際性的擴爭行動，針對於澳州、英國和瑞典有營運的港鐵公司。

「反廿三條、捍衛民主的抗爭已經受到威脅，我們要立即開始，以抗議及活動去反對法庭苛刻的裁決。」鄧美晶說。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對黃軒瑋和周諾恆的裁決
反對政治檢控，捍衛香港示威權利
反對廿三條重新立法
支持群眾抗爭、建立真正群眾工人政黨，是爭取民主權利的不二法門

香港討論會：年青人如何組織起來？

澳州社會主義黨（即工國委CWI澳州支部）墨爾本市議員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於1月10日-13日期間來到香港，與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爭經驗。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會主義行動於社會民主聯機總部舉行討論會，有約二十人參與。會中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介紹維多利亞州一個代表快餐店和零售業工人，名為「聯合」（UNITE）的戰鬥性工會。 「聯合」工會旨在廢除「青年工資」、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資水平。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亦是講者。

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簡介澳洲的情況：

相對於陷入經濟崩潰的歐美，澳洲的經濟仍未陷入實時危機。澳大利亞經濟以中國為緩沖區，向其輸出大量礦產，使國內礦業十分發達，不過這只是單一行業發展。只有資本家賺錢，其他產業的工人收入都不斷下降，特別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聯合工會」成立了，為了對抗剝削，重建具階級意識的工會，並取代現時的工會官僚。

新自由主義肆虐，使公司利潤不斷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卻不斷下降。同時，舊工會並沒有激化階級鬥爭，更向資本家靠攏，以致成員數量不斷下降。現在最受剝削的工人為：女工、青年和外勞。

安東尼重點指出了澳洲工人兩大問題：散工漸漸取代長工，工資不斷下降。

A. 散工問題：

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老板爭相剝削工人，紛紛把長工轉為散工。以件薪、日薪、時薪等計算工資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規化，同時減少工資，工時不穩，無有薪假，也無醫療保障；令多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們失去前景。

B. 工資低廉：

澳洲有兩種不同的工資，一種是專門給年青人計算的，最低工資是建基於工人的年紀（15歲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資）。歷史上，雇主們聲稱女性的經驗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現在，同樣的論調卻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並沒有半價消費，如交通並沒有優惠，所以這是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當年女工的能成功爭取同工同酬，是由於她們建立了戰鬥性工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但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卻沒有，可見舊工會的無能。

今日「聯合」工會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堅定的立場，形成新力量。他們近年的最大抗爭針對大型連鎖便利店7-11，那裏的工人多為外勞，是來澳讀書的國際學生，他們領的工資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7-11的利潤是十三億澳幣，都是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

但要組織國際學生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生簽證是有限製的，一星期只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為了幫補日常開支，只能被迫違反逗留條件，超過工作時間上限。要為他們爭取權益更為復雜艱難，因為不少工人害怕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革職，故此「聯合」工會很多時只能作暗地裏組織，當有必要時才高調抗爭，於媒體曝光。

C. 工人抗爭：

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克扣了的工資還給工人，更把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剝削犯雇主判監。但後來7-11的回應卻是把店鋪易手，變相解雇了現有的一批工人。舊工會普遍不支持「聯合」工會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輕工人加入工會運動。

安東尼認同，工會必須政治化，且具戰鬥性和進行階級教育。要想辦法組織青年工人，反對舊工會的官僚；歷史會把工會官僚丟進垃圾桶。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使資本家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所以「聯合」工會會提供一個戰鬥性的替代，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抗爭模範，教育工人。

長毛發言：

長毛又簡介了香港的工人運動之現況，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香港仍有工會組織，但其參與率低，也不積極去從事抗爭，所以舊工會領導下的工人難以爭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鬥爭多數是防守性的野貓式抗爭，隨著危機解決，抗爭便會結束；難以發展成獨立工會運動，更難使工人們產生階級意識。不過，大量的野貓式鬥爭，也可以刺激主體抗爭，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擊退快餐連鎖店大家樂的＂扣飯鐘＂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飯時間計入工資，變相減薪），社民連和社義行動等組織進行一系列的野貓式抗爭，爭取了媒體的關註和群眾的支持，更有網民發起抵製行動，終迫使大家樂高層屈服。

長毛略述了香港的經濟特點：由地產及金融霸權掌控。而工人階級的成份，則由原來的傳統工業工人，轉移成為保安和清潔（多數是中年工人），還有連鎖店的服務員（多數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業員工。

他又舉出以往的失敗工潮為例：

1985年地鐵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爭論：罷工應否影響香港地鐵的運作？但當時的地鐵工人警告資方太久了，卻無更多行動，結果遭資方各個擊破。 1992年春節，國泰空中服務員及機師罷工，工業行動會對資本主義有決定性的破壞，但工會卻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不在春節客貨運高峰期罷工，而在假期之後；這當然就導致了工潮的失敗。

另外，資本家利用女性歧視降低工資，現時工會都沒有處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為失業後備軍。

兩位講者的發言結合討論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與工運發展。這凸顯出香港工人階級與青年要捍衛自身的權利與利益，必須要推動和建立有組織的戰鬥工會和工業行動，並將之與政治教育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張蜀傑被迫逃離中國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國委CWI）支持者24歲的張蜀傑的遭遇充分說明了中國日益嚴峻的鎮壓形勢,越來越多的左翼活動分子和批評者正成為當局打壓的目標。

張蜀傑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一直以來致力宣傳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捍衛工人權利。他是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的撰稿人和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工國委（CWI）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等眾多國家地區擁有廣泛的成員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來，張蜀傑成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的記者。網站和雜誌都在中國大陸境內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張蜀傑成為中國最新一輪鎮壓浪潮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專製當局極端恐懼因埃及穆巴拉克專製統治倒臺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鬥爭在中國引發連鎖反應而采取這一輪新的鎮壓。中國左翼活動分子日益成為當局鎮壓的目標，而他們的困境卻幾乎很少得到全球資本主義媒體的報導。資本主義媒體喜歡把重點放在自由主義或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因為他們的思想更接近這些媒體的口味。

張蜀傑2011年10月在工國委（CWI）的同誌們和其他中國大陸、香港和歐洲的朋友們的幫助下，躲過警方的監視而設法離開中國。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愛爾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愛爾蘭支部）的愛爾蘭國會議員喬-赫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會民主聯機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假如當時張蜀傑繼續留在中國，他將可能面臨長期監禁；國家安全局威脅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這可能導致判處長達十年有期徒刑。這些指控今天經常被用於打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國家機密」的概念非常籠統，既包括質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難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包括中國實際持有的外匯儲備的金額。張蜀傑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國會召開的關於中國人權和當局鎮壓的聽證會上將討論張蜀傑的案例。

當局是如何進行鎮壓的

張蜀傑2011年2月24日在重慶市被國家安全局的警方拘傳。這時正值中共當局開始發動大規模先發製人的鎮壓，旨在扼殺由中東劇變引發的在中國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討論。張蜀傑被拘傳期間既不允許聯系律師，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訴他，他們知道一切有關他的活動情況；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與他接觸的人的信息，「交待」他與工國委（CWI）的關系，並同意與安全機關合作；否則他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蹤」。而這是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采用的典型的鎮壓手法。

當張蜀傑第一次被警方拘傳時，被控製超過28小時；期間他被沒收眼鏡和被迫站立長達數小時，警方更長時間拒絕提供食物。盡管他從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計算機、手機、銀行卡和個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為證據沒收和檢查。他被警告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而面臨數年監禁。他只有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才能避免這一厄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張蜀傑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但是，不為國安警察所知，與他們指示相反的是，張蜀傑還另外秘密地與工國委（CWI）同誌進行聯系以尋求建議和幫助。

在隨後的數個月內，國家安全警察閱讀了張蜀傑與其同誌之間的往來交流，並指示他如何答復。警方勸說他自願去香港出席會議，而警方將支付所有旅行費用。同時，他們給他詳細的指示，要求他在會議期間用手機拍攝參與會議人員的照片，並收集他人的個人信息。當重慶市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工國委（CWI）相關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的時候，同時也訊問其他相關的激進勢力團體的情況，如香港社會民主聯機（LSD）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想知道梁國雄與工國委（CWI）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因為張蜀傑在此前參與香港會議時曾見過梁國雄。不過，社民連是一個激進的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工國委（CWI）之間沒有聯系。

中國大陸的警方和法院是無權在具有獨立司法體系的政治實體香港進行執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結社權受法律保護，大陸的國家機關無權幹預或監視相關活動。

這就意味著，重慶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以監禁相威脅，指示張蜀傑在香港從事違反基本法的活動。這些安全官員隨後還支付了張蜀傑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會議的旅行費用，並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動人士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張蜀傑無意為當局進行骯臟的竊密工作。他暗中與工國委（CWI）的同誌進行聯絡，在逗留香港期間離開中國。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專製當局的野蠻統治和無法無天，盡管其一直試圖給外界製造尊重法律遵守規則的形象。而外國政府和相關公司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近來大幅降低對中共當局侵犯人權和日益嚴重的壓製性統治的批評。任何敢於挑戰這一鎮壓體製，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都應該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聲援。

2011年的「寒蟬」鎮壓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警方鎮壓，國際大赦組織將之稱為「寒蟬效應」。數以百計的作家、律師和活動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藝術家艾未未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來警告其他人，並強調沒有人是「不可觸犯的」。在這輪廣泛的打壓中，尤為針對那些為其他鎮壓受害者辯護的重要維權律師，這對於任何認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擊。

在2011年的最後幾天，數個法院重判異議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鎮壓開始減緩的想法。在西方聖誕節假期，四川的陳衛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貴州的陳西也應相同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個重要的維權分子，倪玉蘭也正因為「尋釁滋事」而在北京受審，她因為在數起征地拆遷案做辯護而可能面臨嚴苛重判。

去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激增至6240億元人民幣（約950億美元），甚至超過其軍事預算。政權內部支持鎮壓的強硬派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由於2012年將出現重要的領導換屆輪替，而同時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門隨心所欲地「製定規則」，從而消弭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

安全部門因此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失蹤、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進一步地限製中國本來就極為有限的合法的表達權利。根據國際大赦組織201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膽，官員們甚至放棄了假裝遵守法律的努力。」

當局全方面地提升其專製控製手段，其中包括先進的和更為深入的網絡控製、計劃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安全數據庫以提升其社會控製的能力，對微博等網站采取更嚴格的限製措施，因為微博正在成為揭露官方濫權和報道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訊工具。

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鎮壓

與國際上類似的發展一樣；近年來，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中國左翼思想和反資本主義思想有顯著上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此前，中共當局並沒有太多關註左翼批評力量，認為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的影響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脅。但在2008年左右局勢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監控和打擊的左翼團體與個人有顯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捍衛工人權利的群體，尤其是那些主張為勞動人民建立獨立組織的群體，紛紛遭到拘留與監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審判。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有數個相關案例的報道。

張蜀傑和其他工國委(CWI)支持者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只是文字宣傳性質的。他僅僅是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與翻譯文章。（在許多勇敢的朋友的幫助下，《社會主義者》網絡雜誌得以在中國大陸地下傳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是工國委（CWI）的成員在2004年建立的，這引起了中共專製當局的極端不滿。網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幾個國家組織過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反對血汗工廠的聲援活動。他們還參與各種抗議活動以宣傳中國被捕的異議分子的案例。他們的活動範圍包括聯絡勞工運動人士、農民工維權人士、同性戀平權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動而在中國被視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士。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數名與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有聯絡的青年工人和學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們先後都遭遇過與張蜀傑類似的情況。2009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出版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北京大屠殺二十周年的書籍《「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當局明文禁止。（該書英文書名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國際標準書號ISBN 978-91-633-4709-2）。該書與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一起被當局列入當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書籍」。地方政府和郵局奉命追繳該書。張蜀傑是該書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創始人之一和《「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一書的作者之一，瑞典記者勞倫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當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國邊境官員指控「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潛在威脅」。

一旦人們克服恐懼之心，無論增加多少鎮壓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個集權政權，而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在中國開始發生。隨著經濟日益趨向危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當局」對未來充滿恐慌。對包括工國委（CWI）在內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擊顯示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巨大潛力。工國委（CWI）主張可以概括為：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的全民所有。

張蜀傑的案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案例一樣凸現出需要在中國加強鬥爭反對當局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和結束警察恐怖。為此目的，工國委（CWI）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支持中國被迫害者的宣傳運動，尤其是針對像張蜀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宣傳運動將包括團結聲援、呼籲捐款和組織抗議反對中國當局的鎮壓。

香港：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沖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立醫院產房床位短缺，矛頭直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指責內地孕婦「搶奪香港醫療資源」。香港公立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應接不暇，分娩服務質素受嚴重打擊，激發雙親、孕婦以至醫護人員的憤怒。遊行隊伍提出「港府賤賣香港身分證」、「盲目亂撐雙非嬰」、「出賣港人保雙非」等口號。

民眾對醫療資源短缺的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遷怒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爭奪資源」，只會將政府私有化惡行轉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現種族歧視的反動意識。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中港政府對醫療集團牟利縱欲養惡，才是孕婦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義抗議本身只會導致的是兩地社會底層為爭奪資源而引起的仇視意識。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群眾的忿怒因由，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贏取群眾支持而領導運動轉向左翼。資本建製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動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行動必須堅決反對。然而將所有地域仇視情緒的群眾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非贏取群眾支持之道，反而令民眾誤解左翼分子為空中樓閣的道德教條主義者。

醫療產業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香港醫院管理局為了削減公立醫療開支，首先縮減兩大醫學院的收生人數（2011年數字為320人2001年數字為340人），繼而推行「自願離職計劃」，大量專業醫護人員流失至私立醫院，令公院人手持續下降六年。很多醫護人員經過公院的專科培訓後，連帶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為私院的人才培訓營，免費為私營財團提供精進的醫護大軍。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醫院員工更換率奇高。在受到影響最嚴重之一的屯門醫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輕醫生離職，而繼續堅守崗位的醫生則要承受超高工時。根據去年「前線醫生聯盟」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調查，12%醫生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3%超過100小時。高工時的影響醫護人員判斷能力，醫療失誤的報導在報章上司見空慣。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坐擁六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減公立醫院開支，目的是要提高私營醫療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進從事接待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醫療產業」。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中上階層連帶資金流入香港，帶動香港消費、推高商戶財團利潤，醫療遂成人命生意。從2003年至2011年，內地赴港光顧私院分娩的數目飆升12.5倍。這為財團帶來豐厚利潤，2010年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有3萬名，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全港私院營業額進帳15億。更甚者，香港12間私院中有10間皆為「慈善機構」，毋須繳交稅項。2010年，聖德肋撒醫院及浸會醫院分別錄得4.4億元及2.8億元，法例卻保障其合法逃稅。從一開始，政府推行的醫療產業就是有意識地針對內地市場，今天卻要倒過來拒絕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不但表現在醫護人員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間的醫療工作分配亦將之表露無遺。私立醫院中每百宗產子個案裏，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療，私立醫院很少有足夠深切設施，最終大多數高難度個案又推諉至公立醫院一力承擔。公院人手短缺，醫護人員卻要面對挑戰性的工作，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政府玩弄統計數字，將私有化醫療的罪行推諉至內地孕婦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轉移視線。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婦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數字由11945減至10695，故此孕婦分娩數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階層，公院的負擔並非因內地孕婦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緊絀，實際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兇。

沖關赴港分娩　收緊邊境管製？

據醫管局數字，去年闖急診室產子內地孕婦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婦未經預約而緊急產子，缺乏適當的分娩籌備和安排，甚至有個案沖關孕婦於救護車上分娩，或者匿藏於非法經營的旅館等待分娩，對孕婦及嬰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險。

香港政府任何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並不能解決沖關問題，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婦會鋌而走險。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自從香港政府於去年開始采取「落閘」的措施，由去年4月開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至年底期間的分娩服務，而今年政府亦限製公營醫院只有3400個非本地孕婦產子配額。此措施欲以強行拒絕內地孕婦使用公院分娩，卻不能舒緩人手緊絀，沖關赴港分娩數字反而繼續增加。同時，這亦助長中介公司的新興行業，以幫助孕婦沖關來牟取利潤。

資本主義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於資本流動為依歸，富人入境視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為求操弄民眾地域矛盾的情緒，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以停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婦赴港產子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當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對立的民粹氣氛底下，梁振英借此政策擺出「夠姜同阿爺撐」、「維護港人利益」的姿態。事實上，梁振英等一眾權貴素來對人口政策的取態非常簡單，就是對有錢人無任歡迎，窮人則踢出門外。

零三年時正正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提倡「六百萬投資移民計劃」，以實時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條件，來鼓勵內地富豪來港投資（根據相關規定，即使投資移民香港的中國內地居民，也必須是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時，將房地產剔出計劃認可投資類別，以免繼續助長內地炒家推高樓價。數年前梁振英歡迎內地人入境，今天又成為港人利益的「守護者」，政客真面目無遺地表露出來。

至於政府排斥窮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歷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事實上回歸十年來平均每年只有5萬人，葉劉的嚇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內地孕婦事件上再度促請人大釋法，取消「雙非」孕婦所生孩子的居港權。

過五關斬六將赴港產子，所為何事？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絕大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中產以上階層，並不是因為負擔不起內地醫療費所致。如赴港生產，公立醫院需要至少十數萬元的手術、治療、旅行、食宿費用，而私立醫院更是要高達數十萬的支出，非內地基層民眾所能承受。階級社會下，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們才有尊嚴生存的權利，窮人則要繼續承受內地醫療下偽造藥品、濫收費用的危險和痛楚。

中國醫療系統全面私有化，造成醫療費用廿年間飛漲十余倍，令「看病難」成為嚴重社會問題。醫療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成為少數人斂財牟利的工具。雖然目前內地90%以上的醫院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以追求利潤為經營宗旨。由於財政撥款不足和保障體系不完善，醫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創收。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好想方設法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

歸納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對較高的出入境民主權利，孩子獲特區護照可於120多個國家免簽證入境。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未來局勢不穩，所以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就是辦一張香港護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為求謀取利潤，誇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萬福利。此外，內地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殊優惠待遇，例如香港學生可以參加難度很低的港澳臺聯考進入內地優秀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等。

※事實上，他們相當部分難以享用這些服務。因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邊的廣東臨近區域，否則享用這些服務本身會很昂貴而麻煩，但擁有權利比使用權利更為重要。

3）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內地生二胎，則面臨的罰款可能不低於赴港產子的費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產，則可以不受計劃生育配額和罰款的影響。

趨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屬性。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是國際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產就自動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法令仍然存在，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現象就不會完全杜絕。也不僅是到香港生產，現在中國內地每年有數千富有階層家庭不惜花費數十萬去美國生產，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國護照，這在美國已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臺灣，以至今天很多俄羅斯、東歐和非洲的富有階層也采取這種方法給孩子獲取美國護照。美國產子是世界範圍內的產業。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責不納稅的內地孕婦占用香港資源的同時，同時有幾十萬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幾年不在香港，但同樣享用香港的福利資源。譬如這次領取六千元政府派錢，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幾年的香港居民沒有換身份證，為了領錢而急忙換舊香港身份證來領錢。

同樣，全球範圍內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處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和債臺高築前往發達地區。只要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各國和地區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國家邊境建立的堡壘，那麽這種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眾的地域主義上升時，仇視內地人民占用資源，甚至謔稱內地人為「蝗蟲」，要求限製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同時；內地居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亦有提升，認為香港經濟「背靠祖國」，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經濟利益，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現在中央政府所謂扶助香港的重商經濟政策，往往更有益於香港的資本家與上層精英，而並沒有實質改善基層與貧困民眾的生活，反而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所以，這兩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義去化解。根本問題是，縮小貧富差距，中港兩地的貧富差距、香港內部的貧富差距、內地的貧富差距，才能減少資本主義邊界間人口流動造成的矛盾。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嬰兒從而獲得居港權，本身就是解決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個新生兒童，就算加上4萬名內地孕婦出生的嬰兒，出生率醫也只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若（歐盟千人出生率約為10.8），而數字更不及美國（美國千人出生率為13.83）。假設香港本地人的生產數字升至人類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僅1.07），目前香港現有的醫療設施同樣完全不敷應用。而內地來港孩童可以成為日趨老齡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勞動人口，補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資源。

資本主義政府的人口政策和邊境管製取態，就是視富人入境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故此，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任何政府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因為這只會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種族歧視。勞苦大眾必須奪回邊境的審批權利，取代以利潤為衡量入境指標的政府。對於公立醫院的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必須於醫療體製全面公營化的基礎上，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的委員會，去管製中港孕婦產子配額、以及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終結以利潤為依歸的運作模式。

中港兩地人民團結抗爭，反對私有化及削減醫護人員人手、大量增建公立醫院（香港平均興建一間公院需要40億，政府使用不足財政儲備一成的400億，即可興建10間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復公院醫生公務員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種補償、全面民主公營化醫療系統，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管有及控製。

香港：「長毛」梁國雄將赴瑞典　揭露國安迫害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社會主義行動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安部門威迫內地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張蜀傑，要他前來香港刺探香港社運組織和人物，當中「長毛」梁國雄是其重要目標之一。「長毛」梁國雄將於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國會關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的聽證會，並為同場發言的張蜀傑提供證詞。參加此次聽證會的，還有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和瑞典左翼黨（Left Party）的國會議員。

張蜀傑與「社會主義行動」同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為本網站（chinaworker.info）撰寫和翻譯文章，支持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和支持工人鬥爭，並數次赴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等左翼會議。2011年2 月，他遭重慶國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訊問，被指控「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臨數年監禁。國安更威逼他與警方合作，刺探香港與內地的政治人士和社運活動分子，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聯機和「社會主義行動」等。2011年10月，張蜀傑受警方脅迫前來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的會議，拍攝與會人士容貌及搜集相關信息。最後，在香港和歐洲諸多左翼人士幫助下，張得以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避難。幫助他的人士包括「長毛」梁國雄、工國委（CWI）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等。

張蜀傑的個案顯示，內地國安動用非法手段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刺探，中共當局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謂的「一國兩製」的自治權正受到嚴重侵害。

從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進行先發製人打壓（張蜀傑支持的工人抗爭與「茉莉花革命」無關），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異見份子與人權運動者，越益采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和各種恐嚇行為。近幾個星期，中國當局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三名資深異見分子，四川陳衛（9年）、貴州陳西（10年）和湖北李鐵（10年1個月）。

張蜀傑是中國當局進行專製鎮壓的無數犧牲者之一，「長毛」梁國雄、張蜀傑及其他與會人士將利用此次聽證會作為平臺揭露當局的蠻橫與殘暴。我們希望以此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共同爭取民主權利。

「長毛」到達斯德哥爾摩，將出席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已經到達瑞典，將在瑞典國會出席一個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瑞典左翼黨（The Left Party）將於1月26日（星期四）舉辦此次聽證會，聽證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權利問題——見證中國政府專製鎮壓」。

除了「長毛」，其他與會的發言者包括，24歲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他數年來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寫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中國，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的發言人。

由於一黨專製當局對群眾性反抗極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發生針對專製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之後；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正在經歷十余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鎮壓浪潮。在最新的鎮壓中，已經有包括博客作者、維權活動人士、記者和維權律師在內的數千人受到打擊。在過去幾個星期裏，當局做出了數起嚴厲的判決，——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陳西、陳衛和李鐵，合計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報告，去年中國有34名記者被監禁。

張蜀傑的案例日前已經得到香港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實是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先發製人打擊行動的一部分。

張蜀傑被威脅除非他同意與國家安全人員「合作」，否則將被判處可能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要求他參加一個在香港舉行的政治會議，以收集香港當地和內地左翼活動人士的信息。張蜀傑不願意出賣同誌，而暗中聯絡工國委（CWI）的同誌；經安排從香港逃到歐洲。

「與其成為專製當局的間諜，我寧可選擇離開中國」，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說話權利的辦法，只有這樣我才不像其他眾多被專製當局鎮壓的人一樣保持沈默。」

國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標是與工國委（CWI）有聯絡的社會主義行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包括「長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聯機（LSD）的活動感興趣 。

「長毛」告訴香港的《東方日報》（1月22日）張蜀傑的案例說明，雖然香港有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完全獨立司法體系，但國家安全局公然違反「一國兩製」。

張蜀傑的支持者將在香港於周四晚上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呼應斯德哥爾摩同時舉行的聽證會。

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今天在《蘋果日報》上刊登的針對內地人的廣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對種族主義言論及政治行動主義的新低點。

種族主義正於香港擡頭。當內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謔稱為「蝗蟲」，如《蘋果日報》廣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慶東則辱罵「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製派政黨幕後推波助瀾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黨組織」冒起，組織遊行示威以至簽名行動，攻擊外傭和大陸人為「侵略香港公共資源」。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為了催谷選票，扭曲外傭爭取永久居港權事件為「侵占香港」，製造恐慌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種族主義的擡頭是為中港兩地社會危機的警號：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愈多人民為求謀生計以及尋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掙紮於痛苦之中。政府和統治精英利用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去保衛自己的統治權，並分裂和迷惑群眾的反對運動。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樣，政府加強鼓吹種族主義，推行反穆斯林、難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們被利用作為政府變得更加專製的借口。而最極端的表現是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時主張剝奪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及任何工人組織抗爭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國，最專製的執政黨反對基本的政治改革，並且利用極端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政府清楚知道，「99%」憤怒的群眾對「1%」貪婪的有錢人和資本家恨之入骨。故此，當抗爭者呼喊要求權利平等時，種族主義者就用外來者和少數族裔作為「代罪羔羊」，從而轉移憤怒的焦點。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視激怒很多香港民眾。可惜，族群仇視的情緒徘徊於民眾中，令矛頭直指大陸遊客，忘記高檔品牌蔑視窮人的暴行！

《蘋果日報》的廣告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論點，而且已被用過很多次。它使用虛假的「事實」而得出不明確的結論，表示更加專製（更少民主）才是解決方案－加強出入境限製及警察執法、減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難民」（即使被國際法公認擁有權利）等。而實際上這其實是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現有的「戶籍」製度，連中國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廢除這令人反感及歧視的護照系統。《蘋果日報》的廣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將等於加強中央政府的控製以及減少香港自主權。廣告寫道「忍夠了！」對此我們也同意，「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的謊言！」

不受種族主義迷惑！不受小圈子選舉蒙騙！

特首小圈子選舉正在進行，三名候選人都利用種族主義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不單止是專製當局的「豬狼」兩營站出來反大陸人，裝模作樣「維護港人利益」，就連民主黨的「陪跑小醜」何俊仁都樂於參與其中。

下屆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權貴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專製當局卻要愚弄我們，令我們誤以為香港有「民主」。建製當局拾起「種族主義」此工具，去打擊內地人和菲藉家傭，從而掩飾自身的罪行。面對本地孕婦要忍受大排長龍、公營醫院不勝重負的困境，「豬營」的唐英年和「狼營」的梁振英貓哭老鼠，對香港媽媽「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內的政府埋下當今的醫療危機。政府為取悅「1%」的醫療集團，在合同和土地契約中輸送利益，對惠及「99%」的公院醫療開支卻一毛不拔。「反種族主義青年」認為只有全面公營民主控製醫療服務，才可確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規模聘請、訓練人手、大額投資。我們反對私家醫藥服務侵蝕公營醫療服務，偷取專業人士和資源。

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

公營醫療服務因資源不足而負荷過重。政府有意識地犧牲公院資源，推動醫療私營服務。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都是私營的，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對內地孕婦施加配額，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造成今天的公院醫生嚴重不足和長期工作超時
唐英年和梁振英假惺惺站在香港的普通家庭一方，忽然對惡劣的公共服務表示憤怒，但他們卻支持一個基層家庭無法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唐英年和其他建製派政客現在呼籲北京介入，修改基本法，甚至釋法以阻止內地孕婦，讓中國獨裁政權有機會再次幹預香港事務。
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縱容「地產霸權」。它推行全世界最低的利得稅率（比起華爾街更低）和給予投資香港的有錢人實時享有居留權。只有一個方法讓香港和大陸的貧苦家庭得到公平對待，就是廢除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將建造業、醫療、學校以至更廣大經濟範疇置於公共民主控製之下。
這群正在煽動種族主義的建製派政客，曾經撒謊指最低工資立法會導致裁員十萬人。但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最低工資以來，共創造了四萬五千份新職位！我們永不能相信他們的謊言！
反種族主義青年．消滅歧視！

剛成立的「反種族主義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個戰鬥性的青年團體，以揭露和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鼓吹種族主義的團體和政黨散布仇恨意識，使各國勞動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團結抗爭，以得到社會變革。因此，種族主義對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是個威脅。種族主義者想要把人民的註意力轉移開去，忘卻政府的惡行。我們要不分族裔團結青年、學生和工人，為香港、中國以至國際上的製度變革去奮鬥。

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們希望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我們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一黨專政的政權及其政治爪牙，並不屑拾人牙慧，講什麽虛無的「香港核心價值」，而團結中港兩地的抗爭，打破中共專製以及其所袒護的財團利益。

反種族主義青年主張：
反對《蘋果日報》廣告煽動種族主義－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
團結抗爭 ——對一個人傷害，即是對所有人的傷害
消除所有歧視，——女性、新移民、性小眾、少數宗教／族裔共享平等權利
反對地產霸權、反對資本主義！
結束一黨專政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在嶺南大學遊行反對族群撕裂

2月3日，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是「反種族主義青年」（YAR）團體發起的，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余煒彬表示，遊行目的旨在反對《蘋果日報》作為媒體平臺刊登此類種族主義廣告，意圖製造族群沖突。

活動參與者同時包括上述大學的本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示威者的主要口號是「蝗蟲與狗團結抗爭！」，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蟲」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對最近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的歧視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論。在遊行中，示威者散發「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的宣傳單張。之後示威人群在嶺大正門外焚燒刊有該廣告的《蘋果日報》後和平散去。

余煒彬表示，當前出現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對立情況下，統治精英分化群眾和轉移註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張香港青年應該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

此次遊行只是系列反種族主義活動的一部分，示威活動前數日「反種族主義青年」曾經在嶺南大學設立街站進行宣傳，而下周日他們還將在中環時代廣場設立攤位繼續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團結更多青年與群眾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香港： 反對立法會議員無恥加薪

立法會小組於二月七日提出下屆議員加薪一倍，由現時的7.4萬增加一倍至14.1萬元。此提議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當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中，高達30位的議員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6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一半為代表財團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包括出席率最低（於去年大會會議52次缺席23次）、連續10年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來從無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些毫無作為的寄生蟲卻能每月拿取高薪7萬元，穩坐議席十年之多，而今還還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絕對能擔當「屍位素餐」四字！

試問勞動大眾怎能不氣得咬牙切齒？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立法會議員增加薪金，並要求所有議員削減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權。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五名功能組別的紙板議員劉皇發、霍震霆、詹培忠、李國寶及李鳳英於去年全年無提出過任何動議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劉皇發自1991年以來，20年從沒有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李國寶20年來只提出一次修訂、缺席投票率高達87%；霍震霆連續10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參與七個事務委員會當中六個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連續7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缺席投票率達64%（數據源：立法會天主教監察組），而他們五人也恰恰都是於08年立會選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不民主的議會製度下，他們不受人民所監督，人民無法透過選票製裁功能組別議員，可見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祿　不知民間疾苦　議員薪金嚴重脫離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個人入息中位數為$12,000，現時一名立法會議員的月薪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勞動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過加薪後將為$141,000，議員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將超過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會議員每年享有醫療津貼近三萬元以及約滿酬金15%，單是一個議員的一年醫療津貼$28020便已超過一個跟最低工資出糧的打工仔四個月的人工！

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28於去年五月實施，但勞動市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脹影響，去年第三季實質工資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通脹抵消（《東方日報》, 30-12-2011）。

香港貧富懸殊為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乃是眾人皆知，勞動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交通費上升、兩電加價、食物通脹、高企不下的樓價及房租，付出勞力的勞動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資生活，但另一邊廂，一些現在穩拿7萬一個月的功能組別議員屍位素餐安坐於立法會中，為維護財團利益，否決所有保障基層市民權益的決議，包括在最低工資和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節外生枝，阻擾民意！

削減高官議員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組別

立法會充斥著服務商家財團以及獨裁中共的議員和傀儡政黨，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小組主席劉慧卿及其擔任副主席的民主黨。正是民主黨於2010年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五區公投，向獨裁的中共政權妥協，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維護資本家權力，令今日的香港將更難取消功能組別！而劉慧卿不知所謂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議，簡直是厚顏無恥，完全揭露了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醜陋事實。

名義上議員應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權進入議會，根本不應享有任何特權。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謂的「民主議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議事堂，大多數議員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無非是為了個人名利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謀。

更何況香港這個立法會還是個「半身不遂」的偽民主議會，半數席位非普選產生，而是由統治精英與資產階級在小圈子內可恥地私相授受及世襲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體製豈能不激起七百萬香港民眾之憤怒？

故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削減現時所有高官及議員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數（$12,000），反對不民主的權貴議會，廢除作為財團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組別，全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議會」取而代之。

香港：反對劫貧濟富預算案

小圈子政府貫徹其厚待財團的本色，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跟去年同樣差劣。盡管過去五年累積的經濟增長為19%，人均生產總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華寧願花巨額退稅中產並推出令商家財閥更富有的措施，卻不打算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根據社聯的報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萬貧窮人口，跟2010年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建製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及一眾親財團媒體近日不斷利用雙非議題把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的原因隱藏，政府眾多劫貧濟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本次預算案派糖八百億元，計劃退稅中產的款項達百億元，醫療開支只增加30億元至450億元，教育開支僅增加40億元至600億元。退稅及增加免稅額是富人的遊戲。若按就業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時（統計處）計算，只有時薪高於58元的人士才須要納稅，統計處2010年第二季數字顯示接近70萬人的時薪低於39.5元，140萬人士的時薪低於59.5元。補貼電費、差餉也是跟基層群眾亳無關系，現時接近一半的家庭並不擁有自己的物業。政府又提供1,000億元的信貸保證矛中小企，以公共財富補貼私營企業，配以進出口報關費減半、免商業登記和減利得稅等措施，令財團更富有（大型財團往往會把其大量及不同範疇的業務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戶往往只持有有一間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開始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並不斷減少孕婦床位，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由私營的醫療機構「填補」了。事實上，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產生在私營醫院中，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現時公立醫院的孕婦床位則比1997年少了1,000個。教育方面，學生向來就面對學額嚴重短缺的況，每年約12萬會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萬人能入讀高中教育，而能透過高考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就只有1萬2千個。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營的學院和補習社填補了。政府又從2000年初開始把教育產業化，引入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再引進334學製，把原來由政府負擔費用的中七學年變成由每個學生因學士學位課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萬多元。學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營的，新預算案繼續推行學券計劃，繼續把金錢送給私營機構，把每個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務當成賺錢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醫療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中的行業，政府將來並只會不斷把更多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私有化。

老人問題也十分嚴重，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現時政府並無投放資源實行公營長者照顧服務，只有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資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7萬5千個宿位中，有6成即4萬5千個是私營的非資助宿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萬8千人。輪候護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宿位平均時間長達34個月，輪候護養院宿位的平均時間則為35個月。預算案計劃增加的1千個資助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跟其他範疇一樣，政府對公營安老服務缺乏投放資源則令私營機構大大發財。除非能夠花費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顧私營機構的長者宿位，否則就只有等。現時全港約1.5萬名長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賣紙皮維生。

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統治階級就欺騙我們香港地少人多雲雲，然而現時本港的空置單位有22萬8千個，預算案計劃於港鐵錦上路站和八鄉車廠上黃蓋再提供8,700個單位及5,000個置安心單位予人作投機炒賣。超過30萬人正輪候公屋，計劃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只有1萬5千個。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元元數量需要5萬個。

我們不能寄望這不民主的政府會有何舉措造福社群，即使設立最低工資等改革也是基層群眾自己爭取得來的，我們必需團結更多的基層群眾參與抗爭，捍衛我們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800億劫貧濟富預算案，反對親富退稅政策，增大公共教育、醫療、福利開支
獨立調查房屋投機，收回228,000個空置單位, 每年興建公屋50,000個單位
全面公營化醫療系統，增大公營醫療開支兩倍
廢除高官及議員特權，與基層民眾同薪同酬
公營化所有大企業及銀行，由工人民主控製與運作

香港： 訪問「反種族主義青年」活動發言人余煒彬

2月3日，在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由「反種族主義青年」（YAR）發起，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以下與余煒彬的對話：

1) 為什麽你和你的同誌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

香港一直彌漫著種族主義的氣氛，二月一日《蘋果日報》刊登的「反蝗蟲」廣告是一個轉折點，令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我們廿多名來大學生在嶺南大學抗議蘋果日報散布仇恨言論，當場焚燒「反蝗蟲」廣告。種族主義是鼓吹暴力，以限製民主自由來達致排外目的，威脅普羅大眾的民主權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邏輯不單單是針對「外來者」，更會延伸至其他弱勢群體如領取綜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發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議行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建立堅實的組織進行長久戰，提供一個左翼的論述以揭露社會的真相。

2) 種族主義在香港是個嚴重問題嗎？

由英殖時期，建製有意識煽動起的對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戶的歧視，或對南亞英軍後代的歧視。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外傭居港權或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議題，大打種族牌以達致其一時目的，如轉移公眾對政府親商政策、公共開支不足、利得稅率甚低等問題的視線。縱然，現在的香港與國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圍繞著嶺大種族主義教授陳雲＜城邦論＞的，是自覺的種族主義者，明明白白的主張香港的「文化優越論」，又指大陸人是蝗蟲，用的是殘體字。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言論更有從虛擬世界走到現實的趨勢，例如「唱蝗團」和有人報稱看見內地人推嬰兒車路過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沒有人組織青年反抗，種族主義可以走向更危險的情況。

3) 對於公共開支不勝負荷，你認為如何解決？

公共服務不足源於政府不斷的私有化方案，最嚴重的要算是醫療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醫療開支在歷年削減之下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八，公立醫院的床位比九七年還要少一千張。教育的開支亦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更低。這些問題都源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醫療設施、公共事業，受工人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個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開支，廢除資本主義利潤製度。

4) 對於外傭居港權議題，你的看法如何？

外傭居港權議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起來，以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打擊參加五區公投的政黨。他們以誇大事實、偽造數據來煽動起香港人的犬儒主義。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向對外傭實施歧視政策，例如外傭的最低工資（即同時是最高工資，大多數雇主不會支付高於最低工資）遠低於本地人，以維持本地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本地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外傭實際上是扣連在一起的，應該團結反對資本剝削和兩地腐敗的統治當局。我們應以由兩地勞動人民所組成的出入境委員會負責審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水平如何？

我們第一次焚燒「反蝗蟲」廣告向種族主義者迎頭痛擊，於一面倒的仇視內地人氣氛下出現了反輿論，連蘋果日報都忽然轉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然而，今日整體香港反對種族主義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層次，右翼及中間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視內地人的立場，外傭工會以至泛左團體皆沒有信心采取行動，只想消極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種族主義情緒會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隨時能動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躍分子的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才有望把種族主義扼殺在萌芽時期。

6) 國際經驗及例如對於你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有幫助嗎？

我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各地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例如在政治運動上，瑞典、澳洲捍衛難民權，以及直接行動上阻截種族主義政團遊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難民回國，故此與國際同誌定期交流，都可以作為借鏡。我們瑞典支部有同誌曾經被納粹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中的第二名（原來的第一名已經被殺了！），試問在香港面對些許電話滋擾和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又怎能阻止我們繼續鬥爭？

7) 「反種族主義青年」未來有什麽計劃？

我們會繼續深化在大學的組織，建設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團隊。我們目前有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會員，要加強在重點院校例如嶺南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組織工作，設立街站和派發傳單，並且要舉行定期的政治討論會，加強會員的政治教育，增加會員人數。日後如果我們組織力量夠強大，除了與工會及左翼團體組織抗議，更會去進行反抗議反宣傳，例如種族主義的建製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有宣傳時，我們會組織更多人到場抗議，甚至阻止他們的宣傳行動。

8) 什麽人可以加入「反種族主義青年」？會員需要幹什麽呢？

參加反種族主義青年的唯一資格限製是參加者必不認同種族主義觀點，並以左翼理念與之抗爭。我們既有十三歲的會員，亦有六十歲的會員；既有本地人參加，亦有內地人、美國人、墨西哥人等等參加；既有學生，亦有職業青年。我們不要紙面上的會員，需要成員挺身而出切實參與抗爭，並勇於招募更多成員加入。作為我們的成員將會有一張會員證，會員應該公開自己的身分，在朋輩中建立一個拒絕種族主義的氣氛，並且參與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政治活動。

香港：小圈子選舉自尋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淪為一場醜聞纏身、醜態百出的鬧劇。最近幾周接連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好像天天反復印證一句俗語 – 真相比小說還離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權貴和商業巨子的貪瀆腐敗、無恥謊言、犯禁違法和任人唯親的醬缸文化暴露無遺。更甚者，醜聞涉及三個月後將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蔭權。由於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飛機，曾蔭權在立法會道歉，指「連串事件動搖市民對製度的信心」。

我們目睹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群眾群起反對操控政經決策的「1%」資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選舉製度甚至沒有向1%的選民開放！ 0.017%的香港市民組成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選擇決定下一任特首。該委員會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錢人組成，還包括少數的所謂「業界利益團體」以略作裝飾。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由中共當局一錘定音。

假戲真做　東歪西倒

上兩屆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選舉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選人，令其當然「當選」。這一次，當局有種種原因，要假戲真做，從建製陣營中推選出了第二名候選人，應付民間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聲音。小圈子選舉聲名狼藉。因此，為了給予獲勝的候選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編排一場「競選戰」，並安排了所有選舉需要的真實內容（競選宣言、民意調查、競選集會和辯論），但是恰恰沒有真正的選民！自編自導的「偽選舉」令北京未來多一個操控局勢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製群眾要求普選的要求，維護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線」。 根據他們的計算，無論未來選舉權如何擴大，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改組成為提名委員會，成為「過濾系統」以排除建製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中共預想的「紳士之間的較量」徹底崩潰。香港人目擊一場唐梁兩營之間的殊死混戰。毫無疑問，這反映了香港的資本權貴內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候選人激烈沖突幕後的陰招詭計更反映出中國專製當局自身出現的分裂。

唐營節節敗退

從一開始，北京青睞的特首候選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一個惡名遠播、昏庸無能的「紈褲子弟」。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他今天竟然會在競選中節節失退，當中他的行徑暴露其愚蠢無能的特征。同時，唐營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所謂商業天才組成的「強大團隊」到底是些什麽貨色。唐英年的競選團隊是由東亞銀行老板李國寶領銜、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誌剛作為「高級顧問」。另外，助選團隊中的劉鑾鴻（劉鑾雄的胞弟）近來也惡名遠揚，因為他動用價值1.52億的豪華遊艇，「順道」將出席完澳門賭場春茗的特首曾蔭權及其妻子載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龍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個宏大的「地下行宮」，擁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發沙龍、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設施。唐宅圖則暴光後，唐英年的謊話連篇、諉過於人，無恥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認地庫的存在，接著又聲稱非法僭建物不過是個「儲藏室」，最終竟然諉過於他的妻子！如果當初2007年修建房屋時的設計包含了此非法地庫的話，唐英年及其妻可能會因為欺騙屋宇署而入獄兩年。兩人已經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傳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補空間！

遊艇和僭建醜聞揭示的資本權貴窮奢極欲、腐敗不堪的生活，與香港稠密的居住環境和驚人的生活成本對比鮮明，使絕民眾感到惡心與憤怒。拜曾蔭權的商家朋友所賜，世界上最難負擔的住房價格（與收入比）就在香港。據報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庫面積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單位的平均面積大5倍，是我們惡名昭著的木板隔間房面積的40倍！

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發現，「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謊、欺騙和違反法律」。這一調查結果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但不意外，還恰恰為唐英年和他同夥加以印證。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擊非法僭建物的一個負責人。去年五月，在曾蔭權住所非法僭建醜聞曝光後，政府成員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並要申報告所有非法建造，當中有五名政府成員被發現違反法律。不僅是違法越軌行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萬民眾的，是權貴自以為是，超乎於自己製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態。唐英年聲稱他的競選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如《南華早報》一位專欄作家指出：「（核心價值就是）富人擁有知法犯法的權利。」

唐英年為何不退選

《南華早報》的社論表示，「唐英年已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競選」；《蘋果日報》則說，他的信譽已經被「埋葬在地庫」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蹣跚地繼續競選，被人們形容為「無恥的」、「荒謬的」與「滑稽的」。這顯然不只是唐一個人的決策（說起來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經做出過任何決定），而是反映了北京當局和富豪推波助瀾。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他應該退出競選。即使是當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黨，也機會主義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

這不只是唐英年個人的「無恥」和「荒謬」，而是製度本身帶來的問題。從一開始，何俊仁參選特首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曝光，並對北京當局顯示他的政黨追求「通過談判實現民主」的幻想。更難堪的，是民主黨何俊仁決定繼續作為「陪跑小醜」，在這場鬧劇中折騰。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始終強調的，真正的民主權利從來不是「仁慈」的專製當局授予的。民主必須通過群眾鬥爭去爭取，不僅在香港，還需要與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系起來。泛民主陣營中的妥協派，沒有真正地抵製專製政權，反而為小圈子選舉與2010年政改方案保駕護航，以粉飾「民主的」門面，註定被中共當局玩弄於股掌間。

候選人唐英年是一個上海紡織名門家族的後裔，其父親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雜誌），據說與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系密切。他是統治權貴的首要選擇，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銀行家和地產商的支持。12個大型地產集團掌握著選舉委員會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經明確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匯豐銀行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最近剛剛下令在香港裁減3,000個職位，他與香港首富李嘉誠一樣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禮賓府裏安插一名恭順聽話的自己人。他們對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懷警惕、疑慮重重，視他為對大亨們統治製度心懷不滿的二線商人們的代言人。雖然兩者都清晰擁護資本主義，但是唐英年更是篤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教義；而梁振英則更類似社會自由派，傾向於在養老金和住房等領域的政府幹預。有反梁營的商家攻擊他為「社會主義者」，但正如極右翼共和黨人對奧巴馬也有類似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危機在此，下一步怎樣走？

不管誰能在選舉中勝出，北京現在都面臨嚴重困境和政治危機。在地下行宮曝光後，許多人認為北京會匆忙推出「B計劃」，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後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選人，如民建聯名譽主席曾鈺成。但目前暫時北京仍然堅持「A計劃」，一方面是因為當局認為，當前的任何計劃改變都會表現自己驚惶失措，另一方面當局亦正猶豫於下一步棋怎麽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製派候選人，會令在3月25日的選舉中將沒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選風險，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進行選舉，導致出現更尷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洶湧下被當選的話，香港將面臨「管治危機」。甚至唐英年的前戰友、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廿三條、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響波及範圍將超越香港。習近平作為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繼任人，是中共當局中香港事務的最終負責人，對選舉失控亦要負上責任。一位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進一步說明：「如果香港局勢失控，這將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只是香港事務。」(《南華早報》，2月29日)

唐梁之爭的激烈程度連北京都被嚇了一跳。這反映，在「選舉」工程和與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資本建製派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是中共當局不想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為它深知，現階段當局內部的權力鬥爭仍然受到專製製度這一「束身衣」的束縛與壓製，任其爆炸將對自身的統治構成威脅。這種上層的內部分裂也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表征。大陸即使要推行限製重重的香港式假選舉，也很可能會形成統治危機。如今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局況未能牢牢在握，這對中央自身都是一個警號，未來任何「改革」的想法對其統治皆極其危險。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就與香港的名門望族建立起密切聯系。自1997年以後，當局更願意透過這批富豪來統治香港。中共當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為他是豪門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給梁振英參選開綠燈，不過是為了增加一些「有選擇、有競爭」的錯覺。梁振英的盤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屆當選，而旨在下一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但選舉就像任何領域的鬥爭一樣，它自有其邏輯。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沒預料到，由其陣營發動的「地庫醜聞」會發展成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難收，如今這對於整個體製的損害已經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當局，資本權貴更不漠視民意調查，更不拘泥於民主小節，至今似乎堅持要挺唐英年。他們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擔心他過於「獨立」的想法，隨著梁營競選工程的作用日漸提高。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背後泄漏相關信息，重重打擊唐英年信譽的是梁振英陣營。而且，最近也是梁營泄漏曾蔭權的相關醜聞，以打擊「現屆政府」的威望，順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務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頭可能會遊說北京堅持挺唐英年，一是因為「無法與梁振英合作」，二是因為他兇狠的競選戰術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根基。

北京當局可能仍然選擇支持唐英年嗎？當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預測。但是，從很多場合所示，香港民眾群情洶湧，對中央的大為不滿。中共威權統治的性質意味著，它缺少合適的政治工具管理一個「民主」，日間更復雜的局勢不是依靠官僚發號施令就能解決的。尤其是如果群眾的反對沒能通過街頭運動表現出來的話，唐英年仍然有一線生機。

正當選舉鬧劇令局面崩潰，對於所有反專製、反對「1%」資本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今天群眾的不滿超越了針對不民主選舉製度，更去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深痛絕惡，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宣示出來。必須組織街頭抗議及群眾運動揭露三名候選人、其親資本主義方案，以及令人憎惡的小圈子選舉。社會主義行動將在這場鬥爭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舊的泛民主陣營已經崩潰，右翼泛民主派可恥地投降，現在有必要在群眾鬥爭、民主基層成員架構、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綱領等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在這方面決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他們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基層工人政黨。

香港外勞的心聲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裏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製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製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周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製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麽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與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別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麽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癥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郁、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癡呆癥，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裏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遊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裏遊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裏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系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製的咨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咨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ＣＷＩ）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製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製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停止任何褫奪「長毛」立法會議席的行動
•提升對不民主的政府與選舉製度的抗爭，​​反對社會中1%的資本家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製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淩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麽稱愛莫能助，要麽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製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製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製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並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采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裏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淩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臺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臺」，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製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製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汙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汙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註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製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製商臺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臺牌照一事並非什麼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匯《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製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臺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醜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製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幹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製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製港臺（時常直言批擊建製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製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製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製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盡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製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製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製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製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製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製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製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臺。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製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至今21世紀勞動者仍在爭取同樣的要求。50小時工作周是美國1913年的狀況，但今天在香港仍然相當普遍。學校教師和「辦公室行屍」工時過長的境況也是見怪莫怪。BBC報導，2011年在臺灣過長工時導致超過40多宗的過勞死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製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製度。
我們不會為資本家們的危機埋單！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獲。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製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在中亞，工國委(CWI）積極支持哈薩哈斯坦石油工人抗爭，捍衛工作職位並反抗暴力鎮壓。在歐洲，工國委（CWI）愛爾蘭的同誌亦發起了百萬人運動，抵製政府強推的住戶稅，反對工人倒貼銀行家。在尼日利亞、希臘和西班牙，工國委的成員都活躍地參與總罷工，以反抗政府推行反工人政策。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誌，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麽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製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製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製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系，你為甚麽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麽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癥、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誌，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麽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製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立即訂立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捍衛勞工權益
一視同仁，最低工資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傭及實習生，團結抗爭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臺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製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只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阪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製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復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汙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製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復零三年董建華 下臺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遊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即下臺
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
建設學生會組織，組織起來並為學生權利戰鬥。校方當局必須認受此組織，並給予等同教協等教員組織的資源和設施
踢走教育局官僚，由師生及學者代表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去討論及製定學校課程
徹底的教育民主化及社會化要徹底進行，需要組織基層民眾及工人階級的政黨去鬥爭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臺」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製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製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製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製」、「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製製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製」(<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製度鬥爭。然而，美式製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臺，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後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汙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製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製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製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製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製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遊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系，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回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松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製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立即取消國民教育課程
•師生及相關團體全港罷課一天，反對國民教育！
•向教協領導層遞交申訴施壓，促使其啟動罷課行動！
•在所有學校建立學生民主委員會，準備罷課行動– 需要一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年青人發出有力的聲音！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系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采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製裁梁振英，製裁腐敗的建製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製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借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製日趨貪汙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臺。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臺」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臺，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卷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製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沖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註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製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雇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余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製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製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製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製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製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製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沈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汙，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淩駕」於群眾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製立法會。 「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余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製派的候選人卷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製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製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製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幹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為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製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為艱巨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系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製。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 「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復，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製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占領甚至使用（極為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采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製）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製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眾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盡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臺－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采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臺，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製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大規模抗議運動反對洗腦教學計劃

大規模運動迅速發展，其領導人們卻突然叫停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 香港支持者）評論：
很少有政府能像香港特首梁振英這樣在就任沒過多久的時間內就把這麽多憤怒的人推上街頭。梁振英在上臺後11周裏片刻不寧，在7月1日就任第一天就有40萬人遊行抗議他出任特首，7月29日9萬人遊行反對他的愛國主義教育科目，在開學後添馬艦政府大樓被包圍9天，人數最多時達到12萬。民調顯示77%的人反對新的教育項目煽動民族主義和為中共這個所謂的「共產黨」專政的角色唱贊歌。

可惜，在沒有任何民主討論之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國教大聯盟領導人突然通過媒體宣布結束占領。這一轉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當時梁振英剛剛宣布取消強製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國委同誌發起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學生運動在占領政總中積極活動和成長。 「全港大罷課」在一份新聞稿中稱：「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解散占領政總的決定，沒有讓「反洗腦運動」、憤怒的青年、教師和其他參與者感到滿意。在9月11日，大學進行的半天罷課得到了正面的響應。八千人參加了抗議集會，這是香港大學生在1989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下面的文章是一個訪港的工國委同誌所寫的關於上周群眾動員的目擊報告。此後是鄧美晶代表「全港大罷課行動」所寫的關於批評解散占領政總決定的聲明。

在香港的目擊：反洗腦抗爭和占領政總行動

訪港工國委同誌

在過去一周，「占領政總」運動在香港迅速發展，對親北京「強人」梁振英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那是反對實施「國民教育」運動的一部分。這一計劃通過在所有香港學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義課程為中共唱贊歌。
面對持續的占領和連日的抗議，梁振英政府被迫在星期六（9月8日）晚上作出部分讓步，宣布取消學校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死限。當晚在添馬艦廣場聚集的10萬人，對運動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激動，並感到能夠令政府作出更大的讓步。

在星期天淩晨，運動的領導層突然宣布占領結束。 24小時後，政府總部外的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前一晚勝利之時還高高懸掛的橫幅被棄之如敝屣。這一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反洗腦群眾運動

親政府的教育計劃最初由上屆政府所推動。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將落實這一計劃，盡管抗議聲不斷，並迅速引發了民憤和抗議的浪潮（參見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萬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其中並呼應中學罷課迫使政府取消該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周，社會主義行動幫助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得到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其他當地支持者參與。他們每周設立街站，邀請人們簽名呼籲罷課。市民對此積極回應，多達數千人簽名支持。在8月13日他們組織了60多名抗議者到教協（香港80%的教師參加的教師工會）辦公室請願。反國教聯盟組織了添馬艦占領行動，當中的的核心成員有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溫和派教協領導層，而教協在罷課問題上立場消極。

局勢在9月1日發生了改變，當時大聯盟發起的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抗議。超過一萬人冒著大雨參加，並在立法會外留守到晚上10點以後。 「全港大罷課」行動派發了數千張傳單，我們的口號得到積極響應。

由於把握了群眾愈加強烈的罷課情緒，我們運動的影響力得以提升。當臺上一名發言者說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麽來阻止洗腦計劃時，她的講話被數百名學生高呼「罷課！」的口號打斷。

這一運動的迅速激進化迫使大聯盟的領導層在9月3日星期一發起另一場示威。這是大多數中學開學第一天，超過一萬人參與示威。這一抗議和占領運動被稱為「占領添馬艦」，因為立法會大樓周圍區域被稱為添馬艦。

示威連日進行，運動發展勢頭迅速。專上學聯呼籲大學生在之後一周的9月11日進行罷課。一個學校的學生送來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象征之一。我們的同誌和「全港大罷課」運動每晚派發數千張傳單，到周末已經派發了超過三萬張。在星期五，超過12萬人聚集在添馬艦。運動的發展勢頭及其能夠取得的成果看起來不可限量。

在「占領添馬艦」運動中的爭論和分歧

但是運動並不盡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後，全港大罷課開始遇到了來自示威的組織者的刁難。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運動團體，他們被廣泛視為該運動的推動者。盡管他們稱不反對罷課，但實際上卻並不支援罷課，相反他們呼籲其他更加模糊的鬥爭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馬艦，學民思潮的糾察向「全港大罷課」成員施壓，要求其收起呼籲罷課的街站。其中一些人聲稱全港大罷課嘗試偽裝成學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簽名。因此我們的同誌製作了數張「我們不是學民思潮—支持全港罷課運動」的告示牌。

學民思潮擁有大約400名成員，其臉書得到160,000個「贊」。盡管作為一個新力量—其發言人只有15歲，他們作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廣泛支援。但是他們看起來沒有任何民主架構得以讓中學生能夠影響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樣大聯盟組織示威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民主的成分。這場示威由於藝術和音樂演出變得越來越非政治化，這與示威者越來越政治化的情緒南轅北轍。

「全港大罷課」運動曾要求成為大聯盟的一部分，並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示威，但是他們充耳不聞。當學民思潮的成員得知這一要求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聯盟的方式。」事實上，運動領導層和所有綱領都來自一個和教協及其他NGO聯系緊密的非選舉產生的圈子。從這個圈子他們能夠得到示威的技術設備（音響、急救帳篷以及資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罷課運動在政總外的街站受到一個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擊，並且在臉書和報紙上受到攻擊。他們宣稱我們偽裝成學民思潮，嘗試「騎劫」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是在我們的簽名單上收集捐款和電郵地址。之所以出現這些攻擊是由於全港大罷課越來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這不合希望防止運動激進化的人的口味。

這些攻擊在星期三達到了頂點，一個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動周圍一群老人攻擊了全港大罷課的街站。

一天之內兩個轉折點

盡管有這些內部矛盾，​​占領政總運動在周末時充滿了動力。全港大罷課在9月8日召開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會議。在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得到了許多電視和報紙的報道。會議決定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在九月底組織中學生罷課。就在會議結束之際，訊息傳來：梁振英讓步了。

但是這只是部分讓步，國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夠在學校「自願」的基礎上實施。這意味著被親中共勢力控製的學校會首先實施國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學校施壓。當晚我們來到占領政總現場，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滿了喜悅的情緒。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數千張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被派發，看起來9月11日的大學生罷課參與人數會超過之前預期。這場運動勝利的可能性大增—不僅擊敗洗腦計劃而且更可能給命懸一線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擊。

在集會之後，大多數人回家，占領者開始過夜。突然，在淩晨兩點左右，添馬艦群眾抗議被宣布中止。所有帳篷都應該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總外的廣場已經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家庭攜帶小孩途經廣場。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規模抗議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一個由30到40人組成的團體嘗試繼續占領。一個青年教師說他不知道結束占領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認為不應該叫停占領，而有必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消滅國民教育。

反國教大聯盟領導層似乎不受群眾組織民主控製，而抗議規模發展愈大和愈趨1激進化，使領導層越來越不安。他們也承認他們對梁振英的讓步「不夠滿意」，但是仍然在沒有提供任何另外繼續鬥爭方式的情況下中止了占領。

大聯盟的領導層堅決反對發起罷課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他們害怕連日的抗議集會成為罷課運動的跳板。工國委同誌和全港大罷課行動正是罷課行動的積極呼籲者。幸運 的是，運動沒有被解散。大學生在9月11日進行的半天罷課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梁振英註定只能在添馬艦抗議被解散後茍延殘喘於一時。在未來數周，鬥爭將繼續進行，程度將上升到更高，並有可能實現全港學校大罷課。

為什麽解散占領政府總部行動是一個嚴重錯誤？
鄧美晶，全港大罷課行動，9月10日

9月9日，十萬市民占領政府總部，是7月29日以來第三大的示威抗議。淩晨1時半，在大多數人都已回家之後，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行動。這是由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作出的決定，「全港大罷課行動」一不認同解散的時機，二不認同作出決定的方法。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為自己的存亡而寢食不安。如果占領運動能夠繼續，哪怕只是一兩天，政府很有可能會無條件地徹底取消國民教育。現在我們必須認清，一次歷史性的機遇被不幸地浪費掉，必須重建運動，重新組織並繼續前進。 「全港大罷課行動」相信，當務之急是汲取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達到了其目標嗎？

即使連反國教大聯盟的發言人在取消行動的時候也承認，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開期，作出些微的讓步，但當局依然能夠暗中地在逐間學校強推國民教育。在解散運動之後，大聯盟領導稱，擔心政府繼續向學校派發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在匆忙結束運動之前，原來「魔鬼細節」尚未得以解決。大聯盟的團體（學民思潮、教協、家長關註組和教會組織）曾誓言堅持抗爭，直到完全撤回國民教育。占領政總行動只持續了一周，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但是，大會突然中止「現階段」的抗爭，而事前並沒有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此舉中斷了運動原本強大的氣勢，今後要重新動員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實為困難－群眾運動不是任你隨意開關的按鈕！

不少參與者希望這不是運動的終結，「全港大罷課行動」當然不會就此退縮，會繼續推進罷課的宣傳活動。但是，我們亦同樣要面對一現實：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氣的占領行動在不恰當的時間、以不恰當的手法「被解散」，今後抗爭將陷入復雜難料的境地。

占領運動是什麽類型的運動，為什麽被提前中止？

國民教育是占領政總行動的導火線，但整場運動的議題不只涉及洗腦課程。連日的大型群眾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國占領運動，規模遠遠超越了大聯盟的預期。運動發展之際，開始超越其最初目標，演變成一場廣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權、反中共一黨專政的抗爭。 「梁振英下臺」口號響徹政總廣場，反映群眾的憤怒。可是，大聯盟的領導層希望把抗爭議題限製在國民教育上，防止運動「過於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樂表演占用愈來愈多的時間，而大聯盟更將被搬至政總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聯盟憂心忡忡，避免群眾將反國教運動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較，故此占領行動在一周內不斷被「去政治化」。大聯盟的領導層害怕運動染上激進的政治色彩，會令自己失去其控製。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義工被大聯盟的義工騷擾，阻止我們派發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我們捍衛我們參與的民主權利，並得到場內參與者的支持，收集了過萬個呼籲罷課的簽名。

「全港大罷課行動」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簽名、募集捐款和派發傳單）參與運動。我們不只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捍衛所有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群眾運動不能被單一的立場操控（這正是我們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因），必須包容異見，在抗爭路途上讓所有團體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大聯盟意圖在運動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製，並避免「政治」和「激進」的做法。這正是他們如此突然決定取消占領行動背後的重要因素。

怎樣的決定應該被采納？

在9月9日淩晨，在10萬多人抗議後，大聯盟的代表宣布結束連日的占領行動。任何參與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利詢問：這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為什麽沒有訴諸更廣泛的討論和咨詢？不管大聯盟分子如何努力進行組織，一個數十萬人參與的運動不是屬於任何組織的「私產」。一個民主的領導層有責任保障所有重大決定（特別是取消運動的決定）是建立於參與者廣泛討論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聯盟並沒有這樣做。當宣布決定的時候，數千青年​​仍然在添馬艦，非常多的人高喊口號，希望繼續留守，但是大會無視他們的訴求。據我們所知，連學民思潮的大多數基本成員亦沒有被咨詢過。

大聯盟領導以「小圈子」的方式運作，使其有了利用媒體終止運動的專權。大聯盟向媒體宣稱參與者「疲勞了」，但現場不乏新人願意成為義工。如果大會有民主的架構和組織，就能夠更易讓更多的人參與抗爭的日常運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詭計的影響下，若果沒有民主的決策和參與，不管任何主辦團體如何努力和真誠，都可能誤判群眾的情緒而作出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通過在各組織級別選舉委員會，使群眾抗爭民主化，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反洗腦運動不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嗎？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繼續積極推動運動，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歸於現實，從9月9日的事件汲取經驗與教訓，明白占領行動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來「被取消」，令下一階段的鬥爭更為艱難。如果占領政總的集會能得以繼續的話，那麽學聯9月11日的罷課行動會更有效。再者，同時采取幾種不同形式抗爭並無矛盾，占領行動和罷課是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有誰說過一場運動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學校和社區建立起民主委員會和民主組織，而不是將決定權留給少數的「領導層」，運動的能量將會無限，群眾即興發揮的創新行動亦會層出不窮。

如何應對關於罷課的問題？

「全港大罷課行動」自七月以來一直倡議，發動學校罷課是反洗腦運動贏得勝利最有效的方法。罷課直接提出了工作場所和學校的權力問題，代表對國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戰。反國教大聯盟的領導人曾經公開反對我們罷課的建議，認為「這過於激進」，而其他人（包括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表示仍未就罷課「進行討論」。所以， 與其說反國教大聯盟是在領導反洗腦運動，不如說他已經落後於運動的形勢。現場大量無組織的青年已經表現出更激進的念頭，而反國教大聯盟則試圖壓製運動的前進發展。
因此，反國教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後，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抗爭方法或策略，例如罷課。抗爭運動放下了一件武器，而沒有拿起另一件武器，如今它已是赤手空拳！

本來在10萬多人聚集政總時，反國教大聯盟可​​以宣布罷課一天的具體日期。這不但確保大多數人參與罷課，而且梁振英正處於巨大壓力，僅僅宣布罷課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讓步。但與之相反，大聯盟的領導人似乎在說，群眾應該回家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怎麽做。這並不是群眾運動取得勝利的方法。

關於疲勞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指主辦單位已經非常疲倦，為9月9日結束行動自圓其說。這個解釋令人震驚，占領行動只持續至第七天！舉世共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的第一場密集占領活動持續了兩個月以上，而且他們並不是自願離開的，是被警方強行驅離的。

一小群核心組織者的疲勞是否能成為，不僅他們停止活動，而且也停止動員群眾集會的合適理由呢？這似乎是個借口。即使沒有添馬艦的帳篷營地，主辦單位仍然可以呼籲群眾繼續每日的集會。營地並不是必要的，動員群眾才是關鍵。 1989年，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製的政權垮臺時，並沒有「占領」運動，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和一些國家的罷工。再者，如果主辦單位因疲勞而減低了活動能力，則應該面向其他組織和更廣泛的群眾。反國教大聯盟動員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弱點是他們將相對一小群「內部人士」當作主角，而群眾只被看作是臨時演員。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想法偏偏相反。整個運動本身才是關鍵，而臺前表演則是其次。

當群眾運動被取消時，事實上仍在發展。部分學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為9月8日（周六）「只有」10萬參與占領，而在前一晚則有12萬人，故此運動正陷入低潮的證據。這根本不是證據！任何一場運動都不能以數學方式精確預測其發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別是如果反國教大聯盟能夠以學聯9月11日罷課為例，呼籲中小學生罷課一天，那麽運動就會變得更戰鬥性，可以繼續擴大。

關於絕食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的另一個類似說法是，取消占領是因為絕食者的健康問題。但是絕食明明可以取消，並同時與占領繼續進行的。絕食帶來的健康風險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而政總的絕食者每人輪流絕食數天，本身也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活動。真正的絕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種極端的鬥爭方法，需要非常謹慎行事。參與者非常感謝政總外的絕食者所作出的犧牲，但為了讓運動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依賴於這種方式。

我們應該汲取什麽教訓？

在一場群眾抗爭中，單靠努力、熱情和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戰術、理解群眾運動以及民主負責的領導層也是必不可少。在啟動「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時候，我們都認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眾抗爭、以及中國八九六四的教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沒有運動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裏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幾百人，但人數在之後又回到新高點，而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亦如是。群眾不可能成為「專業示威者」，他們都有家庭、工作或學業需要兼顧。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運動有明確的目標與策略，他們就會來參與示威，而不是日復一日，一味重復同樣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負責的領導層，其應該是由群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組成，在需要的時候提出戰術上必要的創新和發揮，從而提升鬥爭的層次。

在當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問題（包括總罷工）。因為學生領袖反對總罷工，在北京當時已為時已晚。當群眾開始疲勞之時，當局就將運動鎮壓了。在2011年2月，埃及眾多工廠罷工，是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為了能建設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不僅挫敗國民教育，而且打敗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們必須從重要的鬥爭中學習經驗與教訓，了解其長處和失誤。

香港立法會選舉簡報

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結束。盡管建製派政客傾盡龐大資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選拿下17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選舉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國民教育的高漲情緒作為背景，結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激進派的議席由過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來將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進入更嚴重的管治危機。

五區公投深遠　影響激進派選舉大幅上漲

是次選舉激進民主派勢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七成，共得約26萬票（社民連得票約8萬7千票，而人民力量獲得超過17萬票），增長十分驚人，足見民眾對激進反政府路線日漸認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東陳誌全、九龍西黃毓民、新界西陳偉業），社民連則有新界東的梁國雄（長毛）當選連任。而同樣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亦獲得26萬選票，透過直選得5席。假如將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的得票加起來的話，合共約52萬票，恰恰是2010年五區公投時的票數，可見五區公投運動成功鞏固支持普選民主的群眾支持，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幕。

民主黨民協萎縮　妥協派路線破產

整體泛民主派的得票卻未如期理想，總得票只有101.9萬（約55%），打破了傳統泛民主派比建製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溫和民主派（民主黨及民協）流失大量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總得票為24萬7千票，直選僅獲4個議席，並只能依靠由臺底交易換來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來維持泛民的最大黨派。同樣反對五區公投的民協，也是靠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免於「亡黨」的命運。民主黨與民協同樣是提倡與中央密室談判，而其於2010年支持並通過的宣稱帶有「民主進步性質」的政改方案的荒誕，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大龍鳳中表露無遺，足見妥協派路線的破產。民主黨是次選舉中得票比公民黨，或激進派總和還要低，反映出群眾經已看穿傳統泛民右翼政黨支持政改、民主進程毫無建樹的本質，而轉向支持激進派。

超級區議會廢票

本年新增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五個議席，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過的​​，用以優惠坐擁較多區議會議席的妥協民主派和建製派。

超級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獲得三席（民主黨塗謹申及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建製派則取兩席（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李惠瓊）。值得註意的是，超級區議會的白票和廢票高達八萬票，可見選民對偽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選議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眾已經意識到，超級區議會只不過是傳統泛民右翼政黨與中央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銷正個功能組別邁向普選的真正道路。

新晉議員、意識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選舉中出了傳統的勢力贏得議席，亦見泛民中有新晉的議員成功進入立法會，當中包括工黨的張超雄與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這些新勢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經濟環境陷入危機下，群眾對傳統泛民的失望，以及對尋找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焦慮。必須要指出的新晉議員都並不具備清晰的政治意識，並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來填補群眾間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黨並不是一個真正建基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沒有清晰的左翼綱領來達至工人民主，亦沒有嘗試在工人間組織群眾黨員。頂多而言，工黨只不過是以數個立法會議員為核心，並加上不同小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的合作聯盟，亦似乎沒有準備切實參與群眾抗爭，沖擊現存的財團壟斷的製度。加上工黨成立初期經已表明不會參與「激進」抗爭，可見其並不能夠在未來為建立反抗不民主製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中的抗爭運動。

另一個受人矚目的新晉議員為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為一些不滿民主黨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黨二線黨員組成，走於激進民主派與妥協民主派中間的路線。不過其政治路線始終離不開右翼，在是次選舉中更利用民粹種族主義為政綱，當中「反對香港赤化」的模糊口號，除了反映出民眾恐懼中共而渴求民主的進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內地人的排外民粹。範國威的選舉工程不離開「香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以雙非孕婦、「捍衛正體字」等煽動反內地群眾的民粹種族主義。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但將群眾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不滿的矛頭從資本家轉移至內地基層群眾與新移民身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正中此產階級的下懷；更會為本土大香港主義提共發展的土壤，甚至未來會發展成極右排外的專製主義。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

是次選舉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參選，以挑戰主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在中共進一步鉗製香港政治，而未來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是次選舉已經反映出群眾正被激進化，但群眾現時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慮地尋找出路的大眾部分亦出現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兒。在未來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獨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壓（現在的國民教育與未來的二十三條立法），群眾需要組織成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才能免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混淆視聽，為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確的路線。

最低工資繼續拉鋸30元水平遠不足夠

政府欽點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根據政府兩年一檢的政策，商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於本周二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最快於明天5月實施。加幅僅為7%，追不上兩年來整體通漲的數字（香港去年通漲率已經為5.4%），而影響基層工人及老人最深遠的食物價格上漲更遠遠超出這幅度。根據統計處去年報告，目前仍有有近33萬人時薪不足30元，當中以物業管理、保安、清潔行業為數最多，是本港最受剝削的工人之一。有調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設定的28元為基數，只計算通漲上升對物價的影響，最低工資應該調整至3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內，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資有「三字頭」出現。代表商界的自由黨議員、曾因最低工資爭議被稱為「廿蚊張」的張宇人以歐債危機及經濟不明朗為理由，指出時薪水平應維持不變。社會主義行動的回覆是，資本主義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階級，而我們絕不會為投機炒賣者的輸局埋單。

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兩年來，資本家不斷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的實施。商鋪高昂的租金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實為資本家愚弄人民的詭辯。再者，地產霸權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經營艱難的最大原因。根據高緯環球和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最新公布的全球購物中心報告顯示，旺角街鋪每月呎租1000元，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於銅鑼灣及中環的40-50%，而全港平均計全年商鋪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無論是建製派還是泛民主派陣營都異口同聲指出30元最低工資不足夠。 9月19日六名現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同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記者會，除了民主黨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33元，其余五名代表的黨派都明確支持最低工資35元的水平。而職工盟20人亦於9月27日於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最低工資上升至35元。

建製派工聯會如候任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陳婉嫻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資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統治危機，來自四方八面威脅政府的壓力間接​​增加了勞方的議價籌碼，而資本建製亦想利用最低工資輕微的上調換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資一役，資方壓低水平至28元，漠視工人對最低工資33元的訴求，由於通漲，現在爭取33元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比起前年退步。社會主義行動堅持最低工資40元，並必須與通漲掛勾，並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調查和監督物價上升情況。

政府退讓含糊不清反國教運動尚未勝利

9月27日下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示：「委員會今日會議有部分共識：國教科在政策修訂下不用獨立成科，故認為不需要有官方課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課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訂。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員會顯示政府進一步的退讓，可是基於要維護面子，政府含糊其辭而不願公開表示撤回國民教育。即使國民教育幾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終並非真正撤回課程，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仍然會以教育津貼或施加壓力的方式，令部分學校暗地裏推行國民教育。

我們需要回顧整場反國民教育的抗爭，並從大聯盟錯誤的決定中汲取當中重要的教訓：

九月九日淩晨二時左右，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宣布解散一連十日的占領行動。占領行動令反國教運動邁向高峰，對整個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脅。推動罷課正是將運動遍地開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領行動等於棄械投降，「全港大罷課行動」曾就此​​作出強烈抨擊，並預見占領行動被解散後，沒有了整場運動的一個中心陣地，下一步的抗爭將會陷入復雜的困境。林鄭月娥對結束占領和絕食的決定感到安慰，足見大聯盟的錯誤決定讓政府舒了一口氣。

即使如此，9月11日專上學生聯會號召的大專生罷課依然相當成功，共八千人參與於中文大學的集會，表現了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之後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學的500人的反洗腦大集會，還有9月24日起連續兩天公開大學部分學生進行罷課，顯示了大學生亦勇於站起來反對洗腦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會行動未見有協調統一，未有重新整頓反抗運動的士氣，對梁振英政府的威脅亦大不如前。

反國教大聯盟在解散占領行動後，沒有提出進一步將運動升級的策略。主要是將反洗腦的責任推回個體的學生及家長，並采取被動的態度去「監察」學校推行學民教育的情況，甚至勸喻家長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沒有愛國教育的成分。集體的抗爭轉向單獨的監察，使運動去政治化和去組織化，一場大規模的抗爭機會白白流失。這錯誤的決定當時甚至令不少民眾混淆起來，誤以為國民教育已經被撤回。

9月21日學民思潮號召全港中學的國民教育關註組和學生會，會議後總結下一步主要行動只是派發宣傳反國教的小冊子。不少參與者表示，會議中召集人黃之鋒被問及推動罷課的問題時，只以「罷課不是設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們說要罷課就可以罷課」回避問題，沒有以準備抗爭的心態和意願，與學生切實討論組織罷課的可行性。 「全港大罷課行動」深明組織罷課不是輕然設定一個日子就可以自動成事，而是需要經過周詳的計劃和討論，並設立民主的罷課委員會去策劃和協調整個罷課運動。學民思潮作為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焦點，如果設一定個目標的罷課日子，可以讓學生盡快動員及籌備。可惜教協和學民思潮似乎不願意承擔這個鬥爭的責任。

作為規模較小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我們仍於不同學校宣傳和組織獨立的罷課委員會，給予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由下而上推動罷課，並讓學生和參與者民主討論和決策罷課安排。我們努力維持組織的民主和開放，讓支持反洗腦的學生、舊生、家長和教師都可以加入罷課委員會，向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推動罷課。不少表示持有反國民教育的學校允許學生，但全港大罷課行動成員在學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後，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壓力以圖停止其組織行動，包括沒收學生的傳單、受到校長紀律處分的威脅，甚至要求學生會見輔導。真正威脅政府的抗爭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擊，而全港大罷課行動亦支力支援和協助學生抵抗打壓，鼓勵學生親身將事件向公眾及媒體曝光。

正當大學罷課泛起抗爭的漣漪，中學罷課行動能激起巨浪，不僅能對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有機會迫使梁振英下臺。政府含糊的退讓無非要收買群眾的民意，事實上亦可能降低反國民教育的意欲，但我們需要隨時準備繼續鬥爭，以罷課推倒國民教育的討論在未來可以再熾熱起來。

沈痛哀悼南丫島海難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時20分左右，港燈一艘名為「南丫四號」的客輪在南丫島受到港九小輪「海泰號」高速撞擊，船尾受到嚴重破壞，乘客全部墜海，客輪被撞擊後約兩分鐘船身傾斜下沈，釀成101人受傷，現時仍有13人留醫，死亡人數目前增至39人。事件為1996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罹難者，並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發生事故時港燈船上載有121乘客及3名船員，船員與乘客比例極為懸殊。乘客當中估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燈員工，其余是他們的親友；而港九渡輪則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兩名船長均為超過十年經驗的資深船長，「南丫四號」客輪周姓船長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傷勢嚴重但神誌清醒；而港九小輪的黎船長被問及意外情況時，則表示頭暈及頭痛，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癥。根據星島日報10月3日報導，「搜救人員通宵搜索，赫見船艙座椅壓死人及『屍疊屍』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陽報則指出：「上層船艙的長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後全數倒塌，壓著上層乘客並帶入水中，形成『人疊人、凳疊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員亦稱搜救期間受到重物擊中而受傷，但由於時間倉卒只有負傷繼續救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船長被指於撞船後迅速離去，根據明報10月3日報導：「目擊經過的『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南丫四號』下沈，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沖往船長駕駛室，要求駛回頭救人，但『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回榕樹灣碼頭泊岸。」明報報導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鐘東堂亦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有超過三十年船長經驗的余誌明表示，按照慣例，如果兩艘船相撞後船體相接，雙方應交換船只損毀程度，才判斷應否離開。

港燈船只由於沒有備載客名單，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數及名單，令至今失蹤人數仍未能確定，涉嫌違反海事處指引。此外，船員亦沒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號船尾短時間內下沈的原因，是因為船尾兩個船艙的防水分隔懷疑剛被撞破而未能發揮作出，而船頭的水密間封卻成功阻止入水，因為只有船尾下沈而船頭仍然浮面，發揮浮標效果。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探望南丫四號周船長後引述他指，「南丫四號」每年均有驗船，事發前不久亦剛完成驗船。港九小輪迎亦於10月3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海泰號」當時的航速二十幾海裏，沒有超速。而船只在九月才做過檢查，船上儀器正常。

撞船意外責任誰屬，仍然未有確切的定論。肇事兩船共7名工作人員涉嫌違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海事處表示，會調查「南丫四號」的船身結構，相撞過程，安全設備是否足夠，船員駕駛航行是否違規，預計半年完成調查報告。

中共「國慶」煙花的五光十色與海難受害者的沈痛心情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連續三天為降半旗致哀日。港燈作為公共交通的私營公司，對員工有否有足夠安全訓練及人身保障、船只維修及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仍然有待調查。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事件必須由死傷者家屬代表、渡輪員工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才能徹查真相。

香港：長者生活津貼免入息審查

小恩小惠　諸多阻撓

現時香港有53萬老人領取俗稱「長者津貼」的高齡津貼，每月為$1,090元。梁振英競選小圈子特首時，曾經開出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長者津貼」）計劃的支票，爭取基層的民意支持，但裝扮親基層的面具在當選不久後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長者津貼，每年耗資約62億，因為需要設置資產審查機製，惹起基層長者及貧困人口的不滿。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連、街工和民協共同發動抗議，總共約100低收入人士及長者在政府總部外進行抗議，要求長者津貼免除入息審查，並以此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礎。

特惠長者津貼限製65歲以上單身長者月入不超過$6,60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186,000元；而長者夫婦月入不超過$10,52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請資格，同時一如過往的長者津貼，受惠人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門坎之高除了對待長者苛刻，還浪費估計總共5億的龐大行政費用。如果長者毋須申報資產，估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多33億元，以政府現時水浸的庫房絕對可以負擔。

現時65-69歲長者領取每月$1,100的長者津貼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70歲以上長者。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告將長者津貼金額劃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時表示有可能要對70歲或以上的申請者引入入息或資產審查製度。結果惹來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製派議員的反對，加上當時剛進入議會的激進派政黨社民連在議會內大聲抗議，最後曾蔭權在眾怒難犯的情勢下被迫妥協，取消侮辱長者的審查製度。

人口老化　長者貧困

資本主義國家，尤其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醫療服務和兒童照顧服務欠奉、房屋保障蕩然無存、教育機會以至工作機會雕零，因此生兒育女的負擔沈重，令香港以至亞洲的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斷加大。香港2009年的長者人口占總人口的13%。根據政府統計署的預計，到2039年此比率將上升至28%。單是長者人口的增長，已使長者貧窮人口由2006年的26萬上升至2039年的71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是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生活於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人口約有115萬，高企的數字向政府響起社會危機的警號。雖然因為年輕及中年人士受惠於最低工資實施，令2011年貧窮人口去年的貧窮人口較2010年減少5.5萬，但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不跌反升，人數高達28.8萬人，即平均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貧窮。

政府企圖強行通過方案

在反對聲音群情洶湧的形勢下，泛民主派各政黨以至部分建製派政黨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會投票否決議案。工聯會議會內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關鍵的遊說對象，其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難以接受政府現時方案，可能與政府談判折衷的方案。然而，葉劉淑儀的保皇態度依舊強硬，批評長者津貼「民粹當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產物」。連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對政府方案，要求65歲以上長者劃一取消入息審查。

可見即使是寸進的福利改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都是利益的威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立法會內仍然未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但可能會以些微讓步（例如提高資產限額）令政黨讓步。政府稱聲撥款會耗用大量公帑，卻僅得五日讓立法會討論，就要在本周五交財委會表決，不過是想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以防民間有時間凝聚抗爭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頭難額。

廢除強積金

政府為了讓銀行家和投機者獲益，在2000年引入強積金製度，強迫香港工人階級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強積金戶口，將血汗錢變成金融機構的賭本。強積金平均管理費為1.74%，高昂的行政費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憤，銀行不過用這製度作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眼自然受到歐債危機波及。由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危機，本年初至五月分強積金計劃的總凈資產共蒸發約$234億元，以全港257.3萬參與強積金計劃的雇員及自雇人士計算，平均每個強積金戶口蒸發逾$9,000元。

對金融投機者來說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是高工時高壓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廢除敲骨吸髓的強積金製度可謂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特惠長者津貼免入息審查
廢除強積金製度，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向有錢人征重稅
民主公營化大銀行及企業，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香港：反對人工沙灘　守護龍尾生態　痛擊地產霸權

正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風波未平，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又快將上馬。政府為求滿足地產發展商打造旅遊熱點的商業野心，不惜踐踏稀有海洋生物，
大興木土將龍尾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

環保團體及廣大民眾的沖沖怒氣要將此二億八千萬元的工程剎停。各環保團體及政黨組成「守護龍尾大聯盟」，準備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草地舉行「守護龍尾大集會」。

官商勾結　吸血大計

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在烏溪沙渡頭的天然沙灘增建設施，將之改建成人工沙灘。但當局無視其要求，堅持要在水質被評為「極差」的龍尾動工。為何？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08-09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467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無限商機，遂「慷慨」捐出10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幾近峻工。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大埔汀角樓價過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層連天臺村屋呎價已經突破6,000元。長城物業經理錢淑敏指，估計沙灘落成，樓價可再升2-3成。(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5日) 發展商近年積極收地準備工程，令龍尾的丁屋售價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灘亦獲得鄉議局土紳劣豪的支持。

政府強調區議會已經通過方案，因而難以挽回。恰恰是腐敗的區議會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結。大埔區議員所屬政團不是民建聯，就是經濟動力，均為財團的買辦走狗。各議員都身兼新界地產商會要職，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在大埔持有一棟三層高丁屋和六幅地皮，並透過公司在大埔擁有一個物業和一幅土地。商會主席則是早已江庫集團主席柳明心。江庫集團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產商，過去幾年密密向原居民購地，興建別墅式村屋屋苑。建製派壟斷的區議會不過是通過親商政策的橡皮圖章，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香港政府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為了討好土紳劣豪的丁權製度，讓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認可的範圍內興建「丁屋」。這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政策，持有丁權的原居民搖身一變成地主土豪，甚至讓不少新界鄉紳實際就是土地發展商，或與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這一撮特權分子往往支持地產發展的硬道理，好讓自己土地變賣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這些發展議題上對立起來，在9月22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上水咨詢會衡突正是一個例子。

破壞生態　踐踏環境

龍尾灘是一個位於大埔船灣汀角路旁、毗鄰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間海岸，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魚、蝦、蟹、蜆、螺、海星、海膽等等２００多種，具保育價值物種達14種。人工沙灘計劃將會迫使生物向西「大遷徙」至汀角東海岸，對遷徒生物及原居生物來說，都是生態的大災難，政府卻以皇恩浩蕩的姿態表示讓生物「原區安置」。例如，當中的管海馬為香港罕見魚類品種，繁殖力偏低，懷孕期又長，若環境大變族群就很難生存下去。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汙染會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遠高於零四年因水質差劣而封灘的深井釣魚灣泳灘四倍。故此，龍尾灘水質為「極差」等級，每1,000人落水後，將會有15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根本不適宜遊泳。遊泳旺季夏季時期，雨水帶來的細菌和汙染物，加上日後落成的水療酒店將會排出更多廢水。

政府聲稱，建設人工灘是為了新界東北居民的休閑福祉，其謊言不攻自破。整項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灘成了配置設施，商業區才是主角！

政府強調計劃已經通過環境評估，合乎「程序」，卻受到環保組織指責環評報告避重就輕。零八年龍尾泳灘進行的環境評估報告數據不足，立場偏頗，包括當年沒有一並評估烏溪沙兩個天然沙灘的選址，亦無發現生態物種多達二百種，以及水質含有大腸桿菌及重金屬等。

寧波抗爭成功　香港不甘後人

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不惜於2010年迫遷菜園村居民，斥資669億建設富人專享的高速鐵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龍一帶豪宅的樓價；梁振英上任後又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打造富豪後花園，大量收購土地和迫遷居民，目的是設立服務內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區。購地迫遷成為了地產霸權的發展公式，多數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間被少數富豪操控。

浙江省寧波民眾上街示威七天，反對當局政府興建煉油化工廠PX。事緣中石化在鎮海區的最大煉油企業「鎮海煉化廠」，準備投資逾五百億元人民幣擴建，惹起民眾對空氣和水質汙染的擔憂和憤怒。群眾包圍市政府總部，要求市長劉奇下臺。由於中共十八會議即將開幕，加上統治危機一觸即發，為免點著火頭而烽煙四起，故此最終妥協擱置擴建計劃。梁振英政府同樣深陷危機，繼反國民教育運動後，再次的政總集會可以給予政府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堅定抗爭，捍衛受盡資本摧殘的環境，揭露資本家可恥的牟利大計。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守護龍尾大聯盟」的行動，我們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龍尾人工灘計劃
踢走地產財團，不要暴利發展
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營化，由居民、環保分子和工人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規劃和控製

香港：性平權的抗爭近況

迎接同誌大遊行

今天適逢臺灣同誌遊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臺北舉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的大遊行。今年有65,000人參加，破了歷年的紀錄，場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遊行亦吸引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外國同誌參與，大會保守估計有3000多名外國人遠道而來參加。臺灣不少工薪階級認為，在職場受到歧視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推出民間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誌婚姻、伴侶製度和收養、多人家屬製度，並正在發動「百萬聯署」運動，盼在明年九月能將民間版草案送進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誌遊行亦不甘後人，今年的同誌遊行亦表現了民眾香港不分性傾向抗爭的團結。今年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和大同主辦，將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大會為支持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視，呼籲參與者穿著代表不同職業的服飾出席，以突顯主題，而立法保障同誌免受歧視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對同性戀歧視表現為外界幹預性的歧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製更為厲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趙式芝與波爾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楊如芯，在法國舉行了一場同誌婚禮。趙式芝的父親趙世曾大力反對女兒的性取向自由，還擲出五億巨款為女兒招婿，務求要令女兒「拗直」。

趙世曾時常在公眾場合左擁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對自己的性態度十分「開放」，卻對其女兒的同性戀取向態度保守。堅持十多年的認真感情如此打壓。對趙氏富豪來說，以金錢堆砌的異性關系比女兒多年堅貞的同性愛情更為珍貴。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延續和傳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較低，而同性戀違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構成，自然不能為父權社會所容忍。這既是性別歧視，亦是性傾向的歧視。後來，趙式芝在她的臉書上寫道：「為何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並歌頌男人擁有五個妻子，卻不可以讓女人選擇不要丈夫？有趣！」這句話真實地諷刺父權社會下男女不平等的現實。

新任立法會議員人民力量陳誌全出櫃（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歸15年來首次發生。陳誌全很快受到同誌團體的青睞，亦成為了本年同誌遊行的發言人之一，為性平權抗爭充了信心。11月9日，多個同誌團體（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要求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咨詢。議會辯論期間，右翼保守的建製派發表了荒謬絕倫的言論。自由黨張宇人表示會有有偽裝同性戀伴侶而欺騙雇主福利；民建聯葉國謙更直指，立法對華人傳統製度造成破壞，引發社會沖擊，對宗教團體帶來極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戀不為現存製度所容許。最後，咨詢動議被功能組別否決。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障同誌的法例，這是依靠群眾抗爭向建製施壓爭取回來。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視同誌法例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在必要時仍然會動員落後保守思想的階層，以分裂不同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並以「完善道德」為口號維護核心家庭製度。因此單靠立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從製度上作出根本的改變。

美國對性小眾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不是由美國資本家或政府恩賜的，而是群眾和工人運動多年鬥爭爭得來的成果。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有三大州（馬裏蘭州、緬因州和華頓盛州）通過了同誌婚姻的公投，使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區擴大到10個。但是，美國聯邦依然未認可同性婚姻。因為共和黨的濃厚基督教背景勢力，令黨更鮮明站在反同誌的一方，這令奧巴馬成功製造不少幻想，在選舉中爭取到不少「粉紅選票」。但這不意味著民主黨政府會真正保障同誌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戀的普遍歧視就會在美國社會消失。

企業近年高調支持LGBT或贊助，除了是資產階級要收編同誌運動，避免其激進化成反財團或反政府的運動，更是要收割同誌運動商業化的市場。市場公司估計，單在美國有高達1,800萬人的LGBT市場，每年可消費收入（即空閑錢）高達7,900億美元，平均每人約4.4萬美元，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數2.6萬美元。紐約州去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紐約審計辦公室亦預計3年內，可帶動婚宴及蜜月旅遊的消費力，涉及1.42億美元。如此龐大商機，有公司明明槍打著服務LGBT的旗號，美林銀行成立專門服務LGBT的理財顧問團隊。但是，企業所提倡的「性平權」是虛偽的，為的是牟取利潤，只為中上階層有消費力的人士服務，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外。

LGBT在中國

近年中國內地（尤其是發達城市）社會風氣對性小眾放寬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發達成市，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始終對同性戀者抱有歧視，未有反對歧視同誌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沒有得到法例條文的保障。因為家庭壓力和社會壓力，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都刻意隱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異性結婚。根據長期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指出，中國同性戀群體的一大特點是80%以上的人迫於世俗壓力結了婚或者將要結婚。

張北川估計，中國內地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在中國大陸有超過500個的同誌網站，全國各地大大少少的同誌酒吧，不時被公安封查或騷擾，甚至向同性戀者金錢勒索。近年中國出現愈多的同誌非政府組織，例如最大的是「中國彩虹」，但它們的行動都受到當局嚴密監管和限製，任何有可能組織群眾挑戰製度的行動，都會受到警察當局打擊和阻撓。在中國，同性戀者沒有基本的組織、集會和示威權利，都是比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為了未來的同性戀發展出一份力，無懼國家機器公安的加壓，因為在中國很多的同性戀者都只是中下階層，連民主都有，他們都因為害怕公開自己的同誌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問題，所以我們更加應支持他們！

但即使這些團體的活動亦非常有限，例如組織酒會或晚宴等聯誼活動，令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自成一角，難以說服不同性傾向人士團結一致。加上這些活動都只能照顧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上階層，難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廠的工人能夠有機會參與。工人階級占中國龐大人口，作為工廠或職場中受到欺壓的階級，往往是同性戀中最受壓迫而申訴無門的一群。

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勢力反對寸進的同誌平權，是資產階級分化勞動人民團結的表現。這些反動勢力除了打壓同性戀或跨性別階層，往往同時打壓少數族裔權利、女性權利、外來移民權、貧窮及邊綠人士權利，以維護自己占上位的統治製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惡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勢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資本家支撐的，而且在政治立場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運動的抗爭，包括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在鬥爭路途上揭破資本家和宗教勢力互相勾結的真面目，將性平權運動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爭取性平權　4000人參與同誌遊行

今天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同誌遊行，一共有4000人參與，比上一屆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眾人物參加是次遊行，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範國威、及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誌全，藝人則有黃耀明及何韻詩。何韻詩更於今天首次「出櫃」，公開宣布自己是同誌的身份，她是繼黃耀明後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誌的香港藝人。

參與的團體包括主辦單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及大同），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譯：香港蕩婦遊行）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會主義行動舉起「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的彩虹橫額，參加是次遊行，共賣出60本性平權小冊子。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性平權的抗爭，支持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包括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家暴條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性小眾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系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內地的性小眾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小眾的壓迫。

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 ——東亞民族的歷史傷口、現實的資本主義沖突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在釣魚島控製權與主權問題上的沖突歷時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臺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采取種種手法聲張臺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卷入的長達月余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臺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沖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臺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沖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註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鬥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沖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註，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註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誌撰寫的《中日島嶼沖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沖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臺、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沖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沖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準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 ... t-campaign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盡可能忠實於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復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信息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臺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於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製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沖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警察間暴力沖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道，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道，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製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道，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奸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只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範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卷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製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沖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製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蘇遠早於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製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道。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奸日本女性泄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製。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模板。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誌在《沖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製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於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麽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製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托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托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托派組織甚至自組遊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製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劃。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采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製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采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占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沖突不斷，被各種專製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布，專製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采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製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采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垮臺，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麽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製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征，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製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系。

而 且，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誌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劃移民他國的數據，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臺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沖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製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征。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沖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斯大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征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專製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製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誌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製，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復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製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於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製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誌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聯署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幹」？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持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製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臺的報道，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網民在網絡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泄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沖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泄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警察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絡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辟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汙蔑，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絡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信息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沖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註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泄，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對象。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征，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麽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麽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泄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製當局的專製控製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沖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對象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註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報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系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註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誌的《沖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系緊密和抵製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系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征）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絡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製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誌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麽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采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沖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采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誌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麽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製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製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斯大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沖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製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製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幹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製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臺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臺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征。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製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沖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製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誌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麽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道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誌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信息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系，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系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占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道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嘩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占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幹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挾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裏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裏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臺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製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議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臺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製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製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麽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誌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臺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註。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臺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臺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臺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臺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系起來，其實無視了臺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誌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製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幹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絡上提出所謂吞並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托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咨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臺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臺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製沖繩時，為了鉗 製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製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余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復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系。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並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並」（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並」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占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製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了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誌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臺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臺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占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臺。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準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誌文章發布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奸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製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製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製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註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舊金山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臺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沖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泄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沖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沖突無直接關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製當局限製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象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註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沖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製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那麽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系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製性右翼政治體製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系的惡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裏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裏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意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裏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製。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采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系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沈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製定戰略性計劃。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采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系，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系。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製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製內占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占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製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沖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臺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麽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臺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製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製，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麽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系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黨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製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製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製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裏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占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斯大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臺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占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采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占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警察發生暴力沖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系。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臺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製與占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註。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製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製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占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註：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並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征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臺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麽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蘇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托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沖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托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臺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沖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臺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幹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麽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支持日本人民和沖繩人民反對美國駐軍與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
反對東亞地區的中美日臺的軍事競賽！
面向中日臺美無產階級與進步勞動人民，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團結！
團結日本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反擊日本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二戰罪行！
要求日本資產階級和大企業賠償二戰民間受害者損失，反對日本民眾承擔賠償！
反對本地區任何帝國主義和強權軍事聯盟，包括美日韓臺的軍事同盟和中俄等國的軍事合作！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實現民眾的民主政治！
日本軍事和警察力量立即撤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區域！
反對任何一方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力量進入和長期占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反對任何激化釣魚島沖突和軍事化沖突的舉動！
反對中日臺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動民眾民族主義對立和種族主義仇恨！
絕不信任中日臺三地資產階級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決領土糾紛問題！
中日臺三方工人階級聯合團結起來，實現本地區永久和平和資源有計劃的民主和平共享！

釣魚島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支持工人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誌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並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於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沖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復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麽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麽我們為什麽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製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征。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復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持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占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製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占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占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持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製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沖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沖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製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采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抵製日貨？

陳墨抵製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持抵製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復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製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內存來自東芝，屏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計劃。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製，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製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製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製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製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製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製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製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沖突中香港出海登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巖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麽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麽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系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製，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系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製，我們的同誌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系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雇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網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占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警察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了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在鬥爭裏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沖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國際聲援日抗議：要求愛爾蘭合法化墮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將會是就愛爾蘭被拒墮胎而慘死的婦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當地政府立即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世界各地都會進行抗議，來表達我們對此事件的憤怒。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已經過時並需要改變。如果女性在愛爾蘭有選擇的權利的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要求立刻的改變，11月21日下午2時到愛爾蘭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屆時會向的愛爾蘭政府提交抗議信。

抗議信：
致愛爾蘭共和國總理：

我們對於貴國的醫院由於拒絕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終止懷孕的要求而導致其慘死的事件感到驚訝。她在懷孕十七周時出現自然流產，但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胚胎的心跳仍沒有停頓，而根據她丈夫的說法當時的醫生跟他說：「我們住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我們向其家人和親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這個慘劇反映出愛爾蘭需要立即將墮胎合法化。雖然愛爾蘭的最高法院的在「Ｘ案件」的判決指名墮胎應當在母體受到危險的情況下被允許，但是歷屆政府都拒絕為此立法。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亦發現現時愛爾蘭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婦女合法墮胎的有效途徑與程序，並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

為了給予醫療專業人員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們要求愛爾蘭當局立刻下達政令允許墮胎以保障母體健康與減低婦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這長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愛爾蘭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我們認為愛爾蘭政府應當立即立法以允許在母體健康受到威脅下的墮胎，作為保障愛爾蘭女性對身體選擇權的第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鬥爭

香港是超級富豪的天堂，卻是一般工人的地獄，尤其是對於從事著「3D」工作 – Dirty(骯臟)、Difficult(困難)和Dangerous(危險)的家務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臨著政府有系統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打擊，工時長、工資低、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圍墻，將外藉工人與其余工人階級分隔開，以防止外藉工人為爭取合理保障的鬥爭，與香港群眾爭取民主權利、工人權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鬥爭連合起來。

「沒有母親的一代」

社會主義行動為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團結而戰，反對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今天，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我們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動。外地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乃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在國外從事粗重勞動，以支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他們的數量已從2000年的一億五千萬人增長到今天的二億一千四百萬人。由於在國外工作是長期而非臨時的，這就導致了愈來愈多國家出現了「沒有母親的一代」，如菲律賓。移民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層次危機中的最大輸家。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鉅子卻豬籠入水。

反帝國主義！

菲律賓、印尼和尼泊爾政府如同香港親富豪政府一樣，都遵從著跨國公司的曲調而起舞。過去二十年內，在菲律賓和印尼等亞洲國家都爆發了低收入和欠缺勞動合同保障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大型企業將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實際工資在各地拖低，以「競次」的方式增加利潤。這個國際體系令1%的鉅富得以專製地操縱著99%人的命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命運；同樣地，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亦得以操縱著貧窮國家的政策，一如發生在亞洲各國的情況。

在愈來愈多的國家，工人紛紛起來反抗這種壓迫。最近幾年在印尼已經形成了新的戰鬥性工會。在十月，二百五十萬印尼工人舉行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並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數百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對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強迫他們的國家實施緊縮政策。

聯合國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間進行組織，加強反擊的力量，並提出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聯合國，因為它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清談俱樂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薪金為每月146,700港元，還有免費住房！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客一樣，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實際生活。聯合國通過ILO（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動，試圖為資本家的全球搶城行動塗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萬紡織女工發動了大罷工，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勞工組織表現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壞了這場大罷工，迫使工人接受極低的工資調整水平，並承諾不再罷工！

當然，十二月十八日給我們的，並不是對聯合國的信任，而是一個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外藉工人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我們並肩而戰。應該指出，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的組織力量，而非聯合國的決定和要求。我們要求民主地控製工會，由選舉產生代表，這些代表並只能領有普通工人的工資，以真實地反映基層和外地工人的訴求。

最低工資四十元－不要歧視，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資將調整為每小時三十港元，這依然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我們要求提高至四十元，並呼籲工會為此訴求戰鬥，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學習，準備基層工人一天的罷工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種族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招聘機構，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仲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香港政府和媒體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爭取婦女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宗教或性別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資本家，滾！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讓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規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我們會在每周五和周日舉行以中英文雙語進行的定期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積極分子，並會規劃我們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聲音變得更強！

二零一三年

十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計有十三萬人參與大規模反政府遊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臺。梁振英政府剛剛執政半年，這次元旦大遊行是民眾對非民選的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並施加強大的壓力。

遊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並且由於梁振英多次以謊言欺騙民眾而被諷為「長鼻木偶」。同時，很多示威標語上寫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選舉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並將99.9%的民眾排除在這場選舉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選」。示威後的一星期，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會在跛腳的假議會內提出彈劾特首的議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親中共團體還組織起細小的遊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數字，也不得不說反梁遊行的隊伍人數是支持隊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監管大規模抗議活動愈益嚴厲，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遊行區域上。在遊行數星期前，警察表示他們將禁止參與團體在遊行路線上擺設街站籌集資金。而擺街站是反對派爭取民眾支持的傳統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權利，因此必須積極捍衛。當日，幾乎所有參與團體都無視這一禁令，繼續在沿路設立街站。

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封鎖了通往禮賓府和中環其他地區的道路，以圖阻止企圖進行占領的遊行隊伍前進。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禮賓府架設的帳篷並逮捕了多名示威者，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

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興趣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設立了兩個街站並發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雜誌，以傳播社會主義的理念。我們街站籌措了超過三萬一千港元，並銷售超過三百四十本雜誌，展示群眾拒絕警察鎮壓民主權利。

對於一些示威者在遊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時代旗幟一事，香港和國際媒體都作出了相當多的報導。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個月，而中共領導人亦會以此借題發揮，證明有「外部勢力」幹涉香港政治問題，並將之連系至需要就鎮壓性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雖然現時一些打出殖民旗幟的相對的小團體主要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甚或香港獨立，但同時亦表達一些反中國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成分，一些通過互聯網松散地連系的階層亦卷入這趨勢。對後者而言，殖民標誌是一種表達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來愈多人戴上Ｖ煞臉具遊行。社會主義者捍衛民主權利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對殖民旗幟象征著的混亂的理念和反動的思想。

整個製度的危機

與其說是一個政客的「失敗」或欠缺誠信，不如說是香港面臨整個政治製度的危機 – 讓中共獨裁強加的資本主義領導欺壓人民對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領導班子雖然上任不久，但已經引發千千萬萬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時四十萬人遊行和九月超過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反國民教育。隨著未來威脅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條 – 來臨之際，未來抗議很可能會繼續。最近新委任鷹派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可見惡法將至的蛛絲馬跡。北京利用委任張曉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對廿三條立法的壓力。2005年的時候，張曉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汕尾發生了一場鎮壓示威的大屠殺，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槍殺。

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未來的鬥爭必然會面臨這種威脅，可見需要以民主的架構 – 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組織倒梁的群眾鬥爭。

梁振英在與唐英年600票的搶奪戰中，曾經拋出一些民粹承諾，包括處理房屋危機、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傾斜窮人。但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當時警告，沒有一樣會得以實現。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稅）去打擊樓市，但2012年大眾市場的房屋價格上升超過23%，樓房暴漲情況惡化令數以百萬計家庭置業無望。

但對社會最窮的人來說，房屋危機已經造成慘痛的苦難。有報導指木板隔間房住戶醜聞惡化，估計25萬人要住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裏，數字是之前估計的兩倍。因此民眾對梁振英數間高價房屋僭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選？

經過數十年的拖延、謊言和耍手段，北京與香港的菁英們越來越難於阻隔落實普選。群眾的壓力再增加，這反映在對梁振英的不滿，而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選舉方案給予「發展進程」。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落實真正的普選，甚至遠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財團商家壟斷的西方民主製度。這個問題的結果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群眾鬥爭。

時間愈接近2017之際，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應對他們更多的手段和奸計。政府將代表資本家尋求維持不民主的防衛網（雖然稍作改動）去確保高門坎的提名資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選人永遠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我們再次見到右翼泛民政黨恐懼真正的反政府鬥爭，並不意願領導運動。在2010年他們抵製「變相公投」和與北京代表秘密交談，支持「改善」和延續功能組別。因為這個背叛，特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重罰，比起上次2008年選舉損失了10萬票。

反抗國民教育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對於未來反對梁振英和二十三條抗爭中非常重要。這個運動在去年秋季已經有潛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臺。占領行動的參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預料，而其當中主要由民主黨及其緊密盟友教協控製，並以年輕的學民思潮為外衣，因其年青新鮮的形象大受群眾支持。這個領導層遠遠落後於群眾抗議的政治情緒，例如當中要求梁振英下臺的口號，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的全港大罷課的要求。大聯盟將自己與這些「政治」口號劃清界線，強調改運動「只是」反對國民教育－但實際上這是群眾對更廣泛的普選、反二十三條和反抗整個腐敗製度鬥爭的預演。

前進之路

9月的反洗腦抗議原本可以獲得更大的退讓，但反國教大聯盟領導與政府談判者背著群眾進行暗室交易，令他們突然解散運動。

很多活動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討論將倒梁運動升級的方法，當中包括占領和政總紮營的可能性。在反國教行動中，我們提出以罷學作為反抗升級的第一步以擊倒國民教育，在將來，罷工罷課等行動會再次成為鬥爭的一個關鍵，不只是學生的罷課，而工人階級的罷工會更有力量製造改變。

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堅持民主組織原則的戰鬥性組織是現時急切必須的，同時民主的運動架構以確保所有提議可以被廣泛討論，並紮根於最廣泛的活動分子之間。這是一個問題 – 關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層和綱領，也是關於哪種組織形式能最佳地促進揀選和測試可以帶領鬥爭勝利領導層。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會繼續活躍於未來抗議，並主張將香港和內地的民主鬥爭連結起來，打倒梁振英和一黨獨裁，並需要建立工人群眾政黨和推翻資本主義。

香港：百人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產假

今天下午三時，職工盟發起遊行，聯同多個工會與市民約一百人從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未來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增加勞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職工盟成員舉起三個8字的大汽球（見圖），代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主時間、八小時休息時間」。遊行口號包括「加班要補水」、「標準工時要立法　照顧家庭盡職責」、「爸爸媽媽工時長　無人陪我好淒涼」。

參加的工會包括「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及「保安及物業管理工會」等。小區組織「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政黨社民連亦參加了是次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舉起「八小時 x 五天工作製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橫額，參與遊行，並訪問了數字基層工人及婦女。

28歲的余先生，任職飲食業，為全職清潔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時，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現時的長工時非常辛苦，認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時對他來說才是合理，於是參加這次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余先生與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僅有$7200，並不夠照顧家中成員。他認為，最低工資$28或$30不足以應付生活，認為最少應該$33。另一位清潔工人邵小姐59歲，為幫補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職，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時，也希望能立法製定標準工時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將退休的鐘女士為兼職家務助理，獨居，今年已經65歲，但仍需依靠工作維持生計。她表示參與遊行的原因是眼見其兒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時但沒有任何補水，認為必需落實最高工時。她兒子為大廈冷氣工程人員，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電話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並且不會補水。她又指，現時百物騰貴，吃一個午飯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資最少應為$33。

全職運輸工人陳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現時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時，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規定紅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時44小時。

陳先生的極長工時不是個別例子，香港眾多在職人士工時長，並且加班沒有任何補水，失去照顧及陪伴家人的時間。65歲的鐘女士到了退休年齡仍然需要兼職工作，是因為香港政府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職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產假的要求，將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現時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我們認為，需要落實每天八小時、每星期五天工作製，並增加最低工資至$40，本勞及外勞一視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的罷工抗爭，認為必須終結新聞審查製度，捍衛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抗爭！
捍衛新聞自由，不要審查製度！
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及一切民主權利

香港：元旦倒梁後，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遊行十三萬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爭行動，令政府的統治進一步陷入四面受敵之窘局。中央政府顯然被群眾的威力震懾，對梁振英作為統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動搖，香港資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維護商界利益。對梁振英能否熬過五年任期，唐營的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梁營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都表示不予置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現為跛腳鴨政府，難以在一七年普選連任，不排除中途會換特首。

遊行翌日，中共黨喉舌報新華社發出新聞稿，清楚報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臺」，與過往掩蓋遊行要求的做法回異。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新華社做法實屬罕見，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勁改善施政。但是，報導並沒有出現在新華社的網頁上，似乎是避免內地網民看到而鼓起抗爭的信心。雖然新華社及後再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12月31日拜會梁振英的新聞，並重申中央領導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對梁的嚴苛責罵，但主子大膽地動用媒體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額角不禁冒汗。

中聯辦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最後關頭時，為了急切挽救唐梁兩營互相惡鬥的局面，呼籲選委轉投梁振英，結果換來今天政府統治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從中聯辦高官調職一事亦可見梁營官員受懲罰之端倪。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卸任後，沒有按以往之慣例升職至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只是調職至同等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前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只調職至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兩名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和劉延東為副組長，可見中共對香港更為重視，有意將管治權集中在高層手裏。

梁振英上任時，溫和泛民主派拒絕支持彈劾梁振英的議案，但半年來民怨載道，畏縮在群眾尾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不得不追趕民意，連同其他反對派共27名議員簽署議案，準備在1月9日（星期三）彈劾梁振英。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製度下，議案是必然被否決的，但作為立法會史上首次彈劾行政長官，可見香港民主運動正處於至少廿年來的高潮。當晚在政府總部門外有三百群眾集會，直播彈劾辯論。

廿三條換普選？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黨梁家傑所指，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後發表的報告，反映廿三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務。但作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塔利班，民主黨和公民黨是不敢超出統治階級所訂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終認為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勢在必行。他們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領下香港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因此，經常強調所謂「未有真普選，不談廿三條」原則底線的反面，實質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設計一個完善的「民主安全閥」，他們就會允許鎮壓式的法律在香港通過。梁家傑最近在電臺訪問時，表示同意以廿三條換普選，受到公眾強烈非議。正如我們《倒梁憤怒激增》一文（社會主義者雜誌19期）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因為對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黨未來難免走上民主黨2010年的妥協之路。

現時中央政府為2017年的「民主安全閥」急忙籌備，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以確保只能讓中央可接受的候選人當選。此外，中央政府要確保五年後現任特首可以在「普選」機製下順利連任。在有假普選的機製下，中共將更容易分化和收編溫和反對派，並就國安條例立法後削弱香港的民主權利。

民主黨的立法會超級議席議員何俊仁最近在公開論壇上表示，若果在2017年的普選未能達致共識，會考慮辭職發動公投。2010年民主黨抵製五區公投，2010年進入中聯判就政改方案談判妥協，繼而贊成政府的方案，無限期拖延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背叛民主。去年年末民主黨領導層換屆後，當上黨主席的劉慧卿，一直強調與中聯辦談判為正確之舉，可見民主黨背叛之路只會愈走愈遠。今天何俊仁的言論，不過反映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懲罰而喪失10萬票後，被迫披上反抗的面紗混淆視聽，拖延群眾揭破其真面目的日子之來臨。溫和派未來即使真的發動公投運動，不會視之為凝聚群眾反抗的力量，而只是挾群眾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將選票作為向中央乞求的請願書。

廿三條換普選很可能成為收編泛民主派的糖衣毒藥，然而民眾必然會緊記零三年拉倒惡法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直遏製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對派。

真正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不相信依循基本法的道路能帶來真正民主，只有依靠群眾運動打破中共的一黨專政，在任何條件下反對廿三條國安法，反對禁製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和示威自由。我們支持普選權的鬥爭，並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現時跛腳的立法會，將資本家的代表排除議會之外。政治代表由工人和窮人選舉產生，只能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被隨時召回。

香港：二百人遊行要求梁振英扶貧

今天下午二時，多個團體及政黨，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施政報告落實扶貧政策，包括參考國際標準，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六成定為貧窮線、設立全面低收入生活補貼，改善綜援製度（包括標準金，租金津貼，兒童學習津貼）等。 遊行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本地及新移民婦女，其中不少帶同子女參加。大專院校學生也到場支持。主辦團體「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包括關註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屯門婦女貧窮關註會、同根社等組織，參與政黨則包括工黨、街工、社民連。不同團體帶同標語及橫額表達其訴求。

低收入家庭生活艱苦

34歲的林太是新移民，居於天水圍，育有兩名小朋友。她表示，來到香港感到很無助，家中只依靠丈夫收入，但日用品如奶粉及尿片等價格甚高，負擔困難，根本無法再花錢讓小孩參加興趣班發掘不同興趣。她希望政府能資助小朋友上興趣班。

同樣是新移民的陳太住在深水埗區，家中包括其丈夫與三位子女，五人住在少於一百尺的劏房中，月租更高達$2800！丈夫在酒樓全職工作，月薪$12000，但因為要供強積金，加上食物價格、租金上漲，每個月幾乎不能儲半點錢。她剛升上小一的兒子有需要補習英文，但她與其新移民丈夫沒接受過英文教育，無能力教導，需要再花錢外出補習，但憑家中收入根本無法負擔。她參與遊行，希望政府能幫助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

43歲的呀Sue住在深水埗區公屋，與丈夫和兩名孩子同住，她表示，因為外出費用太高，交通費如地鐵、巴士加價令她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寧願步行兩至三個地鐵站而節省高昂的車費。她與其他受訪者一樣是家庭主婦，因為需要照顧小孩及處理家務而不能外出工作，但現時物價高企，僅是兩個孩子（幼稚園低班及中三）一個學期的費用便超過六千元，所以正在尋找兼職，希望能幫補家計。她對政府的無能感到憤怒，於是參加遊行，希望發聲表達不滿。

駕院馬師傅「巧遇」車禍　

1 月29日被駕駛學院無理解雇的資深導師之一馬偉雄，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練習跑步期間，突然被一輛失控鏟上行人路的私家車輾斷右腳腳掌。手術後，情況由危殆轉為嚴重，腳掌成功駁回，但日後的活動能力仍是未知之數。

事發前的同一天，馬偉雄曾接受NOW 電視臺訪問，講述自己籌組工會受打壓的情況，並在電話中與行政總裁梁霆鈞公開對質，準備透過職工盟起訴資方無理解雇。

由於駕院打壓工會的醜惡形象深入民心，車禍發生後，極多網民質疑車禍是否與是次勞資糾紛有關。車禍的確疑點重重，肇事司機聲稱，因為被一駕平治房車撞其車尾，以致失控沖向行人路，平治房車更不顧而去，導致未能追查其下落。但警方在場卻發現肇事私家車並無被撞痕跡，現場路面上亦無煞車駄痕，馬偉雄妻子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

在公眾壓力底下，駕駛學院管理層於車禍翌日早上到醫院探望馬偉雄，一改數天前談判時的囂張態度，帶同五萬元體恤金給予馬偉雄的妻子，但遭到拒絕。駕院資方期後更承諾會讓兩名員工無條件復職，會先安排馬偉雄擔任文職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但另一名被解雇師傅何德明斥責公司無良，拒絕復職，就算「乞食都不會回去」。學院市務及傳訊主管宋偉梁表示，重聘兩名員工是「基於人情考慮」，而行政總裁梁盈鈞又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資方似乎有意抹去公司打壓工會的惡行。

此外，1 月28 日談判時暈倒的練國亦已出院。

年青廚師被拖欠工資　勞工處草率了事

任職飲食業的二十三歲年青人阿豪，自中五畢業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已有五年全職廚師的工作經驗。於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工作三年多後，轉職至另一家西餐廳工作至今，已經有任職一年多。阿豪表示，上一次轉職的原因是因為被公司拖欠部份工資接近萬元，到勞工處詢問，職員建議他透過申請索償，取回十八個月的拖欠工資（共港幣九千元），但最後卻遭裁判官判其敗訴，並受到出言威嚇，指若果決定繼續追討，第二堂聆訊的費用將會非常昂貴，意圖阻止其上訴！阿豪為此辭去工作，並感到非常灰心。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拖欠薪金近萬元　勞工處索償無果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加州薄餅，簡稱CPK） 是一間國際連鎖餐廳，全球有超過240家分店。阿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CPK任職廚師，工作三年，由最低級的助理廚師開始，直至升職兩級後，餐廳總廚向阿豪建議其擔任多一個額外職務，作為培訓師訓練剛入職的新人，此額外職務可在月薪外再多發$500薪金。阿豪答應後，擔任了一年半的額外培訓師，並因此由原來九龍灣的分店轉到尖沙咀分店培訓新人。公司一向的慣例是培訓師這職務從不需簽任何合約，但十八個月來，公司從沒向阿豪發那額外的$500工資，於是他向其上級經理查德問，三位經理曾經幫他追問總廚，但總廚總是再三推卻：「所有拖欠的工資會遲些會一次過發支票給他，不用擔心。」阿豪於是到勞工處查詢，勞工處調查主任了解後向他表示，口頭承諾也具法律約束力，建議他透過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追討他被拖欠的部份薪金。

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每星期只有一天假期的他用了大部分時間處理這件事，包括請其經理及店長作證人寫口供、自費索取公司的商標、處理文件等。到了聆訊當日，裁判官用數分鐘聽完阿豪講述事件經過後，一句也沒問過作為公司總廚的被告，就對阿豪破口大罵：「口頭承諾唔會計數，唔好以為你有幾個人寫幾封信就得！」還出言相嚇：「如果你仲要再打第二堂，第二堂（費用）好貴架！」聆訊居然不夠五分鐘便結束了！

聆訊終結後，阿豪與被告被請到和解區，和解員再三提及下一次的聆訊費用將會非常高昂，勸阻阿豪上訴。由於第一堂聆訊是免費的，阿豪自己根本無法負擔以後的堂費，聽到裁判官的判決後已經感到非常灰心。

「調查主任、個官、和解員三人分別同我講如果再上訴會好貴，慫恿我不要再追究下去。明明系個調查主任話口頭承諾有法律效力，叫我去申請索償，我花左好多時間、精神、洗左千幾蚊，法官一句話口頭承諾冇用就咩都冇曬」。喪失萬元的阿豪對判決感到非常失望，「普通打工仔根本不會有任何法律常識，勞工處要我們靠自己去找數據，根本沒有幫我哋，做事非常草率馬虎，只系想盡快了結件事。」

強製性無薪「落場」時段　變相加班無補水

阿豪表示，飲食業大部份餐廳都有一「落場」慣例，如他在CPK工作時，月薪$8500，理論上公司規定每位全職員工每天工時九小時，但必須於中段時間「落場」，即是不計薪的休息時段，工作時間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五時半至九時半，而中間落場的三個半小時不計薪，這包括員工午膳時間。用膳時間不計薪這種剝削員工手段，大家樂兩年前也嘗試過，但遭到群眾發起罷食抵製運動才收回。事實上這些都是資本家為求將利潤最大化而剝削員工，節省成本的手段。

阿豪繼續解釋，在餐廳客人多的繁忙時段，原本的休息時間也可能隨時失去，在落場時段也需要繼續工作，變相是加班而不會補回工資！

「因為隨時要繼續工作，員工連食飯也沒有固定的時間。」阿豪無奈表示，飲食業多數情況都是一樣。

工人階級需要戰鬥性工會　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阿豪所遭遇到的剝削及拖欠薪金只是冰山一角。這件事揭露政府勞資審裁處之虛偽，表面上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但如今次事件所見，勞工處將工人的投訴案件草草了事，實際上其角色是為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只不過是借助不公平的法律遏製工人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站在資方角度盡快平息工人反抗。

面對香港服務業主導的職場環境，財團實行的工人零散化和短期工作合約大行其道，令工會尚未緊密連系至青年工人階級。但隨著青年政治意識的激進化，青年群眾運動將會蔓延至有意識的青年工人。改變需要透過抗爭獲得，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呼籲工人積極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捍衛自己的權益，挑戰現時的剝削製度。需要以抗爭意識武裝工人，並將之組織在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的旗幟底下，以爭取基本的工人權利（如追討拖欠薪金）為開始，並要求設定標準工時40小時、提升最低工資至每小時40元的水平、爭取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及工會集體談判權）。工人起來抗爭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就是對不民主政製的最大挑戰。

香港：嚴重的環境汙染及破壞

要講地球的環境及資源如何被利潤第一的資本主義破壞得體無完膚，起碼要講三日三夜。今期就只講近年的香港。由反高鐵至反對龍尾人工沙灘的抗爭，環境破壞及地產霸權的禍根，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抗爭，群眾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

龍尾生態災難　利潤發展不離官商勾結

政府嘗試強行於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沙灘，動用二億八千萬公帑，讓地產商將龍尾發展成旅遊區。無論是否住在大埔區的居民均一致反對，十一月首三千群眾在政府總部外公園集會，要求政府撤回計劃。

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公開撰文，懷疑龍尾人工沙灘計劃涉及利益輸送。他表示，由政府委托的環評報告用了近兩年時間，只發現三十多種生物，並指龍尾屬低生態價值，而業余團體僅用了三日，已發現二百多種生物，包括全港罕見的管海馬（國際瀕危的二級受保護海洋生物）。

事實上，龍尾一帶早已成為財團牟利大計的囊中之物，將該區樓價推得更高。而李嘉誠早在桐梓開始巨型觀音像的工程，其鳳園的豪宅項目亦在進行中。兩間地產發展商德豐及偉都集團將在龍尾隔壁興建水療度假酒店。

龍尾方案在由建製操控的區議會中獲得通過，大埔區24名區議員中，9人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成員，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輝，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副主席！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

龍尾的人工沙灘毫無疑問將是一場生態災難，需要的是群眾抗爭，連系至民主及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才能避免未來更多的自然生態再受破壞。更多關於龍尾抗爭，請見由左仁撰寫「反對人工沙灘」一文。

高鐵、新界東北、龍尾：為誰發展？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東湧填海計劃、高鐵，都是政府為資本家謀利的種種政策，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公共資源、家園、多年謀生的工作、以及大量生物的性命。

新界東北發展，主力興建低密度豪宅及商場等，為了更進一步引入內地資本，興建富豪城鼓勵投機炒賣。政府於07年提出計劃後，一眾地產商已開始在區內買地。新界東北發展區內大量農業的農地（約400公頃)，以及本地鄉郊產業（工業、物流、傳統製造業），都會因為此計劃而徹底消失。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深受市民歡迎的西貢大浪灣，於2010年被蒙古能源集團主席魯連城以1,600萬元收購十萬呎土地興建私人別墅，沙地被推平、樹木遭砍伐。此事引起群眾強烈反對，並成立「大浪西灣關註組」，到長沙灣政府合署門外示威，社會主義行動亦是其中一員。

由於群眾抗爭，政府受到壓力，最終承諾將77幅位於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納入保護範圍，但至今仍有34幅土地未受任何保護。直到2012年10月，漁護署才宣布將落實把17公頃的大浪西灣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指該處自然資源豐富，有一個沒汙染的天然海灘、林地、溪流及茂密紅樹林。事實上，大浪西灣事件只屬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調查顯示自03到10年全港疑有55個自然風景地區遭到破壞。

香港環境汙染及破壞問題存在多年，並由於官商勾結利益龐大而糾結復雜。政府同於10年強行通過高鐵項目，僅26公裏的高鐵斥資669億，為全球每公裏造價最貴之鐵路項目。高鐵穿過三個郊野公園，破壞自然環境及僅有的本地農業，同時強行迫走菜園村原住民，又以警察打壓反高鐵集會，可見新自由主義政府犧牲環境及人民利益，為建築商利益保駕護航之真面目。

機場第三條跑道　嚴重威脅中華白海豚

政府計劃花費1,300億元公帑，於機場建設第三條跑道，將嚴重威脅白海豚的生存。事實上，在短短8年間（2003-2011），大嶼山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已經劇減一半，由158減至78條。
大嶼山北面是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雖然群眾及多個環保團體過去大力反對第三條跑道計劃，但政府仍打算一意孤行。環保團體「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周月翔表示，機場擴建是本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建項目，但機管局卻走精面，對有機會超目標回避不做。「環保觸覺」亦指，第三條跑道環評涉及的工程項目簡介有多項缺漏，並無包括中華白海豚大幅下降的數據。
香港機場管理局就擴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向環境保護署提出「工程項目簡介」。地球之友發現，簡介出現嚴重疏漏，如沒打算評估二氧化氮（NO2）、微細懸浮粒子（PM2.5）等威脅公眾健康的汙染物，更故意不去評估擴建後引發海陸交通排放的大量汙染，對東湧未來20萬居民帶來的健康風險。

有人經常講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事實上核心價值沒有地域之分，只有階級之別，政府及資本家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社會上少撮人的利益，包括李嘉誠及四大地產商等財團的豐厚利潤；而占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是每天朝九晚六默默耕耘的勞動者，亦即是工人階級，我們是屬於社會上的99%，我們的核心價值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99%一樣，我們要的都是作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有秩序的持續發展，住屋權利、醫療、教育、以至是共享這個世界的天然資源－這包括最基本的空氣和水。

香港每年1,200人空氣汙染致死　*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

香港空氣汙染嚴重眾所周知，原來香港的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香港大學研究更指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氣汙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因空氣汙染喪生。
2011年，路邊二氧化氮的全年平均濃度水平，不但超出法定上限53%，更比世衛組織標準高出逾兩倍。另外，高汙染水平天數由07年的74天增至去年的175天，增幅高逾1.3倍之多。
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於05年訂立新的指引，但香港的指標自1987訂立30年，政府依然不肯更新，即使將在2014年實施的新指標亦不合世衛標準。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指，政府建議的空氣質素指標過於寬松，無助改善本港空氣汙染，並推算因汙染空氣致病的公共醫療開支每年達200億元。他們認為，政府建議的指標只會容許更多超標次數，且未有計算暴露於汙染空氣人口、路邊汙染水平、健康影響評估，有關建議指標製定方法欠缺科學根據。

本港車輛排放問題惡化，許多高汙染車輛仍在路面行駛，而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占總排放量四成。香港的車輛密度屬全球最高，使用柴油的貨車和巴士是道路上最嚴重的汙染源，共產生路面上88%的有害微粒，75%的氧化氮和其他汙染物質。約1/3的商用巴士和貨車，117,000車輛當中有38,500架是仍然使用歐盟前期和歐盟一期引擎，占路面微粒性排放73%。
由於公共交通的私有化，私營巴士公司縱使利潤每年至少數千萬，卻懶理空氣汙染，只能在政府補貼提供「誘因」的情況下，才去轉換更環保的引擎。我們認為，必須公有化所有私營巴士公司，配合擴建地下鐵路，升級某些必須的巴士至低汙染型號，達致全民免費使用交通工具，以此限製過度使用汽車和由此帶來的空氣汙染。

地產霸權賺到盡　屏風樓加劇空氣汙染

資本主義下，房屋瘋狂的投機炒賣使地產商興建愈來愈多高樓大廈及屏風樓（即接近「一」字排開，高度密集的樓宇），造成熱島效應，城市內的空氣流動減弱、氣溫升高、加劇地區性的空氣汙染問題。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表示，全港至少有逾百個樓盤屬屏風樓，屏風樓能令更多單位享有更佳景觀，使單位價格更高賺取更多利潤，但卻害了區內其他住宅居民，加劇空氣汙染。

香港：吝嗇的財政「騙」案

曾俊華的第六份財政預算案在二月尾發 表，預算案一貫既往的吝嗇哲學。除了一些司空見慣的「派糖」措施（電費和租金減免），這只是政府在坐擁大量現金的情況下細小的零錢，這份財政預算案仍然無 法幫助草根工人、年輕人、窮人和不斷增長的需要房屋的人。在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 的前一個星期，女士們受此預算案的打擊卻是最深。

南華早報訪問一名女建築工，她月薪一萬元，需要照顧患病丈夫和兩個兒子，她的心聲基本上代表著廣大民眾：「我感到失望…我認為今年與去年一樣，但政府派糖更少。」

曾俊華年年使用一次性的措施，避免打開實施真正福利的缺口。今年政府撥款$330億作出一次性「紓困措施」，比起去年800億的一半還不如。減少派 糖的藉口是：全球經濟危機，香港去年GDP只緩慢增長1.5%。此外，政府援引歐洲破產國家為例，指退休保障令西班牙、希臘等國債臺高築，繼續拒絕承諾實 行全民退休保障，縱使這是最有效減少城市貧窮的措施。

這位忽然中產的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在下個財政年度會有650億的盈餘。650億有幾多？

• 650億港幣幾乎是政府在醫院和保健一年開支的1.5倍。•這是連續九年政府錄得財政盈餘。政府年年預料財政赤字，今年亦如是。這究竟是錯誤的計算，還是假裝財政困難，以欺騙市民？• 在錄得多年的財政盈餘後，政府有多達7,340億的財政儲備，等於政府23個月總共的開支
在波斯灣的石油國家外，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如此的富有，曾俊華一貫吝嗇作風，繼績拒絕使用儲備去支援公共服務，減輕房屋危機。

隨便訪問街上一名市民，問他財政預算案需要什麽，可能會有以下回答：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超過十萬個老人家(全港三分之一老人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政府立刻采取措施去解決房屋問題—要解決公屋輪候冊上三十萬人的需求，就只有興建比現時多雙倍以上的公共房屋。
因為政府囤積資金，推動私有化，迎合資本家，令公共服務正資金短缺。要增加教育、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基本褔利。
普羅大眾的憤怒已達到臨界點。窮人更窮，富者越富，達至瘋狂狀態！李嘉誠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20億港元，與政府盈餘不相伯仲。李嘉誠可以為全年的教育開支供應資金，同時繼續和上年一樣穩坐亞洲第一首富。

香港首五十名富豪的總資產有15,810億港元。根據褔布斯在一月公布的富豪榜，李嘉誠的財富上升36.4%至2,330億港元。其他財閥財富也增加了數以百億，例如貪汙而被補的新鴻基郭氏兄弟，以及恒基地產的李兆基。

財爺扮中產

曾俊華月薪為$368,220，高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卻不知恬恥聲稱自己是中產，所以也明白社會上的問題。其後，他更辯稱中產是「生活態度」，由於他喜愛法國電影和茶，所以他和中產人士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分別。

可見，政府是如何脫離現實，低估反抗情緒的高漲，而其所服務的商業精英是如何傲慢。在受人唾棄的梁振英（民意現落至27%）任內的第一份預算案，清楚顯示新政府不會將政策轉向「民粹」方向。我們可以一致裁定，梁振英政府和預算案沒有帶來半點改變。

政府對於廣大民眾要求聽而不聞，是植根於資本主義製度以及香港半獨裁政治製度。這個財政預算案只會增加人民的憤怒，令更多人反對服務1%的富人，兼 且沒有民意基礎的不民主政府。現時製度的設計是用來排除群眾的聲音的，所以反對這些政策的抗爭將會連系到民主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是在全球50多個國家組織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為其一員。我們組織年青人和工人鬥爭，反對資本主義，並主張以 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我們為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奮鬥，為多數人提供政治聲音和組織力量。如果你忍夠了今天的腐朽製度，加入我們，並為以下戰鬥：

公營的全民退休保障，與最低工資的水平掛勾
奪取鉅富的財富！立即實行財產稅，支持急切的房屋、退休金和福利開支。增加企業稅至少與國際水平看齊
大大增加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的開支。結束外判和私有化 – 踢走從福利部門牟利的吸血鬼。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理和控製公共服務
最低工資40元，復蓋所有工人，不要歧視
將私營的公共交通、基建和設施重新公營化
急切的房屋計劃，每年建設公屋五萬間。將地產集團和銀行置於民主公共擁有，踢走鉅富和投機者！
向政府和資本主義宣戰，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政黨，組織群眾為社會主義鬥爭！

香港：罷工！支持貨櫃碼頭工人抗爭

三 月廿八日早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約300名外判工人宣布罷工，在六號碼頭閘口示威，並沖入貨櫃碼頭示威，然後組成人煉阻擋貨櫃車出入。下午，工 人堵塞六號碼頭大部分行車通道，但留下一條通道讓貨車進出。現時八號、九號和十號碼頭基本上停止運作，有效降低碼頭的運作效率。隨後陸續有更多工人自發參 加罷工，晚上約一百名工人和學生通宵留守示威。

三月廿九日，約三百名工人在碼頭遊行，高呼「罷工！撐到底」、「加人工」、「永豐可恥」等口號，進取地呼籲其他碼頭工人響應和加入罷工。另外有五十名大專生到長江中心門外向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抗議。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為全球最大型的貨櫃碼頭經營商，擁有四號至七號和九號泊位，並與中遠太平洋合資經營八號兩個泊位。公司最終持有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誠，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

由 於工人長期受盡剝削和壓迫，這次罷工在農歷新年前已經開始蘊釀。直至三月廿日，80名工人首次在碼頭發起抗議。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工聯會）跟和黃旗 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開了閉門會議，達成所謂加薪5%的「共識」。這侮辱工人的加薪幅度激發工人憤怒，成為罷工的導火線。

薪金低　工時浮動

現 時大約300名工人進行罷工，分別屬於永豐外判商（八號至十號泊位）和現創外判商（四號、六號和七號泊位），占全體外判工人的一半。工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 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目前日薪是1,150元，要求增加至1,600元。但是，昨午承判商只承諾時薪增加3元。HIT推卸責任，指外判工人並非由 其直接聘用，故此不會負責，又否認工人十年來沒有加薪。事實上，公司每年只加人工給判頭，工人完全沒有受惠。

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 工資，前年工資更由日薪（24小時）1,480元減至1,300多元，比起九七年的水平更低。參與罷工的布先生怒斥：「我們不能再忍受剝削，資方抹黑罷工 是勒索，我們只是要求合理的薪酬。現在資方承諾只增加5%工資再加送什麽禮物，簡直是侮辱我們。」

碼頭不分晝夜運作，工人連續工作24小 時為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需要工作48小時以至72小時。由於早年公司將每天5-8更的製度改成每天3更，令工作量更為浮動，不少碼頭工人基本上廿四小時隨 傳隨到，有時因為沒有貨櫃船停泊而連續十六時沒工開，有時又被急忙召回工作。布先生感嘆道：「…就像賣身給公司。」

工作環境惡劣，工傷頻頻發生，即使八號風球亦要如常工作，並需要人手吊繩固定貨櫃，極度危險，甚至有工人指曾經有貨櫃倒塌傷人而無人知道。理貨員郭生表示：「休息室沒有冷氣，沒有自來水，老鼠昆蟲又多，環境比天橋底更惡劣。我們要自己湊錢購買物資。」

資方還擊　準備鬥爭

資方發動全面的攻擊破壞罷工。不少工人曾經受到經理恐嚇，指若果參與罷工將被解雇。此外，判頭臨時聘用70多名不符合安全資格的臨時工，不惜一切破壞罷工。

為了長期留守抗爭，工人現時在六號碼頭下通宵留守，需要大量物資，包括帳蓬、地墊、衣物、飲品等。

現時公司派出保安嚴陣以待，打壓集會和示威自由的民主權利，卻反過來抹黑工人與保安爆發衡突。資方要脅海事處與警方介入，工人必須準備加大動員和宣傳能力，抵抗暴力清場和政治打壓。

社 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包括所有工人時薪增加12.5元、按年薪酬調整、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我們主張民主公開的工人運動，任何與資方 的談判必須公開透明，並號召所有支持罷工的團體參與行動，確保所有團體的宣傳和言論自由。工運中的民主不是奢侈品，而是今次碼頭罷工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社會主義行動訴求：

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

立即滿足工人的加薪要求

立即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工人

踢走和黃集團，公共擁有碼頭業務，由碼頭工人控製和管理

資方打壓升級　碼頭工人需要還擊

法院可恥！禁製令是為李嘉誠服務的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罷工現場及募捐街站派發的傳單：

碼頭工人的罷工展示了工人鬥爭的決心，罷工人數至今有增無減，葵湧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癱瘓七至八成，令公司每日損失約600萬元。在碼頭委屈多年的工人鼓起信心，瞬間發現掌握著碼頭控製權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老板李嘉誠。

工 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即每更增加100元），這是合情合理的加薪幅度。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工資，現時日薪（24小時） 為1,300元，比九七年的1,480元更低。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工人受盡超額剝削，最終持有人李嘉誠實為可恥。

碼頭公司竟然指為公司拼搏多年的工人不是他們的工人，因此不用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可見外判製度是讓公司推卸責任的製度。

罷工引來外界政黨、工會、社運團體以至普通民眾洶湧而至的聲援，大量物資和捐款鼓動工人的信心，可見罷工是爭取到公眾的廣泛支持。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這場壯大的運動已為香港工人鬥爭史寫上光輝的一頁。

禁製令 – 工運廿三條！

和 黃集團說罷工工人並不是直接受雇於工人，因此不會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但入稟法院申請禁製令的，卻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可見資方是何等虛偽！李嘉誠寧願花 錢請大狀申請禁製令，外判公司寧願虧損數以百萬元，都不願意滿足工人日薪加三百元的訴求，可見資方視工人為敵人，視這場為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法 院的禁製令根本是資本家的工具，用來打擊碼頭工人的罷工。四月一日禁製令頒布當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法庭和法律從來不是中立的，往往是資本家鎮壓 工人的工具，尤其在勞資沖突中，法庭往往偏袒有錢人和資本家的。香港首席法官的月薪系$21萬，幾乎是碼頭工人一年所賺的錢。他們當然是用老板的角度去看 待事情的。法官李瀚良指出「工人的示威權不能淩駕私人業權」，可見法院的最終任務是保護有錢人的財產，而非大眾的權利。

禁製令打壓工人基 本的民主權利–罷工權，破壞香港的民主權利，禁製令簡直就是工運廿三條。各國政府以專製手段打擊罷工，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例如，在2010年，英國航空在 公司92%工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頒布禁製令。在2011年，美國威訊通信取得禁製令，打壓45,000名工人的罷工。本年年初，希臘政府頒 布戒嚴令，勒令渡輪及地下鐵路工人結束反對減薪的罷工，這法令是70年代時期專製政府打擊罷工所用的。

各地的工會都站在民主鬥爭的前線，因為攻擊工會權利等於攻擊民主！

行動升級　抗爭到底！

禁 製令頒布之後，工人被迫撤出六號碼頭閘口，激起更強烈的反抗情緒。現在我們要將行動升級，呼籲其他行業的工會、工人和大眾聲援，並向法院進行抗議，揭破其 階級歧視的本質。資方利用法院打擊罷工權的手段會陸續有來，甚至有可能申請新的禁製令去對付碼頭工人，在未來甚至對付其他工人。禁製碼頭工人，等於禁製全 體工人階級！我們需要各種方法還擊，例如在4月5日雙方再出庭應訊時，動員工人和聲援者到法院外抗議，可以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

工人階 級需要以集體行動和團結聲援，抵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法例，贏取更廣泛對罷工的支持。現在六號閘口被迫清場後，鬥爭有必要有進一步的形式。我們需要群眾糾察 隊，這是對法院禁製令最有力的還擊。數以百計支持者組成的群眾糾察隊在過往很多鬥爭中都是有效的工具，用以堵塞關鍵的出入口或交通。群眾大會可以用來以投 票方式決定鬥爭策略，並組織和吸納大量聲援者，讓工人的意見得以傳播。糾察隊亦用來應付警察騷擾和打擊，維持罷工現場的秩序。在資方的攻擊升級之際，警察 之後很可能會逮捕工人，或者動用流氓騷擾罷工，糾察隊的角色是猶關重要。

雖然碼頭工人不免要在法律條文上與資方角力，但工人的戰場始終在於鬥爭本身。碼頭工人罷工要徹底成功，必須要繼續強化組織力，進而擴大罷工規模。

百多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迫轉外判　李嘉誠再向工人宣戰

有指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一百名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現在是整體工人階級向外判製度反攻的大好時機，如果今天工人錯失反抗機會，外判製度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是當務之急！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如火如荼之際，和黃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淪為眾矢之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公司昨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屈臣氏蒸餾水公司為了逃避工人的福利保障，推出「自組車隊計劃」威迫利誘工人轉去自雇人士，要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為期兩年的送水服務合約，又發放「特惠金」給工人所謂「自組公司」。同時，拒絕的員工則經常被調派偏遠地區送水。這實際上是將工序外判，利誘並分化工人，瓦解工會的力量。

和黃集團的零售業務2012年的收益總額1486.26億港元，而工人則每日需運送約30,000桶蒸餾水，占全港大約50%的辦公室的送水工作。

事件於本年年初已經開始蘊釀，去年12月31日，30多名屈臣氏公司職工會員工早前屈臣氏大埔工業邨廠房外抗議，舉著「反外判」、「名為外判車隊，實為打擊工會」、「我們要穩定工作，不要外判和內判」的紙牌抗議。

這並不是送水工人遭受的第一次進攻。在2008年7月11日，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無理解雇一名活躍維權的員工，並扣減工人的傭金報酬，激發了一 場大罷工，在200名工人的團結鬥爭下取得相當的成功。這場罷工亦激發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於同年7月22日進行罷工，抗議資方自2003年起減少工人 的傭金，最後也成功迫使資方讓步。

資方一直嘗試縮減工人人手以及減少工人傭金，及後的2009年和2012年亦爆發送水工人的罷工鬥爭。但資方近年來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去年的罷工最終在公司的分化策略下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碼頭工人罷工已經成為香港工運的焦點，必將鼓動其他行業的工人起來鬥爭。反外判製度和反資本家剝削的鬥爭戰線正在拉開。送水工人同樣受到李嘉誠的財團壓榨以及外判製度的分化，因此與碼頭工人聯合鬥爭，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勝算，更可以強化碼頭工人的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 廢除外判製度，重新聘用100名被解雇工人

· 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聯合抗爭，反抗吸血的和黃集團

· 將和黃集團業務實現民主公營化

碼頭工人 – 香港工人的典範！鬥爭要立即升級！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碼頭罷工已經超過十天，各大工會、社會各界和學生都積極聲援，包括昨日在各大百佳門外的抗議行動，而「碼頭工人罷工基金」已經籌得超過240萬元， 證明罷工得到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對工人來說是一大鼓舞。李嘉誠不但是百佳與HIT的大老板，其生意更遍布全港每一角落，因此，罷工開始演變成一個挑戰李 氏經濟獨裁的社會運動。

資方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談判，除了向未罷工的工人派5,000元利誘外，又以法院的禁製令打擊罷工。但罷工的勝負關鍵始終在於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 作，並聯合其他更廣泛的行業共同抗爭。下一步的鬥爭需要激起更多碼頭工人參與罷工，並聯合其他行業的工人加入鬥爭。同時，資方準備繞過香港，在深圳碼頭落 貨，因此必須製訂策略以應對打壓。

呼籲直屬工參與罷工

在四月五日，法院拒絕撒銷禁製令，工人依然要留守在碼頭閘口外。「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法院為有錢人服務，強烈譴責禁製令保衛老板利益、對罷工權（基本的民主權利）施加重重限製。

在工人罷工的壓力下，法院被迫將禁製令松綁，容許八十名工友進入碼頭停車場。仍在工作的HIT直屬員工因為外判工的罷工，工作負擔加重，早已疲累不堪、士氣低落。三百名直屬員工已經開始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貼。

工人在四月六日開始，將會安排工人輪流進入碼頭，說服尚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雖然允許工人聚集的停車場距離工作地點甚遠，但如果有組織及系統地進行，以揚聲器呼籲，並設法將傳單交至直屬工手上，絕對有成功的機會，激起更多工人參與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

定期的罷工工人大會可以吸納沒參與罷工的工人加入到罷工行列。工人大會必須確保所有工人的民主參與，才可以維持工人的高度參與，並鞏固罷工的韌力。

廢除外判製！

同樣，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亦面對外判的剝削，公司在四月一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雖然有傳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但從碼頭引入外判製十五年來的經驗來看，公司的目的是瓦解工會力量，讓外判製 度長存，未來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當務之急是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並連結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反外判的抗爭。

在印尼，去年十月有二百萬人罷工，反對外判製度，迫使不少老板簽訂永久合同。在埃及蘇克哈納，去年二月杜拜環球港口有千二名工人罷工十六天，最後成功爭取全部由外判工轉成直接聘用。

和黃集團的嚴磊輝同時為外判商「富大」和「成功」的董事，是罷工揭破了的重要黑幕。事實上，外判不過是弄虛作假的技倆，除了為雇主提供雙重剝削，亦掩飾剝削的幕後黑手 – 和黃集團及李嘉誠的商業王國。

和黃轉用鹽田港口　呼籲深圳碼頭工人抵製！

在450名工人罷工的情況下，葵湧貨櫃碼頭癱瘓接近一半，令公司每日損失$500萬。資方正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 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例如，澳門有三分一凍肉經香港入口再轉到澳門，現時部分貨主擬 改經深圳轉運到澳門。

鹽田碼頭同樣由和黃集團擁有，資方如果調動業務，繞過香港碼頭落貨，對罷工是一大打擊。我們需要聯合深圳的工人共同鬥爭，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呼籲深圳 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的力量。當然，深圳工人面對更嚴峻的處境，例如鹽田工人只有官方控製的工會，也要面對 中共公安的暴力打壓。

若內地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的團結抗爭遭到警察鎮壓，香港的工人應保證支持內地的碼頭兄弟，亦應呼籲國際上的碼頭工人支持，發起抗議並將聲援行動升級。

這是中港兩地工人反擊李嘉誠和中共獨裁的好時機，我們可以錯失嗎？

同樣由李嘉誠控製的鹽田港碼頭，工人工資只有約三千至四千人民幣，九成的低技術工人也是受聘於不同的外判公司，與HIT的工人狀況相似。在零七年， 超過700名鹽田碼頭工人曾發起罷工，在中共的獨裁下罷工，所需要的鬥誌絕不比香港工人少。老板的組織跨越國界，令他們更有效地剝削勞動力，盡量遏製工人 組織起來反抗。因此工會也必須跨越國界，通過真正的組織，將香港和內地的工人連結在同一陣線，捍衛工人的飯碗、工資和工作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其他聲援罷工的團體一樣，一直積極參與罷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我們至今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得超過二萬元，亦為是次罷工出版《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碼頭罷工特刊」，將所有捐款捐至職工盟的罷工基金。

作為與「工人國際委員會」聯系的戰鬥性社會主義組織。我們站在工人身邊，投入整場鬥爭，分享工人鬥爭的經驗（包括從國際鬥爭的經驗），並協助建立戰略和方法以贏得勝利。

我們通知了工國委不同國家的工會成員，呼籲作出聲援香港碼頭工人的行動。我們瑞典的同誌已發起了反對李嘉誠３（電訊）的行動，在瑞典的3分店門外抗議。

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譴責和黃HIT公司拒絕談判！要求集體談判權
廢除外判製　－　外判製只是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工時、削弱工會的技倆！
積極利用禁製令的松縛，進入碼頭說服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
呼籲深圳四大碼頭（特別是鹽田港口）的工人抵製香港轉過來的工作－工人階級大團結，對抗資本家的技倆！
打倒李嘉誠和大商家的經濟獨裁！民主公有大企業，經濟發展應為人民需要，而非為少數人的利潤
團結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碼頭罷工 – 勞資談判僵持不下　要真正的行動升級

今天，碼頭工潮進入第三輪談判，逾百名碼頭工人遊行至談判地點葵興政府合署外示威，向資方施加壓力。目前，外判商「永豐」拋出加薪7%的方案，而「高寶」則只願意加薪8.5%，與罷工工人要求的20%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罷工工人絕不會接受這屈辱的不平等條約。

此 外，沒有參與罷工的建製派工會 – 勞聯和工聯會表示會接受加薪12%，顯然這是工會官僚與資方達成的「協議」，用以向職工盟施加壓力。此外，每年外判商會在七月與HIT續約，有罷工工友表 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判商有可能會準備在今年七月續約前結業，逃避對罷工工人的責任。碼頭工人必須準備抵抗資方的技倆。

由於資方不答應 每更加薪90元（即18%），職工盟宣布將行動，會呼籲HIT直屬工和外判內運車司機加入罷工，並移師至長江中心外繼續紥營留守。4月17日中午，約二百 名工人已經抵達長江中心外示威並紥營留守。為了爭取公眾關註和支持，留守長江中心外可以是其中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令公司 董事損失盈利才能擊中其要害。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抗爭。罷工勝負的關鍵在於能否癱瘓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的當務之急是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並號召國際碼頭工人團結鬥爭，包括深圳碼頭工人。

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

在外判工人罷工後，碼頭公司的四十七個吊機，現在只有三十四個運作。現時HIT直屬工（主要為吊機操作員）工作負擔加重，疲累不堪。300名直屬工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水1.5倍，更不排除會將行動升級。

HIT 更聘請了沒有考獲安全證的南亞裔工人，不少未有罷工的工人指工作險象環生。部分復工的工人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指，四十名的船上裝卸員最少已連續工作三 天，當中有六人自上月底工潮起，不斷在碼頭內「車輪式」工作，至今已半個月未嘗回家。法院的禁製令打壓工人合法的糾察權，卻連最基本的勞工權益都不能保 障，可見「法治」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在工潮後，碼頭內的工人工作士氣低落，工作負擔更為沈重，有組織和耐心地呼籲他們加入罷工的戰線，是絕對有可能的。

在 4月15日晚上，數十名罷工工友嘗試走進碼頭內，呼籲內運車司機參加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持續的和有系統的呼籲行動，包括清晨在葵芳及荔景地鐵 站擺設街站，呼籲正在上班途上的內運車司機和HIT直屬工參加罷工。此外，將工友呼籲罷工的演說錄音，並以揚聲器在碼頭內不斷播放，亦是另一選擇。這種堅 定的集體行動可以說服更多工人參加罷工，狠狠教訓一下外判商和和黃集團！

國際團結聲援行動

國 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昨日再發出聲明，指工潮下每天處理貨量運力維持八成六。這說法是誇誇其談，以打擊罷工工人的信心。根據職工盟的聲明所指，現時貨 櫃碼頭內每隊裝卸工人平均每小時能處理7至8個貨櫃的起卸工作，比起正常運作時的25個少於三分之一。工會估計，現時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只及正常水平的三 成。

但是，HIT的確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等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

李 嘉誠的剝削爪牙遍及全球，鹽田港同樣由其控製。和黃集團可以繼續剝削深圳工人牟利。工人唯一反對老板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國際團結抗爭的行動。在零七年曾經 出現過罷工，抗議公司十年只加薪100元人民幣。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動用媒體，呼籲深圳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 的力量。

我們明白到內地當局必然會阻止任何與深圳工人的連系，但即使單單公開呼籲團結深圳工人的舉動，就足以引起各界高度關註，更會挑起 雇主一方的神經。香港的碼頭工人應該承諾，未來深圳工人起來抗爭的時候，香港一方都會全力團結支援，絕不會沈默 –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深港工人的團結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目前將罷工升級的必要任務。

4月16日，澳洲海事工會的八名代表親臨罷工現場聲 援，捐出12.8萬港元致罷工基金，並與百多名罷工工人，由葵湧貨櫃碼頭出發，遊行至勞工處的葵湧辦事處（即談判地點），一起喊「罷工！撐工人！」的口 號。國際上的工會已經展開討論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碼頭罷工，包括慢駛甚至停駛來港的船只以幫助拖延貨期。可見，國際上的碼頭工會已經積極前來聲援，香港工會 應該有更進取的行動，呼籲國際碼頭工人參與鬥爭。

撒切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撒切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內地官方媒體譽為「偉大的」領導人，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的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 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日報》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稱撒切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 去看，這是不正確的，盡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撒切爾實際上數次在有組織的勞工的堅決抵抗下，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與「社會主義行動」結盟的工國委 [CWI] 的一員）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迫使撒切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撒切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轉折點1997年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當時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確切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容談判」的。

在 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撒切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指：「撒切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 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撒切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來源，「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技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撒切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恒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註一擲的決定 – 港幣與美元掛鉤。這就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 論撒切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 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系。」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其涉足準備打開的中國巨大「市場」。

撒切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 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撒切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撒切爾收 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製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系，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 了諒解。撒切爾將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精妙」來形容。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撒切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官員現在得傳於撒切爾的階級鬥爭的謀略， 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 –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撒切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癡迷於撒切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今天，對於英國和撒切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有被誤導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征。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製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撒切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如果有人相信這說法是一種諷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麽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沖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舉斯裏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沖突和不穩定 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撒切爾代表著資本主義製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製內贏得眾多崇拜者，是不會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吃驚的。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反李嘉誠的鬥爭需要團結！

致左翼廿一公開信：你們捍衛言論自由嗎？
葵湧國際貨櫃碼頭的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鬥爭，凝聚起公眾、青年和社運人士的大量支持。不少學生和市民都站在碼頭工人的背後，提供財政和物資上的支 持。「社會主義行動」也不例外，除了每日到場支持罷工，至今已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募了超過一萬一千元（註：至本刊出版之時，數字為三萬六千元），並 將會加強街站募捐及到場聲援的工作。各組織（包括「左翼廿一」）和個人都做了重要的聲援工作，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可惜，對於「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員阻撓「社義行動」成員的民主權利，我們深表遺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在碼頭舉行集會期間，「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們表 示：「『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不可以發言，因為你們出售雜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罷工特刊。我們向「左翼廿一」成員解釋，罷工特刊的收益將全數 捐贈予罷工基金。

職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沒有禁止《社會主義者》雜誌在罷工現場或其他地方發布，更感謝我們支援罷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氣晚會期間，仍然阻止我們的成員發言。即使我們解釋雜誌並非向罷工工人籌錢，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繼 續抵製我們。這等同審查和禁製政治觀點，違反民主原則，令我們極度震驚。

我們相信大多數「左翼廿一」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些不民主的行為。希望此抗議信能夠提醒「左翼廿一」，你們部分的代表成員不幸持有非常危險的立場。

我們將繼續聲援工作。事實上，我們寧願將精力集中對抗資本家，向服務李嘉誠的法院頒布的禁製令反擊。但為了捍衛工運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們不得不發表此公開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議。

我們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場。　貴組織是否支持新聞自由？抑或是僅僅支持除「社義行動」外的新聞自由？這場鬥爭實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違民主原則的騷擾行為而蒙上陰影。請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團結鬥爭！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並為之而鬥爭的，不是嗎？

資方在禁製令的護航下已經清場，罷工進入關鍵的階段。我們必須更堅定、更團結地揭破和反抗資本家的剝削製度。

碼頭彥將李李嘉誠的商業王國暴露於鎂光燈下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 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製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 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 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砵滿。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汙指控 及家庭內哄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 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 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 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系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 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製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 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 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盡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 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采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製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製（正如我們在 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 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製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回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系的資本主 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 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 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余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 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雇用25萬名工人。他控製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 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歷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 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 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 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 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 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 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裏 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 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製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 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征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終結所有外判與合約勞工－捍衛真正的工作，並要求工資增幅水平超過通漲！
建立戰鬥性的工會與新的工人政黨！支持國際主義、團結聲援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歧視！
要求立即增建廉價公屋，每年5萬間－踢走財團，並將銀行和地產商民主公營化！
打碎資本家的寡頭，終結地產霸權！唯一方法只有將長實、和黃等財團擁有的企業國有化，並實行工人與大眾的民主公共管理。

香港：五一勞動節 爭取標準工時的抗爭

巴菲特的名言與李嘉誠所思所想一脈相承。李氏發動階級戰爭，通過和黃集團和HIT的奴才，還有作為「爛頭卒」的外判商，向碼頭工人發起進攻。但是，碼頭工人展示了還擊的方法。

葵 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爭，增取加人工，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可見群眾反資本霸權的情緒高漲。日本、澳洲、瑞典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碼頭工人和海員紛紛團結聲援香 港碼頭工人，可見國際主義是工人的階級本能，更呼應五一節的主題 –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物價飛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雇主打壓愈發嚴苛，今年的五一遊行繼續是勞動者重要的行動，以捍衛自己生活水準。最低工資已 經在兩年前實施了（盡管其水平遠低於群眾需要），勞工三寶中的標準工時將是下一個勞資對抗的戰場。

極長的工時

作 為全球國家和地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勞動者的工時之長在世上也是諷刺地名列前茅。根據瑞銀2012年9月的「價格與收入」報告，全球 72個被調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1,915小時）和亞洲（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位列全球第五高。 東京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012小時，芝加哥為1,854小時，倫敦為1,787小時，最低的巴黎僅為1,558小時。

而統計處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員的工時資料。去年，全港雇員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國際勞工協會規定每周工時四十小時，超過四十四小時已屬嚴重 長工時），相比前年（2011年）並無下降。年長人士工時更長，年逾五十五歲的雇員，每周平均工作達48小時。四大低薪行業中，保安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長 達64.7小時，最長工時的保安員每周工時更高達72時。飲食業中，中式酒樓菜館員工，每周工時中位數是60小時，最長工時高達63小時，港式茶餐廳員工 每周工時中位數是57小時，最長工時可達61.3小時。

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比以上數據嚴重，因有其他因素沒被納入調查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雇 員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記錄。例如，在本文撰寫時還在進行的葵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中，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們每次工作時期名義上是24小時，但連續工 作48或72小時（即整整兩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長曾經連續工作96小時！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問題。印尼和南 韓近年都爆發了反對外判和分判的罷工，亮起了引領香港工人前進的明燈。資本家用來增加工作時間和削減實際工資，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其罪行一一揭破。不僅是 碼頭工人，保安、清潔工、公共機構如大學的食堂，甚至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都紛紛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勞動力比例愈來愈高。200個公屋商場賤賣給領匯 後，雇員工作條件急劇惡化 – 保安由8小時一班改為12小時一班，而且超時補水沒有增加。工會必須抵抗攻擊，首先在群眾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惡本質，然後通過精密部署的工業行動，要求永久 工作，結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工時極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外傭每日平均工作長達15小時，當中四成七的工時介乎15至20小時之間。這令已經受著種族和婦女問題深深壓迫的群體更加受苦。

爭取標準工時

群眾長年深深體會高工時之苦，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逾八成巿民認為本地人超時工作的問題「嚴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訂定立最高工時。

去 年三月，超過一千名消防員為爭取將每周工時由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參與了其工會發起連續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動。近日，消防處提出減低每周工時的方法竟然是 透過縮減夜更消防車及執勤人手數目，而非投入資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時只減少至51小時，這令服務質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線員工反對而擱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過把每輛出動消防車的人手減少一人，繼續堅持不增加人手和資源，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剛於4月初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跟最低工資委員會一樣，標準工時委員會充斥著資產階級的代表。23名委員中有12名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除了名正言順 的雇主代表，勞顧會的所謂雇員代表就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等建製派人士。其他委員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則有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 娟）、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及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等依賴資本家給予龐大利益和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人。正在領導碼 頭罷工的職工盟則被排除在外。委員會並表示需要花3年時間討論才能提出最高工時的建議，可以想像，屆時只會因應資本家而非勞動者提出建議。

連結其他訴求並抗爭

為確保享有合理的工時，我們需要把爭取最高工時的訴求連結至生活工資（最低工資至少40元時薪）和集體談判權等訴求，通過民主公有的綱領把經濟的控製權從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錢人中奪過來。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但不能失去勞動者，因為工人階級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勞動節，將圍繞著碼頭工人英勇罷工的氛圍，可見階級鬥爭是今天的現實，也是工人階級歷史得出來的經驗。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永遠都如此貼題。工人需 要建立工會，將工會民主化，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戰鬥的組織，以清晰的訴求向老板還擊。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工人政黨，把包括外傭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爭 團結並壯大起來。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訪問系列

罷工第三天
30.03.2013

橋邊理貨員蔡生：「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我們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稱「摣紙」的橋邊理貨員，在碼頭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間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豐工作。他現時的工資是1,315元（24小時），比起 96年時的1,480元更低。由於工作時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傷，在八號風球時工作更是危險。平日要擡高頭，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問到有什麽激發他決心罷工，他說：「公司跟我們說要接受5%的加薪，並說會加送「禮物」，對我們簡直是一大侮辱！」他認為現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後另外再加5%罷了。

他 說，第一天早上罷工人數只有120-150人，但兩天後早上在碼頭內遊行已經有200人，並有各大工會和年青人到場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顯得 相當有信心，說：「公司竟然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迫大老板向永豐交代。」他認為罷工已經開始，並不能回頭：「無論今次罷工成功與否，我也絕不 後悔。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由少數人聚集到現在的大力量，滿足感難以形容。我睡在這裏也很開心！」

貨櫃裝卸員：「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爺」（即苦力）是貨櫃裝卸員，三位不願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參與罷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與我們閑聊。兩位均是永豐外判公司的「抓結」工人，負責在船 上裝拆貨櫃。當記者問到他們對工作的感受時，其中一名工人表現出百般無奈，他說：「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為咗層樓，做到死，忍無可忍才罷工。」他們 表示，做這一行經常有工傷，因為他們每天重復同一個動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傷。工作沒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險，「因為拉繩很重，隨時可能不夠力便跌 下來。而且每只船的船齡不一樣，一些較舊的船只，會令工人更易踏錯腳墮下。曾經有工人因此而受傷」。

他們工時極長，最少要連續工作廿四 小時，有時還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時（連續四天）！「打風落雨，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橫風橫雨，也要繼續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關於下一步的行動及罷工運動的發展，他認為等待假期後，罷工的威力將更大，「放完假，街車便會入來，到時殺傷力更大」，對罷工有一定的信心。

機手吳生：「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

旁 邊站著的一名機手吳生，在碼頭工作十多年，也對於工作環境非常不滿，「工作未完結時不可以停下吃飯，好苛刻，若果你部機持續十五分鐘不動的話，便會有幾十 個電話叫你工作，根本不讓你休息。又每日吸廢氣，好大塵，有工友因為咁而患肺癌」。他憶起工作情況，「每日都有十字車，每日都有工友受傷。工友要爬上爬落 貨櫃，好危險，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他手指旁邊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層櫃，你見過未？」

他希望罷工運動能完全癱瘓碼頭的運作，迫使資方談判及答應訴求，他認為堵塞行動可以更進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碼頭工人加入罷工，「如果用兩架貨車塞住便可能癱瘓成個（碼頭）運作。如果四間（外判公司）一齊罷工，培記、永豐、高寶、聯永，便可以癱瘓碼頭！」

罷工第三十天
26.04.2013

這天晚上，我們與工友在長江中心外集會，之後沿著花園道，一同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梁振英面對工人。以下是幾位工友罷工一個月的心聲，他們都是高寶外判公司的塔機操作員。

張先生：支持廢除外判製

被問到罷工將近一個月來的感受，張生先表示仍然非常樂觀，堅持到底，並且十分感謝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認為資方連日來的打壓（包括外判公司高寶倒閉、申請禁製令、和黃公開聲明等）某程度反映他們開始焦慮，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罷工能夠繼續和平地進行下去。

張 先生認為，這次的罷工不單單是碼頭工人的事，而是將影響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希望碼頭工人的罷工能成為香港其他工人抗爭的重要榜 樣。對於罷工的未來發展，張先生希望罷工運動能夠擴大，但無奈內運車司機被十多間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難以團結起來，而HIT的直屬工又享有與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們更難走出來罷工。因此，張先生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立即廢除外判製」的訴求。同時，他亦支持國際上的工人團結聲援抗 爭，可以將事件成為國際工人共同反李嘉誠的運動。

至於被問到他家庭與身邊朋友對他參與罷工的態度，他說起初他們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傳媒偏頗報導的影響。其實早在反國教運動的時候張先生已經察覺到傳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邊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實後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陳先生：高寶結業不負責任，可能會另開新的外判公司

經 過幾十日罷工，陳先生認為整個運動最終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資方HIT由於碼頭運作減慢而蝕錢，另一方面工友可能無法得到合理待遇。陳先生認為高寶 公司行事「縮骨」，結業時間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從而避過四月後的薪金結算，他批評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高寶的領導層可能事後會 另開一間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間酒樓倒閉後再開一間。據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過類似的事。但不同於其他罷工工友，陳先生認為罷工運動無需升級，他對 現在情況合乎當初目標感到滿意，通過和平、理性的手段達到訴求，並希望運動可以停留在現階段狀態，但被問到認為怎樣才能有效達到罷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種訴 求，陳先生表示想不到辦法。

爆哥：呼籲參加五一遊行！

爆哥已在碼頭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寶受雇四年。於罷工的第二天跟一眾高寶工友加入罷工。罷工的抗爭一直受資方不斷打壓，包括突然把高寶結業，以及向法庭申請禁製令，禁止工友進入長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過），但他對抗爭前景並不擔心。他相信罷工仍能持續一至兩個月，因他自己是技術工人，會有信心資方難以另找員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機 手）。他昨日亦有參與返回碼頭的示威遊行。他希望能把運動壯大，亦希望在此呼籲群眾參加五一遊行。

香港：曾蔭權造「一晚總統夢」

英文有一諺語：「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連夜雨，那香港正適逢貪汙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貪汙，那香港正適逢雨季。這一年，可恥的小圈子選舉過後，緊連著連串醜聞，赤裸呈現官商勾結和政客奢華生活。同時間，廉政公署正著手調查其成立38年來最大型的貪汙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產富豪郭氏兄弟。百萬群眾看清楚了以「廉潔」自居的香港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

監察全球貪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貪腐的第13位，分數為8.4/10。相對之下，臺灣排在33位（5.8分），中國則在78位（3.5分）。

看罷以上調查結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為大家都出離的憤怒，根據最新曝光的醜聞，將離任特首的曾蔭權到訪巴西的時候，入住當地一所全國最高級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價高達6,900美元（約合$54,000港元）的「總統套房」。曾蔭權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別乘坐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到澳門和泰國布吉，已經面臨立法會的彈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調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對曾蔭權本人負責，如此我們對其所謂的全面調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場人民調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他們直接對公眾負責，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正是政府行政體製內規範公務員收受利益的各項規條的最後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固此，法例向坐擁特權的權貴傾斜，香港政府自詡的「廉潔」不過為空談。

二月時被傳召到立法會解釋事件，曾蔭權哽嗯「鄭重道歉」，承認「跟公眾期望有落差」，被迫放棄早前與內地富豪黃楚標簽訂的、價值5億港元深圳單位的優惠租約。自稱天主教徒的他，只不過是在立法會「告誡」後幾個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總統夢」

曾蔭權在巴西皇家郁金香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酒店的總統套房一晚的住宿費，相等於一名普通餐飲業工人十個月的薪水（每小時$28）。曾蔭權辦公室辯稱，只有總統套房才配備特首開會使用的設施，但媒體報導揭發他逗留酒店期間，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會議。曾蔭權的酒店開支超過了政府準許公務員海外公幹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離譜的是，超過十二個華盛頓的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從美國飛到巴西「預備」曾蔭權的短暫訪問，而單是機票就花了$760,000港元（當然是頭等艙了）。

奢華的官方騷高額揮霍公帑，顯示了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脫節」。這個城市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萬長者要拾荒維生。官方統計亦指出有120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前政務司司長早前被揭發隱瞞九龍塘的僭建，其面積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現在恐怕一輩子都會被人聯想到他惡名昭著的「地下皇宮」。不過，唐英年的前任許士仁正就更嚴重的罪行被調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與同其好友，亞洲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和郭炳聯被捕。他們雖被準許保釋，但作為廉署有史以來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930萬港元；他們涉嫌賄賂政務司長許士仁，他是僅次於曾蔭權的第二號人物。所付的款項與郭氏的公司直接相關。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個兄弟郭炳湘，他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製新鴻基地產而發動了一場權力鬥爭。據推測郭炳湘可能與廉政公署達成協議，在可能的起訴中指證他的兄弟們。

福布斯估計郭氏兄弟的財產為一百八十三億，在香港僅次於「超人」李嘉誠。郭氏的生意與與其他商賈鉅頭一樣，像八爪魚般四通八達，其企業帝國的業務從房地產（IFC）、酒店、到巴士（九龍巴士）和電訊（數碼通），以至香港駕駛學院。地產霸權勢力龐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無論廉署的調查如何，焦點已聚在不民主政府與壟斷財團之間的裙帶資本主義。自2005年，許仕仁便住在禮頓山上新鴻基地產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遠眺跑馬地馬場。當年他搬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聲音指，這與公職身分有沖突，並會在政策上偏幫郭氏。而2007年上任時，許仕仁承諾會以每月十六萬港元繼續租用單位。

史無前例的醜聞
政治分析員劉銳紹提到：「特首與前政務司司長涉嫌的貪汙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就連梁振英亦不例外，涉嫌在西九文化藝術區設計比賽有利益沖突。梁振英小圈子選舉的「勝利」付上代價，資本建製的嚴重分裂。梁營的內地資本家與北京一派，正著手修補唐英年落選後的建製破裂。

貪汙醜聞不單破壞唐英年或曾蔭權的個人聲譽，亦令大眾開始註意到整個製度的腐敗。群眾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經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謹慎避免下屆政府人員會被揭發醜聞，令其組班進度緩慢。最近，溫家寶引用《論語》告誡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溫總統治下的內地貪汙腐敗之嚴重，怎能面不改容說這番話？

我們的回應

社會主義行動指出我們根本信不過現行的政府製度是能夠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資本主義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而當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銀行家和投機者既然可以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寄生蟲般地牟取暴利，他們就想，為甚麽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問題，我們回歸問題核心。我們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計劃管理，來滿足社會的立即需要（廉價房屋、有尊嚴的工作職位、環境保護和強化的福利製度）。



社會主義者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普選權的投票年齡應該降至16歲，取締特首職位，由真正的人民製憲會議產生新政府，並取代現在被功能組別壟斷的橡皮圖章立法會。所有被選舉的代表的任期應被縮短（如兩年），並且可以隨時被選民召回。

應該削減民選政治人物的薪金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這同樣適用於政府首長（今天行政長官的月入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要高！），以至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官員。在2011年的區議會直選中，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承諾，若果當選只會支區議員的1/3工資。這承諾未來立法會選舉中尤關重要，尤其對於聲稱要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人物，這承諾可以考察他對反貪汙、反裙帶利益的決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開支，也應斷然拒絕「七星級」的奢華服務！我們不需要「外部」機構來審核其開支，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民選與委任公仆的支出。
政府貪汙腐敗的惡臭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掉，尤其是要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其政治代表宣揚並身體力行與其他工人享受同樣的工資生活。

碼頭罷工四十天後結束

勞資達成協議

5 月6日，碼頭罷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豐、現創、聯榮及培記）與職工盟達成共識，所有貨櫃碼頭的員工從5月1日起加薪9.8%。職工盟宣布停止罷工， 但尚未決定復工的日期。加薪幅度與工會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離，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於外判商態度強硬，指不會再返談判桌，大部分工人認為，目前 形勢僵持不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罷工。

四十天的罷工迫使和黃作出一小讓步。除了罷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亦連帶加薪9.8%，碼頭內河非HIT的員工亦連帶加薪9.4%。面對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誠，500名罷工工人面對重重困難，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強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設定加薪幅度僅僅低於兩位數字，是要擺出不會屈服的強硬姿態，在待遇細節上的談判，工人未見可以取得優勢。雖然協議包括不追究曾參與罷工的工 人，但公司違反承諾的例子可謂司空見慣。零八年，和黃巴拿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碼頭工人一天的工潮後，慢慢對工人秋後算賬。而所謂「讓員工自行選擇停機 吃飯」，在具體落實時並無保障，例如吊機上的攝錄機很大機會不會拆除。北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曾經以同樣的邏輯諷刺地說，工人有權「自行選擇」工作時 間，無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時。同樣，協議在職安健的問題上也未有任何具體方案。

碼頭罷工令人鼓舞，亦為工人鬥爭上了重要的一課。對社會 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總結罷工的教訓，認清這場鬥爭我們贏了什麽，並問：工人可以贏得更多嗎？職工盟代表、聲援罷工的民間團體和學生對結果過於樂觀，也 回避了一些必要的問題。工人在經濟上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冒著被解雇的危險罷工，我們不能一句「鬥爭尚未完結，市民仍需關註」就草草了結，要對罷工作出認真 嚴謹的總結。

高寶問題未解決 – 「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

前高寶機手的復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員工都擔心能否保障就業崗位。在決議投票的工友大會上，有10多名機手表示不欲停止罷工，認為各工種工人應該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簽署的文件並無提及前高寶機手的安排。由於吊機手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和黃另起一間名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會接手前高寶機手。但由於「捷旺」的管工（俗稱「科文」）與前高寶的為同班人馬，因此前高寶員工拒絕轉投「捷旺」，只願意投向永豐和培記。

職 工盟指工人復工的細節尚待處理，這情況顯然應該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頭協議，在未解決前高寶員工復工安排前，不能復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罷工，工人會視之為 可復工的訊號。若果工人現時復工，會令前高寶機手因此會喪失談判的籌碼。尤其是和黃為了清洗有鬥爭經驗的前高寶機手，以免他們令碼頭工會的實力坐大，前高 寶機手，尤其是籠機操作員，會有被遺棄的危險。有前高寶機手向我們表示失望，認為自己在罷工的角色未受到相應的尊重。

吊機操作員作為技術工人，其操作執照需要至少三個月時間才能考獲，公司因而難以即時重聘新的工人補充勞動力，150名吊機手成為整場罷工的骨幹。若果「和平協議」要犧牲前高寶機手，有違「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的團結承諾。

總結與前瞻

和黃惡毒攻擊罷工，先以法院禁製令限製罷工者的糾察權，繼而聘請新手代替罷工工人，接著高寶又突然結業。另一打擊罷工的是黃色工會工聯會，在整場罷工潛水，更刻意遏製旗下工人參與罷工。

為了向和黃反擊，「社會主義行動」曾在罷工中提出，有需要組織更有力的糾察隊堵塞馬路，並強調4月25日早上的突擊堵塞葵湧馬路行動，是罷工策略的轉捩點， 應該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故此連同罷工工友早上在地鐵站外進行街站宣傳。法院禁製令大大限製工人的糾察權，應該 更強硬挑戰。

政治上屬於泛民主派的職工盟，在整場罷工的策略上步步為營，害怕失去外間公眾的「輿論支持」。事實上，罷工在公眾輿論占上 風，失去公眾支持的危險性並不嚴重，而有力的糾察工作與爭取外間支持並無矛盾。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激發警察鎮壓和逮捕。當然，工人被逮捕是嚴肅的問題， 不能輕率對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則上否定堵塞碼頭出入口。如果罷工者因此行使糾察權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眾的同情，碼頭公司在政治上會受到唾棄。

職工盟竭力避免與法院有沖突，實際上卻是限製了罷工的力量，讓和黃可以維持碼頭一定程度的運作。過了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工 會的力量和統一性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統一性，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500名工人罷工40日後，宣告結束工潮。職工盟代表罷工工人與資方達成協議，於五月一日起加薪9.8%。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員大罷工（長達55天）以來香港最長的工人鬥爭。階級鬥爭原本在這個資本主義堡壘中缺一席位，但現在也重臨香港。在長年剝削加深、工作條件惡化 （尤其對外判工來說）的情況下，現時的實際工資比90年代中還低，結果觸發這場罷工。這場罷工大大地影響了香港的港口業，振蕩了政治環境，並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誠和與其一夥的資本權貴的貪婪和冷血。

罷工表明工人階級作為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並引起部分中產階級，例如學生和社運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場罷工中，參與的工人只占少數，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罷工，影響力會是如何。

罷工贏得了什麽？

職工盟形容結果是「半杯水的勝利」。這次罷工迫使資方從原先「5%+2%」（前者是底薪，後者是津貼）的方案上作出讓步，調升至9.8%。但5月6日達成的協議依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職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並在談判時一再強調不會接受任何低於雙位數增長的方案，資方則故意拋出9.8%作為最終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資本家在乎的並非那小數點上的加加減減，而是背後的精神勝利。因此，許多工人對於無法爭取到雙位數加薪感到沮喪。

工 友大會在5月3日拒絕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後卻轉而選擇了接納。據報導，在5月6日的大會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憂慮，並投票反對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資方是擺出強硬的姿態，表明不會再重返談判桌，在經歷了六個星期的戰鬥後，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這場罷工令人印象 深刻，對當下更廣泛的工運而言，有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必須寫出成績表，認清鬥爭取得了什麽成果，同時提出一個問題：罷工工人可以贏得更佳的方案嗎？在我們 看來，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麽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鬥爭尚未完結，要以不同的形式繼 續……」之類的籠統建議是遠遠不夠的，在任何罷工也可以這樣說。

工人在這場罷工作出巨大犧牲，並面臨可能被解雇的威脅，我們須要更認真的 檢討。「社會主義行動」積極支持罷工，為罷工基本籌募了近$36,000元。我們亦提出了具體措施，例如在碼頭工人上班的清晨時分，於地鐵站外散發傳單， 呼籲未罷工的工人加入。我們亦指出，工人於4月25日占領馬路，暫時封鎖碼頭出入口，並取得貨櫃車司機的支持，是一個成功而進取的策略。可惜，職工盟的領 導人寧可將其視為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該次作為模範，將罷工行動升級。

對被解雇工人的保障？

另 一個關鍵問題，是雇用了約100名罷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高寶結業並解雇工人，是為了對罷工工人施加壓力。「高寶」與其他外判商都充當 李嘉誠的和黃港口控股（HPH）的馬前卒，而非資本家想讓我們相信的獨立公司。雖然罷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約工的問題，但至今這些問題也未得到解決。

顯 然，「高寶」工人一直作為罷工支柱，在罷工期間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證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協議結束罷工。對於罷工結束，「高寶」工人向「中 國勞工論壇」表示失望，認為工會領導沒有足夠重視其處境。職工盟業已宣布於5月9日開始復工，但他們除了呼籲政府「幫助」高寶工人復工外，就沒有更具體的 行動去保障他們再就業。

重要的一課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視這場罷工為工人階級的榜樣，但同時需要總結一些重要的教訓。在 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 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 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職工盟領導在政治上親近泛民政黨領袖，並受其影響，在許多關鍵時刻采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會支持」。但這從來都不是個嚴重的威脅，社會大眾的支持非常之大，罷工基金從外界籌募到超過$900萬元。再者，組織糾察隊與獲得社會支持之間時沒無矛盾。

在 和黃屬下的外判商肆意攻擊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觀察策略問題。資方指控工會搞「階級鬥爭」（恍如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似的），並以骯臟的手段來打壓罷工，包括 三次動用法院禁製令來限製罷工工人的糾察權和示威權、聘請頂替工來破壞罷工、讓外判商高寶結業。另一個主要的障礙，是親北京的黃色工會工聯會。工聯會竭力 來破壞罷工，讓沒有參與罷工的大多數碼頭工人（其中一些為直屬工）反對罷工的外判工。

在罷工期間，「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需要在碼頭將罷工 行動升級、組織糾察隊並嘗試堵塞馬路，同時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法院的判決嚴重限製了罷工的場地範圍，因此應該更盡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單靠法院程序， 而是發動抗爭運動，揭露判決階級傾斜的本質。這同時會提出一個問題：工人在鬥爭時有必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應該如何抵抗惡法。

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觸發警察鎮壓與拘捕的行動。警察打壓是嚴重的問題，不能輕率以待。但是，我們不應以此概略地否定組織糾察隊來癱瘓碼頭運作。如果罷工工人因為行使糾察權而被拘捕，將會引發更多的大眾支持，激發輿論反彈，令本已受人唾棄的碼頭公司受到更大壓力。

由於全力與法院和警察避免沖突，職工盟領袖不幸地限製了罷工的效果，使其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變相讓和黃保持碼頭相當的貨運量。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雇 主與建製陣營正在嘗試利用罷工的結局（尤其未能獲得雙位數加幅）來增大宣傳力度，謊稱抗爭不能帶來任何改變。當中工聯會的黃國健更明言：「罷工組織者成功 地動員各大政黨和社區組織參與，（使其）持續一段長時間。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雙位數字百分比，令公眾覺得這種策略並不湊效。」

但是，事實上，如果碼頭工人的鬥誌與決心能夠結合起一個戰鬥式的策略、組織和行動的話，正如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是個無堅不摧的力量。

外判製的騙局

15年來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房價和生活開支不斷飆升，是碼頭罷工的背景。香港 碼頭工人在罷工前每小時工資約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還要低。職工盟並沒有明確反對外判，也沒有將反外判作為鬥爭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確是碼頭工潮的核心，需要與之對抗。屈臣氏集團同屬李嘉誠商業王國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轉至外判工作，但職工盟卻接受了。

和 黃集團如其他亞洲的企業一樣，利用外判製度來減低工人工資、醫療補貼和其他福利，並且來削弱工會力量。澳洲和荷蘭到訪香港的工會分子，同樣是在和黃（全世 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碼頭工作，為香港的罷工帶來了國際的團結聲援。但同時，也突顯出外判泛濫的香港與國際上工會成功阻 止和黃外判，迫使全部為直屬工的港口之間，在工作條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別。

到訪的澳洲海員工會的碼頭工人稱，香港的碼頭工作環境為「活地 獄」和「近同於奴隸」。他們指出，澳洲的碼頭工人每年工資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時，香港碼頭工人則每天12到24小時卻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資（一年$216,000）。香港碼頭的外判工加班工作並沒有額外補貼，協議亦未能復蓋超時工作的問題。雇主只是同意「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同樣，到訪的荷蘭鹿特丹港的碼頭工人是和黃集團直接聘請的，他們的工資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時只有178小時，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時的工時少一截。

建立戰鬥的工會

工 會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凝聚力，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加價潮此起彼落 波及學校學費

自資專上院校課程 學生墮下沈重陷阱

自 2000年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號，引入大專學歷的副學士學位及同等級的高級文憑，將專上教育學位數目由28,000個增加至 約55,000個。自此，副學士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資料顯示，自資專上教育的全日製課程數目，由十年前 84 個增加至今個學年的 532 個，就讀的學生人數去年更超過 7 萬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間，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區政府追求十年內達到目標的背後，引伸出來的問題卻是欠缺監管、各自為政、教學和課程質素參差、門檻降低、濫收學生，犠牲學生之余，自資學位學費近年 加價更拙拙逼人，誓要將莘莘學子在成為社會上的「樓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們成為「學奴」，畢業後債臺高築的學生，前路茫茫，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學費年年加　自資院校變學店

學 費一直也是貧苦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整個2年製的自資副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已經大概是10萬元，與學生的負擔能力越走越遠。 自資院校年年加學費，每次加幅也超過通漲。根據「大專反加學費聯席」的資料顯示，院校為求加學費，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內設施為藉口，但只要細心想一想，這 些一次性的支出與持續性的學費增加並沒有任何關連。

聯席發言人陳樹暉表示，珠海書院10個四年製的自資學士課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筆學費 – 22萬， 將會升至24.6萬，加幅高達11.8%。另外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顯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課程將加價2.4%，而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則會加價 2.3%。對於學生來說，學費增加就代表他們將來畢業後的還債負擔更沈重，政府完全將教育拋給巿場，在商業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間院校為渣取更多利潤的個中 手法，可從一名就讀高等文憑課程的周雪凝同學的說法中清晰可見:「一個課程內的700名學生，居然超過1成學生未達到最低入學資格， 更有些課程還沒有通過資歷評審就已推出，我不明白為何教育變得像有限公司一般為了盈利不斷開辦不同課程為賺取更多的錢，教育在現今社會是否已變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學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教學質素下降！

缺乏監管 學生成犧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學局首發布28所自資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院校預期及實際收生人數，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學院濫收等問題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學轄下兩所社區學院，由當初預計的5,500名學生，超收取錄至8,000名學生。 超收的情況並不是只在香港大學獨有，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達4成。而恒生管理學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況嚴重，導致教學配套不足，教學質素下降，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香港大學 便在超收的情況下，掠奪1億元的學費。而嶺南大學的自資課程，3年內的盈余則提升了5.8倍。

自資課程背後的深遠商業利益

梁 振英政府雖然在施政報告中表明 「讓七成適齡人口（17-20歲）就讀專上課程」，當中三成三為學士學位課程。可是說穿了，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額比例卻只是占兩成，余下的8成就是自資院 校的學士和副學位課程。其實資助學額在這10年內仍然維持在18%水平，遠遠偏低和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開支，卻又急欲提高接受專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無疑把青年學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現在的大專教育，就是要將整個教育過程，由開發以至到老師薪酬，全部由學生承擔，最 後學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質素教學，反而是一身債務。政府清楚明白在剛過去的雙軌年會有大量學生尋找出路，所以積極鼓勵院校取錄學生，因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學生未到找到學校，必然會令社會承受沈重負擔，所以變相就是縱容大專學院各自為政，置教學質素於不顧，令收生門檻下降，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無日無之，學 生面對學院持續將學費上調，只可以繼續成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錢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設施，但最終就是將這些投資轉介去了學生的口袋，實際上學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卻很少。」

政府的象征式政策

對 於超收情況泛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政策卻沒有對政府在教育資源投放不足這核心問題上對癥下藥，只是在現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監察，這無疑就是 偷天換日，以圖掩飾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近年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危機下削減開支，但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大專教育仍是免費的。而 香港學生在飽受學費加價壓力和被忽視之下，政府卻居然可在財政預算報告裏撥出每年4.8億去資助20名菁英學生到海外升學，對普遍學生的教育問題卻只字不 提，反映出這個政府如何與真實情況脫節。

貧富懸殊反映在教育機會上

十多年來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貧富懸殊與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反映在教育機會上。教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間，窮學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由於公共教育開支短缺，師生比例高達1比 40下，學生缺乏老師協助。中上階層的學生可以接受課外補習，相對有更多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增進語言能力，但窮苦學生則要受填鴨式教育之苦，在艱澀和單一的 教學方式下「寒窗苦讀」，缺乏老師的援助。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學生升大學比率（48.2％）是貧窮家庭學生 升大學率（13％）的3.7倍，差距較二十年前（1.2倍）顯著擴大。教育製度顯然按階級分化。

今天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00萬，因家庭開支不足而無法升學的個案比比皆是，絕不是在封建時代才出現的故事。一位貨櫃碼頭的年輕罷工工人向「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說，因為家庭負擔沈重，他就學至中四後就被迫出來尋找工作。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開支，令所有教育開支全數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學學位，令大專教育普及化，讓人人可免費享有公平和優質的教育機會。現 時，政府以「教育普及化」為名，實質縱容學店林立，讓劣質學校為了牟取暴利，課程粗製濫造，令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

國際反加學費的鬥爭經驗

2010 年，英國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政府上臺後，大幅將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由3,000英鎊提升至9,000英鎊，並挖走八成教育學支。事件激發五萬名學生群 眾上街示威，面臨警察暴力鎮壓。政府最終勝利，但這場運動成為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向政府施加重重壓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為政府要加學 費75%，激發廿二萬名學生示威，超過十五萬名學生罷課超過四個月。抗爭得到各大工會支持，最後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學費最低的一個地方。這些都是香港學生 可以效法的鬥爭經驗，各國政府在削減教育開支的同時，亦打擊房屋津貼、老人福利、醫療保障等。因此，反對教育私有化不僅是學生運動，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削減 開支、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的鬥爭之一。由罷課運動開始，並與工人階級鬥爭連成一線，共同反對貪婪的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大專生#反加學費的鬥爭：

1. 學院帳目全面公開，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日常監督

2. 大幅增加教育開始，全部學位由公帑資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學校組成學生群眾組織，以罷課運動為開始，連系至工人階級的鬥爭，共同反對私有化政策

香港：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黃毓民決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及民主倒梁力量。繼2010年黃毓民退出其本人創辦的「社會民主連線」後，激進勢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蕭若元為人民力量的最大財政支柱，其創辦的香港人網為人力提供強大的網路動員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蕭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網結業，揭開了「蕭派」與「黃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與三年前社民連分裂一樣，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牽涉錯綜復雜的人事和金錢糾紛，背後細節難以一一厘清，但政治分歧始終是蕭黃兩派決裂的導火線。
黃毓民在網臺要求人力主席劉嘉鴻下臺，斥其擅自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表示接受有提名委員會的「真普選」方案。可 見，在2017年關鍵的民主鬥爭來臨之前，泛民主派開始降低叫價，連人力一派也立場軟化，開始接受有篩選機製的假普選。社會主義行動同樣反對一切的篩選機 製，然而，黃毓民提出的反建議 – 「公民連署」提名特首，方案亦未見清晰。
此外，黃毓民近年由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急轉為所謂「本土政治」，靠攏右翼民粹的族群主義，甚至在網臺宣稱自己是極 右民粹主義學者陳雲的追隨者。相反，蕭若元坐擁內地生意，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立場，支持中港資本融合，遂以「普世價值」為名反對排斥內地人（所帶來的資 金），造成了關鍵的政治裂痕。
激進政治走向右翼民粹？

黃毓民在社民連時期領導的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獨裁的民主運動，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蕩，並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製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割據一方。而黃毓民亦因為前年七一遊行占領馬路，受到可恥的政治檢控，被控非法集結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緩刑14個月。

但 由於未有建設民主的架構，且因為急促廣納不同階層的支持者，令政治綱領模糊，激進政黨未能應付發展急促的局勢。反映這些黨派的基礎來自中產階級，欠缺反資 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黃毓民從人力自由派一翼「松綁」，未來很可能走向更「激進」的右翼民粹路線，露骨地煽動族群沖突的同時，繼續打 著激進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號，令支持民主的激進青年以及中產階級陷入意識的混亂。「溫和」的民主黨由於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區公投，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合理的懲罰而徹底失敗，但今後可能會重奪主導地位，令香港的民主鬥爭陷入復雜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據人力和黃毓民飄忽錯亂的民粹路線，並不能建立一個取代妥協黨派的群眾力量。

要挑戰民主黨的妥協路線，亟需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並在工人社區和職場紮根，而黨領袖需向黨員負責，受到民主控製。黨綱不僅挑戰中共獨裁，亦要挑戰不民主的病態資本主義製度。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激辯「占領中環」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證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製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製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占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占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占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占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占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占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占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采取這方法，而是將「占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占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臺，並嘗試控製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製占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製，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占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占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占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占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臺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占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占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製香港的政製，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製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占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製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裏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製由現時建製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臺，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製（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汙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裏，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製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製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裏，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製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占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製的政黨采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製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製，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製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裏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製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著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製，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松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裏，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誌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製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製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采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製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裏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裏，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采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臺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臺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製不減。

在新上臺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製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註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製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沖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製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製，並遏製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製，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系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製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製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製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停止迫害斯諾登，釋放告密者曼寧
停止「稜鏡行動」，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老大哥」國家，廢除秘密和反民主的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
停止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製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裏。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臺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製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臺。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蒙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臺。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後，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臺」、「廢除外判製」、「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征。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製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裏，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裏，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製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製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裏，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製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製，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製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裏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製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製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製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製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製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系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製研究中心總裁張誌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誌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製，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製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製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製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製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製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臺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臺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製、官方建製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誌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製派控製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製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製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製組織就是中共專製，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雇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製，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製派站臺，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製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臺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製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製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麼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麼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幹，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夥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鐘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鐘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製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製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臺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奸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只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製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臺日」。建製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製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製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製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湧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力架 －$500/ 9小時
釘板（木工）－$600/9小時
－另加3小時 x 1.5的超時補水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克扣工資
改善工作環境，特別是隧道內的空氣質素
午飯時間可以到地面用膳
增加工資，減少工時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汙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裏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癥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茍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準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裏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癥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製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製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腌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臺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製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製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贊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臺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製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製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雲雲，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征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系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臺「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製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製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誌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製人」地於九月九日淩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貍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註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淩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沖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製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誌，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恒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製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臺，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註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製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采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準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準，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發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汙染，都是不潔凈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汙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系，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製，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簽更為小心。

鬥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系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註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誌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沈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誌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後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擡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後大道，匯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準，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準」、「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製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製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盡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麽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製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傭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傭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製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淩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1.2 集體談判框架：工會在會議上草擬了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確認工會為唯一談判對象、公司如有涉及員工的權益和工作的變動，需事先和工會商討、工會理事可享有每月兩天的工會事務假等等。公司書面確認，同意在兩個月內雙方同意草擬與簽署一份有關與工會的合作關系和溝通模式的文件。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傭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製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製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製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贊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製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製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麽宣告運動失敗，要麽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系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製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采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製，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麽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製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臺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製，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征求聯署已800萬新臺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製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麽臺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製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沖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製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製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製，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系。「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系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復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製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裏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製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製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臺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臺，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製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臺」。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系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系。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臺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臺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臺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反對一切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320名被裁港視員工立即復職，不扣減工資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由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打倒媒體資本壟斷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臺！」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遊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臺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盡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製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製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製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製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裏，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製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麽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製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淩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製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製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鑒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製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製，「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奸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奸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奸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奸。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製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復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兇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製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製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兇。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製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沖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誌。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裏，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裏，民間電臺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製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閑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臺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卷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咨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汙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咨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製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製失去信心，建製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余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製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咨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製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製方式：

■設立噪音管製，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製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沈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製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系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沖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系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系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竈」，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臺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製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裏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製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沈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製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兇。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製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麼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製派亦會限製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製，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麼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製」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製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製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復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製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製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製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淩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誌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製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製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製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製度的不斷重復。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製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臺。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臺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回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麽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製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鎮壓的威脅

建製派與其控製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幹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製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沖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製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製度的論述，建製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製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製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製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製。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製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製。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裏甚麽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製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製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製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製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墻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臺，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製），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製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製繼續控製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盡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臺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松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盡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幹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癥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製。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製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元旦遊行後：泛民妥協　民主黨投降

今年元旦遊行，大會民陣宣稱有3萬人上街，數字比去年的13萬人驟然下降。梁振英的統治下民怨沸騰，特首民望凈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會篩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為政改一役揭開序幕。政治氣候驟變，在混沌無序、錯綜復雜的局勢下，民主派無心亦無力號召群眾反抗，泛民陣營內的政治矛盾亦變得尖銳。

占中三子猶豫不決

政改諮詢展開後，占中三子猶豫不決，沒有積極動員反抗，也沒有推進占中的具體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並且會將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舉行。這將令未來占中的議題繼續淡化，更難動員群眾參與。群眾對年復一年的遊行感到疲憊，難免失去信心。民陣發言人楊政賢指：「市民認為遊行已無用，希望用更激進或高層次手法表達意見……」如果民主運動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提出清晰進取的抗爭綱領和策略，可以鼓動更多群眾元旦上街，準備動員更有力的行動。

但是，「和平占中」卻在元旦遊行日舉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細節，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協的議程。這是占中三子進一步妥協的征兆。

公投項目包含三項議題：

1)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預設議程：承認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順應了泛民妥協派擴大提委會、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針)

2)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3)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預設議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由提委會篩選。)

最後，有6萬多人通過手機、上網或親身到維園遊行現場投票，當中64%來自手機程式投票，大多數人均支持三項議程。建製派（例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故然無視投票結果，指其沒有參考價值；對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這也不過是一場不能凝聚民意的鬧劇。

此外，在元旦遊行後的集會裏，戴耀廷強調占中參與者要竭力避免暴力，並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則，包括被警察拘捕時，要蹲下雙手放上頭上，表示不會反抗。社會主義行動同樣不支持個人暴力行為，但我們需要組織動員挑戰政府的群眾運動，如罷工、罷課、罷交稅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揚的象征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會確認 = 公民推薦

在遊行裏，除民主黨外，各泛民政黨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號，但同時接受小圈子提委會並存。甚至是激進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訴求，亦是留有一線，願意保留小圈子提委會的提名方式。提委會的提名權力一定遠遠淩駕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權貴享有更大的提名權。甚至提委會會劃走由公民提名產生、但不「愛國愛黨」的候選人。

在元旦遊行一周後，真普聯公布普選方案，提出「三軌製」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後兩者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予以確認。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委會確認，實則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篩選，與建製派所講的「公民推薦」無異。再者，建製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權貴支持，即可通過小圈子提委會入閘，遠較公民提名容易。這猶如特權分子享有通關的特快通道，違背了平等被選舉的原則。

即使真普聯的「三軌製」已經是妥協的爛方案，但民主黨提出更倒退的立場，在1月9日發表聲明澄清，指三軌製並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見此黨已走上投降的不歸路。而元旦集會期間，民主黨劉慧卿亦在臺上表示，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當時被群眾以噓聲回應。愈來愈多人看穿民主黨希望可以與中共達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閘參選特首。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1月11日《明報》撰文表示，民主黨劉慧卿、新民黨葉劉淑儀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如可一起成為特首候選人，必然獲得公眾歡迎，「也許可以破解當前提名問題的悶局」。

真普聯由泛民妥協派主導，對民主黨的立場自然得過且過。在公布方案的新聞發布會上，召集人鄭宇碩最初表明三個機製缺一不可，並多次重申三軌是一個整體。然而，在1月10日鄭又改口風，表示記者會上從沒有說過三軌「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軌製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決定。不難想像，屆時的所謂「民間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預設妥協的議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棄公民提名。

真普聯包庇民主黨，可見這個泛民妥協派主導的賊窩，讓政客互相掩飾其叛賣群眾的行為，並不可能在當中推進民主抗爭。泛民妥協派的其他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工黨等，希望由民主黨當「擋箭牌」，躲在民主黨背後走妥協之路，這些政黨都準備妥協。據報道，民主黨內有人埋怨：「沒理由次次都犧牲民主黨、其他泛民不出聲…」

「進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聯方案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隨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民主黨違背了真普聯的共識，要求該黨退出聯盟。但是，兩黨卻接受真普聯的妥協方案，沒有提出提委會的「確認」程序等同篩走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廢除提委會，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權。

《基本法》的鳥籠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萬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進取的方案，成為了元旦遊行的焦點。然而，學民思潮始終強調，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會挑戰現存體製。他們沒有告訴群眾一項事實：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戰中央統治的權力，並不可能爭得真正民主。

不少與中聯辦關系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出席了一個閉門午宴，指《基本法》已經非常明確、清晰規定提名委員會的職權，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見，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推薦」，在中央的法製內是不容許的。

《基本法》由英殖時期的資本家與鄧小平下的獨裁者製訂而成，最後的解釋權亦在大陸的人大常委，以確保箝製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央政府向來「法為己用」，曾經以人大常委決定兩次否決普選。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引用《基本法》18條，如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實施中國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威脅到大陸統治，基本法和解放軍可說是同一級別的鎮壓機器。

現在就需要向群眾解釋，如果《基本法》不容許真正普選，我們不應受製於法製框架，應該將之打破，並且以新的人民議會取代權貴控製的立法會。

本土派崛起的危險

打著反大陸人旗號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機。元旦遊行當日，約30名「反蝗蟲」隊伍參與民陣的遊行大隊，沿途高呼「左膠賣港賊」等口號，以大香港民族主義攻擊社會主義行動。

此外，「反蝗大行動」有100多人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主要攻擊最近終院裁定內地人申領綜援的「七年限製」違憲，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號，將大香港民族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本土派遊行隊伍遇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綜援「七年限製」一案裏，幫助內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圍堵，最後需要受警方保護下，沖上的士離開，混亂中蔡耀昌疑被紙牌擊中。

12月，本土派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著港英旗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被軍方人員阻止。其後，該組織四名人士被逮捕。這行動為整個民主運動帶來反效果。大陸官方媒體誇大這次的行動，並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加強鎮壓的藉口。但同時，該行動是和平的，我們必須反對逮捕或檢控四名示威者。

由於泛民領導的失敗，不少激進青年不再信任傳統民主派政黨，而有可能將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將之視為更激進的反獨裁力量。然而，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義主張排拒內地人，只會分裂中港兩地的群眾運動，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並為打擊整體工人福利的論調護航。另一方面，建製派趁著群眾對民主派失望沮喪，伺機推動大量親中建製勢力發展，例如「愛字堆」和「保衛香港運動」等，當中有些是極端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現時，港獨與親中兩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對立，令左翼和民主運動陷入更復雜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務

泛民主派進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運動的出路下，反動的右翼勢力有崛起的危機。如果群眾在2017年的普選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騙，將會製造更大的政治反彈。社會主義行動在2014年民主鬥爭的路上，會繼續提出徹底的民主訴求，以及推進更有力的抗爭策略。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註定失敗，民主抗爭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氣候混沌的時期，建立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群眾政黨，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明報撤換總編　AM730廣告被抽起

2014年，面對民主抗爭運動枕戈待旦，中共與特區政府業已打響前哨戰。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統治危機，管治威信蕩然無存，連最後一根稻草的壓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復輿論陣地，「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即便是媒體不時的「小罵」也讓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張膽破壞新聞自由。《明報》傳出，疑因其一連九天頭版報導港視發牌風波，觸怒梁振英權貴，任職兩年的總編緝劉進圖因而被粗暴撤換，並安排一名馬來西亞藉人士掌管編采業務。《明報》的立場近年愈趨親建製，在前年特首選舉期間，劉進圖被認定為「梁粉」，多次延遲報道梁振英的僭建新聞。但梁振英似乎連這樣的報章也容不下。

此後，再有報導指，由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所創辦的免費報紙《am730》，懷疑亦因其編采方針，被兩至三間中資財團在未有解釋原因下，統一地抽起廣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廣告份額超過1,000萬元，報章每年盈利約1,000至2,000萬。施永青本身是地產霸權一分子，《am730》亦非反對派報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報撰寫專欄，例如公民黨余若薇、人民力量劉嘉鴻等。

私人媒體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為求茍存），極為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廣告客戶對該行業的報導方向和立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中資財團在香港影響力愈來愈大，不少報章老板與內地人大政協關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這些高官，專製爪牙更容易以國家資本侵蝕新聞自由。基於政治因素扼殺新聞自由，卻被包裝為「商業決定」。例如，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多次在碼頭罷工期間批評李嘉誠，李氏於是抽起所有壹傳媒的商業廣告。

《明報》老板背景

《明報》大股東張曉卿是馬來西亞第九富豪，身家超過100億元。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 在馬來西亞的六分華文報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同《光明日報》，占據當地整個華文報章廣告市場超過七成的份額。這些報章的立場都親建製，並曾經因為淡化六四報道，支持香港國民教育，引起當地華人反感。

根據《主場新聞》報道，張曉卿創辦的常青集團，根據集團網站，形容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的總投資額近20億港元，其商業活動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2011年中，貴洲省僑聯曾指出，常青集團擬在貴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中馬產業園區，張曉卿並親身到當地考察，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只有掌握財力的老板才有資源控製媒體，代表工人發聲的媒體故然無立錐之地，連立場靠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媒體亦難以生存。在「自由市場」和官商勾結的陰霾下，反政府的媒體不是被絞殺，就是被收編。

在資本壟斷下，私營媒體要麽造成無線電視式的一言堂大，要麽就如今次財團以商業手法幹預編采方向，永遠不能確保編采自主和新聞自由。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由根據群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這才能確保職能可以不受幹擾，切實監督政府，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相。同時，假如民眾認為公營媒體的報導偏頗或失職，可通過民主程序，隨時罷免編輯委員，確保媒體能如實反映民意。

支持傳媒工作者抗爭

去年，內地報章《南方周末》因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憲政夢》的文章，激起記者罷工一星期抗議。明報員工組織了關註組，發起聯署尋求外界支持，可見員工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相反，傳媒老板往往為了金錢利益，往往在關鍵時候放棄編輯自主。例如，親北京的旺中集團去年欲收購臺灣《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達不成交易。可見，站在前線捍衛新聞自由的，不是媒體老板，而是傳媒工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記者組織獨立工會，以罷工對抗政府和財團扼殺新聞自由。

五千人遊行聲援受虐外傭Erwiana

中午十二時，眾多的印傭和菲傭團體，聯同香港各政黨和團體，先在修頓球場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群眾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到達警察總部後，隊伍於門外呼叫口號，要求警察檢控雇主，還Erwiana一個公道。期後，隊伍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合。大會宣布是次遊行共五千人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舉起橫額：

「Justice for Erwiana! （為Erwiana討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種族主義！）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途中我們派發傳單，與外傭討論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與商家聯手打壓工人的權利，縱容中介公司謀財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剝削外傭。她們非常支持廢除中介公司製度，支持立法八小時工作製，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家務傭工，並且提供宿舍讓外傭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Erwiana除了在身體上被虐待至嚴重受傷外，雇主只準許她每天睡四小時、從來沒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資。當她被虐至重傷以致不能工作後，雇主便立即把她辭退，並送回印尼老家，行為可恥卑劣！這件事只是整個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製度、「兩星期條例」等歧視性製度，令她們即使飽受欺壓甚至虐待，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發聲。此外，強製雇傭同居除了剝奪了外傭的私人空間（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傭不能遠離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後，令更多外傭勇於站出來揭發雇主的惡行。

我們認為，除了要求檢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絕協助受害者的「兆暉中介公司」應被立即停牌，然後進一步！

廢除歧視外傭的「兩星期條例」
廢除剝削外傭的中介製度，外籍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
取消強製雇傭同居，每年興建50,000間公屋，本勞外勞共享
建立不分種族的戰鬥工會，共同爭取權利：八小時工作、提高最低工資，外勞與本勞一視同仁，反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

香港去年罷工：工人階級意識蘇醒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然被資方擊敗，但工人的抗爭意誌卻啟發了其他行業的工人敢於罷工，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高鐵地盤罷工、太古飲料廠罷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盤罷工，都與碼頭罷工不無關系。幾場罷工的都是技術工人，薪水與最底層的工人相比都較高，更有信心團結一致挑戰資方。但外判製度的剝削，加上極高的工時，令他們處於奴隸式的生活。

有組織的罷工是跟資本家抗爭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癱瘓企業運作，展示企業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階級。政治罷工更是社會激烈變革不可或缺的鬥爭手段，威力遠高於遊行集會。罷工運動發展過程中，工人從經驗可以迅速學習到階級鬥爭的，工會意識乃至階級意識可以幾何級地提高。就如碼頭罷工爆發一星期後，李嘉誠置若罔聞、態度強硬，令工人開始認清到，敵人不只是騎在頭上的經理，也是自己的大老板。

廢除外判製度、恢復集體談判權、建立戰鬥工會，都是香港工人當務的重要任務。

高鐵地盤

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於2013年8月31日罷工了一天，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當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工資，並要求工人在隧道裏用膳。

工人的不滿還包括工作環境的惡劣，大部分工人在溫度極高並且空氣汙濁的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沒清潔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傷被忽視。

最後，承建商宣布取消遲到早退扣錢，亦準許工人吃飯時離開地底，在隧道外用膳，並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工人才結束罷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的具體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飲料

太古飲料約300名運輸工人亦於2013年10月3日展開了一天的罷工，因資方擬將運送汽水工作外判，及準備對早前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司機作處分，資方5年來未有增聘人手，而運輸工人因人手短決而須預早時間上班負責行內稱「執水」的執貨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

工人運輸工人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令全港的大量餐廳和店鋪的飲料供應受影響，以增加其談判力量。

罷工當晚，資方表示同意工會的三點訴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及；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只表示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工會則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屋宇署

屋宇署約100名員工於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罷工一個半小時，並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增加前線員工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

長期人手不足令未處理的已發出清拆令個案不斷增加。積壓的個案從2009年的3萬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萬千宗。去年度因業主拒絕執行清拆令而發出的檢控卻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線員工壓力日增，經常被迫於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術人員不再續約。

工會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罷工過後，發展局於11月底則只向立法會申請190個常額公務員職位，卻包括一個常額助理署長職位掌管強製驗樓部，涉及的每年開支約227萬元中竟有173萬是用以支付該名常額助理署長的年薪。該申請將於明年二月被處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盤

約100名工人於2013年11月17日發起罷工，並堵塞地盤出入口。事源地盤的二判公司聲稱資金周轉不靈而破產，拖欠逾兩個月合共約900萬元薪金。

這是繼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後，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又一次被牽涉及在內，長實發言人則指事件是二判淮輝工程與大判亮雅發展之間的糾紛，與該集團無關。

罷工開始兩日後，只有約一半工人已領取全數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盤罷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聯會控製的工會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勞工處進行會議後，罷工卻在亳無成果下被結束了。大判公司「承諾」約80名工人於填寫欠薪資料及出勤紀錄，給予勞工處核對後，盡量支付9月至當時拖欠的薪金，總共500萬元，即並非真正承諾。勞工處則向工人派發破欠基金申請表（因二判公司申請破產），而申索上限只有3.6萬元，故不少工人擔心未能全數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會則指會給予大判一兩日時間考慮墊支欠薪，如大判不回應訴求，工會將再商討下一步行動。跟其他被少數官僚解散的抗爭運動一樣，這「下一步行動」於罷工結束後從未出現。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余當時未取得欠薪的工人於其後能取回。

低薪工人組織起來

近月，美國低薪的快餐店工人進行了罷工，爭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底層工人抗爭的。香港的飲食業工人、清潔工、保安的平均年齡愈來愈低，可見青年的就業和晉升機會每況愈下，而外判製度令工會組織薄弱。但同時青年入行，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會為這些領域的工會註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戰鬥工會，團結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實參與抗爭。

工會的民主

在罷工爆發後，如果工會都有召開大會，與工人討論出清晰目標，會更能增強團結力，但工會並沒有這樣做。而工會領袖應當就談判結果諮詢工人，並投票決定，令工人日後更有信心建設工會、參與行動。但工會欠缺民主，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在晚上甚至午夜時急急宣布解散罷工，令不少工人憂慮訴求未能達成。工會讓工人發表意見，民主決定罷工訴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治罷工

在占領中環運動中，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工人罷工是更有力的抗爭手段，威脅資本主義政府的運作。工會應該立刻鼓動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政治意識，未來切實參與民主抗爭（包括占中）。每場帶來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一定以經濟訴求號召工人支持（解決貧窮、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組織起來領導民運，反專製的抗爭才能走得最徹底。

實際窮人147萬　打工仔越做越窮

大堆數據可能會令人眼花撩亂，每個基層勞動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貧窮最真實的反映。12月1日，職工盟發起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遊行，許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帶著自身經歷，憤憤不平參與鬥爭：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根本追不上瘋狂上升的物價。她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極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更表示樂於與本地工人一同抗爭，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

港府於九月發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同時訂立出本港第一條的貧窮線。根據政府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標準，全港貧窮人口為131萬，占總人口的18%！其實，將貧窮定義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當中一人貧窮線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為7,770港元，標準實在低得可憐。若果將福利輔助計算在內，官方貧窮數字仍高達102萬，貧窮率為15.2%！梁振英更直指：「當局不可能滅貧……滅貧目標是不實際也無必要……」

政府劃出貧窮線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貧「政績」。政府誇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萬人「脫貧」，但實質上這占貧窮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見扶貧政策一直是杯水車薪，更不用說所謂「脫貧」只是個不溫不熱的超低標準。在政府眼中，財爺曾司長月薪36萬只是中產，個人月入4,000元卻不算貧窮！

政府在貧窮狀況報告中，刻意將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開支內，製造舒緩貧窮的假象。「計算一次性寬免措施如公屋免租、關愛基金的非恒常現金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降至八十萬五千人；再計算公屋補貼後，窮人剩六十七萬四千人。」

再者，貧窮線以上不代表能夠負擔合理的生活開支，政府的標準根本形同虛設。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計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開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負擔合理生活水平的貧窮人口高達147萬，比官方數字高出45萬！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16,000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4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猶如第三世界地區。

要解決貧窮問題，我們需要增加失業和傷殘援助金、直接落實增建公屋至五萬、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公共政策，並將財團私營的地產商、銀行、媒體及公共事業公營化，由工人民主控製自己的經濟。

為什麽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簡單，財團商家對工人的剝削可以有一百個「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錢人征重稅，將資金投入公共開支，來應付民眾的合理生活水準，卻是萬萬不能。資本主義製度就是有錢人的製度！

政府和資本家不會容易就範，工人要實現這些訴求，一定要切實進行抗爭。在低工資的行業先組織起來，特別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是當務之急。

大香港民族主義的危機

近年，反大陸人情緒再度升溫。右派民粹政客爭相高呼「本土優先」，並將矛頭指向菲律賓外勞。這趨勢的背後是什麽？左翼應如何應對？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政策下，港資為了從大陸市場牟取暴利，迅速將市場轉向迎合大陸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大陸的中上階層。市場經濟不受規劃，只會盲目追求利潤，大陸國內龐大的資金湧流至外地市場時，造成供應與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資本家刻意製造供應短缺，從而投機炒賣產品和服務。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基本服務資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間縮窄，令中港兩地的勞苦大眾都感到困苦。

「大陸人搶奪資源」？

自由行政策帶動了大陸旅客來港消費，擡高了零售業、地產業等企業利潤。繁忙地區鋪租高昂，只有做遊客生意的超級市場、珠寶店和藥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視。同時，自由行的消費帶動了通漲，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加劇貧富懸殊。中港基層人士都同時受害，獲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產商。

「搶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大陸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因而造成大陸人來港的搶購潮。大陸人對生活消費品的龐大需求，造成市場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識地強化市場不平衡，例如耗資廣告洗腦，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製造需求；又恃其寡頭壟斷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製供應。奶粉零售價格被大大擡高，而水貨市場正是商業投機下的產物。（詳見：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0期）

擠擁在鬧市的大陸旅客和邊境車站外的水貨客，成為了民粹政客針對的對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蟲搶奶粉」的言論，將資本家投機炒賣造成的經濟困局，渲染成大陸人製造的禍端。

同樣，大陸人在國內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較富有的中上階層自然求諸境外。香港的財團看準這個商機，而政府亦縱容基本生活設施私有化，以利潤為先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造成學位和床位不足現象。

大陸醫療質素慘不忍睹，又經常濫收費用，大陸孕婦尋求香港質素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醫療產業變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陸市場，孕婦產子費用高達10多萬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產子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長年助長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令公立醫院的床位比97年還要少1,000張。此外，參考本刊《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一文，亦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是資源短缺的原因。

危險的文化優越論

尤其是受到97亞洲金融風暴打擊，因而失去過往優越地位的中產階級，甚至在英殖經濟繁榮時待遇較優厚的工人階級，都容易產生懷緬英殖統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時贊揚英殖的「法治人權」，亦強化了這種幻想。民怨沸騰而苦無出路，民眾對港英時期的幻想逐漸變成反大陸人的情緒。

本土派經常打著「保衛本土文化」的旗號，強調香港文化之優越，鼓吹區隔大陸人以免港人被溝淡。同時，他們指控中共在香港實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將漢人移植而侵略經濟和文化，因此區隔大陸人是為了保衛「自治權」。這技倆將大香港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列寧在1914年早就提及過這種「精致的民族主義」：「精致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腐蝕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義》列寧

雖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為納粹組織，但其論調與不少歐洲新納粹組織一脈相承。在歐洲經濟崩潰的情況下，歐洲弱國的新納綷提倡強人政治，反對歐洲強國進行經濟殖民，以保衛「自治權」去包裝背後極端民族主義議程。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擊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侵蝕香港，形容簡體字為「殘體字」。在歐洲亦有極右排外政黨，例如英國「捍衛英語聯盟」會抹黑穆斯林人溝淡白人血統，要求驅逐他們出社區；意大利「北方聯盟」則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國的移民溝淡，要求北方擁有「獨立自治權」。這些黨派在議會內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亦打壓左翼和工會運動，煽動種族對立而分化底層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者捍衛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權利，亦支持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權利，但這必須建基於工人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鬥爭，共同反對壓迫者的統治製度。鼓吹種族撕裂只會分化反抗的群眾，助長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壓迫。

人質慘劇案 – 反菲種族主義

此外，反菲種族主義亦是另一危機。2010年，港人於馬尼拉發生人質慘劇事件，眾多港人對菲國政府和警隊深痛絕惡。直至今天，由於總統阿奎諾拒絕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態度囂張跋扈，進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緒，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求梁振英要「強硬起來」，對菲國實行經濟製裁。11月香港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訪問港人對16個國家及地方的觀感，當中港人對菲律賓人及政府的觀感最差，90%港人對菲律賓政府表示反感，32%人稱對菲律賓人反感。

然而，各黨派為了收割民粹政治資本，提出各項措施製裁菲律賓。人民力量提出最「激進」的措施，要求停止輸入菲國外藉家勞，直接打擊菲侓律賓工人飯碗。公民黨和民主黨則提倡杯葛菲國產品等較溫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兩個溫和中產政黨並非為了保護菲律賓工人的飯碗，只而是為了避免為中產雇主帶來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陳偉業提出無約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製裁菲律賓措施，在建製泛民兩派「團結一致」下，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這反動的議案。我們支持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但經濟製裁措施若果實行，首當其沖的會是菲律賓勞動人民，而非菲國總統和警隊。例如，經濟封鎖造成菲律賓企業利潤下降，但菲國資本家會合理化裁減工人和壓低工資，甚至造成物資短缺而價格飆升，出現投機炒賣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製裁措施會在香港會彌漫一片仇菲情緒，加劇菲港群眾的對立，讓港府分而治之，打擊港菲工人的權益。要記得，當年人質慘劇案發生的翌日，曾蔭權政府宣布凍結外藉家勞的最低工資。我們絕不能輕易被政府的分化技倆蒙騙。

中港區隔不是解決方案

由於生活困乏和經濟不景，而香港的工會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壓迫的中下階層未能找到抗爭的出路。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範國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將自己包裝成激進的新選擇，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回響。9月，這兩人連同其他本土派人士，於《明報》、《都市日報》登聯署廣告，指責「新增人口實在太多」，建議政府實現「源頭減人」以解決房屋問題核心。這是徹頭徹尾歧視大陸人的論調。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區隔」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兩地仍是資本主義統治，即使香港「獨立」，中港商家為求牟利仍會繼續跨境通商，打擊勞苦大眾的利益。依靠收緊入境人口限製，是不能解決經濟融合所帶來的中港矛盾。就如實質上「獨立」的臺灣，資產階級的馬英九政府為了營商利益，都竭力促進兩岸通商，務求打進大陸市場。

「中港區隔」這種排外論調，將資源不足歸咎於外來人，為掠奪99%資源的資本家轉移視線，然後迷惑窮人為1%的餅碎內鬥，只會淪為「地產霸權」和「財團壟斷」的幫閑。真正解決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資源分配失衡的資本主義製度，以民主委員會監督消費品價格，調查消費品投機的情況；以民主委員會控邊境人口流動，擺脫以錢為先的人口管製政策，並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領土；另一方「愛港力」等愛國流氓組織，則是中華民族主義論調的代言人，強調國家需要維穩，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擊左翼組織權利，反對工運團結爭取福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未來政局陷於復雜境地。

傳統泛民黨派無能力挑戰獨裁爭取民主，加上泛民社運屢次出賣群眾運動（解散反國教運動），在強而有力的左翼領導缺席下，激進中產和青年感到苦無出路而鼓噪起來，繼而尋求右翼民粹為「激進」道路。強化獨立於泛民主派的激進左翼力量，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群眾工人政黨，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而是當前鬥爭生死攸關的任務。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為此目標奮鬥！

食環署洗太平地　連串檢控街頭藝人

從1月20日開始，政府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每周開放七天，改為只開放周六、日。不少街頭音樂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然而，食環署在殺街前後「洗太平地」，連串票控街頭表演者。1月19日殺街前，國畫藝人梁小姐在行人專用區被檢控，而在1月22日，SMS樂隊和雄樂館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亦被票控。

行人專用區的封街後遺癥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狹窄，但人流眾多，恢復通車後，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馬路，人車爭路情況嚴重，險象環生。此外，現時電訊公司的推銷員把攤檔放在行人路邊，阻街情況進一步惡化。

不少藝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以致觀眾人數大幅下降，但環境比以前更為擠迫。

無理檢控街頭藝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衛旺角行人專用區行動」成員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檔攤。在沒有任何預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環署人員拘捕，然後帶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無牌小販」和「阻街」兩條控罪，沒收攤檔物資，並將她帶回警署。梁小姐並沒有涉入金錢交易。

當時，梁的國畫攤檔只有約2米乘2米，擺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構成阻街。況且，當日食環署的行動只針對數個一人的攤擋，對其他人數較多的攤檔則沒作出任何檢控，可見署方針對勢單力薄的個人藝術者選擇性執法！

梁小姐是內地國畫及美術教師，對國畫藝術有一股熱誠。她幾年前來到香港，但因其內地文憑不受本地承認，所以不能在香港當美術教師。梁小姐沒有學歷，唯有於茶餐廳兼職維生，在空余時間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檔，繪畫國畫和寫生贈予途人，為的是推廣藝術。由於收入不穩定，她在租房時屢屢受業主歧視，現在只能居住板間床位。

梁小姐的攤檔面積細小（見圖），亦沒有涉入任何金錢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梁小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沒有牌照而販賣」兩條控罪。她不岔被打壓，否認控罪，以100元保釋離開。但十多件攤檔物資則被扣留，包括臺凳、推車、畫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辯，才可取回。

此外，在殺街後，不少樂隊（例如SMS）被迫移師至旺角東行人天橋表演。SMS樂隊、雄樂館樂隊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分貝機標示聲量並無違反噪音條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製條例》第400章第5條，無理票控樂隊成員TONY。

抗議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旺角警署，抗議警方無理檢控街頭藝術家。同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保留藝術公間。

■ 撤銷所有對街頭藝人的檢控

■ 立即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

■妥善管理規劃行人專用區，設立噪音管製，劃分表演區，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

■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再有抗議行動，為外傭爭取公義

23歲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發生後，香港外傭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特別是14萬人的印尼人群體。1月19日，約5,000名家傭與其支持者遊行，要求討回公道，並結束限製外傭自由和權利的嚴厲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將會再有抗議，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印尼領事館。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這次遊行的聲明：

立即取消雇傭同居限製！
廢除吸血中間公司，要公共聘用製度
團結鬥爭，反種族歧視，反資本主義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現代奴隸製」的真面目成為國際媒媒的焦點。今次事件開始激起了社會對外傭的同情和支持，民眾打破了政府和資本菁英的種族分化，這可以說是外傭今後爭取工人權利和法律保障的轉捩點。外勞占全港勞動人口10%，外勞的抗爭若果勝利，足以增強全體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慘劇打開了媒體和很多民眾的眼睛，讓各位認清現時外傭聘用製度之惡。政府就如獄卒一樣，死守苛刻的「雇傭同居限製」和「兩星期條例」，嚴重限製外傭的自由和法律權利。最近一項調查顯示，58%的印傭曾經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經受到身體虐待。今個月，兩名印傭抹窗期間墮樓身亡。事實上，很多家傭都不敢拒絕這些危險和無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裝作「第三方」旁觀者。我們是不會被騙的！事實上，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個製度該當受到譴責，必須徹底改變。

現時外傭聘用製度的設計，是用以最大化地剝削外傭，視之為廉價和馴服的勞工。這符合那些有錢人（香港真正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為了保護龐大的利潤，反對福利製度 – 全民公共托兒和護老服務，而轉向剝削低薪外傭以提供這些服務。

團結抗爭，反對種族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部。從馬來西亞到美國，我們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戰鬥組織。我們曾積極參與幾場反種族主義、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統治者以種族主義掩飾自己製度的失敗。在居港權議題上，香港右翼政客攻擊外傭；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利用外傭作為國際政治沖突的棋子，在工人階級之間製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傭之間團結抗爭，才能贏得真正的變革。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取消「雇傭同居限製」，容許家傭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對於爭取標準工時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全球最細。政府堅持雇傭同居，是要維持傾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為人民建立可負擔的房屋。我們亦要求廢除中間公司，並以公共控製的非牟利聘用製度取而代之。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建基於虐待和不公義、令一小撮人致富的製度，另一個選擇則是與建基於公眾利益、以民主控製的製度。資本政客就如非民選的港府般，永遠利潤行先，而社會主義是完全相反的！

團結、鬥爭

在港外傭的鬥爭是全球女性抗爭的一部分，反對種族主義法案，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嚴重。可見，有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可見向資本家和政府反擊。此外，有需要為工人階級的替代製度，取代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讓多數人得益。為爭取外傭權利的持續抗議，以推倒現時不公義的法例，愈來愈能夠爭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從前的奴隸主一樣，港府在壓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協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就是出路！

數千名外傭促結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傭憤憤不平。1月26日，超過4千名外傭和支持者再次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壯觀遊行。

Erwiana事件不僅觸發了大型遊行，更重燃了女性外傭旳戰意。她們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雇傭製度下所受到的不公義吶喊。這場示威運動動搖了種族「區隔墻」，這道墻由政府架起，用以區隔和排斥外傭，以維持其超額剝削。以前，外傭抗議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現在有更多港人關註。

今次遊行主辦單位為「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是外傭組織、工會和聲援團體的聯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遊行都吸引了大量媒體關註。

「這只是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鄧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傭都意識到，社會現在已開始關註她們，而且愈來愈支持她們的目標，即是基本的權利，還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萬名外藉家傭，來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們工時非常長，又被迫與雇主同居，很多時都沒有自己的房間。標準工時、晚上的私人時間、私隱，對外傭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Erwiana殘酷受虐的事件震驚了香港，令更多外傭敢於發聲指控她們雇主虐待。

「我們沒有選擇，要賺錢寄回我們家鄉，我們一定要來這裏。」遊行至印尼領事館的Lia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們每月賺得少過1千港元，但在這裏做家傭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傭的工資仍然十分低。香港外傭每月的最低工資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30一小時，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時計算，每月最低工資為$6,240。很多家傭每周工時高達60-70小時。

運動發展起來

顯然，在過去兩星期，外傭的抗議運動發展起來，並且信心大增，提出針對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確訴求。除了為Erwiana討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訴連串虐待，並在1月22日保釋），星期日的遊行亦要求三個領域上的法律改變。

此外，外傭團體亦要求「自決是否雇傭同居」，容許家傭可以選擇外出找居所。

鄧美晶表示：「為什麽政府這麽強硬，不容許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個訴求十分合理。這不是政府開支的問題，而是進行社會控製，要令外傭置於極度弱勢。」

現時的抗議亦針對惡名昭著的1,200間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遊行裏，這顯然是印傭面對的首要問題。一提到關於中介公司，她們的憤怒水平顯然提升。招聘公司鮮有受到規管，而且普遍有實行不當的習慣：過度收費、假帳戶、無視投訴，收起例如護照等文件。

與「兩星期條例」一樣，高昂的中介費令外傭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辭職，因為她們要再付費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許收取外傭月薪10%的費用，但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現時香港的費用是$28,000，大約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於法律限製的70倍。」

印傭工會（IMWU）的示威領袖Sringatin向《英文虎報》表示：「印尼政府迫我們借貸，以及通過中介公司找工作。我們的護照被沒收。投訴不被鼓勵，我們不容許轉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外傭的抗議，以及她們非常合理的訴求（參考我們聲援的傳單）。在印尼領事館外，鄧美晶向遊行隊伍發言，表示支持她們三個主要訴求，並支持團結鬥爭以擊倒政府。社民連的梁國雄亦發言，他是唯一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印傭工會（IMWU）、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香港職工盟亦有發言，其中職工盟呼籲外傭加入工會。

清楚的是，勞工處和港府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針對其嚴厲的外傭政策和歧視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醜聞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傭感受到廣泛社會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時，現時是時候將壓力升級。未來數周將會是將抗議運動升級、贏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時刻，兩種壓力結合起來，可以迫使港府退讓。

「政府想我們閉嘴」

「我有兩個孩子和雙親等著我供養。我必須每月寄錢回家給他們；如果我不養他們，誰會？這就是為什麽我繼續撐下去。」Nisa自零八年來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釋了千千萬萬的印尼女性離鄉別井到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個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語言，有時甚至身體上的暴力對待。她選擇默默忍受，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為中介公司高得離譜的收費。「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兩年的合約，因為一旦我轉工，就是違約。中介公司會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費，那相等於我七個月的薪金。」

筆者訪問了四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外勞，Nisa、Eny、Lanny和Lia，她們已經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們為了養家，在香港曾經歷過艱辛的日子。她們四位正在積極參與「為Erwiana討回公道」運動。在短短兩星期之間，運動已經發動多次抗議，以及數千人遊行，要求停現時外傭的聘請製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剝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對印尼政府不負責任的回應態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們閉嘴，說會付錢給Erwiana的家人，然後要他們和所有的外傭閉咀。政府從不在乎我們的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外傭的困境是「現代奴隸製」。她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和私隱，超長的工時令她們無可能有八小時休息。因為「雇傭同居」製度，老板可以隨時要求她們工作。中介製度令她們只有極少權利轉換工作。

「我曾在洗手間做功課。。。」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傭一樣，她需要每月寄錢回鄉，同時她在香港自付報讀一個電腦的文憑課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約工作的家庭裏，即使有多出一張床，家中的婆婆也不準許她睡床，只能夠睡在客廳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時，她突然在床邊扯我的腳，叫我下床，然後要求我以後只準睡沙發。」Lia唯一可以做學校功課的時間，是每天完成工作後，即是午夜十二時後，但她不準開客廳的燈。「最後我唯有在洗手間做功課。因為那裏是唯一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麽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經常語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癡」、「死蠢」，這樣的侮辱天天發生，長達兩年，甚至連雇主的兩個小孩也有樣學樣，用相同的態度和字眼對待她。

對於這些外傭來說，早上六時開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為「雇傭同居」的強迫性製度，她們等如24小時待命工作。Nisa憶述她的第一個雇主說：「那時是淩晨三時多，我在客廳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板叫醒。老板當時很生氣，她說她女兒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夠幹凈。她要求我立即起床從頭再洗…淩晨三時！」幸運地，現在Nisa已經脫離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個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廢除強迫性「雇傭同居」的製度，讓家務勞工自決是否與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就是因為這強製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時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開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離三十分鐘的一間獨立屋打掃，這代表老板違法，要求她替兩個雇主打工，若果被揭發，雇主可以被檢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時工作至淩晨二時──二十小時工作和不夠四小時睡眠時間！

她的老板經營燒烤場生意，曾經要求Eny幫兩個雇主打工後，又要她幫忙在燒烤場燒食物。這不是任何家務勞動，完全違反法例規定！她不能承受極長的工作時間和環境，所以她在工作六個月後決定辭職。但後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繳交中介費，這等於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來的所有工資！十四個月的工資被扣走，這還不是奴隸製嗎？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務勞工都必需透過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則她們的合約不被承認。這是政府刻意的一項政策，去縱容1,200間「販賣」外傭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賓政府沒有這項條例，因而菲傭相對地幸運。每介紹一位印尼外勞來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賺取$21,000港元，這通常是她們足足七個月的工資。一些中介甚至被揭發收取外傭比上述更多的額外費用！

Nisa說，中介製度欺騙所有外勞。「所有人必須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錢上一些教導如何成為家務勞工的『訓練課程』。」但這些課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手段，讓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額外收費。而即使你付錢完成課程，中介也不會保證你會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惡名昭彰，過度收費和發生問題時不負責任非常普遍，但外傭一旦簽約，便不能要求轉換公司。正正是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眾多外傭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時，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醜聞爆發後，更多外傭勇敢地走出來，為對抗不公義而抗爭。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過工會組織起一場戰鬥性的運動，並與社會上其他的工人階級連系起來，共同戰鬥。

訪問韓連山：「進師盟」參選教協理事

由韓連山、等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準備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選舉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進行投票。教協坐擁9萬教師會員，但長期在民主黨政客的主導下，工會怠於抗爭，未能為教師爭取權益。進師盟的參選，有機會為教協帶來新氣象。社會主義行動記者特意與「進師盟」成員韓連山進行電話訪問。

記：進師盟的參選目的是什麽？

韓：我們是一群教協會員，看到教協最近處理教育和政治議題的事務上，與會員期望愈走愈遠。因此，我們組成「進步教師同盟」，討論如何改善教協會務。經商討後，決定派19人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希望監督理事會工作，改革監事會不足，要求會務公開透明，讓會員有更大發言權；在理事問責、教師專業、教育生態、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時，教師的權益受到挑戰：工作量增加，職業不穩定，入職困難，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約，但教協力度不足，未能維護教師權利。

記：在教師權益方面，你們有何看法？

韓：教協立場要更硬凈，向教育局爭取權益，問題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學縮班殺校的慘況，政府殺了一百幾十間學校，令教師們流離失所。教協一直聲稱爭取小班教學，但只有叫喊口號，看著學校每年被殺，數千教師失業，教協卻沒有和教育局攤牌，讓政府殺校成功，在殺校後才推行所謂的小班教學政策。

從另一面看，教協與教育局合作得好。未來中學都會有殺校情況出現，但現時教協維護權益的力度並不足夠，否則教育局不會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協最初立場曖昩，只將焦點集中在老師言辭過激過火，但不看林老師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對她十分不公道。到見到社會回響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協才能另外一些聲明。我們「進師盟」也不認為講粗口是對的，言辭不當是犯錯，但焦點不應在那裏。相反，我們應該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時，應該采取林老師的立場。

在反對國民教育科上，教協一直非常被動，只要求再修訂指引。修訂後教協認為指引有進步，所以在反國教上放軟手腳足。後來反國教的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直至教協不得不加入後，教協才加入反國教大聯盟，但始終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個工會，是要不得的。

記：你們的選舉工程如何進行？

我們正在以網頁和文章宣傳，並在教協會所樓下派單張，讓教師聽到我們的聲音。未來，我們希望舉行諮詢論壇，目前選委會未答應，但「進師盟」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舉辦，並會邀請所有候選監事來辯論，辯論會公平公正公開，讓會員決定投票意向。

勝算方面，很難講，要看宣傳攻勢、會員關註度，而且會員可能出現慣性投票取向。

另一點我要澄清，坊間說我們奪權、搞內訌，我們並非這樣。監事會並沒有權力的。會務運作是由理事處理，監事只是給予意見，在會務上提醒理事。權力不在我們手上，也不在張文光「薪火相傳」名單的10人手上。權力是在會員手上的，會員有權去投票選擇能讓會務進步的監事，教協並非私器。

記：未來會否參選理事？

韓：這要看將來發展。如果理事非常長進，可以改善會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參選。如果來屆理事會也達不到我們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師會員都會有意見，去組成另一內閣參選理事。

記：如何增大教協力量？

韓：一個接近9萬人的工會，如果立場堅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協多年來采取溫和路線，與政府多方面合作，領導會員方面則做得不足。會員會否企出來爭取，很視乎領導人的風骨和能力。如果工會有領導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讓的。

工業行動，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但教協自1973年罷課後，之後基於種種原因，一直走溫和路線，都沒有強硬的行動。工會應該在適當時候采取工業行動，要改善教師權益，這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回應《熱血時報》抹黑社義行動籌款

近日，《熱血時報》試圖大肆抹黑社會主義行動，指控我們在眾多議題上發聲、以及在社運活動上籌款。以下是我們的回應：

撈政治油水的是「熱血公民」

社會主義行動在各項社會議題上積極行動，符合我們理念的議題都會全力參與，對抗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新工人政黨，自然要從街上小額募捐，爭取勞苦大眾的支持。我們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普遍群眾自身參與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參選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承諾若果當選只會領取基層工人的薪金，將其余收入會捐予社會運動。這與立法會議梁國雄（長毛）的做法一樣。「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時，並沒有提及這一承諾。

相反，「熱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圍繞一個「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團，只容許追隨者為首領搖旗吶喊，但不能參與組織的決策。《熱血時報》年用120萬，恃著坐擁龐大資金，操控網上輿論機器，到處造謠抹黑其他組織。

政治團體應該以政治活動吸納群眾支持，例如街頭宣傳、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熱血時報》沒有信心在政治上獲得支持，就以商業模式運作，製造明星效應，依靠商業產品和廣告收入維生，例如在年宵售價的黃洋達人形公仔，價值竟高達8萬元！將賺回來的利潤供養其政治宣傳，例如免費報紙、網上電臺等。這是本末倒置的。「熱血公民」的立場只會隨著市場趨勢左搖右擺。

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議題上，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場，例如指控「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攻擊民主黨舍棄公民提名、反對真普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妥協方案。然而，《熱血時報》以造謠抹黑和人身攻擊的手段對付政敵，以誇張失實的手法做政治宣傳，務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淪為辱罵政敵的流氓，不能提高群眾政治意識。

不可以介入國際議題？

《熱血時報》指控社義行動就「以巴沖突」的議題進行宣傳，稱這議題「與香港無關」。「熱血公民」又指控「什麽議題都與你們有關」，可笑的是，你們只有一個議題，就是讓黃洋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避談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以巴組織名為「社會主義鬥爭運動」。我們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主義，亦反對暴虐的阿拉伯政權。我們提出以社會主義方案解決以巴沖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統治者煽動種族沖突。我們一以貫之，在香港痛擊「熱血公民」之流煽動族群沖突！

可笑的是，《熱血時報》以為我們只能在以巴兩方的統治陣營之間選擇其一個，可見這群人骨子裏的種族主義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無知。

社會主義行動曾籌款支持我們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組織，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與獨裁鎮壓。對國際主義者來說，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熱血時報》抱著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明白任何地方的鬥爭要勝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個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眾的團結聲援。諷刺的是，《熱血時報》在曼特拉逝世時，發表文章贊揚曼特拉的抗爭，但似乎你們不知道這場鬥爭曾經得到全球群眾的支持，包括在金錢上和行動上。

誰是民族主義者？

「熱血公民」經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場，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為「大中華派」、「支持中共殖民」。我們支持中國的地下組織，亦有同誌因為反中共而被捕。

社會主義行動是最堅定反中共殖民的團體。我們曾多次到中聯辦示威，支持藏族、維吾爾族的自決權、文化和宗教自由。「熱血公民」自詡反中共殖民，何解在這些行動上，從未見其蹤影？同樣，如果香港大多數群眾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會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香港。然而，我們始終強調，勞苦大眾需要不分族群團結鬥爭，共同打倒中共獨裁政權，才能贏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權利。相反，煽動種族沖突，只會為中共鎮壓製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爆發種族沖突，中共伺機大力鎮壓，打壓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廣州市政協企圖將粵語的廣州電視臺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廣播，激起廣東省地區人民不滿。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反對中共扼殺語言自由，捍衛使用廣東話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話的權利。同時，我們在遊行現場強烈批評「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等族群歧視的口號。

目前，香港存在兩派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香港領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愛之堆」流氓組織，以「愛國」名義強調國家需要維穩。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壓左翼的組織權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

「熱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義，煽動族群沖突。以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只有群眾不分族群和語言共同鬥爭，才能打倒中共這個世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訪問黎汶洛：政改何處去？

社會主義行動邀請了學民思潮的黎汶洛，參與以下論壇：

為讓各位先了解「學民思潮」對普選的看法，我們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對談：

記：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可否說明一下？

黎：政府不斷拖延諮詢期，令占中運動慢慢被陰幹，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選擇三至五月期間總辭，七至十月期間進行補選。公投的議題應該是原則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會確認」等等。

有人說，學民思潮倒不如推動在2015年年初公投，並以完整的政改方案進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於控製補選期。若果在半年前辭職，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讓我們補選，這是法律上的限製。

但如果我們在2015年年頭才進行辭職，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變相公投時限性被破壞。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變數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會玩弄細節，調整數字，混淆視聽。例如，沿用現時選委會過渡的提名委員會，但將1,200人加至1,500人。

記：對民主黨和真普聯的方案分別有何看法？

黎：現階段民主黨的方案，只為自己政黨鋪一後路，讓「阿爺」看穿底牌。我們不知道，民主黨在未來短時間內，立場會否有轉變。現在我們還未約到民主黨會談，所以不會批評民主黨。在會面後看看他們的立場，我們再作回應。

我希望民主黨站在民意一方，與我們團結一起。張文光指我們分裂泛民，但現在看看誰與泛民的立場不同？我不能說學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麽影響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動民主運動，當大家都在說「公民提名」時，為什麽你在真普聯裏唱反調呢？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於跟真普聯會面時，我認為真普聯只是一個空殼，是一個平臺讓各政黨各自表述，然後收窄分歧，即是叫各黨讓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聯達成共識，一起通過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決也好，那麽真普聯不如不要繼續下去了。反而將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頭宣傳「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選舉。

記：即使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與你們的方案有出入，你們如何推進自己的方案？

黎：有時也挺辛苦的，與政黨討論時，他們都說「我明白」，敷衍我們後，當我們純粹空談，甚至在背後寫文章批評我們。學民思潮會繼續遊說政黨、團體和占中三子，接受我們全民代表提委會的方案。

我們提倡350萬選民組成提委會的方案，實質上令提委會名存實亡。但是他們（泛民）不想那麽前進，要保留提委會，就像學聯前幾天搞了學界公投，竟然連「增加提委會人數」都當成一個論點。

記：那麽學民對《基本法》有什麽立場？

黎：我們的方案自稱，是自稱，符合基法的，包括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未至於要求廢除《基本法》。政府叫我們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說我們與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們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選舉模式。

雖然我不認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時只有10-20人，但不會要求廢除《基本法》。我們希望有一天官員自己出來解釋：「是，當時《基本法》字詞有問題」，透過官員的口說出來。這是技術上或策略上的論述問題。

記：對占領中環有何看法？

黎：學民支持占中，也認同公民抗命彰顯社會不公義。在反國教時，我們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是「非法集結」的，學民過往遊行都不申請。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華一樣，象征性占領廿四小時後就散水呢？能癱瘓經濟?

我們希望占中可以癱瘓經濟或社會運作，才能有談判籌碼。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劃分區域去占領，或者短時間占一占就當完成，並符合占中的本質。日後，我們希望繼續與占中三子在技術、人手、資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們參與占中，說18歲以下要簽回條。但我要提醒一下，歷史上很多群眾運動都是學生和勞工推動。學民會出席占中，但要看運動本質有沒有變，如果是象征性的占領，就與我們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於罷課，反國教時大專曾經罷課，但都是象征式的。我認為，是否推動罷課，要看群眾情緒，如果氣氛高漲，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貿貿然推動，就會讓建製派有攻擊的機會。我對罷課持開放態度，有需要時應該發動，但重點還是要看運動的性質有沒有變。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為外傭權利發聲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個下雨天，雨勢有時甚至頗大，但眾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的家務勞工依然氣氛澎湃，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為的是參與這個全球的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活動－「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紫色是今天的主題顏色，參與者戴上「為公義站起來」的紫色頭巾，跟著英文、菲律賓和印尼語的音樂共同起舞。

「十億人起義」是跨越二百個國家的全球性舞蹈運動，在情人節當天，喚起社會對於強奸和針對女性暴力的關註。這運動由美國一位女權劇作家Eve Ensler發起,其中「十億」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強奸或虐打的數字（聯合國數據）。

在香港，這個活動由最近成立的「為Erwiana和所有外傭爭取公義委員會」舉辦。由於香港三十萬的外籍家務傭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這場活動改至星期日舉行。現時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爭，是反對歧視外傭的雇傭條例。

現時的條例令外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於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對待。Erwiana這名二十三歲印尼家務外傭，就是被其雇主殘暴地虐打、禁錮和不給予食物，這事件在被揭發後引起社會廣泛關註，人們發起連串的大型遊行示威，要求對外傭有更多法律上的保護。她們要求享有不與雇主同住的選擇權利，以及嚴厲打擊那些以販賣外勞來謀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億人起義」的活動上，她們再一次喊出這些訴求，在一片色彩燦爛的舞蹈下，臺上臺下的人一同喊出她們的口號：「我們要公義！」「現在！現在！現在就要！」

亞洲外勞協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臺上表示，印尼政府將外勞當是商品。其他發言人則批評香港政府在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縱容著現代奴隸製。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臺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勞要求徹底改變現時的製度，「這些政府只為有錢人和財團服務，政府從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個工人看似勢孤力弱，但眾多工人的團結能使我們有力量迫使政府讓步，改變這個製度，廢除兩星期條例、給我們外出居住的權利、終結中介公司的剝削！」

香港外傭：「是時候組織起來！」

「在港的外籍家傭視Erwiana為他們的縮影。」外傭權益運動老將、在港菲傭工會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長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現在她表示自己會抗爭，令她成為許多外傭的榜樣。」

訪問當日，傳媒報導印尼政府官員公布一項計劃，指將在未來數年向香港供應技術工人 － 包括供應駕駛員、建築工人和護士 － 以填補勞動力的短缺（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去滿足香港雇主對更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來自雅加達的一隊隊伍已經正式到達香港，來商討涉及23歲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響。Erwiana經歷數月被傭主有系統虐待和饑餓後，在一月離開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員會面，表面上是表示對印傭的「關註」，但實際上是用這次機會談生意，開拓新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時機提出這項計劃，是「厚顏無恥」。像菲賓律和印尼等的較貧窮國家，因為外傭會匯款給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動地鼓勵輸出外勞，以促進國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幾個星期，數千外傭女性已經走上街頭，要求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將事件擴大為爭取外傭權益的運動，而在筆者書寫的同時，Erwiana仍因為可怕的創傷而留院。這些抗議，和社會上有關這些外傭被超額剝削的正在擴大的議論，代表香港一個重要的形勢轉變。

「這案件牽動了大量情緒。很多的外傭，甚至是那些無加入工會的外傭，也對抗議有回應。這代表形勢已有利於組織外傭起來。」

組織與教育

「這是一個組織和教育外傭的好時機，包括教育外傭，為什麽有被迫勞動存在。」Eman說；「這個案件帶出奴役的問題。在我於香港22年的時間，我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 『現代奴役』這個字竟可用得如此盡致。我們一早就這樣說過。但現在社會和傳媒評論員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達意見，說不能接受暴力。」

「我們知道Erwiana不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體虐待她，而被判入獄數年）。這案件令港府十分尷尬，並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目前，超過300,000在港外傭面對的問題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強收大量費用，來換取簽署工作合約。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的數月薪水，也因其他的過犯而被各方指責。在今日賺大錢的人口販賣行業裏，這些欠缺規管的公司是關鍵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賓政府也實行有助於中介公司的政策，並給中介公司以處理合約的方式，強力地控製外傭。

債務束縛

「如果一個外傭就其工作條件向中介公司投訴太多，中介公司就會拒絕幫助，那這個外傭就會被困在那裏。」Eman表示。「法律只許中介公司收取外傭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為費用，約港幣401元，但實際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費用，最高可達港幣25,000元。對外傭而言，這就代表無首六至七月幾近無薪工作，類似受契約束縛而必須工作的勞工。」

這個強迫勞工製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類債務束縛。據此，窮人，有時是整個家庭也被縛於一個雇主（一般是一個莊園主）下無薪工作一定年期，來作為他們去殖民地的旅費。

「在2006年，菲律賓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舊的『職業介紹費』，以『強製訓練費』代替，雖然這新例也是一樣的，為中介公司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出外居住權

Erwiana事件帶出另一個當紅的問題，是外傭要求可以選擇出外居住，來代替今日的強製外傭留宿雇工家中。Eman同意這點，香港政府堅持強製留宿的規定，是因為它是對外傭的社會控製，限製他們和社會互動，而不是主要是經濟問題的考慮。

「我們想要靈活性。有些外傭選擇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強製留宿也是對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規定，許多家庭住於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采用一個較靈活的方法，容許出外居住，但現在收緊了控製。現在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甚至進行突擊檢查！」

現在，外傭的抗議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是，容許選擇是否出外居住、廢除兩星期規定，以及嚴格規管中介公司，包括懲罰過度收費或觸犯其他法規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現在教育是外傭組織活動的關鍵焦點。他相信在今年稍後，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審訊時，將是抗議運動的新高潮。

外傭作為香港勞動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議標誌著抗爭的新階段。建立他們的組織，更重要是戰鬥工會，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連系，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見。

李慧玲被封咪　新聞自由屢受打壓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新一輪打壓。商業電臺「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雇，引起媒體工作者及社會一片嘩然。上百市民及傳媒工作者昨晚在商業電臺外集會，包括商臺節目員工、資深傳媒人程翔、碼頭罷工代表和駕院絕食師傅練國等，舉起燭光示意「商臺已死」，批評商臺要滅聲，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縮窄。

容不下溫和的反對聲音

李慧玲在商臺擔任時事節目主持近十年，在陳誌雲轉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辭退，眾多商臺員工對李被滅聲表示氣憤。李慧玲經常在電臺節目批評梁振英政府，曾經幫助反國民教育、駕院絕食以至碼頭罷工宣傳。由於她站於溫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臺在2004年辭退黃毓民後，容許她擔任主持。近年，聽眾一度批評她立場過於溫和，未能「緊貼形勢」，例如向五區公投運動大潑冷水。但對商臺高層來說，她的言論已經過於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經由一直主持的早上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被調離，調到傍晚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則由時任行政總裁陳誌雲頂替。李在當時亦此調動在事前沒有諮詢，揭發陳威脅她若不接受安排就會被解雇。此舉在當時已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對於今次的解雇，李慧玲表示，昨天黃昏才被知會解雇，即時終止合約，而且商臺沒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臺牌照將於2016年屆滿，有傳政府要商臺除去批評梁振英的聲音，作為續牌的交易條件之一。商業電臺並非第一次封殺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2004年，節目主持鄭經翰及黃毓民，因為在節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懷疑受到背後政治壓力，二人在十日內相繼辭職。

香港新聞自由度連創新低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宗新聞自由被打壓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明報》撤換總編輯、《蘋果日報》及《AM730》被抽廣告等，新聞自由面臨極大威脅。

此外，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在去年底的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指政府發牌猶如「造馬」。發牌事件後，伍佩瑩的總公司被投訴，令她早前「被離職」。《壹周刊》報導，投訴信批評伍佩瑩「站在公眾一方」、「質疑顧客(特區政府)」、「違反顧問生意規矩」。這秋後算賬事件，是政府幹預言論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國界記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間下跌43位。香港記者協會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低於臺灣、南韓、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罷工反封咪　媒體要公營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商業電臺打壓李慧玲，並全力支持傳媒工作者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抗爭。抗爭行動需要升級，商臺員工若果以罷工24小時作開端，將更有效迫使高層讓步，撤回封咪的決定。

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一方面是今次商臺及《明報》的粗暴政治幹預，另一方面是企業實行經濟施壓，抽起《蘋果日報》或《AM730》等報章的廣告。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在港尋求庇護者占領社會服務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開始，約一百名尋求庇護人士占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發起靜坐抗議。今天是抗議的第四日。本網記者探訪新成立的「難民聯會」。服務社受政府資助，作為社福基金幫補尋求庇護人士的房租，並提供緊急食物援助。可是，補貼的水平極低，難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這些津貼維生！服務社沒有履行職責，妥善運用津貼金，令五千個尋求庇護人士積壓著越來越多憤怒。

來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裏蘭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網記者表示，無人對服務社有半點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請庇護超過十年，但法例禁止他們在港工作。而且，社會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貼金是直接繳至業主或食品供應商手上，尋求庇護者自己從來沒有發過一分錢。他們就是這樣，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忍受煉獄般的生活！

一位來自斯裏蘭卡的泰米爾難民向筆者表示，他最近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在十八年來香港最寒冷的冬天裏，連續七晚露宿街頭。最後，他告訴社福署職員，如果無人幫他尋找容身之所，他會「做點事」令自己回去監獄，至少那裏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實上，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已惡名昭彰，觸發過憤怒爆發。《南華早報》於去年八月報導，一班尋求庇護人士擠進屯門一個由豬欄改建、缺乏食水和熱水淋浴的地方。國際社會服務社營運此「貧民區」，負責人向難民們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一人在飲過被汙染的水後送進醫院，令這醜聞曝光。

政府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撥款，在2012年高達二億三百萬，原意讓服務社運用這筆撥款，向難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製橫掃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為另一例子。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從而「節省納稅人的錢」。可是，政府庫房坐擁7,340億，相當於GDP的36%，卻不願投資於社會服務。政府將服務分隔，從而逃避對在港難民困境的責任，免受公眾批評。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是「非牟利」機構，總部位於瑞士。「難民聯會」指，這機構剝削在港難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規定的「十天緊急食物津貼」，將每月$1,200元的資助金額扣除至$6-700元。聯會不排除當中牽涉犯罪行為，要求政府徹查。此外，占領者亦要求服務社立即公開食物分配的價目表，但遭到拒絕。

組織「難民聯會」

全球的尋求庇護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港府的難民政策是更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團體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釋，近年尋求庇護者一連串的抗議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改進，並實施了輕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後的數年，沒有難民完成過申請個案，但自2012年以來，由於該團體、難民與媒體持續向政府施壓，50個案例成功獲得處理。「難民聯會」要求，難民在辦理申請手續期間應該享有工作權，並以超市現金券取代現時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貼製度。現時，尋求庇護者約被發現非法工作，可被判監15個月。

占領香港社會服務社辦事處的行動，顯然很有協調和紀律，是受歧視群眾組織起來，向不公義又專橫的當局反擊的好例子。社會主義行動探訪占領者，表示支持，並邀請他們到會議講述抗爭經歷。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外判製，要求政府恢復直接管製難民服務處，而部門需要全面的民主控製。

停止向Satinah執行死刑！

約40名外勞及其支持者聚集於灣仔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外，就當地印尼外勞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發起抗議。該案的死刑斬首處決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執行，示威者要求寬大處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當地接近400萬名的外勞之一，她被裁定於2007年謀殺雇主。就像許多前往波斯灣國家的印尼外勞一樣，她堅稱犯案前遭到雇主一連串的施虐。沙特是一個極端壓抑的封建國家，殘告壓迫當地的婦女、少數民族和多數的外來工人階級。因此，當涉及基本的法律權利時，像Satinah的女性外勞必然是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

在當地的監獄中，有27名來自印尼和140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勞等待處決。現代的奴役的現實曝露在鎂光燈，全球共有1.5億外勞被販運地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動力而遭到剝削，例如於索契冬奧運和多哈世界杯（當中造成了185名尼泊爾建築工人殉職）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從事家務勞動，在不穩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為所有外勞爭取公義）。對於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無所作為，她們感到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劇。在2010年由於王室的幹預而推遲執行死刑，容許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給予被殺者家屬贖金以換取赦免，總額為700萬沙特裏亞爾，即190萬美元（約1,450萬港元）！印尼政府已經設立了財政募捐，但至今只籌得該數額的一小部分。

組織抗議的香港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說：「由於印尼政府未能籌得贖金，Satinah即將被處決。」幾位組織代表也在集會中發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勞工會（IMWU）的Sringatin。社會主義行動的 Vincent Kolo 亦發言表達了支持。

在港難民抗爭　得到愈來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難民連續第四天占領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抗議，行動得到愈來愈大的支持。國際社會服務社總部位於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億元的資助，但經常引起尋求庇護者大量投訴。

其中一名占領者身處太子辦事處一樓，向窗門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們被當成動物般看待！但我們團結起來，展示我們強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狀的。」該機構分配予難民的食物遠少於政府規定的金額，因而受到很大關註。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親臨太子辦事處，向占領者致敬，並承諾會與廉政公署等機構會面。超過60名示威者聚集於太子辦事處，《蘋果日報》及《無線電視》明珠臺都有采訪。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占領行動，並要求改善難民的權利。我們反對政府將難民服務社瘋狂外判（例如ISS），主張所有福利部門應當置於公共民主控製。社義行動成員正致力協助是次占領行動，並在實務上支持新成立的「難民聯會」，包括提供擴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橫額，以至聯絡中文媒體。難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壓力量在未來升級，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讓步。這將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壓者的勝利。

「普教中」政策：扼殺語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布，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裏，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製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製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製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製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兇。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製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需要控製華語媒體的輿論，才被迫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達至今天相對的平權。今天，舉港英旗的本土派高舉港英旗幟，聲稱要「保衛粵語」，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賜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爭贏回來的。

正因為社義行動捍衛語言的平等權利，所以才強烈反對「本土派」倡議的文化優越論。這種妄言廣東話優於普通話、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等族群歧視的論調，實則上是中共橫蠻政策的另一面鏡子。

社義行動支持不分族群、語言和文化共同抗爭，打倒中共民族壓迫的語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官僚橫蠻的統治。

近百名示威者參與排外遊行

2月16日，近百名示威者參與名為「尖沙咀驅蝗大行動」的排外遊行，由尖沙咀鐘樓出發，沿著廣東道遊行，沿途指罵自由行旅客，期間兩批人多次發生推撞。團體「熱血公民」、「香港人優先」都有參與。

反自由行示威者打著煽動族群仇恨的口號，包括「大陸蝗蟲打橫行，港人塞住無得行」等。反自由行示威者沿途於各大名店停留，向店內大陸旅客重復叫喊「蝗蟲！」，令多間名店要拉閘鎖門。遊行前，示威者聲稱會向大陸旅客噴殺蟲水，但最後沒有發生。

另一邊，除了有親中團體「愛港之聲」廣東道新港中心擺設街站，宣傳「歡迎自由行旅客」外，亦有「保衛香港運動」高舉中國國旗到達現場，與本土派示威者隔著鐵馬對峙。

政府為了摧谷旅遊業的利潤，推高鋪租樓價，大力推動自由行政策。由於欠缺強而有力的左翼力量對抗政府的重商政策，本土派示威者利用群眾反對財團的忿怒，將之扭曲至族群沖突的民粹方向。例如，「旅遊賺咗幾十億，市民幾時有得益」、「陸客購物一團團，錢銀俾曬大財團」等口號，都夾雜著反財團的意識，將族群仇恨精致地包裝起來。吊詭的是，示威者打著「反殖民」的口號，卻高舉代表殖民統治的港英旗。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為開發大陸市場的「中港融合」政策，包括自由行政策。這些政策只為令旅遊業界和地產商得益，加劇貧富懸殊。但本土派將矛頭指向大陸旅客，只會為背後既得利益者轉移視線，並將大陸群眾推向支持政府的一方，分裂兩地的群眾運動。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講過，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與親政府的愛國派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當務之急是重建左翼運動，將矛盾指向中港資本融合的真正元兇 － 政府和財團，才能抑製這種排外意識。

法院頒布禁製令　打擊難民占領行動

由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連續七天占領ISS-HK太子辦事處。今日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勒令占領者撤離場地。

ISS-HK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向高等法院申請禁製令，打擊占領行動。司法系統再次曝露其階級歧視的本質，同時禁止未經許可的抗議人士進入ISS-HK福利辦事處。ISS-HK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分部，總部設於瑞士，但實際上是以「有限公司」註冊的。ISS在2006年投得每年2億300萬港幣的政府合約，承包香港約5千名難民的支援服務。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成員鄧美晶表示：「法院的判決一如既往靠攏財團。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也曾面對過類似打壓工人的判決。」

十七日晚上，「難民聯會」成員召開會議，決定在翌日繼續新一輪的抗爭。

「我們不是停止鬥爭，只是改變策略。」一名占領者Raymond說：「法院的判決反映出，ISS-HK正感受到壓力，且未來感受到的壓力會更大。」

占領人士不滿ISS-HK克扣每月的食物津貼、提供不合格的房屋等瀆職行為。在上星期，難民正式向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ISS-HK。

「全港基層和工人都應全力支持參與占領的難民。」鄧美晶說：「我們聽到很多難民控訴，，ISS-HK沒有履行責任。這社群被嚴重壓迫，但他們堅決的勇氣和鬥誌大大激勵了我們。」

「香港難民聯會」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專頁，請「Like」及「Share」幫忙宣傳。

「香港難民聯會」到ISS-HK 灣仔總部抗議

2月18日（星期二），「難民聯會」40名成員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灣仔總部抗議，並呼喊「ISS可恥！ISS可恥！」等的口號。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亦到場聲援。

「在政府及社福署重新擯製難民福利服務前，我們不會放棄鬥爭！」「難民聯會」發言人Raymond表示。

遊行隊伍首先在總部大樓外的街頭示威，然後走上位於六樓的ISS-HK辦事處抗議。

遊行人士不滿高等法院昨日發出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難民聯會」成員自二月十一日起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占領，要求徹查ISS-HK 的涉貪，引起了媒體的關註。

「ISS以為他們驅趕了示威人士，但這運動會繼續，直至政府取消與ISS的優厚合約。」遊行組織者之一、社會主義行動的Vincent Kolo 指出。

法院判決，禁止7名人士及其他沒有指明道姓的示威者，進入及逗留ISS-HK三個辦事處。除此之外，ISS-HK在網上展開宣傳攻勢，否認克扣$1,200的食物津貼。「難民聯會」回應，ISS「以大話掩飾大話」。

今次的抗議表達的信息是，在占領結束後，反ISS-HK 的抗爭將會繼續，並在未來以新的策略進行。占領運動在這個鬥爭中意義重大，強化了「難民聯會」過百成員為公義而戰的決心。

「難民聯會」舉行大會　超過100人參與

2月24日，「難民聯會」過百名成員舉行大會，討論組織下一步的行動。這次是占領行動後的首次會議，參與人數上升了三成，共有十多個不同種族的難民參加，體現了跨越種族的團結鬥爭。

在法院頒布禁製令，打壓占領ISS辦事處的行動後，難民被迫撤離。然而，持續七天的占領行動向ISS造成巨大壓力，三間辦事處至今尚未恢復開放，似乎要逃避難民的追究。

聯會的成立令與會者都十分鼓舞，無論男女發言都慷慨激昂。本地港人與會者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外，以及一名關心難民的社工。

難民爭相發言，怒斥ISS乃至政府的不人道。一位來自非洲的女性難民表達了鬥爭的決心：「我們被抹黑為破壞法律者，但我們只是爭取權利。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發聲，把自己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有朋友叫我們不要來參加聯會，說會有問題，說我們會被遣返。但不是這樣的！我們一定要爭取應有的權利。」

另一名來自中非共和國的難民激昂地說：「我們在媒體、警察、律師和公眾面前，揭露了ISS的貪汙腐敗。現在，所有港人都知道真相。若我們談到『難民聯會』，是很好的，但若果談革命，就更好了……現在，跟進我個案的人員每日到打電話給我，問我生活是否OK。」

另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領悟到，抗議已令ISS態度改變，說：「現在，ISS的跟進員變得很有禮貌。他們說：『如果你們有什麽問題，告訴我知。不要去抗議，來向我們解釋，我們是會幫你的。』…」

社義行動亦到場表示支持，成員鄧美晶說：「對香港來說，我們占領ISS辦事處7天，是十分前進的抗爭手法。本港政客口講「占領中環」爭取民主，但卻遲遲未敢行動，你們作出了最佳示範。」

會議亦討論到日後的抗爭行動，包括如何進一步向政府施壓，以及參與國際婦女節大遊行等。會議後，來自伊朗的Raymond被選為「難民聯會」的首任主席。這是建立「難民聯會」組織架構的重要一步。若要對抗龐大的官商勾結製度，難民需要民主辯論、行動一致的緊密組織。

2月26日（星期三），難民聯會代表將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義行動代表，到灣仔社福署辦事處與當局人員會面。談判若果破裂，我們將會發動下一輪的抗爭。

外傭遊行：抗議入境處拒絕百多名外傭工作簽證

2月26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外傭團體發起遊行，抗議入境處無理拒絕170宗外籍家庭傭工的工作簽證申請。30多名外傭及支持者由灣仔地鐵站出發，沿行人天橋遊行至入境事務處外抗議。示威者沿途高叫「We are workers, not criminals!（我們是工人，不是罪犯！）」「Abolish 2 w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Make live-out an option!（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警察在入境處門外架起鐵馬，遊行隊伍只能於示威區內抗議。參與團體包括亞太移民事工中心（APMM）、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IMA）、 在港菲律賓移民工聯會（UNIFIL-HK）、菲律賓外勞工會（FMWU）、亞洲和平協會、社會主義行動等。

遊行的主辦單位之一Dolores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拒絕外傭工作簽證的理由，如懷疑外傭「跳工」騙取金錢。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希望這裏所有經過的市民都見識到香港政府是多麽可恥，由始至終都打壓本地和外地工人的權益，這個抗爭一定要連結起兩地的工人團結，反抗今天的壓迫性製度。」最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之主席Raymond也有參與表示支持，他在發言提到，「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發聲，一個人的力量很少，需要團結抗爭才能勝利！」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早前表示，入境處在處理外傭的工作簽證申請時作出審查，指若申請人過去有提早終止合約的經驗，則可能拒絕其申請。

黎棟國誣蔑外傭「跳工」，即是迫使雇主中止合約後，騙取代通知金及機票錢。這並無任何實質證據，是謊話連篇。Erwiana受虐慘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外傭受盡今天的製度壓迫，如中介公司剝削、強製性雇傭同住、「兩星期條例」等。政府不但沒有反省並修例，反而抹黑外傭，試圖淡化Erwiana事件和背後整個壓迫家傭的製度，從而分化本地和外籍工人的團結抗爭。

千名外傭遊行爭取權利

三八國際婦女節翌日，一千多名外籍家務勞工趁著星期日唯一一天的假期，上街爭取權利。

三月九日下午一時許，眾多印尼外傭在銅鑼灣百德新街出發，遊行到印尼駐港領事館，再到金鐘政府總部抗議。遊行隊伍沿途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Abolish two-we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Abolish Agencies!」（踢走中介！）等口號。不少外傭是人生第一次上街。印傭Mei和Ally向我們的記者表示，這是她們第一次參加遊行，因為最近看到Erwiana及其他在港外傭受虐的事件，令她們認為必須站出來抗爭。

隊伍期後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遊行發言人Dolores表示，今天的奴隸製度必須終結，要求政府廢除不公平的「兩星期條例」、要求讓外傭享有外出住宿的權利。不同聲援團體也發言表示支持。最近在政府社福署外發起占領行動的「難民聯會」一行十多人，帶著一家大小參與這次外傭遊行。本身是印尼難民的婦女Puji在政府總部外發言：「這不單是Erwiana一個的事，是政府對我們所有女性的壓迫。難民聯會會與你們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不單是外傭受到壓迫，全世界的婦女也是。全球貧窮人口中有七成是女性，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製度下。在此呼籲所有受壓迫的女性，在今天的階級社會團結反抗！」社義行動全力支持本勞外勞的共同抗爭，要求立即廢除中介製度及所有壓迫性條例。

六十多名難民抗議　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ISS

星期四（13日）早上11時，六十多名難民遊行到禮賓府，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又批評她拒絕與難民會面，間接支持政府對待難民的不人道政策。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有參與遊行。

一批「難民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到禮賓府外抗議。他們帶同印有「打倒貪汙」、「廉署查特首　左手查右手」、「停止贊助貪汙機構」等示威牌和橫額，沿途一直呼叫「We want justice! （我們要公義）」、「Who took our money? ISS!（誰偷了我們的錢？ISS）」、「Who sponsors corruption? Ms CY!（誰贊助貪汙？特首夫人！）」等口號。

「難民聯會」成員Adella指，他們在香港受到極不人道對待，包括被克扣津貼，給予極少和過期食物、又被安置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非法寮屋。香港政府社福署每年花費逾2億公帑，將難民服務外判至ISS-HK，但當難民被ISS克扣津貼時，社福署卻繼續包庇ISS的貪汙惡行，特首夫人又置之不理。

「難民聯會」已連續兩星期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2月底曾到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社福署外判的難民服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嫌貪汙，然而迄今杳無音訊。由於廉政公署直接隸屬於特首梁振英，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ISS-HK贊助人。難民聯會關註到，特首夫人的角色會妨礙廉政公署公平公正調查事件。

特首辦昨回應，拒絕與難民會見。難民聯會指，他們會繼續抗爭及有進一步的行動，直至爭取到應有的權利為止。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

「我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的唐樓，依靠丈夫做快餐店，加上自己的微薄薪金過活…我子女書簿費很貴，唐樓居住環境又狹窄，很艱苦。」在醫院任職清潔工的張太，是3月16日（星期日）的遊行人士之一。她抱怨道：「$30最低工資，只能僅僅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因此現時最低工資必須調整。

星期日，香港職工盟屬會 －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有超過60多名工會分子參與。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高喊「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八小時工作製」、「加班補水一倍半」等口號。工會表示，雖然最低工資從去年5月1日開始得到調整，由時薪$28提升至$30，但過去多年間通漲加劇、百物騰貴下，在職貧窮的家庭比比皆是。保安員及清潔工就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另一位屋苑保安員黃太表示，現時保安員的「兩更製」令他們長時間工作。「每天12小時工作，加上往返的交通時間，總共超過14小時。」工作占生活的一大部分，令她回到家中也失去照顧家庭（如為家人煮食）的意欲。黃太無奈表示：「與子女關系只是一般，長時間工作令家人欠缺溝通。」

此外，她更憂慮到65歲時會失去工作，由於現時政府規定65歲或以上人士只能到單幢式樓宇工作，而相關的空缺只有很少。「我現時已差不多60歲，故很希望放寬牌照年齡的限製。」

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情況下，不少老人都被迫打工賺取微薄收入渡日。因此，保安員亦支持政府放寬保安乙牌年齡上限，由65歲的退休年齡改至70歲，令他們可以繼續工作。

社會主義行動舉起「規管工時40小時」、「廢除外判製度」的橫額。在沒有全民退保的情況下，保安員與清潔工變成老人爭相競逐的職位，令老人未能安享晚年。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戰鬥性工運，推進反外判、規管工時的運動，挑戰整個資本剝削的製度。

男女平權：讓女性站在工人抗爭的前線！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是女性站起來為自己權利鬥爭的一天。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斷剝奪女性的權利，令女性飽受貧窮、失業、性暴力等折磨。

女性貧窮　同工不同酬依舊

在鄰近的臺灣情況也是一樣，上星期臺灣政府公布男女平均工資，顯示男女同工不同酬情況非常嚴重，女性要賺到男性一年的工資收入，需比男性工作多59天！根據2010年職工盟婦委會公布的數字，在香港，女性工資平均也比男性低三成。性別歧視顯然易見，但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市場」底下，政府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卻對同工不同酬表示認可！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最新人口數據指，女性勞動人口於11年間增加了35萬人。可是同工不同酬沒有絲毫改善。

根據《Randstad 2013/2014 工作世界報告》近期發表的第三期調查報告顯示，在香港超過60%女性雇員因缺乏發展機會及薪金欠競爭力打算於今年離職。近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只維持約50%，部分原因是由於缺乏產假和育兒等支援。

服務性行業女性沒法律保障

平機會於本年二月發表一項關於空中服務員受性騷擾的調查，337名女性受訪者中，29%曾受性騷擾。平機會指現行無法律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性騷擾。39%受訪者認為，公司沒有或不清楚有關政策，68%人表示未曾受過防止性騷擾的培訓，遭性騷擾空服員中僅3%有向公司舉報，舉報率非常低。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胡綺薇指出，調查中有27%空服員曾受性騷擾，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胡綺薇表示，曾經有工會會員及空服員就受性騷擾向公司投訴，惟公司其後不交代如何處理，事件變成不了了之，令員工十分灰心。

家庭主婦及新來港婦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在職新來港婦女權益關註組」 的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出外工作中，有超過九成的原因乃是為了幫補家計，另有逾五成婦女求職是因為不想依賴政府。可是，大部分受訪者也要擔當家庭主婦角色，93%要打理家務，而83%和74%要照顧子女和照顧各家庭成員起居飲食，亦有63%要處理子女學校事宜，但這樣雙重身份令她們感到吃力，57.5%需要放棄休息時間。83.8%當兼職和散工的受訪者，主要是因照顧年齡較小子女而不能全職工作。

這反映政府長期以來不願意提供公共的托兒和護老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令女性被迫擔當家庭主婦的角色，也是為什麽令女性只能從事低收入的散工或兼職工作，而當中新來港婦女更受到歧視。根據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七成新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

建立戰鬥性的運動

最近，外籍家務勞工的抗爭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單靠法律的保障並不能保障女性和工人權利，而需要建立群眾運動才可以有效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團結起不同種族的婦女，共同爭取同工同酬，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公共醫療及托兒，護老服務，以致終結現今為資本權貴服務的腐敗製度。女性絕對可以站在工人抗爭的最前線！

支持在港難民抗爭

「誰克扣我們的金錢？ISS！誰資助貪汙？特首夫人！（Who took our money? ISS! Who sponsors corruption? CY』s wife!）」3月13日（星期四），超過六十名難民遊行，繼續反對社署外判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貪的鬥爭。示威由「難民聯會」發起，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成員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亦有到場支持。是次行動強調，梁振英妻子唐青儀是ISS的贊助人。

社義行動成員鄧美晶指：「ISS的醜聞直指香港的權力核心 － 特首家庭！」

特首夫人的身分與調查ISS涉貪存在沖突。雖然ISS貼上「非政府組織」的標簽，但事實上ISS卻每年承包港府的難民服務合約（本年為2.8億元），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這機構為在港難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其水準達不到香港貧窮線的25%。早前，三名「難民聯會」成員到廉署報案後，ISS正受到調查。

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因此只要特首夫人維持與ISS的關系，則意味著潛在的利益沖突。在禮賓府的示威者要求唐女士辭任ISS贊助人一職，並批評她拒絕難民的書面要求與她會面，以及聆聽他們的訴求。

「唐青儀不答應你們的要求，不肯與你們會面，相當無賴。」長毛在示威中說：「假如她認為自己的一方沒有犯錯，她應該出來澄清；假如她不了解情況，她應該出來與你們會面，聆聽你們的訴求；假如她認為ISS有犯錯，她應該辭職。」

鄧美晶提出質疑：「特首夫人在ISS身居要職，（對ISS的）調查怎能公正在獨立？」

在港難民的鬥爭已經成功加大對當局施壓，也讓群眾更清楚認知到：梁振英政府坐擁足以應付21個月開支的財政儲備，是世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卻不人道對待難民。Tania Branigan最近在英國《衛報》發表一份報告，指香港的難民庇護製度「殘暴不仁」（draconian），難民受到的待遇比囚犯還差！

正在贏得更多支持

一個月前，難民一舉占領了ISS三間辦公室，抗爭運動開始進入媒體鏡頭，後來轉移至灣仔社會福利署外，無限期紮營留守抗議。「難民聯會」已經開始自我組織起來，開始爭取到公眾輿論支持。對此而言，橫額、標語、以及中英文錄音演講都是必要的，這才能將訊息傳達至多數人的華語社區。

行動開始有所收成，有熱心人士探訪營地，並提供支持。難民運動的目標，是要挑戰政府將難民妖魔化的宣傳攻勢，試圖抹黑其為「犯罪分子」、「假尋求庇護」和「納稅人的包袱」等。難民下一階段的行動必須升級，拉闊戰線至同樣深受政府反民主的重商政策所害，因而普遍不滿政府的青年、工人等階層，爭取他們過來支持「團結抗爭，對抗共同敵人」的理念。是次行動只是第一步，「難民聯會」及其支持者不會讓特首夫人甩身。相反，向公眾揭露她與承包商的關系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反政府鬥爭

尤其是「激進」和左傾政團，應該結束沈默，明確支持難民的鬥爭，從而提高施壓力度。可惜，迄今只有梁國雄以個人身分站出來，與社義行動的成員並肩作戰，而很多坐擁更多資源的反政府黨派，卻仍在作壁上觀。無疑，有些組織誤以為公開支持難民，會令他們失去自己選民的支持，因而害怕公開表態。

即使真的會失去選民支持，這場鬥爭牽涉到重要的原則，例如民主權利（避難權、問責權）、工作權、反貪汙、反官商勾結（ISS是外判製帶來的典型禍害)、以及反對歧視。況且，從難民運動已經開始展現到，政府妖魔化難民的輿論攻勢獲得很小社會支持，甚至與偽政改方案、新自由主義的預算案以至其他經濟政策相比的支持更小。

「難民聯會」在短短個多月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出色的組織機器，並開始打破難民的政治孤立。當然工作仍然接踵而來：新一輪抗議、出版刊物，以建立積極的支持。假如政府認為，難民最近幾星期的反抗只是曇花一現，那就大錯特錯了。難民反抗行動已在香港政治版圖占一席位。

香港：為婦女權益而戰

三月八日（星期六），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連續第四年發起國際婦女節集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聚集起不同國籍的婦女，大約有40人出席。重要的是，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國際」婦女節活動，目的是從不同的族裔社群和各分散的鬥爭中，展現出需要團結抗爭，打倒歧視和女性壓迫。

國際主義

在今年的集會裏，有來自非洲、中國內地、印尼、菲律賓、斯裏蘭卡的婦女，與香港的男女社運分子參與。多個組織有發言人，包括「難民聯會」。難民發動了數月的占領行動，反對政府營運的難民服務歧視和貪汙。社民連、蕩婦遊行香港、香港女同盟會也有發表講話。

2014年，外傭對抗奴隸式的雇傭法律尚在進行，這是香港最受註目的婦女與工人抗爭。印傭Erwiana被雇主暴力虐待七個月，演變成國際議題，香港被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就此，本年舉行了幾場大規模的遊行都相當成功。香港約有330,000名家庭傭工，在歧視性的法律中生活和工作，大多數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也有些來自泰國、尼泊爾和緬甸。她們工時極長，現時幾乎沒有法律保護她們對抗無情的中介公司的經濟勒索，或者在家中遇到的身體虐待。

對外傭的剝削

常見到，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介紹費」或「合約費」港幣21,000元，等於她們首七個月的薪金。每次外傭找新雇主，就要再次征收此，所以就算遇到雇主暴力虐待，也嚇得不敢終止合約。政府的「雇傭同居」規定， 令外傭要24小時隨時候命。許多外傭一日工作18-20小時，而因為香港的居住空間細小，在家中毫無私隱。外傭一般睡在客廳，有時睡在走廊，或廚房地上，令她們更易受暴力對待、騷擾，甚至是是性騷擾。對外傭的壓迫是對所有婦女製度性壓迫的極端例子，影響到所有本地工或外勞。

三月九日（星期日），是外傭一周裏唯一一天的假期，由多個外傭團體組成的聯盟舉辦遊行，超過1,000名外傭參加。「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的口號響徹天際，獲得不少旁觀者的支持。

是次遊行特別針對政府最近輿論上攻擊「跳工」，同時港府企硬反對廢除壓迫外傭的雇傭條例，例如雇傭同居規定和兩星期條例。後者強令外傭需在合終結束後十四日內離開香港。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表示：「…容許外傭在外居住，會偏離輸入外傭的基本原則。」但如印傭工會（IMWU）代表Sringatin在遊行當天向傳媒表示，這規定阻嚇外傭投訴雇主，因為她們不單會失去工作，還會失去居住地方。遊行者譴責政府指控她們「跳工」， 在現行規定下這實質上並不可能。

盡管這是國際婦女節最大規模的遊行，任何支持婦女權益或女權主義的組織明顯都應參加，但除社會主義行動外，當日參與的香港團體寥寥可數。多名外傭組織發言人也有講話，包括「Justice for Erwiana!」運動的Eni Lestari，她報告說她最近曾到印尼探訪Erwiana，以及她的家人和支持者。「香港難民聯會」的Puji Babul亦以印尼語發言。

暴力對待女性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的三八婦女節集會得到「香港蕩婦遊行」的支持。「蕩婦遊行」以反對性暴力為題，而社會主義行動幾年積極協助建立。根據「關註婦女性暴力協會」的數據顯示，在香港，每七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是曾經歷過性暴力對待。社會主義者解釋，資本主義建基於性別和階級壓迫，是女性受暴力對待的根源。

從很多例子可見，國家機關中（法官、警長以至右翼建製）鞏固性別壓迫、宣傳剝奪女性權利和自由的思想。上年，保安局局長黎楝國批評女性應該少飲酒免被強奸，就是當中的「典範」。這言論觸動激怒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令她們更積極去挑戰性別主義思想，以及製造此思想的製度。

嗇吝的福利開支

同一群政客在兜售守舊的女性觀念之余，亦延續性別不平等的經濟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政策下，公共開支變得傾斜向大財團（《經濟學人》將香港評為裙帶資本主義之中的首位），而忽視老人和兒童的護理服務。這迫使很多貧窮家庭的婦女留在家中，無償照顧家庭。或者如果家庭較為富庶，則聘請低薪家傭，以照顧兒童或老人。

在三八集會裏，社會主義行動其中的一個主題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作為全球最發達經濟之一，卻沒有這一保障。現時製度排除了未經正式聘用的家庭主婦，剝奪了女性應有的退休保障。

因此，在香港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活於貧窮，當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超過3萬名已介乎退休年齡的女性，依靠每天在街道上執拾廢紙皮謀生。

難民抗爭

本年度三八集會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女性難民參與。她們現正在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外的街頭。「難民聯會」派了大群人參與活動，一名來自烏幹達的女難民Adella講話，解釋為何她們正在抗爭，以及女性在當中的重要角色。社會主義行動支援「難民聯會」的占領行動，尋求方法克服政府造成難民的孤立，並將事件向外宣傳。當天，「難民聯會」的街站反應良好，可見到有潛力爭取很大公眾支持。

除了出版中文雜誌之外，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中國和臺灣的支持者也出版了女性抗爭特刊，紀念國際婦女節，並接觸到不能閱讀中文的女性（例如外傭和難民）。較早前，我們派發了四種不同語言的傳單（中文、英文、菲律賓語和印尼語），聲援外傭抗爭。

印傭舉行燭光晚會　Erwiana受虐案再次提堂

昨晚（24日）六時半，亞洲移住人士聯盟（AMCB）與自治八樓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桿旁）舉行燭光晚會，要求為受虐印傭Erwiana討回公道，約有30名印傭與20名香港支持者到場參與。Erwiana受虐案將於翌日（25日）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涉嫌虐打的女雇主羅允彤將會上庭。

印傭工會代表Sringatin表示：「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我希望Erwiana事件是最後一個的個案，雇主對工人的殘酷對待從此結束。」

香港外傭運動的代表Tom Grundy說：「香港還有58%外傭曾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受到身體虐待。香港是一個現代奴隸製社會。」

社義行動的Pahsa亦發言表示支持：「這不單單是外傭的事，也是本地工人的事。因為政府正在打擊所有工人的共同權利…你們的抗爭令我們十分鼓舞，請繼續戰鬥下去！」

最後，在場參與者拿起燭光，高唱「We shall overcome」等歌曲結束晚會。

3月25日（星期二）早上9時，約20名外傭在觀塘裁判法院外聚集，高喊「Justice for Erwiana! Justice for all migrants!」，然後進入法院旁聽。女雇主羅允彤被控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4項刑事恐嚇等共7項罪名。控方表示，尚在等候印尼當局4份醫學報告及一份病理學報告，因此要押後至4月29日再提堂。

印傭工會不滿案件一拖再拖，要求特區政府促請印尼方面，盡快準備好案件所需的文件。印傭工會代表Eni表示：「印尼領事館應該合作，盡快交出文件，不應再拖一個月。案件結果是怎樣，很視乎裁判官的取態，目前尚未清楚。我們希望這次能夠勝利，未來可以再打破不公義的外傭條例。」

控方較早時已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提出要求，希望Erwiana來港出庭作證。若果Erwiana來港作證，相信會再度哄動全城，並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長毛撐難民：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難民占領灣仔社福署大樓外，已經持續了四星期。3月19日（星期三），社義行動成員到金鐘議員辦事處訪問長毛，談談在港難民情況。

左：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毛：ISS（註：國際社會服務社）涉嫌貪汙，私相授受。政府以為外判可以慳錢，但只造成損失公帑。而且，梁振英老婆（註：唐青儀）就是ISS的贊助人，譚耀宗（註：民建聯主席）又是委員，這種情況在香港很普遍，官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嘛。所以，對抗ISS貪汙是正確的，我絕對支持。

從人道立場來看，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因為國際上需要吸納勞動力就接收難民或輸入外勞，但卻不照顧有需要的時候就排斥外來者。香港是富裕的地方，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起碼的生活權利。

更遠大的來說，我和你都是國際主義者，難民與我們一樣都是受到製度壓迫的，所以也是我們的兄弟。

左：對在港難民狀況有何看法？

毛：我也做過酷刑聲請的一些個別案例，但這樣大規模的難民抗爭卻是第一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有責任接收面臨酷刑的難民，但對其他形式的難民卻繼續置之不顧。而且，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香港審查難民的程序極慢，又不容許難民工作，很多在香港白等十年八年，沒有結果，浪費了光陰。

至於難民為何如此孤立，這是因為政治運動的意識水平，未去到跨越種族的連結。香港人不明白，是有政治難民、酷刑聲請者存在的。他們被遣返就要受到迫害。目前的運動水平是防守性的，只達到反對濫用公帑、反對裙帶關系的層次，未去到「國際主義」的層面，視海內外群眾皆為兄弟。

我希望難民聯會會繼續擴大發展下去，未來的抗爭的意識和力度進一步提升。

【聲明】難民占中　對抗貪汙

香港難民聯會

難民聯會占領了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超過六星期，參與的難民愈來愈多，因而決定將行動升級，一方面繼續留守灣仔，同時亦占領中環擴大戰線，進一步向梁振英夫婦及政府施壓。占中是因為中環是香港最繁忙的金融中心，而政府亦因為反對陣營倡議的占領中環而坐立不安。

六星期的占領行動以來，我們已經成功向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者」（ISS-HK）施加一定壓力。難民聯會每天不斷向社福署遞交投訴個案，成功迫使ISS改善部分難民的房屋和食物問題。在占領行動開始前，社福署一向無視難民的投訴。

社會熱烈討論占領中環爭取民主。在香港不民主的政策下，官商勾結橫行無忌，窮人與少數族裔受盡壓迫。社福署與「國際社會服務者」的互相包庇，壓迫難民，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難民聯會認為，尋求庇護權也是民主權利之一，因此我們亦支持占領中環。如果未來民主派發動真正的占中運動︳我們亦會積極參加。

ISS克扣難民津貼

ISS-HK乃社福署外判承包商，從政府利潤豐厚的合約中（來年政府資助2.8億）牟利，但卻克扣難民的食物與租金津貼。《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早前傳媒亦發現，難民被迫住在豬欄改建的非法寮屋。

官商勾結

特首夫人唐青儀正是ISS-HK的贊助人，而ISS正受廉政公署調查，但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的，可見這關系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因此特首夫人與ISS的關系可以影響調查。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是ISS委員會成員之一。譚耀宗及民建聯因其親北京、親財團，又反對真正的民主權利與新聞自由，早已惡名昭彰。建製派政客為ISS管理層一員，政府包庇貪汙機構。

後續行動

難民聯會將會於4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時，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政府不人道難民政策的不滿，並邀請香港各大支持基層的團體參加。此外，我們將會發動一系列狙擊譚耀宗的行動，揭露政客假汝「慈善」之名，實為政治分贓的惡行。

難民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輸，我們會戰鬥到底！

「難民聯會」要求：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調查ISS貪汙！
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實施人道的難民政策！

預算案：未來基金沒有未來

2月底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並無令勞苦大眾受惠。香港的貧窮人口已接近120萬，長者貧窮率更達32.6%，有大約27萬人，政府於2013/ 14年度的預計盈余為120億元，財政儲備預計增加至7,459億元，但吝嗇的理財方式始終不變。政府謹守「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維護商家財團的經濟特權。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但其重商取態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政府預測來年經濟有增長，但一次性的寬減措施由去年的330億減少至200億，公屋免租由兩個月減少至一個月，取消電費補貼。此外，曾俊華更以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以此把更多資源投放在地產基建項目上，對教育、醫療和房屋等生活所需的投入則仍舊缺乏。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許下多個惠及基層的政策承諾，但不到兩年原形畢露。在今年的預算案，政府正準備打擊全體工人階級的工資與條件。今年減少派糖只是開始，從1998-2003年的經驗就可見到，當經濟放緩甚至有「硬著陸」的危機時，政府的打擊會更為猛烈。

未來基金：資本家為經濟危機的準備

預算案計劃以2,200億元設立「未來基金」，在首十年用作高風險投資。「未來基金」用於多項大白象基建工程。在未來經濟危機時，政府將全面緊縮其他項目的開支，「未來基金」的作用就是先將大資本家的財寶分開存放，確保其利益不少減少。



基建投資包括在施政報告中提過的「東大嶼都會」，在大嶼山東部興建人工島，將之發展為商業都會，作非住屋商業用途。與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等大白象工程一樣，僅為建造商和地產商製造牟利機會，特別是中資財團提供大量項目以牟利，同時提供更多空間給予地產發展商的貴價住宅項目。工人階級與窮人根本不能受惠。

預算案所增加的公共開支，是對基建的投資，為發展商牟利，而不是增加教育、醫療、公屋等開支惠及窮人的。今年，港府將會耗資781億在基建項目上，數目遠超過社福開支。政府近年對生活所需範疇的資源投入有減無增，各項目開支占所有公共開支比例中，最明顯的是，由2005年至今基建增加了37.1%，而教育則暴跌了21.3%。可見，梁振英的經濟政策更傾斜於商家，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新成立的反未來基金組織「青年重奪未來」的資料，2,200億足以香港所有大專生，免學費31年；4次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興建36萬間公屋。

此外，在官商勾結與官僚架構底下，近年的基建投資不斷「結構性」超支，高鐵在2013 年已超支44億，約 12%；港珠澳大橋超支88 億；西九文化區2008 年預算216億；2013年預算近500億。

向富人派糖

曾俊華假惺惺投訴梁振英派糖太多，但派糖最大的受惠者是資本家。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和發放一個月額外津貼合共只用了37億。相比之下，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和寬免差餉合共則需163億。再看每項一次性的優惠，政府是對中上階層與商家財團大搞「民粹」。

寬免差餉的最大得益者，是坐擁大量物業的財團，包括寫字樓和商鋪等非住宅物業。據估計在差餉寬免中最受惠的機構可獲寬免高達大約三千多萬元。持有自住物業的中產人士，尚可以在寬免兩季差餉中得到2千多元優惠，但無上車的貧民就一無所得。薪俸稅寬減是把錢給予工資較高而有納稅的人士，但在職貧窮人士卻不能受惠。一年收入少於12萬元而不用納稅的更不能獲得分亳，而現時有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是這類別的，有超過200萬人。利得稅寬減是只是輸送利益至大財團的手段，大企業擁有大量分公司和子公司，可以獲得多重寬減優惠。

特首財爺理財的分歧代表什麽？

今年預算案吝嗇至極，是香港開始進一步轉向緊縮經濟政策。偏向唐營的曾俊華以「人口老化」和「結構性財赤」作為新的恫嚇詞，警告香港不能走向「福利民粹主義」。這似乎是唐梁之爭在經濟政策上鬥爭的延續。梁振英大舉投資基建，目的之一是引入中資財團勢力，鞏固自己的黨國資本在港的統治勢力。曾俊華代表的則是自由市場派的金融界利益，要確保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兩人的理財哲學上的不同之處，在於要侍奉不同派別的資本利益，但兩人都是勞苦大眾的敵人。

反預算案的抗爭

社民連、人民力量與黃毓民於4月16日開始拉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預算案的未來基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抗爭，認為政府應該大幅增加醫療、教育、房屋、退休保障等社福開支。汲取過去的高鐵的教訓，大白象工程並不能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職機會，反而建築工人會受到削剝。因此，建立戰鬥性的工會力量，是未來增強反重商政策的重要一環，迎接未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香港：Erwiana回港　再次受到折磨

對33萬名在港外傭而言，Erwiana回港是一件大事。4月29日，Erwiana前雇羅允彤的虐待案將會續審。4月7日，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Erwiana自印尼返港準備出庭作證。羅允彤面對的指控，包括嚴重傷害Erwiana和另外兩名前雇員的身體。在Erwiana案受到國際關註後，這兩名外傭也鼓起勇氣，挺身而出指證其前雇主。

1月10日，Erwiana在滿身傷痕的情況下，被雇主以一張機票送回印尼，迄今是她首次回港。此前的8個月，她一直遭受到虐待、毒打和營養不良等折磨。在印尼治療她的醫生指她大腦嚴重受損，還有其他傷害。入境處官員被問及為何在機場時對Erwiana的傷痕視而不見，他們回應指，由於她的「皮膚較黑」而無法察覺。

被官員「軟禁」

但不公義仍未停止，Erwiana回港後又再次受到折磨。在香港警察的合作下，印尼官員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一群香港支持者與外傭權利分子因而不能與她會面。外傭團體的法律顧問，大律師Robert Tibbo說：「Erwiana返港後的情況令人震驚。」據報告，香港警察威脅Erwiana，假如她不聽從領事官員的指示，就會將她驅逐出境。

翌日，在印尼領事館外有一場示威，約有50名外傭和支持者參與，要求「釋放Erwiana！」。領事館受到壓力下，扣留Erwiana 24小時後允許她離開。「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解釋：「她覺得自己在坐牢。領事館違背她的意願，強迫她留下來。假如她拒絕，領事就不會跟進她的案件。」

從這荒謬的事件可見，香港和印尼當局相當恐懼Erwiana事件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及有可能威脅對外傭的「人口販賣業」，從中兩地政府都能獲利。兩地政府都想控製對審判的輿論，以阻止外傭爭取權益，妨礙外傭爭取香港民眾的同情。

現代的奴隸製

Erwiana受虐的醜聞標誌著在港外傭反剝削鬥爭的轉折點。在去年，有一個調查受廣泛報導，當中國際特赦組織將香港的外傭待遇定義為「現代奴隸製」。

報告指：「在港外傭經常遭受雇主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毆打辱罵、限製人身自由、禁止他們進行宗教行為、支付的工資不達最低工資標準、不給予足夠的休息時間，有時甚至與中介機構合謀，無理終止合約。」

Erwiana 的案件激起香港家庭女雇發動大規模示威運動，並有一連串遊行，要求改變現時苛刻的雇傭法律。這些法律把她們困在勞動市場下不受管製和保護的灰色地帶。

各大外傭團體和新興工會有三項主要訴求：

廢除「兩星期條例」。該條例要求，外傭被終止合約14天內必須找到新的工作，否則就要離開香港。
彈性執行「留宿條例」，允許外傭於雇主住所外居住。
反對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這是一種債務奴役，即使外傭在遭受虐待，或權利受侵犯時，也被迫留在工作崗位。
羅允彤受審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一直積極反對種族主義，並捍衛外傭權利的指：「在即將到來的審判中，被告席上不僅有Erwiana 的前雇主，也應有香港和印尼政府。兩地政府的政策令虐待變得泛濫。」

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法律規定，家庭傭工享有每星期一天休息，以及一年12天的法定假期。政府一直等到Erwiana回港，且媒體充分曝光後，才對羅作出上述指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所講：「該部門終於做了早就該做的事，令人安慰。」

在Erwiana的案件中，她的假期被剝奪，並被迫每天工作21小時。在她試圖投訴時，就被反覆毒打。雖然她受虐的案件較為極端，但她所面對的待遇，例如休息時間被剝奪、工資不達法定標準、沒有法定假日等等，在香港並不罕見。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發現，印尼家傭在香港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沒有外宿權利，外傭就等於要隨時候命，沒有工時監管。在中介機構的債務和「兩星期條例」的壓力下，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敢追究雇主的違法行為，以免雇傭合約被終止。

嚴待外傭　寬待中介

即使港府和張建宗被Erwiana受虐醜聞所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亦因此而受到打擊，但他們仍然拒絕改革雇傭條例。作為對Erwiana案的回應，今年二月的政府文件表示：「兩星期條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外藉家傭有足夠時間準備離開，而不是為了讓她們尋找新雇主。」

由於本案產生了巨大壓力，港府口頭上答應會嚴格控製「吸血」中介公司，但卻不付諸行動。香港的外傭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已是常態，數額通常超過2萬元，相當於外傭七個月的薪金，遠超法定上限的首月工資10%（即$401港元）。印傭工會（IMWU）的調查發現，近六分之一的印傭在還清中介費用之後就被終止合約。盡管張建宗說，政府將采取強硬措施對付「害群之馬」，但即使根據政府部門的數字。在2013年，1,200多家中介公司中只有六家被裁定違規。

印尼的角色

從Erwiana在香港機場被企圖「綁架」的事件可見，印尼政府重視與港府的商業關系，更甚於保障其工人的法律權利。兩地政府都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上，在全球「競次效應」下，爭相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為大企業和商賈鉅富製造了龐大的利潤。

雅加達和香港簽訂了一項協議，據此港府獲得嚴格控製的廉價勞動力，以填補因公共開支不足而造成的社會服務空洞（如安老服務和幼兒托管等），並減輕工時過長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在香港，平均每周工時為48.7小時，比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高出22%。

為此，印尼政府願意為香港出口廉價勞動力，並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輸出半技術勞工到港，令兩地政府的關系升格。這等同承認了印尼資本主義的失敗，盡管該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當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卻連生活工資都得不到保障。從新加坡到沙特阿拉伯，600萬印尼外傭每年匯返本國的外匯中，在2013年高達88.6萬億印尼盾（600億港元）。數額龐大，相當於其中央政府總支出的7%。這些資金數額解釋了，為什麽印尼當局與港府緊密合作，淡化Erwiana受虐的醜聞。

工人和外勞無法指望從資本主義政府能得到任何公義。只有受壓迫者的群眾鬥爭與自我組織，為真正的變革奮鬥，才是政府會聽的訊息。這即是要將外傭的抗議行動升級，在爭取她們非常溫和的即時訴求時，將之連結到香港、印尼以至亞洲地區廣泛的工人階級鬥爭。這場鬥爭由組建具戰鬥性而民主的工會為起點，以對抗雇主和捍衛工人權利，但同時亦要包括一個取代資本壓迫的群眾政治方案 － 國際社會主義！

無懼ISS司法打壓　難民繼續反貪抗爭

4月20日（星期日），難民聯會發起遊行，抗議「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入稟法院控告協助「難民聯會」之一的團體Vision First Limited誹謗，否認自己克扣難民食物及租金津貼，中飽私囊。難民聯會要求ISS立即撤銷指控。

下午二時，約60名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簡稱「難民」)在遮打花園集合。「難民聯會」手持寫上「有錢誣告難民　無錢解決貧困」的橫額，諷刺ISS-HK將資金投放在打壓難民發聲的自由。「難民聯會」強調，對ISS的貪汙指控是有證明據的。此外，《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聯會於2月15日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廉政公署報案。

遊行隊伍高喊「Down Down ISS！Down Down CY Leung！Down Down 唐青儀！」、「We want! Justice!」、「Stop! Stop! Corruption!」等口號，經太古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指，唐青儀將自己的社會地位押在ISS上，但到難民有申訴時卻不出來交代及會面。此外，他的立法會「同事」譚耀宗是ISS的委員，亦從來沒有出來面對難民的質詢。

聯會主席Raymond說，他們被禁止在港工作，打黑工的話就要坐牢15個月，或者選擇販毒。政府只提供$1,500元的租金津貼，根本不能找到正常居所。有些難民不想露宿街頭便只能故意犯法坐監，起碼在獄中有基本食物及住所。

社會主義行動JACO表示，建製派報章正在發動輿論攻勢，抹黑難民為製造罪案、浪費公帑等。可見ISS正在感受到難民抗爭的壓力。難民會積極進行反宣傳，對抗無理的抹黑。

「難民聯會」從2月27日開始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並從4月12日開始同時占領中環天星碼頭天橋，抗議政府縱容ISS-HK克扣難民津貼。難民會繼續抗爭行動，直至政府取消與ISS-HK的外判合約，並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

難民聯會要求：

ISS立即撤銷指控
政府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公開調查ISS貪汙！

香港：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在港難民團結起來，不再甘心被社會忽視。 1月27日，數十名難民組織成「難民聯會」，並在兩星期內和平占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的辦事處，抗議食物及租金津貼被克扣，以及不公的福利政策。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難民往往被無視、被指責為社會負擔，為一群被遺棄的窮人。在港難民法律上被禁止工作，不能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因而被迫依賴ISS-HK微薄的援助渡日。ISS-HK是社會福利署的一間私營承包商。這是香港瘋狂外判與私有化政策的又一例子。

「ISS只會跟隨命令」

「港府不想難民有保障，他們誣稱這會吸引更多尋求庇護者。」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所以ISS只會像奴才一樣跟從主子命令。」

為了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難民聯會早前到廉政公署報案投訴ISS。不久，ISS在法院取得了禁製令以驅趕占領ISS辦事處的難民。2月27日，抗議者轉移陣地至社福署灣仔總部大樓外的公共區域，繼續占領。

「我們不想犯法，冒上被逮捕的風險。」Raymond說：「犯罪紀錄會影響我們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庇護申請，令我們更難遷移到其他國家。」他說，占領行動是最後手段，以抗議不能公平獲得香港法律下應得的援助。

至2014年年初，社福署指明每名難民每月可獲得$1,500元的租金津貼，並在自己尋找住宿後由社署直接向業主繳付租金。他們每月亦可獲得價值約$1,200元的食物包。但是，這些津貼根本不能滿足香港的基本生活水平。

據Raymond所指，難民聯會在2月與社福署官員會面談判，但完全沒有成功。聯會其中一個訴求是確保ISS-HK的運作透明並被問責，並公開食物包的價目表。

他續說： 「ISS的資金來自港府（註：2014年為2.8億元），而港府的公帑而由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支付的。換句話說，政府正在透過ISS-HK欺騙難民與港人，並逃避問責。」

《南華早報》發現ISS-HK日常派發的食物包少於政府規定的30%，確認了難民的控訴有所理據。

Raymond表示：「從我們的津貼裏，納稅人有至少$2,000萬被中飽私囊。」

「貧窮的瘋狂」

對ISS-HK和政府的批評是有歷史前科的。根據前政府顧問Leo F. Goodstadt直言：「難民與定居者持續被認定為威脅香港的生存與可管治性。當局官員堅持任何對新來者的福利或者同類援助，會鼓勵更多人湧入。」Goodstadt續稱：「官員保證不能獨力維持生活的人會被給予收入以維持基本需要。食物援助裏也對難民充滿疑心，當局認為不可信任窮人而讓他們拿現金到手。」

Raymond解釋：「很多難民並不清楚自己的人權，因此政府能達到目的。他們折磨並壓迫我們，希望我們離開香港，不惜冒生命危機回鄉。」

多份本地及國際新聞報道也透露到，很多難民被迫睡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這些地址登記都是假的，並與業主簽署的正式租約上所描述的不符。

「誰製造了這貧困的瘋狂？不要責怪難民製造貧困的瘋狂。不幸很多人只看到香港美麗的一面，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存在，更莫說知道我們在香港受苦。」Raymond解釋道。

「最近，一位尼泊爾難民孕婦加入了我們在灣仔的占領行動。她寧願與我們紮營路宿，也不想與業主爭論ISS拒付租金的問題。」他說。

極端貧窮迫使一些難民去盜竊和打黑工，冒上被逮捕和監禁的風險。申請定居的案底就被罪案紀錄劃花了。

「香港的法院製度是歧視窮人的。很多難民最後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並面對不人道的對待。」Raymond說道：「很諷刺，有些難民說，比起活在外面，活在監獄內會少一點即時擔憂，因為至少有居所。我們已經輸掉一切。我們沒有什麽可以再輸。」

「還我工作權」

最近終審法院有一個重要而荒謬的裁決，判定可容許難民選擇職業，但卻不能工作。「我們寧願獲得合法工作權，就不用再投訴差劣的社福政策，像腐爛食物與籠屋。給我們工作權吧。」Raymond評論道。

正當本刊準備印製之時，難民聯會繼續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並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旁展開第二個占領營。

Raymond解釋這裏如何運作：「平均來說，每晚約有10人在占領的帳篷留守。每朝有很多人趕上班經過占領營地，很多有興趣的人、難民和香港人都會來探望我們，給予支持和捐款。為保安全，我們有記錄名冊。請求每名探訪者寫下名稱、出生國、電話號碼和探訪時間。這樣，聯會更有效去聯絡人更新資訊，並組織未來難民運動的計劃。」

難民聯會繼續向ISS和社福署施壓，令他們更受問責。難民歡迎捐款支持，以及來到占領營探訪討論。

「我們難民從未如此團結。我們想多謝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以及Vision First，在香港政治上給予我們意見、製作橫額，並教我們如此募捐。如果他們不幫助我們製定計劃以繼續下去，可能我們已經放棄了。但現在，我們會戰鬥到底，直至勝利！」

關於難民的資料

根據聯合國資料，目前全球有4,500萬名難民，是14年來最多。不論是戰爭逃難或者逃避迫害，這些大多數都是沒有離開自己國家邊境的「國內難民」，有2,880萬人，占全體人口的64%。與一個廣傳的迷思截然相反，只有少數難民能走到富有國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貧窮國，例如大部分國內遷徒者都住在以下國家：哥倫比亞（490萬）、敘利亞（300萬）、剛果民主共和國（270萬）、蘇丹（220萬）、伊拉克（210萬）。

根據社署數字顯示，香港有超過5,700名難民。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格，即使與其他已發展經濟相比，只會收留少數難民。

難民的定義是，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拘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由於人權被極端侵害，包括酷刑甚至死亡，他們被迫放棄擁有的一切。為了在香港尋求短暫保護，難民可能會申請「尋求庇護」或「酷刑聲請」。

難民被困在香港的法律籠牢，如果回國就會身處險境，他們亦依賴香港政府和聯合國難民公署去處理自己的個案。

根據學者Gordon Mathews表示，難民「持續在香港勉強維持生活，不能離開當地，無止境地等待自己個案的結果。」有些難民被困在這個過渡的暫停地，等待超過16年當局才有結果，才能定居於其他國家，而且遞交投訴信後經常被無視。

社會主義行動：我們的主張

尋求庇護權作為基本民主權利之一，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捍衛。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尋求庇護者，包括馬克思、孫中山和愛因斯坦。港府的政策不人道，實際上拒絕承認尋求庇護權，我們對此表示反對。右翼資本主義政府和政客拒絕尋求庇護權，且抹黑難民是來「搶福利」，往往這些政策同時也打壓整體上的民主權利與福利系統。這是鉅富菁英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攻擊，而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受壓迫的群眾聯合起來鬥爭。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就如烏克蘭和敘利亞。利潤製度正面臨危機，令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並支持各個獨裁政權。這倒過來製造了「失敗國家」，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資本主義的「解答」是國家鎮壓強化，邊境軍事化，種族主義加劇。我們的答案是以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變世界，令社會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不是少數人的利潤。

五一勞動節　工人大團結

五一勞動節，是工人大團結，從財團老板身上奪回勞動成果的大日子。去年五一，碼頭罷工的鬥爭如火如荼，激起全城反李嘉誠剝削的抗爭熱情，向資本家表明香港工人階級不甘沈默。罷工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也為香港工人鬥爭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一年過後，碼頭工人面對的外判工、臨時工、低工資、高工時問題，仍是普遍香港工人面對的困境。此外，現時物價上漲、生活費飆升、強積金壓榨血汗錢，打工仔女苦不堪言。在外勞方面，印傭Erwiana受虐事件也掀起全城哄動，受害人更獲選《時代》雜誌年度百人，令香港「現代奴隸製」醜聞傳遍國際。此外，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組織難民抗爭，因為難民長年被禁止工作，在五一勞動節當天會上街爭取工作權。

在職貧窮

現時政府訂立的貧窮線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即一人家庭貧窮線訂於月入3,600元、四人家庭14,300元，按這標準香港的貧窮人口高達130萬人，貧窮率高達近兩成。而在職貧窮今年更超越65萬人，創近10年新高，每6名港人便有1人是貧窮。現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大約是380萬，官方失業率雖然為3.1%，但當中大量企業聘請的是臨時工和短期合約工，就業不足的問題嚴重，有些工作甚至與失業無異。

爭取標準工時

中大社工系家庭小組實務研究中心一份調查指出，近四成港人每周工時長達70小時或以上，遠超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

現時工人既無加班補水，工時過長也令家庭生活越來越少。香港鄰近地方如南韓及日本，標準工時已設定為40小時，而新加坡則為44小時，臺灣為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行上各地資本家往往可以鉆法律隙。在上年2013年，由五十四個商會組成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恐嚇標準工時立法會令企業成本大增兩至六成。這些財雄勢大的企業控製輿論，在沒有證據顯示之下製造恐慌。

為壓低工資而輸入外勞

工人待遇極差令行業流動性高，造成「勞工短缺」的假象。據統計處數字反映，現時所謂「勞工短缺」較嚴重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在扣除通脹後，由2003年至今工資水平沒有上升，而同期的人均生產總值大幅增加60%。

政府伺機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壓低香港工人的工資，並更大力地剝削欠缺保障的大陸外勞。今天的資本剝削是跨境跨國性的，因此中港工人亦需要團結鬥爭。我們當然明白輸入外勞為資方壓低工資的手段，但「反對輸入外勞」的口號只會造成排斥大陸工人的情緒，分化兩地工人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打著「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的旗號，同時吸納中港兩地工人加入工會聯合抗爭，才能抵抗資本家的分化技倆。

未來的鬥爭

歐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蔓延至亞洲，從南韓、柬埔寨到中國大陸，亞洲區的工人都激烈反抗。東莞裕元鞋具代工廠爆發4萬人罷工，並掀起全國不同行業的罷工浪潮。在香港，碼頭工潮過後，高鐵地盤罷工、太古可樂廠工人、康城地盤罷工雖然都是小規模的行動，但可見工人階級意識的正在醞釀蘇醒。未來工人需要更具戰鬥性的組織，挑戰資本家的既得利益。

現時，社會經濟的控製權由一小撮資本家不民主地把持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合理訴求，需要連系至廢除外判製、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抗爭，以至將企業公營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之內，才可以徹底地扭轉剝削的局面。在今天資本主義衰落的時期，資本家難以承接持續而大幅度的改革，因此工人只有挑戰整個經濟體系，才能穩住鬥爭的成果。

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建基於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之上。要達至這點，必須要在全球積極建立強而有力的工人政黨。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最低工資40 元，標準工時八小時，覆蓋全體工人，包括外藉家務勞工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抵抗輸入外判分化技倆
還在港難民的工作權
廢除外判製度，爭取集體談判權
組織具戰鬥性的工會，並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工人政黨，打倒資本主義製度

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

五一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在Nike、Adidas、Timberland及三間鞋店，抗議國際品牌企業剝削工人。這些公司與中共緊密合作，鎮壓罷工工人，逮捕林東等工運人士。裕元罷工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之際，我們向裕元罷工工人致敬。

四月，大陸東莞高埗的裕元鞋具代工廠工人，不滿公司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掀起了兩星期的大規模工潮，總共超五萬名工人參與。裕元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閑鞋製造商，占全球市場的20%，每年為Nike、Adidas、Puma、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而Nike是裕元的最大客戶。

反對血汗工廠剝削工人

在時代廣場公眾空間宣讀聲明後，十多名示威者先後到商場7樓的Nike、Adidas、Timberland鞋店，沿途高喊「聲援裕元工人」、「血汗工廠　剝削工人」、「跨國企業　牟取暴利」、「爭取三八工作製」、「支持獨立工會」等口號，並將諷刺三間血汗鞋店的海報貼在玻璃窗外。

社義行動的Pasha表示：「這些跨國公司之所以在中國投資，是貪圖中國廉價勞動力，而且中共政權下工人沒有組織工會權利。今天五一勞動節，我們支持裕元工人抗爭。」

這些跨國企業在中國建設血汗工廠，超額剝削工人，欠交社保費用是全國常態。

譴責裕元及中共暴力鎮壓

在一黨專製下，工人的罷工權被剝奪，罷工期間受到警察暴力鎮壓。中共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歐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此外，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林東，遭到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長毛發言表示：「百多年的五一勞動節，工人已經在爭取三八工作製，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悠閑……林東不是裕元工人，只是非政府組織人員仗義幫助罷工，但被中共指控他造謠。就像我在立法會說政府有多無能時，他們都是說我造遙，只是我未至於要坐牢罷了。」

現時，很多裕元工人被趕回廠房內，有些被迫復工，但是很多工人進廠後是怠工的，像Adidas生產線。有管理層人員毆打不肯復工的工人。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裕元資方及中共的暴力打壓，支持工人抗爭到底！

社義行動的JACO表示：「工人不信任官方工會，有報道指工人在廠房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因為信件叫他們復工。中華全國總工會與政府和資本家勾結，中國工人要有權組織獨立的工會。」

大氣電波占領天星

民間電臺臺長曾健成（阿牛）接受訪問時，仍舊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難以在他的臉上找到一絲抗爭歲月痕跡。

問到阿牛為何要占領天星，非法廣播，他表示：「因為現時政改勢危，一連串事件，就如封殺商臺李慧玲，暴力襲擊傳媒人，打擊新聞自由，所以必須要繼續公民抗命。」誠然，李慧玲忽然被「商業電臺」解雇、《明報》撤換總編輯、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等，一波又一波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接踵而來，正如《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專欄裏表示：「現時要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民間電臺與一眾團體組織，如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社會民主連線、天外有天＠謎米香港等，成立「大氣電波占領天星」，宣布由4月12日開始，一連12天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紮營留守，以非法廣播的形式公民抗命，讓各組織參與節目，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反對不公義的《電訊條例》。

此舉挑戰由殖民地時期已訂立的廣播條文，規定「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即屬犯罪。自2005年9月成立以來，民間電臺在過去9年裏裏不斷抗爭。阿牛更因為故意拒絕繳交4,000元的無牌廣播罰款，準備在六月進入監獄。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了三晚的非法廣播，並在帳蓬留守了四晚，合力支持這一運動。我們分別邀請了難民聯會代表講述難民的抗爭運動，又與阿牛談論政改，最後一晚則有社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講述到臺灣參與占院運動的經歷。

阿牛稱，自己入獄期間，民臺不會停止抗命，會在街頭繼續廣播。「出獄後的第二天，民間電臺便會到廣管局（註：廣播事務管理局）樓下廣播，繼續追擊！」廣管局曾經多次充公民間電臺的發射器、天線等儀器。在現今法律下，如擁有發射器是足以罰款十萬和判監兩年，可是民臺多年來也無懼封鎖，不斷以身試法，挑戰不公義的法律。

因為他堅拒繳交罰款，法官本應判他入獄，但多名法官只知道他是犯法而不犯罪，因此不敢做判決的「罪人」而拖延審訊。他憶述上庭自辯的過程說：「法官你今天可以判我坐言論自由的小監獄，但包括法官你在內，也坐在言論自由的大監獄。」

阿牛認為，民間電臺的責任除了是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外，還要呼籲更多巿民關心現時的普選運動。阿牛指，搞運動要有理想，要在波平如鏡的湖水上擲出石頭，擊起漣漪。相反，民主派大佬多年來等待運動來到時，才上臺做領袖，是極其愚昧的。

阿牛表示，未來如果香港發生「占領中環」，他不會理會戴耀廷是否接受民臺廣播，無論如何也必然會堅持開咪，以中立的轉播方式，保衛民眾對於運動的知情權。

阿牛強調，在支持開放大氣電波的前題下，參與今次行動的組織都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政見，掛起自己組織的橫額，派發或售賣自己的宣傳刊物，體現運動中的開放與民主。相反，在很多其他團體舉辦的運動裏，禁止不同立場的討論，甚至禁止組織的獨立宣傳和組織自由，仍是常態。民臺容納不同意見的取態是值得學習的。

勞動節：三千人參與職工盟遊行

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發起遊行，共有3千多人參與。參與的本地團體包括通訊業總工會、電訊盈科職員協會、碼頭業職工會、社會民主連線、青年重奪未來、專上學生聯會、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等等。社會主義行動亦與約50名「難民聯會」成員一同遊行，讓今年成為香港勞動節首次有難民組織上街。

職工盟三名成員帶上道具手銙，控訴工人「假期少、長工時、無補水」，諷刺工人生活受到束縛。工會主要訴求為落實標準時工時、提升最低工資至35元、加班要補水、取消強積金對沖、全民退休保障等。此外，曾俊華在今年的預算案裏，宣布投資$2,200億在未來基金，用以興建大白象工程項目。各團體都指責政府浪費公帑，倒不如花錢於民生上。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正在拉布反對財政預算案。社民連指責政府寧將2,200億投資在大白象基建上，也不願花費500億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起寫上「全民退休保障」的紅色長布。

專上學生聯會成員則拉起「捍衛勞動尊嚴　不要血汗校園」，反對大學剝削低薪工人，要求廢除校園保安和清潔工的外判製度。

近日東莞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特意在勞動節早上，到時代廣場三間血汗鞋店示威（另見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一文），期後在下午加入職工盟的遊行隊伍。社義行動拉起「裕元罷工工人萬歲」的橫額，並出版了第26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詳細報導整場罷工。香港政府通過輸入外勞的政策，以圖壓低工人工資，我們認為，本勞外勞需要團結抗爭，透過戰鬥性的工會運動，要求同工同酬，反抗資本家分化工人的手段。

與社義行動同行的難民聯會則主力要求有工作權，因為早前終審法院裁決在港的5,600名難民在香港不能工作，這事實上迫使更多無法生活的難民鋌而走險犯案。政府抹黑難民為社會負擔，卻禁製難民工作權利，令他們不能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難民隊伍士氣高昂，又特意學喊中文口號「我要！工作權」，希望爭取本地港人的支持。

印傭：「我們都是Erwiana」

此外，印傭Erwiana事件亦激起更多外傭參與勞動節遊行。過千名外傭亦由維園遊行至領事館，反對中介公司剝削，然後再到維園跟隨大隊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批印傭參與者帶上Erwiana的面具，並拉起「We are all Erwiana」的橫額，喻意一人受難，八方支援。

五一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臺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臺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製，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臺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臺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臺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沖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臺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沈醉在「三軌製」、「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製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臺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製。近年，中資財團收購臺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臺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臺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臺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製緊密扣連，令沈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裏出現「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表示臺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製，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臺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臺聯等右翼臺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臺灣具臺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臺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復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百多人遊行反大白象工程

高鐵接二連三爆出醜聞，令群眾對政府和港鐵愈加不滿。5月4日（星期日），在學聯學生團體支持下新成立的「青年重奪未來」發起「毋忘反高鐵誓反大白象」遊行，於下午2點集合，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反對政府斥資鉅額興建大白象工程。百多人參與了遊行，包括社民連、保自聯、土地正義聯盟、環保觸覺等十多個團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政府大花公帑投資高鐵等大型工程，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飛機場第三條跑道、東大嶼人工島等等，造價昂貴，合共6,000多億港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預算案中計劃投放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用作更多基建和高風險投資。主辦單位的訴求是，停止準備落實的大白象工程，例如新界東北計劃及已進行的工程例如高鐵項目，並擱置「未來基金」。

警察暴力打壓

遊行隊伍於大約三點出發，遊行非常和平。但當隊伍行至金鐘添馬街，因有一個團體的示威物品較大（一個木板製的寮屋），故要求警方開路，讓整條隊伍經馬路行到政府總部。雖然這只會封路約15分鐘，但遭到警方無理拒絕。警方要求示威者使用天橋，但木板寮屋尺吋過大，根本無法上橋。

雙方對峙了接近兩小時，部分示威者不憤而推向鐵馬，走出馬路抗議。警方向推鐵馬人士施放胡椒噴霧，中椒人士包括社民連的梁國雄（長毛）。沖突中有一人受傷，救護車到達現場。最後，遊行隊伍被迫跟從警方指示，經天橋到達政總，而木板寮屋則以另一道路到達。

「青年重奪未來」成員表示，警方明知示威道具不可能上天橋，卻不願意開馬路，極為不合理。

社會主義行動發言時表示，未來基本是曾俊華要確保未來經濟危機時，要削減公共開支，但基建工程的開支不可以削減。除了4年前的反高鐵運動，去年的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亦是一個佳例，從中見到基建工程下地盤工人受到剝削，被迫在空氣汙染的地底吃飯。因此，反大白象的鬥爭需要更具戰鬥力的工會力量，連系至工人運動。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臺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普選篩選　一錘定音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製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製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製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製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製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臺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製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製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製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臺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占中選出三個公提方案

五月六日（星期日），「和平占中」在占中商討日（三）舉行投票，選出三個政改方案，作為6月22日的占中電子公投的選擇。投票方案主要被視為有三大類別：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公民推薦方案，以及建製派方案。2,508名參與者投票，結果公民提名方案大勝，三個入圍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包括學界方案（1,124票）、人力方案（685票），以及真普聯方案（445票），得票占接近9成。有意占中者一面倒支持較進取的方案。

全港五個商討日場地，共超過2,500人參與，可見群眾仍熱切尋求爭取民主的機會。然而，大會一如既往以沈悶的法律與技術細節開首，卻無提及整體的政治局勢。對於中共堅拒無篩選的普選，占領中環受到來勢洶洶的輿論攻擊，以及未來占中所需要的策略等，都沒有機會得以討論。

民意逆泛民意願而行

過去三場占中商討日裏，都有引導參與，包括在商討日的討論框架都在方案的技術細節上，而非整體政局分析如何對抗中央政府。而且占中三子無視占中參與者，往往擅自向媒體發表未經討論的言論：由不動員元旦上街、參與者要自縛手腳以「避免暴力，到七一不會全面占中、推遲占中至2015年等等。事實上，商討日的參與者從來沒有權力改變運動決策，而被占中三子當作民主花瓶。學者恃著自己在不平等的社會階梯上有優厚的地位，透過資本建製（法律、學者及媒體機器）牢握運動的主導權。

但即使如此，由於整體香港政局的激進化，加上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打破了談判的幻想，群眾還是投票支持相對進步的三個方案。

真普聯瀕臨分裂

社民連在投票前的幾天，宣布支持人力的方案。因為幾個有機會跑出的公名提名方案中，人力的方案較少支持，因此社民連呼籲集中票源支持人力方案。而工黨、街工、職工盟在群眾壓力下，亦在最後關頭轉投學界方案。

民主黨及公民黨攻擊真普聯內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轉馱，指兩黨在商討日（三）轉馱支持人力的方案，沒有投票予真普聯的方案，違反了聯盟的協定。保守泛民的代表陳方安生與公民黨湯家驊都抱怨道，6月22日的公投「沒有選擇」，甚至暗指激進派騎劫占中。

當初真普聯公布三軌方案時，民主黨在翌日即指可以拋棄公民提名一軌。現在，民主黨卻反指人力與社民連沒有投票支持真普聯方案，表示因無法合作而考慮退出聯盟。

可見，各黨派在普選上的最終立場，是建基於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而非只靠真普聯這個空殼組織去捆綁各黨派遵守共同紀律，或者靠一場偽客觀的投票就能停止泛民分裂。在政治鬥爭愈迫近之時，泛民內部只會隨著群眾的兩極化進一步分裂，所謂「團結泛民」只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如果激進派（例如社民連）一早退出真普聯，表達對三軌妥協方案的不滿的話，可以讓民眾更清晰見到妥協派與抗爭派之間的決裂，令激進派從分裂中為抗爭派在真普選運動中贏得更好的位置。

6.22電子公投

無論占中三子如何表現自己的超然獨立，客觀上還是順從保守泛民的立場。即使電子公投勝出公民提名的方案，占中三子也不會自然順應民意，立即發動占中。

因此，目前來看，6月22日的電子公投投票率不會高，更不會促成一場群眾運動，不能像過往的五區公投透過街頭宣傳而凝聚民氣。建製派很可能會將電子公投結果貶低為「民意調查」，削弱其政治權威。沒有政治運動，群眾也不會重視無效果的投票。

現在，有不少民間團體及學生組織準備七一發動「民間占中」，社義行動支持此一行動。

裕元罷工一個月　要求釋放工運人士林東

5月14日，一個月前的今天，東莞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抗議公司欠交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掀起全國一片工運浪潮。罷工期間，林東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結果在4月22日遭到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並同時該處兩臺電腦受查封。警察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今天，社會主義行動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要求釋放被捕工運人士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沿途高叫口號「釋放林東！」、「工人有權組織，工人有權罷工！」、「跨個企業，剝削工人！」、「打倒中共獨裁」。

社義行動Nathan表示：「繼去年港資迪威信家具廠罷工，工人代表吳貴軍被捕後，中共現在連非政府組織人士林東也不放過。兩人也很可能被判坐監4-5年，可見中共加強了鎮壓。」

中國工人沒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全國只有一個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官方工會。根據媒體報導，罷工期間官方工會向工人發出信件，要求工人立即復工，有工人深深不憤，於是在廠房內撕毀該信件，可見工人對官方工會極不信任。裕元罷工期間，曾經要求有選舉產生工人代表的權利，但由於政府往往會大力迫害拋頭露面的工人領袖，因此工人難以組織起來。

社義行動Jaco表示：：「中國工人沒有罷工權利，往往被政府、資方及官方工資打壓。跨國企業與中共勾結一起，全力打壓工運，前者為了利潤，後者為了統治穩定。」

這場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中共一黨專政下，工人每次罷工都遭到血腥暴力的鎮壓，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毆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

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打倒獨裁中共。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釋放林東，釋放被捕工運人士
打倒跨國企業剝削工人
打倒獨裁中共，確保工人組織工會權利

Erwiana受虐案：羅允彤被控20項控罪

昨日，Erwiana受虐案第四度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約20名外傭在法院外拉起橫額表示聲援。羅氏被控一共20項控罪，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等10項罪，共有三名外傭涉被虐待。

有關新增罪控，是由於勞工及福利局受到群眾壓力，於是加控女雇主羅允彤10項涉違反《雇傭條例》的控罪，指她拖欠Erwiana近29,000元工資。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

較早前，由於證據未準備好，而Erwiana需要來港進行檢查以撰寫傷勢報告，審判幾度被拖延。在Erwiana回港時，香港警察與印尼領事館緊密合作，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直至百多名外傭工會分子到領事館外抗議，她才得以釋放。

被問到希望羅允彤得到怎樣的懲罰，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代表Eman表示：「所有虐待外傭的人都不值得到輕判，我希望這名雇主會得到法律上最高的懲罰，因為要避免下次還有其他外傭受虐待。」

案件將提堂至地區法院，於6月10日正式開審。屆時若果有需要由Erwiana本人作證，她有可能會來港出席，但目前尚為未知之數。

撐同誌與反同誌勢力對壘

5月17日（星期六）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各個同誌團體則於銅鑼灣舉行街頭活動，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活動合辦者為大愛同盟、香港女同盟會和彩虹行動。而社會主義行動亦進行街站宣傳，掛起「張宇人抹黑可恥　捍衛性小眾勞動保障　不分性向抗爭」的橫額。我們強調，反對同誌平權的勢力往往都是一樣的反民主、親財團的。

譬如，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翌日，5月18日（星期日），由不同保守團體組成的「維護家庭基金」，發起名為「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遊行，從尖沙咀九龍公園出發，沿柏麗大道到文化中心對開的廣場，宣揚所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價值，發動針對性小眾權利的輿論攻勢。遊行隊伍遠途高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等口號，事後大會宣布有32,000人參加集會。

建製勢力選擇在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的翌日舉行反同誌遊行，是要與同誌團體的對壘。組織遊行的「維護家庭基金」，號稱有超過90間支持機構參與，當中包括如浸信會、宣導會等多間主流教會，亦有如維他奶、3電訊、新巴、AM730、明報等商業財團支持。雖然大會不斷重申遊行與「反同」無關，但官方口號中一再強調「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明顯要排除其他自由結合、多元成家的可能。大會更被揭發註冊地址與頭號反同誌組織明光社相同！最近，明光社大力攻擊小童群益會協辦同誌友善的活動。

此外，建製派政客亦有動員參加，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高舉「反對跨性別婚姻」標語，而去年抹黑林慧思老師的李偲嫣也組成「正義聯盟」，其標語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由於建製勢力要竭力維護固有的經濟製度，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需要與保守宗教勢力互相勾結，資助其宣揚保守家庭觀念。

社義行動完全支持同誌平權的運動，包括性傾向條例立法與同誌婚姻合法化，而這鬥爭需要連結至同誌的勞工保障，且作為家庭單位獲得房屋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

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晚會　尖沙咀集會顯示政治兩極化

八九北京大屠殺25周年，參與悼念六四死難者的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18萬，創近兩年來新高。由於中國其他地區嚴厲禁止此類集會，維園的大規模悼念傳遞出強烈的訊息。「毋忘六四」響遍維園，激勵港人堅持對抗極權中共。

在中國，在工人、學生和少數族裔都處於動蕩不安，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加強國家鎮壓箝製，對異見分子、罷工領袖、博客和維權律師進行新一輪的鎮壓，連那些不反對中共的溫和批評者也不放過，他們往往僅僅呼籲改革，以及增強政府透明度的。在香港，中共要牢牢箝製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即將到來。在六四晚會上，這些緊張情緒隱隱可見。

爭取公民提名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呼籲群眾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沒有篩選的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共阻撓公民提名的態度強硬，要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

來自北京的維權律師滕彪得到了當晚最響亮的歡呼聲。他呼籲人們支持占領中環，在香港爭取真正的民主。他說，中共已將其惡名昭著的維穩升級為政治清洗，一波接一波地采取逮捕行動。

親中共團體「愛港之聲」在維園外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反示威，提出口號「放下包袱，釋懷向前」，可見香港政治的兩極化。與大部分中共辯護者的說法相呼應，「愛港之聲」叫民眾忘記89大屠殺事件，把焦點放在當今中國「出色的經濟發展」上。

雖然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眾多，然而，主辦單位「支聯會」近年來卻屢屢受到批評。支聯會企圖把天安門事件去政治化，將晚會單純地變為一場悼念活動，而非以此作為中港民主鬥爭的凝聚點。近年，主辦方愈加嚴格限製維園內參與活動的政治團體，也由於支聯會每年采用的口號愈來愈引發爭論，就可見其受到抨擊。

大會去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飽受抨擊，一來因為立場軟弱，二來是屈服於中共宣傳的大漢民族主義。在輿論壓力壓力下，「支聯會」最後不得不放棄這一口號。今年則采用了聽起來更具鬥爭性性的口號「平反六四，戰鬥到底」。盡管要求「平反」是挑戰北京官方對八九民運的定性，但更需要的是，清晰號召群眾抗爭把獨裁政權中共拉倒下臺，才是最有力的「平反」。

幻想破滅

這些政治爭議並非僅僅關於歷史，也反映著如今的抗爭狀況。泛民主派領導者，尤其是主導支聯會的民主黨大佬，已經準備與中共妥協，在中國拒不讓步的強硬態度下節節敗退。泛民領袖並沒有充分運用群眾抗爭的力量，反而僅將此作為與北京談判的平臺。這根本不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鬥爭取得重大進展。

令許多年輕人和網路激進分子失望的是，主流泛民過於「軟弱」，同時缺乏真正的鬥爭野心。這也可以從香港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在六四當晚另起爐竈，在尖沙咀搞了一場集會，有7,000人參與。盡管與維園的人數相形見絀，但與去年200人的數字相比是巨大的增長。

本土派集會代表著更加激進的民主訴求和戰鬥性修辭的奇特結合，並帶有右翼民粹、族群主義的危險思想。當晚主辦單位的演講只有少量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而晚會參與者並非帶有強烈的族群仇恨，而主要是因為泛民利用六四作為政治資本，故此感到失望和反感，因而想尋求對支聯會以外的選擇。晚會結束之後，集會人士發起在廣東道「自由行」，高喊「打倒共產黨」，令街道廣東道被短暫封鎖。這些行動令他們看起來比「支聯會」激進得多。

需要革命性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工國委（CWI）的香港支持者，大力介入維園的燭光晚會中，在三個入口處擺設街站。我們強調，普選永遠不可能在中共統治下實現，因此中港兩地的群眾抗爭密不可分。從八九大屠殺中最重要的一課是，既獨裁、又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中共政權，永遠不可能被改良，只能通過群眾運動來推翻。從今年四月份，五萬名鞋廠工人參與的歷史性大罷工，也可見工人階級主導社會變革的巨大潛力。

八九民運是一場革命性的鬥爭。但可惜的是，當時只有中共獨裁者一方擁有著清晰的策略和明確的領導，並為了戰勝群眾而無所不用其極。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對於組織一個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並以結束一黨專政，並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並且對經濟實行民主控製，以滿足社會需求。

反東北計劃　兩百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堂

二百多名新界東北村民及聲援市民到立法會抗議，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審議最後在晚上暫停，會議結束。示威者表示，下星期五會再次集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涉及3.4億元。一批來自粉嶺北、古洞北及石仔嶺的新界東北村民、聲援團體和學生到立法會外示威區抗議。直至下午五時許，約五十人沖進立法會大堂，於地下靜坐。期後越來越多人參與聲援，晚上有二百多人在場內外聚集。財委會會議最後於晚上九時許結束，撥款未通過。

村民及聲援人士高喊「保衛家園　不遷不拆！」，要求撤回計劃。示威者一直和平靜坐抗議，直至晚上，二百多名警察到場，試圖包圍封鎖立法會門口，使場面一度混亂，有示威者受傷。

古洞村民：「一定要撒回」

來自古洞的村民呀祥今年已經60歲，數十年來靠耕種賣菜維生。他認為，這個不公義的計劃「一定要撤回」。「政府經常講大話，說東北發展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如果是用來建公屋，幫助社會上的基層市民，我不會反對，但如果是建高級住宅，就如當年興建高鐵一樣，是不合理的。我們農民耕作，地產商囤地收地後，很多村民像我一樣，很想種也沒得種。」他又指，地產商用非常卑劣的方法收地，迫走村民。

呀祥每天早上三時起床割菜，到古洞的兩個菜站賣菜維生，「東北發展令我們失去維生的工作」。

政府假咨詢　建製派村長出賣村民

呀祥又指，政府聲稱所辦的公眾咨詢，只是表面的。他也非常後悔當初投票選了建製派的村長，讓其出賣了他們。「諮詢會並不在新界，而是在北角！政府想咨詢的對象不是我們，是鄉事委員會、村公所等，我們村民什麽都不知道。我們村的兩位村長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他們開會都是鬼鬼祟祟的。我們村民辦過兩次村民大會，他們故意不出席，寫信給他們又不接，在逃避責任。」

從事教育的Ellis今天到場聲援，她表示，留意東北發展已有一段時間。「我在反高鐵的時候已經有留意，我很討厭這個很不公義的製度，官商勾結，為什麽城規未通過，立法會財委會仍然可以審議撥款？地產商多年來不斷滋擾村民，迫他們搬走，到最後把土地都荒廢掉。這件事也令我更痛恨那些保皇黨議員，功能組別和整個分組點票的議會製度。」

就讀中文大學地理系的學生陳樂彤也前來參與示威，她認為，政府聲稱香港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卻不利用現有的土地，如哥爾夫球場，空置用地等。她又認為，所謂的公眾咨詢只是一個形式，「就算有很多村民在會上問了很多問題，那些高官也沒有回答過，但民眾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即使有六萬人的反對書，政府也沒有反應。」

示威者和平散去　抗爭將會繼續

占領行動一直相當和平，但到9時左右，立法會外開始有二百多名警察部署，準備進入立法會大堂清場，期間製造了混亂及沖突。由於撥款沒有被通過，東北村民與聲援團體認為，已經成功迫使財委會主席吳克星休會，決定撤出立法會大堂，行動暫時結束。

下星期五下午三時，示威者將會重返立法會抗議。

反巴西世界杯的示威

6月13日（星期五），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支持者到巴西領事館抗議，響應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聲援巴西的群眾運動。巴西群眾抗議，反對在世足期間鎮壓社會運動，並聲援「人民世界杯」運動（由「無家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占領土地運動）。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在示威中相當活躍。

今屆世界杯於6月12日開幕，但群眾鬥爭的浪潮掩蓋了賽事內容，他們反對揮霍無度的迪爾瑪．羅塞夫政府斥資115億美元於世界杯上，超出原定計劃的10億美元。

這筆錢花在富麗堂皇的體育場館和「政績工程」中，但沒有用在急需資金的醫院、學校和住屋。普遍的感覺是世界杯只服務富人、建造業等商業利益。許多普通市民都無法承受昂貴的票價去觀看比賽。

「隨著世界杯的來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在城市的某些地區高達200%），房租急劇上漲。」「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Andre Ferrari解釋：「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在遠離工作場所的地方生活，進一步加劇了城市交通的問題，例如在聖保羅市。」

在世界杯的開幕之前，地鐵員工在聖保羅進行了五天的罷工，並表示除非讓42名因罷工而被解雇的工人復工，否則準備再度罷工。在巴西其他其他抗議和罷工則繼續進行。這包括在裏約熱內盧的三個主要機場的24小時罷工。世界杯開幕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國家鎮壓，巴西軍警用催淚氣體和橡皮子彈，驅散在幾個城市中的示威。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羅塞夫政府在世界杯期間的保安支出達到19億雷亞爾（8.55億美元），部署了57,000軍隊和大約10萬名警察，再加上新的設備和武器裝備。因此，難怪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指，61%的巴西人認為，世界杯對於他們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壞事。

在香港的抗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將抗議信交給巴西的總領事蘇亞雷斯。他們高呼「血汗世界杯可恥」、「鐵路員工立即復工」等口號。總領事回應稱，解雇在聖保羅的地鐵員工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巴西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示威者質疑他的講法，並指中國也有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他回答道：「這是兩碼子的事情！」

除了大規模的示威浪潮席卷巴西外，在德國、印度、英國、瑞典等國家也有聲援行動。

長毛被判入獄四周

「長毛」梁國雄於2011年抗議遞補機製論壇，被法院政治檢控，被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兩項罪名，判監四周，即時入獄。至於其余四名被告（鄧建華、容偉堂、陳倩瑩，及已服刑的黃洋達）則上訴得直，當庭釋放。這是長毛自2000年及2002年以來，再一次受到政治撿控的冤。

咨詢論壇只是面門功夫，讓親政府人士優先進場，長毛等人被擋在門外。而所謂被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咀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但在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毀物件是由長毛本人破壞的。但法庭以長毛為抗議行動的帶領者而將他入罪。在論壇的沖突中，有兩名親政府阿伯叉頸襲擊長毛，但卻無被逮控及檢控，可見法庭的政治取態是反人民的。

法院拒絕讓長毛保釋，即時判監入獄，是為相當嚴厲。長毛正於立法會「拉布」，與議會外的群眾共同對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梁振英政府選擇在此時囚禁長毛，可以打壓目前的抗爭，也令他缺席七一遊行，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撿控。

6月10日，社民連於高等法院外發起聲援長毛行動，過百支持者到場聲援，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都有參與。

長毛入獄被迫剪發，其象征「長毛」被削成「短毛」。據其社民連的重要戰友唐婉青說，長毛會被單獨囚禁於「水飯房」內，一個月只能有兩次的探監機會，不過其律師與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公務探訪則不在此限。作為一等一的球迷，長毛未能觀看世界杯賽事，但據說他拿了套關於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以及一本瞿秋白的詩集，相信在牢房中的時間不會被白過。

事實上，長毛的這次入獄並不是件個別事件，而是北京與梁振英政府近期一系列有計劃的白色恐怖事件。在長毛被囚禁一天，國務院就發表了《「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言「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雲雲。至於在香港，建製派別亦來個趁火打劫，企圖在立會硬闖東北發展的撥款。

六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市民趁立法會辯論東北發展的撥款，到場包圍立法會抗議，及後警察淩晨清場並拘捕二十多名示威者，當中甚至有七十多歲的東北村民，其後又拘捕於網上討論沖擊立法會的十五歲青年，另有示威者被捕後困在警車內遭警察毆打​​。

另一方面，政府點名批評八個社運組織於東北抗議中的「暴力」行為，而建製派報章《大公報》則大肆抹黑長毛以及社義行動，指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與長毛雖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與綱領，但在多場抗爭裏有合作行動，我們反對所有人的政治檢控，反對警察暴力。政府打壓愈趨猛烈，警察暴力正在升級，警民的對立更為鮮明，我們需要更有力的組織，包括示威的群眾糾察隊，並提出民主控製警隊的訴求。

中央發表白皮書挑起群眾憤怒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長《「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明文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權力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

國務院於七一遊行前發表這份白皮書，在時間上不是偶然的，而顯然是要減少群眾七一上街。雖然占中領袖一退再退，拖延發動占中的日子，運動正走向下坡，但中央要進一步向泛民領袖施壓，令他們不敢支持群眾運動。尤其從最近的反東北占領立會可見，社會的激進化令中共憂慮溫和泛民不能抑製群眾反抗。

白皮書強調，基本法內所講的「兩製」從屬於「一國」，國家領導人就重大事項「指導」行政長官，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此外，白皮書在第五章論及香港的政製發展，指特首需要「愛國愛港」，候選人須由提委會提名產生。這顯然是要扼殺公民提名特首的可能性。

中共在主權移交時，為了安撫港人，在《基本法》上加上「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定義含糊的字眼，讓香港在警察、法院、議會等機關上有一定的自治權。但多年來，中央力圖挑戰香港民主的底線，而白皮書的發布是一個轉捩點。中央政府重新解讀這些字眼，中央政府全面撕破自己的假面具，要更牢牢箝製香港的民主權利。

白皮書最為刺眼的一點，是表明治港者首要條件是愛國。而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亦被公開「治港者」之一。在不少港人眼中，法院尚有僅存的「獨立性」。相比中共全面控製的黨國機關，香港固有法院製度更為隱敝精密，一方面維持表面上的「獨立性」，但在最終的決定上還是順服資本建製的秩序。但在中央不斷箝製和收編，要將香港法院變成鐵板一塊的黨國機關，更為直接受到黨的決定。

近年曾任全國政協的袁國強為律政司司長，加上愈來愈多政治審判，整個司法機關愈來愈收中共箝製。

白皮書發表之際，剛好是最近法院新一輪的政治檢控。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因為三年前於替補機製示威而被判監4周，而反東北計劃占領立法會的三名示威者亦被逮捕。不難令人聯想到，白皮書是中央向香港民主權利下的一份戰書。

勾結外國勢力

白皮書的結語又提到，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幹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製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幹擾，又強調中央可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將本土派舉港英旗說為港獨行為，藉以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反中亂港」。

在白皮書發表的同日，《大公報》在頭版「長毛暴行大起底」，以兩頁篇幅抹黑在獄中的梁國雄（長毛）成立極端暴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並大幅報導我們組織的國際連系，渲染工國委（CWI）在瑞典及巴西的支部為暴力團體。有關我們對大公報抹黑的回應，可參看：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挑起更大反抗

中央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白皮書，只會挑起群眾憤怒，勢令更多人上街遊行。占中運動由於泛民領袖的軟弱無能，三子想設法逃避實際行動。但白皮書激起群眾反彈，對中共更不信任急增，因此溫和泛民要走中間妥協路線就更為困難。民主黨害怕承受政治風險，被迫擱置於中聯辦會面。

中央政府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態度強硬，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占領中環可作為起步，需要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才能有足夠力量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運動將要擴展為帶來中港製度變革的運動，不只是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反對不民主不公平的資本主義製度，打倒腐敗的鉅富菁英。

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中共喉舌《大公報》在6月10日的頭版新聞抹黑長毛及社會主義行動。在報道刊登當日，剛巧長毛被政治審判而入獄，需要坐牢四周，加上七一遊行在即，香港的民主鬥爭進入關鍵的時刻。報道刊登的日子絕非偶然，中共政權要將抗爭組織渲染為「外國勢力」和「極端組織」。

《大公報》對我們組織的毀謗錯漏百出，我們未能逐一回應，在此只能澄清當中最荒謬的幾點。我們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也在政治上進行頑強的辯護，揭露其可笑的謊言。

1)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在占中時罷工罷課，渲染罷工罷課等同激進與暴力。事實上，罷工罷課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抵抗政府和資本家，有效將群眾憤怒引導至集體鬥爭手法上，避免因警察打壓而激起暴動。相反，從去年的香港碼頭罷工，到今年的東莞鞋廠罷工，都可見到工人發動罷工時是和平行動的，而施用暴力鎮壓的是資方和政府。

建製派與《大公報》近年大力抹黑激進民主派（包括長毛）「暴力」，向溫和泛民主派施壓，迫使他們與「激進極端」勢力割裂。中共在八九六四時殘暴屠城，《大公報》之流今天卻為其暴行護航，可見其對所謂「暴力」的譴責是虛偽的。

2) 報道指：「他們的示威手段非常暴力，2013年5月20日，『工國委』瑞典支部、亦即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發起示威，抗議政府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務不善，示威者放火焚燒汽車、破壞購物中心，以及襲擊警察局，造成3天的大騷亂，警民多人受傷。」

以上全為捏造事實。2013年5月20日，瑞典爆發的一場暴動，是由於當地警察槍殺一名69歲手無吋鐵的老人，激怒了當地居民。「工國委」瑞典支部呼籲停止打砸放火等暴力行動，反而應集中力量發動街頭抗議及工人運動，團結對抗政府削減開支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3) 報道指：「同年6月17日，巴西全國各地逾30萬人上街示威，要求降低公交車輛票價，示威者癱瘓各地主要公路，當中裏約熱內盧的示威者最為激進，引發警方鎮壓並逮捕大批示威者，並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當中包括不少被告是『工國委』巴西支部、亦即巴西『自由、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員。」

2013年6月，在巴西反車費加價的示威裏，「工國委」巴西支部竭力介入鬥爭，宣傳以工會鬥爭和集體占領的力量打敗政府，完全沒有參與打砸暴動的行為。《大公報》指我們有多名同誌被逮捕，並被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完全捏造事實。

4) 工國委（CWI）從不認為群眾應以暴動作為反資本主義、反失業與反貧窮的鬥爭手段，同時了解到，群眾在絕望的社會條件下會以暴動作為反應。我們主張以有組織（工人政黨與戰鬥性工會）、有紀律的集體行動，例如工人罷工和占領手段，作為群眾鬥爭的方法，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5) 報道誣陷我們企圖以難民作為「打手」，並引述所謂消息人士稱：「這些難民坐監都不怕，皆為監中有得食、有得住，仲有人工收，總比遣返好，可以說他們無得輸，故他們一旦被政黨利用沖擊政府或參與占中…」。

這段抹黑是對抗爭中的難民極大的侮辱。事實上，由於難民處於社會弱勢，警察的政治打壓更為肆無忌憚，被政治檢控的話甚至面臨被遣返的風險。他們參與政治抗爭需要付出比香港居民更大的代價和犧牲。難民發起紮營占領120日，爭取人道的難民政策，反對贊助機構的貪汙，整場運動展示了高度的紀律，完全沒有出現報章所渲染的犯罪行為。

6) 報道指：「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於2010年7月，政壇消息，指稱是社民聯的梁國雄指示鄧美晶牽頭成立。」
「早於3年前透過『入室女弟子』鄧美晶，成立隸屬國際極端組織『托派』的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
「『長毛』梁國雄在該組織雖無實際職位，但卻是核心成員…」

以上完全是捏造事實。長毛與社會主義行動即使在很多鬥爭運動中有共同合作與行動，但由於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和綱領，我們參與的是完全兩個獨立的組織。

7) 最可笑的是，報章將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並列為「合作組織」。熱血公民為極右民粹主義組織，煽動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撈取政治資本。熱血公民為了打擊左翼勢力，不斷瘋狂抹黑社義行動，與我們是截然對立的，沒有任何合作空間。

8)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83年，總部在美國加州奧克蘭…」
「工人國際委員會（工國委）也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47年…」

社會主義行動為工人國際委員會的香港支持者，而工國委（CWI）的總部設於英國而非美國，於1974年成立（而非1947年）。《大公報》強調長毛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難民聯會有連系，又指社義行動有「外國成員」，極力渲染「勾結外國勢力」的印象。這是中共典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宣傳技倆，抹黑任何反對力量為「分裂祖國」。要記住，若果廿三條立法通過，任何與外國組織有連系的政治力量都會被禁製。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資本主義體製為全球化的，而中共獨裁政權以銀彈子彈，將爪牙遍布國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組織起來，在48個國家設立支部，挑戰這個腐敗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9) 報道指：「『托派』全名為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激進極左派系，源於前蘇聯暴力理論家托洛斯基…」

報道以毛澤東式語言渲染托洛斯基主義為「極左暴力」政治流派，又誣陷「不少國家都視他們為僅次於恐怖主義的極端組織」，更抹黑不斷革命論為「不斷搞暴動」。事實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精辟地指出，在殖民與半殖民的國家裏，資本家無能力完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統一國家或解決其他封建社會遺下的問題。香港、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都證明了這理論的正確性，因而解釋了為何工人需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群眾力量，而不能把反獨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任何一派。

總結

中港都進入暴風雨的階段，獨裁者正在搜獵並中傷其政敵，能被敵人點名批評，反倒證明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整份報道唯一正確的地方是，社會主義行動「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從滯港難民、新界東北發展、同性戀、新聞自由、中國工運民運、支持疆獨和藏獨、臺灣反服貿、國際環保汙染、愛爾蘭墮胎合法化到哈薩克政府屠殺等等，講得出都有，因而被溫和反對派人士諷刺為『什麽都關你事，點同你玩呀！』」社會主義者不會因被攻擊而畏縮，反而會更有決心建設工人階級及青年的群眾組織，打倒獨裁製度與資本主義。

外傭團體遊行到入境處示威

6月15日，約一百人參加由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發起的遊行，當中包括外傭及本地支持者。遊行人士一面高喊著「加人工！」、「廢除《兩星期條例》」、「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承認《C189》公約！」等口號，一邊遊行至入境處門前集會。

當日遊行的主要訴求為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正名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慣例，廢除兩星期條例和其他歧視外傭的簽證政策；提升工資至4500元等。

為外出居住權抗爭

菲律賓外傭工會成員Olive來港工作約四年，她表示，現行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令外傭24小時待命工作，也令像Erwiana和其他外傭被虐的案件出現，所以需要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另一方面，《兩星期條例》讓外傭在和舊雇主解約後，只讓她們有14日尋找新的好雇主，根本不夠時間。她又指出，中介公司不但收取高昂費用，還有巧立名目的額外費，如醫療、訓練費等去剝削外傭。

同住政策下外傭面對不衛生的休息環境

一名未有透露名字的印傭以流利的普通話接受訪問。她認為，香港的房屋空間本來已很小，令很多外傭在同住政策下需要在廚房，甚至洗手間休息，這些環境的衛生狀況非常不理想。所以她認外傭需要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壓迫外傭的不只是個別雇主，而是整個製度

菲籍外傭的Nancy已來港工作超過八年，她表示，政府常宣稱像Erwiana等的事件是獨立案件，雖然不是每個雇主也有虐待傾向，但卻是整個政策令外傭處於困境，例如《同住條例》令外傭無時間進行投訴，加上在施虐者家中也難以進行舉報。

她要求政府給外傭「好的工資」，因為目前的工資已經不夠應付如交通等日常生活支出，而政府給予外傭的食物津貼也非常不足。所謂食物津貼，是指如果雇主決定不和外傭一起用膳，政府就需給外傭食物津貼。但目前政府給的食物津貼似乎最高只有九百二十元（一個月），根本不足應付生活。而且她們身上背負的，還有在故鄉的家人的生活所需。

提到工時的問題，她表示目前有的外傭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時，但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條例，聲明家庭勞工應享有八小時工作製的權利。她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承認這公約，保障外傭的基本權利。

Nancy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兩年，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加班有額外補貼。相反，在香港同住政策和沒有標準工時的立法下，她的工時十分長，又被雇主要求做額外（非家務）的工作，如洗車等。

「我們來這裏集會，是要改變現況。法律必須改變。」Nancy表示。

香港貧窮問題比政府所言更加嚴重

清婆婆，78歲，過去十四年來一直靠拾紙皮維生。旺角的一條繁忙街道裏，她在濃煙中艱辛地工作，每公斤廢紙換70分錢。我問她為什麽做這個，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別無選擇呀。」正如其他許多老年人一樣，除了每月1,180港幣的「生果金」，她無法從政府獲得任何養老金。香港成千上萬的老年人靠撿垃圾維生。國營報紙《中國日報》2012年評論道：「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這數字還在增加。」

這就是中國恢復對香港統治十七年後的驚人現實。盡管在80年代，戴卓爾夫人領導下的右翼反工人階級政府在英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香港在主權交接後變得愈發不平等（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香港，每三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老年人口貧困率最高的發達地區之一。其他群體也生活在極度經濟困難中。全港高達四分之一的兒童無法保證一日三餐。

與此同時，香港富豪的排名在2013年上升了22%。世界排名第八的富豪李嘉誠，近日指責某些全球財富研究在過去十年間將其資產低估了40%左右。這些雜誌忽略了李嘉誠在加拿大獲得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利益。據估計，李嘉誠身價達2,480億港幣。

政府誤導性數據

梁振英在解決貧窮問題上空話連篇，更在今年年初的施政報告中，針對貧窮問題提出所謂「一百六十項措施」。但正如被指責為「空談俱樂部」的扶貧委員會一樣，這些措施在應對貧窮問題上無疑是杯水車薪。盡管如此，由建製派企業巨頭們控製的行業不信任梁振英，抨擊梁振英提出的措施是政府「無力支付」，威脅香港的「競爭力」。

國際非政府機構樂施會（Oxfam）近期一份報告揭穿政府有關貧窮問題的不實數據。據官方稱，13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於總人口720萬的城市來說已經非常糟糕。

而樂施會六月份發表的研究發現，單身人士的狀況較政府設定的貧窮線更差。樂施會指出，單身成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花銷是$7,344，單身老人是$4,613。但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卻把貧窮線設為$3,800。二者間的巨大差距是由不同的計算方法造成的。政府是根據「相對貧窮」，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設定貧窮線；而樂施會是按照「絕對貧窮」來計算，即需要多少錢才能生存下去。

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部分人對奢侈品與財富的炫耀就這樣並存著。它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核心出現了嚴重問題。針對北京最近的不民主操控（提名委員會）的抗爭，不僅僅是在爭取選出我們自己的特首候選人和政府的權利，更是要組織起來將特首拉下臺，更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者將民主抗爭與解決貧窮問題、住房危機以及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聯系在一起。我們要求廢除強積金，因為它將許多人排除在外，最主要目的是幫助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投機者獲利。強積金應由全民退休保障製度取代，其最底保障應與最低工資相同。我們也提倡將最低工資大幅提升到至少45港幣每小時，以此應對房價及租金上漲、票價上漲以及食品通脹等。

這些要求只能通過大規模群眾抗爭來實現。但群眾抗爭需要有組織地進行，也需要有一個指導社會變革和政策變革的方案。這正是為什麽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新工人政黨。它的目標無疑是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破壞企業巨富們的力量，摧毀以保障其利益為目的的獨裁政權。一個經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代表著基層工人、退休人士和廣大的窮人。這樣的政府會將銀行和大型企業民主公營，針對大多數人的需求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讓有錢人變得更富有。

世界難民日：香港 300名難民團結抗爭

6月20日（星期五）為聯合國世界難民日，400名在港難民於發起遊行。難民高喊「打倒ISS」、「打倒貪汙」、「我要工作權」等口號。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香港難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ISS克扣我們的津貼，給我們吃腐爛的食物，要我們住非法寮屋。政府要我們不發聲、不反抗，要這裏的人不知道。但今天我們告訴政府，香港的難民是可以團結抗爭的。」

遊行隊伍士氣高昂，到達政府總部後，與正在反新界東北的示威者聚合起來，雙方互相支持打氣。社義行動的鄧美晶發言：「難民與東北村民都是被梁振英欺壓的，政府要用種族歧視分隔我們的團結，我們要連結在一起。只要是反梁振英的抗爭，我們都會全力支持，希望反東北的市民也支持我們。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今年，在港難民第一次自我組織「難民聯會」起來，發起了持續130日的占領行動，至今尚在進行。難民抗爭的訴求也明確化、政治化起來，有別於過去籠統要求「人道政策」，而將矛頭指社福署外判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要求社福署中止與ISS的合約。 ISS以援助難民為名克扣食物及房屋津貼，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

難民隨後發動了果敢的抗爭，占領行動。在2月10-17日期間，難民占領了ISS三間辦事處，一度癱瘓了ISS運作一星期，及後2月27日亦於灣仔社福署大樓外紮營留守，在4月12日更移師中環天星碼頭天橋，將難民運動連系至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占領中環」。關於ISS如何克扣難民津貼，並牽涉到官商勾結，可閱《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6期的文章「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工作權

今年也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在港難民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爭取合法的工作權利。在港難民得到的福利援助匱乏，不足以渡日，不少都被迫打黑工，一旦被發現，最高可判監15個月，而犯上店鋪盜竊罪一般也是判監數個月之久。正因為政府禁止難民合法工作，才迫使他們部分人鋌而走險。建製當局抹黑難民社群為罪惡溫床，自己才是最大的罪惡元兇。

聯合國與港府的虛偽

在落後國家裏，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洗腦宣傳特別行之有效，因此不少尋求庇護者都選擇香港，希望覓得容身之所，安居樂業。

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是來自伊朗的小商人，因受到當地的恐怖主義威脅人身安全，決定來香港避難。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就曾講過：「起初我以為香港是國際大城市，高樓大廈，五光十色。來到後，我被拘押在羈留所七個月，當時還在想只是因為自己越境闖關，觸犯入境法例，才遭到這樣的待遇，獲釋後就會有好轉。但生活久了，我才慢慢醒覺，這裏的政府對待難民與第三世界沒有分別。」

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該公約禁止締約國將人送回可能使該人遭受到酷刑的國家。但是，可是22年來，在來港尋求協助的13,000名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者中，只有0.2%成功獲得難民身分，而全球的平均的成功率是38%。連落後如南非這國家的成功率也有5%，是香港的25倍！

港府對難民的甄別程序極為緩慢，不少難民滯留在港10-20年，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浪費光陰。即使通過了甄別程序，難民仍然無法獲得香港居民身分，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工作權，也不能獲得香港居民的福利，而只能等待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若果一名難民在港找到伴侶組織家庭後才獲得難民身分，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的話，就要與家人分離。

可是，聯合國對於締約的香港政府，從來都是小罵大幫忙。面對難民的占領行動及大遊行，聯合國難民署至今仍是緘默不言，根本不會支持抗爭。今年的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更是無所作為，只舉辦優雅高尚「難民電影節」，讓一小撮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在冷氣房內互相取暖。難民連最基本的生活費也缺乏，何來有錢享受電影？

難民聯會正在急速擴大，短短成立了4個月已經有約400名成員，並發動了組織強而有紀律的占領抗爭，是在港難民的歷史新一頁。難民會抗爭下去，直至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六二二公投：投票人數超預期群眾占中心不死

中共公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言可以「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加上電子公投系統受到國家級的駭客入侵，反倒激起了大眾的投票意欲，六二二電子公投變成了反政府的抗議票。至本文截稿時，已經有超過70萬人投票，反應比預期熱烈得多。

社義行動批判性地支持票投3號的學界方案，雖然方案沒有明確指出廢除提名委員會，而只是以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委會，但仍然是三個方案之中最進步的一個。但我們認為，即使是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也會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而造成不平等，因此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提委會。

「和平占中」於較早的商討日投票中，選出了三個普選方案作為今次電子公投的選擇，包括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真普聯方案。由於三個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都不會為政府所接受，因此票投哪一方案已經變得次要，各黨派的宣傳活動都集中於摧谷投票率，以求表達群眾為真普選占中的意願。

「占領中環」在一年半前被提出，一開始本受到大眾支持，尤其是年輕一代都熱切期待這場運動。可是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提出占中至今猶豫不決，拖延發起占領中環的日子，令群眾對占中領袖愈來愈失望。因此，原本預計6.22的投票率並不會高，但在近幾個月，北京政府歇斯底裏的打壓抹黑占中，反而令公投起死回生，群眾視投票為反抗的手段。雖然占中領導層逃避抗爭，但群眾卻公民抗命為重要武器，可見兩者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構。

中央對待公投的策略原本是冷處理，以免激起民情反彈。但是，發現投票人數比預期多得多後，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攻擊全民投票。港澳辦指全民投票「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中聯辦則稱全民投票結果「不具任何參考價值」，「是一場鬧劇」。這只會加強公投的對抗意味。
占中三子較早前講過，如果投票人數少過10萬人就會退出占中領導層。但是，如今的投票率反映出普遍群眾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再次推進了占中運動，實令占中三子騎虎難下。

鼓動群眾反抗信心

在短期內，電子公投的高投票率可為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贏得權威，迫使泛民向中央政府擺出高姿態。此外，群眾亦會更有信心參與群眾鬥爭，經歷過政府一連串的輿論攻勢、警察暴力與政治檢控，一個新的反擊浪潮將會來臨。

從六二二公投的高投票率，可見群眾對現存製度的不滿，並將給予占中三子及泛民領袖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敢過於保守。但是，泛民領袖還是會主張與中共政府談判，又害怕民主鬥爭會變得過於「激進」，還是會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因此，社會主義者強調由下而上民主建設群眾組織，而非泛民主派主導的運動架構。電子公投投票率高的話，可以向政府施加一定壓力，但不能取代工人及青年的群眾組織。

目前，各溫和黨派都口講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問題是有多少決心去爭取​​，願意用什麽手段去爭取。泛民主派內部本來就沒有堅實的政治立場，組織也相當松散，因此在政局愈來愈兩極化下四分五裂為不同的陣營。不少人希望占領中環可以團結泛民，而透過電子公投令各黨派信服一個共同占中方案。

在商討日（三）選出三個公民方案後，民主黨對投票結果不滿，表示正在考慮退出真普聯；加上資產階級媒體竭力渲染占中被激進派「騎劫」，令占中三子屈服於壓力下，突然繞過商討日的機製，擅自加上另一項投票選擇 － 「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予否決。」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這裏做是為了讓溫和泛民可以繼續參與公投！相信不少投票人士會在此項投棄權票以示不滿。

公民黨湯家驊因為公開表示公民提名方案是不務實，最近於城大舉辦「政改研討論」，與基本法委員饒戈平討論「如何將提委會民主化」，向傳媒放風可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此外，在最近反東北計劃在立法會的抗議裏，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而爆發沖突，建製派媒體全力開力輿論機器，抹黑反東北運動是「占中預演」，誣陷占中必然會釀成暴力。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何秀蘭立即與反東北示威者保持距離。在未來這些抹黑只會有增無減，泛民主派即使不會全面屈服於輿論壓力而取消占中，也會用種種方法限製占中的規模與抗爭手法，避重就輕。

七一上街倒梁

六二二的投票率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接著的就是七一上街。

高投票率最多也只是凝聚了民氣，但要發動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占領中環），需要的是更有力的群眾組織力量。占領立法會的行動讓我們窺探到占中運動會面對如何強大的警察暴力，因此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挑戰整個政權。我們需要在工會及工人階級之間宣傳，令工人有準備以罷工的手段參與占中，並改變香港奴役工人的製度。只有工人階級成為群眾鬥爭的領導力量，才能有徹底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的運動，都不會僅限於改變政治製度的鬥爭。曼特拉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運動裏，就提出一系列改善工資、工人權利、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政策，然而由於非洲國家大會沒有提出打破資本主義的綱領，令「民主化」後的南非墮入了新自由主義的陷阱，使今天南非的底層工人仍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在2012年屠殺罷工的礦工裏，可見國家的鎮壓力度更強。

占中運動若果要動員普羅大眾與工人階級的參與，就不能限製於普選製度的問題上，而要提出工人權利、改變經濟製度的訴求，結束巨富權貴的不民主統治。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爭取群眾支持，並為群眾（特別是中國大陸受壓迫的血汗工廠工人）指明一個方向。由下而上的跨境團結運動，從而反對獨裁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是唯一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新議會有權實施大幅社會改革，打破巨富權貴的經濟控製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東北發展：粗暴的計劃　暴力的鎮壓

東北發展計劃近日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六月六日首次會議進行期間，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和聲援團體等沖入立法會大堂靜坐抗議，成功迫使會議中止。一星期後，財委會再次討論有關議案。

同時，再有數百人在立法會外示威，而議會內有議員采取拉布手段以拖延表決，但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試圖「剪布」粗暴闖關，激起在場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部份人試圖沖進立法會大樓，遭遇到警察武力鎮壓，並在淩晨清場，逮捕部份示威民眾。而在本文截稿前，警方仍在逮捕當晚參與示威的人仕，包括社民連成員曾浚锳、廿一世紀少年成員林朗彥等。

所謂的「充分諮詢」

梁振英政府強行推動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早被質疑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而負責推動計劃的陳茂波則一直堅稱計劃已「充分諮詢公眾」，但被揭發原來五萬份意見書中只有七分是支持計劃！此外，發展局通過互聯網發布數據試圖反擊反對聲音，然而那些數字卻籠統而含混不清，試圖混水摸魚。而陳茂波稱願意與反對者商談，但條件是不撤回不押後計劃，亦不會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這不單是毫無談判誠意，更是對反對民眾的羞辱！

警察暴力

在沖突當日，資產階級媒體極力放大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大樓門外的畫面，又反覆播放高官「不容示威者暴力」的說辭，卻對警察暴力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內地官方媒體亦反覆播放沖突畫面，渲染香港示威者為「極端暴力」。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暴力的來源是政府和警察，而不是示威者。立法會有建製派及功能組別保駕護航，只要舉手投票就必能通過受人唾棄的東北計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剪布更是挑起示威者沖擊的導火線。6月6日占領立法會的行動本來相當和平，但警察卻煞有介事要在第二周嚴密布防，甚至派人混入人群中搞事，刻意挑起示威者的憤怒。

今次，警隊出動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暴力手段全面升級。有被捕示威者稱，反黑組警員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在清場過程中被擡走的示威者亦指，被擡時警察故事屈扭他們四肢關節，有示威者因而脫臼等身體損傷。甚至有兩名被捕者黃永誌及周諾恒指出，警察將他們押上警車，關燈落簾後毆打他們，向他們吐口水，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香港警察「公安化」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視今次為「占中預演」，但操練占中部署的卻是警隊。

另一方面，警察被質疑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給予其同僚暴力鎮壓的口實。保安局近日一口否認有此事，但當日有示威者稱親眼看見藏有警員證件的人混入人群中煽動群眾情緒，亦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未有配戴警員委任證的便衣人員在示威群眾中活動，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此外，6月13日沖突當日，有一批陌生的蒙面示威者多次帶頭與警察沖突，但在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前離去。

這些對付示威者的技倆，在全球的群眾運動都相當普遍。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並支持撤回東北發展方案。警察狡猾的伎倆令整場運動陷於復雜，提高了對示威者組織紀律水平的要求。我們支持組織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反東北計劃需要民主組織的抗爭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七一上街】參與抗爭　支持社義行動

今天七一遊行很可能是多年來最大規模及最重要的一年。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大量義工，讓我們拒絕妥協、反對資本主義聲音響亮起來。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白皮書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挑起群眾的巨大憤怒，因而占中電子公投的人數遠超預期。去年七一遊行有40萬人上街，今年七一上街人數很可能會更多。

中共的打壓歇斯底裏，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又勤加操練和部署警隊，甚至騰出監獄空間準備囚禁示威者。隨之而來的是警察暴力的升級，反東北計劃示威者在立法會抗議，受到「公安式」的警察鎮壓，有示威者被拉到警車關燈拉簾，打至頭破血流。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警察及法院發動連串打壓的時間絕非偶然。

社會主義行動受到中共喉舌《大公報》以頭版篇幅抹黑我們，指控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雖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以換取半假不真的普選方案，一直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但是，群眾已經愈來愈不耐煩，在七一不排除會有局部的占中行動發生。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除了占領行動外，更需要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運動，並堅拒與中共妥協。香港的民主鬥爭要徹底勝利，必須要連結至中國大陸反獨裁的鬥爭，推翻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正因於目前的民主運動由資產階級政黨把持，其在中共及資本家面前只會退讓屈服。因此民主運動要徹底勝利，需要工人階級來領導。

我們組織把握七一當天宣傳社會主義的聲音，為宣傳未來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而奮鬥。當天我們會售賣新一期《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7期，籌得的款項會用於建立我們中港臺的組織。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希望各位踴躍出席。

七一留守　占領中環　Delay no more!

占中電子公投總共有78萬票，遠遠超出預期，可見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已極為洶湧。

現時群情洶湧，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應該把握時機，發起占領中環運動。然而，占中三子繼續采取拖延策略，如此民氣有消散的危險。我們歡迎學界組織在七一當晚留守占領的決定，並會參與其中。在任何政治鬥爭裏，時間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幾點原因令今年七一的政治形勢特別有利：

中央頒布白皮書，全面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令群情洶湧
占中公投的投票人數極多，連和平占中領袖都感到驚訝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令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再度崩潰
建製陣營受到動搖，又不知如何回應

到中共政府未來再發動攻勢時，政治形勢未必會如目前大好。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堅拒在今年七一發起占中，依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這是重大的錯誤，而需要從下而上施加壓力去與之抗衡。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且「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除了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政府又加強法院、警察及監獄等國家機器的鎮壓。在反新界東北計劃示威者被「公安式」的警察鎮壓，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

現在就是反擊的機會，在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遊行人士七一當晚參與占領中環行動。

占領的下一步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經濟運作，迫使統治階級妥協。雖然占領是好開始，但僅僅占領並不能達致這目的，加上政府出動前所未有的警力對付示威者，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對抗政府，而需要將行動逐步升級為更有效、更有組織的行動。學生若果準備在開學時進行罷課一天，以此作為開始，可以推動罷工運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運動提出罷課後進一步鼓起群眾，香港需要學習這群眾鬥爭的新方法。

有內地網民聲言在七一發起「占領深圳」及「占領天安門」，且在湖南有民眾拉起「支持香港公投，湖南也要公投」的橫額，可見香港民主運動也鼓動了內地人的反抗心。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內地的團結聲援行動。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單單香港有民主普選，而是一旦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各省各市，將會陷入失控的局面而威脅一黨專政。香港民主鬥爭該當鼓勵這些內地的行動，並有意識地連系至內地反獨裁的鬥爭，並挑戰 － 依賴中共獨裁政權牟取暴利的 － 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立即建立占中運動 － Delay no more!
梁振英政府下臺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公民直接提名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並實施政策對抗鉅額權貴的經濟控製
將民主運動結合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七一大遊行後　香港將何去何從？

本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乃近十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遊行之一。主辦單位估算遊行參與人數超過51萬人，就好比2003年的遊行。許多參與者甚至認為總人數更高達70萬。遊行於當日下午3時開始，隊伍龍尾至晚上11時才到達終點。
這次的巨型遊行再一次地反映出香港不斷尖銳化的政治危機。最近數星期，反對中共獨裁的群眾抗爭此起彼落，抗議中央政府拒絕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 18萬人參與了紀念北京六四屠殺的二十五周年集會。就在七一遊行前夕，近79萬人參與了「和平占中」發起的非官方「公投」。公投的參與人數甚至連占中領袖也感到震驚，是其預計人數的四倍。而北京方面則指這個公投為「非法無效」。

中共政權不斷拒絕向香港下放更多的政治權力。中共擔憂一旦失去對香港政府的控製將會波及整個中國，鼓勵更多公開挑戰一黨專政的反叛。我們已經留意到在中國有關「占領深圳」甚至「占領天安門」抗議活動的消息，縱使現階段只是在網上──在中國一個主要的反政府論壇提出，這明顯是受到香港的啟發。網上評論指，香港的占領中環將會是未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預演。在湖南長沙，示威者舉起橫額聲援香港的非正式公投，並要求「湖南也要公投」。

北京對香港2017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經過多年的阻滯，如今已被揭穿成中共另一個騙局──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預料一樣。北京堅持利用提名委員會來篩選候選人，以控製選舉結果。這次的政治危機源自於過去數十年來被不斷違背的承諾，首先是被英國，然後過去十七年來是被中共專製。他們欺騙、操縱並設立假局來回避對自由選舉的要求。

北京的白皮書

正當鬥爭進入了關鍵階段，香港政府將在年底前提出其（也就是北京的）2017年的選舉方案，而中共亦向民主運動發起了更激烈的宣傳戰。資產階級「溫和」泛民政黨與占領中環的領袖們，實際上正積極地避免進行全面的抗爭，但也被北京抹黑為「極端」民主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傀儡。

政權的發言人最近發表的言論和文章警告著「危險的後果」，並威脅會進行鎮壓。北京更首次地在6月10日重錘發表了關於香港狀況的白皮書，這相當於向民主運動宣戰。白皮書中強調香港自治的界限，並且指出北京可以宣布「緊急狀態令」（用來實施直接管治）。七一過後，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國營媒體對巨大的參與人數「無動於衷」，而香港的傀儡政府提升了對遊行示威的打壓，進行了對參與者的集體逮捕並刑事起訴主辦遊行的民陣成員。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七一社論，警告香港可能會「變成烏克蘭或泰國並發生不同的危險狀況」。 《環球時報》立場屬於鷹派，利用內戰或政變的恐嚇進行宣傳戰。

香港的親中報章《大公報》最近也頭版抹黑了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以及激進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並恐嚇參與公投的人們未來將自作自受，承受金融中心與社會混亂的惡果。警察將會非常忙碌，而駐港解放軍也可能被動員處理危機。

而香港警察正將這些威嚇實現，明顯受到高層的政治命令，在七一遊行使用暴力手段。

激進化

在過去數周，尤其是伴隨著白皮書的爭議，中共的強硬手段不但無法讓民主情緒退縮，反而更激發廣大的反抗。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就證明了此點，而且示威群眾的情緒也變得更憤怒、更不耐煩。泛民領袖也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尤其是年輕人，指責泛民領袖「太軟弱」，嘗試拖延或回避鬥爭行動的升級。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當日提出「Delay No More」（不要再拖延），呼籲立即開始議而不決的占領行動──以及「我要真民主，打倒財團專政」等的口號。得到眾多支持。

對「溫和」泛民領袖的不滿也明顯地反映在各黨派的籌款數字上。縱使遊行規模更大，所有「溫和」泛民政黨都比去年錄得更低的籌款數字：
公民黨 （41萬元）
工黨 （18萬元）
民主黨 （20萬元）

相對而言，屬激進派的社民連，因應其領袖「長毛」被監禁4周而缺席遊行，在七一當日募得93萬元，比去年增加近50％。至於募款金額第一的，則是「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籌得近140萬元。 「和平占中」運動被視為香港下一階段的主要抗爭行動，雖然其領導的態度傾向妥協並與「溫和」泛民緊密合作。

棄掉「羊皮」外衣

群眾日益上升的不滿與沮喪不單是針對北京，也是對「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不斷在拖鬥爭的後腿。這股壓力導致了學生團體們在七一當天的遊行後自行發起了具象征意義的占中「預演」。他們的行動卻沒有得到「和平占中」發起人的響應，陳建民更聲言不希望任何團體啟動占中「預演」。 「和平占中」領袖的立場堅持要等到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後（年底前），才可以啟動運動。實際上，政府明顯地會堅持保留「提名委員會」，並已經否決了「公民提名」（普及的參選權）的訴求。 「和平占中」領導層尤其是在過去數星期，等同放棄了群眾運動打鐵趁熱的機會，讓政府肆無忌憚地進行大量的抹黑宣傳和政治打壓。

政府方面的回應是明顯的。香港警察在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中拘捕了511人。這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在單次遊行中最多的拘捕人數。被捕人士包括了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Nathan Leung。警察的大型行動與暴力手段都是為了表達政治訊息。警察使用「按穴」來凍結只是和平靜坐的示威者。警方的擴音器不斷重復要求記者離開現場，公然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最近受到政府的多次打壓。律師們也被拒絕參見被捕的示威者，明顯違反法律。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被警告後釋放，代表他們可能會在之後被警察秋後算帳，控以「非法集會」和「阻街」等。其中25人需要保釋。政府與警方的舉動同樣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反撲，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在社會中獲得大量同情，並向「和平占中」領袖施加更大壓力，要求結束推諉的政策。

緊接著的數天，七一大遊行的五名組織者被捕，並控以「沒有跟從警方指示」的罪名。警察指控遊行速度「太慢」！這是對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前所未有的打壓，顯示中共和港府都視其為眼中釘。抗議警方行動的包括剛出獄的「長毛」：「我被監禁26 日，不過只是從一個小監獄釋放到香港這個大監獄。」

這些打壓手法於中國大陸乃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香港是一個新階段，國家機器有計劃地進一步加大鎮壓。其目標是要讓公眾「習慣」警察的暴力手法，並視暴力鎮壓是反政府示威為一個新的「慣例」。這被香港群眾廣泛地視為警察的「公安化」。
香港政府與資產階級精英，在北京的敦促下正準備應對民主運動的升級。政權的策略是要加大對「溫和」泛民與「和平​​占中」領導的施壓，攻擊他們在鼓吹「暴力」與製造「混亂」，試圖分裂他們。將部分泛民成員分裂，讓其倒戈並支持政府的「方案」（只能是北京的方案），導致民主運動的瓦解。

社會主義者與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廣泛的民主鬥爭，並自一年半前占領中環運動提出以來就積極參與。我們會為每一寸民主進步甚至部分改革而戰鬥，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同時批判著今日泛民領導層尋求妥協的態度與策略。民主鬥爭要勝利，就需要階級鬥爭的分析，並將民主訴求連結起廢除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香港的民主鬥爭只能透過聯結起中國的群眾鬥爭──尤其是大量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才能成功。今年四月便發生了中國近30年來最大型的工廠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占領行動是一個發展群眾運動的重要平臺，但單靠這樣並不足以結束中共的專政。我們需要升級至更效的策略，例如臺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罷課，去引發工人們組織罷工。在占領運動面臨著國家打壓之下，──包括那些親北京流氓「誌願團體」的威脅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占領中環運動的領導者們（在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討論下）決定將運動名稱加上「讓愛與和平」的字眼，不幸地反映了對鬥爭的關鍵問題的一種鴕鳥政策態度。反而面對北京與港府「仇恨與暴力」，包括可能動用解放軍的打壓威脅，才是應該正視的問題！
我們將會發表新的文章討論如何讓民主運動向前走，檢視主流泛民的綱領、鎮壓的威脅，以及中國內部潛在的社會政治不穩。

難民Ibrahim說：「法律是不公平的。我們需要工作！」

香港難民持續占領120天後愈變強大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Nate Norman對來自多哥的Nino Ibrahim進行了采訪。 Ibrahim是一位已經留在香港超過九年的難民。

你來香港多久了？你為何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

明年二月就滿十年了。

在我的國家多哥，社會製度十​​分不公平。政府從1967年起就在同一個家族的控製之下。 2005年的總統選舉有人在幕後操縱，我哥哥參與了一些反政府抗議，隨之被逮捕。三個月過去了，還沒有見到我哥哥。我向軍方和警方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打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在被捕當天就已經被殺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不能讓我哥哥白白死去。之後我開始組織反政府抗議，軍方註意到了我，所以我只好離開，否則會被殺掉。

你為什麽選擇來香港？

我的朋友說香港很安全，而且我們從多哥來這裏不需要旅行簽證。

在這裏申請得到庇護的過程要多久？

我在申請當天就得到了。但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他們允許我呆在香港，但不讓我工作，也不給予任何幫助。

你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怎樣生活？

第一年我在天星碼頭靠乞討維生。一天晚上，淩晨三點左右，我實在餓得睡不著，就慢慢走到了重慶大廈。一些警察攔住我要查身份證，而我只有庇護證明，他們就把我關進了監獄。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呆在移民羈留中心。被放出來後，我在朋友的幫助下得到了一些政府援助。

你在香港有家人嗎？你們住在哪裏？

2009年我妻子來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3歲。生活非常艱難。孩子們上幼稚園的費用要先由我自己支付，半年後政府才為我報銷。但不允許我工作，我怎麽可能支付得起？這個法律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們需要工作。如果香港政府不改變這個製度，我們怎麽能夠把孩子們養大？住在「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收容所裏。那裏還可以，能夠勉強度日，但實在沒有空間養孩子。

你能講一些關於香港難民的抗爭和難民聯會的事情嗎？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抗議，以便我們的訴求得到關註。占領行動已經超過120天。我們深知，想要爭取到工作權和正常的居住條件，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會堅持下去，不會放棄。反正我們沒有工作，更有充足的體力去抗爭。

占領中環：學生表示發起罷課　展示了鬥爭前路

最近幾星期，香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主運動兩邊陣型之間的鬥爭愈加尖銳。學聯代表提出在八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中很可能會否決公民提名）後發動罷課。這意見該當受到熱烈歡迎。此外，和平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甚至提出了罷工，都是極之重要的發展。不論這些言論背後有多少認真的成分，單單是公開提出罷工罷課作為鬥爭的可能武器，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也展示了民主鬥爭要勝利所需的運動模式。

北京的白皮書、79萬在公投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0萬人遊行、警察於七一後占中預演拘捕511人，可見反政府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層次。政府最近發表政改公眾「諮詢」報告，不敢猛烈攻擊公民提名，反映了政府懼於民情反彈而促發大規模群眾運動。

可惜，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並沒有呼應形勢的急變。戴耀廷最近向前線警務人員發表公開信，贊揚其於七月二日占中預演行動中「克製的專業態度」，根本完全脫離現實。就連溫和泛民的陳方安生也都批評了警察的行動。戴耀廷應該收回信件，否則只會助長親北京組織更肆無忌憚地抹黑示威者「暴力」。

如何組織罷課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在民主運動的場合中提出罷課罷工，包括於和平占中的商討日。在本周之前，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甚至有工會領袖曾指出政治罷工「不切實際」。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我們完全支持占領行動，並認為不應繼續拖延，否則有機會讓中共獨裁者先聲奪人。然而，我們認為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打倒中共，而罷課罷工是比占領更有效的鬥爭手段。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始，並以啟發香港工人罷工作為目標。

當然，純粹宣布罷課以威脅政府與切實組織罷課是兩碼子的事。和平占中領袖似乎天真地將宣布罷工罷課當為談判的把戲。現在需要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罷課需要是集體而主動的，而非個人自發式的行動，或者消極的走堂，也不應是學院單方面以行政手段決定罷課，而忽略了普通學生的積極參與。如此才能建立紮實而具代表性的罷課運動。這也是一個從臺灣太陽花運動得到的重要教訓，當時有超過80所大學參與行動。

隨著中央發表白皮書等強硬舉動，民怨不斷升溫，占中三子和溫和泛民領袖們正面對巨大的群眾壓力，因而迫使他們有些人的言辭愈趨激進，也許朱耀明牧師發表罷工的言論也是同樣道理。溫和泛民的領導感到自己正失去運動的主導權。剛在五月份，占中三子才威脅會退出運動領導層，等同表示要結束運動。但如果今天他們再這樣做，恐怕會讓其他的勢力走進來，在「和平占中」單位缺席下先行占領。因此，不但是中共與港府，連資產階級反對派都正在群眾的情緒上騎虎難下。

學聯以及其他真心希望鬥爭向前走的組織實在不能浪費半點時間，要立即為開學時發動罷課作準備功夫。為達到目的，關鍵就是要在校園裏切實建立罷課委員會。社義行動及其支持者未來將會全力為此奮鬥。

為九月開學後發動全港大罷課作準備功夫
Delay no more！立即啟動占領中環，向政府施壓。
由下而上建立罷課委員會與民主的鬥爭組織
廢除提名委員會，要求公民提名與真正民主，絕不妥協！

政改假諮詢激起憤怒

立即占中　全港罷課！

特首梁振英公布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諮詢報告。這份所謂諮詢公眾的文件，得出的結論卻完全違反民意，挑起群眾更大憤怒。

報告指所謂「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顯然是北京政府及香港財團屬意的人把持，報告內提及將提委會「民主化」根本毫無意義。諮詢報告指，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在去年年底，基本法委員主任李飛發表特首須「愛國愛港」言論後，港府與建製黨派齊聲和應，今天就成為了所謂「民意」！

民情洶湧的情況下，港府不敢明確否決公民提名，以免觸發大規模群眾反抗。但這不過是援兵之計，梁振英要把否決公民提名這艱鉅任務留給中央政府，待人大常委在8月公布的政改決定再「一錘定音」。

最近一國兩製白皮書發布後民情洶湧，激起80萬人參與公投支持公民提名，51萬人七一上街，年七月二日511人因參與占中預演被捕。群眾運動本是民意最有力的表現，但在報告內全無提及。而報告指亦提出公民提名的只是「有一些團體和人士」，也沒有提及香港群眾準備占領中環爭取公民提名。

戴耀廷對報告不滿，但表示不至於要馬上啟動占中，繼續其拖延本色。他甚至懇求中央不要在8月，而在10月才決定，「可以爭取更多對話時間」。戴耀廷為中央獻上援兵之計，可謂用心良苦！

較激進的學聯表示，一旦人大常委會8月否決公民提名，勢必會在9月發起罷課。學聯也表示正與教協商討中學罷課的可能性。秘書長周永康表示，也會聯絡不同團體準備罷工罷市，希望罷課會鼓勵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對此表示歡迎，並就此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現在就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八月底人大常委的決定公布時，將會是另一場重要的抗爭。現在就應該加緊時間，為九月開學罷課做最多的準備。爭取公民提名，廢除提名委員會，立即占中，準備罷課！

泛民收受《蘋果》黎智英捐獻 － 我們的看法

近日，建製媒體報道黎智英多年來資助泛民團體合共逾4,000萬港元。在社會討論占領中環得如火如荼之際，建製派企圖利用此事渲染整場民主運動都是背後財主搞的「顏色革命」，以打擊占中以至整場民主運動。然而，民建聯卻每年接受建製派七千萬的捐款，與財團及北京的關系最為緊密。建製派的道德指控故然是極度虛偽，但黎智英金主事件的確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泛民黨派需要正面回答。黎智英捐錢後當然不可能沒有回報，而是要向泛民的政策及行動施加壓力和影響。

報道稱，當中以陳日君收款最多，兩年內前後兩次合共收取600萬元，陳方安生則在2013-14年期間，分三次收取黎智英共350萬元，李柱銘則在13年收取30萬元。

受惠人有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也有社民連梁國雄及工黨李卓人。民主黨獲得黎捐款500萬元、公民黨則獲300萬元，而工黨主席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占中發起人朱耀明出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都各獲捐50萬元。』

《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喉舌，雖然持有反政府的立場，但卻往往為溫和泛民保駕護航，抹煞更激進的抗爭聲音。《蘋果日報》控製了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在關鍵時候卻剎停運動避免「過火」。

在2010年6月23日政改方案通過前，《蘋果日報》為民主黨做蠱惑宣傳，合理化其投票支持政府方案的惡行。今年，在爭取公民提名，《蘋果》又為18學者、陳方安生的公民推薦方案造勢。甚至有傳言指，在今年七一遊行前，黎智英密會多名泛民領袖，要求他們不要在七一發起全面占中，避免「過早」與中央政府對抗。

此外，《蘋果》於2012年頭刊登了「蝗蟲論」廣告，社義行動當時組織學生焚燒廣告，對抗族群主義。

可惜的是，即使是民主派的激進陣營，往往都畏於《蘋果》的強大宣傳力而不敢與之徹底決裂。工人鬥爭與民主運動需要自己的獨立性，不能依賴商業媒體作為宣傳工具，而要創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媒體和組織。這也是《社會主義者》雜誌堅持獨立出版的原因。

近年，一些左傾社運人士以及右翼本土派大力抹黑社義行動「只會籌款」，而這些組織往往直接簡接收受財團或政府的資助。社會主義行動為以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為依歸的組織，絕不接受財團一分一毫的資助，我們所有收入都從街上小額募捐、售賣政治刊物以及會員捐獻收入籌得來。若要堅決拒絕財團資助，就更需要群眾的財政支持，因此在街上募捐是完全合理的。

近年連串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可見我們需要受公共控製、讓任何群體都可自由使用的民主大眾媒體，而非今天由有錢人壟斷的私有媒體。

澳門：二萬人上街反離補法的鬥爭

對於關心政治的大眾來說，一般不會對澳門有太深刻的印象，澳門往往只是一個賭風彌漫的城市，金碧輝煌與霓虹光管似乎掩蓋了貧苦大眾真實的生活實況。澳門於2009年已經率先通過基本法廿三條，並且近年來年年「派錢」維穩，而立法會中被保皇黨占據，只有寥寥四位的民主派（總共33席）。難怪當香港年年六四七一數以10萬計上街抗爭之際。有澳門人卻概嘆遠在主權移交前澳門已經是「解放區」。

整體社會氣氛被牢牢「和諧」、立法會早已淪為建製派的橡皮圖章，澳門特首崔世安於五月一如既往地將議案送往立法會作象征式的通過。此時，手中的議案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製度》，簡稱「離補法」，而內容大致如下：

● 特首離任後可取得相等於月薪7成的長俸（以現任特首崔世安為例，他於1999年至2009年擔任社會文化司長10年，可獲700多萬元離　　 任補償，離任特首時另可領取每月約18.9萬元「長俸」。）

● 主要官員離任則可獲得額外一次過補償，相當於任職月份乘以月薪的14%至30%

● 建議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此案早於去年12月的時候已經於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獲得通過，這次只是按程序計畫於5月27日在立法會正式通過。澳門對上一次就政治議題而起的抗爭是2008年的反廿三條遊行，當時只有過百人參與示威。崔世安心想，這次也不可能出什麽岔子吧？

5月25日，「澳門良心」發起遊行反對離補法案。遊行由塔石廣場走至政府總部，起初大會預計只有1千人參加，但當天卻有超過2萬人走上街頭，超出預期二十倍！澳門人口只有61萬人，以人口比例來說相當於有22萬人在香港上街。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離補法，而當特首拒絕撤回，群眾即時號召行動升級，於27日表決日當天包圍立法會，再有超過7千人集會。最後，特首崔世安於29日宣布撤回草案，反離補的抗爭最後以勝利告一段落。

事實上，反離補的抗爭能夠動員如此廣大的群眾參與，除了法案本身的荒謬與高官貪婪自肥外，亦是澳門經濟社會危機累積起來的民怨所致的。正如沒有沙士所致的失業及經濟危機，香港2003年也不會有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澳門自主權移交以來加速發展賭業資本，近年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一躍成為亞洲第一（每月約58,000港元），是香港的兩倍多，但總體勞動者的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有每月約13,000港元，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可見澳門的就業狀況與工作條件非常差，財富集中在小撮人手裏。

適逢今年八月底為澳門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在接任期間雖然在小圈子的欽點下現任特首崔世安乃唯一候選人，無疑兩萬人的抗爭在此刻對統治階級來說尤為尷尬，加上澳門政府少有處理突發示威運動的經驗，今次犯了眾怒後可謂手足無措，唯有立即撤回方案。

與香港同樣，新任特首亦需要處理2019年的「普選」政改問題。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假普選的鬥爭亦會在澳門掀開。澳門正仿效香港「和平占中」發起民間公投運動，抗議特首小圈子選舉，可見兩地運動會互相鼓舞。

在未來的鬥爭中，應當將民主普選的議題，結合群眾反對貧富懸殊、資本壟斷、官商貪腐的勞動者議題。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需要完善退休保障製度的是窮人而不是高官。而政治代表的薪津應該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不應享有經濟或政治特權。澳門群眾及工人也需要廣泛群眾性工人政黨，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挑戰當今的資本主義製度，才能達至真正的民主。

300名救生員罷工抗議康文署欺壓

8月5日（星期二）約300名公共泳灘的救生員發起罷工，於早上11時開始在沙田康文署總部集會。罷工員工所屬的港九拯溺員工會為職工盟的工會之一，員工舉起「無前景，新人不入行」、「脫離技工　設救生員獨立職系」、「泳客激增　壓力爆煲」等示威牌。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並了解救生員的狀況。

據媒體報導，工會估計約15個泳池或會受影響，較大規模的罷工行動發生於城門谷泳池、灣仔摩利臣山泳池、大圍顯田泳池；亦有至少8個沙灘受影響，當中蝴蝶灣全體33名救生員都會罷工，而舊咖啡灣和屯門黃金海岸也有逾半員工參與。

要求增加人手

工會要求署方盡快增加人手，以及讓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設立獨立職系，將起薪點由每月13,000元升至17,000元，跟救護員看齊。

工會副主席郭紹傑表示，由於政府近十年來不斷削減人手，加上多了自由行泳客，令救生員的工作負擔百上加斤。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泳池救生員的人手持續緊張，由2004年每個泳池有10人，降至現時6至7人，人手卻不加反減。郭紹傑指，內地泳客激增，很多人不遵守泳灘守則，加大了救生員工作負擔，但救生員歡迎任何人士到泳灘遊泳，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人手。

一位救生員張生談及工作苦況：「我們除了看守員和巡池員外，還有負責救生站的同事。但康文署不斷縮減人手，編排只有一人在救生站，如果譬如有人在更衣室發生意外，一個人根本擡不起擔架，變相要調動其他救生員來幫忙，這會影響到泳客安全。」此外，城門谷遊泳池因為人手不足，曾經試過封池。現在，這個泳池要訂明新規定，同事想放假就需要用申請形式，由主管批核，令放假比以前難很多。

僅為「技工」　沒有前景　流失量高

救生員需要經過訓練、視力測試，還要考取多項專業資格，但是此職業在公務員體系只屬「技工」。最基本的牌照包括（1）泳池救生章（2）沙灘救生章（3）急救牌，每隔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季節性的兼職工更要付出$5,000-$6,000元考試費。政府準備在2015年要求新入行人士考取水上電單車牌或獨木舟牌，方可再考取救生章以成為執業救生員。

由於入行要經過訓練和考試，但泳灘救生員的職位級別卻被貶低，因此不少年輕人寧願投考紀律部隊。康文署對核下泳池和池灘救生員的要求對比起其他私營的泳池更高，

發仔埋怨道：「我們需要每隔三年就考取不同牌照，有機製設定不同測試，可以給予公眾信心我們是可以保護到巿民安全，可是外間的私營遊泳池，卻只是有泳池救生章就可以，我們的付出和成果根本不成正比，實在是很不公平。」

入職後難有晉升機會，工資也難隨著年資增加，不少做了10-20年的資深救生員也只有15,000 – 16,000元左右。發仔表示：「與外國相比，這裏工作沒有前景，管理層又無視野。外國是從交流生開始做，其後認為適合當救生員後再給予進修，然後成為救生員，又有機會晉升為管理層。這裏什麽也沒有。」

康文署長期想將救生員工作變得零散化，2000年-2009年期間就涷結了長工，變成只有臨時工，當時令大量救生員流失。發仔自己是2009年恢復長工申請後，才成為長工。

可惜，至今救生員的流動率非常高，新入職差不多8-9成上班半年多就暫停或完全停止上班。救生員蕭生說，原本救人工作是有使命感的，可以處理好事件會有很大滿足感。但他慨嘆這行業不受重視，沒有前景，因此難有年輕人再入行。他有點憤憤不平，說：「為什麽我們一隊救生員要自己操練，就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可以有默契地協調工作，但現在新人入行上班兩三個月又不做，或者間間斷斷的上班，我們怎樣操練？」當了14年救生員的發仔更表示：「每次考核都要安排在11月份開始，這分明是有心戲弄我們！那時正值冬天，要落水考試、又要冬天跑沙灘，康文署的安排實在很過份！令一眾兄弟也捱得很辛苦！」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今次只是「警告性」的罷工，如果康文署不改善工人狀況，未來將會有更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合理的訴求，更大規模、更持續的行動將會獲得廣大市民同情和支持。

反占中遊行抹黑民主運動為「暴力」

經歷了個多月抹黑占中的工程，8月17日「反占中大聯盟」動員大規模親政府遊行，打著「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占中」旗號，指控占領中環為激進暴力，會破壞香港穩定。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聲稱，遊行人數為25萬人。遊行隊伍比七一疏落得多，且較七一遊行更早完結，但警方公布遊行人數為11萬，多於今年七一遊行的9.8萬，其偏頗顯然易見。

「保普選、反占中」意思是要香港民眾放棄公民抗命，先接受2017年中央安排的提委會篩選方案。在遊行前，有建製陣營放風威脅，如果2017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就要等多十年才有普選。如果2017年的假普選得以通過，政府並不會「循序漸進」將假普選民主化，反而會視之為一次專製政府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打壓民主權利，包括為廿三條立法等。

建製派以大量人力物力動員支持者上街。通過社團聯會及鄉議局以金錢利誘動員，向每名參與者派發$200-500元的報酬，並贈送免費海鮮餐。亦有不少中資財團向員工施壓，要求他們上街；而親中學校亦組團帶學生充撐場面。當傳媒訪問參與者上街原因時，很多都答得胡裏胡塗。

與對待七一遊行截然不同，警察幾乎為親政府示威者開路，甚至縱容遊行人士到未封鎖的馬路上遊行，造成交通堵塞。相反在七一遊行時在交通安排上就諸多留難，更指控主辦單位的領頭車司機慢駛而將他逮捕。邐外，有親政府人士向人民力量反示威者擲雞蛋而誤中警員，但警方卻完全沒有追究。

建製派大動員

無疑這場是主權移交以來建製派最大規模的一次動員。參與遊行的建製派政客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張誌剛、新民黨葉劉淑儀、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等。而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都在遊行前高調簽名反對占中。

在7月至8月，建製陣營全力開動輿論機器，向占領中環運動作出反擊。反占中大聯盟在全港擺設400個街站，聲稱總共收集了150萬個簽名反對占中。這是建製派向六二二公投80萬人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1萬人遊行、千人占中預演（511名示威者被捕）所作出的回應。

無論中共及其屬下團體的動員手法如何醜態百出，這次可謂與反對陣營作出一次較量，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前，中央政府要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選票機器及上街機器，就如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所指，要確保特首選「零風險」，不僅要牢牢操控選舉結果，還要操控整個選舉過程，以免2012年的唐梁之爭翻版再現，曝露統治階級的內部權鬥。

未來群眾反抗愈趨激化時，建製陣營會更大力動員這些愛國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失控的危險，釀成「激進」的愛國群眾運動。

泛民回應蒼白無力

對於反占中遊行，占中領袖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尊重市民權利」，又強調占中是「迫不得已」才做。

因為八月人大決定公布在即，自七一遊行後，建製派發動了一連串的抹黑工程，旨在壓製占中運動的勢頭。中央政府顯然態度極為強硬，提出要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門檻極高。但是，泛民主派依然寄望與中央談判，哀求政府不要過於強硬而「扼殺談判空間」。民主黨、公民黨與民協等近日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後，語調非常溫和，沒有準備動員群眾反抗之勢。

此外，溫和泛民不斷淡化「公民提名」的議程，以更抽象的「國際標準」代替，而什麽是「國際標準」的普選並無明確定義。溫和泛民務求令群眾忘記公民提名，方便與中共日後談判妥協。

目前群眾普遍的反抗決心已經超越了泛民領導，因此泛民也十分畏怕與中共妥協會受群眾唾棄。如果人大決定將普選門檻「定死」，泛民因為害怕失去運動主導權而不得不發動一些抗議，但同時要削弱和壓製運動，避免與中央全面對抗。因此，近來溫和泛民有提及「局部占中」、「分批占中」、「流動占中」等光怪陸離的策略。

人大決定公布在即，社會主義行動繼續為占中和罷課運動竭力宣傳。罷課和占中可以作為運動的開始，繼而發展為罷工等更有力的抗爭，挑戰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和中港資本家。

《主場新聞》結業 － 論新媒體運動

網上媒體《主場新聞》創立不夠兩年，在7月26日突然宣布結束營運。創辦人蔡東豪於其網站僅留下一篇聲明，表示由於收支不平衡，以及受到政治打壓，決定正式結束運作。蔡又指，現時社會彌漫一片白色恐怖，令他和其家人感到恐懼及困擾，加上收支未平衡，唯有結業。

近年傳統主流媒體受盡打壓，《明報》被撤換總編，《商臺》李慧玲被解雇，《蘋果日報》被抽起廣告。網上媒體開拓了新空間，成為傳統媒體的暫時代替品。 《主場》平均每日「獨立瀏覽人次」有30萬人，是眾多網上媒體之冠，短時間內躍居為新聞自由的希望，其結業引發眾多讀者的同情。

蔡東豪主張普選可以維護商界的穩定，呼籲商界支持為普選占中。當然這只是烏托邦的主張。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表示關註事件，「主場新聞結束，可能與蔡東豪占中十子身份有關。」

《主場》資金主要來自《蘋果日報》資助

《主場》雖然沒有直接接收廣告贊助，但營運資金大部分來自蔡東豪與《蘋果日報》的合作計劃，實則上也擺脫不了市場製度的局限。自今年4月份，《蘋果》宣布削減5%開支預算，變相令《主場》收入大減。但對於蔡東豪一名年薪過千萬的富豪來說，《主場》的營運資金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真正令其結束《主場》新聞的原因更是其在內地龐大的生意。

據報道，蔡東豪是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去年度薪金、酬金連花紅為1066萬元。精電國際工廠設於大陸，蔡受到了當局的政治壓力，要求停止繼續製造反北京的輿論平臺。

員工不知情沒有遣散費

按照勞工法例，員工工作滿兩年可獲遣散費，但蔡東豪於兩周年的前兩日突然結束營業，事前只有知會其他創辦人，其16名員工全不知情，不少也是在「主場新聞」的網頁上看到蔡東豪的告別信才得知結業事件，所有員工到最後只能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遣散。

從此也看到「民主媒體」內部的不民主，只有掌握資本的人才有話事權。 《主場新聞》由一眾員工並無決策和知情權。

媒體不能依靠財團資本需要獨立民主公營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網媒還是逃不過利潤製度的製肘。至今網媒仍然未如傳統媒體般被財團全面操控，只是因為網媒生意尚未能為資本家賺大錢。但所謂「新媒體運動」發展下去時，大資本就會入侵這片「最後樂土」，親商建製的言論還是會大行其道。資本家首要關註的不是民主，而是追求利潤，不能依賴他們維護新聞自由。新媒體運動只是改變了資訊發布的形式，但資本家操控話言權的製度若不改變，長遠來說網媒領域絕不能獨善其身。

傳統媒體始終會占據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言論空間，如果以網媒作為代替品，而放棄在傳統媒體陣地上抗爭，只是積極的逃避。要徹底捍衛言論自由，對抗政治打壓，打破資本家壟斷輿論的局面，爭取真正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需要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人大常委為香港普選「落閘」

全國人大常委就普選框架「落閘」，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為親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無視民眾對普選的訴求。此舉形同清楚證明了一個殘酷現實：中共一黨專政下並不可能有真普選。北京不但落閘，更準備放狗咬人。

人大決定令公眾震驚、憤怒、絕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鬥爭若要前進，就需要一場群眾運動去引導社會上的憤怒。這場運動一定要包括罷課罷工、占領行動、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決定的提名程序的門檻比現時小圈子選舉的更高。連曾經提倡妥協方案的溫和派湯家驊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湯家驊與親中人士舉行政改論壇討論妥協方案，社會主義行動當時到場抗議。

人大決定的重點不僅在其內容，其強硬語調亦不可忽視。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準備香港會有事發生」。建製陣營猛烈抹黑民主勢力與占中運動，尤其最近幾個月指控其為「違法行為」。

「堅持占中只會頭破血流」

人大決定發表之際，當局發言人驟然改為強調「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借香港顛覆中國。這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交涉時從來都是商業利益行先，人權為後，根本不會關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中共獨裁者只讓「愛國人士」出選特首，正如美國也不會容許恐怖分子的首領擔任州長。陳佐洱在港臺節目更表示，如果堅持占中「只會是頭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發表過同類言論。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不免面臨攤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資源」（即國家鎮壓力量，包括解放軍）去應對危機，這闡述了人大常委強硬立場背後的「戰略意義」。

《環時》8月26日的社評指：「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人大決定等同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中共似乎計算到之前與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泛民）的所謂「對話」已再無價值，現在是他們擺出強者姿態，在香港重新樹立權威。北京可能預計不免會有一些抗議發生，但他們有信心將其抑製，並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鬥爭敗退。這些舉行無疑反映出中共政權深陷危機，激烈權鬥正在進行。習近平需要展示其「強人」作風。

張德江等官員表示，當局已經準備鎮壓，由大規模逮捕清場，以至檢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動分子及公眾人物。這戰略可以惹來反彈，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大批港人長期僵持不下。

歷史性的挑戰

北京不僅想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開始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打壓新聞自由，從而恫嚇並打壓批評政府人士。最近資助並動員反占中等親政府「示威軍」，當然據稱的19萬反占中遊行人士只是收錢的臨記，並非親政府的真正勢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動這些反革命措施，他們會繼而步步進迫，試嘗重推廿三條國安法，並對香港強加其他政治束縛。

因此，最近的事件為中港的民主鬥爭帶來歷史性的嚴峻挑戰。當務之急是要有果斷而有力的回應－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去挑戰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並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場民主運動的輿論反擊。然而，為了這場反抗運動得以勝利，必須從最近的鬥爭經驗中汲取教訓，當中曝露了泛民領袖在綱領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他們偏好妥協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眾鬥爭去公開挑戰獨裁統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們政治及策略上親近溫和泛民，不斷拖延發動占中，令運動的民氣不斷消耗，寄望於與港府及北京達成協議，但最後也不能說服北京不落閘。相反，他們一直拖延而導致錯失了建設運動的時間，而單單空談占中去威嚇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對八九時的回憶，當時的危險幾乎令中共失去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貫批評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發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線。我們強調若果要取得勝利，要打倒獨裁政權而不只搞一場象征性的抗議，占領只是運動開始的一塊跳板，讓運動升級至真正的群眾運動，包括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元素。這連系至建立群眾組織，尤其是戰鬥性的工會及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民主鬥爭賦予經濟實力及政治領導。要拉闊民運戰線，從而取得中國群眾的回響，就是要令民主運動走向反資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民主訴求連系至需要消滅貧窮、長工時及高樓價等民生問題。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場論壇說：「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製著香港的命運。」他這樣說是為了合理化構成提委會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敵視占領中環，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會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家對民主的態度。

「我們被騙了」

前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表達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見：「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騙，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一路以來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實普選的承諾。期望獨裁者去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是荒謬的。可惜，泛民領袖的綱領和政策正是以此為前題的。在歷史上，民主權利都是直接間接通過反獨裁的革命性鬥爭中贏回來的。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在1917年革命前並沒有普選權，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後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歐洲資本菁英害怕革命會蔓延至他們的國家，才在民主權利上作出退讓。

今天我們所需的是推倒一黨專政的戰略，這戰略是建基於香港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群眾抗爭。如果沒有這場鬥爭，尤其如果沒有面向中國受盡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單靠香港單方面的鬥爭是不能贏得民主訴求。

由於泛民領袖不願抗爭，香港「本土派」在這一片失望與沮喪中冒起，但他們並不明白這一現實。溫和泛民相信香港單獨與中共獨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則認為可以單靠香港與獨裁者對抗，其實只是同一錯誤的兩面，都無視中國當權菁英與工人群眾的截然對立。本土派種族主義的言論是團結兩地群眾反對中共的障礙，而兩地群眾團結抗爭是唯一出路。同時，人大決定及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免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獨，而本土派可以從這情緒中收割政治資本。

泛民主派誇大了中共對改革的空口承諾的價值，為他們的騙局作掩護。正如李柱銘所言，這一次又一次發生。

運動若要向前走，就必須放棄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讓。在人大決定公布後，顯然至少在基層活動分子、工人與青年之間，愈來愈多人終結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讓步可能會贏得一些民意，乍看起來現在它寸步不讓的取態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邏輯的，因為它害怕若果未來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製，將會波及全中國，有可能威脅獨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罷！

中共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領導威迫利誘，從而令泛民陣營分裂。溫和派害怕群眾鬥爭，更特別害怕占領運動會失去他們控製，中共期望這會向泛民造成壓力而倒戈支持政府。雖然最有機會叛變的民主黨對人大決定深表震驚，但不能排除他們日後會倒戈。教協立法會議員、溫和派代表葉建源坦承評人大決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黨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

對北京來說，似乎要準備出動Plan B。如果泛民沒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決了政改方案，北京就會將責任推向泛民，指控他們阻礙落實普選的進程雲雲。

這會造成民怨爆發，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造成政府嚴重的統治危機。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選可能會有大規模杯葛運動，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機

面對人大決定的結果，溫和泛民完全沒有預見這一情況，因而陷入了震驚與絕望。但這震驚不必令他們反省。雖然在本文撰寫之時，泛民領袖在群眾壓力下強烈譴責人大決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銳的政治兩極化，而令寄望於當權者賜予政改的所謂「中間道路」愈來愈窄。溫和派代表的湯家驊指溫和民主派在港從政「無路行」。

未來幾個月，中共會向這批政客施加心理壓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從而防止這場「歷史性危機」。北京威脅如果政府方案被否決，香港未來十年都不會有普選。因此，現在只有群眾由下而上的壓力才能保證溫和派不會重犯2010的錯誤，讓政府通過方案。現在需要發起一場運動去鞏固關鍵的反對票，通過要求溫和派議員簽署承諾書，向他們施加壓力。

激進勢力，例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希望再來一次「變相公投」，通過議員辭職去促發一場全港的補選。如果這可與切實的群眾運動配合起來，可以向溫和派施加最大壓力，迫他們否決假普選，成為鬥爭的重要平臺。

雖然很多活動分子希望並假設人大決定會是占中的開始，但占中領袖面對鬥爭時一再表現得猶豫不決。戴耀廷現在提出「持續長期」、「一波又一波抗爭」的公民抗命。這本身不是錯誤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為掩飾自己無心行動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議只會消耗民氣。

社會主義行動從沒講過占領是唯一或主要鬥爭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開始，我們認為占領可以是一個開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體行動，例如由學校罷課開始，繼而推動罷工。我們亦解釋到無限期的占領運動是十分難以持續的。從美國、西班牙、希臘以至其他國家中占領運動的實際經驗，就可看到這一點。

組織起來　罷課罷工

現在民主鬥爭的一個極為正面的發展是，愈來愈多團體開始提出大學中學罷課（包括學聯），社義行動一直竭力倡議這抗爭方法。有組織的全港罷課，可以有力的指出鬥爭的前路。雖然歷史上工人組織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罷工很少發生，但學生的罷課可以掀起工作場所的罷工發生，而罷工是勝利的關鍵。

社義行動正於中學大學為建設罷課奮鬥，強調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委員會，集體行動。有部分人認為讓個別學生「走堂」，或者由學系從上而上去領導一場被動的罷課，會是較易走而避免沖突的方法，但鬥爭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規模集體行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戰鬥性組織。

人大決定打破了談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協派，令社會上政治兩極化起來，為中港的民主鬥爭揭開新一頁。在這形勢，革命與反革命的元素都顯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將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貪汙專製的資本主義。

群眾抗爭激化　揭露警察鎮壓本質

近年來，香港發生越來越多政治檢控、政治審判、警察選擇性執法、暴力濫權等事件，六月份，警察在立法會的反新界東北集會中，動用反黑組將示威者拘捕並私下毆打和淩辱；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因為三年前示威而被判入獄一個月；七一大遊行，五十多萬人上街，警察在翌日清晨拘捕511位預演占中的和平學生和民眾，並在數日後拘捕遊行主辦單位的五名成員，作秋後算帳。

這些政治打壓令普羅大眾對警察的角色產生更多不信任和反感。在反新界東北的立法會示威後的一份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凈值，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只有36%。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和違法手段恐嚇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政府運動。

預演占中當日511人被捕97年以來最多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晨，拘捕共511名在中環遮打道參與占中預演的和平靜坐示威者，這個數字是自97年主權移交以來，不單破了單日被拘捕示威者的記錄，更是除05年反世貿示威外因遊行集會而被拘捕的最高全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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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集會被捕人數：
2010：57
2011：444
2012：56
（單日）2014年7月1日：5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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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月2日當天侵犯人權的行為令人發指。示威者被拘捕後需留在旅遊巴上，然後被帶到黃竹坑警察學院，必須留在的狹窄座位好幾小時，多個小時不被允許飲食或上廁所。筆者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當日我便親眼見證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在旅遊巴上要求去洗手間而多次被拒，擾攘約一小時才讓她下車。警方又阻止律師與被捕人士見面，被捕人士不準使用手提電話。警察不但侵犯最基本的權利，並且違反了警察內部守則。

不但是7月2日的511人被捕，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的民陣成員，在遊行數天後被捕，這是自03年有七一遊行以來從未試過的，他們涉嫌的罪行包括「公眾遊行組織者沒有遵從警務人員所發出的指示」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警方表示他們令遊行「走得太慢」。

七月二日被捕的511人中，有25人被控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保釋後定期到警署報到，但警方要求延長保釋期，其中十六人不滿，將會拒絕保釋，改為要求即時檢控或無條件釋放。

香港警察「公安化」　暴力毆打示威者

在六月反對新界東北的集會中，警察在立法會外擡走190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當日警察動用了「反黑組」 －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來處理示威者！反黑組警員在警車上將燈關上，對被捕的示威者毆打、「吐口水」、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預演占中」，但實際上，預演占中的卻是警察！

指示威者「尋釁滋事」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在七一遊行後，發聲明批評遊行有人製造混亂，並首次在正式聲明中使用只有大陸公安才使用的名詞，將和平示威者說成是「尋釁滋事」。

尋釁滋事罪是中國刑法（第293條）下的罪行，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維權人士如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內地維權律師浦誌強就是被內地公安以「尋釁滋事」的惡法將其拘留。該罪名指：1.隨意打人；2.追逐、辱罵他人；3.強拿或損毀、占用公私財物；4.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此罪名現被香港警察用作公開聲明，反映日後警隊作風將更強硬，將內地公安打壓異見人士的手段在香港恒常化。

香港警察世界第五多開支龐大

香港警隊人數眾多，成為全球警力最高的五強地區之一，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本港每10萬人口有約450名警察，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中屬第五高，比哈薩克在亞洲區更屬最高，比例較新加坡多近兩倍。香港警隊整個部門的人手編製接近3萬人，另外還有數千人屬於輔助警察隊。但警隊人數每年仍然不斷上升，公帑開支一樣上升，每年政府開支百多億元，2013年警隊開支為146億元，本年的預算開支是155億，其中「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比例占最大，而且近年更大幅增加，翻查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維持社會治安」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1.5%，達22億！

——–
警隊每年財政支出
2008：115億
2012：138億
2013：1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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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警方、入境和海關更突然增設助理職位的臨時工，其中警方短期內以時薪聘請退休員佐級人員擔任新設的警署助理以應付占中。這些屬於人民的錢，本應用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之上，政府對此一毛不拔，但卻每年增加這些「維穩費用」開支。

中國的維穩開支超出軍費開支，超過8千億人民幣。實際上，各國統治階級亦在面臨同樣情況，面對著社會危機，群眾運動四起，資產階級不得不利用更大力度的鎮壓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私有財產，在巴西，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示威要求基本的住屋，醫療和教育權利，政府卻動用警察鎮壓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和罷工，花高達8億美元，動用17萬軍警在世界杯期間維穩。美國警察在占領華爾街運中也暴力清場。

警察作為政府和統治菁英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將會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去鎮壓群眾抗爭。而且隨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政治局勢越趨尖銳化，貧窮、房屋、物價等民生問題沒有解決，資本家依賴不民主的議會製度通過打擊普羅大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共獨裁對於普選的承諾又一次次地落空，這導致群眾運動激化，統治者不得不動用更強硬的鎮壓手法來維持「穩定」，這便進一步揭露了警察作為國家機器鎮壓群眾抗爭的本質。

反抗運動需要有組織、有紀律

中共獨裁及香港政府很明顯不會在普選的抗爭上作出任何讓步，而現時政府建製已為對付可能隨時發動的占領中環作出準備，可以預見，統治者已準備在未來加大警察的暴力和政治檢控等打壓，所以我們急切需要的，是討論如何對抗警察的暴力和如何保衛這場運動。可惜的是，面對著國家鎮壓靜坐示威者，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不但沒有譴責警察暴力，捍衛那些勇於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相反地，戴耀廷更反過來贊揚警察「盡忠職守及克製的專業態度」！

我們強烈譴責警察的暴力、濫權和政治檢控。我們支持在群眾運動中組織起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群眾運動都需要民主組織的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共同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現時迫在眉切的，是建立起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公安化」的運動，我們非常歡迎民陣發起的聲援511名示威者的遊行，這將號召更多願意鬥爭的人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警察需由社區民主控製

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國家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目的是為了打壓工人、社運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製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全港大罷課：分析罷課形勢，如何組織？

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關鍵時刻，八月分是抹黑中傷的一個月，建製派大灑金錢動員反占中的宣傳，在各區大規模組織街站，並於8月17日舉辦遊行，將領占領中環說成是「極端暴力」。

7月底，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表示，若果八月底的人大決定否決公民提名，或者會發起罷課行動。這是民主運動廿年來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過往的鬥爭手法最多只是遊行集會，而罷課將會是更有組織、更有效的抗爭手法。若果以正確的方法發動罷課，將造成震撼的輿論效果，將香港民運的群眾組織力提升至另一​​層次。

社會主義行動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這一推動罷課的組織。我們提出組織罷課的方法，並吸引學生率先行動，再向學生會及校方施加壓力，從而推動罷課。固然我們並非龐大的群眾組織，而大學及中學罷課始終需要由學聯及教協發動。但我們提出罷課所需要的組織方法及策略，並以一些學生開始做帶頭效應，可以影響及強化罷課。

如何組織罷課？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在8月9日我們的首次罷課義工會議上，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韓連山表示：「1973年教師的反減薪罷教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真的能癱瘓教育製度。」

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民主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不同於現時學聯主要依靠聯絡教授或院方，而希望對方可以允許一段罷課日子，但欠缺在學生之間進行組織宣傳。

全港大罷課行動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具體的組織步驟在末段談及。

罷課的日子、策略

罷課要向政府構成壓力，選擇的日子會是關鍵。有傳學聯考慮於9月第一個星期罷課，全港大罷課行動對於這個日子極有保留。因為9月第一個星期正式教學多數尚未開始，罷課並不能達致癱瘓教育製度的效果。

罷課應該設定為正式教學的時期，才能真正中斷課程。而且發動罷課的前一天與翌日一定不可以是假期。因為如果前一天是假期，很多學生只會是消極的休假多一天，而難以號召他們回校積極集會。而如果罷課翌日為假期，就會打斷罷課開始的勢頭。

此外，學聯講過有可能會罷課一星期。以此為目標是好事，但應該先以一天罷課為開始向政府發出警告，然後經過民主商討再作決定課。因為持續多天的罷課會開始涉及更復雜的問題，例如教師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解雇而不願支持，或者學生受到校方政治打壓等問題，都需要嚴謹處理才能避免被敵人打擊。

所以，在罷工罷課經驗較豐富的歐洲國家，都以罷課／罷工一天為開始，造成時勢後進而決定後續行動。

民主決策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不能單靠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這樣，運動才不會感到疲累（「疲累」是2012年反國教大聯盟解散占領政總運動的解釋）。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提出看似讓步的方案，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生運動中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是否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條件。

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學聯正在組織罷課，為什麽要發起一個「全港大罷課行動」？

目前，全港大罷課行動是支持罷課的壓力團體。學聯與學民思潮宣布罷課固然值得鼓舞，但若果不以由下而上、紮實組織及具代表性的方法推行罷課運動，將會削弱抗命的效果。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指，未有罷課時間表和行動方案，仍在聯絡大學教授和組織工作，這實在令人著急。

因此，我們提出罷課運動所需要的組織方法，但需要學聯等大規模的學生組織全面支持，才可以全盤實現。相比於空談，我們先實踐自己的方法，希望得到初步的成功成為示範效應，從而令學聯或各校的學生會采納我們提出的罷課模式。

罷課的下一步是什麽？

罷課若果成功，社會風潮會得以改變，從而鼓動工人罷課或市民發起占領中環。正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宣布罷課的記者會上講過，希望罷課可以鼓勵工人罷工。工人有經濟實權，政治罷工將會非常有效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由零開始在學校建立組織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

1. 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 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一開始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 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lunchtime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 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呼籲其他學系同學也組織自己的罷課委員會

5. 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召開記者會，呼籲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如果你的罷課委員會吸引到同學一定回響，你已經成功了一半，接下來就是設定一個罷課日期，公開呼籲學生會支持

全港大罷課行動鼓勵學生自我組織起來，得到宣傳的成效後，可以向學生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采取我們的罷課模式，鼓動全部學系成立罷課委員會。

校方會支持還是打壓？

對於校方支持罷課，我們不能寄予厚望，相反，只有在學生之間造成罷課的聲勢時，校方才會有機會妥協。在2012年我們組織「罷課抗洗腦」的經驗裏，很多學生受到校方嚴厲打壓。因為愈高級的校方人員就愈受到建製方面的壓力，所以就會愈保守。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以上僅為行動概要，行動的實踐需要持續研究和討論。讓我們掃除障礙，發起罷課運動，打倒梁振英！

香港：戴耀廷發表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的懷疑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蕩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占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占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占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占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占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布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占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占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占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占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占中。」現在，占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占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占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占中領袖想可能將占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征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占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占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占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占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占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淩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布後令群情洶湧，如果占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占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占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占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占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占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占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裏，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臺），脫離群眾的抗爭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製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製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製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

非「三堆一爐」不可？

香港現時每日棄置九千噸廢物，這些廢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等三個堆填區處理，而這三個堆填區亦將於2015、2017、2019年相繼飽和。現時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擴大三個堆填區及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但受到群眾大力反對。在爭議持續的情況下，廢物處理飽和的危機卻日復一日地迫近，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源頭」在哪？

對於解決都市廢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從源頭著手，減少廢物的產生。但不論現時政府日以繼夜鋪天蓋地地宣傳所謂的「源頭減廢」抑或呼籲「惜食」減少廚余都不過是將產生廢物的責任推諉於個人，這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廢物問題，更為真正的廢物源頭扯起一塊巨大的遮羞布。
誠然，作為個體理應負擔起減廢的責任，筆者就在工作場所帶動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但放到社會層面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宣傳卻是把資本企業的責任轉嫁往群眾個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廢物的產生是由於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費產品設計，甚至提高損耗率故意降低產品的使用壽命，縮短消費者的消費周期而從中獲利。

同時，根據環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的數據指出，自二零零七年開始，工商業廢物公噸數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長，而家居廢物公噸數則每年平均下降5.7%（圖表1）。再者，由於不少工商業廢物處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過程中被統計為家居廢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數廢物的源頭實是於資本家而非個人！

需要民主決策解決方案

香港的都市廢物問題的確需要一個迫切的解決方案，但擴建堆填區只不過是飲鴆止渴。堆填區再大，終有飽和之日，屆時難道又再將其沒完沒了地擴建？焚化爐似乎是唯一一個合理選擇。過往焚化爐由於會產生極大的汙染和致癌物二惡英而令人聞之色變，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現時的焚化技術多采用高溫燃燒室、空氣洗滌系統等，幾乎已過濾所有二惡英。如在美國全國87座焚化爐，每年只排放10克二惡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減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溫處理技術加外海垃圾島的方案。

政府現時的焚化爐計劃問題出於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讓民眾參與和了解決策的製定和內容，無法改變民眾對焚化設備的壞印象，令政策陷於僵局。而無論任何更先進的處理垃圾政策，都應該有民主選舉的居民委員會共同商議並決策，而非政府在議會強硬通過！

企業的源頭減廢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資本家為從浪費型消費市場中獲利而負上主要的責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綱》已提及生產者責任製，但至現時已近十年卻仍只聞樓梯響。生產者責任製要求生產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負上廢物生產的責任，要求他們在生產和設計產品時更符合環保原則、減少不必要的包裝，以及令產品具體高維修性和可重復使用等，並對固意浪費的企業廠商征收高額的懲罰性稅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為資本家的服務機關，絕不敢動財團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實施這些政策，就必然要將企業民主公營化，並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資本家對經濟政策的控製。

由於環保事業難以產生利潤，尤其在極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社會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應該全面公營城市的環保事業，大幅增加環保的開支，才能令環保業興旺起來，製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資源回收計劃。相反，撒手交予私人營運，令大量本可回收減廢的物品因無利可圖，從而變成掩埋在堆填區內的「純粹廢物」。環境破壞造成的社會代價不會計算入企業支出或國家生產總值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本身就迫使社會走向環境汙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資本家為了縮短利率周期，設計並生產了大量容易損壞、不可修復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時尚而棄置尚未損壞的產品，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棄置這一個過程中製造了環境災難。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補政策或可挽救該區的環境於一時，但對全局而言卻甚至遠遠談不上「杯水車薪」，就如同香港實施膠袋征費計劃一般，筆者早就指出這或者可以稍為減少香港一地的膠袋廢物產生量。但更長遠而言，因為膠袋的供應量是建基於利潤而非需求，而精煉塑膠原料的石油壟斷企業往往可以操控這些供應，因此塑膠原料產量絕不會因此而減少。

反對「三堆一爐」議案

立法會在今次會期結束前，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三堆一爐」方案暫時未能通過，但在10月議案再審議時，功能組別必為這個可恥的方案保駕護航，屆時全港居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和環境而抗爭！我們在關註香港的廢物政策同時，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最終的「源頭」就是奢靡浪費的資本主義本身！

標準工時立法拉鋸

去年香港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並表示三年內提交報告。首階段公眾諮詢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完結，一如過去最低工資的立法鬥爭一樣，本地資本家紛紛兇相畢露，群起抹黑標準工時，意圖維護其剝削地位。

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卻一直沒有任何法律規管工作時間，那怕在全亞洲各國之中，也僅有緬甸沒有工時規管法例。相比其他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日本和南韓分別在1997和2011年將每周標準工時減至40小時，而臺灣亦於2000年將工時由每周48小時減至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踐起來時資本家往往「走數」，沒有工人階級的持續鬥爭這些法律都是一紙空談。

反觀香港，在缺乏標準工時的保障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指出，工人平均工作時數為年周52.2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4.6小時，而且加班工作缺乏額外薪金補貼更是常態，形同變相減薪，損害工人的經濟權利和健康。

現時，香港有多達34萬打工仔要無償加班，平均每周8小時，單是加班補水費用就高達141億元。筆者的工作在繁忙季節需長時間加班而且連續兩個月沒有假日，平均每周工作超過66小時，雖有加班補貼，但連續長時間的工作對個人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標準工時對筆者而言本身就相當重要。

曾參與去年貨櫃碼頭罷工的何生抱怨道，現在碼頭的長工時問題毫無改善，因為工作浮動，有時更要突然加班。他是塔機操作員，每更工作12小時，有時要由早上8時工作至晚上11時半，雖然中間有休息時間，但都要留在碼頭內，無法處理私人生活事情。此外，1個月只有4天假期，工作是高度專註和集中的，疲勞工作很容易釀成意外。

塔機內的設備破舊，令很多機手坐姿不好，加上長時間工作，造成腰骨、頸椎和手的勞損。最近就有一位籠門操作機手，腰骨勞損至無法繼續工作，現正申請向公司索償。

在標時委員會諮詢會裏，資本家抹黑標準工時是伎倆和措辭不過是令人發笑的謊言。諸如物價上漲、企業裁員撤資、失業率飆升等，在最低工資立法時的恐嚇再一次被用於抹黑標準工時。有清潔公司老板預言商家在立法後將大規模裁員，失業市民勢必上街抗議，「到時可能唔止51萬，而系500萬人」。

人力資源公司代表則稱最低工資已導致「出街食個雙拼飯要八、九十蚊」，將通脹問題歸咎於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香港工人階級早晚會認識甚至親身體到這些謊言的破產，老板們歇斯底裏的吼叫只能自欺。

在缺乏民主權利的環境下，香港政府一直赤裸裸地推行著親商政策。顯然而見的是，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心推動標準工時立法，所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全數委員由梁所委任，根本不具有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劉展灝在一個諮詢會上公然稱「員工就系做莊，老板就系做閑」，而劉展灝本身作為運年表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及創辦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卻身兼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強製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可見這些所謂的「勞工委員會」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另一方面標準工時的立法報告更要長達三年才提交予立法會。整個過程猶如復製一個滿清皇族內閣立憲的騙局！

我們很清楚，標準工時是香港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要一環，即使諮詢期完結，資本家對它的攻擊只會更為兇狠，工人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必需準備為此而團結鬥爭。因為就如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永遠會長馮秉孝稱：「標準工時不應由工人階級倡議，再由政府立法製訂。」

今年五月，在美國150個城市裏，快餐連鎖店工人罷工示威，爭取提高最低工資，最後在西雅圖成功爭取到15美元的最低工資，運動勢會蔓延至其他地區。而社會主義行動在美國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替代」的西雅圖市議員Kshama Sawant在運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與香港一樣沒有深厚的工運傳統，而且工作零散化令工人階級組織困難，這個城功例如可作為借鏡。香港工人現在就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強化工人階級的團結，準備向資本家還擊。 需要有認真的組織和準備，才可以在與雇主公開的鬥爭中勝利。大規模招募未被組織的行業，例如飲食業和快餐店工人，並組織抗議爭取廣泛社區的聲援。年輕工人在這場鬥爭是關鍵所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方和資方之間唯一的「共識」就是階級鬥爭！

700救生員發起罷工　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

九月九日中秋節假期，香港救生員發起罷工，這是繼上月初400名救生員罷工後，港九拯溺員工會再次發動罷工，超過700名救生員參與。他們早上於尖沙嘴跳海遊泳抗議，中午由文化中心遊行至九龍公園集會。他們高喊「脫離技工、還我專業」，「人手唔夠，危害泳客」口號，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以及要求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

今天的罷工行動令全港9個公眾泳池需要關閉，20個泳池局部開放。另外有13個泳灘因為救生員不足懸掛紅旗，顯示工人的力量。可是，康文署沒有正視救生員訴求，更回應表示「呼籲罷工同事盡快返回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專業的救生服務」，回避救生員長期不足問題，妄顧人命的正是康文署！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及采訪。

人手嚴重不足　康文署漠視公眾安全

現年30歲，入行已超過10年的姚生參與罷工，他認為，救生員是專業工作，但職業卻被歸類為技工，工資比郵差更低，希望爭取加薪。另一方面，他感到泳池長期人手不足，尤其是6至8月的暑假旺季，以及近期內地泳客增加，令他們工作量增加，一個標準泳池需要4至6人當值，但現時只有3至4人。

姚生曾參加2004年的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把兼職救生員的工資由11,000元削減至8,300元，該次罷工成功令政府取消這安排。

他認為，康文署長期沒有聆聽及註重救生員的訴求，希望這次罷工能爭取改變。

救生員多為男性，今天的集會也有數位女救生員參與。20歲的陳小姐入行數個月，也感到人手不足的問題嚴重，「政府削減救生員人數，但同時香港的公共泳池增加了很多，人手非常不足，如有人請病假，我們的工作量更大增，休息時間完全不夠」。

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

25歲的鄭生在06年入行至今，他表示，救生員需要經常考章，例如銅章、急救牌、沙灘及泳池救生章等，每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兼職救生員，更要付數千元的考試費。

工會指，收集現場救生員意見後，發現98%贊成若署方不回應訴求，支持發動罷工3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罷工行動及救生員合理的訴求。今次罷工是繼上月400名救生員罷工後再次發動的行動，參與人數大幅增加，全港約有1100名長工救生員，今天700人參與罷工是非常成功的動員。

香港民主鬥爭面臨重大考驗

8月31日，中國政府為香港未來的選舉加設了非常嚴謹的規定。這對民主鬥爭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將會被獨裁政府操控。他們強加了一個伊朗式的提名委員會，只有親中共傀儡才可參選。我們一直在抗議，香港也有大型示威，要求『公民提名』，讓人人都可參選，但北京誓死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是一個由中共控製的偽民主國會，最近頒布了決定。現時香港特首由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人大決定意味著選委會會變成未來的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是1,200人的菁英機構，當中主要是親中共的有錢權貴。這模式讓中共100%全權控製。選民只能在爛蘋果丶爛橙和爛蕉之間揀一個！」

在香港的人有何反應？

「公眾非常憤怒甚至震驚。學生準備罷課一星期，也有占領市中心的計劃（占領中環）。群眾都非常沮喪，因為為民主普選權利的鬥爭從英殖時代開始，已經持續了超過30年。」

「今日，情況實際上是倒退了。媒體愈來愈受控製，警察更強硬對付示威者，中共愈來愈加大對政製的控製。所以，整個大勢是北京收回香港僅有的民主權利，這些權利過往是通過群眾壓力贏得的，北京的決定是當中的一部分。」

「從中也可見到民主派領袖在政策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香港有名為大規模抗議的城市，有些遊行超過50萬人參加。但這還是未能爭取到民主選舉。我們曾解釋過，獨裁者不會被『說服』或受壓而允許民主，因為他們是獨裁者，他們想全面控製。」

「當然，如果北京面對足夠的群眾壓力，是可以作出一些讓步。但任何讓步都不可以過界，不可以削弱他們的權力和控製力。在2003年，政府撤回違反民意的廿三條國安法，成為了抗議運動中重要的勝利。但這與今天形勢不同，當年他們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威脅。但如果他們接受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他們害怕任何不受其控製的人當選，而在群眾壓力下這點造成與北京的沖突。這可以造成在中國的連鎖效應，令人民有膽公開挑戰這個獨裁製度。」

那麼這是否代表沒有可能打倒中共？

「不是這個意思。所需要的是群眾鬥爭去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共控製下並不會有民主選舉，這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我們從一開始就這樣說。香港的鬥爭可以是催化劑，但需要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但這顯然不是泛民領袖的戰略和路線，他們寄望於與中共妥協。他們視香港的群眾抗議為談判的籌碼。我們經常講這是不足夠的，對中共這一個政權來說是不足夠。人大決定就證明了這一點。」

你提出甚麼替代方案？

「我們支持所有群眾抗爭的建議，例如罷課。事實上，社會主義行動是香港第一個提出罷課的組織，我們在幾年前已經提出，但其他組織認為這訴求太過『激進』，或者不明白罷課的潛在力，因而不願意支持。我們支持占領，盡管我們強調占領只能作為運動的跳板，然後將行動升級。運動不僅限於在香港發生，也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從來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這樣會激怒中共而令一切的談判破裂。」

「占領中環可能即將發生，問題是它會以甚麼形式進行。占中的領袖現在不斷提出『一波又一波』的抗爭和『長期』抗爭的字眼。實際上，這三十年以來已經是『長期』抗爭，占領之所以得到群眾支持，是因為群眾已經理解到『一波又一波』的遊行集會已經不能改變現況。我們認為，占中領袖已經拖延太久，因此中共政府才擺出強硬姿態。

正如我們一早提出過，若果占中一早開始是可以真的動搖政府，可以成為運動升級至罷工罷課等群眾抗爭的跳板。現時我們可以做的是由下而上建立運動，例如在學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將罷委會蔓延至工作場所。這場運動需要民主，不只是幾個自我欽點的領袖指揮群眾。」

社會主義者在這場民主鬥爭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支持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局部的，這可以令工人階級處於較大優勢去在爭取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丶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40小時，結束外判製度等等。我們警告，香港及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不會支持民主改革，而是反對民主權利，即使只是泛民領袖所提倡的『國際標準』。而我們則指出歐美的例子遠遠還不是民主製度。資本家支持中共獨裁者，因為中共保衛他們的利潤，而且一直與他們有良好的商業來往。中港的狀況正好印證了托洛斯基是對的，他的不斷革命論指出，在殖民地及前殖民地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是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香港資產階級『反對派』軟弱無能，且在政治上迎合中共獨裁者，就正好顯示了這一點。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是香港及中國的工人階級。我們為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奮鬥，這個黨必須將革命的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資本主義的需要。這些訴求包括廢除獨裁者的不民主控製，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以全面民主的真正人民議會取代香港現時的橡皮圖章立法會。這議會有權接管大企業及銀行，提升工人工資，包括目前非常低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加醫療及公共服務的投資。」

學生罷課前瞻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大專生宣布9月22日罷課一星期。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目前有15間大專院校表態支持，而中學生亦正在推動罷課。自1973年以來香港都沒有大規模的罷課，今次是將民主運動升級的重要一步。罷課是比過往遊行集會更進取的抗爭摸式，將可以對政府發出強烈的訊號，引起全世界民眾的關註。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了40萬人上街遊行。

由於香港中學生只有像學民思潮般的民間團體，欠缺學生的群眾組織，要發起真正的集體罷課可謂舉步維艱。此外，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袖被民主黨政客主導，目前對發動罷教仍然拖拖拉拉不肯回應。

反占中大聯盟的周融近日發起舉報中學生策動罷課的熱線，從而向校方及組織罷課施加壓力。可見，反占中行動背後的目的並不是所謂「保和平」而針對所謂的「激進違法行動」，而是要攻擊一切支持民主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竭力推動罷課，作為群眾運動升級的重要手段。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中共一黨專政底下香港並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全國群眾都起來抗爭，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

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罷課的下一步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顯然不足以拉倒人大決定。學聯也表示將會準備行動升級。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人大決定公布後，民主派的溫和談判路線正式宣告破產，並證明了單靠香港一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挑戰整個中國的一黨專政。香港學生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的群眾也為民主權利反抗。在罷課期間，學生可以。以目前內地的狀況，即使未必能鼓起內地學生罷課反專製，但這是加強兩地群眾鬥爭的連結。

學生及年輕人往往是掀起群眾運動的先頭部隊，讓學生團結起來，繼而將行動升級，反對假普選，挑戰梁振英政府及一黨專政。

中學生發起遊行　支持罷課反假普選

9月19日，廿多名「全港大罷課行動」中學罷課委員會（將軍澳區）的中學生，於午飯時間發起遊行，由天主教鳴遠中學遊行至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呼籲全港中學生站出來，參加9月26日罷課。他們沿途高喊「926！大罷課！」、「人大不代表我」、「不要假普選」、「我有權罷課，毋須校方批準」等口號。遊行學生在校服貼上「全港大罷課」貼紙遮蓋校徽，喻意校方打壓學生宣傳罷課。

無懼校方打壓　呼籲926中學大罷課

就讀中五的慕德中學代表黃同學表示，在校內宣傳罷課時，受到校方施加壓力，曾經被召見與校長單獨會談施壓，又禁止在校內派發立場的宣傳單張，連在校外也禁止穿著校服宣傳罷課。他認為不合理，「學生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均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聲音，校方無權打壓學生。」

鳴遠中學罷委會代表阿King則指，由於學校與民建聯關系緊密，打壓尤其嚴重，他曾被拉進副校長室施壓，小息時用揚聲器宣傳罷課時被老師阻止。他又指在校外派發宣傳罷課的傳單時，老師禁止他穿著校服，他和同學被迫脫下校服繼續宣傳。他指，這次遊行是要求校方停止打壓學生宣傳罷課，還我校園民主。今天遊行開始前，學生均用罷課貼紙蓋過校章。

「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呼籲中學生在各自的學校自發組織罷課委員會，以集體行動抗爭。如任何學生受到校方打壓，可向傳媒揭露，並動員其他學校的罷委會發起聲援行動抗議。她表示，教協作為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應站出來公開支持中學生罷課，並呼籲教師罷教，強化罷課運動。

不要假普選　罷課抗爭　打倒中共專政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拒絕中共篩選的假普選，大專生9月22日罷課一星期，中學生亦會於9月26日罷課一天。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這將會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罷課會產生示範效應，掀起新一波的抗爭行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50萬人上街遊行。

罷課的下一步 –呼籲罷教、罷工、占領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後，行動必須持續升級。罷課會成為整場民主抗爭的風眼點，如果在罷課期間召開抗爭大會，呼籲所有反假普選的團體和人士，討論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包括占領行動、罷交稅、罷工等公民抗命運動，將可以燃起各處的抗爭之火。 罷課支持者若果呼籲教師罷教，可以令中學罷課更為徹底有力。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導層被民主黨政客主導，教協甚至表示不鼓勵中學生罷課。

由於工會領袖立場軟弱，令教師欠缺了團結的力量，即使教師心裏支持罷課也不敢單獨出來表態。罷課學生可以公開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要求他們發動教師罷教，承擔起工會應有的責任。 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在太陽花學運裏，即使很多親建製工會的立場靠攏國民黨政府，但在學生公開呼籲工人罷工後，也獲得了一些工會的響應。香港罷課的學生若果呼籲罷工，將會發出強烈的訊息，令香港工人階級意識到民主運動與自己的緊密關系。

打倒一黨專政　連結內地抗爭

在獨裁的國度裏，統治者絕不會讓香港一城擁有真正的民主，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促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共全力打壓香港的普選權，因為若果香港有自由選舉，會造成示範效應，令中國其他省分的群眾都會要求有權選舉領導。繼622香港80萬人參與電子公投，支持公民提名後，澳門人也仿效香港，內地湖南人民表示「香港有公投，湖南也要公投」，可見民主運動在兩岸三地的連鎖效應。 盡管內地生罷課比香港學生面臨更大的風險，今次的罷課運動仍然獲得不少在港的內地生響應，可見內地學生非常關註中港的民主。香港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群眾為民主權利反抗中共專政。

近年，內地學生罷課運動崛興，多場反環境汙染的運動中都是以學生的罷課作為骨幹。 如果香港罷課的學生公開呼籲內地學生也罷課爭取民主，並向內地民眾發出強烈的訊息，將令更多群眾認知到兩地團結抗爭的強大力量。

罷課委員會

罷課的力量除了在於強烈的訊息，更在於學生有組織地參與群眾運動。作為抗爭的手段，罷課的組織力遠超過過往遊行集會的形式。這組織就是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會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運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重大的策略，否則就有可能重犯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錯誤 – 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運動相當成功，最後政府撤回加學費的議案，撤回打壓示威權利的法案，令魁北克省長下臺。罷課學生領袖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抵抗校方打壓　我要校園民主

建製派近日瘋狂抹黑學生罷課，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抹黑學生為紅衛兵，又指搞罷課等同文革；反占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熱線，呼籲舉報策動罷課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 很多中學的校方禁止同學宣傳罷課，甚至以紀律處分威脅同學。有些校長指學生年紀太小，思想未成熟，不應接觸政治，但這是虛偽的講法。

最近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成國，16歲以上的居民均享有投票權，在民族自決的國家大事上表達竟見！而在奧地利、尼加拉瓜等國家，政府允許16歲的年輕人有投票權。 此外，梁振英於2012年試圖將洗腦國民教育帶入中學，現在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的校方當時都沒有反對梁振英，甚至為了拿取辦學經費而舉腳支持。難道國教科不是政治嗎？說穿了，建製派只想將親政府的聲音帶入校園，排斥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我們不能輕易屈服於校方反民主的行為。

面對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全港大罷課行動」，然後一起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學生在校園內贏得民主，關鍵是建立獨立的學生群眾組織，加強中學生的團結力量。目前香港的學生會往往是校方的半官方組織，受到校方直接間接控製。中學生需要組織起全港性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自己選舉產生代表，並參與學校的決策，捍衛校園的民主權利。

連系至社會經濟訴求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製下，任何有利民生的政策在議會內都被資本家「零風險」地否決。而特首要經過提委會篩選，目的也是要保障特首不會推動有利民生而背向商家的政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 民主運動若果要動員廣大的基層群眾和工人參與，必須將政製民主訴求連系至社會經濟的訴求，包括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地產霸權、反對私有化、反對勞工剝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等。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打破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

誰是全港大罷課行動？

「全港大罷課行動」於2012年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學生成員成立，只要有誌推動罷課抗爭，反對不民主的政府，歡迎任何政見人士參加。我們一直竭力推動罷課，早在反國民教育科時在中學宣傳組織罷課，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今次反假普選的運動中，全港大罷課行動與學生一起推動罷課，鼓勵中學及大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

立即加入罷課運動！

★ 不要假普選，人大不代表我，公民提名，廢除提委會

★ 在學校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由下而上發動罷課抗爭

★ 全港群眾發動公民抗命

★ 要求教協支持中學罷課，支持教師罷教

★ 呼籲中國內地、澳門學生罷課聲援

呼籲中學生延長罷課　聲援被捕學生　譴責警察暴力

9月26日千二名中學生罷課，反對人大落閘及假普選。晚上二百多名學生闖進政府總部，引來逾千市民聲援。過千名警察嚴密怖防，進行暴力鎮壓，多次動用大支裝胡椒噴霧，並展示伸縮警棍威嚇學生。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指襲警而被逮捕，被拘留警署不許保釋。

警察政治打壓學生領袖，目的是殺一儆百，令其他學生不敢參與抗爭。此時警察進行政治檢控，也是為了製造白色恐怖，阻嚇我們參與十一占中。然而，暴力鎮壓只會激起更多人的憤怒，我們必須把行動升級，予以最大的還擊。 全港大罷課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清場，將會繼續留守政府總部。

我們認為，全港中學生需要於10月1日前延長罷課，並到政總集會抗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中學生會嘗試竭力推動9月29日罷課，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我們的訴求：

★ 延長罷課，抗議警察暴力
★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 譴責警察襲擊示威群眾，曾偉雄下臺，梁振英下臺！

香港：警察鎮壓後，爆發大規模占領運動

上周本香港徹底變天。在一星期的罷課後，大批以年輕人為主的群眾不分晝夜進行街頭反抗，聚集了10-18萬人，成功迫退了港府及防暴警察。

事件前所未有，全球媒體稱之為「歷史時機」。占領運動繼續擴大，而在星期日群眾成功抵抗警察鎮壓後信心大增，《美聯社》稱這場運動代表著北京政權在中港推動反民主立場的「重大挫折」。

9月28日警察暴烈的鎮壓引來社會前所未有的震驚及憤怒。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目前出現了一些前革命形勢的特性，政府深陷危機，並失去控製及統治權威。國家機關（特別是警察）受盡唾罵和不信任。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信任所謂「高度自治」。

但這場運動幾乎完全沒有組織、綱領和領導層，與全世界各地這類示威的模式相似。示威中有強烈的抗拒政黨情緒，即使泛民及和平占中不斷發聲明，表明自己與運動掛勾，壟斷了媒體曝光，這些政黨在占領實地上幾乎完全缺席。

即使這種「自發」模式達成了啟動占領街道的任務，現在進一步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罷工委員會、建立占領委員會、製訂清晰綱領，以推進鬥爭去打敗不民主的政府。

有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透過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及年輕人加入鬥爭，以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共同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只要仍受中共統治，香港並不可能會有民主選舉，只要打倒中共政權才會為此開路。

這任務不能單靠香港群眾完成，需要更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像一些泛民團體浪費時間於呼籲英美政府支持，而應該尋求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工人及年輕人支持。對英美資本主義政府來說，與中國的商業來往永遠比民主及人權更重要。

兩傘革命

由於示威者反起兩傘保護抵擋催淚彈及胡椒噴霧，運動在社交媒體被稱為「兩傘革命」。警方承認在9月28日（星期日）總共投擲了87枚催淚彈，企圖驅散在金鐘政總外的示威者。自1967年英殖統治以來，從未試過對香港示威者施放催淚彈（2005年反世貿示威時，警方向韓農施放催淚彈）。

9月29日（星期一）晚上，約18萬示威者占領香港三處，在主要大路上架起了零散的路障。在星期日晚上，職工盟號召全面罷工。宣布政治罷工對香港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極度重要的發展，也一直只有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者倡議，但罷工的參與度在現階段還是非常有限。

大學生延長罷課，而中學生即使受到校方的巨大壓力和威脅，也愈來愈多人罷課，在學校靜坐抗議的人數增加。運動的主要焦點在要求梁振英下臺。梁振英在星期日指揮鎮壓，使其本人更為罄竹難書，受盡唾棄。

年輕人的角色

這不僅是香港統治菁英的危機。政府受到北京的壓力，加上想展示對北京的忠誠，因而要展示強硬手段而鎮壓示威。

「這已經比北京或香港當局預期大得多。」《紐約時報》史丹福大學的Larry Diamond指出。「他們沒有戰略和平驅趕運動，因為這需要談判，而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容許談判。」他補充。

不出所料，中國收緊網路控製、封鎖網上搜尋器「催淚彈」、「占領」等關鍵字、封鎖Instagram。

這場運動有一點極度重要，就是與世界各地的運動一樣，以年輕人為開始，尤其是9月22日的罷課。過去兩年，唯有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及學生成員在倡議全港大罷課，並以此激起工人罷工，作為民主鬥爭的關鍵武器。在過去一星期的事件將這一願景徹底驗證了。

13,000名大學生參與了罷課一星期後，激起了目前大規模示威和占領。9月26日，1,500名中學生（有些年齡僅為12-13歲）參加罷課。在當天晚上，一群學生闖進架起了圍欄的「公民廣場」開始占領。

大約80名學生及其他示威者於星期五及星期六被捕，警察動用胡椒噴霧等強硬手段。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被捕，被拘留40小時後無罪釋放。起初警察表示黃之鋒受襲擊這項嚴重罪行。學生活躍分子被捕，加上警察嚴重施用暴力，成為了這場群眾占領的火花。

威脅鎮壓升級

在高峰期，12萬人在香港下午抗議警察鎮壓學生。星期日下午，5萬人繼續留守，與防暴警察對峙。有傳警察準備使用橡膠子彈及備有聲波炮的裝甲車，但後來警方否認。在混亂的局面裏，非常難知道這些是否流言，也能故意流傳的，也可能是傳聞本來屬實，但政府及警察猶豫過後就退縮。和平占中領袖非常重視這些報告。但占中三子在罷課及占領運動裏，完全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更準備地說，他們只是在運動發展起來後自封為運動領袖。

星期日晚上，由於有傳警方出動橡膠子彈及裝甲車，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呼籲示威者從金鐘撤退。他指：「這是生死問題。」即使是學聯的領袖也呼籲示威者離開當區，而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就公開批評這一決定，呼籲示威者堅守留低。

雖然大部分示威者退出金鐘夏愨道，占領在旺角及銅鑼灣又再開始。3,000人聚集在旺角，封鎖了交通重點彌敦道。在本文撰稿之時，「占領旺角」的人數仍在壯大，在星期一晚上有約3萬人參加。此外，銅鑼灣也有群眾通宵留守。因此，警察武力並沒有如預計般成功驅散占領運動。相反，占領運動不斷擴散為多個地區，以此策略應付警察，令其更難鎮壓。

這結果代表著巨大勝利，示威者成功抵抗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形容的「警方攤牌」。自占領中環宣布以來，兩年來香港警察一直在極度細致地準備應對。警察轉化為準軍事力量，令警察變成政治工具。但即使在現階段運動欠缺有凝聚力的組織，警察鎮壓在頑強英勇的抵抗下還是失敗。

幻想破滅

這是一個月內第二次，在英殖及中共統治下的幻想破滅。第一次是8月31日人大決定令下屆特首真普選的希望幻滅。這次，對香港警察的幻想也在一夜晚徹底消失。即使是溫和派的教協會長馮偉華，也表示「警察令自己變成了人民公敵」。

重要的是，占領運動中群眾喊得最多的口號之一是「警察罷工！」，呼籲警察拒絕接受命令。這無疑令警員士氣低落，對警方指揮官造成問題，因此他們被迫重新部署。

中共立場愈加強硬、鎮壓性和僵化，本身就是獨裁政體深陷危機的表現。這令人們數十年多對國家機器中立以及「法治」的幻想破滅。中共就如一部只懂鎮壓的機器。中共政權不能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以滿足資產階級自由派，中國未來的願景會是走向社會爆炸的局面。香港目前的形勢就是走向革命性鬥爭的先兆。

對新疆穆斯林地區的國家鎮壓不斷加劇，今年有數百人在與國家機器沖突時喪生，最近更在一些地區禁止留須！上星期法院更以「分裂主義」判決一名新疆學者伊力哈木．土赫無期徒刑。而土赫只是一名對中共政權的溫和批判者，倡議改革而非革命。

在香港也如是，主張就政改談判的溫和泛民也被狠狠刮了一把。他們準備接受北京不民主的統治，以換取小修小補的改革，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不接受。

「一國兩製」受到壓力

這強硬路線很快令香港人無法再容忍。過往不少人認為香港可以在中共獨裁的統治下享有相對的，與專製的中共和平共處。工國委（CWI）在中港兩地的支持者一路以來解釋這並不可能，民主鬥爭可以從香港可能點起火花，但只有蔓延至中國大陸打倒獨裁政權才能勝利。否則中共會不斷嘗試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我們今天就見證住這一動態。

在占領運動爆發前，《南華早報》的一份民調發現，53%香港市民對現時「一國兩製」沒有信心，而37%則有信心。這與2007年時的76%大幅下周。正如我們之前解釋，在獨裁者現在的政策下，香港「分離」的情緒及支持港獨會不免升溫。

但是如果北京（特別是在習近平執政下）容許小許所謂「西方式」的自由選舉，會恐懼失去對中國的控製。他不僅是停止香港的民主進程，但相反強加更大的政治控製。

八月的人大決定是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一環。除了要軍事化警隊，加緊對本地媒體的控製，這計劃也包括削弱本已跛腳的立法會的權力，以及讓下屆「普選」的特首有更大權力，例如控製預算支出。這將香港帶向更專製的統治的計劃，引發了過去幾日的群眾反抗。

大量的支持

政府計劃要瓦解和抹黑「占中」，並以此強渡就北京不民主的選舉方案的抗議浪潮，但這如意算盤已經打不響了。縱使反占中的大型宣傳，甚至渲染「混亂」和「暴力」，但是周末發生的事情完全證明了哪一方贏得民眾的支持。

《南華早報》報導有白領工人在星期一返工路上向占領銅鑼灣的人士喝采。該報還引述一名會計師控訴政府「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許多途人也向占領者捐贈許多食水與食物以示支持。

星期一晚上的集會有大量市民參加，並集體高叫「梁振英下臺」。運動已經發展到首次出現了工人階級參與的先兆，而這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是尤關重要的進展，雖然到現在為止工人階級仍然未有作為一股獨立、有組織的勢力參與。關於號召罷工的反應一般，這反映出香港工會長期以來的力量薄弱，但還是有一些重要的組織停工來抗議警察的鎮壓。這包括了沙田太古可口可樂工廠的兩百名員工、送水工人、巴士司機、部分銀行職員以及學校教師。

超越和平占中

這次的鬥爭，一下使歷時兩年的「和平占中」運動不過為歷史的小註腳，而紙上談兵的計劃並被由下而上自發的「雨傘革命」所取代。正如我們對於占中領導層的批判所指出的，他們構想的只是更小型和純粹象征性的抗議，預算只有一萬人參加，甚至在初期打算排除青年人參與。他們計劃中的每個部份都是為了防止「激進行動」與自發行為。不過，現實已經全盤逆轉。

因此，當資產階級媒體──我們明白為什麽他們會這樣做──繼續將占中領導們視為本次群眾運動的牽頭人，但事實並不如此。現在的運動是獨立於占中領導層而爆發的，而他們只是隔岸觀火，並沒有參與學生罷課或反抗警察暴力的第一輪示威。他們直到9月27日晚上才加入，而當時的運動已經迅速擴大，占中三子不過是在「趕尾班車」。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3年和平占中剛剛提出的時候，除了支持對號召群眾占領外，也指出了和平占中不過是「溫和」泛民領導們嘗試重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青年人和社運分子抗議政改運動的當中帶頭。占領運動的構思的確符合了群眾對於民主運動激進化的渴求，而「溫和」泛民正好就是利用了「占中」的標簽來阻止由下而上的激進運動。「溫和」泛民在政治上與占中領導層走得很近，而直至上個月他們仍然試圖與北京達成妥協。他們在過去數年間的背叛和與獨裁者的妥協，尤其是2010年投票通過政改，使得他們在選舉中遭受挫折。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曾經指出：「占中三子猶疑和拖延了很多次。在學生們與警察對峙了兩天後，戴耀庭才走到現場宣布啟動占領中環，當時有很多人向他們喝倒采並憤而離開。」

在幾乎所有的方方面面──時機、組織、策略、以致他們非常局限的「溫和」綱領，占中領導層都與現實和群眾的情緒脫離。甚至他們計劃的地點中環，在今天的鬥爭中淪為配角。這個運動更像是「占領去中心化」──不斷以化整為零的策略來製勝警察的驅趕。現在的占領行動是由下而上爆發的，由冒死抵抗警察鎮壓的示威者發起，而不是自封為王的「領導者」。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如今需要的民主領導層，組成行動委員會來決定策略與戰術，並向所有團體、政黨和工會開放參與，而不讓任何一個組織獨大。

又一次的天安門？

周末的事件再一次地令許多人聯想起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及接續發生的血腥鎮壓。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中共政權為阻礙香港自由選舉所可能做的極限。中共專製現在內部出現非常嚴重的權力鬥爭。習近平將難以就香港的危機示弱或任何行差踏錯。這可能引發由在過去兩年的反貪被針對的「既得利益者」和「老虎」們（中共高層）向習近平的反撲。

與此同時，習近平手中集中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同於過去三十年的「集體」專製。在政權對香港的政策嚴重失敗後，這將會使他成為了眾矢之的，無法躲在其他人身後。《紐約時報》有評論指出：「就連最保守的妥協（向香港的示威者）將會向大陸的人發出一個訊號，就是群眾運動是可以帶來改變的，而大陸的評論者指出一直形象強勢的習近平是不會希望露出如此的弱勢。但是細小的讓步也很可能不能滿足已經占領街頭的香港群眾。」

中共在八月的決議中一錘定音，甚至將「溫和」泛民的最低要求排除掉，計算著他們能夠瓦解由懦弱的占中領導所控製的反抗。社會主義者此前也一直在警告，北京的挑釁使得運動超出「溫和」領導的限製。

警察施放催淚彈鎮壓，使得反抗運動更為強大。這迫使梁振英和本地的國家機器暫緩片刻，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撤離所有防暴警察（雖然實際上並非完全撤離）。

星期一的早上，警察公共關系科的「好警察」派出談判專家與示威者談判，「友好」地呼籲是否能打開通道讓交通恢復，就好像昨晚沒有發生過什麽事情那樣！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則幾乎沒有警察在場，而警察則重兵把守金鐘的政府總部，並與示威者對峙。

由於政府憂慮示威持續，甚至取消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的十一國慶煙花匯演。可見香港的危機導致習近平建立的強勢領袖形象的破滅。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一篇英文社論寫道：「激進分子只有死路一條。」而在報章中文版中，此文章被刪除，但指出中國武警可以協助香港警察鎮壓示威。其報導「武警的支援可以更快地恢復穩定」。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些言論與在地的現實脫離，因此也被低調處理，並理解到需要小心處理這次爆炸性的政治危機。

就連駐紮在香港的5千名解放軍，也未必有能力重挫占領運動而「恢復秩序」，尤其占領運動越來越分散。出動軍隊更可能引發更進一步的政治反撲。對於中共政權和香港的資產階級建製來說，目前駐港解放軍更重要的角色是震攝和威嚇，而非真正出擊。

這不代表說，解放軍一定不會出動，甚至不能排除會從大陸增援到港，假如危機去到香港的統治機器和警隊出現分裂的時候。但是在短期內這是不大可能的。政府在接續數天的策略，會好像臺灣當局在今年初的「太陽花學運」那樣，利用雇用黑幫或親政府社團來挑釁並試圖引發沖突，抹黑運動並讓警察有藉口再次鎮壓。

梁振英下臺！

雖然局勢的發展迅速，有很多可能性和改變，但暫時來看政府會暫緩發動新一輪的鎮壓，並試圖透過讓步，甚至辭掉一些不受歡迎的官員（這以前曾經發生過）來拖延並渡過危機。

我們並不能排除梁振英將會下臺，來換取香港恢復「穩定」，但面對群眾抗爭而下臺將會對香港和中國政府帶來巨大的成本。這會大大地提升群眾的自信，證明戰鬥性的反抗是可行的。要求梁振英下臺是目前的核心口號。就連占中領導們也在提出特首的請辭，反映出運動底層的民憤。在星期一早上，梁振英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他將「不會讓步」，但危機持續下去，嚴重的壓力將導致政府陣營分裂。

社會主義行動非常活躍於運動中，並透過「全港大罷課行動」組織中學生罷課。社會主義行動提出要贏得真正的民主，就必須要將香港的群眾運動與中國大陸的革命連結起來，工人階級將會是結束專政和改變社會的關鍵。爭取真民主的鬥爭並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完成，泛民傾向的「西方民主製度」也只不過是讓非民選的有錢人和財團壟斷政治。無論是由專製政權還是金融市場統治，資本主義就是獨裁製度 。我們另一個的選擇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並且民主地計劃經濟，來終結不斷惡化的貧窮、樓奴、失業者和低薪合約勞工。

在現在的群眾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建立中港的工人群眾政黨，將革命性的民主綱領連結起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團結聲援香港「雨傘革命」的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和占領運動！
打倒梁振英政府！
反對鎮壓，天安門事件不要重來！
建立工會、學生會和罷委會，將罷工罷課蔓延
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打倒中共一黨專政！

不與暴虐的港府談判！

最近幾日，反占領流氓暴力襲擊占領運動，警察袖手旁觀，縱容暴力，放走一個個被拘捕的暴徒！中共及港府資助愛護香港力量及藍絲帶勢力，策劃這場暴力事件。

同時，警察施用狡猾的手段，向特首辦駛進載滿催淚氣體丶橡膠子彈等武器，試圖恐嚇占領人士。政府於9月28-29日派出「第一梯隊」施放催淚彈鎮壓失敗，挑起了民情反彈，現在派出親政府流氓作為「第二梯隊」發動攻擊。

在旺角，群眾英雄式地回應了這些攻擊，約1萬平民到旺角抵抗暴力。雖然占領運動的「官方」領袖學聯丶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呼籲群眾撤離旺角及銅鑼灣，但仍然有過萬人到旺角留守，這本身已令人驚嘆不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活躍於旺角占領區，我們認為必須保衛旺角區。民主地組織起來，成立行動委員會協議日常鬥爭。

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不同派別的力量正受到壓力，「溫和泛民」往往害怕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激進化而失去控製。他們在壓力下可能以「保持民意支持」的名義解散運動或向政府作出退讓。這會削弱運動的力量，令我們更難勝利。

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暴力襲擊是政府戰略之一，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施加壓力，要他們尋求妥協的道路。任何與梁振英及中共的妥協只會拿到小修小補的退讓。這絕不能帶來群眾要求的全面民主。

與政府談判？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虐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立即實現真普選，而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丶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丶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 ─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香港：警匪合作，政府和警方製造襲擊事件打擊「雨傘革命」

10月3日（星期五），占領運動進入進入第六天。經歷過與警察對峙，兩天的公眾假期結束後，占領運動受到有組織的暴力襲擊。社會主義行動（CWI）活躍於旺角占領區，這一帶多日來受到黑幫和愛港力動員出來的流氓暴力襲擊，拆毀拆毀帳篷和路障，襲擊占領人士，而警方則袖手旁觀。警方指星期五有37人受傷，當中旺角就有18名傷者。有19人被捕，根據警方資料，有一半被捕者有黑幫背景。

在銅鑼灣，同時有黑幫分子及親政府勢力發動同類襲擊，讓警察有藉口介入並清走圍欄及帳篷，從而結束占領。有報導指有暴徒推撞及性騷擾女占領者，又說「出得來示威預左俾人非禮」。本星期更出現一群親政府的「藍絲帶」勢力，支持警察執法，對抗佩戴黃絲帶的支持民主人士。這群所謂的「反占領市民」實際上來自中共的外圍組織。在一段廣泛流傳的視頻中，警察在銅鑼灣警署附近向一批中年男子分發藍絲帶，隨後同一批人被目睹襲擊占領人士。

在昨天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前，新界鄉議局於兩日前襲擊了職工盟的街站。來自運輸、教育及服務等領域的大約一萬名「職工盟」成員，從星期一就加入了示威，支持此次運動。建製派媒體抹黑占領運動「現場混亂」且「癱瘓經濟」，將罪名歸咎於占領人士。

與此同時，在金鐘占領區，當務之急是組織認真的防衛，對抗右翼親中共流氓和警察的新一輪攻擊。警察的狡猾且挑釁性的策略激起了警民沖突。在星期五早上，警察要求示威者開路讓救護車通過，但卻利用缺口運送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一名CNN記者報導，目睹星期四晚運往特首辦的貨物上標簽為「round, 38 mm rubber baton」，即橡膠子彈。

集體捍衛占領區

警察實質上將特首辦轉變成堡壘，以應對激進學生的包圍行動。可見愈來愈多的激進學生對政府的拖延戰術及暴力襲擊不耐煩，以及愈來愈憂慮「溫和」泛民會試圖解散運動。

襲擊各占領據點的行動顯然是有組織的。每次襲擊的時段和模式幾乎一樣，在日間占領人數下跌時進行。「雨傘革命」示威者毫無懷疑地相信，對占領的暴力襲擊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務處上級組織策劃的。

為響應號召重新占領旺角，鞏固示威運動，星期五晚旺角的占領人數增至一萬人。如此回應著實令人吃驚，因為包括「學聯」和「學民思潮」在內的「官方」組織者都呼籲人們前往被包圍的政府總部，將金鐘作為此次運動的主要示威地點，而保衛旺角的動員來自更激進的「非官方」示威團體和普通市民。

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本來已在旺角地區活躍多年，我們也在占領旺角最薄弱的時間中午的時候，與其他示威者聯手保衛占領區。在被親政府暴徒以二十比一的數量下包圍，守方被迫後退。其中一個困擾許多社運分子的問題關於所謂「本土派」的角色──他們乃一群松散的網絡組織，主要在網上動員並結合「無政府主義式」對所有政黨及「領導」的批鬥，帶有傾向獨立的思想，同時亦有粗疏的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這些團體也活躍於旺角占領區。但是他們的「行動」則更多地針對其他在場組織，尤其是社會主義行動，試圖在我們派發傳單的街站製造混亂和騷動。但是這些「本土派」在星期五親政府分子圍堵進攻占領行動時（當天最主要的新聞）卻神秘地消失掉。

有證據顯示「本土派」被中共滲透。去年十二月，一群「香港人優先」的示威者沖進解放軍軍營，並揮舞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旗，要求解放軍「滾出香港」。該組織的一名主要成員及後被發現為中共臥底並因此而解散。即使北京當局支持或操控港獨組織，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中共一直擅長使用這些手法。中共當局對於這些團體的滲透程度仍不清楚，但無疑北京正利用反大陸人的「本土派」──讓他們獲得大量的外國媒體關註──來將民主運動抹黑為「反華勢力」並將更大的政治打壓合理化。

分散占領

保衛多個占據點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分散占領一方面可以增加運動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效果。最重要的或許是令警察難以全面清場。群眾分散占領成四個不同區域，是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也突顯了警察的戰術問題。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一些派別的力量正在施加壓力，這派別不想有多個占領據點，令這些自我欽點的領袖難以控製。「溫和」泛民壟斷這場運動的政治路線，但他們幾乎與中共與香港政府，完全被示威者的戰鬥精神所震攝。這些政客們一直都恐懼於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被激進化並失去控製。

民主黨何俊仁說：「現在情況混亂。」何俊仁等泛民政客過往多次反對群眾鬥爭，附和政府關於「極端政治」和「暴力抗爭」的恐嚇輿論。在2011年一場替補機製的論壇裏，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會場示威後，泛民政客對其予以譴責。「長毛」最近就此案坐牢一個月。

因此，何俊仁等溫和派對今天空前的群眾鬥爭感到「困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年輕人、學生和普通勞動大眾，每天與政府和警察對峙中清晰的目標和有決心的行動。

「溫和」泛民的目標是要尋求妥協，一個所謂的「現實方案」，而這只會是小修小補的讓步，並讓本來的專製政府得以繼續執政（無論梁振英是否下臺）。這並不是群眾要求的「真民主」，而這樣做也可能會引發起民眾的大量不滿。

社會主義行早前已經告誡過，暴力襲擊示威者是政府的戰略之一，這是來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等施壓，讓他們接受那個爛「妥協」。這也會增加「溫和」泛民的影響力，讓運動從新集中到單一、更易控製的地方。這解釋了為什麽（一定程度地）譴責警察與暴力攻擊，但卻沒有任何意誌試圖保衛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

談判？

鬥爭經過了起初的高潮後，在現階段已到了停滯時期，加上欠缺清晰的戰略和真正的領導，運動的路向及訴求仍然不明確。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對談判的態度。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主導民主鬥爭的泛民領袖不想有雨傘革命發生，因為他們與資本家階級一樣恐懼，運動會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一人一票的訴求，開始將矛頭指向掠奪財富的大財團和銀行。泛民領袖往往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就談判問題，在運動內部已開始出現分歧。學聯起初決定正確，宣怖梁振英若不下臺就不會談判。這是底線！但在10月2日（星期四）晚上，政府顯然受北京指示下，表示願意與運動領袖會面，溫和派（等別是占中三子）似乎向學聯等人施壓，表示願意談判。這與泛民政客害怕失去運動的控製權不無關系。

旺角及銅鑼灣受到襲擊，令運動形勢有所改變，學生領袖受到的群眾壓力增大，令他們改變立場，不再與政府談判。但是，「和平占中」領袖仍暗示願意與政府談判。他們希望將街頭運動變為領袖圓桌會議，正是溫和泛民的政治基因。他們想透過談判去宣布「道德勝利」，主張占領者應該「暫時」撤退。但這立場將造成災難，會令我們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功，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這代表殘暴而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並拒絕任何除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繼承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對參選人有任何的限製。對於社會主義行動來說，這也應該聯系到將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並由一個真正的人民議會所取代，其中的所有成員皆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正如蘇格蘭最近的公投，投票年齡應降到16歲，我們已經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會主義者並非原則上絕對反對談判的教條主義者。在許多情況，無論是工人鬥爭或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領袖都需要談判，但必須有群眾運動的壓力作為後盾。但港府受獨裁者的命令，絕不會放下權力，與它談判只會是註定的失敗，特別是，如果參與談判的都是溫和泛民領袖。今次的占領運動他們完全沒有發揮過角色，而在過去三十年，他們的妥協路線從來沒有為民主運動贏過絲毫的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目的就是要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記憶體。我們不斷提醒群眾過去的失敗經驗，告誡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中痛苦的背叛，避免今天的鬥爭再次錯失良機。

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得到了全世界的註目，尤其是工人和年輕人們。全球都發起了不同的聲援行動，包括從菲律賓到英國的工人組織。在「十一國慶」假期期間，參與香港運動的群眾數字超過20萬。

社會主義行動在占領運動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竭力推動罷課中。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運動中少數聲音，呼籲將運動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裏的非法工人鬥爭和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共產黨的策略，而共產黨本身就是香港（乃至中國）通往民主的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不幸地，許多示威團體，例如民主黨，都不這麽認為，甚至覺得「幹預」中國內政會激怒獨裁者采取更強硬的立場。

但這種「自我審查」並試圖將兩地的鬥爭分開乃是個嚴重錯誤的想法，實際上更會強化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到中國，並且越早越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以反抗堅定地站在反民主陣型的資本家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以來都強調群眾的民主示威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民選行動委員會並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的所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接納未來政府所作出的談判讓步。

而當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我們遭受一些民主陣營內的團體抨擊，被以官僚的手段阻止我們行動。我們已經告誡過「小圈子」的領導層在沒有民主程序下獨斷所有決定的後果。當年的運動後來在政府沒有完全撤回國教時被突然解散，這就凸顯出問題的重要性了。

不幸的是，今天的運動同樣缺乏民主的架構，而當自發而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使得占領初期數天運作尚算流暢，這種群眾鬥爭的模式正在政府的圍堵攻擊下受到嚴重的試驗。反占領的暴力更突顯了民主組織的重要性。解決出路在每個占領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組建自衛防禦，類似的民主組織也可以在學校和工作地點中推動罷課罷工的行動。這些委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的策略，並透過公開而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只有運動的內部全面民主，我們才能擊敗政府。

可惜，今天的占領運動同樣欠缺民主架構。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暴力襲擊令民主組織變成為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和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支持並延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來決定下一步的計劃，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學校罷課！支持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本身也是階級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重新啟動罷課　必須踢走梁振英！

香港的政治危機再次有戲劇性發展。政府企圖透過一次假談判來結束占領運動，但失敗而回。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不但用暴力催淚彈鎮壓群眾，現在更被揭發涉嫌貪汙！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這件醜聞更為現時政府的危機火上加油。這也是為什麽林鄭月娥突然宣布拒絕與學生對話，政府權威經已重挫，害怕談判可以變成群眾動員新一輪抗爭的機會，去要求梁振英下臺。

政府希望「擴大」談判的對象，將最保守的泛民溫和派也包括在內，這包括「和平占中」，但群眾在這場運動中，已經越來越看清他們阻礙群眾運動前進的妥協角色。相比起學生，政府當然希望與這些溫和派對話，因為他們曾經表示希望大家撤離並結束占領。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一定要重新啟動群眾抗爭，尤其是清晰呼籲全體香港學生重新啟動罷課。我們沒有時間猶豫。占領一定要繼續，不能作半點讓步，需要組織民主的行動委員會，爭取當區居民和小商戶的支持，同時組織自衛隊抵擋攻擊。

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占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占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雨傘革命從此改變了香港。無論現在發生什麽，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投入到政治抗爭之中，他們更有鬥誌去為真正的民主而戰鬥，並且不希望像過去那麽多次受到背叛。

我們不能相信這個卑鄙暴力的政權。政府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失敗後，改變策略利用「藍絲帶」和黑社會襲擊占領示威者。政府試圖製造恐慌，讓運動中的妥協派動搖，並結束占領和罷課行動。他們成功影響了那些一直質疑並拖延運動的領袖們。

這場運動的核心是最積極參與的普通勞動者和年輕人，對於結束運動的呼籲，他們大力反對。運動仍然得到大多數的公眾支持，有六成的香港人反對八月的人大決議，而只有五分一的人支持。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力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至今已經有約四十名維權人士在中國發起聲援香港的「雨傘革命」而被當局拘捕。縱使中共獨裁在大陸實施全面的媒體封鎖，並將香港的運動抹黑為「西方陰謀」，還是有人計劃在未來數天，於天安門廣場舉起雨傘進行抗議。大家試設想下，假如香港的占領運動能夠清晰地呼籲中國大陸人民聲援，在中國的反應會如何？至今未有運動的領導層願意作出這樣的呼籲。所謂如果我們避免幹預中國「內政」，中共就會恩賜民主給我們，這完全是個誤解。民主鬥爭是沒有中間余地的：要不獨裁者勝利（香港沒有民主），否則就是他們的失敗（在中港兩地都能實現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踢走梁振英！
不要假妥協、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梁振英涉收受澳洲財團賄款5千萬

香港「雨傘革命」踏入第三個星期，在林鄭月娥拒絕與學生談判後，有10萬人參與占領金鐘的集會。梁振英政府受盡壓力，連日來不斷有流言傳出，指中央會撤掉梁振英來平息民憤。

十月八日，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突然報導，梁振英在2011年11月底宣布參選特首後，隨即於12月與澳洲財團UGL簽署秘密合約，承諾繼續擔任其顧問並支持其在亞洲擴展業務，作為回報金額高達400萬英鎊（約5,000萬港元）。自梁振英2012年正式上任特首以來，更兩度收受報酬而並未申報。梁振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

UGL乃澳洲的跨國企業，業務包括工程、地產項目等。該公司於2011年12月收購戴德梁行，而梁振英則時任戴德梁行的亞太區主席。現在UGL企業與港鐵公司（港府為最大股東）有至少三項香港及澳洲的合作項目。

「雨傘革命」的群眾高呼梁振英下臺，警察於9月28日投擲催淚彈鎮壓示威者後，警隊內部士氣低落，軍心動搖。甚至有傳梁振英曾與政府高層商討，要犧牲曾偉雄一人以平息民憤。不難想像，今次針對梁振英的貪汙醜聞，是建製陣營為隨時準備犧牲梁振英而鋪路。

梁振英面對貪汙醜聞，政府正陷入新一輪的危機，但未必代表會因此立即下臺。董建華在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也繼續任職至05年才「腳痛」下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派別會想犧牲一個傀儡而保存整個製度。

2012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就是以揭露對手唐英年僭建和婚外情的黑材料，才得以當上特首，自始唐梁之爭引起了香港統治階級之間持續的分裂。梁振英上臺後，政府內閣的醜聞繼續被揭發，涉及面包括上臺數天便下臺的麥齊光、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這不是香港製度的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的反貪權鬥搬到香港上演。梁振英收受的金錢資助，不過是整個腐敗政府的冰山一角罷了。雨傘革命不要只換人而不換製度，踢走梁振英，革走整個腐敗政府，實現真普選，打倒財團專政！

雨傘革命分裂危機 － 背後原因是什麽？

要打倒梁振英政府，要爭取到真民主，就要團結起來抗爭。但只有民主決策及自由討論才能達致真正的團結！

雨傘運動踏入第三星期，抵受了警察暴力、黑幫襲擊及反占中的輿論抹黑。但是，運動內部正就路向分歧而陷入分裂，為什麽會出現這情況？

占領群眾深深不信任泛民及占中三子等團體，認為他們會背叛運動。經過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這些批評是合理的，有必要公開討論。可惜，盤踞於旺角的本土派並非以討論作為手段。本土派沒有提供一個替代妥協派的方案，從而建設更強大、更團結的運動，而是用散播謠言和抹黑的手段排斥異己，甚至傷及反對妥協的組織。本土派以流氓惡霸的手段，歇斯底裏攻擊「左翼」（有很多實則上並非左翼）以及任何異見者，令運動愈來愈專製。這嚴重危害運動內部的言論自由及組織權利，有違民主原則。

學民思潮及學聯表示，願意以撤離金鐘道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政府重開公民廣場作為集會用地。黃之鋒宣布決定時，雖然聲稱是與占領現場人士商討後共識決定，但金鐘道不少占領者表示反對，甚至表現出憤怒。

學民及和平占中表示，為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支持，因此要向政府釋出善意，但換來的是政府立即清除金鐘一帶的路障，可見尋求談判根本不會有結果。

占領當然需要策略調配，但運動欠缺民主的組織架構，令群眾不能集體民主決策。現時學聯、學民及和平占中成為了金鐘區的談判代表，但由於沒有組織行動委員會，與占領者民主商討決策。黃之鋒於深宵宣布可以撤離金鐘道，只是在重覆反國教解散運動的錯誤。

只有繼續堅守占領運動，並將行動升級（尤其要將雨傘運動從香港蔓延至中國），向大眾展示勝利的可能，才能爭取遊離群眾的支持。相反，妥協只會令群眾感到運動走向下坡，令民氣消散。

金鐘代表泛民勢力，泛民視群眾力量為談判籌碼，想重用過往由上而下的方式控製運動。旺角則代表了本土派的勢力，吸引了一批不滿泛民及學聯的激進年輕人。熱血公民為了收割年輕人抗拒組織的情緒，打著「沒有大會」的旗號，禁止其他組織參與運動，實質上要令自己成為單一領導。在沒有民主的組織下，旺角、金鐘兩派的對立令運動有分裂之危機。

本土派的攻擊分裂運動，讓政府、警察及反占中流氓坐享漁人之利，對這場鬥爭造成具大危險。本土派充當運動的警察，只要參與者不聽其指令，就指控其為「共碟」並圍堵驅趕。社會主義行動都曾經被流氓叫囂圍堵，甚至破壞物資。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反民主的惡行。

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過往壟斷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候煞停運動，激起了群眾不信任組織的情緒。極右本土派從中得勢。現在本土派只是復製泛民的控製手段，只是做得更專製、更歇斯底裏：嚴格控製運動「紀律」，扼殺活動自由；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不能各自表述政治理念；抗拒組織參與，實質上要令運動只有單一領導。更重要的是，本土派長遠會令香港民主運動扭向族群衡突的方向，撕裂中港兩地反獨裁的運動，反過來只會讓中共得益。

為了令運動團結，堅持抗爭下去，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可以共同參與決策。香港民主鬥爭的一大弱點是欠缺具群眾基礎的基層組織。最大的缺失是欠缺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將反獨裁運動連結至反對低工資、高工時及反對商家操控經驗的鬥爭，這場鬥爭可以由香港開始，但唯有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工人和年輕人，推翻中共政權，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及新的工人政黨是當務之急，要求向領袖問責，並民選產生基層代表取而代之。這些基層代表必須真的來自基層，並切實為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發聲。

人大決定不撤回，真普選未實現，我們絕不退縮！

美國正在香港搞「顏色革命」嗎？

官媒聲稱香港的占領運動是西方勢力背後策劃，以分裂國家，阻止中國經濟增長。這論調在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中占重要，透迥指控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並會破壞社會穩定，以遏製在中國對民主的呼聲。

中共「顏色革命」的陳腔濫調被眾多事實否定。首先，社會主義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積極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軍事侵略，我們這群人在現階段是運動中的少數，但也非常活躍於民主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有份舉辦聲援斯諾登遊行、聲援加沙（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行動）、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我們同時反對中美政府兩方是沒矛盾的，因為兩國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鉅富的利益，壓迫大多數的人民。

第二，中共選擇性地利用「美國威脅」去迎合自己的輿論宣傳，是虛偽的做法。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菁英與美國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復雜的夥伴關系。的確，隨著中國崛起而蠶食美國在世界多處的利益，兩國關系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但從經濟來說，兩國關系仍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龐大、最重要的關系，迫使兩國政府面對紛爭時要小心處理。

兩國經濟是由龐大貿易及金融關系緊密連系，同時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債。美國最大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例如通用汽車、百勝（肯德基）、波音和蘋果，他們在中國售賣的貨品比美國更多。但今年也可見到一個歷史上的轉折，就是中資在美國的投資超越了美資在中國的投資。阿裏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總共集資250億美元，令主席馬雲一夜變成中國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裏巴巴董事變成百萬富翁。

這種盈利關系解釋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確保不會影響生意。正如據報道前國務卿希拉裏說：「就人權問題批評你的莊家是不好的。」這正正是美國駐港領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淚彈後的回應，美領事發表聲明指美國「不會在香港政製發展問題上有立場」。

基於同樣原因，中國指控「美國幹預內政」和「顏色革命」時，通常透過《環球時報》等更強硬的官媒，但有時也會出自其母報章《人民日報》，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領導高層的口中。這些喉舌報的作就是令人覺得政府發言人的言論相對「合理」。

與美國「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領頭人物與美國右翼政客有連系，是事實來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為《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權（彭定康拒絕了10萬港人申請居英權）。據報道，黎智英與美國新保守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爾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也是因為他令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顧問Mark Simon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領頭人物，也曾為喬治布殊助選。另一外美國「新保守派」愛倫（Ellen Bork）與李柱銘是好友。中國媒體大肆報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旳角色。NED是一個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智庫，資助不同的非政府組織，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萬美元，2013年用了69.5萬美元。

對於香港泛民與美國不民主的資本主義代表有連系，社會主義者並不感驚訝。雨傘革命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而爆發的，而是因為沖破了這些領袖阻礙而爆發！從此可見泛民的政治矛盾，他們對民主的願景是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因此主張妥協及逐步改革，但這路線經歷了30年的考驗都無功而還。中共獨裁者在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一班有權有勢的好友。這批人與香港的商家一樣，認為民主對中國是壞事。

泛民領袖及其美國好友害怕，鬥爭的群眾不會停留於要求民主，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社會變革，這將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從雨傘革命可見這一點，而泛民之前並無預計或希望運動會發生。

泛民領袖的美國好友不但沒有煽動顏色革命，反而不鼓勵群眾示威。美國領事在今次事件采取中立，而有傳沃爾福威茨在七一前與黎智英在遊艇聚會時，要求他不要發動占中。不論這是否屬實，占中的確被推遲了。

這立場與美國對港政策是絕對吻合的。在2010年，當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起「五區公投」時，《蘋果日報》並不支持五區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協派。溫和泛民後來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參與密室談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

美國「重返亞洲」？

親中共的陰謀論者以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可參考「多數中國人預料對日開戰」）為「外國勢力陰謀」，包括一些國際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雖然奧巴馬政府無疑想在亞洲建設軍事及經濟聯盟，包圍中國以阻止其經濟影響力增加，但這不代表他們想就香港問題與北京立即沖突。如果認為美國資本家階級主張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希望可以圍堵中國， 但仍然希望與目前獨裁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因為中共也主張穩定的盈利環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勢力取代中共。

特別現時伊拉克及敘利亞處於尖銳危機，伊斯蘭國控製了兩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國發起的空襲未來阻止其得勢，白宮希望避免與中方進一步對峙而造成後顧之慮，而不想進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聯盟。正如《華爾街日報》於9月29日指出：「美國政府正面對多處的地緣政治問題，預計因此會小心處理與北京的外交。」

同樣，英國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機，希望可以安撫北京，避免就香港問題發生糾紛。英國國會決定派員到香港調查，其實只是無意義的姿態，但大陸官媒就此事大肆攻擊。但今年6月李克強到訪英國時，總理卡梅倫就有相當關註一點：要確保價值2200億港元的中國投資合約，包括能源、鐵路和銀行。倫敦已經向中方代表保證，不會再發表「人權講話」，卡梅倫也不會再如2012年時般與達賴喇嘛會面。當時北京要求英國道歉，而英國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到訪英國，希望爭取英國資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敗告終。最令人註目的是，卡梅倫拒絕與他們會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梅倫保持緘密，並將香港問題交由副首相克萊格處理。克萊格是自民黨黨魁，將於下屆選舉受到重創。因此他們用盡任何機會爭取曝光，但他對香港的民主鬥爭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泛民認為民主鬥爭需要尋求外國政府或商家領袖的協助，社會主義者徹底反對這一立場。香港群眾需要贏爭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對象應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因為反中共的關鍵地方就是中國。香港本土派團體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是自討苦吃的，英國政府及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為他們正忙於與北京做商業勾當。

反占中暴徒攻擊占領者街站

強烈譴責暴力

10月19日下午三時半，社會主義行動在藍田地鐵站A出口外擺設街站，呼籲支持雨傘運動。期間突然被十多名自稱反占中的中年男士滋擾，除粗言辱罵外，亦推撞及拍打我們義工的頭、胸及背，又以腳踢臺及揚聲器，令部份街站物資損毀，活動被迫中止。警員到場，護送其中一名成員上警車，但沒有逮捕任何暴力襲擊人士。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使用暴力，打壓言論的行為，此次事件證實站在暴力一方的是建製和政府。這些可恥的暴力行為並不會窒礙我們爭取民主、打倒中共專政的決心。我們將會抗爭到底！

對抗警察暴力　需要號召罷課罷工一天

雨傘運動經過了三個星期，為了實現真普選，打倒梁振英占領者抵抗了警察近乎失控的暴力，堅忍黑幫的暴力襲擊，被驅趕後又再度重新占領。在10月18日淩晨，9千名群眾重奪旺角占領區，遠遠出乎政府和警察的預算，群眾即使面對警察多次以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但仍然成功奪回旺角街道，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退後防線至登打士街，群眾又一次擊敗警察！

著名美籍戰地女記者波恩斯坦（Paula Bronstein）站在私家車頂上，遭警方以刑事毀壞罪拘捕，也有其他記者被警棍打中。有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是六七暴動以來首次發生的。

政府采取拖延策略，等待民氣消耗。政府目的是分裂運動，然後讓泛民政客及占中三子等妥協派宣布撤離，甚至批評「激進分子騎劫」。政府想孤立不妥協的年輕人，然後加強鎮壓去驅散整場運動。

可是，政府一再計算錯誤，不斷惹起民情反彈，包括反黑警員在龍和道曾毒打示威人士曾偉超、警察強行在旺角清場，再一次激起群眾重新占領。由928警察投射摧淚彈、10月3日的黑幫襲擊、警黑合作、到龍和道及旺角暴力清場，每次都是政府的計算失誤而令民氣再度凝聚起來。

單靠占領並不足夠 － 如何升級？

面對著警察、黑社會的暴力，市民依然不斷回到占領場地，顯示群眾的勇敢和鬥誌。然而，一批年輕占領者對於現時運動停滯不前感到不耐煩，發起零散的堵塞行動，但這種「快閃」行動難以長期鞏固占領，若果誇大直接行動，而忽視了集體力量的話，占領將難以長久持續下去。要真正保衛占領區只能依靠說服群眾，改變民意，動員更多市民上街，才能打倒梁振英。群眾動員不能依靠小撮人的直接行動所取代。十月十八日，我們在旺角的勝利示範了如何保護占領區：團體和普通市民大規模動員群眾參與。若果占領區中有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將更有效地鞏固占領區，而且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討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

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此外，罷交稅及罷工等抗命手段，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不是取代了占領堵路，但會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中共實際上比想像中脆弱得多。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

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雨傘運動亦需要支持以下訴求：

★全民退休保障 － 不要老年貧窮
★最低工資$40，標準工時40小時，外傭得到平等權利及保護
★凍結租金，大量增建公屋，給予年輕人居所

雨傘運動若要擴大，爭取更多支持，抗衡反占領陣營，就要支持這些訴求。梁振英會說這些訴求也是「不切實際」。但若果將真普選的抗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將可創造勢不可擋的運動。

延續雨傘革命　在中學組織真正的獨立學生會

為了爭取真普選，要求撤回人大決定，「雨傘革命」撼動了港府及中共，讓我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運動得到了全世界關註，全球數十個城市發起聲援行動。學生帶頭於9月22日發起罷課，超過24所大專院校及百多間中學罷課，後來200多人闖進公民廣場受到警察鎮壓，然後燃點起了這場運動。

組織起來，對抗梁振英！

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我們不能姑息梁振英及整個腐敗的製度！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9月28日，警察動用87枚催淚彈鎮壓手無吋鐵的學生及普通市民。自人大8月31日的決定以來，新一輪的政治打壓陸續展開。在這場運動中，被逮捕的學生很可能會被秋後算帳，受到比以往加倍的政治檢控。我們絕不能以沈默縱容政府的惡行，當務之急的是組織起獨立戰鬥的學生組織！

抵抗學校打壓

罷課運動期間，許多中學生希望在學校自發罷課，都被校方阻止。一些學校校方雖然被迫退讓，但仍以高壓方式壓製學生。部分學校「安全」名義把學生困在校內，不允許外出，甚至禁止同學去洗手間。也有學校致電家長施壓，要求將同學帶走。教聯黃楚標中學學生在操場邊一字排開坐，再輪流被老師問話。學校變成了一所監獄，校長變成了獄卒，阻止同學組織會議、派發宣傳罷課的單張，甚至一些學校連派黃絲帶也被禁止！
雨傘運動期間的罷課組織面對重重打壓，包括建製派抹黑、校方威脅「記大過」、「不準升班」等。

建立具戰鬥力的真正學生會

因為中學生之間欠缺一個獨立、由下而上的全港學生組織，當組織罷課的學生受到打壓時，往往不清楚如何應對，與其他學生之間也沒有協調。全港的中學生需要一個貫穿所有中學的機製，讓所有希望參與鬥爭的學生都加入到這個獨立學生會中，定期舉辦會議，討論及投票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如果香港有一個真正為學生爭取權利的學生會，在罷課期間，若有任何一間中學受到校方打壓，我們可以將消息立即向傳媒公開，向學校作出反擊，發起聲援行動等。一個真正的學生會不應受到校方任何控製，面對打壓時，可以有效團結集體力量，不會孤軍作戰。

現時全港各中學的官方學生會都受學校校方控製，所有決策及行動都需要經過校方批準，學生並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當學生嘗試爭取權利或校製的改革時，往往處於弱勢。我們於將軍澳中學生成員便反映，他代表學生會與校方開會時，曾提出一些校內改革，例如修改只能在地下操場飲食、早上必須於操場集會等條例，老師立即回應「校規上已有的條例不用再討論，沒有可能修改」而終止對話。事實上，學生會只是像政府的一個假諮詢民意的機構，實際權力始終在校方一邊。

學生應該有權組織屬於自己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選舉產生代表，並且有權力與校方共同製訂校政。只有具戰鬥力的學生會，才可團結學生，捍衛校園民主！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課委員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學生會，不受校方控製。為了在日常捍衛中學生的權利，也為了重建民主鬥爭的群眾基礎，指明戰爭的新路向，獨立學生會是必須的。

雨傘運動給予我們真正徹底改變香港的機會，實現我們久等的真民主。我們受夠了那些欺騙與語言偽術。但是，要達到最終勝利，群眾需要更有組織，包括工人組織工會、學生需要組織獨立的學生會，為了抵抗未來政府、主流媒體和警察的攻擊。從雨傘運動中再次見到，泛民領袖及和平占中並無能力帶領鬥爭，相反，他們正充當著運動的煞車掣。這批政治明星和學者害怕群眾會「失控」，往往寧願與政府談判，即使只是沒有結果的假談判。雨傘運動反映了群眾有能力擺脫這批領袖，建立起新民主運動。這個組織需要由下而上民主地建立，不可能一日達成，需要由零開始。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委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的中學學生會。

占領者無視禁製令　堅決留守

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旺角及金鐘部分占領區，有效期至星期五早上十時。經過了一輪警察暴力，建製陣營動用法院國家機器作為恐嚇手段，但占領人士無視禁令，繼續堅定留守。

示威者抵擋了警察的胡椒噴霧，以及警察毆打的致命武力，且本身為了堅守占領已經犯上非法集結罪。禁製令決不會成功驅趕示威者，在法律技術上本身也難以執行。因此，這最多只能造成輿論恐嚇，令未加入占領的市民不敢加入。梁振英政府要妖魔化旺角占領區，宣傳示威者為「激進勢力煽動」、「外國勢力介入」，務求令其失去大眾支持。現在除了堅守占領區，亦需要有組織的宣傳行動，說服更多群眾參與。

正如梁振英之前所講，談判不代表不清場，政府現時兩手準備，在今天（10月21日）準備與學聯談判之際，背後繼續放劍打壓運動。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態度非常強硬，談判不會有任何實質結果，而只是梁振英拖延戰的手段，令占領運動的民意消散。此外，學聯代表了整個運動去作談判，容易讓政府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去分化運動。

談判應該作為平臺，去宣布下一輪的抗爭行動。從社會討論「占中」開始，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單靠占領運動的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需要將運動進一步升級，例如罷課、罷工、罷交稅等。現在迫切發動罷課罷工，以進行一天為開始，然後逐步延續及升級。10月28日正值警察投擲催淚彈一個月，在當天發動罷課罷工將對一個月以來警察暴力的最好回應。

有說法指現在占領人數正在下降，不是行動升級的時候。社會主義行動的看法正好相反，若果運動領袖發起升級行動，才能加強群眾再參與的信心。正如《明報》最近一份民調，超過75%成受訪者贊成行動應該升級，如展開「不合作運動」、持續占領及罷工等。現在欠缺的是一個由下而上組織的民主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決定下一步的抗爭方式。

香港雨傘革命深入探討

從尚在進行的雨傘革命中，得出了什麽重要經驗？

這次運動參與者數以十萬計，其豐富性及創造力，即使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未能想像到。我們不像政府及其他人，我們一早預計到會有運動爆發。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香港形勢愈來愈趨向爆發局面。香港貧富懸殊在已發展經濟體最嚴重，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最近一項調查發現，41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資產，等於香港74.4%的GDP，只有斯威士蘭的財富集中度比香港更高。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貴，很多正在占馬路的年青人預期要與父母同住至40歲。

現時，民主抗爭陷入僵局，加上中共拒絕退讓，是社會矛盾爆發的觸發點。雖然香港人在2017年選舉特首有投票權，但卻不能選出心儀政府，而這權力正在中共手裏。

以往的大規模遊行都失敗告終，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民主領袖的錯誤政策。他們為了不要驚動北京，就堅持香港民主是香港事務，而不將運動連系到中國大陸這個更缺乏民主的地方。這就如我們說，機艙裏有吸煙與非吸煙座位 － 但兩邊乘客卻是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中共可以在香港受到挑戰，但只有在中國才能被完全打倒。同樣，這些領袖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但資本主義根本不想中港有民主。資產家與獨裁製同床共枕，他們懼怕民主「改革」會如水壩排洪，小小修改會激起洪流，淹沒獨裁者以至整個資本主義製度。特首梁振英最近就不慎脫口，說如果有真民主貧窮人士就會主導選舉。一名中共高級顧問王振民講明「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會停頓」！

當全球資本家也賴以中國經濟生存之時，中共獨裁者認為自己實力雄厚，根本不用作出半點讓步。表面上這論述是正確，但事實卻是相反。中共正處於嚴重分裂及掙紮求存的邊緣，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理解到。

民主陣營內部有什麽勢力？

今次的運動參與者涵蓋不同階層，有老有嫩，而大部分人也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在跛腳立法會內，民主派各大黨代表著各派的自由主義，一些團體較接近瑞典的右翼社民黨。民主黨等所謂 「溫和派」政客一直主張和獨裁者妥協，循序漸進的路線。但這種方式已經沿用了超過30年，並沒有帶來任何出路，雨傘革命正正在這背景下爆發。即使如此，這次運動還是爆發了，並將這些領袖貶為配角。

此外，也有另一「占領中環」運動，雖然名為「占中」但卻在今次運動毫無角色，且一直設法避免現時的運動。它原意是以一個平淡的占領行動「交差」，占領五日後向警方自首。「占中」領袖拖延運動超過一年時間。 最後，年輕人等得不耐煩，尤其是罷課一星期的學生，在沒有這些「領袖」帶領下行事。

如果當初運動是由這班領袖主導的話，規模和膽量一定不能與現時相提並論。 WPZOOM在9月28日，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後，「占中」領袖已經呼籲群眾撒離，之後亦再不斷發表同類講話，要求縮小占領規模，甚至全面撤退。但是，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不能控製運動。

可惜的是，當這些領袖大大被邊緣化時，他們混亂而錯誤的思想仍廣泛流傳，例如就如何挑戰獨裁政權、該提出什麽訴求等問題。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被挑戰，沒有被清晰的替代方案所取代。

現時出現了政治理念的真空，且過度依賴 「行動」。行動固然重要，但很多年青抗爭者只是集中於行動，而忽視了思想的重要性，忽視了需要透過辯論得出的一個致勝的戰略。很多勇敢的參與者說 「我要站出來」，但他們並不相信可以打倒中共獨裁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會改變對香港普選的取態。關於綱領和策略的鴻溝，就是社會主義行動通過活動去填補的地方。

現在形勢如何，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情況每日都在變化，突然而來的變化可以影響整體的方向。占領行動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盡管政府大規模使用暴力、警察搜捕、甚至流氓打手的襲擊，但都徒勞無功，反而激發了民情反彈，擴大了占領規模。在10月18日，旺角這個社會主義行動所活躍的工人階級社區，更取得了一場大勝。警方早上發動突襲，出動泥頭車等重型機器搗毀了占領區的街壘和帳篷。但當天傍晚超過一萬名群眾反攻，重建街壘並迫使警方後退。而由於警察使用愈來愈危險的武力，令民眾也付出了不少受傷的代價。警察甚至有意地襲擊和逮捕記者，因為要控製新聞發放。

今次是集體行動的典範，要在此之上建立運動，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基層組織。我們多次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以維持占領行動，可惜現正缺乏這點。現時運動沒有領導也沒有組織。長遠而言，任何占領運動都難以維持長時間的，因為參與者會疲勞，人數會下降。因此我們強調，要使運動成功就必須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行動，以一天的罷課罷工作為開始。

香港現時僅有的自由空間會否進一步收窄，或是相反？

這取決於鬥爭如何展開。毫無疑問，中共專製政權及其香港傀儡想剝奪民主權利、打壓更「激進」的政團，以及操縱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以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他們熱切希望通過廿三條，方便打壓抗議權利及以言入罪。假如廿三條獲得通過，工人國際委員會 － 就如在中國境內一樣 － 將被取締。

但即使現時的運動不能取得成功，變得筋疲力竭，也並不一定表示政府能夠徹底通過這些反民主的計劃。他可能會蠢蠢欲動，但卻會面臨阻力。這場鬥爭已經使數十萬人變得更激進和憤怒，尤其是年青人。警方淪為政權打手，而被視為過街老鼠。從現時示威者稱警察為「黑警」就可見這點，指的是警察與黑社會狼狽為奸。

無論短期結果是什麽也好，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政府面臨長時期的政治危機，並隨時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

工國委在鬥爭中起到什麽作用？我們面對著哪些困難？

這場運動非常復雜，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沖的派別。除了要面對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來攻擊，同時也存在著內部隱憂。內憂包括了不停宣揚失敗主義的「和平占中」和妥協派，亦包括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極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評妥協派政客，並混合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左翼的威脅。因此，鬥爭中存在著一些「烏克蘭特征」，幸好沒有烏克蘭那麽強烈。

本土派顯然存在於占領區，特別是旺角。相比起政總和金鐘的占領區，旺角占領區更強硬和「反領導」。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來收割獨立的情緒，但他們沒有任何實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對西方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過西方國家多半只是在細枝末節上譴責獨裁的中國，仿佛這樣就足以打垮這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擊和抹黑。他們曾對我們街站包圍叫囂，並在網上威脅要將我們趕出占領區。當我們的成員遭到親政府暴徒的肢體攻擊時，本土派加入襲擊，並叫囂要我們關閉街站。我們已經製作傳單曝露他們的目的和手法，堅守自己立場。有時我們能夠分割他們，並令群眾反對他們。在目前的鬥爭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偽激進派」，例如他們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場時消失了，卻把占領區丟給其他人來保護。而且有本土派團體愈來愈被懷疑有中共滲透。

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一個政治團體將民主鬥爭連系到反資本主義鬥爭上。我們認為這種連系不單單是一個「好主意」，而是民主鬥爭能夠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為資本家支持著獨裁政權，而且民主運動要推翻獨裁政權的話，就不能將自己限製爭取「真普選」之內，更要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徹底改變這個導致貧窮、剝削的經濟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行動說雨傘革命必須蔓延到中國。

我們的任務就是嘗試指出前進方向，提出分析和戰鬥口號，避免運動偏離正軌。同時，無論是整個左翼，還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左翼群體中，可惜的只是一個少數派。雖然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領行動，但工人階級還不是一個有意識、有組織的力量。需要社會主義者，工國委，要成為更強大的聲音，所以要嘗試建立和政治化群眾鬥爭。比如我們在推動罷課扮演先驅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員，增強力量。這最能夠保證未來的鬥爭浪潮會在一個更強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開。

反對占中搞公投　引導群眾妥協

學聯、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於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將於周日在金鐘集會現場舉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以下兩個政府的談判條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報告，以及設置多方平臺討論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

占中三子急急兩天內舉行公投，從沒有在占領區內與公眾討論，更沒有讓參與者製定公投選項。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集中討論是否接受政府的爛回應，而不是抗爭下一步如何走。

這是占中及泛民重奪運動主導權的手段，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學聯及學民思潮都為這場公投站臺。

每次學聯及學民違反占中意願，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七一占中預演還是九二二罷課，學生都沒有占中三子的背書，但卻能反映到群眾的鬥爭情緒。可是，現在學聯/學民為戴耀廷站臺，此人曾多次公開呼籲撤離。是占中改變了立場，還是學聯/學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鐘的話語權，因此只有金鐘占領區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銅鑼灣則無票可投。這種公投由上而下官僚製定遊戲規則，架空占領者的決策權，正是我們正在反對的小圈子選舉。

學聯否認公投與撤離有關系。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網路撰文表示，「占領行動不可能無了期進行」…「占領日子必有完結的一天」，而「延續運動占領行動結束後必須有其他行動，延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們必須緊記反國教運動的慘痛教訓，在主辦方宣布「階段性勝利」、「運動要遍地開花」後，整場抗爭無疾而終。

學聯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應，向政府施壓。談判後群眾繼續占領，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態，再作公投根本多余。真正要向政府施壓，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強化群眾力量。

占中發起人在整場運動裏，除了多次呼籲撤離，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學民及學聯代表了促發運動的罷課學生，但由於兩個組織政治上都歸屬泛民主派，因此與之緊密合作，不敢打破他們的政治框架，限製了運動進一步發展。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反對就運動策略進行商討和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公投議題及機製，否則公投遊戲只會淪為小圈子操控運動的手段。不少獨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權，合理化專製統治，真心爭取民主的人，絕不應該仿效壞榜樣。

廣場投票擱置後，占領運動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擱置廣場投票，承認今次決定投票前，與群眾商議不足，為此向公眾道歉。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一決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後，我們指出投票的選項及機製未經群眾商討，倉卒進行投票，對凝聚民意及團結群眾並無幫助。我們支持運動要有商討及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投票議題及機製。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開放予占領人士及團體參與。

網上及占領區都有很大反對今次公投的聲音，但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的團體，正式表明不支持舉辦是次投票。

我們分別在旺角及金鐘派發傳單，解釋反對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鐘占領區，和平占中單位阻止我們。其中工黨的郭紹傑更威脅我們收起橫額，否則「搵人過來搞你」。及後，有約20名金鐘義工到場，但經過社義行動成員解釋後，他們贊成我們的立場，並表示支持廣場的言論自由，然後散去。這些普通的義工並非完全受泛民控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民主意識比所謂的泛民更高。

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並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升級行動。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2014同誌遊行：撐同誌！反歧視！

一年一度的同誌遊行將於11月8日舉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添馬艦公園，與占領金鐘的群眾會合。群眾正在堅守雨傘廣場，也不忘同誌權利也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環。

雖然香港沒有統計同性戀人數之正式調查，根據現代學者一般同意認為同性戀者人數約占整體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斷，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60-70萬。如果有效組織起來，爭取同誌工人的平權，將是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

為保障同誌條例而抗爭

保障同誌的法案受到建製派大力反對，保守的教會、家長及辦學團體也不支持，聲稱會沖擊傳統一夫一妻製的觀念。《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在立法會討論也被禁止。平等機會委員會正檢討現行歧視條例，當中建議將異性及同性關系的「事實婚姻」納入保障範圍，也受到建製派反對。李偲嫣組成的建製流氓組織「正義聯盟」，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

當然，單靠立法並不足夠保障同誌權利，因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場偏頗，而起訴人亦要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代價。如果歧視的風氣不滅，不少受欺壓的同誌也不敢提出申訴，真正能申張公義的個案可謂萬中無一。

保守的經濟政策

近年，撐同誌與反同誌的沖突愈加激烈，並不是偶然，而是整體社會及政治鬥爭激進化的背景下帶來的。同誌平權並非單純抽象的改變社會觀念，而是挑戰背後的政治經濟製度。

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製派除了要維護保守家庭價值，更要保護既得利益。如果同誌在法律上可以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房屋、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對資本家和政府來說，這會打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條。

粉紅鈔票 － 不要商業化！

去年，香港同誌遊行的贊助商數量創下新高，多達26家，其中不乏醫療、保險、銀行、婚姻中介等新近開發同誌業務的產業。六間有資金贊助的公司贊助額分別從1萬到10萬港元不等。資本家看中同誌群體是新消費市場，急急打著支持平權的名義，撈一筆「粉紅鈔票」（Pink Money）。在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國家，財團的入侵令運動趨商業化。

這些商業機構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誌，但它們也不介意與嚴酷迫害同誌的獨裁政府（與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對同誌權利緘默不言。花旗銀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有更好的社會服務，但商業機構只會照顧到中上階層的小撮人，絕大部份的基層同誌被視若無睹。粉紅鈔票將運動去政治化，變成自成一角的消費活動，而非挑戰製度的抗爭。高消費力的階層的聲音淩駕基層，掩蓋基層及工人階級同誌的訴求：同誌勞工保障、加大同誌公共服務、防止學校及職場欺淩等。

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同誌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並將同誌議題納入工人抗爭。工人階級與窮人要跨越性傾向歧視的分化，團結抗爭。只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徹底消滅性傾向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

保衛旺角占領區　抵抗法院警察打壓

需要組織民主糾察隊　有效守護陣地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40天，警察多次用盡暴力清場，始終無法驅散勢不可擋的民意。APEC會議於11月11日結束，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針對的地點包括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間的彌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蘭街之間的亞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廈龍匯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

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運動需要升級

梁振英恃著背後的大陸政府撐腰，態度非常強硬，在普選立場上不讓半步。現在單靠占領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協。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為了面對更大的挑戰，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更重要是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包括集體罷交稅、罷交差餉等群眾抗命運動，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背後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保衛旺角　行動升級　罷課罷工一天

需要召開群眾民主會議　決定下一步行動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六個星期，占領群眾爭取民主的意誌堅定，無懼警察多次暴力清場，民意勢不可擋。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於北京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行動升級　占領學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但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占領運動可以擴展至大學，由學生及市民占領校園，並將之化為鬥爭陣地，舉行群眾會議、紮營留守、爭取公眾支持。學生罷課激起了雨傘革命，如果認真呼籲占領學校，可以展開新一波的鬥爭。占領學校應該與新一輪的罷課連系起來，我們曾經提出過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罷課後更要呼籲工人罷工。罷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其效果比罷課更強大。

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會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不論是參與人數、抗爭手法與意誌，雨傘革命是香港多年來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應對更復雜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現時運動欠缺內部民主，沒有平臺讓參與者共同商討及決定下一步行動，令運動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們將面對警察政府清場，加上占領區附近的居民及商鋪受到影響而產生怨氣，但如果能令群眾對運動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準備為運動付出更多。由於運動「領導層」未能給予清晰方向及計劃，令占領群眾感到運動失去方向。

運動的重大決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學生領袖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臺」主導，但沒有經過占領群眾授權。和平占中從開始以來不停呼籲撤離，遏製運動進一步發展。這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樣，當時反國教大聯盟組成小圈子領導層，最後私下決定解散運動，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令運動無疾而終。

五方平臺往往在閉門會議後，沒有與群眾商討，直接通過媒體向公布決定。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由上而下的手法，我們認為運動需要行動委員會及定期的群眾會議。現時占領區的論壇多為抒發意見，但沒有實質決策權。民主的領導已是當務之急。現時的領導不是準備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運動裏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評泛民領導，但他們提出的「沒有大會」只是一句空泛口號，沒有為運動帶來明確方向。實際上，因為領導層沒有民意授權，而且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愈來愈陷入分化，現在運動已無領導可言。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領導的結果！

我們面對有強大組織的獨裁政權，自己當然需要有力的領導會議，去討論行動策略及政治訴求。這個領導層需要由運動內的底層選舉出來，並受其監督。領導層的討論需於群眾會議討論（反對由上而下的「大臺」），讓參與者提出不同的建議並互相辯論，不要篩選發言者。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召開群眾會議，公開民主地討論運動的下一步，如何行動升級，以及如何對抗政府打壓。

運動要面向工人窮人

梁振英早前說不能讓月入萬四元以下的窮人有平等選舉權，否則「政策會傾斜於窮人」。政府搞假普選的目的可謂呼之欲出，就是為了維護富人當道的精英製度。因此，爭取民主本身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勞苦大眾不僅挑戰中共獨裁政府，更挑戰香港的資本家。不民主的政製得以維持，資本家就更容易否決一切威脅其利潤的政策。

運動若要動員廣大的工人階級參與，尤其是升級至罷工這有力的抗爭手段，就需要納入勞工訴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等，連系至打破商家權貴操控經濟的亂局。這不但不會分散焦點，反而更能凝聚抗爭力量。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換人更要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幾點鬥爭：

捍衛旺角占領區　–　召開民主群眾會議，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下一步及路向
占領校園，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呼籲工人罷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社會主義者對沖擊立會事件的立場

11月19日淩晨，有數十示威者試圖闖進立法會，用鐵馬撞破玻璃門，但未成功進入立會，警察動員胡椒噴霧及警棍暴力鎮壓，有6人被拘捕。雨傘革命持續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陸政府寸步不讓，唯一的回應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擊，激起民憤。

警方及港府譴責沖擊者「暴力」，利用輿論抹黑整個運動。事實上，50多日來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才是製造暴力的最大源頭。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會玻璃門，但未至於胡亂打砸的行動，期間亦沒有襲擊任何人，因此不能構成「暴力」。

然而，泛民議員及和平占中立即譴責沖擊行動，與示威者劃清界線，卻沒有譴責警察暴力！這只會附和了建製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論，客觀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來的清場行動。

雖然不排除今次的沖擊行動有警方臥底滲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行動反映了激進占領者欲尋找出路的情緒。任何希望運動團結的人都不應譴責今次的沖擊者，而應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沒有動員群眾的準備，零散的沖擊行動並非有效的升級手段。

運動內部缺民主　部分人寧願零散行動

雨傘革命陷入僵持狀態，沒群眾授權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導了運動，卻未能提出行動升級的策略，令不少參與者（尤其年輕人）感到不耐煩。愈來愈多人希望行動升級，卻得不到泛民政客回應，唯有繞過「大會」發起零散沖擊。

更重要的是，運動欠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占領者具實質的決策權，商討下一步行動。不少占領者不滿「金鐘大臺」壟斷了話語權，扼殺運動內部的聲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學聯、學民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組成的五方平臺，只是一個小圈子的菁英領導層，與前年出賣運動的反國教大聯盟性質相似。特別是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一堆親泛民的民間團體，沒有經過群眾授權，又封閉起來不讓外界參與，但卻突然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和平占中」糾察隊並非由占領者選舉產生，不受占領者監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為。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曾在金鐘占領區擺設街站，反對和平占中的廣場公投，被和平占中糾察領導包圍，威脅要立即停止。

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社會主義行動理解這種情緒，也認同行動需要升級。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沒有準備動員的情況下，徒具形式的行動難以成功，甚至讓警方伺機製造混亂，為清場製造藉口。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

熱血公民為了收割這批沖擊分子的支持，無條件「支持」今次沖擊行動。他們的目的是突顯自己比泛民「激進」，卻沒有指出提出運動升級的正確策略。「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不過是騙人的口號，正因為本土派倡議「不要領導」，令今天運動陷入僵持狀態。運動面對有組織的警察、法院、黑幫及資產階級傳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組織起來迎擊。

單靠占領不足　行動需要升級

在雨傘革命最初，自發堵路雖然展示了強大力量，但我們由始至終強調，運動需要延續下去，就一定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者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運動必須升級，應朝著有組織的方向走，包括重啟罷課、發動罷工等。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最重要的是，運動需要公開提出推翻中共政權，呼籲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只有如此才能為中港兩地贏得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以下幾點：

譴責警方暴力襲擊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譴責占領者「暴力」
重啟罷課，鼓動罷工，以有組織的方式行動升級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訪問韓連山：良心抗稅運動

雨傘革命尚在進行，不少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展開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講師蔡先生發起「良心抗稅運動」，連同一班藝術界朋友以及韓連山老師組成。社義行動成員訪問運動成員韓連山，了解抗爭的理念及操作。

運動呼籲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這手法固然不能癱瘓政府運作，只是姿態性的抗爭，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對抗稅有興趣。此外，立法會有權查到響應抗稅的人數，等於變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韓連山表示，雨傘革命經過了這麽久，政改三子不理，建製派議員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廢官，但市民還要交稅出糧給他們，一定要有堅定的心態，跟它們對著幹。希望即使雨傘革命結束後，會有團體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

第一階段，運動呼籲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稅時，分開幾時邀交，每次繳付$68.9或$689元。他們製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陸佰捌拾玖圓」($689)、 「陸拾捌圓玖角」($68.9)、「陸圓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我要真普選」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

抗稅運動上周在金鐘進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蓋印參與。韓連山說：「很多市民都贊成，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會有太大後果。」

此外，市民也可於透過網上銀行或信用咭，分開幾次納稅。

策略上，由於第一期少交稅項，會罰款整筆稅項的5%，成本較沈重，因此暫時只是分數次繳交的方式，作出姿態性的抗爭。在下年4月前，將是第二期繳稅，屆時就會呼籲市民少交10元，這將會造成更大壓力，同時罰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較輕。

事實上，保自聯兩年前曾經發動少交10蚊稅運動，但韓老師表示，那時社會氣氛仍未激烈，當時響應的人不多，運動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閘後，社會形勢不同了，相信會有更多人響應。

其他團體亦有發起遲交公屋租金，也有討論關於在差餉和水費方面的不合作運動。他有信心，占領區即使清場，也會有更大規模運動，下一波的對抗行動將更厲害。

澳門博彩業工人運動及獨立工會

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並為澳門經濟在帳面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體製社會一樣，帳面上漂亮的GDP增長根本不會惠及基層勞動人民。澳門賭場老板賺得盤滿砵滿，員工卻深受剝削。近期澳門澳博、美高梅、星際三家娛樂場的員工自行發起了工業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廢除不合理的職位製度等。就此我們訪問了協助這次工業行動的獨立工會「FMGI 澳門博彩最前線」副理事長李國強，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澳門博彩業工人的現況。

對於近日博彩業工人發起的集體請假及按章工作行動，李表示這是要趁「黃金周」時段所作的抗爭行動，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工運的延續。澳門現時六家博彩業公司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他舉例指同樣是監場經理一職，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萬（澳門幣，下同），因此具體對工作待遇的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於薪金普遍較低，因此他們爭取加薪10%其實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求與永利及銀河一樣發放十四個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達到市場上的平均標準，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訴求。

同時，這次工人運動的另一個訴求是在於要求廢除「實習主任」這一職位。李國強向我們解釋，實習主任簡單來說就是資方由於人手不足以負擔主任的工作，又想要節省資源而開設的一個所謂「實習崗位」，「其實就是製造了『高級打雜』出來」。六家博企對這個職位都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習」也沒有時效性。他指有個案一名實習主任「實習」了七年都未能晉升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與高層關系密切者，「實習」一兩個月就能正式晉升。同時「實習主任」的工作內容包括了一般莊荷和主任的範圍，工作量相當大，而薪金卻只比普通莊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寧可拒絕晉升。

澳門從事博彩業的工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相當大的比例，但李國強向我們指出，澳門現時沒有正式的工會團體，只有親政府的博彩社團，他們支取政府巨額資助，因此當然不會站到勞方立場去爭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員工團體如澳博的福諮會等，基本上不具備工會的性質，多是搞些社區活動。平時並不活躍，但選舉前夕就會舉辦很多免費旅遊，吃喝玩樂（如香港著名的「蛇齋餅粽」）。同時他亦向我們透露澳博是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澳博會動員旗下員工和資源去助選，已有可能觸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規定。他指這是公開的秘密，希望香港聯交所介入調查。

李國強向我們介紹到，澳門博彩最前線成立兩年，曾發起無數次簽名運動、集會和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遊行十天後，治安警察無理指控他們沖擊警方防線，博彩最前線的五位成員被捕，包括李國強本人，他懷疑是由於資方向政府施壓而作出的政治檢控。

一直以來資方和政府對他們多次的示威行動都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認為這是由於澳門沒有工會法的關系。他表示博彩最前線雖然以工會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只是澳門政府登記的非牟利社團。這次工會運動他們在初始階段主動接受求助個案，並協助整理訴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員工自發舉行工業行動，博彩最前線更變為協助角色。同時亦由於沒有工會法的關系，無法啟動三方會談，集體談判也不過是流於紙面。所以他們未來的目標走上街頭向工人介紹工會法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澳門博彩業工人階級是社會中一股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地組織起來必將是改變社會製度的中堅力量。澳門的工人能夠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論在爭取經濟訴求抑或是政治訴求的抗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支持博彩業員工加入工會，組織起來，爭取工資及工會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奪財富的賭場大亨鬥爭！

澳門博彩業實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賭場，市值約3,500億港元。
今年，澳門博彩業員工發動過8次遊行，最近一次為9月13日，有700名澳門博彩控股的員工遊行，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並實施賭場禁煙。
10月3日，「博彩最前線」號召3家博企員工發起按章工作及集體請病假。美高梅約有200-300人響應請病假，澳博則有約100名早更請假，星際有約60名早更請假。

旺角形同戒嚴　占領區被清場

旺角占領區清場後，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備，呼喝並驅趕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證及攜帶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亂揮警棍，毆打無反抗、無挑釁的路人。情況形同戒嚴。示威者手無吋鐵，但警察突然以催淚水劑驅趕占領者。

由於香港警隊權威盡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後，用「法治」之名義暴力清場。尤其在彌敦道的清場行動中，執行禁製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裝飾工具，為警察暴力清場作掩護，因為以刑事藐視法庭檢控占領者的罪名，會更有阻嚇力。在群眾運動愈趨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連法庭的鎮壓本質也表露無遺。

警察禁製令執行期間，以涉嫌藐視法庭、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拘捕占領人士，人數達148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5名成員、學生領袖岑敖暉及黃之鋒等。

當務之急：行動升級、運動內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淚彈後激起民憤，令雨傘革命爆發；10月3日的黑幫襲擊不但沒有嚇怕占領者，反而將運動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運動發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聯表示，會有下一步針對政府和商家的行動，很可能會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圍政府總部。旺角清場後，相信警察的下一個目標將是金鐘。現在就是行動升級的關鍵時間。

如果可以重新占領旺角，或者占領新的地區，的確可以鼓舞群眾士氣。但愈來愈多群眾認知到，運動要勝利就要超越獨沽一味的占領策略。從過往中國、美國以至埃及的經驗，占領運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面對兩難局面：單靠占領並不足夠，甚至會消耗鬥爭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擊政府。顯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妥協，因此有必要與占領者共同決定戰略去延續運動，包括在占領的同時，發動學生罷課，罷工。

雨傘革命至今其中一個弱點是，罷課罷工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場。只有9月底五天的罷課，而罷工這更具殺傷力的工具並未真正上場。由於罷工的經濟影響及組織力量，會更有效迫使政府讓步。關鍵的因素是如何將這場鬥爭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專政。除非中共被20-30個兩傘革命包圍，否則不會感受到威脅，只會如過往幾星期，繼續打拖延戰。

五方平臺內的泛民顯然不想行動升級，並建議退場，與占領者的鬥爭情緒背道而馳。抗爭愈持久，雙學與泛民的意見分歧就更明顯，運動「領導層」失去決策能力。

現在將運動內部民主化，公開與占領者商討及決定下一步的行動策略，是為當務之急。內部民主是什麽意思？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構，建定運動去向。這表示支持有領導層（所謂「大會」），但領袖必須是選舉產生，公開透明進行商討，而不是把幕後討論好的計劃直接向傳媒公布。需要群眾大會討論及決定所有重要問題。不要小圈子領導層，但要真正的基層組織和民主。只有這樣，運動才能升級，改變運動方向至將鬥爭蔓延至中國，以推翻中共專政。

難民抗爭略有所成政府小讓一步

經過了今年難民200多日的佔領行動，對抗貪汙的難民外判機構ISS，改變開始到來！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動難民外判服務政策，由現時讓「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壟斷全港的難民服務（每年政府資助2.5億），改為將難民服務分成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區，讓各非政府團體或企業投標，而一個團體或企業最多只能投到兩區的服務。換言之，來年至少會有一區是由新的企業援助。

此外，難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實物的，今後很可能會改變現金券製，讓難民到指定地點換取食物，選擇相對多了一點，相信可略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況。

ISS壟斷了難民外判服務廿多年，難民成功施壓，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讓，可謂踏出歷史性的一步。今次小勝一仗，要徹底改變，必須打倒貪汙的ISS，廢除外判製，迫使政府加大對難民的援助，降低審核的門檻。難民聯會創辦人之一Raymond指：「感謝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我們的抗爭。他們組織遊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議，並將我們的訊息傳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區。另外也感謝長毛，很多香港的政黨都不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沒選票。」

政府新機製備受質疑

最新數字顯示，香港已有超過9,500名難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滯留香港多年。由於難民身份確認過程曠日持久，動輒十餘年，其間沒有工作權令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醫療教育等權利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於2014年3月3日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製」，即由入境處一次過審核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s）。過往，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申請「酷刑聲請」，或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香港聯合國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難民公約》提出「難民迫害」申請。新機製下，難民申請交由入境處一併審核，難民署僅擔任顧問角色。

但之前經入境處審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處在過去二十年收到逾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僅2008年和2013年兩宗斯裏蘭卡籍人士的聲請獲確立，成功率為0.016%，而通過難民署申請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難民署確認的難民身份也可能會重新經過法院審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屆時難民需要向法院申請上訴，若果失敗就要被驅逐出境。因此，這一新機製很可能導致收緊審批或驅逐一些難民，甚至很可能會否決過千名難民的申請。截至11月，僅有504位聲請者接受審核，9,500人依然處於等候之中，即僅有0.2%被受理。

難民生活窘境毫無改善

儘管近期由於「難民聯會」的成立，並發動了200天的佔領行動，難民極端艱辛的生活條件稍稍為外界所知，但改變卻遲遲未發生。因為被禁止工作，他們被迫依賴ISS（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獲準只有價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時候只收到價值$700-800的食物，當中更有不少腐爛過期食品。他們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貼，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和貧民窟，很多人由於房租上漲，ISS又拒絕提供更多資助，甚至連貧民窟內的住所也失去。許多新來港難民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經濟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頭，以乞討維生。

難民子女的受教育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他們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沒有外國的戶籍，基本屬於無國籍人士，無法享受教育的權利。即便有些兒童被安排就學，ISS的學費資助往往乏善可陳，難民要自行尋求慈善機構援助，即使入讀公立學校，交通膳食、課外活動等開支也是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少人祗好鋌而走險去做黑工，被發現便會面臨15個月監禁。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利潤製度面臨危機，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各個獨裁政權得到支持。這些進一步導致了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

同樣在資本主義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又不容許難民工作。社會主義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難民鬥爭，並會繼續幫助「難民聯會」擴大發展下去，進一步提升抗爭的意識和力度，直至政府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同時團結全世界受壓迫者去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二零一五

14歲女童粉筆塗鴉被政治檢控

一名14女童於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墻」上用粉筆塗鴉，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圍，並被以涉嫌刑事毀壞捕。在雨傘革命期間，市民把抗爭訴求張貼在「連儂墻」上。該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時暫時保釋，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該名女童17小時，並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雖然女童的父親已表明有能力照顧其女兒，但法庭仍執意將女童判入兒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訊，但因女童家人申請保釋才暫被釋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這樣的判決極為罕有，顯然與政治打壓有關。警察和法院剝奪兒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殺一儆百，恐嚇群眾不要抗爭。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連儂墻附近，聲援該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臺」、「我要真普選」等。警方高度戒備，圍成人煉不許市民走近墻壁。

雨傘革命完結後，警察和法院正在準備秋後算賬，加強對抗爭人士的監控和政治檢控。這些惡行只會激起後雨傘時期的更大反抗。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對該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壓言論及人身自由。

許仕仁及新地集團世紀貪汙案

法院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五項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獄七年半，並要向政府歸還涉案的1,118萬。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則判囚五年，違款50萬元。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判囚6年，罰款50萬，6年內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被判囚五年。

經過了兩年調查後，這宗「世紀貪汙案」終於落幕，許氏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級的階下囚官員。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揮霍無度

許仕仁2000至03年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萬的禮頓山一相連單位。許仕仁亦隱瞞與新鴻基地產洽談顧問合約，及獲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的兩筆分別為90萬及15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優待新地以換取850萬元。

金額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過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到1,118萬元，而款項非來自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並相信是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廖暉。

兩年前，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招標項目中，其中一間參與單一招標的公司，是長實及新鴻基地產合資的財團「活力星」。許仕仁在2003年曾於新鴻基地產任政治顧問，但於2005年7月上任後，正式接手整個西九發展計劃，涉及利益沖突。

據傳媒報道，許仕仁生活極為奢華，每月領取8萬元長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飼養多匹馬，每月花數萬元買紅蘿蔔、幹草飼料予他擁有的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費10萬，又到倫敦看歌劇，行程用了15萬。他也曾在港麗酒店的意大利餐廳，一頓飯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買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萬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義」彰顯了嗎？

這場判決遠不是彰顯了什麽法治公義，反而審判揭露了法院的階級本質。整場貪汙案涉及的款項高達1,900萬，一個普通工人勞碌一輩子也賺不到，判刑數年根本過輕。

權貴犯法有一堆社會「名人」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蔭權、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法院會因為求情者的資產階級社會地位而加以重視。曾蔭權的求情信當然寫得落力，難道他不怕下一個就是自己嗎？

此外，法官的判詞也自揭了其骨子裏的階級不平等。裁判官麥機智稱贊許仁是最優秀的政務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動，因此減刑9個月。我們應該反問，作為政務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祿，貪贓枉法理應罪加一等，為何因此反而減刑？何況，所謂「打大鱷」的救市行動有救過人嗎？有減輕過金融風暴為多數人所帶來的痛苦嗎？這可以叫為社會貢獻嗎？

廉署無力反貪　貪汙日增

兩年前，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以低價租住「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慶首富張松橋的私人飛機往泰國布吉及日本旅遊。未來曾蔭權也有可能面臨刑事起訴。事件引起了大眾關註香港貪汙狀況，根據「透明國際」公布2014年環球清廉指數，香港得分則連續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許仕仁案件並不代表廉署更有決心肅貪倡廉。廉署有足夠證據起訴許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為新地集團內部爆發家族內鬥，有傳郭氏第三子郭炳湘與廉政公署一度達成協議，為案件提供證據。

此外，廉署在官員面前多是無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貪汙已上升至特首層面。在雨傘革命期間，特首梁振英被揭發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臺，喪失其政治權力，否則廉署並不可能調查此案。因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屬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還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獲委任為廉署的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紀錄。1990年，她同時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四職，後來被揭發持有「先達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報，跟交諮會主席的公職，有嚴重利益沖突。事後，她更涉圖借跟無線高層的關系向記者施壓，幹預新聞自由。

打破資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現行製度下，銀行家和投機者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牟取暴利，坐擁公權力的政客自然會想分一杯羹。擁有無限金權的資本家必然可以繞過這些「法治」的製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況下是無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約482萬元，政務司司長年薪也達429萬，比起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更高。所謂「高薪養廉」這句騙人口號，只是合理化資產階級官員享有經濟特權。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政治代表只應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審核機構不能依靠資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機製，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公仆的支出。貪汙的濁水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由領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職，才可打破資產階級政黨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後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製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麼?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臺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臺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彌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臺。此外，臺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麼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製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製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盡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沖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臺」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臺」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臺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製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製。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雨傘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經過雨傘革命後，群眾遭受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猛烈的鎮壓。此外，警察與黑幫攜手合作襲擊示威者，令「黑警」一詞家傳戶曉。甚至9月28日當晚，警察一度高舉「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有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和音波炮，後來是中央政府為免民情反彈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沒有撲滅佔領運動，反而惹來民情反彈，原本正走下坡的運動起死回生。從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錯誤。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群眾一度高喊「警察罷工」的口號，喻意要求警方停止執行上頭指令。政府多年來竭力宣傳，製造警察「廉潔奉公」、「保護市民」的虛假形象，全部毀於一旦。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本質揭示於群眾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調查發現，警隊的民望為61分，比解放軍的63.1分更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贊揚警察「專業克製」，臉不紅、耳不熱，最近更指警察保護學生，就如慈母保護孩子一樣！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瘋狂投擲87枚催淚彈，不少在示威者頭上爆開。當時，筆者站在金鐘夏愨道，眼見催淚彈清場完全無效果，但警察沒有停止，與其說是為了清場，倒不如說是為了挑釁示威者。警方高層稱催淚彈不會傷人，但本港呼吸科專家表示，催淚彈可引致人體九個身體部份出現不同徵狀，包括皮膚出紅疹、眼結膜炎、呼吸困難甚至腦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

警察縱容黑幫襲擊旺角的佔領者，企圖製造混亂場面，乘機清場。10月3日晚上是整場運動裡民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盡千夫所指，士氣低落，黑警一詞家傳戶曉。到了運動的中後時期，前線示威者清楚見到警察情緒已經失控，胡亂揮舞警棍攻擊示威者，甚至途人、記者、醫護人員也無一倖免。整場運動中過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隊內部作為統治階級的機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動意識，例如盲目祟拜權力，蔑視低下階層，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這是製度造成的問題。有警察曾經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還有警察威脅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開羅廣場強姦女示威者，甚至強迫驗證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處女。

監警會不過是政治花瓶，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民陣警權關註組召集人陳樹暉回應警方言論指，由928開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訴個案，是關於警方疏忽職守以及濫用暴力，但警方至今從沒有公開任何內部調查進度，而且一宗都沒有證成。

現任監警會主席為郭琳廣，曾任廣西政協及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該社團總會去年曾經在報章登廣告，強烈譴責反對警察執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從監警會2013年至14年度工作報告的資料，總共審核2，591宗投訴警察個案，涉及超過4，700項指控，經過「全面調查」案件有1，300項指控，結果獲「證明屬實」只有86項，佔總調查指控總數6.5%。

在雨傘革命爆發前，戴耀廷曾經表示要限製示威者的各種行動，去避免佔領運動釀成騷亂。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非暴力教條根本捉錯用神。單靠「道德」並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頭來自警察而非抗爭者，即使群眾和平克製，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對待。若果遏製群眾的行動，只會聚積怨憤，繼而走上騷亂甚至暴動的絕路，沖擊立法會的行動正反映這股沮喪的情緒。這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

真正避免血腥沖突的方法，將行動升級(尤其是罷課罷工)，將群眾的忿怒情緒引導至有紀律、有組織的鬥爭，而且政權鎮壓的話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這種行動必須要建立群眾學生/工人組織，並以社會主義綱領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由社區民選代表去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有權僱傭和解雇警察，獨立調查雨傘革命中的警察暴行，嚴懲施暴警員。這是民主控製警隊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貧」假大空

就在雨傘革命相峙之時，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指，貧窮人口下跌至百萬以下，並稱這是扶貧政策「初見成效」。實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辭、將數據解讀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為自己功在社禝，這些伎倆早已為民眾所司空見慣。貧富差距未見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窮奢極侈，拾荒老人依然隨處可見，正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和民主權利被剝奪，才觸發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行動！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實你們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韓式官方宣傳，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眾的怒火？

老有所養　應有之義

政府報告指長者貧窮的情況改善最為顯著，貧窮率下跌至約三成。事實上，政府所宣稱的貧困人口下跌是由於恆常補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綜援以及生果金等)發放後才令三十多萬人藉此勉強擠過貧窮線。假如不計算恆常補貼，按政府自己製訂的貧窮線作標準的話，2012年時貧窮率為19.6%，而2013年的貧窮率是19.9%，增加了兩萬人，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這代表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勞動環境比去年更惡劣！所謂的扶貧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專製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替資產階級刷屁股之舉，好讓社會從紙面上「看上去沒那麼不平等」。

退一步說，老有所養難道不是社會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嗎？當下十個長者中仍有三個被政府界定為貧窮，換言之有二十九萬老人仍處於貧困之中。這對於像香港這樣一個發達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然而政府寧可用一堆架牀疊屋的高齡補貼去敷衍，也不願意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一勞永逸乾淨利落地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級富豪控製著17,360億港元的資產，相比之下本年則增長至82個億萬富翁掌控了26,583億港元。而同時正如前文所述，貧窮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補貼後實質增長了三萬人，這是典型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團聯席主席洪永時一口氣買下三十輛勞斯萊斯，總值1.55億港元，創下史上最大單一交易額。洪永時將於澳門投資名為「路易十三」的賭場度假村，當中將有全世界最奢華套房的酒店──達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費約100萬港元)。另一方面，基層民眾卻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貧政策」去「脫貧」，成為梁振英的報表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宣稱貧窮人口的下跌是「受惠於工資增長和就業情況改善」。同時，政府卻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壓抑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假如政府當真認定工資增長能有助脫貧的話，何以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錙銖必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資都未能達至當初所提出的每小時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過是口頭扶貧，兩手卻將基層民眾-特別是年青工人-推到剝削更深的位置。

政製民主　經濟民主

正是這種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媒體前公然說出他認為「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權利」這句實話。民眾對民主權利的熱忱，同樣也是由於他們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嗇的「福利社會」，不過是有利於基層勞動者的福利社會，自己卻一心將大把利益分予資本家，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除了要奪回政治民主權利，仍不忘要求經濟的民主權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發展商掠水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斷出臺，當中為人所熟悉的有高鐵工程、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等。這些基建工程耗資百億，超支延期卻屢見不鮮。就九大基建項目來說，最新總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數字超支逾1,600億元，幅度達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貴得令人咋舌，納稅人的金錢白白流失，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麽事？這些財政黑洞工程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系？

基建超支 浪費公帑

政府刻意引導輿論，營造興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機場第三條跑道花費2,000億，政府指雙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但遭到前天文臺臺長林超文撰文駁斥。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機場有充裕的容量處理人流和貨運，跑道看似飽和是機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闖的禍…」

近年已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費6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65億元，超支幅度10%。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工程費原本預計費用為281億元，超支79億元，超支幅度28%。蓮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預算費用由162億港元，增至約249億港元，超支約87億，超支幅度達5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達50億元，是最初預告的10倍。大橋口岸因工資及建材價格上漲，最新建造費上升至354億多元，升幅達16%，超支幅度比嚴重延誤的廣深港高鐵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會通過上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整個工程合共1,200億公帑。當中發現，大量土地被發展商囤積，公屋興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產商已早在新界囤積大量土地，透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原址換地」方案，即改變土地用途，由農地發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項目，說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不要爛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為7,425億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顧社會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勞動階級。港府投放教育資源不足、興建公屋數量極小、醫療私有化、退休保障遙遙無期，但港府說要避免「財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開支，卻拿出2,200億促成「未來基金」來興趣基建。這筆錢可以免卻大專生學費37年、回購東西隧、足夠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億元的種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員經常強調「行政主導」，立法會有一半非民選的議員，議會也只是橡皮圖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過建製派大多數下強硬通過議案，背後其實是要維持香港的資本家的壟斷地位。從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說，香港不可以讓窮人「主導」政治，就可見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總共耗資超過6,000億，它們與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馳。6,000億足夠興建逾百萬間公屋，以及每名市民發放8.5萬元。社會主義行動並非反對發展，更便宜發達的交通設施是必須的。香港作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若果經濟不是由資本家操控，絕對可以負擔人人免費的交通服務。但政府的基建項目只會浪費公帑、破壞環境、剝削工人，並擡起房地產價格，向商家鉅富輸送利益。只有將土地及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有化，置於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這個局面。這會讓香港人民民主規劃「綠色」的市區發展，建設一個綜合性、現代化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網路。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佔領，克服了兩萬警力的嚴峻打壓，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製。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佔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佔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

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繫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四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製下」實現真普選。所以，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裡，他們表示爭取民主「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製，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復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裡，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麼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麼香港也會走向專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會逐步體製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臺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臺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臺灣經濟的控製。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合作營商，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臺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裡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我們在中港臺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訪問佔鐘留守者：為什麼堅持至最後？

12月9日，佔領運動進入第74天，自從旺角佔領區被清場後，只剩下金鐘和銅鑼灣的佔領區。清場的聲音甚囂塵上，社義行動記者訪問一下佔領人士的看法。

從事貿易行業，曾小姐回憶起催淚彈的一幕，仍感相當震撼：「我是自從警方在9月28日發放催淚彈後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雖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盡我一分綿力。」

金鐘已頒佈臨時禁製令，面對清場在即，曾小姐表示會留守到底，但也對佔領運動作出反思：「我對現時佔領的方向也抱有疑問，感覺對政府影響效力不大，所以我會支持其他不合作運動、例如罷交稅、罷工、罷課等等，因為可以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具體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會多認識為何要抗爭。」

曾小姐認為，無線亞視等媒體很多的新聞偏向建製，政府在輿論戰方面一直也是佔有優勢。「我認為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與身邊朋友多點解釋真普選，多些參與社會上的抗爭，例如參與街站的宣傳。我認為經過今次佔領行動後，整體香港人的意識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與黑社會勾結、濫用暴力、梁振英不斷抹黑運動等。」

運動策略方面，曾小姐認為現時運動裏有一些採取較溫和方式與採取激進方式的不同派別人士，而沒有渠道商討決策。政府強硬，是因為背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但支持民主者不應灰心，期望未來會有更大的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來。

另一位留守金鐘人士叫Tony，是動畫設計師。他回億起兩個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當時是因為8‧31人大落閘令我感到不滿。」

Tony 對金鐘快要被清場，他會考慮回到佔領區守護，但會盡力避免被捕。他對現時佔領運動感到不樂觀，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認為佔領欠缺力量，影響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運動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態度強硬，甚至動用警察暴力攻擊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方的高層都不斷製造謊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對香港的前景，Tony 認為香港發展是一個完全單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財團利益為先、小巿民生活越來越艱苦。「例如觀塘的密集工廠區，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工作室，藝術家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個生存的空間，但可惜現時租金不斷上漲，甚至工廠區被收購後改建成酒店，酒店房價起碼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財團的霸權將多少弱勢人士推向社會邊緣。」 冷冷的風吹過空曠的佔領區，帳篷顯然抵擋不了寒風侵襲，但佔領者的心從未冰冷下來，仍然聚精匯神地堅守崗位。

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應短缺，離奇現象令全城哄動，不少藥房和超市掛上「無貨」的告示。事實上，被搶購一空的是多款熱賣的大品牌（又稱「配方奶粉」）。熱賣品牌的奶粉價格迅速飆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這並非離奇，而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必然現象，繼房屋與醫療成為「產業化」的目標後，連嬰孩的生活必需品都無倖免，淪為中港外資本家的投機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場」，但因為眾怒難犯，被迫推出治標不治本且沒長期效果的政策 – 限製每人帶兩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動用公帑設立訂購熱線，倒過來幫助製造災難的罪魁禍首。

市場失衡有眾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災難，令內地消費者對國內奶粉信心盡失，而冒牌假貨在內地盛行，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內地貨架上的進口奶粉。因此，中國內地的中上階層有消費力，自然南下或網上辦貨，設法直接購買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趨吉避兇（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層工農的下一代則要繼續冒險吃大頭奶粉，甚至更劣質的嬰孩食品。201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為2,000萬，龐大的市場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據近日媒體報導，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約4.5倍，但同期香港嬰兒出生率只增加約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陳雲之流）伺機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辭吸納憤怒和困惑的群眾，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地人越境走私，講成要將自主權「從大陸人手上奪回來」。陳雲甚至公開發表法西斯傾向的論調，表示「一場族群鬥爭不可避免」。同時，可笑的是，這群「港獨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網上呼籲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問題，美國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發了災難財，試問服務美國資本家的奧巴馬政府又怎會出手營救？激化中港兩地人民的對立，將群眾對奶粉商惡行的視線轉移開去，又散佈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幻想，只令資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贏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為最大贏家，供應商恃財團勢力幕後操控供應，化嬰孩生活必需品為投機工具，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擡高價格牟利。美國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純利為10.46億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創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來最大漲幅。該公司2012年全年純利升19%至47億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場供應實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幾間供應商被揭發「綑綁式銷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的初生嬰兒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應商要求藥房綑綁式訂購同樣數量的1至4號奶粉，不容許他們只訂購需求較大的初生嬰兒奶粉。奶粉商又減少供應至小型藥房，主力供應至售價較高的壟斷超市，甚至威迫藥房要以「建議售價」出售，否則截斷供應。

內地的嬰兒食品市場2011年達到60億美元的規模，有美資行更預期3年後會倍增至120億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後，奶粉商看準內地出生率高的龐大市場，開始大幅增加廣告費。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時，每月的廣告費用幾近2,000萬。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總廣告費用達16億元。

現時市面上被搶購一空的，只屬於幾個「配方奶」品牌。這些品牌的公司斥資巨額大賣廣告，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例如廣告經常宣傳DHA和Choline有助兒童腦部發展，但事實上這並無科學証實，實際作用鮮為人知。近日，愈來愈多醫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實大同小異。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對廣告的監督蕩然無存，「洗腦」廣告在大氣電波天天傳播，務求將家長的擔憂化成賺錢的機會。

水貨客由集團操控

水貨奶粉在內地大有市場，因為不僅國內品牌奶粉不安全，內地零售店的進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貨，貨源來自香港的水貨反而更有保證。通過水貨客直接搬運奶粉，可以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和轉售貨品的增值稅，價值貨品買賣差價的17%，水貨集團因而有利可圖。香港每月入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即是每月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按水貨奶粉每罐利潤200元計算，即是水貨市場每月利潤高達6億元。

事實上，水貨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內地人，右翼民粹派宣傳「水貨客都是內地」以煽動族群仇恨，但事實上沒有中港兩地的資源和人脈，水貨集團根本不得以經營。有報章揭發香港超市的經理有限製面市的供應，以確保水貨客有穩定的供應量；也有業主將單位屋苑單位改為貨倉，出租給水貨客牟利。

這行業能夠興起，本身反映著中港兩地之間、中國大陸以內和香港以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水貨集團聘請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隊搶購，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內地工人的工資被瘋狂壓榨，加上拖欠工資問題蔓延全國，走水貨一趟雖然只有70-200元的報酬，但對內地工人來說已是相對高的收入。

任何限製邊境人口進出的措施並不能解決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問題。只要內地人對進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滿足，加強邊境機關的鎮壓，只會令水貨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手段鋌而走險，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水貨客是奶粉投機下的產物，要消滅投機的根源，必須將奶粉供應商公有化，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監督和管理。這才能阻止水貨集團的投機。

「洋奶粉」就安全嗎？

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內地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2011年中國進口奶粉的進口額達25億1000萬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進口國分別是紐西蘭、澳洲與新加坡。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奶粉供應鏈往往一環扣一環，為了節省成本，進口奶粉的奶源供應很多時都是來自中國公司，而在中國由於缺乏食品安全監管。洋奶的品牌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時，恆天然乳品集團（Fonterra）就是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旗下的兩個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滿也由三鹿經營、部分奶源由三鹿供應，但在當時退出中國市場的一年後，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國銷售。可見，中資和外資企，所謂洋奶粉較安全的品牌效應，實際上只是廣告效應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檢測出有雙氰胺的殘留，在事發後仍拒絕披露所供應的乳品企業，又不承認事件涉及食品安全問題。內地民眾對紐西蘭的奶粉愈來愈不信任。

消滅奶粉投機，改善育嬰條件

極右本土派將奶粉荒問題歸咎於「大陸人搶資源」，掩蓋背後資本家投機的根本問題。

奶粉的進口公營化，由中港兩地的消費者代表、母親代表和醫護人員民主選舉產生，除了嚴格監督奶粉廣告的失實，也要確保公布現時奶粉的真確資訊，並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賣廣告。消費者需要成立民主監督委員會，調查奶粉商操控供應和推高價格的情況，阻止通過兩地差價進行投機。

現時香港公營醫療對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親在開始不久後被迫放棄。私家醫院與奶粉商的利益關係千絲萬褸，因而多數不鼓勵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嬰兒以純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種營養，比奶粉（含70多種營養）更為天然和優質，政府應該創造良好的條件，包括加大宣傳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設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勵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北歐等都有母乳庫的成立，儲存母親們捐贈的母乳給予有需要的母親。香港的公立醫院應該向不適合哺乳的母親免費供應奶粉，更應逐步成立乳庫供應健康的母乳。

婦女產假香港孕婦產假僅有10星期，瑞典與香港財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個月產假，可謂天壤之別。香港男士沒有有薪侍產假，令孕婦身心壓力倍增，影響產後分泌乳汁的能力。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包括8小時工作製、女性16個月有薪產假、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減輕產子帶來的壓力，讓婦女有健康的身體哺人乳。

內地食品安全是問題關鍵，只有食品供應商民主公有，置於人民民主監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貪汙和資本家牟利的現狀。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關綜聯遊行：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

1月11日，「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簡稱關綜聯）發起遊行，在施政報告出爐前表達「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主辦單位不滿政府扶貧無效，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求當局製訂有效及公平的長遠財富分配。遊行有16個團體支持，近百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玚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

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14日）發表，政府一直不能對貧窮問題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報告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只是動用每年30億的公帑，資助少且條件嚴苛，還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請。

我們記者在遊行途中訪問了陳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手系著兩名兒子。她是內地移民，來港生活了7年。當問到她為何參加遊行時，她表示「政府應該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資助」。陳女士來港後，居於上水狹窄的劏房達4年之久，其後終於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見襯。

「我要照顧三個子女，沒工作，試過找托兒服務，但一直也沒有空缺。我先生也是從大陸過來香港，當雜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來來香港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開支高昂，幼稚園沒有資助，政府講過15年免費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諾。」

陳女士沒有太大期望脫貧，因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出來巿區走走，對於她和子女們是難得的機會，她表示曾因為子女在校遺失校服而大動肝火，因為各項書薄費也要每名子女約一千元，還有每個子女每月$850的補習費，沒有錢讀幼稚園又會犯法，經濟上的折磨令家庭產生更多糾紛。

「我沒有任何娛樂，家裏所有的錢也用作購買食物、生活費，並給丈夫作為交通費。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現時電費、水費和房租又加價，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貼如房屋津貼、電費補貼正在不斷削減，生活沒有曙光。在4年前最艱苦的時間裏，我曾有輕生的念頭，更患上了抑郁癥，幸好有其他媽媽扶持，才捱至今天。」陳小姐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貧方案到喉不到肺，還厚顏吹噓扶貧政策有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裏舉起「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廢除強積金，權力歸於勞動者」的橫額。我們的發言者Jaco反對政府花500億搞自願醫保計劃，這等同用公帑補貼保險業。而政府對待殘疾人士和難民這些社會最邊緣人士也極為苛刻。要真正解決貧窮，必須政府必須加大公營開支，將社會福利訴求連系至民主抗爭，將銀行及大企業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經濟的亂局，才能讓窮人有公權力合理分配資源。

施政報告假扶貧

施政報告出爐，梁振英早前敲鑼打鼓，四處叫囂扶貧有效，卻被發現搬弄數字，文過飾非。事實上，去年香港貧窮人口仍有133萬，每7人就有一人是貧窮。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並沒有帶來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場的教條，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擴大公營部門則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屆施政報告就一如既往了無新意。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中心點，大商家把持整個政治和經濟生殺權，整個製度必為金融體系服務。資本利得稅率極底（16.5%），工資受嚴重壓榨（今年最低工資$32.5），房屋全球最難負擔，這是所謂「自由經濟」。

「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

正值施政報告發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電視訪問中直指，大學生畢業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陳振彬並於早前占領運動期間建議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泄精力，便不會「上街搗亂」。可見，激發年輕人抗爭的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但政府卻對其視若無睹，何其脫節！

政府打算興建「廉價居屋」，即將新建成的公屋以市價五折出售，協助公屋戶置業。但這是糖衣毒約，如果計劃的廉價居屋數量小，就根本無助年輕人和基層置業；如果廉價居屋興建數量多，則等同動用大量公帑擴大私人房產市場，推高樓價。二手居屋投入市場後，價格正在不斷攀升。政府數字又顯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場樓價上升三成半，比私樓升幅更高。

港府向來以為穩住中產民心就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然後可以繼續無視水深火熱的底層民眾。香港有8.64萬劏房戶，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貴。但是，政府斷然拒絕恢復租金管製，恐惶違反市場信條。

退休保障要入息審查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預留500億成立養老基金，但將會設立資產審查。梁振英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85）的資產上限為18萬元，未來所謂「退休保障」的條件將更為苛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重覆「財政赤字」、「誰來付鈔」等陳腔濫調，說到底，政府害怕威脅到強積金公司的利益。

國教復活　學店狂賺

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甚至組織解放軍夏令營的參加者成立製服團體，種種政策與宣揚愛國主義不無關系。據《明報》最近報道，有政府中人承認，政府正在低調推動國民教育。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最近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惹來白色恐怖的質疑。

政治壓迫以外還有經濟壓迫。香港各大學學費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欠學債10.9萬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屬公司總盈余高達42億，其中中文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盈余更達15億。施政報告呼籲八大院校回饋學生，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這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惡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施政報告假扶貧。經濟壓迫已激起怨憤，只欠一個平臺讓香港工人和窮人以行動表態。呼籲工人加入工會，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立即落實八小時工作製，立即實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資至$45元，跟隨通漲升幅
八大院校全數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經費；教育全面公營，全民免費
恢復租金管製，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
民主公有化銀行、地產商等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國為香港假普選方案背書

經過去年秋天的雨傘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謊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政府卻屬於冥頑不靈的少數。

在倫敦國會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英國外交部宣稱2017年的伊朗式選舉方案（當中只允許三名經篩選的候選人參加）能為香港選民提供一個「真正的的選擇」。這可能是自貝利雅聲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後，英國國會最大的ㄧ個謊言。外交部次長施威爾（Hugo Swire）承認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縱使如此，他仍然呼籲泛民不要否決政改方案。施威爾向委員會稱：「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與施威爾同為保守黨政客的巴倫（John Baron）亦稱外交部的立場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應聲蟲

施威爾和英政府的言論將會使香港的建製派歡喜若狂，他們會視其為重申自己的論點。這些言論，加上一份即將公布的報告中，提到英政府認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領運動中的處理手法，無疑會觸怒許多香港的民運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英國當局存有幻想的「歸英派」，他們誤以為英國是香港民主抗爭的盟友。在雨傘革命的尾聲期間，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於十二月在英國領事館外發起了一場占領行動，呼籲英國政府采取強硬的立場。如今外交部已經作出了回覆。

英國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手上奪得香港，當年的戰事就是為了捍衛英國商人向中國民眾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國和各列強的海軍，都在長江自由進出。風水輪流轉，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拋離英國，中國更拒絕了一個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十二月一日到訪香港。該代表團計劃檢視中英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英國方面及後並沒有就這個事件向中方發出任何外交抗議，甚至乎一封發給駐倫敦大使的抗議信也沒有。不過，外交部卻否認向北京跪下。「我不認同我們以任何形式向中國政府叩頭。」施威爾向國會說。

在商言商

最近，《明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英國當局即場帶商界訪問團招商，來順便締結有關向中國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協議。但這在當時的港督反對下擱置，理由是這「太過明顯」了。

卡梅倫政府幾乎沒有掩飾自己迫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於2014年增加了28%，與此同時來自歐盟的總投資下降了5.3%。事實上，根據《電訊報》（一月19日）的報導，英國在華投資會於未來五年翻四倍。反過來，中國公司現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機場和曼切斯特機場、谷麥生產商Weetabix 以及連鎖餐廳Pizza Express的股權。中英政府於去年六月簽署了價值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並包括銀行、鐵路和核能產業的中國投資。「我認為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幾個字來總結：增加對中國的貿易。」這是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話。

警察反應「恰如其分」

英國政府對於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國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須簽證）的懦弱回應，並接續支持北京的偽民主選舉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對雨傘革命所抱有的立場。同樣，大家並不驚訝其在即將公布的報告《英國外交部關於香港的半年度報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為梁振英政府背書，並指警方的「反應恰如其分」。畢竟就是英國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淚彈的！但是，這些外交措辭正好駁斥了中國官媒對於雨傘革命和其民主訴求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指控。

縱使卡梅倫政府矢口否認，但最近又再向中共專製叩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習近平計劃將於今年訪問倫敦。上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參訪英國，就已經是2005年的胡錦濤了。當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排在第四；如今中國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甚至將其排在第一），而英國則跌至第六。當北京承諾加大金融體製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化之際，英國資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將倫敦變成中國金融貿易的主要離岸中心。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談所謂「民主」更重要。

習近平向倫敦回禮

習近平即將到訪英國，顯然是獎勵卡梅倫政府的自我審查和馬屁工夫。「我認為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對英國就香港占中問題的反應沒有太不高興。」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者陳誌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倫在倫敦接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引起了與北京之間長達18個月的外交冷戰。自此以後，英國政府便對商貿合約虎視眈眈，並小心翼翼避免觸怒中共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反駁北京的「顏色革命」抹黑，並指出這只是專製當局掩飾自己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之間密切的政經關系。同樣，我們警告過，若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對卡梅倫等西方資本主義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話，只會有災難性後果。若要成功，反抗獨裁的鬥爭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對滿口謊言的資產階級菁英，並聯合起中國以至全球的基層青年和勞動者。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裏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裏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裏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麽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製」，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製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製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製」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麽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余，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麽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麽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麽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裏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幹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製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團體。

建製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系，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製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裏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彌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製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製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擡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製！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製的其他專製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製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麼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湧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雇傭製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雇傭同居限製』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雇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采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雇傭同居限製」

在「雇傭同居限製」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雇傭同居限製」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製，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雇傭同居限製」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裏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沖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製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沖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註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沖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沖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製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製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麼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註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製」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簽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系，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註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奸，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奸」、在關系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時間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註，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奸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系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製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註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嘩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製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嘩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註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註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註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註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製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盡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沖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製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製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製者往往用「共識製」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製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製也充斥著共識製。共識製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臺。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盡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臺」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嘩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製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製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臺，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製。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臺，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製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製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臺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製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製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幹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製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製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沖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沖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沖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製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製。在這個製度下，女性受盡製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製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製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裏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系。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抗爭！

為什麽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麽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松、去管製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蕓蕓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製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製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製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製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製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咨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回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臺，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臺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製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製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製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復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製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製，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製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臺，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盡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製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製，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臺，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贊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誌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誌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淩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劃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淩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製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製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製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製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製力竟不過是強製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雲雲。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汙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製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沈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製製，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製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製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表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製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誌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製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製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借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製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製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製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製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製，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製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沖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註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註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製、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製，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製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麼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臺，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沖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只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製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製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沖出馬路與警察爆發沖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製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製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麽低，為什麽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麽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麽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歷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製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製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製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製，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只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麼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製。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製，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遊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製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製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製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製」並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製」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製。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茍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麼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製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臺。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製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製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製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麼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註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製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製，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湧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製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借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製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臺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製，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製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臺，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臺，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麼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臺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準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鬥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傭金，每張單的傭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麼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麼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麼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麼，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製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製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製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製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製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臺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系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製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註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誌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蕩，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製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製。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臺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製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製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系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政治檢控加劇

香港政府展開新一輪政治打壓，而且更比過往變本加厲，遭到政治檢控的市民越來越多。相反，去年雨傘佔領運動期間毆打市民的七位警員及警司朱經緯則遲遲未有下落。

7名警員於去年10月將佔領人士拖至暗角毆打的事件，發生至今超過10個月仍未有任何進展。去年11月，時任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被多間傳媒拍到在旺角佔領區用警棍毆打途人，事後朱經緯如期退休，調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判監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示威者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當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獄超過5個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吳麗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頭破血流，卻反被控「以胸襲警」，控罪之荒謬程度令人發指之餘，吳更被判監禁3個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禮罪成　僅輕判罰款

另一邊廂，一對反佔中退休夫婦在去年佔領旺角期間襲擊及非禮一名女子，因不滿被拍攝，女被告搶去其手機，男被告陳南星則不斷大力觸碰其胸部，影片被傳媒廣泛報導。夫婦二人分別被裁定非禮及普通襲擊罪成，但法官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以「人道理由」判處「非常特殊的判刑」，輕判夫罰款8千元，妻則監禁14天緩刑一年。

「胸襲」二字的意義自此被改變：當一位女性面對真正的性暴力時，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應有的製裁（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監禁）；相反，參與反政府抗議的女性卻被控「以胸部作為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要增加的是公共開支　不是維穩費！

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務處「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開支預算為168億，是全港花費最高的紀律部隊。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消防、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的總和（155億）都比警隊開支要低！

警務處更預算以2700萬元購買3部水炮車，增強警隊鎮壓的力度！當社會的公共房屋、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短缺的時候，政府往往推說沒有足夠的資金，但花在維穩費上卻如此闊綽！

白色恐怖如濫捕、打壓言論、示威自由等越來越倡獗。我們需要堅定地組織起來，現時唯有組織一場積極的反抗運動，才能有效對抗政治打壓。

立即停止政治檢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衛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反對廿三條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專政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公共護老及托兒服務、增建公屋至每年5萬間
公共事業（如港鐵、領匯、東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結束財團專政

香港難民鬥爭取得重要勝利

香港難民成功改變當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難民鬥爭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難民開始以食物劵的形式從超級市場購買食物，毋須被迫到指定店舖領取食物包，以供他們有更多選擇，食物質素也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領取巧克力、薯片、藥物、酒精等食物。這轉變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對難民的社會控製。這種控製是基於政治理由多於經濟理由。

今次成果是難民一年多以來的抗爭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讓步具重要的意義，因為過去幾年在梁振英政府統治下，甚少組織能夠在抗爭中贏得訴求。難民只有很小的討價能力，加上在香港嚴苛的庇護政策下被嚴重孤立，是次抗爭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可見，有決定和組織性的抗爭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領運動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幾十名難民成立了香港難民聯會，並佔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辦事處，抗議食物與住屋津貼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組織，但同時也是有限公司，獲得與政府的合同，並執行港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從二零零六年開始，ISS香港支部每年從政府取得兩億三百萬的巨額去援助香港約五千名難民（這數字在上升）。

佔領開始不久，ISS申請禁製令驅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領期間跟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討論，決定轉移到社會福利署灣仔總部外的公眾用地，及後再轉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外，繼續和平佔領運動。整場運動持續了兩百天，期間舉行過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難民聯會，獲得了傳媒的曝光機會。

難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團體和ISS少量的援助過活。他們投訴食物包原應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內，卻持續被剋扣。《南華早報》於2014年二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ISS提供的食物包價值少於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從中取走了每人價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難民聯會懷疑ISS跟食物供應商勾結，收取高價去提供劣質甚至過期食品。

及後，香港難民聯會向廉政公署報案，但調查聲稱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為何會有此結果？廉署雖然聲稱「獨立」於所有政府部門，但卻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就是ISS的資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沖突。可見司法製度的階級歧視，可見「法治社會」的偽善。

誰是真正的社會負擔？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難民為香港經濟「負擔」，卻同時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不能貢獻本地經濟。

政府迷信所謂「磁石效應」，認為一定要製定嚴苛的政策，把來港的難民嚇退。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把福利服務外判給ISS此等黑店，令難民和香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才是勞動者的真正負擔。不論是難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還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財奴的思維對待，令香港成為所有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福利最匱乏的城市。

在現時政策下，每名難民只可獲得1,500元作為租金津貼。香港樓價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夠租到單位。難民聯會創會成員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來租電單車的車位。所以，難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廢棄的豬欄或養雞場，造成安全問題。今年年初，三十三歲的斯裏蘭卡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鐵皮屋裡被大火燒死。因此，香港難民聯會會持續抗爭，並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讓步後升級，要求政府取締非法寮屋。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在這場抗爭裡，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難民聯會，包括鼓勵難民抗爭，提供政治建議及實質協助。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是基本的民主權利，因此社會主義者會全力捍衛。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絕承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我們大力反對。

資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認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甚至抹黑難民為來港騙褔利，一方面也更廣泛的打擊民主權利和福利製度。面對商賈鉅富這樣攻擊工人階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團結所有被壓迫的社群起來抗爭，改變製度。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在烏克蘭、也門和敘利亞的戰爭和內戰。逐利製度正陷於危機，令軍費上升，民主權利被摧毀，專製政權冒起，民族主義升溫。因此，世界上出現一個個「失敗國家」，民眾變得貧窮，種族及宗教沖突令無數人逃離家園。資本主義的回應竟是加強國家機器鎮壓，邊界軍事化，種族主義團體擡頭。我們要以這答案回應：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改變世界，以人民的需要為本來運行社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盈利為本。

食物券製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總體來說，食物券製度受到廣大難民的歡迎。但大贏家還是惠康連鎖超市。至今，派發予難民的食物券一年總值1億800萬，只能用於惠康。即使我們的鬥爭令難民獲得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從中優惠大財團。

惠康由國際牛奶公司擁有，而國際牛奶公司又屬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產、交通、旅遊業、和零售。萬寧、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都是怡和企業帝國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會走入「福利主義」，並要政府減少社會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輸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九月十二日】全球聲援難民日

敘利亞三歲難民小童伏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轟動全球，觸發全球民眾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安全和權利。九月十二日將會是全球聲援難民日，由澳洲、英國、瑞典、德國，歐洲各地以至鄰近的臺灣也有人發起聲援行動。

數以萬計的難民正在逃離中東和非洲的戰爭、專製與動蕩。他們大部分都因戰亂而身無分文，並在國內或鄰國流離失所。而當中的一小數人（有少許金錢的），則被蛇頭帶走並賭上生命試圖橫跨地中海。歐洲資本主義「堡壘」充斥種族歧視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無形的長城，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無辜犧牲。

所謂資源匱乏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三叉戟」核武器計劃預計會花費1千億英鎊（1.1萬億港元）。而英軍每年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費用就高達3百億英鎊（3千5百億港元），也就是每個納稅人需要分擔1千英鎊（1.1萬港元）。

政府花費大量資金投入戰爭，但卻對於飽受戰亂而無家可歸的難民視若無睹。我們不能夠將審批庇護權的生殺大權交給這些虛偽的歐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極苛刻及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對待9千名尋求庇護人士，社福署安排難民入住違法鐵皮屋，導致一名難民喪生。

我們展現國際團結，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我們亦支持為家庭團聚，反對歧視，結束與監獄無異的難民營政策。

我們呼籲大家參與九月十二日的全球聲援難民日集會，捍衛難民權利，要求安全引道難民逃離戰亂國。

9.12 全球聲援難民日香港百多人遊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聲援難民！拆走歐盟高墻！停止戰爭，停止殺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個國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國、瑞典、德國、以至臺灣都有集會聲援難民。

香港響應全球聲援難民日，約二百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歐盟駐港辦事處抗議。到達歐盟駐港辦事處外時，辦事處鎖起整棟大樓，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難民進入，二百人在外面為所有因逃亡而喪生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社會主義行動和難民聯會共同發起這次遊行，而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進步外勞聯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權大學。

難民聯會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歐洲的難民抗爭，也表達大家的共同訴求是一致的，包括爭取工作權利，基本的生活權包括住屋權利等。他們控訴香港的難民政策不人道，審批難民的時間極長，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結果。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的審批率不足1%，而且審批過程極長，令難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結果。政府不允許香港難民工作，一旦被發現打黑工要坐牢15個月。

進步外勞聯盟的Elis表示，外勞和難民都是香港最受壓迫的底層，希望可以團結起來抗爭，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彈奏國際歌，象征國際主義及工人團結，表示聲援國際所有被壓迫的人。

遊行發起人鄧美晶表示，歐洲各國一直指因為資源匱乏而不能接收難民，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他們有份製造戰爭，卻拒絕為戰爭所受害的難民負上責任。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聯近日公開要求堵截尋求庇護人士，又抹黑難民為罪犯。也有極右本土派團體煽動反難民和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緒。他們想製造公眾對難民的恐懼，從而分化香港和少數族裔的基層鬥爭。這些自稱為「反建製」的本土派也只是親政府輿論的打手。

保自聯的代表Donald表示，為敘利亞難民的遭遇感到難過，要求歐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讓難民逃離戰爭。即使在歐洲社會對難民的歧視其實很普遍，政府援助難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夠。

社民連的周嘉發表示，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至承包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反安全條例的鐵皮屋，反對香港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權利。

代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社會主義行動的美國姊妹組織）的Alec表示，美國黑人一直被嚴重歧視，所以反種族主義運動也不斷持續。

難民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一致，我們主張團結抗爭，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

遊行的訴求包括：

。捍衛全球（包括歐洲及香港）的難民庇護權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讓難民逃離戰亂國

。反對香港及歐盟的種族主義邊境政策

。支持香港難民工作權

。停止將資源用於戰爭，將公帑建設公共房屋、醫療、教育

香港雨傘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鎮壓，投擲了87枚催淚彈，因而激起了「雨傘革命」。這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三個月期間總共有120萬人參與。可是，即使群眾有著無比的勇氣，還有大膽的自發行動，但運動始終不能從中共獨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讓。

我們認為原因是組織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去運作鬥爭。此外，從運動的經驗可見，未來需要以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方向，而不是依賴律師、媒體明星和中產政客，並要將民主訴求連系至工資、就業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因為打破資本權貴的操控是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

從這場歷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需要更替泛民領導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敗的政策和策略。大眾媒體仍然將占中三子捧為去年運動的領袖，今天他們發表的言論比去年更為思想混亂，充斥著更多的失敗主義。

以下是我們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盡可能避免香港發生大規模占領，因為害怕「激進派會騎劫」。他們提出短暫而象征性的占領，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
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公布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抗議「不會改變政治現實」。那時是雨傘運動爆發前的三星期。
正是罷課激起雨傘運動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與學生罷課保持距離。
在9月27日當天，警察鎮壓和逮捕學生後，戴耀廷終於在集會現場出現，並宣布「占領中環　正式啟動」，但大部分現場的年輕人發出噓聲，並離開抗議現場，反對他突然變成運動的領導人。
9月28日晚上，有傳言指警方出動裝甲車及真槍實彈，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呼籲金鐘的示威者撤退。但群眾將占領擴展為三區！
10月21日，學聯與政府在電視機辯論後，戴耀廷想舉行電話公投去解散占領。一年後的今天，他說他當時應該更堅持舉行公投，當時退讓是一個錯誤。當時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電話公投，並走上金鐘大臺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幾天後占中三子宣布離開占領區，因為要「保障公眾安全」。

占領中環在社會裏討論了兩年但完全沒有結果：最後占領的是金鐘、旺角和銅鑼灣，而不是中環。這是因為占中三子不斷拖延，最後被真正運動的洪流淹沒。及後，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嘗試解散和結束鬥爭。

媒體企圖恢復這堆人的名譽，再度吹捧他們為去年運動的領袖，根本就是篡改歷史。無論媒體如何誇大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都掩蓋不了他們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事實。而媒體這樣做背後是有個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繼續作為運動領袖，對媒體和親政府陣營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只要民主鬥爭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仍然尋求與中共談判妥協，就不會威脅到現存的不民主製度。

社會主義者主張截然不同的路線。當占中三子及泛民頭面人物在散播悲觀主義，甚至認為群眾鬥爭根本沒用時，我們指出一定要重建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建設運動的內部運動。若果中共獨裁政權不倒臺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員陳佐洱及張曉明的言論就將這點說得非常清楚。因此，群眾鬥爭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來我們更清楚見到循序改革是一條堀頭路。只有革命性的群眾鬥爭，將香港的民主訴求傳播到中國大陸，並將之連系至社會主義政策與民主掌控經濟，作為改善就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務的唯一出路。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變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淩晨，正值雨傘運動期間，七名「黑警」將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擡到添馬公園的一個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過程被無線新聞的記者拍攝。雖然影片拍攝位置與施暴地點有一定距離，但影片也清楚傳出「呯呯」的聲音。警察動用私刑的畫面轟動全城，讓廣大群眾一夜間學習到國家機器的本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訴，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變成被告，被控涉嫌襲警及阻差辦工罪！同時，律政司落案起訴七名警員「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員「普通襲擊」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戰」，而選擇同一天拘捕兩方，是「對沖做法」、「公關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眾壓力下不得不檢控七警，但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羅織罪名。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律政司作為控方，只將案件提堂到東區法院裁決。由於在區域法院裁決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見政府用盡陰招令黑警獲得輕判。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甄啟榮的黨友梁美芬為了幫警察護航，指警察只是低學歷兼培訓不足，遇到示威者挑釁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時沖動。

當晚，毆打過程相當有組織，兩名督察級警員（黃祖成及劉卓毅）帶領五名初級警員行事，其中幾員四周張望負責把風。曾健超被帶回警署後，警員的「一時怒火」理應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員掌摑，可見警察是有意識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權的偏袒，在執行「政治任務」時往往被賦予極大的權力，而且司法製度會保障他們濫暴的特權，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職拘捕，但至今一直獲支全額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經緯於佔領期間，於旺角區以警棍毆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電話擾騷朱經緯以洩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經緯卻遲遲未被檢控，還在今年七月退休領長俸！

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

無線新聞因為政治審查而謔稱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於《無線新聞》播出後，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刪除「拳打腳踢」的字眼，並加上「懷疑」或「涉嫌」詞語。無綫新聞部總監袁誌偉向來因政治審查而惡名昭彰，日後他報道八九六四時會否寫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這次政治審查激怒了無線的前線員工，新聞部共有近八十名員工發起聯署抗議。無線在事後發起秋後算帳，將報道事件的員工調職，令新聞部有五分之一的記者辭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沈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襲擊佔領金鐘的示威者，促發了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在六七暴動以來首次以警棍襲擊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醫護人員甚至記者亂噴胡椒噴霧，與襲擊佔領區的黑社會勾結，刻意保護並放生反佔領暴徒，對示威者則動輒以「襲警」罪名逮捕。

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傘運動的支持者都瀝瀝在目。然而，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還厚顏宣稱警察像「慈母」般對待示威者。

在佔領運動後，警察民望跌至主權移交以來新低，比解放軍更不受歡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調顯示警隊滿意度淨值再創新低，跌至21%。即使雨傘革命消散後，政局繼續兩極化，因此群眾仇警情緒並不會消減，而警隊民望只會一沈不起。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政治幹預七警案，反對政治審查幹預新聞自由。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察在雨傘革命裡的暴行，並賦予委員會有嚴懲警察的權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衛的律政司提出起訴，然後由被特首侵蝕的法院作出裁決。只要警察繼續由資本權貴掌控，資本家和獨裁者會維護讓黑警施暴的特權，類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會重復。因此，我們支持民主控製警隊，打破資本家和獨裁者的掌握。

鄧美晶：「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認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議題是甚麼？

我參選的目標是希望利用這個選舉，作為發動抗爭的平臺，帶領居民爭取我們原來應有的公共財富和政治權力。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如果經濟繼續由少數有錢權貴把持，勞動者、長者和年輕人都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對香港也會造成海嘯式影響。政府和建製現在粉飾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經濟危機真的來臨的話，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資本家將會削減工人工資，打壓公共部門，重復他們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惡行。群眾需要準備組織起來，抵抗這些攻擊──這就是我的選舉運動要重點帶出的訊息。

建製派資源充裕，你如何與他們競爭？

代表權貴、財團、中共的建製派政黨多不勝數，他們財鴻勢大，利用「蛇齋餅粽」等小恩小惠來賺取支持。我參選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他們表面「服務基層」，實際上出賣草根階層的利益，在議會裡否決的民生議案，通過向地產商利益輸送數百億元的方案！沒錯，我們沒有中共的維穩費，沒有月餅派，但我們做的是以抗爭迫使政府讓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你在雨傘運動非常活躍，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黃傘標誌。為什麼你在選舉中打出黃傘旗號？

「雨傘革命」改變了香港。黃傘代表抗爭、反獨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並且開拓戰鬥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將民主運動重新鑄造為群眾力量。民主運動一定要由基層參與者控製，內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幾個由傳媒挑選出來的政客和領袖把持。因此，我們需要從過往運動的錯誤中、缺點中汲取教訓，重建一場勢不可擋的民主運動。

你表示若當選只會領取三分之一的區議員薪金，為什麼？

香港的達官貴人高薪厚祿，官員薪金冠絕全球，遠遠拋離外國官員，梁振英年薪4百多萬，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高！局長月薪30多萬，卻不斷有高官被揭發貪汙事件；立法會議員的月薪則有8萬！高官、議員的生活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令他們不願改變，寧可安坐現在舒適的席位，維護現時的製度，成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數是$14,800，區議員的月薪已超過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數的一倍！新一屆區議員將加薪15%，達到差不多三萬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與否以及加薪的幅度，應由市民民主決定。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一萬元左右，其餘全部投放於抗爭運動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你認為需要怎樣改變這情況？

立即落實全民生活退休金，解決老人貧窮的問題，讓老人可以有錢看醫生，做到老有所養！第二，立即落實最低工資每小時$45，舒緩在職貧窮；第三，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區，我主張立即實施租金管製，並每年興建最少五萬間公屋單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的房屋問題。

區議會的架構官僚，而且權力有限，若你當選，你會怎樣帶來改變呢？

區議會充斥著建製派保皇黨，還有表面「獨立」實際保皇的議員。將我這個基層鬥士送進區議會，代表各位揭露區議會的陰謀，監察政府在推出項目時是否利益輸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前，動員居民到場抗議。

商家權貴有建製派政黨為自己的利益保駕護航，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個獨立的代表群眾、工人的政黨。我參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這樣的政黨蘊釀條件。

你的對手甄啟榮代表經民聯及西九新動力。你可以給三個例子顯示你和他的差別嗎？

甄啟榮是經民聯和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即惡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屬的政黨，經民聯是全港第二大的建製派政黨，第一是民建聯。第一，他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第二，他所屬的經民聯在立法會曾投票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立法等方案；第三，經民聯支持地產霸權，曾在立法會投票反對回購領匯！

香港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民主抗爭，但似乎敵不過中共政府。你認為現在應怎樣走下去？

我們面對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過去數十年來，溫和泛民主派主張與中共對話，希望中共可以給予民主權利，這路線已經徹底失敗。中共獨裁不願給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國內地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要捍衛民主，就必須將群眾鬥爭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大陸群眾連結起來打倒中共專政，這樣我們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選舉運動如何？你會怎樣宣傳你的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戰，現在選舉工程良好進行。我們每天在區內宣傳，派發單張、逐家逐戶家訪、組織地區抗議、遊行，向群眾解釋需要組織起來抗爭的重要性。

我將公開邀請甄啟榮來一場公開辯論，讓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將會質問他，為何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維護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何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這場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一場權貴與基層、獨裁與民主陣營的對決！對抗專政獨裁、財團霸權，我們唯有抗爭才有出路！請你投票給我，將一個基層鬥士送進議會！

蝸居老人：訪問白田邨譚婆婆

房屋署拖延個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譚婆婆今年已79歲，退休多年，與女兒同住，但自從去年女兒結婚，女婿搬進來後，一直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

雖然房署批準譚婆婆一家三口申請更換三人單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沒有回音。筆者曾到訪譚婆婆家，單位非常狹窄，不但沒有房間，除洗手間及廚房外，只有兩張雙人床拍在一起，連書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條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須擁有不少於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間，而譚婆婆的人均空間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個人，怎樣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間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區做戲，請問特首是否願意在譚婆婆的居所住一個月，甚至一星期？

「沒錢看醫生」

婆婆的活動空間非常少，令她長年的病痛更加嚴重，尤其是手腳，吃飯時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內障的她視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傷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經常疼痛，但由於她每月只領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寧願忍痛不看病，因為看醫生一次便花費幾百元。

譚婆婆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過去做酒樓待應、清潔工等，退休後申請綜援，但自從去年便被強製終止。筆者曾致電負責譚婆婆的社工，但無法聯絡。婆婆稱自己不識字，不懂閱讀文件內容，希望可以申請綜援，有錢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貧窮報告，聲稱貧窮人口下跌，事實是把貧窮標準定得極低，玩弄數字。但現實是貧富懸殊加劇，香港1%人口擁有本地超過一半的財富！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貧窮就更不用說，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於貧窮線底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政府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醫療、護老院等公共服務被不斷私有化。基層老人的生活艱苦無比。

要老有所養 抗爭才是出路

筆者在一次白田邨宣傳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認識譚婆婆。她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貧窮老人的悲劇，儘管年輕時曾努力工作貢獻社會，但退休後老無所養。

可能有人會覺得，婆婆的家人應該供養她，但在今天工資低微，物價如此昂貴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養父母嗎？最低工資調整累積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脹卻高達兩成，香港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五年來由增加一成，在職貧窮人口亦增至近65萬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財政儲備高達8,200億，足以應付政府兩年的開支，但對有利平民及長者生活的政策卻一毛不拔！我們必須團結抗爭，爭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廢除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資至$45。

公屋縮水變「劏房」 深水埗淪偽豪宅區

政府計畫將白田邨重建，並且將居民安置於新造的公屋中。但實際上，正在興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積較早前已獲安置的首批住戶的石硤尾邨單位面積縮水約13%。由本來的430至450平方呎減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響主要為4至5人家庭的單位，亦即是說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間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與「劏房」無異！

實際上，公屋縮水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現的，而是近幾屆政府持續的政策。三任特首以來，公屋卻越起越小。在董建華時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樓，兩房單位約470平方呎，而曾蔭權時代落成的石硤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單位約440平方呎，到現在梁振英時期進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單位再縮至約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單位少約90平方呎。

「因地製宜」？

就白田新邨單位大大縮水的爭議，運房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稱政府採用「因地製宜」設計。而所謂因地製宜，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追趕公屋單位興建數字，卻又不願意增加土地資源供應的結果。當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個單位，但其後秘密提高發展密度。最新資料顯示同樣的4座加上巴士總站地皮共提供3，100個單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問題」避免增加對公共房屋的開支與投入。但弔詭的是，深水埗雖然作為全香港最貧窮的一區，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偽豪宅」出現。市建局過去數年來在深水埗進行重建的項目皆為私人樓宇，當中更有貴價偽豪宅「禦匯」、「海峯」等。將窮人居住的地方迫遷，新造的卻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變相將基層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製造房屋危機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財團壟斷導致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價公共房屋連年供不應求，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住屋成為市民大眾一大難題。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埋下社會忿怒的計時炸彈。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而區議會及立法會內一種保皇黨建製派議員亦不遺餘力地為各個官商勾結的政策保駕護航。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樓價和租金都創下歷史顛峰，一間300呎的私樓平均月租要過萬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的地區，許多赤貧家庭捱不了貴租，唯有租住區內的私人唐樓的板房、套房、天臺甚至籠屋。而當中最惡名昭著的，是將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這些被「劏」開的房間一般大約幾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社會主義行動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候選人鄧美晶支持租金管製，限製業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義行動及鄧美晶亦支持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既然政府的長策會認為以6:4的比例十年內能提供47萬個單位，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絕能達到50萬有餘，可見香港絕對有土地每年興建5萬間公屋單位。只是政府要維護地產商利益而不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義行動及鄧美晶認為，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產霸權恃著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會全力抵製和破壞這些政策。要有效落實租管，必然要將地產商和銀行民主公營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產商和銀行家的權力壟斷。

看不見的群體──與視障人士對話

大家可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在數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鐵的！現在聽來很荒謬，但這種不平等確實存在過。

「地鐵過去拒絕任何殘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認為我們是『造成阻礙』，現在當然改例了。約三十年前，我們曾透過發起社會行動，來爭取權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問題，所以現在的設施才比較完善了，增設了有聲交通燈、引路徑等無障礙設施。」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萬已登記的視障人士，但受訪者都表示實際上有更多，因為不少後天失明的人士並沒有正式登記。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硤尾邨，都住了不少視障人士。筆者走訪數個盲人中心，與不同的視障人士對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認為政府需要提供就業機會給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視障人士。

就業困難 政府不聘請殘疾人士

不時在街上或地鐵站，都會遇到用手仗拍打地磚找路的視障人士，但社會對視障人士的認知不多，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個群體。直至一天，筆者在白田邨做街站時，數名視障人士前來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林小姐Maxine。

「政府也不帶頭聘請視障人士，何況是私人企業，雇主一聽到是視障人士就不想請我們。」Maxine表示，很多視障人士都希望可以透過工作自力更生，但認為就業困難，而且特區政府沒有提供新的職位聘請殘疾人士（包括視障、聽障、長期病患等）。

已退休的林先生憶述，過往英殖政府會雇用傷殘人士，為他們編配特定的工作。「過往你只負責一種特定項目，但現在一個崗位，需要兼顧幾種工作，視障人士過往普遍當電話接線生，但現在除了接聽電話外，還需要做文書工作，如填寫表格、計算機數據輸入等，這是我們不能兼顧的。」可見，政府部門為了削減開支，將部門外判出去，令一名職員要兼任多項工作，連視障人士的工作機會也被打擊。

「政府聲稱有聘用殘疾人士，但其實他們是原來的公務員，遇到一些突發事故後變成殘疾人士而調職至其他部門，政府就說這是雇用殘疾人士。但當這批員工退休後，政府並不會創造新的職位。」另一位受訪者馮寶華不滿表示。

馮寶華於一間聘請視障人士的社會企業兼職工作。她認為工作只能幫補一部份的開支，並不夠應付生活，而且大部份視障人士有領取綜援。可是綜援人士有收入上限，若果工資超過限額，需要在綜援金扣除，實際上變相不鼓勵綜援人士工作。

另外，政府需要視障人士證明自己是沒人照顧才會給你申請補助，所以不少視障人士為了得到補助，要被迫獨居，與家人分開，更難自理生活。但若果沒有補助金的話，就要完全依賴家人的經濟支持，對他們來說是種兩難。

現時政府沒有一個統一部門為視障人士服務。雖然社會上有不少盲人中心，但若果沒有醫生或朋友介紹，視障人士是不會知道有這些機構的存在。尤其是因意外而突然失明的人士，往往不知道有甚麽途徑或部門可尋求協助而變得抑郁。

經濟轉向新自由主義，企業為了賺取最大利潤，壓低成本工資、裁減員工，導致一個人需要承擔數個人的工作量，雇主只想員工在最少時間完成最多工作，所以不雇用殘疾人士。

政府應立即增設殘疾人士的部門，為所有視障、聽障、弱智、長期病患人士提供免費而優質的服務，大幅增加殘疾人士的生活津貼、服務設施、交通津貼、醫療服務，並提供適合的工作職位，讓他們能自力更生。

政府一方面將數千億倒進基建面子工程的大海，像機場第三跑道以及無限延期的高鐵，由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到護老院，公共服務都資源匱乏。因此，視障人士的鬥爭是爭取擴建公共服務的鬥爭的一環。

投機政客首鼠兩端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下稱經民聯）是立法會內第二大保皇派，更是僅次於民建聯的建製爪牙。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的甄啟榮就是經民聯一員。

不民主製度的既得利益者

單從其立法會內的議席構成而言，七名議員當中有六名是由小圈子功能組別選舉中所產生，當中有四名是「零票當選」，另外兩名功能組別議員所得之票數加起來亦僅得區區3，019票！由此可見這個黨派不過是一群賴在穀倉內，肚滿腸肥的無恥碩鼠。經民聯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都堅定支持特首假普選，而且一直反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今年三月，甄啟榮在區議會投票支持通過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而經民聯去年更高調組織《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大行動，其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更一度倡議要組織自願軍對付佔領！

三姓家奴 立場飄忽

區議會內不乏首鼠兩端、蠅營狗茍的朝秦暮楚之輩，甄啟榮先生當屬其佼佼者。甄先生於零七年選舉前臨陣退黨退出民協，於零八年為現時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助選，突然由民主派走入建製派中。在2011年上屆區議會選舉中，甄先生以「獨立」的面目示人，而且立場一百八十度轉變，支持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

甄先生政治立場和思想取態突然如斯急遽調頭，想必經一番痛苦思想鬥爭理念糾結，未知是否午夜夢迴幡然醒悟：「民主」「民生」不過是佔佔口頭便宜，萬不可認真？

本來政治理念人言人殊，政治形勢的變化也是無日無之，驀然回首忽覺今是昨非擇木而棲也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只是時至今日，他又回到娘家，堂而皇之地代表經民聯參選下白田選區的選戰，在眾目睽睽之下用盡全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反窮人的立場

甄先生的立場實在教人摸不著頭腦，甄先生既表示自己關註民生，但經民聯在民主議題上的取態都是打壓窮人、反對民生的。

罪行一：否決標準工時

香港基層工人工時長度高居世界第三，工時過長令基層民眾健康受損，與家人相處之時間亦不足，引申眾多家庭問題。這可是地地道道的民生問題，經民聯一眾功能組別議員卻是堅決反對（梁美芬棄權）標準工時，令工人工時極長，加班沒有補水！未知甄先生對黨友的投票取向可有非議之處？還是覺得香港打工仔女低處未算低，還有可供壓榨以供奉肉食者的空間？

罪行二：支持領匯霸權

公屋商場過往通常是基礎民眾的廉價低消費場所，然而領匯陰霾所過之處，卻成了昂貴高消費連鎖店盤踞之處，與民眾生活水平徹底脫節，白田商場至今萬幸未被領匯私有，但面臨白田重建計劃，難保不被領匯相中，社區小店絕跡，物價脫韁，甄先生又有何對策？而黨友在立法會內憑功能組別之特權，逼使多數屈服於少數而否決回購領匯議案，甄先生又有否向黨友進片言隻語，求上大人高擡貴手，放民眾一條活路？

罪行三：維護強積金 反對全民退保

經民聯站在資本家的一方，不但口出狂言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讓老闆繼續可以挪用工人自己的退休積蓄當作遣散費。但卻又不見甄先生對黨友這種與打工仔女為敵的舉動有半句微言，莫非認為這是合情合理？而經民聯一直阻撓全民退休保障，指其是「下一代的計時炸彈」。甄先生似乎聽之任之，這又是如何關懷區內的基層父老？

甄先生對黨內保衛財團利益，刮地三尺盤剝基層民眾之舉，又拿不出當年退出民協的勇氣和決絕，與經民聯碩鼠劃清界線。這到底考慮的是個人仕途，還是口中大義凜然所說的「民生」？首鼠兩端的投機者，我們還應該容忍他在政治舞臺上繼續跳樑嗎？

如果建製派議員在地區久不久派一下蛇齋餅粽，就叫做紥紮根基層的話，這些植根也不過是權貴茹毛飲血的吸血罷了。打倒經民聯，踢走甄啟榮，票投鄧美晶，選一個真正支持勞工和窮人的鬥士。

白田重建計劃：無視人民利益！

根據白田村的重建計劃，政府房屋署一鎚定音，決定於2018年清拆多幢舊樓、白田巴士站及白田商場。政府官僚主義橫行，重建過程漠視居民的生活需要，也沒有妥善安排白田商場租戶往後的生計，令白田邨內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10月11日，筆者與社會主義行動區議會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走訪白田商場，接觸當地的居民及租戶瞭解情況。現時商場的大多數租戶都遷出了，環境顯得雕零。

賠償了事 妄顧租戶生計

政府一刀切全部商戶賠償12.1萬，漠視租戶想換鋪繼續經營的訴求。政府供租戶選擇搬遷至其他地區的房委會市檔位，但這些舖位不是距離太遠，就是舖位太細、人流稀疏的舊區，例如在葵青長青邨、屯門兆康苑、天水圍領匯，甚至離島區等。一家文具店店主林太表示：「他們讓我搬到天水圍的領匯街市，但街市的環境會弄濕我的貨物，根本不適合經營。而且領匯年年加租，我怎會夠那些大財團鬥呀？萬一租了一兩年又被加租，我哪有體力再搬舖？」林太只好結業再另謀生計。

大部分租戶十多二十年前花費幾萬元才投得一個檔位，十二萬的賠償金額可謂少得可憐。我們向「人人鮮蛋」的檔主黃小姐打探一下，她這檔位十多年前以四萬元投得，十二萬賠償對她來說只是聊勝於無。她經營了十多年，近年生意銳減，不足以維生，因此她要早上外出打工，下午開舖營業。

在白田商場的一間紙紥舖，擺放著各種拜神用品。由於其他檔舖大多數已經遷離或結業，現在商場人流稀少了、生意慘淡，有時一天只有 30 元生意，店主陳伯（化名）準備「光榮結業」了。十八年前這舖位由另一個檔主投得了，後來轉手給了他做，但由於正式文件上寫的仍是舊檔主的名字，所以他什麼賠償也沒有。 他也沒有拿生果金及退休保障。

聊了一會，陳伯開始怒氣沖心，話題政治化起來，喊道：「現在這個政府四個字來形容──『不知所謂』！各個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責任，只顧自己有糧出……後生仔無出路， 香港只有金融股票，打開收音機，你聽聽，日日都在講股票！」

只顧偏袒財團 漠視居民生活

居民起初得知白田重建計劃時，已經向政府反映意見，建議逐步清拆白田邨 1-3 及 12 座而不是一次清拆全部，而第12座因為有食肆方便居民，所以應該最後清拆。廣記菜檔的檔主說：「12座有很多食肆，應該是最後拆的，現在拆了我們很不方便。」居民還提議政府安排白田商場的租戶暫時到 12 座底層的空舖經營，避免白田商場雕零而造成社區真空。但政府房屋署不聆聽市民意見，倉卒把白田邨的1－3座及12座全部拆除，逼令一眾小商戶倉卒遷出，令白田商場人流急劇減少。

居民要買菜的話，要近的話就光顧百佳捱貴菜，要便宜的話就必須坐車到北河街市及石硤尾街市。廣記檔主又道：「很多老人家連上落車都不方便，天天十分鐘車程已好辛苦啦！」重建計劃埋沒了社區內的廉價商舖，但大財團卻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白田商場的百佳早前揚言生意淡薄要結業，房署減一半租留住它，但對待同在白田商場的合興茶樓卻無情講，不願減租，令其結業。

捍衛社區設施—爭取廉價的社區商場

目前尚未知道政府的重建計劃會如何處置白田商場，不能排除領匯（現時改名為「領展」）會進駐，聯手擡高商舖租金，趕走小商戶，然後讓大型連鎖店進駐。大財團壟斷全港公屋商場後，令社區物價高昂，基層居民難以負擔。社會主義行動及我們的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要求保留白田商場，改建為租金便宜的社區商戶，捍衛小商戶和居民的權利，不要被百佳、惠康等大型超市壟斷控製。這次事件突顯了有必要民主監督市建計劃及房屋署等官僚部門。居民及小商戶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深水埗區議會的惡行

．十八區區議會每區浪費一億公帑興建面子工程，與地產商私相授受，無視窮人與長者的生活需要！

．急須增加託兒服務、福利及公屋的開支──區議會選舉是我們反擊的機會！

深水埗區議會有24名區議員，其中有17個議席由建製派（民建聯、經民聯、西九新動力）把持，另外7個議席則由右翼泛民民協則佔7席。

梁振英全港每區撥款1億興建地區工程，但在建製派操控底下，這些項目淪為面子工程。在深水埗區議會，建製派區議員沈少雄提出建設所謂「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完全脫離當區居民的生活需要。深水埗基層居民欠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一億本應用於增加託兒服務、老人院等公共服務，而不是用在這些無用的工程。

文藝中心計劃的一億當中就有七千萬用於建造費用和裝修費，將整整5千多呎變成商舖收租。即使遇到居民強烈抗議，區議會還是強行通過。此外，觀塘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音樂噴泉、大埔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許願樹廣場（設計極似北京天安門！），花費大筆公帑卻不能改善民生。

趕盡露宿者　打壓小販

根據官員的數字，深水埗區內有334名露宿者，實際上很可能更多。現時的露宿者以往大多在深水埗附近居住，在無法負擔劏房及板間房的租金下，變得無家可歸。在2012年只有35人獲批綜援租金津貼及5人獲上樓。此外，建製派議員向來在地區與政府聯手趕走路宿者。前年經民聯的深水埗區議員李祺逢提出，所有天橋底要加設鐵絲網及警告牌，阻止露宿者在天橋留宿，又要求政府盡快趕走他們。

官方數字往往都低估社區問題的嚴重程度，但連官方數字也指出，自2010年以來香港露宿者的人數上升了兩倍。最近，一名「麥難民」（在24小時麥當勞過夜的無家者）婦女在九龍灣坪石邨的麥當勞過夜時，懷疑心臟病發死去，伏死在餐廳桌上。很多無家者在麥當勞過夜，因而出了「麥難民」這名字。

漠視白田居民訴求

另一重要的議題是白田邨重建計劃。房屋署一次性將白田邨第1至3及12座拆除，無視居民逐步拆除及重建的要求，也將租戶要求換舖的訴求置之不理，造成社區的真空。現任區議員、經民聯的甄啟榮也支持這項重建計劃！

區議會製度的不民主

區議會委任製仍然存在，全港541個議席中，23%為非民選議員。建製派用小恩小惠攏絡選民，令意識落後的群眾在選舉中發揮了較大影響力。中共在近兩屆選舉大力強化投票機器，利用種票手段操控選舉，扼殺了競選過程的政治辯論空間。雖然立法會選舉中泛民主派通常都拿到約60%選票，但十八區區議會卻全部被建製派控製。

保皇黨在區議會選舉提倡「不談政治、只講民生」，但在政治議題上一定大力支持政府。去年建製派區議員在地區就大力組織反佔中大聯盟，而十八區區議會都通過支持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可見，建製派不是不談政治而是想避免在選舉中有真正的政治辯論，以免揭破他們親財團、親政府的真面目。

另一事件也揭露了區議會的不民主。屯門居民已飽受堆填區汙染之苦，極力反對「三堆一爐」政策，因此今年年初屯門區議會的建製黨派在壓力下全體反對。但是，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卻在立法會急急投票通過，完全違背自己黨裡區議員的立場！區議會的投票沒有任何實質權力，只是一個偽諮詢架構，扼殺了居民在地區政策的發聲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最重視的是通過選舉運動接觸基層群眾和青年，切身了解工人階級面對的困境。我們希望藉以選舉作為平臺，更響亮的提出社會主義的綱領，提高群眾的意識，有機會的話 可以組織群眾鬥爭，向政府施壓以爭取窮人的權利。如果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當選，她作為議員的行事作風會與現任議員截然不同。她會成為代表人民的間諜，將議會內建製派的權力關係和私相授受曝露於陽光之下，並號召居民抵抗這些政策。票投社會主義的基層鬥士，送鄧美晶入議會，將會是為真正變革而鬥爭的第一步。

感激各位：成功奪走保皇黨五百票

我們會留在白田　令甄啟榮惡夢成真

鄧美晶在深水埗下白田選區獲得1,152票，三票中有一票投給本人。在此感激每一位票投我的選民。雖然保皇黨未被踢走，甄啟榮成功以2,320票連任，但他跟上屆比流失了兩成選票（568票），實在令人鼓舞。

我的對手縱然當選，但他對得票結果還是不甚滿意。我的得票率比上屆民協候選人高出5%（由28%上升至33%）。深水埗區議會向來是民協的重鎮，該黨有著深厚的地區工作傳統。本人的得票率比上屆的民協更高，是為任職了廿三年的甄啟榮響起了嚴重警號。可見，白田居民已忍夠了現狀。今屆是他的區議會生涯以來，首次正式以保皇黨的名義參選。他流失了選票，銳氣定當受挫。

今屆區選是雨傘運動後香港第一次的選舉，選民愈來愈傾向票投一個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候選人，政治視野超越了一條邨的範圍。在選戰中我堅定站在勞工民主的立場，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四十小時、公屋租金封頂、打倒中共專政，與反對這些立場的經民聯（姓甄所屬的政黨）形成強烈對比。

兌現承諾：我會留在白田　持續抗爭

我所屬的社會主義行動會留在白田邨，建立我們的支持基礎，與居民一起戰鬥，爭取權益。我們會監察甄啟榮議員。如果他又再經常缺席會議，我們會質詢他何故偷懶；如果他所屬的經民聯提出反民主、反民生的政策，我們會組織白田居民將其阻止。

賽後回顧　我與對手的角力

社會主義行動的政治立場鮮明不晦，直接將選舉連繫至反專製、反剝削的鬥爭。選舉結果驗証了這條路線的正確。地區工作故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墮入保皇黨的陷阱，任由他們利用「地區往績」來合理化自己欺壓工人的政治立場。

起初社會主義行動決定由我參選時，不少為我憂心的居民跟我說，保皇黨在區內勢力龐大，因此我難有機會獲得佳績。誠然，我的對手依靠長年積月的蛇齋餅粽，加上依附著龐大的建製地區組織，成功穩住了一批基本盤。在各位居民的支持下，我撼動了這些保皇勢力，但在短短半年的時間未能完全將其瓦解。今後我們一定要繼續這場抗爭，令白田出現一名為基層利益奮鬥的地區代表。

雖然我的對手抹黑我主張「極端暴力社會主義」，又誣賴我的宣傳失實，但這些保皇黨的陳腔濫調並沒有發揮任何效果。到了選舉的中後期，當愈來愈多民主派選民驚覺到姓甄的跳槽到保皇黨後，就斷然摒棄這名民主叛徒。尤其年輕及中年的支持者，反過來更堅定支持我。有了這份堅定的支持，我們今後才能將長者居民也爭取過來，一起贏得改變。

區議會政治化了！

在選舉前，民主派不預期雨傘運動會推高他們的得票，而建製派甚至豪言選民會因為厭惡佔領運動而唾棄泛民。大部分泛民候選人因為害怕流失選票，都不敢在選舉中打出鮮明的雨傘旗幟。但選舉結果出爐後，我們見到即使泛民及傘兵淡化自己的政治立場，議席還是增加了廿五個，證明雖然泛民抗爭力有不逮，但選民還是亟欲踢走建製派。無論是泛民還是建製派，都承認區議會選舉愈來愈政治化。

政治覺醒的時代已經來臨，只有清晰的反專製、反剝削的抗爭路線，才能爭取到廣大選民的支持！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獲得佳績

「我們結果得到三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對此感到非常滿意。」鄧美晶稱道。鄧美晶代表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出選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對於工國委（CWI）的中港臺支部來說，這次選舉工程是一個裏程碑，而且應可能從中為社會主義思想建立更強大的基礎。

這次是自去年「雨傘革命」以來第一次的選舉，因此是運動後群眾情緒的試金石。社會主義行動去年積極投入這場運動，並主張有必要將群眾鬥爭傳播至中國，公開指出推翻中共專政的目標。

白田邨位於深水埗區，深水埗是香港最貧窮的社區，而下白田選區九成的選民都是公屋住戶。鄧美晶首次在該區參選就贏得了1,152票支持，可謂表現出色。而對手乃任職了23年的現任區議員甄啟榮，他屬於親北京、親財團的政黨經民聯。

鄧美晶解釋：「我對手是一條政治變色龍，由最初屬於泛民陣營，後來多次轉舦，現在加入了經民聯。許多投票給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現在已經背叛民主陣營，並加入了個親中共的政黨。」

與很多其他區議員一樣，甄啟榮的支持主要來自較年老的一輩，往往依靠「蛇齋餅糉」網絡維繫，與政治立場沒什麼關係。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運動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揭露甄氏及經民聯反工人階級的劣跡，包括反對基本的民生政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等。這種政治攻勢明顯擊中了甄啟榮的死穴，令其得票從上屆2011年的2,888票跌至今年的2,320票，損失了568票。另一方面，鄧美晶得票率為33%（1,152票），比起2011年時挑戰甄氏的民協代表楊彧的28%（1,119票）要高。

外界曾有聲音力勸鄧美晶及社義行動淡化激進色彩，以免嚇跑泛民中間選民。上述的選舉結果就是對此的最佳回應。譬如，鄧美晶的選舉文宣、傳單、橫額、海報上皆印有黃色雨傘，清楚將區選連繫至去年的傘運。單單這點已令鄧美晶的選舉工程在全港獨一無二。

就連一些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團體或個人，在區選中皆紛紛淡化傘運，或收起與傘運的連繫，並在整體上淡化政治色彩。這些新勢力獲得了許多媒體焦點與公眾支持，並最終奪得了約7萬票，贏得了八席。但是，除非贏取議席本身連結至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否則並沒有太大意義。不幸的是，這正正就是各個傘後團體的弱點，他們只是比泛民政治立場更模糊的泛民。

在白田，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提出一個具戰鬥性的政治替代，令甄啟榮的票倉出現一個大漏洞。因為選區重新劃分，所以選民基數減少。甄氏的票數比上屆下跌，而社義行動令倒甄票無論在得票率抑或得票數都有所增長。在選舉過後，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留在社區累積支持，並打算組織反對力量，準備在來屆選舉擊敗甄啟榮。

雨傘因素

雨傘因素無疑在全港發揮了效果，使得投票率比起往屆急升6%（從41%上升至47%），而多個建製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建製陣營一直利用大量資源買票種票來壟斷選舉，今屆十八區區議會仍是由建製派所操控。

「雖然區議會本身並不民主，但我們依然決定再次參選，原因是我們需要利用每個平臺去宣揚我們的理念。」鄧美晶說：「即使是泛民，在區選也是只談地區議題，甚至派餅派米去收買選民，我們並不會認同。我們的選舉工程主打廣大的政治議題：反對中共專政、反對財團壟斷、要求租金管製和封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四十小時工作週。」

「我的對手抹黑我為『極端暴力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在整個選舉運動期間唯一一宗暴力事件，就是他的支持者襲擊我們的一名同誌。」鄧美晶繼續道：「甄啟榮攻擊我們發動文革式批鬥，但弔詭的是他才是親中共的一方。這給予了我們機會去揭穿他的謊言，並且向公眾解釋社會主義的真正意義。」

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工程

「當我們決定參選的時候，我們強調主要目標並非選票，而是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鄧美晶指出：「不過我們的得票結果也很好！不只在於票數上，也在於支持者的踴躍程度。他們不畏懼建製派區內老大哥式的監視手段。」

選舉運動為期六個星期，在這個7,500名選民的選區中，社會主義行動派發了超過4萬張傳單，總共十款，涵蓋不同議題，例如全民養老金、租金管製、民主權利等。另外，我們也派發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英文、泰加洛語以及烏都語傳單。

選舉團隊進行家訪活動，逐家逐戶探訪了全屋邨一遍，有些單位更是到訪兩次。選舉工程中成功取得了接近700名居民的投票承諾，並留下聯繫方式，讓義工團可以在投票日前一週致電動員投票。在選舉日當天，社義行動一共動員了49名義工，其中一半的都是首次參與社義行動的活動。在港沒有投票權的難民支持者，在助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協助將社義行動的傳單派發到每家每戶的信箱中。票投鄧美晶的選民大多都會仔細閱讀這些文宣，並為運動提供很多正面的意見。

與2011年鄧美晶出選元洲區時一樣，今次社義行動與社民連組成選舉聯盟參選。與上次一樣，社義行動以獨立政綱參選，文宣也是獨立撰寫，但宣傳品上印有兩個組織的黨徽。社會主義行動完全自主控製白田區的選舉運動，同時在技術和法律等層面上得到社民連的大力支援。此外，社民連主席「長毛」多次親自落區為鄧美晶拉票，而該黨亦協助鄧美晶製作專業的宣傳短片，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大量觀看率（第一段影片的觀看次數為71,744）。在財政上，社義行動完全保持獨立，並為選舉基金籌募了超過3萬元。

由於上屆社義行動還未成為註冊社團，當時鄧美晶因而以社民連名義報名參選，而今屆鄧美晶在官方選票上的政治聯繫是社會主義行動。對社義行動來說，這次是雙贏的合作。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得到社民連的重要支持，一方面發起了一個年輕有活動的選舉運動，令雙方互相受惠。

社民連另外派出五人參選，與上屆一樣全部落選。但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成敗的條件並非由議席的得失衡量，而是運動有否提升群眾意識，並為未來的鬥爭打下基礎。但是，資產階級與親政府媒體利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敗選來宣告「激進政治」的末落，目的是誤導群眾，並向溫和泛民招手。社會主義行動即使拒絕淡化鬥爭與政治，在白田仍可獲得佳績，就是對建製派輿論的最佳駁斥。

選舉結果代表了甚麼？

過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以建製派優厚的資源來說，今次選舉結果可謂出乎意料。建製派仍然控製著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但是這不代表他們獲得多數支持。例如在沙田區，反對派贏得了過半數的議席，但是中共的代理人依靠著鄉議局的當然議席來維持控製。

中共的選舉機器將資源集中在一些關鍵地區，從而操控選票結果。民協的馮檢基和民主黨的何俊仁在「民主派」人士鎅票下敗選，尤其是馮檢基因選票被分薄而以些微票數落選。但同時間，建製派整體上卻減少了議席，可見中共並不能隻手遮天，也可見北京礙於民情反彈，不願意過於公然地進行選舉舞弊。

在這個方面看來，今屆區選結果對北京來說是個打擊，因為如果區選的結果有利於他們的話，可以在來年立法會選舉前先聲奪人，準備奪走泛民三分之一議席的否決權。北京的政治目標是消滅泛民，以求為了加大對香港事務的控製，並打壓反政府的力量。

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葉劉淑儀稱選舉受到「不同的政治氣氛」所影響，甚至連中產之間都瀰漫著反政府情緒。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這種情緒就更為強烈。在選舉之後的分析，無論是建製還是泛民派別都承認這次選舉政治化了，可說是為社義行動的取態作出了平反。

這政治化的現象是由下浮現上來的，雖然主流媒體極少篇幅報道，加上政府企圖利用宣傳抹除群眾在傘運的集體記憶。縱使如此，正如社會主義者指出，去年的傘運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政府對開放民主寸步不讓，使得反政府的情緒日增。同時勞動階級和中產們受到高樓價、通漲、公共服務的惡化所影響，生活水平多年來停滯不前。

因此，即使區議會選舉本身非常畸形而不民主，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憤怒還是被從中宣洩出來。投票率創下47%的新高，比起2003年反廿三條歷史鬥爭時的44%還要高。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在選舉中一敗塗地。該組織派出參選的六人全數敗北，當中更有兩人未能達到5%的得票率，因此失去保證金。該右翼民粹組織主打種族主義議題，過去在網絡虛擬虛世界中看似強大，且瘋狂抹黑社會主義行動。但其選舉結果證明，這類組織在現實世界中並無能力發起持續的運動。

白田邨選舉運動的佳績點出了未來可以怎樣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而全港的選舉結果再次對中共當局以及香港的資本權貴敲響了警鐘。

香港：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政府再次推出俗稱「網絡廿三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新增一條「傳播罪」，將電子傳播納入版權法下規管。浪費公帑的創新及科技局通過後，政府打著保障業界權益的名義，實質上是打壓網路傳播及創作自由。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出網路廿三條時，面對群眾大力反對，被立法會拉布阻止通過，令法案一直擱置至今。事件令梁振英政府面子受損，因此今次特首開腔鞭策建製派，表示要盡快通過條例。

今次政府再度推出法案時，為免民情再度反彈，作出了一些退讓，將批評或評論某作品、評論時事、戲仿等目的，納入豁免範圍內。但是，如果二次創作品只是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藝，將得不到版權豁免。例如，演唱填上新詞的歌曲並上載至互聯網，有可能構成侵權。至於被網民經常使用的電視及電影截圖，用戶必須作出確認聲明，清楚標識引用來源及相關資料，否則不獲豁免。此外，認真翻唱、漫畫同人誌、串流打機、抒情改詞等，統統都不獲豁免，屬於「網絡 23 條」下的刑事罪行。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是以言入罪

在網路廿三條通過後，版權人可就「侵權物品」作民事追究。而如果「侵權物品」損害版權人利益，則有可能須負刑事責任。此外，像無線電視這種影視霸權公司，也可以用違反合約條款為由民事起訴網民，意味著何謂侵權將由大企業來定義！此外，未來當網民的二次創作被界定為「刑事侵權」時，政府可以繞過版權人，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起訴網民。其實這早在2005年時就有發生，當時一名網民上載三部侵權電影後，警方用上「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及版權刑事罪提出控告。

政府警察早就想將「網絡廿三條」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混合使用，方便直接發動政治打壓。這條罪美其名是保障網民免受黑客攻擊或網路詐騙，實質上已淪為政治工具。去年傘運期間，不少網民因呼籲參與占領行動，遭警方以該罪拘捕。早前保安局明言，哪項罪名較易入罪就會控告哪條，顯然「不誠實使用電腦」將是另一條「莫須有」的罪名。即使說即使到最後罪名不成立，單單警方有權扣留網民於警署達四十八小時，已經足以令網民提心吊膽，被迫自我審查。

根據保護網絡自由的組織「鍵盤戰線」表示，無線電視曾經要求政府將分享有侵權內容的超連結刑事化。雖然政府不敢立即公開答應此建議，但卻承諾將會於「網絡廿三條」通過後，考慮讓政府和企業有權申請禁製令封鎖「侵權」網站。屆時港府會像大陸政府一樣封鎖網站。

泛民主派猶豫不決

為了顧及跨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加上美國近年加強打擊盜版以強化知識產權的壟斷，泛民主派在網路廿三條的立場上猶豫不定。根據建製派報章《東方日報》報道，美國領事館、美國商會及部分本地的影視娛樂音樂企業，多次向本港不同黨派議員施壓要求盡快通過草案。公民黨毛孟靜坦言，被版權持有人及網民代表「夾實」。工黨何秀蘭表示，該黨或全投棄權。而民主黨單仲偕會建議該黨支持草案。

美國近來與多個亞洲國家簽署TPP，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加強知識產權的專利權，穩固科技及影視企業的資本壟斷。雖然香港並沒有參與TPP，但今次美方向泛民施壓也是一脈相承的，可見為了維護跨國企業的利益，不惜打壓民主權利。二零一零年，美國司法部曾考慮動用知識產權法例控製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指控他在網站發布機密文件侵犯版權。

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保障創作人和科研人員的勞動成果，確保成果免受抄襲或冒認。但是，現今資本主義政府的版權條例只是保障這些公司老板的利益。跨國資本恃著財雄勢大，可動用資金吞噬知識產權的專利權，在這過程中知識產權被資本家掠奪，然後用來變賣、交易及牟利，創作人及科研人員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根據Ernst &Young 和SNEP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藝人在流行媒體音樂平臺上發行音樂，唱片公司和音樂平臺共獲得66.4%的收入，扣除各項稅費後，製作人/詞曲作者抽取10%，而剩下的留給藝人的收入僅為6.8%。這是一線藝人的待遇。可見，無論版權條例如何嚴苛，也不能保障創作人能享有勞動成果。

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社會主義者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法案，反對網路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壓，也反對知識產權的資本壟斷。只有同時在這兩方面鬥爭，才能爭得真正的言論自由。

在網路科技發展的年代，資訊傳播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矛盾更為激烈。資本家一方面希望牟利而發展網路市場，一方面卻要更嚴加阻止網路傳播自由，可見資本主義製度的自相矛盾。為了讓知識和資訊得以自由傳播，讓人人方便取用，唯有將創作公司、科研企業和媒體公司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創作和媒體發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撤回網路廿三條，停止網路白色恐怖
打破媒體企業壟斷，由民主監督的公帑出資營辦公共媒體，確保真正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反對財團壟斷知識產權，將創作及科研企業民主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及創作

香港抗議行動：反對阿裏巴巴收購《南華早報》

12月19日（六），社會主義行動於《南華早報》公司進行抗議，反對阿裏巴巴收購該報。社會民主連線亦有到場參與。示威者高喊「捍衛新聞自由」、「不要中共傳媒王國」、「反對媒體壟斷」等口號。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抗議聲明：

阿裏巴巴宣布以20.6億元收購《南華早報》，並正在洽購《明報》，以金錢建立親中共的傳媒王國。

《南早》的編輯自主的空間進一步收窄，令新聞自由受到進一步威脅。《明報》去年發生前總輯劉進圖遇襲事件，現在由親中的《南洋商報》總編輯鐘天祥接替劉進圖，令人擔憂報刊立場愈來愈親北京。

馬雲作為中國企業阿裏巴巴的總裁，與中共領導層關系密切，而中共亦希望透過收購媒體來控製言論和資訊。馬雲接受《南華早報》的專訪時，表示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1989年下令鎮壓「六四」是「最正確的決定」。而阿裏巴巴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希望《南早》用「另外一個角度」，「更客觀」去看中國。《南華早報》由這種立場親中的老板接任，實在令人有理由相信新聞報道將會受到限製。

近年，《南華早報》的高層與中共關系愈來愈密切。最近上任的總編輯譚衛兒曾任亞視新聞部副總裁，被認為立場非常親梁振英。上任的總編輯王向偉更曾任吉林省政協，2012年中國發生湖南工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事件，當時王向偉親自刪節報道，以極小篇幅刊登事件，更用威嚇性的言論回應員工的質疑。種種事件見到《南早》的編輯自主不斷受到打壓。

此外，去年雨傘運動後，中國封殺《南早》網站近一年，近日才解封，阿裏巴巴作為中國大企業，必然令該報自我審查以求被允許在內地瀏覽。《南華早報》是國際媒體報道中國消息及中共政策的消息來源，今次阿裏巴巴收購該報，是為了讓中國政府透過金權來擴大對國際傳媒輿論的影響力。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媒體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反對中共鎮壓新聞自由，亦反對任何私人企業操控媒體，支持媒體企業民主公營。

「傘兵」區選製勝之後

去年為爭取民主丶反對假普選的「雨傘革命」，無疑在香港社會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雨傘效應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發揮出來，令更多選民用選民表態，投票率被推至47%的歷史新高，甚至比2003年反二十三條運動後的投票率44%還要高。

過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顯然是雨傘運動將選舉政治化，並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選舉結果，而多個建製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甚至出現如民建聯的大人物鍾樹根丶葛佩帆等下馬，經民聯梁美芬也差點丟掉議席。

但今屆區選的重點仿佛不在這些傳統政治勢力，而是一眾在雨傘運動後首次參選，並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年青新人（他們皆非以傳統泛民政黨名義參選）。

大約60名「傘兵」共奪得超過8萬票，並一舉拿下8席。在資源優厚的建製派壟斷下，「傘兵」的區選結果可謂出乎意料，這似乎令許多自雨傘運動以來被政治化及激進化的年青一代亢奮一會。尤其是溫和泛民一直以來在民主運動中毫無建樹，甚至充當煞車掣，這也反映了年青人希望在這些老舊泛民以外尋求一個新的替代丶選擇。

從這方面來看，這是一個新希望，承載了許多民眾的求變期望。但興奮過後，這些新興「傘後勢力」實際上又是代表了甚麼改變呢？

在蕓蕓眾多傘後團體中，最受觸目的就是「青年新政」。這個團體在區選一共派出9人參選，並最終贏得1席，由出選黃埔西區的鄺葆賢贏得2114票險勝，以39票之差險勝建製假獨立的原任區議員劉偉榮。另外，參選黃浦東區的遊蕙禎對壘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僅以300票之差高票落敗。青年新政的成員在雨傘運動中並不顯眼，其組織在運動結束後才正式成立，但其「年青丶專業丶本土」的形象迅速獲得輿論的追捧，一度成為城中熱話。

沒有舉傘的「傘兵」

可是，雖然如青年新政的一眾「傘兵」和「傘後團體」源自雨傘運動，但在本次區議會選舉中卻紛紛收起雨傘丶避談民主政治，仿佛要與去年的抗爭割席。觀乎青年新政得票率最高的兩位遊蕙禎和鄺葆賢的共同政綱，所提及的只有「增加小巴座位」丶「解決紅墈海旁臭味問題」丶「爭取渡海小輪服務」等地區議題。「民主」丶「雨傘」二詞竟然沒有一次出現！不是說地區議題並不重要，而是他們根本沒有將選舉議題連結至政治製度的變革。誰說區議會與政治無關？十八區區議會去年就曾通過支持人大「八三一方案」，為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至於其他「傘兵」同樣如是，譬如當選大坑區的「灣仔好日誌」成員楊雪盈，當選後甚至否認「傘兵」標簽，更表示考慮加入政府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另一「傘兵」，最年輕當選區議員「沙田社區網絡」的黃學禮，本身在學時期為「中大本土學社」成員，但在區選中大搞派粽丶量血壓丶旅行團等「蛇齋餅粽」等建製派式的活動吸票！

雖然無論建製或泛民的傳統政黨皆表示，今屆區議會被政治化。但吊詭的是，各個當選「傘兵」不約而同地表示選舉中並無將重點放在占領運動，原因是害怕市民會抗拒。淡化政治立場，不提政治綱領，沒有遠景，這些「傘兵」在政治實際上只是立場模糊的泛民翻版。在香港民眾求變心切的時代中，或許單靠年青新穎的形象就能暫時內充填這個政治真空。但是，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抗爭路線，挑戰現時的專製製度和資本建製，長遠而言他們並不會帶來實質改變。

區議會選舉一落幕，各路人馬經已對來年立法會選舉虎視眈眈，包括年初因湯家驊辭職而出現空缺的新界東立會補選。當中最備受爭議的是青年新政有意角逐立會補選。由於傳統泛民早以「內定」由公民黨派員參選，青年新政要求泛民舉行初選，決定由誰參加補選，以免分薄民主派的選票。泛民勢力因為感到受到威脅，因此動員《蘋果日報》等媒體對其口誅筆伐，特別指該組織召集人梁頌恒過往與中聯辦有密切關系。社會主義者當然認為任何黨派都有權參選，並不認同所謂以道德原因「讓賢」某黨參選。由於青政立場模糊，也不曾提過雨傘運動期間作出怎樣的貢獻（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因此惹來群眾的不信任。

青年新政綱領與自由黨無異

青年新政在選舉期間淡化自己的本土政治立場，但從其官網上的政綱卻可以對此組織的取向略窺一二。

在移民政策方面，該組織要求新移民考核「粵語及正體字」或英語，以及通過有關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考試，才予公民權及香港藉。這些政策與歐洲極右排外政黨如同一轍，難怪他們早前積極參與反肖友懷的排外遊行。

至於經濟政策方面，青年新政支持「政府不幹預市場操作」的自由市場，甚至在福利政策上主張要「收緊福利門檻」丶認為公屋輪候時間過長是因為「部分無迫切需要人士霸占資源，令最有需要的人士被迫租住劏房」。至於長者貧窮問題，青年新政有文章認為「強積金計劃對社會有意義」，認為只需要改革而非廢除，退休保障只是充當輔助角色，甚至指全民退休保障會造成青年及勞動者沈重的經濟負擔，又說全民退休金會不分貧富派錢導致資源錯配。若非看到黨組織名稱，大家甚至會認為這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黨綱呢！

在危機日益嚴重的香港，民眾求變心只會越來越強。但要帶來真正的改變，需要的不是立場模糊而飄忽的新鮮面孔，而是組織起基層勞動者的政治力量，並建立反對當今資本主義的替代政治才是出路。

維珍罷工：空中服務員抗議公司裁員

12月19日，約40名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聚集在香港國際機場，抗議維珍航空上月初宣布裁減51名空中服務員。是次行動在晚上約八時進行，在工會帶領下員工首先向機場的乘客派發傳單，並在機場遊行大聲疾呼「維珍航空無陰公」、「停止對沖」、「還我血汗」、「立即談判、不能再拖」。員工手持標語，痛斥維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蘭森是一名大騙子。

工會強烈要求資方盡快與工會談判，並反對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規避員工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並且工會表示於12月21日至明年1月1日期間，隨時發動「野貓式」罷工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的抗爭訴求。我們記者到達抗議現場，訪問了數名空中服務員。

記者：今次抗議的主因是什麽？

李小姐（工會成員）：當然是反對公司裁員。過往經歷很多艱難的日子，例如是03年爆發SARS，911恐襲、08年金融風暴，上年也發生了因悉尼航線經營困難，公司要求員工離職或接受無償上班、減薪、停薪留職或轉為兼職等方法共渡時艱。我和其他同事一直也是對公司不離不棄，作出很多犧牲，但意想不到的是公司可以這樣無情。這次裁員連給予員工選擇的機會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封電郵和兩張Powerpoint幻燈片，就宣告工作10年或甚至超過20年的員工被裁員的事實。我實在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我在維珍航空工作了15年，我試過接受半年無償上班，自願轉去兼職令收入減少一半，又試過涷薪仍堅持工作，我感到公司非常無情。

記者：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的工資如何？

李小姐（工會成員）: 如果是全職的空中服務員，底薪是12,000元，後加每飛一個航程有230英磅的膳食津貼，每個月大約有3至4次飛航班的安排，而兼職底薪則只有6,000元，兼職更是每隔一個月才有飛航班的機會。老實說，這薪金已是非常低了，其他航空公司的膳食津貼可以是我們的一倍，但很多同事仍想與公司一起奮鬥，沒有考慮轉去其他航空公司。

記者：你在維珍航空工作了多少年？你覺得公司為何會下令裁員？

溫小姐（工會成員）：我工作了16年。其實公司一直在削減資源，香港至倫敦這航線，最高峰期是有200位空中服務員的，現在減剩30人，航機上8位空中服務員減至6位，工作量不斷加大。公司有意要裁減資深和富經驗的員工，然後聘請新的空中服務員以節約成本。在英國我們的母公司就是這樣，但其實我們經驗豐富，如果在旅途中發生緊急情況，如有乘客暈倒需要醫療協助，我們可以更有效處理這類突發事情。我們可以為乘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這不是經驗尚淺的空中服務員可以一下子就能勝任的。公司向我們開刀，其實是影響巿民乘客安全和服務的。

記者：你們最感到憤怒的是什麽？

李小姐（工會成員）：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令我們辛苦多年的長期服務金被抵銷。我為公司工作了15年，到頭來被裁員後，我計算過我連1元長期服務金也沒有，689梁振英本來上任時承諾取消強積金對沖，現在我們被裁員了，血本無歸了，是否要迫我去領綜援？公司又諸多藉口推搪與我們或工會坐下來談判。公司曾經在關閉悉尼航線時向員工許諾不會再裁員，18個月後就反悔了。

梁小姐（工會成員）：公司曾經歷3次低潮危機，要求我們為公司設想，接受無賞上班、轉為兼職等等措施去為公司繼續並搏，其實公司有意要員工轉去兼職，因為底薪會減少一半，所以裁員時，能保證計算下長期服務金會被強積金對沖全數沖走，一毫子也不需要向員工支付。空中服務員的退休年齡大約是40歲左右，我已不再年青，也恐怕找不到工作。家裏並不算富有，也有小朋友要照顧和承擔租金的開支，生活實在迫人。現在突然失去工作和血汗錢，我感到非常仿惶和無助。

沸騰的初冬

剛剛過去的十一月被稱為有史以來最熱的十一月，根據天文臺相關資料，十一月的平均溫度為24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2度。一般而言，十一月的正常日間平均最高氣溫為24.1度，可怕的是，過去整個十一月似乎連最低氣溫也沒比24.1度低多少。種種跡象顯示，全球暖化問題在今年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將來一次充分的「火力展示」。

暖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聖嬰現象的影響令南中國海水溫異常的高，同時北方的冬季高壓減弱，未能將冷空氣自北推往香港。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全球暖化對香港最直接的影響，第一是令七八月的日子熱上加熱，上世紀香港的平均氣溫上升了1.2度，是全球平均上升幅度的兩倍。此外，更可能包括海平面上升最終令香港「陸沈」。這絕非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假如全球平均氣溫上升4度，海平面就會上升9米，足以淹沒港島北岸及九龍等市區。而現時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僅僅討論如何將氣溫升幅控製在2度以內都已經令各大國互相傾軋扯皮了。

對於氣候環保問題，香港政府與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府一樣，熱中於將責任推到個人層面，千方百計要把包括你我在內我的個人塑造成環境問題的元兇──比方說政府的宣傳廣告上一直強調叫你節約用電，叫你「惜食」，鼓吹所謂低碳綠色的個人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個人自發的環保自律生活固然值得鼓勵和稱道，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始終是政府的政策和經濟運作的模式。舉例而言，香港政府鼓勵個人節約用電無可厚非，但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老老實實的指出家用電量只占全港用電量的25%，工商業用電量則占了超過70%！這就意味著在個人層面而言，那怕全港市民下班回家之後茹毛飲血一點電都不用，最多也就只有「節約」掉25%的用電量，真正「大宗」的用電量卻是雷打不動穩如泰山。電力公司對商業用戶「用電愈多電費愈少」這種鼓勵浪費的荒謬設定也是在各方聲討圍剿下近年才予以取消。

根據樂施會的資料顯示，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如果將城市排碳及入口運輸計算在內，香港人均排碳量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而電力公司──尤其是中電－－更一直借環保減排為名大加電費，而其減排方案亦不外是增加石油或天然氣，甚至是核電廠的發電比例而已，實際上能有多「環保」？此外一直為外界所忽視的一個嚴重排放汙染的區域－－船舶燃料排放問題從來都未有得到重視，香港作為世界最高吞吐量的貨運港口之一，港口和外海都吸納了大量的貨輪，當中不乏數十萬噸級的巨型遠洋貨輪。這些貨輪上那超大功率的引擎發動機基本上只能采用最粗糙的柴油，其排放量可想而知，而政府對此卻是放任自流。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設計過於擠迫，市內缺乏公園廣場等散熱空間形成的熱島效應亦加劇的全球暖化對香港市內的影響。特別是中區至中西區一帶林立的商業大廈玻璃外墻，加上狹窄得令人窒息的街道（街道上還堆滿了汽車！），陽光和熱輻射在大廈外墻來回照射，幾乎就是一個巨型溫室了。針對這一狀況，各團體提出將德輔道中劃為行人專區，只讓電車從中貫通而行，這個令不少人眼前一亮的方案，政府卻表現出一副意興闌珊的冷漠態度。沸騰的初冬，反而更令不少人懷念起去年無車駛過的占領日子。

當然，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涉及的是一個國際層面的議題，香港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修小補改善一下城市環境，召開過二十多次的氣候峰會，在各國各懷鬼胎的小算盤之下再召開二十次也不會得出甚麼實質成果。唯有將全球跨國的能源公司乃至所有大企業收歸公有，置於民主管理底下，才可以以再生潔凈能源取代石化燃料及核能，大力發展廉價的公共運輸系統，民主理性規劃城市設計。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一天不倒，未來的世界都不會好。

白田居民的心聲

受訪者一：雨雨（學生）

最初接觸社會主義行動，是在街頭接單張。直至有一天，他們來到家訪，我才知道他們參加區選，產生了興趣。我便開始上網搜尋關於他們的理念，也很認同他們的政綱。

當我發現甄啟榮是保皇黨，便很想踢走他。他用「蛇齋餅粽」來得到一些老人的支持，但大多數的居民沒有受惠。我討厭這種所謂的「服務」！我支持社會主義行動，除了他們的立場很鮮明外，也有不同方面的政綱，例如爭取改善視障人士的生活等。

我覺得選舉成績非常好，很鼓舞，甄啟榮流失568票，見到這場選舉真的打擊到他，令他自亂陣腳。

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指甄啟榮於區議會的出席率只有53%，他立即否認。我真的自行上深水埗區議會網頁計算他的出席率，真的是53%！ 甄啟榮不斷說謊，又用盡各種手段去阻止對手擺街站，真的非常離譜。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們，加油！

受訪者二：葉小姐（售貨員）

我早在這組織參選前已認識他們，在石硤尾數次的街站上遇見，也買過他們的刊物。直至選舉，間中也有遇到他們的街站。

我一直也有留意新聞和立法會的投票紀錄，建製派真的是不知所謂，巴結中共，可以在議會內有決定權，向有權有勢的人利益輸送，造成官商勾結。

我約十多年前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那時候租金已經非常貴，一百多呎的單位便要月租3千多元！最後我上了公屋，搬往白田邨，但不是每個人也可以成功上樓的。所以房屋丶地產霸權丶租金管製問題也是我所關心的。

回到白田邨，我認為新設的2E巴士站其實不應該設於偉倫街車房對出的位置。偉倫街的馬路本身經已不闊，加上很多居民會在非紅綠燈的位置過馬路，再加上垃圾站位置已有104巴士站，馬路非常擁擠。若果再於對面線增設2E巴士線，就更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受訪者三：May Ip（長者清潔服務員）

最初認識社會主義行動，是得悉鄧美晶在白田邨參選。為什麼我會支持她？我最初也不知道原來甄啟榮在這區做了廿多年，直至看過社會主義行動的文宣才知道。其實我住在白田邨多年，只見過他一丶兩次。我認為，不只是白田，所有香港市民都在求變，因為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差，建製派區議員依靠「蛇齋餅粽」當議員幾十年，又做不到實事，非常討厭。

抗議政府及保皇黨妖魔化難民

最近，不時在報章丶互聯網上聽見 「假難民」一詞，他們都聲稱來港的難民越來越多丶指責難民是濫用免遣返保護聲請機製（下稱免遣聲請）來港搶占資源丶加重納稅人負擔，並且造成罪案率上升等等的社會不安因素，但這一切都是謊言和抹黑。

極少數成功尋求庇護

根據入境處數字，香港現時平均每月28.5宗難民進入香港並提出免遣聲請，累積數字已經突破一萬宗。《東方日報》等無恥的建製報章天天渲染「假難民」數字上升，指有集團協助印度藉人士非法闖關。其實這些被拒入境者根本沒有申請尋求庇護，只是無恥的傳媒將其混為一談。

事實上，多年來政府處理免遣返聲請的進度緩慢，難民平均等候審批時間動輒十餘年。保安局指一般難民平均留港只有二點七年，明顯與事實不符。緩慢的審核機製害苦了不少難民，他們在港多年已經落地生根丶組織家庭後，一旦政府審核後否定其難民權利，他們就會妻離子散。

過去二十年通過入境處申請並確立為難民身分的只有兩宗，成功率為0.016%。其餘的只能持行街紙「茍且偷生」多年，還要每周至每月到入境處報道，人身自由慘被剝奪。

在港難民是沒有工作權利的，打黑工要坐牢十五個月。他們被迫依賴每月微薄的現金食物券去領取食物，住房津貼更只有每月的$1,500，香港高昂的房租下令難民只可選擇由豬場改建而成的寮屋和貧民窟。今年一月更有難民因鐵皮屋發生火警而喪生。難民沒有居留權，連基本教育丶醫療等福利也沒有。可見，今天在港難民並不是本港福利的受惠者而是受害者。

保皇黨煽動反難民輿論

在港難民面對生活處境艱難， 同時他們又被右翼和建製政黨不斷政擊。民建聯葛佩帆最近向保安局施壓，將公帑負擔加大丶社會治安等問題歸疚於難民身上，而自由黨更向當局提出取消「行街紙」丶削減難民津貼丶建設「禁閉營」等措施。保安局在雙重夾擊下，已表示積極考慮堵截非法入境丶加快審核程序以驅逐難民丶設立津貼上限等措施。這些虛偽的政黨一方面指控搶港人福利，卻又永遠反對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支持將公帑贈予大財團興建大白象工程牟利。興建高鐵的844億足以援助難民300年！保皇黨只是利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無論是本地人還是難民，基層人民不要被分化，將矛頭對準與民為敵的政府和保皇黨。

保皇黨及建製報章大肆標簽難民皆為罪犯。要知道，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又經常受到業主和警察欺壓，他們生活沒有希望，極少數為尋求保護以及打黑工的途徑，走上冒險之路加入黑幫。保皇黨就將其無限放大，就如他們抹黑新移民騙綜援和公屋一樣。如果可以過正常生活，有誰願意活在暗無天日底下？

社會主義者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這種囚禁難民的方式是徹底反民主丶反人權的，只能令難民更隔絕與社會，造成更多治安問題。各國的難民營往往環境丶衞生及醫療設施惡劣丶內裏並沒有人權可言，而且會成為種族主義者（例如自由黨的外圍組織甚至是極右本土派）針對攻擊的目標。兩個月前，瑞典難民營就發生了三宗縱火案。不要以為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可以阻止港府設立禁閉營，專製者為了打壓窮人往往不惜踐踏法律！難民必須組織抵抗政府的暴行。

去年，難民聯會因抵受不住援助資源被外判公司「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克扣，發起200日占領行動，最後成功迫使政府退讓，改善了食物援助的機製，因此難民的鬥爭自信和經驗大大提升。政府及建製派現在感受到威脅，開始加強攻勢抹黑難民，以免他們獲得更多本地人的支持。未來一段時期，難民要有更強的組織力和政治意識，準備迎戰統治階級的進攻。

全球難民危機 劍指資本主義崩潰

「假難民」一詞是以堆砌抹黑的手段去合理化政府歧視和打壓難民的政策。香港今天貧窮人口超越130萬丶租金房價高企令年青人苦無出路時，我們應該認知到政府和財團的剝削才是我們生活困苦的根源。團結本地人與難民要打破種族的圍墻，共同鬥爭，徹底地將製造貧窮丶壓迫的製度向公眾進行展示和宣戰。

二零一六

2E新站易生意外　要求新站設於偉倫街長凳位置

政府將於偉倫街加設來往白田邨和九龍城碼頭的2E巴士站，此舉所引起的交通安全問題令不少居民疑慮。

新設的2E巴士站將設於白田邨口消防通道對面（偉倫街中段）。可是，由於偉倫街本身已經非常狹窄，在去年底因為重建工程改路，已將104巴士站移到邨口的垃圾站位置、2E則由行駛南昌街改為駛入偉倫街，進一步減少行車空間，威脅道路安全。最近就發生了兩次輕微的交通意外。

偉倫街中段沒有行人過路處，很多居民會在沒有斑馬線的地方橫過馬路，尤其是老人、媽媽帶著小朋友過路時，當有車輛高速駛過，實在險象環生。若果再於104站對面增設2E巴士新站的話，必定會有更多人橫過馬路，一旦司機看漏眼，就會發生撞倒人的交通意外。

替代方案：偉倫街長凳位置

不少居民提出，新站其實可以設於偉倫街的長凳對出位置，此方案的巴士上落位置不但更有較大空間，亦與垃圾站處的104站有一定距離，減低交通意外風險。這樣，在偉倫街的小商戶及私人樓居民也不會因店外新設巴士站而受到影響。

停止政治恐嚇　我有投票自由

新站的位置妄顧安全，亦會危及偉倫街小商戶的生計，導致小店結業，但保皇黨還是執意推行，恐怕是另有政治目的。白田邨偉倫街中段的其中一間商舖老闆曾在選舉期間公開支持二號參選人鄧美晶，並於店內貼上其海報。他最近表示，在選舉結束過後，一個月內曾有三名男子分別到他的店舖，向他表示「因為你之前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的巴士站會在你（舖頭）門口。」我們強烈譴責政治恐嚇行為，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任何人也有權表達不同政見，不容任何政治威嚇！

銅鑼灣書店老闆店長逐一失蹤　白色恐怖加劇

在香港售賣中國大陸「禁書」聞名的銅鑼灣書店在近月間先後有5名店長、職員、主管神秘失蹤！據悉早在去年十月，書店母公司巨流傳媒的股東和經理桂民海、張誌平與呂波在大陸及泰國，以及店長林榮基相繼失蹤，被指遭中國方面拘禁。而及後十二月底，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失蹤，其妻子報警求助，由於李波是在香港失蹤，人卻後來出現在大陸，而沒有出入境紀錄，因此事件被指是中國人員越境執法，引起社會高度關註。

銅鑼灣書店出售的，是在大陸買不到、無法出版發售的政治「禁書」，尤以銷售中共時政和高層內幕書藉而著名，經常有中國大陸遊客光顧，亦成為大陸人獲取官方以外政治資訊的一個途徑。

在銅鑼灣書店出版的中國政治禁書中佔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此次書店五人接連神秘消失，有報導指是當局企圖要阻止桂民海的新書出版，公然打壓出版自由。

近年來北京試圖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假普選、網絡二十三條等惡法，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可謂是中共專製箝製香港民主自由最新的政治打壓。而在中國，過去一年就有超過三百名維權人士及律師被捕，亦掀起了新一輪的白色恐怖。

由於書店成員集體失蹤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註，民間社會相繼組織起抗爭行動，令本身三緘其口的港府不得不開腔回應。保安局表示會追查事件，雖然這只是敷衍式回答，但顯然這是受到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的影響。而事件後來出現的疑似李波的傳真表示「以自己方式到內地」，以及李妻的突然銷案，均是中共的慣常伎倆，以恫嚇和威迫手段試圖平息事件，這亦是政權受到抗爭壓力下的結果。

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與出版言論自由緊密相連，亦顯示香港在中共一黨專政下無法獨善其身的道理。社會主義者捍衛出版、結社、言論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並要求當局釋放所有異見分子及政治犯，解除黨禁、報禁。未來的抗爭需要更有力組織起來，團結中港兩地的鬥爭共同結束中共暴政。

彼特達林被捕標誌著中國鎮壓進入灰暗的新階段

1月3日，瑞典籍人權分子彼特達林（Peter Dahlin）被中國公安拘留。較早前官方報道指，居於北京的達林被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樣被捕。這案件代表著習近平的專製鎮壓進入令人心寒的新階段。此前香港五名書商被中國公安綁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國失蹤，五人現正被拘留於中國。

兩周以來瑞典當局被拒絕接觸達林，中國方面拒絕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獲得罕見疾病的藥物。與很多其他被國家鎮壓的受害者一樣，他不被允許會面律師。中國當局這些做法違反國家協議。「拒絕領事通信是直接違反中國法律以及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再者，當局持續隱瞞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強迫失蹤，違反國際法。」彼特所屬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的聲明表示。

達林的案件顯然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與中國今天兩個趨勢有關連的：一、去年七月開始大量人權律師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習近平最新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這法例是用來封鎖受海外資助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並進一步廢其武功。

這些都是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鎮壓措施中的一部分。正準備在瑞典國會舉行抗議、要求中共釋放達林的趙大華表示：「在習近平統治下，中國進入鎮壓拘留的黑暗之夜。 」

「（鎮壓的）目標是公民社會、博客、勞權分子和其他挑戰獨裁體製的人士──包括那些在體製內行動、沒有違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為所欲為，不用理會其他政府和媒體說什麽。」他表示。

中共獨裁體製愈來愈恐懼群眾動蕩可能將會發生──鎮壓無疑與最近的經濟不穩──所有團體被以民族主義的修辭標簽為「西方價值」。因此，像達林般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分子成為中共大造「反外國人」文章的對象。「彼特作為外國人，表明著專業法援人士在中國被打壓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發言人向《紐約時報》表示。中國官媒報道協會是「美國非政府組織」，而協會則指這是完全不符事實。

鎮壓加劇

自七月以來，超過三百名律師、律師事務所職員以及其他活躍分子被拘留及審訊。上周，十名律師被控嚴重罪名，意味著預料會被判有罪。在中國司法系統裏，98%的被告會被判有罪──在高調的政治審判中則是100%。

英國《衛報》發表一封由20名國際律師及法學家撰寫的公開信，表達合理的恐懼──被拘留的律師曾面對「高風險的酷刑和其他殘酷而不人道的對待」。

「顛覆國家政權」

最近十名律師及法律工作者面臨「顛覆國家政權」──這些指控極為嚴重，可判終生監禁。諾貝爾得獎者劉曉波在2009年被判監十一年，當時被控的罪名是相對較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習近平在國家鎮壓上加重註碼的措施。

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包括曾為「女權五姊妹」（她們去年三月被捕後引起全球抗議，期後獲釋）辯護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龍軍，以及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周世鋒。鋒銳律師事務所因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協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權。

活躍分子大華表示：「鋒銳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團隊現正被獨裁者粉碎，這是大規模殺一儆百的詭計。」

達林的案件與當局迫害人權律師關系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經開始擔憂。「在被拘捕幾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對一名人權律師的審問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說。據瑞典的電臺消息指，達林現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權不同意的行為。

香港綁架案

香港五名書商失蹤事件觸發起抗議行動，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機。事件代表著北京的鎮壓升級。與達林被捕一樣，這事件標誌著習近平鎮壓「全球化」，接近無視海外政府會如何反應。五名專門售賣關於中共領導層花邊身邊書籍的書商，過去四個月在詭異的情況下失蹤。據報道他們計劃出版關於習近平性生活的新書──可能因此而令他們被綁架。

新書的主腦桂民海，據其女兒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國被非法綁架。泰國軍方與北京關系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出現，明顯是依著講稿哭著說他是自願留在中國，呼籲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議和被媒體惡意炒作。

桂民海現身於電視的畫面上，情況就有著史大林大審判的一切特點──欠缺任何邏輯和可信性。他聲稱自願回到中國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車禍而被判緩刑兩年的案件自首。但為什麽他要路經泰國呢？為什麽他四個月行蹤不明呢？而如何解釋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時失蹤呢？眾所周知中國當局經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關押及其他施壓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願意「合作」招供認罪，可以獲得較輕的懲罰。有研究顯示，95%的訴狀中帶有濃厚的供認色彩。

瑞典緘默不言

中共獨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嚇勒索的方式來誣陷敵人，也延伸至對待其他國家政府的關系。《紐約時報》報道指，瑞典當局在達林失蹤及被捕事件上緘默不言。同樣，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順應整個趨勢。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經濟懲罰。挪威的經驗就是一樁案例，該國頒發諾貝爾獎予劉曉波後，中國凍結與奧斯陸的政治關系，並威脅會杯葛挪威產品。及後，挪威為了討好北京，拒絕藏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到訪。英國總理卡梅倫在2012年與達賴喇嘛會面觸怒北京後，承諾不會再犯。瑞典總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訪中國時做得更徹底，一名記者多次報道，勒夫文拒絕以「獨裁體製」稱呼中國，改稱之「一黨國家」。

一定要在國內及國際上作出抵抗中國的鎮壓升級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這場鬥爭中，中國活躍分子只能依賴世界各地的活躍分子及基層勞動者的支持和同情。諷刺的是，中共政權宣傳外國資本主義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國挑動抗議，但同時這些政府被證實是維穩的可靠盟友，不會向暴虐的專製鎮壓作出抗議。

抗議行動：不滿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被捕事件

1月20日，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CWI瑞典）在瑞典國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抗議中國當局抓捕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Peter Dahlin）以及香港政治書店的書商桂民海等五人。

1月3日，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被中國警方抓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1月19日，達林現身於中央電視臺畫面，稱自己對被捕「沒任何不滿，獲公平對待」，表示自己「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明顯是受威脅下依稿照讀。彼特達林身體狀況堪憂，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療尚不得知。對此，瑞典政府態度曖昧，閃爍其詞，不願意表態。

「中國已經進入了鎮壓人權人士的黑暗之夜。」示威的組織者，社正黨華人黨員趙大華指出：「中國政府想通過鎮壓社會上的公民和勞權人士維護其獨裁統治，並且不顧忌群眾不滿和批評為所欲為。」

社正黨瑞典籍黨員Per- Ake指出：「中國和瑞典之間有大量的經濟貿易往來，瑞典政府最關心的是在華商業利益，而不是自己公民的權利或者中國的人權狀況。」

抗議結束後，趙大華和Per- Ake 前往瑞典外交部代表CWI瑞典支部和中國支部遞交抗議信，抗議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的狀況。

三大重設2E新站的理由

自從去年底2E站因為白田邨重建改道（由瑞田樓站搬至安田樓），白田的確需要一個2E巴士站，方便居民在區內上落。可是，保皇黨區議員甄啟榮倉卒推行新站，位置沒有諮詢過大多數居民，也沒有權衡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至今很多居民還是未知道新站位置，更莫說其位置帶來的危險。

保皇黨議員行事作風一向專橫獨斷，只求草草完工，好讓自己拉橫額出來炫耀自己「成功爭取」，但事前沒有周詳考慮符合整體居民利益的計劃。面對反對居民的意見和質詢，甄啟榮的唯一回應是指控我們「極端偏激」。這就是他一貫對待異見的態度。

新站釀成交通黑點

2E新站位置令該處淪為交通陷阱！該處偉倫街馬路極為狹窄，兩泊又停泊校巴和的士，2E巴士非常容易與對車巴士磨擦碰撞。2E新站位於104站的正對面，在擁擠的環境下令危險程度火上加油。此外，2E新站位於消防通道對面，乘客下車後很自然在無燈位的地方橫過馬路，極為容易釀成意外。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新站應設於偉倫街長櫈位置，因為該處馬路寬敞得多，只要修建一個凹位讓巴士停泊即可。第一，此位置避免了與對頭車碰撞的危險；第二，該處就在交通燈過路處旁邊，乘客下車後可以橫過過路處回家。

甄啟榮質疑這位置會造成交通阻塞，其實修建凹位只屬小型工程。甄生所屬的政黨經民聯，在區議會提出動用一億元，興建不切實際的「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現在居民只是要求花點資源改善交通設施，為什麼要怕麻煩呢？

抵抗政治恐嚇

甄啟榮指控社我們「包庇支持佔中」的店舖，但事實上是保皇黨要向異見者進行政治報復。

有店主表示曾經收到恐嚇，有人到他的店舖說「因為你之前（選舉）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站會喺你（舖頭）門口」。保皇黨將社區政策公器私用，變成政治報復的工具。我們強烈譴責此等政治清算行為。任何人也應享有表達不同政見的權利，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不容政治威嚇！

2E新站落成後，白田購物中心一帶的小商舖生意受到影響，因此多名店主都聯署反對新站，要求重設於更合適的位置。甄啟榮選票至上，因為店主大多不是白田居民，就無視他們的權利。地區小店讓居民有更便宜的選擇，若果它們結業的話，居民只能光顧石硤尾邨的大型連鎖店。居民與小店的利益乃是一致的，大家理應團結起來對抗保皇黨的不義政策。

初一旺角爆發「夜市騷亂」

農歷新年初一，警察強硬趕走夜市小販，激發群眾不滿，釀成猴年夜市騷亂。警察高調打壓旺角朗豪坊一帶的熟食小販，顯然有意展示警隊作為鎮壓機器的權威。事件與民眾爆發沖突後釀成騷亂。警方拘捕至少五十四名男女，而警方發言人表示會陸續逮捕更多人。據媒體報道，受傷人數超過120人。

農歷新年期間的小販夜市一向是香港傳統，但政府自去年起，開始大力打壓所謂「無牌經營」的小販，不再如以前般在新年期間放寬管製，激發廣大市民不滿。今年政府變本加厲，對此不滿的民眾更有準備地動員起來支持小販，在旺角街道充斥對峙的火藥味。

晚上十時多，食環署人員在驅趕小販期間，被大批不滿的民眾包圍，開始醞釀沖突。至十一時許，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及揮動警棍襲擊示威者。零晨二時，當示威者於亞皆老街向警察拋擲雜物時，有警員突然向天開出兩槍，再用槍指向民眾，令群眾的憤怒上升至頂點，促發一連串的暴力沖突。香港警例對警務人員使用槍械有嚴格規定，並且不容許人員以向天開槍作為示警方法。開天槍事件意味著警權再一次沖破界限。

警察重演前年雨傘運動時的場景，不但多次出動胡椒噴霧，多名市民被圍毆十多秒至頭破血流，受傷倒地。淩晨四時，一批戴口罩的示威者開始從地上拆路磚及交通路牌，阻止市民及記者拍攝。示威者不斷向警察拋擲路磚，並擊碎一架警車的玻璃，警察亦拋擲路磚還擊。有示威者聚集在山東街與西洋菜街交界堆積紙皮及木皮等雜物縱火，旺角街頭多處起火，亦有的士被焚燒。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警察是挑起今次騷亂的罪魁禍首。政府及主流媒體將會利用今次騷亂，大肆抹黑所有示威者為「暴徒」，藉以合理化擴張警權，加強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此外，本土派一向倡議所謂「勇武鬥爭」的本質就是暴動，雖然本土派團體成員在今次騷亂中只有約廿人左右，但主流媒體會誇大他們的角色，以便發動「港獨勢力發動暴動」的輿論攻勢，阻嚇廣大群眾投入民主鬥爭。

今次騷亂很可能有親政府黑幫在背後挑動，甚至不排除警察互相配合製造「暴徒」畫面。但肯定的是，騷亂手法受到部分群眾的支持，被視為對黑警報仇的手法。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憤怒一直在積累起來，但由於感到「和平抗爭」沒有效果，卻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將運動升級，簡單地以為「暴力抗爭」就是出路，而看不到革命的組織綱領才是關鍵。在欠缺政治出路的情況下，打砸行動與暴力對抗愈來愈受到一批激進的年輕人所支持。

社會主義者支持示威者自衛的權利，但我們強調必須以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進行，而通過民主工人組織來組織自衛力量。然而，騷亂或暴動並不是挑戰政權的有效方法，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沖擊體製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警察暴力，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製度的新一步。

我要全民退休保障！

踏入2016年，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成為了香港的一個政治炸彈。自梁振英政府進行新一論的退保諮詢，經已面對廣泛社會的口誅筆伐與抗爭行動，但這場鬥爭需要透過清晰的訴求組織起來。《社會主義者》在此討論我們對全民退保鬥爭的立場。

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終於在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在文件中，政府提出了「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兩個方案，而兩者的退保金額皆為每月$3230。其中，「不論貧富」是指無任何審查的全民保障，而政府的方案中指出要增加4.2%利得稅或開徵其他稅項來維持。至於「有經濟需要」則是指需要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單身長者的資產限額（包括儲蓄）為$80,000，夫婦二人的資產限額為$125,000，假若采納這個方案則只需象徵性地將利得稅調升0.4%。

實際上，政府早已對全民退保抱有預設立場，與其說是個諮詢，更多的是在嘗試汙名化全民退保。政府不諱言道，要「維持現行稅製和稅率」，而「引入『不論貧富』方案需要大幅加稅甚或開徵新稅種，都會偏離香港一直奉行的低稅率製度」。但香港的利得稅是全世界發達地區中最低的，只有16.5%，就算增加4.2%的利得稅，稅率仍然是英國的水平，甚至比美國（35%）丶日本（38%）還要低，難道這些國家沒有「競爭力」嗎？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寧可犧牲所有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反對加稅以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當然這亦是要推動各財團已經染指的老年服務之私有化。政府更花大量篇幅推算民間社會的全民退保方案，指全部方案都會在五十年內出現赤字，用來藉詞反對全民性的養老金製度。

現時香港並沒有一套公共的全民性退休保障製度，以保障所有勞動者的晚年生活。全民退保的討論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但一直被商界阻撓。直至1995 年，立法局通過私營的「強製性公積金」，並在2000年12月正式實施。雇主及打工仔要每個月將工資的5%作為強積金供款，並交由私人銀行或基金管理人與自由市場中投機博弈。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是充滿波動與危機，尤其是自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勞動者的強積金往往蝕本，單在2008年就錄得了平均25.9%的虧損，而在2015年間每名打工仔的強積金就平均蝕了近萬元。勞動者只能於65歲後領取金額時往往不足以應對退休生活，但負責管理基金的銀行或金融公司無論升跌卻都穩賺管理費！與其說強積金是工人們的退休保障，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府對銀行金融界的利益輸送。況且，強積金也沒有包含外勞或者全職家庭主婦，導致貧窮長者中大多數都是女性。

香港資本主義製度下，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官方貧窮線下有超過一百三十萬貧窮人口，貧窮率達18.5%。而當中比例最高的年齡組別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全港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就是生活於貧窮之中。政府的貧窮線訂立之低（單身人士的貧窮線為$3600），令到實際的貧窮問題被嚴重低估，許多低收入的長者都「被富裕」起來。解決年老長者的生活保障已經是破在燃眉的問題。

不計算強積金，現時港府提供給所有長者的社會保障就只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凡年滿70歲以上的長者可以領取$1180的生果金（這個名稱就是戲稱金額只足夠買水果之用），而65到70歲的長者甚至要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申領。至於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70歲以上的長者則可以領取$2390的「長者生活津貼」。但這個金額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長者的基本生活，難怪香港仍然有許多老年人需要倚靠拾荒或從事低收入工作維生。要消滅老人貧窮，我們必須為全民退保鬥爭作為開始。

全民退休保障─錢從何來？

全民退休保障面對政府和資本家的輿論攻勢──錢從何來。為了作出回應，社會不同界別提出了不同的退保方案，而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需要提出一個改變經濟製度的方案，才能有長治久安的全民退休政策。

民間社會於過去數年間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這些方案提出讓每名65歲以上的老人家給予每月$3,000-$3,500左右的退休金。

民間提出的這些全民性養老金計劃，毋須翻復的官僚審查，所有老人家都能夠獲得比現時更好的退休生活，這是一大進步。

不過，有必要指出現時主流泛民所支持的「學者方案」，抑或其他民間方案都存在著原則性的局限，社會主義者必須要向市民指出所一切。

提出方案的團體包括全民退保聯席、公共專業聯盟、泛民支持的「學者方案」、甚至工聯會也包括在內，可謂五花百門，眼花撩亂。

不過，他們實際上均大同小異：全部都主張「三方供款」成立養老基金的做法，並儘量避免大幅加稅，分別只是在於各方供款的比例不同而已。

所謂「三方供款」，就是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出資作為全民退保經費來源，而僱主及僱員的部分從現行強積金供款中抽調，即是說打工仔5%的供款額不變，只是一部分將會作全民養老金用途，另一部分繼續作強積金。至於政府則負責500-1000億的剩餘開支。

但問題來了。首先，這些方案都並沒有廢除強積金製度。這些方案即使嘗試改革強積金，降低其供款額，但實際上卻「默認」強積金製度存在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說強積金製度將勞動者的血汗錢利益輸送到銀行家手中，因此我們主張全面廢除強積金，並將現有的強積金轉移作為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資金。

第二，民間方案仍然要求工人們利用自己的工資一部份來作養老金供款。沒有減少現時勞動者的開支負擔。「自己供養自己（和父母）」好像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不過，香港一直以來奉行新自由主義，勞動者的保障與工資根本不足。被剝削的打工仔連基本生活（尤其是住屋問題）都成問題，又如何有多餘的錢作退保供款呢？

同樣道理，退休長者在年輕的時候以勞動建設社會，讓資本財團獲得鉅額財富，退休保障不是「工人儲錢供養自己」的製度，而是財富再分配讓退休工人拿回應得的勞動成果，成本應該由富人和政府承擔。

第三，所有坊間方案都試圖在不大幅增加稅項下進行，並且花費大量篇幅證明該融資方案能在五十年內維持。實際上，這正正墜入了政府和資本主義的語境中，要維持簡單低稅率製度、政府財政要量入為出，間接承認了商界利益與香港既有的新自由主義製度的不可動搖性。

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暴露了建製陣型中的嚴重分裂，一派代表著億萬富豪們的既得利益，另一派嘗試回應普通市民的巨大壓力。

旺角騷亂後：梁振英與警察準備反撲

旺角在大年初一發生騷亂，至今42人被控暴動罪。事件始於政府大力打壓旺角的無牌夜市，激起警察與捍衛小販人士及本土派爆發沖突。沖突中警察向天開槍，成為了整晚騷亂的導火線。警察暴力毆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騷亂人士向警察拋擲雜物及地磚，總共124人受傷，包括示威者、警察及記者。

旺角騷亂是九七主權移交以來，本港首次定性公眾集會為「暴亂」。在某方面來說，年初一事件是給梁振英的一份大禮物，給予政府有藉口加強警察暴力鎮壓，也為未來更嚴厲重判示威人士鋪平道路。警察聲稱搜查到「武器庫」及撿獲「攻擊性武器」，但該儲物庫只是環保組織的回收中心，儲物品則是製作環保手工皂、酵素的原料以及驅蟲的辣椒噴劑。警方亦逮捕在網上鼓吹參與暴動的本土派人士。但同時，有警長在網上聲稱要將無線記者「女奸男殺」，卻沒有被逮捕，可見警方執法的雙重標準。

建製派的發動空前的輿論攻勢，企圖通過打擊騷亂分子及本土派，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激進暴力」。中國外交部將旺角騷亂事件定性為「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暴亂」，與西藏及新疆看齊。港澳研究會兩名副會長饒戈平及劉兆佳都促進23條盡快立法，港區人大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直言要為香港製訂反恐法。由於今年九月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政府很可能這些中共附庸力竭聲嘶譴責旺角「暴徒」，從而削弱對整個民主陣營的支持。建製派一方面譴責「暴徒」，但對中共六四屠城的暴力卻只字不提，足見他們的厚顏偽善。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暴政令政治極為兩極化，梁振英很難從這場騷亂中收割成果。政府暴政和警察暴力製造社會分化，好一部分的群眾，不僅是年輕人，視梁振英為騷亂的始作俑者。雖然如此，但任何支持民主鬥爭的人士，都不應該在現時危險的局勢裏盲目樂觀。

前線警員不滿警隊高層沒有批準用更強硬的手段鎮壓，這種情緒會為警察加強鎮壓提供「民意基礎」。網上流傳一段警隊WhatsApp群組對話，指控高層沒有派足夠的警力增援，令前線警員「用血肉之軀抵擋磚頭」；也抱怨警方高層沒有批準施用更強硬的手段，有警員表示當晚「應該可以開100槍以上」。

由於政府的長期暴政，這場騷亂得到了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同情。八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支持今次騷亂。而泛民主派雖然一直與激進派議員，例如在2011年在立法會沖擊替補機製論壇事件中，民主黨、公民黨譴責示威者暴力，但今天由於害怕得罪年輕選民，使自己在群眾運動中進中步被邊緣化。民主黨及公民黨譴責示威者但做法低調，而當時譴責沖擊的李卓人，今次面對騷亂暴力時卻沒有譴責，可見他們的自相矛盾。

旺角騷亂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和警察。梁振英譴責示威者為暴徒，並且加大法律及警察的鎮壓力度，只會製造更多騷亂事件。但是，掟磚、縱火和打砸只是泄憤的行動，令群眾運動走向迷失的方向，只會降低群眾自我組織的意識，增加群眾的無力感。

現時本土派倡議的「勇武鬥爭」，愈來愈有機會走向暴動以及個人恐怖主義。本土派的崛起反映著群眾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的沮喪和焦躁情緒，今次騷亂不是群眾行動的升級，而是陷入僵局的表現。由於目前的鬥爭欠缺一個具備戰鬥性綱領的群眾政黨，大部分群眾未能就雨傘運動的失敗經驗作出正確的總結（關於組織和綱領的問題：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本土派支持者無信心令多數群眾覺醒，說服群眾而加入鬥爭，唯有尋求秘密小組行動的捷徑取代群眾鬥爭。

本土派表面上主張「勇武」行動，但同時其綱領卻極為有限，與泛民軟弱的「改良」政策沒有根本性分別。在二月份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在競選政綱並沒有提出打倒共產黨，但只有一些泛民也會說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製」等體製內改革的訴求。相反，社會主義者明確指出政製改革之路已死。我們不支持盲目及無組織的騷亂或暴動作為鬥爭手段，而主張以革命的綱領和做法建立群眾鬥爭，以掃除資本主義和一黨專政。

梁振英並不會因為旺角騷亂而自我改革以紓解民怨。今天中共政權加大鎮壓，泛民要求梁振英「仿效」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進行改革。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進行了顯著的社會改革的原因，是面對著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和政局不穩，即使是六七暴動之前，工人罷工和貧民示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後來運動走向恐怖手段不是運動高漲，而是運動退潮的表現。此外，當年香港資本主義製度在準備起飛的階段，統治階級能夠忍受這些改革來換取穩定的營商環境，讓倫敦政府推動港英改革。然而，今次中共和港府將迎來空前的經濟危機，準備進一步削減公共開支及打壓工人保障，加上大陸政局的不穩定而加強鎮壓。統治階級往往將社會變革的動力來源矮化為一瞬間的暴力行動，企圖貶低自我組織和集體鬥爭的重要性，令群眾忘記教訓。

群眾運動在一些特定的發展階段時，當然會提出自我組織的防衛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群眾武裝自衛──例如抵抗法西斯獨裁──是完全合理的。但群眾自衛需要通過民主的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有紀律地執行。以八九民運為例，在五月發展至準革命狀態時，工軍廠的工人與部分同情示威者的解放軍部隊，開始給予學生武裝自衛。社會主義者相信，群眾通過嚴肅的組織接收和分配武器是完全合符公義的，這會是展示天安門群眾權力的重要一步，繼而吸引解放軍的士兵站到人民的一方。這種武裝自衛旨在保衛群眾運動，但我們不會如本土派般將騷亂或暴動奉為鬥爭良方。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沖擊體製的方向。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包括警察暴力及廿三條惡法，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製度的新一步。否則，民怨累積下去的話，更嚴重的騷亂甚至是暴動將會發生。

香港新界東補選：本土派的得票造成政治地震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結果對北京造成政治震蕩。公民黨候選人楊嶽橋以160,880票（37%）當選，擊敗獲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另一點矚目的是，曾經參選年初一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獲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選意味著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選舉後向傳媒表示：「本土派與泛民和建製三分天下， 九月選舉每區最少可奪一席是合理期盼。」無論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何，今次補選的成績已經重新劃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圖。

梁振英近年嚴厲打壓群眾反抗運動，終於在今次選舉付出代價。這次選舉結果對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來說是一場大災難。中共政權、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選團。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發生之後，中共及梁振英經常指控香港民主運動背後有外國勢力，並誇大「港獨勢力」的影響力，正因如此令公眾愈來愈註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為中共的強硬措辭和打壓手段，而視本土派為反對政府的激進道路。中共令預言自我實現，情況就如他們打壓「疆獨藏獨」一般。選舉成績令中共政權愈來愈擔憂香港局勢不穩，因而將會加速推動廿三條惡法。但是，這些做法只會令香港政局進一步兩極化，令工人與青年對中共政權更離心離德。

本土民主前線被視為策劃年初一騷亂的組織，其兩名帶頭人物都被逮捕並被控暴動罪。整個社會輿論焦點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徹底改變了本土派的選情。群眾不但沒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響，反而正確認知到建製當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對尋求改變的「熱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郵遞政綱因寫有「自治」、「自決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選舉事務處禁止寄出，公眾因感到言論自由被打壓而反感。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長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為群眾運動的煞車掣，在關鍵時候與政府談判並解散運動，令對抗政府的市民對他們失去信心。群眾急於尋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個擺脫老政客形象的新鮮候選人，本土派在這條件下被視為最「激進」的選擇。

楊嶽橋似乎承認泛民的失敗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張泛民要進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謂「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關形象的小修小補，兼且在政治言辭上加一點本土派色彩，以重奪流失的選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獨裁者自我改革」的失敗路線。

雖然不能忽視排外緒在香港升溫，但票投梁天埼的六萬多張票中，明確支持排外主張的選民僅占少數。因為選舉時面對廣大的群眾，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張難以獲得支持，因此他們在網上和現實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綱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價值」是極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義，但梁天琦的政綱內容並沒有明刀明槍，反而與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綱沒有太大分別，只是提出體製內的改革訴求，僅在修辭上較為強調「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謂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製」，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沒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張。另外一點是，雖然本土派一向以強硬措辭攻擊泛民來贏取掌聲（而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選舉中對楊嶽橋相當客氣，甚至在選舉後稱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與勇武抗爭道路並行，意味著可以與泛民「分工合作」。當然，這不過是選舉時的公關技巧。

本土派在選舉期間的團結表象並不會持久，他們的增長也不會穩定。而會因為派系利益而互相惡鬥和分裂。熱血公民和黃毓民在補選後急急召開記者會，宣布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安排，被本土派內部猛烈攻擊為「收割成果」。本土派內部有一股強烈的抗拒政黨、抗拒組織的情緒。黃毓民和熱血公民本來利用這種情緒獲益的，但他們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這股情緒的反彈。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後，所謂「中間路線」早已破產。強調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候選人黃成智，以17,295票慘敗，比他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落選時更低，再次證明「中間路線」已走到絕路。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來推翻政府。但改良主義的路線是不能達成此目的的，因為中共獨裁體製的本質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將香港以排外/ 種族主義孤立起來的做法，只會分裂及弱化中港兩地打倒獨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權的。雖然這場補選的結果向政府和現存製度作出了警告和譴責，但沒有任何黨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以挑戰資本主義和獨裁製度為目標，只有工人群眾的社會基礎才能有效填補現時的政治真空，帶領群眾鬥爭走向社會變革的方向。

【聲明】藍絲打人　無罪釋放　反對法庭不公裁決

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的鄧美晶出選深水埗下白田選區，挑戰建製派區議員甄啟榮。2015年11月12日，甄啟榮義工梁誌成於一個競選街站毆打鄧美晶的選舉助理林先生。林受傷流血並送院驗傷，警方經調查後控告梁誌成「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今早九時，鄧美晶及被襲者到觀塘裁判法院為本案作證，但被告最終被無罪釋放。我們對判決結果表示極度不滿，判決反映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不被司法製度所保護，在受害者有實際傷痕（見附圖）及醫院驗傷報告的情況下，此等暴力行為竟然不被製裁。

近年政治審判加劇，「藍絲」建製人士襲擊示威者及記者往往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而反政府人士被判罪的原因愈來愈荒謬。這不但助長了親建製人士的暴力行為，更打壓社會上的言論自由。保皇黨大力譴責示威者是暴徒，但對藍絲的暴力卻默不作聲，足見其虛偽至極。

我們在此譴責保皇黨政治暴力，並表達對法院裁決的強烈不滿。我們要求律政司對此案提出上訴，要求公正裁決兇徒。

香港騷亂問與答

問：誰要為年初一晚的旺角騷亂負責？

在旺角騷亂之後，親政府的主流媒體發起了一波輿論攻勢，一方面指控本土派為「幕後黑手」，另一方面將所有反政府的運動妖魔化為「暴徒」。

不過，真正要為事件負責的，顯然是梁振英政府乃至北京。政府趨向使用更專製措施，動用更強硬的打壓手段，加上其災難性的經濟政策，製造了政治計時炸彈。

問：社會主義行動對騷亂的立場是什麽？騷亂能帶來改變嗎？

我們譴責建製派的虛偽：親政府陣營一方面為中共殺人政權保駕護航，一方面譴責示威者為「暴徒」。同一堆的政客卻在掩飾、並拒絕譴責北京當局在八九六四屠殺過千名青年和草根工人。他們亦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和新疆人民的鐵腕鎮壓。

與這些歷史性的罪狀相比，旺角的暴力可謂九牛一毛。我們當然明白年青人的憤怒，而年初二晚的事件正正就是這個憤怒的爆發，但我們亦不認同騷亂。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或製度已被騷亂或暴動打倒和推翻的。

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此點，而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因為騷亂的本質只是「盲目」泄憤，沒有任何挑戰政府的實質計劃與綱領。而又因為騷亂不免會波及到其他普通市民、小商販甚至工人階級的基層居民，騷亂或暴動會給予當局多一個鎮壓的藉口。

問：暴力可以是合理的政治鬥爭手段嗎？

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我們反對個人的暴力行為，包括恐怖主義，因為這會分裂並傷害抗爭運動。我們強調群眾需要透過如工會那樣的民主渠道來建立集體自衛，譬如組織工人糾察隊抵禦警察或流氓對罷工的攻擊。

在雨傘運動中，泛民主派領導將運動帶至窮途末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提出在各占領區中成立基層的民主委員會，來將運動的主導權由泛民手中奪回。這些民主委員會的一個關鍵功能就是組織占領區的防衛。

當時，我們的主張不但被泛民的官僚所排擠，而且亦遭受本土派所攻擊。本土派只是關心如何在運動中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上位，但他們卻有取代泛民政客成為運動領導的雄心壯誌。

在騷亂之後，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稱：「我們不喜歡使用暴力，但我們被迫這樣做，否則政府不會聆聽。」（《南華早報》2月21日）但問題是我們不是要政府聽到──我們不可能透過對話來教育對方（這正正是泛民的錯誤想法）。獨裁者需要被推翻，而只有一個擁有清晰思想的群眾運動才能做到。

問：什麽鬥爭手段才能擊敗專製政權？

我們主張工人運動的傳統鬥爭手段：民主組織、集體行動、主張新政府與民主權利的政治性罷工、集體杯葛和罷交稅行動等。這些行動才能組織起數以萬計人參與的群眾運動並贏得勝利！

南韓的軍事獨裁政權就是在1980年代被群眾罷工所推翻──單是1987年夏季就有1,060個新工會成立，並且發動了超過3,500次罷工。經濟被完全癱瘓，而專製當局自此以後一蹶不振。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反面地證明了此點──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領導革命鬥爭，反革命勢力和新的獨裁政府才得以回歸。

問：革命與改革有什麽分別？

革命不是拋擲磚頭，而是思想、綱領與策略。泛民主派過去三十年的「循序漸進」道路經以證實破產。

「革命」是一個飽受抹黑的詞語，泛民甚至焦急地在占領運動中刪掉「雨傘革命」中「革命」這兩個字。革命代表民眾透過集體行動改變製度。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由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提出將經濟民主公有、民主控製的綱領，打破財閥的權力。這才能為大多數的勞動者帶來真正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進步。

高鐵超支200億　繞過程序強行通過

立法會財委會於周五（十一日）審議高鐵196億元超支撥款，財委會副主席、民建聯陳鑒林在不準議員提問、不讓議員有機會提臨時動議下，突然宣布直接進入表決程序，以不到一分鐘通過議案。建製派強行通過撥款惹起廣泛社會不滿，批評政府一方面將大筆公帤花在大白象基建，另一邊廂削減嚴重短缺的公共醫療開支。

建製派違反《議事規則》強行通過200億撥款

陳鑒林在立法會強行「剪布」通過高鐵追加撥款。會議於周五下午三時許開始，陳鑒林表示不準議員提問，又規定新上任的公民黨議員楊嶽橋只許提問七分鐘，惹起眾多議員不滿。事實上，繼上一次會議完結，仍有17人排隊等候發言，但陳鑒林不準提問外，亦把1200多條臨時動議減至36條。

多名民主派議員對此抗議，包括社民連梁國雄沖到主席臺前向陳鑒林潑墨、人民力量陳誌全搶占主席臺等，陳鑒林將在場抗議的議員全部逐出會議廳。會議兩度暫停後，陳更改會議地點、又命令保安阻止被逐議員進入。會議廳內包括公民黨楊嶽橋及其他泛民議員抗議之時，陳突然繞過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即時就撥款進行表決，在場建製派議員隨即「舉手」投票，連一向需要的記名表決都沒有提出。最後陳鑒林以不記名方式，強行投票通過高鐵撥款。

示威者遭擡走

撥款被強行通過後，議會內外均有抗議。被趕議員一度與保安推撞，要再沖入會議廳。議會外聚集一眾反高鐵撥款示威者，得悉撥款通過後沖入立會大樓，高叫「陳鑒林犯法！非法表決！」一度與在場警員及保安對峙，最終警方於晚上7時半展開清場行動，強行擡走示威者，並記下身份證，有可能被事後檢控。至晚上仍有百多人在大樓外聚集，表示會通宵留守。

寧建大白象　不增公共醫療開支

高鐵超支撥款在混亂中被強行通過，激起社會熱烈討論政府寧起高鐵而不理會公共醫院嚴重爆滿的問題。近日天氣寒冷，公立醫院持續爆滿，所有內科病房入住率繼續超過100%。如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已超收三成病人。有醫護人員表示，如屯門醫院內科「連洗手盆底也加了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也承認，公院情況之嚴峻「以往從沒試過」。

造價844.2億元的高鐵，足以建造21.6間天水圍醫院及2.8間啟德醫院！我們強烈要求停建高鐵，反對削減醫療開支，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公共醫療服務，立即增加醫療開支、增加臨時醫護人員，以解決迫切的急癥室爆滿問題。

青衣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青衣長發街巿的商戶因不滿領展（前名為領匯）在商戶租約未滿前，把街巿外判予建華管理公司承辦，擔心未來鋪租會大幅上漲。2月15-21日，商戶罷巿一星期的行動，要求領展與商戶討論街巿管理的安排。可是，罷巿行動結束後，盡管領展那張牙舞爪般的霸權和恃強淩弱的嘴臉曝露於公眾眼前，仍然絲毫不改其蠶食底層巿民謀生空間的暴虐行徑。

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6年前曾被領展瘋狂加租3成的長發街巿，在1月尾突接獲通知，街巿的管理權將由外判商建華（街巿）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大部分商戶感到被領展出賣，而且根據其他已被外判公司接手後的街巿經驗為例，街巿都會被瘋狂加租，最終小商戶捱不起租金而被迫結業。故商戶決定在2月15日起發動罷巿一周的行動，總共130個街巿商戶參與。

罷巿其間，商戶聚集於街巿，高叫「毀我飯碗」、「領展無良」等口號。領展為破壞商戶的罷巿行動，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居民到鄰近街巿買餸，又找不明來歷的臨時商販進入街巿，企圖維持街巿運作。商戶齊心一致不甘被領展欺壓，築成人鏈阻檔臨時商販販賣貨物。發起罷市的長發邨商戶聯會主席李錦源表示：「領展有心傾就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其後，商戶先後到領展總部和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抗議和請願。2月22日，罷巿結束，街巿恢復營業。領展方面沒有任何意欲與商戶對話，政府也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商會不排除未來會有行動升級。

領展霸權

事實上，領展擁有 90個街巿管理權，並陸續將管理權外判。例如沙田田心隆亨街巿，建華勒令關閉街巿並進行全面裝修，又拒絕賠償給任何商戶在事件中的損失，其後建華更要收取30萬入場費及5萬元裝修費才可續租。目的就是要趕走小商戶，引入大集團的連鎖商店，最後七成檔主結業。建華公司更引入自己旗下的商鋪，令建華可以控製價格。

此外，在農歷新年期間，同樣是外判予建華公司的屯門良景商場，附近空地有一批自稱「管理員」為了阻止街頭小販擺賣，封鎖商場外圍，並騷亂及襲擊小販和聲援的市民。其後被揭發「管理員」是由建華公司聘請，目的就是要趕絕小販，保障領展旗下商場的盈利。當時警方在場，但無視黑幫的暴行，曝露他們助紂為弱的真面目，令黑警形象更為印入民心。

與民生互相扣連

2004年領匯上市後，香港公屋街巿、商場落入大財團手中。領展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大企業欺壓小商戶的事件。在房屋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鋪位招標有規定貨物種類，以確保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務，而且鋪租價錢相對便宜。大型連鎖店進駐後，趕走價廉物美的小商戶，街巿物價被大大拉高。小商戶被迫走後，最終巿民在別無選擇之下唯有光顧大企業，生活質素更見下降，成為最大的輸家。為了對抗領展霸權，全港領展的商販需要建立商販聯會，聯合在同一個組織，共同協調鬥爭行動。如果罷市運動蔓延至全港的領展街市，力量將會更為強大，可以迫使領展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長發罷市：

反對領展將街市管理外判予建華公司
要求徹查領展及建華
公營化領展公司，公屋商場及街市由居民及商販民主管理

維珍員工抵抗資方打壓工會

維珍航空在年賺過百億的情況下，於2015年11月宣布全球裁員，遣散以香港為基地的51名資深機艙服務員。公司在處理遣散香港員工時，並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沖走將被遣散的雇員應有的遣散費。在2016年2月25-28日，維珍航空工會發起一連四日的靜坐行動，並在3月1日遊行至英國領事館。

強積金對沖機製容許老板使用強積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大大降低老板炒人的成本，根本就是合法盜取工人的積蓄。據工會表示，被裁的51名服務員原本應獲得合共超過700萬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被對沖只剩下大約60多萬元。有工作超過22年的維珍員工，其中31萬被對沖，只獲2萬元遣散費，將來生活前路茫茫。此外，維珍航空在香港的基地享有免稅優惠。

早在一月份時，工會已經發動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公司從英國聘用臨時空勤人員代替罷工員工，不惜工本都要打壓罷工。到了二月份，維珍航空更針對工會成員的正常執勤，將他們的航班編配大幅削減超過六成。根據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HKCCF）表示，「維珍航空竟然紀律處分三位當時參與工會罷工的會員，完全無視香港勞工法例賦予工會的權利。」

全球航空公司站在打壓工人的前線，通過強迫放無薪假和外判製度、招聘無工會成分的員工、削減各項成本等措施，打擊工人的保障和權利。在這背景下，像維珍員工般的抗爭在全世界此起彼落，成為一個趨勢。最近，香港國泰工會快月發起工業行動，而在法國、德國和挪威等歐洲多個國家，航空業員工也起來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專訪兩位參與抗爭的員工，讓她們親身講述自己的處境：

受訪者一、林小姐：

我年資最低，只做了八年，因為遣散費全部被對沖，現在賠償是零元。暫時我未知有什麽工作可以做，維珍方面沒有對我們作出支援，所謂轉介我們到第二間公司的做法，實際只是給我們HK EXPRESS / HK AIRLINE招聘廣告的網站連結，叫我們自己應征工作。八年以來公司經歷了三次危機，三次叫我們做一些措施，像削減自己工時，幫公司渡難關，我們都有幫手。一來是CUT工時，做一年至兩年兼職，我們都有幫手。但現在被對沖後我什麽都換不到。

受訪者二、李小姐：

我在維珍工作了15年半，但今次裁員我是一毫紙的額外賠償都拿不到。這是第三次公司地震，第一次是九一一，要我們放無薪假一兩星期，我們有共渡難關；第二次是沙士，我拿了半年無薪假年；到08年金融風暴要炒人，要我們轉做PART TIME，我當時飛半價，返一個月放一個月，工資只有一半。到今次公司要炒人，只用一封信就交代了。我們的存在是我們懂廣東話和普通話，因為很多英國華僑不懂英語，我們也做很多大陸人生意，所以英國空勤員是不能完全取代我們的。我已到41歲，其他亞洲航空公司空勤員的退休年齡是35-40歲，所以怎會再聘用我呢？我們只能做一些文職工作，但我已做了本行這麽久，是會脫節的。

FULL TIME一個月飛四班機，包括房屋津貼、語言津貼，大概有2萬6千元。但現在我底薪只有6千（港元），現在我們很多時飛兩班機，來回一次我們有460（英）鎊，每個月只有一萬至萬一元。我有一個八歲小朋友，正在讀小學，要靠我們老公了。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巴拿馬文件：八名中共領導上榜

沒有哪個政府像中共般竭力隱瞞「巴拿馬文件」所揭露的破壞性內幕。「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巨富大量地利用避稅區和虛假公司（據報告所說約有20萬家）來隱藏自己的財富，對全世界都有著潛在的爆炸性影響。

當今全球不平等現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樂施會（Oxfam）的一項研究，62個最富有的資本家所擁有財富，頂得上全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的總財富。巴拿馬文件被公開，令全世界的權貴難以入眠。該報告是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一批記者編製的，資料來自從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律師行盜取的大批文件。

在這批偷稅漏稅的世界精英中，140名政治領袖特別受到關註，其中包括八名現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權力人物）。在「巴拿馬文件」榜上有名的，還有英國右翼親華派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他已故的父親曾為了避稅而在巴拿馬設立公司。另一個受醜聞沖擊的是法國極右翼組織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包括勒龐父親在內的一眾名人，被懷疑為了避稅而向國外轉移巨額財產，大大破壞了該黨的愛國主義形象。

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政治災難發生在冰島總理西格蒙杜爾．戴維．貢勞格松（Sigmundur Davie Gunnlaugsson）身上。群眾在國會外抗議，迫使他宣布辭職。自從冰島經濟在2008年全球銀行危機中崩潰以來，該國人民經受了多年痛苦的緊縮政策。貢勞格松家族在離岸避稅區藏富的內幕曝光，導致群眾的怒火爆發。

空前的新聞封鎖

中共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封鎖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新聞。「巴拿馬」這個詞在網絡搜索引擎上已經被屏蔽，而所有媒體都收到了禁止報道的嚴厲指令。根據位於美國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所獲得的一份副本，一個省級網絡審查機關發出了這樣的命令：「請找出並刪除關於巴拿馬文件的相關平面報導。請勿針對相關內容進行追蹤，無一例外。如果外國媒體攻擊中國的文章在任何一個網站上被發現的話，將會被嚴厲處置。」

一如以往般，官媒有限地報道「巴拿馬文件」時，都以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論調來詆毀。《環球時報》盡管承認「巴拿馬文件」可能是真實的，但卻滑稽地公布文件是美國策劃的陰謀。報章絲毫沒有提到文件與中共領導人的任何聯系，卻為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辯護——後者是與「巴拿馬文件」最有關聯的人物。

中共政權向來慣用這種誤導手段。從冰島的例子可見，「巴拿馬文件」的確對西方資本主義以及為其服務的政客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在許多西方經濟體經歷了近十年的痛苦緊縮和生活水平下降之後，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在政治上雙重標準，而統治精英如何隱藏其巨額財富，以逃避公眾監督。涉及文件的許多政客都是戰爭販子，往往打著民族旗幟吸引公眾支持，但而其家族卻想盡辦法規避國家的法律和稅收製度，以免自己的財富受監管。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三名上榜

中國情況亦然。國家主席習近平愈來愈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支撐自己的統治，而來自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文件則指出，他的姐夫鄧家貴和姐姐齊橋橋與兩家位於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有關。關於習近平家族的內幕不是什麽新聞。《彭博社》於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習近平家族的金融資產高達3.76億美元。

總共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在「巴拿馬文件」上榜。除了習近平之外的兩人是劉雲山和張高麗，另外還有五名前任常委。在中國的政治體製中，類似的內幕新聞經常在黨內權鬥中起著重要作用，一派官僚總是竭力揭露另一派的醜聞。因此，政府不顧一切全面封鎖媒體報道。

要空前封鎖媒體的另一原因，是中國涉及此事的規模。通過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成立離岸公司，來自中國和香港占了最大比重。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報道指，自2000年以來，介乎1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資產以不明途徑離開中國。

因此中國不可能在「巴拿馬文件」醜聞中獨善其身。文件被公開的時間，正值中國經濟危機不斷加重，而且統治精英也隨著經濟脫軌而發生分裂。專製政權擔心在國內也會發生冰島式的反抗行動。

巴拿馬文件：香港抗議行動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抗議，於卷入「巴拿馬文件」醜聞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尖沙咀辦公室外示威。約二十示威者高呼「向富人征重稅」和「增加利得稅」等口號，要求取締避稅天堂以及重征富人稅。

巴拿馬文件泄漏出來後，揭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腐敗。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很多出現在巴拿馬文件裏各國政客辯稱這做法是「合法」的。這個講法反而觸發了全世界的眾怒。

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相對來說，讓全世界獲得潔凈水源和衛生只需要每年100億美元，而一年140億美元就足以拯救非洲400萬兒童的生命。

香港自身已經是個避稅天堂，只有16.5%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美國也有35%）。英國的利得稅已經是低得可憐的20%，但假如香港跟隨這一稅率的話，過去一年庫房會增加203億港元的稅務收入，足以興建5所新醫院。

香港也是中國黑錢流出的主要中轉站。過去15年，中國的腐敗權將大約4兆美元的資金暗中轉移出國。在巴拿馬文件曝光後，中共專政下令媒體封鎖有關消息，因為文件中的內容直指政權高層，對其帶來相當大的政治傷害。

示威者亦提出銀行需要民主公有化（巴拿馬文件中500間銀行上榜），因為各大銀行都有積極協助逃稅。

社會民主連線及「長毛」梁國雄亦參與支持這次抗議行動。

民主黨支持預算案的背後

民主黨竟然表示決定支持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全部六名議員將在表決時投下贊成票。這是民主黨走向建製的又一鐵證。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劫貧濟富，向富人派糖的預算是向窮人派糖的十倍。曾俊華繼續寬減利得稅和差餉，但沒有理會全民退休保障、公屋免租、十五年免費教育和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民主黨的投票取向被解讀為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該黨立法會議員贊揚預算案「講出香港人心聲」，在議會對曾俊華示好，自以為這做法可以在梁振英與曾俊華之間製造分化。但與其說這是民主黨的策略，倒不如說它今次實實在在為自己代表的階級利益投下了誠實的一票。

曾俊華是北京屬意的候選人之一，因為中共經過梁振英時期的慘痛教訓後，會希望有一個香港資本家信賴的人選，以穩定香港的統治。曾俊華較接近傳統資本家「唐營」，民主黨一向與這批大資本家關系良好（例如地產商恒基），梁振英則較接近中資資本家。去年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幹預」思維，與新自由主義教徒曾俊華有所沖突。當然梁振英上任以來完全沒有通過政府幹預改善民生，但他的樓市辣招也沒有降低樓價，但足以令地產商忐忑不安。

近來，曾俊華刻意營造愛港本土形象，扮演開明君主，在一些小問題與梁振英表態有別，例如高調支持香港足球隊、認可本土意識，對港獨思想的批評也較為溫和。但是，在今天中共強硬獨裁的大格局，任何對下屆特首會自願改革政製和民生的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香港政局由過去的泛民對建製局面，漸漸走向香港民族主義對中華民族主義局面。如果局勢更為動蕩，統治階級分裂下去，不排除在更遠的將來會出現由香港資本家會支持本土派勢力，與愛國資本家勢力對立，如此的話工人階級的團結會更艱難。一個團結起整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才能防止鬥爭運動被民族主義分化。

二千人機場集會　抗議特首「特事特辦」

訪問國泰空中服務員

4月18日（日），空勤總工會發起集會，抗議梁振英濫權讓自己女兒繞過行李安檢，有二千多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現場訪問一位空中服務員。

記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黃小姐（國泰空中服務員）

麗：為什麽要參加「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發起在機場的集會行動？

黃：我很憤怒。因為我作為一個空中服務員，接受過八星期的安檢及其他航空安全學習，一直以來的訓練和知識都是要我們確保航行安全，所以不論乘客的身份、職位有什麽特殊，他們都必須要通過行李安全檢查的規定，確保行李沒有任何違禁品。這是個大眾安全的問題，如果作為特首可以有特權而不需跟從，那他日如有客機因有人利用這個特權而攜帶炸彈、甚至威脅世界安全的 ISIS 伊斯蘭國也可通過這個漏洞而引發航空危機，那應是誰人負責呢？

麗：對於民航處、機管局的回應，你有什麽想法？

黃：機管局聲稱，由航空公司職員代替乘客帶行李通過安檢，是沒有違反機場保安程序。我想問一下，機場保安程序是保密的，現在出了亂子，大家一直沿用的安全守則被當局打破，我們都變得無所適從時，機管局是否可以公開這個程序？現在當局所有的解釋，都是與我們空中服務員所學的完全相反。而民航處指航空公司可以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這顯然是推卸責任予我們。

麗：有沒有聽說因這次「特事特辦」事件而有人被解雇？

黃：我有聽說過，是保安公司的人員。相信是保安公司將消息泄漏出去才觸發社會關註的，我都希望他能夠復職，因為這是公眾安全的問題，沒有他的話，可能大家也不清楚事件的嚴重性呢。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我爸是梁特」 特首破壞航空安全

香港「第一家庭」上演過多場鬧劇！梁振英女兒梁頌昕因乘搭飛機時遺忘行李於禁區外，並涉嫌以特首的權力向機場人員施壓，引發社會關註特首家人為何享有特權並可繞過行李的安全檢查。事件引發梁振英政權下的政治炸彈，保安局、民航處、機管局等接連回應也未能平息事件，香港空勤人員工會則批評民航處漠事航空安全，呼籲業界和巿民參與4月16日在機場的抗議行動。

梁振英一家公開否認有向機場職員施壓及「特事特辦」，但是早前《蘋果日報》記者親身到機場測試可否如梁頌昕一樣透過機場職員取回在禁區外的行李，結果都是被航空公司堅拒，顯示特首一家享有特權。雖然機管局的聲明稱，此舉並沒有違反保安程序，但其實已是嚴重違反一直嚴守的國際安全守則，對行李的安全檢查形同打開一個缺口。而民航處稱「航空公司可視乎實際情況，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企圖將責任推到執勤員工身上。

保安公司職員被解雇

這次事件牽涉的是公眾在使用航空交通工具的安全和大眾的利益，但各大傳媒報道，一名將是次事件泄露出去的機場保安公司職員因而被解雇。機場保安是由機管局和政府共同擁有，機管局董事內也充斥「梁粉」，解雇員工分明是政治打壓，剝奪工人權利。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讓工人復職。

連中共官媒報章《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認為有人以特首之名取得便宜是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民望極低的梁振英受到香港巿民的唾棄，社會隨時能一觸即發地爆發大規模示威。

建製派抹黑難民

政府、媒體和保皇黨正在煽動反難民情緒，令香港難民這個小群體感到恐懼。他們製造「假難民」這個假議題，無視這一現實：全球愈來愈危險，宗教、種族和政治迫害迫使人們逃離家園。

《東方日報》等建製媒體刻意煽動反難民輿論。「假難民」一詞在今年二月於中文報章出現過400多次，而2014年全年只有12次。

保皇黨＝政治暴徒

南亞裔人多數是香港居民而非難民，但這族裔成為了代罪羔羊，可見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香港的澳裔人口是難民的8倍，比全體南亞裔人口更多，但是建製派沒有提出遣返澳裔人！自由黨將罪案的增加歸咎於難民。但連元朗警區指揮官霍樂生也否認這一點，他提供的數字完全推翻了自由黨的觀點。

建製派在群眾中製造大量難民來港的恐懼。事實上，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別接收了270萬和150萬人。

種族主義（對特定膚色或種族的群體的歧視）總是被專製政權用來分化和統治被壓迫者。梁振英的三年苛政令民怨四起，現在為了緊握權力而打「反難民牌」。在一月份的施政報告，他故意將此議題帶入立法會選舉的政治權鬥。這是為了將人們的註意力從公共服務崩潰、住房價格高企和工作崗位短缺等現實問題上轉移開。

保皇黨跟隨梁振英的尾巴，組成了一群政治暴徒，他們相互競爭，力圖成為最狂熱的反難民勢力。葉劉淑儀、梁美芬和李梓敬是這群瘋狗中的佼佼者。她們要求將所有尋求庇護者拘押在禁閉營內，包括兒童在內。那些打壓難民的政客，同時也支持廿三條立法以打壓民主權利，可見打壓難民與政府專權之間有著明顯的關系。

梁振英甚至威脅要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如果實現的話，香港也就加入了朝鮮和津巴布韋等有系統侵犯人權的「流氓國家」的行列。

拒絕種族歧視，不要被建製派愚弄！所有被壓迫者和底層群眾要聯合鬥爭，從而打倒現有製度，實現真正的變革。

香港醫療猶如「第三世界」！

香港醫療響起嚴重警號，資源貧乏得猶如第三世界國家！近日流感高峰期令公立醫院迫爆，有公立醫院病床占用率高達130%，輪候時間超過24小時。有醫生表示，多出來的病人需要睡在廁所門口、洗手盆底！

面對醫療危機，政府竟計劃再進一步削減醫管局經常性撥款二億五千萬。這令一眾醫護人員忍無可忍，香港護士協會刊登一封致特首梁振英的公開信，形容前線護士工作壓力已達臨界點。

床位人手嚴重不足

國際一直以85%為病床住用率的安全標準，當住用率超過85%，便會增加病人風險，如危急時未獲收納進入病房接受適當護理、增加感染病菌機會等。以現時香港約720萬人口計算，本港需要約4萬張病床，但現時公私營病床總數不足32,000張，欠約8,000張病床，政府所承諾的「10年內新增約5,000張病床」遠遠不足。

現時香港有13,000名醫生，醫生比例是每1000人有1.8位醫生，比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3.2位及新加坡2.7位醫生少得少。
缺乏醫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自03年削減醫科學生人數，令近年本港畢業醫生數目大幅減少。

醫護人員不足　工時極長

全香港只有4成醫生於公立醫院任職，但這些公營醫生卻要照顧全港近9成的住院病人！即是6成的私立醫生照顧只有一成的病人！

公立醫院醫生超時工作情況嚴重，一項調查指出醫生的每周平均工時達65小時，其中12%醫生說，每周工時80小時以上。八成受訪醫生稱，曾因長時間工作影響臨床判斷、四成醫生更透露曾因長時間工作出現醫療失誤。有一成四的醫生曾於手術中「打瞌睡」！

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必須立即增撥大量公共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並將醫療系統全面公營化，反對牟利的私營醫療機構才能保障大眾的權利。

大白象工程謀財害命！

港珠澳大橋是一條殺人橋，自2010年動工至今已有8名工人殉職，超過600人受傷。4月23日，泰籍工人Noranin Phai為第八位殉職工人，他在人工島的橋躉工作時，一輛吊臂車意外撞斷圍欄，令其身上安全帶連圍欄跌落海，最終搶救無效而身亡。社會主義行動在此表示沈痛哀悼。

香港工傷情況極為嚴重，2007年香港的建造業工傷意外率是日本建造業的10倍，而建造業的致命意外率是4.5倍！而2012年香港就有56,763宗工業傷亡事故，而那僅僅是有向勞工處呈報的數字，比真正的數字低得要多。香港仍有大量工傷不呈報的情況，不少工人在老板威脅利誘或者不認識法例保障的情況下，不敢申報工傷，通常在賠償不足的情下與老板私下調解。因此，勞工處數字不能反映實際香港工傷問題的嚴重性。去年錦上路高鐵地盤有工人因工受傷，在上司的壓力下沒有報工傷，禮頓公司答應他會支付薪水和醫藥費，但最後不了了之。他最終上吊自殺。

承建商為了獲得政府的工程合約，往往製造所謂「零工業意外」的假象。很多地盤的所謂職安部門實質上是維穩部門，每當有工傷發生時就向工人施壓，迫其隱瞞事件和私下解決。政府規定，違反安全條例五次的承建商會從政府工程的名單中除名，但過去五年竟然沒有一間承建商被除名！

事實上，工業意外最為普遍的行業是飲食業。這與飲食業的超長工時及過勞關系緊密。在2013年本港發生的工業意外中，接近一半與飲食業有關（5,740宗，48.6%），分別是建造業（3,232宗，27.3%）和製造業（1,775宗，15.0%）工業外意外個案的約兩倍和三倍。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停建大白象工程，立即實施八小時工作製以消滅過勞問題，由工人民選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工業傷亡事件，迫使資本家給予足夠的賠償，嚴懲妄顧職安的老板。只有強大的工會力量才能迫使政府及資本家增加保障工人職安健。

學民思潮解散　黃之峰另組「香港眾誌」

黃之鋒宣布成立「香港眾誌」，並宣布派至少三人參選。該黨「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並主張2026年舉行自決公投。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黃之鋒成為了民主運動的知名人物。在「世代交替」的潮流下，相信香港眾誌的年輕面孔、進取形象，加上雨傘運動帶來的知名度，會吸走很多傳統泛民的選票。

三月時，黃之鋒宣布解散學民思潮，將分別成立政黨和新學生組織「分工合作」（好像校園工作不政治化似的）。學民並沒具有民主架構的學生群眾組織，而不少加入過的學生亦批評小撮政治明星掌控一切而紛紛退出。此外，近年很多學生愈來愈受到右翼本土派吸引，學民也不免出現內部分歧，黃之鋒想與極右本土派作出分隔，可推斷這也是學民解散的原因之一。

黃之鋒批評泛民的民主回歸論過時，泛民失敗的戰略造成民主運動多年的災難，這批評實在不夠入肉。「香港眾誌」提出聲稱為全新的綱領：在2026年前發動公投決定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這方案看似激進，但製訂公投時間表背後的思維，其實只是仿效泛民過去失敗的「普選路線圖」概念，被法製框架拖延群眾鬥爭。在中共統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普選、自決權或獨立，就如中國不可能有民主。因此，前題是要一場推翻中共專政的鬥爭，而香港群眾鬥爭可鼓動大陸群眾鬥爭，共同反對中共。沒有這個前題，自決還是獨立也只是延續老泛民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的幻想。

「港版川普」葉劉淑儀

今年九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建製陣營透過抹黑難民，製造話題以撈取選票和分裂泛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是其中一人，她提倡在深圳島嶼設立難民禁閉營，稱此措施可發揮很大的阻嚇作用。

這不是葉劉淑儀第一次發表特朗普式的言論。去年，葉劉在報章指有外籍婦女責當局「縱容菲籍女傭勾引其外籍丈夫」，又形容「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這番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言論，激起外勞團體多次示威，最後被迫撤回言論。

葉劉過去一直都反勞工、反民主。2011年時有人司法覆核爭取外傭居港權時，她是其中一名反對的建製政客。剛巧當時正值區議會選舉，可見葉劉等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來撈取選票。

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

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雇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雇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雇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雇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在1999年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事實上這段時期根本沒有多麽人移民來港。

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強推廿三條惡法，促發50萬人上。最終法案被迫撤回，葉劉下臺。她後來抱怨當時自己被迫留在美國，「離開家園三年」。似乎她才是美國的「假難民」！

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最近又重提要為23條重新立法。

去年葉劉淑儀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後，外勞不但透過媒體回應，也立即組織集體行動和抗議，迅速作出清晰的反擊。這是揭露種族歧視政客、建立反種族歧視民意的正確做法。

香港：學聯退出六四維園晚會

專上學生聯會正式退出舉辦六四維園晚會的組織。這決定並不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個壞決定、一個退步的決定。此外，學聯亦退出每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

社會主義行動對於支聯會一向有很多批評。支聯會刻意將晚會去政治化，將八九民運與今天的鬥爭分開切割，令很多年輕人感到燭光晚會只是行禮如儀。此外，支聯會以由上而下的模式運作，沒有開放讓其他團體民主參與。這種組織手法反映到溫和泛民早已否定了打敗共產黨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者對此絕不認同，相反我們認為共產黨政權已經進入了嚴峻的政治及經濟困境，因此當局才要大肆製造白色恐怖，對付罷工工人、維權律師和非政府組織。今年，中共甚至綁架在國外的人士，將恐怖輸出至其他國家。

六四晚會的群眾性質

然而，學聯退出六四晚會帶來了負面的效果，不僅因為學聯是其中一個支聯會的創會團體，也因為學生在八九鬥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然，學生在八九運動的作用被泛民領袖和支聯會誇大了。支聯會予人八九民運只是一場學運的印象，但其實學生發起運動後，其角色漸漸被工人和廣大群眾所取代。正因為工人和群眾的參與令中共當時敲起警鐘。

學聯退出六四晚會的做法，完全沒有糾正支聯會的政治弱點。維園晚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群眾性質，每年讓15-20萬人集會，而且近年每年有多達2萬人（主要是內地人）跨境來港參加，表達了八九民運在香港群眾意識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即使大會在晚會只是訴諸情緒，淡化其政治色彩，但大集會具備群眾性質，始終是今天反獨裁鬥爭的重要平臺。

另一方面，學聯提出了什麽替代方案？他們批評晚會行禮如儀，這點固然正確，但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在各院校分開舉辦一場更零散、更小規模的集會，這有何進步可言？這做法不但沒有將行動升級，也沒有為六四註入鬥爭力量，只是舉行另一場更少人參與的儀式！

遊行不足夠

學聯的決定表現了香港學運最近的轉折。本土派近來開始控製了八間大學的學生會，將靠攏泛民的舊學聯領導層踢走。目前只有四間大學留在學聯，其余的已退出，但全都由右翼本土派所控製。

本土派將自己裝扮成「激進」的新選擇，將軟弱的泛民取而代之。但他們的「激進主義」中毫無實質內容，只有空洞的裝腔作勢，就如在六四晚會主張以小儀式取代大儀式，從群眾鬥爭的立場來看只是一種退步。

很多年輕人，但不僅是年輕人，都因為泛民領袖的鬥爭方法和戰略（或說沒有什麽戰略可言）沒有發揮效用而感到失望和挫敗。現在群眾運動中有一種很流行的想法：「遊行示威都試過了，但根本無用。」但這種結論是片面的、錯誤的。遊行示威是必要的，在鬥爭中絕對是關鍵的元素，以凝聚群眾、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來推翻獨裁體製。所有革命運動都由遊行示威開始，當然單靠一場或多場遊行是遠遠不足夠的。

香港民主運動的問題是，主導多年的泛民領袖往往將之局限於一次性的行動，然後盡快叫群眾解散。遊行從來沒有連結至一個以推翻政府、改變製度為目標的戰略。如果要做到這點，當然一定超越遊行示威，因為過去幾年多場大型遊行都沒有成功推翻政府。工人階級要在強有力的工會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而工會則以工人政黨這一個政治力量為首，以進行推翻獨裁體製的革命為目標。

工人運動的鬥爭方法經歷過150多年的考驗，包括罷工、堵路堵門、總罷工，並號召國家機器背叛政權、投向人民的一方。這才是打倒專製政權所需要的方法。不僅如此，今天資本權貴徹底站在中共統治者的一方，因此一定要通過社會主義政策及公有製來消滅資本家的權力，從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的房屋、創造優質就業，以及提高工資。

「先建設民主香港」

本土派學生會揚棄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從這點足以表現右翼本土派得勢後所帶來的反動效果。學聯表示不再支持中國民主是因為要「先建設民主香港」。

這根本是打稻人，好像支持中國民主會對香港民主鬥爭有負面影響似的。如果以此邏輯來推論，反全球暖化或者反對國外戰爭的運動也會削弱香港民主鬥爭的力量。事實完全相反，不支持中國民主的話，就意味住面對中共白色恐怖、逮捕和綁架異見人士時采取中立的立場。例如，最近本土派組織青年新政表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五月訪港時將不會舉行抗議，因為事件「與香港無關」。單憑這說法就可見右翼本土派立場何等荒謬。

本土派的立場會令中國群眾覺得「香港人不在乎」中國有多少人被逮捕、被綁架、被酷刑虐待、被裁員。對香港群眾也同樣發放錯誤的訊息：中共這個世上最財雄勢大的獨裁集團是否繼續存在，與香港的鬥爭無關。本土派經常激烈抨擊泛民主派，但自己卻采取一樣的鴕島政策，主張單單在香港一城就可以爭得民主。

背棄了中國千千萬萬的工人階級，等同背棄唯一可以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力量。將鬥爭碎片化，並以裝腔作勢的「激進」取代認真推翻共產黨的戰略，只會令中共獨裁體製得益。為了重建真正的民主鬥爭，是時候告別偽激進的、裝腔作勢的反動本土派！

三百人參與撐難民大遊行　反對設立禁閉營

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難民聯會今天（30日）發起遊行，譴責政府及建製派政客抹黑難民，製造種族分化。約三百人響應，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遊行隊伍於下午兩時出發，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主辦者焚燒抹黑難民的建製報章《東方日報》。

遊行隊伍呼喊「Refugees not fake! CY Leung sick sick!（沒有假難民，梁振英有病）」「No camp no prison!（不要禁閉營，不要監獄）」等口號 。到達政府總部後，難民聯會代　上前發言，反對政府及建製派政黨所提倡的禁閉營政策。一眾團體代表發言，代表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表示支持難民，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保自聯代表Donald表示，難民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不容隨便剝奪。甘浩望神父表示，反對種族主義，聲援不但是香港，還有全球的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梁振英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為九月立法會選舉撈取選票。另一成員Jaco指，《東方日報》大肆抹黑難民，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難民犯案率高。

全世界愈來愈多戰爭和動亂，令難民人數激增。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保皇黨最近提倡以禁閉營拘禁難民，連兒童也不例外，鼓吹以暴力對待難民，是極度專製獨裁的手法。

撐難民大遊行訴求：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重奪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全民退保、增建公屋、增加公共醫療及教育資源）
發起團體：香港難民聯會、社會主義行動
參與團體：社會民主連線、居留權大學、跨性別權益會、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反惡法！不認罪！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四月十四日，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於粉嶺裁判法院抗議，反對港鐵濫權及無理檢控。鄧美晶被港鐵檢控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今早於粉嶺裁判法院第三庭上拒絕認罪，案件推至六月八日再審。

在庭上有三十多名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

大多數人在庭上表示港鐵職員「好像有牌的爛仔一樣」，態度非常惡劣及具挑釁性。

自去年年中開始，港鐵大力打壓乘搭港鐵的市民，拒絕乘客攜帶超過行李規定尺寸的普通物品乘車。

職員權力有如警察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桿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桿）。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公司以不同惡法控告市民，包括在車廂飲水要罰款二千！港鐵與民為敵，連樂器和體育用品都阻止上車。作為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多基層人士和學生根本無經濟能力選搭其他交通工具；而港鐵作為一間私人企業，其職員竟有警察般大的權力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侵犯市民的私隱，極之不合理。

我們強烈抗議港鐵的不公條例，捍衛私隱權，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權利。面對不公義，必定抗爭到底！

強烈譴責《東方日報》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

4月30日，250人遊行反對建製媒體及政客種族歧視難民。《東方日報》顯然氣急敗壞，在專欄文章「功夫茶」以性別歧視來攻擊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文章末段寫到「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過去建製媒體一向肆意物化及貶低參與社運的女性。

《東方日報》為了幫政府護航，抹黑難民議題，煽動種族歧視，企圖想群眾視線轉移到少數族裔身上。該報一只是另一份大公文匯。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該章卻抹黑所有被拒絕的是「假難民」。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該報渲染南亞裔為罪犯，沒有任何實質數據。但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香港人不會被《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梁振英政府！

聯署團體：

社會主義行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跨性別權益會
文化監暴
Slutwalk Hong Kong
社會民主連線
香港難民聯會
新婦女協進會
左翼廿一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獨立現實嗎？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將於五月訪問香港。預料他屆時會嚴厲攻擊港獨思想。從港獨議題成為社會討論話題，可見自2012年胡錦濤訪港後香港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在張德江介入之前，多名京官已經向「分離主義」作出一連串的警告，有些說香港獨立不現實、不可行，有些說港獨違法、叛國。如果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麽為什麽要立法禁止呢，這邏輯真是自相矛盾。

連正在訪問中國的英國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稱獨立「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正如社會主義者們已經多次解釋過的，相比於對前殖民地的緬懷，英國資產階級更加關心同習近平簽訂的商業合同。

港獨支持度的上升，是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為自己的政治罪行所付出代價。強硬的專製政策，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肥上瘦下的副作用，令本土主義上升為香港政治版圖中的重要因素。

建製陣營的力量沒有加強，但是北京方面嚴重削弱了溫和民主派。近幾年來，溫和泛民的軟弱及其對群眾鬥爭的恐懼被充分暴露出來。

泛民主派一直發揮著遏製群眾鬥爭和激進運動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削弱了一支過去對它很有用的力量。北京之所以在香港問題上保持強硬立場，是因為擔心民主運動會在中國引發政治連鎖反應，最終威脅到政權的存亡。

在北京切斷了政改之路後，香港青年陷於沮喪，脫離中國似乎成為了他們的另一條道路。

所以，北京現在是自食其果。相當一部分年輕人認同本土派，在中文大學最近的一份調查中，18-29歲支持本土派的比例達到29.8%。但是同時，這些相互競爭的本土派團體總是在「自決」、「自治」和「獨立」這些概念之間搖擺，但是各口號的實際含義都相當不同。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機會主義，但也因為他們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麽。

更大的問題是右翼乃至極右翼主導了香港本土運動。本土派宣揚針對中國人、部分甚至針對南亞裔移民及難民的種族主義是徹頭徹尾反動的思想，也會很容易被建製派操弄。大多數本土派組織也是資本主義市場製度的捍衛者，甚至視之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支持民族自決權

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個民族被強迫束縛在其所不想從屬的國家之中。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無法作為獨立經濟體」等理由都不具有決定性，因為在許多現存的民族國家身上這些理由並沒有生效。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還是軍閥割據，可見當時中國尚未形成強大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可以發展出來的。北京的強硬政策和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刺激香港發生這樣的變化，臺灣的這一進程則走得更遠。

今天，盡管大多數人擔心香港的自治權正在萎縮，但他們還不想獨立。不過如果大多數人希望香港獨立，那麽應該怎樣實現這個目標？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本土派組織和「香港眾誌」等政團的一大弱點。他們不明白，獨立或者重新確定香港的自治地位，都要正面挑戰中共這個世界第二大國、坐擁全球最龐大軍隊的政權。

若果認為可以迫使北京當局參與某種形式的談判，就是重拾泛民主派的愚見，只不過是把普選權換成了獨立。

資產階級反對獨立

在中共和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無論民主還是獨立都不可能實現的。看看李嘉誠的斥責，就知道資產階級反對獨立，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在中國的市場和經濟利益。臺灣資產階級大力支持馬英九親中經濟政策，他們對即將擔任下屆總統的蔡英文施壓，使她不敢改變馬英九時期的兩岸政策。可見，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的獨立香港可以不被中國和中共支配的想法是多麽幼稚。

只有通過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真民主和自決權的鬥爭才能成功。廣大中國群眾具備完成這任務的力量，因此必須與他們聯系起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基礎上，中國各民族以及整個地區都能民主地決定采取怎樣的國家形式，可以是我們倡議的亞洲各國自願組成的社會主義邦聯，同時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可以自由選擇自治乃至獨立的。

本土派的立場站得住腳嗎？

本土派組織準備參選立法會，以目前他們的走勢，今屆有可能首次打入立法會。梁振英及中共的強硬路線挑起了年青人的敵意，造成今天的局面。

梁振英的強硬也揭露了溫和泛民欠缺鬥爭的準備、方法和戰略，因此群眾正渴求激進的新選擇。然而，本土思想真的代表激進或新選擇嗎？我們社會主義者對之要作出批評：

中國民運與香港無關？

本土派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只要顧好香港一地的抗爭就可以，他們甚至稱內地人都是蝗蟲，因此中國有民主是對香港不利的。但是，本土派卻自相矛盾地舉行六四晚會，要知道八九六四前香港有一百萬人遊行聲援中國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者主張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而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作為催化劑。

熱血公民提出所謂全民製憲的口號，並自誇這是革命思想。但黃毓民提出的全民製憲只是要求政府司長局長總辭，在現政權的框架底下重新談判，提出一部新的憲法。沒有打倒中共的鬥爭路線，而期望在政權框架下會容許一部「民主憲法」是不現實的。

本土派不主張港獨

真正的革命議會需要提出打倒中共專政、一人一票普選議會代表、議會代表領取工人薪金、落實八小時工作製和公有化銀行及企業的訴求。

中共和梁振英近年不斷誇大港獨勢力，引起公眾註意本土派組織，他們推動港獨輿論的最大旗手。但本土派的大部分組織其實並不主張港獨，而想乘著這股潮流增加知名度。熱血公民向來支持「維護高度自治」，但最近又開始含糊地提出香港要走向獨立，而陳雲主張的城邦自治論是反對港獨的，而主張在基本法框架裏爭取自治權，與中共和平共處。

實質上本土派只是將泛民的「民主」綱領加上種族主義。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民主運動必須連系至中國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

五一「反水貨」行動被取消

5月1日，本土派「北區水貨客關註組」的召集人梁金成發起反水貨活動，大批人聚集於上水新功街，然而行動未開始就被解散。梁金成在行動開始前，突然宣布由於活動被城邦派的陳雲滲透，會有人刻意挑起仇恨，因此取消行動。

「反水貨」只是幌子，行動實際上是針對內地人的排外行動。活動當日就有示威者在港鐵站舉起「驅逐支那罪犯 ANTI-CHINA」這種族主義的標語。而陳雲是前嶺南大學教授，他經常發表針對內地人的種族歧視言論，又多次以性別歧視言論侮辱參與社運的女性，比美國總統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當日活動開始前，陳雲在Facebook上表示反對支持者參與行動，因為會被政府及旅遊業界借機「誣衊本土派損害香港經濟」。但這並非實際原因。陳雲過去一直倡議反水貨行動，今次突然反對，真正原因是梁金成與他都有意競逐九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故此他要阻止梁通過反水貨行動取得支持。梁金成宣布取消行動時表示，本來有意參與立法會新界東選舉，但現在要「重新考慮」，認為人身安全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暗指如果參選並與「城邦派」撞區，人身安全可能會用到威脅。

今次並不是本土派第一次內鬥。在今天二月新界東補選後，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立即宣布九月立法會參選的五人名單（陳雲是其中之一），遭到其他本土組織抨擊，指他們騎劫本土民主前線梁天埼的選舉成果，企圖壟斷本土運動。本土派雖然聲稱反對「大臺」，但其內部卻相當專製。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抨擊泛民大臺壟斷運動，但他們自己更是等而下之。泛民的確由上而下控製運動、遏製運動發展，但本土派則以謾罵乃至暴力手段，攻擊運動內的其他派系。由於極右民族主義本身是不理性的，本土派對民主的辯論並無興趣，其組織運作往往專製獨裁。

本土派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多個派系，包括城邦派、港獨派、歸英派等等，但具影響力的組織都沒有清晰的立場，往往在「自治」及「港獨」之間遊走。就如熱血公民大多數時間都支持維護「基本法賦予的自治權」（其實就是泛民的立場），但最近他們愈來愈多用港獨的措辭，務求在立法會選舉前突出自己「激進」的形象。形象歸形象，他們是不敢宣傳港獨的政治內容的。最近他們派發一張傳單，提及要由基本法「永續香港主權，穩固內政（?!），確立香港自治」。

極右本土派的冒起反映著香港群眾運動陷入小反動的局面。一方面群眾憤怒沒有息止，因此想尋求更激進的手段對抗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但同時傘運失敗後的挫敗情緒令部分群眾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但本土派的分裂證明他們不會得逞，而且分裂將會陸續有來。如果有強有力的左翼力量，組織一場與中共不妥協的鬥爭，將可以提供一個種族主義本土派以外的選擇。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支持中港群眾團結鬥爭，唯有如此才能打倒中共專政及剝削製度。

再回應《東方日報》對社會主義行動的攻擊

《東方日報》於五月四日再度攻擊本會，在A2版以「揭假難民罪行　《東方》遭針對　議員斥團體幹預新聞自由搞死香港」為標題的報道中，大幅引用建製派議員的言論，為自己抹黑難民的言論開脫。一如既往，該報沒有讓本會作出回應。《東方》的立場與民建聯、工聯會及經民聯一致，從來都是反民主、反基層的。

本會正尋求法律意見，追究該報於五月一日以侮辱女性的言論誹謗本會主席鄧美晶的責任。

《東方》之所以怒氣沖沖，是因為本會組織四月三十日的撐難民大遊行，並在一片歡呼聲中焚燒這份種族主義的報章。我們嚴正挑戰《東方》種族歧視及侮辱女性的言論，絕不會有任何歉意。民建聯議員葛佩帆竟指燒報紙是「暴力行為」，她所屬的正是擁護中共殺人政權、支持黑警暴力的第一大黨！而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竟掛起「新聞自由」的幌子反對我們，是誰在立法會拒絕捍衛新聞自由？《東方》越靠建製政客保駕護航，只會證明他們抹黑難民是為了服務權貴的利益。

澳洲難民營的真相

最近，筆者留意到香港的右翼媒體和建製派政客表態支持澳洲當局的難民政策，實在是感到十分愕然。

澳洲的難民政策既昂貴又殘暴，而且充斥著種族歧視。過去，澳洲當局將許多來自斯裏蘭卡的塔米爾難民遣返回該國，又將越南難民遣返到越共專製政權。當局更任由難民遇海難中喪命。上星期，一名來自伊朗的難民，在一個位於太平洋島國瑙魯的澳洲難民營中自焚身亡，結束了23年的生命。他被關在禁閉營三年，他留下了遺言：「我已經受夠了！」兩日後，另一名來自索馬裏的難民也在瑙魯的難民營中自焚，現在情況危殆。

現時，澳洲政府將大約2,000名難民拘押在禁閉營中，其中兩所位於澳洲境外，環境與監獄無異。澳洲當局收買了巴布亞新畿內亞和瑙魯政府，獲允許在其國土上設立禁閉營。最近，巴布亞新畿內亞的最高法院判處澳洲設立的難民營為非法，令澳洲政府蒙羞。該法庭指出，難民是「被強迫帶進巴布亞新畿內亞」的，並被關閉在「鐵絲網之內」。澳洲的禁閉營一直被稱為「酷刑」。一些難民被囚禁數年，往往受到欺淩，而且支援不足，很多在離開時已經患上精神疾病。過去就有至少一名難民因醫療支援不足而死亡，另外有數十人自殺，而自殘的行為亦很常見。

澳洲政府每年花費超過100萬澳元營運禁閉營，用公帑資助外判私人公司，當中包括一家香港郭氏兄弟擁有的衛遜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也就是說，澳洲當局每年對每名被囚禁的難民花費23.9萬到40萬澳元，相當於八名全職工人的工資！

澳洲社會主義黨（香港社會主義行動的姐妹組織）主張難民融入社區。我們要求花費在難民禁閉營的資金應用在增加本地人和難民的工作、高質公共房屋以及社會服務。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澳洲民眾抗議，反對囚禁難民。在二月，一名叫Asha的難民嬰兒在布裏斯本被送院就醫，政府企圖將她送到一個離岸禁閉營，但遭到院方人員反對。整個社區的居民組成人鏈保護醫院，並阻截車輛進出，確保當局沒有帶走Asha。最後政府妥協，暫時擱置遣返Asha。

種族主義的歷史

澳洲統治階級有著種族歧視、反移民的歷史。在1850年代，當局立法限製華人移民入境。澳洲在1901-1966實施「白人澳洲」政策，限製所有非歐裔的移民。政客經常將「黃禍」等歧視亞裔人的詞語宣之於口。

在1990年代，以反中國移民為目的的「單一民族黨」成立，其領導Pauline Hanson向澳洲人表示，我們正處於「被亞洲人淹沒」的危險中。當時，我們澳洲社會黨組織反對「單一民族黨」，領導學生罷工，參與反對歧視亞洲人的示威。

種族主義一直被用來分化勞動者，轉移澳洲人的視線，將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失業率高企、福利、醫療及教育開支被削減──歸咎於外來人。最近，針對中東人的種族主義也開始冒起，令難民成為受害者。

去年，社會黨組織了3-4,000人的遊行，對抗滋擾穆斯林人的種族主義政黨。香港的親中右翼勢力的立場，與「白人澳洲」政策及澳洲「單一民族黨」的反華種族主義是如出一轍的，實在相當諷刺！他們抹黑香港難民，實際上是與澳洲統治階級的最壞分子站在一起。他們支持澳洲的難民苛政，實際上是反對澳洲及香港的勞動者。

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是國際性的，我們的戰鬥也一定要是國際性的。我們自傲地站在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勞動人民的一方，也力挺那些來到澳洲尋求庇護及改善生活的難民。

抗議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　反對種族分化

5月7日，以李梓敬為首的自由黨及遣返難民大聯盟，舉行反難民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與香港難民聯會到場進行反抗議，反對設立禁閉營，反對種族歧視。

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是剝奪人身自由、加強警權，以及鼓吹暴力。社會民怨沸騰，梁振英及建製派都受到人民唾棄，唯有製造「假難民」議題轉移視線，並且為立法會選舉造勢。李梓敬此等權貴為了將社會問題歸咎於窮人，而玩弄數字抹黑難民為罪犯。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他們卻抹黑所有被拒絕者都是「假難民」。聲請者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

不論強迫難民進入焚閉營，還是拘留難民在惡劣環境，都必然涉及施用暴力，加強警權。上周分別有一名伊朗籍及索馬裏籍的難民自焚身亡，因為不滿澳洲政府將他們拘禁在瑙魯共和國的禁閉營，引起國內聲討政府嚴厲的難民政策。

建製派支持設立難民營，另一原因是這盤是有利可圖的生意。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透過離岸公司控製澳洲威信保安公司，而威信則承接澳洲政府不少巨額合約，包括承包造成自焚悲劇的難民營。現在建製派支持在港設難民營，也是為了讓財團開拓多一盤人命生意！

李梓敬之流指控難民「浪費公帑」的政客，但他所屬的自由黨卻支持將公帑用於興建大白象基建工程，浪費數千億的公帑，又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事實上，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高鐵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283年援助！他們的食物援助只有每月1200元，租金援助每月1500元，很多居於豬場雞場改造的非法寮屋，更有難民曾經大火喪生。

香港人不會被自由黨及《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建製派，打倒梁振英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奪回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

【平機會示威】要求解雇東方涉事編輯

5月10日，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多個團體代表，到平機會辦事處示威，要求公正處理《東方日報》侮辱女性的言論。我們認為東方應立即解雇撰寫5月1日「功夫茶」專欄的編輯。社會民主連線、難民聯會、民生議政、香港蕩婦遊行以及新婦女協進會都有代表出席。示威者高呼「譴責東方日報」、「性別歧視可恥」、「解雇涉事編輯」，並將請願信遞交至平機會主席陳章明。社會主義行動於4月30日舉行撐難民大遊行後，《東方日報》翌日於專欄侮辱鄧美晶，寫道：「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尋求法律意見，並發起社會抗爭行動，繼續對抗《東方日報》的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言論。

巴拿馬文件：理大校方究竟在隱瞞什麽？

震驚全世界的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和政客的逃稅避稅醜聞，至少八名中國政府領導層牽涉在內，而香港的郭氏兄弟亦卷入其中。在風波核心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其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現在該醜聞越揭越大，連理工大學都被揭發本別在2012及2013年在英屬處女島開設兩家離岸公司，將一個理工大學有份合資的科網公司「新華理大」的股份轉移到海外，而這些交易都一直沒有紀錄在公開的財政帳目上。「新華理大」被指經營困難，有報導指理大後來秘密地將公司股份賣給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涉及金額不詳，資金亦下落不明，但校方至今仍然沒有就此公開解釋或回應。

批準成立離岸公司的，正是時任理大行政副校長、現任創新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在海外成立離岸公司，多是財團或政客隱藏財富、規避賦稅的伎倆。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

除了理大，現揭發中大和港大都有在英屬處女島開設離岸公司，而當中港大更開設有五間公司。

理工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大學，所有師生乃至公眾都是持分者，理應受到公眾民主監督。理大校方秘密開設海外離岸公司，故意不記帳完全是黑箱作業，更不知道有沒有相關人等因此交易而獲得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理大校方立即公開有關離岸公司的狀況與帳目，並且結束有關的公司。
成立公眾民主委員會獨立調查事件，對於涉及利益輸送和黑箱作業的人士予以追究及懲處。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天花倒塌

5月31日晚上七時許，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二樓電梯位置天花塌下，光管燈箱搖搖欲墜，警察封鎖現場。石屎碎跌至一樓。呼籲各位各位居民請出入小心！

翌日，社會主義行動再到倒塌天花的白田購物中心查看情況。天花倒塌幸好沒有傷及途人，但商鋪負責人均表示非常危險，由於購物中心經常有學生下課後進出上補習班，由下午四時到晚上八時多都會有學生進出商場，昨日沒有傷人是萬幸。

中興洋服的老板周先生表示，昨晚七時多，在鋪內突然聽到巨響，走出店外便看到天花倒塌，支架等壓住電梯，他立即按停電梯，期後消防及警察到場封鎖現場。對面鋪的姜小姐指沒人受傷非常幸運，因為這裏是補習學生上下課經常使用的電梯。他倆均指，惡劣天氣如黑色暴雨、八號風球時商場會水浸。姜小姐指窗戶會滲水，更曾見過雨水由天花滴下。

我們正等待負責商場的法團負責人回覆，並跟進維修事宜。

十二萬五千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香港維園再次舉行的燭光晚會，紀念八九年那場為期七周的民主鬥爭，並悼念被中共獨裁血腥殘殺的民眾。

香港享有半自治地位，令其成為全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城市。今年，有12.5萬人參與香港的燭光晚會，再一次凸顯出港人對這個集會和紀念1989民運的重視。

雖然今年晚會的參與人數比起去年 （13.5萬）稍微減少，但港人所發出訊息仍然強烈。香港在經歷了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社會彌漫著一股無助和失意的氣氛，群眾情緒陷入復雜境地。而今年的晚會也在右翼本土派（主張種族主義思想，混雜著香港自治／獨立的修辭）的杯葛壓力下進行，他們的理由主要是認為中國的民主和反一黨專政的鬥爭與香港「無關」，這完全是個反動的立場。

杯葛運動是由本土派控製的學生組織所發起的。他們的舉動未能大幅減少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而自己所獨立舉辦的活動參與人數亦不多，這個結果對於本土派來說是個打擊。

不過，在支聯會和泛民領袖的控製下，維園的六四晚會多年來不斷去政治化，而變得行禮如儀。縱使如此，大批市民仍然參與晚會，反映了香港群眾對中共專政的憤怒，並且希望堅決守護八九民運這個重要的遺產。

工人國際委員會中國及香港（包括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新建立一個民主運動，並強調這個新運動應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有足夠的社會力量和組織力來推翻一黨專政。我們反抗中共及其資本主義政策，並為推動社會主義替代而奮鬥。

上街撐林榮基－－國安滾出香港，打倒中共專政！

銅鑼灣書店被綁架五人之一的林榮基，在被失蹤八個月後首次露面，控訴中共非法綁架書店五人。

林榮基受盡中共威脅下，仍然堅持站出來控訴中共暴行，實在值得敬佩。早前，四名被綁架的書商──李波、呂波、張誌平及林榮基──分別返港向警方銷案，令很多人以為事件已經以諷刺小說《一九八四》的悲劇告終──被迫害者選擇沈默，自己的意識完全被毀，並甘心馴服於當局──豈料林榮基的勇敢作風改寫了結局。

極權者滿口謊言

林榮基的控訴證明了中共在整件事一直撤謊，而建製派至今仍為中共護航而滿口歪理，激起了群眾義憤。林表示被擄人士根本不是「自願返回內地」，而是被中共的「中央專案組」人員擄走。他更表示私下接觸過李波時，對方承認被擄返內地。此外，林被威脅要交出售書紀錄。但他堅稱沒有屈服和出賣讀者。銅鑼灣書店出版揭露中共醜聞及權鬥的禁書，過去一直將書本封面偽裝，寄到中國內地讀者手上。中共顯然要追蹤並打壓購書者。這已造成寒蟬效應，已有其他獨立書店表示會銷毀自己會員的購書紀錄。

國家恐怖主義式迫害

早前，被綁架的三名書商被迫在電視機面前認罪，明顯是中共執導、強迫受害人照稿宣讀。林榮基在記者會透露「認罪影片有導演有臺詞」，證明了將中共的手段形容為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完全不誇張。身處英國的桂民海之女兒，近日拍片上網指自己的父親被綁架，而其父親一直叫她保持沈默，再次證明認罪畫面是編導出來的。

林榮基被綁架的過程同樣駭人聽聞。首先，他表示禁錮他的不是國安、公安、派出所或軍方，而是隸屬「中央專案組」。多名中國研究學者都表示這機構是文革產物，本來用於中共內鬥時整治政敵的工具。他在去年十月回深圳時被11人帶走，其後被迫戴上眼罩乘坐火車13小時到達寧波。他被迫簽字承諾「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然後被拘禁在一個做足防止自殺措施的小房間內五個多月。

中共跨境犯法綁架引起了港人嘩然，令人憂慮在極權之手的幹預下，發表異見會動輒得咎。而香港政府及警方一直配合內地公安行事，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公民，曝露了梁振英的傀儡嘴臉。林也認為香港警方不是站在市民一方，警方在2014年占領期間「喺金鐘出催淚彈，學生手無寸鐵」。事實上，內地國安在香港秘密行動已不是新鮮事。

目前，林榮基的人身安全令人擔憂。《星島日報》引述寧公安局，稱會適時啟動與香港警方的工作機製，將林榮基引導回大陸接受「法律製裁」。林在內地被指控的「非法經營罪」明顯是政治打壓，再者香港並沒有引導犯人返內地的法例，但沒有可預知中共將如何踐踏法律。

本土派不知所措

剛在六四周年悼念時，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組織反對關註中國民主，因為這是「別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銅鑼灣書店綁架案一再反證他們的謬論，中共消滅異見的爪牙已經遍及國際，桂民海就是在泰國這個獨立國體被逮捕的。近月在緬甸和寮國也有發生類似事件，在肯亞更有臺灣公民被帶回中國！可見，香港人面對中共爪牙不能獨善其身，而采取無視中共這種鴕鳥政策，只會坐以待斃。標榜捍衛「港人利益」的本土派正在面對兩難，不知如何定性今次事件，是別國事件？還是關乎本土利益？很明顯這是假命題！香港民主鬥爭需要與中國的群眾鬥爭連結在一起，共同以推翻中共極權資本主義為目標，才能徹底勝利。

同時，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泛民領袖有從今次綁架案得出必要的結論嗎？泛民正確的指責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流氓行徑，但只在質疑政府有無守法。中港兩地的民主運動不應旨在教育中共「文明倫理」，而應動員群眾鬥爭以推翻中共為目標。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　打倒中共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釋放桂民海，並停止政治迫害銅鑼灣書店五人，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為了製止跨境違法事件再發生，我們主張由群眾委員會的代表獨立調查綁架案，研究內地國安機構在港違法行動的情況，並驅逐所有中共國安出港。

病房緊絀　何不用特權？

本港在人口老化和疫癥隱患的雙重壓力下，公共醫療系統早已不敷應用，基層民眾每每聽聞甚或親歷久候「輪街癥」或「等上房」之困境，長期病患的治療排期時間更是以年計。此外，醫護人員亦面對極其沈重的工作壓力。兩項因素造成現今本地公共醫療系統效率低下，醫護人員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環境，病人亦得不到充分的治療救護。

只是，最近的消息顯示出，有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加平等」。建製派大佬之一的民建聯譚耀宗被揭發獲安排在伊利莎伯醫院打尖插隊，獲優先安排進行割除瘜肉手術。此項手術對於我等基層民眾而言，最快也要輪候31星期，即超過半年，而新界東醫院聯網的病患輪候時間更長達104星期，足足兩年！

幾乎同一時間，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被揭其妻準備分娩之時安排以一般病床的價錢（每日一百元）入住獨立病房並被指其主動指定醫生照料。與之相比，一般產婦面對因不斷削減醫療開支而緊張的分娩床位甚至不得不在醫院走廊過道產子。因為香港醫療系統已經陷入崩潰，公立急癥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平均達到118%，其中六間醫院更逾120%。

另一邊廂，在一系列醫療特權消息此起彼落之時，一位元朗的裝修工人工作其間發生意外事故，工地圍欄鐵枝穿臂而過，畫面駭目驚心，但最後竟於屯門醫院等候36小時方能進行手術將鐵枝取出，等候其間只得到抗生素和止痛藥，其痛苦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為政府搖旗吶喊的建製派議員們享盡經濟與社會特權，就不難明白為何他們支持政府一而再地削減醫療支出—那怕全香港只剩一個醫生一張病床，他們及與之雞犬升天的一家老少都能獲得最優先的照料，為此承受惡果的，就是我們這些「沒那麼平等」的民眾。

醫療資源已經嚴重不足，但梁振英卻要削減多2.5億醫療開支。2013/14年度，醫管局各聯網共有註冊醫生5,365名，以其時全港人口計，即每1,000名市民有0.7名公立醫院醫生。比例少於英國丶新加坡和美國的3.7名（2013年）丶2.8名（2013年）及3.2名（2011年），亦遜於大部分經濟合作組織（OECD）成員。根據國際標準，護士對病人比例為1比6，但香港的比例已高達1比12，夜更護士平均更要照顧23名病人。

難怪2011年度至2015年度期間，公立醫院整體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輪候急癥室的平均時間不斷增加約半小時。次緊急病人平均輪候時間5年間增加逾31分鐘，由2011年度76分鐘增至2015年度107分鐘；非緊急病人輪候時間亦增加近27分鐘，由2011年度103分鐘增至130分鐘。

在貧富懸殊的香港，大多數病人都只能光顧公立醫院，但醫療資源卻集中在私立醫院之上。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聘用本地約六成的醫護人員，但他們需要照顧近九成病人；私營醫療系統雇用餘下的四成醫護人員，卻只需照顧約一成市民。而政府推動醫療產業化，只會令更多公院醫護人員流失至私院，公院資源進一步萎縮。大部分窮人還是光顧不起，只能等死！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反特權！公共資源公平享用
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
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全體醫護人員
醫療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
削減高官及議員薪金至普通工人水平

香港蝸居夢何時了？

最近「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九月起加租一成，影響全港七十多萬公共住戶。

為表達租金上漲的聲音，「基層住屋大聯盟」於7月10日早上的10時發起大遊行，約 60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檢討拖延12年未曾修改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恢復租金管製等訴求。隊伍呼喊著「無處容身、越住越貴」、「反對剝削住屋權、爭取檢討保家園」、「立即上公屋、租金要管製」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沿途訪問了4位基層住屋人士，了解一下他們的住屋及生活狀況。

現年66歲的江先生是一名退休人士，他現在以每月$5,500 租住西區一個100平方呎的㓥房單位。江先生退休前是任職保安工作的，他稱現時無穩定收入，只能靠積蓄、生果金和打散工過活。「租金占我生活費4成，而租金每年都加二、三百元，實在很難負擔。」江先生稱10年前租金只是$2,000多，自己又因為膝蓋骨老化走路也很困難，他已在1年前申請單身人士公屋分配，但對何時能上樓感到遙遙無期。他認為如果能落實租金管製，是有效並可以令他不用再「捱貴租」的。

遊行上遇到從中國大陸來港兩年的陳小姐，攜著兩幼子遊行的她今年30歲，租住的是西環一個只有80平方呎的㓥房。陳小姐說︰「房間細小，沒有廚房，只能將煮食電磁爐放在洗手盆上。租金一年加一次，最近更由$6,300 加至$6,700。」陳小姐稱來港兩個月後，居於香港的丈夫突然離世，令她頓失經濟支柱，對前路感到仿惶無助。每月的夥食費、水電費及上學開支每月起碼需要$4,300。「我最擔心是我的小孩子，他們年幼我一定要負責照顧他們，這令我不能上班工作，現在只能靠我的積蓄過活。我住的㓥房是一屋再㓥開4戶的，環境擠迫，隔壁住戶曾發生暴力事件，令我倍感擔心。」「我最希望就是可以盡快上公屋、實施租金管際，如果有托兒服務就可以減輕我的負擔，但托兒服務也需要約$1,000，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經濟能力。」

任職地盤的曾先生是租住深水埗的一名㓥房戶，月租連水電費需要$6,000，這小小的100呎空間住了一家三口。「我已申請上公屋達4年但仍未有消息。」租金占他每月3成多的收入，這顯然與政府所說只占1成有很大距離。曾先生更表示租金高昂下他的每月也花盡所有收入，無法儲蓄。曾先生的訴求是立即上公屋和恢復租務管製。

遊行上，一位中年女士接受訪問，她以月租$3,500 租住觀塘一個不足100呎的㓥房，而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居住用途的違法「㓥房」單位。她表示原本住的單位，因為加租$500，令她迫於無奈遷到偏遠的新居所。這名女士是一名領取綜援的單親媽媽，育有一名11歲患有過度活躍癥的小孩。居住地方狹小令她照顧小孩十分吃力，又不能尋找工作。「我認為這居住地方實在太小，連我的小朋友也這麽認為。」「我的小朋友今年升中了，我們都希望可以上公屋，除了地方較大外，也因為公屋有合資格的防火措施，令我若然去工作，也可較安心讓小朋友獨自在家，現在我住的㓥房沒有安全可言，令我不能離開我的小朋友。」綜援的幫補下，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但這只足夠她家中如水、電、夥食等開支。

跨國企業L』Oreal向中共叩頭

法國化妝品公司Lancôme原本計劃與香港民主派歌手何韻詩合作舉行演唱會。但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狠批Lancôme「支持港獨藝人」後，該公司宣布與何韻詩割席，更以「安全因素」為藉口，取消她有份出席的音樂會。事件激起群眾公憤，牽起聲討Lancôme的浪潮。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利潤先於民主人權，為了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只會屈服於人民幣之下。中國市場排行Lancome母公司 L』Oreal收入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2015年L』Oreal總營業額為243億歐羅，其中亞太市場占55億歐羅，近 23%，是相當重要的市場。

何韻詩曾經參與雨傘運動，中共顯然就此作出打壓。中共控製國家市場龐大，可以審查世界各地藝人的言論，阻止不聽話的藝人演出，從而控製國際社會的輿論。早前，韓國女子團隊的臺灣成員周子瑜因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自己是臺灣人，由於受到經紀公司JYP的壓力，她被迫在鏡頭面前公開道歉認錯。香港九成九藝人在壓力下早已噤若寒蟬，當年聲援八九民運的熱情已化為煙火，剩下人民幣的銅臭。但中共愈強硬審查，愈顯得其財大氣粗，受到全球民眾憎惡。

殺人企業

L』Oreal屬於雀巢公司旗下企業。如果中共是殺人政權，雀巢公司也絕對是一間殺人企業。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丶虐待與強製勞動。在落後國家，雀巢為了鎮壓工人運動，一直雇用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菲律賓雀巢工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

今次事件反映中共政權愈來愈大力操控新聞媒體及演藝事業，不但靠官媒控製輿論，也愈來愈與私營媒體及企業勾結起來，在香港丶臺灣乃至全球皆是如此。可見，僅僅打碎黨國官媒是不夠的，也要打破私營財團對藝術及媒體的操控，才會有真正的表達自由。

鄧美晶上庭自辯：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7月1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到屯門法院自辯。事由她被控告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當時正值港鐵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製，有乘客攜帶的古箏、桌球棍等用品都被阻止，激起大批市民到港鐵站抗議。鄧美晶就是這次政治旋渦的受害者之一。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桿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桿）。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動用八人的律師團隊控告鄧美晶，包括一名姓張之大律師，就是為了控告一個沒有錢聘用律師的普通市民。年賺百億，年年加價，維修服務外判而事故頻生，又被發現在知情下購入次貨列車。賺錢後並不用於回饋市民，而是用於欺壓乘客。政府擁有港鐵76%股權，所以這筆錢好一部分是公帑！

由於控方證人全是港鐵員工，加上港鐵表示當日事發時閉路電視片段已被銷毀，所以鄧美晶合理懷疑證據不中立，要求傳召其他證人上庭。鄧美晶表示，當日港鐵職員並沒有出示委任證及表明身分，因此她拒絕向其出示身分證，並在警察到場後才向警員出示身分證。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撤銷對鄧美晶的控罪
捍衛乘客私隱權，港鐵無權截查身分證
增設大型行李車廂，放寬對有需要乘客的行李管製

南海沖突：海牙裁決對中國不利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該裁決十分有利於提起仲裁的菲律賓。盡管仲裁庭沒有執行權，而且中國當局抵製仲裁，並事先聲明它將無視仲裁結果，事件仍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外交沖擊。

這份長達500頁的裁決書涉及許多問題，但其核心在於判定中國的領土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九段線」——沒有法律基礎，而且中國在爭議海域侵犯了菲律賓的領海主權。仲裁庭認為中國對爭議群島和海域的歷史性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中國是簽約國之一。

盡管目前難以預計各個敵對力量的具體反應，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仲裁結果一定會對東亞局勢和中美關系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闡述他的觀點。

仲裁結果意味著什麼？

仲裁結果當然沒有解決任何沖突。近幾年來，這場沖突變得更加嚴重，也更加軍事化。該地區有引發軍事對抗乃至戰爭的潛在可能，雖然短期內還不會發展至這局面。這份裁決火上澆油。唯一真正有理由慶祝這個裁決的是軍火出口商和希望獲得更多預算的軍方首腦。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聯合國及其公約從來不抱任何希望。聯合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危機或者武裝沖突，甚至使之惡化。這份裁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會給所有敵對勢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爾幹。沿岸國家提出相互重疊並且激烈沖突的領土要求，它們單方面的行動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沖突方有很多，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

中國會怎麼做？

這是現階段最難估計的事情之一。甚至難以估計中共高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因為可能連習近平一夥人都對裁決的嚴厲程度感到震驚。盡管北京當局聲稱裁決毫無意義，但是它使中國在外交上更加孤立並給中國的對手——主要是菲律賓，但也會包括其他國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傳支持。這次毫無疑問的公關勝利能夠幫助美國帝國主義的「再平衡」戰略，讓它在東亞重新獲得軍事和經濟主動權。但是這場「勝利」也可能給它們造成反沖。

用「勃然大怒」來形容北京當局的反應，或許還是保守的說法。盡管中國選擇無視，但裁決結果還是給了中國一個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這可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並給激烈的中共權鬥帶來各種無法預見的影響。甚至連一些北京當局的批評者都對壓倒性的裁決感到驚訝。許多人都預計裁決固然會對中國不利，但以為它會在雙方之間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間。但是結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當局的要求。一位評論員說，這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引發（短暫的）國際製裁後，中國政府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經濟學人》也認為裁決會加劇緊張局勢。它稱之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挑戰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的過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這份裁決會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習近平有可能被視為一個軟弱的丶優柔寡斷的領導人，使四年來樹立的「強人形象」毀於一旦。「強人形象」對於他調整經濟和改組上層權力的計劃至關重要。習近平煽動起民族主義，現在可能會反過來受製於自己的「偉大祖國」宣傳。

砸爛蘋果手機和呼籲抵製蘋果產品（由中國工廠生產的！）的帖子於中國社交網絡瘋傳。習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現抗議；前任領導人有時默許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遊行）從而讓群眾發泄怒氣，相比之下習近平有著更強的「控製欲」。如果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開始出現示威抗議，那只能說明中共政權陷入危急局面，上層危機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後，在杭洲和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後出現了小型抗議，但很快被當局停止。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的共青團對抗議予以一定支持，可見中共政權內部緊張對立。]

所以，很明顯，仲裁結果會在中國國內造成重大影響。它向習近平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一夥人做出反應。在香港，如果中共獨裁政權被視為無力應對南海局勢的「紙老虎」，在青年之間強烈的反政府和反華情緒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強烈抵觸北京統治的地區也面臨相同的情況。

仲裁庭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使臺灣無法對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對於民進黨政府下的臺灣來說，裁決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加復雜，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對南海也有著類似於中國的歷史性要求。仲裁結果同樣削弱了臺灣的領土要求，並使新任總統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應不夠有力，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她親美或親日而沒有對臺灣自身的利益給予充分支持。仲裁結果公布後，蔡英文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被迫前往臺灣控製的太平島重申主權。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壞臺美和臺日關系的行動。

仲裁結果會對該地區造成怎樣的影響？

目前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許多問題都取決於美國如何行動，包括它會否設法執行裁決的話，例如增加在爭議海域的海軍行動——這會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局勢非常不穩定，而且可能爆發激烈對抗，因為每一方的國內政局和危機（美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都會影響它們在沖突中的行動。

此前中國威脅說可能在南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這會使局勢升級並迫使美國做出回應。中國還威脅要在黃巖島上建設飛機跑道丶港口和軍事設施。這是美國的一條特別「紅線」，因為這將把中國軍隊和菲律賓美軍基地的距離縮小到只有幾百公裏。兩種做法都會加劇沖突升級的風險，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預料後果。

也可能中國會策略性地轉移註意力，增加在東海與日本有爭議的海域的行動。剛剛贏得國會上院選舉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安倍晉三，正打算繼續推進他的日本再軍事化計劃。習近平可能對日本采取更強硬的態度，從而掩飾在南海的軟弱。但是這種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風險。

菲律賓政府會利用裁決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但事實上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和中國達成協議，至少也要緩解緊張局勢，並啟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南海仲裁案的發起者是杜特爾特的前任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的親美色彩較為明顯。美國不希望杜特爾特和北京當局走得太近，而美國和菲律賓的親美政客可能利用裁決從中做梗。

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份裁決絲毫不能緩解緊張局勢，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沒有「厘清」爭議，而是加劇了武裝沖突或者小規模戰鬥的風險。對於中國丶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群眾來說，這完全是一個壞消息；民族主義政客和戰爭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資金用於軍事支出，並煽動軍國主義情緒從而把人們的怒火從不景氣的國內經濟上轉移開。

社會主義者一直解釋說，像聯合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機構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進步作用。沒有哪一個參與這場沖突的腐敗的統治精英給出了解決方案；他們全都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敵人。我們支持國際團結，並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在東亞各國建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會反對資本主義和緊縮政策，對抗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100名救生員再次發起罷工

今日早上11時半，約100名救生員響應香港拯溺員工會號召，聚集沙田康文署總部發起罷工行動。救生員指康文署的編製問題令人手長期不足丶職系方面的訴求亦一直沒有解決，故救生員再次發起抗爭行動。上月初工會進行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是康文署拒絕回應之餘反而更加大打壓，表示會撕毀有關罷工的字條，並會向工會收回有關的行政費用，可見康文署的嘴臉如何惡心。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救生員罷工的抗爭，並在罷工現場訪問了救生員黃先生，他有力地吐出罷工的理由。

「我已經入行 7 － 8 年了，最大令我參加罷工的原因是救生員人手嚴重不足，而我們仍然是屬於「技工」的職系，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的。首先，在香港要成為救生員先要考獲 12個章，由急救丶銅章丶沙灘救生章丶至泳池救生章等等…沒有新人會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丶金錢去考取那麼多的專業資格，而且在政府眼裏，我們居然只是「技工」的職系，這點會令新人失去入職意欲，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也一直對此感到不受尊重。我們起薪點是$14,000，續年遞升至$18,000，但救護員起薪點已是$18,000了。」

「現在康文署對人手不足的回應其實是在「砌數字」，因為它只公布增加入行的名額，但沒有公布實際聘請了的數字。人手不足明顯是康文署造成的，公共泳池的編製慣例是有一定的全職救生員數目去負責夏天和冬天的泳池泳灘服務，而夏天服務需求較高所以需要聘請兼職人員，但是隨著越來越多泳池會提供暖水服務，令冬天變得需要兼職的需求上升，但是政府最不願意改動製度，這最終令我們工作疲於奔命，泳池沒有足夠救生員，最終受害的就是巿民大眾。」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增加救生員人手
滿足救生員的職系訴求
民主管理康文署丶以製訂各項考核等事務

香港社會主義者於比利時機場遭警察粗暴對待

比利時「左翼學生行動」現正於魯汶市舉辦國際夏令學習營。來自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雲集當地，參加這項為期一個星期的活動，進行政治討論、教育和經驗交流。當中獲邀參加的一名香港代表林子龍（Jaco），活躍於中港民主運動，在布魯塞爾機場入境之時遭受到無理而粗暴的扣查。而他所攜帶的政治宣傳品，包括T恤、USB手指等亦被海關沒收。當林詢問有關方面的依據的時候，更被警方再一輪粗暴對待，包括全身搜查。

我們就事件訪問林子龍。

「我從香港出發，經伊斯坦布爾到達這裏，參加左翼學生行動的夏令營。在布魯塞爾機場，海關攔截我並要求我打開行李。他們搜出行李中印有『socialistworld.net』的T恤，還有刻有馬克思語錄的USB手指。他們指控我攜帶這些物件去進行商業行為。而作為一名政治活躍分子，我只是參加一場政治會議，並與其他朋友交換這些政治宣傳品。

「由於我問了太多問題，他們召喚了警察。警員隨即要求了我交出電話，我嘗試關掉手機，他們就說我在『反抗』。他們也就更粗暴地把我扣上手銬，並帶我到另一間房間，要求我脫掉衣服作全身搜查。」

「之後他們詳細審問我所屬的組織，及其政治思想。不過我帶來的社會主義T恤和馬克思USB手指都已經顯示了我的政治立場。警察懷疑我屬於極端組織，我則解釋我曾活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而看來他們覺得這樣也有問題。警察說這並不關於民主權利，而是有關非法行商。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的話，我要回去香港。」

「他們總共扣留了我兩小時，並斷絕了我跟我比利時同誌的聯絡。雖然我不斷要求，他們依然沒有向我發出官方文件。最後他們要我簽署一份文件，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究竟是寫的是法語還是荷蘭語。他們說我要贖回那些被沒收的物件，需要繳付超過500歐元的稅款。就只是30件T恤和多個USB手指，這個稅款甚至比物件原本的價值還要高，完全是不合理！」

「比利時與中共專製之間的經濟利益顯然影響到民主權利。比利時當局不但沒有向中國施壓保護人權，他們更學習了中方打壓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手段。我當然希望可以取回所有物品，來跟其他參加夏令營的同誌和朋友們分享。而比利時當局也應該為他們的政治打壓暴行道歉。」

政治篩選不斷　立會選舉淪為鬧劇

九月四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日，但今屆與過去不同，隨著社會反對政府情緒日益高漲，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確認書」，並聲明擁護「基本法」及「一國兩製」。至今已經有至少六名候選人因被指不擁護基本法而遭取消參選資格，包括於二月立法會補選時奪得超過六萬票的梁天琦。這是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立會候選人因為政治立場原因被褫奪參選資格，是公然的政治審查行為。社會主義者雖然不支持極右民粹派，但對政治篩選表示強烈抗議。

專製政權利用政治篩選來打壓本土派，反而會讓他們得到更多同情。香港民族黨這個被傳媒嘲諷為「一人黨」的組織，在事件後號召了數千市民於金鐘集會，證明了梁振英就是港獨最有力的鼓吹者。

今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指責候選人支持港獨而不擁護基本法。但對梁振英來說最重要不是要阻止本土派當選，而是開一個先例，日後讓政府更大力操控議會選舉。

政府未來可以依樣畫葫蘆指所有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國安法）的人不能夠參選。實際上，基本法是一部由中共與港英資本家製訂的憲法，而且十分傾斜於資本家，例如基本法內就明文香港必須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第五條），政府財政需要維持低稅率政策（一百零八條），而立法會議員又不能夠提出任何增加公帑運用的議案（七十四條），雨傘占領所反對的特首假普選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四十五條）。社會主義者反對上述所有的基本法條文，根據政府的邏輯，可能一樣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社會主義者並不支持「本土派」，尤其是他們一些排外、反基層勞動者的主張，譬如反對全民退保、反對租金管製等。但是，專製當局由上而下的政治篩選只是為了進一步操控選舉，令立法會最終淪為橡皮圖章，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統獨自決問題乃一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如果大多數港人認為有獨立的需要，社會主義者予以支持，並將之連結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審查使當局撕掉謹余的民主面紗，更證明了中共專製一天存在，香港要實現民主是難過登天，獨立亦然！不幸的是，無論是泛民主派對中國民運只是表達口頭支持，而本土派更是反對中國民主，兩者都不會爭得真正的民主或自決權。現在的當務之急，勞動者和受壓迫的大眾要組織起來，反抗作為資本和中共傀儡的香港政府，並且連結中國的工人民主鬥爭，推翻中共暴政。

澳洲：難民待遇不如畜牲

《英國衛報》披露了超過兩千多份的報告，揭發澳洲的私營離岸難民營，特別是位於太平洋上島國瑙魯共和國的難民營，存在虐待難民的極端狀況。正當香港右翼建製派鼓吹澳洲模式的難民營時，此報告作出了斬釘截鐵的回應。

事件極其嚴重，且牽涉廣泛層面：難民遭襲擊、難民兒童遭虐待、年輕女性遭性暴力和性虐待、自殘、自殺和試圖自殺，以及生活條件惡劣。除此之外，他們被剝奪了醫療的權利，上廁所的次數受限製，蟑螂等害蟲在住處滋生。

尤其是難民兒童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衛報》披露大約51.3%暴力、虐待等事件是針對兒童的，包括被警衛毆打面部，以及提供性服務換取數分鐘的淋浴時間。

2014年9月，在其中一個難民營裏的教師指出，有一名年輕女性難民要求淋浴時間由兩分鐘增加至四分鐘。報告指：「在以性服務為交換條件下，她的請求被接納了。對方是一名男警衛。她沒有說最後有沒有發生性行為。警衛想觀看男或女洗澡。」

兒童精神備受創傷，還要面對更悲慘的情況。一名女童把自己雙唇縫上以示抗議，受到了警衛們的無情嘲笑。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情報是由難民營裏的雇員自己提供的，當中包括教師、警衛、醫護人員、行政管理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超過100名難民營的現任或前任工作人員，最近發動了一場抗議，要求將難民遷離營地，因為兒童的生命已被「摧毀」。

從悲劇中收割利潤

這些離岸難民營由澳洲承包給私人公司Broad Spectrum及其分包商威信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營運。公司宣稱已經改善了難民營的條件，提高了難民的生活質素，但事實卻剛好相反。較早前的報道揭露，難民營充斥著欺淩，設施簡陋，並且曾發生多宗自殺案，自殘行為亦相當普遍。很多難民被關押多年，造成極為嚴重的心理疾病。

香港種族主義政客葉劉淑儀、梁美芬之流所倡議的，就是這種不人道的離岸禁閉營。建製派政客打著「反對假難民」的選舉議題，用以掩飾他們的親財團、親專製立場。

在澳洲，難民營每年花費納稅人大約七十億港幣，就像香港的私營公司靠取得政府合同營運公共服務，成本往往由公帑埋單。

澳洲政府一直竭力掩藏難民營的實況，這些流出的消息嚴重打擊了政府。政府宣稱，消息屬於「無法確信的報告、陳述和宣稱，而不具有真實性」。然而，面對愈來愈廣泛的批評，這不過是笨拙的說法。但單單口頭批判是不足夠的。

全球充斥著不人道的難民政策，社會主義行動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結束這種暴政而鬥爭。無論是資源短缺還是恐怖主義，資本主義造成的大量災害，但責任卻被嫁禍到難民身上。建製派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和反難民宣傳，合理化其加劇貧富懸殊的政策。當今發生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之失敗，是因為這製度造成不停的戰爭和侵略，是因為跨國企業不惜任何代價追求利潤。

為了對抗這一切，必須建立一場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團結運動，為所有被壓迫的群體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立法會選舉：選民踴躍投票　抵抗中聯辦選舉機器

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選舉。雖然選舉成績結果錯綜復雜，但總的來說建製派受到了挫敗。梁振英未能剝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也未能削減反對派（尤其是拉布派的議員），而且讓自決派及本土派這一不穩定因素進入議會。下屆立法會將會更難被政府控製，他的選舉攻勢可謂全盤失敗。梁振英將更不受傳統資產階級的信任，連任將會受到來更大來自社會乃至資本家的阻力。

最終投票率高達58%，打破了香港選舉史的紀錄。在投票日晚上多個票站大排長龍，不少選民等待至淩晨才能入場投票。梁振英在選舉前多次向民主權利宣戰，先有篩選「港獨」候選人，再禁止校園討論港獨，加上投票當日建製派各種種手法，反倒激起選民的投票意欲。

反對派（包括泛民、自決派及本土派）共獲得19席直選議席，建製派則獲得16席。政局愈來愈動蕩，舊政團紛紛出現分裂和危機，而新勢力也往往內部不穩、曇花一現。上屆的「激進票」（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共26萬張，今屆增加至接近51萬張（計算激進泛民、本土派及自決派）。溫和泛民方面，雖然民主黨和公民黨在直選保住了每區一席，但工黨的直選議席由三席減至一席，而民協失去全部議席，陷入滅黨危機。

自決派及本土派的選票加起來有約19%，成為了立法會內一股新勢力。但這股勢力的內部矛盾卻是各陣營中最尖銳的。極右的本土派雖然獲得了三席（約10%選票），但熱普城聯盟的「教主」黃毓民落選，對他們帶來了一擊重挫。本土派進入議會後，將不能像以往單靠批評泛民獲得支持，其右翼的投票取向會曝露於民眾面前。此外，在投票前的一星期，本土派內部出現互相攻擊，可見其內部極不穩定。這些都是本土派將會受到的現實考驗。

現在還不能排除當局會取消本土派的當選資格，當然這做法會引起激烈反對。正因為梁振英不斷攻擊本土派而令他們坐大，所以愈來愈多人相信：政府剝奪六名本土派候選人的資格，是為了讓其余入局的本土派參選人得到社會同情，以利用他們來分薄泛民主派的選票。

代表「自決派」的新界西朱凱迪、九龍西劉小麗及香港島羅冠聰成功當選。三張新面孔進入立法會，代表著香港人求變心態。三名候選人都靠突出「單一議題」勝出，卻避開提出完整政綱這一被視為「過時」的做法。此外，三人都沒有成形的組織，比以往的激進派更強調個人色彩。他們都迎合了普遍選民在雨傘運動後的抗拒政黨、偏好所謂「政治素人」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在選舉中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候選人，並集中於新界東為梁國雄（長毛）拉票。長毛連任為重建民主鬥爭邁前一步。當今動蕩的政局更突顯出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需要，以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結在一起，從而擴建公共服務、解決住屋及就業問題。

香港立法會選舉改寫政治版圖

立法會選舉於9月4日舉行，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選舉。選民改寫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並狠狠教訓了政府一頓。即使梁振英故作鎮定，選舉結果造成的沖擊是不容小覷的。反對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製派無法奪走其否決權，全面控製立法會。去年，反對派運用立法會否決權擋下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與中共政權一直想除去這顆眼中釘。

建製派的得票率從2012大選的44.1%跌至40.3%，這些數據不能比照其他國家選舉的讀法：因為香港並非民主社會；立法會基本上是跛腳鴨，僅有一半席次為直選，所以建製派必然取得多數議席。在有利的條件下，他們今次贏得的席次並不夠多。

立法會選舉本身就充斥操控與扭曲：服膺於財團利益的「功能組別」，由裙帶利益網絡組成的配票機器，但建製派仍是慘淡收場。正在尋求連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對今次強差人意的選舉成績，將會成為被怪責的主要對象，本已犯眾憎的他再次受到沖擊。

今次投票率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會直選開始以來的最高。由於選民害怕反對派選舉失利，在最後時間湧到票站投票，最後高投票率粉碎了親政府陣營精心布陣的選舉機器。按規定投票應於10點半結束，然而許多選區在最後一小時湧現人龍，部份票站被迫開放至清晨2點。

除了建製派未能褫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之外，由於梁振英打擊民主的惡行，製造了政治兩極化及民怨沸騰，反對派相對穩定的格局已經一去不返，而變得更為動蕩不穩、碎片化和不可預測。

新興反對勢力在選舉中崛起，在建製派與傳統泛民之外，出現了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社運年輕人。各個新人並非同一陣營，而是屬於從極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種派別。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稱為「自決派」的激進社運人士。但他們有個共通點：被視為更加激進勇武、挑戰中共專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選擇。

「溫和派」人氣銳減

選舉結果反映了傳統「溫和派」的徹底幻滅。前年的雨傘運動未能取得北京的絲毫讓步，最後在失望與挫折中落幕，成為了其中一個轉捩點。

工國委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與中國支部一直解釋過：民主鬥爭若果不力圖打破資本主義製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專政與壟斷資本主義共同統治香港，我們需要一場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會主義政策來破除這個製度。資產階級泛民相信民主與專製能夠在一國內並存，但所有歷史都反證了這一點，其中一方必須垮下來！

曾經在反對派占壟斷地位的傳統泛民，如今在立法會卻僅剩11個直選席次，而「激進派」各方則共占8席。多名泛民資深議員沒有連任，民協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會。工黨則從上屆的3席直選議席變成1席。在雨傘運動後，有溫和派人士組成兩個「中間派」新組織，希望讓與中共協商的路線復活，但選舉成績卻不盡理想，沒有拿到任何議席。 據《南華早報》所述：這個現象「再次證明在急速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溫和派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

鎮壓加劇

因此，選舉成績表明群眾強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幹預，並尋找更具戰鬥性的新反製策略。今年發生的種種事件，令人們更擔憂中共逐漸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諸如五名銅鑼灣書商遭綁架，並囚禁於中國；警察暴力引發了一場暴動，為五十年來首次；港獨派的梁天琦在暴動後的補選獲得6萬6千票等等。

立法會選舉開跑時，包括梁天琦在內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參選，理由是主張港獨有違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動後，我們曾說梁振英成為了本土派在補選中的助選經理。他越大力攻擊本土派，他們的聲望與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選舉對本土派的攻擊變本加厲，讓他們的候選人獲得23萬7千票（11%），並首度進入立法會。政府封殺獨派參選人，被視為對民主權利的嚴重打擊，因而引起了強烈的政治反彈。事件成為了本土派當選的關鍵因素。

激進勢力總共獲得了超過56萬7千票（25%），超過上屆選舉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加起來的激進票（26萬）的兩倍。傳統泛民則獲62萬5,600票（27%）。親政府的陣營獲得87萬1,016票（40.2%），而獨立候選人（建製派占多）則獲10萬3,334票（4.8%）。

這對中共專製政權而言是慘痛的教訓：它的強硬態度反而為上次選舉時幾乎不成氣候的政治勢力奠定了群眾基礎。

「激進派」奪得25%選票：

本土派奪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決派奪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聯盟奪兩席，156,019票（7.2%）

*人社聯盟有時被歸類為泛民。

反政府陣營的版圖全面改變，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證據。一些在上屆選舉還沒出現的勢力，在今屆獲得廣泛支持，是政府強硬專製統治的結果。

立法會的反對派新人座落於整個政治光譜，屬於「一人黨」人士或「無黨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場很不同，分別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環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們都主張「民主自決」，刻意地含糊其辭，但他們不主張反對外來移民，而且會被本土派攻擊為「左膠」。在雨傘運動失敗後，政治版圖變遷的過程十分錯綜復雜，而且充滿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響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選項，以及欠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

本土派得勢，然後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派出兩條對立的名單參選，結果分別奪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不代表他們主張的反移民右翼立場具備堅實的群眾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會出現更有凝聚力的組織或政黨。本土派會繼續作為一股具網上動員力的潮流，而非穩固的群眾運動。

特別在年輕世代廣為傳播的仇恨內地人情緒，無疑是本土派獲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兩個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獨支持度升溫，盡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確主張港獨，又例如經常不加解釋地使用自治及自決等詞語，故意把議題模糊化，但他們目前仍對港獨握有壟斷權。第二則是本土派虛有其表的激進形象。

三名本土派議員進入立法會後，將會面對公眾壓力，要表現得更為與別不同、更為勇於對抗政府。目前看來他們沒有什麽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會議員被問到會如何抵抗政府時，表示他們會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東的梁頌恒則表示會占領立法會主席位。

這兩招都不是什麽新策略，社民連梁國雄（長毛）等人已經用過。除非有大型民主運動在立法會外配合，這種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但沒法提出一個鬥爭的綱領及方法，而他們的種族主義立場會成為建設運動的嚴重障礙。

港獨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調顯示，超過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獨立，年輕受訪者的數字更上升至40%。不到幾年之前，港獨的聲音可說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鐵腕策略之下，卻成了香港政治永遠存在的元素。不過，在近幾次選舉中，選民為了對政治篩選與政治迫害表達抗議，即使不支持港獨也票投本土派候選人，另外也有選民認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還擊。

社會主義者支持自決權（一個現在常遭誤用的詞語），包括順應多數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獨立。任何獨立鬥爭都要連結到反資反帝的鬥爭，團結境外更廣泛地區（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勞動群眾，才有成功的可能。這個問題之所以極為復雜，絕不只是關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類的論戰（事實上獨立小國的確存在），而是關乎港人基於各種理由不支持獨立，尤其是港獨可能引來北京的武力鎮壓。

很多年輕人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總結到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實現民主，於是走向支持港獨。這也是各本土派組織持有的論點，然而他們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戰略來達成其目標。中共專製這個核心問題如何解決？如果北京拒絕讓香港行民主選舉，又怎麽會同意獨立呢？將「民主」變成「獨立」並不會抹去核心問題：全球最大的專製政權、第二大軍事強國壓在我們頭上。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解釋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將香港的鬥爭連結到中國大陸正在萌芽的群眾運動、連結到整個亞洲，推翻資本主義與獨裁製度，並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會主義行動在今次選舉為社民連的梁國雄助選，支持這位真正左翼的少數代表。在錯誤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選民相信他相當穩陣，因而轉投其他反對派候選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屆的35,595票，幸能僅僅保住議席。

雨傘運動後香港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有些是反動的，有些是絕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亂，是一種對舊路線的強烈抗拒。但要建基於這形勢，並把不滿情緒引領至一場成功的新民主運動，需要建設強有力的工會及工人群眾政黨。過去一切歷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證明圍繞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是打倒獨裁政權的決定性要素。

統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尋求明年3月連任特首。雖然只有1,200名特權選民有權投票揀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統治階級內部也愈來愈反對梁振英，將政局不穩歸咎於他的硬派作風；也因為梁振英將中國大陸財團的經濟利益置於香港富豪之上。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的中共政權，尚未宣布其屬意人選－－究竟是要擁護梁振英，或者更傾心於其他新面孔，例如較親港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緘默，可能與中共內部權鬥激烈有關，因為習近平搶在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前鞏固權位，也因為要等立法會選舉結束後才要評估態勢。

斯諾登感謝香港難民的協助

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斯諾登揭露美國收集情報的惡行，及後逃至香港避難，期間藏匿於難民的居所。一直備受港府歧視和抹黑的香港難民，成為了全球新聞故事的英雄。

斯諾登在2013年5月潛逃香港，揭發美國政府對全球的大規模竊聽和監控，對象甚至包括120多名國家領袖，例如法國、德國、巴西及墨西哥。

斯諾登在香港最初向聯合國尋求庇護，但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苛，他和許多其他難民一樣最終都失望而回。當時他十分擔憂被美國當局追捕，有機會像李波等人被中共違法綁架一樣，甚至遇上更惡劣的狀況。美國也可用法庭引渡他回國。

後來，他戴著黑帽墨鏡，在一名知名的難民人權律師陪同下去到深水埗，藏身於香港的難民社區之中。

對於難民冒著人身風險，即使物資匱乏卻仍慷慨援助他，斯諾登表示感激。最近他在Tweeter發帖寫道：「三年前這幾個勇敢的家庭保護我藏匿香港。至今他們仍在等待庇護。」

菲律賓難民Vanessa：「我讓他睡在我床上。」

來自菲律賓的尋求庇護者Vanessa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也活躍於難民聯會（一個於2014年成立、捍衛難民權利的組織），她是其中一位接濟過「全球第一通緝犯」、泄密者斯諾登的無名英雄。在斯諾登告密震驚全球後的首幾天，他住在Vanessa位於深水埗一所狹小的單位，居所還有她的母親和女兒。

「我的天啊，全球第一通緝犯竟然在我家中！」Vanessa接受英國《每日郵報》訪問稱，她看到他的照片遍布各大報章，才得知那個客人的真正身分。

Vanessa形容斯諾登當時顯得相當哀傷和擔憂。「他沒有什麽衣服，所以我們幫了點手。」她甚至讓出自己的床鋪來讓他好好休息。「我們為他煮食，幫他購買所需的電腦用品。」她更笑說他愛吃麥樂雞！

斯諾登也提及了他對在成為國際通緝犯之初，為他雪中送炭的難民朋友之感受。「要不是他們的恩情，我的故事結局很可能會不一樣。他們教懂了我，無論你是誰，無論你擁有什麽，有時候一點點的勇氣都足以改變歷史。」

正當由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執導、哥頓．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主演的電影《斯諾登風暴》即將上映之際，斯諾登在香港藏匿的經歷將會浮面。

不斷抹黑難民為「罪犯」和「假難民」的香港政府，同樣沒有為斯諾登提供保護，反而是社會上最貧困、最備受壓迫的一群對他伸出援手。

「保衛斯諾登」

2013年5月，社會主義行動聯同其他18個團體，組織「保衛斯諾登」的千人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是遊行的第一位發言者，我們並派發了數以百計的傳單，要求香港政府為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向港府施壓，尋求當局將其引渡回國。我們在傳單中解釋道，無論是中國抑或美國政府都不可信賴，皆因兩國都在大規模地對人民作出非法監控，以保護權貴的既得利益者。

斯諾登告密的要點：

美國主要的電訊公司及科技公司為國安局提供所有客戶的通話紀錄。
情報機構猖獗竊聽其他國家政府首腦
國安局動用高級駭客團來進入全球的電腦
國安局每天竊取全球2億條短訊

候任議員朱凱迪受死亡威脅

高票當選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的朱凱迪受到死亡威脅。他在當選後數天，在警署外召開記者會，聲稱在當選以後收到死亡恐嚇，威脅到他本人及其家人，因此報警求助。事件令人憂慮香港政治暴力不斷升級。9月11日將會有聲援朱凱迪的集會。

朱凱迪在選舉工程中，打著「反對官商鄉黑」的旗號，挑戰新界鄉事勢力的利益。他過去活躍於鄉郊土地運動，曾經與村民對抗發展商強行收地、揭發承建商在天水圍非法倒泥等。他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自己因元朗橫洲村興建公屋事件多次受恐嚇。有傳他今次觸動鄉事派神經，是因為掌握了新界原居民的「套丁」資料。

梁振英對事件表示重視，，但朱凱迪之前低。建製派新界西候任議員何君堯表示：「你知道有人販毒，你會不會周圍同人講你知道邊個販毒？」這就是鄉事勢力的嘴臉！

梁振英上任以來，黑幫勢力愈來愈活躍於政壇。雨傘運動期間更出現黑警合作打壓占領人士。今次事件證明，香港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了！

鄧美晶港鐵案──「法律面前，窮人含忍」

9月2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於港鐵九龍塘站攜帶3枝白色膠棍，超出130厘米的長度限製，並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分證，被港鐵票控「攜帶禁止攜帶的行李」及「沒有提供身份證」兩項罪名。

她於在屯門法院被裁定兩項傳票罪成，共罰款2000港元。判決當日，她在法庭上高呼「法律面前，窮人含忍」，怒斥法律只是保障權貴的利益，表示不服判決。

鄧美晶辯稱，港鐵規列限製單邊行李長度限製為130厘米，是全世界最嚴苛，根本不合理。同為港鐵公司營運的深圳地鐵龍華線、以及斯德哥爾摩的地下鐵、澳洲墨爾本鐵路，行李限製都遠較香港寬松。雖然港鐵專家證人沒有就此提供反駁論點，但裁判官卻說「不能一概而論」。

港鐵曾傳召其雇員陳新國以所謂「專家證人」身分上庭。陳稱根據專家報告，一個乘客如果舉高旗桿有可能會造成觸電。鄧美晶反問，那麽一個成年人在港鐵內抱起一個高過130厘米的小童，也有可能會造成觸電，為什麽港鐵附例沒有禁止乘客抱起。

港鐵年賺百億，但民脂民膏卻用於欺壓市民，竟聘用八人的律師團隊（當中包括大律師張錦榮）控告一名自辯的市民。港鐵害怕今次打輸官司的話，等同去年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製是打壓小市民的做法。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檢控。

鄧美晶表示，在她於粉嶺裁判處上首次上庭否認控罪當天，庭上有其他三十多名同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從聆訊中得知，他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有長者為了謀生在港鐵站外擺賣。在香港被港鐵控告的傳票案，辯方並不能申請當值律師。很多窮人因為沒錢聘用律師，也害怕審訊過程影響家庭和工作，因此只能默默認罪。

鄧美晶不港鐵在2000年上市後，便以私人公司的模式運作，但卻有如警察般擁有公權力，可以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證。可見港鐵附例之不堪。

在港鐵霸權下被欺壓的窮人只會無日無之，社會主義行動一定要繼續抗爭！

梁振英會被北京紅牌趕出場嗎？

2017年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梁振英會否連任成為社會關註的焦點。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奇高，擊倒了建製派的投票機器，最後的成績單對梁振英來說是個大災難。梁振英在統治陣營裏的政敵更有牙力，遊說北京將他踢走。

曾俊華在杭州G20峰會與習近平握手，外界猜測中共為他的參選開綠燈。曾俊華營造「香港人」的形象以爭取民意支持，他與傳統資本家關系良好，又是「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主義者。另一可能的候選人曾鈺成，最近頻頻向公眾塑造開明形象，對民主派表示友好、對「港獨」年輕人表示諒解。

四年前的特首選舉中，唐梁之爭的激烈不但震驚了港資階級，也讓群眾看穿小圈子製度之荒謬而群起反抗。此後，唐梁兩營的裂痕沒有就此縫合，今屆選戰將會延續這場權鬥。過去四年中共派系鬥爭愈來愈激烈，香港特首選戰也會成為其戰場。

習近平發動猛烈鎮壓

梁振英的個人性格不是決定性因素。中共面對經濟衰退，習近平獨攬大權，對群眾運動發動猛烈的鎮壓，對待香港自然也不能放軟手腳，否則會有損其強人形象，在中共敵對派系面前示弱。因此，即使像曾俊華或曾鈺成這種較溫和的特首上任，他們在言辭上可能會較為溫和，但在關鍵的民主製度和經濟政策上與梁振英不會有大分別，更不可能令香港有長期穩定的局面。

過去五年梁振英執政下民怨騰沸，統治階級也忐忑不安。梁振英似乎仿效習近平，在換屆前采用了獨攬大權及民族主義這兩招來鞏固權力。他將行政權力集於一身，削弱任何製衡其權力的機關，例如廉政公署、司法系統和立法會。這做法將令行政機關更為僵化，要轉交權力至下任特首將更為困難。權力交接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公開的政治鬥爭。曾蔭權去年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成為香港史上最高級被控的前官員，而他的密友、同屬港英官僚系統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亦因貪汙而被判監五年。相信沒有讀者會天真以為這是為了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反貪運動」搬到來港，意味著司法機關更為直接由國家機器操控。

同時，他大力鼓吹愛國主義，利用反港獨議題來製造白色恐怖，也是令他集中權力的手段之一。八月底建製報章《成報》開始多日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推銷港獨，「事實上，『港獨』在香港並無『市場』，『大力打擊港獨』完全是偽命題。梁振英處心積慮助長『港獨』，以鞏固他和鷹派人士的管治權威。」

梁振英很可能樹立「港獨」的稻草人作為攻擊目標，企圖分裂反對派的得票，令部分選民被「極端分子」嚇怕倒向支持建製派，但這策略顯然帶來了反效果。港獨議題固然是政府打破普選承諾後民情反彈的結果，但也不能說是單靠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最終還是北京的鎮壓措施製造了這一只失控的「巨獸」。無論下屆誰任特首，這議題都會纏繞政府。

傳統資本家不信任梁振英能保衛他們的利益，而欠缺資本家支持基礎的梁振英只能依靠集中權力、依賴共產黨在港勢力來獲得支持。去年，李嘉誠被《人民日報》的社論批評「撤資是忘恩負義」。當然李氏撤資部分是因為經濟衰退的因素，但也涉及唐梁兩營的政治鬥爭。

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沖突

梁振英較為親近在港擴張的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發生沖突。在今屆立法會選舉，與唐營關系密切的自由黨打著「ABC」（Anyone but CY）的口號，打倒梁牌來爭取對梁振英不滿的中上階層的支持。

只要中共發號施令，選委會內的各派勢力最終都會團結起來，大比數投票支持中央屬意的候選人。但是，統治階級愈分裂的話，中共在政治分贓的過程中更難各方利益。現在各派都在組織自己的勢力來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中聯辦要避免任何一方勢力獨大，以較容易控製局面。《成報》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力捧契仔女搞『親西環黨』」、「撕裂建製陣營」，也是有其道理的。但這做法的代價是建製勢力走向碎片化，長遠造成不穩局面。

香港群眾在雨傘運動一度面臨失望與沮喪情緒，但中共及香港統治階級的分裂將力量對比有利於受壓迫階級一方，群眾必定會奮起抗爭，走出困局！

還我校園民主 捍衛言論自由

教育局最近下令封殺中小學校內任何有關「港獨」的討論，打壓教師及學生的言論與思想自由。局長吳克儉表示，即使在校外也不容許學生宣傳港獨，可以尋求警察「協助」打壓！此舉等同已在香港立法廿三條一樣。白色恐怖彌漫校園，學生和老師如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便面臨被處分、趕出校或辭退的危險。

2016年梁振英的打壓來勢洶洶，由銅鑼灣書店的書商被綁架、加強媒體的審查，到現在要鉗製校園的言論空間。學生絕不能容忍！

不許獨立思考

梁振英指，在學校裏宣傳港獨並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將討論港獨比喻為講粗口，屢勸不改會被踢出校。堂堂特首用「校規」來混淆視聽，合理化政治打壓，實在荒謬。政權不許我們思考、不許我們反抗，要學生做默守成規的奴隸，服從洗腦的機械教育！

由反洗腦教育到雨傘運動前的罷課，中學生一直是民主抗爭的先鋒，因此梁振英勢要除去這顆眼中釘！

梁振英政府專製獨裁，引致民怨沸騰，他愈要年輕人愛國，就激起更多「港獨」的情緒反彈。港獨勢力本來不存在，但梁振英卻弄假成真，現在全港「本土學會」紛紛在學校成立。

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港獨，都要學生組織起來，捍衛校園思想、言論和組織自由。為了拉闊抗爭戰線，不能局限於本土組織來發起運動。任何捍衛言論自由的學生都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抗爭：

先向同學宣傳及解釋->收集連署凝聚民意組織學生會議->共同決定抗議的行動計劃

如果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學生應該發動一天的罷課，作為將抗爭行動升級的起點，迫使教育局及梁振英讓步。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站在工人階級的一方對抗財團、反對專製。若要有足夠力量推翻一個統治13億人的中共政權，民主民生的抗爭不能局限於香港，而要串聯中國內地的民主鬥爭，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罷工力量。香港的群眾運動不能局限在香港一城。

我們敵人的爪牙遍及中港兩地，所以我們要跨境聯合鬥爭才會成功。中國與香港的群眾要團結鬥爭，而不是互相排斥分化，才能打倒中共的極權資本主義。我們一定要與中國乃至亞洲的勞苦大眾一起奮鬥，積極串聯各地的鬥爭，以推翻中共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這就是我們與本土派的分別。

我們主張：

梁振英下臺！吳克儉下臺！
討論港獨無罪，停止打壓言論及思想自由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印度：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

9月2日，多達1.8億的印度工人罷工，抗議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工會領導人稱這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一個雇主集團估計，這次罷工造成的損失高達1,800億盧比（216億元港幣）。

銀行、電廠、政府部門、公共交通、學校和醫院的工人都罷工，加入了示威。印度電視臺報道，在很多地方抗議者堵塞了鐵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工會聯盟稱，這次罷工反對莫迪政府自25年前開始追隨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全球化之路」。工會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到18,000盧比（2,160元港幣），提高退休金，並結束打壓勞權的法律。

自從新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被引進印度後，數以千萬計的印度工人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這是GDP以百分之七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背後的現實。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被勞動保護所覆蓋，但印度的資產階級還不斷削弱勞動保護。必要的社會公共服務開支卻被大幅度削減。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印度支部已經發起了每小時100盧比（12港幣）的最低工資運動，並強調今年早些時候在印度很多地方發生了充滿戰鬥精神的罷工，特別是四月份在班加羅12萬服裝業女工罷工。這場罷工是關於工人領取退休基的問題，大部分罷工的是非工會成員。這使國家和地方的工會人員徹底目瞪口呆，並且成功迫使他們迅速背離了莫迪政府的立場。

這些工會的官僚們，包括隸屬於印度共產黨的「印度工會中心」和「全印度工會大會」遠遠落後於工人在今次罷工中展示的憤怒情緒。的確，九月份號召的全印度的一天罷工，剛好在去年罷工一天後一年後，目的是為了緩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壓力，而不是為了動員工人將行動升級來挑戰政府的反工人政策。對於工會領導人而言，他們缺乏進一步行動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印度支部指出，工人階級的巨大潛能已經在這次罷工中展示出來。我們需要一個在群眾中紥根、內部民主化的工會運動，並采用一個清晰的綱領以反對莫迪政府，建立一個真正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取代被新自由主義資本集團主宰的「全國民主聯盟」和「團結進步聯盟」。

香港新聞短打

快樂地球指數　香港接近包尾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發表最新「快樂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140個國家或地區中，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獲評為「最快樂國家」。香港在140個地區中僅排第123位，倒數17位，比2012年的第102位下跌21名，亦是指數發表以來最低名次。

香港環境汙染惡劣，而貧富懸殊是發達城市中最嚴重。2016年政府數字顯示，香港每戶平均每月開支是2萬7千多元，特首梁振英卻說發表「9千蚊養家論」，說月入9千也可養得起一頭家。他自己月薪卻40萬，真的「堅離地」！面對著這種貧富差距，在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社會不平等下，香港人又怎會快樂呢？

家務勞工遊行爭權益

數以百計的外籍家務勞工在9月4日遊行到灣仔勞工處，要求當局提升家務勞工的最低工資以及提供更多保障。發起抗議行動的亞洲外勞協調組織（AMCB）指出勞工的工作安全問題，尤其是當雇主要求工人到窗外清潔玻璃，這項工作本不應屬於工作範圍以內。8月，一名35歲菲律賓籍的家務勞工在將軍澳工作期間墮樓身亡。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今年已經有至少6名家務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自殺死亡。

許多報導都指出香港家務勞工的困境。非政府組織正義中心（Justice Centre）發表報告，指外籍家庭勞工每天平均工作11.9小時，近72%工人的工資低於現時每月$4,210的最低工資水平。報告亦發現，約四成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亞洲外勞協調組織要求將外籍家庭勞工的最低工資調升至每月$5,000。

籠屋豪宅？

單位越細，利潤越大！香港住宅單位越縮越細。恒基地產在北角的新樓盤「尚譽」以天價390萬售出一個163平方呎的單位，其面積和一般停車位差不多，打破了香港島最細房屋的紀錄！

樓市放緩，但平均樓價遠超一般中產買家的負擔能力，在幾年前開始出現「微型單位」的趨勢。為維持銷售額，地產商開始將房屋單位縮小來吸引買家。跟租務市場的邏輯一樣，業主將單位分間成「㓥房」來獲得更多租戶和租金！這些單位小到只能擺放特製的家私，跟本不適合人類健康居住。

不過根據測量師行仲量聯行，地產商正不斷建造微型住宅，每年平均建造量是十年前的三倍。香港資本主義地產霸權底下，盡是這些根本負擔不起的微型房屋！

空間被私有化了！

香港公共空間嚴重缺乏。一項研究分析各個城市，發現香港人均公共空間僅2平方米，即只相等於約一副棺材或一個廁格的大小！對比國際，香港公共空間少得可憐：新加坡有7.5平方米，約三分二個私家車位；紐約有29平方米，幾乎是香港15倍，約等於一個310呎單位。

為了讓財團牟利，香港每寸土地都變成私家用地，如商場、酒店、地鐵上蓋私人住宅平臺等，令大眾不能享用。大型商場為了強迫市民消費，鮮有設立公眾座位；在炎炎夏日，一些貧困老人為了節省冷氣費，又不想到公園日曬雨淋，唯有到附近地鐵站的窗臺休息，卻經常被保安和職員驅趕！不只土地、住屋、食水，資本主義連空間都要私有化了。

抹黑難民運動失敗

一項新的調查發現，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該調查由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進行，結果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26%）受訪者支持興建難民禁閉營。在葉劉淑儀、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不斷煽風點火下，26%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

有更多市民支持難民擁有工作權（32%）。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兩年。研究人員指出，大部分人對難民持有中立態度。可見，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社會主義行動活躍於難民抗爭，並主張所有勞動人民團結鬥爭，共同捍衛就業機會、住屋，以及爭取增加公共服務資源。

影評：《斯諾登風暴》揭露美國的「深層國家勢力」

三年前，「告密者」斯諾登揭露了政府龐大的監視活動，包括每天收集兩億條短信。如今上演的《斯諾登風暴》可謂在美國「深層國家勢力」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激怒了其代表。在電影裏，斯諾登說，他明白美國情報機關為什麽入侵中俄的電腦系統和監聽電話，但入侵奧地利的又如何解釋呢？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副主任克裏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抨擊這部電影「荒謬」。是的，他當然會這樣說。斯諾登目前居於俄羅斯（他沒有如一些報道所說去尋求庇護，也沒有獲得庇護權）。他一旦回到美國，就可能被控「間諜罪」而判處三十年監禁。

監控無孔不入

這部電影沒有教我們什麽新事物，但用了不太沈悶的語言告訴我們，全球性的監控無孔不入，確實令我們不安。這部電影若能向公眾範圍傳播這種意識，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如電影所演示的那樣，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機或者手提電腦，都可能被入侵並轉化成為一個監視設備。斯諾登應對的辦法是把手機的攝像頭貼上膠布，並放進微波爐裏（似乎是很實用的做法）。在小布殊總統任期和「反恐戰爭」期間，禁止竊聽的法律被廢除，並以秘密法庭製度取而代之。面對著這個不受民主監督的系統，斯諾登愈來愈感到恐懼。

電影用圖文表現美國國家情報局如何利用臉書或者谷歌等日常科技來進行監控。戲裏的一幕，斯諾登入侵一個十多歲女孩的臉書帳戶，並提取了一些信息，結果令她企圖自殺。擔任電影非官方技術顧問的斯諾登，及後公開承認電影情節太過貼近現實，因此令他感覺不舒服。

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以及美國中情局和國安局，才是電影裏的超級惡棍。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樣，國家是一個特殊的武裝隊伍，包括監獄等等，目的是讓主宰經濟的階級壓迫其他所有階級。在我們的時代，這個特殊的武裝隊伍獲得了網絡科技的戰堡。

因此，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在美國的組織「社會主義替代」要求解散美國國家安全局，廢除《愛國者法案》等反民主的法案。工人和年輕人要為了全面民主控製政府和國家機關而戰鬥，以廢除現有的由精英操控的不民主體製。

奧利弗‧史東向來以拍攝批判美國建製（尤其是軍事政策）的電影而著稱，包括《華爾街》，《七月四日誕生》，和《薩爾瓦多》等。《斯諾登風暴》是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的製作面對美國電影界的反對。「大製作公司都不接這部戲」他說：「基本上存在一種恐懼，不敢提及那個故事。」導演不得不轉向德國和法國籌集拍攝電影的資金。

主角喬瑟夫‧高登－李維是一名既出色、又有點偏執的電腦癡，堪比朱克伯格。這部電影涵蓋了2004年至2013年，從斯諾登開始成為國家安全機器一員（他在不同時期分別受雇於美國國安局、中情局和私營安全承包商），直到他作出重大決定，攜帶數千頁機密文件逃亡香港。

斯諾登的政治轉變

電影描繪了斯諾登從維吉尼亞洲開始到瑞士，再到夏威夷的非常政治旅程，由他從布殊戰爭政策的支持者，到因奧巴馬政府未能帶來任何改變而絕望，成為了一位告密者。這部電影加插了真實的新聞片段，當中奧巴馬聲稱主張政府增加「透明度」，實在相當尷尬。2004年斯諾登加入了陸軍特種部隊，他相信這是「幫助人民擺脫壓迫」的好辦法。在安全機構內部，斯諾登發現他的政府恰恰做著反對自己人民的事情。他描述美國國安局的行為是「民主的存在威脅」。

斯諾登的政治理想很難被壓製。根據盧克‧哈丁的書本描述，斯諾登傾向自由主義右翼政客羅恩‧保羅（美國共和黨政客，在1998、2008和2012年三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甚至在2012年捐款支持他的競選活動，之後斯諾登決定同美國安全當局決裂。

美麗華酒店

電影的很多鏡頭在香港的美麗華酒店拍攝。斯諾登在此處把大量的電子文件交給英國《衛報》的格倫‧格林沃爾德（由紮克瑞‧昆圖[Zachary Quinto]飾演）和伊萬‧邁克阿斯克爾（湯姆‧威爾金森[Tom Wilkinson]）。奧利弗‧史東的作品是電影《第四公民》為基礎的。後者為獲獎的紀錄片，由在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執導，梅麗莎裏奧（Melissa Leo）主演，整部戲於2013年在美麗華酒店內拍攝。

《斯諾登風暴》的首映剛剛上畫，社會主義行動安排了多位難民入場觀賞，以突顯八位尋求庇護者在保護斯諾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斯諾登的泄密文件由英國《衛報》記者公布後，他被迫裝扮成一名電視攝影記者，偷偷走出美麗華酒店，並向在港的難民中尋求隱身之所。這一幕也出現在電影裏。

出席電影首映禮的難民包括，來自菲律賓的雲妮莎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來自斯裏蘭卡的難民阿吉特（Ajith）。對於雲妮莎和阿吉特來說，他們在2013年英勇的行為沒有為其家庭帶來任何改變。「就像斯諾登一樣，他們沒有國籍」，斯諾登的律師文浩出席首映禮時說道。

不僅斯諾登公開表示支持在港難民，喬瑟夫‧高登－李維也在臉書和推特上發表聲明，支持我們在香港聲援斯諾登和難民的示威。電影末段出現2013年6月社會主義行動有份協辦的保衛斯諾登遊行，我們的橫額也出現在其中一幕。

赦免斯諾登

電影上映的時間，剛好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即將屆滿，社會上出現了要求總統赦免斯諾登的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曾經多次提出這點，包括歐洲議會的前任議員以及愛爾蘭議會現任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電影無疑會引起公眾關註這議題。在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之中，目前只有綠黨吉爾‧斯泰因（Jill Stein）支持赦免斯諾登。

特朗普（Donald Trump）聲稱自己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系良好，有助於兩國達成協議，以間諜罪將斯諾登引渡回國審判。三年前希拉裏說斯諾登是一個「雙手沾滿了鮮血的叛徒」，但迫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競選運動帶來的激進浪潮，她淡化了立場，說斯諾登必須「承擔責任」(？)。

這些問題曝露了資產階級建製的雙重標準。歷屆美國總統都赦免了不少惡棍：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尼克遜；喬治布殊為做偽證罪被判七年的「滑板車」路易斯‧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減刑；嘉能可公司創辦人裏奇（Marc Rich）因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逃稅案而被通緝，卻獲得克林頓的赦免。

徹查智障女子被奸案　嚴懲性侵罪犯！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強奸智障女院友，但律政司因為受害者精神狀況不宜出庭而撤銷控罪。張健華被揭發多宗涉嫌性侵其他智障女院友的案件。事件引起全港市民震怒，公眾質疑為何在證據足夠的情況下仍未能將罪犯製裁。社工及市民發起了連串行動，社會福利署最終在社會輿論及群眾壓力下，決定對康橋之家院釘牌。

製度性壓迫

事件反映這些悲劇只是冰山一角，揭露了今日製度下對殘障人士的嚴重壓迫，令他們在受到性暴力時如此無助。這包括了政府的公營殘疾人士院舍嚴重短缺、社會福利署包庇違法院舍而疏於監管及執法、司法製度無法保障性暴力受害者等。

21歲女受害者為智障人士，被性侵時住在康橋之家，受害人指，院長張健華曾用陰莖插入其下體，後來又給她糖果以圖平息事件。院友親人發現後報警，警方在院長辦公室內找到有張健華DNA的精液和事主DNA的紙巾，張被控「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非法性交罪」。但受害者因為智障及患上創傷後遺癥，被評定不宜出庭作供，最後律政司決定撤銷控罪。法官陳廣池亦指出，這是社會和事主的「不幸」（!!），好像說到是一件意外似的。事實上這是資產階級司法製度造成的人禍。

然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被告張健華為涉案校舍的院長，亦是社工，曾於2002至2004年被指非禮兩名21及35歲嚴重智障女院友，被控兩項非禮罪，最終法官認為兩名女院友證供前後矛盾，基於「司法製度要寧縱毋枉」原則，裁定張無罪。

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　智障人士 不被充份保障

這宗悲劇揭露了製度性的壓迫，在現今的法律製度下，性暴力受害者毫無保障。即使搜到足夠物證，法庭仍然由於事主不能出庭作供而終止審訊撤案。這種法律製度明顯讓有表達能力障礙的人士無法得到公平的對待，罪犯可利用智障人士無法上庭指證的弱點從而脫罪。

現時的法律程序規定，受害人出庭作供前須經雙方律師盤問，但受害人因心理創傷無法出庭。外國法律製度則可由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代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出庭作證，相較之下比香港能保障智障人士。澳洲、英國等國家，智障人士在無能力作供的情況下，曾聽過受害人口述消息的人士亦能代表上庭，也有一些建議第三者作供，或安排心理學家進行心理分析。

法院的盤問過程迫使受害者不斷重覆自己被侵害的經過，以及將受害者的過程曝露於公眾面前，即使是心智健康的受害者也要承受巨大壓力，因而往往害怕審訊而不敢報警。受害人往往在法庭中處於弱勢。

八個月六人死亡　康橋慘劇反映社署包庇惡行

事件揭發了政府及社署才是包庇性暴力的元兇，長年縱容私人的院舍違法，並無所監管，只求將社會服務推給私人企業，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才能讓性暴力罪犯為所欲為。

康橋之家院舍被揭發原來在八個月內，已經有六名院友因不同原因死亡，剛剛八月底便有一名十四歲自閉男院友墮斃，但社署卻對此事毫無反應。而前院長張健華2014年已因涉嫌性侵智障院友被捕，但2015年10月，康橋之家仍然被社署獲批為期18個月的豁免證明書！此舉等同包庇助長院舍的惡行，讓智障人士繼續在惡劣、不人道的環境下生存！

公共院舍短缺　智障人士被迫選擇私營院舍

社署在續牌時，明顯沒有將性侵案件考慮在內，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不想負責，若果吊銷康橋的牌照，便需要安置其數十名院友。社署不想做事，便馬虎了事續牌予康橋之家！

本來應該是公營的公共服務設施，就是因為政府不願提供足夠的公共院舍，才變成今天眾多無監管的私營院舍，以牟利為目的，為了最大化利潤而節省成本，智障人士只是他們的發財工具！有康橋之家前員工揭發院舍長期人手不足。在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智障人士、私營護老院的長者、都不被保障，只是企業賺錢的工具。不能相信資產階級法庭能保障性侵受害者的權利，需要由下而上抗爭的社會壓力抵抗不公義的司法製度。

我們主張：

重新審理案件，由受害人家屬、院友、醫生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
立即吊銷張健華社工牌照，嚴懲性侵罪犯
全面公營護理服務、醫療系統，結束私有化及外判，保障所有病人及殘疾人士

抗議西班牙領事館暴力及搶劫行為

10月24日中午十二時，社會主義行動到西班牙駐港領事館門外進行抗議，聲援西班牙學生將於兩天後（26日）發起的全國大罷課。

示威人士進入領事館遞交信件，期間總領事馬卡羅（Santiago Martinez-Caro）拒絕接信，且突然襲擊正在拍攝的示威者並強行搶去其手機，職員帶走手機至禁止進入區域。事件中兩部含襲擊片段的手機被搶去，一名示威者的左手被打傷，需要由救護員包紮及到醫院驗傷。

兩名示威者的手機被扣留於領事館職員範圍內超過一小時。警察到現場介入事件，領事館最初要求示威者承諾刪去手機影片，才會歸還手機，遭示威者拒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到場聲援，示威者拒絕離開，領事館最終在壓力下歸還手機。

馬卡羅曾被媒體形容為「香港首名億萬富翁的總領事」。這種暴力行為是前所未見的，西班牙政府明顯非常害怕全國總罷課會得到國際關註。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西班牙領事的暴力行為，定當追究到底。我們將會再發起抗議反對馬羅卡的流氓行為。

反對人大幹預立法會宣誓風波

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意味著中共再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發動襲擊。繼政治空間被收窄、媒體被整頓、經濟被操控、司法製度受到幹預、民主權利受打壓後，中共又再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當務之急是號召大規模示威作為起點，建立一場強大群眾運動，並且務必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才有機會成功迫使中共退讓。

今次立法會危機由10月12日開始。當日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用「支那」一詞。政府及建製派如獲至寶，指控兩人倡議港獨及違反基本法，趁機利用此事去動員數千人的「反辱華運動」，並將輿論攻勢升級。他們的目的是打壓整個反對運動，合理化加強專製統治。

今次將會是人大第五次釋法，簡單來說就是一錘定音詮釋香港法律，以「反港獨」的名義阻止梁遊二人上任立法會議員。青政的宣誓花招弄巧反拙，把香港推進中共的陷阱，讓中共的魔爪更大力抓緊香港。

現在建製派不但要堅決阻止青政兩人上任，更趁機操弄政治辯論的議程，以阻止港獨分子「禍港辱國」為名打擊整個反對運動。更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事件來加強對香港的操控和幹預。在今次人大釋法前，兩年前已經有「一國兩製白皮書」表明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也有否定真普選的八三一大決定。北京不僅想透過人大釋法來幹預香港政局，更藉此為剛成為「黨核心」的習近平樹立黨內的權威。對中共來說，今次做法最重要的是展示中央政府的權力可以淩駕地方（特區）政府，壓倒香港的本土派以至整個民主運動都只是次要目標。事件也反映到中共黨高層的權鬥正在進行，各派正在為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而競逐有利位置。但中央政府向香港施展權威的做法始終是符合中共各派的一致利益。

微觀一點去看，這場鬧劇對梁振英連任特首的工程來說也是一份大禮。就任四年來他民望跌至谷底，不但沒有改善任何貧窮問題及民生疾苦，強硬的統治手段亦令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受到挫折。面對建製派對手的「Anyone but CY」攻勢，他現在利用這場「反辱華」運動來表現自己「平定港獨有功」，博取中共支持自己連任。

青政為何能夠當選？

建製派在立法會選舉遭遇到挫敗，是由於社會及政治危機惡化導致群眾的倒梁情緒升溫。梁振英大力打港獨，在立會選舉作出政治篩選，剝奪了幾名本土派參選人資格，燃點了年輕群眾的怒火。這做法等同將本土派捧為最大敵人，反倒激起選民票投本土派的意欲，以狠狠教訓一下政府。另外，早前中共的政治綁架、政治檢控等惡行，令群眾更強烈抗拒中共的政治幹預，港獨支持度因此上升，本土派的支持度也大大增加。

2014年的雨傘運動沒有迫使北京作出任何讓步，反映中間溫和的路線早已破產。在政治出現真空的情況下，群眾所尋求的真正激進替代選擇並未出現，故此各本土組織雖然規模細小而且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影響力都有所擴大。本土派營造激進鬥爭的形象，滿足了群眾對年輕新面孔的渴望。青年新政正是「機會主義」的極致代表，他們只在適當時候及適當地方出現，在傘運動後跑出來代表「傘兵」參選，但青政遊蕙禎等人根本沒有在傘運中出現過！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據事實解釋，本土派並沒有提出任何鬥爭的綱領及方法，只有煽動排外主義及反新移民。他們是團結反中共民運的一大障礙。很多票投青政的選民視他們為激進新勢力，但卻未清楚他們反動的反工人主張，包括反對最基本的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等立場。此外，雖然港獨的支持度上升，包括青政在內的本土派都刻意把議題模糊化，一味叫喊叫空洞無內容的口號，，沒有明確主張港獨，更沒有解如何爭取港獨的問題。

民族問題

由於香港群眾擔憂中共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因此對獨立的態度會變得愈來愈開放。但諷刺的是，從青年新政笨拙的表現可見，本土派根本不理解民族問題。「支那」一詞具有種族歧視與殖民色彩，正好為中共輿論機器所利用來抹黑香港民運，削弱國內的反專製鬥爭。正當世界各地的經濟陷入危機時， 民族主義往往被各國的統治者利用。歸根究底民族主義是操弄恐懼的工具，用以模糊階級分野，從而避免99%人民起來反抗挑戰1%的暴政。青政向北京呈上了一個如此有用的武器，讓人覺得這份誓詞是中聯辦所撰寫的！

宣誓風波突顯了本土派的致命弱點，他們無法提出清晰的政治綱領及鬥爭方法來帶領鬥爭，因此只能靠驚人言語和花招噱頭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

為了重建民主運動並抵抗中共對香港幹預，我們必須從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訓。民主運動需要組織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及具戰鬥性的領導層。從立法會宣誓的鬧劇可見，小醜式個人表演對反獨裁鬥爭毫無用處。中共獨裁體製在各層面加強鎮壓，面對這場艱苦的鬥爭，抗命行動是必須的，但這些行動需要以強化群眾組織和提高政治意識為目標。而種族主義的言辭不但無助香港的鬥爭，甚至適得其反。

唯有數百萬人群眾團結在一場運動之中，延伸至中國大陸，並串聯至因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出路！正當中共輿論機器不斷抹黑香港民主運動是「反中國」時，香港民主運動一定要作出清晰回應，而不是以「支那」等詞語來加以附和，才能為香港的鬥爭爭取中國內地人的同情。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以打破權貴和獨裁者的權力操控。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1月7日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展開了對立法會民選議員乃至整體民主權利的深遠打擊。建製派及梁振英虛偽地自稱「守護立法會規則和宣誓的莊嚴」，但事實上他們正在用專製手段扭轉對他們不利的選舉結果。

假如他們成功的話，將會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使數以萬計的選票成為廢紙，並令立會淪為不經民選產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顯然視這次大清洗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跳板。工黨立會議員張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場政變，不過是由當權者所發動的」。這些發展代表了中共專製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要將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來的民主權利都要奪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釋法」，來處理排外本土組織青年新政兩名新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青年新政種族歧視中國人的言論，也反對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不過，二人宣誓時的宣示行為被當局無限放大，作為打壓「分離主義」的借口，同時也是用來攻擊整個反對派與民主運動。這次攻擊不單針對立法會，而是先發製人地壓製雨傘運動的重演，下次運動可以演變為革命運動挑戰政府。

為什麽北京加強鎮壓？

中共專政的黨內鬥爭正越演越烈，習近平上個月被加冕成為「習核心」，這反映出至少兩件事情：一是習近平仍然在擴展自己的個人權力來控製明年的領導人換屆安排，二是他與中央領導層還在面對國內（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極反抗。

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對全國的影響為依歸。近年來，北京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打壓香港的民主鬥爭，因擔心香港會「感染」全國。

這使中共政權不斷加強鎮壓，去年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五名店員被綁架的事件，今年則禁止所謂「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華盛頓郵報》社論（11月26日）指出：「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課堂，讓人學會了打壓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這麽看，在其眼中優先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統治有可能叛變的13億人口。

當局害怕革命，這解釋了為何習近平要將空前的權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或江澤民還要多。驟眼看，北京對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步，最近人大釋法就是一例。在這個階段，還不是太清楚究竟習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進行更全面的打壓，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懾下本土派。但這反映了中國政製的矛盾，雖然表面上是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北京的指令往往會在底下被扭曲和改變，以滿足地方權貴的利益。剝奪本土派的議席只會增加港獨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視在國內製造輿論，要在國內人民面前展示反對「外國勢力分裂中國」的強硬決心。

梁振英的盤算

正因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獨強硬表態，特首梁振英正利用這點來為自己盤算，達到連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製造一個需要建製派組成「統一戰線」的狀況，借此讓北京更難於來年的特首選舉中欽點另一候選人與梁振英打對臺。

另一個有關中央政府的復雜因素，就是全國人大是黨內排第三的張德江所控製的，而張德江與梁振英一樣同屬中共的江派。自上臺以來，習近平不斷嘗試打壓其他派系，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因此不，能夠排除江派會在香港煽風點火製造危機，並突顯江派比習派更「堅決保衛祖國」，從而幫助梁振英連任。不過我們亦不能夠想一些評論員那樣將派系鬥爭過份解讀，並幻想中央政府會阻止這場大清洗、甚至會尊重香港的民主權利。無疑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但是他們之間對於鎮壓的分歧只在於力度與速度。

無論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給予了梁振英和建製的瘋狂分子法律與政治上的彈藥。這些人希望加劇現時的危機，並策動更廣泛的清洗，至今已經有高達15名立法會議員被針對，占立會反對派的一半。人大釋法列出了一條非常廣泛的違例清單，使議員可以事後被指其宣誓「不真誠」和「不莊重」而喪失議席，就連「停頓太久」也可以被視為宣誓無效。人大釋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違反宣誓規定，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也因為宣誓時撐起黃傘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決與獨立一樣，都是不合法的，並稱議員需要為這些言論而「負上法律責任」。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公然打壓，反映出當局的攻勢並不止於青政的兩個議席。梁振英在《新華電視》的訪問中表示「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製」，而甚至在學校討論也不準。他亦再次強調「須按法律處置好」港獨分子。

建製的進攻

人大釋法後的數天，兩名愛國分子對8名和11名反對派立會議員申請司法覆核。這顯然是有計劃而行的。而11月13日，愛國組織一如所料地出錢聘用3萬人上街集會，反對「港獨」並支持人大釋法。顯然親中陣營裏面已經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現分歧，部分派別害怕進一步的清洗會導致政治上的強烈反彈。他們主張「克製」並希望將清洗局限到兩名青政議員。

人大釋法是否「越權」而違憲亦成為了法律界的爭議。今次釋法顯然超越了「解釋法例，而是變相修改了立法會中有關宣誓的規定，因此在「一國兩製」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權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決出現相抵觸時，法律後果亦不明的。

不過，就基本法憲製與法律技術細節的辯論，並不能夠阻止當局的攻勢。群眾鬥爭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專製的經驗，我們應該花1%的精力去準備法律層面的辯護，而99%的精力應該集中於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反擊。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對反對他連任的強大壓力，不單是普通民眾，而且還有許多資本家菁英也視他為負資產。最近《明報》一項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為五位可能參選人之末，不過其余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參選。

部分菁英發起了個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運動，希望說服北京選擇一個較不具爭議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傳統財團勢力與港英時代培養出來的官僚都不滿梁振英的經濟政策，因為梁允許中國大陸的「紅色資本」侵入本地資本家的壟斷地位。這派別的資本建製亦認為梁振英需要為近年來的經濟動蕩和社會激進化（包括雨傘運動及之後爆發的獨立情緒）負責。香港「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北京的壓迫加大下之結果，並導致本土組織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這堆本土派組織都是建基於右翼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並不能夠提供任何對於爭取「自決」的策略，甚至連「自決」的明確定義也沒有說出來。他們主張的「勇武抗爭」不過是高喊種族主義的口號和謾罵，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時的行為那樣。他們的兒戲行為正好墮入中共與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認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組織是被建製所滲透、甚至扶植的，用以為推動反革命提供借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機

今次立法會宣誓事件讓本土派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考驗，結果落後一敗塗地，突顯了本土派的內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點。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們因為社會存在巨大的不滿情緒，加上欠缺真正的戰鬥而爭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讓本土主義乘勢擡頭。自2014年中共一錘定音拒絕香港落實普選，而後來雨傘運動陷入僵局後，本土派就開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擊對手來取得支持，當中尤以網上攻擊最為明顯。他們對於傳統泛民主派的軟弱和被動作出批評是正確無誤的，可是他們並沒有提出或組織起任何有建設性的力量。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呼籲群眾「勇武抗爭」，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訴求，也沒有決心爭取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由所謂「傘兵」組成的青年新政被發現雨傘運動期間幾乎沒有參與過運動。青政的遊蕙禎亦暗認自己從沒有踏足過占領區。最近的危機，三名本土派議席之中有兩個被剝奪，而他們陷入分裂與癱瘓的狀態，甚至淪落到要他們一直鄙視的泛民及「左膠」組織示威來去保衛他們。

在今次危機揭露出本土派「紙老虎」的相貌。政府顯然要褫奪梁遊二人議席，如果本土派無法動員群眾去保衛自己的席位，哪他們又何以領導群眾打倒中共和爭取港獨呢？遊蕙禎宣布她去信英國政府要求當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禱可能更有效吧！誠然，以本土組織的性質來看他們註定充斥分裂與危機，但香港的民族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相反，建製當局加強打壓「獨立」，反而保證了這種思想的支持度只會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雖然受挫，但在這政治真空的狀態下，本主主義作為一個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繼續增長。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左翼工人政黨，支持一個所有少數民族爭取自決權的清晰綱領，並在這綱領的號召下團結抗爭去擊敗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權，是可以削弱本土主義的支持度的。

擴大清洗反對力量

今屆立法會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議席，三名議員所取得的11.1%的選票。另外三張的新面孔以「自決派」自居議員以7.8%的總票數當選，而屬於激進泛民的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選票並贏得兩席。 如果梁振英擴大清洗的行動，對象將會是這八名不同的「激進」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對派議席的話，就可以奪走反對派的否決權。建製派也可以強硬修改議事規則，阻止一直以來建製派與財團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補選時可以收緊選舉條例，以篩走反政府的候選人，又或是同一時間將「獨立」的司法製度置於公開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釋法後明顯推進了上述發展。「這等同由中國直接挑選立法會議員一樣。」工黨主席李卓人對《時代雜誌》（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將來可能連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會違反參選資格。」總結來說，今次清洗立法會是八三一人大決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選製度要入侵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如何反擊？

清洗行動已經剝奪了青政兩人的議員資格，現時仍未能預測會否發展至全面鎮壓的地步。未來發展最取決於群眾壓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頭、學校和工作場所內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是否夠大。最惡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愛國團體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這正正就是泛民領袖自11月6日反釋法大遊行後的策略。其中一個因素是，泛民害怕遊行變成本土派與警察沖突的平臺，造成11月6日那樣不必要的沖突。但這才突顯到需要有組織、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並且需要民主決定運動策略及糾察工作，而不是以此為借口取消示威！更嚴重的問題是，泛民領袖眼光只有選舉，害怕清洗行動會禍及自己，因此不願意奮力抗爭。甚至有泛民中人會因為有機會在補選競逐本土派失去的議席而暗笑了。

現在所有反釋法的組織應該召開大會，不單討論再次舉辦遊行，而且要達成一個罷課、罷工及其他抵抗行動的戰略。值得再註意的一點是，幾乎所有大學學生會都由本土派控製，但他們卻沒有在這事件上鼓動學生罷課，哪怕是一場校園示威。2014年以泛民為首的學聯領導層最少也有號召罷課，雖然當時已經時機太遲，而且準備不足。
社會主義者反對清洗立法會，也反對建當局加強對司法部門的政治操控。這些機構都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而且與民意非常隔絕。但政府現時的進攻是為了進一步削弱群眾對這些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影響力，並且令其更為融入專製製度之中，就如中國內地一樣。

因此，我們捍衛所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席，反對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權篩選議員，甚至扭轉選舉結果。我們反對司法製度及基本法淩駕於港人民主選舉的權力之上，因為前兩者根本不受民主監督。立法會雖然是一個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議會，但在腐敗的建製之中民主議席對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來說仍然是一個揭露及對抗統治精英政治黑幕、發動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現在是不受政府幹預自由選舉的權利受到打擊。

社會主義與民主抗爭

社會主義者為每步的民主寸進而奮鬥。我們捍衛現有的權利，但我們並不甘於維持現狀，因為我們離真正民主仍然遙遠。一場捍衛現有民權的群眾運動需要一個綱領來爭取全面民主。這就是意味著需要立即廢除不民主的架構，如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製度。

部分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應該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議會所取代，由人民普選產生，普選權包括外傭，並將投票年齡限製下降至16歲。這議會應該有實權──可以挑選政府、落實大膽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提升工資、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並透過將大財團及銀行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他們的經濟權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工資應該要削減致香港平均工資。

現時抗爭必須要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群眾運動若果局限在香港一個地區，其力量是不足以勝利的。中共擁有全球第二大經濟實力和軍力，單憑香港一地抗爭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他稱六四事件為暴亂，並贊揚中共鎮壓）或其他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去支持對抗中共的抗爭是徒勞的。相反，西方政府在過去廿年對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頭批抨，他們暗地裏都希望維持一個可與他們長期營商的獨裁政權。

過去成功打倒獨裁政權的民主抗爭，例如1980年代的南韓和南非民主運動，都是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所以，工人階級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的工會，是中港兩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勝利的關鍵要素。而資本家依賴獨裁體製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力，因此打倒中共也連系至打破資本家的權力。只要群眾抗爭接受這一綱領，在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下，民主抗爭將會是勢不可擋的。

青政二人被剝奪議席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

政府及建製派媒體不斷幸災樂禍，並企圖進一步踢走更多立法會中的反對派。至於青政二人被指「違反基本法」，不過掩蓋政治獵巫煙幕。

青年新政跌入建製派的陷阱，宣誓時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失去社會大眾的同情而備受孤立。本土派政客並沒有針對政權作出攻擊，反而煽動種族歧視情緒來攻擊同為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中國平民。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一直反對這種立場。不過，我們認為要踢走他們的話，就應該在公開民主的辯論下揭露他們的右翼政治主張，並於下一次選舉由人民眾踢走他們。但相反，當局正利用謊言與脅迫來策動一場反民主的大清洗。政府的做法最終只會引起反彈，增加港獨的支持度。

尊貴議員是誰選出來的？

梁遊二人的命運竟然是由一眾從沒有民主授權的人所決定的：特首、法官、媒體老板以及全國人大。這些人想鏟除我們的民主權利，並將立法會變成港府和中共的「傳聲筒」。青年新政不過是這個大算盤下的一只棋子。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所有支持真正之民主權利的人，一定要在此時站出來抵抗這場大清洗。有大狀黨之稱的公民黨竟然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裁決，實在可恥！《香港自由新聞》（HKFP）報導，民建聯政客葛佩帆稱她希望這個判決會成為案例，作為未來案件參考的根據，用來挑戰其他議員的宣誓效力。她這番話正好描述當下實況。

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對青政二人的案件作出了一個公然的政治裁決，而這會對其他案件帶來深遠影響。他將過去法院無權幹預立法會內務（包括宣誓儀式）的原則一掃而空。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這個判決「減低了立法會的憲製地位」。

基本法雖然是一套非常不民主而未經民主授權的憲法，但也在第79條列名立法會議員只能在「行為失當或背離誓言下以三分二在席立法會議員票投通過」而取消其議員身分。但這個滿口謊言的流氓政府竟然在光天化日竄改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區慶祥法官以指梁遊二人的宣誓行為違反了「一國兩製」中的「一國」。這說法與人大修法的立場一脈相承。人大修法後，要求公職人員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只要求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誓詞內容不同。法官的判決可能會有深遠的法律後果。

青政反抗無力

政府和法院正趕緊完成這場政治判決的程序並啟動補選。法庭公然成為了當局打壓立法會反對派的政治工具。社會主義者並不相信資產階級的法庭。今天的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不民主，而法律製度是設計來維護這個社會的「秩序」。這個系統嚴重傾斜於權貴，窮人和被壓迫者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社會主義者將法庭視為平臺，用以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以及為自己的政治思想與行動進行辯護。

但青政二人卻顯得垂頭喪氣而不知所措，並將希望寄托在一個不可能的法律奇跡中。可笑的是，梁頌恒指今次裁決會令更多倡議自決的人重新考慮。似乎他從沒預計到會有這一結果。青政二人上訴的訟費將高達數百萬元，而法官裁決他們要邀付80%堂費，但他們的法律團隊沒打算將審判政治化，並將內裏的事實說出來──這是專製政權策動的政治獵巫行動。

百人「蕩婦遊行」反性暴

自2011年起開始主張反對性暴力的國際「蕩婦遊行」運動（International SlutWalk Movement）在香港來到第五屆。十月三十日，過百人在遮打花園出發，沿高等法院遊行至中環蘭桂芳，高喊「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我身體，我話事」丶「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啲人咪強奸！」。

遊行發起人之一鄧美晶指，近日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性侵案被撤控以及酒吧老板涉嫌迷奸一名女客戶被輕判一案，都反映司法製度縱容施暴者，導致性暴力持續地發生。遊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康橋之家性侵案作出調查丶護理院舍服務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大幅增加公共院舍服務等。

這屆蕩婦遊行亦非常國際主義，有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代表丶來自印尼的在港難民婦女丶一些來自加拿大及歐洲等地的大學及中學生等。

責備受害者文化依舊

發起人Angie Ng指，直至今天，不論是香港或其他先進國家，性暴力（性侵犯丶性騷擾丶強奸等）及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指責依舊存在。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Gabriella代表發言指，香港的外勞政策非常苛刻，例如雇傭同住條例丶中介公司的剝削等等，都是讓外勞女性暴露於性暴力的危險下，而且無法求助。

中四學生Jasmine Chan，亦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她指希望可以透過抗爭行動來指出社會現時不平等的男女觀念。

「父權社會下被壓迫的女性長期不受到尊重，包括同工不同酬丶身體被商品化等。我聽了犯案者只被判240小時服務令後很震驚。」

最近多宗性暴力案件在法院得不到公義的審判，揭露了資產階級法治內裏的父權主義本質。只有打倒父權的資本主義體製，才能根本性消滅男女不平等及隨之而來的性暴力。

長毛評釋法：「CY製造一個敵人…便有存在的理由」

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法庭於11月15日裁決青年新政遊蕙禎及梁頌恒二人敗訴。繼遊梁被取消議員資格後，還有15名議員可能會因「不符宣誓要求」而被剝奪資格。

長毛梁國雄在高等法院聲援劉小麗的示威上表示，假如能由法庭頒令褫奪其議員資格，則漠視選民意願，而整個民主陣營的民選議員亦汲汲可危。長毛笑稱，他本人就是最有機會下一個被取消資格。

早前他在《向左望》節目上曾提到，忠誠性是看不到的，就可以讓當局去搜集那人曾作過的言行，則是言論審查丶思想審查。「例如搜查那人兩年前曾講過的言論，指控與誓言不符丶不擁護基本法等，這可以是後患無窮。」

「以劉小麗為例，（當局）可追溯她在網上講過的話，指控她宣誓無效，利用她的政治（立場）來作為證劇去來檢舉她。」

長毛認為，梁振英希望拿回政治資本，製造了一個敵人，而聲稱這個敵人是共產黨的敵人，所以他在香港在抵抗這個中共的敵人，於是他便有存在的理由。這是他發動的權力鬥爭的一環。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到爆竊

12月6日（星期二），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於香港的旺角辦公室遭到爆竊。

事發於日間時分，當時辦公室正值無人（由於該單位亦被用作住所，無人的時間是非常少的），竊匪破門爆鎖而入， 箱子和文件被翻開，水龍頭被打開導致屋內水浸。辦公室位於一棟以劏房貧窮戶為主的唐樓內，過去很少會發生盜竊案件。現估算包括電腦和金錢在內，總計損失超過港幣5萬港元。

「我們懷疑這不是普通爆竊案，可能背後另有內情。」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我們不排除事件具政治目的，今年中國國安在香港的秘密行動有所增加。匪徒將辦公室裏所有的水喉打開故意導致水浸，令我們損失了些重要的文件和記錄，包括一些政治文章和刊物檔案。」

「這單案件很可能是宗政治攻擊，或許是內地國安或是受其指使所做的。為什麽匪徒要偷走全部電腦？幾部電腦加起來十分重，二手賣出去也賺得不多，其中一部更是垃圾機，但也被盜取。唯一解釋是他們想偷看裏面的資訊。竊匪在離開前打開水龍頭導致水浸，也十分可疑。正常只為求財的竊匪並不會這樣做，似乎他們想對我們盡可能地造成最多的破壞。」

該辦公室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同誌所用，也是一些難民活躍分子的資源中心和會議地點，而一些中國大陸的異見者也會不時到訪。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乃一合法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但由於主張推翻專政，其在中國大陸是被禁止的。在2016年，其中國成員被政治迫害和逮捕的程度顯著加劇。

旺角是香港工人階級密集的地區，大多是陳舊的唐樓。有鄰居指過去二十年都未聞發生過入屋爆竊案。

「由於辦公室位於舊樓，保險公司拒絕受保，所以被盜竊的物品和金錢都沒有賠償。」鄧美晶續指：「部份電腦是屬於義工本人的，用來作製作雜誌和網頁。」

社義行動在眾籌網站YOUCARING 上展開「捍衛社會主義行動」募捐呼籲，目標金額為最少5萬港元（$6,500美元）以填補失竊金額。當中的3萬港元將用以重新添置電腦設備。另外，為了加強保安裝置，包括為辦公室加裝厚門、安全鎖、防盜鏡頭系統等，也需要額外開支。水浸也造成相當於數千元的破壞。

「目前最重要是盡快令我們辦公室恢復正常工作。」鄧美晶說：「這對反政府的民主鬥爭來說非常重要。現在抗爭形勢踏入了險峻時刻，梁振英正在加大清洗行動，準備剝奪包括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在內的更多民選議員席位。我們需要回應中共政權新一輪的打壓，我們不能耽誤時間，可惜現在的情況下我們連租金也負擔不了。」

我們懇請各位不論在香港、中國或全球的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及支持者們，都到我們的「捍衛社會主義行動」網站捐款支持我們。

2016同誌大遊行：反資本主義與性平權鬥爭

11月26日（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同誌大遊行，今年將再一片彩虹旗飄揚香港。香港普遍的社會觀念對同誌已經愈來愈開放，反對歧視性小眾已經是社會共識。平機會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有過半數受訪者（55。7％）贊同應該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也有近半（48。9％）贊成立法。然而，香港政府仍然堅拒為《性傾向歧視條例》及同誌婚姻權立法，今年上任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也表明不會立法。可見，對同誌的歧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丶不民主和親商體製乃至父權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同誌運動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更強大的組織，更鮮明的高舉群眾鬥爭的彩旗幟。

陳章明是歷屆以來最劣質的平機會主席，他集性傾向歧視丶種族歧視與反民主的立場於一身。他在上任謔稱性小眾為「老同」引起強烈反彈，又表示將民主運動扣連在一起是「不理性的」，亦支持興建不人道的難民禁閉營。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同運本身就是民主鬥爭及反資鬥爭的其中一環，統治階級是多麼害怕我們的綱領！

另一項壓迫同誌的法例，是21歲以下男子之間的肛交行為是觸犯刑事條例。異性戀者的合法性交年齡為16歲，法律視同性戀者的交合行為特別「危險」，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如男子與21歲以下女童肛交更可被判終身監禁！社會主義者支持必要的法例保障兒童免受性侵害，但腐朽的資產階級法製充斥保守反動的勢力，因此法例根本無法與時並進，造成充斥方方面面的歧視與壓迫。

最明顯不過的是立法機關，代表資本家和保守勢力的功能組別議員是非民選的，但可以否決任何推動性平權的法案，甚至連在議會內討論相關議題也竭力禁止。這堆反動勢力害怕同誌平權會沖擊資本主義的一夫一妻家庭製度，因為傳統家庭製度可以幫助他們維護社會現行製度，而同誌成家後也會爭取同誌家庭的福利製度，甚至沖擊既有男性主導的財產繼承關系。不難預料的是，這股勢力也反對一人一票真普選丶全民退休保障丶增加侍產假等進步改革的。

國家機關充斥歧視

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除了充斥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也在入境政策上排斥性小眾。今年，2名從泰國到香港的跨性別人士，在機場入境處在沒有任何理由及了解下被拒入境，最後被譴返泰國。其間入境處職員對她們說：「沒有任何理由。我們不會聽你解釋」，及後又問當事人：「You cut already ？（剪咗未？）」這根本是性騷擾！但造成歧視不只是個別職員的卑劣人格，更是背後的製度問題所致。執法機關往往歧視性小眾和少數族裔，而現今的《種族歧視條例》並不會規管政府及執法人員的行為，令他們權力無限大而肆無忌憚。

此外，去年在海外已經與同性伴侶結合的一名英籍女同性戀者，嘗試為配偶申請居港權，行使這個異性伴侶擁有的權利，但是遭到入境處拒絕。政府害怕一旦開了先例會鼓勵香港同誌也爭取同樣的權利。可見同誌婚姻權利與人身自由的問題也扣連在一起，必須反對整個政府落後腐敗的體製。

粉紅財團的虛偽

可恨的是，當同誌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這一政策，並邀請13間贊助同誌遊行的，遭到其中的11間拒絕！那些跨國投資銀行年年牟利暴利，贊助同誌遊行的資金本來只是九牛一毛，除了可以為他們打造「同誌友善」的虛偽品牌，又可以借勢宣傳同誌遊行。但是，當同誌平權令他們與政府當局及現行體製有沖突時，他們就會害怕失去市場而斷然拒絕。就如今年贊助同誌遊行的JP Morgan丶花旗銀行丶渣打銀行丶高盛集團等，在香港他們穿上粉紅偽裝同誌友善，但在恐同宗教國家他們卻以「文化差異」為由對同誌平權緘默不言，乖乖與當地的獨裁政府合作！所以，一場徹底的同誌解放運動要與資本家決裂，由工人階級與同誌團體組織起來，以反資本主義作為群眾的鬥爭路線，例如支持工會反對職場歧視丶支持學生組織起來反對校園欺淩，而不是燈紅酒綠的嘉年華會。

香港恐同勢力不外乎反民主的建製派政客與權貴勾結的保守教會，可見同誌運動本來就是一場挑戰資本建製的鬥爭。資本主義的壓迫除了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包括歧視同誌丶婦女丶少數種族等等。面對近年政治鬥爭激化的浪潮，建製派也加強反動保守的宣傳攻勢，包括動員教會反對同誌丶煽動反難民的種族主義等。資本家為了打壓整體的工人階級，往往將社會少數群眾邊緣化，在經濟危機時針對他們先作出攻擊，以轉移群眾的視線，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他們並且合理化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壓。所以同誌運動本來就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只有社會主義世界才能達致真正的性解放！

梁振英被DQ！

梁振英被DQ，宣布不再競逐連任特首。幾百萬港人在慶祝！正當梁振英想剝奪民選立法會議員資格之時，他自己卻被中央DQ，可說是相當諷刺！過去四年梁振英在香港製造了大災難，民主權利被瘋狂打壓，社會兩極分化，貧窮問題惡化，房屋短缺更為嚴重。由國民教育、加強警察鎮壓、清洗立法會，到準備為廿三條立法，梁振英全力加強內地對香港的政治操控。

但整個體製仍維持不變，民主鬥爭要升級！無論官方說法是什麽也好，梁振英離任的真正原因是群眾壓力和抵抗力量。第一、建製派的立法會選舉得票率從2012年的44.1%下跌至2016年的40.2%，對他們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慘敗。第二、梁振英的離任也是雨傘運動的遺產。他雖然沒有被運動全面擊倒，但已經傷痕累累。

權力鬥爭

北京要在梁振英的賭註上止蝕，避免再激起香港的政治反抗浪潮。正如很多人猜測，中央想要一個沒有那麽好鬥、沒有那麽愛搞派系的特首，以圖緩和香港的政治緊張局勢。在下年三月的特首選舉，中央很可能支持受得香港傳統財團支持的曾俊華。梁振英與內地「紅色資本」關系密切，所以他推行的政策不得港資支持。

香港近幾個星期，香港立法會被大清洗，多名議員因宣誓「不符規定」而被剝奪或準備被剝奪議席。現在很清楚這場政治危機是梁振英博取連任的絕望一擊，並似乎得到了全國人大主席張德江派系的支持，但最後他的謀略還是失敗了。至於清洗行動往後如何發展，以及包括社民連梁國雄在內的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命運如何，還是一大問號。

當政客的政治生命結束時，往往以「健康」或「家庭」作為下臺階，而否認自己民望低落或者受到群眾壓力。但最近《香港自由新聞》的一個民調顯示，只有19%港人支持梁振英連任。梁振英又名「大話特首」，部分民眾甚至懷疑他放棄連任是否在講大話！

幾可以肯定的是，DQ梁振英的決定是由習核心及中央領導層作出的，當中反映出北京的權鬥形勢。政治化的氣氛加上群眾頑強的抵抗結束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包括九月立法會選舉成績在內造成的群眾壓力獲得了勝利！

這是雨傘運動遲來的果實。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二次因為群眾鬥爭而縮短了統治時間，上次則是2003年董建華面對反廿三條遊行而「腳痛下臺」。

這次教訓對重建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鬥爭十分重要。下一任特首還是非民選的，但有可能提出一些「妥協」和「調和」方案，但整個腐朽的不民主製度卻維持不變。梁振英只是專製政權中最可憎的代表，但我們若果要實現真正民主權利，一定要推翻整個建製——資本主義獨裁製度。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選舉！打倒財團專政！

特首選舉開始進入激烈階段，這是雨傘運動及梁振英時期結束後的第一次特首選舉，中共務必要欽點合適人選以挽救過去幾年的治港之災。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意味著廣大選民沒有投票權，註定這場選舉只會選出代表統治階級的特首。過去四年梁振英的統治，對中共造成嚴重災難。從剛上臺後推動國民教育失敗、民生議題上開空頭支票，到催淚彈引爆雨傘運動，以及立法會選舉建製派受挫。最後立法會的政變不過是他的垂死掙紮的最後一擊。

目前可能出選的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及胡國興。林鄭月娥被稱為「女版689」，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梁振英路線，但她比梁振英明顯少了共產黨員的色彩，沒有明顯所屬的政治派別。她是典型聽命上級的官僚代表，對中共來說好處是易受控製，就如曾蔭權般毫無政治目光的短視政客。從政府過去兩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鬥爭中，可見她執行親資本政策絕不比曾俊華輸蝕，中共可信賴她得到資本家的歡心。

中共正考慮讓林鄭還是曾俊華參選，因為兩人同時出選的話在選委的支持會重疊，所以曾俊華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閘。從緩和局勢的目的來說，中共理應挑選形象親民的曾俊華，以平息689之災，至少換來一段時間的穩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紅色資本進駐香港、在香港坐大，作為在政治操控以外幹預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華與傳統港資過於「親密」的關系反而成為負累。而葉劉淑儀可說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統中勢力最強，是最專製獨裁及種族主義的政客，但目前她當選的可能性最低。

簡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紛亂的大環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人選。矛盾和沖突註定在未來兩三個月乃至換特首後爆發出來。最終來說是群眾壓力拉他下臺的。梁振英在任期間面對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並以雨傘運動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換人。自主權移交以來的三屆特首都無法完成兩個任期，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共體製根本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線」就此消滅？

上屆選戰起初風平浪靜，後來才局面失控並引爆群眾示威，但今屆選舉統治階級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準備內鬥。距離選舉雖然只有兩三個月，但中共仍未決定誰為兒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在拉鋸之中，可見北京比五年前更沒有把握。顯然在復雜的權鬥中連，有媒體報導民建聯選委將不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讀為中央開綠燈。

中共內部權鬥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選戰上。上屆689票當選的梁振英貽人笑柄，突顯了鳥籠選舉的荒謬，大大削弱政治的統治權威。中共現時不想有超過兩個（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參選，以免分薄選票。從統治階級的利益來看，中共應該想換上一個較能緩和緊張局面、安撫香港商家的特首。單從這點來看曾俊華會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部分保守泛民寄望習近平會「撥亂反正」，讓香港恢復「正常」的一國兩製統治。

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的製度設計，加上其組成充斥代表大資本家及中共附庸，確保了中共屬意的候選人才能出閘。今屆選委會組成的多了一群立場青年中產專業人士，與泛民加起來取得325張選委票，占了當選門檻所需的一半票數。保守泛民的選委可能會全數或部分投票給唐營候選人，確保他當選，妄想通過「造王」可以換到一些讓步（例如重啟政改）。但在中共強硬專製的統治的大局面下，這些都只是不設實際的幻想。真正的政治變革和民主只能由群眾鬥爭贏過來，而不是靠上層之間達成的「協議」。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會是梁振英為求連任的鬥爭手段，而《成報》過去數月對他的指控看來至少有一定真確性。梁振英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員一樣，形成了一個不受中央直接空製的集團，為保權位而自把自為發動派系鬥爭，犧牲了中共長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屆政府上任後，中聯辦及港澳辦都將會換人。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清洗。

但我們不能寄望人變後路線會徹底改變，或者以為香港會返回前雨傘運動的「童年時代」。中共始終需要香港推動廿三條立法及有利中資的政策，總的來說「梁振英路線」只會調整而不會就此消滅。再者，如果中共要徹底消滅梁振英路線，根本不可能考慮讓強硬的林鄭月娥參選。要記得過往幾年的動亂並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來，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幹預的，最明顯的是銅鑼灣書店綁架案。而反港獨鬥爭及洗腦教育也與習近平民族主義的宣傳一脈相承。此外，雖然在青政被剝奪立會議席以來本土派組織受到挫折，但港獨情緒已經醞釀在群眾心中不會就此消失。當中共再發動另一波攻擊香港自治權的鬥爭時，港獨勢力可以以其他組織形式出現。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對小圈子權貴選舉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召開真正的人民議會來製訂親工人的經濟政策，才會有真正的改變！

二零一七年

鄧美晶考慮參與立法會補選

本會主席鄧美晶正積極考慮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香港需要一個左翼力量，作為重建群眾鬥爭的支柱，向中共政權作出反擊。民主鬥爭此刻兵兇戰危，未來立法會選舉將有更多人被禁止參選。除非再發動一場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否則今次可能是在立法會選舉中高呼「打倒中共專製」的最後機會，我們務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為雨傘運動令北京不能讓他繼續執政。這終究是我們遲來的勝利，證明群眾鬥爭才是變革出路。我們拒絕與建製任何的政治交易。我們與泛民主派不同，絕不幻想下屆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華等「開明專製者」，我們堅持徹底鬥爭的路線。

中共及港府企圖清洗六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將數萬張選票變為廢紙，分明是一場無血政變。我們反對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種族歧視及右翼意識形態，但梁振英剝奪青政二人的議席，是為了清洗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將立法會全面變成人大式的橡皮圖章！即使不認同本土派也要反對清洗。

中共從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會，每次的政變都在變本加厲。幸好有港人的集體反抗才令當局不敢更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條立法，我們希望能成為民意代表，在這場鬥爭中與各位站在前線。

過去廿年來，民主權利毫無寸進，溫和的妥協路線早已破產。我們與泛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一直不願意面對此現實，還在幻想可以「循序漸進」逐步改革，企圖限製群眾鬥爭的發展，不敢提出爭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韓到南非的歷史都可見，只有集體罷工，加上基層工人與青年的積極鬥爭才可以贏得民主權利。歷史可鑒，這是唯一的出路。同時，新興的本土派卻無法為群眾帶來出路。本土派主張的「勇武抗爭」只是空洞口號。青政更被揭發根本沒有出現過在傘運之中。鄧美晶活躍於雨傘運動，曾在旺角被藍絲暴徒襲擊。在選舉工程中，我們會鮮明打出黃傘旗號，不會因害怕藍絲而隱藏自己的立場。

今次青政兩名議員被清洗時，本土勢力陷於癱瘓，無法動員群眾捍衛自己的議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張往往與建製派一致，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觀望美國選民也是渴求變革，早已厭倦希拉裏這種建製代表，但由於沒有左翼候選人予人選擇，讓特朗普這種極右勢力打著「反建製」旗幟成功當選，但他不會為勞苦大眾帶來任何出路。為了避免香港重蹈覆轍，必須緊急建立一個代表勞動者的反專製力量。這就是鄧美晶的參選目標。

我們主張鮮明的左翼政綱，包括立即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選民年齡下限降至16歲、削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工資。如果我有幸當選，將只會領取香港平均的工資水平，其余收入撥入支持社運抗爭。我們主張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資至45元、標準工時40小時、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資公共服務、大量增建公屋，將公共事業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經濟權力。

國民教育2.0：洗腦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教育將在中學卷土重來，初中學生將首當其沖！在11月16日立法會會議通過民建聯議員的議案，將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及列為必修科。新科目為名中國歷史，實為向年輕人洗腦，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

此次對歷史課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的鐵腕手段之一。過去幾年學生在民主運動發揮先鋒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過鎮壓與洗腦兩招把這股力量壓下去。加上剛上任時國民教育面對群眾壓力而被迫擱置，立法會清洗事件後梁振英似乎視現在為進攻的時機。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了一篇《港生必須學習中國歷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國播獨」為推動中學中史科獨立成科的借口。

教協對中史教師作出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是次修訂「有政治考慮」。過半數人認為修訂後的政治史過於著重「大一統」和「民族和諧」。五成人認為修訂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學，認為「有幫助」的僅占6%。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腐敗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

汲取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教訓，單靠占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讓，需要組織起一天的全港師生罷課，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現在學生和老師有需要在學校由下而上組織起來，製訂罷課日子和運動策略。

桂民海被綁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於2015年10月17日在泰國失蹤，他是五名被中共綁架及分開拘留在中國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綁架案突顯了北京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

綁架案顯示中共獨裁者的爪牙不僅伸延至香港，更遠至海外更遠的地區。桂及他的四名同事開設巨流傳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書籍。且中共國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動的。

其中三人是在內地被捕的，但桂則被國安在泰國政府縱容的情況下非法「引渡」回中國，而李波則在香港被帶走。因此，正如瑞典報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運到邊境到柬埔寨（柬國更加親中），並從那裏飛往中國。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證了習近平將鎮壓全球化。中國政府分別在緬甸綁架了一名維權律師的16歲兒子鮑夢萌，還有在寮國綁架了異見記者李信，在泰國最近也有綁架案例。

失蹤一年後仍沒被起訴

桂民海女兒Angela一直為她的父親討說法。瑞典記者和人權活動家越來越擔心，瑞典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太小。在他失蹤的一年後，桂仍然沒有被起訴，無論是瑞典官員還是桂的女兒都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麽地方。

「瑞典政府沒有足夠重視桂民海。」居於瑞典的異見者王偉指出：「他們希望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商業聯系。」他向《社會主義者》雜誌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國家電視臺上認罪。「電視審判」已成為習近平常用的打壓手法。通常異見者電視認罪時，其家屬被扣押為人質。因此，當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個群體──包括維權律師以及非政府組織分子，從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絕會見律師所帶來的威懾效果，並迫使他們在電視面前認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戀，一位72歲的烏坎村委會的民選委員，也遭到了同樣流氓手段的對待。他被控貪汙罪名，被判超過3年的刑期。

從桂民海案可見，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鬥爭必須升級。從各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取態可見，他們將企業利益遠遠淩駕於人權之上。

香港未來的討論

香港：暴風雨前夕

1.梁振英時代在香港前所未見的政治風暴之中結束，群眾向建製說不，並在尋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氣氛相當復雜，群眾對中共獨裁製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滿爆炸性的憤怒，同時被恐懼和擔憂的情緒所抑製，對於改變現狀充滿無力感。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以及獨裁體製相應的危機，憤怒情緒將必然會加強。在現今局勢中註定會有新的政治沖擊，鬥爭將會突然爆發。

2.以下原因造成這種矛盾的情緒：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群眾替代方案引領出路，而泛民領袖毫無政治腰骨。以下現象反映了上述狀況：群眾沒有因為梁振英下臺而自信大增，也沒有認知到這一事實──中共與香港建製在風頭火勢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們是少數能解釋這一點的組織：梁振英統治的崩潰是2014年雨傘運動遲來的結果。傘運鬥爭展現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點：欠缺一個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綱領，戰略單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領一個手段。

4.雨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退讓，但正如我們在其他文宣解釋過，它從此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但由於反政府鬥爭欠缺清晰領導這一「主觀因素」，因此政治發展過程表現得混亂而不完整。傘運也令北京在香港維穩變得極其復雜了。

5.正如我們當時所說，這場歷史性鬥爭令梁振英遍體麟傷。習近平阻止他連任的決定證實了這一點，即使他在最後一刻為了轉移視線而製造一場憲政危機（清洗立法會）。中共旨在繼續推動強硬的政策以延續對香港的政治及經濟控製，並驅除民主鬥爭的幽靈。中共對港繼續走「梁振英路線」，但換一張新面孔，並容許一些次要的調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壓倒群眾抵抗的力量。

6.我們對雨傘運動的成績表指出以下幾個重點：政府成功阻止了實現真普選，但付出的代價大大破壞了社會上的政治幻想──政府當局和其國家機關（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實現民主只是時間問題」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眾散播對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傘運動中受到不可逆轉的打破。

經濟：「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

7.隨著政治急劇兩極化，政府機關陷入歷史性危機，香港極端的壟斷資本主義奉行新自由主義為教條的經濟模式，並進入了空前動蕩和充滿挑戰的時期。中國經濟因負債累累而放緩，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經濟學」的雙重沖擊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圍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經濟學將會吸納投機性資本回流美國，使美元及與美元掛勾的港元匯價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話，將會對香港過熱的房產市場造成風險。

8.這情況也會進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遊業。此一行業非常依賴內地人的消費，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加速貶值（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下跌7%）。零售丶進出口貿易丶酒店及飲食業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勞工，人數幾近110萬人，但已陷入麻煩。根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資料，2016年總零售消費額下跌了8%，但今年預計將再下跌3%。內地及海外旅客消費占整體30-40%，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將會向零售業造成下行壓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裏，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間，造成爆炸性的影響。「香港可怕的貧富懸殊是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南華早報》資深編輯YondenLhatoo寫道：「如果讓它（貧富懸殊）繼續不受製約，會造成歷史性規模的社會動蕩。」從五十萬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條的2003年，到雨傘運動爆發的2014年，香港的億萬富翁人數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時，30萬兒童每日三餐不繼。雖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紓解貧困」，但情況只有每況愈下。最近政府數據顯示，2015年活在官方貧窮線底下的人數比2014年增加2萬人，達到134萬，是2009年以來最高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已經被刻意低估了，因為政府將個人貧窮線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貧窮人口之中在職貧窮人數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經超過47.7萬人，當中包括1.42萬名大專或以上學歷人士。

11.工人階級青年乃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青年都面對著暗淡的經濟前景。在此一大前題下，青年世代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愈來愈異化，並愈來愈反對中共獨裁強硬地維護這秩序，都不會令人驚訝的。香港兒童貧窮率在2015年為23.2%，而超過7.3萬名學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少數族裔家庭的貧窮率則高得多，達到33%。

12.歷史上香港工運疲弱以及工會組織碎片化，加劇了社會危機的深化。現在有緊急需要動員工人投入工會運動，例如以最低工資作為議題。就如我們在美國所見的15美元運動（CWI在當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罷工。這些運動可以贏得社會上廣泛支持，引發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戰鬥性的工會組織。

13.現時32.5港元/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如果考慮到過去幾年的通漲比率，現時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資初實施時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聞》的MingChunTang表示：「華盛頓州的生活水平與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資達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爆炸性的辯證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辯證法所推動。北京對民主的打壓刺激了群眾（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識及敏感度，變相令僥幸存活的獨裁體製更為不穩。中共獨裁體則以更為強硬的措施回應。

15.中共的輿論宣傳往往離不開「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但現實上當局政權更恐懼貨真價實的工人階級反抗，不是「外國翻版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註定中港局勢會再爆發，在某一階段會有更大型的運動爆發，令2014年的香港傘運相形見絀。在元旦遊行裏，一名警察就細小的遊行規模作出評論，向我們同誌表示：「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於其政治弱點現正陷入危機。他們利用簡化及詭辯的言辭丶烈士情意結丶在口頭上反對泛民的妥協路線，尤其在青年之間得到了選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會法第一次接受考驗時就崩潰了。

17.我們反對本土派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及右翼經濟綱領。他們對香港獨立矛盾的主張重覆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錯誤──采取非革命的路線。他們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但這塊大陸早已被泛民蹂躪至陸沈了！這路線不惜一切避談需要推翻中共獨裁的問題，而要達到這點就要一場在中國丶香港乃至更廣泛地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

18.泛民為了避談這一問題，向群眾散播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務實並進退有時，不要過火，就可以與中共達成民主協議。在這路線下泛民不斷煞停群眾鬥爭丶在政治上限製群眾鬥爭。

19.本土派則施用另一種騙術。他們散播一個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夠的人數表示想要獨立，並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發動騷亂和以種族歧視的言詞宣誓），中共就會心不甘情不願的容許港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會在不同情況下奇怪地將英國丶特朗普丶聯合國等「民主衛士」視為這場鬥爭的盟友。可見他們的天真無知，不知道這些親資政客和機關的原則和作風都是受市場和金錢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機

20.在立法會選舉後的危機發生後，本土派現正陷入危機丶癱瘓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並一定程度上緩沖了政府危機和梁振英下臺所帶來的影響。雖然民意歡迎梁振英下臺，但事件並沒有明顯振奮社會的作戰士氣。很多人視之為統治者之間的派系鬥爭，而不是群眾壓力造成的結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製或左右的。

21.這見解是單方面和錯誤的：資本家與親中共權貴之間的派系權鬥是在群眾壓力的影響下加劇的。這種作為旁觀者而無力改變政治狀況的感覺，是雨傘運動的後遺癥之一（「我們已付出一切了」），而現在本土派的崩潰和消沈正加強這一感覺，因為當對泛民幻想破滅達到新高峰時，很多人（尤其是最激進的青年）曾經將希望轉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選人在雨傘運動後首次的立法會選舉拿到24萬票（11%）。但隨後的事態發展顯示本土派沒有根基，只是乘著選舉的順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選擇的形勢，但受到攻擊時根本不能捍衛自己的議席。

22.本土派在選舉上獲得進帳後，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針對「分離主義」發動攻勢。資產階級媒體丶法庭和警察鎮壓等正被動用來打擊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團體至今都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回應，表明了他們政治及組織上的弱點：混亂和種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麼類型的鬥爭以及怎樣的鬥爭水平才能成功丶無政府主義松散和「自發性」的傾向而反對真正的組織和政黨。

23.短期內這會令2017開始時郁悶的情緒，遊行規模會較小，而群眾情緒會較為復雜和低沈。由於上述各種原因，這種情緒可能在青年之間尤為強烈。但是，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來也可以再次反彈，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現。正如我們所解釋，港獨情緒這份梁振英留給下屆政府的禮物，不會被警察打壓消滅，在未來會令統治階級自食其果。

後梁振英時期的展望

24.雖然梁振英下臺而且親北京陣營之間相互公開開火，但泛民領導再次竭力在龍門面前射失。他們現在聚焦在選舉謀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發臭的選舉委員會之中與建製派進行政治交易，進一步遠離群眾鬥爭的道路。泛民領導人物企圖以「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名支持曾俊華作為下屆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鄭月娥當選。

25.欽點誰人為下屆特首是為了損害控製。現在這成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問題，今屆比起2012年兩名候選人相互毀滅的惡夢更為惡劣。這情況打破了中共只手遮天的形象。中共為了重新集權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機，因此用以行使權力的機關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對小圈子選舉的控製力。《南華早報》引述的一個匿名消息來源指，中共現在只能控製選委會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現在似乎要竭力避免歷來最險勝的選舉結果，這樣會比2012年梁振英獲得689票更為尷尬，甚至要避免流選的情況發生，因為這等同將小圈子選舉變成一場荒誕劇。因此，不能排除曾俊華會被勸退。

26.香港統治菁英內部的沖突，在支持曾俊華的傳統權貴與親梁振英的「紅色資本家」之間，是中共政權激烈權鬥的一面鏡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體，在這場權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共各派系散播謠言和互相攻擊的平臺。親北京陣營的內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親北京報章《成報》發動反梁攻勢，與我們一樣預計他會下臺，並指控中聯辦的「四人幫」集團。這預兆著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輪派系鬥爭的攤牌，這事件對香港有產生重要的影響。

27.長毛表示有意參選3月26日的特首選舉，利用選舉平臺來動員群眾反對建製的所有派系。這想法應該受到支持。他的參選有潛力改變政局，與美國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運動有相近之處。社會主義者及堅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對參選政權的小圈子選舉，但提名長毛參選（需要325名泛民選委之中的150名），並通過向公眾收集提名，動員群眾反對小圈子選舉，抨擊所有建製候選人的政綱，有可能改變現時的群眾情緒，為創造一場戰鬥性反獨裁運動提供一個凝聚點。這也可以向泛民施壓，揭露他們企圖與曾俊華一派達成交易的犯罪惡行。

28.雨傘運動後，我們組織和整個民主運動都經歷了頗為困難和考驗的時期，造成了鬥爭急劇下跌，對於如何恢復運動充滿混亂。現況中有著反動的特徵，但也與持續激進化的特徵相結合，而且鬥爭有潛力會突然爆發。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時期急促發展，而我們一定要準備迅速適應形勢的新轉變。未來時期似乎對社會主義及工人階級戰鬥性替代選擇更為有利。

29.最重大的問題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將會爆發的階級鬥爭──在工人階級及窮人難以忍受的生活狀況使這其必然發生。當五億中國工人階級決然走上反資本主義和反中共政府的鬥爭道路的時候，將會等同一個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駕臨。雖然這一進程將會充滿復雜和矛盾之處，工人階級群眾的鬥爭將會削弱種族及族群分化，為階級團結（而非「民族」團結）製造新的推動力。對香港將發揮不可遏製的影響，啟蒙工人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組織起來鬥爭，並回應很多香港群眾的疑惑和問題──如何對抗獨裁體製丶什麼手段才能致勝。我們一定要與我們的敵人一樣，為暴風雨作預料和準備。

香港：旺角騷亂的一年後

去年農歷初一的2月8日旺角發生騷亂。這場香港五十年來首見的騷亂，是梁振英暴政遺下的歷史痕跡。看看今年農歷新年，當警察在旺角管製小販的手法變得小心克製後，氣氛頓時變得緩和，可見去年騷亂是他們強硬手法招致的。

兩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落實真普選而失敗告終後，社會充斥著緊張氣氛，彌漫著強烈的失望情緒，結果去年對「違法」小販的打壓造成了反彈。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據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從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來跌了20%。房屋問題更是惡夢，據一項全球研究香港房價是367個主要城市中最難負擔的。

130人受傷

2月8日晚至9日淩晨，青年與警察爆發大。沖突，造成130人受傷。當晚警方出動800名警員，超過20處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縱火。至今總共90人被捕，57人的審訊已經開始。

對大部分在港民眾來說，騷亂象徵強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機及兩極化。為騷亂製造社會條件的梁振英，嘗試從騷亂中收割輿論及政治資本。政府去年進一步加強警隊武裝──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隊數目丶增購「維持公眾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進的橡膠子彈。自騷亂發生以來，警察更為政治化，更公開地成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圖煽動公眾對騷亂的憤怒，從而抹黑反政府陣營為「暴徒」，政治打壓所有抗議行動，但這計劃失敗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發生過騷亂的國家，香港群眾更為大力拒絕這種論調。

立法會補選

梁振英政府因為太過受人唾棄，從一開始這種宣傳就徹底失敗。代表這場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在騷亂後三星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了66,000票，可見政府與人民之間隔著多麼大的鴻溝。

本土派（無政府派的種族主義者）誇耀騷亂為「勇武抗爭」的典範。諷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風今天已被最消沈的失敗主義所取代。去年他們錯，現在也錯。本土派缺乏工人階級的思想丶組織和聯系，他們亦沒有被當局大舉拘捕丶取消資格和檢控的準備。要勝利，需要有更高的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相信通過騷亂能夠贏得政治變革。我們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應負上責任。但是我們要用另外的思想與手段──根據工人階級歷史上的鬥爭傳統──以有效地挑戰專製當局。一年前，我們說過：「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這點。」

長毛特首選舉運動問與答

長毛參選會分薄選票， 益了林鄭月娥？

答：小圈子選舉的設計保證特首由中共欽點，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共和資本家。泛民選委自以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錢與曾俊華作政治交易， 實在天真無知。根據過往經驗，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後，政府完全背棄改革的承諾。只有群眾組織鬥爭才能保證可以迫使政府退讓。

長毛選舉運動就是為了反對泛民支持建製任何一方。泛民選委為曾俊華背書， 只會向群眾散播對下屆政府的幻想，扼殺未來群眾鬥爭的發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眾壓力而被迫否決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現在想鬼祟轉身了。曾俊華上任特首後，泛民想與建製達成交易以重啟政改方案，將假普選方案作小修小補而讓它死灰復燃，還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個輕量版的廿三條方案。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眾，背叛雨傘運動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後的民主鬥爭。泛民在誇大曾俊華與林鄭的分別，合埋化他們不戰而降的犬儒路線。他們也散播對習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習派支持的曾俊華當選，香港就會雨過天青一樣，事實上梁振英近年習權於一身、強硬打壓民主、打港獨與愛國主義，都是習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為什麽之前又反對泛民參加小圈子選舉？

答：2007年公民黨梁家傑及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分別都有參與特首選舉。但他們競選中對建製候選人只作輕描淡寫的批評，完全沒有發動群眾鬥爭，以證明自己也有「競爭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納。就如公開說：「阿爺，泛民特首也不會威脅你的獨裁統治的，請你放心實現普選吧。」根本是為小圈子製度塗脂抹粉！

長毛的選舉運動有什麽作用？

答：在小圈子製度下長毛並不可能當選。但反對陣營可以將選舉運動化為激發群眾鬥爭的平臺，有如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發起群眾示威、街頭宣傳甚至是公民抗命。選舉工程將收集三萬個公民提名，鼓動民意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們要迫使泛民選委支持長毛，阻止他們票投曾俊華。泛民選委將會受到巨大壓力， 被揭露他們害怕激進力量多於害怕建製派。長毛選舉運動造成社會壓力，要求泛民選委投白票，無論下屆特首是誰都會削弱政府的統治權威。

林鄭VS曾俊華：蘋果鬥爛之爭

特首小圈子選舉將至，現時兩位最熱門的候選人為林鄭月娥及曾俊華，他倆所代表的是甚麼？

林鄭月娥作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選及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是眾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強硬派，亦獲得中聯辦支持。最近林鄭月娥更宣布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被批評事前未有公開諮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參選時強調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意味著會延續過去的親資政策， 特別是她擔任社福署署長時將社福服務市場化。她沒有曾俊華的香港商家人脈，比曾俊華更需要依仗中聯辦勢力來爭取支持。

林鄭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來也是中共屬意人選，但中共最後也願意保送梁振英，因為兩人根本上都代表建製和中共利益。同樣今天的林鄭與曾俊華也是如此。曾俊華營造開明形象，標榜自己想香港「休養生息」。曾俊華的語言偽術比梁振英實在更勝一籌！在中共今天強硬統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屆誰上任都只會延續梁振英路線，最多作出些微調整。曾為向中共表明心跡，承諾支持廿三條立法及八三一人大決定，與林鄭月娥及梁振英毫無差別。正如他說過「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無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調中，曾俊華以超過35%居首。這種調查只是容許民眾兩個爛蘋果之間挑選一個，根本毫無意義。但民主黨議員最近企圖以此「民意」為掩護，合理化支持曾俊華的惡行。大家別忘記， 2011年的小圈子選舉梁振英當時的民意一度超過4成！相反當時在無約束力的民間投票中，超過54%選民投棄權票。

曾俊華曾作為任期最長的財政司司長， 就是捍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貧富懸殊冠絕全球，曾俊華就是主要元兇之一！香港利得稅率全球最低， 是有錢人的避稅天堂，但曾俊華十年來從不增加稅率，為資本家的利益護航。林鄭與曾俊華最近可笑地在否決全民退保的責任上互相推卸，但兩人一直堅定反對這項政策。

政府剛公布的財政儲備達至9083億元的新高。即使庫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醫療丶社會福利等卻沒有增加，曾俊華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就削減了醫管局開支2.5 億元！曾俊華10年來幾乎每年計錯數， 經常低估財政盈餘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興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製候選人都不值得信任，社會主義者主張藉長毛選舉運動發動群眾鬥爭，挑戰小圈子選舉，打倒中共及財團專政。

警隊罪行上升是權力無限大的結果

過往一年警員犯案被捕超過四十宗，包括嚴重毆打、詐騙、盜竊、非禮、強奸、妨礙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隊佐級協會長回應時表示「聖人也難免犯小錯」，就像時任警務署署長的「慈母論」般諷刺。

代表政權的腐敗

此外，三名警員涉嫌收受黑幫數以十萬計的賄款及嫖妓服務，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記高級督察陳嘉健更是處理沖擊公民廣場及旺角騷亂事件的主管。警隊高層受到壓力，故此下達加強警員戒律的指令，例如不準同袍在當區酒吧消遣。但警隊的墮落是權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隊侵略小國的帝國軍隊即使軍例嚴苛也很難不奸淫擄掠的。

警隊的腐敗代表著政權的腐敗。在雨傘運動結束以來，沒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毆打示威者而受懲罰，包括朱經緯警棍毆打旺角途人800天以來律政司仍未提出檢控，去年旺角騷亂向天開槍的警察被頒發「紅雞繩」。政權為警察暴行賦予合法性，他們自然更自以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為了。

因為感到有權力的庇蔭而自以為處於「安全區」，使警察以為犯案不用付出代價，很多時只是為了貪小便宜或行個方便。例如高級警員盜取扣押車輛在價值百多元的八達通被判盜竊罪，也有警車撞車後捏造事實而犯上妨礙司法公正，甚至警長盜取百多萬保釋金到澳門賭博，然後要求保釋者放棄追回保釋金。

警察是權力最集中的統治機關，統治階級的墮落自然最明顯地反映在警隊身上了！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民主控製警隊，從警隊經費、招聘、提拔以至運作決策都應由民選公眾委員會控製。

港學生焦慮抑郁 香港教育怎麼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內發生超過六名學生自殺事件，而2015/16學年的首半年，半年內亦超過24宗學生自殺事件。自殺的有大學生丶中學或以下，都無分年級。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中學生有輕微至非常嚴重的抑郁傾向；在經常感到焦慮的學生當中，近半數每日或每周都有超過一半時間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並感到沮喪或絕望。

最近有醫生揭發名校不少學生的家長向醫生施壓，給學生開服治療ADHD的藥物，提升專註力，有精神科醫生表示，這或會對兒童的健康構成傷害，強迫服藥可算是虐待兒童。

香港的學生壓力非常大，功課量為全球第二高，而諷刺的是，香港學生的學習動機丶自信力丶學習興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這反映在一個強迫性的環境下，不但無助學生的學習，反而令年輕人陷入焦慮抑郁，甚至發生自殺的悲劇。

事實上，香港的教育開支遠遠追不上全球發達地區，僅占GDP約3.4%，是OECD國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單一式的機械操練是為了維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競爭則是為了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香港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遠低於歐美國家的50%。

政府坐擁8千億財政儲備，絕對能夠增加教育開支，推行小班教學丶增聘教師丶社工，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縱使超過8成教師反對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來的學生壓力再增加。這就像2012年時的國民洗腦教育，由於梁振英政府的無視民意而爆發起占領政總行動。

我們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反對教育私有化，學位全由公帑資助，確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要改變現時千瘡百孔的教育製度，這需要在學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學生組織作為開始，反對不民主教育製度的抗爭。

國際婦女節行動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將有數百萬人上街及罷工。數十年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加上特朗普上臺，激起了空前大規模的抗爭，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權運動。三月八日，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發動婦女罷工。各地女性藉此機會抗議特朗普的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壓性小眾、外勞及難民的權利。

在香港，為響應全球國際婦女節行動，我們發起這場抗議，連同不同種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難民、外傭、本地女性，爭取我們基本的權利，反對性暴力，反對對女性的壓迫。今天是我們上街抗爭的一天，不是逛街購物或舉行晚宴的一天。我們要建立一場戰鬥性的新女權運動，反對不民主的財團統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發大規模女性運動，包括在波蘭、冰島、阿根廷、愛爾蘭及美國，為今年歷史性的國際婦女節示威鋪下道路。在中國，女權分子被政治打壓、被逮捕、被言論審查，最近更被禁止宣傳國際婦女節罷工。中共獨裁者害怕女權吶喊是有其道理的，畢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國女工展開反對沙俄獨裁政權的罷工，一星期後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婦女在一生中曾經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來對抗性暴力，挑戰暴力背後的權力架構──不公義的法律、主張性別歧視的政客以及製度性的歧視。去年阿根廷一名16歲少女被殘忍地奸殺，激起了一百萬女工罷工遊行反對性暴力。

消滅女性貧窮　為男女同工同酬而戰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貧窮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資幾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婦女較男性多出一倍。我們要求增加公共開支，提供充裕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保障就業和女性經濟獨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屬於99%的新女權主義

近年婦女節被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扭曲為刺激消費的日子，鼓勵婦女節應買花送給女士、或推出減價的美容優惠！我們要重奪婦女節，用今天作為反對製度壓迫的鬥爭。我們反對種族歧視、反對對何宗教的歧視、反對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從前婦女節是屬於勞動婦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為所有被製度欺壓的男女及跨性別人士而鬥爭。我們主張一個草根的、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團結鬥爭捍衛工資、工人權利、公共服務、庇護權利和環境保護。

聲援全球三八婦女節罷工
停止性暴力！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消滅女性貧窮，男女同工同酬
設立富人稅！落實全民退保！
捍衛難民及家務外勞的權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對性別歧視，反對種族主義！

香港：婦女節遊行反性別與種族歧視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國際婦女節香港站的燭光晚會，有超過70人參加。集會人士站在美國領事館外的鐵馬前大叫口號，反對特朗普及其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立場，並聲援全球女性罷工與抗爭。

「中國的女權分子被當局禁言和拘禁。」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她們的微博被專製當局封鎖，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婦女罷工，被禁止聲援全球的激進女權運動，所以我們為她們發聲。」鄧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國革命作為例子，指：「中共政權懼怕婦女的聲音不無道理，因為100年前的今天，俄羅斯的婦女發起了罷工，並於一星期後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當時世界最殘暴的專政。」

參與晚會的婦女來自不同國籍，包括中國、印尼、菲律賓、香港和美國，而當中難民占最多數。來自印尼的難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過的性暴力。「家內強暴與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國家的一大問題。」她說：「但很多婦女不敢出聲，因為她們害怕執法機關不會站在她們的一方，並可能會失去兒女的撫養權。」她引用了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當中就有1 位曾經遭受過一般或性暴力。Mira說：「我們需要團結一致反對這個製度。」

許多在港的難民婦女曾經遭受過強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對她們的困境充耳不聞，港府的庇護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隨世界各個資產階級政府那樣，抹黑難民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圖煽動種族主義來對工人階級全體作出打擊。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難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眾矢之的。參與者在領事館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圍墻、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發言人士指出特朗普來周將會實施新禁令，將禁止敘利亞的難民進入美國，當中78%的是婦孺。特朗普稱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遊行人士亦要求落實男女同工同酬，並開征富人稅來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島電視臺》在內的多家媒體亦有到場采訪。

正如鄧美晶所說的：「今天是國際婦女節，不是購物、慶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們上街的日子。我們要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女權運動，反對1%富豪們的不民主統治。」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

號稱「梁振英2.0」的林鄭月娥被欽點為下屆特首，意味著政府的強硬路線會延續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凈值負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來幾年政局埋伏炸彈。建製派高呼林鄭高票當選，炫耀建製派大團結。中共暫時壓製了建製派之間的糾爭，但不代表他們的統治穩固起來，表面的團結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屆唐梁分裂的教訓，今屆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選舉。中共首次支持建製之中其中一名候選人，暗示中共有權不任命林鄭以外的人選，中共喉舌報甚至出現攻擊曾俊華與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攏唐營商界，難以相信當中沒有包括龐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傳統資本家勢力的唐營今屆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轉投林鄭月娥，但從李嘉誠不願提名予任何候選人的表現，可見當中必然有摩擦發生。中共比過往更大力幹預選舉，不是因為另一名候選人曾俊華會為中共統治帶來威脅，而是因為中共希望林鄭高票當選，維護下屆政府的權威。

特首小圈子選舉結束後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傘運動政治人物 。建製陣營發放出清晰的政治訊息。泛民主派當初以中共會與港人「休養生息」為由，製造曾俊華有望當選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建製候選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們聲稱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支持曾俊華，相當於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及廿三條立法。他們的立場實踐起來就是呼籲港人只能選擇中共接受的候選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假普選的篩選邏輯。與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樣，泛民今次與曾俊華的交易是什麽也換不到回來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將民主運動的大權交給了建製派，連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於曾俊華是他們的代表？」

長毛嘗試參選特首並批評泛民的錯誤立場，這是正確的。可惜在選舉後，他卻公開向泛民道歉並呼籲「團結」。事實上無論是林鄭還是曾俊華當選，泛民向群眾散播對建製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對民主運動有害的。他們呼籲群眾寄望於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和動員力。我們不能排除林鄭會實踐一些曾俊華的選舉承諾，例如為廿三條立法作白紙草案諮詢，從而收編溫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對「休養生息」的寄望換來了林鄭月娥當選翌日的雨傘運動大清洗，林鄭更表示「修補社會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固然支持行動上團結一致反對政治打壓，但這不代表要放棄在運動內的辯論和批評，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行動上團結對抗建製，與民主辯論運動的出路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會影響至未來民主鬥爭。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將臨，建設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是當務之急。

林鄭上臺　新一場戰役開始

林鄭月娥被中共正式欽點為特首。中共大力幹預這場假選舉，製造林鄭高票當選的假象，以確保下屆政府的面子和權威。但對群眾來說只會造成反效果，市民對假選舉的憤怒更深，林鄭未上任， 民望凈值已得負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林鄭政府民望極低之余，亦現正面對組班的困難，建製人士對加入新政府非常猶豫，現任的局長也有人請辭，主動不留任。這反映林鄭可能是一個弱勢政府。

大致上林鄭會延續以梁振英為標誌的中共強硬路線，繼續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決定，更很可能會在未來一個階段推動廿三條立法鎮壓民主權利。同時，為了服務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她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製分裂未完

這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中共透過大力背後操控及幹預，令很多本來支持曾俊華的建製派選委最後臨時轉向公開支持林鄭。這包括了鄉事派及代表香港傳統資本家利益的李嘉誠。難以相信這次轉軑沒有牽涉威迫利誘。就好像債務一樣，在選舉時借了選委的票，林鄭需要在她的任期內「還債」，代表她需要保衛這群既得利益集團及勢力的利益，進行改革的空間將會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權的特權就不會被撼動、保障資本家財團的利得稅也不會增加。

這次小圈子選舉後，中央企圖製造一個「建製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製各陣營能不互相攻擊，繼續維持政府統治。由於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壓服建製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製派的分裂沒有像2012年唐梁之爭那般激烈。但建製派的裂痕還是藏不住，這反映在特首選舉期間無法入閘的葉劉淑儀，在選舉後揭露中共背後操控選舉結果的行為。建製派不惜將內部的醜惡公開，反映陣營內部分裂的嚴重性。葉劉的新民黨分裂，田北辰宣布與數名議員退出新民黨，也有可能會另組新的或選舉平臺。

林鄭會有蜜月期嗎 ?

極低民望的林鄭在上臺後會嘗試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表示自己不會請求中聯辦幫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態無實際的，作為北京欽點的傀儡，她還是會受到牢牢控製。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補的姿勢挽回民望，例如采納曾俊華、胡國興等人在選舉時某部分政綱。林鄭月娥在選舉時一直拒絕對TSA表態，但當選後翌日立即改變立場，由拒絕表態變成認為需要取消小三TSA，這曾經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綱。林鄭可能會跟從這個路線，以極有限的口頭承諾來製造「傾聽民意」的形象， 但實際上在真正影響民生的議題如大白象工程、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響現有財團利益議題上，則絕對無可能有退讓空間，所以林鄭難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樓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瘋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內地的刺激政策支撐的，但長遠以債務推動的經濟面臨危機時，將會波及香港。同時，當前香港經濟狀況並不正面，面對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香港零售、酒店及旅遊相關行菜的利潤及銷售量也下跌。李嘉誠最近也指出，長和公司的全世界1.3萬公司中，香港的表現最差，零售額及盈利在過去一年下跌30%。中國的經濟與香港緊密相連，若果中國面臨經濟危機，香港將會無法幸免。

另一邊廂，民主派在小圈子選舉中的分裂更為重要，民主派在選舉中支持建製的曾俊華，是徹徹底底的投降。群眾本對曾俊華無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將不會就止停止，在林鄭的時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條立法等民主權利上站在群眾對立面。

民主運動如何走？

從過去南韓及南非過去的民主革命可見，只有革命鬥爭威脅到獨裁者的統治時，政權才會被迫實行民主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獨裁者自我改革，這不過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為了建立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需要依賴基層工人為核心力量，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屬於工人階級左翼的政黨， 將民主鬥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

支持曾俊華就是繳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支持曾俊華，是一次徹底的投降。曾俊華是中共專製和大資本家的代表，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在選舉期間表明維護八三一人大決定。連梁振英和馮煒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選舉泛民不是根據信念和原則做人」，反問「曾俊華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經歷了人大釋法、議員資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檢控和審判，本土派組織陷於土崩瓦解，民主運動的士氣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沒有了群眾鬥爭的壓力，也沒受到其他非建製勢力威脅下，沒有了後顧之憂，妥協以至投降路線走得愈來愈大膽、公然。

泛民散播對小圈子選舉的幻想，降低了群眾的士氣和意識，誤導群眾以為可以在專製製度中選擇一個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選擇曾俊華是害相權取其輕，到了選舉最後階段他們與曾俊華握手言歡。在支持曾俊華的集會當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紙牌歌頌曾俊華，實在是一大諷刺！曾俊華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滅，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緒彌漫在「薯粉」之間。

更嚴重的是，通過支持建製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養生息」，但正是因為他們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國家機關現在可以更為所欲為，結果換來了更大的政治打壓。

泛民對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對於中央政府和習近平抱有幻想。

他們指過去五年香港的亂局只是由於梁振英和中聯辦的幹預所致，因此相信習近平將會出手撥亂反正，恢復過往和諧的一國兩製。事實上，習近平是毛澤東以後中國最大力鎮壓反對聲音、最獨攬大權的獨裁者，梁振英的統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揚棄了改變小圈子選舉的立場，變成寄望商界支持的「開明建製派」會成為抗衡中共統治的力量。由於中共近年扶持中資在香港坐大，威脅傳統港資的既得利益，泛民以為港資會轉而支持民主派來抗衡中共勢力。

事實上無論是哪派的資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變革，因此這會喚起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

泛民不會因林鄭當選而覺醒，他們的投降並不會止於選今次舉中，而會繼續下去。林鄭月娥當選後，泛民突然180轉駄，停止攻擊林鄭是CY2.0，他們相信林鄭會「修補社會撕裂」，因此要給她一點時間空間，甚至反對未來一段時期采用「林鄭下臺」口號。只要林鄭稍為采納曾俊華的公關技巧，即使實際政策上完全沒有進步，已經可令他們俯首稱臣！此外，如果以曾俊華為首「開明建製派」日後組黨參選，泛民會否在他與強硬建製派之間「兩害取其輕」呢？泛民與建製的劃線只會愈來愈模糊了。

泛民「大和解」論激起群眾反彈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於4月18日提出「特赦論」，建議下屆特首林鄭月娥特赦被檢控的傘運人士，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公民黨楊嶽橋也表示贊同。他們試圖將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與暴力鎮壓的警察等量齊觀，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權的暴力。這番言論激起民情反彈，傘運人士尤其反感，最後兩人在群眾壓力下收回言論。

「大和解」並非僅僅胡楊二人的看法，而是溫和泛民亮起向林鄭政府投降的訊號。「特赦論」也是他們試水溫的手段而已，結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彈。這同時也反映泛民多麽脫離群眾，他們以為群眾已經遺忘雨傘運動，因此可以任意騎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為向政權政治交易的籌碼！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溫和泛民在特首假選舉中支持曾俊華，不是策略問題而是背棄過去的立場，徹底向政權投降。

建製派反對泛民妥協派的大和解，但是出於維護國家機器打壓民主權利的立場。曾經在立法會批評七警案判決、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聯議員以及經民聯梁美芬等人，現在就180度轉軚，以「損害法治」為由反對特赦雨運人士，可見建製派的偽善可恥！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建民主鬥爭，以抵抗正在來臨的白色恐怖，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並以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群眾運動，才是帶來勝利的出路。

香港：抗議「漢莎天廚」解雇工會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應公司LSG漢莎天廚，在上月無理解雇旗下廚師員工、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細輝），明目張膽地打壓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及表達政見的自由。

抗議林鄭後翌日被解雇

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曾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到論壇抗議，質問林鄭月娥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雇，總經理丘炳仁在無任何原因下解雇了過去工作表現良好，從未收過警告信的細輝。漢莎天廚承包香港各大機構及學校的飯堂及餐廳，包括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等。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抗爭，過去一個月，我們到不同的學校發起抗議行動，揭露漢莎的惡行。這不單是捍衛細輝一人的職位，這是捍衛所有勞動者組織工會、爭取工人權益、表達政見的基本權利。細輝對我們的聲援表示十分感激。

吳誌輝自2015年5月任職漢莎天廚二廚。他成立了香港廚師聯盟，主張團結工人爭取權利。去年他曾協助其他廚師向公司追討加班的費用，追討成功後立即被經理調職。細輝指，每次參與過公開抗議行動後，翌日上班都遭到經理的無理要求，做合約以外的額外工作。入職以來，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嚇，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漢莎天廚是漢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過300億。這間公司在美國西雅圖曾經因違反最低工時薪法而遭罰款260萬港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讓吳誌輝立即復職！

組織工會無罪！捍衛表達政見自由！不容政治打壓！

國際聲援吳誌輝，捍衛勞動者組織工會權利

香港：為什麽難民應有工作權？

社會主義行動為爭取難民權利而抗爭，反對政府極端種族歧視且不公義的政策。香港的庇護審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約150人中只審批1人。難民的「援助」服務被外判至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令難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變賣汽水鑵判囚24個月

爭取工作權是難民的主要訴求。這使他們有錢過活，擺脫貧窮與依賴。但政府現時禁止他們工作，違法者最高判監三年。在二月，政府突擊搜查，兩名尋求庇護者被揭發在餐廳工作，被判監15個月，亦有難民因為執撿汽水罐變賣而被控「非法開辦業務」判囚24個月。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

為什麽政府如此強硬？有些歐洲國家接收難民的數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經濟增長。瑞典單在2015年接收了超過16萬名難民（香港難民總數只有1.1萬人），失業率卻因此下降，經濟增長數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絕讓難民工作是基於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

代表鉅富權貴和中共獨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難民隔離於本地人口之外，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雖然很多難民滯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學的兒女，但政府不容許他們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離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懼難民如果進入勞動市場，就會讓雇主有另一個壓低工資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勞動市場的結構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議價的能力很低，這種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社會主義者認為，答案在於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家，要求改善本勞外勞的待遇。我們要一起建立強大且具戰鬥力的工會。最低工資應該提升至每小時45元，包括本勞外勞在內的所有工人都應該受此保護。所有工人都應有權加入工會，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八小時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條重臨 群眾如何迎戰？

下屆林鄭月娥的政府很可能會為廿三條立法，抵抗惡法將會是未來的民主鬥爭的重要一環。梁振英時期大力攻擊「外國勢力」及「港獨勢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議員資格，就是為了廿三條立法推波助瀾。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企圖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陸化，大力打壓任何反抗的權利。適逢零三年沙士疫癥爆發，經濟一片死寂，基層勞動者以至中產都民不聊生，最後促發了50萬人參與了七一大遊行。巨大的壓力下最終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臺，第二屆的董建華政府則「腳痛」下臺。

基本法廿三條要求就有關保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等訂立法律。當中涵蓋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泄露國家機密、防範、製止和懲治叛國等法律。這意味著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會成為非法組織，甚至連有時觸及政治議題的國際特赦組織或其他環保團體，也很可能無一幸免！2003年的經驗，若有本地組織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遭取締，法院甚至有權進行秘密審訊。此外，如果中國大陸基於保障國家安全的理由禁製某組織運作後，香港保安局也同樣可基於相同理由，取締其在港的從屬組織。

近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世界各國的政局都變得緊張，各國都訂製或加強實施國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據《多維新聞》的報導，單在2013年，中國大陸就有2318人因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數字是過去10年平均人數的近10倍。2015年中國就曾發生過「709大抓捕」事件，多達319人因維權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馬來西亞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賦予首相單獨宣布特定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並可在該區實施宵禁，並在無授權狀況下逮捕、搜索民眾。而鄰近的新加坡一直以來亦有《內部安全法》，容許政府不經審查下，可以將懷疑威脅「國家安全」的市民無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於泛民主派奉《基本法》為聖經，他們一向視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較為寬松即可接受。他們希望政府不要過於強硬，以免引起群眾反抗運動而令他們失去下臺階。他們亦公開承認只要有普選就可以接受廿三條立法──「只要讓我選擇哪個劊子手，我不介意給他一把利刀。」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保護統治階級利益、鎮壓受壓迫階級的工具，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會接受國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華聲稱，為免香港引入《國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動廿三條立法。曾俊華提出立法廿三條會以白紙草案、較為開放的進行諮詢。這正是民主黨及公民黨2003年時的立場。泛民主派希望政府會既然泛民今天可以兩害取其輕票投曾俊華，明天在廿三條與國安法之間取其輕也不足為奇了。在實踐上這是消極投降的借口。

相比2003年胡溫時期的中共及董建華港府，今天中港的統治集團強硬了極多，一場五十萬人的遊行恐怕遠遠不足以粉碎廿三條。反廿三條的群眾鬥爭要更有組織力量。首先不同類型的公民抗爭也應該開放和容許討論，例如抗稅、罷課、罷工等集體行動。而民主運動要徹底拋棄過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參與決策的組識方式，運動只有由下而上、通過民主的委員會定立方向、策略和組織。香港的資本家亦會支持廿三條立法，作為保護他們私有財產的工具，反廿三條立法的鬥爭自然是基層勞動者的階級鬥爭。泛民的妥協退縮證明這場鬥爭需要建設一個獨立於泛民以外的勞動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製民選立法會議員面臨DQ

中共正加強以各種各樣的法律手段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繼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青年新政兩人去年被踢出立法會後，現在還有四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國雄（長毛）、羅冠聰、姚松炎及劉小麗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提出司法覆核，名議上要求議員合乎「莊重、真誠」等相關宣誓條件來作政治打壓，企圖取消其議員資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貴之一的兩名資深大律師及有經驗的律師團隊來針對四名議員，而四名議員若果輸掉官司，不但會失去議席，更或會被刑事檢控，最高可判入獄6個月。

長毛梁國雄指，政府利用龐大公帑、濫用司法程序針對案中四名議員，假若議員輸了，將失去議席；即使議員贏了，也可能因為官司而破產，導致自動失去議員資格。政府是要用「纏訟」的方式褫奪他們的議席。

中共越來越依靠法律製度來進行對非建製派民選議員的政治打壓，在林鄭3月26日當選後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參與雨傘運動的活躍人士（詳見下文）。現時面臨被取消議席的非建製派議員共九人，這就是中共的盤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來進行立法會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中，雖然建製派動用大量資源及恐嚇宣傳（反港獨、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勝，因此他們要推翻九月選舉結果，從而未來也可以篩走反對派候選人。由此反映所謂的「法治」實際上只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提供極小保護，往往為權貴的利益服務，並愈來愈成為打壓異見者的工具。現時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眾抗爭，才能捍衛民選議員的議席及選舉權。

全球聲援行動

「我們來到了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向中國及香港政府表達立場。」帶領示威的澳洲社會主義黨發言人Anthony Main表示：「當局對香港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指控全屬莫須有，只是因他們的政治主張而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組織了全球行動，包括在澳大利亞、奧地利、瑞典到斯裏蘭卡，示威者到當地的中國使館要求法院撤銷對四名議員的指控。

雨傘運動九人被捕　法律淪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選舉剛剛落幕，當局最新一輪的政治檢控，並掀開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當局隨即拒捕了9名參與雨傘運動的政治人物，當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眾妨擾罪」作為控罪，比過去常用的「非法集結罪」較嚴重，最高刑罰為7年。這個控罪無論在入罪機會抑或是最高刑罰都比，反映當局有意識要為兩年前的雨傘運動作出政治報復。過去幾年梁振英幹預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為此作準備。

除雨傘9人，本土派立會議員鄭松泰亦因倒插國旗及區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拘捕。包括青政兩名議員，現在可能會被當局取消資格的立會議員高達9人。

另外，法院在過去數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動罪」判處旺角騷亂的4名參與者3到4年的重刑。當局正學習新加坡那樣，利用法律和法院來進行政治檢控，來打壓反對派運動。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單上人數多達40人，未來白色恐怖的浪潮將會繼續。

這次一連串政治檢控，嚴重打壓了香港的民主權利，而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本質亦越來越明顯。惟泛民各派卻仍然死抱「司法獨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於動員社會抗爭。當務之急，反而是要號召群眾上街抗爭，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引狼入室

廣深高速鐵路除了耗資接近一千億、浪費公帑之外，更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政府強調為了保持車速，避免高鐵要在深圳停站進行邊境檢閱，因而企圖通過「一地兩檢」政策，在西九龍同時處理中港兩地的出入境程序，讓內地的邊境人員在香港行使法律權力。

從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到人大釋法DQ案，中共幹預的恐懼彌漫在社會之中，若果內地國家機關人員公然進駐香港，必然遇到香社會的抵抗情緒。
中共過往用盡所有方法蠶蝕香港民主權利，因此當然有理由懷疑在一地兩檢之下同樣情況會繼續發生。

一旦落實一地兩檢，內地國家機關人員有權在西九龍站的口岸區範圍內實行中國法律，也包括拘捕權。

近日有報章揭發高鐵西九邊檢設施將興建10多個羈留室。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更可明正言順「執法」了，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為名強推「一地兩檢」，但《明報》去年報道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兩檢能快多少？

民主黨塗謹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將部分土地撥予內地，以解決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可見他們的妥協是無底線的。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停止這項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兩地落實全面民主權利，否則我們一定反對一地兩檢政策。

香港：平機會陳章明公開歧視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嚴重，公共護老、托兒或殘疾人士服務嚴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棄全職工作成為家庭的照顧者，只能從事兼職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時更沒有退休金的保障，導致貧窮人口大多為女性。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父權體製下對女性的壓迫。

就在剛過去的婦女節，被委任將滿一年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在3月8日婦女節竟然公開發言歧視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兩條『事業線』，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務等等。」

「在香港職場上，男性沒有公平對待女性，但又會要求婦女在家庭擔當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從未計較過人工。」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女性細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顧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會叫女兒照顧，不會叫兒子照顧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這些言論令人深感憤怒及震驚，陳章明的致辭合理化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合理化女性擔任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面對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揚這種不平等的處境！陳更指女性天生較細心，就這樣合理化了女性照顧長者的無薪勞動！

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

這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定性女性的身分為「女兒」、「母親」、「太太」然後才是「職業女性」，並將照顧家庭的負擔壓在女性身上，讓政府逃避建設公共托兒及安老服務的責任。

陳章明的這番言論不單單是個別人士對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個政府官僚體製都充斥著壓迫少數群體的意識形態，體現在政府支持難民禁閉營、阻礙同誌平權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壓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戰鬥性女權運動，反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壓迫，並且要鏟走陳章明這些危害性別平權的社會毒瘤！

香港：學童自殺，還是被製度殺害？

過去兩年至今，已有超過60名學生自殺。不斷有家長及學生發起行動，要求取消TSA製度。什麽是TSA？政府04年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需要額外操練試卷，令學生在本來的功課、準備考試增加更多負擔。

林鄭圖少修少補挽民意

TSA惡名昭彰，不論學生或家長都起來反對，組織起眾多反TSA的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如罷考及發起示威行動抗爭。教育局的回應是將TSA改為「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但實際上只是換湯不換藥，激起更大憤怒！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表示希望擱置5月開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絕，指需要在7月林鄭上任後。連建製派議員也贊成取消TSA時，林鄭希望透過少修少補來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擱置小三TSA也遠遠不足夠，需要全面廢除此製度。

據基督教團體的調查顯示，有84%受訪者認為學生自殺的原因與考試壓力有關。年輕人患上焦慮、抑郁癥，惡化成自殺輕生。中小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巨大的功課量及TSA、DSE考試。香港的教育製度只著重操練試卷，令學生變成一部考試機器，無非是為了剔除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教育以外，維持低水平的教育開支。香港，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為62小時，中學生更長達77小時，比打工仔的工時還要長！這種環境下，如何讓年輕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製度需要一個革命性的改變，由全面取消TSA及BCA開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來增加學校的資源、實施小班教學。

教育製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須大量增設在校的社工和輔導資源，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服務。所有的教育政策製訂都應由教師、家長及學生民選產生的代表委員會決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壓教育製度只是社會環境的反映，要解決青年出路、就業問題和房屋問題，需要徹底社會製度的變革。

香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罷工開始，警察鎮壓將事件推向暴動，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現了勞苦大眾反英帝國主義的渴望，不甘忍受資本剝削以及種族歧視。然而，軍警鎮壓造成的憤怒一觸即發，但受到毛澤東錯誤的思想及鬥爭手段的影響，這股力量被誤導至恐怖襲擊和暴動的方向，失去了廣大群眾支持而形於孤立，港英統治反倒得以強化起來。

港英統治下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時極長，沒有有薪假期（連周日也沒有），被解雇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社會缺乏廉價醫療及教育系統。60年代免費教育並不存在，15-1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3%在學校讀書。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天臺小屋。當時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為懸殊、工作環境惡劣、政府部門貪汙猖獗、華人受到歧視，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輪加價激起抗議，後來警察鎮壓挑起民憤，引致騷亂。最後一名騷亂者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捕。這可說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與對待文革的歷史一樣，親泛民的媒體美化英殖民地統治為自由、民主、開明的化身，片面將所有反抗者定性者為受「土共思想」洗腦的暴徒，掩蓋了工人和青年抗爭的正當性，也無視社會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動的主因。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騷亂者為港獨暴徒一樣掩蓋事實。當年一些參與暴動的青年成為了今天建製派的一員，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效犬馬之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為當年派發傳單被捕。親北京建製派視六七暴動為「路線錯誤」，是他們的歷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隊修改網站上的六七歷史，被質疑企圖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體現了他們處理這宗歷史事件的做法。當然，建製派今天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打壓任何形式的反對運動，是已經徹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當他們指責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時，總會被公眾翻起六七的舊帳來嘲諷。

罷工、鎮壓、暴動

在1967年的五一勞動節，九龍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不滿資方苛刻的條例發起罷工，結果資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當工人阻止工廠出貨時，警察進行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和木彈，百多人被拘捕並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後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介入運動。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零售業、紡織廠以至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6月初警察射殺多名工人，並且不經審訊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廣播，禁止示威者張貼大字報。這些做法都是打壓和平示威權利和言論自由。此時示威者最多投擲物品和縱火，遠遠未稱得上是恐怖主義。6月底，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得到約6萬工人響應，及後還發動了一天的罷課和罷市。

警察瘋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響，運動開始轉向恐怖主義和暴力襲擊。7月8日，共產黨民兵越境到港與港英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轉捩點。7月9日觀塘警署發生了第一次炸彈襲擊。毛派工人開始在炸彈襲擊開始對警車、「防暴隊」、警署、警崗、兵營、警察宿舍、政府機關的投彈襲擊。後來襲擊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等公眾地方，很多無辜平民受到威脅，後來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輿論被定性為暴徒，失去群眾支持且孤立起來。8月商臺節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燒死，令港英的輿論攻勢更為猖獗。暴動分子在左派辦事處及學校等地方製造炸彈，讓政府有藉口擴大警察對他們據點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始超出中共控製範圍。中共開始派出解放軍恢復秩序，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六七暴動鳴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六七暴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暴動退潮時左派陣營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領袖和示威者（不論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動分子）被逮捕和判監。毛派在香港工人階級之間的實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動的宗派鬥爭和個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眾意識與中國大陸隔離，更集中只關於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動社會改革，殖民統治才得以鞏固起來。

文革風潮的影響及中英關系

中英在六七暴動前後的外交關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構成了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取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這點就先要了解毛澤東政權的政治本質。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民族主義者，對他來說中國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國主義陣營之間作出權力平衡。這是為了官僚集團提高在世界政壇上的民族地位，並且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現狀。

二戰後英國明確和美國建立特殊關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甚至臺灣問題上追隨美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與英國采取妥協調和態度，使它不會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靠得太攏。即使1949年革命後解放軍兵臨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內接管香港，但中共決定讓英國繼續治港。原因是毛澤東希望與英國保持亦敵亦友的關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為獲取外匯的管道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聚合點；另一方面爭取英國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英國則成為了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大國，以求換取香港地位不變，並保障在中國的巨額投資。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戰後經濟的恢復時期，加上美國強硬敵視中共，英商於是把握機會擴展在華經濟利益。這種亦敵亦友的關系形成了中共對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針。

在這政治背景下，中共從沒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過六七暴動增加對英的外交的籌碼。網媒《眾新聞》報道了美國中情局當年的一份檔案，當中中情局作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評估：「北京不希望開戰，但希望用一年時間，在港做到『澳門123事件』的效果，即雖然法律上和名義上沒取回香港主權，但實際上卻能控製香港，將港英政權架空。」六七暴動開始後，除了口頭聲援和給予少許罷工經費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支持，正如報告總括暴動左派失敗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絕向英國認真施壓，或向港共提供實際援助」。

5月16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有出席。然而不過是三個月後，當萬多人在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者放火焚燒辦公樓時，周恩來卻譴責領導這場抗議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他向英國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毛澤東起初所能想像的範圍，而正如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六七暴動也「是這股追求解殖的歷史欲望在長期壓抑下反彈出來的失控爆發」。的而且確，沒有文革浪潮的話香港毛派不會有自信發起一場持續七、八個月的鬥爭。但與文革一樣，中共希望將六七暴動置於官僚的黨爭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之下，可以讓他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動也成為了大陸文革中官僚權鬥的另一個戰場。正如文革出現邀進和溫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較溫和的派別由本地紅色銀行家及富商組成，希望可以通過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進派是由本地底層工人和學生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支持，他們希望通過沖擊港英統治增加在大陸權鬥的籌碼。

後果

暴動後港英殖民統治得到更大民眾支持，警察的權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間實施一定社會改革以買來穩定，包括1970年實施的每周一天強製休息。後來英國工黨執政時期下的麥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改善並普及化醫療服務，並在1971年開始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資產階級媒體所誇大的，尤其在維護殖民者政治權力上沒有讓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停止政製改革，拒絕成立民選議會。而1974年雖然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實際上中文繼續在政府部門和法律機關受盡歧視，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頒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當年的確有很多真誠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錯誤的路線和鬥爭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運動陷於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妖魔化，群眾意識大大倒退。左派組織要麽癱瘓和分裂，要麽走向更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線（例如工聯會），工人運動陷入一段時間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騷亂雖然與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歷史條件，但在兩件事中騷亂都運動退潮時的一次冒進主義的反彈，在註定失敗的騷亂後運動則急速擺向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者支持反對殖民地的鬥爭，但我們反對六七暴動中的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正如我們反對2016年旺角騷亂的手段一樣，因為這不是對抗政權的有效方法，反而會令群眾運動失去大眾支持，並換來國家機關的鎮壓。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來源始終是統治階級及國家機關（警察、法院等）。在港英軍警武裝鎮壓的形勢下，工人階級當然有武裝自衛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過民主組織的自衛委員會，由下而上決策來抵抗警察暴力、捍衛罷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發動無差別的恐怖襲擊。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捷徑，只能依靠集體鬥爭和自我組織才能完成。徹底官僚化的中共當時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國際主義的方式來組織鬥爭，也不能爭取英國工運的階級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眾運動，將之作為中共與資本主義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廢除外勞「雇傭同住」條例！

根據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現時香港聘請有超過34萬外傭，主要來自印尼及菲律賓。
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地牢、櫥櫃、廁所、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
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雇傭同住規定所帶來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積極反對。」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稱：「我們與同香港其他外勞運動組織，一起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讓她們可以自行解決，而不是被迫接受報告所指的待遇。」
外勞社群Kobumi成員Ilalang Victoria同樣極力反對雇傭同住。「這些非人道的狀況其實並不是個新問題。例如，如果一名外傭要睡在客廳，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許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傭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傭睡在廁所或附近，亦對她們的健康很有影響。」

隔離與社會控製

外傭的外出居住的權利，是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當時之前已經與同一雇主達成連續雇傭關系的勞工。入境處會定期進行突擊巡查，檢查一些被懷疑不與雇主同住的外傭。一經定罪，對工人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港元，而對雇主的最高刑罰只是終身不準聘請外傭。

「這個法例的目的是為了隔離與社會控製。」鄧美晶指：「這是為了防止外傭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時數、私人時間，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雇主操控。這個政策導致了報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諸如每天工作16小時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環境是世界最擁擠的，根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住房單位的平均大小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國紐約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外傭要被迫住進廚房或儲物室，許多家庭根本容納不了雇傭合約中所要求的「合適居住」。政府完全知道這個問題，但仍然堅持雇傭同住的規定。

政府部門幾乎從來不檢查外傭的居住及工作環境，而仲介公司作為雇主及外傭之間的中間人，卻反而令問題火上加油。這些仲介公司經常違法地向外勞濫收仲介費。

違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賓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過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項由香港大學學生的研究報告指70%仲介公司超額濫收仲介費，法例的上限為$431，但實際費用往往高達1.5到2萬元。

研究亦確認外傭長期以來的投訴，仲介公司往往會違法地沒收工人的護照或其他個人文件（甚至銀行卡），來作為迫使外傭償還仲介費用債務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傭工來照顧家中長幼的基層家庭亦面對嚴重的經濟壓力，他們所生活的狹小空間根本不可能另為外傭準備獨立房間。由於政府政策，香港長期缺乏公共托兒及長者安老服務。每年有超過5000名長者在輪候公共的長者宿位時過身，而社會福利署卻利用這個來低估平均輪候時間，指只有3年。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利用公帑來興建鉅額的基建項目上，來利益輸送到大財團手中，卻不會投資於嚴重缺乏的公共服務中。政府的解決方案，就是從其他亞洲地區中輸入廉價勞工，到這個被國際特赦組織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廢除「雇傭同住」條例！
取締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來取代，負責招聘工人和監督，並讓外勞民主參與其中
立刻將外傭的每月最低工資由$4350增加至$5000，並爭取將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34.50）覆蓋包括外勞及殘疾工人在內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發展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安老及社會服務：廢除大白象基建，征收富人稅！
建立強大的外勞工會，與本地工人共同團結反對香港和外勞本國政府的親財團、反工人階級政策

悼念六四等於「愛國」嗎？

今年六四大遊行及悼念晚會爭議不斷，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現況。由於支聯會將六四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為了與「愛國主義」保持距離，大學學生會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動，而今年在立法會內部分的自決派團體亦選擇杯葛或刻意低調參與。可是這做法是錯誤的。

天安門運動是由中共走市場化及獨裁統治引爆的。實際上愛國主義與運動本身並無關系，只是中產意見領袖強加的標簽。在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裏，最多北京抗議者高唱的是《國際歌》而不是愛國歌曲。在廣場飄揚的旗幟之間，國旗只占非常少數，但支聯會保守派卻將之放大。今天中國內地的各種抗議場合也會見到示威者舉國旗，很多時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中共指控為顛覆政權。

自八九年以來，支聯會的保守派（包括司徒華等人）綁架民意，將八九革命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一來是為了表明香港的聲援運動主張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專製。因為當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與中共保持和好關系，祈求專製者可以在主權移交時寬大一點，賜予更多權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進的勢力並不「愛國」，從而將他們篩選在決策層之外。但到了今天，由於中共在「愛國」名義下製造白色恐怖，打壓香港民主權利，香港群眾（尤其青年）對愛國主義反感，令支聯會屢屢受盡抨擊。他們當年的政治機會主義成為了今天的絆腳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批判支聯會各種錯誤的做法。他們令悼念運動脫離今天的群眾鬥爭，並以專橫、官僚的方法組織（香港絕大多數抗議行動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會近年都有十多萬群眾參與，是一個大型運動，並且成為了反中共統治的象征，得到國際上的關註。杯葛是不分輕重的做法。支聯會的政治缺陷無疑相當嚴重，但六四悼念活動的重要性乃在群眾的參與，而非在於「主辦單位」那些沒人理會的「愛國論」。社會主義行動會在現場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獨立的聲音，我們在內地進行地下組織工作，內地成員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們會提出未來打倒中共所需的戰略，挑戰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領導。

杯葛六四活動不會增加對支聯會的壓力，也不會改變活動儀式化、與今天的鬥爭分隔開的現況。我們希望「自決派」團體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改為參與未來六四的悼念活動，同時公開否定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論」。如果有團體不公開糾正之前杯葛六四遊行的錯誤，而只參與六四晚會（當晚很多團體會籌款）是搬龍門的做法。

天安門事件是一場被扼殺的革命運動、只有將今天民主運動內部民主化，改換其領導層，並緊記當年的教訓，將之連系至今天打倒中共的鬥爭，才能重奪八九革命的遺產。

工人追討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諾支付50萬欠薪及遣散費

在港九新界超過10間分店，專門籌辦婚體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發拖欠工人薪金丶不願支付遣散費，受影響的員工多達11位。被欠薪員工昨（7日）與香港廚師聯盟（下稱廚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及與資方談判，期間遭資方管理層不停辱罵及試圖阻止抗議行動。最後公司在抗議行動及工會壓力下承諾，發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費。

有錢裝修無錢出糧　拖欠工人50萬欠薪及遣散費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業裝修，11位廚房工人分別在被誤導丶冒簽的情況下「被自願辭職」。資方沒有發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費。

廚盟及街工一同與工友在6月6日找資方談判，但資方竟然要求員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須簽署文件，承諾日後「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討任何損失或賠償，否則不能領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後談判破裂，工會帶同工友到勞工處落案，並準備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議。資方得悉抗議行動一事，更一度騷擾及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致電吳誌輝指「我哋已經準備咗十一封律師信俾你哋」。

工人追討欠薪　反被資方恐嚇

昨日，工友與廚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在到達門口前，已被數名大漢尾隨，期後彩福公司行政及財務總監鄧家麟一度沖向工人，並不停以粗言辱罵「X你老母」，場面一度混亂。工人拉起「有汗出，無糧出，還我遣散費」橫額進入酒樓抗議，再與資方進行第二輪談判。最後，彩福婚宴集團董事總經理何健代表資方承諾向所有受影響工友支付遣散費，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職二鑊廚師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對談判結果滿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簽「自願離職」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討過程非常波折，資方態度惡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絕談判。他指工會很幫助很大，為工友們提供所需要的資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見。

工人團結抗爭　終獲勝利

而在彩福當雜工一年多的黃小姐，由於任職不夠兩年，根據勞工法例無法得到遣散費，但她站出來為了支持其他受打壓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們一直為公司真心貢獻及辛勤工作，應該得到合理的對待。她又表示，基層工人的團結很重要，而工會在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譚亮英會在上怒斥資方，除了幾位被主管冒簽的工人外，幾位「自願辭職」的工人是在被誤導及上級施壓的情況下而簽署自願離職的。工人只是合理地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表示，資方明顯是因為有媒體在場的壓力，才表現出良好態度。今次談判成功，是因為工友的團結抗爭。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及各團體到場聲援。

香港國際家務工人日遊行：團結抗爭　反對種族主義

6月18日（星期日），為響應「國際家務工人日」這個全世界家務工人捍衛勞權的日子，香港一眾外勞團體，包括KOBUMI（印尼外勞社群）、JAWA、BKB、SERPAN與社會主義行動於發起遊行。街坊工友服務社及廚師聯盟都有到場支持。今年的主題為｢保障外傭　團結反對種族主義　結束現代奴隸製｣。

約60名外勞及本地人都有參與是次遊行，首先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集合，然後遊行至印尼駐港領事館，隊伍沿途高叫「停止種族主義」、「抗議仲介公司」、「八小時工作製」、「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發言指：「現時香港政府奉行雇傭同主規定，強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這導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時的剝削，老板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時起床，工作到淩晨12時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過16小時的工作，是現代奴隸製！因此我們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以及八小時工作製。」

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補充：「法例訂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費用，但工人面對的仲介費卻往往過萬，這相當於他們半年的工資。但香港政府從不執法，任由有色人種被宰割，非常種族主義。我們要求取締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這些外傭，停止剝削。」

另外，剛剛成功為本地工人討回欠薪的廚師聯盟主席細輝表示，外傭遠洋而來到香港打工並付出勞動，換來的卻是剝削，本勞外勞應該團結抗爭共同反抗資本家。

遊行人士最後向領事館代表遞上抗議信後結束行動。

保護斯諾登的難民被拒絕庇護

七名曾經協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在港難民，最近被入境處駁回其庇護申請。該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兒童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反對入境處的決定，並指責處方的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這些難民是本港的英雄，他們在2013年6月曾為前美國國安局員工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泄露國家機密，令他成為了「全球第一通輯犯」。幾位英雄分別是來自斯裏蘭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 Rodel，還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兩名孩子，與Rodel的女兒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現行政府不人道的庇護法規下屬於「無國籍」人士。

難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難民權利的鬥士，且活躍於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之中，在難民社群中廣為人知。這宗案件成為了本港1萬1千名難民的鬥爭的重要象征，亦駁斥了建製當局與媒體將難民打成「假難民」及「罪犯」的種族抹黑。

社會主義行動是2013年聲援斯諾登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我們亦舉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殘酷對待對整體難民。香港政府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締約者，因此不會提供任何庇護。難民只能申請酷刑及迫害聲請，而審查期長達等待數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間他們不能工作，只能生活於赤貧當中。

「零批核率」

「我們不理解為什麽入境處要如此迅速地審查他們的案件──這次決定與他們與斯諾登的關系曝光的時間很接近。」代表難民的文浩正律師稱。另一名難民的代表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同時亦是斯諾登在港的律師，他指這個決定「與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過去也有理據充分的個案被拒絕申請。」

七名難民的支持者認為，入境處的決定與媒體報導他們保護斯諾登有關。四名成人之間除了此事之外並沒有任何聯聯，但是他們的個案卻被同時審核。在加拿大，有人組織起來向該國政府施壓，要求當局為他們提供庇護，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他們的故事於奧利華‧史東的電影《斯諾登》中呈現出來，而斯諾登本人亦為他們大力發聲。「這都是些好人，他們因酷刑、強暴、暴力、脅迫及戰亂而流離失所。這都是有紀錄的，並不是虛構。這些都是事實。」斯諾登在最近一次公開錄像中說道。

政治清算繼續　長毛被重點針對

假和解，真河蟹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後，政府立即大規模拘捕及檢控社運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參與不同反政府行動的人士被捕。林鄭向反對陣營軟硬兼施，另一邊廂則與溫和泛民提出所謂的「大和解」，又試圖拉攏泛民政客進入政府。我們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沒有鬥爭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讓步。可惜的是，溫和泛民對眾多社運人士及激進派被打壓則毫無反應，沒有意圖動員群眾去阻擋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傘運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計劃、有策略的，首先針對本土派，繼而打壓激進民主派。繼青年新政梁遊兩名議員自毀長城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熱血公民鄭錦滿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最近九名傘運人士被檢控，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及鐘耀華、社民連黃浩銘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他們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連法官也在庭上亦質疑律政司的理據，認為控罪有重復性，在同一個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長毛──當局的頭號敵人

長毛現正被控三條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被DQ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藐視立法會，隨時被判監入獄7年。長毛受訪時表示無懼入獄，認為當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已經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可言。

他曾公開表示反對泛民的「和解論」，又強調需要重新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開表示反對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會變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國雄（長毛）是統治陣營多年以來都想除去的眼中釘。

現在四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的DQ案件仍未有定論，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決，避免刺激群眾上街，有礙習近平訪港時歌舞升平的畫面。

法官：「梁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長毛被指收受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25萬元，沒向立法會申報。法官在結案陳詞時指，梁國雄並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質疑本案的嚴重程度。法官質疑，最後該筆款項仍然用於黨內事務，是否仍然會影響大眾對於議員涉及利益沖突的觀感。政治檢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摑了一巴！

連立法會秘書長在作供時亦承認，從來沒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因沒有申報而被檢控。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作供時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連的經費。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11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元朗橫洲發展時，拿走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視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長毛指，此條例本來用以保障議員，但政府卻用此控告立法會議員。他又指他的行為並沒造成會議中斷。

政府大灑金錢，以「漁翁撒網」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擴大！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不斷增長。縱然我們組織尚未算是龐大，但影響力卻不斷增加，並出一分力為未來強大左翼組織打下根基。過去六個月來，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增長速度為至今最高的。我們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同誌亦是如此，他們的進展啟發我們、推動我們前進。

「我們在2017上半年的成員增長目標為20人。現在我們距離目標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稱：「在香港，女性加入我們的人數比男性多，大約占三分之二，這是個大進展。」

在2017年，我們成員人數增加，也在各重要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與難民、外勞以及工會分子一起組織抗爭，爭取權利。我們的女權及青年運動會繼續下去並且升級，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義。

團結反對種族歧視

在中共的專製瘋狂打壓下，民主鬥爭遭受挫折，尤其是雨傘運動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鎮壓，群眾運動減弱，抗爭次數減少、每次人數降低、青年參與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為自己這樣就勝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規模的運動正在醞釀，而且不單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

社會主義行動是個種族多元的組織。新成員來自印尼、菲律賓、美國、緬甸，還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這代表我們組織的宣傳（包括報刊、網站等）與會議亦變得更跨族裔。「我們有以印尼語進行的會議，當然還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我們也開設了個印尼語的社會主義網誌。」鄧美晶稱。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出版一共四種不同語言版本的雜誌。英文版雜誌的銷量大幅上升，因為我們組織許多外勞、難民和外國學生的運動。

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的事件令人震驚，使社會主義行動今年的新年砰的一聲展開。不過，全球的「特朗普現象」在香港並不顯著，有些人甚至對特朗普抱有幻想，以為他會成為對抗中共的盟友！但對於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難民來說，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恐伊斯蘭政策及言論實在令人憤怒和震驚。

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於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集會，響應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議。我們不單在人數上獲得成功（我們迄今最大型的婦女節行動），而且有許多團體到場參與，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包括難民婦女、性暴力受害者親屬、每天遭受歧視的外傭以及女權主義學生。

「不論我們國籍是什麽，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話，勝算會大很多。」

三八集會為社會主義行動首次舉行的五一遊行打下基礎。五一是另一個大進展。我們與激進外勞組織Kobumi合作發起該次行動。早上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人參加，之後我們參與香港職工盟的大遊行。我們行動的口號為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5及要求保障外勞。

「我們五一遊行與其他的分別，在於清晰的國際主義及反種族主義綱領，並主張團結抗爭。」鄧美晶說：「可惜，大部分工會和活躍分子認為『外勞議題』與香港工人的問題無關。這是錯誤的，兩者需要連結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亦支持飲食業工人的鬥爭。三月，跨國企業漢莎天廚無理解雇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事件再次反映該行業的工會向來被資方大力打壓。我們協助工會製作Facebook專頁，並在大學飯堂發起抗議行動。我們發動國際聲援行動，來自德國、保加利亞等地的工會紛紛向其母公司漢莎航空發出抗議信。

政治清算

社會主義行動亦發起了國際聲援長毛行動，支持梁國雄等面臨被法院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社會主義者與工國委在全世界十多個城市，從奧地利維也納到印度班加羅爾，譴責這個公然的政治打壓。由於政府正在加強政治清洗，政治審判案正在增加，這場聲援長毛的行動顯得極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誤當作是反對政府的激進選擇，其敗亡可能會為民主鬥爭開拓國際主義的空間，讓人意識到民運不能夠孤立進行，也不能祈求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協助。社會主義行動解釋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連結起中國和全球的群眾抗爭。

在十多萬人參與的六四悼念晚會中，我們於透過特製短片和擴音器所宣揚以上訊息。「我們籌款以幫助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誌，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地下政治組織的需要。」鄧美晶指：「在六四當晚，我們擁有最國際化的團隊，參與者來自不同種族，這是由於反抗專製打壓並不只是中國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對於許多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來說，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們的行動與果敢的組織方法。不過，強大的組織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即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資本主義無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敗、種族主義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替代的任務亦變得更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話，不要猶豫，加入社會主義行動這股不斷增長的力量吧！

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國民教育快將卷土重來，更會擴展到幼稚園！林鄭月娥最近配合中聯辦，指要在幼稚園開始灌輸「我是中國人」概念，並計劃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名為教育，實為洗腦 ，自2012的反國教運動以來，眾所周知，所謂的「國民教育」只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獨裁政府及香港統治陣營對於年輕人反抗政府有極大恐懼，而洗腦教育是其中一個手段去抑製年輕人的獨立思想。政府不停對於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打壓。近年來對於普選及反對官商勾結的抗爭此起彼落，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群眾對於獨裁政權的忍無可忍而爆發出來的，而眾多年輕人因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這解釋了為什麽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將洗腦教育推行，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輕人對不民主製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自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跌至2008年以來新低，而自認是中國人的18至29歲年輕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來最低。但這與其說是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與政治（反中共獨裁的情緒）有關。

事實上，洗腦教育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已被政府不動聲色地放入中小學生的課本及功課裏。學生需要在工作紙上回答「你認為同學愛不愛國？你認為可以怎樣幫助他更愛國？」、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對國旗敬畏等。

《人民日報》最近刊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訪問，指需要以「零容忍」態度遏製港獨，必須「堅決依法懲處」，又指要加強教育，令民眾知道港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期後林鄭便公開表示實行國教的重要性，顯示她將會完全順從中共的計劃行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以及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現在需要發起一場受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中學生要組織起來，準備發動抗議及罷課以捍衛民主權利。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林鄭政府會有蜜月期嗎？

七月一日後林鄭月娥將會上臺。梁振英執政五年以來，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樓價持續水漲船高，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在掌握實權的北京背後操控下，他的施政為林鄭月娥政府埋下無可拆解的計時炸彈。他的選舉承諾基本上一項都沒有達成，公屋興建數目有減無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壓抑樓價的所謂「辣招」不見其效、連取消強積金對沖（讓雇主掠奪工人的強積金來抵消遣散費的政策）如此細微的改良也不能達到。醫療、教育系統在資本匱乏下幾近崩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以來外訪日數加起來大約為半年！特首上任後不久被揭發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萬的款項，但廉政公署幾年以來完全沒有調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謂「法治」已經腐朽不堪。

香港數價令基層乃至中產都苦不堪言。過去五年香港樓價上升六成，樓價指數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謂「辣招」對樓價完全無影響，反而打殘交投及二手市場，令一手市場樓價暴升。為了減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來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單位應運而生，可見整個瘋狂的樓市與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脫軌。

正值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貧富懸殊為45年來最嚴重，堅尼系數達到0.539，繼續排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的榜首。將全港家庭住戶收入劃分為十層的話，最高一層的收入是最低一層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層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5250元，難為統計處長鄧偉江還好意思說近年窮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立例規管工時，但結果拒絕設立標準工時，巧立名目以「合約工時」取而代之，更限製只能覆蓋月入為1萬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銀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已經超過50小時，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教香港怎能不淪為地獄！

大和解？

林鄭政府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製陣營之間受到孤立。她不會受到香港資本家的衷心祝福。群眾雖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時聲勢如雄的反抗，但也會對她保持懷疑態度，就如一座尚未爆發的睡火山。林鄭月娥雖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卻找不到新人組閣，唯有挽留那些惡名遠播的前朝余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人，以及三名現屆政府問責局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將會原班人馬過渡。這是梁振英統治的後遺癥。因為政局的尖銳化，建製內部四分五裂，為官不再是一份優差，而是一條要押上個人仕途的險惡路。

林鄭刻意擺出與梁振英不同的姿態，希望可以換取泛民的合作，並緩和沸騰的民怨，但她是不會作出任何重大讓步的。她刻意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當選後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但她那777張選票明明是中聯辦賜予的。她表面釋出善意，表示考慮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在2014年7月梁振英為了阻止示威者進入，封鎖政府總部廣場外的大門）以及擱置小三BCA這個不人道的考試製度。泛民主派如獲至寶，以此為林鄭月娥願意和解的征兆。現在她甚至聲稱會增加教育經費50億，但當中很多錢會用作大專的三萬元學券，意味著遵從過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公帑補貼私營學校的營運。然而，即使在開放公民廣場及擱置小三BCA這些小問題上，林鄭在表態後已經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對。在普選製度、廿三條立法以及清算傘運人士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她必然遇到來自中共及建製的更大壓力，更不可能有絲毫退讓的空間。

在特首小圈選舉時，泛民主派為了支持曾俊華而大力攻擊林鄭月娥為「CY 2.0」。但在選舉後突然對林鄭的態度180度改變，表示希望可以與林鄭「大和解」。公民黨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請了林鄭月娥參加，民主黨的資深成員羅致光很可能會成為林鄭政府裏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的宣傳都比過往低調，不免令人感到他們有意在主權移交廿年之際淡化抗爭運動，刻意給習近平面子，以利他們進一步與中共的所謂「開明派」達成交易。種種跡象顯示泛民希望與下屆政府共渡蜜月期，但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林鄭對「港獨」的取態

梁振英在雨傘運動後製造「港獨」話題，刻意誇大港獨勢力的存在，並像習近平般動輒以「維園國家統一」等民族主義措辭大力譴責。梁振英去年更發動立法會政變，篩選本土派的立法會參選人，並且取消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都是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爭取聲勢而走鋼線。他更將清洗立法會行動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議員資格，現在回頭看當時是他權鬥中殊死掙紮。

林鄭月娥似乎想緩和打港獨的力度，她來說最重要是先坐穩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惡鬥而形成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認為港獨「去到一個勢頭」，又表示港獨仍未形成一個思潮，暗示梁振英在誇大事實。但如我們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獨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強硬統治是必要的，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應，強調對港獨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後很可能會通過在港的建製組織幹預下屆政府，以確保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其中打港獨將會是他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發表強硬言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條立法，並恐嚇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義對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發放訊息之外，還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警告她要維持上屆政府的強硬路線。故此，林鄭月娥上任後將會面對方方面面的壓力。再看中共的整個大趨勢，習近平目前不斷加強民族主義的輿論宣傳，高調反對「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林鄭月娥作為中聯辦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個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臺參加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立委舉行的記招後，建製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決派勾結臺獨勢力。林鄭月娥猶如被摑一耳光，被警告要對港獨勢力戒慎恐懼。

梁振英的下場UGL

群眾固然對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後，廉政公署會正式調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萬的貪汙事件。梁振英對此一早有準備，故此在任期間大力清洗廉署，向維護資產階級法製的法庭作權力鬥爭。他希望這些機關更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製，以免自己下臺後受到製裁。當然他的下場如何還是要看群眾鬥爭能向政權施加多大壓力，還要考慮中共黨內權鬥的復雜因素。梁振英的個人命運岌岌可危，令他難以輕易舍棄自己的權力，可以預期政府的權力交接將會相當不順暢。實質上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來愈與中共相似，卸任領導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棄自己的權力，必須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在背面掌握實權。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製度愈來愈不民主，權力更為集中在小撮的個人手中。

群眾鬥爭的未來

在雨傘運動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瘋狂打壓、傘運人士及旺角騷亂者被政治檢控後，民主運動出現一定程度的疲態，而且這似乎會維持好一段時間。抗爭的次數、每次抗爭的人數以及青年人的參與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放遠一點目光，看看中國政局危機加劇和群眾鬥爭四起的大局面，就會認知到一場更為巨大的風暴正在醞釀。因此，下一次的群眾鬥爭在人數、抗爭意識和政治目標方面將會比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群眾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洗禮將會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須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乃至國際鬥爭才有可能勝利。倒過來，也很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先爆發一場大型運動後，重燃香港群眾的鬥爭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眾仍相當未被政治化的時期，天安門運動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萬人上街及前革命狀態。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場天安門運動作為助燃劑，將會引爆一個更強得多的火藥庫。

林鄭月娥政府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為可以在民眾暫低落的情緒中避開群眾壓力，安然與政府達成協議，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妥協的不歸路，必將付出政治代價。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唯有中港群眾團結抗爭，並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推翻中共獨裁者及資本主義為目標，中港兩地才會達至真正的民主。

熱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為首的「熱普城」聯盟內部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標誌著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版塊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中共及港府不斷加強打壓本土派，借以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本土派陷入危機與內鬥之中，而沒有團結起來抵抗，令政權的打壓事半功倍。熱普城去年立法會選舉獲得15萬4千票，當中很多是年輕人。今次他們的內鬥可惜會對部分真誠的抗爭青年造成挫敗感，最終仍是由中共坐收漁利。

據悉分裂的導火線為黃毓民近日終止了對黃洋達「熱血時報」每月三萬元的資助，觸發兩派支持者先於網上對罵。但隨著分裂擴大，黃毓民本人在網臺上更主動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當中明言「你（陳雲）那個『永續基本法』是『偷渡』進入政綱。」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主張，將之置於選舉政綱之內不過是選舉中的權宜之計。由此可見，即使於「熱普城」聯盟只是個政治投機分子集合體。

社會主義者早已明確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與港英不民主地製訂的小憲法，對民主權利的普遍製肘，以維護港資與中共專製者的利益。主張將之「永續」到2047年後根本就是荒謬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行動主張製訂一部民主而親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這場互揭黑幕的鬧劇中，鄭松泰於熱血公民內部講話錄音外流，錄音中鄭稱只是與同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頌恒與遊蕙禎「假裝友好」，因為「公眾是白癡」而容易欺騙。更為諷刺的是，黃洋達施行網路暴力，鋪天蓋地抹黑社會主義行動「熱衷籌款」，此時他卻被黃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計二十萬元捐款以成立「熱血狗仔隊」卻毫無下文。黃洋達亦聲稱於熱血公民中實行「幫會式管治」，其退黨成員大爆組織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決策上的專斷獨裁。

對本土派幻想破滅的朋友應當認識到，他們並不能帶來任何出路。香港民主鬥爭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義者破壞。社會主義的綱領與連結國內外群眾共同鬥爭才是唯一可取的選擇。

大坑西村重建迫遷

由橫洲官商鄉黑、高鐵迫走菜園村居民，越來越多官商勾結而發生強拆迫遷。香港唯一的私營公屋大坑西村，成為發展商眼中的肥豬肉，由恒基地產「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計劃將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將廉租屋變為以私人單位出售牟利，更將迫遷1,300戶居民！一眾居民組織起來，發起行動反對官商勾結。

「原本是公共的，現在重建給私人財團賺錢！」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註組主席歐陽潔珍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極低的地價給「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規定，必須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於市中心，鄰近石硤尾地鐵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貪婪的發展商。於是發展商自2014年申請「重建」為名，而無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無咨詢過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戶調查，絕大多數居民反對（發展商）只賣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經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現在樓價貴，可以搬去哪裏？」關註組主張居民共同規劃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興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對私人財團牟利。他們數年來不斷發起抗爭，包括組織居民大會、集會示威，又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案。

去年城規會共收到93%表示反對發展商重建的意見書，但仍強行通過該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訂案，要求至少85%面積用作出租，城規會收到99%的支持意見書，但最後卻無理地否決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實為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爭，呼籲更多人加入戰線，阻止政府將坑西變成地產商的牟利工具。我們主張所有單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並且踢走地產商，通過民選租戶代表，將大坑西村公營置於民主控製，讓租戶有權否決重建計劃。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製、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誌），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製，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失竊的公共空間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間遠遠不足，甚至被私人資本公然侵占。 根據「拓展公共空間」文章披露，香港有相當一部份商場項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眾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但發展商經常將前往公共空間的路線設計得千回百轉，令民眾不便前往，或幹脆以維修之名長期封閉通往該處的通道、電梯等。商場方面亦經常於這些公共空間舉辦商業展銷活動，從中賺取豐厚的場地出租費用。

數據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當中184萬人實際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更少於2平方米，但在山頂、愉景灣、九龍塘等富人區人均休憩空間卻有8平方米，兩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連理論上本應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竟也相差懸殊。而相比鄰近同樣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東京和新加坡等，分別都有5.8-7.6的公共空間，某些地產項目亦將公共空間設計成半封閉式環境，從而變相將公共空間私有化。當中最為荒謬者當屬李嘉誠長實旗下的大圍「名城」樓盤，地契中列名需興建多項公共空間設施包括兩所學校，而長實竟將學校興建在離地面十九米的五樓平臺之上，更離譜的是長實為了區隔「私人住宅」與公共設施，竟只預留一條樓梯與一部只能載十二人的升降機予兩校近兩千名學生出入平臺。而政府面對當區市民提出公共設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訴求，竟將區內私人會所計算入地區休憩空間之內，回應指當區設施已滿足香港規劃標準。意味著當區的富人可以繼續享用遠超其所需的「公共設施」，而基層民眾面對本應共享的空間被公然侵占卻無可奈何。

可見政府所謂的「土地問題」根本是由於親商政策取態下故意抑製土地供應所造成，剝奪民眾應有的休憩用地權利。為了捍衛公平的公共空間，必須將開發商、住宅和商場全面公營化，由居民民選產生代表進行民主控製。

劉曉波逝世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愈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齒冷。」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舍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註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彌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註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製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製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製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製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製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製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系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製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製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製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製，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製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製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贊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製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製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梁」，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梁」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誌，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製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盡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製度──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製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製，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製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麽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沖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幹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與貝裏雅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向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裏。這也就是為什麽雖然一黨專製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采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製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征」。但是，這是人為刻意製造的錯誤印象。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處。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該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派和親資子分子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的施舍，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在大規模鬥爭中的成果。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製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製造性暴力的溫床。

四議員遭取消資格　千人集會抗立會政變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議員資格。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兩名本土派議員遊蕙禎與梁頌恒，再有議員被當局取消資格，至今總計六人。泛民黨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時於政府總部門外發起集會，抗議法庭裁決。當晚有約過千名市民到場聲援。

大會打出「政治打壓可恥　抗議人大釋法」的主題，泛民各黨的代表在臺上輪流發言。另外，明顯有許多青年人參與集會，是雨傘運動結束後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見青年人仍懷有鬥誌，當有迫切的鬥爭時還是站在最前線。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我們指出是次裁決與去年梁遊案件一樣是一次議會政變。政府以沒有民主授權的機構（法院）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舉動。現在必須要發動新的群眾運動來抵抗這場政變，有不少參與民眾與我們討論到民主派議員總辭、抵製補選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鄭新政府進一步進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與政治檢控，顯示當局根本無意「和解」。現除了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外還有三名議員有案件在身，立法會的政變在未來可能會繼續，當務之急是要重建民主運動。現在需要一場群眾大會，由下而上組織群眾行動委員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及策略。

臺灣同婚平權報捷　對香港的啟示？

5月24日，臺灣「婚姻平權」議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違反憲法後，這被普遍視為同誌平權的一大勝利，也意味著臺灣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 亞洲區的同誌固然為平權邁進一步為之喝采。相較於鄰近的香港，同誌平權分子卻仍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上與政府拉鋸。保守教會製造恐慌輿論，親資本政客則通過不民主的議會功能組別頑固抵抗立法。

為何臺灣同誌平權可以走得這麽遠、運動可以具如此規模，而香港性平權的現狀是什麽和同誌運動有什麽需要改進的地方？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執行幹事，他表示：「對於臺灣同誌平權的突破，我認為是由於整個社會風氣，而且平權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爭才造就出來的。社會意識漸強，當遇到歧視發生時群眾都會公開譴責，這間接鼓勵了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同誌議題，建立了一種多數人支持同誌權利的共識。這點是香港的政界、演藝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視的情況仍然是十分嚴重的，例如跨性別的人士，社會裏的歧視令他們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無理解雇、甚至連家人也不接受他們，對他們來說這些問題是十分普遍的。其實LGBT 群體都是一般的勞工，他們遇到的壓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誌運動有需要向不同的範疇，例如勞工、婦女權益等作連結，令受到壓迫的小眾團結起來，才有機會爭取到平等的權利。」

臺灣同婚平權將會沖擊資本家所維護的核心家庭福利體系，使同誌家庭更有信心爭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無論是公共社會保障、性平權都需要與民主鬥爭連系起來，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會、親財團政客和政府施壓，挑戰資本主義體製，才可贏得徹底勝利。

香港：發動群眾運動　抵抗立會政變

7月14日，區慶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取消其議員資格，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這完全是建製大右派發動的一場政變，無疑是對香港民主鬥爭的重挫，也是對中國民運的打擊。

這場政變代表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最嚴重的打壓，18萬張選票淪為廢票，為了有利政府而改變選舉結果。同時亦使建製派在分組點票中獲得絕對多數，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議事規則。本來只是半民主的議會淪為橡皮圖章，反對派今後將難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動的親財團、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被公然濫用，換句話來說法庭像中國大陸般淪為政權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更嚴重的是，取消議員資格的裁決，代表專製當局會更加猖狂，打壓民主的「野心」將會越來越高。如今建製派自信十足，正公開慶祝政變。問題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鬥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們需要一場強大而有組織的抗爭運動，來迎擊當局對議員的攻擊。運動應要求恢復議員的資格，並且廢除所有不民主的限製（包括參選權、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與傀儡港府所強加的法律限製）。我們認為，立法會是民主運動的「最後底線」，而我們不能夠讓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謂的百分百的政治審判，裁決基於宣誓是否所謂「真誠」問題，就如同卡夫卡小說裏的荒誕情節一樣。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那些議員，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後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問題，中共專製一直想增加對香港的控製，並扼殺民主運動。中共當局視民主如病毒，害怕其會從香港擴散到全中國。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權利，以及過去群眾鬥爭所贏得的讓步。他們不單想決定特首人選，更想控製立法會議員的人選，並通過這樣來操控誰可以成為民主運動的代言人。

「長毛」

梁國雄「長毛」是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資歷最深、最廣為人知的，他可謂是左翼在立法會中唯一的支柱。當局對他的攻擊是一個非常有預謀的行動。北京想通過打壓來顯示誰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標準由他們所任意決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無殺傷力的「和解派」，這派需要透過遠離群眾鬥爭來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則是當局現時針對打擊的「非和解派」。不過，假若激進派議員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將會蔓延至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這就是打壓的邏輯，歷史從來都是如此。

「長毛」是這次大清洗的頭號目標，其他人不過是不幸的陪葬品，來製造「宣誓無效」的表面法律依據，以遮掩其政治打壓真正本質。現在總計有六名受害議員。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

必須以群眾集體行動來反抗這個反民主的陰謀。民主鬥爭已經不能容許任何的猶豫、恐懼、對妥協的幻想或者以為建製派中將會有「開明派」出來解決危機。我們必須要拋棄這些童話狂想！

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透過法律途徑繼續抗爭（包括上訴至終審法院），也支持參加補選。但這遠遠不足夠，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權所操控，所以結果很可能會失敗。因此，法律的抗爭不能純粹地進行，而是應該作為動員群眾運動的平臺。討論的焦點亦不應只集中在補選的時間與方式。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能耽誤寶貴的時間，現在就要開始做出反擊！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反擊？

數百萬香港群眾義憤填膺，但同時也滿懷憂慮。他們正在尋找反抗這次攻擊的方法。只有群眾才能抵擋政府的攻擊，但是他們需要動員、組織，需要看到能夠打敗政府、保衛民主權利的可行方案。

由於現在局勢非常嚴峻，我們必須動員盡可能大的反抗行動，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過更廣泛的計劃，來發動和升級大規模公民抗命。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新路線，改變現時民主鬥爭由少數泛民領袖和依附於其身上的NGO控製的局面，在每個地區、學校和職場所建立民主的基層群眾組織。

泛民領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議，既無法徹底實現民主，也無法捍衛現有的民主權利。就連浩大的雨傘運動也未能趕梁振英下臺。如果能擺脫溫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猶豫與退縮，雨傘運動本有可能勝利。雨傘運動的重要教訓就是，鬥爭須要由群眾民主控製。另外同樣關鍵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戰鬥性民主綱領，指明中國獨裁政府是問題所在。只要這個獨裁政府繼續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國都不會得到民主。雨傘運動的許多參加者回避這個問題，或者只是含糊地要求「改革」。但這樣是不夠的。

近期，親民主的群眾明顯出現挫敗感。但活動者和年輕人能夠影響群眾、帶領群眾參加鬥爭。他們中有許多人認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頭上譴責建製派；單單再發起一場遊行也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會白白消耗群眾的鬥誌。遊行固然重要，但是遊行本身不足以改變局面。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們想知道「鬥爭方案是怎樣的？下一步如何反擊？」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議該如何組織運動，並主張民主鬥爭參與者作出討論。

9月28日（雨傘革命三周年紀念日）是發起群眾抗爭的好時機，進行罷課、罷工等公民抗命。我們強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公開呼籲群眾在這一天走上街頭。罷工是全球民主運動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鬥爭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領」可以在抗議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樣，有其局限性（難以維持較長的時間；不能像罷工那樣打擊經濟和統治精英的控製權）。

罷工（即使只是罷課）對於整個製度的打擊要有力得多。 但是罷工、罷課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不是待在家裏），需要把學生、工人和白領凝聚成一股有紀律的強大力量。隨著林鄭打算重推洗腦國教，大學生及中學生須要組織起來奮起反抗，而反洗腦鬥爭當然是和反立法會政變的鬥爭緊密聯系的。

通過認真準備和集會，再加上每個大學校、中學校的運動和基層罷課委員會，928可以變成群眾抗議的新一日，證明民主鬥爭汲取之前的教訓，已經學到了一個有力策略：政治罷課及罷工！由學生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團體。這將警告政府：撤銷反民主的命令，否則我們就將鬥爭升級！

有人問：本土派控製的學生會怎麽可能會同意罷課？ 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本土派學生會的地位本就越來越不穩，如果他們反對群眾抗議，將會受到巨大的壓力。罷課能夠引起年輕人的極大興趣。如果學生會表面被動甚至試圖阻攔，學生幹脆越過學生會的架構自行組織。必須直接面向大學生和中學生，呼籲建立罷課委員會，以便開始組織。

聯合各方面的鬥爭，不管是取消議員資格，還是即將到來的其他攻勢——例如洗腦教育和廿三條，都是獨裁政府打壓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運動必須認知到這一點，然後施行統一的政治反擊。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反立會政變的鬥爭聯系至反對新自由主義、親財團政府的運動，針對其包括反對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時工作製和合理最低工資等的工人基本權利、犧牲公共服務推動大白象等等的政策。這就需要超越單一議題的廣泛運動：動員所有想參加鬥爭的人，在地鐵站、工作場所和學校散發大量傳單，告訴群眾政府在打壓立法會後將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

我們應召集各社運分子舉行一場「應戰大會」， 邀請所有想抵抗的團體、工會、政黨和個人，舉行一場為期一天的會議。大會不是用以泛泛討香港民主，而是要製定反擊行動的具體計劃，包括如何發動群眾抗議、928遊行和罷課罷工。大會能展示運動的認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鬥爭需要基層的民主參與，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動者所壟斷所有決定。

應該由誰來召集大會？ 作為這次政府打壓的直接受害者，長毛等四名激進派議員既有較高的威信，也有這樣的歷史責任。他們可以號召928群眾抗議，也可以召集「應戰大會」。泛民陣營需要團結，但這不應該成為拒絕現在開始反擊的借口。如果四名議員挺身而出，他們會得到響應。然後局勢會推動較保守的人跟上來。

如果采取大膽的做法，可以成為重啟民主鬥爭的契機。但我們認為，絕不能讓兩名本土派前議員（遊蕙禎和梁頌恒）參加這場運動——他們混亂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做法，並不利於組織反擊行動。的確，我們保衛他們的權利、反對政府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但是不能給他們平臺來散播反工人階級和排外思想。他們可以跟隨我們，但是隊伍必須分開！

小心屠城木馬　反對一地兩檢！

中共與港府推行高鐵一地兩檢，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線。這不是單一事件，連同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準備重推洗腦教育及廿三條立法，都可見林鄭月娥政府正在發動前所未有的攻擊，是徹底徹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的時機非常巧妙，是法庭剛剛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會議員的資格之後。若從政府的大戰略來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釋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議員的資格，建製派獲得分組點票的優勢，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開始部署修改議事規則，奪走反對派拉布的能力，讓議會淪為橡皮圖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現在以「一地兩檢」來試水溫，假若沒有群眾反抗運動的話，政府勢必進一步推動國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條！

「一地兩檢」就是屠城木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再次引爆高鐵的政治炸彈。這個方案將高鐵香港總站的部分區域劃為「內地口岸區」，區內則視作中國大陸的管轄地，並由公安執法、實施中國大陸的所有法律。

這將不單單是有關不能夠在月臺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問題而已，內地口岸區設在市中心，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更可明正言順「執法」，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若然大家認為這異想天開，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稱中共會越境綁架異見人士返大陸拘禁，大家都會覺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共專製根本不可信賴。

再者，中共的法製遠比香港的專製，包括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隨便行政拘留高達15天。這相當於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變相打壓民主空間。中共今次明顯是想打開一個缺口，當逾越了香港群眾的底線後，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

「一地兩檢」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縮短通關時間，但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數小時車程來算，一般十多分鐘的通關手續根本杯水車薪。 「一地兩檢」可謂連糖衣都沒有的毒藥。

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

另外，高鐵造價昂貴，由最初的669億，多番超支後現時的總開支高達853億。以香港段26公裏計算，每公裏造超過32.8億，比歐洲、日本的高鐵項目還要貴（香港高鐵更是德國科隆－法蘭克福高鐵造價的近12倍），冠絕全球！

這筆巨額全數由香港政府出資，但另一邊廂在港人迫切需要解決的住屋、醫療、教育、老人等問題上卻一毛不拔。就算認為項目是既成事實，花掉的錢不會再回來，但高鐵所謂的「經濟效益」根本與普羅大眾無關，而且還會對大眾造成長期的負擔。

只要到西九高鐵總站周遭一看，周圍的土地包括車站上蓋都是超貴價的私人豪宅，一般單位呎價都在2.5萬元以上，部分更超過4.5萬元一呎。從高鐵總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區、九龍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奧運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條連綿不絕的「豪宅鏈」，而當中一間公共房屋都沒有！當政府每天埋怨沒有土地建公屋時，我們不禁一問為什麽香港卻有那麽用來興建豪宅的土地？

高鐵項目帶動了當區樓市的炒賣，負擔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則貴，當中許多的更是中國大陸的貪腐富豪，而高鐵正正是為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會大費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貴的高鐵往返大陸。

政府以公帑興建高鐵，但成事後卻讓占三成私人資本的港鐵營運獲利。當然，假若高鐵乘客流量低下，可能會出現虧蝕。政府估算在通車第一年的乘客人數為9.9萬人，但根據過往政府誇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灣公路大橋）的紀錄，高鐵實際乘客數目估計會是每年2萬人左右。事實上，中國高鐵幾乎全部虧損。

港鐵主席馬時亨坦然要與政府商討「有關虧本的問題」，顯然打算由公帑墊付。高鐵的無底深淵，賺的歸他們，蝕的卻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的項目。

歸根究底，中央與香港政府皆為資本主義專製政權。他們利用高鐵與「一地兩檢」來輸送利益、打壓民主。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抗爭與其他議題不同，可以讓群眾有機會作出還擊，可以為抵抗政府各種攻擊、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這場運動必須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起來，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夠重建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對一地兩檢　踢走中共國安

8月11日，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召開記者會，宣稱前一天在旺角砵蘭街被中共國安迷暈綁架至西貢。在獲釋前的8丶9個小時裏，林子健除了遭到毆打，大腿也被打上21個釘書釘。綁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將球員美斯的簽名照片交給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從中共政權今年加強對香港的打壓以及專製政權一貫的做法，絕對有理由事件是真確的。

林子健被綁架的地點距離高鐵西九龍總站只有一公裏！更加說明反對一地兩檢的重要性。如果劃定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的法律，國安將會借助這個橋頭堡開展更大範圍的活動，跨境「執法」丶施虐的行動將會更加猖狂。如果沒有有效的抵抗運動，專製政府不僅會實行一地兩檢，更會將公安管轄的範圍擴大，進一步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權利。

作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壓民主的工具，警方在過往調查李波案時明顯聽令於內地公安，今次也將會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國安的罪行。建製當局已經開動輿論戰。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暗指林子健沒有及時報案是他自己責任，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建製派議員也開始進行人格謀殺，將綁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導自演」。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事件公開後僅僅兩天，就高調表示「未有證據證明事件發生」！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倆。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壓香港民主的延續。一年半前，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內被綁架回內地。不久前習近平訪港時，警察縱容大量黑社會暴動攻擊社運人士，再加上取消議員資格和對傘運成員進行政治檢控，可見自覺受到威脅的專製政府正在不顧一切地鎮壓丶恐嚇反抗力量。中共的鎮壓手段是要證明它的強硬和不可動搖，但只會激發了反抗情緒，特別是在一地兩檢已經引發群眾憤怒的時候。今次事件可說是國安為林鄭政府添了麻煩，專製政權愈加獨裁的背景下，國家機關很可能會做出失控丶過火的行為，反倒為自己的統治帶來更大矛盾。這意味著中共全面鎮壓的統治手法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

社會主義者不信任警方的調查，我們主張成立獨立的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並向群眾公開調查過程和所有發現。我們捍衛言論及表達自由，反對對中港兩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求取消一地兩檢，並且把所有國安人員踢出香港。要想實現這些訴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鄭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場群眾鬥爭：在職場丶學校丶社區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委員會，通過民主的討論，準備反對一地兩檢和政治打壓運動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眾怒火丶啟動抵抗運動的契機，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一場積極行動罷坐高鐵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成立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綁架事件；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停止打壓香港民主權利
通過罷坐高鐵重建群眾運動，要求取消一地兩檢。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專政

香港：建製步步進迫 接連打壓民主

林鄭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將香港打得暈頭轉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獄13個月（其中一人＂認罪」，被判8個月），為政府的打壓樹起一座新裏程碑。在這13人中有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25歲的嚴敏華（過去是曾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這些政治犯中最年輕的只有21歲。

這13人因在2014年反東北撥款示威中沖擊立法會而被捕。震動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嚴厲的判決，還有政府對審判過程的明顯操縱。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會服務令，但政府上訴說刑期「過輕」。最後上訴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強硬立場，實際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動罪」。這份判決違反了「雙重危境」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

習近平的統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謂的「法治」只不過是謊言。法庭並不是獨立的，它已經變成了中國獨裁政府在香港推行專製的工具。正如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所說：「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

另外，還有針對前其他學生領袖的審判，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議引發了長達79天的雨傘革命。而這個案件很可能會重復：推翻「過輕」的判決，然後改成監禁。3名被告包括20歲的著名青年活動者黃之鋒和24歲的前議員羅冠聰（不久前他與另外三人被另一場高度政治化的審判取消了議員資格）。

如果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他們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這明顯就是政府提出這些訴訟的原因之一。如果敗訴，羅冠聰就無法參加之後的補選奪回自己的席位。

「震懾式」打壓

林鄭7月1日才剛剛就任特首。她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她只是由777個精英選民在專製的假選舉中「選」出來的。她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鄭會是「CY2.0」，她會延續前任梁振英的強硬打壓政策。

事實上，林鄭的統治比梁振英還要高壓。短短六個星期之內，民主權利已經遭到一連串前所未有的丶就連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擊。政府明顯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夾擊民主派。時間的安排明顯是為了震懾反對派，令他們喪失鬥誌：

7月14日：四名激進派議員（累計已有六個）因為「違反宣誓規定」這一偽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資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證實大陸公安將進駐香港。

8月1日：蔡若蓮被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證明林鄭打算重推臭名昭著的洗腦國教。蔡若蓮是親北京的強硬派，她長期以來都在為推行國民教育而活動。

8月15日：史無前例地將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為將來更嚴厲的監禁判決打下基礎，用以打擊群眾抗議並「狙殺」將來參加選舉的激進派泛民候選人。

8月17日：三名前學生領袖受到類似的判決結果。

這些打壓加在一起，是對香港民主權利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聯合攻擊。顯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戰略（甚至是路線圖）壓製丶瓦解中共多年來視為眼中釘的民主鬥爭。

林鄭政府或者在政治上與它結盟的司法系統每一次新的進攻都受到建製派政黨的喝彩。現在社交媒體上滿是建製派的宣傳（只要有無限的財政資源，操控社交媒體並不是很難的事）。而且建製派政黨還組織了一些針對受迫害者的抗議，以圖造成公眾支持政府打壓民主的假像。這些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傳。

反對派癱瘓

不幸的是，反對派和主要的泛民黨派（資產階級自由派）沒有任何計劃來應對這些攻擊和捍衛民主權利。相反，這些領導人已經多次落入圈套，誤以為林鄭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務實」，甚至以為能夠和政府達成交易。這種對局勢的災難性誤讀令他們非常消極，不願支持群眾反擊。他們在口頭上譴責打壓，但是除了有限的幾個幾乎是行禮如儀的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行動了。

強大的雨傘運動曾震撼中港統治精英，但現在政府已經吸取了教訓。它們把大部分打壓「外判」給英式司法體系。這是因為許多人（特別是有許多律師成員的泛民領導）仍在幻想「司法獨立」和「法治」。我們需要用最近明顯政治化的判決來戳破這些幻想，向群眾解釋法庭其實是國家用來保護權貴的工具。

現在香港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來打擊民主運動，特別是打擊青年活動者和較激進的階層，包括許多未來可能參選半民主的立法會的人。

而且從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案件裏我們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來從經濟上摧毀反政府的組織和個人。法庭不僅驅逐了議員，撕毀了18萬張選票，還判他們1800萬港元的罰金（包括要求他們償還9個月的議員工資和人事開支）。

像這樣使用法庭來鎮壓和從經濟上癱瘓反對派，是「新加坡式」一黨專政的標誌。這表示「溫和專製」（假民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北京的大計

很明顯，這些攻擊都是北京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政治審判和越來越嚴厲的判決聯系到清洗立法會和補選，政府希望至少不會六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全都參加補選。否則政府的反民主計劃就會遭到巨大沖擊，但正因為如此，這極不可能發生。有些人覺得，政府還沒有費那麼大力去趕走所有反對者，所以我們還有可能通過選舉來推翻政府。對於統治集團來說，這種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會是為了強行通過有爭議的專製政策，例如國民教育和高鐵一地兩檢。親政府陣營現在擁有「絕對多數」，可以改寫立法會議事規則，禁止像拉布這樣的民主標誌（拉布曾被用來挫敗政府計劃）。

政府說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旅客的時間，但其實這是一個政治花招，目的讓香港人適應大陸公安在香港（站內和高鐵上）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

這意味著，即便在香港境內行駛時，高鐵上也施行中國的法律。對當局的政治批評或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例如64屠殺）理論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還沒有明確答復，在高鐵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國被屏蔽的網站（例如臉書）。而且高鐵也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會主義行動呼籲群眾罷坐高鐵。

如何反擊

香港目前的嚴重局勢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丶有組織的反擊。社會上已經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滿，也有對專製政府收緊控製的擔憂。林鄭的支持度從本就很低的起點急劇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運動也出現了領導危機。

大多數泛民政黨還在固守過去的路線，而當局已經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來攻擊丶分化並孤立一部分反對派。前幾年香港爆發過大規模群眾抗議（2013年7月超過50萬人上街，後來又有120萬人參加雨傘運動），可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大型示威反對清洗立法會丶一地兩檢和整個政治打壓。

8月16日，《南華早報》的政治評論員Andrew Fung準確地描寫道：「反對派政黨的堅定支持者彌漫著挫敗感和困惑，而且沒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後面說的這段話卻與事實大相徑庭：「人民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起義』。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審的激進派和正面臨檢控的占領運動領導人」

現實是，仍然期望與林鄭政府「和解」的泛民領導實際上禁止了群眾抗議。毫無疑問的是，在現在這樣不安的氣氛下，如果認真地號召群眾出來抗議，會有數千人響應。但最近幾年的經驗讓人們明白，「再一次示威」（盡管可以作為一個起點）不足以抵擋政府的攻擊。我們需要一個通盤戰略來重建並在政治上重組民主鬥爭。

將『928』變成全港抗爭日

在8月16日晚上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面對以年輕人為主的超過2000名抗議者，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作為鬥爭戰略的提議。她指出這場抗議只是提前24小時召集就有這麼多人參加，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動員更多人周末去監獄外示威！」

「這些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我們不能各自為戰！」

「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將『928』[9月28日]定為全港抗爭日，動員所有人在雨傘革命三周年發起抗議。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動員群眾抵抗打壓。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和所有團體討論這倡議。」

鄧美晶的演講得到了非常好的回響，並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贊同。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那麼『928』可以變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議，包括一場核心示威丶在港鐵站派發大量傳單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話）學生罷課，以聲援政治犯並捍衛民主。這將成為重燃香港群眾鬥爭的轉捩點。鬥爭的訴求應該是：

釋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檢控！
反對清洗立法會！
反抗打壓和習近平統治！
罷坐高鐵。大陸警察和國安滾出香港！
捍衛民主權利，打倒非民選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決不妥協！
反對林鄭的親富豪專製計劃。征收富人稅，增建廉價公屋。打倒富豪統治，建立勞動人民和窮人的民選政府。
中港群眾聯合鬥爭，推翻中共專政！

聲援東北十三名政治犯集會的發言稿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了8月17日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主席鄧美晶獲邀上臺發言，得到臺下不少掌聲，以及群眾表示認同。以下是她的發言稿：

我是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新界東北這十三名年輕人為了反對不公義的製度丶反對不民主的議案，犧牲了自己的自由。現在我們必須比過去更清楚地討論：如何反擊這個政府和這個製度。

林鄭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僅僅6個禮拜，我們就經歷了DQ議員；然後林鄭推動一地兩檢；任命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準備重推洗腦國教；現在還判13名年輕人入獄。所有這些打壓都是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如果我們不反抗，鎮壓只會陸續有來！

但我們不能只是依賴上訴，因為法庭越來越受到習近平和林鄭的操控。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重建群眾運動，走上街頭！

這裏應該成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我們所有人一起討論反擊的策略。

大家還記得幾位議員被DQ後的集會嗎？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們要做甚麼？相信今天這裏所有的人和我一樣，都有一個疑問。每個人都想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這個方案，而且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來討論。這個周末，我們需要在監獄外發起示威集會。我們需要重新動員所有人。我們要告訴那13個人，他們並不孤獨。他們背後是香港人民！

我們也倡議9月28日，也就是雨傘運動三周年，作為全港抗爭日。這不僅僅關於取消議員資格，也不只是關於這13名示威者，我們還要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反對中共警察進駐香港，反對洗腦國教。如果我們要把所有這些鬥爭聯合起來，發動一天的群眾抗議做出反擊，那麼928就是最合適的時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組織丶教育丶宣傳。928應該變成捍衛民主丶反抗中共專政的日子。那天晚上應該有群眾示威，遊行到監獄。

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丶所有團體及政黨討論這倡議。重點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如果現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鬥爭就會輸！只要鬥爭，我們就能贏！！

千人政總外集會　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過千人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外集會，聲援因反東北計劃而被重判入獄的13名年輕人。集會開始時，東北支援拉起「撤回東北規劃」及「明益地產商」等橫額，高喊「抗議三權合作丶撒回東北爛計劃」等口號，不同人士上臺發言贊揚13名勇敢的年輕人因反對不民主的製度而遭到政治打壓。集會氣氛沈重，不少人落淚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將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社運人士被判監8至13個月，即時入獄，成為香港歷來「非法集結」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立法會外有群眾集會，當時有人嘗試闖入立會大樓，13名社連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而他們雖已全部完成服務令，但律政司卻不滿刑期過輕，上訴申請加刑至即時監禁，上訴庭最後裁決8至13個月監禁。13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丶社工梁曉暘丶劉國梁丶梁穎禮丶前學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彥丶朱偉聰丶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丶周豁然丶嚴敏華丶招顯聰丶郭耀昌丶黃根源及陳白山。

歷來非法集結罪最重判刑

東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結」，今次判決是香港歷來非法集結控罪中刑期最長的！過往同樣罪名只會判罰社會服務令或罰款。此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來公眾集會被檢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針對所有反對人士上訴，將過往被判無罪或沒有監禁的人士再次覆核！

林鄭上臺後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見到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香港的政治檢控及民主打壓經已不停升級，從DQ事件丶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丶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丶高鐵一地兩檢，到東北案13名政治犯，證實林鄭就是CY 2.0，根本沒有和解的空間！

政治迫害「新常態」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圖創造一種「新常態」，企圖讓社會習慣和接受專製鎮壓。法庭利用了旺角騷亂對示威者的重判，將所有抗爭行動扣連至旺角騷亂，例如今次控方將東北示威形容為暴動的臨界點。在司法迫害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奪公民廣場」這句口號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眾接受，反對派議員必然會被剝奪資格或阻止參選；示威者必然會成為階下牢；同時親中藍絲組織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動發起「反集會」丶網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罵社運人士及政團。我們必須阻止政府讓這種鎮壓變成「新常態」！

在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條，但在執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機關上徹底「大陸化」，變相就是等於正在實踐廿三條，而這個過程已在步步進迫！

香港「法治」淪為「習近平人治」

東北案再一次證實，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根本蕩而無存。現今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東北案件裁決和DQ判決一樣，是百分百的政治審判。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東北的示威者，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專製的政府！

當前之急　重新動員組織起來

取消議員資格案丶東北案件不會是打壓的終點，林鄭政府正在進行如獵巫行動般的政治清算，將雨傘運動後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蟬效應。單靠補選和上訴是絕對不夠的！因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剝奪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包括將其監禁（根據現行法例，一旦被判超過3個月監禁，5年內將失去參選資格）。革命與反革命是同時進行的，現在是反動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時群眾憤怒情緒正在積極至沸騰點，只差一個爆發的缺口，使力量引領至沖擊專製政權的方向。當務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場反抗運動，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東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革命三周年之際，正是重啟群眾鬥爭的好時機，我們認為在此前作出準備，在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將九二八定為全港群眾抗爭的一天，以政治罷課一天為開始，繼而擴展至罷工。

黃之鋒羅冠聰等被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訴庭將香港眾誌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判處三人監禁6至8個月。加上日前的東北案，這是一星期內共16名社運人士被律政司上訴判監！

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9月26日號召「重奪公民廣場」，期後被裁定非法集結丶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過輕，向上訴庭要求將3人即時收監。上訴庭今天裁定黃之鋒改判囚6個月丶羅冠聰判囚8個月丶周永康判囚7個月，即時收監。

威脅社會運動參與者

這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一場政治大清洗及報復行動。裁決惹起了社會各界的深深憤怒丶恐懼及沮喪。大部分群眾已經認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製度及所謂的「法治」現在已成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並沒有任何暴力行為或傷人，上訴庭判詞仍指他們「涉及大規模暴力及嚴重非法集會，要施懲罰性與阻嚇性刑罰的元素占較大比重」，但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並阻嚇他人不要模仿，因此要即時監禁。」政府意圖「殺一儆百」，恐嚇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這次判決為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開了新的先例，警告群眾「參與社會運動就會落得如此下場」。正如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指，這重新為社會運動刑期製定標準。

是次政治判決也引起國際關註，《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層消息稱，高層檢控人員原本不建議就刑期覆核，但律政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終令三子入獄。雖然律政司強調事件「絕無政治考慮」，眾所周知，此次判決就是中共進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壓之舉。

「香港 = 一黨專政」 激進派失參選權

香港法例規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監3個月或以上，5年內禁止參與任何公共選舉。在立法會政變的DQ議員事件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後，港島議席懸空，羅冠聰現在就連參加補選的機會也被剝奪。而將於10月年滿21歲的黃之鋒也因為被判監而無法參立法會補選丶2019年區議會丶以及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權用盡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後是政治審判來阻擋任何激進派透過選舉而進入議會。這意味著長毛梁國雄也可能會在未來被判入獄而失去選舉資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參選人確認書」（確認書聲明要求參選人擁護基本法丶效忠特區政府）而禁止其參選。

行動需要升級　全港罷課罷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大家到監獄外聲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參與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遊行，但面對中共暴政，單靠集會遊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行動升級，否則未來將會是陸續而來的鎮壓，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主張全港一天罷課罷工，並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呼籲及鼓動工人作政治罷課及罷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獄，香港淪為一黨專政，我們應如何反抗？

香港成為了一個新的獨裁政體，令全世界社會震驚。林鄭的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所謂「大和解」根本是欺騙人民。政府的打壓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的，今後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脅。立法會和法院已經大陸化。立法會補選和以後的選舉都會被篩選，激進民主派分子會被投進黑牢而不能參選。社運人士被收監，激進民主派政黨則會被迫至破產。

當務之急是組織起來反擊。今日的遊行只是開始，我們需要更多行動。社會的憤怒，但為什麽卻未有有力的反擊？為了重建群眾反抗運動，我們要有一個將公民抗命升級的清晰方案。

製訂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罷課罷工一天

面對今天的暴政，單靠集會遊行遠遠不夠，行動必須升級，否則鎮壓將會陸續有來，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倡議全港一天罷課丶罷工，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鼓動政治罷課及罷工。年輕人可以擔任先鋒，以全港大罷課一天來聲援多位學生領袖及政治犯，並警告政府必須讓步，否則群眾反抗將會升級！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在我們全港抗暴日的計劃裏，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即使是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

立即釋放16名社運分子，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習近平人治！
恢復六名議員的資格
罷坐高鐵，撤回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14萬人上街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連丶香港眾誌丶大專政改關註組丶東北關註組等團體發起。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遠遠超出主辦單位的預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號召如此龐大的人數，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

8月20日的遊行具有多個歷史意義。英文《虎報》寫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規模反對法院裁決的遊行」，可見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將會令公眾不再視法庭為「獨立」機關。另一點很重要的是，遊行是由規模較小的激進派政團發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隨。這證明了社會主義行動自7月14日取消議員資格事件發生以來一直強調的一點──如果「激進派」領頭發起行動，可以得到群眾回響，故此他們不應該感到要依賴溫和泛民才能獲得支持。今次社民連掀頭發起了自2010年五區公投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

此外，外勞團體亦參與了示威行動，足見民主運動不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時間，林鄭月娥政府的官員卻在舉行大食派對，突顯了統治者的傲慢並與群眾脫節，亦可見當局低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翌日，林鄭月娥強硬回應示威群眾，表示政治檢控的指控「全無理據」，又表示沒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對民主權利的一連串重擊，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丶推動高鐵一地兩檢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地全面鎮壓民主運動，並以為自此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令反對聲音消失。但群眾沒有如政府預料中的泄氣，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鬥爭丶不妥協的精神。證明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方案的話，可以將這股力量凝聚並引領至撼動體製的方向，對中共專製政權作出有力的還擊。

北京及港府的盤算是，既然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局勢會再次緩和，因此通過淡化事件以圖安然渡過風浪。現在機不可失，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的歷史性機會。我們不應讓群眾鬥爭的民氣消散，但現在需要提出一個清晰的行動計劃。

雨傘運動之後民主鬥爭陷入了一段低潮時期，各場遊行集會的人數大減，年輕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群眾的義憤和鬥誌不但沒有消失，而是因為未有一個強有力的平臺讓其組織起來丶表達出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堅定的領導，讓群眾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場大規模鬥爭的。此外，今次遊行由激進民主派團體發起，溫和泛民並沒有作為動員的核心，比過往的大型遊行中低調得多，可見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之外的行動仍可具有巨大的號召力！相信現在溫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眾壓力，被迫延緩或更低調地與林鄭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鬥爭之中，以免失去群眾支持。

行動升級的好時機

今次遊行鼓起了群眾信心，但應該只是反擊的開始。單靠這場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單憑林鄭回應的言論已經知道中共的強硬態度。所以要達到抗爭的目的──釋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復被取消資格議員議席丶取消一地兩檢──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並公之於眾前。

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應戰大會，號召所有反對專政的社運組織丶政黨丶工會及個人參與，具體製訂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我們認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訪問時的說法，現在需要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重建民主鬥爭（HKFP，8月21日）。運動內部必須具備全面民主，讓所有團體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運動作出提議。過去由少數泛民黨派壟斷丶欠缺內部民主丶排擠其他團體參與的壞作風必須被徹底改變。

製訂928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以8月20日遊行的成功作為基礎建設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應該只是重覆今次的遊行，而要有新的行動。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為了吸引更多工人參加鬥爭，我們還應該提出8小時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訴求。正是親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會一直拒絕實施這些有利於勞動者的政策。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而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然而，如果在一次遊行之後沒有升級行動，民氣並不會無限期持續下去，甚至因為一次遊行沒有結果而感到失望，讓政府有可能作出更嚴厲的反擊。

泛民丶本土大團結？

面對專製政權的全面打壓，近年反建製勢力碎片化，群眾不想重覆雨傘運動時反建製力量分裂及內耗的景況，並各非建製派系團結行動，壯大抗爭的力量。然而，行動上的團結並不代表不容許各團體在運動內民主辯論丶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平臺允許從下而上民主討論及決策，才能達致行動上的團體。容許民主的辯論，並且對待不同議案采取開放態度，不會弱化鬥爭丶而可以強化鬥爭。

在8月20日的遊行裏，一些團體表示要與本土派大團結，連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開始」。但是，我們不能掩蓋本土派過去對民主運動的破，他們煽動種族主義，分化鬥爭的團結，對左翼發動惡毒攻擊，專搞派系內鬥，攻擊其他非建製團體，並杯葛六四集會等大型行動。這一切客觀上往往幫助了政府陣營，並讓當局有了鎮壓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親財團的民生立場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製等政策。此外，他們鼓吹排外與族群仇恨來分化中港兩地團結鬥爭，讓中共將香港民主運動抹黑為與內地人敵對，削弱內地群眾對運動的支持。他們過去以惡言甚至暴力手段攻擊其他非建製派團體，使民主討論根本不可能發生。例如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本土民主前線抹黑長毛襲擊。本土派目前因為組織潰散丶士氣低落，因而暫時溫和化他們的反動主張，藉以獲得「庇護所」。如果他們錯誤的右翼種族主義立場和鬥爭手法只會再次窒礙民主鬥爭的發展。現在，即使他們參與運動，最多也只應跟隨我們，彼此作出明確劃分的界線，並不為彼此的政治立場或行動負責。

國際聲援行動

三名前學生領袖被判入獄之後，政治檢控引發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內的國際聲援。一些國家當局相繼譴責中共與香港政府打壓民主的做法。美國國會和中國委員會指北京當局正在利用司法製度打壓新世代民主運動。

來自國際的壓力和曝光固然理應受到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不應信任親資政客及政府，也不應寄望這群政客是反中共專製的可靠盟友。他們過去30年來大體上與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並與中共進行貿易。

真正的國際聲援應該是向國外勞苦大眾及青年尋求支持，而不是那些當權的政客和企業家。在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國領事館請願，又向白宮遞交聯署，但是最終沒有從它那裏得到任何具體回應。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會重覆這些沒有結果的行動。在更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綁架的李波與桂民海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國籍，但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出面譴責中共的野蠻行徑。而且這些政府也正因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國群眾的憎惡。

像美國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的右翼政客長期對中共打壓民主及人權的犯罪行動緘默不言，現在為政治犯發聲，不過是因為他們面對群眾的壓力。

香港民主運動是包括歐美在內全球群眾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國際聲援來自其他國家面臨類似打壓的社運分子丶工會丶勞動群眾及青年。所以我們社會主義者向多國的左翼組織作出呼籲，通過他們號召各國工會丶工運分子丶激進青年和所有反壓迫群眾一同聲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們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迫害，無罪釋放16名政治犯
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將928定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丶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香港：14萬人示威反對政府打壓

8月20日，多達14萬人湧上香港街頭，成為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只用了5天的時間動員，就有多到難以置信的群眾參加這場反對監禁16名青年民主活動者的示威。

參加人數遠超過召集人的預期。香港人民以壓倒性的人數做出回應，和故步自封丶猶豫不決的泛民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就算面對親北京政府逐漸加劇的打壓，仍在猶豫要不要召集抗議。在過去幾個月裏，這些傾向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一直把自己的遲鈍歸咎於群眾「情緒低落」丶「意誌消沈」。現在我們看到，情況顯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學生領袖）入獄令群眾的怒火噴湧而出。愈發嚴峻的打壓明顯是為了操縱未來的選舉，因為被判入獄三個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內不得參加競選。面對這種情況，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起來。但是直到現在，這些不滿還沒有找到公開表達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壓包括將一部分民選議員逐出立法會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議者。這明顯是北京當局在背後指揮，以滿足中國獨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強有力的群眾反應會讓建製派不得不考慮：在不引發更激烈的群眾反對的情況下，他們的計畫還能走多遠？正如《華爾街日報》在頭版標題中正確指出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再度點燃民運之火」。從潛力上來說，確實是這樣。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勝利，爭取民主的群眾鬥爭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復興。

周日的組織者沒有給出最終的遊行人數，但是他們宣布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雨傘運動是持續79天的占領和群眾抗議行動，參與者多達120萬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組織者本以為人數會少得多，所以選擇了灣仔修頓球場這樣一個狹小地方作為集合地，令我們更難估計周日的人數。

人群在36度的酷熱中遊行至現在聲名狼藉的終審法院（上周16名年輕人就是在這裏被無恥改判6到13個月監禁）。當前面的人結束遊行回家時，後面仍有許多人走出地鐵站來到出發點加入示威。

眾所周知，香港員警一貫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規模。他們這次估計有22000名參與者。粗略地計算，實際人數通常是警方數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陸化」

有許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歷史意義。它是香港第一場反對法庭裁決的群眾抗議遊行（說明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動搖了人們對於司法「獨立」的幻想）。為政府辯護的AlexLo在《南華早報》上評論說：「不管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許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們說我們的法庭已經『變紅』了或者正在『大陸化』」。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法庭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判決16人入獄，為以後監禁更多示威者打開大門。

林鄭政府被迫采取守勢，試圖裝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林鄭堅持說香港沒有政治犯，還說猜測法庭裁決背後存在政治動機是有害的。但是群眾的介入令這些假裝可憐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沒有人相信這套說辭：政府的忠實支持者「藍絲帶」也不信，因為他們正希望法庭進行政治打壓；大多數普通群眾也不信，因為他們看出來林鄭是想躲在越來越服從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統後面。政府顧問丶律師及前泛民政客湯家驊荒唐地說，批評法庭裁決本身就可因「藐視法庭」而受到處罰。

泛民領導人試圖采取騎墻立場，想方設法與林鄭政府和解，但現在的局面給他們增加了困難。由於群眾的介入，政府如果繼續對其他活動者判重刑（這明顯就是它的計畫）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周日的自發動員是一個警告，讓政府看到如果將更多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送入監獄以阻止他們參加補選，可能會發生什麼。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遊行是由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和團體發起的，包括傾向左翼的社民連和學生領導的香港眾誌。主要的泛民組織被迫跟隨他們。這證明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支部）說的是對的：「激進派」如果帶頭發起抵抗打壓的行動，而不是依賴泛民中較保守的階層，他們會得到群眾的回應。

進一步行動

現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采取進一步行動。香港和北京政府覺得無心戰鬥的泛民領導人會讓局面冷卻下來，所以他們打算先捱過這段群眾憤怒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而應該把握住現在這個歷史性的機會重建民主鬥爭。但是這需要一個清晰的計畫來升級群眾行動。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和抗暴青年陣線派發了數千份傳單。

這份傳單概括地介紹了我們對於如何重建民主運動和下一步應該采取什麼行動的建議。我們的橫幅和材料著重說到應該號召罷課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行動；至少以中學和大學為起點，將各方面的鬥爭聯合起來，並采用一種新的方式（罷工罷課）去爭取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行動還強調，我們需要把民主鬥爭同反抗資本主義（它造成了住房危機和生活水準下降）的鬥爭聯系起來，也要同中國的反獨裁鬥爭聯系起來。

蔡若蓮上任　洗腦教育重臨

新政府林鄭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長的人選，最備受爭議的是有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銳意推行國民洗腦教育時，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的畫面。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 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丶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這次任命呼應著林鄭月娥指需要重推國民教育的立場。林鄭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國民洗腦教育，此次更要擴展至幼稚園學生，而初中課程就會有中國歷史科並變成必修科目。這些課程都與中共的愛國宣傳工程緊密扣連。

蔡若蓮一直以來就是親建製的代表，她亦曾擔任親中福建中學的校長，經常與中聯辦官員交往，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蔡若蓮去年自稱「獨立」身份去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教育界議席，其政綱支持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丶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盡管最後落選，但現在卻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測那些政綱根本不是面向選民，而是刻意為了今日教育副局長一職而鋪路。任命蔡若蓮消息一出，已有教師於網上呼籲聯署反對，短短兩星期內聯署人數已經達1.7萬人，顯示出她在業界如何不受歡迎。

葵青區讀書的中學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躍進丶六四屠城丶劉曉波事件都不提，那麼國民教育教會教什麼呢？是否只教我們共產黨有幾偉大？是否要我們擁護共產黨？唱紅歌？真正的國民教育應該要講政權的過失，否則就是偏面的洗腦教育。中共口講法治，但無法無天……所以我旗幟鮮明反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被分拆推動

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政府暗地裏分拆國民教育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丶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丶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近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訪時，不滿青年視國家為敵人，並將之歸咎為教師「反共」。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不難想像推行國民教育之後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門，要令持有獨立政見的教師噤聲。

又一次反洗腦教育運動 ?

林鄭月娥是名符其實的CY 2.0，重推洗腦教育是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個部署。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青年抗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反對洗腦國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壓。Anson滿懷鬥誌說道：「現在要凝聚學生力量，進行抗爭行動，如果政府不聽我們訴求，就要動員已準備好的人馬進行罷課，以及號召老師罷教。我們更要引申至其他社會議題，例如房屋丶標準工時丶最低工資，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罷課罷工。」

澳門風災是人禍

8月23日，強臺風「天鴿」吹襲廣東南部沿岸地區，香港與澳門幾乎遭受正面吹襲，當日懸掛最高級別的十號颶風訊號近五小時。香港雖遭受到一定的損失並造成121人受傷，所幸情況並不嚴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門，其傷亡與災情卻令人震驚－共10人死亡，超過150多人受傷，市內多處地區嚴重水浸，更令人錯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電供應中斷整整近一天才陸續恢復，全市徹底癱瘓。黑沙環的千萬豪宅「寰宇天下」風災後玻璃大窗盡碎，畫面觸目驚心。承建商是中國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擔憂中資企業已把豆腐渣工程輸出至港澳甚至更遠地方。風暴過後，澳門政府請求駐軍協助救災，是港澳主權移交後首次解放軍離開駐地執行任務。及至行文之時（8月26日），災後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個密集而現代化的城市遭風暴如此重創，實屬罕見。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局長馮瑞權災後在一片指責聲中請辭下臺，批評主要集中於指責其臺風訊號發布時機失當－－澳門雖然比香港距風暴路徑稍遠，但所處的位置卻比香港離風暴中心更近，理應更早及更謹慎地作出準備，然而澳門卻在23日早上9時才發出八號風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過兩個半小時，以致於絕大部份澳門工人明知風暴臨近仍不得不硬著頭皮出門上班，而剛到達工作場所卻又被告知八號風球已掛可回家避風。但市內天氣環境已極其惡劣（澳門政府稱「天鴿」是53年來吹襲澳門的最強臺風，創下了澳門市內持續風力的最高紀錄），不少人因而被困於工作場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於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水浸丶而被困於地下停車場內或商店的地下倉庫內，被沒頂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設想，假如風暴訊號能及時發出，讓民眾提早回家避風，這些慘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於2003年受臺風「派比安」吹襲時，市內天氣惡劣，但天文臺堅持只掛三號風球，被批評只為照顧商界利益不願讓民眾停工避風，置民眾生命安全於不顧，而澳門這次的訊號延誤則釀成了更慘重的傷方和後果。

然而更令澳門民眾對政府不滿的，是政府對災害應變的無能。澳門與香港同為亞熱帶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個海洋風暴影響，理應防災經驗豐富且準備充份。但澳門政府各部門對這一個直撲澳門的風暴似乎毫無警覺，據稱政府災前根本沒有在各部門做好協調與溝通之工作，連預先疏通渠道都沒有進行，進一步引發市內水浸加劇，損毀珠海往澳門的供電系統引發大規模停電，觸發災難的骨牌效應──電力中斷令通訊系統效率驟降，造成救援部門失能，供水機組因停電和水浸而停轉斷水。而這些城市運作的關鍵位置竟然沒有應急後備能源系統！民眾遇險求救無門，直至次日淩晨，澳門特首崔世安才發表電視講話，更令飽受折磨一整天的民眾感到氣憤，由此可見此政府的日常運作是何等松懈。

澳門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沒有計劃面對一場波及全城的災難，使各部門的人力物力足襟見肘。澳門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對風災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遠不足，臺風過境時救災隊伍人手與裝備俱見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時機，大量報導指出遇險民眾往往要苦候三四個小時才盼來救援人員，而即使救援人員到來，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排險裝備去展開救援工作。此外，災後的善後前展也相當緩慢，災後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雜物丶碎片丶積水隨處可見，加上風暴過後天氣炎熱，疫癥風險大增，以致於澳門政府甚至要求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創下港澳兩地主權移交以來首個先例。

過去澳門一直被中共視為「一國兩製」的模範，社會上整體風氣偏向建製，建製派亦在社會各方面包括議會中取得幾乎壓倒性的優勢與控製力。但社會中仍暗流洶湧，如在2014年曾爆發過反離補法案示威包圍立法會以及我們報導過博彩業基層工人組織抗爭等。而這次風災加深了對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門政府對災難應變之無能以及應變部門資源嚴重缺乏，我們支持港澳及中國內地共同民主鬥爭，我們支持居民組織救災委員會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此外，通過由受難者及其家屬丶居民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風災中人命傷亡的責任，懲治失職和腐敗的官員和財團，要求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建立優質的災害應變救援隊伍，整頓市政設施，確保當地民眾面對災難時的安全。

政府企圖將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鄭新政府成立不久，剛剛入閣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說到今年將推出所謂的「良心劏房」計劃，即由社會團體租入舊唐樓單位，改裝成劏房後以市價轉租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以應對長久未能解決的公屋短缺問題。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設，反而以劏房來搪塞群眾，無疑是繼梁振英減少公屋建設數量之後，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連續七年成為全球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勞動者難以負擔，而且私宅租金也節節攀升丶最近連續7個月創新高。與此同時公屋落成數量卻遠達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輪候冊數字已將近30萬人，但是政府計劃未來10年修建的公屋單位卻只有28萬間。到今年6月底時，平均上樓時間已增加到4.7年，單身人士更是遙遙無期。在住房危機之下，許多底層群眾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積不到50呎）甚至籠屋之中。香港現有約9萬間劏房，住戶約二十萬人，而且這還沒有算上工廈和商廈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資資訊機構推出課程，教授業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賺取更多租金。該機構大言不慚地說，與其任由業主不依消防條例和樓宇安全亂殺，不如教業主合法劏房，與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轍。可見所謂的良心劏房也只會讓業主賺得更多，而住戶仍然不得不蝸居於狹小的房間之內繼續苦苦等待上樓。而且政府在變相將劏房合法化的同時，卻無意禁止無理逼遷丶濫收水電費丶呎租甚至高過獨立單位等劏房住戶常見的問題，等同於幫助業主壓迫租戶。

陳帆聲稱政府無力在短時間內解決公屋短缺問題，可是親商的港府卻花費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陳帆同時也是機場三跑諮委會主席）。現在正引發群眾怒火的西九高鐵總站占地11公頃，而且周邊盡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為反對新界東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該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見政府的說法只是借口和謊言。

社會主義者主張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興建公屋丶改善公立醫療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製以及其他有利於普通勞動者的項目。同時亦要將地產商及銀行公有化，置於民主管製底下，才能打破富貴權貴的經濟權力，從而沒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鄭政府成功地全面鎮壓香港的民主權利和民主運動，將香港從半民主變成完全專製，那它將更肆無忌怛地施行親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會主義者呼籲在職場丶社區和學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組織，民主地討論和決定如何反擊林鄭政府的一連串政治打壓，通過積極鬥爭爭取有利於底層群眾的政策。

反對國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對民主權利發動的進攻已經停不下來。當局加強嚴刑峻法，配合愛國主義的言論及思想箝製，以圖消滅任何冒犯專製政權的行為。

內地國歌法的草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以歪曲丶貶損方式奏唱國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謂「莊重」丶「歪曲」丶「貶損」等字眼定義根本極為模糊，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蟬，變成一種由政權任意使用的鎮壓工具。但是，惡法在香港會引起廣大民眾的反感，特別是因為近年的專製打壓令港人抗拒中國的意識愈來愈高漲。2015年港中大戰奏國歌時，有球迷噓國歌表示不滿，香港足球總會曾發聲明指事後被國際足協罰款約7.7萬港元。

內地的《國歌法》草案列出，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又要成為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並且硬性規定每間學校每日升掛國旗，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可見，林鄭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也勢將以此為指導。國歌法亦會打壓創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愛》，開首就插入國歌的旋律，作曲及編曲的雷頌德曾公開說過，該首歌是「擺明玩國歌」。在國歌法立法後勢將變成違法。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壓製民主空間，所作所為已經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為林鄭政府比中國更直接地受到社會壓力，所以一部分建製派對於鎮壓不斷升級仍心存猶豫，因為他們擔心激起大規模群眾反抗會威脅到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乃至整個製度。所以中共不斷下達的指令強硬打壓民主，無疑會令部分建製派感到疑惑和不滿，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就公開表示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中共這種做法長遠來說會加劇建製派內部分裂，為林鄭政府造成更大危機。

主張與林鄭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經表示不會根本性反對國歌法，也不視國歌法為政治打壓的措施。郭榮鏗原則上同意有《國歌法》，只要「確保港人自由不受剝削」！ 如果套用這思維在廿三條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將會不戰而降，只會哀求中共推行一個較寛松的立法。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終審法院裁決梁遊翻案無望

青年新政兩名議員（遊蕙幀及梁頌恒）早前被法院取消議格，其上訴被終審法院駁回，斷定了翻案無望。梁遊表示不打算參加補選。去年全國人大常委事後解釋基本法，指明議員宣誓若果「不真誠」丶「不莊重」就會喪失資格。今次終審法官以遊蕙幀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並且將China讀成「支那」，而梁頌恒宣誓時手持聖經丶但手指呈交叉狀，來證明兩人宣誓不真誠。這是用非民選的法院來取消群眾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選票，無異於政變。

終院的決定具強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確認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淩駕性及追溯力，對香港而言是災難性的。淩駕性的意思，是終院法官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製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後任意改變法律並作出秋後算帳，例如日後國歌法通過後，法院可以重新檢控那些在球賽中向國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只有梁國雄（長毛）打算上訴。但今次裁決將會成為案例，可預計其餘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申請上訴時更大可能被駁回。而建製當局盡量想將所有空缺議席的補選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製派可以當選，因為如果在同一區內有兩個議席補選，很大機會是建製和非建製派各取一席，使建製派有機會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機關三權合作夾擊香港的民主權利。政府已經通過政治檢控使香港眾誌的羅冠聰不能參與補選，也通過法庭的巨額訟費使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破產，甚至可能再用確認書阻止「違法」前議員補選。立法會迅速追討梁遊二人180萬薪金。中共企圖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壞，人治當道。上訴和補選雖然都是必要的抗爭手段，但關鍵在於群眾有組織的鬥爭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新聞稿：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抗議律政司政治檢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覆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3名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領袖，明顯是要對反建製示威者作出報復。據傳媒報道，律政司內部反對覆核，惟袁國強一意孤行，而袁國強對此並無否認，令選擇性檢控的政治意圖更加明顯。

主審法官楊振權對雙學三子在判辭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彌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實際上，真正的歪風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壓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劇，年輕人因為追求理想而被判監，政府更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擊傘運人士的案件中，親建製分子都被法院輕判甚至逍遙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沒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傘運動期間，裝修判頭張偉明駕車直闖旺角占領區，僅被判罰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員馬希郁在占旺區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機揚言「大家一鑊熟」，威脅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藍絲集會」，多名記者被毆傷，當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獲無條件釋放。律政司都沒有提刑期覆核，明顯是親疏有別，對反政府分子就嚴刑峻法，對親政府分子則從輕發落。

習近平早年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現在更強調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企圖加強對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機關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壓頂之下，法庭早已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香港所謂的「法治已死」，淪為全面的習近平人治。從處理議員DQ案、一地兩檢、刑期覆核案，都見到律政司成為了打壓民主空間、迫害反建製人士的工具。

為了阻嚇公眾對判決進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對司法機構進行攻擊，甚至有建製聲音指批評法庭會構成「藐視法庭罪」。事實上是建製當局藐視我們的言論自由！8月20日的14萬人遊行是自傘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眾的憤怒。面對中共與林鄭政府有部署、有計劃地全面打壓民主，我們需要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抵抗行動，集結更廣泛的組織和民眾，在820的遊行之上將運動升級，聲援所有政治犯。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否則將會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獨裁統治的時代。

我們的抗議訴求：

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
立即撤銷對所有示威者的檢控
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遊行聲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國強下臺

9月3日，抗暴青年陣線與社會主義行動發起遊行，聯同社民連、香港眾誌、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十數團體，約200人下午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辦公室，抗議律政司早前對東北及傘運示威者共16人覆核刑期，並與法院合作將其全部判監。種種政治迫害證明香港正進入獨裁統治的時代。

遊行人士沿途高叫「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國強下臺」、「假法治，真人治」等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兩名成員鎖上手鐐頭銬，身上掛著「唱錯國歌」、「批評法官」的「罪名」牌子，諷刺香港的司法大陸化。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製派政黨喊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下臺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嚴敏華、朱偉聰的家屬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連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轉達訊息。其中嚴敏華的母親感激大眾的支持和聲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讀出其獄中的書信，提到希能夠像過去南韓政治犯一樣，不斷再有抗爭行動、不斷升級，社會大眾會一直支持聲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陳誌全、朱凱迪以及被DQ的「長毛」梁國雄亦有出席。梁國雄在發言時展示一張建製派晚宴照片，袁國強、是次主審法官楊振權與民建聯陳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權合作」打壓民主。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則呼籲市民繼續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議員以及黨派的運作經費。朱凱迪則表示會在立法會對袁國強作出不信任動議，陳誌全則表示支持。

發起人鄧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被囚16人，顯示反映社會大眾非常憤怒，現時應該升級抗爭運動，不能讓民氣消散。她並提出928雨傘運動三周年將會是很好的上街抗爭契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製訂全民抗暴日，討論罷課罷工等行動升級的方案。

至於抗暴青年陣線的代表Pasha則表示，青年學生應該發揮抗爭前鋒的角色，組織起來並由下而上建立校園的罷課委員會，以發起一天的全港大罷課為始，繼而發展至全港的抗暴運動。

最後，遊行人士及團體輪流發言後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製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製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製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誌。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製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製，而法治製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製。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製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復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製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製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倡議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中文大學生因為掛起「港獨」橫額而被校方強行拆除，之後理工大學、教育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樹仁大學亦有出現港獨標語，被政府強烈譴責。十大校長會更發起所謂「反港獨」連署。建製派亦向香港大學校方施壓，企圖開除傘運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謂開放自由的學府裏，廿三條國安法實際上已經推行。所以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

中共及林鄭發動了連串政治打壓，包括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兩檢政策、訂立國歌法，現在更將打壓之手伸入校園。 8月20日十四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對中共專製政權還擊的歷史性機會。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抗暴青年陣線，為推動、組織罷課作準備。

行動升級　建設罷課

單靠8月20日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過去幾年，年輕人都是鬥爭行動的先鋒，今次通過罷課，帶領運動升級！罷課是有一個有力的抗爭武器。我們走進中學及大學建立罷課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通過委員會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許。

如何組織罷課？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青年抗暴陣線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以下僅為行動指引，實踐時會因具體情況不同，可以與我們持續討論：

1.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一開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午飯時間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行動包括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擴大罷課委員會至其他班級/學系同學

5.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製造織熱氣氛。召開記者會，號召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各罷課召開大會決定罷課日的具體日子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在2014年我們就曾經在將軍澳與三間中學學生組織午飯時間的遊行，迫使校方退讓。

抗暴青年陣線主張：

•討論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傘運人士，捍衛戴耀廷教席

•無罪釋放政治犯，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割地兩檢

•準備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洗腦教材湧現，國民教育重臨

林鄭月娥上任後洗腦教育已準備還魂。她首先任命一個備受爭議、擁有著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最後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立場處處維護建製，妖魔化公民抗命，誤導學生。有教材稱，「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也有教材比擬不倫，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為了公義，決定不遵守法律對獨立屋的建築限製，私下擴建豪宅，並以公民抗命為辯護借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大亂，明顯教育局已經為其定下立場並向下一代去灌輸。在通識科的教學示例中，提議教師應「提示學生宜從正面態度出發，並考慮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況」，以免使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有負面影響。

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暗地裏將國民教育分拆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

習近平七一訪港時，對特區政府表示要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最近亦開腔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隨後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腦教材，內容明顯維護建製，令人窺探到國民教育已準備重臨。僅僅推行教程並不足夠，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歸咎教師「反共」而令青年敵視中國。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教師，不難想像政府還將會規限教師的教學自主，務求令教師緊縮黨中央的教學路線，要達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門。

下一次反國教如何勝利？

現在就要準備另一場更反國教運動。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抗暴青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抵抗政治打壓。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圖強行推行國民教育科洗腦政策，令一眾學生與家長不滿，尤其是中學生反對的聲音與力量最大，引發十二萬人日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十天，最終成功迫使政府擱置方案。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亦被視為反國教運動的代表，為日後成為香港重要的政治勢力奠下基礎。當年梁振英剛剛上任，這場壯濶的運動讓群眾給梁振英一個下馬威。

運動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當梁振英表示擱置國民教育，作出些許讓步時，反國教大聯盟（包括學民思潮和泛民組織）突然未經與群眾商討而解散運動。政府在隨後多年不斷地嘗試將國民教育的相關內容滲透入各科之內，可見2012年的勝利並不徹底。

在運動過程中，教協遏製反國教運動的政治化，不願意呼應群眾對吳克儉和梁振英下臺的要求，極力想之置於其控製下。當時的運動絕對有可能繼續升級，徹底取消國民教育，並擴大戰線至更廣大的社會層面挑戰政府和製度。學生無從提出獨立的綱領和策略，只能依附於泛民和教協的策略之上。

後兩者實際上主張與政府妥協，但學生沒有與之切割。學民思潮卻以維護學運「純潔性」作為借口，繼續只讓自己壟斷的控製權，拒絕使運動受到群眾由下而上控製，窒礙了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群眾運動只停留於政總集會的階段，而未能號召起罷課行動從中進一步擴大學生的組織力，並號召基層群眾參與。

私有化陰謀下醫療體系崩潰

今夏爆發的流感高峰期，已經有約360人已因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發期間，香港公立醫院整體內科病床使用率一直處於104%的飽和水平，部分醫院更高達 150%，而急癥室輪候時間更加高達15小時。

就算非疫潮時期，香港公共醫療醫療系統一直處於飽和狀態。以專科門診新癥為例，最短的兒科也要等約20星期，而最長的骨科更要輪候超過184星期，相當於3.5年！急癥室爆棚、看癥輪候過長成為了香港醫療的新常態。正所謂對癥下藥，立刻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理應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過，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卻大開倒車，推動醫療私有化。

醫療融資、強醫金與自願醫保

面對公共醫療資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開始討論「醫療融資」。所謂的「融資」，實際上就是要社會大眾自己出錢，負擔起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醫療責任。

政府最初提出「強醫金」，想仿效強積金那樣強迫所有勞動者將部分工資（原本建議3-5%）用來購買私營的「醫療保險」，來應付自己日後的醫療支出。 「強醫金」方案後來在社會一面倒反對下不了了之，不過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願醫保」。政府透過「規管」、「優化」 醫療保險行業，希望鼓勵民眾購買醫療保險，轉而使用私營醫療系統。

因此，無論強醫金抑或是自願醫保，說到底政府就是試圖讓民眾增加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變相推動醫療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險公司和私營醫療機構。

當然，要讓民眾更「自願」使用私營醫療，最陰險的方法就是讓公共醫療服務變得更加不堪。這就是為什麽去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中，削減了2.5億的經常性醫療開支。 2014年，全港有2.76萬張病床，比2003年還少了831張，這是名副其實的緊縮政策。

香港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約2.8%，不但明顯低於歐美國家普遍達8%至9%的比重，甚至連中國的3.1%也不如。而現時香港有接近1.4萬名醫生，當中在衛生署和醫管局工作的醫生，約占全港註冊醫生總數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們正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務，意味這4成醫生需照顧全港9成住院病人。單看公立醫院的求醫人數與醫生比例，現時每1,000個病人僅有0.67名公立醫生，遠比發達地區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醫生過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醫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於人手短缺而工作壓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問超時多長皆統一津貼為3,500元，沒有超時補水。因此，每年公營系統都會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場，這亦是政府可意推動私營化的結果。

停止私有化　醫療民主公營

既然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資源太少，為什麽坐擁近萬億財政儲備的政府卻坐視不理呢？歸根究柢，資本主義政府與資本財團勾結。假設公共服務妥善並滿足社會需求的話，資本就少了一個圖利的行業，所以政府要抑公營以利私營，要勞動者把血汗錢上呈給醫療集團與保險公司。醫療私有化的結果，就是買不起醫療保險、負擔不起看私家醫生的基層病人，長期輪候得不到醫治，醫療私有化根本就是殺人的政策。

醫療本身應是民眾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者主張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並開征富人稅來提供資金。要立刻增加公共醫療的床位及醫生人才，亦需要將私家醫院及醫療集團全面公有化，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從新大量聘請私人執業的醫療人員，才能滿普羅大眾日益增加的醫療需要。

親北京政客威脅要「殺死」港獨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權利正面臨一場由親北京政府精心組織的前所未有的攻擊。最近幾個月裏，當局已經判16名青年活動者入獄，並利用站不住腳的「法律」借口將6名民選議員逐出半民選的立法會。

8月份有十幾萬人遊行反對鎮壓，但是親政府陣營也在加緊對親民主陣營和民主權利的猛烈攻擊，特別是對於港獨支持者。

隨著中國專製鎮壓加劇並蔓延至香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支持港獨，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六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25至39歲的群眾中有21.9%支持香港獨立，比2016年的23.9％有輕微下滑。但顯然，建製派和主流媒體將「港獨」妖魔化的激烈運動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親民主政黨反對獨立。一些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雖然采取模糊的立場，將其列為「選擇之一」，但沒有提出系統性的策略來實現它。

盡管如此，親政府陣營卻不斷利用「港獨」議題來為更猛烈的鎮壓提供借口，這與北京當局的民族主義叫囂有關。

9月份開學時，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支持港獨的橫幅，引發了廣泛的關註和爭論。其他幾個大學隨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橫幅。在親北京建製派的壓力下，校方強硬地移除了橫幅並誓言懲處張掛橫幅的人。

號召罷課一天

親政府陣營將橫幅事件當作限製校園政治活動的借口。領導抗議反對打壓的學生活動者已經受到紀律處分的威脅，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製學生會的活動。學生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言論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正面臨威脅。

校方所采取的措施沒有法律依據。香港目前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宣傳或討論港獨。但這顯然是統治階級中更瘋狂的一翼所想要改變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堅決捍衛學生和所有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納，我們認為討論獨立是民主權利，而不是犯罪。為抵抗新的打壓，學生要在校園內積極組織起來。大學生罷課一天會是對政治打壓的最有效回應，因為可以通過罷課發動進一步的群眾抵抗。正在動員罷課以捍衛加泰隆尼亞的民主權利的西班牙學生聯盟為我們提供了鏡鑒。

利用支持獨立的活動者（例如香港「本土派」）為鎮壓提供借口，是中國當局慣用的伎倆。取消六名民選議員的資格、推翻去年9月的選舉結果，就是從踢走青年新政（一個小規模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的兩名本土派議員開始的。政府通過打擊這兩人來試水，而事實證明兩人絲毫沒有抵抗的準備。

看到公眾沒有強烈反應，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資產階級）政黨袖手旁觀，建製派便有信心擴大攻勢。它把槍口轉向激進泛民派，清洗掉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等另外四名立法會議員。

藍絲集會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藍絲帶」（包括一些黑幫）組織了一場集會。這些就是中國和香港政府用來（有時是雇來）騷擾和恐嚇民主運動的力量。他們未來有可能變成身披中國民族主義旗幟的準法西斯勢力。

在這次集會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親政府人物叫囂要「殺死」支持港獨的活動者。何君堯補充說：「殺豬殺狗沒什麽大不了」。律政司後來聲稱，何君堯的公開言論並不是煽動暴力！可是與此同時，和平的民主抗議者卻因所謂「煽動暴力」而坐牢。

何君堯也在對2013-14年「占中」運動的著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進行政治追殺。何君堯認為，不應該允許戴耀廷在香港大學教法律，因為他宣傳公民抗命。何君堯發起一項要求開除戴耀廷的聯署，據稱有8萬人簽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為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指控（包括「串謀公眾妨擾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審。開審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傘運活動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會被判入獄。監禁判決正變成香港政治審判的「新常態」。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中國當局的鎮壓機關的一部分。在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動者於8月份被判入獄，刑期高達13個月。另外還有至少40宗政治審判秀正在準備之中。政府意圖將民主鬥爭斬首，特別要消滅其中最激進的成員，例如社民連和以學生為主導的香港眾誌。

中國的麻煩

中國獨裁政府指揮的香港鎮壓，與對內地異議人士更為殘酷的打擊相呼應。

香港是一個「半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對自由的新聞傳播、部分公開的選舉以及集會和言論自由等權利是數十年來的群眾鬥爭贏得的。雖然選舉製度會保證建製派在立法會中占多數，但在本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9月）中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席位得到增加。這成為政府開始系統性反撲（政治反革命）的啟動信號。現在就連泛民領導人也說香港已經變成了「威權統治」。

北京顯然擔心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可能會擴散到中國大陸，進而激發內地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要求。盡管中國當局對外展示其巨大的權力和經濟實力，但「共產黨」黨國及其「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面臨著一系列可能造成毀滅的挑戰：如山的債務負擔、迅速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全球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爆發群眾騷動的可能。

當局害怕香港頑強地捍衛民主權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達十四萬人遊行聲援被判入獄的青年活動者那樣）可能會引發全中國的政治劇變。

社會主義者譴責當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動者。我們發起了多場抗議反對香港的鎮壓，而且也在組織一場全球運動聲援民主鬥爭。我們正在準備全球抗議日的活動，時間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網站將持續報道運動的最新進展。

但同時我們也指出，不幸的是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遏製了群眾鬥爭，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害怕更「激進」的力量會奪得領導權，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溫和」立場能夠贏得一些民主讓步並同中國獨裁政府達成協議。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鎮壓表明，與獨裁政權達成「協議」的唯一可能就是徹底放棄香港的民主權利。

只有戰鬥性的群眾鬥爭才能打敗目前的猛烈鎮壓。鬥爭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製度取代中國和香港的獨裁統治，但只有與腐敗的資本主義和1%億萬富翁的獨裁統治果斷決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理大同學：舉辦論壇可能會受校方處分

9月21日，理工大學的學生組織「理事庭」舉辦「威權下的大學管治」論壇，邀請了四位嘉賓，包括法律學者戴耀廷丶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丶嶺大校友關註組鄭司律丶理事庭成員鄭國漢。

鄭國漢同學表示，因為舉辦這場論壇可能會受到校方紀律處分。單憑這點已可以證明威權統治早已在校園出現。臺下多名學生亦表示大專院校的自由空間比兩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學同學因為張貼反對取消議員資格的海報而被校方施壓。

張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萬張選票，是一場小型政變。他認為雖然港獨離現實很遠，但大學不可能禁止討論。戴耀廷正被建製派政客威脅，因為發起占領中環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從法律觀點解釋，即使廿三條立法後也無法律依據禁止討論港獨。此外，他表示雖然基本上認同香港正步入威權統治，但卻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這個階段。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在臺下發言時，表示認同臺上嘉賓所說立法會發生了一場政變，香港的確正進入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園。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視乎這幾個月的群眾鬥爭的力量。如果群眾鬥爭力量大而有組織，可以阻擋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進入全面獨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亞例子，當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壓獨立公投後，學生會將發動罷課反擊，而香港學生可以從中借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理大學生討論港獨丶舉辦政治論壇的自由。我們支持理大學生的抗爭捍衛民主權利。

打倒威權統治！抵抗政治打壓！

重建民主鬥爭，但運動若要勝利，方向一定要改變！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十一遊行中派發的傳單內容。4萬人參加了這場遊行，反對鎮壓，聲援政治犯。

香港已進入威權專製的時代，迫切需要一場有力的鬥爭進行反抗！中共與林鄭月娥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我們一定要重建民主鬥爭，否則民主權利會大大倒退！林鄭月娥所講的「修補撕裂」是欺騙群眾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會聽令於中共打壓民主權利。中共需要一張溫和面孔，掩飾其最嚴厲的專製政策。我們不要對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民主運動要清晰表達一個訴求──林鄭立即下臺！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政府和校方大興「港獨」文字獄，猶如先在學校推行廿三條立法。無論是否贊成港獨，我們都要捍衛言論自由，高呼討論港獨無罪。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如果學生發動全港大罷課一天，可以向大學審查機器及藍絲打手發出有力的警告──我們不會將民主權利拱手相讓。

不但是袁國強本人，整個司法製度現已被中共控製。我們不能幻想司法製度會為我們捍衛民主權利，現在要靠的是群眾鬥爭！政府害怕群眾，害怕專製政策會激起新一波運動爆發，就如2014年那樣。8月20日出現了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令政府內部出現猶豫和分裂，因為對於推動專製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現分歧。

如何挑戰香港的新威權政府？

重建民主鬥爭是捍衛我們權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遊行展示了潛力。我們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單單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說的「堅持下去，等待轉機」是不足夠的。港人一次又次證明，他們願意響應號召，支持群眾行動。一場嶄新的民主運動需要處理以下三點：

•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罷課罷工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運領袖從沒有嘗試過丶甚至沒有好好討論過罷課罷工；

•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丶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的鬥爭。

我們能否打倒中共獨裁體製？

若要勝利，香港民主鬥爭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務：打倒中共政權。否則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權統治的現實，出現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選舉操控丶更多政治鎮壓。中共獨裁者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對香港的控製權。歷史經驗證明，民主權利不是賦予的，而是奪回來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與中共妥協，寄望中共會自我改革丶自願讓步。他們想限製運動的規模，避免運動過於激進而失去他們的控製。但世界歷史證明，獨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個人口750萬的城市，如何對抗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呢？唯有將鬥爭蔓延至香港以外。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主義分子。若要勝利，我們一定要明白香港的鬥爭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對抗1%富豪的專製統治。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和香港這麼多億萬富翁身居政府職位。中港兩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會危機。中國群眾與香港人忍受著同樣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壓丶長工時丶剝削丶居住危機和汙染空氣。所以事實與香港本土派所講的相反，內地群眾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聯合起來鬥爭，共同反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

香港本土派從來不認清現實，他們反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丶反對團結性的六四集會（指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等立場，對民主鬥爭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現在運動中有一股渴望「團結」的情緒，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調和」的本土派也開始談起團結。雖然我們希望團結，但不能因此而放棄討論本土派的政治立場對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族群歧視丶山頭主義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義政策等。

罷課罷工曾經創造歷史

香港民主運動至今尚未取得勝利，另一原因是單靠遊行丶甚至占領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鬥爭武器──罷課罷工。我們要從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現正發生的事件中汲取經驗。在當地的勞動人民和青年，不論是西班牙人還是加泰隆尼亞人，都聯合起來鬥爭，爭取舉辦獨立公投的權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鎮壓。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學生，在社會主義行動在西班牙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大規模的一天罷課，抵抗政府的鎮壓。

有組織的罷課罷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擁有經濟權力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可以有效癱瘓政府和經濟的運作。因此，罷課罷工無論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亞，還是多年前在南韓丶巴西和南非的反專製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現罷課罷工，也會撼動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心臟。

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財團與中共獨裁體製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希望專製製度會幫助他們擊潰群眾運動，也希望更大力控製政府，推動更多親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鄭就為財團大幅減稅。所以，若果民主運動要全面勝利，就一定要打破資本家對政製的操控丶以及對經濟的操控。

如果爭取民主而不挑戰資本權力，就相當於綁起自己一只手與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將政府的政治打壓與重判政治犯，與為財團保駕護航的惡行連結起來，例如建製如何反對租金管製丶八小時工作製及全民退休保障。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稅丶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將大財團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擺脫財團的經濟操控。在中國和香港，我們要一個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動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極權資本主義政府。

如果你認同社會主義行動，請加入我們。歷史是在我們一方的！

至少二十國發起抗議，聲援香港政治犯，反對取消議員資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獨立民主農場勞動者工會」的總書記，有份參與今次聯署，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者，包括愛爾蘭國會團隊「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議員，還有從印尼到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社運分子，當中包括了現任議員、政治異見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屬。

聯署信表達了「聲援香港、中國乃至全球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也批判「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聯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聲援香港行動的其中一環，也是非民選的港府開始清洗立法會、取消六名議員資格的一周年。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是行動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釋道：「政府取消了議員資格後，就開始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動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攻擊。今年政治審判越來越多、重判示威者，並多番打壓言論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現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鎮壓，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13個月的幾天後，有超過10萬人上街，震驚了香港政府。

她說：「只有群眾反抗才能停止鎮壓，但是香港的鬥爭也需要國際支持。國際聲援也可以改變香港民主鬥爭的願景，使運動不再聚焦在香港一個城市。為了贏得勝利，現在愈來愈需要將鬥爭全球化，尤其是是我們正在對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會服務令而毋須入獄，但政府在八月覆核刑期，使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令他們成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來越多的政治審判

另外20名社運人士被控於雨傘運動中占領旺角時違反法庭禁製令，將要上庭受審。這20名答辯人之中包括了社民連與香港眾誌的成員，恐怕當中至少數人將被判入獄。建製派的目的是將示威罪名化，令民主運動噤聲。這是中央政府給予港府的政治任務。

香港與中國

「這場全球聲援行動也將香港民主鬥爭扣連至中國。」鄧美晶再說：「如果中國的體製不改變，香港根本不可能贏得真民主。只要一黨專製還存在，香港就會從所謂的「局部民主」轉向威權政體。」

她說：「鎮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政權害怕香港的民主抗爭會蔓延至中國大陸。所以某方面來說，他們也讓我們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鎮壓就需要做什麽。」

代表左翼組織、工會和社運的抗爭者，將會在倫敦和布魯塞爾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機構，例如中國大使館與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進行抗議。

鄧美晶：「在10月12日，將會有橫跨各大陸的20個城市舉行抗議，當中包括科倫坡、溫哥華、維也納、莫斯科、柏林、裏斯本與吉隆坡。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望運動會一直發展下去。」

視頻《反對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個城市發起示威，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這場運動由「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組織，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在推動運動開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多個國家的左翼社運分子、議員和工運領袖一同進行了網上聯署。

從三藩沖、溫哥華到科倫坡和吉隆坡，都有聲援人士在中國大使館或香港經貿辦事處外舉行抗議，要求港府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縱選舉，並讓被取消資格的民選議員復職。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傘運人士有罪。被名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當中有許多人可能會像之前那16名社運青年一樣被判入獄。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和社民連長毛主講，觀看量已達數萬次。

二十國抗議 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10月12-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起了20個國家丶22個城市在中國大使館以及香港經貿辦公室外舉行抗議。這是歷史上最廣泛的聲援香港民主的行動。眾多城市舉行抗議，包括臺北丶科倫坡丶倫敦丶柏林丶維也納丶布魯塞爾丶墨西哥城丶裏斯本丶斯德哥爾摩丶巴黎丶紐約丶舊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爾本和溫哥華。

印度邦加羅爾的示威者無視警察禁令，堅持進行抗議。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由於法例不容許一人以上的抗議，嚴厲打壓表達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輕女示威者在大使館外抗議。

10月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記者公布了各國的抗議狀況，並發表了聲明。三位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錄製了影片，強調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議，而運動只是剛剛開始，並將會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國際壓力。聲援運動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內就有超過2萬次觀看量。

「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權統治，這個趨勢實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記者招待會的影片中說道：「6 名議員在 2016 年選舉中贏得了議席,卻被褫奪資格，包括像『長毛』這樣的資深民運人士。今次分明是選舉舞弊，推翻對政府不利的選舉結果。」

組織聲援運動的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壓是史無前例的。她解釋說：「各國的左翼議員丶勞權分子和工會代表組織了一系列國際聲援行動，幫助我們發起這場運動」。當媒體問到國際聲援取得什麼成果時，鄧強調現在只是運動的開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擔憂政治打壓會引起全球的關註和批評。她說，全球的基層組織和平民表達聲援，可以鼓舞香港群眾繼續反抗打壓，也能鼓舞中國群眾反抗中共獨裁統治。

政治犯

出席記招的還有社民連前議員梁國雄（長毛），以及四名現任議員，包括工黨的張超雄丶社工復興運動的邵家臻等。聲援運動要求釋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斷然否認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運人士入獄（包括許多社運青年和傘運人士）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是為了打擊民主運動丶禁止群眾抗議。政治清洗的主要對象是民主運動中較激進丶較願鬥爭的派，例如社民連和香港眾誌。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運人上庭受審。被告因為在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結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壓氣候之下，判決結果是意料之內的。法庭將於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裏大多數會被判入獄。

媒體報導

《蘋果日報》丶《東方日報》丶《南華早報》和美國政府的喉舌《美國之音》也作出了報導，連結請見文末。「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發起了聯署，有超過15個國家的議員丶左翼政黨和工會分子參與聯署。聯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生組織領袖。聲援運動呼籲更多人聯署，尤其是參與群眾鬥爭的個人和組織。.

鄧美晶說，尋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組織支持是自然不過的，因為建製政黨和親資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權，與獨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達了相同意見，她說：「各國政府對中國當局的批評少得可憐，因為他們更看重商業利益，而非人權和民主。」

巴西：工會聯盟抗議香港的政治打壓

巴西工會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贊成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左翼獨立工會聯盟（CSP-Conlutas）在聖保羅州蘇馬雷市舉行了全國大會，約有2千名代表參加。大會投票贊成簽署「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信。聯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並讓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復職，同時也指出：「正當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時，政府卻諷刺地高舉『法治』」。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代表教師工會的Jeferson Faccin動議大會支持聯署。與會代表舉手通過動議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300萬成員

CSP-Conlutas由250個組織組成，代表約300萬名巴西工人，其成員包括製車業、金屬業、建築業、交通業、教育界、醫療界和銀行業的工會，也包括無地農業工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群眾組織。「有拉美第一大國這個重要的工人群眾組織支持我們，實在令人非常高興。」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全球聲援香港」運動的召集人鄧美晶表示。

「我們昨天成功發起運動，組織了全球20個國家抗議中港政府的打壓，現在就得到了一場民主大會的表達的聲援。」鄧美晶補充道：「面對中港民主權利大倒退，各國親資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評，十分可恥。巴西工會對我們的支持，證明全球工人階級才是我們的盟友。」

「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昨（22日） 發起「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問題。

約百人舉起寫有過去兩年間74個學童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腳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以悼念過去兩年自殺的學生。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支持。

大會的訴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學童自殺問題丶落實休整日丶及小學社工常規化。發起人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鄭月娥正視，而非忽視問題。家長聯盟亦於上周發起聯署，譴責林鄭月娥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漠視學生自殺的言論，至今已經有超過120個團體及超過4000人參與聯署。

現為小學社工丶也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的陳虹秀指出，現時教育局沒有小學常駐社工的規定，而即使部份小學有社工，也形同「打雜」，會被指派分擔其他工作例如代課丶監考丶派飯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學生，連記住他們的名字也很困難，令學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參加遊行的麥小姐指，是教育製度的問題令這麼多學生自殺。她身邊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課，周末也要做，時間比成人上班還要長，而且課程愈來愈難，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題目連家長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廢除小三BCA。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此次遊行，同時認為必須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並對社會製度實行徹底的變革，才能改變現時對學生壓迫性的製度，給予兒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來。

【香港立法會公聽會】兒童貧窮問題嚴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會內舉行「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討論香港貧窮兒童的人權狀況。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趁此會議舉行前，於立法會外發起抗議行動，要求政府正視跨代貧窮丶捍衛兒童權利，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丶開徵富人稅和抗議政府漠視兒童發展等。抗議行動上有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和他們的子女一起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製造更多的貧窮問題，受貧窮困擾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滯留的難民更是被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所害，有七歲的難民兒童不能上學讀書，那些原本可以助兒童就學的金錢被政府虛耗至建設大白象基建上，實在令人憤怒。社民連徐可儀就指有兒童在劏房內成長根本難以接受，呼籲要捍衛兒童權利。

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上，多個部門如勞工及福利局丶社會福利署丶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等都有派官員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聯黨員的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在職權上較為有代表性外，其餘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經理出席。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丶兩名成員和兩名難民成員都積極發言。鄧美晶指：「香港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貧窮的根源，少數的有錢人利用這個製度剝削大多數人來賺取利潤，普羅大眾就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兒童就是製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謂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只是一個神話，特區政府聲稱今年會落實十五免費教育，讓公眾有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但原來只是涵蓋部分幼稚園，換句話說並不是免費，是欺騙公眾！」她續指出沒有公營幼稚園服務下，私營的幼稚園每年加學費，令基層父母要每月繳交二千七百多元學費，根本難以負擔。

成員Nathan 表示香港公營醫療被批抨為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兩成兒童根本不能負擔醫療開支，公營醫療服務惡劣，基層工人根本無時間精力虛耗在散慢的公營醫療，最終被迫使用昂貴的私營的醫療系統。

另一成員 Griffith 提到樂施會和中文大學的研究報告，約三分二的貧窮家庭面對饑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貧窮家庭已經需要從所餘無幾的積蓄裏，去抉擇應花在購買食物還是購買藥物之上了。

成員 Juriyah 是一名難民，育有一名就讀幼稚園二年級的五歲女兒。她向著官員說：「我們被迫依賴政府的經濟援助，因為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麼樣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過100呎的劏房內，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負擔？」「每月的幼稚園學費需要2,800元，而學資處處經常延遲三丶四個月批出撥款，因此我常常遲交學費，我怎麼可能有錢先繳交學費？女兒因此差點被趕出校園而不能讀書。」她要求學資處將一整年的學費批出，那可以紓緩她在經濟上的困擾。

另一位成員 Mira 亦是一名難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歲的女兒，正在就讀幼稚園二年級。Mira 與 Juriyah 遇上一樣的情況，學資處經常拖延批出學費，令女兒差點失學。Mira 說：「兒童應該有權利去讀書學習，但貧窮家庭就沒有這樣權利。」「我的兒子很愛閱讀，但常問我為什麼他不能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圖書館是不容許難民借閱書藉的，那如何談兒童權利？」「社會福利署應該增加我們的租金和食物援助，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給予我們難民工作的權利！我們都想用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邊站著一名6歲的印尼藉難民女童，會議主席指示她可以發言時，她說出了短短五個字：「我想有書讀。」，頓時整個會議變得鴉雀無聲，震撼在場每一位參與者的心靈。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為沒有錢交學費而被踢出幼稚園，自此沒有機會上學讀書，連最基本的讀書寫字也不會，她的個案突顯出政府對貧窮家庭兒童的打壓。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社會福利署和學資處對貧窮兒童權利的打壓，一直無視他們家庭面對種種的貧窮壓迫。我們認為這個公聽會十分重要，因為它可以為受壓迫的基層巿民得到一個發聲的渠道， 有助於建立一個對抗腐敗官僚和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跟進事件，未來定必掌握每一個可以為工人階級爭取到更好權利的機會，以此為目標。

2017：鎮壓之年

由於親中共的港府對於打擊民主的行動正在迅速升級，因此我們發起了發起「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以突顯事態的嚴重性。

社會主義行動與幾個國家的左翼組織和工運分子討論過後，發起了這場運動。旗下的政黨和組織遍布40個國家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運動提供了重大的幫助。

在2017的嚴酷鎮壓中，6名議員被不民主地取消資格，讓建製派得到「超級多數」，得以改寫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以對自己有利，完全違背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的意願。去年選舉，投票率是20年來最高，建製派遭遇了嚴重失利，反對派政黨總共得到60%的選票，高於2012年的56%。

激進派面臨清洗

建製派清洗立法會，並不是因為什麽「條例」或者「誓詞」。這些只不過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製造煙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擊民主鬥爭中最激進的派別，例如「長毛」。但他們的計劃不會得逞，反而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增加公眾對於「激進派」的支持。

由於害怕群眾的激進化會從香港蔓延到內地，北京向港媒體施壓，使之日趨成為一黨專政的傳聲筒。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降到了180個國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來，香港的排名從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壓手段之一，就是愈發公然地操縱法庭。在陸續有來的政治審判案中，可能會有更多社運人士變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稱225人因雨傘運動而被捕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著名社運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領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著「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對這些著名人物的指控，從最高刑期達五年的「非法集結」到最高刑期達七年的「公眾妨擾」。政府推翻了法庭對黃之鋒和羅冠聰等16名青年社運人士的裁決，使法庭改判成入獄以收威攝作用。阻嚇民眾參與示威之心可謂路人皆見。

人權觀察組織警告說：「律政司異乎尋常地要將社運人士判囚，不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其背後隱藏著怯懦的政治動機，即阻止[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進入立法會，並遏止未來的抗議。」

這一說法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政府所針對的不只是香港眾誌的領袖。政府通過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參選，例如被改判入獄13個月的社民連成員黃浩銘。政府的計劃是將較為激進的泛民政黨和團體篩走丶取消資格，並從財政上扼殺他們。但是，群眾抗爭能夠而且將會打敗這一專製陰謀。

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議取消民選議員資格——通過2018年補選建立群眾抗爭，抵抗政府打壓！
全球基層團結起來——資產階級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國獨裁政府收編，只有人民站在我們一方！

海外同性伴侶上訴得直，獲居港簽證

在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的女同性戀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視，法庭於9月裁定她們勝訴，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收養人名義獲得居港簽證。

案情指QT與SS早年於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獲得相當於婚姻的權利及法律地位。其後SS獲本港公司聘用來港工作，入境處6年來卻多次以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絕批準其伴侶QT以受養人身分獲得簽證。其伴侶多年來只能以旅遊簽證留港，期間沒有工作權。

今次QT案件上訴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過，對於整個同誌平權來說只是一個小勝利。首先法庭的判決只承認外國同誌伴侶可獲得留港簽證，並清楚指出這並非「本港承認婚姻」獨有的權利。判決變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立場。

再者，裁決的影響範圍狹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數，只包括申請受養人資格外國同性伴侶。本地的同誌伴侶完全不會受惠，其婚姻權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會保障在海外註冊婚姻的同誌，也只有較富裕的同誌才能受惠，對負擔不了到外國結婚的基層勞動者同誌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雖然連同今年4月的公務員同性伴侶享配偶福利的裁決，法庭在同性伴侶權利上看似比較「開放」，但是政府與建製立場依然強硬，不但不承認同誌的婚姻權利，甚至連性傾向歧視條例也反對。

如果沒有群眾鬥爭的話，單靠法庭司法覆核爭取同誌平權，往往只能「擠牙膏」式地逐項逐項地贏取個別同誌權利，亦只有少數同誌有足夠資源可以提告，政府卻可花費大量公帑不斷上訴，令問題一拖再拖，證明單靠司法去挑戰政府的方法並不足夠。同誌的平等權利是政治權利，跟民主權利一樣，更重要的其實是議會和法院外的群眾抗爭，包括在街頭上遊行以至在職場上建立工會。在歐美丶臺灣等地同誌平權的進步都是多年來政治和工人抗爭的結果。

同誌運動應勿忘初衷，同誌遊行不應是商業化的嘉年華，而是一場政治運動，並應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聯合勞動者和所有被壓迫者的議題和抗爭，共同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

在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政治打壓不斷加強，香港走向威權統治的局面。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表現強勢，在國內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強化國家鎮壓機器，亦在大會上表示「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一說出自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製白皮書，當時很多中共打手還刻意掩飾其重要性，指控反對群眾「上綱上線」，但今天這句話已公開成為中共對港的統治方針。

政治清洗各部門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動國歌法和一地兩檢，除了是明刀明槍的硬性操控，也要潛移默化地使意識較落後的港人對中共統治麻木，習慣聽到國歌肅立丶公安長駐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建製派勢要將立法會變為另一個人大。最近全國人大常委副秘事長李飛訪港，公開強調廿三條必須立法。中共的統治邏輯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以為這樣日後就無後顧之憂。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內可以收效（尤其因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鬥爭），但這只會將民憤積累下去，未來會爆發更大規模丶更激進的民主鬥爭。

政府發動議會政變後，威權之手將會遍及更多部門，包括學校丶法庭丶公務員系統等等。政府下一個目標明顯是學校。中共鷹犬丶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就警告過「學校太多反共老師」。愈來愈多校方受建製壓力下執行政治任務。除了國民洗腦教育，教師授課的內容也會受到政治審查，尤其在通識及歷史科。最近50間學校強製要求學生收看李飛訪港的記者會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領導正沈醉於與林鄭的和解，完全沒有表達抗議，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報告。

此外，政治打壓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劫貧濟富，因為親資政府準備在經濟危機來臨時掠奪工人階級的財富。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過有利財團丶打壓窮人的政策，建製派將於12月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其中一招是削弱財委會的權力。雖然反對派本來也沒可能透過財委會阻擋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後連質詢和拉布的權力也會被剝奪。失去了財委會這個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輸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臺，將會少了一個動員丶凝聚群眾的焦點。

林鄭月娥刻意將政治清洗和「打港獨」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製黨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這種欺騙技倆長遠並不會成功。雖然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現時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比梁振英時期的負凈值高一些，但也不過為16%。11月她發表了「公屋八萬間封頂」的言論，企圖測試群情卻遭觸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論，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見，群眾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燒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隨時可以成為引爆危機炸彈的導火線。

統治階級現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壓不代表統治穩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資本主義深刻的危機。建製派不同陣營為保障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出現統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壓激烈程度──的分歧，因為部分建製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壓會引起民意反彈。香港瘋狂的打壓明顯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務連香港統治階級也感到為難。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對國歌法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全國人大範徐麗泰等強硬派主張國歌法要有追溯力，而葉劉淑儀則反對。社會主義行動對於較「溫和」的建製派並無幻想，而是想指出統治階級分裂證明他們並不是勢不可擋，群眾組織反抗是有可能撼動他們的。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將會傷及政權本身。中港獨裁資本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我們需要的是將運動升級，發起罷課乃至罷工，真正打到專製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們的痛處。

政治迫害尚未完結，需要組織群眾鬥爭

在東北十三人和雙學三子被判囚之後，二十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並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將於明年五月受審。在那次暴力清場行動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證明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和傀儡港府用來打壓民主運動的工具。如果沒有有力的群眾反擊，就會有更多的鎮壓到來。

政治犯繼續湧現

統治階級一方面猛烈進攻，但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們也害怕群眾憤怒會再反彈。目前終審法庭批準了黃之鋒丶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並讓三人保釋出獄，這是法院自七月連串政治打壓以來最大的妥協。這與其他政治檢控案件形成對比，說明政府和法院忌憚對三人過於苛刻的打壓會造成民意反彈，以免群眾情緒再次像8月20日那樣出現反彈，甚至會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階的抗爭。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壓發動以來，有很多訊息都看到建製陣營內部就打壓的強硬程度出現分歧。歷史上可見強烈鎮壓最終會引致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也會鼓起群眾反抗的信心。

林鄭月娥繼續裝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壓的任務外判予法院丶建製派政黨和中共在港機關，企圖欺騙群眾丶軟化抗爭力量。現在溫和泛民領導繼續沈醉於與林鄭政府大和解，完全沒有準備發動有力的抵抗行動。激進民主派實際上站在運動的領導位置，尤其憑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號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誠抵抗威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召開群眾大會，製訂下一步具體的鬥方案。

可惜的是，黃之鋒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鬥爭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監獄內的個人經歷。雖然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而鬥爭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場運動的路向才應該是焦點。周永康的立場更是後退至溫和泛民的立場。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選之間尋求折衷方案，例如將提名委員會和功能組別民主化，甚至還說到「從官員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選框架就是為了反民主而製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將它民主化。

一系列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是由中共和習近平指揮的。這個被稱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中國大陸推行更嚴酷的高壓統治。他擔心香港群眾的抗爭會點燃內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反抗，這將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垮臺。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轄權」就是一個例證。他決心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在香港實行像內地那樣的專製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抗爭是民主運動的唯一出路，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單靠遊行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而且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讓勞動群眾自己管理整個社會。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連成員，包括已在囚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本刊請到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訪問她對現時民主抗爭的看法：

她認為現在已進入威權統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如教授被威脅移除教席丶立法會選舉以確認書篩走激進派。可能未來只能選溫和派。政府明顯是打壓社民連這些站在最前線的『出頭鳥』。」但她無悔抗爭，呼籲社會更多人站出來。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會清場都失敗，所以最後利法庭的權威來迫傘運結束。」陳寶瑩分析香港政府針對傘運的策略，她指政府鎮壓不果，「當時很多人對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強硬清場做不到，因怕會有反彈。」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請禁製令，以經濟理由聲稱占領馬路令生意受損來要求清場。

全球呼聲——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采訪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團結-人民先於利潤」的國會黨團領導人。「團結」是國會第五大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大大進帳。《社會主義者》雜誌記者訪問Paul Murphy，了解「團結」為何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

記者：先感謝你們對「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支持。是甚麼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權利的問題上發聲？

Paul Murphy：我們黨反對任何的打壓，特別是反對香港政府采取的這種行動，他們是為了消滅所有反對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包括資深民主人士「長毛」梁國雄在內，並將社運人士判囚，都是極為不民主的。

記者：請說說你們黨在愛爾蘭的狀況。這和中港的局勢有沒有甚麼聯系？

Paul Murphy：團結成員，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選地區議員，以及二十多名喬布斯鎮（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錮」。只是因為我們在一場和平的靜坐抗議中，為了反對政府掠奪社區的緊縮措施，攔截了時任副總理的座駕。示威者也反對受居民憎惡的水務稅，這是另一項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措施。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法庭訴訟很嚴重。一經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

愛爾蘭政府誣告我們，是為了剝奪群眾的抗議權利。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令他們在水務稅問題上受挫。政府面對侮辱性的挫敗之後，想要使民眾從此對抗議產生恐懼。「團結」和其他答辯人以及當地社運團體成功組織了一場名為「喬布斯鎮無罪」的運動，最終我們被判無罪。那份判決撼動了全國，同時也讓工人階級更有信心反擊愛爾蘭建製的緊縮方案。

喬布斯鎮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壓有很大的聯系。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正處在危機之中，貧富懸殊達到歷史高點，工人們正在反擊，所以資產階級會繼續將鎮壓升級以維護其統治。

記者：愛爾蘭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做過甚麼？它和中國的關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愛爾蘭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貿易和大企業的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如果有利於愛爾蘭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就會對反人權的行為保持沈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亞公投的立場上愛爾蘭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當愛爾蘭政府袖手旁觀時，愛爾蘭工人則站了出來。與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階級的深厚傳統。「團結」堅守這種傳統。「團結」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的行為顯然是選舉舞弊。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中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民主權利。

全球呼聲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羅爾的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民族平權分子）：我們從社會主義行動那裏得知了香港民主權利受到嚴重打擊。我們很肯定，香港政府對於民主權利的打壓是受命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近幾十年來，這個政權一面殘酷鎮壓爭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卻無恥地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你們的鬥爭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支持，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亞墨爾本性小眾運動者）：10月12日，我們在墨爾本地鐵公司（港鐵持有部分股分）總部外舉行抗議。這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工運及民運人士。我們想揭露港鐵作為香港專製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資產階級串通中港政府，打壓民主權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和作家）：「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具有全球意義。我們支持你們，因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遍布全球。香港當局也有一部分存在於瑞典，也就是港鐵。港鐵是斯德哥爾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們會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壓，並發起新的抗議，聲援你們的抗爭。

抵抗打壓　唯有群眾鬥爭

它想要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製，並壓製這裏群眾的民主抗議的風氣。最近更製造輿論，揚言要就廿三條立法。這條國安法將會把所有反對中共政權的行為視為非法。

獨立

青年們日益增長的港獨情緒令中共政權感到害怕。鎮壓必然會帶來反彈，但是獨裁政權沒有學到教訓。它覺得武力和恐嚇可以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從大概三年前，由於北京更強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沮喪情緒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權統治，港獨才開始得到群眾支持。梁振英被稱為「港獨教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據說精神失常的人會重復做同樣的事，卻希望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獨裁政權來說，就是采取更嚴厲的鎮壓。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繼任者林鄭月娥）將支持獨立的本土派趕出立法會，並迫害許多社運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這成了更廣泛地打壓民主運動的樣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動員丶如何組織認真的政治鬥爭。右翼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失去了鬥爭能力，所以他們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壓的目標。但是本土派組織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港獨意識的終結。相反，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反對中國的情緒甚至正在變得更加強烈。沒人會對此覺得驚訝。

國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壓來應對港獨情緒的增長：不斷鎮壓丶不斷威嚇。10月1日，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大通過了國歌法，對於「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加以嚴厲處罰，最多可判入獄三年。人大已決定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親北京的右翼建製政客公開說要像「殺豬殺狗」一樣殺死港獨支持者。他們希望這條法律設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設置追溯期，那麽在本地立法之後，警察和檢控官就可以對攝像記錄的過去那些「違法行為」（主要針對香港球迷在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提出檢控。現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隊的比賽現場紀錄這些「犯罪」行為。

這是對公共財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那些真正的罪犯竊取數十億公帑丶操縱政府合約讓貪腐精英大發橫財丶令公眾利益受損卻逍遙法外。

試驗場

習近平對中國政權的掌控顯然已經得到鞏固，北京處在一種勝利的氛圍之中，可以說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體稱，中國經濟已經「穩定下來」，中國對於全球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因此香港成了習近平政權及其代表的中國富豪精英展示實力的第一個試驗場。

現在一系列打壓民主的措施，是為了消滅香港的民主運動。政府一面打壓較具戰鬥性丶較激進的群體，例如長毛和社民連；另一面向溫和民主派施壓令他們屈服，令他們承認完全民主「沒得商量」，並進一步遠離群眾抗議。

泛民領導人已經成了阻礙民主鬥爭的嚴重障礙。他們盲目堅持要同一個不肯讓步的政權達成和解。他們害怕群眾鬥爭。他們參加民主抗議主要是為了壓製運動，阻止「激進派」獲得更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即便是這些想要結束鬥爭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所有的群眾支持。在下一段時期，當政府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時，這種壓力會升到最高點。

廿三條

2003年浩大的公眾反對行動曾擊敗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條。現在一連串的大陸官員和香港的親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鄭政府重啟立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最近說，推進廿三條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鄭的公開言論卻沒那麼積極。她堅持廿三條立法需要「合適的社會氛圍」。她要考慮香港的歷史和2003年的那場爆炸性運動，而北京並不在意這些「細節」。2003年的那場運動終結了董建華的特首生涯。

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Alex Lo在解釋林鄭的猶豫時說，推動廿三條立法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災難，甚至會令[2014年]占領運動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的遊戲。」

隨著北京要求實行更多打壓措施，泛民領導人被迫做出口頭上的反對，同時卻未能提供任何領導丶策略或綱領來挫敗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勢。

8月20日，14萬人抗議政府將16名青年社運人士投入監獄。溫和泛民被迫參加了這場並非由他們自己發起的遊行。這次規模巨大的遊行是由四個較小但較激進的團體發起的，包括社民連和反對東北發展的團體。這說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群眾運動能夠迅速創造新的組織和領導層。群眾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類似於2014年，當時青年和學生無視想要拖延和束縛鬥爭的占中「領導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傘運動。「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領導人關系緊密的溫和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為的是讓泛民領導人藉此控製運動，從而阻止群眾投向更激進的鬥爭方案。占中領導人拒絕支持學生罷課和抗議，但正是罷課和抗議點燃了雨傘運動。

為了讓民主運動重新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壓，我們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鬥誌，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清晰策略的領導層。現在的領導層一再讓群眾失望。

泛民領導人依附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需要中國獨裁政權保護其權力不受動搖，所以泛民領導人拒絕戰鬥性的路線。他們總是選擇妥協，而非抗爭。

我們需要一個由群眾民主控製的新運動，立足於工人階級並向對中共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國群眾發出號召，從而聯合起來反對獨裁政權。

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把民主鬥爭中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吸引到自己這邊，並能夠把民主鬥爭聯系到反對長工時丶低薪和沒有前途的工作的鬥爭；爭取更多的公共支出，從而為群眾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以及醫療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費的公共服務。

資產階級富豪和中共官員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有主張立即丶徹底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才是取勝的途徑。

打壓時間表

2016年9月：建製派政黨遭遇了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立法會中的激進派人數增加。本土派首次進入立法會（三席）。

2016年10月：兩名議員因關於「真誠誓詞」的新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2017年7月：林鄭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謂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議員被逐出立法會，包括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允許大陸公安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

2017年8月：重奪公民廣場案和反東北示威案重審，推翻已執行完成並且較輕的判決，16名社運人士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14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操縱法庭將社運人士投入監獄。

2017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國歌法，香港將進行本地立法。

《國歌法》如箭在弦 必須憤起抵抗

中國內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執行《國歌法》，港府推動立法顯然在中共指揮下進行的。《國歌法》就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的言論。內地《國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開貶損演唱國歌丶損害國歌莊重等侮辱國家形象象行為非法，違法者處以行政拘留15日，當中如何界定何為「莊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猶如一把利刃壓在民眾的項上一樣，人們日後將以言為諱。

由於中共的政治打壓和操控惹起香港群眾巨大憤怒，產生了對抗中共的強烈情緒，也令香港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近年在香港隊出賽的足球賽上，球迷噓國歌已經成為一種抗議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徑「侮辱國歌」為藉口推動國歌法，借機加強對香港的威權統治。

越禁越反彈

但越禁製只會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報告裏顯示在年青人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跌至只有3.1%，可見《國歌法》只會激起更大憤怒，而不會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歸屬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場香港對巴林球賽上，噓聲更為熱烈，更多球迷同時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在場外20名警員部署作高度戒備，亦有便衣在場內巡邏，進場安檢明顯更為嚴厲，保安人員特別搜查球迷的頸巾和旗幟，以防有人再舉起香港獨立的標語。保安的加強就是要發揮震懾作用，在球場裏製造恐嚇的氣氛，令國歌法立法的目的更為明顯。

香港足球協會因球迷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罰款和警告。向來充斥銅臭味和腐敗的國際足協，為了維護在中國的足球市場，因此煞有介事抨擊球迷。有些建製政客將噓國歌的球迷與外國搗亂破壞的球迷作比較，要求足協製作球迷黑名單，禁噓國歌者入場。

全面製造恐怖氣氛

建製裏的強硬派政客更恐嚇國歌法將會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經侮辱國歌的人都可以被檢控。可見，在人大對議員宣誓條例進行釋法丶並追溯議員宣誓「不真誠」後，已經在司法上打開了缺口，日後更多秋後算賬將陸續有來。侮辱國歌的定義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線根本十分主觀，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間使用此法律來作為針對抗議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蟬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對《國歌法》定義模糊的質疑時，行政會員成員羅範椒芬公開表示市民要「自己執生」！

至於如何才算遵守國歌法？葉國謙甚至提到，奏國歌時必須要站立，以示莊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來。而如果球迷在奏國歌期間集體上廁所也可能構成違法。而全國人大常範徐麗泰則表示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將會違法。此外，警察可以先錄影侮辱國歌的證據，在日後再逮捕「違法」人士。香港街上滿怖監控鏡頭，這意味著言論警察和思想警察將會無處不在。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與國民教育互相連接，一方面以高壓手段禁製巿民表達自由，另一方面軟性地灌輸愛國主義。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達致維穩的國策。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林鄭蕭規曹隨　再推公屋私有化

針對現時基層勞動家庭水深火熱的房屋問題，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裏提出「綠置居」丶「貨櫃屋」等眾多新名詞的政策，但這些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所謂「綠置居」，就是將新建的出租公屋轉為售賣予讓現時居住於公屋或符合申請公屋的「綠表」人士，實際上是廉價版居屋。計劃早於2015年梁振英時代試行，如今林鄭提出將「綠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計劃能夠讓公屋住戶實現置業，繼而騰出公屋單位，加快輪候人士上樓時間。這無疑是騙人的說話，政府以出售的「綠置居」取代本來用來出租的公營房屋，變相犧牲了可供輪候上樓的公屋數量，而總體資助房屋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加上房委會收回騰空的公屋單位後，還原單位再編配，需要介乎5個月至超過3年時間，輪候時間只會不跌反增。

再者，「綠置居」更會助長私人市場的炒賣。雖然計劃和居屋一樣設有轉售限製，但短短5年之後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場，淪為炒樓工具。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以5個方向興建過渡性房屋，當中包括具爭議性的「良心劏房」，還有受人註目的「貨櫃屋」等，沒有年輕人對此抱有期望。

地產商優先

施政報告中稱預計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個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預期2019/20年度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現推出「綠置居」後將不足一萬。未計「綠置居」影響，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因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癥結在於興建量過低。

政府奉行「地產商優先」的資本主義原則，多年來實行公私營房屋6:4的僵化政策，確保足夠土地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有剩餘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階級的民主土地規劃，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丶每年興建五萬間公屋丶實施租金管製，並將銀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香港政府逼死基層長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連發生三宗疑因照料長期病患的親人或長者而不堪重負所致的弒親慘案。最近一宗發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長期照料患病母親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弒母後跳樓重傷。此前亦有兩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壓下崩潰殺妻的慘劇，令人驚覺香港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護理問題已極其嚴重。

與此同時，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字顯示，香港60歲或以上年齡段的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出兩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殺。

長者慘劇頻生

同時，全港一共有超過十二萬名獨居長者，當中絕大部份為基層老人，經濟能力薄弱，他們都是極需安老服務的群體。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養的長者，情況亦不容樂觀，一旦患有長期疾病或行動不便，家人的照料壓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慘劇為例，由於母親患病，兒子已聘請兩名外傭幫忙照料，惟仍然難以支撐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經濟能力欠佳的基層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必然更為艱難。

究其原因，離不開經濟壓力與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長者失去可靠的經濟來源，政府甚至喪心病狂得鼓勵七十歲以上的長者重投勞動力市場，以推卸照顧退休人士的責任，同時無視病患長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務丶公營長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長者公共醫療服務都嚴重不足，宿位的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長者在輪候宿位期間過身。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令青壯年勞動者難以承擔照料長者的壓力，低工資固然令供養長者感到吃力，而極高的工時亦大大加重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壓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務致使悲劇頻生，但卻為財團減免稅項，林鄭必須為香港每一宗長者慘案負上最大責任！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稅，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費的全面安老服務，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並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司法覆核故宮：政府假諮詢也懶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將與北京故宮博物宮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任政務司司長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當時表明沒有需要向公眾作諮詢，涉嫌違反了相關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連自己製訂的法律也不去遵從，逃避公眾諮詢，擔憂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辦事，還是根本人治。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先例，日後政府可以避開任何監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項目。因此我們決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違反法律和行為失當。」

「曾經我對香港司法製度充滿信心，在1月5日入稟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來，我見到高院判決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實在令人擔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議員資格，根本是濫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釋法更嚴重侵害香港法治。連多次提告政府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資格。香港人是否還能任信司法製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製度並不是存有什麽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無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棄這個平臺，申請覆核丶配合街頭抗爭，也可引起香港和國際關註。我們不求什麽理想結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帶來什麽突破性進展，但希望國際上能引起關註。」

廢除外勞「雇傭同住」，結束現代奴隸製！

最近有菲藉外勞提出司法覆核，嘗試推翻這條不公義的雇傭同住條例，至今審訊尚未結束。在審訊過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師的言論揭露了剝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則認為，若外傭不喜歡雇主或受到剝削，根本不會想為他工作，與是否與雇主同住無關。但事實上很多外傭根本沒有選擇權！余若海又強調，若雇主違反假期規定，外傭可以向勞工處投訴。然而，勞工處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錢和時間，很多人都沒可能獲得公平審訊。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這次司法抗爭，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製，加上最近法院明顯被大力操控以打壓，所以必須同時組織起外勞的抗議行動，包括遊行和集會，同時爭取本地工人階級的支持以達致團結鬥爭，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壓。

香港政府一直對34萬名外籍家庭勞工奉行種族主義的勞工政策，而外勞「雇傭同住」就是其中一環。香港政府於2003通過法例，強製外傭必須與雇主同住。這是一項種族隔離的政策。政策只適用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家庭勞工，這是針對特定種族丶性別丶階級的歧視。

香港向來房屋問題嚴重，居住環境大多狹窄。外傭被迫棲身雇主家中，往往沒有足夠居住空間及私隱。根據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丶地牢丶櫥櫃丶廁所丶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丶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隱性的種族隔離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2014年發生的印傭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續被虐超過8個月，中間沒有放過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辭退送返印尼始被揭發。

外傭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隨意控製工時，事實上外傭每天工時可以長達16小時！與此同時，法例雖然規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規定傭工必須限時前回家，令工人實際放休不足24小時，部分雇主甚至會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傭沒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設施又嚴重不足，中環丶銅鑼灣丶旺角等鬧市外勞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這個政策所直接導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問題嚴重，租金高企，單純廢除外勞「雇傭同住」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外勞與本勞一樣為港付出勞動，政府對於保障社會所有成員房屋需求責無旁貸。政府應取締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傭，並且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仲介剝削，達致與本勞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外勞集會抗議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集會，到印尼領事館外抗議印尼政府對外傭的新政策，並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印尼政府早前通過的新例，強製工人額外購買保險。印尼政府一直漠視在港外傭受到中介公司嚴重剝削的問題，亦沒有改善外傭工資低丶長工時等問題。現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會主義行動亦有響應號召參與，並發言指出印尼政府與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籲本勞外勞團結抗爭。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有35萬名外籍家務勞工，其中大多數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近年來，外勞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本地勞工運動越來越有組織力，取得了可見的效果。她們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處境，但仍然受到「現代奴隸製」的壓迫。違法濫收仲介費丶工作時間過長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隱私等問題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勞組織KOBUMI成立三周年。社會主行動的GW Jones參加了她們的慶祝活動，並采訪了KOBUMI的負責人Umi Sudarto。

問：成立KOBUMI的目標是什麽？

答：我們努力推進外勞議題。KOBUMI向那些與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發生沖突的外勞提供建議。另外我們也向印尼政府進行抗議，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勞的處境。

問：KOBUMI有哪些獨特之處？為什麽要組織自己的團體？

答：或許其他人認為我們特別，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會像NGO那樣依靠其他組織的資助。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作為外勞我們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學習和抗爭。所以我們的時間很少。我們每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裏，只有一天可以出來組織和抗爭，這對於外勞和KOBUMI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問：你認為外勞抗爭在過去三年裏發展如何？

答：過去三年的狀況是挺好的。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過去有許多外籍勞工不了解自己的權利，但現在她們正在學習。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加入組織，但她們願意抗爭，當中有些人會加入組織，這點非常重要，而我們的目標就是吸引她們加入，從而一同抗爭。但是即便她們不加入，我們也會支持她們的行動。

這是香港外勞運動良好的進步。香港政府已經提高了外勞工資[編者註：從10月開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這還遠不夠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盡管許多組織正在連結一起丶一同爭取進步的改革，外勞的處境還沒有真正改變。

問：你認為對於外勞來說，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議題是什麽？

答：對於外勞來說，特別是對於印尼外勞來說，印尼政府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對外勞的管製。 [編者註：外勞普遍受到雇傭仲介的剝削。仲介非法濫收費用，令外勞背上沈重債務。政府對仲介嚴重缺乏監管，而且處罰非常輕。]

而且必須要說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外勞就是因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來到香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問：你可以談談你同社會主義行動的合作經歷嗎？

答：我非常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為我們提供了物資丶議題和知識。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會主義行動一起抗爭時，我們的力量強化起來。我們看到了層面更廣的議題，不只是外勞所面臨的問題，例如「什麽是帝國主義」和「什麽是資本主義」。這些更大的議題直接聯系到外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謝謝你參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紀念和同我們的談話。

所謂「初選」浪費了動員群眾反威權的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考慮派出鄧美晶作為代表參與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初選，並一度與民主動力討論初選製度及安排。然而經過連串討論後，最後決定的初選機製相當不公平丶不民主，我們決定不會參與其中。我們之所以反對現今的初選機製，不是考慮到自己勝算的高低，而是顧及到整場民主鬥爭的利益。反威權運動本來可以運用初選及正式補選作為動員群眾的平臺，並通過選舉與群眾討論重建民主鬥爭丶反對政治打壓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現今的初選機製白白浪費了這一機會。

目前初選正在進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運動支持者質疑，因而難以成為動員群眾丶抵抗威權的平臺。這正是社會主義行動當初所擔憂的地方。泛民主流大黨令「初選」變為儀式，方便他們進行幕後談判和政治分贓。

下文是社會主義行動對初選製度的批判。文章於11月中撰寫，並在民主動力的內部會議傳閱。現在我們決定將文章公開，促進對民主運動內部問題的辯論，以助重建一場具有內部民主的反威權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總體上支持非建製派嘗試在選舉協調上達致團結。在2018年3月的補選，顯然極有必要阻止建製派搶奪議席。補選可以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將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民意動員起來，與關註DQ事件的選民連結起來。目前這股力量潛藏待爆，但尚未被組織和釋放出來。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企圖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只是全面打壓民主權利的其中一步。補選將會給予港人發聲機會，表達為民主權利抗爭的意願。

然而，初選機製必須民主公平，所有參選人要有公平表達政綱的權利，讓選民檢驗和對照各候選人的政綱，看清誰人的政策最能挑戰政府丶捍衛民主權利。如果要為香港爭取民主，那麽民主運動的內部機製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會主義行動有必要指出，現時的初選安排距離真正民主相當遠。因此我們不得不決定取消參與初選，而為了避免分薄反對派的選票而讓建製派乘機奪得議席，暫時亦不考慮參選正式補選。

1) 所有初選候選人需要支付高達數萬元的高昂費用，並且在補選前全數交付。這個門檻將會排除社會主義行動以及任何沒有大額經費贊助的組織，讓坐擁資源的舊政黨具有優勢。

2) 電話抽樣調查根本就不是初選，而只是以初選為名的民調。這種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沒有嘗試接觸基層反對派民選。國際上有哪個地方以電話調查作為初選辦法呢？在全世界初選機製最先進的美國，各候選人在初選期間會進行廣泛辯論，然後由選民到實體票站投票。我們當然不反對進行民調，但我們反對使用民調來選擇代表民主運動的候選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壓的運動要成功，民主鬥爭必須內部全面民主，並且立足於積極參與的基層人民之上。

3) 現在更有討論到讓區議員占最終計算結果十分之一比重。這是更為不民主的安排，猶如功能組別選舉。我們反對間選，並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選安排極少提到公開論壇，如何讓參選人辯論他們的理念，並給選民選擇誰人可以代表他們擊敗建製對手。

有難民抗爭成功　爭回學費資助

Lawrence是一名難民，參與了社會主義行動在11月22日舉行的抗議，反對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拖延難民兒童的學費資助，令他們面臨被迫輟學的威脅。Lawrence在抗議現場向學資處職員投訴，在一星期後迅即得到對方的回覆，表示會歸還他被拖欠的資助。今次行動的成功，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其回應受壓迫者的訴求。

他原是當地的農夫，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離到香港成為難民。在港育有兩名分別3歲和5歲女兒的 Lawrence 與伴侶一起住在長沙灣一個100呎左右的劏房單位內。由於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生活非常拮據，只能靠微薄的資助過活。

Lawrence 的女兒在港出生，盡管香港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讀書上學的權利，但種族歧視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飽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兒辦理幼稚園的入學手續，同時向學資處申請資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處理。Lawrence告訴我們，他不斷地致電處方，並曾8次到辦事處要求回覆，但處方一直以負責人不在為由拖延。今次事件並非首次，Lawrence兩名女兒在2016年被學資處欠交三個月的學費，至今還未成功追回。

由於沒有繳交學費，幼稚園曾向Lawrence發出停學警告信，到9月時女兒被勒令停學。當他感到十分無助時，得悉社會主義行動舉辦抗議，他立即帶同女兒上街。當日社會民主連線及數十名難民都團結一致參與行動。學資處回覆及後，將會批出一整年的學費資助予Lawrence。

對於抗爭換來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等團體舉辦行動，令我們的處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難民仍然面對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貼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貼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費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夠應付所需。」

然而，學資處貫徹政府的官僚作風，在回覆中推卸責任予Lawrence，指他當初沒有提供足夠的文件，才導致申請被拖延。但Lawrence堅稱一早已交齊文件，而抗議後學資處根本沒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見政府部門不願意坦承錯誤，態度囂張！

Lawrence慨嘆道：「政府的政策，令難民生活困苦，令我們更難組織正常的家庭。因我們經常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和憂慮，例如學費丶交通費丶居住和生病求診等。即使到醫院求診，醫務人員都懷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處等的批準才可以使用服務。」

「如果難民有工作的權利，我希望用自己雙手去支撐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沒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兒可以在港工作，因為她們是以這裏為家的。」

Lawrence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團結所有受壓迫者，挑戰政府的官僚體製和種族歧視。

二零一八年

元旦萬人上街　 反對威權統治

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行至政府總部，抗議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壓民主與民生。遊行者沿途高喊「反對一地兩檢」丶「反對廿三惡法」丶「反財團壟斷」等口號。在上個月閹割立法會後，林鄭表示因近來遊行人數減少而感鼓舞，態度極為囂張；加上人大常委在遊行前幾天公布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力踐踏香港僅餘的自治權，明顯是為了展示中共權力。一萬人上街，證明在雨傘運動後群眾的怒火尚未熄滅。

遊行由正在罷工的海麗邨清潔工人帶頭，而各大泛民政黨都有上街。有遊行者指責一地兩檢將為大陸公安在香港執法開先例，「今日西九，明日東九，後日全港九」。隨後政府發言人將遊行說成是「抗拒一國」。這顯然是順承中共的說法，將所有反抗獨裁統治的行動解釋為港獨，從而為繼續鎮壓提供藉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有數百名示威者進入公民廣場，試圖登上升旗臺，與警方發生沖突。林鄭政府聲稱已重開公民廣場，但對公眾集會變得諸多限製，而且廣場內仍有鐵欄封鎖，說明重開廣場只是虛情假意。在林鄭上臺後，政治打壓來勢洶洶，這個所謂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戲，騙不了多少人！

社會主義行動的標語為「今日決定一地兩檢　明日頒布廿三條　打倒中共專政」，以及「打倒威權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我們亦在遊行中宣傳「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遊行開始前，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壓。警察曾聲稱禁止所有團體在該位置進行街站宣傳，比過往遊行進一步收緊。軍裝警察包圍我們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脅要清走我們的物資。我們同其他團體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壓集會空間，最終成功迫使警察退讓。

取消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人大強行通過一地兩檢，都是在為廿三條立法鋪路。中共的目的是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和反對聲音。如果讓中共的陰謀得逞，林鄭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親資政策丶興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與財團進行利益輸送，而全民退保丶規管工時和增建公屋等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就更難實現。

現時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補選奪回議席。阻止保皇黨當選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過補選運動動員群眾鬥爭，將之轉化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平臺。現在必須重建民主運動，將行動升級，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才能打敗中共專製統治和富豪獨裁的資本主義製度。

海麗工人罷工　揭露又一外判醜聞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剝削性的私人服務提供商，使作為本港最受剝削的群體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受到打擊。獲得政府外判合約的民順清潔公司一夜之間改頭換面，以圖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費。工人因而發起本港近年少見的罷工行動。

約20名海麗邨清潔工於12月27日開始罷工。這些工人原本受聘於民順清潔公司。今年10月民順的外判合約完結時，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並藉此文件拒絕支付遣散費。工人被告知假若他們拒絕「辭職」，他們會被調往其他地區工作，這對於本身生活於貧窮當中的工人來說，無疑是沈重的額外交通費負擔。

被「辭職」的工人被接替民順的另一間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潔公司聘請，而新公司拒絕承擔工人在民順工作時所累積的長期服務金。這樣工商清潔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們應得的巨額勞工保障。而工商清潔公司的新合約只將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體後來揭發新舊外判公司極可能是同一間公司。有線電視報導指民順和工商清潔的辦公室實為同一地點，而當記者到場采訪時，工商清潔的職員匆匆以一塊布遮著寫有「民順」的標示。

民順公司自2008年獲得海麗邨的外判合約，職工盟估計該公司拖欠工人高達$100萬的遣散費。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網媒HKFP的采訪，指其為民順工作9年，現時月薪卻只有$8,600。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費：「我不懂算那個數，他們也沒曾告訴我，我感到被欺騙了。」

一向親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規定。過去老板們利用這個對沖機製來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他們的法定遣散費，海麗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沒有了對沖機製，越來越多的公司也會尋找類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費。

外判的騙局

政府房屋署亦難辭其咎。作為公共房屋的管理機構，房屋署負責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責任解決相關問題，但它卻躲在外判製度背後，拒絕出面。

外判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一場騙局。政府丶官員丶政客們可以躲在背後，逃避責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縱容大財團。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於大地產商，導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對全世界最貴的住房租金。

同時，政府為滿足財團利益而花費巨資推動大白象基建項目，卻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削減開支，更利用民順和工商清潔等私人外判公司來進一步剝削基層工人。

局部勝利

1月5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結束十日的罷工行動。資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資$1,200的遣散費。這比資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許多，不過仍然沒有達到法定的金額。譬如，一名有9年年資工人的遣散費除掉強積金對沖後應得金額約為$14,000，但現在實際上卻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額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資到每月$8,800。

這雖然並非是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但可說是個重要的局部勝利。罷工行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獲得社會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會間普遍對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怒。在今年有一萬人參與的元旦大遊行中，罷工工人受邀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方。

這次罷工可能會激發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爭，反抗低薪及愈發糟糕的工作條件。要想準備和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海麗清潔工所未做完的事：組織和建設活躍而民主的工會支部，確保工人自己會領導未來的鬥爭。

香港：北京操縱香港立法會補選

去年，六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今年三月將補選其中四個議席。獨裁中共開始禁止泛民候選人參加立法會補選，令許多人的擔憂變成事實。這是中國政府以逐步的政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一步。

21歲的周庭是香港眾誌的發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參加補選的資格。港島的席位是去年眾誌主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出缺的。周庭如果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勝出。3月11日補選的另外三個席位分別來自九龍西和新界東這兩個直選選區，以及「建築丶測量丶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香港立法會的70個席位有一半屬於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35名議員大多只從大企業和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羅冠聰等六名議員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格。該六人反對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民主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製定的一項規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夠「真誠」，取消了他們的議員資格。事實上，宣誓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民主」和「普選」等字眼以示抗議，早已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傳統做法。

消滅「激進派」

去年，羅冠聰丶黃之鋒以及另外14名民運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結罪」而入獄。當局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夾擊民主派，以圖令香港的激進派無法再參選。因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

其他激進民主派政黨，也是政治打壓的目標，，其中包括社民連。該組織成員被判入獄丶被取消參選資格，整個計劃就是要阻止他們進入立法會。政府希望通過阻止激進民主派獲取議席而得到宣傳平臺和財政收入，並希望通過將其主要成員判監，就可以鏟除立法會中的激進派團體，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溫和」力量代表民主運動。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發布了一項聲明，以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製為由取消了她的參選資格，而「證據」則是2016年香港眾誌要求「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眾誌和周庭否認呼籲民主自決等同於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曾多次與港獨組織保持距離。但北京仍聲稱自決就是港獨，所以同樣「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呼籲獨立，也聲稱保障言論自由。在傳出周庭可能會被取消資格的消息之後，眾誌修改了自己網站上的中文版政黨簡介，刪除了「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的字眼。

許多人亦曾擔心另一名泛民參選人姚松炎也會被禁止參選。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資格的六名議員之一。今次他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直到提名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小時才被選舉主任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資格的當天，「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通過電郵向姚松炎提出四條問題，並告訴姚松炎他能否參選取決於他的回答。問題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會對於宣誓問題的釋法（也就是說他是否認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同臺灣獨派政黨時代力量所主張的「自主決定的權利」。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臺灣，出席時代力量舉辦的論壇。香港的選舉法例並沒有允許當局對候選人做這樣的政治篩選。

1月29日，選舉事務處允許姚松炎參選。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閘只是當局的策略，以營造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的假象，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簡單來說，在當局看來，眾誌比姚松炎更危險，因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對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為（但並不一定），周庭/眾誌被踢走之後激起反對聲浪，法律界內部和國際媒體亦有反對聲音，令當局不敢接連踢走兩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禁止反對派參選，不論是「長毛」和劉小麗等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還是泛民頭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壓都代表政府在步步進逼：每次打壓一步，然後停下來等待抗議平息，接著準備下一次打壓。「長毛」和劉小麗失去的席位不會在三月進行補選，因為上訴庭尚未審理他們的案件。

選舉操控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Pasha說：「周庭（可能還有姚松炎）被禁止參選是當局操縱立法會選舉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議員，令2016年立法會選舉超過12%的選票淪為廢票。當局如此操縱補選，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現在這個腐敗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則香港決不會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未來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立即引發了激烈的抗議。眾誌發出聲明稱，「褫奪候選人資格，剝奪市民基本政治權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據……今次事件是中共對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當前政治打壓的主要目標。他們曾越過保守丶猶豫的泛民政黨和領導人，直接開啟了雨傘運動。眾誌的黃之鋒因為在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法院禁止令，於上周再次被判監。他說政府已經在加強對反對派的箝製與打壓：

「兩年前主張港獨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但現時主張前途自決亦會遭取消資格。沒有人知道北京是否會重新劃定界線，令所有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泛民人士都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黃之鋒的警告。除非能夠夠建設起一場能夠擊退政治打壓的抵抗運動，否則將來反對廿三條丶或者反對人大831決議及其確立的假普選框架的人也會被禁止參選。

步步為營的打壓

當局在今次事件中的聲明充斥著謊言。2016年，羅冠聰並沒有因為眾誌的創黨宣言而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還成為過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後來他只是因為所謂的「宣誓無效」才被逐出立法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當局引入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有三名參選人因為拒絕簽署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另有兩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因選舉主任「不信納他們實際上有意擁護《基本法》」，同樣被取消了資格（與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輒）。這五人全都來自支持港獨的本土派。當時當局正在試水溫，所以打擊目標只是一些邊緣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選人還是得以參選。

如果當局在2016年時禁止眾誌成員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更廣泛地清除「激進派」候選人（例如在當選之後被取消資格的那些人），就會引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進而導致建製派在選舉遭遇大潰敗。在那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率從56%增加到將近60%，成為建製派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建製派依靠功能組別才得以在立法會內維持40席對反對派的30席。我們當時就解釋說，這樣的選舉結果明顯是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影響。

「群眾行動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當局竭力想為政治打壓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騙的人越來越少。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說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論點以支持其禠奪周庭參選資格的決定，仍無法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總部外抗議。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再次呼籲全港罷課罷工一天，只有這個武器才有足夠的力量挑戰日趨嚴厲的威權打壓。上周，浸會大學300名師生抗議，反對校方將兩名反對普通話考試製的學生強製停學。這批抗爭的學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可以通過組織全港罷課，來引領整場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

周庭被踢走之後，民主黨前成員區諾軒可能會代替她參選。但區諾軒同眾誌沒有聯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場與眾誌支持者也並不一致。可以說，眾誌支持者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當局拋出一個又一個新的不民主規定以操縱選舉，所踢走的不僅是激進反對派團體，還有支持這些團體的數十萬選民。為了阻止建製派當選，這些團體被迫將自己席位和選民讓給「溫和」泛民，因為後者還沒有被北京篩走，但是許多親民主的選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丶不支持這些「溫和派」。

在2016年選舉中，「激進派」得到了25%選票（56.7萬票），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團體。它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從溫和左翼到極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獨裁中共的威權統治方面比「溫和派」更具戰鬥性。香港眾誌等團體除了反對現在的威權統治之外，並沒有很多其他的主張。它們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軟弱丶缺乏鬥誌的傳統泛民政黨讓群眾越來越失望。雨傘運動之後，由於沒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讓步，這種情緒更是進一步加重。

社會主義行動的Pasha說：「自雨傘運動之後，政府明顯製定了一個策略。他們利用政治篩選丶取消資格丶政治檢控和判監等一系列手法，企圖拿走抗爭路線的社運人士開刀，繼而扼殺整個民主運動。這也是為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做準備，從而將香港政治製度徹底『大陸化』。只有堅決的群眾抗爭，例如罷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陰謀。」

如何重建群眾鬥爭？

自從這場威權打壓攻勢開始之後，泛民領導人只是在口頭上抗議，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反擊行動。他們是在繼續雨傘運動時的做法──當時他們一面勉強地表示「支持」雨傘運動，另一面提防「激進主義」丶想辦法遏製運動。

泛民也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補選。盡管很明顯當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縱選舉結果，泛民卻仍把補選當做一場普通的選舉。當局的打算是，就算建製派參選人沒能勝選（六個席位中有五個是建製派幾乎不可能勝利的），也不能讓這些席位落入「激進派」手裏。

因為選舉主任是以香港眾誌的政綱為由踢走周庭，所以實際上等同於整個眾誌都被禁止參加選舉。由於對局勢缺乏清晰的認識，許多社運人士對此感到震驚。泛民花了諸多時間閉門討論「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後備參選人，而不是去發動群眾抗爭，也沒有警告人們補選受到操縱，而且這將成為未來立法會選舉的「新常態」。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議員資格之後僅僅一周，我們就警告說，補選會被政府操控，所以盡管補選很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鬥爭的主要或者唯一焦點：

「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中國勞工論壇，2017年7月21日）

實際指揮政治打壓的獨裁中共，不想看到補選推翻去年清洗立法會的成果，因為這會是令中國當局難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勝利的群眾有可能向威權統治發起進一步挑戰，例如反抗現在政府對大學校園民主權利的打壓以及廿三條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對民主的打壓，唯一的辦法是建設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而且這場運動必須看清當前政製的真面目丶並得出必要的結論。雨傘運動盡管具有巨大的潛力最終卻失敗，是因為它一面倒迷信占領行動，好像單靠占領就足以打敗中共獨裁政府。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運動都沒有就罷課罷工進行過認真討論，例如從學生罷課開始，進而建設全港罷課罷工，要求這個非民選而且操控選舉的政府下臺。

這場運動也需要提出以下訴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選舉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現時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立法會；組建為工人階級丶也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政府，施行徹底的社會改革，興建可負擔的公屋丶實行租金管製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資，並徹底打破少數資產階級富豪對香港經濟的掌控。這樣一場運動會像核爆一樣撼動中國，鼓舞久經壓迫的中國群眾加入反抗威權統治的鬥爭，然後局勢會徹底改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聲援香港。去年10月，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等，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立法會淪為人大

政府發動二度DQ，取消香港眾誌周庭的參選資格。政權明顯並非針對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殺在民主運動中走抗爭路線的黨派，只讓與政權妥協的反對派作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傘運人士，其中包括兩個抗爭派組織（社民連和香港眾誌）有望成為參選人的年輕人。統治階級務求徹底消滅激進派的力量。因此，民主運動需要將行動升級，作出最有力的還擊。

如果現在民主運動只是呼籲選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選人，是遠遠不足夠的。因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於對立法會掌握更大的操控權。候選人參選的門檻將會繼續提高，抗爭和發聲的空間將會越收越窄。所以，民主運動的策略不能被動，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為鞭策，重建反威權的民主鬥爭運動。

兩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議「港獨」的候選人參選，今天政府指控眾誌主張「自決」即為「港獨」，而阻止他們參選。日後他們可以指控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候選人都是顛覆政權，而剝奪他們的參選資格！政府任意演澤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意思，今後任何反對廿三條立法丶反對國歌法丶反對八三一假普選，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剝奪參選權。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資格的話，將會開了一個壞先例，讓政府在下一輪補選中梁國雄和劉小麗也很可能會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罷課罷工

現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擊行動的話，政治打壓將會更為猖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行動迫切需要升級。當務之急是要發起全港罷課一天，作為有力的行動挑戰威權統治。前幾天，浸會大學數百名學生遊行，反對政治打壓兩名抗議普通話考試製度的同學，實際上也是反對威權統治的一環。浸大事件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其學生可以成為建設全港大罷課丶引領這場鬥爭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取消參選人資格
●恢復六名議員職務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反對廿三條惡法，打倒中共專政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社運組織聲援香港。去年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文翠珊默許中共的政治打壓

在訪華的三日行程中，英國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權問題，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事件，以免將她的東道主置於尷尬境地。文翠珊這麽做是跟隨特朗普的腳步。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訪中國。而且馬克龍還送了一匹馬給習近平。

受政府嚴密控製的中國媒體大肆報導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場。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許她的「務實」，肯定她沒有因為偏激人士的壓力而涉入人權問題的「不實指控」。文翠珊訪華的前幾天，傀儡港府對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發動新一波打擊。三位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即將來臨的立法會補選。這個補選是要填補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議員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眾誌被禁止參選

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之一周庭來自2016年剛成立的政黨香港眾誌。當局禁止她參選的理由，是該黨宣言支持「自決」。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香港眾誌的羅冠聰在2016年贏得了一個立法會席次，但他卻在宣誓風波中與其他五名議員一起遭取消資格。

香港眾誌秘書長黃之鋒在英國《衛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文翠珊「利用與習皇帝共處的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權利，以免為時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選政府之惡的英國「勛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當（Ashdown）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黨。

「黃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籲顯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口號強調說，英中關系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卡梅倫政府曾與中國簽署大量巨額合同，讓中國投資英國的核電丶鐵路和倫敦金融部門。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調訪問之後，中國問題專家克裏·布朗（Kerry Brown）卻說兩國關系更像處在「青銅時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義的中國媒體，非常樂於報導獨裁中共如何「馴化」特朗普等外國領導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猛烈抨擊中國）。

英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正劇烈地喪失權威。從技術上來說，根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國際擔保人之一，然而習近平在去年主權移交20周年訪問香港時，直言這份聯合聲明「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英國首相辦公室否認各界對於她與習近平會談時未能提及香港問題的指責，並說兩國領導人重申承諾落實香港的「一國兩製」。這根本是外交廢話！每一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都是以維護「一國兩製」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種巧言令色的聲明根本毫無意義，而文翠珊的訪問團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國政府保持沈默

面對中共當局一連串限製香港民主權利丶剔除選舉候選人丶推行新的鎮壓性法律丶和監禁反對派社運人士的動作，許多人都呼籲英國出來大聲反對。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黨裏一位關註香港政治的資深黨員班尼迪克·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國政府對此只是發出敷衍了事的抗議。外交大臣鮑裏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他正為此尋求「迫切的解釋」。更讓人看清英國政府的類似事件，是當香港書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至內地，幾周後在中國電視上重新露面並被迫「認罪」，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遭迫害幾乎未有任何聲音。包括李波在內的五名香港書商遭綁架，被中共用來在香港散布恐懼，和加強對批評獨裁的媒體言論進行審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夠加大鎮壓力度。這已經是25年來最嚴重的一波打壓，而且中共沒有遭到外國政府有力的施壓。

文翠珊訪華回國時吹噓說，新簽訂的商業協定可以創造130億美元的利益。顯然，鈔票比起人權才是首要考量，縱使這些利益加總起來根本不比以往可觀。隨文翠珊訪華的有英國最大的商界領袖代表團。英國對中資的吸引力在脫歐公投後已經遭到重挫，因此穩定與中國專製政府的關系是文翠珊訪華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與中國達成的其中一筆交易，是讓豪車製造商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在中國開設二十幾個展場，總價值8.5億美元。這對買不起名車的普通中國群眾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中國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買到最便宜的阿斯頓·馬丁。

正確的定位

香港丶中國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運人士，還未充分意識到右派政客和政府並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們從未也絕不會為民主權利奮鬥。真正的國際團結是來自各國工人丶青年丶反緊縮活動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丶反種族主義者和移民權倡議者，是來自與文翠珊和特朗普的親財團政策進行鬥爭的群眾。「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是呼籲這些人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香港和中國的正發生的政治打壓，我們需要國際施壓。但我們的呼籲要找到正確的聽眾。

廢除吸血外判製度 基層工人組織起來

二月二十五日，由關註生活工資聯盟、職工盟等多個團體發起反對改革遊行，一行約70人由灣仔出發往政府總部，要求政府為外判工人訂立生活工資、設立離職酬金、加強監管等訴求，社會主義行動亦派代表參與，表示團結反對外判製度。

遊行上亦找到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蹤影，他們率先透過罷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剝削並最後取得重要的勝利，為反抗外判製度定下了強而有力的方向。遊行上喊起的口號包括「不要自願離職」、「煞停不義外判」等。外判製度從2000年由政府帶頭引入，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將服務承包出去，影響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清潔、保安、物業管理等。外判製度削弱工人的工資、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為投得政府標書，以「圍標」的違法手段一邊壓低價錢、一邊「分身」保證贏得標書，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判集團，以剝削的手法壓搾工人，但政府卻視而不見。

在遊行中訪問了一名81歲的遊叔，他當了清潔工人廿多年，亦是職工盟的理事。遊叔曾經是領匯（現名為領展）其下的外判清潔工人，因為活躍於工會運動，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訴求而被領匯針對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對外判製度需要團結，共同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他無悔投身於工會運動。「現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約$1,500-2,000左右。」遊叔笑笑說。遊叔現時在觀塘工廠大廈做清潔，他指六、七年前還是全職時，月薪有$6,000-7,000。遊叔雖然年事已大，但表明會繼續工作，不會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因為他感到社會給予綜援人士壓力，他認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堅持繼續工作。

外判製度不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讓公司逃避法律責任，更是資本家打壓工人團結的手段。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必須要廢除外判製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罷工將會鼓勵更多工人起來反抗，我們支持工人加入工會、活化工會，團結鬥爭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層無處容身

香港連續第八年「榮獲」世界最難負擔房屋的稱號！根據城市規劃公司Demographia的一項研究，本港去年的樓價中位數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還要高。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費超過19年才能負擔起一個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顯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間，香港的樓價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經累積增加了4.3倍！

另一邊，政府數字顯示2016年全港有超過209,700人居住「劏房」。這些房間的人均居住空間只有57平方呎。而雖然劏房的住戶往往是社會上最基層的人，但吊詭的是，這些劏房的呎租卻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計升幅達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輪候上公屋的基層住戶只能負擔這些生活環境惡劣丶空間狹小的劏房。因此，業主只會將單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貴，來謀取最大利潤。

「地產商優先」

面對基層的住屋悲歌，政府卻根本無意解決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會處理樓價過高的問題，並承諾只會確保充足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場需要」。這是徹徹底底的「地產商優先」政策，政府要確保土地是用來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而非民眾實際的住屋需要。地產商購入土地後，為將每呎的利潤最大化，往往只會興建貴價而細小的豪宅。加上近年來擁有國家資本撐腰的中資發展商紛紛染指香港樓市，以及因內地經濟不穩而逃逸到香港避險的中國資本源源不絕，令房屋市場不乏投機資金，導致樓價租金屢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問題根本不是什麽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價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預期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而林鄭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綠置居」將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實際落成量將不足一萬戶。現時有近30萬戶人正在輪候公屋，上樓時間越排越長。

走馬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僭建醜聞，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個人首次置業名義購入豪宅，節省666萬印花稅！反映政府過去的所謂「辣招」，對有錢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總會有方法規避。完全體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

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實行租金管製丶大量興建廉價公屋。只有將地產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土地和城市發展，以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並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訪問難民劏房戶　揭棄民住屋悲歌

Jenny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只有150平方呎。Jenny認為最大問題是高昂的租金，令他們只能夠負擔起最惡劣的生活環境。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兩年了。政府不允許我們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貼，僅僅能夠負擔起最差劣的劏房。單單是月租就已經是$4,800，還沒有算上租金。我最討厭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廁所就會漏水並會令整個房間水浸。另外，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光線暗丶通風差，還有一陣發黴的味道。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情緒有時會不太穩定，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難民工作權，讓我們自力更新謀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公共房屋，讓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環境下成長。」

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　立法會再被閹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製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議員被政府強行剝奪議員席位之機，於立法會內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冀進一步收窄議員議事權力，杜絕激進派「拉布」的空間。

具體上，這次修訂將法定開會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避免建製派議員缺席而造成流會，意味著日後政府的議案將可以在「絕對少數」（11票）的情況下得到通過，整個立法會只淪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機構。同時是次修改亦將提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項的人數由20人上調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虛設的監察權力！其他還有限製議員發言和限製議案修訂動議數量等。議員日後在立法會內幾乎只有兩種選擇：支持政府，或者被驅逐出會議廳。

建製派本來打算在二月進一步擴大「剪布」行動，包括阻止議員在財委會提出臨時動議丶不許議員動議休會。此外，建製派企圖讓更多項目在小組討論後就可直接通過，繞過財委會的大會投票程序。在項大白象基建的撥款議案中，財委會的大會過往是動員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因此建製派希望扼殺這個抗爭空間。但由於懼怕群眾抗爭的壓力會爆發，加在立法會補選在即，建製派暫時收回這些辣招。

如此一來，香港便為日後的惡法和利益輸送鋪平了大道，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丶《國歌法》丶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等等，在議會上的預期阻力將變得極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議員呈請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就未能通過，足見議會被閹割的惡果。立法會主席權力膨脹，動輒可製止議員發言質詢，甚至直接將議員驅逐。天價大白象工程的造價與撥款亦將難以被監察，相當於大開公帑金庫讓財團搶掠。

與之相對的是，本已舉步維艱的親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製等議題將變得更為遙遙無期。建製派如今卻可以反過來利用議事手段阻撓議案提交討論和表決，使他們的立場難以曝露於公眾面前。

面對即將來勢洶洶的惡法，必須加緊組織起群眾力量，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群眾組織，以街頭鬥爭對抗獨裁政府。

一地兩檢進一步摧毀僅余的民主權利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宣布決定一地兩檢的安排，進一步摧毀香港僅余的民主權利。當中更明列，香港高鐵站需要將部份區域劃作「內地口岸區」，區內被視為中國內地，並由中國大陸政府全權管轄丶實行內地法律。

在此前的討論爭議的焦點，無論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對派，都是圍繞著一地兩檢落實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如何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當時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並由中央政府授權港府「權力」，自願讓出西九總站的部分範圍予北京來實行一地兩檢！

港府本來引用《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卻徒勞無功，因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連此策略也不接納，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決定。反映北京當局對於專製打壓的想頭，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製派走得更遠。這次進一步沖擊《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資產階級所吹噓的「法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直言，常委會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簡單說人大一地兩檢決議由什麽法律基礎。

本刊早前警告過，一地兩檢乃「屠城木馬」，打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當局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未來北京可以照辦煮碗，包括二十三條丶國安法等更多惡法，將同樣可以人大之名強行於香港落實。顯然，一地兩檢並非當局個別的政策，而是一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環。專製當局的打壓並不會自動就會停止的，勞動大眾當團結一致，重建群眾抗爭力量，抵抗當局每一個的進攻。

威權政府內部必有危機

林鄭政府不斷發動政治打壓，今年以來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及推行一地兩檢，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庭。威權政府看似來勢洶洶，但政權內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穩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必然會累積民怨，長遠造成群眾怒火爆發。此外政府內部也因為鄭若驊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機，甚至不排除她會下臺。林鄭原本想將受人痛恨的袁國強卸任，換上政治色彩沒有那麽濃厚的鄭若驊。豈料她上任爆出僭建醜聞後，旋即造成大災難。連部分建製派政客都與她保持距離。因此現時不是政府全力進攻的時機。無論鄭若驊最後是否被迫下臺，對政府來說都已是一個挫敗。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林鄭政府在現今階段未能全面作出進攻，希望先加強對法庭與議會的控製，為未來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作準備。雙學三子因為2014年9月26日沖擊公民廣場，受到警察暴力打壓而引發廣泛同情，最終使雨傘運動爆發。律政司為了窮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將雙學三子判監幾個月。現今他們上訴成功而被釋放，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而且令局勢更加復雜。同時，法官判決中會加強對「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經向法官建議，可考慮三人立即獲釋，從中可見律政司受到壓力。雖然三名政治犯被釋放可說是一場勝利，但法庭承認日後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認為新的指引不適用於今次案件。這意味著「非法集結罪」的刑期日後會加重。此外，法官將沖入公民廣場的行動荒謬地定性為「暴力」。

法庭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機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別，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資產階級，他們希望維護港英時期的法治穩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法律製度最能保護他們的利潤和權力；另一派代表中共專製對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擊，包括發表「特首地位淩駕於三權」言論，並且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來挑戰政府。

建製派出現分裂

近五年以來，大律師公會主席均由親中代表擔任。但最近，鮮明反對「一地兩檢」的戴啟思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明顯是因為中共大力踐踏《基本法》引發反彈，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戴啟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溫和的建製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發動的權鬥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為所欲為地利用法庭懲罰政治犯。

在習近平全面集權丶空前獨裁的情況下，中共對香港發動猛烈的政治打壓。而由於香港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相比中央更清楚無止境的打壓必然引起反彈，但又不得不順從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決定一地兩檢以及推動國歌法都清楚看到這樣。所以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會造成統治不穩。歷史上獨裁政權的鎮壓都不能無止境強化下去，必然會造成統治機器分裂，引爆大規模群眾鬥爭。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寄望某一派統治精英會出來捍衛民主權利或者結束鎮壓。現在建製派的內部分裂是群眾壓力造成的，這說明我們需要將抵抗運動升級，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鬥爭。

香港：百人參與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4日，大約一百名民眾參與三八國際婦女節遊行。行動由社會主義行動及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並有包括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聯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連、難民聯會等團體參加。

參與的婦女和民眾亦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賓、泰國、美國、蘇格蘭等等，有本地婦女、有外勞、也有難民，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主義行動。

參與人士首先於銅鑼灣鬧市舉行集會，然後遊行至印尼領事館遞交抗議信，之後再遊行至時代廣場。遊行隊伍出發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壓迫婦女的鎖鏈。

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斷高叫「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則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對待外勞的不義政策，她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和仲介公司，並直接雇用外勞。

另外，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Jaco在集會團體發言時指出，去年全球婦權運動得著#metoo運動而變得更強大，世界各地的婦女站出來抗爭。

香港的運動就是要作為這個國際浪潮的一部分，連結本地婦女的抗爭，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父權製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團體提出關註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販賣、捍衛女性身體自主、要求落實公共托兒服務及全民退保等議題。

很慶幸職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動發言。但職工盟對今次遊行的態度卻頗為。職工盟在起初遊行時態度正面，亦有份計劃活動，但在遊行前幾天突然拒絕為遊行聲明背面及成為合辦團體。很可惜，本地工會錯失了串聯本勞外勞、連結國際女權運動的機會。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遊行，是社會主義行動迄今所組織最大規模的婦女節行動，亦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寫下了香港女權行動的重要一頁。

「#MeToo」運動帶出婦女壓迫

全球「#MeToo」運動爆發之初，焦點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體上爆料，但現在已擴展至無數平民女性要組織起來反擊。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會是歷來最大規模，多國都會舉行遊行甚至罷工。統治階級通過物化女性和性別歧視榨取利潤，現在他們害怕全球女權運動會強化群眾鬥爭，挑戰經濟剝削丶緊縮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運動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亦受其啟發，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自己被教練性侵的經歷。事件使警方也在壓力嫌疑犯作出檢控，可是網路上卻有很多人質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動機，又審問她為何不報警。女權運動要挑戰這種植根於父權製度的「責備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經濟上仍然受到壓迫。根據樂施會2016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每6名婦女，就有1人貧窮，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這差距在貧窮住戶中是最明顯的。貧窮婦女工時長，又要照顧家庭，往往要從事散工丶兼職。政府的公共托兒服務和女性庇護所又嚴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發生時，女性往往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只可以繼續啞忍。性暴力文化與經濟壓迫是連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團結鬥爭，打破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壓迫。

九巴司機抗爭反對資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財團剝削工人慘案！九龍巴士公司的司機工人不滿資方的薪酬調整方案，以及公司長久以來漠視工人權益，發起罷駛工業行動。

事件起源

九巴車長長年以來薪資低丶工時長。2004年其後入職的月薪製車長，基本底薪只有約1.1萬元，更被取消底薪雙糧，與舊製度的日薪司機同工不同酬。而本來應該屬於薪資一部分的評核獎金亦或會遭扣減。因此許多司機需要不斷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時往往長達12-14小時。另一方面，九巴集團去年盈利就達到6億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於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職車長的月薪增至1.5萬元。不過，這其實是在搬弄數字遊戲，因為公司同時取消了過去將兩項合共約4千元的「安全獎」及「服務獎」，所以新工資實際上只是將原本獎勵金並入底薪。對於那些工作表現良好丶過去獲得獎勵金的大多數司機來說，卻反而沒有加薪，可謂十分諷刺。

雖然公司並稱增加底薪亦會提升司機的加班工資，補水時薪將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對車長有利，但這變相強迫超時工作，除非車長願意加班，否則整體月入實際並無增長。

罷駛行動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別組成了6個工會和組織，但一直以來，九巴公司只承認兩個建製派工會，包括隸屬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以及隸屬工團的九龍巴士職工總會。這次薪酬調整方案亦是得到兩工會支持的，而資方則拒絕接觸其他工會。另外三個工會分別是，隸屬於泛民職工盟的九巴員工協會丶由職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以及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

資方的剝削與無視，引起許多前線司機的不滿。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於23日發起示威，要求將薪金調整至1.8萬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職九巴司機組成「月薪車長大聯盟」（大聯盟），著手討論發動工業行動，將行動升級。

至24日，公司沒有回應工人要求，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當晚8時發起半小時的罷駛工業行動，並提出三項訴求：取消評核機製並發放每年1.2萬元勤工獎丶教育市民正確的乘車禮儀，以及製定政策時加入基層員工聲音。唯當晚參與罷駛的司機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罷工鬥爭的重要一步。

不過，資方擺出強硬立場，更威脅將參與行動的司機進行「嚴厲紀律處分」。罷駛行動期間，公司人員登上停駛巴士，趕走司機並另派車長駛走巴士。翌日，大聯盟發起人葉蔚琳更遭公司「留廠」停工對待。事件亦得到社會大眾的同情。

26日，大聯盟數十名司機到九龍灣九巴車廠外留守抗議，要求公司與聯盟對話，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及後公司態度軟化，並於當天晚上與大聯盟代表會議。會後公司答應「考慮」大聯盟的三大訴求，葉蔚琳認為達到初步成功，宣布暫停所有工業行動。

建立戰鬥性工會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聯會及建製派工會領導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沒有支持工人抗爭，更惡言攻擊罷工工人，汽總九巴分會副主任黎兆聰指工人「白癡」，而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更謂行動「騎劫公司」及比喻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會雖然沒有攻擊行動，但也沒有動員參與這次抗爭，令這次抗爭未能達到最強大的效果。職工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亦擺出「不支持丶不反對」的消極態度，失去了一次壯大工人抗爭的機會。雖然職工盟對於今次罷工準備不足的批評有其正確之處，但如果是一個戰鬥性的工會，必然會盡量參與其中並提供正確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采取消極態度。

司機工人站出來發起罷工爭取勞工權益，各工會理應支持並參與介入。發起工業行動的大聯盟在罷駛行動的時候只是個剛剛成立了4天的網上群組，但已經對資方造成壓力，足見工人團結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罷工。資方只是做出口頭上的「承諾」，工人還未有贏得實質改善，同時更要嚴防公司對抗爭工人秋後算帳。可見，未來需要進一步建立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將現時四分五裂的巴士工運統一起來，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抗爭，並連結各界工人反對長工時丶私有化的鬥爭才能勝利。

九巴出爾反爾 解雇四名罷工車長

今日，九巴解雇四名曾於上月底參加罷駛行動的車長，其中包括「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及其丈夫劉卓恒。劉卓恒在九巴工作5年，卻只被補償7日的工資。葉蔚琳表示不接受解雇，並拒絕簽收解雇通知書以示抗議。

九巴聲稱罷駛行動「對乘客安全構成威脅，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產生危險」，因而將四人解雇，但這顯然是在報復罷工司機丶企圖讓其他司機工人不敢再發動抗爭的藉口。自罷工結束以來，九巴一直安排讓葉蔚琳「留廠休息」，實際就是變相處分。而且「月薪車長大聯盟」已打算正式註冊為工會，九巴此時解雇大聯盟召集人，無疑也為了打壓工會發展。

工黨指責九巴公司一錯再錯，不單不願意正視車禍問題，反而向提出建議的員工進行滅聲。而建製派的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則繼續站在資方一邊，為解雇決定背書。

今晚九巴荔枝角車廠舉行集會，聲援被解雇的車長，抗議九巴打壓罷工司機和工會，社會主義行動亦到場聲援。我們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雇決定，並呼籲所有九巴司機工人一同反擊資方的打壓。此次解雇事件表明，九巴公司無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諾」，而是想要拖延時間，踢走敢於抗爭的司機工人，所以司機工人必須要有一個團結丶民主的戰鬥性工會，才能實現抗爭的勝利。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報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發起的。現時，聲援香港民主鬥爭的國際行動正在廣泛地傳播開去。

「全球聲援香港」的聯署信翻譯了10種不同語言，聯署者包括英國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會領袖。聯署信寫道：「審判將會陸續有來，判刑可能會更嚴苛，只是為了服務中共的利益， 摧毀香港過去艱難爭得的民主權利。 而且中國當局在內地的打壓也是自八九民運以來最嚴厲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內，德國左翼黨的五名國會議員已經聯署，，另外亦有六名愛爾蘭國會議員簽署。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計劃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舉辦會議，讓人們了解香港現在的政治打壓。去年10月，全球22個城巿舉行聲援香港的抗議，未來數月將會繼續有聲援行動。

陳茂波下臺！預算案劫貧濟富

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年財政盈余創下1380億的紀錄，財政儲備將超過一萬億。但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繼續劫貧濟富，惹起群眾極大的憤怒。港大民研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預算案評分僅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紀錄以來新低。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紓困措施「加碼」至515億，但大部分都是優惠高收入人士及業主的。退差餉的開支達至178億，每個物業獲退高達1萬元，即擁有越多物業的業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劇貧富懸殊。在上個年度，獲派糖最多的10名業主，平均每名獲退差餉1千2百多萬元！今年這個數字必然更加誇張。預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稅，上限由以往的2萬元提升至3萬元，但全港超過200萬名收入低到無需納稅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優惠，獲得退稅3萬元的僅是極少數的年薪過百萬人士。

基層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謂扶貧只是一次性津貼，例如發放額外2個月的綜緩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貼，完全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房屋丶教育丶醫療丶退休保障此類長遠計劃完全沒有改進。香港極端新自由主義之下，要領取上述社會保障都門檻極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綜緩的低收者「N無人士」，他們當中很多在職貧窮人士。但預算案中發放給N無人士的津貼僅約6.5億。最可笑的是，預算案撥款3億予海洋公園，派發一萬張入場券予中小學生，即每張入場券花費納稅人3萬元。這不是利益輸送又是什麽！

由於民怨沸騰，加上三月補選在即，連建製派為了爭取民意也在口頭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錢」，而葉劉淑儀亦批評。當然他們並不會支持對抗財團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們最後也會在預算案投贊成票。

預算案為創新科技預留至少500億元，其中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已占達200億元，另外100億撥款予科技園公司。大部分開支將用於土地平整丶基礎設施等，似是建築項目遠多於科研發展。

公共服務不足

公立醫療系統幾近「逼爆」，不但前線醫護造成極大壓力，亦令輪候時間不斷增加。現是各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達到110- 130%。政府投放資源在公立醫療占香港GDP的總值只有2.8%，遠低於其他富裕歐洲國家如德國丶瑞士等超過10%。政府不願大幅提高公立醫院開支，而是推動自願醫保計劃，企圖用公帑補貼私人保險業，並將更多人推向私人醫療市場，讓資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潤。

面對著安老院舍問題，政府只撥款增加593個宿位，但目前有4萬人正輪候宿位，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在這個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每年有約6千名長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連續第 8 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地區。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業。但政府拒絕增建公屋，今年林鄭曾經一度提出「公屋封頂」，但因為民情反彈而被迫收回言論。現在政府推動的「綠置居」計劃就要進一步將公屋推入私人市場。

港府希望配合中國金融資本和中共的海外擴張計劃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預算案亦特別強調推動債市發展，推動吸引內地財團的綠債，以及「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危機底下，香港作為中國金融資本輸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財金政策將會更加容許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鄭力推幫助中資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因此將會加強對勞動群眾的資本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預算案，要求陳茂波下臺。我們不能寄望資本主義政府會還富於民，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我們主張大幅增加醫療及教育開支，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實施租務管製，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向富人征收重稅。為了打破財團對經濟的操控，必須要將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只有這樣才能讓勞動群眾享有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

大埔車禍不是意外　而是財團兇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發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傷，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乘車安全的問題。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運輸署一直以來漠視巴士工會的訴求。九巴為求節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機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機長期面對人手不足丶工時過長（可達每日14小時）丶工資過低等問題。而運輸署為保障財團利益，縱容九巴公司剝削員工的安排，接二連三釀成慘劇。

九巴雇員工會的主席郭誌誠質疑九巴在去年取得專營權後，開始有大量節省成本的措施，例如節省維修成本和改裝巴士安全裝置，變相製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發生後，運輸署修訂巴士車長工時指引，名義上縮減每日駕駛時間至10小時，但卻容許特別更車長每日最長工作14小時，被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林錦標批評為「大倒退兼開壞先例」。新巴職工會會長鐘松輝向《蘋果日報》表示：「佢哋系玩弄數字……朝早繁忙時間做幾個鐘，放工繁忙時間又做幾個鐘，中間嗰段時間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個鐘瞓覺錢」。

此外，九巴威脅解雇209名兼職車長，企圖以他們作為代罪羔羊逃避責任。及後公司要求他們全部轉為全職，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時，始可復工。然而，若果沒有改善工時問題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對車長的培訓，根本不會解決駕駛危險問題。

今次車禍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為追求利潤而造成的兇案。這是私人財團管理公共交通的惡果。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車長抗爭改善待遇，並且要將九巴民主公營化，交由車長民主控製。

訪問兩位東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數十名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反對大搞利益輸送的東北發展規劃，上年律政司對13名被告加刑，製造了香港新威權統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案件其中兩人，郭耀昌及嚴敏華，了解一下這名抗爭者對案件和社會的看法。

記：你對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參與社會運動多年，對入獄都已有心理準備，亦很快地適應監獄生活，影響都只是我自己學音樂丶和去日本聽音樂會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現在仍是上訴階段，法庭會否減刑，或像「雙學三子」一樣可以維持原審判刑，存在著很多未知之數，因為其實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詞，就知道這案明顯是政治打壓。但對我們13名抗爭者來說，加刑至13個月這結果當然是十分差，因為反東北案本身是反對政府利益輸送丶破壞村民家園等等，但政府卻是要懲罰我們，政府是要向公眾表達抗爭的代價是十分嚴重。

記：你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麽看法？

郭：其實我們抗爭者就是明白到透過立法會抵抗政府的惡法並沒有作用，因為存在著分組點票和功能組別這不公平的製度。泛民常說要守著「關鍵議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勞的，所以主要的抗爭仍然在議會外，動員巿民向議會內的議員施加壓力。對於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就正如我所說一樣，大體上我是支持泛民贏回議席，但始終依靠立法會議席是不能改變些什麽的。

記：對於現時貧富懸殊越來越劇烈，或社會普遍士氣低落，你有什麽看法？

郭：這與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關系，現時媒體由大財團壟斷，對事件的報導並不公正，例如無線電視的偏頗報導，只集中對於抗爭者的沖擊行動上，而選擇性地忽略背後的內容和動機。

我們應該要重新反思舊製度。一直以來的抗爭都是被動的，由政府主動打擊巿民權利，然後巿民動員起來反擊，但我認為要真正改變，就更需要主動地出擊，從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對現今資本主義對我們自身的束縛。

嚴敏華同樣是反東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監13個月，至2月7日暫時被保釋，等候終審法院開庭上訴。

記：你對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嚴：現時法官立場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鐵馬撞爆政府建築物，有保安受傷，因此指控我們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嚇性懲罰。政府現時的目的是要製造寒蟬效應，提高抗爭者的成本。今後公民抗命的代價是以月計的監禁，不再是社會服務令。律政司的加刑，臺灣的講法叫「司法追殺」，與中共對敵人的打擊手法是同一套路。

記：監倉內的生活是如何？

羅湖監獄有三個不同部分，一個叫主翼，囚禁不吸煙人士，另外有東翼及西翼，囚禁吸煙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慣犯。主翼的規訓更嚴格。

監獄聲稱飲食很有營養，但食物都經過大量加熱，例如炸魚丶烚菜，營養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樣，不能吸引足夠營養，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潔職員恤衫。

監房夏天很炎熱，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覺地方試過只有2度，說話時口會噴煙。環境是嚴酷的，但習慣了就不算什麽。裏面有公家報紙看，包括大公丶文匯丶南早丶明報丶星島。但環境嘈雜，難以專心看書丶看報紙。我通過無線電視看到新聞，外面的抗議對自己都算有點支持，總算窩心。

記：入獄對你生活有何影響？

現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訴期間只能做兼職。我經濟狀況不算困難，坐牢其實不用花錢，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萬元的經濟支援給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擔心我。我現在於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說他的國家與大陸一樣也陷於獨裁，總統由兒子繼承，最近出現反政府暴動。因此我不用說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麽。但始終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輕舉妄動而令人擔心。

問到敏華對港人有什麽寄語，她說到：「不要問別人可以付出多少，問問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輪全球聲援香港抗議日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計劃在5月4日星期五，舉行全球抗議活動。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全世界的讀者參加抗議，一同反對香港和中國日益嚴重的政治壓迫。可以在運動的網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運動所需的材料。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是於去年10月發起的，當時全球22個城市舉行了抗議。它明確地以爭取左翼活動者和工人組織的支持為目標，並解釋了資產階級政客和右翼與中共政權存在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且他們也在本國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們不會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國群眾的民主權利。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時，特朗普對習近平表示了贊許，並在一場集會上公然說：「也許什麽時候我們也可以試試！」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運動的聯署表上簽名。最新的聯署人有作家及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2016年被中共當局以編造的罪名逮捕並被驅逐出境）丶以及丹麥紅綠聯盟國會議員和外交事務發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愛爾蘭和德國的國會議員，以及巴西丶英國和南非知名工會會員在聯署表上簽名。

今年五月的國際抗議，是要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禁止民主派候選人和政黨參選丶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丶以及為了強迫人們服從中共專政而新出臺的壓迫性法律。

反習近平抗議

這場全球抗議，同時也是為了聲援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華人抗議者，他們以出人意料的勇氣反對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取消任期限製將中國中共政權從「一黨獨裁」轉變為「一人獨裁」。

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在校園裏張貼了許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習近平」的海報。這些海報是在晚上張貼的，而且學生戴著口罩，以免回國後遭到政治報復。在中國，盡管政府大肆審查網絡言論，並屏蔽了30多個社交媒體關鍵詞（例如「修憲」丶「吾皇」和「1984」），但還是出現了大批反對習近平集權的帖文。中共政權沒有預料到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反彈。

繼去年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近平對於政權的掌控之後，今年3月17日，中國的橡皮圖章偽議會全國人大以2970票全票贊成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由此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主席任期。習近平實現了他的高壓統治，是通過打著「反貪腐」的旗號推進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同時強化國家鎮壓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和個人崇拜丶並提出越來越民族主義的外交和軍事政策。

在一致贊同習近平連任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億萬富翁。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中國超級富豪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多（2012年有251人，現在有819人），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中共政權對於批評者的打壓已經達到「自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來最嚴重的程度」。隨著習近平延續他的統治，鎮壓很可能會繼續升級。

香港的政治打壓

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政府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徑。政府通過清洗立法會丶操控選舉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來踢走和恐嚇泛民議員，並利用這種被「閹割」過的立法會以及媒體和法庭來打壓民主抗爭。

現在有超過四十件針對雨傘運動（2014年長達11個星期的群眾占領運動）著名活動者的訴訟正等待過堂。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擾」。如果法院判決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獄21年。2017年，16名年輕社運人士因「非法集會」被監禁長達13個月。這也是幾十年來香港首度出現政治犯。

新的國歌法即將頒布，「不尊重」中國國歌的香港公民將被判處三年監禁。像這樣的嚴厲立法當然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年輕人的獨立和反中情緒。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猶豫具體什麽時間重啟廿三條國安立法，他們擔心再次爆發2003年推動立法時那樣猛烈的反抗。

廿三條

但是「習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壓。即使沒有廿三條，香港的民主空間也在急劇縮小，最近那些主張香港「自決」的人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

泛民派候選人在此次補選中遭遇挫敗。他們失去了原本預期會贏回來的一個席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是由於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聞封鎖（整個選戰期間沒有舉辦過任何一次民意調查）丶剛剛好有利於建製派政黨的低投票率（建製派打選戰並非真正基於政治，而是基於龐大的動員機器）丶社區資源和賄選（由中共和香港的億萬富翁提供資金）。

但關鍵的是，還有很大比例的人放棄投票。這意味著一些青年和工人不願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黨候選人，因為他們並未指引一條道路來反擊當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擊丶和伴隨而來的政府緊縮政策和親財團政策。

新一波的打壓

自3月份泛民補選失利以來，親北京的建製派陣營高興得飄飄然。泛民沒有在競選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壓民主權利的本質，也沒有揭露政府如何通過打壓民主來推行兇惡的資產階級政策，導致富人愈富丶窮人愈窮。親北京的民建聯前領導人丶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忠的一次公開講話表明，他們計劃要加劇政治鎮壓的強度。在民主人士在補選中失勢之後，譚耀忠呼籲，應對香港選舉的候選人進行更嚴格的政治審查，禁止任何呼籲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參選。

泛民主黨派最明顯的反應不是發動強烈的反擊，卻是擔心他們可能會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來參選資格。「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強調，只有群眾反抗運動才能擊敗當前的鎮壓攻勢。這是國際上無數次反專製鬥爭的教訓。

海外中國留學生張貼反習近平的海報和在twitter社群網站上發起反對習近平的運動，說明中國青年的抗議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這是表明情勢正在改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也是在中國和香港建設團結的反威權鬥爭的機會。

5月4日在中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是1919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周年紀念。這場運動要求民主丶反對帝國主義丶並反對保守派集團的統治，因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製革命時的願望。「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工人階級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開端。

《國歌法》製造恐怖氣氛 箝製言論空間

政府公布的《國歌條例草案》指當奏唱國歌時，參與及出席者必須肅立莊重，違反者會被視為侮辱國歌，並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罰款5萬元，改動歌詞亦有機會被視為歪曲貶損而被檢控，但何謂莊重和貶損實屬主觀，法例界線模糊不清會致使執法者隨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執法，變成侵害言論自由，製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製派政客經常以「中國有中國國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國」為藉口竭力反對港人爭取民主及普選權利。但現在訂立國歌法時，他們卻又指外國也有國歌法，因此不是什麽洪水猛獸。但事實上，在美國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國歌時的指引，而沒有任何罰則。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違反國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別只有1個月和半年，遠遠低於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將國歌法納入中小學教育，顯然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更將白色恐怖滲入校園。連建製派的教師工會教聯會也似乎感到恐慌。該會建議學校減少校內奏唱國歌的次數，以免有學生因貶損國歌而要負刑責。本來強迫學生愛國，卻實在相當可笑！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於特首林鄭月娥就職禮時，曾發表涉及「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言論。及後林鄭提出2018/19年度中國歷史要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顯會控製和審查教材，分拆和滲透「國民教育」於學生課程內，使課程緊隨中共的政治路線。最近，教育局要求刪去歷史教科書內關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權移交內地」和「中國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辭不恰當。學生需要組織起來抵抗洗腦教育！

《國歌法》下，言論自由勢必再受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中共攻擊戴耀廷　打壓言論自由

統治陣營打港獨是為廿三條立法造勢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製派政客大肆攻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獨，企圖分裂國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在臺北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中國現在的專製政權有一天會結束，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實現民主普選，並且可以實現『人民自決』。港人屆時可考慮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或邦聯。」

統治陣營將戴耀廷的言論上綱上線，羅織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調向傳媒發聲明，譴責戴耀廷違反基本法及企圖分裂國家。何君堯丶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甚至誣蔑戴「勾結外部勢力」丶「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並指必須對他作出檢控及逐出校園。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指，盡管香港尚無港獨入刑的先例，但並不等於現行法律規章無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兩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條例。過往煽動條例只是針對暴力或武裝行動，現今更用來打壓發表政見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條立法之前，實際上已經實行了廿三條般的嚴刑峻法。

戴耀廷在臉書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縱及拍攝，並懷疑是國安所為。他表明如果自己現身澳門或大陸，必然不是自願回去，意味著他是憂慮自己會被國安綁架，成為下一個銅鑼灣書店五子。鑒於政權過往幾年來的打壓行為，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溫和泛民派

戴耀廷並不是港獨支持者。在2014年占領運動爆發前他一直希望拖延運動的發生丶局限運動的規模。在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不得不尾隨群眾，同時希望盡快可以結束運動。他的政治立場是溫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會主義行動與戴耀廷在政治立場上有很多分歧，但我們捍衛他的發言權。我們也不認同他在臺灣論壇對爭取中國民主的看法。因為戴暗示專製政權倒臺是「自動到來」的過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會倒臺。可惜他無視了群眾鬥爭在當中發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從中國的歷史就可知，專製政權不會自然消失，而需要群眾鬥爭打倒它的。

現時根本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議或討論港獨。即使是建製派亦對於禁止討論港獨的界線出現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現已成為中共鷹犬的湯家驊緊跟《人民日報》的論調，指可以用煽動罪調查戴耀廷。過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即使根據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建議，戴耀廷的言論亦沒有觸犯法例。

今次當局明顯有部署地發動輿論攻勢，企圖通過對戴耀廷殺一儆百，從而製造寒蟬效應，合理化加強威權統治。同時，當局為廿三條立法造勢，可以預計未來廿三條立法的內容將比2003年時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兩會結束後，突然表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參選立法會。這意味著所有民主派候選人都可以被剝奪參選權，而泛民議員可以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因此在泛民立法會議員之間引起了一陣恐慌。可惜泛民領導並沒有果敢地號召群眾鬥爭，挑戰譚耀宗的荒謬言論，反而被嚇得驚惶失措。其後，譚作出退讓，改口指這只是他的個人立場。統治陣營其實正在試水溫，探測港人的民情反應。

將鬥爭升級

港大民主墻湧現了多張反對打壓戴耀廷的大字報，並有內地生表示支持。早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製後，很多在美國及澳洲的中國海外生張貼海報。現在這股海外倒習的浪潮正通過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學生需要組織起來，在校園發起抗議行動。如果戴的教席受到進一步威脅，學生理應通過發起罷課一天的運動將行動升級。因為這不但是對一個人的威脅，而是威脅至整個校園以至整個香港的民主權利。對戴的攻擊只是中共及港府一連串打壓民主的一環，其他還包括篩選參選人丶操控選舉及製訂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抹黑及監控戴耀廷，反對剝奪他的教席，反對以言入罪。我們捍衛言論自由，堅持捍衛討論港獨的權利。單靠遊行集會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尤其是作為單一事件並在短時期內號召出來的行動。這種行動往往是象征意義大於真正動員群眾作長期的鬥爭。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這場鬥爭需要動員工人階級，並將民主權利的鬥爭連結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租金管製丶大幅提高基層工人薪水的鬥爭。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

五一勞動節：國際工人大團結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是工人階級捍衛自己勞動成果丶抵抗剝削的大日子。經歷了五年前的碼頭罷工丶今年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車長罷工，工人階級仍處於香港資本家的極端壓榨之下。林鄭政府大力打壓群眾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勞苦大眾反抗運動，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行有利財團丶剝削工人的政策。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及組織起來，對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

極端壓榨

本港工資一直滯後經濟發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超過90%，但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只有48%，可見大部分增長的財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騰貴，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費物價指數亦增加了43%，變相抵銷了打工仔們的加薪。而當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對於香港最底層的工人來說，現時的最低工資僅為每小時$34.5。工資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斷加班工作幫補家計。香港現時每周平均工時為44小時，為亞洲地區之首，而且工作崗位越基層工時則越長。工人完全淪為資本家的打工奴隸，政府卻繼續拖延落實任何工時保障法例。

根據職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達到$9800才能負擔起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當然在這個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見肘。如果以每周工時四十為標準，我們的最低工資需要訂在每小時$55以上，現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勞工三權」（罷工權丶組織工會權丶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仍然殘缺不全。去年，在漢莎天廚任職廚師的吳誌輝因組織工會「香港廚師聯盟」，在毫無犯錯下被公司解雇。工人連基本組織工會的權利亦被打壓。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機不滿資方的「假加薪」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組織成立新工會「月薪司機大聯盟」並發起罷駛工業行動，事後被公司秋後算帳，四名員工被解雇。資方公然踐踏工人組織工會丶發動罷工的權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後發起聲援行動，被打壓的司機不會獲得復職。

至於爭取了超過二十年的集體談判權，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工人還面對著工作零散化丶合約製丶外判等問題，威脅著每一個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迅速惡化，人數由2009年36.6萬人，增至2016年的47.8萬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歸咎老人貧窮因為他們不勞動，更鼓勵65-74歲「少老」重投勞動市場！香港長者勞動人口過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萬人，越來越多老人已無晚年可享。

廢除強積金對沖？

香港政府一直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乃大部分勞動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強積金強製將工人的血汗錢投入私人市場投機炒賣，今年二月份環球股市股災，平均每名打工仔就虧蝕$7,690。

然而，更荒謬的是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機製。當雇主須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雇主抽取部分員工的強積金供款來抵銷支付，變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自己的賠償金！這個機製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在社會壓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後終於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會在10年內動用172億分擔雇主部分款項，更會下調工人實質獲得的賠償。對工人來說，根本沒有得益。

縱使如此，雇主還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增加那丁點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潔公司民順迫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企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請工人，促發荔枝角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罷工行動最終讓工人爭取法定遣散費金額的七成。未來將會有更多企業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規避勞工法例。

香港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戰鬥性工會。工會應該以團結鬥爭丶集體行動為重心，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工人可以民主商議及決策，建設強大而活躍的群眾基礎。這些工會可以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以領導起反剝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爭取全民退保丶反專製的鬥爭，打倒這個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行動就是為了未來這個政黨的誕生而奮鬥！

五一勞動節：外勞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

五一勞動節，三十七萬名外籍家勞是香港工運的重要一員。外傭面對低工資丶高工時丶被虐待丶種族歧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去年外勞的最低工資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遠低於外勞團體所倡議的5,500元。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外傭被虐

昔日轟動國際一案，受虐的外傭Erwiana獲賠八十萬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滿，對另一名外傭Tutik的虐待再被揭發。新案今年二月末審結，裁定雇主須向Tutik支付十七萬元的賠償。雇主虐待外勞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今年三月，網上流傳一段印尼外勞遭到79歲老雇主掌摑和扼頸的片段。雇主更激動表示要殺死外傭。在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勞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極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兩星期條例迫使沒有工作的外勞在兩星期內回國，很多外傭也因為害怕被雇主解雇，面對暴力也只能啞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連結本地工人並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

由於香港沒有公共的護老服務，而市面上的私營護老院質素極為惡劣，所以不少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請外傭。去年香港就發生了至少三宗因為照顧患病親人壓力爆煲引發的倫常兇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兒子弒母後跳樓企圖自殺。即使他已經聘用兩名外傭，仍難以承受照顧年邁病母的壓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單位極為狹窄，據調查43%外勞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但即使有獨立房間，超過三成人的房間同時用作儲物丶照顧寵物等用途。很多外傭只能睡在客廳丶雜物房，甚至是廚房和廁所裏。她們的私穩被侵犯。護老和托兒服務本來應該由公共部門承擔，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勞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雇傭同住條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視勞權，裁定外傭敗訴。法官的判辭提到「若她們不甘心受製，大可以不做外傭，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剝奪了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自由，也突顯出資產階級的傲慢。

香港法例對外勞極為苛刻，但對濫收費用的中介公司卻輕輕饒恕。法例規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勞的費用不得超過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七至八個月工資的中介費，使她們負債累累。這不是奴隸製又是什麽？在2015-16年，進步勞工工會訪問了菲籍家務工，當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費，比法定標準高25倍。這些中介公司完全無所作為，只是寄生蟲而已！

抵抗「現代奴隸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所有工人應落實八小時工作製。我們主張取締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我們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中介剝削，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林鄭月娥被欽點上臺一周年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超過一年，她在小圈子選舉時的承諾完全落空。親富豪的政策變本加厲，未來政府將推動大灣區發展，其中的項目包括河套區丶蓮塘口岸丶新界北丶東大嶼，都是配合一帶一路的國策。香港的貧窮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萬人，樓市繼續瘋狂上升，現在愈來愈多「納米樓」出現，而樓價連續八年為全球最難負擔。以平均收入來計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買到房屋。公屋興建量沒有增加，政府反而通過「綠置居」推動公屋私有化，而群眾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繼續落空。今年是財政預算案歷年來盈余最多丶並且最優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騰。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競選時，表示要處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領展丶港鐵和強積金對沖，現在卻又反口表示沒有公開提及過。林鄭月娥評論道：「回購領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將公屋商場私有化，導致現時社區物價飆升及小商戶被趕走的災難。而在所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計劃中，政府動用百億元補貼財團，並把計劃攤分十多年來執行。至於港鐵，去年賺取百億利潤卻繼續加價，可說是香港公用事業的一大毒瘤。

現在政府展開所謂的「土地大辯論」，根本無意解決地產商壟斷和囤積土地所造成的問題。政府過去一直編造謊言，指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是因為土地短缺。林鄭月娥興建公屋的數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時政府正在製造輿論，指因為社會上有團體反對填海丶反開發郊野公園丶反對利益輸送的發展計劃，因此造成所謂公屋斷層的問題。林鄭月娥企圖將輿論攻勢升級，指責反對派阻礙政府興建公屋丶破壞民生發展雲雲。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打港獨的攻勢比梁振英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她將任務外判給法院和建製派政黨，而自己則裝扮溫和的形象。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也都勢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壓加快推行廿三條立法。林鄭表示現在社會氣氛尚未適合立法，但建製派正在大力施加輿論壓力，包括譚耀宗表明今屆政府要完成這項任務。而最近誣蔑戴耀廷在臺灣「鼓吹港獨」也是一個例子。習近平廢除連任限製丶改為一人獨裁，並且全面加強對香港的箝製。今次推行廿三條立法的版本，相信會比十五年前的更為苛刻和強硬。中共以為自己處於強勢而可以一舉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令香港變為另一個新加坡，但未來廿三立法必然會喚起港人的鬥爭記憶而引發反彈，就如習近平稱帝引發內地民眾反彈一樣。

十五年前任職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最近在媒體面前評論廿三條立法，就表示2003年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時，只是包括牽涉暴力的行為，但如果現時為國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慮實際情況」，即規管發表言論等行為，日後發表支持港獨或者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可能亦會負刑責。

現時，中共甚至愈來愈不需要通過中聯辦指揮香港建製派執行政治任務，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員直接幹預。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經直接頒布一地兩檢的決定，完全無視反對聲音和關於它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在未來我們不能排除中共采取更強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頒布廿三條國安法。

結束一黨專政

中共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顯是要針對「一黨專政」的口號，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反中國憲法。如果反對派真的取消此一綱領，無疑將淪為純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譚耀宗在兩會後表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參選。最近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度表示有權禁止參選，林鄭月娥則表示很難保證。中共正在試水溫，測試群眾對於事件的反應，並且希望不斷重覆相關輿論而令民眾麻木。雖然現在群眾未有大規模反抗，但潛藏在社會的憤怒始終是會爆發的。

這一度令泛民政黨驚惶失措。泛民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街工議員梁耀忠呼籲其他泛民議員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時，因為多位議員不敢喊口號而造成尷尬畫面。雖然泛民主派實際上對於「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實際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開放民主，但至少他們還在口頭上反對一黨專政。

泛民主派妥協

泛民主派面對威權統治完全沒有能力和意願動員群眾鬥爭，反而一再表現出軟弱妥協的姿態。除了上述關於「結束一黨專政」的事件之外，民主黨的妥協更進一步走得更遠。最近該黨黨慶晚宴更邀請了林鄭出席。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上臺更為她獻唱一曲，則林鄭就馬上捐款三萬元以示支持。事件觸發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憤怒。民主黨去年的黨慶晚宴已經被揭發由領展贊助，今年派出的立法會初選候選人，也被揭發與領展高層吃飯。

各泛民政黨內部都有進一步走向建製派和右傾的情況，造成各黨派的分裂。最近民主黨議員許智峰因為搶奪立法會職員的手機，黨內其他領導紛紛與他公開割席。許智峰在政治綱領上與民主黨其他政客雖然無大分別，但過去在抗爭行動上比較進取，因而被民主黨的保守領導視為負累。民主黨領導想利用事件製約許智峰，使他們的黨更加容易與林鄭「大和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運動，由基層群眾控製民主運動，並以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這在2010年中共和曾蔭權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時丶以及在2014年雨傘革命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了雨傘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丶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自由派的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崩潰。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但事實上，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可以不靠群眾鬥爭就實現民主變革，無論是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而且在這些群眾鬥爭中，工人組織丶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是香港群眾的反抗運動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未來中國的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丶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派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變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丶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由工人階級所領導，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白色恐怖，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賺百億事故頻頻　港鐵加價激起民憤

港鐵去年盈利高達168億，但卻準備於今年6月加價3.14%，加幅連同去年凍結的票價一並計算。是次加價亦令本來因多次乘車延誤的罰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車費優惠全部抵銷。今年加幅遠超通脹率1.7%，可見票價一如過往地帶動物價升高。港鐵推出的所謂「97折票價優惠」，只占每年近百億元利潤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數字的技倆。

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提出要「移除港鐵大山」，現在卻反口覆舌，證實為撈取民意支持的技倆。連她當初提出將政府收取的40億股息稅用於補貼市民票價，都已經無下文了。

公共資產私有化

政府擁有七成港鐵股權，是最大股東，但鐵路公司卻以炒賣房地產為主要業務。港鐵去年在客運的盈余逾10億元，但來自物業租賃及管理的盈余卻有近40億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征式地價，將高鐵的地皮和建築物租予港鐵營運，可見官商勾結之可恥。

政府堅持港鐵使用「可加可減」機製，讓其只要有通脹就可以提高票價，而不考慮其年年牟取暴利，變相確保可以年年加價。林鄭月娥更曾表示，港鐵作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製港鐵加價與否，但2007年上市時實施的「可加可減」機製，卻是政府提出並在建製派護航底下通過的！

港鐵事故頻生，這與越來越多將維修服務外判，以及使用廉價國產列車有關。自2008－16年，港鐵平均1.4天發生一宗延誤8分鐘以上的事故。過往6年來，港鐵因嚴重延誤被罰款至少1.07億元。但罰款由公司繳交而不是扣減高層薪酬，對那些管理層根本不痛不癢。所以，港鐵主席馬時亨還有可以囂張地否認事故問題，更指社會上的批評聲音只是「口頭禪」！

服務質素不斷下降，但港鐵高層卻繼續家肥屋潤。行政總裁梁國權去年人工升2.7%至1520萬元，整個港鐵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薪酬則由9090萬元升至去年的1.02億元！

社會主義行動抗議港鐵加價，我們主張人人免費享用公共交通。我們要踢走港鐵腐敗的高層。管理層應由港鐵員工民主選舉產生，並只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鐵應該全面民主公營港鐵，以公共利益為先發展交通網路，服務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為目的。

譴責有線高層漠視記者被性騷擾

香港國際欖球七人賽於4月8日舉行決賽，有線電視直播期間，現場的女記者郭海?突然遭兩名外籍男觀眾強吻雙頰，女記者隨即推開兩人並繼續直播。郭海?及後表示「無奈卻不能做到什麽」。

這種無能感源於職場父權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犯，在現行製度下也投訴無門，甚至被合理化。有線電視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曾回應對事件「一笑置之」。有線電視發表聲明指事主不擬追究，但很難令人不懷疑員工是受到公司壓力以下為免「節外生枝」而采取這態度。整個過程足見性別歧視充斥職場，而父權主導的管理層往往輕視員工女權問題。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權主義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發生後網上出現大量責備受害者的言論。部分人指記者當時表現冷靜，因此根本沒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構成性騷擾。在現今父權文化下，資方往往濫用「專業精神」作為藉口，迫使記者面對種種不公狀況都要啞忍。

平機會根本是無權力的跛腳鴨，只是一個用作裝飾的花瓶。主席陳章明公開表示，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不涵蓋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騷擾。類同案件也曾發生。2016年，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因為批評《東方日報》抹黑難民，受該報以性別歧視的言論作出攻擊，但向平機會投訴時卻被拒絕受理。

相對來說，法國發生了類同案件，但犯案者卻得到相對合理的懲罰。去年法國網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賽後，強抱和強吻歐洲體育女記者，結果他被大會褫奪比賽成績，並禁其出席餘下賽事丶所屬球會被罰款。這是近年歐美me2運動和女權鬥爭所帶來的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有線電視漠視員工被性侵的態度。記者需要組織工會起來鬥爭，在職場內反對性侵犯的行動，並挑戰資方漠視甚至加強性侵文化的態度，反對父權資本主義。

全球25個城市抗議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抗議人士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篩選參選人，反對打壓言論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權利。抗議人士亦舉起反對習近平稱帝丶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對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反對政治迫害前議員梁國雄。

舉行抗議的國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時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亞丶英國丶法國丶德國丶馬來西亞丶墨西哥丶蘇格蘭丶西班牙丶瑞典丶臺灣丶美國等。抗議地點包括馬德裏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愛丁堡丶聖保羅丶哥德堡的中國領事館，以及在倫敦的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在比利時丶英國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議人士亦大學及華人社區向內地人派發中文傳單。

今次是第二輪的國際抗議行動，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舉行。國際聲援運動的聯絡人林子龍表示，今次參與抗議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們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層人士丶學生和工會領袖向中共施壓。我們不相信其他國家的政府，因為他們與中共的關系太友好，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而不關心民主權利。」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網上聯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和工會人士簽署，包括美國歷史學家Noam Chomsky，也有愛爾蘭社會黨丶丹麥丶德國的國會議員，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運領袖，以及英國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會領導。

過半港人支持難民子女獲居港權

盡管近年建製派政黨及報章大力抹黑難民為「假難民」和「罪犯」，超過六成人表示對難民的態度中立。這是2016年來，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難民的民調。對難民觀感正面或中立的民眾今年的比率都要比兩年前稍為增加。

52%受訪者支持讓在港出生的難民兒童獲得居港權。在港難民人數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獲得居港權也占香港人口極少部分。在現今的製度下香港難民是不可能獲得居港權，即使極少數通過政府審核機製的難民（約0.02%）也只能被批準轉送至其他國家。而現時有約200名難民兒童在港，他們在港長大，既沒有父母所來自國家的國籍身分，也因為沒有居港權，因而成為「無國籍孤兒」。

另外，支持難民獲得工作權的數字亦上升至34%。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三年，難民被迫依賴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貼度日。

建製派煽動種族歧視

只有24%受訪者支持設立難民禁閉營，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丶自由黨及新民黨為了煽動種族歧視撈取選票，極力鼓吹興建禁閉營。但在社會主義行動發起的反擊下，建製派的種族主義運動沒有取得效果。

結果顯示，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以轉移本地民眾對社會問題的視線，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

泛民黨派一直不敢公開支持香港難民運動，也不敢正面回應建製派攻擊他們「撐假難民」。除了因為難民沒有選票之外，泛民也沒有信心爭取港人支持難民抗爭。過去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難民多次抗議行動，也只有社民連願意參與。

但是今次調查證明，難民運動是可以爭取大多數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層群眾和少數族裔都受到政府的親財團政府所壓迫，理應團結鬥爭要求增加公屋丶醫療和教育，並且實現包括本地人和難民的八小時工作製。

爭取工作權難民立法會抗議

3月26日，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舉行少數族裔就業問題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約70名難民到立法會外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要求所有人獲得生活工資及八小時工作製。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及印尼難民成員Mira進入議會發言，

Mira發言感嘆道：「我的孩子問我為什麽要努力讀書，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其實他們即使考得最好成績，畢業後就是失業。」她又說：「很多難民被迫留在香港超過10年，因為要等待極為緩慢和苛刻的審核過程。我們很多已經在這裏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兒女，所以要工作維持生計。」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勞動市場讓大部分工人過勞，同時又不讓難民工作。如果容許難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縮短工時及享有更長假期。香港工人應該與難民團結一起抗爭，一起為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反對財團牟取暴利。

難民Ani為工作權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獄

Ani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也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2012年，她因為工作而被逮捕，結果被判監4個月。在香港的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接受政府極為微薄的津貼渡日。

她已經與香港居民的丈夫註冊結婚五年，曾多次申請合法居留，但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她首次在2013年3月開始申請，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處回信，但最後被拒絕。2016年5月，她再次嘗試申請，但等待八個月後再被入境處拒絕。

由於她只能持有俗稱「行街紙」的臨時身分證，經常被朋輩的歧視和嘲笑。在深感絕望的情況下，她購買了一張虛假身分證。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證，在三月被判監入獄12個月。事實上Ani一早就應該獲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難民中的一例。難民審批機製極為緩慢和苛刻，令很多難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為求生存不得不冒險打工，但種族隔離的政策卻將他們定為罪犯。我們要求立即釋放Ani，並給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結束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土地不足乃謊言　收回粉嶺高球場

林鄭政府一再延續過去政府的作風，無視民眾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會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謊言。近日土地問題的關註焦點集中在將於2020年租約到期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上。據調查指出，超過90%的民眾要求收回用地重新發展，然而政府官僚卻一心與民為敵，力保這個富豪遊樂場。

權貴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多年來以賤價出租，以招待僅僅二千權貴玩樂。林鄭政府為討好權貴富豪不惜睜眼說瞎話，稱這塊面積相當於荃灣市區的地皮僅能興建一萬多個房屋單位。事實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築密度興建新型公屋，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興建超過十一萬五千個單位，容納超過二十八萬人，已可基本滿足現時輪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環保理由指高爾夫球場有三萬棵樹木是一個重要的綠化帶，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維護球場草皮耗水量極大且需施放大量農藥和化肥，並隨著下滲作用破壞汙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實上國際社會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聲音，以「環保」為粉嶺高爾夫球場說項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為馬！

香港除粉嶺外尚有其余五塊高爾夫球場用地，總占地380公頃，據估計共可建55萬個公屋單位。另外還有大量被新界鄉黑勢力破壞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產商囤積的超過七百公頃的土地，足以滿足香港長遠發展和住屋所需。

我們主張立即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以發展公共房屋，並收回棕地丶廢除丁權丶肅清新界鄉黑勢力，沒收發展商囤積的土地作長遠民主的規劃，同時要將銀行及地產商民主公營化，置於工人階級民主控製。但這只有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連主席遭政治審判　還押候審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前年向廉署舉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及其丈夫涉嫌貪汙，但卻涉披露調查進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三項罪名。吳文遠被法院裁定罪成，現時還押等候至5月28日判決。

根據法官在庭上的說法，吳文遠很可能會被判入獄三至四個月，是極為嚴厲的判決。參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據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Facebook專頁的資料顯示，2003年前民政事務局局何誌平的司機向無線電視製作部助理總監何麗全通風報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此外，入獄三個月以上者的參選資格會被剝奪。種種跡象可見今次審判的政治色彩相當濃厚。

林鄭政府明顯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嚴厲打壓激進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攏溫和民主派使他們淪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國雄（長毛）的議員資格，通過政治檢控將社民連具知名度的領導人投入監獄，使他們不能參加選舉，務求使他們失去議會的資源和發聲平臺。社民連現時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國雄被控普通襲擊罪，將於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緣去年四月立法會外有長者抗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間受到親政府人士辱罵和推撞，梁國雄因而上前理論，與之發生沖突。此外，副主席黃浩銘在2014年占領旺角期間違反禁製令而被控藐視法庭，被判監4個半月，現時已服刑完畢。而在反對新界東北計劃的抗議中他被控非法集結，被判入獄13個月，現時尚未服刑完畢，正在申請保釋上訴。而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及羅冠聰雖然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沖擊公民廣場案中上訴成功，避免了因入獄而被剝奪參選資格，但日後政府很可能以他們的「自決綱領」為由禁止他們參選。

同一天，極右種族主義組織青年新政的梁頌恒和遊蕙頌被控非法集結罪成。事緣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議員資格後，被保安阻止進入議會重新宣誓期間與保安發生沖突。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要求撤銷所有對政治犯的控罪，並且釋放所有政治犯。威權統治降臨香港，反對派與林鄭並不會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壓只會陸續有來。現在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擊。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工人團結抗爭 打倒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不單撰寫社會主義的分析和傳播理念，我們也組織起來，將思想帶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裏去。今年首季我們雜誌的銷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們的人數也在增加，反映了我們在實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長。

三月四日，我們在香港的同誌──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團體KOBUMI一同發起了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這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和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約一百人參加了此次行動，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丶難民丶女權主義者和社運動人士。我們支持席卷全球（包括中國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騷擾運動，同時將此進一步聯系到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丶「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 等口號。

香港過去沒有深厚的國際婦女節傳統，沒有視這天為鬥爭的日子，但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和外勞團體數目都比去年更多，確實是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這說明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工人團結抗爭的口號正在積聚起越來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們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 及其領導的「學生聯盟」建立起名為「自由與戰鬥」的社會主義女權平臺，率先發出婦女節罷工罷課的倡議，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學生和80%的大學生的響應， 並成為推動今次西班牙婦女節百萬人大罷工的重要因素。

難民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繼續在香港難民鬥爭中發揮領導作用。3月27日，立法會舉行關於少數族裔權益的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在公聽會外舉行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並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製及生活工資。而且我們也到公聽會發言，譴責親資政府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陷入極為貧困的處境，而且還刻意製造種族歧視。

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積極投入抗爭， 反對中共獨裁政權與傀儡港府打壓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在臺灣出席論壇時說到，在中共專政倒臺之後，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或者成為聯邦的一部分。這番言論本來就十分模糊，只是在理論上標下註腳，但中港當局和建製派政客藉此指責戴耀廷「宣揚港獨」，並威脅要采取懲處措施。這不過是專製政府繼續打壓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兩千人參加的抗議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喊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口號，並強調群眾鬥爭以及具戰鬥性的運動領導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議者的熱烈回應。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灣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現在正積極參加反對勞基法改惡和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運動，並在運動中提出戰鬥性的社會主義綱領和策略。而且今年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舉行了關於資本主義與改良主義丶國際婦女運動和如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講座，吸引了許多青年和左翼的參加。在資本主義走入死巷的今天，社會主義將得到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認同和支持！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國家鎮壓的風險和壓力，但最近一段時間見到反對習政權和資本家的抗議正在升溫。習近平三月「稱帝」引發反彈，超出當局意料之外。即使勞權分子受到打壓，工人鬥爭數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報導的廣東工人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積極宣傳這些議題，並在盡可能的情下組織起來，故此我們於5月4 日與20多個國家的海外社會主義者及勞權分子舉行抗議。

若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製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丶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丶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盡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臺，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盡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跡，但他們想要限製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汙丶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丶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丶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願景。許多（盡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盡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煉，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麽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裏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沖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復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盡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丶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系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生活工資丶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丶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采取了一些製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丶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系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丶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采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製（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采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兇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贊。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註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丶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一地兩檢強行通過　立法會淪橡皮圖章

高鐵與一地兩檢弄得滿城風雨，面對社會的普遍不滿與懷疑，當局仍然決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復立法會二讀及三讀。政府顯然希望能於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務求讓高鐵於今年第三季前通車。

為確保方案能夠如政府所願速速通過，立法會的建製派與政府內應外合，立會主席梁君彥強行限製議員辯論丶審議修正案及發言時數。梁君彥使二讀在6月7 日一天內以8小時完成，時間倉促根本不足以讓所有議員完成原本15分鐘的發言，變相連議員基本議事權也剝奪。除了梁君彥，早前5月初在一地兩檢委員會中，主席葉劉淑儀同樣強行「剪布」。不但將議員提問時限縮至1分鐘，又不合理地趕走4名議員離開會議室，最後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決。

一地兩檢乃中共的「屠城木馬」，用意是開設兩個先例，首先是讓中國大陸的執法部門可以進駐香港直接執法。另外，港府本來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因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繞過港府和法院，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頒布決定，以展示中共可以淩駕香港所有統治機關的權力。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全面管治權」。

若果將一地兩檢理解為中共的政治任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局會如此著急於通過。早前高鐵的試行多次出現包括出軌等的問題，當局依然堅持項目會如期開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眾的安全於不顧。近日港鐵屢屢傳出各種醜聞，從沙中線紅磡站月臺鋼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覺卻於最近東窗事發才推三阻四，最近歸咎於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滿；土瓜灣站被揭發未依圖則建造，鋼筋結構偷工減料；高鐵因建造時顧問誤算而導致路軌變形偏離丶列車出軌丶又被傳出列車未達歐洲列車防撞標準丶缺乏安全系統；高鐵西九龍車站暴雨期間出現滲漏，驚現水簾洞；到工程主管考試被揭大規模提示作弊，種種工程問題多不勝數。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現兩層外判的情形，訊息更難流通丶各方難於協調之余，又因外判的剝削性質而損害工人權益，工程及其責任層層外判而相互隱瞞，掩耳盜鈴，終致今日諸多破綻表露，終致惡名愈加昭著。

政府以為猛烈的政治打壓，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沖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眾陷入沮喪，因而可以趁著沒有群眾壓力下而急急通過一地兩檢。但這必然是會造成更大的民怨並在未來引發更大規模的鬥爭。群眾將會再次反抗威權統治而令當權者付出沈重代價。

梁天琦被判監六年令人驚憤

曾經的本土派成員梁天琦被判入獄六年，讓香港人無論老少都感到震驚和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樣被裁定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將入獄七年。

這些判決是史無前例的。許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動領導人還要長。六七暴動導致51人死亡，並使用了過千枚炸彈。

社會主義行動從未鼓吹或者支持說暴動是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我們不接受政府對於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絕像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之後那樣，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事件真相。

馬丁•路德•金說，暴動是「被忽視者的語言」。暴動的發生往往意味著，有組織的集體鬥爭由於各種原因遭到失敗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於對民主運動的敵視，當時定性初一騷亂為「暴亂」。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進而打擊整個反對派。更有甚者（但並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說旺角騷亂是「恐怖主義」。當時梁振英在Facebook上發表狠毒的言論，指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警察極可能槍殺暴動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將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槍口下。這是因為他們松散丶缺乏組織，而且也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社交媒體上的鍵盤戰士的人數並不能反映參加有組織的抗爭運動的人數）。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團體都敵視其他群體，例如以種族主義對待內地平民丶以宗派主義對待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令他們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為上庭辯護和製造輿論以減輕判時，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本土派，轉而向泛民尋求支持。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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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輕人當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為資產階級建製派無休止的政治打壓而壯大起來。但是本土派很可能會保持無組織丶「無領導」的狀態，無法真正威脅到獨裁政權。

盡管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方法，但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譴責「旺角暴動案」的嚴厲判決。

政府不僅想要擊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嚇整整一代年輕人。無論是國歌法還是重推洗腦教育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府想要傳達這樣一種信息：「激進主義」會受到懲罰，不要無謂抵抗威權統治。世界各地的專製政權都使用這種方法，但從未成功。

「旺角暴動案」審判：對司法公義的嘲弄

香港法院對於「旺角暴動案」的判決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

不同於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旺角事件並沒有造成死亡，也沒有搶劫或者嚴重損毀財物的行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針對警察，因為在雨傘革命裏，警察執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擊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參與旺角騷亂而被裁定罪成，他們的刑期加起來多達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動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為三年零八個月。雙十暴動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動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兩年。

被判入獄四年零三個月的莫嘉濤在被捕時只有十七歲。法官無視感化官的建議，判患有自閉癥的吳挺愷入獄兩年零四個月。

林鄭表示這場審判「完全沒有政治成分」，除了建製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沒有什麽人會相信。中共想利用這場審判猛烈打擊整個香港民主鬥爭。

就像所有鎮壓性的統治製度一樣，這些措施最終也會對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彈。人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議會」（如果它稱得上是議會的話）丶以及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等國家機器都是殘酷丶貪腐的政權的鎮壓工具。警察在雨傘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毀其公眾形象。

同樣，法院被公然用來打擊民運人士，嚴刑處罰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司法製度感到憤怒並失去信心。

我們必須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而重建群眾性的民主鬥爭。這場鬥爭要想勝利就必須要有革命的丶社會主義的鋼領，讓人們看到整個資本主義製度和國家機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補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擊敗現在的鎮壓。

學生會杯葛六四晚會有什麽意義?

大約11.5萬人參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紀念晚會，其中包括數千名內地遊客。今年的人數比去年更多，出乎建製派的預料。

這場集會有力地表達了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態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紀念29年前那場幾近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的運動，也是經歷了兩年來對民主空間的打壓丶通過壓迫性的惡法丶政府操控立法會選舉丶政治檢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壓之後，表達出自己爭取民主的決心。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八間大學學生會連續第四年拒絕參加六四晚會，就顯得更加荒唐和脫離現實。

自2015年以來，本土派領導下各間學生會說杯葛晚會是因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丶對於支聯會和泛民的不滿丶以及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

今年，學生會的杯葛行動再次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親政府的媒體說杯葛行動反映出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體也大肆報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它們錯誤地認為學生會領袖在年輕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廣泛的媒體報道實在擡舉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動。事實上，大量年輕人無視學生會的立場，參加了今年的六四晚會，可見杯葛行動並沒有得到那麽多支持。而且學生領袖也沒有像往年那樣組織其他的六四活動（盡管那些活動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聯會竭力將每年的晚會去政治化，使其脫離鬥爭，這的確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但是學生會所謂的杯葛只不過是跟隨在這種不滿情緒之後，而沒有將它組織起來或給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為無力，因為學生會除了發出聲明之外沒有做其他任何事。這說明右翼本土主義沒有前途。它指責泛民領導人不願鬥爭（我們也同意這一點），但卻沒有給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鄭就任特首已來，大學校園裏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當局利用港獨橫額事件進一步限製學生的言論自由。在浸大普通話事件中，校方懲罰抗議學生，以此來恐嚇其他活躍學生。本土派領導的學生會沒能動員起認真的鬥爭來抵抗這些攻擊，他們的宗派主義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過自相矛盾的是，六四當晚學聯在集會場地外為自己的「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他們做得很低調，而且依然沒有提出與泛民領導人和支聯會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與115,000名抗議者一同勇敢地反對當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對打壓校園言論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義嗎？所謂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實際上什麽也沒有做。

香港學生不能接受這樣被動丶缺乏戰鬥性的學生會。社會主義者認為，面對政府的接連打壓，學生們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戰鬥性的領導層，將學生會變成真正的鬥爭組織。

背景資料：學生會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會主義者就曾警告過，大批學生對親泛民的學聯領導人感到不滿，而且雨傘革命沒能帶來改變也讓學生感到沮喪和失望，這會讓本土派從中得益。在學生眼裏，過去那些親泛民的學生會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組織。

在過去那些學生領袖的控製下，從來都沒有成為具內部民主的組織，這一點在雨傘運動期間表現得格外明顯。年輕人在雨傘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真正具有戰鬥性的學生會本應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去動員和組織學生丶討論運動的政治任務，但實際上學生會卻自甘於次要角色。

盡管個別學生領袖的確成了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背後往往沒有任何實際的組織力量。

在雨傘運動次年，本土派利用學生的不滿情緒奪取學生會的領導權。但是本土派領導下，過去的那些問題（官僚主義丶缺乏基層參與和內部民主丶缺乏群眾動員）變得更加嚴重。沒有人會說現在的學生會比過去強大。

香港：五萬人七一上街 呼喊結束一黨專政

七一遊行已連續舉行16年，今年亦有數萬人參加。示威者無視獨裁政權的威脅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七一是香港結束156年英國殖民統治、主權移交給中國的周年紀念日。但自從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阻止廿三條立法之後，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現在政府試圖重啟廿三條立法，同時還在推行其他許多打壓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鄭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選舉委員會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數將她「選」為特首。在林鄭當政的一年裏，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民主權利受到空前打擊。就在七一前，港府將反民主火力開到最大。

警方的刁難

警方將以往的遊行集合地點批給親中團體，不允許遊行隊伍使用，然後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線將會被捕。在七一前的幾周裏，許多媒體都認為遊行者會和警方爆發沖突。與此同時，中共喉舌《大公報》宣稱七一遊行「違法違憲」、應被取締。

不過遊行當日並未發生沖突。警方擔心如果挑起沖突，自己將會受到公眾指責。可見警方幾周來的威脅恐嚇不過是一場心理戰，為的是讓群眾不敢參加遊行。

盡管今年的遊行人數只有5萬，少於去年，但仍然是一場有力的抗議。而且就在一個月前，有115,000人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紀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殺的青年和工人。

導致遊行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嚇，而是主流泛民政黨自林鄭上臺以來便全線退縮，沒能承擔起領導責任。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新的鬥爭策略去抵抗威權政府」，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評論說：「不過盡管泛民領導層軟弱，今天還是有5萬人上街。如果在運動中明確號召罷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總罷工，同時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和青年一同鬥爭，將會更大的反響。」

禁止參選

政府和主流媒體宣稱今年的遊行人數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說民主運動的支持度正在消散。過去幾年裏，港府對七一遊行的反應都比較謹慎低調，而且會發布聲明說它「理解」公眾的憂慮。但是今年港府卻囂張地說遊行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政府的新聞公告說道：「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製秩序、嘩眾誇張、不實誤導的口號，皆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不利香港的發展。」這裏所說的「一國」是指中共政府對於「一國兩製」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擁有主權。

政府正在加緊打壓「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反對派候選人如果不放棄這句口號，就會被禁止參選。這種做法對於普通工人和青年沒有多大影響，他們的怒火仍在增長，但是會讓溫和泛民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想看到群眾鬥爭，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和政府發生沖突。

空前的打擊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斷對香港民主權利發起新的打擊，試圖消滅民主運動。自2003年以來（或者說自1989年以來），在香港這個有730萬人口的城市，已有數百萬人次參加過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在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有120萬人參加了集會、占領和反政府抗議。雨傘革命是1989年之後中共獨裁政權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政府現在實行種種打壓措施，以圖避免重現當年的情形，但是它註定會失敗。而且現在中國的群眾鬥爭也正在趕上（而且很可能會超過）香港。

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沿途設置街站，售賣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我們的口號是『重建戰鬥性民主運動』和『打倒獨裁政權』。同時我們也提出，需要建立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群眾政黨，並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說：「我們認為，反對威權統治的鬥爭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獨裁政權。」

林鄭執政第一年大事記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習近平訪港發表講話，警告香港人不要觸碰北京的「底線」，並再次攻擊港獨思想。

2017年7月14日：繼2016年底踢走兩名本土派議員之後，政府再次清洗立法會，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資深社運人士、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林鄭政府將五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事實上推翻了2016年的選舉結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面上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時間」，實際上是打開了大陸警察和邊境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審有關雨傘運動和反新界東北發展抗議的兩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運人士被判處嚴厲刑期。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和社民連的黃浩銘等16名被告盡管已經完成之前判處的社會服務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運人士被改判入獄僅僅幾天之後，14萬人上街抗議法院判決和政府操控法院。遊行並非主流泛民政黨發起的，他們只是被迫跟隨，而且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麽多人參加遊行。

2017年10月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歌法，「侮辱」國歌將會受到處罰。香港政府宣布將會進行國歌法本地立法。國歌法主要是為了打壓反對中共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在球賽現場噓國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後，建製派取得立法會絕對多數，得以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了反對派拉布的權利。

2018年：政府對民主派示威者的檢控變本加厲。一月有6場審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場，27人；三月8場，46人；四月5場，27人；五月3場，21人。今年以來，已有4場有關雨傘運動的審判，共47名被告。因參加雨傘運動而受審的人數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獄，包括已經因「占領公民廣場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獄的黃之鋒和黃浩銘。16人均已提出上訴。

2018年1月27日：香港眾誌的周庭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聲稱，周庭被禁止參選是因為香港眾誌要求「自決」。但2016年眾誌羅冠聰參選並當選立法會議員時，選舉事務處並沒有表示反對。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會後留下六個空缺席位，其中四個在今年三月進行補選。總共有三名候選人被禁止參選。泛民和建製派各贏得兩個席位，意味著泛民丟掉了上次選舉贏得的兩個席位。補選過後，香港唯一一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宣稱，任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參選。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擬《國歌條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國歌者最高可被罰款五萬元及判監三年。

2018年3月17日：習近平宣誓就任國家主席，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任期。此前全國人大已經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製，為習近平的「終身統治」鋪路。中共從過去的「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強化了習近平當局的壓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發了大規模網路抗議。

2018年3月30日：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幾周前在臺灣一個論壇上的講話，盡管戴耀廷只是模糊地說到港獨作為其中一個政治願景。建製派要求檢控他並開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講話變成了建製派用來打擊言論自由、為重推廿三條立法造勢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向廉署舉報一名高官涉嫌貪汙，但卻因披露調查進度而被判監四個月。吳文遠辯護說此事關乎「公眾利益」，自己有責任向公眾交待，但法院卻不予承認。吳文遠所受的嚴厲判決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證明政府將較激進的社民連視為重點打壓目標。

2018年6月11日：法院對「旺角暴動案」做出空前嚴厲的判決，將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監6年。「旺角暴動案」被定罪人數增加到25人，總刑期長達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建製派使用前所未有的專製手段打壓泛民議員，強行通過了一地兩檢法案，事實上將即將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鐵站變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鐵建築醜聞變成政治危機

承辦本港多項基建項目的港鐵最近接連爆出工程醜聞，繼高鐵工程不斷超支延誤丶試車出軌外，醜聞更擴散至本地多項鐵路工程，當中以沙中線的工程最為嚴重。

五月中，傳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興業爆料，新紅磡站工程用來支撐月臺的部分鋼筋被剪短。鋼筋的支撐力度不足，隨時會導致月臺崩塌。據報港鐵公司早已於2015年8月悉知工程問題，卻沒有通報公眾，更向分判商施壓要求噤聲。

到了六月，沙中線再次爆發醜聞，土瓜灣站的通道墻壁工程偷工減料，墻身厚度被削減。6月17日，沙中線前線工作人員揭發會展站挖掘工程問題。事件發現工程偷工減料，沒有放置足夠的支撐架，事件的嚴重程度可導致整個施工地盤倒塌。這個工程同樣由禮頓負責，並與中資的中國建築聯營。根據路政署報告，港鐵早在五月初發現問題，同樣沒有主動公開通報。

禮頓至截稿前仍然沒有公開回應事件，而港鐵主席馬時亨卻坦然對其「無符」，甚為鬧劇。政府只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不過委員會只限於調查紅墈站的事件，不會過問其他工程醜聞。

香港基建項目頻頻揭發醜聞，可見造假並非個別事件，而很可能是長期的腐敗問題。政府近年來大興土木，建設大白象工程，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興建。判上判的模式，讓政府丶港鐵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時將問題諉過他人丶推卸責任。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林鄭月娥上月還維護馬時亨，但現今政府開始表達對港鐵通報機製的不滿，企圖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責任。在社會的輿論壓力下，政府甚至可能會更換港鐵高層。

對於當下的工程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徹查全部問題並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不過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社會應該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鐵等的大白象項目，將資源重新投入並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時代廣場移除劉曉波銅像　 政治打壓趕盡殺絕

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

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聯會及社民連六月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擺放劉曉波的銅像，以喚起公眾對中國民主的關註。然而，時代廣場方面以活動「滋擾商戶」為由阻止，更威脅向法庭申請禁製令以作驅趕。

但實際上，商場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間。且該空間同時卻擺有商場主辦而占地更大的動漫展覽，卻沒有被趕走。時代廣場由九龍倉集團所持有，老板吳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商場明顯要政治打壓，避免「政治敏感」議題。

由於挑戰禁製令需耗十數萬訟費，最後支聯會及社民連無奈決定撤出時代廣場，搬到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繼續活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剝奪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林鄭政府拒絕美國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報告提及，美國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鄭月娥應北京政府要求拒絕引渡，並將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這是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疑犯為澳門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門入侵兩間美國律師行的內聯網盜取上市公司的信息，於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國政府申請引渡疑犯，但在10個月後，香港政府拒絕引渡申請，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檢控。

港府最後將該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沒有再就如何處理該名逃犯提供任何資訊。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極為受中國幹預。去年十九大期間，英國維權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顯在敏感時期中共接管了入境處。中共對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當然美國政府也是大力幹預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達到政治目的，例如針對斯諾登。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操控香港邊境。只有邊境控製權由人民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縮水 地產商錢包發水

香港樓價連年不斷打破世界「最不可負擔」的紀錄

超過20萬窮人居住於比監倉更細小的劏房內。但即使是較富裕的買家（通常是家長幫孩子付首期）也開始搶購納米樓。

這些單位的面積大部分小於200平方呎，但平均售賣卻高達4百萬元，以呎租來計算比大單位更貴，因而獲得地產商的青睞。地產商是香港的真正統治者。對他們來說，房屋是用來讓他們發水，而不是用來為群眾提供舒適的家，現在連較富裕的買家都成為了受害者。地產商愈來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窄，也越來越昂貴。

據《福布斯》雜誌的資料顯示，香港最有錢的頭50名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00億，達到3070億，即在一年內上升了24%。這也打破了世界紀錄！

林鄭的威權統治一周年 鬥爭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鄭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鄭上任後加強威權統治，特別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後，政治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去年七一強調中共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強硬地打壓香港僅有的民主空間，削弱立法會權力、更明顯地利用法庭政治審判示威者、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通過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等法例。

上任以來她一直將打壓群眾抗爭的任務外判予法院及建製派政黨，避免像梁振英般發表強硬的反民主言論，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務員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無疑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青年來說都是一個挫敗。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製造寒蟬效應，但青年的憤怒情緒只會更深。現在對大部分青年來說，「法治已死」和「政治審判」已經變成共識，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需要開腔向公眾自辯，為自己的政治審判行為開脫。

中共不但要通過這些法例，更要在這過程中展示無上權力，企圖令群眾運動感到挫敗，因此往往以更強硬、更無視民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可以說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兩檢由人大常委直接頒布決定，完全無視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開向香港法庭施壓，指香港法庭不應受理對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將立法會變為人大會議，避免它繼續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在今年初修改議事規則之後，現在建製派正準備將因為違反議事規則而被逐出議會的議員禁止開會一年。這將會封殺議會抗爭。

中共最理想的目標是把香港變成像新加坡那樣，群眾抗議和集會受到全面壓製，言論和出版自由蕩然無存，政治版圖上只會存在一些忠誠反對派作為花瓶。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全球各國政府也視這種威權統治模式為典範。一方面可以鎮壓群眾反抗和控製新聞資訊，同時又可以與全球金融體系保持密切連系。因此最近特金會後，特朗普稱贊金正恩的「強硬統治」，及後一星期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訊號。

「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在中國內地全面集權，收緊對於地方政府的控製，對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來中共越來越公開地直接統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協經常高調發表言論向香港的法庭和議會施壓。過去在梁振英時期，中共讓中聯辦占主導角色，由中聯辦將政治任務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財團、親中學校等機關）。現在中共更多的是通過人大和政協直接幹預香港，推動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樣擅自搞風搞雨。但這種直接統治並不會順暢，因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難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讓步以舒緩民怨，也很難讓主張「大和解」的泛民領導展示他們的成果以合理化他們的妥協。

林鄭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稅，企圖擺出壓抑樓價的姿態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當年的雙辣招一樣，這樣政策對壓抑樓市基本上毫無幫助。現時全港地產商若有9千個落成後沒有推出發售的單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稅，迫使地產商售出全部囤積的私人單位，根本對壓抑樓價毫無幫助。

建製派的恐嚇

由於近月建製派開始攻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指控其為違法違憲，威脅可以剝奪任何支持這一口號的人的參選權。這意味著整個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體取消議員資格。然而今天六四集會的人數仍然高企。七一遊行民陣在群眾壓力下正確地采納了這一口號為主題，雖然它並未有明確指出群眾運動要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與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以打倒中共政權及資本主義為綱領。香港警方開始對七一遊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嚴格的限製，強製市民在維園草地出發，並威脅控告中途加入的遊行人士「非法集會」。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報》表示應該取締七一遊行，因為這是「抗中亂港」、「違法違憲」。當然大公報是建製派機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個，但在今天愈強硬愈當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附和這一調子。這是中共推動鎮壓的策略，先擺出最強硬的立場測試民意，在激起輿論反彈後稍為撤退，然後慢慢將這一強硬立場「正常化」。不過獨裁者明顯自視過高，由2003年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已經成為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記憶。如果對這個香港抗爭的重要陣地作出攻擊，只會激發更多港人的憤怒到臨界點，激起新一階段的群眾鬥爭。

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重建民主運動，讓運動由基層群眾掌控。運動不應自我局限在爭取民主訴求之內，也應該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處理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

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成為鬥爭的剎車掣。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向習帝請願，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社會變革從來不是依靠與當權者妥協達成，而是依賴不斷的群眾鬥爭去奪取當權者的權力。無論是歷史上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都是如此。工人組織、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會人數等例子，已證明香港群眾是準備與政府鬥爭的。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宏光護老院外勞罷工抗爭　追討欠薪加班費

6月14日，位於觀塘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工人抗爭，共10名來自中國廣東的外勞女工集體辭職，抗議資方長期對工資及工時的嚴重剝削，以及對員工做出的恐嚇行為，要求追討百多萬元的欠薪，。由於所有外勞本來居住於公司宿舍，故她們發起抗爭後無家可歸，並搬到政府總部外紮營留守抗議。6月16日，工人在政總外發起抗議行動，社會主義行動丶工黨丶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我們支持工人的抗爭並聆聽她們的憤怒聲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參加了印尼及菲律賓外勞的國際家務勞工日集會，展示了工人階級可以不分國族團結鬥爭。

超剝削的工作環境

這些女工大多都來自廣東省，來港後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雖然合約訂明的工時為每天9小時，但實際上她們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每天超時工作至少3小時，有時公司更要求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另外，公司亦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鄉探親，也就是說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克扣了至少35天。

這些外勞是經過政府的《補充外勞計劃》來港工作的。雖然政策訂明同工同酬：「其工資至少須相等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所享有的待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所得的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資。但實際上資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給勞工署的工作合約上的工資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費為由將實際工資減至$10,800。另外，工人每兩年簽一次合約，每次公司都會巧立名目征收2.1萬人民幣和2萬港幣的「勞務費」，變相每月克扣約$2,000的工資。

以工人實際月入約$8,800來算，每月沒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時，工人們的時薪只有$24.4，遠遠低於最低工資的$34.5，可見雇主其實在一直在違反法例。據了解，資方多年來克扣工人工資丶休息丶超時工作補水等的金額合共約700萬元。今次工人抗爭的基本目標就是追討全部欠薪。

無故解雇丶人身恐嚇

這次鬥爭的觸發點，源於公司最近無故解雇其中一名工人。被辭退的黃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於5月28 日在沒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雇。「公司要求我簽署『糧單』，又威脅不簽署的話會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陸，並甚至報復在鄉下的家人。」事實上，資方過去曾多次對工人惡言相向，威脅工人不要到勞工署或工會投訴。事件發生後，令其他外勞工人都感到非常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勞決定一同集體離職抗議。

政府縱容私營院舍

這次宏光護老院剝削外勞事件，連同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來毫無監管，縱容私人院舍欺壓院友和工人。而問題更甚的，是政府不斷在推動安老服務的私營化，現時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營比例為37:63，而且公共資助的宿位嚴重不足，輪候時間高達37個月，每年有約6千名老人在輪候宿位期間死亡。私營院舍為了牟利，往往會輸入外勞來剝削工人，同時以高昂的收費提供參差的服務。私營院舍的每月收費動輒過萬元，一般基層家庭根本難以負擔。這些院舍很多環境惡劣，每名老人擁有的空間只有6.5平方米，在晚間一名護老員甚至要照顧40名老人。

現時私營院舍大多聘請廉價外勞，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外傭發表中介調查報告　揭露政府假監察真縱容

《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自去年1月起在港實施以來，政府指用意是規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來守則被證明根本是無牙老虎。最近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進行調查，訪問了452名外傭，發現中介濫收費用丶剝削外勞的情況十分猖獗。

新來港外傭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費，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規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傭來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調查顯示56%受訪外傭被雇傭中心違例，另有三成人須在獲發首月薪金前繳費。

團體曾以外傭身份到十八間雇傭中心放蛇，有七間表明經他們尋找新雇主時，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萬元費用。另一點是，24%受訪外傭被沒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做法違反守則。這種剝奪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嚇外傭的行為，使她們即使面對中介或雇主違法時也不敢發聲。

亦有約百分之十的受訪外傭指中介機構曾安排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逃避直接參與非法收費的罪行。很多外傭來港後為了繳交中介費而負債累累，首半年根本上是無償勞動，也因為負債的壓力，即使收到剝削和壓迫也不敢發聲。

政府事事以財團利益行先，這些擺明車馬違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縱容。勞工處自守則實施以來，九成中介公司違反至少一項條例，但只有七間被撤銷或拒絕續發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則或法例根本毫無實權規管吸血中介公司。外傭需要組織起來積極鬥爭，並且與本地工人階級一起團結鬥爭，要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取締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資本主義的「現代奴隸製」。

新民黨容海恩攻擊外傭 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

5月27日，多個外勞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種族歧視。容上月在立法會上指外傭周末在公眾地方霸占道路、進食和睡覺，影響巿民生活和公眾衛生。約三百名外勞舉起「反歧視」、「反對現代奴隸製」等標語，要求容海恩道歉。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我們諷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希特勒一般種族歧視。

建製派種族歧視劣跡斑斑

新民黨一向極為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新民黨煽動種族歧視、製造社會恐慌、並攻擊民主派以撈取選票，極力抹黑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又支持政府興建難民營。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發表極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引起多個外傭團體抗議。

新民黨不但攻擊外傭，同時也是反對本地工人權益和民主權利的政黨。可見本地群眾與外傭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團結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和資本剝削。

附和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在港外傭人數達到38萬，為社會製造龐大的經濟成果，可是她們卻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視。外傭占據假日路面，是因為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傭沒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極為缺乏公共空間。政府拒絕為外傭興建假日休憩設施。

「雇傭同住條例」令外傭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與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香港住屋狹窄，外傭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間，女性私穩被無形中被打壓。政府亦一直縱容中介公司濫收外傭中介費，令外傭欠債累累，外傭工時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傭每天工作16小時。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容海恩的言論。我們要求開放所有公共設施讓外傭使用，而政府亦應大量增建公共設施以容納38萬名外傭以至全港人士。我們要求取消雇傭同住條例，並大量興建公屋讓外傭居住。

打倒「貴族學校」！打倒階級歧視！

近日，私立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宣布將於明年新學期取消中文科繁體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簡體中文課程，引發爭議。據報導稱，香港本地學生家長對此反應激烈，認為學校並未事前咨詢家長。此事亦觸動了部份人對於中港兩地對立的神經，認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權打壓香港語言及文字的地位。毫無疑問，哈羅作為一所私立學校必然盡一切手段迎合中共與香港政府的好惡。而政府優惠貴族學校的政策，令教育資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製造階級傾斜。

現時全港約有五十間此類私立「國際學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傾斜下，這些學校更成為「精英」「優質」教學的代名詞。當然，入學的費用同時亦相當 「精英」和「優質」。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羅香港國際學校為例，學校發行所謂的「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及「個別債券」，認購金額分別為300萬及60萬港元，供家長認購作為子女必要入學條件，2016年「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金額更增至500萬，另外學費約15-18萬一年，還未包括每年6萬元的住宿費用，相當於一個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遠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擔。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類私立學校傾斜，哈羅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頃，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還有6間國際學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絕大多數學生的公立學校所得的待遇卻慘不忍睹，政府投放於公共教育系統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處於墊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亞，不但堅決拒絕推行小班教學，連學位安排都毫無章法得過且過，以致個別公立學校出現數年間由收生不足幾乎被「殺校」、轉眼間新學年擴編至一級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況。政府對公立教育系統不僅欠缺長遠規劃，連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塗。

社會主義者故然支持學生、家長和學校民主地決定教學政策；學生有選擇接受哪一種語言和文字教育的權利。但在此之前，我們亦同時要求廢除一切私立貴族學校，所有學校全面公營，大幅增加教育開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費優質公共教育。

社義行動致力重建工人鬥爭　反抗專製政府

中國內地正走入瘋狂鎮壓的「習帝時代」。正當中共政權正在收緊對香港控製，建立群眾抵抗的戰略和綱領變得更加迫切。社會主義行動努力應對這一挑戰。我們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而我們每天的抗爭行動都是為了這目標而前進。

五一國際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及難民聯會舉行反種族主義遊行。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及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亦有出席。這是勞動節唯一一場集結不同國族的國際主義遊行，當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國、蘇格蘭、香港人等。隊伍約一百人，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打出「團結抗爭　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口號。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勞動節遊行不單是為了表達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麽理念來提高香港以至亞洲地區鬥爭的水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內地工人鬥爭。內地龐大的工人階級如果得以組織起來，中共獨裁政權的生命將會進入倒數。因此我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將不同鬥爭連結起來，並學習當中的教訓。5月15日，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和八小時工作製。

6月16日，社會主義行動、工黨、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宏光護老院的內地外勞在政總外發起的抗議，反對公司克扣工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發言時表示，罷工工人是婦女、外來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壓迫。我們支持工人一切訴求，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種族分化。

社會主義者一直站在反種族主義鬥爭的前線。5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Kobumi、社民連、工黨及其他外傭團體，到以色列領事館及美國領事館抗議，反對屠殺加沙人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反對種族主義及國家暴力。6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外勞團體舉辦的國際家務勞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別是六四的周年遊行及燭光晚會。今年是威權主義攻勢以來的首個六四。社會主義行動打出「打倒習帝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由於中共企圖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出版「結束一黨專政違禁品」T恤以作諷刺，大受抗議者歡迎。

維園燭光晚會有11.5萬人參與，這反映了群眾對去年以來政治打壓的憤怒，也見到港人沒有為民主鬥爭感到灰心。對專製政權和親商政策的不滿是前所未有地高漲。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基層群眾是準備站出來的。但現在欠缺的正是一個引領群眾鬥爭前進的領導力量及組織方法。社會主義行動正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作為連結這場鬥爭的鎖鏈，因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鬥爭目標。群眾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領導一次又一次的猶豫不決，未能真正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攻擊，並將鬥爭限製在司法挑戰以及立法會的沖擊畫面內。

社會主義行動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勞、女性和民主鬥爭之中，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鋪路。工人階級政黨可以在未來幾年成為反專製鬥爭的主要力量。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政黨被取締 標誌著鎮壓的新階段

今年7月，中共指揮的政治打壓繼續擴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社團條例》取締尋求港獨的民族黨。種族主義的香港民族黨自吹自擂，為自己造勢，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很小的組織。政府明顯是用它來試水，準備更嚴厲地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在過去兩年裏，政府發起一系列政治攻勢，頒布新的壓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對派參加選舉，並將參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運人士投入監獄。

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該條例第一次被用來打擊政治組織，標誌著中共和傀儡港府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發出禁令，以民族黨成員身分參加活動或者向該組織捐款均會是違法行為，最高可被罰款十萬元及入獄三年。

政府一開始給了民族黨三周的申訴期，但司法程序只會是一場表演。不過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代理律師提出抗議後，申訴期延長至七周。盡管延期不太可能對最後的結果造成太大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開始過於自信，誤判了形勢。政府每一次攻擊民主權利，都可能引發群眾的憤怒和抗議，盡管民主運動的泛民「領導人」沒有任何反擊。延長民族黨的申訴期，說明政府意識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締，或者至少會推遲審理，而這會令政府大失顏面。

反擊林鄭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為政府的工具（除了個別情況下會表現出一些「公正」）。不過政府猛烈打壓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甚至已經令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感到驚慌。取締民族黨就是最新的警號。

政府於外國記者會（FCC）之間的沖突就是一個例子。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於8月14日進行演講，而政府則威逼它取消這個計劃。前特首梁振英作為政府的非官方發言人，政府可能會收回租給記者會的辦公室。而且政府還阻止記者會直播陳浩天的演講。

不過對於林鄭政府來說，這樣做代價高昂。它沒辦法解釋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取締像民族黨這樣一個根本算不上政黨的政黨。而且政府的行動反而宣傳了陳浩天，讓他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國際知名人物。就算取締了民族黨這樣一個只是名義上的政黨，陳浩天還是可以照常演講和發聲明，而且現在他的關註度比過去更高。所以政府的嚴酷舉措明顯不是針對民族黨，而是為了抓「大魚」。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民族黨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它的種族主義立場和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幻想。民族黨要求把所有大陸人趕出香港，體現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極為反動的種族主義。這只會幫助同樣這只會幫助同樣奉行種族主義的中共政權分化香港和內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全世界勞動群眾團結鬥爭，一同對抗真正的敵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權統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標不是民族黨，它明顯是想要以此為先例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打擊其他反對政府及其反民主計劃的組織。

政府將這樣一個沒有實際威脅的組織作為第一個打擊目標，顯然是為了製造先例，為將來使用同樣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對派組織作準備。它首先攻擊港獨支持者，因為中共和港府認為「獨立」是一個連討論都不可以的話題。

接著政府會全面擴大攻擊範圍，將其他政治主張也列為不可討論的禁忌。「結束一黨專政」是民主鬥爭的根本訴求，現在也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最近林鄭拒絕承諾那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不會面臨法律後果。那些公開支持這一訴求的人（也就是幾乎所有民主派政黨）未來都可能被禁止參選。

政府曾采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頌恒和遊蕙禎兩人的議員資格，然後又踢走了四名較激進的民主派議員。可見政府已經在變相實行廿三條，再一次證明法律和司法製度已變成打壓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發出一份長達700頁的文件，詳列陳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證明」民族黨違反了《社團條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徹底消滅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締民族黨以及港府過去的所有政治打壓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抓住民族黨的一些言論，說它是以「暴力」威脅國家安全，但實際上民族黨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小組織，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幾乎做不了任何事。

獨裁政權向年輕人的政治權利「宣戰」。但是就像在中國大陸一樣，威權政策不可能消滅民主訴求和反抗鬥爭，從長遠來看反而會推動年輕人更加激進化、政治化，進而引發更多抗爭，但在反民主攻勢面前不堪一擊的本土派和他們的右翼思想無法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的右翼親資思想，不可能幫助年輕人實現任何成功的政治反擊。

新一輪的威權攻勢說明現在須要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我們必須抗議政府的每一次攻擊，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發起越來越多的打壓。反民主攻勢不會自動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才能挫敗政府的計劃。而且群眾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組織，由民選發言人和基層委員會來決定行動方針和訴求。

同時民主鬥爭須要聯系到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聯合中國大陸和全世界的工人鬥爭。這些工人正組織起來，反抗減薪、緊縮和各種親富人政策，反對昂貴的教育和住房。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能夠將民主鬥爭變成可以撼動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眾性運動。

當前的「土地大辯論」以及沙中線醜聞表明，資本家將不民主的政治製度當做自己的保護傘，他們會竭力對抗基層群眾的民主訴求，從而保護自己的利潤。因此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反資本主義綱領和能夠實現這一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以此擊敗中共和富豪的獨裁統治。

威權政府外強中幹

港鐵沙中線建築醜聞爆發，政府的無能赤裸裸揭露於群眾眼前，多年來縱容包庇港鐵腐敗令其誠信破產，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大大加深。林鄭政府一年以來雖然發動猛烈的威權打壓，但政府和統治階級完全沒有強化起來，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統治陣營內部出現分裂。

今次主力揭發沙中線醜聞的是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擠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顯是有部署、有計劃行事的。幕後誰是更大的操盤者故然無從考究，但從中可判斷統治陣營之內的派系分裂相當嚴重，才會有建製派政客不惜為政府製造麻煩也要成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聯指責田北辰領導的實政圓桌不打招呼就落區準備來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民建聯撞區，可能會讓反對派「漁翁得利」，而田北辰則反駁稱民建聯是「以大欺小」。社會危機深化和統治不穩造成統治階級的權鬥和分裂，因而讓底層群眾更能看穿他們的外強中幹而起來反抗。

取締民族黨

脆弱的林鄭政府為了處理港鐵醜聞已經疲於奔命，但在中共的壓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壓的任務。近期取締民族黨明顯是中共治港的強硬派命令下執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締民族黨的兩星期前，中國國務員副總理韓正在北京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面，強調要處理民族黨以及對港獨「零容忍」，明顯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須果斷、強硬。這可能正是因為中共對於港府兩次同意延長申訴期感到不滿。

在習近平全面威權統治的大環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緊步伐。林鄭至今不敢切實談到廿三條立法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但基本法委員會及全國人大等鷹派分子公開施壓，要求她加速立法進程。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此外，早在1999年通過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最近更準備復雜內地的模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以針對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一政策明顯是為了向港府作出示範效應。在這種壓力下，林鄭在8月27日被記者問及廿三條立法時稱：「亦有些工作現正在進行」，但特首辦公室當天立即矢口否認。可見現在港府對於是否加強政治打壓左右為難。

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陳浩天發言的事件上，整個統治陣營雖然都「團結一致」攻擊港獨，但不同派別的論調並不盡相同。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張大力攻擊外國記協，企圖要政府拒絕向他們續租辦公室，顯然他是代表強硬派。而林鄭月娥雖然表明反對「港獨」，但似乎並不想向外國記協窮追猛打。外國記協與西方國家及其資產階級有緊密聯系，他們今天在港府的威嚇下仍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明顯是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大環境下，西方國家想利用人權、民主等議題來向中共施壓，藉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林鄭月娥想香港盡量避開貿易戰，以免香港資本家的利潤受損，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問題成為西方國家在中美沖突中的輿論戰場。

貿易戰

香港作為轉口港，內地的出口占到香港總出口的55%，香港對內地占比達到48%，難以在貿易戰中獨善其身。內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資的40.2%，因為港資企業也極為擔心貿易戰會影響利潤。此外，大灣區作為在粵港澳的一帶一路政策，宣傳愛國主義和祖國經濟強大，也因為貿易戰而拖延了出臺時間。這些都是香港資本家不想見到、也不是中國要員想見到的。

社會主義者分析中共與港府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寄望於林鄭政府會維護基層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權利。但我們要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揭露於群眾面前，讓群眾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面對陷入危機的政府，泛民主派近來甚至更顯得無所作為，更加沒有動員群眾反攻的準備。由於溫和泛民政黨行動緩慢，民陣恐怕要等到10月才舉辦首場針對沙中線醜聞的反政府遊行，白白浪費了良好的時機。這種延誤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錯誤。去年七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被取消，標誌著林鄭剛實施新威權統治。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要求釋放3名學生領袖和13名因反對新界東北計劃而被判入獄的政治犯，遠遠超於各大黨派的預期。

當時是民主運動自傘運結束以來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製訂明確的鬥爭戰略，可以改變整個政治局勢，大大成功反擊的機會。然而溫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低調參與遊行，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完全沒有把握機會提出任何行動升級的方案。在群眾鬥爭高漲時，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極力主張製訂「全民抗暴日」，著手組織群眾重建民主運動，並開始認真討論和準備罷課、罷工作為行動升級的手段。

泛民領導層阻礙抗爭

泛民的遲鈍、庸懶最終是源於其政治立場上的錯誤。他們害怕群眾運動和群眾激進化，寄望與林鄭大和解，以換取個別業界的小恩小惠。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所以擔心民主鬥爭如果激進化，可能會變成要求推翻富豪階級的群眾運動。例如林鄭上任新增所謂50億教育經費，就使教協今年會慶邀請她做嘉賓。泛民在口頭上還是會批評政府，但觀其實際行動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議一下向選民交代了事，並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壓力。

由於去年劉小麗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將於十一月舉行。建製方面派出前官員出選，明顯想突顯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立意味，有信心通過擊敗民主派從而進一步打擊民主運動的士氣。候選人如果針對政府的核心問題，展開積極的進攻，在對抗威權統治以及港鐵醜聞的問題上予以有力的回擊，從而揭露資本主義製度上的腐敗，將可以有效動員群眾、重建民主運鬥爭，並且贏得選舉。姚松炎在三月補選失敗的主因，是因為他沒有將選舉工程政治化，動員群眾對抗威權統治，反而將自己包裝為社會精英，完全脫離九龍西的基層選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勢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主張集中做區議會式的地區工作，淡化選舉運動的政治意味。這種策略只會招致更多失敗。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進一步阻礙香港群眾反抗運動的發展。正在迅速改變的中國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鬥爭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正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以工人階級為主力，主動尋求內地工人階級的支持，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重劃選區操控選舉　需要群眾鬥爭反擊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圖操控民主選舉區議會選舉。預計會像立法會選舉那樣引入「反港獨確認書」和篩選反對派議員。今年早些時候，選舉事務處已表示區議會參選人需要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且去年及今年的兩次區議會補選已引入確認書製度。可以預料，一些較激進的民主派成員將被禁止參加區議會選舉。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還將大幅重劃選區，打擊泛民選情。這證明妥協和後退只會招致更多打壓。

選區重新劃界

來屆區議會選舉將於2019年舉行，政府表示因人口變動將128個選區重新劃界。今次重劃明顯是針對反對派，並影響多個反對派區議員，包括四名「雙料」議員：民主黨鄺俊宇、林卓廷，新同盟範國威和泛民區諾軒。其中鄺俊宇所屬的元朗北朗選區，本來就沒有超出法定人口範圍，然而卻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後再並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變。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區選大勝，當年拿下15席（現時有12席），當選率超過9成，成為泛民在區議會中的第三大黨。今次有5名新同盟區議員受劃區影響，其中袖範國威的西貢運亨選區同樣在法定人口範圍以內被修改，而且被劃走的是根據過去投票紀錄的「票倉」住宅，顯然是當局故意的針對行為。另外重劃影響的選區，不外乎是被劃走或劃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變其選區原本的人口結構。

政府宣稱重劃選區是建基於人口的改變，但實際上有12區選區超出人口基數標準（16,964人）而沒被修改，當中11個屬建製區議員選區，相反不少反對派選區超過人口基數便馬上分拆重組。眾多社區被荒謬地一分為二、為三，令泛民票倉被劃走。此外，反對派政黨及議員一般資源較為有限，相較有北京及財團支持的建製派，一旦重劃選區都會影響過去所建立的地區基礎。而且有跡象表明，建製派事先便已得知選區重劃方案，因而提早落區準備選舉。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劃計劃公布數個月前已經在新選區展開工作，顯然得到當局在背後幫助。因此，這些選區的劃分並非如政府所說的那樣「沒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擊反對派在來年的選情。這種選區操作被稱之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

泛民領導層無力抵抗

在3月補選失利後，泛民領導層明顯陷入悲觀情緒，面對操控選舉和取締政黨的攻擊並沒有提出還擊方案，也沒有在港鐵沙中線醜聞上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由於他們對政治化的選舉工程沒有信心，因而更傾向所謂「地區服務」而避談政治議題和群眾抗爭，妄想這樣可以與資源豐厚的建製派選舉機器競逐議席。這顯然對有中共和大企業在背後支持的建製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預計反對派會有10-20人會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不過他的應對方案卻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當Plan B。實際上，2004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進帳，就是因為2003年反廿三條群眾運動後，群眾對中共和港府的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試圖繼續操控選舉，再次反映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迫切性，我們要了解到建製當局未來將會發動更多的打壓。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僅僅依靠選舉無法抵擋威權統治。必須將選舉運動作為平臺建設戰鬥性的基層群眾運動，而且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決定運動的方向和策略。同時民主鬥爭須要反對那些在背後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業，終結由少數富豪精英控製整個社會的不民主製度，並呼籲中國內地和全世界工人群眾一同鬥爭，反抗獨裁統治、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環署清潔工人罷工抗爭 打倒外判製度

八月六日，食環署旗下的外判工人發起罷工，參與人數達到300多人，抗議食環署對苛刻的要求。約100名主要負責觀塘、牛頭角、油塘的清潔工人在觀塘瑞和街街巿聚集，舉起「無良食環署、迫死老員工」的標語。罷工人數占食環署在當區內外判清潔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歷時5小時後，食環署與外判公司進行會面，並承諾會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後亦要求工人復工。然而，食環署拒絕工會參與會議，貫徹政府無視工人聲音的囂張態度。工人需要組織起來持續監督食環署落實改變的情況。若果食環和外判商違反承諾，就需要再次行動起來。

這次罷工清潔工時薪僅僅36元，月薪約8000元左右。這批滿頭白發的清潔工人罷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潔投訴後45分鐘內處理。食環署企圖辭退65歲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處處刁難，包括喝止飲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稱，揚言會向承辦商罰錢。工友有時不需要時脫下反光衣，同樣會被苛責，變相增加中暑風險。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稱「餿水」的垃圾水和處理泥頭垃圾等額外工作。

香港外判製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帶頭引入，目的是削減公務員人手並削減公共開支。政府的外判製度鼓勵外判商價低者得，依靠壓榨工人來投標。現時食環署外判投標評分製度中，工人工資及工時只各占整體評分的1.5%，相反價格卻占70%。

由於工資壓得太低，只有議價能力低的長者、少數族裔甚至是殘疾人士願意任職。外判清潔工工作條件惡劣，例如基本裝備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適用。除了工資低以外，他們更可能面對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勞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傷賠償、被迫轉自雇合約等。例如今年年初長沙灣海麗邨的清潔工就因為被外判商威脅簽署「自願離職書」而被騙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最後促發罷工行動追回公道。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廢除外判製度，所有企業直接聘用工人，設立每小時50元的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讓長者晚年免於受吸血公司所剝削。

港鐵醜聞不斷　政治危機加劇

港鐵沙中線醜聞越爆越大！繼5月及6月媒體揭發沙中線紅磡、會展、土瓜灣站建築偷工減料的醜聞，媒體再踢爆原來港鐵多年來隱瞞施工地盤的土地沈降。港鐵的工程醜聞再次揭露官商勾結的黑幕，引爆了社會對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彈。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應，甚至令政府在威權打壓方面轉為守勢。建製派亦不敢再像過去那樣大肆包庇港鐵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對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的民建聯和經民聯改口稱「持開放態度」。不過這只是因為建製派看到「火勢」越燃越大，不得不軟化調門，以免影響未來的選情。

林鄭月娥早幾個月前醜聞剛剛爆發時還處處維護港鐵主席馬時亨，但到八月沈降事件後港鐵則宣布高層人士變動。主席馬時亨將不會連任，並與今年年底離任。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休，工程總監黃唯銘則會辭職。政府希望都過撤換高層來平息民分，不過這並不是在懲罰他們，而是實際上「放生」高層，讓他們可以安然帶著退休金或酬金離職。幾年前，因高鐵超支醜聞下臺的港鐵前主席韋達誠，在離職後仍穩袋3,000萬約滿酬金！

土瓜灣沈降

八月初，《蘋果日報》再次揭發沙中線土瓜灣站出現並隱瞞工程問題。根據港鐵2017年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2016年土瓜灣站地盤周遭多達23幢樓宇發現超出容許上限的沈降。附近多幢建築物外墻及內隴，均出現明顯的長裂縫。居民表示經常感受到大廈搖晃震蕩。

至2017年7月區議會會議，港鐵仍然聲稱各監測點的數據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隱瞞真相。而沈降被揭發後，建製派區議員何顯明更稱沈降數字乃私隱，因為會影響樓價！據報，土瓜灣站的沈降更導致地底的煤氣喉管變形，更隨時有爆炸的風險。然而，港鐵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灣站的工程。

而另一邊廂，早前已爆出工程醜聞的會展站同樣亦發現沈降問題。會展站被揭發50個涉及公共設施位置的沈降幅度達至指標，當中包括道路、煤氣管、水管及冷卻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沈降角度變形。而會展站及金鐘站連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碼頭海軍商場亦出現多條大裂縫，最長近3米。直到醜聞曝出後路政署才下令叫停會展站的施工。

現時沙中線項目嚴重超支超時，全長17公裏的造價已經增加到目前的971億，平均每公裏工程成本逾57億元，比高鐵香港段每公裏32.47億元造價更高，成為全世界第二貴的鐵路項目（最貴的是港鐵西港島線）。然而花費公帑近千億的基建項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統性腐敗

顯然，沙中線工程醜聞並不是個別的疏忽事件，而是長期的、系統性的腐敗問題。港鐵乃上市公司，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公司實際是個「獨立王國」以牟利作為其首要目標，並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護。去年港鐵的純利為168億，但卻依然連年加價。至於今次因醜聞而下臺的各人，行政總裁梁國權年薪高達1,520萬元，黃唯銘的年薪亦有800萬元，而非執行主席馬時亨不需要參與日常運作，但去年就獲得了170萬元董事袍金。原來港鐵拿著大量公帑承建高鐵、沙中線及其他鐵路項目，中間卻偷工減料中飽私囊，供養著這些「寄生蟲」。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沒有準備在今次事件上動員群眾抵抗，只會被動地在立法會提出特權法調查事件，被建製派否決後就慨嘆「無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個林鄭政府施壓的好機會，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鬥爭，政府完全有可能因為陷入嚴重醜聞和危機而拖延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以免群眾的怒火連串爆發。

我們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政府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有權徹查和公開全部問題，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應該由民主的基層群眾委員會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費公帑的大白象項目，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長毛繼續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鄭政府的威權攻勢並未有停止下來。今年中共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而政府又歷來首次強硬回應今年以該口號為主題的七一遊行。近期政府準備取締民族黨，標誌著政治打壓劇烈升級。政府真正要打擊的對象並不是民族黨，而是激進民主派力量，而當中站在抗爭前線的梁國雄（長毛）可說是頭號打擊對象。

政治檢控

近年來長毛屢屢受到政治檢控。長毛於2015年一個校際辯論比賽中向林鄭月娥示威，經審訊後被裁定妨礙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訴，案件預計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時，在立法會示威區因為爭取全民退保而抗議，期間疑與藍絲團體「珍惜群組」發生沖突。藍絲誣蔑長毛踢他左腳，然後一再於庭上搞錯左右腳，錯漏百出。如果這樣也能罪成，實在是對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連失去了長毛的唯一議席後，缺少了重要的經費來源。立法會向梁國雄追討議員薪金及辦事處開支，合共298萬元。長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訴，在法理上他的議員資格並未被取消，立法會根本無權追討他的議員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動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想要令長毛破產，使他未來五年喪失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勢下，長毛上訴案很可能會敗訴，屆時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將會啟動。如果長毛順利參選的話，由於他具有高知名度並承載著政治打壓的群眾憤怒，相信建製派難以奪走他的議席。因此現在政府正準備利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參選，例如判刑、破產以至篩選。在十月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劉小麗很可能會被政府取消議格，作為定下一個先例，以便日後取消梁國雄的參選資格。

社民連備受攻擊

此外，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因為向傳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調查高官而被判監4個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訴。如果最終判決維持在監禁三個月或以上，吳文遠也會被剝奪參與議員資格。至於副主席黃浩銘也因為反新界東北示威和傘運占旺而分別被判監13個月及4個月，因此也喪失參選資格。

政府自以為威權統治的氣焰在囂，可以大力重挫整場民主運動以一勞永逸。但他不會如此簡單地達到目的，因為指揮打壓的習近平當局正處在重重危機之中。中國經濟始終未擺脫危機的陰影；中美的貿易和地緣政治沖突將會長期持續下去；內地的工人和群眾鬥爭已進入更高水平的新階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運動。現在習近平正處在上臺六年以來最裏外受敵的時刻。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的、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高鐵強行通車　無底深淵後患無窮

高鐵香港段會於9月23日正式開通，這條興建歷時10年、耗資853億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來強行推動下「終於」落成啟用。

過去10多年來，高鐵項目不斷引爆爭議，包括不斷的超支延誤、強拆菜園村、一地兩檢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試營運期間，甚至更爆出先後發生多宗事故，包括車輪「出軌」、米埔段滲水影響信號系統一度暫停試車，以及多個隧道段出現滲水情況。不過這無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務」，在今年底前通車。

高鐵的開通並不代表爭議的結束，高鐵的營運問題已經成為了新的噩夢。早前，政府私下與港鐵公司簽署為期10年的營運權，並設有所謂的「乘客量上下限機製」，擔保假若高鐵的乘客量比預期少超過15%，政府將會承擔七成的虧蝕，名符其實是「賺的歸港鐵，蝕的歸政府」！我們早已指出高鐵沒有實際的經濟效率，而政府亦將內部回報率由最初的6%降至為2%，顯然為高鐵長期虧蝕做準備。高鐵定價被指比飛機更昂貴，基層民眾根本不會乘搭。高鐵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無論如何虧蝕也不會廢止，這樣下去高鐵很可能會是公帑的無底黑洞。

我們更不要忘記，高鐵開通後一地兩檢將會正式實行，打開了公安進駐香港執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帶來深遠的惡果。

因此，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現在高鐵的安全問題和高昂票價已經令普通市民卻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將抵製高鐵的聲音轉化為積極的抗爭力量。高鐵的低載客量以及虧本可以作為有力的數字，削弱政府的權威，證明它不過是利益輸送以及政治滲透的工具。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罷坐運動，並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高鐵和一地兩檢的罷坐運動可以成為群眾反擊威權攻勢的機會，為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

反對國歌法 需要戰鬥性群眾運動

10月立法會復會後，政製局可能將提交《國歌條例草案》進行審議。由於建製派已控製立法會，再加上如通過一地兩檢時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國歌法很可能會通過，給香港民主權利造成新的打擊。中共政權想要用國歌法箝製言論自由，培養所謂的「民族歸屬感」，打壓對威權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和反抗意識。

8月13日，澳門的傀儡立法會一般性通過新的《國旗丶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計劃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而且「不尊重」國歌者將被罰款2,000-10,000澳元。與香港一樣，澳門國歌法對於「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糊，成為懸在言論自由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是中共在為香港林鄭政府樹立「榜樣」，向它施壓。

中共急切地想要繼續向香港民主權利發動攻勢。國歌法立法和一地兩檢都表明，現在中共更加傾向於越過香港當局直接製定鎮壓性政策，然後交由港府和立法會通過丶執行。而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的港府則較為猶豫。政府原本計劃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進行國歌法首讀，但到6月時又突然宣稱因為「一些技術性細節」而推遲。它可能擔心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激起反彈，甚至像梁振英那樣成為「替罪羊」。

表面上國歌法立法是因為香港球迷在賽場上噓國歌。政府和建製派宣稱，普通市民無需擔心因為走音丶普通話發音不準等「無心之失」而招致刑罰。但現在有消息稱，在新疆有維吾爾族人因為用唱國歌發音不標準而被送進集中營。雖然在現階段中共還不太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白色恐怖復製到香港，但可見政府是將國歌法作為廣泛的恐嚇和鎮壓工具。

社會主義者反對國歌法，支持廢除國旗法。國歌法立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習近平政權試圖「全面管製」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條文，而是以戰鬥性的群眾運動反對整個惡法。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建設一場群眾反抗，並向群眾展示國歌法與其他威權打壓是連系在一起，而不是分開個議題。由於溫和泛民沒有真正組織反抗行動，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中更強大。為了取勝，這場運動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控製和決策，並聯合內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眾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仰賴它保護的富豪專政。

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化教育

「狀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縫七月考試放榜都會遍布報章頭條，仿佛正在告訴我們這些」菁英」的出類拔萃就是未來社會的典範。灌輸式教育製度生產這一小撮」菁英」，同時也製造了為人垢病的學習文化。學生創意思維被扼殺，學習態度往往被動，變成考試機械。香港商業化和私有化的教育製度令學生面對重重考試功課壓力丶債務纏身，」精英教育」和巿場主導排除學習能力和經濟能力較低的學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資本主義製度令社會裹足不前，學生在這製度下成為犧牲品。

巿場化與學生自殺率飆升

香港青年協會最近訪問了3,000多名中學生及大專生，發現有超過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緒問題，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殺個案。政府自2004年開始推行TSA系統評估，社會一直存在極大反對聲音，家長指TSA令學生不停操練試題和加大考試壓力，有研究更顯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園丶小學和中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增至62小時。

林鄭政府漠視社會反對TSA的聲音，重推小三TSA考試，目的是利用高壓考試製度將學生分成不同階級，並且迫使學生在課外參與私人補習，促進每年數十億元的補習市場獲利。

教育開支不足

香港擁有龐大盈餘，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卻非常吝嗇，教育占政府的總開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現時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憐的3.3-3.4%，對比起英國和芬蘭等歐洲國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與危地馬拉丶毛裏裘斯等國家齊名。

每年大學的資助學位只有15,000個，只是報考人數的一半，令未符合條件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被迫」走向自資院校市場，承受昂貴的學費，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只能借貸求學。但從各大專院校的財政報告顯示它們每年盈利達數億元以上，根本與」學店」無異。教育質素遠高於香港的國家如芬蘭丶德國都提供免費教育，實行小班教學，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丶丹麥的大學教育也是全免學費。這都能提高教育質素，並保障每名學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中小學教育私有化

除傳統資助學校外，政府實行另有一種名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予私立學校發展，直資學校現時在港共有61間。過去數十年，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覬覦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學費等自由。直資學校每年學費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這根本完全脫離一般基層家庭可以負擔的水平。可見私有化的教育製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變相教育成為富裕家庭才可承擔的權利。

「國際學校」數目上升

去年，」國際學校」數目達到51間，當中有15間收錄本地學生數目多於政府規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學校的本地收生占總學生的七成以上，這教人質疑」國際學校」的定義。」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比例上升，這與」國際學校」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和不用跟隨本地學校嚴苛的教育製度有關，但」國際學校」學費卻絕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擔，能入讀的學生非富則貴。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稱本地學生數目不斷減少而合理化其」殺校」政策，但卻不願推行小班教學。

香港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公共教育開支，為大財團的私有化和巿場化鋪平道路，基層巿民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自然製造跨代貧窮，學生自殺數字飆升等社會危機。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群眾抗爭，反對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學債，將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學生免費讀書。

親資政策釀成青年住房危機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數字，香港樓價和租金連年上漲。香港已連續8年位居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廬的青年投身社會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棄置業，否則註定難逃樓奴宿命。但租屋等於受到任由業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無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難求局面已久，加上學債難填，置業對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與父母同住已成常態，亦無從保證可以長久安居。對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未給予應有的安身之所，只顧要求他們無條件奉獻一切心力與時間，為與日俱增的房租疲於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蝸居與辦公室之間循環往返丶日復一日。在樓價超越瘋狂境界之際，新建的住宅則漸次縮小，以至於面積不足二百呎的「納米樓」應運而生，更出現以地臺為建築面積灌水的「奇則」。

早在2011年，曾蔭權曾表示要興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輕人的居住條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個項目開工，而且只有80個單位。就算所有項目落成，總共也只有不到3,000個宿位，顯然是杯水車薪。每個人租期不得超過5年的規定更是脫離實際。

親資港府浪費大筆資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卻無意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問題。現時全港有28萬宗公屋申請，可政府歷年的公屋建成量卻少得可憐。更何況林鄭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減少公屋供應。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預計只有14400間，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計分製，若申請人於18歲開始申請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輪候冊已有27萬戶，創下18年來新高。

要想解決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問題，我們需要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社會主義者主張大量興建公屋，並取消入息審查，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同時設立租金管製丶徵收富人稅，取消大白象基建，為優質且廉價的公共設施丶服務提供資金。最重要的是，必須挑戰這個一心保護大企業和富人利益的威權政府，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基層群眾自己規劃丶管理社會生產和建設。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威權打壓

始於2017年的「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致力於組織全球抗議，反對香港政府日益加劇政治打壓。目前已有25個國家舉行了抗議。

今年暑期，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幾名成員參加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者來自全球30個國家，當中許多人都在密切關註中港的局勢進展，而且已經開始組織聲援運動。

有60人參加了一場關於香港政府政治打壓的討論會，參加者計劃繼續舉行國際抗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基層社運人士得知相關的消息。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尋求世界工人階級的聲援。爭取民主權利丶言論自由丶組織政黨和工會的自由，是工人階級運動的悠久傳統。要想得到這些權利，不能等待統治精英「施舍」，必須要自己去爭取！而且就算在美國丶西班牙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權利也正受到打壓。

我們須要在更強大的基礎上重建香港民主運動，而學習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丶並與之建立緊密聯系正是向前邁進的一步。大企業和歐美政府絲毫不關心民主權利，不能再對它們抱有任何幻想。我們需要的是來自基層的國際聲援！

鎮壓升級 《金融時報》記者被驅逐出境

《金融時報》高級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申請工作簽證遭拒，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不民主控製已經蔓延至香港。

馬凱已被要求七天內離開香港。這起「簽證門」醜聞並非單獨的事件，而是林鄭政府廣泛進行威權鎮壓的一部分。港府過去已經禁止過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參選，取消了當選議員的資格，並增設了嚴酷的新法律。

馬凱之所以受到當局懲罰，是因為他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記者會曾邀請右翼港獨團體「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而民族黨已成為香港第一個被取締的政黨。

「零容忍」政策升級

這起事件表明，北京當局打擊「港獨」時，不會放過外籍人士或媒體。右翼親政府的中堅分子梁美芬支持驅逐馬凱，她說這起事件向香港公眾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對港獨相關討論的零容忍政策，已經升級到國家層面。

國際特赦組織發言人潘嘉偉說，這起事件將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寒蟬效應。《金融時報》是資產階級新聞媒體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時幾乎不去批評中國一黨專製（甚至還在一些文章中稱頌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國政府鎮壓的真正目標。

實際上，政府對「港獨勢力」發動攻擊，是為了打擊香港更廣泛的民主鬥爭，對政治抗議定罪， 以圖阻止追求民主權利的呼聲傳到群眾抗議正在增長的中國內地。

反對新聞自由倒退

香港新聞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國獨裁政權開始加強對香港的控製的時候。監督新聞自由的NGO「無國界記者」提到，香港新聞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從2002年首次排名時的第18位降到現在的第73位。在18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國特工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的5名老板和員工，導致批評獨裁統治的新書大幅減少。

今年年初香港記者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十分之七的記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過去一年有所惡化。

驅逐馬凱只是最新的警訊。政府的專製攻擊不會自行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夠迫使當局轉向。如果像泛民領導人那樣，懇求非民選的威權政府來「重啟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異想天開。

必須建立群眾運動，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政治結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鬥爭必須直指問題根源──與中國工人和青年結成共同陣線，一同反抗一黨專政的獨裁資本主義。

反對東大嶼人工島　需要抗稅運動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動用5000億財政儲備，在未來二、三十年內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政府更提出興建公路和鐵路連接人工島至大嶼及港島，估計令整體工程開支達到1.2萬億元。

10月14日，過萬人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東大嶼人工島，參與人數遠遠超於預算，而且與近年其他的抗議活動不同的是，今次參與的年輕人相當多。除了因為政府倒錢落海，也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打壓，包括幾天前劉小麗被以支持「自決」的名義取消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資格。各大政黨、環保組織及基層NGO都有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萬億公帑用之於民　打倒威權資本主義」的口號。

大白象基建

林鄭月娥指人工島可以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過去政府不願意將公帑用於增建公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醫院床位，導致公共資源極之匱乏，但歷年來不斷累積工程儲備基金，現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島上，因而激發起全城憤怒。5000億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興建約80萬間公屋、或讓全港大學生免費讀書71年。近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比以前更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億的財政盈余，創下歷史高峰。財政司司長面對巨大壓力下仍死不願意還富於民，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權力者控製的傀儡。

林鄭在早幾個月發起所謂「土地大辯論」，表面是就土地問題進行公眾咨詢，實質上是製造輿論推動讓財團掠奪土地的方案。現今咨詢報告仍未出爐，林鄭卻泰山壓頂般提出人工島計劃。負責處理這場「辯論」的土地供應小組亦表達不滿。成員之一曾鈺成表示，連主席黃遠輝事前都不知道林鄭會提出1700公傾的填海計劃，更批評市民未必會支持這一方案。可見土供組由始至終只是一個花瓶，更加證明了這是一場假辯論。

林鄭月娥聲稱人工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將會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農地「公私合營」發展計劃提到同樣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實所謂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車盤、綠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單位的比例將遠低於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單位而非土地面積計算，意味著更寬敞的私人住宅會占大得要多的面積。人工島很可能也會用同一技倆搬弄數字，愚弄大眾。

國家任務

東大嶼人工島明顯是中共給予港府的國家任務，以配合中共一帶一路國策。中共在全球推動一帶一路計劃，向其他國家借出巨額貸款，大興基建工程，以加強在亞洲、中東乃至歐洲的政經及軍事影響力。董建華任主席的香港團結基金提出，人工島可藉著與港珠澳大橋和大灣區連接，實現所謂「一小時生活圈」。人工島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消耗內地企業龐大的過剩產能。中國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措施，令企業利用廉價信貸擴充投資和產能，其中鋼鐵、鋁、水泥的庫存堆積尤其嚴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過度投資已導致負債累累，根本無力再消化過剩的建築材料。中共依靠掠奪香港豐厚的財政儲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總而言之，反人工島必須要扣連至反中共專政的政治鬥爭、並聯系到內地迅速發展的群眾鬥爭才可成功。

同時人工島問題再次暴露出建製派內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權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線醜聞的田北辰和他的「實政圓桌」支持東大嶼人工島計劃。而新民黨主席、廿三條旗手葉劉淑儀則表示政府如果不將成本預算交代清楚，難以得到立法會支持。社會主義行動不支持建製派內的任何派別。葉劉也只不過認為應該將填海地點改到藍塘或者內地水域。但是統治集團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們受到巨大的壓力，可使群眾鬥爭更有信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反對人工島的重點在於階級問題。人工島計劃不會解決土地問題，而只會是另一個讓富人牟利的工具。我們並在遊行演說中指出，萬人遊行是戰爭的開始，反對人工島等於對抗整個地產霸權以及中共專政，聽令於中共的林鄭不會單單因為一場遊行而停建人工島。群眾運動必須要升級。正當愈來愈多市民感覺到交稅給政府等於倒錢落海之際，罷交稅運動可以是打擊親資政府的有力武器。這需要建立一場受群眾監督的運動，容許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團體和個人參與，由下而上組建群眾委員會，在職場、社區和學校積極宣傳和組織起來，癱瘓為少數富豪服務的不民主的親資製度。

林鄭月娥面對外憂內患

林鄭政府的危機正在不斷加劇，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鐵丶港珠澳大橋丶港鐵沙中線等）揭示政府親資立場，而且中共及港府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出提出萬億興建人工島的計劃，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三天內引發了過萬人上街，給予政府響起警號。林鄭明顯以為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謂「土地辯論」已經成功製造輿論，因此走了過於自信的一步，結果惹來民意反彈。今年以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雖然減少，但民怨只是潛藏在地下等待爆發。

此外，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不斷製造鬧劇，由於使用量遠低於政府預期，令民眾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質。而且諷刺的是，若從香港市區坐直通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兩項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達東湧及西九龍，由於欠缺規劃而造成大混亂，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貧富懸殊正在不斷加劇。

林鄭政府的民望極為低迷，凈值為負5分。自從發表施政報告丶提出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後，林鄭的支持率凈值一直是負數。3名司長的支持率凈值都下跌，8名局長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下來。「大館」古跡及藝術館一度拒絕向流亡作家馬建借出場地演講，後來在群眾壓力下才撤回禁令。馬建的諷刺小說《中國夢》影射習近平極權民族主義。此外，中國異見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展，惟主辦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國當局有關巴丟草的威脅」，故因「安全考慮」取消展覽。林鄭月娥為免事件升溫，公開否認政府與今次事件有關。然而我們清楚知道正因為近年中共與港府打壓言論及出版自由，特別在前年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之後，社會彌漫白色恐怖，自我審查的程度越來越嚴厲。林鄭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獨，暫時緩和對整體反對陣營的攻擊，以免掀起更大規模的群眾反抗。本刊於第6頁的《劉小麗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製派當選》文章再作詳細分析。

中美沖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建議美國商務部不將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並收緊科技出口管製政策，意味著貿易戰會蔓延香港。中國和美國都是香港兩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資本家及建製派政黨的恐慌，害怕會損害企業的利潤。

自中美沖突爆發以來，香港統治階級非常擔憂沖突會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貿易戰的論調上一直比較中立，強調要維護香港自由貿易和經濟穩定，沒有作為中國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國兩製」的方針下中共至今也默許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緩沖貿易戰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香港向來奉行零關稅政策。現時香港作為中國的獨立關稅區，特朗普向中國施加的關稅和貿易限製本來並不適用於香港。

因此，林鄭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議題會成美方用來實現其經濟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別在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演講的事件上傾向保持低調。但很矛盾的是，林鄭也必須聽令於中共政治打壓的命令，也面對中共治港的強硬派的施壓。這批政客一來主張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要求港府緊隨黨中央路線；二來他們與港資沒有緊密的關系，主要靠攏來自中國的紅色資本。貿易戰升溫正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中共正加強國家對私人企業的控製（即大陸正在發生的「國進民退」），有助紅色財團地位提升，正符合這一派政客的利益。這就是香港統治階級的內鬥原因，而這情況也反映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在本刊第7頁的《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會作用詳細分析。

工聯會指控事件是港獨勢力勾結美國破壞，企圖利用事件加強打港獨和推動廿三條立法。更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黨，則要求政府到美國進行遊說。 香港眾誌等自決派政黨以為在中美沖突的形勢下，寄望美國可以向中共施壓，以幫助香港爭取民主。這無疑是天真至極的幻想。美國只會利用這些民主人權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貿易和經濟上有利的條件，但不會支持香港的基層民主運動。美國更不會想中共倒臺。

委員會的報告指責港府在2013年拒絕移交斯諾登。斯諾登當時因為揭露美國中情局侵犯民眾私穩的惡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兩星期。當時幾名赤貧的難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裏。美國政府政治迫害斯諾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徹底反民主的行為。

中美沖突不會為香港帶來民主，相反有可能讓習近平得到了進一步集權的機會，並動用更加鐵腕丶更加民族主義的統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群眾運動需要一個正確的願景做好抵抗的準備。社會主義者在中美沖突中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因為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相互攻擊丶謀取私利的沖突。所有這些政府都在削減工人權益丶穩定工作和工資。我們主張獨立的群眾鬥爭反對中共獨裁和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美國資本家通過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削弱本國工會，而且一直依賴中共獨裁政權鎮壓中國工人鬥爭，以確保他們在中國投資的利潤。

自雨傘革命結束之後，由於泛民領導人無沒任何反擊習近平威權鎮壓的策略，香港民主運動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泛民領導人從不相信群眾鬥爭，他們害怕「激進行動」，而且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沒有獨立於香港和國際資產階級富豪，所以他們無法真正領導群眾反抗威權統治。而工人階級則不同，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國的工人建立起強大的組織（例如民主工會），這些組織註定會為重建真正的民主運動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反對瘋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無休止的苦難。這會讓群眾明白，我們需要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同誌遊行要轉化為鬥爭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誌大遊行有超過12,000人參加，比去年增加20%，創下遊行舉辦1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態度的轉變和性小眾更敢於公開追求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是受到臺灣平權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誌QT案勝訴的鼓舞。香港社會對於性小眾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據香港大學去年的調查，50%的18歲以上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個百分點；支持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從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卻依然以「沒有社會共識」為借口拒絕同誌平權和反歧視立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違背就任時展開同性婚姻咨詢的承諾，表示政府將繼續維護一男一女的婚姻製度，否決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圖書館在恐同勢力的壓力下將涉及性小眾議題的兒童圖書下架在內，港府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同意英籍女同誌QT以她的同性伴侶受養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與工作。案件勝訴是一個可喜的結果，但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強調，這份判決不意味著承認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決修訂的新入境政策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說，香港政府承認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侶在香港無法享有配偶權利和保障。就在QT勝訴前一個月，上訴庭裁決高級入境處主任梁鎮罡無權與和他在新西蘭結婚的同性伴侶獲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評稅，盡管該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決。

在QT案終審時，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銀行和法律公司對曾表示想要介入該案幫助QT。一些媒體乃至一部份性小眾團體散播一種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跨國大企業可以成為同誌平權的旗手。但是當QT一審敗訴時，同誌團體曾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內的11家受邀銀行都拒絕聯署！後來它們看到QT二審勝訴，終審勝訴的可能性比較高，才順水推舟，裝扮成支持同誌平權的形象。放寬入境限製有助於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們不願與政府作對以免損失市場，更不願看到一場群眾性的基層性小眾運動，以免擾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視立法，並實現徹底的同誌平權，不僅包括性小眾婚姻權，也包括性小眾家庭享有與異性家庭相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大幅提升社會服務和保障，並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提高最低工資、增建公屋、租金管製等措施，使基層群眾（無論是異性戀還是性小眾）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單身生活。在QT案勝訴後，建製派表示，不可以讓同誌伴侶在公屋、福利和兒童領養等方面享有和異性家庭一樣的權利。建製派企圖將性小眾描繪成搶奪資源的競爭者，其實不過是害怕同誌平權會打開缺口，沖擊極低的福利保障製度，因為資本家一直依靠傳統一男一婚姻製度維護保守公共政策。

集體行動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鬥爭固然重要，但街頭和工作場所的組織與行動不可或缺，同時也只有依靠這些集體行動才能贏得法律上的變革。性小眾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的歧視，還有來自父權資本主義的製度性壓迫。性小眾挑戰了資產階級用來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時資產階級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眾反抗力量。反對平權的建製派和保守教會同時也反對全民退保、租金管製、八小時工作製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

反同團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註組」於十月發起聯署，指同誌遊行「有傷風化」，應將其取締。面對群眾壓力，相信政府難以在短期內完全禁製同誌遊行，但同運不能忽視這種威脅。恐同勢力企圖乘著威權政府打壓民主的浪潮，順便打壓同誌權利。同誌權利與民主權利是密不可分的，同運也是反專製的運動。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將繼續加強對於香港立法會和法院的控製，阻止有關同性婚姻和性小眾平權的法律。出於和香港保守的資產階級精英相同的目的，習近平正在加大打壓中國內地的同誌平權運動，例如指揮新浪微博刪除關於同性戀的內容，以及打壓性小眾活動團體。香港同誌遊行是中國唯一一個合法、公開的同誌遊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國同誌參加。去年同誌遊行有五分之一參加者（約2000人）來自中國大陸。中共擔心如果香港落實同性婚姻，將使中國性小眾更有勇氣追求平權，這勢必會挑戰禁止的中共獨裁統治，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香港以及中國為了實現性小眾平權，必須提出一個反專製、反資本主義的願景。

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

廿三條立法已經越迫越近，將會是雨傘革命以來香港最重要的一場鬥爭。最近，自由黨黨魁鐘國斌在立法會動議基本法23條辯論。雖然為無約束力動議，但建製派政客其實是以此舉向林鄭月娥施壓，加快立法步伐。就連2003年倒戈反對23條的自由黨田北俊亦公開呼籲盡早立法。林鄭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條立法是必要，但未願意推出立法的時間表，因此與統治陣營內部的強硬派出現的磨擦加劇。自由黨在這場權鬥中已表明站在強硬派的一邊。

林鄭月娥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穩、民望低下，現在推動23條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就23條立法，林鄭只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至今不敢切實談到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林鄭更傾向以經濟政策（大白象基建、大灣區融合）來討好中共和統治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後再推動23條。

統治階級內訌

建製派中的強硬派（例如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聲音向林鄭施壓，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黨陳浩天受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演講，梁振英率先炮轟外記協，指政府以優惠價租借場地，威脅要取消外記協的租約。林鄭雖然同樣站在打港獨一方，但不想全面打擊外國記者協會，以免與國際自由派發生全面沖突。她澄清外記協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場所，以圖淡化事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強硬派不斷公開放風指要盡快為廿三條立法。

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會像林鄭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反抗的壓力，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他們近來亦高調製造聲音反對港獨，最後在外國記者協會事件上，林鄭拒絕外記協第一副主席馬凱入境，可說是順從了強硬派的立場。

強硬建製派過去對林鄭本身也有不滿。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後對溫和泛民主派的收編和「大和解」。林鄭的「大和解」當然沒有在政製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過真正的讓步，但她為個別業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撫他們。林鄭收編了前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局長，在今年3月的民主黨黨慶中甚至捐款予民主黨。又在5月為教協會慶酒會主禮，其後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撥款以拉攏教協。

在習近平「新世代」威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撕裂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習近平最近提到對香港的「四大希望」，當中包括「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製度和機製」和「維護國家政治體製」，，顯然是回應強硬派對盡快立法23條的訴求。不過，在現階段習近平以維持穩定為首要目的，不想加劇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權鬥，因此表示支持林鄭，以在建製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統治階級內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繼而會就統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現矛盾和裂痕，而這在現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將會惡化。我們當然不會對某一派別的統治階級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這個分裂，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　 資本主義製造的惡夢

上月樂施會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2006-16年間，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增加了47%（$112,400），而最貧窮的一成住戶只增加了17%（2,560），兩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貧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於富者工作1個月收入。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兩年前已達到「高級別」的0.539，創下45年來的新高。相比起其他發達地區，香港的財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樂施會港澳臺項目主管曾迦慧稱，現時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資產總和，已等於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

根據全球調查報告（Wealth-X）更顯示香港擁有全球最多身家達3,000萬美元或以上的超級富豪，去年超級富豪人數增加31%，達到1萬人。與此同時，即便按照低得可憐的官方貧困線來算，貧困人口也已高漲到135萬人，其中又有高達7成是在職貧窮。

裙帶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危機之下，全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香港因著特殊因素，情況更為極端。《經濟學人》的報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與政府關系密切的「裙帶富豪」的財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設置的所謂「低稅率」和「簡單稅製」，說穿了就是為財團商家的利益而設。香港名符其實是個避稅天堂，利得稅率只有極低的16.5%，比英美等國更低，大財團享受著極低的投資成本。香港亦不設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來源，難怪香港首富李嘉誠無恥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實質他透過股息已可賺取13.9億元。政府政策以財團富豪利益為先，將公共服務私有化，變成企業謀利的門路，同一時間將公共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上的經常性開支削減。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開支只占GDP的14.4%，遠落後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民生、民主、社會主義

資本家一方面打壓民主權利，控製行政、立法以確保最大化財團利益，另一方面阻擋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而現在政府甚至將龐大公帑通過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輸送給資本家，也不願投放在公共服務和保障上，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富豪獨裁的製度。要打破財團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香港極需要集體性的行動。工人階級是驅動社會經濟的齒輪，是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獨裁、資本主義的運動必然需要以工人階級領導。社會財富是由勞動者的血汗製造出來的，資本家只是掠奪成果的寄生蟲。大企業和銀行理應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作為終結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一步！

立法會公聽會：抗議保安局收緊難民審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會舉行「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製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社會主義行動與一眾難民到政府總部，抗議保安局收緊審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難民。建製當局近月再次將打壓難民的行動升級。

保安局企圖收緊處理難民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49天縮減至14天，令聲請者更難有足夠時間準備文件及尋求法律援助。另外，建製派知道因為民意反對難以推行廿四小時的禁閉營，現在以「收容中心」作為包裝的語詞，企圖要求在特定時間關押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進入立法會發言。社會主義行動的印尼難民成員Mira反駁：「酷刑聲請的審核機製極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經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人工島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難民人數只有約1萬人，但卻有4千人被遣返，創下七年來最高的被遣返紀錄。「政府剝奪難民辯護的權利，務求遣返更多難民，做法極為不人道。我們不能再沈默，必須起來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政府妖魔化難民

在場的發言者Jaco表示，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現在民建聯葛佩帆及經民聯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更重提設立禁閉營關押難民及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我們與其他親建製的發言者針鋒相對。他們都在重覆難民是「罪犯」丶「社會負擔」等陳腔濫調。另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政府有意將難民隔離於社會之外，刻意製造種族歧視，方便他們妖魔化難民。實際上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的政策劫貧濟富，專益富豪和財團。

Griff則嘲諷香港政府在難民政策上與特朗普一致，兩個政府都是代表大財團的利益，同樣打壓尋求庇護人士和勞動階級權利。「那些支持廿三條立法丶打壓民主權利的政客，同時都是那些支持禁閉營的政客，可見打壓難民和強化專製政權的關系密不可分。」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勞動階級不分種族團結鬥爭，打倒政府和財團的剝削和壓迫。

捍衛庇護權！反對收緊審批程序！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
支持難民工作權！不分本外勞丶所有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50港元！
反對種族主義抹黑，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抗不民主的富豪專政！

英航大裁員向員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國航空突然宣布將英航於10月31日關閉香港英航基地，並即時解雇85名香港員工英航英航英。在關閉基地前一個月突然解雇員工並調動英籍空中服務員來港接替，顯然是為了避免發生罷工，從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為歐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達到150億元，卻聲稱在港業務成本效益及生產力不符合營運指標而將其關閉。英航為了削減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計於不顧，做法極為可恥。

不顧工人權益和生計

有報導指出，此次裁員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解雇那些年資較長丶工資和福利較高的長工。這些工人因為年齡較大，離開英航後難以再找到類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和員工曾在機場抗議，高叫「英航無能丶可恥」丶「盈利裁員」等口號。

英航威逼利誘，要求員工三日內簽署不及法定標準的賠償同意書，經過工會抗議和得到位於英國的英航聯合工會協助向英航總部施壓，資方才最後給予第13個月糧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員工所得賠償較原有方案多8至10萬元，大部分員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資本家為追逐利潤，往往不顧工人的權益和生計。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減少2.5億英鎊的開支，目前已解雇近800名員工。今年3月，英航削減退休待遇，一次性減少6.8億英鎊的支出。英航香港過去也曾因強製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壓工會多次遭到工人抗議和起訴。香港資本家通過不民主的政治製度反對通過有利於基層工人和群眾的法例。打工仔多年來欠缺集體談判權丶標準工時。親資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實際卻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員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終於決定取消為人垢病的強積金對沖，但卻用公帑300億元補貼雇主裁員。最近更有國際評級將香港勞工權益評為零分，可見所謂的「自由經濟」實質上是剝削勞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鬥爭表明工人的集體鬥爭能夠迫使資本家讓步。只有透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和國際團結聲援才能抵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它所仰賴的獨裁管治。

宏光護老院外勞抗爭結束　工人僅討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營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外勞的抗爭，抗議公司無理解僱員工及長年剋扣工資、假期。經過4個月的鬥爭追討，工人最終於十月初與資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司答應賠償工人約300萬元。不過，賠償金額只有全部欠薪約700萬的不足一半。
宏光護老院的中國外勞一直以來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資微薄，工人需要全月無休每天工作12小時，而且需要每兩年繳交超過4萬元的「勞務費」，情況猶如現代奴隸製。面對資方的違法行為，當工人求助於政府時，勞工處卻置若罔聞。

由於這些外勞沒有居港權，而過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後流離失所，難以留港長期鬥爭，而勞工處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單，著工人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政府又聲稱為工人配對新工作，卻是裝模作樣地問其他私營院舍會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後當然沒有院舍肯聘請。

政府縱容私營資本

政府的所作所為伸張正義，面對生活和經濟困難，工人最後只好無奈接受公司的「協議」，但賠償金額不足欠薪的一半，變相讓資方白賺3百萬。而且由於是「和解」，政府更不會追究宏光的法律責任，所謂勞工保障的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宏光護老院的事件更加凸顯了政府縱容私營資本的本質。推動社會服務的私營化、並利用外勞來分化打擊工人階級是香港政府一貫以來的政策。林鄭月娥在剛發布的施政報告中明言要為「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而長者照顧服務券不過是杯水車薪、優惠私營院舍，所謂「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也只是將安老責任推向非政府組織。

在資本主義下，政府利用外勞是充當廉價勞工的工具，製造工人階級之間的分化，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因此本勞外勞應當團結一致，共同組織工會及鬥爭，捍衛同工同酬，並將矛頭指向資本家。

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優質的長者照顧服務。

二零一九年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社會主義行動1月20日抗議聲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醫療系統崩潰　前線人員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醫院負荷爆煲。香港護士協會1月20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做爆、不如鬧爆」集會和遊行，要求政府和醫管局增加資源人手，約150名前線醫護參加。他們手持黑色氣球抗議，舉出「病人多到無床瞓　開工做埋幾人份」，譴責政府漠視人手不足，令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集會，被在場抗議者喝倒采。早前她在電臺上呼籲前線員工「捱義氣」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線護士的憤怒。

面對群眾鬥爭的壓力，醫管局作出表面的讓步，表示月底會上調前線員工特別酬金10%。此計劃實際上要求現已疲於奔命的護士放棄假期、增加加班時數，被嘲諷為「賣假」計劃。香港護士長年人手極為短缺。據2016年底的數據，全港有5.2萬名護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護士，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9位護士的標準。現時護士與病人比例超過一比十，集會上協會更指有九龍西聯網的病房需一個護士照顧三十個病人。協會要求維持合理人手，包括護士與病人比例要達一比六，並增加資深護士，訂立臨床督導比例，每更一名資深護士。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數字，現時15間公立醫院床位占用率高達105%，但很多護士指控當局玩弄數字，實際占用率更高。有抗議的護士形容醫院「環境如同戰地醫院，或五、六十年代」，電視機下、廁盤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動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風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線醫生在網上怒斥：「入公立醫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烏蠅、蟑螂般卑賤。」

醫院輪候時間極長。1月2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聯合醫院的急癥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伊利沙伯醫院超過5小時。新界東骨科的輪候時間長達3.3年，是九龍東的眼科要等3.2年！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是次抗議。我們一位訪問了參加遊行的護士陳小姐，了解一下她在醫院裏的日常境況。

記：你是哪一家醫院的護士？為什麽參與今日的集會遊行？

陳：我是來自明愛醫院，負責監察感染控製措施、預防病毒散播的控製組護士。現在醫院擠迫的情況已是很難做到感染控製了，人太多空氣變得局促，醫管局亦沒有製訂人數過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參加集會遊行，主要是代表負責外科急癥病房服務的同事發聲，現在急癥個案不斷增加，病房的56張病床已經飽和，走廊已加了8張病床，洗手間外再增加2張。

記：你的工作時數是怎樣？有足夠時間休息嗎？

陳：每個新癥並不是簡單的量血壓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檢查等後才可以做到一個外科手術，實在是很繁復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計現時是6個護士照顧60病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時數，舉例說本來是照顧10多個病人，現在增加至20多個，未完成工作連休息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堅守公立醫院其實只是為了一個幫助別人的信念，我已經承受了8年，但情況卻一直每況愈下。

記：你有什麽說話想向巿民說？

陳：這情況下我們醫護的心態只能是盡力而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為自己安全而發聲。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可能巿民會立即認為是醫護人員的問題，但其實更要了解背後的監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歸根究底是要全個醫療製度重新檢討。

工人團結鬥爭　醫療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費大量金錢興建基建，但醫療系統卻依舊沒有改善。香港政府削減公立醫療資源，將巿民健康變成一本萬利的醫療產業生意，把公帑送給人工島等有利財團的項目。一萬億相當於全港16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將醫療體系全面公有化，交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且加征富人稅，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才能提供健全的醫療體製，免費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對削減長者綜援！停止大興土木！

在1月初，林鄭政府企圖向長者開刀，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面對所有黨派的反對下，政府兩度作出退讓，但仍然無法平息群眾的憤怒。連番進退失據令其權威大受打擊。

現時單身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為每月3,585元，資產限額為48,500元；至於60歲以下健全成人綜援金額則為2,525元，及資產限額為32,000元。因此，新政策會迫使所有60-64歲長者綜援領取者改為領取健全成人的綜援金額，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因為資產高於32,000元而失去資格。

1月18日，政府面對巨大壓力下企圖作出小修小補，為申領健全人士綜援的人士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現金津貼。但由於健全成人綜援並不會發放各類補助金和津貼，這仍然使60至64歲人士每月領取的金額減少最少637元。同時又要求他們每兩個月找兩份工、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否則會被懲罰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強烈反彈，因此林鄭月娥親自下命令，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取消這一決定。

逼迫老年就業

由於政府安老政策嚴重不足，已經越來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歲長者勞動人口升幅達35.8%，達致23.6萬人，有45%的就業比率。政府仍然認為60-64歲的長者應該更多出來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削減長者綜援可以釋放勞動力，實在荒謬至極。在2018年，介乎60-64歲的綜援領取者共有2.5萬人，當中7成僅得小學或以下的學歷。這些長者即使出來工作也只能從事保安、清潔和侍應等極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此外，該群組的健全成人申領人數亦在5年間減少一成，意味著領取者越來越多是殘疾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當大家都系120歲嘅時候，60歲先啱啱中年」的謬論。特首林鄭月娥更以自身為例，說明60歲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時。但特首年薪為4百多萬，出入有高級座駕接送，享用最完備的醫療服務，怎能朝不晚保的長者勞工比較！

建製派政黨虛偽地反對今次削減長者綜緩。不過正如林鄭月娥所說，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裏已經提到此項政策，而當時建製派是投票支持施政報告的。他們現在見到群情洶湧才被迫改變立場，因為害怕失去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泛民黨派也進行多次抗議，但完全沒有進一步建立群眾運動的計劃。

長者貧窮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2017年長者貧窮人口達到31萬人。而1人家庭的貧窮線為月入4000元，這筆錢連租一個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夠。當局曾於1999及2003年將綜援基本金額削減11%，基本金額仍未補回。

香港政府奉行極端新自由主義，向來實行歧視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窮人要「自力更生」，經常宣傳要打擊詐騙綜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懶人」、「社會寄生蟲」、「社會負擔」等。例如以前要求領取長者綜援的親屬簽署「衰仔紙」，證明自己不會供養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惡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力量作為替代選項，加上本土派勢力的推波助瀾，民怨近來有走向排外的趨勢，指責新移民領取綜援。事實上新移民的綜援支出只占整體開支的4%。

林鄭月娥向來是貧窮長者的敵人。她在任政務司長期間，極力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紙皮的老人其實擁有很多資產，根本沒有「經濟需要」。事實上只要政府動用500億就可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寧願花廿倍的金錢興建東大嶼人工島，讓地產商投機。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長期間，強推一筆過撥款政策取代實報實銷機製，令社福機構預算大幅減少。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削減長者綜援，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無論泛民主派和建製派都沒有企圖建立真正的群眾鬥爭迫使政府退讓，現在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抵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

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出僵局？

極度嚴厲的政治打壓沒有換來統治的穩定。由沙中線醜聞、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放生貪贓枉法的官員、收緊長者綜援以至公立醫療體系崩潰，每次民情反彈都出乎政府預料，其救火行動顯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綜援事件爆出以後，林鄭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滿意率凈值為負23個百分點。

嚴厲的鎮壓未能令港府變成強勢。非建製政黨雖然陷於癱瘓狀態，但政府也陷於極低民望。習近平加強對香港的控製，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民情一無所知，一意指揮林鄭開展政治打壓，因而更容易觸發群情憤怒。

政府繼續連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為準備國歌法立法、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內地。可以預計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有不少非建製派參選者會被指控倡議「自決」或「港獨」而被篩選。但關鍵是中共會否以候選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為由取消參選資格。如果這樣的話，立法會將變成徹底的人大式舉手機器，並可以完全封殺任何非建製派候選人了。此外，政府準備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大陸及臺灣之間移交逃犯，意味著港人可以因挑戰中共專政而觸發國家安全罪行，然後被移交內地受製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鄭若驊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憤怒。據《南華早報》報道，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提出將防止賄賂條例擴大至規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立委員會監控和挑戰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對北京負責。習近平過去幾年發動反腐運動，實質上不過是清洗敵對派別的權鬥的工具，借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貪的措施意味著分散統治者的權力，中共就會大力反對。

梁振英卸任特首後並沒有淡出。他代表著中共強硬的治港勢力，通過向港府施壓要求更強硬的統治手段，例如發出打港獨的聲音、要求港府盡快為廿三條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繼續充當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蔭權那樣受到審判）。而且如果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檢控乃至定罪，那麽中共政府的權威勢必大大受挫。

由於溫和泛民失敗的路線令群眾運動陷於癱瘓，統治陣營似乎意氣風發，自以為占盡上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現在「時勢不同」，推動廿三條不會再有50萬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條首次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被趕下臺。她指2003年有獨特的環境，「背負一身債，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對廿三條。」這是後見之明。當年上街人數使當局震驚，甚至有傳媒引述時任特首董建華在當天早上仍估計只有5萬人會上街。高高在上的葉劉似乎看不到，今天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規模群眾反抗的客觀因素並不缺少的。

大灣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大灣區的綱要。大灣區首要目的是將香港作為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中心。在中美沖突的情況下，中共希望強化一帶一路計劃，與美國爭奪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因此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系統及獨立關稅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共要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吸納海外資金推動一帶一路。此外，由於美國限製對內地輸出高科技產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作為緩沖。

然而，整篇大灣區的綱要並無什麽新意，只是將政府一直實行的政策重新包裝起來。而且在中國經濟下滑的局面下，大灣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麽具體成效。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只為會香港帶來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金融和地產炒賣、醫療和教育私有化、興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擊激進派

由東大嶼人工島萬人上街，以至各社會議題的怒火爆發，可見群眾反抗情緒仍然高漲，只是在欠缺運動的明確領導下感到迷惘。民主運動在泛民的軟弱領導之下連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眾目前鬥爭的信心低落。現實上只有通過廣泛的群眾鬥爭才能贏得民主權利，但泛民向來認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營利環境比民主權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領導民主運動上顯得軟弱，造成幾年內的連番挫敗。現在，群眾信心低落又反過來為泛民領導的保守和妥協提供基礎。在立法會九龍西兩次補選失敗後，泛民主派的結論是過去泛民的選舉工程太過政治化、太激進，因此日後應集中修橋補路、蛇齋餅粽等地區工作。這種結論不過將自己領導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廣大群眾身上。

他們利用這種說法去進一步削弱激進派的力量，以鞏固溫和泛民的政治權力。泛民選票至上，並僵固地視選舉為分餅遊戲。他們盤算激進派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被阻止參選，而激進選票將會自動流向溫和泛民。因此他們不會挑戰整個威權統治，而甘心做議會內的花瓶。然而，政治並不是僵固的數字遊戲。群眾會越來越看到這些溫和泛民根本無能帶領民主運動，實際上正在變成無意挑戰政府的偽反對派，也因此沒有意欲投票支持他們。從兩次九龍西補選失利已經見到，所謂泛民對建製的「六四比」選票並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和年輕人對泛民和選舉失去信心，將使擁有龐大競選機器和資金的建製派得益。為了打破這個僵局，現在需要能提出明確綱領的候選人，能提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極端剝削勞動大眾的立場。

梁國雄將會就被取消議員資格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由於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預計上訴很大機會失敗，因此立法會新界東議席將會於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進行補選。在補選到來的時候，溫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會基於上述的失敗主義結論大力攻擊梁國雄，指他政治形象激進而將會在補選中落選，企圖奪走梁國雄空缺出來的議席。按此邏輯，如果長毛被政府阻止參加補選，他們就會更阻止社民連或任何激進派派出替代候選人，而找一個溫和泛民頂上。如果這次溫和泛民的攻擊成功，就等於讓他們壓抑激進派給他們的政治壓力，讓他們更無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軟弱的立場。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將使民主運動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勝出是因為未能吸納本土派選票，因而希望與本土派「和好」，吸納他們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發表文章表示「不應排除勇武抗爭」，企圖討好本土派支持者。當然沒有人相信溫和泛民會采取暴力行動，但他們可以采納本土派的部分綱領，例如反對新移民和普通話等排外議題，以收割民粹支持。

現在不能坐以待斃，必須準備應付此一攻擊，公開批判泛民的政治權謀。大力批評泛民主派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並主張重建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及其親資政策以外的群眾鬥爭。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鬥爭最缺乏的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以及團結中港兩地民眾推翻親富豪的中共專政的綱領。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飾他們向中共妥協、取消群眾運動的措辭，而本土派所謂的「勇武抗爭」也只是無組織的騷亂行動，在三年前已經嘗試過且失敗告終，完全無法對抗專政獨治。本土派並不反對壓榨基層勞動者富豪統治，也不主張聯合中國群眾鬥爭打倒指揮香港政治打壓的中共政權。本土派無視西方帝國主義正在侵犯委內瑞拉和加泰隆尼亞民主權利，反而寄望他們會幫助香港實現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民主運動的綱領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將罷課罷工與擁有清晰路線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聯系起來，會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罷課罷工至今在運動中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任何時候，自我孤立都意味著失敗。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和富人的利益。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爭取資源分配權的鬥爭。

瑞典駐華大使卷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國

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卷入一場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桂民海的政治醜聞而被召回。桂民海於2015年被中國國安從泰國綁架回中國，至今仍被監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討論營救桂民海的「新辦法」為由，將桂民海的女兒Angela誘騙到斯德哥爾摩。桂民海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綁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內，當時銅鑼灣書店的5名負責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失蹤，後來又離奇地出現在中國，且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桂民海沒有離開泰國的出境記錄，所有證據都顯示是中國國安人員將他非法引渡回中國。桂民海和他的女兒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相當軟弱，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動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評。據Angela部落格所說，林戴安將她介紹給兩名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系的商人。這兩名商人盤問Angela 對其父親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國指控桂民海泄露「國家機密」，但這一指控是在去年國際上對此案的關註增加之後才出現的。

在林戴安的允許下，這些商人要求Angela「閉嘴」：如果她不再公開為父親發聲，他們可以幫助桂民海求取減刑。Angela說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兩天裏一直被關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專區，甚至去廁所時也有人陪同。

後來她找借口離開，然後聯系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員說他們不知道林戴安曾與她見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後瑞典外交部撤換了駐華大使，並啟動了內部調查。與此同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

獨裁政權的走狗

瑞典左翼黨（即前共產黨）領導人說此事為瑞典幾十年來最大的外交醜聞。他說林戴安試圖讓Angela噤聲，已是淪為獨裁政權的走狗。

以社會民主黨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對富有的獨裁政權采取姑息安撫的政策，不僅是對中國如此，對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訪問中國時簽署了許多商業協議。眾所周知，在那次訪問前夕，勒文拒絕說中國政權是「獨裁政權」。在一位記者反復追問下，勒文最終提出了一種替代說法：「這是一個沒有大選的一黨製國家」。

中國異見作家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前主席貝嶺譴責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采取的「黑箱作業和封閉式溝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中國被捕並被迫拍攝認罪影片。當時瑞典駐華外交人員幾乎沒有給他什麽援助。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在其著作《在中國被綁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詳細述說了彼得˙達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對中國政權的軟弱順從。

在中國政府以完全虛構的罪名拘押了彼得˙達林之後，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館官員例行探視他。該大使館官員同意中共當局提出的一些「探視條件」，盡管這些條件違反了有關領事探視的法律。中國政府要求整個面談期間要有一名中方警衛在場；大使和彼得˙達林交談要說英語而不能是瑞典語，從而讓警衛可以監聽他們的談話；他們不可以討論彼得˙達林的案子。同意這些條件之後，瑞典代表就只能問彼得˙達林水果夠不夠吃！

揭發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險惡。這兩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為Angela提供簽證，讓她去中國看望父親。如果她接受了這個提議，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擔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國被逮捕，從而讓她徹底閉嘴。更何況林戴安並沒有官方授權。我們贊許Angela拒絕這個「提議」，並揭露了整個醜惡事件。

工運和社會主義者應該要求解雇林戴安並召回全部的瑞典駐華外交人員，然後對此事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包括調查自桂民海於2015年被綁架以來的案件歷史及瑞中政府間的所有來往。

我們毫不相信受商業利益驅使的資產階級政客或外交官會捍衛基本民主權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且中共當局跨境綁架外國公民的做法也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像建製政客那樣迎合獨裁者，而是必須加強對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浪潮）的聲援行動。我們支持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並要求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

沙中線醜聞持續延燒 紅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蹤

沙中線工程又曝出新醜聞。紅磡站北面丶南面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6成施工紀錄「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不翼而飛，且未經政府同意擅自改動工程。會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蹤，同時有大量工程記錄文件被發現是事後補簽。不排除紅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車站存在同樣問題。另外，由中國建築（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橋同樣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兩年之後才補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用於證明工程內部架構合格，可以澆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補簽意味著，工程質素很可能沒有得到應有的檢查或未達要求。根據最新的消息，沙中線紅磡站已鑿墻檢驗121枝鋼筋，其中42枝（超過3成）的螺絲頭安裝狀況不符合標準，其中1枝的螺絲頭僅扭入6毫米（安全標準為最少40毫米）。該表格一簽五份，分別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電腦副本。現在數千份（×5）的表格盡數消失，或者是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禮頓高層銷毀了表明工程存在問題的表格。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將表格丟失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同時繼續反對立法會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意義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沒有實權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值得信任。港鐵於去年4月已發現表格缺失的問題，然後於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調查委員會近3個月的聆訊結束之後，政府才公布消息和進行調查，且荒唐地說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親資政府包庇劣質工程和有罪的資本家。

由於醜聞和民憤持續延燒，再加上擔心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部分建製派政客表示會「考慮」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例如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和議員梁美芬。現在立法會已完全落入建製派手中，即便立法會迫於群眾壓力最終成立調查委員會，建製派依然會試圖阻撓調查或隱瞞調查結果。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成立由基層群眾丶交通業和建築業工會及獨立技術專家組成的真正獨立且民主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沙中線丶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受質疑的公共工程，並完全公開調查結果；
這個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所有有罪的公司丶資本家和政府官員；
陳帆立即下臺；
將建築公司公有化，與港鐵均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

警察違法被捕數字上升 權力造成腐敗

警務處公布去年總共有45名警務人員因違法被捕，較2017年上升55%，當中涉及警員報假案丶盜竊丶妨礙司法公正丶詐騙銀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發生兩宗警務人員濫權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發在保護證人用的「安全屋」幽會情人。另一宗是臥底警員在涉及酒吧性交易進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動，多次主動與酒吧服務生進行身體接觸，明顯占盡便宜。過去亦曾發生過多起警員借「掃黃」之名免費接受性服務的事件，即使警員的做法違反內部指引也不會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無阻嚇力。關註性工作者團體紫藤指出，2016年該會總共收到600多宗投訴，當中涉及警務人員濫權及使用暴力的個案占總數八成。

警權膨脹

盡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這都是少數害群之馬和「個別事件」，但被捕警員人數升逾一半，根本問題在於威權政府之下警權嚴重膨漲，以致腐敗成風。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投訴均由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調查。盡管投訴警察課須提交報告給監警會審核，但若監警會不認可調查報告，也只能要求警隊重新調查。因此所謂的監管機製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期間，時任《明報》記者鄧力行稱采訪期間遭警員毆打，警察投訴課經過逾兩年調查，決定指控無效。另外，警隊訂立的「不恰當行為介入指引」沒有法律效力，「誠信管理特別工作小組」不受公眾監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權威，賦予警權巨大權力執行政治任務，助長了警隊的氣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在占領旺角時以警棍毆打途人而被判入獄，員佐級協會的回應是要求政府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試圖協助雨傘運動期間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脫罪名，又舉辦集會聲援犯法警員，變相鼓勵濫權犯法。

社會主義者反對警察濫權，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對辱警罪立法。我們認為，根治整個警隊腐敗需要成立由普通勞動群眾丶工會等工人組織和社區組織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民主地控製警隊指揮權，獨立丶公開地調查投訴和警隊違法案件，懲處違法犯罪的警務人員。

建立強大的外傭運動　挑戰性暴力的製度

香港製度對34萬家務外傭的剝削被形容為「現代奴隷製」，與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剝削一樣，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病態。

上月一宗外傭僅上班5日即被僱主兒子強姦，最終法庭判決被告入獄十年。這種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製度所造成的。根據法例，外傭必須與傭主同住，否則有機會面對最高刑罰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元。外傭外出居住的權利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取消，這導致外傭沒有固定上班時間，面對每日工時長達16小時。很多外傭被迫與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隱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許使用電話、自己外出，最極端的例子是上廁所也要經僱主批準。在極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同住條件無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變得更容易發生。

統治階級的歧視

猶記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維護僱傭同條住例，法官甚至指僱傭同住與否與受到侵犯無關。可見這些社會精英如何與工人的生活脫節，他們所建立的法律製度，是如何歧視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傭Erwiana而轟動國際 的僱主羅允彤，原本被判監6年，最後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釋放。直到現時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羅允彤仍拖欠81萬對 Erwiana 的賠償。Erwiana 對此表示「傷心和失望」。工人階級和女性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指望司法製度的審決，必須組織持續的群眾鬥爭才能勝利。

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3月10日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讓不同國籍的女性參加，挑戰製造性別歧視和剝削的資本主義製度。

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落實全體工人的八小時工作製
不分性別種族，工人同工同酬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擴建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女性庇護所及社會服務
取消外勞的兩星期條例，允許一個月待僱期，讓外勞自由轉換僱主
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反對親財團和反工人階級福利政策

香港：外勞被剝奪權利

香港38萬外勞家務工人做著長工時的苦工，且需要將錢寄回菲律賓或印尼維持家庭生計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外勞女工舉行過多場示威和集會，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贏得香港工會與政治組織的一些支持。但她們得到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中大調查

中文大學近期一項調查顯示，外勞的處境還需要很大改變。在2,000名受訪者中，超過70%的外勞每日工作超過13小時。近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每日工作超過16小時，5.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無法依法周休一日。

雇傭同住條例是造成外勞家務工人過勞的主要原因。當工人住在雇主家中，並且在任何時間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務丶清潔或照顧孩子時，工時是不可能得到管製的。

調查顯示僅43%的外勞有自己的房間。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廁所丶儲藏室，甚至與孩子共睡一張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間裏的城市，現實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勞死亡，大多數死於與高血壓等與壓力相關的疾病。

外勞組織多年來一直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該條例頒布於2003年，意在防止外勞得到更有力的經濟地位，從而限製其作為工人的議價能力。違反雇傭同住條例可被取消工作許可丶遭受刑事起訴與判監14年。

驚人低薪

中大調查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資水準。2017年該數字為每月4,277港元——低於外勞的法定最低工資（調查期間為4,310港元，後來上調了100港元）。

對外勞的這種殘酷剝削，也反映了政府不願投資養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務，令這些部門缺錢，卻肥了地產大亨與其他資本家。因為許多原因，外勞女工與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聯合起來對抗不公製度，而且必須將國際婦女節作為鬥爭的集結點。

香港：經濟危機初見端倪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香港經濟已初見危機端倪。特別在中國經濟增長創下28年來最低，加上中美沖突大環境陰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樓市和零售業都受到影響。香港經濟愈發虛弱，而且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意味著林鄭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許多政府一樣即將面臨暴風驟雨。

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將迫使香港工人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抵擋資本家更猛烈的攻擊；而且香港工人將更加需要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和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替代方案。

貿易戰

經濟及商務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現時的關稅僅會減低GDP增長0.5%。然而，貿易戰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遠遠大於關稅本身。因為國內經濟放緩丶貿易戰降低民眾對經濟的信心丶而人民幣對港元的匯價降低，更直接降低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欲。香港零售業極為依賴內地來港旅客，零售業總銷貨價去年12月按年僅微升0.1%，而可預計今年首季難有大反彈。去年內地來港旅客人數雖然創新高，但消費力卻在下跌。2016年中國旅客平均花費在購物的開支為8,000元人民幣，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樓價自去年七月歷史高位起連續下跌五個月，跌幅達 9.2%。在農歷新年前後，香港新盤都以較低價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場的購買力。地產界大力宣傳「樓市小陽春」，意圖製造市場向好的氣氛。但由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今年樓市仍可能受各種因素沖擊。德銀預計到2019年中期，房價將下跌15%；長江實業一名主管預計房價會下跌20%。

在中共打擊金融業和限製資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資在港的擴張受到挫折。仲量聯行早前數據顯示，中資於中環寫字樓新租約的占比在經歷至少連續六年上升後驟降，以樓面面積計，中資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現在林鄭政府顯然將應對經濟危機的希望押在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與「大灣區」項目之上，但相關的基建項目都難以產生利潤，長遠來說耗盡香港的財金資源。雖然香港經濟看似未面臨2003年那種即時性的崩潰，但各種潛伏因素令危機漸見端倪。統治階級亦清楚這一點，因此也采取更多措施保護資本主義體製，一方面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方案，並盡可能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補貼方式，推動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資丶向地產商分發土地助長炒樓。工人階級要組織起來反擊危機。

國際婦女節：香港要勞動者的#ME2運動

近十年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固然打擊整體工人階級，但女性更加是首當其沖。過去10年男女間每月入息中位數差距不斷擴闊，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資差距的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在於香港的托兒服務處於災難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嬰兒後，男女工資往往急速擴大，因為在職媽媽往往要改做兼職甚至停止工作，導致45-54歲的差距更高達6000元。

全港現時全港約77名嬰兒才有一個托嬰兒園名額，根本嚴重不足。政府一直不願意提供公共托兒服務，同時對大部分托兒園的資助由只占營運成本約一成，服務提供機構難以營運。在人手不足下，勞工及福利局提出將幼兒工作員與2歲以下幼兒比例定為1比6。有婦女團體批此為1976年水平，促請調整為1比3.5。現時幼兒中心月費為四千至六千元，托管兩名幼兒的開支已近萬元，大部分家庭根本無力負擔。有婦女團體主張由政府資助，將月費減低一半。

性騷擾泛濫

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男女的經濟地位不平等，而社會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操控，使職場丶校園和家庭的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問題嚴重。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一年內曾被性騷擾。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課堂上作出口頭性騷擾，如「我教英文口試，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著少啲，可能都會畀高啲分你呢」，但這些教授沒有受到處分。

校園的反性騷擾機製嚴重不足，對投訴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譴責受害人的現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學投訴，曾選擇報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據新婦女協進會的調查，不少大學及院校均沒有製定對性騷擾行為的罰則，如8大中僅3間列明會解雇施害的員工，僅4間列明會開除涉性騷擾的學生學籍。

權勢性侵

權勢性侵除了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外，在上司與下屬之間以至丈夫與妻子之間都相當普遍。社會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錄得的性暴力個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說明性暴力是一種系統性的性別壓迫，而不只是個人行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與受害者是互不相識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與雇員的關系。雇員舉報上司等同丟失工作，而且在職場內搜集性侵證據相當困難，很多時根本沒有申訴途徑。在配偶受虐的類別上，亦錄得2213宗個案，當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公共服務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護所等嚴重不足，女性面對婚內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離丶只能啞忍。

香港的校園需要一場組織起來的＃ME2運動，團結起來建立有力的反性騷擾機製，由學生獨立運作和監督，積極舉行宣傳和抗議行動。這場運動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兒服務和家暴庇護中心。要實現上述訴求，就要挑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施政丶以至資本主義製度！

香港：落實全民退保　取消經濟審查　提高保障水平

從2月1日開始，林鄭政府將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從60歲提高到65歲。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撤銷這一項打擊貧窮老人的惡政。不過香港的退休保障製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無需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製度才能保證基層老人享有體面的老年生活。

現時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為長者綜援丶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丶高齡津貼，不僅保障水平極低，而且均需嚴苛的入息和資產審查。現時65歲以上的單身長者每月綜援標準金額僅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戶貧困線（4,000元）。而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和高齡津貼分別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樂施會已估計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約為5,000元。可見現在的公共退休保障無法滿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許多老人即便領取綜援，仍不得不靠撿紙皮維生。

資產限額

盡管政府於2017年開始不再要求領取綜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但仍然保留以家庭為綜援申請單位。這意味著若要申請長者綜援可能不得不與家人分居，否則可能會超過低得不合理的資產限額（兩名成人丶一名兒童丶兩名65歲以上長者組成的家庭若要申請綜援，資產不得超過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後，一名60-64歲的老人若申請綜援，不僅資產限額從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單身）/21,500元（作為家庭成員），而且他們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納入資產計算的豁免範圍。

林鄭政府一面將萬億公帑投入東大嶼人工島，另一面繼續壓低本就低得可憐的退休保障。我們要求實行免審查的60歲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時提高保障標準，使退休者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為了給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資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稅和開徵富人稅（李嘉誠每年可得十數億股息收入，卻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稅而無需納稅）；而不是實行「三方供款」，降低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並讓退休保障基金成為金融投機者的工具。

進一步需要將地產公司丶銀行丶其他大企業以及醫療等公共服務收歸公有，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僅可以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資金，也將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

香港：學生罷課 要求立即應對氣候危機！

「我們要行動！」是今天反氣候變化抗議最受歡迎的口號。一千多名中小學生從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的行動得到了老師和家長的支持。

3月15日的這場罷課抗議，是響應瑞典16歲女孩Greta Thunberg號召的全球反氣候變化罷課。而且從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個國家也會舉行類似抗議，這可以成為全球青年抗議的裏程碑。

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率先行動。澳大利亞至少有15萬年輕人參加抗議，而新西蘭最大的城市奧克蘭據報導有3000人參加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參加了香港的抗議遊行。我們在抗議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在所有學校建立民主的學生會，從而準備在不久之後采取新一輪行動。許多學生和家長簽署了社會主義行動的聯署，購買了《社會主義者》雜誌。許多人都自發認同我們所說的「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香港是一個海濱城市，因此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打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頻繁的極端天氣。2018的超強臺風山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強的臺風，但這不過是一個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據《南華早報》所說，香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近乎於無」。

大企業

非民選的林鄭政府服務於億萬富豪和大企業的利益，所以不願采取猛烈、但必要的減碳措施，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的利潤。對於大企業來說，利潤永遠是第一位的。

資本家試圖蒙騙公眾，讓公眾以為可以通過改變個人生活方式來解決氣候危機，例如隨手關燈和少用塑膠吸管。但這不過是揚湯止沸。自1988年以來，全球71%的碳排放來自僅100家公司。僅中國國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們需要民主控製這些嚴重影響氣候的大公司，從而改變其生產方式。我們迫切需要轉向零碳排放的經濟模式。

罷課是民主權利！

有些人說學生不應該罷課遊行。這些人對於氣候危機的嚴重性非常無知，而且他們也害怕年輕人變得更加激進、為自己的信念而抗爭。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對學生罷課，並稱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氣候問題，但是學生們正確地無視了這些壓力，發起罷課行動。學生們明白，這些官員和政客的言論不過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一些學校向家長和學生發出警告信，要求他們不要參加罷課。至少有一間學校呼籲學生不要罷課，而是在學校用餐時自帶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費習慣」。

校方的這些做法是為了轉移視線，而且說明他們完全低估了氣候危機的嚴重性。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群眾集體行動，而不只是呼籲人們改變個人生活習慣。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發布的報告警告說，如果我們不在未來12年裏采取激進措施，氣候變化將不可逆轉，全世界將面臨災難。

組織起來！

3月15日的全球罷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開始，但只是開始。每間學校的學生都需要組織起來，將運動擴大。許多國家的學生正在組織每周罷課，例如德國、比利時和英國，因為一次性的抗議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改變。

而且各個學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學生會，並聯合成全港的群眾性學生會。每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派發傳單和組織集會，招募同學加入學生會。為了推動鬥爭繼續前進，群眾性的學生會不可或缺，而且學生會必須要有活躍成員和民主架構；學生會需要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和決定行動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這樣的罷課行動可以對香港以及其他工人運動薄弱、少見罷工的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即便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張采取政治罷工/罷課來對抗政府，盡管工人能夠帶來真正的改變。

因此3月15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不只是耀眼的環境運動，更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動。參加罷課的主要是英文學校的外國學生，但是他們樹立的榜樣可能會鼓舞華人學生采取行動。

反氣候變化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對抗資本主義和億萬富豪的統治。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使用清潔能源的免費公共交通，這樣可以大幅減少汽車使用量。征收富人稅和將主要經濟部門民主公營可以為此提供資金。如果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我們就可以大筆投資綠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罷課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開始。我們需要新的行動保持運動勢頭，而為此則需要在學校裏建立民主組織，並聯結到工作場所，一同討論和計劃未來的行動。社會主義者會繼續積極參加氣候鬥爭，闡明和深化鬥爭所需的訴求，並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拯救地球。

財政預算案不顧基層生死

林鄭政府發布2019年財政預算，一方面大舉投資科技和基建，同時多項針對基層的紓困措施「減糖」，在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舉措也明顯不足，被批評是不顧基層生死。有劏房戶說，對於預算案，「十分滿分我只會給兩分」。

由於公立醫院爆煲引發的近期醫護人員抗議，預算案中有關改善公共醫療的舉措尤為引人矚目。雖然政府的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但這是醫護人員抗議所取得的成果，證明即便是小規模的抗議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讓步。

群眾抗爭可以贏得勝利

《南華早報》評論說，削減長者綜援點燃的群眾怒火使林鄭政府陷入2017年上臺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建設起一場更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進行罷工）， 能夠贏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預算案，2019年公共醫療支出將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億用於更新和購置醫療設備，7.2億用於提高醫護人員的薪資津貼和增加人手，但醫護人員計劃凈增長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新置的醫療設備可能沒有足夠人手操作。

提高醫生候召津貼也是一個荒謬措施。候召醫生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三十四個小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副會長馮德焜說：「醫生因為錢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貼無助於扭轉公立醫院醫生流失的問題。

而所謂100億「醫療穩定基金」實際上只是一個花招。政府稱基金只是作為未來經濟不景氣時凍結或者削減醫療支出的情況下的備用資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醫療開支。而且按照2015年醫改儲備金和今年房屋儲備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會收回資金。

這份不顧基層生死的預算案源自政府的親資立場和大財團對於香港政治經濟的操控，同時也與打壓民主權利的威權統治相輔相成。為了爭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窮人生活狀況的措施，需要戰鬥性的工人群眾運動，挑戰整個威權資本主義製度。

政府「劫貧濟富」　貧窮人口再創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決一起老人殺妻案，被告為一名八旬老人。他擔心自己死後，癱瘓在床的妻子會因為無人照顧而孤獨餓死，但又沒有錢聘請私人看護或者讓妻子入住私立醫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長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將妻子殺死，然後自首。

貧窮率創9年新高

根據最新政府數據，香港貧窮人口已增加至138萬人（20.1%），創9年來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過百萬貧窮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數為在職貧窮。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總資產高達到2.3萬億港元。

根據樂施會去年底發布的報告，在香港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將於今年5月實行的新法定最低時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約107萬就業者沒有達到「生活工資」（包括近4萬名政府外判雇員），超過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

親資政府拒絕大幅提高工資與企業稅及改善社會保障，反而將大筆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與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將令香港極端的貧富差距繼續惡化。

港鐵相撞災難——踢走腐敗高層

3月18日，港鐵於淩晨3時測試新信號系統時，因系統故障，令兩列列車於近荃灣線中環站相撞，其中一位車長的右腳擦傷送院。列車在中環站隧道攔腰相撞至出軌，損毀嚴重。荃灣線中環至金鐘站要停駛2日搶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復正常。經荃灣線由金鐘往中環的市民需要於金鐘站轉港島線，以致地鐵站大擠塞。

現場有百多人搶修，據報道有港鐵員工即使放假亦調休返工，連日來只睡了八小時，亦有員工受傷流血仍堅守崗位。由於毀壞車廂在隧道內傾側，消防出動了搜救專責協助求援，將近40噸重的車卡擡高，其間車廂更有隨時翻側的危機。與此同時，港鐵主席馬時亨他被揭發在記者會後隨即坐飛機到上海打哥爾夫球！

預計港鐵在此次事故中被罰金額2500萬元，但港去年牟取160億暴利來說只是九牛一毛。馬時亨企圖把所有責任推給信號系統軟件提供商法國Thales公司。2017年，同樣由於Thales公司製作的地鐵信號系統出現故障，新加坡兩輛正在載客的地鐵相撞，造成38人受傷。不過港鐵自己亦有份參與開發今次事故發生時正在測試的信號系統。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來，港鐵醜聞和事故不斷，說明今次撞車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線和高鐵醜聞外，去年10月16日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將軍澳線因信號故障分別停駛61-114分鐘。港鐵票價只加不減，並通過地產開發大賺特賺，同時近年卻削減維修部門開支、人手、資源，令維修部門士氣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緩慢，導致事故頻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鐵成立專責小組調查，主要為港鐵及承辦商的代表，意味著「左手查右手」，根本不會揭露港鐵製度性的問題，也不會懲處理應負責的港鐵高層。政府擁有接近八成的港鐵股權，卻一直將利益嚴重傾斜於財團。連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也批評政府極力「迎合」港鐵利益，並說讓港鐵上市是一個錯誤。

現時需要一場群眾鬥爭，要求由鐵路員工、救援人員、獨立專家及民主的工人組織成立的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撞車事件和沙中線豆腐渣工程，並且懲治涉事的港鐵高層、承辦商和政府官員。這場運動應要求將港鐵全面公營，由員工進行民主控製，踢走腐敗的港鐵高層；同時以征收富人稅作為資金來源，實現免費且更加優質的公共交通。真正運作鐵路的是前線員工而不是高薪厚祿的寄生蟲，而鐵路本應屬於所有民眾共同享有，不是財團的牟利工具。

傘運算帳並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審判

雨傘運動的秋後算帳並未停止，政府企圖通過政治檢控製造寒蟬效應，以更大力推動威權統治的政策。2014 年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丶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項或兩項罪名成立。法官將於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陳健民請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獄，因為朱耀明的身體難以承受即時監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訴。

寒蟬效應

主審法官陳仲衡的判決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在判詞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抗辯理由。現屆政府上臺以來，群眾運動的浪潮雖然遠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溫期，但絕不代表政府的權力穩固。林鄭月娥現時面對廿三條立法這項中共委托的政治任務。一方面她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惡法會激起群眾抗爭，因此左右為難。林鄭月娥想利用今次審判作出震懾效果，並以為這樣可以徹底壓製群眾反抗運動。

其中一項荒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項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網站呼籲人上街，已經可以定罪。檢控方連戴耀廷在2013年報章刊登的「占中」構思文章也視作「煽惑」。這罪項可以用作打壓言論自由，任何人有份宣傳和鼓動公民抗爭，甚至在社交網站上呼籲網民發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陳淑莊及邵家臻兩名立法會議員。議員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可以被解議席。由於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關鍵議席，此一機會不大。但倘二人最終被判囚超過三個月，五年內都不能參與任何公共選舉，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失去下屆參選資格。

此外，最後陳仲衡又認為，三子聲稱如果有一萬人參與占中，政府的最大關註就會由拘捕示威者，變成關註如何推進真普選的說法是不現實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維穩的角度，貶低整場雨傘運動的價值。然而，法官確實道出了統治階級的想法。「占中三子」從來不是雨傘運動的真正發起人，因為是北京的假普選方案激起群眾自發鬥爭。

阻礙運動

整場運動期間，中環從來沒有被占領過。占中三子沒有計劃過如此大規模的占領行動，而只是希望發起一萬人在遮打道靜坐數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應。從一開始，占中主辦方提出要限製運動的參與人數，有意排拒激進的政治力量，並要求每個參與者簽署誓約，承諾會聽從大會的指示隨時解散。占中三子認為只要稍為向政府施加壓力，就可以贏得普選權。直至雨傘運爆發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絕啟動占領中環。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學聯代表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談判，然後發起一場假公投解散運動。與其說占中三子是運動的帶動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壓製運動發展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和審判，要求無罪釋放所有傘運人士及政治犯。現在需要重建一場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領導，聯合中國內地的工人群眾反對整個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

修訂逃犯條例是廿三條前哨戰

林鄭借陳同佳臺灣兇殺案匆匆提出《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容許港府引渡從內地及臺灣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審。港人陳同佳由於在臺灣殺害了女朋友後潛逃回港，以至臺灣司法機關無法作出製裁。林鄭月娥以「主持公義」為名要引渡陳同佳回，以合理化條例。

如傳媒組織的聯合聲明所說，中共當局曾偽造「藏毒」、「行賄受賄」、「走私」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和言論自由。這些罪名均屬逃犯條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訂案亦無禁止中共在引渡後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訂案通過，實際上將由傀儡特首一人決定逮捕和引渡；法院雖然可以審查，但無法調查控罪是否真實，更何況「占中九子案」再次說明法院已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以預見法院只會順從特首的意見。

屠城木馬

4年前的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入境案猶然在目。如果修訂案通過，猶如在香港設下屠城木馬，中共可以羅織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調查中國「敏感事件」的記者。批評中共政府的外國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間被捕。資深記者胡力漢說，一些外國媒體已準備撤離香港。

記者、教師、律師等組織紛紛發表反修例聲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遊行，有抗議者打出「引渡返大陸，香港變黑獄」的橫幅。銅鑼灣書店事件被綁架者之一林榮基在遊行隊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頭上一把刀，為咗保命，我冇得唔諗離開」。

諷刺的是，林鄭政府以陳同佳兇殺案為名修訂條例，但臺灣陸委會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臺灣將發布旅行警告，以免臺灣人在香港被捕然後送至中國受審。2017年臺灣親綠營的社運人士李明哲在中國被捕，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5年。

商界轉軚

富豪精英擔心自己因為行賄、逃稅等等罪行而被引渡，體現出他們的集體罪惡感。所有在中國經商的資本家或多或少都曾違法、行賄。其中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更提出司法覆核。因為他在澳門「歐文龍世紀貪汙案」中被控洗黑錢及行賄，被裁定罪成並被判監5年。他潛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條例通過，他害怕自己會被引渡至澳門受審。

這讓一些人誤以為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為反對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從修訂案中刪去9項可引渡的經濟罪，並改為只有在香港可判監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總商會、廠商會和中華總商會隨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與富豪精英相互勾結的面目。富人和窮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對專製惡法只能依靠基層群眾的鬥爭。

引渡條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鄭，目的是打擊轉移內地資產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屬，其中包括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及加強對經濟的掌控，打擊向海外大筆投資的金融大鱷。海外投資讓這些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擋住中共政權的壓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對資本勢力並不如中共那樣擁有獨立於資本家以外的強大鎮壓機關，而只是一個侍服財團利益的弱勢政府，因此面對資本家的阻擋時舉步維艱。中共推動香港威權統治不但會造成底層群眾的反彈，也會與香港資本家發生更大沖突，造成統治的內部矛盾，因為香港資本家不想失去現在的特權。

廿三條前哨戰

中共可能視現時的強烈抗議為重大挑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見香港律師會代表時力撐修例，看起來中共已準備為修例強力背書。建製派則於4月16日發起「萬人撐修例大聯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鄭完成廿三條立法，現在更有消息稱人大準備直接就廿三條釋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權威」大受打擊，民主鬥爭的士氣大受鼓舞，廿三條立法會更加困難。這或許可以解釋林鄭現在「不再啟公眾諮詢，不做更多讓步」的強硬立場。

反對修例和洶湧而來的威權攻勢不能局限於立法會拉布。在建製派已全面控製立法會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議會外的強大群眾運動，修例幾乎必然通過。

現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爭勢頭，召集公開會議，討論在工作場所、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重建民主運動，並討論采用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方式，挑戰整個威權統治和中共獨裁政權。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醫療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個案已增加至66人，僅僅4個月就打破過去11年的紀錄。現在已可以肯定出現第二輪傳播，疫情將持續下去。麻疹傳染性強，可造成肺部和腦部感染等嚴重的並發癥。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資本主義醫療製度的嚴重漏洞。

輕視疫情

麻疹爆發「重災區」的香港國際機場，衛生署設立疫苗註射站，但接種疫苗諸多限製，例如必須未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或者無麻疹抗體，但有員工曾接種3劑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種名額又限製每日500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當初有機場員工染病、出現群組爆發時，政府本應無條件為所有員工補種疫苗，以減少傳播機會。政府輕視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樣難辭其咎。多名機場員工出現病征之後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對待（例如限製帶薪病假）有很大關系。在首宗機組人員確診麻疹後多天，國泰航空沒有發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無全面消毒。由於公司反應緩慢，國泰空服務員工會曾威脅集體請病假。

公共醫療崩潰

政府醫療開支長期嚴重低於其他發達地區，無論醫療人手、設施及藥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面對疫情爆發根本無法應付。今年財政預算也沒有實際改變。

本港醫院連最基本的隔離措施也為人垢病。本刊曾訪問一名前線護士，了解公立醫院的情況（第51期）。她指出醫院過份擠逼的情況已難以做到感染控製，言猶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沒有隔離的情況下於急癥室等足9小時。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醫療

香港近年沒有麻疹的社區爆發，世界衞生組織也於2016年確認香港已成功中斷麻疹病毒於本地傳播。但本月出現了未曾外遊或接觸確診患者的病人，帶來社區爆發的擔憂。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藥品被少數跨國大公司壟斷的情況下，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離不開一場全球性的工人運動。只有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製度和親資政府，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們才能製定出以需求為本的醫療服務，增加醫療開支、生產更多疫苗和設備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訂逃犯條例：群眾怒火開始沸騰

4月28日，超過13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2014年雨傘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扭轉了香港的政治局勢。這場遊行在11天內號召出來，已演變為一場挑戰整個林鄭政府的運動。

廿三條

起初溫和泛民曾對舉辦遊行猶豫不決，害怕人數少變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對巨大群眾壓力，才使「民間人權陣線」成功發起這場遊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議有1.2萬人參加。在過去3年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中，溫和泛民鮮有動員群眾抗爭。這些所謂的民運領袖過去30年來，從未帶頭發起眾運動去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在運動爆發時趕上尾班車，以免被群眾邊緣化。4月28日遊行中，溫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動的角色。

葉劉淑儀在遊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圖復製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絕對不能撤回修例。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因50萬人上街而迫被下臺。的確，逃犯條例修訂與廿三條可以相提比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向林鄭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條，而林鄭對此猶豫不決，正是因為擔心重燃群眾民主鬥爭。

當年建製派遭遇歷史性挫敗，葉劉的言論表明，統治階級意識到反逃犯修例鬥爭的潛力可與零三年反廿三條相提並論，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議員資格以來，政治檢控和取締政黨，現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註一擲，更加寸步不讓。

包圍立法會

很多示威者認為僅僅遊行並不足夠的。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隊伍中發言，指出行動要升級，因為即使有13萬人上街，政府也不會就此讓步。這番言論在遊行中產生了相當的回響。運動必須同樣堅定回應政府，我們絕不讓步！

但是，怎樣才能推進鬥爭？

民陣提出了包圍/占領立法會。我們支持這一行動，應該盡早行動。但就算這樣還不夠。鬥爭需要升級至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釋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鄭威權政權、贏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起點，可以想像群眾的回響會有多麽熱烈。所以，現在應該一鼓作氣，立即號召罷工罷課，以免運動的士氣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而最近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革命中，罷工正是推翻獨裁政權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萬人上街後，建製派更加頑固地想要通過修例。林鄭已表示不會撤回修訂案。民主運動必須切實組織起來，表明群眾不會讓步。我們要將鬥爭升級，徹底打敗林鄭威權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層

近期媒體報導顯示，香港不但社會結構貧富懸殊，連一些宣稱提供「社會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機構（NGO）內部薪酬差距也極其「貧富懸殊」。

近期許多NGO的管理層被揭發享有高薪和巨額津貼，當中最高薪者為「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社服總主任，年薪高達275萬元！獲政府撥款6,600萬元的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在2017年虧損逾130萬元，但20名高層的薪酬總共高達1,300萬元，占總開支的14%。

另外，32間NGO高層共獲發放788萬元的現金津貼，最高為保良局兩名總幹事，一共得到超過76萬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據公務員事務局NGO薪級表顯示，基層員工年薪頂點只得15萬6千余元！以保良局為例，一名總幹事發放一次「津貼」就等於撈取一個基層員工超過兩年的薪金！有NGO基層員工說：「前線工作量有增無減。但永遠只是高層加巨額人工，員工就低過標準。」

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的失明工人收入極其微薄，據報導薪金最多僅為6000-8000元，甚至低見1000元。失明工人淪為被肆意盤剝的廉價勞動力。而《香港01》報導指上年度盲人輔導會內16名最高薪的員工就支取了1400萬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達160多萬。現在工廠計畫重建，這些工人又將被隨意解雇。

一眾宣稱「慈善」、「扶貧」、「非牟利」的機構高層管理人員一方面肥上瘦下壓縮基層員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資助公帑與善款。

香港政府將安老、幼托、殘疾人援助乃至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外判與一眾NGO，變相私有化這些社會福利服務，而且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穩賺不賠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資助2,754個NGO單位，撥款167.475億元，但對這些NGO的監督睜一眼閉一眼，令每年資助的津貼撥款屢屢成為被高層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們主張把公共服務全面公有化（無論它們過去是被外判給NGO或是已被徹底私有化），置於社服工人和民主工會的民主管理之下，並且課征富人稅，為全面優質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香港現在各項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情況，同時為社服工人提供體面的收入和工作條件。

反對打壓許智鋒案　停止政治監控

3月底，法院裁決許智鋒搶手機案表證成立，許智鋒於4月1日出庭自辯。去年4月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期間，許智鋒在立會內搶走一名保安局職員的手機，被指控「不誠實使用電腦」、「普通襲擊」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名，現正準備受審。該職員屬於「全程監察小組」，負責記錄立會內議員行蹤。而建製派也承認該小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過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來拉布。這做法分明是操控議會丶侵犯議員私隱，而打壓許智鋒顯然是變相的政治檢控和打壓。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案發當天的小組組長於3月底作供稱，事發後小組立即刪除了用於紀錄的Google試算表，但此前被搶手機中保存了數月的資料。政府顯然是有意隱瞞紀錄內容。此前許智鋒也曾說到，他見到手機中存有議員的詳細資料，懷疑並非只是為了點算人數，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監控

近年立法會被建製派全面操控，加上激進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而溫和泛民並無意願抗爭，議會抗爭的力量不斷收窄。政府明顯要利用打擊許智鋒來進一步震懾議會抗爭，以圖清除議會僅余的反對勢力。

許智鋒若被判監超過一個月，可以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罷免；如果被判監超過三個月，那麽五年內都不可以參加選舉。政府和建製派有意回避被揭露出來的政治監控問題。

許智峰向來是民主黨之中比較站在抗爭的一人，雖然他在政治立場上還是傾向溫和泛民的立場，但多次的抗爭行動對民主黨領導來說是麻煩和負擔。去年事發後，民主黨領導立即向許智峰施壓，要求他召開記招公開作出道歉。該黨一直也沒有積極支持許智鋒，反而是較激進的民主派作為這場抗爭的核心。

「全程監察小組」是威權政府操控立法會的一部分，它並非正式部門，而是由各政府部門職員秘密組成（被搶手機的梁諾施正職為禁毒處行政主任）。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支「秘密部隊」的存在。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由基層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該小組的全部活動、紀錄資料和經費來源，徹底公開政府的政治監控內幕，並立即停止相關行動。我們要求無條件撤銷對許智鋒的控罪。同時也需要在立法會和法院外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反擊新的威權攻勢。

國歌法即將通過　思想警察監控全城

國歌法預計將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去年，政府可能因為擔心群眾情緒的反沖，再加上為了迅速通過一地兩檢，而推遲國歌法立法。現在則打算在7月前通過國歌法和修訂逃犯條例兩項惡法，說明威權攻勢變本加厲。

按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所說，議員若「侮辱」國歌，將不受特權法保護其言論自由。可以預見不尊重國歌的議會也會受到取消資格的威脅。這是議員宣示儀式播放國歌之後又一操控立法會的做法。侮辱國歌的檢控期長達2年，將造成被秋後算賬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開發布噓國歌的影像片段均屬違法，而且呼籲其他人杯葛奏唱國歌的場合（例如呼籲球迷在國歌播放結束之後才入場）亦可能被控煽惑。這些都旨在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被質問國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學校教導「愛共產黨」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回應閃爍其詞，國歌法作為洗腦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顯露出來。

思想警察

國歌法還有相當多模糊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國歌的場合裏，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但工作人員會否受條例規範，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至於如果有人表現出不屑表情或搖晃身體，是否屬於不莊重，

政府的回應強調「按常識理解」，這正正是極權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謂常識任由統治者自己定義，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任意羅織罪名。

中共通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國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開了「立法後門」，再次沖擊香港司法機關。

抵抗威權攻勢

現在部分泛民在立法會內試圖通過拉布阻撓國歌法。議會鬥爭固然重要，但林鄭政府和已經控製立法會的建製派正展開更猛烈的威權攻勢，更何況此前民主派議會召集人毛孟靜已經表示泛民「原則上不反對」國歌丶只是反對「刑事化」，若僅依靠議會拉布，國歌法通過已成定局。

現在需要將反國歌法和反修訂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權鬥爭連結起來，建設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討論用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鬥爭方式反抗整個不民主製度，並將香港的民主運動聯系到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抗爭，對抗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與之勾結的富豪專政。

加入全球抗爭浪潮 反抗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2019年全球群眾運動風起雲湧。3月8日國際婦女節，許多國家舉行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反抗父權資本主義壓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個國際150萬學生和年輕人參加反氣候變化罷課。社會主義行動介入這些運動，指出運動需要反對資本主義，並提出將鬥爭升級的方法。

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10日，我們聯合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和其他社運團體舉行了國際婦女節遊行。作為香港唯一的國際婦女節示威，我們打出「將#MeToo運動帶上街頭」的口號，反對性暴力和性別歧視；要求取消對外勞的種種不公製度和殘酷剝削，實現本外勞平等待遇和團結抗爭。我們也特別要求中共政府釋放中國的女權工運分子，呼籲中港群眾聯合反抗中共獨裁統治和習近平政權大肆鼓吹的父權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們還於3月6日在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非常的公開講座，反響非常熱烈。我們邀請愛爾蘭社會主義黨成員（社會主義行動在愛爾蘭的姊妹組織）、愛爾蘭國會議員Ruth Coppinger介紹愛爾蘭女權運動的成果經驗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氣候罷課

3月15日，香港舉行了傘運以來的第一場罷課行動。主要來自國際學校的1000多名學生加入全球200多個城市的反氣候變化抗議。我們提出的「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得到許多抗議學生和家長的贊同與歡迎。當晚以及4月11日，我們分別在理大和中大舉辦公開討論會，解釋為什麽解決氣候危機需要終結資本主義，並呼籲更多年輕人和工人參加氣候行動，對抗危機。我們在臺灣的姊妹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行動舉辦的講座吸引到臺外學生和工人，許多參與者踴躍提問發言。

社會主義行動努力在香港建設一支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參加所有鬥爭，並嘗試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建設更強大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我們將香港的鬥爭和國際群眾運動聯結起來，合力對抗造成貧窮、壓迫、專製以及其他種種危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想要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對香港的威權統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眾的團結行動。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議會再次政變！抵抗送中惡法　行動需要升級

在4月28日13萬人遊行後，政府立場顯得更為強硬，企圖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逃犯條例修訂。連立法會行政機器也已公然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見今次威權攻勢來勢洶洶，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式！民陣號召5月10日在金鐘政總外集會，抵抗建製派操控立法會。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響應！

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應該盡快開始，更需要政治罷工罷課一天，重建群眾性、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塗謹申根據議事規則主持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製派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裏自導自演通過一份「指引」，由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取代塗謹申主持會議。這是一場小政變，也是為建製派進一步操控立法會打開先例。這種做法明顯違反議事規則，但卻受到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製派議員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開法案委員會並選出民主黨塗謹申為委員會主席。然而立法會秘書處明顯站在建製派一方，杯葛當場會議。建製派議員稱他們會在5月10日召開自己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因此，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鬥爭和打壓將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會嘗試通過司法途徑（例如禁製令和司法覆核等）阻止建製派的非法會議。但建製派掌握著議會多數以及秘書處，因此單靠司法上的鬥爭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況法院已經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現在建製派在立法會橫行無忌、手法粗暴，不排除會直接將法案提交至大會，只要建製議員做舉手機器就可通過。群眾運動迫切需要動員起來抵抗，並將行動升級至罷工，才有足夠力量抵抗這條惡法。

通過近年來的政治清洗，建製派已占直選議席多數，控製整個立法會，無論誰主持會議，法案最終也會通過。但建製派更要牢牢操控審議程序，確保修例可以迅速通過。因為他們害怕泛民會拉布拖延法案審議，而立法會的辯論平臺將會動員大批群眾。

立法會秘書處的偽中立被揭露出來，激起群眾憤怒。最近，有已辭職的前立法會保安召開記者會，揭露秘書處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報書上填寫自己屬於「黃」還是「藍」的。當她拒絕表態後受到上司的針對和打壓，以至她在今年較早不忍壓力辭職。她也被要求不可以與一些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助理交談。

中美沖突的因素

林鄭也面對資產階級中的一些派別反對，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和香港較小的資本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去年年底的僭建醜聞，為免引起民情反彈，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後，而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作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勢嚴峻，連鄭若驊也要開腔表態。

由於中美沖突持續升溫，甚至有可能談判破裂，美國加強利用人權、民主的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談判籌碼。美方甚至發出威脅，指逃犯條例有可能令香港卷入中美貿易戰。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最近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強烈憂慮」。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支持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等中共資本輸出政策，但特別是在中美談判重新陷入危機時，他們擔心自己像華為孟晚舟那樣成為中美沖突的犧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內地經商時，行賄以及洗黑錢可謂常態，故此他們擔心引渡條例會威脅他們。另外，在轉向親美的蔡政府統治下，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更表示，即使香港通過法案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回臺灣，明顯與林鄭作對。

有一種說法指，逃犯條例並非中共交給林鄭的政治任務，而似乎是林鄭為取悅中共、減緩為廿三條立法的壓力。因此推論林鄭有機會撤回修例。然而，不管這是否事實，現在事態發展而令逃犯修例變成廿三條立法的預演。林鄭認為如果今次修例失敗，未來更難推動其他打壓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並不會因為大規模上街而讓步，除非行動升級至威脅政府的統治。

鬥爭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圍立法會，都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給中共、林鄭和支持修例的大財團造成最大打擊。現在沒有猶豫的時間，必須汲取過往失敗的教訓。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

民陣希望將六四連系至反逃犯條例，並藉著六四三十周年的大臺，號召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參與反逃犯條例的鬥爭。如果真的如此，可說是大大改變了支聯會領導的一貫做法。溫和保守的支聯會過去都想限製六四集會為純粹的悼念，而不想與今天的鬥爭連系起來。

然而，觀乎現在形勢的迅速發展，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已經通過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盡快動員群眾，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包括發動罷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積極宣傳罷工作為鬥爭升級的方案。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新起點，將可以成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跳板。

數千人再集會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動升級

民主派和建製派將於5月11日分別召開各自的修訂逃犯條例會議，雙方發生發生沖突。10日晚超過，1000名反修例抗議者在立法會外集會，要求政府撤回修訂案和林鄭下臺。由於建製派和立法會秘書處的「政變」，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形勢十分緊張。為防止會議受阻，多名民主派議員通宵留守立法會會議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林鄭月娥指泛民議員反送中惡法的論點都是「廢話」。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臺上發言時表示， 保皇黨無視白紙黑字的議事規則，政府官員做人肉錄音機， 泛民議員上臺發言，故決定今日發起集會，向政府和保皇黨表明香港人會「企硬」。工黨張超雄提到臺灣當局表明即使「送中」條例通過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可見港府修法只是為了政治打壓。

社民連梁國雄號召反修例者參加六四晚會，「逼爆維園」。如果六四晚會除了只是悼念死難者外，也能連系至今天的群眾鬥爭，將會是一個進步。 六四晚會可以成為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臺，但這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不是由少數人控製大臺。

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中宣傳鬥爭需要升級，需要政治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和打敗威權統治，得到許多抗議者認同。群眾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個能夠指明鬥爭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領導。集會示威不足以打敗來勢洶洶的專製打壓。如果泛民領袖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可以得到強烈反響，成為重建新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起點。

但是，鑒於政府的強硬立場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通過修例。因此應該從現在就開始動員群眾，召集公開會議，在工作場所丶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討論如何將鬥爭升級和考慮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手段。我們的運動要向林鄭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反擊！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香港百萬人遊行 需要政治罷工

6月9日，100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人數創下1997主權移交以來的最高紀錄（只有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的示威才能與之媲美），展現出巨大民憤。香港的「抗議文化」由來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遊行，將抗議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現在深陷政府危機和群眾抗議。林鄭政府愚蠢固執至極，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眾運動。從雨傘運動失敗至今還不到5年。

林鄭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讓中共獨裁政權能夠「合法」綁架身處香港的政治異見者（包括只是途經香港機場的人）。中國沒有公平審訊，99%的判罪是基於口供而非客觀證據。香港幾十年的群眾鬥爭才爭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權利，而且在過去幾年已被嚴重破壞，而送中條例是迄今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最大攻擊。

2014年，雨傘革命創下大城市群眾占領運動的世界最長紀錄（79日），至今沒有被打破，但因沒有前進方向、精疲力竭而失敗。自那之後，反革命和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占了上風。

所以，6月9日的遊行相當於「決堤」，群眾怒火一下子洶湧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緒和過去的群眾抗議有多方面不同。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反送中運動也不是從零開始。群眾毅然上街，盡管許多人都知道政府不會撤回法案。

事實也已證明政府會采取強硬立場。在遊行當晚，在仍有數千示威者尚未抵達終點的時候，林鄭就宣布仍會在6月12日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遊行之後，政府的立場愈發強硬，緊張局勢一再升級，因為中共和林鄭如果不能如願通過送中條例，其統治將遭受嚴重打擊。林鄭政府的威信已蕩然無存，不過這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而且通過清洗立法會和禁止反對派參選，建製派有足夠票數通過送中條例，更何況林鄭背後還有中共獨裁政權的支持。

反送中運動經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國安立法。但顯然今次不會是2003年的簡單重演。

反廿三條運動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華，而林鄭受群眾憎恨之深更甚於董建華。過去16年的政治鬥爭令港府權威千瘡百孔，但林鄭卻加力推動送中條例，因為她害怕如果放棄修例，政府將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眾對中共獨裁政權的恐懼將大大削弱。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中共都是以「無敵」形象和群眾的恐懼作為關鍵的統治工具。

69遊行之後，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讓步」，但另一方面卻將立法會表決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製派議員對香港《南華早報》說，政府認為以強硬立場嚇退群眾運動是目前損失最小的方案。親中共的資產階級建製感覺自己已經無法回頭：既然已經遭受損失，不如現在想通過條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會被群眾壓力撼動。

反送中鬥爭也和中美沖突交織在一起。中美沖突正從貿易戰和科技戰迅速升級成全面的地緣戰略角力。外國公司已經表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誰的主意？

是林鄭政府自己發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觀望。林鄭迫切想要討好習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擋其他親中派系的壓力，以拖延廿三條立法。林鄭明白，雖然民主鬥爭在過去5年遭受諸多挫折，但如果重啟廿三條立法，可能會重新點燃群眾運動。

但她最終還是扮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送中條例同樣激起強烈的群眾怒火。可見政府的愚蠢上了一個新臺階，而且林鄭已註定無法連任。看起來中共要等更長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能任兩屆的特首，盡管實際上特首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一個僅1200人的委員會「選」出的。

送中條例激起的群眾抗議令建製派內的分歧愈發嚴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製派，讓他們支持林鄭修例。從此時開始，中共和習近平就已經和修例掛上了鉤，既不能繼續袖手旁觀，也不能容忍修例失敗。

獨裁的「好處」和「壞處」

中國一句諺語說：「天高皇帝遠」。內鬥是中國獨裁製度的固有成分。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經濟實力強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沖突。中國許多省份的經濟規模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也是為了壓製政權內強大的離心力。

所以，在送中條例問題上，習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為群眾壓力而退卻，將立即激化現在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且還會鼓舞中國的群眾鬥爭。現在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強烈。

這也突顯出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製之間的區別。過去10多年，中共不禁覺得保持高壓統治是正確的，而且還大大收緊管控，因為大部分「民主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例如英國政府搖搖欲墜、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冒起、以及其他嚴重問題。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強化威權統治的做法得到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欣賞。

但是中國的體製缺乏靈活性，不像資產階級民主製有許多政治「安全閥」來釋放群眾壓力。面對危機時，西方資產階級經常利用選舉來平息或誤導群眾鬥爭，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來爭取時間，盡管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惡化，資產階級的喘息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

中共威權體製愈發陷入一個死循環，它只能不斷加強鎮壓和強硬統治，例如新疆關押過百萬人的集中營和香港變本加厲的政治打壓。當然，到了某個時間，不斷升級的鎮壓必將引爆社會抗爭。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劇烈的社會動蕩將會持續幾日乃至幾個星期。

中國和臺灣的關系顯然也是上述狀況。中共稱臺灣是中國領土，但大多數臺灣人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中臺關系的影響也已變得非常重大，因為臺灣已經成為中美沖突的關鍵棋子。

香港現在的政治危機正對臺灣造成重大影響。明年今年1月臺灣將舉行總統選舉。這將是解嚴30年來最兩極化的大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進黨的現任總統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眾抗議，並利用香港局勢攻擊中共政權和國民黨。

習近平對香港采取強硬立場，導致中共不僅沒能從經濟和政治上拉攏臺灣、削弱民進黨和蔡英文，反而令臺灣人民更加排斥中共。習近平不得不對臺灣采取更加強硬的言論和軍事威脅，而這又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罷工呼籲是轉折點

香港的局勢發展非常快。6月4日，18萬人參加六四30周年紀念晚會。5天之後，1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和林鄭政府。政府沒有做出讓步，反而更加強硬，暗示要進一步打壓民主派，令局勢大幅激化，反送中鬥爭進入緊要關頭。

69遊行之後不到24小時，就有許多小商戶、藝術家、社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罷工號召。一天之後，3000名教師聯署，要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個教師工會）發動罷工。航空公司雇員也發起同樣的聯署。巴士司機宣布怠工行動。學生和其他許多團結也開始討論罷工、罷課、罷市。

盡管罷工對於希臘、法國、韓國等國家來說是比較平常的事情，但對於香港來說則是歷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為這意味著群眾政治覺醒，民主鬥爭才是采用一個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運動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現在這一直是香港群眾鬥爭的致命弱點。

民間人權陣線號召在6月17日舉行一日罷工、罷課、罷市。這是必要的一步，我們對此非常歡迎。如果民陣堅定地向這一方向邁進，並進行真正的組織和準備，那麽三罷的號召能夠得到巨大回響，而且會成為鬥爭的轉折點。

如果堅定地組織和領導罷工，不再只是跟在群眾鬥爭後面，那麽親民主的職工盟有機會在鬥爭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響力。盡管香港工人缺乏組織和經驗，而且工會參與率低，但是昂揚的鬥誌可以推動工人在職場建立罷工委員會、召開罷工會議、加入或建立工會。

雨傘運動沒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讓步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討論過罷工。這是嚴重的弱點。從反送中鬥爭一開始，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呼籲全港政治罷工，因為中港政權將自己的權威押在送中條例上，要想打敗他們必須要有大規模政治罷工。

在69遊行中，我們在橫幅和演講中呼籲罷工罷課，並為此派發了1萬份傳單。當時我們是唯一一個呼籲罷工罷課的組織。現在罷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眾，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社會主義與民主鬥爭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香港工人運動來說，反對壓迫性法律、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鬥爭也關系到中國大陸支持新興工人運動和反對中共威權資本主義的鬥爭。

過去30多年，香港民主鬥爭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階級」運動。參加群眾抗議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學生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掌控運動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與他們觀念類似的一眾NGO。這些運動領導本身組織規模比較小、自我封閉、沒有真正的內部架構、而且主張去政治化的路線。香港民主鬥爭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領導無法為運動提供真正的領導。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民主運動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萬人大遊行時工會橫幅寥寥無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會領導人（例如職工盟）只會跟在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的後面，不去為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而戰。

這更突顯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份子能夠在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第一次考慮采取罷工的情況。開始將罷工作為武器，是群眾意識的決定性轉變，我們對此做出了貢獻。

一些宗派主義團體拒絕參加民主鬥爭，因為他們認為這無關工人的利益。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則介入民主鬥爭，努力發揮重要作用，同運動最激進的成員建立聯系並為我們的綱領而戰。我們主張將戰鬥性的民主訴求聯系到終結資本主義、施行社會主義政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香港這一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危機。

根據樂施會的報告，在林鄭治下，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到45年來最嚴重的程度。香港資產階級不支持民主訴求，因為這個威權體製就是在保護他們的利潤，保持極低的稅率，抵擋「邪惡的福利主義」。

自9前成立以來，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所有民主鬥爭。我們提出具體的倡議（包括罷工），並解釋需要怎樣的鬥爭才能打敗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後的中共獨裁政權。我們也明確指出泛民領導人政治軟弱、沒有戰鬥性的戰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眾對送中惡法的怒火，一直落後於群眾運動。他們依附於資本主義，看不到資本主義正是港中實現民主權利的一大阻礙。所以他們總是猶豫不定，害怕群眾鬥爭激進化、脫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罷工罷課罷市，但是他們並沒有領導和組織三罷，只是迫於群眾壓力而做出敷衍。

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現今中共政權和傀儡港府面臨多重危機。如送中條例一樣，許多危機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回應挑戰的策略是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因此現在香港和中國都在醞釀爆炸性的緊張局勢。

今天香港群眾討論以罷工對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著群眾鬥爭進入了歷史性的新階段。無論未來鬥爭進展如何，現在關於罷工的討論都會帶來重大影響。香港群眾鬥爭應該采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是擺脫自我孤立的狀態（近幾年本土派思想令這種狀態更加嚴重），聯結到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面臨著更加殘酷的鎮壓，但也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有一個新的工人政黨領導中港工人群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提出清晰的綱領將革命的民主訴求聯系到徹底終結資本主義，那麽獨裁政權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譴責警察開槍殺人!

林鄭執意推進送中惡法，數萬名示威者占領金鐘, 罷課罷工。警察盡顯政權鷹犬本色，動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暴力襲擊和平示威者, 令學生頭破血流。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現在我們已迫使立法會大會推遲，可說是小勝利！但要消滅送中惡法，罷課罷工要擴大起來，全面癱瘓經濟, 讓林鄭看到勞動者才是社會的主人！

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占領不能拖長時間，現在需要進一步將行動升級! 罷課的同學要回到學校號召老師同學罷課，罷工者請立即號召同事加入罷工，並一同出來參與示威。請在學校和職場組織罷課罷工委員會，大力宣傳！

占領運動需要建立民主的防衛委員會，更有組織地抵抗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占領行動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和問責製度，民選的行動委員會，讓所有參與者民主決策，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領和三罷完全是群眾自發的。泛民領導人沒有提供過領導，只是跟在群眾後面。我們的運動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具戰鬥力的政治領導！

今天的鬥爭已比傘運再升一個層次。我們要持續升級，直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眾

香港警察首次開槍鎮壓和平示威者，動用前所未見的極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傘運動2.0的爆發。林鄭將示威的年輕人定性為「暴徒」，企圖利用暴動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們需要持續的運動，捍衛612行動中勇敢、和平及有紀律的年輕人。

香港人的憤怒已到臨界點，政府無視103萬人上街反送中，已經完全沒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謊言統治。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獨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因此不能允許我們有勝利。而且在中美沖突下，習近平視推動送中惡法為國家層面的任務，因此會更加強硬執行。香港群眾已經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單靠抗議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讓步。群眾自發的罷工罷市行動，已經令鬥爭升級至新的階段。

政治罷工

現在部分行業正在討論需要罷課罷工。罷工將可以大大改變香港群眾鬥爭的面貌。雨傘運動沒有出現過真正的罷工，是當時的一大弱點。政府可以無視百萬大遊行甚至占領，但當經濟被癱瘓、社會運作停擺時，政府的統治會受到更大威脅，而勞動群眾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權力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從鬥爭開始一直倡議政治罷工。我們是在六九大遊行裏唯一個組織主張罷工反惡法。慶幸現在罷工的想法得到了群眾的響應。

過往多數人覺得在香港發起罷工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但今天現在我們已經踏出第一步。現時自發的罷工開拓了行動升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發日後更有組織的罷工運動。

罷工要組織起來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而需要組織起來。現時圍繞罷工的討論可以作為開始，具有強大的象征意義，但如果罷工真的要有實力，就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一方面，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面推動罷工。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反送中罷工委員會」，發起聯署、召開大會、進行罷工投票。

為了向真正的罷工邁進，需要有組織的領導。我們認為民陣、職工盟和教協立即召開罷工大會，邀請職場、工會、學校和各政團派出代表參加，決定何時及如何組織罷工，製訂真正罷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罷工得以有效組織起來，將會向林鄭政權發出嚴重警告，更大規模及更持久的罷工將會陸續月來，直至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鬥爭甚至可以得到中國內地人民的響應，動搖中共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撤回送中惡法，打倒林鄭殺人政權

跛腳林鄭還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令整個地區都大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報《進攻報》就此采訪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規模創下香港歷史新紀錄。6月9日100萬人上街；然後到了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遊行人數超過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無論是對於香港還是中國，這場運動的意義都非常重大。」

港府讓步有多大意義？

「政府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紐約時報》說這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臺之後最大的政治敗退。習近平過去被視為『無敵強人』,所以今次讓步是一個轉捩點。

「中共獨裁政權說送中條例是林鄭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許的確如此，但林鄭一定得到中共的許可，否則港府絕不敢這麽做。同樣，現在林鄭做出讓步暫緩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韓正等中共高官趕赴深圳，會見林鄭等港府官員，要求他們讓步，以解決眼前的危機。」

群眾反應如何？

「群眾認為政府的讓步太少、太遲。林鄭政府深受憎恨，絲毫得不到群眾信任。為了推動送中條例，政府散布謊言。6月12日，當7萬名學生和青年包圍立法會時，政府甚至采取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槍擊示威者。群眾擔心政府再耍陰謀詭計，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條例。

「6月12日早上6點，大批年輕人占領了立法會周圍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誤判了形勢。數萬名示威者通過社交媒體和Telegram等加密通訊工具組織行動。因此當天Telegram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駭客攻擊。

「年輕人的鬥誌令統治精英大為震驚。《南華早報》新聞主編寫到：『年輕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彈，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運動和雨傘運動有何不同？

「反送中運動從傘運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2014年雨傘運動沒有贏得任何成果就結束了。自那之後的4年裏，港府采取猛烈的政治打壓，中共獨裁政權加強對香港政治製度的控製。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現像傘運那樣的占領局面，因此決定開始鎮壓。警方當天發射的催淚彈多過傘運79日的總數。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發射橡膠子彈。兩名示威者被橡膠子彈擊中頭部，另外兩人身受致命重傷。警方還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彈。上述武器都是在傘運之後購入的，但是沒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為可以用武力嚇退年輕示威者和整場運動，但是年輕人奮勇抵抗，反過來嚇倒了統治精英（更何況在那之前不久才剛剛有100萬人上街遊行）。所以中共才決定讓步。

「中共獨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進行艱難對抗，無力同時應對這麽大的群眾運動，所以他們想要通過些許讓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但是不僅沒能平息群眾的怒火，反而因為拒絕撤回條例和為警察暴力辯護，令群眾更為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抗議。」

未來局勢將會如何？

「現在群眾正在討論下一步如何行動。政府必須完全撤回條例。今天（6月18日）林鄭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後，林鄭每天都在『道歉』。但是這些所謂的道歉沒有任何新的讓步，只是一再重復過去的空話。林鄭是天主教徒，『道歉』對她來說就像去教堂懺悔。也許上帝會原諒她，但人民不會原諒。

「她沒有說會撤回條例，也沒有說會辭職。實際上，無論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會允許她這麽做。

「暫緩修例還不足以平息民憤，所以現在中共和港府想要采用拖延戰術，消耗運動的精力，從而避免做出更大讓步。

「即便只是『暫緩』也已大大打擊習近平獨裁政權的權威，如果撤回條例而且讓林鄭下臺，會是中共的大潰敗。對於中共來說，迫於群眾運動而讓步，是最危險的事，因為這不僅會鼓舞香港民主運動，而且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

「由於中共不會滿足群眾的要求，運動可能進一步升級。星期一，民主黨林卓廷在集會上發言說現在運動對政府是應了『5比0』，所以不需要進一步的群眾行動，結果被在場示威者喝倒采。群眾不接受政府現在的讓步，他們認為還沒有贏得勝利。」

為什麽林鄭不辭職？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個代理人嗎？

「林鄭現在不過是行屍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臺，否則中共自己會大難臨頭。香港不是民主國家，香港特首是由一個由大富豪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員會『選』出來的。特首『選舉』完全受中共操控。

「這些精英選民把票投給誰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資產階級鐘意這種製度，因為他們只不過放棄些許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就可以得到中共關照，在中港得到各種特權和豐厚的商業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中國工人群眾，不讓他們組織起來挑戰資產階級的權力。所以社會主義者主張爭取民主、反對威權製度的鬥爭也需要打破資產階級的權力。

「中共不想在發生這麽大的群眾運動的時候舉行特首『選舉』。雖然現在群眾還不清楚如何才能贏得勝利，但是當前局勢已帶有前革命特征，如果此時舉行『選舉』，可能會刺激群眾運動進而要求真普選，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會做出更多讓步，所以鬥爭很可能繼續升級。」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如何介入這場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投入運動。而且，直到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都只有我們呼籲政治罷工。為了宣傳全港一日政治罷工，我們派發了25,000份傳單，並在橫幅、雜誌和演說中強調這一主張，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回響。

「從1920年代之後，香港就沒有過政治總罷工，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遺忘的工人傳統鬥爭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為運動不能停滯。這場激動人心的運動必須迅速找到能夠徹底打敗獨裁政權的方法和綱領。如果群眾運動錯失機會，中共將『反攻倒算』。」

反送中鬥爭如何向前走？

林鄭月娥今天在記者會「道歉」，完全沒有回應運動的五大訴求。政府死不跪低，明顯是聽命令中共，不可以讓民主運動有一次徹底的勝利。現在我們要組織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對付中共拖延戰術。所以，我們也要串聯中港兩地的群眾鬥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他們與我們有共同敵人，一起反對中共政權和財團專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運動勝利會鼓舞士氣，以致提出真普選等進一步的訴求，甚至令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威脅整個中共政權和財團專製的統治。我們要習近平這個惡夢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內部嚴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許林鄭作更大讓步。我們距離成功還差一段直路。運動應一鼓作氣，持續升級，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戰術消耗。至今運動沒有領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壓製運動的擴張和激進化。但單靠自發運動是不足以應付中共這個強而有組織的國家機關。時間長了運動就需要明確的決策，因此運動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架構，為運動提供方向。在當下形勢，組織起來，製訂行動升級的計劃，是成敗關鍵。

現在單靠示威和占領並非可行策略，記得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裏，我們在占領馬路後讓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斷受到黑警和黑社會攻擊，加上媒體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轉。當運動進入更復雜的局面，在沒有清晰網領和明確領導的情況下，內部就會出現分歧和內耗，最終失敗收場。

行動升級的方向應該要罷課罷工。現在我們要組織罷課罷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壓力。職工盟和民陣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罷工，然後在群眾的期望和壓力下才急急恢復，但由於欠缺組織和準備，很多工人在雇主壓力下只能個別請假，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仍未發生。個人行動恐怕難收成效，消耗罷工這一策略。團結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體行動，運動才能向前走。

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香港財團向來為專製政府護航，不民主的製度正正保障他們的低稅率、壟斷地位和暴利。

現在反送中運動要製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會召開的第一天，6月28日。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心全力動員罷工，不應再猶豫不決。此外，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罷工委員會」，串聯起來。職工盟和民陣可以征召義工，擴大人力資源，動員群眾在大型職場派發傳單，推動工會行動。路是人行出來的！

反送中運動要成為2003年反廿三條以來最大的勝利！經過了四年的打壓，從DQ立法會議員、政治檢控示威者、推動國歌法，我們的鬥爭終於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們說過「We will be back!」，現在我們回來了，要雙倍奉還給統治者，奪回雙普選，打倒獨裁政府和財團專製。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不撤回、不罷休，林鄭下臺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嚴懲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停止清算罷課教師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建立罷工委員會，阻止解雇罷工工人
串聯中港兩地工運，打倒中共專政，打倒富豪專政

G20峰會要行動升級　6月28日再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反送中運動把握G20峰會的機會將行動升級，例如在6月28日發動罷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註意，藉以向習近平和中共施壓。將G20峰會作為鬥爭平臺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G20峰會上的各國政府是我們的盟友，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政府也在壓迫本國人民，他們反而和習近平與林鄭更契合。

反送中運動若要勝利，就先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參與G20的各國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國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樣代表各地的大財團和權貴，當中不乏滿手鮮血的獨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殺，而且公開稱贊習近平和普京的鐵腕統治；巴西爆發數百萬人示威，反對總統博索納羅打擊退休保障，與香港一樣遭到催淚彈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現正全面封鎖一人以上的集會；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去年下令處死異見記者卡舒吉。沙特軍隊介入也門戰爭、屠殺平民，他們的武器正是來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納羅和薩勒曼都是美國政府的盟友。

各國政府首腦關註的是自己國家的財團和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權利。基本上，他們對林鄭「暫緩」方案感到滿意，想盡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會不穩而影響他們的營商利益。

這種國家過往都中港的民主問題緘默不言，只顧與中國進行經貿來往。最近由於中美沖突升溫，美國才高舉所謂「人權」、「民主」旗幟，向中國施壓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特朗普已經講過，香港示威者與林鄭會「解決問題」（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腦不會G20峰會上提起香港問題，以免觸怒習近平。就算他們提出香港問題，也只是將香港當作大國博弈的棋子，想要借此迫使習近平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決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權鎮壓。

真正的國際團結只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會分子、工人組織、青年和學生，因為他們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樣的邪惡政權，像我們一樣為民主權利而戰。我們要將行動升級，推動真正的罷工，向中共政府施壓。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

中共和威權港府害怕現在的群眾運動繼續壯大，進而反對地產霸權和東大嶼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極低的法定最低工資、增加公共醫療和教育資源。香港房價對年輕人來說遙不可及。現時的最低工資實際上比2010年還要低。港府只顧和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在公共支出上極為吝嗇，令公共服務體系早已千瘡百孔。而且，反送中運動需要真正的群眾罷工，也體現出建設更為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它們也是反對親富人政策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主張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和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挑戰資本主義富豪統治。

香港：將腐敗港鐵民主公營！

醜聞纏身的港鐵於6月30日再度加價，加幅達3.3%！這是根據所謂「可加可減機製」下的最高容許的封頂加幅，但港鐵票價從來是只加不減。每程車票加幅最多達$2，對於生活離不開公共運輸的基層民眾來說，可謂百上加斤。港鐵自2010年起幾乎每年都會加價，只有2017年曾凍結票價一年。短短9年間，累計增幅已經達33%！

所謂的「可加可減機製」，是與社會的通脹物價掛勾計算的，理論上在社會嚴重通縮情況下會減價。然而，由於消費物價指數都會包含如港鐵、巴士公司等公共事業的價格，公共事業的收費亦會影響到物價指數。因此港鐵加價，就會推高物價指數，而港鐵就會根據機製進一步加價，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011年來，港鐵盈利從未少過100億。2018年，港鐵總盈利為160億，就算扣除物業地產業務，盈利仍然高達113億元，比去年增加7%。港鐵高層壓榨民脂民膏和基層工人，大筆財富流入高管和禮頓這類黑心建築商的銀包，卻給群眾留下一連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線醜聞

沙中線的醜聞仍未落幕，反而越調查越揭發更多問題。而且調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車，為了港鐵的利潤而置乘客生命安全於不顧。在紅磡站，禮頓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門基利使用不同供應商的鋼筋與螺絲帽，鋼筋最多只可扭入螺絲帽約兩、三圈，導致隧道連接縫滲水。港鐵和禮頓最遲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問題，但港鐵卻從未展開調查和糾正，禮頓工程師則告訴工人「扭得幾多就扭」。

在醜聞爆發之初，雖然整個項目多個車站出現問題，但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只允許有限度地調查紅磡站月臺建築以及剪短鋼筋的問題。後來紅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紀錄缺失，更有設計被擅自改動等醜聞，政府才被迫擴大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重啟調查。

然而就連最初揭露醜聞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開聲明不相信單憑調查委員會便能查明真相，並質疑中期報告所信納的文件有誤。中科更稱事件仍有三大疑點未解決：車站結構設計、螺絲帽使用數目及南北線月臺涉嫌以「不正規方式」建造。顯然，沙中線現時已爆出的腐敗問題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由於港鐵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實際成了「獨立王國」，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受社會大眾的民主監督。可見，港鐵私營化後，非但沒有如資本主義評論員聲稱所謂改善「服務質素」，更讓其變成一個謀取暴利、瘋狂加價、剝削工人、腐敗的吸血巨獸。

港鐵工人抗議

港鐵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員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鐵工會發起抗議行動，指責公司「高層發大財、基層做到呆」、「漠視年資、變相減薪」，要求根據生產力指數及今年通脹率至少加薪8%並改善員工福利。根據工會聲明，現時工資水平無法吸引新人留職，令人手長期不足，但列車班次及各項服務有增無減，令員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樣是由港鐵公司營運的高鐵，於3月底突然解雇了200名外判員工。工人發起了靜坐行動，斥港鐵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棄」。涉事的外判公司「國際永勝」，負責高鐵的車站助理、車上服務員、客務中心、內部會計等服務。據員工估計，裁員是因為高鐵的載客量不足。

事實上，2000年港鐵上市時定明如果公司發展新鐵路項目如果未能達至一定的商業回報率，政府便會資助港鐵。因此，港鐵的生意根本是穩賺不賠。換句話說，由民眾出資的大白象基建，賺錢時歸財團，虧本時卻要讓基層市民及工人買單，足見公共事業私營化對勞動大眾根本毫無益處。

因此，我們需要將港鐵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透過港鐵工人和基層市民的民主管控，我們可以監督企業的票價、工程、甚至沿線土地的發展，確保所有勞動大眾都可以得到廉宜而優質的基本社會服務，並廢除外判製等剝削製度，提高工人薪資和福利待遇，擺脫資本家的剝削與壟斷！

香港：幼兒園教師承受高工時、大壓力

教聯會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揭示出幼稚園教師的惡劣工作條件。45%受訪者表示每周工時達61小時或以上，甚至遠高於香港每周平均工時52小時。五分之一更表示達 71小時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師的薪資少得可憐。按照免費幼教計劃的規定計算，由政府全額資助的半日製幼稚園教師每月僅基本只獲得約18,000元，尚未達到政府建議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費幼教學額為半日製。

如此長的工時，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資金過少導致幼師人手短缺。由於工作過於勞累，再加上難以令人滿意的薪資，2018/19學年幼師流失率高達12.3%，創近年新高，結果形成惡性循環。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服務部門人手短缺已成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才剛剛因為壓力爆煲而舉行抗議。港府在學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產總值的0.17%，是經合組織中(OECD)其中一個最少的。歐盟顧問建議各地政府的支出應最少為1%。香港的各項幼兒教育發展指標均列經合組織之末，政府難辭其咎。

政府從2017年開始施行免費幼教計畫，這原本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但免費幼教計畫導致教師需處理大量額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園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為加長教師工時的直接原因之一。過半數受訪幼師表示，施行免費幼教計畫之後，其教學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師極度勞累、資深教師不斷流失的狀態下，顯然難以維系教學質素。而且在免費幼教計畫下，真正免費的大部分只是半日製幼稚園，愈來愈大需求的全日製的學童們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數約7,900元的學費。

為了解決幼師長工時、低工資的問題，同時為全港所有兒童提供優質的幼托服務，我們要求把幼稚園全面公有化，由教師、家長和工會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在提高幼師薪資的同時立即實行8小時工作製。為了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建設具戰鬥性而民主的教師工會和工人政黨，對抗這個只顧和地產商、財團利益輸送，無視基層群眾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縱容工時殺人

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被追問，要有多少人過勞死政府才會推動標準工時，羅致光竟然回應說「死幾多人唔喺我哋考慮因素」！羅致光還說，政府要花3年時間去研究是否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親資政府只會考慮資本家的利潤！

立法會最新數據顯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過百人在工作中離世，當中極有可能涉及過勞。政府更本是縱容工時殺人，草菅人命。

過勞死

年初，一名64歲的工人為養家身兼數職，下班之後又要再趕往另一份工作，為節省車資和時間在海邊長椅休息，結果一睡不起。3月，瑪嘉烈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說：「佢身體一路都唔好，成日話醫院壓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話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點、2點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約晚上10點11點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過50小時，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設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稱要「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至今已整整過去六年還是白紙一張，而且標準一降再降，從「標準工時」鬼鬼祟祟的改頭換面成「合約工時」，有意不就工時規管進行立法。

近期中國程序員發起反對996工作製（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網絡抗議，大批飽受996之苦的工人紛紛聲討所屬公司的剝削壓榨，展示出工人抗爭的巨大潛力。

我們要求立即落實最高工時每周40小時製度（包括外勞），並大幅調升最低工資，保證工人在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享受8小時工作製。現時林鄭政府因送中條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設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性工會運動和工人政黨，提出針對冷血富豪權貴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我們能夠贏得8小時工作製，並打破整個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威權製度。

香港政治危機繼續加深

7月1日的大遊行及占領立會行動後，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新階段。上個月，群眾抗議的規模和頻率都創下歷史紀錄，令香港政府和國家機器處於空前危機，整個政府已曾一度處於癱瘓狀態，但是立法會沖擊事件改變了局面。盡管還未完全清楚局勢會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但沖擊行動讓不知所措的林鄭政府有機會站穩腳步，開始反擊。

可以預見，中共獨裁政權和香港強硬派右翼建製派會利用立法會沖擊事件，開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堅持不做出更多讓步，一小部分年輕人因為鬥爭陷入僵局而感到絕望，所以采取沖擊行動。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群眾運動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繼續前進。

政府死不悔改，已經引發群眾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甚至感到絕望，為了這場鬥爭不惜犧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過去3周已有3位年輕人自殺並留下反對送中條例的訊息。人們擔心還會有更多人自殺。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沖擊立法會的年輕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動者挑唆示威者采取這種無計劃的混亂行動，讓香港政府和建製派借機發動最猛烈的輿論攻勢，抹黑群眾鬥爭。中共政權及其駐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貫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陰謀手段。

沖擊事件之後，政府很可能會更加強硬地拒絕運動的任何訴求，同時加強警察鎮壓。運動已經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關鍵的轉捩點。

社會主義行動相信鬥爭仍可以取得歷史性的重大勝利，但要勝利的話則需要更高程度的組織和協調，更民主地討論戰略、策略和目標，特別是要討論采用群眾罷工這一尚未用過的武器，開始發揮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力量。現在運動「沒有領導」，但當前形勢下運動迫切需要清晰的領導，從而讓整個鬥爭采取能夠致勝的戰略。

史上最大七一遊行

七一大遊行有約55萬人參加。盡管人數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七一遊行。群眾已有些疲憊，而且懷疑就算再來一場巨大遊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這種情況無疑是今次遊行人數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繼續無視五大訴求（撤回送中條例；獨立調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銷對612沖突的暴動定性；林鄭下臺），令群眾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後，政府癱瘓了，直到七一前行政會議兩周沒有開會。建製派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罪魁禍首」林鄭則幾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講。

還不下臺？

如果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像林鄭這樣的政府幾乎一定已經倒臺了。可是在香港，盡管群眾抗議已經讓政府顏面盡失、毫無「合法性」可言，但林鄭還在死撐。這種狀況讓群眾和年輕人感到焦慮和沮喪：還需要做什麽才能打敗她？對於港府所服務的資產階級來說，像林鄭這樣為人民所唾棄的政府最好下臺，換上一個新的親商政府，做出些許短期讓步，以爭取時間，瓦解群眾運動。

但是香港資產階級沒有權力自行換掉負累般的政府，因為這項權力緊握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手裏，而中共至少現在仍堅決不讓林鄭辭職，否則可能會開啟一連串政治危機。

就像5年前的傘運一樣，香港政治危機的異常之處來自於中共獨裁政權。作為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中共拒絕在民主問題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讓步，因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會導致嚴重後果：在上層會加劇黨內精英權鬥，挑戰習近平的「強人」地位；在下層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挑戰愈發惡劣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緊縮。

暫緩修例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對於「絕不後退」的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見的一次局部敗退。但是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中共一貫會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讓步，拖延時間，等到群眾壓力消退後便立即開始無情反撲。

軍事威脅

中共獨裁政權正明顯向香港加大壓力。一方面是恐嚇群眾運動；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讓他們「冷靜下來」。6月26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演習，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國的《解放軍日報》報導出來。這場演習一部份顯然是出於「外國陰謀」論，想要告訴中共政權內各派別，在需要的情況下習近平會動用軍隊。另一方面如香港《南華早報》采訪的一名軍事專家所說，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運動。

在當前階段，中共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雖然中共對香港群眾的頑強鬥爭大為光火，但如果派軍隊占領香港，將會從多方面給中共造成致命危險。如果解放軍攻入香港，在臺灣就算是最親中共的國民黨政客也無法公開支持「和平統一」。

另外，中美「冷戰」一再升級，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戰的範圍，而且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這意味著，軍事幹涉香港可能會引爆2014年克裏米亞那樣的國際危機，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會以香港問題為借口，推出更多反中保護主義經濟政策，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政府。對於中共來說，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群眾的抵抗。香港的人口遠超過克裏米亞，而且就算中共軍事接管香港，如何統治香港這一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共的惡夢。

把鬥爭蔓延到中國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機（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權曾短暫地瀕臨崩潰），都有中共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後盾，這是現在香港群眾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

數百萬示威者以及在網絡論壇上熱烈交流動員方法的數萬年輕人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場鬥爭怎樣才能贏？運動似乎用盡了所有方法。但是由於中共的存在，這場鬥爭是不對等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解釋說，香港群眾要想贏得真正的民主權利、打敗政府的親富豪政策，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日漸高漲的群眾怒火（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怒火）連接起來。中國擁有5億工人，而且近年來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愈發增多，他們讓習近平和獨裁政權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眾鬥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孤立於一城的局面、點燃全中國乃至更廣闊的群眾運動，從而和獨裁政權「公平決鬥」。如果香港的示威者開始打出口號、呼籲中國群加入對抗獨裁政權的鬥爭，也很可能會掀起內地群眾的巨大響應，對中共政權造成更大壓力。

中港都面臨著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而且中國的情況往往更加嚴重。

沒有領導的運動

在本文撰稿之時，中共無疑正努力讓跛腳港府和建製派裝出鎮靜的樣子，把握住立法會沖擊事件這個「好機會」，反擊群眾運動。有報導稱，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本周再次到達深圳，對林鄭做指示。首先政府會發動暴風般的輿論攻勢，大力「譴責」沖擊立法會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警方正從6月12日之後的守勢中恢復過來再度進攻，根據媒體和監控鏡頭拍攝的照片搜捕七一進入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而且會在未來的抗議中更強力鎮壓。

群眾運動需要采取新方法來應對挑戰。年輕人沒有領導的、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鬥爭中，群眾的自發性和創意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一般來說，過去的所有群眾鬥爭，無論成敗，都表明，自發行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鬥爭一開始，自發性能夠發揮有力作用，但是當運動變得更加復雜時，當我們的敵人開始改變戰略時，勝利的關鍵在於組織和清晰的鬥爭戰略及綱領。

近幾年「組織」被視為過時的想法，群眾鬥爭中存在反組織的情緒，其原因很復雜。社會主義者已在其他文章裏分析過這一問題。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鬥爭必須要有組織，必須要有平臺讓抗爭者有組織地、民主地討論如何前進。

香港眼下的鬥爭（尤其是年輕人）「沒有領導」，起初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同時，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沒有領導」是進行運動的好方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過去4年的鎮壓有至少48宗政治檢控，數百名抗議者被告，超過100名抗議者被判入獄，而且較激進的泛民政黨和非建製派團體受打擊最為嚴重。

對政府不利的情況是，現在他們沒有可控製運動的談判對象，無法通過迫使領導妥協，以瓦解群眾運動。就算剛好出獄黃之峰盡管備受媒體矚目，但在運動中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樣的鬥爭？

運動在無意識中出現一種「分工」。民陣發起了69、616和71遊行，做了大部分聯絡媒體的工作；網絡群組裏的年輕人則提出和動員激進抗議，以及和當局直接對抗。

這種「分工」存在很多問題。它的出現是由於現實群眾組織薄弱（這是香港民主鬥爭長期以來的特點）。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地，群眾組織程度和當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例如工會）的傳統實力直接相關，正如近幾年大多數國家的工人組織都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打擊。香港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規模很小，嚴重影響到當前的鬥爭。

民陣和泛民政客公開說自己不想領導更具戰鬥性的青年的行動，也不想為之負責，只是向他們提供支持。這也反映出泛民「領導」和政黨的權威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傘運無果而終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打壓之後。民陣發起的616遊行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後，民陣盡管完全認同運動需要升級，但也承認自己不知道要怎麽做。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國家機器的面前，展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創造力和勇氣。但他們經常認為組織大型遊行不屬自己的範疇，所以最好把後者留給民陣和泛民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遊行沒那麽重要，因為接連的大規模遊行也未能打敗政府、實現民主變革。年輕人並沒太大興趣組織政治團體，反映出無意識的行動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泛民和年輕人都不想將雙方的活動凝聚成一個更有力且更有組織的整體。不幸的是，盡管許多年輕示威者視去中心化為優勢，但去中心可能導致運動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階段造成嚴重分裂，因此會越來越妨礙運動前進。簡單來說，運動需要領導。

我們不是指像傘運時那樣自上而下強加的領導。年輕人有理由去厭惡泛民政客和民陣，因為泛民沒有民主、開放的架構。但現在群眾運動需要的是真正戰鬥性的領導，而這樣的領導需要通過組織基層活動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討論和計劃

年輕的示威者通過加密通訊軟件，匿名地連結起來。他們害怕如果在現場被認出真實身分或者被監控鏡頭拍下，會被警察逮捕。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港府已經在引入內地的鎮壓手段。數年來，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抗爭工人不再公開選舉代表，因為這些代表會第一個被逮捕、解雇。

在愈發威權的社會，年輕人不得不得采取這種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組織方式、隱藏抗議者的身份，並不代表自發的、即興的、無計劃的行動足以打敗有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當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討論推進運動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標。只有建設起群眾組織，才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以及在出現分歧時進行投票。盡管一部分年輕人認為網絡聊天群組可以成為民主的辯論和討論的平臺，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許多涉及不同問題而且不連貫的訊息同時出現在眼前，根本無法進行有組織、有架構的討論，因此最終也無法達成清晰的行動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投票不是基於民主討論，因此反而會讓示威者更加混亂。

現在則需要在所有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反送中委員會，向所有想要積極參加鬥爭的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運作。盡管反送中遊行都是由民陣主辦的，但現在民陣也承認也不知道鬥爭可以如何繼續、如何升級。我們認為運動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陣、工聯會、學生和青年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或個人）應該號召參加運動的所有團體或個人舉行一天的會議，討論如何更有力地組織鬥爭，建立民主的委員會，大量招募自發的示威者參與，從而民主地製定運動戰略和策略。

組織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

戰略要想成功，關鍵是舉行一日的政治罷工。直到現在反送中鬥爭還沒有過真正的政治罷工，這是一個明顯的疏漏之處。首先應該誠實地討論，分析為什麽雖然有許多人談到罷工，但並沒有組織起真正的罷工。

香港工會的軟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如何才能鼓勵大批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才能把運動當前的訴求聯系到工人和專業團體日常面臨的問題：全球最長的工時、實際收入停滯、私有化、公共服務崩潰、政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組織的工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癱瘓經濟哪怕只是一天，並警告政府如果不滿足群眾的訴求，工人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那麽能夠迫使強硬的政府退讓。正是因為沒有這樣有力的工人行動，今天的鬥爭難以前進。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規模工人罷工是對抗威權政權的決定性武器，例如上個世紀的南韓、南非、巴西以及現在的蘇丹。

69遊行之後，突然有許多人開始談論罷工，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發的。不幸的是，職工盟和教協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或指引。直到69遊行時，社會主義行動仍然是唯一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而且我們為此在各場示威中派發了總共超過35,000張傳單。

由於一些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帖文造成的誤解，海外媒體以為香港真的發生了罷工。的確，一些小商鋪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業，但規模非常小。民陣起初號召三罷，然後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萬人遊行之後，民陣才在最後一刻重新號召三罷集會，而且根本沒有組織。

當時職工盟就罷工行動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發動罷工。職工盟發言人說，工人應該請求雇主放幾小時的假，讓他們去參加集會。這並不是罷工！職工盟的這種做法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對一和雇主談判時是最無力的。真正的罷工應該是統一號召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所以需要領導。當大批群眾真的開始考慮罷工時，工會幹部卻沒有正確處理罷工問題，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領導，令問題更加復雜，而且也導致運動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太困難」、「不切實際」。

沖擊立法會

也只有考慮到運動的這種領導真空，才能正確理解七一那些年輕人沖擊立法會、布入警方圈套的錯誤。

政府試圖利用沖擊事件誤導、震嚇群眾，重新鞏固自己的力量、發起反擊。運動需要對此做出回應。現在還不清楚政府的反擊能走多遠，因為它被過去一個月的群眾鬥爭大大削弱，還沒有恢復過來，但如果運動越遲做出有力回應，政府就會越自信。

泛民說沖擊事件的責任不在抗議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值得稱贊。責任完全在於林鄭政府、中共獨裁政權和警方。他們毫不退讓，而且過去4年的殘酷打壓也引起一部份年輕人生出絕望情緒。

毫無疑問，沖擊事件是警方給年輕人設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國家機器內的走狗過去多次策劃過類似的煽動，試圖陷害、分裂民主鬥爭。當晚9點警察撤出立法會，實際上就是在「請君入甕」讓示威者進入。許多評論人士，包括警隊前高級指揮官和安保專家，都質疑警方的行動。而且在7月2日淩晨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盧偉聰就匆匆否認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懷疑。

一名警隊前指揮官對路透社說：「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府會做出這麽大退讓，在那種情況下把議會交給煽動者和頑固示威者」。

立法會入口被打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才開始進入立法會。年輕示威者沒有清晰計劃，所以猶豫不決。按現在已有的消息來看，進入立法會似乎只是由不超過200名年輕人討論決定的，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為什麽要進入立法會。一些人認為他們可以點燃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2014年臺灣學生和青年占領立法院24天），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形勢，因為就算是進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長期占領。

立法會內的記者報導說，示威者熱烈地（有時是激烈地）討論下一步要做什麽（《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許多決定是由一些小團體做出的，沒有統一的協調人。示威者被告知，他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有示威者貼出告示，禁止破壞書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會裏的飲料之後還留下了錢。有人在立法會講臺上懸掛港英旗幟，但很快被拿下來，這再一次說明示威者內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的許多口號（例如真普選）能夠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沖擊行動給運動造成的傷害。

需要群眾組織

沖擊事件的關鍵教訓是，運動需要真正的組織。評價任何行動、方法、策略的標準是，看它們能否推進群眾鬥爭、提高群眾的鬥誌和政治覺悟。

這不是責備青年示威者，而是認知到，盡管六月多次大規模的動員令人驚嘆，但運動存在嚴重弱點。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輕人缺少真正的群眾組織，而工人階級組織也很薄弱。

有些人認為缺少組織是一個優勢，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障礙。自發性的力量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群眾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曲折和危機。我們需要群眾組織，需要民主選舉的領導層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預測敵人的詭計並打敗他們。今天香港缺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這樣一個政黨能夠開始填補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真空。

社會主義行動活躍在香港的反威權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現在這個殘酷的腐敗製度。為了打敗林鄭政府，運動也需要挑戰資產階級富豪的權力，因為林鄭政府就是服務於這些富豪的利益。從97主權移交一開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氣，堅決反對民主選舉，並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那些富豪過去擔心送中條例會損害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那麽現在他們更擔心群眾抗議給他們的利潤造成的影響和威脅。他們想要香港盡快恢復「穩定」（實際上是指鎮壓）。

為了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港府和中共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將年輕人和群眾當前的迫切訴求（反對送中惡法、警察鎮壓和中共逐步扼殺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聯系到根除住房危機（香港18-35歲的年輕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國是四分之一）、貧窮、醫院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這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公司從富豪和中共「紅色」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將社會資源公有化，交給工人和勞動群眾民主控製。

香港：紙皮價格暴跌 拾荒長者無以為生

近期，前線廢紙回收價格預計將跌到僅1毫/公斤，這會是20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還沒有算上20年來的通貨膨脹），4萬名拾荒者深受打擊，其中三分之一是60歲以上的長者。大批貧窮長者甚至無法依靠執紙皮勉強度日，生活更加惡劣，同時香港可能出現「紙皮圍城」的局面。「紙皮婆婆」成為香港極度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貧窮問題的最悲涼寫照。

今次回收價格暴跌，是因為中國龍頭紙廠「玖龍紙業」將從香港進口廢紙的價格壓低三分之一（從每噸港幣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紙廠接連壓價，情況會更加嚴重。

出口價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國出口6萬噸廢紙，占本地廢紙總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廢紙會被用來製造再生紙或者紙皮箱。去年底，香港對大陸的廢紙出口價格為1,100-1,200元/噸，當時拾荒者執一公斤紙皮可從回收商處得7-8毫。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於中國政府收緊廢物進口標準，在6月前廢紙價格已經跌到4-5毫/公斤，執一天紙皮還不夠買一餐飯。有關註團體指，依靠執紙皮幫補生計的貧困長者收入減半，部分長者要動用「棺材本」過活。

廢紙價格下跌部分也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由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大筆關稅，中國製造業出口和生產減少。相應的，用於包裝的紙皮箱用量也減少，進而波及香港廢紙回收業。

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繼續上漲的物價，貧窮長者不得不依靠執紙皮拾荒維生，每日工作10多小時只得數十元收入。我們要求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保證長者能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同時也需要將回收業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紙工廠滿足本地回收需要（生產應該符合環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證至少66元/小時的生活工資和8小時工作製，從而創造更多體面的工作崗位。

保障住房權利 消滅地產霸權

今年早些時候仁濟醫院提出一項「社會房屋實驗計畫」，準備在荃灣海角街及海興路交界天橋下安放100多個水泥管屋，租給輪候公屋超過3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者。不出意外，該計畫受到普通市民嘲諷。除了天橋下惡劣的空氣質量，還有網民稱水泥管屋有如貧民窟，「衰過以前啲安置區」，並哀嘆「香港人點解搞到咁折墮？」

如此荒謬而且根本無助解決香港住房問題的計畫卻得到政府支持。房價持續飆升，親資政府將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惡法，卻無心保障基層群眾的住房需要，只會做出此類裝飾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協推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畫」至今沒有任何成功出租個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會清洗

香港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平均一個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儲夠錢買房，遠超過排第二名的溫哥華（12.6年）。買房者要將近70%的收入用於償還住房按揭。還有21萬人住在平均面積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供應遠不及需要，而且林鄭上臺之後還繼續推進綠置居，試圖私有化公屋，減少公屋供應，助長樓市炒賣。綠置居不斷蠶食市區公屋，這是變相的社會清洗，將窮人逼入較遠的新界地區。綠置居能於數年後通過補地價進入私樓市場，價格較高的市區房屋便會淪為投機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輪候公屋的戶數超過25萬，平均輪候時間增長至5.5年，創1997以來新高，被諷刺是「等到死」。政府稱將把未來10年新建公私營房屋單位（而非面積）的比例從6：4提高到7：3，但同時預計未來5年內每年只能供應14,500個公共住房單位，而私人住房單位則有13,500個，遠遠達不到承諾的比例。政府連6：4都未曾達到，新的承諾當然更是空話！

《南華早報》一篇專欄文章寫道：「香港住房問題需要政治性的解決方案，而且要改進製度就必須有勇氣對抗強大的地產大亨。地產大亨仍在繼續炒高房價，或是囤積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這樣的房子真的能滿足生活需要。」

為了解決住房危機，必須消滅的地產霸權，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這些嘩眾取寵的政策，也不能靠實為利益輸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鄭和親資港府沒有挑戰地產商的「勇氣」，反而助長樓市投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靠經營劏房和炒賣地皮致富！

社會主義者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丶地產商囤積的土地丶棕地丶閑置軍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萬間公屋；停止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加徵富人稅和資本利得稅，為興建公屋提供資金；也需要進一步將地產商和銀行公有化，由基層群眾和工人組織民主管理，才能徹底消滅地產霸權，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權利。

性小眾平權再接再厲 打倒專製父權資本主義

最近，國泰航空一個兩名男子手牽手的廣告被港鐵和機管局拒絕展示，港鐵廣告商暗示說該廣告「不道德」，引發眾多抗議。有同誌團體在港鐵和機場手牽手拍照以示抗議。最終港鐵和機管局被迫改變決定。兩周之後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同誌伴侶福利案上訴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許他及其在新西蘭註冊的同性配偶享有醫療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務員福利，也不允許他們采用配偶合並報稅丶評稅和享受相關稅務優惠，梁鎮罡提出司法覆核。該案幾經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鎮罡的要求才得終審法院認可。幾乎與此同時，終審法院裁定4條男男性罪行條文違憲，予以廢除。

盡管香港離真正的性小眾平權仍然非常遠，但這幾宗性平權鬥爭成果令人鼓舞。贏得這幾項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臺灣同婚合法化（盡管仍不是徹底平權）給香港當局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做出一些讓步，緩和香港性小眾的不滿，以免香港性小眾更大聲地要求同婚權利。這從側面說明，平權運動如果建設起國際聯合鬥爭，能夠擁有更大的力量。

維持對性小眾歧視

香港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逾半數受訪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訪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而林鄭和港府卻以「社會未有共識」為藉口拒絕性小眾平權。相反，保守港府丶建製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正是在維護恐同觀念和各種針對性小眾（以及女性丶外勞等等）的歧視與壓迫。

民建聯周浩鼎對梁鎮罡的司法覆核勝訴表示「擔心裁決會引起漣漪效應，由公務員福利引伸至社會各項福利政策」。這正正說穿了建製與大財團懼怕性小眾贏得平權會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投入更多資金，不得不提高現在極低的稅率。新上任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訪問時則公開說，在香港「研究讓同誌締結伴侶關系政策」是浪費時間和沒有可能。朱敏健對展開「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立場則是左閃右避，只是重覆說要「先進行廣泛諮詢」。朱敏健擁有豐厚建製背景，曾任職廉政公署35年執行處處長及加入過監警會，他的表態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加上本就殘缺的民主權利近年來持續受到打壓，香港政府和建製傾斜於大財團的利益，寧願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數萬億公帑輸送給財團，也不願意滿足同誌伴侶的社會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同婚，維持對於性小眾的歧視。而且如民主問題一樣，大力打壓性小眾的習近平政權也不會容許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則會激勵內地平權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獨裁統治。香港是現在中國唯一可以舉行同誌遊行的城市，每年會吸引大批內地性小眾參加。

連結民主鬥爭

這也是香港廣泛基層群眾所面臨的狀況。資本家和親資政府打壓勞動大眾的基本民主權利和保障，例如剝奪議員資格丶削減公共房屋丶打擊最低工資丶綜援等，所以性平權鬥爭是與民主鬥爭互相扣連，只有最大化勞動者的團結，才能贏得平權。

現時香港仍有五宗有關同誌權益的司法覆核在排期審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任何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推動性平鬥爭最主要戰場應是群眾運動。正如臺灣同性婚姻權也是經歷長期群眾鬥爭贏取回來，而蔡英文政府實際上壓低了臺灣同誌本來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現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於性小眾的判決，但這實際上仍然是迫於香港內外同誌運動的壓力。香港極需要更有組織丶更具戰鬥性的性平權鬥爭運動，這需要連結到民主運動與工人運動，共同挑戰獨裁中共和資本主義父權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實視同誌平等權利丶消除性傾向歧視丶婚姻全面平權。
職場建設工會鬥爭，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和所有人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醫療丶教育丶住屋丶退休保障等，實現真正的選擇權和實質解放。
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和專製獨裁中共。

香港：反對示威禁令 ！抵抗漸進「戒嚴」！

林鄭政府已經比送中條例更加「壽終正寢」。但中共不準許林鄭下臺，否則會被視為習帝的大敗退，而且可能導致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如果現在更換特首，將會激發大批香港群眾要求真民主，反對被富豪財團把持的威權製度。

所以群眾鬥爭的立足點已經改變。現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鄭，而是以反抗中共獨裁政權為主。據報導，中國副總理韓正已經坐鎮深圳，指揮港府每日的行動。警察已經淪為中共政策的主要執行者。

警方和建製派正想辦法煽動市民「暴動」，從而有借口鎮壓運動。新城市廣場發生的瘋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戰略」是要圍堵年輕示威者，故意引發沖突，這種不顧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導致有人死亡！他們想以此為借口禁止抗議遊行。政府聲稱會考慮分區戒嚴，正是要試水溫。如果分區戒嚴成功，他們就會試圖全港戒嚴。運動必須反對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許，我們還是照樣遊行！我們要捍衛神聖的集會和示威權！

為了打敗中共和香港警方的這種戰略，我們必須從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升級鬥爭：

我們必須把革命蔓延到中國，團結中港群眾共同反抗中共獨裁政權。中港兩地都面臨著中共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
我們的鬥爭必須超越「五大訴求」，要連結到結束整個香港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我們要提出實行真普選，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以真正完全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操控的立法會的；另外要求由群眾民主管理經濟，打破富豪對地產、銀行和大企業的控製，因為正正就是富豪專政造成了貧窮、過長工時和住房危機。
我們必須認真組織一日的總罷工來將政府拉下臺，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在所有工作場所和學校組織罷工/罷課委員會和工會。
我們的運動已經開始撼動習近平獨裁統治，令中共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共一定在認真準備反擊。群眾鬥爭需要群眾組織，通過在所有地區建立民主的群眾委員會，將所有人團結起來，防止運動碎片化，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

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香港群眾運動仍然像2014年那樣孤軍作戰，政權可以拖垮運動。把鬥爭擴展到中國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為了進行如此廣泛的鬥爭，運動必須擁有真正的組織和民主架構。松散的網絡和「自發」行動是不夠的！所以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新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工會。通過這兩者將鬥爭組織起來，能夠打敗獨裁政權及其所保護的經濟特權階級（即資產階級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組織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對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壓力，同時勢必會令更多中國和全球群眾關註和了解香港的現在鬥爭，令中港群眾更有信心對抗中共和資本家的壓迫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超越「五大訴求」；我們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國實行全面民主！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作為群眾運動的下一步主要行動；建立罷工委員會，建設強大的戰鬥性工會，阻止雇主迫害、解雇罷工工人；
打倒中共獨裁政權和財團專政，踢資產階級富豪！
建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將爭取真民主的鬥爭聯系到反對工人惡劣的生活處境。我們反對現在這個由資產階級富豪掌控的製度，資產階級仰賴殘暴的威權政府保護他們的億萬財富。所以我們主張社會主義，主張由群眾完全民主地控製政府和經濟。

元朗黑社會襲擊：一切都已改變！

7月21日星期日晚，數百名身著白衫的黑社會暴徒在元朗西鐵站瘋狂攻擊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記者）。我們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黑社會的襲擊直指群眾運動核心。過去兩個月數百萬人的和平示威已經令中共獨裁政權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黑社會使用鐵通和藤條無差別地毆打地鐵站內的乘客，至少45人受傷，其中至少兩人受重傷。一名眾誌成員他的頭部被毆至破洞，頭頂傷口長達6cm，後腦傷口則長達3cm。一名孕婦也被瘋狂的白衫暴徒毆打。

警察很晚才到場，而且絲毫沒有阻止黑社會暴行，也沒有逮捕任何人。任何關註反送中運動的人對此都不會感到驚訝。群眾普遍懷疑警方和黑社會暴徒勾結。一段現場視頻顯示，警方八鄉分區指揮官李漢民對暴徒表示感謝，盡管他也說不想黑社會的「幫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采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過高度組織的恐怖團夥試圖製造恐慌，打擊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抗爭信心。不久前蘇丹軍政府也使用類似的方法試圖打敗反威權群眾運動，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仿墨索裏尼的黑衫軍和希特勒的褐衫隊，來支持獨裁政權。他們的規模比較小，但是如果群眾運動不做出堅定的回應、展現出更強的意誌、更緊密的組織和更高的紀律，他們就會變得更加兇殘、危險。

元朗「白衫軍」大部分都是收錢做事，並不是特別受某種政治立場驅動。而群眾鬥爭的優勢正是在於強得多的號召力（反抗腐敗、殘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數。但是群眾需要真正組織起來，才能把這些優勢變成實際力量。元朗事件已經向我們發出警號，有組織的自衛已成為群眾運動獲勝的關鍵，刻不容緩。

在中國大陸，腐敗的中共官員也經常勾結資本家，用黑社會暴徒恐嚇罷工工人或反征地的農民。現在政府把這種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於送中條例遭遇慘敗，中共獨裁政權的「香港戰略」也已崩潰。現在林鄭比「無用」更加糟糕，因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會令群眾更加憤怒。中聯辦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數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麽。現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他們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動消耗運動的力量，同時也希望製造「混亂」和「暴力」令群眾疏遠運動。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群眾對政府的怒火極為高漲。

由於整個社會都鄙視警察，警方內部也出現危機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顧一切地利用黑社會來攻擊運動。在五年前雨傘運動時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藍絲對占領者的攻擊越來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開、更危險的水平。所以群眾運動須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應，否則反動威權勢力就會更加肆無忌憚。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記者在元朗事件後迅速發聲。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元朗黑社會襲擊「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一些記者計劃在未來幾天舉行示威。

在社交媒體上，已有人呼籲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舉行示威。這是重要且值得歡迎的一步。不過元朗示威必須采取自衛措施，包括保護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現在迫切需要切實組織自衛。

組織自衛 刻不容緩

群眾運動有權保護自己，抵擋法西斯式暴力。這已成為鬥爭最迫切的問題。自衛需要有組織。李小龍的「如水」廣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但是「如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元朗事件已經說明，「如水」作為一種鬥爭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當前這種長期的鬥爭不能僅僅依靠自發行動，必須要有計劃和組織。而只有通過民主的基層渠道才能有效地組織鬥爭（從上而下的官僚控製會破壞運動）。運動需要領導，但領導必須由群眾選舉、受群眾監督。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應該在每個工作場所、學校和地區建立民主的基層委員會，來組織群眾鬥爭。

為了反擊有組織、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會襲擊，最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構組織自衛力量，保護群眾運動。如果工會發揮領導作用，幫助建立自衛力量的骨幹，那麽效果會是最好的。這樣也可以反過來幫助建設工會。在當前鬥爭中，建設工會是另一項迫切任務，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強大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例如罷工）是打敗獨裁政權的唯一方法。如果工會幹部不采取上述行動，那麽基層工人和年輕人就必須采取行動。這是為了保護基本的民主權利，例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會主義行動於7月22日星期一發布的聲明解釋說：

「群眾受到黑社會近乎法西斯式襲擊後，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我們有權保護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這是我們的人權。自衛需要有組織，以保護抗議者和普通市民為目的，不是為了攻擊……

「在727之前應該召開群眾大會，選舉產生自衛委員會，選出認真、有紀律的代表。代表應該將示威者和公眾安全放在第一位，當示威者遇襲時組織強硬的防衛行動。」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後的政治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的報導，親政府陣營希望煽動暴力事件，從而有借口實行戒嚴，禁止群眾抗議。過去幾周，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攻擊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斷升級。如24名民主派議員發表得聯合聲明所說，有明顯跡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會暴徒勾結。

毛孟靜說：「999打唔通，警署落閘，有警察見到暴徒就視而不見。」

民主派議員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辭職，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元朗黑社會襲擊。這是正確的，但是這樣還不夠。他們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群眾自己須要如何捍衛示威權和繼續鬥爭。就算盧偉聰下臺（中共對此堅決反對），我們仍顯然不能指望警方保護我們的權利。元朗事件說明，有組織的自衛是群眾運動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警方為了裝扮出所謂的「公平處理」，可能會逮捕一些元朗黑社會暴徒，同時繼續升級警察暴力。在他們眼裏，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脅。警方針對右翼勢力的任何一絲行動主要都是為了防止群眾運動因元朗事件采取自衛措施。

政府的虛偽

右翼建製派和元朗事件的關系也已顯而易見。在黑社會暴徒進入西鐵站攻擊乘客的同時，和許多黑社會暴徒一樣代表新界封建勢力的建製派議員何君堯被影到向暴徒舉起大拇指並和他們握手。何君堯對暴徒說：「辛苦曬」。因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堯於次日試圖撇清自己和暴徒的關系。但在一場記者會上，何君堯仍然說到暴徒只是在「保護家園」。

更廣泛的親政府政客以及林鄭和高級警務人員的虛偽言論表明他們有份參與元朗黑社會襲擊。大話連篇的林鄭在記者會上假裝對元朗事件感到「震驚」，但其主要發言卻是關於同晚中聯辦外的反送中抗議，並將這兩起「暴力事件」相提並論。

但元朗發生的恐怖襲擊，造成多人受傷，而中聯辦外的抗議只不過是破壞了一些設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發指的是，林鄭拒絕把元朗事件定性為「暴動」，但以往許多年輕示威者卻被控告此罪名。林鄭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說：「嚴厲譴責塗汙中聯辦國徽的暴徒！這些敗類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長期鬥爭？

中共獨裁政權正竭力應對香港群眾運動。它完全沒有預想到反送中運動的爆發，說明它花費巨資在香港建立的情報系統根本是沒有用的「大白象工程」。這是因為在中共獨裁政權的體製下，官員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樣報喜不報憂。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員也需要取悅「獨夫」習近平。中共這樣的製度不歡迎批評或獨立的聲音。所以獨裁政權以為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香港爆發史上最大的群眾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務一項是防止香港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

中共不準許林鄭辭職，否則會被視為習近平的大敗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爭奪香港控製權的長期鬥爭，而「香港政府」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中共放棄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勢必削弱它對未來局勢的預見力，也會削弱它在危機中的權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現在的政治危機會變成長期對峙。

盡管部分中共強硬派想要動用解放軍，但目前來看軍事鎮壓幾乎不可能，因為軍事鎮壓會在香港和臺灣引發極為嚴重的連鎖反應，並且會成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新戰線。盡管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香港民主鬥爭幾乎沒有興趣，但如果解放軍接管香港，他們也不可能袖手旁觀，否則美帝國主義在亞洲和全球的權威會受到嚴重打擊，所以美國政府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方面做出猛烈回應。

因此，中共獨裁政權目前只能試圖拖延，希望群眾會像雨傘運動那樣耗盡精力。但是反送中運動比傘運的層次更高，更具戰鬥性，規模也更大。今天群眾對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不滿（尤其是年輕人）。群眾的怒火被總結成一句話：「無錢，無房，無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從反送中運動一開始就解釋說，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只有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所以必須爭取中國群眾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認為的那樣，只需要以行動觸怒中共政權（中共已經生氣了）。

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系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機場工人接力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訪問航空業界抗議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機場集會總共約有1萬5千人參加，抗議警黑勾結製造元朗恐襲。無數向機場湧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並展示出「警黑勾結 無法無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鄉黑警」等標語，顯示巿民對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的巨大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在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群眾自衛組織抵抗警黑暴力、建設戰鬥性的工會準、備真正的罷工行動、以及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近千航空界工人聯署譴責警黑勾結，民航署航空管製人員更發出聲明，指為保障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會考慮將不合作運動升級。可以想像香港客貨運量驚人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罷工，將會對整個經濟造成龐大影響，給政府造成比現在大得多的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在機場集會訪問了數名航空業界工人，嘗試了解他們的看法：

記：你們為什麽要參加這次集會？

Bred : 我由6月9日100萬人上街反送中時已參加，其後的遊行示威等都沒有缺席。今次參加是因為作為國泰空中服務員一直都關心社會，積極以行動表達訴求，政府的無能令我們要團結起來。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未有作出升級行動，我相信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來。

Twister : 我都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感到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十分可恥。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正在換屆而未選出幹事，這可能因此而影響工會對運動的參與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國泰航空擔任空中服務員已經有8年，我參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訴求，政府無視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來。我所知道工會未有參與今次的集會，其實工會都有一直跟進勞工權益，例如新入職的空中服務員薪金比我們少2-3%，這方面應該要繼續爭取，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繼續不聆聽訴求，就應該要罷工了。

727元朗遊行展現抗爭決心

7月27日28.8萬人參加元朗遊行，抗議上周瘋狂的黑社會襲擊。如此龐大的人數對黑社會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結做出了有力回應。盡管警方試圖禁止該場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沖突和黑社會襲擊恐嚇群眾，讓群眾不敢參加示威，但群眾運動再一次展現出抗爭到底的決心。

面對勇敢的示威群眾，警方采取更加兇猛的暴力鎮壓，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發射催淚彈，乃至將催淚彈射上一間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鐵路軌，威脅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記者在現場所說，是警方首先發起攻擊。當晚警方亦沖入港鐵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會暴徒一樣瘋狂毆打正在撤離的示威者。遊行申請人鐘建平亦於隔日因「煽動非法集會」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所面臨的危機和混亂。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鬥爭和分裂已公開化。數百名公務員在網絡上譴責警黑暴力。面對政府內外的壓力，張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試圖緩和群眾的高漲怒火，卻被兩個警察協會猛烈攻擊。警方高層需要暴力行動來鞏固警隊的「士氣」。

在當日遊行中，許多青年拿著盾牌防衛，並展開自衛性的反擊來保衛遊行。面對警黑暴力，群眾運動需要組織自衛。這是運動當前的迫切問題。但是要對抗瘋狂的警察和黑幫暴力，需要透過民主架構建立有組織、有計劃的自衛隊伍，經過民主討論來決定行動，才能團結和保衛整場運動，並避免被警方煽動落入圈套，讓警方找到反攻的機會。

727遊行證明，警黑暴力未能終止群眾鬥爭，反而只會加劇群眾抗爭的憤怒。為了打敗警黑聯手鎮壓，贏得徹底的民主，除了組織民主的群眾自衛力量外，急需在職場上建立罷工委員會和戰鬥性的工會來組織一場能夠有力挑戰威權政權的全港總罷工，爭取真普選，以屬於工人和窮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獨裁政權和資產階級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會，同時必須團結中國工人鬥爭共同打碎中共財團專政！

八五大罷工　工人階級團結鬥爭　推進逆權運動

罷工又再成為運動的焦點，得到大批年輕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熱烈討論。連登網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罷工，得到越來越多人支持。由於各行各業工人的壓力，職工盟26個屬會現已表示會參加八五罷工，這一進展值得歡迎。

經過八個星期的鬥爭，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但送中條例尚未撤回，其他訴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鎮壓群眾的手段也越來越殘暴。而群眾和年輕人不斷發起英勇、果斷的鬥爭，整個社會湧動著反政府、反黑警情緒。

我們要打破過去八個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樣做？看看蘇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進行的群眾鬥爭已經證明，罷工是群眾打敗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階級是社會運轉的基石，而罷工可以組織起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以一日總罷工為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這比單純的街頭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萬工人罷工，成功推翻了總督羅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見，香港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中堅力量，才能推動逆權民主運動取得勝利。

大多數年輕示威者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背景，從事不穩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如果我們發揮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像十號臺風一樣讓香港停擺，將比我們作為「示威者」或「請願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強大。

群眾鬥爭關鍵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職場上組織起來，在不同職場間串聯起來，一起建設罷工行動。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組織起一支工人力量，連登網民率先號召的八五大罷工正是向此方向前進的第一步。

群眾奮勇前進，可職工盟幹部卻袖手旁觀，這種狀況需要改變，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但是它必須將聲明轉化成行動：召開職場會議、張貼海報、派發傳單、以及在網絡上呼籲所有工會會員參加罷工。職工盟也應該開通法律咨詢熱線，為遭受雇主威脅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強化弱小的工會運動，使之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反對送中惡法、警黑暴力、威權政府聯系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低薪、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以及工人權利所受的種種限製。

正是這個不民主的製度（非民選的特首、被建製派和財團操控的立法會等等）拒絕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大量興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免費公共醫療和教育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反而通過一連串大白象工程將輸送公帑給一班大財團。

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親富豪的建製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毀香港。必須踢走他們，代之以民選的工人階級代表。

工人對罷工仍有憂慮，害怕力量不夠而被孤立。雖然法律保障罷工權，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雇罷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權移交時送了香港資本家一份大禮——廢除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勞工在一對一面對資方是最不利的。反觀十九世紀，工會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因為工人階級尚未充分組織起來，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奪財富，中共和港府才膽敢無視民憤、采用警黑暴力鎮壓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應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大罷工，打倒林鄭僵屍政府！
工人組織起來，組織工會和職場罷工委員會，讓群眾鬥爭再上一層樓！
在五大訴求之外，民主鬥爭應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以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通過真人民議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大量興建公屋，提供可負擔住房；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取消大白象工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重建公共醫療和教育；對巨富徵重稅，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眾鬥爭」

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個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員。

兩個月來，香港群眾為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接連舉行大型示威，並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攻擊。這些示威起因於政府打算修改法律，從而允許將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國大陸，以圖進一步迫害社運分子。

就算政府說修例已經「壽終正寢」，但示威仍在繼續。群眾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條例。大多數示威者都是年輕人。他們爭取自由表達和政治結社的權利，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者並撤銷對他們的檢控，要求民主選舉香港政府，並反對中共對香港施加越來越大的控製。

香港面臨主權移交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說明「一國兩製」已經走入死胡同。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所未見過的嚴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眾運動有可能和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合起來。盡管我們難以獲取香港的資訊，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體對群眾鬥爭的猛烈攻擊暗示危機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不久前，警方縱容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攻擊示威者、記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繼續升級。類似的，警方加大鎮壓並且迫害示威者，也顯示出群眾運動面臨的危險。

我們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支持香港年輕人抵抗威權統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罷工是運動轉捩點

八五全港大罷工絕對是反威權運動的轉捩點。面對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檢控消耗我們的運動，大罷工可以及時突破運動的膠著狀態。罷工可以癱瘓經濟，影響大企業、銀行的利潤，政府不能無這股壓力。

這會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當時正是香港工人階級身處革命形勢，第一次要求普選。今天罷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現在我們這場反威權運動需要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獨裁的革命。而革命是爭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罷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資本家和政府的利潤會大受打擊，比工人的損失大得要多。罷工不但是避免前線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從近來蘇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證明這一點，罷工可以成為打敗暴政的「核武器」。一日總罷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我們知道，林鄭似乎不會因為一天半天的大罷工而讓步，但當香港勞動階級站起來，動用自己的經濟力量，並且準備再次罷工，政府勢必被撼動 。因此，下一步的具體措施是，建設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在未來數天或數周內準備新場更大規模的全天總罷工。

我們樂見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加工會，單靠現有工會力量並不足以建設全港總罷工。我們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大規模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即200萬人遊行兩個月，是發動更有組織的總罷工的合適日子。這場總罷工需要有效組織起來，通過在各行各業裏發起運動、舉行職場會議，說服更多工人參與罷工，加入工會。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逆權運動聯系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罷工的訴求應包括八小時工作製、恢復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60元、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政府應停建萬億人工島，並用公帑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資本家們會永遠記得，正是愚蠢、頑固的中共和林鄭點燃了群眾罷工浪潮！總罷工也可以向中國大陸的工人作出示範效應，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不人道的剝削和獨裁政權。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罷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發動總罷工

八月五日全港罷工創下了香港的歷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29萬人參加七區的罷工集會，單單在金鐘有15萬人。林鄭月娥自上月22日 以來一直龜縮，到罷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會面傳媒，指罷工是「拿香港經濟對賭」，並指控示威者企圖「革命」。但這做法實際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罷工並參與集會。

35萬人罷工

職工盟估計全港有35萬人參與罷工。八五全港罷工以機場工人的罷工最有力量。職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員總工會雖然沒有組織工會成員罷工，而只是發聲明呼籲工人自發性參與。在這情況下，仍然有大批機場機組人員、地勤、飛機維修員集體請病假曠工，就連民航處航空交通管製員也有三分之一人員加入。估計約2千名空中服務員、320名地勤人員、200名飛機維修員參與罷工，其中國泰和國泰港龍兩間公司有一半工人罷工。

建製派的工聯會一如所料呼籲工人不要罷工，指控罷工「阻礙經濟發展」。但民主派的職工盟的力量相當薄弱，也沒有積極動員工人參與罷工，只是希望擔當「支援」和「呼籲」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參與工會，而少數工會會員則表示工會並無發動罷工。受訪的徐先生是飛機工程人員，他的公司有約6000人 ，而自己部門的100人中有過半響應罷工，所有員工均是自發罷工，沒有經過任何方式組織。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個人曠工的方式參與罷工，而尚未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廿多位罷工工人，大部分人通過whatsapp或facebook群組聯絡，然後決定曠工。工人自發罷工展示了無比的決心，而且希望可以發動更有力的大罷工。不少工人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例如在旺角麥花臣球場的梁小姐，從事製造及物流業工作，她說自己公司有100名員工經過討論後，決定一起發動罷工。

可見，工人罷工的意誌和力量已經遠遠比工會組織走得更前。由於職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職場中實際的工人組織，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選舉工會幹部、建設民主架構，在大罷工中沒有足夠的動員力，其工會領導也顯得猶豫不決，沒有藉著罷工強化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力量。

建立更強大的工會和廣泛的罷工委員會

現在，工人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是再發動總罷工的好日子，這段時間工人可以在公司內進行組織和宣傳，派發傳單和召開會議，招攬更多同僚再次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Nathan作為銀行業工人，在金鐘集會現場宣傳組織起銀行工人，建設強大的工會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歡迎。我們的網上群組在一天內吸引過百名金融銀行業員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討如何集結這股力量推動更有組織的宣傳，為再次發動總罷工作出準備。

在8月5日早上，年輕人發起不合作運動，在荔景、鉆石山、炮臺山等多個車站阻礙車門關閉，導致觀塘線、荃灣線及港島線全面癱瘓。在鯉魚門、元朗及黃大仙龍翔道，各處有數十架車輛慢駛阻塞交通。事實上，很多工人由於被雇主針對甚至被解雇的風險，而不敢直接罷工。不合作運動癱瘓了地鐵和多處馬路，某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工人「被罷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種抗爭方式是難以持續的，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並集體罷工。

在七個罷工集會點，下午時分很多年輕人開始占領、堵路及包圍警署。直接行動的模式開始掩蓋了罷工作為鬥爭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會暴力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示威者感到極為憤怒，因此出現向警署投擲石頭及燃燒彈，在屯門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縱火。不排除部分行動由冒認示威者警方臥底和黑社會所為。網上流傳警察換上黑衣，似乎是企圖混入示威者人群中製造沖突，為他們暴力鎮壓提供機會。8月5日晚，荃灣和北角的福建幫黑社會手持武器襲擊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斬傷一名年輕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階級是中堅力量

在欠缺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目前罷工仍被視為是年輕人抗爭的輔助力量。但長期來說，不合作運動是難以持續的，並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的罷工運動。工人罷工不僅僅是「支持學生」，而是這場運動致勝的關鍵，因此應該成為運動的中堅力量。工人如果有組織起來發動罷工，其經濟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為了打破工人對罷工的顧慮，我們也需要準備跨公司、跨行業地聲援那些因罷工而被處罰乃至解雇的工人，向那些為虎作倀的雇主發起抗議。這同樣需要有工人組織和有計劃的集體行動才能發揮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組織起罷工委員會，成為民主決策運動的機關的一部分，計劃下一步的運動方向和政治訴求。這也是幫助整場運動組織起來，改變運動「沒有領導」的狀況，打破目前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勇氣，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所以工人階級肩負著巨大的責任，而且擁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潛力。工人和整場運動必須組織起來。

扣連至勞工議題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香港威權製度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壓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權利，讓財團賺取更多利潤。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林鄭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記者會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戰國家主權，明顯改變了對運動的定性，為更強力的鎮壓鋪路。較早前，林鄭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極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圖分化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這招分化技倆明顯失效，在政權完全失去民意的情況下，廣泛社會同情年輕人的沖擊行動，認為沖擊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辦亦發表類似的聲明，而且深圳2萬名公安高調大練兵，模擬處理鎮壓香港的情況。這種言論明顯是講給中國大陸人聽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運動，避免其獲得大陸民眾的支持。

中共感到驚慌

可見，大罷工給中共發出了強烈的警號。中共極為害怕香港會發展真正癱瘓全城的總罷工，因此開始亮起了加強鎮壓的訊號。政權也害怕香港長期陷入騷亂狀態，因為這會大大損害習近平的權威，並且害怕香港的運動會蔓延至中國大陸。

由於中共出動解放軍將會引起全面的反抗、統治階級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經濟損失，目前還是恫嚇多於實質行動。當然我們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權受到威脅時，不能排除出動解放軍這最後手段。由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存在，香港並不像「正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一樣，可以改頭換面換上新政府緩和民憤、繼續統治，因此對於香港群眾來說，最終來說還是「要不革命、要不鎮壓」。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運動需要走向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並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連成一線，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系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運動已持續超過兩個月。林鄭和中共曾希望能夠拖垮運動，但是運動到現在仍然保持強大的勢頭。實際上群眾的怒火已經超過五大訴求，指向整個威權製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說，就算現在林鄭下臺或者允許獨立調查警察暴力，也無法平息運動。

有消息稱，習近平因無力控製香港局勢，而在北戴河會議上遭受諸多批評；至少現在，習近平決定不派出解放軍，因為這將給中共自己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裝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行動采取更猛烈的鎮壓，「多抓人並加重判刑」，以圖恐嚇示威者，平息運動（不過已經有跡象表明，中共未來出動解放軍的可能性已經不小）。

黑警暴力變本加厲

更加殘暴的鎮壓已經開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場遊行，實際上就是進一步推近戒嚴，同時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彈擊中失明；太古地鐵站，警方在下行扶手電梯入口近距離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除了胡椒彈的直接傷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慘劇；警方在荃灣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可能給乘客遭成長期傷害；飛虎隊員被揭發假扮示威者在銅鑼灣放火，給警察提供借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灣有黑幫無差別襲擊塗人。警黑暴行數不勝數。

但中共和香港政權很可能是再次誤判形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結果是，之後兩日抗議者在機場舉行大規模抗議，導致兩日分別有180和400個航班被取消（香港機場每日約有800個航班），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這場「沒有領導」的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依然聲勢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瘋狂的警黑暴力觸發越來越大的群眾怒火。林鄭對群眾的蔑視以及6月12日立法會外的激烈沖突促使200萬人上街抗議，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會襲擊事件推動基層公務員在網絡上抗議，並促成了歷史性的八五大罷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個遊行，但大批群眾和年輕人仍湧上街頭，並和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方在鎮壓推動更猛烈的警察鎮壓很可能會令運動進一步升級。

自一個月前中聯辦外的示威之後，中共開始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港澳辦接連三次召開記者會，譴責香港群眾運動，並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鎮壓，以及威脅說如果運動繼續下去，中央政府將會介入。同時中共也要求林鄭不要繼續躲在幕後。示威者和群眾諷刺林鄭是「躲在警察背後罷工」。現在林鄭重新表現出的「強勢」與「自信」只是出於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為政府和運動的力量對比真的改變。

林鄭得到財團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財團歸隊。不同於五年前傘運時，在過去兩個月裏，香港財團罕見地保持沈默。它們不想觸怒中共，但同時對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廣場員工為警察帶路襲擊示威者之後，大批群眾前往新城市廣場抗議。這也是為什麽最近海港城在門口貼上告示：「除非有罪惡發生，警察請勿內進」。

但是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不久前，中國民航局警告國泰，禁止參與或支持示威的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隨後，國泰警告雇員，如果參加未經警方批準的示威，可能會被開除；同時國泰開除了兩名地勤人員，只不過因為他們泄露了警隊足球隊前往中國參加比賽的航班信息；國泰也讓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停飛，實際上意味著認定該機師有罪。與此同時，林鄭帶領一眾商界代表參加記者會，正是為了顯示她已得到資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脅更多的資本家表態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產商和國泰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支持林鄭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這顯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鳳凰網刊文，指責香港四大家族集體沈默。

香港的大財團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國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國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屬於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國航是國泰第二大股東，有五個董事席位。國泰第一大股東香港太古集團本就是以中國為主要市場。而且這些大財團一直都仰賴中共維持香港的不民主製度，讓它們肆意壓榨勞動者，大發其財。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CNBC）采訪時說，極高的房價是觸發香港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因：從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升了兩倍，而工資停滯不前，年輕人很難看到。謝國忠說，中共要想解決香港的社會危機，必須把權力從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當然不會這麽做，因為財團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國《環球時報》（2019年8月13日）所說，中共已經將香港的控製權「外判」給這一小群主導香港經濟的寡頭。

大財團依靠這個不民主的製度打壓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權利，抵製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對大量興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造成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大財團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所以，這場運動不僅要對抗威權政權和警黑暴力，也要對抗和政權站在同一條陣線的資本家。這更加說明，運動需要新的前進方向。要想打破現在的政治膠著狀態和變本加厲的警察暴力，並把權力從這些大財團的手中奪過來，實現由基層工人群眾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須要讓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核心。

準備再次總罷工罷課

35萬人參加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罷工。運動需要準備新一場總罷工。新的總罷工應該通過職場裏的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通過組織的力量。同時，現在正在醞釀的罷課行動也具有重要意義。大規模的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的鬥爭。新的罷工罷課行動，從許多方面來說都對整場運動至關重要。

近期關於「大臺」的爭論表明運動出現了領導危機。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泛民在運動中沒有權威。但泛民在嘗試利用現在的局勢重奪領導權。許多示威者開始對過去幾個星期的不斷沖突感到疲憊。這不代表運動在失去動力，而是因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沖突並沒有目標、也沒有實際效果，而且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警員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借口（例如8月13日在機場兩名中國人被攻擊的事件）。許多示威者開始希望回復到由泛民發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議活動都是運動可以采取的行動方式。我們需要強烈抗議警察暴力和濫捕，而且實際上沖突絕大多數是警方主動挑起的。如示威者諷刺的：「沒有警察，就沒有暴力」。

運動需要組織和領導，為運動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從未為香港民主運動提供過真正的領導，反而一直嘗試煞停運動，因為他們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們想和政權做交易，所以擔心運動「走得太遠」，超出自己的控製。泛民失去權威，正是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展現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運動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通過民主的架構選舉和改選領導，防止如傘運時那樣，由少數泛民政客和社交媒體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製運動。

在運動中建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可以為組織整場運動提供關鍵幫助。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抵抗日漸增加的解放軍威脅。8月15日，有解放軍軍車出現在香港市區。在當前如此緊張的時刻，這絕不會是「無心之舉」。前一日，特朗普也已發推文說，美國情報部門證實，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邊境調遣軍隊。雖然習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動解放軍，但他不會徹底放棄這一選項，因為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中共無法僅僅依靠警察控製局面，那麽他們會「別無選擇」。

運動的敵人是中共這一世界上最龐大的獨裁政權，所以必須準備中共直接的鎮壓。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抵擋解放軍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國公安武警的威脅。同時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向中國的工人群眾發出真誠呼籲，聯合對抗兩地群眾共同面對的這個獨裁政權。顯而易見，香港群眾運動無法獨立打敗中共。

不能指望美歐政府

我們不能指望美歐或者臺灣政府真正幫助香港的群眾鬥爭。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內，西方以及臺灣政府正在本國執行反民主、反工人計劃。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一直用美歐政府的警察暴力為中港兩地的國家鎮壓辯護。特朗普此前稱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暴動」，得到中共稱贊。在6月底G20峰會上，特朗普為了避免惹怒習近平，有意避談香港問題。

在中美沖突下，美歐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壓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說：「中國想要達成貿易協議，先要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但同時他也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對於中港群眾來說，沒有什麽比這更荒謬、更諷刺了。如果中共願意在貿易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不會介意「出賣」香港。

香港群眾運動唯一的戰友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基層勞動者。我們需要呼籲正在進行抗爭的中國工人和年輕人，一起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消滅中港工人和年輕人共同經受的壓榨和所有社會不公。

運動需要新方向 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中共準備更猛烈地鎮壓香港反威權運動，黑警暴力已變本加厲。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打敗威權政府的新一輪攻勢。

以工人階級為重心

工人階級應該成為運動的重心，以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癱瘓經濟，相比於單純的示威和占領，能夠對政權造成更大威脅。同時，我們要將革命輸出大陸，呼籲眾多不滿中共貪腐特權官僚的大陸基層群眾和我們一起抗爭。

35萬人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開始。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罷工不應只是支援年輕人，更應該成為運動的主軸。

這一武器不只是對抗政權，也是對抗為虎作倀的大財團。本來連建製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林鄭明顯己經與財團達成枱底交易，使他們全面轉駄。一眾財團和地產商也登報支持警察暴力。

財團本就仰賴威權製度打壓工人生活水平和權利，賺取更多利潤。國泰解雇兩名機師，除了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也是為了報復八五罷工。我們必須對威權製度背後的大財團做出強硬反擊！

航空業工人再發動大罷工能徹底癱瘓機場，給政府和財團造成更大壓力！更不用說總罷工的威力！讓工人運動成為運動核心，也能為運動提供前進方向，打破現時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機動力，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

前幾周，占領和包圍警署的行動沒有清晰目標，反而令年輕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動運動繼續向前。無組織的前線行動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致勝的關鍵手段，可以打破膠著狀態，成為運動的突破口。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行動。我們相信全港大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鬥爭。

工人需要組織起來

現在，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和政治訴求。

為了發動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

運動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組織基層工人反抗殘暴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並為鬥爭指出方向。依靠群眾的參與，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動群眾鬥爭前進，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擊親共財團，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抵抗新一輪白色恐怖，停止暴力鎮壓及政治檢控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在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準備九二總罷工罷課 運動需要新方向

組織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818超過170萬人上街，證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權的分化奸計沒有得逞。林鄭月娥過去幾周嘗試籠絡財團，企圖重新鞏固權力，但政權內部仍然分崩離析。連親建製的監警會主席都公開支持撤回修例。林鄭政府現在外強中幹，勢孤力弱。

但運動仍處於膠著狀態。警察暴力不斷升級，更派臥底製造分化，令前線示威者受到打擊。我們要推動運動升級。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鬥爭作為主線。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為運動的突破口。

航空業工人遭到打壓

航空業的工人在八五罷工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因此驚動了中共政權，引來報復。全港航空業至少有14人已被解雇，其中更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的主席。即使國泰工會沒有發動八五罷工，而只是讓工人自發請假，但國泰資方還是企圖借機瓦解工會。所以，政治罷工不但挑戰政府，也要挑戰財團。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全港大港罷的學生響應9月2日的罷課，相信大罷課可以鼓舞工人大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自發模式已達極限

沒有領導的自發模式已經達到極限，再難令運動向前走。運動需要民主的組織和領導，提供清晰的前進方向。泛民趁著運動陷於膠著狀態，企圖建立不民主的「大臺」以控製運動，但至今仍然失敗。他們在雨傘運動時沒有真正領導向前行，不斷嘗試煞停運動。我們不要泛民壟斷的大臺，但我們也要一個由下而上的行動組織，讓所有人公平參與和決策，為運動提供方向。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準備九二罷工，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反擊親共財團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並支持工人鬥爭，反對財團專政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清洗抗爭工人 國泰港龍工會副主席被解雇

國泰港龍解雇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施安娜，這是過去兩個月香港反威權群眾運動中航空業工人所受的最嚴重攻擊。中共獨裁政權向國泰施壓，要求它清洗參加鬥爭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雇或者辭職。

這場浩大的運動震撼了整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大公司經濟霸權和住房危機的群眾起義。

臉書帖文

8月21日國泰港龍管理層叫施安娜開會，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臉書上三則評論的截屏圖片，然後問她這些評論是不是她發的。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些截屏圖片是國泰港龍一名前雇員提供的，而這名前雇員是一個高級警司的親戚。一開始，這名告密者把截屏圖片發到了藍絲臉書群組裏，呼籲藍絲向中國民航局「檢舉」施安娜。

不久前中國民航局出臺新的「安全」規定，禁止支持抗爭的香港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其實這只是為了迫害抗爭工人。8月中的機場抗議之後，中國對香港航空公司的壓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說：「今次被解雇，不單關乎我自己，而是關乎整個航空業，更打擊所有香港人的集會和言論自由，究竟呢個白色恐怖幾時先停？」

顯然，施安娜被解雇是威權政府打壓整個群眾運動的一步，特別是要打擊航空業工會。航空業工人擁有強大力量，是香港工人當中關鍵的一部份。他們多次表示支持群眾抗議，所以中共想要他們噤聲。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國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辭職正是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共認為何杲「太過放任」雇員參加抗議。《金融時報》（8月26日）說：「中國媒體向它們［香港的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解雇所有爭取民主的雇員。」

打壓航空業工人和工會主要是為了報復機場抗議和占領。這些示威盡管並非工人或工會組織的，但向人們展示了癱瘓機場可以對親政府的公司造成嚴重損失。8月12-13日，約5萬名示威者占領機場接機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飛，據估計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國泰港龍空勤人員協會是職工盟屬會。職工盟共有19萬名會員。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告訴「香港自由媒體」（HKFP），航空業工會現在成為政府的攻擊目標，是因為航空業是工會會員參加八五大罷工比例最高的一個。

八五罷工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場由群眾運動點燃的罷工。35萬人參加了這場罷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會會員。

大企業支持一黨專政

國泰及國泰港龍的大股東太古集團是香港主要財團之一，它主要經營地產、交通、工業和飲食。太古集團生產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樂，其主要市場在中國、亞洲和美國13個州。

國泰打壓工會和言論自由，甚至限製雇員在私人臉書上的言論，可見國泰老板正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香港群眾抗議的政治工具。

盡管到目前為止香港的工會並未在群眾鬥爭中發揮突出作用，但航空業以及其他行業的資本家明白，工會擁有巨大潛力：它們能夠發揮更加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癱瘓經濟運作，因而沖擊公司利潤。所以現在看起來，親中共的財團是要「先發製人」，以圖避免工會成為群眾運動的領導，進而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威脅。

近幾周，中共加強對香港商界的壓力，要求它們向四面受敵的林鄭政府表忠並譴責群眾抗議。富豪們已經在報紙上登了諸多整版廣告來表示忠心。

太古集團於8月13日發表聲明稱：「我們務必立即行動起來，反對暴力，恢復安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全力支持國泰航空嚴格執行中國民用航空局關於確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對非法活動采取零容忍態度。」

需要再次罷工

香港的工會現在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攻擊。國泰解雇施安娜，明顯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這一最有組織、最有潛力的工會。職工盟現在必須號召航空業罷工，並呼籲其他行業工人以罷工作為聲援，要求讓施安娜復職，並停止針對航空業工人的白色恐怖。

職工盟說它會提出法律訴訟，但是對於工人組織來說，法律訴訟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訴訟會消耗寶貴的時間，而行動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職工盟應動員國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臨類似打壓的工人全力支持罷工。現在香港正處在至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罷工將得到大力支持。

必須立即以罷工回應施安娜、其他航空業工人和工會所受的打壓，否則會是一個嚴重錯誤。

• 立即讓施安娜復職！

• 捍衛工會和工人權利！

• 立即號召國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罷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業雇員復職，停止財團白色恐怖！

• 全球工會組織聲援抗議。

香港：「八三一決定」五周年

香港現在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起因於中共想要將由少數精英把持的威權資本主義永遠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五周年。「八三一決定」觸發了2014年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和今天一樣，傘運同樣是由警察暴力推動的，不過今天的運動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當時「八三一決定」引爆了整個香港社會。許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糊承諾：會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泛民對中共的錯誤信任尤其深。最終「八三一決定」讓所有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兌現它的「承諾」。

在「八三一決定」出臺之前，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和中國勞工論壇（CWI在中國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說，中共獨裁者絕不會容許香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他們過去在香港民主問題上的所言所行不過是在拖延時間。

反對「西方意識形態」

與中共有關的工業及金融寡頭掌控著中國資本主義。他們需要一個獨裁政權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來奴役工人群眾，以工人階級的血汗換取自己的財富。中共宣傳說「民主」和「西方意識形態」是美歐用來製造社會混亂、分裂中國的陰謀。

習近平上臺後，這種宣傳變本加厲，中共的威權統治也更加嚴酷。繼「八三一決定」否決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後，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嚴厲的壓迫性法律，清洗民選的反對派議員，操控議會選舉，對社運人士提起政治檢控。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類似：工運人士、左翼學生、人權律師和激進的網絡寫手遭到接連鎮壓。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準林鄭向香港群眾運動做出哪怕微小的讓步，以免自己的「權威」受損。

不僅如此，香港的資產階級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強烈敵視和害怕民主，因為他們害怕群眾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之後會威脅他們收益豐厚但不可告人的商業合約、避稅特權和巨額利潤。正因如此，這些富豪最近幾個星期公開向政府表忠，並要求群眾停止抗議。

民主是如何贏來的？

在歷史上，所有民主權利都是群眾革命鬥爭贏來的，而且近百余年來，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等工人組織在這些鬥爭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資產階級則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獨裁。社會主義者正是因為了解這些歷史經驗，才能預見中共的「民主承諾」完全是謊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們周圍的學者則聲稱，「開明的」資產階級政府會捍衛和推進民主權利。他們指望特朗普、約翰遜、默克爾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國國會「拯救香港」，這完全是異想天開。

近三十年來，泛民領導人錯誤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騙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尋求和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達成協議，並為此一再煞停群眾鬥爭，唯恐群眾運動「太過激進」。他們認為這是在香港實現民主權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決定」令泛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傳徹底落空。

工國委國際執委會討論國際願景

國際執委會首先就國際願景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厘清了很多問題。CWI臨時委員會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開場演說，而來自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的Tom Crean負責回應其他同誌的發言和提問。在一天半的時間裏，來自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巴西、英國、中國、香港、臺灣、希臘、德國、愛爾蘭、義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蘭、魁北克、俄羅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美國的同誌都作了發言。

討論的三個主要議題均對當前世界至關重要：全球經濟可能再度衰退；帝國主義對抗急劇升級，尤其是中美新「冷戰」；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問題，及其對世界政治和數百萬群眾的巨大影響，將成為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階級鬥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強調，CWI各支部和成員在上一時期進行的「政治革命」使我們的國際免於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墮落。這對我們在政治上做好準備、以介入激動人心且充滿挑戰的新時期來說非常關鍵。


世界經濟再現衰退

所有最新數據都顯示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再次衰退。中國經濟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歐洲，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都接近或者已經處於衰退之中。

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將成為人們記憶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緣政治因素引發的危機。中美貿易沖突以及英國脫歐造成世界經濟成長放緩（盡管後者影響相對較小），體現出政治與經濟之間密切的辯證關系，同時也證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各國統治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和沖突）在阻礙經濟發展。

IEC會議就未來經濟衰退的性質及其影響進行了非常多的討論。雖然地緣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導火索，但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與2007/8年危機相同，即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盈利能力面臨根本性的危機。這反映在自2008年以來惡化的巨大債務問題，投機性經濟泡沫增大，生產性投資的長期缺乏。

討論強調的另外一點是，世界經濟還未從上次危機中恢復。國際統治階級為對付2007/8年危機已使用了渾身解數（包括降息和關鍵的國際協作），所以如果再出現新的衰退，他們的回旋余地已大不如從前。

新一輪危機對工人階級、青年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影響也將與2007/8年不同。人們不會忘記過去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攻擊、貧困和鬥爭。雖然新一輪經濟危機、失業和不穩定的就業前景可能暫時削弱工人的鬥爭意願，但是經濟再次衰退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無疑將加深過去10年的激進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鬥爭。

中美新「冷戰」

在國際關系方面，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激烈沖突不斷升級。這場歷史性的沖突遠遠超出了「貿易戰」，並正在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經事件。中美在經濟、政治和技術上出現「脫鉤」的趨勢，雙方都在尋求鞏固和發展各自的勢力範圍。

關於歐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討論也提出相關例子。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危機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華為事件所涉及的「5G」技術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民用意義。

中美沖突不是重復美蘇冷戰，因為美蘇冷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經製度間的沖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戰」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歷史性決鬥。不過，與上一次冷戰一樣，中美沖突正在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集團，而且愈發所有世界關系的主線。

幾位同誌評論道，中美之間雖然是「冷」戰，但其影響非常嚴重。的確，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像中美之間這樣的沖突很可能已經引發「熱」戰。

中美沖突在未來幾年會有起伏，但導致沖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主義之下得到解決，所以雙方不可能達成持久的協議。

沖突還反映出兩國內部的發展。美國的同誌解釋到，美國經濟明顯在失去動力，罷工數量在回升，「社會主義」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從伯尼·桑德斯的初選競選活動中可見一斑）。在西雅圖，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支部）正參加市議會選舉，迎戰以世界首富、亞馬遜公司CEO傑夫·貝索斯為首的資產階級聯合攻勢，爭取莎瑪·薩萬特（Kshama Sawant）連任。這是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極其關鍵的一場戰役。

香港的歷史性群眾運動預示著中國革命

香港和臺灣的同誌深入解釋了當前香港群眾運動的影響。在過去10多個星期裏，香港群眾不斷走上街頭，每個星期至少會有一次超過10萬人的遊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萬人參加示威！

各國統治階級的代表正在討論中共是否會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製造另一場「天安門屠殺」。同誌們在討論中說，盡管短期內中共不太可能采取軍事鎮壓，但是中共做出軍事威脅反映出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發群眾革命。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活躍在運動當中，目前正在推動學生罷課。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領導」，這反映出群眾對於香港資產階級泛民反對派的不信任。我們的同誌主張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行動為核心，並主張運動需要蔓延到中國大陸。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場群眾運動都是新一場中國革命的開端。中共嚴控媒體並大肆製造假新聞，將香港群眾運動描述成西方反動勢力的陰謀，以避免大陸群眾聲援香港的抗爭。但是中國大陸也在經歷群眾鬥爭和激進化的浪潮。接連不斷的中國工人群眾鬥爭可能升級，並和香港群眾運動聯合起來。

非洲的革命起義

盡管CWI在蘇丹的成員未能拿到簽證，因而無法參加會議，但我們仍深入討論了今年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群眾革命運動。

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群眾推翻了已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震驚了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並令整個地區的統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時也鼓舞了數百萬工人和年輕人。由於近年來中東部分地區遭受反革命的殘酷蹂躪，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起義更具重要意義。

蘇丹的鬥爭是21世紀最先進的革命鬥爭之一。蘇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層抵抗委員會，作為動員群眾的核心力量。軍政府及其民兵武裝在6月3日發動大屠殺，但未能消滅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眾反擊，包括歷時3日的總罷工和6月30日的「百萬人遊行」。

不幸的是，雖然蘇丹群眾展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運動領導層反而落在群眾後面。反對派「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幹是「蘇丹專業人員協會」）已與反革命軍政府簽署了一項權力分享協議，但這份出賣革命的協議遭到越來越多群眾的反對，很可能會因革命的繼續發展而破裂。舊獨裁者被推翻之後，腐敗的統治集團更大力地控製經濟，並向沙特主導的也門內戰派出更多軍隊，而群眾則要承受物價上漲和食品、燃料、藥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鬥爭正在醞釀。

資本主義無法實現政治穩定

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最鮮明地顯示出，歐洲資本主義自2008年危機之後深陷無休止的動蕩，絲毫無法恢復穩定的政治局勢。歐洲同誌報告了歐洲各國普遍的政治動蕩和兩極化，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等「核心」歐洲國家。

盡管英國和歐洲資產階級都反對英國無協議脫歐，但統治階級的政治考量推動局勢不可避免地向這一方向發展。鮑裏斯·約翰遜就任英國首相，工黨和保守黨都深陷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資產階級找不到任何能夠解決困局的代理人。歐盟建製也不得不對英國采取強硬態度，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這麽做，歐盟就會瓦解。

在歐洲大選中，許多國家的群眾更加兩極化，而且綠黨的選票驟然上升。這說明統治階級未能恢復群眾對傳統資產階級政客的信心。相反，歐洲經濟正再次進入動蕩期，傳統政治版圖將更加難以維持。

拉美的情況也與歐洲類似，過去幾年右翼勢力贏得多個主要拉美國家的大選。但無論是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阿根廷的馬克裏），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納羅），盡管備受大企業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納羅是1980年代末獨裁政府下臺之後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總統，而且博索納羅政府深陷於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和軍方的內鬥之中。在阿根廷，馬克裏政府面臨著工人和女性的鬥爭浪潮。在不久前的總統大選初選中，馬克裏的得票率落後其主要對手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MLO）當選總統之後，工人階級則更勇於發起鬥爭。

未來一段時期，各種政治立場的政府都會受到考驗。而CWI的任務就是呼籲和組織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團結抗爭。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終結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長期危機、不平等、壓迫和混亂，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處境，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盡管我們在IEC會議上也專門討論了性別壓迫、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環境問題，但我們在本場討論中也強調，上述議題是我們討論世界願景的關鍵內容。這些議題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也關系到我們的全球行動計劃。CWI成員在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中經常扮演著領導角色。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反過來推動了工人鬥爭。而且在各類階級鬥爭中，女性工人和年輕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全球青年反氣候變化運動得到工人階級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國成員將積極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罷工。

今次這場令人振奮的討論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決心和革命樂觀精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國際活躍在群眾鬥爭當中，準備迎接挑戰和革命機遇。

不要假讓步 小心緊急法

向中國輸出革命是致勝關鍵

林鄭宣稱將撤回送中條例，但拒絕其他四項訴求。林鄭只是作出假讓步，試圖分化運動，以為可以孤立堅持五大訴求的示威者，並且順勢推動《緊急法》，變相實行全面獨裁。假讓步、真鎮壓是中共一貫的奸招。回顧2011年廣東烏坎村的教訓，當時村民為爭取民主選舉而抗爭，但誤信了中共舉行選舉的承諾而停止抗爭，最終村民的訴求無一實現，只是換來恐嚇、搜捕和激烈鎮壓。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傷害黨的權威。這會鼓舞大陸群眾仿效港人反抗，造成連鎖效應，讓革命蔓延全國。所以，中共不可能單純撤回惡法，而必須配合暴力鎮壓清場，撲滅運動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權威鬥爭並未結束，而是進入更復雜的階段。我們現在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抗爭，要麽全贏，要麽全輸。香港示威者通過了勇氣和意誌的難關，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戰方向和協調。現在更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產生、受群眾監督、由群眾民主控製的領導，超越過去數月的自發、沒有領導的模式。

需要工人組織和鬥爭

財團害怕示威浪潮持續，招致利潤受損，因此一早希望林鄭讓步。最近一眾達官貴人與林鄭會面後，竟紛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而是統治陣營在危險中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財團在中國市場和權力的利誘下，一致擁護威權體製，並協助政府發動白色恐怖。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和匯豐銀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誘下監視、恐嚇、解雇抗爭工人。

社會主義行動在匯豐銀行工作的成員梁禮邦因組織工會而被解雇，我們正開始在香港以及國際上發動聲援行動，要求匯豐撤回解雇決定。

財團擔心群眾鬥爭會催生強大的工會運動。隨著香港經濟正再次走向危機，財團已準備大批裁員、打擊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準，讓工人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買單。因此我們的運動也必須反對財團，捍衛工會和保護抗爭工人。八五和九二罷工是工人初次演練，未來的總罷工要更有更強大的工會和罷工委，才能真正癱瘓經濟。

連結國際群眾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中共及親中政客施壓。林鄭撤回惡法也因為緩和西方政府的施壓。但切記美國統治階級只是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換取經貿以及地緣政治談判的讓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國主義政府，他們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只想擴大銀行和跨國公司的勢力，不會真正顧及民主與人權。

特朗普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親富人政策備受美國群眾憎惡，我們絕不能寄望這樣一個政府來保護民主權利。

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都是為了騎劫群眾鬥爭。例如在2014年，美國介入烏克蘭的群眾運動，將腐敗的親俄政府推翻之後，支持另一個可能更加腐敗的親美政府上臺，讓另一批無賴騙子奪取了政權，繼續寡頭專政。

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親資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國示威者群眾也起來捍衛民主權利，反對約翰遜發動政變架空議會。這些反對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鬥爭，他們正是我們連結的對象。而舉英美國旗只會使他們誤以為香港示威者為英美政府搖旗吶喊，隔絕國際基層的群眾連結。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中港團結鬥爭，並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我們不只要爭取五大訴求，也要反抗貪婪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終結中共獨裁政權的殘暴統治。

香港：嚴酷鎮壓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機出現重大轉折。經過三個月歷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讓的林鄭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條例。

這一決定必然事先得到習近平的許可。雖然中共謊稱「支持、尊重」港府自行決斷香港事務，但實際上香港的真正統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別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權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港府只不過是中共命令的執行者。

自6月反威權群眾運動爆發之後，香港政府早已癱瘓，真正的決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在深圳領導的專責小組。

送中條例早已不是群眾運動最主要的議題。群眾的怒火現在主要是針對警察暴力和中共對香港的威權打壓。所以林鄭現在撤回條例是「太少，太遲」。大部分抗爭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鄭的假讓步。如黃之鋒在英國《都市報》上的文章所說：「這支橄欖枝背後的真相絕不是和解，而是收緊控製」。

其他許多群眾和年輕人也都認為，林鄭做出這一表面讓步，是為了分化運動，借勢采取更嚴酷的鎮壓，包括可能動用英殖時代留下的緊急法（這部法律最初是為了鎮壓1922年海員大罷工而製定的）。

現在看起來，統治階級更傾向於用香港警隊和本地法律來鎮壓運動，而非出動解放軍，因為前者的政治經濟後果相對較小。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繼續惡化的情況下，對於中共來說，出動解放軍只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中共身陷危機

雖然撤回條例只有象征意義，但仍然體現出群眾運動給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壓力。這場運動的爆發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眾的毅力更令中共震驚，。

林鄭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條例，令中港的親中共勢力都大吃一驚。事先被蒙在鼓裏的香港建製派（服務於非民選港府的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對林鄭再次表示強烈不滿。他們過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讓」的強硬立場，盡管有時比較猶豫，而現在林鄭突然宣布撤回，令他們顏面大失。建製派政黨害怕在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會遭遇慘敗，失去對這些不民主而且無實權的區議會的控製權。所以政府有可能會以「安全」為由取消今年的選舉。

更重要的，林鄭撤回條例對內地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香港《南華早報》前總編王向偉說，這是「一個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險的決定」。他特別提到：「就算在林鄭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還沒有任何相關跡象或者傳言」。

王向偉指出，港澳辦在前一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沒有給出任何改變政策的跡象，而是繼續督促所有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抗暴徒，將『止暴製亂』作為『當務之急』。」

內地媒體對於撤回條例的報導也非常低調，與過去幾周關於「暴徒」和「顏色革命」的激烈宣傳形成鮮明對比。

右翼民族主義網民對撤回條例的決定大加批評。這些右翼民族主義網民是中共政治基礎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們強烈批評撤回條例是「向顏色革命投降」，並警告說這會鼓動中國群眾效仿香港的激進抗議。

撤回條例雖然沒有實質意義，但對中共來說仍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以可見中共政權和習近平正身處危機。中共的大麻煩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其嚴重程度遠甚於官方數據），以及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

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

香港現在的抗議無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群眾挑戰。從6月9日開始，香港已經舉行了三場100-200萬人的大型示威。英國《衛報》說，從抗議人數與人口的比例來說，香港的抗議規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舉行過三次大罷工，主要是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工人自發參加。工會幾乎沒有為組織這些罷工做過努力。香港的工會幾十年來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更是被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進一步削弱。在罷課方面，9月2-3日開學時，約有4萬名中學生和大學生無懼警察鎮壓參加罷課。

除了大資本家和親中共陣營的核心力量之外，幾乎整個香港社會都支持群眾抗議及其「五大訴求」：

完全撤回送中條例
林鄭下臺
撤銷暴動定性，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獨立調查警察暴力
雙真普選（即特首和立法會均由民選產生）
運動得到如此穩固的群眾支持，正是因為警察暴力一再升級，而政府也包庇警方的所有暴行。所以年輕人的激進行動也廣為群眾接受，而且這些激進行動絕大部分都是為了抵擋警方的殘暴攻擊。因此，雖然政府不斷指責示威者是「暴徒」，想要分化運動，但幾乎沒有什麽效果。

公務員、律師、記者、社工、醫護人員和建築師都已公開反對警察暴力、聲援示威青年，說明就算部分被視為「建製」的群眾也被抗爭情緒感染。另外，8月底舉行的一場反對警察性暴力的集會有3萬人參加；在林鄭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萬人參加了一場反對警察暴力的集會。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眾的激昂鬥誌。現在民陣發起9月15日遊行，會再次有不計其數的群眾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個能反映出群眾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層居民在深夜毫無裝備地走上街頭，阻止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攻擊示威青年。他們高喊：「滾出去，這裏不歡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兩間醫院的警崗，因為醫護人員非常敵視他們。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鐵站、商場或其他地方內無差別地攻擊、圍捕示威者，以圖嚇倒年輕人，讓他們不敢再參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鐵站中截查年輕人，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和手機。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盤查所有乘客。其情景類似於如監獄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眾憎恨的是「速龍」（一支準軍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殘暴的一些鎮壓行動就是由他們執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傳言說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義憤填膺的群眾每晚在站外和鄰近的警署外抗議。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復製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級鎮壓，包括縱容黑幫攻擊示威者，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新疆和香港兩地狀況完全不同：新疆深處內陸腹地，並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監控、囚禁當地居民；而香港是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擁有自由的信息流通（雖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製），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製派政客說抗議已經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實際上這也是公眾對於警察的看法。警隊已經徹底失去群眾的信任。

中共的頑固態度

香港群眾抗議持續時間越長，習近平精心打造的強人形象就越受打擊。

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以恐嚇的手段阻止群眾發起抗爭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如果政權權威受損，或者群眾發現其實際力量並不如表面那麽大，那麽其統治可能會面臨存亡危機。

香港資產階級建製雖然堅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獨裁政權，但也對中共的這種頑固態度感到不信任和震驚。盡管香港資產階級富豪一致反對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利，但他們願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讓步以緩和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

中美沖突和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香港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之時，現在這場危機正令旅遊、零售和地產業雪上加霜。據英國《金融時報》估計，自運動開始以來，香港十大富豪總共損失了150億美元，主要是因為股價下跌。因此在林鄭宣布撤回的當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將近五個百分點。

香港資產階級的不滿無疑是林鄭撤回條例的原因之一。同時中共也希望緩和西方媒體以及美歐帝國主義政府的壓力。如我們之前解釋過的，西方政府並不關心香港的人權和民主，他們只是想要利用這些議題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

中共過去將香港政府作為統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親自管控香港，從而令香港在國際貿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現在由於群眾抗議的壓力，這種狀況已經改變。林鄭政府沒有實權已是越來清晰的事實。

根據流出的一條秘密錄音，林鄭在八月底閉門會見商界代表時說，她的權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認：「如果我有得選，我會第一時間辭職。」

盡管政府對這次泄密非常憤怒，但並沒有否認其真實性。林鄭已經「上了賊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對抗中共這一幕後黑手？

社會主義者對錄音揭示出的中港實際權力關系並不驚訝，但錄音對香港群眾的意識造成重大影響。這場鬥爭的首要敵人從來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為後者才是香港的實際統治者。那麽香港的750萬群眾如何才能打敗這個強大的獨裁政權？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唯一的取勝之道是吸引中國群眾加入戰鬥。

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中國群眾支持香港鬥爭，而是需要積極地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建設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中國群眾參加鬥爭比香港要危險得多，例如去年佳士鬥爭的工人和年輕人為爭取組織獨立工會而遭到猛烈的國家鎮壓。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解放香港」，因為這種局限於一城的訴求不可能得到廣大中國群眾的響應。

中國的工人或者學生可能會同情香港的鬥爭，但如果香港群眾鬥爭只著眼於本地，那麽他們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眾鬥爭如果要打破現在的孤立局面，必須要發出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們必須呼籲兩地群眾一起對抗中共政府殘酷的親資政策：終結住房危機（將開發商國有化，開始建設大量公共住房）；建設強大且民主的工會爭取工人權利，以工人階級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資終結低薪、過勞且不穩定的就業狀況；推翻獨裁政權及其所服務的富豪階級，停止國家鎮壓和媒體管製。

如果香港群眾鬥爭明確、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張，可以打破中共在內地的抹黑宣傳，得到中國群眾的巨大回響，將鬥爭蔓延到中共獨裁政權的腳下。

實行緊急法？

如前面所說，現在是中共和內地安全部門在指揮香港警隊。香港實際上已經進入戒嚴狀態，而且未來政府可能會正式宣布戒嚴，並采取更加嚴酷的鎮壓。現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數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來，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過100人被控暴動罪（最高刑期為10年）。還有其他許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同樣可能被判處嚴厲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處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頭的警察巡邏已經減少。3萬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國軍警）已純粹變成鎮壓工具。

香港政府還威脅要啟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上次動用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動時。如果啟動緊急法，特首將成為獨裁者，可以隨意進行媒體審查、監禁、遣返、取締政黨和禁止集會。政府甚至考慮過局部關閉互聯網，以封停示威者用來組織行動的網絡論壇，不過政府不太可能真的采取這一行動，因為會給香港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政府「考慮」采取這一行動，本身足以說明危機之深。不過群眾並沒有被緊急法的威脅嚇倒。在林鄭撤回條例之後，政府的恐嚇宣傳無疑會變本加厲，可是現在年輕人的鬥誌非常高漲，整個社會對政府空前不滿，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可能也無法改變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且如果在緊急法啟動之後迅速出現大型群眾抗議，政府的權威反而會被進一步削弱，危機會繼續加深。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

雖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脅要出動解放軍，但是目前來看，軍事鎮壓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我們過去已解釋過，雖然中共有能力進行軍事鎮壓，但是現今的政治局勢（特別是正在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讓它不敢肆意而為。當然特朗普政府不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動用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徹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麽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將會受到威脅。

美國如果不做出強硬的外交和經濟回應，那麽美帝國主義及其遏製中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將面臨歷史性危機。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反中鷹派約翰·博爾頓警告說：「國會此刻[對香港問題]的情緒非常不穩定，所以只要中國政府做錯一步，我認為就會讓整個國會大爆發。」

美國的激烈反應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多變態度令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滿。7月，特朗普說香港的群眾抗議是「暴動」。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還有一次，特朗普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他們不需要建議。」特朗普的這些言論贏得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心，甚至有一個支持中共的說唱樂隊把特朗普的發言放進他們的歌裏。

美國的亞洲政策立足於赤裸裸的金融和強權利益，絕非要推進各國的民主權利。美國曾在亞洲扶植眾多獨裁者：韓國的樸正熙，臺灣的蔣介石，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當這些獨裁政權被革命運動或者群眾壓力打垮之後，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和外交手段確保新政權依然親資和親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對美國統治階級報有幻想，認為美國政府會幫助香港的運動獲勝。但實際上美國統治階級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當作迫使中共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的棋子。

就在林鄭宣布撤回條例前幾天，中美決定於十月重啟貿易談判。這並非巧合。盡管貿易戰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但重啟談判的決定說明雙方都想淡化香港問題。

如何前進？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政府面對如此巨大的群眾壓力必然早已垮臺（其實可以說「香港政府」的確已經「垮臺」，眼下真正統治香港的是中共）。

為了發動全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打敗中共獨裁政權，香港「革命」需要再進一步。自發的運動模式已經達到極限，現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綱領和戰略，並且需要將運動組織起來從而執行戰略。運動也需要明白哪支社會力量能夠將運動組織起來，並將鬥爭輸出到中國內地──不是「納稅人」、「消費者」、「市民」，而是「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所以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罷工為跳板，建設真正的總罷工。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真正的組織，需要建立民主的罷工委員會和新的工會。

香港群眾運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習近平政權過去奉行強硬路線，不容忍任何挑戰，但現在已經受到重重一擊。

香港以及整個中國現在就像一個高壓鍋，階級矛盾已經沸騰，只不過暫時被獨裁政權和警察暴力壓製下去。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的香港正預示著明天的中國。我們需要為群眾鬥爭找出正確的綱領和策略。

「美國操控香港抗議」是荒謬謊言

自6月香港反威權運動爆發之後，中共便大肆鼓吹說這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勢力挑動的「顏色革命」，旨在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支持國家鎮壓，同時也想借此壓製香港抗議者、外國媒體和西方政府。

國際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在兩年前伊朗100多個城市爆發反獨裁抗議時，他們也說那是有美國在背後支持。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上的斯大林主義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們說：「美國警察比這惡劣得多」。這的確是事實，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國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虛假宣傳的人說，黃之鋒、李柱銘等泛民政客以及《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和美國右翼建製政客有來往，所以證明香港群眾運動是受美國操控的。但其實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上述這些人物從運動一開始就被激進的年輕示威者趕到一邊了，因為這些泛民「領導人」在過去的鬥爭中一直奉行軟弱的妥協路線，令年輕人趕到失望甚至憤怒。正是因為泛民被邊緣化，運動才能發展到如今的程度（不過運動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建立民選的、受群眾監督的領導層）。

童話故事

甚至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權的「顏色革命」，否則中共勢必不會和美國繼續貿易談判。

上個星期，中美宣布將於今年10月舉行新一輪貿易談判。兩國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啟貿易談判，而現在推遲到10月，是為了讓習近平能夠安心舉行十一慶典。特朗普顯然是借此向習近平示好。

十一慶典不只是紀念建國七十周年，更是為了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挽救身處重重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中共黨內權鬥重新激烈化，習近平的「強人形象」也接連受到打擊，所以習近平想要借助民族主義來穩固政權。美國如果真的想藉香港問題打擊中共，那它就會要求在十一之前舉行談判，令中共面臨更大壓力。但其實美國統治階級只是想擴大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和打開中國金融市場。

「毛派」青年慘遭迫害

中共政權一慣將自己面臨的重大政治挑戰歸咎於「外國勢力」。例如，去年爭取獨立工會的佳士鬥爭也被中共官媒說成是「受境外勢力操控」。

參與佳士鬥爭的年輕人大多是「毛派」。雖然他們在經受過幾個月的監禁和酷刑之後被迫「承認」自己是受外國勢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說他們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報部門勾結，那真是太荒謬了。

美歐等西方國家根本不關心中港的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只想盡量擴大本國銀行和大企業的海外市場。

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各帝國主義勢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競爭世界經濟和政治霸權，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經貿和地緣政治沖突才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麽現在西方政府開始在香港問題上向中共施壓。但這也不過是美歐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做出更多讓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國主義

在五年前人大出臺「八三一決定」時，英國外交部曾說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八三一決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中共審核。當時英國保守黨外交大臣施維爾說，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適的民主」，中共開出的方案「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英國政府當時迫切想要吸引中國的投資，所以采取了上述的親中共立場。

美國的立場也是類似。今年7月2日，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在其離職演講中說，美國政府對於抗議者的暴力和破壞感到「失望」。作為美國駐港高級官員，唐偉康稱贊林鄭的「道歉」非常真誠。他還說：「我認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誠對話，並讓所有人相互溝通」。這顯然不是在支持群眾抗議。

特朗普甚至發表過更加親中共的聲明，將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並說香港問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內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權政權，所以發表這樣的聲明並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說中國的八九民運也是「暴動」，並贊賞天安門屠殺：

「學生大批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差點控製不住局面。學生很兇狠，很可怕，但中國政府強力將他們壓了下去……這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美國《花花公子》雜誌采訪特朗普，1990年3月]

現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國2020年大選前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所以香港群眾運動對他來說只是件小事。

現在那一小部分揮舞美英國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還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國主義的政治陷阱。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參與九三罷工被解雇

發聲支持群眾抗議的工人和工會分子被解雇丶監視和恐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匯豐銀行的外判職員，他參與九三罷工並在媒體采訪中提出需要建立銀行業工會，隨後便被解雇。

財團白色恐怖

匯豐銀行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銀行。不過其80%的業務都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匯豐與中共獨裁政權關系密切，中國國有保險公司中國平安是其最大股東。

近幾星期，香港多間大公司聽從中共指令，嚴厲打壓參與群眾抗議與總罷工的工會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支持運動，但也受到處罰。這顯示出香港大企業與威權政府間的緊密聯系。和其他許多大公司一樣，匯豐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譴責群眾抗議。這也反映了資本家害怕目前的群眾抗議會強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會並使之激進化。

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群眾可能面臨大規模裁員丶減薪與進一步的緊縮措施。今年八月，匯豐宣布在全球裁員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現時的威權鎮壓來削弱工會。最近幾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業工人遭解雇，其中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副主席施安娜。

國際聲援

CWI與「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呼籲世界各地的工運和社運人士於10月2日到各國匯豐銀行外抗議匯豐解雇梁禮邦。我們正請各國工會丶左翼組織和社運組織參加抗議，並請他們發信給匯豐銀行和當地媒體抗議香港工會和民主權利的所受攻擊。

運動致勝兩大關鍵

林鄭和中共撤回送中惡法，企圖通過假讓步分化運動，但完全沒有得逞。中共為了維護獨裁政權的權威，不甘向反抗的群眾示弱，將會繼續加強黑警暴力，甚至推動《蒙面法》打壓示威者。「黨鐵」配合黑警戒嚴，又拒絕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鎮壓的全部錄影。現在即使林鄭否認當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眾信任，可見政權誠信已徹底破產。

中共至今不敢出軍隊全面鎮壓，一來中共非常依賴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城市，作為大陸接通全球資本的窗口，以舒緩中國的債務危機；二來解放軍接管意味著群眾將拋掉「一國兩製」的幻想，有可能釀成革命局勢；三來中共害怕與歐美的沖突會惡化。但同時我們波瀾壯闊的運動已持續了三個多月，陷於膠著狀態。現在需要改變運動的模式，才能打開突破口。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為組織銀行業工會而被匯豐銀行解雇。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製造白色恐怖，剝奪工人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由於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樣的經濟危機將會重臨，資本家正準備大規模裁員丶減薪和壓低工人待遇，要我們為危機埋單。他們現在打壓工會，是為了削弱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的力量。因此，工人鬥爭是民主鬥爭的致勝關鍵。

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匯豐動大手術。在八月，匯豐更登報「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見匯豐等大財團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我們反對匯豐等大企業的無理解雇，支持員工組織起來鬥爭，並協助聯絡世界各國工會進行國際聲援。

如何輸出革命？

香港無法獨力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會丶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

美歐政府現在在香港問題上頻頻向中共施壓，包括威脅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但這只不過是為了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加上西方群眾大多數也支持香港運動，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眾壓力。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反對民主丶親財團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丶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的政權。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丶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丶釋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丶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丶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捍衛工會權和言論自由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組織戰鬥性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反擊警黑暴力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徹查警察暴力 懲處殘暴警隊

群眾對香港警隊已經完全失去信心。現在看起來，香港警隊應該已由中共直接指揮，其中混雜著大量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者乃至路人采取令人發指的暴力攻擊，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視頻至今仍未公布，雖然警方稱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眾無法相信謊言不斷的警方和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真正能夠代表運動和大多數普通勞動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揭露警方的暴行，從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組警隊。

監警會沒有實權

政府現在只同意讓監警會調查，正是為了掩蓋真相。在撤回惡法後，中共害怕再退讓的話等同示弱，會令示威者有信心爭取餘下訴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鄭與商家閉門會議的錄音中，林鄭表示自己除了三萬警察什麼都沒有，可見政府不敢得失警隊。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統的，包括拒絕出示編號及委任證丶假扮示威者搗亂，獨立調查意味著要由決策的高層來承擔。加上大量中國武警滲透香港警隊，明顯受中聯辦指使，林鄭豈敢成立一個機構調查自己的上級。

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現在林鄭關於通過監警會調查警方行動的種種承諾都是空談。專家組成員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格裏·邁克尼利曾在一起調查中包庇警方。而監警會新增的兩名委員林定國和余黎青萍全都屬建製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鄭競選辦顧問。她加入監警會之後更是說，警方不是「無端端」施暴！監警會尚未開始調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場就已表現出來！

需要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面對持續的群眾運動和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用來暫時平息群眾怒火的幌子，不會觸及那些有罪的官員和製度，現在的沙中線調查和四年前的鉛水事件調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會盡力只拿少數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隊高層下臺，他們還是會領取豐厚的退休津貼作為補償，整個警隊依然會是中共用來鎮壓香港民主鬥爭的工具。類似的現象我們已在港鐵醜聞中見過。

真正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由示威者丶基層市民丶支持民主鬥爭的學生和工人組織丶獨立的法律和人權人士等代表組成，而非由站在運動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組成，更不應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國能。兩年前，李國能曾說：「香港社會需接受人大常委會享有全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認可中共對香港的威權統治和打壓。

委員會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接受群眾的控製和監督。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有調查事件和檢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權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為法院已明顯成為威權政府用來鎮壓群眾運動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組警隊

香港警隊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中共的鎮壓工具。必須重組警隊並將它置於群眾的民主控製之下，並踢走所有支持威權統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隊的現任高層）。

就算林鄭和中共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運動也不可以停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曾說，在運動平息之後，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用假承諾欺騙群眾停止鬥爭，然後發動反撲，是中共獨裁政權鎮壓內地群眾鬥爭的一貫伎倆。2011和2016年的廣東烏坎抗爭就是最知名的一個例子。運動一旦解散，就難以再重新聚集起來。屆時政府會有更大的空間操控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絕對不能為了政府毫無可信度的「承諾」就停止當前的群眾鬥爭，而必須繼續擴大運動。必須成立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絕不讓步！

香港民主鬥爭中的女性戰士

除了街頭抗議之外，女性工人在機場丶公立醫院以及公務員的抗議重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運動更為活躍。也正是這個原因，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越加針對向女性施暴，來恐嚇參與抗爭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上街進行抗爭的群眾都是三十歲以下，其中近一半（約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運動前線擊破了社會對她們的性別壓迫與不平等對待，她們開始意識到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丶發揮的作用可以更重要。這也是一種國際趨勢。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運動，例如今年發生在蘇丹的抗議行動，成功地推翻了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站在反送中運動前線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卻遭到前所未有的丶來自警方與反對者的性暴力與迫害。在互聯網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塗改，寫上汙辱性的話語，以及各種極為歧視性的言辭。

「他們不會攻擊我的觀點或其他東西，他們只是攻擊我，因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學生表示，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嚴重的性別歧視攻擊。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現在這場鬥爭的第一線。如果這場運動失敗了，女性所受的損失也會是最大的：這不僅是因為民主權利和公義被打壓，也是因為威權統治和富豪專政會令女性面臨更大的歧視和壓迫，例如政府掠奪公共資金來填滿財團的錢包，導致幼兒托育丶長者照護和其他公共服務缺乏資金，而這些重擔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別態度和性別壓迫紮根於威權資本主義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須徹底打破性別壓迫。

香港：十一上街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

隨著這場歷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個月，香港已變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大陸，挑戰其統治權力，只能靠警察作為統治工具，酷刑及濫權正不斷上演。

輸出革命至群眾　不靠外國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嚇來消耗運動。香港無法獨力打敗這個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應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對人權民主的「關註」只是騙術。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國訓練的，水炮車也是從德國購入的！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不過是一只紙老虎，我們不可將希望寄託在它身上。連推動法案的共和黨右翼政客魯比奧也承認，就算法案得以通過，特朗普政府也可以無視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鄭等官員入境美國或在加洲買樓，只具有象徵意義，並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最關鍵是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人的政權。大陸已陷入經濟危機，也有傳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將會在十一上街。因此習近平才要加強鎮壓，大力禁止大陸工人組織工會，避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挑戰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腐朽統治。最近新疆集中營照片曝光，維吾爾族人被剃光頭、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運是連成一線的。

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

在警察戒嚴的狀態下，一切和平遊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瘋狂鎮壓示威者，製造暴力衝突的畫面，企圖阻嚇普通市民上街。過去三個多月以來，609、616和818的大遊行是支撐著運動的骨幹，現在是時候再次聚集民氣，向政權展示強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運動持續下去，並且再推動真正的總罷工，將行動升級。

為了擊敗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開號召群眾抗命，堅持繼續上街，高呼黑警無權決定遊行是否合法。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開說明，不能隱晦。雖然民陣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溫和泛民的壓力下，召集人只是呼籲自發「行街」。單靠這策略是不足夠的，只會將抗命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現在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由於831和915遊行沒有做到這點，令運動欠缺集中的領導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機。欠缺領導層和集體方向，是運動成功的障礙。

運動踏入四個月，沒有大臺的「流水式」運動已經到達了極限。這模式阻礙了運動成功。我們的運動需要集結一個民主產生的行動委員會，無論采取什麼策略避免刑責，民陣都要公開號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動委員會應該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民主產生運動代表，讓所有示威者及團體民主決策，製定運動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臺灣：庇護香港政治難民！共抗中共與財團專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臺港生向臺灣政府陳情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便在場提出呼籲爭取《難民法》，庇護香港政治犯。時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爭者遭拘捕，設立《難民法》與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和《港澳條例》，庇護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議者，使其免為獨裁政權階下囚，已是刻不容緩！臺灣人民有責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告訴世界，「反獨裁、挺民主」的臺灣人民不會對香港抗爭者見死不救！

民進黨的虛偽面目

然而，高喊「撐香港」的民進黨政府，卻借口「避免挑釁北京」和「防堵中共間諜」，拒絕設立《難民法》。民進黨拒絕援救香港和中國的抗議者和異見人士，顯然選前高舉「捍衛民主自由」只是空談！

民進黨政府裝扮成「抗中保臺」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現在卻荒謬地提出「不要挑釁北京」，更突顯出民進黨在民主和民族問題上的虛偽面目。他們借口說這是為了避免讓中共更加有理由說臺灣政府在幕後操控香港群眾運動。但無論民進黨怎樣做，中共早已將香港的鬥爭定性為「境外勢力指揮的顏色革命」。

同時民進黨聲稱設立《難民法》會便利共諜滲透。但最強大的共諜乃是親中共的財團與政商權貴，乃是那些為中共獨裁效勞的媒體、「叫獸」。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因抗議中天的親中共宣傳和假新聞，而被中天濫告「妨礙名譽」。而民進黨則只是以「防諜」為借口嘗試推動反民主法案、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以圖打擊基層群眾的反抗。

臺灣民主權利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大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支持中共的威權統治。2012年，在中臺商包機送他們的臺籍雇員回臺為馬英九投票。所以我們需要民主控製臺灣的大企業，徹底公開他們和中國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進黨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它不想挑戰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進黨拒絕設立《難民法》，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觸發中共的經濟反擊，否則會令和中國存在密切商業關系的臺灣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同時也是因為川普政府的壓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臺灣問題幹擾美中貿易談判。可見民進黨和美帝國主義最關心的是本國資本家的經貿利益，而非香港民主，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

「個案處理」緩不濟急

為了應付要求設立《難民法》的呼聲，行政院長蘇貞昌稱依靠現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難民。但數十名已前往臺灣尋求庇護的香港抗議者至今懸而未決。目前未有明確法令及正式管道讓香港政治犯隨時可來臺申請庇護，所謂依「個案處理」的做法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至於通過《移民法》變相尋求庇護，現在只有領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領移工或是投資六百萬臺幣的人才有「權利」移民臺灣，可見只有專業人士與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這一渠道，而香港抗議者大多數都是基層工人和學生。

亦有民進黨支持者說，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難民將加劇住房短缺問題和就業問題。論住房，臺灣有八十六萬戶空屋。論財富，單單是臺灣前35大富豪便有高達2.6兆總資產。因此臺灣不是沒有資源，而是這些社會財富遭到少數權貴把持操弄。在臺接受庇護的香港政治犯應有平等工作權（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權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下，打破少數富豪精英對財富的壟斷，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不僅能夠滿足政治難民的需要，也能解決臺灣低薪、過勞、不穩定就業以及房價高昂的問題。

推翻中共獨裁是實現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實現和維護臺灣獨立的前提。要捍衛臺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與實現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與爭取臺中港勞動群眾和年輕人抗爭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政權和三地的財團專製，而非將希望托付給效忠財團的藍綠白三黨。ISF主張設立中國與香港政治難民皆適用的《難民法》，保障所有來臺政治難民在臺灣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與保障，壯大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政的抗爭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通過《禁蒙面法》，企圖阻嚇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徹底攻擊我們的示威權（最高刑期一年），並大大升級香港威權政府的鎮壓力量。而且林鄭政府也是想借此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緊急法。政府顯然是用禁蒙面法試水溫，準備推出更多的壓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抵擋高科技監控和人面識別。如果沒有獨裁政權的統治，那麽我們本沒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連參加罷工或者批評政府的工人和工會分子也會被解雇，所以我們無疑有權保護自己免於威權政府的監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們蒙面，那麽它為什麽不禁止使用催淚彈，為什麽不停止警察暴力？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命令警方將暴力鎮壓升級到比過去更加危險的程度，以此顯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個人身分，不可調查警暴事件，不可讓警方為自己的罪行而受罰。四個月來的群眾抗議令獨裁政權大受羞辱，但中共又無法大敗群眾運動，所以便以不斷升級的警察暴力作為報復。

政府為禁蒙面法辯護說，「民主」國家（例如法國）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恥！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個已經失控的、瘋狂的警察國家，並進一步削弱示威權。但是他們不會得逞。

群眾應該公開抵抗威權惡法，就好像我們需要公開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們需要群眾性的集體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不是依靠個人行動，否則會分散抵抗的力量。群眾應呼籲全民蒙面做出反擊！

禁蒙面法明顯是想要分化運動，孤立前線示威者。為了反擊政府的企圖，我們需要通過集體的決策開始群眾反抗。這也說明，我們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群眾抗議更有組織。由於群眾不信任軟弱、搖擺不定的泛民領導人，自發分散的鬥爭方式在四個月前抗議開始時大受歡迎，但現在這種鬥爭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為了贏得鬥爭，關鍵是要組織起來，並將鬥爭方向轉向在工作場所和學校裏建立組織，建立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以癱瘓經濟，並呼籲內地群眾和我們團結反抗獨裁政權。

需要組織罷委會　準備新一輪罷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罷工無疑創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工人階級是致勝的關鍵，但要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就要改變現在運動的模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在欠缺組織的情況下，過去兩場的政治罷工都沒有任何工會領導，所以工人未能發動集體的行動，而只是作為個人去請假。民主派的職工盟只是呼籲工人「自發」罷工，卻沒有真正組織和帶領工人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民主討論和決定行動計畫。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在財團白色恐怖下，工會領袖和罷工工人都受到打壓。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匯豐的外判員工，因為成立金融及銀行業工會而被公司無理解雇。我們正在發動國際聲援行動，抵抗匯豐的白色恐怖。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

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而不是指望美歐政府。特朗普為了和習近平繼續貿易談判，未對十一香港警察的殘暴行徑做出任何指責，而是向中共的慶典表示祝賀！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香港：全球聲援 反對無理解雇工會分子

梁禮邦因支持民主運動，並呼籲香港銀行業工人組織新的、真正的工會而被匯豐解雇。抗議活動還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威權鎮壓，譴責香港大財團勾結威權政府以攻擊、恐嚇和開除梁禮邦這樣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

當天，16個國家聲援者在當地的匯豐辦公室和分行外設起糾察線，亦有其他國家的聲援者傳來聲援照片和訊息。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聲援行動。在這場由CWI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帶頭的國際行動中，引人註目的包括來自北愛爾蘭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聲援影片（點擊此處查看影片）。不久前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工人成功阻止企業主關廠，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門薩那的工會分子盡管飽受戰爭、饑荒和貧窮的極度摧殘，也挺身聲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圖恐嚇、分化和消耗香港運動

香港的抗爭運動已經超過五個月，而獨裁政權的打壓越來越激烈，抗爭已經進入最關鍵的時刻！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再次遇襲，嚴重受傷。同一天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完全沒有回應五大訴求，並不斷轉移視線，借民生問題去「拓樓市」。政府企圖逐步將緊急法升級，甚至直接控製法庭，大量政治審判示威者。港鐵胡亂關站，配合政府變相實施宵禁。然而鎮壓不會平息運動，反而只會激起更大憤怒。

抗爭的致勝關鍵

黑警現時的策略是要不斷將鎮壓升級，禁止和平遊行，刻意造成各區的零星沖突。縱使群眾多月來的不懈、果敢抗爭，現時運動沒有真正的組織、民主產生及受問責的示威領導，使抗爭正面臨零散化、碎片化的風險，失去互相的協調和明確的方向，難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氣。

當務之急是要從無大臺的抗爭方式，轉為更有明確組織、更集體的抗爭方式，並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用以互相協調示威行動，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級號召。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亞運動，因為這些地方的工會和工人階級占的角色較為重要，得以號召有力的大罷工。

中共不允許香港有民主，是因為中共害怕引起大陸民眾爭相仿效香港抗爭。因此，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中共和習近平外強中幹，只是在掩飾經濟問題造成的大危機。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全球基層群眾團結　不要各國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沒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園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集會。社會主義行動要對香港抗爭開始萌起這種親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權法本身只是無牙老虎，即使通過也難以對中共造成威脅。而且習近平可以借運動的親美立場向中國人煽動愛國情緒，抹黑示威者受「外國資助」。這樣只會削弱中國大陸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眾對香港運動的國際聲援。

中美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而開權鬥。特朗普沒有重視香港問題，因此有時說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時恭喜中共建國70周年，並呼籲香港示威與政府坐下來談！特朗普上周才與中共達成臨時貿易協議，並在表示該協議對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顯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國豬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發反政府運動，香港示威者當然應站在外國反抗群眾的一方，而不是外國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與香港運動命運共同的，那麽反對加獨運動的美國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獨派分子13年的歐盟，怎麽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鬥爭。

香港的抗爭就要獨立於中美帝國主義之外，並且要轉向爭取國際間的被壓迫者、工會、社運等支持。早前因為組織工會及發表政治立場而被匯豐打壓的梁禮邦，獲得有300萬會員的巴西左翼獨立工會的邀請，於他們的全國大會中發言，解釋香港的抗爭與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個城市的工運人士和左翼組織在當地的匯豐抗議，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推動這個方向的鬥爭和組織，如果大家都認同的話，歡迎聯絡和加入我們，一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盜竊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辦公室於10月17日淩晨遭遇入室盜竊。6部電腦、手機、3張信用卡和工作人員的個人物品被竊。現金和信用卡被盜，損失超過20,000港元。事件發生於淩晨3點，當時辦公室有兩名同誌在熟睡。如果他們醒來並驚動到賊人，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相信賊人是利用大樓外臨時搭建的棚架，從窗戶進入6樓的辦公室。我們事前已經架設了金屬窗花，並在門外和室內安裝閉路電視等防盜措施。但這些都未能阻止賊人進入，賊人是拆除貯藏室的窗花後得以入屋。

這次爆竊可謂社會主義行動在四年半反對獨裁政權的歷史性群眾運動期間遭遇的極沈重打擊。說社會主義活動者在此時承受巨大壓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實狀況。當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鎮壓橫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淚彈。警察野蠻毆打示威者，並自6月份以來逮捕超過2500人。非民選的林鄭政府已經實質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抗議者抹黑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動被禁，並遭到嚴厲打壓，數以萬計對抗禁令的民眾遭警察瘋狂攻擊。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許多其他反對派團體和政黨一樣，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會」等政治罪名的風險，亦面對鎮壓、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脅。政府未來會越來越動用港英時期的「緊急權力」，並進行網絡封鎖、新聞審查、禁止出版等，法院會進一步淪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會更多。

香港社會的這場鬥爭的複雜性（沒有群眾組織，沒有工人階級政黨，薄弱且躊躇不定的工會運動的情況下，對抗世界上最強大、擁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獨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該群眾運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這次群眾鬥爭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混合體，一方面有著英勇的群眾反抗、鼓舞人心的自發和直接行動，但同時缺乏明確的戰略和有效的組織，而思想也非常混雜。政治意識混亂的一個體現是部分群眾出現了一定的親美傾向，尋求美國政客支持，而這些政客大多為選票譁眾取寵，並非真心支持民主鬥爭。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某程度上鼓勵這種親美傾向，以證明自己「境外敵對勢力操控」的說法。中共也明白美國是無法幫助這場群眾運動取得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 – 工人階級的替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是唯一一個致力於令是次群眾運動轉向以工人階級組織與方法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罷委會來進行罷工）、反對中美帝國主義、主張要有意識地將群眾運動輸出中國內地的組織。社會主義行動解釋道，除了五大訴求外，我們還要連結到工人階級與青年（香港與中國在這方面都一樣）的訴求：爭取可負擔房屋、穩定工作、終結奴役般工作條件與大規模投資公共服務，不要為資產階級大亨賺取更多利潤的可恥且浪費的大白象基建！

我們向各地民運人士、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呼籲給予緊急財政支援。這是為填補是次爆竊造成的損失，並加強辦公室保安，社會主義行動需要籌集70,000港元（約8,000歐元或8,900美元）。我們需要盡快這樣做，以避免在我們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重要鬥爭中錯過關鍵時刻。若不能購置6部新電腦，我們將無法繼續製作我們四個版本（香港、中國內地、臺灣和英文版）的雙月刊雜誌。我們日常的組織遭遇嚴重破壞的風險，不僅存在於香港，也存在於我們正努力發展的、於中國內地地下進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這次爆竊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社會主義者進行不懈的反極權鬥爭所面臨的問題和壓力。由於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會主義行動不得不在一個貧窮的、較高犯罪率的基層地區租房。我們不能向保險索償，因為這需要向警方報案，而現在的香港警察不斷向抗爭者實行白色恐怖，因此讓他們調查我們的辦公室、質問我們的人員，會進一步危及我們的人身安全。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與民主運動的同誌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對匯豐打壓工會 要求撤回解雇決定

本人梁禮邦是匯豐客戶服務團隊的外判員工，我在參與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罷工期間，呼籲成立銀行業工會，並接受了傳媒采訪，因而被匯豐解雇。自反威權運動爆發以來， 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剝奪工人的罷工權。

九月五日早上，匯豐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職員約見本人，表示匯豐決定將我解雇。該職員表示，匯豐不接受員工在外間參與政治活動時透露公司的名字。這種說法根本荒謬至極。凡是組織工會必然需要公開公司的名字，這樣的限製代表剝奪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香港的法律條文保障下，我擁有的組織工會的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被剝奪。

該外判公司提出給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崗位，條件是我不能抗議匯豐無理解雇，並停止提到匯豐這間公司的名字。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壓， 放棄成立銀行業工會。本人絕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堅決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並要求匯豐撤回解雇決定，還我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

面對中共的收編和壓力，匯豐近年不斷跪低。匯豐銀行在中聯辦的壓力下不敢再在《壹傳媒》刊登廣告。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匯豐動大手術。

白色恐怖彌漫公司

八月，中共國企中國平安銀行大筆入股，成為最大股東。及後公司傳出3名高層下臺，然後更在八月登報表忠，「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罷工當天，本人已經開始派發傳單，籌組工會。公司本來沒有向我施壓，但公司經歷了內部大清洗後，白色恐怖開始彌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匯豐等各大銀行的員工日後的言論自由和工會權利恐怕會盡一步受到剝奪，沒有員工能獨善其身。我等員工若不甘屈服於中共和財團的威權打壓，必須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奮勇抗爭。

為何群眾憎恨港鐵－－鎮壓、謀殺、白色恐怖

港鐵已受到抗爭群眾的深深憎恨。港鐵管理層密切配合中共領導的警方鎮壓，關閉車站、停止服務，絲毫不為乘客考慮。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鐵站發生過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會襲擊（請見地圖）。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壞港鐵設施。逾四成車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據稱損失超過5000萬元港幣。9月1日港鐵關停機場快線、配合警方壓製機場抗議時，一名股票經紀人在接受訪問也指責港鐵管理層：「我覺得港鐵不負責任。很多人像難民一樣走幾個小時才能離開機場。」社會主義行動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這正是港鐵協助警察鎮壓的代價。防暴警察在港鐵站內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根本是違反安全指引。」

我們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憤怒與沮喪，但破壞港鐵設施不是贏取支持的好辦法。罷工才真正能夠防止公共交通系統淪為鎮壓工具。政府手握港鐵75%的股權，但港鐵從未被置於民主公有製之下、接受群眾的民主控製。正因如此，在今次運動爆發之前，港鐵就一直推出對基層群眾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產投機，催谷房價；2) 工程醜聞，反映出港鐵高層腐敗和漠視公共安全；3) 破壞環境，令香港生態更加惡劣；4) 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投票給林鄭月娥。

社會主義者主張由群眾民主控製港鐵等大公司，並為此不懈鬥爭。這些大公司的董事會應由工人和普通選民選舉產生，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享有高額薪水與獎金。工會應該控製港鐵的日常運作，而管理人員應由公眾與工會選舉產生並受他們監督。

群眾鬥爭需要提出議題，才能贏取更廣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夠體諒破壞港鐵的行動，因為群眾對這個殘暴的製度感到非常憤怒。但是破壞港鐵不是長久之計，而且政府可能借此抹黑、分化運動。運動需要面向工人階級的戰略，需要著眼於組織真正的罷工，並呼籲港鐵以及其他所有部門的普通工人團結鬥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爭取民主公有製和工人階級控製，因為這是終結財團專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權運動中的同誌集會

11月16日香港同誌集會，共有六千人參加，包含許多中國人也前來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也參與其中，可惜今年同誌遊行因警察不批準路權、打壓主辦遊行自由，因此今年並沒有遊行——這是十年來首次遊行改為集會。

名叫Prima上臺發言，她帶著頭盔與彩虹口罩反對警察不批準此次遊行，並說政府推動《反蒙面法》導致同誌在集會中不能戴口罩隱藏身分，對於同誌參與集會自由的來說是一大打擊，呼籲大家向政府說任何人都有權匿名出席遊行集會。也有參與的內地人表示，他很關心香港的反威權運動，也有向親友解釋香港五大訴求並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聞。

由於香港正處於緊急狀態，內地的審查變得更為嚴厲，能從內地來港參加活動的人數大大減少。 中共害怕香港鬥爭的訊息會傳播到大陸，鼓舞大陸人也共同鬥爭反對專製。

盡管主辦單位沒有強調香港反威權運動，在集會尾聲，群眾自發聚集起來喊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根據中大調查，有88%性小眾因身分被歧視，因此需推動《反歧視法》來反擊歧視性的行為與言論。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不可或缺的一環，性小眾同樣遭受民主權利的打壓，1990年前肛交還屬於刑事罪，性小眾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廳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眾性工作者還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集會，提出「1969石墻暴動 2019香港鬥爭，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號。石墻暴動當時因為反對警察暴力而引發大規模同誌平權運動，最終取得重要的勝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爭同樣也是捍衛同誌平權。在中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獨裁國家，同誌權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壓。

1969年美國石墻，警察臨檢同誌酒吧、打壓同誌，最初只有200人的同誌突然一反常態的反擊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釁。圍觀的群眾向警察丟瓶子、石頭。暴動維持五天，並在暴動結束後，成立「同誌解放陣線」，此命名是有意識銜接到當時反戰運動，聲援越南反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我們是這樣一個革命組織，……如果不廢除現存的社會製度，全民徹底的性別解放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需向石墻暴動學習，把同誌運動銜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訴求及工人階級鬥爭，團結其他議題與地區的受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壓迫。運動需團結中國工人與性小眾，他們同樣都受到專製獨裁的迫害，沒有集會自由，我們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財團專製，全面徹底的民主權利與香港同誌平權是不會實現的。

民建聯曾鈺成爆建製派嚴重分裂

曾鈺成是民建聯的創黨成員，亦是香港建製派的重量級人物，不過他亦以相當程度的獨立思想而見稱。他最近接受法國學者Jean-Philippe Béja訪問，期間透露了統治階級當中的嚴重分裂。

根據曾的講法，現時的危機當中有4個主要參與角色：示威者、公眾、港府與北京。訪談在10月進行，那時政府剛剛通過《禁蒙面法》。曾鈺成表示「社會相當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動。

「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港府是4個角色中最弱的一個。現時沒有強力的決策機製。特首依賴強硬派，但沒有政治人物能夠承擔責任。」

曾鈺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運動」，並指出馬後炮來說，沒有人應該會對此感到意外。政客們「早應該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為經濟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對政府感到憤怒。

曾鈺成在學生時代曾參加毛派發起反抗英殖統治的六七暴動。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個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樣，曾和整個民建聯都緊貼在中共背後，支持中共轉變成一個推動資本主義，但有著超壓迫的「黨國」機關。民建聯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這是由於中共本身在香港沒有正式組織及活動。

曾鈺成承認親北京的建製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傘革命後采取白色恐怖來打壓民主運動，播下了今日危機的種子：

「過去5年，香港政府和許多我的建製派同事都以為我們能夠不斷勝利，但每一次，民眾都變得更憤怒。」

在這段期間，6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數以百計的人被政治審判，而且新的惡法亦被通過。

建製派促獨立調查委員會

曾鈺成呼籲作出政治讓步來化解示威，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警隊。不過，這個訴求被「強硬派」否決，實際上暗指中共政權。

他說「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聯領導層（只在私底下），都在遊說林鄭月娥采取這種策略。曾說「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滿足的訴求」，當然這變相說真普選的訴求是天方夜譚。

「其實並不是警察不讓她這樣做。林鄭月娥解釋警察的士氣已經非常脆弱，政府其實做不了事麽事情能夠進一步打擊（他們的）士氣。可能她對北京說要提升警隊士氣，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調支持警察。」

實際上，中共政權現時視任何對警察的質疑都是紅線。警察成為了禁衛軍，負責慢性推動六四鎮壓，以免需要動用解放軍。因此，雖然大多數本地資產階級建製派都想接受這個訴求（當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終方案都被北京否決。

香港的統治菁英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幻想他們能夠帶來改變的出路。真正的民主變革只能夠透過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及戰鬥來實現，並將權力從資產階級及捍衛他們的獨裁政權手中奪取過來。

建製派在區選慘敗

反威權運動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得勝。民主派贏得了388席（上屆有126席）而建製派只得59席（上屆298席）。選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奪得57%選票，而建製派奪得41%。在單議席單票製下民主派奪得九成議席。

沒有六月爆發的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旗開得勝。運動爆發至今超過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齡低於18歲。受傷人數超過二千，有三名年輕人被槍傷，其中一人只有14歲。現在反對警察暴力成為了運動的重點訴求。

歷史性選舉成績

今次投票率高達71.2%，遠高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47%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投票人數方面，今次人數為294萬，上屆區選則為147萬。大量年輕人成為新登記的選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經出現人龍。

上屆泛民在十八區議會裏都是少數，現在控製了十七區議會。除了有8席非民選當然議席的離島區外，其余十七區都由泛民奪得多數議席。在西貢、大埔和黃大仙區，泛民奪得全部議席。過去幾個月，警察多次在黃大仙區瘋狂發射催淚彈以及施用暴力，引發多次警民沖突，因而民怨沸騰。

區議會向來權力弱小，而且各黨派都在選舉中淡化政治，只關註所謂「地區工作」，讓建製派容易用蛇齋餅粽及地區網路收買選票。今屆選舉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選舉傳統，變相成為了一場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對政府鎮壓的公投。所以選舉結果可謂摑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對更大麻煩

政府和中共更難結束現時的政治危機。在十月四中全會後，北京明顯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強硬對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計劃製造一場香港版六四，務求達到震懾效果以結束運動。但在建製派選舉大敗後，短期內這計劃難以實現了。

由於特首小圈子選舉的1,194票中，區議員選委占了117席。在全票製下建製派之前控製了這117席，現在將由泛民控製。有傳中共本來打算在2020年要林鄭辭職，並安排一名民意相對較高的人上任。但現在中共更難操控小圈子選舉，使其如意算盤更難打響。

過去六個月由硬推送中條例開始，政府不斷計算錯誤。林鄭承認自己的錯失造成「大災茌」。在區選大敗後，她又指政府會認真從選舉結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鄭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讓步，我們絕不能指望政府會作出改善。

習近平政權害怕作出讓步等同示弱，會鼓勵大陸群眾組織起來並提出自己的訴求。中國工人和青年的民怨與香港幾乎一樣：低薪、就業不穩定、不人道的工時、瘋狂的樓價、汙染問題嚴重、打壓所有反對派的獨裁政權。

建製派怪責林鄭

政府及建製派如期舉行選舉的決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預算。在區選前一刻，政府及建製派還在猶豫是否取消選舉（這變相是一場政變），但因為害怕取消選舉再引發對示威運動的同情，並增加國際壓力，因此最後如期舉行。建製派都知道選情不利，但沒想過會發生如此大災難。建製派在今次明顯也有部署作出大動員，因此得到117萬票（比上屆多了33萬票），而上屆全港投票人數也只有147萬，可見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製派慘敗的關鍵。現在可預計建製派落選人會相繼譴責林鄭令他們「失業」，並造成這場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危機。

民建聯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瓊提出辭職，但由於無人想接任而被勸阻。工聯會更由27席慘敗至4席，比小黨自由黨的5席更少，喪失建製派第二大黨的地位。

今次選舉結果對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會波及中國大陸的民眾和中共黨內權鬥。中共經常將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沒有社會大眾支持，但今次選舉結果徹底證明這是錯。現在無論中共如何封鎖網路，大陸網民都會看到香港的選舉結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會有助於當局重新挽回局勢。部分泛民主派的領袖可能會受到當局和資本家的壓力所影響，會去為抗爭運動降溫。在今次區選中，泛民之中大贏家就是拿下了91席（從上屆的43席）的民主黨。該黨過去有著與中共代表臺底交易，並阻礙民主運動的的黑歷史。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表示要修補社會撕裂，這反映了該黨的心態。我們要小心泛民的妥協派（雖然暫時被運動邊緣化），會利用現在自己在選舉中所獲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擴大影響力，嘗試將運動從群眾行動引導至「談判」的方向。抗爭必須要防範這個威脅，因為他們會將運動帶回過去失敗的道路之上。而我們以下會解釋道，為什麽運動要有基層的民主組織才能真正防範這個威脅。

將鬥爭升級

香港的群眾抗爭需要升級，並利用區選的有利結果乘勝追擊，為抗爭註入大量力量。只有打敗中共獨裁，才能實現五大訴求並終結香港的專製統治，但要做到這點，運動僅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夠的。

抗爭需要擴散到中國大陸，並連結起那些受壓迫頗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們的力量），同時亦向全世界爭取聲援。這是全球普羅勞動者的大團結，特別是那些同我們一樣正在進行偉大的群眾鬥爭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們不能對特朗普或者歐美其他右翼資產階級政客存有幻想，他們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都是取決於商業交易而非民主權利。這條道路只有被出賣與背叛一途。

今次選舉地震正好是一個機會去重啟群眾鬥爭，現時運動急切需要一個新方向才能有勝機。抗爭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這是最有能力癱瘓並推翻獨裁製度的社會力量。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職場、學校和社區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員會，來以更實在並有效的方法組織抗爭。

這代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方向，將民主運動聯系​​到工人、窮人的權利，二者缺一不可。我們並需要將五大訴求擴大，包含工人和年輕一代的各種訴求，譬如：每年10萬間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標、大幅增加工資、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時工作製等。

打破財團專政

資本權貴一直抵抗這些訴求。我們要普選政府的權力，讓所有16歲以上的人有投票權。而大企業及銀行將社會財富集中在一小撮權貴手上，阻止社會政策的進步，我們要將其置於民主管控下。香港權貴在中港專製製度護航下榨取巨額利潤。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權富豪坐擁3千億美元的財富，而香港GDP是3620億美元

我們要將反專製鬥爭升級，認同上述方案的人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我們為建設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奮鬥，在香港、中國以至全球的群眾鬥爭中，團結所有受壓迫者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體製。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會已經正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於11月20日，在參議院中一致獲得通過。這反映了美國統治菁英圈內近幾年的立場已有重大改變──變成了反中、但非撐港的立場。許多香港人期望這條法律能夠幫助於抵抗中共的鬥爭，可惜事與願違。

2014年，許多人還會帶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現在，更多人帶的是美國國旗，因為大家都不再對英國抱有期望。英國右翼政府不斷對中共獨裁妥協，原因就是他們急切地希望在中國做生意，尤其因為他們即將脫離歐盟。當然，美國是超級大國，他們又能否幫助香港呢？以下我們解釋為什麽這是個殘酷的幻想：

· 特朗普（臺：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以挽救他的總統寶座。自香港6月上百萬人大遊行以來，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與中國談判，低調處理香港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習近平不只是「好人」，還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國會施壓下，特朗普被迫說出：「我們必須支持香港。」但他又補說：「我也和習近平站在同一邊。」而像是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類批評者，抱怨特朗普不夠明確支持香港抗爭時，最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利益：「在人權問題上強硬對待中國也能幫助美國贏得貿易戰。」

· 特朗普甚至可能會拒絕簽署《香港人權法》，作為向習近平的讓步。中國政權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動用否決權，這顯然關系到貿易戰的談判。中國威脅若法律通過，會對美施加貿易報復反製措施。目前看來，特朗普應該會簽署法案，否則會讓自己被指責為軟弱而不去簽署，但會將之塵封起來不去動用。由於華盛頓竭力在12月15日前達成難保不會破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此在計劃新關稅時，短期內香港人權法不太可能執行。可見，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體支援。

· 即使人權法生效，其影響力也不過是象征意義的。該法會使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受到製裁，例如被拒絕入境美國、或者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被凍結。這些事情不會改變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政策，但會讓習近平的政權利用來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以反對對中國敵人的「讓步」。

· 該法案的另一項規定是，要求對香港的自治進行年度評估，以確定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否應繼續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該條款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將來撤銷香港貿易特權時先開路（香港擁有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並非特朗普對中國提高關稅時的對象）。但這將是「核心選項」，能嚴重損害中國政權經濟利益，但同時減少了美國牽製中國減緩進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權的動機。結果可能會使香港進一步受到專政控製，而這顯然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想要的結果。

· 中國控製的新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穆斯林遭大規模監禁，對此美國國會早已通過類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在美國參議院大動作宣傳下通過的，但此後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該法讓美國政治機構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權的捍衛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是名為「反恐戰爭」的災難性軍事入侵，還有2017年特朗普限製7個穆斯林國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也進行過類似的製裁，但普京（臺：普丁）政權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事實上，製裁引起反彈，反而讓普京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宣傳。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決定放棄原本是美國盟友的庫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軍隊屠殺）而強化起來。

民主變革從來不是由統治精英和政府賜予的，尤其是美國。美國過去為了地緣政治地益而支持過很多暴虐政權，包括中共。勞動人民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包括基層的國際團結。

荃灣中學學生組人鏈 防暴警到場毆打學生

11月20日，一批荃灣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早上發起學校門外的人鏈行動，但短短數分鐘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場驅趕，防暴甚至將一名同學拉出門外暴力毆打、一名舊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記學生的身份證以圖作出恐嚇。沖突令大量同學受驚及情緒低落，當日學校不能正常上課。

社會主義行動員接觸了5位參與當日罷課的中六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運動的看法。

社（社會主義行動）

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

社：你們為什麽要參與人鏈行動？

學：我們是希望以行動阻截同學上課，達至學校罷課以反對今日社會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展示爭取五大訴求的決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對場製造混亂沖突，有同學被警察打傷和受驚，事後有老師帶我們到操場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氣氛下渡過，全校700學生約有200人參受到影響。

社：學校對於同學參與抗爭有什麽看法？

學：其實我們的學生反修例關註組有與學校接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人鏈行動是我們學生認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瘋狂至此。其實基本上學校沒有責備同學參與行動，學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學想罷課，需要向學校遞交家長信。但事實是家長大多都不贊成罷課，變相令想罷課的同學不能罷課。

社：為什麽要參與抗爭？

學：因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鄭製造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壓我們的民主訴求，未來社會就是中共要消滅我們。

社：政府官員經常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們對這種說法有什麽回應？

學：那倒不如說學校不要存在於社會之內吧！政府真是會說廢話！

社：家人對於你們參加運動有什麽反應？

學：在家裏經常有爭吵，但想告訴他們，最近天水圍有女學生因參加堵塞港鐵的行動，被一大班藍絲圍毆，可見支持政府的人一邊說反暴力，但其實最暴力的是他們。支持罷課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堅持繼續發聲抵抗暴政。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學生更積極去組織罷課行動，需要在各學校成立罷課委員會，協調各校組成聯網並發動真正能停止教育運作的罷課行動，向警暴、林鄭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應。

今天的學生在未來幾年就會變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們現在組織起來，並學習如何作為一個集體而去抗爭，他們長大後就能將這個經驗帶到職場，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剝削以及中港兩地資本主義的獨裁製度。

學生和青年為甚麽憤怒？

Terrence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招募的十九歲學生。除讀書之外還需打工，一家四口擠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社會的氣氛頹廢許久，很少人參加在運動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兩檢運動。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鐘的抗爭中，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當我看見群眾團結的對抗警察時的畫面很感動，也成為我繼續參加的動
力。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鄭六月以來忽視民意，不在乎死傷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時黑道攻擊示威者，林鄭月娥也對此漠視不理，八三一時疑似被打死人也不願意推動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華，縱容一切黑警暴力。網路上，親中共酸民轉貼假新聞，舉例來說，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動槍擊無辜學生，但卻有些假新聞報導是學生先奪槍警察才自衛槍擊。另外，警察用水砲車與裝甲車高速撞向群眾！

十三歲基元中學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會主義行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強硬、蠻幹、罔顧民意的推動送中條例，另一方面黑警對於示威者的武力鎮壓、釋放許多催淚彈也令我憤怒。

問：運動出路在那？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出路又在哪？

答：罷工、罷課、罷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會停擺，給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學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參與罷課，在罷課運動中也提高了同學們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聽命於中共的指令，我認為若果中共不倒臺，香港是無法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另外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是需要提出課征富人稅才能解決。

訪問中大基層關註組的蔡同學，當警察攻擊中大時，她也在校園幫忙。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政府無視兩次上百萬人遊行民意，還出動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導致了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政府多年的專政獨裁淩駕市民意願，如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絕篩選過的選舉，引發占領街道的運動；還有二零一六年DQ民選議員。類似的事不斷發生，中共與港府一直打壓市民的政治權利，收窄言論自由，我認為必須關註這次運動，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多年受壓迫以來的一次
改變的機會！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現時已經有超過四千人被捕，無數人受傷，我們失去了許多雙眼睛，有人站出來控訴警察的性暴力，記者因長期在催淚彈環境而患上氯痤瘡，沖突地區的居民每天吸催淚彈，以及許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線每天在降低，從胡椒噴霧到催
淚彈，再到布袋彈、水炮車，最近已經毫不忌諱地開實彈，警方真的是想屠殺人民。而港府不但無所作為，甚至多次稱示威者為「暴徒」、支持警方「止暴製亂」，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問：面對中共打壓民主權利，與香港貧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裏？

答：政治與經濟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民眾對政治權利被剝奪感到憤怒，然而經濟也需要公義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識到政商一體架構下，受到剝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要摒棄以往刻苦耐勞的獅子山精神。社區和校園的組織工作，應該是打開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依然猛烈燃燒，中共與林鄭當局決心與民為敵，一味依賴警察暴力鎮壓，手段越發兇狠。據報警方至今已施放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遍及橫街窄巷甚至住宅醫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眾（約650萬人）或多或少地曝露於催淚彈及其殘留化學品的影響下，情況駭人聽聞。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時，警察發射了18枚實彈、超過3200發橡膠子彈、布袋彈及海綿彈等，濫捕了超過4,500人。黑警攻擊中文大學的一天發射了2356枚子彈，而圍攻理工大學期間，則發射了1458枚催淚彈和1391發橡膠子彈。

催淚彈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國製催淚彈後，其毒性已經引起全城恐慌。催淚彈的成分在燃燒時可以產生二惡英和山埃。二惡英是難以分解的致癌物。人類如攝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瘡、皮膚出疹及變色等皮膚病和體毛過多，長期攝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場新聞記者不幸患上氯痤瘡，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樣如此。政府卻為了包庇警察而拒絕公開。

但顯然民眾並未被此等暴行所嚇倒，黑警失控暴力襲擊民眾的畫面反而更激發群眾的狂怒，據悉林鄭政權起初以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爭運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投入抗爭的民眾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鄭與警隊一次又一次錯判形勢。反威權運動早已超越了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而轉為針對警暴，而林鄭亦自知自己「除了三萬警察外一無所有」，以致縱容包庇黑警，黑警越發失控反過來劫持了政府，體現在林鄭早前曾言「不會『盲撐』（盲目支持）個別違法警察」後遭藍絲陣營群起批評後又急急轉變稱「堅決支持警隊「，可見警隊已有淩駕政權之上，甚至軍閥化的趨勢。以至於建製內部離心離德，連同為政府紀律部隊的消防和救護員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對待。

即便如此，直至現時警察依然執行著政權指示下鐵腕鎮壓的維穩任務，包括借用各種借口禁止遊行，令群眾運動變得零碎化，同時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瘋狂和肆無忌憚，甚至過往還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毆打示威者的行為亦變得常態化和公開化，無日無之的闖進多家大型商場，總結包括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大埔超級城、又一城等入內逞兇，釀成嚴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後多次以實彈射擊民眾，甚至發生了科大學生離奇因走避警暴而墮樓身亡的懸案。最近黑警甚至沖入荃灣李城璧中學校園毆打示威學生，引發學生罷課兩天。

由於這些暴行屢屢被媒體曝光而遷怒記者，多次以「反蒙面法」為借口強行扯開記者的防毒面罩，隨意逮捕記者。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 在采訪的過程中被正在離開的黑警突然惡意回頭射擊擊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惡意向記者群投擲空爆催淚彈、故意以水炮射向記者群等，引發記者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公開抗議警暴。

傷亡慘重

據統計，運動發展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群眾受傷，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殺者和墮樓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徹底破產，10月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給予警隊0分，整體評分只有2.6分。崩潰的信譽，加上對傳媒的惡意阻撓以及記者會上的連篇謊言，使得對黑警的陰謀暴行指控廣泛流傳，包括性侵和殺人棄屍等，警隊已被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同五大訴求，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否則過後警暴將常態化和合理化，香港將徹底淪為警察社會。同時我們主張由法律專業人士、人權組織成員、示威者代表等組建民主委員會，徹底重組警隊，全面追究濫權黑警，將警隊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4 家族擁全港近半財富

香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極端貧富懸殊、基層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資產階級機構的「坦白」確實相當罕見。最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發表一份名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現在需要減少貧富不均》的報告，當中指出香港多個令人駭聞的貧窮數據，更為解決貧富懸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專聯的報告直指香港貧富差距之嚴重，甚至傳統計算方法的基尼系數也不足以反映現實問題。24個家族總共控製了香港過半的財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總身家超過3000億美元！在不計算自住物業，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萬富翁（以港幣計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根據金融機構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財富為382萬港元。另一邊廂，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有138萬貧窮人口，也就是說每5個人就有1個在貧。當然，工商專聯的報告除了揭露貧窮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方案」給政府參考。

公屋私有化

報告指出要處理房屋問題，建議發展棕地、農地，甚至哥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但同時卻又不反對進一步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表面上這是很「持平」的立場，所有可開發的土地都應該用來開發。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下，報告根本沒有可行辦法去挑戰私人囤積的棕地、哥爾夫球場等，所以實際效果上是為了政府一貫主張的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明日大嶼）作保駕護航。

報告中還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聲稱「公屋住戶不應該一輩子作為低下階層」。公共廉價租住屋本來就是基層唯一的社會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卻是要求基層自己掏錢買回自己的公屋，實際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主義行動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場，為地產商開拓更多樓市空間，再者亦為政府減少公屋供應提供借口。」

另外，工商專聯的報告亦支持提高基層人士的最低工資、綜援、租金資助的金額等。表面上是良心發現的「德政」，不過卻都只是小修小補的性質，譬如對於解決老人貧窮的全民退休保障只字不提，只是說由政府承擔額外5%的強積金。

再者，報告沒有詳細交代錢從何來的問題，政府一直以來就是以「量入為出」等借口逃避社會保障和服務的。Pa s h a指出：「沒有大幅增加的財團稅及富人稅，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服務不可能足夠的。因此，要實現如此幅度的加稅，則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抗爭，挑戰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將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營。」

巴西工會大會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擁有三百萬成員的CSP-Conlutas工會聯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會力量。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最近獲邀出席CSP-Conlutas在聖保羅市舉行的年度大會。梁禮邦是一名匯豐銀行的員工，因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權抗爭，並嘗試組織工會，在白色恐怖下被解雇。

「我的訪問之旅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以及聖保羅市教師工會所組織的。」

「大會有超過2千人參與，集合不同工會、原住民組織、性小眾等團體出席。這場大會就是要團結、討論和表決左翼和工人抗爭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與其他國際代表一同發言，他們來是自最近爆發運動的蘇丹、法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們亦就工人參與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權鎮壓的狀況發言。這些地區的狀況與香港也有很多類似之處。」

「在大會期間，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舉辦了關於香港民主抗爭和反財團白色恐怖的討論會，超過10個左翼政黨及團體加入討論。我的發言相當受歡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鬥爭，但同時擔心美帝國主義可能會滲透運動，達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國中央執行書記處成員Herbert發言呼籲香港人不要對美國政府存有幻想。他舉例提到敘利亞的庫爾德族人被美國出賣。香港的抗爭需要團結中國的工人才能打敗中共。」

「而來自教師工會的Souza說對於左翼鬥士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感到鼓舞。他所屬的工會派了12名代表參與CSP-Conlutas的大會，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聲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獨裁的決議。」

「我遇到許多來自公共部門、金屬行業的工人，雖然不會說英語，但仍然透過翻譯指出香港與巴西反博索納羅的抗爭有共通之處。對於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

「其後在一個集合超過30個世界各地代表的會議上，我解釋中國並不是任何左翼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西班牙CGT工會聯盟的代表Sandra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證明中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她說當局在利用民族主義來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但一帶一路亦在為中國製造新的矛盾，並打擊中國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後一站是在一所大學裏舉行會議，吸引了眾多學生、左翼份子參加，我們指出當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發動工人運動，並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吸引並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以反對資本主義、打倒一黨專政為目標才能取得民主。我的發言得到全場參與者的認同。」

反對政治迫害印傭 Yuli 500名巿民團結抗爭

12月初發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壓，為香港民主運動再蒙上一層白色的陰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務工Yuli Riswati被入境處遞解出境，原因明顯與她積極報導香港民主運動有關，她將運動資訊用印尼文帶給同鄉，又協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務工在港處境。 她接受媒體訪問對於運動的立場的七天後，入境處就作出打壓，不尋常地先以工作簽證問題為由上門將Yuli拘捕。儘管其後法院徹銷她的「過期居留」控罪，入境處又以她「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將她押入羈留中心達29日，其間受盡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對待。處方更無視任何反對聲音，阻止她聯絡律師和強迫她撤銷簽証續期申請。被受威脅和恐嚇下，Yuli無奈接受了指令並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了一場聲援 Yuli 的集會，約有500名巿民參加。在支持 Yuli 的聲音此起彼落下，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幾名參加者，了解他們出席集會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歲的文員，他對人境處的手法尤其不滿。「我在新聞上得知事件，入境處將 Yuli 拘押在羈留中心後，一連串毫無準則、違反人權及不仁道對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憤怒。我亦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我認為Yuli 都是民主運動的手足，所以我到來支持Yuli 。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檢控，我認為整件事有很多空間可改善，例如公開入境處的收押準則等。」

我們不能將她拋棄

自小在外國長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婦，她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特意回來香港。她認為今次撐印尼移民工的集會很有對港人的啟發性，並提出究竟何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很多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長期在外國居住，擁有外國護照，生活文化都與外國相近，但長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誰才是算香港人？」「我來這裏是要告訴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壓知名社運人士，還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們比普通巿民更弱勢，更多製肘下仍然勇敢站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她拋棄，移民工的抗爭和香港現時的抗爭是連繋在一起的。」

帶上口罩的劉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務工人的家庭裏成長，體會到社會一直存在對移民工的偏見與她自身的體驗存在極大反差。「為什麼做家務就是下等？為什麼外傭是個貶義詞？我認為社會對移民工太多誤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這麼多人關註，是難得的正面報導，所以我站出來，就是要改變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對著政府的《兩星期條例》，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負擔昂貴的中介費，令他們就算遇上惡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氣吞聲。我知道有僱主只給兩塊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實我們重視香港民主，爭民主爭人權，我們亦要同樣關註其他人是否有這樣權利。」

12月6日的聲援集會反映出群眾意識的改變，反對種族主義並支持國際團結。這是反威權抗爭運動的副產品。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要團結 本勞及外勞 共同鬥爭並組織起來，共同為所有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工資、權利。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同一個打擊民主權利，以及嚴重歧視移民工的政府。

習帝舞劍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繼續之時，習近平於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之時訪澳，其在澳門的發言引起多方揣測是否含沙射影，意圖警告香港民眾。

早在習近平訪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尾聲脫稿發言，言詞間更露骨地指特別行政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憲製』」與「脫離憲法的『法治』」，「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也是一樣」，而令人感覺到中共將借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罵槐。

習近平在「回歸晚宴」上的發言中，特別贊揚澳門所謂「成功實踐一國兩製」、「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自覺抵製外來幹擾」雲雲數點，甚至出現發言時口誤將澳門錯植為「香港」，因而被視為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運動爆發之初，中共及香港建製派就一直將宣傳口徑設定於「外國勢力陰謀」論上，又稱五大訴求「違反一國兩製」、「挑戰中央權威」等，因此習近平的發言自然被理解為實質上針對「隔離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認為香港群眾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未就23條立法所造成。香港建製派政客葉國謙出席港臺節目時認為中央對此「非常介懷」，又稱香港政府應為立法采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同時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將準備明年立法。

同時，在習近平發言中所稱的「愛國教育」亦令人聯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師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當教材」，乘機將遭濫捕的教師停職。教育局亦殺氣騰騰的向各學校發信，要求校方「更嚴厲處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學人員，更揚言「考慮對更嚴重個案取消教師註冊」。這一系列的手段與習近平講話不謀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氣氛已開始彌漫。可以想象，林鄭政府為了向習近平贖罪邀功，將有機在未來借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緊大學撥款、清洗教師隊伍、以致重推國民教育。

故然，將香港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歸咎於「23未立法」、「國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當真打算明年啟動立法或重推國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習近平和林鄭政府在整場運動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對形勢的驚人誤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編織的宣傳謊言，令建製派在早前的區議會選舉中遭毀滅性打擊，整體局面至今無法收拾。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權對港澳的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國內情況，中共憂慮放松任何一地的鎮壓都會變相鼓勵中國的民眾效法，令抗議活動蔓延到內地城市。因此加強獨裁和鎮壓被視為維護政權統治的唯一途徑。

「政治穩定」

習近平反復贊揚澳門的「穩定、團結、不內耗」，內地官方媒體及外圍喉舌甚至直言與「桀驁不馴」的香港相比，澳門是「乖孩子」。然而澳門的所謂「政治穩定」代價是近乎明目張膽的腐敗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門政府廉潔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較內地的49.1分還低。選舉投票過程中亦幾乎是公開地進行操縱，種票買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進行，在澳門卻幾乎是公開行動。而最近開通的澳門輕軌項目更是將上述問題充分地揭露，第一階段僅僅9.3公裏長的路線工程竟花費整整近八年時間。而工程造價估算由最初的42億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億元，且尙未封頂。加上工程的規劃混亂，「邊造邊改」，以澳門僅60萬人口而言這工程成本這項目被視為「世紀大白象」。

經濟上，澳門經濟亦絕非習近平所稱的「欣欣向榮」，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環境下，澳門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為嚴重。其中博彩業的收縮直接導致了澳門政府財政收內大減，假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澳門政府每年對全民的現金津貼以彌補公共服務缺失和收買人心的舉動可能將難以為繼，積壓多年的民眾不滿一旦爆發，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澳門青年是否如外間印象般「政治冷感」。報告引述了一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21歲大學生稱：「我認為澳門的經濟並不是那麽穩定，因為自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賭博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除了抗議活動之外，更大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減低了賭場收入，而這些都不是短期問題，因此未來的博彩業將更不穩定。

而在政治上，澳門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維護中央權威」，落實了23條、國歌法，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對政治權利的鉗製卻絲毫不見放寬，根本無意開放普選權利，甚至出現進一步收緊之勢。不僅緊隨中共懿旨拒絕外來人士入境過境，默許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橋被中共綁架「送中」，更借修訂《民防綱要法》訂立所謂「謠言罪」，以圖搶先在未來群眾運動爆發之前收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打壓民主權利的手段在群眾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擊，一如香港的《公安條例》和《反蒙面法》無法阻擋群眾一樣。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對內宣傳上掩蓋官僚和專製的無能而急需將澳門塑造成一個「正面形象」。但未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將再一次粉碎這些謊言。香港群眾在運動中正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澳門的群眾鬥爭亦將經歷這一階段：工人將握著社會運作的實質力量，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是對抗專製最有力的武器。並有必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香港、大陸和國際工人階級聯系起來，爭取工人的經濟和民主權利。

[左翼反共人士]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滅國家恐怖主義

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建設戰鬥型工運

林鄭及中共政權正在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六月以來，警察濫捕6千多人，導致全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在囚人數。警察拔槍、扣扳機威脅示威者逐漸成為常態，喬裝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揮棍毆打也是等閑之事。從8月31日太站子懸案，到新屋嶺強奸、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殺、被推落樓、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卻又無從解釋，反而大話連篇，令政府和警隊誠信早已破產。

如果林鄭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運動根本不會爆發；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這場運動根本不會持續至今。正是因為獨裁政權的強硬和囂張而引發六個月的抗暴風雨。但中共政權反而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的原因是因為打壓不夠嚴厲。因此中共正準備日後推動辱警罪、廿三條立法，以及加強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統治思維令越來越多群眾也會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推翻此一政權。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輸出中國，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鬥爭。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建設抗爭型工運　推動真罷工

最近各行業都掀起成立新工會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為沒有工會而使罷工相當零散的問題，還有及後財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使罷工受到挫折。社會主義行動呼籲所有工人加入工會，並使工人階級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力量。工人階級掌握經濟力量，如果發動有組織而集體性的罷工的話，將是最有力擊倒政權的武器。

工會組織必須以本行業的廣大工人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一小撮」專業人士」的平臺。所以工會必須由下而上建基於工會成員的民主參與，通過民主討論和投票決定工會的政策和綱領。工人可以回到職場作宣傳和組織，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會，並且舉行大會集體決定罷工的日子。

工會應該集結因為支持抗暴而受資方打壓的工人，公開抵抗財團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與財團和平共處。八月和九月的罷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會那樣祈求公司會允許工人罷工是不切實際的。不論中資和外資的工人也要抗爭。特朗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証明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只是紙老虎，用來幫助美國的貿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資的匯豐銀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論中資和外資都只會站在獨裁政權一方打壓民主。工會不能對外資和外國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會不能各自為政，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業才有足夠力量。現在迫切需要不同工會舉行聯合大會，互相協調並製訂大罷工的日子。

不論在香港還是新疆，中共的鎮壓和箝製已經破壞了經濟。政府故意放任經濟衰退，並將經濟不景的責任歸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圖使群眾感厭倦和疲憊，從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數過百萬話，就証明民意仍在抗爭一方，政府的」經濟牌」不會有效。

然而，財團在未來經濟危機中，很可能會進一步打壓工人。工會要提出捍衛勞權和民主的經濟訴求，例如反對裁員、反對扣減工資、反對增加工時、要求凍結租金以減輕租戶及小商戶壓力等訴求，並且將經濟訴求與民主訴求結合起來，才能動員工人階級發動大罷工。只有組織起來捍衛工人的經濟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財團的經濟消耗戰，並且能動員廣大工人階級加入鬥爭，同時消滅香港財團獨大、貧富懸殊的不義經濟製度——即資本主義體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工會，建設抗爭型工運
堅持五大訴求，同時加入勞權及民生訴求，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製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製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製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製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著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製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製裁名單。但是這些製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製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製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製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製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並克裏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沖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製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系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叠。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臺，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製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號？

去年以來香港抗暴運動中，香港政府的徹底癱瘓、中共獨裁政權的權力受到撼動和製衡，以及群眾感受到自己能改變歷史的覺悟，都意味著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機。反威權運動的激進程度以及規模，遠遠超越了過往泛民黨派及NGO社運所能承載的，釋放了群眾前所未有的鬥爭能量。

但同時，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和革命領導，運動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明確挑戰財團的既得利益，更遑論提出反對資本主義體製。此外，運動裏夾雜著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傾向，局限實現運動訴求的可能性。雖然運動看起來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權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體製才能實現這些訴求。因為只要中共政權一息尚存，永遠不會容忍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示威運動中湧現了新的口號，在政治上口號沒有超越泛民的雙普選框架，但群眾落實為了使運動勝利而采取的戰意，為了嘗試為行動賦予一些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任何組織製訂出來，但它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從雨傘運動及其後的經驗和教訓中的群眾集體總結出來。

這些口號反映著這場運動的戰略發展，有很多表現出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要進步得多。同時，不少口號仍反映著示威運動在思想上的弱點，欠缺一個完備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動、破壞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固然是運動的最大敵人，但記得雨傘運動是先從內部分裂、然後被政權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層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可以對抗資本菁英及其不民主製度的階級，故此只有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才能確保運動經得起政治的壓力和考驗，並透過充分的內部民主的討論及決策，在復雜的局面中走正確的方向，保持堅實的力量。

自1800年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及工會權鬥爭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在民主鬥爭站在第一線。借鑒於我們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行動在鬥爭中不會盲目吹捧運動中所有的現象，也不會像一些所謂「左翼」那樣為了不被運動的反動元素（右翼保守和種族主義）沾汙而冷眼旁觀。我們介入運動之中，就是為了厘清運動中各種現象裏面的進步和反動元素。進步的元素會推動運動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組織化，並走向建立取代專製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我們為強化進步的元素而鬥爭，並警告群眾反動的元素會使鬥爭後退。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訴求，可見群眾感受到改變體製的需要，並且希望爭取傘運中落空的真普選。現在運動的需要已經超越了五大訴求，必須要加入改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訴求才能繼續強化起來，也一定要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獲得回響。

香港的運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權企圖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會恐慌和疲憊，企圖使示威運動零散化，並磨滅群眾的鬥爭意誌。運動必須與時並進，以基層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歸，采納應對經濟危機和醫療危機的綱領，使廣大的工人階級知道運動的利益是與自己一致的。

運動中有一個極為麻煩的問題，並對運動發展造成額外的大障礙——就是有一種抗拒提出經濟訴求的氛圍，認為這是「自利」、不是為了「公義」的。這反映出工人階級尚未有組織地投入運動之中，以至反資本剝削的意識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會幹事都對此加以鼓勵，因為他們只是某種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這句口號用身分認同代替了階級意識，作為促進團結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了解這種想法得到大眾支持的原因，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這種想法不會厘清使鬥爭邁向勝利所需要的是什麽。強調本土身分認同（我們明白這是對中共的反彈）限製了群眾的視野，而鬥爭卻必須成為全中國以至國際運動才能勝利。

更甚者，中共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引起港人意識的反彈，但基於各種原因仍未至於大多數港人支持獨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會團結的，香港的中上階層和富豪都會站在中共一方，以保護他們的財產。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國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參與度（例如38萬的家務移民工），也成為了建立國際工運連結的障礙。如果運動能說服國際有組織工運的支持，可以成為抗衡虛偽的外國政府的真誠堅定的盟友。將重點放在香港民族主義，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為大陸人的排外情緒。

工人階級為經濟利益而挑戰資本家才是公義的彰顯。而且財團的白色恐怖阻礙了工人發動政治罷工，可見財團和中共是緊密勾結在一起。要挑戰財團的話，當然是奪走它們的財富，並歸公眾享有。

香港革命並不可能只在一個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臨全國的革命反抗，否則不會向香港讓步。為了團結中國大陸廣大工人鬥爭，爭取工會權和罷工權、解封網管和報禁，反對裁員、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訴求。香港革命需要一個完備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將財富及經濟掌控權交給勞動者。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句口號源於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競選口號。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現在攻擊大陸人的排外遊行中。梁天埼因為旺角騷亂成為運動中標誌性的政治犯，也使這句口號成為了最響亮的口號。但是，絕大部分呼喊此一口號的示威者並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這句口號在9月開始興起，因為政權強硬和警察暴力的確令群眾對溫和改革的幻想破滅了，並且尋求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同時，運動對於如何創造新社會並未有明確的構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於哪時的香港曾經有光明呢？似乎無人能解答。而將出路放在香港一個城市，「香港的革命」，只會使運動孤立，讓中共等待時機，在之後扼殺運動。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轉向內地以至全球的鬥爭，這場戰鬥才會成功。

對中老年為主的泛民支持者來說，光復香港意味著回復到正常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因此並不祈求會推倒獨裁政權。在中共強硬統治下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而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更傾向驅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獨立，但卻未有一個實現這計劃的綱領。總體來說，大部分示威者還是認為中共政府太過強大，所以目前無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標朝向港府。但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共背後撐腰，林鄭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經倒臺了。林鄭並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線公仔。香港的實權在中共與資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個扯線公仔並不會改變香港真正的權力關系。中共不是我們之後的敵人，而是當下戰鬥的對象。近兩年形勢有巨大變化，中共現在面臨歷史性的內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至公共醫療危機，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最弱的時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於泛民政客多次與示威者的激烈行動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氣消沈、運動內部分化。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無組織的鬥爭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進步的角色——阻止專門妥協的溫和泛民解散運動，但不能夠推翻專製政權。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來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應譴責示威者。但是，認同自衛權利的同時，不代表這本身可以成為打倒強大國家機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沖擊警察為基礎的戰略可以被遏製，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優勢也會讓獨裁政權取得更多時間，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運動，讓政權及警察可以駕馭它。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警告，緊急需要改變運動的方向，建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發動真正有組織的罷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眾對內部分裂戒慎恐懼，亟欲保持團結。的確運動發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壞行動，甚至受塞鐵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並且橫眉冷對「與暴力割蓆」的政府廣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著分裂運動的惡魔。

但不同派別的政治角力是客觀存在的，其互相沖突和鬥爭始終會反映在運動的分歧上。烏托邦的口號不能阻止客觀事態的發展。所以為什麽運動需要民主架構來促進對致勝的策略、戰略和綱領進行有秩序的討論。

泛民企圖站在「和理非」的群眾基礎上重奪主導權，在收割11月區選的選票利益後解散運動。本土派則企圖在「勇武派」中紮紥根，將運動帶向右翼排外和親美國特朗普（一個攻擊工人、女性、移民、性小眾和民主權利的政府）的方向，並且攻擊泛民和左翼、製造內部分化。由於群眾對任何政治組織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須步步為營，以免露出政客難看的吃相，但兩派所代表的路線、勢力還是會上下其手、明爭暗鬥地幹預運動，使鬥爭變成滿足他們狹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泛民企圖借這場準備不足的罷工消耗民氣，借機重建官僚操控的大臺，但勇武派與警察爆發沖突，致使計劃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為分裂傘運的惡行而惡名昭彰，在運動爆發之初不敢在運動中高舉旗幟，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陸人的排外仇恨，甚至連舉港獨旗也被「和理非」因為害怕「挑釁解放軍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監控和檢控使勇武派風聲鶴唳，而其秘密的行動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滲透在遊行中製造混亂，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出現戒心，「捉鬼」行動就正好反映了這一現實。經濟衰退也使中產和小商戶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憊，而對運動的熱情減退。當運動走下陂的時候，「和勇不分」的內部矛盾就會更為突顯出來。

真正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力量和集體經驗使其具有組織新社會的力量。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不會剝削他人的階級，其集體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體利益，一起從經濟不公義、房屋短缺、低工資和奴隸般的工作條件中解放出來。運動必須改變方向，采取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包括組織真正廣大的工會和發動集體的罷工，並且采取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經濟綱領，包括反對裁員、要求凍結租金以至將物業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將革命貫徹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為了保持「團結」，強調各有各做，「條條大路通羅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爭論。這口號同樣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為策略分歧而分裂運動。可是，在運動中存在一種個人主義，且忌諱討論分歧的氛圍，對辯明政治問題造成障礙。

當運動內部的分歧沒有平臺討論時，爭論往往就發生在連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經大量滲透在網路平臺上，企圖帶風向製造混亂和扭曲運動方向。此外，由於沒有具架構的民主辯論，很多時意見分歧會兩極化，甚至往往小眾意見被打為「分化」和「鬼」，掩蓋了有意義的政治辯論。

例如，在10月時連登廣傳了一份「臨時政府」的宣言，引起當時在商場抗議的示威者朗誦。其後傾向泛民的示威者認為這份宣言是由「鬼」傳播的，目的是給中共有借口鎮壓。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階段運動連群眾的民主組織都未有的時候，提出臨時政府當然是不成熟的，但我們不認為運動應因為中共鎮壓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這些政治辯論可以提高抗爭的政治水平，但要發揮到總結教訓的作用，就要先建立民主的運動架構，使抗爭者有討論運動政治理念和策略的平臺，就此作出集體的民主決策。有組織的工運才可以提供這些民主架構。最近建立工會的新趨勢，可以成為工人運動的開始，有可能成為走向正確方向的轉捩點。

香港示威者的國際意識正大大提高，開始明白到需要爭取外國人的支持，不能讓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個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為了主要的口號，大量文宣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國外的聲援行動也舉世矚目。

可是，國際戰線很大程度上是尋求外國政府的支持，誤以為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民一樣會站在抗爭的一方。特別由於黃之鋒這類親美政客企圖利用國際戰線，使群眾寄托於美國人權民主法這個假希望上。我們認為美國建製派不是真誠支持香港民主權利，而只是為了收割民意及捍衛自己經濟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來，在印尼、蘇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爾、海地都爆發具革命性的運動，全球也有大規模的氣候運動，700萬人示威和罷課，但運動裏卻幾乎沒有提到，有時甚至仍然說討論外國運動會「轉移視線」。反而主要寄望於歐美各國政府會支持，而各地群眾都正在反抗這些政府。可見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國際戰線也引起了運動內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舉行聲援加泰隆尼亞抗爭的集會。兩地情況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壓統治，並且剝奪參選人權利，將反對派政治人物投入監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顯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領機場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應不分你我、互相聲援。但親泛民的示威者反對這場集會，認為支持加獨會開罪美國和歐盟，因而使香港運動失去外國政府支持。最終，這場集會有三千多人參加，數字仍算可觀，但比起其他集會人數要少。而反動親資的政治團體為了避免國際團結的意識在香港發展，也不想香港運動尋求工人組織、被壓迫少數民族、學生和氣候運動分子的連結。香港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可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真正的國際團結的對象，應該是世界各地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動支持其他國家的運動。我們將繼續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左翼議會支持香港的鬥爭。香港及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就像歐洲的氣候危機和大罷工一樣，展示著資本主義無法給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權利以及安穩的經濟和生態未來。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是不能勝利的，但作為全球工人和受壓迫者鬥爭的一部分，我們將牢不可破的。

黃色經濟圈是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嗎？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面對政府死硬不作為、冷處理應對五大訴求，群眾自行發起更多的抗爭手段。當中受到很多關註的，是「黃色經濟圈」消費者運動。此一號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都瘋狂筆墨口誅筆伐。一時間市面上響應抗爭的「黃店」門庭若市，而被標籤為「藍店」者則門可羅雀，有力地鼓舞了群眾的抗爭士氣，以致於不少商戶紛紛在店面張貼反送中海報和標語等，大壯群眾聲勢。

政府和中共對「黃色經濟圈」的撻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時亦反面地展示了這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亦要理解這一抗爭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費者運動畢竟無法從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結構造成影響——眾所周知，香港資本大財團立場一直親中共。這些財團與政府關係緊密，並控製社會上全部主要部門：交通、土地房屋、能源、電訊、大型連鎖零售。一項201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24個富豪家族擁有了香港一半的財富。

「黃店」的困難

相對地，支持運動的主要以小店為主，而小店並不掌握本地的經濟命脈，而僅僅居於經濟鏈的下遊，因此這種杯葛親中「藍店／藍企」的運動，對其實際打擊有限。大財團近半年的盈利下跌與虧損更主要的原因畢竟還是由於整體經濟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業、貿易、主要企業新增投資的衰落。

《立場新聞》年初時曾報道過「黃圈」網店「光時」在營運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租用營業場地、物流運輸、進貨渠道與貨源等都面臨各樣困難。這顯示了大財團以其壟斷位置與雄厚財力去扼殺小店生存空間的能力。在貨源問題上，為了維持基礎利潤以求收支平衡，有時亦不得不選擇一些中國貨源。

這些都揭示了現時「黃店」與「黃色經濟圈」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客觀困境。因此，我們當理解這種消費者運動的限製。

打破既有經濟權力結構

「消費者運動」並非香港獨有的新運動。過去幾十年，氣候環保份子一直呼籲民眾購買環保產品，並由於為地球帶來嚴重破壞而號召杯葛使用私家車或飛機。但這個策略未能扭轉由100家最大企業所製造出來的氣候危機。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接管這些大企業，而非將焦點放在個人消費行為之上。而要做到這樣，我們需要團結鬥爭打破既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資本主義），並將其以民主公有製來取代。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世上壟斷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香港。

現在，反送中抗暴運動極需要連結到建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於經濟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惡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現倒閉潮和解僱潮。工人階級更需要組織起來反抗，準備發動罷工行動來保護工作崗位及工資等。而反威權的鬥爭則需要以更有組織的方法來延續及強化，例如現在新工會的成立就是正確的重要一步。

疫癥下工人受剝削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沖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汙染的工作環境裏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夥裝備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雇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癥中捍衛勞權。

香港新工會浪潮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製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誌，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紮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雇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訪問參與第一階段罷工的醫護人員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癥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癥，故現時癌癥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癥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癥。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癥的。

香港：疫癥期間外傭負擔更大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板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裏，只好放棄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雇主還威脅說要解雇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雇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吊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沈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製。盡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雇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雇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雇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雇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著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采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盡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閑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征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雇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裏的。尤其握有資源的雇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雇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麽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麽「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裏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系，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香港：疫癥下中共發動大鎮壓

中港疫情稍為放緩，加上歐美國家陷入大災難，中共發動強硬的攻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企圖重新鞏固權力，扭轉去年六月以來「抗暴革命」下的被動情勢。
中聯辦在4月中表示，港澳辦及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 22 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意味著兩辦可以「合法合憲」地幹預香港事務。過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獻上多次表明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為了配合中聯辦的口風，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場，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聞稿而顯得狼狽不堪，更突顯其扯線公仔的真面目。

撕破面具

中共機關不是第一次自行釋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頒布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這是因為中聯辦在梁振英時期形成山頭派系，加上建製黨派之間分裂，自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權，避免造成不穩。中共由授權中聯辦作為代理人統治香港，改為直接由港澳辦系統直接指揮。

中共今次釋法只是在這條路線上走得更遠。中共對香港的控製從來沒有受過22條限製。現在中共只是不屑再偽裝，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態宣示權力，準備繞過立法會直接頒布23條立法。事後港府內部人事發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長將會離任。其中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過去他曾表示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的，中共篡改歷史的過程中當然要抹除這些小痕跡。

此外，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因為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拖延國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傳機器瘋狂夾擊。港澳辦發聲明表示郭榮鏗失職，明顯是為了取消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鋪路，阻止他下屆繼續參選。中共害怕非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會獲得過半數而獲得否決政府法案的權力（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選舉。

警方在4月18日進行大搜捕，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黃浩銘等。涉及的遊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會、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遊行。

這份名單上有大部分為溫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運動裏沒有任何組織和鼓動的角色。溫和泛民在林鄭上臺以來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經歷了抗暴革命後，群眾的激進化使溫和泛民失去了與政權妥協的空間。我們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壓只是針對本土派和激進民主派，但日後將會向整個民主陣營發動攻擊，連溫和泛民也不會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去年以來一連串的炸彈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動用反恐條例打壓。諷刺的是，剛好前幾天，葵湧警署警長涉嫌串謀黑幫自編自導汽油彈襲擊事件而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不是有效對抗，反而給予政權籍口加強鎮壓，唯有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鬥爭方法，有意識地建立與中國工人的聯合鬥爭，才能挑戰中共及財團專製。

宣示權力

疫癥下中美沖突持續升溫。資本主義危機只是剛剛開始，中美兩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災難都雙雙慘敗。中共見到特朗普在疫癥中焦頭爛額，因此加強推進各方戰線：南海、一帶一路、口罩外交等擴大國際影響力，並藉著打壓香港民主權利宣示帝國霸權，重新鞏固在2019年時受到動搖的控製力。

在疫癥前美國政府都不會真正關註香港的民主權利，現在自身陷入危機更加無暇理會。對美帝國主義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黨派將會再次失望。真正的國際團結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層工人，共同反對只顧及統治精英利益的各國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擁強大集中的獨裁機器，操控媒體以及龐大的財政，還有建製政黨這些爪牙遍布香港。這部機器可以進行組織、部署，在適當時無情地發動攻擊。雖然去年的群眾運動使這部機器陷入混亂，但疫癥和運動的低潮為它換來了喘息空間。可見「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發性在運動中是極為寶貴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為了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還要對抗支持這政權的全球資本家，群眾鬥爭要有必要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為了可以這樣，群眾運動不能單靠松散和分散的網絡，而是需要強大的民主組織，並建基於工人階級這個有力量改造社會的社會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癥加強警察權力，打壓遊行集會的權利，甚至準備禁止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我們必須呼籲和動員群眾抵抗這種禁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以工人階級為鬥爭中心，組織工會抵抗資本家在疫癥中的經濟打壓，同時將工會重建為抗暴運動的民主組織。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鬥爭，當務之急是要尋求在中國同樣受到習近平專製壓迫的7億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以挑戰獨裁製度和資本主義。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階級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已漸陷入蕭條，各行各業均驚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眾除了要應付衛生防疫用品的額外開支，還遭受到企業資本轉嫁損失的雙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44%，屬香港史上最慘重的單月跌幅，而機場三月的載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時，飲食業、旅遊業、以及被勒令停業的一眾行業工人，面對行業蕭條，雇主首先選擇的是將損失轉嫁往工人身上。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有40-60%的工人面臨失業、無薪假、凍薪減薪等打擊。而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指，有88%的中小型飲食業雇主正考慮裁員或結業。

不幸的是，這只是危機的開始。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幾星期內跌入史上最快的經濟衰退。大部分經濟學家現在預計像1930年代的大蕭條將會發生，意味著經濟將會嚴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嘯情況更惡劣。香港的經濟極度依賴外來貿易及投資，意味著將會面臨重大破壞。

「共渡時艱」不過是空話

對於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經被迫放假達三個月之久，部分工人耗盡積蓄後只得借貸渡日，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所計劃向全民發放的一萬元現金遲遲未落實，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況亦不容樂觀，裁員的陰影依然籠罩頭上，且幾乎都面對著減薪和凍薪的壓力。資料顯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當於一下子減薪20%，調查顯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層工人平均面對約8-12%的減薪幅度，41%的工人被凍薪。

更甚者，部分企業甚至開始溫水煮蛙地進行裁員。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灣仔會展自2月起已從不同部門逐步裁員百人，即便員工主動提出減薪和無薪假等仍然被裁，員工批公司假仁假義，以分階段裁員減低工人的不滿。老板將會用任何手段將危機帶來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唯有在每間企業和職場組織強大的工會組織才能捍衛我們的權利！

同時，香港各大地產商面對各界要求減租或免租的訴求，一律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在眾多商戶結業潮下，堅持不減租只會令退租情況加劇，令地產資本的實際損失更大。然而，地產商不願減租的實質理由並非擔心租金收入的損失，而是由於減租會直接令物業的估價下跌，造成賬面上的捐失。

可見，無論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機，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業與員工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句空話，面對經營困難，資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犧牲員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謂「抗疫基金」政策同樣令人啼笑皆非，首輪基金的發放早被視為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無助於紓緩工人壓力。而第二輪抗疫基金的計劃發放所謂的薪資補貼，漏洞百出，條件僅僅是要求申請補貼的雇主不得裁員，但對於無薪假式申請補貼後減薪卻無任何規管。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更稱這「並非漏洞」，故意放任資本家合法地進一步撈取本應發放予工人的津貼中飽私囊。

面對這場世界大流行的嚴重瘟疫，政府根本對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一心只在乎為財團輸血。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比1930年大蕭條更惡劣。疫癥是加快整個製度進入空前危機的催化劑，但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製度。這製度依賴政府不斷註入債務「吊鹽水」續命，並使多數人生命更不受保護。工人階級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反抗。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向財團開征「防疫稅」，直接資助補貼基層工人。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醫院的投資，並將私院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拒絕凍租的大業主和地產商，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抵抗資本主義的疫苗是具戰鬥力的工會運動，而一個新的工人政黨將可以組織群眾鬥爭，以捍衛就業、生活水平並爭取建設優良的公共服務。

疫情尚未平息　經濟危機已殺到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臺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沖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著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幸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著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鉤」。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鉤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種族主義──另一個要與之戰鬥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機在全世界引發了一陣種族主義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種族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反映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統治階級害怕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正面臨存亡威脅。這曾在1930年代的歐洲發生過。還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亞洲，當西方殖民勢力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革命和反帝運動，譬如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時華人成為了針對目標。種族主義並非出於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統治階級所煽動，來對其底層分而治之。

右翼媒體的頭條就是例子，譬如法國 「黃禍警戒」、澳洲「中國學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這樣的種族主義政客有意使用「中國病毒」等詞匯，來試圖轉移民眾對於他處理疫情無能的憤怒。自疫情爆發之初，亞裔人就面對了更嚴重的語言或身體攻擊。在法國，發生了一連串針對韓裔、菲裔、華裔的種族攻擊事件，引發社交媒體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斷轉發。今期《社會主義者》會有一連3頁的專題，討論種族主義對香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威脅，與探討與之對抗的方法。

問：為什麽我們警告種族主義會破壞群眾鬥爭？

答：因為種族主義是奴隸主和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像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來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來分化並破壞工人、女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反抗鬥爭。美國右翼政客現在借助反華人的種族主義作為工具來進行全球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而這與保護香港、臺灣，甚至是該國的阿拉巴馬州（當地右翼剛提出法案試圖禁止墮胎）的民主權利毫無關系。

問：反大陸人情緒是種族主義嗎？

答：是。種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形態，並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黨是一個右翼聯盟，他們將危機歸咎於外國人和歐盟。但這個政黨最初被稱為「北方聯盟」，並反對意大利南部人的權利。在印度，穆斯林被當局嚴重歧視，但是在種族血統上他們與印度教徒沒有分別，只是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皈依了另一個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蟲論」，其實就類似於中國大陸那些大漢民族主義者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清真」攻擊。

香港：習近平收緊權力　圖摧毀民主權利

香港的局勢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中共獨裁決定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對香港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這代表著當局不惜繞過香港本地的政府機構，並對香港進行直接控製。香港一國兩製已經名存實亡，而脆弱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現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香港或許會保有經濟自主，因為這對中共政權來說非常有利可圖，但西方可能會采取的反製或製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戰」的發展邏輯表明，香港資本家的特權也可能會逐漸受到侵蝕。連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現在也命懸一線，說明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蕩的年代。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Jaco說：「中共國安法影響深遠，甚至比去年引發大規模抗爭的『送中』惡法還要嚴重得多。」

「這條惡法意味著中國政權要更加直接控製香港的政治、選舉，還可以規定哪個程度的反對聲音是合法的。他們可以用『顛覆國家』和『分裂國家』之類的指控來禁止囚禁反對派團體或個人，甚至以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也可能會被入罪。」

國安法重點：

中國大陸的特務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動。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國安機構」來監視和逮捕反對派。
禁止「顛覆、分裂以及外國勢力幹預」。香港已經有類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讓北京當局可以親自執行「紅線」。
當局的直接目標是要禁止「外國和外部勢力活動」 ，這是要打擊一切形式的國際聲援，但尤其是要把抗爭運動中與尋求外國政府支持的勢力（例如親美和親英團體）拿來殺雞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結外國勢力」。
反對派政黨和組織會越來越多地被取消選舉資格。有些人可能被徹底禁止參選，特別是那些被指控為港獨的人。
抗議集會自由（自去年以來已一直受到打壓）將受到更加嚴重的限製。
言論自由將受到嚴重限製。以後可能再也不能公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每年六四晚會之類的活動可能也會被禁止，除非在活動訴求中刪除這口號。
反對派會遭受更嚴厲的監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滿目前香港的鎮壓和逮捕水平還不夠嚴厲。
言論審查會日益嚴格。據《無國界記者》報導，香港的新聞自由已從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較180個國家和地區）。本篇文章以後可能成為非法。
網絡也會被監控。有很多人正在搶購虛擬私人網路（VPN），以來規避政府以後可能對於互聯網的監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們一小時內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銷售額。
北京的噩夢

國安法的影響遠遠超過香港，而更是中共獨裁者習近平的外交實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臉歐美西方大國。這些國家在新冠肺炎爆發後，輪番指謫中共政權。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也重新點燃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危機，這使得習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現他的權威。

習近平的舉動與普京在2014年吞並克裏米亞有相似之處，當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控製的程度是改變了。對在香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新現況。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加劇各種矛盾，並引發新的危機，習近平對香港收緊權力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國安法也是對香港作為一個半自治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的正面攻擊。中共直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不再容忍立法會等政治體製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來仍然計劃根據香港《基本法》23條的規定，讓立法會通過本地版的國安法。通過大規模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議員資格，使9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建製派勝利的話，那麽明年就會進行立法。去年區議會選舉成為反政府抗爭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黨派全面潰敗，北京的計劃是避免重蹈的覆轍。全國人大本周的幹涉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有信心或願意承受更多丟臉的選舉失敗，所以選擇直接強行通過這條惡法。

中共想要扼殺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鏟除香港青年對港獨和其他激進思想的支持。但這條惡法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適得其反，新法會導致香港社會的更多人群的抗拒，並讓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獨思想。未來肯定將會有更多抗議活動，甚至之後幾周內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示威。但同時警察暴行和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會更加猖狂，以執行習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製情緒比一年前更為強大。「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的思想即使在較年長的人群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但是單靠憤怒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另一條前進的出路。抗爭運動中的各派都認同「攬炒」這個口號，但他們沒有解釋這作為鬥爭策略來說，實際上是什麽意思。溫和泛民只會說這代表要在立法會用「拉布」（冗長辯論） 等方式拖垮議會。

獨裁政權最擔心香港的反抗情緒會蔓延到中國大陸，並引發一場比香港更加浩大的運動。若果抗爭蔓延至大陸，運動將足以推翻中共專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壓就是要殺雞儆猴，是要向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權在新冠肺炎爆發最初幾個月的失當、不作為、審查和隱瞞，在整個內地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動搖了習近平和其執政集團，1989年危機的幽靈仿佛再一次浮現。但及後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得更加無能和強差人意，反而稍微緩解了北京方面的壓力。

盡管自中國疫情的高峰已過，危機壓力計的度數有所減緩，但獨裁政府深知危機並沒有過去。因此，習近平現在采取的許多行動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孤註一擲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還指：「中共覺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動，不能再拖。」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崗失業，出口行業的平均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時，中方與同樣動蕩不安的美國政府之間的沖突變得更加危險。習近平的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來分散視線，借此契機來鞏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經危機可以妨礙新的大規模示威和帝國主義敵對政權的經濟反擊。

當局於5月21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故意向媒體放風國安法的草案內容，讓媒體於人大期間集中關註香港問題，而不是疫情和經濟危機。

本身因疫情而推遲了兩個月召開的兩會，無非是一場個人崇拜儀式，用來盛大頌揚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今年，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蓋事實真相。現實情況是，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失去了信譽和支持，而在國外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對外求援」？

美國和其他外國政府可能會采取重大的報復措施，例如製裁中港官員或企業。香港運動中越來越多的人也寄望於此。這是一種完全被誤導的觀點，但也反映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等的爭鬥。即使在香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不足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第二軍事超級大國。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亂的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思想的蠱惑下，民眾「對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錯誤的方向。

香港民主鬥爭不應該求助於美國的特朗普或英國的約翰遜，或是那些過去一直唯利是圖地支持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國大陸的群眾與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中國的8億工人階級，他們現在是直接受到獨裁暴政和惡法的壓迫，同樣的惡法正在要施加於香港身上。

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殘酷行徑會讓對西方甚至特朗普這樣令人厭惡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議遊行中可能會出現更多英美國旗，反映出運動中意識混亂。這些幻想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因為國安法的首要針對目標，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華勢力」（即美國、歐盟等）結盟的的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力主遊說美國實施製裁的政客。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製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盡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簽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麽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著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臺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麽去年的運動，盡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征，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著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麽關系，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麽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製無薪假和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征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余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幹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註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淩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製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製，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松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幹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沖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製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鑒，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註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裏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製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裏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劄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盡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建立民主學校會
． 捍衛校園的言論自由
． 反對國安洗腦教育
． 學生與工會連結起來，建立反威權的大罷課罷工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A : Anson

S：你是誰？為什麽要參加抗爭運動？
A：我的名字是Anson，今年20歲。我是由反送中運動開始參加社會運動，我認為香港變得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人治社會，示威者被誣告、濫捕、虐待等，我想站起來反抗，否則我們連發聲的權利也失去。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A：我上月在母親節當天參與集會被沖過來的警察拘捕，被捕後首先我被下令面向墻璧、雙手舉高放於頭上維持一至兩小時，其後雙手更被膠索帶勒至紅腫，被送往警署後發現很多無辜的巿民也被拘捕，我們被搜身、個人財物也被取走。我們被安置在劃上小圈子範圍的停車場地上，在汙穢的環境苦渡一整個晚上。其間警員態度惡劣，被捕者往往要苦等數小時才可以喝水和上廁所。由被捕至獲釋接近40小時，等同長時間的精神折磨虐待，我們的基本權利也被剝奪。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麽想法？
A：我認為現在前線的抗爭者處境比以前更惡劣，武力與警察實在太懸殊，我認為只是能拖延時間，將警察的行進速度減慢而已。現在政府甚至使用暴動罪檢控示威者，使抗爭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高，恐懼是不能避免的。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麽？
A：我在抗爭中聽到不少帶有口音的巿民參與，顯示仍有些中國人是清醒、知道中共是一個打壓人權的政府，但只因在中國被打壓風險更高，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最近在美國亦發生了反警暴、反種族主義的抗爭，都顯示美國政府派警察打壓示威者，實行戒嚴等，都是非常腐敗的。所以我認為只要是被壓迫者、不分新疆、蒙古、或武漢人民，都要反抗中共暴政，以推倒中共專政為目標而奮鬥。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製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雇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製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征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反對增加警察預算！取消警察加班費，將額外資源投放在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上！
． 國際團結反警暴！無論是明尼蘇達、加沙走廊還是香港，我們反對一切軍事占領、一切國家恐怖主義。
． 民主監管警隊！由擁有實權的各地社區的民選委員會來監管警力。
． 反對警暴就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警察捍衛的是有錢人與中共資本家的利潤！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著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借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板的批準。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製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製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采取行動「製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恒指反復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註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癥的陰影下掙紮，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製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製，借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製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製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系匯率製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蕩。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製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製裁。香港眾誌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製中國，因此在發動製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沖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製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製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製裁並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托，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兇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匯豐銀行解雇，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匯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系，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裏，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著，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沖突，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沖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墻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沖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製，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製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沖突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癥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著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著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癥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雙重危機

這意味著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沖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製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沖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著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沖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沖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沖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覆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製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機製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麽自己在這裏，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幹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準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裏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癥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沖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製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製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癥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製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後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癥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製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板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歡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板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製」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余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板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製。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臺，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製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製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製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臺。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臺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製。

經濟危機和外國製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製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臺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臺，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製度以取代舊有統治製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製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余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製派，意味著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誌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著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癥為借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誌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製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製度下確保建製派為多數，專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臺，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製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製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征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癥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製裁並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臺。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製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註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松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臺，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製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癥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幸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雇」。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借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製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註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幹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借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製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雇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製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采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臺，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系。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使資訊牢牢控製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製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製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采取這一製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臺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余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復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製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癥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製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製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製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製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製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臺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借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癥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製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製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癥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仿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癥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癥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茍茍地維系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製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癥「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麽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製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製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著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誌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雲雲。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製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采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采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癥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麽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麽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製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製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 停止種族主義及歧視，這些都是權貴用來分化群眾鬥爭的伎倆！
• 捍衛難民庇護權！
• 支持外勞外出居住的權利、難民的工作權。阻止政府無視基本人權！
• 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獨裁！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麽？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臺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劃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製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製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糊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借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製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沖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製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渺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製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製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製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後，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簽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癥」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註」並指責，而資本主義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雲雲，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註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采用的電子支付平臺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借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註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采取回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征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恒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征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傑、胡誌偉、譚文豪、楊嶽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誌，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盡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製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製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余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製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裏。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製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鑒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臺，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臺，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準。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鑒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誌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著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盡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準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製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臺，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製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製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製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製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製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製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著建製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製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製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製，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製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製度將「溝淡」現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沖突和動蕩。香港建製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沖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製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沖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汙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麽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麽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沖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沖突，英國政府也想借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製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凈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復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裏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製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裏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著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墻那樣作為宣傳平臺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癥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準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準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製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雇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癥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準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癥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癥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註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裏（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著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著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製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臺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著封建時代中令人欲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沖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蘇，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港府是貧富懸殊的元兇

同時，香港政府將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規模接種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醫療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長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來仍然會威脅經濟。而在經濟危機持續下，最受打擊的就是廣大基層與勞動大眾。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49.1萬，貧窮率為21.4%。但官方的貧窮線定於算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1人家庭的貧窮收入僅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費昂貴的香港下真實的貧窮狀況。但這貧窮數字已經是自2009年政府設立貧窮線以來的最高。至於深受疫情打擊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會貧窮必然達到破紀錄的程度。

面對勞動大眾嚴峻的貧窮、失業問題，這個坐擁過萬億儲備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麽來救濟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以巨額財赤為由，非但沒有設立如失業援助金等的社會保障，連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而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當中國泰獲得政府註資後，更隨即大規模裁員8500人，留下來的員工亦遭大幅減薪。

似乎政府現在已毫不隱藏地充當工人的劊子手、貧富懸殊的製造者，顯露自身服務資本財團的本質。

與此同時，縱使疫情與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錢人卻越來越富有。花旗銀行早前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口達51.5萬人，上升2%，創歷年新高。這與全世界在疫情期間的趨勢吻合，全球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當中有23名香港富豪擠身全球500大。可見，統治階級不斷宣傳的「共渡時艱」是假的，朱門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勞動節 最低工資$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是勞動大眾透過抗爭來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節日，但去年五一當局首次借助「限聚令」來禁止遊行，而今年亦以同樣原因不能有五一遊行，可見政權打壓民主權利也就是在打壓工人權利。在國安法鎮壓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及醫管局員工陣線余慧明身陷監獄，未來政治罷工很可能為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加上白色恐怖氣氛也會壓製經濟罷工。

對於香港的廣大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節實在有太多太多需要爭取的改變：全民退休保障、廉價住房、租金管製、最高工時、男女同工同酬、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凍結最低工資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水平一直極低，現在僅為每小時37.5元。今年凍結最低工資後，意味著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變相這4年來基層的收入連通脹也趕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價）。根據樂施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要在香港能夠得到有體面的生活，應付衣食住行等開支，在計算通脹影響後現在基本一人開支為$11,328。以標準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時製來計算，最低工資應定在每小時$66，也就是說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這個工資水平亦應與生活物價掛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萬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來看，這個基本工資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勞動者的財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板們剝削掉。

展望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保護主義、去全球化成為「新常態」，傳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未來可謂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北京及港府近年積極推廣「大灣區」融合， 目的就是將香港納在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圈內。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謂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青年人到大彎區工作，並以公帑補貼企業的工資支出，這就是當局試圖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方案！不過要知道，大灣區是沒有獨立工會的，工人維權是非法的，習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時候更加將惡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變為血汗工廠的新力軍。

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兩者占額都超過一半。中資企業越來越大舉進駐香港不斷加速，去年有中國體育品牌李寧入主港資服裝品牌Bossini、中國移動旗下公司以工業地史上最貴金額擊敗港資地產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商會的調查指2/3美企認為情況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調查顯示超過30%日資企業考慮減少在港業務。中資未來勢成為香港的新「霸權」。

香港被綁上中國經濟列車

至於香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為中資企業，比例史無前例地高。今年隨著中美沖突惡化，美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越來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資企業將會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當中包括百度、嗶哩嗶哩、攜程等。過去中美沖突，美國也曾經考慮針對香港的美元結算及聯系匯率製裁中國。未來，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是大勢所趨。

因此，香港不單是政治「大陸化」，而且整個社會與經濟命運也與中國綁在一起，未來越來越左右香港發展的，是中國的局勢，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團結中國大陸工人共同抗爭。

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不外乎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然而，親中共、親財團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

香港的勞動者需要意識到，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都是命運共同體。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今天就要捍衛工會權和罷工權，反對國安法鎮壓，並且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不但要在香港重建鬥爭，更要連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共同抵抗資本主義與獨裁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疫苗接種一再「甩轆」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種計劃，但顯然反應並不熱烈。截至4月7日，疫苗計劃開展到第41天， 接種第一劑的人數仍不到52萬人，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確診率不減反增，而中國也傳出醫護人員接種2劑國產疫苗後仍確診感染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終於坦承，中國疫苗保護力低，當局正考慮混打不同種疫苗來提升保護力！

死亡風險

民眾對疫苗接種缺乏信心的因素眾多，首先的原因在於安全性問題上。特別是對供港主力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安全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於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3人接種的正是科興疫苗。雖然未有證據指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存在因果關系，但接種中心在打針前並沒有檢查市民的病歷，加上所謂專家並無加以檢查死亡個案，政府一切照常繼續接種計劃，使民眾的信心大受打擊。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政府的接種策略絕對難辭其咎。須知為應對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國的疫苗不管是科興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獲「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批出EUA進行廣泛全民接種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意味著這些疫苗有著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藥品更高的風險。因此在中國，政府官方還稱「臨床試驗關於老年人保護效力的數據還不充足」，要等到「獲得足夠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後」才會開展高齡長者的大規模接種工作。

奇怪的是，連科興自己也表示不建議長者接種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優先安排60歲或以上人士及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接種。而結果自2月26日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出現嚴重反應須送院的亦多數是長者。顯然政府想營造一個照顧長者的形象，但這毫無根據的優先接種政策卻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長者作為「白老鼠」，以供給科興疫苗高齡群體的臨床接種數據。

此外，造成反應冷淡的原因還有於接種後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壓遊行集會的限聚令是否會取消？「疫苗氣泡」會否重啟，以盡可能恢復航運與旅遊業的運作，讓從業的工人走出困境之余亦吸引其接種？所謂「疫苗護照」的政策進展又是如何？正與多少國家地區接洽相關安排？是否可以讓部分被勒令停業或須遵守營業限製的行業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民眾？這些通通都是民眾最為關心的事項，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卻似乎諱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廢話。政府對本港疫情毫無掌握，加上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各自為政，難以互相協調抗疫政策。今年社會運作能否恢復運作仍有很大疑問。

同樣的，政府供應的也一直以來僅僅只有科興或復必泰兩款，而從未看見政府有意擴大供應的種類，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這些因素同樣都令疫苗接種率和進度緩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研究數據， 結果指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有效率僅得50.7%。假如按世衛60%才能達到有效的群體免疫效應的標準，那即意味著即使全港所有民眾都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香港都不能擺脫瘟疫的威脅。

官僚怠政害苦民眾

再一次，香港政府對接種疫苗後的官僚怠政，加深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過將瘟疫維持在一定的威脅水平以借辭打壓遊行集會等民主權利。畢竟連梁愛詩都坦言擔心疫情平息，各項限製撤銷後大規模抗爭運動會卷土重來。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接種疫苗是對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們主張應由醫護人員及專家民主產生的抗疫工作委員會製定防疫政策，並統籌一切抗疫物資的采購、物流和供應，基於科學數據而非政治去製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國際聲援抗議日——反對香港「國安法」審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長毛」梁國雄與其他46名被告將第二次上庭受審。這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獨裁政權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審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本案於3月1日首次開庭，這是當局發出的一個嚴厲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長毛」在內的36人被拒絕保釋，並在「調查」期間繼續被羈押。在過去的香港，基於被告無罪假定的原則，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審判，否則通常準予保釋。3月的審訊持續了4天，被告甚至被剝奪了洗澡或換衣服的權利。當時有10名被告暈倒，包括罹患心臟病的「長毛」在內的4人需要送醫。

中共政權通過這次「國安法」審判，其打擊面涵蓋了幾乎所有反建製的反對派領袖和參選人，包括工會運動人士、親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長毛」這樣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曾五次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而今天這個機構已經成為了橡皮圖章。習政權在香港實行了全新的政治製度，中共控製的機構或商會將欽點4/5的立法會議席，而國安部門亦能對所有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愛國者」的定義是那些毫無批判地絕對服從習近平政權及其鎮壓政策的人。

針對這47人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案情指他們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數周後，參加了的非官方舉辦的「初選」。超過61萬名選民在這個「初選」中投票，來決定泛民參加2020年9月（後來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的代表。這次初選的投票率異常地高。而中共聲稱「初選」是為了推翻港府的陰謀。

無論勝出初選與否，所有參選人都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長毛」沒有贏得初選，因此根據7月份的結果，他不會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作為在鬥爭中擁有良好記錄的戰士卻不能成為候選代表，這顯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識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亂的。2019年的群眾抗議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高達200萬人上街遊行。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並勇於挑戰強權。

2019年運動的教訓

青年人是推動鬥爭的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對派主導力量的泛民政客，人們越來越感到他們「太軟弱」，並正確認識到他們阻礙鬥爭的角色。不幸的是，運動集中於「勇武行動」而忽視了政治，且強調「自發性」，而非去建立有組織的群眾組織（民主委員會、工會、罷工委員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導致許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亂的人物和團體冒起（言辭激進，但缺乏運動致勝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運動變得精疲力盡的後期，部分團體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們希望押在美國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實際上很表面的）製裁。這些組織缺乏有效的前進方式，而走向了徹底的死胡同，這也代表著運動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誤解。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呼籲我們的同誌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進行團結聲援行動，抗議香港的國安法審判。在大城市，在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進行抗議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但在某些國家，即使在小城鎮，英國、香港的主要銀行，譬如匯豐銀行的辦公室甚至也可能是進行抗議活動的好地方。（匯豐銀行的是國安法的幫兇。匯豐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王冬勝是中共獨裁政權下的政協委員，並力挺國安法）

我們要求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強調重建群眾性反獨裁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將鬥爭傳遍中國，並將反對無處不威脅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系起來。

以下是「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新傳單的正文：

反對中港鎮壓！

團結基層、國際主義，不信任為大企業服務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發群眾抗爭以來，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爭者被捕。當中有600多人因「暴動」和「非法集結」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許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獨裁政權將抗爭者稱為「恐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並強行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以鎮壓民主運動。國安法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香港曾是中國唯一擁有有限民主權利的地區。然而自從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這座城市已成為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共習近平專製想消滅民主「病毒」，他擔心這種「病毒」會從香港傳播到中國，同時他也想在與美國和西方政府不斷惡化的冷戰沖突中表現出強硬態度。

香港的鎮壓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0名社運人士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嚴重罪行。

•國安法嚴重侵害言論自由。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主要訴求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現在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違者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六四紀念活動過去只能在香港舉行，2019年的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但是2021年是連續第二年香港被禁止舉辦燭光晚會。

•香港的工會是中國鎮壓的目標。3,000人的新公務員工會於1月解散。兩個工會的領導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吳敏兒已辭去工會主席的職務，並與工黨的斷絕聯系，以期減低她的刑罰。其他幾名被告也切斷了他們的所有政治聯系。

•左翼老鬥士、民主運動人士「長毛」 梁國雄也是國安法被起訴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時期也曾因「非法集結」被判監18個月——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權才會實施鎮壓性法律。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鎮壓情況更嚴重。除了作為政府傀儡、從未支持（哪怕一場）工人罷工的黃色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所有獨立工會都是非法的。工人經常因罷工或抗議而被判入獄，特別是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領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勢力操控」。女權人士還遭指責「不愛國」和「被西方思想綁架」。

2018年，在著名的佳士工人鬥爭中，數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組織聲援罷工工人而被捕入獄並遭受酷刑。因此，中共這個偽「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所打壓並監禁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運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工人。

在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當局正進行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恐怖鎮壓。中共獨裁政權支持西方在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並以此來推進對於自己國內穆斯林的鎮壓，來加強對資源豐富的新疆的控製。維吾爾人受到歧視性的種族主義法律和大規模高科技監控系統（包括大型集中營）的統治。習近平政權最初否認存在集中營，但是當不可否認的證據出現時便改了說法，將其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是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我們在中港臺的同誌所發起的一項國際聲援運動。我們在爭取民主權利和支持工人鬥爭方面擁有優秀的記錄。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旨在揭露中共獨裁政權的真相：這個政權是由億萬富翁所控製（中國現在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了美國），並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工人權利記錄之一。同時，我們還揭露了西方政府反華言論的偽善，這些言論經常被用來煽動種族主義、引起分化，所謂推崇「民主」和「人權」只是空話。

民主vs獨裁

•美國向世界上73％的獨裁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中國都沒有援助這麽多獨裁國家！

•英國統治香港154年期間也未曾舉行過首長選舉。

•只要對他們有利，「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支持任何國家製度。正如我們在緬甸所見，要與獨裁作鬥爭，需要工人和青年進行革命性的群眾鬥爭。

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及其大企業多年來與中共獨裁關系緊密。他們過去共同遏製了針對侵犯人權的批評聲音，甚至曾幫助中國公安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他們僅有的考量是，要從中國沒有工會的勞動力中榨取利潤，並開發中國不斷成長的市場。新冷戰標誌著這種友好關系的終結，而中西資本主義之間的敵對情緒也日增。

爭取民主的鬥爭——爭取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工會和政治團體的組織權、罷工、自由參選與投票權，以及換下現任政府的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的鬥爭）才能勝利。而跟香港一樣，資產階級在今天站在民主鬥爭的對立面。

群眾鬥爭 唯一出路

民主權利從來不是哪個執政集團或政權贈與的，外國政府或「國際社會」也從未曾給予過民主權利。這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實現這些權利所需的群眾鬥爭對資本主義製度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資本主義製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擁有全部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麽「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在反威權鬥爭中著眼建立活躍的基層團結，並堅決反對投靠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社會運動，是唯一可以打敗專製政權的力量。

警方打壓香港六四集會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舉辦今年度紀念1989年大屠殺的六四燭光晚會，威脅參與六四集會可判處5年監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僅僅宣傳六四晚會，亦可處以1年監禁。

就此，當局以疫情為借口禁止集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終是中共政權想讓32年前血腥鎮壓北京民主運動的件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散。在中國大陸，當局企圖用嚴格的審查製度將六四事件從社會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在過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國的唯一一個紀念六四的據點，每年6月4日規模宏大且不斷增長的集會幫助著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種。

最近一系列對在香港的基本抗議權利的無情打壓，反映了中共獨裁政權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權對於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此，當局選擇繼續加大鎮壓，每一步打壓及後都會帶來更強硬的政策。

一個月前，港府宣布出於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將被禁。當時，特首林鄭月娥避談紀念晚會是否合法的問題，聲稱這是警方的決定。與在許多其他情況一樣，林鄭自身的立場無足輕重。實際上，習近平才是在獨裁統治著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國和全球才是他優先的考量。林鄭不在決策圈子裏，現在她只能通過解讀中央政府的動作語言來猜測她明天要擁護什麽政策。

鑒於公眾對最初的六四集會禁令缺乏強烈反應，中共政權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民主權利。當局希望完全取締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並確立未來六四集會也是違法的。由此可見，不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為爭取民主權利和反警暴的群眾鬥爭也仍然困擾著當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為由禁止了六四集會，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現在平均每天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綜藝活動已經恢復舉辦）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對於集會是否違法，林鄭稱要視乎集會上發生什麽事，以及有否觸犯《國安法》所禁止的行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同樣含糊其辭，稱「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於中共政權完全可自行定義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的含義，因此參加或者宣傳政治集會甚至可能會被追溯刑罰。

當被問到六四集會當中的主要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合法時，林鄭回答說：「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而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比林鄭兩年前說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質」為傲，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製範圍已經從「港獨」擴大到純粹另一種政體。

在毗鄰的澳門，六四集會已被完全禁止，因為「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政治審判」等口號被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誹謗」。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法律依據並非像香港那樣的國安法，而是根據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時期訂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釋。

這清楚顯示，中共政權會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而利用舊有的殖民壓迫手段。同樣，香港許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結」而被判監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另外還有20名正在等待判決），這也是另一條殖民時期法律。

革命情勢

針對區區一場紀念晚會，當局實施的禁令也突顯了中國政權對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眾鬥爭中提出的「五大訴求」也僅只是有關香港一地的問題，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則是一場有可能推翻中共獨裁的學生與工人群眾革命運動。在屠城前的幾個月內，全國至少300個城市（不僅是西方媒體駐在的北京）的數百萬工人和學生發起了遊行示威，進行公民抗命，並開始組織罷工行動，要求民主化和終結中共獨裁統治。這種情況很快進入了革命性的局勢，許多基層中共官員和黨員也受到群眾影響而參與到運動當中。

當時學生主要關註政治民主化的訴求，至於中國工人階級也動員起來，要求結束在鄧小平親資的「市場自由化」政策下所爆發的嚴重不平等現象。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獨立工會成立，展現出潛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資本主義專政方向發展的毛主義-斯大林主義政權、以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替代方案。

當中共命令軍隊鎮壓群眾運動時，守衛北京的第38集團軍司令拒絕執行命令，這反映出革命情勢令解放軍與國家機器之間出現嚴重分裂。國家權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隨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員都曾就轉移資金（到瑞士銀行）問題與他有過接觸。」當時情況下所差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一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綱領和領導，而不是一個希望說服政權內部較為「開明」的派別去采納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應，是殘暴屠殺示威者、工人和學生。仿佛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實階級特征，當年慘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北京外圍工人階級地區的民眾，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占領者的死亡人數則少得多。這場運動的失敗帶來了決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國過渡到獨裁政權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

香港的反革命

現在，隨著反革命的反動在香港大行其道，民運人士被羅織一大堆罪名，看來中共政權想讓他們坐一輩子牢。例如，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因在2019年與人一起參加並「煽動」兩次示威而被判處共22個月的監禁。自由派社運青年黃之鋒也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礎上又加了10個月。

與鄧小平政權在1989年六四後的審判相比，現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為嚴厲。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頭號通緝」的學生領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獄2到3年，而在香港，現在警察威脅紀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監禁。例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楊濤因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年徒刑。運動領袖王丹被判處4年徒刑。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1989年聲援六四示威者的百萬人示威活動的政治遺產，其中2019年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活動吸引了18萬人參與。許多中國大陸人繼續前往香港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無懼中共的獨裁統治。

鎮壓換不來穩定

中共現在以為，他們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會，從而結束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隨後可能會進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其他反政府遊行。

中美沖突是推動中共政權繼續在香港進行政治打壓的另一大因素。在與拜登及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對決中，對於習近平而言有數以萬計人上街爭取民主權利是個很負面的政治包袱；不過拜登也不過是新瓶換舊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裝特朗普反中國議程。

不過，中國獨裁統治正在玩火自焚。鎮壓不會帶來政治或經濟穩定，無論中共對治港模式做出什麽樣的「完善」（即更多的極權控製），民怨都在日益增長。繼承自英國殖民時代、現已經被中共當成垃圾丟掉的民主面紗，過去至少為港府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釋放體製積累的危險政治壓力。

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當中許多人現在已在獄中）是這個偽民主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口裏支持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訴求，但始終試圖與中共當局達成妥協，並回避或限製群眾抗議。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正在陷入越來越深重的危機。事實上是眾多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強硬的高壓統治，現在以香港為「沙包」，反而讓中國局勢更為動蕩而非穩定。中共政權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運動。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國家機關

在2021年6月9日於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舉行的「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啟動會議上﹐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發表了演講。本文為當天的演講內容。在比利時、德國、瑞典和美國也舉行了啟動會議。

香港現在是一個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國所謂的「共產黨」獨裁統治，實際上是一個徹底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權，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幹，而它已在過去12個月全面控製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權力，容許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權，但中共政權現逐步全面控製香港的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公務員甚至經濟。

自從中共在1980-90年代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傳統香港資本主義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謀，現在正越來越被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擠壓開去。因此，伴隨政治鎮壓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國大陸經濟殖民。作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表征，這一點對於了解在中港發生的事件，以及國際上肆虐中的帝國主義冷戰至關重要。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SARCHK）是一個運動，支持中港工人的鬥爭、民主權利的鬥爭，以及在中港面臨迫害、被逮捕和被監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此運動旨在提高政治意識，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教育，令工人為有效抵禦不斷升級的中美新冷戰而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實情。

了解美國時事比中國要簡單得多。雖然資產階級媒體會有偏見和錯誤，但在中國，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鎮壓的政治活動人士獲取信息外，其他傳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鎖。

自一年前中國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約有 100 名抗爭者被檢控。觸犯該法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事實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刑罰，因為國安法允許將嚴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國審判，而在中國他們可能面臨死刑。這一條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使用，但其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臨最嚴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還有1萬多名年輕人因與2019年群眾抗議運動有關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斷被提交法庭審理，每隔幾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為止，這1萬人中有超過700人被定罪，當中許多人被判處5年或更長的刑期。

陪審團製度遭廢除

根據國安法，在香港已經使用176年、沿襲自英國司法製度的陪審團製度將不復存在。對於顛覆國安法或勾結境外勢力等國安法罪行的審判不適用陪審團製度。保釋的機會很少甚至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謀殺或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才會被拒絕保釋。現在，政治審判中的被告經常被拒絕保釋。

例如，「長毛」梁國雄，曾連續五屆當選、前立法會唯一的左翼民選議員，自2月底以來一直被關押，並被拒絕保釋。他正在與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審，這是目前香港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審判。47人中的大多數被拒絕保釋，已經被關押了3個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開庭審理，最重大的進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這意味著什麽？顯然是、也只會是無期徒刑。下級法院無權判處任何人終身監禁。因此，這47人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會遭遇最嚴厲刑罰。

「愛國者治港」

這場審判的所謂司法程序絕對可笑，猶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權的莫斯科大審判。這47人的所謂「罪行」是，一年前參加了初選，以決定哪些泛民候選人應該繼續參選立法會。那次立法會選舉隨後被取消，現在真正的立法會已被政權消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僵屍議會。

上一屆立法會只有一半民選席位，另一半實際上是由政府機構及資本利益集團委任，並非什麽民主典範。但現在，在中共獨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選產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則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機構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任命。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國安警察的審核。

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相當於軍情五處）的秘密警察的審核。想像一下，如果這是在英國，那麽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首先必須得到軍情五處的批準。

中共及保皇黨將該製度稱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們不想「長毛」等泛民「不愛國」分子當選。只有對習近平獨裁莫敢不從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長

當然，中國大陸的鎮壓更甚嚴厲。工人罷工經常被警察鎮壓，組織或領導罷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議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稱「毛派」，但在中國「毛派」是很籠統的詞語，涵蓋意思很廣泛。近來中國青年明顯的激進化，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增長，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他們自稱毛派，但實際和他們討論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並非真正的毛派，與西歐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國的許多年輕毛派都支持LGBTQ權利、正面看待女權主義。他們反對國家鎮壓，與我們一樣視中共為親資政權，而不像傳統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參與、協助工人組織罷工，因而被圍捕、監禁、失蹤。

國際上有些左翼誤認為左翼應該在中美沖突中給予中國某種支持。他們認為，只因為美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以中國理所當然地代表某種激進的替代方案了吧？現實並非如此。中共政權是一個極為殘酷高壓的政權，肆意打壓工人權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個外賣騎手罷工的案例。過去幾個月，部分騎手就收入下跌和職安問題，至少在3個城市組織了罷工。這就是「零工經濟」：他們沒有雇傭合同、醫療或養老金福利。中國有超過700萬名外賣騎手，有15%擁有大學學位，因為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軍。今年早些時候，當騎手嘗試組織罷工時，被認定是他們的領導人的陳國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還沒被釋放。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要求釋放陳國江，爭取在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擁有8億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會化的勞動力。當中共被誤認為是「左翼」或「激進」政府時，我們需要指出這些事實。

六四紀念

1989年北京爆發群眾運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六四天安門屠殺掃清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後障礙。 6月4日，解放軍屠殺超過1000人。真實數字是國家機密，但可以肯定喪生人數超過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會舉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連續第二年燭光晚會被禁止。上一次晚會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舉辦，有18萬人參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為借口禁止晚會，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威脅任何參與者會被判5年監禁，並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宣傳集會會被判1年監禁。

但主辦方支聯會對禁令並沒有什麽抵抗，甚至連舉行網上集會都沒有。支聯會是由泛民自由派政黨和NGO組成的聯盟。這反映著整體趨勢——民主派主流政團大多數對鎮壓毫無抵抗。

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者一直批評六四晚會的舉行方式。支聯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也沒有將1989年的記憶與今天反威權鬥爭扣聯起來，而是集會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將其變成了一個行禮如儀的活動。

自發抗議

今年六四，盡管面臨的集會禁令和嚴厲鎮壓，而且沒有任何組織領導，但仍有超過3萬甚至可能多達6萬人（年輕人為主）無視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撓下，走到維園附近以及各大鬧市抗議，促成了即興式的示威。

警方開始逮捕手拿蠟燭的民眾。豈料上街人數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數人沒有手持爉燭，但維園附近擠滿了用手機亮燈抗議的群眾。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年輕人開始高喊口號，但口號內容主要不是關於六四屠城，而是針對當下香港的現況。可見當天變成了一場捍衛香港集會權的自發抗議。

口號反映的是，群眾意識完全集中在香港，幾乎不與中國發生的事情聯系。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說「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訴求，因為你可能會被根據國安法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但主張港獨也是違法，可判處無期徒刑。而年輕人卻沒有高呼前者，他們高呼獨立訴求和其他以香港為中心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

由於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北京的鎮壓強化了香港意識的上升，並提升部分人對獨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運動期間，抗爭者與中國群眾鬥爭建立聯系的意識就很低落，但現在更為薄弱。從群眾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當前的困局，因為與大陸群眾聯合鬥爭，是打敗專製政權的唯一途徑。

拜登與冷戰

六四當天群眾自發上街，表明中共政權的全面治港將遇到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中共會停止進攻。推動北京加強控製香港的因素之一是與美國的冷戰。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面臨冷戰的嚴重壓力——他們預計在特朗普輸掉選舉後沖突會緩和。我們預計沖突會升級。

拜登此時正到訪歐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首次外訪，因而極其重要。他將出席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會議，隨後是歐美峰會和北約峰會。所有這些會議無不關乎到中國。外界指拜登對歐洲的訪問是關於「三個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氣候（Climate）和中國（China）。但實際上，另外兩個C也確實與中國有關。G7計劃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億支疫苗，試圖在疫苗外交中戰勝中國。現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國都支持美國的立場，要求中國進行再次新冠肺炎源頭調查。

G7會議也將推出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綠色」方案。綠色方案的實質內容很可能是極為虛弱。他們現在顯然想要做的是反製中國的「一帶一路」，利用「綠色」氣候友善形象來推出帝國主義貸款，並擴大非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裏超過60%的能源投資進入了不可再生資源。據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的報告指出，到本世紀末，有140個參與國的「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攝氏度。這將讓北京已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無法達成，並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氣候破壞。

這些行為，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對中國開展攻勢的機會。拜登訪歐期間還有其他方面對這場激化中的冷戰極為重要。當這場沖突升級時，習近平政權會做什麽？他以香港為出氣袋，以展示其「實力」和「決心」。仿佛在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由你管」。

鎮壓急劇升級——香港下一步會如何

47人受審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民主派47人因初選被控以《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再度開審。獨裁政權以羅織荒謬罪名作為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消滅民主鬥爭，並取消香港僅有的自治權，施加全面的控製。無論是針對泛民主派頭面人物以至更廣大的示威者，對民主鬥爭的群眾製造殺雞儆候的效應。五月，控方隨即申請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審訊，這意味著被告的刑期上限將提高至終身監禁！

而在第二次開審過程中，「國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絕辯方的協助請求。甚至連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閉門審訊及是否設有陪審團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未有正面回應。這就如大陸的法庭那樣，只是控方的橡皮圖章，實在是對所謂「法治」的無情嘲諷。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會被輕判，但這場審判無疑是北京極權全面控製香港的第一步。禁止遊行集會（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遊行）、取締支聯會和民陣等組織、扼殺以往半民主的選舉製度、打壓本地媒體以及政治清洗校園，這一切都是一場反革命，為的是鞏固無可挑戰的獨裁製度。若果要有一個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當前事態發展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團結鬥爭，在2019年鬥爭裏欠缺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重判「非法集結」

早前，19年的十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個月，當中長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會的刑期合計後，已共被判囚22個月，而這僅僅是被控「非法集結」這一相對較輕的控罪，縱觀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隨著六四臨近，各路建製派跳梁小醜亦紛紛露面以攻擊支聯會表忠，還記得他們在2019年時是多麽怯懦，現在突然大膽起來了！一如早前對民陣捕風捉影的流言攻擊一樣，這些把戲都是中共取締支聯會前進行捕獵前的試探和前奏。可見政權對政治犯的打壓和清算已經到達了歇斯底裏的狀態，這表示中共政府意圖「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地擊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對聲音和力量。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中共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除了動用所謂的《國安法》以清洗反對力量外，亦利用「公務員宣誓」以「肅清」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權抗爭運動期間，特別是駭人聽聞的721事件後，公務員團體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恥與政權為伍。不少公務員公開表態反對林鄭，與之「割席」。新公務員工會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個標誌（但工會已在政府威脅下解散）。而對於中共而言這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這代表著假如抗爭持續下去，失去普遍公務員支持的特區政府將會事實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個有著獨立意誌，有機會自行其事並以此反製專製政權的公務員系統。自國安法通過以來，超過2,000名公務員離職。超過130名公務員拒絕宣誓，並在回簽表格上寫上「損害言論自由」，在離職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議，與那些戀棧議席而留任的區議員相比實在雲泥之別。

這一強迫宣誓的伎倆蔓延到了區議會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過30名區議員拒絕宣誓而被迫辭職。宣誓只是儀式，而是與專製政權的一份合約。違約者會被革職或嚴厲處罰。公務員宣誓製度就如在他們腳上綁上電子追蹤器，確保他們在政權的監察範圍內。可恥的是，民協、新民主同盟等「溫和」泛民決定要「保留實力」而屈服宣誓，而沒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態度。顯然對他們來說，無實權的區議會議席比重建民主鬥爭更為重要。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自以為勝劵在握的建製派幾乎全軍覆沒。隨後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個非建製陣營控製下的區議會工作，各級官員發起變相「罷工」，對區議會的提問質詢和要求紛紛消極應對甚或幹脆置若罔聞。令本身已經權力有限的區議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這不但是對非建製派區議員的攻擊，同樣是在完全蔑視所有通過投票以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民眾。

選舉製度被埋葬

同一時間，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舊的選舉製度。在民主派全面總辭的立法會中，只剩建製派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地「通過二讀」。而所謂新的「選舉製度」進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區議會的選委議席被全盤抹剎，實際上就是欽點。

而在立法會選舉製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選議席不單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縮減，由70席中的35席，變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國會的民選議席，都比「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的22%要高。同時還塞進了整整40個「選委會議席」。而提名參選還要經所謂「資格審查委員會」和五個選委界別提名。因此，這個所謂的「完善選舉機製」在社會上根本沒有關註度，與過往歷次的「政改」所引發的激烈辯論和高度關註大相逕庭，民眾普遍認為這是中共與建製派的獨角戲。社民連表明了不參加立法會和選委選舉的立場，並呼籲其他民主派政團也應如此，贏得了相當的掌聲。

事實上，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強調，在香港的資本權貴由於與資本主義的中共組成歷史性同盟，他們幾乎比起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享有更大的壟斷特權，以及對經濟政策的高度控製。

經濟連年「發展」，但就如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民眾的生活水平卻不斷倒退。當然，在連選舉政府和投票權都沒有的香港，民眾渴望利用民主選舉的權利以阻止及逆轉政府一直以來的親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層民眾的生活條件。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業援助金、擴大公共服務、停止外判製和私有化，以及建設大量可負擔的公屋。資產階級一直與獨裁緊密一起反對普選，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打開閘口，讓群眾爭取激進社會變革的洪流沖開，損害鉅富的利益。

中共與香港政府是認知到這股洪流的威脅的。因此，所謂「完善選舉機製」後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諾比《基本法》的普選承諾更為虛假。民主權利的進一步萎縮只會令既得利益集團更為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群眾，掠奪社會財富。分別僅是過去的劫掠戰利品歸本地資本家所有，而現時中共則正在大舉引收中國資本，由更受控與更「忠誠」的中資去瓜分本地市場的利潤，將傳統港資財團邊緣化，並逐漸將其排擠出政權圈子之外。這是一個經濟殖民的侵略過程。

但對本地的群眾而言，受壓迫剝削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甚至會變得更惡劣：過往資本尚且須忌憚本地的民意反彈和立法會有限但能引發民眾關註的質疑。但是，中共完善製度後這些起碼的製衡力量都沒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與虎謀皮，君不見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國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惡劣，生活壓力更大，而且越是發達的一線城市，民眾的生活越是困難，以致於近日中國國內出現「躺平」的話題，主張以消極和得過且過的態度應對生活，令中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香港和大陸資本主義之間是有分別的，但並不是根本性的分別。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特質，但到處皆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國各城市像香港一樣，樓價長期高企、基本社會福利極少、工人欠缺工會保障權利。如果說習近平政權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從而重建群眾支持度，完全是癡人說夢話。政權越來越利用民粹措辭，但內容卻是欠奉。

習近平的連任大計

對習近平而言，現時最關鍵的是在2022年及其後再次連任。現時習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則全部都集中在為他達成終身統治的目標之上，但現時中國國內國外資本家之間和中共黨機器內的權鬥都在加劇。對內，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經濟減速和年青人消極抵抗的問題迫在眉睫；對外，帝國主義沖突令其四面樹敵，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連番追殺。因此，習近平必須對香港施以絕對控製，以維持自身「強人」的形象，令香港議題成為自己加冕為終身領袖的「加分項目」。

香港正處於抗爭運動的低潮階段，並因為好一部分的泛民勢力在反革命下毫無準備並且屈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但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沒有絲毫減退。即使面對政權的瘋狂鎮壓，在抗爭運動上我們切忌「躺平」。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而我們亦應當做好應對內地群眾抗爭爆發的準備，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蘋果日報》遭中共關閉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服務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製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著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麽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製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糊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製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製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臺。而親中共建製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製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盡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製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臺。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製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製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臺，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占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製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製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系。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系。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贊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匯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著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製。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製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製、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製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製裁問題上。西方製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盡管製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製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製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系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製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麽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製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製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製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製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臺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製裁和中國的反製裁無助於反專製鬥爭。相反，製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麽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製。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製鬥爭才能前進。

新聞自由已死　習近平要大陸化媒體治港

林鄭月娥揚言要立法防止「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將成為絞殺新聞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這個所謂的「假新聞法」出臺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表示要用《國安法》追究「假新聞」。在2019年期間，政府徹底失信，警察恐怖籠罩，因而傳出多宗示威者自殺及失蹤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傳言。政府想針對這些傳言作為幌子，繼而製造整個傳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區國安法》通過起，林鄭政府作為習近平政權的爪牙，嚴厲打壓所有香港媒體，其中首當其沖者當屬香港電臺。

港版CCTV

顯然，現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將香港電臺變成香港版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臺）。政治清洗正在展開。過去，香港電臺作為公共廣播媒體，由公帑出資營運，負擔起一定的監察政府、批評時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無任何媒體經驗的官僚，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出任當初已重點打擊受歡迎時事節目如《鏗鏘集》、《視點31》及《香港故事》等。這是當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輿論宣傳而非新聞，媒體經驗對其來說是多余的。

反之卻製作了林鄭月娥主持扭曲選舉製度的新節目，該節目乏人問津，收視為零。近年最為人所熟知自然是對721事件的調查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編導蔡玉鈴卻被政權以可笑的莫須有罪名指控並定罪。同一時間，最受民眾歡迎與尊重的記者利君雅，卻被不獲續約，等同被解雇。原因極有可能是721事發後當日的政府記者會中，直斥林鄭「不講人話」而得罪政權。

現時，香港電臺已被政權全面審查控製。眾多過去受民眾歡迎的高質素時事節目被逐一停播，甚至過去上載至Youtube的節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奧威爾說過，專製政權永遠要篡改歷史。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做法。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劣質的馬屁節目被推出，整個港臺幾乎變成了林鄭個人的廣告頻道。

而過去一直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媒體《蘋果日報》更是遭受到連番追殺，黎智英已因兩項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個月。特別是4月中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警察安排學童在地鐵車廂場景，持道具槍械嬉戲的畫面，令人無可避免地聯想到831事件。《蘋果日報》刊登兩輯照片作對比，事後被警務處長鄧炳強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動仇恨」「抹黑學童」雲雲。

政權正全力扼殺新聞自由權利，因為媒體的監察力量這是在民主權利基本被廢的情況下，能製衡專製政權的有限手段。現時連這種有限的監督都被當今香港政權視為「過份民主」，就如中國那樣。

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港臺，通過「國安法」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媒體從業員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報導寫作範圍處處有著看不見的「紅線」，這意味著記者在報導真相，調查新聞時，人身安全都面臨威脅（一如港臺編導蔡玉玲）。政府通過這種獎勵馬屁精，懲罰求真者的機製，令媒體漸漸趨往只道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方向，從而徹底瓦解了媒體的監察力量。

社會主義者支持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媒體從業員和新聞工作者組織起戰鬥性的工會，對抗政權的打壓。我們主張港臺工會應以更有力量的行動回應專製政權和官僚的攻擊，以罷工等手段，打倒專製官僚清洗港臺的陰謀。

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由商賈巨富控製，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容許局部的媒體自由。富豪擁有媒體，迫使他們雇用的記者散播他們的保守右翼思想。這種假媒體自由給予民眾有「新聞自由」的幻想，同時不會威脅到大部分資本主義政府。例如在美國，大部分媒體都由六間大企業控製。在極權的中國，媒體控製就更為集中在獨裁者手裏，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會主義者支持開放、自由和民主控製的媒體，踢走大企業的擁有和控製，讓其廣播、印刷、藝術和文化都會公平民主地開放給社會所有群體。整個媒體工業應由一個獨立的公眾媒體委員會來管理，而不是政府控製，而此委員會要由傳媒工作者、工會和群眾代表的選舉產生，並且公開透明。

香港：可口可樂工人抗爭　對抗吸血公司減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樂公司銷售部員工發起罷工行動，抗議公司推行新的薪酬製度，變相削減員工薪金。工人們指，在新製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資被扣減$3000，至只有$10000。在工會的帶領下，約30名營業部員工在廠房門外拉起「業績增長減人工」、「可口可樂，用完即棄」等橫額及進行靜坐抗議。工人積極罷工行動讓事件曝光後，可口可樂高層則虛偽地由否認員工拒絕新機製即會被解雇，並改口指是「一場誤會」。但高層仍然拒絕撤回減薪機製，對罷工工人仍態度強硬，員工訴求則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後罷工的七成員工集體辭職，年資最長的更長達27年。罷工工人紛紛表示可口可樂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參與罷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機製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實質是員工傭金將與公司利潤掛勾，機製變得不透明，使員工極力反對。他怒斥：「公司有權將購買機器、加開生產線、維修等成本轉介到我們身上，令我們變相減薪」。機製下員工銷售的達標數目亦會與公司利潤接軌，「今個月賣一箱可樂可能我有兩元收入，下個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決定，公司更叫我們自己去估計如何計算傭金。」

員工原有的「表現評核傭金（Coaching）」機製——即員工只要努力爭取到若幹數目的商鋪下單，就能夠提供一份穩定薪金，但在新製下這機製變成「任務式」，由公司決定每月3個任務，當中任務難度由公司決定，員工沒有任何商討空間，「可能要求我們向100間商鋪銷售一款新的飲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櫃」。這增加員工的收入不確定性和難度，變相打擊員工的穩定收入。

另一位罷工員工葉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視員工工作量不斷上升，更在3月時，要求每位員工隨身帶備一部電子平板，員工每到達一個地方作銷售時都要用這裝置「打卡」報到，增加員工工作壓力。「我們有時會笑稱這電子平板為電子鎖鐐，追蹤我們行蹤及限製自由」。在疫情下，葉先生表示銷售部員工固然沒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時我們都是一直冒著風險在外工作，而公司透過「保就業計劃」更分得千萬補貼，現在卻向員工「開刀」。

任職職工總會會長、任職業務發展代表的卓漢文則表示，除了經濟原因令員工發起抗爭外，公司的管理層亦一直漠視員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斷上升等問題。

跨部門團結抗爭

化名阿興的員工表示，罷工影響到客戶下單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員工增加工資去破壞罷工及分化員工，以防止更多部門參與運動。運動高潮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有約30名負責送桶裝蒸餾水、同樣受到薪酬機製影響的工人加入罷工，運輸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響而被削減薪金，當他們得悉營業部同事發起罷工後決定加入，而運輸團隊總共有約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參與罷工將勢影響全港蒸餾水運送，所以公司就運輸團隊達成協議，口頭承諾如他們復工則可以沿用舊製，滿足了運輸工人的訴求，但就拒絕向營業部員工作出任何承諾。這是資方分化工人團結抗爭的典型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可口可樂工人罷工抗爭，提出「全體員工團結罷工」的口號，對抗吸血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認為工會在罷工時積極呼籲其他部門加入抗爭是正確的方向。工人在面對公司陰謀利益分化等時，最大化工人團結的力量和集體的行動，是真正爭取長遠權益的致勝關鍵。這次可口可樂工人抗爭有著重要的教訓。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的工人抗爭，對抗大財團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現在就需要在職場中建立強大的基層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園紅線雷區無處不在

香港獨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學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學年，通識科就會被更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的內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議下被擱置的「國民教育」洗腦課程。不僅是通識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謂的「國安教育」內容，即便連地理、生物、音樂、會計科這些與「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國家安全教學內容」。

中共與香港政府趁著強推《港區國安法》後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乘勢進行對教育界的打壓，為教師設下一條又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又大肆改動教學與科目內容，強行生硬地插入所謂的《國安法》教學內容。不僅務求將學生洗腦，亦同時令很多教師意興闌珊而萌生退意。這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學生積極參與反威權抗爭運動。中共、港府與掠奪人民的資本家才是製造民憤的元兇，但他們不願意承認製度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剝削，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因而奮起抗爭。親中共陣營將青年對建製的反感和憤怒歸咎於教育問題，特別是直接針對嘗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科。

對教師而言，現時學校中已是處處「紅線」、「雷區」。特別是在打擊中首當其沖的通識科教師，過去教學中采用的教學材料一夕之間可能隨時變成「違法內容」，輕則被警告，重則被控告。同時，所有人都預期政府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的政策， 將會由政府官立學校的公務員教師進一步蔓延至資助學校的教師中間，進一步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忱與士氣。

這直接導致了教師群體中人人自危。上個月初，教協訪問了超過一千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當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離開教育界，其中兩成人已經正在著手準備辭職或提早退休。有意離職的群體中，七成人表示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劇的政治壓力。

又是「境外勢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師亦面臨極其困難的處境。政府對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們人心惶惶，同時中共與港府現時的捕風捉影、動輒誣陷「境外勢力」的行徑令他們的身份非常尷尬，並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亦令他們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與內地的外籍教師相比更難以適應。後者在取得內地的教席之時就知道自己將會在一個專製獨裁的政權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對此早已有所準備。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師過去一直身處於相對開放的社會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主的環境下，過去一年間社會氣氛的惡化以及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政權鎮壓令他們更無所適從。

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與港府的鎮壓手段對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惡劣的影響， 近半教師的離職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利益。然而政權對此顯然毫不在乎，林鄭與習近平關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權位。政權對教材內容的胡作非為，生搬硬套上「國安教育」，亦完全無助於學生學習，相反只是純粹地浪費教學時數，於學生無益，但卻令政權（自以為）能將學生改造為「愛國者」，以鞏固自身的統治。

然而，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這些「洗腦教育」並不能挽救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將青年的激進化歸咎於教師與學校是政權極其無知且幼稚的行徑。群眾與青年的不滿並不來自於他們在教室內聽到了什麽，而是在於他們及其親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麽——他們都遭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低薪剝削、超長的工時、天價的房產、惡劣的㓥房、無能的政府，這些遭遇難道不比課本上字句更有說服力？

《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政權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施加政治壓力，更反對清洗教師和實行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我們主張應由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組成教學委員會商議教學內容，引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教學應首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而並不是要為資本財團培養奴隸，更不是為政權培養奴才。

香港校園的「外國勢力」？

林鄭月娥的言論越來越像《環球時報》，最近更指控外國勢力「滲透」了香港的大學，意圖對學生進行「洗腦」。

她表示香港的大學要確保學生「不會被偏見洗腦」，並威脅要進一步進行政治打壓及學術審查。這是對於大學校園新一輪打壓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壓基本的言論自由與學生組織。

為了支持「外國勢力滲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國日報》針對一項在2017年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發起了煙幕攻擊。該研究項目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並向849名學生給予金錢來讓他們參加七一大遊行，目的是要研究這些作為觀察者的學生在經歷了一次遊行後，會否參加更多遊行活動。

林鄭當局利用如此勉強的證據，來合理化大學校園的白色恐怖審查，這顯示反革命的邏輯是勢不可擋的。只要群眾鬥爭的反抗缺乏，對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邏輯的原因去合理化對於反對派的不斷打壓與滅聲。

抗爭的方向

自四月起，當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愛國」教育改革，並禁止了校園內一切的政治活動。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對學生會的認受。這對於香港學生運動造成嚴重打擊，這是因為學生會過去都依賴校方去收取會費和資助。

不幸地，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抗爭期間指出，民主運動中缺乏獨立的民主架構將成為其面對國家鎮壓時的致命弱點。學生會未能建立出獨立的架構與財政，因此在大學校方的打壓下面臨崩潰。

中共專製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盤人，並在背後指示林鄭發表這個針對「外國勢力」 的言論。當局害怕抗爭與政治激進化的浪潮在未來會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園的「感染源頭」。因此香港與大陸學生應當互相支援，共同為基本權利而鬥爭。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團結鬥爭才能終結鎮壓。

香港：國安處處長醜聞　腐爛到透的內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驚爆大醜聞，而且更是堂堂警隊高層！5月中傳出消息，警方轄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早前於「自己人」的一次掃黃行動期間被揭發光顧無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調查。

這個醜聞之所以惹人關註，正是由於醜聞主角是警隊高層，而非一般嘍啰。蔡展鵬也被美國政府列入製裁名單。雖然製裁本身並無什麽效用，但足見他是國家機關的高層。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應需要通過嚴謹的品德審查。尤其是政權高舉國家安全的「 大義」，指責年青抗爭者「犯法」，如今警隊第二號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報導甚至稱他是在職務期間擅離崗位光顧，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權利去向公眾施加高壓法律？

事件使公眾懷疑是否牽涉警隊內部權鬥。眾所周知，警察光顧甚至經營違法事業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物，堂堂處長會因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發，令到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共加強警隊權力同時分贓贓不均，引起這場權鬥。在中共國家機關的權鬥中，曾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拉下馬的罪狀，都離不開桃色醜聞。

假新聞

警隊爆出如此醜聞，警方半句道歉說話都沒有。警務處「一哥」在記者會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鵬的名字。記者要再三追問，並要說擔心被指「假新聞」，鄧炳強才支吾以對地承認事件主角為蔡展鵬。

記者對於被指控「假新聞」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4月時鄧炳強才高調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假新聞」、「 煽動仇恨、分裂社會」，更稱「假新聞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系」。

近期針對新聞傳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電臺》被整頓、《鏗鏘集》記者因進行721事件有關的調查新聞被捕等， 已引發寒蟬效應。Now新聞臺主管一度要求將蔡展鵬醜聞的新聞下架，盡管當時消息已經在其他媒體廣泛報導。未來，媒體自由的空間只會越縮越小，讓專製政權有無上權力、不受監督。

警隊面對醜聞的處理方式，仿佛2014年鎮壓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對著一眾前線警務人員大喊：「你哋冇做錯到（你們沒做錯事）！」，猶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來，警察在思想培訓和武裝加強下，變得更為強硬和仇視示威者，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半軍事武裝部隊。警察變相成為了「無王管」的「黨衛軍」，因此無論犯上多少醜聞，亦只能是「冇做錯到」。

蔡展鵬的醜聞並非警隊的唯一醜聞。單是過去3個月就有9名警員被捕或受內部調查，當中有人幹犯詐騙、性暴力、賭博、監守自盜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見這些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警隊內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敗文化。

然而，警察獲得的公帑資源卻越來越多。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預算約250.6億元，升幅達7.7%。當中警隊購買機器、設備、車輛撥款上升1.7倍至8.5億元。

這還沒有計算國安公署的80億撥款。

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到牙齒、醜聞頻出，卻又不受公眾民主監督的警隊，難怪在2019年群眾運動，越來越多民眾喊起「解散警隊」的口號。世界其他國家的群眾運動都有出現類似口號，最明顯的是美國警暴和濫權成為焦點，引發起的「黑命攸關」運動。然而，要真正實現解散警隊，就要扣連至推翻結資本主義，因為警隊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壓迫性製度。

因此，我們面對當下的鎮壓機器，需要一個清晰的綱領來捍衛民主權利及重建這場鬥爭。真正的民運應該主張削減警隊預算，禁止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鎮壓武器。警隊受薪於公帑，亦應被置於民主選舉產生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包括決定招聘、違紀調查、紀律處分以整體執法政策等事宜。被調查有暴力鎮壓的紀錄，或有種族主義、厭女思想前科的警員應被立即革除。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警察腐敗的根源，是背後中共獨裁所代表的專製資本主義。無論警察鎮壓有多嚴厲，都不會避免此一製度面臨未來幾年的大危機以及群眾反抗。

香港：政府打擊下教協全面崩潰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權控製的媒體對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起攻擊。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使用法西斯式的語言，表示必須「鏟除」「毒瘤」教協。運用典型的「境外勢力煽動」宣傳，中共指控教協煽動其會員和香港學生反抗獨裁統治，特別是促成2019年超過200萬人上街抗議的群眾運動。任何參加過這些抗議的人都知道，教協領導層並沒有扮演任何推動鬥爭的角色，反而是阻礙了鬥爭。

全面「大陸化」

在《人民日報》抨擊教協僅數小時後，香港的教育局便執行自己主子的意願，終止了與教協的工作關系，不再承認這個擁有9.5萬名成員並代表香港九成教師的工會。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門要全面「大陸化」，這反映了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政治意願：香港作為幾十年來獨裁統治下中國的唯一例外，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國大陸，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為警察國家服務的黃色工會外，工會是完全非法的。

教協成員、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子強說：「教協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擁有非常強大組織力量的工會。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員傳達信息，為運動提供實質性支持。」（《南華早報》於2021年8月4日報導）

蔡子強的描述並非全然不準確：教協有、也曾經有相當大的潛力。但沒探討到的是，教協資產階級泛民領導層的可怕作用。無論作為工會一分子，還是作為傳統上主導香港民主鬥爭的泛民陣營中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教協領導層在鬥爭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製運動發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勢下，現在充分表現出來教協領導層的怯懦，無力提供任何有組織的反擊——教協甚至沒有試圖組織其成員抵抗，便決定解散。

教協領導層是資產階級泛民領導的經典代表，他們不是中美宣傳所描繪那樣頑強的民主鬥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卻、總是逃避鬥爭。面對這種對工會權利的正面攻擊，教協高層如此的回應對教師和香港工會的未來有著可怕的影響。教協將被視為最大的「被中共極權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一帶來悲慘的直接後果的經歷，極為清楚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警告：由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所謂的溫和派領導的親資政黨無能也不願領導爭取民主權利的必要群眾鬥爭、保衛現有權利免受攻擊、挑戰大資本家支持的獨裁統治。這些領導下的工會現在已成為「瀕危物種」。

投降立場

在港府終結與教協的工作關系前，與其他「溫和」泛民一樣，教協領導人已經放棄了擔當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反對角色。在政權的壓力下，他們在去年改變了路線，采取了「作為一個純粹的工會」這種爭議性立場。上個月，他們退出了由各泛民政黨與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支聯會。在過去兩年的禁令之前，支聯會一直舉辦年度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的政治構成與教協領導層相同，其本身對政權打壓僅表現出象征性的口頭抵抗，從而順應了民主鬥爭中「官方」政黨和團體之間更廣泛的投降主義傾向——超過20個政黨和團體在過去一年內已經解散。

過去一周，教協的領導實質上使這個工會不再成為能夠捍衛教師權利並抵抗政府反動議程的一支力量。關鍵問題是，習近平政權決心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香港的學校實施極端民族主義「教育」。教協宣布成立工作組，以弘揚中國歷史和文化，在工會成員和學生中培養「家國情懷」。這種180度大轉彎、迎合中共宣傳、希望擺脫「毒瘤」指責的立場，只會打擊工會的會員基礎、疏遠絕大多數厭惡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傳的學生。這遠非贏取時機、避免新攻勢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製陣營中沒有人被這種表面的舉動所打動，而對於專製統治深惡痛絕的許多教師會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協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並立即退出國際教育協會這個擁有3200萬會員的國際教師工會組織，進一步背離基本的工會原則。而職工盟領導層表示，對於其最大的附屬成員機構教協決定退會「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權面臨這樣的「反對派」，它的鎮壓就會「勢不可擋」，工會運動就會受到威脅。

年輕人的角色

我們應該在更綜觀全局的視角下理解當局對教協的攻擊：整個教育部門是反民主反革命的關鍵戰場。現在的香港學校全面推行向中國國旗敬禮、接受「愛國教育」和使用中國式新話的學校洗腦教育。在「愛國教育」課上，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維吾爾族的文化種族滅絕都變成不存在、從沒發生過的事。

中共獨裁政權害怕青年在群眾抗議中的角色，誤以為可以通過學校內鋪天蓋地的宣傳來防止廣大青年參與群眾抗議。在因參與2019年抗爭而被捕的1萬多人中，有2500人（占總數1/4）未滿18歲。教協在這個問題上的投降將在工會成員外（特別在受到恐怖主義情緒影響的年輕一代）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於鬥爭，恐怖主義方法是極其危險的死胡同。

早在教協被鎮壓之前，當局已經在監控教師及他們的社交媒體發文。5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四成香港教師希望完全離開教育界。隨著教協的投降，這一「逃亡」趨勢將加劇。此外，較小的教師組織，包括教協內的基層反對派團體，由於擔心受到鎮壓也已經解散了。

如果教協領導人拒絕投降，而是召集他們的成員參加群眾大會，討論《人民日報》對於該工會是「毒瘤」的言詞攻擊，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極強、涵蓋面極廣的《國安法》，也很難造出抗議被貼上「毒瘤」標簽的新罪。這一點本可用來發起保衛教協和廣泛工會運動的行動。相反，教協的領導投降了，強化了反革命與中共政治打壓勢不可擋的想法。

工人階級的團結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SARCHK）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將蔓延到工會。政治罷工很可能會被禁止，在此基礎上，未來任何罷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權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完全「大陸化」，這意味著沒有工會、沒有罷工權和在工作場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會受到打壓，因為它們是反獨裁鬥爭中可能的最強大武器——南非、韓國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民主鬥爭都是如此。盡管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政客瘋狂宣傳，聲稱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階級總是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

香港泛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後者已經完全融入中共的統治體系。自由派泛民頂多算是「一廂情願」地想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也從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然而單純的冀望並沒有讓其成為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我們要區分開真心支持鎮壓與獨裁統治的真正資產階級勢力，以及「一廂情願」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勢力。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和ISA呼籲工人與工會運動對局勢有所警覺，團結聲援反對當局對工會（包括現在被前工會的官僚領導層殘忍拋棄的香港教師們）的野蠻打壓。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投降不是戰術或策略，而是遊戲結束！我們敦促全球工人與那些為香港和中國工人爭取真正獨立工會和民主權利的人一道，支持我們的團結聲援運動。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著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製」——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製「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復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挽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麽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製、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製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麽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卷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采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著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著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系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製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著名的前學生運動分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臺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癡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製。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著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臺，極其便利且覆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著「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鑒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臺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臺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製著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盡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板討要一日假期的準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板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板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垮臺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著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著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周，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鬥爭中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復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香港：中共鎮壓風聲鶴唳

中共取締所有反對派政黨及NGO組織，消滅議會僅有的選舉自由，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出版和言論，逮捕和審判泛民領導和示威群眾。即使香港反對派已徹底潰散，中共並不會就此放軟手腳。因為中共鎮壓的目的不在於香港，而是要通過所謂「打港獨」向國內群眾展示習近平的權威，企圖發揮震懾作用，壓製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進化。此外，習近平鎮壓香港也是給美國看的，以展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習近平在中美沖突各戰線的鬥爭都失利，而打擊香港成為了他可以展示權威的工具。

結社自由工會權利被取締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來，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問題只是作出口頭上的批評。而美國統治階級目前已放棄香港這只難以取勝的棋子。作為中國直接統治的一個城市，美國沒有什麽空間利用香港作為杠桿去攻擊中國。再者，中美統治階級都明白到這場大國沖突是不可逆轉的，過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以促進中美經濟接軌的角色已再無利用價值。相較於香港，倒不如將資源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上圍堵中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這一方針揭示了美帝國主義關註的只是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熱的民主權利。

來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雖然在黨內鬥爭占了上風，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連任，但是為了使他未來的權力穩固，為未來的統治掃除障礙，他還不能高枕無憂，而需要繼續集中個人權力，並處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炸彈。現時他大打攻擊科技業和房產業的私營資本家，大力打壓國內女權及左翼運動，都是連任前必須作出的鐵腕整頓。

中共要消滅香港一切的結社自由，就像在中國大陸那樣，任何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組織都會被視為威脅。教協和民陣被迫解散後，支聯會及職工盟在本文撰稿時亦準備解散。中共借機消滅一切的香港工會權利，像中國那樣只有服從於政權的假工會。除了避免像國泰工會和醫護工會那樣的罷工再有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扼殺未來更激進工會壯大的可能性。

國安處指控支聯會和職工盟為「外國代理人」。由於職工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資助，很可能成為其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佐證。事實上，打擊「外國勢力」只是中共鎮壓民主權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經濟危機嚴重，未來對工人階級將會作出更大力的經濟打擊，即使政治權利的反抗現在被全面壓製，但經濟民生的反抗還是可能爆發的。一如在中國大陸即使實行全面獨裁，工人還是會為了生計而發動罷工。

我們反對工會組織接受美帝國主義的資助，因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一樣，從來都是反對真正的工會運動，而只是想加強自己地緣政治控製的籌碼。美國資助職工盟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強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相反是要牽製它、避免其過於激進化。

實際上職工盟雖然在立場上支持2019年的群眾鬥爭，但卻完全沒有領導過2019年的罷工。在林鄭擱置送中條例時他們首先取消了罷工的號召，到了8月因為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他們才呼籲工人自行請假參加罷工集會，而沒有作為工會組織一場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

鎮壓下僅余的抵抗

面對反革命的鎮壓，幾乎整個溫和泛民都準備退縮，但當有也有例外。社民連雖然幾乎全部領導人物都在監獄，但仍繼續在街頭抗爭。而面對支聯會被迫解散，副主席鄒幸彤卻帶領了幾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領了其他常委拒絕，表示即使讓步也不會被政權放過，並且高調展示準備入獄的決心，說得擲地有聲：「恐嚇到我們這裏為止，支聯會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隨後她連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國安處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為大律師的她大膽發表文章批擊法治的虛偽，在文章《「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呼籲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沒有抗爭的話並不會有改變。此前，她也拒絕被剝奪言論自由作為法庭的保釋條件，堅持在保釋期間向公眾發表反抗言論。然而支聯會和教協一樣並不是具動員力的群眾組織，恐怕只有幾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轉解散的結局。

泛民軟弱與熱狗鬧劇

可惜的是，鄒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數泛民政治人物都選擇投降，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表示後悔、解散自己的組織、表示退出政壇。就在本文撰稿之時，李卓人和何俊仁呼籲支聯會成員解散組織。他們的軟弱並不來自個人性格，而是因為其政治路線走到盡頭。一直以來，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漸進爭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獨裁永遠不會自我改革而開放民主。他們一直以為只要中共走向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就自然會在香港甚至全中國落實民主。但今天正是因為中共成為了第二大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爆發激烈的帝國主義沖突，並且因而必須加強鐵腕統治保衛其「國家利益」。

至於在雨傘運動後打著「勇武鬥爭」旗號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過程中盡顯他們的狼狽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議員出立法會後，連溫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議會中作為花瓶，因而全體辭職。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繼續留任議會，因而一度獲得《大公報》的贊揚，甚至本來打算可以被國安處寬恕，繼續蒙混過關參選下屆立法會。最後他還是無法幸免被DQ的厄運，組織隨之也瓦解。

熱血公民是一個極右民粹組織，利用激烈措辭但內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論吸引青年，實際上只會用族群仇恨針對中國大陸人，而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反對中共。他們往往出現在群眾運動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對於溫和泛民領導保守的不滿，攻擊泛民來獲取聲望，但卻從來不會提出另一條鬥爭的出路。雖然打著「勇武抗爭」的旗號，但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敗選後變相退出社運，變成以區議會的保姆服務來爭取支持，在2019年的運動中完全沒有亮相。他們的狼狽相迎來由建製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恥笑，可算是為這一節悲劇中帶來了一個笑話。

中共全面消滅立法會的選舉自由，新的議會的90席中只有22席為直選，而且候選人必須經過國安處審查。這種選舉與大陸已完全看齊。中共害怕選舉氣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極低，使假選舉成為國王的新衣。澳門在9月選舉前DQ了所有民主派議員，使其投票率陷於主權移交以來最低，並出現了大量塗汙選票以示抗議的廢票。香港的選舉大抵也會是這樣的翻版。

因此他們要拉攏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誘使他們進入跛腳的議會參選，作為其一塊遮醜布。至今只有社會民主連線清晰表態拒絕參加假議會，其他黨派仍在猶豫不決。其他溫和泛民政黨內部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雖然議會內逐步改革的路線已徹底破滅，但泛民政客只會繼續墮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許，使他們的叛賣之路越走越遠。例如民主黨元老李華明以及部分民主黨的青年領導企圖參選，而劉慧卿等元老則害怕參選以致「一鋪清袋」，在歷史遺下臭名。李華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員向他提出可參選的名單。另一些「參選派」則是年輕的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鄺俊宇在2019年運動早期因為經常在前線協助示威者，其突出的個人行動使他在青年之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因而被封為「鄺神」。但現在卻準備墮落為最卑劣的叛賣者。可見，審視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質以及實際立場，而不是鏡頭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終結

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我們要汲取2019年運動的不足和弱點（參考文章《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Foodpanda送遞員罷工 抵抗苛刻剝削

外賣平臺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擴張，生意賺到水漲船高，但送遞員卻沒有獲得辛勞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斷削減，員工連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余、內部不公平的機製令員工怨聲載道，生計受到影響下外賣送遞員在周末發起多區罷工行動，抗議公司無理削減工資，超過300名員工參與。

這次罷工並非空穴來風，Foodpanda在這年頭已不斷推出政策扣減外賣送遞員的工資。參與罷工的外賣單車手「奶悠」（假名）向社會主義行動記者表示，公司過去逐小地扣減送遞員收取的服務費，以自己一張距離較遠的外賣單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幣，下同）現在被扣至30元，中距離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張單都被削減約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時本可賺到約800元，現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從來不會知會員工削減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責跟單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靜悄悄地削減工資已經非常可恥，現在更不理會我的解釋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顧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謂的上訴機製十分霸道，簡直人神共憤！」「奶悠」踏單車送外賣亦存在風險，「在行人路踏單車會犯法，在行車路上與其他車輛並行亦非常危險，我試過工作時遇過一次意外，幸好沒有大礙」。他指Foodpanda外賣送遞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沒有病假、工傷、強積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後公司更將他的送遞表現評級下調。

另一位送遞員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賣），他指公司推「孖單」降價政策，將第二張同一屋苑的外賣單服務費削減，又將客人投訴外賣送達後出現食物傾倒、外賣送抵後沒有該地址或其人等惡作劇，都歸咎為員工責任而發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們要利用Foodpanda手機App去處理外賣服務，每張單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時間，那些倒數時間有時只有數十分鐘，令我們要火速進行送遞，增加交通意外和受傷風險。」

罷工行動在尖沙咀、觀塘Foodpanda辦公室及多區Pandamart門外聚集，員工舉起「停止無理減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標語，亦要求每張單的服務費至少是50元來換取「生存」及抵銷外賣摩托車維修費、油費等開支，而「步兵」則至少需要35元。

過往Foodpanda亦曾無理解雇爭取福利的送遞員，顯示大企業對員工的壓榨及可恥。在罷工的影響下，多區的Pandamart超巿停止運作，而工人指抗爭將會續持。

去年，另一外賣送遞平臺Deliveroo亦因削減員工工資險釀罷工。外賣送遞行業在疫情下大舉擴大業務，在巿場競爭激烈下，這類公司都要加強壓榨員工獲取利潤，使全球多地都爆發工人抗爭。例如，中國大陸的外賣送遞「餓了麽」平臺旗下騎手在今年3月發起跨省的抗議行動，抵抗公司壓迫員工，差不多同時間在英國倫敦亦有Deliveroo員工的抗議，反對持續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資。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Foodpanda送遞員的合理抗爭，在香港勞工保障形同虛設下，工人需要團結的行動去捍衛權益。這次罷工最主要是透過網絡群組溝通動員發起，工人至今並未有組織起代表自己的工會組織，而今天工會正面臨政府前所未有的鎮壓。

11月13-14日的罷工確實令人振奮，但抗爭若要持續，網上群組這種組織方法可能並不足夠，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會組織架構，以應對資方對罷工的打壓，爭取最大化工人的權益。所有工人都要與Foodpanda罷工工人展示團結！如果他們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對所有工人來說都是勝利，並會鼓勵工人組織和鬥爭！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中共自製選舉鬧劇 鎮壓不能擺平社會危機

12月19日將舉行改製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將立法會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選舉產生，加上候選人要先由國安機關篩選，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使選舉氣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預計投票率將是歷史最低的一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訪者傾向不投票。這數字還未包括因國安法的恐懼下而不敢講真話的受訪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會選舉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製前，香港立法會本來已是跛腳議會，反對派並不可能在建製內對中共構成威脅。相反，過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議會建製內進行漸進改革，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安全閥，以緩解群眾鬥爭的壓力。今次，習近平的極高壓統治下，將假議會的遮醜布都全力撕毀，再次挫傷自己的權威。

統治者繼續自欺欺人。林鄭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同時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會削弱其權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脅民調機構有可能違法；又設立邊境投註站，方便建製派動員居內地的親中共港人投票。然而，無論如何強大的鎮壓機器，但不能強迫「躺平」的選民站起來。

部分溫和泛民政客繼續叛賣民主鬥爭，例如前民協的馮檢基和前民主黨的黃成智，今次更為選舉鬧劇擔任臨時演員。而溫和泛民一度因為參選與否陷入嚴重分歧，後來參選派雖因群眾壓力而放棄念頭，但暗地叛賣的行徑並無停止——黨副主席梁翊婷被揭發支持獲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參選港島東。

繼續壓迫窮人和青年

國安法通過以來，中共的強力鎮壓並沒有停止。林鄭繼續以防疫措施為名，加強對市民的監控，推出強製使用「安心出行」，並繼續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甚至威脅煽動他人不打疫苗也屬犯法。此外，新聞自由已被摧毀，《立場新聞》總編輯辭職，而《經濟學人》駐港記者工作簽證續簽被拒，都是眾多的近例之一。

無論鎮壓力度如何強大都不能掩蓋社會危機，所以民怨並不會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萬個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約4個港人中便有1人屬「貧窮」，其中近三成來自在職住戶。這可說是對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極大的諷刺！

香港貧窮再創新高，窮忙族水深火熱。但近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時下「躺平主義」，並公布要將「勤勞」、「奮鬥」加入價值觀培育，並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刪去「尊重人權」、「批判思維」等字眼。

在中國大陸出現躺平主義思想——年輕人拒絕高壓社會規範，放棄買房成家，主張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過極簡生活。中共如臨大敵，視之為破壞經濟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機的根源，甚至要出動官媒譴責區區一個網路次文化，並在六中全會中大力宣傳「奮鬥」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習總的論調，企圖以高壓家長製統治青年。但統治者越是叫囂，青年則更充耳不聞。

香港和大陸青年一樣，面對房價高企、階級流動無望，勤勞向上的勞動成果只會被統治階級奪走。2019年香港反威權運動正是青年反抗製度的初次覺醒，是他們的一次「奮鬥」。運動受警察鎮壓失敗後，青年間彌漫著暫時的絕望感、無力感。

獨裁政權加強教育製度的思想壓製，只會令更多師生和家長厭惡，選擇離港擺脫香港教育製度。2020至2021學年度，香港學生退學人數上升1.7倍，等於平均每校有32名學生退學，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離開香港。每校約7.1位教師離職，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團結中國大陸的鬥爭

習近平準備連任國家主席，必須加強鞏固權力，加上中美沖突的高度緊張狀態下，需要通過鎮壓香港來展示自己權威。所以，香港的命運並不取決於一個城市之內，而是整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在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深陷危機下，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拜登的統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陷入混亂。群眾對政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青年激進化而且階級意識大大提高，正為香港暗無天日的局面亮起一點曙光。當大陸群眾爆發鬥爭時，香港和國際的群眾也需要團結共同的鬥爭，挑戰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工人階級談台灣社會

作者 社會主義台灣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臺灣總統選舉：雙英之爭 人民無份

2012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將於一月十四日舉行。這次國民黨主打黃金十年，不再像四年前一樣，強調經濟成長掛帥的633一類口號，而是在辯論、造勢等場合不斷強調任內落實「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縮小貧富差距等等。而民進黨則緊抓國民黨治下貧富差距與薪資成長停滯、房價飆漲等議題，強力主打「公平正義」，並且端出多項明顯具有泛左色彩的公共化政策，譬如公立大學過半、社會住宅等等。兩黨在選前向人民靠攏，我們早已見怪不怪，畢竟在資產階級民主下，我們每四年也只有這麽一次機會，但這次選舉所造成的影響卻是不同於以往的，向來以自由主義自居的民進黨提出了不少社會民主派的政策和批評，而老牌右翼政黨竟然開始跟著唱起「居住正義」一類的自由派概念。當然，這並不代表國民黨開始向左轉或者民進黨將轉型成改良主義政黨，而是代表臺灣社會的政治氛圍正在轉變。

過去數十年來，除了五零年代的臺共以及解嚴初期的極少數左翼運動，左派力量以及論述在臺灣基本上是缺席的。除了戒嚴的的血腥鎮壓、洗腦教育，八九零年代蘇聯、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解體與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都對臺灣左翼力量的形成造成了不利的因素。而近幾年連續的經濟危機，隨之而來世界性的反抗浪潮，以及臺灣本地貧富差距與各種問題都徹底摧毀了過去官方所建構的神話。

我們看到大批曾經在媒體報導中被捧上天的「電子新貴」工程師們被資本家操到過勞死，而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勞動者為了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也或許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竟然開始組織工會，另外醫師與教師也都正在討論是否該爭取納入勞基法保護。雖然這些事件對一般臺灣人來說似乎非常超現實，但它們都是真的。即使是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工人都面臨著嚴峻的勞動條件，其他各種職業的工人自不待言。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人階級中無可避免地提出了大量的改良要求，而兩黨為了選舉所提出的改良政見，雖然隨著本身屬性有多少不同，但實際上只是反映了工人階級無望的現況而已。雖然社會的氛圍起了變化，但群眾顯然還沒有發展出明確的階級意識。少了階級觀點，我們只能看到一個一個帶著各種各樣個人特色的候選人和他們五花八門的政見。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為任何政黨與候選人所代表的並不只是候選人「個人」或「黨」的意誌，而是社會上一定階級與階層的利益與意識形態。為了持續發展群眾的階級意識，我們必須對這次選舉及其意義提供左翼的觀點與分析。

過去四年，國民黨藉前總統陳水扁弊案與選製改革之力，不但得總統之位，並且在國會取得絕對多數，行政立法權緊握手中，當然毫無疑問地必須對任內作為負起完全責任。現在，讓我們來檢視過去四年國民黨的執政成果。

失業

馬政府時期，即使已拋出大量就業補貼與公共就業方案，但年平均失業率卻也一度高達5.85% (2009年)。根據主計處2011年11月的數字，失業人數達到48萬，其中又以青年失業問題最嚴重，20-24歲勞動人口失業率達到12.49%。當然，這些都是經過粉飾的數字。馬政府用以美化數字的政策工具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22k、「立即上工」、「就業啟航」一類只能提供短期就業機會的政策，也包括以無薪假合法化隱藏失業人口、4+1方案將畢業生留在學校以免沖擊數字、以振興經濟為名趁機通過減稅條款等等。2008年，臺灣放無薪假的人數一度逼近24萬人，但是這種獨步全球的「放假方式」卻不計入失業人口之中，難怪吳敦義院長會說想出無薪假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勞委會的短期就業方案也十分令人玩味，以「黎明就業」計劃為例，勞委會預計提供一萬五千個公部門就業機會，但「工作期間最長為六個月」。政府大量提供這些雖然可以緩解一時失業之苦，卻不知道半年後該何去何從的工作，大批工人只能隨著政府官僚每年想出的不同「計劃」而在不同的短期工作中打轉。

貧富差距

2010年，臺灣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10.88%，為近年來最高一次，政府官員們一致拍手叫好稱成績亮眼，但一般人民看到的不是GDP年成長百分之十的亮麗前景，而是必須面對「什麽都漲，就是薪水不漲」的窘境。2011年，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計入物價調整之後)只有34402元，再度倒退回十三年前水平，相信不論是白領、藍領的工人都很好奇我們的經濟成長究竟進了誰的口袋。盡管政府一再拿各種統計數字出來說嘴，馬先生也在辯論中強調「任內縮小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仍然是臺灣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2011年12月，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由先進工業國家組成)發表報告，警告其會員國貧富差距為三十多年來最高，最富有的10%和最窮的10%差距達到9倍，其中差距最小的是西北歐等國，約6倍左右，差距最大的國家是智利和墨西哥，超過25倍。那麽臺灣的狀況呢？根據公平稅改聯盟依財政部統計資料所作的計算，臺灣最富有的10%和最窮的10%在稅前的差距是28.36倍，稅後則是24.95倍。相信數字的對比已經十分清楚，不必多做解釋。雖然我們已經面臨這樣的困境，但馬政府依然減稅不遺余力，從營所稅到遺產稅的大幅減免，都更加擴大了貧富差距。

房價泡沫

營建署去年十二月公布的數字顯示，2011年第三季，臺北市整體購屋平均總價是2356.6萬，每坪62.2萬元。臺北市房價所得比達到14.3倍，意即臺北市的平均收入家庭，要購買臺北市平均價格的房子得耗去14.3年的收入。雖然比第二季的新高16.2倍為低，但依然遠高於過去水平，這樣的房價配上臺灣人的薪資水平，除了荒謬之外似乎很難找到別的字來形容目前房價的泡沫，但這其實並不荒謬，投機與炒作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根據主計處的數據顯示，2010年臺灣的空屋率達到19.4%，空屋達到156萬戶，即使不看統計數字，任何人只要親自到新北市周圍的那些新建案走一圈就完全可以理解目前的泡沫，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最喜歡講的供需法則與消費者決定市場等等空話在現實中完全瓦解，壟斷和投機成了唯一的教條。

勞動問題

臺灣工人被資方壓迫絕對不是只在馬政府時期發生，而是從臺灣邁入資本主義以來持續的情況。臺灣工人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打壓與毒害，從RCA女工到洋華、鴻海，無一不是赤裸裸的工資奴隸製。但是在馬政府時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般勞動者的痛苦，而是連過去曾被認為是高階工作，幾乎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工人的工程師以及臺灣社會地位最高的醫生等等職業，都時常因為過勞死、中風或手術中昏倒等等情況登上社會版面，這些年輕的生命日夜勞動，直到資本家吸幹他們最後一滴血。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跟勞動條件，竹科工程師開始組織電資工會反擊資本家，而醫師更在2011年首次組團參加「秋鬥」，向社會發出怒吼。長久以來，大部分的臺灣人總是拒絕受壓迫的工人階級的標簽，而稱呼自己是「中產階級」，試問當醫師、電資工程師都面臨「有錢也沒命花」、「沒辭操到死，沒死操到辭」的時候，到底還有多少人能稱呼自己是「中產階級」？

而在一般勞動者方面，我們看到派遣、外包、約聘製的大量增加，使得一般白領工人幾乎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初入職場，等著他的不是經濟獨立、實現夢想的人生，而先是一筆就學貸款，還有22k的薪水。政府一直以來對資本家違法的無視，導致大量白領工人加班不但不可能有補休假，甚至領不到加班費，獨步全球的「上班打卡製，下班責任製」已經不僅是在電子電機等產業才有，現在在各種行業都屢見不鮮。

隨著貿易進一步去管製化，產業是否會大量外移還有待觀察，而新自由主義的去規則的雇傭就業發展、短期非正規就業和雇傭移工不斷增加，藍領工作機會也正在逐步減少當中，在低端行業重現血汗工廠模式。

農民問題

馬政府任內通過的「農村再生條例」和「土地征收條例」都被農民團體稱為「滅農」條例，而臺中中科及苗栗所發生的大埔事件，挖掘機強行闖入田中破壞作物和田地以利征收等等行為，表明了政府為資本家服務的決心。為了興建科學園區，為了給資本家便宜的土地，原先生活在當地的農民以及農田只能是必須鏟除的對象。當然，科技業對土地與農作物帶來的汙染更是無法估計，環評也越來越像是橡皮圖章。(關於土地征收問題請見本期其他文章)

馬先生四年來搞了些軍教課稅、米酒限價、ADSL降價跟健保鎖卡等粉飾太平，貌似關註民生；行政院長吳敦義對房價問題從「不能打房，人民的財產會縮水」，到「積極落實居住正義」，雖然貌似有些改變；但實質上各種政策背後的思維似乎和過去差異不大。譬如所謂為了「居住正義」而興建的「合宜住宅」，實際上就是過去「國民住宅」的翻版，商品售出之後就進入市場，繼續成為炒作的目標，過去臺北市政府在精華地段興建的國宅無一幸免，國民黨為討好選民又不能擋人財路，只好故技重施。其他政策也和過去大同小異，不同的只是新的、漂亮的、意義不明的口號，譬如「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等等。

反觀民進黨，提出了不少看似進步的政策，譬如公立大學過半、托育公共化等等，乍看確實有歐洲式社會民主的影子，部分改良主義政策其實也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爭取的。但是，進步的口號未必等於進步的政權。

往昔民進黨打著「民主進步」旗號上臺執政八年，民進黨除了強推「優先發展經濟，社副暫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然背棄廢核環保等主張外，陳水扁家族官商勾結貪腐嚴重，堪與國民黨時期的黑金政治媲美。蔡英文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可曾身體力行推行過多少進步政策呢？

我們必須仔細審視民進黨的政見。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在大量的公共開支背後，錢從哪裏來？打開十年政綱，在財政與稅製一項當中，只看到「合理化」、「改善」，卻不見稅製改革的具體目標。國民黨降的營所稅，民進黨有沒有勇氣調回來呢？國民黨給的租稅優惠，民進黨是不是能不給呢？當然，合理化、改善、加強財政管理能力聽起來都是對的，但請不要忘記國民黨將營所稅、遺產稅降低，實施產創條例等等租稅減免的時候，國民黨也宣稱他們在「合理化」、「改善」稅製跟投資環境，也別忘了民進黨(尤其是蔡英文本人)一再強調簽訂FTA(自由貿易協議)的重要性，期待民進黨大刀闊斧改革稅製，實際上是緣木求魚。

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不論是解嚴前還是解嚴後，國民黨始終是保守的資產階級政黨。我們完全同意這個政權應該被打倒，但問題是由誰來打倒。民進黨曾經擊倒過國民黨，不只一次，而民進黨任內最大的成就則是向人民證明，自己和國民黨一樣是個資產階級政黨。九零年代民進黨向議會路線的過渡不只是所謂「街頭路線vs.議會路線」之爭，而是民進黨拋棄過去工農運動的開始。國民黨對臺灣的泛左翼來說，向來是個大魔王一般的存在，但我們必須指出，國民黨的作為也許看起來真的像大魔王，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國民黨作為一個統治集團，而是背後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永遠可以創造下一個馬英九、吳敦義或是蔡英文、蘇嘉全，不管臺上插的是車輪旗還是臺灣旗，不管國號叫做中華民國還是臺灣共和國，都是資本家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輪替不過是一場戲。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國民兩黨任何虛飾性的改革都不能真正解決普通群眾的民生，要實現社會的根本改變，必須要根本性的廢除資本主義製度。而首先需要立即從對大型企業公有化與民主控製開始，除非經濟能被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否則所謂的福利國家只能是短暫的泡影，歐洲過去的改良主義實驗已經給了我們太多悲慘的例子。

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以來最大規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邊緣，歐債與中國泡沫尚未完全破裂。隨著危機的擴散，失業潮與各種沖擊將接踵而來。不論是臺灣還是其他國家，現在以及不久之後的未來都是發展左翼運動的契機，左翼青年決不能丟兵棄甲投靠披著改良主義外皮的資產階級政黨。工人與青年們該積極組織起來建立真正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才能夠真正改變現況。

臺灣總統大選：「資產階級贏了」 — 代表財團利益的國民黨勝出

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成功連任，向媒體宣稱「我們贏了！這是臺灣人民的勝利」。而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臺灣人民——沒有勝出，而是「他們」——資產階級——贏了，「我們」還會被推到剝削更嚴重的新自由主義深淵裏。

臺灣政治長期被兩黨壟斷，缺乏左翼與基層力量，臺灣普羅大眾沒有出路。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及立委選舉，資產階級政府都會利用「選舉熱」來朦糊民眾視線，而今屆選舉也不例外。我們只能看到藍綠親商家財團的兩營，選舉贏家非藍即綠，而我們必須強調，兩黨所服務的皆是財團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羅大眾的生計！

群眾意識薄弱，左翼力量缺乏

國民黨在是次總統大選勝出，在立委議席中也得到議會裏的過半議席（113席裏得到64席）。馬英九在這次選舉得到689萬張票，得票率51.6%，以80萬票數贏過民進黨的蔡英文。值得註意的是，比較上一屆的結果，馬英九失去了八十萬票的支持，馬英九在08年選舉得票765萬，得票率58%，較當時民進黨候選人高出221萬票，贏17%，而在立委議席中也失去了十七席，和上屆81席相比。這顯示了國民黨親商政策導致支持度下降。

馬英九以拼經濟之名為財團護航，而事實上其過往執政四年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臺灣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2010年GDP增長10%，臺灣人民反而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此時此刻面對的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對勞動者變本加厲的剝削，通貨膨脹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漲，唯獨勞動人民的工資不漲，去年臺灣平均月工資只有$34000，跟13年前的水平一樣！房價泡沫化令人民買不起一座房子，去年臺北市平均房價達2400萬。

國民黨與財團唇齒相依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但似乎群眾被馬英九及其商家支持者的「經濟恐嚇」嚇得不似人形，深怕一旦財團不再投資，人民的生計便岌岌可危。在國民黨的選舉工程期間，中小企業及大財團的代表已經陸續公開宣布支持馬英九，呼籲選民投票支持維護財團利潤的國民黨。其中包括億萬富翁鴻海集團郭臺銘、長榮集團張榮發、遠東集團徐旭東、「臺灣首富」宏達電王雪紅等。

公開支持馬英九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更為國民黨站臺，對臺灣民眾威脅說道：「假如選舉結果對未來引起任何變化或不明確性，所有人都得付出代價。」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更在選舉前兩日喊出「沒有九二共識，臺商穩死！」。財團代表也曾表示「沒有九二共識便不投資」，臺中市商會理事長林山下甚至說「憂心財團被打壓」，張榮發說「如果有人當選之後說沒有九二共識，臺灣的經濟會很淒慘。」

這些都分明是跟全臺灣的勞動人民作出威脅。郭臺銘更於選舉當天及前一天兩天包幾架飛機，讓派駐大陸員工回臺灣投票。他們再一次恐嚇人民，臺灣不寬容這些資本家，就沒有就業機會，人民便餓著肚子！

正如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選舉一樣，資產階級從未放棄過利用經濟危機來進行恐嚇的機會。而由於缺乏左翼替代性的政治選擇，勞動者為了生計似乎只有遵從資本家們的說教，「有資本家，才有工作」的神話得以大行其道。沒有群眾性的工人政黨，這樣的話術就無法打破，而人民只能是任資本家宰割的魚肉。

臺灣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國民黨執政期間，臺灣雖然經濟增長，但面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臺灣勞動人民的工資非但沒有半點增加，還下跌了2.5%！（2008-2011年9月臺灣平均薪資）臺灣全體受雇者薪資占GDP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51.71%，下降到2010年的44.55%。臺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跌至3萬4380元，收入跟13年前的水平一樣！

09年最窮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5.1萬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達382.2萬元，在這12年從32倍拉開到近75倍，不僅再一次創歷史新高，更遠高於08年的65倍（財稅數據中心統計）。

由於08年金融海嘯所造成的高失業率，政府為了在表面上減低失業率的數字，推出帶頭降低薪資的22k方案，使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價格頓時下降。而所謂培育優質人力，卻花錢請大學生作管理員、警衛等，似乎不需政府花大錢培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計劃只是減低了資本家的人事成本，對創造「真正的」工作機會毫無幫助。「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劃」透過政府補貼企業最多26,190元，參與計劃的大學畢業生在扣除自負的勞健保費用之後，只可以拿到22,000元左右的超低薪資（2009年9月26號，工商時報）。而對勞動大眾變本加厲的剝削也在新聞中經常看到，包括工程師、保全、醫生因工時過長而過勞死的情況是近年來愈見嚴重的。

而房價泡沫化也令到很多臺灣人民無法負擔擁有自己的家，臺北市的房價與年收入所得比動輒在14、15、16之間，傲視全球，房價完全與消費力脫鉤，也可謂一絕。去年臺北市平均房價2400萬，而全臺空屋，空屋率達到19.4%，換成戶數高達156萬戶。（自由時報，2011年10月26日）

去年的東部開發條例表面上聲稱促進發展，但實際上是容許發展商及土地開發商合法地用無法無天的手段任意將土地打造成任何幫其賺取利潤的模樣，條例中排除土地相關法規，將大量國公有土地快速釋出，毫不顧慮這對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將產生什麽樣的沖擊，只為使財團更方便地把本來屬於人民的土地變成幫自己賺錢的私有財產！包括將海岸變成私人地方，興建豪華飯店及設施，只準付得起錢來光顧消費的人才可享用。這已經引發東部原住民的抗議，反對財團進駐大家的土地，侵吞其獨特的自然特色及文化。

國民黨必定走向更右

因為馬英九沒有連任的壓力，在過往執政四年所作的種種惡行都被忍受，包括簽訂ECFA， 提出降低稅賦，通過《產創條例》為財團減免以千億為單位的租稅，以及助長大規模征收土地。這些一切都被群眾默默忍受的時候，國民黨定必更肆無忌憚提出更右翼，對勞動人民剝削更多的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我們可以預想目前所有的狀況不會有任何改變，臺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模式不可能倒退，紙上GDP會繼續成為資本家利潤的來源以及政客宣傳的工具，而臺灣的勞動人民將享受不到任何的勞動果實。土地征收條例的羞辱式修法被說成是土地正義，我們當然也可以預期未來會有更多更多的農民因為「原本精神就有問題」(前行政院長，下任副總統吳敦義語)在田地被破壞、征收之後走上絕路。我們可以預期未來核電廠絕對會繼續運作，否則將會「為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我們也可以想象未來四年的勞動條件將會垂直下降，現在已經形同虛設的勞動檢查，將來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一場資產階級獨贏的遊戲

民進黨在這屆選舉中失去了很多財團的支持，包括原來支持民進黨的長榮集團的張榮發跳槽到國民黨，所以民進黨的選舉經費也有明顯的下降。蔡英文當然利用二分法批評馬英九背後的都是財團，而站在她後面的是臺灣人民、勞工及農民。但事實是民進黨雖然利用民粹及接近社民主義的口號（例如公立大學過半、住宅政策）來掩蓋自己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但其支持FTA等等的清楚立場意味著不會動搖任何資本家的利益！民進黨未來發展的方向將值得我們關註，是為迎合資產階級和財團的需求而與國民黨比新自由主義，或是走所謂草根路線而利用社會民主主義口號和民粹主義成為資產階級反對黨。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次選舉中進一步看出所謂「 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虛偽性。從總統選舉開始，候選人就要提交嚴格規定的聯署名單（26萬人以上）和巨額保證金。而立委選舉中5%的立委黨派計票起點，更將缺乏資源的所有真正基層小黨派徹底排除在遊戲外。這次得以晉升為「立委關鍵少數的」臺聯黨（3席）和親民黨（3席），與其說是獨立小黨，不如說更像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黨外助理」。這進一步揭示了選舉成為了赤裸裸的拼資源的「金元選舉」。

再清楚不過的是，人民不需對兩黨存有任何的幻想，在非藍即綠的框架下，藍綠兩黨所服務的是財團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羅大眾的生計。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力量，建立代表勞動人民的群眾性工人政黨！

我們的要求：

反對藍綠政治，反對金錢選舉，建設群眾性工人政黨，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提高最低工資，調低最高工時，保障勞動群眾生活
廢除政府官員特權，與基層工人同薪同酬
民主公營化大企業、所有銀行，歸於公共民主擁有及管理
以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失業者代表及青年代表組成真正的民主政府

臺灣：《土地征收條例》強硬過關，及其所帶來的啟示

選前，臺灣主流媒體爭相報導壹蘋果傳媒邀請國民黨立委邱毅和前總統陳水扁之子陳致中的辯論，以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被指控涉入的「宇昌案」。然而就跟以往一樣，這些媒體關註的東西只是隨著選舉起舞的，無聊的兩黨惡鬥。鎂光燈以外，臺灣土地征收的惡法卻又更前進了一步。2011年12月13日，就在立法院一年的會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國會一如以往的進行「法案大清倉」，在立院占多數的國民黨黨團，匆忙趕工之際把土地征收條例的政院版修法案，徑付三讀。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委員們平常看不到的效率，復雜的法案以相當快的速度完成修法程序。在這過程當中，委員們不僅違背了先前送交公聽會討論的承諾，對人民的許多要求也沒有納入修法中。簡而言之，這次的修法只不過是黨團要在明年大選前作勢改革，而推動了幾條換湯不換藥的條文來作秀給人民看。國民黨團當然根本不想修法來刺激在背後支持它的財團大老們，然而選舉在即，總得做個假惺惺、看似進步的修法吧！並故意趁一堆同黨立委不在，先算好正反方人數，把整個過程搞得好像經歷了一場充份的「討論」，完全發揮國會的「效能」。但立委們都心照不宣的是，若通過民間版的草案將是他們政治生涯和金援上的一大危機，更不敢按照之前政府承諾的召開相關程序委員會審理和舉辦聽證會，二話不說徑付二讀，然後簡簡單單每個條文念一遍就三讀通過。同樣，在隔天看到馬英九總統大言不慚的說著：「土地五法通過，邁向社會正義大突破」這樣惡心至極的言論，也就令人不足為奇了。

現在我們就來逐一解釋，這次的修法到底哪些地方欺騙了人民：

市價估定爭議：

臺灣農村陣線等團體的民間版本中，待征收之不動產的價值的估定由較為客觀的民間估價師估定，然而最後行政院提出通過的版本卻是由地方政府上的地價評議委員會決定。這將造成球員兼裁判、強性買貨自行喊價的奇特狀況出現。政客和財團炒作地產不遺余力，若真按照市價收購將會大幅增加購地成本，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可笑的是，官方自我誇口的「市價征收」，都改為另由行政院訂定施行日期。換言之，行政院遲未訂定，這個條文過了也等於沒過。

另一點需要思考的是，臺灣不動產市場近年不當炒作與日俱增，最誇張的估計產值53%都是炒作出來的結果。因此，即便能夠得到與現值等價的補償，在這個房價地價標高的今日，幾乎可以確定日後難以真正買到和從前居住質量相當的住宅；真正施行完全市價補償也是一龐大而不必要的開銷。治本的方法還是有效壓低房市價格和打擊建商炒作，讓房子以它真正的價值賣出，這樣征收的補償價才能趨近於房地產的市價而不需勞民又傷財。

安置爭議：

既然是政府強製拆遷房子、征收土地，自然有義務安置這些無家可歸的人民。畢竟又不是居民自願賣給你的，現在發一筆連一間廁所也買不起的補償，難道是想要他們流浪街頭？然而即使修法過後，也只有中低收入戶者或調查有需求者才會給予相關安置計劃，那麽其他同處弱勢地位，只是沒有慘到中低收入戶的人呢？原本民間版本是無屋可住者就有安置計劃，十分明確，但通過的版本，所謂調查有需求者操作空間就很大了。因為公益關系必須犧牲少數人的財產權或許合理，但是自己的房子被拿走還不夠，之後還要人民得自己花錢、花時間，再去找另一個住處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聽證會爭議：基本上任何一種類型的征收案系關當地居民一生，都應審慎經過完整行政程序舉辦聽證會才對。然而最後通過的版本當中，只有以「重大建設」為理由征收的土地有爭議時，才需要舉辦聽證會。其它阿貓阿狗的普通建設就沒有甚麽專門的陳情和咨商的管道。把土地征收當成一般開罰單之類無關緊要的行政處分實在是一種輕視當地居民的態度。就算是重大建設召開聽證會，民間與專業代表也從民間版的2/3砍到剩下1/2。

必要性爭議：

這是這次修法當中最大的爭議。到底甚麽樣的公益重要到一定要強製征收私人土地才行？政府的回答是：「提出計劃書，依舊由中央審議。」公益必要性是土地征收議題的癥結點。基本上之前的國光石化或者新竹科學園區的征收案件都有此疑慮。可以說，如何評估是一大問題。修正草案第二條雖言「明定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征收前，必須就征收計劃個別情形評估其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但最後也只是列出一堆可以要求征收的事業；至於要如何界定是否必要合乎公益還是過於模糊。

由上述幾項例子可以發現，基本上修正過的土征條例缺漏依舊龐大，也因此對農民、農陣等民間團體來說無法接受，揚言繼續抗爭到底。而土地征收和一般非從事農業的市井小民的生活也息息相關，當然我們希望最好此生永不和它扯上關系，但從這幾年的眾多案例中可以看到，當征收通知寄來時，那是很突然，三十天內就得走路的事情。是以，關於土地征收的法案才會有那麽多的爭議。

在野黨的角色？

在土地征收條例修法後續流出的「同意修法案之立委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一色的國民黨立委，相較之下，民進黨立委們全部做出了不同意的決定。然而，這能夠證明民進黨團在此案中所扮演的「守護者」的角色嗎？不爭的事實確實擺在那邊：民進黨團對於可以囊括更多選票的老農津貼，所重視的手段比起反對土地征收條例的修法確實來得更多。即便立法院中國民黨的席位占了優勢，但卻放棄了一讀到二讀之間的仔細審查修正權，二讀時也放棄了技術性抵製的的手段，到了最後一次的表決中，才全體投下反對票（反正一定輸，沒有壓力），難道這是真心的對抗土征惡法嗎？另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初在新竹競選總部成立的晚會上也曾經說過「要讓新竹科學園區擴大、再擴大，要從桃園的南端一直到苗栗的銅鑼、竹南，規劃一個最適合高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科學園區的擴大不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再來更多的土地征收嗎？甚至臺灣科學園區的用地早已過剩。那麽民進黨團和蔡英文要怎麽實現「土地正義」的目標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對其抱持著保留態度的必要。

整個事件所帶來的啟示？

雖然在這幾年的土地征收案件上，以及這次立院場外的反對行動，農民都扮演了活躍的角色以及主要的受害者，但實際上，土地征收的爭議還讓我們看到了「政界與財團合作」的邪惡本質，從農村再生條例、土地征收條例，延伸到農村之外的產業創新條例、東臺灣的惡質土地開發、都市地區層出不窮的都更暴力，資本家與政府的結合是如此的昭然若見。並且透過這次的修法中，我們也必須看到「法律不過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遂行其意念的工具」這個事實，即使法律修飾得再怎麽華麗，國家和資本家本身都還是未必會去遵守，我們不是已經看到，在臺灣如此「進步」的勞動法令下，勞動群眾並沒有多大的受惠了嗎？我們不是已經看到，馬英九總統明明簽署了國際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經常還是有迫害人權的新聞（甚至是舊聞）血淋淋的上演了嗎？

人民必須體會到，和資本家、和政府談法律、談修法是玩不過他們的，當他們擺明了就是要「黑箱作業」、「官商勾結」時，人民又該拿他們怎麽辦？明明就知道敵人是跟你玩假的，兩邊一切的基礎都是不對等，那麽又該期待什麽？在修法的過程中，農陣提出了「長期擬定」的民間版修法，甚至就連內政部邀請的專家學者，都破天荒的提出了七十多條讓人感到一絲曙光的新版本，但最後行政院版本出爐後，只願在原法案中修改一半條文，其中還大多只是小幅度的文字更動。所謂的修法最後只變成了原案的小更動。

在土地征收條例三讀當天，即使透過攝影機看見國會內部情形，人民卻被隔絕在外，沒有參與機會，只能任由委員密室協商的結果宰割。在政府的眼中，所謂的土地征收並不是一個關系到農民生計、傳統、家園的法案，而是與其友好的資本家維持更親密關系的「禮物」，並以「協助國家發展」美其名之。

再一次我們看到臺灣所謂「民主政治」的拒民於外的真面目，再一次我們看到政客與資本家連手壓榨弱勢族群猙獰的嘴臉。然而人民卻不應該是沒有收獲的，在了解到和財團勾結的政府是不可能體恤農民之後、在見識到了國家及法律的本質後、在見識到了警察所代表的國家機器，是怎麽在抗爭場合一次又一次地粗魯對待沒有武器的人民之後，都更能幫助我們提升革命的決心與意誌，人民不應該處於被動的位置，甚至不應該期待任何體製內的修法能帶來太大的改變，在敵人如此龐大的狀況下，我們所唯一能做的便是團結人民的力量而已。而這是，也必須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土地征收爭議中，所帶給人民最好的啟示。

我們社會主義者也主張：

1) 立刻停止目前所有爭議征收案件！

2) 已被迫遷、拆除者給予合理(高於市價)補償！

3) 由當地居民組成土地委員會，民主決定土地的用途！

臺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臺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復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臺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蔔，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臺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臺灣經濟（除若幹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臺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臺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臺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臺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臺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臺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臺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臺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臺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臺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臺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臺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臺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臺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製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臺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誌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臺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臺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臺灣模式

臺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臺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製（準專製）政府積極壓製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製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製臺灣經濟，當時臺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臺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製臺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臺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臺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製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臺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臺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臺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製）、人為控製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製，人為壓低臺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製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臺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製機器壓榨臺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製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臺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臺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製、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臺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臺，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臺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臺電、中油、漢翔、臺糖及臺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臺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臺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製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的管製，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製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製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系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臺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製的臺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製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臺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臺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臺，都是采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註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臺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臺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臺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臺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臺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臺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臺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臺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復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臺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臺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臺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臺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臺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臺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臺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臺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系。中國不斷復製臺灣經驗，挾其低廉製造成本，可能跨越臺灣，讓臺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製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製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臺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臺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臺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臺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臺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經濟關系很難簡單地描述為臺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遊間的關系。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臺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臺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製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ＩＴ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臺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臺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臺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臺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臺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臺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臺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臺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臺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臺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製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壓製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臺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臺灣政府能出臺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製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臺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臺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臺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遊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臺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臺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臺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臺投資總和達到臺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臺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臺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遊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臺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製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臺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臺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臺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臺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臺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沖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沖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臺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臺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臺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系，而臺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沖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製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製。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復政府強製管製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系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臺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臺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臺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臺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臺灣資本家視為臺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臺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臺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製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臺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製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製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製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製統治。

臺灣：空降臺灣的美國牛肉與臺美自由貿易協議

才剛組完以財經為導向的新內閣，馬政府再度為了「拼經濟」向美國開門。二月一日馬英九總統接見了美國在臺協會（AIT） 理事主席薄瑞光，薄瑞光代表美方意見，表示希望臺灣能夠重視亞太區域以外的貿易關系，首先解決美牛進口問題，是使區域貿易自由化更進一步，以及重新開啟在2008年中斷的TIFA（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的關鍵。

不只是「瘦肉精」的問題

這次會面再次地拉高臺美之間的美牛爭議。 美國牛肉除了因為爆發狂牛病而成為禁止引進的肉品，背後還隱藏著大規模農牧業為了增加產量，用違反動物生理的方式縮短牛只上市時間，而衍生出更嚴重的問題。

根據一份報導「美國牛肉問題不只是瘦肉精」的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貿易外銷衰退，加上為降低成本大規模生產的玉米過剩，從那時開始，玉米變成美國餵養牛只的飼料的主原料，這使反芻動物本來就適應以草類纖維質為主食的生理結構造成了病態。玉米飼料再配合了瘦肉精、抗生素、蛋白質補料，強製治病，並改變了牛只的生理，除了使他們肉質比草食牛嫩，上市時間更縮短為十四到十六個月，比起草養牛所需的四到五年，經濟效益是大大增加。

所以不僅僅只是「瘦肉精」的問題，美國大規模飼牧業為求提高利潤，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求成本降低，使用玉米飼料餵養病態牛，整個生產鏈都出了問題。此外，一般俗稱的狂牛癥，之所以大規模出現與擴散，早已經被證明是因為在牛只的飼料中添加以牛羊屍體製成的肉骨粉，導致疫情擴散。資本家為了圖利，降低成本、增加產量、出售獲利才是他們的當務之急，產品質量自然是擺在後頭。當美牛強勢扣關進口之後，消費者只能被迫賠上健康。所以，才會有「瘦肉精」的美牛爭議焦點。

美牛背上的臺美關系

其實，這些年美牛引進與否的議題，與政府一直想增進跟美國之間自由貿易緊緊相扣。從2003年底美國被劃入狂牛病疫區，臺灣開始禁止美牛輸入，到2006年，臺灣才有條件開放三十月齡以下去骨而且去除危險部位的牛只進口。馬政府在2009年未經立法院，擅自與美國簽署《臺美牛肉議定書》，同意三十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牛絞肉及風險部位輸臺。這動作造成國內大規模民眾及立院反彈，立法院修法禁止美國牛絞肉和內臟進口，美國因此不滿，指責臺灣破壞誠信。加上2011年被驗出瘦肉精的美牛遭下架，都成了美國不願跟臺灣政府重啟TIFA談判的把柄。

這次馬政府剛完成連任，似乎是想急於找到解決辦法，主動承諾將處理美牛問題，並且動作連連。不僅在2月1日接見美方代表薄瑞光，而且外交部與衛生署也動作連連，經濟部與農委會也針對美牛跟薄瑞光進行非正式的討論，事後衛生署與農委會召開多次的專家會議（而受邀專家名單及是否預設立場也受到各界質疑）。博瑞光一貫將美牛進口議題與是否讓臺灣加入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以及重啟TIFA談判緊聯系在一起。

雖然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強調絕對沒有預設立場，卻在2月8日表示日本開放瘦肉精肉品進口，日本業者自律不用並跟瘦肉精肉品做區隔，臺灣為什麽不能跟日本一樣？ 2月6日行政院長陳沖「指點」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的「專業考慮，風險控管」八個字，其實早已經顯示出官方要開放美牛進口的立場。

而部分所謂專家學者，此前從未表態反對禁止瘦肉精，在美國壓力之下卻傾巢而出，一夕之間，瘦肉精就從飼料中的禁藥變成了人畜無害的「添加物」。更有甚者，農委會在2月10日召開跨部會會議，表示應該將美國使用的瘦肉精－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與瘦肉精分開，以後萊克多巴胺就不是瘦肉精，農委會這番白馬非馬的邏輯也引來知名毒物學專家林傑梁的駁斥，直言農委會會議的結論「不可思議」。

如帶有瘦肉精的美牛輸臺，將來勢必會被要求開放帶有瘦肉精的美豬肉，這不僅只是瘦肉精的使用在臺灣從禁止到雙重標準，消費者食品安全受到極大威脅的問題。

美帝工業化大規模飼養，使用瘦肉精低成本生產的所謂「優質牛肉」，將會霸道的搶占臺灣市場。我們將再一次看到大資本肆無忌憚的摧毀小資本，美國工業化的肉類生產摧毀本地小型的肉業生產。

臺灣政府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為了財團資本家爭取自由貿易，完全無視於大眾的食品安全及傳統產業的生計。再一次，我們看似可以用消費自由選擇市場上商品的去留，但其實我們沒有選擇，這個市場機製是完全掌握在資本和其代理人資產階級政府手上；小農生產看似被政府用另一個標準保護著，其實是被隔絕在市場之外甚至生存之外。

財團專有的自由貿易

其實整個美牛事件對於馬政府，美牛引進造成的問題從來不至關重要，而只是為了達成重開跟美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的條件 「解決美牛問題，穩固臺美關系，我們跟美國很多關系就可以推展下去。」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直接表示了觀點，也可以代表了馬政府的立場與意見。

美國也早就看準這一點，把美牛跟TIFA、TPP緊緊綁在一起；為何美國政府不想辦法使自己國家的肉商改變飼養方式，改善商品質量，消費者不買單，就用外交手段要求其他國家放寬標準強行叩關？

而美國政府所兜售的TPP跟TIFA，實際上只圖利了美國的財團、大型農企，而絕非美國的勞動人民。從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到裏斯本條約，再到臺美之間的TIFA，我們看到資產階級政府為了資本流動而用各種「自由經濟」手段來打擊工人階級。TIFA綁架美牛，顯然無利臺灣工人階級，而所謂的「自由貿易」將加速美國的產業外移，更嚴重的打擊了美國的工人階級。美國牛肉和TIFA議題所代表的絕對不是單純臺灣和美國之間的對立，而是臺美兩國勞動人民和大型農企、金融資本的對立。從拉美、非洲到亞洲，美國農業資本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能源乃至生物基因等多種生產要素血腥掠奪，對弱國市場攻城略地予取予奪。

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現代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美國政府當然汲汲營營為背後那些動輒市值上百億的農企財團捍衛市場。口口聲聲表示增進雙方自由貿易，實際上只是帝國主義綁架弱國市場，把過剩且質量低劣的產品強製傾銷到弱國市場。雖然這不是赤裸裸的軍事殖民，但又何來自由二字？

從歷史來看，美國農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一直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美國工業化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與輸出，從來不是單一的農業問題，也不是所謂利伯維爾場開放的問題，實質是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政府與金融資本的神聖聯盟強迫弱勢和後進經濟體大開國門開放市場，實質就是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而破壞自然與壓迫民眾。

光是美牛進口這件事的處理上，就可以看出所謂「以財經為導向」的內閣，以「拼經濟」為優先的馬政府再次違背民意，無視於百姓生計生存權益，就為了達成美帝霸道無理的條件。之後開啟TIFA、加入了TPP ，市場開放之後，得到自由的是掌控著市場的大財團，他們可以自由擴張海外市場；而在國內的傳統產業不僅受到擠壓，以小農經濟維持生計者被迫接受大國排山倒海進口商品的競爭 ，勞動人民不僅要面臨失業的問題，還要面臨瘦肉精、狂牛癥的威脅。自由貿易的這杯羹不僅我們分不到一點殘余，最後受害的還是只是為了能生存下去的平民老百姓。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主張：

全面停止美國牛肉進口！
反對政府密約和新自由主義市場政策，重大貿易議題經充分辯論後由公投決定！
拒絕只為資本家服務的各種世界性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包括TIFA和TPP等！

臺灣：超過5000人走上臺北街頭，反對核能發電

「我們一定要立刻停止核能發電…我們要求民主的公共管理與控製臺灣電力公司。」

工國委（CWI）臺灣支部成員之一，謝翔宇在遊行宣傳車上向遊行群眾演說。發起單位綠色行動聯盟估計有超過五千人參加這次遊行。工國委（CWI）臺灣支部也是50個參與組織遊行的團體之一。這次遊行也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發生的最大的災難一周年。其他國家如日本、法國、德國、瑞士、西班牙、比利時以及澳洲也在周年悼念這一天發起類似的反核遊行。

去年的3月11日，一場震央在海底、震級達9.0級的大地震為日本東北岸帶來大規模海嘯沖擊，造成了一萬九千人死亡和福島核能發電廠（Fukushima Daiichi ）的嚴重破壞。這是自1986年車諾比（Chernobyl）災難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核災難。一年之後，仍有34萬人住在庇護所中，其中超過16萬是從核電廠附近區域疏散而來的民眾。昨天日本參與反核抗爭的達數萬人，其中有約一萬六千人是來自距離福島（Fukushima）約60公裏的城市郡山（Koriyama）。

臺灣的「核四」醜聞

昨天在臺灣的反核抗議遊行主張「廢核」–廢除所有臺灣的核電廠.一些遊行的人帶著他們自己的黑白大頭照舉辦著「自己的喪禮」，象征核災帶來的後果；另外也有人帶著紙做綠色風磨象征幹凈能源。反核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被拿來儲存一部分核廢料的蘭嶼－臺灣原住民泰雅族的故鄉，當地人跟核能工廠的抗爭達三十年以上。僅僅只有45平方公裏的小島上，就有超過九萬桶的核廢料儲存在這裏。隨著無數的健康威脅，島民控訴臺灣電力公司一直以來掩蓋真相的行為。

這次的抗議民眾特別關註核四-位於貢寮的龍門核能發電廠，臺灣第四座預計在2016啟動的核能發電廠。這計劃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大量爭議。臺灣跟日本一樣處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屬於地震高風險區域。正在蓋發電廠的國有企業臺灣電力公司，已經多次拖延計劃，因次耗費了大量的預算。世界沒有真正安全的核能發電存在，但在龍門發電廠的建造中，臺電工程師混雜了美國跟日本的設計，引來了強烈的討論跟批評，有人稱它是個拼湊發電廠。

「這個做法是不和常理而且非常令人擔憂，」綠盟的發言人說。「這造成了非常多整合的問題，需要不斷無止盡地修復改正。」

在去年日本發生核災後不久，臺灣做了一個意見調查，58%的人希望廢除興建核四計劃。龍門發電廠距離有六百萬人的大都會臺北市中心只有40公裏。兩個現存的核電廠則距離更近。在福島，日本政府劃定距離受損的廠區半徑50公裏以內的區域為自願疏散區；20公裏以內則要強製疏散。如果類似的意外發生在臺灣任何一個核能發電廠，後果將不堪設想。
核能工業的反擊

既去年的災難之後，盡管許多國家明顯存在著對核能強列的反對聲浪，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跟印度等。有高利潤和受政府保護的核能工業將再次聚集世界各地的推進勢力。 法國核電巨頭法國電力公司的執行長文森特•德•裏瓦茲（Vincent de Rivaz）說：「火車並沒有出軌。盡管火車的進展可能已經放緩，但仍然在軌道上。」

世界核能協會報告，全球目前有60個核反應堆正在建造中，超過163已訂訂單或計劃中。這些數字跟福島事件發生前一個月，2011年2月的報導的情況：62反應爐在建造中，156在訂單中或計劃中比較起來沒有差多少。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說：「這些數字揭穿，核電工業在福島核電廠危機後停止在其軌道上的看法。」

日本引起福島縣災難的企業，在這一波新的全球核能反擊行動占了主導的角色。 「盡管在日本有對建造核電廠的嚴重反彈，但全球對核能的需求並沒有下降，」三菱重工業的大宮英明宣稱日本三個建造核電廠的企業仍正汲汲營營得運作著：「東芝公司目標在2015年之前賣出超過25個核電廠;日立目標到2030年，要銷售38個新的核電廠。而三菱公司稱其在2025年達到一年賣掉兩個核電廠的銷售量的目標只會受到些微的延遲。」（《華爾街日報》2012年3月11）

盡管在日本及一些其他經濟體系先進的已發展國家，如德國和瑞士，漸漸有遠離核能的轉變，但這轉變並沒有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系。尤其是在中國，已經計劃建立超過100個核反應堆，而且到2020年將成為世界領先的核能發電國家。福島核災效應已被證明只是暫時的。在這一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年度「議會」），核能工業的領導人對媒體表示，前一年強製推行的禁止建設新的核電廠的規定，將很快被解除。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的「未來核電的成長，很大一部分將取決於北京。」

中國的核能麻煩

盡管中國境內對核電安全和環境問題上的反對日漸上升。批評者，包括黨國內部的學者都戲稱政府的計劃「核能大躍進」。在去年11月，甚至在安徽省的一個地方政府（彭澤縣），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請求停止（臨省江西省）建造新的核能發電廠。

他們警告說，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和對這樣迅速擴張的核工業的國家監管準則。有鑒於惡劣得令人震驚的工業建設和煤炭開采安全記錄，以及中國政府對所有事項的保密，人民的擔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談到核廢料，其中一些對人致命的核廢料危害會持續25萬年。去年七月奪走40條人命的溫州動車事故，也是一個警告。如同核能工業，這涉及昂貴的〝號稱最先進〞技術、頗具聲望的「樣板工程「。核能工業和高速鐵路都仰賴著國家對於引進的先進技術的運用。

中國和亞洲正逐漸成為未來反核抗爭的前線。越南、孟加拉國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有發展核能工業的計劃。除了中國的大型核能擴展計劃，韓國、印度、臺灣和巴基斯坦都有在建設中的核電廠。在福島核災的創傷直接沖擊之下，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慢下腳步面對核發展的後果，並宣布較慢且更安全謹慎的做法。但現今核發展的勢力正再度攀升中。

即使是產業內部人士，都對世界上這個新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質疑。 「對於把核反應堆出口到第三世界，如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我覺得非常擔憂。」擔任臺灣原子能委員會核規部主任的陳易彬告訴《華爾街日報》， 「我總是對日本人民說，把你們日本的反應爐出口到越南是不道德的 – 他們根本連操作的基礎設施都沒有。」

魯莽的新自由資本主義

過了一年，福島災難仍給日本蒙上一道很深的陰影。政府的反應總的來說，太少且為時已晚。從一開始，獨立的專家批評政府設定20公裏的疏散區是不夠充分的措施。美國核能專家阿尼-岡德森（Arnie Gundersen）是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在地震和海嘯發生後的幾天之內飛到日本，他說，當他現身CNN跟大家說福島核災是跟車諾比災難一樣的7級災難，日本政府發言人還持續稱這是只有5級。日本政府才在後來被迫升級為7級。

「最直接的後果是，忽略這一個嚴重性等同車諾比事件的事實使他們置很多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並且只有時間會告訴我們確切影響的人數會是多少，」岡德森告訴CTV新聞（2012年3月11日）。 「在未來20年內，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有一百萬人罹患癌癥，但他們會有一個潛伏期，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發現。

更令人震驚的是擁有福島核電站的亞洲最大私有化的能源公司，東京電力公司的角色 。最初，該公司希望拯救其「投資，因而拖延了將海水引入核電站的時機，從而加劇了災難。後來，東京電力公司高管想使所有在工廠的應急工作人員撤離，對東京地區的疏散來說是必要的行為。 「控製」福島事故發展的鬥爭很大程度上由（該公司的外包就業結構下的）分包的臨時工完成的。這些福島的英雄中大多數並不享有公司的養老金或醫療保險。

前首相菅直人在稍後宣布遏製核能工業的措施，停止14個新的反應堆的計劃。但他的接任者，野田佳彥，屈服於核能資本家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掉頭改變政策。彭博新聞社（Bloomberg）住在東京的記者皮瑟克（William Pesek），指責野田的掩避事實，並問說為什麽沒有人去坐牢？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全民一起「分擔痛苦」。

社會主義替代的需求
反對核電的鬥爭是更大範圍的保護環境和防止利潤製度破壞我們世界的鬥爭的一部分。核電曾經被譽為「潔凈」的石化替代能源，但這當然不是，「處置」毒性極高的核廢料的問題已經證實一切。福島縣的災難，以及全球核能工業持續盲目的擴張，顯示能源產業不能置於資本主義的控製之下。

國有營運的臺灣電力公司的例子顯示，遵循資本主義路線國營事業只會再現私有企業管理不善和環境破壞的問題，利潤總是擺在人民安全前面。這些國有企業應當撤出股票市場，置於民主控製之下，並由其員工，消費者和廣大的工人階級共同管理。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能源政策，將重心轉移到幹凈的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這只能在真正的公有製、對大企業的控製和一個民主的生產計劃下才能夠達成。

臺灣：寫在311反核大遊行之後

遊行概況

2012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一周年，由臺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要發起，串聯臺北、臺中與高雄的大型遊行與祈福晚會，大聲了喊出「告別核電!核電歸零!」的口號，希望臺灣人民重新思考零核電的可能。在臺北有五千多群眾參與，在臺中和高雄各有千余群眾參與。

臺北場次在龍山寺集合，經西門町、臺北車站館前路至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主會場，遊行隊伍中除了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等環保團體參與之外，像是主婦聯盟、臺灣人權促進會、國際勞工協會、人民民主陣線、綠黨與輔大黑水溝社等非政府組織、社運團體、政黨與大學異議社團也一同加入行列，而令人註目的是，飽受核廢料恐懼壓迫的達悟人也穿著傳統服飾遠赴首都臺北表達對核廢殘害他們家園三十年的憤怒。

核電在臺灣

a. 險惡先天環境

身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地帶的臺灣島，本身即是在兩大板塊長期互相擠壓下形成的蕞爾小島，頻繁的斷層活動不時輕輕顫動著土地，而長期蓄積能量有時則突然一瞬錯位撼動整個島嶼，造成許多建築崩塌人們傷亡，在這樣的先天地理構造上，三座核能電廠分別坐落在北臺灣的石門、金山與南臺灣的墾丁等海岸線旁，興建中的第四核能電廠則坐落在臺北貢寮，其中石門、金山廠分別距離臺北市僅28、22公裏之譜，若以去年福島核災30公裏疏散範圍來看，如果北臺灣發生地震或海嘯而遭致核災的話，作為首都的臺北市將受到無法想像的巨大災害沖擊，南北縱長僅約四百公裏的小島也將籠罩在輻射陰影之下。

b. 隨石油危機而來的核能電廠

臺灣經濟早期以農業生產為主，後在國民政府經濟政策之下，從早期1960年代的加工出口區輕工業，19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後發展鋼鐵、石化等重工業，到1980年代催生高科技產業聚落科學園區的大肆興建，產業結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裏逐漸由高耗能工業主宰，對於能源的渴求連帶越來越高，而電力來源漸從早期水力發電為主轉至以火力發電為主。然而，臺灣本身缺乏能源礦產，必須仰賴從國外進口發電燃料，在這樣的處境下，1970年代因中東戰爭動蕩導致的石油危機時，國民政府為了確保產業能獲得穩定的能源供給與未來發展，臺灣第一座核能電廠於是在1970年被列為政府十大建設之一。臺灣首座核能電廠的蒸氣系統采用美國奇異公司（GE）所承造的沸水式反應爐架構，汽輪發電機由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承造，裝置容量1272百萬瓦，後於1979年正式商業運轉。

後來興建的核能電廠二、三兩廠則並入1980年代的十二大建設計畫之中，其中核二廠采用奇異公司沸水式反應爐、西屋公司的汽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1970百萬瓦，1981年開始商轉，核三廠則為西屋公司輕水型壓水式反應爐、奇異公司汽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1902百萬瓦，1984年開始商轉。

三座核能電廠的主要機組都是美國奇異公司與西屋公司販售。這並非是巧合，而是必須放在二戰後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的東亞防線下來理解，早期美援鞏固了臺灣作為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與中國共產黨史達林主義勢力敵對的模範生的地位，而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則是美國核能產業資本植入臺灣的絕佳機會。

c. 昂貴的核四拼裝車

而位於臺北龍門的第四核能電廠，在1980年便已提案，反應爐為美國奇異公司的進步型沸水式，汽輪發電機組則由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HI)）製造，然而經1986年烏克蘭發生車諾比（Chernobyl）事件後暫緩，1992年預算結凍，1999年正式動工，2000年民進黨政府宣布停建，隔年在立院反對壓力復工，至今仍在興建中。最近，臺電再提追加預算563億元新臺幣，如果追加成功，將是第四次最追加預算，累計興建經費將達3300億元新臺幣，以所規劃裝置容量270萬瓩計算，每瓩建造成本高達4000美元。

去年七月底，原能會召開的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會上，曾參與國內外許多核電廠計畫的核安委員林宗堯發表了〈核四論〉，詳細指出核四興建過程的諸多結構性問題， 從臺電擅自變更設計；工序紊亂，設備過早到廠而至臺風嚴重泡水；原先的統包規劃改成分包給數十個不同包商承做，導致諸多設備介面高度復雜化；包商施工品質低下；到試運轉程式由毫無經驗的人員與主管計畫擬定…等，負責監督核能建廠安全的原能會更對臺電強硬指出核四可以停工了。

d. 便宜工業電價與雨露均沾的民生電價

臺電說，核四如果停建，加上使用年限將到期的其他三座核能電廠一旦退役，電價將從每度2.62元新臺幣飆漲至每度4元新臺幣，然而，正如前所述，臺灣電力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是以確保穩定供給產業用電為主要目的，電價必然以支持產業發展為目的設定標準，因而我們要問的問題並非單純在電價上面打轉，而是必須就產業用電本身的需求結構及其與民生用電兩者之間的電價差異兩點提問。

據臺電網站公布的2010年世界34國電價比較表，臺灣民生電價為每度2.7606元新臺幣，工業電價為每度2.3649元新臺幣。自1983年至2005年電價並無調漲，直到2006年和2008年因發電燃料價格上漲才分別調漲5.8%與25.2%， 民生與工業電價排名分別為第二及第四低，在這能源幾乎完全仰賴進口的海島國家，能有如​​此便宜的電價著實不可思議，表面上看來政府似乎為減輕人民生活負擔而自行吸收國際燃料市場波動所增加的發電成本，然而，再仔細看看各國的民生電價和工業電價，我們會發現工業電價普遍較民生電價便宜許多，而這不外乎是各國為使自身工業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能負擔較低用電成本以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優勢競爭的結果，而長期以出口導向的臺灣產業政策必然需要有持續而穩定的廉價能源供給，在這樣的脈絡下，民生電價勢必不能太貴因而雨露均沾。

然而實際上，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之下，臺電年年虧損百億，而擁資本額3300億元的臺電，截至2011年底累計虧損已達1179億元。近日，經濟部長施顏祥在立法院委員會表示，因近年發電用的燃煤、天然氣等燃料價格飆漲，發電成本不斷上漲。如果臺電持續虧損的話，預計到五、六月，虧損金額將達臺電資本額的一半，如果不適當反映發電成本的話，明年將面臨破產的威脅。就在作者撰稿的當天，政府拍板定案電價將於五月及十月分兩階段調漲，民生用電分漲7.2%，加上工業用電，平均漲幅達20%到25%。據統計，工業用電占總體用電量53%，民生用電不過18%，而臺電之所以年年虧損正是因為長期補貼工業所招致的惡果，一來臺電作為國營產業將全體納稅人的錢倒貼私有資本企業；二來政府的產業政策錯誤地促進了低產值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使得產業的能源需求不斷的上升。

因此，廢核電電價就會上漲本身是個假議題，真議題是資產階級政府不斷盜走人民的財富以補貼追求利潤的產業的電價政策，必須同時指出這問題才能不被臺電恐嚇，廢核訴求才能深刻。

e. 蘭嶼的黃色桶子與階級壓迫

標榜潔凈低碳發電的核能電廠一直是各國政府夢寐以求的發電方式，特別在近年來大眾對全球暖化議題與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現象的高度關註之下，政府更在推動上獲得一定助力，然而，核電神話其中始終模糊的一部份是，那些與核廢料生活一輩子的人們在物理與心理上承受了多大的威脅恐懼，而在臺灣被人們遺忘的一群則是與核廢料比鄰生活已三十年的蘭嶼達悟人們。

今年2月20日蘭嶼人第四度發起了「驅逐惡靈」行動，遊行聚集在核廢料儲存廠前，要求政府實現立即遷出核廢料的承諾及提出永不續租土地的訴求。從1982年第一批核廢料登陸蘭嶼至今已30年，1989年第一次「驅除惡靈」，1995年「一人一石」阻擋由臺灣出發、運輸核廢料桶的「電光一號」，到1996年成功封港，此後蘭嶼核廢料貯存場不再運入核廢料，而臺灣三座核能發電廠自身代謝出的廢物也就只能暫放在各自的廠區內。

人口僅三千人左右，族群以達悟族為主的蘭嶼，早期作為監禁本島重刑犯的「蘭嶼農場」，而後則成為放置本島核廢料的貯存場地，一直以來都被島上的政府視為化外之地，島上不要的東西就往這裏丟。如同島上的山地原住民們所遭遇的情況，經濟文化與島上迥異的達悟人飽受現代化浪潮沖擊，年輕人離鄉遠赴島上都市工作，族群的傳統文化與價值不斷流失，必須指出的是，這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手段是從對達悟人的民族壓迫漸趨融合經濟層面上的階級壓迫，核廢貯存廠則是這雙重壓迫的具體表現之一。

值得關註的是，曾被臺電列為核廢料最終貯存場址的八個候選場址之中就有五個在原鄉，背後緣由跟普遍缺乏就業機會的原鄉，必然在政府為取得核廢料最終貯存場所設置的鉅額回饋金利誘之下被有效分化，進而在公投上表達支持有關。再次地，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施加在經濟弱勢的原民身上。

奪回人民的能源掌控權

在這次311反核大遊行之中，許多關註不同議題的團體都到場聲援表達拒絕核電的態度，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臺灣支部也參與了這次遊行。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指出興建核能電廠本身與核電財團利益的緊密聯系、電力發展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核廢料的安置與資產階級政府的階級壓迫本質。環保運動必須連結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必須依賴群眾性的自下而上的行動，才可能深刻而實際；只有當人民奪回對能源、經濟和社會的掌控權， 資本主義對於環境的壓迫才能消除。

社會主義者的訴求：

1) 立即停建核四，中止所有核能發電

2) 反對政府補貼財團電價，民眾選舉委員會決定電力政策和定價，工人民主公共管理電力公司

3）發展再生能源和環境友善的民主計劃經濟

臺灣：金山山腳的未爆彈

2011年3月11日（周五）下午兩點四十六分，我和其他臺灣大部分的中小學生一樣，靜靜地坐在教室內上著下午第二節課，渾然不覺北方二千多公裏外的另一個國家正遭遇一場驚天動地的恐怖災禍。半小時後的社團課，同學陸陸續續透過手機從網路上得知這場日後被稱為三一一東北地震的災禍消息，然而對於整件事情的嚴重性似乎尚未有人知情。那時，大家最擔心的是，這場地震產生的海嘯，會影響到我們臺灣嗎？又過了一小時，當新聞報出抵達臺灣的浪潮不過十來公分時，大家（尤其是家住基隆、東北沿海者）都松了一口氣。

日本福島核事故震驚世界

但是，日本東海岸海嘯導致超過十公尺以上的滔天巨浪，日本東北部沿海地區遭到毀滅性破壞，數萬人死亡與失蹤。海嘯已經退去，但災難並未結束。人們開始發現另一場貽害更甚更久的禍端正在醞釀著。由於地震還有之後的海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六個機組中有四個發生了冷卻系統失靈的危機，其中三個地震時尚在運作；接下來的四天中為了冷卻而灌入反應爐和用過核燃料池的海水，不可避免地產生過量氫氣而使得一至四號機組反應爐建築物爆炸，三號四號的用過核燃料池也發生了超過臨界狀態（放射物質持續外泄）的危機。

所幸這場核災最後並沒有演變成車諾比那般嚴重的大規模放射物質外泄和輻射塵四逸的狀況，這得感謝當時的季風尚不明顯。但是這次事件所造成對核電安全的疑慮卻是無法再掩蓋了。福島第一核電廠的設計原可抗規模7.0級地震，蓋在海濱其中一個考量便是萬一地震來臨冷卻系統故障還有海水可以使用；但在一場矩震級規模9.0的大地震外加15公尺高的海嘯幾乎同時席卷而來，同時把冷卻系統震壞又把備用發電系統淹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內成為自車諾比（ChernobylNuclearPowerPlant）核爆之後人類最恐慌的一段時刻，國際原子能總署更將此事件列為核能事件分級表中最嚴重的第七級（和車諾比事件同等嚴重），全世界的人們忐忑不安地觀望日本的東電公司和政府要如何解決這場危機。而日本官方直到2011年12月，才宣布事故處理第二期工作結束，而以後至少還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完成清除汙染的任務。

反核之歷史緣由與影響

日本等許多發展核電的國家長期刻意回避向民眾告知這些可能風險的義務而只專註在宣傳核電的好處。這種作為在這一大型災難發生之後，使得人民終於發怒了。僅德國一國就在3月到4月連續發生4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共有24萬人走上街頭抗議核能政策。由於民眾反核壓力，德國綠黨在各地民意代表選舉得票率大幅增長並宣布關閉7座1980年以前建造的核電廠。義大利公投以94％壓倒性的反對力量封殺了重啟核電發電提案，瑞士宣布將在2034年關閉所有核電廠。歐洲聯盟對總共143座核子反應爐進行壓力測試。世界各地人民反核示威風起雲湧，亞洲諸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香港、馬來西亞都發發生反核遊行與抗議，臺灣也不落人後，各種環保團體持續為最終全面廢核而作奮鬥。臺灣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也參加了臺北去年430反核大遊行。

反核運動並非在福島核災之後才開始。早在1945年廣島和長崎遭受美軍投放原子彈之後，核能的應用就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議題。不過當時二戰「邪惡軸心國」思維未歇，戰勝國如中國、美國、西歐境內民間輿論並沒有太多回響。邱吉爾甚至說，日後那些質疑美軍使用原子彈提早結束戰爭的人們都忘了先輩的浴血奮戰；若他們還記得就不應責怪美軍雲雲。

隨著冷戰後核武競賽和核威懾，將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邊緣，公眾開始日益關註核問題。反核武的浪潮隨著核能發電廠事故頻傳，也漸漸把議題焦點放到根本廢核的訴求上。 1979年發生於美國本土的三哩島核泄事故雖然沒造成傷亡，然而整件事情卻顯示即使在人員毫無疏失的情況之下，依舊有核災發生的可能。這可說是公眾對核電看法的一次轉折；總共有超過二十萬人該年在紐約集會要求加強核電安全。當1986年烏克蘭車諾比核災發生之後，世界各國政府基於成本和公關壓力逐步減少核電廠建設案和核電使用率。但是，在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目標和影響下，資產階級政府仍然故態復萌繼續推動核工業的發展。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公眾對核電安全的信心全然喪失，才再度進入目前這一波全球性的廢核浪潮。

臺灣核電謊言與核四廠

雖然民眾數十年來抗議不斷，但是世界各地有許多國家政府與臺灣一樣，不願意真正放棄核電或者具體承諾逐步放棄的時程表。不論是資本家還是資產階級政府，都會用最恐怖的語氣警告大家，若是沒有了核電，臺灣將面臨怎樣的跳電危機和黯淡無光的前景。政府和臺電像個廉價商品推銷員般不斷告訴我們，核電是目前所有已知使用能源當中最廉價的一種，也是運轉效率最高的一種，刻意塑造出核能發電是兼顧兩者的民族救星。

首先，是所謂的跳電危機。臺電跟我玩模擬城市的公共事業顧問一樣，常常用電量還不到發電量的九成就會叫嚷沒電。 2010年臺灣地區電力的備用容量率（最高可發電量扣除當年最高用電量剩余占最高可發電量的比率）是24.3％，而核電占臺灣地區的發電量額也才11％吧，即使馬上停掉正在使用的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三，我們也還有10％以上的備用容量率。即使跟世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這樣也還算安全範圍，真不知道臺電窮喊跳電幹嘛。

其次，政府或許常常跟我們說要節能減碳、隨手關燈，那他們自己苦心栽培的重工業又是怎樣的表現呢？臺灣地區工業用電占總用電量50％以上，其中又有一半被鋼鐵、石化等高耗能產業吃掉。為了培養這些高汙染工業，政府除了對給予他們減稅優待以外，電價也是超低補貼（臺電網站電價表怎麽只列了民生用和營業用電價？是怕引起民怨嗎？），還比臺電發電成本要低。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說法，2007年到2010年三年形同全民補貼他們1500億元。這些產業吃了那麽多電，也只生產了不到十趴的GDP，還不都是因為他們的部分公營或者大資本家掌控的性質才得以得寸進尺；所以啰，想要減少我們的電力使用？工業用電最需要被檢討！

再次，所謂核電最便宜純屬可笑說詞。我們承認，當一座現成的核能發電廠用唾手可得的鈾料進行絕對安全的運轉而剩下的核廢料就地解決，這樣一算下來核電每度發電成本的確只有0.66元，但這個假設有一個先天性的謬誤。第一，核能發電廠不是「現成的」，臺灣的核電廠從建廠到所有反應爐完全運轉，至少需要七年的時間，而一座火力發電廠大概只需要三年；其中建造核電廠所需技術和風險評估絕對比一座傳統火力發電廠還高許多。再者，假設我們的核電廠好不容易蓋完了，核電所需的鈾料也絕非「唾手可得」；鈾本身就是一種稀有的金屬元素，開采之後還不能直接使用，臺灣目前的核電技術還必須將原鈾中大部分的鈾-238去除，提煉出只占原鈾中0.7％的鈾-235來使用。這樣的過程臺灣每年就會排放120萬公噸的溫室氣體及各種汙染物質，損失944萬立方公尺的純水（別以為核電廠都蓋在海邊就可以使用海水）、金屬礦物額外開采成本920萬美元以及化石燃料成本44億美元。運轉過程不能出現絲毫錯誤，成本十分高昂，而且核電廠運轉過程中所產生的核廢料的處置也所費不貲，運送儲存都是一筆開銷。林林總總加起來，核能發電成本其實已經達到2元/度。

而且，核電廠本身會造成立即性和永久性的汙染。一座核電廠能運作的年齡大約三十年，當然我們用最佳的情況來看，大概也只能延長到五十年左右的壽命。在這段期間即使沒有任何事故，為了冷卻所進行的處理方式也將對附近海域造成嚴重的熱汙染——看看墾丁那些白化的珊瑚！所謂發電效率較高，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核能最後被有效轉換成電能，剩下的全部變成熱能汙染鄰近區域。而五十年停止運轉過後，原本設置核電廠的位址也不能再被利用，必須等至少再三百年才能回復到未設廠前的放射劑量，而核廢料所需儲存的時間也大致相似。核能發電所能帶來的好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者「低成本」廉價能源，這些都可以在各種再生能源、汽電共生和提升能源效率的方案中做到。核能看似成本低廉，實際上那只是刻意忽略了這些環境代價所得出的宣傳數據罷了。

多年來臺灣核四廠能否停建一直個未定數，自1999年3月17日正式動工後其也依舊在沸沸揚揚的爭論當中持續興建。核四的反應爐形式為美國奇異公司（GE）所設計，福島第一核電廠使用的沸水式反應爐「Mark 1」也是奇異（GE）的產品。但是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的2011年6月13日，立法院審查100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預算案時國民黨多數黨團依舊否決停建核四，以及核電廠不得延役的提案，通過了核四的140億追加預算。按照這個行程表發展下去，核四大約可以在2015年以前完成商業運轉。事實上十數年來，民間反對興建核四的呼聲不斷，但因為核電開發涉及眾多國際和臺灣資本家的利益，所以未能得以停工。特別是，作為主要設計和供應商，美國奇異公司（GE）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而得以向臺灣歷屆政府施加壓力，罔顧民意而推動核四建設。

反對資本主義與環境持續發展

核電開發其實就反映了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們不惜犧牲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而追逐利潤，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繼續著禍及子孫的勾當。電力的生產剩余是各種資本主義工業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他們可以持續取得充足廉價的能源以完成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鏈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製度是過度生產與有限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製度為了延遲這一矛盾帶來的危機，用過度消費的方式進一步扭曲真實的生產與消費關系，而使矛盾進一步擴大。
而能源做為整個生產過程的原動力，無序的過度生產與消費也就意味著無序地濫用能源。資本家為了賺取利潤的最快方式，是不會在乎這些產品的消費是否必須，或者是否存在真實消費；生產過程中造成的外部成本是否值得。這就是造成今天地球環境惡化與資源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利潤為驅動的資本主義製度是沒有興趣真正促進對環境友善的技術。但是全球範圍內群眾的環保意識正在日益上升，僅以受到嚴密專製控製的中國大陸為例，每年有超過1萬起關於環境議題的抗議活動。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有超過10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群眾參與抗議示威。

就像資本家與政府經常宣傳的核電技術是幹凈清潔能源，用於取代傳統的火力發電。事實上，正如上文所述的核電開放是絕不可能是真正能環保的技術，而且由於其對資金、技術和原材料（鈾）的需求與控製，也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只可能有極少數財力雄厚的大資本集團和資產階級政府才能操作。而且在技術上，核能發電也無從取代傳統發電，因為地球上已探明的鈾礦儲量根本不足以替代今天所有的傳統發電產業，而且每年的市場供需存在嚴重缺口。強調核能發電，事實上資本家避免在其他真正幹凈清潔可持續發展的新能源上進行投入，從而將繼續維持大資本們對於能源生產與技術的壟斷。

而與此同時，普通消費者中或許有一股新的道德觀浮現，這種道德觀和他們習慣的浪費和奢侈互相沖突。為了解決這種沖突，聰明的資本家發明了一種新的名詞：「綠色消費」，讓群眾得到一種平衡兩種道德觀的幻覺。綠色產品或許真的對環境沖擊比一般的產品較小，卻無法磨滅任何一種生產過程都是對既有環境沖擊的事實，也不代表綠色產品不能被大量消費的資本主義文化所操控。只有在環保議題影響其公關形象，間接造成產品販賣的阻力時，他們才會裝模作樣地做「綠色產業」的樣子。

但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從來不可能是綠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絕對不可能為了某種至高無上的「永續發展」概念而限製自己的發展。這個市場的邏輯就是誰累積的資本效率最高誰最能生存。任何結合資本主義的環保運動都註定是失敗的，因為資本主義文化的本質就是要我們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累積資本。資本的累積就是剩余價值的累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不可以在環境保護和尋找清潔可替代能源的議題上，依賴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和資本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那些不願意反對資本主義和強調通過市場手段進行調節的環保團體和政黨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背叛運動。德國綠黨在1998年首次進入聯邦政府時，他們就與一些商業公司達​​成所謂的「核妥協」，即在核電戰略上實施長期漸進式的「退出站略」，也就是說德國綠黨為了獲取政治權力，而放​​棄了基本的反核原則。

三月十一日，是日本東北地震滿一周年的紀念日。這一天，臺灣的環保團體將聚集凱道，為群眾堅定的反核立場發出怒吼。我們除了認同他們的重要訴求並與以支持以外，更呼籲人們看清事實：沒有資本主義，才有永續發展。絕不可信賴大資本會將社會安全置於利潤之上。因此需要將所有能源工業國有化，置於普通勞動人民的民主控製下。擺脫對於傳統火力發電行業和核電的依賴，而發展真正可持續的清潔的能源，諸如太陽能、風能和潮汐等。同時，需要家裏一個真正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政府以發展出一個滿足多數人的需求的能源綱領和計畫生產方式。

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啊，你們應該為自己而生產，不要再被資本家控製付出不需付出的勞動力！

全世界的受薪階級啊，你們應該為自己的真正需要而消費，不要再被資本家綁架，用自己的價值換取資本家想要你換取的產品！

只有這樣，才得以實現真正的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臺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籌備會前往勞委會抗議

4月27日（星期五）早上十點，臺灣基層護理工會籌備會以及工傷協會、團結工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等聲援團體、護理人員、家屬和聲援民眾等聚集在勞委會大門口，發起抗議以及遞陳情書的請願行動。

這次行動針對其實已經存在多年，但在這半年才被爆出的護理人員惡劣的工作待遇。包括：醫院為節省人力，導致人力嚴重不足，剩下的護理人員承擔了混亂且不正常的班表。新進人力流動率大，資深護理人員同時要兼顧照顧病人、帶新進員工、大小醫護行政事務；受責任製不當約束使護士們長期超時、超量工作，導致他們身心無法負荷，需要藥物維持工作時的身體運作，甚至走上自殺一途。這些醫院不僅無視於自己員工超負荷的處境，也無視於連帶對醫療質量的影響，只為了得到經費，對高標準評鑒虛應故事，加給護理人員更重的負擔。

現場約五十位群眾，舉著牌子，拿著布條，聲援團體包括團結工聯、工傷協會、 TIWA、日日春、還有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部拿著我們的旗子，重複呼喊口號「我要命、我要假、不要錢」。十點半，參與訴願行動的開始演出醫院強迫護理人員接受畸形班表的行動劇。之後，陸陸續續有護理人員以及團體代表出來表達訴求。經過一陣呼口號以及喊話，十一點左右勞委會派了代表出來接受基層護理工會籌備會代表的陳情書，並邀請訴願民眾進去參與勞委會開會。

這次抗議行動，提出的陳情書其中有一項被不斷提出來強調－廢除勞基法84條之一的責任製。法律的改良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認為這一切不僅僅只是在法律上將責任製廢除了就可以解決，主管機關從未落實對醫院以及其他產業的勞動檢查，今天的狀況完全是長期放任的結果。整個醫療體系的資源都被貪圖暴利的財團、以及掛勾的官員壟斷，所有的利益都分配不到下面的員工，以及改善醫療品質。下面的員工拼命工作，卻只是在幫上面的資產階級賺取利益，自己卻連休假的權利都沒有。不僅只是護理人員，很多產業的勞動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勞動者應該一起站出來！反抗資產階級的壓榨，不當得利！

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

組織基層的、戰鬥的工會！
消滅目前的畸形班表與超時工作，全面落實勞基法！
大型醫院收歸國有，由醫院勞動者工會和一般民眾民主組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

臺灣：「五一」——勞動者怒吼抗爭的日子

艷陽高照的晴日下，臺北凱達格蘭大道傳來要求社會正義的吶喊。五一勞動節這一天，臺灣勞動者聚集在一起，要為過去一年來不見改善，甚至日益惡化的勞動環境而抗爭。

「崩世代」運動會

上午，由臺灣勞工陣線、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公平稅改聯盟等團體，發起了「崩世代」運動會，藉各項競賽項目以諷刺稅製不公、教育商品化、青年貧窮化等問題，表達出對國家未來的憂心與憤怒。

其中，除了延續去年就提過的主張，例如房價飆高導致人民無力負擔、勞動彈性化導致的派遣泛濫，今年更特別凸顯了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因為不論是醫師或護士，都面臨工作過勞的處境，因此也特別呼籲政府不要以責任製為由，將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性命當作玩笑看待。

現場也有不少學生參加這次的「運動會」，在學貸賽跑、房價舉重等項目使盡力氣仍覆沒一地，表現出畢業後必須面臨的苦境。最後，群眾在路上設置的大型總統臉書墻上，留下各自想表達的怒言，但由於總統府拒收，之後將改以照片寄給馬總統了解真正的民意。

五一反剝削遊行

下午，則是主要由團結工聯和自主工聯發起，聯合全臺灣各大學院校異議性社團和學生自治組織、各產業工會與社運團體的五一遊行。

中午十二點半，各團體三千余人在自由廣場集合，之後出發走中山南路一路向北，途中學生團體和工會組織分別在教育部及臺大醫院、立法院前集合抗議。

學生大隊中值得註意的是兩面大旗，一面是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一面是臺灣大學企業工會，站在這兩面其背後分別是各大學院校裏的老師與學生，二者在高等教育商品化下同樣受到來自資產階級政府與資本家的壓迫，高等教育在資本掠奪下成為一種「賺錢產業」，大學淪為資本家的「產業廉價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生」與「勞動者」的身分日益重叠成為套在受教者身上的雙重鎖鏈。因此，老師和學生們在五一這屬於勞動者們的節日裏一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必須向資本家課稅作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拒絕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法人化與私有化，奪回屬於學生與老師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在工會大隊裏看到了護理人員也一同走在遊行隊伍之中，她們是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的成員，是一群在面對日益惡劣的醫院護理勞動環境下的基層護理人員們自發組成的戰鬥工會組織。先前投書CNN控訴所謂世界進步的臺灣健康保險製度不過是建立在壓榨剝削基層護理人員的「血汗醫院」之上的護士林美琪小姐即是基層護理工會的成員。

在護理勞動力吃緊的 現實醫療環境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下，面對大夜班小夜班的輪調，過度勞動加上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內分泌失調，許多護理人員甚至因而在醫院裏倒下；這更造成護理人員流動率高，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的劣化護理勞動環境。為合理化壓榨剝削護理人員，被資產階級神聖化的南丁格爾護理精神成為施加在血汗護理勞動之上的虛假意識與謀殺幫兇。因此，群眾必須和護理人員們一同站在一起，不只是捍衛護理人員的勞動權益，更是捍衛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從財團與官僚的手中奪回屬於公眾的醫院！

在遊行中，我們還看到了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印度尼西亞勞工在臺協會(IPIT)與臺灣移工聯盟(MENT)的移民勞工朋友們。他們在臉上塗滿了鮮艷的色彩，開心地與同是千裏迢迢來臺灣工作的同鄉朋友一起參加五一遊行。面對來自資產階級政府的本勞外勞薪資脫鉤政策，勞工們必須不分本國外國，認清資產階級的分化手段，堅決站在同一陣在線同資本家進行鬥爭！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的支持者也參與了當天的二場示威活動。在活動中，我們高舉代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工國委（CWI）的旗幟和橫幅，並發布了我們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廣受示威群眾歡迎。

今天，來自資本家的壓榨剝削依然不斷地鞭笞在廣大的無產階級身心之上，勞動者們必須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做鬥爭，奪回屬於勞動者的勞動果實!

臺灣：高等教育商品化與「學生工」的雙重壓迫

日前，教育部與各大學拋出了將調漲學費的消息，全國各大學院校的學生會與異議性社團以及工會組織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政府不應該調漲學費，而應該透過對企業課稅來逐年降低學費，最終達到免學費的教育公共化目標。

另外，以全國大學院校受雇者為組織對象的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今年初正式成立，臺灣大學的研究生們也發起籌組以臺大研究生為主要組織對象的臺灣大學企業工會。我們看到了學生與勞工一同站出來反對學費調漲，大學裏的教授及研究生也開始自我組織爭取勞動權益，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化已是事實，學術研究工作者是日益深刻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

全球遍地烽火的反高學費抗爭

2011年11月，一位劍橋大學博士生歐文-荷蘭（Owen Holland）在英國高教司長大衛-維萊茨（David Willetts）在劍橋大學的演講前以吟詩方式抗議劍橋大學調漲學費，後來劍橋校方決議將他強製休學兩年六個月。6月，韓國學生在首爾進行大規模抗議，要求李明博政府兌現其競選承諾「大學學費減半」。智利學生則是發起了多次的罷課行動，二十多萬名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智利政府進行教育改革，回復1960年代公立大學教育免學費政策。今年3月中旬，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二十多萬名大學生罷課湧入蒙特婁(Mont Royal)市中心抗議其政府將調漲多達75%學費。

在歐洲、美洲和亞洲都同樣上演著抗議學費高漲的學生示威遊行，然而全世界各大學都說必須調漲學費才能維持運作，才能在世界舞臺上同其他所謂的一流大學競爭。亞洲主要國家政府則無不積極投入改革自身高等教育體製，希冀以國家財政重點補助特定大學在世界高教競爭裏占有一席之地。這些現象背後的共通點為何?

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

在階級社會中，教育也從來是階級性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意誌的反映。在歷史上，高等教育一直是歷屆統治階級培養統治精英和其統治機器/工具的方式。平等普惠的全民受教育權，如同選舉權和其他社會福利一樣，是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經過百多年勞工運動與社會抗爭贏得的改良成果。但為了追求利潤和維系階級統治，只要時機成熟，資產階級就會采取各種手法直接或間接地剝奪勞動人民的改良成果。

前陣子上映講述英國前首相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人生經歷的電影〈鐵娘子〉(Iron lady)裏沒提到的是戴卓爾本人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冷戰時期同美國前總統裏根(Ronald W. Reagan)舉起的「新自由主義」旗幟，這套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幹預國內經濟市場活動，主張市場自主運作才能達到最佳利益分配與效率最大化。雖然，國家和資本家無法在法律上禁止普通勞動人民享有教育的權利，但通過竭力推廣教育商品化、私有化、市場化，使用貨幣價格杠桿將勞動人民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同時牟取暴利。

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展現即是，一方面崇尚新自由主義的各國政府們開始削減對本國高等教育的預算補助，另一方面鼓勵相關教育研究機構透過與企業在教學研究上緊密結合產學合作，來獲取企業資金贊助，最終達到能在市場機製的冶煉下自我運作，不再依賴政府預算支持。

廣設大學背後的市場化邏輯

過去，臺灣在政府松綁大學設立政策之下，許多原本的公私立技術學院一個個升格為大學，高中升大學錄取率不斷上升至近幾年來的百分百錄取，高等教育在人人都要受到良好教育的教改要求下逐漸成為普及教育，從「滿街都是大學生」到「滿街都是碩士生」，大學生、碩士生甚至是博士生都已不再擁有社會過去想象的菁英性質，反而在現今出現了「大學任你玩四年」和「死大學生」等諷刺與批判，企業開始以「草莓族」標簽出生於民國七零年代的七年級生，形塑這批拜大學普及化所惠的青年的軟弱性格，大學文憑不再擁有過去相對優勢的高薪工作保證，反而普遍成為就業的必要條件。

在這波廣設大學風潮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多以設立電機、電子與資工等工科為主的大學技術學院，在臺灣高科技產業日益升高的高等勞動力需求下，普及教育口號隱而不表的是一個以市場趨勢為依歸的買方心態反應─人人都想要成為科技新貴，於是市場就多增加相關大學科系，這需求卻一路從對大學生沖到對碩士生及博士生的需求，不只大學林立，研究所也持續設立，在市場過度反應造成高等勞動力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加上政府系列的青年促進就業方案「幫忙」下，於是社會上出現了22K（月薪為22000新臺幣，約5500港幣）大學生，35K（月薪為35000新臺幣，約8400港幣）碩士生，以及到近來的55K（月薪為55000新臺幣，約13800港幣）博士生，這一場普及教育戲碼至此終於暴露出其背後真正操控的市場化邏輯。

作為」產業」的高等教育

根據英國政府於2006年的統計，英國高等教育每年為英國創造高達450億英鎊產值，對大學每投資1英鎊，可獲得1.52英鎊的經濟效益。2007年澳洲高等教育產值達七億美元。2011年美國由外國留學生創造的高教產值達210億美元。全球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千億美元高產值高利潤的新興「產業」，各國政府因此積極推動高教改革，希望透過有計劃的扶持國內優秀大學成為國際知名學府，進行教育輸出，向外國學生收取高昂學費，獲取高額利潤，而每年的世界大學排名做為一個爭取曝光的宣傳平臺也就因運而生。

棒子與蘿蔔: 大學法人化與五年五百億
近十年來，亞洲各主要國家為推動科技發展，無不投入本國高等教育改革。在中國，1995年江澤民於北京大學校慶上提出了「985工程」，重點補助像是北京、清華等大學成為國際知名大學；在韓國，1999年金大中政府提出了「Brain Korea 21」(簡稱為「BK21」)發展世界一流大學計劃，預計在1999年到2005年間投入1.7億美元改革韓國重點大學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在臺灣，2005年政府提出了「五年五百億」計劃誓言要讓臺大、成大、清大、交大等研究型大學擠進世界百大行列。但這些資助並不是為了使廣大民眾更易於接受高等教育，而是為了培養和固化社會精英階層，並通過市場化（產學合作）使學術精英與資本家進一步勾結。

而為爭取五年五百億經費補助，成大含淚答應接受作為附加條件的「大學法人化」，之所以含淚是因為法人化即意味著政府補助款將逐年降低，學校必須自行另辟財源。然而推動法人化過程需要復雜的修法過程，同時也遭遇大學裏教職員對於自身公職權益損失的疑慮反彈，於是在政府鼓勵之下，成大開始試辦成立作為「大學法人化」過渡階段的「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在學雜費調整、系所增加整並等校務決策上試辦自主管理。以成大的「自主治理委員會」為例，總計共15到19位的委員人數裏，校務會議代表3人(共有1票)，教師代表1人，學生代表1人，校友代表3到5人，企業及社會公正人士5到7人，教育部代表2人，代表校園組成的學生、老師及校方行政人員代表的意見份量在這19人會議裏僅只3票而已，而校友與企業社會人士卻擁有8到12人過半數的壓倒性優勢，充分顯示大學必須脫離政府財政支持，由資本家(校友及企業社會代表)介入校務決策發展方向的新自由主義思維。

「學生」身份與「勞動者」身份的雙重壓迫

一位目前就讀某國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的W同學表示，對於指導教授將他們學生辛苦工作的產學合作成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新瓶裝舊酒向教育部、國科會、工研院等政府機關申請計劃補助感到非常反感，而學生們領的錢則是完全出於教授個人主觀意願決定。W同學表示，研究團隊裏的博士生負責系所網站上所標示的教授個人研究領域，而由教授向其業界朋友延攬而來的產學合作計劃，則是碩士生們的日常實際工作，W同學打趣地說，如果他們這些碩士生學生罷工的話，這些產學合作計劃鐵定會開天窗，因為實際上教授自己並不掌握產學合作計劃所需要的技術知識，教授只要負責開會、寫計劃拿經費、跟業界朋友打打球，就有產學合作找上門來，再分給他們這些碩士生完成這些計劃，就可以拿到豐厚的報酬。

而在研究所階段，W同學就體認到了工作責任製的精神。每個碩士生同時都有兩個計劃擔在身上，一個做完了，就做另一個，然而同時又會有新的計劃加進來，充分體現了業界物盡其用的責任製奧，而教授義正詞嚴的表示這些實作經驗是非常寶貴的，學生們應該要認真地從實作中學習才是。W同學表示，就教授所給於他們的實際訓練來說，真覺得自己完全是拿薪水上班卻沒有勞健保保障的勞工。

W同學表示，同學們普遍對於這種研究所「血汗工廠化」的求學方式感到不滿——學生成為被學術精英教授與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工，而並不是真正從事於有益於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學習與研究。大家也曾想過要一起罷工抗議，但想到在保守的校園氣氛下，而且大多數的學術精英都是這種剝削體系的收益者，其他教授完全可能拒絕接受因與教授沖突而被趕出研究團隊的學生，而面臨無法畢業的窘境。所以，不少研究生們思慮再三後還是只能摸摸鼻子無奈地繼續在這樣荒謬的求學環境中「實習」。

認清壓迫，反抗資本家

在殘酷的市場經濟競爭中，各國資本為生存，一方面無不竭力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並帶動全世界的高階勞動力需求日益升高；另一方面作為高階勞動力生產的高等教育成為一種新興產業，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無不重點培養國內優秀大學加入爭食全球高教產業高產值大餅的廝殺。

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驅動力的教育改革下，政府逐步減少對大學研究機構的補助，學校必須調漲學費及緊密地同企業作產學合作才能獲得經費以求生存，既將大量缺乏財力的普通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排名優秀的學校與專業），又將市場力量得以進入大學，將大學改造成教學研究都符合市場需求的產業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習」變成了「實習」，「學生」與「勞動者」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來自兩方面的壓迫與矛盾不斷加強激化。

面對學術殿堂裏日益惡化的教學與研究環境，受教者與授教者必須體認自身所受壓迫與剝削的來源對象，是那一手拿著皮鞭(世界一流大學)，一手拿著毒蘋果(產學合作)的勢利資本家，必須認清自身的階級位置，自我組織起來，與工人團體團結進行抗爭罷工，同資本家做鬥爭，才能奪回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管理權和自主權。

學生們的反學費鬥爭、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與臺灣大學企業工會的成立已經為臺灣的高教勞動者們的新鬥爭吹響了戰鬥的號角!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要求:

反對調漲學雜費，應課征資本稅賦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實施免學費政策!
反對大學法人化，由學生與老師民主控製大學校務決策!
全力支持成立臺灣大學企業工會的鬥爭，一校一工會，自我教育勞動意識!
支持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鬥爭，為學術工作者的研究自主而奮鬥!

臺灣： 華隆抗爭不孤單，勞動階級團結座談會

下午一點多，群眾陸陸續續抵達位於捷運麟光站附近的座談會會場（感謝反M型化社會聯盟(W聯盟)襄助會場）。工人們和我們早已到達會場，大家心中充滿期待，而又忐忑不安。很快兩點十分座談會開始時，現場早已擠滿了關心華隆罷工的民眾與學生。
座談會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是工人發聲，後半部是民眾提問，同時進行華隆罷工資金募款。

今天參與座談會的華隆工人們，包括工會幹部在內共有八人―兩名男工與六名女工。工人們向民眾說明了，從6月6日開始罷工到今天已是第47天，和罷工期間與 資方及政府談判斡旋的艱辛經歷。年過半百的阿姨們迫切地跟民眾們訴說在華隆十多年來所受到壓榨與剝削，諸如在長期以來資方設計許多扣除薪水的名目下，薪資 連基本工資都不到，必須靠這份微薄薪水養活兒女們，甚至必須兼差三、四份工作才能養家活口，然而現在連養老的退休金一毛錢都拿不到!

民眾 們的提問相當踴躍，大部分是就現行勞基法對勞工保障部分提出疑問。而工人則是無奈地表示，在經歷過6月兩次北上向政府勞委會陳情無效後，及四次勞資談判會 議破裂後，罷工將屆滿兩個月。他們對於政府非常失望，希望社會大眾能給整日處在烈陽下的工人們支持，幫忙在網路上宣傳華隆罷工工人們所受到的苦難，到罷工 現場跟工人們聊聊天為他們加油打氣。

座談期間，同時進行了華隆罷工募款，民眾非常踴躍的掏錢來實際支持罷工工人們，現場共募得新臺幣六千多元。

除了工人與民眾之外，出力最多支持華隆工人罷工的勞動黨縣議員高偉凱議員也參與了座談會，希望大家能透過聲援華隆罷工自拍活動持續宣傳，讓越來越多知道華隆工人在罷工。

發 起座談會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同誌也在現場親手遞交工人們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市議員Mattias Bernhardsson給華隆工人們的聲援信，希望透過各國工人們的串聯聲援與抗議資本家的行動要求臺灣政府正視工人們的權益，並提出了國有化華隆紡 織，由華隆工人民主管理華隆紡織等訴求。

除工國委(CWI)臺灣支部與勞動黨外，參與座談會的聲援團體與記者還有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師大學生會、師大人文學社、北大翻墻社、W聯盟、香港FM101、公視、立報、苦勞網、新頭殼等。

在 過去一周內，工國委(CWI)發動國際聲援，在一周內得到了來自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PCS)工會和英國、瑞典、希臘和以色列4個國家的聲援。周一 （7月23日）工國委(CWI)瑞典支部社會主義正義黨（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還將前往臺灣駐瑞典代表處舉行抗議活動。

很明顯地，工國委(CWI)發起的國際聲援給政府帶來了壓力。在發起國際聲援之後不到一周，華隆工會幹部接到了自稱檢調單位的電話，表示：總統已經接到了陳情，希望工人等待總統府回應，不要把事情鬧大到國際上。

我們當然清楚地知道，檢警調絕對不是工人的朋友，沒有人會忘記警察在翁大銘家外是如何鎮壓罷工工人和學生。這樣的說辭只不過是在試圖浪費工人的時間跟影響工人的鬥誌。實際上，我們很快就看到了所謂「來自總統府的回應」。

事實證明，政府只是再一次地戲弄了工人，所謂的回應只是再一次地表達了他們堅持袖手旁觀的決心。而「檢調」在國際聲援活動發起之後的緊張 反應，更顯示出他們重視「國際觀感」更甚於「人民觀感」。華隆工人北上臺北抗議，換來了官員的敷衍。我們發動國際聲援，雖然在一周內得到了來自4個國家1 個工會的聲援，但也只換得檢調的威脅電話跟一張來自總統府的垃圾回函。這告訴我們，目前的努力還不夠，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與動員工人和青年支持，來反擊國 民黨政府的挑釁。

團結、鬥爭，直到勝利！

臺灣：反對旺中金權控製輿論，青年與媒體工作者團結抗爭

7月31日，不顧臺風和滂沱大雨，為了對新聞自由被抹煞表示抗議、反對旺中並購中嘉寬頻，超過七百名學生到中天電視臺外參與反旺中行動。風雨中，抗議者除了不斷呼喊「媒體專業、回去做仙貝」等口號，還高唱改編版的勞動者戰歌。中間大家繞著中天電視遊行一圈，回到廣場，持續有學生抗議者上臺帶大家呼喊訴求。整個行動在12點，發起人帶大家念完學生宣言後結束。工國委(CWI)的成員也積極參與了本次抗議行動，並利用這次廣大激進青年參與的機會，在活動最後還向現場群眾發表了呼籲大家能到頭份去支援華隆罷工工人的訴求。

旺中集團操控輿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7月25日有條件通過旺旺集團並購中嘉寬頻一案當天，旺旺集團旗下中天電視臺爆料前往NCC審議委員會抗議的所謂學生走路工事件，所引爆的一連串旺旺集團動用旗下電視電子​​及平面媒體，連日炮轟長期反對旺中並購案的指標性人物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研究員，以及威脅提告轉載疑似旺旺所屬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出現在學生走路工人群的清大學生陳為廷，旺中集團是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所擁的龐大資本與所以可支配的輿論工具份量。在未能順利擴張其「輿論領土」的挫敗下，早已成形的媒體巨獸發狂地攻擊起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旺中集團能有今天龐大的媒體板塊，不是決勝在7月25日的旺中並購案的過與不過。旺中並購案就算不過，旺中集團所擁有的媒體一樣有機會在今後像近日一樣，動員龐大與論工具攻擊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聲音。

媒體巨獸利潤至上

去年，英國的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 旗下的《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因爆發竊聽女童Milly Dowler手機案而被迫關閉，擁有龐大政商影響力的梅鐸帝國因而動搖。梅鐸集團所屬的新聞國際集團(News International)旗下所有的報紙占英國報業市場的百分之四十，《世界新聞報》、《太陽報》(The Sun)、《泰晤士報》(Times) …等平面媒體皆屬其下。梅鐸旗下的《世界新聞報》和《太陽報》多以挖掘名人醜聞為報導焦點吸引讀者的報紙，常常透過警方、雇用私家偵探…等非法方式進行電話竊聽名人私生活，像是名演員休葛蘭（Hugh Grant）也是受害者。而新聞國際的執行長，梅鐸長子James Murdoch赤裸裸地表示，「唯有利潤才是耐久又經得起考驗的獨立保證」。

像梅鐸長子這樣的直白的信念，一定也是日夜苦思如何擴大媒體板塊的旺中集團所抱有的。如何賺取、積累、擴大資本，一直都是大資本家腦袋裏的課題。旺旺從製作仙貝到媒體事業，跨足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業背後的驅動力是資本對利潤的競逐以及可能的傳聞許久的政治目的。

團結基層新聞工作者組織抗爭

在抗議行動中學生們不斷從「媒體專業」、「新聞自由」的角度，以「爭自由」為主要訴求來撻伐旺中集團。但缺少的是質問這集團為什麽可以這樣任意的並購其他企業、用資本控製媒體。在抗議現場，也出現幾位中天新聞的員工，出來對抗議學生發「澄清」傳單。從她/他們臉上不情願的表情完全可以看出，許多旺旺集團旗下媒體工作的員工，並不願意被旺旺這樣控製，而且有很多的不滿，但沒有一個管道能讓員工出來對他們做抗爭，他們需要的是組成一個戰鬥的工會！

如果今天只是以抵製旺旺商品的方式反抗，沒有對背後資本家跟政治力做根本的揭露，粉碎資本對媒體的操控，我們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從臺灣本土的HTC到跨國的可口可樂、NIKE，全世界有無數的大財團被民眾「自發抵製」過，但實際上這些財團依然屹立不搖。

跨足多領域，本身即是廣告主並且即將成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旺中集團更是已經站穩腳步，少數人發動的而沒有紮根於工會和群眾組織的拒看、拒買行動未必能對旺中的利潤產生多大影響。

反觀鄰近的韓國，同樣是為了爭取新聞自由，他們采取了相當不同的手段。

從今年一月開始，韓國第二大電視臺的MBC工會為了抵抗韓國總統李明博安插的代表理事金在哲(Kim Jae-chul)幹預媒體自由，刻意刪減有關反對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相關新聞，以及為總統李明博的醜聞擦脂抹粉，決定以罷工做為反擊。不久之後，韓國最大電視臺KBS以及YTN的工會也在不久之後加入這場保衛新聞自由的鬥爭。

MBC的這場罷工成了韓國歷史上最長的媒體罷工，直到七月十八日才結束，長達170天。雖然工會並沒有直接造成金在哲的下臺，但也得到了董事會承諾在八月初將會對事件展開處理。更重要的是，僅僅MBC一家電視臺就因為這場罷工而直接損失了超過八億新臺幣的廣告收入。罷工不但造成了資方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引起國內人民、媒體工作者乃至其他國家人民對韓國新聞自由問題的註意，這不是一個小規模松散的拒看行動所能達到的。

而在臺灣，旺中集團的追殺、抹黑等等無恥行為不但威脅著一般人民，更直接壓迫著在旺中集團內工作的勞動者。直接受到老板壓力、被迫放棄新聞自由、必須挑戰自己內心道德底線的，是這群仍留在旺中無法離開的勞動者。組織起這批勞動者，建立挑戰資方的獨立工會，才能組織真正有效的反擊，並對於到底是誰（老板還是新聞從業者）控製與運作新聞媒體機構提出質疑，從而挑戰資本主義製度下金元控製新聞的體製。

我們現在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對記者個人的道德批判或者溫情訴求，冀望「有良心的」記者離開旺中。而是要在旺中集團的媒體中，由內部員工自下而上地民主組織工會、組織對資方的反抗，將保衛新聞自由的鬥爭與保衛勞動權益的鬥爭連結在一起。

臺灣：華隆罷工– 政府發出打壓的警號

8月11日(星期六), 正當來自臺灣各地的學生和青年​​組織成訪調隊伍到苗栗，訪問及支持華隆罷工的工人的時候，下午時分苗栗副議長陳明朝親自去到華隆頭份工廠總廠，第三度向工人發出惡意的警告，標誌著華隆資方及國民黨政府對罷工已經失去耐心，要將打壓的行動提升到更高層次。

陳明朝跟工會分子及工人警告，不要把事情鬧到媒體上，否則8月13日(星期一)不排除會有「行動」。這可能是暗示政府會動員警察暴力打壓。無論屆時警察真的動用全面暴力摧毀罷工，還只是少數警察來到展示鎮壓的能力，或可能是純粹空口喊話以圖嚇唬工人，工人一定要準備星期一最好的政治動員，包括華隆工人、其他工廠的工人以至學生及青年堅守工廠，向資方反擊。

上星期國民黨在動員立法委員到華隆跟工人「談判」，企圖軟化工人的立場而令其妥協。今天苗栗副議長的態度不但揭露地方政府與資方的互相勾結，而談判只是，亦表現國民黨害怕罷工運動蔓延至臺北以至其他城市，甚至鬧大到國際上演變成政府醜聞。國民黨臺灣政府在國際上經常表現出「民主大國」的虛偽形象，但一個打擊罷工權利的政府，已經徹底違背民主原則。

華隆工會不能猶豫，必須向工人解釋國民黨在是次罷工的鎮壓者角色，並將國民黨的恐嚇宣揚開去，令政治打壓變成提高工人意識和反抗鬥誌的工具。工人應該展開討論盡快前往苗栗副議長的家門外抗議的行動，將其惡言曝光。

勞動黨定於8月14日(星期二)動員五十名華隆工人以及青年進行第二次遊行至臺北，今次是在總統府外向國民黨怒吼，抗議其對華隆工人軟硬兼施的打壓。這遊行可以將華隆罷工的抗爭宣揚至沿途及臺北，而主流媒體不得不去報導事件，亦借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如果政府恐嚇或鎮壓工人，只會有更多群眾站出來反抗。整個行動要全面規劃，工會同時必須在星期一已經動員其他所有工人及青年堅守工廠，以防警察摧毀罷工。

地方政府與資方是利益共同體，不能對國民黨有幻想，我們需要積極反擊。

工國委臺灣認為： •動員工人及青年堅守華隆工廠，在星期一讓政府了解如果鎮壓工人的後果
•向公眾揭露苗栗副議長的腐敗角色，絕不信任資本家政黨國民黨
•所有工會、工人及學生青年全力支持華隆罷工

臺灣：8月8日「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占領月臺

由15年前因為資方的惡性關廠，而積極抗爭，促使勞委會撥經費代償資遣費和退休金，卻在15年後面臨被追討償款的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等工人所組成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於8月10日接近中午，發動300多位受害工人占領臺北火車站的北上月臺，要求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前來與工人磋商，並撤銷勞委會對這些工人的告訴，停止對這些工人討債的行為，否則將集體臥軌。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亦趕到現場參與，到現場只見大批警力手持盾牌，將通往臺鐵月臺的入口層層封鎖，並且仍不斷有警察增援。只是，下午勞委會仍只派出副主委郭芳煜到場協商，並聲稱王如玄主委有要務在身今日不克到場，但願意在兩周後與工人們好好協商。最後，在勞委會願意停止針對工人的訴訟和王如玄願意撥空與代表對談這樣的條件下，「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宣布暫時結束抗爭，從臺鐵月臺撤離。

這次抗爭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立有16年，主要是因為1990年代臺灣出現惡性關廠、歇業的風潮，造成如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福昌紡織、東洋針織等許多工廠工人紛紛成立關廠自救會，1996年串連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開始相互支援，並以激烈的手段如臥軌、絕食，既向資方追討被積欠的資遣費與退休金，也要求政府「代位求償」。最終，在1997年迫使勞委會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部分經費先行替資方償還。而這筆償款，當時雖然名義上是貸款，不過當時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卻向工會幹部許諾:「不會向工人追討這筆錢。」包括21世紀初，時任民進黨政府勞委會主任的陳菊也親口答應工人，這筆錢不用歸還。也就是說，這是筆無限期借給工人的款項，是勞委會以「貸款名義」行使的「代位求償」。

然而就在15年後，勞委會卻發函催繳欠款，他們認為這筆錢「是貸款、不是社會補助，也沒有所謂的代位求償」。並且委托律師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勞委會認為，除非經確認沒有還款能力，像是中低收入戶或是65歲以上，他們在取得債權憑證後，可以依法結案。法院假如認定仍有還款能力的工人，就只能要求他們「連本帶利」償還。

對於勞委會這樣的舉動，那些被追討的工人自然無法接受，因為他們實在不明白，他們只是爭取自己應得而被積欠的資遣費和退休金，要求負責勞工權益的勞委會幫忙，最後卻演變成欠政府錢，而他們本來就該得到的薪資，竟然成為必須償還的欠款。因此，「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只能再度集結，他們在7月4日夜宿勞委會，7月5日先後轉進行政院與監察院，甚至派代表到總統府遞交陳情書，但是這樣的努力卻得不到官方的重視。 8月8日工人企圖在忠孝西路天橋上抗議，爭取大眾關註，卻遭到警方強力阻擋和驅趕，他們只能再次在勞委會前的廣場夜宿，要求政府停止對關廠工人的司法訴訟，並向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喊話要求她出面協商，盡速立法推動「勞工債權優先受償權」，否則將進行臥軌抗議。只是這樣的喊話，仍然得不到任何回應，於是工人們決定在8月10日到臺北車站進行激烈的抗議，原本打算是要癱瘓臺北捷運系統，不過最後決定占領臺鐵的月臺，並企圖重現1996年聯福製衣工人的臥軌抗爭。

因為大批全副裝備的警察封鎖現場，雖然最終工人們並未跳下月臺臥軌， 固然勞委會也派出了副主任到現場，但這並不代表勞委會釋出了足夠的善意。主委王如玄還是沒能立即出面，訴訟也只是暫停而非撤銷告訴，就連勞委會勞資關系處副處長王厚偉也強調暫停訴訟並不代表撤告。目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似乎寄望著兩周後的協商。

不過由過去的經驗，尤其是現在關廠工人們自身被勞委會反咬的教訓告訴我們，對於這個應該正名為「資委會」的勞委會絕對不能抱有任何美好的幻想。更進一步說，奢求這個為資本家服務的政經體製的政府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根本是過分的天真。也許他們會在一時表現出幫助工人的姿態，暫時滿足工人的需求， 也主要是為了維持統治和製造社會和諧的假象。可是一旦經濟轉壞，或者財政的虧損，哪怕始作俑者多麽明顯是那些大資產階級，政府第一個開刀、強迫共體時艱的總會是工人階級。

在聯福等關廠聯盟工人占領月臺的抗爭中，華隆工會幹部及勞動黨黨員舉起支持華隆工人的標語，是嘗試連結臺灣各地的關廠工人以至其他工人鬥爭的開始。聯福等廠的工人受到政府「貸款基金」的欺騙，至今天方被與資方勾結的政府秋後算帳。華隆工人亦不能依賴政府信誓旦旦的假保障，今天罷工要求的退休金和資遣費，必須要華隆資方親手償還，不能接受任何法律形式上的「貸款」。而華隆工會及工人可以連結聯福工人進行鬥爭，共同行動向資本家及國民黨政府反擊。

因此，「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需要擴展鬥爭，與其他抗爭工人一同團結，勞委會不停止追討行為、不撤銷告訴，就絕不罷休，更進一步要促使勞基法第28條的修正，迫使資本家優先償還積欠的薪資。最重要的是，必須藉由這樣的抗爭機會，讓廣大工人階級認清資本主義下的政經本質，讓他們在一次次的鬥爭中聯合、壯大、組織起來，最終堅定地為建立替代資本主義、由勞動者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新社會而奮鬥!

臺灣：向陳明朝反擊阻擋機器拆卸搬出

8月23日，華隆工人承受著苗栗縣副議長陳明朝來周一動員警察搬出機器的要脅，投票決定是否接受五成退休金及資遣費，結果193票反對、148票贊成。華隆工人酷熱天氣下艱苦鬥爭八十天，資方欺壓工人的詭計層出不窮，而工會多數派的妥協取態未能領導罷工行動升級。逆境下依然有五成六工人支持鬥爭的投票結果，已經展現了其剛毅不屈的天性。

工人堅定的鬥爭意誌令國民黨政府忐忑不安，要加快動手搬出機器的節奏。投票結果公布後，有報導指陳明朝要脅工會，若果動員工人抵擋機器搬出，將直接把總廠那邊的工會辦公室整個敲破。資方強硬囂張的態度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華隆罷工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上周陳明朝宣告拆卸總廠之時，工國委(CWI)警告，絕不能信任地主陳明朝「不搬機器」的空口承諾，並指出下一步就是將機器「五鬼搬運」轉賣至華隆越南分廠，並順道奪取華隆原總廠的土地。我們當時強烈要求工會必須動員華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擋拆廠，而在罷工棚下高喊「總廠不能拆」、「機器不能搬」的口號得到了全體工人回響，隨即要求工會啟動投票，讓工人決定是否阻擋清拆總廠。然而，工國委的投票建議最後遭到工會否決，我們宣傳自己觀點的言論自由亦受到學生抵製。翌日工會讓工人目送總廠磚崩瓦解。

今天華隆工人愈來愈了解到工會妥協派退讓的立場根本不能換取資方的同情，肯定的是有更多工人認同我們呼籲阻擋拆總廠的立場，華隆工會必須站在工人一方，動員青年及工人阻擋搬出機器（包括機器的管線），向陳明朝作出反擊。只有保衛總廠的機器，才能保住手上的籌碼，爭取更高的退休金和資遣費。工會亦應政治上汲取教訓，今後絕不再信任國民黨任何政客的空口承諾（包括苗栗縣立法委員徐耀昌）。

8月27日淩晨12點半，在華隆總廠尚順廣場出口，工會便發現約二十名警察進駐，承載廠房設備的貨車則已駛到大門，守衛者學生躺在貨車前手勾著手抵擋車輛進出，迫使貨車將物品卸下。

8月27日，苗栗副議長陳明朝動員警察及動用貨車進駐華隆總廠房，企圖保護貨車運出價值上億的設備，兩百多名華隆員工與聲援團體聞訊後立刻集結，靜坐在總廠房大門、尚順廣場出口阻擋貨車進出。華隆員工用活繩結綁住脖子，串聯彼此，向警察宣示一旦動手，就是逼他們集體去死，現場更擡出棺材，象征絕不讓資方拿走棺材本。

。陳明朝受壓力底下未能於當天運出設備。工人目前以輪調方式持續駐守總廠房各個出口。及後幾天，陳明朝將工會辦事處斷水斷電，而斷水那天工人沖進廠區，警方帶走兩個常務理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天受訪時一句「我不是仙女，無法一出面就解決所有問題」更是激怒華隆工人。動員警察護送出貨可以是短期內發生的事情，華隆工人及工會正在奮戰到底我們支持作出最好的政治準備和動員，讓大眾同情關註華隆罷工，向政府施加群眾壓力，以製衡警察暴力鎮壓、減低衡突造成的受傷。工國委(CWI)認為，不但必須組織抵擋行動，政治上采取積極反擊更是當務之急。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才是華隆主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捍衛華隆罷工。

工人國際委員會的訴求：

■動員華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擋機器搬出

■要求全數賠償工人的退休金及資遣費，不能妥協

■絕不信任國民黨政客的任何承諾，全面向資本家宣戰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臺灣：歷史上最大的反核遊行

臺灣於三月九日舉行全臺反核大遊行，當天正值歷史上第二大311核災 – 日本大地震、大海嘯而使福島核電廠熔毀 – 兩周年前夕。亞洲是有著最大規模的核能擴展計劃，各政府們自福島災難以來因群眾極力反對而將其擱置後，現在正將之重啟。

周日的遊行是臺灣有紀錄以來最大的一場反核示威。估計有十二萬人參與在臺北市的遊行，其中包括了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報導指出，在南臺灣的高雄市有七萬人響應，臺中則有三萬人現身。而在東臺灣的臺東則有近年最多的兩千位民眾與會。臺東是臺灣放置三座核電廠核廢料的區域，遊行民眾要求移走放在臺東的有害廢棄物。

臺北的遊行盛大而充滿年輕活力。遊行中主要的標語包括「核電歸零」、「停建核四」，訴求主要是針對核能四廠。核能四廠已施工達14年，多次拖延時程且 不斷增加預算，預計於今年稍後運轉，目前為止已經花費超過100億美元。反對核四的人們指出，核四廠廠址半徑80公裏的範圍內，涵蓋高達六百五十萬 人口。

臺灣與日本情況相當類似，常有地震發生。在反核遊行前天，二月二十八日才發生了5.6級的地震，所幸無人傷亡。上一次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造成超過2,400人死亡。

向公投說不

周六的遊行要求停建核四，並將現存三座運轉中的老舊核電廠除役。遊行群眾知道大多數人是站在他們這邊，最近的民調顯示，有五成八的民眾支持停建核四，相比2000年的調查，當時有七成的人支持興建核四。

國民黨及馬英九政府支持度低落，醜聞纏身，在克服反核聲音上面臨困境。馬政府近日拋出將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核四廠命運。絕大多數參與周六遊行的群眾反對公投，並視之為政治陷阱。此議題在多次演講被提及，其中一位更發言直稱此次公投是「陰謀」。

有幾個理由認定，由臺灣政府以這個方式組織的公投，完全不是民主的體現。首先，公投在架構上，題目就可以設定成偏頗的。而馬政府已經開始利用恐嚇戰術，說如果停建核四，承造此案的臺灣電力公司將會破產。而電價大幅上揚也必定會是其拿來恐嚇的論調。

此外，公民投票的門檻限製相當高，要成案，必須有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及超過一半的同意票。這表示，政府可以提出超過兩個選擇，從而操縱議案結果。就臺灣過去的經驗，過去舉辦過的公投，還沒有任何一次通過。

另 一個反對公投的原因是公投是由在野的民進黨所推動的。親資本主義的民進黨雖然名義上反對核能，但無論在反核還是其他所有議題上，民進黨都有著含糊其辭的紀錄。民進黨過往常藉由其最大反對黨的政治位置，精明的操縱示威運動，將整場運動轉化為民進黨vs 國民黨的選舉對抗，而運動的核心訴求 – 針對這兩個資本家政黨的議論 -則被排擠於外。今次推動公投純粹是基於其選舉利益。

工國委在臺北的遊行中，與許多對社會主義有興趣的青年和學生討論，並得到了很好的回應，幾乎賣完了我們準備的所有臺灣版的「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支持309遊行的無核臺灣訴求，在政府的計劃下臺灣電力公司註定被私有化。我們要求臺電由其工人和社區公共民主擁有和控製。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投資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及風力發電，並打破資本主義體製。因為在資本主義架構下，利潤總是優先於人身和環境安全。

二零一三年

反對教育私有化政策 訪問臺灣左翼學生

１０年來臺灣背負學貸學生激增２０倍

四月十七日，由不同學生自發組成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於教育部門外發起抗議，反對教育撙節政策。《社會主義者》訪問了參與運動的左翼學生林同學，解釋臺灣當前教育商品化的問題，以及左翼運動的必需。

1. 你可以說下這次「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的行動主要目標是什麽？

這 次我們到教育部前面抗議並演出行動劇，是為了反對教育部推出的「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草案」。該草案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針對今年8月入學的公立大專與 私立大學新生，學費將調漲6%；第二階段從明年8月開始，以GDP為門檻，前一年度GDP達3%以上時，最多調漲5 %，兩階段合計最高達11%。

絕 大多數公私立學生是來自於受薪家庭的子弟，但當臺灣的勞工被迫放無薪假，就學貸款辦理人數年年升高，教育部有因此降過學費嗎？又為什麽GDP成長率達 3%，學費就可以因此漲5％？這毫無邏輯的理由是無所不用其極調漲學費的藉口，這忽略了幾年來還不出就學貸款的畢業青年，也剝奪了家境不優渥的學生未來！

所以我們提出了三點訴求：

一、不撤案，就下臺！

二、廢除學費調漲方案，擬定學費逐年調降方案，並優先調降私立大專費用。

三、為修正並擴大教育投入費用，應立即面對教育系屬培育產業人才目的，課征資本利得稅。

2. 為什麽你們提出要課征資本利得稅？

這十幾年來，臺灣背學貸的人次成長近20倍，靠就學貸款念書的比率，高達31.7％，幾乎每三個學生中，就有一人要背債念書。這代表教育部在漲學費的同時，這些漲價的金額幾乎都要使這三分之一的學生全額負擔，但此同時，臺灣大專畢業的學生平均出社會的薪資，卻不停滑落。

據 主計總處統計，從1997到2006年，我國受雇報酬占當年度GDP比重從49.4%下降到45.6%，十年間降了近4%；另一方面，企業營業盈余占 GDP比重卻從33%上升到35%，且這現象更逐年加劇。以我國近十年平均每年GDP約十兆元來算，我國勞工薪資平均每年就有四千億的減少，而企業盈余卻 增加了約兩千億，這筆錢拿來辦百年免費教育都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要達成草案中聲稱的「改善反重分配」，不該是拉高國立大學學費向私校的高學費看齊，而是該向占有越來越多經濟成長果實的資本課稅才能真正達到重分配的意義。

3. 臺灣政府近年來的教育私有化政策是怎麽樣的？

私 立學校在臺灣的教育體製中占有十分大的部分，而且越高階段的教育對私立學校的依賴越重。解嚴以前臺灣一直以來教育經費不足，因此特別依賴私人興學。解嚴後 政府在廣設大學的政策底下將原本的許多專科學校改製成為技術學院跟科技大學，以致於私立大學林立又浮濫（各類大學私立學校學生人數占所有大學學生人數約 73%）。教育部開始希望設立退場機製淘汰辦學不佳的私立大學（資本主義的市場想法）。

除了宗教團體以外，私立大學主要由大企業集團與立委把持,名義上學校是非營利性的、公共性的，但是可以藉由工程回扣、以人頭計領取幹薪等等方式匯出利潤。教育部相信引入市場機進入高等教育就會提升臺灣的私立大學水準，於是教育部著手把教育「商品化」。

私人興學在臺灣變成資本家「投資辦學」的工具，學校財團法人的董事蓄意將其身分當成營利性公司社團法人的董事一樣，把「捐資」當成「股份」在操作，讓學校餵飽了資本家。

教育部在這個時候出來表示要將高等教育「市場化」，商品化高等教育就能夠提升校品質，根本就是圖利私人企業辦學、而且讓資本較薄弱的較有理念之興學給逼上梁山。

4. 藍綠兩營對於教育私有化的態度是怎麽樣呢？

藍 綠在這幾年間的教育政策立場十分復雜，兩個掮客型（民粹）政黨提出的政策都常常反復。通常在大選前會開出比較有利於多數人民的政治支票，但是在選後則常常 受迫於財團的利益與壓力，沒有將原本開出的支票兌現，或是將承諾的內容分段實現（也會有教育改革中重要的那一部分留給下一任處理的情況）。

臺 灣的高等教育在1987年解嚴後開始因應市場需求（人民因收入提高而增加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而快速增加，於是李登輝政府修改了大學法，但卻也在同時放寬了 對大學的管理：逐步授權學校自行審定教師資格（讓私立學校可以圖利自己人），以及校務基金製度取代原有的公務預算製度等等（這使得後來學校更容易成為洗錢 的方式）。

而在高教擴張之後帶來教育成本增加與政府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高教機構的經費問題，教育部希望透過主導學費調整，增加 教育機構收入來達到目的。在1999年以前所有學費都是由教育部推定，以學雜費為教育經費的補充為原則來訂定較低的學費。但是在1999藍營結束執政之 前，教育部廢除齊一的學費調漲方案，改采「彈性學雜費調整方案」，由教育部訂定每年調整上限，各校自訂收費標準。

在之後綠營執政的八年 間，學生社群也舉行了許多「反高學費運動」，於是朝野協商修改了「資訊公開法」與「大學法」，讓各大學財政資訊盡可能的透明化。但是如今財務資料放置網路 並未經過有意義的整理與宣告，學校行政方之外的成員也難以影響學校決定，等於是沒有有效監督機製，放任董事會逕自搬運錢財。

因此此時許多學生社群發起「反高學費運動」，之後馬政府受迫於政治壓力自2009連續五年開始凍漲學費。但在近期各個大學開始喊錢不夠，於是出現了這次的爭議。

5. 臺灣的普遍青年人除了教育問題還會面對其他甚麽問題嗎？

其 實所有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在過去三十幾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當道，以為開放市場就會讓所有的人更為富裕，但卻只讓頂端10%的富人掠奪經濟成長果實，其余 的90%所得更甚至是負成長、失業率大為增加。臺灣青年失業率約15%，遠高於全球平均的13%與日韓的9%，而且社會福利製度近乎空白、勞動條件極其苛 刻，造就臺灣人口中的俗語「畢業即失業」。

而且因為沒有規劃好的高等教育之關系，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教育與產業需求脫節，造成許多青年 長期失業，自信心喪失更難找到好的工作。當工作機會減少時，年輕人只能到新興產業競爭有限的新就業機會，或者競爭舊產業中退休者空出來的有限職缺，而很難 把已經在工作崗位上的中年人擠下崗位來。但是90%人口的消費沒有擴張，新興產業的發展動能就不足，因此新興產業所能提供年輕人的就業空間越來越小。當經 濟成長越來越失去勞動階級的支持，富人對 90% 受薪階級的剝削使得放任的市場機製「竭澤而魚，自取滅亡」，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而 臺灣經濟部劫貧濟富，股王繳稅5％且享受各種政府低利貸款等資源，而中小企業卻要繳的營業稅卻高達25％，以致於中小企業出走、衰亡，連帶使得技術工人的 就業市場與技職體系的出路一起萎縮。假如經濟部政策不改，只偏愛大企業，而大企業聘雇人才有限，當然青年失業問題也永遠不會獲得解決。

6. 你認為臺灣的學運跟工人運動需要連結一起嗎？

在 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學生、勞工、教師聯合行動舉辦了「工學鬥陣、拒漲學費」，抗議現任教育部長提出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抗議教育部違法下放學費決 策權，反對大學法人化等等。而在其中，除了各校學運社團與各校工會以外，也還有全國自主勞工聯盟、華隆工會、團結工聯等等來一同對教育部施壓。

勞 工團體在工學鬥陣的訴求中，扮演的是學生家長的角色（畢竟臺灣大部分家長都是受薪階級），在整個資源分配結構的不公下他們是受害最深的一批家長。勞工團體 聲援學生的同時，學生也常常聲援勞工團體，像是去年的秋鬥――「人民向左轉」――反對政府右傾偏愛財團的政策中，反教育商品由學生為主的隊伍也成為五個大 隊中的一隊。

雖然臺灣學運圈並未公開地著掛上左翼的符碼，但是其中許多團體在工運抗爭中都會出現。臺灣的學生身為被資本家壓迫的一群人，覺醒者必然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而我也認為臺灣的學運跟工運必須要作上緊密的連結，希望學運圈可以成為臺灣社會公平、人民左轉的一支大助力。

7. 你為甚麽會成為一名左翼青年呢？

還 記得當年我還沒有啟蒙的時候，我仍舊是個雙十節會拿國旗在家裏吶喊、崇拜政府崇拜領袖的小孩子。但不知不覺……隨著我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資訊、現實給青年的 壓力越來越大，我開始察覺真相：政府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麽大有為、我們的福利政策很隨便、資本家操弄著我們的政府，或藍或綠都一樣右偏。

政 府說：「經濟變得越來越好、GDP有上升」，我卻看到失業率越來越高，為什麽GDP上升，受雇報酬卻越來越少？我眼看著企業主越來越富有、我們的經濟成長 果實都被企業拿走，勞工的薪資越來越低，臨時工比定期工還多上好多。這個時候政府卻叫我們勒緊褲帶，要凍漲我們勞工階級的薪資，卻可以拿我們繳的稅拿去穩 定股票，把人民累積了很久的棺材本砸進股市。

這麽多荒謬的事情在我眼前發生，我不可能不發一語、我不可能當做沒看見，所以我漸漸進入了學運圈，汲取了許多左派的論述，也見識到了世界資本家的黑暗面。我知道雖然我一個人出來當左翼青年力量微薄，但是結合眾人之誌，我們可以讓世界更公平、更美好。

臺灣漁船槍殺事件：菲工成為種族主義的代罪羊

五月九日，在一名臺灣65歲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射殺後，臺灣政府開始鼓吹一股反菲情緒。在臺的菲律賓移民工首當其沖，承受這場外交風波的惡果。在過去幾天，發生了數次在菲律賓非正式「領使館」外的抗議，更令人憂慮的，是針對菲律賓移工的街頭襲擊。

兩 國政府處理危機的方法使情況火上加油。對於菲律賓阿基諾政府把槍擊事件描述為「意外」，很多人感到憤怒，事實上該臺灣漁船被擊中共45槍，可見沒有更多人 傷亡，已經算是奇跡。同時，民望極低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明顯藉著此事件，一方面強化其在中南海領土爭奪的位置，另一方面利用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以增加其支 持度。臺灣政府在巴士海峽（臺菲兩國各自主張的海域）進行軍事演練，明顯更進一步提升緊張局勢。一名臺灣海軍發言人表示：「（軍演）目標是彰顯我們維護國 家主權的決心。」

五月十五日，菲律賓政府在槍殺事件上作出道歉，但臺政府以不夠誠意為由拒絕，要求菲律賓駐華代表返回菲律賓、召回其駐菲 律賓大使，及對菲國實施一系列製裁。這包括終止菲律賓外勞的申請、發布菲旅遊警示為「紅色」、不鼓勵國人赴菲旅遊或洽公、停止雙方科技研究合作，以及早前 提到的軍演。這項措施增加國家的緊張局勢，無可否認激起了臺灣反菲律賓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

臺政府向菲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對洪石成的死亡作出正式（政府官方）的道歉，向其家人作出賠償，並將當時負責射擊的海岸警衛移交至臺灣進行司法裁判。

兩 國政府的反應均受到政治因素與聲譽的問題所影響。由於菲律賓在五月十三日的中期大選，令菲政府決定延遲這個可以來得更早的道歉。由於「一個中國」政策的復 雜性，令菲臺兩政府沒有正式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對臺灣政府來說這意味著道歉不夠正式誠懇。菲政府的道歉只代表其「人民」作出，並沒有提到「政府」。這給予 了臺灣統治者機會，並利用此作為其製裁的藉口，而受影響的卻是菲律賓工人而不是菲律賓統治精英。盡管阿基諾政府表示尊重「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國的媒體並 沒有因此而停止對其的攻擊。

南中國海的沖突

中國的獨裁政府正假裝支持臺灣，事實上它所實際關註的是其兩岸關系（中國和臺灣），以及與多國在南中國海爭奪資源的混戰（包括中國，臺灣，菲律賓，越南和其他國家）。在中南海的領土糾紛上，菲律賓的右翼民族主義政客急不及待譴責臺灣為「北京的代理人」。

因 此，五月九日的槍殺事件實際上連系到背後該地區更廣泛復雜，和不斷升級的海事糾紛。南中國海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再平衡」的關鍵焦點，其主要目的是監視 中國日益增強的勢力。菲律賓和臺灣是美政府的兩個關鍵盟友，其外交對峙正令美政府搖頭感嘆，但這也顯示了其行動正在挑釁蜂巢。在美國的慫恿下，所有政府都 在擴大自己的海軍部隊（但它們同時聲稱不能負擔學校，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等公共開支），並越來越多地利用捕魚船隊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

上星 期，日本海岸警衛隊以「非法闖入」為由在日臺兩個政府都聲稱主權的爭議地區，逮捕了臺灣漁船的船員。這事件令臺政府尤其尷尬，因其在四月十日才剛與日政府 簽訂了在釣魚島附近區域的捕魚合約。這場交易惹起北京政府的憤怒，北京駁斥雙方政府宣稱擁有釣魚臺主權，並同時在此問題上與日政府陷入僵局。不同富豪精英 之間的地域權力鬥爭所導致的局勢緊張，使像五月九日的槍殺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

社會主義者反對對所有國籍漁民不斷增加的滋擾，和對其生命 安全的威脅，這部分是由區域權力鬥爭所引起的，但也是由於嚴重耗損的漁資源（過度捕魚和因氣候變化使海洋變暖及酸化）。這導致了更強烈的競爭，迫使漁民航 行到更遠的地方及冒更大的風險，甚至非法行事。臺灣漁業界的產量為全球第六大，產量在2001年的773,000噸下降至2010年的688,000噸。 馬總統在2008年贏得大選，承諾要打破行業萎靡不振的命運，但並沒有成功停止產量的下降。

這些問題只能通過跨國的規劃機製來管理海洋的 有限資源，並采取緊急行動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但我們不能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從過去的經驗已告訴我們，它們對利潤的欲望將無法受到任何協議的規範。南中 國海和其無人居住的島嶼應該成為一個公共區域，由海上各國人民共同民主地管理。社會主義者要求受爭議地區的非軍事化，反對所有政府的軍事建立。漁業的工人 必須對其日益增長的危險作出反應，組織建立國際的連系，達成民主和集體的解決方案，反抗資本主義政府和經濟利益爭奪控製有爭議的海域。只有社會主義的鬥爭 和工人階級對經濟生產的控製，能提供危機的出路。

種族主義：對全體工人的脅迫

所有臺灣的親資本家政黨― 無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 ― 抓住此次事件，借此贏得其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並分散人們對其打壓勞動權利的註意力。數周前，年邁的絕食者露宿在勞委會前抗爭，政府已頗感棘手，兼有成千成 萬工人上街反對腐敗政府和其對勞保年金的縮減。因此，對統治階級而言，種族沖突頗能有效的分散人們的註意力。

移工是臺灣資本主義環境下最 大的受害者之一，他們沒有工作權保障，薪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而此時人們對生活愈差的怒氣被誤導至移工身上，令他們淪為怒氣的標靶。已有媒體報導傳出餐 廳拒絕供餐給菲律賓人，也有許多雇主解雇移工。已有案例是雇主將移工禁錮在洗手間，以示對其政府行為的「懲罰」。88,000名在臺菲工在這個禮拜實在處 於絕望的狀況。

過去幾天，人力仲介公司已經發出警告，呼籲菲工只有在必要時才外出，並且遠離漁村，可見許多在臺籍漁船上工作的菲工的困 境。最近一則臺灣國際工人協會 (TIWA)的報導指出，自1992年來政府就藉由引進超過7千名印尼和菲律賓漁工，來替資方節省人力成本。因此政府突然「捍衛」起漁民的權益，只是虛予 偽善。實際上，過去二十年，政府不斷降低漁工薪資和勞動條件！

也只在數天前，工會的移工曾參與絕食抗議的遊行，以行動表示他們的支持。移工在到桃園的遊行中，推著絕食工人輪椅的畫面，就是對急需聯合所有勞動階級的明確提示。政府的卑劣技倆只是要試圖打擊工人的團結。

一 些工運評論者已經試著指出，禁用菲律賓移工對馬尼拉當局是無關痛癢的，因為在臺灣的菲律賓移工人數只占全菲律賓移工中很小的一部份。這個論點完全誤解了政 府當今作為的目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向菲律賓人民報復，反對只以臺灣勞動人民利益的民族主義論點。我們支持洪石成人求償的權利，也支持應成立包含臺灣漁 人代表和菲工代表的獨立調查單位，以檢視5月九日的事件。

無疑，臺灣的統治階級正利用這出悲劇和民族主義的浪潮來遮掩其對勞動階級的攻擊。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 統治階級如何利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來各個擊破。只有團結一致 ― 聯合包括臺灣人、菲律賓人和所有其他國籍的人― 方能擊退資方和政府，改變社會，改善生活條件。

工會和臺灣尚稱微弱的左翼力量，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回應。單單是從道德上反對種族主義是不足夠贏得爭論，並擊破政府分化工人的策略。我們需要建立工人抗爭的聯合陣線來對抗種族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來捍衛所有人的工作權、住房和公共服務。

臺灣: 緊縮財政削減勞保 分化公私部門工人

在第二任任期追求歷史定位的保守右派馬政府，從任期初始即拋出多項體製內的改良政策，其中或有立意甚嘉的構想，但即使是這些體製內的些微改良，也遭遇資本家的抗拒，淺嚐則止，很快就退縮成更無力的閹割版本。

而另一些所謂的改良政策，則是批著改良的口號，實際內容則是完全悖離了群眾利益。

為親資本家的官僚所把持、主管勞工事務的勞工事務委員會（勞委會），於去年（2012）底，主動發布了勞保基金的精算報告，精算報告內容直言，勞保 基金將在2017年開始，基金支出將開始大於收入，於2027年勞保基金則將會破產。意圖藉由偏頗的數字來恐嚇工人，塑造危機氣氛，再推出緊縮的勞保基金 版本，降低勞動階級退休保障，來縮減政府支出。同時資本家也利用傳播媒體作為其傳聲筒，將勞苦大眾累積的怒氣，轉移相對保障較明確的軍公教人員身上，煽動 工人階級內鬥和分化。

事實上，即使以目前勞退年資給付率1.55%，年資三十年，投保薪資四萬元試算，每月月退金也僅 20,088 元，若再考慮退休時的物價膨脹，這筆月退金很可能無法負擔起勞工階級退休後的生活支出，若是如勞委會所提之乙案，調降年資給付率到 1.3%，情況則只能更為惡化。

至於此次勞保基金破產事件中，被趁勢檢討的軍公教，其退撫製度也由設計上較為理想的確定給付製，逐漸同一般勞工次等保障的確定提撥製看齊。與去年相 比，中央政府總預算雖僅比去年減少0.4%，但內政預算減少了2%，作為獨立媒體的公共電視也降低了1.99%。但與這些數字比起來，民眾的感受卻是更強 烈，於2000年施行的《中央政府總員額法》，明定了中央政府的總員額上限為17萬3千人，使絕大部分的政府部門，在員額受限的情況下，不得不聘用了大量 的派遣人員，而有了身負保障勞工使命的勞委會，過半員工是約聘派遣人員的諷刺現象。

續往資本家傾斜 「民主」機製失能

而與私部門雇員（勞工）和公部門雇員（軍公教） 狠砍的福利和緊縮政策比較起來，馬政府對資本家的優惠，卻是毫不手軟。按照馬政府的規劃，涵蓋所得稅、關稅、貨物稅等，今年至少還要再幫財團減稅500億元。真是一邊體恤資本家，一邊勒緊勞苦大眾的褲帶！

除此之外，呼應財團對新自由主義的呼聲，供應人民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持續進行民營化、私人化。看顧人民健康的醫療院所則在醫院自主管理、卓越計劃等政策下，將醫院的管理權，更多得交由財團追求獲利，也難怪財團荷包飽飽，底層醫護過勞，人民接受的醫療品質下降。

在土地政策上，亦是相同景況，資本家仍是同樣的說詞，同樣的劇本。追求利益、擴大資本仍是其唯一目標，仍是推動所有事務的動力源頭。於是不管土地徵收，都市更新，人民的聲音皆已被淹沒，消失在資本主義下，轟隆隆的運轉聲裏。

美帝中帝　臺灣交鋒

爭議多年的核能四廠能否開動運轉，目前正處於關鍵的時刻，核四廠關鍵部件，主要由美商奇異等美國公司提供，美國的資本家，為了其利益，必定伸出爪牙，對軟弱的馬政府施壓。

馬政府積極運作加入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不只是全球化的一帖毒藥，更可視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延伸。在TPP架構下，臺灣自 身的立法權將受到限製，如果臺灣通過了損害外資企業獲利的法令，外資企業有權利提告要求保護其利益。TPP對智財權的保護也更嚴格，超過了《反仿冒貿易協 定》（ACTA）。同時TPP也限縮了網路自由，付予財團能直接取得個人資料，遮閉網站，甚至封鎖網路的能力。

臺灣如果加入TPP，不管政治上或經濟上，將成為完全的附庸國。

藉由《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已向資本家靠攏的獨裁國家 – 中國，對於臺灣的影響力， 相比起美國等也不斷提升。更由於臺灣與中國地理與歷史上的淵源，中國與美國在臺灣勢力互相拉鋸，則是可以預期的。

藍綠盡為財團發聲 急需工人政黨

創黨百年的國民黨，與曾經是中間自由派的民進黨，再數十年互相觀摩、學習和模仿後，除了統獨議題外，早已讓人分不清兩者的差別。前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對殘暴打壓工人的柴契爾夫人和獨裁者樸正熙之女樸槿惠都表達了讚揚。蔡英文認為「樸槿惠這次獲得過半韓國人民的支持，除了她個人因素外，也不能忽略韓 國政府及社會韓國社會在轉型正義上的堅持與努力」，對柴契爾夫人，她稱許「這位『鐵娘子』在80年代如何帶領英國走過艱難的轉型困難期，如何動用軍隊運煤 來對抗煤礦工人的大罷工」。在過去無論是在反核運動、蘇花高案、國光石化或者是其他勞動議題，民進黨只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反對派，他們也許會在議會內提提 反對聲音，或者是在面搞幾次遊行來爭取選票，但是作為財團所支持的政黨，他們根本不會也無意改變現在資本主義的壓迫。

由此可見，國民民進兩黨並不是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迫在燃眉，工人們需要另立自己的工人群眾政黨，以社會主義為綱領，反對資本家的進攻！

馬英九政府深陷危機　需要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國民黨只懂操控政策來獲取經濟利益、剝削臺灣人民。現在血汗勞工還有劣質原料充斥著市面，而勞委會跟公平會大都在維護資方的利益，欺人太甚！」本刊訪問一名高中生，他對現時社會的矛盾表示憤怒。

馬英九政府統治危機　民望創歷史新低

社會問題深化，代表資本財團的國民黨政府在連任一年後根本無法化解危機，馬英九的民望創了歷史性的新低。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對馬英九感到滿意的人不足14%，而2012年5月的這一數字為20%（臺灣TVBS，05-2013）。其他電視臺的調查結果與此類似。《中國時報》最新民調顯示，不滿意馬英九施政的人增至70%（20-05-2013）。

此外，林世益貪汙案件導致整個統治階級陣營的威信受到民眾質疑。2012年6月，國民黨副主席及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被傳媒揭發涉嫌索賄，涉及賄款達6,300萬，其多名親戚也涉及在內。至今年4月，臺北地方法院審判處只將其輕判有期徒刑7年4個月，其多名親屬全部獲判無罪。這判決惹起社會民眾的憤怒，超過7成民眾認為，不再信任司法製度，並認為馬英九應為事件付上責任。

貧富差距惡化　工資退到十六年前水平

臺灣民眾的薪資處於極低水平。雖然政府從4月起將每月最低工資提高新臺幣267元，由每月新臺幣18,780元些微提高至19,047元，但這並不能解決貧富懸殊急劇惡化的問題。3月份國內第一季實質平均薪資為53,689元，倒退到16年前水準。食物價格持續高企，一般家庭購買頻度較高之消費品價格上漲1.64%。馬英九在去年當選連任後，更不斷實施打擊勞動人民的政策，包括提升了油價、電價，又以削減勞保來縮減政府支出、漲學費等政策，令臺灣的勞動大眾的生活更百上加斤。

貧富差距惡化的速度驚人。根據財政部資料，2011年根據綜所稅申報戶，最貧窮與最富有的5%家庭平均所得差距共超過96倍，續創歷史新高。2010年，最窮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4.6萬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達429萬元。臺灣貧富差距在未來可能很快就飆破100倍。

而財政部官員也表示，實際的貧富差距更嚴重，因為真正的窮人的收入低到不用申報綜所稅，有錢人則有許多避稅管道或免稅所得不用申報，例如炒房、炒股的資本利得等，有錢人的真正所得遠高於財稅中心掌握的水平。

1998年所得最高5%與最低5%家庭，貧富差距只有32倍，2008年已翻倍達65倍，《自由時報》評論，這已形成「一個臺灣、兩個世界」（自由時報，2012-3-27）。過去三十年至今，在收入兩端的最富有和最貧窮階層不斷增加，階級矛盾加劇，這也令新一代的青年的反資本主義情緒不斷上升。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繼續深化

2013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繼續深化，對臺灣的經濟有著莫大影響。臺灣作為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出口一直是其經濟的重要支柱，占GDP比重達75%。歐美及中國的市場對高度依賴出口的臺灣有著重要的影響。

去年爆發的歐債危機持續深化、美國經濟尚未復蘇、加上中國作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對臺灣的出口造成更大影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實施的「安倍經濟學」政策令日圓快速貶值，令原本在臺灣的外銷訂單轉向日本生產，大大影響臺灣的出口。臺灣4月份出口較2012年同期衰退1.9%，其中對歐洲減少18.12%。因出口及投資需求減緩，4月份整體進口也較2012年同期下跌達8%之多。

歐債危機持續及深化，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從一月預估的2.4%下調至2.2%。臺灣的GDP增長預測也被大幅調低，由去年的3.57%降至2.14%（臺灣綜合研究院，14-06-2013）。國際信用保險業者科法斯（Coface）集團預測2013年臺灣GDP增長為2%。

面對經濟增長放緩，馬政府繼續嘗試刺激經濟，在5月底花費32.4億新臺幣，推出十多項措施，包括建議撤銷由一月份開始征收的證所稅等稅務優惠，意圖刺激投資；又向民眾提供補貼購買環保家電，嘗試刺激國內消費。可是，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臺灣勞動大眾的真正社會問題。

捍衛言論自由　需要不斷抗爭

一眾資產階級政府均極力壓製對其不利的言論。日前美國前CIA情報員斯諾登逃亡到香港，揭露美國政府監控民眾的惡行。多年來，數名揭發美國政府惡行真相的泄密者受到連串追捕被政治迫害（如維基解密創辦人阿奇和前美軍曼寧），這揭露美國資本主義「民主大國」的虛偽。

馬政府也不例外，早前草擬一連串封鎖言論自由的草案，包括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5月21日由公布將修正《著作權法》，阻止國內網路使用者連結至國外侵權網站，表面上打擊盜版，實際試圖上箝製網上的言論和通訊自由。這引起社會極大回響及反抗，民間發起了抗議行動，將6月4日定為「網路全黑日」，如「維基百科」等網站便在該天關閉以示抗議。雖然智慧局在期後確定不再推動，但可見政府嘗試封鎖不利於自身利益資訊的意圖。這不是什麽新鮮事，2011年美國眾議院曾提出SOPA（禁止網路盜版）法案，名為打擊盜版，實際上實行政治審查及打壓言論和資訊自由。最後因為受到群眾的抗議而被迫停止推行。可見言論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從不是由資本主義政府賜予，而是透過群眾抗爭獲得！

馬政府利用種族主義轉移視線

五月初發生的臺灣漁船事件，給國民黨政府一個機會暫時轉移視線，將工人分而治之，並挽救馬英九的民望。臺灣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射殺，馬政府立即鼓吹反菲律賓的種族主義情緒，對菲國實行一系列的製裁，包括終止菲律賓外勞的申請。這些措舉激起臺灣反菲律賓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五月份馬英九的民望比四月微微上升。

馬政府對菲律賓進行貿易製裁，但另一方面不敢太過份導致其經濟受損。菲律賓是臺灣2012年第7大出口市場，有68億美元順差，而菲對臺的進口僅有21億美元，呈遞減態勢，所以對菲律賓進行貿易製裁實際上對臺灣的經濟損失更大。馬政府的製裁並不是由於關心死亡的漁民或其家屬，而是借此機會挽救其極低的民望。臺灣的統治階級利用這出悲劇和民族主義的浪潮來遮掩其對勞動階級的攻擊。所有臺灣的親資本家政黨均抓住此次事件，借此贏得其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並分散人們對其打壓勞動權利的註意力。

遷怒於移工並不能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只會中了統治者的圈套。臺灣大約有8.8萬名菲律賓移工，其中大多數為家庭傭工，以及製造業的流水線工人和工程師。移工是臺灣資本主義環境下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沒有工作保障、薪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其利益與臺灣勞動民眾利益一致：工作保障、工資提高等權利。我們需要建立工人抗爭的聯合陣線來對抗種族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

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出路　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國民黨親資本財團的臉孔已是眾人皆知，作為反對派的民進黨，並沒有任何比國民黨與別不同的政策，其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在2000-08年執政時已表露無遺，其執政時的貧富差距亦是有增無減。

民進黨多年來曾以統獨問題，將自己與國民黨顯得不同，但實際上，資本家的民進黨根本不能逆中臺資本融合的潮流，統獨問題只是民進黨的民粹空喊，掩飾自己與國民黨一樣的親商政策。中國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國，而中國也是臺資本家最主要的投資地方，目前在中國的臺資企業有10萬間，在中國常住的臺灣人口有150萬以上。大部分臺灣民眾目前最關心的不是統獨議題，而是更切身的民生和工作環境。

國民黨強調經濟上與中國更進一步融合，而民進黨強調多元化的國際貿易，實際上兩黨所代表的都是同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可能改善臺灣基層民眾的生活。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未來將繼續深化，臺灣經濟必定受到影響，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將繼續推出新自由主義政策，繼續實行私有化，打擊勞動人民的措施。臺灣政治上長期被兩黨壟斷的情況下，缺乏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黨，這正是我們現時需要的。要真正改變勞動大眾的生活，需要挑戰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藍綠兩黨，建立工人階級的聲音和政治工具－一個屬於工人的群眾性政黨。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實行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

臺灣：818 兩萬民眾到總統府　抗議苗栗強拆迫遷　

八月十八日，兩萬民眾上街，到臺北總統府前抗議國民黨政府在苗栗大埔地區強行進行土地征收及拆除房屋，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口號。行動以音樂會的形式進行，中間間以各團體的發言，聲援苗栗民眾。活動在十點結束後，有兩千名民眾，轉往內政部，聚集在內政部占領門口，一些民眾進行塗鴉，甚至在內政部空地種植蔬菜。直到隔日的周一晚上六點，才在農陣公開宣告「不是停止，只是開始」後解散。這天晚上的「把國家還給人民 818拆政府」行動，是承接八月十六日在苗栗縣政府的「守護苗栗音樂晚會」，當日苗栗有上千民眾參加。參予此次行動的，除了主辦NGO團體「臺灣農村陣線」外，包括因反對家園土地被征收而集結的多個自救會外，也有核能議題、反兩岸服務業貿議協議、關廠工人、秋鬥平臺、苑裏反瘋車、臺東紅葉部落溫泉飯店開發等團體。

這次集會是繼八月三號二十五萬臺灣民眾上街參加「萬人凱道送仲丘」後再度上街，總統馬英九曾經承諾徹底偵查洪仲丘事件，目前由一般法院接手，但是事件已滿一個月，仍沒有查到任何真相或結果，讓人民感到憤怒及更加不相信政府。這進一步激發了人民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

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的成員到場參加這次集會，我們全力支持苗栗大埔區居民的抗爭。

工國委（CWI）臺灣的訴求：

立即停止征地及強拆！
劉政鴻立即下臺！由大埔居民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貪汙事件
大埔四戶地歸原主，被迫遷或拆除的居民組成委員會，民主決定安置及賠償計劃
由當地居民自願組成土地委員會，民主規劃土地用途

臺灣：另一個有利於財團的協議

臺灣和中國簽下了服務業貿易協定，兩岸將開放多項產業互相投資。如同2010年許多人反對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項協議將僅僅有利於財閥。

臺灣將開放64種產業，運輸、洗衣、旅遊、中藥，理發、美容等給與中國投資。而中國則開放80項，包括出版、保全、金融、零售、電子等產業給與臺灣作為回報。

全臺各地湧現了憤怒和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在累積了國軍醜聞，土地征收等事件和議題後，對於像跛腳鴨的馬英九政府，以及執政的國民黨的不滿後。服務業在臺灣的經濟中占了巨大的分量，成千成萬的人會因這項協議收到影響。在立法院前曾聚集了憤怒的群眾，其中一些抗議群眾甚至嘗試沖進立法院。

臺灣的工人和小商家絕對有理由對服貿協議存疑。如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目標著眼在讓大財團有更大的空間來壓低薪資、最大化利潤，來分化勞動階層，讓工人彼此競爭，而陷入「競次效應」（race to the bottom）。這項服務業貿易協定，一開始就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擘劃，而不是普通工人。

反對服務業貿易協議的力道反映了階級間的利益沖突。一些知名的企業領導人表示，如果中國資本進入這些解除中資限製的產業，將對他們獲利造成影響的憂慮。對於部分資本家，或許是。但無疑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們和小商家。工人們的工資會大幅下降，而大部分的協議所列產業中的小商家則會被徹底消滅。統治階級其中的部分人可能不樂於見到這樣的變化：臺灣和中國的資本家聯手為企業利潤打拼。

有些商界人士，尤其是出版業者，藉由民族主義的言論來掩飾，其實他們真正在意的是企業的獲利。他們暗示服務貿易協定背後真正的目的，是北京將借此能夠來臺出版、宣傳，而降低書籍價格，並且市場上將充斥著廉價、中國出資的書籍。而此其時，北京顯然並沒有這樣的計畫，這些指控只是出於出版商要隱藏他們真正的意圖。

大高雄總工會指出高雄的百分之七十的商業活動和工會百分之八十的成員是就職於列在服貿協議中的產業。但即使有這麽多勞工會受到影響，大高雄總工會僅僅是發布了一份對服貿協議的「聲明」。他們仍是以民族主義的論調，暗示服貿協議潛在的安全風險。工會領導人顯然認為這是安全的論調：一份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民眾認為服貿協議的簽暑是中國為了加強對臺灣的掌控。

有些工會，像是高雄市洗染職業工會，他們反對服貿協議，是因為馬英九政府無法保證中國工人不會來臺灣搶飯碗。新娘秘書發展協會則說如果馬英九政府不能明訂「不得引進中國技術師」，就不應該簽署協議。這些論點都認定是這次兩岸間的協議才帶來這些變化，但十多年前，臺灣的資方早就用低薪來聘雇外勞！許多產業也因追求低廉的工資，外移去了中國的經濟特區。服貿協議只是整道程序的最後一步而已。

工會應該藉由組織在地的移駐勞工來反擊外包和境外生產，如果勞動者有強大的工會和集體工作協議（collective agreements）作後盾，使所有勞動者同工同酬，就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而不是一味怪罪中國工人偷走了臺灣人的工作。工人應該把矛頭對準馬英九政府和臺灣的資本家，他們在議會中，為修辭學上的統獨民族問題吵得口沫橫飛，但實際上為了商業利潤之名，出賣工人可不會猶豫。

一些服貿協議的反對者，如臺灣教授協會，認知到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只讓少數人得利，而大部分群眾則蒙受其害，起來呼籲組織群眾遊行。但可惜的是，他們也僅只是要求重新協商，而這是遠遠不夠的。

在野的民進黨對服貿協議持反對意見，不過因為民進黨機會主義的性格，跟過往對比，抗爭的力道顯得薄弱了許多。現在在民進黨內部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要對北京展現更親近的態度─以迎合臺灣資本家所希望見到的。另一個原因是臺灣滋長的反政黨情緒，這在群眾遊行中可以看到，使得民進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加。這個現象是全球趨勢，但除非這些反政府的鬥爭能夠發展出清楚的政治替代方案─建立群眾鬥爭的新政黨─否則現有的政黨，如民進黨，將會在未來的選舉中失敗。

馬政府和民進黨都不曾展現為臺灣的勞動階層改善現況的意圖。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不管名義上是傾向臺獨或反對臺獨─都不會為停止對勞動者的剝削出力，因為對資本家而言，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獲利。在未來的選舉裏面，工人絕不能相信國民黨和民進黨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來看看中國的情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班子在中國經濟的各個面向拼命私有化，私有化原是公有的經濟部門。這對中國的工人來說，看到的是工資的降低，工作崗位數量的減少，公共服務的收費提高而且品質降低。

要能讓臺灣和中國的勞動者能團結齊心聯合鬥爭，還有許多屏障要克服。多年來，兩個政府之間散播的不信任，讓這樣的聯合有很大的困難。服貿協議應該提醒臺灣和中國的工人、小商家，即使民族主義者的口號喊得再響亮再激情，當目標是要減低勞動者的權利，消滅小商家，最大化利潤時，這兩個政府是如此的合作無間。臺灣以及中國的勞動者，兩者都是資本家合作下的犧牲者。

民族主義─我們會在未來的七合一選舉中，看到國民黨和民進黨不斷提起的主軸─這並不能停止工資的降低，停止退休金的削減，停止產業的流失，停止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廉價出售。民族主義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用作分化工人的手段─不論是臺灣，中國或是外勞─彼此對抗，而資本家從中獲利的大旗。

臺灣的勞動者需要建立替代資本主義體製的方案。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替代，來取代泛藍和泛綠陣營。我們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來為今日所有受困於資本主義牢籠下的人們剪斷枷鎖，而不僅僅只是幫助其他未得合理報酬的工人而已。

臺灣：國民黨內部分裂

2013年9月6日，臺灣檢察署下轄特偵組對外界公開監聽立法院長王金平與與民進黨立委黨鞭柯建銘的電話交談，被總統馬英九稱為「司法鐵漢」的檢察總長黃世銘此前於雨夜攜帶相關資料已向馬英九私下報告。

王金平「不法關說」案由此引爆，法務部長曾勇夫與臺灣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關說，曾勇夫被移送檢察院調查。而民意支持屢創新低的馬英九及其陣營更是在王金平前往馬來西亞參加女兒婚禮之時，恰逢中常委開會，痛下殺手開除其國民黨黨籍從而免去其立法院院長之職。

現任國民黨總統馬英九一向標榜行事清廉、溫和猶疑，在黨內人事上也很少有鐵腕直斷的行為，曾被民眾與輿論戲稱為「不沾鍋」。而作為臺灣現任最資深立委和立法院長（擔任立法委員近三十年，擔任立法院長十三年）的王金平，由於出身高雄，代表著國民黨內的本土派勢力，且一向長袖善舞，善於調和國民黨與民進黨朝野兩黨間關系。而其名下登記的土地至少就有45筆，可謂「立院地王」。

「不沾鍋」下此重手意圖在國民黨內將「立院地王」斬草除根，卻是引來島內和國際輿論的關註，也使臺灣政壇爆發一場大海嘯。事件的影響不僅涉及國民黨本身，作為涉事方的在野黨民進黨和許多反對國民黨的人士將此事件歸為總統濫權和操弄司法從而導致的憲政危機，還有媒體人士將之比作中國大陸的「文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和前民進黨副總統呂秀蓮已表示將集結力量討論彈劾和罷免馬英九總統職務。

9月12日王金平回到臺灣時，桃園機場有近兩千名聲援民眾到場，全國各地農會系統、義消、義勇搜救隊、婦女會、原住民團體等拉起一面面紅布條，高呼「王金平加油」、「馬英九下臺」。代表不同黨派和立場的政治人物也在現場出現，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國民黨立委林郁方、李鴻鈞、黃昭順、盧嘉辰、李慶華等十余人，臺聯立委黃文玲、葉津鈴，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無盟立委高金素梅都前往接機，連勝文（連戰之子，國民黨中常委）特別助理徐弘庭、國民黨中常委李德維現身力挺。

甚至還有在野人士呼籲王金平索性分裂國民黨，拉起人馬另組第三黨參與明年的「七合一」競選（即2014年底直轄市長、市縣長和市縣議員及鄉鎮村裏長及代表的改選同時進行，對於臺灣島內的政治格局劃分具有重要意義）。網絡上有不少青年也自稱為「保王黨」，以支持王金平和力挺民進黨來表達對馬英九的不滿，並在網絡上播放當初馬英九的公開演說視頻。馬當時指稱，前民進黨總統陳水扁民意支持率低於18%，已經失去統治合法性，應該下臺：「一個總統滿意度只剩18%就可以下臺了，不下臺就是沒有羞恥心。」以此來映襯馬英九的戀棧和所作所為。

馬英九支持率現時已跌至不到一成（年代新聞民調中心9/15)，只剩9.2%，不滿意度高達80%，比扁任期最低的10%更差。而且有55%民眾表示不贊成撤銷王金平黨籍，使其喪失立法院長職位，只有17%贊成。連國民黨民眾贊成撤銷王金平黨籍的只有37%，而反對的高達47%。

09月15日的民調顯示六成民眾表示支持罷免馬英九（蘋果日報，15-09-2013）。民進黨也將發動立法委員彈劾。罷免總統首先需要三分之二的立委通過，現時國民黨的議席超過一半，只有民進黨不夠票數通過。但若果國民黨支持王金平的立委也支持罷免，則能夠過半數過通。

馬英九為何要在本人支持度已經極其低迷，痛下殺手進行可能導致國民黨分裂和本人名望進一步下跌的內鬥呢？

雖然早在2005年，馬英九與王金平兩人為競選國民黨主席的職位，而心生芥蒂，而且兩人行事風格和出身背景迥然不同，如馬英九被稱為「沒有朋友的總統」，而王金平被稱為「沒有敵人的院長」。但是馬英九一意孤行和頑固決策，顯然絕非是簡單的個人恩怨或者心懷嫉妒。

一種說法是，國民黨中的榮譽主席連戰、新北巿長朱立倫、榮譽主席吳伯雄和臺北巿長郝龍斌為代表的國民黨內世襲的大家族由於黨主席馬英九支持率過低，計劃拋棄馬，在9月底要他為明年「七合一」選舉結果負責，並由民意支持尚高的王金平取而代之。所以，馬英九為鞏固其權力，而對王金平痛下殺手。

不過，雖然連戰和其子國民黨中常委連勝文等曾公開指馬英九在王金平事件上處理不當，但作為國民黨內親北京的一線代表人物，無論連戰還是吳伯雄都不太可能沒有北京的默契，就為北京所猜忌的王金平密謀什麽「倒馬」。

但是，國民黨內大佬們力挺王金平足以說明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在總統支持率日低，執政乏善的情況下所謂的團結假象已被徹底撕破。 2014年七合一選舉在即，國民黨內地方勢力卻不以「馬首為瞻」，而紛紛「唯王是從」，使國民黨中央很難控製未來候選人安排，這甚至直接影響到馬英九是否還能順利第三次續任黨主席職位的問題（馬英九已經任兩任總統，為保持政治影響力，只有續任國民黨主席）。而如果馬不能續任，王金平無疑是目前黨內最具資格的人選。

此外北京因素和王金平主導立法院不聽馬政府招呼，及馬英九為博其歷史定位的想法，也成為馬英九堅決倒王的重要原因。

馬英九政府與北京政府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定）時並未咨詢民眾和立法機構，甚至包括王金平在內的一些國民黨立法委員都不知道協議簽訂的內容，王金平因此公開表示「行政部門的專擅很要不得」。

這導致服貿協議曝光後臺灣朝野軒然大波。這份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只有益於兩岸上層的大資產階級，無論是對於臺灣基層民眾還是中國大陸的底層民眾都不會帶來實際經濟益處，而只是導致更多的競次效應，使民眾面對市場入侵失去就業保護和遭受更多剝削。而王金平主導的立法院機構要對協議進行逐條審核並舉行社會各行業的公聽會，這在事實上等於無限期擱置了協議在立法院的通過。

明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在上海舉行，這成為馬英九在任內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見面的最佳時機。而「習馬會」也會成為馬英九在民意極低的情況下，用來確立其歷史定位的重要資本。所以，從這個角度考慮能否盡快通過服貿協議對習馬會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馬英九政府堅持要推動「核四」建設，雖然民間反核聲浪持續不斷，而王金平主導的立法院在此問題上也是態度曖昧，不與總統站在同一立場上。其實這些馬英九頑固單方要推動的決策無一不是有害於普通民眾，而利於大商家，所以雖然民意濤濤，但馬英九為個人權力卻可以不管不顧，難怪幾成最不受歡迎總統。

那麽，受打擊的王金平等是否就是人民之友？

其實恰恰相反，王金平與民進黨雖然對馬英九政府處處有所牽製，但是其牽製目的並非是為了替民眾出頭維護利益，而是為了在政治鬥爭中分得一杯羹。王金平在此政爭中，並沒有寄望普通民眾支持和回應民眾利益，反而是寧可支付高達近千萬臺幣的保證金，向法院上訴要求保留其國民黨黨籍和立法院院長的職位，以確保其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基本盤。而且王金平也是出身於臺南世家，其當選立法委員和院長就與家族支持密不可分。而臺下關說與密室陰謀更是王金平這樣的老道政客的看家法寶，是統治精英進行非民主的秘密而腐敗的少數統治的具體表現。

至於曾經執政的民進黨在核四問題與服貿協議上，更是態度曖昧。民進黨雖然一直以來提出「非核家園」的口號，在陳水扁執政前期曾嘗試停止核四計劃，但後來也因為種種因素最終讓核四復工。今天作為反對黨，可以高調反對國民黨與馬英九的種種決策，但如輪到其執政，則一樣服務於大商家的利益。譬如，關於服貿協議等涉中問題立場與現實態度就極為矛盾，黨團一直強調需要對協議逐條審核，但又並非反對協議本身。一方面希望以此攻擊執政黨撈分，另一方面，又要顧及背後金主態度，避免​​外界「逢中必反」的形象。就在民進黨在立法院內高調反服貿協議的同時，7月民進黨立委薛淩家族主導的陽信商業銀行在上海市開辦子公司，薛淩之子民進黨中常委兼臺北市議員的何誌偉到場祝賀，而何誌偉本人同時在媒體上又大喊反對服貿協議。

所以，馬王之爭的本質並非是誰「賣臺」的問題，說白了還是統治階級內部進行利益分配和權力爭奪的分配問題。即使支持王金平或者民進黨，也無法改變大商家和新自由主義政策控製臺灣政治與壓迫臺灣民眾的現實。

臺灣青年與基層勞動人民亟需的是一個盡快組建一個能真正代表廣泛基層民眾的獨立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的群眾運動以反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兩黨金元統治。

929多場反馬示威　萬人上街嗆馬

原定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國民黨全代會延期，但民眾上街的決心絲毫未減，昨天單在臺北，便有三場不同形式的遊行、集會等抗議活動，昨日上萬民眾紛紛上街表達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

上午九時半，約一千名民眾身穿白衣，參與由「公民行動倒馬聯盟」發動的「官邸散步笑英九」，遊行至總統官邸抗議，高舉「馬英九下臺」標語。官邸外圍被重重拒馬和警察包圍，民眾唯有以「散步」方式步行在總統官邸外圍的道路。

下午一時起，由「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等數十個社運團體組成的「929社運連線」，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嗆馬活動，約三千民眾參與。主辦單位向民眾募集家中不要的舊鞋，將會在國民黨全代會當天「萬鞋齊飛」。昨日民眾共捐出數百雙舊鞋，主辦單位表示將繼續，目標籌到一萬只。活動最後是「政府殺人、受難者公祭」，為大埔事件死者張森文、陸軍下士洪仲丘、以及5位關廠工人等受到政府迫害而死的受難者默哀。

下午四時，「929站出來」公民運動遊行至到總統府前凱道，舉辦嗆馬晚會。現場群眾高喊：「馬英九，下臺！」「特偵組廢掉！黃世銘回家！」等口號。約晚上六時，大會表示群眾人數超過五萬人。

工國委（CWI）臺灣參與了關廠工人連線的集會，在國父紀念館外擺設街站，掛起橫額，連署要求馬英九下臺、反對服貿、要求增加工資，立委議員領工人工資，建立真正屬於群眾的工人政黨；並在大埔事件中，要求由民眾成立委員會，獨立調查藥房老板張森文之死。我們的街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得到大批民眾支持。

剛發生的計程車司機跳橋自殺悲劇，令越來越多臺灣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國民黨服務財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同時對曾經執政的資產階級民進黨沒有任何期望。工國委(CWI)臺灣會繼續建立新的群眾工人政黨為奮鬥目標，取代藍綠兩營的資產階級統治。

二零一四年

臺灣: 國民黨政府的恐同面目曝光

當性平權人士成功在世界各地向前邁進時，臺灣以至亞太地區的同性婚姻仍在持續抗爭中。

在最近的幾個月裏，這地區的LGBT平權抗爭經歷了一個混亂的時期。新西蘭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州份，也成功爭取到同性婚姻立法化，但後來在保守政府的幹預下又被扭轉了。

在臺灣，民進黨剛提出了一項修正案，牽涉到改變婚姻民法典（法律條文）的字眼，將「夫妻」改為「配偶」、「父母」 改為「雙親」。重要的是， 這法案亦包括改變領養歧視和遺產的法律，理論上可以令法院判決孩子監護權時，避開性別和性徵的規範。

自從2000年開始，國民黨曾經阻截兩條相類似的修法案。如今，該黨顯然地也已經感受到群眾對爭取LGBT平權的決心所帶來的壓力。過去的十月份，60,000人的遊行清楚顯示，他們竭力不願被民進黨搶去視線。群眾運動的力量迫使政客在這議題上擺出立場。

不過，國民黨根本上仍然反對這個法案。丁守中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他反駁：「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的元素，不應該改變的。」

丁守中的言論赤裸裸反映出統治階級的惶恐。核心家庭（一父一妻製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臺灣的權力擁有者憂慮核心家庭的改變將會令外籍家庭勞工的欠薪、住房及兒童看護責任的問題都聚焦起來。

這個現象不只是限於臺灣，全球資本主義政府也懼怕傳統家庭架構的改變會影響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例如在俄羅斯，政府在大規模削減公共房屋的同時，宣稱俄羅斯的傳統是整個家庭住在同一房屋之下。這種虛假言論在各地資本主義政府的例子簡直是多不勝數。「傳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概念。俄羅斯政府的恐同政策惹起了世界各地的反感，是不令人驚訝的。

令人厭惡的是，國民黨立委在11月時參與大型的恐同集會去反對這法案。LGBT平權者被宗教暴徒追捕、推撞、壓製和「被禱告」。這些恐佈的境象顯示出，政府何等甘願為了防止任何一個機會會挑戰到緊縮政策。在政府眼中，負擔起經濟製度失敗帶來的成本的，是普通民眾而不是大企業。

政客只會在群眾運動迫使下，才會表態支持改革，正因如此，同性婚姻的抗爭關鍵在於運動需要建立於社區、工作場所、學校、大學校園以至街上。我們也要意識到婚姻平權只是LGBTIQ 的抗爭內的其中一環。

有很多參與同性婚姻抗爭的青年人，本身並不想結婚的。他們視這議題為歧視問題，就如同他們在生活裏所遇到的製度性歧視一樣，令他們憤而走上街頭。

LGBTIQ人士所承受的是雙重壓迫，因為他們同時在工作場所裏受剝削，和自己的身份、性取向、性別之下備受壓力。在這個資本主義製度裏，這種身份是不能被接受的。

LGBTIQ人士沒有婚姻權，也沒有領養權，同時也經常受到極端的欺淩和工作僱用時的歧視。很多時，例如削減醫療服務時，LGBTIQ人士受到的影響都特別大。

可負擔的房屋不足，也令LGBTIQ人仕受到特別大影響。言談舉止與別不同的青年常因被受欺淩和歧視，而被迫離開家庭或學校。

對於LGBTIQ社群人士，這種無日無之的困局如同撞進死胡同一樣，那我們應該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和將引領這場抗爭呢？

將運動的訴求擴大，例如連繋至醫療、房屋、欺淩和歧視，可以吸納更多人（尤其是無意慾結婚的人士）一起參與抗爭的運動。在反對歧視和爭取平權的同時，我們一定要認清一個事實，歧視和不公平是整個製度所製造出來的。

資本主義是一個利潤為先的製度。大部分人對於社會的運作只有很少的話語權。這個系統建基於不公平和全球剝削之下而拙壯起來。那些擁有並且操控著財富的人用書本上的技倆去分化普通人，令他們不去團結戰鬥，爭取更大份額的資源。

只有真正的民主控製我們的日常生活，分配社會上的財富，才能消滅分化，建立起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

有了這個概念，去為LGBTIQ平權抗爭就會自然連結至爭取一個不同的世界－社會主義的世界。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灣乃至世界各地進行組織，在全球LGBT平權站在鬥爭的前線。在美國，我們的支部將低工資和恐同議題，連繫至卡薩姆‧斯旺特（Kshama Sawant）的選舉工程上（詳見《美國：社會主義者在西雅圖選舉勝利！》）。在俄羅斯，我們的同誌直接挑戰普京的恐同法案；在世界各地，我們的同誌也為公平製度和社會主義奮鬥。

同性婚姻的平權絕對有可能取得勝利的。但純粹呼籲資產階產政黨去改變法律是遠不足夠去贏得這個戰役。只有透過鼓動普通人一起去推動改革並指向社會主義為最終目標，才可以真正徹底地改變這個不公平製度。

臺灣：國道收費重新國有化　保障員工生計！

國道計程收費在去年底全面啟用電子收費機製，原本高速公路局的人工收費業務，讓大資本家徐旭東的遠東集團接手。但措施實行不到兩周，遠通電收的eTag就出現胡亂扣款的情形，民眾在未使用國道的情況下，收費器卻可能紀錄用戶開上了高速公路而扣款。在很短的時間，用路人就理解到公共服務私有化帶來的品質下降和收費提高。

國道收費私有化，遠東遣散九百多位收費員，集團曾承諾，在春節前將協助所有收費員轉職成功，但現時在所有失業的947人當中，僅有56人找到工作。即使遠通曾與高公局簽訂契約，協助收費員轉職並保障5年的工作權，但實際上，遠通只協助收費員投履歷，在網路上提供工作機會，公然違反條約。政府交通部卻未作出任何行動保障近千名被遣散員工的生計。收費員生活將陷入困境，去年底就有收費員因此燒炭自殺！

1月14日，近300位國道收費員出席在立法院舉行的協調會，爭取資遣費及工作權益。收費員怒嗆在場官員：「你們都是徐旭東（遠通董事長）的走狗嗎？」，這講法實屬無誤。

《壹周刊》報導，徐旭東與政府高層關系良好，交通部疑似放水，讓eTag草率過關。報導指出，政府包庇的手法包括：打9折全民買單、罰款拖延不罰、eTag無國外認證，及草率查核eTag準確率等。扣除成本，預估遠通每年穩賺5億元，20年下來進帳至少百億。報導指，遠東集團的eTag質素差劣，用便宜的設備和軟體來節省成本，才會頻頻發生錯誤，重復扣款的情況。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是臺灣富豪，身價390億臺幣。對多次違反合約，大賺其錢，以及遠通電收的差勁表現，卻態度高傲，表示「不滿eTag 想退就退」。高工局等政府官員卻只能唯唯諾諾，不願作出任何行動。這令民眾罵聲不斷，有人更發起退租eTag活動，引起社會回響。

我們反對國路收費私有化，認為要重新國有化國路收費機製，並由工人民主控製。政府必須保障遣散員工的工作權利，重新聘請所有失業收費員而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提供培訓及為他們安排適當工作崗位。

臺灣自經歷八月25萬人凱道悼洪仲事件、九二九嗆馬行動、十月份的雙十遊行和同誌遊行以來，近月大型社會運動似乎回落了下來，只有數千人的「秋鬥」和剩下的一些社區的零散抗爭，社會恍惚難得地得到幾分平靜。可是，民望持續低迷的馬總統應該並不能因此而高枕無憂，原因是社會積累的社會危機其實在不斷增大，臺灣指標民調（TISR）在12月進行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於馬英九的信任度下跌到18.1%的新低！

食品安全風波

九月政爭未平，食品安全危機又起！頂新、泰山被發現在食用油中，添加了在高溫環境中有安全疑慮的食用色素銅葉綠素，藉由色素將一般的油品偽裝成高價的橄欖油等。銅葉綠素成分含有不可解離的銅，在食用油烹飪的高溫過程，有可能被分解而積累在人體中。

就連作為全臺前十大製造商的統一企業，生產販售的食品被檢驗出含有俗稱「毒澱粉」的順丁烯二酸，毒澱粉雖然成本低廉，而且能讓食物的口感更好，但卻可能對腎臟等人體器官造成傷害。另外統一的雞蛋布丁，則是被指出在製造原料中其實沒有真正的雞蛋，只是由化學原料混製成相近的味道。類似事件還有胖達人手感烘培，對外宣稱他們的面包是純天然手工製造，但濃郁的香味實際上是參用了人工香精，才這麽吸引人。

頂新、統一等大型資本企業的作為，絕不是無心之過，而是有意識的詐騙作為！在資本主義的體製下，資本家為了利潤降低成本、欺騙群眾，不時加入不知名的化學劑或基因改造的成分，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根本不將公眾的健康放在眼內。而與大資產家相互勾結的國家機器，要能為勞動階級的食品安全把關，也是不大可能的。類似的食品危機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樣存在，比如去年歐洲發生馬肉事件，還有農化公司如孟山都(Monsanto)研製基因改造種子，以壟斷農業市場，操控農民的生計等。社會往往只能期待如林傑梁醫生等個人或個別記者的正直發聲才能使真相大白，但造成的傷害很可能已經不能挽回了。

「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的問題攸關公眾的健康利益，少數資本家往往為追逐利潤必然會壓低成本，甚至踐踏法律，鋌而走險地生產黑心食品。應當將食品企業公營化，由工人群眾民選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管理食品的生產，才能保障每一個人的這個基本生活權利。

拆遷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臺灣全國的拆遷事件此起彼落，從2012年的士林王家事件，2013又有大埔拆遷、桃園航空城拆遷、臺南鐵路東移拆遷等事件。其中桃園與大埔的事件中更導致有居民自殺抗議身亡。拆遷的背後，政府除了「發展」基建項目來推動資本家的生意，就是直接將土地交給資本家「發展」，公然利益輸送！

其中桃園的航空城計劃，政府一直低調處理，當時住戶都是看到在桃園縣府網站的計劃公告，才知道自己的家園要被征收，沒有聽證會，連公聽會也沒有，根本不把居民放在眼裏。

政府的計劃中除了建造機場，還打算蓋4千多戶住宅，而其中只有2百多戶是社會住宅，其他由建商出售圖利！政府更首次進行「預標售」，就是土地的所有權還在居民手中的時候，不經居民的同意就直接將土地賣給財團，完標後就強迫居民接受。政府就是這樣帶頭無視私有產權！

而在民進黨主政的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的計劃使得407戶上千人遭到迫遷。政府明明可以在原本鐵路的下方進行地下化，卻偏偏選擇要選擇征收居民的土地，原來是打算征收的土地未來可發展新的6、7層樓的建築，讓建商又可以大賺一筆！

苗栗大埔的拆遷事件經過居民及群眾的抗爭，在一月初終於在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張藥房等4戶獲判勝訴，小勝一仗。但是其他居民的控訴被駁回，而且內政部隨即表示會考慮上訴。畢竟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維護特權的統治工具，因此抗拆遷的鬥爭不能松懈，群眾需要繼續團結串聯起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居民自救會，並連同其他被壓迫的工人群眾一同反抗政府與財團的大魔頭。

物價上漲　民不聊生

臺灣貧富差距的現實已經觸及每一個勞動群眾的生活。根據TVBS的報導：「近10年臺灣受薪階層薪資維持冰凍不漲，反倒是物價飆漲…今年（2013）第一季六大都區會平均房價沖上史上最高…這個狀況甚至比南韓、香港、大陸都還要嚴重。」

年前馬英九政府新的油電調整機製，推動價格的市場化，變相導致油價電價飆升。政府提出十月加電費的理由是臺電向各私營電廠的成本增加。臺灣的幾家私營電廠過去12年來，大賺1132億新臺幣，相對國營的臺電近年卻錄得虧損2000多億，所謂的市場化根本就是用公帑利益輸送的財閥化。

拒絕藍綠　建立獨立的工人鬥爭

除了油電費的市場化，馬總統最近又表示大學學費可跟隨油電費的調整機製，將商品化的惡咒帶到教育事業上！面對民眾日益困難的生活負擔、商品價格上漲，政府卻與財團勾當進行更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政策。目前壟斷臺灣政治的藍綠兩黨皆是代表資本家的利益，事實上，群眾也開始察覺到這一點了。臺灣指標民調2014年一月最新的調查指出，民眾對藍綠兩黨的支持均只有大約兩至三成，反而現今民眾所屬意的最大黨派就是「無黨派」，高達40%的人拒絕支持藍綠兩黨。

民眾已經唾棄了藍綠陣型，但是新的替代還沒有出現，社會運動可能會面臨裹足不前的狀況。現在臺灣的工人勞動階級應當組織起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各個領域和地區鬥爭中提出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包括充公財團土地並建造廉價的社會房屋、將財團及公共事業民主公營、提升工人的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來年社會將面臨更多、更復雜的社會危機，群眾要有所準備，需要更團結、更有組織、更具戰鬥性的鬥爭來擊敗壟斷臺灣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由勞動者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替代！

十五年的核四　三十年的反核鬥爭

2014年，是核四工程的第十五個年頭，又是裝填核燃料的關鍵一年。全國廢核行動平臺發起「308全臺廢核大遊行」，繼續往年的反核鬥爭。去年2013的反核遊行全國有22萬人參加，為歷年之冠，全臺高達七成民眾反對核四興建。自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引發了臺灣的反核活動，反核抗爭踏入了近三十個年頭，不幸的是，核四項目不但沒有成功廢除，核一、核二與核三更被延役20年，核災威脅不減反加！今天，我們所有站出來反抗核電的人，都要反思一個重要問題：究竟群眾還需要什麽才能夠勝利？

臺灣「民主」之死

群眾排山倒海的壓力，一度讓擁核的國民黨政府提出「公投」議決的提案。我們社會主義者早前告誡過，「公投」不過是政府的操控策略，「公投」本身的逆向命題（公投是否停建核四），加上苛刻的《公民投票法》需要過半的投票率和同意票才能通過，還有政府與財團巨大的宣傳機器和政治恐嚇，使得「公投」不過是政府企圖一勞永逸破除所有反核聲音的舉動。

在民間巨大的反對和杯葛的聲音下，國民黨也就只能撤案，政府表面上提出要進行核四安檢，「安檢須全部過關、獲得民眾信任，才能公投」。但實際上馬英九回過頭來卻幹脆表示：「那就繼續建，我們本來就希望繼續建！」今年初經濟部更明言，核四安檢報告在六月底出爐後，就會申請插入燃料棒。不僅沒有回應公投的局限性，推動民主化，反而直接逆民意而行，完全暴露了臺灣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

值得一提的是，苛刻而不民主的《公民投票法》就是在2003年民進黨時期立法的，實際上藍綠兩黨都是在進行欺騙民眾的把戲。

誰在背後支持核四：財團

核四廠采用了較新型先進沸水式反應爐（ABWR）。在福島核災後，也為預防海嘯，預計增建防海嘯墻，以及備援電力，泄壓註水等等「斷然處置」救援系統。但以核四廠而言，多數工程是以外包的方式承包興建，即使有明確的規範，也不得不讓人起疑，施工品質是否能真正達到設計標準。對於現時科技仍無法處理的核廢料，在現有核電廠內廢料儲存槽即將用盡，且臺灣電力公司的替代方案，無法讓人滿意的情況下，是重大的難題。而即使在核廢料處理有更多經驗和技術的美國，也有能源部的核廢棄物隔離先導廠(WIPP)周圍輻射值過高的事件。

然而為什麽如此危險的核能，加上全臺灣七成的人口反對核四，面對全國一面倒的聲音，政府卻依然堅持計劃，核四究竟是為了誰的利益？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國民政府為了確保產業能獲得穩定的能源供給與未來發展，臺灣第一座核能電廠於是在1970年被列為政府十大建設之一。臺灣電力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是以確保穩定供給產業用電為主要目的，而電價亦以支持產業發展為目的設定標準。

據臺電網站公布的「2010年世界34國電價比較表」，臺灣民生電價為每度2.7606元新臺幣，工業電價為每度2.3649元新臺幣。工業電價較民生電價便宜許多，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之下，臺電年年虧損百億，而擁資本額3,300億元的臺電，截至2011年底累計虧損已達1,179億元。政府卻不斷恐嚇群眾，停止核四計劃將會導致民眾限電、漲電費雲雲，甚至更提出將臺電私有化。

問題是臺灣根本就不缺電！根據經濟部資料，臺灣核電占全部發電設備、發電能力10.2%，等於國民對核電實際依賴率只占1成，而現在核電占總發電量為16.8%。臺灣用電量最高的時候仍剩2成發電設備，即使馬上廢核也不缺電。因此，現在臺灣對核電的依賴是人為的，而所謂缺電、漲電費的恐嚇也是政府為了優先保障資本家們的廉價電力而強行付諸於民眾的災難！

難怪，就連代表美國資本家的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也公開支持核電，而私營的臺北捷運公司剛剛在本年二月份更強迫「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將宣傳廣告中的關鍵文字「廢除核四吧！」刪除，明顯擺出財團的擁核立場。這些資本家大財團平時就享用著廉價核電來賺錢，發生災害時，有錢人能夠第一時間逃離臺灣，而要剩下的勞動者們承受一切傷害。

私有化民營化不是解決答案

臺電目前已與九間私營電廠（IPP）簽訂購電合約（PPA），部分電力供應由私人財團供應，未來臺電在經濟部的規劃下，更要進行進一步的分切，達成電力私有化(民營化，自由化)。

私有化並不能解決目前電價調漲、臺電的鉅額虧損，以及不回應民意要求等問題。是臺電作為國有企業，卻被官僚體製用來服務資本家的利益，且依賴著資本市場系統，令電價不斷調漲。可是，私有化並不能解決困境，私營財團將直接控製電力，將利潤最大化，問題必定更嚴重，電價必定更高。

臺電的鉅額虧損，先前提到的公共補貼正是虧損的主要因素，而由於目前是一視同仁的補貼，沒有使用量分級上的設計，用的越多，補貼越多，這導致全民以稅收補助用電最多的工業財團的不合理現象。而同時，私營電場以建置成本較低的能源種類電廠為主，著眼於能快速收回成本。這類電廠造價低，但能源進價高，販賣的電價自然也較高。私有化後，這樣的情況不會改變，臺電必然得繼續營運固定成本較高的電廠，並且需要高風險勞動力的輸電，電纜維護工程，也肯定會是臺電承接，而由於這樣的發電量不夠，很可能要購買更多的高價電。

臺電乃國有企業，但所有預算和決策都沒有通過民選議會的監督，群眾無法完全直接掌控臺電的狀況。這在國有化而被官僚控製的企業上，都有發生的問題。但私有化後的企業只更不受群眾監督。

再以英國鐵路私有化為例，為了最大化利潤，財團計算出了最精簡的人力，以及僅達最低安全標準的工程，使得服務品質下降，群眾並沒有因私有化獲的預期中的效率等益處。

而對於臺電工人薪資高於一般群眾，而必須加以削減的看法，僅是轉移群眾焦點，分化勞動階級的技倆。確實臺電工人大多數時候，並不站在群眾意誌這邊，削減臺電工人的薪資，只會為削減其他勞動大眾工資打開缺口。我們應該要求臺電工人站出，同所有群眾聯合，爭取所有人的權益，建立更進步和戰鬥性的工會，而不是群眾彼此分化，陷入競次效應的困境。

拒絕藍綠政治　建立勞動者的替代

如今「公投」已死，但工程卻未曾停止。三十年來反核運動難道最終是個失敗？一直以來，臺灣的反核運動都是與民進黨緊密合作。民進黨的行動模式，也就是每年動員群眾上街示威，但拒絕發動罷工等更升級的群眾運動，然後就在議會內表決，票數不夠也就所謂「我們盡力了」，周而復始，核四卻依然進行。單靠上街抗議並不足夠打倒核四方案，需要將行動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手段，但運動要做到這點，必須打破民進黨的控製。

但事實上，民進黨自身與資本財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根本就無心廢核。2000年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只有頭兩年有阻止核四的工程，其後的任期更兩度追加核四的撥款！2006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在民進黨中常會表示核四廠一定要蓋完，「因為不蓋完會有安全問題，且要賠錢」。繼續相信民進黨的帶領只會是反核運動的窮途末路。

社會主義者反對核電，因為其對於所有勞動民眾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而現在堵在民眾面前就是擁核的資本利益。如今勞動大眾需要建立獨立於藍綠兩黨的鬥爭力量，發動罷工罷課等更具戰鬥性的運動，並聯結起其他所有被資本家壓迫的民眾，將企業、財團、資源一拼公營化，由民眾民主監督，才能真正地停止核四、全臺廢核，扭轉當前的核災難！

全臺十三萬人參與反核遊行

2013年的廢核遊行，呼喚出了臺灣環境保護運動史上最多的群眾。接著的這一年，在馬政府強力消抹下，對核能議題投入大量公關行銷，壓製活動的進行。由群眾和環保團體自發的宣傳、街頭短講，抵銷了力道，縱使在天氣不佳的狀況下，仍帶來了全臺十三萬遊行群眾，其中臺北就有八萬人上街。

遊行隊伍中人含載著高量的基層民眾，以及關註不同議題及面向的團體及政黨，包括核四廠附近的居民，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等勞工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環境教育基金會、主婦聯盟等環境團體，臺灣同誌熱線、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性別團體，苑裏反風車自救會等土地議題團體，以及綠黨等政黨。

遊行中途，遊行隊伍曾以突擊行動，短暫的占領行政院前的忠孝東路道路，這是自2013年「把國家還給人民 818拆政府」晚會，群眾占領內政部一個晚上後，另一次占領行動。相關團體也宣告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不核作」運動。顯示群眾已經理解，僅只是上街遊行，不足以改變當前政策。

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部亦參予了此次遊行，並提出「停建核四 立即廢核 民主管理能源產業」。我們認為，左翼的力量，必須溶入群眾，深入群眾，在生活中鬥爭，與群眾交流與反饋，以由下而上的民主，奪回對能源、經濟和社會的掌控權，由群眾民主決定，並建立起獨立的工人組織打破藍綠的資本主義壟斷，才能擺脫當前的困境。

臺灣：資本各派陣營沖突　工人階級需要反擊

馬英九政府一直以來不斷打壓民眾生活，食品安全問題不但多年來沒有妥善監管，縱容財團牟利而令民眾飽受毒食品折磨；然後又將國道收費私有化，由大財團遠東集團營運，民眾對現時官商勾結的憤怒一觸即發。最近勞動部更推動將派遣合法化，表面上保障工人工資，實際上卻是將同工不同酬合理化！

反對派遣，為同工同酬鬥爭！

勞動部最近推動《勞動派遣保護法》此次草案，以負面表列方式，列出「不得」雇用派遣勞工的職業別，包括醫事、保全、航空人員等7種，而未在限製內的職業別，則表示可使用派遣勞工。這間接是等於合理化並鼓勵派遣製度，令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加劇，打擊工人生活！早前十多個勞工團體已前往勞動部抗議，要求禁止派遣，而非提出保護派遣工的規定。工國委（CWI）臺灣支持完全廢除派遣製，直接聘請所有工人，並支持派遣工建設戰鬥性的工會運動。

新法雖然聲稱保障派遣工與正職工人同工同酬，可是，派遣工缺乏工作保障，例如無法在受聘擔位累計年資，更隨時可以被開除。工人在沒有任何職位的保障底下，即使受到資方不公平的對待，例如壓低工資，也不能發聲！

工資跌、工時加，臺灣民眾不滿

最近花旗銀行公布一項調查，指臺灣民眾對生活品質的滿意度、財務前景持樂觀態度、擁有完整退休規劃、每月固定存錢、投保足夠保險等比例都是亞太市場中的最末位。調查國家包括澳洲、印度、印尼、菲律賓、新加坡中。臺灣民眾對其前景顯得悲觀。

另外，美國3月份最新公布去年《全球人權報告》，點名指出臺灣勞動人權問題 － 臺灣勞工的實質薪資倒退，遠比14年前低，勞工工作超時情況普遍。

此外，同一份報告又指出，臺灣漁船公司虐待剝削外籍漁工、仲介公司剝削外籍家庭看護情況嚴重。

其中在「勞工權益」的報告段落中鉅細靡遺地指出：「外籍家庭看護與幫傭無法享有最低薪資，沒有加班費，沒有休假，沒有工作日或最低限度的休息保障。」外傭僅有15,840元薪資，扣除仲介苛刻的規費、高利貸與自行負擔保險費後，每月實際收到薪資可能低至1,000元。仲介經常利用鉅額違約金或高利貸威脅外勞，強製外勞忍受惡劣的勞動環境。報告指出，2012年一艘在新加坡海域作業的臺灣漁船被查到強迫菲律賓漁工每天工作18到20小時，夥食低於標準，幾乎沒有醫療，而漁工若要解約，就要付高額罰金。去年柬埔寨的非政府組織又查到三艘臺灣漁船剝削外籍漁工，外國政府指控臺灣漁船涉及大規模人口販運、虐待勞工與薪資過低。

本勞外勞　團結抗爭

文化大學勞工關系系副教授李健鴻也表示報告內容屬實，指出臺灣外籍看護目前的底薪過低，工時太長。外勞被壓迫的問題不是臺灣獨有的。在香港，對外籍家務勞工的剝削也是不相伯仲，仲介公司製度榨取每位外勞首七個月的工資，而且種種壓迫性條例令她們受盡折磨。近月香港演變成國際醜聞的印尼外勞Erwiana事件令全球震驚，「現代奴隸製」在資本主義底下仍然每日上演，而且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事件引發數千外勞上街爭取權利。

報告又揭發，勞委會（今年改成勞動部）僅有294名勞動稽查員，平均每10萬名臺灣勞工僅分到0.27名稽查員，遠落後於國際標準的1.5名，根本無法有效監督業者，而只會助長臺灣職場違法。

勞動部不會捍衛工人權益，更意圖將派遣合法化。勞動部只是用來平息工人的憤怒，本質卻是用以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府。

各國政府及資本家經常利用種族主義（如去年五月份臺灣漁民洪石成被殺事件），分化工人階級，借以掩蓋其打擊工人的政策，例如采用派遣製和引入廉價外勞。外勞與本勞的利益一致，需要團結抗爭，爭取同工同酬，建立跨種族的工會，為所有工人的權利而抗爭。

TPP、RCEP：中美建立亞洲政治勢力

繼馬英九政府與北京政府早前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後，馬政府計劃爭取簽訂更多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如《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及《區域性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但這些實際上只是各地資產階級用作政治角力的協定，只有益於兩岸上層的大資產階級，卻打擊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

TPP與RCEP是中美在亞洲地區勢力的鬥爭。歐巴馬政府欲拉攏日、韓、臺等加入TPP，以對中國形成包圍網。馬英九希望加入TPP和RCEP，則是為臺灣的資本財團打開市場。

TPP與RCEP都是以亞太國家為主的超大型經貿自由化集團。以美國領導的TPP目前已有日、澳、加等12個亞太國家參加，而北京則支持不包括美國的RCEP，其「十加六」架構則是東協十國加上中、日、韓、紐、澳、印度等共16個國家，與美國主導的 TPP抗衡。

加入TPP的資格是要取得所有成員國支持。由於北京不希望臺灣加入TPP，也令一些國家由於不想得罪中國而卻步。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的政治學講師傑弗裏威爾遜表示：「他們認為風險太大，對大家來說好處不多，讓臺灣加入會激怒中國，可能不值得。」

這些協定包括，消除國家間的關稅（接近零關稅）和法律上移除投資限製，讓資本更自由流動，為資本家減少交易成本，可是隨之而來的自由化政策，只會令財團更無節製地剝削工人。詳見第6頁《打倒TPP和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一文。

兩岸關系成為馬唯一政治財產

由於馬英九政府民望每況愈下，國民黨可能輸掉年底的七合一選舉，甚至輸掉2016年的總統大選，因此「馬習會」成為馬英九的最後政治資本。

二月份，前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王郁琦訪問中國，與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誌軍進行兩岸事務主管首次會面。兩岸的「王張會」，亦引起了外界及國際媒體的關註，被視為是「中國及臺灣內戰以來首度官方會談」。「王張會」結束後，緊接「連習會」，連戰及習近平二度會面。

這令外界廣泛議論，中臺兩地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在APEC期間會面的可能性。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於北京舉行，這成為馬英九希望爭取在任內與習近平見面的機會，試圖透過「習馬會」挽回自己在臺灣極低的民望。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這個具有主權象征意義的國際場合，中共將不讓產生「兩國國家元首」會面的印象。這也連系到北京向來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與馬英九會面將承認「兩個中國」的意義。北京能接受臺灣以「中華臺北」的身份參加，於是目前臺灣產生建議各項「替代方案」的聲音，如由蕭萬長擔任馬政府代表出席APEC會議。

另一邊廂，臺灣民眾之間也惹起眾多反對聲音，民眾深怕國民黨若更靠攏中共、臺灣在中資財團的影響下，中共獨裁政權對臺灣的控製將會越來越大，而民主、新聞自由等權利會被剝奪。在王張會後，二月底一份調查顯示，高達七成年輕人（20-29歲）贊成臺灣獨立，七成六年輕人不信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目前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極低。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民進黨，有頗大的可能贏得年底的總統及立法院選舉，而北京不願意看到這情況發生，於是透過「王張會」和「連習會」，希望增加國民黨的權威。

而實際上，由於民進黨的本質為資產階級，沒有反對服貿，反而支持中臺的資本融合，所以黨內的反中聲音也屬於少數。民進黨內有不同派別，如以黨主席蘇貞昌為首的「反中派」；蔡英文的「和中派」；謝長廷的「親中派」，其中蘇的派別為少數，而其「反中」也只是叫喊式的口號。但北京始終不希望民進黨勝選，這將為它們帶來風險。

美國的「再平衡」戰略

美國推出亞洲「再平衡」戰略，將戰略重心重新轉向亞洲。這是為了恢復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影響力，並且監視中國。臺灣作為美國在亞洲其中一個重要盟友，扮演著關鍵角色。

可是由於經濟問題，2015年美國國防預算案將大幅削減陸軍兵力，削減瀕海戰鬥艦的采購數量，並且推遲部署航母。美國各軍兵種指揮官警告說，自動削減政府開支可能會令美國無法實行既定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財政預算連年大規模赤字，導致國債已逼近17萬億美元。中美政府為角逐亞太影響力，投放數以百億計的金錢在軍事競爭，卻無錢投放在國內的公共服務上！

對於臺灣年底的七合一選舉，華府有可能改變立場支持民進黨。雖然美國政府在過去兩屆臺灣大選支持國民黨上任，但由於國民黨與北京政府的關系轉變，美國轉向支持最大反對派的民進黨（另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是一個可能性。

美國再平衡戰略將視臺灣為其中一個前線部隊，目的為向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但各地的99%－普通勞苦大眾，將因為政府的軍費開支、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而受罪！

踢走資產階級代言人　建立屬於工人的政黨

臺灣的官商勾結、拆遷事件此起彼落、貪腐問題嚴重。單至去年5月，已有39名高官遭起訴。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官商勾結在全球比比皆是，因為政府及其官員正是資本家在政治架構中的代言人。

臺灣類似美國的兩黨製度是時候需要改變。美國一項調查顯示，在年輕人眼中，超過一半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好。六成美國人認為需要第三個政黨。這反映美國人民對於華爾街代言人的兩大黨已經受夠了，而社會主義替代（工國委[CWI]美國）的Kshama Sawant最近在美國西雅圖勝出市議會選舉，意味著美國民眾急切尋求一個為工人階級發聲的渠道。

臺灣的民眾和青年也是如此，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不是真正代表臺灣的工人階級。民眾在兩黨長時期的壟斷底下，眾多的社會議題被騎劫，令民眾沒有任何出路。例如在反核抗爭上，代表資產階級的民進黨只依賴議會內表決，但不敢號召罷工等動搖到資本家利益的抗爭。

藍綠兩黨均代表資本家的利益，其親財團政策已令民眾恨之入骨。我們現時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年輕人和貧苦大眾的政黨！

臺灣：私有化新篇章　電子收費系統

經過了近二十年研議，以及投標招標等過程，國道電子收費系統(ETC)在去年(2013)年底正式全線上線，所有的人工收費站拆除，不再以人工方式收取過路費。高速公路局將這項業務，以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BOT)模式，轉由大財團遠東集團下的遠通電收營運。遠通集團正式接手後，問題接踵而來。因電子收費不再需要人工處理之後，所有的國道收費員失去工作。這些工人在原本的合約中獲得遠東集團保證，將會有新的工作，不過遠東集團並未實現諾言，這讓失去工作的工人，生活陷入困境，甚至有收費員因此而輕生了結生命。

接著這套系統不斷出現問題，辨識的功能常常出錯，也無法負擔大量的網路使用，使得整體服務品質下降，造成使用上的困擾。遠東集團對於這些問題展現了傲慢的態度，人民因此感到憤怒，出現了不少自發的行動，甚至在一月初舉行了一次遊行，質疑電子收費系統圖利遠東集團。

整個收費系統私有化的過程，包藏了許多腐敗的成分。比如，低下的辨識系統和極低的流量負載如何通過驗收，就不禁讓人起疑。而私有化中，財團降低成本，最大化利潤的部分也沒有缺少。這讓收費的工人沒有得到原本合約中保障的新職位，遠東集團用最低的價格，再外包給資訊廠商建置出，令人無法置信的烏龍系統。

藍綠兩黨推進私有化

整個電子收費系統私有化的進程，顯示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的本質：為資本家服務，尤其是為跨國的大財團服務。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時，讓規格和技術相對落後的遠東集團得標，在遠東集團違約或遭受質疑時，就為財團辯護。國民黨馬英九政府贏得大選重奪政權後，一樣的故事再次發生，國民兩黨並沒有絲毫分別。

遠東集團的創辦者徐有庠當年在中國時，就是上海幫中的大財閥，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落敗後，跟著國民黨一同逃落到臺灣，而隨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對資本的流動越來越自由，遠東集團現在已是在兩岸都有龐大事業體的巨獸，折磨著兩岸三地廣大的人民。

九零年代能夠區別兩個資本家政黨差異的是，對中國(包含對中國人民)的好惡情緒，以及民進黨以新自由主義及私有化，企圖來拆解國民黨深厚裙帶關系的黨國資本主義，來切斷國民黨的「奶水」。不過在獨裁的中國資本市場擴張，對資本家張開雙臂擁抱以後，臺灣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的勾結就愈來愈緊密，包括民進黨自己，就有許多人在中國有龐大利益，使得民進黨對中國的態度跟國民黨逐漸靠攏。而國民黨的李登輝意外繼任總統之後，以私有化取得資本家支持，並以此鞏固在國民黨內的權勢，完成了「黨產信托」階段性目標。國民黨也學起民進黨，認可並提出了更多的私有化政策。

在私有化的進攻下，中華電信可能要將所謂的「最後一哩」便宜的送給財團。電業自由化，也並不進步的國營臺灣電力公司，之後進行被拆解，把發電和供電分拆後，未來將必須有更多支出，來購買私營公司「便宜」的電力。臺塑石油則是在中油逐漸私有化，進入所謂「自由市場」，緊貼著中油油品價格，完全體現自由市場的「自由」。中華郵政則在邁進私有化之後，成了典型的血汗企業。而即使是在私有化中，臺灣汽車客運由員工集資買下經營權，以所謂「合作社」的形式運作了一段日子，最後也不得不屈服於資本主義下的競爭規則，重新再被資本家取得控製權，而勞動條件持續下降。

中港臺三地人民在ECFA及CEPA等自由貿易協定後，面對的將是同一群資本家，這群資本家藉由私有化以及自由貿易，奪取最多的利益。我們必須聯合中國、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反擊私有化，企業由公共民主控製，取代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

臺灣：打倒TPP和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

臺灣馬英九政府正忙於跟中國商談經貿協議，其急進的態度令焦點聚落在東南亞地區內眾多反工人的貿易協定。

經濟部宣布目標在年中前達成貿易協定。顯而易見而又被忽略的是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協議被行政院擱置。

民調顯示，近半臺灣人都對迫近的服貿協議抱有懷疑。他們憂慮協定會令生活水準進一步下跌，是完全正確的。在野民進黨利用此機會攻擊執政的國民黨，並希望在2016年當選，並借助反對貿易協議的民眾情緒來獲得支持。

去年底，政府也宣布計劃立法擴展自由經濟示範區（FEPZ）至蘇澳、基隆、臺中、高雄港和桃園航空城，並吹噓會為這些地區帶來豐厚的經濟增長，又主張擴展新自由主義政策是臺灣唯一的未來。

副總統吳敦義懇求臺灣人要「思想開放」，接受「自由經濟示範區」與各經貿協議的現實。面對著愈來愈大的聲音反對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吳敦義卻要求民眾共同努力，實現（據稱是）必要的去管製化。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同樣提出，臺灣的未來在於結束保護政策，並在更多行業引入國外競爭。江指出，臺灣的經濟問題並非意外，而是由於臺灣未能比鄰國更早接受市場自由化。

事實上，普通民眾並不會看到自由經濟示範區據稱會帶來的好處，反而是工人保障未來更受到瘋狂的去管製化，工資、工作條件因而下降。

行政院擱置服貿協議，是值得歡迎的短暫勝利，更指向更大的潛在可能。如果小規模示威和法律手段就能夠達到如此效果，試想下，若果群眾運動得以建立，以對抗這些在亞太區愈趨普遍的反工人協定，可以是取得什麽成果。

TPP的警告

臺灣人並不是區內唯一的國民面對新自由主義的黯淡前景。各國政府都正在參與去管製化的比賽。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是又一例子，說明若果沒有群眾運動去改變現況，情況會變成怎麽樣。這協定至少有九個國家參與，包括美國、新西蘭、星加坡、汶萊、越南、馬來西亞、澳洲、日本。而且，協定不單為了廢除關稅，更要強行開放公營項目，讓私人利潤得以進駐政府采購中，使得金融投機者能從新市場中獲得數以十億計的利益。這限製了政府為經濟中弱勢的行業提供補助的能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斥責政府補助為「貿易扭曲」。簡單來說，就是要加大市場、減少政府與公共領域的控製。

TPP包括了一個提議，是建立審查委員會來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貿易糾紛。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影響了企業的利潤，委員會就可能會派上用場。工人權利的立法會變成簽約國的訴訟目標，而新自由主義成為強製的國際法律。

與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不受歡迎的貿易協定一樣，臺灣的普通民眾同樣對TPP深抱懷疑。在新西蘭，64%民眾反對協定；在澳洲，難以置信地，有90%民眾認為，他們應該參與國家在參與TPP上的決策。顯然，這協議不但會削減現在的工資和條件，更會讓資本家、金融投機者和各國政府得到另一武器，在未來打壓工人與貧農。

TPP － 一個政治同盟

不過，TPP的協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美之間的長期博弈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此外，正如服貿協議在臺灣被擱置一樣，各國參與TPP的政府都要考慮國內形勢。奧巴馬政權試圖將TPP推銷成一個政治同盟，用來排除並製衡中國，當然在正式場合他否定這一點。

TPP是美國2011年軍事「重返亞洲」政策的一個經濟補充，來重新建立美國在亞太區內的新舊同盟，例如日本、菲律賓、星加坡和澳洲。所有這些國家都與中國有著緊密的貿易投資關系，但同時也希望製衡中國在亞洲的壟斷，避免讓其經濟獨大。

群眾反抗可以結束反工人的貿易協定，而這運動需要連結起反對軍備競賽，以及對抗正在升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是分化工人的伎倆，而資本家在背後卻「團結」起來，掠奪更多利潤。每個地區的政府都在玩同一把戲，提出要保護「國家利益」，但同時卻允許國內外的資本投機者去掠奪公共資源。絕大多數民眾也許懷疑著這些國際資本家的陰謀詭計，但這股疑惑尚未轉化成當前所需的反抗運動。

縱使服貿協議和TPP都會嚴重打擊工人權益，工會卻在這些議題前保持沈默，或只作出紙面上的反對。我們正在見證著，工人的權益被法律強製陷入大規模競次效應，而工人「領袖」們卻保持緘默。

顯然，我們急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替代，取代背後推動此等協定的大財團和政黨，包括民進黨。工會與社區組織需要聯合起來，建立這個替代力量，但這個鬥爭更是國際性的。各國的統治階級都在合作無間，打擊工人群眾的民生條件。因此，當務之急是，亞太區的工人階級要團結起來，永久廢除服貿協議和TPP，並為終結這個 － 授權資本家合法榨取利潤，而強迫普羅大眾掙紮求存 － 的製度鬥爭。

在東亞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包括在臺灣，會積極參與反抗新自由主義貿易協定和TPP的運動中。我們提出國際社會主義製度的替代方案，以計劃經濟與貿易來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再為追逐利潤。

反服貿！學生青年占領立法院

3月18日（星期二）傍晚，超過200名學生與青年集結在立法院外，進行「守護臺灣民主晚會」抗議，要求逐條審查服貿協議、馬英九道歉、江宜樺下臺。事件起因是由於前一天，正當藍綠兩黨立法院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僵持不下之際，國民黨立委、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卻來個「突擊」，突然宣布將全案送出委員會，企圖繞過審議，直接全案表決通過。

至18日晚，數百學生突破警察防線，如潮水般湧入立院，臺灣群眾史上首次占領立法院大樓！加上在院外聲援的群眾，第一晚總計超過2,000人到場參與，並持續與警察對峙至今。占領者堆疊椅子堵塞立院門口，阻止警察進內清場。在深夜期間，警察試圖進入立院驅趕示威者，幸而示威者迄今仍能撐住。

運動激起全臺乃至世界關註，國際媒體如《BBC》、《CNN》等都紛紛報導事件。在高雄市亦有上千學生站出來聲援，高喊「高雄反服貿，照亮美麗島」等口號。

民主之死

國民黨能夠在三分鐘內宣布內政委員會審議結束，並企圖利用立院的優勢，強行表決通過服貿協議全案，充分體現了執政政府如何看待自己所訂立的「民主程序」。《服貿協議》本身就是從未經過任何民主參與，就與中國大陸簽署。馬英九總統更指，事後再進行的公聽會是「浪費時間」，黑箱作業昭然若揭。即使超過七成五臺灣人要求逐條審查服貿協議，顯然政府代表的是大財團，為了滿足資本家，可以不顧一切強推協議。相反，有關民眾民生的議題，例如調升最低工資等，卻遲遲得不到落實。

政府蔑視民主，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三十年的反核運動，七成民眾的反對，也一樣未能阻止政府建造核四。這就是資本主義下「民主」製度的本質，要是「民主」妨礙了資本家的利益，親資政府則會視之為無物。

服貿的「不平等條約」

《服貿協議》就是資本與資之間的遊戲，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更指出，協議是「臺灣加入區域性經濟整合『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系』（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的重要準備」。可以說，協議一旦生效，最大的輸家就是兩岸的勞苦大眾。勞動者與青年不會看到「自由經濟」據稱會帶來的好處，反而是工人保障未來更受到瘋狂的去管製化，工資、工作條件因而大幅下降。未來加入美帝國主義帶領的TPP也是如此。

占領之後，該如何走下去？

學生暫時控製了議會大樓，在行動上邁向勝利的一步。短短一天的占領行動，比民進黨團過去所有工作成就更多！民進黨對中共的態度曖昧，一直只提倡「逐條審查」，只是希望能令大陸在細節上有所讓步。在立院被國民黨操控下，依靠民進黨抵擋《服貿協議》，絕對不會成功。實際上，正是民進黨把臺灣帶入新自由主義世界壁壘的世貿組織中（WTO）。

但由於欠缺清晰的政治領導，尤其未有工會有組織地介入抗爭，有可能會讓各派資產階級政治勢力介入，將運動引領向自己的政治議程。運動雖然有著反資本壟斷、反工人剝削的進步元素，同時亦滲入了反中國大陸人的排外情緒，例如呼籲不要雇用大陸外勞、不要招收大陸學生等。因此，需要動員協議的最大受害者 － 工人階級，呼籲工會團結聲援乃至發動罷工，將鬥爭繼續升級，以增加完全廢除《服貿協議》的機會，並將運動推至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層面。

警察很可能會清場，占領行動即使無法無限期持續下去，但將會激起大批群眾反抗，令運動遍地開花。工人國際委員（臺灣）支持占領行動，並在當中宣傳獨立工人組織力量的必要性：

立即廢除服貿協議！
團結工人抗爭，反裁員、反剝削工人、反財團壟斷
銀行及企業公營化，由民眾民主管理，實現勞動者民主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

廢除服貿！占領立法院撼動馬政府與中共

鬥爭的下一步，是組織全臺罷課！

占領立法院的行動撼動了馬政府，整個統治階級正在瑟縮發抖。廣大群眾熱烈聲援運動，吸引了全球群眾的眼球。這場鬥爭必將寫進臺灣的歷史。臺灣群眾的反抗令中共政府寢食不安，不但因為《服貿協議》的兩岸政策受到威脅，亦因為恐懼「茉莉花式」的群眾鬥爭可以激勵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反抗。

馬政府受到群眾壓力，目前聲言不會驅逐占領立法院的群眾，但我們絕不能低估暴力清場的危險。當然，政府現在暴力清場，有可能激起大規模運動爆發，令運動遍地開花，就如去年的南韓、土其耳乃至巴西。去年六月，土耳其塔克席姆廣場的示威群眾被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30萬人大罷工還擊；去年十二月，南韓鐵路工人反對私有化，進行罷工後受到鎮壓，韓國總工會聯盟發動全國總罷工，10萬聚集首爾示威。

組織罷課，繼而推動罷工

臺灣統治階級會竭力保護《服貿協議》，占領立法院如何走下去？罷工罷課是行動升級的重要武器。

罷課可以帶來震撼的輿論效果，並向工人示範，只有通過強有力的工會抗爭，才能打倒今天親富人的金權政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是首所宣布罷課的學校，對整個運動是一大鼓舞。各院校的罷課必須協調一致，並在停課當天動員學生集會遊行，展示力量。學生應該自我組織占領及罷課委員會，設定全臺大罷課一天的日子，進一步向馬英九施壓。

依循著市場的典範、模式和規則下，簽署《服務協議》等自由貿易協議，國家或區域間會造成大財團的壟斷。企業會利用兩地的貧富懸殊來壓低工資，因而帶來嚴重剝削、去規管化、資本寡頭壟斷的惡果，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工人階級。

故此，學生罷課後，將更有力號召工人為罷工一天作出準備，加入反政府的抗爭。工人罷工可以癱瘓經濟運作，威脅剝削工人的資本家之利益，是最有效的抗爭手法。目前，律師工會以及藥師工會已確定加入罷工行列，下一步是號召更多行業的工人參與，準備以全臺總罷工廿四小時作為起點，進一步迫使馬英九答允我們的訴求。

這場抗爭不限於反對《服貿協議》及馬英九親中共的政策，而是對整個馬政府乃至財團的強烈不滿，怨憤達至頂點。民主權利受到破壞，為了商界利益而犧牲；無論藍綠上臺，政府皆貪汙腐敗；房價高漲，青年與工人無法負擔；政府一意孤行強推核電，為了利潤妄顧人命。運動必須讓各廣泛社會團體參與，迫切回應更廣泛的社會訴求，將鬥爭提升至社會變革的層面。

藍綠兩黨皆不可信　需要工人階級獨立力量

群眾運動應該開放予所有想鬥爭的人參加，任何團體或者學生皆不能壟斷運動。學生啟動了運動，為群眾鬥爭作出示範，故然值得故舞，但單靠學生並不能勝利。 但是，民進黨長年以來「抹綠」大大小小的運動，將之轉化為撈選票的機會，因而激起輿論反彈，絕對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民進黨一直含糊其辭，只是要求逐條審議《服貿協議》，而不堅持廢除整個協議，更支持與美國簽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民進黨一直與財團利益千絲萬褸。支持占領立法院的青年與工人階級，絕不能相信任何資本家的政黨，不論藍綠兩營。我們需要獨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出路，取代國民黨、民進黨的金權政治壟斷。此工人的政治力量，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為目標，以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取而代之。

臺灣反服貿：警察殘暴鎮壓　占領者呼籲全臺罷工罷課

臺灣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的行動，由上周三（19日）開始，昨日進入第六天，有突破性發展。馬英九昨日（23日）態度強硬，表明不會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又指學生發起占領行動屬於違法，呼籲學生撤離。部分在立法院外聲援的學生，昨晚轉移占領行政院，大批民眾紛紛到行政院外，爬過圍欄沖進院內，並堵住不同出口的通道。行政院內外都被包圍，警察不斷調動全臺警員到臺北增援，晚上警察暴力清場，造成最少64人受傷。工國委（CWI）成員鄧美晶身在臺北報導事件。

民眾手無寸鐵靜坐　警察暴力清場

晚上九時許，大批民眾不斷湧到行政院，跨過圍欄爬進院內外。當時已有救護車到場，有傷者被擡出。院外不斷有大量警車到場，當局在淩晨後開始暴力鎮壓，利用水炮、盾牌和警棍毆打在場和平靜坐的學生和民眾，警察的暴力造成嚴重沖突，學生和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造成最少64人受傷，37人被捕。

至淩晨三時，在行政院各側門外圍仍有數百民眾聚集，知道警察進行暴力清場的消息後，民眾情緒激動，一名夜市老板Sean熱淚盈眶，表示：「很想哭，很難過，我說不下去了」。大學畢業生Ann從晚上九點多進入行政院內，在深夜被警察擡出。她對本人說：「我不能相信我看到的事。警察都是先選人，然後拖出去打的，他們會先拉一個示威者到盾牌裏面，然後七八個警察一同毆打一個人。我看到我的一個高中朋友被毆打，然後其他的警察在笑！在場的醫生想要治療傷者，但警察連醫生也一起打了！」期後，水炮車到場，警察用高壓水炮鎮暴力清場。至24日清晨5時半，警方將3千多名院內群眾驅離。

占領者呼籲全臺罷工罷課

馬英九無視民眾訴求，又出動警察武力打壓占領運動，部分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呼籲全臺發動罷工罷課。至今已有超過十間學校，包括臺灣大學社會學所已宣布停課一周；中山大學、成功大學等18校學生會昨晚已先串聯決議，發起全臺大學生自主罷課。

譴責暴力鎮壓！廢除服貿！

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的運動在星期天（23日）蔓延至行政院，行政院長江宜樺下令警方鎮壓，民眾形容，警察清場的殘暴程度是「解嚴以來最暴力的一次」。馬英九政府對退回服貿的訴求聽而不聞，態度強硬，加上這場鎮壓後，必定激起新一輪抗爭。占領學生已經提出，呼籲全臺罷工罷課。

民眾和平靜坐　五千警察暴力清場

三千多民眾在23日晚上占領行政院，江宜樺下鎮壓命令後，當局在全臺灣調動大批警察到臺北行政院，淩晨後開始暴力鎮壓，利用盾牌和警棍毆打在場和平靜坐的占領者，並用高壓水柱暴力清場，導致多人頭破血流，最少158人受傷，61人被捕。

在行政院目擊鎮壓過程的學生描述，因為民眾一直對普通警察進行遊說，當局深怕警察會動搖，不敢暴力清場，後期出動了特殊的鎮暴警察。在最後一場驅逐中，首先將所有記者趕離場，令無人可以紀錄鎮壓的最後階段。

目擊者表示，警察先選人，先拖一個示威者到盾牌裏面，然後七八個警察用警棍和盾牌一同毆打一個人。連在場的醫療人員也遭受警方暴力對待。

馬英九、江宜樺下臺！

鎮壓過後，政府立即大肆抹黑占領民眾，江宜樺召開記者會，誣陷占領者為「暴民」，又謊稱「警方是以擡人、拍肩的方式要求民眾離開」，令民眾反感。不少大學教授抗議警察對學生的暴力，要求江下臺。

馬政府暴力鎮壓占領行政院的學生，必定激起大規模運動爆發，令運動遍地開花。鎮壓過後，《蘋果》民調指出，64%的臺灣民眾表示反對政府清場。

去年的南韓、土其耳乃至巴西也是一樣。土耳其去年六月，塔克席姆廣場的示威群眾被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30萬人大罷工還擊；南韓去年十二月，鐵路工人反對私有化，進行罷工後受到鎮壓，韓國總工會聯盟發動全國總罷工，10萬聚集首爾示威。

占領學生提出全臺罷工罷課的號召後，馬英九政府立即表態反對，江宜樺表示，「罷工、罷市嚴重幹擾經濟活動，呼籲各界理性、冷靜。」可見罷工的經濟力量，直接威脅資本家的利益。

鬥爭的下一步：組織罷課

罷工罷課是行動升級的重要武器。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已經呼籲全臺發動罷工罷課，至今已有超過50大學系所連署響應，發起全臺大學生自主罷課：

各院校的罷課必須協調一致，並在停課當天動員學生集會遊行，展示力量。校方往往與利益集團關系千絲萬褸，學生不能等待校方同意，而應該由下而上，自我組織起民主的罷課委員會，民主地商討決策全臺大罷課一天的日子，進一步向馬英九施壓。

罷課後，號召全臺一天總罷工

罷課可以帶來震撼的輿論效果，並向工人示範，只有通過強有力的工會抗爭，才能打倒今天親富人的金權政治。這對整個運動是一大鼓舞。

依循著市場的典範、模式和規則下，簽署《服務協議》等自由貿易協議，國家或區域間會造成大財團的壟斷。企業會利用兩地的貧富懸殊來壓低工資，因而帶來嚴重剝削、去規管化、資本寡頭壟斷的惡果，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工人階級。

故此，學生罷課後，將更有力號召工人為罷工一天作出準備，加入反政府的抗爭。罷工停止生產，可以展示工人階級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力量，而並非投機者和金融家！工人的經濟權是最重要的力量，只要組織起來，便可以迫使政府跪下！

目前，律師工會以及藥師工會已確定加入罷工行列，下一步是號召更多行業的工人參與，準備以全臺總罷工廿四小時作為起點，進一步迫使馬英九答應我們的訴求。

這場抗爭不限於反對《服貿協議》及馬英九親中共的政策，而是對整個馬政府乃至財團的強烈不滿，怨憤達至頂點。民主權利受到破壞，為了商界利益而犧牲；無論藍綠上臺，政府皆貪汙腐敗；房價高漲，青年與工人無法負擔；政府一意孤行強推核電，為了利潤妄顧人命。運動必須讓各廣泛社會團體參與，迫切回應更廣泛的社會訴求，將鬥爭提升至社會變革的層面。

藍綠兩黨皆不可信　需要工人階級的獨立力量

群眾運動應該開放予所有想鬥爭的人參加，任何團體或者學生皆不能壟斷運動。學生啟動了運動，為群眾鬥爭作出示範，故然值得故舞，但運動單靠學生並不能勝利。當然，民進黨長年以來「抹綠」大大小小的運動，將之轉化為撈選票的機會，因而激起輿論反彈，是絕對可以理解的。現在民進黨一方面假惺惺同情受鎮壓的學生，卻又與占領行政院的行動保持距離，政客的嘴臉表露無遺，十分可恥！事實上，民進黨一直含糊其辭，只是要求逐條審議《服貿協議》，而不堅持廢除整個協議，更支持與美國簽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民進黨一直與財團利益千絲萬褸。

青年與工人階級絕不能相信任何資本家的政黨，不論藍綠兩營。現時臺灣急需一個左翼的替代，獨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出路，取代國民黨、民進黨的金權政治壟斷。此工人的政治力量，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為目標，以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取而代之。

工國委（CWI）訴求：

組織全臺大罷課，向政府反擊－在國高中和大學裏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呼籲工人與工會發動廿四小時總罷工，以示團結聲援
廢除《服貿協議》！
打倒馬英九，國民黨政府下臺！繼續將運動升級，迫使政府辭職，召開大選！
獨立公開調查3月24日警察鎮壓，嚴懲落命令的警察！
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親資的藍綠兩營。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以社會主義政策抵抗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

臺灣：群眾占領立院運動　撼動馬政府

上星期，數以萬計的示威者擠滿臺北立法院周圍的街道。《華爾街日報》稱之為「臺灣史上最大型的學生抗議」。馬英九總統上臺六年後，經歷了一連串的危機與高層之間的分裂，還有民意調查的支持度跌至9%，現在可謂四面楚歌，為自己的政治生涯掙紮求存。

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倉促通過與不得人心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激起了群眾反抗。這協議去年6月由中臺兩地政府簽署，將會令兩地經濟的服務業失去規範，獨利財團，犧牲工作職位、工資和工人權利。

政治有句名言∶「a week in politics is a long time（政治，一星期已太久）」。尤其在政府無法抑製運動，並在星期日晚間至星期一淩晨（3月23-24日）命令警察殘暴鎮壓後，令示威演變成整體反政府的鬥爭，服貿本身反而變成次要問題。這情形呼應著去年土耳其、巴西和烏克蘭的鬥爭。一名部落客形容鬥爭「從反對不公義的服貿升級至捍衛臺灣民主的戰爭！」

反對新自由主義服貿

國民黨的議席數目遠遠大於其真正社會代表性，政府仗著議院的大多數，決定迅速批準《服貿協議》，令國民黨被視為走回獨裁的傳統。由於政府愈來愈與獨裁的中共關系緊密，社會廣泛存在一種恐懼，不僅由於經濟狀況，也由於新聞自由與民主權利被蠶食。

3月18日（星期二），當300名學生首次占領立法院大廳後，深受廣泛聲援。數以萬計民眾湧上臺北街頭，全國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占領者將自己困鎖在大廳，抵擋警察初次驅散行動。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臺灣小規模的力量，每日在立法院外積極參與抗爭，而我們一直都從階級角度，而非經濟民族主義的角度，反對馬英九的兩岸緩和議程，以及與北京關系愈趨緊密。政府的政策由中臺乃至全球的資本家所驅動，將經濟發展進一步傾斜富人而犧牲群眾。

《服貿協議》也不例外，如果實施的話，將會加快外包與臨時合約數量的上升，取代了真正的工作崗位。根據官方數字顯示，臺灣兼職、臨時與派遣工在2013年合共有539,000人，是十前年的7倍。實際工資比15年前更低。臺灣在這段時期曾執政的主流兩大政治陣營都受到責備，無論是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親中），還是其對手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反中）。

雖然藍綠兩營就兩岸關系在口頭上爭論不休，但實際上兩營都支持親資的經濟政策。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臺灣資本家利潤的重要來源，因此親資的邏輯就等同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系。《服貿協議》也是如此，民進黨並不完全反對，只想稍為修改。實際上，民進黨支持服貿的「輕量版」，這事實也為在立法院抗議的青年所知。很多人對民進黨領袖的矯柔造作感到憤怒，他們既想染綠運動，將之變為自己的選舉造勢，同時又不完全拒絕服貿。

國家暴力

3月23日（星期日），當年輕示威者闖入行政院，擴散占領行動時，政治危機迅速地升級。這行動是由學生之間的分裂發生，因為較激進的年輕人愈來愈不滿領導抗爭的主流學生團體，後者被視為采取調和路線，並用民進黨政客充當與政府交涉的中間人。

警察大規模動員驅趕示威者，造成158人受傷，超過60人被捕。這鎮壓並不是占領行政院後作出的反應，而是預先計劃好的 － 警察與政府計算過示威者人數會在星期日晚上減少，而進行鎮壓。總統馬英九同日較早時在電視上聲明，頑固地保護《服貿協議》，並警告學生結束「不合法」的占領行動，而要「尊重法治」，已經釋出了鎮壓的暗示。在講話後的數小時內，總統的突擊隊（據報導，有3,000名鎮暴警察）讓我們上了一課，學習到了資本家政客所謂的「法治」是什麽意思。

在警察鎮壓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Marie Harf盛贊「臺灣充滿活力的民主」。對在家收看新聞的年輕人與很多普通人民來說，鎮壓的暴力畫面就如閃回鏡頭，回望昔日殘酷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並突顯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真正決策權永遠由一小撮菁英壟斷，民主權利是如何脆弱。很多人將警察鎮壓與1989年北京屠殺相比較。當然，更準確的比較是鄧小平在1989年4月26日企圖鎮壓失敗，引起激烈反彈。

星期一警察的強致驅離維持了五小時，並以水車噴射胡椒水清場結束。社交媒體上有很多案例，是警察以抗議者的頭與頸為襲擊目標，包括對年輕女性。全程鎮暴警察總共有七次猛烈襲擊多數在靜坐的人群。有一位工國委（CWI）的女性支持者目擊行政院現場的情況，她在淩晨三時被拖出來。她告訴我們：「警察的策略是拖抗議者到盾牌後面，然後七至八個警察圍毆一人。而且有些警察在笑。」

人群中一位醫生懇求為警方人墻後的傷者做檢查，但被拖走。工國委（CWI）一位成員形容鎮暴水車在星期一淩晨4時半駛進去：「在場的群眾沒有挑釁警方，但水車就進來了。群眾以手勾手組成人墻阻擋水車。這讓在場群眾面對警方的情緒轉變成敵意，但幸運的是沒有因此而造成暴動。」

自衛與非暴力

這與2013年爆發的土耳其與巴西示威運動有很多相似地方，警察有意恐嚇並粉碎示威的決心而進行襲擊，但激起反彈，增加對馬英九的壓力。引述馬克思所說的「反革命的鞭策」，進一步激化形勢，將運動向前推進。同時，鎮壓與「反革命」的威脅仍然切實存在。鎮暴警察似乎收隊了一陣子，但與執政黨有聯系的黑幫分子在深夜出現，企圖製造混亂恐嚇。以民主委員會組織自衛團隊，以巡查並保護抗議陣地，現在非常重要。這任務應該連系至呼籲工會在抗議中扮演全面的角色。

不僅在臺灣，在當今所有的示威運動裏，就「非暴力」問題的辯論都有出現。甘地主義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理論廣泛流傳在學生領袖中。可惜，不太多人了解到，印度反英殖統治的鬥爭是革命性的鬥爭，而國際因素（例如在中國的革命鬥爭）扮演著關鍵角色，削弱英國實力。此外，也有一種趨勢，將戰鬥性的方法或挑戰法律的方法，與支持暴力或「挑動鎮壓」的行動混淆起來。這議題需要在運動中民主討論。社會主義者支持組織良好而有紀律的群眾鬥爭，反對故意破壞公物的行動，也反對那些讓政府占便宜的愚蠢行為。要達到這水平的組織力，需要有民主架構及清晰綱領，將運動推前邁進。這非常取決於工人階級能否成為鬥爭的領導力量，並推出他們自己的獨立政治代表。

罷課的號召蔓延

正在本文撰稿之時，全臺約有50間大學表示支持罷課與杯葛課堂。工國委（CWI）在目前運動的要點是提出需要全臺大罷課作為第一步，並轉向工廠及工作場所，推進工會罷工行動。現在，僅是師生正在推動罷課，連工人階級都開始有回響。因為下令警察鎮壓而被人民痛恨的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傳出罷工號召的消息後立即回應，罷工會「幹擾經濟活動社會安定」，從這一評論可見，政府很恐懼罷工的形勢發展。

工國委（CWI）支持者強調罷課需要通過民主委員會與學生由下而上組織，而非因校方或學系菁英由上發動。罷課運動應該是集體的，以群眾大會解釋並積極爭取支持，而非一些學界團體提出的「自主」個人手法。

但是，正如江宜樺的話所示，工人階級才有真正的力量可以打倒政府。即使工會官僚的保守主義，加上工會存在一些弱點，工人始終是鬥爭取勝的關鍵。很多工會官僚公開拒絕號召罷工，親國民黨工會領袖甚至公開支持服貿。規模小的勞動黨（史達林派為基礎的政團）控製一些工會，並在正在抗議的學生支持下，於2012年領導過華隆紡織廠的罷工，但在今次的議題默不作聲。即使有這些障礙，強大的罷課運動如果有意識地轉向工人階級，爭取其支持，可以贏得對工人罷工的有力支持。

小地震波及中國

這場鬥爭代表著臺灣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有一點被刻意淡化的，就是這危機給予中共獨裁一個重大挑戰。對北京來說，風險超越了服貿，甚至超越了對臺戰略。對臺戰略包括了捧起現今嚴重毀壞的國民黨政權，並利用經濟協議拉攏臺灣資本家階級過來北京的政治軌道。表面上，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似圓滿成功，最近是於2月，兩地政府自內戰結束60年以來在南京首次會談。但另一方面，這過程令公眾深深覺醒到「中國化」的不僅是臺灣經濟，也是其政治體製，因為政客、大企業和媒體都爭相討好北京。

雖然無可能預見目前示威運動將帶來的所有結果，我們似乎會見到臺灣政治氣候的轉移，大大推高反中國、親獨立的情緒，並嚴重削弱對馬英九與國民黨的親中戰略的支持。

香港浸會大學的高敬文教授評論道：「北京害怕的是，與掌管臺灣的國民黨迄今仍然非常成功的對話，已經達到極限。」

對於群眾反抗在本國發展起來，中共獨裁一直相當敏感，中國害怕臺灣抗議的程度，就如普京與俄國害怕烏克蘭的抗議。在美國在2011年展開「重返亞洲」的軍事政策，以抑製中國在亞洲愈來愈強大的政經影響力之後，便尤其如此。最近廿年來，北京與華府在對臺問題上采取大致上合作的路線，兩國勢力都支持國民黨，並抑製獨立情緒。但是，這「三角關系」可能不會再持續得多久，美帝國主義愈來愈有決心抗衡北京，收復失地。

同時，臺灣的群眾鬥爭揭露了很多中國自由派與「民主派」的保守面目。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抱怨：「這不是我們要的民主」，並將抗議的「混亂」與中國文革作比較。

臺灣的事變代表著中共獨裁的政治地雷區，當中包括了國民黨於2016年總統選舉中有可能被民進黨打敗。臺灣資本家作為馬英九親中議程的主推者，民進黨在臺資壓力下，黨內展開分裂。尤其在2012年敗選，而民進黨自己的分析歸究於太強硬反中後，黨領導層中冒起了一派要淡化該黨「老舊」（即親獨）的修辭。即使如此，北京依然擔心未來民進黨可能重新執政，並非因為害怕民進黨的領導人，而是該黨會受到的群眾壓力 － 就像我們現在在運動中所看到的。

中共政權對臺方針主要是以「穩定」為中心，以防臺灣變得公開反對北京。臺海危機的對立深化，有風險會惡化中國大陸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沖突。從三月份在昆明發生的恐布大屠殺可見，現在少數民族地區（例如新疆和西藏）的動蕩是是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北京害怕對臺獨的支持愈來愈大（這情況已在年輕一代中見到），會鼓勵了被壓迫少數民族爭取獨立或更大的自治權。

另一個關聯是，我們已看到了臺灣的示威如何威脅到中共政權在港的統治，此時香港在民主選舉製度上彌漫著與中共攤牌的情緒。臺灣的運動在香港獲得了大量同情，並對「占領中環」的資產階級領袖增加壓力。這群領袖一直設法取消運動，並尋求與北京妥協。這星期，臺灣警察的鎮壓被視為香港未來鬥爭的一面鏡子，令人想起建製派曾聲言威脅，假如「占中」開始實行，可以出動解放軍對付示威者。

作為全球抗議和占領行動鬥爭的一部份，這兩場鬥爭，以及中國群眾潛在變化都有著重要的經驗。工人國際委員會各國支部積極參與這些鬥爭，並通過從中總結這些群眾運動的經驗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透過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幫助，厘清和分享對未來行動的重要結論。

在運動中的工國委

自抗議行動開始，工國委在臺灣的成員以及在香港的支持者一直非常活躍。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取代服貿等新自由主義貿易協定，主張民主公營化大企業和銀行，以打破臺灣富豪對經濟和政府政策的控製，包括兩岸政策。我們認為，唯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才能打倒資本家及其政府。這意味著要團結在臺灣受超額剝削的移民工，並爭取國際上工人的支持，包括中國大陸的工人，他們當中有700萬人受雇於臺資工廠中。

工國委（CWI）的社會主義訊息，在現階段運動中，雖然顯然只能算是少數派，但已經獲得了良好的反應。在短短四天裏，工國委（CWI）的臺灣雜誌《社會主義者》已售出超過400本，許多新臉孔都主動來我們攤位協助。其中一位活躍分子相當欣賞我們的雜誌及對鬥爭的分析，於是一口氣買下了50本，在她所屬的組織內分發。

近年，民族問題，以及與中國大陸關系的棘議題曾經退居二線，大多數臺灣人寧可「不去想這件事」。但是，最近的運動不免會將這問題重新聚於光燈下。這場示威運動、工人階級和左翼力量，都必須為此做好準備，提供一個指向群眾團結鬥爭的方案。工國委（臺灣）支持自決權，即如果臺灣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擇獨立的話，我們將予以支持。但只有作為國際社主義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一部分，這權利才能實現。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反資路線對待民族問題，即完全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亞洲的軍事外交遊戲，也反對其他列強（包括中國、日本乃至臺灣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野心。國際上與橫跨亞洲的工人階級，圍繞著社會主義的綱領動員起來，是有能力打倒資本主義及其戰爭機器的唯一力量。

工國委（臺灣）的成員及其支持者參與這場大規模鬥爭的主要焦點，是在於提出方案，將運動升級以打敗政府，包括關於綱領的重要問題，盡可能吸引最廣泛的人民加入鬥爭，並展示如何可以保證勝利。這包括以下要求：

組織全臺大罷課，向政府反擊－在國高中和大學裏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
呼籲工人與工會發動廿四小時總罷工，以示團結聲援
廢除《服貿協議》！
打倒馬英九，國民黨政府下臺！繼續將運動升級，迫使政府辭職，召開大選！
獨立公開調查3月24日警察鎮壓，嚴懲落命令的警察！
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親資的藍綠兩營。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以社會主義政策抵抗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

反服貿　五十萬人上街　要求馬英九下臺

今天，臺灣群眾震怒了。在立法院及總統府外，50萬人湧上街頭，參加占領立法院運動號召的凱道遊行。遊行在下午一時開始，從立法院走到總統府外的凱達格蘭大道。主辦方本來預計會有10萬人參加，但早在中午十二點，人數已經超過10萬人。至下午約兩點，已有超過20萬人上街，遊行人士擠滿總統府外凱道以至其他道路！立法院外的青島東路和中山北路位置，由於人數太多，人潮一直被迫停頓，不能再進入，要從另一邊的善導寺站繞道進入。最後，大會宣布，今天人數超過50萬，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

全民上街　怒吼「馬英九！下臺！」　

在行政院血腥鎮壓，令群眾勾起國民黨40年獨裁統治的回憶，因此馬英九與江宜樺深受民眾痛恨。群眾的意識已經激進化起來，街上響遍了「馬英九！下臺！」的聲音，馬政府長年以來執政無能，群眾的憤怒在這場反服貿運動爆發。

不論是大學、高中生、退休人士、普通工人、帶同小孩的媽媽，都一同走到街上，高叫「退回服貿！」、「反黑箱！捍衛民主」等。國民黨為了財團利益粗暴通過服貿，「捍衛民主」當然是運動中的一部分，但社會主義者通過宣傳和鼓動，為這情緒賦予更清晰而準備的內容。

《服貿協議》故然是運動的爆發點，但激發數十萬人上街的，不只是服貿與黑箱作業本身，而對於國民黨政權積累多年的怨憤。一位高一女學生廖同學說「馬英九已經失去他的正當性」。

自由貿易禍害工人

遊行中，有一位曾在工會當秘書的謝小姐，舉著「反自由貿易」自製牌子的女孩謝小姐，表示反對服貿和國民黨，「但我覺得民進黨更可惡，因為他們裝作自己站在草根的一方。比如說，蔡英文她自己是支持簽署FTA的，她公開支持新自由主義，因為她偶像就是柴契爾！」因此，她對於現在臺灣只有親資的藍綠兩黨很不滿。「我當然是反黑箱，這也是很多人出來的原因。可是，我也反對自由貿易，我不認同將這場運動變成是純粹的學運，因為服貿最影響的其實是工人。」

當然，由於不少臺灣保守工會領袖都與資方站在一線，斷然拒絕罷工，甚至表態支持服貿。反服貿運動裏，有不少普通工人以個人身分參加，但未以有組織的方式介入抗爭。目前，參與工會只屬少數，但隨著這場運動激進化，加上學生罷課會為工會施加壓力，謝小姐的聲音將會迅速廣傳。

「反中」情緒高漲

《服貿協議》掀起了「反中」情緒。不少遊行人士恐懼北京政府操控臺灣經濟，也害怕的民主權利會被剝奪。但同時，「害怕中國人來開店」、「害怕中國勞工進入臺灣」等排外論調充斥於運動中。親資的臺獨勢力，例如臺灣團結聯盟，都在遊行中煽動反大陸人的情緒，藉以收割利益。

在欠缺強有力的工人組織以階級路線介入運動的情況下，這似不可避免。社會主義者必須強調，大陸與臺灣工人都是《服貿協議》下的受害者，只有聯合鬥爭才是出路。

下一步的行動

隨著運動日子越久，群眾情緒正在激進化，並超越了民進黨領袖甚至是學生領袖。「馬英九下臺」是遊行民眾喊得最多的訴求，超越了學生領袖的訴求，當務之急是建立民主架構與定期大會，令年輕人與工人討論前進的路向，才能避免運動走下波，甚至未能實現訴求。

工國委（臺灣）會繼續奮鬥，嘗試在不同院校宣傳成立民主罷課委員會，推動學生罷課行動，並爭取底層工人向工會施壓，要求工會領袖行動起來。全臺學生及工會組織並建立24小時的罷課罷工，將可以向馬政府施加巨大壓力，並展示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

占院運動進入關鍵階段 － 運動需要內部民主，蔓延至學生以外的社會階層

反服貿占領立法院運動踏入第三個星期，這場運動撼動了臺灣和中國的統治菁英，當地的統治者都恐懼這將變成群眾反抗的示範。這場運動明顯不單單關於服貿協議，而是反映對經濟不公義、馬英九政府不民主的深深忿怒。馬英九政府在血腥鎮壓占領行政院後，又動用媒體抹黑運動，更以黑幫勢力威脅抗議者。可惜政府徒勞無功，330的凱道大遊行，超過五十萬民眾上街！

最新消息，萬泰銀行工會投票大比數通過罷工，並將會確定罷工日期，很可能在本月中下旬發生。單是這一消息就會鼓動起群眾聲勢。正如工國委（CWI）從鬥爭開始時就指出，工人罷工將會是反服貿運動的轉捩點，因為工人的經濟權力可以在實際利益上打擊政府與商家。

可惜，如果示威學生的發言人有強調以上這點，罷工罷課的聲勢會更大，尤其在3月24日占領行政院被鎮壓後，罷工罷課曾獲得巨大回響。可惜，由於學生領袖對自己的力量太有信心，對工人階級力量的信心太少，令這機會錯失了。當然，即使要組織全臺的罷工罷課運動，仍要跨過不少障礙（工會與校方官僚的打壓），但只要有清晰明確的方法，組織全臺24小時總罷工是絕對有可能的。

運動領袖會與政府達成協議嗎？

3月30日（星期日），五十萬人上街到凱道抗議，我們見證了臺灣群眾抗爭的歷史。但是， 在這波瀾壯闊的遊行後，學生領袖未能提出運動如何升級，向馬英九增加壓力，而且沒有譴責3月24日警察鎮壓行政院的暴力。相反，學生領袖的立場變得與民進黨政客愈來愈接近，並淡化對罷工罷課的號召。此外，由於學生領袖依賴學界菁英由上而下發動罷課，並強調個人式的「自主罷課」，而沒有在學生群眾間組織起來。罷課運動目前仍然相當零散。

群眾對流血的憤怒沒有被組織起來，強化運動。此外，學生領袖一直沒有與民進黨割裂，在民進黨的壓力下，其論調與綠營政客愈來愈一致，只要求對服貿「先立法，後審議」，這等同讓服貿小修小補後再「民主」地通過。我們不能排除學生領袖可以一退再退，與國民黨達成協議，輕則贏了半步退讓就結束運動，重則完全妥協、無功而返的可能。

但是，萬泰罷工，加上學生領袖愈來愈受到激進派的壓力，可以迫使學生領袖再走遠一點。甚至如果萬泰罷工引發連鎖效應，工人階級在運動的角色將會大大提高，取代目前軟弱的領導。

不要「黑箱」領導層　運動需要民主化

黑島青等學生團體沖進立法院，啟動了占領運動。這些團體都是規模細小的典型社運組織，他們可以在抗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有權在運動中具占一席位。但這些小團體並未有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更莫說自封為唯一領導。現在，有需要向工會與工人組織、學生組織、政黨與政團，以及想參與抗爭的人打開大門，建立廣泛的代表架構。

在數以十萬人的鬥爭裏，有必要舉行群眾民主大會討論鬥爭的策略，以及其主要訴求。所有與政府的談判，都需要有大會選舉產生的代表參與。因此，工國委（CWI）一直強調在每間學校、工作場所成立民主的罷課/罷工委員會，並定期在占領現場舉行大會。

學生領袖受到國民黨的壓力下，加上與民進黨合作，愈來愈淡化運動的訴求。在沒有民主決策下，他們有可能與政府達成協議，淪為運動的剎車掣。工國委（CWI）強調，任何與國民黨達成的協議，或者解散運動的決定，必須要在民主大會上決策。

運動要延續下去，必需要開放予社會各階層參與，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要決定，並投票產生代表，建立民主的架構，確保可以有清晰的方向走下去。不幸的是，正如愈來愈多年輕參與者所批評，主導的學生團體以官僚的方式由上而下操控運動。這只限製參與者的行動自由，只會阻礙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組織工作控製在一小撮的學生手裏，很可能會令他們疲倦而無法繼續下去，縮窄了抗爭的規模。

甚至有聲音指，學生糾察隊禁止批評者在立法院現場派發傳單和發言。這在華隆罷工裏就曾經發生過，學生自恃為社會菁英，代替了工人決定罷工的策略，甚至以不民主的方式禁製不同意見的討論。

運動的民主架構不是奢侈品，而是致勝的基本條件之一。過去一個多星期裏，工國委（CWI）的刊物銷售與成員招募已經取得佳績，我們將會用參與這次運動所得的資源，宣傳將運動民主化為的當前任務，並積極連系任何對目前學生領袖持批評態度，並願意為此奮鬥的組織。我們亦需要集結學生支持者，在學校內進行街站宣傳，召開大會，全力宣傳全臺罷課。

反對學生領袖解散占院運動

學生領袖宣布將於星期四解散占領立院運動，接受王金平的立法監督條例的條件。可是國民黨占立法院大多數，在監督條例下，只是讓政客在立院行禮如儀地對服貿半推半擋，服貿經過民進黨的小修小補之後仍然可以通過，全無實質效果。

工國委（CWI）與社會主義者並非拒絕一切妥協。在運動裏有時並不可能贏盡所有訴求。但是，學生領袖接受了王金平提出的條件，實際上幾乎什麽也爭取不到。對一場歷史性的群眾鬥爭來說，這是慘淡收場。解散占領行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警察無後顧之憂，發動政治檢控

占領運動冒然解散，政府看到群眾手上再無籌碼，就會準備政治檢控報復。警察已經準備政治檢控或逮捕超過90名占領行政院的示威者。在未確保政治檢控被撒銷前，達成協議並解散運動是不負責任、令人遺憾的。要受到懲罰的應該是江宜樺等國民黨政客，而不是非暴力的示威者。

學生要回校考試？

有學生及教授表示，學生要回校考試，因此要解散運動，這是只望見幾棵小樹而看不到森林的狹隘目光。即使學生有學業壓力，需要回校考試，但在占領現場還有社會其他階層的參與者的，應該吸納他們繼續占領立法院。正如工國委（CWI）一直強調，單靠學生並不可能贏得鬥爭，需要擴大戰線至年輕工人、中學生乃至最重要的工人階級。若果組織工作控製在一小撮的學生手裏，他們會因為身體疲倦或學業壓力而無法延續下去。

群眾不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

可惜，學生領袖啟動了運動後，並沒有預視到這場鬥爭會持續之久，規模之大。群眾運動並不是自來水的開關掣，可以隨時開關。運動在解散後，要再重新動員起來就會倍加困難，尤其是今次是以妥協收場，令不少欲抗爭下去的參與群眾信心受到打擊。政府準備新一輪打壓措施，並加強政府大樓的保安，以防占領行動再次發生。行政院會變得紫禁城般防衛森嚴。

當然，我們並非指這場鬥爭已被打敗，但打倒國民黨的歷史性機會的確被浪費了。國民黨的政治打壓與親商攻策，不免會激起新一輪的群眾憤怒與反抗。這場鬥爭未來可以重現，但只有在今次汲取重要的教訓，才能確保未來真正的勝利。

學生受民進黨影響

學生領袖與民進黨緊密合作，因而直接簡接受到綠營領袖的影響，要確保運動限製在「安全」範圍。如果運動的政治方向激進化，會挑戰到整體藍綠兩黨製，即是挑戰到臺灣整個資本家陣營，民進黨是不欲見到的。民進黨只想收割運動作為今年11月選舉以至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票利益。工國委（CWI）主張，任何團體（包括民進黨）都有權動員支持者參與運動，但絕不能以幕後手段不民主地操控運動，騎在運動上用作選舉資產。

學生領袖是否害怕運動過於激進，失去自己的控製而超出民進黨的範圍，因而急於解散運動？

運動民主化，決策權交回群眾

工國委（CWI）強調，任何與國民黨達成的協議，或者解散運動的決定，必須要在民主大會上決策，應當向工會與工人組織、政黨與政團，以及想參與抗爭的人打開大門，建立廣泛的代表架構。目前，學生領袖在議場外舉行的所謂「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根本沒有實質的決策權，最重大的解散運動的決定，在論壇上完全沒有提及。

如果運動有開放予社會各階層參與，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要決定，並投票產生代表，建立民主的架構，就可以有清晰的方向走下去，不會造成今次解散運動的不民主決定。不幸的是，主導運動的學生團體以官僚的方式由上而下操控運動，阻礙了群眾參與決策。解散運動的決策過程是不民主的黑箱作業。

拒絕妥協，我們可做什麽？

如果在未來48小時內向學生領袖施壓足夠壓力，是可以迫使他們重新考慮，改變這個錯誤的決定。為了表示拒絕妥協，反對解散運動，要求徹底拒絕服貿協議，結束國民黨的不民主統治。請到黑島青臉書上留言發聲，更重要的是到達占領現場表示抗議。

工國委（CWI）反對這次妥協，我們要求抗爭繼續下去：

拒絕妥協，繼續抗爭爭取勝利
組織全臺大罷課，向政府反擊－在國高中和大學裏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
呼籲工人與工會發動廿四小時總罷工，以示團結聲援
廢除《服貿協議》！
打倒馬英九，國民黨政府下臺！繼續將運動升級，迫使政府辭職，召開大選！
獨立公開調查3月24日警察鎮壓，要求下命令的江宜樺下臺！
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親資的藍綠兩營。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以社會主義政策抵抗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

團體反對撤出立法院

占領立法院運動的學生領袖林飛帆昨（7日）晚宣布，將在周四（10日）晚間六時撤離立法院。在宣布解散後，不少在立法院外聲援的學生及年輕人感到錯愕和失望。

「我覺得現在根本沒有達到任何訴求，什麽階段性成果阿？我也看不到！也沒有退回服貿，他們就突然宣布退場。其實運動從頭到尾都沒有民主，只是裏面指令外面，就是很黑箱阿。」

聚集在「賤民解放區」的一些示威者反對不民主的退場決定。「很生氣！為什麽都沒有問過我們的意見？我從第一天（318）就來了，直到今天，他們說退就退，我反對阿，但又可以怎樣？」

今日（8日）下午一點半，由基進側翼青年政團、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公投護臺灣聯盟等16個公民團體組成的「自由臺灣陣線」宣布成立，批評占院運動代表將在星期四（10日）撤出立法院的決定。「自由臺灣陣線」認為，馬英九和江宜樺昨日重申不可能退回服貿，令運動訴求落空，並沒有完成學生領袖所指的「階段性成果」。召集人陳子瑜表示，將會繼續留守立法院正門廣場，但不會進入議場。

基進側翼成員王奕凱昨得悉學生領袖公布撤場後，不滿場內的退場決策不透明不民主，與其他持同樣意見的民眾嘗試進入議場理論，但被糾察隊禁止進入。

王奕凱今日出席記者會時表示，不認同退場的決定，認為政府在「先立法，再審查」上沒有任何實質的承諾，所以不同意「同伴」（指林飛帆、陳為廷等）決定退出。王又舉出多例，證明運動內部欠缺民主，與工國委（CWI）一直所警告的不謀而合。他表示，不滿決策小組不透明的決策：「這是一場全民運動，而不是只有幾個代表的運動，我認為他們不夠民主。對於比較大的決議，譬如退場的決策，他們是在決策後才告訴大家的。」

「我覺得有很多聲音被埋沒，一直有很多團體在參加，但當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時，他們只是聽取意見，然後說『尊重，謝謝』。我覺得看到一個我們曾經對抗的體製，現在又再產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時，往往影響不到決策層，或得不到決策圈的回應。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副總召劉敬文（妖西）曾經是占院的決策成員，他因為決策小組無法容納其他人建議而在330後退出，也曾警告運動因此而前景堪憂，僅剩三成勝率。他今天出席記者會時表示，將堅持留守。

學生領袖退場的決定散播了混淆，對整場鬥爭來說是一大沖擊。任何團體若果反對退場，並主張運動應該升級，都應該立即行動起來。應該盡快召開民主的群眾大會，開放予所有欲抗爭下去的團體參加。在大會裏宣布新一次的遊行日子，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

工國委（臺灣）認為，服貿未沒有退回，運動訴求並無達到，加上警察準備以政治檢控反擊，現在應該繼續抗爭，並推動全臺大罷課、總罷工24小時，而不是接受不淪不類的協議。

臺灣：24天的占領立法院運動結束

臺灣見證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由3月18日，200名學生占領了立法院，阻止臺灣與中國簽訂一項具爭議性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些媒體評論員形容此次運動是「亞洲之春」的開始。

這場運動被倉促結束的方法引起了許多問題，包括此次運動究竟達成了什麽訴求、以及哪一種社會力量可以真正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貿易協議。

我們采訪了負責協調工國委（臺灣）參與此次運動的成員鄧美晶。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領袖宣布結束占領立法院行動，這代表什麽？

國民黨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承諾「監督條例立法前，不協商服貿」後，立法院內的學生領袖表示他們將於4月10日星期四退場。

我們（工國委）並不認同學生領袖解散占領運動的決定，以及他們不民主的決策方式。

這場反政府運動由3月18日開始，發展成一場歷史性的運動，動員了超過五十萬臺灣群眾上街遊行，期間更一度號召罷工罷課，要求馬英九退回服貿。這引起了大學間廣泛討論，甚至一些大學某程度發動了罷課。可惜的是，如這場運動沒有被倉促解散的話，是可以爭取到更多成果的。

由於政府並未真正在服貿問題上讓步，因此抗議行動必定會繼續下去。但由於立法院的占領被視為運動的核心，要重新凝聚動力將更加困難。對於接下來的行動，很多人充斥著疑惑。

是否代表運動戰勝了政府？

不是，並不能視為勝利。政府作出的讓步是極小的，而且相當含糊。

我們在過去三周，見證了的群眾運動，可謂驚天動地，330有五十萬人參與遊行，寫下了歷史紀錄。

全臺灣的大學共有84個系所或社團表示支持罷課，盡管並未協調，實際上也不是集體性的罷課，而是傾向於自主行動。盡管如此，群眾的意識依然前進了一大步。而罷工罷課作為一種抗爭的策略，正被社會廣泛討論。

最重要的是，有工會開始討論要不要發動罷工。盡管許多工會受到國民黨控製，並表示支持服貿，但仍然有萬泰銀行工會於上周投票通過罷工決議。可是，由於現在立院已經宣布退場，罷工是否實行成為未知之數。很可惜的，確實是浪費了一個大好機會。

這場群眾運動本來可以贏得真正的勝利，能夠迫使政府廢除服貿、甚至迫使政府高官下臺，包括總統馬英九在內－他的支持度只有9%，是臺灣民選以來民望最低的總統。由此可判斷，學生領袖的決定放過了馬英九政府，錯過了寶貴的機會。

現時必須做的，是重新凝聚動力、組織起來，並汲取教訓。

可否解釋一下占領行動結束的細節？

退場的決定是基於王金平所作出的承諾，王金平是執政國民黨的其中一位領導人物，在黨內與馬英九陣營進行權力鬥爭。也許馬英九私下也同意王金平提出的協議，以結束占領運動，但馬從未親自作出任何承諾，為了保住面子，他一直堅持的服貿也被保留。

即使王金平提出「先立法再審查」的條件非常有限，但也可能會被執政黨中其他派別所推翻。我們不同意學生領袖接受這些空洞的條件，然後宣布退場。

我們認為，學生領袖過於依賴民進黨，民進黨支持這次運動，但與大多數人的立場不同，他們並不主張廢除服貿。

一個主要的退場理由是「學生要回校準備考試和讀書」，而不能永遠占領立法院。你可以這樣說，但在退場前應該宣布新的集體行動、新戰略，並且民主地辯論如何持續對政府施加壓力。

我們（工國委）從不認為占領是唯一手段，事實上我們曾經警告，占領行動是有局限性的。

占領是全世界常見的抗爭手段，是一場抗爭必須的，它可以成為群眾運動的召集點，就如今次臺灣的運動。但只靠占領的話，是永遠不夠的。它必須作為下一個階段的踏腳石，例如將行動升級至罷工罷課。但今次學生領袖並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他們說「轉守為攻，出關播種」，將這場抗爭「帶回到全體人民手上」，並以「另一種形式」持續下去。但究竟是什麽呢？現階段這些都只是空談。

因此這惹來很多批評的聲音。16個團體組成了聯盟，在本周召開了記者會。

一些原本在立法院內占領的人表示退出決策小組，因為不認同學生領袖不民主的決策方式，尤其是關於退場這樣重大的決定，他們認為應該與所有的民眾公開討論。其他的團體雖然不同意未爭取到實質訴求便退場，但表示尊重學生領袖退場的決定。很遺憾地，反退場的團體也無信心提出其他替代的方法。

那麽工國委有什麽替代的方案？

我們主張全臺灣的大學和國高中罷課，並以此發展為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

如果學生領袖沒有決定退出占領，再發起罷課罷工，之後才退出占領立院的話，那麽結束占領立法院本身就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

但是未表明「下一步的行動」就結束抗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造成很多混亂，並且讓政府拿到主導權。

在學生領袖宣布退場的同時，媒體正在大力抹黑示威者，警察正起訴參與曾占領行政院的學生和民眾。

我們認為，政府正深陷危機中，他們命懸一線，只需推它一把便會下臺。占領行動需要升級，我們認為，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在這種狀況下：「不進則退」，這就是要汲取的教訓。

如果能迫使馬總統及國民黨中止服貿，將嚴重打擊他們的權威。這是絕對可能發生的，因為政府和統治階級非常擔心這場運動的規模及政治影響。雖然許多團體不滿退場的決定，卻也的確沒有堅定的主張。

現在不清楚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承諾會否兌現，而且國民黨在立法院占大多數席次，故盡管民進黨提出一些修正案，服貿仍然可以通過。

我們認為，修正案是次要的：他們並沒有改變服貿協議新自由主義和與勞工對立的本質。

有那些團體參與此次占領行動呢？

主要的學生組織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他們受「泛綠」的民族主義陣營影響，他們所支持的臺灣獨立，越來越受到年輕人歡迎。

在這議題上，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灣的自決權。我們拒絕中共獨裁政府所宣傳的「大中華主義」，但我們同時也反對種族主義－現時掀起的反大陸人浪潮。

若果沒有團結的工人抗爭，是不可能擊敗資本家的貿易協定，民族主義由資本家所煽動，因為此種族主義情緒幫助資本家去分化工人階級。

學生之間，包括立院內的「黑島青」學生也發生不同的分裂。主導運動的領袖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運作，是一種由上至下的官僚的方式，而這也是他們結束這場運動的方法。

在示威遊行期間，學生糾察隊曾經沒收其他團體批評學生領導的傳單。

進入議場的人需要被嚴格挑選，他們指這是要避免政府派出的間諜混入。但其實可以有其他方法。

臺灣的占領運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看到的並不是那麽不同。即使他們表示反對領袖及抗拒政黨，在這些自發性的抗爭中，這些領導運動的小型團體可以急速走向官僚化，尤其是如果這些組織產階級為基礎。

在臺灣，並沒有任何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架構和辯論作為傳統。

兩年前，在香港反對國民教育的占領政府總部運動時，亦曾經發生類似情況。

自發的學生團體主要透過社交媒體冒起，在媒體吹棒下意外地成為這場運動的發言人。

運動缺乏真正的民主，領袖想要防止這場抗爭變得過於激進，也避免明確提出政府下臺的政治訴求。

在臺灣，黑島青在臉書上擁有超過30萬個「贊好」，但在現實中仍是一個小組織，而且領袖們的決策都沒有經過投票或真正的討論。

這不只是我們的觀點，在過去幾周，一些占領立院決策小組成員因有不同意見，而退出了議場。這些不民主的決策方式也是其前成員所抗議的。

有人說這些分裂會分化整場占領運動，不是存在這個風險嗎？

是的，324占領行政院行動便是一個例子，當千名學生民眾嘗試占領行政院時，鎮暴警察殘暴鎮壓。占領立法院的領袖並不支持占領行政院。占領行政院是因為很多年青人開始鼓燥起來，認為立法院的領袖太過由上而下，且傾向妥協。

警察鎮壓後，當時的學生領袖應該更集中在譴責警察鎮壓，並以這例子作為警告，告訴群眾：政府為了打壓運動，可以不擇手段。

媒體試圖歪曲事實，令學生看起來是違法的「暴民」。在這場鎮壓行動之後，政府動用外圍勢力，委托與國民黨有關的黑道、流氓（飆車族）、「白色正義聯盟」等，發動反遊行和嘗試騷擾占領運動。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認為，這表示了需要工人更直接地參與抗爭，呼籲工會到來幫助組織糾察隊與自衛隊。 我們以土耳其為例，當地去年的公務員工會發動了罷工，抗議警察暴力鎮壓占領運動。

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麽？長遠來說，太陽花運動會有怎樣的影響？

現在的任務是組織並汲取教訓。

占領結束後，政府一定松一口氣，然而對於群眾來說，是失去了一個機會，但並不代表情況會倒退到318前的情況。

正如列寧所說：「一盎司的經驗勝過一公噸的理論」，過去三周以來，群眾持續累積了龐大的經驗。

而現在已經有抗議繼續進行，這場運動所產生的效果對政府來說是很大的問題。

這場鬥爭帶給了許多人向體製挑戰的自信。

也許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令社會廣泛討論全臺罷工罷課的議題。

盡管沒有發生，但現在它成為社會中討論的一部分，令討論的層次比過去更高。

這證實了我們一直所說的，學生可以在發動抗爭中扮演很好的角色，但他們永遠不能完成抗爭，尤其是當抗爭只停留在學運的層面，而這卻是占領學生領袖所希望的。

這令社會主義者更容易地解釋，工人階級是抗爭中最重要的力量，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工人政黨，以對抗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親中VS反中）的陣營。

臺灣：上千民眾包圍警局　不滿警察驅離‏

今天（11日）晚上六時，約百名民眾到臺北市警中正一分局外，抗議警察昨日曾承諾「柔性勤導」不退場的民眾，卻在清晨突然進行驅離，又將集會團體公投護臺灣聯盟本來已批準至19日的路權突然廢止，群眾要求分局長方仰寧出來面對群眾，道歉及下臺，還路權給人民。

民眾高舉標語「國家暴力」、「仰寧說謊」，又高喊「方仰寧出來面對！」、「警察執法，帶頭違法」、「我要報案！仰寧違法！」，情緒高漲及憤怒。在半小時內，人數已由一百人增至超過一千，青島西路和公園路已被人群占據，車輛無法通行。警察舉起警告牌，指現時集會違反遊行集會法，遭民眾痛罵，大喊「路過！路過！」、「還路權！」。

約七時許，大批警察到場，一輛警備車嘗試駛進，但被人群包圍，最後被迫倒車。一群鎮暴警察由公園路到場時，人群大喝「警察回去！」，期間雙方發生推撞，最後鎮暴警察被大批民眾包圍，被迫暫時撤退。警察曾第三次舉牌警告，表示可對集會進行驅雜。青島西路和公園路期後被封。

直至八時，分局長方仰寧曾出來回應，但引起群眾鼓噪不滿，高喊要求下臺。最後方仰寧在十時許再度回應，願意為早上的驅離誠懇道歉，口頭請辭現職，靜待上級調查，以及公投盟的集會許可將「從寬處理」。臺北市長郝龍斌公開回應說，支持方仰寧驅離的決定，不會要方仰寧下臺。民眾憤怒不止，繼續抗議，高喊「誰下令，誰負責！」、「歸還路權！方仰寧下臺！」。

方仰寧發表聲明後，有人逐漸散去，有人持續與警方對峙，更多人移往立法院。

上千民眾由警察局到立法院正門外，在中山南路馬路上集會。立法院正門外鐵門貼上了「持續占領，還政於民」、「要求國會遵循民意　立法監督　退回服貿」的標語。大批鎮暴警察在場戒備。

太陽花運動揭穿民進黨不能帶來出路

歷時三周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以及歷史性的反服貿大規模抗議，再次挑起一個問題：反對黨民主進步黨（DPP）是否能成為執政黨中國國民黨（KMT）的替代方案。馬政府的民望創下歷時新低。經過多年的幻想破滅，在三月至四月的事變裏，情況已逼近爆發。然而，民進黨並無法從中獲利，甚至在民意調查上，有支持度下降的傾向。。再清楚不過的是，數以百萬的臺灣人，尤其是年輕人，正在尋找兩大黨以外的替代方案。

雖然一些民進黨政客象征性地站在「太陽花運動」一方。但現實是，該黨的立場與大多數參加抗議的年輕人是相差甚遠的。

民進黨盡管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但其在獨立的議題上，並沒有如其選民想像中如此激進。盡管在民進黨的平臺上，始終包含著對於臺灣法理上獨立的一節，但由於大資本家，例如長榮集團與鴻海/富士康科技集團等，傾向與獨裁中共和中國經濟更緊密合作，民進黨在這壓力下已經軟化了。現在，許多民進黨政客都公開主張逐漸向國民黨所擁護的「九二共識」立場靠攏，其中指出，雖然只有一個中國，但是大陸和中華民國都可隨意的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這一點。

雖然，民進黨早年會提及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用語， 現在該黨就像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黨一樣，無疑是擁抱著新自由主義政策，伴隨而來的是私有化、放寬經濟管製、自由貿易區和貧富之間差距的拉大。

在陳水扁任職總統的2000年至2008年間，我們見證了其幾乎無法與國民黨分辨的經濟政策。這包括部分銀行業、電訊及公用股的私有化，以及對退休金的打擊。許多在這行業工作的工人，回憶起民進黨的執政時代，就是一個失業、經濟不確定的和政府持續貪腐的時代。選民在2008年將民進黨拉下來，不是出於對於國民黨的喜愛，而是對這些經濟政策作出懲罰。

在2014年的今天，民進黨的經濟政策比以往執政的時候更右傾。在許多問題上，黨的立場是幾乎和國民黨相同的，而且往往他們在立法院的反對姿態僅僅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問題。例如，他們在立法院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抱怨，是建基於於監督機構的技術性問題，而不是反對寬松的經濟管製將帶來的就業、工資和生活條件所構成的威脅。

同樣地，2010年當討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民進黨反對協議，並不是基於協議將會讓大企業降低工資，而是提出技術性的立法監督問題。就像今天的《服務貿易協議》（CSSTA）一樣，民進黨關註的是利用對ECFA的反對聲音，用來在選舉時擺姿態。今天，他們的「反對」所包括的，僅僅是要求重新審議協議這模糊的承諾，就像以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一樣。

事實上，民進黨立委有一次又一次表示願意與國民黨肩並肩的成為臺灣的新自由主義「開放」的盟友。在二月，他們踴躍地參加了專責立法院監督臺灣經濟管製放寬的「跨黨派財政聯盟」，由立法委員柯建銘滔滔不絕地說：「民進黨不是站在絕對對抗的立場。」

內部分裂

民進黨知道ECFA和CSSTA都一樣會對臺灣勞工的生活標準、勞動條件和薪水有負面的影響。民進黨自己的研究就顯示，因為簽訂ECFA的關系使得貧富差距加大。黨內有些人認為應該要在選舉期間利用這一點，作為馬英九和國民黨的缺點。但是民進黨也不能過於批評國家的青年就業危機、薪資和退休金下滑，因為他們自己也促進了這些情勢發展，或者沒有作出反對。

民進黨發現自己陷入危機。太陽花運動沒有提升他們的支持度，反而暴露了他們的內部分裂。盡管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院抗議現場出現並發表演說，但是在占領立法院後，他們的民調顯示從原本的32%下滑至28%。這並不讓人驚訝，這場運動的訴求迅速發展得比民進黨所提倡的要激進的多。自從占領結束，黨內就有指控，不滿該黨未能妥善回應這場運動。

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表示，太陽花學運「照亮民進黨心中過去原有的獨派角色」，更精確的說，這個運動沖撞了民進黨內部在臺獨問題上混亂矛盾的定位。黨內有人相信需要在臺獨立場上更激進，但也有前主席謝長廷呼籲臺獨不再是「選舉議題」。

民進黨將2012總統大選敗選的原因歸究為「對中國過於強硬」。民進黨大老謝長廷曾公開提倡與國民黨近似的兩岸政策。他在一月時表示：「如果民進黨想重新執政，必須盡快調整對中國的政策。」謝長廷的言論似乎直接針對黨主席蘇貞昌，指責他不夠快速的去軟化民進黨的兩岸政策。

三四月份爆炸性的事件後，蘇真昌及謝長廷宣布不競選下屆黨主席，唯一的參選者是蔡英文。她在臺獨的立場雖然模糊，但謝長廷及大批資本家階級認為仍不足夠。這些內部矛盾似乎會持續困擾著民進黨。

近來的情勢發展肯定令中共獨裁政府緊繃。真正讓他們害怕的，不是民進黨的領導人，而是如近來這次的群眾運動向民進黨領袖所施加的巨大壓力。從民進黨立委的表現可見到，他們在臺資（其利潤主要來自中國）的壓力下，願意放棄臺灣人的生計，但也因為需要群眾的選票來打敗國民黨，所以對群眾壓力相當敏感。在學生占領運動後新立法的《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裏，民進黨使用「一邊一國」的說法令北京感到惱怒。但是，兩派民族主義陣營雖然在措辭包裝上有沖突，他們大體上都支持這資本主義協定的內容。

需要工人的替代方案

國族主義的政策並不能解決兩地民眾所面對的問題，無論是臺灣或中國亦如是。臺灣的政局被躲在臺灣民族主義或親中的民族主義後面爭權逐利的資產階級政黨所壟斷，但都共同支持著實際上反工人的政策。對於群眾來說，包裹在「中華民國」或「臺灣」裏面的私有化、去管製化、派遣化和工資下降都是一樣的。

從反服貿及反馬政府的群眾鬥爭可見，泛藍泛綠陣型皆在向北京的經濟議程面前低頭（縱使速度步伐不同），如今急需一個兩黨以外的替代政黨。在欠缺一個工人政黨下，2016 年的大選等事件，將會被新自由式政策，以及（與中美等列強簽訂的）親資本家協議所壟斷。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臺灣的支持者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此黨要完全獨立與資本主義，組織起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反抗兩黨建製陣型的經濟打擊。

反服貿的五一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是國際工人階級展示力量非常重要的一天，在今年的臺灣尤其如此。就在五月勞動節前，臺灣經歷了史上一場震撼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反對打擊勞動大眾的服務貿易協定。全臺灣數十萬群眾湧上街頭，占領了立法院內外24天。盡管占領運動告一段落，但服貿的危機依然存在，除了服貿本身未被廢除外，兩岸監督條例的立法能夠作出的修改也只是少修少補，並不能改變服貿打擊工人的本質。馬英九政府必定企圖將服貿再一次通過，繼續其親資政策。因此，五一勞動節是繼占領運動後再一次動員群眾的最好時機，將全球工人階級的力量凝聚起來，提出反對服貿等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向資本家和馬英九政府反擊。

工人階級是反服貿抗爭中最重要的階級力量，五一勞動節，正是讓工人階級發表獨立聲音的時機，因為勞動者正是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下最大的受害者。十七個工會團體號召五月一日勞動節走上街頭，旗幟鮮明反對服貿，是非常正面的。而曾經主導占領立院的學生也會參與支持。

政府試圖安撫民憤　阻止群眾再次上街　

馬英九政府的權威在反服貿運動中深深受挫，這個「九趴」總統，除了因為連「鹿茸」也不知道是什麽，成為民眾的笑柄外，也由於堅持保留服貿，令整個國民黨政權遭受打擊，在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中，必定流失大量支持。

國民黨政府為了安撫群眾在反服貿運動後的情緒，防止群眾再次上街抗爭，於是口頭上聲稱要實施幫助民眾的政策，如打擊房價，因為難以負擔的房價正是令臺灣勞工民眾非常煩惱的問題（見表）。

正值五一勞動節前，臺北市副市長張金鶚在4月22日與財政部長張盛和，表達想讓房市「消風」，提出擴大非自用房屋稅，張金鶚建議將目前1.2% ~2%的非自住房屋稅提高至3.6%，又表示目標在2年內將房價減3成。

行政院長江宜樺又開腔，對政府打房，提出具體目標和措施，強調想要讓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可以些從租得起房子，再到買得起房子，不只要再推合宜住宅以外，還希望能把房價所得比，壓低到10倍以下。

事實上，政府經常采取這種策略欺騙群眾。正如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莊孟翰指出的，國內房價自2010年6月央行祭出房市謹慎管製措施、2011年6月奢侈稅開征，盡管政府看似盡全力打房，但臺灣房價卻還是越來越高。而實際上，民眾也因為被政府多次欺騙打房，已不再相信這些謊言。

《蘋果》最近一項民調指出，僅約2成民眾相信政府調高非自用住宅房屋稅率會對打擊房價有幫助；58%受訪者認為沒有用，「房價還是會飆」。僅20%的受訪者認為這對降低房價有幫助有信心。

長年的房價高漲，也令很多民眾不滿，4月22日，「無殼蝸牛聯盟」等多個團體到財政部門口抗議，高喊：「打擊囤房！禁止炒房！」，批評不動產稅製改革多年，卻沒有任何結果，要求政府官員不要再虛偽，如不再改善，將號召買不起房子的無殼鍋牛族走上街頭。

工資不及16年前　房價所得比世界第一

眾所周知，臺灣越來越高的房價導致民怨沸騰，而實際工資在過去16年來沒有上升，這令很多普羅大眾除了生活艱難外，連最基本的住屋權利也被剝奪。但同時，臺灣的空屋率驚人，2012年的空屋數高達86萬，為11%，比香港、新加坡、倫敦的3%至6%水準更高。外資湧入，房地產投機炒賣嚴重。

最新去年（2013）第四季房價的所得比中，臺北市高升至15倍，也就是說，要不吃不喝15年才買得起房，超越香港，成為全世界第一！根據世界銀行定義，一般標準的房價所得比應低於5倍。同時，貸款負擔率更高達63%，民眾所得有超過6成都拿去繳房貸。

房價所得比，是指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一方面房價高漲，另一方面，人民薪資沒有增加。主計總處統計今年1到2月經常性薪資為3萬7736元，是歷年同期最高，也較去年同期增加1.27%；實質薪資6萬3103元，雖較去年同期增加5.95%，但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達17.58%，高於同期間的薪資漲幅13.74%，實際上工資仍不及16年前的水準。

「反低薪、禁派遣」

派遣工是是資本家用來壓低工人工資的手段，是令大家十多年來工資沒有上調的元兇。三月的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零三，較前一個月微降，雖然是「亞洲四小龍」之尾，但實際上，沒有很多是「真正」的工作。而越來越多的派遣工，也自08年金融海嘯後，在臺灣大幅增加。臨時性或派遣勞工人數從02年的7萬多名，暴增7倍，到去年的57萬名！工國委（CWI）指出，需要透過由下而上，有戰鬥性的工人和工會運動抗爭，不分種族，包括聯合在臺的四十萬名外勞，團結抗爭，要求同工同酬。

今年五一勞工遊行主題為「反低薪、禁派遣」，發起的工會及工運團體要求立法禁止勞動派遣、派遣勞工直接雇用、完整勞動三權（工會組織權、爭議權、協商權）、保障工會自主、保障老年退休權益、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國營事業私有化等進步訴求，工國委全力支持。

工會表示，資方仍恣意打壓工會運作及迫害工會幹部，而現時的工會法並不保障勞動三權。工會法第35條明定禁止雇主對於工會運作及勞工、工會幹部參與工會活動有「不當勞動行為」，並於勞動部下設裁決委員會，審議相關爭議案件之申請。工會指出，因裁決機製不具有最終的的司法效力，資方往往聲明不服，轉向行政、民事法院上訴，使勞方當事人陷入漫長的司法體製程序中，最後也是削弱工人面對資方打壓起來反抗的意誌。工會要求修正工會法。

受下層壓力　全產總恢復五一遊行

今年的遊行由大高雄總工會、團結工聯、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全金聯）、臺灣鐵路工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非典勞動工作坊、人民火大行動聯盟、臺灣勞工陣線等數十個工會、工運團體發起。

去年參與發起五一遊行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簡稱全產總）早前在4月10日發文給全國各大工會組織，禁止工會會員於5月1日勞動節走上街頭。全產總明顯退縮，受到親建製一方的施壓，不想與當時正鬧得熱烈的太陽花反服貿運動扯上關系，避免在服貿問題上擺出立場。這立場之後卻受到下層不同工會的批評和反對，令全產總最後改變了初衷，再表示將會參與五一遊行。全產總被迫改變立場，證明工會的上層官僚是可以被由下而上的工人壓力所挑戰。

其他一些不少臺灣保守工會領袖都與資方站在一線，表態支持服貿。

另外以往也參與五一遊行的勞權會，也在今年缺席。勞權會（及相關的勞動黨）介入了許多工人運動的進展。諸如早年的遠東化纖罷工，到近期的華隆頭份廠罷工，協助組織各地工會等，都有勞動黨參與的痕跡。對於美國及日本對東亞的政經上的宰製，勞動黨多有批判。但唯獨遇到中國問題總是會轉彎，在對服貿協定上，支持通過服貿，聲明稿甚至言明，服貿帶來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可以為勞工帶來益處。勞動黨重覆同樣的錯誤，沒有選擇站在獨立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卻走到親中的臺灣資本家的陣線中。

「全產總」則是聚積了各方的努力，才於2000年五一勞動節成為官方承認的全國性工會組織，借以取代早已官僚化的全國總工會(工總)。新建立的全產總，與民進黨關系較為親密，在陳水扁政府執政時，為扁政府宣揚政令。

面對低工會組織率的情況，我們該怎麽做呢？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加入工會！如果自己所在的公司沒有自己的工會，那就先加入產業工會，並且跟自己的親人、朋友、同事宣傳，讓更多人加入工會。在臺灣普遍工會官僚化的情況下，工業行業往往是工會底層工人迫使工會領袖發動的。反服貿期間，各工會裏就發生了領袖與成員之間的角力。工國委（CWI）認為，需要將欲抗爭的工人的聲音組織起來，向工會領袖施壓，推進工會運動。

面對統治階級及資本家聯手打壓普羅大眾（包括勞工、學生、老人、家庭主婦、貧窮人士和失業者等）的生活水準和民主權利，群眾必須組織起來，工人需要積極加入工會，建立由下而上的戰鬥性運動，為自己的權利抗爭。而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依賴資產階級的藍綠兩營，只會繼續其新自由主義的議程，現時需要的，是由勞苦大眾去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工具，為社會上的99%發聲。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

工國委（CWI）訴求：

廢除派遣工！直接聘請所有工人
建立工會運動，團結本勞外勞，要求同工同酬
保障勞動三權（工會組織權、爭議權、協商權）
向有錢人征重稅，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服貿協定
充公所有空置單位，禁止房地產投機炒賣，大量建立社會保宅，保障所有人的全屋權利
公營化大企業及銀行，建立藍綠以外的工人階級政黨

臺灣：五一勞動節　兩萬人上街包圍勞動部

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在滂沱大雨中展開，兩萬勞工和群眾在這天冒著大雨走上街頭，中午時分在總統府外的凱道集合。

今年的五一遊行主題為「反低薪、禁派遣」。臺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蔣萬金在遊行起點宣讀遊行宣言，表示臺灣長期高工時，薪資16年來不漲，政府與資本家聯合推動經濟自由化，用各種措施幫資本家減稅，簽訂自貿協議幫助資本流動，卻犧牲了99%人民的公平正義。大會主張全面調薪、縮短工時、落實勞動檢查與周休二日，且不分職業，全面用《勞基法》保障。

遊行訴求包括捍衛勞動條件、反對自由貿易、禁止勞動派遣、完整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保障工會自主、保障老年有退休權益、停止公股釋出、反對國營事業私有化等六大訴求。

政府嚴陣以待　防止再有占領發生

下午兩時許，遊行隊伍出發到勞動部。雖然雨勢不斷，但群眾情緒高漲，高喊「反低薪、禁派遣」口號。政府亦嚴陣以待，將勞動部的鐵閘拉上，又派多名警員在戒備，似乎是為了防止再有占領行動發生。由於遊行人數太多，勞動部外廣場不夠容納，隊伍到達後，人群一直擠到馬路上。隊伍也與警察爆發兩次推擠沖突，沒有人受傷。

今年的五一遊行由約六十個團體發起，早前宣布不參與的全國產業總工會，在下級工會的壓力下又重新加入。而除了各個企業工會，產業工會等傳統工會以外，包括國道收費員自救會，華隆自救會，以及基護工會、電資工會等新成立的工會也參與其中。

工國委（CWI）臺灣也參與了這次遊行，舉起「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廢除服貿　廢除派遣　馬政府下臺」布條，並在遊行中售賣新一期五一勞動節的《社會主義者》雜誌。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首次有消防員加入，提出「要工會、減工時、補人力、減少不當派遣」的訴求。成立一年多的「壹電視工會」也參加這次遊行，舉起「還我勞動節」標語，他們表示，由年代集團並購壹電視後，多次違反勞資相關條例，削減員工福利如勞動節不能休假等。

年輕新面孔加入勞動節遊行

工會以外，也有不少社運及學生團體參與，包括臺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等性別議題團體，專註住宅議題的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學生勞權組織臺大工會，政大勞促會，以及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亦參與其中。在太陽花運動、反核運動後，今年的五一遊行也有不少新面孔加入，包括曾在占領立法院成立的「賤民解放區」、「二樓奴工」，也有數百人高舉「支持警察組工會」的布條。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臺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臺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製，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臺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臺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臺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沖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臺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沈醉在「三軌製」、「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製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臺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製。近年，中資財團收購臺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臺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臺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臺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製緊密扣連，令沈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裏出現「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表示臺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製，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臺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臺聯等右翼臺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臺灣具臺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臺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復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訪問新成員：為何加入工人國際委員會？

我是Charles，25歲，目前是生物醫學所的碩士生。我第一次真正參與抗爭是這次太陽花學運。因為這幾年政府發生太多事情，同時也是近幾年第一次公家機關被占領。反服貿一開始是因為「三十秒通過」，之後深入的了解服貿只是增加相關從業人員的競爭，好處只有看得到吃不到的大陸市場。

但是這次運動卻在還沒真正達到訴求就結束了。中間沒有把握機會升級成更大規模的運動，才會到了不得不退的地步。退場時又沒有實際的下一步。我很不滿意這點。目前藍綠兩黨都很爛，向錢看的法案不斷出現。應該要發展出完全不同於兩黨的政黨。而當政府做出違反民意的政策時，只能藉由社會運動來發聲。社會運動是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一次遇到工國委是在立法院旁邊。在此之前，對於現行的利於有錢人的製度就有不滿，使原本就很有錢的少數人更有錢，對於一般大眾並無好處。而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對於實際上有產出的勞工比較好的一種製度。這就是我決定加入工國委的原因。

我是馬建鈞，19歲，學生。在反服貿運動中，大致有這些聲音：反黑箱、反中國要臺獨、反自由貿易、反政府、反圖利財團。由於臺灣缺乏左翼的力量，因此反自由貿易的聲音還是相對地小的。我認為，右翼臺獨勢力在這場運動最註重「反中國」，大搞狹隘民族主義，他們將反中國的獨裁政府與反中國人民混在一起，分化中臺兩地的勞動者，在多數臺灣人民心中是不同意那樣的觀點的。真正的獨立必須透過兩地工人的團結運動來實現，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全球化，令貧富差距嚴重加大，形成了兩大陣營：握有資本的資產階級，與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的無產階級。而這製度下，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維護少數大財閥的利益，這一點，在太陽花運動當中，許多人已經對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動本質獲得了初步的認識。我為什麽加入工國委呢？因為工國委認識到一個事實：社會主義不能只在一個國家裏運行，它必須被推動到全世界。

我是Ben，今年17歲，是一名學生，一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是因為看到有學生發起陳情教改議題的活動，那時我只有15歲。參與社運開始後，對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產生興趣，也接觸到了社會主義。

我是在網路看到工國委（CWI）的資訊，對社會主義和工國委所參與的事感到好奇，所以我加入了。反服貿運動爆發時，我也參與了，希望能參與這場歷史性的運動。

我對於臺灣的社會感到無奈，馬英九，當然很希望他下臺！而且，我對藍綠兩營長年壟斷政治非常壓惡，我認為，臺灣需要更多新的政黨和左翼組織，為左翼的聲音作更大的宣傳。

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

近日立法院經濟、財政、內政委員會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朝野兩黨立委爆發口角及肢體沖突，導致會議中斷。

自經區的審核程序可以說是《服務貿易協定》後的另一個「黑箱作業」。就在反服貿占領運動結束後不久，4月28日，國民黨召委黃昭順在21秒內，通過《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3條文。此舉惹來社會眾多不滿，國民黨政府在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遇到群眾反擊後，立即試圖急急通過另一條有利於財團的新自由主義協定。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馬政府於2012年提出的又一項新自由主義政策，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現時正在立法院審議。馬政府聲稱，需要透過開放市場和法規松綁，大幅度松綁投資限製，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臺投資，目標使整個臺灣成為「自由經濟島」。

事實上，對於上層少數的資產階級來說，自經區是一個賺大錢的好機會；但對臺灣的大多數民眾來說，將會是一場社會性的災難，開放市場將令臺灣的公共事業如醫療、教育等領域大幅私有化，醫療作為基本的需求，人命將會更大規模地變成一盤牟利生意。而教育也是一樣，自經區將會容許更多「學店」成立，教育變成商品，導致學費大幅上升。

學校變學店　醫療變成生意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團體，要求教育領域應從「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全面退出，避免加速大學「學店化」。臺灣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主張，教育不是商品，自經區將造成像是學費高漲、高等教育即高等商品的高教階層化。

醫生和醫界人士也發起了「臺灣醫界與公衛界反醫療商品化聯盟」，主張醫療屬於公共的利益，反對在「自經區」中開放國際醫療營利醫院，希望落實醫療去商品化等原則。「民間監督健保聯盟」召集人黃淑英認為，醫療是非營利的行為，國際醫療納入自經區將造成健保資源分配不均、自費費用高漲、醫師被剝削的現象。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黃嵩立表示，自經區會讓醫事人員選擇到利潤較高的商業服務，除了讓國內健保醫事人員人力不足的問題更加嚴重。

更多強製土地征收　相等於廢除環評

第一波示範區園區包括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安平港及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以及屏東農業生技園區。面積相當於三個臺北市，3,123個大安森林公園那麽大！

「自經區」的成立將導致近年的強製征地，如苗栗大埔等強拆迫遷事件只會更易和更多地發生。這包括利用去管製化的形式來進行征收土地，以及簡化環境評估程序，「臺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吳麗慧指等於是「廢了環評製度」。

跨國性新自由主義協定　打擊工人階級

政府聲稱的「創造更多國內就業機會」乃滿口謊言。自經區的「法規松綁」，將會令工人保障未來更去管製化，工資、工作條件因而大幅下降。正如臺灣勞工陣線所指出的，自經區條例，是政府為了協助財團掃除任何障礙，以自由經濟之名行圖利財團、侵蝕公共利益之實。不少公民團體也對自經區草案涉及農業、環境、勞工、醫療、教育等有很多疑慮。

不只臺灣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各國資產階級政府都在積極去管製化，加強簽定新自由主義協定，如南韓近年與歐洲、美國、澳洲等國簽訂FTA；美國政府又在亞洲大力推動簽訂TPP。

「自經區」跟服貿和TPP等協定一樣，將會嚴重打擊工人權益。但同時，在立法院內的口角沖突並沒有為群眾指出任何方向。實際上，民進黨本質上並不反對自經區，就如在服務貿易協定的爭議上一樣，民進黨的立場只強調「程序」問題，要求開公聽會審查，而非本質上反對新自由主義對勞動大眾的打擊，只是在鎂光燈前裝模作樣，為年底的選舉爭一點支持。面對臺灣政治光譜上的左翼真空，現時需要建立一個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背後的資產階級政黨。

在反服貿運動後，群眾對自由貿易協議禍害的意識有所提高。現時需要凝聚群眾反抗運動，以工人階級（工人、學生青年、家庭主婦、老人、失業者等勞苦大眾）為核心力量，反對自經區。社會主義者強調，這個鬥爭是跨國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令不同國家的工人陷入競次效應之下，亞太區的工人階級需要團結起來共同抗爭。我們提出國際社會主義製度的替代方案，以民主計劃經濟來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再追逐利潤而打擊勞苦大眾的生活。

工國委（CWI）訴求：

立即廢止「自經區」方案
反對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私有化
向有錢人征重稅
建立跨國性的工會運動，團結本勞外勞，要求同工同酬
建立獨立於藍綠以外的工人階級政黨

臺灣國道收費員抗爭

國道計程收費在去年底全面啟用電子收費機製，原本高速公路局的人工收費業務由大資本家徐旭東的遠東集團接手。國道收費私有化，令近千名收費員失去工作。縱使集團曾經承諾，協助所有收費員轉職成功，但事件最後不了了之，至今道計程收費半年，仍然多人處於失業狀態。

這些收費員中，一些是從高中畢業即任職於收費站服務至今，年資有​​多達20余年。但是政府全面性的以7個月的薪資作為資遣費用，全然未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現時政府「用完即棄」，受到廣大社會批評。根據國道收費員自救會5月底的統計，目前有超過半數人失業，高公局宣稱成功媒合207人，可是實際上在職者不到100人。遠通現時公然違反條約，政府交通部卻未作出任何行動保障近千名被遣散員工的生計。收費員生活將陷入困境，去年底就有收費員因此而燒炭自殺！

收費員「占領」林口交流道

國道收費員自失業後組織自救會抗爭，在過去半年，曾向交通部、勞委會等請願，但政府官員都沒有提出解決方案，反而不斷包庇遠東公司，為國道收費的私有化辯護。

收費員自6月8日起發動一連串的抗議，數百收費員夜宿交通部，在交通部前紮營輪班夜宿超過4天，要求交通部長葉匡時出面回應，但葉拒絕見面。至6月13日，四百名收費員沖上國道旁「占領」，占領了國道1號林口交流道，導致林口交流道南下匝道大約在中午開始封閉。

事實上，早於民國96年的ETC（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合約中，就載明收費員應受到全面性地安置，該合約表明，遠通公司必須於102年10月，將所有收費員轉換至該公司或相關企業任職，並保證5年的工作權，薪資並不得低於收費員之薪資。此一保證乃是取得優先議約權的重要關鍵。高速公路局最終在2004年，將國道電子收費系統向外投標，最終由遠東集團得標。現時遠東違背承​​諾，但政府卻處處為其辯護。

遠東違背承​​諾政府包庇

自救會會長林碧煌批評，對於接受媒合無法適任而離職的收費員，遠通僅需支付五個月補償金，是不合理的條件。自救會要求，遠通必須提高補償金。根據契約規定，遠東若在6月底前無法全數安置收費員，每日必須罰款50萬元，根據目前狀況，遠通肯定違約，但交通部卻表示要「再給遠通一個月寬限期」，明顯為遠通護航，要求交通部一定要依法裁罰。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是臺灣富豪，身價390億臺幣。每日罰款僅50萬元，對徐旭東來說，等於是在口袋丟了一些零錢！

6月24日，交通部長葉匡時受到社會極大輿論壓力，終於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面。葉匡時狡辯表示，收費員是一年一聘約聘人員，2006年起，高公局每年簽約都會說明進入計程收費後就須轉置其他職缺，而轉置後的工作權益，交通部會盡全力保障，但「國家安置是不可能的！」。

反對國路收費私有化重新聘請所有收費員

我們反對國路收費私有化，認為要重新國有化國路收費機製，並由工人民主控製。政府在這次事件責無旁貸，必須保障遣散員工的工作權利，重新聘請所有失業收費員而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提供培訓及為他們安排適當工作崗位。

臺灣：以組建警察工會為第一步

警察工會的問題在近日被社會廣泛討論。三月份反服貿占領立法院運動期間，年僅45歲的苗栗縣警員柯雄飛因加班執勤而過勞死亡。這引發社會爭論，爭議警察「過勞」的問題，一些社運組織及學生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的權利。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組織者的立場應該是什麽？
太陽花運動中警察的角色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兩個矛盾的意見。一方面，由於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更廣泛地被認為過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驅離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抗運動。警察被政府和統治菁英作為政治工具，去鎮壓示威者，而且鎮壓手法越來越強硬，這令群眾對警察失去信任。

同時，前線警員被要求不斷加班以致某些過勞死事件的發生，也令社會上產生了對他們的同情。底層的警員在前線工作受著極大壓力，面對著日益增加的群眾示威和反政府運動，警員必定被上級要求加班，在超長工時下當值。

臺灣工時長過勞死嚴重警察也不例外

警察過勞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反服貿運動，而是一個長久的製度性問題。在太陽花運動執勤的警員柯雄飛，曾工作長達34小時，期後數天曾在派出所執勤12小時後，再2度北上支援，因身體不適回家休息，期後中風不治；曾在2013年過勞死的一名警員王琮郁，平均每​​日工作15小時，在死亡前1個月至少加班100個小時，死亡前1天雖為休假，卻仍被長官要求回去受訓上課，否則將以規避訓練記小過1支；去年一名女警曾向記者表示，長達半年都無法請假，否則就被記申誡，而且差不多每天要24小時待命。

亞洲地區的極端超長工時問題已不是新鮮的事，臺灣工人去年平均的全年工時便高居全球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香港，過勞死的事件頻頻發生。在2011-2013年三年半內，臺灣有111名勞工過勞死，製造業、運輸倉儲業和保全業最多。 2011年官方統計指出，平均每7.6天就有1人過勞死，比前一年成長3.4倍，超過3成企業違反勞基法。

警察過勞死政府借此抹黑示威

臺灣的警察工時長和過勞死現象，是整體社會過勞現象的其中一部份，如果工人被資本家違法剝削，那麽警察就是被其「老板」即政府要求超時加班。在2012年期間，就有半年平均每月一例的警察過勞死事件現生。曾有警眷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政府正視員警過勞問題；也有警察眷屬組成了「中華民國警察警聲會」，支持警察組織工會。

警察出現過勞死，但警政署長卻是第一時間出來反對警察組織工會的人，可見國家的本質，只需要由上而下，命令下層或前線警員執行任務，而一點也不重視底層警員的性命。而且警察在過勞死後，統治者更將事件扭曲為「群眾運動是警察過勞死的元兇」。

國民黨曾經動員遊行，利用警察過勞問題來攻擊反服貿的占領運動。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李新也曾發起「反反服貿」遊行，聲稱「警眷因為加班而長期見不到家人」，呼籲運動解散。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警員柯雄飛去世後表示：「希望抗爭活動早日落幕，不要再因社會紛亂，造成員警沈重負擔」，企圖利用事件抹黑群眾運動。事實上，正是國家統治者剝削警員，調配警力去暴力鎮壓群眾的命令，正是江揆下的！

巴西、德國警察及其工會

一些社運團體及學生支持警察組織工會，網路上也有一些群組成立，其中一篇文章《警察工會與「警察保護示威者」的童話故事》被廣泛傳閱。文章作者認為，在3月30日於德國法蘭克福「聲援凱道示威」中，警察在「保護示威者」。該文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德國的警察有了「獨立於政府」的工會。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描述。在德國的確存在警察工會，在1950年已成立，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對示威者變得「客氣」。事實上，德國警察經常對示威者使用武力，並打傷許多示威民眾，不論是在「法蘭克福占領行動（Blockupy Frankfurt）」或是「斯圖加特21（S21）」運動中也是。
工國委（CWI）德國支部成員，也是科隆的市議員Claus Ludwig表示：「德國警察在過去三十年也變得越來越軍事化。他們嘗試避免被媒體拍到示威者被打至血淋淋的照片，所以改變戰術，利用大規模逮捕、利用『圍堵』（Kettling）、胡椒噴霧和水炮車等鎮壓群眾。尤其在反法西斯的遊行中，警察對左翼示威者的暴力更為嚴重。」

在德國有兩個警察工會。一個較小的是「DPolG- Polizeigwerkschaft」，屬於較保守的「公務員聯盟」，可以說是一個右翼的民粹抗議團體而非一個工會。另一個較大的是「Gewerkschaft der Polizei（GdP）」屬於「德國工會聯盟」，它參與公共服務中整體的工資談判，提出警員和行政員工的訴求。在這個層面上，它是一個真正的工會。警員們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待遇，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批評過警察的角色以及其政治功能。工會要求「更好的裝備」和更鎮壓性的法律，要求給予警察更多權力來「保護警員」。這工會為挑釁性的警察行為辯護，而且在遊行發生暴力沖突時，往往斥責左翼示威者。

在1980年代，一些團體曾批評警察GdP工會的領導層，也提出反對國家鎮壓，他們主要是工會內的年輕派系。那些活躍分子其後受到騷擾，最後被踢走。在今天再沒有任何內部批評警察工會的聲音。

一些左翼認為「任何警察都不應參與工會」，並要求GdP警察工會應被「德國工會聯盟」踢走。工國委（CWI）反對這種宗派主義的極左立場。但我們對警察工會持批判的態度。工國委（CWI）德國支部的同誌支持警察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德國警察並不容許罷工），警察工會的存在可以令鎮壓機器更易分裂和兩極化。但正如德國警察工會的經驗反映，單是警察工會本身並不能保證群眾的反抗運動不被鎮壓。

巴西第三大城市薩爾瓦多（Salvador）近月發生了軍備警察的短暫罷工，而其他某幾個州份的民事警察也在討論罷工。在巴西，警察被禁止擁有任何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只有一些相關的警察組織。有時候他們像現在地非法進行罷工。這些組織在政治上並不激進。

巴西的警察非常腐敗，也經常被民眾指責濫殺無辜，巴西警察是全球其中殺人最多的警察。英國《獨立報》曾在09年報道，巴西第五大城市累西腓平均每日都有12宗謀殺案發生，當地人指當中其實有不少是警察所為，殺死被視為社會問題的街童。社工德梅特裏奧指，死者往往是一貧如洗的黑人或青年兒童，因家太窮或逃避家庭暴力才露宿街頭，「這些年來有六百名街童被殺，其中六成就是被小組除掉。」。這些少年在街上行乞﹑偷竊﹑搶劫和賣淫，有警察認為他們是社會問題，私下組成行刑小組將這些少年趕盡殺絕。當地警察承認，警隊確實存在行刑小組，市內最少1/3的謀殺案都是他們做的。

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同誌主張警察應該去軍事化，也支持警察的工會和罷工權利，並且與工人運動連系起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社區民主地控製。

警察去軍事化由社區民主控製

工國委（CWI）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罷工和遊行的權利，並且隸屬於工會聯盟，連結至廣泛的工人運動。底層的警員應該由下而上地組織工會，民主地選舉警察工會代表，不應該由上而下地由上層的警官操控。

警察工會的問題不能純粹是一個「勞工」議題，不單單是工時、工資和工作待遇的問題，在社會上同時需要建立起一種壓力，去教育群眾關於警察的鎮壓性角色，例如在罷工中作出武力鎮壓、在群眾運動中拘捕民眾等，而且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危機深化之際，社會動蕩和反抗示威必定再度爆發，這些鎮壓將會加劇。

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的問題，是警察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運動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製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會的權利，這是作為基本的民主權利之一，但正如德國的例子證明，即使警察組織了工會，也不能反抗由國家統治者所下達的命令（鎮壓群眾運動），更重要的，是警察需要由社會民主地控製。工人運動需要警告資本家如何使用國家機器，包括警察、軍隊、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等，目的是打壓工人、社會運動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當我們積極地支持警察組織一個真正民主工會的權利，鼓勵其底層和前線警員為自己的工作權利抗爭時，工國委（CWI）同時認為警察需要由人民民主地控製。

歐巴馬的TPP政策：將新自由主義提升至新高度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目前正處於磋商階段，成功通過後會是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協定之一。 TPP起初只是數國之間「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卻由美國接手，並將其規模擴大並徹底重塑。如今TPP不再只是關稅豁免的協定，更是歐巴馬政權「重返亞洲」方針中的經濟核心。 TPP有可能會將新自由主義轉為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這是前所未見的。

想了解TPP，就必須著眼於政治大環境，即中美之間始終存在的對壘關系。歐巴馬政權刻意將TPP打造一個政治聯盟以牽製中國，並倚賴新舊盟友來重建美國的地區勢力。雖然許多參與國在經濟上非常倚賴中國，仍希望能夠減慢北京在亞洲日益增長的主導權及其獨斷經濟條款的能力。

TPP的協商談判包括美國、汶萊、智利、新加坡、紐西蘭、越南、秘魯、墨西哥、馬來西亞、日本、加拿大、澳洲。協商的過程是最高機密，能參與其中的只有貿易部官員與代表團，以及從夥伴關系中緊咬利益的大公司代表。

由於TPP實施的範圍廣大，且對一般勞工、農人、窮人有毀滅性的影響，因此協商過程的保密可謂令人厭惡。這些會議將決定參與國的勞動者的命運，但勞動大眾卻完全被拒於門外。

TPP不只豁免特定產業的關稅，更強行為金融投機行為開拓新市場，終止政府對經濟體的弱勢部門的補助，削弱國營企業的角色，授權企業去懲罰政府多種形式的管製。盡管細節大多是機密，但有些東西我們還是知道一二。

很多人都會感到驚訝，當世界尚在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災難中驚魂未定，TPP卻要解除金融管製，銀行的風險投資就無法踩剎車。就算沒有被TPP禁止，資本管製之類的事情也會嚴重受限，使得政府無法遏止狂熱的金融投機活動以預防下一次的危機。

TPP會大大擴充著作權與專利法的範圍。這並非為了保護個別創作者的權利與收益，而是意在提升大企業在製藥、媒體、科技產業的巨大利潤。資本家為了維護壟斷地位要求而要求更多管製，但當事關公共部門、勞工權益、工作機會時，他們就想大規模地取消管製。這恰恰是一個例證。

舉例來說，TPP限縮國家管製市場的權力，所以在TPP之下，控管藥品價格的行為就算不是完全非法的，控管的能力將會遭到嚴重打擊。藥價想必會飛漲，等同是以法律確保了大型製藥公司的無盡利益，卻危害一般民眾的健康。

政府的采購規範也是TPP的重大議題。 TPP會令任何公司，無論是國內或國際公司，只要在當地有設廠，就能在政府招標流程中享有平等地位，像是要決定哪家公司可以經營公共服務或承包基建工程。實際上，讓本地公司優先的規範將會變成違法。

政府保障弱勢經濟部門的能力將大為限縮。例如，以後要是想扶植像是製造業這種能增加當地工作機會的產業，是絕無可能的。 TPP會強行敲開以往受保護的經濟領域的大門，讓資金炒作與投資長驅直入。無庸置疑，工作職位會流失，勞工權益的立法會疲軟不振，薪資會有向下降低的壓力。

TPP也針對農業相關的補助與關稅。而這正。 TPP也有很多針對一般人民的惡劣打擊，但對農民的打擊是最為爭議之處，也最受媒體關註。如此現象並不難理解，因為在一些TPP參與國，例如日本，農民是國內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TPP的目標是把農耕補助和農產品進口關稅完全廢除，或是至少廢除一大部分。在許多國家裏，無力與大型農業公司競爭的小農將被逐出市場，這等同是以法律保障大企業的支配地位。

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TPP提議企業可以享有和國家政府近乎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政府實施的管製被視為是削弱或威脅了像是孟山都或沃爾瑪這樣的企業，企業可以起訴政府。

政府對資本家的潛在威脅包括，讓一般民眾買得起藥的藥價管製、最低薪資法案、勞工權益的立法、對小農與小企業的保障。但在TPP之下，若是政府受到國內政治運動的壓力而實行這些措施，企業可以在國際法庭提起訴訟。

TPP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野心，企圖扭轉過往鬥爭的成果，合法地讓逐利動機淩駕於國家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福利、人權之上。眾所皆知，「競次效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特征，而TPP旨在讓這樣的競爭變成依法強製執行的事情。

TPP的協商尚在進行中，而且充滿意見分歧。與會政府都有各自的國內情況要考量，因為這事關政客們自身的政治前途。例如，安倍晉三所屬的自由民主黨去年競選的政綱是維持現有的農產品高額關稅，但這與TPP的方針不符。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也受到來自國內的壓力，被要求退出會談。馬來西亞股票市場的半數市值乃屬於國營企業的，在TPP之下這些企業都勢必被私有化。

國際緊張局勢持續升高，也影響與會國政府甚巨。中國日趨跋扈，而TPP旨在鞏固以美國為首的聯盟，「新冷戰」的輪廓正在浮現。日本、越南都與中國有越來越多領土爭端，而且態度強硬。最近日本針對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采取了積極措施，不但宣布建造一座鄰近臺灣的軍用雷達，還和澳洲有潛艇交易。中國在有領土爭端的西沙群島附近部署鉆油平臺，讓越南政府相當憤怒，甚至對至少四人死亡的反華暴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沖突日益增加，東京和河內就更不得不向TPP靠攏，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至於日本，政治聯盟的重要性似乎已超越國內的民眾關註，例如，日本正研議廢除保護稻米小農的「減反政策」（獎勵農民減少稻米耕作面積以維持稻米價格），盡管減反政策之前一向號稱絕不改變。

然而與此同時，一些候選國很明顯地在為自己保留多個選擇，以備未來之需。比如，數個國家之間自行簽訂貿易協定，保留高額關稅，違反了TPP的中心方針。例如，最近日本和澳洲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激怒了TPP的其他與會國。

中國面對美國刻意的圍堵，在建立經濟影響力面對著困難。最近中俄之間有一筆4千億美元的天然氣交易，交易額為史上最龐大，除了重創美國與歐盟牽製俄國的企圖，也讓中國變相大大奚落了其他競爭者。另外，中國政權面對圍堵，也試圖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擴張經濟影響力，卻激起太陽花運動。

目前，主要是商業利益—不論是支持或反對TPP——對政府施加壓力。勞動階級尚未在這場紛爭中發聲。但就如同太陽花運動曾有可能終結反工人的《服貿協議》，大眾的反對也能終結TPP。

在環太平洋區域，軍備競賽、民族主義越趨激烈。各國政府呼籲維護國家利益及「主權」，試圖分化不同國家的工人。但同時，同樣的資本主義政府也正聯合起來，允許投機客擄掠公共資源與建設。

能夠成功擊敗TPP的運動尚未出現，工會領袖為此負上部分責任。對於這場工人權益與生活條件的大災難，他們不是講些象征性的發言，就是一聲不吭。

此外，這地區的各國普遍缺乏政治替代選擇，所以無法建立運動來打敗極度反工人的TPP。所有參與協商的國家的主要政黨都和財團掛鉤。

勞動大眾必須進行國際合作，才能終結TPP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極端模形，並永久消滅之。我們也必須共同奮鬥，終結資本主義體系。資本主義想以法律保障財團利潤，卻罔顧勞工權益和愈趨嚴重的貧窮現象。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活躍於許多國家，未來會持續堅定反對TPP及其他大型貿易協定，並將此連結到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民族主義。我們是為了一個國際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奮鬥，朝向民主的計劃經濟前進，如此才能符合社會整體的需要，而非迎合鉆營利潤的需求。

臺灣：民進黨計劃凍結臺獨綱領

臺灣的統獨問題一直纏繞著主流政治的討論，自三月份「太陽花學運」反對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後，此問題更變得敏感。根據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在六月最新一輪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於臺灣人的認同創新高，達60.4%。相對而言，認為自己兩者都是或只是中國人則持續下滑，只有32.7%和3.5%。在同一個調查關於統獨的部分，雖然過半民眾支持「先維持現狀再決定」或「永遠維持現狀」，但支持臺獨比例也上升到23.8%的新高。而根據「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在2013年的報告，「假如臺獨不會引起戰爭」的話，20-29歲青年人的支持率更高達74%。盡管如此，作為傳統「獨派」的民進黨，近來其黨內的異動，甚至有言要這時候凍結黨的｢臺獨黨綱」，違背目前的民意，實在是耐人尋味。

民進黨作為臺灣歷史上反抗由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專政的反對黨，其支持基礎主要由臺灣本土民眾所組成，因此其「臺獨黨綱」與政治一直被視為關鍵的綱領，也奠定了臺灣主流政治中「綠營」的獨派定位。

然而，正正是民進黨蔡英文在2012年總統選舉的失利，讓民進黨內出現危機，有相當的意見認為民進黨的臺獨綱領窒礙了民眾的支持。因此，早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民進黨立委柯建銘在黨內會議中建議凍結臺獨綱領。而至今年六月份，陳昭南等人連同四十多位黨代表連署，正式向黨中央提出凍結臺獨黨綱的提案。而連署書的內容，則主要為「民進黨總統或候選人已經以行動接受中華民國，否定臺獨黨綱」、「兩岸和平發展已成主流，臺獨黨綱導致民共交流障礙，民進黨因此自絕於兩岸議程之外，坐視國共兩黨壟斷兩岸主導權」、「臺獨黨綱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形同反對中華民國、追求改變現狀，徒增國際社會誤會疑慮，導致民進黨難以爭取國際主流支持」。

所謂「臺獨黨綱」，則是指民進黨在1991年通過的綱領，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及製定新憲法」，並「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

對於凍結臺獨黨綱的提案，所引發黨內外的爭議巨大，甚至被視為背叛其過去一直的「獨派」角色。黨主席蔡英文也不得不在此立場上解畫，其在七月的網上回應中指「認同臺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但同時「民進黨希望兩岸有更穩定、更優質的互動，能增加彼此了解、建立互信，所以，我們在作法及態度上，會更自信、積極、務實」，避重就輕地冷處理凍結提案。

雖然，民進黨難以在短期內拋棄臺獨綱領，但相對「臺灣已經是主權國家，因此不需要臺獨」的技術問題，社會更關註民進黨內提出凍結臺獨綱領背後的真正原因。很多人都已經察覺到，民進黨眼覬2016年的總統選舉，而黨內認為臺獨會嚇跑中間的多數選民，凍結臺獨綱領正正就是為了執政。

這徹徹底底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典型選舉至上主義，要在資本主義的選舉中贏得執政權，則必須要得到資本家與財團的「祝福」。與其說民進黨凍結臺獨黨綱是為了爭取中間選民支持，不如說是要「安撫」財團，向他們這證明民進黨不會「破壞」兩岸資本的關系。事實上，民進黨在陳水扁2000年參選總統的時候，也曾經對「臺獨」作重新詮釋，於1999年發表「臺灣前途決議文」，變相承認中華民國，民進黨上臺後不會宣布臺灣獨立。

當然，民進黨要贏得資本家的支持下執政，凍結臺獨綱領只是其中一個姿態。被視為民進黨新星，臺南市長賴清德上月訪問上海，乃民進黨高層最近一次訪問大陸，雖然此行並沒有接觸中共官僚，但到訪了當地的臺商，就是要安撫他們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麽民進黨在三月「太陽花學運」時對兩岸貿易協議的態度曖昧（同時亦與國民黨一樣支持參與西方國家的TPP）。說穿了，民進黨的舉動「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就是要靠攏財團的資本利益，而進一步脫離群眾。

社會主義者原則上支持臺灣人民的自決，而這包括工人群眾民主決定臺灣獨立的權利。不過，我們亦必須明白現時在資本家與中共的恐嚇下，相當部分的工人階級害怕「臺獨」所帶來的危機，包括失業、經濟危機、甚至戰爭的威脅。統獨的問題是為了回應工人階級對國族的訴求，從而站在團結最多的勞動者向資本家抗爭，從而解決民眾更根本的問題：工資、社會保障、財團圈地、反核等社會民生問題。對此，民進黨甚至公開支持「臺獨」的臺聯，其社會經濟綱領也是親資本主義的，對工人階級來說也必定會延續今天的壓迫。

正如活躍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馬克思主義者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一針見血地道：「即便明天趕走了英國軍隊，在都柏林城堡上空升起了綠色國旗，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你們的努力都將白費。英格蘭仍然會統治你們。他會通過資本家，金融家以及位於愛爾蘭境內的商業和個體機構統治你們。」

統獨問題被單純地切割開來，正正就是臺灣主流資產階級政客的把戲，用以分化群眾並掩蓋社會的階級矛盾。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而這亦包括臺灣獨立。但是我們必須要強調──正如康諾利所解釋那樣──在資本主義的狹窄框架所能實現的只是虛假的獨立。民眾與勞動者要得到真正的自決與進步，首先就要擺脫傳統的藍綠政治，並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群眾政黨，推動社會被壓迫者的集體抗爭，將民主自決的權力用以推動社會主義的真正替代。我們的替代，就是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臺灣，作為在中國以至整個東亞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一部分！

頂新集團食品安全事件

九月初，屏東的一位老農因為看不下田地附近的地下工廠，排放出來的惡臭、噪音還有廢棄油漬，由於屏東縣環保局相應不理，只能自行搜證，最後向臺中警方舉報，才終於在臺中警方行動下，查獲這間劣質油廠。 而采用這間油廠產製出的劣質油品的，包括了頂新集團等大型食品企業。連同2013年混參銅葉綠素橄欖油，及今年稍後的飼料油事件，頂新集團在一年內被查獲了三次重大疏失，三次都是因為劣質的廉價原料造成的。降低成本是維持利潤或是提高利潤的基本手段之一，不管是藉由大量生產壓低原料進價，還是進用價格更低的原料，這是現今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法則，只是頂新集團將此做到了極致。

財團霸權

從近來這一連串的食安事件，雖然頂新集團前董事長魏應充已被收押，不過這是頂新集團行事以及公關操作上過於粗糙，並且是仰賴屏東老農個人鍥而不舍的堅持，才能將這些勾當曝光，當中層層環節，如果有一件錯失，黑心油我們可能還得再吃上十年二十年，無有終期。

而另一個更龐大，事業旁根錯節深入臺灣各個角落，同時合理懷疑也是此道箇中高手的統一企業集團，依然紋風不動。我們可以看見財團在政治，在媒體、在法律上的巨大影響力，我們甚至可以說國家是財團的禁臠，媒體是財團打手，法律為財團服務。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 如空氣般存在，消息傳聞跟到統一企業就會嘎然而止，之前的食安事件，明明是欺騙大眾的眾家財團，會列在受害人席次上。原來人民會吃到黑心食品，都是他們的錯啊。

小農食安並非根治之道

臺灣目前有許多朋友正在努力推廣選用在地食材，自己下廚替代外食，支持當地小農，甚至更進一步，推動合作社，青年返鄉等不同於全球化思維的工業化食品、大資本農場模式。而且自己下廚必須有時間自行烹煮，對高工時的勞動大眾可能不是這麽容易，更何況自己烹煮需要有廚房等進行的空間，在外租屋的朋友不見的能有這個空間。由於有機耕作產量較低，有機食材價格高昂，這對受到財團剝削的而經濟上沒有太多余裕的勞動大眾來說，是奢侈的享受。而合作社模式發展到最終仍得面對大資本的市場邏輯。在資本主義下，尤其是今天的壟斷局面，合作社的經濟模式只能占整個經濟體的極小部分。

要解決現時食安問題，就要結束私人財團生產食品的模式，因為私人財團利求利潤往往不擇手段，又能窺避法律監督。因此，只有將食品生產公司民主公營化，由生產者及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解決問題。

工國委臺灣認為關於頂新食安事件：

由消費者成立獨立調查會議，討論及實施食安檢察各項措施
要求頂新味公司賠償受害群眾
食品將頂新味全公司民主公營，由消費者及生產者民主管控

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　臺灣在求變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臺灣九合一的地方選舉，選出了從市縣長到地方議會、原住民代表等九個職級的公職。在選舉之前，各項民調已經預計了藍營選情將大為不利，然而國民黨慘敗的狀況比預期更為嚴重，在六都市長中幾乎全軍覆沒，包括喪失了藍營傳統根據地的臺北和臺中，而僅僅保住以兩萬多票險勝的新北市市長朱立倫。而在全國二十二個縣長中，國民黨由此前的15席只保住6席，民進黨則拿下13席。市縣長選舉，民進黨總得票率達47.55%，較國民黨40.70%多了近7個百分點。最終，行政院長江宜樺請辭，而總統馬英九也辭去國民黨主席的職務。

國民黨大敗　意義豈止地方選舉

雖然九合一選舉只是地方選舉，而並沒有觸及中央立法院或總統的位置，但這次國民黨大敗，其意義遠比過去的地方選舉要大。

首先，國民黨大敗，首先就是反映民眾對國民黨馬英九中央政府的不滿。馬英九執政以來，民望支持率百分比已經到了個位數字，尤其是年青工人對未來絕望，面對高房價、高物價但低所得的狀況。加上，國民黨一貫親財團和中國資本的政策，引發了三一八的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事件，而這也讓一整代的年青人開始政治覺醒。在最受觸目的臺北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派出了前副總統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參選，其作為官富二代更突出了藍營官商勾結的印象。以往為國民黨站臺的財團老板的經濟恐嚇都會收到選舉效用，但這次卻反而成為了民眾聲討的對象。

在這次選舉中整體年青人投票率非常高，達到78%，成為了國民黨敗選的關鍵。如此高的投票率，反映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求變心態，踴躍地尋求踢走國民黨，甚至在選舉期間網上流傳著一句口號「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

這次地方選舉，影響的不單單是地方的事務，而是整個臺灣的群眾都拋棄了國民黨的迷思，而國民黨內也出現了領導危機，馬英九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展望2016年的總統和立法院的中央選舉，以及之後的一段長時間，國民黨很可能會一蹶不振，改變了臺灣過去藍強綠弱的局勢，也使得未來臺灣新一代的獨立意識的提高。

柯文哲：一個菁英主義的技術官僚

這次選舉其中一個最令人觸目的部分，無疑是臺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柯文哲以無黨派參選並受到綠營支持，舉起「打破藍綠」的口號與國民黨連勝文對決。他的勝利，除了因為民眾尋求對國民黨的懲罰，也因為他的諸多民粹口號得到許多年輕人的期望，希望能夠帶來實際改變。問題是，他是否代表真正的改變、是否為「左翼」改革派？

表面上，柯文哲提出政策的透明化與民主化，包括市政府預算中列100億臺幣、以及勞工局局長一職交由民眾票選決定，感覺讓人耳目一新，與過去國民黨的執政大相逕庭。但實際上，這些民主實驗的規模卻非常有限。首先，臺北市政府2015年的已編列預算為1,590億臺幣，當中100億其實只占其總預算少於百分之六讓公眾「票選」，而且所謂的「方案」會由專家首先遴選，公眾實際只是擔當諮詢的角色。至於民選勞工局局長，同樣會先由政府委任的「遴選委員會」推出一份名單才讓公眾選擇，也就是類似於今天香港雨傘革命中反對的「提名委員會」製度。在柯文哲當選後出臺的遴選委員會27名單由學者教授與工會代表，但當中的「工會代表」大多為工會官僚，甚至包括黃色工會「全國總工會」的領導，當中更有的人實際上為公司總經理。而原本的名單中只有一人為女性，完全讓人質疑當初柯文哲在政綱中讓女性優先擔當公務的承諾。所謂的選舉倉促進行，從公布「候選人」到投票只是短短4天時間，根本無法擁有有意義的民主辯論，而外勞也無法參與投票。菁英主義還是脫離不了，「民主實驗」最終淪為民主花瓶。

柯文哲最主要的社會保障改革有兩項：公共住宅與公共家庭保母製度。無疑，這些政策都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但是，柯文哲只是保守地承諾四年內提供五萬套公共房屋，而公共保母製度則沒有提出政策的規模。在柯文哲不主張大規模改變並增加社會預算，這樣社會保障可能只會是杯水車薪。

綜觀柯文哲的政策綱領，幾乎全部都是在現有的資源投入下提升所謂的政策效率，而非主張加大社會投資與保障。例如在學前教育議題上，柯文哲主張自由派推崇的「公私合營」幼兒園，並讓其「自負盈虧」、「家長與政府負擔營運成本」，相對而言國民黨連勝文反而主張免費教育伸延至4歲。

因此，柯文哲可以說是只是個崇尚精英主義的高效官僚。當然，柯文哲和其背後的民進黨勢力由於跟大財團的勾結程度不及過去的國民黨，但他最多只能輕微改善的貪腐狀況。不過，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多是類同，都是主張開放資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民進黨甚至因為臺資想親近中國，此修正自身的臺獨立場。在服貿爭議上面，民進黨只是要求逐條審議，而非原則性反對資本的協定，在對大陸開放資本的立場上，藍綠兩營的分別只是開放速度的快慢而已。在未來，雖然藍營大敗、綠營大勝，甚至持續到2016年的總統選舉，但在藍綠兩個資產階級政黨支配下，民眾生活的實質改變將會十分有限。

打破藍綠　需要獨立的工人群眾政黨

柯文哲在臺北的勝利，其中一個主打的口號是「打破藍綠」。雖然柯文哲乃無黨派競選，但其本人受到綠營的全力支持，並與民進黨關系非常密切。可他依舊是用這口號的因由，是為了爭取那些痛恨國民黨，但也對民進黨失望，即對主流政黨失去信心的年輕群眾。這個現象在爆發資本主義危機的歐美也非常明顯，不論是西班牙左翼的Podemos、意大利民粹組織「五星運動」、英國極右派英國獨立黨等等，都是因為建製政黨失去群眾信任，造成巨大的真空，一些不論是進步還是反動的新政治組織或人物冒起。

不過，柯文哲的「打破藍綠」卻非打破資產階級的政治，而是嘗試平衡藍綠兩派的資本利益，他勝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訪現任臺北市長國民黨的郝龍斌，邀請他作為其顧問。

這次選舉被主流媒體遺忘的是獨立於藍綠的小黨的勝利。這包括了綠黨和勞動黨在縣市議會各拿下兩席，創下各自的選舉紀錄。主張臺獨的基進側翼從太陽花運動中冒起，這組織比太陽花運動的領導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較為激進，但同樣沒有清晰的經濟立場。他們今次第一次參選，雖然沒有勝出，但5個候選人全部都過了拿回保證金的門檻，更在高雄市拿到1萬票。

這些獨立勢力要在資產階級選舉中（柯文哲選市長公布的花費是5,000萬臺幣）勝選，靠的是臺灣各地不斷升溫的社會鬥爭，尤其是綠黨和基進側翼在太陽花運動中的活躍，而勞動黨乘著地區抗爭運動冒起，包括苗栗的罷工和新竹的霄裏溪反汙染的運動。

要真正地打破藍綠，達到勞動群眾實際的改變，民眾只有建立獨立的工會、工人階級組織，並且聯合各左翼及工人力量成為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更公開地主張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包括社會保障、民主公有化財團、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等，以挑戰藍綠壟斷的臺灣資本主義。臺灣的工人鬥爭將會是整個東亞終結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邦聯的一個部分。

臺灣：國民黨選舉慘敗，政治版圖改寫

臺灣11月29日的九合一選舉結果，被各界形容為「政壇地震」述。選舉結果對國民黨構成重大打擊，其曾在22個縣市中取得的15席執政權，如今只保住6席。最大在野黨民主進步黨則取得13席；無黨籍人士取得3席。

這場政治版圖變動對於中共專製政權與臺灣資本菁英都深具意義，雙方皆熱烈擁護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因為他的新自由主義及兩岸經濟整合（此為臺灣大企業的主要獲利來源）兩大政策。本次選舉既揭示了對馬英九的親中路線之普遍反彈，也無疑反映了「太陽花運動」的後續效應。無獨有偶的是，中國把伊朗式選舉製度強加於香港，激發了雨傘運動，加強了臺灣選民對中共及其盟友國民黨的反感。

藍營的《中國時報》指出：「國民黨輸到只剩總統府。」選舉結果出爐後，行政院長江宜樺立即請辭，他在今年春天下令警察鎮壓示威者，成為眾矢之的。三天後，馬英九請辭黨主席，並行禮如儀地躹躬道歉。總統大選將於2016年1月舉行，眼看距離只剩一年，本次選舉成績標誌著民進黨屆時或將奪回執政權。這是北京與華盛頓試圖避免的，因為擔憂兩國爆發沖突。

民調早已預見國民黨會遭受挫敗，但勝負之懸殊卻遠超過權威人士的預測。國民黨的得票率從2012年總統與國會大選時的48.1%，崩盤至今次九合一大選的40.7%。國民黨在此過程中，失守了它昔日北部的權力大本營，包括首都臺北與臺中市。唯一仍在國民黨控製下的大城市是新北市，現任市長同時也是國民黨「明日之星」朱立倫。雖保他住了職位，卻比4年前少15萬票。

年輕人的角色

投票率為68%，當中尤以年輕選民投票率特別高，達到78%，此為國民黨潰敗之關鍵因素。在3月反服貿運動後，激進化的年輕人在網上以「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的標語，在網上動員投選。馬英九的支持度本來已經長期低迷，最近微幅提升（！）至11%，但多場群眾示威的確將這股情緒拓展起來，達至要徹底國民黨。問題在於，過去65年來大多數時間都在臺灣執政的國民黨（大約前40年是一黨專政），還有辦法復原嗎？

本次選舉結果是民進黨自1986年建黨以來的最佳成績，令其突破過去偏南的勢力範圍。該黨已經轉右傾並擁抱新自由主義多年。最近，則在資本家的壓力下，對中國採納溫和路線，表示這是贏得下次總統大選的必要代價（呼應美國帝國主義的立場）。然而，民進黨之所獲得增長，是因為它是反對國民黨的現成工具。

近來，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中，可見對國民黨為首的藍營（親中政治聯盟）與民進黨為首的綠營（獨派）的懷疑。綠營在太陽花運動中，如同香港泛民派在「雨傘運動」中一樣，被大大邊緣化。另外，本次臺北市長選舉中獨立參選的柯文哲大勝，擊倒了身價百萬的投資銀行家兼前黨主席連戰之子的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從中可見人民對民進黨愈來愈具批判性。對很多人來說，連勝文象徵著國民黨與財團腐敗守舊的製度。

柯文哲是少數喚起真正熱忱的候選人之一。原因是他自外於藍綠的形象（雖然他受到民進黨的支持），與他「推倒藍綠對立高牆」的口號，表示要提供兩黨以外的選擇。但是，柯文哲的政策將無法實現這一政見。

不平等加劇

在馬英九六年的總統任期中，可以見到貧富差距擴大，與年輕世代對低工資、職涯慘淡與房價飆漲的不滿。隨著這座島國的製造業遭掏空，外移至中國等廉價勞力國家生產，20至24歲的失業率高達14%。食品安全風暴亦籠罩這場選舉，其中最新的醜聞是「地溝油」，有企業被揭發回收後充作食用油，銷往餐廳與食品製造業的工業用油。

房產投機令房價飆漲，多數年輕人難以負荷，公寓平均價格是平均年薪的15倍，數字比香港更高。隨著中國及其專製製度與臺灣的政商菁英愈來愈緊密，群眾認知到「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有部落客形容，此乃「有中國特色的1%比99%的戰爭」。因為馬英九與中國簽署了不下21道經貿協定，國民黨被視為與共產黨專政有密切結盟關系。

新的政治選擇

「太陽花運動」令學生與公民團體的影響力和追隨者增加響，而它們在本次選舉的參與，無疑對國民黨敗選的慘烈程度發揮關鍵作用。同時，這些團體將其競選主軸定調為反國民黨，而未轉向獨立參選。因此，我們看不見與西班牙類似的發展，那裡的激進反建製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從2011年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崛起，與過去政治精英決裂的，目前在民調的支持度為28.3%，成為該國最大政黨。民進黨管如同香港泛民派，鼓吹支持資本家的政策，迴避群眾鬥爭，與藍營的分別只有在親獨的立場上。儘管如此，臺灣的激進學生組織目前並無準備公開挑戰民進黨及綠營。唯一例外是一個學生團體「基進側翼」，在高雄市派出4名左傾臺獨立場的候選人，獲得令人振奮的27,277張選票。

上述的部署令民進黨與泛綠收割了反國民黨風潮下的成果，實在非其所應得。然而，仿彿山雨欲來風滿樓，民進黨秘書長吳釗燮選後隔天，便飛往華盛頓，表示「不能解讀選舉結果為馬政府兩岸政策的失敗」（Taipei Times，12月7日。）民進黨自己的選舉分析中，極力迴避國民黨今次的挫敗和其兩岸政策之關聯，隱瞞本次選舉的「本土」色彩。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最有可能成為該黨2016年總統候選人，她表明想改變該黨傳統的獨派立場。她爭論臺灣在60多年自治後「已經獨立」，蔡的領導團隊希望與北京和平共處，以確保馬英九兩岸政策將會（在些微調整下）持續推行，從而符合兩岸企業精英的要求。這將使民進黨領袖與「太陽花運動」中冒起的臺獨情緒相牴觸——臺獨的支持率自3月的25%（1994年時只有10%）上升至9月的30.1%。9月的民調中，有47%受訪者傾向「維持現狀」，基於擔憂正式宣告獨立等同向中國宣戰。僅有8.9%受訪者支持與中國統一。

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後，中共政權也明白到，政局不免轉移，且民進黨愈來愈有可能執政，於是打破禁忌，開始與民進黨代表進行非正式會談。儘管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其軍事與經濟上的「亞洲再平衡」圍堵中國，但並不樂見意料之外的沖突在臺灣立即爆發（因為美國已向臺灣承諾協防）。特別是，現在美國將焦點放在中東、以及由它一手毀滅的伊拉克與敘利亞之際。

柯文哲當選臺北市長，讓挑戰藍綠兩營的「第三勢力」曙光乍現，但柯文哲民粹式的競選修辭也許很快就會令人幻想破滅。他承諾「民主化」市政府，獲得廣大迴響，但具體而言的改革極為有限。其中一項改革是投票遴選勞動局長（從事先篩選的候選人中選出）。柯文哲也打算以公投決定部分公共支出的用法，但金額只有總支出中的6%，並且只能從經「專家」篩選過的提案中選擇。與其說柯文哲「打破」藍綠資本陣營的宰製，不如說是想以混合藍綠的資本主義政策，從中取得平衡。他在勝選後立即與泛藍要角宋楚瑜會面，並邀其擔任「首席顧問」，就可見一斑。宋楚瑜是狂熱中華民族主義者，曾經在國民黨內挑起右派勢力的分裂。

唯有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反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及貧富兩極化，以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階級）為依歸，才能真正取代藍綠重商機器的宰製。近年來，年輕工人、學生及其他參與群眾鬥爭階層，可提供新左派勢力的原動力。但唯有與綠營的徹底決裂（尤其是學生），公開挑戰資本家政治陣營的前提之下，這才會實現。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會攻擊資本家的親中立場，但是以階級立場而非民族主義的論述，從而尋求與大陸工人建立反抗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的反抗陣線，同時也堅決捍衛臺灣人民自決，並以社會主義獨立臺灣為第一步，作為全亞洲的鬥爭去消滅資本主義。

對中國的反響

本次選舉標誌著臺灣政治版圖的轉型，對中共專製政權是嚴重的警示。這年先有臺灣「太陽花運動」，後有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雨傘革命」，現在則是國民黨的選舉落敗，為今年中共的週邊接連遭受重大挑戰作結。甚至向來寧靜的澳門，也被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所撼搖。該政權「以商領政」的長期戰略如今面臨危機，在諸此社會遭到排山倒海的反對聲音，民眾日益鄙視北京與本地財團的結盟。眼看整個資本主義都無力改善群眾的處境，特別是年輕人，過去一年的鬥爭是未來的前兆。連串的政治動盪也警示到，接下來中國自身可能面臨爆發，因為在中國的群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憤怨也是極奇相似。

二零一五年

臺灣：論中油臺電私有化

在臺灣，這幾年來，由資本家掌控的新聞媒體們，不斷批判攻擊國營事業的年終獎金遠高於私人企業，並且渲染國企工人待遇過於優厚，並指國企明明有龐大虧損，卻仍發出績效獎金／年終獎金，企圖使臺灣群眾厭惡國營企業，藉此推動所謂的民營化／私有化。在馬英九政府主導下，臺灣正加速推動著中油、臺電等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企圖將攸關民生的公共事業交在少數資本家的手中。按照經濟部規劃，2017年底前私人持股將逾50%，完成民營化。

開宗明義的說，我們為什麼反對國營企業私有化，論點有四：

其一：許多國營企業，例如臺電，中油，其性質是人人皆需的民生能源產業，又佔有壟斷的地位，緊緊牽繫著物價，一切生活必須都與之相關。若將其交予少數資本家，將是使這些掌控能源的資本家們，可以以此為籌碼，要脅政府以便謀取私人商業利益。

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必然帶著貪汙腐敗，例如官員收受利益，把國有資產平賣財團。在私有化後，官商勾結式的貪腐不會中止，甚至反而會變成合法化。

其二：再者，雖然在親資政府的控製下，國營企業越來越以受到全球市場左右，運作也趨向以市場利潤為依歸。但是，臺電、中油目前還是部分以服務國內能源需要為目標，而不像私人企業般一切利潤至上。

私有化後，只要是無利可圖的服務，即使能服務民眾，企業也會將其關閉。例如偏鄉地區的加油站，將會被迫關閉，偏鄉地區的人們將無油可加。此外，政策性補貼若被刪除，公共運輸費用將隨之調漲。而漁船用油、工業用油等等補貼若被刪除，更直接沖擊民生消費和生產。

其三：私有化後油價就會更直接反映國際價格，特別現時全球市場動盪不安，社會民生容易受到波動。支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者會強調，現在國際油價下跌，私有化後電費必然下跌。但是，這只是暫時的，石油短缺危機長遠會反映在價格上。在2014年9月，臺灣石油工會進行抗議，反對中油公司私有化，理事長莊爵安表示，現時中油身負平穩油價的國營企業角色，如果民營化，油價不可能不隨著市場化而大漲。

不論是私有化部分釋股還是完全釋股，都有其嚴重後果。若是部分釋股的話，在官僚內部運作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官僚可與資本家勾結成為利益共生體，資本家大可影響企業政策，從中掠奪利益。若是全面釋股，國家更無法有效落實能源政策，不能以政策限製油電價格，才市場波動時保障民生。

更重要的是，所謂「市場競爭」根本不會解決臺電虧本的問題。資本家對於虧損2千多億的全盤臺電生意並無興趣，他們只要臺電公司下的賺錢業務，例如好地段的房地產，能賺錢的發電廠，剩下賠錢的金門、馬祖、澎湖及蘭嶼繼續由國營部分經營。

其四：在私有化後，可預見的就是大批的正職勞工將被解雇，勞工權利將被打壓，福利將被削減，薪金將被減少，勞動保障被削弱等。例如：現在的國道收費員就是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一旦，國營轉為私有後，掌控企業的資本家們犧牲勞工權益，大量開除基層勞工，轉而剝削大批的約聘臨時工或派遣工，大幅增加正職勞工的工作量，並且縮編人力支出，實質就是減少勞工們應得的報酬，與私有企業的低薪無縫接軌，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反對！

資產階級對私有化的謊言

從馬英九政府上臺後，官商勾結更為緊密，再因著08年的金融風暴，以及從中催生的22K政策，製造出大量的失業人口與低薪的血汗勞工。無產階級固然更加痛苦，許多中產階級也淪為「新貧族」。物價飛漲、新鮮人起薪逐年下滑、22K的天花板籠罩在許多年輕的勞動者頭頂上。對於多數人的我們而言，低薪資高物價、貧困與負債、高房價與貧富差距，成為這幾年來這島上的共同憤怒，資本家掌控的媒體工具，又作何反應呢？

它們轉移焦點，模糊問題本質，強調如今的低薪與貧窮，是年輕人吃不了苦，缺乏競爭力，但真相是什麼呢？真相是在過去十四年來，臺灣總的GDP經濟是不斷上升的，企業獲利是不斷成長的，但勞工薪資卻成了反比。企業利潤不斷提升不斷突破，但勞動者的待遇卻一年不如一年。

資本家貪得無厭，財富不斷膨脹。然而，資產階級媒體卻將矛頭指向國營企業，指著它們沒有共體時艱，沒有與民共苦。但在這矛盾的根本上，是私人企業的勞動待遇太惡劣，但報導合理化私人企業的低薪。

反對私有化　國營企業要民主管理

社會主義者從不否認現時國營企業內部有許多弊病腐朽，亟需改革：官僚架構架床疊屋，造成浪費公帑；製度僵化，造成效率低而成本高，電費高昂卻仍在虧本；然而，由資本家掌握企業後，只會更加不受公眾監督，牟得的暴利只會變成資本家在金融市場投機的資本，而虧損時則要國家以公帑拯救。根據很多私有化的經驗，實際上私有化後管理層依舊是同一批官僚，他們坐享的薪金和分紅只會更高。

真正解決的方法，就是將國營企業管理民主化，由工人階級和消費者選舉產生民主委員會，直接由下而上管控能量企業，打破現時官僚的操控。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進行大力的改革，包括將油價透明化、提高生產效率、減低成本等。

臺灣新世代的窮忙族

去年，太陽花運動展現了新世代對社會不公的憤怒，抗議者除了抗拒中國在經濟上控製臺灣之外，年輕人面對的貧富差距、勞工剝削、房價上漲和就業前景黯淡等，也是太陽花新世代的助燃劑。五年前金融海嘯爆發，臺灣政府為了掩飾失業人數上升的現象，又助長資本家乘機剝削，推動企業22K雇用大學畢業生的政策。那時，政府親手播下太陽花的種子，直到去年，這朵抗爭之花在憤怒中的土壤中開花結果！

畢業即失業、薪資低、工時長

經濟壓迫令臺灣青年奮起反抗。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倒退了15年。勞動部資料顯示，2013年大學生起薪2萬6915元，比1999年的水平更低。這14年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近1成6。最近，準官方部門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卻指「臺灣學生沒有太多技能，只能用低薪競爭」！今天覺醒的青年還會聽這些陳腔濫調嗎？

大學學歷不是找工作的保證，反而被老板以「無經驗」、「無競能」等藉口壓低薪資，甚至出現大學畢業即失業的情況。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數字，去年十一月，臺灣大學程度失業率更達5.58%，大學以上程度失業率為5%，比整體勞動人口的失業率3.89%為高。其中，大學以上程度失業者18.7萬人，占整體失業者逾四成。

臺灣每月月薪在2萬元以下的勞工數目，長期維持在100萬人左右，月薪3萬元以下的，占就業人口比例高達42.8%，有350萬人。國內所得最低20%的家庭，也就是160萬戶人家、約523萬人必須借錢或吃老本過活。

根據臺灣主計總處調查，臺灣勞工全年工時全球第三高，平均每名勞工工作2,140.8小時，僅次於新加坡（2,402.4小時）和香港（2,392小時）。換言之，臺灣勞工平均每周工時比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法定工時（即每周平均約42小時）更高！整體來說，臺灣每名老板都違反勞動法，只是政府縱容違法剝削的惡行，令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教育商品化　畢業負債

臺灣大學公私立的比例是三比七，因此只有三成以下學生就讀公立大學校。私立大學生平均每年學費為11萬臺幣，就讀四年就要44萬，加上部分學生從國中就開始申辦就學辦款，很多畢業生要還款40-50萬臺幣。

但馬政府並無就休罷休，要進一步將教育私有化。政府正在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其中一項的「自經區推動教育創新」計劃，就是為了推動教育去管製化和商品化而設的。計劃包括在國內大學推行海外大學課程，其學費完全不受限，與美國大學合作可收一年100萬以上，與英國大學合作可收一年50萬以上。富裕學生可以在臺灣輕易取得海外大學畢業資格，貧窮學生則更難向上流動。

隨著教育私有化而來的，也是教師的勞工權利受到打壓。現時教師法的保障下，教師不能任意受解聘或不續聘。但是，計劃明文規定，加大學校決定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的權力，貶低教師法的地位。屆時，5年以內的定期聘約成為常態，教師朝不保席，教育質素必然下降。

此外，學校停辦後可將財產私有化，那麽學店生意。投資者不顧教育質素，巧立名目舉辦一些謀短途利益的學位課程，然後掠奪一筆財富後不了了之。在琳瑯滿目的宣傳廣告裏，學生容易不知就裏而受騙，浪費金錢和時間去就讀一些沒認受性的課程。

推行自經區計劃的學校在「市場競爭」上將獲得優勢，逐部吞並受管製的教育業務。學校為了逐利和生存下去，自然會加入商品化教育的行列。所以，這計劃絕不會讓學生「有多一個選擇」，而是迫使學生走上畢業負重債的死路！

青年工人組織起來，打倒資本主義！

在太陽花運動後，兩大黨都強調要有新政和開明政府，準備做些門面工夫安撫激進化的青年，避免在「新世代參政」的潮流中，出現真正挑戰商家財團的政治力量。但這是徒勞無功的，青年很快會看穿政客的修辭和技倆。而柯文哲盡管強調「新政」和「開明政府」，推出了一些引人註目的改革，甚至面對財團時言辭激烈，得到了一定的公眾支持與期望。但這位坐擁超過1億元資產的臺北市市長，始終沒有綱領和願景去打破現存經濟製度── 資本主義！

訪問林佳瑋：華航員工抗爭

訪問者：矛盾（工人國際委員會）
受訪問：林佳瑋（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

矛：工人不滿華航降低年終獎金，發動了1,000人的抗議，可以講詳細一點？

瑋：降低年終獎金，只是公司打壓工人的冰山一角。更惡劣的狀況是因為兩岸直航，還有日本航線加開班次，造成紅眼航班的超時過勞問題。還有人員遇缺不補，造成人力吃緊，個別員工勞動量加增超過負荷的情況。雖然在去年9月2日有提出向市政府提出調解，但問題並沒有被得到根本的解決。再談到年終獎金的問題，今年華航的盈余有1,500億，原本員工期待今年的年終能有所成長。但沒想到，卻不如去年的年終獎金，而且去年的盈余是更少的。這些盈余都是基層工人超時加班，承受大量工作量所換來的，卻沒有得到合理的回饋。

矛：公司怎樣打壓工會權利？

瑋：白色恐怖的方式與氛圍，打壓出來抗爭的基層勞工。在去年9月2號的抗議紅眼航班行動中，公司就向內部發動了整肅的行為，頻繁的恐嚇與威脅。工人不得出來抗爭，否則就會遭到懲處，也多次的以約談的方式，施加給工人壓力，造成工人極大的心理負荷。連聲援的地面修護員，也遭到公司的打壓。簡單來說，只要公司掌握到了抗爭的計劃、人員，就會頻繁的施加壓力。也有許多工會幹部面對被開除的威脅，甚至是已經被開除，例如卓棕偉。停飛也是常見的打壓手段，例如前幾天華航的懲處，就連剃發抗議的張書元，也在行動前，被資方電話騷擾。更甚直接以電郵警告張書元，不得出來抗議，否則就要懲處他。及至行動時，資方也派了管理階層的人員到現場，試圖出面阻止他的行動。

矛：現在工人的抗爭訴求是什麽？

瑋：一、年終獎金必須有合理的金額，工會進行年終獎金協商 。二、要解決紅眼航班的問題。三、解決缺額不補人力吃緊的狀況。四、拒絕加班過勞超時工作。五、要求公開透明的勞工董事選舉。六、臺灣當局應就華航可能的觸法行為產開調查。七、華航應與工會展開談判，解決勞資爭議。

矛：工人不滿原工會與公司達成協議，為什麽造成工人與工會領導的沖突？

瑋：因為華航公司會以懷柔政策收編工會幹部，這樣的狀況長達十幾年。最主要的抗爭力量是由第三分會先開始。總會原與資方談判提出來加薪7.5%，年終獎金5萬元，加上考績獎金，但談判後的結果卻是加薪2.5%，年終獎金2萬元，造成基層工人極大的反彈。因為實質的盈余，沒有回饋到工人身上，超時加班過勞等等問題也沒有得到正面的積極改善。第三分會向總會提出抗議，總會卻予以拒絕，再次與資方談判。因此第三分會才聯合機師工會發動抗爭。

矛：桃園產業總工會如何支持工人今次的抗爭？

瑋：桃產總最主要是協助第三分會的行動，還是會以第三分會的計劃為主。未來行動還是需有第三分會的決定，除了目前的黃絲帶行動持續到幹部復飛為止，還有協助第三分會向公部門提出申請調解、裁決，幫助第三分會還有遭打壓的工人走完體製內的程序抗爭。未來將持續爭取年終獎金和機組員勞動問題。

矛：發動罷工的機會大不大呢？

瑋：要看第三分會的內部如何決定，不過目前沒有這個計劃，但是在未來不排除，還需要看未來的事態發展(廣泛的勞方態度以及資方應對)，以及與其他分會的聯系討論。

補充資料：華航工會總會與第三分會之間的鬥爭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也是國民黨中常委李昭平，上層官僚自然追求與資方共存。今次華航工會的第三分會繞過總工會出來抗爭，是在臺灣鮮有的例子。工人難以忍受工會上層與資方達成妥協，早在總工會內形成反對派勢力。第三分會是以空服員為主體組成的三分會，不滿早已安於勞資並存的總工會。前年，三分會常務幹事卓棕偉遭到解雇，總工會在公司人評會中不予相挺，但三分會至今仍保留卓棕偉的位置，與公司和總工會對著幹。

全面廢核，不要重啟！

馬政府在去年決議核四停工後，將在7月開始封存核四計劃，預計封存3年，再視決議是否運轉。對比過去三十年來沒有多所回應的無數公聽會、陳情、抗議，近年大型的廢核遊行迫使政府作出核四封存的決定，可算是取得了關鍵成果。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封存的決定，僅只是由於近兩年群眾展現強大的反核意誌，而逼使馬政府作出的緩兵之計。因為封存之後，核四廠仍然保有運轉的能力，只是閃避當前群眾的要求和壓力，延緩三年之後，才再應對社會氣氛決定是否真正運轉。臺電表示，會以2018年1月啟封為目標。而臺電在二月中旬招標核燃料處理，真正的意圖，是核一廠的用過核燃料池即將填滿，透過委外處理，可以空出部分用過燃料池空間，從而延續核一二廠的運轉，可見馬政府只是虛與委蛇，廢除核電仍不在藍圖之中。

若果沒有群眾抗爭的壓力，政府的承諾可以是一紙空文。2000年時陳水扁政府宣布停建核四，但當時不僅體製內的議會廢核聲音居於少數， 體製外的群眾，也不如現今有龐大的動能，體製內體製外沒有互相拉拔，使得停建核四的決議在隔年就被撤回。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面對大規模的群眾示威，一度承諾關閉核電廠，但去年年底開始準備重啟川內核電廠。可見臺灣的反核抗爭不能松懈。首先體製內的程序尚未完成，目前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並未作出停建及廢核的決議，而立法院產出的「公投法」只是裝飾用的吉祥物，公投法設定高達百分之50投票率的門檻，對於投票議題的正方，使用公投法可是要倒大黴的。

緊接是經濟上的沖擊，及能源政策的論辯。核電廠的引進，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當年的石油危機，資本家趁機開拓核能市場。官方數據宣傳核電成本較燃煤發電低，恐嚇廢核會造成電價上漲。事實上，核四廠發電裝置容量只占臺電發電裝置容量的 6%，透過現有各種省電、節能的技術與設備，臺灣可以輕易的省下超過核四發電量數倍的電力。德國電費價格比臺灣高昂，與是否使用核電根本無關。再者，根據德國綠黨2013年的一份分析報告，德國的電價因為再生能源的普及化而逐步降低。而再生能源可以幫助國家避免受到國際石化能源價格上漲的波動所造成的沖擊，產生穩定電價的重大效益。

僅僅是核四的投資總額為93億美元，而綠色能源大國德國每年發展風力發電的投資金額也只是18億美元。今天我們絕對足夠的科技和金錢發展潔凈安全的再生能源，但是由於此前錯誤的將財政資源大量投入核電，使得改善現有發電方式及綠色能源的發展不足。而由於發展綠色能源方案的遲緩，廢除核電後，即使實際未必會有缺電情形產生，對關於這方面的辯論便不會停歇，財團資本家很可能藉此發動撲天蓋地的反宣傳，屆時必定是一場艱難的鬥爭。

安全疑慮依然無解

核災一旦發生將是大範圍且長時間的傷害，臺灣地小人稠，並且處在歐亞大陸與菲律賓版塊的地震帶上，完全沒有容許核災發生的空間。而無論再如何縝密嚴謹、設想周到的工程和設計，沒有任何一個系統，在各項天然和人為因素交織下，能夠保證完全百分之百安全。加上超長的施工期也造成承包商倒閉及品質上的疑慮。而技術更為落後，設計安全系數更低的老舊核一二三廠，更應一並廢除。

小心謊言！電業自由化不會廢核

坊間有些論點認為，廢除核電可以經由電業自由化來完成。

電業自由化與廢除核電並無任何關連。以80年代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主政下，推行電力自由化、民營化的英國來看，於福島事件後，英國只是決定更新核電機組，而拒絕廢核，同時在民營化後，電價不但沒有下跌，2012年與1990年相比，電價還成長了一倍。而日本早在數十年前就開始進行電力公司民營化，並於1995年開始，推動更進一步的自由化，但關閉核電是由於福島核災後群眾抗爭的壓力，並不是自由化所導致。

只有推動安全潔凈的再生能源取代燃煤和核能，才可以真正做到廢核。臺電私有化後，能源產業的老板只會利潤至上的邏輯運作，是否廢核只會視乎燃油價格。當國際燃油價格未來再上升時，核電有「市場需求」論調會再甚囂塵上。再者，電業自由化後，資本家更會服務軍火商對核能的需求。只有打倒利潤至上的市場製度，建設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發展安全潔凈的再生能源，避免核災難和空氣汙染繼續破壞全球。

全臺五萬人遊行　反對核能發電

三月十四日（星期六）是一年一度的反核遊行，是日本福島核災四週年紀念。馬政府在群眾壓力下，宣佈核四封存至2018年。這可算是多年反核運動的一小步勝利，但距離全面廢核仍有一段距離。群眾要求直接停工，全面廢除核電。

全臺灣估計有五萬人參與遊行。臺北遊行於凱達格蘭大道集合，有約三萬人參加，大會主題是「告別核電、能源新願」，較過去更強調使用節能技術及再生能源。這是回應政府說廢核會令供電不足的謊言。此外，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擔憂，現時無處存放的核廢料送至國外處理後，有核武價值的材料會被抽走，其餘部分最後還是會送回臺灣。

年輕學子、青年工人及至整個家庭都有參與此次遊行，其中以青年人為多數。參與的團體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學生團體，政黨，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黨、樹黨等，提出「廢除核電」、「發展綠能」、「投資再生能源」、「核電歸零」等。還有蘭嶼居民的團體到場聲援，拒絕臺電公司將核廢料存放於蘭嶼上。

工國委（臺灣）今年在遊行中舉著「全面廢核　不要重啟　反對臺電私有化」的口號。臺電公司目前的弊端，是因為管理官僚化造成，令經費浮濫編列，貪汙腐敗，沒有效率。資產階級媒體、學者及政客藉此推動中油臺電甚至臺水私有化，以此讓財團圖利。但是，油電若落在財團手中，資本家會把持權力操控政府及社會，長遠來說電費只會增加，而資本家會迫使政府推出各種優惠財團的政策。臺電公司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組成獨立的委員會從下而上民主管控，打破現時的官僚製度。只有建設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發展安全潔淨的再生能源，避免核災難和空氣汙染繼續破壞全球。

聲援韓國Hydis工人抗爭　團結鬥爭無國界

就在今年二月，5名首爾京畿道Hydis勞工赴臺抗爭，訴求元太董事會撤回關閉生產線與解僱勞工的決議，並與勞工代表進行對話協商。二月來臺期間獲得臺灣部分團體的支持協助，在二月十二日遊行抗爭，一行有上百名聲援群眾支持，當中有工會團體、學生團體及至支持抗爭的運動者。

實質上跨國資本對基層工人的剝削其實不分國界，勞動者們之間必須努力團結避免分化。此次韓國勞工來臺行動，得到臺灣學生及勞工的聲援，正是亞洲的無產者實踐跨國連結。

工人被剝了三層皮

原屬韓國現代集團的Hydis，在1998開發廣視角(FFS)技術，取得專利權，是一個營業額約為新臺幣288億元，擁有1,719名勞工的企業。在02年的企業倒閉潮之下現代集團拋售Hydis給中國京東方(BOE)，京東方在06年賺飽後宣布Hydis破產然後落跑，營業額暴跌到僅剩約52億臺幣，並使得600名勞工因此失去工作。

緊接著在07年臺灣永豐餘集團旗下元太科技（E ink）併購Hydis，持有95%股權，入主後向工會立下「絕不會賣掉廣視角專利」及「即使賣掉股票都要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

但是，就在今年，永豐餘集團的元太科技突然在臺灣的董事會片面通過關閉韓國Hydis生產線的決議，但卻要繼續占有廣視角專利技術。工會指出，元太科技併購Hydis後，依靠Hydis的專利授權獲取利潤，卻不願將所得投資於提升生產設備與勞工身上。從2008到2014年，Hydis在生產線的支出僅佔銷售額的2%，只堪作汰換維修，無法更新設備。工會指控資方是計劃性的惡意關廠。元太科技只要專利權，罔顧工人的工作權、生存權，全面關閉生產線將會沖擊Hydis的400名受雇者和400名Hydis外包勞動者。工人被剝了三層皮──被剝奪專利技術、工作權，還有勞動者家庭的生存權！

第二波升級行動

在二月的第一波抗爭結束後，隨即三月底擴大動員規模，有30多名韓國工會代表來臺抗爭，聲言若行動沒有具體成果，不願輕易離開臺灣。此次有連續數波的行動，其中又以26日的遊行抗爭規模最大。沿路更經過永豐餘董事長何壽川住家，因遭警方阻擋，群眾將印有何壽川臉孔的標語貼滿了豪宅的圍牆。當天夜宿在永豐餘總行前，並於隔日突襲位在臺北市信義路上的永豐銀行東門分行，以佔領行動大喊口號：「撤回關廠」、「撤回解雇」，並搭配韻律舞蹈，維持二小時，試圖讓永富餘無法再對勞工的訴求視而不見，並讓臺灣方面的勞工認知到資方本質，要逼永豐餘總裁何壽川出面面對問題。在行動尾聲，韓國工人們一同合唱中文版《勞動者戰歌》後宣佈結束此次的佔領行動。在臺抗爭期間，在韓的Hydis工人也同步進行抗爭中，Hydis位於利川的生產線將於3月31日關閉，來臺韓國工人27日下午也將返韓回歸抗爭主場的隊伍中。

資本剝削無國界　工人團結鬥爭無邊界！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跨國資本對於各地勞動者的剝削隨著資本流動四處肆虐，不分國家民族。以臺灣資本為例，在中國，東南亞都為著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將資本大量輸入其中，壓榨當地勞動者，破壞當地的自然環境，再將這些暴利輸送回臺炒作房地產，炒作各類投機事業，並掌控臺灣政治發展，造就了臺灣今日高房價、低薪資。

如此脈絡發展，豈能說與我們無關？跨國資本透過剝削廉價勞動力，將其利潤再輸送回本國炒作本國投機事業，受害的都是無產階級。

資本的剝削是跨國性的，因此我們必須在世界各地建立工運及工人群眾政黨，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國際的工人鬥爭，結束這個壓榨世界絕大多數群眾的製度。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訴求：

反對關閉Hydis公司，反對解雇Hydis工人
國有化Hydis公司，收歸工人民主管控
國際團結聲援韓國Hydis工人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臺灣：反對洗腦的民族主義課綱

在教育部指示成立下的所謂「檢核小組」大幅度的修改了原有的歷史課綱，尤其以臺灣史的部分為重，且並未召開正式會議討論，而是由檢核小組內部通過後，付交教育部召開課審大會審查通過才公布。各界人士和民間團體針對資訊不透明、黑箱程序與內容爭議提出強烈質疑和抗議。

七月三十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自殺身亡。他在自殺前一星期沖入教育局抗議而遭受政治檢控，飽受精神困擾，另一自殺原因是他想「以死相諫」引起公眾關註。事件引起廣泛的同情和義憤，不少公民組織在當晚再次沖入教育局抗議。八月二日下午，教育部周圍被上千名公民團體成員包圍，民眾高聲呼喊口號：「挺學生、護民主、撤回黑箱課綱、吳思華下臺！」八月五日，臺北市教育局宣布採用舊課綱，並開放臺北市內所有高中重新選書，若有採購上的損失教育局將負擔必要費用。學生撤離教育部解散抗議。

在新課綱之中，大量的灌輸以中華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歷史觀點，試圖將此國族認同強加在高中生之中。有教科書更誇贊「中國國民黨是健全、民主、清廉的政黨」，令人想起2012年香港政府在國民教育的教材中提到中共是「團結、無私、的執政集團」，臺灣學生可說是受到2012年香港反國教運動的啟蒙，發起課綱運動。現今的馬英九政府想利用教育來抑製臺灣年輕人追求獨立的情緒，合理化與中國的商貿來往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由於愈來愈多年輕人抗拒中華民國的愛國主義，新課綱反過來激起年輕人對臺灣獨立的渴求。

這個新課綱的製定，從未有過廣泛的民意基礎，也違反了今天臺灣青年及多數群眾的意識。教育部長吳思華堅持不退回課綱的立場上，馬政府強硬執行，姑且不論未來事態如何發展。可窺見的是，今日的馬政府仍試圖透過各種方式來推行與中國更加緊密的自由貿易政策，教育便作為今日的工具之一。

藍綠也不是反課綱的政黨

馬英九政府及國民黨藉此批評民進黨利用學生搞鬥爭，企圖指控民進黨在背後操弄這場運動，從而令群眾誤以為這只是藍綠兩黨的權鬥。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利用事件引發的同情獲取政治資本。從過往太陽花運動及其他社會抗爭都知道民進黨不會真正支持運動抗爭到底，今次蔡英文與學生會面期間也只是勸學生盡快平息事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課綱的歷史觀也會美化民進黨的角色，掩蓋其新自由主義的反工人政策，反無視美帝國主義對臺灣的經濟操控。

兩大資產階級政黨都想在此爭議中，攻擊對手而為明年的選舉鋪路。但從民進黨今日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看見，在臺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獨立意識愈發高漲之時，蔡英文作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在未來兩岸關係表示仍會「維持現狀」，與她想爭取的年輕支持者的想法完全背離。

民進黨的階級基礎是臺灣資產階級，這些人都想加強與中國的商貿來往，令民進黨在壓力下淡化臺獨訴求，不敢得罪中共政府。那試問我們怎能期待民進黨能在反對這中華民族主義的課綱上鬥爭到底呢？怎能期待民進黨可以實現臺灣民族自決的願景呢？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路線下，臺灣的資產階級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代表之一，又怎麼能在民族問題／統獨議題上得罪中國呢？一旦得罪了中國民進黨就同時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利益。

民主製訂教育課綱

以臺灣資產階級歷史舉例，忘卻了二十世紀中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對臺灣群眾淪為廉價勞動力所承受的壓迫，跨國資本／重工業逐利式的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危害，也將過往臺灣左翼的歷史輕輕的ㄧ筆帶過，在社會類的教科書中也將許多右派論述正當化於其中，企圖將每個受教育的學生培養成資本主義市場的擁護者。這些都是資產階級在意識型態上奴化受壓迫群眾，對其作出柔性壓迫。那試問我們如何翻轉這樣的關系？

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統治階級往往把教育作為政治工具，灌註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不論是今次課綱的中華民族主義歷史觀，還是擁護資本主義市場製度的經濟學，還是保守忌諱的性教育都是如此。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要求全面取消新課綱。教育課綱應由學生及教育人員成立民主的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製訂。第一步是需要由下而上組織戰鬥性的學生會，學生組織起來加強對校政的影響力，在必要時發起抗爭。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八萬人參加臺北同誌大遊行

此次第十三屆同誌遊行，主辦單位預估約八萬人參與，主題是「年齡不設限－解放暗櫃・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主辦單位指出：青少年與老人都因社會對年齡的期待與要求，以及未符合生育標準，而被忽略情慾的需求。社會對於「可生育」的情感追求，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因為性多樣社群不可生育或選擇不生育的狀態，也被視為一種不合理的存在。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遊行裡提出：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歧視LGBTQI，打倒父權資本主義。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LGBTQI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根源自資本主義家庭私有製，作為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繫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因此，臺灣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國際上的性少數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少數的壓迫。

這次，民進黨仿效美國歐巴馬吸納粉紅選票，首次參與同誌遊行，蔡英文也發佈了一則支持婚姻平權的短片。此舉的確吸引了不少LGBTQI群眾的關註，但究竟未來能否實際落實，仍是未知之數。民進黨立院黨團也始終未有明確表態，僅有四位立委支持多元成家。

在遊行中也可見到時代力量、自由臺灣黨與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動員支持者參與。綠社盟也強調推動婚姻平權法案的立場絕不改變，並以文宣短講懇請遊行群眾投票支持。

社會主義者認為，要徹底消除社會對LGBTQI的歧視，就必需令捍衛LGBTQI權利的運動變得更具抗爭性，向群眾宣傳和揭示性傾向平權與性別平權的意義與同誌族群所遭受的壓迫，拒絕資本財團使運動商業化，拒絕淡化運動的政治色彩，將所有受壓迫者團結起來，為反對父權資本主義的運動共同鬥爭！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的替代！

臺灣：抵抗荒誕的恐同勢力

近年來，臺灣的群眾肯定對於護家盟之類的團體不陌生，尤其是LGBTQIA的朋友們，更是熟悉這類團體。護家盟這類團體總是高舉著宗教倫理、傳統婚家製度，甚至以偽科學來攻擊同誌運動的訴求，又用一些荒誕的恐嚇言辭（例如：社會崩壞、人獸交、異性戀會變成同性戀）來恐嚇不了解議題的群眾，但又時常以偽善的態度說他們尊重同誌，但卻要將傳統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家庭價值強加在同誌朋友身上，更甚至想透過宗教手段讓同誌朋友改變性向，委屈自己做個異性戀，這是什麼樣的尊重？這是虛假的、歧視的，並非是真正尊重同誌朋友的自主性與需求。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宗教自由，但反對右翼教會勢力拿著宗教倫理的大旗來壓迫歧視他人，這樣的保守勢力是為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服務呢？

父權資本主義家庭私有製

這些保守勢力不一定真的曉得他們擁護的價值到底代表了什麼。出發點可能是因為宗教教條，可能是因為傳統觀念束縛，更有可能是出於自身對於同誌的歧視，或者更可惡的是對於少數族群的惡意打壓。姑且不論這些區別，他們最終的表現都是反對同誌運動的訴求，造成了什麼效果？鞏固了現在的父權資本主義！例如他們反對同誌婚姻，令同誌以家庭單位申請社會福利及服務就更困難。私有財產製度需要婚姻製度來進行財產繼承，以鞏固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些反同誌的言論往往支持著保守的政治和經濟政策。

多元情欲自主與同誌運動的方向

不可否認，現在婚姻平權的訴求已成為同誌運動的主流。我們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婚姻平權，多元成家等訴求，的確有不少同誌朋友也想要結婚成家，我們不能忽視。只要是在雙方或多方的自主合意下，我們都不應禁止又或汙名化，而應該給予尊重。婚家對於部分人來說是歸屬是支持系統，對於部分人來說是壓抑與束縛。我們都應看見他們的需求，並給予保障。

同誌運動又或者說性別性向的平權運動更應該與世界上的勞動者、少數族群，以及一切的受壓迫者團結一致共同鬥爭，為什麼呢？因為都有共同的敵人：父權和種族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它壓迫我們的自由，剝削我們的生活，竊取我們的勞動成果，荼毒我們的未來（環境／食安），也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利益：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世界。資本主義活一天，受壓迫者的痛苦就多一天！

12月9日南山罷工現場訪問

受訪者一：Ｗ先生（化名）──
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往後的人！

我在南山服務超過十三年了，我是少數有賺到錢的業務員，很幸運的可以在臺北有個房子。但是現在新進的業務員很可憐，很多做不到兩年就離開了。每次都被公司的業績競賽壓得喘不過氣，結果也沒有賺到什麼錢，而且公司在Ｅ化後大量的裁撤內勤員工，把內勤員工一個人當兩個人在用，很可惡。真的要站出來對抗潤成集　團，才可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而且現在公司瘋狂的要求業務員要販售躉繳型商品，企圖藉此美化財報，博取上市許可。在我看來現在的潤成集團簡直就是把補足社會保險不足的私人保險當作金融炒作工具來藉此牟利！

而且（潤成集團背後的大老板）尹衍梁良好的政商關系人盡皆知，之前還在媒體上沽名釣譽，結果背地裏就是這樣壓榨勞工，政府也只會互踢皮球，沒有任何作為，逼得我們不得不出來捍衛自己應得的權利！我會站出來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往後的人，為了要讓他們得到應得的保障！

受訪者二：Ｊ先生（化名）──
不怕抗爭，堅持到底！

我從民國８７年就加入工會了，當初會加入工會就是因為當時的資方ＡＩＧ集團要片面的更改勞動契約，惡化勞動條件，試圖將我們的身分從雇傭關系改為承攬關系，因此我們發動了上街抗爭。後來在跟資方談判的時候，調解的立委就說我們可以組織工會，資方代表竟也表示樂觀其成，因此我們就開始籌組了工會。

後來在民國９４年資方故技重施，又弄出惡化勞動條件的新合約，想要規避勞保勞退等責任，藉此省下大筆支出。潤成入主後，問題仍然不能得到解決，潤成更用大批的法務人員來控告工會幹部，甚至不斷提高考核標準藉此來開除業務員，真的很可笑。潤成一方面說我們是承攬關系，一方面又用雇傭關系來要求業務員，哪有承包商需要考核的？

考核是只能用在雇傭關系中的資方權利事項。潤成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就說業務員是承攬關系，潤成想要更多收入的時候就把業務員當雇傭關系看。現在的潤成就是只想賺錢不怕臭名，逼得我們不得不出來抗爭罷工，不然這麼冷的天氣誰要出來啊！過去南山人壽說的「誠信第一，服務至上」，現在早就被新資方潤成集團糟蹋得一文不值了！只要資方不出來面對問題，不出面解決問題，我們絕對抗爭到底！我們抗爭的強度取決於資方的態度，資方如果繼續這樣坐視不理，我們絕對會升高對抗強度！

受訪者三：Ｃ先生（化名）──
南山是我們的成果！

去年公司賺了２１２億，竟然也不分給我們一毛，已經非常久沒有調薪了，１０３年資方更一次裁撤了內勤員工２２５人。很多內勤員工身心俱疲，一人要承擔超量的工作，時數竟然也沒有算進加班費！資方現在仍不斷透過各種手段分化業務員，分化內勤，更透過派遣工來壓低內勤的勞動條件！我的談來的ＣＡＳＥ大部分都是我的親朋好友，如果沒有我，南山哪有這些錢可以賺！我們這些年資高的業務員，每個都像流動銀行一樣，能力都很強，南山能有今天，是我們打拼出來的！

勞動群眾在臺灣的困境與出路

距離民進黨可預期的勝選，已不到一個半月。身為關心社會議題的你，可曾問過自己：民進黨將把臺灣帶向何方？勞動者和青年的生活能有什麼改變？不要意外！蔡英文將來要做的事情也相去不遠，朱立倫當然也是一樣！新自由主義是他們信奉的教條！在這一教條底下，勞動階級和基層青年都將是陪葬品。

臺灣勞動者陷入貧困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10月失業率為3.90%（45.5萬人），這代表了45萬個家庭。在臺灣政府的計算底下：許多非典勞動者都非失業，許多打零工的甘苦人也不是失業，許多因為就業環境惡劣而不願就業的人也不算失業，經過修飾後的數字都是45萬人了，那真實的數字是更高。

引用財政部於今年六月的「大數據薪資分析」報告，2014 年有近 2 成受雇人口年薪在 25 萬元以下，有約6成5受雇人口年薪在 55 萬元以下，但王如玄炒作軍宅就可以輕松獲利1380萬，朱立倫光是現金存款就已有2,567萬加上珠寶及證券就身家破億，2011年郭臺銘透過剝削中國血汗工人輕輕松松就像買菜一樣買了4億的私人豪華飛機，以及10億的豪華別墅。這樣的例子罄竹難書，身為勞動者的你，難道不憤怒嗎？身為中產階級，生活卻越來越困頓的你，難道不憂愁嗎？你老老實實的做人做事，非得努力工作才能換得溫飽，但那些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禦用政客卻踩著我們的血汗享盡榮華富貴！勞動群眾仍必須做得要死要活，中產的工程師犧牲健康丶血汗爆肝換得一個相對高的薪資，結果是拿一生的健康當代價。

在臺灣，還有許多家庭不堪負荷照顧重病長者的精神與經濟壓力，因而發生令人悲嘆的人倫悲劇。這是階級性的問題，富有家庭可以將重病長者送到高級療養院，中產家庭將此重擔交給家庭照護工，基層家庭只能自己扛起擔子，悲劇也多發生在為數最多的基層家庭中。公共的醫療資源和護老服務匱乏，因為政府將這些服務市場化，將長期照護的責任丟給個別家庭。藍綠兩黨推出的方案也只是畫大餅，空泛而看不見牛肉，仍然不願把長照的責任由國家透過向富人課重稅承擔起來，藉以建立長照的優質公共化。在藍綠兩黨的這種騙票政策下，受害的將是所有的基層家庭，以及月薪只有15,840的家庭移工。

臺灣經濟步入衰退

今年由於中國經衰陷入衰退，臺灣出口也以連續下跌十個月，為未來做了一定程度的預示。臺灣出口貿易高度依賴中國，位居世界第二，兩岸雙邊貿易占臺灣所有對外貿易的40%，對中國的投資也占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的84%。根據財政部最新的進出口數據，今年前10個月臺灣出口同期比衰退9.6%，至總額 1,158.9 億美金，11月出口比起去年同期衰退 16.9%。在這背景下，臺灣綜合研究院最近將經濟增長的預測下調0.98%。

臺灣高度依賴的中國經濟市場成長也不斷衰退，成為亞太區乃至全球經濟的一個計時彈。如果你認為臺灣只要不依賴中國就能躲過沖擊，那就錯了，資本主義在今日已經是全球化的共同體，美國的次貸風暴波及全球，歐洲接連陷入金融風暴，全球性成長衰退至今仍陰魂不散，在08年看似躲過危機的中國其實是以大量債務驅動成長，只是將危機的時程表向後推延，代價是更大規模的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未來經濟危機來臨時，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將會進一步打壓工人，要工人階級做這場經濟危機的替死鬼！現在中美與臺灣政府都以拯救經濟為名，推動TPP和貨貿等新自由主義協定，就是為資本家掠奪工人財富作好準備。

TPP是美國向勞動者施加的桎梏

藍綠兩黨的領導人也都喊出臺灣一定要加入TPP，但TPP是什麼呢？TPP會強行敲開以往受保護的經濟領域的大門，讓資金炒作與投資長驅直入。無庸置疑，在TPP的協議下，臺灣政府要承諾盡一步打壓工人權益，國企會被私有化而裁員，工作職位會流失，非典型勞動會上升，薪資會有向下降低的壓力。

TPP限縮國家管製市場的權力，跨國企業有權控製政府造成經濟損失。所以在TPP之下，控管藥品價格的行為就算不是完全非法的，控管的能力也會遭到嚴重打擊。藥價必會飛漲，等同是以法律確保了大型製藥公司的無盡利益，卻危害一般民眾的健康。政府的采購規範也是TPP的重大議題。TPP也幫助跨國公司更容易在招標流程中獲得經營公共事業或基建工程的合約，助長跨國資本壟斷。政府保障弱勢經濟部門的能力將大為限縮。例如，以後要是想扶植像是製造業這種能增加當地工作機會的產業，是絕無可能的。

TPP的目標是把農耕補助和農產品進口關稅完全廢除，或是至少廢除一大部分。在許多國家裏，無力與大型農業公司競爭的小農將被逐出市場，這等同是以法律保障大企業的支配地位。簡單來說TPP就是：讓跨國企業自由逐利，國家任何對於勞動/環境/人 權的保護，只要阻礙了資本家的牟利，都將被跨國企業的手拿下，管理民生必需的國有能源企業以及公共資源也都將走向私有化，由資本家掌控牟利。資本將更自由 的轉移流動，勞動者終將成為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一言以蔽之，這些區域自由貿易整合都是成就資本家的牟利自由，不是勞動群眾的自由，更是勞動者的桎梏。

拋棄藍綠兩黨，向資本主義說不！

未 相當有可能執政的蔡英文，曾多次公開表示她所崇拜景仰的政治人物是英國首相柴契爾(戴卓爾)及德國總理梅克爾。但我們要說：柴契爾(戴卓爾)在任時期大量的推行鎮壓工會及壓迫工人的法案，將英國帶向新自由主義。主張遵節政策的梅克爾，則令希臘等歐債小國陷入赤貧。她最主要的作為就是將資本家們一手造成的經濟危機，要人民群眾來承擔，來當資本家們的替死鬼。你意外蔡英文崇拜這樣的人嗎？

「英派」是絕對不能給臺灣帶來出路的，能帶給臺灣出路的是一個真正能代表勞動群眾的左翼政黨！這需要勞動群眾和先進青年組織起來，投入這場反剝削丶反壓榨的戰爭，組織一個代表工人利益的群眾政黨，以民主計劃的經濟取代為資本家的利潤服務的資本主義。

服務業工人如何受到剝削？

在我們這些七八年級生小時候，通常都會從長輩那邊聽到「他們」那個時代的故事來當做期許，不外乎「只要好好讀書將來出社會就會有知名的公司願意聘用你/妳」丶「只要努力工作25歲買車，30歲買房根本不是難事」丶「只要一間公司待久了，職位就會越升越高，薪水也會越升越高」，但當我們實際踏入了社會，我們才發現現實與夢想的差距。

很多勞動者（尤其是青年）因為身為派遣而待在一個位置五年無法升遷丶加薪，又可能跟隨一個自行創業的雇主在勞動上受到剝削，我們為了畢業而不失業而領22k，我們為了避面私人企業壓榨而將大好的人生托付於公務員考試，我們忍受甚至失業；這一切看似悲哀，卻已經是大多數七八年級生的日常。

派遣製度的剝削

在派遣製度下，簡單來說，派遣是一種由Ａ徵人，然後派與Ｂ使用的製度，從公司的角度來說這是為了逃避勞工法令的規管以及更容易裁員，造成了一些例如中間剝削丶雇傭的不安定與勞工間的差別待遇。

中間剝削：派遣公司藉由徵人後將人員送至不同的公司，而其中派遣公司收取多少傭金，卻是不會公開的；由目前派遣公司林立削價競次時有所聞，犧牲了到派遣員工的福利。
雇傭的不安定：派遣工由於為其它公司之員工，相對來說沒有資遣費的問題，故沒有相關法令保護時，資方裁員從不手軟。從2008年12月奇美電宣布提前解除轄下八成的派遣員工，估計約有三千名派遣員工失去工作，就可得知如果政府沒有相關法案保護或是沒有組織工會抗爭，那派遣員工的福利根本無人保護。
勞工間的差別待遇：即使同工同酬，在福利和獎金上，正式員工仍比派遣員工有著更大的優勢，例如在三節獎金丶旅遊補貼上；甚至是職災賠償上，由於正式與派遣員工資方資本額的差異，賠償金額可能添差地遠，而兩者的對立更會造成該公司勞方的難以團結。
工會籌組面對的挑戰：由於派遣工難受勞動法令保護，雇傭不安定而且流動率高，加大了籌組工會的難度，因此削弱了勞工在職場上的議價能力。但近年美國快餐店工人罷工，以及香港前年碼頭外判工的罷工，都可見到零散化工人組織起來抗爭是有可能的。
薪金和工時的剝削

工時過長：這裏想特別指出的是工時超過正常時數的剝削。勞動基準法第30條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周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但雇主仍有許多方法使其超時：

交派上班後或下班前的工作：例如有些工作內容刻意規定於上班前後完成，又或者工作時間九小時明定中間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但卻常因客人過多而沒有實際休滿。
責任製： 原本為完成工作即可，不用固定上下班的工作模式，但引進臺灣後老板常常安排過量的的工作內容造成員工在沒有加班費的情況下加班。此製度在勞基法的規範下本受84-1條規範其限定職業，但目前已泛濫至科技電子等行業。而有業績壓力的門市人員主管也常常以「業績不夠」來要求同仁假日上班。
金錢：目前勞動市場上的低薪，一般可回朔到2009年4月開始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那時由政府補助兩萬兩千元（也就是俗稱的22K）給企業聘請大學新鮮人，此後一般企業習慣以22K當作大學畢業起薪。
鬥爭才是出路

臺灣服務業工人受盡剝削和壓榨，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持調漲基本工資，支持真正落實八小時工作製，反對派遣製，應該給予同工者相同的薪水丶獎金丶職災補償，結束強製性的加班製度。我們支持工人（尤其是年青人）加入工會，強化階級團結的力量，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

二零一六年

南山工會投票通過罷工

11月28日，南山工會決定發起罷工，將是臺灣工運史上第一次的保險業勞工行使罷工權！工會為了奪回全體員工應得的報酬，抵抗資方片面更改勞動條件，反對不斷調降員工薪資，於是發起甲級動員，號召全國會員投票支持罷工及訴求。這在經歷了一周的全國會員投票後，南山工會得到了75％會員的支持（4,167／ 5,516）投票通過罷工，於12月9日開始罷工。

工會以高度團結為罷工開啟序幕。許多工會會員表示，在投票期間受到資方恐嚇，而資方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工會，打壓會員投票權。但是，工會會員仍展現高度團結。

根據工會於11月20日發出的新聞稿，罷工有兩項訴求：第一，反對南山人壽片面提高資深區經理的考核標準，其提高幅度達3倍之多；第二，南山公司章程中規定，如有盈餘應至少提撥1％作為員工分紅，而103年南山人壽稅後獲利達212億，今年獲利亦持續成長。南山企業工會要求內勤員工全面加薪1萬元，年終獎金加發1個月；外勤會員各項產品傭金率皆增加20％，年終獎金上限由原本的11％增加到15％。

工人國際委員會完全支持南山工會的訴求，我們會站在勞工一方展示團結。

南山工會邱副理事長表示：其中一項重大爭議，就是資方片面認定南山人壽的業務員屬於承攬關系，並非雇傭關系，試圖以此規避相關勞動法令，逃避應當承擔的退休金提撥等責任。在經歷了南山與勞保局的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也判定南山人壽內外勤員工，不論職位皆屬雇傭關系。但潤成集團南山人壽不承認此判決，透過民法提告137位員工，藉此來否認雇傭關系，並聘雇有國師之稱的陳長文律師來打壓工會的訴求，打壓員工的勞動權益保障。許多被告員工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法律訴訟上的資源不平等，使得許多業務員處於弱勢，再加上當時的判決法官也不具主動調查的責任，只憑雙方舉證來做判決，許多業務員從未想過會與資方對簿公堂，因此舉證相當困難。

在經歷了二三十場的民事訴訟，南山人壽對外宣稱勝訴，並以此來否認雇傭關系。工會也曾與地方勞動局官員求助過，但地方勞動局官員態度相當官僚並親向資方，令工會相當氣憤也感到求助無門。

可見，法律訴訟往往是資本家打壓勞工的工具，因為資本家的財大氣粗可以用上許多資源在訴訟中壓垮勞工。單靠法律根本不能爭取公義，只有勞工組織起來發起群眾抗爭，才有可能改變不公的現狀！

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工會的訴求，要求資方承認雇傭關系，不能規避勞動法令及退休金等責任！

在民國98年時，AIG集團因為金融風暴而處分海外資產，將臺灣南山人壽向外招標，最後由潤成集團得標，掌控南山人壽。潤成集團向金管會承諾會保障全體南山人壽員工的勞動權益，但是之後卻對南山工會的訴求置之不理。工會代表和資方談判的過程中，資方更一直利用法律等手段試圖打壓工會，並在未經勞方代表同意下片面更改勞動契約，實在可惡至極！

從潤成集團接手後，南山工會經歷了18次街頭抗爭及示威遊行，但資方仍擺出高傲態度無視工會訴求。

南山企業工會依法與資方進行勞資協商，但多數訴求都遭資方拒絕，團協宣告破裂。南山人壽資方無視勞方的勞動權益，迫使工會必須「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今天南山員工已經不能再忍受漫長耗時的談判，因此，團結一致發動罷工鬥爭！

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部）支持南山工會的罷工訴求，也將與南山工會勇敢的抗爭者們站在一起。唯有當勞動者們團結起來，意識到我們團結一致的強大力量，堅持到底，才能為我們的勝利開辟道路！南山人壽能有今天，是南山人壽的勞動者們共同打拼出來的，只有由勞動者們民主的掌控管理南山人壽，才能徹底解決潤成集團的惡質打壓與剝削，奪回勞動者的果實！

周子瑜事件：捍衛言論自由與民族權利

在臺灣總統選舉前幾日，韓國女子團體的臺灣成員周子瑜，因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自己來自臺灣，並曾手持大韓民國國旗與中華民國國旗共同出鏡，遭到黃安的舉報。事件延燒至中國各大網路論壇，以及臺灣的電視媒體上，周子瑜的演出機會也被中國的地方電視臺一一取消。最後韓國經紀公司JYP為了挽救下跌的股價，及在中國的演出機會，向周子瑜施壓，要求她公開出面道歉。周子瑜拍攝道歉影片，表示：「中國只有一個，海峽兩岸是一體的，我始終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影片在臺灣廣泛流傳，使許多臺灣群眾對於中共更加不滿，即便不是支持臺獨的群眾，也對此事感到十分憤怒，對於支持臺獨的群眾，更是如此。雖然青天白日旗代表國民黨徽號，但由於國民黨長期以來的親中政策，令國民黨被群眾與中共政府劃上等號，成了懲罰的對象。從結果看來此事更催高了反國民黨的選票數量，尤其是民進黨，更成了反國民黨的最佳政治選項。

黃安近年因前往中國發展演藝事業，為討好中國執政當局，並配合中共反臺獨的政策，從去年九月開始不斷的舉報所謂的臺獨藝人，國臺辦ㄧ開始也站在鼓勵的態度支持黃安這樣的作為。也讓黃安食髓知味，狐假虎威，黃安並在網路上公開國臺辦給予他的感謝信，對於這樣充當中共民族壓迫的打手，絲毫不感到慚愧。周子瑜事件後，不少網民號召在黃安從中國回臺當日包圍機場抗議，令黃安抗議。

資本主義下言論自由不屬於每個人

對於周子瑜來說，表達臺灣人身分是她個人的言論自由。中共高度壓製國內的言論自由，演藝圈作為公眾關註的平臺，更是如此。藝人只要發表違背中共政策的言論，通通都會遭到封殺。即便是中國境外的樂團，藝人，只要對於中共稍加批評，也都會遭到取消表演機會，甚至拒絕入境，這例子不勝枚舉。中共為維持對內的高壓統治，不單單是嚴格管製電視平臺的言論，更是高度管控網路世界的言論，尤其是具公眾知名度的人物。

韓國經紀公司JYP也為了要維持在中國的市場，以及股票市值，維持利潤收益，周子瑜的言論自由也不得不被犧牲。即便是在一般的工作場所，勞動者的言論自由仍會受到資方及管理階層的打壓，舉個例子：假設你的公司沒有工會，你明天到辦公室大聲說要組織工會，資方管理人員就會馬上準備打壓你了。但如果郭臺銘對於政府的哪一項政策不滿意，他的意見馬上就會進到政府高層的辦公桌上，或者會成為今天電視媒體的一則新聞。這社會因為千百萬勞動者的付出才得以順利運作，但這個社會的主人卻不是廣大的勞動群眾！

民族認同是個人自由，不該被打壓！

周子瑜事件反映出臺灣人對國家自主權的渴求，抗拒中共對臺灣的政治和經濟抗控，加強了反壓迫的民族意識。不論是臺獨認同也好，或是中華民國認同也好，又或者是中國認同也好，民族認同理當是自由的。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任何民族的權利。我們反對中共對於臺獨認同的打壓，也反對大中華或大臺灣的沙文主義，因為後者等於剝奪其他民族的權利。不論是本國或外國政府都不應打壓禁止表達民族認同的自由。這類打壓不單是對民族認同的壓迫，更是對基本民主權利的壓迫。但同樣的，在臺灣仍存在著其他的民族認同，作為個人基本的民主權利，不論是怎樣的民族認同，都不應被打壓歧視。

現時挖角周子瑜的其他財團也只是利用事件作為炒作賺錢，在周子瑜聲淚俱下道歉時，它們是完全沒有批評中共的。周子瑜事件證明財團對民族權利和言論自由並無興趣，正因為它們為了開拓市場，令演藝文化成為統治階級的宣傳工具和搖錢樹。只有將演藝文化企業、出版企業和新聞媒體民主公營化，由公帑民主營運，擺脫財團的操控，才可以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利。

從南山和大眾談起：金融業工運的啟示

金融業工運開始冒起。南山保險業員工罷工即將兩個月，工人團結起來，克服了資方分化工會的各種困難，成功迫使資方作出些許讓步，工會領袖都表示罷工強化了工會的成員數目、戰鬥經驗和工人的自信。資方於一月刑事控告六名工會領袖「普通傷害罪」、「妨礙罪」、「誣告罪」等，試圖打壓罷工，鎮壓工會。

此外，大眾工會於一月初舉行罷工投票，凝聚著1653名(84%)會員的支持；以及相應的高組織率，全臺大眾銀行約有2600名員工，工會會員就佔有1971人。原擬訂於2/1~2/5的警告式罷工，後因勞資雙方達成共識，罷工遂行取消。在大眾工會的團結抗爭下，成功的迫使元大金控放棄優離準駁權，不得濫行資遣解僱，加發留任獎金及保留工會保護條款。

金融保險業數位化與南山罷工面對的挑戰

資本家要實行金融保險業數位化的目的之一，是要進一步分散工會團結的力量，而且有藉口大幅裁員減低成本。在這波金融數位化的沖擊到來前，南山工會因過往種種勞資爭議的累積，因而發動史上第一次金融保險業的罷工抗爭。南山工會的罷工由去年十二月開始已持續一個多月，成功取得資方些許的讓步。

因其營收皆依賴個體分散的業務員的保單收入，不同於一般廠場具高度集體性及明確生產場域。集體勞工較服務業罷工將更容易集體行動，並終止整個資方的生產營運。再加上金融業科技應用的發展，過往由業務員實體代收的保費，如今已由銀行自動扣繳取代，使得如今南山工會更難以透 過罷工立即影響資方的營收。再加上南山資方對於內外勤的各種打壓分化，企圖阻止南山工會凝聚內勤人員對於多以外勤組成的工會的支持。

在未來更大的沖擊是金融壽險業的去中介化，資本家將逐步透過數位科技取代業務員。在現今南山資方已將保單商品外包給銀行通路販售，試圖從中降低對於業務員的依賴，主要目的便是縮減／規避未來對於業務員退休金、年資、勞健保等等責任，但更可從中發現資方明確的去中介化策略。

雖說保險業為政府特許行業仍有許多法規約束，但作為保險業的管理單位－金管會如今對於南山人壽的重大勞資爭議的不作為以及公開宣示推動金融數位化下，未來法規的鬆綁勢必也將一落實。

但此一案例並非個案，全臺灣的保險業務員將近三十萬人，光是南山就佔了三萬多人，近十分之一，如果南山工會的抗爭可以帶來一定程度的勝利或迫使資方妥協，那將為未來金融／保險業的工運力量帶來鼓舞及示範效應。

如果南山資方打壓工會，控告工會幹部，以及一切剝削勞工的行為得到默許，那也將使得其它壽險業資方群起效尤。在未來可預期的經濟衰退下，資本家們正規劃著如何壓縮成本，剝削勞工，維持獲利。那勞工若不要成為代宰羔羊，就勢必要加強工會團結和抗爭力量，建立跨企業的工會乃至跨行業的工會聯盟。

大眾工會：團結，迫使資方妥協

大眾工會的勝利主要是依賴工會的高組織率，八成四會員支持罷工這數字足以嚇怕自以為是的資方。再者，罷工不同於南山工會，雖同為金融產業，但銀行業的運作仍有一個集中的工作據點，工作模式更為集體化，勞工更能有效透過團結的罷工、集會行動阻礙資方運作。再加上合併案在即，使得大眾工會的抗爭可以在不久的時間內取得一定成果。

我們可以說金融數位化是當今推動銀行業逐步整併的重要因素，未來臺灣金融業的寡頭壟斷已看見跡象。元大金控併購大眾銀行便是一個例子，在併購後，元大將從全臺第十大私人銀行升到第七大，資本規模將從7,513億元擴大到1.2兆。隨著金融數位化，規模較小的銀行其分行價值將逐步縮減，未來銀行也必須提高對於數位化發展的投資，此項投資則需具備更大的資本規模，規模較小的銀行並無法順應此趨勢，未來我們可以看到更多金融銀行業合併的案例一一發生。資本壟斷在臺灣將更嚴重。

在併購過程中對於勞工權益的打壓，也引起了大眾工會的反彈，揚言發動罷工，原因是元大處處打壓大眾工會的權利和工作條約，合併後對員工權益最重要的「工會保障條款」竟全部刪除。而就員工退休方面，資方握有優離方案準駁權，可以規避對員工60億的退休金。

金融數位化促進企業整並

於去年九月開始，金管會正式宣布推動破壞性創新，意謂著由國家之手開始配合金融業資本家們著手進行金融業的數位化，數位化本身代表著對於人力需求的大幅度縮減，以及實體營運單位的裁撤，更重要的是，數位化的進程並非小規模資本的銀行所能推行，這同時代表著，新一次的金融業整併已經開始。

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破壞性創新，對於銀行業的沖擊最快，保險業沖擊最大。在破壞性創新（金融數位化）的推動下，銀行業的整併以及縮減分行將開始一一出現，保險業的去中介化也將開始成為趨勢，這同時代表著更多的金融業勞工將失去工作。工人階級需要討論下一步如何擴大組織和強化抗爭。

工會聯合組織、政治罷工、工人政黨

不論是南山工會的罷工或者是大眾工會的抗爭，皆是個別企業內部勞資力量的對抗；也都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為爭取經濟利益／勞動條件的改善而發動的經濟罷工。但一個企業中勞動條件的變化，是受到政府整體產業政策及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階級力量的對比。

勞動群眾為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投入鬥爭，能推動階級運動的發展，提高勞動群眾的階級意識，甚至進而衍生具有政治覺悟的勞動群眾，經濟罷工在階級鬥爭的發展中能產生提高勞動群眾階級力量的作用。

目前，臺灣的企業工會理應透過工會聯合組織尋求更強大的聯合抗爭。以南山工會為例，共同對抗潤成集團及其背後的母公司潤泰集團，或者透過相同產業的聯合工會，共同對抗金管會長期以來與保險業資方聯手打壓勞工的態度及官商勾結的積弊。更需要大幅度降低工會的組織門檻。經濟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高達八成的勞動者皆在中小企業任職，中小企業平均雇用人數4.6人，現有的30人門檻扼殺了大多數勞動者組織工會的權利。

工會聯合組織將使得鬥爭力量更為強大，令工人更有效協調和組織鬥爭。但在今天的臺灣，工會聯合組織仍沒有發動總罷工的權利，資本家有各種聯合性組織及強大權勢可要求政府配合其私利，全體勞動者們卻沒有一個可以發動集體鬥爭的工具，藉此團結各產業各類別的勞動者共同對抗剝削打壓。

但在臺灣資本主義危機的狀態下，工人運動開始會面對更多政治問題，將經濟訴求連繫至政治訴求，甚至提出政治罷工。經濟衰退狀態下，未來工運將會面對政府更大力的打壓，甚至剝奪工人部分的民主權利來加強鎮壓力度。

臺灣將來如果面對政府的撙節政策打壓，工運開始提出總罷工的問題時，本身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政治罷工仍是不被法律允許的。前年十二月比利時全國150萬工人總罷工，部分工會就提出「不要比利時柴契爾」以至「打倒政府」的口號，因此歐洲工人已不能再忍受長年的撙節政策，罷工開始走向政治方向。

但更為重要的是，勞動群眾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實踐鬥爭的政治工具，上述的過程更需要有這樣一個政治工具來推動其發展，進而作為勞動群眾及一切受壓迫者團結鬥爭的凝聚點。臺灣資產階級有藍綠兩黨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勞動群眾在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時，也必然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藉由這個工人群眾政黨來團結所有的受壓迫群眾，提出徹底改造社會的政治訴求：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

這個政治工具不是新社會的縮影，而是作為勞動群眾階級鬥爭的武器，更要成為勞動群眾奪取所有權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武器，藉此建立真正屬於所有勞動群眾及一切受壓迫者的民主，將一切資本收歸勞動群眾的民主管控，徹底消滅這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但如果沒有一個工人群眾政黨，徹底的社會改造，完全無法實踐。

電業私有化不是反核的出路！

核能發電帶來的危險性已經由車諾比核災至今無法挽回的生態浩劫，福島核災帶來的環境破壞和海洋汙染所證明，不論是距今已久的車諾比或者幾年前的福島，輻射汙染至今仍無法消除。「非核家園」一直是民進黨所主張的能源政策。反核當然是正確的方向，但是民進黨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是臺電的私有化！這不會解決核電所帶來的能源及環境災害，反而只會令其惡化。

回顧兩千年民進黨剛執政時宣稱要推行的停建核四，最後礙於國民黨的反對壓力，更是由於核四興建過程背後的龐大跨國資本利益（美國奇異公司丶石威公司；日本日立公司丶三菱公司，以及在臺電分包興建工程時承攬包案丶由國民黨控製的中鼎公司）當然更牽涉著臺灣工業資產階級對於低廉電力成本的需求。在美日帝國主義及臺灣資產階級的壓力下，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民進黨又如何能不妥協呢？

蔡英文的承諾是否真能兌現？

即便是十六年後的今天，臺灣資產階級多數仍高舉擁核大旗，在近幾年的反核聲浪中仍不時能看見許多資方團體及資本家站出來表態支持核能發電，並斥責反核運動；在各樣政策上都向資產階級靠攏的民進黨，又如何能堅持其反核立場，更有待檢驗。不論民進黨未來是否將會改變立場，最為根本的是如果要將廢核運動進行到底，需要的是廣泛的群眾運動，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承諾；電業自由化與廢除核電並無直接關系，許多國家電業私有化的例子已證明將電業交給私人資本經營，不但不能解決核能問題，反而還讓一般群眾承受更昂貴的電價。

在民進黨亟欲推動的TPP當中，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也在協定的要求事項之中。民進黨以廢核之名高舉電業私有化之旗，真實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將臺灣推向美國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區域整合，藉著反核的名義，實質的推動能源電力的私有化政策，以迎合美國帝國主義的需求，並為面臨著資本主義衰退利潤減少的臺灣資產階級開創新的市場。為一般的受薪階級，將成為這場私有化進程的犧牲品，如果今天的反核運動沒有與反對私有化的訴求連結起來，臺灣資產階級將進一步接管民生必須的能源用電，在你我身上多扒一層皮！在今天，我們就該舉起反對私有化的訴求，對抗資產階級對於群眾進一步的剝削！

為什麼我們反對電業私有化？

如果照民進黨所言，承襲馬政府的電業私有化政策，那未來將是由少數的大資本家聯合壟斷臺灣的電力供給。臺電國營的壟斷跟私人資本的壟斷是有著極大的區別的，前者肩負的是供給社會必須能源的公共服務責任，只是今天臺電中油在國營化下沒有民主監督和控製，才造成官僚化下低效率丶高浪費的問題。如果國營能源公司由民主控製，將可以由民眾製訂生產和合理的價格。但後者並非如此，作為私人資本，它的目的不再做為供應社會必須能源，而是營利的最大化！一旦私人資本掌控了臺灣多數的電力供給，那我們將面對的是更高額的電價，更加劣質的服務。

七十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倡導的公共服務私有化政策，在各國的實踐已經證明，它不能帶來更好的效率及優質服務，它帶來的是公共服務的破產，價格的高漲，甚至是群眾生活的大災難。以80年代在柴契爾夫人主政下，推行電力私有化的英國來看，電價不但沒有下跌，2012年與1990年相比，電價還成長了一倍。我們必須承認現有的臺電內部有許多亟需改革的積弊，但解決方法並非私有化，然而私有化也不能帶來好的轉變。

電力作為民生必需品，在私人資本的聯合壟斷中，我們可以看見的不會是各大資本集團為了競爭而提升品質減少價格，而是形成少數人的寡頭壟斷，聯合議定平均價格，藉此保障各集團能夠擁有的最大利潤，即便在這少數人的壟斷中產生了競爭，意圖獨占市場，那最後結果也將是一個大資本家決定你我的用電價格。臺電私有化後，掌控電力的資本家將以利潤至上的邏輯運作，是否廢核只會視乎燃油價格。當國際燃油價格未來再上升時，核電有「市場需求」的論調會再甚囂塵上。

核電與煤電的選擇題？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下，利潤決定一切，利潤就是一切！在今天已經有許多潔凈能源的替代方案不斷的被發明出來，但仍不能成為主要的發電來源，為什麼？正是因為這個市場經濟的邏輯，潔凈能源方案如果不能比現有的汙染能源帶來更大的利潤，「市場」不會接受，資本家不可能傾力投資發展。如果廢除核能的前提是提高石油煤炭的發電量，那結果也終將是加速地球的氣候極端惡化。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個徹底的潔凈能源發展方案，這將會與這個資本主義利潤至上的邏輯背道而馳，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將面對更加嚴峻的氣候極端惡化，又或者是核能發電的高危險性與核廢料的汙染問題。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發展底下，已經沒有任何真正的出路！為了人類社會與地球環境的永續發展，反對核能與環境保護的鬥爭必須對抗現在的整個經濟製度－－資本主義！

廢核也要廢除資本主義！

面對核能的威脅，不單單是國家政策的一意孤行，更是由於資產階級對於低廉電價的需求，然而核能卻使我們活在高風險之中；電業私有化的推動，根本性的是要為資產階級開創新的牟利市場，然而你我卻要承受更昂貴的電價，更劣質的服務，核能的存廢卻也是未知數。廢除核電與反對電業私有化的運動，都是勞動群眾對抗壓迫和剝削的鬥爭，面對現在民進黨政府的上臺，我們反對核能發電的訴求一定要跟反對電業私有化連結起來！因為電業私有化能否達成廢核之目的並非必然，卻會先給我們帶來更沈重的生活負擔！

要廢除核能發電，最為根本的是必須讓群眾民主的管理能源發電，將臺電收歸為群眾及工人的民主監督控製，徹底解決臺電內部的官僚弊病，並且積極發展潔凈能源，來取消造成汙染的一切發電方式。這不是一天就能達成的目的，需要一場廣泛的群眾鬥爭，對抗整個政府的親資政策，並且提出民主管理監督能源發電的訴求。就像在日本福島核電事故發生後，之所以能夠迫使當時的日本政府停止一部分的核能發電，就是因為有一場持續而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但在近期因為日本安倍政府親向資本家的態度，為了提供給日本的大工業資本家更加低價的電力而重啟核電廠。日本重啟核電的例子已足以證明，只要電力企業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他們可以在核電廠關閉後重新推出，為盈利作出破壞性的政策，奪回群眾鬥爭的成果。在抗爭中我們不單單迫使政府廢核，更要奪回屬於勞動群眾的能源民主權利，不再讓核能發電繼續威脅我們的安危，不再讓造成空氣汙染的一切發電方式破壞我們所居住的環境，要讓能源電力的發展走向我們可以與環境永續共生的方向！這一切都需要將電力能源及主要經濟部門收歸在勞動群眾的民主管理下，實行民主計劃經濟，大規模投資發展再生能源，以潔凈能源取代核電和石化燃料。

臺北七千人上街要求廢核

今年是福島核災五周年，臺灣多個NGO組成的「全國廢核行動平臺」，在剛過去的周末於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發起反核大遊行，以「告別核電丶面對核廢」為主題，要求政府全面廢核並妥善處理核廢料，共有逾7千人參加。

工人國際委員會亦有參與臺北的遊行，打著「終結資本主義丶廢除核能發電丶反對電業私有化」的口號，是唯一個在現場反對電力私有化的團體。我們認為藍綠兩大黨都在反核名義下推動電業私有化，但兩者根本沒有實質關系，而臺電作為公共事業變賣給財團後，電力政策將會一小撮資本家控製，將會造成更多對民生的禍害。

蔡英文指目標要在2025年前令臺灣成為非核家園，先不論這十年內臺灣發生核災的可能性，加上屆時的政府很可能不會遵守承諾。經濟部對反核訴求的回應是「保留廢核時程方面的政策彈性」，就可見端倪。目前核四封存，但兩年後會否重啟仍未知之數。日本已經重啟多個核反核爐，而中國丶南韓及印度等國家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已經在加速擴建核電廠，臺灣民眾又怎會安心將性命交給同樣為財團利益服務的政府？

經濟部表示，現階段再生能源（包括太陽光電丶風力發電）屬間歇性電源，未能全面取代傳統發電，又恐嚇電力需求成長會在未來造成缺電問題。這不過是一個藉口，因為在財團和政府的既得利益下，才沒有加大投資迫切需要的再生能源。福島核災的嚴重破壞並不會喚醒當權者，在災難後資本家及政府還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走回核電的死路。只有終結資本主義才能製止瘋狂的行為。

破壞性創新 金融業勞工的巨大海嘯！

2015年9月15日時任金管會主委的曾銘宗將該年定為金融創新元年，將對傳統金融帶來「破壞性創新」，來改變金融業面貌丶此舉將嚴重沖擊全臺金融業勞工。

而所謂「破壞性創新」就是將金融業實施所謂的去人力化，去實體化，運作服務線上化，例如以網路銀行取代實體銀行，或者以金融保險業為例：便是拿掉業務員這個保險公司與保戶的中介人身分，而以網路平臺直接連結保險公司和消費者，業務員在此破壞性創新中，便會失去工作。曾銘宗指出創新趨勢被沖擊最快的是銀行業丶沖擊最大的則是保險業，故此行為將一舉撼動全臺灣80萬金融從業人員的工作權益，這樣的政策本質上就是臺灣金融業的企業家們為了壓縮人力成本，減少營運經費，為追求更多利潤，將勞工當作犧牲品。在媒體和政府的吹捧下，破壞性創新實質上就是金融業的企業家們貪婪的遮羞布，以產業升級為名，行剝削勞工之實。

保險業公司裁減去了業務員後，單靠線上化的運作會令產品更不透明。

是創新還是壓縮成本？

在這政策下將徹底改變金融業勞工的組成結構，過往金融業勞工多以相關科系畢業的人員組成，在破壞性創新的浪潮下，現在金融業最需要的反而是產品設計師丶系統工程師丶數據分析師丶行銷與風險控製人員。但這都無法從相關科系直接培育，因此破壞性創新將會改變原有的就業市場，更會導致相關科系畢業生的失業率大幅提高，金融業原有的基層受雇者將面臨裁員，薪資下滑等沖擊。實際上，產業的創新升級與否從來都不是企業家們考量的重點，而是！利潤在哪？什麼方式可以創造利潤？如果創新／升級可以帶來龐大利潤，那他們將會徹底去做，如果不能，他們則會有百般的理由拒絕。

以歐洲為例，在破壞性創新的沖擊下歐洲十大銀行在去年下半年，僅僅六個月便裁員了十三萬名員工，整整超出金融風暴過後的2013~2014年的裁員人數總和。埃森哲諮詢公司預估2020年，全美國將有四分之一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機構將消失，而四成的消費金融業務將在線上完成。在全球經濟衰退和中國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臺灣去年GDP增長已下滑至0.85%，加上所謂的破壞性創新，我們可以預想到對於臺灣的金融業勞工將有多大的沖擊，傳統的金融業勞工求職將更加困難，也有政府官員表示在今年將有外資銀行會裁撤在臺分行，勢必又會留下一批關廠勞工。許多臺資銀行也紛紛傳出人力縮編的計畫，保險業也開始出現去中介化的趨勢，2016年不是臺灣更好的開始，將是更多勞工失業的開始。

團結一致！建立金融業的戰鬥性工會！

我們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科技與生產力的進步，但我們反對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與這樣的進步本身自相矛盾，它將創造更多的失業人口，讓更多勞工失去工作，家庭陷入困頓；資本家們卻得到更多利潤，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科技與生產力的進步理當為全體人類的需求服務，但如今！在這個資本主義的製度下，科技的進步沒有降低人類做苦力的需要，反而加強這一發展，而推動資本家們發展和應用新科技的唯一動力就是減低成本！就如同破壞性創新，它的確能帶來便捷的服務，但在這個製度底下，它將犧牲全臺八十萬的金融業勞工，來滿足少數幾個金融寡頭資本家的貪婪！

我們社會主義者呼籲全臺八十萬名的金融業勞工在這巨大變革到來之時團結一心組織工會丶加入工會，建立具戰鬥性的勞工組織力量以共同抵抗資本家們的打壓和剝削，為勞動群眾共同的利益團結鬥爭，為自己勞動階級的福祉共同對抗資本家們的掠奪。如果沒有徹底的反對資本主義製度本身，如同破壞性創新這樣的產業升級政策，都將使得勞動群眾成為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陪葬品！

座談會：南山保險業勞工的鬥爭

3月27日，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北市景美舉行座談會，邀請南山人壽保險工會講解金融保險業勞工的困境與南山罷工的經歷。在場講者分別為兩位南山工會常務理事王尹彤及施少華，以及早前積極聲援南山罷工的工人國際委員會成員Vincent。

王尹彤常務理事談到民國98年AIG保險將南山股權賣出，最後二賣由潤成集團接手，不但不解決過去的勞資爭議，反倒更加強化對於工會的打壓，並透過各種法律手段打壓工會，並急欲規避應承擔的雇傭責任 。

南山罷工受到怎樣的打壓？

兩位常務理事都談到法律對工人的不公平。王尹彤憤憤不平說道，根據法律，如果資方要更改勞動條件，是必須要經過勞資協商，但資方片面更動南山業務員的勞動條件，也完全沒有被法律追究。工會在民事訴訟的官司上，由於資方有更多資源可以大量「舉證」，令工會節節敗退。施少華常務理事表示，南山工會罷工期間，只能設立罷工「糾察線」而不是「封鎖線」，勞工只能在公司門外勸其他人不要進入，但如果全面封鎖出入口的話會觸犯法例。公司也用法律打壓工會領導，王尹彤說：「現在除了我之外，其他理事都有罪在身，被控『妨礙自由罪』。」

南山資方也企圖動員一部分高年資的業務員來反對工會，刻意製造一些分化，例如說：動員下屬透過電話騷擾工會幹部。王尹彤常務理事：「我最不想見到的就是勞勞相殘！」

勞工抗爭的經驗

施少華舉出一些臺灣勞工抗爭成功的近例。例如，臺大的教學助理終於被承認是勞工的地位，可受勞基法保障，而世新大學也開始走向這個方向。之前高鐵工會宣布發動罷工，那些資方半夜開會也要談好條件，因為高鐵是全國很重要的運輸業，不能讓它停頓。」他又提到去年華航企業旗下的華潔公司，華潔工會發動罷工時設立糾察線，阻擋資方將貨運出，很快就迫使資方妥協。

王尹彤也分享到去年到訪南韓聲援Hydis電子業工人。Hydis工人曾經在2015年赴臺抗爭，反對臺灣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元太科技關閉生產線與解雇勞工。「當時韓國的工人叫我們穿雨衣，我們沒有在意，好吧就穿吧，豈料警察真的用胡椒水跟辣椒水和催淚瓦斯鎮壓。韓國工人保護我們，讓我們先撤退。」王尹彤表示：「為什麼南韓工會力量這麼龐大？因為工人真的受到很大打壓，知道一定要團結起來！就像近年臺灣工會好像興起了一點，因為臺灣勞動條件愈來愈差。」

施少華：「資本主義是什麼呢？唯利是圖丶為所欲為丶貪得無厭！」這句話由一位經歷過罷工的工人講出，的確是特別有說服力。他引用郭臺銘前年捐一百多億臺幣建設臺大醫院新大樓，但後來卻要占用大樓好一部分來作為自己的辦公室，建案也由自己的公司承包「就是左手轉右手丶沽名釣譽。」

工國委（CWI）Vincent表示南山罷工證明只要有具戰鬥力的工會，零散工人也可以組織鬥爭，令人感到很鼓舞。南山罷工也激發了大眾銀行威脅罷工，相繼的合正工會及豐裕工會勞工抗爭成功。工國委 （CWI）過去幾個月積極聲援南山罷工，舉辦了二十次街頭宣傳。Vincent解釋臺灣經濟依賴中國，將會因為中國經濟危機而受到影響，因此金融業與國家部門正在推動「破壞性創新」，就是以金融業數位化名義裁減員工，以節省成本。這將會打破無數工人的飯碗。「我們已經可以開始預示到未來如同元大並購大眾的案子將不斷產生……金融數位化的推動除了加速金融寡頭壟斷外，更是成為打壓工人階級的武器。」

「南山工人跑業務丶具專業知識丶服務客人，辛苦勞動，他們是實際運作公司的主人，資本家對公司運作卻一無所知，因此勞動者才是生產/經營公司的主人翁，也因此我們主張工人應該奪回經濟的擁有權和控製權。」

南海沖突──社會主義的分析

經過過去一年的升溫，隨著海牙仲裁庭公布裁決，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系會在未來幾周急劇激化。向常設仲裁法庭（PCA）提起仲裁的是菲律賓政府，屢次為爭奪島礁控製權而與中國爆發沖突的。中國當局則抵製這場自己毫無勝算的審理程序。

在朝鮮的核冒險政策及印巴關系持續緊張之外，南海沖突成了另一個重要的亞洲局勢爆炸點。全球兩大經濟和軍事力量在亞洲的碰撞是各區中最直接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南海已經變成太平洋東西兩岸之間「新冷戰」的前線。

沖突起因於雙方為控製無人居住的「巖石堆」——它們面積太小，不能稱為島──及其周圍水域。中國當局宣稱對「九段線」以內的海域擁有主權。這條向馬來西亞方向延伸的U形界線圈入的水面超過南海的80%。這一領土主權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臺灣相沖突。

北京方面宣稱南海兩大群島——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完全屬於自己。而越南則聲稱對整個西沙群島（越南稱Hoang Sa）擁有主權。同時有另外四個國家聲稱擁有南沙群島部分島嶼的主權。

爭奪目的部分是為了海床下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自然資源。而且南海還擁有全球十分之一的漁業資源——來自中國、菲律賓、越南和其他沿岸國家的五百多萬漁民以此為生。糾紛國家之間屢屢發生捕魚船隊和海警的武裝沖突：印度尼西亞（與中國在納土納群島存在糾紛）和臺灣逮捕過中國漁民，而越南漁民也曾被中國和菲律賓扣押。

中國的崛起

但更重要的是，南海沖突的核心在於南海的戰略位置。按美國地緣政治專家兼五角大樓前顧問羅伯特 D. 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話說，南海是「連結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這是中美爭奪經濟、軍事和政治霸權的鬥爭，在它們身後各自跟著一群較小的地方勢力。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關鍵區域，東亞創造了超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GDP。中國在這裏取代了美國和日本，成為主要的經濟力量，但現在也面臨著大力的阻攔。

中國控製著整個區域的貿易。即便美國最親近的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亞、韓國以及最近的印度，也以中國為最大的貿易夥伴。2014年，中國與東盟（ASEAN）十國的雙邊貿易達到4,800億美元，超過了東盟與日本（2,291億美元）和美國（2,160億美元）的貿易總和。東盟成員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其中四個和中國在南海存在糾紛。

中國當局最近警告美國不要把南海變成「地緣政治棋盤」。這一個準確的詞語。但是北京方面的行動已經引起整個地區的緊張情緒，因而也從根本上為華盛頓在亞洲的地緣政治目的推波助瀾。

兩個陣營相互譴責對方將南海「軍事化」——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這場海上圈地戰爭的受害者是整個地區的群眾。隨著軍費開始的驟增、右翼民族主義的發展，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大的負擔。

北京的戰略

美國的政策是遏製中國，並將較小的亞洲國家拉進親美國同盟。這得到了中國當局的錯誤策略的幫助——相比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多是為了應對國內形勢而製定的。隨著經濟放緩，中共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宣傳，而為了應對黨內權鬥，習近平需要建立一個「強人」形象。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軍隊的清洗和改組。

習近平利用南海問題鞏固自己對軍隊的控製。同時他也在削減陸軍部隊，將大量資源轉移到海軍，此舉遭到了強烈反對。在國境之外，這些政策引發了恐慌，並為民族主義政客的反華表演提供了口實。隨著經濟問題惡化，中共政權內鬥越發尖銳，與國外帝國主義競敵的鬥爭也是如此。

除了推進海軍的發展，北京方面還在建設港口、飛機跑道和雷達站等軍用或半民用設施（所謂的島嶼建設），從而鞏固自己對南海關鍵位置的控製。美國軍方高層抨擊中國是在建造「萬裏沙城」。

北京想要以此建立起戰略緩沖帶，用來在未來沖突爆發時——例如在對臺灣問題上——抵擋美軍。軍事圈內廣泛討論著，一旦中國對臺灣發起軍事行動，美國可能會領導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就像二戰前羅斯福當局對日本所做的那樣。

盡管中國的海軍力量已經在迅速擴張，但是美國仍然擁有壓倒性的海軍優勢。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總結道，就算中國——目前全球第二大海軍力量——有可能趕上美國的軍事水平，至少在未來數十年內不會實現。美國擁有10艘航空母艦，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只有1艘）。盡管中國海軍在過去1個半世紀裏借助大規模投資有所發展，但美國仍然擁有巨大的科技優勢。

由於這種差距，北京為了在「後院」裏獲取勢力的平衡，正試圖利用在法律上對各方來說都很模糊的領土主權問題。它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所承受的經濟和政治成本將使主動權轉向自己這邊。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發言人譴責中國在實施「切香腸」的戰略。

為了還擊，美國以所謂的「航行自由」為借口加強了在爭議水域的海軍行動。同時，它也鼓勵菲律賓和越南等「代理人」國家加強對中國的防禦。

美國不斷加強在南海的軍事部署，並通過宣傳攻勢將中國描繪為侵略者和「破壞秩序者」，指望這能迫使習近平當局做出退步。但雙方的問題都在於，任何讓步都會丟面子，並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這些政治因素最終來說比爭奪海面下的經濟利益重要得多。

對於習近平來說，在中國的領土要求上做出任何退讓都會激化國內權力鬥爭，並削弱他的民族主義威信。而對美國來說，它作為亞太地區首要軍事力量的權威岌岌可危。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就是，經濟和政治因素不斷削弱著美國的力量，正如我們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的沖突中所見到的。因此在華盛頓當局看來，美國決不能在東亞示弱。

帝國主義

一些敵對國過去也曾在南海出現過緊張關系，甚至發生小規模的軍事沖突，但今天的沖突具有不同的特征——這是兩個超級大國的實力較量。毫不意外的是，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從一場危機滑向另一場危機，加上民族主義與經濟保護主義擡頭，沖突尖銳起來並不是偶然的。中美關系越來越緊張，兩國在一系列貿易和經濟問題上發生摩擦。我們從美國總統大選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特朗普（Trump）對中國的攻擊。但是即便獲勝的是希拉裏，美國也很可能會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經濟鬥爭不可避免地會轉變為軍事競賽。正如美國作家托馬斯 L. 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解釋過的：「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總是離不開看不見的拳頭。麥當勞的興盛離不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F-15戰機的設計者。那個維持世界安全讓矽谷科技得以繁榮的看不見的拳頭叫做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及海軍陸戰隊。」

就像在其他部門所做的那樣，中國當局正在模仿老牌的帝國主義勢力。過去的中國作為一個弱得多的經濟體，側重於發展國內的工業基礎。那時中國政府盡管沒有放棄領土要求，但采取了更有耐心的非對抗性態度。鄧小平將此總結為「韜光養晦」。

帶有九段線的地圖最早是由蔣介石民族主義獨裁政權在1947年公布的，然後被在1949年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采用。中共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政權事實上是官僚化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它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義的（保護統治階層的民族利益）而非國際主義的，盡管它有時也會對「國際革命」提供口頭支持。

在那時，大部分與中國發生領海糾紛的國家還在外國列強的占領之下。隨著群眾運動發展並趕走外國帝國主義者，中共政府為了和這些運動與政府建立友好關系（不是每次都那麽成功），便在南海領土問題上采取了低調姿態。後來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並在本世紀上升為超級大國，而整個地區的資本主義體製與野心勃勃的資產階級政權也獲得強有力的發展。這些情況改變了各國之間的關系。

因此，中共立場強硬，更積極的宣示對九段線內海域主權，反映出中國轉變為一個世界列強，在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和亞洲鄰國市場上占有主要份量。這也解釋了中國的軍事建設和中國向境外部署的需要。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軍費增長了325%，超過其他任何一個主要國家（來源：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美國軍費同期增長了70%，但是它的起點高得多。

盡管中國正在軍事上追趕美國，並於2008年成為全球第二大軍事支出國，但它仍然落後於美國。後者每年的軍費支出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估計，美軍軍費為5960億美元，中國軍費則為2150億美元。

美國「再平衡」

美國統治階級意識到自己在亞洲的影響力遭到削弱，在經濟方面進行了反擊，但主要還是在於軍事方面行動。它改變了自己在該地區的軍事角色，將自己表現為「穩定」的維護者，而中國則被描繪成「不穩定因素」。

2011年，奧巴馬當局公布了自己的「再平衡」政策，宣稱將把美國大部分的軍事部署調配到亞太地區。與此配合的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後者將12個簽署國置於美國的控製之下，在今年較早啟動。盡管官方否認，但它確實是專為排擠中國而設計的。

奧巴馬在《華盛頓郵報》（2016年5月2日）上總結了創立TPP的原因：「美國應該書寫規則。美國應該發號施令。其他國家應該遵守美國及其夥伴設定的規則，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能。」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舉措盡管是用更外交化的語言表達出來的，但也表現出相同的「我們書寫規則」的傲慢態度。

美國的「再平衡」包括建立新的美軍基地、將軍事同盟升級和啟動軍事競賽（為美國軍工聯合體提供巨大的財政紅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遏製中國。

據簡氏防務（IHS Jane』s）估計，2020年前亞太地區國防支出將增加23%至每年5,330億美元，與北美並駕齊驅。對於一個未能滿足大量迫切需求的地區來說，這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

安倍右翼民族主義政府已經領導日本開始新一輪軍事化。這背離了半個世紀以來官方所遵循的「和平主義」。支持日本軍國主義（中日在東海存在領土爭議）是美國「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環。但是這樣做可能會打開潘多拉魔盒，釋放出美國無法控製的力量。

因此美國的政策可能會自製災難，就像過去15年裏中東發生的那樣——美國點燃了民族沖突，使這個地區陷入動蕩。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能力受到國內反戰群眾和脆弱經濟的限製，因此美國政客極不願意派出地面部隊。因此，美國限製中國的策略著重於軍火銷售和對「代理」勢力——包括一些南海沖突國——的支持。

如許多評論人士所說，這代表著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新冷戰」的開始，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但是它比美蘇冷戰更加復雜。今天的敵對陣營並不那麽穩定；聯盟關系頻頻變動，陣營內部分歧嚴重。以韓國為例，它是美國的盟友並駐有24,000人的美軍部隊，但奧巴馬當局鼓勵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令日韓關系日漸緊張。

在另一方面，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臺灣外交政策出現了疏中親美的重大轉變。民進黨政府希望加入美國領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從而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盡管中國會阻撓或拖延這一進程。美國正準備向臺灣出售更多的軍事裝備，並推動臺灣壯大軍事工業，進一步惹怒了中國。

華盛頓和北京都在積極地向亞洲內外尋求支持。這使那些較小的資本主義政權面臨一個「選擇」——靠哪邊站？大部分國家不想站隊。北京向面臨貪汙指控的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紮克（Najib Razak）拋出一條救生索，為陷入醜聞的國有投資公司註入數億美元的資金。這一舉動被廣泛視為中國向美國的一個傳統盟友「購買」影響力。雙方都受各自的大國利益驅動，令該地區群眾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面臨越來越大的威脅。

奧巴馬在越南

當奧巴馬於5月份出訪越南時，沖突發生了新的轉折。此次訪問解除了美國對越南長達50年的軍事禁運，並為向河內出售巡邏船、反潛飛機以及可能更先進的武器（例如導彈和雷達）鋪平了道路。盡管奧巴馬表面否認，但如《時代》雜誌指出的，此舉「全是因為中國」。有人推測，美越可能很快會達成一項協議，允許美國軍艦使用金蘭灣（Cam Ranh Bay）——位於南海西部邊緣的戰略性軍港──越南戰爭時曾被用作美國海軍基地。

在美越協議之前，菲律賓最高法院於今年年初批準了與美國簽署的軍事協議，所謂的《增強防衛合作協議》。該協議允許美國這個前宗主國重新駐軍於於它在1990年代初迫在群眾壓力下被迫撤出的基地。

美菲軍事更緊密的紐帶引起了中國關註，因為美軍可能會得以進駐那些能夠監視爭端最激烈的南海海域的基地。自2011年以來，隨著南沙群島沖突激化，馬尼拉的政府機關開始使用「西菲律賓海」這個詞。美國正在增加對菲軍售，並加強兩國的聯合軍演，而且日本（另一個前占領國）也是如此。今年日本簽署了一項向馬尼拉出售軍事裝備和科技的協議，日本實施新軍事政策後的第一筆此類交易。類似的交易遍及整個地區，涉及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

《中國日報》英文版警告說，正在形成的美越同盟可能會點燃「地區炸藥桶」。但是中國外交部采取了相對比較緩和的態度。發言人華春瑩咬著牙歡迎解除美國武器禁運，她說這是「冷戰的產物，不應繼續存在下去」。

這個例子表明，盡管北京在民族主義媒體上虛張聲勢，但它迫於壓力要軟化自己的立場。一旦常設仲裁法庭宣布仲裁結果，中共當局很可能會經受更大的壓力。而且盡管中共已經威脅要加快在有爭議海域的填海和建設工作，甚至威脅要在南海上空設置防控識別區，就像2013年的東海那樣，但是北京方面的外交行動更有可能試圖減輕較早前政策所造成的反作用。與此同時，這裏的部分讓步很可能會被別處施加的壓力抵消和掩蓋——毫不意外的是，就在常設仲裁法庭即將對南海爭端做出裁決時，中日關於東海島嶼的糾紛逐漸升溫。

至今為止，中國堅持國與國的外交，拒絕就爭議領土進行多國對話——例如通過東盟。這種安排毫無疑問是不公平的。前駐美大使楊潔篪坦白地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現實。」

有跡象表明，習近平當局預期到海牙裁決的結果，正在改變自己的立場，從而減輕其政治後果。杜特爾特（Duterte ）——帶有專製傾向的非主流民粹主義者——當選菲律賓總統可能在美國領導的陣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菲律賓華人富翁以及從阿基諾（Aquino ）政府的外向親美政策中獲益較少的那部分資產階級都與杜特爾特有著密切聯系。這些人希望杜特爾特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紐帶，為他們提供營利的機會。

杜特爾特不贊成目前馬尼拉和華盛頓的立場。他說自己願意就海上糾紛同北京開展雙邊對話。但是反覆無常的杜特爾特不會輕易敲定任何清晰的政策。像該地區所有領導人一樣，他也在利用民族主義實現自己的目的。在選舉期間，他吹噓會開著摩托艇親自前往南沙群島，然後在那裏插上菲律賓國旗。

海牙法庭

常設仲裁法庭幾乎一定判中國敗訴。盡管法庭的裁決不具有約束性，而且北京也已經將審理過程斥為「非法」，但華盛頓及其盟友會將仲裁結果當作重大的輿論勝利。

北京將會加以利用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反對西方幹涉中國事務，企圖削弱中國（這說法也不是完全無理的）。美國及其盟友會用常設法庭的裁決來表明中國是一個不遵守「國際法」的流氓。該地區逐漸升溫的口水戰會向工人組織和左翼施加更大的壓力，使他們站出來反對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浪潮。

「真相是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這句話也適用於華府與北京之間的口水戰。美國聲稱對各國的領土要求保持「中立」，並反對任何國家使用武力。但是這種「不使用武力」的立場從擁有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戰爭機器的國家嘴裏說出來，完全是虛偽的。美國譴責中國的島嶼建設，但是所有聲索國都在進行類似的活動，只不過中國的建設規模更大一些。

海牙裁決的基礎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簽署了這項公約，但美國沒有。共和黨和一些民主黨右翼一直在參議院中加以阻撓，盡管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獲得了其他簽約國都不享有的特殊條款，可以有一票絕對否決權。

這當然符合美國政府和右翼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們的原則是「照我說的做，別照我做的做」。因此華盛頓藐視許多國際條約，例如此前關於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和反對戰爭罪行的國際刑事法庭。

同樣地，美國聲稱自己是在捍衛「航行自由」也完全是偽善的。每年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船只經南海通行，涉及到約5萬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美國用這個數字為自己維護公海自由提供支持。但是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土主權本身會對通商航行造成威脅。而且這5萬億美元海上貿易中的大部分是往來中國的。中共當局犯過許多罪行，但是它不會想要擾亂自己的海上貿易路線。

「歷史權利」

北京拿出老地圖、舊文件以及——諷刺地——「西方國家」在二戰結束時就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簽署的條約，包括1943年《開羅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盡管兩個文件都沒有提到南沙和西沙，聲稱自己的領土主權是建立在「歷史權利」之上的。

中共當局的「歷史性」要求沒有任何實質證據的支持。爭議島嶼是無人居住的，所以那裏幾乎沒有任何確鑿的歷史證據來支持任何國家的聲索。事實上，南海最初由馬來漁民、阿拉伯漁民和泰米爾漁民共同使用。後來在公元10世紀左右，中國船只來到了這裏。因此這個地區的歷史代表著以合作共享的方式利用海洋資源，而不是為今天的領土瓜分提供支持。

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和所有真正的左翼力量必須站在獨立的立場，拒絕為任何糾紛國家充當打手或辯護士。社會主義者——真正的左翼——的立場以工人階級和窮人的利益為基礎。他們的利益是國際性的，而非局限在本民族之內的。

我們反對軍備競賽和軍事升級吞噬寶貴的公共資金。去年印度尼西亞的軍費支出增加了16%，菲律賓25%，越南7.6%。這些國家的絕大部分人民仍然十分貧窮。他們迫切需要住房、免費教育、醫療和迅速的環保行動。菲律賓有400萬名6-14歲兒童因為貧窮而沒有接受教育。在越南，超過四分之一的5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潛艇對他們有什麽意義？

這是華盛頓和北京的帝國主義沖突，通過軍事和經濟壓力來保護他們各自在亞洲的利益。社會主義者反對美國「再平衡」，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等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經濟集團。我們要求美軍撤出亞洲，同時我們也反對中國政府針對鄰國的軍事政策，這些對外政策與壓迫國內工人和窮人的強硬手段是如出一轍的。臺灣是南海沖突中的關鍵因素，社會主義者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中共針對臺灣的帝國主義政策和美日的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共警告說，一旦發生了威脅其利益的政治危機（例如宣布獨立），中國會武力收復臺灣。這也是為了威懾香港、西藏和其他反抗地區的群眾。

國際社會主義

我們迫切需要采取跨國聯合行動，保護脆弱的環境並扭轉漁業資源的災難性耗竭。根據今年4月23日《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的報道，1970年代菲律賓漁民平均每日捕獲量為20公斤，但是現在已經下降到4.76公斤。同樣地，我們也需要國際合作來遏製氣候變化災難，否則南海周邊人民將會遭到嚴重傷害，特別是在沿岸低窪地區。諷刺的是，全球變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將淹沒南海所有爭議島礁。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不會實現任何有意義的國際合作。相反，這個製度只會把我們引向民族沖突和戰爭。只有工人階級不分種族和民族地團結起來，並圍繞在社會主義理念周圍組織起來，我們才能避免災難的發生，找出替代方案。

針對該地區反工人階級政權的領土爭端，社會主義者的解決方案是共同所有權和該地區人民的民主控製和管理。這要求我們摧毀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代之以建立在國際團結之上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支持在中國和東南亞人民的民主控製下，通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對爭議海域進行有計劃的共同開發。

反漲學費運動取得重要勝利！

六月十八日晚上，教育部公布學雜費調漲審議結果，在總計十四所申請調漲的大學中，共有十二所不得調漲！僅有兩所國立大學：暨南、臺北護理，調漲2.5%。這是一個重要的勝利，它可以鼓舞大學校園中的學生，讓他們明白──有抗爭！才有改變！

教育部明顯感受到學生抗爭的壓力──有參與反漲學費運動的學校，通通沒有調漲，而兩所調漲學費的大學都沒有參與抗爭。三所科大的部分科系學費調降1.44%，這讓我們看見了未來爭取學費調降、取得進一步勝利的曙光。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這次反漲學費的運動中積極投入參與其中。我們就讀世新大學的成員，活躍的投入在世新校內外的抗議，於校內派發傳單、宣講，與校內學生說明反漲學費的原因、重要性，並透過舉辦座談會來擴大未來校內學生運動的能量。

面對新上任政府，今次鬥爭雖然取得初步勝利，但群眾鬥爭不能掉以輕心。學費調漲案每年都會有，爭取教育公共化都鬥爭還是路遙漫漫。因為蔡英文剛剛上任，可以忍讓一下以換取統治者短暫的蜜月期，但她坐穩總統位後，面對臺灣及全球資產階級壓力下，必然會更強硬推動撙節政策，屆時的抗爭必然更為艱苦。學生必須強化組織，由下而上建立紮實而民主的學運社團，民主選舉產生學生代表，把不同學校的學運組織連結起來，讓學生群眾有一個平臺商議及行動。學運需要連結工運，從屬於工人階級鬥爭，共同反對一切新自由主義政策，未來才有足夠力量應戰。

南海沖突：海牙裁決對中國不利

裁決的唯一受益者是軍火商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該裁決十分有利於提起仲裁的菲律賓。盡管仲裁庭沒有執行權，而且中國當局抵製仲裁，並事先聲明它將無視仲裁結果，事件仍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外交沖擊。

這份長達500頁的裁決書涉及許多問題，但其核心在於判定中國的領土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九段線」——沒有法律基礎，而且中國在爭議海域侵犯了菲律賓的領海主權。仲裁庭認為中國對爭議群島和海域的歷史性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中國是簽約國之一。

盡管目前難以預計各個敵對力量的具體反應，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仲裁結果一定會對東亞局勢和中美關系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闡述他的觀點。

仲裁結果意味著什麼？

仲裁結果當然沒有解決任何沖突。近幾年來，這場沖突變得更加嚴重，也更加軍事化。該地區有引發軍事對抗乃至戰爭的潛在可能，雖然短期內還不會發展至這局面。這份裁決火上澆油。唯一真正有理由慶祝這個裁決的是軍火出口商和希望獲得更多預算的軍方首腦。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聯合國及其公約從來不抱任何希望。聯合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危機或者武裝沖突，甚至使之惡化。這份裁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會給所有敵對勢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爾幹。沿岸國家提出相互重疊並且激烈沖突的領土要求，它們單方面的行動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沖突方有很多，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

中國會怎麼做？

這是現階段最難估計的事情之一。甚至難以估計中共高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因為可能連習近平一夥人都對裁決的嚴厲程度感到震驚。盡管北京當局聲稱裁決毫無意義，但是它使中國在外交上更加孤立並給中國的對手——主要是菲律賓，但也會包括其他國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傳支持。這次毫無疑問的公關勝利能夠幫助美國帝國主義的「再平衡」戰略，讓它在東亞重新獲得軍事和經濟主動權。但是這場「勝利」也可能給它們造成反沖。

用「勃然大怒」來形容北京當局的反應，或許還是保守的說法。盡管中國選擇無視，但裁決結果還是給了中國一個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這可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並給激烈的中共權鬥帶來各種無法預見的影響。甚至連一些北京當局的批評者都對壓倒性的裁決感到驚訝。許多人都預計裁決固然會對中國不利，但以為它會在雙方之間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間。但是結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當局的要求。一位評論員說，這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引發（短暫的）國際製裁後，中國政府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經濟學人》也認為裁決會加劇緊張局勢。它稱之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挑戰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的過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這份裁決會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習近平有可能被視為一個軟弱的丶優柔寡斷的領導人，使四年來樹立的「強人形象」毀於一旦。「強人形象」對於他調整經濟和改組上層權力的計劃至關重要。習近平煽動起民族主義，現在可能會反過來受製於自己的「偉大祖國」宣傳。

砸爛蘋果手機和呼籲抵製蘋果產品（由中國工廠生產的！）的帖子於中國社交網絡瘋傳。習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現抗議；前任領導人有時默許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遊行）從而讓群眾發泄怒氣，相比之下習近平有著更強的「控製欲」。如果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開始出現示威抗議，那只能說明中共政權陷入危急局面，上層危機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後，在杭洲和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後出現了小型抗議，但很快被當局停止。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的共青團對抗議予以一定支持，可見中共政權內部緊張對立。]

所以，很明顯，仲裁結果會在中國國內造成重大影響。它向習近平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一夥人做出反應。在香港，如果中共獨裁政權被視為無力應對南海局勢的「紙老虎」，在青年之間強烈的反政府和反華情緒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強烈抵觸北京統治的地區也面臨相同的情況。

仲裁庭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使臺灣無法對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對於民進黨政府下的臺灣來說，裁決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加復雜，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對南海也有著類似於中國的歷史性要求。仲裁結果同樣削弱了臺灣的領土要求，並使新任總統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應不夠有力，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她親美或親日而沒有對臺灣自身的利益給予充分支持。仲裁結果公布後，蔡英文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被迫前往臺灣控製的太平島重申主權。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壞臺美和臺日關系的行動。

仲裁結果會對該地區造成怎樣的影響？

目前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許多問題都取決於美國如何行動，包括它會否設法執行裁決的話，例如增加在爭議海域的海軍行動——這會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局勢非常不穩定，而且可能爆發激烈對抗，因為每一方的國內政局和危機（美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都會影響它們在沖突中的行動。

此前中國威脅說可能在南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這會使局勢升級並迫使美國做出回應。中國還威脅要在黃巖島上建設飛機跑道丶港口和軍事設施。這是美國的一條特別「紅線」，因為這將把中國軍隊和菲律賓美軍基地的距離縮小到只有幾百公裏。兩種做法都會加劇沖突升級的風險，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預料後果。

也可能中國會策略性地轉移註意力，增加在東海與日本有爭議的海域的行動。剛剛贏得國會上院選舉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安倍晉三，正打算繼續推進他的日本再軍事化計劃。習近平可能對日本采取更強硬的態度，從而掩飾在南海的軟弱。但是這種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風險。

菲律賓政府會利用裁決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但事實上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和中國達成協議，至少也要緩解緊張局勢，並啟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南海仲裁案的發起者是杜特爾特的前任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的親美色彩較為明顯。美國不希望杜特爾特和北京當局走得太近，而美國和菲律賓的親美政客可能利用裁決從中做梗。

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份裁決絲毫不能緩解緊張局勢，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沒有「厘清」爭議，而是加劇了武裝沖突或者小規模戰鬥的風險。對於中國丶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群眾來說，這完全是一個壞消息；民族主義政客和戰爭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資金用於軍事支出，並煽動軍國主義情緒從而把人們的怒火從不景氣的國內經濟上轉移開。

社會主義者一直解釋說，像聯合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機構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進步作用。沒有哪一個參與這場沖突的腐敗的統治精英給出了解決方案；他們全都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敵人。我們支持國際團結，並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在東亞各國建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會反對資本主義和緊縮政策，對抗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臺灣： 勞工鬥爭、廢除責任製、反對刪減七天假

2016年8月28日為蔡英文就職總統迎來百日，但滿意度跌幅已高達14%，不滿意度由就職兩周的12.5%攀升至7月底的36%。這是因為蔡英文選前的勞工政策不斷跳票，無法再隱藏她與民進黨親近資本家、擔任資方幫兇的本質。

在今年年初，蔡英文在一月的選前座談會明確指出「堅持周休二日」，也表示「不會讓刪除七天國定假日的法令通過」，借此哄騙勞工支持。然而，當選後卻轉身成為資方打手，背棄受薪階級的期待。雖然資產階級政黨本來就不該期待-推出了借由「一例一休」來砍「國定假日七天」的《勞基法》草案。

抗爭此起彼落

然而，這個法案有任何的民意基礎嗎？沒有。自7月起，工鬥已針對該議案自立法院絕食抗爭，而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這三個月亦不斷在街上宣傳政府暴政，並得到廣大勞工群眾的認同，然而政府也不過是延後至9月再議，根本就不打算撤銷此一草案，完全漠視工人過勞之問題！
轉眼立法院新的會期將於下個月開始，在新一期的勞資角力上，覺醒的工人依然孤獨；大部分的工人依然沈睡而冷漠。我們只能用強烈的方式表現自身的堅決，以寄望沈睡大眾得以加入這個為了不為自己、為他們自身權益的抗爭。

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以及工鬥等團體以幹部的熱血書寫「保障工人權益、切勿砍七天假」，更在凱道上以針刺滴血於上，寄望群眾關註。而究竟為什麽藍綠兩黨惡鬥數年，在上臺之後不約而同的在這個法案上選擇圖利資方，不管勞工團體表現的多麽堅決；從國民黨時代的到勞動部噴漆、民進黨時代到行政院裸身抗議皆無法阻當這個法案？為什麽資方總是一再反撲，強力要求政府明顯的出賣勞方利益就範？這是由於這個案子的爭議在於觸犯了階級上的利益！

而什麽樣的東西觸犯了階級上的利益呢？大體來說集中在工時問題，也就是刪減七天國定假日改為一例一休和責任製，所謂七天國定假日：在這七天的假日裏面，勞工不用出勤即有薪水，如果出勤則是兩倍的薪水，如果這七天假遭到刪除，那全臺灣的勞工將會總共損失六百五十億，而這筆金額都會成為資方所省下的開支；而如果蔡英文成功通過充滿爭議的一例一休，則雇主可以在不違反單周40工時的情況下要求勞工於連續六天上班休息一天，只要出勤帳面合法！

但帳面下情況是如何呢？服務業雇主會要求你打卡後補貨、或是工作十小時中說你有兩個小時總是無法休滿的休息時間；勞工們或許不知道，去年至今年依照法令他們的工時一周該減少兩個小時，但實際上只減少了平均每周只減少0.38小時。不客氣的說：一例一休的通過絕對會讓勞工工作時數不減反增。

團結鬥爭反剝削

而責任製的可怕尤甚，臺灣這五年來又有163人死於過勞死，這是由於勞基法84-１條讓一些工作不受一般工時規範的限製，這完全給了老板剝削員工的一個的理由，也因為這個惡法造成了滿街都是加班沒有加班費的責任製人員，也讓從業人員只有製造業人員10分之一的保全業，過勞死的機率為所有行業之冠。

單一的個體只會被剝削宰製，只有團結成一個群體，我們才有辦法對抗資方；正如同南山工會的團結罷工終於最後取得罷工成果，而我們工國委也展現了對於勞動權益的支持辦了30多街頭宣傳、3000千多張傳單，而工會的成員也快速成長從4417人到7200人以上，而空服員的團結罷工更是在三天內就使資方低頭，對於國內不少抗爭起了示範性的作用。階級間的矛盾只會更加激化，工人需要大規模加入工會，由下而上建設民主的架構，共同商討鬥爭方向和策略，抵抗資本剝削。

LGBTQAI－ 尋求解放，需要反對一切壓迫

同誌婚姻權開始在某些西方國家實現， 尤其是去年愛爾蘭同誌婚姻權的公投得以通過，也給國際上爭取LGBTQAI權利的朋友帶來鼓舞。雖然臺灣被譽為亞洲最同誌友善的國家，現今越來越多民調顯示對同性婚姻的認同，去年司法部的一項民調就顯示有71%的人贊同合法化。但同性婚姻合法化經歷了長年的抗爭仍然被跳票。最近臺灣立法院近日進行司法院大法官提名資格審查，可能是一個爭取婚權平等的機會。當然同運必須藉此發起由下而上的抗爭運動，不能寄望資產階級法院會主動提出改良。蔡英文在去年競選時，曾經高調支持同誌大遊， 但上任至今什麽也沒有做過，已經激起了不少同運分子的憤怒。

不只需要婚姻平權

然而更多LGBTQIA的朋友仍要面對著性暴力。在2014年的一份統計資料更顯示， 有高達29%的LGBTQIA因為承受不了社會的異樣眼光與歧視曾經有過自殺念頭， 然而這當中又有18%的人自殺未遂。既然臺灣社會觀念對待同誌愈來愈開放了， 為什麽壓迫仍然如此嚴重呢？因為對同誌的歧視不是自然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而是來自社會及經濟製度的壓迫。因此，單靠教育大眾「包容接納」並不是爭取同誌平權的良方，重點是被壓迫需要一場解放的鬥爭，挑戰整個壓迫同誌的製度。

LGBTQIA遍布各階級， 當然又以工人階級最為多數。LGBTQIA族群中的工人階級普遍有著貧窮問題，若是有色人種，更容易面臨失業，無家可歸的問題，甚至需要走入性工作才能生存，當中又以跨性別者處境更為艱難。爭取婚姻平權當然是今日的目標，作為公民權的一部份，不應當有性傾向上的歧視與分別，同樣也作為個人的民主權利的一部份。

資產階級政府害怕同誌婚姻平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害怕下一步同誌為社會福利保障而鬥爭，這倒過來亦會強化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但我們可以看到仍有更多方向是我們需要更同努力的： 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通過同誌運動與工會運動結合起來，爭取保障就業平等、要求政府增加庇護場所、精神醫療服務、經濟援助等。

過往的鬥爭，今日的闕漏

LGBTQAI承受著保守宗教勢力與右翼政客的壓迫，都是來自資本主義父權體製。跨國企業為了進入粉紅市場，將LGBTAQI 營造為光鮮亮麗的中產，但是絕大多數的LGBTQAI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除了面對一般工人經濟上的壓力、生存上的煩惱，在職場上同樣得面對雇主的剝削； 同誌更要面對被同事及雇主歧視。

然而我們的運動卻被中產菁英的形象所吸納、被既有的體製所吸納，我們的敵人不只是保守的宗教勢力、恐同反同的言論，更有著我們自身階級的敵人－這個資本主義製度還有整個該製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舉例來說：星巴克打出友善同誌的形象，藉此賺取「粉紅商機」，但星巴克卻是惡名昭彰的壓迫咖啡豆農民的跨國企業；利潤龐大，但在裏頭工作的店員卻是低薪高工時，工讀生只有每小時基本工資／新進人員每月只有23K。

打到資本主義父權製度

也因此，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而言－捍衛LGBTQAI權益本身也是在捍衛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權益，同樣爭取工人階級的整體權益也是在為這些LGBTQAI工人階級群體爭取利益。回顧美國的同誌解放運動－從69年開始的石墻暴動爾後，同性戀解放陣線的成立，及至形成全國的聯合運動，並在各地紛設支部。

資本家為了打壓整體的工人階級，往往將社會少數群眾邊緣化及製造歧視，在經濟危機時針對他們先作出攻擊，這包括同誌、婦女、少數種族等等。這一方面是為了轉移群眾的視線，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他們；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化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壓。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LGBTQIA的平權是工運中不可分割的一環，通過加入戰鬥性的工會，納入同誌平權的訴求，捍衛工廠/ 公司的LGBTQIA的權利。確保不得因為性傾向的差別而有工資上的差異。這種團結鬥爭的力量將會大力推進同運鬥爭。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臺灣有越來越多的LGBTQAI的運動者也不斷開始專註工人運動，反思到如果要改變今日困境，就有必要挑戰既有的資本主義製度。

臺灣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正式成立！

11月12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CWI臺灣支持者）在臺北中山區舉行成立大會，總共有30人參與。去年我們投入大大小小的抗爭，包括聲援國際難民行動丶聲援南山人壽罷工丶反對調漲學雜費丶同誌遊行等。為了在鬥爭路上更有效宣揚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方案，現在我們正式成立為臺灣的一個社會主義組織。

民進黨準備向工人開刀

正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代表Vincent提到，如今臺灣經濟成長衰退至2009年資本主義危機後最劇。代表資本家的民進黨準備向工人階級開刀。工人階級正奮力反抗，掀起加入工會和工會出現激進化的浪潮。現在更為迫切需要建立左翼的工人群眾力量來鞏固這股力量。他亦提到CWI的美國分部於川普當選後兩天內發動了4萬人的抗議。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未來也會擴大，像我們其他國家的盟友一樣領導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香港代表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致以革命的問候。他提到習近平強硬對付香港反對力量，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在國內人民面前表現強人形象，從而壓製國內平民反政府的信心。中國未來的革命運動將會對全世界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工人國際委員會在中國也進行地下組織，為未來工人階級的推翻獨裁的鬥爭作準備。

南山工會常務理事施少華恭賀我們的成立，並表揚我們在南山罷工期間的積極支持。他指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成立是必要的，請各位盡自己能力積極支持他們。最後，他引用華潔工會去年的罷工宣言中的一句：「我們要挑戰三個敵人，無良的資方丶黑心的政府丶習慣被壓迫的我們自己。」最後，大會在國際歌的歌聲之間結束。這是社會主義前進一小步的一天！

二零一七年

臺灣：進退失據的蔡英文政府

從砍七天假丶一例一休丶開放核災區食品丶婚姻平權丶電業自由化丶及至年金改革等，蔡英文政府上臺至今接連民意暴跌，臺灣民意基金會進行民調，有37.6%的臺灣人民贊同蔡英文，同時，有42.5%的人不表贊同，這是該基金會進行民調以來史上第二低。而上述各項重大議題，亦加深群眾對於蔡政府的不信任與失望。尤以現時一例一休政策來看丶當它越是滿足資本家們的要求，其政治信譽亦將進一步裂解。而在婚姻平權運動中丶它試圖在正反方之間采取折衷政策，卻是既不討好保守恐同的勢力丶亦大量流失青年與LGBT族群的信任。

不斷裂解的政治信譽

在各樣政策的檢驗上丶工運揭穿其是資產階級幫辦，環保丶性別丶原民等社會運動亦對蔡英文政府發出批判之聲。對於普羅群眾而言，因著各種原因都開始對蔡政府產生憤怒。蔡英文政府接下來的三年，勢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來自群眾運動的反撲。

而工人運動將要（也必須要）成為未來挑戰蔡政府的領導力量，年金改革卷動了過往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產生激進化，而青年的政治化並未隨著蔡英文上臺而淡化。

長榮航空丶過往在資方的專製鐵腕下25年無工會的神話被打破了(4600人中2596人加入桃園空服職工)，這是華航空服員罷工後的鼓舞戰果，而今天工人鬥爭意識的快速成長，可見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層和明確的綱領，是可以創建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的。

從前瞻計畫到臺資赴美

近月資產階級媒體吹噓臺灣經濟回溫，實際上只是全球經濟在數字上的表面小復蘇，但實質效果十分疲弱。製造業營業氣候點稍為回溫後現在卻是連續2個月下滑。普羅大眾工資沒有提升，感受不到生活有改善，內需也沒有增加。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刺激經濟方案於近日拋出丶預算額為八年8824億元，是蔡英文刺激經濟的另一招。但其中高達4241億元皆用於軌道建設。按臺灣公共工程的「慣例」，未來勢必進一步大幅追加預算，浪費稅收公帑。大量預算挹註在軌道建設上，將是為了推升房地產投資的熱度。同時亦作為2018地方縣市選舉的綁樁與吸票工具。

蔡政府一方面持續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去管製化丶另一方面效法中國經驗透過國家預算來刺激內需。然而不論是扁丶馬政府時期，皆推動過類似的刺激方案，但都不見成效，工人生活並無改善。但面對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蔡政府卻是充耳不聞並大砍勞動者年金丶可見政府即便願意舉債，也只願用於資本家的需要上。

而川普上臺後大興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丶試圖打擊他國對美出口（而頭號目標直指中國）；臺灣四成出口仰賴中國（主要在中國加工後轉出口至歐美日等消費市場），但其終端消費市場仍在美國，若美國進一步在貿易上打擊中國，也將波及臺灣出口產業的獲利。就如央行所指，雖然近期經濟指標顯示全球復蘇動能逐步增強，但「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EPU）卻升至歷史高點。

不論藍綠誰執政，持續對美軍購是不變的一件事。但在蔡英文上臺後，除了川普政府傳出有意擴大對臺軍售外；臺灣方面亦開始大動作的推動「國防自主」，「國機國造」已於2月開始，政府將耗資690億生產66架超音速高級教練機。而三月亦開始推動第一波潛艦國造計畫。

軍事化丶兩岸

而不論是對美軍購還是國防自主政策，都有著右翼臺灣民族主義作為其合理化論據；而同時國防自主的政策亦希望透過發展軍工業來給臺灣資本開拓新市場，並由政府來擔保其利潤。但兩岸資產階級的建製派都害怕局勢會影響他們的營商利潤。

今日臺灣大多數基層群眾反對統一丶傾向維持現狀，甚至四成多支持臺獨，其中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源自不願失去既有的民主權利；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臺灣，但對於臺灣島內的部分統治派別而言，它們正打算利用此一情緒去嘗試強化社會控製與剝奪民主權利，而這是它們面對階級鬥爭態勢的成長有意識的反應，左翼與工人階級需要意識到部分統治階級正準備進一步強化國家監控及至預備未來的打壓。政治兩極化及階級鬥爭升溫局面將至，工人階級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藍綠兩營以外的政治力量，準備應對這場戰爭。

臺灣：不要血汗家樂福！支持工人抗爭 反對歧視工會

血汗企業榜上有名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發起「量販業勞工權益抗爭小組」，在各地家樂福賣場外進行抗議活動，反對資方剝削工人，並呼籲工人加入工會，群眾支持工人抗爭。

臺灣量販業龍頭「家樂福」是一間血汗企業！近兩年營收皆高達600億臺幣之上。並在去年宣布將投資100億元臺幣用以拓展據點和改裝店面。家樂福財報也指出，臺灣分公司2016上半年在營收、獲利與來客均維持強勁成長，在家樂福的全球版圖中成長速度僅次於拉丁美洲。但這都是建立在對家樂福基層員工的剝削之上。回顧近年，家樂福都名列血汗企業排行榜之中，但違法件數是只增不減，因為對坐擁鉅富的資本家來說罰錢根本微不足道！他們連青年學生也不放過，許多曾在家樂福工作的學生亦表示這家企業根本血汗工廠、無償加班是司空見慣。。

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家樂福有錢耗資100億展店改裝，但基層員工的待遇卻變得更糟糕了。現時資方正開始推動時薪製員工的變相減薪──縮減時薪製員工排班時數的政策。很多時薪製的員工是基層的二度就業人士、中年婦女或半工半讀的年輕學生。這是家樂福為了增加營收而令員工收入減少、生存更困難！有家樂福員工表示，資方這樣的作法已經迫使好幾位時薪製員工離職，有的人一個月薪水少了足足五千元，而這五千元可能就是他扣除房租帳單後僅剩的夥食費。

縮減了時薪製員工的工作時數後，這就變相地導致了正職基層員工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同時資方為了避免增加加班費的支出，便要求正職員工在一個小時內做完三個小時的工作量，導致過勞，借此規避加班費。基層正職員工每月平均只有23K。這等於是得做的更多、薪水卻一樣少的可憐。現時的這種作法不僅是讓時薪製員工收入銳減、同時也是讓正職員工更加過勞。

為什麽家樂福公司要這樣做？只是為了沖高營收、增加獲利。我們看到家樂福有錢花百億展店改裝，卻不願改善員工待遇。量販業勞工權益抗爭小組反對這種血汗賣場剝削工人的作法，支持工人組織工會抗爭，向資方的剝削作出反擊！

囂張跋扈、打壓工會

工會乃代表工人的組織，團結工人抵抗剝削、捍衛權益。組織或加入工會是工人的基本民主權利。但資方的打壓與歧視工會，針對工會會員剝奪他們調薪的機會。而對於基層員工的考核評量過程也是非常黑箱不民主的，權力全權握在管理階層手中。同時對於工會的活動也多所限製與打壓，甚至要求其他員工不得與工會接觸。在去年更有媒體報導，工會發動勞檢檢舉資方的違法事宜，臺灣分公司總經理便囂張跋扈的回嗆：「如果你是不喜歡公司，那麽歡迎離開」。資方不願改善勞動條件遵守相關法令，卻還打壓工會、這又何嘗不是許多工人所共同面對的處境。

家樂福工人不是機器人！臺灣家樂福公司每年十多億的凈利，絕對能給予基層員工更好的待遇！家樂福的營收是員工創造出來的，沒有基層員工與時薪製員工的辛勞，家樂福一天也撐不下去，而資方的禦用管理層只是榨取血汗成果的吸血鬼！

量販業勞工權益抗爭小組呼籲各位消費者齊聲譴責家樂福，連署反對血汗企業。我們要求：

停止歧視工會會員，不得阻礙工會活動！
正職與時薪製員工加入工會，共同為工人權利而抗爭！
停止縮減人力！正職基層員工加薪三千元，時薪製員工每小時增加四十元工資！

臺灣：保防法與防滲透法－意欲何在？

在三月初、調查局推出的保防法引發社會嘩然，其法案內容賦予國家部門可以任意調查盤問、扣留文件物資及至定罪判刑，其認為「危害國安」之組織，被抨擊為民主倒退、白色恐怖復辟。但民進黨「英系」立委並未就此放棄，隨後又拋一個新的「防滲透法」，聲稱要防範假新聞、維護國家安全、防範敵國滲透。英系立委陳明文亦說：「自520新政府就職以來，由中國資金發起成立假新聞網站群不斷地對臺灣內政發動攻擊。」但這一切都只是為了給國家監控的強化予以一種國族主義的正當性。

臺灣統治階級意識到經濟危機愈來愈嚴重，階級矛盾將愈來愈激烈，工人階級的的反抗越來越積極，統治階級的憂慮加深。而這些年間工運帶來的鼓舞作用、加之民進黨的親工人假面被自身的實踐揭穿。臺灣的統治階級中有部分派別認識到需要強化國家機器對社會的監控，準備在未來的日子打擊工人運動的成長。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政治真空不斷在擴大，群眾普遍的憤怒與不滿情緒並未隨著政黨輪替而消退。藍綠兩黨不斷在失去來自基層的支持，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於兩黨金權政治的怨憤。這不是臺灣統治階級樂見的狀況，一方面它們試著支持與影響新面孔來填補政治真空，另一方面盤算著加強國家機器的武裝。

小心防諜！為了國安！這是什麽詐術？

過去國民黨一黨獨裁時期，所謂白色恐怖首先是為了鎮壓在臺的地下共產黨人，及至是一切左翼分子與一切反政府勢力。「反共防諜」的維穩宣傳遍及整個社會、紮入生活的各個細節，強化了國民黨對臺灣社會的控製，維持了當時的軍事獨裁體製。

而中共今日淪為資本主義一黨獨裁的政體。中國政府用「防範外國勢力」這種民族主義的說詞來推行鎮壓群眾運動、維持獨裁的政策，維穩經費至14年已達8000億臺幣。而這樣的套路並非首例，美國政府亦透過「反恐戰爭」的說詞，來強化對於美國國內的全面監控，反恐只是名義，實質是對內監控反政府的力量。

而今時，「防範共諜」也成為臺灣統治階級可利用的工具，因著中國多次發表強硬的言論與軍事恫嚇，這給了臺灣統治階級一個強化國家監控的理由。過去蔣介石以此維持獨裁，今日臺灣統治階級試圖以此來給反政府勢力扣上一個「共諜」的帽子。利用群眾對中國政治控製的憂慮感、推行反人權反民主的政策，這是統治階級為打壓群眾運動所做的準備。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國對臺的政治控製，同時也反對臺灣政府任何反民主的政策！

部分統治派別他們以「中國因素」作為恫嚇人民的籌碼、同時指控臺灣國內遍布中國間諜與「假新聞網站」。但實際上它們最主要針對的並非中國，而是未來國內的階級鬥爭。早在過去扁政府八年，就有部分民進黨人將工人運動抹黑成「國民黨與中國政府的陰謀」，試圖借此分化工人，打壓工運。

群眾需要獨立鬥爭

近年日本安倍政府設立《特定秘密保護法》而引起十多萬群眾抗議，香港政府也將為《國家安全法》立法，相信引發五十萬人抗議。既有的民主權利不是從天而降、是群眾鬥爭的成果；同一樣的、當資產階級的統治受到挑戰之時，它也會想剝奪掉這有限的民主權利，包括工會組織權利、抗議集會權利、新聞自由等。只要有需要，他們可以把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丟到監獄裏。而這取決於未來階級鬥爭的發展與力量對比。工人階級若能捍衛這些權利，對於反對資本主義的抗爭將會更為有利。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保防法和防滲透法，反對一切的政治審查，捍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主張打倒維護本國統治階級權力的臺灣國安部門。我們要求中共與其他帝國主義的情治人員滾出臺灣，但這只有一場獨立於統治階級以外、聯合兩岸群眾的團結鬥爭才能做到。

臺灣：撤回一中承諾書！討論統獨無罪！

在臺灣、數十所大學為賺取陸生學費，為此向中國官方簽下了「一中承諾書」，作為擔保中國學生不會接觸到中國專製政府不願意讓學生們聽到的言論。此事曝光後、引起許多大學師生的抗議、反對打壓學術自由。在國家高教經費逐年緊縮下，許多大學多以學費作為主要經費來源，而中國學生也在這樣的政策中成為讓臺灣高教賺錢營利的金雞母。因此中共結合金錢利誘和政治控製來打壓學術自由。

近年中共多次公開強調不容許臺獨，特別在川普上臺後兩岸局勢更為緊張，今次一中承諾書是中共自2014年開始加強的震懾措施之一。其簽署速度增幅最快期間便是在318運動後，簽署量最多的年份則是蔡英文當選的2016年。而事情爆發後，教育部清查全國各大專院校，總計有七十二校簽署相關的承諾或保證書，但僅是以「發函糾正」草草了結此事。學生必須組織起來抗爭，全面廢除承諾書。

過去臺灣開放廣設大學，卻又刪減常態型經費，將公私立大學轉變成自籌經費的機構，使各大學開始紛紛推動「開源節流」。原本應為公共服務的高教淪落為學歷商店。現行法規又以歧視性的政策容許各大學向中國學生收取更高昂的學費，並與臺灣學生學費脫鉤；也因此變相地導致中國專製政府得以用開放陸生來臺名額來施壓臺灣學術自由，同時亦是打擊中國學生在臺的學習與政治自由。陸生應有充分自由接觸任何政治主張！

兩岸團結反對資本主義和一黨獨裁

事件背後更是中國專製政府害怕中國學生對於中華民族主義產生懷疑，害怕中國學生政治化與激進化。中共國安部門往往派出監視者和告密者到臺灣各大學院，檢舉參與社運或發表批評政府言論的陸生，變相就是中共國安進駐臺灣監控陸生活動、就如過去國民黨遣派特務監控臺灣海外留學生一般。今日中國利用中華民族主義作為政權正當性的意識形態工具，並試圖利用民族主義來掩蓋社會分化與資本主義一黨獨裁的本質。同樣地，在臺灣的右翼民族主義情緒也常被資產階級政府用作分化臺生與陸生的工具，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任何對於陸生的歧視性政策。

中共可以通過金權控製他國政治，就如泰國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都多次試過配合中共打壓民運人士。可見資本主義與民主權利是對立的。社會主義者支持討論統獨的自由，陸生與本地生團結抗爭，要求撤回一中承諾書，捍衛言論與學術自由，中共國安滾出臺灣、拒絕監控在臺陸生。只有將教育全面公營並置於民主監督下，才能避免大專院校為利潤出賣言論自由的行為。

臺灣：婚姻平權終將勝利！

蔡英文欽點的反人權部長

同誌運動者、臺灣首位公開出櫃者祁家威提出的同婚釋憲案，在3/24就「民法婚姻篇章未納入同性婚姻是否違憲」進行公開辯論。辯論過程中，被蔡英文欽點的法務部長邱太三曝露了保守落後的反動觀念，他說出：「我國數千年來沒有同性婚姻的機製，同婚通過，未來的祖先牌位，會不會由考妣，變成兩個都考考或妣妣？」另有許多荒謬透頂的發言，激起了許多群眾的憤怒與批評。許多群眾諷刺邱太三：中國實行兩千年的帝製、難道你想恢復這樣的傳統嗎？

蔡英文在競選廣告中說表明支持婚姻平權，吸引同誌族群選票。對比她欽點的法務部長邱太三在辯論時的發言，也讓許多青年與同誌對於蔡英文政府更加失望與憤怒！

社會主義者支持任何的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然而法院從來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反映著資產階級的利益。最重要的戰場還是發起群眾鬥爭向資產階級機關造成社會壓力。祈先生在15年前向法院聲請釋憲就不受理，轉向立院請願，立院以公文回覆他：「同性戀者為少數之變態，純為滿足情欲者，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因此，今天不論釋憲結果如何，最終都是群眾鬥爭力量的結果，而非政府官員、藍綠立委或法院變得仁慈了。

經過去年大規模的同婚平權運動後，恐同勢力陷入了分裂和孤立的狀態，可見群眾鬥爭的力量！若能實現婚姻平權、在未來將能鼓舞亞洲各地的同誌運動。臺灣婚姻平權將會打開缺口，鼓舞同誌伴侶為了實質的社福保障和勞動權益而站出來抗爭，威脅到資本家對於所有工人的壓迫。這是蔡英文政府不願意見到的局面。

我們認為，未來不只應當追求法律上的婚姻平權，更應爭取能夠經營婚姻的勞動條件與公共服務。今天資本家對於廣大勞工的剝削與公共服務的削減，使得許多人對於結婚生子感到恐懼與無力承擔；經營婚姻生活聯系著實質的休假、工資、公共托育長照、退休保障等，而這些都是維系情感生活的物質條件。而這樣的訴求，它將需要讓同誌運動與工人運動團結一致，透過群眾鬥爭打倒父權的資本主義體製，達致真正的平權。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

同誌婚姻全面平權，反對歧視和假包容。

建設工會鬥爭，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退休保障、住屋保障等。

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實現同誌實質解放。

臺灣：川普動蕩與世界危機

5月14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CWI臺灣）在臺北舉辦了一場公開座談會，主題為「川普與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臺灣群眾運動應如何準備？」

主講人為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Jaco提到，全球資本主義處在極不穩定的時期，由於各國政府過去幾年不斷打擊工人和群眾的權益，群眾對舊有的政黨政治感到極為不滿。在巨大的政治真空之下，極左翼與極右翼都可以從中壯大，而傳統中間的左右派都正在萎縮。因此，美國川普和法國大選作為例子。

在美國，川普的右翼政府不像過去那樣代表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建製政客。他透過民粹支持掌權，他的上任代表華爾街建製對自己的政治工具失去控製。本來有兩大黨去保護他們利益的統治階級失去了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表。川普將自己包裝成反對從前的政黨政治，卻不斷打壓公共服務與工資。但是川普上臺後同樣也是維護財團的利益。

在共和黨建製的製肘下，川普目前做出了折衷，淡化了他選舉時倡議的政治立場，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極右派的支持者。但未來他仍然是難以預測並可以非常不穩定的。單單是他與習近平四月莊園會面時期間，在二人吃巧克力蛋糕之際轟炸敘利亞就可知道。川普暫時取消了美國與中國的對立，例如暫緩貿易及貨幣戰爭，也改口承認一中原則，與中國在經濟達成各種交易。同時，他在朝鮮地緣政治問題上一定程度成功向中國施壓，使中國向北韓加強製裁，暫時得到勝利。

但是在桑德斯的選戰中也可以看到左翼的崛起。我們不支持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但我們卻能看到左翼政綱能爭取到群眾，也能看到民主黨在選戰時的內部分裂，可見組建一個第三的工人階級政黨是可能的。

在法國大選，兩大政黨都沒有進入次輪選舉，是第五共和成立以來法國首見的。勒龐可以說是法國的川普，她利用群眾對於社會黨與共和黨的兩黨製的厭倦來取得群眾。雖然後來是由中間派的馬克宏當選。馬克宏是一名前銀行家，雖然不是社會黨員，卻是過去社會黨政府中的經濟部長，與法國的高失業率不可能無關，卻因為他的清新形象而當選。但是法國的投票率是很低的，投給馬克宏的人之中，真的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很少，多數人只是為了阻止勒旁當選，政治真空由此可見。法國將會繼續推行社會黨過去的撙節政策，雖然由於勒龐未能當選，脫歐可能暫時停下來了，但動蕩會繼續。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如果左翼如果沒有填補這個真空，會被右翼填滿。

在臺灣，蔡英文上臺後民望急速下降，資產階級兩黨製未來也會受到。我們不要重覆「兩害取其輕」的錯誤來支持「沒有那麽壞」的資產階級候選人，而應該建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此外，臺灣工人運動亦需要面對愈來愈迫切的民族問題，需要一個清晰連給中國工人階級、反對中美帝國主義的綱領。臺灣的罷工等工人鬥爭越來越多，工人開始激進化，越來越勇於抗爭。Jaco表示對此前景非常樂觀。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臺灣──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

5月24號，臺灣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宣告《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的規定違憲，要求立法院在兩年之內製定相關法律，而兩年之後若無立法則可直接適用民法。同性婚姻7月起可跨區域註記。臺灣乃至同誌運動則因這項結果得到相當大的鼓舞。我們要記住這是同運抗爭多年來的成果，而不是蔡英文政府的恩賜。

同誌平權在象征意義上邁進一大步，但未來兩年正式立法的路途上，抗爭還會是非常艱巨的。釋憲的內容十分模糊，未決定透過另立專法或修改《民法》的方式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國民黨及教會等保守勢力希望立專法，製造歧視性的區隔，以免修改民法後會沖擊更大範圍的法律甚至是社會保障體製。而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與同運分子一樣支持直接修改《民法》。同運的抗爭要持續下去向立法院施壓，才能爭取到進步的方案。

在同誌婚姻釋憲後， 臺灣婚姻平權的運動鼓舞了中國、日本與南韓的同運，證明了群眾鬥爭的經驗能相互感染與學習。中國政府堅持臺灣為中國一部分，因而肯定相當尷尬，像是國臺辦面對記者：「中國人民來到臺灣和臺灣伴侶辦理婚姻登記，中國政府會承認嗎？」他們此問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婚姻平權，但僅僅這樣遠遠是不足夠的。下一步更要為性小眾爭取更多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勞工保障等。保守教會及資本家最害怕同婚平權會進一步一環扣一環，繼而沖擊新自由主義製度。例如同婚家庭與下一代之間未必存在血緣關系，因此這會導致諸如撫養權、財產繼承權等問題，是資產階級不欲見到的。可見，同誌的徹底平權必然挑戰到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製度，正是如此只有在社會主義底下才有真正的同誌平權。

臺灣：青年鬥爭　捍衛女權

近日爆發了作家林奕含自殺案，引發了社會對於性侵害的憤怒。臺灣性侵害的問題嚴重，受害人往往難以受到社會和法製的保護。所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發起「捍衛女權運動」，提高性別平權的抗爭意識。 我們在大學門外擺設街站宣傳，指出性侵害不是個人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父權體製下男女權力不平等所致的。

5月24日晚上，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行《女權鬥爭與社會主義》講座，邀請了香港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通過網路演講。令人鼓舞的是有很多青年及女學生參與。講者表明反對將女性商品化，因為這將女性身體被貶低為性工具，為性暴力製造土壤。另外，鄧美晶說道：「要消除性別壓迫，歸根究底要消除經濟不平等。很多女性面對貧窮問題，公共服務卻嚴重不足，為了照顧家庭而犧牲經濟自主權。」

艾欣在講座後決定加入我們，她說道：「臺灣社會仍然性別不平等，不管是在經濟和文化上都充斥對女性的壓迫……我的經歷仿佛就是在告訴我要當個女性主義者，盡我所能的打破現在製造歧視的社會製度。」

執政周年，怒火蔓延

蔡英文執政已滿周年，六月許多民調數據紛紛指出蔡英文支持度從上任以來迅速下滑。 TVBS公布最新民調，對於蔡英文總統執政一年多來的施政表現，民眾滿意度為21%，不滿意度為63%；然而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也未從中得到任何的起色。

而其中不滿意度最高的便是勞動政策。這肇因於蔡政府六大勞工政策的選舉承諾完全落空，包括縮短工時、扭轉低薪、支持青年中高齡就業等。此外，她執意改惡勞基法，從砍七天假、一例一休及至民進黨籍立委奉資本家之命大力推動的「工時銀行」製度，充分暴露出民進黨／蔡政府從上到下，都是完全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而工人階級受到一連串打壓：砍假、變形工時放寬標準、退休金縮水及至現時的調高加班時數上限，都令整個社會對財團剝削和不公平政製的憤恨加深。而蔡英文推出前瞻計劃後，受到工人階級、自由派評論員以至國民黨的大力批評。這項計劃只會加深貧富懸殊。民進黨進一步流失來自基層的支持，臺灣兩黨製的政治真空將進一步擴大。

這一年來，蔡英文在資產階級之間愈來愈不受歡迎。在經濟危機愈來愈嚴重之時，資本家為保自身利益而提出苛刻的要求，即使蔡已經猛烈打擊工人階級還未能滿足貪婪的資本家們。同時，過去一年對勞工的開火已令她付出沈重的民意代價。

主計總處於5/26預估本年度民間消費實質成長僅有1.84%，是金融海嘯以來倒數第二差。民間消費力仍低迷不振，主計總處指出這仍是三大主因造成：少子化－人口紅利持續衰退、實質薪資不斷衰退停滯、高房價大幅排擠可支配所得。而蔡英文上臺至今所做皆是持續惡化上述三大問題。

今年第一季全臺1600多家上市櫃企業獲利是歷年同期次高紀錄，但普羅大眾完全沒有分享到任何經濟成果。這部份顯示在民調數字之中：八成受訪者認為國內整體經濟不好，四成受訪者坦言錢不夠用。不論是藍綠的民調機構也都顯示，高達六成以上的受訪者不滿意蔡英文執政後的經濟表現。其中關鍵在於：貧富差距。這都將在未來進一步促使蔡英文政府受到更多群眾運動的挑戰。

中共強硬　蔡外交威信受挫

臺灣統治階級在蔡上臺以來一直施壓，要求蔡的兩岸政策不能對抗中國，使得蔡英文必須打出維持現狀、和平發展的保守牌，來取得美臺資產階級建製派的支持。蔡這一年來試圖擺脫馬（親中）或扁（反中）的政治形象，試圖開拓出維持現狀（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的中間路線。但中共對於蔡英文的強硬態度──要她必須承認九二共識，以維持其民族主義的政治威信，相反臺灣群眾對自主權的渴求更為熱切，令中間路線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窄。中共的做法只會令臺獨情緒進一步升溫。

在川普上臺後，蔡英文企圖在兩岸關系上樹立威信，挑動臺灣民族主義以獲支持，包括推動軍工業發展和購買美國武器。但在川普很快就重申了一中原則，而且在四月川習「莊園會面」後中美關系得到了暫時的緩和。蔡英文在外交上目前被孤立起來，在兩岸的地緣政治權鬥中大大失利。

此外，中共對臺的外交手腕不斷強硬化。最近的巴拿巴與臺斷交，而為與中國，在經濟上並沒有很大的實質影響，但中共在國際輿論上贏得了優勢並對臺施壓。前民進黨黨工李明哲遭中國逮捕及控告至今，臺灣當局完全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在WHA大會中，臺灣遭受中國方面的強硬打壓而缺席，也被視為另一個外交挫敗。蔡英文畏懼與中國過度交惡而影響經貿關系，在外交上處處示弱而削弱其政治威望。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不會站在中共或蔡英文的民族主義之任何一方。我們主張臺灣的群眾鬥爭並爭取中國底層群眾的支持，共同反對中共專製和資本主義，才能贏得真正的臺灣獨立。

而民進黨內亦是山雨欲來，現黨內各派系已在各方打起選戰、為在明年搶占最多政治資源。蔡因為政治及社會危機而失去了統治威信，必然會削弱自己在黨內的權威，使她更難壓服各地方派系的利益瓜葛，使民進黨內部分裂將會愈來愈嚴重。

這一年來蔡英文並未享有執政蜜月期，接踵而來的群眾鬥爭都正揭示著未來社會危機的進一步深化。工人與青年會繼續激進化、政治化，連過往較保守的工人上層（例如軍公教）乃至中產階級也不例外，正是等待著下一次大規模鬥爭的到來。勞動群眾也正一步步遠離藍綠兩黨，開始尋求藍綠以外的選擇。這個選擇必須是一個反對金權政治的工人階級群眾黨，才能讓未來的鬥爭找到一個團結對抗資本壓迫的出路！

反對炒地、迫遷、砸錢的前瞻計畫

今年年初，蔡政府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預算近八千八百億，這還沒算到之後必將追加至上兆的金額。 推行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包括綠能建設、水環境建設、軌道建設等。民進黨政府知道經濟成長疲弱，在未來危機進一步深化時，政府除了要推行撙節政策外，也要把更多的公帑輸送給財團製造利潤。

計劃自推出以來受到巨大的批評。 TVBS公布民調顯示，46%民眾不支持推動前瞻計畫，高於支持的28%。連民進黨幕僚陳博誌希望能暫緩計畫中占五成預算的軌道建設。

計劃編列了一半經費作軌道建設，令人質疑是為了炒作地皮和房地價。在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面對財政壓力加上本身的貪汙腐敗，必然會掠奪土地和迫遷居民。縣市議員與鄉鎮代表有70%從事土地開發和建築工程等產業，根本是既得利益者。政府在原地興建住房、商店等設施，來讓政客與營造利益集團分贓，同時使群眾流離失所，民團估計會有11萬名居民被迫遷。另外在水環境建設方面，很多環保團體批評，政府只關註硬件建設，但完全沒提及如何解決水資源流失等關鍵問題。這些工程只會是大而無當的工程。

政府吹噓前瞻建設創造4-5萬個就業機會，但被揭發誇大數字，而且可以預計創造的也是高風險、高勞動強度、甚至高工時的就業機會。況且如果將同一筆公款用於建設學校、醫院和公共住房，不是同樣可以創造就業嗎？真正捍衛臺灣勞工利益的工會應該反對這項計劃。

蔡英文一方面砍掉年金和公共資源，但八千八百億相當於三十萬余戶的社會住宅的經費。蔡英文將選前承諾的每年300億長照經費砍到剩177億，僅相當於前瞻計畫經費的2%！可見當政府說沒錢增加社會福利和保障時一定是騙人的！

前瞻計劃也是蔡政府來年選舉工程之一。民進黨執的政縣市得到比國民黨的較多經費，官員能借此勾結營造利益集團（許多官員已是其中一員），讓財團承接穩賺不賠的建設案，從而爭取資本家來年選舉的支持。親國民黨的前任官員與學者也紛紛站在瓜分利益的場上來攻擊前瞻計畫。

公共建設計畫帶來財政壓力，但政府卻不會願意向富人課重稅的政府，於是進一步撙節各項公共服務，向工人階級開刀。社會主義者支持有利民生的社會建設，包括免費而完善的公共交通網路、綠化及再生能源設施等。但只有民主製訂的社會主義計劃建設，才能朝這理想的方向發展。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訴求：

反對為利潤而施行的前瞻計劃
用公帑投資醫療與教育等公共服務、建設廉價而免費的交通。
公有化各項設施及銀行，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由工人及居民選出民主委員會製定社會建設的計劃，以服務人民需要。

為移工勞權鬥爭！實現工人階級團結！

牢籠、奴工、盤剝

在臺灣的64萬名移工，是相當邊緣與受到歧視的群體。 這源自製度性的歧視與打壓，從移工引入臺灣開始，資本家與政府就將移工作為血汗勞動力來使用，一方面借此壓低本地工人勞動條件；另一方面煽動種族主義意識，利用移工語言與文化的殊異，而把他們在社會上孤立起來、甚至在工廠內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廠內工人，做到分而治之的管控。

而在薪資方面，許多製造業移工僅領有基本工資，扣除仲介費與各項資方苛扣的雜支後，往往剩不到一半的薪資可使用；而家務看護移工目前也僅有每月17,000元的工資，而根據臺灣移工聯盟指出：「外籍看護工至今依然被排除在勞基法之外，一半以上的外籍看護工365天全年無休，連基本的休假權都沒有。」在缺乏獨立住所、與雇主同住的情形下，讓她們近乎24h隨時待命，換算下來全年無休的外籍看護工時薪僅只有23.6元。

而法律上的限製，使移工淪為現代奴隸，政府與資本家蓄意的讓移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就業服務法第53條）。這使得許多雇主與資本家得以透過這「合法」的權力肆無忌憚的壓榨與淩虐移工，因此對移工施暴、淩虐，甚至囚禁的新聞層出不窮。另一條迫使移工三年強製出國次的法例（就業服務法第53條），至去年年底才被廢除。這是因為移工組織長年施壓的成果。

而煽動歧視的主流媒體正是這一悲劇的共犯！主流媒體常將移工汙名化為高犯罪率的危險族群，但據警政署統計顯示：以104年犯罪嫌疑人數來看，移工犯罪人口率每10萬人約184人，遠遠低於國人的每10萬人中有1154人。可見，主流媒體是如何透過抹黑來煽動著針對移工的種族與階級的雙重歧視。

同時，臺灣與移工輸出國的仲介也在這過程中充當了現代奴隸販子。許多移工為來臺工作（或滿三年換約時）往往被收取高額的仲介費（十萬到二十萬臺幣不等），而這筆高額的仲介費兩地仲介坐地分贓。輸出國（印越菲泰）的仲介業者賄絡當地官員更是公開的秘密。臺灣政府亦始終保護著臺灣仲介業主對這樁暴利生意的壟斷權。

工人團結、才能打倒壓迫

移工在臺灣、比起本地工人承受著更大的壓迫，不論國籍種族，作為工人階級我們都同樣面對著資本與國家機器的剝削打壓。對於同為工人階級的我們而言，要爭取勞動條件的提升、終結剝削壓迫，都非得有不分國族的團結不可。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對於移工抗爭提出以下訴求： 1. 廢除私人仲介製度，強製國與國的公共部門直接聘雇。 2. 廢除就業服務法53條，外籍移工得自由轉換雇主。 3. 長照服務全面公營化，所有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落實喘息服務，保障看護工勞動權益。我們反對種族主義，支持移工為擺脫現代奴隸製而團結鬥爭。支持本勞外勞應團結鬥爭，移工權益的寸步前進，也能使本地工人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移工應與本地工人享有完全平等相符的權益。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組織工會簽訂團協以及罷工抗爭的權益、普選權以至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都不應以本外籍身分而有所區別！政府亦應大幅增加對長照和托兒服務的投資，減少家務勞動的負擔。而最受壓迫的移工若能奮起抗爭，亦能鼓舞更廣泛的工人階級起身戰鬥！

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早已不分國族，而工人的鬥爭更須國際團結。在藍綠兩黨輪番替著本地資本淩遲移工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代表所有種族的工人群眾黨，以國際主義的綱領來對抗種族主義！

釋放李明哲！ 打倒中共專製

9月11號，遭中共逮捕的臺灣NGO工作者李明哲「被認罪」，成為了第一位被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公開審訊丶並透過網路直播過程的臺灣人。同天被審的亦有另一名同案人彭宇華。這場判決完全就是為了公開羞辱在中國境內的異議分子，警告在臺灣挑戰中共的人士，不要想踏進中國境內，以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李明哲案不是個別案例，瑞典公民丶維權組織工作者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去年在中國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行動中被捕，後來公開在央視「認錯」，及後已被驅逐出境外。

李明哲自今年3月19日經澳門入境中國後失蹤，在5月底被證實控告「顛覆國家政權罪」。李明哲妻子李凈瑜曾經嘗試赴陸救夫，但抵達桃園機場時發現臺胞證被取消！從李明哲被未審先判地關押了177天，也見到中共的「依法治國」就是代表利用法院作為鎮壓工具。這段期間蔡政府什麼行動也沒有做過，口頭上的批評也軟弱無力，可見比起捍衛民主權利丶蔡政府更重視與中共當局的經貿穩定。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對網路言論自由的打壓，反映了中共政權高度的政治危機，任何溫和的批評和獨立組織都不容許，實際上展現了中共對自身的統治是色厲內荏。在法院宣讀的起訴書與所謂「犯罪」事實中，包括「大肆發表抨擊國家基本政治製度，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論」丶「大規模毀謗攻擊中國政府和國家社會製度的圖片違章」。李明哲與其中國友人所做的無非只是在網路上進行對政府的批評，並透過社交媒體進行串聯，實際上連真正的實體組織也未組成。

從這事件也證明，中共極權資本主義的鎮壓不限本國，也會將其打壓蔓延至其他地區以維持其統治；近年來中共將其鎮壓的鐵腕伸至境外與他國公民，這絕非是為了防堵顏色革命，事實上現在的歐美等帝國主義勢力都想中國保持既有的體製，這不僅是為了既有的商業利益，也是害怕中共倒臺後掀起的世界政治經濟動蕩，那將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危機無法承受的沖擊。事實上，李凈瑜在5月曾經赴美國國會求援，但美國政府完全置之不理。

這場審判帶出非常重要的訊息，它向中港臺人民告知－不論你站在什麼立場，只要獨立於中共以外就會受到懲罰。此外，中共也要突出民進黨政府的無能，顯示自己在外交上的強勢形象，展示中方對臺灣的控製力。可見中共對臺的強硬外交手腕正是對國內嚴鎮鎮壓政策的延續。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中共對李明哲及所有的鎮壓丶我們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李明哲及所有政治犯。只有當中港臺的工人群眾團結組織起來，終結中共的資本主義一黨獨裁，才能實現真正的言論與政治自由；這個政治任務，只有廣大受壓迫的基層群眾在社會主義的綱領下團結鬥爭，並終結中共獨裁與資本主義才能完成。

奴隸製與警察暴力屠殺移工

八月三十一日，越南籍逃逸移工阮國非因涉嫌偷車被警察圍捕時遭到射殺。這起事件引起了移工的憤怒，數個移工團體到警政署前抗議警方暴力執法，並要求廢除禁止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的《就業服務法》第53條。許多資產階級把持的主流媒體，卻仍以「危險罪犯」的刻板印像來抹黑移工，合理化警察暴力，而掩蓋了移工鋌而走險逃離原先「合法工作」的原因。阮國非遭到射殺根源於政府與資本家對移工系統性的奴役。移工需要經過壟斷性的私營仲介公司，才能將他的血汗賣來臺灣。

移工需要向仲介公司繳交十幾萬的仲介費，因此許多移工因為當合約到期時仍無法還清債務或者未能改善家鄉生活而逃跑。許多雇主也利用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製度，強迫其從事合約以外的工作內容。

在臺灣，無論是製造業移工或家庭看護移工，也都沒有定居的權利、沒有投票權等政治權利。種種的無權以及在社會上孤立的位置，讓移工更加容易遭受奴役，加上在警察機關和政府部門中，充斥著對移工的汙名，移工難以向臺灣當局尋求救濟。

正是這樣施加在移工身上的現代奴隸製，才造成不只阮國非一人的「逃逸外勞」 ，以及伴隨著非法身分的悲劇。事件不久後的九月十一日，一位被聘為臨時工的非法逃逸移工，即死於宜蘭市下水道工程的意外。只要移工在臺灣社會還有一天受到政治與經濟上的奴役，那麽就不可能透過加強警察權力和法律約束的方式，去消除移工「非法逃逸」的現像。

只有透過本勞移工團結鬥爭，爭回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才能對抗資本主義製度對勞動者的各種壓迫。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

• 由勞工團體成立獨立的調查組，調查阮國非被殺事件，小組有權懲治兇手

•允許移工自由轉換雇主，本外勞同工同酬

•自下而上建設工會，本外勞工團結鬥爭，打破歧視性製度

•廢除私人仲介，由公共部門直接負責移工聘雇，部門由工人民主控製

•移工政治平權：定居權、普選權、結社集會權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實現真正的同誌解放

今年同誌遊行將會是聲勢最浩大的一年，因為臺灣成為了全亞洲首個同誌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為此慶祝之余，亦主張有必要繼續為同誌平權抗爭下去。在大法官迫於群眾壓力釋憲後，婚姻平權運動取得初步的勝利，但民進黨仍沒有表態是否在立院中將其排入議程，這是因為民進黨不願激怒保守的恐同團體，同時畏懼婚姻平權立即通過會讓同誌族群更有信心爭取其他權益保障。

我們不能指望民進黨的施舍。蔡英文上臺後，口頭上支持婚姻平權，但卻是不斷地拖延婚姻平權的落實。釋憲後行政院讓恐同團體進入性平委員會內研議教育政策，實際上是向恐同的神權和保守勢力妥協。同時更有多位藍綠立委完全站在反同勢力的一方，可見他們在維護父權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是一致的。

只有通過群眾的集體行動進一步向當局施壓，才能爭取婚姻平權在民法中落實，並阻止歧視性的專法設置。但是婚姻平權不能僅限於法律，同誌運動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爭取醫療、社福、教育、住房及勞動條件的改善，才能夠讓婚姻平權看得到、吃得到。

但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婚姻平權的民進黨立委，都和蔡英文一起對勞工權益做出打擊。現時臺灣惡劣的勞動條件與昂貴的房價已讓許多基層群眾在組成婚姻的願望前卻步，而在職場和生活中深受歧視的LGBT勞工生活處境更加艱​​難，勞動條件更惡劣，當然也就離結婚成家更遙遠。

知名的Aniki同誌三溫暖，因為資方內部的經營權之爭，總計有九位員工遭到違法開除。資方知道LGBT勞工如果出櫃抗爭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因此肆意打壓LGBT勞工。因此，今天的工會組織及工人運動需要將LGBT受歧視的議題扣連至勞工待遇及保障的議題，才能確保LGBT勞工可以與大部分勞工團結抗爭，共同反對資產階級的「分而治之」政策。我們需要以同誌運動的這一次勝利為基礎，團結起不分性別、種族、性傾向的基層群眾，為改善生活而抗爭，讓婚姻平權不只是法律條例的文字，而是每個人皆能實踐的權益。資本主義的壓迫不止於資方在職場上壓迫勞工，它還壓迫性別、種族、性傾向、宗教的少數群體。

資本家現在十分害怕同婚合法化後會打開一個缺口，讓同誌家庭爭取更多保障和福利時會打破既有的新自由主義製度，威脅著父權製度對資本家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壟斷的保護。因此，同誌進一步的平權必然挑戰著資本主義製度，LGBT運動需要由工人階級的鬥爭來領導才能達致徹底解放！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

•同誌婚姻立即全面平權，反對歧視和假包容•建設工會鬥爭， 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退休保障、住屋保障等

•由工人階級領導同誌運動，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實現同誌實質解放

臺北十二萬人上街，慶祝同婚平權勝利

2017臺北同誌大遊行，因著臺灣成為了全亞洲首個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運動取得鼓舞人心的初步勝利，十二萬人站上街頭支持同誌平權，比過去多出將近五萬多人。遊行隊伍由凱達格蘭大道出發，分三條路線環繞一周並回到起點進行集會。本屆遊行也充滿了國際團結的景象在人群之中，來自世界各國的LGBTQAI站上街頭，也不乏中國大陸民眾參與，再一次的告訴了我們全球受壓迫者團結抗爭的重要性與力量。要知道在中國近年嚴峻的政治打壓之下，連宣傳同誌權利也可能會受到政治迫害。

同婚平權是群眾勝利

今年遊行共有160個團體報名，除了時代力量丶社民黨丶綠黨等政黨之外，還有呼籲同誌遊行一同關註支持移工平權的TIWA（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以及臺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

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本屆遊行必須要高呼群眾運動的勝利，並且指出婚姻平權是群眾運動鬥爭的成果，而不是政府或法院所賜予的。我們在凱道外面擺攤宣傳，是遊行中唯一一個在遊行中以政治刊物作為宣傳品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布條打出「婚姻平權不容拖延丶繼續鬥爭對抗壓迫，反擊父權資本主義」的口號，鮮明的鬥爭色彩讓遊行中的許多群眾看見同誌運動應有的戰鬥性方向。

婚姻平權的議程被民進黨政府有意識的拖延，這是為了向保守恐同勢力做出讓步，並打擊同運的信心，因此本屆遊行民進黨的隊伍打破過去的慣例缺席了，只是派發彩虹貼紙作宣傳！這反映了由始至終婚姻平權不是蔡英文政府賜予的，而是群眾多年來鬥爭的成果。

那些出現在同誌遊行中的跨國企業，例如GAP丶Google丶花旗銀行等，只是為了粉紅商機而上街，在其他國家壓迫同誌的獨裁國家裏（例如沙地阿拉伯丶土耳其丶中國等），他們對政府壓迫同誌的行為都緘默不言，以免損害商業利益。美國丶西班牙丶歐盟等國的駐臺官員也出現在同誌遊行中，但這些國家也經常跟恐同政府進行商貿合作。

鬥爭尚未結束

這場鬥爭還未停止，正如同誌遊行聯盟指出，近來反同團體透過扭曲丶抹黑的手法阻止性平權教育推行，並施壓各地教育局處。此外，反同團體亦發動罷免立法委員黃國昌，只因為他支持同婚平權。群眾鬥爭必須繼續下去！只有工人階級成為同誌運動的領導，打倒父權資本主義，才能為同誌帶來徹底解放。

臺灣：同運尚未結束，鬥爭仍在進行

要記得今次的婚姻平權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鬥爭，其中關鍵的是去年12月有23萬人集會爭取婚姻平權，而給政府施加壓力的結果。現在婚姻平權的落實被政府拖延，而且未來同誌權利實際有多少還未確定。蔡英文政府與保守教會勢力進行妥協，今年民進黨在同誌遊行也非常低調，與去年收割粉紅選票時的態度截然相反。

更多溝通或打擊？

護家盟丶捍家盟等恐同勢力害怕婚姻平權會打開抗爭的缺口，會讓同誌在教育丶醫療等方面都會挑戰到資本主義的既有秩序。他們要維護保守落後的性觀念，也要阻止同誌平權而挑戰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例如同誌個人的公共醫療和住房保障。又例如同婚平權後，衛福部在群眾壓力下禁止了「扭轉性傾向治療」，令恐同勢力少了一個迫害工具。未來同誌成家後可能會享有更多社福資源，違反蔡英文政府的撙節方針。

目前性平權團體正在爭取把性別平等教育納入課綱，但遭到恐同團體極力反對。在各個小學丶大學裏宣傳反對同性戀與同誌婚姻，散播性別平等教育會導致「妨害風化」甚至「性變態」。然而，反對衛福部投入公共資源支持PrEP愛滋預防用藥的計畫，導致這樣具有公共醫療進步的計劃明年將不受政府補助。捍家盟的施俊宇甚至要求警察加強執法，逮捕在公眾場合中表達性自主的同誌！

在議會方面，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時代力量及黃國昌的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例如他們順應蔡英文分化勞工的技倆，倡議大力砍掉年金。但如果恐同團體成功罷免他們的話，將會鼓起反動勢力的信心，對於同誌運動會是一個挫折。

由於同運的勝利令去年還相當活躍的恐同小團體士氣低落丶分崩離析，它們只是利用建製的機關繼續施壓，根本沒有民意支持。現在同誌平權分子需要在社會各學校丶職場和社區上組織起來，抵抗恐同勢力的打壓。婚姻平權不能只停留在法律上的進步意義，我們需要落實向資本家課稅才能享有足夠的社福保障丶公共醫療丶長期照護等實質的平權，挑戰整個父權資本主義體製。

過萬人上街反勞基法改惡，青年群眾憤怒爆發，迫切需要行動升級方案！

萬人遊行

12月23日中午，五一行動聯盟於臺北舉辦反對勞基法改惡遊行，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聚集了近一萬兩千人的遊行隊伍。這場鬥爭勢將成為蔡英文上臺以來最大的挑戰。其中既有工會系統的組織動員人數約占五成，另外五成是眾多無組織的青年學生丶勞工。現場集結了來自各行各業的勞工，就連法警丶公部門雇員組織丶反年改團體（八百壯士）丶以及眾多學生社團皆參與其中。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隊伍亦參與其中，我們的布條寫上「拒絕勞基法改惡，需要建設罷工運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才能擊敗藍綠金權政治」。我們罷工的主張得到了不少群眾正面的回應。

占領抗爭

遊行隊伍於下午三點出發後，隊伍行徑至行政院前丶主辦單位即宣布開始占領行動。隨著時間的推進，在決定是否繼續占領行動的問題上，五一行動聯盟決策小組內出現了分歧，高教工會的成員主張繼續占領，在發言期間被其他決策小組成員阻止。最後在六點十五分左右，決策小組的部分成員決定推派總指揮黃育德正式宣布遊行解散。

然而，許多主張繼續抗爭的群眾，對這樣不民主的決定相當不滿而拒絕離開。正在激進化的群眾看到蔡政府及財團不會因為一次遊行而退讓，並渴望看到一個更有力量的運動。

我們訪問了下班後上街的洪先生，他表示：「我是覺得占領行動是不足夠的，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坐在這邊要坐到什麽時候，我是認為是需要更多的討論，讓大家可以進一步的組織起來。」另一名參與者李先生與他的女友表示:「我們覺得很不滿，我不明白主辦單位為什麽要把占領行動搞的像嘉年華式的行禮如儀，我們要知道的是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麽？要知道的是抗爭的致勝方向！」

主張繼續占領的高教工會糾集了現場的青年群眾，隨即在中山北路轉忠孝西路口坐下占領，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亦參與其中。現場近六百位抗爭者用行動來反對主辦方不民主的決定。

占領行動繼續進行期間，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成員許偉育上臺發言表示：「運動需要進一步升級，需要建設罷工運動，如此才能夠踩到政府與資本家的痛腳，才能迫使蔡英文政府收回這個打壓工人的政策」。隨後現場喊起口號：「全國總罷工！全國總罷工！全國總罷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強調，需要由所有工運及社運團體召開會議，製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以罷工一天作為開始，繼而才通過民主架構決定如何擴大鬥爭。

時間一路到了晚上九點，隨著鎮暴警察準備強勢驅離，現場的青年群眾在臺北西區街頭四處狂飆，部分人沖出馬路阻止交通運作。直到將近淩晨兩點，警方已將臺北車站陳抗民眾全部驅散。

運動需要升級

遊行和占領行動的目的是動員群眾，並作為讓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臺。但單靠占領運動無法直接迫使政府做出退讓，數年前的占領華爾街丶太陽花運動丶香港雨傘運動就是例子。現在迫切需要將工人和青年民主地組織起來，建設罷課罷工運動。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工運最大程度的團結，為此工運必須建立公開而民主的民主架構，廣納各團體和個人民主參與，讓所有代表有平等的發言權和決策權，共同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而這是目前的五一行動聯盟決策小組所缺乏的。在今次占領中，許多群眾感到無從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也未能共同討論抗爭的下一步該往何處去，因而紛紛離去。在太陽花運動中小圈子的學運領導層也同樣具有這個問題，最終不幸導致運動陷於分裂。我們必須汲取教訓──運動內部的民主架構是致勝的必要因素之一。

反勞基法抗爭是蔡政府上臺後的轉捩點，工人與青年愈來愈看清民進黨的親資本質。階級鬥爭進入新的階段。工人運動的領導需要將抗爭的情緒化做能挑戰蔡英文政府與資本家的鬥爭浪潮。

二零一八年

反擊保守反同勢力「安定力量」

婚姻平權運動在釋憲中取得初步勝利後，激起了反同勢力進行反撲。安定力量從「罷免黃國昌公投」運動中成立起來，過去一年在汐止區宣傳推動的罷免黃國昌公投，最終未達罷免成立門檻25%。他們的目的是針對黃國昌支持同婚合法化的立場。

盡管安定力量沒有成功罷免黃國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罷免運動之中得到增長，而投票結果也提振了恐同勢力的士氣。在這一年之間安定力量動員了將近7000人次上街逐戶宣傳，這些人力物力資源八成多都來自雙北地區的教會。

保守勢力為了擴大影響政策的能力，其家長介入臺北市性平會。盡管保守勢力鞏固的影響的範圍仍只局限於臺北丶新北都市，而其他例如信望盟丶東福盟等各地區的保守勢力仍未得到強力的鞏固，但保守勢力的影響力長遠來看並不容小覷。此外，因為反對年改的軍公教欠缺一個左翼政治力量，受到右翼官僚領導的情況下，導致反對年改的軍公教與安定力量合作。

現在，下福盟與安定力量合作提出公投案，企圖推翻去年五月同婚合化法的成果，並且禁止對未成年孩子實施同誌教育，並且以歧視性專法來為同誌成家立法。

可見，同誌運動不應依賴蔡英文落實去年的釋憲結果，而需要繼續組織群眾鬥爭向保守建製施加壓力。蔡英文在保守神權勢力的壓力下刻意延宕，讓反動勢力對同誌平權運動作出反擊。面對這場公投，同誌團體丶左翼分子及工運人士必須積極組織起來，反對保守勢力的公投聯署與宣傳活動。

組織起來，反對保守勢力

安定力量代表了保守宗教及中產階級，它是臺灣政局危機下產生出來的。因為工運迅速發展起來以及青年激進化的情勢，統治階級感受到鬥爭所帶來的威脅，而需要更積極動員落後的中產群眾進行反擊。

現時它們重點針對同誌運動，但未來它可以攻擊工人運動丶左翼分子甚至是少數族裔。左翼和工運要揭露他們宗教勢力是與財團勾結在一起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打手。

抵抗社會的父權及厭女文化

關於＃metoo運動，身為一位女性主義者的你有什麽觀點？如何進一步遏止性暴力的發生？

自2017年10月美國爆發一連串性騷擾醜聞之後，全球各地開始關註這項議題，據了解，美國男性長期以來利用職權來性騷擾女性，無論是在好萊塢或其他業界，皆有物化女性丶視女性為財產等現象。繼好萊塢金牌製片韋斯坦曝光之後，從媒體業丶企業界丶政壇，一連串位高權重的男性過去的醜事都在#metoo這浪潮下被揭發。隨著西方社會在此議題上的進展，臺灣也掀起了熱烈的討論。她們希望可以藉由#metoo這行動終止社會社對女性的性暴力丶同工不同酬丶遭遇的壓迫等等，創造更友善丶公平的環境，讓女性可以沒有負擔的展開自我。

#metoo最令人擔心的是討論的空間被壓縮，成為媒體嘩眾取寵的題材。類似這樣的事情總是被大眾認為這是不常發生的事，他們認為那些性騷擾丶性侵害的加害者不過就是少數精蟲沖腦的變態，沒必要將此事放大，卻不知道性暴力無論在哪個國家丶哪個場合都無所不在。

如同其他社會運動一樣，我們要不斷反思和檢討這項運動的意義，它不是僅僅反對女性遭受的暴力，而是文化上的反思，讓我們了解到性別權力的不對等，以及在這不對等的關系中，展現支配和控製的行為，性，就是權力展現的手段。

在愛爾蘭，我們發起爭取合法墮胎權的運動，你怎麽看臺灣方面相關的墮胎法令呢？

臺灣在墮胎權這方面還不夠完整，在這方面來看女性還是她伴侶的私人財產。首先，24周的胎兒並不屬於法律上的自然人，當然沒有權利義務存在，更沒有所謂的親權。而在要求身體自主權的臺灣，婦女墮胎與否卻需要配偶之同意，也就是說，女性在結婚之後，她的子宮完全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的伴侶，這完全跟身體自主權是互相矛盾。我們可以再查看刑法288條，婦女如果沒有經過伴侶同意墮胎，婦女必須受罰，這樣剝奪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法律必須被廢除！

對於臺灣網路常見的厭女現象，你認為根源何在？如何對抗？

如果把這個問題丟給一位本身厭女的人，他可能會告訴你「臺女就是問題很多才那麽惹人討厭」丶「臺灣女權世界第一，臺女還吵什麽 ?」。

臺灣一直以來都是父權社會，在家庭裏我們很常看到重男輕女的現象，亞洲父母大多數都比較偏愛男孩子，自然男孩子分配的資源相對比女孩子豐盛。在教導方面，男孩子要具有陽剛氣質，女孩子則要有陰柔的氣質，對女孩子的限製與要求相對嚴格，且教條比男孩子多很多。在父母的寵膩之下，這樣的陽剛氣質容易導致男孩子強盛不服輸丶自尊心強的個性，假如在他求學丶工作丶異性關系上的發展受挫（例如運動比賽輸給女性丶被女性拒絕約會），容易感到自卑感，就好比期望落空那樣的失落，久而久之他們只好把問題全歸咎在女性身上。而這樣厭女現象，創造了網路上熱烈回響的「母豬教」。

很多人（順異男居多）常會這樣說：「網路上的輿論看看就好，這些事情不會真的發生。」有這種言論的人，真的是標準的活在象牙塔裏。畢竟這些網路上的仇女言論，置之不理反而會變成一種強暴文化，網路上會出現厭女現象，代表真實世界就是有厭女現象才會用網路和大眾媒體來當媒介。

要進一步遏止性暴力的發生，就必須組織起職場丶學校與社區中的婦女群眾抗爭，挑戰這個壓迫女性的父權資本主義製度！不能單是網路上的輿論壓力，更需要有站上街頭的抗爭行動，才能改變臺灣社會長期低迷的女權意識！而今年三月八號的臺灣女性大遊行，就需要你一同站上街頭，為女性解放而鬥爭！

寸步女權增長，都靠團結鬥爭

女總統蔡英文上臺後，在女性貧窮丶家務勞動負擔和性暴力問題上，女權都沒有得到改善。蔡英文政府反而分化丶取消華航空服員罷工與國道收費員抗爭成果，這其中又以女性工人為多。全臺三百萬名月薪不到三萬元的勞工中，其中女性就占了57%。勞基法改惡後將導致女性勞工要提高工資更為困難，生活負擔必將更為沈重。在臺灣同工不同酬情況仍相當嚴重，如果男女要達到相同年總薪資，女生每年必須比男生多工作52天。

根據澳洲學者研究發現：單周工時如果超過39小時，勞工的精神健康就開始下降。女性工時一旦超過每周34.1小時，精神健康就開始下降。不論是松綁七休一，或是縮短輪班時數間隔，甚至是全年變形工時條款（加班費沒收條款），這都會讓平均每天要負擔4.22小時無償家務勞動的女性勞工，休息時間更少，身心更為疲憊。勞基法改惡，就是殘害臺灣女權。

婦女重擔仍未減輕

女總統上臺一年多，許多基層女性同樣活在長照資源匱乏的摧殘中。先前臺南麻豆52歲的婦人，就是因先後照顧夫家的阿嬤丶婆婆，之後為了省下一萬六看護費照顧公公，每天上班十幾小時，下班又要照顧公公，最終抑郁悶死公公後跳樓自殺，這樣的長照悲劇時常上演。照顧家中老人的責任八成為女性所負擔，蔡英文政府推行長照2.0，預算不到300億，但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過326.8萬，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3.9％。入住安養丶養護機構的重度丶極重度失能者，並不在長照大傘給付之內。家中失能老人，假如送去機構抑或請移工來照顧，都不能得到長照2.0的補助。而這樣照顧老人的責任，將會落入家中女性身上。

普遍勞工收入也不過三丶四萬臺幣左右，但私立幼兒園一個孩子平均每月就需繳付約15,000臺幣，等於普遍勞工半個月的收入。賴清德聲稱要把：「私立幼兒園公共化」，其內容是補助念私立幼稚園的學童一年2~7萬元學費，這政策實施後，將可能會造成私幼學費變相調漲。這種補貼並不會解決私營丶賺取利潤的性質，僅是政府撒錢給幼托業者和資本家牟利，並不能真正減輕基層育兒婦女的經濟負擔。

2017年，受到家暴人數有兩萬四千人，其中女性就占了70%。施暴者共有兩萬四千五百人，其中男性占了76%。根據2016年統計，受暴者與施暴者關系，其中有55%為婚姻丶離婚與同居之關系，可見在父權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是家暴的最大受害者。全臺家暴庇護所僅有26家，離開庇護所的女性約有3至5成會脫離暴力的婚姻關系成為單親，然而單親媽媽經濟上去租賃房屋與生活丶扶養較為困難。

臺灣的家暴庇護中心缺乏長期丶自主的庇護服務，讓受暴婦女擁有足夠的時間與資源重建生活。舉例而言，2017年擺脫受暴關系的某位單親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去花蓮生活，結果常常遇到上班時間需要請假回去照顧小孩，因此薪水常常因請假而減少了，這就是蔡英文政府缺乏對於受暴婦女庇護的例子之一。

2017年前三季中，通報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占了性暴力受害者中的80％，然而在受暴女性中就有將近三千人受害者為學生。據統計，性侵加害人其中55％犯罪動機是為了證明自己擁有可以主宰另一個人的權力，並非性欲所驅使。可見，性侵害的根源在於父權製度，這證明我們需要響應#METOO運動，反擊父權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控製欲望，反對資本主義刺激消費欲望的女性商品化宣傳。

結論

不論是爭取女性的經濟自主，還是反對性暴力與家暴，這都不是一個女總統主政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基層群眾要求人人享有公平的退休保障，免費的公共長照與托兒，及至是更充裕的公共預算來扶助受暴婦女，這都代表需要向資本家們課徵富人稅丶並挑戰他們對於社會財富的壟斷才能做到。因此我們需要建設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群眾性女權抗爭，在職場社區與學校中組織起來，挑戰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偏見歧視與這個讓絕大多數女性身處壓迫中的資本主義製度！

只有民主公營才能真正推動發展綠能

今年是福島核災的七周年，全國廢核行動平臺於三月十一日繼續舉辦反核遊行集會。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呼籲各位毋忘核災，繼續上街抗爭，並且反對蔡英文電業私有化的政策。蔡英文上臺後，宣稱2025年綠能會占20%的總電量作為「非核家園」的一步，但計劃根本是以電業私有化為主導，並推行實際上補助財團的前瞻基礎建設計劃（243億的預算）。

綠能發展的資本壟斷

此舉吸引了數家跨國綠能大資本進入臺灣市場。然而，蔡英文政府的綠能議程除了不受到臺灣工業資本家的信任外，就連國內銀行資本都仍對提供綠電融資采觀望態度，由此可見金融資本家僅關心是否有利可圖，對於發展潔凈能源的需要則不再考慮範圍之內。

臺灣國內資產階級與蔡英文政府間在綠能政策上仍存有諸多分歧，而臺灣工業資本家最關切的是未來能否繼續享有相對低廉的能源成本，日益嚴重的空汙問題卻選擇視而不見。

在離岸風電方面，許多西方國家如德國（達德能源）丶丹麥（CIP，沃旭）和加拿大（北陸能源）的跨國能源公司挾其綠能資本，或與臺灣公司（中鋼，遠東，亞泥竹風，力麗）合資，要透過臺灣打開亞洲市場。綠能資本如同以往的美日核能資本，也需要開拓臺灣市場消化過剩的產能 。

在市場經濟下利潤是發展綠能的唯一誘因。這都意味著事關基層群眾迫切需要的電能丶潔凈空氣丶安全，仍由資本利潤來決定。然而太陽能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私有企業難再有獲利空間，因此能發展多少還成很大疑問。盡管蔡英文政府提出623億預算要來補助設置太陽能板並發展綠能，讓政府經費淪為企業分食的大餅。此外，綠能發展根本需要由整個社會統一規劃才能有效推動，但在市場經濟下，各個互相競爭的企業爭相進入零散的市場，不可能進行規劃和合作。例如，企業現時難以找到出租的屋頂廣泛設置太陽能板。

蔡英文的綠能政策變相的推動電力部門私有化。這樣一來雖看似解決了依賴核能發電和減輕了空汙的問題，代價卻是促使作為民生必需品的電力能源淪為資本家牟利的一門好生意。長遠來說，財團壟斷了綠能之後將會後患無窮，企業可以操控電價，尤其是太陽能業因為產能過剩丶薄利多銷的模式下壟斷程度不斷增加。

同時，燃煤發電丶交通排氣與工業廢氣等因素引發的空汙議題，開始受到熱烈討論。核能發電廠停止運作而綠電又未上軌的情況下，以燃煤補足供電卻加劇了空氣汙染。此外，綠電建設因為還在初步建置的發展階段，將在未來反映為電價上漲，沖擊基層民生。許多評論者與資產階級團體的代言人玩弄反空汙與反核丶電價與綠能的矛盾，暗示空汙與電價上漲是反核和推動綠能的必然結果，以保守的態度擁護重啟核電，但是如果不挑戰拉綠能後腿的資本主義，這樣的真實矛盾將可能被持續利用。

能源問題就是階級問題

要能讓空汙與綠能議題強化反核運動，就需使今年遊行的訴求，不再只是對政府的「政策倡議」，而是爭取對資本家課征石化燃煤能源汙染稅丶取消供應給工業資本的化石燃料補助，並要求大量投資潔凈能源的發展和建設節電儲電系統。要實現能源領域的徹底變革，就需要將全國能源與金融部門國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控。只有如此整個社會才能為綠能發展作出民主理性的規劃，而不是由市場主宰。因此，追求能源民主與環境永續的訴求，是需要透過工人階級的反資本主義鬥爭才能實現！

親資政府並不能徹底解決環保發展的需要與資本逐利之間的固有矛盾。必須建設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環保群眾鬥爭，才能避免發展綠能卻帶來私人資本對於電力部門的控製。只有基層群眾丶特別是工人階級組成的委員會，在能源部門掌握實權並予以民主監督，同時促使綠能科技無條件的共享丶並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的全國金融部門來為相關能源基礎建設提供充裕經費，綠能才能獲得最有效的運用與飛速發展，以解決空汙丶電價和安全等危機，並建立便宜且環境友善的供電模式。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 反擊藍綠財團專製

臺灣解嚴已三十年余，如今藍綠兩黨占據了政治生活的舞臺，不論是李登輝到陳水扁，還是馬英九到蔡英文，代表這些時期的字詞不外乎是：金權丶腐敗丶貪汙丶獨裁丶親資。這兩個黨派之所以共享這些字詞，源自於他們都是資本家的政治鷹犬。

民進黨全面執政至今，推行一系列反工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越來越多的工人與青年拋棄了對於藍綠兩黨的幻想，選擇起身鬥爭反抗。在如今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中，資本家透過藍綠兩黨對工人階級發動的打擊是更加猛烈，這表現在民進黨政府這一年多來對工人階級的打壓之中。臺灣工人階級並未仍陷於昏睡，這些年我們看到工會運動的顯著成長，青年一代的激進化（例：反資仇富意識不斷增長），藍綠兩黨製下政治真空的擴大，甚至是過往較保守的群體也激進化起來。然而，單是依靠僅局限於單一議題或是個別產/職/企業的工會組織，是無法進一步的挑戰資本家的藍綠兩黨製。

需要建立黨！

建設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工人群眾黨，以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並引領鬥爭，意味著它必須與藍綠兩黨及其背後的財團徹底決裂，並通過清晰的左翼綱領將工人丶青年丶女性丶LGBTQ丶少數族裔等所有受壓迫群眾團結在自己身後，一同反抗資本主義。它必須要爭取人人免費享有的公共住房丶醫療丶教育丶公共交通。它必須反對獨裁專製，也反對財團掌控經濟。堅定反對軍事化和帝國主義戰爭，反對中國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壓迫。

NGO很多時候都會接受財團或政府的資助，在政治上並沒有獨立性，而且往往不是以群眾鬥爭丶改變社會製度為重點，很多時候只著重於法律或技術上的問題。NGO是由少數學者或精英主導和決策，去「拯救」工人解決問題。但工人政黨要由工人自己組織和領導，由工人民主參與。即使是時代力量這種第三「進步」力量，也並非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時力並非是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黨派，僅將抗爭局限於國會內和媒體前。它們沒有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綱領，在政治上黨施加一點壓力以改變它，而不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最近它在反勞基法改惡的鬥爭中它被許多工人和勞動法學者批評為打假球，其政治弱點被揭露出來。

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工人群眾黨－它需要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組織內部必須讓所有代表和成員有平等發聲的權利，領導由選舉產生並受到黨員監督。它要開放各個真誠支持群眾鬥爭的力量加入其中，包括工會和工運組織丶左翼組織丶女權組織丶環保團體丶性小眾團體丶少數族裔團體等，組成一個聯盟性的組織。當然，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這個工人政黨若要成功領導鬥爭丶反對壓迫，需要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

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最重要的工作領域在於群眾鬥爭和工人運動，資產階級議會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沒有優勢的平臺。因為資產階級議會往往有利於親財團的政黨，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極為有局限的發聲平臺。過去不少新成立的左翼政黨雖然獲得迅速增長，例如90年代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和2010年的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然而卻過於集中議會選舉而偏離了階級鬥爭的路線，最後失敗告終。工人政黨故然可以用議會平臺，為工運提供資源並發動鬥爭。但一個工人政黨的代表走進資產階級議會擔任議員，必須要受到工人的民主監督。他們只會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金，不會享有經濟特權。

當務之急

抗議的街道丶職場裏的組織會議丶罷工封鎖線才是工人政黨的主戰場。工人政黨在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和運動領導權，為了團結工人階級而反對種族及性別分化是它的重要職責。工人政黨為工運提供正確的鬥爭經驗和策略，增加工人致勝的機會以提高其信心。同時在鬥爭中教育工人階級為什麼需要改變社會經濟製度，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過去臺灣工人階級只能選擇被國民黨或民進黨壓迫，或者成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啦啦隊及其愚弄的對象。現在，工人階級建設自己的政治領導是當務之急。

臺灣政局兩極化　階級鬥爭升溫

縱觀蔡英文上臺後的局勢，未來必然將產生超越馬英九時期的群眾怒火。民進黨政府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反倒是越來越多的暴露其反人民丶親資本的立場。

兩年前，民進黨挾著國民黨的全面崩塌的形勢得到全面執政的地位。兩年過去，民進黨上臺後的支持度迅速崩潰。據親綠民調機構（臺灣民意調查基金會）調查顯示，自2016年6月到2018年1月，認同民進黨的受訪者比例從最高點的51.6%一路下滑到28%。就連親民進黨的支持者對蔡的支持也下滑了10%。

反資仇富意識升溫

在民進黨強硬通過勞基法改惡後，草根影響力基金會的一份民調中也顯示：六成受訪者認為這是勞權的大倒退，且受訪者越年輕丶越基層，對於勞基法改惡的反彈和不滿越大！

由此可見，青年工人和學生的激進化，將在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1998年到2015年，全臺最富的5%家庭與最貧的5%家庭其年收入貧富差距從32倍增長到101倍，若算上窮到不須納稅的家庭與富豪們臺面下的資產而計的話，貧富差距實則更為嚴重。這也改變了臺灣工人階級的意識：過去臺灣人相信階級流動與白手起家的神話，現在中壯年及至青年工人之中，所常見的是素樸的反資仇富的意識，或只企求能安穩度日，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正在被現實逐漸擊碎。

中共保持對臺灣在政治及經濟上采取強硬立場，以展示習近平的強人外交政策，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M503航線案是新一次中共對於蔡英文政府政治威信的挑戰，以此打擊民進黨從親綠臺商當中取得的信任。此外，中共收編臺灣的「一代一線」新路線，意味著中共擴大資源收編更廣泛的臺灣基層和青年，而不只是拉攏上層的資本家。

反之，民進黨政府防範中共滲透與利誘臺灣的種種政策，最終效果並不是保衛臺灣民主，而是要用於對付國內階級鬥爭，它可以將「共諜」這頂帽子扣在任何反對者丶特別是工運分子身上。不論從保防法到防滲透法，從轉型正義到增強國防，還是陸委會2月2號表示要強加「法治防範共諜」，都預示著民進黨利用「中共滲透」作為加強國家鎮壓的藉口。臺灣的民主權利只能依靠群眾鬥爭來捍衛！

藍綠兩黨早已腐朽發臭，誰來取而代之？這將是一個攸關臺灣未來政治前景的重大問題。在反勞基法改惡的鬥爭中，過往被視為最「進步」的時代力量已讓政治意識較高的先進工人和青年看到了其軟弱無力。因此在工人運動中就成立新的工人政黨的討論正在熾熱起來。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成立一個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

在政治真空擴大的情況下，各種反動的政治意識和組織也有擴大的危險。基督教極右派「安定力量」正在組織反同運動，甚至有可能組成政黨或近似政黨的組織。此外，保守工人與中產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榮景的懷念，現在已投射到中共與獨裁者習近平身上。

中美角力重燃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冷卻下來一段時間後，現在有重燃的危險。特朗普展開了一些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政策，甚至聯合印度建立反中的帝國主義合縱連橫。如果中美角力局勢進一步升溫，特朗普將可能挑動兩岸沖突，以煽動臺灣國內的自由派與極右派臺獨勢力作為對抗中國的政治棋子。然而，特朗普絕非臺灣自主權的盟友，僅是想利用臺獨情緒來增加美帝在亞洲的籌碼。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中臺工人階級聯合鬥爭丶挑戰中共獨裁及中美臺的資本主義。

工人階級與所有受壓迫者必須建設自己的左翼工人群眾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團結起所有受壓迫者，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正為著這目標而奮鬥！因為唯有此途，才能反擊保守神權極右派的興起，才能對抗藍綠兩黨的財團專製。致使極右派興起的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和藍綠兩黨的親資政策下的惡果，而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群眾黨將能為所有受壓迫者的團結抗爭找到一個共同的鬥爭綱領，齊力反擊資本家統治與中美帝國主義政策！

勞權公投──重點是建設群眾鬥爭

三月一號，民進黨勞基法修惡正式實行上路。這個號稱「過勞死版」的勞基法修惡，並不能使本外資本家感到完全滿意。商總理事長賴正鎰表示工人的加班費仍是太高，美國商會亦表示仍有九成會員感到勞基法「彈性不夠」。顯而易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島內資本家將再一次推動民進黨政府對全臺工人做出攻擊，企圖進一步松綁勞動權益法律。工人們不能坐以待斃！

在經歷了反勞基法改惡抗爭的失敗後，各工會及勞工團體成立了「勞權公投聯盟」，準備收集聯署發起公投，要求廢除勞基法改惡與討回七天假，期望能動員更多群眾組織起來，一同反擊民進黨政府將近兩年來對於工人們所做的打壓。這場公投有可能與今年底的大選結合起來，揭露支持勞基法修惡的候選人的醜惡面目。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歡迎公投運動，並會投入其中建設群眾運動，因為勞權公投運動可以是建立挑戰臺灣資產階級政府的全國群眾鬥爭的開始。現時公投運動需要在8月之前搜集到30萬份的公投聯署書，才能使公投成案。我們呼籲每一位讀者加入聯署與鬥爭的行列，一同建立群眾性的公投運動！

群眾組織與鬥爭

社會主義者理解到，公投只是工人階級可以運用的鬥爭機會。但資產階級的選舉並非真正的民主，工人階級在當中沒有天然的優勢，必須依靠積極行動才有可能打贏這場硬仗。不僅是在公投成案前後，民進黨與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媒體在起初會極力淡化此事，邊緣化公投運動，當運動形成力量並威脅他們時，他們則會動用宣傳機器進行抹黑，以確保勞基法修惡不被取消。

即便公投選舉獲得勝利，民進黨政府也將可能不斷拖延落實，更甚至會暫時做出退讓－然後在運動退潮後重新推出打擊力道更大的勞基法修惡（資本家們的各種輿論恐嚇亦將蜂湧而出，來迫使群眾接受再一次的勞基法改惡）。單單憑藉公投本身是不足以挑戰民進黨政府及資產階級的反工人攻勢。工運需要更具戰鬥力的行動才能成功

建設公投委員會

公投的票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建設群眾運動。我們需要在各社區丶學校丶工廠企業，建立基層的公投委員會，將成千上萬的工人丶學生組織起來，成為挑戰民進黨與資產階級的大軍。各個公投委員會可以通過選舉代表，由下而上串連為一個全國公投委員會，建設全國工人群眾鬥爭。

我們認為，勞權公投聯盟有責任在全國各地推動與協助建立群眾性的公投委員會，不僅是工會與NGO或學生社團可以參與其中，任何活躍投入工人鬥爭的個人與組織都將可以成為其中一員，民主且團結的共同建設群眾性的公投委員會。

公投委員會可以讓各勞權團體丶工會丶青年及工人作為討論的平臺，民主決策運動的口號丶策略和鬥爭手段，並組織宣傳行動丶遊行集會，為公投運動造勢。公投委員會內部必須具備充分民主，讓基層參與者討論和決定鬥爭方向。這是它保有活力與爭取勝利的前提。

公投運動若要成功就需要升級鬥爭，以罷工罷課一天為開始，建設全國罷課罷工運動。而公投委員會將會是罷課罷工運動的組織平臺。正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去年反勞基法改惡的鬥爭中所指出的：「現在單靠遊行丶甚至是直接行動（例如沖撞官署和占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和資本家作出重大的退讓，因此行動需要升級至罷工作為鬥爭手法。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在於其讓經濟得以運作的實力，而罷工可以癱瘓經濟運作，展示出社會是靠工人運作，而不是資本家，所以對資本家造成的實際威脅將比沖撞官署丶占領要大得多。」

左翼工人群眾政黨

全國公投委員會，將能成為建立一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的跳板。近來關於籌組工人政黨的討論更趨公開，這是一個有助於強化工運的發展。但要建立一個獨立於藍綠之外的左翼工人群眾政黨，它的產地不會只是在辦公室的秘密討論中，或是字面擬定的綱領上，最重要的是在群眾鬥爭之中。當前公投運動正是與建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連結起來的好機會。工運及社運分子可以在反勞基法改惡公投中面對廣大工人及青年，解釋建立一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的必要性。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近兩個月持續在街上通過演說和刊物進行公開宣傳，而這是整個工運目前普遍所欠缺的活動。

即使在公投完結後，公投委員會可以轉化為工人階級的政治討論及鬥爭組織平臺，持續向資產階級政府施壓。在面對下一波對勞權的攻擊時，這個平臺可以運用積累起來的鬥爭經驗，再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運動。因此，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當前的公投運動的願景，不應僅止於「廢除勞基法改惡與討回七天假」，還要建設工人自己的黨！打倒藍綠財團專製！打倒資本主義！

反美帝抗爭行動－展現國際主義的旗幟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升溫之際，AIT（美國駐臺辦事處）於6月12號舉行新館落成典禮，特朗普政府派出助理國務卿羅伊斯一行人訪臺，蔡英文、賴清德與藍綠政要皆出席恭賀，時代力量黨也清晰地附隨民進黨政府，表達其親美帝國主義的政治立場。此行美帝國主義給臺灣政府送來的，將是要求增加更多的軍事開支、協助美國商會推動第三次勞基法修惡，並且對中共展示其對臺「宗主權」。

當前的中美帝國主義角力，使美帝進一步利用臺灣民眾對於中共軍事恫嚇的畏懼來要求臺灣政府每年增加1500億的軍購預算，以強化美帝在東亞的軍事力量，並且圖利美國軍火商。這些美國要臺灣政府買單的軍火，保衛的不是臺灣的自主權與和平，保衛的是美帝國主義的地緣軍事利益。然後犧牲了臺灣人民迫切需要的各項社福與公共服務資源。

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利用臺灣作為角力籌碼與反對軍事化，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與其他勞工組織於落成典禮當天於場外進行抗議。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提出：「軍購只會激發戰爭，不要軍購！要公共服務，美帝中共滾出臺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同時反對中美兩大帝國主義，絕不能讓工人階級淪為美帝或中共的苦力。不提出反對中共的立場，只能變相地淪為替中國帝國主義擡轎。從砍掉七天假、勞基法修惡、年金改惡等政策，我們已可清楚看到蔡英文政府根本不會保護普通群眾的利益。如今她在「保護國民」的名義下推動軍事化只不過是為了權貴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博弈。

在落成典禮場外，臺灣民族主義者分為兩種聲音－一個是親美日帝國主義的極右派，到場恭迎美帝代表；另一個是要求美帝支持臺灣獨立的聲音。他們誤以為中美沖突會令美國支持臺灣的自主權和民主權利，事實上美國根本對此不屑一顧，而只是通過挑起兩岸沖突來向中國施壓。

具有黑幫背景的親中共極右派「統促黨」，在場外提出「美帝滾出去，和平統一臺灣才有幸福」等主張。但實質上，該黨站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反對美帝，為中共的帝國主義利益效勞，而不是為了兩岸勞苦大眾的利益。事實上美資與中共緊密合作，利用獨裁政權來鎮壓中國工人抗爭，以更方便資本家削弱和牟利。這是統派不願提及的事實。

新成立不久的「左翼聯盟」雖然正確的提出了「要民生，不要戰爭」的主張，但很可惜卻沒有針對中共對臺打壓與軍事恫嚇的批評，無視了當前臺灣群眾的民族獨立訴求，甚至不能清晰的在政治上跟極右派「統促黨」做出區別。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工人階級必須要獨立於任何一方的帝國主義陣營以外，提出團結國際工人的綱領來反抗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只有兩岸以至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民族主義分化，反對浪費資源的軍事競賽，要求將公共資源投放在醫療、教育及住房等有利民生的設施。只有挑戰資本主義製度才能反對中美帝美國主義對臺灣的經濟和政治操控，以及反對臺灣資本家對勞苦大眾的壓迫。

臺北同誌大遊行：13.7萬人上街，為平權公投造勢！

10月27日臺北舉行第十六屆同誌大遊行，創下13.7萬人參與的新紀錄，再次成為亞洲最大規模的同誌遊行。遊行人數上升主要因為婚姻平權公投將於11月24日舉行。挺同及恐同勢力分別發起公投。挺同陣營提出婚姻平權、性平教育2項公投案，而反對恐同團體提出的3項公投案。挺同陣營以「兩好三壞」作為口號呼籲群眾投票。

需要群眾鬥爭

在去年五月，因著群眾運動的壓力，臺灣憲法法院釋憲被迫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但並未明定是與異性婚家同樣平等的受到民事法律保障，還是另訂歧視性的隔離專法。蔡英文政府持續拖延落實法例，讓基督教會等右翼恐同勢力反擊，極力推動另立隔離式的專法，企圖落實假的婚姻平權。今次發起恐同公投的目的是為了施壓政府，推翻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初步實現婚姻平權的鬥爭成果。而釋憲後恐同公投還能通過審查，足以證明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法製往往是維護或更有利於親資保守右翼的社會利益。富豪權貴資助這些恐同教會勢力製造社會分化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大部分上街的群眾都是無組織的。雖然工運組織沒有大力參與，但也有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工運出身的桃園市長參選人朱梅雪參加，亦包括了眾多社運NGO與學生權益組織。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亦有高舉彩虹旗，積極參與遊行之中。我們在文宣、演說及布條口號裏，呼籲群眾除了在公投中投票外，更重要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強調需要向右翼恐同勢力作出反擊，而不能期望無視他們就會使他們自動消失。我們指出同誌平權必須要挑戰整個資本建製，因為它是父權壓迫的社會基礎。

對公投運動的前瞻

目前來看，挺同和恐同公投都難以達到四分之一選民同意票的門檻（即約495萬票），似乎任何一方都難以大獲全勝。雙方的鬥爭在公投後很可能不會停止，而是會持續下去。當然這場公投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戰場，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一直全力呼籲群眾投票。然而，即使挺同公投的同意票較多甚至通過，也需要進一步的群眾鬥爭，才有可能落實修改民法的婚姻平權。相反，即使恐同公投的同意票較多甚至通過，而令恐同勢力稍占上風，政府也難以無視挺同群眾的壓力，直接且順利地推行歧視性專法。

臺灣大量群眾（尤其是青年）在公投中激進化起來。除了因為蔡英文徹底違背了選舉時挺同的承諾，也因為她大力打壓勞工權利和靠攏財團，令民眾利用公投表達對資本建製的憤怒。根據臺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20到24歲的受訪者，超過75%表示一定會或可能會投票，而25至34歲的受訪者則有52.6%可能如此。基金會亦提出一個合理的分析──同婚公投增強地方選舉投票誘因，提高整體投票率。這意味著選舉會更為政治化及兩極分明。藍綠兩營都充斥不少恐同政客，而一些面目模糊的親資政客也會被迫表態。同誌運動需要把握這個機會向選民揭露這些政客的真面目，懲罰他們、阻止他們當選。

激進化vs. 反動升溫

恐同勢力投放大量金錢，動員右翼教會、政黨地方勢力及軍公教官僚化組織系統等等在全臺各地散播恐同謠言，務求動員社會落後的保守階層投票。他們僅能利用龐大的官僚機器由上而下造勢宣傳，而根本不能由下發起一場活躍的恐同運動。

由於臺灣公投製度對青年和工人階級有很多製肘。例如不容許選民在異鄉的市縣投票，降低了離家上學或工作的青年及勞工選民的投票率。恐同公投很可能在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下獲得可觀的票數，並使恐同勢力會提高信心和強化組織。至於這股勢力會否形成新的極右派，像美國川普式的政治運動，雖然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但在更遠的未來可以是一個威脅。平權運動要準備公投後的持續戰鬥。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介入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於9月開始成立「戰鬥吧！同誌」運動，作為一個讓平權人士由下而上民主參與的平臺。我們分別在九月進行了兩場抗議活動與在十月組織了一場掃街遊行來呼籲大眾一同贊成平權、踢走反同政客！ 與官方的平權運動截然不同，我們主張將同運政治化，並且走階級鬥爭的路線。我們在反同公投的宣傳活動中作出抗議，組織抗議行動挑戰反同政客，呼籲群眾阻止他們當選。

同時，我們將當前同誌平權運動的訴求連結至更為廣泛的基層同誌與全體工人階級的生活保障之中。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婚姻平權，單單是修改民法是不夠的，更是需要改善勞動條件改善與公共服務資源的擴張。因此，同運需要連結起工人運動的抗爭，促使工人階級跨越性別界線團結起來，打破這個壓迫性小眾及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製度！

二零一九年

臺灣馬克思主義學習營 社會主義者的歷程碑

在《國際歌》的激情演奏聲中，1月26-27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CWI臺灣）極為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學習營順利閉幕。

成功的學習營

學習營地點在新北市的山邊民宿，有40名來自臺灣七個縣市及香港、澳洲、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參與者和國際來賓。這是自1949年蔣介石軍事獨裁政權敗退臺灣以來，臺灣第一次由國際社會主義組織舉辦的政治集會。15名參與者（其中一大半是工人）是第一次參加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活動，其中5人在學習營期間表示願意加入我們。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於2018年取得了很大成果。雖然規模仍小，但特別是透過11月平權公投前積極的性小眾運動，以及抗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勞基法改惡，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數量翻了一番。12月，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臺灣成立了第一間辦公室。本次周末學習營籌得捐款新臺幣38,000元（折合1,234美元），表明我們能夠建設一個更加強大的力量。考慮到許多人來自離學習營很遠的地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成果。

不穩定的政局

「近幾個月臺灣政局劇烈震蕩，表明資本主義兩黨製的不穩定。執政黨民進黨在11月九合一地方選舉中遭遇慘敗，較親中的國民黨贏得22個縣市中的15個」，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許偉育在學習營開幕式上說。

蔡英文被迫辭去民進黨主席的職務，並且越來越人對她來年再次競選總統的計劃提出質疑。但由於1月2日習近平的強硬講話，情況發生巨大變化。講話中，習近平稱兩岸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並以香港為藍本重新提出「一國兩製」。在習近平政權強化對香港的政治打壓的情況下，「一國兩製」令大部分臺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感到厭惡與警惕。

許偉育指出，蔡英文將習近平的講話作為民進黨的政治救命索，將自己裝扮為捍衛民主權利、反對中共輸出獨裁的「女強人」。她的策略暫時取得了成功，支持度明顯上升。

「80%的人支持蔡英文對習近平講話的回應」，他說，「這種轉變反映了群眾對中國獨裁統治的恐懼，而非對民進黨政府的支持。」

「許多人認為蔡英文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是捍衛民主權利，但實際上民進黨政府的政策，與在野的國民黨一樣，沒有改變：對工人和青年展開新自由主義攻擊，血汗工作，限製抗議權，背叛對LGBTIQ權利的承諾。」

學習營討論了在臺灣建立工人政黨和提出明確的社會主義方案以替代藍綠財團統治的需要，也討論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馬克思主義的綱領與路線，及其與臺灣政壇上「第三勢力」（比如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差異。「第三勢力」在政治上局限於資本主義框架內，在兩岸問題上支持其中一群或另一群資產階級統治者：美國和臺灣民族資產階級，或者同樣反工人且親億萬富翁的中國政權。

民族問題

學習營還討論了中國群眾鬥爭、國際前景、女性鬥爭和民族問題。關於民族問題，討論的關鍵問題是中美臺沖突；社會主義者支持在兩岸及全亞洲工人階級團結反抗資本主義和威權統治的基礎上建立獨立臺灣。本次學習營的一個亮點是請到社會主義鬥爭運動（CWI以色列-巴勒斯坦）的Shahar Benhorin來講述以巴狀況。

「蔡英文曾去過以色列，民進黨政府顯然將以色列視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典範」，Shahar說。

「像國民黨一樣，自由派的民進黨也沒有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沒有譴責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與壓迫數百萬巴勒斯坦人，這絕非巧合。臺灣統治精英奉行親帝國主義和完全反動的立場和角色，他們沒有辦法解決臺灣民族問題。」

參與者積極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對民族問題的立場，並討論了工人階級團結反抗飽受危機的資本主義是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關鍵力量。

臺灣：總統大選前哨戰與兩岸危機

2020總統大選進入前哨戰，臺灣民意基金會在2月底公布了總統大選的民調，國民黨的韓國瑜目前在民調以34.4%，領先柯文哲的29.6%和蔡英文的28.2%。此外，如果蔡英文與朱立倫對決的話，也會輸6%。可見群眾對於換走蔡英文的渴求極為深切，更加突出了「兩害取其輕」而票投蔡英文的策略已經令民眾大失所望。

雖然一月蔡英文對習近平講話的「強硬」回應部分拉擡了她的民調支持度，但這種支持也只是暫時性的。未來一段時間她也會繼續用反中的言論爭取群眾支持。在傳統政治格局逐漸瓦解的背景下，親資政客裝扮為建製外的力量，收割群眾對現存政局厭倦的情緒。臺北市長柯文哲和高雄市長韓國瑜在此情勢下成為熱門人物。

兩岸政策

但他們的支持度都是不穩定的，尤其韓國瑜現時雖然獲得最高的支持度，但同時不支持他參選的有6成4，更代表政局的高度兩極化。

另一方面，國民黨已有6人表示會參選，並已就初選方式出現內訌。國民黨中央決定以「黨員投票三成，民調七成」進行黨內初選，爾後又拋出不排除二階段徵招，此舉將可能為韓國瑜參加總統大選打開更多空間。韓國瑜就如川普一樣，在群眾對兩黨政治厭倦下表現為建製外的新人物，營造振興經濟的強人形象，但實際上代表著財團的利益。

兩岸政策與中美關系成為當前總統大選前哨戰的熱門話題。蔡英文將會依賴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利用臺灣民族主義來將自身形塑為「護民主丶反中共」的政治選項。在中美沖突的背景下，親美路線會使臺灣進一步減少與中國的經貿來往。蔡英文為了吸引臺商回流臺灣，將推動更多優惠財團的政策，包括以國家資助扶助經濟項目丶減免財團稅項丶簽訂更多自由貿易協議丶打壓勞工權利等。這意味著工人階級會受到更大打擊。同時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這些政策的成效將會極為有限。

柯文哲主張在中美兩強之間采取平衡與不明確站邊的立場。他迎合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基本定性－「中華民國在臺灣」這一論點，亦即不認同臺獨建國丶亦反對兩岸統一。同時他又提出「兩岸一家親」的言論，高調批評蔡英文政府鮮明親美反中的執政路線，表現自己以經濟為先丶有能力解決臺灣民生困境的強人形象。

在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拋出若勝選執政，將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意味著與中共恢復緊密的外交與經貿關系，可謂現時最積極爭取親中資產階級支持的候選人。朱立倫與王金平現時雖未有清晰主張，但估計總體而言不脫離「承認九二共識，親美親中」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者不支持親美和親中的立場，只有臺灣工人階級獨立鬥爭，團結中國以至世界工人階級，才能挑戰兩岸資產階級以至美帝國主義。

自去年九合一選舉以來，臺灣出現一股「網紅政治」熱潮。近期蔡英文製作了「小英去哪裏」，並且錄製溫馨的逗貓影片，打造親民形象，並自稱為捍衛民主權利丶反對中國打壓的「辣臺妹」。而柯文哲作為最吸引眼球的「網紅政客」，在今年2月初與多位當紅Youtuber合作拍攝影片，以提升網路聲量。這些網紅政客的影片往往淡化政治內容，突出娛樂性和「個人魅力」。

政治人物網紅化

政客學著當網紅的現象，反映著政治真空的擴大，政治版圖繼續碎片化。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藍綠兩黨以及新興政客都難以提出重大的改良措施來安撫群眾怒火。所以這些政客避談明確的立場和綱領，轉而通過社交媒體塑造個人形象，以期吸引對藍綠政治失望的年輕人。

柯文哲和韓國瑜在網路塑造親民形象，但不妨礙他們提出為建商和房產炒作大開門戶，讓房產老板們「賺大錢」。而且去政治化的網路宣傳本身也不穩定。

2019年，中美沖突下的全球與臺灣經濟增長減速，將推動更多工人走上組織抗爭的道路。蔡英文政府寄望使臺灣資本主義在中美平衡，甚至推動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但這意味著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丶軍事化和民族主義衡突，臺灣工人未受其利先受其害。工人階級必須組織獨立於藍綠以外的國際主義左翼工人政黨，並挑戰資本建製，才能讓臺灣擺脫受製於中美博奕與財團操弄的命運。

韓流與韓國瑜－資本主義危機孕育的右翼民粹派

「韓流」的勢頭正繼續發展下去。韓國瑜的民調支持度遠超藍綠兩黨有意參加2020年總統選舉的人物。他在民進黨執政20年的鐵票倉高雄出人意料地當選市長，瞬間冒起已比號稱「白色力量」的柯文哲更引人註目，甚至是柯文哲支持度衰落的部分原因。面對郭臺銘宣布參加國民黨初選，韓流激烈反彈，迫使國民黨主席宣布將征召韓國瑜參加初選。韓國瑜一直未表態是否參選，但他接連出訪中美，顯然是為此作準備。「韓流」為何能迅速冒起？它代表怎樣的政治力量？

韓流的誕生

自90年代以來，臺資工廠轉移到中國或其他勞動力更廉價、工人組織薄弱的國家，再加上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沖擊，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漸漸的不再能夠維持「臺灣錢淹腳目」的經濟榮景。民進黨上任以來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變本加厲，惡化與延續了基層工人對未來的悲觀絕望與當下的貧窮困境，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持續惡化，而國內大資本家繼續大發其財。

以最新統計的105年綜所稅申報資料來看，國內最貧窮5%人與最富有5%人的當年度收入貧富差高達105倍，但這都還未算上未被計入在內的資本報酬：利息、股利所得及證券交易所得等。簡而言之，真實的貧富差距恐怕是乘以千倍萬倍。

對貧窮的恐懼與生活水平停滯下滑的不滿，是扁馬蔡三屆政府皆不能得到群眾穩定支持的重要因素。這也是柯文哲、韓國瑜等民粹政客興起的重要背景－在欠缺工人階級左翼政黨作為替代力量的局面下，他們被錯誤地視為主流藍綠政客之外的新方案。

民進黨政府上任後啟動勞基法改惡、年金改惡，而在婚姻平權方面則遲遲不兌現承諾並引起反同勢力的擴大和增長，多場大規模抗議和運動接連誕生。蔡英文的親資面目愈發清楚地暴露出來，再加上民進黨淡化臺獨立場，曾在2016年投票給蔡英文的許多選民和年輕人感到被背叛與失落，進而使民進黨聲望大幅跌落，引起中間選民支持民進黨的意願大幅下降，國民黨藉此收割廣泛的反民進黨情緒。

韓國瑜喊出「又老又窮」，「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整個臺灣資本主義的基層生活負擔沈重、薪資停滯微薄、青年人口外流的困境，前者企圖收割勞苦大眾的情緒。後者，民粹式的淺白回應了基層群眾對貧窮的畏懼。現在，他提出「臺灣安全，人民有錢」，蒙騙畏懼中共軍事恫嚇與受貧窮所苦的基層群眾的支持。很多韓流支持者緬懷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強人政治所經歷過的經濟榮景，並將希望投射在中共獨裁與兩岸市場融合上。中共創作的經濟發展神話，藉由兩岸交流與親中媒體宣傳，使相當部分看不到出路的基層群眾幻想自身的經濟困境能在兩岸市場融合、甚至是兩岸統一中找到出路。

另一方面，右翼宗教勢力在反同運動中變得更加政治化與強大，韓國瑜為贏得反同勢力與選民支持，也迎合藍營既有的保守傾向，公開反對同婚合法化和攻擊性平教育。而原本支持民進黨的長老教會則因蔡英文在同婚問題上的模糊態度紛紛表示不滿，視她為反同勢力的政敵。在對民進黨的普遍不滿下，「轉型正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年金改惡政策一定程度上幫助國民黨重新收攏了自己的傳統支持者（例如軍公教群體）。「1124反東廠」這句藍營反對轉型正義的選舉動員口號，在大選期間在藍營選民中引起強烈回響。在自由派份子的施壓下，民進黨著手將轉型正義擺上議程，但它沒有能力徹底清除蔣氏父子在臺灣社會上下遺下的各種殘余。也因此引來藍營及其選民的反撲。

在這個基礎上，韓流席卷了右翼勢力、部分保守的中間選民與對民進黨感到失望的泛綠選民。結合起國民黨地方派系與親中資產階級媒體的造勢吹捧，韓流席卷全臺。

韓國瑜的主張

韓國瑜不同於傳統國民黨建製菁英，無顯貴出身。在國民黨機器中，從議員助理爬升至立委，2000年因於黨內失勢而連任失利，07年嘗試復出也未果。期間，依靠其妻之李日貴家族權勢於雲林鬥六興辦維多利亞學校。2013年，代表雲林張派出任北農總經理。韓國瑜此人，過去為黨國服務，爾後投靠國民黨地方派系，如今誓言做資本家們的好朋友與仆人。究其背景，雖無顯貴出身，卻也深黯欺世盜名與升官發財之道。

借助韓流，韓國瑜提出更加親中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他主張自由經貿區與大舉開放中資入臺。他支持九二共識。這個立場具體而言便是：掃除有礙於資本獲利的因素－勞工抗爭，勞基法，環保法規，賦稅－及一切對資本活動的約束。而在自由經貿區中，資本活動所受的管製將大幅減少，工人將失去相當大程度的權益保護，並將導致全國勞動條件的普遍惡化，資本逐利的最大化。

當然，韓流的興起也助長了中共在臺的影響力。作為公開支持九二共識且強烈反臺獨的國民黨政客，當前高度的公眾支持使中共在韓國瑜身上看到了誰是最佳代理人。

在韓國瑜勝選之初，他拋出開放中資來臺置產，實質意味著房地產的炒作。上任不久後，親中媒體吹捧捏造他爭取了相當多外國廠商的農產訂單，但實質上這些外銷農產訂單的受益者是盤商與富農，而非那這真正為生活所困的小農貧農。

簡而言之，韓國瑜作為一個右翼民粹派政客，他利用著資本主義危機所製造的群眾憤怒與自身的草根形象來推動一個親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當前基層工人的生活困頓與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下滑，正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成果。

韓國瑜神話何時破滅？

作為國民黨當前最有可能勝選的選項，韓國瑜有意參選總統，過去他的不表態是為了醞釀積蓄向朱王二人施壓的韓流聲勢。朱立倫雖不願退出角逐，但在藍營內部施壓下也逐漸軟化立場以求政治生命的延續，王金平則仍絲毫不退，這便使他成為藍營內的眾矢之的。現在，在韓流的壓力下，國民黨中央表態將征召韓國瑜參加初選。

如果在藍營大團結拱韓的情況下，民進黨與柯文哲的選情都將極為不利。

看似是韓國瑜在改變臺灣傳統政治格局，但其實恰恰相反。政治版圖碎片化和政治真空為所謂的「非典型政客」提供了空間，柯文哲是更早的表現。但這些「非典型政客」亦無法為基層群眾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因此往往是曇花一現。韓流冒起之後，柯文哲的光輝很快黯淡下來。

現在郭臺銘參加國民黨初選，也已開始挑戰韓國瑜的地位。目前郭臺銘的民調支持度僅比韓國瑜少不到3個百分點。

韓國瑜這種民粹政客反映著政局的兩極化，他現在雖然民調最高，但同時也受最多人反對參選總統。反對者主要是年輕人。就如柯文哲一樣，韓的支持度是極為不穩定的，他將會激起特別是年輕人的反抗，因此其未來聲勢還是有很大變數。世界各地這種民粹政客往往來得快、去得快。

在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期間，中共網軍的高調介入與親中資產階級媒體的全力吹捧，已讓人看見了在韓身後有著中共獨裁的支持，如今親中共勢力已展開進一步的網路戰。親臺獨勢力已經開始重啟抗中保臺的政治議程，包括動員反親中的遊行，以及發起反對親中媒體的運動。其內部雖仍有許多分歧，但一致的是將保衛民進黨連任視為總目標。他們虛偽地利用「護民主」來動員群眾，實際上民進黨幾年來親財團和反民主的政策正是韓流的製造者。真正反韓國瑜的鬥爭需要工人階級的獨立鬥爭，而不能依賴綠營勢力。

抵抗韓流－需要反獨裁護民主的左翼政黨

韓流既誕生於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惡果和獨裁遺毒之上，只有建設一個堅定反對藍綠兩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群眾性左翼政黨，才能終結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基層與中產的毒害，才能阻擋右翼民粹派與親中共勢力的興起。藉由群眾抗爭，打倒政商權貴和反民主趨勢。

臺灣作為美帝附庸，部分群眾期盼要兩岸和平，承認九二共識或推動軍事化都是緣木求魚，只有終結中美帝國主義沖突與資本主義體製，才能結束中美兩國以臺灣做為地緣角力籌碼的局面。這將是社會主義民主製的臺灣獨立。

抵抗韓流與親中共勢力的民主抗爭，不僅需要反對中國帝國主義在臺代理人，更需建設一個橫跨中國與臺灣的反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才能終結中共威脅與恫嚇；打倒資本主義，才能實現100%的民主權利－因為它必須鏟除壟斷財富與政治權力的財團專政。

臺灣：長榮空服員罷工

2019年6月20日，長榮空服員在空服員職業工會的帶領下正式展開罷工。截至目前為止，已有2100名以上長榮空服員繳交「三寶」（臺胞證丶護照丶員工證）參與罷工。據公開消息，當前長榮航空僅剩四成運量並損失營收8.2億元。總計至6月25號已經逼使資方取消1043個航班。事實上，當前罷工成效是顯著的！

相較華航在機師罷工中最少能維持八成運量。可見，今次長榮空服員的罷工力量更為強大！

因爲，長榮資方始終極為強硬，他們向工會提出法律控訴，不惜賠本也要對付罷工，因為害怕若果今次罷工勝利，會大力鼓舞整個航空業乃至工人階級起來反抗。
在社會上親資輿論的猛烈炮火襲擊下，可以想見已對許多罷工空服員造成巨大壓力。這反倒證明罷工具影響力，只要工會能抵抗輿論壓力，堅持下去，是能威脅資方利益，並有勝利的機會!

2016年華航空服員的罷工經驗也能使我們記取許多寶貴教訓，資方的秋後算賬丶違法解雇勢必在罷工後接踵而來，甚至手段將比華航資方更為粗暴。「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法律訴訟曠日廢時，對資方而言充滿優勢和資源，並處處折磨著工會幹部
精神丶時間丶資源。堅持到底丶不輕信資方的任何承諾，是這場罷工抗爭取勝的關鍵。只有在這個罷工過程中展現出無比的勇氣和決心，才能有足夠的力量對抗罷工
後的整肅。

輿論戰爭

過去五天以來，長榮資方丶全國親財團媒體與各路「電視名嘴」一概將炮火打向罷工中的長榮空服員。

罷工第二日，交通部長林佳龍即立刻拋出政府應製定「罷工預告期」，企圖使本已很難發動罷工的工會組織更受箝製，對此勞動部的態度也未鮮明的堅決反對，而是曖昧不明。民進黨數位立委與國民黨更異口同聲地贊同這項反工會政策。資方製造且彌漫全臺的反罷工輿論成為了上述政策的強大推動力。

可貴的是，在網路上仍有為數不少的挺罷工輿論。許多同受血汗過勞丶低薪窮忙之苦的年輕人丶中年人丶老人也都在網路上發聲挺罷工。

但親資方反罷工的輿論所握有的是全臺各大報丶各大電視臺作為組織性的武器。因此我們必須集結起支持罷工的能量，走上街頭，才能展示我們的力量和聲勢。

擴大罷工 抵抗媒體抹黑

現在工會表示可以在勞工董事和禁搭便車條款上作出讓步。我們理解工會在罷工中有時不能爭取全部訴求，必須依據具體情況作出判斷。同時我們也要告知工人，資方現在企圖全力打垮罷工，不會因為勞方釋出善意而輕易妥協，甚至有可能工會讓步後跳票，並向罷工工人秋後算賬。現在的鬥爭必須要壓倒性的勝利，因此工會領導需要計劃如何進一步擴大罷工的支持和力量。

罷工中的長榮空服當前的挑戰是需要有更多的社會輿論支持，才能在勞資對抗的僵持局面中重振信心丶激勵士氣。進而使工會幹部確信能夠堅持到徹底勝利。全臺航空業工人，也需要透過工會組織（如華航工會）一同走上街頭集體聲援，展現航空業的勞工團結。

罷工（工業行動）的最大力量在於癱瘓公司的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真正運作企業的力量丶而不是那些老板。長榮空服員有約4200人，現在有2100名長榮空服正在罷工。為了擴大罷工規模，工會可以動員罷工工人以及支持者，在機場或員工集結的地方宣傳，招募更多工人加入工會和罷工。

各大工會與勞工團體丶以及所有支持勞工抗爭的人們，應該動員丶集結起來，以實際行動支持罷工。長榮空服員的聲援者丶親友丶支持勞工運動的個人丶組織已成立了一個網路社團來集結支持罷工的能量。這平臺可以在各地區丶職場和學校建立聲援小組，積極舉行街頭宣傳支持罷工。

現在，迫切需要有一場支持長榮空服員罷工的集會丶遊行。把各界工會丶勞工團體丶社運組織，還有那些散布在網路上的支持者集結起來。並贏得仍在觀望中的勞苦大眾的同情和信任。

航空業本來就是高度全球化的行業，工人也應跨國團結鬥爭。在全球航空業壓低成本的大趨勢下，世界各地航空業工人都受到攻擊。近年在法國丶德國丶愛爾蘭等的航空業都有發生罷工，工人甚至發動跨國罷工互相聲援。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世界各地工會的聲援臺灣長榮工人，共同對抗資本家的剝削。

對抗資本剝削的典範

這三年來，我們遭受了刪減七天國定假日的打擊，全國勞工頓失每年總額七百億的薪資所得。勞基法，勞工權益的最低底線，在2017年慘遭修惡丶我們進一步走向血汗過勞的深淵。

這一場罷工如果勝利，未來將能鼓舞更多勞工組織工會丶對抗慣老板壓榨與政府對勞權的攻擊。在中美經濟戰爭與臺商大舉回流的壓力下，下一任政府將有更大壓力去推動反勞工政策，來確保臺資利潤。長榮罷工是勞工的典範，所有勞工階級都應全力支持，對抗剝削。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

支持空服員職業工會的全部訴求
反對親資媒體抹黑罷工
罷工無罪，停止提告工會丶罷工工人
反對政府提高罷工與組織工會門檻，捍衛罷工權
支持工會吸納未罷工的工人，擴大罷工力量
盡快舉行聲援罷工的群眾集會，召集所有工會，勞工團體，學運及社運組織
國際團結聲援臺灣長榮空服員罷工

臺灣：香港民主鬥爭影響下的臺灣大選

香港民主抗爭的擴散效應

延續至今破百日的香港民主抗爭，徹底地使中共對臺宣傳所羅織的美夢謊言被揭穿，也使眾多臺灣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同情香港民主抗爭並從中看到「統一」和所謂的「一國兩製」意味著臺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被送入火葬場。

與中共交好的國民黨以及在兩岸問題上搖擺曖昧的柯文哲，被視為反民主、親獨裁的壞選項民進黨則順勢收割了這股民意潮流，也因此其共主蔡英文的聲望也從去年12月的24.3%躍升到約45%左右。

在郭柯兩人宣布不參選總統後，多家民調顯示出蔡英文現在的支持度比韓國瑜高約12~15%。尤其在20~29歲的青年中，蔡將得到約63%支持、韓僅有約18%。韓的民望急轉直下，關鍵因素在於其親中形象與視「臺獨」為死敵的立場。

臺灣青年的民主與獨立意識

根據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顯示，臺灣20~24歲之青年高達7成9支持「反送中」抗爭（這場運動早已超越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本身，而是一場挑戰整個威權統治的運動，所以「反送中」並不是準確的描述）、在25~34歲青壯年中也高達6成5，並主張臺灣政府應給予港人抗爭更多支持。在統獨問題上，《天下雜誌》所做民調也顯示，支持統一者創新低從13.9%下降至6.5%，而在20~29歲青年中支持臺灣獨立者約60%。從中可見，在臺灣青年中具有一股鮮明的親臺獨、挺民主反獨裁的政治意識。但由於缺乏一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這股情緒被民進黨收割，令民進黨「起死回生」，雖然民進黨的政策與執政記錄遠非真的支持獨立和反對威權統治。

民進黨完全執政的三年多之間刪減七天假、勞基法修惡、同婚延宕；這些親資保守政策皆令具有民主與獨立意識的青年大失所望，是去年九合一大選中民進黨慘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如今在同情香港民主抗爭和仇視中共獨裁與畏懼國民黨復辟的情緒下，青年與多數民眾靠攏支持民進黨與蔡英文，乃是出於為了防止親中、親獨裁、或更為腐敗的政客勝選的情緒，並非是對民進黨和蔡英文滿意忠誠。

實際上，蔡英文政府對香港群眾鬥爭口惠而實不至（例如拒絕修訂難民法），而且早已實際上放棄臺獨立場，但在沒有真正代表工人和民主的替代選擇下，群眾在「兩害取其輕」的心態下選擇蔡英文。此外，由於同運領導層缺乏一個戰鬥性立場，在反同勢力的反撲下，民進黨也得以藉助半吊子的同婚合法化拉升聲望。

實現民主深化、不能靠民進黨

不論是在去年九合一大選，又是當前的總統與立委選戰中，缺乏一個足夠強大的「反獨裁、爭民主、反剝削、反壓迫」的工人階級左翼群眾性政黨，乃是雖然藍綠兩黨均受群眾和年輕人厭惡，但臺灣仍未跳出藍綠政治的首要因素。而柯文哲籌組起的臺灣民眾黨只是一個期望能從厭惡藍綠的情緒中獲取權勢的親資政客聯盟，它的根本立場與藍綠兩黨並無不同。柯文哲的由盛轉衰已經說明了群眾對他的失望。

民進黨雖然因著「民主派」的形象重獲多數支持，但這絲毫不妨礙它在未來重新推動維護資本專製、打壓勞工權利、民主權利與經濟福祉的政策。在明年大選後，扼殺勞工民主權的罷工預告期政策將由全臺各商會與立院各黨一同端上議程。民進黨也會繼續對黨國時代的反民主法令愛不釋手，諸如「集會遊行法」、「禁止政治罷工」、以及阻礙勞工爭取職場民主的「工會組織門檻」。指望民進黨保護臺灣現有的民主權利根本是認敵為友。

民進黨服務於臺灣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它無法滿足那些為了防止國民黨復辟而投票給民進黨的群眾的訴求。民進黨的外交政策也反映出它和群眾之間的利益衝突。蔡英文政府越來越依賴美帝國主義的支持，而美帝國主義則希望將臺灣納入自己的「印太戰略」以遏製中國，但各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並不是民主與獨裁之間的鬥爭。美帝國主義自己也支持形形色色的獨裁政權（例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並為了銀行和大企業的利益去打壓民主權利。所以蔡英文政府跟在美帝國主義後面，無法捍衛臺灣的民主權利和民族獨立，只會帶來軍備擴張和經濟危機，令所有民族的工人階級背負越來越沈重的負擔。

因此，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除了堅決反對中共獨裁與國民黨復辟之外；我們也不對親資保守的民進黨和作惡多端的美帝國主義川普政府抱有任何幻想。我們主張不願意屈服於中共獨裁和資本家專製的青年與工人階級們必須建立一個爭取百分之百民主權利的工人政黨，以此來挑戰為資本家專製服務的藍綠白三黨，聯合臺港中三地人民對抗中共獨裁，終結財團治國、資本專製。只有國際工人階級的聯合鬥爭，才能打敗臺灣統治精英和中美帝國主義幹涉，實現一個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在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畫經濟下「有錢、有房、有工人民主」的獨立的社會主義民主臺灣，並以此為跳板爭取一個以所有基層群眾的需要為導向的亞洲社會主義聯邦，消滅已經走入死胡同的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孳生的貧窮和威權統治。

臺灣：庇護香港政治難民！共抗中共與財團專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臺港生向臺灣政府陳情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便在場提出呼籲爭取《難民法》，庇護香港政治犯。時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爭者遭拘捕，設立《難民法》與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和《港澳條例》，庇護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議者，使其免為獨裁政權階下囚，已是刻不容緩！臺灣人民有責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告訴世界，「反獨裁、挺民主」的臺灣人民不會對香港抗爭者見死不救！

民進黨的虛偽面目

然而，高喊「撐香港」的民進黨政府，卻借口「避免挑釁北京」和「防堵中共間諜」，拒絕設立《難民法》。民進黨拒絕援救香港和中國的抗議者和異見人士，顯然選前高舉「捍衛民主自由」只是空談！

民進黨政府裝扮成「抗中保臺」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現在卻荒謬地提出「不要挑釁北京」，更突顯出民進黨在民主和民族問題上的虛偽面目。他們借口說這是為了避免讓中共更加有理由說臺灣政府在幕後操控香港群眾運動。但無論民進黨怎樣做，中共早已將香港的鬥爭定性為「境外勢力指揮的顏色革命」。

同時民進黨聲稱設立《難民法》會便利共諜滲透。但最強大的共諜乃是親中共的財團與政商權貴，乃是那些為中共獨裁效勞的媒體、「叫獸」。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因抗議中天的親中共宣傳和假新聞，而被中天濫告「妨礙名譽」。而民進黨則只是以「防諜」為借口嘗試推動反民主法案、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以圖打擊基層群眾的反抗。

臺灣民主權利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大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支持中共的威權統治。2012年，在中臺商包機送他們的臺籍雇員回臺為馬英九投票。所以我們需要民主控製臺灣的大企業，徹底公開他們和中國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進黨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它不想挑戰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進黨拒絕設立《難民法》，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觸發中共的經濟反擊，否則會令和中國存在密切商業關系的臺灣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同時也是因為川普政府的壓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臺灣問題幹擾美中貿易談判。可見民進黨和美帝國主義最關心的是本國資本家的經貿利益，而非香港民主，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

「個案處理」緩不濟急

為了應付要求設立《難民法》的呼聲，行政院長蘇貞昌稱依靠現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難民。但數十名已前往臺灣尋求庇護的香港抗議者至今懸而未決。目前未有明確法令及正式管道讓香港政治犯隨時可來臺申請庇護，所謂依「個案處理」的做法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至於通過《移民法》變相尋求庇護，現在只有領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領移工或是投資六百萬臺幣的人才有「權利」移民臺灣，可見只有專業人士與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這一渠道，而香港抗議者大多數都是基層工人和學生。

亦有民進黨支持者說，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難民將加劇住房短缺問題和就業問題。論住房，臺灣有八十六萬戶空屋。論財富，單單是臺灣前35大富豪便有高達2.6兆總資產。因此臺灣不是沒有資源，而是這些社會財富遭到少數權貴把持操弄。在臺接受庇護的香港政治犯應有平等工作權（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權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下，打破少數富豪精英對財富的壟斷，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不僅能夠滿足政治難民的需要，也能解決臺灣低薪、過勞、不穩定就業以及房價高昂的問題。

推翻中共獨裁是實現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實現和維護臺灣獨立的前提。要捍衛臺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與實現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與爭取臺中港勞動群眾和年輕人抗爭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政權和三地的財團專製，而非將希望托付給效忠財團的藍綠白三黨。ISF主張設立中國與香港政治難民皆適用的《難民法》，保障所有來臺政治難民在臺灣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與保障，壯大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政的抗爭力量！

聲援香港遭解雇反威權勞工

譴責匯豐銀行職場白色恐怖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今日在匯豐銀行仁愛分行發起示威，因為我們在香港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成員 Nathan 梁禮邦，他同時也是匯豐銀行職員，卻只因參與九三罷工並在媒體采訪中提出需要建立銀行業工會，就在隨後遭到匯豐解雇。

梁禮邦的遭遇不是唯一一例，香港反威權運動爆發以來，多間大企業聽從中共指令，嚴厲打壓參與群眾抗議與總罷工的工會和工人。

匯豐是世界第五大銀行，而其 80%業務都在中國和亞洲國家，更與中共獨裁關系匪淺，「中國平安」這間中共把持的國有公司正是其最大股東！由此可見財團並非民主運動的朋友！

就像香港許多公司，匯豐刊登報紙廣告反對香港民主運動，而國泰港龍繼今年八月裁員四千人後又利用威權鎮壓開除包括空勤工會副主席施安娜等 20 多位航空業勞工──這都顯示財團有多害怕這場運動強化香港的工會力量和工人階級的民主意識。

香港人民要實現五大訴求，必須建設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民主革命運動，而不能寄望於親財團大國的「口頭援助」，必須尋求他國人民的同心支持。世界各地已有超過 16 個國家的左翼工人組織，至當地匯豐銀行抗議，聲援梁禮邦，其中包括北愛爾蘭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Harland and Wolff)工人、葉門沙那的工會活躍人士、愛爾蘭國會議員 Mick Barry，以及澳洲政黨社會主義行動。而在臺灣的我們，也發起這場聲援行動，並向臺灣人民揭露匯豐銀行在香港職場施行的白色恐怖以及親中共獨裁的面目。

香港沒有合法的政治罷工權，反觀臺灣，勞工一樣不能為捍衛民主權利進行合法的政治罷工，更別說工會組織門檻比香港還高 (臺灣籌組工會須達 30 人，香港則是 7 人)。也因此，在臺灣的勞工運動也需要反對從黨國獨裁時代殘留至今的反民主法令。

香港民主抗爭現在已面臨著極大的威脅和挑戰，超過兩千名示威者遭到拘捕、超過百人遭到黑警謀殺、許多勇敢上街的香港勞工遭到財團打壓解雇。這場反中共的民主鬥爭不止是香港人民的事，也是臺灣人民必須大力援助的義舉。我們呼籲匯豐銀行與金融業的臺灣勞工，以及全臺勞工，與我們一起 #聲援梁禮邦! #譴責香港匯豐白色恐怖！共同反 對與中共獨裁合謀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跨國財團！

臺灣：燃燒的香江，照亮臺灣：ISF援助香港民主抗爭

自今年6月起，為協助香港民主鬥爭的進展，ISF派員前往香港全天候協助在港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的抗爭工作。香港民主鬥爭持續至今近四個月，ISF不間斷的舉行聲援活動來呼籲臺灣人民同心支持，並籌款援助在港抗爭工作。

在九月二十八日，我們舉行公開講座來讓更多心系香港民主抗爭的人們，能從中認識群眾抗爭爆發的社會因素與運動延續至今的歷程和發展，並記取當前抗爭的教訓與經驗。

為了援助香港民主抗爭者，我們於10月6日舉行抗議活動，要求臺灣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援助香港民主抗爭者，使所有恐遭迫害的香港抗議者能來臺得到政治庇護。除此之外，我們分別於9月29日的「撐港反極權」遊行中與9月30日至10月1日ISF所舉辦的悼念香港民主殉難者的獻花活動上，呼籲參與民眾同心對港政治犯伸出援手，連署要求政府修法援助庇護香港抗爭者。

香港人民的民主鬥爭不會就此完結，而將會是全中國反獨裁鬥爭的序幕。受香港人民鬥爭所鼓舞的臺灣人民，也需要推動深化民主的抗爭，對抗蔡英文政府和臺灣資本家對勞工民主權的剝奪與限製。

身處在臺灣的我們，不僅致力於對抗親財團的藍綠白三黨，並推動建設一個左翼勞工政黨與爭取獨立的社會主義民主臺灣；我們也致力於把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團結中港臺人民共同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製。

意圖瓜分權勢的親資政客聯盟

在長年藍綠兩大親資政黨對抗的局面下，越來越多對藍綠失望的群眾尋求藍綠之外的新選項。根據民調，民進黨、國民黨與第三勢力的支持度各占有30%左右。為了瓜分上述之政治真空來取得權勢，崛起於2014年全國反國民黨浪潮的民粹政客柯文哲，如今已正式揭開自立山頭的旗幟，成立了「臺灣民眾黨」。該黨的誕生，反映了政治版圖的破碎化，臺灣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需要新的旗幟和面孔來確保對政治權力的控製。

親資民粹主義的大雜燴

民眾黨是親資民粹主義的大雜燴，其構成體現出它並不是藍綠之外的真正替代方案，同時也說明它無法幫助臺灣資產階級恢復穩定的政治權力，相反只會加劇現時的動蕩政局。民眾黨沒有一個明確的綱領，允許雙重黨籍，企圖以此拉攏藍綠之中的二三流人物到其山頭中。該黨高層包含曾為中共走狗旺中集團護航的親中學者賴祥蔚、在民進黨內失勢的職業政治幕僚張益贍（據報導，乃是替柯文哲與雲林張派牽線合作的中間人）、曾在臺哥大、金仁寶集團擔任企業高層的周鐘麒、以及出身於國民黨的親中共飯店業資本家林富男（曾經公開登報力挺九二共識）。

在該黨九月二十日所公布的第一批立委候選人名單中更可以看出民眾黨的腐臭本質。第一批的立委名單包括張睿倉（曾任國民黨地方議員助理）、朱哲成（為苗栗吳家之民進黨人吳宜臻之子弟兵）這類地方派系之徒孫，也包含反太陽花學運的前國民黨人、綠營政二代、地方派系代表、網紅。

為了讓民眾黨能獲取最多的政治資源，柯文哲無所不用其極的嘗試尋求與獨裁余孽-宋楚瑜、地方派系共主-王金平、黑心首富-郭臺銘合作，郭臺銘日前也已表示，將大力為民眾黨助選，並提供全方位的競選作戰團隊給柯文哲使用。

憑借著2 0 1 4年全國反國民黨浪潮當選的柯文哲，如今早已卸下了起初的「反建製」面具，露出了保守、親資、親中共、親獨裁的本質，曾經作為其主要支持者的厭惡藍綠的年輕人大多早已棄之而去。

在5年市政上，除了從挑戰弊案變成縱放弊案，從「拆蛋」變成「喬蛋」來迎合遠雄集團外，「四年兩萬戶、八年五萬戶」的蓋公宅政策也跳票，「打房」的口號收了起來，成了重視「房市穩定」！甚至在今年7月還打算放寬信義區對豪宅的容積限製，鼓勵全臺房地產最高價的臺北市繼續炒房。而柯文哲在6月接受工商大老邀請的演講上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是用來服務企業，政府應該減少對企業限製，反對長榮空服員罷工。

柯文哲長期以來不斷有公開歧視女性的發言，並表態反同婚；反對挑戰中共獨裁的言論與立場，對香港民主抗爭態度曖昧，更甚至主張「兩岸一家親」，打壓臺獨與工運團體的集會陳抗並動用警察暴力，日前更公開煽動省籍對立。

也曾經為了掌握北農公司主導權和雲林地方派系大老張榮味聯合起來打擊民進黨委任的北農總經理吳音寧，維持了張榮味勢力對農業產銷體系的控製盤剝。甚至曾任用張榮味人馬許銘文來「喬蛋」，還推薦其擔任北農總經理。而後許銘文遭檢警查出曾於2011年（時任臺建中心執行長）違法替遠雄大巨蛋在防火安檢評定上「放水」，遭地檢署依圖利與偽造文書求處九年徒刑。

反對民眾黨與柯文哲

結合了藍綠二三流政客與地方派系，又想結盟宋、王、郭三人的柯文哲與民眾黨，絕非是一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反獨裁、反剝削、爭民主」的選項，而是另一個服務財團與土豪劣紳的政黨。

如今，臺灣人民對抗財團治國與親資政客的戰爭中，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獨立於藍綠白之外的左翼勞工政黨，對抗從中央到地方、藍綠白三黨的各種反民主、反勞工、反平權政策，爭取100％的民主權利與對抗資本剝削，要求課征富人重稅來建設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體系，並將臺灣帶向一個由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民主控製社會運作與財富的民主計劃經濟之中，終結財團與政商權貴對臺灣人民的剝削與愚弄。

對白色恐怖的控訴

翻拍自熱門電玩遊戲《返校》的同名電影近期在臺上映，5天便突破了9000萬票房，尤其在青年一代人中反應熱烈。因其以控訴國民黨獨裁統治為主題，也被面臨空前的群眾反威權運動的香港政府推遲在港上映。

電影之時代背景設定於白色恐怖的1960年代，翠華中學地下讀書會師生因教授與閱讀禁書而遭到憲兵處以死刑，故事圍繞著男主角在遭受警總刑求後的夢中，在驚悚且血腥與充滿鬼魅的校園夜晚和女主角一同尋找「記憶」與「答案」中展開，故事的每一個環節皆是控訴著黨國獨裁下血腥暴行，遊蕩在校園中的鬼魅不僅有遭黨國屠殺的師生、被戴上麻布袋遮住眼耳口鼻的學生、更有著象征黨國獨裁的嗜血妖魔。一幕幕血腥的場景都在提醒著觀眾，真實的歷史遠遠比電影來得更為驚悚和殘酷。

回顧歷史　控訴今日

電影中，著名的對白——「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以及作為黨國獨裁劊子手的白國鋒教官所說的——「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是最有力量的控訴，控訴著今日所有仍為黨國獨裁辯護的政商權貴，控訴著黨國遺毒仍禍害臺灣。

如今，白色恐怖的歷史雖已不再是學術的禁忌，卻仍是藍綠白三黨避而不談或選擇輕描淡寫、選擇性敘事的過去。黨國鷹犬爪牙，仍然逍遙法外、作威作福。民進黨人選擇性的掩蓋白色恐怖中最受黨國迫害的左翼份子的犧牲與革命理念，轉型正義政策卻仍畏首畏尾，並選擇與獨裁遺毒共存共榮，例如受惠於黨國獨裁的財團家族，又或是曾服務黨國獨裁的政治世家。正是這些獨裁遺毒，害怕人民想起來，要人們忘記。並且不斷阻撓與反對轉型正義的任何微小進展，害怕其惡行遭到揭露。

令人發指的暴行，必須受到基層群眾公開、民主的審判。反獨裁的臺灣人民，不能忘記和放下！要牢牢記住，並用力建設革命性民主抗爭，讓受惠於黨國獨裁又與其共謀毒害臺灣人民的政商權貴付出代價、承受刑罰。

臺灣：重建平權運動 反擊反同勢力向前爭民法同婚！

四個月前同婚合法化，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這是過去數年來平權運動支持者對抗反同勢力下所贏得的成果。此舉也在鼓舞中國、香港、南韓、日本等東亞國家的平權支持者對抗本國根深蒂固的反同歧視與落後保守偏見。

但在臺灣，反同勢力正準備進一步反撲。下福盟與安定力量已整合反同宗教組織與藍綠兩黨中的保守勢力成立政黨，宣稱要提名超過10席以上區域立委候選人，並可能將與國民黨或王金平勢力串聯，目標在立院內奪取席次推動反同立法。

反同勢力組黨

親資右翼獨派喜樂島聯盟也於7月20日組黨試圖將反同與親資政策勢力帶入國會。握有龐大資源和組織實力的下福盟，試圖重提公投和釋憲，並結合藍綠反同政客向下一任政府施壓，來取消同婚合法化，並推動反同誌政策。

如何才能捍衛當前同婚合法化的成果，並徹底擊垮反同勢力？並且使同婚合法不再只是局限於性傾向隔離製度的專法（此法中，同誌婚姻仍沒有共同收養權、被禁止人工生殖、被限製跨國婚姻），而是能夠落實在民法保障中，並且徹底終結製度性歧視與社會隔離？事實上，如今能有同婚合法化的成果（盡管仍受到許多局限），並非是民進黨的成就與功勞，而是這些年來由青年、工人、市民組成的群眾平權運動的成果。

2016年年底，婚姻平權運動的高潮成功使支持平權的聲浪暫時壓垮反同勢力。成就此舉的是萬人自發串連上街的婚姻平權小蜜蜂運動和歷時數月的激烈輿論對抗，最後則是舉辦於12月10日的25萬人集會。當時，民進黨政府無動於衷，搖擺於平權和歧視之間。但這股強大的民意壓力仍迫使大法官會議做出承認同婚合法、但同時不反對製度性歧視與隔離LGBTQ（專法）之解釋文（釋字748號）。

但釋憲之後，同運領導層無視依靠群眾運動才取得既有成果的事實，未能趁勝追擊要求即刻修民法保障同婚，反而是將事態主導權轉手相讓給政府和立院，讓人們誤以為可以單純通過法律實現平權，進而冷卻運動，致使曾於2017年上半年分裂崩潰的反同勢力得以在藍綠兩黨政客的協助下開始反撲。

民進黨面對群眾壓力，不得不裝扮出支持平權的姿態，但同時通過將同婚局限於專法來緩和反同勢力的不滿，以保住保守反同勢力的支持。因此，要對抗反同勢力，必須自下而上重建群眾性的平權運動，不能寄望於單純的法律手段，也不能寄望於與反同勢力眉來眼去的民進黨。平權運動需要建設獨立在藍綠之外的群眾抗爭組織、在全臺各地展開打擊反同勢力的宣傳與抗爭工作，這需要平權支持者能活躍且民主決策的發起集會、遊行、及至是街頭宣傳與群眾教育，要求政府與立院進一步修法使同誌婚姻受民法保障，不止步於製度性歧視的專法（748施行法），並且推動一個設立〈反歧視法〉的群眾抗爭。這也需要聯系到更廣泛的工人運動和其他受壓迫群體，一同對抗借助歧視與偏見分化群眾、打擊基層群眾生活水平及民主權利
的藍綠兩黨及其背後的大財團。

未來，下一步何處去

另外，面對今年立委與總統大選，需要在各選區采取行動來打擊反同候選人，抵抗藍綠反同政客及反同政黨的威脅，不能僅是支持挺同候選人，更要拉下反同候選人，才能清除立院內的反同代表。

因此，平權運動的未來是需要一個反壓迫、反剝削的左翼工人群眾政黨，才能挑戰為反同勢力保駕護航的藍綠白三黨，進而使平權能大步落實，並且拔除紮根於性別歧視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製度。

錢公司賺 風險我扛

這份工作的待遇雖然看起來只要勤勞跑單，是不會太差的，但如果扣掉加油錢、換機油換輪胎，以及維修，就差強人意了。而且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例如車禍。我認為公司不應該以承攬製來規避應給予外送員的勞健保、勞退與職工福利等必要人事開支。

團結才能改變

在上個月，我在外送期間被一輛車撞倒，雖然只有擦傷，但如果是嚴重車禍，我可能連小命都不保。其實我也怕擦撞到超跑。而且萬一在送貨的途中把貨品弄壞了，或是運送到違禁品，到時候麻煩會很大。而上述各種倒楣狀況，作為員工的我卻只能自求多福，公司一點責任都不用承擔。簡單來說，錢公司賺，風險我扛，太不合理了！

我認為公司既不給我們投保勞健保與提撥勞退，也不承認我們是員工，哪天如果公司倒閉，肯定更不會付我們資遣費。

這讓人想起當初我還在上大郵政的時候，上大不斷跟別人削價競爭，把郵務士的收入一減再減，最後關門大吉，把苦果留給員工！

我認為外送平臺工人應該要組織工會，爭取勞權、改善薪酬條件與職安保障，也要防止企業間的削價競爭導致員工背負更沈重的工作壓力，收入銳減。外送員還可以跨企業的團結起來，守護勞權與職安、反剝削壓榨，而且其實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外送平臺服務的使用者得到優質的消費體驗。

臺灣：外送員罷工　反對壓榨剝削

八月底的UberEATS外送員罷工，將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外送員所受的剝削與不公待遇。外送員控訴公司「獎勵新製」實際上是壓低外送員收入。過去外送員接一單平均７０～８０元；改成新製後一單平均４０～５０元，要連續工作１２小時以上才能得到獎勵金。

誰的共享經濟？

即便是舊製，全職UberEATS外送員每日工作約10小時，每月最多也僅賺３萬，這還沒算上自己負擔的車輛保養、折舊費用。這也是整個外送業的普遍情況。資本家和媒體聲稱「平臺經濟」讓勞動者能「彈性」決定工時，但其實相當一部分外送員是全職工作，且許多兼職外送員每日也需長時間工作。「平臺經濟」主要是讓外送平臺公司更「彈性」使用勞動力，假借「夥伴關系」名義規避應擔負的外送工人職災保險及勞健保、退休金、資遣費等，並利用兼職勞動力來壓低工資水平，而且更容易將市場波動的風險轉嫁給外送工人。

為了在指定時間完成訂單，外送員經常被迫超速、闖紅燈或違反其他交通規則，因此車禍頻發，而外送員只能自己負擔工傷休養期間的收入損失以及車禍賠償。Foodpanda一名外送員說：「如果不缺錢不建議來，因為我們常在大貨車
旁，一沒註意就掰了。」

另一方面，與平臺合作的餐廳，有部分是很小的自營業者，他們不像餐飲集團有籌碼向平臺公司談條件。平臺公司會要求店家在不能提高售價的情況下付給平臺方三成的營收額，而這可能是自營業者僅存的利潤。這讓自營小店更難生存，連帶惡化小店員工的勞動條件。

「平臺經濟」確實便利了生活，也讓生產更有效率。但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份科技進步不是為了提高普通勞動者和群眾的生活，而是為平臺業者及背後金融資本的利潤來服務，同時犧牲受雇工人（包括外送員與平臺公司職員）、小業主和消費者。

建設外送工會

外送員必須組織自己的工會，跨平臺聯合起來組織下一波罷工，要求平臺公司負起法定保障一切的職工福利和權利（無論全職還是兼職），大幅提高趟次傭金，保證所有外送員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也可得到每月三萬元的基本工資。這場抗爭可以爭取自營業者、消費者為盟友，以工人階級為核心力量，挑戰掌握平臺來謀利的財團。

唯有將科技產業、金融業及其他大公司實行民主公有化，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才能充分保障勞動者權益，終結對工人的剝削，以及對消費者和小業主的壓榨，讓現代科技不只用來打造便捷的公共飲食服務，也讓勞動者真正彈性選擇工作時間和消費生活！

臺灣：臺塑集團的發展史與對環境的破壞

曾被國際黑星球獎公認環境破壞「首屈一指」的臺塑集團，今年六月被美國德州的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在數十年努力蒐證下揭露一直偷排塑膠微粒汙染水質。目前臺塑仍謀劃在美國密西西比河沿岸建立大型塑料廠。臺塑在臺灣和世界各地殘害社區居民和工人健康的罪行已長達數十年之久。它已成為臺灣石化汙染的標誌。

石化資本的石化臺灣

根據環保署於2 0 1 6 公布之調查中顯示，2 0 1 4年全臺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業臺塑集團囊括其中四家，其總量占全臺碳排的23%。長期監督六輕、與之對抗的詹長權教授揭露了臺塑六輕的氯乙烯（一級致癌物、能引發肝癌）工廠氣體外泄對居民健康的殘害。他曾於2013年從六輕周邊村落的303位學童尿液中檢測出致癌物硫代二乙酸（吸入氯乙烯後的代謝物）。2018年，詹長權追蹤這303位學童發現，有超過三分之一出現輕度肝纖維化，四分之一肝指數異常偏高。

臺塑這樣一個汙染巨頭的誕生與壯大離不開臺灣資本主義政權的庇護（無論是過去的國民黨獨裁政權，還是現在的藍綠兩黨）。甚至在越南亦有反汙染人士因抗議臺塑汙染而入獄。透過臺塑的發展史，我們可以鮮活地看出一味逐利的資本主義正是現在臺灣環境災難的罪魁禍首。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帝國主義為要圍堵革命浪潮東進，在東亞島鏈扶植獨裁政權，以美援維持蔣介石政權與協助國民黨收編臺灣地方勢力。

王永慶便是在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的促成下獲得近80萬美元的貸款並於戲獅甲工業區建造第一個PVC塑膠原料廠。至此臺塑集團日後的資本積累，建基於依附美國石化工業資本的國際分工所需，再者受到黨國援助下積極擴展外銷、內需市場下日漸擴大規模。這背後不被察覺的是，國民黨獨裁創造了無任何環境規管的條件供臺塑製造汙染以逐利，以及一個老板可以隨意壓榨工人的戒嚴體製。

當時臺灣工人不僅受到超額剝削並受到廠內及周遭工業汙染的危害，也是直到80年代黨國體製逐步松動才浮現臺面，例如臺塑集團的臺化彰化廠排放有害氣體汙染物，使周遭居民患上肺腺癌、心臟病、氣喘，至今仍未受到補償。

盡管當時臺塑集團在經濟上的特許地位而賺得盆滿缽滿，但在政治上仍被排除在黨國菁英官僚之外。臺塑要成為「石化帝國」還得回到70年代的時空背景談起，當時美國在環境運動越漸勝利的情況下開始「去工業化」，以及兩次的石油危機，都造成石化中下遊原料短缺。當時黨國菁英官僚為了要維持龐大的石化中下遊產業穩定，將石化產業列策略性工業並引入石化業上遊產業、大規模的建設起「輕油裂解廠」包含了二、三輕。而為了要吸收過剩的產能，甚至透過國、黨營資本轉投資成立許多石化中遊公司，並立下許多保護石化中遊產業的政策。

美國播種、黨國灌溉

臺塑除了在此時期更加富得流油，同時與這些黨國資本交融再一起，儼然形成一個具特權的石化業逐利集團。80年代，臺灣石化資本集團開始以各種遊說的方式企圖製定原料價格，並且不斷擴大產能來維持壟斷地位，要求更少的經商管製。石化資本對國民黨官僚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除了時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及其內閣，大力推動四、五輕的建設外，亦包括李登輝、郝伯村（其二人於1 9 9 1年擔任總統、閣揆時強推六輕設立）等人。甚至石化資本集團不再只是透過向國家機器遊說的方式獲得利益，而是直接被國家機器咨詢產業方向，像是王永慶加入在1985年成立的「經濟革新委員會」。

這代表臺塑集團握有更多政治實權，更能肆無忌憚大肆開發，像是在1986年通過六輕的建設案時，臺塑隨即向工業局買下宜蘭286公頃的利澤工業區。

泛藍地方派系為六輕護航

當臺塑放出風聲在宜蘭要興建六輕時，宜蘭縣各議員馬上都積極拜會並表示歡迎，而這些議員有八成以上都來自宜蘭的地方派系。像是當時羅國雄議長就是宜蘭羅許派首領－羅文堂的兒子。此例說明了眾多地方派系政客過去樂意充當黨國獨裁的鷹犬走狗、在崛起的財團面前又樂意為其魚肉鄉民！

又例如，後來六輕確定落腳麥寮時，馬上得到雲林縣長廖泉裕（雲林廖派）、議長張榮味（先為雲林林派、後建立張派。如今韓國瑜背後的支柱之一）大力支持。其二人謊稱六輕將帶來發展與就業機會，並動員鄉民大力歡迎六輕設廠。但雲林地方派系早就向廠址預定地周遭的農民低價收購土地，再從臺塑購地或補償中謀取暴利，可謂「全然合法」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六輕建廠運轉後，雲林地方派系再包攬六輕周邊工程與燃煤灰渣清運等工程，獲得「永續暴利」，並協助臺塑「維穩」地方不滿鄉民。

那麽是什麽因素讓宜蘭能夠免於六輕汙染；是哪股力量在對抗財團及地方派系呢？許多人會歸功於後來加入民進黨的中產階級政客、時任宜蘭縣長的陳定南，但實際上陳定南當初仍有派員與王永慶會談，表示「有條件歡迎」六輕於利澤工業區設廠。

雖然陳定南爾後改為堅決反對六輕並解釋為「因委托臺大報告有進展」，但那時自由派知識份子和宜蘭居民的草根抗爭才是真正擋下六輕的關鍵力量。那年代的大背景正是民主化抗爭與反公害運動的結合。

1980年代臺灣各地開始出現的反公害運動，包括揭露五輕及臺化彰化廠汙染，使得宜蘭居民變得警戒。同時由有組織的地方教師，透過動員、演講、集會、遊行抗議來深入基層做組織。這才是真正使陳定南轉向並獲得政治聲望的原因，同時說明了群眾運動也才是對抗地方派系的堅實主力，而非那些反對地方派系的議員、行政首長。

宜蘭反六輕運動的勝利，使臺塑嘗試轉往嘉義鰲鼓、桃園觀音設廠六輕，但同樣被地方草根抗爭攔下。臺塑便以此祭出資本出走的威脅；宣布停止在臺灣一切的新建與擴廠案，轉往於加拿大、美國、中國設立輕油裂解廠。此舉震驚分食石化產業利益的一眾黨國官僚與資本家和中小企業。

為此，李登輝後政府隨即推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免除六輕5年賦稅，以及修法使麥寮工業港得以歸臺塑集團持有產權。中共當局在1992年批準臺塑前往福建設廠時，國民黨政府更是將雲林縣7000公頃的農地變更用途，以配合臺塑興建六輕，並優惠土地收購價格、工業用水折扣、低利率貸款並配合威嚇手段以此挽留臺塑。

在反汙染的群眾抗爭中，資本家總會以「撤資、關廠」作為要脅並煽動工人為其保駕護航，迫使政府迎合其訴求、迫使抗爭就此停擺妥協。面對這樣的要脅，社會主義者的回應是「沒收充公、綠色生產、工人民主控製！」並借由群眾抗爭來實現它！否則等待我們的永遠只會是「失業或汙染」的死胡同。

2010年7月，六輕接連兩次的大火，有害物質隨著滂沱大雨降下，周遭的養殖場及農田損失慘重，引發附近村鄰大批群眾湧向六輕抗議。當時率領大批居民抗議的許忠富，後來成為了麥寮鄉長（2014~2018），曾直言不諱六輕透過「回饋鄉裏」讓麥寮鄉受到很好的待遇，從反六輕搖身一變為六輕代言人。六輕之所以能在地方上收編人心，乃是因為地方政府預算微薄財政困窘、難以供給公共服務、財團以「回饋」之名取代了賠償，用施予小恩小惠換來了與多數鄉民的「和諧」。

然而，對於2018年凈獲利3700億新臺幣的臺塑集團而言，每年3.3億元的回饋金、又或是臺塑集團誇口宣稱的已投入百億回饋鄉裏，比較之下都實在微不足道。鄰近鄉民們所遭受到的健康與環境殘害，又豈止是金錢可以計價？

六輕所造成的實質汙染遍及全臺，反六輕不該只是沿鄉居民的內心怨懟，應成為全國性的反公害運動。唯有將臺塑集團收歸民主公有化，才能對其實行「環保改造」使其告別石化汙染。也才能終結臺塑王家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毒害臺灣牟取暴利的滔天罪行。並給予長年深受臺塑汙染所害的在地居民更為全面的賠償照料。

綠色計畫改造石化王國

全臺人民不能再坐以待斃、坐等氣候和環境末日，必須采取行動，接管與改造臺塑集團以及其他石化企業。

要徹底改變這個石化之島，我們需要一個左翼勞工政黨，透過革命性的群眾抗爭終結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無視群眾和環境需要的資本主義製度，將臺塑集團及至其余的石化企業實行民主公有化，並在工人民主管控下建設全面的綠色計劃經濟，使石化業工人能在充分保障與職訓下轉入綠色生產，使臺塑集團與王氏家族富可敵國的私人財富轉變為民主公有的社會資金，用於綠能投資與綠色生產、使石化業發展所殘留下的種種後遺癥與創傷能夠在社會主義工人民主下得到治愈與挽救。

臺灣：從返鄉青年到社會主義者—為什麽我選擇加入ISF?

出身農村仕紳家庭的我，從小在生活條件相對優渥的環境下成長。遙想以前讀小學時，每當我拿到新玩具、看了新電影，同學都會投以一種羨慕的目光，仿佛這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求與渴望。隨著成長和教育，我逐漸理解到這是城鄉差異下的社會不平等。我的同學們大多生長在較為貧困的農民家庭，父母沒有良好的教育，也缺少足夠的社會資源。

還記得兩年前的夏天，當我秉著滿腔熱血，試圖從實務與研究來造福鄉梓時，一次田野調查卻從此改變我的人生：在2019年2月28日的社區訪視中，我見到了一對困苦的高齡婆媳住在一間墻面斑駁、充滿黴味的破屋中；一裏之外是一位失智的中年婦人，正饑餓地翻找垃圾袋中殘留的食物。諷刺的是，隔了幾個街區之外，是遊客最多、熱鬧非凡的觀光區。這種繁榮與困苦的強烈沖突在我心裏刻下一道無法抹除的印記，因為它們發生在我熟悉的社會環境中，繼續擴大家鄉的貧富差距，在現在的社會製度下我看不到如何能消除這一社會病痛。

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在盡了所有可能的努力與嘗試後，我不得不相信在資本主義的大框架下，支持自由市場的政府組織不但無從解決貧富差距，甚至會使這個問題變得日益嚴重。而任何對城鄉差異、社會不平等的體製內改革，終究都只能是飲鴆止渴、徒勞無功的短效策略。

我不願再聽到又有同學為了承擔繁重的家計，被迫放棄自己的學業。我不願再看到家鄉同胞每日在垃圾桶中尋找那殘羹剩飯。

這促使我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社會主義者。而那個仕紳家庭出身、為了改變家鄉而四處奔走的年輕學生，早在2019年2月28日的田野調查中，就已經死了。

偶然在網路上得知社會主義組織ISF這個爭取平等、充滿奮鬥精神的政治組織。經過謹慎的觀察與長期的追蹤，最終我決定成為ISF的一份子，因為只有透過政治的實際鬥爭和行動參與，社會主義理念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理解我的選擇、接受我們的思想，但我至始至終的相信：追求平等，向來都意味著對既有社會體製的挑戰，而ISF從來都不會畏懼這種挑戰，更不會放棄對抗社會的不平等。

加入ISF是我選擇的生活、我的誌業。ISF所矢誌追求的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每晚我閉上雙眼時，會帶以一抹微笑步入夢鄉的美好目標。

臺灣：捍衛勞工民主權利！反對罷工預告期！

為了報復長榮和華航罷工和扼殺工運潛力，全臺資方與藍綠親資政客、媒體，重新大力推動民航業「罷工預告期」立法。綠委葉宜津和陳明文分別提出7日和30日的預告期。國民黨則表示蔡英文政府對設立罷工預告期「責無旁貸」。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立刻附和財團表忠支持。勞動部不斷對外表達「合法罷工」，卻沒有依照承諾提供實質協助，讓資方向工會追殺、求償，向員工秋後算帳，並建議罷工預告期由交通委員會討論增訂在民航相關法規中。

罷工預告期美其名保障消費者，實則是扼殺勞工民主權利。在臺灣罷工本來就受到諸多限製，合法罷工事前的流程冗長，工會要先向主管機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若調解不成立工會才能舉行罷工投票，全體會員過半數同意才能罷工。這些限製讓資方有大量時間，通過威逼利誘和抹黑嘗試挫敗罷工。

捍衛勞工民主權利

如果設立罷工預告期，工人的抗爭力量更會大大削弱。桃園空服員職工會秘書長鄭雅菱說：「若明確預告罷工日期、讓資方提前進行人力調度，幾乎可預告罷工將以失敗收場。」曾介入關廠工人鬥爭的律師吳俊達也表示，設立罷工預告期就是想禁止罷工。現在親資政客只是提出在民航業設立罷工預告期，但一旦成功，資產階級和親子政客勢必嘗試將它擴展到其他行業，血汗過勞、資方專製跋扈等現象將更嚴重！。屆時航空業「消費者」也將成為罷工預告期的「受害者」。

面對來勢洶洶、反民主的罷工預告期立法，全臺工會和工人都需要起身反抗，並要求取消對罷工的所有限製，包括政治罷工合法化與降低工會組織門檻，以及取消其他壓製工運的法令。並需要從反抗中建立一個爭取工人民主，矢誌終結資本家治國的左翼勞工政黨，踢走服膺於財團的藍綠白三黨。

風雨前夕的臺灣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的臺灣資產階級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臺灣站在各列強之間的「新冷戰」下的前線。這代表著自本世紀開始以來兩岸關系相對穩定的時期的結束，並進入一個更為動蕩的新時期，當中臺灣及其人民、經濟和政治都會被兩大帝國主義所脅持。

臺灣在多方面都會受到這場沖突影響，當然有經濟方面的，但更多的是作為中美帝國主義各自的戰略下的地緣政治棋子。美國決然地轉向使用圍堵政策阻撓中國的崛起。中國統治階級需要控製臺灣，不僅因為控製臺灣是中國「大國崛起」的重要象征，而且希望根本性改變在南海和西太平洋對美國的軍事力量平衡。在中國的「後院」裏，美國軍力仍比中國強大，但兩國差距正在縮小。

上述的地緣政治現實為臺灣政局的所有進程蒙上一層陰霾。如果中美沖突加劇，突發軍事緊急狀況、「事件」甚至「代理人戰爭」在這地區都有可能在下一時期發生。這些進程會為這地區所有人造成巨大的危險，而且可以波及臺灣政局，令不同的政黨和資產階級的各派別在這場沖突中站在不同位置。臺灣沒有任何一派的資本家可以有獨立的立場，而會爭相成為這個或那個列強的附庸。只有建基於強大組織和獨立政治立場的工人階級才能為在惡夢中的民眾提供出路。

高度仰賴中美的臺灣經濟已經受到極大影響。使高度仰賴出口的臺灣資本主義從「臺灣接單、中國生產、外銷美國」的模式局部地轉變為臺資各自為中美兩強提供獨立生產鏈。這一進程走得有多遠取決於中美沖突以至世界經濟逆全球化的過程走得有多遠。

政治上、臺灣資產階級難以再維持過往「雙邊平衡」的立場，雙邊平衡乃是中美沖突正式爆發前臺資之於中美間的主要立場，這建基於過去美國對中的合作政策。臺資依照其經濟利益將被撕裂為親美、親中、力保平衡三種立場。這代表著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和分裂會加劇，將成為臺灣資產階級內的政治角力主旋律之一。

蔡英文當選的話，兩岸的軍事威脅將會升溫。對習近平來說，這會是過去一連串經濟和政治挫敗之中的又一次，使他更有壓力作出「強硬」的回應。中共必然加強「反臺獨」的宣傳，試圖阻隔兩岸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而等待著未來臺灣的，是更頻繁的軍備競賽與威脅，蔡英文政府大力推動國防產業自主化是其一明證。現實上，這不代表民進黨采取「獨立的」立場，而是走向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美中臺三邊局勢表現更緊張。

面對中共對臺之政治與軍事威脅，在欠缺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情況下，催化了臺灣國內支持軍事化與臺灣國族主義之情緒，亦增長了對美帝之幻想。資產階級臺灣民族主義者往往在這一議題中表現得最為反動，可能使反中共運動走向右翼，例如支持和美日的軍事合作和國族主義。如果國族主義情緒進一步升溫，可能會為國際社會主義者造成巨大的壓力。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促進中臺兩國人民共同反對中美軍事威脅與兩岸軍事化的任務，並攜手走向團結打倒中共獨裁與資本主義製度的未來。

民族壓迫就如階級壓迫一樣，在資本主義下是必然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只有建基於國際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才能解決臺灣的民族問題。在今天的世界裏我們看到很多例子，從加泰隆尼亞到蘇格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並沒有能力發起真正鬥爭，即使連他們自己有局限的民族主義綱領也實現不到。這些資產階級政客不同程度地與外國帝國主義連結，或者對其有幻想。只有如馬克思所言的「沒有祖國」的工人階級，才能為民族和民主權利的鬥爭提供領導，而民族和民主權利的鬥爭是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我們主張社會主義臺灣獨立，作為我們地區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一部分。這問題不能單單在臺灣邊境內解決，也不能在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解決。只要中美帝國主義主導亞洲，走向臺灣獨立的任何一步都會被阻撓。推翻資本主義後，各國的工人民主政府可以團結地連系一起，在我們地區實現自願性合作，所有民族都會得到自決權（包括獨立的權利）。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理解，反對中共獨裁與兩岸統一的群眾情緒目前主要是建基於保衛既有之民主權利乃至自主權，不願重返黨國獨裁，而當中大部分人都視臺灣獨立為出路；而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並非占群眾意識的主導地位。但是、在未來若沒有一個強大的左翼工人政黨以介入其中，提出團結兩岸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臺灣獨立的綱領，它將可能繼續為民進黨與其側翼、臺獨自由派、又或是臺獨極右派所利用，並成為美帝戰略中的馬前卒。承上述，甚至在中共對臺打壓加劇之時，變相使臺獨右派將反中共獨裁的情緒催化為沙文主義、種族主義。

經濟上，資產階級變得較為傾向民族主義的經濟方針，希望刺激本國投資和消費。民進黨政府也藉勢推動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形成鮮明趨勢的臺資返臺潮，為保持其利潤與市場競爭力，將進一步對環境、租稅、勞權、土地與金融管製展開攻擊和掠奪。

中國資本主義崛起的過程中，臺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國對美出口前二十大企業，十五家有臺資背景。據歷年平均、臺資對外出口額40%與對外投資額60%皆於中國市場。中美沖突使臺灣外貿走向「中消美漲」的趨勢，對中投資也衰退56.9%（今年前三季對比去年同期）；新增的赴中國投資金額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由2010年83.8%下降至今年僅為34.1%。長期而言，這可以削弱中共對總體臺灣資產階級之經濟影響力。雖然美帝享有在全球生產鏈中的霸主地位與多數臺資之依附（技術、資本、市場），中美資本主義曠日持久的鬥爭是難以預料結果的。這場鬥爭會有不同時期的起伏，暫時達成協議和再爆發沖突，令雙方經濟都會被削弱，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隨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臺資中已形成高度依附於中共獨裁的臺資集團，建基於中國市場與勢力擴張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他們形成臺灣國內的「中共代理人」。以此我們將能看到在未來，隨中美沖突而進一步分裂，並趨向親美、親中、或留守夾縫之三極化的臺灣資產階級及其政黨。

在上述趨勢下，明年大選是中美沖突的戰場之一。在「一國兩製臺灣方案」論的威脅下，在香港民主抗爭的影響下，抵抗中共獨裁與國民黨親中勢力復辟、保衛既有之民主權利成為了一股強勁的群眾意識，民進黨與美帝收割此情緒在該戰場中取得壓到性優勢。尤其在短期內，缺乏強大的左翼替代方案的局面下，「反獨裁、保民主」的希望便被錯誤地投射在民進黨和美帝身上。

民進黨的連任，將使中共權威大受打擊，並加劇中共黨內對臺政策手段的分歧。另一方面，受製於中國臺商的壓力與依附於美國對中戰略，民進黨的連任並不會帶來更鮮明與進步的「臺獨政策」，就連過往主張臺獨的資產階級民主訴求（獨立建國又或更名製憲）也早就不是民進黨的施政藍圖。

臺灣資本主義經濟與即將來臨的衰退

全球經濟前景越來越暗淡，據IMF指出有近90%的國家都陷入「同步的放緩」。新一輪的全球衰退何時來臨雖然尚未清楚，但很可能不會重復2007-09年那次70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各國中央銀行及政府通過刺激政策和大規模放寬信貸以舒緩危機的能力比10年前相當的減弱，而債臺高築的中國很不可能會再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救星」。帝國主義之間的緊張局勢、像世界貿易組織那樣的全球資本主義機構之陷入癱瘓，以及全球走向民族主義經濟政策的趨勢，令資本家更難在新一輪的全球危機中合作得出解決方案。這使一場比2007-09年更嚴重、更長期的經濟衰退變得有可能。對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臺灣來說，下一次衰退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階級鬥爭將會大大加劇。

臺灣雖被聯合國報告指為中美貿易戰中最大贏家，但事實並非如此。籠罩在臺資眼前的是對前景的擔憂，工業總會在2019年白皮書中指出：「隨著美中貿易沖突升高，臺灣出口貿易導向的經濟，將因美中互相報復而遭受池魚之殃。」這並不誇大。

財政部報告指出，臺灣整體出口呈現衰退。雖今年前九月對美出口對比同期上升17.7%，對中下滑7.1%。但總體而言，自去年9月至今年9月，出口平均年衰退1.675%。中美沖突很可能加劇，這樣的話影響將更為劇烈。出口物價指數創十年來最大跌幅。其中，中美沖突導致全球市場需求下降是一大主因，一方面中國市場需求下降，二方面臺資出口必須面對中資競爭——例如鋼鐵業。

在此背景下，民進黨政府宣揚臺商回流投資已達6270億元（截至11月8號的152家）以上，並有望在今年坐7望8的「經濟政績」之際，另一面的景象是無薪假人數大幅攀升。在這場帝國主義沖突中，工人階級定是最先受害的，令階級鬥爭造成深遠的影響。

2018年全臺上市櫃企業，全年凈利2.19兆元（年減1.3%），至當年度第四季獲利已嚴重受挫年減36.3%，季減38.3%。至2019上半年，也年減21.31%。反映了中美貿易戰對臺資獲利的沖擊。這個獲利的衰退，也將在未來表現為各項親財團法令的出臺。上市櫃企業如此，中小企業自是難以幸免。受雇於中小企業的工人（占全臺受雇者八成）必將深受其害。

因此，即便雖可能有上兆資金返臺投資進行實業生產，但其特質多為資本密集之高階部門、能提供之崗位有限，據政府樂觀估計——1兆投資能造10萬就業機會。但世界市場上可圖利的實業生產已經萎縮，大量過剩資金更願意流向房地產和金融投機方面，以套利和製造經濟泡沫。長期的生活成本上漲（尤其是房價）令基層民眾可支配所得萎縮，遑論大幅提升消費能力以刺激內需。臺資返臺潮並不會使臺灣重返所謂的經濟榮景神話，尤其在世界經濟衰退、臺灣出口衰退的背景下，反而可能加劇國內資本集中與壟斷，並在中美沖突中壓垮無數中小企業。

根據中研院與政大統計調查指出：「臺灣全國財富有高達24%掌握在15萬人（財產登記之1%人）手中。64％則掌握在約150萬人（同上資料之10%人）手裏（平均持有4180萬）。」據瑞銀集團統計，臺灣富豪海外資產高達5千億美元，僅次於中美兩國1.4兆美元與7千億美元。如古諺雲：「不患寡、患不均。」這個貧富不均的事實與發展將成為使社會兩極化與對抗的深厚土壤。

自民進黨政府全面執政以來，以國家資本主義刺激股市和企業利潤並嘗試拉擡內需與推動產業升級，輔以新自由主義來吸引國內外投資並降低各項經營成本。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加深，臺灣資產階級需要加強剝削和壓榨以維持利潤。但是，民進黨若順利連任，在剛上任時將可能延遲推行直接的反工人政策，以免刺激群眾反抗並從中維系民意支持。同時，政府轉向以「振興經濟」作為包裝，讓工人以為自己不受影響地推動間接損及工人利益的親財團政策來維持企業利潤，如推行《工輔法》、《海外資金匯回專法》，以及擱置《礦業法》。民進黨政府並保持定期釋出小修小補的些微改良，來維持民望與執政權威。

這是全球資產階級的新趨勢——經歷近十年的緊縮政策後，勞動群眾因生活負擔加重及工資下滑而令消費水平降低，經濟增長進一步停滯不前，陷入惡性循環。越來越多國家走向采取較多的國家資本主義及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企圖刺激增長。但這些刺激方案雖然會包括一些公共服務和社會基礎建設，但難以逆轉上述的趨勢，反而因為信貸流向投機性領域，只會製造更多經濟泡沫和資源浪費，只是把經濟衰退延後及滾大。

以近期為例，備受關註之外送平臺工人權益、罷工預告期、消防員生命權保障，民進黨政府皆在進步民意的關註與壓力下，做出讓步。但較為不受公眾關註之礦業法、工輔法，便有意護航財團利益。

中美沖突惡化世界經濟前景的背景下，臺灣資產階級將對於各種改良政策呼聲更加難以容忍。三年多來各項親財團政策，即使面對工人階級的反抗，資本家和政府都展示強硬作風，沒有作出顯著的讓步。總體而言，資產階級政府越來越難以擺平各派統治階級的利益。民進黨政府無論執行什麽政策，不僅會引起工人階級的反彈，也將會更難滿足各對立派系資本家的要求。

勞保年金2026年破產一事已成為臺灣階級對抗的潛藏未爆彈，將可能在未來引爆更大的社會沖突——不論是改惡、改良、或者坐等問題爆發。這也將成為2020年後之執政黨難以回避的燙手山芋，回避不碰、坐等破產也將使未來的勞工反抗更為劇烈。

藍綠白三黨與第三勢力

在藍綠兩營盤據政壇的十九年間，藍綠兩營總體而言分別扮演了資本建製中開明與保守派的角色。由於兩黨都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以及群眾對藍綠的失望和厭惡情緒升溫，擴大了政治真空。在此形勢下，臺灣民眾黨以親資民粹主義的形式登臺，並拉攏藍綠的二三流政客拼合而成。客觀上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需要一個新面孔來保持對政治權力的控製，而資產階級不同派別企圖在危機中擴大自己的利益，反映統治階級的權鬥加劇。可以預期，未來政局的三極化從此成形，但政治版圖不會像兩黨製在過去多年來的明確分野，而會陷入多變和動蕩的時期，黨派將出現更多不斷的分裂、新整合和新組織。

「第三勢力」，指涉著2014年後陸續冒起的泛綠小黨，其共同特征乃是選票至上、投機、並隨群眾輿情，而擺蕩立場。雖然政局出現巨大真空，但這些小資產階級黨派並不能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因而大多只能程度不一的依附於民進黨，而難以有效整合來填補這一真空。例如，民進黨將在立委選戰和下屆任期中進一步收編社運和第三勢力，以鞏固其「開明派」形象，而多數第三勢力政黨（例如社民黨和綠黨）和親綠營的社運組織都大力吹捧蔡英文。從這點就讓我們預示到，第三勢力未來將會經歷更大的檢視與震蕩。

時代力量企圖以推動帶有溫和改良主義色彩的進步政策和親社運形象，來收編各種不滿藍綠白的進步群體。為了鞏固自己山頭而清洗了黨內親民進黨勢力的時代力量，正以獨立於民進黨之外的自由派政黨之姿來試圖接收其所流失的支持。不能排除，在未來的群眾反抗中，時代力量將為選舉利益而民粹主義式的采用更多左傾立場。但由於其欠缺紮實且活躍的群眾基礎，又抱持一個親資本主義綱領，因此它目前仍難以成為帶領群眾鬥爭的力量。

在歷經五年的蛻變與競合中，社民黨近乎日落西山，綠黨從社運NGO選舉機器蛻變為職業政客集團。基進黨則搖擺於自由主義和臺獨極右民粹主義來獲取綠營選民支持，其影響力在眾「第三勢力」中已僅次於時代力量。隨著臺灣民族主義升溫，不排除更鮮明主張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極右翼勢力將崛起擡頭。未來政局將更為碎片化、零散化。各黨間的既定立場和競合關系將更為復雜與多變。以上態勢將成為臺灣政局的新常態。

我們必須立場清晰的反對中共獨裁和國民黨、民眾黨，同時揭露民進黨親資保守的本質。從中聯系至建立工人群眾政黨、走向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的革命願景，從中建立一個有著靈活策略的堅實革命骨幹。這是最好的方法來對抗民進黨與第三勢力對先進工人與青年所帶來的幻想及其後的幻滅，並從中鞏固、擴大我黨之影響力。

先進青年與工人階級之意識與群眾反抗

2018年大選結果，在缺乏左翼替代方案的背景下，不僅懲罰了民進黨也使先進青年與工人再次擔憂國民黨的強勢復辟與中共滲透。《一國兩製臺灣方案》的出臺與香港的反威權運動的情緒感染，大大刺激起了保衛民主權利與臺灣自主權的政治意識。不能排除，未來將可能再次上演猶如「2004年兩百萬人手牽手護臺灣」的反中共、反軍事威脅的民主運動。

若民進黨順利連任，也將因選舉完結而削弱群眾之危機感與支持熱情。面對臺灣資產階級未來的政策攻勢，民進黨著實無抵製之能，只有奉行之責 當然，這並不代表民進黨會毫不顧慮執政名望而不會作出些微改良。這也將重新刺激先進青年與工 人，尋求新政治方案。但若韓國瑜意外當選，將使局面更為復雜，極右派可能得到更多發展空間。由於免於負上執政時打壓工人階級的責任，相比起作為執政黨，民進黨被群眾揭露的過程將會較緩慢。借此，淪為親資反對派的民進黨，仍有可能把持或間接影響反對中共獨裁與國民黨運動的領頭人，而這將使反國民黨和中共獨裁的鬥爭綱領受到相當大的局限與削弱。但蔡英文連任仍有可能使局面復雜，因此民進黨也會有統治危機。

在2016華航空服罷工勝利的鼓舞下，自此勞權意識有其明顯增長、尤其在青年一代之中，並推動了許多新工會的誕生。在工會運動中，交通運輸業的工會正扮演著相當程度的幫浦與鼓舞作用——華航與長榮空服罷工、臺鐵產工抗爭、華航機師罷工等。臺灣資產階級大力推動勞基法修惡與反工會法令，正是工運增長的顯著反面證明。

自臺商大舉西進造成產業空洞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廣泛施行至今，薪資長期成長停滯、甚至工資之購買力大幅倒退，血汗過勞與生活負擔沈重等問題在藍綠兩黨執政下未能有根本性解決（臺資返臺潮也不會反轉此現實）——與此同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財團惡行屢見不鮮。

今天的平均每月薪資不及16年前的40890元，僅有40773元。同時20年來，青年受雇者薪資平均僅成長了15%。全國房價所得比卻增長到了178%。而所得最低的5%家戶對比最富有的5%家戶，其貧富差從55倍增長至113倍。實然，真實情況必更為嚴重。

基層青年對「階級晉身」的幻想較之中老年基層更為薄弱。在2017年反勞基法修惡抗爭的大遊行中又或是近年來兩場大規模罷工（長榮&華航空服），其抗爭參與及聲援者絕大多數皆為基層青年便可見一斑。上述之客觀事實，是催生勞權意識增長與反資仇富情緒的堅實土壤。這趨勢將在未來的社會危機中給予左翼與工運重要的發展契機。

但由於缺乏群眾性的左翼工人政黨與工人階級欠缺組織，當前臺灣工運仍尚屬力量薄弱。除少數個別例子外，主要的工會領導都脫離群眾鬥爭並且官僚化與極為保守，未能吸引大量新投入鬥爭的年輕工人加入。不同工會尚未能互相協調和團結，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提出戰鬥性的全國總工會。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介入工運鬥爭並要推動工運激進化。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全力介入在長榮空服員罷工之中，一方面給予罷工工人支持，並獨立地提出致勝的策略和方案。在罷工期間，我們向工會提出擴大宣傳以爭取廣泛群眾支持的建議，並作出具體行動，並且推動長榮罷工連結不同的工會組織舉辦聲援罷工的集會。

臺灣社會運動仍陷於缺乏組織與清晰綱領的NGO小圈子領導模式，並非以有組織且具有戰鬥性的群眾鬥爭為主要路線，也沒有有意識的提高群眾運動之政治覺悟，從而成為運動的官僚障礙。中共打壓、資本剝削、反同威脅、黨國遺毒、環境破壞等因素，都將在未來刺激起社會上的先進群體采取行動對抗。但勢必將使既有之NGO化的社運模式與相應組織備受挑戰與考驗，例如2017反勞基法修惡的挫敗與2018平權公投的敗選。未來，民眾會吸取教訓並且會更多地挑戰這種「NGO領導模式」。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提出與推動受民主監督且具有戰鬥性的左翼工人政黨。

在告別了「經濟繁榮－黑手變頭家」的時代十多年過後，臺灣工人階級的社會流動性已經大大降低，階級意識正在增長。而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也正在趨近無產階級，因而也引起躁動，使政局變化與動蕩。社會運動將會愈來愈多，也會大量中產階級和青年的參與，例如環境議題、性別議題的運動等。

我們組織在這兩年介入同誌運動就是一個好例子。我們以反資本主義綱領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介入同誌平權運動，吸引了新一批來自工人階級或中產家庭背景的青年加人我們。今年興起的全球氣候運動在歐洲多個國家、美國和澳洲也吸引了數百萬名群眾參與，其中以青年為最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從中爭取最進步與激進的份子，並為運動提供一個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案。

民主鬥爭與社會主義

保衛與深化民主權利的鬥爭，將在未來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群眾抵抗中共威脅與恐懼國民黨復辟的局面下，加上香港自六月以來爆發的歷史性反威權運動，民進黨在臺灣欠缺左翼替代方案的情況下，被視為「抗中保臺」的力量而重臨民望高峰。很大機會蔡英文將高票連任。隨著中美沖突的升溫而令民進黨更依賴美帝國主義，不排除蔡英文未來會因為有美國支持，更有信心采取更多以「民主」為名的反中措辭以收割支持，但其目的是為了在中美沖突中提高臺灣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與民進黨的政治聲望。然而，我們知道作為臺灣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進黨在對抗中共獨裁政權的立場上實際會表現軟弱，扮演群眾鬥爭煞車軸的角色。若果隨著臺灣親民主群眾進一步的激進化，民進黨的角色將會被揭露。例如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反對黨國殘余的情緒將可能更為廣泛甚至化為實際行動與訴求，甚至大舉脫離民進黨之妥協和解立場的局限。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這局面中，做獨立於藍綠白三派和中美帝國之外的「工人民主先鋒」，我們不僅需要捍衛既有的民主權利，更要指出兩岸工人階級團結是唯一能真正對抗中共獨裁政權的力量。更需要向前爭取工人民主權與社會主義臺灣獨立，對抗資本家專政。才能將黨紮根於革命青年與工人。

覬覦與依附中國市場利益的臺商，便是首屈一指的中共代理人。因此對抗中共代理人的鬥爭，必須是一場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反資鬥爭，將民主訴求——包括民族獨立的訴求——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結合起來，才能取勝。中共擴張對臺經濟影響力的政策目前受到民進黨政府抗拒，在中美沖突升溫的背景下未來一段時間也可能會加劇。對臺的控製減弱的話將會損害習近平的統治權威，並且加劇中共的黨內權鬥，在一定條件下可加強中國群眾參與鬥爭的信心。但這發展進程同時是復雜的。綠營狹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並且與美帝的反中戰略互相合作，並不會吸引到中國大陸群眾，反而會排斥他們。中共當然會利用這點來大造輿論宣傳，引導國內民意支持，並在此情況下借機利用更強硬的政治與軍事恫嚇來展示實力。

唯有依靠群眾鬥爭來捍衛並擴大民主，終結財團專政，才能使臺灣人民有效抵抗中共利誘與威嚇政策。只有將銀行和大企業國有化並收歸民主監督和管理，才能打破外資的操控（而這是中共的主要戰略）。否則，中共代理人在中共利誘政策的背書下，未來將可以成功對臺灣政局帶來更深刻與紮根的影響力。

右翼反同勢力的大舉擴張建基於其緊密集中的教會組織系統與堅實信仰和龐大的財政實力，在2018年公投大勝後，信心倍增。如今進攻國會，取得席次機率雖小，但意在打造反同宗教的政黨化之組織基礎。反同勢力的政治擴張，反映了保守右翼宗教勢力正在填補藍綠兩黨留下來的政治真空，對藍綠兩黨的絕望其中一部分，正轉化為保守右翼教派的政治力量基礎。

極右派推《反墮胎公投》和各種反動議題，是站在反同公投勝利，平權公投失敗，運動官僚沒有正確教訓下，因有可能取勝而再一次重挫民主平等權利。在當前的世界局勢中，在欠缺群眾的左翼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下，我們也能看到各種分化工人階級與受壓迫者的右翼勢力在對女性、 LGBT、移民的攻擊中正在取得增長，例如在歐洲的極右政黨以及美國的川普，為資本主義危機找到代罪羔羊；但正如我們國際所展示的例子一樣，唯有戰鬥性的工人群眾運動才能做出有效地抵抗和進攻。以此，在愛爾蘭——我們贏得墮胎權、在美國——我們力抗川普的性別歧視政策、在南非——我們活躍的與排外主義做對抗。

臺灣社運組織欠缺對抗反同勢力的綱領和壯大抗爭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及堅定的鬥爭方法，給予了反同勢力機會擴張。正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所警告，右翼反同勢力也會發展為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政治力量，從而分化工人階級的團結。

在世界和臺灣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步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動蕩時期。這代表群眾情緒將可能會更為激進化，群眾鬥爭的規模很可能會有所擴大。這將對馬克思主義組織提出艱巨的要求，以建立我們的力量，並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的理念和方法。同時，由於社會和政治危機加深，而群眾意識卻落後於形勢，群眾運動將會變得更為復雜。

我們組織規模尚小，而左翼在運動中尚是少數的聲音，因此將要花費更多力氣才能突出自己的聲音，爭取最優秀的工人和青年加入我們。我們必須更緊密留意政局的變化，隨著局勢的變化快速介入鬥爭，以訓練更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幹部。

二零二零年

2020大選——對中共獨裁與國民黨復辟的大力否決

2020年1月11號，蔡英文以817萬票之臺灣總統直選史上最高得票數取得連任。此次大選有著將近75%的高投票率，對比4年前多出將近9%。展現出了臺灣政局的三極化與沖突對抗將更多不同成分的群眾政治化起來，而香港的群眾鬥爭明顯提高了青年在今次選舉的參與度。

但民進黨在不分區政黨票得票數上僅獲得481萬票，趨近於國民黨的472萬票。在蔡英文的817萬張選票中有336萬不受民進黨與蔡英文大力號召所影響，堅持進行分裂投票的選民，毫無疑問的展現了對民進黨的不信任。對比2016年，民進黨流失了10%的不分區政黨票。

336萬

這336萬位選民中又主要由兩種群體所構成，其一是不滿甚至是憤怒於民進黨過往的保守與親資政策的選民——時代力量、綠黨、臺灣基進以不同的方式從中收割支持。其中，時代力量雖然因為較早前的分裂使其由5席下降為3席，但票數得到最大的增長（得票數近110萬，成長35萬票）並挺過了民進黨外圍勢力的圍剿攻擊，以溫和改良色彩來高舉「公平正義」的選舉策略毫無疑問是其增長關鍵——此策略相當程度收割了國內反對資本剝削與親資政黨的進步情緒。但時力未紮根於基層群眾抗爭與組織，也沒有大膽挑戰財團專政的政綱並仰賴個別政客權威名望的組織結構，使其只能以議會問政揭弊來突出其「進步清新」的形象，卻未能從中建立起強大的群眾抗爭以贏得重要的社會改良。

其二，則是在總統票上不願支持韓國瑜的臺灣民眾黨支持者——因為韓國瑜荒謬脫序且親中共獨裁的政治形象。

這場大選，雖然蔡英文強勢連任取得完全執政，民進黨蟬聯國會單獨過半最大黨。但，這並不是建立在群眾對民進黨的忠誠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拒絕中共獨裁與國民黨復辟的基礎上。對照2018年年底，蔡英文與民進黨能夠在14個月期間大幅翻轉頹勢，最關鍵的因素仍是在於面對中共獨裁及其強硬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威脅，加上香港民主抗爭情緒渲染的背景下，臺灣青年與基層進步群體被刺激出了強勁的「保衛民主、對抗獨裁」的政治意識，相反的國民黨則被視為中共政權的代理人。其次則是國民黨陣營的分裂內耗、蔡英文政府打造了親民年輕化的政治形象與相形之下韓國瑜及其支持者的保守腐舊。

在臺灣政局中，因為缺乏一個真正能戰勝中共獨裁及國內外資本家親資政策的左翼工人政黨，因而使得表現為資產階級「進步派」的民進黨能從中以「抗中保臺」、「民主自由捍衛者」的形象來收割「反獨裁、護民主」的情緒維持完全執政。

此次大選中多數群眾所做出的是一種防禦性投票——拒絕親中共獨裁的韓國瑜。在立委選舉的戰場上，則展現出將近200萬選民嘗試在藍綠白三黨之外尋找一個取代民進黨的政治方案——因為民進黨的保守親資，使其信譽早已敗壞。這14個月的180度局勢轉變，也再一次的驗證了我們過去所指出的——由於世界政局的改變，而臺灣正站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前線，其政局已經走向多變、不穩定且兩極化和版圖零碎的新局勢。

中美沖突的關鍵戰場

許多外國資產階級媒體紛紛將此次大選評論為是「民主自由」與「獨裁專製」的對決。對於許多投票反對韓國瑜的進步選民而言，他們的確是將此次大選視作民主保衛戰，並以此否決中共獨裁提出的「一國兩製臺灣方案」。臺灣如果走向「一國兩製」就將如在香港的狀況那樣，代表著中國帝國主義對臺灣的控製——為中國富豪及部分臺灣大資本家派別的利益服務，而犧牲中國和臺灣基層群眾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但對於世界政治局勢而言，臺灣大選並非是「民主自由」與「獨裁專製」的對決，而是中美帝國主義的臺灣代理人對抗。雖說兩種代理人（蔡英文/韓國瑜）尾隨的帝國主義勢力其特征和政製有所區別，但中美之爭從來都不是「民主」與「獨裁」的對抗，而是兩大帝國爭奪霸權的搏鬥——為了各自國內的統治階級權威與利益。而蔡英文和韓國瑜則是分別代表了兩種臺灣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臺灣資本主義該向誰靠攏——親美反中？親中友美？

可以說，美帝國主義是有效的利用了臺灣人民對中共獨裁的否定，來借此化作為反製中國侵蝕美國在西太平洋地緣政治與軍事影響力的戰略工具。正如蔡英文勝選後隔天立即會見AIT處長酈英傑時所表示的：「過去3年多雙方在各領域不斷深化合作，也已從雙邊夥伴關系，升級為全球合作夥伴，未來會不斷加強在全球議題上面的合作。」可以預期，未來蔡英文政府將進一步加深與美帝國主義之印太戰略的多方面合作，以圍堵中國帝國主義的擴張。

親美路線清晰且明確反對「一國兩製臺灣方案」的蔡英文順利取得連任，加上中共政權連番受挫，又面對日趨惡化的經濟危機，毫無疑問對其民族主義政治權威帶來打擊。因此，不論是《新華社》、《環球時報》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也不令人意外的張牙舞爪做官樣文章遮掩其對臺政策的失敗。中共獨裁政權難以對蔡英文連任作出短期內的回應，但不代表它會改變政策方向或作出重大讓步。正如對香港一樣，中共的高壓政策會隔一段時期升級。只有一場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之外的工人群眾運動，並連結中港臺兩國三地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獨裁，才能擊倒中共獨裁。

面對著外資撤出、經濟危機與失業潮和香港反獨裁抗爭並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居於下風的中共政權，其執政權威的挫敗也促使了臺灣部分保守選民在投票傾向上對親中方案的興趣顯著下滑。

韓國瑜大敗，但泛藍將會從此一蹶不振嗎？

韓國瑜從14個月前，收割了廣泛的反民進黨情緒而作為全臺聲勢最強勁的保守民粹政客，如今、因著中美沖突與國內的反獨裁情緒而大輸蔡英文265萬票。此結果雖不令人意外，並有相當部分媒體輿論認定此結果為國民黨的衰敗末日，但事實並不一定如此。敗選後，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與一級黨務主管宣布請辭，可預期未來數月國民黨內部將有激烈權力鬥爭，重新組成新的權力核心並尋求新的政治明星來拉擡聲勢——不能排除郭臺銘可能趁此時機介入其中，擴大政壇影響力；又或是韓國瑜在忠誠支持者的擁護下接任黨主席。

對照2016年總統大選的得票數，韓國瑜仍是相當程度刺激起了傳統藍營保守選民的支持熱情與信心——比起4年前，國民黨總統得票數增長171萬票（7.57%）、政黨得票數增長144萬（成長6.44%）。這一個趨勢，也排擠了親民黨在總統與立委的得票數，正式將親民黨踢出立院舞臺；並且大幅壓縮了親藍營右翼小黨的得票空間——高舉「兩岸統一」的新黨，正式失去每年數千萬的政黨補助款。

憑借著柯文哲的個人聲勢與部分保守選民對藍綠兩黨長年權鬥的厭惡情緒，親資的臺灣民眾黨一躍而成第三大黨，並將成為未來柯文哲爭取2024總統選舉的入場券。可以預期，民眾黨未來將在立院內無原則的推動一些民粹政策以收割群眾支持（例如利用賴香伶來倡議親工人政策），但同時維持一貫保守反動的政治路線（例如對轉型正義施以阻撓、對中共獨裁曖昧不明），而它將作為第三個親資政黨來維持臺灣資產階級對政治權力的控製；可以看見，民眾黨的五席立委中，郭家軍高虹安、世界臺商聯合會代表邱臣遠都是色彩鮮明的資本家代言人。

這個現象，正告訴著人們——緬懷黨國、迎合中共獨裁、擁抱保守主義的政治力量仍不容小覷，對照4年前仍未有衰退；這結果，告訴著追求臺灣獨立、保衛民主權利與社會改良的青年與基層人民，對抗中共獨裁與拒絕國民黨復辟的真正出路絕非是寄望民進黨；而是需要動手打造一個真正能清除黨國遺毒、戰勝中美帝國主義、挑戰財團剝削的革命性左翼政治方案。面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民進黨政府的政策長遠來說有可能造就泛藍營保守勢力的回歸，下一個「韓國瑜、馬英九」將可能以不同的政治形態再次出現。

工人階級必須即刻備戰！

選戰完結，民進黨無可回避的勢將面臨來自臺灣資產階級排山倒海而來的親資政策呼聲——尤其是在中美沖突升溫下，相當部分臺資凈獲利皆呈現鮮明衰退，更是強化了資產階級推動反勞工政策的決心。而過去三年多的經驗清楚的告訴人們——民進黨最終只能奉行臺灣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誌，無法違逆；對於改良性質的親基層政策，最多只能做到小修小補式的成果。同時，不排除蔡英文在美帝支持下會對中共以更強硬的措辭回應，企圖製造執政的蜜月期，同時加強軍事化和「國安」政策、強化與美日的軍事合作，以煽動右翼臺灣民族主義來獲得民粹支持，轉移階級矛盾所帶來的怒火。

選前，已有傳聞指出行政院正著手研擬第三次勞基法修惡，選後二日、資方代表團體再度拋出第三次勞基法修惡的呼聲，而部分的工運人士也表示已聽聞行政院準備再一次放寬加班工時上限、或甚至製定服務業專章來架空勞基法，打擊勞權。

面對未來四年的親財團政策，先進的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不能被動等待民進黨的進攻，將阻擋惡法的希望托付於個別立委身上，而必須建立一個獨立在親財團藍綠白三黨之外且紮根於職場、校園、社區的基層群眾抗爭，才可能有足夠力量來戰勝借由藍綠白三黨之手施行的反勞工、親財團政策。

反獨裁、反剝削的唯一出路

此次選舉結果與近十多年來的群眾政治意識發展清晰展示了——捍衛民主權利、臺灣獨立與對抗資本剝削將是臺灣先進青年與工人群眾的政治追求與抗爭使命。

2020大選的結果固然打擊了中共獨裁的政治權威與在臺影響力，但如果先進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淪為美帝國主義的魁儡馬前卒，將會是一場大災難。中美兩大強權所爭奪的，也僅是各自政商權貴的利益，無關乎中美臺三國的工人與人民福祉或民主權利；不論是川普、還是習近平，也都是迫害著各自國內基層人民的政商權貴首領代表。從香港到伊朗以至玻利維亞，兩大帝國主義強權都在進行著國家恐怖主義及破壞性的進攻。

而甘心淪為中美帝國主義追隨者的各路政黨，毫無疑問都是充當了中美政商權貴在臺拐騙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江湖術士。臺灣，需要一個不受服務財團的藍綠白三黨與中美強權把持操控的群眾性工人政黨，主張中港臺兩國三地以至國際工人階級與受壓迫人民的團結一致，反對全球資本主義體製，建立一個勞動者民主管理社會財富與運作的社會主義臺灣共和國，作為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國際群眾鬥爭的一部分。

新型冠狀病毒沖擊工人生命安危！團結鬥爭反對資方趁火打劫！

新型冠狀病毒不僅成為了中共政權自198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也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帶來更多的沖擊。臺灣資本家將會把因著疫情而來的經濟損失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對工人階級進行更多攻擊，臺灣工人階級需要為此準備，組織鬥爭。

疫情打擊經濟，真正受害為基層工人

因著疫情危機及恐慌，進一步沖擊臺灣各層面的經濟活動。已有跨國金融機構對臺灣今年的經濟成長預估下修到2.37%， 而臺灣主計總處則估計，若疫情長達三個月，經濟成長率將減少0.35%~0.5%。 由於在中國內高達80多個城市封城，造成大量臺商在大陸的工廠停工。而在臺的工廠也高度依賴對中進出口，例如化工及科技業也將面臨供應鏈斷裂的問題。占整體GDP比重超過六成的商業服務業，包括餐飲、零售，還有觀光、交通，也因為群眾恐慌、消費減少而大受影響。

面對資本家的利潤損失，政府 延續著自2018年初以來的勞基法修惡政策 在2月3號公告11個產業放寬七休一，這將會影響160多萬勞工的權益，使其更加血汗過勞。

就在近幾日，便有一名在「華新」口罩廠中任職長達14年的熟練女工因著壓力過大、過勞，而不慎遭到機器截斷手指。而網上亦有眾多藥局員工、藥師紛紛怒批口罩售賣的龐大業務使他們不堪負荷，並諷刺是在替政府「做功德」，而這只是在疫情沖擊下「過勞之島」的冰山一角。

同時政府也並不反對資本家借此時機讓工人放無薪假， （僅用政府資金給予無薪假勞工以有限津貼、或給予企業補助來補貼營運損失使其不施行無薪假。） 甚至允許企業不用向請疫情照顧假的工人給薪 （僅用政府公帑補貼「符合資格者」的部分工資損失；或給予照常給薪之資方租稅獎勵。） ，同時也未給予工人階級在家工作或彈性上班的權利。

可以看到政府正一方面嘗試著用公帑來替資方吸收營運虧損，另一方面將坐視資本家將疫情的經濟損失轉嫁在工人階級的身上，卻不強硬要求企業在職場上提供充足的防疫醫療資源，來保障工人階級的生命安全。

工人階級需要組織和加入工會，反對資方及政府趁火打劫，爭取所有因應疫情的勞動權益。應該為危機買單的應該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在2月底，行政院將會提出了為期1年多的600億特別「紓困」預算來援助資本家與中小企業主的需要， 目前的預算投放計畫已經博得眾多資方的喝采，可見的確將能有利於臺灣資本家。

部分臺商及資產階級臺派期望，一部分產業的訂單會從中國回到臺灣的工廠，並加速臺資回流，振興本土增長，而這也是民進黨政府當局對未來的期望。但在中國經濟受到打擊，甚至全球經濟有陷入衰退的危機下，臺灣整體經濟受到打擊遠遠大於受惠。再者，回流的資本為了最大化利潤，趁危機發災難財，必然會進一步攻擊工人階級，因此其所帶來的新工作職位將會更為低薪、長工時、不穩定。

徹底防疫需要醫療部門民主公有化

臺灣相較其他中國周邊地區的疫情控製較為穩當，目前僅出現26個確診案例。蔡英文政府暫時似乎收割了疫癥所帶來的社會恐慌以及反中情緒，為她一定程度穩定了民意。但長遠經濟惡化的問題會使臺灣工人階級憤怒起來。

目前，全臺灣只有1100床的負壓隔離病房， 一旦不幸發生大規模社區傳播 ，肯定會不勝負荷。 因此，民主公有化醫療部門及醫護用品生產（並在充分保障勞權的前提下，致力加大產能確保醫護防疫用品能充足供應社會總體需要），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並立即興建更充裕的負壓隔離病房，是解決潛在危機的迫切關鍵。

反對種族主義，國際工人階級團結打擊病毒危害

世界各國為了防疫紛紛封關，臺灣政府也在2月7號之後陸續全面禁止居住與旅經中港澳的人士入臺。在國民黨人徐正文包機案中，可以見到臺灣資本權貴享有特權，在封關後仍可以回到臺灣。而且，在該事件中也有好幾位是具有中國籍的臺商權貴，借由徐正文（或者是國臺辦）的協助，違法登上該次包機來臺。可見有錢人總是有他們的辦法找到特別通道，不會受國籍限製的。

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所有的封關和檢疫措施，但反對根據種族或國籍的不平等政策。病毒的感染是不分種族，如果要做到徹底的入境防疫，應當是不分國族 、國籍的一致防疫措施，只要是在疫區旅遊或居住者，皆須以同樣隔離方式處置。現時臺灣的封關政策還是包含種族或國籍的不平等，例如臺灣居民的中配子女只有選擇了中華民國國籍才可回臺，但如果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就不能。此外，在現行邊境防疫政策下，在臺陸生一旦離境就會被禁止回臺，學業進度將會被打斷；但有臺灣居留證的外籍人士則只需要「居家檢疫」14天。

由於資本主義製度無法有效對抗疫情，在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方案下，全球出現反對中國人以至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情緒，在臺灣針對中國大陸人的排外情緒也在升溫。可以預計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將會更有意識地煽動種族主義情緒，作為攻擊中國的一個武器，同時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種族歧視，反對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在疫癥下更需要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在醫療、公眾安全和經濟問題上互相協調和合作，這是資本主義政府不能給予的。

加入腐敗無能的WHO？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疫情中盡顯其腐敗無能與官僚主義，一直為中共淡化疫情的嚴重性，還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美日政府和歐盟近日表示支持臺灣作為觀察員身分加入WHO，只是想在中美沖突中利用臺灣反對「一中原則」作為攻擊中共的棋子，與臺灣自主權和對抗疫癥毫無關系。社會主義者固然理解臺灣群眾渴望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但加入世衛並不會有助對抗臺灣以至任何一個國家的疫情。工人階級不能信任各國的政商聯合體，而是需要靠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對抗專製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

我們主張：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對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表示不信任。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組織起來，在職場上成立防疫委員會，要求企業提供口罩等防疫措施，爭取有薪防疫假、在家工作權以及彈性上班時間（以避開人潮），保障勞工的生命安全。

防疫委員會將是紥根職場的工人組織，在面對裁員和減薪等打壓時，可以團結各職場的工人共同鬥爭。事實上空服員職業工會爭取戴口罩及護目鏡等相應防疫期間的勞動權益，正是工會力量的表現，這更證明工人階級組織的重要性。

醫療部門應該民主公有化，大量增加對醫療的投資，確保疫情惡化時有充足的醫護人員和設施（包括負壓隔離病房）。醫療部門應該由醫護人員民主控製，防止官僚主義造成的災難。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生產應該全面民主公有化，防止物資短缺及奸商圖利，並確保充足的產量並使得以人人廉價使用。

同時兩岸工人階級也應當團結鬥爭，聲援中國大陸的民眾和醫護工人，反對一切的國族歧視，並且支持中國群眾爭取言論自由，反對一切言論封鎖，打倒中共專政。

疫癥危機起初是由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體製造成，但臺灣以至全球也不會能獨善其身，臺灣以至全球工人階級必須不分國族的團結鬥爭，對抗無力終結對抗各式疫情的資本主義製度。

抵抗前臺灣首富打壓！ISF痛批蔡衍明無罪！

2019年6月16日，ISF發起抗議行動於中天新聞大樓前痛批蔡衍明與旺中集團為中共走狗、財團鷹犬，並舉證歷歷指出其「親中共獨裁、反民主權利」的罪行，反對旺中集團相關媒體與眾多臺灣親資方媒體對當時長榮空服員罷工的抹黑與醜化。隨後數日，ISF成員許偉育隨即遭到蔡衍明及其律師提告「妨礙名譽」。

在歷時數月的警檢調查後，於今年二月中旬，許偉育獲北檢判不起訴處分。不起訴書中亦載明——ISF與許偉育對中天集團與蔡衍明先生的批評，乃是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的行使，理當不起訴。

ISF成員許偉育能於此次中天與蔡衍明的濫告中獲得不起訴處分，事實上正是過去幾個月以來「反中共獨裁、親民主權利」的基層群眾壓力所贏得的成果——例如去年6月23日、反對親中共媒體的十多萬人集會——使檢調人員不願（或者無法）做出一個迎合前臺灣首富蔡衍明迫害言論自由的行徑。蔡英文在一月挾著反中共的民意一月壓倒性當選（而不是建基於對民進黨政策的支持）。在社會上強烈的反中共情緒之下，國家機關知道現在不是發動反民主攻擊的好時機。

這個結果顯示，在最終分析來說，民主權利不是由法院、國家憲法或官方機所保衛的，而是依靠群眾壓力。雖然我們慶賀今次的勝利，但鬥爭並不會就此結束。未來當再有人挑戰大企業或媒體的商業利益時，這些反民主的法例會再被用來迫人噤聲。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關（包括檢調機關）只是用來保護權貴利益的工具。

我們希望工會人士、社運份子、左翼抗爭者擁有一個捍衛言論自由的信心與鬥誌！這與改變社會、打破大企業操控的鬥爭是密不分可的。

臺灣：勞保年金修惡走入議程，工人階級組織抵抗！

依照最新勞保精算報告顯示，勞保年金即將在2026年破產，這也將成為蔡英文政府未來反勞工政策的重點之一。

依據精算報告，2017年勞保年金正式出現收支逆差，並且連續兩年短絀 200 多億，同時報告也指出勞保年金財務在 2026 年預估破產期將會背負 1300 多億的負債。依照蔡英文政府過去於 2018 年推出的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該草案研擬的正是多繳少領延後退的做法—— 此舉毫無疑問將會使臺灣勞工退休保障更為捉襟見著，而政府現行每年撥補 200 億予勞保基金的做法，也不能改變勞保走向破產的事實。而現有的勞保改惡方案中，其成效也僅能使勞保年金破產年限延後兩年。

保險製沒保障

勞保年金為保險製及隨收隨付製所構成，依照勞工薪資高低來確定保費，意味著薪資較高者退休後可領取較高退休金，而更加需要充裕退休保障的低薪基層勞工，在此製度中，卻更加缺乏老年生活保障。「保險製」只會讓工人階級在缺乏退休保障下及被迫依賴金融公司販售的私人保險，使金融產業能借此大賺基層人民的血汗錢，並用這些錢投入房市股市炒作。而無力負擔私人保險的窮苦人呢 —— 在此體製下只能自求多福。

而隨收隨付製依賴的是穩定的薪資與人口成長才可能有收支平衡，但如今臺灣的高齡人口占比已達 14%，在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日本、與南韓相當。同時臺灣的實質薪資所得倒退整整 16 年，以上種種，都是隨收隨付製難以維持的因素。根據最新投保數據，臺灣仍有高達四分之一的勞工僅以最低薪資投保勞保，揭露了勞保年金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清楚洞見——長期的低薪過勞、生活水平惡化與之衍生的少子化——愈加露骨的資本剝削正是勞保年金破產的元兇。

在既定的勞保年金改惡方案中，政府計劃將費率逐年調高至 12%（可預期，12% 僅是階段性目標，未來也將逐步調升），並且將年金給付公式中的平均投保薪資計算從「平均最高 60 個月」擴大成「平均最高 180 個月」，這意味著勞工得負擔更多保費但卻變相的少獲得 18.54% 的勞保年金（據工運人士估計）。目前臺灣勞工平均領取到的勞保年金僅有 16179 元，改製後更降低至 13179 元，讓勞工的退休保障陷入在更加惡化的處境。而臺灣資方也不斷想借機趁火打劫，將未來勞保保費的負擔，更多的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早在去年中旬，多個資方團體又再次開砲表示，勞保保費負擔比應從現行七：二：一（資方：勞工：政府）調整為六：二：二。

根據勞動部於 2019 年的執法調查顯示 ——單是在 2018 年就有高達 3.7 萬家企業資方（12.1 萬名雇員）對員工勞保逕行高薪低報，借此節省資方保費開支。而真實的狀況必定更為嚴重不堪，在絕大多數的臺灣中小企業中、少有資方能夠遵循法例、依法投保。

不論民進黨政府是否將在未來大力推行勞保年金改惡，又或是雙手一攤留待下任政府解決，不願淒慘終老的工人階級與青年，都必須采取行動、組織起來—— 為由富人稅作為財源的全民退休保障而戰。

全民退休保障才是出路

我們支持將差別待遇且分化各類勞動者的職業年金製度統合為單一的全民退休保障，並課征富人稅、財團稅來為全民退休保障提供經費。2019 年僅是臺灣的上市櫃公司（不含金控公司）前三季稅前凈利就高達 1 兆 6398 億元。而金融業上市櫃公司 2019 年全年獲利則高達 3499 億元臺幣。不證自明，如果將這些企業全部公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監督，這些財富用於退休保障及至各項公共服務，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生活將能有巨大的改善。

只有建基於富人稅、財團稅的全民退保才能真正確保所有人可以有體面、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可以不用窮苦終老。然而，只要財富仍掌握在資本家手上，大幅增稅必然會受到他們的逃避甚至公開抵製，或者受到撤資的威脅。

因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建立戰鬥性的工人運動與勞工政黨，將所有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挑戰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所創造的社會財富的控製壟斷。

臺灣：爭取香港抗爭者政治庇護權遊行！

一月十九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舉辦「支持香港抗爭者庇護權」的遊行，有近百人參加。前幾日陸委會被媒體問到此次遊行時依然避重就輕、不敢觸怒中共獨裁，絲毫沒有看到民進黨政府有意願「捍衛民主權利」與「庇護香港抗爭者」的決心。號稱「捍衛民主」的蔡總統盡管以高票連任，但在其連任感言中絲毫不提及香港抗爭。

遊行隊伍打出「立刻修法！給予香港抗爭政治庇護權」、「捍衛民主權利，不靠親資民進黨」、「中港臺兩國三地群眾團結鬥爭」、「支持香港工人組工會、總罷工」等口號。近百人參與此遊行，有許多在臺香港人與流亡者參與，在出發前，一位帶有右翼種族歧視立場的男子搗亂：「香港人滾回去！」但隨即被現場「中港臺群眾團結鬥爭！」「支持香港抗爭者庇護權！」此起彼落的口號聲響反擊趕走。

不是庇護，就是送死

在遊行中，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訪問遊行中的一位T先生，他的女友是香港反威權運動中的抗爭者。T先生的女友一個月前來臺灣，並告訴T先生在遊行中被警察拍攝到，回去極有可能會被捕。剛回港入境時，他與女友還有最後一次聯系，但至今已失聯「被消失」一個月。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郭家瑋上臺說到：「蔡政府沒有給予流亡到臺的兩百多名香港抗爭者政治庇護權。這兩百多名香港抗爭者將可能會被迫回港，並且面臨通緝與入獄的代價。我們支持香港工人成立工會，準備下一場真正的罷工，來挑戰魁儡港府與中共財團專政，因為工人階級是運作這個社會的主人。」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女性工人成員怡君上臺發言：「我們看到中共獨裁與香港黑警對香港抗爭者的各種殘害、鎮壓、謀殺、性侵、秘密關押、濫權拘捕與控罪，我們可以見死不救嗎？絕對不行！因為這樣將等於是縱容中共獨裁迫害香港抗爭者。」

香港社民連的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也為通過錄音為遊行打氣，他表示：「我們都是在中共一黨專政威脅下的。在香港的年青人過去幾個月奮勇的反抗。現在香港的警察每天都在用酷刑對付示威者，臺灣人民四十年前也是受國民黨的軍警鎮壓。四十年過去，當年在臺灣過去發生的事今天就在香港發生。希望大家都會支持香港來到臺灣尋求庇護的政治犯，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

而ISF在香港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亦通過電話發言：「香港的革命不能孤立在一個城市，因為中共害怕如果向示威者讓步，會造成鏈鎖效應，令革命之火燒遍整個中國。所以我們更要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共同抗爭，打倒中共專政與財團統治！」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成員仲方和梓豪都批判資本主義的反民主本質。仲方說：「『沒錢、沒房、沒民主』，就是一國兩製對香港的最佳寫照。然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與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透過高壓的手段持剝削底層民眾。我們看到工人階級集體創造的財富遭到香港24個親共家族的剽竊與占有，香港境內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中共為維持政治經濟上的壟斷權，持續用蠻橫的手段修理任何異議者。」

團結鬥爭！

黃梓豪則說：「許多說給與香港抗爭者政治庇護權會帶來中共的間諜，根本是推拖搪塞的借口！中共最佳代理人，就是臺灣的財團，政府為了賺錢而打開大門，歡迎中共操控臺灣的經濟和政治。我們堅決反對中共代理人，但這絕不能依靠民進黨，要靠群眾團結鬥爭！」

最後，遊行隊伍停在立法院門口，我們進行貼連儂墻的儀式，有人寫上「別讓香港抗爭者孤單」、「支持香港抗爭者庇護權」，然而號稱「捍衛民主權利」的蔡英文政府，卻架了拒馬與派出無數警察將近百名群眾拒之門外！

可見，所謂「保衛民主」的虛偽，這只不過是民進黨的選舉口號！

現在不能等待蔡英文的「德政」，任何真正支持民主權利的團體和人民都要立即向藍綠白三黨及中共獨裁政權抗爭。

臺灣：基督教右翼政黨選舉失利，是否代表反同威脅不在？

2020大選後，兩股反同色彩鮮明的基督教右翼政黨分別以——安定力量與合一行動聯盟——0.67%與0.123%的政黨票，在不分區立委選舉及區域立委選戰中相繼落敗，相較於2016大選中同樣反同色彩鮮明的基督教右翼政黨「信心希望聯盟」的1.70%政黨票，看似少了許多選票支持。無疑，廣大選民在抵抗中共獨裁和國民黨威脅的同時，也拒絕了同樣會攻擊民主權利的右翼反同政黨。右翼反同政黨的挫敗固然讓親平權人士松一口氣，但右翼反同勢力的威脅就此消失了嗎？

敗選不等於瓦解

反同勢力選舉失利也有其偶然因素，因為今次藍營要集中票源救亡其主要大黨。縱觀總體選舉結果，2016年，藍營色彩鮮明的右翼小黨不分區得票率共有：15.84%；2020年則退為：6.14%。相形之下，國民黨的不分區得票率則從26.91%提升到33.35%。可以發現這次大選中，保守選民為了救亡韓國瑜與國民黨而普遍的排擠了其他藍營右翼小黨的得票空間，而綠營反同選民則在「抗中保臺」的壓力下重回民進黨的得票數之中。

若以選舉得票數來看，的確安定力量與合一行動聯盟未能成功移轉2018年支持反同公投的選民之政黨傾向，而安定力量與合一行動聯盟的親藍營色彩，這也使其若要贏得選票增長，勢必得著力瓜分國民黨選票。

因此，我們可以說、反同色彩鮮明的基督教右翼政黨雖遭逢選舉失利，但事實上龐大的反同勢力仍紮根在藍營、綠營、中間選民與各路右翼小黨之中——例如綠營反同議員陳信瑜如今已高升為臺北市勞動局長，而持有反同立場的賴清德則已成為副總統，並可能成為2024年總統候選人。

而2018年由安定力量等右翼基督教勢力領銜的反同公投能贏得勝利，也是建基於當時「跨黨跨派」的反同勢力大團結。因此，真摯支持性別平權的人們必須警惕的認知到——反同政黨只是資產階級統治用來打壓邊緣群體及分裂工人階級的其中一個工具。藍綠白資產階級政黨內裏本來充斥著反同勢力，他們可以改用其他渠道和工具發動反同攻勢，以圖將資本主義危機的罪責嫁禍性小眾及其他少數群體。

反同基督教右翼政黨的選舉失利，使眾多自由派NGO（如婚姻平權大平臺）紛紛展現了盲目樂觀的態度，誤以為恐同勢力的威脅已消失。而這樣的態度，毫無疑問是嚴重低估了基督教右翼政黨的危害與能耐。

不同於臺面上可見的多數黨派，臺灣的基督教右翼政黨因著其教會組織為龐大的動員機器。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夠於2017年底扭轉頹勢、借由「罷昌運動」來重整旗鼓，並順勢在2018年動員起龐大的保守群體來支持反同公投。

在未來，這類政黨及反同勢力，將繼續展開反對性平教育、廢除同婚、或甚至是「反對通奸除罪化」的攻勢——而藍綠白政客都將可能會采納更鮮明的反同、保守立場，企圖從中收割保守民意支持——借此展開對民主權利、性別平權的攻擊，並從中建立政黨與右翼教會。支持平權的人們必須謹記，在反同勢力過去的進攻下，LGBTQ在2018年失去了擁有民法保障同婚的機會，而只能屈就於歧視性專法。

更重要的是，右翼反同勢力在過去一段時間可以獲得增長，是因為民進黨政府執政下工人階級的生活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更推動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欠缺一個左翼工人階級的政治出路下，部分群眾被右翼民粹的政治勢力所吸引。現在藍營雖然在選舉中受到重挫，但新一屆的蔡政府服務大財團的政策也並不會解決工人階級和青年面對的窘境，長遠來說將可以陷入另一場危機。藍營勢力和右翼反同勢力在政治真空下是有可能重新振興的。

如何終結反同勢力？

要戰勝反同勢力與右翼基督教政黨對民主權利和性別平權的攻勢，就必須讓性平運動超越自由派NGO小圈子極具局限性的手法，更不應該是將希望寄托在對民進黨政府與立委的歌功頌德上。現在需要以工人階級利益為中心的群眾鬥爭，在職場、社區、校園中迎擊並戰勝反同勢力未來的攻勢，同時需要團結鬥爭對抗資產階級打壓工人的經濟政策。要徹底消滅反同勢力，就是消滅藍綠白三黨所擁護的資本主義體製。

臺灣：廢除通奸罪，不要刑罰與民事責任！

3月31日,大法官針對刑法239條（通奸罪）存廢與否,展開言詞辯論庭。女性及至性少數與男性爭取身體自主權的征途上,廢除「通奸罪」當然是無法回避的重要戰場！廢除通奸罪,只是奪回身體自主權和反對性別壓迫的第一步,但通奸罪的存在正是國家暴力的展現！

可恥的是,21世紀的臺灣,仍有極保守反動的言論在大法官言詞辯論庭說到：「就該用刑法規範,用國家公權力維護婚姻家庭製度！」而臺灣的離婚法令仍是規範——婚約雙方同意才可離婚！這意味著繼續將數以萬計的受到伴侶虐待、精神、肉體在該婚約關系中受到扭曲摧殘的人們繼續遭受法令捆綁！

必須廢除民事責任！

正如會議中的何效鋼法官所說,通奸罪不僅不能鞏固或修復已破裂的親密關系,甚至淪為婚約一方報復配偶的武器,而蒐證不僅侵害配偶性生活與情感隱私,而訴訟過程中的攻防更無助婚姻關系的延續。可見,就連資產階級法製的專家也得承認,通奸罪本身根本沒有適當性。事實上,這法律讓國家機關有權力介入婚姻關系,剝奪婚姻自由和身體自主權,對女性的禍害尤其大。

在通奸相關案件判決結果中,男性被告多於女性,但定罪卻是女性多於男性。根據婦團統計發現,每處罰100名女性,僅81名男性受罰。

在男權社會底下,男性多為家庭經濟來源的一方,且傳統觀念中,被「戴綠帽」有失男子性尊嚴、沒面子,導致在民事訴訟案件中,男性不願對外遇的配偶撤告,堅持告到底,而女性配偶多因經濟考量、子女扶養、社會對女性偏見等問題,為繼續維護婚姻關系,而對配偶撤告,只提告「相奸」者,通奸罪淪為報復「小三」的工具。

在訴訟過程中所涉及的蒐證技術與經費、社會壓力、律師費、精神壓力等更有利於享有經濟與社會地位優勢的男性,而不利於女性。可見,若僅是廢除刑事罪刑、而仍保有民事責任,受害最深的無疑仍會是經濟弱勢的女性。——婚約中的、無力負擔相應的龐大開支與社會壓力；婚約外的,淪為承擔巨額賠償、與「衛道人士」獵巫的受害者。

法庭是資本主義下的國家機關,其目的是維護製度穩定,因而往往反映保守反動的觀念,包括階級歧視和性別歧視。因此,我們社會主義者不信任資產階級法庭的判決,我們主張組織群眾鬥爭施加壓力。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不僅需要廢除通奸罪的刑事罪刑、也需要一並廢除民事責任！與此相應的,婚約終止應改為全面施行單方面離婚權。婚約關系中「男主外、女主內」的保守思想,妻子往往承擔了無償家庭勞動的責任,加上女性整體的工作機會和待遇都較男性差,並且欠缺公共房屋和退休保障,迫使妻子在經濟上依賴丈夫。即使擁有形式上的自由離婚權利,使得很多婚姻中的婦女面對關系破裂時會害怕流離失所和陷入困頓而不敢離婚,或者繼續仰賴前夫、現任丈夫的支配／豢養。這令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的婚約成為一張賣身契！

解放自主權

為爭取徹底的身體與情感自主權,廢除通奸罪只是一個很小的一步。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國家幹預婚姻關系。我們支持女性的墮胎權利、反對性騷擾和性暴力、反對性商品化。要消滅男女的經濟不平等,就要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全民退休保障、反對職場的性別歧視,也要大幅增加公共托兒和長照服務,從而消滅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唯有將銀行和大企業全面公有化,收歸在工人民主控製下,才有可能有財源支撐起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因此需要打倒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消除男女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從而展開掃除歧視女性觀念的道路。要實現這樣的願景,需要的是一個挑戰男權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鬥爭。

臺灣基進黨是一個進步還是反動的力量？

在罷韓運動中取勝以及國民黨受到重挫後，臺灣基進黨明顯贏得了更多支持，相對於民進黨，它的名聲及地位有所提高。從2018年大選前至今，它扮演著「反韓急先鋒」的角色——當然，這並不妨礙民進黨在它身後扮演著「總司令」的角色。這提出了「它是一個什麽樣的政黨」的問題，以及它會否發展為一個全國性力量，甚至開始挑戰民進黨，競逐臺灣民族主義情緒的支持？

臺灣基進黨的竄起

在這韓流興起及至趨於落寞低潮的歷程中，臺灣基進黨以「力抗韓流」的形象，從中爭取了許多仇視國民黨、中共與支持臺獨的青年與基層群眾之支持。並自詡為一個比民進黨更「獨」、更「本土」、更「進步」的本土政黨。

但，對於工人階級與基層青年而言——臺灣基進是否真是藍綠白三黨之外的替代方案？抑或只是親資本主義泛綠陣營的側翼？有些評論員定性它為「左翼」，同時也有人描述它為「右翼」，而後者更接近我們的觀點。社會主義者不會靜態分析一個社會現象（一個新政黨、運動和鬥爭），我們分析事物可能發展的過程及方向、趨勢。

雖然臺灣基進黨擺出「內政上溫和的自由派政策與外交上鮮明強硬的反中共、親美國」的立場，但它也只是另一個建製政黨，推動著親資本主義政策。並且也具有著反動的立場——包括對待中國群眾民主抗爭的態度，以及對待最近美國反種族歧視示威的立場。這政黨與香港本土派有著部分共同之處，是支持美帝國主義對中戰略的民族主義政黨。

它們有時會淡化自己種族主義的色彩，在關鍵的時候才會暴露出來，正如香港2020年初本土派的種族主義立場就更為突出。臺灣基進黨將中國人排拒在民主運動之外，貶低中國大陸人都被中共洗腦、沒有能力抗爭等等，本身就是種族主義的立場，但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不斷升溫的發展中，將可能進一步使其展現出敵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立場。

過去十年，我們在全球看到很多「新」政黨和政治運動冒起。這反映出深刻的政治危滿和群眾不滿情緒。舊的建製政黨越來越受到排斥。大部分新政黨在政治上非常不穩定，可以急遽由左轉右，欠缺民主監督和真正的活躍會員組織架構基礎，通常以一個或多個「明星」作為領導。臺灣基進正有著部分這樣的政治特質。

這一政黨運用著挺有技巧的策略來標榜自己為更「獨、基層、本土、護主權」的本土政黨並自詡為與民進黨進行政治分工、要做「臺灣的第二只腳」、做堅定的「抗中力量」。

他們借此突出與民進黨的不同，從中吸引對民進黨親保守主義、親財團、不推動「臺獨建國」、不與國民黨決裂到底而感到不滿的青年與基層選民的支持。由於臺灣政局的深刻危機，社會壓力使綠營內部會就不同方法來捍衛資產階級利益而出現更大分歧，故此將可能會迫使臺灣基進在未來試圖挑戰規模較大、但較「軟弱」的民進黨，以將自己定位為臺灣民族主義陣營裏的主要領導者。

擁護帝國主義沖突

最有可能的是，雖然不一定如此——它會更趨向更鮮明的右翼臺灣民族主義，有可能采納更公開的反中種族主義以及擁護美國對中展開「帝國主義戰爭」並將臺灣打造為美帝國主義反中軍事前線的瘋狂思維。

在任何地方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會對工人階級利益造成嚴重威脅。在各國，民族主義往往是資本家的統治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工具，用來分化和打擊工人組織和工人鬥爭，包括對民主權利和自決權的鬥爭。

社會主義者是國際社會者。當我們為民主權利和自決權鬥爭時，我們不會用臺灣民族主義的旗幟。我們明白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和它具有一定的進步的性質，但它代表狹隘和侷限在一國之內的綱領願景（即便是左翼的、反資本主義、親工人階級的臺灣民族主義），不能夠團結起必要的力量使民族自決權與社會革命的鬥爭取得成功。我們主張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因為只有國際資本主義被擊倒，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被消滅，才可以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我們全力所支持的臺灣獨立——民族自決權。

用選舉實現「臺獨」？

在臺灣基進黨的政治實踐與主張中，它們強調首先要維護臺灣本土政黨（意即民進黨）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控製權，並同時在選舉中清除中國國民黨與親中陣營的勢力版圖。使臺灣政局可以以「選舉」實現兩個「本土」政黨的「左右競爭」，借此實現漸進式的「臺灣獨立」來建立臺灣共和國。

但這樣的觀點，也完全經不起陳奕齊本人在其節目「新一政經塾」對民進黨發展史所作出的分析之檢驗。陳奕齊在該節目中指出，是選舉與議會路線使民進黨走向「保守化」、為了贏得多數選票而向保守群體做出迎合和妥協——諷刺的是，臺灣基進的首位立委當選人，亦是仰賴民進黨人的「輔選造勢」才贏得席次。那麽，主張以「選舉走向臺獨」，反對「社會革命」的臺灣基進黨又豈能對抗這種保守壓力呢？

但事實上，要真正清除親中陣營與中國國民黨並實現臺獨，單靠「選舉」是不能達成目的——事實上，2014年~2016年以及2020年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兩波大潰敗，皆是因為爆發了反中共獨裁的群眾抗爭，而非單純的仰賴「選舉運動」。如果沒有2014年318運動、2019年香港群眾抗暴，民進黨是不能贏得勝選的。正是這些群眾抗爭，擴大與拉擡了進步青年與工人對民主權利、獨立以及抵抗中共獨裁的認同和支持。

親中陣營與國民黨之存續，仰賴著從泛藍地方派系對臺灣社會盤根錯節的影響力、再到黨國時代庇蔭下茁壯且延續至今的臺灣財團、及至是剝削中國工人的臺灣各級資本家——若沒有革命性的工人階級民主抗爭，是不可能清除上述的黨國遺毒與中共代理人，並且拒絕給予與之調和、曖昧共存的民進黨以任何信任和支持。富有教育意義的例子是，近期民進黨政府提案由國民黨人黃健庭擔任監察院副院長——可見，民進黨人即便已二次贏得全面執政，也拒絕並且害怕對黨國遺毒、中共代理人全面宣戰。

這原因出於，站在民進黨身後的臺灣資本家與財團也是這些民主權利之敵的共犯、同路人。臺灣資本家與財團，需要國民黨作為其保守主義的代言人，更是不樂見基層人民挺起身來為擴大民主權利而戰。他們也無法徹底地與中共獨裁脫鉤——只要他們仍依賴中國警察國家來保障他們能剝削中國工人階級，榨取超額利潤。

清楚可見，臺灣基進黨這個不反對臺灣資產階級、不獨立於民進黨之外的「臺獨藍圖」，最終不僅不能清除島內的國民黨與中共代理人，也無法真正建立臺灣共和國、也無法真正捍衛臺灣基層人民的民主權利。最新鮮的證據是：6月6號罷韓運動的勝選，原先可以成為2020年全國反國民黨、反中共獨裁抗爭的新起點，令人遺憾的是在臺灣基進黨和民進黨的主導下，它被畫上了休止符，他們一同冠冕堂皇地宣稱：「回歸理性、放下激情」、徒留給國民黨復辟的生機。

該黨領導人陳奕齊認為（他的主張事實上就是該黨的綱領）：中國的民主鬥爭跟臺灣人民無關、不要介入。臺灣人民只需顧好國內的民主權利來做示範給中國人民看「榜樣」就好。臺灣人支持中國的民主鬥爭就是染上「大中華膠」的毒害。中國人都長期染上民族主義毒害、因此根據此邏輯，民主化是對臺灣有害的。

這是將更為親近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例如「民進黨」的觀點以更公開和激烈的方式反映出來。資本家往往拒絕公開承認自己的真正立場——他們對中國民主化沒有興趣，甚至恐懼它會實現，因為這將會以革命鬥爭的形式發生，不但會威脅中共統治，也會威脅資本主義的權力架構，包括臺資在中國的巨額資產。

這樣的觀點是完全無視了中共獨裁事實上就是臺灣、香港及新疆等受壓迫群眾實現民族自決權的重大阻礙，可謂愚蠢天真。

面對剝削與壓迫時

臺灣基進黨的當前策略是避免與民進黨公開沖突，推動合作，以建立自己的支持。如果這成功的話，到一定階段就會準備展開更公開和對立的鬥爭。即使它不時措辭激進，但實際上他是右翼和反工人階級的。它不曾對於民進黨的親資政策作出鮮明尖銳的批評與投入實際的抗爭來反對。從而，在絕大多數臺灣基層人民的勞動權益遭受臺灣資方攻擊時，他們僅以同情旁觀的評論者角度坐看臺灣工人階級走向更血汗過勞的生活。

固然，陳奕齊雖曾於電視節目中說到支持公務員組織工會、支持組成全國產職業工會來面對資方公會進行集體談判、倡議建構勞資政合作協商平臺。

但現實上，面對臺灣長年的勞動條件惡化，他們提出的解方是隱晦的反對勞基法的一體性適用（這將讓臺灣資方歡欣鼓舞），在2016年反砍假抗爭爆發時、他們選擇公開支持民進黨政府砍假；在2017年反勞基法修惡抗爭爆發時，他們僅是溫和的以球評姿態來對該政策表示不認同——就連民進黨立委林淑芬都敢於高調的跪著控訴反對該政策，曾經自詡為左派政黨（真是公然欺騙社會）的臺灣基進卻在面對民進黨侵害勞權之時，也未有大力動員黨員與支持者上街反抗。甚至，他們也錯誤的支持年金改惡，迎合民進黨分化公私部門受雇者推動年金改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目的，而非提出課征富人稅來建立真正能夠覆蓋全體勞動者的全民退休保障。

或許，蔡英文、陳菊、民進黨人對於臺灣基進黨的選舉站臺與公開支持，就是臺灣基進黨拒絕挑戰民進黨眾多親資政策、甚至為其行銷的政治獎賞。

面對美國群眾反警暴、爭取種族平權的BLM抗爭，陳奕齊對公然種族主義的川普及其國家機器表示支持，指控中共是BLM的幕後黑手、指控有民主黨在幕後挑撥、指控是ANTFA從中「撕裂美國社會」——從而與美國基層群眾爭取民主、反對種族歧視與警察暴力的抗爭為敵，而與鎮壓群眾反抗的川普政府、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為友。

陳奕齊含沙射影的攻擊美國工人和黑人要求結束警暴的民主鬥爭，與他對待中國群眾民主權利抗爭的不信任、懷疑主義的立場就如一面鏡子——映照著他的政治臉譜乃是種族主義的，是美帝國主義反中戰略的臺灣候選代理人。他否認美國自發抗爭的合法性，與那些呼喊「所有生命都是寶貴」（以反對「黑人生命寶貴」）的美國種族主義者同出一轍。因為中美民主權利都是反對「臺灣」（不是臺灣人民，而是臺灣資本家和菁英）的利益。陳奕齊的脫中路線並不代表當前臺灣大資本家的主流意見，但在中美沖突下越來越多臺資會走向這種脫中路線。

臺灣基進黨為誰所用？

與美國政府一道反對美國BLM群眾反抗，如同跟中共獨裁一道反對香港民主抗爭的藍絲帶一樣，是扮演著統治階級迫害基層人民的幫兇。罄竹難書、僅舉數例，已能清晰看見，對於追求徹底的民主權利、反對歧視與壓迫、反對資本剝削的先進青年與工人階級而言，臺灣基進黨絕不是你們的朋友和歸屬。

陳奕齊的這立場，對於他的黨將來會如何發展發出了重要的訊號——他們將可能會在未來，脫去當前現有的自由派襯衣和提倡社會改良的詞匯，進而成為臺灣民族主義陣營中更清晰的右翼、親美、反民主及種族主義的力量，類似香港的本土派。使其如此的，不單單是陳奕齊個人的世界觀與政治路線，而是整個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壓力與趨勢，這樣的壓力與趨勢也將會推動其他泛綠政黨和臺獨自由派社團、NGO／親中政黨、組織走向右翼、親美帝或親中帝、並且一同走上反民主一途。

2014年後、臺灣基進黨在陳奕齊的帶領下越發茁壯。在所謂「第三勢力」政黨中，可謂唯一能鞏固起來的政黨。也因此，我們並不能低估與輕視其未來的政治影響力。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已成世界政局危機的中心之際，臺灣基進黨與民進黨及全體泛綠政黨、臺獨自由派社團一同站在美帝國主義陣營。民進黨與臺灣基進都明白（如果不明白就是極其愚蠢了）這是一場赤裸裸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鬥爭，而「美國捍衛民主自由」不過是欺騙群眾的煙幕。6月22號，川普再次用行動證明，面對新疆人民所受到的集中營迫害，他更樂意選擇無視並借此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贏得選戰。在前川普顧問波頓出版的新書中，波頓揭露川普支持習近平建設新疆集中營的做法，並且認為自己應該學習習近平、廢除連任限製——臺灣基進黨當然明白，但其利益所在使它想維持這一錯覺以推動自己的政治目的。

面對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不論是選擇屈服中國的獨裁資本主義、又或是甘心淪為美帝國主義馬前卒，事實上都是拐騙臺灣及其他小國的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去充當帝國強權沖突中的炮灰。

綜觀臺灣基進黨的發展與政治立場，它雖然表面營造比民進黨更進步的假象，但並不是一個獨立於臺灣資本家與帝國強權之外的左翼政黨，而是將會代表著右翼臺灣民族主義，甚至發展成種族主義的方向，對工人和青年的群眾鬥爭造成威脅。在國際上，我們見過很多右翼甚至種族主義的政治力量，會機會主義地借用左翼的思想，營造激進的形象來建立自己的支持根基。在法國，種族主義的極右領導人勒龐表示支持黃背心運動，也是出於同一原因。意大利的五星運動是另一個較「溫和」的例子，它將反移民與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捆綁在一起。

臺灣基進黨並不能給予臺灣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一個擺脫帝國主義強權操弄與資本剝削的出路，反倒是會惡化這個悲劇。它的臺獨黨綱也無法實現真正的「臺灣獨立」與人民自決，因為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框架內是不可能的。它自詡支持「社會公平正義」，實質上則是迎合、不抵抗民進黨所推行的親財團政策。面對工人罷工抗爭爆發之時，插曲式的表態支持增添進步形象，也毫不妨礙它蠱惑臺灣工人階級在「民族團結」的大旗下繼續忍受臺灣政商權貴的壓榨與民進黨的親財團政策。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傳統角色，是利用民族主義作為壓製工人鬥爭的鴉片。

工人階級的出路在哪

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堅決對抗資本剝削與中美帝國強權、追求社會主義臺灣獨立的左翼工人政黨——社會主義臺灣獨立意味著，國際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廢除資本主義，打破世上兩大資本主義列強的控製，使臺灣以至整個地區的群眾可以立一個自由的社會主義新社會。這社會建基於對社會生產和資源進行國際協作和民主規劃。建立這樣的左翼工人政黨，需要建基於群眾抗爭之上挑戰所有藍綠白三黨與臺灣資本主義。需要在國際主義的綱領上與各國工人階級團結對抗各國的資本主義政府，自然也包含著與美國左翼、工人階級運動一同反對「美國財團專政」。需要與中國、香港的基層群眾抗爭一同對抗中共獨裁資本主義——而非選擇與中國反獨裁基層群眾抗爭割裂。

農地悲歌

去年通過的《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放任2016年5月前所建的違章工廠不必即刻拆除。此舉無疑擺明著向各界財團、農地地主示意：「法律是用來服務於農地開發的利益」。導致一年來違章工廠新建速度越來越快，每年估計有多達將近兩百間。這擺明是遷就於汙染現況，甚至服務工廠主與地主的農地開發利益。

農地開發利益分贓集團

盡管一年來環團調查並檢舉多筆農地上的違章工廠，但地方政府並未強製執行拆除任何一間。被中央政府勒令「斷水斷電」的工廠，許多依然照樣運作。該被拆除的工廠，地方政府以「查無製造加工事實」、「沒有經費無法拆除」來推托；使得「即報即拆」淪為漂亮空話。如同彰化縣坊間傳出縣長保證不拆，全臺農業縣市地方政府護航違章工廠的意圖昭然若揭，私下早已暗謀讓2016年5月後的違章工廠也能就地合法，這正是因為農地開發存在龐大的利益，許多農地早已單憑鄰近工業聚集地帶，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且變更地目所需繳納的補償金，預計從現行50％降到10％。

這吸引了各路財團、投機客紛紛前來新建違章工廠，反正先蓋再說、政府不拆就賺。此舉牽動了更多遊資，轉入農村炒作農地。包含炒作工業區所溢出的遊資，它過去曾經將小工廠排擠至農地，現在又來二次摧殘農地。

地方派系躋身於這個利益分贓的行列，控製著地方政府，使其淪為充當尋租活動的買辦，順便讓農地地主分一杯羹，犧牲的卻是關乎社會大眾的糧食安全與環境。如此龐大利益集團宰製下，立法院猶如一間「空談俱樂部」。

資本主義造就農地悲歌正是資本主義釀出了農地悲歌，而藍綠白都是這個腐朽製度的捍衛者。若要徹底解決農地工廠問題，少數環團與立委的倡議監督完全不足。唯有建立一個強化群眾抗爭的工人階級政黨，爭取土地、建築業與銀行公有化。並交由耕作者及消費者、輸配農產品的勞工，有組織地民主接管，才能撼動資本權貴們盤根錯節的利益。進一步以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取代瘋狂逐利而使產業失序、汙染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理性規劃的農地與工廠配置。

臺灣：反對屏基醫院解雇詹智鈞醫師！

5月20日，多個醫療產業的工會團體發起抗議，反對屏東基督教醫院「不續聘」擔任屏基工會理事長的詹智鈞。在4月24日，詹智鈞下班被院長約談告知不再聘任，只能留到六月底。詹智鈞反問難道是因為參加工會？余院長回答只是因為合約到期，醫院不再聘任。

然而，事後屏東基督教醫院對外說詞不一地表示：「未完成病歷數狀況嚴重，有礙醫病關系」才會不續聘，但工會理事長的詹智鈞並未有上述情況，可見這只是資方打壓勞工、解雇工會幹部的借口！而且，屏東基督教醫院長期下來人力不足，詹智鈞所待的神經內科更是如此，才導致住院醫師寫病歷的時間一再壓縮，顧此失彼只好選擇投入眼前實際的病患照顧工作，才會造成紙面上的未完成病例，對於加劇醫院人力荒的醫院資方，完全沒有理由解雇詹智鈞醫師。

全國工會聲援

在6月13日時，有60個工會團體、300人到屏東縣府遊行抗議，並喊出「全民防疫有成功！工會理事長失業中！」、「工會集結！保障勞權！」，「醫師納入勞基法！病人照顧穩搭搭！」等口號。臺灣目前的防疫成果，是站在犧牲許多醫療護理人員與基層勞工的血汗過勞之上的。然而詹智鈞醫師與屏基工會在5月23號向訪視墾丁的衛服部長陳時中陳情，卻被屏東縣警方以活動沒有事先聲請為由百般阻撓，無法見到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如果陳時中是真心誠意的關心臺灣的防疫工作，而非表演，是不會冷落對待被資方打壓、站在第一線抗疫與照顧病人的醫師的。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屏東基督教醫院對於詹智鈞「不續聘」的打壓，因為此舉將會造成醫院人力不足的現況更加嚴重。況且，過去屏基工會為了對抗新冠肺炎疫情，在職場上爭取進入負壓隔離房值勤前後采檢、爭取相關人員的防疫假，就像許多國家的醫療業戰鬥工會為全民防疫扮演的積極作用。現在醫療產業的工會組織遭到打壓，完全是在破壞臺灣迎擊新冠肺炎的防疫能力。

醫院不續聘詹智鈞醫師，明顯的是向屏東基督教醫院工會做出的重大打擊，目的是想連根拔除過去為醫院勞工爭取權益的力量，伐害工會並使之無法進一步向前爭取勞工權利。工會權是民主權利的一部分，蔡政府坐視不理，等於撕破了自己的民主假面目。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要求復職詹智鈞，反對屏東基督教醫院對於工會權的打壓，支持工會進一步的組織與抗爭。

臺灣：通奸除罪化告捷！下一步爭取廢除民事責任！

5月29日，大法官正式宣告通奸罪違憲，結束了八十幾年來國家透過刑法剝奪人民身體自主權的暴力。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歡迎這一決定。然而距離真正的自由平等——性別不再受壓迫、人人有身體自主權，這還僅僅只是第一步。

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通奸罪除去刑法罪刑，更認為民事責任也該一並廢除！婚姻關系和通奸是私人的事，本就不應由國家公權力（民事訴訟同樣是國家公權力的仲裁介入）介入，剝奪他人的身體自主權。在臺灣，離婚需要配偶雙方同意。同樣，我們支持單方面的離婚權，但不代表我們鼓吹離婚。而在資本主義男權社會底下，男性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條件普遍都優於女性，使得女性在婚姻中需要依賴丈夫，經濟因素、子女扶養、社會觀感等等考量，也會使得她無法輕易離開婚姻關系。要想打官司，整個過程無疑會對婦女造成更大的負擔（不論是經濟上或是精神上的），且有利的那一方同樣是男性。

民事責任也是國家暴力

民事法官同樣是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一部分，對案件的判斷也是考慮到涉案人的財富、學歷和社會地位等。尤其是基層弱勢的女性更容易面對不公平的打壓。很多時會受到「失婚婦女」的歧視性標簽，而且很容易受到前夫對生活的幹預甚至支配。因此我們認為婚姻終止應改為全面施行單方面離婚權，且通奸民事責任也該廢除。

要讓性別不再受到壓迫，每個人真正擁有身體自主權，就必須要有完善的公共服務，將銀行和大企業全面公有化，把資源投入到退休保障、免費的公共教育、醫療、托兒、長照服務等等，才能使人不再需要透過婚姻獲得所需，不再需要依賴於伴侶提出基本物質需要。實施單方面離婚權，廢除通奸罪民事責任，同時大幅增加免費公共服務，唯有這樣，才是真正能改變長期以來婦女受壓迫的境遇！所以女權鬥爭也是社會主義的鬥爭。

臺灣：居住條件惡化──資本主義是場大病，疫情還未完結。

在疫癥和中美沖突的夾擊下，經濟危機將使工人的住房問題惡化。政府想在疫情與中美沖突中「求穩」，意思是維穩目前房地產暴利占GDP高達48％共8.5兆的資本主義製度。最近內政部指「臺灣囤房問題有限」，拒絕進一步解決住屋問題。當資產階級媒體特意放大個別房東減租的慈善胸懷，苦求租處的多數勞工卻在疫情期間面對房租不降反升，尤其月租7千至2萬的搶手「低端」租屋。根據主計處統計，房租指數截至今年4月已連110個月上漲。資本主義用疫情將勞工甩到城市外圍耗時通勤，或陷在市區忍受悶濕租處。房東不拿幾次租金也能奢侈生活的同時，已有勞工被迫在窮困潦倒與流離失所間做選擇。

臺商回臺炒房

當建商稱頌房市信心復蘇並報復性上漲，無數勞工仍身陷房租工資雙重夾殺。被減班人數創新高，可統計到被無薪假的勞工可統計到的就有2萬人，20至24歲青年失業率在今年七月將超過14％。疫情或歷史上任何資本主義經濟震蕩，從未使房價與物價拉低到足以彌補失業與低薪，反而趁社會還未站穩時趁機打劫。臺商回流遊資正加速這一進程，今年1到3月，六都房屋交易比去年同期增加6.8％，房地合一稅比去年同期暴增一倍，這筆稅收不會換成公共住房，僅證明房貸低利率政策把更多遊資趕進房市套利。

蔡政府2016年競選總統時承諾的8年興建20萬戶社宅的目標原已少得可憐，至今新建的社宅卻僅5萬不到，其中超過一半還未開工。20萬戶目標中其中8萬戶是包租代管，這項措施是為了與房東折衷，但大量囤房的房東並不把它放在眼裏。現實是，臺灣官方的空屋數達91.6萬間（10.56%），但都市改革組織的彭揚凱與廖庭輝的一篇報告指出，實際數字最少是155.5萬間。該報告亦揭露政府玩弄歸戶統計數字，指出真正持有四房以上房子的多屋者擁有房子為176.9萬戶，占房屋總數的15.1%。持有越多房子的人，其持有的房子當中空屋率越高，四宅以上空屋率更高達15.9%。

政壇更不乏建商代表，因此立法院內沒有任何政黨會真正挑戰房屋問題。立院多的是和陳超明一樣整家族涉入營造業和建商的人物：民進黨立委的黃國書透過妻子與丈人投資市地重劃炒房；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嶽父正是曾是「立院地王」的前立委劉盛良，而現在立院地王則是民進黨鄭寶清和國民黨吳誌揚；擁有市值至少1000萬房產的藍委洪孟楷，其母親曾擔任宏泰集團獨董，該集團建造的「帝寶」正是地產霸權象征，其父親則擔任興富發獨董並躋身染指臺灣北中南房地的事業。參與318學運的賴品妤現已淪為綠委，其父親前立委賴勁麟近期又因身為神腦董事長並打壓工會聞名，其母則擔任民進黨大金主力麒建設的獨董。

為住房而鬥爭

在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下，基層租客應該全面免租。租戶需要在小區組織起來，甚至在必要時發起罷交租金的行動。我們主張大幅增建社會住宅，其資金由課征富人稅提供。我們主張實施租金管製，阻止租金不斷暴升。我們支持訂立囤房稅，但同時明白臺灣資本家總有避稅的方法，更直接的做法是充公所有空置的房屋單位，立即讓工人階級和貧困青年居住。然而，更重要的是把居住正義的鬥爭與各項反財團的鬥爭扣連起來，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真正的工人政黨會主張把所有銀行與房地產業公共化，收歸於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才可以打破對抗建商、房仲、投資客、政客和銀行形成的龐大食利集團，真正遏止住房囤積和炒賣，解決房奴的問題。

臺灣：課徵富人稅，填補健保費黑洞！

據衛福部統計，健保的虧損數目在今年預估將上升至727億元，而2022年則會突破千億大關。衛福部長陳時中在今年五月透露將調漲全民保費，企圖將負擔壓在窮人身上。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這一決定。保費調漲必大幅提升基層民眾的生活壓力，幾十年來的薪資成長停滯更使問題惡化。健保問題不但不會被解決，只會為更大的貧富差距和醫療缺乏埋下種子。

臺灣過往享譽國際的醫療保健現在岌岌可危。參考歐洲各國近年的慘痛經歷，當調漲保費也不能解決虧損問題，再加上經濟危機更為嚴峻時，資產階級政府就會將公共醫療服務削減得破落不堪。臺灣工人階級要組織鬥爭，拆除這顆新自由主義的炸彈。

若要拯救臺灣現有的醫療保障，那麼提升健保收入以遏止虧損絕對是必要的，然而重點則在於應由誰來承擔？這個答案只能是富人，想拯救健保便必須要提高資方的保費，將他們從剝削勞動者而得的獲利用來回饋社會。

向財團徵富人稅！

陳時中說：「勞工、受雇者如果多出1元，政府及資方就必須多出3元，等於多享受3塊錢的健保利益。」這個說法忽略了臺灣財富集中在極小撮人手裡的事實——最高5%家庭的所得是最低5%家庭的113倍！

公共醫療製度僅僅以保險製作為基石是絕對不足的，由於社會成員的收入不均現象，而使低收入人士承擔的實際保費更多。現行補充保費根本無助拉近這一差距，以剛拿到鴻海56億股利的鴻海集團創辦人郭臺銘為例，現行製度下，最多只需繳納20萬元補充保費。

此外，臺灣「財團法人」醫院往往通過買股票和賣藥造假帳避稅，侵吞健保費。52家知名大醫院，健保費就領走1441.5億，稅金卻只繳了4.8億，連1%都沒有。可見醫療保費黑洞的始作俑者是這些大財團。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向財團及銀行開徵富人稅，使公共醫療製度有更穩固的收入來源。我們亦要求將所有財團法人的醫院公有化，歸於工人民主管理，使其不再服務於個人資本的利益。只有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組織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才能夠確保人人可以享用優質廉價的公共醫療。

臺灣：疫情與內政──中美沖突升溫中的民進黨政府

在超過兩個月沒有新增新冠肺炎本土案例與僅有極少數境外移入個案的背景下，臺灣國內對於疫情的恐慌情緒已是大幅消退——固然全球疫情仍極為嚴峻。世界很多國家政府利用疫癥來呼籲所謂「國民團結」，即使防疫工作做得一團糟，民意支持度也能暫時增加。而在臺灣，防疫成效顯著固然使民進黨政府在過去兩三個月期間的社會支持有所增加，但現在明顯正在消退了。臺灣民意基金會調查顯示，對照上個月，蔡英文政府的民望驟降10個百分點。疫情恐慌的消退，工人的民生問題正在浮面，使得社會內各種對執政黨的不滿、重新萌現、滋長。

在疫情沖擊下，無薪假人數突破三萬人為11年新高。失業率高達4%。全球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而且正在不斷惡化。疫癥不過是今次危機的觸發點，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充斥寄生性，而且無能力讓經濟理性發展。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將今年全球GDP預測由下跌3%再降低至4.9%，並指出全世界因生產停頓而損失354兆元的財富。可惜臺灣工人也無法幸免於失業、無薪假苦難。臺灣社會和民進黨政府正在進入一場更大的新風暴。

在罷韓運動後，民進黨鼓吹社會和諧並解散抗爭運動。這種不願意真正挑戰國民黨及右翼勢力的態度將會愈來愈受到先進工人和青年的質疑。

具有性別平權進步意義的通奸除罪化之實現，也在社會上引起諸多保守、父權聲浪的反彈（高達六成以上的民意對通奸除罪化表示反對）——不令人意外的是，民進黨人選擇從中嘗試緩解、調和保守勢力對該法案的不滿，而非進一步的對性別歧視的勢力、文化偏見做出進一步的對抗。同時，國內的資產階級媒體也惡意的開始煽動社會對於通奸除罪化的保守主義反彈。這也醞釀著未來保守主義勢力的反撲，在先進青年中曝出民進黨不願意反擊及自身的親保守特質。

第二任期之初，已能窺見民進黨的政權蜜月期正出現諸種裂縫。

中美沖突下的民進黨反中牌

疫情的爆發、經濟的衰退，使中美帝國主義權鬥也不斷升溫，身處美帝國陣營中的臺灣政府、也因此走向更鮮明的「抗中」政策。民進黨政府不只是以反中策略巴結美國從而希望強化臺灣資本主義在國際的地位，但也要收割國內群眾反中共的情緒。在缺乏一個左翼工人政黨的領導下，使臺灣資產階級開明派——民進黨政府得以藉此鞏固政治聲望的工具。近期最顯著的表現便是陸委會正式頒布香港人道救援行動方案，正式宣告將給予香港反對派以政治庇護權和生活保障。與此同時，中共與美國雙方在臺海的軍事心理戰也更加頻繁。截至6月22號，中共戰機第8度繞臺、美軍也以巡航臺灣作為回應。美國參議員霍利更提出，設立《臺灣防衛法》藉此推動美軍在臺軍事化的議程。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正將臺海推向更危險的處境之中，並且有加劇右翼民族主義和軍事化的風險。各國的工人階級需要團結起來，阻遏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與軍事威脅。

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失業、無薪假、資方趁火打劫。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對抗資方打劫、並且爭取課征富人稅來建設充裕的、給予基層人民的紓困金。

中共持續不斷的軍事恫嚇，加上美國完全作秀地捍衛「臺灣民主」，其真正目的是利用臺灣作為反中馬前卒、炮灰的意圖。我們需要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包括清晰的反軍事化及國際主義立場——團結起中、美、臺等國的工人階級，對抗中美帝國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也阻止為了私利而在臺海、南海的軍事對峙行動。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展示，資本主義是一個浪費資源的製度，一個永續深陷危機的製度。這場危機的唯一出路是各國工人階級群眾建立工人政黨及工人政府，結束億萬富豪的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以滿足社會需要。

臺灣：庇護香港抗爭者！中港臺群眾團結抗暴！──6月13日聲援集會報導

為了鞏固其越發脆弱的政治權威，震攝國內群眾抗爭。中共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準備對香港所有反對派團體進行全面清洗。此舉，意味著香港民主運動已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驗。

在這樣的局勢危機的驅使下，6月13日，多個臺灣自由派NGO於自由廣場舉辦了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主辦單位聲稱有七千人參與。訴求民進黨政府給予全體香港抗爭者以政治庇護權，並且高喊反對紅色資本、反對中國帝國主義、支持香港獨立、港臺同行等口號。

然而，民進黨政府大選前拒絕明確的給予全體香港抗爭者以政治庇護權，上任後流亡至臺的香港抗爭者僅有一小部分的抗爭者獲得政治庇護，一位來自高雄的女性告訴我們：「我知道今年一月你們（指ISF）在臺北發起爭取香港抗爭者庇護權的遊行，庇護權現在更重要了，希望支持罷韓的朋友也來支持。」

中港臺基層勞工團結抗暴

一位受訪的香港留學生表示：「如果運動更有組織，甚至有協調全港的罷工委員會，或許就能不只是『各自努力』，團結組織很重要，所以一開始有人想過與中國反獨裁聲音建立團結，可惜後來運動陷入疲累和僵局而較少人提，但當初反送中就是因為不反抗會失去既有權利，那現在不連結中國反獨裁抗爭也可能失去更多。」

面對中共獨裁政權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全面進攻，香港民主抗爭若要贏得勝利、有力反擊，所需要的決不會僅僅是「港臺同行」。面對一個統治13億人口的且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獨裁政權，單單仰賴港臺兩地的民主抗爭，是無法推翻中共獨裁。所需要的，是中港臺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團結的民主鬥爭，才能真正推翻中共獨裁——其中，中國工人階級是最為重要的抗爭力量。

香港民主鬥爭所需要反對的，也絕不會只是紅色資本與中共獨裁——港資和外資也支持維護利潤的政治製度。而在美國BLM的種族平權與民主鬥爭中，清晰可見，美帝國主義的鎮壓比起中共獨裁毫不遜色！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絕不能只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也必須與美國的抗爭一道反對「種族歧視與富豪專政的美帝國主義」。

而香港的民主鬥爭若要贏得徹底的勝利，絕不能將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地，必須連結中國境內的群眾反抗——推翻中共獨裁，才能擁有徹底的民主權利。若不與中國基層群眾一同推翻中共獨裁，香港也不可能擁有「民族自決」的民主權利。

香港未曾徹底民主，運動出路並非光復過去。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以至全球的工人階級鬥爭，反對資本主義體製，為民主社會主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臺灣：政治庇護權問題揭穿民進黨虛偽

媒體人鐘聖雄透露，他曾協助 5 名香港反送中抗爭者，在今年 7 月 18 日由香港出發抵臺，但時隔兩個月、這5人仍「扣在陸委會手上」。政府至今沒有正面響應，只有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經《中央社》證實此事，但否認5人被「軟禁」。從中可以合理懷疑，蔡英文政府對此事下達封口令，禁止消息外流。

部分綠營人士更抹黑鐘聖雄為爆料的「內鬼」。他們只想合理化民進黨軟弱的立場，不想蔡英文政府受到群眾壓力。他們說揭發事件會引起中共註意，但5人的身分及路線早在8月已有媒體報道。民進黨所謂要求對事件保密，只是為了壟斷事件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過去綠營支持者也狡辯說，如果開放庇護權會讓中共間諜乘機滲透臺灣，這更是無稽之談。中共間諜有更多方便快捷的途徑入臺，例如商務簽證到訪或投資移民。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要求政府釋放該五人，在充分保障其人身安全下交代五人的狀況，並為他們提供全面的政治庇護保障，包括保護其人身安全。

《香港人道救援行動方案》

自去年六月因著中共當局的迫害與黑警暴力，香港已有眾多抗爭者流亡至臺灣。遲至今年六月十八日，在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所刺激起的輿論撻伐中，民進黨政府才總算推出《香港人道救援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此方案限於給予已經身處臺灣境內的香港抗爭者以政治庇護並提供生活援助。

此一方案的出爐是一項極為有限的成果。許多遭到港府限製出境的香港抗爭者（而在疫情所致的邊境封鎖下，未遭限製出境的香港抗爭者也相當難以入境臺灣），難以藉此方案取得援助與庇護，唯有另尋「非合法方式」入境臺灣的管道。民進黨政府為避免觸怒中共當局及刺激保守民意反彈，也公然表態不鼓勵香港抗爭者非法入境。另外，政府也不想接納大量移民，避免為保障難民而增加公共開支，但卻寧願用錢去購買軍備。這暴露了民進黨政府並非真正的民主捍衛者。

蔡英文政府利用香港反中共抗爭獲得民意支持，但卻極少實質行動挑戰獨裁政權。

中美沖突下，包括臺灣在內的親美陣營將會更多利用民主人權議題向中共施壓，但不代表它們是反獨裁抗爭的盟友。只有依靠青年和工人的群眾鬥爭才是出路。

我們主張，不論入臺途徑是否經由「合法管道」，所有遭受中共獨裁政權迫害的抗爭者皆有權取得在臺政治庇護權與相應生活援助，並且需要進一步修立法以製度化保障政治庇護權。民進黨政府不會自願實踐這個要求，要使它成真，需要團結的基層群眾抗爭，為中港臺兩國三地基層群眾反獨裁抗爭的團結而戰！

臺灣：拒絕開放瘦肉精美豬！食安不容出賣！

八月二十八日，蔡英文宣布用行政命令開放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此舉是反民主的，因為有69%民意對此大為反彈！在此壓力下，民進黨才轉為舉行立委聯席審查。

前工總理事長、仁寶集團老板許勝雄明確支持政府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透露出眾多資本家為了想要臺灣加入BTA，而支持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進口。明顯，為了利潤、犧牲人民食安！

蔡英文政府提出一百億豬農基金無法維護基層人民的食安，從中得到最大好處的，是畜牧業資本家。產地認證無法防止含瘦肉精美豬流入基層人民身體，可見其治標不治本。

研究指出萊克多巴胺會造成心血管疾病風險。歐盟等110國家禁止使用含萊克多巴胺飼料來餵養牲畜。蘇偉碩醫師說：「超大劑量瘦肉精會影響大鼠胎兒腦神經發育，美國兒童自閉癥盛行率從1994年起攀升，沒必要拿下一代試驗。」

萊克多巴胺的健康風險

而豬肉內臟往往會製成加工食品，並流入到窮人的胃裏。開放含萊克多巴安之美豬所帶來的食安風險，將為臺灣基層所承擔！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亦是禁止臺灣豬農使用萊克多巴胺——可見自己也深知其食安問題。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與另外兩家肉商也陸續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我們怎能接受一個連美國大企業都不接受、且有食安疑慮的瘦肉精美國豬呢？

反對含萊美國豬的抗爭，要獨立在國民黨等親資在野黨之外，國民黨是虛偽的，因為他們自己過去就支持過美國豬牛開放，抗爭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也不能冀望個別立委能擋下含萊美國豬，我們只能依靠群眾鬥爭，反對有食安風險的美豬，為食安與民主權利奮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拒絕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我們認為國際貿易需要受到食安專家、消費者團體、工人民主全面監督。但只有食物供應鏈全部在民主公營的前題下才可能受到達到這一目標。

社會主義者反對BTA，我們追求的不是與美國進行不平等的「自由」貿易。美國利用臺灣作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的棋子，並從臺灣榨取更多利潤。只有在社會主義下，各國工人階級對生產和進出口進行民主規劃，才可以合作分配資源，達到真正公平的貿易。

臺灣：工人組織鬥爭！反對紓困救市不救人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蔡英文政府所推出紓困方案，共六百五十九億用於勞方，還未算被資方或中層管理者剋扣的部分，而資方卻有高達一兆一千七百九十五億——這數字是勞方紓困金的十八倍之多！

然而，誰最需要紓困金呢？臺灣失業率連續四個月維持4%以上。九月，無薪假的人數仍維持1萬6千865人次的高水平。而在疫情沖擊下，旅遊業、觀光業、電影業勞工的沖擊最大。

財團大佬貪得無厭

九月初，政府推動紓困金3.0之時，有許多工商大佬用中小企業艱困藉此勒索政府要更多錢！

曾經推動支持勞基法修惡、刪減七天假，反對居住正義的全國商總理事長賴正鎰在記者會上表示：「17個服務業沒被紓困到，像是茶葉、中藥都因為沒觀光客生意下滑，估計這些沒被紓困到的產業影響約200～300億」，並建議「減免企業各項稅賦負擔，營所稅稅率由現行20%調降至15%」。

事實上這是利用中小企業的艱困，來讓大資本家與財團和政府要更多的利潤、挖公帑。

然而，事實上企業經營並不像賴正鎰所言的「艱困」；而賴正鎰自己就是多個建商協會理事、新冠肺炎疫情底下房價甚至還上漲！

蔡英文政府固然在疫情底下取得高民望，但疫情沖擊下法律服務業的工人薪資下降了兩萬，廢物處理業工人少也一萬！據統計，僅55%企業會發中秋獎金，金額也創七年來新低。工人階級在疫情底下承受著生活費用的提升，為了工作與通勤需要自己購買防疫用品，但無薪假與失業率提升加深了生活的艱困。

工人階級既是社會運作的主人，社會要能不受疫情影響，需要針對工人階級、失業者進行紓困才能做到，而非給與那些只會開除或放無薪假的工商大老更多的錢。

要爭取到工人紓困方案，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抗爭，並提出課徵資本利得稅、免除基層住戶的租金、建立組織工會爭取紓困金，抵抗裁員和無薪假。只有將大企業和銀行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監督，工人才能真正掌握如何運用自己創造的財富。

臺灣：對抗地產霸權，本外移工團結！

9月29日，MENT舉行「同工同酬不落實，官員無恥噴幹話」記者會，抗議內政部次長花敬群提出鬆綁營造業移工來降低臺灣房價的謊言、反對勞動部三十年來對於勞工與移工同工不同酬問題漠視不管。

當日，有臺灣國際勞工協會、臺灣移工聯盟、消防員工會、桃園市產產業總工會、華航企業工會、新海瓦斯工會三十多人參加記者會。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亦參加其中。

TIWA代表表示：「高房價多起因於地產炒作、房產囤積。但為了幫建商省錢，次長連『營造業開放聘僱移工會讓房價下降』的邏輯，都講得出來！試問，當財團、老闆省了人力成本而賺錢時，消費者物價指數會降低？房子，會在蓋房子的工人薪資下跌時，而使得胼手胝足的工人階級，買得起？」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郭家瑋說到：「當民進黨政府稱頌臺資回流將帶給勞工工作機會，但我們看的是，這些錢最終大部份會流入房地產炒作和金融股票的套利遊戲中，加速惡化勞工的生活，根本就不會流入基層勞工的口袋。

而勞工自己蓋出來的房子，自己卻買不起，2020年的房價指數又到達歷史的新高！建商假惺惺的說人力不足而要鬆綁移工，事實上是建商不願意雇滿人力、不願意給予安全職場環境，過去建商把建築業工人當成免洗筷，現在他們只是要更多的廉價免洗筷而已！」

最後，勞動部派科長陳輝江出來接受記者會陳情，面對移工團體吳靜如問題——營造業本外勞是否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勞動部科長回應鬼打牆的官話說：「移工是補充性人力」、「我們再回去研議」。

可見不論是要改善本勞還是外勞的處境，都不能夠寄望親資民進黨及其官僚，而要透過本外勞團結鬥爭，爭取降低工會組織門檻到6人之下、本外勞共同建設工會組織鬥爭，透過群眾運動挑戰臺灣藍綠白三黨與財團專製，透過課徵資本利得稅、爭取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財富，才能落實本外勞工的同工同酬，以及職場安全防護網、免費的公共住宅及公共醫療，並解決本外勞血汗過勞的處境以及職業災害等問題。

臺灣：社會主義者對民進黨政府修憲的立場

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加劇的背景下，親美抗中的民進黨政府正在讓「臺灣主權問題」成為美帝反中戰略裏打擊中共民族主義權威的政治工具。

在這個戰略中，民進黨推動「修憲」之目標的實質政治意義之一乃在於藉此宣告「臺灣2300萬居民有權決定中華民國憲法修訂，而非中國的13億居民，兩岸互不隸屬」，並且得以進一步削減「中華民國憲法」中的「中國因素」；使中共不斷宣稱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更加脫離現實與可笑。

在國內，因著群眾反中共情緒的升溫、民主主義及臺灣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今年初藉此勢頭、收割民意贏得連任的民進黨政府若要能夠繼續維持民望，勢必得對這民意有所回應。而當前的「修憲」其主要內容如「下修公民權至18歲、廢除考監兩院」等主張正是一個既不會損害臺灣資產階級利益、又能夠維持執政聲望的舉措。與此同時，這些主張又能使民進黨從青年群體中爭取支持。

有限的民主改革

在這次的修憲案中最有可能成案的主張分別為：廢除考監兩院與下修公民權至18歲。廢除考試院，將使得原先不受選民經由選罷監督的公務員（事務官體系）未來更加受到執政黨的藉由行政部門來控製指揮；廢除監察院，將使監督與調查違法失職的公務員的權力回到民選產生的國會中；而下修公民權至18歲，最重要的影響便是擴大投票權與增加「選民」人數，但這不過只是與其他資產階級民主製國家看齊。而尼加拉瓜和奧地利這兩國的投票年齡則是為16歲！可見僅是下修到18歲並不足夠。

可以說，這些修憲主張能夠帶來民主權利在臺灣政治製度中的一小小寸進步，但這個修憲案即便實現了，也絲毫不會減少一點資本財團透過國家官僚與藍綠白三黨來推動不利於大多數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反民主政策。只有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建立自己的政黨與工會，才可能抵抗資本財團所推行的反民主政策。

諷刺的是，這極為有限的進步性修憲若要實現，還得在公投中獲取900萬以上的贊成票才有可能成案，在臺灣選舉史上、要獲得這樣高的贊成票數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當初這樣的修憲製度設計，也正是為了剝奪臺灣人民翻修憲法的民主權利。

這個修憲案的推動過程勢必將面對來自中共獨裁的威嚇與施壓，而美帝國主義也可能藉此將自己偽裝成「民主之友」來騙取臺灣人民的支持，進一步拐騙臺灣人民在中美兩強的強盜搏鬥中淪為美帝的反中馬前卒——但這掩蓋不了美帝國主義施壓民進黨政府來強迫臺灣人民吞下瘦肉精美豬的反民主罪行。

社會主義者認為，固然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應對「廢除考監兩院、下修公民權至18歲等進步性的修憲主張」表示支持，但這一小小寸的民主改革要能實現，絕不是單靠民進黨政府或立院各黨同聲支持便能完成。並且需要認清，民進黨政府推動修憲的目的乃在於鞏固民意支持與配合美帝反中戰略，絕非是出於真誠擴大民主權利——真誠支持民主權利的黨派，絕不會滿足於如此微小的民主改革。同時我們認為臺灣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有權決定是要修憲或是重新製憲，中共獨裁政權無權反對。

根據民調，現在仍有近五成受訪者反對廢除考監兩院與下修公民權至18歲；可見，要實現這一小小寸的民主改革，必須要有強大的群眾性民主運動才能對抗臺灣社會中的保守主義與反民主傾向。

我們對待修憲的立場

這一群眾性民主運動需要獨立在所有親資黨派之外，並且為著更迫切、更為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權利進行鬥爭——工會組織門坎下修、政治罷工權、工會權力的擴大與保障、不在籍投票權、移工政治平權、或是無數進步青年與工人階級所支持的民族自決等要求——而這些民主要求，之所以被民進黨等親資黨派所無視與反對，正是因為它們威脅著臺灣政商權貴與財團的統治地位與利益，也會挑戰中共獨裁政權。因此，要真正的完善與擴大民主權利，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所需要的是一場反對政商權貴與財團統治的反資本主義鬥爭，絕不能止步於當前卑微且有限的「修憲」。

臺灣：同婚通過滿周年 平權抗爭需重建！

在去年五月十七號，同婚專法通過後，臺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這是無數平權運動支持者與團體所打拼出的成果。但同婚專法施行一年後，對於同性戀者的偏見、歧視仍是存在——根據民調，仍有約三成民眾認為同婚通過帶來社會的負面影響、並且反對跨國同婚。並有將近五成的民眾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誌。根據調查，仍有高達五成的受訪者表示在職場中沒有任何保護同性戀者的性別友善政策。也僅有38.1%的同性戀者敢於在職場中公開出櫃。

資本主義製度下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反同偏見是難以消滅。同誌平權需要繼續鬥爭，連結至職場中的勞工抗爭，團結起各種性傾向和性別的受雇者，對抗雇主的歧視性待遇。

平權仍需繼續奮戰

曾經虛偽地表示支持同誌平權的民進黨政府，如今仍未修法給予同誌家庭共同與接續收養的民主權利。同誌配偶不能收養養子女，只能收養配偶親生子女，不能接續收養，也就沒有辦法共同養育小孩，但自己生又不讓同誌進行人工生殖。

法律限定，國人若要與外籍同性伴侶在臺結婚，則其伴侶必須來自同婚合法化的國家。全球目前只有二十七個國家通過同性婚姻，而亞洲內仍未有其他國家設有合法同性婚姻。反同勢力仍日復一日的在社會中擴散、孳生，等待下一個向平權運動進攻的時機。就如同近期，反同團體「全國家長聯盟」再次對促進性別平權的書籍展開歧視性攻擊——要求教育部撤下帶有同性平權觀點的童書《國王與國王》。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爭取同誌婚姻平權的運動中，活躍進行著爭取民眾支持、對抗反同勢力的行動。現在所需要的是建基於基層且強有力的平權運動——在職場、小區、校園之中組織起來，對抗各種反同勢力與保守偏見。唯有消滅資本主義製度，反同勢力才不會再有故態復萌、重振旗鼓的空間。

臺灣：時代力量退黨潮—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第三勢力」？

自2019年8月起，時代力量黨就對待民進黨的取態發生黨內路線鬥爭而造成分裂。爾後，又於今年爆發該黨主席徐永明涉嫌受賄200萬元新臺幣一案，並宣佈退黨，使時力受到更大的打擊。

親綠與否的路線鬥爭

這路線鬥爭的爭執關鍵，乃是在於時代力量黨對待民進黨的取態。民進黨因著收割了群眾中高漲的反中共獨裁情緒、爾後又因在疫癥中呼籲「國民團結」中取得相當的政治聲望。時代力量受到這股「團結支持民進黨」的壓力，因此較親綠的派別不滿其當權派對民進黨的批評與監督。退出該黨的一大票人物，從林昶佐到黃捷都傾向於與民進黨合作或至少不要尖銳批評民進黨。

時代力量黨成立之初，仰賴著318運動的知名人物光環和當時國內反國民黨的抗爭情緒而形成。但它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於民進黨以外的政治綱領，只是作為監督民進黨的臺派側翼。面對獲取親綠選民支持的壓力，該黨內形成一股支持民進黨的趨勢。在民進黨第一次全面執政後民望下跌，接連而來的群眾抗爭浪潮，也促使了時代力量黨內形成了一個主張批判民進黨的親資保守來獲取進步性選票支持的集團——而代表這一路線的黃國昌所獲取的社會支持則又強化了這股力量。時力的路線和組織方法也是其失敗的原因。該黨並不從事群眾鬥爭，其運作圍繞著選舉和議會工作而進行。沒有群眾鬥爭的力量，小綠政黨在議會裡要不是向民進黨妥協，就是被排擠。該黨沒有基層黨員組織和民主架構。青年與工人的參與僅限於投票和追隨政治明星，卻不能作為建黨和決策的一員。這種小圈子領導層的政黨在政治情勢複雜時必然陷入分裂。而當權派強力把持決策機構，因此被批判黨內獨裁。

勞工出路

這樣的內部沖突致使先進青年與工人對其發展感到失望與挫折。從綠黨、社民黨到時代力量，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第三勢力都不能帶來任何出路。 若要能夠建立一個強勁的、足以挑戰所有親資黨派的「第三勢力」，我們所需要的正是一個建基於群眾運動並具有清晰反資本主義左翼綱領、堅實基層組織與黨內民主的工人政黨，才能夠使臺灣政局不再被親資政黨獨攬於手。

社會主義者如何看待國民法官法？

近年來，由於群眾要求使司法過程公開透明的改革訴求越來越多，而且對於臺灣司法「不盡人情」和「恐龍法官」等等的呼聲也越發甚囂塵上。

而政府為了應付民怨，於是頒布了國民法官法，對司法作出輕微改革。該法案內容是將故意致死案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但牽涉毒品案及青少年案件除外），由原先法官全權審理的觀審製改為三名法官加上隨機抽選、無法政背景的六名國民作為國民法官來共同審理的參審製。

據司法院所說，立法的目的是希望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出身背景的國民，得以直接在法院形成判決過程中，並使審案過程能夠更加透明化。然而，由於國民法官皆無專業法政知識，國民法官的意見在審案過程中受到職業法官主導，例如同樣是參審製的日本，裁判員便常常因受到職業法官的威權主導，而導致裁判員的意願參與度年年下降。而且據統計，符合國民法官法所適用的案件一年內只有五百到六百多，數量可謂微乎其微。拿108年的刑案數22萬3千件來比較，其佔比僅不到0.003％，導致國民法官法形同虛設，一般民眾在司法過程當中的參與度幾乎沒有任何提升。

職業法官的威權

絕大部分法官來自社會上層，而法律學院將司法人員的價值觀訓練成服膺資本主義秩序。富人除了享有壓倒性的法律資源，還因為其社會地位而被法官偏袒。相反，窮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等往往更易被視為罪犯，這不是輕微改革司法系統能改變的。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次輕微的司法改革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歷史上資產階級只有面對群眾鬥爭時才會作出重大的讓步。所有司法人員應該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法官應該由民選產生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任期不能過長，需要被定期更替。

但即使這樣也遠遠不夠的，因為資產階級法律始終是維護私有產權的國家機器，在富人統治的世界裡不可能有平等的法律。只有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壓迫後，司法系統才能真正受到工人民主監督。

臺灣：勞保修惡即至—臺灣工運如何應戰？

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在八月底提出，不惜烏紗帽也要修惡勞保年金，她所提出的方案也不僅只是多繳少領延後退而已，也提出要溯及既往。

修惡的內容包含提高費率、降低年資給付率從1.55%至1.3%和，擴大平均薪資採計期間從60個月至180個月。依照學者計算，工人階級將會損失25%~33%的退休金。

此草案很快地受到各黨團及民進黨內部的反對壓力而推遲，但這些黨團的反對聲音是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雖然政府也提出會在明年將挹註的資金從今年的200億提高到220億，但光是今年6月的提保金額就高達了230億，政府挹註的金額是遠遠不足。目前勞保基金的潛藏負債已高達了9.11兆。勞動部部長也在公開的場合提出不排出今年底就會提出草案，同時民進黨政府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處境下，也會有更大的壓力提出更多打壓工人階級的政策。

資方正在向工人開火

2020工總白皮書也指出，要求政府進一步的修惡勞基法，更多的彈性工時以及推動罷工預告期，取消產業工會罷工權，對於金融業的資方也會樂見透過更差的退休保障來獲得更大的金融保險市場。

臺灣所受到疫情的直接沖擊雖然較其他國家來的小，但全球危機的影響早晚會波及臺灣，資本家正為向工人階級開刀作準備。今年的基本薪資調漲是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最低幅度的一次，僅調漲了月薪200元，時薪2元，是比其他經濟沖擊更大的國家的基本薪資調漲還低。勞保破產終究來說是長年新自由主義政策——企業稅率低和金融去管製化——所造成的。工人階級拿到的退休金本來已極為微薄。政府不敢向臺灣企業增稅填補，而是準備向工人階級開刀。可預期民進黨未來會再次地將勞保修惡提到議程上面。

工人階級及青年必須為此準備組織起來，抵抗一連串的新自由主義攻擊。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在職場由下而上地組織起來。各大工會需要召集大會，發動遊行和集會，讓各行業的工人共同討論鬥爭的訴求和策略，以及如何準備一場真正的大罷工，為下一波的鬥爭所準備。整場工運應主張徵收富人稅，並且把銀行民主公有化，為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財源。

臺灣：政府小編過勞死　網紅政客壓新聞

今年8月4日，新北市金山區公所「小編」陳嘉緯下班回家洗澡，本打算再回職場剪片卻在浴室猝死。朋友口中積極任事的他只有2.4萬月薪，死亡當月工時超過276小時，加班超過100小時，更長期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大幅超過勞工每月加班上限的54小時（何況這是2017年民進黨政府以「勞工要賺加班費」為藉口修惡勞基法後的標準）。經常10點才回家的陳嘉緯，早已面對慢性致死的環境，反映了政府基層勞動條件正在惡化，遑論民間企業和小公司。

治喪期間市府四度前往陳家，暗示說話「要小心」，意指陳的死是「自己問題」，民代也找上家屬可恥地暗示陳是太胖才死，當家屬希望法醫解剖釐清死因時更被阻撓（使得家屬轉而擲筊決定不解剖），這正是陳起初沒能被判為「過勞死」的重要原因。陳猝死隔天電腦就被格式化、工作使用的LINE群組也被踢出，若非家人收著手機提供調查，最終只能死無對證。直到10月勞保局終於判為「過勞」，這並非由於政府開明，而是當時無數勞工和群眾的同情，才讓官方試圖抹滅的此事重新得到關註，使政府有壓力進行調查。

收買媒體控製輿論

陳嘉緯死後TVBS等媒體隨即報導，影片卻在不到一天內消失，但網民備份立即喚起大量同情和共鳴，才引發後續的媒體深入報導和監察院調查。

諷刺的是，被長官指示第一時間壓掉陳嘉緯相關報導的，恐怕就是與陳職務類似的「新聞聯絡人」、「新媒體小編」或新聞局員工。侯友宜接替朱立倫成為新北市長後，繼續讓區長（例如金山區長廖武輝）和局長為自己搭設「網紅競賽」的舞臺。

掏空人力的作秀排場，以及政府基層員工和公關公司員工的血汗，恐怕是侯友宜目前坐擁九成民調支持度的秘密。行政院長蘇貞昌等藍綠白政客已經用著同樣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支持度，往後肯定更多官僚食髓知味、爭相模仿。

面對基層勞工超時過勞的處境，侯友宜稱陳嘉緯是「認真的員工」，就像先前他動員大量員工加班，只為回應自己臉書上韓國瑜支持者針對核四議題的輿論抨擊。此後他說的是「非常謝謝小編的努力」，這和賴清德任行政院長時稱超時工作為「做功德」並無二致，與政府內部與外包工作項目下的勞動條件改善並無任何關係。

當華而不實的活動掏空人力又累壞基層、當小編日日「跟行程」幾乎耗盡血汗，此時，新北市政府和金山區公所卻竭力掩蓋內部員工死去的新聞，之所以能夠這樣，靠的是「養媒體」：平時用飯局攏絡記者、用美其名為「政策行銷」的採購案年年餵養媒體財團公帑油水。一位新北市政府員工透露，曾多次被迫為特定廠商量身訂做採購案。

僅管政府大量使用低薪約聘製、限製加班費和強迫補休，而製造了大量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但不穩定勞動契約下的勞動者卻仍是孤立的少數，能合法組工會的勞工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同時，相對待遇優渥而更有條件抗爭的基層公務員若想變革，也無合法組建工會的權利。

就像許多大老闆和親資政客有意識地利用年齡、性別、全／兼職、本／外勞身份來分化抗爭者，政府內也有滋長基層勞動者分化和歧視的製度，這正是不分藍綠白在中央或地方執政時樂於維持的，以便控製國家機器和壓製「內亂」。釋字第785號釋憲後，雖然公務人員能繞過更官僚的救濟途徑直接訴訟，但過去以「特別權力關係」為藉口剝奪組織工會權的情況仍存，「政府公開法」也未保護揭露醜聞的吹哨者，不受上司職權騷擾。陳嘉瑋這種基層公務員，與侯友宜等親資本主義政客之間的階級利益是互相對立。因此基層政府員工不應淪為規避法律謀財害命的白手套。

「陳嘉瑋」的命運更不應重演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家屬應該受到充足的賠償。他的死因應該被經由基層員工、專家學者與家屬所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侯友宜等市府高階長官應該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政府必須立即擴編人力改善公部門勞動條件，在不減薪的前題下實現真正的八小時工作製。基層公務員應該全部受正式雇用，且保障組織工會權。

抗爭才有出路

要阻止政府收買媒體控製輿論，必須將所有媒體收歸民主公營。媒體管理層由工人選舉產生，使其運作和編採方向受到工人的監督。高層只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金水平，不享有經濟特權。而只有立基於公私部門基層勞動者團結鬥爭，打造戰鬥性全國總工會以及左翼勞工政黨，才能實現這些改變。

2020年臺灣同誌遊行——13萬人上街反對性別歧視

10月31日，在臺北市府廣場前，彩虹公民行動協會與一眾支持性別平權的青年與NGO人士舉辦了第18屆臺灣同誌遊行。這一屆臺灣同誌遊行，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唯一一場實體舉辦的同誌遊行；13萬人響應參與，許多在臺外籍人士也熱情響應支持。眾多性平、勞權團體也響應參與——酷兒盟、性平教育協會、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等等。

在本年度遊行中，主辦單位提出「支持性自主、障礙者性權、反對各種形式的性別刻板印象、支持修憲保障18歲公民權」等訴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除了參與本年度遊行並且支持上述訴求外，我們也在遊行市集中公開提出且宣傳「向前爭取真平權！終結歧視、需要結束製造不平等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向參與同遊的民眾募集、爭取對於我們在香港、中國進行抗爭工作的支持與認識。另外，今年中國上海市的同誌驕傲周首次被中共政府勒令取消。過往這場活動並不是遊行集會，而只是室內的酒會和娛樂活動。習近平的高壓統治連溫和的同誌社群交流活動也不放過。可見同誌平權運動就是需要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必須挑戰中共極權！

民進黨號召支持者入同遊

在前幾日，蔡英文公開網上呼籲支持者與黨員參與本年度同誌遊行，試圖妝點其「進步開明形象」，作為鞏固挺同民意支持的政治策略，並借此民意支持用以推行親財團政策。

蔡英文公開號招支持者與民進黨黨員參與同誌遊行的舉動，引來臺灣反同教會各山頭的聯合反彈，並表示不邀請蔡英文參與今年度的「國家祈禱早餐會」。此舉導致了長期親近綠營的長老教會宣布退出籌辦該活動，致使該活動20年來首度停辦，這對於反同基督教勢力而言是一個挫敗。

在當日的同誌遊行途中，民進黨的遊行隊伍遭到公開抗議，人民民主黨與日日春協會的成員當眾在民進黨隊伍前批評與斥責民進黨政府，屈從美國霸權、不顧食安而堅決推動開放含萊美豬的政策。亦有少部分遊行參與民眾對此抗議行動表示贊賞與支持。

平權抗爭須重建

同婚專法通過施行，固然是一項民主權利的進展、平權運動支持者奮力爭取而來才有的階段性成果。但該法仍是一項由政府主導在平權運動和反同勢力之間進行保守性折衷的產物，並且仍不保障同誌婚家的收養與人工生殖權、對於跨國同誌婚姻仍有重重限製與阻礙，而無數有意成婚的同誌伴侶仍受迫於家族與職場內的歧視偏見、而不敢出櫃或登記成婚。

因此，要爭取同誌平權的再度邁步前進，是需要在職場中、抵抗性別歧視，進而促成不分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在社區中、抵抗家庭與社區內的性別暴力；在校園中對抗反同勢力的入侵和洗腦。這都需要身處其中的基層群眾與工人階級、青年組織起來，為平權而戰。施壓政府落實同誌伴侶迫切需要的人工生殖權、收養權與跨國同婚的全面開放，並且進一步爭取民法保障同婚，不屈就於製度性歧視的專法。

然而，有誌於追求性別解放的人們，若想要終結根深蒂固於階級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就需要組織起這樣的基層群眾抗爭，朝著製造社會不平等與滋生、維系保守偏見的資本主義製度進攻。

臺灣：南鐵東移案　暴露民進黨親資反民主

臺南鐵路地下化工程，正如當今資本主義下的許多公共工程，加劇了都市房地產炒作與社會清洗和階級排除。該工程歷經許多方案的更叠，臺南市政府號稱鐵路地下化能縫合地面生活空間，但2009年的核定版卻仍以地產開發和私人轎車為首要考慮，不僅東西向的步行空間沒被縫合，還使得建商和大地主得以從中獲取房地產開發炒作的套利空間，親資政客與技術官僚充當為其開財路的鷹犬，財團媒體與「獻策」的成大學者更與之沆瀣一氣。

今年早些，行政院長蘇貞昌繞過交通部直接指示鐵道局強拆最後四戶，到了十月、強拆黃家樓梯時卻引爆抗爭者與施工人員、警方的激烈沖突，導致社會輿論開始群起關註，交通部長林佳龍才像事後察覺般派王國材到場，「更有技巧」地給予無用的承諾，嘗試減緩社會輿論中對政府強拆民房的批評。但在藍綠白三黨背後掠地若渴的建商，往鐵路腹地挹註遊資的一眾大小房產套利者早已急不可耐，迫切想趕走反迫遷的住戶與抗爭者。

受拆遷戶成立自救會抗爭至今已逾8年，如今抗爭僅存黃春香一戶仍奮力拒拆。民進黨當局利用著疫情控製得宜、經濟前景樂觀，及反中共的形象帶來的民望，藉此加速推動各項爭議性的土地征收和基礎建設工程。

照顧宅：分潤收編拆遷戶的工具

除了鐵路東移地下化以外，還曾有原軌地下化等可行方案；就算東移，也能透過設定地上權和許多法律工具，來維持拆遷戶原有的土地產權，但政府卻只是在市郊興建「照顧宅」讓居民以成本價承購，藉此釋放部分房產開發利益，來使拆遷居民從中分潤。政府讓拆遷戶獲得優於房屋現有市價的征收費用和補償費，並得以用成本價和低利貸款購買照顧宅，這些誘因為的是瓦解抗爭者的反拆遷意誌。然而，相較於政府收買住戶的甜頭，這些拆遷戶遭征收的土地將讓地產商兌換更為龐大的開發利益，遠遠大於持有照顧宅的套利空間。在這過程中，原先鐵路沿線老舊民房的租戶，恐怕是未來最大的受害者，連蠅頭小利也碰不到邊，不僅是被迫搬遷，還必須面對未來房產拉升後更高昂的租金。

此外，臺南市政府竭力宣傳鐵路地下化後將帶來的發展與繁榮，利用市民置產分紅的心理，來孤立與分化反迫遷炒房的居民與抗爭者。前臺南市長、現任副總統賴清德大力宣傳照顧宅的好，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形塑市府恩施德政、抹黑居民貪得無厭、可以搬進照顧宅的受拆遷戶充當市郊地產開發的馬前卒，為承包建商「富立」戴上公益的面具，實際上富立只用略高於底價的價格得標，這價差比起未來的利潤根本微不足道！

財團媒體與市府的「互惠」

在賴清德任期，賴拉攏地下賣藥電臺老板為市府顧問和黨內初選後援會長，利用其動員聽眾換取支持，不僅使臺南市民受盡思想和身體毒害，也和市府豢養的臺南地方報社一樣，在草根輿論中孤立反南鐵東移抗爭者。親綠的自由時報也為賴提供禦用貼身記者，專門褒揚市長市政，此法行之有年，因此被收攏為市府官員的墮落記者趙卿惠現已當上副市長。正是運用這種可恥的官商「互惠」，民進黨在臺南不僅消滅反對南鐵東移的聲音，更用令人作嘔的筆觸為親財團政客塑造形象。

民進黨長期控製的臺南市府更解編公共設施用地，讓三禾公司在南鐵東移後的沿線囤地炒房，這間公司是親綠營的三立媒體集團林昆海與年代媒體集團練臺生，與客運及地產壟斷者鐘嘉村合資成立。從運輸、媒體到地產的聯合壟斷，驅動市府外擴征收土地面積、更讓地下化工程一再延伸至善化、永康共約8公裏，以便鐵路遁地後營造公路、公園等有利炒房的「題材」，備妥沿線大片腹地供財團開發逐利。

拿回城市規劃的權力！

年初大選前，蔡英文以「平衡南北」為名，提出「大南方計劃」，藉此滿足臺灣富豪炒房炒地搞套利、奪地設廠的需要，而地方上的腐敗政客亦可從中分取開發紅利。南鐵東移的強硬推行，正是整個當前民進黨政府大南方計劃的一環，目的就是要將過剩的臺灣遊資，投向南高屏地區，鞏固南臺灣的富人、中產對該黨的支持，並滿足回流臺商的各項逐利需要。

南鐵東移所引發的抗爭可以使基層工人和青年由此看清民進黨的親資、反民主的本質，但這場抗爭面對著巨大的挑戰：從不分藍綠白的政客、親資媒體、建商、大地主，一直到警察、投機者、鐵道局和學術界的技術官僚，還有統治階級老練的分化伎倆。

這場反對南鐵東移的土地抗爭給予我們的啟發是，未來臺灣資本主義政府勢必再以這種從強征、基礎建設、房產開發中，以部分持有房產居民能「分潤」的手段，來瓦解各種反迫遷抗爭，並使拒遷戶陷於孤立。未來的土地抗爭，若要能夠對抗這種政府以分潤予居民來孤立反迫遷抗爭的手段，便需要使抗爭不再孤立於反迫遷的要求之上，不只要確保補償能使居民獲得有尊嚴的生活，而且征收後的開發收益，用於建設真正公共化的社會住宅、公共長照或托育等公共服務機構的免租空間，歸於居民所需之服務及基層生活保障，以此使抗爭更有力地爭取在地租戶以及大多數居民的同情和支持。

更需自此建設以工人階級作為核心的左翼群眾性政黨，作為廣泛的鬥爭平臺，將勞工階級、居民、無屋者、鐵路和各大產業的戰鬥工會、因各種壓迫走向左翼的青年，以及所有同受政商權貴壓迫的人民團結在同一陣線，才足以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鎮壓機器！

透過這樣的力量，我們才足以使都市更新在居民民主自願的前提下進行；使公共運輸工程得到專業且民主的規劃，在不與居住權沖突的情況下完竣，逐步取代私人載具，以建立所有人而非僅有錢人才能近用的宜居步行城市；廣建公共住宅並使城市有序發展，讓市區土地得到高效運用，把郊區的農業和生態留給人民休憩而非大肆逐利開發。而這些願景只有透過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人民主製度與計劃經濟，徹底取代資本主義，才能得到實現和鞏固。

臺灣：反對瘦肉精美豬進口，如何能夠取得抗爭勝利？

自蔡英文宣布將於2021年1月1日起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以下簡稱美豬）進口入臺後，民間反對輿論逐漸升溫，反對開放的聲浪起自對食安的疑慮、對本國養豬產業的沖擊、以及對民進黨的昨是今非感到憤怒。反彈的聲音，也橫跨所有黨派傾向。

從蔡英文宣布開放美豬進口的8月28日至今，歷經三個月余的輿論醞釀和沖突，早已形成鮮明且居於多數傾向的民意反彈，察覺到這點的國民黨、民眾黨、旺中集團等敵對於民進黨的政商權貴集團皆想利用此事來為自身博取政治支持和拉擡聲望。

但這一回，臺灣社運與工運有一部分人並沒有像多數親綠社運組織那樣，因著國民黨對該議題的主導或騎劫而放棄對一個反民主、親財團政策的抵抗。

參與在「秋鬥平臺」中的社運與工運團體，率先的把握住建立群眾抗爭的機會，發起反毒豬的秋鬥遊行。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當天亦是派隊參與響應。

反美豬的「秋鬥」平臺，如何抵抗國民黨騎劫？

不可避免的是，國民黨與旺中集團形成政商聯盟來操作反美豬議題，在11月22日的「秋鬥」遊行中，可恥的將「秋鬥」遊行扭曲為國民黨與中天的政治造勢，以此點燃忠實的藍營支持者之熱情與仇綠情緒，為國民黨重振聲勢跨出第一步。媒體報導本年度「秋鬥」遊行共有5萬至6萬人上街響應，其中有近半數以上為國民黨支持者，其規模遠勝於秋鬥主辦團體所動員的抗爭群眾。

共同主辦「秋鬥」遊行的NGO、工會與社運份子與學者等人，雖已做出拒絕國民黨、民眾黨等政客上大臺發言的決議、並要求參與遊行的國民黨、民眾黨的隊伍不得攜帶黨旗或把遊行弄成自身的造勢場。更甚至公開的在大臺上痛批國民黨的過往劣行、表明反對親財團的藍綠兩黨。

但在懸殊的動員與組織實力差異下，仍無可避免的被國民黨、民眾黨、旺中蔡衍明奪走了秋鬥遊行的焦點。

事實上，秋鬥主辦團體所能做的，就是在遊行中更加凸顯並且表明獨立於藍綠白三黨之外的政治立場，並宣傳給參與群眾認識學習——而我們認為這立場理當是捍衛工人階級與基層福祉、促進社會改造的左翼政綱。

如此，才有可能使那些由國民黨和旺中集團所宣傳動員下而帶來的個別基層群眾，從中接觸認識一個有別於藍綠白之外、屬於且服務於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的政治選項。

也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抵抗民進黨政府的抹藍與孤立，才能跨越反美豬議題的「藍綠象限」，使一樣不認同開放美豬進口的親綠或中立但憎恨國民黨的群眾，成為反美豬運動的一員。

但正是因為國民黨與旺中集團主導了反美豬輿論，導致了相當多的群眾為了反對國民黨、旺中集團及其背後的中共獨裁，而連帶的也把反美豬一事給反對下去；或選擇旁觀、沈默。這乃是因為這些群眾不願意藉此給國民黨做球，使其有望能重振旗鼓。正確的來說，如果繼續讓國民黨與旺中集團主導反美豬輿論，這將不利於反美豬運動擴大社會支持，並成功擋下美豬進口。

秋鬥的願望——臺灣向左轉！如今機會出現了

真誠的反對美豬進口、想要捍衛食安與民主權利的抗爭者們，需要將重點放在推動群眾鬥爭行動上，尤其是相關食品產銷運輸等行業的工會及工人展開會議討論， 將行動升級為公民抗命以及工會行動，並且串連受美豬影響生計的養豬戶共同鬥爭。只有工人階級的獨立鬥爭以及反資本主義的路線才能確保運動可以抵抗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

日前主辦「秋鬥」遊行的工運與社運團體們，若能夠把握當前反美豬輿論逐漸沸騰升溫的形勢，將有機會能夠以此平臺擴展出一個藍綠白三黨外的政治版圖。一個能夠挑戰藍綠白三黨，代表工人階級與基層群眾的左翼政黨的版圖。「秋鬥」遊行過去總自我期許能促進臺灣左翼運動的擴展，如今機會來了——必須戮力把握。

臺灣：秋鬥遊行反對瘦肉精美豬，不靠藍綠白三黨！

由許多社運人士及團體舉辦的秋鬥遊行，在11/22號下午於臺北舉行，五十余個團體，包含工會、社運團體集結在凱達格蘭大道上，以「反毒豬、反雙標、反黨國」為主要口號；該場遊行主題圍繞著反對瘦肉精美豬進口而進行，並提出有別於且批評親財團藍綠兩黨的勞工、環境、土地政策。

藍營與旺中騎劫「秋鬥」

為了從反對美豬進口的問題上收割民意支持，並打擊民進黨的政治聲望。國民黨、民眾黨、旺中集團蔡衍明等政商權貴集團可恥的騎劫「秋鬥」遊行，將遊行扭曲成自身的政治造勢。

但國民黨、民眾黨與旺中集團的可恥陰謀，事實上也為「秋鬥」遊行帶來了史上最多人參與的規模——近6萬多人參與遊行。遊行中的勞工議題負責團體就藉由行動劇來對民眾進行關於當前臺灣工會運動的訴求之教育和講解。環境與反迫遷運動團體亦是如此把握機會進行訴求宣傳。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亦參與到此次「秋鬥」遊行之中，我們藉此向參與遊行民眾說明，國民黨與民進黨是一丘之貉，反對美豬進口的抗爭若要取得勝利，必須擺脫國民黨的騎劫，需要有獨立在藍綠白三黨之外的群眾抗爭及其領導層，才能使反美豬進口的抗爭不再被廣大仇視國民黨的群眾視為國民黨嘗試藉此復辟的前奏曲，也才能爭取不分藍綠白三黨的基層群眾在捍衛食安的運動中團結起來。同時，反對美豬進口的抗爭也需要挑戰支持開放美豬進口的眾多臺灣富豪們，他們為了取得有利於財團、損害基層工人利益的臺美貿易協定，惡質的要以「食品安全」與無數人的健康來向美國獻祭。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也有眾多社運與工會團體和活躍份子因著國民黨、民眾黨將參與此次遊行，而宗派主義式的拒絕參與「秋鬥」。很不幸的，這樣子「孤芳自賞」的態度與立場，只會一方面使反美豬輿論的主導權仍被國民黨把持，另一方面使得眾多社運團體繼續蜷縮在自己的小圈子之中。

需要行動升級

遊行結束當日，「秋鬥」主辦單位對外宣誓如果政府執意要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口，將重返凱達格蘭大道進行抗爭。秋鬥遊行過後，民進黨政府表示將「嚴格把關」瘦肉精美豬進口之流程與品管，但事實上仍不改執意開放瘦肉精美豬的態度。這絕非是沒有聽見民意、這絕非是對於瘦肉精懷有任何非科學的認識，而是有著強硬的為著臺灣資本家們爭取臺美貿易協定的決心——而「食安」是被犧牲的。

要捍衛食安，要拒絕瘦肉精美豬進口——現在就需要為著下一場群眾抗爭集結來在校園、社區、職場之中進行獨立的動員與組織！不能被動的等待民進黨政府強行開放成功後，才做最後的絕望抵抗，屆時將可能因民憤消退與群眾無奈接受該結果而導致擋下美豬的機會錯失。現在迫切需要舉行大會讓各團體和工會進行民主討論，決定將行動升級的工會行動和公民抗命方案。

臺灣：中共獨裁傳聲筒受挫——NCC決議不予中天換照

11月18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NCC），正式做出不予中天新聞臺續牌的決議。這意味著它將在12月11日後退出有線電視與MOD等媒體平臺。

NCC說明道，這是因為中天新聞臺「違規紀錄嚴重」且受到大股東，也就是親中富商蔡衍明的「不當幹預」。中天新聞臺在這六年期間，違規紀錄乃是全臺之冠。共有21件違規遭到裁罰，裁罰金額高達1073萬。違規項目包含著：節目廣告化、違法事實查證原則、營運不當等等。就連在6年前的馬政府時代中，中天執照審議換照之時，都有高達6名NCC咨詢委員（咨委總計11名）反對撤換執照（意味著關臺）。僅是因為由馬英九任命的主委石世豪曲解換照辦法，才勉強得以得到換照。

許多親民主反獨裁的青年與基層群眾對此決議感到歡欣鼓舞，他們視此結果為中共獨裁代理人的挫敗，並且有益於民主權利的穩固。

中天新聞臺及其所屬的旺中傳媒集團有著許多反民主、親獨裁且煽動性別歧視的劣行。長年以來，旺中集團就是蔡衍明整肅異己、攻擊商業與政治敵人、愚弄人心謀取其利的工具。

除了眾所周知的該集團背後藏著中共政權並為其擦指抹粉哄騙群眾之外；2019年，他們惡意的攻擊抹黑長榮空服員罷工。2018年~20年，他們大力的為韓國瑜進行令人瞠目結舌的造神宣傳。2014年，他們為了攻擊反服貿運動並轉移焦點，惡意的進行物化女性抗爭者的宣傳。任何支持社會進步的人們，都不應該捍衛蔡衍明與旺中集團利用電視媒體、平面報紙來為中共獨裁欺騙群眾、為財團攻擊工運、煽動偏見與歧視的「自由」。ISF的成員，也曾因舉辦抗議行動譴責旺中集團抹黑香港民主抗爭而遭到蔡衍明及其旺中集團提告，最後北檢偵查終結不起訴。

不幸的是，即便中天關臺、蔡衍明手裏仍握有中國時報、中視新聞等多家傳媒工具能為其利益陰謀服務。中共傳聲筒，仍然安在。

什麽力量導致中天「不予換照」？

2019年6月23日，近20萬人上街響應的反旺中、反中共集會所帶來的政治能量，使得民進黨政府有了攻擊中共代理人旺中集團的民意基礎。但民進黨政府攻擊旺中集團，並不是為了讓財團不再操弄新聞工業、也不是為了捍衛民主權利，而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親美抗中政策的產物。蔡英文利用「民主」議題來增加自己的民意支持，藉此削弱敵對於美帝國主義與親美臺灣資產階級的親中財團勢力。與《保防法》、《反滲透法》、《代理人法》一樣，民進黨關閉中天的行動會強化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當工運和群眾鬥爭強化起來時，這些國家鎮壓工具的瞄頭就會指向工會和反抗的群眾，包括發動輿論攻擊和打壓組織自由。

誰控製新聞工業？

NCC強調，不予中天換照的決議，乃是因為大股東蔡衍明不當幹預新聞產製。那麽，我們得思考，其他的私人新聞臺與報業集團呢？是否也操弄在不同的富豪權貴手中呢？

三立集團，控製在親綠資本家林昆海手中，近十年來、林昆海成功藉由旗下新聞工業扶植起在自身在民進黨內的派系，並另一手影響著民視集團、然後另一手結夥炒作房地產，影響政府人事任命等。年代集團則是控製在資本家練臺生手中，練身兼錢櫃KTV董事長、並與林昆海一起控製壹電視、一起從房產市場炒作套利。東森集團如今控製在房地產、營造業起家的資本家張高祥手中。以上三位掌控新聞工業的富豪，個個都是百億身家以上。這樣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讓我們窺見臺灣的新聞工業早已成為了少數富豪的私器，而非服務公眾利益的「第四權」。

綜觀全臺各大私人新聞臺與報業集團，其實與旺中集團並無多大不同；區別只是假新聞少一點、業配文少一點、或是中立或敵對於中共政權。相同的，是他們都一致的在去年長榮空服員罷工抗爭之時，選擇扭曲是非黑白，與專製獨裁的長榮資方一同圍剿、抹黑、打臭空服員職業工會與罷工的空服員。相同的，是他們都曾在2017年之時不約而同的選擇支持勞基法修惡，為各種資方打壓勞權的理由尋找正當性。

親綠色彩鮮明的《自由時報》，多年來也忠誠的為各種親財團反勞工的政策辯護開路，並且惡意的抹黑臺灣工運團體都是中共的「第五縱隊」。《自由時報》已故創辦人林榮三，仰賴土地炒作暴利起家，在黨國獨裁時代中以錢換權、加入國民黨攻擊黨外運動、賄選買票當立委、身價超過兩千億，其家族在房地產業稱霸一方，也難怪《自由時報》會將工人運動視為洪水猛獸，無所不用極其的抹黑它。

因此，將中天新聞臺撤照不僅不能清除蔡衍明對新聞工業的操弄。整個新聞工業在中天撤照後，仍然是繼續受到超級富豪們的不民主控製。因此，我們得問——如何才能使新聞工業成為一項服務公眾利益、促進社會進步並且受到民主控製的部門？

讓新聞工業受到民主控製

要真正使新聞工業民主化，需要的不是國家機器的審查把關，不是賦予政府封殺惡質媒體的權力，因為它也可以以此權力封殺對於政府或統治階級帶來顯著威脅的媒體。

要使新聞工業及其經營、製播流程不再受到超級富豪的操弄，首先需要的是基層新聞從業人員組織戰鬥性的工會來抵抗當前超級富豪們對旗下新聞臺的操控，並且抵製那些不利於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利益的輿論宣傳，以工會集體組織的力量來拒絕自身所處的新聞工業成為超級富豪們謀取私利、推行惡政的工具。也因此，我們支持三立、中天、年代等新聞臺的基層員工組織工會，不僅要捍衛自身的勞動條件、對抗新聞業長年來的血汗過勞，更需要成為抵抗超級富豪利用新聞臺愚弄人民的先鋒、吹哨者、監督者。

不僅如此，追求新聞工業的民主控製，更是需要藉由廣泛且團結的工人運動來爭取將新聞工業施行民主公有化，使其擺脫大財團或政府的控製，亦確保政府無權作出任何幹預。新聞的采訪編采方向和內容全部由媒體工會集體決定，拒絕任何政治審查。主管由員工民主選舉產生，他們只能領取普通傳媒員工的薪水，並且可以由員工隨時撤換。

媒體並以公共資金按社會需要與民眾支持度來撥款維持其運營、而非使新聞工業仰賴廣告收入或收視率、更不該以營利為目的——才能使其獨立在廣告贊助商、財團與媚俗民粹之外。對收視率的依賴與營利的目的相結合，使得當前臺灣的新聞工業淪為綜藝化、白癡化，早已受人詬病。

民主公有化意味著由新聞從業人員、相關專業人士、學者與閱聽眾代表之民選代表民主管理，並由全體閱聽眾民主監督。只有消滅資本主義才能使新聞工業不再淪為財團或政府愚弄輿論的工具，而是真正成為推動文化進步、服務公眾利益的社會公器。

臺灣資本主義真的那麽「穩定」嗎？

拜登的時代並不意味著兩岸關系更為平緩。雖然拜登的措辭會比川普溫和，但其執政只是代表著美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帝國主義的戰略升級——以多邊合作與串連來孤立中國、「圍剿中國」。其中，科技戰仍是最重要的戰線。

拜登時代的兩岸關系

對於美帝國主義而言，要成功的在科技冷戰與帝國爭霸中致勝，它需要「臺灣」這枚關鍵的「棋子」，拜登時代的美國將繼續深化、推進對臺灣的支配及合作關系，以此確保科技戰中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斷供打擊繼續升級（如中芯、華為），因為臺灣資本主義有著在半導體產業中的關鍵份量，以及芯片製造的技術優勢；並逐步推進對臺軍售與臺美軍事同盟、及在外交戰線上繼續以「捍衛民主臺灣」為名，對中共獨裁進行輿論攻擊。這是一場資本列強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民主權利永遠不是它們的主要考量。工人階級不應該被愚弄。

許多臺灣資產階級期盼著未來能夠與美國順利簽訂臺美貿易協定，也因此使得民進黨政府在萊豬開放的問題上有難以向反對民意妥協的壓力，因為萊豬開放正是簽訂臺美貿易協定的前提之一——讓臺灣資本主義融入在美帝反中的供應鏈重組戰略中、借此撈取經濟利益，已是一條在臺灣統治階級當中取得主導地位的發展路徑。

未來，兩岸間的政治對峙與軍事緊張也不會因著川普卸任而走向緩解。中美統治階級只是視臺灣為其在冷戰中爭奪霸權的戰略資產，其真正目的是互相奪取在臺灣的控製權。

臺灣資本家及藍綠白政黨過去都為了逐利而甘於成為中美的附庸。臺灣勞動人民一定要避免跌入其中一個陣營，否則只會有害無益。工人和青年對抗中共的戰狼外交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謹記美國以「民主」包裝起的政策同樣也是威脅。正當中共政權的危機越來越深遠時，美國的政策使在未來數十年發生軍事災難的機會增加。來年將會是動蕩的一年。資本主義製度下，政策大轉向、波動和震驚事件是新常態。新冠疫癥讓我們窺探到資本主義製度會帶來的震驚，沒有任何一國的政府的政策可以長年持續。

短期內，臺灣資產階級內的親中勢力將會繼續式鏈。在疫情期間，59.6%的民眾認為臺灣經濟表現好。」這一定程度反映出，國內民情輿論與統治階級正在擁抱美國的供應鏈重組戰略，拒絕加入RCEP。

原因不單是對於中共獨裁的仇視，更是因為短期的經濟刺激帶來了對資本主義的幻想。一方面是中美脫鉤下令臺資回流，使臺灣資本主義經濟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相對其他國家看似復甦。另一面加上臺灣產官學三方的「合力演奏」使得越來越多的群眾，尤其是青年，對於經濟前景逐漸感到樂觀。

根據《遠見雜誌》調查，20～29歲族群，有高達46.9％認為2021年經濟會變好，有高達62.1％覺得個人財務會變好。過去四年以來扮演著臺灣社會抗爭主要參與群體的青年族群，如今正暫時處於臺灣資本主義「將要」繁榮且能從中受惠的幻想之中。

「分紅幻想」

然而，現實的發展將打破這樣的憧憬。央行實行低利率以刺激經濟，讓湧入臺灣的熱錢流入房產和股市。股市已經出現暴漲，而政府因為房價過熱的壓力而祭出壓抑炒房的政策，但信用管製是難以澆熄房市熱潮。有限實體經濟恐怕承載不到大量熱錢，連資本家都開始倡議要增加公共投資以拉動內需。未來通貨膨脹危機風險大增，貧富差距勢將加劇。工人階級建立一個強大的工人運動和起來鬥爭，否則財富更集中在少部分富人手裏。

美中對抗逆轉了三十多年來臺資大舉西進投資中國的趨勢。如今，原先設廠在中國的勞力密集產業正在逐步轉向東協，配合美國戰略使東協、尤其是中南半島，逐步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而資本密集產業回臺的趨勢將繼續一段時期，因著科技冷戰所帶來的戰略與經濟利益考量。但國際疫情還在惡化，世界經濟需求增長緩慢，臺資科技業產能增加，但長遠會否有足夠的訂單來維持利潤是一個問號。臺灣經濟仍面臨眾多的風險與危機。

工人階級的戰略

在臺資大舉回流興業之際，當前臺灣工人階級與工會組織需要為著各產業工人勞動條件改善、職工福利增加、加薪與減少工時來進行組織抗爭，才能拿回更多由自身創造的社會財富，而非讓資本鉅富們一手獨占。經濟成長，從來就不自動等於受雇者、勞動群眾、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與經濟收入將自動好轉；在這過程中，資本家們仍不可避免地會對勞工權益發動攻擊、或是推動各項反民主、親財團的政策——例如要犧牲食安、開放萊豬，來換取圖利財團的臺美貿易協定。

要對抗這些反民主、親財團的政策，要使臺灣工人階級在經濟趨勢向好的局面中贏回更好的勞動條件，我們需要建設一個獨立於財團和藍綠白三黨之外的左翼政黨，在整個地區建立工運的跨國團結與鬥爭，才能讓臺灣的先進工人與青年，擁有一個對抗財團統治與腐敗藍綠白三黨的武器。

臺灣：「報復性罷免」下的右翼反撲與民粹攻勢

2020年6月6號，群眾民主抗爭因為罷免韓國瑜而趕走了親中共的右翼政客。韓國瑜擔任高雄市長期間，其政治空話、親財團與親中共的色彩引發無數群眾的憤怒，隨後因香港民主抗爭所引發的反中共獨裁情緒，韓國瑜非但無法在總統選戰獲勝，更於大選後遭到罷黜。然而，泛綠勢力將罷韓運動限製在選舉輪替上，防止群眾鬥爭進一步激進化。另一個親財團政客陳其邁接任高雄市長，沒有解決工人階級的生活困境。

多個右翼勢力不約而同在罷韓運動結束後，將矛頭對準黃捷、陳柏惟、陳致中、林智鴻、王浩宇與劉世芳等反韓形象鮮明的泛綠民意代表。目前王浩宇的罷免案已經成立，陳致中、黃捷已進入查對程序，未來將進入最後的公投階段。

這次報復性罷免並不是隨機偶然的現象，而是政治分極化的結果。「韓流」的支持者多為受新自由主義沖擊、不信任民進黨且被韓國瑜的草根修辭吸引的基層群眾。由於民進黨的執政無法真正滿足基層勞動者的需要，政局分極化最終迎來了更加尖銳的罷免浪潮。

國民黨中常會於11月18日表示，將會進一步推動桃園、高雄的罷免運動。隨著民進黨強行進口萊豬所導致的執政滿意度下滑，讓士氣低迷的國民黨重新找到了政治破口來，企圖挽救其搖搖欲墜的聲望。從中常會的結果來看，國民黨極有可能將罷免運動結合反對萊豬的公投，收割這場群眾鬥爭的政治資本，並將其扭向右翼。

非建製右翼攻勢的診斷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藍綠白的親資政策，主張為工人階級的出路而鬥爭。右翼民粹派聚焦在個別民代的反韓立場上，而不關註較深層的政治問題，可見他們發動罷免的目的與工人階級的利益完全沒有關系。另一方面，泛藍的右翼政策不僅無助於解決任何的社會危機，還會強化新自由主義對勞工的剝削與打壓，也讓親獨裁勢力有再崛起的機會。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工人和青年不應捍衛民進黨及泛綠勢力。他們自己需要為右翼民粹運動的罷免浪潮付上責任。民進黨親財團、開放萊豬進口以拉攏美國帝國主義的意圖，使得右翼民粹派有更寬裕的空間對其發起攻擊。除此之外，工人群眾不應絲毫信任被罷免的民意代表。舉例而言，王浩宇反工運、反環保的立場，顯示出其絕非工人階級的好戰友。而陳致中作為陳水扁家族的第二代，其洗錢、海外贓款的權貴行為同樣是可恥的。而帶有進步形象的黃捷雖然有較多先進青年的政治聲望，但仍非獨立於藍綠白之外的替代方案。

真正的處方簽

無論各地區的罷免案通過與否，都不會改變右翼罷免潮背後的製度性問題。即使民進黨從報復性罷免潮安然脫身，但經濟和社會危機只會不斷為右翼民粹勢力製造反撲機會。民粹主義可以表現為泛藍的中華民族主義，在未來也可以表現為泛綠的臺灣民族主義。

要想擺脫親資政黨惡性爭權的泥沼，就只有建立一個下而上的群眾性工人政黨，才可以有組織地將工人群眾的不滿，引領到徹底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上。工人政黨不是服從資本主義選舉遊戲的投票機器，而是強調群眾組織與運動、且供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抗爭型政黨。最重要的是，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製造右翼民粹政客的土壤。

臺灣青年連續自殺——問題在哪呢？

在臺大，五天內三起學生自殺；在成大（成功大學），九月以來也發生三起學生自殺事件。過幾日，陽明大學也有一位學生自殺。統計指出，自殺已經成為臺灣15歲到24歲第二大死因，而在2020年已有76名學生自殺致死。另一方面，意圖自殺的人數從前年八百多人，去年增加到一千三百五十人。

其中一起臺大自殺案，自殺地點是在教授常往來的樓層，而許多人議論自殺者是為了報復教授只關心自己的學術成就而不在意學生教育的報復行動——總而言之，是對於教育的不滿，源自於高等教育的崩壞，要求大學教師定期定額產出學術研究，而不是讓教師專心在教學事務上。

根據調查，臺大有六成的人發現自己念的系不是自己要的，有三分之一的臺大學生認為上大學是為了找好工作，而當「找好工作」的期待落空後又會引發學生的焦慮。高學歷已不再是光明前途的保證，反而承受著較高的社會期望。

臺大在自殺案後社科院所做的「保護措施」是討論增加屋頂欄桿高度。諷刺的是，在11月29日，一名臺大學生從男生宿舍跳樓自殺，反映的是自殺不會因為一個地方增加欄桿而被阻止。

我們要怎樣的教育？

統計顯示，每十個學生就有一位需要咨商，但現有法規中一千兩百名學生要有一名輔導人力並不足以應付這樣的需求，我們可以看到臺大校方輔導人力符合法規要求，卻還是不斷發生學生自殺。我們知道，光是在2009年到2019年十年間臺大心理輔導中心接受個別晤談的人數就從4322人飆升到了11390人！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擴增校園中咨商輔導的人力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服務，但更需要解決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經濟問題：青年出路、失業、住房。

為免異化的教育製度繼續壓迫學生，我們需要透過學生組織鬥爭，爭取校園民主，讓學生會選舉產生代表委員會，參與製訂校政和考試製度等，推動教育變革。

只有青年的生活和前景得到保障，教育的目的才不再是為了資歷而競爭，而是找到自己的興趣與專長。然而要實現如此理想，學運必須扣連至工人階級鬥爭，抵抗精神壓迫和經濟壓迫的資本主義製度。

臺灣：「婆婆殺了我」　製度造成的家暴悲劇

八月，一名張姓女子因為受不了長年被婆婆言語霸淩，留下了臉書《我的婆婆殺了我》貼文後自殺。在自殺前的錄音中，張姓女子向婆婆說二十次「對不起」、「我道歉」、「我不能決定事情啊」，婆婆說「我安靜的話就被你吃了。」等言語冷暴力。精神科醫師表示：「婆婆的字字句句都像拿針刺人，是用言語的暴力殺人於無形。」

據統計，臺北市婆媳家暴事件從2018年的7件增長到2019年的14件。但在父權社會、婆媳權力不對等的情底下，通報的案件只是真正數字的冰山一角，而婆媳家暴又是整體家暴事件的冰山一角。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9年家暴通報人數約10萬人，但臺灣婦女遭受親密關系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約1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工系王珮玲教授指出，等於一年約有90萬名婦女可能遭受暴力，但實際通報人數相差十倍以上。」

婆媳問題的根源

父權社會的家庭觀念下，媳婦被視為「嫁入」於夫家，往往要住進男方的家庭，被當成丈夫的附屬品——家務勞動力。資本主義因高房價、長照責任歸咎於家庭本身、雙薪家庭育兒困難等問題，使夫妻與公婆間、因為資源短缺而必須同住，意即所謂的「三代同堂」家庭。婆媳常常遇到生活習慣不同，常常為了如何養育小孩等責任產生各式各樣的沖突。在雙薪家庭下，女方還得承擔下班後家務勞動、照顧小孩、公婆的第二輪班。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家庭的丈夫，丈夫回家以其父權地位將家務勞動的責任壓在婆媳身上，婆婆又以傳統家庭的長輩地位欺壓媳婦。

這樣的權力結構使媳婦受到三重壓迫。因此，張姓媳婦自殺不是個別事件，而是父權社會的製度暴力所造成的。

之於整個世界，在疫情及經濟危機之下，各國民眾外出工作和活動機會較少，使全球家暴問題惡化。

2003到2019年，臺灣勞工的平均收入沒有增加，房價卻上漲了2到3倍，使女性更難獲得經濟獨立。衛生福利部今（20）日公布今年1至3月全國家庭暴力通報案件約3萬2000件，1至3月的全國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較去年同期增加5%。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為免費與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而鬥爭，包括公共住宅、日間長照與托兒所，以及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反對對於已婚婦女的就業歧視，確保女性有經濟獨立的權利。如此，彼此生活不合的家庭有權、也才能有能力選擇分居，就能大大舒緩婆媳沖突。

因張姓女子自殺，在網路上有人推動了「姻親法案」，要求姻親不得以話語、行為幹涉婚姻當事人的婚姻內事務，也不得強迫自己分外的家務勞動，不得幹涉養育小孩等等。

可惜這種法案的效果是相當有限的。臺灣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國家，但只要家暴的社會條件繼續存在，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因為「家醜不出外傳」的錯誤觀念，媳婦要檢舉自己的親人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也因為害怕失去經濟依靠而吞聲忍氣。

此外，家庭內部糾紛往往被視為私人事務，外人往往難以調查。舉例來說，在公婆同住的情況下，什麽是自己份內的家務勞動呢？打掃共同使用的客廳與廁所算是份內的家務勞動嗎？此外，傷人於無形的言語霸淩更是難以舉證。

此外，法權規定媳婦去世之後的大體與所有物都是屬於夫家。張姓女子的父親想要拿到女兒的遺物還得寫借據。這樣的法律更不利於婆媳霸淩事件的調查，可見國家機器本身就蘊含著性別歧視，並將已婚女性視為夫家的私有物。

建設群眾抗爭

女權鬥爭是不能透過單純法律上的改革，而是需要靠群眾運動來打倒資本主義！只有解除家務勞動對女性的束縛，使男女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地位，從而扭轉男主外、女主內的歧視觀念，才能確保真正的婚姻自主。

因此，反家暴和女權鬥爭需要結合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要求課征富人稅借此實現公共住宅、公共托育、與家務勞動社會化。資本家必然抵抗這種工人和女權的鬥爭，所以運動必須將大銀行和企業民主公有化，從而打破資本家的經濟權力。

臺灣：對抗企業牟取暴利，不要窮人為健保買單

明年開始將調漲健保費率至4.97%~5.52%。代表一個月薪為4.2k工人、負擔兩名子女納保，則每個月最高需要多繳312元的保費。

事實上健保收入短絀是新自由主義長期下來的惡果，源自於歷年收入不平等持續惡化，青年工人負擔加劇使社會出現少子化、勞動力結構老化的結果。回過頭來惡化將稅基置於受薪勞動者薪資的健保製度。這也是為什麼即便費率漲幅最高的版本，仍需要在2024年再度面臨考量繼續調漲的需要。

健保短絀誰該檢討？

工商界大佬固然在這次費率調漲支持較輕幅度的版本，是基於資方需要負擔六成的保費。然而在當前工會抗爭不發展的社會，資方也會在後續竭盡所能的將調漲的保費轉嫁至工人身上。

醫療屬社會必要支出，社會保險的支出幅度隨著人口老化而增加支出是必要的政策。許多基層工人與基層醫師也擔心若不調漲健保資源將耗盡而轉向支持調漲費率。但使健保財政短絀的元兇並不是工人階級，我們不該為此買單。

必須抵抗的是那些透過剝削工人、股市套利，而賺進上億的財團企業，為何只繳不成比例的保費。以及察覺那些藥商、財團法人醫院以及他們在醫學會、醫師公會、醫院協會中的代表，是如何透過各種手段將健保資源放入自己口袋。

在近期健保開源節流公聽會上，衛福部拋出四至六年的健保改革計畫。未來很可能再度增加藥品的部分負擔上限，屆時對於在這社會上最受剝削的族群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藥商和醫院高層佔盡社會地位和輿論優勢，利用這些偽公聽會推銷他們的「節流」方案，企圖將負擔壓在工人身上。

在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社會保險的醫療製度也會越來越破敗，最終將無法照護到社會上大多數基層人民的醫療需要。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需要大幅增加醫療等公共服務的開支，讓人人可以免費享用，並且向大企業增稅。我們需要實行民主公有製，使各大壟斷性藥廠以及、實際上為營利性質的醫院收歸於公有，並交由基層的醫師、護理師、工人消費者代表，來民主的共同管理社會上的醫療資源。

臺灣：完善公共交通促進機車族通勤安全

11月20日，機車路權促進會於臺北市發起「待轉大富翁」，試圖凸顯市府強製待轉政策將帶來諸多問題。該會不單只針對此路口的交通規定，而且常年爭取「車速分流」代替「車種分流」，但都遭到交通部的無視，才轉向癱瘓交通的抗議手段。

而當日市府配合監理單位與環保局聯合稽查，並將不服指揮車輛開罰來強硬地回應這場抗議。亦有通勤民眾在不知情狀況下，無辜遭罰。從中能察覺警政機關與交通部習慣了用粗劣的行政手段來掩蓋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盤根錯節的交通問題何解？

根據交通部統計，去年因機車事故致死人數為1695人，其交通事故死亡率是小客車的四倍多。但是以私駕車通勤來說，仍有大部分受薪勞動者選擇駕駛機車往返通勤，以早晨尖峰時段往臺北市方向的車流量來看，機車就占了六成五。著名「機車瀑布」的臺北橋來說，早晨尖峰通勤時段機車流量更是高達小時一萬四千輛。

這反映了大部分的受薪勞動者負擔不起居住在離職場較近卻高昂的商業繁華地段、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汽車購買、養護相關費用。至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比起機車，仍因考量各項開銷、等待班次間格、擁擠的考量下，不這麽有吸引力。以捷運最發達的雙北地區來說，常因捷運沿線的租屋成本更為高昂，迫使部分受薪階級選擇交通風險較高的機車。

政府對於公共運輸系統的預算不足，加上公共運輸產業多半是私營性質的、或是公司化的，營運利潤被納為考量，導致公共運輸時常在必要卻不容易營利的地段缺席。結果來說，這是變相的將成本轉嫁給機車通勤族去承受空汙與事故風險。

改善交通不能僅是從道路交通規則著手，更需要的是發展更免費、方便、優質的公共交通，甚至還需要從縮短通勤時間來減少交通風險。我們主張透過群眾運動，來爭取大幅增加公共交通的經費，並實施真正的八小時工作製及彈性上班時間，就能有效舒緩上下班時間的交通緊張問題。同時我們更需要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才使各區居民代表及交通業員工組成的委員會，從車輛生產、都市規劃、道路工程，進行全面性的交通規劃。

二零二一年

臺灣：終結資本主義才能應對幹涸危機

陰晴不定的氣象、變化多端的天候，這兩個詞句是人們形容全球氣候變遷的最佳寫照。今年臺灣沒有任何臺風登陸，水情的警報鈴瞬間大響，臺灣將迎來56年來最嚴重的水資源危機。

臺灣主要的降雨量大多集中在夏季，而梅雨和臺風季帶來的雨量就占全年降雨量的78%。氣象局解釋，臺灣平均會遇到3至4次臺風登陸，這也是臺灣賴以維生的降雨來源。

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下，今年梅雨季的降雨量減低了，並削弱了對流發展，導致臺風的生成與強度減低。中研院預測，未來能夠影響臺灣並帶來降雨的臺風數量將大幅減少。需要指出，這次危機僅是開端，未來的水資源問題勢必將更加嚴峻與惡化。

幹旱之島

截止至10月，臺灣水庫的總供水量僅剩25%，其余供水需求完全仰賴河川取水。盡管各地區都不斷傳出水情吃緊的警報，但隨著氣候變遷的加劇，臺灣的水資源缺口只會不減反增。經濟部預估未來十年間，全臺水庫的有效蓄水容量只剩下10億噸，將有四百萬人會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

依照臺電的統計數據，全臺21座發電用水壩/水庫在今年上半年的有效容量僅64.1%，發電效率將會較往年更低。另一方面，供應南部用水的曾文、烏山水庫之有效蓄水量剩余29%，供水不足的情況直接致使嘉南一期水稻停灌。依照統計，若幹旱天數持續增加，未來農業用水的缺水率將飆升至40%。由於缺水問題的擴大，水資源的分配矛盾將被激化。臺中大甲溪與大安溪的輸水工程遭到環團批評，指水利署為中科園區的三期廠房作供水準備，而此舉會深深地傷害河川中下遊農業與石虎棲地。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臺南地區，曾文水庫9月底的蓄水率為36.8%，加深了南科園區與農業灌溉的用水矛盾。

在缺水的困境下，穩定「工業需要」與「財團利益」將成為地方政府的優先要務。以南科園區為例，南科今年度的營業額已突破1兆臺幣，若缺水率超過50%，預計每日損失達28億臺幣。只要根本的缺水危機沒有解除，相同的水資源分配矛盾將會不斷深化，並造成農地荒廢、生態破壞等災害。

根據聯合國資料，臺灣的缺水程度在全世界排行第18位，每人平均可分配的降雨量是全球平均值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臺灣的平均降雨量卻也超出全世界平均值的2.6倍。這種水資源的「矛盾」，反映了臺灣自然條件的限製，以及蓄水管理的製度缺失。

蓄水管理製度的不足，可歸結於管線漏水率高、水質惡化與過度開發等問題。資產階級輿論指，因為水價低廉造成的用水浪費，因此要調漲水費。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論調，基層家庭並無資源去維修送水管道和設施，責任應在政府及財團身上。深究而言，過度開發與水質惡化實為最大的缺水元兇。前水利署長楊偉甫指出，氣候變遷下的異常暴雨，將透過臺灣山勢陡峭的特性，沖刷巨量泥沙到水庫中並形成淤積。不僅如此，暴雨也使水庫的防洪需求增加，讓蓄水空間受到縮限。

盡管經濟部於2016年曾擬定「水庫庫容有效維持綱要計劃」，試圖透過排沙、抽泥與陸挖等方式清淤，然而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的資料，水庫的淤沙率仍是不減反增。水庫蓄水不足的問題之所以無法系統性地得到解決，不僅是因為水庫的清淤成本過高，不具「經濟效益」，還建基在土地的過度開發。臺電在2013年的報告表明，水庫淤沙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在於上遊邊坡的河岸整治，換言之，若能有效減低河道兩岸的邊坡破壞，就能最大程度地改善水庫淤沙的問題。然而，高海拔集水區的道路開辟工程與農作物種植，將造成地質不穩與地表破壞。綠色陣線協會就指出，臺灣最重要的石門水庫周圍至少就有六個都市計劃案在持續開發，而集水區的山林濫墾不僅讓水土保持工作更難執行，還會造成雨水逕流量增加，使泥沙淤積量有增無減。

新水庫解決幹旱問題？

為緩解用水困境，水利署預計新建三座新水庫，以增加臺灣的總體蓄水率。然而，這並不能真正解決臺灣的水資源危機。依據環保署的資料，臺灣50條主要河川中，有超過30%的河川都遭到重度汙染，無法灌溉與飲用。再者來說，只要氣候變遷持續加劇、降雨量持續減少，新建水庫所能帶來的成效都極其有限。更重要的是，水庫工程將破壞臺灣珍貴且日益縮小的生態環境。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就強調，臺灣森林區每年的蓄水量為25%，能蓄留約73座石門水庫的水資源。解決幹旱的策略應是減少對集水區與森林區的開發、註重水土保持與造林工作，才能涵養更多上遊林區的天然水資源。臺灣的缺水困境，除了製度上的管理缺陷之外，全球資本主義製度帶來的氣候末日同樣是病根。聯合國水資源組織指出，氣候變遷下的最大沖擊，並不是暖化與冰層融解，而是水資源的控管將越來越不穩定。

總體來說，全球氣溫上升至今使大氣層的水霧增加了4%，而這情況使降雨次數減少，但每次降雨量增加。暴雨和洪害變得更頻繁，同時地下水和下層泥土較難在短時間內補註水份，使缺水與幹旱加劇。水源短缺是全球現象，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晃雄說表示，如果全球持續升溫，全球年降雨量將減少40%到60%。

目前全球已有30億人受到水資源短缺影響，而過去20年人均獲得的幹凈用水減少至五分之一。聯合國的資料也表明，2030年有2400萬至7億人會因為水資源不足而流離失所。缺水危機下的經濟損失同樣讓人觸目驚心，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計，未來因為水資源而衍生的經濟損失可能達到14兆美元，這個數字大約是全球GDP的20%。

除此之外，氣候兩極化下的水患危機，同時威脅著數億萬計的人類生命。今年亞洲各地區的水災，已影響超過960萬人的生活。中國面臨50年來最嚴重的暴雨，共5400萬人受災害所牽連。今年7月在印度、尼泊爾與孟加拉所暴發的水患，也奪走超過280人的性命、波及至少225萬人。

左翼的替代方案

全球水資源危機還會帶來健康危害、大規模糧食短缺與疾病擴散。因為降雨異常，河川、濕地和湖泊等淡水生態系統會更加脆弱，淡水領域的生物也會承受更多危險。世界資源研究所表示，惡化的水資源問題會進一步引發區域沖突，高度缺水的中東國家將首當其沖，爆發大規模的「搶水戰爭」。

我們需要由下而上、民主管控的計劃經濟，才能徹底解臺灣的水情困局。在當前的問題中，水庫淤沙由於缺乏經濟價值，導致清淤工作始終難以執行。因為管線設備與農業灌溉系統的老舊與粗製，管線漏水率長年居高不下。不僅如此，為使工業保持低成本高利潤，使得政府需要犧牲農業與環境。

在計劃經濟之下，政策的製定並非是利潤導向，而是為了回應整體的社會需要。面對缺水困境，社會的公共財富將更大程度地投註在管線維護、水庫清淤上，因為這牽涉到社會絕大多數工人的生活福祉。我們也需要對高耗水產業、大企業開征更多稅金，進而提升整體送水設施的技術品質。

另一方面，計劃經濟具有更全面的公共社福製度與教育體製，我們需要更徹底的環境教育製度與下至上的公民參與，才能改善水資源的浪費。如此才能確保社會有充足的水源讓人人免費享用。計劃經濟製度能在滿足多數人社會需求的基礎上，同時維系生態環境的平衡。我們主張以森林涵養來涵養水源，並將天然自源、開發商和建築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能有效落實嚴格的環保措施，反對財團為了私利而破壞集水區的水土保持與自然環境，借此根絕人為開發對水源造成的汙染和傷害。

全球的抗爭

自1988年以來，100家跨國大企業生產超過70%的碳排放，可見氣候變遷的威脅是跨國性的。反對氣候變遷抗爭，不能限縮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只有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一致，才有可能擺脫水資源危機－氣候變遷－資本主義的惡性循環。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民主公有化的經濟，並終止因為利潤沖動而破壞自然環境。

只有在國際上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在實行計劃經濟製度，才能擺脫資本利益的束縛，促成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和協調，團結一致扭轉氣候變遷的倒數計時。所以實行社會主義製度是當務之急。

中臺兩地工人團結　反對軍事恫嚇和資本主義

自2020年初蔡英文連任以來，本已緊張的兩岸關系進一步惡化：教育上中國暫停2020年各學歷層級畢業生赴臺升讀工作，文化上中國影片集體缺席臺灣金馬獎，外交上雙方外交官在斐濟打鬥，而中共對臺頻繁的軍事恫嚇更使兩岸關系陷入了冰點。

頻繁軍演

根據統計，中共軍隊從7月下旬以來至11月底，已經在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海域的軍演40場左右，其中包括多次以臺灣為假想對象的實彈射擊演練。截止到十月二十日，中共軍機今年擾臺多達1710次，闖入臺海中線49架次。十月，中共軍隊又在廣東、福建沿海一帶部署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中共把這個針對中近程目標實施精確打擊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在東南沿海的意圖不言而喻。習近平同時期視察駐紮廣東的海軍陸戰隊，要求他們「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備戰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備狀態」。

臺灣作為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下的地緣政治棋子，習近平政權對臺軍事恫嚇一方面便是想要控製臺灣這一「棋子」並希望借此根本性改變在南海和西太平洋對美國的軍事力量平衡，而且這也是中共政權「大國崛起」的重要象征。面對正在惡化的經濟問題，中共用大漢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但頻繁的軍事恫嚇只會讓臺灣人民對於親資獨裁的中共政權越來越反感，不論在特朗普還是未來拜登時期，臺灣群眾的情緒都會被美國政府收割。美國將升級對中國的軍事和外交壓力，並利用臺灣作為棋子與中國互相挑釁。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美中臺資本主義政府的軍事和政治詭計。

另一方面，習對臺軍事恫嚇的行動也是服務於黨國內派系鬥爭的需要。今年上半年以來以李克強為代表的團派與習權鬥日益公開化，並且太子黨任誌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等人對習也多有尖銳的批評。

習近平通過使用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的手段來達到在新的危機中鞏固權力的目的。習在10月的五中全會之前密集地對臺軍事恫嚇也是要震懾黨國內敵對派系，進一步樹立統治威信。

雖然短期內發生公開軍事沖突和侵臺戰爭的可能性不高，但帝國主義勢力間緊張角力的局勢也會對群眾造成危險。各方統治階級都正在用民族主義來分化、打擊群眾抵抗和工人鬥爭。本應用在社會必需的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經濟資源，會被轉而使用在製造大殺傷力武器上。

最近拜登顧問麥克克裏斯托表示：「美國必須在自家軍力和區域聯盟上多加努力，先發製人，遏阻中國對臺灣采取行動。」「美國必須串連東南亞國家及其他亞洲盟邦，且在思考和行動上都必須把自身當成一個亞洲強權。」

這表示拜登上臺後，只會繼續奧巴馬、特朗普以來的反中政策。美國在臺協會（AIT）處長酈英傑於11月28日表示，臺灣已是公認全世界最大的美國武器采購國，2020年也是臺灣花費最多購買美國武器的一年。雖臺灣統治集團對於美國對臺軍售過多有諸多不滿，但在中美沖突加劇的大背景下，臺灣未來還會被迫接受更多的軍售案。美帝對臺軍售並非要保衛臺灣的民主自由，實質上卻是花臺灣人民的巨額血汗錢來為其在東亞的霸權買單。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我們反對中美兩大帝國主義與其軍事競賽，社會主義者並不站在中美帝國主義或臺灣藍綠白親資政黨一方。因為拜登、習近平或蔡英文都不能給兩岸三地以至世界工人階級提供出路，中美沖突最終只會把全世界的群眾拖入更惡劣的生活處境。而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政治立場。

列寧說過「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而結束戰爭、侵略和軍事恫嚇的唯一方法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軍事預算應該用在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住宅等方面上，以提高工人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我們支持臺灣群眾的民族自決權，但這需要站在工人階級團結鬥爭、推翻兩岸以至國際的資本主義、並建立起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中國與臺灣的基礎上、作為廣大的亞洲民主社會主義聯邦來實現。

臺灣：財團與官僚借太魯閣事故煽動公司化

今年4月2日，載著約500人的「太魯閣號」臺鐵列車，在前往臺東的路上撞倒邊坡墜落的貨車，導致脫軌擦撞隧道口而扭曲變形，造成多達約50人死亡和多人受傷。這是臺灣70多年來最嚴重的鐵路事故，距離18死的普悠瑪事故僅隔不到3年。

罪魁禍首？

墜落軌道的貨車屬於「義祥工業社」，老板李義祥沒有剎好車，導致貨車墜落到軌道上造成慘重死傷，自己肇事逃逸。臺鐵增加邊坡安全的工程，卻交給有偷工減料歷史的廠商。然而，只是法辦義祥工業社無法避免類似悲劇再發生。實際上，臺鐵本來有自己的運工機電和各種維修保養的工作編製，轉眼間國營事業已淪為企業牟利的競技場，將許多工作外包給私人企業執行。

官僚長期惡化勞動條件掏空人力、放任設備老舊，於是以「結合民間專業」為名向財團輸送利益。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臺鐵和政府官僚根本不能維持也不願挽救公共運輸安全，同時也知道像義祥工業社這樣數不盡的「借牌搶標」小承商，根本無力維持公共安全。親資中天新聞撻伐義祥工業社，卻稱大營造廠能確保安全，事實是據媒體報導統計營造業平均每2.17天就死1人，將公共運輸托付私人公司只會讓全民處在高風險中。

漠視工會改革訴求的交通部偽裝成重視運輸安全，卻以改革之名重新鼓吹公司化（即逐部私有化），好便讓那些不滿意一口一口蠶食臺鐵的公司直接將整個臺鐵變成私人資產。

公司有利可圖、赤字全民承擔

死者屍骨未寒時，國民黨人洪孟楷、朱立倫就要求公司化的具體時間：「不能再拖！」親資聯合報呼籲蔡政府學習柴契爾夫人硬推民營化。政委張景森、與交通業壟斷者關系匪淺的交通部次長王國材，側面表態支持公司化，而蔡英文和蘇貞昌避談「公司化」不過是害怕危及八月選舉，但這不妨礙民進黨人交通部長林佳龍辭職前啟動公司化進程。

補貼弱勢族群票價、支持偏鄉路線、辦好員工退撫、更新老舊不安全的設備，這些都是社會需要，但公司化後政府打算讓臺鐵帶走賺錢部門，無利可圖的部分則以公帑支應再轉嫁給基層。臺鐵本身就面臨人力短缺，怕事的官僚本來就不敢裁員，而因此政府聲稱「公司化前不裁員」只是空話。但公司化後，打壓工會的力量將從官僚獨裁變成利潤獨裁，並以「善用附屬事業、多元人才進用」為名，將更多臺鐵勞工推向派遣、承攬等無保障的處境。「評估需求」和「合理漲價」也將會是臺鐵削減偏鄉服務和提高票價的托辭。

在即將公司化的面向中，政府把「營業用資產」留為國有，不過是避免整個車站都被賣了，但鐵路沿線腹地都將任憑新的親資官僚以「資產活化」為名，步上南鐵東移案中迫遷炒地皮的後塵，而「投資獎勵免稅」將發揮火上加油的作用，讓資本家從中牟取暴利。

財團嗜血分潤

現為臺車董事長的前綠委蔡煌瑯，以「中華軌道協會」專家面具道貌岸然地說為挽回臺鐵信譽該將臺鐵公司化，附和蔡政府國機國艦國造，打出「國車國造」的經濟民族主義口號，實則和日資共謀，為的是在壟斷了大臺北輕軌電車政府采購之後，繼續向臺鐵邁進。這間公司也搭上「新南向」帝國主義政策，輸出資本搶標東南亞捷運。

資本建製引用日本國鐵公司化後由虧轉盈的神話，但那不過是把虧損項目留給政府收拾的把戲，讓鐵路公司濫設站點炒地皮蓋百貨公司、停止偏鄉路線和無利可圖的部門，遑論JR西日本福知山線超速脫軌撞公寓造成逾百人死亡，JR北海道不到三年就發生7次脫軌事故。因此，臺鐵企業工會和臺鐵產業工會都表示反對，日前曾計劃罷工抗議改製減薪的臺鐵企工宜蘭分會吳理事長也說：「公司化後臺鐵只會吸食公帑，無法轉虧為盈也不會認真改革。」

反對公司化　要工人民主控製

只要官僚還控製臺鐵，就能佯稱票價過低是虧損主因，煽動員工把提高票價和公司化當作改善待遇的萬靈丹，分化廣泛通勤勞工與臺鐵基層勞工的團結，企圖孤立工會抗爭。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認為，只有基層鐵路產業工人及全臺勞工共同阻止公司化、踢走臺鐵官僚，取消外包製度，將臺鐵收歸民主控製，才能大幅改善鐵路安全設施和工人待遇，盡力避免下次悲劇，而只有以民主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能擺脫大財團與小承商們逐利失序，建設安全優質的公共運輸。

臺灣：建設群眾鬥爭　公投保衛藻礁

民間團體發起「搶救藻礁」公投，反對中油公司在桃園大潭觀塘工業園品興建天然氣第三接收站（下稱「三接」），保衛極具生態及漁場價值的海洋棲地。二階連署已逾52萬份，遠超過公投所需的門檻，意味著公投可望於八月舉行。連署的成績反映了看似高民調的蔡政府執政下，群眾對不民主的政策仍有相當的憤怒。

桃園就擁有27公裏藻礁海岸，是全世界在淺灘上最大的一個藻礁生態系統，豐富生態養育近百種生物，有「生物的育嬰房」、「重要的基因保存庫」等稱號。由於海岸建設的填海造陸把藻礁活埋甚至鏟挖，加上工業廢水汙染，藻礁生態長年已受到相當的破壞。今次中油再興建三接工業專用港工程將破壞300公頃以上的藻礁，占整個觀塘工業港面積的三分之一。

整個破壞生態的計劃是「財團虧損、國家買單」的故事。早在20年前，東鼎公司勾結當時執政的國民黨非法取得200多公頃海埔地，打算建港接收海運液化天然氣，轉手供應給臺電大潭電廠，來獲取長年巨額利潤（4000億的天然氣供氣權）。不過是因為東鼎虧損停止開發，才讓藻礁暫時逃過一劫。當時東鼎董事長陳由豪卷款潛逃，公司轉到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手上。後來，中油拿到供氣合約，並在2016年高額收購失去供氣利潤的東鼎——作為國企的中油運用國家財產，幫助「不當黨產」和財團收拾留下的虧損爛攤子，任資本家盜走巨額財富。現在蔡英文政府不但沒有處置「不當黨產」懲罰這一勾當，更為此計劃護航，可見所謂「轉型正義」的承諾是虛偽的。

綠營團體利用國民黨的參與為借口反對運動，實際上他們自己為黨國資本及整個財團製度護航。今天國民黨的資本已經融入整個資本主義製度中。蔡英文既然擁抱財團利益，自然也不敢傷害黨國資本家的利益。對社會主義者來說，不論藍綠白的資本家所有的財產都是不當的，都應該將其公有化並收歸民主控製。

揭穿民進黨的謊言

民進黨政府和中油宣稱，現時方案中，觀塘工業區的開發面積只有23公傾，比國民黨時期提出的減少九成。但這算法只是取巧的謊言。因為開發計劃對藻礁的破壞不僅僅在工業區的範圍內，而在於整個觀塘工業港。因為工業港填地、建波堤和碼頭淺橋的工程會幹擾海流，造成突堤效應，使得藻礁被海砂覆蓋或遭到侵蝕。且中油必將逐部擴展工程，加大對藻礁的破壞範圍。

此外，政府刻意貶低環團提出替代方案，只為方便財團快速逐利。環團建議將天然氣接數站興建在40公裏以外的臺北港，再興建管道供氣至桃園觀塘工業區。經濟部指，因為興建供氣管道需要耗費11年，所以不可接受，但沒有提出計算方法。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鄭明修研究員則提出僅需要4～5年。這方案原本是中油提出的，現在他們卻否認。

政府謊稱要興建三接才可「穩定北部供電」，根本是製造缺電恐慌。就算扣除由三接供氣的兩組大潭發電機組，電力備用容量率也能維持在11%，足夠避免缺電。而前任行政院長林全表示備用容量率7.2%就夠，多了就變浪費。中油和臺電只是以儲備電力為名，維持供電過剩降低電價，幫財團節省成本。

如何致勝

國民黨嘗試介入運動中，使其變為攻擊民進黨的籌碼，並把運動變成他們復辟的工具。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主張「搶救藻礁」運動應與國民黨完全割裂，不應接受其任何的資助和支持，並拒絕與他們參加在同一活動中，包括遊行和集會。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呼籲各位在公投中票投贊成。然而，我們知道政府和財團在公投中往往占有優勢，因為他們通過掌握媒體、財富和動員機器掩蓋真正的民意。若公投製勝，政府仍能延宕時程、借口缺乏替代方案等種種方式來架空公投結果，財團也可再將來將計劃改頭換面再度推行。

運動若要成功，第一是必須組織起來。運動最重要的戰場不在投票本身，而是發起遊行、集會和群眾大會，以至聯串工會發起工業行動。現在運動迫切需要召開一場群眾大會，吸引所有環團、勞團、社運團體和學生組織參加，共同商議下一步的鬥爭方案。運動要建設具民主架構的基層組織，在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民主組織，民主討論並決策如何進行宣傳行動、口號和綱領。各地的「搶救藻礁」基層組織可以串聯起來。

其二，運動必須有反對資本主義的綱領。從中油與東鼎公司的劣跡，就知道持續保衛藻礁、解決空汙、加速綠能發展，必須要打倒藍綠白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必須建設一個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紮根於產業的群眾性左翼政黨。只有擺脫私人資本的操控，發展計劃才可以確保環境受保護，並且以民生需求為依歸。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主張：

1. 支持藻礁公投。運動不信任民進黨，並與國民黨割裂，建設獨立於財團勢力外的基層運動。

2. 運動不能單靠投票而取勝，需要發起群遊行、集會以至工會行動，也要在召開群眾大會，由下而上在職場、學校及社區建設群眾組織。

3. 反對臺電和中油淪為保證財團利潤的工具，徹底改組國營和官股公司的領導層，交由工人民主控製，所有董事只能領取工人薪金，踢走官僚腐敗的管理層。

4. 將所有私人能源企業、工業及銀行公有化，大規模投資在綠能發展，反對核能復辟，迎擊氣候危機。

臺灣：國際勞動節——反低薪、要求全面勞工退休保障

五一勞動節是國際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一天。全球疫癥下經濟深陷危機，工人階級面對嚴峻的凍薪潮、失業潮及就業不足。疫癥以來臺灣經濟表面復蘇，臺資回流製造了經濟泡沫，沒有為工人待遇沒有改善。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蔡英文政府利用「抗中保臺」的庇護，以民主之名繼續行財團專製之實，根本與國民黨無異：開放萊豬進口、為財團寬免稅項、限縮工會勞檢權等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最近全國外送員產業工會的籌備成立。這群底層工人被UberEat和Foodpanda改動勞動合約剝削，造成職工安全及過勞問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支持他們的鬥爭！

K型薪資差距擴大！

去年失業人數平均46萬人，年增1.4萬，這代表疫情對於臺灣失業影響至今沒有完全恢復。另一方面，2020全年的勞資爭議案高達27523件，至六年來的新高。積欠工資與加班費的勞資爭議也高達11392件，來到三年來的新高。這說明即使沒有明顯的失業浪潮，資本家對工人的攻擊永無停止，所以組織戰鬥型工會是我們唯一的防線。

行政院公布今年平均薪資達到43125元，年增2.07%，聲稱今年「終結臺灣長達18年薪水倒退」，使很多工人自嘲「抱歉，是我拉低平均薪資」。然而事實是什麽？根據人力銀行yes123求職網日前統計，2020年有87%勞工一年以上未調薪，勞工總計平均被凍薪3.8年、創八年新高。此外，不同行業的薪資差距差大，在平均薪資數字上升的背後，大部分工人薪資沒有上升。2019年有67%勞工低於平均薪資。在中美沖突底下，傳統產業出口衰退、半導體產業需求提高，因而不同產業工人的產生了K型化的薪資差距，只讓少數人得益。

現有基本月薪2.4萬，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支持基本月薪提高至4.2萬元，才能讓工人階級應付生活所需，然而這需要建設強大的工會鬥爭才能成功爭取。

民進黨推出所謂「五一勞工大禮」——《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讓四人以下企業強行納保。然而，勞保年金在2026年面臨破產危機尚未解決，勞保潛藏負債已破10萬億，半年前民進黨嘗試推動勞保改惡「繳多、領少、晚領」，企圖將負擔壓在工人階級身上，但因勞團抗爭、社會壓力而遏止。

另外，工殤協會4月14日在立法院門口抗議表示，10年間勞保認定職業性癌癥人數低，明明該由職災保險支付的醫療支出，多半都是由健保全民來買單，累積至208億的呆帳。曾在RCA工廠工作又因工業汙染而得癌癥的阿貴說：「退保了（以後）我右邊得了乳癌，左邊也得了乳癌，都要靠自己看病。」這凸顯了現在勞保問題——退保即喪失請領職災醫療給付資格。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認為，勞保不應是「世代互助」方案，否則所累積的債務在少子化、老年化將來也會面臨破產危機， 並由工人來承擔昂貴的成本。而我們看見的是——臺灣資本家一方面大肆剝削社會勞動賺取巨額利潤之余，卻只承擔0.21%的職災保費率。因此在如此懸殊的責任不對等情況下，社會勞動的成本如醫療、住房、退休保障等必然出應入不敷支。要解決這個問題並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必須大幅征收富人稅，並由工人民主管理社會財富才能解決勞保破產危機。

建設工人階級群眾政黨

疫癥以及經濟表面復蘇使臺灣工運過去一年陷入暫時的低潮，但經濟危機和資本家的攻擊將會加劇。工人階級需要建設一個自己的政黨，將這些抗爭力量與意識團結在它的旗幟底下：它需要反對藍綠白財團專製，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反對中美帝國主義，聲援國際工人與民主鬥爭，特別要支持在對岸同樣受壓迫的工人。此工人黨要提出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並以工人組織和鬥爭行動為重心。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主張：

課征資本利得稅，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基本月薪提高至四萬二、縮小不平等的K型薪資差距
支持工人組織工會， 取消工會組織門檻，反對限縮產職業工會陪同勞檢權
征收富人稅，民主公有化財團及銀行，支付勞保基金
建設工人階級群眾性政黨， 反對藍綠白財團專製，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臺灣：聲援緬甸革命反對軍事政變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參與3月28日的自由廣場集會，聲援緬甸革命。這場活動由緬生團體University Youth Prayer Committee發起，近千名參與者中多數為緬裔人士，但也有各國聲援者，一位菲律賓女性學生說：「相信來這可以給緬甸抗爭者信心。」

集會大臺高喊「拒絕政變、還我民主」，反映緬甸當地抗爭決心，兩位緬籍男性活動誌工也說，以往緬族對羅興亞人被屠殺無動於衷，現在群眾廣泛同情少數族裔，希望跨種族團結共抗軍政府。但與此同時，鄰國政府卻在軍人節表態支持國防軍總司令敏昂來，2位緬籍女性學生擔憂：「抗爭需要轉捩點。」一位化名小明的緬籍男性勞工：「軍方占據了產業、銀行還有武器，我們要建立工會連結才能討回我們的東西。如果和有武器的原住民和少數族裔合作，還能一起對抗暴力。」然而，回到全民盟與軍方合作的執政是不可能的，單靠「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CRPH）也不足以終結軍方統治。

我們支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建立罷工委員會，並由工人、青年及受壓迫民族組成自衛委員會，抵抗軍方鎮壓。只有工人階級的政府才能停止軍事政變，獲得真正民主權利，而一個公有化財產的綱領才能從軍方手上奪回銀行和產業控製權，我們主張召開民選的革命會議，取代現時的聯邦議會，普選產生政治代表，組成代表所有民族的勞苦大眾的政府，作為建立緬甸及東亞社會主義聯邦的起點。

我們主張：

• 反對軍事政變、廢除2008憲法、解散軍隊並代之以民主控製的人民自衛武裝。

• 釋放所有政治犯、反對網絡封鎖、要求言論自由。

• 譴責中共幹預，不信任美國和聯合國，拒絕依賴任何帝國主義政府。

• 緬甸建設全國罷工委員會，由工人、青年及受壓迫者民主地組織武裝自衛隊。

• 支持民族自決，停止壓迫少數民族。

• 臺灣群眾團結鬥爭，要求政府立即實現全面庇護權。

• 東亞以至全球群眾團結鬥爭，實現緬甸及東亞民主社會主義聯邦。

臺灣：高雄空汙揭穿「能源轉型」欺騙群眾

藻礁公投引發關於空汙的討論，揭穿了倡議能源轉型的民進黨政府與國民黨沒有根本分別。破壞藻礁的中油，同時在高雄大林煉油廠荼毒民眾的呼吸道、還企圖迫遷居民；而在石化業資本家的壓力下，民進黨反悔拒絕提高大社工業區空汙管製，且刻意分化群眾團結，企圖使南部居民將對空汙的憤怒轉嫁到護藻礁抗爭者身上，以減緩選情壓力、削弱群眾鬥爭。

空汙元兇

在高雄，大林蒲與鳳鼻頭一萬九千多位居民從1960年被臨海工業區包圍至今，800多只煙囪排放硫化物含量全臺最高的氣體，近3 年已逾21人死於肺癌等空汙疾病。2016年民進黨上任後利誘居民接受遷村，但遷村預定地卻有更多汽機車排氣。

取而代之是韓國瑜和陳其邁在任時都推動的「新材料循環園區」，看似是項環保產業，實將耗資600億興建7成是汙染性事業的工業區。何況回流入主該項目的臺資，超過58%曾在兩岸排汙受罰。其實，全臺逾614萬噸工業廢棄物，超過五成是可再利用的，但循環回收技術就像綠能一樣被逐利失序的資本主義擋在門外。氣候危機迫在眉睫之際民進黨屈從財團，空談緩不濟急的「能源轉型」（2025綠電占兩成），宣傳「燃氣」這種排放更多溫室氣體的假折衷方案。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資料，全球平均綠能發電率在2020年首季已占28%，而全球必須在2050年前將綠能發電率提升至80%，才可有效緩和危機。蔡政府即使達標仍遠落後於全球進度，遑論解決危機。所謂「能源轉型」只是用以麻醉群眾危機感的宣傳，從而掩蓋科學家響起的警號聲。環運不應附和此等宣傳，幻想可在現製度內監督完善「轉型」過程，而需主張徹底的製度變革。

臺灣以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場「能源革命」。只有將處在各種汙染風險下的工人與市民團結在行動中，並打造出與資本建製決裂的群眾性左翼政黨，以群眾運動的力量奪取控權，才可能迫使企業吐錢更新設備、重整產線並處理汙染。我們並不相信政府環評會等假監督機構，只有將工業產業民主公有化並由工人階級接管，以民主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能創造真正以環保而非利潤為目的的綠色產業，並解決這場可招致人類滅絕的氣候危機。

臺灣：2021勞動節遊行——抗爭情緒在復蘇

2021年的勞動節遊行，約有三千人參加在隊伍裏，並提出了反對低薪、反對勞保年金改惡的訴求。隊伍在凱達格蘭大道集結後，遊行至立法院及監察院。參與的工會包含近期籌備中的全國外送員產業工會、正在抵抗資方打壓的美麗華工會，以及爭取5月1日國定假期的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等，還有日盛銀行工會今年首度加入勞工團體遊行，反對富邦金與日盛金準備利用年底的合並對工人權益開刀。去年勞動節遊行因疫情取消，並沒有停止勞動條件的繼續惡化。今年遊行多了不少年輕面孔，一位女性教師提到，認為如果不參加工會，就沒辦法改變現況。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亦參與在其中，提出「捍衛工會權反打壓／反對臺鐵公司化／不要藍綠白／建設工人黨」，並有臺灣基層產業護理工會的青年支持者與我們同行。

違法時薪103元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訪問了年資10年的保全工人王先生，他的時薪只有103元，遠遠低於現在法定工資160元，更惡劣的是他每一天都要加班四小時，卻還沒有加班費！他所在的公司有60個保全，但公司卻用竟各種方法讓他們互相不認識，為的是讓保全工人之間不會有組織工會、團結爭取權益的機會，讓血汗剝削成為公司內的「潛規則」！

反對臺鐵公司化

針對近期政府執意要將臺鐵公司化，一位北區捷運電聯車駕駛產業工會的會員表示：「我自己是反對臺鐵公司化，我認為這樣不能解決問題，在官僚控製下，出事只會一個一個怪下來，最後基層員工背黑鍋。公司化只會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嚴重，甚至更肆無忌憚違法，變成利潤說了算，交通運輸安全更沒保障。」

要求全面退休保障

一位退休19年的工人表示，自己每個月拿到的退休金只有3000元，根本養不起自己，並反對蔡英文政府強推勞保年金改惡，因為這會讓社會保障的成本賺嫁到工人身上、延後退休，勞保年金的成本也不應該由勞方來承擔，我們主張，需要課征富人稅，並向財團加高資本利得稅，用以落實全面的、有尊嚴的退休保障。

工人鬥爭情緒反彈的前兆

經歷一年多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壓抑，蔡政府在疫情下號召「國民團結」，加上利用中美沖突煽動民粹支持，讓去年五月民意一度上升至超過70%，許多抗爭與社會運動並沒有在這期間爆發出來。但高房價、低薪、環境破壞等根本的社會問題遠未得到解決，這使群眾開始看到藍綠政黨都是親財團的，導致蔡政府民意下跌到54%。蔡政府最近不惜消耗自己的民意，利用太魯閣列車車禍推動臺鐵公司化，這樣的政策將進一步導致臺鐵工會與其他產業工人的反對。

各個職場工會正在起來抗爭，我們遇到了許多青年剛剛加入工會、第一次參與勞動節遊行，工運中正在出現被壓抑許久後開始反彈的抗爭情緒。蔡英文政府的高民意並非穩固如山，現在表面上的經濟復蘇不會讓廣大的工人階級受惠，而只是造成貧富差距與薪資進一步的擴大。這將導致工人更質疑為何經濟變差時要「共體時艱」，經濟回升卻分享不到成果，認識到當中的矛盾，將使他們的鬥爭更具有信心和覺悟。國際勞動節遊行後，工人階級要繼續組織起來，建設獨立於藍綠白和財團以外的勞工政黨，團結所有受壓迫者共同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為鋪設勞工階級贏得民主權利的社會主義世界而奮鬥。

臺灣：專法同婚兩周年，平權解放未完式

同婚通過兩周年了，需銘記在心的是，同誌平權現階段的成果，是從2016年23萬人上街頭反對保守勢力開始，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站上街頭爭取而來的。如果沒有當年23萬人的群眾抗爭來反對當時反同勢力的歧視性言論與社會壓力，民進黨會順應當時保守的地方勢力與長老教會的要求，落實更不徹底的同婚權。

然而，由於同誌運動缺乏由民主架構組成的群眾性組織來動員宣傳、集體決策同誌平權運動方向。面對2018年底反同公投的攻擊，當年只有社會主義者繼續在街頭指出同婚專法的不足，堅持民法同婚的訴求。然而許多NGO拒絕批評專法方案因此這部歧視性的同婚專法留下了不平等之處，包含：沒有跨國同婚、沒有雙親收養權、沒有人工受孕權。此外，職場歧視仍然存在，同誌咨詢熱線和婚姻平權大平臺今年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者表示有同事曾發表對同誌不友善的言論，超過五成受訪者稱公司缺乏針對同誌或性別友善的措施。ISA臺灣主張工會要為職場同誌平權鬥爭。

跨國同婚

全世界27個爭取到同婚的國家中，只有臺灣不承認跨國同婚。過去臺灣政府以涉外婚姻須以雙方母國承認為由拒絕跨國同誌婚姻，但這卻是虛偽的借口！因為當2010年柬埔寨禁止臺柬婚姻之時，法務部直接排除柬埔寨母國的規定，宣布雙方可以直接在臺結婚！當然，法務部當時首要是為了維護跨國婚姻仲介的利益，而不是婚姻自由。

今年一月司法院提出讓跨國同婚能被承認，卻不包含中國與臺灣同誌伴侶結婚的同婚權，我們可以看到性別歧視、國族分化的意識形態阻礙了同誌平權解放鬥爭的前進。中共正在推行男子陽剛化的宣傳，加強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如果我們要實現同誌平權的徹底解放，沒有理由眼睜睜地看著在習近平高壓統治底下受盡歧視、壓迫的同誌斷絕在跨國同婚的民主權利之外。

另外一方面，女同誌的人工受孕並不被法律承認，往往工人階級的同誌伴侶要花上百萬龐大費用到國外進行人工受孕，或是在非法渠道下——缺乏衛生設備、承擔感染的風險進行。甚至有女同誌伴侶到醫院尋求人工受孕，卻遭受醫院歧視性的拒絕，然而異性婚姻關系卻可接受人工受孕，顯然是歧視。

我們需要爭取不論性別、單身或結婚的人，都能使用現代科技自由的人工受孕。對於工人階級的伴侶，在醫院進行人工受孕生一個小孩可能就會先花十二萬臺幣的龐大費用，因此我們提出免費的人工受孕權，要達到這樣的願景，就需要透過將醫療全面公共化及民主管理，大幅增加醫療開支才能完全落實。

對於想要有小孩的同誌伴侶來說，在臺灣現行的資產階級法權中必須先與伴侶離婚，才得以單身的法定身分收養小孩；但另一方面異性戀卻可以不論單身、雙親身份來收養小孩， 可見這是歧視的法律。

多元成家

如果我們要實現徹底的同誌平權解放， 我們還要堅持2013年曾經推動，現在卻因保守社會壓力被遺忘的《伴侶法》以及能多人成家的《家屬法》等多元成家的法案，且在多元成家的願景底下，我們同樣認為收養小孩的民主權利，收養權不應限製單身、異性雙親、同誌雙親，而要開放予任何形式的關系。

然而對於工人階級同誌伴侶來說，阻礙自己收養小孩的不只是歧視性的法律本身，而是低薪、過勞，買不起房、養不起小孩的生活處境，這也正是現時臺灣普遍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困境。美國中央情報預測臺灣今年出生率全球最低。因此，我們需要提出落實公共住宅、公共托育、公共教育來減輕工人階級扶養的負擔，讓社會承擔養育小孩的責任，工人階級才能擺脫龐大的經濟壓力下，爭得真正成家權。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主張：

1. 全面落實跨國同婚——包含中國與臺灣同誌伴侶

2. 同誌伴侶適用《人工生殖法》並在免費公共醫療下進行人工受孕

3. 雙親收養權，支持任何形式的關系下收養小孩

4. 工會為反對職場歧視同誌而鬥爭

5. 消滅經濟剝削的資本主義，爭取真正成家權

臺灣疫情爆發：同島不同命　基層要自救

新冠肺炎疫癥橫掃全球一年半，臺灣過去「本土+0」不復存在，確診人數在一個月內由1000人至今增加6091人。每日本土案例新增確診數從25人增加到新增550人。

資產階級媒體去年吹噓蔡政府「抗疫有功」，然而「超前部署」一年半的結果卻反映醫院資源遠遠不足，是長期醫療商品化和撙節政策造成的惡果。現時雙北負壓隔離病房已過載，8家醫院發生感染案例，醫療過載的情況甚至發生確診個案被要求返回防疫設備不足的家中，其中一名確診案例在家等了兩天遲遲沒有救護車接送。眼看臺灣目前70萬劑AZ疫苗，就算全部施打完也不過3%人口，遠遠不及能達到群體免疫的70%人口來阻斷病毒的傳播。大規模爆發本土病例的結果，是醫療篩檢量能嚴重不足導致延遲公布個案。醫療商品化下不足夠的篩檢機器、人力、空間而無法篩檢龐大數量。

同島不同命，何能來抗疫？

各種抗疫措施都沒有幫助到工人階級及窮人子女，反而為打擊工人待遇和生活條件打開大門。調查顯示，工人階級在疫情之下，最需要的是降低自有住宅房貸與消費性貸款利率、給付子女就學費、減班休息津貼等——這些維持勞動的生活基本開支卻在疫情下成為了工人階級的最大壓力。

資本家郭臺銘呼籲大家「沒事待在家」，有如古代皇帝的「何不食肉糜」。他可安在家中依靠剝削工人繼續賺錢，但服務業工人卻被迫放無薪假而捉襟見肘。蔡英文說勞工「可以請」防疫照顧假，但沒有對工人發放任何補貼，等同鼓勵企業為保利潤而要求向工人開刀，就像雄獅旅行社卻強迫80%員工放無薪假。

原本第三級警戒下學校停課為的是要避免群聚感染，但對於工人階級的家長來說，去放無薪的防疫照顧假在家照顧小孩就等同於餓死，而放任小孩獨自在家沒有照顧卻很危險。因此還發生醫護帶小孩去上班的狀況，這不免增加群聚感染的機會，蘇貞昌此時又反過來宣布：「家長無暇照顧子女仍可送至學校」，這就完全違反了學校停課的政策原意，同時亦意味著雙職父母的學童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

勞動部宣布物流產業「可適用『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加班、免除七天休息一天的規定，每日工時亦可超過12個小時，每月加班工時可突破46小時上限。」這簡直是病急亂投醫，現在社會急需的是疏散集中勞動的工人，以防工作場所疫情大爆發。但現在卻趁火打劫強化了物流工人的血汗剝削。

臺灣貨運倉儲產業工會發出聲明指出：「松綁工時上限來達到提升產能運能的方式，稍有不慎便會讓資方大開後門，打著防疫大旗恣意剝削勞工。」並指出：「物流業勞工大量增加密切接觸風險，高壓過勞的工作環境恐使從業者免疫力下降，一但發生群聚感染，更將嚴重影響民生物資的配送任務」

此外，跨國藥劑企業為了牟利而生產疫苗，並利用專利限製技術的分享，致使疫苗全球分配造成重大障礙。臺灣之所以無法采購足夠的AZ疫苗，正是因為新加坡、以色列以翻倍的價格和世界藥商購買AZ疫苗，唯利是圖的藥廠見錢開眼，只管向最高價買家出貨，無視各國實際疫情所需。富國囤積疫苗，大量疫苗因過期而遭廢棄，但小國、窮國則不夠疫苗使用，可見世界資本主義下的不平等。

征召的醫護

因北市防疫醫護人員嚴重不足，北市長柯文哲征召退休、離職醫護加入防疫工作。僅僅在一日之內就有1200名醫護報名，這些醫護願意為了廣大的基層人民與社會運作站上防疫戰場的英勇精神值得贊許，可見真正犧牲安危抗疫的是前線工人，而非口頭吹捧的資產階級政客。

然而，政府虛偽地向醫護人員說「國家需要你」，但其實是要基層醫護為醫療商品化和資源短缺作出犧牲。但需要警告的是北市府的「征召」僅僅是面對平日並不充足、卻也不願花錢訓練的防疫醫護人力的應急作法，他們之所以選擇退休與離職醫護，只是因為可以更少壓力的進行解雇與調度。早在去年二月，招募了284位「護理誌工」。近八成誌工是在職人員，在200多個日子裏，「無償」﹑「無價」地自主排班。

全國護理人力缺口從18年15000人增加到今年19000人，資產階級政府從未正視醫護血汗過勞等訴求。征召的醫護只有一個禮拜的防疫訓練，根本不夠充足。倘若疫情加劇醫療過載的情況之下，會有更多確診案例送往「加強版防疫旅館」，將會難以應付。新北市一位醫學中心護理師說：「疫情後要離職，過去反映醫院人力問題，卻沒有改善。」她直言，這次政府要求許多醫院增加負壓病房，但增加後，醫院根本沒有多余人力！

不信任政府防疫　工人需要自救

但遲來的疫情殺個蔡政府措手不及，揭穿了它根本沒有真正抗疫部署。蔡政府利用「國民團結」以及經濟數字的表面復蘇，過去一年享受了相當的民意支持，今次造成的經濟後果將會比去年深遠得多，甚至可能成為她的統治陷入危機的轉捩點。過去一年因為疫癥使群眾鬥爭被壓製下來，但從美麗華工會和臺鐵工會反對公司化，以至關於美豬、藻礁和核四的公投，都可見到對蔡政府的憤怒正在增加。雖然疫癥升溫短期內會壓製街上的抗爭，但抗爭的情緒仍在積累下去。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主張，基層群眾不應信任蔡政府的防疫工作。工人階級要自救，就要加入工會或組織防疫委員會，團結鬥爭反對企業裁員及強迫放無薪假，並要求充足的防疫措施。我們主張透過課征財團資本利得稅，給予勞工足夠的防疫津貼、不扣減薪水的防疫照顧假。在疫癥期間應該豁免基層租戶與小商店的租金，廢除學貸與房貸。

然而資本家與財團並不會接受這樣的方案來進行最有效防疫措施與紓困，因為他們只想把疫情所增加的成本轉嫁給勞工，因此工人階級需要把各產業和銀行全面民主公有化，並實行民主計劃經濟。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無力對抗這場大瘟疫，一如它們無力解決全球暖化氣候危機等問題。唯有全球社會主義民主才可以克服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共同協作解決危機。

臺灣：不要假能源轉型　要反資的能源革命

藻礁公投在疫癥下延至12月舉行。這場運動挑戰親資能源政策、爭取到廣泛支持，成為了刺穿蔡政府民意泡沫的第一支針。在群眾反對聲音的壓力下，政府提出號稱避開藻礁的外推假讓步方案，但還是不得民心。藻礁公投仍有41.1%支持度，可見蔡政府的政策已受到巨大挑戰。

外推是政府假讓步

藻礁公投運動聯盟認為這是假讓步，堅持遷址。政府寧願加碼到1300億蓋外推三接，卻不願拿來推動可再生能源，本來可以更有效保護環境 ，但只為維護石化燃料利潤、以及讓財團逐利的「備轉容量」儲備發電。「燃氣過渡到綠能」完全是政府用來拖緩綠能放任空汙的謊言。天然氣還是化石燃料，雖然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煤少，但開采時有甲烷逸散的問題，而輸送過程勢必外泄可觀的甲烷，且甲烷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90倍。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石化燃料，而應該全面采用綠色能源。

蔡政府及財團刻意將三接與廢核對立起來，仿佛讓民眾只能選擇破壞藻礁才能防止核電復辟。其中聯貸給三接營造商的兆豐等銀行聲稱自己支持「非核家園」，這種形象宣傳技倆背後目的只是牟利。

不要假能源轉型，要能源革命

民進黨2030年綠能目標只是要達兩成，但全球可再生能源占比已逾27.3%，可見臺灣的目標遠遠落後。而今民進黨政府為了鞏固支持，跟隨歐盟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2050凈零碳排」（屆時全球將有3.5億人死於氣候異常）。西方所謂「凈零排碳」並不代表著停用石化燃料、全面用再生能源，而是寄望屆時有足夠的科技消除大氣的碳化物，或者讓企業購買「綠色」排碳額。例如，臺積電宣布2050使用綠能和凈零碳排，並在屏東設置太陽能板的同時，卻要摧毀1200公頃的森林。

上述事實已證明「能源轉型」只是麻痺群眾的輿論宣傳。要我們只要靜待政府的部署就會循序漸進解決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但事實是，若不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製度，由工人階級公共民主計劃經濟，正如2018年聯合國的氣候報告所指，現時的氣候暖化會在八年半內將迎來不可逆的氣候災難。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能源革命」。

批判右翼政黨及NGO

向來為臺積電等財團和民進黨護航的臺灣基進，卻說藻礁抗爭者只會在家吹冷氣。基進黨完全是民進黨政府的打手，而且其綱領是親資本主義的，它帶著比執政黨「更臺獨」、「更開明」的假面具，實際上更加依附著財團，是幫助「吃電怪獸」的企業轉移註意力。絕大部分的耗電和排碳源頭來自大企業。臺灣僅10間企業就製造全臺逾四成的溫室氣體，其中包括中油、臺泥、臺積電等。2015年臺灣0.1%有錢人的碳排量是50%基層民眾的314倍。

政府的方案招降了部分專家和環團NGO，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等，使公投運動陷入分裂。NGO並沒有改變社會製度的替代方案、遑論反對資本主義的綱領，他們將問題去政治化，只能在多個現行體製內的爛方案之中選一個，期望在社會各階級的利益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但在資本巨獸與受壓迫的群眾之間找平衡點，就是自然成為壓迫者的幫兇。

什麽是能源革命？

從我們ISA分裂出去的「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采取了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NGO立場。他們將解決氣候危機與推翻資本主義割裂開來。在其刊物《盜火者》創刊號的一文《能源轉型如何走得更盡善盡美（!!）》裏，指「政府需要拿出決心」加大投資綠能。他們認為，只要苦口婆心地勸喻民進黨政府，使他們加大改革力度，而不需要從資本家手中奪回整個經濟，也可以「民主管理」能源轉型。真正革命社會主義者的任務不是要階級敵人下決心做好事，而是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根本無心、無能解決危機，從而動員群眾鬥爭徹底改變製度。

真正的能源革命將會直接打擊資本家的利益，也會挑戰藍綠白政黨的利益，因為群眾鬥爭、向財團課重稅，這些必然受到資本家的抵製甚至撤資。因此能源革命運動必須將電力、運輸、金融和所有關鍵產業民主公有化，意味著剝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才能交由工人階級與受壓迫族群共同民主控製。否則權力一天在資本家手中，普通民眾沒可能有效監督。在民主公有製下才可以全面改用綠色能源、廢除所有石化燃料，並以民主計劃來改組經濟。只有國際的社會主義共同合作，才能解決跨國的氣候危機。

臺灣：疫情下飽受煎熬的勞工階級

臺灣疫情至5月15日開始快速惡化。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本已受盡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在疫情下處境更加嚴峻，群眾的不滿將無法被「同島一命團結抗疫」的官方宣傳簡單地麻醉，只會給未來的工人鬥爭的爆發埋下更多炸藥。

如果疫情爆發之初，民進黨政府不猶豫於影響財團利潤而遲遲不升級警戒，像今天這樣讓三級警戒連續超過五周的慘況本可避免。結果現實卻是將人民折磨得疲憊不堪，勞工階級尤其承擔最大代價。

民眾躲在家裏網上購物，使貨物寄送爆量，物流業勞工應接不暇的同時，更首當其沖被政府和資方強迫放寬加班時數。現在政府還進一步把製造業、批發業、綜合商品零售業、倉儲業等4業別適用勞基法例外彈性，縮短輪班間隔為8小時，放寬加班時數，直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疫情警戒第3級解除。

民進黨政府在疫情爆發前盲目樂觀、得過且過造成如今的惡果，所謂「超前部署」根本子虛烏有。現時產業資本家與政府不是亡羊補牢，反而是聯手利用疫情讓工人面臨過勞還增加傳染的風險，讓公司利用倍增的需求趁機撈錢。

早前，中和工業區員工確診，老板卻下令全公司照常上班，苗栗3電子廠群聚案依然強製臺灣員工上班，私下威脅若請假就對工人不利。即使經過篩檢員工仍擔憂自己是偽陰性，但害怕工作不保只能硬著頭皮上班。

工地工人在炎熱的天氣工作，在搬運重物曬太陽的煎熬下戴口罩很容易出現呼吸困難甚至缺氧，脫下口罩卻擔心被檢舉。營造業資本家為了省錢，工地缺乏基礎的定期消毒、衛生設施和獨立休息空間。工人們只好在室外吃飯時摘下口罩，結果遭檢舉罰款仍要由工人自己承擔。政府明知體力勞動的勞工不可能居家辦公，而密集勞動的場所更只會令他們暴露在更高染疫風險中，卻不勒令營造業停工，並給予工人有薪防疫假。

旅遊業、餐飲業受到疫情打擊只能關店，政府只給失業勞工極少紓困，很多打工人甚至根本領不到。其他的行業員工也面臨裁員和無薪假，這顯示受到新冠肺炎打擊最深的是工人。失業或放無薪假的工人現正面臨迫在眉睫的困境，他們失去收入，沒有錢付房租。房東可以緩繳房屋貸款，但租戶卻不能緩繳租金。面對疫情加劇的住房危機，房東和相關圖利者卻一方面挖地三尺將租戶迫至山窮水盡，另一手卻依然厚顏地拿去大筆政策補助。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認為應強製房東在疫情期間不得驅逐所有房客，並且免卻基層租戶和小商店的租金，違列者的房產應該立即被收歸公有，受工人階級居民民主管理。同時在疫情後基層租屋族也要組織起來，對抗節節上漲的租金，要求實施更有力的租金管製，就像美國社會主義替代 （ISA美國）在我們西雅圖的市議員Kshama Sawant的領導下要求實施管製，並在任內成功課征亞馬遜的財團稅，增加建設公共住房，以解基層工人之困。

疫癥因病毒不斷變種變得更加難以消滅，工人階級必須要現在組織抗爭。資本主義和工人的健康是對立的，在疫情爆發前政府吹噓今年經濟向好，還編列8400億紓困預算，為企業慷慨解囊，但對工人卻吝嗇分毛。紓困貸款政府補貼利息，意味著政府把現在理應用於防疫與公共救濟的公帑送給銀行和企業，方工人對紓困政策和資源用處沒有控製權。

工人急迫需要這筆生活費補償疫情損失，申請緊急救濟卻被重重設限。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抵抗一切的裁員、無薪假和強迫加班，要求在不扣減薪水的前題下選擇留家工作或者停工，並要求雇主提供充足的防疫設備，由工人民主製訂防疫下的工作守則。

我們必須把那些被資本權貴私藏的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並且民主管理，包括醫療系統、藥劑企業、防疫用品以至食品生產等，才能克服為財團利益而犧牲大眾的市場製度。消滅了財團利益的影響，代表勞苦大眾利益的政府製訂的防疫政策（包括警戒升級與產業的開關），才能由衛生專業人員和勞動人民來民主決定，不再為利潤服務，並有效防止病毒傳播。抗疫需要組織勞動力和實行計劃生產，才可以迅速改變經濟生產的模式，以應付疫癥下的社會需要。

臺海會爆發戰爭嗎？

4 月，《經濟學人》雜誌稱臺灣為「地球最危險的地方」。這個封面頭條引發熱烈討論。臺灣怎麽可能被拿來與朝鮮、阿富汗或加沙相提並論？但近年來，特別是拜登政府上臺後的幾個月裏，將印太問題和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放在首要位置，而臺海緊張局勢已經升溫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21世紀中美帝國主義之間劃時代的沖突中，臺灣問題在經濟、政治和地緣戰略上都是個關鍵。對這個名不符實、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國來說，臺灣是可以用來煽動民族主義，在沒有將其拿下之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無法實現。但中共對臺政策不能僅憑這種象征意義來解釋。

中國的紅線

中共政權不能容許臺灣在新冷戰沖突中正式「分裂」到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因此，臺灣正式宣布獨立、美國等大國推動臺獨、美軍駐在臺灣，都是其「紅線」。一旦越過這些紅線，將是中共政權的歷史性挫敗、甚至可能導致其下臺。這就是北京不僅要采用戰狼措辭，而且還增加了在臺灣周邊空域、海域的軍演次數的原因。（2020年解放軍空軍進入臺灣領空達到史上最高的380次，今年則更多）與臺灣沖突密切相關的南海爭議海域，中美兩方行動正在同時升級。北京的行動是警告臺北和華盛頓不要挑戰其「紅線」，並通過民族主義來協助習近平在中共黨內權鬥，以鞏固他對中共黨國的終身統治。

對美方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如果中國與臺灣「統一」，並由解放軍牢牢控製住，這將是美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失敗。在軍事上，控製臺灣將使中國能夠主宰東亞和西太平洋。美國將被決定性地削弱，其與日本、韓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區域大國的戰略聯盟也會開始瓦解。美國作為自1945年以來亞洲主要超級大國的信譽將遭受不可逆的打擊。

與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比較

一些評論員將中美新冷戰與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第二次中東戰爭）相提並論，當時埃及的激進泛阿拉伯主義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國有化蘇伊士運河，令企圖控製蘇伊士運河的英國、法國和以色列遭遇挫敗。蘇伊士運河危機標誌著英國和歐洲帝國主義不再是世界列強。美國置身於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外，任其盟友蒙羞。如果美國未能或拒絕阻止解放軍奪取臺灣，這將標誌著美國的「蘇伊士時刻」的歷史性轉折。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樣的結果對西方資本主義而言會更壞。正如《經濟學人》引述特朗普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所言，當英國在蘇伊士運河遭遇挫敗時，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今天，「沒有另外一個美國在背後等待」

顯然，當今冷戰中的任和列強都不會從人民的福祉、安全或民主權利的角度來看待「臺灣問題」。2300萬臺灣人不幸成為了爭奪印太地區最高權力和控製權的競爭中一粒重要的棋子。在臺灣，人們現在才逐漸明白到各勢力的地緣政治聯盟的完整意義。臺灣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領導（執政的泛綠陣營）利用社會對中共政權的痛恨來推動親美議程並贏得選票，令群眾意識變得更復雜。

在臺灣民族主義的基層支持者中（特別是壓倒性支持獨立並將其視為民主權利保障的年輕世代）仍有一種認知，認為問題可以在臺灣內部解決，也可以通過外交和與美國結盟來解決。但是美國支持了全球75%的獨裁政權，而在其地緣政治利益改變時，曾背叛過對庫爾德人、阿富汗女性、西藏康巴遊擊隊等無數的支持承諾。對於美帝國主義來說，正如過往支持蔣介石政權所展現的那樣，只要臺灣「站在我方」，就算臺灣是獨裁統治也沒有道德上的疑慮。

原則上，由臺灣人民來決定臺灣的未來當然是非常合理，但這無法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不幸的是，臺灣的命運現在是由北京和華盛頓決定，並由他們淩駕於臺灣人民之上進行的「贏得21世紀」的競爭來決定。只有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終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臺灣和其他國家的人民才能決定自己的未來。

「戰略模糊」

中美資本主義都想控製臺灣這粒棋子。更準確地說，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撓對方奪取控製權。正因如此，地緣戰略的僵持不下至今仍是雙方都可接受的。這就是美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外交政策的原因。根據這個政策，美國並不承認臺灣是獨立國家。這是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50年前達成的外交協議，堅持「一個中國」是美帝國主義在當時的冷戰中將中國拉到美國一方以對抗蘇聯而願意付出的代價。因著全球關系變化，臺灣於1971年被毫不客氣地踢出聯合國。

美國對臺的「戰略模糊」政策也由此產生。美國承諾「保護」臺灣（向臺灣出售軍備），但卻沒有表明在中國武力犯臺時會出兵保護臺島。但今天的情況已大不相同。特別是自拜登上臺以來，雙方都大幅加劇了臺灣的緊張局勢。與特朗普反覆無常的政策相比，拜登正在推行一種更連貫、有計劃且（至少到目前為止）有精細的外交戰略來「擠壓」中國，比如組建國際聯盟與「美國已重回談判桌」的言論。習近平政權則強化其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政策和國內鎮壓作為回應。

美國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最終會讓中國能夠武力奪取臺灣。中國海軍的規模現在已經比美國大（中國有360艘艦船，美國僅有297艘）。中國擁有在離本土更近的地方作戰的優勢。美國軍事和外交政策界正在就是否應該放棄過去的「戰略模糊」，轉而主張美國明確保證會軍事介入臺灣的爭論。反對意見警告說，這反而可能會觸法習近平入侵臺灣。

拜登和其重新集結的盟友並沒有完全拋棄「戰略模糊」，而是改換措辭，在姿態上出現微妙變化，以此警告習近平。6月在英國舉行的G7峰會上，以及在此兩個月前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見拜登時，官方公報都提到了「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西方領導人過去從未在他們的論壇上提及臺灣。北京將其視之為挑釁，這也是他們的用意。最近，日本副首相警告說，中國入侵臺灣的話將會「威脅日本的存亡」，這顯然意味著日本會參戰保衛臺灣。近幾個月來，包括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在內的澳大利亞政客也作出類似警告。

7月，拜登的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發表廣受報導的講話，並重申美國「我們不支持臺獨」的立場。這當然不是什麽新鮮事，這是自尼克松與毛澤東達成外交協議以來美國一貫的政策。但坎貝爾演講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警告中國對臺動武都將是「災難性的」。坎貝爾表示，國際社會「明顯感覺到」中國利用香港事件在試水溫，以此評估國際未來可能對臺灣的反應。

坎貝爾的講話暗中承認美國無力阻止中國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但警告中共不要指望對臺灣能夠采取類似的做法。一場激烈的競爭正在展開，雙方都采取更極端的行為來威懾對方。但由於雙方都不能丟面子，這只會助長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

習近平會發動進攻嗎？

那麽中共武力攻臺的危險有多大呢？盡管言辭明顯強硬（中共官方提到「統一」時已經不再加上「和平」），但習近平除非對於打贏戰爭完全有信心，否則不會冒險發動戰爭。由於臺灣的海岸線多巖石峭壁、天氣情況不可預測，從軍事和地理角度看，需要投入大量部隊才能入侵臺灣。除了革命，對於任何政權（特別是獨裁政權）而言危險最大的，正是戰爭以及戰敗帶來的影響，就像1904-1905年的俄國、1982年的阿根廷和許多其他案例所顯現的那樣。在戰爭中被擊敗、被迫中止侵略、傷亡慘重——這些都可能引發政權危機，可能是習近平倒臺，甚至是整個中共政權倒臺。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共將如何統治臺灣？鑒於絕大多數臺灣群眾反對統一與中共統治，中共若要統治臺灣，將需要大規模的軍事占領與警察國家。即使這成功了，這也會給北京帶來帝國過度擴張的危險。在臺灣遭遇失敗以及群眾抵抗，會把情勢的不穩定和社會動蕩帶回中國。多年來向臺灣提出的「一國兩製」設想是有一定邏輯的，並將香港被視為可能的模範。北京設想能夠通過親中共的國民黨或類似的「買辦」政府來統治臺灣，這與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早年沒什麽兩樣。但是，被習近平對香港的血腥鎮壓破壞後，這個選項如今已變得不大可能。臺灣群眾對「一國兩製」反感，連國民黨都跳出來反對。

革命危機

就這樣，習近平對香港的強硬路線讓中共政權在製定對臺政策上陷入困境。中共當然不能放棄「統一」目標，但現在從現實看，這只能通過戰爭來實現。為了動員應對新冷戰，美國軍方多次發出警告稱北京可能會在6年內發動對臺入侵，或如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上將在今年早些時候表示：「比大部分人所想的還要更接近」。

在現階段，這些預測似乎有誇張成分。但是，如果當前的權力天平決定性地倒向其中一方，其他情況則可能發生。比如，當中國發生嚴重危機、革命危機時，習近平或他的繼任者為了將群眾視線從政治危機移開，可能會驚慌失措下發動軍事進攻。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未來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或經濟崩潰，可能會迫使美國從印太地區撤出軍事力量，繼而造成權力真空，以今天的力量格局來看，只有中國才有能力填補這個真空。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及其脆弱和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可能面臨19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作為帝國主義協議的一部分，被「賣」給中國。

這些不同的展望臺灣的命運不會主要由其內部發展決定。越來越渴望獨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需要明白，他們當務之急必須把他們鬥爭與中國、美國和全球工人與青年聯系起來。部分左翼和許多秉持激進民族主義立場的人卻未能明白這種聯系，並傾向於將世界關系、中國、中美新冷戰視為與臺灣政治無關、純粹有趣的外部發展。但盡管大多數臺灣人有明確的獨立願望，在資本主義框架下，臺灣不太可能實現獨立。

坎貝爾剛提醒了大家，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在反對臺獨。資本主義下的臺灣，註定是帝國主義冷戰的囚徒：沒有國家地位、高度軍事化並處於隨時爆發「熱」戰的陰影之下。社會主義者為建立工人運動而奮鬥，為了以社會主義綱領來奪取權力，並廢除臺灣資本主義，完全捍衛臺灣人民自決權，並且作為亞洲和全球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更廣泛鬥爭的一部分。

臺灣：全國三級警戒下的血汗外送員！

臺灣爆發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全國升級到第三級警戒，人們被迫在家工作，因而外送需求增加。但外送員的待遇更加血汗過勞。

有許多外送員在疫情期間因害怕感染不願上樓而被評點負評，甚至外送公司說「若不願上樓，客人有權取消訂單」。在疫情爆發後，外送員要自己承擔護目鏡、酒精等必要防疫設備。

外送平臺商本來就理所當然應為外送員提供安全合理的工作條件，這些增加成本本來理應由疫情底下賺取超額利潤的外送平臺商來承擔。但實情卻是外送平臺商趁火打劫大肆圖利。

防疫成本增加

疫情底下外送員增加更多的跑單、更加血汗剝削，因防疫措施的不足，讓外送員對於平臺更加憤怒。曾有報導指一名外送員送餐給一名居家隔離對象，對方沒有準備無接觸平臺讓外送員放餐，因而只能冒險把餐點送入家中。外送平臺熊貓在疫情期間遲遲不取消現金付款，無視防疫破口與外送員健康安全。

日前熊貓外送平臺宣布，疫情較嚴重的地區在用餐期間每單加碼10元，但同時卻取消對於下雨天雨量加碼，因此這措施並不被外送員買單，以至於出現外送員不足無法送餐的情況。因為在疫情嚴峻底下，10元的「加碼」根本彌補不了外送員工作增加的風險——硬幣紙幣的交換、送餐至防疫旅館、面對不戴口罩的客人等等，對於外送員來說都是危及生命的感染風險。更別說所謂「雨量加碼」的獎金甚至還時常領不到！

因大量外送需求增加，小吃店與餐廳製造食物的速度跟不上，導致大量外送員聚集餐廳外，這不免增加群聚感染風險。在疫情底下，外送員送餐意願下降、人力不足，因而導致外送平臺系統自動「夾單」（同一店家取2單以上）或「疊單」（不同店家取2單以上），而導致拖延送餐三十、四十分鐘，消費者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有權取消訂單，這變相把成本轉嫁給外送員，犧牲了外送員等餐時間。但另一方面，外送員染疫風險的增加同樣都會間接危及到消費者的安全。在這些情況下，都可見拒絕承擔防疫責任的資本家老板是如何傷害員工與消費者。

訪問吳姓外送員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訪問了新北吳姓外送員，他是家樂福的兼職工人，但時薪不足以支撐生活開銷，導致他還需要出來跑外送才能應付生活基本開銷，在外送平臺中他一個月工時113小時、跑了235個訂單，一個月共賺了16988元，平均起來一小時才賺127元，遠遠低於法定工資每小時158元。

外送工人工作毫無任何保障，資本家在疫情艱難的情況下只把責任通通推給員工，任由其自生自滅。吳姓外送員說：「外送員自己所負擔的成本中，機車的成本最貴，我買了二手機車所以常常送去送修，買車到現在共花了5000元送修，加上搬家以及最近出車禍就賺不了什麽錢。」「有的同事，可以一天跑50個訂單，但要花16個小時去跑，這等同於只剩下8小時可以休息睡覺。我最多紀錄一天跑12個小時，接了24個訂單，賺1800元，但這是非常辛苦的，連吃飯都沒有時間！而且最怕出車禍和機車壞掉，尤其是撞到別人的機車，那就需要賠別人錢！」

組織工會抗爭！

世界各地所謂外送經濟興起，但外送員同時卻是最欠缺保障的一群。英國早在2018年外送員發動過罷工抗爭，隨後更蔓延至歐洲多國，工人之間團結串聯。即使在專製的中共管治與打壓下，外送員依然組織起「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揭露外送平臺侵害欺壓外送員的黑幕，並奮起與之抗爭。中國官方急急將之鎮壓，亦正顯示出工人組織起來後力量之強大。國際社會主義道路支持全國外送員產業工會的成立，外送員的血汗過勞不滿並沒有因疫情而下降。外送員在疫情底下增加了許多送餐服務工作，為了社會的持續運作做了重大的貢獻，然而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社會卻沒有給予足夠防疫設備與津貼，反而給予他們歧視與汙名。因此外送員產業工人與全國產業工人需要共同組織抗爭，爭取提高收入和要求資方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和風險保障。新成立的全國外送員產業工會是一個好開始，工人階級需要獨立於藍綠白之外的獨立工會力量，以街頭宣傳以至組織產業行動為重心，才能團結工人對抗資本剝削。

臺灣：疫情加劇醫療暴力！支持工會組織抗爭！

在雙和醫院，發生新冠肺炎病人砍傷護理師事件，第一時間雙和醫院對外聲稱只是被「劃傷」，企圖淡化這起暴力事件，實際上受傷的三名護理師中，一名韌帶與神經被砍斷、一名氣胸、一名腹部遭砍傷——這樣的工殤將造成日後工作的困難，也將花費非常長久的時間才能康復。然而在疫情下，病人對護理師的暴力攻擊，並非單一個案，亞東醫院、臺大醫院、北市聯醫皆發生確診病人對護理師的暴力攻擊事件。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反對醫療暴力，醫療暴力的發生有其根源——臺灣醫療暴力從2016年133件上升到2019年322件，然而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數字。

從二月到五月，護理師離職人數高達795人，盡管蔡政府「下令」補足醫療人力，但防疫護理師是需要接受一定時間訓練才能自主工作成為可用人力，並不是一朝「下令」就能像魔術般補足人力，這是需要真正超前部屬訓練防疫護理師才能有效準備，但疫情揭穿了蔡英文政府的唯一部署就是維護財團的利益。

新北市防疫護理師的公告薪資是一天7500元，護理師報到後卻被告知是病房一天5000元、社區篩檢一天2500薪資，政府一方面呼籲「國家需要你」，但又在防疫薪資上欺騙護理師。面對疫情的高風險、穿著悶熱的「兔寶寶裝」、醫療暴力的危險下掀起的離職潮，又有多少人願意投入防疫工作呢？

防疫護理師僅僅接受了一個禮拜的訓練就被推上防疫戰場，部分一般病房的護理師甚至還未受到防疫訓練就成為了專責病房的護理師！加上病人承受新冠肺炎的癥狀、在封閉的病房中獨自面對未知的恐懼、無助，才造就病人暴力攻擊現象特別突出。

在這次的疫情中，根據一位基層護理師的描述：「主管在一天內要求護理師回覆是否留下來照顧新冠肺炎的病人，主管負責開張專責病房，卻把它交給留下來的護理師自己想辦法，然後丟一些別的單位的資料，要護理師們憑空想像照做，把一般病房改造成專責病房。」

每當醫療暴力發生，衛福部與院方都說「積極給予關懷及心理治療」，然而卻缺乏實質作為。基進黨作為民進黨政府的打手，要大家看陳時中為醫護人員哽咽的影片並為此舉辦征文比賽，但跟著蔡政府感謝醫療人員的「無私奉獻」，並不會讓護理產業工人有任何實質幫助或欣慰。

在三十年前，臺灣醫療尚未完全大規模私營化、市場化，醫療暴力並非廣泛的社會問題。但當醫院開始利用更少的護理人力，一人當三個人用，並為了賺取更多利潤把原本分門別類的專科病房改造成大雜燴的混科病房，這讓護理師需要去學習龐大、不同科別照顧技術與知識，加上護理師常跨科別病房支援、畸形班表導致作息不穩等狀況，在疲倦過度的狀態下又無法有足夠的精力去落實全面照顧病人，才造成近年來醫病暴力增多的現象。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支持各護理工會反對醫療暴力，同時我們明白到這是撙節政策和市場化造成的悲劇，罪魁禍手在於政府和資本家。但病人沒有得到充足而公平的資源分配時，製造了醫病之間的緊張關系。製度不改變的話，悲劇只會繼續發生。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告訴我們，醫療部門的工人階級能爭取社會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抗爭的角色將逐漸擴大。尤其在很多去工業化的國家中，醫院已經成為了有最大規模團結力量的工作場所之一。由香港、緬甸、法國、愛爾蘭以至南非等，多國的醫護人員在疫癥期間都發動罷工，對臺灣醫護來說是很好的示範。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支持醫護人員組織工會，團結鬥爭，要求全面補足有防疫訓練的護理人力，在不扣減薪水的前題下實施八小時工作製。醫護人員應大幅增加防疫津貼，由向財團增加的富人稅來埋單，並在工會的監督下發放給前線醫護，避免津貼被資方拿走或拖延發放。醫院要確保充足的防疫裝備和隔離房。護理產業工人鬥爭須要求將所有私營醫院、藥劑企業以至全部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營運，並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護理工人是鬥爭的前線，要團結全國其他產業工人共同抗爭，才能擊倒真正的病毒——資本主義製度。

臺灣：同婚合法兩周年　抗爭並未完結

臺灣同婚通過已超過800天，然而抗爭未並完結。今年五月，一對澳門、臺灣跨國同誌取得登記權，這是群眾鬥爭勝利的一小步。然而，內政部仍未撤回違憲的跨國同婚限製函釋，使法院裁決無法一體適用在其他跨國同婚者身上。9月11日伴侶盟公開邀請民進黨黨籍、內政部長徐國勇辯論跨國同婚，然而卻未見徐國勇現身！

日前，針對跨國同婚蔡英文總統口口聲聲說：「高度重視這個議題。」結果卻是這兩年來法務部推給內政部和移民署，又推給司法院，沒有一個政府單位重視跨國同性伴侶的結婚權，可見性別平權解放不能仰賴政府官僚與藍綠白政客，而是須建立群眾組織推動鬥爭！

另外，臺灣首例跨性別免手術更換性別，也在9月23日法院判決勝訴。這也是鬥爭一小步的勝利，但此案例同樣因內政部仍未撤回強迫人民需動手術才能更換性別的釋函，而無法一體適用在所有跨性別者身上！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徹底的跨國同婚、跨性別免手術更換身分證性別註記等LGBTQ鬥爭。現時，同婚伴侶若有一方的國家不允許同婚，在臺灣依法無法登記結婚，因此港臺伴侶與中臺伴侶都不能享有同婚權。在去年甚至出現了中國與臺灣一對女同誌伴侶為了可共同生活，安排中國女方與臺男假結婚，最終事情曝光而無法再度入境！我們認為跨國同婚不能排除任何國籍，否則就是種族和國族歧視。

恐同主義仍在教育、職場和宗教系統裏無處不在。臺灣同誌諮詢熱線協會公布臺灣首次同誌（LGBTQ）學生校園經驗調查。調查結果指出，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表示曾聽過老師、教職員發表恐同言論。僅有十分之一的學生表示，就讀學校有反霸淩、反騷擾的政策。調查結果也發現，跨性別學生更容易因為自己的性別、外表、性別認同及性別氣質表現而感到不安全，並因此避免使用學校廁所、遊泳池等性別二分的空間及設施。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全面的法律權利，但單單這樣並不足夠，學生和工人需要組織起來為保障同誌的物質條件而鬥爭，包括要求校園、企業和社區製定反恐同措施，包括落實性平權教育、設立學生會與工會監督的投訴機製、設立同誌友善的廁所、更衣室、庇護所、 免費的性別傾向心理認同諮詢 。

此外，臺灣LGBT鬥爭需團結聲援中國LGBTQ鬥爭。習近平因統治陷入危機，企圖鞏固一男一女核心家庭體製，以施加強力的社會控製。許多LGBTQ的公眾號與媒體被強迫關閉，並將LGBTQ抹黑為「西方價值」、「境外勢力」以煽動民族主義。中共官方宣揚陽剛文化、貶抑陰柔風格的男性及男藝人，加強對LGBTQ的歧視。LGBTQ在中國遭到全面的打壓，不僅沒有同婚的權利，甚至不少學校的官方教材中居然仍稱同性戀「是一種心理精神疾病」。同誌權利是民主權利之一，我們必須明白中國的LGBTQ運動是對抗專製鬥爭的戰線之一。

恐同和獨裁的猖狂是沒有地域限製的，唯有中國與臺灣群眾需要團結鬥爭，打倒整個父權資本主義體製，才能實現真正的性別平權解放。

臺灣：男女勞工團結捍衛女性夜間保護措施！

臺灣勞權和女權再次受到打壓！八月，大法官釋憲取消女性夜間保護措施，讓資方可以讓女工於晚上十點到隔天早上六點間工作，不需要工會與勞議會議同意。

法庭聲稱為男女平等，亦取消了女工上夜班資方須提供必要安全衛生設施、交通工具和女工宿舍，因為男性沒有這些設施！稍有常識都明白女性受到性侵害的機會比男性高得要多，因此需要這些保障。這種做法本末倒置，使夜班女工的人身安全威脅加大。釋憲取消女工夜間保護，只是為資方開辟道路，不但沒有落實性別平權，反而是對勞權和女權的攻擊。

資本家進一步壓榨工人的目的大家都知道。釋憲後一則高階醫管師投書出現在《自由時報》上，指出「限製工時，對於『願意加班的勞工』不合理」，企圖進一步消除各行業的工會權與以及工時規管。勞工的「加班的自由」只是老板奴役工人、剝奪其私人生活時間的自由！

女工是自願上夜班嗎？

女工從事夜間工作的主要原因復選調查，67.14%女工上夜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可獲得更多津貼」，而因為「因應公司要求」的則有56.43%，證明大部分女工是因為生活困頓所苦、為了賺更多錢，而且被資方強迫排夜班，而非「自由的選擇」。

根據職安研究所報告，從事夜間工作產業中，有女工工作產業的高達64.29%。在這當中，女性從事夜班中實行輪班製的比例高達52.78%。而研究指出輪班製所造成對於身體的傷害，遠遠大於固定夜班製，通常要花三到四天才能恢復身體的生理時鐘與代謝。

調查同時指出有93.21%女工因夜間工作影響生理周期，威脅身心健康的則有69.64%。根據研究夜班輪班女工比白班女工不孕高80%。臺灣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新聞媒體，為了未來產能、勞力的需要大聲疾呼提高生育，蔡英文政府更提出所謂了微薄的育兒補貼政策（當然背後只是為了自己的選票），但卻同時取消女工夜間保護措施與工會權，這難道不是很矛盾且虛偽嗎？

法庭是資本家的工具　勞權鬥爭要靠工人

藍綠兩營都提出填補法例漏洞的對策。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臺灣）支持勞工不分性別的夜間保護措施，但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取決於在職場建設屬於勞工自己的工會，以群眾鬥爭的方式抵抗打壓，而非仰賴曾經推動砍七天假、勞基法修惡的藍綠政客。藍綠兩黨都不介意為勞權作出小修補，但他們終究是財團利益的護航者，因而都害怕工人階級的獨立組織和鬥爭。

明年一月份就開始要給付輪班勞工津貼，且資方需給付加班費，不能再推搪說輪班「不算工作」、只屬「待命」。資產階級法權在此時釋憲取消女性夜間工作保護，為資產階級開了另一個削減勞力成本的手段，以性別平權之名行為資方減少成本開辟道路。可見法庭不是中立的，而是保護資本家利益的機關。而只有強大的工會組織和群眾鬥爭，才能避免勞權的改良成果被偷偷盜走。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臺灣）捍衛女性夜間的保護措施，捍衛工會同意權。我們支持在生活工資的前題下，落實真正的八小時工作製，且讓工人自由選擇上班時間。工人一定要組織起來，加入工會團結鬥爭，才能停止法庭和資本家的打壓，並且提高工資至可生活水平，才能免於被迫上班夜班的奴役。

臺灣：美麗華罷工勝利後　要抵抗資方報復

當勞工階級在疫情中受盡解雇和過勞等壓迫，美麗華高爾夫球場勞工也遭到解雇，但他們發動罷工持續105天，抵抗種種壓迫，並成功復職，迫使企業撤回絕大部分的訴訟。這場勝利應該傳入更多工人的耳朵，統治階級唯恐全體勞工親眼看到並且爭相仿效！

美麗華工會成員曾為了反對解雇在2018年罷工並贏得復職。罷工展現了勞工團結鬥爭可以多麽有力量，這是為何老板黃世傑不到五年就再度發動瓦解工會的攻勢，玩弄企業並購法，開除工會領袖並把剩下勞工拆分到四個公司，讓員工都剛好未達30人，因而無法合法組織企業工會。

5月11日罷工開始了！加入罷工並非毫無代價，他們遭到資方的濫訟和解雇、承受家庭的壓力，但美麗華勞工罷工就是犧牲自己短期的利益，換取整個企業以至全體勞動者的長期利益。

罷工因為疫情封城而受到了孤立。工運和社運團體不能大力動員聲援行動，而工會積極走到臺北車站宣講，力圖打破地理和輿論上的孤立。美麗華資方企圖利用群眾對疫癥的恐慌，責難罷工糾察線的群聚，並以此藉口拒絕出席勞資會議。更可恥的是，美麗華資方一手開除勞工，一手把這些勞工納入員工名單向政府申請紓困，企圖以不實資訊領取高達348萬的公帑。

因為資方嘴臉比平常兇惡百倍、穿著保全製服的打手在罷工糾察線恫嚇工人、勞動局官員想結束罷工只是為了把牲畜趕回待宰的羊圈，中央和地方執政的藍綠兩黨對這場罷工充耳不聞，遲遲不撤回濫訟的法院，使工人在短時間內明白到政府和法庭不過是資方的幫兇，只有自己的鬥爭才能對抗這一切打壓，鬥爭的經驗和意識迅速成長，最終獲得勝利！

罷工結束後，資方就立刻展開報復，繼續濫訟工會領袖、將工會會務假記為曠職。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支持工會繼續組織和擴大，並積極對外宣講爭取大眾支持，準備再一次的反擊！民進黨政府過去打壓工會權利和提高組織門檻，現在則會縱容資方走法律漏洞、秋後算帳打擊工。經此一役，工運不應再信任藍綠白任一黨，而應該建設自己的工人政黨，對抗資本主義，讓工人徹底將世界改造為沒有壓迫的社會！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臺灣）主張：

資方停止秋後算帳及濫訟工人
譴責民進黨縱容資方打壓工人
取消工會組織門檻及單一企業工會限製
將企業公有化由工會民主參與和監督企業決策，包括紓困金派發與公司合並或拆分
不信任藍綠白三黨，建設工人群眾政黨

ISA Taiwan 於 11 月 28 日發起了聲援彭帥的抗議活動

　中國網球冠軍彭帥在11月2日因舉報中國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隨後「被消失」，明顯是中共將她綁架，並使她噤聲。正值中國舉辦冬奧前夕，事件已經震驚全球，而中共拙劣粗暴的回應令危機進一步化大。彭帥勇敢站出來指控中共權貴性侵，其勇氣可嘉，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此表示團結聲援。

　　中共為了製造彭帥人身處於自由和安全的假象，由官媒播放一段彭帥現身餐館的影片，但其刻意造作令人廣泛質疑造假。由始至終中共對性侵的指控只字不提，更封鎖網路上的相關消息，連關於網球的帖文都刪掉。

　　而上周末國際奧委會在其主席與彭帥視訊通話的影片公布後，就發出聲明指她在北京的家中平安無事，明顯也是中共與國奧會的自編自導。國奧會為了壓製社會對彭帥案件的憤怒，全力配合中共所擬定的劇本演出。國奧會的高層向來都貪汙腐敗、性別歧視、與獨裁政府合作的機構，根本是體育界的寄生蟲，應當解散。

　　中共向來包庇性侵嫌犯，由中央電視臺前主持人朱軍的性侵案到阿裏巴巴經理強奸女員工案，都阻止公平的調查和審訊，早已使群眾的憤怒積累起來。面對女權運動的興起，獨裁政權只會加強鎮壓，迫害女權分子及打壓女權組織，更剝奪離婚權、限製墮胎權、延後女工拿退休金的年齡，企圖以父權主義鞏固獨裁政權。但這一切只會適其反，引起更大民怨。

　　近年全球女權運動興起，改變了群眾意識和公眾輿論，造成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使國際網球協會（WTA）都表態不信任中共的謊言，更表示準備撤出中國市場。我們在此呼籲臺灣的民眾、女權分子和運動員都共同支持彭帥。

　　然而，我們並不信任美國拜登政府。他們虛偽地表示關註事件，但「五眼聯盟」成員國考慮采取的所謂「外交抵製」冬奧，即繼續派運動員出席、只是官員缺席，根本如同無所作為。美國帝國主義只是為了爭奪地緣政治的利益而利用「人權」事件攻擊中國，但卻不能舍棄冬奧帶來的龐大商業利益。我們要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抗爭壓力，才能有力挑戰中共獨裁，而不能依靠西方政府的介入。

　　11月25日為國際反性暴力日，我們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全球發起女權行動。我們聲援彭帥，要求停止迫害彭帥，舉報性侵無罪，中共性侵、綁架有罪。反對中共網路審查！我們要求獨立調查張高麗性侵案，而因為中國法院徹底受中共操控，只有打倒獨裁政權，才可能有公正獨立調查事件。我們要求解散國際奧委會，由運動員和群眾民主控製體壇盛事。

二零二二年

臺灣：解決住房危機　需要群眾鬥爭

「這四年來你過的好嗎？你買的起房子嗎？」九年前蔡英文臉書貼的宣傳圖文被翻出來引起網上眾怒。

蔡英文在2016年選前承諾實現居住正義，但執政六年來房價不僅沒有下降，反而2021年成為房價創新高的一年。臺北住房所得比為16，意味著平均每人要不吃不喝工作16年才能買到中位價的住房，這數字已是世界排名第十高的城市。然而這卻只是表面的數字，臺北市擁有三房的房價平均2500萬元（新臺幣，下同），臺北服務業與工廠工人薪資中位數4.2萬元，實際上對一個基層工人來說，要不吃不喝五十年才能買得起家庭式住房。如果選擇不買房而租屋，臺北市電梯大樓租房平均4萬3000元，就算是雙薪家庭租屋也超過了總收入的一半。

民進黨拒絕囤房稅

2016年蔡英文提出「八年二十萬社會住宅」政策，實際上只完工0.1%，且還是2017年時世大運選手村改建而成。蔡政府主要推動過向房東妥協的軟弱政策，例如讓房東減稅為誘因，讓其租屋成為社會住宅。但即使包含這項政策帶來的數目，16年承諾的政策仍留下12萬間社會住宅的缺額。

房屋囤積在少數人手上，且這些少數人手上的空屋越來越多。根據統計，擁有10戶以上房屋者手上的空屋有18%。2015年到2021年，非自住房屋從54.6萬戶成長至69.7萬戶。蔡英文為了回應住房問題的壓力，元旦演說中提及會重視居住正義，但隨即兩天後財政部就宣布不修改囤房稅，揭露了民進黨親財團本質。

蔡政府知道高房價壓製住經濟發展，使民眾生活負擔嚴重，以致消費力低下，並且使生育率處於危機水平。然而她作為資本主義體製的代表，並不能、也不願意傷害資本家的利益。而時代力量在立院提出，要求提高房屋稅最高限製從3.6%稅率升高到10%，並根據持有者的房屋數目而調整累進稅（囤房稅）。但它並不是一個主張工人鬥爭的政黨，沒有群眾鬥爭，在議會內提出相對進步的方案註定會被否決。

臺灣經濟和房地產已經形成了緊密關係，統治階級害怕倘若推動有力的打房政策，會導致經濟陷入更嚴重的低迷。根據惠譽國際信評的統計，臺灣自用住宅的貸款，占GDP比重已達85％，可見住房負擔極為嚴重。

政府大量賣地，而後建商高價標下成為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由於地方政府依靠賣地作為收入，在18年後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增加賣地，建商再透過高價標下土地，進一步讓周圍住宅與土地價格、租金上漲。而蔡政府因為避免地方政府陷入財政短缺，也必需要縱容這種行為。光是臺南市在18-21年就賣出了300億的12萬坪的土地（1坪約等於3.3平方米），賣地的金額比起14-17年成長了23倍。

工人階級不應相信藍綠財團專製能解決住房問題。在2020年立委選舉中藍綠立委有一半的政治獻金來自於建商財團，遠東集團（旗下擁有遠揚營造、亞東水泥）在2016年就資助了藍綠兩黨政治獻金共5800萬，而知名的地產業者興富發就資助了藍綠兩黨1160萬元，註定他們是為財團建商服務，而非基層工人的住房需求。

組織群眾抗爭實現一個免費公共住宅政策

正如我們美國西雅圖Kshama Sawant推動與組織租客運動，歷史性阻止租金上漲一樣，並迫使市政府大量增建公共住房。這證明要靠群眾鬥爭的力量才迫使議會改變政策。

社會主義者支持囤房累進稅這種改良政策，同時也要知道其局限性，因為資本家往往有辦法避稅。目前所囤積的空屋，早就能滿足全臺工人的住房需求。全臺租屋需求共300萬人口（包含學生與工人），全國空屋高達166萬間。一間空屋能住兩個人，已足夠立即滿足300萬住屋需求。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將所有空屋公共化，分配予所有租戶。

當然這政策會引來銀行和建商拼命反對。在資本主義下金融銀行與建商把持著經濟命脈，且給予藍綠兩黨龐大的政治獻金，藍綠財團專製並不會挑戰財團與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我們需要透過群眾抗爭奪走資本權貴的權力，把全國的金融銀行與建商、住房公有化並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取消所有基層工人的房屋貸款，讓每一個人都能夠住得起房，讓房屋不論為資本炒作工具。

[左翼反共人士]

工人階級的政論選集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2012：鬥爭的一年，新希望的一年

他們說2012將是“末日之年”，但我們知道2012將是鬥爭的一年，或將是新希望的開始。

過去的2011是全球憤怒的一年。從美國華爾街到俄國莫斯科，從埃及開羅到希臘雅典，英國倫敦、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裏、智利聖地亞哥、突尼斯突尼西亞、印度新德裏、馬來西亞吉隆坡、……全球數以億計怒不可遏的民眾一呼萬應，舊世界與舊精英在億萬怒吼中瑟瑟發抖。

2011年的中國，從嶺南閩粵到漠北草原，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從大都市到小鄉村，億萬工人、農民、青年、少數族群和廣大民眾前仆後繼地加入到風起雲湧的抗爭中。一年之中，30萬起群體事件、10萬起罷工，上萬起暴力抗爭與騷亂。憤怒的火焰已經越來越接近爆炸的臨界點。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

“2012世界末日的預言”只是個無稽之談，但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人們對於現實世界厭棄與絕望的心理寫照——“時日俱喪，吾與汝皆亡”。不過我們後人的歷史書或許會記下如下的話：

在21世紀初第二個十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與強大無比的資本在長期的危機面前束手無措。新自由主義的一神教被徹底唾棄，資本主義遭到了歷史性的挫敗。一切統治者被顛覆，一切壓迫者被壓迫。新紀元的大門已經打開，真正的人類平等解放從那時開始……

這一切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我們今年今日今時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絕不會以厭世和消極的態度等待罪惡的舊世界自我終結，更不會寄望於詛咒與乞求能贏得造物主的垂憐。

是的，還會有黑夜，還會有沈寂，還會有寒冷。但無論夜多黑，黎明終會來臨；無論多沈寂，吶喊終會迸發；越是冰冷的壓抑，越是熾熱的反抗；億萬雙渴望的目光，如林般舉起的拳頭；社會的主人必將重新聲張自己的權利，這不僅僅是權利，更是責任；這不僅僅是責任，更是希望。

普羅米修斯的後人們，高擎起火炬，焚毀舊世界，照亮新世界！

革命！將是我們對舊世界的回答。

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一個深陷危機的制度

本文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就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所發布的公開文件。文件將遞交給1月份召開的工國委國際執委會會議進行討論。經過會議上的討論與修改，文件最終的英文版本將於1月底在socialistworld.net網站上發布。

一個動蕩的世界

1.自從上次世界大會以來，僅僅過去1年，世界已陷入持續的動蕩中。我們已經見證了中東和北非的數場革命，11月末在開羅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流血沖突顯示革命仍在持續中。與之相隨的是埃及舉行的選舉。在埃及國會選舉的第一階段，伊斯蘭黨派似乎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根據選舉的初步結果，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正義黨獲得36.6%的選票。極端保守的信奉薩拉夫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光明黨（al-Nour party）在埃及27個省中的9個省中贏得了幾乎四分之一的權票，包括開羅和亞歷山大的城市地區。另一方面支持穆巴拉克政權的黨派只贏得了3%的選票！到召開國際執委會的時候，選舉將會完成。我們對這一次選舉的意義將會有一個更好的了解。

2.工國委（CWI）在世界大會上采用的文件，已經預見到了革命在這一地區的爆發，特別是埃及（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敘述事態的發展）。這需要和希臘的革命運動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群眾性罷工和抗議相結合起來分析。新的社會爆炸出現在意大利、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地方。甚至看似“最強大的”或者說目前“未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不會對從所謂“邊緣的”南歐傳播來，即使不能說是革命的至少也說是激進的病毒具有免疫力。而美國同樣見證了大規模的“占領”運動，其影響使部分工會也卷入其中。

3.世界和歐洲資本主義持續的深度危機為這些事件提供了動力。而“主權債務”亂局極大地加劇了危機。這可能會導致歐洲出現國家破產和歐元區崩潰，近而對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產生嚴重後果。這場危機已經導致眾多國家的政府和總理被推翻或下台： 僅僅在過去的一年中，意大利令人厭惡的貝魯斯科尼、希臘的帕潘德裏歐、西班牙的薩帕特羅、葡萄牙的蘇格拉底和愛爾蘭的科文紛紛下台。

4.在此之前突尼斯的本•阿裏，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紮菲，以及之後也門的薩利赫相繼被推翻。而中東和北非的群眾運動和革命並未完成其使命；這一地區的其他政府也很可能在下一階段被推翻。歐洲可能同樣面臨進一步的動蕩，導致現政府的提前下台，法國總統薩科奇可能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失敗而下台，同時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也可能會破裂，導致提前舉行選舉。令人絕望的影響整個歐洲的經濟形勢不僅僅可能導致卡麥倫政府垮台，歐元危機可能在一系列歐洲國家引發公投。盡管英國退出新的“條約”，但並不能排除保守黨在這一問題上可能發生分裂。

5.愛爾蘭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面臨一次重要公投。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愛爾蘭選民將會對修訂《裏斯本條約》投反對票，只有28%的選民會投讚成票。在英國，同樣可能會否決這樣的公投。如果歐洲其他各國政府都允許在條約修訂問題上進行公投表決，這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在那種情形下，我們（工國委）將被迫支持“反對”運動，正如我們此前在愛爾蘭做的。特別是當《裏斯本條約》和整個歐盟在財政緊縮方案上比以往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造成更為野蠻的損害。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英國勞工運動的議事日程。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中的鐵路工會希望我們積極參與“反對”運動。工國委（CWI）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認為有必要參與。然而我們必須給運動尋求一個清晰的反民族主義特征，無論是否在歐盟內部都支持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很可能會針對這一問題準備專題資料。

“占領”運動

6.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也被嚴重破壞。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面臨其“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英國央行行長金恩（Mervyn King）如此描述），而且還面對深度的合法性危機。這在工人階級群眾性罷工和遍布全球各大洲約1000座城市的世界性的“占領”運動中得以反應出來。

7.盡管運動有其弱點——沒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沒有深深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但它還是激發了廣泛而公開的包括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在內的同情。這場運動與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是在於現今正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下。但是，在許多國家，積極支持運動的是日益孤立的年輕人，以及眾多（假如不是多數）的社會中間階層。然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同義詞，群眾性貧困背景下所凸顯出的極端貧富不均在歐洲和美國的群眾中激發了強有力的回響。另一個因素是在這場危機中，不止是工人階級，而且大量中產階級同樣受到了影響——其中有人還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例如在美國，體力工人（仍被資產階級媒體說成是“中產階級”，以此模糊日益增長的階級覺悟）的平均工資實際上只相當於上世紀50年代的標準；資本主義將會永久發展下去的信仰已被打碎。‘1%’（的人）的財富的無限制的增長為抗議註入了燃料，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集中的資本。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這一點有很多象征，然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現任紐約市市長布倫博格（Bloomberg）同時也是世界上第30位最富有的人）——也就是地球上每兩億三千萬人中才有一個的億萬富翁，——而他試圖通過他管轄的警察撲滅在“他的”城市中發生的“占領”運動。關於這一鎮壓的照片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西雅圖（警方）無差別地對抗議人權使用胡椒噴霧，受害者中包括一位80歲的老年抗議者。

8.這些發生在英國對學生的打擊(提高學費)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嚴厲地報覆性懲罰。英國大學學費大規模增加並取消給予16歲到18歲學生的每周教育資助（英國政府原給高中生每周提供最高30英鎊（約合300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2010年末進行抗議的英國年輕人被捕後遭到嚴苛的監禁判決，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未來遭到毀滅性打擊而進行抗議。但鎮壓並沒有阻止2011年夏末倫敦發生的騷亂。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除非勞工運動能夠對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推動的野蠻削減福利公共開支的政策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否則出於絕望，就會爆發自下而上的不成熟的運動。政府試圖通過將騷亂參與者的“犯罪”來解釋這場騷亂。但這完全被後來的報告推翻，大多數參與者是窮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遭到雙重剝奪。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力量，諸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試圖美化這場運動，將之稱為“積極的”被壓迫者真正有覺悟的反抗！這種想法是同樣錯誤的，而且對於工人階級運動具有潛在的危險。

9.正如發生在希臘的事件，已經被孤立的青年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而不加選擇地和挑釁性地攻擊警察，這為政府鎮壓參與罷工和抗議的工人提供了借口。我們在希臘的同志正確地批評了這種行為，並與之保持距離。這些行為方式，特別是在運動遭遇失敗和挫折的條件下，可能導致一部分失望的青年（他們並不全都來自小資產階級）訴諸於恐怖主義的方式。在希臘的一場示威中，是工人自己—希臘共產黨（KKE）的成員—主動發起攻擊。這些方式完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使這些青年和工人真誠的相信這些方式可以削弱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改變這種錯誤傾向。這些行為持續下去只會使反動力量得益，不僅為政府進行鎮壓提供口實，而且（特別是在這個階段）讓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鬥爭的一部分中產階級甚至工人疏遠運動。因此有必要教育參與抗爭的新一代反對無政府主義方式，這只可能導致工人運動死路一條。我們需要特別指出，在歷史上不是采取爆炸和恐怖主義方式的人領導推翻了沙皇政權和封建主義；而是布爾什維克們，他們基於工人階級采用群眾鬥爭、總罷工、獨立委員會—蘇維埃—工農政權的方式推翻了沙皇政權。

10.最認真和最有遠見的資產階級已經改變了他們最初對“占領”完全敵視的立場，而尋求同化與“吸收”它。他們試圖影響這場運動的“領袖”或“非政治”發言人，通過一個“托賓（Tobin）”或者“羅賓漢”除去資本主義的一些刺眼的瑕疵，即向金融交易征稅。並且在事件轉折的關鍵時候給資本主義高層敲響警鐘。不排除美國政府會采取一些修補性的措施，例如向銀行甚至“富豪”下手。資產階級中的緊張情緒最近被倫敦右翼《獨立報》（Independent）的創建者安德魯斯•懷特阿姆-史密斯（Andreas Whittam-Smith）歸納成：“西方國家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懷特阿姆-史密斯的意圖和他的講話訴諸的資產階級並不準備進行自殺或離開歷史舞台，而是準備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個杠桿來拯救（如果有可能的話）或者修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由於大多數運動領導人缺乏明確替代方案，這有利於讓他們執行這一任務。

11.“占領”運動是自斯大林主義崩潰後最大範圍的全球運動。它比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涉及範圍更廣，並且意義更深。盡管“占領”運動的核心觀點是“反對資本家”，但運動並沒有嚴重地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許多運動領導人沒有建議“制度改變”反而去尋求“修理破爛的制度”。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左翼，甚至像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例如其西班牙支部）這樣的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嘗試去增強這種“非政治”的姿態。這種姿態是由於一部分參與的青年代表拒絕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和反映這些“政策”的大政黨。

12.歷史上，沒有一個階段像現在這樣需要強調組織、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以作為發展群眾中階級覺悟的關鍵重要一步。過去贏得的改良正在不斷喪失。某種程度上，由於歷史性的倒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我們面臨一些列寧當年面臨的任務——，例如在他的冊子《怎麽辦》中提到的，需要一個黨來和錯誤的概念進行鬥爭/在他的例子中包括那些“經濟學家”和所謂的“自發性”反對“政治”等等。當然我們面對完全不同的時期。我們並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我們有工人階級和組建政黨的經驗。但我們仍然需要考慮到人們對（社會主義）深深的懷疑——前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斯大林主義的產物——這影響到了新的一代，導致他們走進“反政治”的死胡同。這在最近西班牙選舉中清晰地顯示出來，群眾提出的口號包括：“他們不代表我們”，“他們都是一樣的”；“選票在歐洲央行的保險箱中”。不僅如此，廢票、棄權和空白票總共有1100萬張，比右翼獲勝者人民黨（Partido Popular）的選票還要多。

13.這一運動在這個階段在一些國家，包括西班牙、希臘以及一定程度上美國，有相當多的群眾參與。這代表了一個必要的階段，即群眾尚處於迷茫中，但重要的政治意識開始重新覺醒。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超過30年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制度，還得到了斯大林主義崩潰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反擊的全面支持。而當前這些運動為那些參與者和旁觀者提供了引發革命性後果的希望。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勞工運動的介入，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介入。馬克思主義在對運動保持同情與審慎的同時，應反對眾多參與運動的人所持有的“非政治化”和“反對政治黨派”的立場。

14.同時，我們也不會迷信一個組織和一個政黨。當然，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群眾性政黨來奪取和掌握政權。然而，這一道路必須根據各種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工人階級自身的經驗而得以發展，而且這一道路也會由於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政黨，特別是具有群眾性特征的黨，在這個爆炸性時期可能不會像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組建的那些群眾性政黨一樣以一種線性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構建起來。資產階級領導們向我們傳遞了工人階級面臨“無窮盡緊縮”的信號，而當前嚴重的危機形勢可能導致發生群眾性起義，這也許最終會迫使群眾轉向奪取政權。畢竟，這曾經在1936年7月西班牙起義之後發生過，也在1975年3月葡萄牙斯皮諾拉政變失敗之後發生過。當時銀行被沒收，大多數工業被置於國家政權的手中。在那些形勢下，迅速建立群眾性政黨的問題被提出，而且變得可能；因為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存在一個主觀因素——不需要數百萬只要有數千或者數萬用政治和理論武裝的幹部就足以幹預局勢。因此不能向現存的反政黨或反政治情緒讓步。相反，（我們）需要明確地表明建立組織的必要性，使之成為能夠吸引群眾的革命一極；從而有能力介入當前局勢，並建立起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尤其是在真正的前革命形勢下，工人階級邁向革命之時，以此來鞏固力量。僅僅在這階段提出這一問題就足以說明政治敏銳性，而這恰恰也是我們在當前時期所需要具備的。

總罷工

15.總罷工強有力地回到了工人運動的議程，特別是在南歐。在希臘，——僅2011年就發生7場總罷工，這其中包括一場48小時的總罷工，這還未包括公共服務部門的各種罷工。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近年來的法國，一日總罷工和部分“總罷工”如火如荼。與此同時歐洲北部正在迎頭趕上，正如英國11月發生的公共服務行業一日總罷工。這是一場龐大而有效的罷工，至少有150萬工人卷入罷工，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罷工，在工人運動歷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比利時總工會試圖在12月2日組織有8萬人參與的白天全日示威活動從而回避關於總罷工的呼籲，但是（工人中）對總罷工行動的支持在不斷增長。特別是在瓦隆尼亞（Wallonia）反對安塞樂米塔爾公司計劃部分關閉其位於比利時列日市（Liège）的平軋鋼廠，工會正式要求國有化該公司。

16.總罷工毫不隱晦地將權力問題擺在了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面前。然而在現階段其沒有以這種方式出現在工人階級的政治前景中。我們已經在之前的文章中概述了這原因：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崩潰後以一種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形式表現的產物；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政治不成熟；擔心（總罷工）超出資本主義範圍的工會領導人犯下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是這些因素阻礙了工人階級從當前形勢中得出全面的必要結論，還有一點就是替代性的革命一極的吸引力微弱。因此代表工人階級鬥爭最高點的總罷工在這個階段，更多表現為群眾性抗議，而不是嚴肅認真地為從資本主義手中奪取權力進行準備。資本主義正在破壞經濟和社會，將工人階級一步步地推向經濟和社會的深淵。然而通過這些鬥爭創造了新一代的鬥士特別是幹部，工人將變得更為強大。而這將改變並深入工人們的思想中，新的總罷工將提出一個工人掌握權力和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替代方案。

17.此外，鬥爭將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希臘持續一日總罷工的數目令人驚訝，事實上就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48小時的總罷工，我們在希臘組織第一個提出和宣傳這一口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希臘工人已經超越了世紀之交阿根廷工人的類似鬥爭。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參與，還包括部分被拖入鬥爭中的中產階級在內的更廣泛的階層參與。因此這可以認為具有一些印度和斯裏拉卡城鄉聯合罷工的特征，幾乎整個人口都參與到這樣的行動中。同時，當群眾在某一個行動領域遭到阻止時，譬如工業行動領域，他們就會轉向替代選擇，如選舉領域。當工業鬥爭和社會鬥爭在下一階段繼續發展之時，那麽它可能使群眾轉向事先許諾的2012年初的選舉。這就要求我們的希臘同志提出工人政府的替代方案以替代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和新民主黨的右翼選擇。對這一方案的準確表達還需要支持它的各方力量進行討論（才能確定）。

中東和北非的革命

18.中東和北非的革命浪潮與希臘的一連串事件構成了過去一年工人運動最重要的發展。突尼斯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埃及為該地區群眾發揮了示範效應。他們也在新殖民主義世界和先進工業國家引發了強有力的共鳴。例如在美國他們激勵了威斯康辛州的抗議，埃及的旗幟飛揚在奧克蘭等地區的“占領運動”上。然而正如所有革命特別是在推翻獨裁者之後的階段裏，主要任務已經完成的幻想在當地群眾中漫延。事實上，因為革命尚未完成，從一開始革命和反革命勢力就在爭奪最高權力。自由資產階級和伊斯蘭主義者都試圖與舊政府的殘余勢力共同來抑制革命。他們試圖造成一種“民族團結”的階級調和情緒。他們本能地反對所有組織獨立行動或工人組織的嘗試。此外，在群眾中,由於一開始會本能地尋找最小阻力的路線，也存在這樣的情緒。即使有強大革命政黨從一開始就試圖警告工人階級並反對這一情緒，例如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這一情緒還是能存續一個階段，而使階級合作主義者們得以建立聯合政府。需要經過時間和各種事件,並有革命力量的介入，才能改變這一情緒。而在埃及沒有處於地下的群眾力量能勝任這一任務。

19.在現存的政治真空中，如歷史上其他事件一樣——斯大林主義政權下的波蘭，伊朗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植根在群眾基層中的宗教勢力從一開始就能提供一種有吸引力的反抗力量，在其周圍能調動起對抗獨裁政權的反對派。在埃及伊斯蘭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各清真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們遭到迫害，他們在穆巴拉克甚至更早以前的薩達特時代建立了各種慈善機構和企業等，這些增強了他們對被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吸引力。因此在當前的選舉中他們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獲得了目前預計的約36.6％的選票。此外，圍繞著光明黨（al-Nour）更原教旨主義的右翼伊斯蘭沙拉菲教派，與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和堅持基地組織教義的更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教派聯系起來。他們似乎很成功，在12月5日已經投票的城市得到了幾乎四分之一的選票，並很有可能在農村獲得更好的結果。

20.如果他們被允許組建政府，那麽兄弟會將受到認真的檢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是一個比過去更保守的勢力。他們曾放棄推翻獨裁的鬥爭，專註於建立為貧困群眾提供食物的組織。他們最初站在一邊旁觀革命而造成分裂，尤其他們隊伍中的青少年沒有卷入鬥爭。不像當伊斯蘭激進勢力最初發展時的伊朗革命，兄弟會政治上很保守，接受自由市場，不支持獨立工會；並讚成“埃爾多安“土耳其模式，而拒絕伊斯蘭“極端主義”，甚至借用土耳其執政的“自由和正義” 黨的名字。該黨被《紐約時報》描述為“運動中心的宗教右翼，而不是狂熱派”。這也是在整個地區受“溫和”伊斯蘭勢力歡迎的模式，包括突尼斯伊斯蘭覆興黨（Ennahda），該黨在近來的突尼斯選舉中嶄露頭角。然而埃及軍事委員會（SCAF）沒有拱手將全部權力讓渡給“平民”勢力的意圖。另一種“模式”是巴基斯坦，在那裏軍隊和將領從巴基斯坦建國以來一直在政府和議會後面“垂簾聽政”。

21. 在推翻穆巴拉克時人們對軍隊有很大的幻想——“軍隊與我們一起”。在基層士兵甚至在很多的中層軍官中確實如此。 然而，正如那時我們所警告的，那些高級將領與舊政府是一體的。事實上，我們在當時曾評論說這實際上不過是軍隊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帝國主義勾結下對穆巴拉克實行的“軟性政變”。但他們現在被正在進行的革命嚇壞了——它曾經是一場革命，而如今仍然還是——；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後還在深化，而且會進一步向社會和經濟革命發展。埃及擁有所有阿拉伯人中的三分之一人口。埃及革命（首先）是一個群眾性事件，工人階級，特別是在蘇伊士、塞得港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22.一旦群眾從獨裁統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必然提出迫切的社會和經濟要求。曾有一波工人行動——試圖建立獨立工會——已被軍隊有效地扼殺，他們要求對那些推翻穆巴拉克運動中殺害示威者和在11月犯下大屠殺的罪犯進行審判。自二月事件後巨大的幻滅導致人們開始質疑它是否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事實上，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群眾確實是獨立或半獨立地推翻了本阿裏和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他們創造了革命，但卻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制定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綱領。這導致他們沒有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完成革命。

23.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而反革命——獨裁——作為一個巨大制動器極大地阻礙了這一意識。在突尼斯和埃及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一場政治革命，它改變了舞台上的主要演員，但沒有觸及埃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些將軍們擁有各重要經濟領域裏約40%的股份。此外，美帝國主義也已捐贈約1億5千萬美元以促進（埃及政權）“向民主過渡”。埃及軍隊仍然從美國獲得每年13億美元的援助。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軍隊都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主力衛士。一些二月起義參加者現在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真實情況，他們說所有已經實現的目標不過是“換了個窗簾”而已。這是真實的狀態，但對群眾的意識來說並不是如此，尤其是對於參加了革命的青年和工人群眾更是如此。群眾已開始轉向工業行動、社會和政治階段的改變。確切地說現在需要第二次乃至第三次革命。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在經濟和政治鬥爭兩個層面建設強大和獨立的工人組織。

24.帝國主義和其在該地區的代理人完全被革命的爆發搞懵了。奧巴馬和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代表們無力進行幹預，只能單純地表達美帝國主義在扶持穆巴拉克政權問題上的遺憾。薩科齊和卡梅倫也同樣無能為力。在埃及和突尼斯，城市群眾為排除軍事幹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仍然視這一地區有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價值的美帝國主義，完全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拖累住，即使進行軍事幹預是可能的，它也無力做到，尤其無法使用地面部隊。而這同樣適用於其北約盟友。

25.只是在利比亞和一定程度上在巴林的事件上才給了帝國主義建立反革命據點的借口。我們對利比亞事件的分析在北約的幹預和隨後9、10個月的鬥爭結果後經受住了事實的考驗。我們支持在利比亞班加西以及其他城鎮反對卡紮菲的起義。在最初他們代表了反對獨裁統治的真正群眾運動。在趕跑卡紮菲和包括現在被囚禁的卡紮菲兒子賽義夫的追隨者之後，成立的管理班加西的委員會的權力似乎當時是掌握在真正的群眾代表手中，而且其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在這個階段，班加西的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外界幹預。然而，當卡紮菲的軍隊開進到班加西郊區和隨之而來將被屠殺的恐懼，給予了帝國主義通過北約采取軍事幹預的借口。隨後在戰爭的過程中——北約精心策劃指揮的空中和地面打擊——完全改變了“革命”的性質。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反對卡紮菲政權，並呼籲支持真正的群眾運動以在利比亞建立一個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

26. 然而這場對卡紮菲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擁有帝國主義軍事幹預的所有特征。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支持這樣的行動。然而，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帝國主義軍事幹預），這將成為他們難以洗刷的恥辱！反對卡紮菲的宣傳活動包括制造歇斯底裏宣傳和粗俗地誇大事實，如聲稱卡紮菲的軍隊如占據“造反者”控制的利比亞城市，大屠殺會隨之而來。可是當卡紮菲軍隊在米蘇拉塔和其他城市與叛軍戰鬥時，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反而，這被用來掩蓋“造反者”一方進入據稱支持卡紮菲的城市和通過北約進行的空中戰爭真正進行的大屠殺。雖然還無法計算出受害者的準確數字，但估計有3萬到5萬人被殺。這不能被解釋為“革命”的勝利成果。

27. 利比亞事件剛開始表露出來的是一個真正革命的初期特征，但是它被反革命用“民主”的形式顛覆了。由於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和報覆——有時是對完全無辜的人民，包括利比亞黑人和外籍工人，其中有些人在利比亞已經居住多年——讓人民產生深刻的質疑，當前是“民主”還是反革命占據主導。事實上，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明顯成為了帝國主義掠奪富裕資源的新區，特別是它們的石油儲備。過渡國民大會無法在近段時間內完全整合從各類“民主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到卡紮菲政權叛逃者的各種對抗性勢力。利比亞面臨著土崩瓦解，正如我們在戰爭之前警告說，在未來不存在已承諾的民主阿卡迪亞（世外桃源），反而會沿著索馬裏的道路發展，將是一場充滿著種族沖突和部落分裂的噩夢。我們呼籲班加西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並主張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向利比亞群眾提出階級呼籲。該地區的所有國家都有必要采用類似的階級路線——對於該地區的具體展望難以濃縮集中反映到本文件中。

28.目前在敘利亞的運動顯然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現在因政府打壓造成的受害者人數超過4000人。每日都有大規模示威活動發生，同時該國一直被聯合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施加制裁。由於他們和阿拉伯鬥爭的歷史聯系，後者（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制裁）對圍繞阿薩德政權的精英們是一個沈重打擊。只有伊朗——不像在敘利亞那，伊朗是什葉派占多數——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伊朗現在也面臨著由於其核計劃而導致的制裁。正如我們以前指出，這可能導致軍事行動，甚至引發包括戰爭在內的地區沖突。的確，伴隨敘利亞內戰的臨近，各種相關的沖突都可能爆發。由於大量難民從邊境湧入土耳其，它已警告敘利亞政權，可能會被迫進行幹預。另一方面以色列，雖然實際上更願意看到阿薩德政權繼續存在，然而由於擔心其被推翻的後果，也可能被迫介入 。以色列可能對伊朗或敘利亞甚至兩者采取軍事行動。該地區就像是一個火藥桶，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再有就是巴勒斯坦問題，它也隨時都可能爆發。此外，發生的所有這一切都在以色列國內政治日益激進化的背景下，其表現為諸多罷工和占領運動。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深化和其對中東和北非的嚴重沖擊，很可能出現一個爆發廣泛性鬥爭的新時期。我們必須積極尋求工人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部分，並用我們的思想和觀點說服他們。

29. 敘利亞的反對派似乎在過去一段時間有所斬獲。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已達到成為“臨界物質”，從而能迅速推翻阿薩德政權。敘利亞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麽帝國主義和鄰國土耳其害怕敘利亞的解體。充滿仇恨的民族和宗教沖突會對鄰國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反對派中的大部分來自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人口。與此同時，始終維護圍繞阿薩德的阿拉維派（Alawite）精英權力的軍隊尚未瓦解，雖然有一部分倒向叛軍。因此，敘利亞的鬥爭最有可能會持續很久。該政權還沒有到達崩潰點，但在這種極不穩定的情勢下它會很快到達崩潰點。

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

30．占領運動是受危機打擊下的形成的公眾情緒的強烈反映。它也預示了在很多尚未明顯受政治影響的國家中的即將到來的群眾運動，不僅是歐洲國家，而是遍及全球。這一推論來源於對資本主義長期危機的預計，它自2007年8月以來已經成為了工國委（CWI）分析方法的基石。我們的結論是，我們進入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時期，因為資產階級們無法解決這場根本性的危機。

31．這在所有環節得到了事實支持。然而，在群眾中存在幻想，認為通過國家幹預和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等方式，資本主義將能解救自己。這些措施確實在緩解1930年代伴隨著嚴重失業的嚴峻衰退方面有過作用；然而它們無法解決根本性的危機。另外，美國、英國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其他地方，從半凱恩斯政策向緊縮計劃的轉變加劇了衰退，它們的實施引發了很多蕭條跡象；資本主義發現自己陷入絕境。

32．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用事實闡釋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在歐洲，而是遍及全球，在“世紀初十年”的繁榮中，信貸泡沫以指數增長，卷入了大量虛擬資金。這一可回溯至1970年代的進程，是歐洲、美國和日本出現缺乏獲利渠道的現象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圈內存在關於導致危機的直接因素的探討與爭論。然而，馬克思避免將危機的發生歸咎於單一因素。無疑，馬克思已經證明，由於對勞動力的剝削必然導致群眾有限的購買力，以及近20至30年來過分不平等的特點對這一因素的加強，還有最近的對生活水平的打擊，是目前危機的幾個主要因素。

33．另一方面，利潤率長期下降的趨勢，特別是資產階級最為關心的毛利潤的減少，可能成為導致危機的因素之一。正如我們指出的，這並非是目前的事實，現在存在大規模的現金積累（資產階級稱之為“流動性”）。塞繆爾•布裏坦（Samuel Brittan），一名曾經堅定的屬於撒切爾夫人陣營的經濟學者如今強烈擁護半凱恩斯主義政策，已指出大企業金庫中目前的健康的利潤可以提供新增投資的來源，他主張，這可以提供開始經濟增長進程的火花。然而，資本主義面對的是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的主要元素之一—資產資金貯藏，低利率，擔心通貨緊縮持續等等—資產階級在拒絕投資，實際上是在進行“資本罷工”。債權人拒絕放貸，而被債務的沈重靴子拖累的貸款人拒絕借更多。這時，系統被阻塞了，考慮到政府和私人債務，在可預見未來似乎無法解決。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經濟機構都指出最樂觀的結果是經濟停滯於目前的狀態—“L型（直角型）覆蘇”—慘淡的增長率，另外，在一些預測中，歐元區為零增長。同時，不能排除在遭受危機的那些資產階級的癱瘓將導致劇烈衰退，至少衰退跡象已經在一些地區——歐洲的一些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大陸——成為事實。

中國面臨危機

34．中國也不能提供挽救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救生索。2008年中國曾面臨嚴重危機，工廠大量關閉，失業率急劇上升。結果，中國精英擔心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這是指代“革命”的密語。於是他們通過支配經濟的國有銀行主導的大規模信貸註入來“刺激經濟”。這導致了年度信貸增幅達到170%，大約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中國能夠做到這些是由於它的獨特之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精英計劃將增長率提高到兩位數。然而另一面是，那些大規模建設的工廠和購物中心將無法取得利潤，很多處於閑置中。這一產能過剩是中國尤其是統治精英當時為了防止中國群眾起義而準備支付的代價。他們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中國的獨特之處。它擁有數目可觀的純資本主義領域，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但是現已瓦解的“計劃經濟”殘余在決定經濟方向上仍然起到重要的，某種程度上是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已經將其描述為“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它的“特殊”在於在銀行和產業領域有相當一部分（有些估計是大部分）集中在國家手中，但同時存在大量的“純”資本主義部分。現在的中國這種狀態不存在歷史上的類似實例。這允許這個政權在危機中做出一些其他國家無法做的事；龐大的一攬子刺激措施，不僅在中國創造了就業而且間接地為那些中國的貿易夥伴國家如德國創造了就業。

35．然而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信貸刺激導致的大幅度的產能過剩，以及似乎尚在中國政權控制之下的一個時期的通脹。官方稱政府債務保持在GDP的20%之下。然而，如果你計入地方政府的基礎建設貸款和其他各種擔保，中國的國家債務接近GDP的70%。愛德華•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12月5日的《金融時報》上評論到“北京無法重覆2008年9月開始的大規模的一攬子刺激措施。這是需要為其後果付賬的一次性把戲。”然而，仍然無法排除一定規模的第二次一攬子刺激措施。這一過程同樣反映在長期的房地產問題上。這伴隨著嚴重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的增長，這從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中得到應證。據估計，經濟增長率可能降到約8%，這將可能直接影響那些通常認為在制造業上極大受益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德國，以及一些大宗材料產品生產國，如巴西。它們提高了與中國的貿易量，然而如今可能會面臨衰退。這些影響無疑將激發不滿情緒，青年和工人對在中國存在的不可接受的社會現越來越不滿。 從2008年起，中國的私營信貸（“民間金融”）總量增長至超過美國在雷曼兄弟破產前的若幹年信貸增長量的程度。世界經濟的放緩將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36． 資本主義危機不止是經濟上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的，特別是對社會高層而言，伴有數十年來資產階級所有階層的最大和最公開的沖突。他們的政治領袖因為無能力展示前途而幾乎受到蔑視。資產階級們像是不滿意他們足球俱樂部教練的球迷，大喊著“你簡直不知道你在幹什麽！”他們的徒勞無效在11月召開的20國集團戛納峰會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證明。會議進行時期，法國媒體充滿了樂觀主義，用法國發音仿效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我們能（戛納）做到！”（戛納（Cannes）的法語發音與英語中“能夠”(can)發音相似，“我們能做到”（We can do）是奧巴馬的常用口號）”。結果，最後的結局是“我們沒能（戛納）做到!”。

37．這次峰會也證實了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的下降。二戰結束後不久的時代，美帝國主義能夠通過馬歇爾計劃按其經濟意圖支配資本主義世界。即使在過去10至20年的峰會上，美國也能夠對經濟政策施加影響。在這次峰會中，奧巴馬完全無法對“歐洲”的經濟解決方案施加影響，使之有益於歐洲大陸（當然也有益於整個世界）。薩科齊也遭遇了輕蔑對待——他被迫在公眾場合無聊地等待，直至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終於屈尊轉身面向他。這次峰會本應成為薩科齊開始謀求總統第二任期的講台，他在法國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為歐洲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救世主”。他提議中國動用它龐大的外匯儲備放貸或是向歐洲央行擔保的形式認購歐元債務，但該建議在發表幾天後被拒絕了。即使北京政權想要這麽做，它也很難把這一計劃推銷給億萬中國民眾，因為普通中國民眾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相當於薩爾瓦多（中美洲國家）的水平，（中國政府）卻要拿出龐大的資金支持“富裕的歐洲人”的退休金。

38．旨在為經濟危機提供出路的資本主義峰會失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也公開表現出無能采取和協調任何關於環境議題的實質性措施，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方面。事實上，相反的進程正在發生；甚至京都議定書這樣的有限和無效的措施都已經成為歷史，一些國家正要退出京都議定書。德班氣候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COP17）就是這一失敗的證明。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微弱下降後，甚至美國能源部的全球數據也顯示2010年排放量出現空前增長。這比聯合國世界氣候委員會（IPCC）的專家們4年前給出的所有悲觀預計還要糟糕。2010年5.9%的排放量增長使得增長速度達到了新的歷史頂點。同時針對第17次氣候峰會的示威規模也比過去減小，由於無法找出解決方案的現實對工人尤其是青年的意識產生了重大沖擊。環境問題將在將在未來再次成為抗議和抗爭的觸發點。

騷動中的歐洲——法國

39．正如歐洲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因為法國經濟形勢惡化與失業率上升的影響，（法國總統）薩科齊自身正在遭到圍攻。他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以確保在四、五月間的總統選舉中能勝出連任。還有的問題就是陸續出現的零星裁員，法國汽車巨頭標致因為其計劃在全球20萬雇員中裁減5000個工作崗位而激怒工會。薩科齊以法國面臨降低信用評級的威脅為理由準備大舉殺伐野蠻削減開支，叫囂道：“花得更少，幹得更多”。政府和雇主們喧囂鼓動要“降低勞動成本”。據稱，法國的勞動力成本從2000年至2010年每小時增加了9歐元，而德國同期則只上升了4歐元。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調唆工人階級內鬥的一個例子而已。與此同時利用國債“降級”的恐怖為大規模增強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辯護。

40. 雇主也要求徹底地廢除每周35小時工作制，它“對（削減）勞動力成本構成障礙”。法國就是法國，選舉正在臨近，工人階級縱然會在選舉層面（進行鬥爭），但也必然在今後一個時期也會在工業（行動）層面回應這些打擊。而法國工人階級中更為先進的部分則會尋找一個明確的戰鬥性的替代選擇。這不會來自薩科齊的主要挑戰者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奧朗德（Hollande）。正如他在歐洲的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同夥們一樣，他已經表明會主張削減債務，這就意味著對工人階級進行進一步的攻擊。不過，如果他能成功擊敗薩科齊而推行類似的政策，那麽他將遭遇強烈的抵抗。在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投票人數眾多，據說有200萬人。但這並不能為總統候選人進行“黨內初選”這種從美國殘破的政治制度抄襲來的方法進行辯護。因為這一制度是為了消解黨內有組織的力量，將有政治意識的黨員等同於受媒體影響的普通大眾。但初選的結果是選民中相當多的人，特別是感到被剝奪權利的工人們，一次強有力的表達，沒有候選人或政黨真正代表他們的意見。因此，在初選中有很多人參與投票，而所謂相對“左翼”的候選人阿爾諾-蒙布爾格（Arnaud Montebourg）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17%的支持率。雖然他的所謂”左翼“綱領非常抽象模糊，但是其中隱含的對資本的批評和建議實現激進的替代選擇的內容則觸動了眾多選民的心弦。

41. 試想一下，如果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在過去一段時間能夠有效地自我組織，並制定出一個明確進行階級鬥爭的展望，積極地介入過去數年發生的所有工業和社會沖突，那麽會得到怎樣的回應。我們法國的同志報告說，僅在過去二月至六月初法國就發生了77起罷工。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本可以至少贏得部分如今支持其他左翼力量和候選人的群眾，從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競爭者。然而不幸的是，現在看來新反資本主義黨是不會在選舉中成為有力的競爭者。這本身就是對現在仍然在領導新反資本主義黨的領導層的批評。新反資本主義黨的領導層其實就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法國支部，前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的領導層，他們無法重現2002年總統選舉的成功。但我們仍然有必要支持那些有意將之改造成真正有戰鬥性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優秀的工人與青年。在同一時間，我們有必要緊急吸收那些為我們的旗幟所吸引的力量，無論他們是在新反資本主義黨內還是在黨外的眾多青年與工人。震撼性的騷動正在席卷法國全國，法國和法國工人階級將再次證明它作為歐洲一流的激進和革命力量的地位。

德國——在歐洲的主導力量

42. 德國長久以來就是在歐洲領先的經濟力量。然而，歐元區危機迫使它成為一個更明確的政治力量。德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承擔起看護整個歐洲的角色，正如美國此前承擔的對整個世界的角色。它利用歐元區對其他歐洲國家進行操縱，通過歐洲央行設定利率而控制和決定利益分配。實際上這得到了那些歐元“外圍”國家的容忍，因為這意味著允許它們以低利率借入資金而獲益，雖然這幫助它們實現所謂的“經濟增長”，但同時帶來了巨額成本。而這給德國帶來的報償則是這些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為德國出口，尤其是工業產品出口，提供了市場。雖然中國也是德國一個龐大的市場，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可能放緩的前景，這些（德國產品）的銷售也會下降；最新的預測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可能低於8%。當然，事實的另一面是，其他這些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相對經濟弱小的國家，面對著嚴重的貨幣束縛；正如我們預見的，一旦經濟景氣轉成蕭條，那將是災難性。然而，德國資本主義通過其銀行購買主權債券在歐元區進行大量投資，這也是為什麽揭示它們面臨崩潰的局面。

43. 就在過去十年的前半段，通過削減收入的綱領、包括兼職和不穩定的工作等，迄今仍然是德國資本主義的出口競爭優勢項目，德國工人生活水平遭到攻擊。歐洲和中國一起為此提供了主要出路，但在未來卻未必繼續如此。一個階段的貨幣競相貶值和之後導致的歐元區解體，可能會給德國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有人預計這可能導致德國至少失去100萬個工作崗位。

44. 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德國的統治階級，如同一個“巨人”般在整個歐洲向經濟罪人們（債務國）揮舞大棒以駕馭歐洲，但她在國內並沒有扮演相同的角色。雖然失業率在下降，但她與前“自由主義”的德國自由民主黨（FDP）並不受到民眾歡迎，而聯合政府隨時可能垮台。而且，她還要面對她自己基督教民主黨內的大規模反對派，黨內的部分力量得到一些大企業的支持而在歐洲問題上與她持不同意見，因此威脅要分裂基督教民主黨而組建一個新的對歐元持懷疑態度的政黨。在2011年後半年的數個月內，德國工業生產一直上下波動不定，這進一步使德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遠見的代表和默克爾對當前世界和歐洲經濟出現惡性循環和通貨緊縮不斷深化的威脅深感憂慮。她關註於最低工資的問題，部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部分也是因為想以此迫使衰弱的自由民主黨離開政府而奠定基礎。反過來它可能準備與社民黨組建大聯合政府，但這也可能導致執政聯盟的分裂，而需要提前舉行大選。

45. 雖然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地區選舉中遭遇挫折，並且在全國民調中，其支持率降至8%左右；但它仍具有重新增長潛力，並成為一支集合左翼反對派的力量，尤其是當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聯邦政府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就像西班牙的聯合左翼（IU）等其他左翼政黨一樣，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危機中進一步向左傾方向移動。它最近通過了一項左翼的改良主義綱領，其中包括公開表態參與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和呼籲“轉變制度”，並誓言要“建設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左翼黨是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內唯一反對歐盟領導人“救援計劃”的政黨，加之拉方丹的重新回歸，使之有另一次得以重新贏得（群眾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它是否能抓住這個機會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英國

46．危機爆發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特別是自從去年選舉後組建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以來更是如此。英國統治階級的災難性錯誤已經徹底暴露於天下。它縱容基礎制造業萎縮，放縱金融服務與投資行業，而後者如今也已崩潰。當初建立起來用以減緩資本主義經濟風暴對英國打擊的儲備如今已經被蠶食幹凈。（英國的）帝國時代已經一去不覆返了。北海的石油收入也開始日漸幹涸。

47．更多空前的削減生活水平的政策將接踵而來。（英國）政府也承認，2015年的生活水平將低於2002年的，社會將仍然經受10年的停滯！這將作為一個失去的十年而記入歷史，百萬青年和百萬婦女已經失業，他們處在迷惘中而窮途末路。

48．英國正面臨它80年來所沒有面臨過的情況。 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發動打擊英國工人階級權利與狀況的戰爭——因為這正是它所代表（的階級力量）——這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英國工人階級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也足以解釋2011年英國勞動人民群眾通過巨大的示威和罷工所體現的激烈反應：3月26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工人階級的示威遊行，6月30日部分公共部門的罷工，以及11月30日龐大的罷工。

49. 英國總工會（TUC）的官方領導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盡管不情願卻不得不批準反對政府計劃的工業行動。在這方面我們的同志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當我們在工會的左翼中有相當影響的情況下。首先，我們一直積極參與全國工會代表網絡（NSSN）在這種情況下提供了相應的回報，通過這一網絡我們在工會內部同時從上層和底層進行動員。我們青年同志同時針對青年失業問題也進行了英雄的和充滿活力的運動，包括新賈羅大遊行（註：New Jarrow March。Jarrow March （賈羅遊行）是1936年10月英格蘭北部的207名抗議者為抗議失業和貧困從賈羅鎮（Jarrow）出發經480公裏遊行到達倫敦威斯敏斯特國會大廈向一申訴。青年爭取就業的同志們在2011仿照賈羅遊行進行了這次新的遊行以爭取群眾支持）。

50．英國的情況說明了很多東西：資本主義制度陷入絕境，所有的主要政黨和組織都缺乏替代選擇和出路。這也包括絕大多數工會領導人，特別是那些右翼（工會領導人）。這也說明即使是一個小組織只要具有明確清晰的觀點而能發揮的作用。它可以發揮遠比其規模大得多的效果。這是我們目前已經在英國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僅僅發揮影響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在黨內組織更為重要認真的力量。

美國工人開始反擊

51．在針對未來歐洲采取什麽樣的經濟方向的問題上，不同的歐洲列強之間深陷僵局，這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這場危機。如果還有什麽值得提及的，那就是統治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鴻溝，而統治階級在美國的代表間的鴻溝（相對其歐洲代表）表現則更為明顯。這表現為國會和奧巴馬之間在預算削減規模、健康和教育支出等問題上出現的嚴重對立。奧巴馬被歐洲日益深化的危機嚇壞了，整個銀行業的破產或者部分破產將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產生更為廣泛的回響。這可能導致他明年競選總統連任的希望破滅。

52．但今天美國的經濟災難也給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警示，因為美國對於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而言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1月28日，英國《衛報》發表標題為“美國噩夢”的社論：“美國現在經濟規模比20世紀70年代初要大幾乎三倍，但是這種變革帶來的經濟增長並沒有給勞動人民的腰包裏增加一毛錢… …要是回到20世紀60年代，富人們的這種窮奢極欲早就引發了一場革命。” 由於相當多數的群眾的境況一直在制度性地並且是看似永無止境地衰退，所以從工人階級的前景出發，發動革命的基礎早已打下。雖然，官方失業率仍然只有9％左右，但在現實中，失業率應是這兩倍的水平，而且大規模長期失業有明顯趨勢正日益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

53．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危機已經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更為糟糕。總體來說，在（大蕭條的）十年見證了濟停滯和“蕭條”。但在這一整體框架下，從1934年6月到1937年曾經出現過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期。羅斯福1937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養老金的削減威脅美國經濟使之重新陷入危機。然而，美國由於為戰爭進行的準備工作，使得國防工業的增長滲透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出現一個新的和更深的危機。沒有這一點，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社會動亂完全可能觸發一場強大的革命運動，並有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然而，歷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現在歷史的覆雜性再次出現，正在產業層面和社會層面上重新喚醒美國的勞動人民。這一進程將在這次危機的打擊中而進一步發展，危機將全面襲擊美國工人。

54．此外，美國正經歷深刻的政治危機。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日常的表現展示出美國政治制度的功能失調和美國的憲法是多麽過時。這部在18世紀設計的憲法是針對當時以小農為主導地位的社會和“兩黨合作”，如今已經不再與“目的相適應”。兩黨合作是完全過時，根本無法調和階級對立，這幾乎是無法控制的。這在任何國家都將是一個問題，它能帶來最強大的致命危險。

55．臭名昭著的“特殊利益集團”——擁有至少13,000名國會說客，也就說每一個美國國會議員要面對25個說客——大企業和其同夥主宰這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美元民主”。同時，超過50％的人將這視為拙劣的對民主的嘲弄，而未來的美繼續國總統大選中這一數字可能會繼續增長，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日益將這看作是在一幫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匪幫中挑選誰將在未來四年主宰和剝削他們。

56．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在當前的失業水平情況下成功當選第二個任期。根據十二月份的一個民意調查，奧巴馬的受歡迎程度下降了24%! 這“通常”表明，他將在總統選舉中敗北。然而，很少有美國總統，（如果有的話）會面臨像美國茶黨那樣可笑和瘋狂的想法和其領導層，這本身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也很少有國家的潛在總統候選人會像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得克薩斯州州長佩裏最近嘗試得那樣得以脫身。他在攻擊奧巴馬，據稱援引奧巴馬的話說經濟是“並不重要”。然而，事後證明奧巴馬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而是他在上一屆總統大選中的對手（共和黨的）麥凱恩曾經這樣表述過。但當這一真相得以披露時，佩裏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道歉或反應。

57．在大多數國家，（群眾中）整體的政治水平都出現了倒退的現象。如果任由媒體操縱的話，（媒體）唇齒的說出的謊言甚至反對“自由派”的思想；即使政治上的水平能有所提高的話，也不會提高太多。美國（政治）本身就始於一個很低的水平，而且沒有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所以人口中的相當多數在政治理解能力上甚至更低。然而，在大型運動的壓力下，群眾的政治理解力，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理解力，可能會發生跨越式發展。這將有助於建設一個真正的“第三黨”，成為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群眾性激進政治的一極。

58．對茶黨而言，奧巴馬毫無疑問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當然不是，當他向大企業屈膝投降時，他的行動已經證明這一點。而且他還在關於健康醫療必要改革的問題上變卦。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還模仿據說是耶穌基督的方式，揚言要“將放債人從寺廟中趕出去”。但奧巴馬甚至沒有試圖修剪一下大資本的指甲，因此他越來越明顯地表明他是堅決地站在資本主義陣營中。

59．另一方面，美國工人階級在過去一個階段，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得到了非常嚴重的教訓。他們目睹積欠住房貸款的居民被大規模從家中驅逐出去，總共有超過200萬套住房子“沒收”——，當富人們開始累積更多的財富的時候，普通勞動人民卻被從工作場所和工廠中趕出。他們也親眼目睹並擊敗眾多右翼州長們的圖謀，例如俄亥俄州企圖將工會非法化，並禁止其在公共服務行業中組織的權利。工會進行了成功的宣傳活動，從而在州的公投中將這一陰謀徹底挫敗。它只是（工人階級中）鬥爭意志日益提升的一個指標——階級分化日益明顯——而這就是今天美國發生的現實。因此，這決不是偶然的，與歐洲大多數國家相比，美國的“占領”運動得以有更高層次的參與，尤其是聯系到眾多的工會。由於美國工人中工會會員密度很低，只有12％的美國勞動力得以組織到工會中，加之主導工會運動的大部分官員的保守立場，所以“占領”運動得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工會——尤其是它們中許多具有戰鬥性的基層——熱切地參與到“占領”運動中。通過這種方法，“占領”運動的氛圍得以反饋到工會運動中，並被證明是進行變革的重要催化劑。

歐元區的困境

60. 資產階級自身已經完全茫然無措，也無法商定出解決歐元區的前景和歐元的命運的辦法。當英國央行總裁默文-金恩（Mervyn King）被問及未來幾個月可能發生什麽時，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告訴你明天可能發生什麽，更不用說關註幾個月後發生的。”同樣，對我們來說簡單地解決這些事件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短期內如何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上更是如此。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盡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們的網站（socialistworld.net）和工國委（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的雜志《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上。國際書記處同意所作的分析,並得出以下結論。

61. 文章指出，盡管歐元區各國政府包括薩科齊在內都主張歐洲央行進行幹預，但是默克爾和德國聯邦銀行阻止歐洲央行大規模購買歐元區政府債券，雖然這是唯一可能在短期內能支持主權債務的措施。與此同時，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 只有約2500億歐元）並沒有成為一個有效的幹預手段（它沒有能從金融市場上募集到額外的資金）。默克爾迄今仍然拒絕引入可保證歐元區中弱勢國家地位的可相互擔保歐元債券。

62． 默克爾認為，歐洲央行的幹預或發行歐元債券是讓那些“揮霍無度”的歐元區國家政府躲避緊縮措施的限制。這將帶來“道德風險”，並允許它們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收到任何懲罰。同時，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債券的襲擊仍在繼續，甚至威脅到法國的主權債務。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s Stephens）在《金融時報》（11月22日）上評論道，“很少有人會懷疑默克爾女士的好意，但更多的人會擔心良好的願望和她所癡迷的道德風險可能會導致（歐元）貨幣聯盟的死亡。”

63．然而，德國和法國也是試圖通過後門等措施擴大歐洲央行購買各歐元國政府債券或提出將歐洲穩定機制（ESM）的實施提前到2012年。這場危機正推動德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嘗試集中歐洲的力量以拯救銀行和國家，這一趨勢將繼續下去直到他們無論是在財政或政治上都無法承受。而之後離心力將占據上風。新的180度的大轉彎是可能的，（政策）會同時變得更趨向集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向。

64. 大型債券交易商迫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的成本上升，而現在轉而對付法國政府債券。而其他國家例如荷蘭與奧地利等國的債券也都受到威脅。盡管德國經濟相對實力較強，但市場甚至還有開始拋售德國國債的，這反映了在亞洲投資者中出現的越來越多歐元區徹底崩潰的擔心。

65． 默克爾的回應已提出“更歐洲化的計劃”，初步緊縮歐元區貨幣聯盟。根據她的計劃，這將是另一個小規模的但逐步增加歐盟財政和政治聯合的方案。她提出設立更嚴格的歐元區制度，針對稅收和支出建立更嚴格的規則。將創造一個新的機構“歐洲貨幣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該基金將有力量幹預、，監督甚至取代各國政府決定財政和經濟政策。然後，它也是暗示，有可能引入相互擔保的歐元債券和部署其他措施以支持歐元區各國政府。這項計劃意味著對所有歐元區預算進行監督，過去被法國和德國破壞的穩定協議將實現真正回歸，現在反而被“大大加強”！

66．然而，默克爾並不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提出的推動歐洲債券計劃的建議。德國版的方案要比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更為嚴苛。這在歐洲各國領導人間引起恐懼，因這就意味著新的歐元區制度實際上就是德國的霸權。在最近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大會上，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會黨團領袖沃爾克-考德爾（Volker Kauder）表示， “歐洲現在要說德語了”，更是說明了這個情況。

67．默克爾提出的建議將需要重新修改歐盟條約。雖然修訂只影響到17個歐元區成員國，但條約修訂要得到所有27個歐盟成員國的批準。在一些國家，這將要求進行公投。在默克爾與卡梅倫的會議上，看起來默克爾急切希望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根據一些報道，英國政府將承諾不會在英國國內就此進行全民公投，而作為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接受修改條約的回報，默克爾會同意英國不受歐盟一些社會和就業立法的約束。

68． 默克爾提出的措施足以拯救歐元嗎？第一個問題是時間。歐元區領導人制訂並自己批準這樣一個新的歐元區框架將需要至少幾個月甚至可能是明年一整年的時間。但是，到那時歐元區各國政治上接受這一約束將面臨更大的問題。隨著進一步的緊縮措施、歐洲（和很可能全球）的經濟低迷，以及默克爾和其他人在政治聯盟的問題上采取的有限步驟，群眾中反對意見無疑將與日俱增。

69．默克爾對通過漸進的步驟來實現政治聯盟的長期目標提出了疑問。一個具有中央政治架構的財政聯盟——即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國家機器——是單一貨幣的必然邏輯結果。目前的危機顯示如果沒有財政和經濟的協調，一個純粹的貨幣聯盟是不可能的。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對較弱經濟體的經濟政策有決定性的話語權，它是不會輕易勾銷較弱經濟體的債務。從長遠來看要成功維系（貨幣聯盟），貨幣聯盟中的各國就需要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共同主權債券和財富從富裕國轉讓到較貧窮的國家以避免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和政治緊張局勢。

70．這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的聯邦結構的歐洲聯邦國。然而，美國的形成是經過了19世紀的長期經濟增長期。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穩固是因為內戰打倒了依賴種植園經濟的南部奴隸主。美國的資本主義得以能夠發展出一個共同的（或至少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語言和文化。相比之下，歐洲（17國或27國）是不同民族國家的集合，它們都擁有自己的語言、歷史和民族意識。

希臘工人持續抗爭

71. 因為這些我們長期主張的原因，歐盟以及歐元區不會導致一個更統一的歐洲，反而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分裂、民族主義和所有的“罪惡”，這些本來我們被告知歐元計劃將永久性消滅的（問題）。歐元區本身將會隨著數個成員國自發或被迫地退出而瓦解，而這將從希臘開始。因為（如果繼續）留在歐盟中的代價將是維持一個長期而粗暴的緊縮方案，而國債在這種情況下將依舊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0%！然而，目前意大利國債已是達到“不可接受”的程度，造成巨額預算削減，並迫使前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下台，最後由一個毫不民主的“技術官僚”政府接替。

72. 這代表著在整個歷史階段，希臘人民面臨廣泛的貧窮。其他國家的工人也將面臨相同的命運，正如英國保守黨與自由民主聯合政府幾年來緊縮政策所顯示的。目前，希臘人害怕若從歐元區脫離後，將會導致歷史重演，回到經濟落後和故步自封的前歐元時代。因此，民調中80%民眾表示反對前希臘總理帕潘德裏歐（Papandreou）原本提出而後取消的退出歐盟的公投。然而，這種情況或許會有急遽改變，且在一個“留下/退出歐元區”的公投上(不只在希臘，其他歐洲國家也可能會被提出)，離開歐盟也許比繼續戴著緊縮政策的緊箍咒還更有吸引力。不過我們必須強調，不論是“留下”或者“退出”，同樣的問題將繼續產生，對希臘人民生活水平的剝奪也將繼續出現。德拉克馬(譯註：原希臘貨幣)重新啟用可能造成銀行全盤崩潰，以及儲蓄系統的破壞，正如阿根廷所經歷的；可能造成新貨幣大規模貶值，並伴隨一場惡性通膨。

73. 我們必須采取十分靈活的方法處理歐盟和反對歐盟和歐元區公投的可能，即使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無論對於在歐元區的17個國家或者歐元區外的10個歐盟國家都是如此。那是因為，群眾的意識中會將持續保留在歐盟內的會籍視為對生活質量更進一步無情的減縮，在某些條件下工人階級和我們（工國委CWI）的支部可能會面臨投票選擇離開歐盟。在這種情況下，極端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確表明一個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立場，並清楚表態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是我們無論任何時候都堅持反對的。然而鑒於歐盟官僚中央集權主義式的發號施令，一個正當的民族憤慨可能因而產生，希臘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這在其他地區也有可能發生。托洛茨基便指出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才是一個“民族”真正的捍衛者，因為“民族”中的多數人其實都是工人階級和其盟友。

74. 有關歐盟是“進步的”，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已因本次經濟危機而被徹底粉碎。這種幻想，不僅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親資本的工會領袖所擁抱，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乃至托派的信徒都有所期待。但這種幻想已經因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特征而明確遭到嚴重削弱，譬如歐盟通過的反工人的《工人職位法令》（Posted Workers Directive)等法令，為迫使工人接受新殖民世界的薪資水平和工人條件而打開了大門。這樣的觀點隨著可察知的事態而進一步強化，尤其是那些作為勞動力接受方的國家被迫接受一個虛擬的殖民勢力強加的痛苦和發號施令勒令。而這正是希臘說所面對的，接受歐盟安插的（至少試圖安插）官員在數個部門辦公室，以確保（希臘政府）執行緊縮政策。同樣也可應用在意大利，號稱“非政治性”的蒙地政府(Monti government )發動的“政變”，將貝魯斯科尼趕下台。同樣的進程也發生在希臘，一個“全國國民政府”取代了帕潘德裏歐。這個政府由歐洲央行前任副行長帕帕季莫斯(Papademos)領導，他同時以新民主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仲裁者自居。

75. 這代表著歐洲進入一個新階段，反映出了經濟危機的深度和嚴重性、對工人階級猛烈的剝削、工人階級本身的抗拒、以及作為階級鬥爭激化的後果。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正常”階段，兩個抗衡的階級之間依然進行著一場暗戰。然而最近這場內戰以更直接和公開的形式發生，因為資產階級在某些例子中采取了對付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生活條件殘酷的策略，誠如希臘所明顯顯示的。希臘工人們依舊勇猛地抗拒著，在反對政府實施對未繳納新制財產稅者強制斷電時展現的力量足以反映。這件事情伴隨著一場我們的同志正參與其中的“拒絕付款”運動。但是，即使在其他國家，當前階級鬥爭尚未到達這個階段；譬如在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國家等等，一種“單方內戰”早已開打，只是當前工會領袖還未做出充足的應對性反抗。事實上，資本家在許多國家已經贏了第一輪的戰鬥，在某些國家如希臘，也贏得了第二、第三輪戰役。在英國，自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掌權以來，已經失去了30萬個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機會，並正計劃削減另外40萬個職位。奧斯本（Osborne）和卡麥倫（Cameron）承諾的用以替代它們的私營部門的工作機會，如同灰燼中重生的火鳳凰已被證實完全是種幻想。空空蕩的工廠中充斥著“灰燼”，失業率大幅升高，但卻毫無火鳳凰出現的跡象；他們早已飛去中國或者其他“成長區域”，不會再回來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註意懸崖

76. 隨著西葡兩國右翼政府的掌權，工人階級可以預期他們的處境的急劇惡化。西班牙拉霍伊（Rajoy）帶領的新的右翼政府和六月選舉產生的葡萄牙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承諾要加深和擴展緊縮政策。葡萄牙經濟在2011第三季（7月到9月）已經連續衰退了四季，是歐盟27個會員國中表現最差的。與前兩個季度環比，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0.4%；與前一年同一期同比則降了1.7%。稅收增額造成公務員和養老金實際的收入與2010年相比減縮20%。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十一月群眾性示威和總罷工中，軍人和警察也穿著平民服飾加入抗議，這次行動造成全國日常運作全面停擺。

77. 即使是高齡87歲的葡萄牙社會主義黨(PSP)前領袖和前任總統馬裏奧-索雷斯（Mario Soares）也被迫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方案和支持總罷工！索雷斯嘴臉真是轉變迅速，想當初他是讓1970年代初的葡萄牙革命變質的關鍵人物！他當時扮演（與CIA有所聯系的）德國社民黨的角色，促使葡萄牙反革命以所謂“民主的”形式實現，並因此挽救了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時代》雜志在1975年3月發生的事件之後，過早發布了訃告宣告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死亡。不幸的是，索雷斯以及他的黨，加上當時其他因素——尤其是缺少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從而成功地讓資本主義起死回生，使革命的成果付之一炬，並反過為今日葡萄牙人所面臨的噩夢埋下了基礎。

78.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1974年開始的葡萄牙革命的傳統將會被投入鬥爭的新世代重新發現。在今天，一個領導群眾的組織的需求依舊像1974年推翻卡爾塔諾（Caetano）政權之後的日子一樣迫切。即使葡萄牙共產黨在工人階級中扮演重要的存在，它尚未成功消除過去斯大林主義的傳統和方法，也因此無法接觸新世代而擔當一個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的革命性政策和組織。另一方面，左翼聯盟(Left Bloc)雖在其創建時承諾成為一個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性革命的基礎，卻因為其階級組成的異質性而踟躕不前——它並沒有如它宣稱的深深紮根於工人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中。最近，它支持社會主義黨的總統候選人助選更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葡萄牙的一小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奮鬥，面向新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並同時將之與兩大左翼勢力葡共以及左翼聯盟內的鬥爭聯系起來。

79. 持續的經濟危機可能將歐洲的民族問題重新帶回議事日程中：例如西班牙和英國內部，英國內部特別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問題。即使在一些看似民族問題已經得以解決或被置於幕後的國家，這也有可能重新浮現，諸如比利時、意大利（北部地區和上阿迪傑大區（Alto Adige））、愛爾蘭、塞浦路斯等等。除非采取一種清楚的政策和措施，否則這將會使工人階級的鬥爭覆雜化。這涉及對正當的民族意向的支持，但又反對資產階級式民族主義，同時通過統一的工人組織、工會和政黨為行動中的工人階級謀求最大的團結。

80. 在西班牙，隨著歐盟強硬地要求更多財政刪減，右翼政府將快速引入各種“改革”，其實也就是大規模的反動。一項約涉及160億歐元的削減支出方案必將施加於西班牙人民以緩和“市場”的走向，而實質上只有極少的債券交易秩序委員在控制。大眾黨(Partido Popular )的領導拉霍伊默默地勝利了，或許是期待他的政府將在之後能修正當前經濟。然而資本家對這個右翼政府所能供應的毫無信心，PP大選的勝利導致隔天股市大崩盤！這也是默認了即使在龐大失業率存在時，西班牙的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依舊是一個強大的勢力必須審慎對付。薩帕塔洛（Zapatero）的政府選擇抑制與工人階級進行全面廣大的對抗的政策，因為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出身；然而實際上，他們已經向右翼走得如此遠，就像在“憤怒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所顯示的一樣，只能將之視為另一個資本主義政黨。

81. 也許在開始階段抗爭會有暫時的停頓，西班牙群眾需要匯集他們的勢力和想法，準備對抗一個完全右翼的大眾黨政府。在西班牙的社會、工業和政治領域內，一場持久的鬥爭展開了。“憤怒運動”始於西班牙，很明顯是受到埃及革命的啟發，運動一開始就采取明確的“非政治性”立場。這明白無誤地是由於青年中對腐敗的主流政黨的完全失望。這也包括對工會和聯合左翼（United Left – IU）的失望。確實聯合左翼（IU）在西班牙國會中的席次增加了三倍，但但是，在（群眾）對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失去幻想，尤其對“社會主義黨”也幻想破滅的情況下，加之整個毀滅性經濟危機的背景，它（聯合左翼）的表現本應該遠遠好得多。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有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中。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c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PSOE)在2011當地議會中席次為1977年佛朗哥政權垮台以來最低的，只有110席。

82. 不論如何，在西班牙面臨如此嚴重危機和迫切尋求可行性解決方案的緊要關頭，年輕人中政治上棄權主義的想法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占領”運動終將煙消雲散，除非它能選擇明確的政治方向。工國委（CWI）在西班牙必須繼續執行迄今為止十分成功的做法，即在左派組織內（尤其是在聯合左翼中）推動清晰的馬克思主義鬥爭路線的的鬥爭，從而能夠將那些為占領運動所吸引的青年引導上明確的階級路線。我們也必須同時繼續高舉清晰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當拉霍伊宣布，“不會有奇跡了……我們不會做出任何承諾。”之時，其實也表明了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整套體系而言，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一樣，已經徹底破產了。

貝盧斯科尼走了，但意大利面臨更多削減支出的打擊

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類似路線，包括那些類似於所謂意大利民主黨的貝爾薩尼之類的所謂“左派”力量。民主黨是曾經強大一時的意大利共產黨的殘余，而他們加入了資本家們的共謀，用蒙蒂組建的完全不民主的“技術官僚”的政府取代臭名昭著的貝盧斯科尼。事實上這是右翼發動的一場“軟政變”，但是“左翼”政治領導人們對此沒有絲毫抗議。他們現在表現出對於奪取政權上台的恐懼，正如托洛茨基對20世紀30年代比利時社會民主黨的“亨利-德-曼計劃” 的評論所分析的（註：前比利時弗拉芒族社會民主黨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提出的如何限制納粹主義在比利時的發展的計劃，當時被媲美於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德國納粹占領比利時後亨利-德-曼曾與納粹合作）。部分是由於貝盧斯科尼長期掌權而隱藏的毀滅性危機現在已經清晰可見。意大利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去的十年”，而如今經濟增長位於世界排名表的底部。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只有津巴布韋、海地和厄立特裏亞的經濟增長表現比意大利更糟”。正像其他南歐國家，首當其沖遭受打擊的是失業率至少30%的青年，而且其中許多人因為住房危機被迫繼續與父母同住直到他們40多歲。作為“國家保護傘”的蒙蒂政府在歐盟敦促下，將試圖攻擊所有意大利工人階級在過去所贏得的成績，特別是削減養老金和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但這不會毫無代價的贏得，正如北方聯盟的博西在貝盧斯科尼下台前提出的警告，如果他們敢動養老金的話，“人們會殺了我們”！這同樣適用於蒙蒂政府或其他任何將取代它的政府。

83. 在意大利，也在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是，整個家庭唯一收入是一個退休的父母的養老金。而蒙蒂政府必將對養老金進行的攻擊會在意大利比其他國家對整個家庭有更直接的沖擊。這必將會挑起群眾性的抵抗，而且提高退休年齡也是如此：“你怎麽能在一條生產線上工作到67歲才退休呢？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我們現在生產一輛汽車用的時間不到一分鐘。”《金融時報》報道一名意大利汽車工人的評論。

84. 因此，認為這個政府將能維持到2013年舉行大選的期望是一種幻想。如果蒙蒂政府有“左”傾的變化，譬如引入財富稅，雖然這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那麽它將遭到目前在紙面上仍然占據大多數席位的右翼政黨的打擊而垮台。但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絕不會在議會中得以決定。其決定性的影響將發生在工廠、工作場所和“街頭”上。貝盧斯科尼下台之時，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唱頌“聖歌”更像是一場“解放”，而不是政府輪替；意大利各地的學生的遊行的口號和強烈的反應是即將到來時代的一個標志。

85. 所有的主要工會都呼籲在12月12日舉行總罷工，因為此前幾天剛剛宣布新的緊縮方案，這是來自底層憤怒爆炸的一個跡象。它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階級鬥爭，這也證明了仍然堅持支持意大利民主黨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左翼根本沒有能力領導鬥爭。而由著名的金屬工會領導人喬治-克萊瑪薩其（Giorgio Cremaschi）所發起組織的，已聚集數百左翼人士的“取消債務”運動（Cancel the Debt）也將在主要的階級沖突中經受考驗。

86. 意大利將在今後一個時期目睹其最好的革命傳統的死灰覆燃。建立“工人陣線”的概念，即將最優秀的激進工人階級戰士和青少年組織起來，可以奠定重建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的基礎，以填補當前意大利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意大利和希臘出現的非民主的政權對當前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和局限性提出了質疑。

波拿巴主義的元素

87. 資產階級民主的功能之一是遏制上升的不可控制的危機中緊張的社會沖突局勢，將之限制於每天日常的“正常而和平的”議會鬥爭中。但隨著緊張的階級局勢日益上升，所蓄積的“電流”終於達到使“保險絲”癱瘓的程度。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話語就概括出了跨階級的解決危機的方案的想法，“我們需要守望相助。” 但是，在這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幾乎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階級鬥爭已經淡出的說法。所謂的世界首富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確實有一場階級戰爭，好吧，我的階級，富人的階級，正在發動這場戰爭，而且我們正在取勝。”

88. 面對如此一個嚴重的甚至威脅性的挑戰，其將表現出越來越多公開的特征——在希臘和其他地方——資本家們能夠訴諸議會外的措施。即使是在在最“民主”或“共和”的國家中，國家政權仍然表現出了波拿巴主義的特征，即各國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訴諸的“潛在的”或“後備性的”的措施。這一進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國家日益增加的鎮壓的傾向。而議會外極端反革命的措施當然就是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不能在當今時代訴諸於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式的經典法西斯主義。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尤其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壓倒性的力量，包含其中的新階層，以及小資產階級或其中部分階層的激進化，將這可能性排除了。

89.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不會去尋求更多的“集權”措施，其目的就是繞過民主控制的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在未來，尤其是如果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錯過各種機會去介入事態的發展，而導致群眾性幻滅的話，那麽不可排除——在具有各種野蠻特征的混亂中，一個新的“強人”會出現。這正如20世紀70年代在拉丁美洲所出現的一幕。在噩夢真正降臨之前，特別是如果馬克思主義能贏得絕大多數的人的支持的話，工人階級將擁有不止一次機會去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很明顯，在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希臘工人階級本可以有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如果他們能得到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領導的話——而我們當前的組織就是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的。

90. 但是，即使在目前的危機，資本家們仍然可能恢覆波拿巴主義的形式——特別是議會波拿巴主義——尤其是在出現的政治僵局，這在希臘和意大利已經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此外，這種措施可以威脅全歐洲範圍，也可以針對具體的民族國家；例如我們可看見在愛爾蘭人民和國會獲悉明年愛爾蘭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之前，德國聯邦議院已經外泄了相關內容！由於默克爾和薩科齊的縱容——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委員會使出波拿巴措施以迫使不願吞下財政緊縮政策的“惡棍”國家們就範。他們提出一個更嚴格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都無法完全實施的“穩定公約”，因此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實施。他們同時威脅要對那些違反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限制的有罪的國家進行“罰款”。

91. 然而，在這個階段，議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的形式。然而，一旦狀況發生變化，它隨時發生強烈影響，尤其是當階級鬥爭局勢在一些國家加劇的時候。此外，在希臘，如果苦澀的局勢進一步發展的話，一旦自上而下的緊縮政策帶來的全面打擊而使希臘人民感受到過去一段時間遭受的痛苦，那麽工人階級會重新開始反抗。

極右翼

92. 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和組織繼續占據了政治真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政治真空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事實上，在一些國家，他們特別是在選舉領域得到進一步加強。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極右翼國民陣線可能會對明年的總統選舉產生重大沖擊，甚至不能排除她可能在第一輪初選中擊敗薩科齊在。在荷蘭，維得爾（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PVV）正支撐著現政府。維得爾在民意調查中是該國第二受歡迎的政客。在奧地利，極右翼的自由黨在民意測驗中僅次於或與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持平，而未來聯盟（BZO）也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俄羅斯的議會選舉中，日裏諾夫斯基率領的右翼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得11.4%的選票。糟糕的是，在民意調查中希臘的民族主義右翼政黨人民正統黨（LAOS）目前得到8%的支持率，而在匈牙利的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的更好匈牙利（Jobbik）在2010年的選舉中贏得接近17%的選票，和47個議會席位。其選票數量比2006年的上次選舉超過7倍。此外，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意大利、英國和其他地方存在一些具有有準軍事組織的惡性極右翼組織，雖然其成員數量仍然很少。在夏季挪威由種族主義的右翼狂人安德斯-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針對無辜者發動的屠殺揭露了他們可能制造的破壞和混亂。其次是，一個德國新納粹分子的小集團在過去7年進行一系列謀殺活動，但從來沒有被警方發現。

93. 當這些政黨和組織擡頭時，必須對此認真應對，但他們仍然不能代表右翼反應的一個堅實基礎。為確保選舉中的支持度和認受性，其中多數政黨試圖淡化其公開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等。但是，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提出一個明確的替代方案，組建一個新的政黨為他們進行抗爭，那麽這些右翼政黨就會有所發展。隨著危機的加深和隨之而來的無助和絕望的增長，它們可能得到進一步成長。所以，對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各國支部而言，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特別繼續註意反對工人運動的極右翼，並用有效措施對打擊和削弱他們的影響。

俄羅斯和東歐遭受嚴重影響

94. 東歐和俄羅斯也嚴重受到歐元區危機的影響。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本國貨幣價值一落千丈。最近還被視為本地區的“避風港”的捷克克朗兌歐元匯率也明顯下跌。此外，捷克共和國可能會是遭受打擊最明顯的國家，因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9%是出口到歐元區，而匈牙利出口歐元區是44%，保加利亞和波蘭是20%！另一方面，俄羅斯出口歐元區的貨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不到10%，而土耳其僅略高於5%。這些國家通過回歸資本主義和加入歐洲而實現通向永恒的財富和繁榮的階梯的金光閃閃的承諾與前景已經被嚴重破壞。盡管歐盟充滿混亂，但是像波蘭這樣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或上層仍然對加入歐盟滿懷期待和敲門不止。然而，當塵埃落定，如果發生了一切註定的，那麽在今天歐洲爆炸性局面終結之時，那麽對這些國家而言，它們可能會發現根本已經無門可入！歐盟的權柄對其影響越深的國家諸如波蘭可能會發現結果是它們自己重新陷入一種經濟災難之中，正如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說面對的經濟災難。

95.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依賴石油收入所獲得的光輝也逐漸黯淡。因為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可能進一步下滑而影響到了這種商品的價格。與此同時，民眾中有越來越多的不滿，部分反映在對人為操縱的議會選舉的結果不滿。普京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失去了其三分之二的多數，從64%的支持率下降至只獲得半數選票。共產黨的得票率從11%提高到近20%，它似乎從部分青年處贏得相當多的選票。由於針對反對派的取締和恐嚇，普京政權尤其擅長這種藝術，所以真正的群眾不滿只能是間接的方式表達。然而，引人註目的是普京出席一次武術比賽時，根據他自己承認的他可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竟然遭遇群眾的噓聲。這明顯震驚了普京。然後，他的辯護士狡辯說他們並不是反對普京，而是只是想去廁所！因此推測，他們想邀請普京去“一起撒尿”！

96. 在現實中，類似這樣的事件表明了人民中所蘊涵的對於普京的仇恨——以及以他為“沙皇”而形成的周圍與世隔絕的小圈子和他的政權。他們以犧牲人民為代價掠奪俄羅斯的資源，群眾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普京主義就是他創建的選擇性的專制政府就是一場龐大的廉價出售國家資源的後備箱大甩賣。”（大衛-赫斯特（David Hearst），英國《衛報》，2011年11月30日）。他上台時曾經承諾要消除“寡頭”的權力——他們中的七個控制了俄羅斯一半的財富，——但是，他在實際中創造了一整套新的黑幫寡頭以謀取他們自己的權利，以替代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少數幾個被關押的寡頭。最近在倫敦的法庭進行的別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維奇之間的案件則暴露了對俄羅斯經濟進行可恥的掠奪的所有血淋淋的細節，他們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野蠻的資本主義”偷竊了俄羅斯人民創造的資源。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犯下的最大規模的搶劫。這兩個寡頭和他們的斑斑劣跡使得卡彭（Al Capone）和巴格西-西格爾（Bugsy Siegel）這些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黑幫看起來就像普通的街頭毛賊一樣。

97. 一個強烈的意識正在人民中，包括青少年中，不斷壯大，雖然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對於俄羅斯和前蘇聯覆辟資本主義曾經有最大的幻想。但是，在經歷了一個腐爛和未老先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制度後，他們所經歷的另一個政府卻是一個強盜政權。正如英國《衛報》的文章指出：“俄羅斯人仍在等待他們渴望的正常生活。許多放棄了等待。針對莫斯科國立大學的5000名學生進行的私人民意調查發現，80%打算離開俄國。”估計俄國有30%至40%的人口想移民離開！

98. 赫斯特還表明大量資本正在潮水般地逃離俄羅斯。今年的“財大氣粗”的富豪們通過資本流出增加一倍，即從340億美元增加到700億美元，來證明他們的“愛國”！此外，原油價格達到每桶125美元，但這不意味著將有4倍以上的資金可以用來改善俄羅斯人的生活，因為占GDP一定比重的資本正在逃離，而不是進入。換句話說，無論是人口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年輕人，還是資本家及其國際支持者都對普京和其所依托的政權沒有信心，因此，發生革命的條件，一場社會爆炸，正在醞釀之中。一位莫斯科的分析人士尼古拉-彼得羅夫（Nikolai Petrov）說，“很明顯，當局擔心開羅式的情況會在（莫斯科）發生。”[《金融時報》12月5日。]

99. 正如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獨立的力量未能通過強大的獨立工會或建立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表現出來。在這個階段反對普京的主要力量是圍繞著那些“自由派”，他們反對普京的“裙帶資本主義”，而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正常”的資本主義，建立在牢固的“[資本主義]法治的基礎上”。

100. 由於俄羅斯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旦付諸行動，他們將重新找回過去豐富的革命傳統。新一代認真審視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學生以及青年工人將為工人運動在俄羅斯的崛起提供必要的酵母。

結論

101.顯然，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資本主義的徹底破產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了。資產階級——至少他們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他們無力解決人類的問題。所有提供的拼湊補救之法都是遠遠不夠的。在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勞苦大眾日益增加的貧困和環境問題已經將之徹底暴露。任何虛偽的“綠色議案”的幌子都被拋擲腦後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正面臨著生死存亡而亟需挽救其制度。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虛幻的幻想，但是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即使可能導致有害氣體排放的上升，也要不惜任何代價實現“增長”。同時，在德班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完全處於混亂狀態中，可能直到會議破裂，都無法達成一個最小共識的協議。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論點，資本主義無力將世界從災難性的和潛在不可逆轉的冰蓋融解和作為整體的環境問題中挽救出來。

102. 在危機期間，巨大的階級鴻溝正不斷擴大，並註定要進一步擴大。但最大的差距是日益衰敗和瓦解的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勢與群眾覺悟之間的差距。這個問題由若幹不同來源所呈現出來，並且（其表現）在不同的大陸之間和一個大陸的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由於對最近階段的繁榮的記憶，工人階級中的部分階層面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長期性仍深感震驚。他們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為尋求出路，正以損害他們及他們家人的權利和條件為基礎。人還抱著一線希望以期待“好時光”將重現。當這無法實現時，其中大多數人將充滿失望。然而，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所有工人階級，或者大部分工人階級，對前景的預計；那麽我們將犯下錯誤。自從2007-08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給眾多工人階級，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然而，正如我們此前反覆多次說明的，這些工人中的大多數人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想要什麽，但尚未明確地認知需要的替代選擇。但是，正在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大事件將改變這一點，並為進一步的革命或類似革命的爆炸性局面提供基礎，導致勞動人民的覺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一階段，包括群眾性政黨在內的工人階級的新的政治形態將會出現，並將給我們提供機遇。（工人）覺悟的改變將使我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贏得最優秀的力量。

世界經濟：充滿危機的一年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警告：「2012年不會像在公園散步那麽輕松」。隨著歐洲經濟衰退，中國、印度和其他準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明顯的緩慢下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正瀕臨新的低迷期。歐債危機還未看到解決之路，且可能隨時會引發新一波的全球銀行及經濟危機。

新一年開始之際，資本主義領袖承諾會有更好的一年。的確，在美國，歐巴馬再次提到「經濟覆蘇的曙光」，指出官方失業率統計數據有小幅的下降。在歐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預測2012年對歐元區而言會比2011更加艱困。法國總統薩克奇(Nicolas Sarkozy)則警告這是「充滿危機的一年」。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警告印度人不應將快速成長當作理所當然，並且這則警告同樣適用於在近年來被視為全球成長火車頭的中國。

所有的領導人都放下了虛偽，不再假裝2007-09的經濟危機和低迷僅僅只是一個周期性危機，所有的一切很快就會回歸「正常」。事實上,，歐洲已經進入衰退期，對資本主義強權國家來說，采取任何行動都太遲了，根本無法避免這個趨勢。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是一個淺層的衰退，或是一個長期的經濟低迷期。

危機中的歐元區銀行

隨著嚴重的信貸緊縮（這使歐洲經濟衰退更加惡化），歐元區銀行正面臨新階段的危機。一些銀行已經再次被迫尋求政府財政協助。歐元區銀行需要總共募集1150億歐元的資金來滿足新巴塞爾III協議（Basel III Agreement）對於資本準備金的要求，這大約剝奪了9%的資本積累。這一政策意圖避免不顧後果的借貸，那曾經導致2008/09年銀行業的崩潰。但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新的法規正在使情形惡化。新的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以及為維持目前業務而進行滾動式歸還債務，意味著歐元區銀行在今年底需要募集到5000億歐元。同時，歐元區的政府也須要募1.6萬億歐元來歸還現有的貸款和資助他們的日常政府支出。這導致了被一位銀行家形容為「死亡循環」的政府和銀行間對資金的爭奪。

同時，銀行之間的信任也在崩潰，銀行們寧願把現金存在歐洲中央銀行(ECB)，即使這只能獲取較低的利息率，而不肯通過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把資金借給其他銀行（日常交易的正常管道）。最近，銀行在歐洲中央銀行的隔夜存款高達4640億歐元，創歷史新紀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出現的停滯，雖然目前還沒嚴重到如同2008年雷曼兄弟崩盤後的局面，但已經是危機重現的一個象征。

銀行給商業的借貸已經急遽減少，這並不只出現在歐元區內，而是國際性的現象。例如，有些亞洲航空公司近來無法貸到款項購買新的飛機。

在平常時刻，銀行業會發行更多的股份來募集新的資本。但在銀行股價格急遽下滑時，這亦變得日益困難，這同時也反應了銀行業危機的成長。與之相反，銀行現在正變賣資產，例如眾多海外子公司（美國銀行通過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納稅人的錢進行資產重組時低價搶購）。估計歐元區的銀行到明年將會賣掉將近3萬億歐元的資產以籌措足夠的資本。

近來有傳言德國的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將會被迫回頭尋求第二次紓困(因為2009的紓困政策，目前德國政府已經擁有該銀行25%的股份)。德國商業銀行的問題部分是所持有的希臘政府公債帶來的損失。先前，比利時和法國合資銀行德克夏銀行(Dexia)，被迫在十月時後尋求政府幫助避免崩潰。比利時的一位經濟分析家評論：「銀行業系統極度脆弱。很難說這會不會導致特別的事件，例如崩潰或國有化。但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歐洲中央銀行的角色

歐洲中央銀行的新總裁馬裏奧-達拉吉（Mario Draghi）證明了自己比前任讓-克洛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更具有靈活性。特裏謝幾乎是以宗教神學般的熱情反對歐洲中央銀行扮演歐洲各國的政府「最後貸款人」的角色。這是基於相信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是一個即將發生的威脅——而並不是低成長或慢性停滯。如同梅克爾，他也相信債務問題應該藉由緊縮開支而非政府緊急財政援助來解決。但是，即使在特裏謝的掌控之下，歐洲中央銀行仍然通過在次級債券市場購買「周邊」國家（希臘、波蘭等）的政府公債來支持他們。他也被迫通過有限地購買意大利和波蘭的公債來避免信貸市場出現主要危機。

達拉吉接手後，歐洲中央銀行購買意大利和波蘭公債的數量明顯增加。但是，達拉吉的主要策略是大量增加給歐洲各國銀行的貸款。這是用以支持債務國政府的秘密手段。用各種各樣的抵押品（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政府的公債），銀行可以以1%的利率幾乎無限制地向歐洲中央銀行借貸。

這提供了銀行一個有吸引力的動機去購買政府公債，用它們作為抵押品向歐洲中央銀行貸款。在某些情況下，銀行會用這些便宜的現金去投資更多的政府公債，回報率大約5%~7%。不管是對歐洲中央銀行（已經累積了一些騙人的政府公債）或是對有關的銀行而言，這明顯是一個冒險的政策。數個歐元區政府的拖欠借款就會引發新的銀行業危機，且幾乎確定會比2008/09年的危機來的更嚴重。這就是為何一些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追隨更加小心謹慎的政策，例如，購買德國政府公債——即使這些債券首次出現負利率！

另一場峰會

隨著一月三十日另一場高峰會議的接近，梅克爾不斷表示自上一次高峰會已取得「進展」。但局勢遠未明了。一月份的高峰會議旨在使歐盟二十六國簽署的「協議」具體化（卡梅倫代表英國投了反對票），其實條約內容就是一系列大的方向與承諾罷了。然而要歐盟各國擔起一個憲法性的財政平衡義務恐將引起廣泛的反對。另外也很難相信歐盟各國政府可能會同意這些新的條件，尤其是由歐洲法庭執行規定中的作用和關於罰款的問題。薩克奇和梅克爾為此問題已經發生爭論（薩克奇本人傾向於較彈性的方案）。

梅克爾同時要求加速籌集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中的五千億歐元拯救基金。但對於各國該如何分攤份額卻毫無共識。現行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似乎已經被放棄了。它只有四千五百億的余額，像救助西班牙、意大利這種大型歐元國根本是杯水車薪。但借額外的更多資本來增加其幹預危機的力度似乎也不太可能。

所以，歐盟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協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有2900億美元的額度，提議歐盟國家和非歐洲各國應各加繳兩千億美元。再次，我們無法肯定各國是否會遵照執行。譬如，卡梅倫如提議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繳款額會因為保守黨（托利黨）內反對英國歐化的力量而遭遇許多困難，這恐怕會被視為一種間接幫助歐洲各國的行為。

美國和亞洲各國也不太有意願幫忙。它們可以想見地會質疑為何一些強勁的歐洲經濟體德國或荷蘭不出多點力。德國資本家繼續要求著歐洲更弱的經濟體以減少其赤字，但這些赤字是諸如德國等國貿易順差的產物，假如德國和荷蘭等國不從這些更弱的經濟體吸收更多進口的話，那麽這些赤字就無法消滅。

因此，一月份的歐元區會議恐怕至多只是針對短期問題頭痛醫頭、而無法根本解決潛伏的危機的迷糊仗。

歐債危機隨著經濟成長下滑而更加嚴重。歐元區政府的緊縮政策和歐元這一緊身束縛衣正使情況進一步惡化。最新的數據顯示2011年最後一季度，歐元區經濟重陷衰退之中，而現在已經太晚以至於不可能阻止今年上半年的經濟低迷。唯一的問題是：這將會有多嚴重？

梅克爾和薩克奇兩人都宣稱自己在峰會上提出經濟成長的方案。但在當前完全應金融市場要求的緊縮政策下，他們又怎能刺激成長降低失業率呢？刺激成長要的是大規模的金融刺激方案——對金融資本來說一大詛咒。如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指出，「目前的市場已無空間施展凱因斯式財政政策，在進低成長率情況下擴大國家經濟需求。市場根本不接受這種政策。」（2012年1月10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Crunch Time for Euro Is Not Far Off – 歐元破碎的日子已經為其不遠）

希臘的定時炸彈

歐洲的領導人絕對還沒有解決希臘的金融危機，而它很可能在下一個階段爆發。殘暴的緊縮政策除了施加給工人階級和部分中產階級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還造成了連四年的經濟暴跌，在2011年就經濟下滑了百分之五。由於帕帕季莫斯的過渡政府為2012年通過了更進一步的緊縮方案，譬如調漲電費等，臨時政府從紓困方案中獲得了另一筆八十億歐元的資金。

然而，目前希臘政府急需第二筆一千三百億歐元的資金以資助擬議中與私人債券持有者進行的債務交換。這數字根據希臘債券持有者債券額刪減百分之五十之後(總額約兩千億歐元)所得，並預估先行支付三百億給這些人。但協議並未達成，有報告指出政府需要更大比例的刪減，而即使是百分之五十也有許多持有者拒絕接受這樣的替換。

這對於一月三十日的歐盟高峰會將是重要的問題。若希臘債券替換問題無法達成協議，即將面臨的前景就是大規模拖欠債務，希臘被迫退出歐元區。但即使達成協議，也不代表希臘解決其債務問題。那將只是一次短暫的修覆，而在短期內引發更進一步的危機。持續成長的債務包袱在經濟上已經無法持續，也不能再被工人和中產階級所忍受。

希臘的經濟衰退，並減少其自歐盟經濟體的進口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然而歐元區的債務問題是一顆定時炸彈；若引爆將引發另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說不定比08到09年那場危機還嚴重。

前景黯淡

由於挽救銀行和其他金融財政機構（產生的支出）和因經濟成長減緩和稅收下滑導致積累的財政赤字， 主要經濟體正被巨大的債務包袱所拖累。經合組織（OECD）最近預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今年將為新貸款舉債十點五萬億美元，這幾乎是零五年的兩倍。政府主權債務的無力償還，亦或大型銀行的崩盤將無可避免地引發新一波銀行危機，並促使大規模經濟低迷。

許多評論員期望美國的覆蘇將能協助其他國家從經濟衰退中走出。，美國失業率極其微小的下滑（十二月時從8.7%降到8.5%）使人燃起覆蘇的希望。但這種「進步」實際上是肇因於工人從勞動力人口中被剔除。二零一一年美國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工作機會，自零六年以來最好的記錄，然而在衰退期仍然還是缺少九百萬個工作機會。

同一時間，美國出口正因為歐洲持續發展的危機而遭受打擊。標準普爾指數（S&P）的前五百家大企業有14%的產品銷往歐洲。出口也因為美元貨幣升值而蒙受損失，資本大量流入美國以尋求「安全天堂」。這些趨勢打擊了大企業的利潤（第四季中標準普爾前五百家大企業的利潤從17.5%降至7.9%）。這極有可能造成投資減少，對經濟產生沖擊效應。

嚴肅的評論員已經指出美國經濟目前出現「日本化」的趨勢，並預言美國在一漫長階段將面臨緩慢成長而脆弱的商業周期。今年對美國2%的經濟成長率的預測還是太樂觀了。

同時，中國經濟成長明顯逐步變緩，成長率也許會降至8%甚至7%。無庸置疑，中國政權必定會出面幹涉以避免過陡的經濟下滑。但它是否能像上次危機一樣，將成長率保持在9%到10%之間，還值得懷疑。另外，中國工業用料、能源和食物需求的減少將對巴西、澳大利亞等因與中國進行貿易而成長的國家產生沖擊。

另一項因素是石油價格。目前它在一桶一百美元左右徘徊，但只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或者發生嚴重的美伊沖突，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約五十美元的暴漲。這也會對全球經濟成長有所影響。

一份由摩根斯坦利投行發布的最新「2012展望」(Global Economic Outlook, 15 December)給出了陰森的訊息。2012世界經濟成長底線為3.5%（零七年年底成長率平均為5%)。這是假設歐洲只有很輕微的衰退、美國保持微弱但積極的成長，而「新興市場」如巴西、中國、印度等則有較緩慢的成長。它略帶疑慮地提出一個「合乎情理的」牛市的情況，使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達到4.2%。

而最糟的「熊市」則是全球性蕭條，美國經濟減緩，而歐洲也處於蕭條中。這將使2012年全球成長率降至1.9%。然而，摩根斯坦利還進一步提出一種「超慘熊市」的狀況：「你真的不會想知道。」

「我們假想的熊市狀況也許還太過樂觀，」報告警告說。若歐元使用國無法成功同意對歐元危機提出有效方針，若歐洲央行拒絕增加它對掙紮中的(歐元區)政府的援助，「最慘的情況是一系列公私部門無法償付債務，而歐盟解體。」摩根斯坦利說這種狀況最不可能發生，但最近其發生的可能性變大了。「考慮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字還有其他經濟指標，這種情節不太容易發生。但若歐盟真的解體、並出現銀行和政府廣泛失靈，則雷曼垮台引發的大蕭條與之相比恐怕仍將是相形失色。」

無需否認的事：2012年將是充滿著重大事件的一年，也將充滿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鬥爭。

台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台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覆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台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卜，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台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除若幹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台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台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台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台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台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台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台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台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台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台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台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台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台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制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志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台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台灣模式

台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台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制（準專制）政府積極壓制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制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制台灣經濟，當時台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台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制台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台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台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台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制）、人為控制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制，人為壓低台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制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制機器壓榨台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制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台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台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台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台電、中油、漢翔、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的管制，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制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系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台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制的台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制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台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台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台，都是采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註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台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台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台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覆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台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台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台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台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台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系。中國不斷覆制台灣經驗，挾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灣，讓台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制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台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台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台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台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經濟關系很難簡單地描述為台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遊間的關系。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台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台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制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ＩＴ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台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台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台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台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台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台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台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台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台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制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壓制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台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台灣政府能出台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台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台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台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遊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台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台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台投資總和達到台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台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台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遊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台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制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台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台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台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台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台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沖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沖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台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台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台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系，而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沖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制。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覆政府強制管制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系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台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台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台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台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台灣資本家視為台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台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歐洲：拒絕債務！拒絕緊縮！拒絕恐嚇！

2012年，所謂的「市場」與為其服務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悲劇接踵而至。這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危機的深化，以及向勞動人民的生活與前途宣戰。除此之外，還有最近已由歐盟領袖簽署，實際上就是緊縮政策的所謂「簡潔財務」（Fiscal Compact）條約。而希臘新一次的四十八小時總罷工將在二月十號與十一號舉行，這也指向了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以及這場戰爭中所要面對的戰鬥。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與西班牙五國的支部，在歐洲其他支部(包括德國和法國支部)的支持下，我們提出以下宣言來響應各國內即將發動的針對勞動人民與青年戰爭，，響應歐盟以及市場提出的恐嚇，以及響應所謂「除了向市場與債券持有者投降以外，我們別無選擇」的這類教條。

位於目前經濟危機的震央，歐洲的工人和青年們被一波又一波的危機摧毀了現在與未來。尤其是在歐洲的「邊緣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愛爾蘭－放眼皆是失業，尤其是青年之中，長期的蕭條和越來越嚴重的貧窮化成了最嚴重的問題。

而決定讓工人來替危機買單的緊縮政策，反而更加惡化了經濟。

新的「對市場友善」的政府，譬如西班牙的人民黨和意大利與希臘由投機客所扶持的所謂「技術官僚」政府，也正如預期的對這些趨勢無能為力。

隨著意大利和西班牙（信用等級降低）而將被債市所排除，我們可以預見危機的擴散。而這將伴隨著債信危機的進一步擴大，甚至於吞沒那些「核心」國家，自身利益和處於經濟危機中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利益相關的法國和奧地利也失去了它們的「AAA」信用等級。這些都指出了，最終將成為一個金融風暴，歐元將無法以其現有的形式存活下去。

逐出歐元區？

我們正面對著來自歐洲強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德國資本主義，這是毫不遮掩的殖民主義式政策的回歸，迄今弱國統治階級卑躬屈膝馴服合作。德國政府蠻橫地提出直接取消希臘的預算制度，派遣歐盟專員前往監督希臘預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目前危機的階段擁有的另一個特色，是這些「領主」們繞過所謂的民主「規範」，而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直接欽點銀行和財團進行獨裁專政。試圖保衛這套腐敗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政客和政府們，將自己的角色限縮為市場和三頭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獨裁政權手中操控的魁儡。最近在歐盟高峰會上通過的跨政府條約，用法律條款的形式銘記了緊縮政策的統治，也更強調了這點。

資產階級領導人(尤其是愛爾蘭)孤註一擲地想避免將這些議題付諸公投，更加顯示了他們的反民主，這是國際資本主義意志的強行灌輸。然而，在其他的例子中，譬如今秋帕帕季莫斯統治下的希臘，我們也看到資產階級政府能夠利用公投的方式，宣傳、恐嚇人民，如果向緊縮政策說「不」，將會帶來悲劇性的經濟崩潰。

歸根結底，只有以取代「資本主義悲劇計劃」的替代方案，動員工人和青年的力量，才是可信賴的。然而，我們支持人民有權力透過完全民主組織的公投來反對債務的支付、社會支出削減等等。我們會加入數百萬要求公投的工人、青年之中，而且我們會清楚地、毫無猶疑地選擇向緊縮政策說「不！」

對抗恐慌蔓延和恐嚇

2011年我們在許多歐洲國家看到勞動人民積極參與鬥爭的場景。希臘2010年發生七次總罷工，2011年發生七次總罷工(其中兩次長達48小時)。然而當希臘政府正在討論新的殘酷緊縮方案之時，2012年的二月稍早另一波全國罷工風潮已經掀起。這顯現出，面對令人沮喪的局勢，希臘工人們積蓄已久的憤怒和決心對抗的堅定意志。葡萄牙在11月發生一場總罷工，意大利的罷工和示威風潮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憤怒」運動的爆炸性發展，明確地表達了對銀行家的獨裁作風的憤怒。在這禮拜，群眾湧上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頭，導致羅馬尼亞政府下台。

伴隨著隨之增加的殘酷的國家壓迫，政府的反應已經成為一場制造恐懼和恐嚇的競賽，脫離歐洲與歐盟的期待變成是一座懸在工人們之上的斷頭台，給工人們帶來正當的恐懼。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局限之內剩余的基礎上來說，許多國家脫離歐盟的結果的確會激化整個歐洲地區進入更深層的經濟危機時期，包括影響數百萬工人的失業增加、貧困及悲慘化等現象，而這首先在外圍的國家發生─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因此，在存在群眾性左翼政黨的地區，在這些政黨的支持下，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運動有任務發展一個綱領以克服這超越歐洲地區和現今市場體系的框架與邏輯的挑戰性危機。

這一切必須以明確拒絕向市場上如禿鷹般貪婪成性的資本家（Vulture）、其他債權國家及歐洲央行(ECB)等的歐洲機構支付國家債務作為開始。這些巨額債務來自於歷屆新自由主義政府推動的資本家投機、有罪的管理失當以及任人唯親等——其中包括那些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其他地方的早已名不符實的「社會主義」政黨所執政的國家。這不是我們的責任去挽救遭到公眾強烈反對的銀行制造的龐大債務。

然而像是退休基金等的工人們的真正投資一定要加以捍衛，吸取社會資源以支付這有罪的債務包袱則是一定要堅決地反對。如不遵循操控著三頭馬車施令的統治菁英的發瘋邏輯，這些資源能通過投入龐大的公共投資計劃創造數百萬工作機會、在工人們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國有化銀行和金融部門以及資源和主要部門的基礎上，發展緊急方案以投資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和恢覆生活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會看到一個能夠開始解決施加在工人們和失業者身上的基本問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

我們被告知，如此手段可能會導致國家被逐出歐盟。無論如何，在現在的緊縮攻勢和當權者正要讓愈加衰弱的經濟陷入死胡同的狀況來看，如此的結果(違約和被逐出歐盟)幾乎肯定會出現！事實上，基於資本主義的延續性和待在歐元區外，在希臘資本主義的攻擊下，貨幣貶值也會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並貶損了儲蓄，勞動人民的惡夢會持續或是變得更糟，盡管他們是所謂”獨立”在歐盟之外的。但是對於勞動人民而言，避免經濟災難的方法不是接受對我們權利和條件更進一步的攻擊，這些攻擊只不過使我們被踢出歐元區稍稍推遲而已！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我們所面對的替代方案似乎只有：a)保持在歐元區內，接受福利國家完全破敗的局面b) 或著離開歐元區和面對經濟孤立，面臨嚴重的衰退和史無前例的貧窮。

歐洲的勞動人民其實有第三個選擇：開始組織並保衛自己的生活條件和權利，和資本主義制度決裂。這需要擴展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特別是那些受這次危機影響甚深的國家。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工人階級為要顛覆低劣的「緊急財政援助」的交易和緊縮的團結鬥爭，是建立這種選擇權關鍵且必要的一步。

我們當然不會與那些提出離開歐元區為解決方法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共享觀點。民族間緊張情勢在危機的過程中逐漸升高，特別可以看到德國、法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資本主義鼓吹的反希臘宣傳，這會引起分裂和民族敵對情緒的危險。由於工人階級左翼政治代表的真空，這些情緒會對陰險的極右派勢力和民粹力量起作用，如同在匈牙利、奧地利和其他地方所見，這可能會導致危險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絕不期待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府會同意，或不介意執行我們提出的這個政策。如此的方案只有基於國際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抗爭和展望的基礎上，並建立一個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的政府才有可能達到。

首先面對被逐出歐盟的情況，勞動人民的政府應該實施緊急計劃，在選舉出的代表民主控制之下，控制進出口和施行資本控制來阻止渴求利益的地產商和跨國資本肆意進行資本流動， （各國勞動人民的政府）不得不在整個歐洲大陸上為此立場進行奮戰。

在此基礎上，歐洲經濟和社會可向真正的整合跨一大步，因為為老板們服務的政府的政策和資本家的制度本身一直就是（歐洲融合的）障礙。

通過呼籲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工人階級實現團結，以及也呼籲關鍵經濟體德國、法國、英國等工人階級的團結，這場鬥爭可能會迅速贏得整個歐洲的廣大群眾的支持。

被逐出歐盟的國家形成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的聯邦，從國際民主計劃和經濟合作開始，基於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以此作為建立歐洲獨立工人國家組成完全社會主義邦聯奮鬥的一部分。

國際主義者的替代方案終止這場悲慘的危機

在過去一年，各種國際性的行動日合作讓世人看到跨國界的工人與青年團結所帶來的力量。在去年的10月15日，「占領」運動讓全世界數百萬的人民上了街頭。歐洲各國的總工會已經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抗議，最近一次計劃在2月29日，這其中具有動員的潛力，但只是象征性的抗議遠遠不夠。我們支持推動更進一步的各種行動，以實現舉行首次泛歐洲的24小時總罷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等國家的總罷工應該互相協調以求同時舉行，反對三頭馬車的「援助計劃」以及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這將作為一個顯示團結與力量的強有力開始。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歐洲總工會的領導者們，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中，他們並沒有意圖要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終結資本主義危機。更可悲的是，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反而還要對抗名不符實的工會領導人，他們系統性地拒絕動員人民力量去抵制市場的猛烈攻擊。

希臘和葡萄牙的勞工與青年已經帶給我們這個訊息：群眾從下而上的壓力和組織將能有效讓那些領導采取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工會的民主轉型而鬥爭，支持建立左翼的反對派。（我們）支持由那些只樂意為群眾進行鬥爭且負全部的責任，並且由工會成員集體控制且只領取和成員一樣平均薪資的工會領導人取代右翼領導層。即將到來的總罷工必須民主控制，且必須透過由下而上，通過工作場所、小區和行動委員會舉行的大量集會來組織，從而確保鬥爭的成果和勝利不會被上層的領導出賣。

我們很有信心，在這種組織與政策的武裝下，一個正面的替代方案會受到歡迎且值得爭取。但是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過程中，需要建立群眾性的政治組織，且必須由工人、青年與窮人民主控制，以建立支持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這個新的左翼運動一定可以吸引那些過去厭惡建制政治的人加入我們，從而建立一支與那些曾經背叛過他們的政治力量截然不同的力量。

工人與青年團結起來加入工國委（CWI）為這一前景而進行鬥爭。

我們的要求：
終止1%的獨裁！現在就實現真正的民主！應由勞動人民和失業者來決定，而非市場！
對死路一條的緊縮說不！支持大規模投資就業、房產、教育和社會，而非削減預算！終止青年失業的惡夢！
支持基於國際抗爭的出路！要求同時總罷工！ 為全歐洲24小時總罷工而努力！
支持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由下而上通過集會和行動委員會建立抗爭！建立由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組成的真正的群眾左翼政治力量！
拒絕三頭馬車(troika)和市場的敲詐！只有大眾抗爭可以停止緊縮的束縛！不要反民主的技術專家政府！公投停止歐盟的新緊縮交易！
支持工人的歐洲！反對資本家的歐盟！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組成的替代性社會主義邦聯而鬥爭！

中國：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作為群眾反抗的象征，位於華南廣東省的小漁村烏坎已經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與近幾年其他數千村莊的反抗一樣，烏坎村的1萬3千名村民起來反抗腐敗的基層官員。這些官員竊取了他們的土地，並獲得了數百萬元的利潤。但是不一樣的是，烏坎事件顯示了群眾進行組織和動員的新水平，建立了獨立民眾委員會和抗爭架構。由此，烏坎成為了中國未來鬥爭的裏程碑。

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本身，甚傳播到廣東省之外。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制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在本文寫作之時，烏坎正在進行了分三個階段的選舉，以選舉產生新的村委會。不僅境外媒體正關註這個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也正密切關註這一過程。黨國體制中“經濟自由”派的旗手，廣東省委書記雄心勃勃的汪洋，在十二月介入事件促使達成協議，使得村民抗議的領導者們同意中止進一步的行動。這一協議引發了大量關於政治變革和處理群眾不滿情緒的新的“烏坎模式” 的文章和報道。本文將指出，這樣的希望是不現實的。

烏坎事件無疑標志著中國農村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新時期的到來，同時也影響到了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城市人口（目前占全國人口51%）；特別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力量。對於社會主義者、工國委（CWI）和中國勞工論壇的支持者來說，烏坎的經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訓，值得所有正在與一黨專政、與其官僚腐敗和資本主義政策進行鬥爭的人們去討論、理解和分享。列寧曾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烏坎和近期其他抗爭，包括一些意義重大的工人罷工，顯示了中國群眾抗議變成更有組織、更大膽，鬥爭的方法和策略更加老道。簡而言之，當一黨專政當局提升其鎮壓手法時，群眾正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學習和對這些運動進行反思。正如在烏坎的活動者，特別是青年在鬥爭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明顯借鑒了國際上“占領”運動並受到激勵。我們也看到在成都罷工的鋼鐵工人和福建與浙江的農村抗議運動的群眾提出了“向烏坎學習”的口號。

大量土地被征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馬騰（Martin Patience)稱，“烏坎事件突出地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緊張狀況，”。他是幾位在抗爭期間深入烏坎的記者之一。難以置信的是，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去年經歷的群體性抗議比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還要多。中國行政學院報道，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是2006年的兩倍，達到180,000起。甚至這一驚人的記錄顯然在去年已被刷新。調查數據中包括工人罷工、反汙染抗爭、少數民族的抗議、對抗警察暴行的騷亂和不計其數的農村抗爭。其中農村抗爭中有65%是由於土地征用造成的，正如在烏坎發生的情況，通常腐敗官員借此和房地產開發商勾結。

官方數據稱43%的中國村莊在最近十年存在土地征用的問題。每年400萬農民失去他們的土地。整整一代的基層“共產主義”官員成為了百萬富豪，他們利用技術上仍是“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打破公社所有制神話的土地分戶承包曾是刺激中國經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估計自1990年以來，地方政府已經征用了670萬公頃的土地——幾乎和愛爾蘭的面積一樣大——同時克扣了3400億美元（約合21420億元人民幣）的農民補償款。一項人民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地方政府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平均為17，850美元每英畝(約合112355元人民幣)，而官僚賣地的平均價格為740，000美元每英畝（約合4，8100，000元人民幣）。通常這些征用的土地都會賣給商業房地產開發商。這顯示地方當局竟然賺取了41倍的差價。

在烏坎的例子中，統治村子長達41年的中共基層官員薛昌和村主任陳舜意——他們把持烏坎權力的時間甚至“超過穆巴拉克（控制埃及）的時間”一個烏坎活動者說——把660公頃的土地賣給公司修建公路和房地產。從中，他們貪汙了大約7億元 。這一小撮官僚聲稱在最近成功的村級選舉（由中共專制當局把持的）中以多數票再次當選，然而村民說他們從不知道有這一選舉。在9月沖擊了村委會辦公室之後，抗議的村民查閱過去二十年的賬目，希望能揭開騙走他們的基本權利的利益集團和其網絡的黑幕。

腐敗村委會在1990年代初建立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中共支部書記薛昌為總經理。“村裏大多數土地都通過這家公司變賣，”一個抗爭領袖洪銳潮稱。薛昌的公司和香港私人房地產資本家陳文清關系密切，陳文清的陸豐市豐田畜產公司是烏坎村委會出賣土地的主要買主，為其在烏坎贏得了“地王”的稱號。最近，土地似乎被賣給了楊惠妍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園，楊惠妍擁有約160億美元的財產，曾經是亞洲最富有的女人。

“他們（村委會）賣地時把土地當成他們自家的一樣，”洪銳潮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月4日）。“我們對土地什麽時候賣掉的，土地賣給了誰，得來的錢去哪裏了，錢怎麽花的一無所知。”

去年碧桂園的公告欄上宣布了一項豪華住宅項目，其將建在烏坎僅剩的土地上面。這成了壓垮村民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抗爭過程

向許多中國發生的其他抗爭一樣，烏坎事件孕育了相當長的時間。《南華早報》以“20年憤怒的爆發”作為其頭條。年輕的一代在2009年發出行動的倡議，在互聯網上建立聊天群，開始挖掘土地交易及其他內幕。他們曾訴諸法律法院，從縣中級法院上訴到省高級法院。在走了兩年法律途徑，進行過十一次法庭審理之後，他們發現這條路走到頭了。

這就是2011年9月初第一次群眾抗議的背景，那次抗議被防暴警察攻擊，一些示威者包括兒童被毆打。目擊者形容警察“像瘋狗一樣，見人就打。”警車被點燃，一些警察被報覆性毆打，之後村民沖入派出所和村委辦公樓，把官員趕走了。

隨後村民自我組織了幾個機構：婦女代表聯合會、熱血青年團和由13名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抗爭過程中權力真空的這段時間裏，這些民主委員會接管了村子的日常管理。12月，在運動的高潮，熱血青年團組織了事實上的民兵在村子周圍巡邏和阻止警察進入。砍倒的大樹和鐵鏈被用來在每個進村的道路上設立路障。藥房、急救中心和一個“對外辦公室“——媒體中心，來自香港和西方的記者在那段時間集中在那裏。這些記者是在村民向導的帶領下通過很少人知道的小路繞過警察的封鎖偷偷進入烏坎村的。

其後，選舉產生的烏坎理事會和陸豐市（縣級市，屬於縣級行政單位）和汕尾市中共政府進行了數輪無果而終的談判。烏坎村是由汕尾市和陸豐市管轄的。當代表理事會認識到談判沒有帶來什麽結果時，他們在11月21日發起了5000人參與的群眾示威，對於這樣一個小村子來說這是個驚人的人數）。當局對此保持克制，整個抗議活動和平地結束了。

胡蘿卜還是大棒？

從12月9日開始，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地政府領導傾向於嘗試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運動。當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警察逮捕了13名理事會代表中的5名，包括副理事長薛錦波。警察指控五人涉嫌“毀壞財物罪”和“妨害公務罪”。汕尾政府發表的聲明發出了進一步鎮壓的警告，聲明（典型地）指責“境外勢力煽動別有用心的人“並把村民臨時理事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同時大量的防暴警察被部署到烏坎村周邊進行完全的封鎖。村子之後被封鎖了10天。

如另一名進入烏坎的西方記者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摩爾（Malcolm Moore）報道的，

“在1000名武警試圖占領村子失敗後，從星期天（12月11日）起警察就封鎖了烏坎。不允許將食品和水運進村子，也不允許村民外出。”

摩爾補充道，“昨天，幾乎所有的富裕家庭也都撤出了村子，而其他繼續拒絕評論抗爭的人把自己關在高墻鐵門之後。”（《每日電訊》，2011年12月14日）

12月11日傳來薛錦波在看守所“自然原因”死亡的新聞。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刺激才能向前推進。”而薛錦波的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此後的日子，村民舉行了最大規模和最堅定的遊行示威。根據對以前警察慣用手法判斷，薛錦波顯然是受到了旨在摧垮他的精神讓其“坦白”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屍體的狀況顯示出有可能遭到酷刑的跡象：手腕腫大，拇指被折斷，額頭和下顎出血，鼻孔有血，整個頸部黑色，其前胸後背有淤青。

盡管中共省委的代表在12月達成協議時承諾歸還屍體，但之後兩個月警察一直拒絕將薛錦波的屍體交給他的家人。因為後者不願簽署一份接受警方所說的薛錦波死於“突發心臟病“的聲明。2月16日，警方雖然最終交出遺體用於葬禮，但卻規定了苛刻的要求。參與葬禮的人數被限制（以防止其變成新的反政府示威），家人和其他參加葬禮的人不允許拍照（以阻止被折磨的死者遺體的畫面被傳播到網上）。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在她的微博上詳細描述了她父親的遺體被當局扣留，以便向他的家人施壓令其放棄抗議。“我不確信屍檢是陷阱還是真相。”上個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在2月10日烏坎第二輪選舉中，薛健婉以最高票當選為一名村代表。

一位參加被推遲了很久的薛錦波葬禮的朋友描述警察是如何對這個家庭進行恐嚇的：“他像冰塊一樣被凍了兩個月。即使經過化妝後，他的面部仍然發黑。每個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悲痛，特別是他的女兒和妻子……她們哭到嘔吐，吃不下飯，甚至無法站立。（《南華早報》，2012年2月17日）

混淆的意識、幻想

在烏坎鬥爭的高峰期，當地人顯示了他們比被趕走的領高工資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夠有效地管理社區。“我們發現我們更擅長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歲的弟弟）說，“前政府官員被發現沒有在他們的辦公室留下任何賬目，所以他們一定是騙了我們。現在我們晚上有巡邏確保村子的安全。我們都緊密地站在一起。”（《每日電訊》，2012年12月13日）

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群眾進行民主化地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於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召回和沒有經濟特權的代表。

然而。盡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烏坎運動在政治模糊不清。由於運動是以農民為基礎，農民既包括受超額剝削的階層，也包括那些剝削者，所以他們有提出許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張。盡管指責中共的基層代表，但仍然存在相當對中共省級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為一些要的抗爭領導者同樣是共產黨員，所以認為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值得信賴的觀點被進一步加強。這些幻想會被很快擊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時，在她的微薄上寫道：“我有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呢？那我們該怎麽做？”

混亂的意識解釋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橫幅上面寫著“反對獨裁”，但同時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運動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運動中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一個重要的抗爭領導者，林祖鑾，自從12月談判結束後，被推上烏坎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曾擔任中共東海鎮支部書記）。他和其他中共黨員成為烏坎村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也強調要采用更為小心和溫和的方法和限制更為激進的階層。這同時是人們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運動中物色一個階層，用來控制這個運動。很明顯這一過程已經在烏坎發生並威脅將摧毀他們的抗爭，除非有群眾組織和新的抗議來克服它。

在運動的高峰期，境外記者報道在臨時的媒體中心有一個英文公告呼籲他們不要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一場起義：“我們不是在進行反叛。我們支持共產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這種尖銳的矛盾顯示了在中國存在著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壓力，以避免或者減緩鎮壓。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許多工人罷工中發現。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階層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視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其他人私下反對一黨專政但又不敢公開說。我們可以確信在烏坎，這些原因都在發揮作用。而且如果把這看作是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的關鍵因素是巨大的錯誤。

與之相類似，群眾抗爭中組織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傾向。選舉臨時村領導層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組織，其是封建主義的殘余。一些發起這場抗爭的烏坎青年活動者，對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報道稱在烏坎有40個宗族組織，它們看起來——在群眾抗爭中——以不同尋常的民主方式運作。但是宗族組織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於血緣）和等級化的。它們不能為團結廣大貧農和其他受壓迫階層建立組織和為真正民主地運動提供階級基礎。

在烏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離開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領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鬥爭中起到領導的作用。其中一些返鄉者對“在明確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為解決方案表示支持。這場運動就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包含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為了爭奪村子及其土地資源的控制權有時會引發暴力沖突。盡管像烏坎這樣的群眾抗爭，圍繞著“民主訴求”，傾向於把群眾團結在一起，也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提出改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綱領，並且有工人階級作為有組織的力量決定性地介入這一問題。諸如宗族組織這樣的集團利益在未來會成為聯合鬥爭的巨大障礙。並為政府提供了運用經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機會，使其能夠用一個宗族去對抗另一個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如果政府無法滿足運動的訴求變得日益明顯的話，其會在烏坎在用這一手法。

十二月協議的結果意味著什麽？

12月21日，村民計劃發起一場遊行到10公裏之外的鎮政府辦公大樓的示威。這使當局陷入兩難選擇，退縮或者暴力鎮壓示威都有風險。廣東省政府同時受到了另外的壓力，在烏坎北方僅僅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海門爆發了一場甚至更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

超過三萬人，占領海門的主要十字路口長達4天——明顯地模仿了烏坎抗爭以及美國的“占領”運動。他們抗議的對象是建設新的燃煤電站的計劃，而當地環境已經遭到現有的一座電站的嚴重汙染。海門“第二戰場”的開辟，以及發生在廣東制造業中心（深圳、東莞、廣州）的多場罷工迫使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裏的最高官員）被迫讓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烏坎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斡旋。而在海門，抗爭更大但較為缺乏組織，（當局）采用了“更傳統的”應對方式：催淚彈和警棍；雖然也承諾暫停新的發電廠的修建，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這一承諾實在值得懷疑的。

12月21日的談判結果在一些圈子裏被稱讚為開創性的，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殘存的一小撮改良主義自由派，他們把這事件視為可以實現改良和共識的新“烏坎模式”。但是對朱明國的工作組有哪些讓步和哪些又未讓步進行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不是這麽回事。事實上，如果烏坎的領導層能夠堅持更久一點，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讓步。所有人都會歡迎薛昌和陳順義被雙雙解除烏坎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最高職務。但這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平息群眾抗議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職務的腐敗中共官員被顯示曾經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後會在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廣東省領導層犧牲薛昌和陳順義應當被看作一種迂回戰術。在群眾抗爭使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之前，這兩人得到了來自中共上級任何可以想象的嘉獎。在2008年，省最高官員汪洋到烏坎視察並稱其為“模範村”。薛昌被第四次“選為”廣東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國家級勞動模範”的稱號。1993年以來，雖然村裏的土地被薛昌和陳順義盜取，他們領導的烏坎黨組織多次被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烏坎村民提出了四項訴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歸還薛錦波的遺體，並允許進行獨立的屍檢。這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如當時薛錦波的兒子說：“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歸還我父親的遺體。他屬於我們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當局殘酷地拖延了兩個月之後才最終將遺體交給薛錦波的家人，但遺體仍然被嚴格控制以防止獨立的調查。

在抗爭領袖林祖鑾領導下的中共烏坎新的“改良主義“管理機構，看起來同樣對薛錦波的家人施加了壓力，讓其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件。2月17日，超過一千的烏坎居民不顧官方的協議，聚集在一起對薛錦波進行悼念。這反映了在烏坎那些鼓吹和當局達成協議和那些正確地認識到需要繼續進行鬥爭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萌發的沖突。

第二，要求取消對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議領袖(和薛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沒有落實。四人（莊烈宏 張建城 洪銳潮 曾昭亮）的釋放拖延了數天。警察一直拒絕釋放他們，直到他們簽字承認有罪。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無罪的自由人釋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並且必須接受不發表公開聲明的條件。這一司空見慣的警方手法在他們頭上懸掛了達摩克裏斯劍，以防他們在未來給當局“制造麻煩”。

第三，抗議者要求（當局）承認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理事會。朱明國當時作出了模糊的陳諾，但是後來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目前正在進行）。當前分三個階段的選舉過程（首先是選舉出一個較大的選舉監事會，然後選出新的村委會）被廣泛描述為公平的，村民抗爭組織在組織選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選舉被當局嚴格監視，防暴警察被派到村裏並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這些限制令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不滿。

過去20年村級選舉在中國的成千上萬的村中舉行，而“開放”程度不相同（從相對公平到完全預先確定）。但這些村委會至多只能起到監察當地政權的基礎——中共官員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礙了能夠衍生出新的政黨的抗爭組織的形成。

最後，關於村民要求中止並調查所有土地買賣——抗爭的核心問題——現在前景仍然並不明朗。誰主導這些調查，這個過程會有多民主和透明？這會在草根組織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嗎？這是非常可能不會發生的，除非出現更多的壓力。這會達成什麽效果，接受舊的買賣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賠償；還是要求把土地歸還給村民（這是不是太晚）？

僅僅列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烏坎運動還沒有贏得一個明確的和勝利的結局。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預示著政策的變化嗎？

汪洋從烏坎談判結局中吸取每一滴政治資本，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交接之前宣傳他是一個擅長“社會管理”的領導者。這種宣傳非常值得懷疑，即使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廣東正在經歷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和與之相伴的鎮壓和逮捕。即使汪洋，1月也在省政協上發言，警告稱該省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汪洋正在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九個席位中的一個席位。中國的黨國機器的最高層。其中7個席位在今年經過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更叠將換主。汪洋作為經濟“自由派”（提倡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正在黨和政權內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競爭。而薄熙來支持更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施以了更嚴厲的專制控制。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松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在線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麽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志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這容易讓人樂於認為在烏坎地方官員和村民的對峙的和平結束預示著共產黨處理動亂的方式的重要改變——通過新的對話的方式，而不是舊的一味地恐嚇。想法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中共專制當局建立起了一個平衡鎮壓和妥協的強大系統（“胡蘿卜加大棒”），以孤立和約束對其統治的挑戰。因此一旦緊張的形式變得“穩定”，承諾被打破，讓步被推遲或者被取消都是司空見慣的。最近這也發生在大連，多大4000人在8月進行遊行，要求關閉有毒的化工廠。市政府同意關閉這家工廠以對應抗議。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化工廠僅僅在數周後就重新開放並秘密運行至今。大連是一座大城市，不想烏坎是一個村子。這顯示了烏坎的腐敗中共官員不是孤立的“爛蘋果”。之前成千上萬次的沖突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烏坎的抗爭不會取得勝利，除非它繼續抗爭，受壓迫的大多數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並且不信任黨國的任何級別。群眾只有信賴他們集體行動發揮的力量。

事實上，政權被迫作出讓步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發生在烏坎的事件預示著一個更廣、更深、更多的農村抗爭，隨著產業工人階級日益增多的鬥爭將會出現。隨著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深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經濟硬著陸，像引發烏坎沖突的征地和幕後交易將很可能增多，這將和中央政府的承諾相背。賣地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政府的債務水平將是迫使他們出賣更多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去年有70,000宗非法使用土地的案件，涉及751,000畝（50,000公頃）土地，比2010年增加5.8％。很顯然，中央政府打擊征地的承諾沒有起到效果。

中央政府為了降低社會爆炸的風險，緩解農村群眾負擔所采用的措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同樣多的新問題。之前觸發大規模抗議的農業稅，在2005年被大張旗鼓地取消了。但是這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地方政府對違法征用土地的依賴，以及農民們比以前更缺乏影響地方政府支出的機會。

烏坎和左翼

在中國左翼內部對烏坎事件發生了大量的討論。（在中國不允許左翼建立組織，因此大多數激烈的討論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大多數左翼團體當然支持烏坎抗爭，但並不清楚這場抗爭意味著什麽，也沒有對它所面臨的危險和陷阱驚醒警告。一些香港左翼團體對於這次事件發表了聲明。但不像工國委（CWI），他們沒能反對甚至提到土地私有化。而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集體所有”土地的現狀被中共官員廣泛濫用，而不能緩解局勢，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能導致農村地區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加深。正如前農村官員李昌平指出，私有化會導致許多中共官員一夜之間成為大地主：

今天中國集體化的農村社區嚴重負債，總計數萬億元。給個體小農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權人主要是官員及其親戚或朋友。如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土地私有化，那麽許多土地將被用來償還他們的債務。之後有多少會留給農民家庭呢？“（《中國左翼評論》，2008年第1期）

作為反對私有化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維護土地的國有制，但同時說明其必須在一個被選舉的草根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個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而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制的制度下實現。

在互聯網上活躍發言的新毛派總體上支持烏坎抗爭，但是持有不同的立場。和“烏有之鄉”相關的毛派中改良主義的一翼，稱其為“左轉”的一個例子，因為烏坎村民在群眾會議和示威時唱紅歌。但這忽視了要求土地私有化這一“細節”，一個比選擇唱什麽歌更嚴肅的問題！。許多抗爭的領導成員是中共和共青團的成員，這些領導人強調信賴中央政府和廣東省領導。因此改良主義毛派評論家的立場是相當矛盾的，——把烏坎抗爭視為攻擊圍繞在汪洋周圍的中共親自由派的好機會，而與此同時基層中共成員對汪洋領導的政府卻充滿信任。

更激進的”毛左“同樣支持烏坎抗爭，但更具批評性，把這視為在自身利益驅使下的農民運動，因而不是很進步。但這仍然是一個片面看法，盡管烏坎領導層提出的一些經濟和政治要求（即土地私有化）的確最終服務於這個政權的親資本主義的利益，但無視這場抗爭在廣泛階層，包括工人中，產生的巨大的鼓舞和激進化的效果也是不正確的。

烏坎抗爭還沒有最終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農村社區爆發的抗爭相聯系，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因此，它類似於去年發生的埃及、西班牙的全球抗爭以及占領運動。這些群眾鬥爭會在鬥爭中發現妥協和與一黨專政政權達成所謂“協議”是一條走向失敗的道路。現在需要的是和今天的體制徹底決裂。推遲或淡化民主權利的訴求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對中國經濟及其自然資源的控制不能落入不負責任的專制政黨及其資本家同謀手中。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打倒腐敗官員，支持全民所有和民主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終結政府鎮壓。我們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實現全民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全民所有。我們相信這一綱領會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對工人，貧農和青年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影評：沒有溫情的鐵娘子

第84屆奧斯卡頒獎儀式於北京時間2月27日晚落幕，憑借梅麗爾-斯特裏普最終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講述英國撒切爾夫人的電影《鐵娘子》一時間在全球範圍內風光無限好。電影將撒切爾夫人描繪成喪夫的患有癡呆癥的老人，對作為一個政治名人的撒切爾夫人而言則並沒有很重的描寫。正如英國《衛報》評論說，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不帶撒切爾主義的撒切爾”。這位女首相執政期間的坎坷大事——大規模抗議、愛爾蘭共和軍爆炸、礦工罷工、英阿戰爭、群眾性的反人頭稅運動（註一）——統統被輕描淡寫地略過。可以說，假使除去本片中撒切爾夫人的政治故事，這部電影就相當於一部暮年的老婦對逝去丈夫的思念愛情片，一部梅麗爾-斯特裏普演技的個人表演秀。

但撒切爾夫人不可能擺脫“撒切爾主義”，“鐵娘子”這一名號正是撒切爾夫人強硬的保守政策的代名詞。當前世界仍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各國紛紛削減財政支出、裁減公共服務人員、降低教育和醫療投入，這些政策與撒切爾夫人的保守政策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之時，其也正處於70年代滯脹危機中，她被保守主義者讚頌的原因就是帶領英國脫離了經濟危機，給英國經濟註入了所謂的“活力”。因此撒切爾夫人現在被搬上屏幕表露了資產階級對這一位保守的“鐵娘子”的懷念。尤其是撒切爾夫人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力量的打壓更是成為了當前資產階級的心底願望。他們現在被罷工、占領等各種工人運動弄得焦頭爛額。在危機中，他們（資產階級）呼喚著強人政治的出現以幫他們解決工人階級的威脅，正如20世紀30年支持希特勒上台扼殺德國工人革命一樣。

盡管電影沒有多少描述，可是從已有的鏡頭中，大量充斥了撒切爾夫人對工人們的暴力鎮壓：在催淚煙霧中，警察的警棍飛舞，馬踏眾人，血濺四處。這就是所謂的“鐵血”。作為工黨支持者的該影片編劇阿比•摩根就說“也許影片應該花更多筆墨展現她的極端觀點，比如當年她是如何冷酷鎮壓礦工罷工的”，但是導演並沒有聽取。

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的一個重大政策就是限制工會和工人罷工的權利，增強資本家們在勞資沖突中的主導地位。由於工會領導層的整體右傾與怯懦，尤其是總工會（TUC）拒絕支持1984-1985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導致撒切爾可以肆無忌憚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以瓦解工會和工人集體抵擋的力量。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的《就業法》規定,如果雇員聲稱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無須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雇員在兩年內遭到解雇不屬於不公正解雇。同時規定,和平的罷工糾察行動只限於工人自己的工作場所,在此之外發生的附屬行動是非法的,並要求限制罷工糾察人數。而1982年的《就業法》增加規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間發生的、完全或主要涉及工資和就業條件的勞資糾紛,工會才可能獲得豁免權;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糾紛不再享有豁免權；雇主可以解雇參加罷工或其他勞工運動的雇員,而且如果雇主同時解雇所有參加罷工的雇員,被解雇者將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為由要求雇主給予賠償。而到了1990年，《就業法》幾乎剝奪了工會的豁免權,廢除罷工附屬行動的豁免權，規定所有罷工附屬行動都是不合法的，允許雇主有選擇地解雇參加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的雇員。這些法律增加了罷工和工會活動的組織難度,限制了罷工自由,取消了工會的豁免權,放松了雇傭和解雇規則。這正是當前陷入危機的資產階級所希望能做到執行的美好法律，但是由於工人階級的長期不懈地鬥爭，他們現在一直都未能如願。

同時片中還描繪了1982年英阿戰爭期間的撒切爾夫人。她在上任後的頭三年中, 因為保守主義的改革, 使保守黨政府的信譽岌岌可危。由於英美情報機關破譯了阿根廷的情報, 其實阿根廷的一舉一動都在撒切爾的掌握之中。而撒切爾夫人故意采取削減馬島（又稱福克蘭群島）防禦力量等手段最終引發了阿根廷主動進行軍事行動。撒切爾夫人把這場戰爭看成是轉移國內視線、爭取大選的機會。這場戰爭同樣為資產階級所稱讚，正是這場戰爭將國內的階級矛盾導向了國家沖突，掩蓋了本質問題。英阿戰爭大幅提升了撒切爾夫人的威望，導致她領導的保守黨即使國內問題叢生仍能以絕對優勢贏得隨後的大選，使撒切爾夫人得以連任。看著眼下波斯灣的戰艦雲集，就可知當前資產階級現在多麽地盼望著戰爭借口。

《鐵娘子》導演菲莉達•勞埃德在接受采訪時說片中很多內容“純屬虛構”， 百分之五十是編劇編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是從純主觀角度出發的。例如撒切爾夫人的核心政策——私有化——就被刻意掩飾了。就算在影片中將這位“鐵娘子”描繪成怎樣地充滿人情味的女權主義者。可是她在整個工人階級眼中卻始終是令人憎惡的“女魔頭”。她所代表的統治階級註定了她要為她的階級拿起屠刀背上各種血債。當前這一統治階級又在呼喚新的“鐵血首相”或“鐵娘子”，他們要用工人階級的血來補償其自己所制造的經濟損失，維護其統治地位。但工人階級不會被虛假的人情味所蒙蔽，他們的血痂時刻提醒著，這世上沒有資產階級的溫情，要為自己的權利奮鬥：為獨立工會而鬥爭，為罷工權而鬥爭，為和平而鬥爭，為自我解放而鬥爭，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

解答有關社會主義的常見疑問

這篇文章首先刊登於我們工國委美國支部的「社會主義替代」。文章集合了工國委同志們在美國由東至西海岸眾多城市介入占領運動時，跟不同的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者討論所得到的經驗。本文中文翻譯版本已刊載在《社會主義者》雜志第15期上，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志，請聯絡cwi.china@gmail.com

布蘭登．麥德森（Brandon Madsen）， 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工國委CWI美國支部）

隨著占領運動的興起，反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主流。很難想像《時代》雜志（Times）的封面上戴著頭巾的女士成為了《時代》雜志「年度風雲人物——抗爭者」的代表，同時《時代》雜志又為資本主義說了很多好話，還有因電影《V煞》（V for Vendetta）走紅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無處不在，更進一步明示了革命思想是如何傳播的。

然而，支持制度變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卻未有認真而嚴謹之公眾討論，探索有關以怎樣的另一制度替代，來回應這需求。 2011年12月28日皮尤調查中心（Pew）公布一個新的民意調查表示，30歲以下青年或黑人更支持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的真義或如何使其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效實行有著清晰的思想認識.。我們在此提供這些常見問答，為這討論拋磚引玉。

問：社會主義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巨大的財富集中在某些運行經濟的機構（公司）中，剝削勞動人民，以增加自己積累的財富。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顛覆這種關系，由勞動人民運行經濟，利用巨大財富和社會生產力，以豐富他們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接管所有最大的銀行和企業，使之公有化並民主控制。

雇用那些失業者和重新分配投資以及職業以滿足社會需要為本（醫療保健、教育、潔凈能源等）會給社會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去提升生產力和財富。民主規劃經濟將使我們確保每個人都有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高質素的醫療保健、各級全民免費教育，當然還有食品和住房等基本必需品。它不會僅限於基本需求，我們更可以選擇投放資源，使人們能夠進行創作，例如音樂、美術、寫作、電影、時裝，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發展。

這類型的經濟體系，需要有意識的規劃，不過很大程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實現了。比很多國家還要大的商業集團能規劃自身的生產水準、配送、定價計劃等，而沒有崩潰，因此沒有任何理據證明工人沒能力做到同樣的事。

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規劃是以個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和不民主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可以構造一幅大圖畫，鳥瞰整個世界經濟和財富投資，實現滿足人類需求、維持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解放全人類的目標。

社會主義經濟肯定會是全球整合。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就已生活在一個全球相依的世界。現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意味著殘酷地剝削較弱的經濟體，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在競次效應中狀況日益惡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是使人們生活豐富的計劃之中一部分。

社會主義經濟將以非常不同的手段來處理環境問題。今天，各大小公司都不關心環境成本，因為它們能把這些破壞帶來的問題拋給公眾。受汙染的空氣和飲用水，這些環境成本是真實的，但它們並無在孟山度（Monsanto）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以赤字形式出現。這就是為什麽沒有公司在｢自由市場｣為原則的基礎上會采取必要的步驟保護環境。

民主的計劃經濟將消除汙染成本轉嫁背後利潤驅動的目的。相反，效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將成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原則。代替不完善的環保方案，例如是節能燈泡和自覺的回收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會投資於徹底修正所有產品的生產方式，為實現最大化可持續發展而利用所有最新的綠色科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創造數以百萬計的職位。

問：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正如我們大多數人目前都遇到這情況： ｢民主｣被歸結為每幾年為富裕的職業政客投票一次，而他們將為我們作出所有決定。當然，這其實都算不上是什麽民主，尤其是整個過程都是被公司資本收買。

相反，社會主義民主將會每一天、每一周，在每一個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中實踐。工人會輪流承擔管理任務，而且只要工人們認為有人更適合，當選的管理者就會被隨時召回和更換。所有決定，均可以多數票推翻。

學校課程和政策，將由家長、教師和學生共同商定，而不是由遙遠的行政人員和官僚決定。鄰裏大會將決定誰能或不能使用警察權力，還可命令選舉產生的官員如何按優先順序去盡處理事務。

所有投資和經濟決策都應民主產生。在工作​​場所和鄰裏大會中選出的代表將大規模擴大本地及區域議會，然後依次選出國家代表。被選出的代表不應有特權或高於選民的收入，他們也應隨時可召回。

為了促進這一民主決策的過程，應在日常工​​作或學校安排中騰出時間，讓人們能參與決策會議及討論。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工作周就可以被縮短而不需減少收入，從而讓人們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政治，並使他們能追求除工作和學校以外的生活目標。

問：會不會由官僚精英接管一切？

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與制度內的野心家和腐敗作鬥爭將是必要的。百年的階級統治帶來的有毒思想包袱不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然而，通過建立社會生產資源的公有制、消除特權，以及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對於那些企圖奪權的官僚精英將是強大的障礙。

最使人恐懼官僚奪權的例子就是史大林在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革命僅數年後便在蘇聯奪權。俄國革命的悲劇性墮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大量書籍中提出要努力解決的問題。基本的結論是由嚴肅的歷史分析所得出，那就是這墮落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是特殊情況下的惡果。

俄國在革命時，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中的一員。當被廢黜的資本統治者受到二十一個國家的軍隊的支持，試圖暴力地從工人民主運動中重新奪權，導致了一場血腥內戰，這就更使其破敗不堪。雖然革命也有在整個歐洲發生，尤其是德國，但它們都被擊倒了，只留下俄國處在一個貧窮、破爛和孤立的境地中。

這不是一個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健康基礎。社會主義的整個基礎是有足夠的資源去發展，但俄國並沒有。在這背景下，蘇維埃的民主結構（工人大會）停止了運作。當你在擔憂下一頓飯的問題時，誰還會去政治集會？

這是基層工人的權力真空，孤立和經濟衰敗燃盡了國家的力量，催生了俄國社會的官僚，以及作為官僚階層領袖的史大林的崛起。即使這樣，它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史大林要把異己投入監牢、謀殺、流放，或強迫數百萬人服從，而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堅守1917年革命的民主原則。

這個經驗表明，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作為一個全球性運動的重要性。由於帝國主義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導致一些國家可能缺乏穩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需要貿易，及得到富裕國家的幫助。如果俄國當時有其他革命成功的國家加入，即使只有一個，像是德國，歷史也本可以會與原來的完全不同。

問：改良資本主義不是更容易嗎？

不幸的是，與官方記錄相反，資本主義歷史並不是一個持續走向更民主與更繁榮的進步。相反，每一次嚴肅的改良都需要大規模的群眾抗爭，動搖其制度核心。

改良不是善意的政客給予的，而是面對勞動人民渴望真正改變的怒火，為將之安撫或轉移而不情不願的作出讓步。無論我們談論公民權利、周末休假、或是組織工會的權利，都需要全力以赴的抗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利潤驅使的邏輯，無數無辜的人被孤註一擲的精英們所謀殺，以撲滅鬥爭與反抗。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是這些局部的改革都不是永久的，並不是一個立足點或新的基準工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和政治家將盡快在適當時機擺脫它，實行倒退。

人民在過去拼命地戰鬥爭來的社會成果正被緊縮政策破壞或削弱。在差不多把私營部門的工會都破壞凈盡後（少於7%的工人加入工會）一個州接一個州的企業政客們現在正攻擊公共部門，其中工會成員占工人數目超過三分一。

要有一個穩定的基礎去進行改革，需要勞動人民從資本家手中奪權並由自身行使──也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唯一的方法；為改良而作的抗爭，和為社會主義改造而作的鬥爭，是同一樣的。

問：社會主義在字面上看來很好，但這是真的嗎？

在歷史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的變化。從古老的奴隸制國家到封建地主所有制，到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當舊制度變成了阻礙進步的障礙時，人們曾多次推翻舊制度。真正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想法，就是像戰爭、貧困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解決。

雖然社會主義是現實主義的，但並非是必然的。一遍又一遍，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已迫使工人和被壓迫者發動革命起義。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最突出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過，雖然許多革命成功推翻政府，幾乎沒有革命能改​​變制度。如果我們不能以更好的東西取代它，資本主義將總是會在工人、青年和窮人背後找到出路。

這是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的地方：我們會認真研究歷史，汲取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失敗與成功的經驗。我們的目標是廣泛傳播這些經驗教訓，使今後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不僅要讀許多書，這意味著要積極建設和參與各種現有的群眾運動，大膽地引進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在抗爭中向他人學習​​，和大家一同尋找出路。

香港：一九二二海員大罷工九十周年

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是中國和香港歷史上一場重要的罷工運動，一共有十四萬人參與，也是一九二零年代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罷工高潮的起點。罷工的勝利影響深遠，推動了全中國工人運動。

海員大罷工後，香港接連出現木匠工人、電車工人、太古船廠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由1922至23年一年間全國各地罷工達100次以上，上海、武漢、開灤煤礦、安源煤礦、京漢鐵路的工人都先後發起罷工。

罷工也給予之後的抗爭如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提供重要的戰鬥經驗、建立精密組織、發展鬥爭策略及培訓幹部與骨幹。

海員生活艱辛困苦

二十世紀初，華人海員受剝削情況十分嚴重，工資微薄，每月不到二十元，工時平均每天長達十二小時以上。淩辱、打罵及罰金等虐待多不勝數。

一戰結束後，通貨膨脹嚴重，民生艱難。 1920年，香港物價飛漲達50%，數萬機器工人發動集體罷工並取得勝利獲加薪。 1921年，港幣再次貶值50%導致物價上漲。直到1922年，米等必需食糧價格上升15%，單身海員已經很難維持生計，要兼顧家庭的工人更是百上加斤。

除受船東剝削，工資極低外，還有另一種剝削稱「包工制」，即相似於今天的仲介機構，透過介紹工作賺取利潤。海員行業中有所謂「館口」，因為包工頭直接與船東勾結及約定，海員必須透過館口的包工頭找到工作，所以要給予仲介費，找工作時必須給包工頭數十至數百元，而得到工作後，海員必須從每月工資中抽取十分之幾歸包工頭所有，如不就範，工頭隨時可向輪船公司撤換海員。

華人海員受歧視的情況也很嚴重。華人海員的待遇與白人相差甚遠，工資方面，白人與華人海員工資相差比率為十比二之多。住房方面，白人海員一二人一間房，中國海員則要五六人一間，並被派到環境惡劣的房間。

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一世界大戰之後，正值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之時，因為世界資本主義貿易市場以及海員行業的關系，使海員們與不同國家​​的工人都有交流，而具有國際視野。

1918年一戰結束時，僅在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一地長期居留的中國海員人數達3000人左右。當時中國海員們知道西歐各國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維護權益。英國煤礦鐵路海員三角聯盟罷工（The Triple Alliance Strikes– 即今天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的前身），還邀請到達倫敦的中國海員參加，海員們必受到國際上的工人運動鼓舞。

俄國十月革命後，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中國海員通過與蘇聯海員交流和遊歷蘇聯港口，見到現實中人人平等，工農當家作主的蘇維埃政權，更是變得思想活躍，極為仰慕。

因此中國海員既了解工人抗爭才能贏得權益，又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明白必須聯合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共同反對統治階級才能成功。

工會的建立及罷工的準備

1920年，發生在眼前的香港機器工人罷工更鼓起海員們反抗鬥爭的勇氣，不少海員工人之前也是機器工人，本身參與過機器工人罷工。為進行團結抗爭，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

一九二一年三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正式成立，孫中山題寫會名。當時，香港海員中兩位重要活躍分子是林偉民和蘇兆征，負責事宣傳及組織的工作。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工會剛成立時並未有任何鬥爭經驗，當時海員因為籍貫不同甚難團結，海員中最多的是廣東人及寧波人，大家使用的方言亦不相同。此時工會便從小鬥爭做起來團結群眾，例如用工會的名義抗議毆打海員，要求某海員覆工等，這些統統獲得勝利，群眾對抗爭更有信心，越來越多海員加入工會。這是組織群眾的不二之法，如列寧曾經講過，「要成就一件大事業，必須從小事做起。」

罷工的爆發

海員們當時最關註的問題就是工資問題，因此，不久工會進一步提出增加工資的訴求。一九二一年九月，工會成立半年，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資方無視。工會於十一月再度提出，資方同樣視若無睹。兩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工會第三次提出，並限資方二十四小時內回覆，否則發動罷工。

當工會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做好一切罷工的準備。工會組織了「增加工資維持團」負責罷工事宜，另外亦組織如「征求隊」、「宣傳隊」、「防護破壞罷工隊」、「交通隊」等不同團隊以及各個秘密機關。

除香港外，工會亦在廣州設立辦事處預備工人罷工後回到廣州，還在汕頭亦另設有罷工辦事處。工會在廣州預備20間宿舍，購買兩個月糧食，並亦開始籌集罷工經費。罷工開始時蘇兆征便被選為總務科主任。海員工會還組織糾察隊維持廣州市面秩序，隊員80人，分為8隊，非常有組織。根據罷工工人劉達潮憶述，委員會更設有醫院，「誰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罷工工人醫院去治療。這裏簡直是一個非常有秩序的新社會。」種種準備可見工會在罷工前期工作上的精密。

更為難得的是海員工會的團結精神和國際主義，工會主動聯絡中國其他運輸工人以及外國海員，還發信到各國的工會要求援助。

二十四小時後罷工爆發，最初有1500人參與，所有香港開往廣東內地的輪船包括到廣州、江門、澳門、梧州，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國輪船海員統統一致罷工，涉及90多艘輪船。港英政府非常震驚，即晚派官員到海員工會勸告，叫海員先覆工，將來再商量工資，工會堅持若不答認條件的話不會覆工，一同高呼罷工口號。

翌日，海員乘火車回廣州，罷工影響到新加坡，上海等口岸，而汕頭海員亦加入罷工。

罷工三日後，香港政府宣布戒嚴令。於第四日，政府發出通知，提出船主的加薪條件嘗試停止罷工，但加薪幅度與海員提出的相差甚遠，於是海員決定擴大罷工。

短短一星期內，罷工的海員人數已達6500人，輪船123艘。

罷工作為經濟武器的巨大力量

罷工作為工人的強大武器，能癱瘓資本主義的運作。海員罷工癱瘓整個香港經濟。香港的地理位置作為一個小島，本地的生產根本不足夠供給53萬香港人口使用，所有糧食及一部份日用必需品需從中國內地運來，如梧州的雞鴨、廣州的豬肉牛肉、汕頭的水果、上海的紡織原料及服裝用品等。海員罷工後，食品供給完全停頓，物價飛漲，可見工人的經濟力量。

同情罷工

罷工開始了半個月，直至一月三十日開始有運輸工人同情罷工，運輸工人的全體罷工令起落貨物完全停頓，當時罷工人數增加至三萬人以上。那時候，船都不敢停在香港，癱瘓了整個東半球航運。罷工包括運輸工人及艇戶，，但卸貨工人及苦力的加入罷工導致即使有米在倉庫也沒有人擡出，令糧食供應完全停頓。

港英政府的打壓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閉海員工會及其他同情罷工的運輸工會，拘捕罷工領袖和工人，將工會招牌拆去，指「海員工會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政府軟硬兼施，叫華工總會到廣州協同中國航業公司向海員工會調停罷工但不果，工會表示對政府野蠻行為反感，誓必堅持到底。

談判不果，政府又叫東華醫院用街坊名義邀請廣州海員工會代表到香港商討，工會提出恢覆工會合法性，但政府表示要改變名稱，工會堅決拒絕，表示若不恢覆工會，加薪也絕無需談。之後政府又派華民政務司出面，但再一次無果，海員表示要回廣州去。第二日，西人商會又找海員代表討論，談判數小時不果，海員堅持原來立場，要求恢覆工會及加工資。

政府見談判無果，便派著名的大紳士羅旭初去賄賂工會代表，但被工會代表拒絕。第二日華民政務司又向海員展示公文，但條件與早前內容相同，海員又立即拒絕。從海員與政府及資方三番四次的交涉中可以見到，資方和港英政府站於同一立場。

政府嘗試破壞罷工

談判破裂，香港政府開始嘗試直接破壞罷工。政府在上海、菲律賓、印度等招集新工，但從上海招來的一千人，經過汕頭時被汕頭罷工辦事處說服了一大半，只有300人到了香港。海員工會通電各處工人團體請求阻止招募新工，又派「防護破壞罷工隊」暗殺招募新工者。罷工海員更提出新的策略，加緊封鎖香港，包括擴大糾察隊，到各海口去禁止糧食運往香港。

全市總罷工

香港其他工人均同情海員罷工，各工會開聯席會議決定一致舉行全市總罷工。此時二月中，工人必須等到二月底取得工資才罷工，於是各工會共派出7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及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當時政府為了阻止全市總罷工，利用機器工會（原名為華人機器會，政府控制的機構）向工人宣傳若要真正幫助海員，便不應擴大罷工而是應透過經濟的援助如捐款，成立「全港工人調停海員罷工會」來援助他們。

群眾開始動搖，海員得此消息，在廣州的７個代表立即回港制止，海員工會召開大會，一致決議反對調停機關。消息在報上公開後，香港工人終於明白政府的真正目的，並取消了調停會，堅定準備即將來臨的罷工。直到月底，工人領得工資後，三月一日全市總罷工爆發，工人開始步行回廣州（因政府停止火車行駛）。當時，酒​​樓、郵局、銀行、酒店、街市、女仆、廚師、園丁、轎夫、報館、渡輪、印刷局、面包、牛奶房工人都一並罷工。參與總罷工人數更達14萬7千人，占當時香港54萬人口的​​27%，全港死寂，歇業者有三十多個行業。街上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服務行業俱都罷工，使統治階級的日常生活都無法維持。 （各行業工人參與總罷工人數見表）

沙田屠殺

三月四日，二千多罷工工人步行返回廣州至沙田時，英國軍警阻止工人通過，並在沒有任何沖突的情況下向工人開槍，造成五死七傷，死因庭裁判更裁定政府動用武力沒有過失，並對其表示讚揚。英帝國主義對工人的鎮壓揭露其野蠻及暴力，視人命如草介。這進一步激發工人更堅決地進行罷工，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引起香港市民公憤並更同情工人。這時，電力、鑄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員、鍋爐修理等工會聯署，限令港英在48小時內解決海員罷工，否則將發動罷工。

罷工的成功

此時，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有168艘，加上帆船和運貨工人也一律罷工，香港水上交通完全停頓，市面食物短缺，物價飛漲。罷工導致船公司捐失約500萬，1922年全年度香港外洋輪船出入口減少了9%，貨運減少了1億5千萬元。

香港全市工人的總罷工顯示工人的經濟力量，工人因為沙田慘案揚言要擴大罷工，港英政府山窮水盡，只好作出讓步。於三月五日答應海員定出的條件，包括以下各項：

1. 實際加薪水平
2. 在廣州設立公斷處，由廣東政府代表，英國總領事代表，西船主代表，華船主代表，及海員代表組成
3. 罷工後覆工工人不能加以降職或解雇
4. 船主雇用海員須由海員介紹，避免經手人從中獲利
5. 簽定雇用海員合約時要有海員工會派人到場，否則無效
6. 海員或海員工會職員不得由無理原因遞解出境
7. 恢覆海員工會原狀，釋放被捕工會人員

而且，政府同意恢覆原有工會，發回工會匾牌，釋放被捕工人，沙田慘案死者每人恩恤金一千元。三月六日當政府送回工會招牌時，罷工全部海員和香港全市工人統統前來慶祝，十多萬人擠在街上，高呼「海員工會萬歲！」。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日，至三月八日結束，終於大獲成功。

海員罷工與共產黨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工會領導人日常聯系廣州由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組建的華俄通訊社報告罷工消息，又致電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e）請其轉達尋求各國工人階級援助。因此，罷工也得到了國際上很多國家工會的聲援。

按蘇兆征的說法，在罷工時他們已經開始尋找中國的共產黨；聯系華俄通訊社，也是因為知道其與蘇俄和共產黨的關系，這反映當時的工人有意識地尋求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曾電告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勞動組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書記部，請其與長江各海員團體聯絡，阻止外地海員受雇香港船公司破壞罷工。共產黨在上海和北方等地還通過散發傳單和勸阻當地工人不受雇聲援香港海員罷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又成立上海「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派主席帶捐款到香港及廣州聲援罷工海員。在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更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曾發出多次通電及文告為罷工海員打氣，又捐款援助罷工。

海員大罷工後，包括蘇兆征和林偉民在內至少有11名罷工領導人先後加入中共，並成為中共和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蘇兆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務。

海員罷工與國民黨

罷工的領導者，如蘇兆征、林偉民和陳炳生等​​人當時都是國民黨員，而且海員工會的建立得到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支援，孫中山親自命名工會名稱，並撰寫了工會匾牌。但海員罷工本身是工人自發的經濟鬥爭。

國民黨一方面是罷工工人與港英政府間的仲介人，另一方面對罷工財政上的支持很大。因陸續回廣州的海員不下五萬人，再加上同情罷工的運輸工人及香港工人，當時由軍閥陳炯明控制的廣東政府每日借出數千元，總共十萬元支持罷工。陳炯明之所以這麽做為了贏得工人民眾的支持和孫中山爭奪領導權。同一時間孫中山在廣西忙於準備與北方軍閥作戰，所以只是表示同情​​工人的罷工和支持他們的經濟主張。

可見，無論是孫中山還是陳炯明都不準備與港英政府直接沖突，國民黨支援罷工的目的是意圖煽動民族主義來動員群眾反對帝國主義，顯示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激進的社會運動中對工人運動表示支持以及利用工人運動來贏得群眾對自己的擁護，但同時又不願看見工人階級真正掌握去權力，而習慣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進行妥協。

罷工的鬥爭經驗與教訓

大罷工當初發起的動機只是純粹的經濟要求，但罷工過程中卻由經濟上的鬥爭擴大為一次反對英帝國主義殖民的政治鬥爭。當時中國航運業幾乎全由外國資本經營，中國資本遠洋船一只也沒有，在沿海的內河船則也不到外資公司的三分一。由於罷工重創香港經濟，港英殖民政府被迫向中國海員屈服，因此使之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象征。

而且，此次罷工的勝利使中國政府把罷工非法的法律條文取消。所以，香港的海員大罷工不僅是贏得經濟上的勝利和對工會的認可，並且也從法律上贏得了罷工的合法性。

這次罷工的勝利有眾多原因：

第一是客觀條件，當時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工人階級意識高漲，正值俄國十月革命工人奪取政權，而中國內外均有罷工發生，抗爭的熱潮有利於工人運動。

第二是海員行業的性質，使海員們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三，是海員工人和各行業工人間的團結、組織及一致性，領導堅決，工人拒絕作出任何妥協是罷工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第四，是其他工人階級的聲援，尤其、運輸工人及全港工人的同情罷工和外地海員工人拒絕為香港船公司工作。

第五，是工人由下而上的組織，當時在廣州的罷工總辦事處民主地選出代表組成罷工委員會及各機關部門，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由工會代表代表工人到香港進行談判。

罷工雖然獲得勝利，但結果是少數工賊陳炳生等人為了個人利益篡奪了工會的權力，而且貪汙公款。這對現在的工運也還是重要的教訓。如何實現民主公開地管理工會，防止工會官僚化，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工會領導只能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能隨時被基層會員召回，通過基層選舉及集會限制領導層專權。

今天的工人鬥爭

曾有言論指香港的工人是天生奴才，沒有丁點戰鬥性。回顧九十年前從香港海員工人的鬥爭可以看出其實工人的階級意識一直存在，只是欠缺一個可信任的領導及組織。海員大罷工亦反映出需要一個堅實的工會及政黨的重要性，就像托洛茨基所寫，「沒有指導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飛散去了，像沒有包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今天之所以沒有大型工人運動的原因，是由於歷史上社會民主派以及斯大林主義的背叛，特別是在1990年代蘇東劇變和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世界性工人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歷史性低潮。工人運動缺乏真正鬥爭和領導工人的工會與政黨，所以可見的只有零散的罷工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組織及準備。

現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並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組織工人階級並取得群眾支持，燃點工人的鬥爭意識，發動工人抗爭。所以，社會主義者當前需要由小鬥爭做起，逐漸提升工人的意識；毫不畏懼地推動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發展。

二零一三年

電影影評- 林肯(導演: 史提芬·史匹堡)

這 套電影重點介紹了政府通過第十三條修正案結束南北戰爭。在 1864 年贏得競選連任後，林肯趁機在即將卸任的日子內在國會會議上通過修正案。即使共和黨大多數黨員同意修正案，但亦不保證能通過。林肯除了需要處理內閣的反對 派外，他政黨內部反對，也需要贏得一些民主黨黨員的支持（民主黨當時為奴隸的主要政黨）。這套電影清晰地顯示了林肯 當時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危機中運用了高明的政治技巧。除此之外，雖然林肯遭受抑郁癥困擾的元素沒有完全加入到電影中，但也試圖將其人性化; 同時，電影也充分展示了林肯傾向於與士兵和內閣成員群內講述故事和寓言來加強他的觀點。

特別在一些情節當中，他和妻子 瑪麗·托德·林肯(由 莎莉·菲飾演) 的交流戲和他們的11歲兒子 威利的過世悲慘劇情是最令觀眾感動的。這也包括了林肯的小兒子 泰德與另一名他的兒子 羅伯特·托德·林肯 之間的緊張關系。電影裏，羅伯特·托德·林肯爭取加入聯盟軍隊，卻遭 瑪麗·托德的反對。

偉大的領袖

丹尼爾·路易斯 籍著以條不紊的方法來演戲令他成為迷人的縮影。在史匹堡的感傷和宏偉的圖像構思及指導下，路易斯將其演變為林肯的精神和心靈，呈現了一個神般的身影。電影制片人選擇了拍一部在有限範圍內的修正案爭奪戰電影，毫無疑問地是在這事件中放大了林肯所扮演的角色。

在另一情節中，林肯在白宮向一位士兵提出了的一條問題，「我們是否生逢其時?」士兵便回答，「我不清楚我自己，或許你是吧。」對那些希望全面了解林肯在歷史中的角色的觀眾來說，問題是制片人對事件的挑選沒有能全面的描畫林肯「生逢」的「時代」。

在 幾乎大部份情節專註於華盛頓大廳的辯論下，這部電影並沒有完全探索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如果奴隸、小農場主、工人以及其他人沒有被導致1861年戰爭 爆發的事件（以及之後的事件）激進化，林肯將沒有讓他發揮領導才能的平台。若要充分認識林肯的領導素質，把他的角色放在更廣泛的歷史進程中看是非常重要 的。而這其實可以在電影的開幕數分鐘展現出來。然而，導演卻選擇提供了狹隘的視野給觀眾，並且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背景下，令劇情呈現歷史是由偉人造就 的，而更大的權力規定誰是偉人。

第二次美國革命

「這個鬥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這兩種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陸上和平共存了。它只能以一個制度（奴隸制度）或另一個制度（自由勞動制度）的勝利而結束。」-​​馬克思

多年來一直在美國政治占主導地位的種植園東主最終在革命戰爭中被推翻，,而奴隸制的廢除令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一一被連根拔起。而這次革命是必要的，因為美國爭取獨立的首次革命最終是以南方的種植園東主和北方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妥協結束。

許多人當時認為奴隸制是一個正要垂死的制度。但由於軋棉機的發明到工業革命的發展，棉花的需求快速增長所導致出現了比資本主義之前更為殘酷的奴隸制，並通過了兩黨制度（民主黨和輝格黨 [Whigs] ）令這群擁有奴隸的東主強盛起來和主導了當時的美國政壇。

由於棉花種植破壞土壤，所以種植園東主不斷尋找新土地。北方人口迅速增長的小農場主希望獲得新的土地建設「自由土地」小農場而不是大型奴隸種植園。這導致了他們之間的沖突。1854年堪薩斯的小農場主和奴隸主就這個新的州是否應是蓄奴州而爆發戰爭。

隨著資本主義在北方快速增長，它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而奴隸制度和自由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也面臨更多沖突。支持奴隸制的種植園東主更拒絕放棄他們的權力更令革命成為必要的。

工 業界在反對奴隸主的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但是他們必須動員群眾去做。在一場不斷增強的反「奴役力量」的民主運動中，共和黨於1854年建立。這個新黨除了 小農場主和工業家，還團結廢奴主義者和工人組織，他們將之示威一個建立強大的反「奴役力量」的運動的機會，將為社會快速變革打開大門。共和黨的綱領只有有 效目標要求停止蓄奴地的擴張，但這足以給奴隸制判死刑。

除了遭到北方的反對，奴隸的主人經常生活在奴隸起義的恐懼裏。隨著奴隸的人口增長 超過了四百萬人，恐懼日益增加。奴隸主人完全依賴於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並無情地來執行他們的需要，這包括執行逃亡奴隸法和鎮壓廢奴煽動。反民主 的針對廢奴主義者措施在北方散布了恐懼的情緒，認為「奴役力量」是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當林肯在1860年當選總統時，奴隸主人已經認定捍衛自己的利益的唯一的希望是要對北美武裝起義和分裂國家。

這一廣泛的歷史進程導致了林肯的選舉和戰爭的爆發的。由於存在兩個對立的制度，沖突和戰爭是無法避免的。

林 肯下決心在內戰結束前廢除奴隸制是至關重要的，保證了接下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後續發展。同時也導致發展出強大的工人階級，只有這一階級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平 等的社會。因而馬克思和他的美國盟友在內戰中支持林肯和北軍。他們反對認為廢奴會導致工人間更大競爭的觀點，而解釋說工人階級會由於黑人勞工擺脫枷鎖而變 得強大。「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

一個民族的歷史與荷利活

林 肯本身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並沒有廢除奴隸制，而他自己也同樣有種族歧視觀點。林肯於1858年9月18日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第一次辯論時說：「我願意說， 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種人和白種人的社會與政治平等地位。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讚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審員，不讚成他們擔任公職，不讚成他們 與白人通婚 ……我和其他人同樣讚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1858年9月18日在伊利諾伊州渥太華，林肯與道格拉斯的第一次辯論，亞伯拉罕·林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3, pp. 145-146）

但是 林肯是「自由勞動」的支持者，這是重要因素來動員北方的小農民，商人和工人自願團結起來戰鬥。

林肯是一位天才演說家，可以和貧困農民什至律師互通，這是我們可在 史匹堡的電影的開頭窺見一斑。當 林肯與兩名一黑一白士兵討論的時候，他們兩人似乎受到啟發，靠記憶背誦出林肯當時在葛底斯堡的演說。

林克的思想和行為也被社會沖突的加劇所推動。奴隸自己向聯邦（北方）領導人施加壓力，戰爭中越來越多的奴隸逃到北方，使得廢除奴隸制度成為了戰爭的手段。在廢奴主義者的鼓動下，廢奴情緒同樣在戰爭爆發後迅速增長。

陸軍為代表了北方最激進的工人和小農場主。它一點都不像今天的美國軍隊，因為陸軍這是透過貧困草案而建立的。南北戰爭是政治戰爭，因此聯邦軍（北軍）是政治化的。
雖然當時有征兵制，但也有成千上萬的是自願參軍的。因為他們相信打破「奴役力量」對爭取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非常重要。工會會員、社會主義者和其他激進分子在加入和組建構成聯邦軍的民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1864年選舉中聯盟軍士兵幾乎無一例外投林肯的票。

奴隸為自己的解放鬥爭

在 電影開幕中，有一位黑人士兵提及到黑人士兵有種族岐視的遭遇。但這僅僅象征性提到白人聯盟領導和黑人士兵的種族緊張關系。另一部由 馬修·布羅德裏克和 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的，名為「榮耀」於1989年上映的電影，揭示了多得多的這一種動態的緊張關系——聯邦領導人極力保住聯邦以及他們的仕途，而黑人戰士 為社會解放而戰鬥。諸多事件最終迫使林肯廢除奴隸制，而決定這些事件的動力是奴隸們為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而進行的鬥爭。

不幸的是，電影裏 的黑人只是被用作道具，缺乏任何真正的發展，對話和對事件的影響。更加糟糕的是，電影絲毫沒有提到或者描述重要的非裔美國人領袖，諸如廢奴主義自由戰士弗 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領導地下鐵路並在後來加入聯邦軍（北軍）的哈裏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林肯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曾在奴隸、戰後和黑人選舉權的問題上借鑒道格拉斯的思想。

這部電影也給出了虛假的印象，第十三條修正案是由 林肯提出，但其事實是激進的共和黨人和廢奴運動在1864年1月推出該修訂案。激進的共和黨人比林肯早幾年呼籲結束奴隸制度，賦予不同種族和政治派別、不 同經濟和社會地位間平等的全面的普選權，正如在迅速重建期（1868-1877）中發生的那樣。

激進的共和黨黨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在 電影中被描繪成妥協派，因為他們降低其更廣泛的呼籲黑人平等權利的要求，目的在於防止民主黨人拉布，確保解放奴隸宣言得到通過這一中心目標。但是他們所做 的妥協對於在制度上摧毀奴隸制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妥協推動了被壓迫人民的鬥爭。這和1860年前所做的維持奴隸制的妥協完全不同。

林肯這 部電影讓我們以批判的視角重新審視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它提供了一個背景來進一步揭示快速重建期結束後非裔美國人和勞動人民面臨的可怕生活條件，而同時美 國迅速成長為一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著內戰進行的大規模社會鬥爭帶來的重要議題包括結束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種族、階級、性和性別剝削。 廢奴150年之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仍然是世界歷史舞台上革命性變革的真正力量。

婦女為何受壓迫？

不平等是理所當然的嗎？
和先前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一樣，資本主義將女性定位為“天生弱 勢”。為此辯解的言論有很多，諸如聖經中的故事：作為添加物的女人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僅僅是因為上帝覺得亞當很孤獨。夏娃是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創造出來的， 而且，因為她性格中的弱點，她出現後的所有事情都變得糟糕透頂。

當科學替代宗教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後，又出現了其他的論點：女性的大腦比男性小；女性的肩與臀部形狀異於男性；她們既不如男性理智，也沒有男性的體力，易被自己的情緒左右。

雖然這些說法都曾流行一時、甚囂塵上，但現在看來大都荒謬和虛偽。比如男女之間工資存在差異是因為男性從事對體力要求更高的工資，但在解釋男性工資的分配差距時，體力卻不那麽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熟練程度，技能水平抑或是腦力勞動等因素。

家庭

關於婦女社會角色的解釋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在保守黨的意識形態攻勢中，出現了這樣的論斷：我們當今所了解的，由丈夫、依賴於丈夫的妻子及子女組成的所謂“核心家庭”一直存在，而且是社會的最自然而且最優良的組織形式。

他 們聲稱婦女的低薪酬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與操持家務相比，工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說，在成年後大多數的時間裏，婦女在經濟上應依賴一個男性作為其經濟來源，從 這個男性那裏獲得零用錢。而任何試圖背離這個社會角色而保持獨立生活的行為，比如支撐單親家庭，都會在社會上招致災難性的的麻煩。

保守黨人（新工黨的政客經常就這一點附和他們）指責這種婦女脫離其傳統社會角色的趨勢，將諸如犯罪和損毀公私財物事件等社會倒退的表現的增加歸咎於這種趨勢。對家庭的作用的了解不僅僅是為了反擊這些意識形態攻勢，對了解婦女所受到的壓迫也是至關重要的。

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扮演何種角色？

當 大多數人想到家庭的時候，他們往往想到的是親屬關系：母親、父親、伴侶、子女等。顯然，親屬、朋友及同事等人際關系是無時無處不在的。他們是人類發展的重 要部分。但值得註意的是，當政治家和不少評論家提及家庭的時候，他們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前英國首相戴卓爾稱其為“建築單元”。家庭，作為一個組織單位， 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理想的家庭是這樣的：

一）不參與工作的成員依賴於賺取收入養家的成員，後者傳統上一般是男性，是一家之主。這種模式帶來的影響就是所有的財政負擔均由家庭負擔，而非政府。當然，家庭不具備擔負這些負擔的物質和很條件。因此在歷史上造成了饑荒、營養不良和疾病。

將 女人獨自留在家中照顧學齡前的孩子，是導致抑郁癥和神經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福利國家采取了一些緩解的措施。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部分地達成了共識：為了創造 服務行業勞動力和避免社會動亂的發生，有必要作出這樣的讓步。這也是那些發現家庭不能承擔這些負擔的男女工人們鬥爭的成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對於婦女尤 其有利。

但是，從一開始，女性的經濟上的依賴性就已經固定到利益關系中，這種關系根植於父權制家庭的強化。因此寡婦被認為“必然是貧窮的”，同時，人們認為離婚的女性必須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只能領取最低收入。

資 本主義家庭觀的核心是妻子在財政上對其配偶的依賴。即使一段感情業已結束，他們總是試圖保持兩人間的金錢關系。因為職業女性的增加，以及她們想與過去失敗 的關系徹底決裂，所以給前妻撫養費的做法逐漸消失了。但在《兒童撫養法案》中，這種撫養費重新出現，該法案規定一個男人在離婚後應繼續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前 配偶和子女，因此婦女也不需要在經濟上依賴政府的補助。

二）在家庭中，婦女為其他成員提供不計酬勞的家務勞動，諸如做飯，洗衣和清潔。此 外她們還照顧孩子，有時還照顧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對於她們的這些家務活，一些保險公司要價高達470英鎊（約4362人民幣）一周，這些工作沒有一件是維 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所必須的。婦女不必為了和孩子擁有良好的關系而將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都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上。事實上，很多母親都會說，不必一直 都是照顧孩子是非常有好處的。這種將女性獨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工作，常使她們心力交瘁。隨著地方政府為老人提供全程陪護服務、以及國民醫保系統、教育及托兒 服務等福利事業的發展，這種情況有所改善。

這些福利事業也創造了就業機會，這些職位通常由領取微薄薪酬的婦女擔任，但是畢竟是一種社會職能，而非被家庭強制的個人勞動。因為這些原因，婦女往往努力爭取並維持福利，福利國家的倒退正威脅著婦女在戰後經濟增長中所取得的不大的進步。

社 區護理服務的資金缺乏意味著意味著婦女不得不待退回過去的處境中：在家中獨自一人面臨著一系列覆雜難解的問題和無法滿足的需求。這意味著婦女面臨孤立無 援、困難重重的境地。這是那些與家庭有關的意識形態上的攻勢中的理由：將這些工作說是是婦女在家中的本分，以此勉強作為削減公共支出的理由。

三） 家庭還是一個傳統的社會控制單位。家庭是按等級制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作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對他言聽計從的妻子兒女。在過去，法律反映了男性對女性的權 力，其中包括暴力和脅迫，以及父母對子女擁有的權力。英國在最近才將婚內強奸或家庭暴力定為犯罪，而非丈夫所能行使的合法權利。

當保守黨和不少工黨需要家庭中的約束力時，他們就呼喚這種傳統。他們相信家庭可以使其成員習慣於尊重甚至服從於權威。在階級社會中，這不僅意味這家長的權威，還意味著社會的權威——國家和雇主的權力。

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家庭總是存在嗎？

圍繞婦女受到壓迫的根本原因，多年以來始終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有時兩種觀點混而有之。一種解釋著眼於既有的男性主導的男權社會的起源及其角色。另一種則認為，對女性的壓迫與私有制、階級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這兩種觀點並不矛盾。

如 果承認社會存在針對女性的壓迫（包括對統治階層的婦女的壓迫），就可能將這種壓迫的根源歸於階級社會本身。雖然這兩種觀點都不無爭議，但大多數分析家對二 者的存在及合理性都持認可的態度。分歧在於哪個更具根本性。這個爭論非常重要，因為“階級社會和私有制是否就是婦女受到壓迫的原因？”涉及到了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還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跟婦女解放鬥爭有多少的關聯度這個問題。

恩格斯在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就 認為護理員是符合婦女天性的職業，該觀點認為婦女受他們生理特性的限制，她們作為子女的撫育者，這個角色限制了她們的工作和思維方式。而男性，則可以理所 當然的參與公共生活，以婦女的供養者和保護人的身份外出工作。任何試圖脫離這種社會慣例的婦女都會招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惡果。

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工廠體系，這種觀點的虛偽性日漸暴露。從日益發展的紡織工業、服務業到碼頭等職業都迫使婦女走出原有的圈子，成為工廠中的廉價勞動力。

盡 管統治階級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希望一切都按照他們的意志發展，工人階級婦女還是日益組織起來，開展鬥爭。即使對一些中上層階級的婦女而言，這種（觀點帶 來的）限制太多了，因而發起鬥爭，意在爭取法律上的平等，參與某些職業的權利，以及和自己同一階層的男性享有同等的經濟社會地位。當中的一部分人，與工人 階級婦女達成了至少是暫時的一致，這種跨階級的聯合，雖然在短時期內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往往會因為分歧而以失敗告終。這些分歧包括采用何種鬥爭方式的分 歧，也包括目標上的分歧：是要求普選權還是擁有與男子具有相同經濟地位的婦女方可投票？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恩格斯試圖用他當時所能找到的資料展示，早期社會的婦女並不如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社會地位低下，其所受的系統性壓迫是更加晚近的事情。正如我們的標題暗示的的那樣，他將這與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私有）、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馬 克思主義在生物因素與後天環境的爭論中的基本立場是：很明顯是生理因素決定了人類的能力範圍，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文化，如技術、知識、傳統風 俗及觀念。即使婦女的不平等的地位的根源確實是因為在男女分工中承擔撫育子女的職責，但在現代社會也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使之繼續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爭取 產婦權力和兒童保育權的鬥爭顯示了打破這種分工的可能性。馬克思在他的《費爾巴哈論綱》中寫道：“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進而認 為，改變人的因素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教育的結果。卻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改變的。”

為什麽在早期社會發生的情況很重要？

如果正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由她們的生物特性決定而非歸因於社會的組織方式，那麽改變前一種因素顯然比後一種因素——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要更加困難。相反通過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組織方式來改變女性地位則有可能性。

同 理，如果我們認為基本權力結構主要是為了維護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地位的話，女性對男性的鬥爭就是為婦女解放展開的鬥爭。如果基本的權力結構只是階級統治的一 部分，並且維持著階級統治，男性被賦予更多的權力的話，婦女將為反抗她們受到的壓迫展開鬥爭，但這將傾向於與階級鬥爭一起展開，與此同時，反對資本主義的 鬥爭將會涉及針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

德國1933 : 希特拉是如何奪權的?

在1933年1月30日，德國納粹的領袖希特勒被委任為該國的總理（擁有專制權力的政府首長）。在幾個月內，納粹全面控制了國家權力並帶領德國走向新一場世界大戰之路。

納 粹在德國1933年的奪權加速了這場新的野蠻戰爭與大屠殺的倒數。希特勒如何在擁有世上最強大的工人運動，自1918年到1933年之間曾經有無數次機會 建立社會主義的德國中奪權的？共產黨（KDP）和當時雖然擁有資產階級政策與領導層但仍然是工人政黨的社會民主黨（SPD）要為德國1933年的嚴重失敗 負上最主要的責任。

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在1933年1月30日將國家的權力交給希特勒和納粹。希特勒的第一個政府是納粹與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這個只有十一個部長的小政府當中，有三個是納粹的。但在一月份的時候希特勒的奪權已經成為了事實，而工人運動卻沒能作出任何反抗。

1933 年3月的選舉就揭開了這一切殘酷現實的來臨。共產黨被暴力地鎮壓掉，並不能夠進行任何的運動。曾經強大一時的社民黨也已成為了空殼子，而資產階級政黨的代 表都過去到希特勒一邊。在“選舉”舉行一個月之前的3月5日，納粹向德國最大的資本家們保證“這會是十年，甚至一百年內最後一次的選舉”，並說道他們會將 馬克思主義“鏟除”掉（包括工人的政治工會組織，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萌芽社會主義的種子）。縱使如此，納粹也沒有立即獲得過半票數，得票只有百分之 43.9。在“選舉”過後，希特勒在眾多資產階級國會議員的支持下即時被擁立成為獨裁者。很快地，除了納粹黨以外所有的組織被禁止。在1933年5月，工 人運動被瓦解，而數以千計的運動份子被囚禁或屠殺。

納粹的支持來自於傾家蕩產的小資產階級（例如破產的小生意老板、農民等），以及在 1929年大蕭條和往後德國資本主義崩潰中失去工作、的中產。這些階層不會自動的轉向支持納粹，他們曾經也支持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 （其政策只是跟隨著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民黨領導層，以及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共產黨所出賣。

共產黨在1923年德國危機中並沒能把握 革命機會後變弱。共產黨的領導退卻了，聲稱革命進攻的“時機未到”。這是關鍵性的錯誤。共產黨很快的失去在1923年中獲得的支持，而政黨的威信受到挫 敗。加上其在1928年起所奉行的極左派政策，讓共產黨無法回應1929年華爾街危機後的德國狀況。

共產黨的極左政策，是1928年由史 太林官僚控制的共產國際向其指示的，當中社民黨被標簽為跟納粹一樣的“社會法西斯”。根據共產國際，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最終的危機而共產黨應該準備直接奪 取政權。然而除非被推翻，資本主義並不會有最終的危機，這系統將會在巨大代價下繼續運作，正如1930年代及後所發生的一樣。除了這一點之外，共產黨還需 要贏得大多數的支持才能開始準備革命。

於此同時，納粹的威脅在增大。但是共產黨卻低估了其危險，而對社民黨工人的宗派主義導致無法團結一致對抗希特勒奪權。除此之外，工人運動被社民黨的資產階級政策所箝制，首先是從自己的政府，後來是通過支持自1929年到希特勒奪權時期統治德國的右翼聯合政府。

社 民黨對這些危機政府的支持，包括強行通過緊縮政策的專制手法，讓希特勒的納粹能夠贏得社會上中產階級的支持並將他們轉向工人的對立面。1928年過後，納 粹黨迅速地擴大，到了1930年代初他們能夠獲得數以百萬的選票。至1931年該黨擁有八十萬黨員，而其沖鋒隊（反革命民兵）開始占據街頭與公共地方。

雖 然兩個工人政黨仍然遠大於納粹黨，但是漸漸看到如果不阻止納粹的話一場災難就會降臨。而只有共產黨與社民黨的群眾組織走在一起在社區、街頭、工作場所和農 村裏團結反抗納粹才能阻止納粹。第一個在蘇聯反抗史太林主義的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也是第一個看到納粹的威脅並了解怎樣才能夠打倒希特勒的沖鋒隊。

“在 這種情況下，工人群眾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聯合戰線政策呼之欲出。它為共產黨開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不過，通往成功的條件是拋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套理論 和實踐，因為在當前的形勢下，它具有十足的危害性。”這是托洛茨基呼籲共產黨改變政策－從極左與宗派主義到團結工人反抗法西斯／納粹主義的政策。

“共 產黨必須呼籲保衛工人階級已經在德國國家中贏得的物質地位和道德地位。這最直接地關系到工人的政治組織、工會、報紙、印刷廠、俱樂部和圖書館等等的命運。 共產黨工人必須對他們的社會民主黨兄弟們說：『我們兩黨的政策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壞你們組織的門廳，我們將手執武器，飛跑 而來幫助你們。如果我們的組織受到威脅，你們能答應火速前來幫忙嗎？』這就是當前時期我們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動都必須以此為基調。”（托洛茨基：共產 國際的轉變與德國局勢，1930年9月）
*共產黨的領導的回應就是指責托洛茨基向社民黨的領導投降，並且高估了納粹的力量。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 爾曼甚至指出社民派、共產黨人與非政黨工人組成聯合陣線是“托洛茨基有史以來最反革命的主張”。一次又一次地共產黨聲稱納粹勢力在減弱，並提出社民黨的失 敗將會是希特勒的末日來為自己的宗派主義來開脫。

甚至1930年的選舉結果，納粹比1928年多贏了五百五十萬張選票，並成為了第二大 黨，擁有超過百分之18的支持，也沒能讓共產黨與社民黨的領導發現將近的危險。相反地，共產黨強調自己也在選舉中進步－由百分之10.2增加到百分之 13.1－而社民黨退步了。但是社民黨得到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依然作為最大黨派。共產黨的黨報《紅旗》（Rote Fahne）在選舉過後寫道：“納粹黨只會減弱”，而共產黨應該繼續維持同一路線。沒有比拒絕看清事實的人更盲瞎的。

另一方面，社民黨則 相信資本主義的機關能夠阻止希特勒。因此其全面投入在支持政府的極端緊縮政策和戒嚴法。這個政策只增加了危機和貧窮的群眾。在1931年12月，超過三分 之一的德國人失業－超過五百萬人，相對1928年的七十萬人。於此同時，全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40。社民黨的領導聲稱他們會在希特勒奪權後動員數以 百萬的人反抗。這是由德國工會聯會和社民黨在1931年組成的所謂反希特勒的“鐵陣”，聲稱能夠動員四百五十萬人對抗納粹。但是這個“鐵陣”不過是社民黨 的選舉機器而不是保障工人組織，例如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阻止納粹黨。

工人政黨的癱瘓、分裂與無法為危機提供出路導致小資產階級、中產、失去退休金的長者和絕望的失業者更轉向納粹的煽動，其將對工人運動和猶太族群的攻擊混入一些對大財團的指控。

事 件甚至發展成共產黨在史太林的指示下跟納粹一起在擁有德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普魯士企圖推翻社民黨政府。這最終失敗掉－普魯士政府撐過了反對公投。但是翌年普 魯士政府被馮·巴本的右翼中央政府所解散，而社民黨也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同時間，越來越多的大資本家和高級軍官開始跟納粹黨建力更緊密的關系。

納 粹所謂的“人民革命”根據希特勒是一個種族革命，而資本家們有權利帶領因為“資本家們透過自己的能力爬上階梯成為上層”（引自艾倫・布洛克《希特勒：一個 暴政的研究》）。德國資產階級視希特勒和納粹為能夠粉碎阻擋獨裁勢力的武器－工人階級進行自我組織的政黨、工會、工廠委員會、合作社等組織。納粹與法西斯 主義並不是資產階級“一般”的專制獨裁，而是服務資本主義的恐怖統治，來源自失望的小資與中產的反革命群眾運動。這個反而能夠讓法西斯和納粹主義在社會中 進行完全控制並且粉碎其他獨立的組織。其勝利就代表工人運動不僅僅是被削弱而是被摧毀。

希特勒的上台是德國自1918年來一系列政治和社 會動蕩危機的血腥終章。但是德國的結果並不是預定的。到1932年都仍然有機會可以阻止希特勒。可這需要所有工人組織都聯合起來同一陣線對抗納粹，而這並 沒有發生到。與其單獨行動，應當團結鬥爭，工人組織最終因為各自領導的錯誤政策和分析，最終一個接一個地被瓦解。

當共產黨的領導在 1932年末宣布相當的路線改變並提出團結行動，至少在地區層面，一切都為時已晚。社民黨的政策已經使其成員感到沮喪，並讓那些將其視其為自己政黨的工人 感到困惑。共產黨的幹部擁有很多有活力與英雄般的鬥士，但也由於其先前的政策未能夠團結工人階級成一股更廣泛的反抗。

在其1932年的黨 大會中，共產黨宣布這將會是其奪權之前最後一次的大會！這顯示了其領導是何等的脫離現實，他們寧願依靠革命措辭來維持士氣，也不清楚解釋當前的即時目標就 是要阻止納粹，才能捍衛未來的工人運動。首先需要把納粹的威脅打倒後，共產黨才能開始談論奪權的工作。在錯誤政策與分析下，共產黨被癱瘓了，縱使其成員及 支持者都隨時候命黨的指示來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但1933年1月甚麽也沒有發生。同一樣的癱瘓也影響著社民黨。社民黨的領導沒有動員其核心力量來與共產黨 支持者合作，反而將希望押註在統治階級、法律和威瑪共和國的殘存上。社民黨也聲稱納粹在1932年選舉中支持下滑反映了希特勒的爪牙離國家權力越來越遠。

但實際正好相反。納粹黨的減弱與內鬥反而迫使資產階級更團結在希特勒的背後，而希特勒也反過來保證建立資本家所祈求的條件，並在納粹黨內清除掉所有相信“人民革命”的成員。而作為交易，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成為了國家的總理。

正 因為工人階級並沒有認真動員起來反抗希特勒，這失敗也就更為慘烈。在納粹奪權後，頓時籠罩著失望與困惑，納粹對所有反對的正面攻擊更加強這個情緒。在其對 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戰爭中，新的恐怖政權擁有無數的通敵者和密告者。整個社會被恐怖的觸手荼毒。在4月就已經出現第一次由政權發起的對猶太商店的杯 葛。這只是往後發生的恐怖的預告。

1933年德國的災難是了新一場世界的大災難的開始。在奪權後，希特勒著手準備德國在歐洲的帝國主義擴 張和粉碎蘇聯的陰謀。新的世界災難迫在燃眉。新一場的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看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速度。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揭開了人類史上最黑暗的一 頁。這是為甚麽如今反抗納粹與種族主義的鬥爭是何等的重要。

社會主義者在民主抗爭的立場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由資本家主導，通過他們的媒體、資本家政黨，並利用經濟力量控制選舉，讓工人表面上可以“發聲”一下。現實上這是不民主的，但社會主義者捍衛所有民主權利 –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組織自由、罷工權，反對警察和國家打壓。如果這些權利面臨軍事或法西斯政權的威脅，我們會倡議工人階級戰鬥，保衛這些權利。資產階級議會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資本家保持最後控制權，但又被迫讓工人階級公開組織、抗議、組成工會和政黨、參與選舉，去監督資本家的權力。在今天希臘等危經國家，歐盟官僚和銀家等資本家說現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較專制的政權去解決危機（即要窮人埋單)。

在香港，議會是由資本家控制的，他們利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確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過。因此，資本家是反對香港吋進的民主改革。民主鬥爭需要由基層群眾和工人階級領導，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才能成功。這亦解釋了香港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民運上往往與中共妥協，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鬥爭的路上，CWI不倦的強調，資產階級今天不再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是資產階級的“年輕之過”），從而激化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不信任，強調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才能成功。我們以行動說服群眾，社會主義者是最堅定的民主派，同時毫不飾掩提出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之密不可分。

我們支持吋進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選權、廢除功能組別，但不僅於此。我們強調需要召開新的民主議會，打破現存的立法會，除了徹底的民主訴求，包括16歲投票權、移民工投票權，亦指出新議會必須實施迫切的社會改革，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民主公營化銀行及大企業等，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不錯，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或過渡訴求，但我們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黨派不能實行這些任務，讓群眾在鬥爭經驗中學習到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必要。

關於“例如中國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選國家領導人了，要不共產黨官僚層繼續勝選，或如同一般資產階級國家一般，由真正的資產階級上台。”如果在未來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階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權奪權，普選議會當然可以廢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領導運動，即使是這種偷梁換柱的議會，社會主義者絕對應該參加，並在議會中提出徹底的社會改革訴求，迫使資產階級攤牌，揭露妥協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應該提出“國民議會”口號，其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包括沒收地主土地、中國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等，以民主口號動員工人階級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而斯大林主義者在革命敗退後，卻提出即時奪權的冒險主義口號，掩飾革命的失敗。在理論上，這是脫離群眾意識；在實踐上，則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廣州蘇維埃受軍閥鎮壓。

在“工農勝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導大多數被剝削、受壓迫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應該明白我們在理論宣傳文章和演說中不知疲倦地閘述的一般革命前景，與我們今天就能用來動員群眾、讓他們事實上與軍事獨裁制度對立的實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分。國民會議口號就是這樣的核心政治口號。”（托洛斯基給中國反對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意識水平尚未處於革命階段，“真正民主議會”與“工人民主政權”的政治口號不僅沒有對立，“在民主宣傳及其鼓動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緊密的連接，並且這兩方面的革命活動平行不悖”（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後，托洛斯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號召“不分階級”的立憲會議，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拖延召開新議會的角色。在雙重政權形成後的革命形勢下，這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今天我們在中港台直接號召蘇維埃，不僅是冒險主義，更將自己排除在廣大的民運群眾之外的消極主義。

占領中環（香港民運議題的焦點）若果如目前一樣，由資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領導，必定會妥協收場，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幹預運動，提出工人階級的綱領和策略，爭取工人群眾支持，挑戰泛民領導。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隨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條主義消極地與運動“保持距離”。我們絕不會犯上機會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

南非：曼德拉的遺產

民主社會主義運動（DSM）謹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國際上所有哀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問。曼德拉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為結束種族隔離和爭取民主而鬥爭和犧牲的成千上百萬人的象征。對這一英勇鬥爭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鬥爭中強大的黑人工人階級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我們認可他在挫敗歷史上最為可恨的壓迫和剝削制度之一中所發揮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開始的預先哀悼告一段落，當時他被送往醫院治療覆發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於他為反對種族隔離進行鬥爭而遭到27年監禁的第一階段，當時他在羅本島的石灰采石場服苦役染上了結核病。對於許多人來說，他的死亡被視為值得歡迎的解脫之舉，因為這使曼德拉免於忍受漫長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約翰內斯堡的霍頓區（Houghton）的家中時已經完全奄奄一息而喪失了感知能力。諷刺的是，人們普遍相信，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領導層之所以想讓他維持茍延殘喘的狀態，只是為了讓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從而在當年選舉中獲取最大的效益。

誠信與承諾

作為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一樣偉大的歷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實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敗地球上最值得唾罵的政權和人類歷史上壓迫和剝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鬥爭中發揮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為他為黑人多數人口的的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事業而身體力行的自我犧牲，使他獲得了舉世公認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國罪審判期間，他的聲明已經記錄下，“如果需要的話”，非種族主義是他願意為之奮鬥至死的一個原則。

他願意為這事業做出最終犧牲的證明是他個人承擔了建立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民族之矛（MK），他秘密訪問像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尋求對（非國大）武裝鬥爭的支持，從而使他被任命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總指揮官。他堅定地拒絕為換取他個人自由而與種族隔離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從而選擇接受長達27年的監禁。作為一個致力於服務他的人民而堅持原則和正直品質的人物，這些行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這也與今天那些踐踏他所托付的遺產而毫無個人原則又腐敗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對比。

目前非國大（ANC）的領導層錯誤地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失敗描繪為非洲大陸最古老的解放運動經過長達百年的長征而或多或少贏得的不可避免的勝利高潮。但是，毫無疑問，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識形態前景、戰略和戰術方面而言，非國大（ANC）深受群眾愛戴是發生在曼德拉的時代，也就是它百年歷史的後五十年，而並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變了非國大（ANC）

作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主要是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和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震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激勵，從而動搖了非國大領導人此前決定的拯救被壓迫者的路線，——舊路線依靠乞求英國女王釋放被奴役壓迫的黑人，同時表達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承諾向她和大英帝國奉上自己永遠的恭順。

非國大原本是一個將其活動方式自我局限在懇求和請願上的組織。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獲取了對非國大青年聯盟的控制權，並采納了1949年行動綱領，從而第一次將非國大轉變為一個致力於通過群眾行動實現其目標的組織——其中包括反抗運動、抵制公共汽車（按膚色分區）、抗議通行證法和集體離崗等方式。

此後還通過了《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進的訴求反映了工人階級群眾開始影響到非國大對前景的展望。這與他們因為階級差別而對前曼德拉時代的非國大領導層充滿敵意而保持距離的情況發生了鮮明對比。從此時起直至1994年實現民族解放為止，這使得同樣受到白人少數政權奴役的處於階級對立中的勞動群眾和那些中產階級——即充滿野心的黑人資產階級——能在同一個組織中在相同的綱領下相互承諾一致推翻白人少數統治。當時這（階級共存）本是沒有關系的……直到它變得幹系重要的時候。也就是說，到要開始履行《自由憲章》的時候。

下一場選舉將發生在種族隔離政策終結20周年之時。歷史性的1994年選舉標志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種族壓迫的枷鎖終被解除，新社會的大門已經打開，在這個新社會中黑人得以揚起頭與他們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並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將擁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諾和對他們人數實力的信心，南非多數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導下慷慨地接納了少數人口白人。由於曼德拉的領導避免了一場有些人認為將不可避免的種族內戰。

由於領導層是那些曾經一心一意堅定領導人民實現自由的人組成，當時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做出的）所有人都將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諾。通過曼德拉的領導，依據所謂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體制已經到來。按照曼德拉的說法，在此基礎也將浮現一個新的“彩虹之國”，種族壓迫和它的同伴——貧困、文盲、疾病和無家可歸——將被消滅，而“永不再回來”。在這個新南非，所有人都將在一個“保持多樣性的統一”的國度中擁有平等的機遇。

迥然不同的現實

南非已經實現所謂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現實中看起來與20世紀90年代初談判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時的承諾卻是截然不同。雖然種族主義的德克勒克政府將政治權力轉移給了非國大，而且非國大在選舉中也靠多數人的選票保持長期連續執政，但對於絕大多數（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幾乎沒有變化。

對曼德拉的謳歌有一個顯著特點，相互沖突的階級利益似乎在對曼德拉的預先哀悼中已經融匯到統一的整個國家共同的公共集會中。

今天曼德拉傳承下來的“國家”並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種族隔離政權終結前仍然一樣，整個社會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社會力量——一邊是工人階級，另一邊是資產階級。南非被稱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多達800萬人失業，1200萬人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床，數以百萬計人無法享有良好的教育、醫療和住房。

執政的非國大統治精英與其所取代的前政權一樣惡行彰顯—— 腐敗、無能、貪得無厭的聚斂財富和迷戀權力。更糟糕的是，雖然他們譴責種族隔離政策是反人類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們正顯示出越來越迷戀采用他們前任類似的統治手法。他們依賴保密法（Secrecy Act）、國家重點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與傳統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鎮壓性法規以確保對權力的控制，並使整個國家依舊處在與種族隔離時代類似的黑暗秘密和鎮壓之下。

群眾曾經被引導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榮的夢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極少數人才從中獲利。與曾經承諾的平等的“彩虹之國”相去甚遠，非國大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Gwede Mantashe) 已經親口承認，今天的南非酷似“愛爾蘭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頂部是一層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後灑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數人對曼德拉一生評價的一個共同主題是，他在非國大領導層中的繼任者們和他爭吵不休的家人們不僅代表了對曼德拉一切主張的違背，更構成了對他遺產的褻瀆。這一評價是否禁得住更為近距離的仔細審查？

資本主義評論家希望我們相信， 南非即使不能成為我們夢想的國度，那麽至少曼德拉的繼任者們正繼續沿著他的腳印前行使南非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但事實卻是，恰恰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使我們對非國大近20年的統治期間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問。

曼德拉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棄《自由憲章》和那時一切非國大曾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根本性的決裂是（非國大）1996年通過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國大政府逐步與工人階級發生公開的沖突——沖突發生在工作場所、各鄉鎮、村屋聚居營地和高等教育機構等地，並引發了三方聯盟的第一次嚴重內部沖突。曼德拉的統治與他所有繼任者之間的區別是風格多於實質。

有點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貝基曾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撒切爾夫人似的人物，並且個人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關系緊密。然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總統任期內通過的。盡管事實上，姆貝基率先采用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這樣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其他領導層，包括南非共產黨）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釋放到非國大四年後上台期間，曼德拉的立場從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推動《自由憲章》和重申作國有化政策為非國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條款到在非國大進入議會之前，宣稱私有化——《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戰略目標的核心條款——現在成了非國大的基本政策。當初是曼德拉領導非國大獲得執政機會，並做出讓所有人得以就業的承諾，同樣又是曼德拉在議會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後宣布非國大政府“不是一個創造就業機會的職業介紹所”。

在進行這一“心臟移植手術”時，“曼德拉醫生”並沒有咨詢的“病人”。通過《自由憲章》是非國大歷史上最為民主進程的高潮，而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則是極端的不民主。《自由憲章》是全國各地各界人民和城鄉成千上萬的工人將他們的建議寫在一張張紙片上然後轉發給人民代表大會，在那裏將人民的意見匯總而成的。

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僅背著非國大的成員，而且甚至背著非國大內閣的多數成員。它在1996年得以通過並開始實施，而直到1997年，該法案得到大企業的認可後，才作為一個即成事實遞交給非國大的集體大會。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領導人、南非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情報部長羅尼·卡斯裏爾斯（Ronnie Kasrils）證實，由於其誠實而感到震驚的是，非國大在曼德拉的領導下在“建立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的談判中與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妥協而背叛了“窮人中的窮人”。

商業合約與曼德拉

引用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倫徹（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裏爾斯寫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業戰略——是1991年在在礦業巨頭哈裏·奧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約翰內斯堡住所中孵化出來的——是南非開發銀行長期秘密深夜討論的結晶。出席會議的人包括南非礦產和能源行業的領導人和在南非有商業利益的美國和英國公司老板們……”

這些“深夜的討論”發生了什麽事？卡斯裏爾斯透露：“《自由憲章》所設想的礦山國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經濟的被遺棄了。” 卡斯裏爾斯介紹了非國大領導層如何在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面前俯首稱臣的： “非國大接受了償付種族隔離時代遺留的巨大債務的責任，……針對超級富豪征收財產稅以資助開發項目的計劃被擱置了，在種族隔離期間富裕起來的國內和國際公司都被免於任何相關的財務賠償。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財務預算，這將束縛住任何未來的政府，承擔落實自由貿易政策的責任，並取消所有形式的關稅保護，接受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大公司被允許在國外上市。”

“非國大領導層源於對憲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斷增長的對議會民主制本身的惱怒，被發現轉而開始踐踏他們自己的內部民主。

與舊政權宣傳相反，非國大領導層盡管接受了南非共產黨作為其一部分，但從未感染共產主義的“疾病”。姆貝基的思想面貌曾錯誤地被描繪為與曼德拉有根本的差異，但其中對工人階級的回應不過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過的《自由憲章》時和1964年接受叛國罪審判時已經提煉出來的內容。

他不想將《自由憲章》與社會主義混淆起來。他解釋說，《自由憲章》“ ……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國有化土地，它提出國有化礦山、銀行和壟斷行業，因為大壟斷行業應該只能由一個種族擁有，沒有這樣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權力轉移了，種族統治仍然會延續下去。

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非國大支持國有化政策從來沒有將其視為取消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國家加快發展出一個黑人資產階級，正如當年南非國民黨的做法發展出一個南非白人資產階級一樣。曼德拉在叛國罪審判中解釋：“非國大的[國有化]策略與國民黨的舊政策是一致的，多年來其黨綱中也有將曾經由外資控制的金礦國有化的內容。”

選舉前的曼德拉

非國大發現自己正處在這一歷史時刻，並不是因為它脫離了其自身制定的歷史路徑，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社會性質和歷史任務，恰恰因為這是一直領導其發展的路徑所致。

非國大在“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上違背人民大會的授權而屈膝投降，並不是在這一路徑上發生偏差。事實上，這是在履行非國大的歷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國罪審判的講話中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在審判中他明確表明非國大領導層甚至準備在一人一票的多數人統治這一基本原則上做出妥協，只要當局同意談判在某一個固定期限內為黑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議席，並在今後一個固定階段內逐步增加黑人的議席。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並沒有得到自己組織授權的情況下，與種族隔離政權的情報機構和大企業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

在“為會談而進行的會談”之後與當局更高層級的接觸1987年發生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他與當局的成員進行了會談。在沒有征詢民族之矛（MK)的幹部的情況下，甚至沒有征詢克裏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軍事領導人，是僅次於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歡迎的非國大領導人，1993年遭白人極端分子暗殺身亡）的意見，他就放棄了武裝鬥爭。這證明了武裝鬥爭不過是他們迫使當局回到談判桌上來的一種宣傳策略而已。 因此，“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了。

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續了這樣一個神話，即所謂談判協議是改邪歸正的南非白人主導的資本主義政權與寬宏大量的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並不是由他或非國大會領導層解放了這個國家，而是勞動群眾自己解放了這個國家。

如果帝國主義和南非資本主義體制向種族隔離政權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與非國大進行談判，這是因為他們明白群眾的鬥爭是他們制度的致命威脅，——包括從1973年納塔爾（Natal）的罷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紀80年代在南非民主統一戰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動，尤其是南非總工會（Cosatu）的工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如果白人少數統治是被一場群眾暴動所推翻的，那麽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會受到威脅。可以相信在與曼德拉進行談判的幕後是資本們有遠見的戰略家認識到曼德拉是個可以與他們進行交易的人。曼德拉從來沒有考慮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他的問題從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青睞一個種族而反對另一個。為此統治階級將永遠感謝曼德拉。

非國大領導層從未致力於對南非社會進行徹底改造。其所追求的遠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的陣痛之中時，這個資本主義政府無法履行人民期望的無能已經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危機也反映在非國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黨

仿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與他曾英勇領導的黨的生命周期相互對應，歷史似乎已經確定了曼德拉的逝世應與非國大的內在崩解不謀而合。

對於執政的非國大精英來說，曼德拉的逝世無疑是值得歡迎的分散註意力的機會，因為他們自己的信譽因為剛剛發布的護民官報告而受到嚴重打擊。因為該報告火上澆油地發現總統祖馬的兩名部長犯有腐敗和管理不善的確鑿證明，而此前關於臨時報告已有傳言總統祖馬在誇祖魯-納塔爾省的納幹達拉（Nkandla）花費2億蘭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貪汙問題。

毫無疑問，非國大領導層將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試圖重振該黨與已經疏遠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如金屬工人全國工會定於12月13日至16日召開特別大會，外界普遍預計該次會議將通過一項決議，不再支持非國大2014年的選舉，並停止給予非國大的800萬蘭特的競選資助。根據一個針對工人代表政治態度的調查顯示，南非總工會（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願意支持一個值得總工會支持的工人政黨。如果金屬工人工會的決議獲得通過，那麽幾乎可以肯定不僅在南非總工會內部，並超越其在整個有組織的工人中產生回響，而且幾乎可以確定這將導致總工會的分裂並嚴重打擊非國大的選舉表現。這就是為何南非總工會親祖馬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人工會主席蘇多瑪·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沒有浪費任何時間而令人感到諷刺地呼籲為了“曼德拉的緣故”而團結 。

但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同情而獲得的任何好處至多也是暫時的。祖馬謳歌曼德拉是南非“最偉大的兒子”，但對這個國家的許多人民而言目前國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兒子”手中。祖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據說他最親密的顧問一想到非國大最受尊敬的領袖將由其最受唾罵的領導人埋葬，而難以掩蓋其蔑視想法。祖馬無恥的祖魯族沙文主義使得當初非國大建立之初反對的部落主義得以覆蘇，而當初非國大就是以此掃清了道路從而用相對進步的民族主義來反對種族隔離的反動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的可恥行徑。真是有始有終，祖馬通過埋葬當代非國大的創始人，也將被埋葬了該黨自身當代的化身。

隨著他的安葬，非國大作為解放組織的神聖光環余暉也終將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將加速非國大衰弱的過程。圍繞在他的周圍非國大仍然能夠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榮耀帶來的光輝。隨著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現在得到全國交通運動（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著超過5萬工人從南非總工會下屬的腐敗南非運輸和聯合工人工會（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來——，這成為一盞指路明燈指示著為緊急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治替代選擇的道路已經得以開辟。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哀悼其“建立一個民主南非的大會”即將崩潰之時，工人階級已經從鎮壓馬裏卡納大罷工的槍聲中驚醒過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相信屬於自己的政黨原來在事實上竟然是老板們的朋黨。在現實中發生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首領的換班而已，種族主義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數人口通過民選產生的“非種族主義”政府所替換。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的成立代表了歷史性的一步：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和政治獨立得以重申，並得以從非國大和三方聯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籠中解放出來。雖然自1994年以來工人階級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邁向社會主義的征途得以重新啟程。

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言人有理由因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擔憂。即使其中有些是貓哭老鼠，但關鍵是他給南非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得以茍沿殘喘的新租約。自他的非國大上台到現在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一直暴露著資本主義的殘忍——貧困、失業和不平等，他的非國大的領導們稱之為三重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你根本無法消除它們。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才能消滅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對於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隨曼德拉的例證——進行無私和堅決的鬥爭——還要學習，在鬥爭中學習到我們決不允許在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中進行妥協，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群眾的背叛，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認識到，工人階級應該只能依靠其獨立的政治領導層、組織和計劃，從而改造社會使其滿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窮人的利益了，為建設社會主義南非和社會主義世界而奮鬥。

二零一四年

《列寧》書評：列寧的革命遺產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將列寧描述為一個暴虐的獨裁者，為了回應這一汙蔑，一些左翼分子嘗試向拉爾斯．立（Lars Lih）靠攏。但是，拉爾斯竭力卻將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描繪為一個面目模糊的自由主義者。這樣，有可能令我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運動才能改造社會。

最近烏克蘭爆發的“革命”中，群眾的目標旨在反對普京要脅烏克蘭政府，並反對普京保持該國留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當中，有人拆毀了首都基輔最後一座的列寧雕像。前“蘇聯”史達林派的官僚精英們建造這些雕像，希望利用列寧的政治權威為自己掩護，逃避人民群眾的憤怒。現實中，他們與列寧對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沒有要被推倒的列寧雕像。所以，特別是在史達林主義，以及伴隨著的東歐俄國計劃經濟崩潰之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學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詆毀列寧和與他共同領導俄國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統抹黑社會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謂有分量的現代“歷史學家”，還有不得不提的羅伯特．薩維斯（Robert Service），都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重寫。費吉斯被揭發在批評其他歷史學家的作品之同時，卻暗地裏撰寫評論讚揚自己的書本！薩維斯撰寫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出版後，我們就立即予以回應，而該書因為缺乏客觀性，今天甚至在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中也名譽掃地了。

在當下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裏，（人們）重新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資產階級）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說明（歷史）。學術界開始拒絕服從泛濫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學。因此，師生對於熟讀馬克思和相對“激進的”資產階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愈來愈有需求。這可以理解為，在“神聖的”學社中，一些類似於上世紀60年代的特征有所覆蘇。大批學生和學者急速激進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紀60-70年代群眾工運冒起前的先兆。

拉爾斯．立（Lars Lih）的一書《列寧》，就是對當前新形勢的回應。該書屬於“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書及其他著作中，比上述的歷史學家較為同情列寧。但至於所謂“嶄新地詮釋列寧的政治面貌”，至少是誇大失實了。

拉爾斯自己也承認：“我對列寧的觀點並不特別具原創性，而與列寧時代大多數的觀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數觀察者”並不“同情”列寧的觀點。尤其是，當問題涉及到 － 若果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成功，工人階級需要的什麽性質的政黨 － 這問題時，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農民

本書中只略談過托洛茨基，當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達林傳》，提及書中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初始階段的真正歷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寧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觀點：革命政黨需要什麽特征、革命政黨的結構和實踐，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爾斯以模糊難懂的文字誤導讀者：“列寧對於階級內部的領導架構持有浪漫的觀點。他試圖以崇高的理念來描述自己的領導層能如何實現宏業，從而激勵下層的活動者。”根據同樣的脈絡，在書中亦穿插著眾多諸如列寧“英雄場景”的描寫。然後，就是對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關系的武斷陳述：“他雖然堅持農民作為從屬者的地位，但並無排除對農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領袖需要英勇的追隨者”。

當然，像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列寧是充滿熱情的。反過來，尤其是當革命達至高潮時，他們也被工人鬥爭場面的熱情所激勵。馬克思主義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同時，列寧整體上對於階級鬥爭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階級命運前途的一切問題，都保持著完全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對於領導的觀點，與需要政黨的觀點一樣，並不是出於“沖動的”想法，而是絕對實用的，並遵循必要之舉而產生的。

再者，我們該如何看待拉爾斯在書末中的結論？他寫道：“老布爾什維克主義將賭註押在農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寧死後不到十年，由列寧創立的政權則發動了針對農民的戰爭，並在集體化運動中將革命強加於農民身上，導致一場毀滅性的饑荒”。（202頁）

首先，布爾什維主義從來沒把“賭註”押在農民身上，反而認識到農民階層不可能發揮獨立的作用。因此，問題是誰將會在革命中領導農民，即誰能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表明，他們絕不會將土地、和平與面包給予大眾（包括農民群眾）後，工人階級卻以行動滿足了農民。其次，拉爾斯將“列寧創立的政權”，等同在列寧去世十年後，特權官僚菁英控制的史達林政權，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1926年廣為人知地說過，如果列寧還活著，他會在史達林政權下會遭到監禁。

革命政黨

類似以上的誤導而錯誤的描述，書中出現很多次，因而無法正確闡述列寧的歷史作用。但該書卻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認可，甚至是某些半馬克思主義圈子的認可。原因是，拉爾斯的描述，特別是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這群拒絕這一思想（的左翼）的認同。這撮人反對那個“強硬的”列寧，而更傾向於那個所謂“較開放的”列寧。這並非首次發生的現象。在上世紀60-70年代，《新左派評論》此等雜志，經常會“發現”一些面目模糊的“新突破的理論家”，但是這些理論家總是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快。

對那些背離真正馬克思主義與列托傳統的人來說，拉爾斯的思想成為了他們追逐的新潮流。這方面的關鍵是，需要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來建立革命政黨。在現階段，這與廣泛的任務 － 建立一個工人群眾政黨 － 並不矛盾。群眾性工人政黨需要在遠較寬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並以聯邦的形式運作，在英國的情況來看，此黨需要植根於工會中。但在這種較廣泛的組織形式內，維持一個清晰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有絕對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階級贏得的獲益並不會長久。

歷史上，包括最近的歷史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例如，1998年建立的蘇格蘭社會黨（SSP）背後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我們（CWI蘇格蘭支部）。戰鬥派（The Militant）的領導層首先推動這一想法，並支持建立這一基礎廣泛的政黨。但是，蘇格蘭工黨戰鬥派（SML）的領導人在建立蘇格蘭社會黨時，瓦解了自己的組織，而直接並入其中。但是，這反過來令他們在國際上和蘇格蘭脫離了工國委（CWI）。他們並非被驅逐去出，而是自願離開我們的隊伍。

我們當時就曾警告，這不僅意味著蘇格蘭這一特立的革命組織和傳統，會悲劇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階段令蘇格蘭社會黨本身完全解體。不幸的是，這一斷言被證實了。意大利也發生了類似過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沒有能力爭取該黨的成員走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現在，重建共產黨實質上已經瓦解了。

與此相比，戰鬥派有著更大的成就，無論是當初在英國工黨內（1964年我們的支持者不超過40名），還是此後我們在1980年代後期被開除出工黨。從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蘇格蘭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敗）在於沒有充分組織化和經過政治訓練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能力能贏得黨內的多數，或至少贏得相當數目的成員，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或政黨。

階級、政黨和領導層

一些馬克思主義力量誤解了階級、政黨和領導層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上述錯誤。 “民主集中制”一詞，本身並非由列寧發明，而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孟什維克，最早在俄國工運開始使用的。而早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在研究政黨的概念、組織方式，以及應如何進行討論和內部爭論等問題上，就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例如，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成員的共產主義同盟裏，就有組織規則所反映。甚至在使用術語“民主集中制”前，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階級第一國際所采納。

在規定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資格條件的章程中：“服從聯盟的決定…每個圈子的機關[今天理解為由幾個‘支部’組成的]是該圈子一切群體的執行機構…一個國家或省的各個圈子機關，都應服從於一個領導核心圈…中央機關是全聯盟的執行機構，因此向全體成員大會負責…全體成員大會是整個聯盟的立法機關。所有改變規則的建議，都應該通過領導核心提交給中央機關和全體成員大會…任何人違反了會員條款…都將根據情況，從聯盟中被撤職乃至開除。”

列寧從工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學習德國社民黨的經驗，並嘗試將之應用到俄國的具體情況中。列寧於1901年撰寫的著名小冊子《怎麽辦？》裏，就強調俄國需要一個集中化的政黨。拉爾斯對這部分歷史的交代並不很充分，而只談到列寧在回應與“經濟學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經濟學派”專註於純粹的日常鬥爭。但是，列寧在書中描述社會主義意識如何在工運產生時，就如他自己後來所言，當時是“矯枉過正”的。

列寧曾錯誤斷言社會主義的覺悟只能由革命知識份子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中。他也是從當時的德國社民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那裏借用了此一概念。雖然列寧此後糾正這觀點，但細小的組織曾經利用這一點，以合理化自封“領袖”、宣稱自己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傲慢手法。

列寧通過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以建立群眾政黨的艱苦工作，是為托洛茨基所讚頌的。不過，托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原動力的“蒸汽”。黨如果能正確行事，則能扮演“活塞”的角色來將這動力轉化成革命。

列寧也強調了相同觀點，反對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員會派”。“委員會派”懷疑工人的積極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冊子《政治任務》（Political Problem）中裏警告，這些人物的出現所帶來的危險。他指出，這類型的委員會派都“不承認需要依靠工人，因為他們已經在‘集中制’原則裏建立了支持基礎。列寧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論被片面解讀時，寫道：“當我聽到有人說工人不適合成為委員會成員時，我實在無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評論到：“列寧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組織的必要，但他理解到，這主要是一個推動先進工人活動的杠桿而已。迷信政治機器的想法，不僅是異化的，也令人反感。”（《史達林傳》，103頁，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爾斯對民主集中制的評論完全不正確。他寫道：“這個術語的含義並無明確闡述，列寧只是隨便用它來傳遞特定的觀點”。他還指出：“列寧的觀點應該是：在地下狀態並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實行時，真正的黨內民主就應該是必須的；而在不可能實行時，則是無必要的。”

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階段可以執行，在另一個階段則可以完全武斷地取消。這主張是完全錯誤的，並非依據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而得出的。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組織一樣，在任何時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在達成決定前，盡可能的討論，然後全黨、團體或組織的一致努力去執行這一決定。即使作出決定後，也並不表示討論和辯論結束。從真正的工運歷史都見過，在黨代表大會框架之外，例如黨內會刊、辯論等，討論尚未解決的問題。

孤立的知識份子可能難以掌握這問題的不同方面，但對工人階級（特別是當中的先進階層）來說則很容易理解。這恰恰是源自於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位。

歷史上，資本主義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為集中，也從未如今天將強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維基解密（Wikileaks）揭發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對本國民眾乃至外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就證明上述論點。因此，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松散的網路能夠動員起來，並戰勝這一龐大權力。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聯合勞動人民，並在適當時候果斷行動的集中化的群眾政黨，就不可能令社會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 這一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黨和與之相伴的紀律。從工人階級每一場嚴肅的鬥爭中，尤其是罷工，都得以體現出來。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來，就一個議題進行內部討論和辯論時，有時是可以很激烈的。但當他們將議題帶向群眾大會時，通常會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場。當然，有時少數工人代表和工人會持反對意見，並提出自己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會主張進行全面的辯論。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為勞動者本能上所理解。這也表現南非全國金屬工會(NUMSA）最近發布的聲明中。當宣布脫離非國大（ANC），並支持新的工人群眾政黨 －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ASP） － 時，他們宣稱：“南非全國金屬工會會是一個革命性的工會，在擊敗資本主義及其帶來的剝削中，扮演領導作用。我們支持民主集中制，我們相信透過強硬而激烈的民主辯論，得出統一的決策和行動。”

討論和決定

接著提出的問題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辯論討論、維護全體成員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集中制、采取統一行動的需要等問題之間，在每一階段如何作出平衡。這不可能先驗性地決定，即不可能忽視具體情況，在任何時間都應用大體原則。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即使在一個群眾革命政黨中，組織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論出來的。政治、願景、綱領，以及具體情況，決定著何種組織形式適用於不同階段。但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僅於某些情況適用，是不正確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與集中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何時強調民主，何時強調集中，則取決於具體情況。

在地下活動的情況下，集中制傾向於支配著民主討論、民主權利和民主原則的全面表達。但是，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極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權及其警察鬥爭時，俄國革命者就政策綱領等問題，都堅持辯論與互相鬥爭，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為了磨練政治武器及理論武器以準備革命，這是必要的手段。無論在地下活動期間，還是在內戰期間，當時甚至有定期的大會。

在這時期都有著充分討論辯論的自由。但是，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特別是對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這並不表示應該讓革命黨淪為辯論俱樂部。有人定義這一方法為本質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對他們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對20世紀30年代法國追隨者內部的混亂時，他評論道：“一個規模較小但一致的組織，若有明確的政策，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個組織因內亂而撕裂，就註定走向腐化。”對於今天一些英國以至國際上的組織來說，托洛茨基這句話恰到好處。

拉爾斯試圖描繪一個較溫和、“開放”和“民主”的列寧，而不是那個“集中制”的人物，不同於資產階級和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描繪的那個“獨裁者”。這個“新”列寧幾乎是一個“自由派”，據說他支持在革命黨內進行開放公開乃至不受限制的討論。

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寧的真實觀點。確實很多時候，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最開放的討論，在公開平台，以及在困難時期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討論發生在黨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談爭論（1918年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談判停戰）時，布哈林和所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宣揚其“革命戰爭”論。他們甚至擁有一份日報，極力反對列托的思想。

意法兩國的群眾共產黨，曾經在其日報上反對統一戰線的思想。但兩年後，他們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

但同時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內的少數派，公開討論蘇聯的階級性質。然而，托氏後來從其美國同志了解到，這些少數派求助於黨外小資產階級，後者在所謂“民主”的輿論壓力下，背棄了對蘇聯的支持。於是，托氏就改變初衷，不再支持他們公開辯論了。但是，這並無阻止社工黨內部對這問題進行激烈的討論。

抗拒政黨的情緒

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資本家發動的輿論攻勢中，包括引導群眾（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緒去抗拒政黨，並抗拒據說封閉而專制的列寧黨模式。我們反對“抗拒政黨”，但同時也認知到，任何留有史達林派印記的事物，都會將尋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這種“抗拒政治”和“抗拒政黨”的情緒，在現實中就代表對任何“官方”和“傳統”政黨懷有深刻敵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切被認定為舊秩序一部分的資本家政黨，包括社民黨，甚至是共產黨。

這種情緒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在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局中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占領運動（indignados），以及其他國家的運動中，我們曾經看到相似趨勢。在西班牙，這反映出對所謂“社會黨”的西班牙工社黨（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運動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仇恨也經常指向馬克思主義團體。然而，這場運動中最積極的推動者，本身也是一些細小政治組織的成員，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抗拒團體的團體”。

但戒絕政治的最終結果是什麽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PP）政府雖然經歷了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青年失業率超過50%），但卻成功再次當選執政，是災難性的選舉結果。因此，新一代青年開始重新評估過去的運動，且再次回歸至建設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占領運動也出現類似情緒。這一運動緣於美國，再擴展到全世界。而此後的經驗表明，一場無定形的運動，縱使燃燒著年輕活力和理想主義，但若果缺乏明確的方向和組織，對於高度集中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勢力來說，只能帶來細微的威脅。

然而，從美國西雅圖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競選運動可見，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經發現了一條新的道路。社會主義者百年來首次當選西雅圖市議會，代表著一個事實：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政治鬥爭大躍前進的潛在可能。在這例子上，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起了帶頭作用，但類似的激進政治運動也發生在其他地方：紐約市新任市長比爾．布拉修歐（Bill Blasio）在選舉中，靠著訴諸“雙城記”的口號（以民粹手法揭露紐約的嚴重貧富分化），贏得了73%選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縣（Lorain County），有24名獨立的勞工代表當選縣議員。

阿根廷也出現了類似過程。在當地最近的選舉中，托派的一個選舉聯盟獲得了120萬張選票。這是由於目前形勢與過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當時，盡管經濟處於災難中，但諸多政黨早已名聲掃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進展甚微。

這些選舉結果表明，局勢完全改變了，現在更多有覺悟的工人意識到需要組織和政黨，因而當中一批群眾將希望投放到這些“左翼陣線”的身上。工人階級新分子在將至的戰鬥中，會尋求自己的群眾政黨。如果（左翼陣線）采用正確戰術，並與上述的工人分子開放對話，這形勢是特別有利於組織增長的。這很可能要維持一個革命核心，即一個獨立不同的組織，同時在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中尋求廣泛基礎。在過去，（左翼）曾經因為沒有采納這種開放的路線，而錯失其他機遇。

全方位觀看列寧

千千萬萬的工人正在尋找新前路。（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新工人群眾政黨，以提供這條出路。因為我們經歷過的時期，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並不大可能立即采納明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以誠實開放的方式工作，將為那些尋找出路的最優秀工人所歡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爾斯這本書，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讚美他想法的人，在未來混沌但激烈的時期裏，將無法為勞動者做好準備。該書並無清晰地表達列寧思想，尤其在於可恥地無視了托洛茨基的貢獻。

我們對該書批評，並不僅局限於組織層面（的內容）。作者也沒有充分解釋列寧思想與俄國革命展望之間的關系。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的核心思想，與孟什維克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後者認為俄國應該沿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而將社會主義推到不可確定的未來。列寧完全拒絕那種想法，認為衰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土地改革、解決民族問題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農聯盟，即絕大多數的俄國人口，才能夠貫徹這些任務。

而且，拉爾斯未能充分探討列寧願景中的弱點，即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誰會是聯盟中的主導力量。整個歷史進程證明，農民上層往往與資本家合作，下層則走向工人階級的行列。由於其內部的相異質性，所以從未扮演過獨立的政治角色。

這正是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其正確預計了俄國革命如何發展。雖然工人階級在人數上是少數，但是由於其社會地位及特征（在大工業中的動能和有組織性），使其能夠在革命中率領農民群眾，推翻專制制度。而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上台，將在俄國乃至全球直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列寧的《遠方來信》和《四月提綱》中，他完全讚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書並無提及這些內容。

相比那些惡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爾斯的書無疑進步不少。但在同時，除非對書本進行補充和修正，否則將進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張。

影評：荷李活電影《華爾街狼人》引發巨大爭議

這部電影是根據金融巨鱷Jordan Belfort的回憶錄而寫成的作品，而據美國政府資料顯示，主角仍欠其被害人一億美元。這部電影在尼泊爾和馬來西亞被禁。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政治審查，並極力捍衛表達自由，但不代表我們不會批評在流行文化和藝術創作中反動落後的思想。以下是我們的影評者Caroline Holmgren考究這部電影如何描繪女性。

《華爾街狼人》是關於在資本主義堡壘紐約的成功男士，他們欺騙普羅大眾的血汗錢來豪花，花在所有代表著經濟能力的東西：車、毒品和裸女。

我從未看過像《華爾街狼人》般如此物化女性的電影。電影中的第一個鏡頭，是主角Jordan Belfort（裏安納度狄卡比奧　飾）從一名女性的股溝吸食可卡因。接下來的場景，是安排一些女人圍繞著成功男士。她們像生產線上倒模出來的產品，個個身體赤裸、態度親切。

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早前也表明立場：一切都關於資本主義重鎮裏中的西裝、成功男士，透過欺騙一般勞動者的金錢來購買快樂。這部電影將我們帶進一個世界：金錢和成就可帶給你名車、無限量的毒品和裸女，當然這些情節並不遠離現實，但將之浪漫化並呈現於觀眾眼前，才是可怕之處。主要的幾名女角被貶低人格，實在難以置信，幾乎達到荒謬的程度。

性別主義貫穿了整部電影裏，因此不可能將之忽略而只看到故事的另一邊。Jordan Bedfort在一情景說到：“我正式提出離婚，Naomi會搬到家裏。”在此前，他形容Naomi的生殖器是“他的海洛英”，當時我在想為何我仍坐在戲院裏，但我堅持坐下，希望那些女角會反駁，或講些有價值的說話，令場景回覆到正常的對話裏。

但這並無發生，導演在三小時的情節裏，將女角描述成思想簡單的生物和性對象，生殖器官就是她們最強的武器。

在流行文化裏，所謂“Bechdel測試”（由卡通大師Alison Bechdel於1985年創作的）是一種量度女性如何被描繪的方法。一部電影要通過測試，就一定要符合以下條件：＜1＞最少要有兩名具姓名的女角＜2＞這兩名女角要有互相對話＜3＞這些對話是關於男人以外的事情

這三個條件似乎挺簡單的，但《華爾街狼人》沒有一節符合第二及第三條件。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要給予Martin Scorsese一點小嘉許，因為四名女角都具姓名，當中三名都是幾名主要男角的妻子。

一部如此貶低女性的電影，卻有著備受推崇的成功，可謂非常荒謬。我們真的不能進步一點嗎？

在爆出Chris　Brown羞辱Rihanna的新聞不久後，Chris Brown發行了新的專輯。一名評鑒此專輯的人大概這樣說：“不要購買這張碟去支持暴力”，立場清晰。

一部影片不會純粹因為大卡士或名導演制作而成功的。我們每天都被性別歧視和物化女性的輿論宣傳包圍著。任何人性別歧視言或行都是不可接受的。

影評：《白米炸彈客》

電影由農村的畫面展開，稻田、面攤、電視機、農民抗爭的新聞帶領著我走進農村​​的生活，平鋪直述的旁白讓故事顯得很生活化，仿佛就像隔壁鄰居的故事一樣。 事實上，《白米炸彈客》是改編自台灣的真實事件。家中務農的楊儒門見台灣加入WTO後，農民的權益頻頻被政府忽視，四處陳情未果的情形下，在台北放了17次爆裂物，以引起政府及大眾對台灣農業的重視，而被稱為白米炸彈客。

電影中藉由人物的對話和新聞的畫面，默默地呈現了台灣農業的變遷、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原住民的弱勢等問題。楊儒門長大後到軍中服役卻遭到欺淩，最後他選擇了反擊，的確「沒有人是天生給人欺負的」，一昧地忍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最終受傷害的仍然是自己，那麽究竟是誰允許別人傷害了自己？

台灣加入WTO後，政府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依舊在農地裏辛勤耕作的農民們並未跟上政府的腳步，只得任由自己的命運被政府主宰，政府征收農地、催收貸款、犧牲農民的利益，換來的獲利卻從未與農民共享。 楊儒門兒時的稻田間只有水溝，跌進了水溝拍拍汙泥爬起來就好，工業化後的台灣在稻田間居然出現了為丟棄廢土所挖的大洞，為什麽工業區的廢物卻要農村來承擔？

跌進了大洞裏的孩子再也爬不出來了，經濟策​​略改變了農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媒體采訪時卻一直關心著隔代教養的問題，追問傷心的家人。 媒體略過其他人的發言，只想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最後受害者的家人以請民代協助的回覆作了結尾，在如此切身的問題之下卻還是需要借助他人之手，期盼他人可以為自己追求正義。

當看到汙泥被惡意傾倒在楊儒門袓父的田地上時，袓父心中充滿不舍與無奈，卻妥協地說：「若他們要就給他們吧！」原本辛勤耕種，就怕農地被征收，袓父在面對恐嚇之下也只能退讓。

民代鼓吹農民上街參與抗議，表面上是協助農民，為的還是自己的私利，民代表示若不是農民自己沒志氣，那他早就去吃土了。 原來被農民視為救星的民代心中是這樣看待這些敬重他的農民的，很諷刺卻也很寫實。民代的女兒攪和角是和楊儒門對比的角色，雖然口口聲聲喊著革命，卻還是經濟起飛下的受益者，和大多數人一樣，雖然對社會懷抱不滿也無可奈何，但面對死囝仔留下的三個弟妹，她對楊儒門說的話有一定道理，救濟貧苦總是救濟不完的，但與其說「給他們魚不如給他們釣竿的道理」，不如說要把搶走我們魚獲的人還給我們，才能道出制度性的問題。

楊儒門到了台北以後，向政府機關陳情總被敷衍，於是他選擇了放置炸彈，告訴台灣當權者他的聲音，一開始媒體還推測炸彈客可能是高學歷份子，沒想到卻是出自農家子弟之手，實在是刻板印象，遺憾的是媒體卻著重於他個人的報導，而忽略了他的主要訴求。 為發展經濟，政府哄騙農民休耕，卻不顧農田是農民耕耘了一輩子的資產，政府追求的經濟成長，沒有將利益建立在國家所有人民，但事實上卻總是圖利資本家，犧牲了基層，唯有基層人民真正的看清事實，並采取行動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台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制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制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制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制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台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制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制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美帝國主義是如何扶植建立阿爾蓋達組織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制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雇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布”。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在極保守伊斯蘭勢力與“民主”的美帝構成戰略同盟的例子裏，最早發生的是沙地阿拉伯。因為兩地的菁英在政經上的緊密關系，故此美帝國主義長期扶植沙地阿拉伯暴虐的獨裁王權。

1979年，在蘇聯占領阿富汗後，美國便默認沙地阿拉伯政府輸出右翼遜尼派伊斯蘭教義 —瓦哈比主義。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該教義的支持者。作為回報，沙地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護伊斯蘭教義和及其聖地的角色，資助親美（同時非伊斯蘭派）的恐怖集團在尼加拉瓜、巴拿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動，以作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關系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開創人的後代聯婚。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旗中交叉的兩柄阿拉伯劍代表這兩個團體的結合。憑著瓦哈比宗派這思想利器，以及15萬稱為“兄弟”的伊斯蘭遊牧民兵 － 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爾在二十世紀初10年間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島上差異極大的各部落。

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因為依赫瓦尼（Ikhwan）計劃聯合整個中東地區的部族，而此舉威脅了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阿布杜爾轉而計劃消滅依赫瓦尼（Ikhwan）。1927年，阿布杜爾簽訂了《吉達條約》，承認英國是“阿曼、外約旦、伊拉克的保護者”。兩年後，藉著英國的軍事援助，沙特領導人成功消滅了依赫瓦尼。

這個故事意義深遠。在1990年8月薩旦姆．候賽因揮軍入侵科威特之前，沙地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賴混亂的伊斯蘭基要派，並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沙特王室是一個統治階級的家族，該家族有4,000個王子占據政府、軍事高層和大公司要職。正如Dilip Hiro說：“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黨相似，都是用鮮血而非用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來凝聚團結。”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遊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和其盟國出錢訓練了8萬-15萬的伊斯蘭遊擊隊“聖戰者”，甚至被時任美國總統列根（81-88年）稱為“自由戰士”。然而，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這些“自由戰士”被歸類為“非法戰鬥性人員”，這些人成為俘虜後無法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阿爾蓋達訓練恐怖分子的培訓手冊，是取材自美國中情局及五角大樓在1980年代發給當時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一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培訓手冊被譯成波斯語、阿拉伯斯、烏爾都語，”Hiro寫道：“被公認為教導新兵如何弄炸彈、破壞武器的好教材。”

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國安顧問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規劃的。這政策不僅是為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蘭人為主導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傳播反動的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此，華府通過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對派為極端伊斯蘭組織。而例如當時的國務卿萬斯主張較謹慎處理的意見則被駁回。而第一個由卡特授權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個月前已出現。22年後，卡特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布熱津斯基後來聲稱，美國這般做的目的，是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從而“讓蘇聯陷入自身的越南戰爭”。有記者問他會否為其後果而後悔，布熱津斯基說：“哪一個在世界歷史比較重要？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衰落？”

美國默許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梁，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地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這過程中讓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據Cooley所言，這過程“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及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的，為了制造反對力量，對抗對伊朗及其伊斯蘭主義[什葉派]”。

經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後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占領了首都喀布爾，統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隨後禁止音樂、舞蹈、電視和國際象棋，甚至剝奪婦女的就業權和受教育權。這些法令都不是根據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蘭傳統而訂立的。而少數派人士，如哈紮裏（Hazaris）和其他什葉派，都遭受到殘酷迫害。

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大量金錢。一個全職的聖戰者月薪可達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軍隊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埃及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盡管美國國防部的“黑預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億美元，但華府在阿富汗戰爭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尤其是因為需要保持“否認自己卷入戰爭”。

隨著開支劇增，美國大力鼓勵在阿富汗發展鴉片種植提供非法資金。結果，Cooley寫道：“在1979年蘇聯和美國中情局開戰前，當地只有少量的種植，但此後所謂的‘金新月國家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最大的海洛英生產中心，產品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產的鴉片占全球的75%。這對當地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工發現巴基斯坦有20萬兒童是海洛英癮君子。2000年1月，僅在卡拉奇一個城市，就已有超過100萬癮君子，其中包括8萬名兒童。”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 － 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占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裏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敗的沙特皇室都有緊密聯系。在1968年時，拉登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費薩爾國王對本拉登及其兄弟們說：“我現在就是你們的父親了。”拉登的家族企業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築企業，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護，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機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麥加的大清真寺。而美軍使用的拜爾大樓，在1996年遭炸毀，價值1.5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業負責。當美軍搬基地到新地方，他們見到大型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沙特本拉登集團進行安全升級”。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個1980年代“緊密呼應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爾蓋達成立了企業，內有四個執行委員會（軍事、商業、伊斯蘭研究、媒體）。

轉捩點來自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對這個嚴重的震動，擔心伊拉克將會侵略自己的國土，而美國亦有這擔憂。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後回到沙特，反對容許美國進駐科威特，這反映沙特政權和瓦哈比神職人員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統治者，當時的王儲阿卜杜拉，也反對美國進駐。一個瓦哈比宗派的領袖指責沙特皇室“信任美國總統多過信任阿拉”。事實上，正如Hiro所指，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在沙地阿拉伯的領土上活動，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這次美國進駐會成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根據Hiro的記述，拉登向當時的國防部長蘇爾坦親王闡釋了另類策略，將3萬名身經百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補充入王國軍隊，其中一半為沙特藉人，有參加過反蘇聖戰。蘇爾坦親王和沙特官員對此方案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樣有獨立勢力，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這時候，沙登和聖戰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員監視。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國王法赫德發私人信件請願，不過信件內容至今仍是秘密。當這些努力都失敗後，本拉登變成了沙特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令他行動受限，被剝奪沙特公民身分，然後在1994年流亡到蘇丹。拉登亦成為了沙特政府暗殺的目標，這事件中沙特可能與美國有勾結。1995年，沙特國王清洗了一些伊斯蘭神職人員，但這些措施沒有穩定局勢。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軟／硬著陸」 －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制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企業道德」、「社會責任」的虛偽

近幾年來，各大知名企業間興起了一股「道德覺醒」的風潮，爭相追求所謂「企業道德」：越來越多的產品上印著「公平貿易基金會」、「雨林聯盟」、 「森林管理委員會」等道德認證商標；各企業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舉辦各類公益活動。

難道資本家們真的良心發現本性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四十年前就說過，企業唯一不變的社會責任是「使用自身的資源，從事以提升獲利為目標的各種活動，盡可能為股東賺進越多錢越好。」這些舉動只是協助他們更徹底地逐利和剝削的偽善伎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因日益受到「賺取工人血汗錢」的指責，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開始在各國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許多跨國企業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達斯）、沃爾瑪、麥當勞等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響，紛紛加入這一運動。

跨國企業從追求利益的本質出發，認識到企業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才能更多地贏得顧客的青睞和消費者的滿意，從長期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當大企業講到為什麽要擁護這些道德理想時，無論態度有多麽誠摯，都只是把它當做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畢竟「道德」二字真的很好賣。

虛偽的企業道德就像一張紙，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巨大裂痕的表面上。跨國企業在「負起社會責任」的同時，從未停止過「不負責任」的破壞、壓榨和剝削。

麥當勞在銷售「雨林聯盟」認證咖啡的同時被指控從事許多傷害雨林、虐待動物的活動。據英國科學期刊《自然》表示，以目前的情況看，2050年前，麥當勞將會破壞四成的亞馬遜森林。而它也一邊成立麥當勞兒童基金會，一邊受到剝削勞工與兒童的指控，更被揭發違反勞動法，員工薪資嚴重低於法定標準。

星巴克經常滿口「生態永續」、「公平貿易」，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其咖啡產品的三成不到，其自行設立的內部采購標準更與公平貿易標簽要求相去甚遠。同時星巴克藉由壓榨咖啡農、控制咖啡專利權，從中獲取不正當的高額利潤，更有多次惡意辭退工會領袖及參與爭取權益的員工。

而一向自詡擁有「高道德標準」的三星也被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指控其在中國的工廠和外部供貨商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有兩家外部工廠使用童工。此外，越來越多「聲譽良好」的跨國企業出現在由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汙染企業名單上，從最初的33家發展到現在的90家。

這些企業通過展現更多的社會責任承諾，讓自己表現得好像負起社會責任，但其實是借此分散人們的註意力，從而忽略其剝削壓榨、汙染環境的事實。

隨著越來越多的「血汗工廠」被披露，不少非政府組織都要求跨國企業去重視並解決此類問題。仿佛這些企業都被蒙在鼓裏，只有廠商才是進行壓榨剝削的罪人。這當然不是事實，跨國企業並非「不知者無罪」。

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分層承包體系，跨國零售商和制造商處於金字塔的頂端，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跨國企業由於掌握了銷售終端，而且規模龐大，許多市場也基本形成了寡頭壟斷的格局。這些跨國企業借助其在銷售市場上的壟斷優勢，采用超低價采購策略，將自己的巨額利潤建立在對供應商的壓榨上，最終導致工人成為價格壓力的犧牲品。

「采購價越來越低，如果想保證利潤，只能削減人工成本。」Nike（耐克）代工廠的人力資源負責人透露：「從表面上看，員工福利下降是工廠的錯，其實源頭是品牌商。」跨國企業標榜其為社會責任運動的推行和倡導者，使供應商成為被動的成本和風險承擔者。

另外，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還天真地呼籲企業不要為追逐利益而喪失企業道德，進行公平貿易以及保障勞工福利，但只要這些跨國企業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制，以利潤為依歸的剝削模式就不會停止，問題也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鬥爭的出路是工人鬥爭，「血汗工廠」的工人需要組織起來，以罷工等集體行動進行抗爭，反對跨國企業的剝削。而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勞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這些跨國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實現民主的計劃經濟，才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關於「血汗工廠」的資料：

●全球有六分之一5-14歲的兒童被迫工作，在血汗工廠、農田以及服務業（包括色情行業）

●血汗工廠普遍生產的商品包括鞋、衣服、咖啡、朱古力、毛毯、玩具及香蕉

●平均來說，一名血汗工廠工人每年賺取1,550港元，普遍每周工時為60-80小時

● Nike（耐克）廣告經費的少於1%，可以讓Nike（耐克）的全體制衣工人的工薪上升一倍

●血汗工廠的工人有85%-90%為女性，面對更多問題，例如性侵犯、被迫控制生育、驗孕，以及歧視的對待令她們留在血汗工廠的低薪職位

書評：《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

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和中國關系密切的美國學者，自幼受母親的中英雙母語教育，並在70年代就隨父母到訪中國。該英文書是她在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從2010開始的兩年半調查研究的結果。

在她的調查中發現很多女性急於結婚，即使對男方並不特別滿意，有時甚至是在經濟利益受損的條件下也會結婚。這些被訪問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相信她們將會或已經成為“剩女”。

隨後Hong Fincher發現“剩女”一詞在2007年後出現在中國媒體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共所謂的女性組織）定義剩女為27歲以上的單身[未婚]女性，而在媒體中甚至提前到25歲。

很多發表在大眾媒體包括全國婦聯網站上的文章宣稱，很多女性不容忍對方的瑕疵而追求完美，直到和她們年齡和學位相仿的男人都已經和別人結婚了。

正如Hong Fincher在書中指出，中國人口性別比例極高，2008頂峰時期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達到121：100。而這是一胎政策、傳統對男孩的傾向和性別選擇流產等原因超成的。因而所謂的“剩女”問題並沒有事實的依據。

對“剩女”的媒體宣傳的動機之一，如Hong Fincher發現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鼓勵婚姻。因為政府認為過多的，無法找到妻子的男性威脅社會穩定。

當局的人口計劃政策也是原因之一。Hong Fincher指出這一政策不僅為控制人口數量也是為了控制人口質量（即所謂“優生優育”）。因而當局希望受過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女人結婚生子，然後教育良好的下一代給國家。

一個在中國媒體廣為傳播的“偽科學”是30歲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的寶寶。然而這並沒有什麽科學依據。甚至被Hong Fincher采訪的女性當中很多人曾被醫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歲再要孩子可能生出有缺陷的寶寶。

和“剩女”媒體炒作特別相關的另一因素是房地產市場。Hong Fincher采訪到的一名專業售房者說樓市的“剛需”來自城市居民人身當中的以下事件 1）結婚 2）懷孕和首次生育 3）子女開始上學。

Hong Fincher進一步解釋，由於政府不希望樓市過熱或過冷而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很多城市中的住房限購政策；國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樓市低迷時也不降低房價；房地產商和國營媒體、婚介行業聯手強化傳統的社會慣例，即結婚必須先買房（國營媒體和房地產廣告營造出“中國女人絕不嫁無房男人”的假象）。

除此之外此書對樓市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提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看法。和很多人想的相反，Hong Fincher認為高房價可能反而幫助了中共維持社會穩定。

她闡述這一方面是由於中產階級（有房產被認為是成為中產階級的標準）的行動主義只是集中在發生在他們“後院”的問題上，如抗議修建有毒化工廠，但是這在目前並沒有潛力發展成挑戰政府權威的集體行動。另一面社會學家Jean-Louis Rocca 指出有房人士傾向於支持中共一黨政權，認為參與政治威脅自己和中國社會。“中國不需要政治變革，需要的是穩定。”

另一方面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被迫集中精力賺錢買房成為有產者，而沒有精力剩下來關註社會變革。

而對於以上問題對女性的影響，Hong Fincher發現盡管大多數女方家庭對新房貢獻很大，如支付部分首付和償還貸款，過半新房只登記男人的名字。這個問題在2011年婚姻法新的解釋出台後，對女性的影響雪上加霜。Hong Fincher發現中國貧富差距中，男女性別間的財富差距是最大的。

而更嚴重的是，這為女性在婚姻不幸，甚至家庭暴力下離婚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很多人擔心離婚後，她和小孩無處棲身。

此書敘述了中國家庭暴力的嚴重狀況。即使官方數據都承認四分之一的女性受到過伴侶的暴力，而實際數據比這高得多，因為很多婦女不認為被丈夫打一下就算家庭暴力，也沒有對戀愛關系中性侵犯和性暴力的認識。婚內強奸在中國甚至都不構成犯罪。

而且受到傷害的婦女幾乎無處尋求幫助。2009一名女性在向警方八次舉報家暴之後被她男人謀殺，而殺人者只以“故意傷害”配偶的罪名被判六年半。

在此書的最後一章 Hong Fincher采訪了數名女性活動家。一名24歲的女同積極參與女性主義活動，她的團體組織大量以“形為藝術”為名的行動，如著名的“占領男廁”活動。她們也身穿被潑了紅墨水的婚紗，呼籲對家庭暴力的重視。

另一名女性活動家是葉海燕，她多年對性工作者維權。在2013年抗議小學女生被校長和官員強奸之後，被警察逮捕過，最後甚至被房東踢出家們。

書中也提到了女性在個體層面上的鬥爭。Hong Fincher采訪家暴幸存者李金（Kim Lee），她是著名商人（“瘋狂英語”的）李陽的來自美國的妻子。雖然作為美國人，她仍然在數年的抗爭後才得到法院有利的判決。在這個過程中她曾想過放棄，但很多有同樣經歷的中國女性在她博客上的留言給了她繼續抗爭的決心。她得到了許多中國女性的感謝和支持，也遭到了很多人的仇視。

難能可貴的是Hong Fincher闡述了女性主義者和中國革命間的關系。在清末、民國和中共革命時期，秋瑾等女性就呼籲性別平等和參與革命改變社會。而“五四”時期更將婦女的解放作為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尤其是中共上台後50-60年代，婦女的地位獲得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這些婦女解放的主張並不總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的。Hong Fincher沒有提到的是在民國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男性對女性解放的支持大多來自民族主義的立場，一個觀點是中國需要現代化的婦女來為資本主義提供勞動力。而中共革命後的婦女解放一方面是由於來自女性群眾的呼聲和黨內女性活動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放女性的生產力，但由於毛澤東政權的官僚化下，農村落後封建文化重新回來，女性起初獲得的權利也慢慢退倒。正如Hong Fincher在女性被要求作和男性同樣強度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照顧家庭成員和做家務。一些剛剛生育的女性被迫背著剛出生的嬰兒下地耕作甚至將嬰兒獨自留在家中，而由於繁重的勞動負擔而無法給嬰兒提供母乳。很多女性因此留下一生難忘的痛苦。

除了這些，此書也寫到了關於LGBTQ群體，中國古代婦女地位，等的內容。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女性解放在於女性自身的抗爭並其他受壓迫者如工人階級的鬥爭聯系起來；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為女性解放提供必要的經濟的基礎如公共和免費的托兒所、養老院，民主公有的經濟為女性提供就業等等。同時左翼人士也必須真正重視女性鬥爭、堅決反對性別主義和歧視（包括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樣才能讓更多女性參與工人階級的鬥爭。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占領，將兩萬警力，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制。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占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占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系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現真普選，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裏“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覆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裏，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會走向專制，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台後，中共會逐步體制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台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台灣經濟的控制。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台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裏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目前在獨裁制度，但在中港台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二零一五年

熱血公民是什麼組織？

雨傘革命後，香港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擺脫中共控制的意識愈來愈強烈，香港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情緒升溫。這很可能會主導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就如台灣太陽花運動後，青年和學生的反政府組織冒起，台獨立場愈見鮮明。

經歷過泛民多次背叛香港的民主運動後，傳統政黨盡失新一代的信任，年輕人急切尋求新的政治選擇。熱血公民以激烈的言辭攻擊民主派（卻無提出任何實質替代），挾著仇視大陸人的民粹意識，吸引得了部分年輕人的青睞。他們隨著一時三刻的民意左搖右擺，為的只是送黃洋達進議會。

立場飄忽　面目模糊

熱血公民等本土派的主張類似國際上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主張「本地人利益」至上，反對外來移民，憎恨左翼及社會主義，他們的政策不會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打擊。

熱血公民的支持者在網路上極為活躍，在實地上則只是一個鬆散的網絡，並不如歐洲的極右派（例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般緊密組織。該組織並沒有正式的綱領，也沒有明確支持本土派內部的哪一種主張，例如香港自治、獨立還是所謂「歸英」），務求包攬最多的本土派支持者。

首領黃洋達向來立場飄忽而惡名昭彰。一時攻擊大陸人來港「搶資源」，一時又指責任在於政府分配資源不均；一時又指自己不是種族歧視，卻又反對《反種族歧視條例》立法。

黃洋達在短時間內由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徹底改變了立場。2012年他在旺角的論壇裡，力竭聲嘶地說「六四的燭光要遍及中華」，並且在同年黃洋達參選立法會的文宣內，也明確寫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的發聲空間」。但在短短不足一年後，黃洋達徹底改變立場，變成認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主張僅僅「保住香港」，指所有關註中國民主的人都是「大中華膠」。

「保住香港」－ 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

八九六四後冒起的香港泛民，當時提出「民主抗共」的口號，背後的想法是相信《基本法》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求在中共獨裁下茍且偷安，並寄望中共會進行體制內改革，實現民主。主歸移交17年後的今天，中共政權的獨裁變本加厲，爪牙伸進香港，依靠《基本法》的一紙空文並不能保障什麼。

泛民悼念六四只是行禮如儀，卻從未想過連繫中國的民主鬥爭，不少年輕人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現在，熱血公民提倡「保住香港」的口號，只是反映著這股失敗主義的情緒：中共過於強大，無法推翻，港人自保就好了。久不久喊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割裂中港兩地的民主鬥爭，香港一城豈可推翻一國的獨裁者？

雨傘革命期間發起佔領英國領事管的馬駿朗，曾在《熱血時報》撰寫一篇《勿奢望中國人會幫你推翻中共》的文章。文章內容指摘「中國人是奴性極重，盲從附和建制，沒有勇氣，沒有脊樑的民族」，因此不可能推翻中共。但是，今天大陸群眾即使面對獨裁鎮壓，鬥爭也愈來愈激烈，佔領堵路、罷課罷工，甚至武力自衛對抗國家機器都是屢見不鮮。今年年頭茂名反對化工廠的示威，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黑龍江八千教師罷教等，都是香港可以借鏡的鬥爭手段。

馬駿朗叫我們放棄與大陸群眾站在一線，卻寄望與中共唯唯諾諾的英國政府會替我們爭取民主。可笑的是，英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投資，早已跪在中共面前，今年六月，中英就簽署了超過300億美元的貿易合約，雙方大力投資核電、高鐵、基礎設施建設。香港警察投擲的催淚彈是英國軍火商製造的，英國政府得悉後也無阻止其出口。

熱血公民並無綱領和行動去推翻中共，甚至黃洋達表示回到從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會接受，只是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幻想香港獨善其身。

一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革命，為所有組織和政團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泛民政客曝露了妥協畏縮的真面目，因此被徹底邊緣化。但熱血公民嘴巴兇狠地攻擊傳統民主派，甚至是學生組織，同時自己卻未提出清晰的立場。他們以「勇武抗爭」為口號，但從未解釋何謂勇武，更沒有提出自己的主張，只享受做「反對派」去拿取道德光環。

熱血公民為沖擊立法會事件搖旗吶喊，但又不敢為行動正式背書，更不會以此行動為基礎，作為發展運動的方向。熱血以這閃閃縮縮的手法，永不清晰提出改變鬥爭方向的替代方案，只顧收割短途利益。

民粹組織　曇花一現

在近年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下，傳統政黨失去群眾信任，造成巨大的政治真空。在欠缺工人群眾政黨的狀態下，這真空被不同類型的民粹組織暫時性填補，但這些組織都很快令支持者失望，在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熱血公民就是香港的一例。社會主義者必須向其代表的排外民粹浪潮反擊，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避免民主運動再走迂迴的道路。

熱血公民費盡心思攻擊「左翼」，卻從不解釋何謂左、誰是左，只靠龐大的宣傳機器去大肆抹黑。相反，社義行動雖然只是小團體，沒有大黨的資源和影響力，但堅定站在左翼的立場上，公開提出民主運動的替代綱領，倡議以罷課罷工為鬥爭的核心武器，從而動員廣大的群眾，打破佔領被孤立的困局。

我們在運動裡指出，只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清晰以推翻中共為目標，才可贏得真正的民主變革。未來的民主運動不僅要提出真普選的訴求，更要連繫至結束財團的統治，才能運動會更強大。

各大黨派的經費從何而來？

最近，各大政黨及民間團體的財政來源受到高度關註。在雨傘革命期間，建制陣營大肆叫囂，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香港事務”。但眾所周知，全港最多錢的民建聯就是由中共支持。根據一項研究，2011年區議會選舉裏，民建聯總共得到28.2萬票，每張票背後花費376港元。藍絲帶及黑幫勢力當然也受到中共資助，在雨傘革命中大肆破壞。

中共指控香港有人搞“顏色革命”，當然毫無事實根據。但是，美國政府的確資助香港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背後的目的當然不是“推動民主”那麽丹心一片。從斯諾登揭密事件，加上最近眾議院報告揭發聯邦調查局動用酷刑，都清楚可見美國反民主的角色。

由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在2013年向香港不同的團體合共資助了54億，用以“推動民主”。諷刺的是，《南華早報》11月28日揭發，連民建聯職員也有參加由NDI（NED的另一翼）資助的“民主訓練工作坊”，可見美國政府對“民主”的態度。奇怪的是，沙特阿拉伯政權作為中東的大獨裁者，NED卻不會資助當地的任何“民主”團體，因為該國是美國的重要盟友。而美國對待其他友好政權也如是。

社義行動：錢從基層而來

“我們不會收受財團、政府的一分一毫，中國的不會，美國的也不會！”社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我們想建設一個抗爭型的新民主運動，以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核心。當然我們對籌錢的態度也會不同，我們只會從基層身上募捐，也會依靠《社會主義者》雜志。”

黎智英與泛民

據報道，在2013年黎智英向泛民政黨捐助了1千萬，受惠者大多為溫和泛民政客。在溫和泛民愈來愈受唾棄之時，他要維護他們的地位，避免激進派令民主運動“失控”。《蘋果日報》在整場雨傘革命裏都是維護泛民及占中三子的立場。在2010年，《蘋果》更力挺民主黨走入中聯辦談判，反對五區公投。黎智英恃著自己的媒體霸權和銀彈攻勢，可以大力影響整場鬥爭，這根本是不民主的。

在2013年，民建聯共收到1.07億資助，當中6千萬是由該黨的籌款晚宴籌得的。晚宴有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以及大陸地產富商許榮茂透過競投水墨畫、字畫等“藝術品”，向民建聯捐助了過千萬。

職工盟接受美國資助？

香港職工盟承認，過去七年每年從“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re）收受了60萬。團結中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有連系，超過一半的資金來自NED，實際上只是美國政府向外提供資助的另一渠道。團結中心被批評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它曾協助破壞那些與美國交惡的政權。團結中心的前身為美國自由勞工發展機構（AIFLD），曾經支持1954年的軍事政變，推翻當時的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也曾經支持1973年的軍事政變，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政府。最近，團結中心在委內瑞拉資助反政府的右翼工會聯盟CTV。CTV曾在2002年參與推翻左翼總統查韋斯，但失敗告終。所以，職工盟的每名成員都有權質問，為什麽他們的組織會收受這些捐款！

熱血公民 － 錢從何來？

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長期抹黑社義行動，指控我們募捐和售賣刊物。這團體宣稱不接受捐助，但首年就有120萬經費，而講到錢從何來就大致上沈默起來。

民間團體不是那麽“民間”

香港有超過3萬個民間團體，遠多於主權移交時的8,700個。很多都收受政府或宗教團體的資助，實際上不是那麽“非政府”的。在香港，民間團體在社運裏有重大的影響力，但這些團體都是相當內向型的，甚至以半商業架構運作，沒有民主性的群眾基礎。在整理重要資助和揭露真相方面，很多民間團體發揮巨大作用。但是，如果這些團體在群眾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例如雨傘革命中五方平台成員之一的“聯合陣線”，是由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團體專打“單一議題”，有些更依賴財團捐助。所以，他們往往將運動去政治化，作為群眾鬥爭的煞車掣。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制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制。在這個制度下，女性受盡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制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書評：格雷的五十道歪理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被吹捧成一個賦予女性權力的愛情故事，並因其開放大膽的性愛行為而廣受讚揚。事實上，從故事的主題來看，它只是一堆反動的歪理。小說的主題是關於男主角克裏斯欽格雷曾經歷「五十個糟透的陰影（Fifty shades of fucked up）」，仿彿任何人都以此為虐待女性的藉口。

在作者的構想中，女主角安娜塔希婭史迪爾（安娜）是純潔的化身：喜愛喝茶、閱讀古典文學、22歲的大學生卻不諳電腦操作，同時也是一名處女。而格雷顯然除了樣貌俊俏、喜愛支配及虐待他人以外，並沒有太多其他個人特徵。

格雷不但希望在床上控制安娜，更希望掌控她生活中所有領域，包括她的飲食習慣及避孕的選擇。事實上，他因為自己「鄙視安全套」而強迫安娜服食避孕藥。這些性別主義的特質只會強化女性的負面形象，並合理化暴力虐待性的關係，跟真正的色情藝術並沒有關係。

書中所描述的兩次性愛情節尤其突顯此書最糟之處。其中一幕是作者（女作者）將安娜失去貞操的情節描寫成格雷「毀掉她的貞操」。這非但沒有賦予年輕女性自主權，讓她們準備充足地迎接第一次的性經驗，它反而是對女性的侮辱。

第二幕則講述格雷強行除去安娜的衛生棉條而跟她性交。對此非雙方自願的行為，安娜唯一的反應卻只是「倒抽一口氣」。格雷總是假定安娜必是享受他對她做的事，這也是在書中反覆出現的。

不少其他的評論都認為，此書可能很垃圾，但至少能讓女人公開地談論性。實際上，很多閱讀此書的女性並不是為書中出現的性愛場面而瘋狂，而是欣賞故事的敘述手法，儘管那些畫面負面地描繪女性。

此書鼓吹的思想是：格雷或許有問題，但他可以被治療。他唯一需要的是愛。這絕對不是進步的概念。無論是在床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男人的行為態度、女人被對待的方式，都象徵著社會上嚴重的不平等，亦促使一些男人認為他們可以控制女人的想法。

生活中的種種，如女性工資比男性低，以及女性在生活絕大多方面的社會地位比男人次等，都鞏固了上述的觀念。女性並不會因為這些強化落後思想的二流小說而被賦予自主和權利。要賦予女性權利，唯一的方法是去挑戰鼓吹性別主義與不平等的固有制度。

此書儘管被如此大肆宣傳，從任何方面來看，其內容都沒有任何進步性。它宣揚主流社會的父權觀念，認為女人的性僅僅是男性慾望投射的延伸。要真正沖破對女性的壓迫，我們首先要認知女性為何及如何及壓迫、女性仍需要爭取甚麼權利。從性別壓迫中解放出來，將會讓男女更自由地探索性，而非被困於資本主義和《格雷》所宣揚的性別定型。

影評：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

今年是漫長的黑人解運運動的五十周年紀念，由Ava DuVernay執導的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上映。由賽爾碼市至蒙哥馬利的遊行，到在愛德蒙配特司橋上的“血色星期日”，以至1965年在林登．約翰遜總統下《投票權法》的通過，這部戲將眾多歷史事件戲劇化。

為什麽《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在今天顯得重要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與今天的全球鬥爭都十分切題，無論是中港的民主運動，還是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的反緊縮鬥爭，還是美國人群起反對警察制度暴力，拒絕全球資本主義。

這部電影的重心，是由馬丁路德金博士和黑人神職人員帶領的黑人民權運動，在總統約翰遜的統治下爭取投票權。這套電影巧妙點出黑人工人和青年們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對抗吉姆．克勞法。這歧視法由1877年至1965年在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制，令黑人工人和青年被剝奪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公民權，被美國資本主義壓迫。

今日，我們在打著同樣的戰爭，守著工人，青年，和特別是有色人種的投票權，因代表著大企業的兩個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已在數個州（如德州）通過壓制投票的法律。近年，美國最高法院修改選民法令的聯邦法規，例如第四及第五條文。在歷史上歧視選民和種族主義橫行的州（如阿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中，這些條文可以保衛工人投票權。

荷裏活、歷史、公民權利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由億萬媒體富翁奧普拉和畢比特的Plan B production 公司制作，是一套一級的作品。由大衛．奧伊羅（David Oyelowo）飾演馬丁路德金，湯．韋堅遜（Tom Wilkinson）飾演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姆．羅斯（Tim Roth）飾演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卡門．艾喬格（Carmen Ejogo）飾演科麗塔．史考特．金。

電影以細膩視覺繪畫了幾件歷史事件，例如吉米．傑克森被殺（譯按：一名非裔教會幹事，嘗試登記成為選民五次而不成功，在26歲時一場夜間和平抗議後，因為要保護雙親被警方槍殺），以及在愛德蒙配特司橋州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

電影將這場抗爭描繪成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鬥爭，但很多歷史學家（包括研究總統的歷史學家）也質疑這種描敘，而認為在確保投票權的抗爭上，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比較像是“合夥人”，而非“敵人”。電影擡舉了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地位，墮入典型的“偉人”歷史觀，但卻矮化女性（如科麗塔．史考特．金）在黑人解放運動中的角色。黛安納什、埃拉貝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聯合創始人）和斯托克利．卡麥可（大學社運人士）甚至不被提及。連詹姆斯．比維爾（由說唱家兼演員Common飾演）、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內的激進聲音）也只是輕輕帶過。實際上，在1950至60年代在美國爭取公民權利和黑人權利的鬥爭裏，混雜著不同的聲音和想法。制作人和導演的編排會誤導一整代年輕人。

看這部戲固然是好開始，但若要看清民權抗爭的全相，需要研究更多歷史，對因為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為禍而激進化的新一代人。這部電影表明在資本主義，有需要建立群眾運動來確保物質上的勝利和民主改革。這些勝利的果實能成為跳板，進一步爭取更多，挑戰和取代剝削和壓迫性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才能鞏固我們的成果，將人民置於利潤之上。今天正是迫切要為民主社會主義而鬥爭。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中描寫民權運動的歷史事件，啟發了全球多代的工人和青年去改變生活，終結屬於0.01%的獨裁制度。要真正紀念這歷史事件的話，就繼續抗爭直至得到勝利吧！

托洛茨基遭暗殺75周年祭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雇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斯大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從肉體上進行滅絕。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作為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

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斯大林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幸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覆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成聯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盡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劃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毀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斯大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系。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關系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借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擊。就在謀殺發生不久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斯大林授予列寧勳章。當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斯大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時，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時，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為婦女和同性戀爭取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言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對已經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斯大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代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代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裏，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認為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覆辟的主角。

社會主義：是過去式還是未來式？

《後資本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和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寫的《零邊際成本社會》（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書評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4/11/03 ... 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處。裏夫金寫道：“資本主義時代即將終結……它渡過了鼎盛時期，開始緩慢地死亡”。梅森則寫道：“資本主義的前途黯淡無光”，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終是厄運。書本出眾地描寫了衰落的資本主義，值得一讀。

梅森和裏夫金兩人都認為科技的巨大進步將埋葬資本主義，尤其資訊科技是無法限制在民族國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狹窄空間內的。資訊科技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令生產多每件產品的額外成本近乎為零，進而令商品價格降到零或近乎為零。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利潤——資本主義的生命之源——就會枯竭”（裏夫金）。

裏夫金埋頭研究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如他所承認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出身背景。裏夫金的觀點代表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經驗主義結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它為群眾廣泛擁護的時候。而且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裏夫金的思想表明，我們有可能把一些作為個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工人運動這一邊。

與裏夫金不同，保羅．梅森則聲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從這本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在思想上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十分悲觀，特別是提到他認為已經過時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相反，他鐘愛著“後資本主義”這一塊政治上從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帶。裏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在與未來時，都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組織代替資本主義。梅森在書中寫道：“我們看到了自發興起的合作化生產……平行貨幣、時間銀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間……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貸形式……我相信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傳和保護”。

那麽如何才能到達這個樂土？不是通過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梅森認為它們已經過時了——而是通過“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會知識聯系起來的每個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進步都將惠及所有人類”。由此可以看出，先後作為《新聞之夜》和《第4頻道》記者的梅森深受全球占領運動的影響。

占領運動無疑是美國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臘）新生代政治覺醒的重要階段。我們歡迎這一進步。但是梅森學到的不是這場運動的優點和潛力，而是它的弱點：在對抗資本主義時所謂的“自發性”，因而還有它的幼稚性。事實已經證明，有意識的“去組織化”的泛青年運動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現代”資本主義，也不可能令國家機器轉為中立。占領運動的一部分人士——例如從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這一事件中——很快學習到一點：政治運動對於實現運動目標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群眾意識發生了類似的轉變。這場運動曾在上一次大選中實際上抵制了“政治”，最終卻導致右翼人民黨（PP）獲勝。因此群眾開始意識到激進政治行動的重要性，並促成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西班牙語意為“我們可以”）的崛起。至於這場新運動能否有效駕馭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激進的不滿情緒則是另一個問題。社會民主力量黨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對所謂“種姓”（caste）的模糊批評——而不是明確批判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與組織——來建立一個“反政黨的政黨”，現階段此種政策不可能爭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會民主力量黨在民意支持率的確出現下滑。

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

梅森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合作創立者——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分析。他批評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以及他們領導的俄國革命。他也高度批評對一戰前經濟狀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一戰爆發只是因為“錯誤的末日預感”。另外，他還推崇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後者在一戰前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支持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辯護士。

梅森認為“馬克思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的觀點是錯誤的。眾所周知，馬克思曾說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耗盡其所有潛力之前都不會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不過我們不能以膚淺的經濟“決定論”來理解這句話，不幸的是，梅森就是這樣做的。經濟發展具有最終決定性，但是國家與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因此，馬克思主義關註的不僅有經濟狀況，還有“政治經濟學”：經濟變動與政治變動之間辯證關系——原因可以成為結果，結果也可以成為原因。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和斯大林主義者對二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為資本主義的穩定和1950-75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於同一原因，我們反對從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裏借用的長波理論，或者叫做超級周期理論，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對此做過評論。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缽的梅森等人所設想的50年周期。他們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線性經濟進程，而沒有充分考慮國內外巨大政治變革的影響。

梅森也沒忘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他在參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個從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分裂出來的小型政治團體）時曾追隨過托派。他所攻擊的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在1946年提出的一個錯誤的經濟分析。那時戰鬥派（Militant，英國社會主義黨）的先驅者考慮到了政治變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黨人和斯大林派對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據這些因素，戰鬥派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觀點，因而成功地預見到1945年工黨政府能夠實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梅森犯了類似的錯誤。列寧、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戰前為回應改良主義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經為戰爭本身所證實。他們承認在戰爭爆發前資本主義是相對進步的，能夠推動生產力——科學、技術以及勞動組織——的進一步發展。這並不是說如果革命在19世紀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業和社會就不會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

然而革命失敗了，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前行，同時也令無產階級——它未來的掘墓人——不斷壯大。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限，從對生產的相對阻礙變成了絕對束縛，民族國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產力的喉嚨。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盡管如此，在一戰前的繁榮期——大概從1896年到1914年——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都有所緩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適應了這種局面。工人階級因此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準備。社會民主黨領袖在戰爭中支持本國統治階級的背叛行徑完全令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迷失方向。

三年的殘酷戰爭為革命——特別是1917年俄國革命——鋪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卻寫道：“法西斯對德國工人運動的毀滅是組織化工人200年來的歷史中的決定性事件”。具有決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這200年裏——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類歷史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俄國革命，而不是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們只是減慢了社會和工人運動的前進步伐。

為拯救資本主義而奮鬥？

這些並非只具有歷史價值的抽象問題。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說一些讓左翼感到痛苦的話：馬克思主義誤解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以往在人類社會中最像一個進步的、集體的歷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經驗表明工人階級的頭腦充斥著“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著推翻這個制度……左翼著作中到處散布著為200年失敗史開脫的借口：國家太強大、領導太軟弱、工人貴族的影響力太大……工人階級遠不是社會主義的無意識的承擔者，他們明白自己想要什麽，並用行動表達出來。他們想要一個能讓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思想落後的結果，而是一種公開的戰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從來沒有認真分析過這種戰略的基礎：存留在工人階級生活中的技術、個人自主和社會地位。”

所以，不時發生戰爭、經濟和社會浩劫、革命和起義的20世紀並非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無產階級建立“可生存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梅森竭力否定俄國革命、1918-23年德國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和1930年代美國與革命潛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當時本可以發動十場革命。

更不用說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罷工和群眾占領工廠的運動，還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革命劇變。讓我們回憶一下，1975年斯皮諾拉（Spinola）政變失敗後，《泰晤士報》宣稱“葡萄牙資本主義已死”，因為在起義工人的壓力下，銀行被收歸國有，70%的工業由國家接管。這些看來都是因為誤解！群眾拋灑熱血、做出巨大的犧牲與努力不是為了革命，只是為了建立另一種資本主義。

梅森的另一個錯誤是他斷言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改頭換面的工人階級；而是網絡化的人類”。就這樣，工人階級一下子消失了。這種觀點沒有任何新意。他只是覆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別是那些在蘇東劇變後從斯大林主義倒向歐洲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為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領導英國工黨向右轉提供了理論依據。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書中得到讚揚。他認為去工業化宣告了工人階級的死亡。

盡管發達工業國家的傳統產業工人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範圍內其數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大規模工業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們明白現在傳統產業已經進一步削弱，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受雇於運輸業、工業等行業。從最近倫敦地鐵工人的一系列罷工中可以看出，他們能夠而且也將發揮關鍵作用。

即便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原來的“特權”階層正在無產化。教師、公務員、郵政工人和大學講師的工資經常少得可憐。他們視自己為無產階級、加入工會並采取其他行動。我們看到最近美國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的大型運動，以及英國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時10英鎊的運動。我們還看到呼叫中心員工和亞馬遜員工反抗日益嚴苛的工作條件。他們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工人階級普遍情緒的影響，不僅在行業層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

社會主義意識

廣泛的社會主義意識尚未出現，即便在希臘也是如此，盡管經濟深陷危機，引發了空前的階級憤怒和階級行動。英勇的工人階級發動30多場大罷工，確實痛擊了希臘資本主義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眾掀起巨大的社會浪潮，英國則出現了科爾賓（Corbyn）現象。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著貝利雅派和資產階級。

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釋這些鬥爭為何還沒令工人階級取得成功的時候，梅森認為這些解釋只不過是“借口”而已。他對於群眾意識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決定論的。群眾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具體事件、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領導階層——的集體經驗，以及黨和領袖的關鍵的領導作用。社會民主黨在其19世紀鼎盛時期——例如德國——直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在20世紀頭十年它對成千上萬的工人進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這幫助數百萬人樹立起社會主義信念，並將之與日常經驗相結合。演講、新聞報章和宣傳冊等各種宣傳手段令資本主義的問題家傳戶曉。

羅馬神話說密涅瓦（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腦袋裏出來時就身披甲胄、手執金矛。顯然梅森認為工人階級意識無需客觀條件的變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樣憑空出現。他在《衛報》寫道書本的概要：“過去25年間，左翼的方案失敗了。市場摧毀了計劃；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和團結精神；世界勞動力極大擴展，他們看似是‘無產階級’，但他們根本不像以前那樣思考和行動”。這些話說明他還沒有明白，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觀念造成了巨大影響，直到現在這種影響還存在。

即便龐大的官僚集團帶來沈重負擔，計劃經濟仍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參照點。它的瓦解讓統治階級有機會大規模鼓吹資本主義相對“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於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敗退——群眾意識倒退了——即便其嚴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後對工人運動的打擊。

2007/08年危機後，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渠道反覆向人們灌輸這樣一種觀點：“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工會領導和社會民主黨人則附和這種論調，越來越向右翼傾斜。這就是為什麽工人大眾及其先進階層不斷投身於反抗資本沖擊的鬥爭之中，卻仍未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真正能替代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案。

不過，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競選美國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已經表明，在犁過的地上，社會主義意識的新種子就要開花結果，連美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無法避開這一趨勢。被危機撕裂的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會落後太多。

空想社會主義

梅森用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方案沒有絲毫新意，它並非對“過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據他自己所說，其本質上是借由合作社回歸到協作理念。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在馬克思主義和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運動出現之前，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等人的舊思想而已。歐文是一個擁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區讓我們初步了解了社會主義可能帶來什麽。不過，這只是烏托邦，他的方案最終未能成功。在資本主義的海洋中創造一個社會主義小島，這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其目的是“在社會的背後改造社會”。

梅森聲稱，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物質匱乏，但現在資訊科技的應用和分享行為等諸多因素已經使物質資料大大豐富了，所以他們的計劃能夠成功。他在許多方面都犯了錯誤。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提出此種方案，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不夠成熟，沒有成為具有階級意識的獨立力量。不過他們在憲章運動——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在歷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實現了這一點。

在大概十年的時間裏，憲章運動經歷了階級鬥爭的所有階段，從和平請願到革命總罷工。當時24歲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傑出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這段經歷，而梅森則對這段經歷加以攻擊。他同樣攻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48-51年革命後資本主義為什麽會出現繁榮期並造成英國工人運動出現一段“溫和期”所做的解釋。

梅森寫道：“恩格斯說工人變得溫和是因為他們分享了英國帝國主義力量所帶來的好處。不只是熟練工人——他把他們描述成‘工人貴族’——而且還有廣大群眾，恩格斯認為大英帝國擴張導致的價格下降使他們得益。但是，他認為英國的競爭優勢是暫時的，熟練工人的特權也是暫時的”。

恩格斯說對了。19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開始失去它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了工人階級，導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碼頭工人等奮起反抗。當然，熟練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們也受到英國資本主義衰落的影響。梅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作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的分析是錯誤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觀點禁不起認真檢驗。他用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拼湊出一堆經濟和政治的大雜燴，以配合他那烏托邦式的觀點。

在其結論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認：“我們應該承認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已經用自己的簡要模型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模型絲毫不能說明今後一段時期內英國和全球的動態。我們從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烏托邦主義者是後資本主義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導者，同時也是人類解放的一切先驅者”。這裏絲毫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和即將戰鬥的工人階級。

很明顯，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失敗對梅森造成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對此做過細致的電視報道。希臘、歐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將從這一段慘痛經歷中學到很多。我們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強大組織，還需要能和群眾一起抗爭到底、鏟除資本主義、開啟社會主義新紀元的領導者。不幸的是，保羅·梅森的書對培養這樣的領導者有害無益。

資本主義與中國

本文於2015年首次發表於希臘《馬克思主義思想》雜志。現在是首次以中文發表

2015年3月，中國的花瓶“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在北京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年度會議。全國人大及其“孿生”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辯論和審議，只是為中共獨裁政權的內部圈子中已經做出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

與往年一樣，很多人都關註中國的財閥金融精英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今年，中國的超級富豪以“立法者”和“協商者”的身份參加會議，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紀錄。這其中包括中國10位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時報》指出的那樣，他們出席年度會議凸顯了“中國超級富豪的影響力”。

這5人分別是互聯網巨頭騰訊的馬化騰（144億美元，根據《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馬化騰是中國第3大富豪）、飲料巨頭宗慶後（110億美元，排名第6）、手機制造商小米的雷軍（91億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為全國人大代表。而全國政協委員中，還有擁有互聯網公司百度的李彥宏（147億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陽能巨頭李河君（130億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類似的現象發生在美國，那就意味著億萬富翁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和沃倫·巴菲特都坐在國會裏。但在老牌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一般更喜歡躲在精心收買和遊說的民選“人民代表”後面低調地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擔心落選，這讓他們的美國同行“看起來像個窮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當時，最有錢的70名人大政協代表的財富總和，是美國政府三個部門（國會、最高法院和奧巴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財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時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資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澤民領導的90年代企業家才正式被允許加入共產黨”。這概括了過去30年中國發生的轉型規模，發展出一個與國家和中共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的特富資本家階層。

超級富豪的黨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級富豪所領導的。根據《彭博新聞社》2012年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族擁有價值3.76億美元的投資。這比整個英國政府的財富多出三倍（雖然英國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個身價過百萬美元）。

“人們常常輕描淡寫地解釋說，共產黨只註重權力，好像這是以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某種統一的產品。事實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該黨現在關註的是利益。”悉尼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凱瑞·布朗說。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最上層的1%的家庭擁有總資產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層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擁有1%的財富。 《福布斯》報導說，中國213位億萬美元的富翁（僅少於美國的億萬富翁的數量）的財富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長20%[2] 。

同時，住房、醫療、教育費用作為“三座大山”壓在人民身上。沒有免費的學校教育。而醫療費用高昂，是每年醫院發生17000多起傷醫事件的原因之一（襲擊醫生和醫務人員，有些是致命的）。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不滿情緒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政權最擔心的。然而，它的對策是增加鎮壓資源，加強政治控制，同時進一步放開經濟，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經濟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以來GDP增長了30倍）和廣泛的、日益覆雜的鎮壓（包括200多萬名網警！）是阻止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爆發的主要因素。然而，兩位數的增長率屬於過去，如今的實際增長率大大低於官方GDP數據。日本式的債務危機有可能會出現。

中國每年有超過10萬起“群體性事件”——暴動、罷工和農村抗議，但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現跨地域的串聯。大多數抗議活動集中在經濟要求或具體的官員濫用職權的案例上，並不直接挑戰中共的統治。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鎮壓和覺得政府太強大而無法對抗。

中共禁止任何類型的獨立政治活動，對那些試圖組織串聯的活動人士更會進行嚴厲打擊。這就是2015年五名年輕女權主義者的在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的原因。該案件引發了全世界的抗議。可以說中國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評論家的理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帶來民主改革，相反，政權的壓制控制更加嚴密，尤其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壓迫到達了新的高度。

鄧小平與資本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1949-76年），官僚階層對社會和經濟行使權力，中共政權是其獨裁工具。雖然權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時所解釋的那樣，這個由官員和國企經理組成的特權集團是一種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革命廢除了資本主義，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計畫經濟。這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延遲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俄羅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和成為統治階級的持久性，因為他們沒有像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階級那樣基於財產所有權的權力。

毛澤東官僚體系以斯大林的俄國為模式，但在更加落後孤立的條件下，缺乏穩固的社會經濟基礎。這解釋了毛澤東時代的無休止的動蕩。其中最鮮明體現這點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中甚至包含了內戰的因素。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計畫經濟中，毛澤東/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余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話，他們是“癌細胞的生長”。

毛澤東政權特別是在最初幾年擁有群眾的支持，因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土地改革、趕走列強、堪稱典範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廉價住房——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為廢除了資本主義而代之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

但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應該有權選舉每個企業的管理層，並且管理職責應該是輪換制。工人階級通過選舉代表、積極參與、民主討論和實施監督，對整個經濟行使真正的決策權。一群拿著高薪的常設董事和官僚是沒有必要的，是經濟發展的累贅。

70年代末鄧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經陷入僵局，但中國群眾的革命能量也瀕臨耗盡了。國有經濟在缺乏工人民主計畫的情況下表現不振，而統治階層在毛澤東末年的動蕩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穩定：保證自己的地位和特權。鄧小平的綱領反映了官僚逐漸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經濟來實現願望，所以他們開始在各種資本主義實驗和“改革”的基礎上尋找替代方案。

轉向資本主義並不是來自一個精心設計的總綱領。鄧小平和他在中共領導層的盟友用一種他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實驗性地朝著資本主義覆辟的方向前進。最初的市場改革規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開始不斷加劇的階級分化，並開始有了強大的慣性。在中共高層中，一個有意識的親資本主義階層集結了起來，他們對同樣是一黨專政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充滿了羨慕。鄧小平宣稱他的市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體系中這一新生資產階級派別日益增長的信心。

中國的歷史性轉轍的世界背景是國際上工人階級運動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於缺乏有戰鬥力的社會主義群眾黨派，導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得以暫時鞏固。特別是到了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斯大林政權垮台的時候，這種情況更加明顯。這極大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貿易”的口號掩蓋了世界各地對工人薪資、待遇、工會和公有制的攻擊。因此，中國的轉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並不只是中國的歷史發展。

政治革命：天安門事件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更加堅定了鄧小平和中共領導人沒有回頭路的信念。中國在利用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基礎上申請加入WTO，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逐底競爭”的中心點[3]。

中國的反革命過程延續了幾十年，期間經濟、國家和中共政權的構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民主運動。中國政權粉碎了這場新生的政治革命。這並不是要重新鞏固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盡管中共聲稱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反對反革命”），相反，這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前所未有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是因為唯一能阻止資本主義覆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壓迫層支持的中國工人階級，但新生的工人運動卻是天安門後被重點殘酷鎮壓的對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分析中所說，“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過渡綱領》，1938年]

在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與其他斯大林主義國家相比，顯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國政權粉碎了剛剛開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極端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多達1000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青年被殺害），但卻因此為自己贏得了更大的“穩定”，以進行根本上的覆辟改造。

一些觀察家試圖精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發生的歷史時間點。但實際情況要覆雜得多。如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興起是一場扼殺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樣，我們面對的歷史進程，是強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單一的事件。

然而，毫無疑問，1989年群眾運動的粉碎代表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體對此都有誤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並沒有誕生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還需要進一步的鞏固和調整，這個過程甚至今天還在變化。

三個代表

2002年江澤民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即所謂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生產力”這個名號為資本家打開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大門。到2011年，中共黨員中有四分之一是“企業管理者或專業人員”，是分類為“工人”的三倍多。 《黨：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作者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將其描述為“黨與私營部門關系的象征性轉折點”。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作為中共國家的外延發展起來的，這與東亞其他國家“裙帶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處。私人部門最強大的資本家非常依賴國家的讚助。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聯系或本身擁有中共黨員身份。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想挑戰政權或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

身價40億美元的重工業企業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說：“我的財產甚至生命都是屬於黨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貸推動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為全球最大的建築設備制造商之一。

中國新一代資本家與中共國家的日益融合，是否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帶來了希望？ 1989年大屠殺後入獄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員鮑彤給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相反，這意味著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時候承認這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富人黨、貴族黨和權貴黨。就是這麽簡單，也不應該感到意外。有人預測，隨著紅色資本家的入黨，中共將開始由專制向民主轉變。我相信這種預測會讓人失望，就像與虎謀皮。審視一下這些黨內紅色資本家的所作所為之後，就會明白了。他們是在發揚民主，還是在強化自己的特權？『三個代表』不會開啟一個新的民主時代。那些被絕對權力吸引的紅色資本家也不會成為政治改革的動力。”[《華爾街日報》2002年8月27日]

歷史證實了鮑彤的預測，我們看到中國私人部門的大資本家都明顯缺乏對民主化的熱情。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說，鄧小平1989年鎮壓群眾民主抗議是“正確的決定”[4] 。

科技企業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評論說，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將使中國陷入“無望的情景”，因為，“大家都會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財產”[5]。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為了避免俄羅斯式的個人寡頭在中國各地崛起，黨決定應該由自己控制所有重要而富有的國有企業的寡頭，”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James McGregor）認為。

盡管有官僚主義的扭曲，但毛澤東計劃經濟對執政官僚施加了重重約束。這是因為無論官僚們偷了多少國家財產，都沒辦法把它轉化為私人財產：公司、股票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如今，這些障礙已經消除，中共領導人親自主導了關鍵的產業，使其親戚富裕起來，積累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黨以其自上而下的獨裁指揮結構，成為精英階層保護其財富和權力的重要機制，並向社會大眾隱瞞了這些財富的全貌。同樣，中共作為一個秘密的、等級森嚴的組織，也方便派系和商業利益集團之間暗中交易。

《金融時報》的賈米勒·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說：“今天，中共可能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一張黨證是商人們建立人脈關系、達成高額合同的最佳途徑。”

中國領導人沒有盲目追隨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釆取的親西方的“休克”式資本主義覆辟途徑。相反，那些國家後來也在這方面有所收斂，向中國模式靠攏。中國這麽做是為了避免經濟權力過度向各省市傾斜，因為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區別很大，某些省份即使獨立計算也是巨大的經濟體。擁有1.05億人口的廣東省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將是世界第16大經濟體。其GDP比印尼、土耳其或荷蘭還大[6]。

中國歷史上，強大中央政權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歷史不同於前蘇聯，而是在毛澤東/斯大林政黨一黨獨裁的框架下進行。中國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的爆炸性增長，已經蛻變為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統治精英的工具。

這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與老牌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區別，不過與東亞其他經濟體有一些相似之處。中共把維持一黨專政視為最重要的，一方面為了發展經濟，一方面為了在一個龐大、覆雜、不穩定的社會中保持控制，尤其是為了壓制工人和農民階級。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人想放松控制，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想試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對“西方影響”和“政治改革”的拒絕，在習近平上台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現執政集團重申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承諾。 《金融時報》從最近對李克強總理的釆訪中報道說：“他向世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中國將繼續致力於當前的全球金融秩序。”。這種強硬的打壓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定會引起抵抗。但這種抵抗必定會來自廣大勞動人民和窮人，而不是幾乎不存在的“民主資產階級”。

二零一六年

評論：重溫《動物農莊》

《動物農莊》 在1945年首次出版。70年後，安迪·福特評論喬治·奧威爾這個具影響力的故事。《動物農莊》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本成功小說，曾被《時代雜志》評為廿世紀其中一百本最偉大的小說。書本常常出現在學校課程中。相反，直到1989年為止，該書一直被所有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禁制。到今天津巴布韋丶緬甸，甚至一些保守的海灣國家仍在禁制這本書。

第一件震撼讀者的事，就是作者的文采。故事以清晰直白的語言展現，並帶著看似簡單的童話。事實上書本原來的標題是「動物農莊：一個童話故事」。在第一章動物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奧威爾在介紹動物出場的章節中展現他小說家的造詣。他提供份量恰到好處的資訊來勾勒故事的角色，為後面的情節埋下伏綫。此外，奧威爾的文筆滲盡了幽默感，當「貓」角色在會議上就「老鼠是不是同志？」這問題，同時投支持和反對票時，保證了這本書令人享受，也令人難忘。

奧威爾曾深深體會到共產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卑鄙行為，還有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所重覆的巨大謊言。在這期間，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一個受托洛茨基影響的組織。他決心揭發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真相。為此，他立心寫作一寓言，故事中幾乎每一個情節，都與斯大林奪權和蘇聯倒行逆施的暴行相平行。

故事角色「老少校」代表著馬克思和列寧的整合，開始時他解釋自己的理念：這個社會其中的動物不再被人類壓榨和偷走它們的勞動成果。動物們熱切地接受這個想法，而且比它們預期中更快地將角色「莊園主人瓊斯」（代表沙皇）的無能統治推翻。該農場被改名為「動物農莊」，動物們還創建了一個新的旗幟「蹄與角」，豬擔任了動物的領導層，尤其是角色「拿破侖」（代表斯大林）和「雪球」（代表托洛茨基） ── 但兩人從未認同對方。

未來問題的預告出現了，「拿破侖」負責農場的牛奶，只為令它「消失」，使我想起了最近出土的證據表明，即使早在革命剛完結之後，斯大林下令讓官員和官僚獲得額外的面包配給──通過這種方式鞏固對自己的忠誠。但是，額外的面包除了在大饑荒狀況之外，可以促進的忠誠其實少得可憐。這是托洛茨基分析蘇聯變質的出發點。在馬克思一篇鮮人為知的文章中，討論到在一個落後國家革命的理論可能性，馬克思寫著：「當貧乏普遍化時，所有的陳腐的東西（即壓迫）將重現」，托洛茨基意識到匱乏和饑餓是斯大林勝利的起點。

當動物農莊派出「鴿子」們傳送革命的消息後，反抗浪潮席卷其他的農莊，與早期的第三國際相似。人類不能忍受這點，因而入侵動物農莊，但由「雪球」帶領下的動物奮戰，人類被打得落花流水。「拿破侖」在「牛棚之戰」中只付出很少力量，就像斯大林在俄羅斯內戰，幾乎地球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列強也入侵這個新生的革命國家的時候，也只付出很少力量。托洛茨基組織和率領紅軍，打敗了這些侵略者。

「拿破侖」和「雪球」下一個爭議是對動物農莊風車的建設。這反映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在蘇聯工業化時的爭端。這爭議在當「拿破侖」與他秘密飼養在農舍的「惡狗們」將「雪球」趕出農場時結束。這是一個隱喻：斯大林使用他的秘密警察令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並嚇唬他的支持者令他們噤聲。而且，正如在1920年代末的蘇聯一樣，「拿破侖」偷走「雪球」的想法，並提出它們當成自己的。從這點開始，動物們用來討論並商定動物農莊下一步行動的每周會議，都變成了他們聽取指示的「會議」，就像最初民主的蘇維埃變成了統治集團落指示的傳動帶。

動物們，尤其是「拳擊手」（農場的馬），辛辛苦苦建築起風車。因著極為強壯和自我犧牲精神，「拳擊手」是普通蘇聯工人的象徵。盡管如此，他努力建築的風車還是崩潰，就像許多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還是不成功一樣，從而導致了1930年代初的大饑荒。當動物接近餓死時，動物農莊的領導在人類探訪者的面前假裝出有豐富食物，正如「蘇聯之友」（一個奧威爾鄙視的組織）被斯大林安排的旅遊所騙。盡管風車崩潰，「拿破侖」還是命令「拳擊手」和動物重建一切。

同時，「拿破侖」開始和兩個相鄰的農莊商談貿易協定。第一個是「福克斯伍德農場」（代表英國），正在衰敗，治理不善；另一個是「平徹菲爾德農場」（代表納粹德國），被一個一直牽涉訴訟的農場主人保存得較為完好。「拿破侖」在兩個農莊之間拉一派丶打一派，但最終還是出售一些木材給「平徹菲爾德農場」，盡管其主人非常可怕地虐待他的動物。一旦交易完成，動物被告知酷刑和虐待的故事只是「誇張放大」。就如同希特勒一樣，這協定換來的只是「平徹菲爾德農場」入侵動物農莊，動物被徹底擊敗，伴隨著的是巨大的痛苦，還有「風車」的再次毀滅。

在這本書中最可怕的時刻，是「拳擊手」的死亡。他經過所有建築風車的努力後，變得越來越老了，他的蹄子愈合得很慢。「拿破侖」說，他將被送去看獸醫。但是當車到達帶它走時，動物們意識到這一點：車上寫著「阿爾弗雷德·西蒙斯：馬匹屠宰和膠鍋爐」。「拳擊手」被送往的地點是屠宰場。斯大林正是這樣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報答蘇聯工人的付出。

「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最後的背叛來自動物們的指導精神被更改 ── 即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在這樣一個粗鄙和虛偽的態度中，斯大林及其追隨者也背叛了蘇聯的基本原則。在書最後的一幕──以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為史實基礎──動物們看起來「由豬到人，再由人到豬，但很難說哪個是哪個。」

蘇聯在1943年的墮落如此徹底，令奧威爾卻看不出它（譯者按：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的差別。而事實上托洛茨基也有同樣的看──在外觀和行為上，斯大林派和資本主義的獨裁者和領導人確實沒有什麼不同，但托洛茨基指出，蘇聯的經濟基礎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完全不同，蘇聯是靠這一點打敗納粹的。

這本書有一個奇特的出版史。最初在1945年斯大林主義的同情者阻礙它的出版，但它的誠實和絕對的品質透露出來，而開始有一些好評，然後好評如潮，最後是全球範圍的銷售，容許奧威爾有時間和資金，寫作他最後一本著作《1984》。然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將這本書當作粗疏的反俄宣傳工具，然後出資將它在1954年制作成動畫電影。而「革命是徒勞的，因為它只是導致獨裁統治」的想法仍然經常在學校傳播，但這與奧威爾的觀點距離極遠。這本書捍衛革命起初的行動，也捍衛真正的英雄「拳擊手」。它就像所有地方的工人階級一樣，是「農場」所有財富和成功的真正泉源。「拳擊手」被愚弄和騙走了財富丶甚至被殘忍宰殺的情節，實際上是對「拿破侖」的控訴。

奧威爾從來沒法己從理論上認識蘇聯的變質。但他是個有原則的和真誠的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動物農莊》是俄國革命被一幫追逐私利丶毫無原則的罪犯，可怕地背叛的誠實寓言。

二零一七年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制，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制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制造性暴力的溫床。

社會主義者對色情行業的立場

大部分賣淫的都是女性，而絕大多數買家都是男性。社會有經濟壓迫和不平等，就會有性別歧視這產物。 在分析現代性產業時，我們必須同時觀察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包括貧富懸殊、貧窮問題加劇，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婦女受壓迫經已存在了幾千年，尤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透過父權家庭制度的思想，培育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則是「天生」照顧家庭的角色；一夫一妻制，為了保證私有財產由父系繼承，而強制控制女人的性征。這為資本主義統治精英帶來了很多有利影響，包括令婦女成為無薪勞動的來源，貶低女性的勞動價值，從而用「女人從屬於男人」的概念去合理化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

性別不平等可以概括為兩個長期現象：首先是世界各地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第二是不斷的社會危機和普遍男性對婦女的暴力和性暴力。最常犯罪的是配偶、前配偶、家庭成員或其他受害者認識的人。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上都有發生。

在利潤的驅動下，例如龐大的美容產業生意，媒體企業瘋狂商品化和物化女性身體。此外，色情行業泛濫渲染歪曲的性觀念，將女人的身體描繪成商品，成為男性性欲、需求和欲望的物體，反映著社會上對女性的壓迫。在大企業和企業媒體推動下，物化女性身體的狀況愈來愈嚴重，某程度上把賣淫正常化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加強了性別不平等，對婦女在社會上實在有害。

社會主義者反對色性行業，但不同於那些保守派、道德分子或宗教禁欲分子；社會主義者是反對的是性的商品化。今天需要一場主要鬥爭，對抗惡性和似乎無止境的經濟緊縮。如果運動不挑戰性別歧視的想法和觀點，我們又怎能跨越性別分野，建立工人階級最大的團結？

《資本論》出版150周年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在今年 5 月說道：「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你就無法明白資本主義制度。」然後不出意料，《每日郵報》做出歇斯底裏的反應，要求工黨黨魁科爾賓 立即譴責該位影子大臣。不過他拒絕了這麼做，並且正確地將馬克思稱為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這些對馬克思的認可與前工黨首相韋爾遜（Harold Wilson）的態度相去甚遠。 1963年，韋爾遜曾無恥地貶低馬克思的這套巨著，當時他輕蔑地說自己只看到第二頁的腳註。

威爾遜的傲慢態度反映了那個已逝去的時代。 在戰後的經濟繁榮下，資本主義似乎會永遠前進下去，進而毫不費力地消除階級矛盾。 工黨領袖的工作就只是管理好這個制度，利用「下滲效應」的財富不斷增加丶充分就業和國有公共服務來安撫工人階級。

很多奚落馬克思的人大多是過時的 19 世紀空想家，他們嘲笑他的預言：資本主義將會造成階級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陷入貧困。

但是現在，當資本家們徒勞地尋找辦法擺脫 2008 年大衰退造成的持續傷害時（全球產出已經損失了至少 12.8 萬億美元，政府紓困行動又另外耗費了 10 萬億美元），馬克思的預言再次詛咒他們。

所以我們毫不意外地看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雜志決定重新評價馬克思的理論。 一篇題為《工黨是對的：今天的政治家非常需要向馬克思學習》的文章提到，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工人的工資下降，迅速增長的「優步經濟」令數以萬計的人（特別是青年人）陷入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和貧困之中。

但這些趨勢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解釋過它們的成因。 在《資本論》第十章《工作日》中，他揭露了當時駭人的工作條件，並且記錄了資本家為了利潤對勞動者不分老幼地造成的摧殘。

我們看到，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如何竭力延長工作時間或者加劇惡劣的工作條件。 當企業之間或者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時，工人的安全和福祉就被無視了。

再過兩個月就到了偉大的俄國革命的一百周年紀念日。 不過在9月14日有另外一個紀念日，是《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這部著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石，後來從這個黨中發展出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領導的布爾什維克。

政治經濟學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世時，《資本論》就已經以九 種語言出版。 首先翻譯全套三卷的是俄語。 當年的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如饑似渴地埋頭閱讀。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懷著極大的熱情閱讀《資本論》，並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弟弟。 不幸的是，絕望的亞歷山大落入個人恐怖主義的歧途，最後因為企圖刺殺沙皇而被判絞刑。 但是他的弟弟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不僅閱讀丶學習了《資本論》，還把它的理論付諸實踐，為將來的革命做好準備。 列寧後來把《資本論》稱為「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馬克思的終生戰友恩格斯在 1867 年評論這本書時寫到：「自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還沒有其他任何一本書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

馬克思為寫《資本論》花了 40 年。 在他於1883年去世後，不知疲倦的恩格斯將馬克思未完成的龐大遺稿整理成《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他們在 1840 年代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批判》丶《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丶《德意志意識形態》丶《哲學的貧困》丶《雇傭勞動與資本》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構建唯物史觀以及從中發展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

資本主義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 在第一卷中，他追溯了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史，解釋了工廠法在這場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並且分析了資本主義對於機器的應用。

關鍵的是，他解釋了貨幣如何變成資本：資本家積累盈餘，然後單純為了得到更多盈餘而把它重新投入生產。

馬克思用「辯證唯物主義」史觀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形成，並以此來支撐每個論斷。 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從一堆隨意的個人交換行為中產生的，而是遵循可知的特定經濟規律。

在《資本論》一開始，他首先考察了商品，也就是用於交換的人類勞動產品。 資本主義生產首先就是商品的生產和積累。

每種商品都有使用價值，也就是說它們對於購買者必須有用。 使用價值取決於商品的物理性質。 但是每種商品還有另外一種屬性，即交換價值。

雖然每個時代的人類勞動產品都有使用價值，但是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它們才具有交換價值（此時的產品不是直接為了消耗，而是為了出售）。 所以商品就擁有了雙重屬性。 它們具有特定的形態（衣服丶雪糕丶報紙等等），能夠滿足某種需要。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隱藏起來的神秘屬性，不能用來穿丶吃或看，而且沒有物質形態。

盡管存在物理上的差異，但每種商品不管其用途如何，都可以在市場上與其他商品交換。 那麼這是如何發生的？ 不同的商品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相互交換的？

人類勞動

馬克思發現所有商品有一個共同之處：生產它們都要耗費人類勞動，或者更準確地說，都要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

在任何特定時期，使用一般的勞動丶機器和方法生產任何商品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時間長短取決於社會的技術水準。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任何商品都需要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因此，每種商品的價值就相當於生產它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最終決定價格的並不是供給與需求。 由於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一輛貨車總會比一張塑膠桌貴。 最終代表交換價值的是貨幣，而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

通過出售勞動力，工人會從資本家那裏得到一定數額的工資。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也是商品，它的價值同樣取決於生產它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但勞動力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商品。 只有它能夠創造價值，它是價值的源泉，而且它能創造比自身更大的價值。

貨幣把戲

然後資本家就開始上演「貨幣把戲」。 舉例來說，在同意了一定數額的工資之後，工人用前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生產出了與工資相等的價值。 但是雇主已經購買了八個小時的勞動力，所以工人得到的工資只是他們在一個工作日裏創造的價值的一半，而在另外四個小時裏他們就在創造剩餘價值，也就是無償地為資本家工作。

馬克思簡潔地解釋了這一過程：「維持一個工人 24 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

由此榨取的盈餘就是剩餘價值或者說利潤（也就是工人的無償勞動），這就是資本積累的來源。

每個工作場所裏，工人爭取更多工資或者資本家爭取更多利潤的階級鬥爭無非是關於如何分配剩餘價值的不斷鬥爭。 就連最愚蠢的老板也本能地明白「時間就是金錢」。

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出剩餘價值來源的人。 其他人，例如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雖然發現了剩餘價值，但是沒能充分解釋它的由來。

在收集了過去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研究之後，馬克思開始用辯證的方法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過程，首先就是分析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商品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雙重屬性。

用恩格斯的話說，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僅次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二項偉大發現。

《資本論》如寶庫一般蘊藏著豐富的思想，揭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其實就是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

犬儒經濟學家樂於承認自己無法預見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而且他們也毫不在意資本主義的長遠前景，但又聲稱普通人無法理解覆雜的經濟學。

革命

對於我們來說，就像對於馬克思來說，政治經濟學研究揭露了統治著我們的生活的經濟力量，並指出這些經濟力量與社會發展丶歷史丶政治丶文化以及階級鬥爭的相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評論《資本論》時寫到：「假如有一套理論能正確地估計到發展的過程，並且比其它理論更準確地預示未來，那它就是當代最先進的理論，就算這套理論是在幾十年前提出的。 」

今天，資本主義信譽破產，並在政治丶社會和經濟方面窮途末路，全球工人將會再次學習《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 他們會永遠記住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制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志。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制，而法治制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覆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二零一八年

普京是習近平的榜樣嗎？

許多評論人士認為習近平走向一人獨裁是效仿普京。CWI的俄國成員Rob Jones解釋了普京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俄國重新集中權力的。

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至少每兩個月會晤一次。因著反對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例如敘利亞和北韓問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經濟利益，他們二人走得更緊密。不過，他們也同樣在爭奪傳統上被視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中亞的控制權。現在習近平形容這兩個國家是關系狀況處於“歷史上最為友好的時期”的“最值得信賴的戰略合作夥伴”。越來越多人會將這兩個日益獨裁的領導人相提並論。

在俄羅斯，那些年邁的前共產黨員和相當部分的親普京的建制派在某程度上很羨慕中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盡管具有不少的負面特征，但卻與俄羅斯的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在蘇聯解體後的12年裏經歷著長期的負增長。俄羅斯在1990年的GDP為5160億美元，而當時的中國只有3600億美元。從那以後，俄羅斯的GDP僅僅成長了一倍，而中國的卻增長了30倍。在今年3月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共產黨表示如果他們的候選人當選，俄羅斯將成為第二個中國。反過來，中國的統治精英也在仔細地觀察俄羅斯以試圖避免重蹈覆轍。

許多評論家對俄羅斯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的解釋是，兩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從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到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改革”道路。

休克療法

在蘇聯時代晚期，經濟停滯不前，工人們越發不滿，而統治階級的一大部分人正貪婪地凝望著西方資本主義精英們奢侈的生活方式。隨著東歐反抗蘇聯統治的群眾運動的爆發，當地的親蘇政權紛紛倒台。即使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時，人們也討論了推動俄羅斯工業快速私有化的提議，但是改革還是被限制於對小型企業和合作社以內，直至1991年政變失敗和葉利欽的勝利。後來基於大規模工業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療法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經濟災難，由此產生的經濟蕭條比1930年時的西方資本主義更為嚴重。

工人們領不到薪水，通貨膨脹達到極高水平，土匪般的資本主義成為俄羅斯人生活的主要特征。

1991年的八月政變失敗後，部分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隨即宣布獨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顧問影響，俄羅斯統治階級將剩下的蘇維埃聯邦肢解。俄羅斯自身作為一個聯邦，葉利欽告知各共和國和地區去獲取獨立自主的權利丶想要多少就要多少。這一點，再加上1993年葉利欽反對前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政變，導致了中央權力的崩潰。車臣共和國在一場反對莫斯科統治的起義後宣布獨立，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爆發，俄軍從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羞恥地撤退。

前蘇聯開始變得像是後世界末日恐怖電影中的夢魘。經濟崩潰丶工廠被武裝組織接管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爆發戰爭丶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出現武裝沖突丶塔吉克斯坦更陷入全面內戰。俄羅斯變得像是第三世界國家一般，依靠出賣自己的自然資源石油丶天然氣丶其他礦物來維持自身。

統治階級中反對分裂、支持中央集權的一部分在1991年8月發起了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他們不反對市場化政策，不過相信中國模式是更好的做法。但是基本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模式在俄羅斯不會奏效。由於全國上下對蘇聯官僚統治的日益反對，特別是以礦工為首的工人階級，即使是軍事化的政權都無法長久維持集中化的統治。再者，蘇聯的經濟相對發達，並且是高度工業化丶城市化的，只是被臃腫官僚體系的不善管理與腐敗所殘蝕，而用來投資國家資源則被不斷增加的國防和維穩開支所侵吞。

經濟已觸及發展的瓶頸，它要向前進，不能透過覆辟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提供必要的投資和科技，而是要去除龐大的官僚精英並將計劃經濟置於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

至於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之路的時候還是個完全的農業國家，80%的人口為農民。在工業相對不發達和科學基礎仍較差的情況下，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持續的中央指令資源配置帶來了快速的經濟成長。

普京上台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葉利欽宣布將權力交給名不經傳的前克格勃特工普京，無論這是否是統治階層的刻意決策，其結果是俄羅斯開始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普京很幸運，他在1998年盧布貶值後上台執政，而盧布的貶值實際上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石油的全球市場價格從2000年的每桶39美元上漲到2008年的107美元，在這八年中，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長，這種增長使統治精英們能夠遏制俄羅斯的解體。普京回歸了中央集權制，建立了一個更加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普京發起了第二次車臣戰爭並獲得成功，終結了車臣獨立。效忠普京的前軍閥拉姆讚·卡德雷夫（Ramzan Kadyrev）被委任為車臣共和國的總統。這對其他地方權力發出了警告：禁止再談主權問題！葉利欽時代所許諾的地方自治被廢除了。

莫斯科亦撤銷了與位於伏爾加河上富含石油丶擁有自己的穆斯林共和國政府甚至總統的韃靼斯坦之間的主權協議。

90年代的俄羅斯尚有議會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多黨選舉和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更叠。如今，盡管表面上仍然有選舉，但90年代那種混亂的多黨選舉已成為遙遠的記憶。被允許參加選舉的候選人盡是克裏姆林宮的傀儡，凡事都要事先征得克裏姆林宮的同意。而真正的反對派則被禁止參選。電視和新聞等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正在與中國大搞競賽，尋找最有效控制互聯網的手段。

寡頭經濟

經濟亦被集中起來。由於工業和自然資源在葉利欽時期被私有化，俄羅斯的寡頭們在短時間內暴富起來。許多新興寡頭都來自共青團，並使用犯罪手段來對付對手。意大利黑手黨把有組織犯罪變成了大生意，而俄羅斯黑幫則將整個商業世界變成有組織犯罪而聲名狼藉，政客丶商人丶國家官僚都被卷入這個機器。普京曾承諾改變這些，但是，他當然沒有。

霍多爾科夫斯基（Khodorkovsky）和別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等寡頭利用自己骯臟的財富向自由派的反對團體提供資金或以其他方式挑戰克裏姆林宮，最後流亡國外，但仍得以過著奢華的生活。

還有幾個寡頭的下場則沒有那麽幸運。普京與其余的寡頭們達成了不成文協議，只要他們不幹涉克裏姆林宮，就可以繼續暢通無阻，阿布拉莫維奇（Abramovich，作為英超球隊切爾西的老板而聞名）甚至成為了一個地區的州長。但最大的寡頭則是普京家族，包括他的柔道教練丶廚師和其他依附者，可以從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建立的腐敗行為中獲得巨大的財富和權力。

上世紀90年代，超過十萬家前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勞動力比例從90%下降到40%以下。然而，在2000—2008年的繁榮期間，普京通過在太空丶納米技術丶運輸丶能源和國防部門建立的大量資本重新建立起國家的控制（不是直接所有權）。國家買入了大量的股份，這些公司需要與克裏姆林宮提名的董事一起遵循克裏姆林宮的政策行事。其他股東如有必要，可從國家獲得低息信貸丶采購和政府救助。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俄羅斯，倒閉的私人銀行又重新被國家收購。

帝國主義擴張

現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緊張關系正在加劇，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成為主要角色。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幾近經典的例子，中國在國內市場達到極限後，通過出口資本尋求新的市場。自1991以來，俄羅斯經濟遭受了巨大資本外流，主要是流向東歐。為了進一步向更遠的地區發展俄羅斯的能源和運輸利益，俄國使用石油和天然氣管道作為向歐洲恐嚇和勒索的手段。俄羅斯越來越多地利用其軍事能力來捍衛其在東歐和中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不過這不必是這樣的。這兩個國家都有建立強大工人階級組織的潛能，這不僅是為了保護工人的權利，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奪取政治權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組織。如果這成功的話，兩國和其他地區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建基於經濟剝削丶大規模腐敗和軍事幹預，而是真正的經濟合作和團結。

“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進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歷史上最偉大的丶最民主的群眾政黨——在兩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與托洛斯基的領導下，引領俄國工農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俄國革命激起了革命浪潮（特別是在歐洲）。這些革命對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在亞洲引發了群眾起義與革命。

就算僅為這一點，馬克思的誕生就值得全世界慶祝。但大多數親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卻嚴重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

最起碼，一夥沒有真正了解馬克思任何觀點的大學教授與評論員很可能會出現在電視或者其他媒體上，膚淺地評論丶貶低馬克思的思想。

他們會說馬克思的哲學和經濟觀點以及對未來的預測錯了。簡直沒有什麽能比這種說法更偏離事實了。

科學社會主義

結合了德國哲學丶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最先進的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挽救了“辯證法”。黑格爾發展了古希臘人的思想，試圖全面理解世界的“現象”。馬克思與恩格斯摒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維心主義成分，使他不再頭下腳上顛倒過來。

黑格爾認為自然丶人類與社會關系的演化是基於思想的發展。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主張思想和意識是物質力量的表現，物質力量推動了歷史發展。今天，大部分認真的分析人士已經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了他們的觀點。

例如，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1992年著名（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說過一句著名的（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話：“笨蛋，問題在經濟！”。經濟最終決定了事情的進展——在克林頓的例子裏，就是總統選舉的結果。

但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提出經濟最終決定了國家丶政治等“上層建築”。今天，這一理論幾乎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但馬克思並不是簡單的決定論者。相反，他與恩格斯分析了作為政治上層建築一部分的“國家”是如何與經濟相互影響的。

資本主義評論家有時承認馬克思與恩格斯具有某種歷史意義，但他們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以及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民主計劃經濟已經被埋在柏林墻的廢墟之下。

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以及計劃經濟（盡管是受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的崩潰，導致了資本主義必勝信念的肆虐。撒切爾和裏根代表資本家吹噓說：“1980年代的教訓就是社會主義失敗了”。

前蘇聯經濟急遽衰退，甚至比1929~1933年美國經濟暴跌後的全球危機還嚴重。

但沒過多久，即使是資本家自己也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其中一位，約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一位銀行家朋友的建議下研究了馬克思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

他在1990年代中期的評論很有啟發意義：“我花在華爾街的時間越長，我越相信馬克思是對的。”他的朋友評論道：“我絕對相信馬克思的方法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最佳方式。”

他們並沒有像其他許多無知的丶蠱惑人心的資本主義作家那樣將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的觀點聯系起來。他們說：“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失敗掩蓋了馬克思的遺產”。

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最近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數百萬工作被機器人取代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工資停滯以及年輕人越來越認同共產主義。他警告：“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能再度獲得影響力。”

卡西迪承認，馬克思“寫了非常精彩的文章去討論全球化丶不平等丶政治腐敗丶壟斷丶技術進步丶高雅文化衰落丶現代社會本質上喪失了活力等問題——這些都是經濟學家正重新面臨的問題，而他們有時並未意識到自己正沿著馬克思的足跡前行。”

透過馬克思的方法，我們知道經濟蕭條和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90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說出這種觀點時，許多人還沒有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在我們的黨刊《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中曾寫道：“嚴重的經濟衰退和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各國資產階級采取保護主義措施。”這不正是2007-08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趨勢嗎？

現在特朗普正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實施貿易制裁，而這也使得這些國家對美國采取反制措施。全世界的統治階級都害怕沿著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的老路重新進行以牙還牙的貿易戰，因為當時的貿易戰大大加劇了蕭條的時間和嚴重程度。

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指出資本主義阻礙了工業丶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在他著述的時代──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總體上仍在推動社會進步，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

當時資本主義的反動性還只是相對的。不過，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變成了徹底反動，因為這場戰爭表明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了。

誠然，資本主義在自一戰以後的某些時期經歷了可觀的結構性成長，例如1950年至1973年間的繁榮期。但那段時期的發展有其特殊性，其動力主要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創造了巨大的需求丶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打開了新的市場。

然而在那之後資本主義重新進入蕭條時期。1980年代只有部分地區繁榮發展，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對下降，非洲丶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也下降了。1980年代的經濟增速遠不如1950-73年代，工業的再投資率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是這種工人階級仍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大餅中分得殘羹的“榮景”，也在2007-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戛然而止。

這場經濟危機以前，馬克思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評論家恣意拆解和惡意扭曲。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說，馬克思認為勞動群眾的苦難只會越來越嚴重。馬克思並沒有提出這樣的觀點，更不會是那些批評者所提出的那種簡單丶因而錯誤的看法。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時候工人階級能夠迫使資本家做出讓步，甚至爭取到一些重要成果。

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時期，在膚淺的表象之下，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經常是在下降。也就是說，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在相對地下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饑餓和營養不良重新出現在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增加的“食物銀行”也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所預測的“不斷增長的苦難”，難道不就是已經活生生地發生在“現代社會”了嗎？

今天幾乎無庸置疑的事實是，在危機發生之後工人階級的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丶下降，不僅僅在新殖民世界是如此，而且在美國丶歐洲和日本也是如此。

而且，各地的貧富差距都呈指數性地擴大。

正如英國《獨立報》所指出的那樣：“世界上最富有的9位個人擁有的總財富，比最貧窮的40億人加起來還要多。”以前，我們曾經說一輛倫敦的公共汽車就可以裝下那些世界巨富。現在，只需要一輛小巴就夠了！

該報也指出：“如果這些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頂級富豪保持現在的財富回報率，那在25年內世界上就會出現第一個超過萬億美金的富人。”

億萬富翁

目前世界上有1500多名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富豪，僅美國就超過560位。中國丶德國和印度每個國家都各有100名以上。

正如卡爾馬克思精辟地預言的那樣，這些都是掌握人類命運的“宇宙宰制者”。但連馬克思都沒想到，財富的集中程度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認為，早在我們達到這種情況之前，工人階級就已經掌權，資本主義就已經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嚴峻的不平等丶世界範圍內可怕而且持續惡化的貧窮丶以及無休止的戰爭，馬克思認為這些早就能成為過往雲煙。

事實沒能如此，完全是因為工人運動領導層的失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內，而不是像馬克思所倡導的那樣動員勞動人民和群眾運動去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

當馬克思在海格特墓園下葬時，只有十一人出席葬禮。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說：“他的名字將長存於世。”他的名字的確將長存於世。我們會沿著他的足跡，實現社會主義的英國，並將之連結到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聯邦。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書評

在媒體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無休止的沖突似乎是北愛爾蘭的死結。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遺著《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則解釋道，從20世紀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遠不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需要工人階級的共同鬥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工人的革命鬥爭開始動搖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倫敦則以帝國主義的辦法來應對：分而治之。為了避免爆發革命，英國政府按教派將愛爾蘭分成了南北兩部分。

在繼續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新教保皇派和聯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統一黨（Unionist Party）通過操縱選區劃分和投票資格，在1921-68年間一直執政，並利用國家機器和保皇派武裝匪幫攻擊天主教群眾和整個工人階級。

反動政黨與天主教會一起接管了極其貧窮的南方，不過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為獨立國家。

英國政府分裂愛爾蘭是為了分化新教工人與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間，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進行總罷工和群眾鬥爭。

1968-69，一切都改變了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的主題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組織「戰鬥派」的新成員（戰鬥派是CWI的創建者，社會主義正義黨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動和理論上都處於領導地位。他撰寫了數本關於北愛爾蘭和民族問題的重要著作。

1968年至1969年，北愛爾蘭的一切都改變了。數十年的貧困和苦難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視引爆了大規模群眾運動。當時的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或者宗派主義，哪個會占上風。

本書其中一章是關於1968年10月5日的關鍵轉折。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裏，住房行動委員會（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並得到當地工黨及其青年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階級，團結戰鬥」，「要階級戰爭，不要信仰戰爭」，「橙（聯合派）綠（民族派）保守黨統統滾出去」等口號，強調工人階級必須團結鬥爭，反對兩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嚴重短缺和極度惡劣的居住條件是示威的關鍵原因。示威組織者在一份傳單中特別提到了兩名貧民窟房東：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鎮壓。警察用警棍丶催淚瓦斯或其他方式襲擊這400名抗議者，其中有100人受傷。這一消息很快就通過廣播傳播開了。

量變引起質變，彼得·哈登寫道：「幾乎在一夜之間，整整一代人都參與到政治中來了」。「那一個月裏，每個人都是政治活動家」，「革命的機會已經出現」。

要想繼續前進，就需要一個階級綱領 來擴大鬥爭規模丶提高群眾的意識並將他們組織起來。德裏示威的組織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舉行一小時的罷工並在星期六再次舉行示威。

然而，工會領導層以及北愛爾蘭工黨（NILP）和共產黨（CP）沒能提供這樣一個綱領。工會領導人反對政治罷工，而工黨和共產黨則尋求與天主教自由派和企業家合作。德裏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傷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進的方向。有必要開展一場反對貧困的運動，提出關於住房丶最低工資和受教育權的訴求，這樣就有可能爭取到相信工人運動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著作讓我們看到，貧窮與不幸是多麼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為主的貝爾法斯特市尚基爾區，95％的住房沒有室內廁所，97％沒有熱水。當時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領導的新教極端組織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戰統治著南北愛爾蘭的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

領導問題

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多個組織都來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如北愛爾蘭民權協會（NICRA）和公民行動委員會（CAC）。這些自封的領導人通常是在阻礙運動；或者采取宗派主義的立場，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訴求。例如，民權協會領導人約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權利不是政治問題。

這些年裏許多運動和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貝爾法斯特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變成了名為「人民民主」的組織。這個行動組織沒有明確的成員，它的綱領是半調子社會主義。它沒有面向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而這正是運動的關鍵。

德裏工黨提出了最明確的階級綱領。「誰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裏？誰沒有浴室和熱水？誰住在擁擠不堪的屋子裏？是工人。因此，反對惡劣的居住條件的鬥爭是工人階級鬥爭。」德裏工黨也提出了社會主義，但它並不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政黨。不過它得到的強大支持證明當時有機會建設團結的社會主義鬥爭。

德裏的第二次示威活動於11月16日舉行，不幸的是這次的領導者與10月5日的不同。這一次沒有標語和橫幅，而且只批評了新教貧民窟房東。

彼得·哈登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參加這樣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那些對現在的領導人抱有幻想的人們終將對他們失去信心，然後會想起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批評。

社會的政治化導致起初的熱情逐漸變成憤恨，但也更加自覺。北愛爾蘭警察（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與天主教青年的沖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無論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鎮壓都無法阻止這一運動。約翰·休姆等領導人和年輕活動分子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

在許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貝爾法斯特，大部分群眾都反對宗派主義。1968-69年許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舉行罷工，例如一起對抗一個新的反工會團夥。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區，他們還組織了聯合抗租行動。

群眾情緒轉變的另一個例子是中阿爾斯特一名統一黨國會議員死後進行的補選。21歲的伯納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與統一黨競爭這個席位。伯納黛特一開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員，後來轉向更左傾的德裏工黨。她不想被視為「天主教候選人」。「我討厭反聯合主義這個詞」。宗派主義「使人們忽視了同時影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問題」。工人階級需要「團結在非宗派主義的激進政綱之下」。

憑借這一政策，伯納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贏得了選舉，成為200年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但盡管有罷工丶抗租行動和中阿爾斯特選舉，工會和工黨還是完全消極的。同時倫敦的工黨政府積極支持貝爾法斯特的聯合派政府。

博格賽德之戰

下一個轉折點出現在1969年8月。聯合派動員了15,000人參加德裏的年度遊行（學徒男孩遊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賽德的居民，擔心自己會受到阿爾斯特警隊丶B特警隊和保皇派極端分子的襲擊。

先是有一些年輕人投擲石頭，然後發生了襲擊。人們挺身自衛，成為「博格賽德群眾自發起義」，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淚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賽德防衛委員會控制了一個名為「自由德裏」的地區，「負責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賽德之戰」持續了三天。

倫敦政府擔心保皇派極端分子會進行大屠殺，進而引發內戰，因此於8月14日決定派兵彈壓。

一部分左翼和德裏的社運人士一開始將此視為勝利，因為他們以為軍隊將保護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釋的那樣，派遣部隊是為了「保護英國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利潤，而不是保護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賽德之戰和軍隊的到來導致了暴動和沖突。但是工人階級內部仍然有強大的力量通過和平和防衛委員會反對暴力。在貝爾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個保護所有居民的聯合組織封鎖了港區。」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圖組織一場群眾集會，結果8000名造船廠工人中只有185人參加。

但是反對暴力和階級鬥爭的運動並沒有協調或聯合的民主領導。相反，工會加強了與政府的聯盟。

共有15萬人加入了反對政權的第一線，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這些『解放區』已經成為了革命大學」。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在對抗 國家鎮壓和惡劣的生活條件 ，但是卻不清楚在爭取什麼。

9周後，政府承諾做出一些有限的讓步，然後博格賽德的街壘就被拆除了。民權運動的領導層無法給出鬥爭前進的方向；工人運動的領導層冷眼旁觀，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發揮重要作用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分裂了。新的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批評正統派沒有保衛居民區和背離了社會主義。臨時派的綱領有半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強調武裝鬥爭因而顯得比較激進。然而兩派都受到史太林主義階段革命論的影響，認為現階段是跨階級的民族鬥爭。他們主張愛爾蘭在資本主義下重新統一，因而無法團結工人階級。

但是勞工運動仍然有機會勝利。在1970年的選舉中，工黨獲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萬名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反工會法律。

宗派主義，還是群眾鬥爭？

但是工會沒有就普遍的階級和社會問題組織任何聯合鬥爭，造成工人組織倒退。資本主義深層危機的社會影響導致暴力升級。以前的群眾鬥爭退潮了，群眾變成了宗派沖突的旁觀者。聯合派成立了武裝團體，如數千人的「阿爾斯特防衛軍」（UDF），還有「阿爾斯特志願軍」（UVF）。數千家庭被趕出原來生活的地區。愛爾蘭共和軍的爆炸襲擊也增多了。國家暴力也升級了，不僅攻擊天主教徒，也攻擊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衛團體。

為了擊敗愛爾蘭共和軍，政府建設了拘留營被建立起來，僅四個月就關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適得其反，愛爾蘭共和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青年認為共和軍的行動是「革命」的，而忽視了這個組織局限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綱領。伯納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會民主工黨（SDLP）也同共和軍合作，從而加入了民族主義/宗派主義陣營。

只有以彼得·哈登為首的少數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愛爾蘭共和軍的做法沒有前途。個人恐怖主義將導致政府加強鎮壓，並把新教工人推向聯合派那一邊。愛爾蘭共和軍永遠無法戰勝英國軍隊，而只會促使英軍采取更野蠻的鎮壓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裏多達2萬人參加遊行，要求撤除拘留營，結果有13人被英國傘兵槍殺。目擊者說士兵們從背後射擊逃跑的抗議者，還有一些人是被進距離處決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愛爾蘭人都「驚呆了，憤怒了」。天主教工人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罷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學生也參加了這次罷工。

北愛爾蘭問題

接著，長達數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開始了。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在兩個月內殺死了56名士兵。聯合派類似於法西斯的武裝團體舉行了大規模示威。1972年成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發生115次炸彈襲擊。

英國政府接管了北愛爾蘭，但仍然無法解決這種局面。愛爾蘭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統一。英國政府決定維持現狀，並為此向北愛爾蘭派駐了21,000名士兵。

不過即使在這段時期仍然可以看到階級團結。宗派主義未能分裂工會，而且也未能破壞任何一場罷工。1974年聯合派組織了一次宗派主義罷工，利用準軍事組織的威脅中斷了生產。但1977年聯合派試圖發起同樣的行動但卻失敗了。當時工人組織了群眾大會反對「罷工」。

在1970年代，工人階級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內戰苗頭。好幾個工人團體（例如巴士司機和電工）曾因工友遇害而舉行罷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眾都更加反對爆炸襲擊和殺戮。愛爾蘭共和軍在英格蘭的兩家酒吧實施爆炸，導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傷，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時政府利用偽證和酷刑，誣陷17名無辜者實施了爆炸襲擊，突顯出國家機器的角色。

工會高層被迫采取行動，發起了生存權運動，要安全生活的權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權利。運動第一天就有2萬人簽名支持。但是這場運動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號，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動員或鬥爭。

反映這種情緒的另一個明顯例子是「和平人民」運動（Peace People）。它組織了反對宗派暴力的示威，貝爾法斯特有2萬人參加，德裏有25,000人參加。這個運動的弱點在於，它沒有譴責國家暴力，也沒有提出緊迫的社會問題。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寫的一本傑作。它內容豐富詳實，並對非常覆雜的愛爾蘭民族問題做出了理論和實踐結論。

今天的現實印證了這本書的觀點，即資本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問題。自從1990年代和平進程開始以來，北愛爾蘭的兩極化加劇，有可能爆發比過去更為嚴重的新沖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爭取團結抗爭。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吸取這本書所介紹的經驗教訓。

二零一九年

《保衛馬克思主義》80周年

這本書內容豐富，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法西斯勢力在意大利和德國掌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適用性。與此同時，它具體論述了建立革命政黨所需處理的問題——工人階級取向、黨內民主與國際主義。在整本書中，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只重覆舊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不怕承認錯誤。

蘇德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對每個組織與個人的考驗。全球大批資產階級政客已經屈服於法西斯主義，將它作為粉碎工人階級、對俄國革命進行報覆的唯一途徑。

1939年8月，就在戰爭爆發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對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條約感到震驚。這是斯大林為避免納粹德國立即進攻而采取的絕望行動，因為他未能與法國和英國建立他想要的聯盟。1941年6月，當德軍進攻蘇聯時，斯大林起初不相信這一消息。

蘇德協議令共產國際的宣傳轉為主要批判英法帝國主義，而不是批判納粹德國。在軍事上，該協定意味著波蘭在9月1日被德國軍隊從西方入侵，隨後在9月中旬被蘇聯從東方入侵。蘇聯軍隊也進攻了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在這些事件之後，美國托派政黨SWP的部分成員（包括部分領導層成員），改變了他們對蘇聯性質的立場。他們在媒體和若幹“左翼圈子”中屈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龐大壓力，將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與德國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等同起來。

采取這些做法，SWP中成長起來的反對派也很快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立革命黨的願景。對於《保衛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只是看過一眼，而是應該仔細研究，要理解將強有力的理論與具體分析相結合的必要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導者，令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實現史上第一次工人奪權。他們也是首先意識到新國家的弱點和遭受的威脅的人，尤其在它因為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失敗而遭到孤立的時候。

以斯大林為領導、以維持現狀與“實現穩定”為第一要務的一個官僚層對特權和權力的渴望逐漸增長。斯大林在1917年沒有擔任過重要職務，他也沒能為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兩場都以失敗告終）提出正確的建議。

在1920年代，官僚層起著無意識抑制革命的作用，但後來它變為有意識地抑制工人革命與鬥爭。這一點在1936-39年的西班牙體現得尤為明顯。

斯大林主義

在蘇聯，他們對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展開了事實上的內戰。斯大林主義政權利用肅清和監禁的方式，對一切反對派（尤其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審判和處決。

在斯大林主義掌權的過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熱月”——1794年法國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認為俄羅斯的熱月意味著工人國家的毀滅。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熱月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而非社會反革命。在法國，熱月意味著反革命的政權更叠，但新政權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資本主義新經濟體制。

從法西斯主義到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在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資本主義沒有恢覆，計劃經濟得以保留。在長期的血腥鬥爭中，官僚獨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羅斯落後的發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環境使這成為可能。

保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結論是，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它廢除了資本主義，擁有一個基於國有制的計劃經濟。

在此基礎上，由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組織主張無條件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不給予斯大林政權任何支持。第四國際及其所屬政黨的綱領是進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計劃經濟中落實工人民主，遵循並發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決議，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托洛茨基在寫給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實上幾乎與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 SWP內部出現的少數反對派改變了他們的立場，認為對芬蘭的進攻和與希特勒的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

在墨西哥獲得庇護並且被禁止入境美國的托洛茨基在這次辯論中開始寫作，向他們提問，如果蘇聯不是工人國家，那麽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描述它。

他們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層是一個新階級。其他人說蘇聯已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還認為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羅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義同樣導向官僚主義國家獨裁統治。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區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作為金融資本的工具，當然不會剝奪資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一個缺乏歷史使命的臨時現象，而不是新的統治階級。蘇聯強勁的經濟成長不是因為官僚，而是計劃經濟和新技術引進的結果。官僚層礙了計劃經濟的發展。

斯大林主義是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但其政權並不穩定。斯大林主義崩潰和資本主義覆辟早在其發生50年前就已經由托洛茨基預計到，其負面效應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削弱和帝國主義的強化。受到二戰影響，這個過程被推遲了。

在此基礎上，盡管莫斯科的內外政策“保存了舊有的反動性”並且是“國際革命的絆腳石”，托洛茨基主張保衛蘇聯（他用支持政府、反動但對於抵抗階級敵人的再次進攻有必要的工會做比較）。

瓜分波蘭

由於蘇德雙方的軍隊瓜分了波蘭，SWP的反對派提議采取“既反對希特勒又反對斯大林的革命”這一立場。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蘭的真實情況。在西方，革命者、猶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離德國軍隊的進攻。在東方，是地主和資本家試圖逃脫。托洛茨基預測，入侵之後紅軍將征收土地和工廠。資本主義媒體，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維克報紙都在波蘭東部報導“革命浪潮”中證實了這一點。

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會將他的槍口對向蘇聯，以建立法西斯政權並恢覆資本主義私有制。當希特勒進攻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擊敗他的軍隊。

馬克思主義者應怎樣評論紅軍的進攻？托洛茨基寫道，“衡量本階級利益得失的最高標準”不是財產關系的變革（盡管是進步的），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第四國際反對占領新領土，反對“挺著刺刀的布道者”。革命必須具有堅實的工人階級與窮人基礎才能獲得成功。在已經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張剝奪資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階級獨立行動。

辯論與團結

在這場辯論中，托洛茨基將尖銳的政治論戰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結合起來。他強調了SWP成員和領導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蘇聯性質的關鍵問題達成一致。

托洛茨基寫道，這場辯論是必要的，但“慫恿組織分裂，會釀成大錯”，“如果這次思想鬥爭跟分裂、清洗、開除等等行為的前景聯系起來的話，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極端有害的。”

他讚成“如果多數派中的某人”發起這種威脅，就會受到“批評或嚴重警告”。如果不是，“領導層的威信會受損”。

托洛茨基提出進行辯論應有的方法。雙方都杜絕任何威脅，而如果有錯誤舉動，則應由全國委員會或特定的檢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雙方應該忠誠合作。與托洛茨基關系密切的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同意這一立場，並將它在黨內領導層提出。

當然，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的辯論中已經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即使存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立場，也並不意味著有‘災難’，而是必須將政治鬥爭進行到底。”

為了向改變立場的領導成員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議，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領導層的問題，但沒有立即形成新的、確定了的立場。

托洛茨基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大多數人將新的少數群體歸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這是什麽意思呢？

在沒有他們自己的立場和分析的情況下，反對派在散布“每一個政黨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計的軼聞和趣事”，試圖從中找出錯誤和過失。在黨內，他們有著“幾乎像一個家庭的特征”，或者說，一個小集團。

托洛茨基強調了這個少數派的一些特點。他們不尊重自己組織的傳統，對理論持輕蔑的態度。34歲的哲學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於1935年入黨，並被任命為該黨理論雜志《新國際》的編輯。

伯恩海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其比作一種宗教。少數派的其他領導人忽視了這一立場。

在這場辯論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經批評過了沙赫特曼在《新國際》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表示“我們之中一個支持辯證法，而另一個反對”。文章的內容是對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會壓力而轉向反社會主義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說，不與伯恩海姆辯論辯證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本書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辯護，比其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哲學。辯證法解釋說，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在通過矛盾發展的過程中，包括量變到質變和突變。托洛茨基總結道，在政治上，辯證法是社會發展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

相反的是，反對派在伯恩海姆的強大影響下，采用了固執的抽象表述。他們總結道蘇聯已經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卻無法回答是什麽發生了量變或質變。從哪裏到哪裏——有什麽樣的過程?反對黨既缺乏理論，又缺乏具體分析。

伯恩海姆還強調了他的“個人獨立性”，在這種黨的建設中全職人員是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並不準備為黨全身心工作。這也表明了他對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其他特點還包括政治上的神經質，以及在不同的立場之間反覆橫跳的習慣，包括在派系鬥爭中輕率地選擇盟友。

作為對這場辯論發展過程的總體描述，托洛茨基寫道：“反對派開啟了一場嚴重的派系鬥爭，讓現在正處於一個使黨陷入癱瘓的非常關鍵的時刻。要使這樣一場鬥爭是正當的，而不是遭到無情的譴責，就必須有非常嚴肅和深刻的基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基礎只能是階級性質的。”

很明顯，少數派展開了一場沒有嚴肅政治基礎的惡性的派系鬥爭。大多數人堅定地支持第四國際的方案和觀點。這是工人階級的立場，與之相比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特征和革命社會主義的距離越來越遠。

托洛茨基並沒有在1939年發現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他舉出了許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認為，美國社會黨(托洛茨基主義者工作於其中的一個更廣泛的政黨，但1937年被驅逐)正在發展成為一個革命黨。

盡管有這樣的分析，托洛茨基還是主張團結。這與利用分裂的威脅嚇唬成員的反對派領袖馬丁•阿伯恩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反對派領袖希望公開的辯論。

派系鬥爭

就在少數派分裂前幾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強調了內部民主權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團結，就不能有一個只有多數代表組成的書記處。你也許應該有一個由5名成員組成的書記處——包括3名多數派成員和2名少數派成員。”

當托洛茨基指出少數派內部的矛盾時，沙赫特曼以給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的“集團”的歷史例子作為回應。托洛茨基的回覆是，舉例來說，1926年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集團是正確的。

但是這樣一個集團並沒有掩蓋共同計劃背後的政治分歧。很明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團中最強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國，沙赫特曼組織了一個派系，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由不同力量組成的集團，針對的是占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的工人階級。在派系內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們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短期政治托辭。

即使在這個階段，托洛茨基還是采取了一種耐心的態度，他寫道，事件可以改變個人，而個人又可以在革命政黨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在那裏他立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試圖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在那個時期，尤其是在組織領域，我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征。我對孟什維克主義的調和主義癥感到厭惡……”

政治上，辯論擴大到更多的問題。托洛茨基當然明白，並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結論，但他強調，編寫這種材料的成員必須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數派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希望將黨的計劃簡化為“具體問題”，這使得托洛茨基將其與俄羅斯國內的辯論進行比較，反對經濟學家和民粹主義者，這兩者都回避了更廣泛的政治問題。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數派認為戰爭是具體的，但工人國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寧在1920年與托洛茨基的一場辯論中說的，“工人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俄羅斯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然而，沙赫曼沒有註意到列寧幾周後得出的結論認為自己錯了，俄羅斯是一個“具有特殊特征的工人國家”，這些特征包括農民占多數人口和官僚主義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墮落這一說法，但他與伯恩海姆結盟。伯恩海姆雖然不相信辯證法，但他認為蘇聯發生了質的變化，將其等同於納粹德國。少數派沒有團結起來，在少數派分裂並組建新的“工人黨”後不久，伯恩海姆離開了，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反動分子。

理論基礎

這本書還分析了許多其他的具體事件：戰爭開始時芬蘭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應該如何行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戰爭的立場。

托洛茨基對第四國際組織成員的一般性建議是，指導和協助工人階級、罷工和工會，同時警告說，工會中總是存在“機會主義”。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會民主黨向世界大戰投降而爆發的革命領導危機如何尚未解決。一些社會主義者將此歸咎於無產階級，就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後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1917年，當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證明他們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正在正在與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觀形勢作鬥爭。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數地方的勞工運動必須重建。這導致許多國家出現了來自底層的爆炸性運動。

隨著氣候、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建設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和國際的緊迫性不亞於托洛茨基時代。學習和運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的經驗教訓在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具體的分析於黨的建設和辯論中，這在今後的暴風雨時期將是至關重要的。

二零二零年

影評：《寄生蟲》的貧窮氣味

韓國電影《寄生蟲》（港：上流寄生族，台：寄生上流）在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引起了轟動。該片獲得四項大獎，亦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獲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這部電影描繪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差異，跟荷裏活（好萊塢）的標準形成鮮明對比。

富裕的樸家小兒子多頌的一句：“他們聞起來都一樣”，一語道破了以虛假身份、聲稱彼此互不認識，而潛入了樸家別墅成為其傭人的金家四口。金家無法擺脫那股貧窮的氣味，那是永遠潮濕的半地下室單位之氣味。

在好朋友的引薦下，金家兒子基宇得到了在樸家補習英語的工作。他、妹妹和父母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沒有正式工作。他們雖有才華，但諸事不順。例如有天賦的妹妹基婷報考美術學院屢屢失敗，只能通過偽造文件來展現自己的才能。

基宇用計將其所有家人混入樸家中。基婷成為了樸家多頌的“藝術治療師”，因為多頌在幼年時受過心理創傷。爸爸基澤當上了司機，母親忠淑是家傭。基澤向兒子解釋說，人不應該制定計劃。因為計畫失敗會讓人更失望。但很快我們清楚的看到，即使不做計劃，一切還是會出錯。

導演奉俊昊用無情的筆觸描寫了富裕的樸家。這些人是空洞的，甚至他們的小孩都無法令人同情。觀眾對金家會希望他們至少能取得某種成功。他們雖然有點怪異，但卻是有血有肉，互相團結的一家人。

奉俊昊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誰是真正的寄生蟲？”金家雖然欺騙並試圖偷竊樸家的酒水，但他們每天都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他們煮飯、開車、教書或陪玩，使命必達，也害怕自己身上的氣味不討雇主喜歡而戰戰競競。

就像他的其他電影作品，如《漢江怪物》（港：韓流怪嚇，台：駭人怪物）或《母親》（港：骨肉同謀，台：非常母親）一樣，導演讓失敗者、受壓迫的人與有錢有勢的人發生碰撞。他以同情手法描繪窮人，並結合了幽默、偶爾的暴力與戲劇化的流血情節。奉俊鎬用世界通用的語言說明了韓國社會的階級差異和競爭壓力。

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如何對待民族問題

在資本主義統治的21世紀，這個問題尤其迫在眉睫，蘇丹達富爾地區、剛果、中東的流血沖突時刻都在發生。在加泰羅尼亞、蘇格蘭、愛爾蘭、比利時和其他地方，民族問題尚未得到滿意的解決。而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中亞和烏克蘭，民族問題都導致了殘酷的沖突。

車臣的兩次殘酷戰爭和對少數民族的待遇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布爾什維克有著天淵之別。最近，在西伯利亞產油小鎮蘇爾古特（Surgut）發生了一次襲擊，一名年輕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個購物中心。這顯然是種族主義國家政策和極右翼行動的結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闖入該鎮的一家咖啡館，強迫那裏的年輕人剃掉胡須，聲稱他們可能是瓦哈比派（註：遜尼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相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竭盡心力地支持少數民族的權益。

語言問題

列寧可以說是走在了他時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評日常語言當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對用“霍霍爾人”（Khokhol）一詞來稱呼烏克蘭人。而今天，這個詞不僅仍在廣泛使用，甚至俄羅斯官方宣傳最近也啟用了這個詞，把烏克蘭描述為法西斯國家。

布爾什維克對語言問題非常敏感，采取有意識的步驟來支持少數民族語言。列寧反對將特定語言規定為“國語”，特別是這樣會歧視重要的少數語言使用者時。與這種作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蘇聯境內的各資本主義的新政府紛紛嘗試限制俄語。這導致了1990年代摩爾多瓦的嚴重種族沖突、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嚴重緊張局勢。在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統治的哈薩克哈薩克斯坦，每次發生社會沖突時，特別是紮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罷工期間，他都依靠所謂的“民族愛國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義者）去嘗試限制俄語。烏克蘭當局只是威脅要限制俄語也足夠導致東烏克蘭沖突加劇。普京政府當時偽善地用保護俄語族群權利的借口來幹預東烏克蘭，而現在卻說要停止撥款給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工作。這已經在韃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國引起不滿。

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

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情況中，布爾什維克黨都以支持各民族自決權為原則。在十月革命的幾天之內，他們就發表了《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與現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現代外交慣例裏面，各方會用各種詭計技倆向自己人民掩飾其真實意圖。但這項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簡潔的文字表明：由於俄羅斯各族人民曾經遭受壓迫和虐待，因此，應當果斷且不可逆轉地立即禁止大屠殺、奴役和種族攻擊。它宣稱俄羅斯各民族應該享有平等和主權，俄羅斯各民族要有自決的權利，包括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廢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權與限制，支持俄羅斯境內一切少數民族的自由發展。

這個宣言本身就與1917年二月革命後統治俄羅斯的不同政府采取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工人、士兵和農民自發的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起義的群眾以為，推翻了沙皇，俄羅斯就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不少人甚至覺得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革命後上台的資產階級聯盟不僅拒絕讓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讓農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絕給予前沙皇帝國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蘭發出命令，維持前沙皇在18世紀的定義，重新確認芬蘭仍然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7月，芬蘭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權“決定、確認和頒布法令，執行所有芬蘭法律，包括涉及財務、稅收和海關的法律”。俄羅斯臨時政府立刻就派遣了軍隊解散芬蘭議會。俄羅斯臨時政府規定，俄羅斯各族人民的權利問題將由一個制憲議會決定。但是，當臨時政府最終發表要向制憲會議提出的民族權利的立場時，他們很坦率地說，“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裂的”。

雖然從二月到十月統治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曾經暗示說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從未兌現諾言。相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新蘇維埃政府不僅公開宣告，而且也盡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決權。蘇維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就承認了芬蘭獨立。緊隨其後的是支持烏克蘭、摩爾多瓦、立陶宛、愛沙尼亞、外高加索、白羅斯、波蘭和拉脫維亞獨立。盡管存在各種覆雜和困難，而且這些新的獨立國家總的來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不是蘇維埃主義，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仍然尊重它們獨立的權利。

1917年的中亞，是帝國主義列強“大博弈”的戰場，當時仍基本沒有從封建社會走出來。盡管中亞算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們統治，並沒有形成鞏固的民族。當地也幾乎沒有工人階級，充其量只有鐵路和基礎設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羅斯族或是講俄語。幾十年來，當地精英迫於沙皇的武力服從其命令，因此他們將革命視為擺脫俄羅斯人統治的機會。布爾什維克盡其所能鼓勵該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工人民主，但布爾什維克黨也承認當地的現實，並盡其可能向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於現在土庫曼斯坦境內）一直由當地可汗統治，直到1920年被紅軍支持的民眾起義推翻為止。新成立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承認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公開宣布放棄對花剌子模領土的所有主張，並與新國家建立自願的經濟和軍事聯盟。曾經屬於俄羅斯政府的所有財產和土地，以及行政機構都無償移交給了新政府。俄羅斯政府還對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財政援助，用於修建學校、開展掃盲運動，修建運河、道路和電報系統。

波蘭

在遼闊的前沙皇帝國的彼端是波蘭。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裏，它一直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帝國瓜分。隨著這些帝國在一戰結束時崩潰，革命在前沙皇帝國的土地上蔓延，波蘭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新的局面中——波蘭人終於可以爭取統一獨立了。布爾什維克政府承認了“波蘭全國委員會”為波蘭的合法代表。

當時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是由時為波蘭社會黨領袖的畢蘇斯基所領導，其在群眾壓力下通過了8小時工作制、婦女投票權和免費教育。然而，畢蘇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會主義的車，在叫做獨立的車站就下車了”。新政府很快地轉向打壓蘇維埃和工人委員會，逮捕共產黨人，並利用俄羅斯深陷內戰的機會企圖擴大領土。波蘭軍隊入侵立陶宛，並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結盟，入侵烏克蘭並後來占領了基輔。及後紅軍對波蘭進行了決定性的反擊，才迫使他們退回到華沙。盡管如此，列寧在與波蘭的和談中堅持：“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關於波蘭的政策不是因為暫時的軍事或外交優勢，而是因為絕對和不可動搖的民族自決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自從波蘭國家成立的時刻起，就無條件地承認波蘭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

列寧的鬥爭

列寧努力確保將“民族自決權”納入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他與羅莎·盧森堡的分歧是眾所周知的。羅莎·盧森堡認為這種要求偏離了階級鬥爭。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領導層跟她持有類似論點的還有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尤裏·皮亞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為辯論的一部分，列寧鼓勵斯大林（台：史達林）寫本有關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不過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列寧也已經發現有必要反對斯大林立場中的一些主張。他不同意斯大林對民族的僵化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建基於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因為這個定義排除了許多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的權利。列寧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張，要求各國工人階級享有自決權。他認為，在俄羅斯帝國中生活的許多民族，包括庫瓦什人、巴什基爾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等，都生活在社會和經濟尚未發展的地區，他們還沒有機會發展階級，更遑論是發展階級意識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爭辯說“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開始主張對於邊疆地區脫離俄羅斯獨立的要求“必須拒絕，不僅因為這與在中央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的構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為從根本上這與中央和邊疆地區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持有這個立場的並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發時，位於烏克蘭首都和工業中心基輔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有200人，而且幾乎沒有組織。到10月，他們的人數達到800人。為響應二月革命，烏克蘭資產階級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議會”（Tsentralnaya rada），作為“所有烏克蘭人的政府”，並主張自決權。但是，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說這是比階級鬥爭次要的問題。在參加全俄反對臨時政府的全面鬥爭時，他們放任中央議會去建國，包括建立政府機構和武裝部隊。十月革命之後，他們與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註：Bundists，猶太民族的左翼運動）一起成立一個黨團，承認中央議會是合法政府，並宣布任何反對中央議會政府的作法必須“完全采用和平方式”。他們拒絕接受其他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立場，即“有必要與中央議會政府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絕不與之達成任何協議”。結果，中央議會政府保持了烏克蘭政府的強勢地位，而向烏克蘭蘇維埃革命的進程被推遲並大大削弱了，這導致烏克蘭的內戰情勢變得更為覆雜與漫長。假如基輔布爾什維克采取了果斷的行動，那肯定不會這樣。

民族問題與紅軍

盡管在烏克蘭遇到了困難，但列寧的作法在確保蘇維埃政府取得內戰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因為大多數白軍保皇派都反對任何民族自決。

在高加索地區，白軍軍閥鄧尼金（Deniken）明確表示，他反對給予少數民族權利，因為“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團體也普遍認為，既然布爾什維克承諾民族自決，所以他們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許多情況下，這個承諾足以讓整個少數民族支持紅軍。

其中一個關鍵的決定是讓紅軍以地區劃分，並以“原居地服役”為基礎原則。舊時代的沙皇軍隊是俄羅斯化的。除了哥薩克人以外，少數民族成員服役時都會被外派到家鄉以外的常備部隊，被要求說俄語。但是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許多部隊以單一民族為基礎，使用各自的母語，並出版了許多非俄語的軍事刊物。這幫助紅軍贏得了很多少數民族為主地區人民的支持。許多猶太人團體自發建立武裝，抵抗高爾察克（Kolchak）將軍等人發起的猶太人屠殺。紅軍甚至在韃靼斯坦共和國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學校。1919年，整個巴什基爾（Bashkiria，橫跨伏爾加河到烏拉爾山脈的穆斯林地區）的民族武裝與紅軍合並，建立了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無論這些民族國家建立在哪裏，在教育和衛生領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質援助，特別是消除文盲運動。盡管是內戰期間，新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大學數量仍從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與伊斯蘭信徒直接沖突的同時，社會主義者積極倡導廢除一夫多妻制、買賣新娘、還有丈夫可以拒絕妻子離婚等習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義得勢以後，這些成果都被廢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將俄語定為指揮語言，並停止了其他語言的軍事出版物。

對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靈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討論，並且常常需要列寧或其支持者直接幹預以糾正錯誤。布爾什維克黨讚成把土地自願集體化，但是列寧警告說，在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區，強推這一政策為時過早。他甚至反對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業國有化。他擔心，由於工人階級尚未得到足夠的發展，這將導致內戰期間的供應中斷。

在某些地區，盡管有列寧的做法，民族問題還是處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傳播到中亞之前，地方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經抓緊機會發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國。革命是後來由鐵路工人與解散了的軍隊帶來的，這些部隊幾乎全部是講俄語的。他們成立了塔什幹（Tashkent，烏茲別克首都）工兵代表蘇維埃，並自稱“蘇維埃政權”。他們認為穆斯林不應該在新政府中擁有地位，並且蘇維埃沒有必要納入“落後”的農民群眾。結果，這個蘇維埃政府孤立於當地95％的人口。當它試圖用軍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並主張建立“作為俄羅斯聯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聯邦共和國”時，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軍事占領。

列寧的靈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務部的態度是這只是地方事務，但是隨著白軍在該地區被擊敗，如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領導紅軍前鋒的伏龍芝（Frunze）最初提議將該地區分割以便於統治。這遭到了當地共產主義者的抵制，其中許多人幾乎沒有掌握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基本原則。但是，當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提議建立統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區作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時，當地的共產主義者更加不滿。最終，列寧不得不介入，重新厘清了應該采取的立場：在大力減少俄羅斯富農的影響的同時，應註意使俄國人與當地人的土地所有權平等。確保只有在當地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做出關於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決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穩健地”準備將權力移交給當地工人的蘇維埃。當地蘇維埃政府的基本任務“不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寧表示：“將該共和國一分為三的議題不宜過早決定”。

另一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的問題是“本土化”（korenisation）。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培養當地領袖而不是從中央外派官員進行治理，以此讓布爾什維克紮根於新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原則。

布爾什維克黨特別留意了民族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語言的發展。如果列寧聽說布爾什維克官員，包括來自中央的官員，在那些俄語不是當地主要語言的地區繼續講俄語，會非常生氣：“蘇維埃政權不同於資產階級和君主政權，因為它代表的是勞動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這點，只有蘇維埃機構使用當地母語進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發展民族語言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民族事務部本身，那裏的官僚經常爭辯說，只要將俄語翻譯成當地語言就足夠了。相反，列寧回應說，首要任務是確保教育機構提供熟悉母語和文化的老師以及母語教科書。在討論這一問題的大會上，一位發言者指出：“培養國際主義的精神不是通過把無法互相理解的兒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語介紹世界革命的精神。”

為了協助在非俄羅斯族地區建立支持，布爾什維克黨采取了有意識地與當地左翼革命組織合作並試圖贏得支持的政策。在烏克蘭，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耐心與“鬥爭”協會（Borotba）合作。這是一個紮根於農村的左翼社會革命團體。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建立了十所新的“共產主義大學”來培養各民族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同樣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資，建立以民族語言教學的公共教育系統。1921年蘇維埃政府撥款一千萬盧布，用於發展白羅斯語和烏克蘭語教學。對於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這個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這些任務都得到了認真對待。到1923年，有67所學校教授馬裏語（Mari），57所學校教授卡巴爾達語（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語（Komi），51所教授卡爾梅克語（Kalmyk），100所教授吉爾吉斯語，303所教授布利亞特語（Buriat），超過2500所學校教授韃靼語。在革命之前，中亞地區民族學校的數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達到2100所。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當地的許多語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沒有文字的。通過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語字母本身的現代化，為推廣民族語言的任務提供了幫助。

鑒於這段期間大部分都是內戰激戰狀態，這一成就更加令人矚目。這期間資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學校經常被用來訓練部隊。而且由於許多教師自願去了前線，所以很難找到足夠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烏克蘭語教師很少。盡管到1923年終於有了45000人，但這僅僅是所需人數的一半。等到內戰結束，情況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沒有列寧對民族問題采取敏感和靈活的策略與態度，打贏內戰會困難許多。
不幸的是，這成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義墮落開始得勢的時候，首先的受害者。這在高加索地區尤其明顯。

二月革命後，高加索地區的人民，主要是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期待俄羅斯新政府承認他們的自決權，但卻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發時，該地區被德國和土耳其聯軍占領。在1918年德國戰敗後，占領它們的換成了英國和鄧尼金的白軍。確實，因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簽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不僅放棄了波羅的海、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大部分地區，同時他們還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讓給了奧斯曼帝國。

隨著內戰進展，鄧尼金的部隊最終被趕回克裏米亞，應該由誰來管理高加索地區的問題自然而生。布爾什維克在諸如阿塞拜疆的巴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車臣的格羅茲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實質上，革命是通過紅軍的軍事勝利到達該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後來分別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然而，控制格魯吉亞的是孟什維克政府，這個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的大紅人。盡管列寧與格魯吉亞的領導人之間存在激烈的政治爭執，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經參與1917年的聖彼得堡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列寧還是讚成與該政府采取和解態度。托洛茨基也反對軍事幹預。他認為，推翻格魯吉亞政府的任務應該交給格魯吉亞人民。因此，他讚成“在格魯吉亞內部進行一定的準備工作煽動起義，並在起義爆發之後前來援助”。1920年5月，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簽署了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並同意不侵略的條約。

該地區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他們都是格魯吉亞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ey Ordzhonikdze）則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他主張立即把格魯吉亞蘇維埃化。斯大林支持這一立場。他們無視列寧和俄羅斯政府的建議，利用紅軍單位挑起格魯吉亞邊境的沖突。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委員會不得已通過決議，“傾向於在遵守國際規範的前提下，允許第十一軍積極支持格魯吉亞起義並占領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在對所有信息進行全面審查之後，需要保證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為運輸條件惡劣，我們正缺乏面包。因此，我們無法讓你使用火車或鐵路。我們只能從高加索地區運送糧食和石油。”這些信息對當時身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發生了什麽以後，他非常憤怒，並且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紅軍為何以這種方式進行幹涉。

軍事幹涉自然引起了當地居民和相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很大反對。但是，無視該地區民族問題的敏感性，以及當地存在三個公認的民族身份這一事實，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劃建立了一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該共和國將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並擁有高於三個新共和國的權力。除了能夠決定格魯吉亞國內問題外，這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還會把三國的貨幣統一在一起。這點遭到格魯吉亞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貨幣聯盟會破壞其相對較強的經濟。考慮到建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時使用的方法，許多人還認為這會引進俄國勞動力來發展經濟，並認為這是延續了沙皇時代的作法。

奧爾忠尼啟則這種鐵腕作風往往不咨詢當地領袖的意見，向對手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以及他本人奢華的生活方式，包括愛騎一匹大白馬。這些都使得情況雪上加霜。

蘇聯成立

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的辯論，涉及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新蘇維埃國家未來的方向。

此時，列寧和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完全對立已經十分清晰。前者認為自由、平等的蘇維埃國家聯盟是鞏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並且是未來的蘇維埃國家（例如德國）與俄羅斯結盟而不導致任何一國稱霸的基礎。而斯大林則認為民族問題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會擴散，必須只在俄羅斯一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對他來說，共和國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國，是為了行政上的便利。這個問題在圍繞蘇聯成立的討論中浮上台面。

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撰寫了草案，規定新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他提議把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等獨立蘇維埃共和國變成俄羅斯聯邦內的自治區。至於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遠東地區的地位以後再決定。所有關鍵職能，例如經濟、預算、外交和軍事，由俄羅斯中央部門作決定。只有像文化、司法、醫療和土地等相對較小的事務由“自治”區負責。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國均反對該計劃。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給政府之前，就通過了批準該提案的特別委員會來推動他的計劃。

但是他還有一個要克服的障礙，那就是列寧本人。在列寧從中風暫時恢覆期間，得以過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憤慨地反應，要斯大林放棄整個“自治區”的構想，把蘇聯建立為平等的共和國聯盟。盡管斯大林被迫妥協這一點，但他還是千方百計限制各共和國列寧要求的權利。他一反先前反對立法機關兩院制的立場，在立法機構最上面設了一個“民族院”，然後在那裏面塞滿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後仿佛是之前的侮辱不夠強烈，他提議不讓三個高加索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而是讓三個共和國掛在“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之下加入蘇聯。這種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魯吉亞人。

列寧病得很重，無法參加1923年2月討論這些議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當他最終收到報告時，列寧的憤怒達到了沸點。他寫信給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請你在黨中央委員會為格魯吉亞一案辯護。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正在‘打壓’這件事，而我無法信任他們的客觀性。”

盡管列寧對這個問題的還有話說，但他的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他無法參加6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非公開會議，該會議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發言者在本次會議上針鋒相對的立場清楚地分開了支持列寧的民族路線的人，與背棄了布爾什維克所有原則的斯大林朋黨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盡管列寧提出的關於建立蘇聯議案通過了，但實施它的任務卻留給了斯大林周圍迅速鞏固起來的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成功完成了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寧曾嚴厲批評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加上官僚的反猶與種族主義觀念，再加上強制集體化的罪行，使得俄羅斯、烏克蘭和中亞大範圍的饑荒更加惡化。這段歷史使得今天的反動民族主義者有理由聲稱蘇聯進行了有意識針對各民族的種族滅絕“大屠殺”（holodomor），並將其歸咎於“布爾什維主義”。但是，將波羅的海國家作為籌碼與希特勒談判、在二戰期間把車臣人和克裏米亞韃靼人整個民族驅逐到哈薩克斯坦、利用蘇聯軍隊鎮壓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以及在“改革重組”時期拒絕承認民族權利，這一切的歷史，都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完全毫無共同點。

應有的立場

一百年過去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某些當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張，認為“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這是致命的錯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任何民族都無法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他們永遠都會被跨國企業和帝國主義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沒有能力確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權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與社會主義者領導一場有力的、團結的工人階級鬥爭。而要建立起來的前提，是這個工人運動必須對民族問題有清晰的立場才有可能。

德國卡普政變一百周年

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德國不可能有總罷工，遑論革命。然而，一百年前德國工人階級卻非常接近奪權的狀態。在薩克森、圖林根，特別是魯爾，工人階級成立紅軍。總罷工擊潰了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翼軍事政變，使政變發動不到五天後就陷入尷尬窘境。

歷史上有那麽一短時間，勞動人民能實現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景。工人們掌握了權力，而社會民主黨（SPD）政府和工會官僚卻對此退卻。而後社民黨政府動用正規軍來對付工人起義，而這支軍隊卻也是幾天後變成了反過來要推翻社民黨政府的軍隊。社民黨背叛工人階級不是第一次，僅在一年前，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許多革命者，已被社民黨政府和自由軍團謀殺。

十一月革命：第一回合。

1918年11月，基爾水兵叛變並發動全國起義，瓦解君主制和帝國，而各大城市日以繼夜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接連好幾個星期，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些委員會手裏。當戰爭結束時，就連中產階級也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然而與俄國革命不同的是，德國當時缺乏革命黨。從前線返回的大多數士兵還信任被陳腐的領導層控制的社民黨，因為社民黨正是革命群眾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更為左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以及更加左翼的斯巴達克斯同盟（1919年成為德國共產黨KPD），則只能組織到政治意識先進的少數工人階級。

社民黨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威，將革命導向到捍衛資產階級秩序和議會制度的死路。他們設法說服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變相放棄自己的權力。同時，他們與舊軍隊將軍達成交易，以利暴力鎮壓工人革命活動。

革命的工人仍勇敢抵抗！共和國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其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同屬社民黨領導層，他們隨後對工人動用軍隊。這支軍隊有極右翼主義戰鬥部隊“自由軍團”（Freikorps）參與其中。他們號稱要恢覆“秩序”，對付“斯巴達克份子的威脅”。而社民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ärts）中甚至刊登自由軍團的招募廣告。

總統艾伯特當時評論說：“我像討厭罪惡一樣厭惡革命！”他的國防部長諾斯克（Noske）說：“必須有人扮演尋血獵犬的角色，而我責無旁貸！”隨後他便用沾滿鮮血的手履行他所說的話。1919年1月，歷史所稱的柏林斯巴達克斯起義被鎮壓了、革命的人民海軍師（Volksmarinedivision）被解除了武裝、作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左翼警察局長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罷免。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約基希斯（Leo Jogiches）被謀殺。

革命鬥爭於血泊中的慘敗帶來了後續影響：1919年二月的國會大選將社民黨和資產階級變成了議會多數；獨立社民黨依然軟弱；德共在違背盧森堡的建議下杯葛了選舉。但在三月份，工人們已采取政治罷工，對抗軍隊和自由軍團的殘酷鎮壓，這些武力是由諾斯克部署到每個發生無產階級起義的城市，並實行軍事戒嚴統治。執行鎮壓的自由軍團和軍人中，有些人之前已曾在非洲進行過殖民戰爭的洗禮，例如馬爾克（Georg Maercker）將軍。過去他對“土著”施加的恐怖行徑，被他的部隊帶進德國工人社區。

當時在不來梅成立了一個後來遭到軍事鎮壓的蘇維埃共和政權；在漢堡地區也有起義反對糧食控制；而自由軍團在慕尼黑尤其殘酷，1919年4月該地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且延續了好幾星期，隨後遭到自由軍團中惡名昭著的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的鎮壓，在社民黨領袖的許可下，這支部隊在1920年繼續發揮反革命的作用。

自由軍團的屠殺是如此嚴酷，他們甚至錯手開槍射殺天主教團契的參與者，只因為他們是工人，且看起來像斯巴達克主義者。而像是尤金（Eugen　Leviné）這樣的德國蘇維埃勇敢的領導者也遭到處決。在那之後，慕尼黑成為法西斯團體的溫床。納粹黨（NSDAP）於1919年在那裏成立不是沒有理由的。

幾乎無人想要的共和國

1919年間，工人和士兵的委員會逐漸被資產階級國家取代。盡管在產業層面，他們的影響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政府和工會官僚逐漸讓工兵委員會喪失實權，將之轉變為今天依然存在並致力於勞資調和的工作委員會。當時工會領導層還與德國最大資本家雨果．施廷尼斯（Hugo Stinnes）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

社民黨的背叛已經無法向工人階級掩飾，此時獨立社民黨和德共都獲得成長，並且一度變得同樣強大，噬血的諾斯克已淪為遭人厭棄的人物。然而，仍然年輕的德共此時已喪失了盧森堡、李克卜內西等傑出領袖人物，而且時而得進行地下工作，並糾纏於內部派系之爭（例如是否應以革命黨之姿參加議會選舉、應否在大型工會中進行工作）。拒絕上述做法的黨內極左派，一開始很有力量，並分裂為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但工人仍繼續拒絕資本主義。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罷工和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之後，工人鬥爭仍在繼續。1920年1月，在柏林國會大廈前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新的《工人委員會法案》，該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權利。政府對示威群眾派出軍事化和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並向人群開槍，其中逾四十人遭殺害，逾百人受傷。主導這場屠殺的是呂特維茨（Herr von Lüttwitz）將軍，而他僅在兩個月後就參與反共和國的政變。這場示威之後，當局實施了德國議會方圓一英裏內禁止抗議的禁令，而且這條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議會制共和國所擁有的制度盡管只是形式民主，但向工人做出社會讓步、賦予女性投票權已經太超過了激進右翼的接受範圍。正是艾伯特／諾斯克政府放任自由軍團做好了全副武裝，準備好對付革命工人。當時還有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和武裝民兵，當中許多人成為了後來的納粹沖鋒隊（SA）、納粹親衛隊（SS）、以及納粹的領導層。他們代表了反猶思想。納粹的卐字符號早於1919年就已經出現在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的頭盔上。

資產階級共和國得到了社民黨、天主教中央黨和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他們也是與盟國談判賠償並簽署《凡爾賽條約》的代表，該條約將戰爭歸咎於德國，要求人民賠償數十億美元，幾乎每個德國人都對其恨之入骨。

這讓激進右翼有借題發揮的空間來加大鼓動。威瑪共和已經超過了右翼和舊權貴的接受程度了，但同時能給工人階級的卻少得可憐。資本家和舊國家機器依舊存在。誰想改變這一點，誰都會感受到國家及其右翼同盟的聯合壓制。

右翼發動政變，艾伯特被迫下台

1920年3月，右翼看到了擊垮共和國和強大工人運動的時機。當艾伯特和諾斯克決定在英法資產階級施壓下縮減國防軍編制時，右翼有了行動的借口。解散自由軍團的事項將被強制執行。這促使呂特維茨將軍和右翼政客卡普發（Kapp）動了針對艾伯特政府的軍事政變。參與政變的包括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以及殺害盧森堡的兇手沃德瑪（Waldemar Pabst）等右翼激進分子和軍人。

這場政邊獲得著名的德國右翼激進分子，以及法西斯團體“國家統一”的支持（當時法西斯這個字眼還沒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大企業家施廷尼斯和其他資本家大方捐錢讚助這些團體。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當時社民黨政府早被警告過可能爆發政變。但是他們什麽也沒做。昭然若揭的是，政變分子甚至還想把社民黨的諾斯克部長爭取過來，然而斯諾克沒準備要走得那麽遠。

3月12日至13日晚間，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向柏林進軍。政變份子宣布罷免艾伯特社民黨政府，禁止一切罷工和示威並宣布戒嚴。艾伯特和諾斯克怯弱地逃到了德勒斯登（Dresden），試圖獲得國防軍將軍梅爾克（Maichcker）的支持，這號人物在1919年謀殺工人而惡名昭彰。盡管他沒有加入政變，但他並不準備反對政變或捍衛議會民主。因此，社民黨領袖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裝，逃到安靜的斯圖加特（Stuttgart）。當他們看到軍方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準備提供保護的時候，他們要再次思考。

在許多地方，左翼和工會主義者由下而上湧出來組織革命執行委員會來反對右翼政變。他們建立了網絡，在許多地方停止工作並武裝自己。艾伯特和諾斯克此時束手無策，才決定呼籲工人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自己造就的處境”，但理應是右翼社民黨人與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會領導人萊根（Legien）去負責這些事項。工人組織開始各種商議，因而社民黨、獨立社民黨和工會開始呼籲在1920年3月14日對右翼政變進行總罷工。

德國共產黨最初拒絕參加，因為不想支持艾伯特和諾斯克，但僅在一天後便轉而加入。第一天，許多德共成員已參加罷工。從工人、一般雇員到公務員，這場總罷工幾乎是擴及各產業。僅在魯爾區（Ruhr），就有逾十萬名礦工進行罷工，全國各地共有數百萬。政變失敗了，罷工讓所有火車無法運行、電源也停止供應，沒有任何東西能繼續運作。僅五天後政變惡夢就結束了。卡普逃到國外，呂特維茨將軍辭職。艾伯特一幫人又回到政府。工人及其厭惡的斯諾克不得不辭職。

支持總罷工的工會於3月18日就九點聯合綱領達成共識，這份綱領提出了深遠訴求，包括社會化各個企業、征收大片農田並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府。否則，他們就要繼續罷工。但經過了與執政黨的談判後，3月20日卻換得妥協，被接受的綱領中九點基本訴求遭到淡化。但是，在獨立社民黨的施壓又導致進一步的談判和退讓。到了最後，大部分的承諾很快被收回，政變分子只遭到非常溫和的處分。自由軍團逐漸並入正規國防軍和國家機器，沒加入的也不會一直失業──他們轉而加入到新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其武裝力量。

德國中部和魯爾：從總罷工到武裝起義

在總罷工期間，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已在產業中心建立起來。他們跨越黨派組織，由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組成。在魯爾地區，他們以俄國和1919年慕尼黑的革命為先例，自稱為“紅軍”。

在德國中部工業區，武裝工人宣布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並得到了戰鬥性工人委員會的支持。他們組成了“革命人民軍”。在福格特蘭，被德共開除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斯‧霍爾茲（Max Hölz）號稱為“紅色羅賓漢”，他與遊擊隊強行沒收富人的商品，並將其分發給該地區的窮人。結果，德國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再次進軍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在魯爾區，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紅色魯爾軍，由約80,000名戰士組成。權力再一次到達了共產主義工人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面對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黨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樣反應，再次利用軍隊武裝右翼激進分子的武裝，而這些人卻也是剛發動政變反對社民黨和革命工人的群體。1920年4月，中將奧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揮自由軍團和國防軍，鎮壓了魯爾紅軍及其同情者的起義。許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隊和全副武裝的保安警察。魯爾地區的礦工以罷工來回應當時好幾場屠殺。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擊敗。再一次，作為最大工人政黨的社民黨，其導層控制了最大工會聯盟ADGB，這就像從工人階級背後捅一刀。

這只是一場戰鬥，但不會是最後一場戰鬥

鎮壓很殘酷。霍爾茲（Max Hoelz）和許多人入獄多年。魯爾或薩克森州的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必須哀悼被部隊及其右翼盟友殺害的家庭成員。受害者數以千計。確切數字銷聲匿跡，因為許多工人被捕後遭殺害的真相被掩蓋了，或者被官方宣稱是在戰鬥中死去。1920年3月的鬥爭已被歷史證明是另一場德國共產主義者慘敗的血腥事件。

但此後，德共卻得到增長，這或許是因為社民黨領導層已暴露出背叛工人的政治本質。在德共的左邊，獨立社民黨也得到了發展。1920年，德共與獨立社民黨的多數派合並成一個群眾性政黨。1921年3月，德國中部礦區發生了另一起武裝起義。 即使行動沒有成功，但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工人政黨之間的合作，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這場革命浪潮一直持續到1923年秋天。

總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力量。革命者只有在現實的鬥爭中通過實踐以身作則，展示他們有值得為之奮鬥的綱領，才能贏得群眾支持。

革命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這是由於社民黨領導層的有害影響及其對工會的牢固控制，以及年輕的德共的政治弱點，有時落後於局勢，有時卻采取冒險行動。

1920年卡普政變教導我們，統治階級隨時準備犯下罪惡來維持權力。如果有必要，他們會差遣軍隊和右翼極端分子。盡管這些右翼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但只要他們能有效鎮壓左翼，統治階級不介意與他們合作，這就是1920年3月發生的史實。

列寧–150年誕辰紀念

如果今天政府撕毀所有限制普通群眾權利的國際協議、接管經濟運作、實行工人管理生產的制度、並呼籲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為全人類利益合作，它將獲得廣大工人和受壓迫人民的熱情支持。而這正正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實行的事情，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不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幾乎改變了俄羅斯普通勞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民族自決權給予那些想要脫離前俄羅斯帝國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並賦予每個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停止了俄羅斯東正教和其他宗教幹涉國家的權利。

在當時，英國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投票權也僅限於擁有財產的21歲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蘇聯則賦予無論男女所有18歲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權，除非他涉及剝削他人的行為。由工人、士兵和農民選舉出代表組成蘇維埃，運作整個社會。

方方面面的革命性

布爾什維克政府宣布婦女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實施了一項廣泛的計劃來減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兒園來減輕婦女壓力。婚姻法和離婚法被修改，允許婦女隨時能依她意願離婚，並且確立了墮胎權。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長。

同性戀也被除罪化，事實上，許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傑出人才都是同性戀，包括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對所有人都是免費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內。此外，政府開展了全民掃盲運動，提供了九年的學校教育，任何在16歲獲得畢業證書的人都有權在大學學習。到1921年，已經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學，在三年內數量增加了兩倍。同時建立了數百所特殊學校來教授少數民族的語言。

醫療保健也對所有人免費，所有醫療機構都納入了國家體系。醫學的意識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的醫療方法不是以治療富人的慢性疾病為目標，而是以消滅傳染病為目標。當時，傳染病奪去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窮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不到30歲，1926年上升到44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上升到60歲。

盡管帝國主義列強在革命後發動了內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是設法使俄文的字母現代化，在數個地區引入了文字，廢除了反動的儒略歷，使歷法與歐洲其他地區保持一致。一些沈迷於過去的保守人士，至今還在使用儒略歷。此外還廢除了國內護照制度。

當然，列寧在建立第三國際（或稱共產國際）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個組織的任務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運動。

列寧的許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於辛比爾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寧一家生活在一間舒適但簡樸的木房裏，父親是當地的一名督學，他曾利用這個職位推動教育改革。烏裏揚諾夫家的三個孩子受益於鼓勵讀書的氛圍。長子亞歷山大，充滿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組織“人民意志”，並相信個人的恐怖手段會導致革命。1887年，他因參與密謀暗殺沙皇而被處死。這讓列寧產生了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組織、有政治意識的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革命。

在幫助組織了一次學生示威活動後，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他搬到了聖彼得堡，並在那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該黨成立於1898年，目的是在俄羅斯革命家和工人運動中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他後來被逮捕、流放，獲釋後前往歐洲，在那裏的馬克思主義圈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創辦了一份名為《火星報》的報紙，然後將其秘密運回俄羅斯。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迅速，這個運動原本以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為基礎。在德國，它得到了工會和民選議員的廣泛支持。列寧最初對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歐洲社會民主黨巨人，以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懷有極大的敬意。但是舊的社會民主黨已經被那些對議會議席，而不是革命馬克思主義更感興趣的人所主導。

怎麽辦？

列寧政治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冊子《怎麽辦？》和1903年在第二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上的辯論中。這顯然是一場關於組織問題的爭論，這實際上使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寧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該是一個專業革命家的政黨，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並按照黨的綱領行事。他的對手，以尤裏．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為首，認為該黨應該更為廣泛。他說，只要一名黨員同意黨的總體方向，而不一定參加黨的活動，就足夠了。列寧在會上贏得了多數票——他的派別因此成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反對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少數派）。

兩年後的1905年初，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東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務，他試圖轉移民眾的憤怒，在聖彼得堡的沙皇冬宮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遊行，向沙皇遞交了一份呼籲改革的請願書。沙俄警察向工人開火，激起了整個俄羅斯帝國包括波蘭和芬蘭（當時還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的大規模罷工浪潮。工人們第一次組成了蘇維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選為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主席。

雖然列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同志都沒能通過這次試煉，但列寧自己卻通過了。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其中一位領袖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黨的代表人物，但事實證明，他沒能把工作轉向群眾活動。他認為代表了數十萬工人的蘇維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戲，他提出布爾什維克應該給蘇維埃下最後通牒——要麽采納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要麽他們將退出。然而列寧明白蘇維埃的重要性。他認為，現在應該向大批年輕工人開放入黨，以克服“委員會成員”的保守影響。

列寧得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不應該信任自由派資產階級，他們正試圖與沙皇專制達成妥協，成立立憲會議，孟什維克還提供幫助。列寧認為工人階級應該與貧農在同一個革命陣營中合作，推翻沙皇統治，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政體，雖然它還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它將允許工人階級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農民通往“完全的自由，邁向徹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國！領導所有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走向社會主義! ”托洛斯基走得更遠，他認為，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羅斯以及其他落後國家，太軟弱無能，無法像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一樣進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階級必須替他們完成，並進一步實施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後的數年反動時期裏，列寧為了捍衛黨組織而鬥爭，抵抗極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諾夫這類人物——他們認為革命者不應該參與議會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戰還在後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國際一直主張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卻在聯邦議院投票支持撥款給德國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只有卡爾．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和奧托．呂勒（Otto Rühle）是例外，這仍帶來巨大沖擊。當列寧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還認為只是謠言。孟什維克主義看來不僅是改革主義，而且其政策的背後包藏的就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1915年，來自11個國家的38名代表坐著四節車廂參與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以保持國際社會主義的旗幟飄揚。

在俄國，由於戰爭和沙皇警察的鎮壓，革命組織非常困難。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裏，布爾什維克黨成員寥寥可數。所有的女性黨員都被逮捕了。漸漸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來，但他們幾乎沒有為新革命的爆發做好準備。當一個女工代表團拜訪並要求布爾什維克協助準備1917年婦女節的罷工時，她們得到的回覆卻是要等待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布爾什維克黨沒有印刷機來為罷工印制傳單。當時是“區聯派”這個規模較小的組織（Mezhraiontsii，區聯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戰社會民主工黨人，後來在托洛斯基的影響下，與布爾什維克合並），提供反對“戰爭、高物價和女工無權”的傳單。

俄國的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當時發生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屑一顧，這些鬥爭主要發生在流亡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當中，他們不理解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區別。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羅斯68個地區中的54個地區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仍然是在一個統一的黨組織中運作。

不過，革命正在醞釀中。1917年初，布爾什維克黨不斷發展壯大，在彼得格勒就擁有2000名黨員。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達林）在內的地方領導人選擇支持臨時政府。4月，當列寧流亡回國時，它面臨一項艱鉅任務，這份任務托洛茨基稱它為“重新武裝黨組織”。

尼古拉．蘇哈諾夫是一名孟什維克，當列寧返回俄羅斯途中，他回憶當時芬蘭車站所發生的事情。

“人們寫到在芬蘭車站與列寧熱情會面的場景時，他們一點也沒有誇大。受到布爾什維克號召來到車站的士兵和無產階級群眾都歡欣鼓舞……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到來，伴隨著振奮人心的宣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焰已經燃燒起來了！”……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社會主義者，非常擔憂列寧剛歸國的演講，這並不難理解。他們都學習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們和西方社會主義者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驟……首先得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要經過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的成長，也只有到那時才有社會主義的鬥爭……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在為奪權的武裝鬥爭做準備，而是在為未來立憲會議中的議會辯論做準備。列寧卻像龍卷風一般趕回俄羅斯，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決定開始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在這場革命中，權力應該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手中，轉移到蘇維埃手中。”

四月提綱

列寧於是寫下了他著名的《四月提綱》。《真理報》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個人觀點之下才將其發表。兩天後，當他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發表講話，但是他沒能得到足夠票數支持。季諾維也夫（Zinoviev）、什利亞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對他，加米涅夫甚至說：“俄羅斯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iy）評擊列寧，要求代表“在實踐中經歷革命的同志”發言。然而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到4月底他已經贏得了黨的支持。蘇哈諾夫（Sukhanov）說，那就是“俄羅斯政治月歷從2月加速到10月”的時刻。

列寧確信工人階級，特別是青年工人會支持他。1917年，隨著十月革命勝利的條件成熟，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壯大，到年底，布爾什維克已有近35萬黨員，因為自由派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都未能結束戰爭、實現民族自決、召開立憲會議或采取任何措施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五分之一的黨員年齡在26歲以下，一半在35歲以下。

在列寧歸國幾周後，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羅斯，此後兩人形影不離，共同領導了革命。他們早期的分歧，被他們的敵人戲劇性地誇大了，是關於需要一個緊密團結的革命黨和革命的不斷性這兩個問題，而這在實踐中得到了解決：托洛斯基開始相信列寧在第一點上是正確的，列寧認為托洛斯基在第二點上是正確的。雙方都充分認識到，俄羅斯的革命只有作為更廣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與托洛斯基結盟

列寧喜歡引用浮士德的話：“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他用這句話來解釋為什麽他改變了先前呼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立場。他說，那些死記硬背這句話的人現在已經落後了，他們“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些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倉庫（或稱作“老布爾什維克”倉庫）。”

事實上，正是像這些事件展示了列寧的真實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對者妖魔化的那樣，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並把列寧描繪成無所不能。列寧犯了錯誤，或者可能做出錯誤的評估。但是當他持錯誤意見時，他也能改變觀點，這種改變通常是和同志們激烈的討論之後產生的。

正是這種方法，再加上他與托洛斯基的緊密聯盟，使得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以蘇維埃為代表的工人群眾和士兵的支持，並領導11月（儒略歷10月）的革命走向勝利。新的蘇維埃政權開始在社會主義路線上改造俄羅斯。帝國主義者自己也正確地明白，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將成為其他地方工人的燈塔。他們在俄國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包括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和法國在內的至少14支帝國主義軍隊支援前沙皇和白軍，試圖擊敗革命。工人階級在戰爭中所作的英勇犧牲使他們筋疲力盡，並且消耗殆盡。世界革命的延遲，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人背叛德國革命之後，使原本落後的經濟陷入孤立的狀態。這造成了革命的反動與墮落。

列寧曾遭遇兩次未遂的暗殺。1918年，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範妮．卡普蘭(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殺幾乎成功，列寧的頸部被一顆子彈擊中，這導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風的折磨。然而，在這一時期，他意識到，在新蘇維埃國家內部，反動勢力正圍繞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幫，不斷積聚力量。列寧將其描述為“被卷入骯臟的官僚主義沼澤”。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他與托洛斯基達成了一項協議，與正在發展的官僚主義作鬥爭，但不幸的是，客觀形勢對他們不利。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一場官僚主義的政治反革命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獨裁，在保持生產資料國有制的同時，推翻了革命的許多社會和民主成果。
列寧除了與托洛斯基一起領導俄羅斯革命外，還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理論和實踐遺產。他論證了為什麽要建立一個有明確綱領的強大的革命組織，才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他也警告說，這樣一個政黨在所有國家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建立。他認為，革命者應做好準備幹預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以一種新的方式、以一種共產主義的方式在所有這些方面進行工作”。

列寧的遺產

他對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的鎮壓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義，當資本主義政府試圖說服我們，在面臨新冠肺炎危機時，我們要一同共度時艱，但實際上是要工人階級承擔經濟崩潰的代價。

即使在今天，當許多資本主義政府無論在庫德斯坦、加泰隆尼亞、西藏還是在北非都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時候，列寧對待民族問題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當然，還有布爾什維克采取統一戰線方法的經驗，這使他們能夠通過蘇維埃建立強大而團結的運動，以推翻資本主義。

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列寧對待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教條，而是根據實踐經驗發展起來的，正如他所評論的那樣：“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這樣的人只會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托洛斯基的一生：“吾輩清楚自己的責任；定會奮鬥到底”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務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鋯，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殺害在家中。這場刺殺標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黨對十月革命的領導人、革命家、與老布爾什維克們趕盡殺絕的血腥陰謀，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經離開人世，托洛茨基也繼續令統治階級恐懼。美國國務院甚至不允許他的遺體埋在其領土上。於是托洛斯基的遺體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間，有三十萬人前來哀悼。他們是來自城市貧民窟的赤腳無產階級、是來自耕地上的農民，來自這個仍然對墨西哥革命記憶深刻的國家。當時，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願意對這名來自俄羅斯的流亡革命家發放簽證的國家。

至死忠於他的階級

托洛茨基的生與死既反映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和悲劇，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他直接參加了當時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正是1917年這場革命撼動了整個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間，他都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他與紅軍的成立密不可分，並指揮紅軍打贏了俄羅斯內戰。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間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時的行為。在反動和鎮壓的黑暗歲月裏，許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國革命的傳奇英雄們，如斯米爾諾夫（Smirnov）、斯米爾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謝列布裏亞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歲月裏，他們被迫（至少是在口頭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無法降伏所有人。數以千計的革命者在位於北極圈內的沃庫塔（Vurkuta）監獄營及斯大林的盧比揚卡（Lyubanka）政治警察總部牢房裏犧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他自己遭到謀殺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兩個孩子及他們的四個伴侶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當然，更不用說其它的許多同志和戰友了。

盡管遭受了巨大的個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於工人階級。他不僅拒絕承認斯大林集團的權威和指控，還用理論厘清了斯大林集團的奪權，並提出一個同時與資產階級、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鬥爭的真正的政治綱領。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裏，托洛茨基對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在1940年2月的遺囑中，他寫道：

“在我懂事以來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義者；其中的四十二年裏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如果我的人生能夠重來，我當然會盡量避免重覆各種小錯誤，但是我不會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絕不妥協的無神論者的身份死去。我對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比起我年輕時不僅毫無磨滅，甚至更加堅定。”

“娜塔莎剛從院子走到窗邊，把窗戶開得大些，好讓我的房間透氣。我看到墻腳下的鮮綠色的芳草，墻上方的晴朗的藍天，到處都是陽光。生活是美好的。願子孫後代們可以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與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將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器庫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關鍵時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論著作《不斷革命論》至今仍是最鮮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實，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大意上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他們可能從哪裏聽說過封建制度應該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資本主義會過渡到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負責掀起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負責掀起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動搖了俄國，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時間就趕回了俄羅斯。他後來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罷工：

“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反對，不是農民的零星暴亂或知識分子的恐怖主義行動，是工人的罷工，第一次讓沙皇跪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展示了他們不容爭議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年輕的無產階級可以如此強大，那麽更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該要多強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據1905年的經驗指出，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發展。當技術較落後的社會進步時，他們不會重新發明電報，而是購買已經制造好的智能手機。他說，在西方壓力下，沙皇沒那個功夫去按部就班發展工業，而是會直接建造巨型工廠。

但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盡管有“更強大的帝國主義老板”做靠山，卻往往過於軟弱，無法作為獨立的進步力量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與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國和1789–1794的法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去領導民主鬥爭，並且同時，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為自己的社會主義改變而鬥爭。

當時立憲民主黨黨魁自由派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對於這個綱領感到震驚。是他首先將那些支持這種做法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為“托派份子”。

如此一來，托洛茨基已經預測了1917年革命的發展方式。他的主張在今天的拉美、亞洲、非洲以及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仍然絕對有效。但是，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不接受這套方法。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早已成為那些有斯大林主義劣根性的共產黨的標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著政權的“共產黨”仍以建設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為主要任務，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限推遲到未來。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蘇維埃成員在沙皇法院被控組織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無視律師的建議，展開了後來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說，他在法庭上捍衛了蘇維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但不久便從那裏逃亡到國外。

1907到1916年：反動與戰爭的年代

所有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革命的失敗給這個黨帶來了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許多成員離開了並再也沒有回來。接連的失敗導致黨支部的數量下降了十倍，許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臥底所領導。

很多孟什維克提議建立一個“廣泛的合法黨派”，要求解散地下黨部。這些孟什維克支持先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再社會主義。各派之間在黨內掀起了一輪派系鬥爭：布爾什維克、前進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組織、孟什維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猶太崩得等等。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孟什維克使得情況更加惡劣，這一局勢使列寧憂心忡忡。這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試圖組織一個聯盟，以團結各種派系。但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拒絕加入，托洛茨基發現自己跟孟什維克站在一起了。他後來意識到這個嘗試是徒勞的，他解釋是因為他對於妥協的熱衷，以及他那時致命地相信，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各派會重新合並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阿道夫·越飛（Adolf Joffe）在病重自殺前給托洛茨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麽看待列寧和托洛茨基早期的關系：

“我從未懷疑您指出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斷革命論》發表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開始，您在政治立場上一直是對的。我經常告訴您，我親耳聽到列寧承認，在1905年的時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臨死的人是不會撒謊的，所以我現在向你重覆一遍……但是您經常會為了尋求同意與妥協而放棄自己的正確立場，您高估了這種妥協的價值。這是錯的。”

1912年8月以後，托洛茨基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經拋棄了對這種聯盟的幻想，於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時，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矛盾糾紛爆發了巴爾幹戰爭。托洛茨基以《基輔思想報》的戰爭記者身份前往巴爾幹半島。這次經歷使他對民族問題得到寶貴的了解。他在這裏遇到了羅馬尼亞革命家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後者後來成為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導人和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戰友。

托洛茨基在巴爾幹地區的經歷對他幫助甚大，不僅在俄國內戰期間，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與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權問題上的可恥且錯誤立場進行辯論時。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蘭、西班牙和烏克蘭討論了民族問題。

齊美爾瓦爾德宣言

1914年，黨內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更嚴重的分歧。很多社民黨決定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支持自己的國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幾天之內第二國際就分崩離析了。只有少數革命家始終忠於自己的階級。托洛茨基當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齊美爾瓦爾德反戰會議的38名與會代表之一，並負責撰寫了宣言。此後，托洛茨基和列寧緩慢但穩定地靠近起來。在巴黎，托洛茨基發表了一篇帶有強烈反戰情緒的文章《我們的話》。後來有人在法國的俄羅斯士兵手上搜出這篇文章的印刷品時，已經被驅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國特工”並驅逐出境。西班牙人將他押解給葡萄牙當局，而葡萄牙把他塞進駛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斷革命的實踐

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革命。列寧迅速於4月返國。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離開紐約，卻被關進加拿大的集中營裏，直到五月份才獲釋。但是，一旦回到俄國，他和列寧便成為了緊密的盟友。

當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裏發起鬥爭，反對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傾向時，他知道他可以依賴托洛茨基的最真誠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時聲稱列寧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在返回俄國時發表《四月綱領》，呼籲黨組織停止支持臨時政府，並且呼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立場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時期裏，布爾什維克遭到誹謗，因而不得不轉入地下。當加米涅夫被捕關在彼得保羅要塞監獄中，當暴徒在街頭搜捕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時，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領導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中央委員會。但他公開宣布完全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並於同一天被捕。列寧寫道：“從那天起，就沒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稱得上是布爾什維克了。”

9月，他當選為蘇維埃主席，並且被全黨接納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主要組織者。

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丹（Fyodor Dan）指責該起義是一場陰謀。托洛茨基這樣回應：

“正在發生的是起義，而不是陰謀。群眾起義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們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們公開打造了群眾起義的意願。我們的起義取得了勝利。然而現在他們告訴我們：拒絕勝利，達成協議。要和誰達成協議？你們這些可憐的人，你們已經破產了，你們的戲份已經結束了。滾進歷史的垃圾桶裏吧，從現在開始那就是你們註定的歸宿！”

紅軍：前進，前進！

數百萬人喪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布爾什維克主張俄國退出這場屠殺。但是國際統治階級不同意，試圖讓俄國屈服。新的蘇維埃政府試圖履行其諾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談中抵擋了德國的威脅。但幾天後，協約國便對蘇維埃發動了入侵。因此當時必須成立一支“工農紅軍”，而列寧說服托洛茨基領導這支軍隊，因為這對於革命是生死攸關的。

1918-20年間，年輕的工人共和國被十幾個資本主義列強的軍隊入侵，這段內戰的歷史充滿了人類所能理解的極限的壯舉。這個時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軍事指揮官。不過，是托洛茨基在領導這一空前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為了對抗強大的白軍騎兵，托洛茨基組建了紅軍騎兵隊。他的口號“無產階級，上馬！”像野火一樣在群眾中間蔓延開來。

約4萬名前沙皇軍官被招募入紅軍成為中央軍事幹部。為了監督他們，政治委員被委任進部隊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些高級軍事專家會搭配兩名工人進行監督，這兩名工人帶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無論白天黑夜，決不讓那些軍官離開自己的視線。

兩年間，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車馳騁全國各地，為各地前線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隊，並解決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驚險的時刻是在彼得格勒。紅軍阻擋不了白衛軍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擊隊。季諾維也夫偏頭痛地躺在沙發上，無能為力。他已經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決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車及時趕到，並領導這座城市的防禦。最後紅軍打敗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臟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對派

在關於托洛茨基這個名字的諸多毀謗中，有一種說法是托洛茨基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種則說托洛茨基也是個渴望權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會有什麽不同。甚至有人說托洛茨基會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歷史學家”們一直說托洛茨基是個自滿、渴求權力、虛偽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對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懶惰從不容忍，也從來不會在那些亦敵亦友的人或政敵背後使陰謀詭計。如果他覺得一個人混帳，他就會當面罵他混帳。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侶納塔利婭·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過一次這樣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們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前兩三個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會議。親密的同志和朋友們聚集在我們的家中，等政治局開完會，列夫·戴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達可夫（PYATAKOV）回來，好了解發生了什麽。我記得其中一次，我們實在等不耐煩了。會議一直延長。最早回來的是皮達可夫，我們等著聽他會說什麽。他什麽話都沒說，臉色蒼白，耳朵發燙。他情緒很激動。他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額頭上的汗水，說：『我就站在最前面。我從未見過那種情況！』然後列夫·戴維多維奇進門了。皮達可夫轉身跟他說：『你為什麽對他（斯大林）說那種話。你的舌頭怎麽了？他永遠不會原諒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孫子！』聽說列夫·戴維多維奇罵斯大林是『黨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維多維奇沒有回應。沒什麽好說的。因為無論付出什麽代價，他都必須講真話。”

做出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他們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把他看成一個單獨的個人。仿佛單憑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轉歷史的潮流。

當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萬的布爾什維克阻礙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許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驅，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爾諾夫的才智，有皮達可夫的組織才能，有薩普羅諾夫的階級直覺。他們全都團結在左翼反對派（1923–27年）的綱領下。這個綱領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連列寧去世前都時常寫信批評斯大林和得勢的官僚階層。列寧於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對派反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政治局多數派的政策，提出了五個要求：

左翼反對派要求提高蘇聯工業化的步伐，將新經濟政策置於計劃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加強工人階級的作用。當時，布哈林只同意一個依靠市場機制的“計劃”，他呼籲農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對派的想法，說修建聶伯河水電大壩就好像農民買留聲機而不是母牛。與此同時，工人的工時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爾什維克曾經進行過少喝烈酒的宣傳）。

左翼反對派要求建立一個民族共和國的聯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個強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為這種方式比較容易統治。

左翼反對派要求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有理有據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那建設社會主義就毫無意義。但對於依靠官僚作風、特權和破壞布爾什維克黨得勢的斯大林派來說，這等於要了他們的命。

像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左翼反對派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它已經實現了一切可能。他們的口號變成了“一國社會主義”。

最後，其他國家的革命黨把蘇聯視為堅強的後盾。左翼反對黨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十月”戰略，特別是階級獨立的策略。但是這時候，斯大林已經皈依了孟什維克的“階段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然後再社會主義。或是，首先脫離殖民，然後再社會主義。

但是，斯大林這些想法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方針；而要作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發展。

托洛茨基強烈批評了1925–1927年間斯大林（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提出的自殺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等於把共產黨在政治上繳械。而後來，國民黨清黨，對共產主義者展開了空前的屠殺。

因此，大家都應該記住，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歧，還有俄國、中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無數革命者的鮮血鴻溝。

在1920年代，內戰和破壞使俄羅斯筋疲力盡，工人階級受到嚴重損失，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落後地位日益突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也造成影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強盛起來的官僚機構接連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控制權。即使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沒辦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對派知道自己勝利的機會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蘇聯中央委員會：

“人各有志。你們企圖擴大敵對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我們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定必會奮鬥到底。”

如何對抗法西斯主義

斯大林主導的共產國際在德國的政策導致了德國共產黨（KPD）自我孤立於社民黨（SDP）的數百萬工人支持者。克裏姆林宮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國情勢，更不用說給勞動人民一個明確的政治領導。德國共產黨錯過了1920年代的革命機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條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爭取德國共產黨采取統一戰線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由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因應反法西斯鬥爭中把各種工人群眾黨派團結在一起合作戰鬥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釋說，為了對抗法西斯，不僅有必要與社民黨基層黨員們並肩作戰，而且還必須與社民黨高層提議合作，盡管這些領導人可能會找任何借口拒絕。托洛斯基在《德國革命和斯大林主義官僚》（1932年）中詳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麽，而且應該怎樣對抗它。

但是，德國共產黨拒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而是向社民黨發表了最後通牒。共產黨要求社民黨以接受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一起戰鬥。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沒有吸引到社民黨工人群眾的信任，反而用這種最後通牒要求把他們趕走了。局勢變得更加險峻時，共產國際的戰術也更加“激進”起來。德國共產黨甚至與納粹合作反對社民黨，因為據說“社會法西斯主義比公開法西斯主義更危險”。當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共產黨領導層還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選舉共產黨人贏定了！看到斯大林主義者毫不抵抗就放棄德國，托洛茨基得出的結論是共產國際已經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並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蘇聯是什麽，它會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與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發表本書，分析甚麽是斯大林主義及怎麽與之鬥爭。托洛茨基在這裏厘清了許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問題。

他說，斯大林主義是對十月革命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驅動力是黨內和蘇聯的一部分官僚階層。這些官僚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於一個階級，革命以後又依附另一個階級。由斯大林派單方面發起的內戰剝奪了工人階級各種組織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力。由於革命和內戰後工人階級精疲力盡，農民對年輕工人國家的巨大反動壓力以及德國革命的失敗等等原因，從革命家墮落成的官僚階層與野心家們便設法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間法國大革命的情況類比。他說，始於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類比法國大革命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不是一場典型的反革命運動，而是革命從激進倒退成中間派，再倒退成保守。這樣的政變鞏固了新統治階層的地位。但是，這個“階層”只能依賴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這個政權必須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發展和捍衛計劃經濟。

於是，蘇聯維持了一個工人國家的表面形式，但實際上是畸形的。所以說蘇聯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在這裏，本來的統治階級（工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無產階級專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為了奪回政權，無產階級需要對斯大林主義展開一場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以恢覆工人民主。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為托洛茨基預測，為了維護其特權，這個政權遲早會需要著手恢覆資本主義。

第四國際

在二戰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需要非凡的勇氣。從1939年創建的時候起，新的國際就必須面對各種強大的敵人：斯大林主義、無牙老虎的社民黨、帝國主義，當然還有法西斯主義。新的國際成立時有大約3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謀殺後，經歷了戰後經濟繁榮的艱難時期。第四國際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錯誤的政治觀點，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推動力的角色。1989-91年間，蘇聯集團瓦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俄國覆辟，整個左派和國際工人運動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國際委員會（ISA前身）在此期間始終相信工人階級，捍衛著托洛茨基的遺產，耐心地在各國建立了第一批幹部和組織。現在，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世界正在變得激進。ISA有充分的優勢利用這一機會，並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驟來建設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國際。

羅莎·盧森堡：她的革命思想

盧森堡以她對改良主義思想的挑戰而聞名。她是一名堅持馬克思主義和革命觀的階級戰士,同時還是一位堅定地支持工人鬥爭的樂觀主義者。即使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領導者們的歷史性背叛,她仍對工人鬥爭與勝利抱有信心。

盧森堡於1871年出生於波蘭,是一位猶太人後裔。從15歲起,她就活躍於社會主義政治中,協助組織罷工。她發表了一篇關於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論文,是當時為數不多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國期間,她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德國社民黨成立於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在社會中擁有群眾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之一。抵達柏林後,她成為一名記者,同時在黨組織的培訓中心裏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歧

在盧森堡的年代,歐洲許多社會主義運動都聲稱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聯系,其中包括第二國際黨——當時被稱為“社會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組成的組織。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政黨,也常常需要通過在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來使他們的思想合理化。但是,這些國內政黨和國際組織實質上成為了有著明顯不同的觀點和方式的平台。這些分歧最終展現為國際組織內的兩個不同陣營,特別是在俄羅斯和德國的政黨中,這些分歧展現得最為顯著。

革命社會主義者是這場爭論的一方,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他們了解到最終必須資本主義系統割離,同時工人階級必須從資本主義階級中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他們以這個立場介入在工人和被壓迫者的日常鬥爭中。資本主義本質就是一個危機不斷的制度。它會一而再地為工人的新起義創造條件。然而列寧特別指出,為了確保他們的勝利,必須做好準備 ——通過在革命黨內組織起來,同時保證黨能成為工人的利益而開戰獨立戰鬥的工具。布爾什維克黨人將工人革命視為一種活生生的發展,並力求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意識,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變革的需要。

改良還是革命？

第二國際內部爭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觀點的支援者。這種觀點被總結為改革主義意識形態。另一名德國社民黨的成員,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為第一個對這一傾向作出理論表達的人。在他的著作《進化社會主義》(1899年)中,他挑戰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觀察。伯恩斯坦聲稱,資本主義不是本質上是一個容易觸發危機的體系,反之,它有著維護自身穩定的能力 ——它的“適應機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從而去規避革命性和系統性變革的需要。他認為,工人階級並不是社會主義變革的引擎,而應該是通過組織工會和爭取改革的反式,幫助資本主義制度適應和避免危機。

伯恩斯坦認為,只靠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迎來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政治權力的追求不再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獨立運動的平台,而是其目的。值得註意的是,盧森堡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內部的改革。她完全讚成工人階級為改善他們的權利和條件而鬥爭。然而,她並不把這場鬥爭本身視為目的,並駁斥了資本主義這一體制是可以改革的觀點。

盧森堡在伯恩斯坦的書中,看到了他與馬克思主義的戲劇性決裂。這種分裂具有深遠和危險的影響,甚至可能威脅到整個工人運動,並顛覆整個歐洲發生的劇變。她寫了《改良還是革命》一書做為回應,在其中她解構了伯恩斯坦的論點,也披露了其弱點。她駁斥了關於信貸制度今後能避免陷入危機的錯誤觀點。這一觀點在未來,2007-2008年的經濟崩盤,也就是所謂的“信貸緊縮”中得以證實。她提出所謂的信貸制度,實際上即是允許企業在崩潰前背負巨額債務,會讓危機變得更加影響深遠且更具破壞性。

伯恩斯坦在辯論中聲稱,無論每個群體設想什麽道路,他們最終都將支持社會主義的目標。而盧森堡質疑到,如果工人的鬥爭導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來的同時加強資本主義制度控制,那麽為什麽社會主義會成為必然的呢？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又將如何立即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種子和支持資本主義的支柱？她恰當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對征服政治權力和社會革命的人,並沒有真正選擇一條更安穩、更平靜、更慢的道路,來以達到相同目標。相反,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目標。他們並非如他們表面所說的卻選擇建立一個新社會,而是主張對舊社會進行膚淺的改造。”

—— 《改良還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義的根源

盧森堡指出,這些思想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學術階層,他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希望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鬥爭中最尖銳的武器——從黨內廣大工人的手中奪走。而這不僅僅是因為擔心改革主義領導層會暴露得不夠。伯恩斯坦的理論並不能反映工人階級的觀點,而是中產階級思想對黨的入侵。由於中產階級位處在社會中的夾心位置,他們會分成一方支持資本主義,和另一方對大資產階級懷有敵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終表現了中產階級的一種不可能的期望,即資本主義的致命矛盾可以簡單地自我調節,而無須經過精英階層（擁有私有產業,從工人勞動中獲取利潤）與工人階級（一方面出賣勞動制造巨大的財富,一方面卻沒有自己的生產手段）之間的沖突。這些想法也許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在社民黨日益壯大並愈加官僚化的情況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後來,盧森堡也曾與那些比表面上聲稱支持她在《改良還是革命》中政治立場的人發生沖突,其中最受人關註的一位,是社民黨的主要理論家卡爾·考茨基,即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教皇”。在1910年,盧森堡寫了一篇關於“群眾性罷工”問題的文章,作為爭取選舉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對德國那些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普魯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對盧森堡來說,這樣的罷工運動是“我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部分表現”。

考茨基反對這一立場,這反映了保守派不願去疏遠日益官僚主義和改良主義工會領導人的想法。他挑戰資本主義統治的策略是,讓社民黨在“消耗戰”中逐步“積累力量”。然而歸根結底,這反映了他自己對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缺乏信心,以及社民黨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脫離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革命鬥爭。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有這些政治分歧都變得愈加明顯。

資本主義與戰爭

馬克思主義解釋了資本主義系統本質上便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其根源在於不同國家資本主義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1914年,這種革命性的觀點系統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根本上代表了競爭資本主義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德國、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都是為了通過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場牟利。統治階級願意派遣數百萬工人階級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相互屠殺。然而如果勞工領袖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工人組織服從於保衛國家資本主義階級及其制度。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一樣,堅決反對戰爭,呼籲在國際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結束一切戰爭。

革命社會主義者和改良派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沖突。所有在交戰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都在傳播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戰爭是必需的,是為了保衛“祖國”內所有階級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這時都承受著巨大壓力,要求他們屈服於這一想法。然而,雖然第二國際的成員黨達成一致反對戰爭,實際上考茨基和社民黨內的改良派認為,在戰爭結束之前,不能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並不反對戰爭。

盧森堡很清楚,放下階級鬥爭,就等於放下唯一能夠結束戰爭的工具,實際上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裏做到了——同時於之後的所有戰爭亦是如此。所以最終盧森堡和李克卜內西被迫退出社民黨,成立了名為斯巴達克斯同盟的獨立組織——以古羅馬奴隸起義的著名首領斯巴達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了大規模罷工,推翻了沙皇獨裁統治,並發展成推翻改良派臨時政府的一場革命。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領導下,俄羅斯革命取得了成功。與社民黨不同,他們不是一個簡單地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卻在同時同時適應體制,並越來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黨。自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是一個為革命做準備的組織,並在工人階級中建立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其領導和幹部都是認識卻經過考驗的戰士,在20世紀初,他們在俄羅斯與沙皇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共同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也許羅莎·盧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劇,就是她沒有在德國或波蘭（她在那裏也很有政治影響力）建立這樣的組織。毫無疑問,她是一位勇敢的戰士,在戰前時期打擊墮落的社民黨改良主義這方面,她的聲音很明確。然而,她的思想並沒能通過一個組織來表達出來,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中建立一個重要基礎。然而直到戰爭時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國共產黨（KPD）成立時,她才試圖糾正這種情況。即使德國共產黨仍吸引了不少傑出的革命階級戰士,但它缺乏經驗,缺乏德國工人階級的充分支援,無法發揮決定性的領導作用。

當然,對盧森堡的上述批評,需要考慮到其所身處的歷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國革命,一個獨特的革命社會主義黨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實踐中得到體現。在此之前,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德國社民黨才是工人挑戰資本主義的典範組織。

鑒古知今

今天,社會主義變革的急迫性與工人意識和組織水準低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全球資本主義陷入長期衰退,並標志著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受到新的沖擊,但與此同時,它促使工人采取行動去捍衛自己的工作、工資和條件。工人和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尋求解決辦法,並將眼前的問題聯系起來,例如削減公共服務、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這一波激進主義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編隊中找到了政治表達,並為英國的科爾賓（港：郝爾彬,台：柯賓）、美國的桑德斯、法國的梅朗雄（台：梅蘭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經歷過經濟危機以來,人們開始思考工人黨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為社會主義變革而奮鬥等的問題。

然而,與緊縮政策和對工人的攻擊齊頭並進的,是削弱婦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體權利的推動,像特朗普（台：川普）這樣的人,錯誤地將生活水準和工資降低歸咎於制度之外,並歸咎於其他受壓迫群體。今天,一個革命性社會主義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作為階級鬥爭的記憶體,把鬥爭重新集中到應有的目標上。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對工人的攻擊和一切壓迫的根源,追溯到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代表,從而建立團結統一運動,促進社會主義社會變革。

我們可以從羅莎·盧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訓。向保守和民族主義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采取兩害取其輕的做法、或將我們的願望局限於更仁慈的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者來說仍然非常現實的壓力,特別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對這些思想的時候。然而,這些忽視工人擺脫過去的束縛和領導的壓力,特別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棄。盧森堡之死和德國革命的失敗,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強大的革命領導層在整個工人階級中紮根,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強大的民主集中組織,歷史將會如何發展？1918/19年的悲劇表明,這樣的一個政黨是絕對必要的。

羅莎·盧森堡在最後一篇文章中,她向統治階級和與他們合作破壞工人階級革命活動的勞工領袖發出警告。她不朽的話語將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這個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過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將’再次崛起,並揮擊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驚恐的是,它將用喇叭高聲宣布：我是過去,我是現在,我是未來！”

—— 《秩序於柏林恢覆》,1919年

國家資本主義論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在世界各地是一個尚未結束的過程。卡斯特羅政權（台：卡斯楚）仍在古巴執政。 我們黨把這個政權稱作畸形工人國家。而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認為，古巴現在與過去一直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古巴政權垮台，逃到邁阿密的古巴資產階級呼籲要把古巴恢覆為美國資本的離岸避風港，我們兩派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盡管我們批判卡斯楚政權，如果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仍然認為這是一次挫敗，是所有制關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貴黨采取與俄羅斯和東歐事件一致的態度，那麽貴黨會覺得這不是開倒車，而是一個“機會”。您來信稱：“我們認為這些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挫敗，而是在這些國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機會。 ”

即使對於已經覆辟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和東歐而言，這個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工國委（ISA前身）正在當中一些國家／地區開展工作。 這個工作當中的關鍵理論基礎，就是我們對於1989年後的事件之理解。 我們的立場是首先承認產權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資本主義得到覆辟。 假如我們不把這場反革命看作是“失敗”、不是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橫向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那麽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事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士氣打擊和迷惑、階級意識的倒退、自沙皇時代以來前所未見有組織的反動思想；也無法解釋隨之而來的經濟與社會崩潰。

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崩潰的分析對於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工作至關重要。 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要說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話，那麽我們就必須有能力解釋俄羅斯出了什麽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與英國SWP在這些國家的階級性質上的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托洛茨基的分析

與貴黨最近黨報中所暗示相反，我們從來不“捍衛”這些政權。 您認為我們對蘇聯的分析似乎是我們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盡管你們譴責斯大林主義並宣稱堅持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你們仍將這些政權視為『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

這句話確實很諷刺。 諷刺在於，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謀殺、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謀殺，都是因為他對蘇聯官僚制度和敏銳的批判。 當托洛茨基稱蘇聯官僚是“世界的反動派中最惡性的一支部隊”時，我們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語版序言，1936）。 當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並說蘇聯雖然由這種“惡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因此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我們也支持他這個觀點。

實際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個論據，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經回應過。 因此，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會鬥膽在這裏大量引用他的原話。 貴黨不認為前蘇聯是畸形工人國家。 對於1930年代同樣反對這個標簽並傾向“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們，托洛茨基嚴詞批評道：“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自以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說：『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上台，是因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失敗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羅斯。 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建立在一個國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當時的俄羅斯那樣一個落後的國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階級的疲憊，令特權階層有空間興起。 斯大林就是這個官僚階層利益的個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個問題：“斯大林的『個人政權』是什麽，它的起源是什麽? ”他這樣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 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人民『救主』的權力及官僚仲裁者淩駕於蘇維埃民主之上，並把後者矮化到只剩下空殼。” （《再論波拿巴主義》，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權力從工人階級手中被特權官僚階層奪走。 但是，並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喪失了。經濟掌握在國家手中；計劃經濟仍然存在，盡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運行；外貿由國家所壟斷。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官僚並沒有成為一個階級。 他們不擁有自己所管理的產業。 盡管官僚由於特權而可以自我延續，但他們沒有繼承權。 他們與經濟的關系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與其所管理的產業的關系。 這些人享有特權，他們像跟資本家一樣高高在上遠離勞動者，但他們不是資本家。

資產階級是由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消費的東西來定義的。蘇聯官僚集團消費了工人階級產生的大量剩余財富。但這不是蘇聯的特殊現象。任何官僚集團都會利用自身的領導位置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回報。 與資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價值的所有權，除非他們廢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將經濟私有化。 托洛茨基對此非常明確：“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勞斯萊斯汽車，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團變成一個獨立的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根據您的來信，您“從不接受這樣的論點，即蘇聯經濟的『計劃性質』意味著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和危機的矛盾。 ”實際上，除了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系以外，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不適用於蘇聯。 蘇聯沒有資本主義生產中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性變化，也沒出現例如1930年代影響資本主義國家、後來1990年代又陰魂不散的生產過剩危機。

這並不意味著蘇聯自身沒有危機或矛盾。不過蘇聯經濟的矛盾以及最終導致斯大林主義陷入經濟停滯背後的原因並不相同。蘇聯經濟最根本的矛盾是計劃經濟與由官僚負責這個計劃之間的矛盾。 托洛茨基說，計劃經濟需要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這不無道理。 在一段時間當中，公有制的優勢和計劃經濟的形式確實帶來了顯著經濟改善，無論這個計畫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實行是如何專制。 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國家（像印度）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這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一旦經濟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決策的官僚主義弊端就開始蓋過公有制和計劃的優勢。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裏茲涅夫）時代，尤其是到他的執政末期，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此時官僚與其粗劣的方法已經無法推進經濟發展。 斯大林主義遇到了其經濟限制，但這個制約不是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扼制發展的官僚的劣政。 對於蘇聯來說官僚階層專制已經無法繼續，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鏟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歸資本主義。

過渡政權

您來信批判“過渡性”政權這個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這些國家的“過渡性”特征。斯大林的勝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完全抹除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如果官僚集團繼續執政，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終會在某個時候顯現出來。反革命也許最初是以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低價商品入侵的形式到來，並最後終將取得勝利。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效率、“更低的勞動”打敗被更低的生產效率、更高的勞動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羅斯經濟。官僚集團或其中一部分會將想辦法變身為資產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的運動才能提供另一種出路。

在《過渡綱領》中，托洛茨基寫道：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其社會性質。 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另一種性質：一或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機關，並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二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並開辟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托洛茨基對於兩種可能的預測，特別是在他的經典《被背叛的革命》詳述的那樣，是正確的。但這個發展會需要經過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無法預見的是，斯大林主義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極大加強。 德國的戰敗、英美軍隊的精疲力盡，不願意隨他們的將領去繼續戰爭對俄羅斯開戰，使得強大的紅軍可以毫無阻礙地征服東歐。

在控制了東歐國家之後，新的統治者開始接管經濟，並建立了以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為模型的政權。 特殊的局勢使得資本主義自上而下地被廢除了。 盡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廢除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是來自該階級的有意識和獨立的行動。 同樣，當時的特殊局勢使得後來在中國和古巴奪取政權的遊擊隊可以效仿俄羅斯，鏟除了地主和資本主義。

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反而恰好是“過渡性”政權，這些國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現推翻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終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由於這些國家從來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用來描述俄羅斯的術語“墮落的工人國家”並不十分準確，所以我們用另一個術語“畸形工人國家”更準確地定義這些國家。

反革命

蘇聯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使該政權在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預測被推遲了。 然而，1989年及其後的歷史經過精辟地證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墻倒塌，東德人睜開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導致了一場反革命，並最後以資本主義的覆辟而告終。 在俄羅斯和東歐，大多數官僚都讚同資本主義覆辟。 這點托洛茨基也預測到了：如果面臨有工人運動爭取政治自由、或是恢覆資本主義這兩個選擇，官僚會把後者看作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唯一途徑。

反革命與革命一樣，都意味著決定性的變化。 顯然，1989-91年的事件標志著俄羅斯和東歐的這種變化。 舊的斯大林主義國家倒台，部分國家機器被“移交”到新國家，而其他部分則被更換。新 出現的國家打算重建資本主義。舊國家機器的推翻，迎來了產權關系的轉變。 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過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國SWP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的，那他們需要說明在什麽時候發生了這種產權關系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團的政治勝利。 但是1917年後建立的產權關系（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得以維持。 如果這是“國家資本主義”，那麽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也是國家資本主義。 否則，我們將被迫得出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即政治統治的改變相等於社會制度的改變。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實際上是改良主義背後的理論前提開始。

實際上，這就是您的全部論點。 你信中說：

“對於英國SWP而言，也對於馬克思而言，決定性的標準是生產的社會關系：哪個階級管理產業的社會。 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是否真正掌管一切，並是真正的統治階級。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顯看出，蘇聯工人不僅沒有掌管產業，而且還被系統性地剝奪了基本的民主權利。 像社會主義黨（工國委）及其先行者那樣，把這樣的社會形容為『工人國家』，只會使這個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 （ 1月11日的來信）

對於馬克思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哪個階級擁有產業，而不是該階級是否對該產業實行民主管理。 歷史上有些時候，資產階級也會失去對國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產權關系保持不變，他們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您已經將上層建築（政治統治的方式）的變化與更基礎的經濟根基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用經濟基礎來定義一個社會的階級性質。

在使用“工人國家”一詞之前，工人階級是否必須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柄呢？讓托洛茨基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階級的專政遠遠並不意味著這個階級的全體群眾會時時刻刻參與國家的管理…… 社會的解剖決定於它的經濟關系。 只要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形式沒有被推翻，無產階級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再來：

“可是，（官僚的）篡權之所以有可能發生並維持自身，僅由於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系所決定。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工人國家的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由於您把您的性質定性建基於工人階級被剝奪民主權利、被壓迫、並在某種意義上被“剝削”這樣的事實，那麽您其實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陣營，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已經引用了托洛茨基對“道學家”的態度，後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就憤慨地宣稱這不可能是“工人國家”。 從這裏開始，你的論點更走下坡。 您說，東歐的政權不能成為“工人國家”，因為它們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們，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完成。 ”

波拿巴主義

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一般的歷史意義上說，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崛起的歷史任務，但馬克思也說過在某些情況下，資產階級得依靠其他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

即使是“經典”資產階級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國），過程也覆雜多變，讓主張單一唯度歷史觀的貴黨頭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幹是城市貧民，即“無套褲漢”。 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雅各賓左翼聯盟一起行動。 但是，推翻專制的平民群眾的力量開始威脅資產階級。 最終導致拿破侖．波拿巴崛起的熱月政變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選後來就被廢除了。 波拿巴主義意味著以強權治國。 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通過軍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競爭的階級利益之間實行“仲裁”。 從政治權利的角度來看，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在根本上仍然繼續存在。

1815年，拿破侖在歐洲被反動聯盟打敗，波旁王朝覆辟。表面上，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質已經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仍然繼續存在。如果國家的階級性質只由政治上層建築決定，那麽1815年以後的法國應該算是封建國家。 但顯然並非如此。 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放棄政治權力，但從根本上說，革命所建立的財產權保存了下來。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別終結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時，工人階級比1789年更強大了，但還未有能力奪權。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的力量，資產階級陷入了分裂，無法實行統治。 由於這兩個現代階級之間的鬥爭無法得出決定性的結果，國家介入了這個平衡，並再次擔任了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裝工人階級實現的第二共和再次變成了拿破侖侄子路易· 拿破侖· 波拿巴（拿破侖三世）獨裁的第二帝國。

國家進行仲裁，但最終是站在資產階級這一邊。 即使在法國的“經典”榜樣中，波拿巴主義政權從資本家手中奪取了直接的政治權力，並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財富，但它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序中，生動地揭示了這些覆雜的、看似矛盾的過程。 這與貴黨關於相對之下不那麽覆雜的俄羅斯革命／反革命過程的單一維度且粗略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護資產階級抵禦工人為名，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政治權力。同時，也向工人階級宣稱會在資產階級面前保護他們；而這樣一來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與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圍繞著皇室宮廷的貪汙舞弊和大規模盜竊更大程度地出現，並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

在其他地方，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國為例，反動的普魯士貴族通過其代表俾斯麥的“鐵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實現了國家統一。 德國資產階級太過恐懼工人階級在1848年起義中展現的力量，因此沒有在當中發揮任何角色。 “他們的”統治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反動統治者以軍國主義旗幟實行的。

斯大林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現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專制被斯大林專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國一樣，革命的社會成果並未被廢除。 即使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力，俄羅斯也沒有回到資本主義的軌道。 所以它絕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這並不是說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科學革命之間有著完全對應的關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是由社會大多數、法國被壓迫的大眾進行的，但革命最終不可避免地以少數人（資本家）利益的統治而告終。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號稱建立一個“理性的王國”，但它實際上建立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由多數人發動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讓多數人參與統治。 因此，可以說，工人階級以外的任何階級或階層都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不能像資產階級革命那樣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終點前一路上出現各種過渡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工人階級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階級都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廣義言論無法改變東歐的實際情況，或是中國、古巴、越南和許多其他國家略有不同的情況。 帝國主義無法阻止殖民地革命、遊擊隊或其他對西方懷有敵意的勢力上台，加上已經存在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意味著在這些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任務是可以不由工人階級主導下完成的。

這是否與馬克思對工人階級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這是否意味著“工人革命”變成只是“諸多能夠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其中一條”（1月11日來信）？要得出這種結論，您使用了寬松的術語，確實寬松到“使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幾句話間，您混雜使用“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術語，仿佛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紅軍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國家，那就意味著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並解放社會。

當然，這是不正確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主義政權是過渡性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這並不是說它們可以逐漸和平演變為健康的工人國家。官僚不會自願放棄特權退居二線，就像西方的資本家不會自願交出自己的財產。 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過渡必須要靠發動革命來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們並不支持或捍衛這些政權。 我們捍衛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來的遺產，即產業的國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張：“蘇聯經濟基礎保持了其進步的特征。 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進步的盟友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衛這些經濟基礎”（《結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頁）捍衛經濟基礎並不意味著捍衛官僚或給予他們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歷史所證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遺產，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機構。

我們的立場，是爭取民主權利、限制官員工資、所有官員經民選產生、透過真正的工人委員會實行統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主張進行社會革命以改變生產資料的產權，而在這些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中，我們則主張進行政治革命來鏟除國家官僚，讓工人階級直接控制社會。 這種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本身來實現。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 東歐的工人階級多次行動反對斯大林主義：1953年東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蘭。 每一次，群眾起義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兩年，群眾一開始還是要求政治變革以結束官僚的統治。 東德官僚集團決定開放柏林圍墻，是為了將運動導向西方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國際委員會介入這些事件的立場是，支持群眾運動並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時，我們警告人們不要幻想資本主義可以帶來西歐的生活水準。

我們的綱領是推動群眾運動建立工人民主。但由於沒有任何運動領導層采納這一綱領，並將其向群眾推廣，所以局勢很快從可能的政治革命擺向反革命和資本主義覆辟。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堅持反對拋售國有資產，雖然隨著反革命步伐加快，這種立場意味著我們暫時被孤立了。

十年來，我們對資本主義會帶來什麽的預測已經得到了鮮明的證實。 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大崩潰。 工人階級士氣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無力反抗。 即使到現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仍處於初始階段。 這就是挫折和失敗的規模。 對反革命程度另一種更主觀的衡量是，貴黨派去俄羅斯工作的團隊經過一段時間後放棄了──他們跟我們當地的同志說，他們離開是因為“不可能”在那邊建立組織。

政治革命的綱領源於我們對斯大林政權的階級性質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裝工人階級。 這份綱領提高了民眾的意識，並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份綱領呼籲民眾，一方面要鏟除寄生的官僚主義，同時亦要嚴防反革命的威脅。 1950年代到東德和匈牙利爆發的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以至於1989年的事件，這些悲劇都是因為沒有足夠左右大局的勢力利用這些思想來武裝自己。

資本主義：橫向踏步

相比之下，從（SWP的）國家資本主義論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在面對資本主義覆辟的威脅時只會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手足無措、無法行動。 假如這些國家已經是資本主義，那麽這就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轉變向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主義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場就是中立，讓兩者都去死吧。 否則，他們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種的資本主義更“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SWP並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稱。不管是在這個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上，貴黨經常機會主義地倒向社會上的主流情緒，並相應改變你們的立場。 朝鮮戰爭期間，資本主義的南韓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占領了北朝鮮這個畸形工人國家，SWP的前身就對此采取了中立立場。 畢竟，對你們來說，這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姑且不論北朝鮮的階級特征，你們似乎也不在意這是帝國主義對前殖民地的軍事介入。 還記得當年朝鮮戰爭（韓戰）並未在歐美引起工人階級之間的大規模反戰運動，這就很能理解你們當時為什麽會采取這種立場。

至於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對美國參戰引發許多學生和青年激進化。 最終，反戰情緒也蔓延到了許多的工人階級。 從階級角度而言，越南戰爭就是朝鮮戰爭的翻版。 北越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而南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傀儡政權，得先後依靠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支援才能維持。

大多數左派都是這麽看的，但SWP卻不是。 按照貴黨的話來說，跟朝鮮一樣，這也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但是，雖不奇怪，貴黨這次沒有采取中立。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會在激進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實上，貴黨和大多數左派人士一樣都走過了頭，幾乎毫無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們的立場是要求美軍撤出越南，同時也批判越共的綱領。我們警告過，按照越共的綱領，他們勝利後建立的會是一個仿照俄羅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

1989-91年間，群眾沒有像同情越南那樣同情俄羅斯和東歐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貴黨也沒有壓力要改變立場。 但是這時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場上。 例如，柏林圍墻倒塌後，貴黨的德國同志支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現德國統一，只加了一句說不應該讓時任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去做。

當蘇聯政權在1991年最終瓦解時，貴黨的愛爾蘭支部黨報以欣喜若狂的標題向事件表示歡迎：“共產主義已死。現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戰。”貴黨主要社論的導言說：“報紙和電視宣告『共產主義已經崩潰』。這是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此感到欣喜的事實。 ” （《社會主義工人報》，1991年9月）

當時的事件使葉利欽（台：葉爾欽）以工業私有化的綱領在俄羅斯上台，並且實行向市場和外資開放的政策。 貴黨1991年9月的報紙批判那些認為“葉爾欽代表著倒退和資本主義覆辟”的左派，稱“葉爾欽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倒退”。貴黨把葉爾欽描述為是國家資本家階級中一個比較開明的成員，他“面對嚴重的危機，希望使經濟擺脫惡性循環，並改組生產方式以在世界市場中更具競爭力……他向俄羅斯的國家資本家們提供了一線生機。 ”這些言論跟那些呼籲蘇聯解體的文章，和推倒列寧雕像的遊行中一同出現。“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應該參加這些遊行，就像1905年的布爾什維克參與了前往沙皇宮殿的宗教遊行。 ”

貴黨在1991年寫了這種文章，正當俄羅斯的反革命決定性地加強。把這些遊行跟1905年反對沙皇的革命相提並論絕對是錯誤的。你們提到的1905年1月9日遊行示威有十萬多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同時發動了數日的罷工。 確實這個遊行是由一位牧師發起的，還有一些人背著宗教聖像，但這很難說是“宗教遊行”。那天沙皇軍警的血腥屠殺加深了革命形勢，把革命從地底帶到地面，從首都傳播到整個沙皇領土上的各個城鎮。

1905年的大屠殺引發了足足兩個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序幕。這場反革命目前為止在前蘇聯人民的頭上帶來了近十年的苦難。 沒辦法區分革命與反革命、前進與後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視會帶來實際後果。面對即將來臨的反動，這種思想主張消極被動。如果葉爾欽只是一個橫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個“資本主義”統治者，那麽為什麽要特別反對他的政策？如果產業私有化僅僅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形式轉變成另一種資本主義，為什麽要反抗，為什麽要保衛“資本主義”（！） 中的國有制？

我們會從理論上回應貴黨主張“斯大林主義社會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理論最徹底的反證，就是其實際結論是在面對反革命時主張消極和自滿。

斯大林主義尚未蓋棺論定。古巴盡管存在巨大的經濟問題，但卡斯特羅政權仍在掙紮求存。這些經濟問題已經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場開放。 事情的方向顯然是朝向資本主義覆辟。 也許這個過程在古巴會比東歐遭受更少的傷痛，但也有可能來自政權的抵抗會引起更劇烈的對抗。

人們對古巴的看法不同於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奧塞古，港：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或是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台：何內克，港：昂立克）的東德。 在歐美年輕人眼中，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年輕人眼中，古巴讓人聯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華拉）和英勇抵抗美國軍事力量的遊擊戰士。 如果卡斯特羅抵制資本主義的進一步入侵，他可能會在激進的年輕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會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衛古巴的群眾運動。

這當然有可能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這種運動發生的話，我們可以預計SWP會放棄他們視蘇聯的資本主義覆辟為不進不退、在朝鮮戰爭中保持中立的邏輯，而轉而擁抱更具感染力的機會主義邏輯，擺出親古巴、甚至親卡斯特羅的姿態，因為這樣會對激進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吸引力。

書評： 《他們摧毀不了的革命家們》

關於越南與法國殖民鬥爭的主流史觀，往往反映了河內政權的斯大林主義陳見，對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擁護者的英勇獻身不是無視就是詆毀。作為一位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文（Ngo Van，又名吳文雪Ngo Van Xuyet）將他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稱）的經歷撰寫成書，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導正史觀，是一本詳實、勵志，盡管最終還是以悲劇收尾的歷史紀錄。

1930年代，盡管托洛茨基主義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監禁，但他們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貢（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眾基礎，領導了好幾次罷工並贏得多場地方選舉。西貢有一條街道，曾經以一名被殺害的托派領導者謝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謝秋杜）命名，由此可見托洛茨基主義在當時贏得許多群眾的支持。盡管1975年斯大林派統治了統一後的越南，將這條街名更名，但“西貢當地人仍然稱其為『謝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當時遭到了法國殖民政府和共產黨斯大林派領導的惡毒攻擊。1945年，隨著斯大林派鞏固對獨立運動的控制，數百位積極的托派被抹黑為“叛徒”或“法西斯間諜”而遭到屠殺，這讓人聯想到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歷史。更糟糕的是，二戰後的第四國際領導出於錯誤立場，尾隨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建國者）、毛澤東等斯大林主義領袖，也故意淡化了這些對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國際領導者帕勃羅（Michel Pablo）甚至告訴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與毛澤東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數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法國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為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思想發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產主義運動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國的）僑民之中招募而來。胡志明（又化名作阮愛國）就是這批早期生力軍的一份子，他於1929年成為印度支那共產黨（PCI）的創黨成員。與後來的托派們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在國外流亡。他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發動的官僚主義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產主義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往往強調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甚至讚頌“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積極的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不滿該黨領導庸俗的民族主義、以及斯大林渴望與資產階級政府結盟的立場，因此走向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主張的國際主義思想與堅持階級原則的政治路線。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隨國民黨的策略導致中國革命的血腥潰敗之後，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義份子並未從中國的挫敗中吸取任何教訓。他們亦想從反帝鬥爭中消除一切社會主義的內容，拒絕提出國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廠之類的要求，說這樣會疏遠本地還很弱小的資產階級。後來，印支共產黨甚至拋棄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還地於農民（土地改革），認為這會疏遠越南的地主階級。這種“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一在一個“最小公約數”的資產階級綱領上。印支共產黨一直堅持這種政策，以至於1941年，他們將自己化身成“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Vietminh），一個此前已經沈寂很久的民族主義團體。

工人階級和農民

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體現在兩種不同的建黨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組織規模盡管較小的城市工人階級和苦力，特別是在西貢；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學生領導，並且傾向組織農民。

1930至1932年間，印支共產黨領導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和日薪勞工與法國當局不公正的人頭稅作鬥爭，但正如同吳文所指出的：“他們無法、也沒有嘗試在城市中發動運動響應。”

法國外籍兵團則以屠殺上萬名農民作回應。盡管該運動的英勇，但印支共產黨領導犯了嚴重的極左冒進錯誤。這發生在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1928-34年），由於之前企圖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機會主義政策失敗，共產國際矯枉過正地要求每個地方都必須立刻“建立蘇維埃”和“奪取政權”。

一旦農民運動平息下來，印支共產黨便遭受無情的鎮壓，包括黨總書記陳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產黨支持者被控以“密謀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當中8人被處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嚴酷勞役。

1931年11月，謝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對派。6個月後，他們開始發行雙月刊的黨報《無產》（Vo san）。1932年8月，《無產》的65名成員和支持者因從事“顛覆活動”被捕。印支共產黨員的大規模審判在法國引起了廣泛關註，但是法國共產黨斯大林派的黨報《人道》（L’Humanité）卻對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保持了冷酷的沈默。然而在西貢，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來，在市議會選舉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知名民族主義者合組“工人名單”參選。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產黨領導者被判處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單”中有2名候選人當選（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義者）。雖然市議會本身是一個無實權的機構，但這場選舉在大規模鎮壓期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3個月後，法國殖民當局宣布這2位市議員當選無效！

聯合陣線？

這一事件後，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貢進行了一段長時期的合作。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聯合陣線是群眾黨派之間的務實協議，而不是小規模的宣傳團體。列寧的建議是“分開遊行，一同罷工”，意即行動統一，但政治旗幟要分明。

西貢托派在這方面犯了錯誤，不幸的是這點在吳文的書中並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選之後，謝秋收和左翼反對派領導擴大了與斯大林派的聯盟，並同意聯合發布周刊《鬥爭》（La Lutte）和聯合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做出了不該允許的政治讓步，同意“辦一份捍衛工農的報刊，但限制不討論涉及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分歧問題”。

《鬥爭》報的機關在所有意圖和目的上都已經是個聯合的黨組織，且是個缺乏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而不是“聯合陣線”。在1935年的市政選舉中，4名《鬥爭》的候選人當選為西貢議員：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謝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吳文記錄說：“4名『共產黨人』在市議會中的充滿力量的演說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了人民的熱烈同情，並提高了群眾的鬥志。”但4個月後，這5個人因支持馬車車伕的罷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們被剝奪了議員資格。

盡管取得這些成功，但這些工作是建立在對政治綱領和分析的妥協上，從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與法國右翼共和黨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面對這個震撼彈般的政治事件，《鬥爭》對此居然保持沈默，也對1936年8月莫斯科大審判和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屠殺也保持緘默。史實顯示，當時托派領導認為國際問題可以與日常工作分開。他們並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審判的致命意義，了解到這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義份子將把相同的做法引進到印度支那。這導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對向斯大林主義讓步的少數派於1935年成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國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eon Blum）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上台，當中包括法國共產黨。布魯姆政府沒有放棄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體系”。正如吳文所說，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車中，“印支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鬥爭從綱領中拋棄，在公開言論中去掉了……『階級鬥爭』和『法國帝國主義』”。

這種背叛為托洛茨基主義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遲至1936年12月，圍繞《鬥爭》的托洛茨基主義多數派，開始抨擊巴黎人民陣線政府未能解除對印度支那的鎮壓。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於是退出與托派的聯合組織，宣稱該組織已經“托洛茨基化”。這個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階級中成長的轉捩點。

受到法國工人的啟發，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發了罷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業、煤礦、鐵路和碼頭行業。正如吳文解釋：“在這場運動的過程中，首先是自發的，然後是有組織的行動，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響下，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每天八小時工作、工會合法化、民主自由並終結暴政和罰金……”

這一運動導致法國當局作出了一些深遠的讓步，在交趾支那湧現的超過600個行動委員會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領導。

1937年2月，法國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記載：“支持第四國際的革命鼓動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貢提岸的工人階級大眾裏，影響力不斷增強。”同年7月，又再補充：“工人階層中，托派政黨比印支共產黨擁有更多支持度。”

“保衛印度支那”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印支共產黨領導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問題都應該從屬於反抗“法西斯”日本的鬥爭。

法國政府在殖民地展開加速軍事化的進程，為“保衛印度支那”而進行3千300萬法屬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戰爭舉債，還試圖征召2萬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產黨這時選擇了支持法國政府。這兩個議題都引爆了群眾的烈火──反對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鬥爭，早已經歷漫長痛苦的歷史。

盡管如此，印支共產黨還是呼籲人們自願參軍來支持“法國民主”。正如吳文所指出：“印支共產黨的某些人對戰爭債券表現出極大熱忱，甚至他們還提議將100元債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債券，好讓窮人買得起。其他有些人則反對與殖民政權合作，卻被革除黨務……我們同志的聲明與斯大林派的立場相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戰爭稅、反對生活水平惡化。”

斯大林派被視作與法國當局及緊縮政策一夥，以至於當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錢的稅時，工人就把這稱作“第三國際的火柴盒”。

法國殖民地總督曾寫道：“斯大林共產主義者相信……安南（越南）群眾的利益驅促使他們靠近法國當局……而托派……則不怕推動當地人抗爭，以便將可能爆發的戰爭變為他們的優勢，以贏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產黨的親法立場，在1939年的市政選舉中受到了懲罰。盡管托派遭到打壓（所有會議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選入西貢議會，而斯大林派則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產黨在組織方面受到打擊的消息，傳到仍在中國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對未來的可怕預言，他說：“面對托派分子，不能與之和解或讓步。必須以各種方式揭露他們是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必須在政治上消滅他們。”

這種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敵意，一部份是由於胡志明希望與帝國主義達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9月，二戰爆發，此後共產黨在法國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締。在越南對於斯大林派與托派的鎮壓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國際的成員被送進了集中營。

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讓印支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發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轉，他們放棄了親法的鼓動宣傳，恢覆了第三時期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當日本於1940年9月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登陸時，印支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冒進的、計劃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國當局。和1930與1932年間的農民起義一樣，這場起事也被殘酷鎮壓。印支共產黨的一次黨內審判將這場災難的責任歸咎於2名地方黨委書記，並將他們處死。

與此同時，日本與戰時法國維希政權達成了協議，印度支那由日本軍隊占領，但繼續由法國魁儡政權統治。胡志明在中國覆活了民族主義的越盟，帶領一支由500名越南僑民組成、在中日戰爭中由國民黨訓練出來的武裝力量。正如吳文指出的那樣，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種選邊站的做法，一種尋求他國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國、俄國、美國、甚至法國）；當中毫無無產階級的立足之地。”

盡管胡志明采取左搖右擺的機會主義路線，但在日本戰敗造成的權力真空中，越盟卻變成了越南獨立鬥爭的領導。這一部分固然是由於蘇聯權威的強化，以及越南農民在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但托派政黨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犯的錯誤，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場革命浪潮。在秘密會談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國開出的條件，讓法國5至10年後才允許越南獨立。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場，目的是要延長與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戰時同盟。

相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則呼籲展開大規模示威，並武裝群眾，以阻止法國殖民政權的回歸。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鴻基（今下龍）、錦普地區，不受越盟控制的3萬名煤礦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來管理生產。他們控制了鐵路和電報等公共設施，趕走了舊有的管理人員，並實行了“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資不論層級一律平等”的原則。這個工人公社一直持續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團結”為名逮捕了礦工領袖，並在該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等級制度。胡志明的軍隊甚至企圖阻止農民接管土地，盡管最終他們被迫放棄。

交趾支那是越盟遊擊隊進入的最後一個地區。但在這一帶，尤其是在西貢的工人之間，托派有著巨大的權威。正如吳文指出的，“《鬥爭》的一夥人組織了大約1萬8千名鬥士和同情者。《爭鬥》（Tranh dau，《鬥爭》報La Lutte的越南語版）以日報形式覆刊，印刷量超過1.5萬份。”

1945年8月21日，西貢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遊行，有30萬人參加，其中3萬人跟隨第四國際的旗幟，他們的口號是“武裝人民”和“為工農政府而戰”。

越盟到來

越盟完全沒有參加8月21日的示威遊行，反映出它在西貢缺乏基礎。就在傍晚，越盟從周邊的農村進入到城市裏，並且繞過工人的控制，宣稱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載著擴音器的廂型車巡繞著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這時越盟在西貢還不為人知，它在一份傳單中自我介紹：

“越盟與同盟國保持著密切關系，與法國（？！）和日本戰鬥。我們是俄羅斯的朋友；中國與我們同心同德；美國夢想的是貿易而非征服；在英國，艾德禮（Clement Attlee）首相傾向左派。談判對我們來說將會很容易。”

斯大林主義份子一邊兜售迅速而無痛擊敗法國的幻想，一邊試圖抹殺任何獨立群眾行動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員會。抵達西貢後，越盟在沒有遭到日軍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中央郵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築。並且呼籲在8月25日舉行一次新的大規模示威，這次則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奪取西貢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政權。有超過100萬人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成千上萬的越盟支持者從周圍的農村乘客車趕來。正如一位托派領導者所說，這場“所謂的革命”是“背著人民進行的”。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斯大林派領導譴責“煽動者和挑釁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們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時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與托派打交道。因為托派主張民主的工農委員會和武裝人民，在西貢人民中有著強烈的共鳴。

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

不幸的是，在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義力量，《鬥爭》的領導又回到了10年前所謂“聯合陣線”的錯誤立場，但是這次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一開始群眾還無法看透越盟的本質，一方面以華麗辭藻說“寧死也要獨立”，實際上面對帝國主義、蘇聯官僚、國內地主與資本家的壓力卻不斷倒退。當時根據群眾的經驗，如果得出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建立起強大的革命的反對力量。數以百計的行動委員會已經出現，有可能成為西貢及其周邊地區革命工人和農民的另一個權力中心，但這需要一個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

《鬥爭》的領導們一方面抗拒和較小的“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合作，但在總體方向上卻想與越盟結盟，這在實踐中意味著斯大林派能夠否決他們自己的行動。例如他們通過談判之後，才組織一支隸屬越盟指揮系統、被越盟“認可”的托派民兵。他們的越南語日報《爭鬥》當時看來已停刊。隨著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謀殺），第四國際書記處犯下印度支那支部於1930年代同樣的機會主義錯誤，本來已經政治混亂的印支托派在國際的錯誤領導下變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輕的前托派回憶道：

“我們的同志被自己的熱忱和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沖昏頭，忘記了堤防斯大林派。從那時起，我們的同志們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把工廠變成堡壘、準備內戰的步伐。十月派（國際共產主義聯盟）激進分子只對《鬥爭》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評。”

在隨後的事件中，這兩個托洛茨基組織的民兵即使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仍毫無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裝。他們或許是因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應，而拒絕了一個民族主義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農民追隨，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壓的目標。然而，托派只要能與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與之建立僅涉及自衛的務實協議是可以接受的。

此時，謝秋收前往北部執行一項神秘的任務，或許是為了要和胡志明會面。過程中他被越盟逮捕並遭到槍決。斯大林派的私設法庭上，謝秋收令人動容的辯護，使得行刑隊拒絕執行命令，最後要由“檢察官”從背後槍斃他。

西貢起義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國軍隊於同年11月重新占領印度支那這段期間，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將軍率領一支小型的英國和印度部隊進駐西貢。當他們到達越南時，他們發現西貢到處都飄揚著越盟的旗幟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同盟國的到來”，還有四個同盟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新的越南國旗。格雷西後來回憶說：“我的抵達時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後我很快地把他們趕走。”

英軍抵達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組織”的武裝。打壓托派的運動就此展開。一個斯大林派組織“解放旗”（Co giai phong）說到：“必須立即鎮壓托洛茨基主義的煽惑組織。”更宣稱：

“……他們要求武裝人民──這嚇壞了英國來使。他們要求徹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給農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陣線並挑動地主反對革命。 ”

但是，隨著英國人逐步打擊越盟在西貢羽翼未豐的政權，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眾壓力下采取行動。9月17日，他們發起了罷工癱瘓西貢。9月21日，格雷西將軍宣布戒嚴，禁止攜帶武器並查禁越南語報刊。英國士兵占領了西貢監獄，釋放越盟關押的法國魁儡政權的俘虜，同時卻把托派囚犯交給法國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國種族主義殖民者的向導下，英軍從越盟手中奪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關的控制權，並觸發翌日晚上的起義。西貢貧民窟和工人住區設置了街壘，在隨後的激烈戰鬥中，托派的民兵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加入戰鬥。數百名托派在戰鬥中陣亡。越盟此時卻呼籲民眾分散到農村並說“保持鎮定，因為政府希望開始談判。”然後，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軍事指揮官的命令下）也撤軍到農村，拋棄了他們在西貢工人階級之間的位置。實際上，這意味著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解散。在農村，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大多數情況下還遭到越盟屠殺。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賽羅納的事件，成為決定西班牙革命未來走向的關鍵轉折。盡管西貢的托派在街壘和工人街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只滿足於當越盟的左派批評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為西貢群眾的新領導。

法國回朝

10月2日，法國政府與越盟西貢地區委員會達成了停戰協議。大約在同一時間，《鬥爭》組織領導者悉數被執行死刑，罪名是“讓敵國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樣，斯大林主義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對抗反動勢力，而是打壓革命左翼、打擊所有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訴求的努力。

11月，當英國將西貢的控制權轉讓到法國手上，越盟再次放棄了這座城市。正如吳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運動已經潰散。托派大部份領袖被殺害。民族主義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鎮壓。這為法國帝國主義的回歸開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緯16度線上一分為二，南部由法國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軍的存在（首先是國民黨軍隊然後是法軍），同時又嘗試與法國談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國土，胡志明還是不放棄談判！越南的斯大林主義份子後來之所以能從自己的政策的爛攤子中全身而退，是由於他們完全預料之外也未曾支持過的1949年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地震改變了亞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國主義直接占領的政治成本 。

隨著越南的歷史再次得到人們的關註，吳文的著作即時地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缺頁。盡管它沒有徹底分析這一時期托派在政策和戰略方面的錯誤，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義在越南的卑劣影響，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誠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來爭取獨立，為今天的我們提供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紅旗飄揚於德國國會大廈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鎖期間，當權者訴諸二戰英國抵抗德軍轟炸時所謂的“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說得好像所有人都齊心抗議。實際上，從二戰與法西斯主義恐怖的時期至今，這種呼籲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虛偽。

二戰中，超過7000萬人喪命——包括600萬猶太人、470萬波蘭人和400萬名社會主義者、同性戀、羅姆吉卜賽人及其他“不受歡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慘死於納粹的死亡集中營中。

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貝爾森（Belsen）和華沙猶太區，這些集中營作為法西斯主義的駭人罪證深深烙在公眾意識中，如此恐怖行徑絕不能重現於世。然而許多人仍會問，為何在離屍橫遍野的一戰短短不到一個世代後，這樣的沖突會被允許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終結的一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工業化後的首次大規模軍事沖突，西線和東線莫不是血腥屠殺。它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列強首次為爭奪世界市場控制權而爆發的大型沖突。當沖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們首先在俄國革命期間起義，隨後蔓延至德國。接連的革命結束了戰爭，但是資本主義仍在俄國以外存續。

德國資本主義在一戰中被擊敗，屈從於割地賠款。 從大戰中走出的英法帝國寸土未失，卻對崛起中的美國背負沈重債務，美國借此成為主宰世界資本主義的強權。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在俄國的誕生，更加暴露了資本主義強權所謂休戰不過是將沖突從西歐轉移到俄國內戰、轉移到對各國國內革命運動的鎮壓、轉移到維持世界各處殖民地的殘暴行徑。

各國資產階級為各自利益而發動的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衍生的問題，無疑將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體現在世界各地罷工和抗爭中——從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到蘇格蘭格拉斯哥，由俄國柏林至中國上海——全球資本主義不得不處理紛爭不休的各國政商權貴之間的競爭、對付工人階級越來越組織化和激進化而不容小覷的力量。

全球經濟在1929年的崩潰後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蕭條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資本主義推動文明進展的能力已悉數損毀。資本家為竭力維護自己的利潤和對資源與職場的控制，不惜將貧困和苦難變本加厲地強加於工人身上。資本主義制度的孤註一擲，表現在德、意訴諸法西斯獨裁政權，以粉碎有組織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抵抗。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資本主義的回應

英國二戰紀念活動將戰爭描繪為一場各個階級共同團結一致擊敗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惡政權的全民族抗戰。然而，英國統治階級的反應，說好聽點是為捍衛他們的帝國領地才極其有限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說難聽點是為粉碎競爭者並為資本主義披荊斬棘，以創造巨額利潤，而這點正是他們與法西斯主義的共同之處，而難掩對德國的“同情”。在1940年法國被德軍占領後，遜位的英王愛德華八世與納粹的關系緊密，甚至能夠得到德國占領軍在他的法國宅邸派駐守。

1920至30年代，以張伯倫為首的英國統治階級對法西斯一再讓步，他們實施的綏靖政策在今日已備受罵名。他們樂於看到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得勢。在一趟訪問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爾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會全心全意地擁護你，自始至終地追隨你對抗列寧主義野心和沖動的勝利征程。”

這番態度解釋了為什麽英國統治階級會對西班牙內戰冷眼旁觀。確實，在戰爭即將結束時，邱吉爾曾下令擬訂如下計劃：癱瘓納粹政權但讓其維持下去，同時展開一連串攻勢來對付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蘇聯（盡管這個制度已經嚴重墮落）。邱吉爾在反對蘇聯的時候，顯得遠比反對法西斯時真誠。

然而，這些計劃最終不了了之，不僅是由於軍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為他們將面對來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綏靖和擁抱

綏靖政策的邏輯在於，對英國資本家利益的關鍵危害不是來自法西斯，而是來自革命的威脅，來自蘇聯可以發揮的潛在作用：蘇聯盡管盡管畸形和墮落得厲害，仍象征資本主義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顛帝國的衰落已成事實，這意味著任何發生在歐洲的沖突，都將削弱它對領土的控制能力，讓美國得以強化國際幹預。當像希特勒這樣兇殘且反對社會主義與蘇聯的強人出現在政壇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國強權滲入中歐和巴爾幹半島時，他們抓住機會跳了出來，扮演德國重新武裝和吞並行徑的調停者：允許納粹占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換取不妨礙不列顛帝國利益的承諾。

德國資本家之間早已達成協定：國家必須要有一個獨裁者。1920年代的德國充斥著革命動蕩，到了三零年代，盡管德國社民黨改良派的領導層已經向資本主義投降，德國仍然存在著強大的勞工運動。德國共產黨雖然與蘇聯官僚的私利有著曲折的聯系，但他們的存在與成長，足以驅使德國資本主義求助於破產的中產階級，他們日益壯大的運動日益集結在以希特勒為領導核心的納粹黨周圍。少數的德國商業階級，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開始就積極提供納粹財政支持。然而，國內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廢墟和日益具戰鬥力的德國工人，促使這些起初的支持者開始把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更全面地引進德國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作為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的方案。

德國工人曾有機會阻止希特勒

正是在這一時期，希特勒和納粹曾有機會被遏止。盡管德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存在著政治弱點，但工人們仍留有大量的組織和力量。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那樣，如果能夠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真實威脅並采取統一戰線，它將可以推翻現行制度，阻止事態發展至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悲劇：處於威脅之中的德國資本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以粉碎這些組織。

最終，德國社民黨領導層為資本主義國家撐腰的政策失敗，路線受斯大林影響的德國共產黨深陷於宗派主義之中，它們均未能認識到法西斯的危險。 領導層的失敗導致組織起來的活躍工人階級這個唯一有能力阻止恐怖時期到來的群體，遭到不斷鞏固的納粹所摧毀。

西班牙內戰

一戰沒有停止戰火，一場新的全球沖突的進程在1930年代加快了。作為世界大戰先兆的西班牙內戰，見證了重新武裝化的德國和意大利武裝幹涉內戰以支持弗朗哥，讓它們兇惡的政策小試身手；見證了英、法、美的無動於衷，由於害怕社會主義勢力在西歐的壯大，他們明面上未采取幹涉制止法西斯，實際上消極地接受了它。而一直以來斯大林的幹涉都有意地保持在不足已扭轉局勢的水平，以迎合他冷眼旁觀的未來英美盟友。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與農民淪為犧牲品。

這些事件還展示了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的另一面：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從世界各地前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他們的英勇示範得到淪陷區各地抵抗運動的響應——法國、意大利、波蘭、希臘、巴爾幹、越南和中國，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工人和青年擔任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數百萬的工人見識到要擊敗法西斯，必須要通過鬥爭，通過為戰爭貢獻心力不畏慘烈地犧牲。

這份犧牲是統治精英未曾付出過的。在英國，邱吉爾搞砸了西歐的防禦，又發動僅為了捍衛大英帝國利益的戰爭。他長期支持推遲盟軍對西歐的反攻，卻更傾向發動日益造成無差別傷亡的災難性大轟炸，當斯大林敦促西方的盟友反對希特勒時，英國斷然拒絕他的提議。斯大林因此轉變了策略，與希特勒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 此條約並非試圖為無可避免的入侵爭取時間，而是斯大林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諾，並參與了對波蘭的殘酷瓜分。而肅清反對派的大清洗和缺乏抗戰準備，也削弱紅軍和工人們反攻的根基。

希特勒的進攻和蘇聯的抵抗

在短短的幾年裏，希特勒和軸心國發動閃電戰，接連拿下了中國東北（滿州）、比利時、法國和大部份的巴爾幹。希特勒隨後將他的目光轉向了蘇聯，並於1941年6月發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入侵行動。納粹入侵東歐及蘇聯的暴行向全蘇聯人民昭示：這將是一場殲滅性的戰爭。

猝不及防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被入侵震驚，他們意識到只有放寬控制才能自己皮膚不受損傷。為準備蘇聯的防禦，大清洗的方方面面都緩和了下來，特別是對紅軍的幹預也有所放松。將這場沖突被貼上“愛國大戰”的去政治化標簽，沒有任何要求德國工人及被征召入伍者一起對抗帝國主義的號召，還再度將森嚴的軍事等級制度引入了軍隊。經歷了入侵初期的潰敗後，壯烈的犧牲（超過2700萬蘇聯軍民死亡）以及為戰爭做出的無比努力（T-34坦克是戰爭中制造量最大的坦克）將納粹推回了柏林，致使紅軍的占領區橫跨東歐和德國。

誰的“大轟炸精神”？

今天的防疫工作根本不是全民齊心，就像二戰中所有人“齊心協力”一樣，不過是蓄意傳播的謊言。在二戰時的倫敦東區（貧民區），工人階級還得為地下防空掩體而鬥爭。 盡管工會官僚和斯大林化的共產黨抱持反動願望，仍無法阻擋工人們采取行動保衛自己的利益。

1944年，貝爾法斯特展開了一場機械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爆發的罷工。隨著工人們從一間又一間的工廠湧出，發展成了一場機械產業總罷工。到了五月底，超過2萬名工人加入了罷工。 1942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當老板試圖開除2名工會成員時，罷工在短時間內就發展了起來。在這兩次情形中，罷工的主動權都來自工會成員，而組織和協調行動則是由強大的商店職工團體進行的。

戰後瓜分

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和斯大林主義蘇聯相聚一堂，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反抗納粹占領的抵抗運動提出要由工人階級接管社會的運轉，特別是在希臘、法國和意大利都紛紛爆發這樣的運動。 為了扼殺這些運動，對世界地盤的劃分便具有關鍵作用。這些會議鞏固了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頭號列強的統治地位，以犧牲尤其是英國等老牌列強的地位為代價。 戰後的資本家要保住其體制，唯有向工人做出巨大讓步一條路可走。例如在英國，工人們贏得了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和經濟部門的國有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段時期滿是今天可以吸取的教訓，最明顯的是，工人運動若不與企圖組織起來的法西斯分子相對抗，就將面臨著危險。工人們在戰後時期贏得了大規模的勝利，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仍在捍衛當年的成果，制止那些設法摧毀它們的人。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明白擊敗法西斯的關鍵不在於邱吉爾和斯大林，而在於普通工人階級的英勇付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未曾存在過我們所有人“齊心協力”，資本主義精英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勢不兩立，雙方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打敗法西斯主義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犧牲精神和團結一致的基礎之上，他們抗擊有史以來最殘暴的獨裁政權的行為，並拯救了人類。 工人們曾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今天工人階級一樣做得到。

中國：一場反資本主義革命如何催生了資本主義專政？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農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與驅逐了帝國主義。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參與及領導角色，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制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制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制，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與國民黨及外資連系的企業，但容許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實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覆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良。

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以及後來在1950年代末蘇聯赫魯曉夫政權取消援助之下，中國經濟仍實現了巨大的進步。在1952至1978年之間，中國的工業產出年均增長率高達11.3%，工業占GDP比重也從10%上升到35%。工人與農民雖然普遍貧窮，卻享有著終身的就業保障，退休金，醫療與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國的年均壽命在毛時期從35歲提高到65歲，文盲更是從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時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辦婚姻，納妾，重婚等等都被終結。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在極左和極右間搖擺。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制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覆制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制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制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當公社被瓦解，醫療及教育保障迅速的從農村消失，農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資金維護，同時失去公社制度動員農村群眾，讓後期的破壞變得更加嚴重，也制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工人階級失去了終生雇用保障，退休及醫療服務，而農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變成了大量的產業後備軍。在價格雙軌制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覆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覆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覆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覆辟資本主義，並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美國：社會主義者與國家　如何終結種族主義執法

美國警察執法的本質與這個國家的暴力、種族主義歷史密不可分。從奴隸巡邏隊，到蒙哥馬利警察局長康納（Bull Connor）向黑人民權運動抗議者使用警犬、消防水炮，再到現在警察在黑人社區濫用私刑：這些事件都有著同一個脈絡。

在美國歷史中，警察和聯邦的鎮壓還針對試圖加入工會的工人、激進的組織者以及任何威脅到統治階級利益的真正的鬥爭者。 1932年，時任總統胡佛派遣軍人和坦克搗毀在華盛頓特區要求政府兌現長期承諾的一戰補償金的黑人與白人退伍軍人營地。 1937年5月30日，芝加哥警察向在共和鋼鐵公司大門外罷工的40名手無寸鐵的鋼鐵工人開槍，造成10人死亡。 2006年，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對美國中西部肉品工廠進行了蓋世太保式突襲，隨後大規模地驅逐了這些移工，其目的是為了鎮壓群眾性的移民權利運動——因為這些工人正在組織起來！

警察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解釋的那樣，在歷史上包括軍隊、警察、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的出現反映出社會已分化為階級之間具有互相矛盾的利益關系的階級社會。用恩格斯的話所說就是，國家由“武裝的人”組成，國家暴力機關使階級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但最終維護的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我們社會中的那些億萬富翁資本家。而在我們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為維護他們的財富以及統治地位，不可避免的便是鎮壓與暴力威脅。

從黑奴制，到吉姆·克勞法（Jim Crow，種族隔離法案），再到當今已制度化的種族主義與種族隔離，維持種族間的分化一直都是美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為了組織強大的工業工會，如1930和1940年代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激進的組織者們反對由福特等老板為維持其控制權所培育的惡毒的種族主義。如果他們不采取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他們便無法說服黑人與白人勞工共同奮鬥，並贏得有利於整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勝利。這個運動影響深遠，以至於它可能是抗衡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開端。

在現在，警察對貧困黑人和拉丁裔社區采取強化治安措施，實際上意味著使他們不得不呆在劣質的、猶如隔離政策的住房與學校之中。但是，種族主義政客們也嘗試把有色人種描述為對較富裕的白人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社區的威脅，以便使這些鎮壓政策更受歡迎。

只要還有一天維持著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就不可能實現非種族主義執法。在資本主義社會框架下也不可能廢除警察——只要資本家仍在統治，他們就將且必須找到一種維護其利益與財產的措施。但這並不意味我們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本身之外無計可施。

真正改變

事實證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第一階段所贏得的改變（包括更多培訓和戴上隨身相機）是遠遠不夠的。不過，警方執法可以顯著改善，濫捕濫囚可以成為歷史。但是，因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慘遭殺害後爆發的群眾運動，我們才能夠贏得這樣的成果。為了贏得真正和長久的成果，運動需要繼續下去，拒絕被資產階級收編，以動員勞動者這一社會力量為中心，並闡述更廣泛的社會計劃。

當前的運動表明，人民群眾反對警隊中的可惡、猖獗且反動的種族主義。他們十分積極地反抗種族主義政策。這次事件還暴露出警察所擁有的巨大保護傘——他們幾乎對任何罪行都享有不成文的法律豁免權。他們是不受任何民主控制的階層。他們是統治階級用來強使人民（特別是黑人社群）“配合”的工具，但現在，統治集團甚至難以管好自己這支隊伍。

群眾運動暴露了統治集團中在警務問題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極端反動派的大幅強化鎮壓的立場已被統治階級其他派別所孤立。由西雅圖市長杜爾坎（Jenny Durkan）和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統治集團另一派尋求維持現狀，但目前在運動的壓力下退讓。第三個派別試圖采納運動的減少對警察的撥款訴求，降低警察的武裝，從而收編這一運動。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多數議員甚至支持“解散”警隊。但他們基本上迅速開始從這一立場退讓，稱他們正在開展為期一年的計劃，研議替代性警務。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們需要現在就改變！

我們需要具體化減少撥款的訴求。西雅圖的社會主義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呼籲將警察預算削減50％，並領導在西雅圖的征“亞馬遜稅”鬥爭，以資助永久的可負擔社會住房、社會服務和工作。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要求將警務政策（包括雇用和解雇）置於民選的公民委員會控制之下。必須立即清除社區內所有曾犯下種族主義和過度使用武力罪行的警察。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警察不應武裝巡邏。一旦警察部隊受民主控制（哪怕只是一定程度），黑人工人階級受到的壓迫將尤為減輕，但其實全體工人階級都將從中受益。

警察內的分裂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警察也不是鐵板一塊。反動分子在警察隊伍中十分強大，且在全美大部分地區中占主導地位。盡管有警察裝模作樣地單膝下跪後暴力襲擊了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普通警察對弗洛伊德慘遭殺害一事流露出真正的同情。明尼阿波利斯的14名警官最近在一封信中，聲稱代表其他數百名警察譴責警察德裏克·沙文（Derek Chauvin），並支持改革。這一舉動有局限性，也有積極的一面；但若沒有群眾運動的壓力，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如果有普通警察真的想要改革，並希望與其工作所在的社區建立不一樣的關系，那麽現在正是他們站起來並把像鮑勃·克羅爾（Bob Kroll）這樣親特朗普的極右翼領導人從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會趕出去的機會。我們認為，警察有權組建工會，這樣他們就有辦法抵抗統治階級利用他們來鎮壓勞工。但這顯然不是警察工會在今天發揮的作用。

事實上，許多城市的警察都利用其參與在更廣泛的工人運動來掩飾自己。工人運動不能保持沈默，必須捍衛被警察虐待的黑人工人階級和移民社區。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的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清除警察中那些有暴力和種族主義執法記錄的人，以便允許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安全、公正的社會

為了使人們生活在一個不必擔心國家壓迫和種族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決裂。正如我們在最近關於明尼阿波利斯運動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工人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與奴役、帝國主義和一切不平等現象作鬥爭。在工人政府底下，主要公司被收歸公有，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經濟，並為打造一個擺脫種族主義警務、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創造條件。 這將包括工人階級社區自我組織，保護自己，維護安全。

總的來說，廢除警察和監獄、終結國家鎮壓的進程，與終結和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彼此交織。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不會去做這些，而是​​需要工人階級組織有意識地進行革命運動來實現它們。 ”

社會主義替代主張：

立即解雇並起訴所有實施暴力或種族主義襲擊的警察。
將國民警衛隊從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地區撤出，結束城市宵禁。他們對於種族正義沒有任何貢獻，而被用來鎮壓抗議活動，恐嚇工人階級社區，傷害報導非暴力抗議活動的記者，以及保護銀行和警察局。
結束警察的軍事化。禁止警察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鎖喉和軍事裝備。解除巡警的武裝。
將警務置於民主選舉的公民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應發揮真正的作用，例如擁有雇用、解雇、審查預算優先事項以及傳喚的權力。所有這些都應該公開進行。
大幅削減警察預算，並將這些資金重新投資到學校和可負擔住房中。大幅征收富人稅，並將資金投資於綠色工作、社會計劃、公共教育和永久可負擔社會住房。
警察工會以支持濫權警察的反動分子主導，不應被工人運動掩飾。工人運動必須站在抗議者一方果斷開展工作，反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對警察隊伍的清理，否則不能讓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政治代表——兩大黨都忠於種族主義和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黨市長和市議會在阻止殺人警察方面毫無作為。我們不應相信哪個大黨能代表我們。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大企業的新的多種族工人階級戰鬥政黨。
整個體制都很罪惡——麥爾坎·X說：“你不可能實現不帶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 為了贏得長久的變革，必須將對抗警察種族主義和財團政治體制的鬥爭擴大為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以及爭取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挪威

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務懦夫地暗殺80周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斯大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發現他們無法獲得安全的庇護。先是被驅逐出法國，然後被拒絕進入英國，他們只能搬到挪威。本文描述了斯大林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所謂“民主派”人士是如何共同讓托洛茨基在這個星球上沒有簽證而顛沛流離生活的日子永遠無法結束。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驅逐出蘇聯。他、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ia Sedova）和兒子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被從一個流放地趕到另一個流放地，先後長達十多年。 1935年，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亞來到了挪威，在那裏生活了18個月。他們在赫訥福斯（Hönefoss）郊外的新家，作為社會民主派編輯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客人。新家的田園風光與周圍正醞釀的政治風暴可謂形成鮮明對比。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審判的開始階段這一關鍵時刻，挪威工黨政府要將托洛茨基軟禁起來，不讓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系。 “當我今天回顧這段被關押的日子時”，托洛茨基後來承認，“我必須說，在我的整個生命過往中——我經歷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那樣，對我進行過如此過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個月的時間裏，這些滿嘴​​民主的虛偽的部長們企圖將我束縛住，以阻止我抗議史上最大的罪行。 ”

挪威工黨上台

1935年6月，在約翰•尼高斯沃爾（Johan Nygaardsvold）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托洛茨基從法國來到挪威。法國激進黨政府曾威脅要把他驅逐到法國殖民地去。托洛茨基回憶說：“我似乎要在馬達加斯加和奧斯陸之間做出選擇”。在挪威，迎接他的是工黨的一些領導人，他們急於見到這位紅軍的傳奇創始人。他後來回憶說：“從我與工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就聞到了一股濃重的發黴味，那是易卜生劇作中極力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味道。”

新任司法部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敦促托洛茨基接受該黨日報《工人日報》的采訪。托洛茨基是在部長保證這不會違反他的庇護條件後才同意的。庇護條件規定托洛茨基不得參與挪威內部事務。 《工人日報》表達了大多數挪威工人對托洛茨基發自內心的熱情，它寫道：“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所有思想正確、沒有偏見的人都會對政府的決定感到高興。庇護權不能成為一紙空文，而應成為現實。挪威人民對托洛茨基在他們國家的存在感到榮幸。”

盡管當時托洛茨基主義在北歐的力量薄弱，但托洛茨基很快就適應了忙碌的生活，他在克努德森的家裏接待來訪者進行討論，並與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通信。他在這裏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分析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闡述了蘇聯需要一場補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掃除由於革命的孤立而產生的官僚和官員的特權階層。

1936年8月，國內外的事件發生了只有革命者才能完全掌握的那種戲劇性轉變。從一開始，挪威自由派和反動派，包括吉斯林（Quisling）少校的法西斯黨派“國民聯盟”（Nasjonal Samling），就反對托洛茨基待在挪威。 8月初，一車暴徒強行闖入克努德森的家，冒充警察，要求搜查托洛茨基的住處。托洛茨基和他家的主人外出釣魚，但克努德森的女兒看穿了納粹的偽裝、阻止了納粹分子，堵住了托洛茨基的房間入口，而她的哥哥則去找警察。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吉斯林的人從門口附近的一張桌子上拿走了幾份文件。然後他們發表了一份新聞聲明，聲稱持有不利於托洛茨基的文件，“他違背他給挪威當局在逗留挪威期間保持政治上不活躍的承諾。”

被盜的文件幾乎沒有什麽值得人們震驚的：不過是一篇已經在美國周刊《國家》（The Nation）上發表的關於法國的文章，以及一封給法國托派的信。然而，這些 “證據”後來成為挪威當局翻臉、最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的借口。這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事件很類似。庇護權首先受到極右翼的攻擊，然後主流政黨越來越多地采用他們的立場——以對抗極右翼的名義來使用！

國民聯盟的3名成員因闖入並盜竊托洛茨基的文件而被逮捕和起訴。他們此前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命令下，24小時監視托洛茨基長達一個月。瑞典報紙《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在1936年8月11日寫道：“蓋世太保是挪威納粹政變的幕後黑手。”報導說，被盜文件的副本被送到了德國。蓋世太保急於知道托洛茨基在德國流亡者中的聯絡人，而挪威納粹則將反對托洛茨基的運動視為在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中進行全國宣傳的一種手段。

莫斯科審判

8月14日，闖入事件發生十天後，“老布爾什維克”格裏高利•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列昂•加米涅夫（Leon Kamenev）以及14名同案被告，在莫斯科以“恐怖主義”的罪名面臨死刑審判。這就是被稱為 “莫斯科審判”的一系列可怕陷害的開始。其中，被告們被控陰謀殺害斯大林，並與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結盟。據斯大林的檢察官、前孟什維克的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說，這個陰謀的領導人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謝多夫是第四國際運動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當時住在法國，18個月後，32歲的他被斯大林的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特工殺害。

一夜之間，世界各地的報刊上充斥著維辛斯基的指控。 《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刊登了“托洛茨基即使在蘇維埃俄國也是危險人物——計劃謀殺共產黨人”的標題，報導說他“親自從國外向蘇維埃俄國派了一群恐怖分子。 ”

托洛茨基回擊說：“我可以立即宣布，塔斯社（蘇聯官方通訊社）關於我的恐怖活動的聲明是史上最大的誣捏之一。我在此聲明，這些指控全然不實。對於每一個熟悉近代政治史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塔斯社所散發的報告完全無法反映我的思想和我的全部活動，而我的思想和活動目前完全是用於寫作的。我強調說，自從我到挪威以來，我與蘇聯沒有任何聯系。我在這裏沒有收到那裏的哪怕一封信，也沒有直接或通過其他人給任何人寫信。 我的妻子和我無法與我們的兒子進行半句交談。我兒子是一名科學家，與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聯系。”

最後面的講法是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為了盡力保護他們的小兒子謝爾蓋，因為謝爾蓋還住在俄國。但其實謝爾蓋根本沒有參與政治。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37年被逮捕，並被指控為 “大規模毒害蘇維埃工人”而被槍決。

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也是荒誕的。兩位老革命家身心俱損，承認了不可能的罪行，簽署了自己的死刑令。托洛茨基評論說：“即使是誹謗也應該言之成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領導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殺後已經入獄，而實際上斯大林的格別烏要為暗殺罪行負責。莫斯科審判中充斥著這樣明顯的不協調之處。報紙寫道：“蘇聯新聞界至今沒有宣傳，他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5年1月起被關押在監獄裏，如何還能領導反對派團體、如何還能與外國勢力的特工和間諜保持聯系。”（8月20日）

最終全部16名被告被處決。維辛斯基的閉幕言論令他們幸免的一切微弱希望破滅：“我要求對發瘋的狗、每只狗都要開槍！”

1930年代的血腥大清洗無異於斯大林發動的一場單方面內戰，以壓制一切反對官僚統治的勢力。在1936-37年間，至少有800萬人被捕並處決了100萬人。反共書刊，例如《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斯大林的政權是從列寧的政權自然演變而來的，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麽會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不得不清算掉一整代與列寧有親密關系的老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傳統被抹煞。這場審判完全依靠莫須有的罪名，用以合理化斯大林的大清洗。

未出席的托洛茨基是審判的主要對象，這絕非偶然。他是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繼續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而戰，並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制定了綱領。格別烏使用酷刑和對被告家屬的威脅來獲取供詞，這將波及托洛茨基，並合理化鎮壓。有些人認罪，是為了他們能在最後一刻幸免的絲微希望。那些不可屈服的人是在偽“秘密審判”後被槍決的，就像當時以傳奇將領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為首的8名紅軍高級軍官在1937年6月被安上“希特勒特工”罪名而被處決那樣。當中3個人和托洛茨基一樣也是猶太人。這是一次大清洗的經典畫面，這次大清洗使得直到1941年德國入侵時，紅軍軍官幾乎被摧毀。托洛茨基警告說：“犧牲蘇聯國防是為了保住官僚集團的自我利益。”

挪威政府屈服於斯大林的壓力

莫斯科大審判使整個世界感到驚訝，包括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的支部。就在新聞從莫斯科傳出前幾個小時，挪威共產黨於8月14日組織一次公開會議，抗議法西斯對托洛茨基的襲擊。在幾天之內，這種“錯誤”得到“更正”，因為法國斯大林主義者的報紙《人道報》（L’Humanité）寫道，挪威法西斯主義者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友好訪問” ！

托洛茨基後來表示，“我感覺自己好像在瘋人院裏”。他決定即使是指控再可笑也要回應，以便毫無疑問地還自己清白，並揭露斯大林政權的動機和本質。 “根據指控，我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在丹麥、法國和挪威進行的。在這些國家中，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是要受到懲處的。因此，我要求他們對我提起法律訴訟。我要親自揭露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瑞典《每日新聞報》，1936年8月26日）

8月27日，挪威法務部發表聲明，聲稱托洛茨基違反了他的庇護條件。就這樣，他完全被圍困住了——法西斯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受斯大林壓力的工黨政府都希望令他噤聲。托洛茨基被迫簽署一項承諾，即避免“直接或間接、口頭和書面地幹涉其他國家當前的政治問題”。他拒絕簽署，並在賴伊的命令被軟禁，被禁止發表公開聲明。政府害怕大選落敗，正屈服於來自莫斯科、納粹以及不想與莫斯科抗衡的航運和捕魚業所有者的共同壓力。一如往常，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時，資本家可以廢掉崇高的言論自由權或反對暴政的鬥爭。

當托洛茨基在8月28日被要求在對國民聯盟的成員進行入室盜竊審判時提供證據時，他發現自己在船塢中。他在警察的監督下被帶到法院，對他在挪威的政治活動以及他是否曾批評外國政府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訊。法官隨後宣布托洛茨基自己承認已經違反了他獲得庇護的條件。他從法庭趕往與賴伊的會面。賴伊堅持托洛茨基簽署一項新的、相對前一天的稍作修改的承諾，其中包括以下內容：“我進一步同意，我發送的或我、我的妻子和我的秘書接收的所有郵件、電報、電話將受到審查⋯⋯”！

他們希望得到他的簽名，因為根據挪威憲法，政府無權監禁未犯任何罪行的托洛茨基。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賴伊不得不執行獲取皇家法令，以合理化追溯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過往行為的逮捕行動——當時這兩人都沒有被要求簽署任何東西！托洛茨基回憶說：“有才的司法部長只需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邀我索要鐵鏈和手銬，就可以填補當地法律中的空白。我堅定拒絕。” 他告訴賴伊，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在連斯大林都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那無異於患上自大妄想癥。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準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托洛茨基總結了他的處境：“法西斯主義者企圖突襲我的家。斯大林指控我與法西斯主義者結盟。為防止我反駁他的謊言，他利用民主派盟友讓我遭到監禁。其結果是他們把我的妻子和我關住了——由三個法西斯主義工作人員監督。即使進行最瘋狂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國際象棋棋手能夠如此理想的部署棋盤。”

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的拘留引起了強烈抗議，甚至在國家官僚機構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賴伊依靠法西斯主義者從事骯臟工作的原因。當賴伊出人意料地對托洛茨基進行拜訪時，他收到了以下警告：“您正在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如果西班牙和法國的工人沒能救您，那麽您和您的同事將在幾年內像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輩那樣被迫流亡海外。”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時，相信部長回憶起了這番話。

對庇護權的嘲弄

盡管工黨部長們始終否認這一點，但他們對托洛茨基的迫害是對斯大林的屈服。托洛茨基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接觸，無法回應對他不利的誹謗，無法與他的支持者講話。挪威政府監禁他，為斯大林提供了有力宣傳武器——如果托洛茨基不是從挪威散步恐怖主義，挪威當局為什麽要逮捕他？維辛斯基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寫道，托洛茨基的緘默證明了他有罪。當托洛茨基試圖利用法院進行聆訊時，他決定起訴兩名報紙編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名斯大林主義者）誹謗他，因此，賴伊以一項新法令介入並終止訴訟。

政府的主要人物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擺脫托洛茨基。尼高斯沃爾在內閣會議上說，如果托洛茨基不接受政府的新條款，“我們將把他送到西伯利亞”。 8月30日，蘇聯外長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要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挪威。工黨部長們確實可能將托洛茨基移交給斯大林（就像希臘和其他歐盟列強在1999年將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Öcalan移交給土耳其當局一樣）。

圍繞托洛茨基的案子及其迅速消失的庇護權的意義，相關的辯論開始了。 1936年8月27日，瑞典《每日新聞報》的社論說：“挪威政府真的確定托洛茨基過去一年的活動是否在庇護權的限制條件之內？……首先是規管的問題。”

在托洛茨基被捕的那天發表的這篇文章呼應了斯大林和吉斯林的指控。當時，資產階級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宣布自己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沖突中是“不偏不倚的”，但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斯大林。

由於墨西哥於1936年12月決定批準托洛茨基的庇護，在經歷了4個月的失聲和不確定性之後，他的挪威牢房的大門被打開了。聽到托洛茨基的離開，蘇聯大使向賴伊送上鮮花。

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後

流放與迫害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托洛茨基通過對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分析與鬥爭；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這篇有關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於1980年首次刊登於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英威蘇支部於當時的前身）的理論性季刊。

「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

Lynn Walsh，原文寫於1980年，現內容有微調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周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鎬對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擊，前者身份為斯大林秘密警察「格別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斯大林這麼做是為了謀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過去是十月革命領袖列寧身旁的戰友，曾創立並領導紅軍，同時也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創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僅僅是斯大林的惡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這還是針對所有世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及所有的後輩青年革命者而來的系統性血腥恐怖之終極表現，因為他們正準備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並對抗為官僚所控、充滿壓迫的政權。

當格別烏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時，他的家人、許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無數國際左翼反對派領導人和支持者，已被謀殺或被逼上自殺之路。

盡管官僚們謀殺了整整一個世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氣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歷史作用埋葬在謊言、誹謗和史實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卻從未像現在 （原文年代為1980年代初）這樣對工人階級中的活躍份子產生連結和吸引力。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國家，以及俄羅斯與東歐的畸形工人國家當中，無疑有著新革命得以發展的遠景。

今年8月，資產階級媒體也無疑會很不情願地承認這點。可預見資產積極媒體一定又會因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歷史作用，又或故意掩蓋混淆和托洛茨基有關的政治問題，而寫下一大堆廢文。

例如，盡管存在無可辯駁的證據（當時已有些明確證據，後來又發現了更多佐證），一些周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為斯大林主義開脫，甚至試圖否定格別烏在托洛茨基被謀殺一案中的罪嫌。

但從根本上來說，有個老問題將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黨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領導人兼紅軍統領，那麼為何他讓斯大林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為何托洛茨基為何不親自奪權就好？這些問題無疑將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過教條主義」、他的政治觀「不切實際」以及斯大林比他「聰明得多」的論點。而提出這些論點則必然意味著斯大林比托洛茨基來得更加「務實」，而且也更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則親自完全地駁斥了這些觀點，不僅是在回答馬克斯·伊斯特曼的問題上，並還對蘇聯工人國家的墮落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們的政治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把1923年以後所爆發的沖突僅僅歸結於彼此對立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個完全錯誤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寫道：「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這點預先註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有著強大的個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認為這是因為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流亡中的日記》，第38頁，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流亡中的日記（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都不認為俄羅斯工人階級能夠在一個經濟與文化還處在原始狀態的國家中孤立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堅信工人必須掌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但是當論及如何完成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迫切任務時，俄國工人階級便只能與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一同合作進行才行，因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更高級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水平。

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這得歸咎於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組成的領導層之誤判）令蘇聯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加快了官僚階層的形成，他們將自己追求安寧、渴望特權和使自己能夠舒適生活的私慾擺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統治階層們「迅速的發現到斯大林其實是他們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層的利益。斯大林開始與「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他創造出了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外皮的異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汙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所捍衛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們害怕反對派恢覆工人民主的計劃會在新世代的年輕工人們中得到回響，從而為反對腐敗官僚的鬥爭提供新動力，而這激起了斯大林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反對派的信念是「斯大林的夢魘，因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這個殘忍的傢夥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這種恐懼也說明了斯大林為何會產生渴望對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報仇的個人情緒。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夠聰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會和他換位思考、對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這人的心理如鯁在喉。」（於1935在法國的一間「感化院類型的監獄」中所寫）

驅逐與流亡

托洛茨基預先地指正了「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誤解』或不願妥協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想法。托洛茨基談到了當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時，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師（其實可能是「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問他是否認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與斯大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這麼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我回答說：『最後只會個糟糕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流亡中的日記》，第39頁）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黨內鬥爭，他寫下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發表在《新路向》書中），開始警示革命後所會出現的危機。落後國家的革命勢力被孤立於一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開始萌芽，托洛茨基開始對抗黨在斯大林統治下所結成的官僚主義之肆意妄為。

在列寧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與托洛茨基一同對抗在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風氣。

當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對派開始為覆興工人民主而進行鬥爭時，政治局出於權責而承諾恢覆共產黨內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但是斯大林及其同夥人卻設法使這項諾言停留於一紙空文。

四年後（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周年），托洛茨基被迫離開克裏姆林宮，並與他的反對派同仁們一同避難。一周後，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的第一任主席季諾維也夫被開除黨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自殺，以死來抗議斯大林的獨裁領導。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個被斯大林政權逼死或直接殺害的人。斯大林政權系統性地殘酷鎮壓其反對者，並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與自己官僚機構的極權手段之間闢築了一道由鮮血所匯流的長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國外。他先是被驅逐到中國邊境附近的一個俄羅斯小鎮阿拉木圖（Alma-Ata，今天是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後又從那裡被驅逐到土耳其，並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馬爾馬拉地區（現伊斯坦布爾）的比於卡達島（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為了使托洛茨基的寫作和政治工作陷於癱瘓，斯大林襲擊了他的由五、六個親密合作者所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茲曼被迫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流亡中的日記》，第40頁）所有這些革命者在過去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期間擔任軍事秘書處成員，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裝部隊中效命。但是，這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斯大林「正在另一個戰場上用著另一個手段進行著鬥爭」。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後便隨即將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種名稱：契卡Cheka、格別烏GPU、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衛部隊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劃和執行暗殺托洛茨基的行動，那麼為什麼斯大林為何在起先時會允許讓他的敵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開信中，托洛茨基公開示警說斯大林將會著手於奪走他的生命。他寫道：「在1924～1925年期間，斯大林就提出過對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問題。斯大林在少數人的會議上曾經權衡過同意和反對兩種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顯的。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樣的：勇於獻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們可能會報以反恐怖行動。」（《訴狀》 1932年，第9頁，翻譯取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的信》一文）。

而這些會議內容是由曾短暫與斯大林組成「三駕馬車」，但後來又突然開始反對斯大林的二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報的。

迫害

但「斯大林後來得出結論，認為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是個錯誤」，托洛茨基寫道：

「…與他的盤算相反，事實證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沒有機關和沒有經費也一樣。

共產國際是一個龐大的機構，但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卻完全一無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寧主義）的未來，今後是同左翼反對派的國際幹部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什麼樣的捏造也無濟於事。

反對派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著述，都將用各種語言出版。所有國家都存在堅不可摧的幹部隊伍，盡管目前人數還不多。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國際反對派思想的堅定性和蓬勃發展對於他本人、對於他那虛假的『威望』、對於他那波拿巴主義的力量，是多麼可怕的危險。」（《托洛茨基文集》，1932）

在他流亡到土耳其的初期，托洛茨基寫下了不朽的《俄國革命史》和他輝煌的自傳《我的生平》。通過與其他國家反對派的大量通信，特別是通過《反對派通訊》（1929年秋出版），托洛茨基開始凝聚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國際反對派的核心力量。托洛茨基曾預測，斯大林會利用格別烏進行殘酷的清洗，並試圖摧毀一切對他不利的東西，這一預言很快得到證實。在土耳其流亡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托洛茨基遭到了殘酷的打擊，他的女兒季娜伊達（Zinaida）因為疾病與抑鬱，在柏林自殺身亡。她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Platon Volkov）是一名年輕的反對派激進分子，後來被捕並永遠消失。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Alexandra Sokolovskaya）是第一個向托洛茨基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她被送往集中營，在那裡死去。後來，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Sergey），一名沒有任何政治興趣或政治交際的科學家，以「毒害工人」的罪名被捕——托洛茨基後來得知他已死在獄中。除了對思想的病態恐懼，「個人報覆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此外，格別烏從一開始就滲透進托洛茨基的住所和左翼反對派團體。出沒於歐洲的反對派組織、或到比於卡達（Prinkipo）訪問協助托洛茨基的人裡，都有可疑人士。例如，雅各布•弗蘭克（Jakob Frank），一位曾在比於卡達與托洛茨基工作過一段時間的立陶宛猶太人，後來轉向斯大林主義。另一個名為卡林（Kharin，別稱約瑟夫Joseph）的人，將一版《反對派通訊》的文本交給了格別烏，從而嚴重破壞了該份通訊的製作。還有密爾（Mill）（保羅．奧肯Paul Okun，或奧賓Obin）的例子，他也投奔了斯大林主義者，這讓托洛茨基和他的合作者不確定這些人到底只是叛徒還是格別烏臥底。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接納為真正的合作者呢？在評論密爾的背叛時，托洛茨基指出：

「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左翼反對派處於極其困難的處境。過去沒有一個革命黨遭受過這樣的迫害。除了受到各國資本主義警察的鎮壓外，反對派還受到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不擇手段的打擊…當然，俄羅斯支部的處境是最艱困的…

但要在國外找到一個俄國人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即使是為了純粹技術上的職能，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解釋了密爾有一段時間能夠進入左翼反對派的行政書記處。當時需要一個既懂俄語又能擔任書記職務的人。密爾曾經是官方政黨的一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可以聲稱有一定信心擔任這個職位。」（《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37頁）

回顧過去的經驗，缺乏足夠的安保措施顯然會造成悲慘的後果。但是由於資源極其有限，而且托洛茨基知道，對滲透的恐懼、對支持反對派工作的人過分懷疑，可能會適得其反。此外，托洛茨基對人的性格有著積極、樂觀的看法，他不願讓個人蒙受種種盤問與針對個人的調查。

然而，有一位到訪比於卡達的訪客絕對是一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這名特務的奸計很久之後才被發現，從而使人看到了格別烏謀害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手段。這個人就是亞伯拉罕·索伯勒維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他被稱為「塞寧」（Senin），是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與他同夥還有他的兄弟，魯文·索伯勒維丘斯（Ruvin Soblevicius），他以「羅曼·維爾」（Roman Well）的名字為人所知。

兩兄弟密謀破壞德國小組的活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他們回到了位於莫斯科的格別烏總部。但在此之前的1932年，托洛茨基短暫到訪哥本哈根，與「塞寧」當面對質，並譴責這名「所謂的托洛茨基派」是「八成是斯大林主義者的特務」。托洛茨基寫道：「用好聽的說法，我們只會稱這些人（索伯勒維丘斯兄弟）是革命的敗類。」他還評論說，這些特務和莫斯科的格別烏之間肯定有聯繫。

大清洗審判

很久之後，「塞寧」本人親自證實這點，他承認：「我服務蘇聯秘密警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31年」（盡管幾乎能肯定他們從更早就開始）。「這份工作是替約瑟夫·斯大林監視托洛茨基，斯大林癡迷於了解他憎恨的對手的一舉一動與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間……在1931年和1932年的兩年時間裡，我暗中監視托洛茨基和他周圍的人。托洛茨基毫無懷疑，邀請我到他在土耳其比於卡達戒備森嚴的家中做客。然後我向克裏姆林宮匯報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訴我的一切，包括他對斯大林的尖酸評論。」

這件事於1957-8年間在美國被揭露，「塞寧」現在的名字是傑克·索布爾（Jack Sobel），作為俄羅斯在美國的一個間諜組織的核心成員受審。傑克·索布爾在口供中、在受審時、在其同夥茲博羅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偽證審判時、以及有關間諜活動的參議院聽證會的證詞中，他和他的兄弟（現在被稱為羅伯特．索布爾Robert Sobel）詳細證實了格別烏在謀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離孤立的比於卡達，找到一個更靠近歐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根本不願意給予托洛茨基政治庇護的民主權利。最終，在1933年，托洛茨基獲準進入法國。然而，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特別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右翼勢力的壯大，很快導致法國達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驅逐他。幾乎每個歐洲政府都已拒絕給予他政治庇護。正如托洛茨基所寫，他生活在一個「沒有簽證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個短暫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國時寫道：「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記》，45頁）。但在他抵達挪威後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審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發了。「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評論道；「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在第一次駭人聽聞的作秀公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重要領導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後是偽造供詞、殘酷施壓、施以酷刑和威脅被告家屬。主要被告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達到了高潮。

在這些大清洗的審判中，托洛茨基作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進行了數不清的陰謀活動，據稱其目的是暗殺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並秘密勾結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圖摧毀蘇維埃政權並使蘇聯解體。

與此同時，斯大林對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對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應和反駁。為了避免遭到監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尋避難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納斯政府提供的庇護。途中，托洛茨基回憶起了他寫給政治局的公開信，在信中，他預見了斯大林的「世界範圍的官僚主義誹謗運動」，並預言了對他的暗殺企圖。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預感補充道：「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頁）

在俄羅斯，清洗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老布爾什維克或左翼反對派。每有一位領導人出現在公審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關押起來，或被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死，或在監獄的地窖裡被草草處決。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萬人被捕，還有500到600萬人在勞改營裡無人過問，其中許多人被處死。毫無疑問，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隨者，承受著最殘酷的鎮壓。

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別烏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斯大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斯大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俄羅斯的大清洗也與斯大林對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發的內戰進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關。通過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產黨的官僚領導、蘇聯軍事顧問機構以及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斯大林將他的恐怖鎮壓伸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左翼激進分子，尤其是阻礙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此同時，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強措施，破壞由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領導的，位於巴黎的國際左翼反對派中心。

1936年，格別烏竊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檔案，此舉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擊莫斯科大審中駭人指控和偽證的力量。但對托洛茨基本人和整個反對派來說，更沈重的打擊是謝多夫的死。

協助托洛茨基著述、籌備和分送《反對派通訊》、維持國際反對派團體間的聯繫，這些工作中謝多夫不可或缺。同時，謝多夫也為反對派的工作做出了傑出的、獨立的貢獻。

然而，1937年初，他懷疑患上了闌尾炎。在他最親密的合作夥伴「艾蒂安」（Etienne）的建議下，謝多夫進入了一家診所進行手術——後來發現這家診所由「白俄」後裔（指的是革命及內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移民，通常反對蘇維埃政權，其中大多數是白軍的支持者）和有斯大林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經營。謝多夫一度從手術中恢覆了過來；但不久之後，他死於極度神秘的癥狀。

證據以及至少一名醫生的意見都將死因指向中毒，進一步的調查表明，他的病最初是由複雜的、幾乎無法察覺的中毒引起的。

托洛茨基為他死去的兒子寫了一篇感人的悼詞：《兒子·朋友·戰士──悼列夫．謝多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38，166～179頁）。他讚揚了謝多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反對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但在文章中 ，他也透露出這對他個人來說是多麼沈重的打擊。托洛茨基為自己和娜塔莉婭（Natalia Sedova）寫道：「他是我們夫妻倆的一部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們的思想與感情，每天經過幾百個孔道傳達到巴黎的他。我們的兒子一死，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切青年時代的東西，也都跟著死去了。」

隨後，有消息透露，謝多夫被「艾蒂安」背叛了，這個人是一個格別烏特務，比以前滲透到托洛茨基圈子裡的間諜和奸細要陰險無情得多。艾蒂安後來被揭露其真實身分為馬克·茲博羅夫斯基，他和索布爾兄弟一樣，20世紀50年代末在美國被揭露為格別烏美國間諜網絡的關鍵人物。

被捕的時候，茲博羅夫斯基已經犯下一連串的背叛、沾染不少鮮血。茲博羅夫斯基在美國的審判中承認，他曾讓格別烏進入托洛茨基的檔案室，並負責「處理」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托洛茨基的秘書，1938年在巴黎被謀殺）、沃夫（Erwin Wolf）（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前往西班牙並在1937年7月被謀殺）和賴斯（Ignace Reiss）（一個格別烏高級特務，拋棄了斯大林的恐怖鎮壓機器，並宣布支持第四國際，1937年9月在瑞士被謀殺）。

據他自己承認，茲博羅夫斯基自1931年或1932年以來一直是一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不過更有可能是從1928年開始的）。他可能曾經是波蘭共產黨的一員（盡管他否認了這一點），但他無疑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特務。毫無疑問，他與巴黎的傑克．索布爾有聯繫，也與格別烏在西班牙的「特別任務小組」的特務有聯繫。「特別任務小組」在巴塞隆拿謀殺了沃夫，在這個小組裡還有臭名昭著的愛廷貢上校（Colonel Eitingon）。

正是愛廷貢這個人，利用許多假名在墨西哥指揮了針對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一同行動的還有他的格別烏同夥兼情人，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以及她的兒子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後者正是殺害了托洛茨基的特務。茲博羅夫斯基還負責將麥卡德打入托洛茨基的圈子裡。在暗殺的近兩年前，他精心策劃了一個陰謀，讓麥卡德引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Sylvia Ageloff），以此作為進入托洛茨基家的手段。

莫斯科審判和血腥大清洗

「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當時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格別烏謀殺了托洛茨基、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和其他主要支持者。

後來，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不僅是索布爾兄弟、茲博羅夫斯基或其他人，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迫在美國法院和參議院聽證會上的證詞，他們給出了詳細證據，而且還有一些逃離俄羅斯的格別烏高級官員，揭露了他們所涉入的謀殺活動的真相。

首先遇害的是出身格別烏的賴斯，他很快就因為譴責斯大林的罪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來，內戰期間在西班牙擔任格別烏主管的奧爾洛夫（Alexander Orlov）逃到了美國。他試圖警告托洛茨基，有人在密謀危害他的生命，盡管警告只有部分成功奏效，因為托洛茨基害怕被奸細誤導，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是由愛廷貢少將組織的，他當時在西班牙的名字是卡托夫（Katov）將軍…招募西班牙人是為了替蘇聯情報機構進行牽制活動。」

霍赫洛夫補充道：

「在那裡，他招募了一個西班牙人，他被帶到蘇聯，被詳細地介紹了情況，後來化名麥納德（Mornard，即麥卡德或「傑克森」Jacson）並被派至墨西哥。」（引用艾薩克·唐·萊文Isaac Don Levine《刺客的思想》，1960年，第34頁）

武裝突襲與暗殺

「報應將會回到卑劣的謀殺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婭與一群關係親密的人抵達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納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後幾年的生涯中唯一準予其庇護的政府，與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在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歡迎，並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畫家叠戈·裏維拉（Diego Rivera）借給他位於墨西哥城郊區科約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剛抵達墨西哥時，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且在不久之後又迎來了第三次、更為怪誕的審判。

娜塔莉婭提及此事：「我們聽著收音機，打開信件與莫斯科的報紙，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們都感受到同樣的瘋狂、荒唐、憤怒、受欺和鮮血淋漓從四面八方朝我們洶湧而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12頁）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這些駭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證據如何自相矛盾，並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徹底反駁了那些專對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實指控，此外，事實更證明了是可能組織一個由美國自由派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審判」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完全免除所有針對托洛茨基的控訴。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審判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接下來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與正當化——這恐怖浪潮將落在所有會對斯大林獨裁統治產生任何一丁點小威脅的那些人頭上，無論是積極的反對派，還是潛在的官僚敵手，又或是僅僅讓他感到尷尬的過往同夥，托洛茨基深知對他宣判的死罪不純粹是柏拉圖式的判決。

從托洛茨基抵達那刻起，忠於莫斯科路線的墨西哥共產黨，開始呼籲要對托洛茨基的行動加以限制，防止他回應作秀公審的種種指控，最終目標是要將他驅逐出國。共產黨與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聯合會（CTM）發行的報紙和期刊提出一連串誹謗的指控，宣稱托洛茨基對卡德納斯政府圖謀不軌，還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動人士進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識到，斯大林主義新聞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辭，不是用選票而是用機關槍。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襲，一群武裝分子闖入他的住宅，用機槍掃射臥室，接著蓄意放火摧毀托洛茨基的文稿與檔案庫，盡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壞，托洛茨基與娜塔莉婭伏在床底下，驚險地逃過了死亡，他們的孫子塞瓦（Seva）遭子彈輕傷。

幸虧入侵者留下的一顆巨大炸彈並未爆炸，後來發現施襲者是由保鏢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顯然他遭到了某個他所熟識且信任的武裝分子的欺騙，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埋在石灰巖坑洞當中，另外，施襲者知道建築物與安全設備的佈局——代表他們確確實實有內應。盡管有指責的聲音聲稱哈特為幫兇，但他無疑是被欺騙了，像托洛茨基當時所強調的那樣——被熟悉不過的人愚弄了。沒有誰比麥卡德（外號「傑克森」，1940年8月以冰鎬刺殺托洛茨基者）更能驗證這個推論了。

一切證據都指向幕後黑手是墨西哥的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在他們身後操控的格別烏，通過詳細分析遭遇突襲前幾周的斯大林主義新聞媒體，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們已經預料到將有一場對自己性命的武裝襲擊，並且有所準備。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襲擊者中的次級同夥，他們提供的證據立刻使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經參與西班牙國際縱隊——早已因成為斯大林的特工而惡名昭彰。線索很快指向西基羅（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裏維拉一樣都是知名畫家。但與裏維拉維拉大相逕庭的是，西基羅是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長期被懷疑與格別烏有聯繫。雖然斯大林主義者蠻橫地試圖描述這次襲擊為托洛茨基「自導自演」的把戲，為了抹黑共產黨和卡德納斯政府，但警方最終還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羅斯在內的主成員，但是由於共產黨和工會聯合會施壓，西基羅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釋放，理由是「缺乏實質證據」！

西基羅斯沒有否認他在襲擊中所擔任的角色，事實上，他還公開地吹噓此事，共產黨感到尷尬不已——不全然是因為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為它的失敗，他試圖讓自身同襲擊事件分割，將一切歸咎於「不受控的因子」與「密探內奸」。斯大林主義媒體一邊稱讚西基羅斯為英雄，一邊又稱他為「半瘋癲的狂人」或「不負責任的冒險家」——甚至還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錢！共產黨媒體以無恥的「邏輯」斷言這次襲擊是針對共產黨和墨西哥國家的挑釁行為，因此托洛茨基應立即被驅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後，墨西哥共產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承認了事實。該黨的資深成員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產黨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斷然反駁該黨官方否認參與一事，並詳細說明了他們企圖謀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準備。坎帕回憶錄的關鍵摘錄發表在更具影響力的法國共產黨日報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報），該篇文章得到該黨總書記馬爾凱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權（參見我們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戰鬥派》）。

坎帕講述了1938年秋天，他與卡裏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如何被黨的總書記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叫去獲悉「極其秘密和精細的事務」。拉沃爾德告訴他們，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實際上是格別烏代表）曾拜訪過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決定」，並要求他們落實「肅清托洛茨基的任務」。但在經過坎帕積極的分析後，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

「我們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結束了，他的影響力根本趨近於零，這件事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頻繁地說過。此外，他被除掉的話，將對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作用造成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提議除掉托洛茨基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然而，由於他們反對意見，拉沃爾德和坎帕被指責為「宗派機會主義」，且「對托洛茨基持柔和態度」，隨後便被開除出黨。

為墨西哥共產黨做好謀殺托洛茨基的準備的人，是一些實施過莫斯科主子殘酷命令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西班牙活躍的西基羅斯，大概從1928年就是個格別烏特工了；阿根廷斯大林主義者科多維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愛廷貢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參與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領導人安德烈斯·寧（Andreas Nin）的嚴刑和謀殺；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切卡（Pedro Checa），實際上這個假名是從蘇聯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來；以及化名為維達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將軍」的假名活躍於西班牙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當然，無所不在的愛廷貢上校統籌了他們的作為。

在西基羅斯與其黨羽意圖強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處失敗之後，坎帕寫道，「第三種替代方案付諸實行，麥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認為從西基羅斯的突襲中逃過一劫只是「緩刑」。娜塔莉婭寫道：「住處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為此做的防備，沖淡了我們對救贖的喜悅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強住宅防禦，也採取了全新的預防措施。不幸的悲劇是，盡管懷疑家庭中有幾位成員對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後仍未徹底認出來這個最終被證實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額外安保措施：例如，讓保鑣隨時跟在他旁邊。娜塔莉婭寫道：「怎麼可能將一個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轉變為自我防衛⋯⋯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然而，鑑於托洛茨基的工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質——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殺行動，毫無疑問，安全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應當採取更加嚴密的應變措施。

比如說，在其保鑣哈特被綁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註意到他允許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進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說這很粗心，諷刺地是，這還只是哈特被害一周前的事情。「你可證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納塔莉婭，《父子》）

在西基羅斯突襲幾天後，麥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為他的暗殺行動準備已經很長時間了。通過茲博羅夫斯基和其他滲透到美國托洛茨基支持者間的格別烏特工，麥卡德在法國被引介認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這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隨後到墨西哥的科約阿坎（Coyoacan）為托洛茨基工作。格別烏特工成功地誘惑她，並使她成為麥卡德罪行裡的隱性幫兇。

麥卡德的「精心掩飾」盡管引來了許多懷疑，不幸地是他最後依舊達到目的。麥卡德加入西班牙共產黨，並在1933-36年成為活躍基層黨員，當時該黨早已斯大林主義化。他的母親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別烏特工並與愛廷貢有所聯繫，麥卡德本人大概是通過母親而也進入了格別烏底下。斯大林對西班牙革命的破壞下，西班牙共和國戰敗後麥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為自己的未來角色作準備。1938年在巴黎與西爾維婭．阿格洛夫會面後，他隨後於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並逐漸與托洛茨基的家人討好關係。

在獲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納之後，麥卡德以討論他寫的一篇文章為藉口安排親自與托洛茨基會面。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段令人尷尬到近乎無聊的過程，從而興趣缺缺。第一次會議顯然是一次暗殺的「彩排」。

他下次來是8月20日上午。盡管納塔莉婭和托洛茨基的保鑣感到不安，但麥卡德又被允許單獨訪視托洛茨基。「過了三到四分鐘，」納塔利婭說：「我在隔壁的房間裡，聽見可怕的刺耳叫聲……列夫·達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現，靠在門框上。他的臉上沾滿了鮮血，藍色的眼睛閃閃發亮，沒戴眼鏡，胳膊彎曲地垂在了身旁…」麥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鎬予以托洛茨基後腦劇烈的擊打。但是擊打並沒有立即致命。正如麥卡德本人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長時間」。托洛茨基勇敢地與刺客搏鬥，擋下更多的攻擊。

納塔莉婭說：「醫生說傷勢不是很嚴重。」

列夫·達維多維奇表情毫無波瀾地聽著，就像在聽俗套的安慰一樣。他指向自己的心臟的位置，用英語對漢森說：「我覺得…這裡…到此結束…這次他們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68頁）

托洛茨基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術後存活超過一天，於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歲。麥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羅斯受到寬容處置之後，他也可能會被判輕刑，但他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過指紋和其他證據都已經確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絕供出自己是誰或誰命令他謀殺托洛茨基。

盡管罪刑幾乎普遍歸咎於斯大林和格別烏，但斯大林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否認所有責任。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麥卡德的母親與愛廷貢從墨西哥逃亡，她被帶到斯大林身邊，並為她的兒子和她自己贏得了很高的官僚榮譽。服刑期滿後，麥卡德本人很榮幸回到東歐，即使他選擇保持緘默，但現在仍然可以從在美國受審的俄羅斯間諜的詳盡證詞，還有在不同時間叛逃到西方國家的高級格別烏特工以及斯大林主義者遲來的回憶錄中獲得的一連串證據，都顯示麥卡德與斯大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機器有所連結。

最後，斯大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為新一代武裝……」

很多人嘗試將托洛茨基描繪成「悲慘」人物，暗示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的政治革命的觀點是「高尚」……但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這是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傳記《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隱含的觀點，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為重新組織和武裝新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所做的努力，駁斥托洛茨基頑強而艱苦的工作並視之為徒勞。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羅納德．西格爾（Ronald Segal）為其著作取名為《托洛茨基的悲劇》。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劇性的因素，那是因為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都與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密不可分——這段時期先是撤退，然後是災難性的失敗。

由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因素，他的過往已預示了他也將隨著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處於政治孤立。但是，當膽怯的人和懷疑論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與斯大林主義或資本主義（或兩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無事時，托洛茨基和少數仍然致力於反對派思想的夥伴，為重新武裝新一代的革命領袖的鬥爭，為工人運動的覆興而奮鬥。

在流亡期間，托洛茨基以巨量的著作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但他遠未接受他僅僅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員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記》（第53-54頁）中寫道：

「我現在只能限縮於通過報紙進行對話，或者通過報紙發表事實和觀點。

但我仍然認為，盡管從事的工作極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內戰時期或任何其他時期都重要。

說得更明確清楚一點，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現在聖彼得堡，那麼在列寧在場並指揮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如果列寧和我都不曾在場，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將會阻止它的發生，對此我絲毫沒有懷疑！如果列寧不在聖彼得堡，我懷疑我是否能夠克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抵制，這些領導份子與『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會從1917年5月就開始，於是就很難確保當時這場革命的成功結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寧的存在，無論如何十月革命將是勝利的。內戰雖然可以說是第一次，特別是在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時，但總的來說，也是可以這樣說的，列寧動搖了，並被疑惑所困擾，但這無疑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情緒，當時列寧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沒有和人講過。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我的作品談不上「不可或缺」。但是，從我的眼光來看，現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這主張一點也不自大。兩個國際組織的瓦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它們是這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沒有能力解決的。我個人命運的變遷使我面對了這個問題，並為我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的重要經驗。

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執行以第二和第三國際領導為前車之鑑的革命方法，來武裝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屠格涅夫）的觀點。最糟糕的惡行是活過55歲！我至少需要再進行大約五年的不間斷工作才能確保將這份能力傳承下去。」

凱恩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當前的經濟危機或許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觸發的，但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危機，而這可以追溯到2008-9年的金融危機。這場持續的危機暴露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無限制利伯維爾場政策。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場衰退更強烈地指向了社會主義變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危機迫使他們以完全違背「利伯維爾場」正統觀念的方式幹預經濟。這包括把錢直接放進勞動人民的口袋，來支撐需求的所謂「凱恩斯主義」措施。

4月3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期捍衛者《金融時報》編輯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呼籲進行「激進的改革」，明確了向凱恩斯主義措施的轉變：「政府將不得不在經濟中更積極發揮作用。它們必須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不是負債，並想辦法讓勞動力市場更有保障。再分配將再次被提上議程；老人和富人的特權會受到質疑。直到最近才不被視為古怪的政策，如基本收入和財富稅，將不得不被納入其中。」

在最新一輪危機中，國家幹預的情況比2008-9年更為明顯。在幾周的時間裏，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財政刺激措施的規模已逾GDP的10%。相比之下，2008年的救市措施花了幾個月才通過，而且規模「僅僅」相當於GDP的5%。當然，絕大多數的「刺激措施」都是對銀行和美國企業的救助。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危機已經揭示了企業在10年前的救市行動之後是如何大肆舉債的。這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弱點，而這弱點有可能造成一場超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然而，新冠病毒檢疫首先令消費支出大幅下降，而已經裁減了數百萬工人的資本家現在期望政府用刺激支票和擴大失業救濟來彌補需求的不足。

這類措施不只是美國在采取，在英國，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保守黨政府實施了一項計劃，給失業工人補貼80%的工資，最高可達25000英鎊。歐洲央行取消了對歐盟成員國的支出限制。

為什麽資本主義政府，包括昨天還在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的政府，會突然向工人派錢？這些措施將走向何方？ 這些支票能夠刺激經濟並阻止危機的發生嗎？為了搞清楚這種180度大轉變，社會主義者需要了解什麽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主義常常是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代名詞，但凱恩斯主義並不等同於社會福利，而是代表了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有特定理解的世界觀。

什麽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所有支出的總和，當中分為四個部門：消費、政府支出、商業投資和凈出口。經濟衰退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支出，而解決的辦法則是讓另一個部門增加支出。為了防止危機，政府可以調整各種經濟杠桿，比如降低利率來刺激消費，或者直接用財政支出來幹預。凱恩斯主義者會把當前的危機定性為生產下降加上「企業投資和自主消費的下降」，在出口部門無法接力的情況下，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成了補救措施。

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勞動者，而是把拯救企業放在首位。正如凱恩斯在1931年所說：「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補救失業，顯然，我們必須首先使企業更有利可圖。」雖然最近為刺激經濟的支票是工人購買必需品和支付房租的生命線，但即使它們不足以滿足工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也並不是它們的主要目的。政府發放經濟刺激支票，是為了讓勞動者可以通過消費把這筆錢還給企業。但與此同時，擁有巨額赤字缺口的州政府正準備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刺激措施將是暫時性的，統治階級會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場危機的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首次發展了他的理論框架。鑒於當時流行的正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危機或無法提出政策解決方案，因此統治階級實用主義地轉向了凱恩斯主義。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於1932年發起削減預算運動，但現實迫使他轉向，並於1933年實施新政，以向貧困人口提供急需的就業機會，但其工資水平還是很低。從1934年開始，資本家還面臨著歷史性的罷工浪潮，令數百萬產業工人加入工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制度不受工人運動威脅，統治階級做出了讓步。

然而，新政未能帶來持續的經濟覆蘇，美國在1937年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主導的戰爭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被毀滅，創造了新的領域以實現有利可圖的投資並允許資本主義恢覆。

結構性凱恩斯主義

戰後，統治階級（主要是西歐的，但也包括美國的）在政治上被迫采取「結構性凱恩斯主義」政策，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數以百萬計返歸的工人階級士兵在大蕭條中幸存下來，然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煉獄戰鬥，這使他們的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情況已經不可能恢覆到從前那樣。在歐洲，傳統資產階級由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合作，面對經濟崩潰已經失去信譽，而不得不采取替代手段來抵禦來自蘇聯的政治威脅。

凱恩斯主義還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1年持續嚴格管制的國際貨幣秩序。從本質上講，所有國際貨幣都與美元掛勾，而凱恩斯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倡議者和一位經濟民族主義者，對此激烈反對，因為他想將世界貿易與英鎊掛勾。這樣做原本應該控制成員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以幫助全球經濟增長，但要以各國中央銀行喪失一定的貨幣自主權為代價。

由於國際社會很快接受了在需要重新啟動崩潰的經濟的情況下進行的國家幹預，凱恩斯主義者可以在一些先進國家實施「產業政策」，以國家規劃的要素來激勵國家工業的發展。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措施固然是激進的，但其目標首先是協助重新啟動利潤機器。實際上，利用產業政策、大規模社會支出和國際貿易機構作為經濟杠桿，凱恩斯主義者風行於1950至1970年代。似乎凱恩斯主義已經掌控了經濟興衰的周期。

對經濟杠桿的調整產生了影響，但長期繁榮背後的主要物質因素是二戰中資本的毀滅、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壓制了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人口的快速增長、新的生產技術的發明，以及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資產階級在大多數時候都竭力反對為社會支出增稅，或限制資本的使用和流動，但在經濟空前擴張的時代，他們還可以暫時容忍這兩種情況。

但這個繁榮不是可持續的。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後期，生產力的增長開始放緩。資本主義具有「過度積累」（過度生產）工業資本的固有趨勢，因為它將更多的機械引入生產中，這增加了成本開銷，並且產出的增長快於社會吸收能力，從而降低了獲利能力。戰後的景氣顯示出這種趨勢，並在1973年結束，因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石油禁運影響，出現嚴重的能源短缺並引發了嚴重的衰退。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無法通過降低利率來克服物質短缺，結果是通貨膨脹率上升。美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在越南的海量支出也造成過高的通貨膨脹率，而對於經濟增長沒有任何幫助。停滯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結合——被稱為經濟「滯脹」——嚴重削弱了凱恩斯主義在統治階級的風行地位。資產階級最終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削減社會支出，轉向了新自由主義。

盡管今天的危機規模很大，過去40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到否定，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階級能夠或將回到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繁榮的經濟，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緊密協調，這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將更像1930年代的臨時措施，因為我們正在走向世界經濟的深度衰退和帝國主義（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當然，面對群眾的壓力或革命的威脅，統治階級還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讓步。

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身？

自1970年代危機以來，統治階級將其經濟方針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別寄生形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將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限制在保護利伯維爾場和私有財產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特征是公共服務大規模私有化、國際市場對自由貿易的開放、穩定貨幣和債務以及對工人階級的赤裸裸的階級戰爭。它的特征還在於金融資本的作用不斷增加以及信貸的大規模擴張。所有這些都代表著對利潤率問題的一定解決方案，但只是堆積矛盾，而矛盾造成的問題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爆發。

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尤其是左翼，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描繪為貪婪或無知的產物。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種情緒自2008年以來已經增強。 但是，統治階級采取了新自由主義來應對凱恩斯主義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機，因為當時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陷入利潤率下降、「滯脹」、企業無法找到獲利投資因而破產等問題。

新自由主義用大量的投機活動來恢覆盈利能力，采取減稅和私有化來攻擊國有部門，同時提高生產速度、延長工時和削減工資來急劇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這些都沒有解決2000年後在美國再現的生產力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也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的根本因素。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不受監管的市場以及作為新自由主義關鍵特征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危機的根源。他們指出，2008-09年之後，（在歐洲尤為明顯）傳統政客的緊縮狂熱未能使經濟恢覆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這裏，我們需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關鍵區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長期是處於衰落狀態。在18、19世紀，資本主義導致了人類生產力空前的大規模成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在和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結果。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期，根本的危機沒有得到解決——表現於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徘徊。戰後的繁榮是一個特殊的階段。1970年代的生產力放緩和盈利危機，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重新開始長期衰退的開始。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這一制度並沒有衰退、可以修正。他們將危機視為「消費不足」、工人工資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業無法出售其產品的結果。這個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術語中是「實現危機」，當然是引起危機的原因。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經濟的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或無法投資於生產。這通常導致生產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從而導致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企業萎縮或破產，工人階級面臨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失業。這種現實構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消費不足理論的基礎，即工人沒有為使企業盈利而花費足夠的錢。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如果國家幹預可以刺激需求，投資將恢覆，資本主義的危機將得以規避。

片面觀點。凱恩斯主義從表面上將經濟視為一個會計實體，要修正一個部門的負數，只需要簡單地在另一個部門填補上空缺。它不能對於「為什麽企業周期性地拒絕一次全部投資生產的原因」這個問題作出解答。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這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由逐鹿爭奪利潤的競爭所驅使的，所以企業過度生產商品和資本，導致市場陷入飽和。

即使在最近的經濟覆蘇期間，企業在擴大生產方面的投資回報也越來越少。例如，企業將其利潤大量投入到包括購買股票在內的金融賭場中。在當前的危機中，我們看到蘋果公司像2019年那樣聚積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卻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這再次表明了生產率增長的長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無法像過去（特別是戰後繁榮時期）那樣真正擴大生產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榮」時拒絕投資，為什麽凱恩斯主義的在蕭條中給他們更多錢的政策會使他們投資呢？

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是針對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同危機而發展起來的。而兩者都未能長期穩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使我們擺脫當前的危機。

凱恩斯主義可以解決危機嗎？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刺激需求，並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為數百萬美國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業和救濟。今天，在新冠病毒帶來的封城措施直接影響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緩解危機的最嚴重方面。

但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樣，羅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擁有美元等強勢貨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才能實現，而亦不能單靠這樣來擺脫經濟蕭條。二戰後造成的巨大破壞，加上其他條件，才造就了戰後的景氣。解決當前蕭條的一個明顯問題是，在沒有戰爭或自然災害對資本造成如此破壞下，怎樣可以讓這樣的經濟景氣重現。

我們現在在美國可能見到的是，務實而不情願地采取凱恩斯主義，但同時實行嚴厲緊縮，甚至可能實行私有化。在政府頒布刺激措施的同時，各州也威脅要大幅削減社會服務，而共和黨人顯然傾心於郵局破產的想法。

從長遠來看，凱恩斯主義無法為這場危機提供解決方案。向經濟註入數萬億美元並不會消除對於飽和市場投資的阻礙。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暫時平息了金融市場，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已放棄了有關迅速呈「V」形覆蘇的完全不切實際的說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無力解決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90年代初，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公共工程項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凱恩斯主義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實行緊縮政策，這一舉措一直持續到今天。以累積世界上最高的債務與GDP比率為代價，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在過去的30年中僅實現了1%的年均實質GDP成長，期間還伴隨短暫的經濟衰退。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實行自己的右翼凱恩斯主義，即「安倍經濟學」——將放松管制和反勞工法與向公司派錢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完全無法恢覆持續的成長，反而使工人轉向了不穩定、兼職或零工。在安倍晉三的右翼政策下，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和基礎設施支出已幫助避免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或新的階級鬥爭恐將重新點燃。

凱恩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來越多地采用凱恩斯主義措施，這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虛偽。當伯尼•桑德斯呼籲實行全民醫保時，喬·拜登和其他親財團民主黨人不斷地反駁他：「你錢從哪裏來？」但當美聯儲想把最近為企業和各州提供的2.3萬億美元援助計劃中的一部分用於股票和垃圾債券，以支撐金融市場時，沒有人問他們錢從哪裏來。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業的錢，為什麽不能找到拯救勞動人民的錢？

然而，雖然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包括商業刺激，但也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凱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是真正想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的活動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將凱恩斯的政策視為「民主社會主義 」的例子，並以出北歐的福利國家為例，然而這些國家也遭新自由主義所侵蝕。另一些人則承認凱恩斯主義政策仍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但認為這種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不管是哪種情況，這些左翼凱恩斯主義者都是用凱恩斯本人同樣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及其危機，把危機完全歸咎於新自由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則不同於他們。

資本主義的邏輯總是會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和生產過剩，進而產生危機。社會擁有過多的財富會造成下崗和貧困。這些財富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卻被資本家占有，實在荒謬。社會主義者正是想用計劃經濟解決這種被「閑置」的工人被自己創造的財富所包圍的矛盾。在計劃經濟下，大企業被工人收為民主公有，我們就可以把經濟的方向調整為為使用價值而生產，而不是為盈利而生產，從而避免生產過剩。如果需要減產，掙脫利潤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簡單地對工人進行再培訓，或者減少每周的工作時間，以維持工人的充分就業，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現代生產創造的巨大財富支付，而這些財富現在卻被囤積在1%的人手中。

凱恩斯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試圖從自身拯救資本主義。 而且即使能夠完全運用左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它也會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不過是有更多的規章制度、社會服務和一些國有部門罷了。這並非對凱恩斯主義「不夠激進 」的道德批判。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改革也會削減大企業的利潤，這意味著這些改革不斷遭受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被蠶食或取消的危險。

當桑德斯在辯論中提出全民醫保的必要性時，拜登的響應是說，意大利有公營醫療系統，但未能充分應對新冠病毒危機。我們並不認同拜登反對「全民醫保」的立場，但事實是，從2001年開始，意大利就對國家醫療體系挖空心思進行改造，目的是將其變成私人醫療的盈利附屬品。我們應該爭取像「全民醫保」這樣的改良，但我們不只是要改良，還要將整個醫療行業、最終將主宰全球經濟的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公有。

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反對改良主義，但並不反對爭取改良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會為改良而奮戰，這是俄國革命者托洛茨基稱之為「過渡綱領」的一部分。這需要在現時意識與明白轉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我們為爭取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從提高最低工資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對大企業的稅收。我們還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要求，例如將能源行業和大銀行置於公有制之下，采取工人民主控制計劃經濟。但是我們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動員來爭取這些改良。說服資本家采取巧妙的貨幣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們還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在我們針對新冠病毒危機的綱領中，我們呼籲：「為所有在必要部門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勞津貼；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經濟衰退而失業，他麽要擁有全薪；凍結所有房租和抵押貸款；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緊急計劃；重新開放關閉的醫院；接管空蕩的建築物，建立免費的醫療診所；大規模加快培訓和雇用醫務人員；接管拒絕遵守安全標準的工作場所。」這樣的需求將對危機的立即響應，與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將整個經濟置於公有制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明確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業置於公有，和對經濟進行民主和合理的規劃。必須排除追逐利潤的動機，並且只有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證生產符合社會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使我們人人享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台，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制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制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制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制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台。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台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制。

經濟危機和外國制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制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台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台，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制度以取代舊有統治制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制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資本主義與新冠肺炎：為什麽我們需要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就像一座紙牌屋。不協調的供應鏈、對零部件的瘋狂競爭、研究和技術上的藏私——資本主義制度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弱點和漏洞。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醞釀了十年的經濟危機，讓這個紙牌屋轟然倒塌。正如《紐約時報》(2020年4月10日)在報導全球供應鏈的崩潰時所描述：

「在一些港口，貨物堆積如山，而其他地方的集裝箱船卻空空如也。奶農在傾倒牛奶，而雜貨店的貨架則被挑得精光的。」

GEP（一家為埃克森美孚和沃爾瑪等大公司提供供應鏈軟件和戰略支持的公司）咨詢服務副總裁Mike Jette預測，具有國際供應鏈的大公司很可能會在3個月後遭遇最大沖擊。

當前，我們面臨著以下關鍵商品的潛在危險短缺：食品、藥品、衛生紙和某些電子產品。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生產更多產品的能力。這是因為公司和整個行業都在忙於重組圍繞尋找最便宜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勞動力而建立的供應鏈。

食品供應崩潰

凸顯這個問題的荒誕，目前有堆積如山的食物被批發生產商廢棄浪費掉，而雜貨店的貨架和食物銀行卻空空如也。

據《衛報》（2020年4月9日）報導：「美國種植的食物中，大約有一半以前是要供餐館、學校、體育場、主題公園和遊輪使用的。」

種植和生產的食物很多，但需求的性質已經改變。由於大型聚會暫停，工業廚房被關閉，農民們爭先恐後地為他們過剩的食物尋找買家。盡管農民們一再提出要求，但美國農業部沒有介入購買多余的食物。現在業內人士一致認為，食物短缺有可能即將到來。

聯邦政府和國家政府沒有協調反應進行幹預，購買額外的作物，並將其分配到需求的需求，因此百萬公斤計的新鮮食物就是這樣被浪費。這一切都揭穿了市場「無形之手」的神話，並揭示這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替代方案

生命和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中，人類都容易碰到病毒和感染。（但不可否認，由於我們不斷侵占自然棲息地，流行病的發病率正在增加。）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疾病可能造成的破壞和死亡的規模。

我們在上文中指出的食品供應問題，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應對全球大流行影響方面裝備不足的一個例子。

從嚴重的緊急醫療物資短缺，到百萬計的民眾負擔不起醫療服務或任何醫療保險。從低工資和缺乏帶薪休假，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帶病工作，到老板為了削減成本而拒絕為一線工人提供所需的個人保護設備。

這些因素百倍地加劇了這場危機，而這些絕非不可避免。這一切都是這個設計來最大化有錢人利潤，並犧牲我們其余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制度之結果。

要避免這種程度的災難，我們需要在民主計劃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大規模重組。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委員會對我們如何運用社會資源做出關鍵決定。

這樣的社會由於許多原因，將有能力更好地應對這種重大疫情的危機。以下僅列舉少數：

相互合作來迅速滿足供應所需
美國醫務人員個人防護設備的短缺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制造業和政府增加個人防護設備的生產，以滿足迫切需求。

通用電氣在麻省林恩（Lynn）的工人，在公司總部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目前閑置工廠用來生產使用所需的醫療用品。

在工人政府下，我們不需要這種抗議活動或向世衛請求。國內外工人代表將根據社會的需要辯論和決定生產和資源分配的一般優先事項。然後，每個行業的工人將討論並同意實施這些優先事項。

因此，當有對於呼吸機和口罩的確實需要時，工廠可以快速重整以集體生產這些產品。我們可以建立多用途工廠，以適應快速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在不考慮利潤的情況下，生產可以根據人們的需求而不是企業老板來決定。

滿足我們所需要的病毒檢測
雖然美國是一個全球經濟超級大國，但美國也受到新冠肺炎的爆發嚴重沖擊。當中很多原因，包括特朗普政權一度全面否認危機。此外，另一個關鍵原因是缺乏可用的檢測試劑，以及幾十年來削減開支造成的公共醫療系統的低承受能力。2月10日，特朗普宣布了他2021年的預算，包括進一步削減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聯邦醫療補助和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開支，以及明年7月退出世衛組織（不再繳納會費）。

於個人、於社會，病毒檢測是控制病毒傳播的重要工具。對於醫療專業人員而言，對個體患者的檢測有利於準確快速治療計劃，包括實時隔離。它還可以識別已經與患者接觸的人——因此可以更準確地控制病毒的局部傳播。在宏觀層面，準確的檢測信息是繪制病毒傳播、傳染性和整體生命周期的重要工作。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沒有使用世衛已經在使用的檢測試劑盒，而是指示CDC開發自己的檢測試劑盒。然而CDC並沒有在疫情期間進行分配試劑盒和大規模篩檢的準備。當發現CDC的試劑盒有問題時，特朗普政府並不急於找到解決方案。特朗普政府拒絕使用世衛的試劑盒，置數百萬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這顯然是個政治決定。

在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醫學研究和技術掌握在公眾手中，來自各地的科學家（現在由於實驗室和大學關閉而被閑置）本可以共同開發精確的檢測設備以及疫苗。成千上萬的醫護人員與同非必要行業的工作者可以被派往每個小區中去建立病毒檢測站，進行真正的大規模檢測，這是遏制病毒傳播的重要第一步。這能讓醫護人員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所在位置，並進行病毒接觸者追蹤。這也需要全國成千上萬的勞動者，並且對於立即采取行動以限制蔓延並防止大規模的第二波感染至關重要。

如果采用這些方法，很可能就根本無需進行全面封城。社會主義社會將制定一項民主同意的應對病毒爆發的計劃，從而防止疫情升級到如此災難性的程度。但是，在資本主義造成的混亂的基礎上，僅有少數國家能夠免於實行封城。

我們應得的醫療服務
許多地區的醫院都擠滿了病患，醫護人員正以極其有限的防護設備來維持性命。

假如在工人政府的領導下，社會的優先事項將被重新決定。醫療保健將不再受到億萬富翁高管的操控，而在甚麽地方分配資源將由全國範圍的工人來決定。這將不僅限於全民醫療保險，或就醫時的單一支付者醫療系統。它將包括把醫院、制藥行業以及醫療設備公司等全部醫療保健產業置於公有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護士需要穿著垃圾袋工作，或這四名患者被迫共享一部呼吸機。

如果護士和醫護人員在決定醫院運作方面直接提出民主意見，那麽他們就不必乞求安全的保護配備或基本物資。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將是的社會優先事項，並旨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醫院將獲得充足的資金用於床位、訓練有素的人員以及必要的物資和設備。病患可以獲得免費而優質的治療，而醫護人員則可以在工作中經受少得多的感染或死亡的恐懼。

減少供應鏈的混亂
由於冠狀病毒，全球供應鏈處於混亂之中。鑒於資本主義供應鏈中有很多冗余和雜亂，這並不奇怪。正如我們在2019年8月刊登《氣候災害與為甚麽需要計劃經濟》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暫只有英文版），用一個單一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當一輛汽車被組裝時，幾乎每個組件都會不斷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之間進進出出，然後這些部件才會組裝成汽車。在美國生產的方向盤的金屬底座被送到墨西哥加工，然後送回美國，完全讓公司找到最便宜的材料和勞動力來制作最終產品。」

我們不同意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整件產品都必須是「美國制造」。如果組件只在本地采購，我們不可能繼續開發所需的技術。 例如，智能手機充滿了鈷和鋰等貴金屬，而這些金屬只能從非洲或南美大量獲取。

我們絕非反對全球貿易，但主張為了人類和地球的利益，我們需要有效的全球貿易計劃。基於計劃經濟，將確定全球貿易的優先事項。如果可以在本地購買組件，應購買本地組件，以降低全球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並普遍提高生產效率。

在相互合作的社會中，供應鏈將不會停頓下來，因為世界各地處於中間環節的工廠將無法提供一個零部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現實，因為公司采用「及時生產」制度，並且依賴願意提供最便宜零件的供貨商。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生產過程基於合作而不是激烈的競爭，此時將有多個供貨商可以參與以滿足需要。

奮力戰鬥

如果社會為了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運轉，我們本可以遏制這種病毒並防止全球疫癥大流行。我們不會因為老板沒有準許病假（大流行爆發以來，員工不足500人的公司需要提供兩周的病假），或者我們沒有足夠的積蓄、手停口停而被迫工作。我們不會在超級富豪躲在自己的豪宅裏之際，其他人卻沒有基本的安全用品而自生自滅。我們不必減少食物支出來付房租。

我們需要結束超級富豪的統治，擺脫他們犧牲我們去不顧一切地逐利。我們需要將代表富豪利益的政府撤換掉，並換上由勞動人民政府組成、為勞動人民發聲的工人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由國際、國內和各行業的工人委員會民主地做決定的社會。

在這場全球疫癥大流行的盡頭，全世界可能會有上百萬的人喪生，他們是被這個蔑視他們生命的制度所殺害。為了他們，我們將奮力戰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

只有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才能制止資本主義暴力！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這個紀念日始於1981年，以紀念多米尼加共和國特魯希略（Trujillo）軍事獨裁政權殺害民主與女權鬥士米拉瓦爾（Mirabal）三姐妹。對我們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來說，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鬥爭，同時也必須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各種暴力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個社會模式允許其滋生，而這種社會模式合理化一種次等、脆弱的女性的形象，並最終貶低她們的人格。

這並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維持一種「傳統」家庭和模範，以剝削女性的勞動，尤其是無償勞動。同時，資本主義需要制造分化和等級制度，令特定人群易受攻擊，這樣才方便以維護體制之名為各種暴力辯護。

在紀念日前夕，我們看到在印度、土耳其、波蘭、愛爾蘭和其他國家，都有針對女性的攻擊，以及女性的集體反抗。在印度北方邦發生的年輕的達利特（Dalit，印度種姓制度中的最低階層）女性遭到輪暴與殘殺的事件引發了印度各地的抗議活動。在一系列的連續抗議之後，波蘭女性在10月24日組織了反對限制墮胎（這條禁令實際上會禁止98％的合法墮胎）的大規模抗議，因為這是侵犯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已經有限的自主權。這場運動是波蘭幾十年來最大的抗議行動，並且是由年輕女性領導、動員及激發了所有性別的工人階級參與。

在愛爾蘭，教會最近被揭發強迫單親媽媽與孩子分離的醜聞。僅在30年前（1980年代），就有數百名嬰兒被教會奪走。證明這一罪行的報告在10月得以公開。這反映了在全球組織起抗爭來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緊迫性！

資本主義是個危機中的制度

今年以來面對疫情，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應只是讓經濟崩潰、讓工人和窮人付出最慘重的代價，甚至試圖收回女性數十年來爭取到的權利。甚至連那些長期以來一直宣稱資本主義制度讓女性可以以自己的努力漸進改善生活的親資機構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權利大倒退的威脅。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資本主義宣判死刑。

2020年第二季度，世界經濟下滑了10％，世界貿易下降了27％。全球失去的有薪工時相當於5億個全職工作。同時，由於在家上學和衛生體系超負荷，女性主要負責的無償勞動時間增加了。女性的工作尤其容易遭受危險，因為受疫情危機影響最嚴重的部門（零售、服務業等）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很高。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情況更加嚴峻，因為大多數女性在非正規經濟中工作，缺少合法的社保或健保。經濟危機和疫情的結合使她們各方面的處境更加危險，包括使她們更容易遭受暴力和侵犯。

政客們處理新冠肺炎危機的方式，使得今年全球饑餓人口翻了一倍。早在幾年前，世界上的饑餓人數已經開始回升，不久將達到約10億人。難民也在增加，人數創下新高。這其中最受其害的也會是女性，因為是她們在新殖民主義地區往往負責獲取食物和食水。她們也是最脆弱的難民，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只有為社會主義社會鬥爭才能擺脫這種荒謬的邏輯制度，並建立起新社會關系的條件，從而消除對女性的暴力。讓我們一同為此奮鬥吧！

疫情與暴力的揭露

疫情讓女性更加處於抗爭的最前線。官方數據顯示，全球醫療工作者逾2/3是女性。在許多國家，大部分黑人和其他弱勢女性（例如移民和原住民）從事護理工作，她們也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已有許多證據顯示，疫情期間家暴事件在不斷增加。封城之下，女性和其他受害者被迫與施暴者更近距離接觸，施暴者可以更輕易監控她們的行動並防止她們對外求救。可負擔住房和社工幫助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缺乏，而在疫情之下這會造成更致命的影響。女性在職場和家庭裏也都承受著疫情的暴力沖擊。

一件有趣但也悲哀的事情是，世界銀行在2020年10月提醒各界註意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矛盾的是，正是世界銀行等勢力推行的以市場與商業利益掛帥的緊縮政策削減了醫療、教育資源，削弱了各國應對疫情的能力。

我們絕不幻想那些一直以來默許並維持對女性的暴力的勢力，可以解決女性受壓迫的現狀。資本主義的本質，隨著疫情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女性，特別是職業女性遭受的暴力、侵犯和精神疾病案件增加，證明了這種社會制度無法保證大多數人的安全生活。我們知道自由派、親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者也在處理對女性的暴力問題。我們當然樂見這一問題得到更廣泛的認識，但我們認為這些自由派、親資本主義勢力也必須對造成暴力的政治制度負責。因此，這些人不是我們對抗這個問題的盟友，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可怕的數據

聯合國統計顯示，2019年全球有17.8％的女性遭受身體或性暴力：僅過去一年，就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受到伴侶，前伴侶或家人的暴力行為。暴力是指包括無論身體、心理、性關系或是情感上的各種侵犯行為。

由於孤立無援加上缺乏工作與公共服務，暴力事件激增。檢疫與隔離迫使許多女性與施暴者生活在一起。在巴西，超過76%的受害者認識施暴者（例如是家庭成員）。暴力在封鎖中增加不只發生在巴西。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熱線的求助電話數在全球範圍內激增。例如意大利增長161％；阿根廷為30％；巴西40％；英國65％；突尼斯500％。

不僅是求助電話數量增加了，這還反映了實際暴力行為的增長。摩洛哥的英納吉爾（Ennakhil）求助熱線報告說，經濟暴力增加了60％，心理暴力增加了55％。伊拉克女性自由組織（OWFI）報告說，自封城以來，求助個案（主要來自年輕女性）翻了一番。巴勒斯坦被占領區的女性法律援助和咨詢中心報告說，在城市、農村地區和難民營的社會和法律咨詢增加了75％。糧食短缺和失業的直接結果是情緒、心理和經濟暴力增長。在洪都拉斯，越來越多的女性遭到殺害。日常生活的軍事化意味著警察對人民鎮壓生機，特別針對出門撿拾柴火和取水的女性。

暴力在所有國家都在增加

在2020年4月至5月的愛爾蘭首次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的個案增加了30％。一些極端恐怖的謀殺案突顯了這一點。30-40歲的女性以及老年女性尤其受到影響。在愛爾蘭，處理性別暴力的服務歷來被無視且預算不足：在2020年預算中，撥給賽狗比賽的預算就相當於所有制止家暴服務的預算！這對女性來說是巨大的危機：整個社會沒有能力支持女性擺脫虐待關系。在即將來臨的第二次封城期間，預計這種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在美國，有關家庭暴力的個案也激增，墮胎權也正遭侵蝕。同時，女性更可能不僅是疫癥期間的必要工作人員，也更容易面臨失業。在此基礎上，女性還擔負大部分因兒童在家增加的家務與育兒勞動。

4月，瑞典的女孩和青年庇護所的申請者增加了20％至40％。春季警方接獲的伴侶關系暴力事件比前一年並無增加，但目前看來秋季虐待女性的犯罪上升得更快。

在巴西，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成倍增加。一家百貨商店的記錄顯示，截至5月的一年，其在線應用程序所接獲的暴力案件數增加了450％。早在4月疫情初期，殺害女性的案件數已增長22％。

在英國，一般「正常情況」下每周平均會有兩名女性被現任或前任伴侶殺害。而在全國封城的前7周，就有26名女性和女童被其家庭成員殺害（大約是「正常情況」的兩倍）。自疫情以來，政府的國家家暴監督小組從未召開會議，這表明家暴的大規模增加並未受到重視。政府要求郵差和送貨司機「留意侵犯跡象」，但同時又認為擔負這個任務的工人是非必要勞動者！

在許多醫療資源緊缺的國家，墮胎被視為「非必要」醫療服務。許多女性只能「選擇」進行危險且昂貴的自助墮胎，或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這是在許多國家對合法墮胎權展開攻擊以外，針對女性的另一種國家暴力。

新殖民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機構的性侵醜聞：針對弱勢群體的暴力增加

9月29日有一份報告，詳細揭發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人員在2018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病毒危機期間犯下的性侵犯。與世衛一起被指犯下這一罪行的其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國際醫療行動聯盟（ALIMA）、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國際醫療中心（IMC）、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樂施會（OXFAM）、無國界醫生組織（MSF）。許多當地女性被迫進行性行為以換取工作機會和食物。

女性的脆弱性由於疫情而加劇，最終被當作當權者（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國家）的籌碼。他們最終都是利用虐待和暴力的處境維護自身利益。

這一醜聞揭發了帝國主義利益相關的機構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所謂社會救助的假象，他們真正的作用是強化殖民主義、控制和權力。這些機構只會加劇針對女性身體的暴力。

我們必須拒絕這類組織提出的錯誤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除了點出問題外，完全無力保證工人階級女性的安全和生活條件。他們甚至無力爭取取消窮國的債務，制止帝國主義對他們的剝削，或是反制帝國主義施壓窮國放棄糧食補貼的情況。

民族主義與反動的進攻：對女性施暴的新面孔

由於全球局勢和中美貿易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正在崛起。右翼民粹主義領袖和可憎的政客，例如特朗普、博索納羅、埃爾多安、普京、習近平等，推崇性別主義。連同嚴厲限制墮胎權的威脅（例如美國、波蘭、斯洛伐克等），反動派也提出了女性沒有對自己的身體的自主權的觀念。他們貶損女性的人格。隨著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受損，這等於給向女性施暴亮了綠燈，導致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增加。

這些極端的右翼政府向我們宣戰，打擊我們權利。有32個政府建立了反對墮胎權的聯盟。其中包括美國、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波蘭和匈牙利。這是反動派對世界上女權鬥爭浪潮的明確響應，並證明了國家暴力行為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統治策略。我們需要效仿波蘭工人階級的作法，以更多的鬥爭來應對。

集體鬥爭與組織才是出路

疫情遠未結束！在新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和印度，感染數以及對女性的暴力持續增加。

2016年至2020年間，我們目睹了許多由女性（大多是年輕女性）領導的街頭鬥爭，抗議各種影響著我們的性別歧視。這種鬥爭和抵抗的能量沒有消失。

本來就迫使成千上萬的女性上街的困難局勢，在疫情中進一步惡化。

為了捍衛成千上萬女性，特別是遭受眼下的暴力浪潮威脅的工人階級女性的生命時，我們需要再次采取這種抵抗策略。

8月23日，以色列爆發一場半小時的象征性女性罷工罷課，抗議一名16歲女孩遭受殘忍的輪暴。示威於8月20日至23日舉行，一直持續到深夜。示威者自發參加了特拉維夫以及海法的遊行，堵塞數條道路。青年和女性是這些運動中最活躍的，許多人是第一次參與鬥爭。

當#Metoo運動席卷世界各地時，即使在沒有反性別歧視運動的國家，它也對關於性侵害的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在丹麥，這種議題的影響本來非常有限，直到美國電影制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入獄，關於合意性交、虐待和女權的討論才廣泛進行。10月初，#metoo運動開始在丹麥發展。在電影界，政界和其他幾個領域，都有女性挺身而出，講述她們遭受的侵害。成千上萬的丹麥人簽署了許多不同的請願書，呼籲關註幾個不同行業的職場性別歧視。

我們還看到世界許多地方，醫療工作者，尤其是女性，為爭取安全的工作條件和加薪而罷工。在尼日利亞，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抗警察的野蠻行徑。在所有這些行動中，女性一直處於抗議的最前線。

為了終結暴力的社會主義綱領

聯合國在11月25日的官方活動的全球主題是「點亮橙色：募資、響應、預防、收集！」。他們呼籲大家穿橙色衣服，在窗戶上貼橙色海報。他們呼籲將把女性服務的預算納入政府的疫情援助計劃中，以應對不斷上升的暴力行為，維持基本服務，開展預防暴力行為的態度運動，並收集有關其嚴重程度的數據！說這是「雷聲大雨點小」都算客氣了。

我們不能依賴資本主義政府甚至NGO和自由派的活動。為了爭取可以在這場危機中挽救女性生命所必需的服務，我們需要的是工人階級和所有性別的窮人的群眾運動。

立足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觀點之上，ISA呼籲所有女性圍繞確保捍衛我們生命的政策和直接行動，組織一次國際鬥爭和行動網絡。

但是，我們不僅是在爭取回歸疫情以前的「舊常態」。對於很多人來說，疫情之前的過去也是充滿痛苦的。我們需要超越僅僅關註眼前局勢的要求，為全世界的群眾爭取新的未來而奮鬥。

這些鬥爭的組織需要集體地和國際性地聯合起來。盡管每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組織和反應水平上存在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是同一個體制在侵犯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女工和青年必須建立強大的反資本主義鬥爭，這是制止壓迫的唯一可行方案。我們認為，向所有反對暴力的女性提出一個比向統治者求救更積極的綱領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在此提出一個綱領直指問題的核心：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向我們證明，對於工人階級女性的要求，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比1917年俄國革命更大的進步。

在這樣的嚴重危機時刻，我們社會主義者明白，必須將立即采取的措施與新的鬥爭和要求結合起來，這些新的要求將使我們能夠建立一個運動，讓我們真正脫離這個壓迫和剝削的制度、這個無力保證大家生活與生命安全的制度！

在今年的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我們呼籲建設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為ISA而鬥爭，以爭取終結對女性的暴力！以下是我們的傳單內容：

Ni Una Menos（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不要再有人因為性別暴力而喪生；不再有人的精神健康或身體健康受害。我們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暴力、虐待和騷擾，無論發生在何處：職場、家庭、學校、國家機構、街頭或是網絡上。

政客們努力拯救銀行和企業，但犧牲女性的性命。需要緊迫的應對這種暴力病毒的蔓延。我們需要立即增加公共支出，並指定政策制止針對女性的暴力。這應包括為身處暴力的女性兒童建造庇護所和支持網絡，為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專門的家暴和性暴力支持服務。精神衛生服務應提供受害者在當地可以獲取需要的咨詢和治療，以及對施暴者進行專門的心理評估和治療。每個人都要有基本生活工資和有保障的工作，以支持他們獨立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把每個人的福利作為第一要務的根本需要。我們需要奪取資本主義精英的財富，為公共服務的大規模擴張提供資金；例如免費醫療與免費育兒服務。這個社會上有這麽多的工作需要做，根本沒有理由發生大規模失業。在縮短工作日，不降低工資，增加福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創造綠色和對社會有益的工作。這樣足以根絕失業。

沒有人應該挨餓。由在地社群、工人組織、貧農和小農合作制定一項應對饑餓增加的緊急方案。這是重新規劃農業的第一步。我們必須終結產生流行病與饑餓的有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建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有農業系統。

工人應當有安全的工作環境，不怕遭受感染、性騷擾和壓力。我們需要穩定的就業，讓勞工監督職場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增派人手以減輕工作壓力。

真正的租金控制和大規模公共住房：每個人都有權住在安全、可負擔房屋。將作為投資目標而閑置的空屋一律充公。

提供免費、優質、公立、政教分離的教育。以及漸進的、適合各年齡層的、包含LGBTQ在內的性教育，並重點教育什麽是雙方同意。

免費和容易獲得的避孕和墮胎服務。

工會和廠工代表必須領導一場真正的工會鬥爭，終結不穩定就業，為所有工人能夠賺取生活工資以及反對職場性騷擾而鬥爭。這種運動可以帶頭領導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性別歧視、仇女、種族歧視、對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的歧視。這可以建立一個聯合的工人階級運動。

終結法庭的性別歧視與檢討受害者的行為。受害者和犯罪者接觸的國家和福利部門人員都應接受有關性別暴力問題的培訓，以確保他們尊重申訴人和受害者。

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從下而上民主統治的國家，消除目前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制度，並從政府和司法系統中徹底消除種族、性別歧視。

我們呼籲全體工人階級立即反抗政府和教會剝奪女性和LGBTQ身體自主權的企圖，例如許多國家對於墮胎權的侵蝕。

我們反對物化女性身體，支持消除性別歧視廣告的鬥爭。大眾媒體應該受到民主監督。

終結戰爭，爭取氣候正義，結束種族歧視的移民政策，爭取庇護權這一民主權利。

生產數據應該民主公有，並由工人階級監管關鍵產業，這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一部分。這種新的經濟旨在滿足每個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

我們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這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戰爭和暴力的社會主義世界。每個人都有優質生活的權利，並有著享受生活的自由！

計劃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台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台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制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制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制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制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覆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制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制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制，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制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制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制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制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制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制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制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制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制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制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制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制，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制（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制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制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制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制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制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制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制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制。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二零二一年

影評《切爾諾貝利》——一脈相承的斯大林主義官僚腐敗

2019年HBO播出迷你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播出之初就已引發熱烈討論，而此劇作為一部災難劇，更在2020年初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時更再一次被炒熱，特別令內地群眾當時借著對劇情的評論以批評嘲諷中國政府疫情之初的災難性應對。

該劇背景取自於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核反應爐爆炸事故，該事故造成大量人員直接傷死，更多人間接地遭受到長期而嚴重的傷害和過高放射性輻射劑量的病癥折磨。亦令電廠所在的普裏比亞特市至今仍被畫定為無人區，據估計需時900年當地的放射性輻射強度才會減弱至適合人類安全地居的水平。

劇情表現了蘇聯官僚在災難發生之初的茫然和無能，反映了當時主要負責的官僚如電廠副總工程師駭人的偏執，在各方面報告出現嚴重事故，甚至整個電廠上層被爆飛，反應堆爐心曝露後，依然拒絕面對現實，堅持認為爐心不可能爆炸，事故僅僅是“控制箱爆炸，屋頂起火”。

同時亦刻畫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出事後急於推卸責任，如電廠主任在淩晨事故發生後返回電廠辦公室後第一句說話就是：“我怎麽可能負有責任？我當時在睡覺。”以及當蘇聯副總理及能源部長到場後立即表示“已控制情況”並交出“責任人員名單”。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秘密警察和國家特務機關的無孔不入，劇中表現為克格勃（KGB）處處阻撓列加索夫調查事故起因，更直接出言威迫其在國際會議上作偽證，以求隱瞞RBMK-1000型裂變反應堆的設計缺憾。

核災與疫情

這些情節在年初中國疫情爆發之時極易引發共鳴，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乃至逮捕指控醫生們“造謠”，而在無法掩蓋事故之後又嘗試淡化災情。因此，此劇在中國一些網站播放時，當情節推進到蘇聯官僚表示“情況已經受控”時，觀眾就在彈幕中打出“可防可控”，以嘲諷中國官僚淡化疫情的作風。

同樣的在現實中，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在英國BBC電視台的訪問中表示蘇聯官僚欺上瞞下，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核電廠的具體事故情況。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對當時災難的情況一清二楚，他表示自己不知情實際上是為了洗脫自己在災難前無所作為的汙點。這又令人聯想到習近平在疫情爆發後失蹤多日，隨後又毫無廉恥地表示自己一直在“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一樣。

然而，更諷刺的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中，一篇標題為《突發性災難中媒體傳播社會信息的方法和責任》文章中，批評蘇聯戈爾巴喬夫政府“災難發生後，蘇聯的媒體並沒有及時地加以報道，4月26日發生災難，4月28日塔斯社才用極少的文字將這一災難告訴人民……在核爆炸發生後的一個月內，蘇聯報紙上刊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固然作為一部主流媒體根據現實歷史“改篇”的娛樂作品，當中亦不乏夾雜了一些對蘇聯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比如“連電廠運作方式都不清楚的能源部長”和“鞋廠工人出身的明斯克市委看不起核子物理科學家”之類。而事實上，相比起像核電廠副總工程師一類的技術官僚，工人出身的官僚反而往往對事故更具敏感性，比如片中明斯克市委的原型斯柳科夫在接到科學家對城市背景輻射輕微上升的報告後立即坐立不安，反覆向烏克蘭與莫斯科致電查問情況。

總體上，這電視劇刻畫出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官僚在面對災難前的無能、失職和卸責，也讓人有機會從一個特別的角度了解蘇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在蘇聯最後幾年的日子裏最終導致了它不可逆轉地走向解體。但同樣要明白的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和低效並不是源於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蘇聯的工人的民主權利被剝奪了。因此，我們要主張的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監督權力，特別是要主張對官僚和民眾代表的召回權，同時亦要保證對媒體的民主公有並民主地營運和監察，只有建立起一套全面的民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官僚機械的低效無能和失職卸責問題。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覆雜化的重覆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覆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覆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制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獨裁者們為何抹黑恩格斯？

2020年11月28日，中國共青團在其社交平台賬戶上假惺惺地紀念社會主義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並放送其組圖及斷章取義過的語錄。在這份紀念貼文中，我們無法發現恩格斯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一點影子，卻只能看到一個強調“忠於集體”、“熱愛民族”、“堅持工作”、“努力團結”的資產階級模範道德偶像。恩格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者，而絕對不是中共為了給自己披上紅色外衣，維穩資產階級獨裁政府的工具。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忠誠戰友，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提琴手。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整理了馬克思的手稿，繼續完成《資本論》的編著並領導了國際工人運動12年。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國際工人的事業，而不是為了中共所宣稱的實際上是為了資產階級利益的醜惡事物而奮鬥。正如列寧所說，在他們（革命家）逝世以後，（壓迫階級）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中共高調紀念朝鮮戰爭70周年：隨政策而變的歷史？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朝鮮戰爭的“重要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強調朝鮮戰爭中擊敗美軍的歷史。在當前中美沖突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共當局高調紀念朝鮮戰爭就成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

諷刺：隨現實而變的歷史？

歷史銘記一切。歷史遺忘一切。“老大哥宣布大洋國在同東亞國打仗，於是所有人的記憶裏都自動刪除了曾經大洋國和歐亞國打仗這一回事，大家似乎理所當然的認為大洋國就是一直在同東亞國打仗。”——《1984》

中國改革開放、覆辟資本主義前，抗美援朝的歷史作為民族國家認同的一部分，獲得了極大的重視。為此誕生了大量朝鮮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諸如《誰是最可愛的人》、《上甘嶺》（其中插曲《我的祖國》被視為第二國歌）等等。

改革開放後，走資的中共政權迫切地需求大量的外國資本和技術。反美民族主義此時變成了障礙，為了避免引起洋大人的不快，也為了壓制那些反對中共領導層靠攏美國的黨內派系和群眾，因而逐漸降低朝鮮戰爭的宣傳調門，並有意壓制民間的相關紀念活動（老兵自發組織的此類紀念活動總會被警察嚴密監視）。

首先是從教育上修改歷史記憶，《誰是最可愛的人》、《邱少雲》、《黃繼光》、《羅盛教》等等朝鮮戰爭相關故事從中小學課文中消失，中學歷史教材與抗美援朝有關的內容一筆帶過。早幾年，中學課本準備新增一段源自《奇襲白虎團》的京劇節選（根據朝鮮戰爭一個真實戰例拍成的京劇電影），該段一年後被上級有關部門刪除，因為裏面的唱詞“打敗美帝野心狼”會讓美國人不高興。

與此同時，文藝作品中朝鮮戰爭題材成為禁忌。《抗美援朝》紀錄片三度被禁，從未公映過。2001年剛制作完成，正準備公映，美國發生了“9.11”事件，影視片遂被禁。第三次是幾年後，中共的老將領再提出播映該片。哪知，中央答覆：“抗美援朝的歷史意義早已過時，如果我們過多強調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國人，不利於中美外交關系”。所以如今中國隆重的紀念朝鮮戰爭、推出配套的影片、鄭重其事的為健在老兵頒發紀念章等等，就顯得莫大諷刺。相比之前的態度，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於官方的這種歷史觀，有人諷刺道：“中日友好時，安倍晉三是和平主義者安倍寬的孫子。中日交惡時，安倍晉三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

根本不在乎老兵

這不禁讓我們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難道歷史是可以隨現實而變的？在中共獨裁下，的確如此。為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中共當局意圖重拾七十年前中美沖突的歷史記憶。至於參戰兵士，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當局從未真正關心過老兵的晚年生活。

社會主義者人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宣傳，任何民族主義宣傳都只是為了引導民眾為統治階級利益賣命。無論哪一國，資產階級政府為鼓動民族情緒，都可以不惜修改歷史，例如“美軍解放奧斯維辛而不是蘇軍”。只有建成國際團結的社會主義，才能讓歷史擺脫民族主義的哈哈鏡，不再成為販賣廉價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鴉片。

朝鮮戰爭

金日成治下的朝鮮國就如毛澤東的中國一樣，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以蘇聯為模範的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政權。在1920-30年代，在特殊立的條件、落後的經濟和國際工運受到大挫敗的背景下，官僚的反革命催生了斯大林政權。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帝國主義害怕亞洲會爆發革命運動，催生更多建基於由上而下官僚計劃的國有經濟，打亂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秩序。1950年美國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發動戰爭，扶助作為美國傀儡的南韓右翼獨裁政權。過去五十年亞洲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增長，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在這段時期的戰敗是主要因素。但斯大林主義，包括毛澤東主義的角色，使革命鬥爭大大覆雜化，最後導致亞洲資本主義強化起來，犧牲了工人運動，並使中國和越南覆辟資本主義，而朝鮮也以特殊的形式覆辟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處理民族問題？

國族、國家邊界、民族意識都是歷史進程下的產物，並不會一夜之間消失。今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危機與不穩正導致各地軍事沖突、民族主義、國家恐怖與鎮壓的加劇，也推動了被壓迫者對於自由的渴望。這使得過去一度“已被解決”的民族紛爭再次浮上水面，譬如在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2020年，我們看到了埃塞俄比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由於民族問題爆發了全面戰爭。

馬克思說過：“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馬克思主義一直以來對待民族問題的不同型態都是異常小心謹慎的。在來信中，這位讀者卻過於簡單化來理解事情：“即徹底廢除國家、民族概念”。問題是，哪股力量、哪個階級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呢？並且是通過什麽樣的手段和綱領呢？資本主義，包含完全走資了的中共帝國主義政權，是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

語言政策

正如西班牙和印度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他們殘暴地打壓著加泰與克什米爾人的權利，中共獨裁也是依靠恐怖與鎮壓，加上基建投資的外衣，來“團結”中國各族。其不斷增加的軍警手法，實際上正帶來反效果：不穩定的加劇，在香港表現為越加抗拒中共統治，在台灣則是越來越反對跟中國形成更緊密的經濟或政治融合。就算在過去的“模範生”內蒙古自治區，中共在2020年莽撞推動漢語授課而非采取有彈性而民主的方式，也激起了群眾反抗。當局拘捕了一萬人，並且在當地的教育、傳媒和文化領域進行了種族清洗，以漢人替換掉蒙族人。一個國家只能有單一語言，或者眾多語言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這些論述都是毫無根據的。許多成功的多語言社會就反駁了這點：比利時、新加坡、瑞士等等，這些國家都比中國小。過去中共采取了比較有彈性的做法，但現在卻視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為未來“分離”運動的病毒。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沒有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對於舊沙俄帝國內部眾多被壓迫民族敏感而有原則的立場的話，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來信認為國際主義與民族自決之間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兩者之間有矛盾，事實上正是這樣的綱領才讓這場最偉大的革命得以成功。

根據來信的邏輯，那列寧肯定就是個“愚蠢的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了。畢竟，列寧在1917年12月奪權不久後，就簽署文件承認芬蘭從俄國獨立。俄國的革命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芬蘭獨立的國家，當時許多歐洲的資產階級國家還在猶豫當中，害怕這會在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地區引發連鎖效應。

正是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待被壓迫民族非常敏感的態度，說服了舊沙俄帝國裏面43%非俄羅斯族的群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府是不同的，不會像沙俄專制那樣奴役他們。

以自決權贏取支持

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支持，建立出多民族的工人運動後，布爾什維克成功推翻資本主義及其軍事反撲，並說服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與其他民族自願加入組成蘇維埃共和國的聯盟，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蘇聯。一開始的時候，加盟共和國是有脫離聯盟的權利的。不過，隨著俄國革命被孤立，而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從工人階級和蘇維埃篡權，脫離聯盟的憲法權利變成一紙空文。斯大林政權流於口頭的假民族自決權，後來也被中國的毛澤東所仿效。

不幸地，來信沒有采取階級立場，而是從漢民族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同樣，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並不會區分各民族。他們並沒有只對芬蘭、愛沙尼亞這些非斯拉夫族人采取民族自決權，而同樣也適用於烏克蘭等斯拉夫民族（他們在語言文化上跟俄羅斯族的相近程度，甚至比各個漢人地區之間的更大）。馬克思主義者看待民族問題的標準，在於群眾活生生的運動當中，他們的意識、恐懼、渴求，並且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到建立團結的工人運動來推翻資本主義。這並非是要把人分成不同“種族”分類。

當今台灣主要由漢民族人口所組成，這位讀者因此認為它應該自動並入中國大陸成為同一個國家。但這變相（可能是無意之中）是墜入了大漢民族主義之中，而非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台灣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越來越不視自己為大漢民族的一部份。而且，他們不信任也害怕自己會被迫受到中共獨裁的統治。這些恐懼在習近平上台後的“戰狼”外交下變得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重新維持對亞洲的主導，當然也是在利用台灣人民的民族渴望來達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抗衡中國的新帝國主義霸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我們得分別開台灣工人和青年合理的民主渴求，以及各個資產階級政權（美國、中國、台灣）的反動陰謀。

正如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為了順利地進行反剝削的鬥爭，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必須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無產階級只要稍微擁護‘本’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對它的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的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論民族自決權》，1914年）

“統治民族的特權”

最後列寧還加上這句來回應這位讀者：“否認自決權或分離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

在爭取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中，要在中國、香港、台灣，漢人、非漢人，乃至全世界建立真正的工人階級團結，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每種特定局勢下考慮到群眾的現實意識。這代表要提出一個保證工人政府不會違反工人階級的民主願望地去處理民族問題的鬥爭綱領。

波蘭：紀念波羅的海沿岸工人起義50周年

2020年12月是1970年12月波蘭工人對其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抗議運動，以及“黑色星期四”血腥屠殺的50周年紀念。當時，食品和燃料價格飛漲，原本的罷工和群眾抗議快速變為工人群眾的起義。革命之火燃遍波羅的海沿岸的許多城市，如格但斯克、格丁尼亞、什切青和埃爾布隆格等，並獲得了弗羅茨瓦夫、華沙以及許多其他城市的礦工和工人的支持。

這個12月事件證明了在斯大林主義國家，革命具有巨大的潛力和驚人的發展速度。運動最開始僅僅圍繞經濟訴求，但幾天之內就發展到了以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為核心的工人起義。而且，我們應該註意，運動中並沒有任何要求資本主義覆辟的訴求。

當局害怕運動最終會演變為推翻官僚統治的全面工人革命，於是派出坦克血腥鎮壓了起義。其間，19座政府機關的大樓被放火，其中甚至包括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2座黨的大樓。最終，在巷戰中，有10輛坦克、18輛裝甲車、7輛軍用車和51輛民用車（警車）被摧毀。抗議者被士兵用機槍掃射，被直升機射擊，被坦克碾過。官方數據稱沖突中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事實上，按照這場悲劇的規模估計，至少有數百人死亡。

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形成

中歐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在二戰之後建立的，當時納粹被打敗後形成權力真空，而紅軍得以奪權。一開始，共產黨聯合“資產階級的影子”——自由派，“激進派”，社會黨人和農民政黨，建立了人民陣線政府，但共產黨自己保留了暴力機關的控制權，以鎮壓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隨後現實狀況促使他們清算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效法斯大林主義俄羅斯建立政權。這從根本上扭曲了社會主義——建立的不是一個基於民主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工人政府，而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鐵腕獨裁統治。

不過由於實施了國有計劃經濟，且由於二戰之後各國工人對重建自己國家的熱情和犧牲精神，這些政權在建立初期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說，產出的增加是建立在勞動力和原材料投入的增加上的。期間有大量農民加入工人階級的隊伍，大量工廠和住宅拔地而起，如新鑄造廠（Nowa Huta）——一個克拉科夫附近從零開始建造的、模範的工人階級城鎮，以及一個大型鋼鐵工廠。

一段時間之後，當重心從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也就是提高生產率）時，問題就出現了。托洛茨基解釋說，想要在計劃經濟中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就需要生產者民主，也就是說，讓工人階級可以在各個層面上檢查和控制生產計劃。當經濟系統越來越覆雜，產品質量和工人民主的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官僚主義及其長期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則會抑制經濟的長期增長。

與日俱增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在1950年代，官僚當局一直嘗試解決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並引入經濟改革。但是同時，工人的不滿也愈演愈烈，比如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工人起義，幾乎推翻了其斯大林主義政權。

稍早之前，同樣是1956年，波蘭工人在波茲南的抗議被殘酷鎮壓，有數十名工人殺害。在此事件之後，波蘭的官僚當局改變了策略，宣布提高工資，並替換了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波蘭的執政共產黨）的領導人，10月，資深黨員哥穆爾卡（Gomułka）成為了黨的第一書記，而他同年4月才剛剛從監獄獲釋。

哥穆爾卡掌權之後，就開始了被稱為“哥穆爾卡覆甦”的自由化，給予底層官僚和技術官僚更多自主權和激勵。他還對農民讓步，重新分配土地，解散了絕大部分集體農場，重新歸私人所有。但是最終，波蘭的農業仍然落後而低效。

盡管進行了改革，或者說，也由於他的改革，1960年代經濟問題開始積累。為了進口實現經濟現代化所需的資本設備，波蘭需要外匯。因此波蘭最主要的出口品——糧食的出口增加了。但是由於哥穆爾卡1956年的零碎化土地分配政策，生產率一直很低下。雪上加霜的是，1969到1970年接踵而至的自然災害：幹旱、寒冬、以及春季洪水，使得農業產量進一步下降。

原本用於出口的糧食現在用於國內，使得外匯赤字擴大，而且糧食短缺仍然存在。這引發了1970年8月的卡托維茲礦工暴動，以及婦女在超市的暴動。隨後，當局在華沙“奇跡”般地找到了肉類，並運往卡托維茲，暴動很快平息了，但是幾周後，華沙也爆發了罷工。

1970年12月的價格上漲

政府因此陷入了窘境，1/3的國家預算要用於食品補貼，外匯赤字節節攀升，並且迫切需要資本設備發展經濟。最終，在12月，聖誕節前，政府宣布要提高燃料和食品價格。並且執行方式像是把人當猴耍，政府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價格管制”，在報紙的第一版還專門介紹了那些由於這次“價格管制”而跌價的商品，比如“Lazuryt”電視機，事實上這個商品已經停產2年了！而那些關於燃料和糧食價格上漲的新聞則擠在了第二版。

其中，魚類的價格上漲12%，肉類和肉制品上漲18%，面粉上漲16%，牛奶上漲8%，當地的主食大麥上漲31%，果醬上漲37%，咖啡上漲92%。還有燃料也上漲了，比如煤上漲了10-14%。

在這波物價上漲之前，波蘭工人就需要花工資的一半以上在食品上，所以當聖誕節前夕，政府宣布物價上漲時，工人的怒火爆發了。在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到如此離譜的情況下，一個商店裏不存在電視機的價格下降，或者其他工人階級買不起的商品價格下降，這又如何呢？特別是那些最貧窮、最年輕的工人，他們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他們走投無路，率先走上街頭。

工人們要求取消漲價，或者對受影響的人進行經濟補償。甚至提出縮減工資差距，使白領和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平等，而這也實際上意味著官僚們膨脹的特權終結。

工人們的憤怒在街頭擴散

街上的情況很混亂，很難厘清接下來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麽。不僅那些二三手的記錄存在矛盾，甚至親歷者自己也很混亂。特別地，因為之後的恐怖鎮壓、政府的宣傳、以及畢竟已經過去50年了，真相更加模糊。但是，我們可以羅列各個部分，並給出事件過程的一個概略。

12月14日，無數工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的早班中罷工。三千人先是前往了工廠管理者的辦公室。他們要求取消漲價，管制工資制度和獎金制度，並從統治集團那裏奪權。

由這些要求沒有被滿足，他們就向市中心前進。一邊遊行，一邊高唱國際歌，下午時走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總部前。一路上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加入他們，人數最後超過一萬。他們憤怒但平靜，直到目前為止，抗議者們還沒有一個領導者，也沒有組織。隨後他們向華沙理工大學進發，說服學生加入，接著前往廣播電台，要求廣播訴求。遊行幾個小時之後，他們被民兵（波蘭警察）的催淚彈攻擊。工人用石頭和螺栓自衛。再然後，他們組織了一場露天集會，有幾百名學生參加。這天晚上，當局切斷了格但斯克和其他地區所有的有線通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起義升級了。工人們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委員會宣布了全面罷工。雖然通信被切斷了，但是罷工還是蔓延到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城市，如格丁尼亞、埃爾布隆格、什切青，那裏也有工人建立的罷工委員會。當格但斯克的造船工人再次走上街頭時，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士兵向示威者發射了實彈，官方宣稱，造成了5人死亡。隨後暴動開始了，有玻璃櫥窗被砸，有商店被搶（有一些目睹者說，這是混入抗議者中的警察做的），甚至點燃了黨的總部。當局則以地區戒嚴和宵禁回應。同一時間，埃爾布隆格也發生了沖突，並且罷工擴散到了另一個波羅的海城市斯武普斯克。14日到19之間，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也向內陸城市擴散，到了華沙、佛羅茨瓦夫、比亞韋斯托克、克拉科夫、瓦布爾奇奇、奈薩等城市，共有兩萬工人參加。

12月16日格但斯克的工人宣布罷工。但是當他們嘗試進入工廠正門抗議時，被在工廠戒嚴的士兵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2人死亡，11人受傷。

同時，旁邊的城市格丁尼亞情況比較緩和。罷工委員會與該市國民議會主席進行了談判，議會是當局中唯一願意聽工人訴求，並承認抗議行為合法的官方組織代表。工人向主席提交了一份訴求清單，主席承諾會把這份清單提交給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Stanisław Kociołek），但是抗議者們必須解散回家。

工人的要求內容包括，根據最新的物價上漲來調漲工人工資，提高最低工資（特別是收入最低的女工），減少藍領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收入差異（包括公司董事收入不應超過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1000茲羅提）。但是就在當天晚上，格丁尼亞罷工委員會成員被逮捕，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在廣播和電視裏呼籲格丁尼亞的工人回去工作，因為格但斯克的抗議已經平息。

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這天，也就是12月17日上午，格丁尼亞的工人響應副總理的號召，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軍隊已經埋伏在格丁尼亞最大的工廠——巴黎公社造船厰，並把這裏封鎖了。當手無寸鐵的工人剛下火車，準備前往工作時，軍隊殘忍地向他們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10人死亡，幾百人受傷。18歲的高德萊夫斯基（Zbyszek Godlewski）英勇就義，工人在歌曲中稱他為維西涅夫斯基（Janek Wiśniewski），工人們一邊高唱，一邊擡著他的遺體遊行，穿越城市，成為這場屠殺中令人心碎的標志。

隨後爆發了巷戰，軍人和民兵在街上殘忍的殺害群眾。有一名遇難者是一位15歲的男孩，在他逃避戰鬥並安全到達校園時，被子彈擊中後腦。

在這天，什切青也發生了巷戰和全市範圍的大罷工。沖突中，黨的建築被點燃，軍隊和民兵攻擊了示威群眾。官方報告稱，共有16人死亡，100人受傷。工人成立了全市的罷工的委員會，聯合了120個工作單位，這已經是一個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雛形了。有報道稱，有的士兵和工人開始聯合，在軍用車輛上展示批評當局的口號。

12月17日至22日，工人們取得了什切青的控制權。西方媒體乃至一些黨的政治局成員，都把這種狀況成為“什切青共和國”！當局以切斷什切青和外界的聯系，以及宵禁來回應。雖然進行了殘酷鎮壓，但是當局直到22日與罷工委員會簽署協議後，才使得罷工結束。並且之後，什切青依然動亂了數周。

鎮壓和讓步

十二月事件使官僚當局感到恐懼，並讓他們準備展示武力。1970年12月14日到19日，除了9000名民兵，當局還派遣了61000名士兵、1700輛坦克、8700輛裝甲車、108架飛機和直升機。官方稱，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這顯然低估了這場屠殺的真正規模。除此以外，共有3000人被捕，還有無數人遭毆打。

當局對受害者的家屬也很無情，家屬們被迫在午夜埋葬逝者，並且只有最親近的家屬才能參與。許多家庭被迫搬到波蘭的其他城市。

但鎮壓不足以平息抗議，官僚當局還著手對工人讓步。早在12月20日，黨的第一書記，瓦迪索·戈姆卡（Władysaw Gomułka）就被迫宣布辭職，官方稱是由於健康原因。接任者是前礦工愛德華·吉列克（Edward Gierek）。雖然他已經當了很多年的政治局委員了，但是官方就像他是新人一樣介紹他。吉列克的風格和戈姆卡不一樣，他承認領導層的錯誤，而不是簡單地妖魔化工人。

幾天之內，最低工資就提高了，但是漲價沒有立刻取消，在起義被鎮壓之後的幾周，憤怒的情緒仍然在暗中擴散。1971年1月22日，什切青造船廠再次罷工。這次，比起鎮壓，政府更加傾向妥協。吉列克接見了罷工工人。盡管如此，在更多罷工的壓力下，直到1971月3月1日漲價才最終取消。

1970年12月事件的遺產

領導人的改變也意味著經濟政策的改變。當局大量從西方舉債，但是沒有提高生產力，也沒有實現經濟現代化，大部分款項都用於消費補貼，來換取社會和平。因此數年後，經濟危機又一次發生，為新的抗議埋下了種子。

雖然波羅的海沿岸起義的結局是工人失敗了，但是它加強了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這是首次出現對自由工會的訴求，並持續紮根於工人心中，之後在1970年代的獨立工人階級工會的發展中表現出來。

1980年，格但斯克再次發生罷工時，運動的組織性比1970年要高，能夠在不流血的情況下使當局妥協。不幸的是，12月事件之後的10年中，革命的領導力量沒有發展。1980年時，大多數工人還本能地懷念“人本社會主義”，罷工者的21條訴求反映了這一點。而運動的“顧問”們（如律師、知識分子和反對派），並沒有爭取讓工廠的罷工委員會獲得政權，而只是給當局施壓，以獲得讓步。這種綏靖的方式最終導致1981年《戒嚴令》的實施，這擊潰了運動。而之後，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幻想越來越多，1989年，運動最終滑向了資本主義覆辟的死胡同。

波蘭：功敗垂成的鬥爭

可以說，在東歐集團國家中，波蘭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義鬥爭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鬥爭已經發展出一個組織良好的地下工會運動。然後，在那一年，波蘭團結工會在占領和罷工的浪潮中異軍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權。然而9年後，一個親資本主義的政權卻以團結工會的成員為核心所建立起來。以下，Paul Newberry來探討為何事態會這樣發展。

在這場鬥爭中提出的口號和組織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尋求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墻壁上的塗鴉就表達了這一點：“要社會主義！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為這場鬥爭的副產品，獨立的“團結工會”（Solidarnosc）誕生了。然而，僅僅9年後，團結工會組建了政府，並開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場化“改革”，覆辟了資本主義。工人運動怎麽會成為資本主義覆辟的代理人？團結工會墮落的根源是否從一開始就存在？

為了充分理解波蘭和其他前東方集團國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進程，就必須要考察這些政權的起源。1917年俄國曾發生過群眾革命，後來由於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和世界革命失敗後遭到孤立，因此出現了官僚化墮落。然而，東歐集團國家的史太林政權卻不是這樣形成的。紅軍在二戰時解放了這些國家之後，駐紮於這些國家。當地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殘存勢力組成了聯合政府。然而，國家的鎮壓機關卻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義者手中。在很短的時間內，史太林主義者在群眾的支持下，清洗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最後殘余。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些措施得到了數十萬工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支持。

從一開始，這些新建立的政權就是畸形工人國家，以史太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並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獨裁所取代下對社會主義的荒誕扭曲。盡管工人群眾最初對此充滿熱情，但這些政權的殘酷鎮壓性質很快就令他們失望。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都爆發了工人起義，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階級英勇地試圖進行政治革命。

波蘭在這一進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茲南，一場反對政權的工人罷工和示威遭到殘酷鎮壓。事後，政權決定采取新政策來擴大支持基礎。第一書記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權對農民作出了讓步，放棄了大規模的土地集體化。基層官僚獲得更多特權﹐以便與政府加強聯系。政府也賦予教會特權，以換取其支持。

轉折點

起初，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波蘭和其他東歐政權經歷了高速增長。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了7%。然而，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寄生性質，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費、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官僚機構從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束縛，變成了絕對束縛。經濟計劃引發了反效果──經濟混亂。

到了60年代末，經濟已經出現了問題，民眾的糧食補貼難以為繼。然後在1970年，肉類價格上漲，引發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並演變成了一場鬥爭。雖然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亞和格但斯克，但也影響到斯塞新、艾布隆格、華沙、弗羅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鎮。政權出動坦克血腥鎮壓抗議，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人。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被動搖，於是再次試圖軟硬兼施，同時實行鎮壓與妥協。哥穆爾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從西方獲得了大量貸款。這些貸款很大一部分沒有得以良好地投資，亦有大量資金被用在增加群眾的消費，企圖換取社會安寧。

有一段時期，經濟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但這段喘息期並不長。不久，當局就難以償還貸款。1976年，工人們在波蘭軍火工業的發源地拉多姆（Radom）組織了一次罷工。雖然政權作出了一定的讓步，但罷工領導人卻被秋後算帳。一群反對派和知識分子成立了工人保護委員會（KOR），為受迫害的工人籌集資金，提供法律援助，並宣傳他們的事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在KOR的幫助下一些城市組織了非法的“自由工會”，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廠。

1980年夏天，當肉價的一系列上漲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罷工浪潮時，一個轉折點出現了。當局計劃給予戰略行業的罷工者讓步來分化工人。然而，這一政策只激發了更多的罷工。在盧布林，工人們還抨擊了官僚機構的特權，要求言論自由，抗議活動變成了大罷工，包括封鎖通往俄羅斯的鐵路線，停止了波蘭的出口。當地報紙攻擊罷工者，並警告說俄羅斯會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報紙。副總理飛往盧布林進行緊急談判，作為讓步的一部分，該報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訴求

8月中旬發生了質的變化，格但斯克造船廠爆發了一場維護工人領袖、KOR沿海工人團體成員Anna Walentynowicz的罷工。一個地下的自由工會在這裏已經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們準備充分，經驗豐富。罷工者的要求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激進，並蔓延到政治層面。他們要求釋放政治犯，恢覆被解雇的工人的職位，增加工資水平達到與民兵一致，並為1970年被殺害的工人豎立紀念碑。

占領活動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亞三聯市。格但斯克的罷工委員會相互聯系。第二天，當局切斷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電話線 以試圖控制罷工。然而，罷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與造船廠工人的談判幾乎達成了協議，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滿稱如果造船廠工人結束抗議，他們將不得不獨自繼續鬥爭。船廠工人的領導人迅速轉變立場，罷工再度爆發，這次罷工是為了聲援其他工人。

那個周末，全市罷工委員會的代表開會，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工場罷工委員會（MKS）。這是以類似於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由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作場所代表組成，而這些代表又選舉出一個主席團。起初，這是一個極其民主的結構。主席團對代表負責，代表們對他們所代表的工作單位負責。主席團和政權之間的會談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廠工人進行現場直播。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政權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間的一些討論也是閉門進行的。

同一個周末，一份包含21項訴求的清單被起草出來。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們正朝著政治革命的方向發展。他們首先要求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權利。這些要求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權利的訴求後，還有其他訴求，反對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權，反對特殊商店和商業商店售價高昂。還有一系列經濟要求，旨在改善勞動人民的條件，實現更大的社會平等。訴求清單中沒有任何地方要求進行市場改革或恢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會進一步提出，要求選舉所有官員，並對官員有召回權利任何官員的工資都不應該超過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此外，職位應定期輪換。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防止今後形成官僚主義。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應該掌握權力，成為工人階級統治的機關。

工人階級巨大的力量

盡管政權試圖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傳出後，運動像野火一樣在波蘭各地蔓延。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占領性罷工和類似的代表機構。在斯塞新，船廠工人還沒有采取行動就得到了10%的工資漲幅，這鼓勵他們組織罷工並成立自己的代表機構。一周之內，代表40多萬工人的370個工作場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機構。

雙重政權的局面出現了。在大罷工期間，格但斯克代表機構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衛生服務。在罷工期間，禁止銷售酒精，罷工者也禁止飲酒。隨著罷工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國家慢慢陷入停頓。

這次罷工證實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整個社會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學生、藝術家、記者、農民、工人、教師和知識分子中，公開的民主辯論和討論蓬勃發展。社會各階層受到啟發﹐開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組織﹐或改變現有的官方社團和組織。

相比之下，當局完全被孤立，執政地位命懸一線。由於對武裝部隊的可靠性沒有信心，它無法使用武力來破壞罷工。甚至執政的波蘭聯合工人黨（PUWP—波蘭共產黨）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階級的基礎脫離了官僚體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員是PUWP黨員，斯塞新的兩個代表團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許多城鎮的代表機構中，工人階級的黨員都成為了領導層，或者主動成立了當地的代表機構。後來，有一百多萬工人階級PUWP黨員加入了團結工會！

當局不得不拖延時間，與格但斯克代表機構進行談判。8月31日，政權簽署了接受21項訴求──格但斯克協議。罷工結束，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誕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協議只是部分勝利。推翻政權，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健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已經錯過。缺少的是一個革命領導層，以向工人階級誠實評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並充分表達罷工者的訴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機構和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華裏沙（Lech Wałęsa）、KOR知識分子和團結工會“顧問”──卻有著相當局限的視角。他們認為，他們最多只能贏得一些改革。KOR的領導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協議之前，他認為對自由工會的要求只是用來在談判桌上虛張聲勢，而不是一個可以贏得的要求。在每一個環節，領導層都扮演著保守的角色，牽制著運動的發展，阻撓工人提出更激進的訴求。例如，結束PUWP的“領導作用”和自由選舉的要求遭到領導層的反對，沒有出現在21項訴求中。協議簽署後，領導層走遍全國各地，試圖說服工人取消罷工。天主教會也發揮了類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會敦促節制，並勸說罷工者停止罷工以避免激怒波蘭的鄰國。

盡管領導層發揮了負面作用，但團結工會還是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在簽署格但斯克協議兩周後，團結工會擁有350萬會員。到了秋天，850萬工人加入了團結工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會員人數達到了1000萬。在幾個月內，它成為波蘭最強大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罷工迫使數百名官僚辭職：包括黨委書記和工廠經理。

最後機會

然後，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團結工會分子在離開會議時被警察毆打。這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團結工會組織了一次4小時的警告性罷工，實際上應該做的是在3月31日發動大罷工。華裏沙和教會，包括紅衣主教維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敦促團結工會不要組織罷工。在最後一刻，政府同意了團結工會的訴求，懲罰那些對毆打事件負責的人，並承認農村團結工會。這給了華裏沙取消總罷工的借口。

一個將運動提升到更高層次並挑戰政權存在的機會已經失去。相反，隨著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團結會進入了一個危機時期。官僚機構獲得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它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政府開始破壞經濟﹐希望打擊工人階級的士氣﹐並將責任推到團結工會的身上。許多產品被實施配給，各地出現了大量輪候購買肉、糖、肥皂甚至衛生紙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隊現象。

政權的策略開始奏效。工人開始對團結工會領導層的無能感到失望而導致士氣低落。根據庫倫的說法，1981年上半年，對團結工會的支持率從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人們反對領導層，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這代表了工人們對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們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會經濟的任務。遺憾的是，這種思想並沒有被制定成一個明確的方案。工會內部的反對派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團結起來。最重要的是，它對運動所面臨的任務缺乏立場。盡管大會通過了一項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決議，但華裏沙和領導層還是再次當選。妥協“自我限制”（“不要挑釁政權”）的政策仍在繼續。

9月的大會是團結工會改變路線和重新武裝運動的最後機會。隨著這次機會的流逝，鬥爭的天秤開始向政權傾斜。鎮壓的條件已經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機構的軍事部門采取了行動。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組織了一場軍事政變，並實施了戒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被圍捕，與數千名活躍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關押了起來。工會會議被禁止並實施了宵禁。

戒嚴是團結工會和政治革命發展的分水嶺。工會的民主組織被粉碎了。任何設法逃脫逮捕的領導人都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民主辯論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領導人在秘密條件下工作，這讓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的監督壓力。

擁抱資本主義

同時，經濟危機也在加深。這是一個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非常困難的時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隊人數增多，通貨膨脹嚴重。盡管許多西方國家都存在大規模失業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蘭工人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燈塔。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幻想得到了加強。甚至官僚機構也受到了影響。在對計劃經濟失去信心後，它試圖通過實施市場“改革”來使經濟走出僵局，但沒有成功。

到了1988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和官僚機構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樣的親資本主義觀點，團結工會現在完全被知識分子和天主教教會顧問所控制，而華裏沙則進一步轉右、向親市場的立場發展。他們認為解決方案在於意義深遠的市場“改革”，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這些措施必須包括嚴厲的緊縮政策，但該政權缺乏實施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時，團結工會運動也在覆興，罷工的次數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機構需要讓團結工會參與這一進程。如果能說服團結工會承諾采取這些措施並承擔共同責任，那麽反對這種強硬政策的聲音就會降到最低。

解決的辦法是組織“圓桌”會談，談判這樣一個協議的條款。然而，與1980年8月不同的是，這次真正的討論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況下閉門進行的。討論的電視轉播部分純粹是為了作秀。作為回報，華裏沙和其他領導人撲滅了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蔓延的罷工。會談的結果是達成了組織部分自由議會選舉。議會中只有35%的席位被選舉產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給PUWP及其盟友的候選人。

1989年6月5日的選舉是團結工會的完全勝利。反對派候選人贏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個席位除外，這表明該政權的孤立和合法性的喪失。幾個月後，團結工會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並走上了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導致了接下來兩年GDP的急劇衰退和逾20%的大規模失業。

然而，工人階級的這次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團結工會，體現在其保守的改良主義領導層的錯誤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機構的組織形式和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中，團結工會也包含著政治革命的種子。只是在戒嚴、粉碎工人民主組織和經濟全面崩潰之後，才有了反革命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團結工會內部存在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打擊領導層的錯誤策略，提出明確的替代方案，工人運動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歷史進程。

影評：《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

1992年，年僅10歲的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表演了The Judds的歌曲Love Can Build a Bridge。主持人Ed McMahon隨後采訪了她及稱讚她有“漂亮的眼睛”，並詢問她是否有男朋友。布蘭妮明顯感到不舒服，但繼續微笑著並保持禮貌，在試圖在大批觀眾面前做出回應時，小心翼翼地講出了自己的話。女性大多都會熟悉這種情況，面對不適當的評論不得不被迫應付成年男子的情緒。這種遭遇成為布蘭妮事業上經常遇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她的12歲男生對手則被問到在農場長大的感覺如何。

紀錄片《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最近在英國和愛爾蘭播出。它記錄了#FreeBritney（解放布蘭妮）運動並追溯了布蘭妮的職業生涯，以及令這名39歲的表演者和藝人目前受到監護令的事件。這部電影追溯著這位超級巨星的人生軌跡，從腳踏實地、充滿活力的少女，到被資本主義媒體騷擾和追捕，並被推向精神崩潰的年輕女性。

企業性別歧視

紀錄片內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是，這位年輕的明星從僅16歲起就成了公然被性化和物化的對象。從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音樂錄像裏面被性化的女學生校服，到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通常是年齡是她2倍以上的男性，問她有關她的乳房、親吻男生、她的衣服和童貞的問題。布蘭妮被唱片公司和資本主義媒體過度性化，這與媒體對她的童貞的重視相當矛盾。這說明了所有婦女和女孩都被迫陷入的陷阱——要性感但卻不能有性行為——婦女必須面對走在永遠無法接受的平衡之間的危險。

但是，布蘭妮的性化和物化並不只是一個個人經歷或一次性的事件。相反，她的經歷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婦女和女孩都有被物化，這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物化是使人類淪為單純的死物的過程，它是一個非人性化的過程。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被物化過程是首先通過關註婦女的外表而進行的，其有害的意識形態通過廣告、電視、雜志、音樂、電影等進行傳播，這些都對正常化物化女性起到了作用，然後這就成了被廣泛采用和覆制的現象。

為了利潤而物化

但是，物化女性對資本家有什麽好處呢？整個行業的發展也是通過對女性的剝削及物化。到2026年，全球美容產業的總產值預計將達到4383.8億美元，而販賣有限的美容標準的全球色情行業的年產值將達到970億美元。物化女性也使許多其他行業受益：時尚、電視、電影、零售、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行業。

如果物化貶低婦女作為人類的價值，那麽也會貶低她們所從事的活動。如果這些活動與婦女特別相關，例如家政和護理工作，那麽這一貶低的情況就尤其突出。根據2018年樂施會的報告，絕大多數女性免費從事那些工作而為全球經濟節省10萬億美元。在工作場所，這卻意味著女性的工資會被降低，為雇主帶來了明顯的好處。

非人化導致暴力

婦女和女孩為此付出其他什麽代價？物件不是人類，它們是可以隨意使用和丟棄的物品。當婦女和女童在社會中成為常規被物化的對象時，這會影響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並最終影響她們的待遇。媒體們對待布蘭妮有明顯物化的過程。例如，出版物和主持人著重於她的外表和她在性方面的事情，從而有損她的優秀的才能、人格和人性。同樣地，整個社會也覆制了這一點，受影響的包括有工人階級婦女、LGBTQ +、移民婦女、有色人種婦女、愛爾蘭流浪者婦女以及因此遭受最嚴峻考驗的殘疾婦女。

物化及其非人化的影響為暴力鋪平了道路。婦女援助組織（Women’s Aid）於2019年報告說，自1996年以來，愛爾蘭有230名婦女死於暴力，其中87％被他們所認識的男性殺害。全球有1/3的女性在一生中遭受過肢體或性暴力。60％的女性很可能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而71％的女性在公共場合遭受了不必要的觸摸。最重要的是，女性通常每天都遭受不必要的關註，不適當的言論和其他“較輕微”的性別歧視。

這類經歷對婦女和女孩的一生造成嚴重傷害。面對自身經歷、不現實的美容標準、暴力、騷擾以及社會對她們的嘲笑，女孩和婦女的心理健康遭遇毀滅性影響。男性死於自殺的可能很高，但試圖自殺的婦女和女孩的比例更高。 2016年，婦女和女孩自殘的可能性增加了24％，她們也受到自卑、抑郁、焦慮、飲食失調和與創傷有關的心理健康問題困擾。所有這些因素削弱了婦女在世界上自由活動的能力，並對她們的生活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

我們不能再接受這一現狀

但是，現在有著積極的有關布蘭妮的遭遇的討論。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性別歧視問題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許多年輕人，以及那些與她一起成長的人，都對這位明星的過度性化以及媒體對她的對待感到震驚。一大批支持#FreeBritney運動的年輕人都拒絕當年被完全正常化的態度。年輕世代正在活躍起來，並組織起來反對性別歧視的傳統和壓迫，從#MeToo運動的興起中也能看得出來這一點。

態度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發生了變化，證明了群眾組織的力量，並表明了與當前圍繞利潤謀害人類社會的制度進行鬥爭的潛力。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理解父權結構和觀念是資本主義用來維持和正當化不平等的工具。因此，要與這種壓迫制度作鬥爭，就必須對婦女和所有社會上少數群體的壓迫有透徹的了解，並與之抗衡，這對於與其他部分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很是重要。

“揚起塵埃，贏得勝利！”巴黎公社150周年紀念

150年前，巴黎的工人階級在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巴黎公社，並創造了歷史。這是第一個由工人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管理的社會：工人政權。雖然公社只維持了72天，但卻能夠實施社會變革，改善整個巴黎工人階級的生活。 1871年，在巴黎普通群眾控制管理的城市裏，在短短幾周內實現的許多變化，是我們今天在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工人發動的革命

為了理解1871年巴黎激進工人階級的意識，必須回顧一下上個世紀法國工人階級以失望告終的革命努力。 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秩序的法國大革命，是由自詡為法國“平民”的第三等級，對抗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不僅由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組成，還包括農民、激進的中產階級、手工業者和新生的工人階級。與之前的其他資產階級革命（如美國革命）不同，這個等級中的 “下層部分”（非資產階級部分）圍繞著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並竭盡所能在鬥爭中發揮了更為突出的領導作用。

無產階級與雅各賓派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結盟，在1792年至1794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後擁有合法的政治權力。 這一時期法國社會群眾參與革命鬥爭和革命政府，在法國和整個歐洲，都會在他們和後代的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和亨利•德•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他們認為工人控制和結束階級剝削是共和國目標的進一步民主延伸，他們就是從這場運動的左翼中產生的。

時間來到1848年2月，在歐洲各地的起義浪潮中，法國君主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國建立。 6月，在新當選的政府轉向保守後，巴黎工人階級發動了起義。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反應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作品：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中有過著名的描寫：揭示了資產階級的真正忠誠，他們壓倒性地支持君主制，作為對社會動蕩和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的回應。 現在很明顯，法國資產階級不能像1789年第三等級那樣，自稱是 “法國平民”。 1848年的血腥叛亂最終沒有成功，路易•拿破侖（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當選為總統。 三年後，他中止了選舉產生的議會，並宣布在他的統治下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為拿破侖三世皇帝。

為了工人的革命

1870年，拿破侖三世在為展示法蘭西帝國的實力而挑起的普法戰爭中失敗了，戰事最終以巴黎被長期艱難圍困而告終。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新政府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並迅速試圖解除巴黎的武裝，尤其是國民警衛隊，其成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這絕非偶然，因為巴黎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城市，而工人階級一直是法國最近所有革命努力的主力軍，但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在君主和民選官員的手中不斷惡化，並且剛剛經遭受了普魯士軍隊的殘酷攻擊。

巴黎的工人階級對已經投降的法國政府構成威脅，因此統治者必須解除他們的武裝。 當法國軍隊試圖從蒙馬特等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激進區清除大炮時，數千名婦女、男子和兒童阻撓他們，築起路障，將軍隊趕出城市。 在之前的動亂中，革命者一直掛在嘴邊的“公社”現在已經被正式宣布了。 巴黎將由工人管理並為工人服務。

公社取得的成就

新成立的公社立即著手創建一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剝削人民的巴黎。 公社內部的革命者們明白，要真正改變巴黎的社會面貌，需要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大規模參與。 3月26日，舉行了新的選舉，選舉出了反映公社新價值觀的總委員會。 20萬法國人參加了投票，當選者中有1/3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第一國際的成員。 選舉結果得到了巨大的慶祝。

公社開始實施能立即改善巴黎普通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步變革。 首先，為了確保當選的代表和官僚不具備使他們的地位高於普通巴黎市民的地位，國家職能部門的官員的薪資將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並可被立即罷免。 此外，居住在公社的外國人可立即獲得公民身份，並允許他們投票。 政教分離，宗教由個人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機構強加。 學校特別強調要消除教會的影響。 開始招聘世俗教師，被錄用的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 通常由特權官僚操作的職位被移交給在該部門有經驗的體力勞動者。

為了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和痛苦，公社禁止驅逐流浪漢，並設立了公共食堂，還禁止了當鋪的交易：當鋪是巴黎困難時期的掠奪性產業，窮人不得不賣掉自己的物品以充饑。

巴黎工人階級第一次有機會體驗到美術、音樂和戲劇，而這些以前都是法國富裕資產階級的專利。 藝術品開始向公眾開放。 在公社滅亡前幾天，就有免費的、價格低廉的音樂會向公眾開放，在那裏可以看到各種生活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巴黎人也試圖擺脫前政權的象征。 在一次由婦女領導的自發行動中，巴黎的工人們沒收了斷頭台，把它拆成碎片，然後燒掉。 今天，斷頭台常被視為左翼的象征，代表著殘酷的暴君和君王的終結。但在當時，斷頭台最常被用來處決激進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 在摧毀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婦女和男子正在摧毀一個針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國家暴力象征。

此外，在巴黎公社滅亡前不久的5月，旺多姆柱被推倒。 這根柱子是頌揚拿破侖一世軍功的雕像，巴黎的工人階級和窮人都目睹並慶祝了這一事件。 這反映了對軍國主義和法國國家殖民冒險的反對。 歐仁•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當時巴黎的藝術成就蓬勃發展，巴黎人日常經營的價值觀念也在不斷變化。 這首歌的歌詞似乎幾乎讓人想起了這幾句地標性建築被推倒的情景。

“奴才們，起來吧，起來吧! 我們從此改變舊有的傳統，揚起塵埃，贏得勝利!”

一座正以人們的需要為基礎、以世界勞動者為著眼點來經營的價值觀，正在被寫進這座城市的風景。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女性往往被限制在歷史記憶的邊緣，但她們絕對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巨大進步的核心力量。 從公社在婦女的帶領下突然出現，擋住大炮和組成街壘，到女革命者為跨越巴黎的孤立狀態所做的努力：很明顯，婦女在公社成功的幾乎所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社內部推行了許多最進步的改革，部分是1871年以前社會主義和左翼婦女組織的產物。第一國際（亦稱為國際勞工協會）是一個思想性組織﹐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左翼思想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力量，以及後來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動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第一國際法國支部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響，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的弱點、愚蠢和不道德。1866年，受這些思想影響的代表們通過了一項動議，該動議指出：

“從生理、道德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應該受到有力的譴責，因為它是種族退化的原因，也是資本主義階級所利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應該說，這些帶有深刻性別歧視的言論是在許多後來成為主要共產黨員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情況下提出的。

這使主要的女性社會主義者需要挑戰這些落後的思想，並開始在自己的圈子和集體中組織起來，同時也與在第一國際法國分部中反對這些思想的男性社會主義者密切合作。 例如，安德烈•利奧（André Leo）是一位小說家，他寫了大量關於婦女受壓迫的著作，1866年，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新的女權主義團體的成立會議，這個團體將包括許多公社著名的市民：波爾•明克（Paule Mink）、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埃利斯卡•文森特（Eliska Vincent）和諾埃米•雷克盧斯（Noémi Reclus）。 她們的工作重點是改善工人階級女孩的教育。 她們在這一問題上所做的工作為消除教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公社聘用世俗女教師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整個1860年代，婦女加入了巴黎的政治具樂部，在較貧窮和工人階級的地區中，她們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後來參加了這些具樂部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婦女，其中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是孤立的，後來成為公社的主要聲音。 他們談到了婦女的工作權，女工獲得的低薪以及合法離婚的必要性。 婦女在公社下的政治具樂部中變得更加活躍。 在一個具樂部裏，一個工人階級的女人警告道：“婚姻是古代人類最大的錯誤。 結婚就是奴隸。”另一人說，她絕不允許她16歲的女兒結婚。而且，婦女們很樂意在沒有得到教會批準的情況下與情人同住。 在另一家具樂部，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被標記為一模一樣，使人想起了1789年革命之前第一和第二等級之間的關系。 面對前政權最殘酷的工人階級婦女，對這一制度的性質有著清晰的眼光，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自己視為政治角色。

因應法國政權向巴黎宣戰而成立的保衛巴黎婦女聯盟是公社內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它誕生於公社之前政治具樂部、女權團體和工人階級集體討論的這些思想。 聯盟為老人和兒童的護理設施提供工作人員，並招募護士。 它還把自己的任務看作是政治性的。 它是法國第一個將性別歧視描述為統治階級用來煽動自身權力的工具的婦女組織。 聯合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是該國際創始文件的俄羅斯原始簽字人之一，在整個公社期間，她與馬克思保持著頻繁的聯系。

當公社滅亡時，婦女經歷了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她們被肆意強奸和侵犯。 她們的身體被士兵脫光，暴露在街頭。 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要麽被過度性化，用傲慢的、動物般的語言來描述，要麽被施加男性化的渲染，被視為 “不自然的”。 性別二元制強加給婦女的 “自然 ”偏好被用來詆毀為公社而戰的婦女。 法國統治階級對女公社社員的廣泛關註，表明她們的存在對它們在巴黎的廢墟上重建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法國政權的反擊

不可避免的是，具有如此開創性的革命時刻也將出現重大錯誤，因為幾乎沒有以前的歷史例子可借鑒。 今天最常被提及的錯誤之一是公社領導人低估了法國國家機器的敵意。 雖然不能保證工人巴黎的長期生存，但如果國民警衛隊立即向凡爾賽進軍政府，控制法蘭西銀行（其擁有大量屬於資本主義階級的財富），並且優先與法國和其他鄰國歐洲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建立聯結，公社存續的機會將大大增加。

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後來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次修正就是以巴黎公社的經驗為基礎的。 在這個修正中，他們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性質，並指明為了向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把它的所有職能交給工人階級，以進一步下放權力。 這一思想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論化。

相反，發生的事情是，在梯也爾領導下的政府以幾乎無法估量的殘酷進行回應。在這場強烈反對中，保守估計有2萬人被法國政府殺害，大約38,000人被捕，7,000多人被驅逐出境。梯也爾政府也違反所有國際條約，授權在劫持人質時進行即興“審判”，允許部隊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任意屠殺。 工人階級被屠殺，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幸免。 甚至在正式戰鬥結束後，屍體仍留在大街上，以警告幸存者。 統治階級實際上是在對革命的巴黎工人發動一場種族滅絕的階級戰爭。

有趣的是，在公社初期和整個公社期間，女公社員對政權采取了更堅定的立場。 4月2日，當凡爾賽軍隊向巴黎進軍時，其中一份婦女報紙寫道：“讓我們告訴凡爾賽人，巴黎已經做好了自衛的準備，因為人們試圖奪取她。”

“告訴凡爾賽宮，巴黎已經準備好為自己辯護，因為人們試圖使她措手不及並解除她的武裝。 讓我們告訴凡爾賽宮，議會說的沒有用，巴黎說的才有用。”

在拿起武器保衛公社時，她們提到了1789年婦女向凡爾賽宮進軍的事件，當時由婦女帶領的一大批饑餓的巴黎人圍攻了凡爾賽宮，並俘虜了國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路易絲•米歇爾是主要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一個未婚仆人的女兒，她是圍攻凡爾賽宮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她知道如果不粉碎梯也爾政府，法國政府推翻公社的努力就不會停止。

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 ）給馬克思寫信指出，特別是婦女們堅決認為革命必須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傳播，她敦促第一國際總理事會向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發出呼籲。安德烈•萊奧是負責寫給農村工人的宣言《致農村工人》的人之一，她敦促法國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加入巴黎的事業。工人階級和革命婦女之所以能夠如此清楚地看到法國的真相，正是因為她們不僅受到制造商的壓迫，因為制造商付給她們的工資比她們也在工廠裏剝削的男人還少，而且還受到國家的壓迫，因為國家維持著高租金、高額的食品成本和少的可憐的社會福利。

對於今天的教訓

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

公社在僅72天的工人控制下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證明了如果由普通工人負責的話，社會將會是什麽樣。 在工人控制下的短短幾周內就實現了向外國人授予公民身份和政教分離的做法，成了當今許多國家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1871年在巴黎發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階級不僅能夠成功地造福社會，造福所有人，而且是變革的主要動力。 以少數人的名義對工人階級的無休止的剝削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革命鬥爭，即使是被剝削者的自發反應，也是資本主義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在過去150年裏，資本主義為無數次革命動蕩創造了條件，其中一些動蕩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統治。就像使巴黎公社誕生的男男女女一樣，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和窮人試圖通過集體鬥爭來結束他們被剝削的痛苦，並面臨著當權者的同樣反應。這些運動都有勝利的潛力，它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由於缺乏一個大規模的、有凝聚力的、可以領導群眾的革命政黨，阻礙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社會。

1871年巴黎工人階級在沒有這樣的一個政黨情況下奪取了政權，這是否與這一教訓相矛盾呢？一點也不。巴黎的工人是第一個采取這種大膽的起義舉措的人，雖然他們只在一個城市裏這樣“只做了十個星期”，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應該受到今天所有工人的慶祝和尊敬。但是，不僅僅是工人從公社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全世界的統治階級也是如此。巴黎的革命之初，法國統治階級幾乎沒有進行抵抗，他們還在從普法戰爭的失敗中掙紮，他們在巴黎郊區進行了戰術性的撤退，在那裏他們等待著重新集結武裝力量，然後再進行無情的反擊。

革命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而且關鍵在於維持政權。托洛茨基在寫巴黎公社時，解釋了在公社取得初步勝利後，這種力量的缺失是如何成為決定性的障礙。

“這第一個成功成了消極狀態的新根源。敵人已經逃往凡爾賽，這不是一個勝利嗎？在那時，幾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夥。在巴黎，以梯也爾為首的所有部長本可以被俘獲，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們。但是也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一個對形勢有全面理解和有實現其決議的專門機構的集中的黨組織。”

一個革命政黨如果對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就會認識到粉碎舊的法國資本主義國家並奪取其財富和資源的必要性，以及認識到將革命傳播到法國其他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必要性。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吸收了這些教訓，並確保了1917年在俄國的革命取得成功。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我們不僅可以從巴黎公社、俄國革命和其他許多革命事件的歷史教訓中獲益，而且我們還擁有一個大大加強的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數量更多、更加多樣化、教育程度更高。今天，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全球範圍內被剝削者奮起捍衛自己的尊嚴，並為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社會而鬥爭，公社的遺產仍在繼續。

紀念革命者──安東尼奧·葛蘭西誕辰130周年

葛蘭西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近年來，他的思想尤其受到拉美左翼的研究和讚賞，他們非常期待這位革命家的政治遺產。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在意大利共產黨（PCI）成立100周年之際，葛蘭西的身影也再次出現。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也必須了解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仍然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當然有必要把葛蘭西的形象從斯大林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切歪曲竄改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歪曲創造了一個沒有任何革命價值的葛蘭西形象。

紅色時期

要了解葛蘭西的政治遺產，就必須閱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多年來的演變。這迫使我們分析葛蘭西著作的歷史背景，從 “紅色的兩年”（1919–1920）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監獄中去世。

葛蘭西於1891年生於撒丁島。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搬到了都靈；正是在皮埃蒙特的首府，他第一次被社會主義思想所吸引，並在那裏加入了意大利社會黨（PSI）。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受到了為期兩年的工人罷工和農民抗議浪潮的震撼。群眾工人運動不僅限於經濟訴求，而且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鼓舞下，還具有革命的潛力。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不僅進行罷工，而且經常占領工廠，選舉工人委員會，效仿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做法。

盡管工人們的確設法從雇主那裏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權益，例如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意大利無產階級的革命願望很快就被意大利社會黨改良主義領導人和工會官僚扼殺了。“紅色的兩年期”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葛蘭西、阿梅迪奧 · 博爾迪加（Amedeo Bordiga）和意大利社會黨整個革命派缺乏與改良派決裂所需的決斷力，因此無法采取主動的姿態，領導工人奪取政治權力。盡管如此，葛蘭西在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聲望還是大大提高了。1919年，這位撒丁島革命者在都靈創辦了“新秩序”（l’ordine Nuovo)報紙，將黨內的整個革命派團結在一起。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

對於工人和農民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的發展，大資本家和地主的反應是建立和資助法西斯的勢力。這些大大小小的法西斯組織毆打甚至殺害罷工工人、占領土地的農民、工會成員和社會主義者。

法西斯主義的擡頭是意大利工人運動“紅色兩年”未能致勝所付出的代價。在1921年1月21日裏窩那（Livorno）發生的法西斯主義暴力浪潮中，意大利社會黨經歷了其歷史上最重要的分裂: 由葛蘭西和博爾迪加領導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成立義大利共產黨。意共成為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第三國際的意大利支部。與改良派的分離顯然晚了，因為到目前為止，工人運動已經被法西斯組織擊敗，反動力量在整個意大利正取得勝利。

博爾迪加的極左路線

意共發現自己很快疏遠於大眾，特別是由於博爾迪加所奉行的宗派主義極左政策。該黨的領導權最初掌握在這位來自那不勒斯革命黨人的手中，他拒絕與意大利社會黨和其他工人運動力量建立任何形式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此跟主張應該為工人階級組織建立起一個聯合戰線來反對法西斯的列寧、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發生沖突。葛蘭西在這個時期，雖然並不完全讚同博爾迪加，但接受了他的宗派主義政策。

1922年，葛蘭西訪問了莫斯科，在那裏，他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進行了辯論，他開始相信博爾迪加的極左政策是錯誤的，左翼必須有一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政策。後來他回到意大利，決心改變該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反對“博爾迪加主義”。

與此同時，墨索裏尼上台執政後，立即給年輕的共產黨制造了麻煩。法西斯組織事實上已經開始逮捕和暗殺無數的共產主義運動人士。然而葛蘭西當選為國會議員，因此在法西斯主義上台的初期，他還能幸免於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6年，當局通過了一系列獨裁的法律，清洗了所有反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最終使意大利成為一個極權國家。

葛蘭西領導下的意共

在1923-1924年間，葛蘭西為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辯護。盡管仍屬少數派，但在國際的支持下，黨內的葛蘭西派利用官僚手段，組織了一場內部政變，推翻了博爾迪加。這種不民主的方式在共產國際早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隨著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內部的鞏固加強，官僚化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葛蘭西與博爾迪加進行政治鬥爭是正確的，也符合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反宗派主義立場。然而，這是一場用不民主的方法進行的戰鬥，因此違反了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和精神。在1926年的裏昂代表大會上，葛蘭西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了“博爾迪加主義”領導層最後一擊。在這一時期，這位撒丁島革命者站在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斯大林派系一邊，錯誤地認為托洛茨基的立場與博爾迪加相似。盡管有這個錯誤，但葛蘭西從來都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在1926年寫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他在政治上支持蘇聯的多數派，同時嚴厲批評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主義者”使用的官僚主義和反民主的方法。當時是1926年，遠在斯大林消滅了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們的莫斯科審判和大清洗之前。

陶裏亞蒂和斯大林

然而，葛蘭西的立場使他與另一位意大利共產黨員帕爾米羅·陶裏亞蒂（Palmiro Togliatti）發生了沖突、陶裏亞蒂當時在莫斯科、毫無批判地支持斯大林。他確保了葛蘭西的信永遠不會被傳到蘇共中央委員會收到。同年，葛蘭西被法西斯政權逮捕，並被判處多年徒刑。這使得陶裏亞蒂的斯大林主義奪得了意共的領導，陶裏亞蒂多年來一直是斯大林的主要夥伴之一，並參與了斯大林的許多罪行。

葛蘭西雖然身陷囹圄、身患重病，但他並沒有放棄，而是大量寫作。他著名的 《獄中劄記》可追溯到這段羈押時期，可能是最廣受人們閱讀的葛蘭西的作品。這些著作涉及各種問題，其中包含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觀念。然而，他對托洛茨基的判斷是草率的，表現出對托洛茨基思想缺乏了解，這無疑是由於葛蘭西一直被隔離在監獄中，無法獲得外界的信息。所以他對蘇聯發生的事情缺乏了解。盡管有這些局限性，但葛蘭西還是對斯大林和陶裏亞蒂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特別是對 “第三時期”的極左和宗派政治提出了批評。

“第三時期”的極左路線

事實上，從1928年到1934年，“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經歷了一個極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共產黨將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法西斯主義、稱之為 “社會法西斯主義”。葛蘭西在獄中反對這種瘋狂的政策，在1933年的德國，這種政策阻止了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一切統一戰線，使得納粹幾乎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葛蘭西當時對意共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的批評，與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相聯系的義大利新反對派（NOI）的 “托洛茨基派 ”的批評不謀而合。義大利新反對派的首領是托派人士皮特羅·特雷索（Pietro Tresso）、阿方索·萊昂內蒂（Alfonso Leonetti）和阿爾貝托·拉瓦佐利（Alberto Ravazzoli），他們都是在1930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而被開除出意共的。

意大利“托派”與葛蘭西一樣，反對 “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路線。然而，葛蘭西由於身在獄中，對這一點並不知情。這並不是說葛蘭西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肯定不是斯大林主義者，他與陶裏亞蒂的決裂是尖銳的。因坐牢而處境孤立的時候，葛蘭西自己黨內的一些同志已經遠離了他。斯大林主義者則避開了葛蘭西，無法原諒他的 “異端”。

因為在法西斯監獄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並在1937年去世，我們也無法知道如果他沒有這麽早去世，他的思想將會如何發展。法西斯分子殺死了意大利工人階級的一位偉大思想家。

葛蘭西的政治遺產

葛蘭西的政治遺產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死後發生的事情。陶裏亞蒂的斯大林派生前曾反對過他，他們後來虛偽地把自己說成是葛蘭西的政治繼承人，並歪曲他的思想，把他變成了改良派和 “反托洛茨基主義者”。從1935年起，斯大林主義者放棄了極左路線，否定了布爾什維克的統一戰線方針，提出了人民陣線戰略，開創了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從未被推翻，在意大利，這一政策在二戰期間的抗戰中達到了頂峰，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以陶裏亞蒂為首的意大利共產黨放棄了一切的革命立場，推行與資產階級力量的民族團結政策，甚至與保皇派和前法西斯分子結盟。

在戰後不久，意共加入了資產階級政府，參與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重建。國家的鎮壓機器仍與法西斯政權時期建立的機器相同，法西斯分子沒有被清除出國家機器，但仍是警察部隊、軍隊和司法部門的首腦。陶裏亞蒂的國際刑事法院通過對法西斯分子的大赦，做出其有史以來最荒謬的事情。

陶裏亞蒂需要把斯大林推行的改良主義政策說成是意大利的創新、是葛蘭西首先倡導的思想的產物。然後，陶裏亞蒂把葛蘭西這位撒丁島革命者說成是斯大林主義意共改良主義政策的先驅、是走“議會路線”通向社會主義的先驅、是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先驅。

葛蘭西的著作當時是由意大利共產黨控制的出版社出版的，此前陶裏亞蒂已將其中任何不符合斯大林主義者需要的內容刪除，並加入篡改的內容，以至於陶裏亞蒂將 “托洛茨基是法西斯主義的娼妓”這句話說成是出自葛蘭西，但實際上這話是陶裏亞蒂本人說的。

《獄中劄記》無疑是被斯大林主義者篡改得最厲害的作品，他們把葛蘭西的創新思想說成是對意共的改良主義的預期。例如，《劄記》中所表述的葛蘭西的 “文化霸權”概念，就被說成是葛蘭西放棄了革命的觀點，因而也是對意大利共產黨所走的議會社會主義道路的預期。其實，認真閱讀葛蘭西著作的人都會明白，“文化霸權”的概念根本不是放棄革命的觀點，而是葛蘭西試圖將列寧主義的策略適應西方的環境。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有同樣的概念。

葛蘭西嘗試說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民社會更善於表達民意，因此革命運動不得不克服更多的障礙。這就需要耐心地在社會內部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文化霸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霸權。葛蘭西認為，在西方，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將比在俄羅斯更長、更覆雜，因此有必要對資本進行“陣地戰”，而不是像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所做的那樣，進行“運動戰”。這種觀點並不排除與其他左翼勢力的聯合戰線和爭取民主目標的鬥爭。因此，對葛蘭西來說，這是一個反思西方革命方法的問題，而不是像陶裏亞蒂那樣，在斯大林的建議下加入資產階級政府而放棄革命。

葛蘭西反對博爾迪加的極左路線和博爾迪加反對左翼統一戰線的宗派主義立場，但他從未提出任何理論來為資產階級的人民陣線辯護。他也沒有放棄工人階級和革命政策。他從不認為在西方社會主義者可以通過議會手段掌權，而不需要通過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葛蘭西的所有政治鬥爭都是針對改良主義的。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與斯大林主義的做法相矛盾。

編造出的改良主義者面目

今天的資產階級出版社揭露了陶裏亞蒂的謊言，然而呈現了一個改良主義者、“國父”和資產階級的義大利共和國之父的葛蘭西。葛蘭西革命性的方面被抹煞。1920年領導都靈工廠理事會運動的葛蘭西，這位十月革命的熱切支持者，與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者編造、向我們展示的改良主義者葛蘭西的有什麽關系？除了在 陶裏亞蒂的幻想中，提倡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改良主義者”葛蘭西從未存在過。然而今天，這就是大家都認識的葛蘭西，被資產階級媒體、“中間偏左”的民主黨、斯大林主義繼承者和意大利改良主義左翼所營造的葛蘭西。

幸運的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許多國家，左翼和社會主義者正在重新發現另一個葛蘭西，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葛蘭西。葛蘭西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他和常人一樣，也會犯錯誤，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他的政治遺產屬於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羅莎·盧森堡誕辰150周年——向盧森堡學習

150年前，羅莎·盧森堡出生於現今波蘭境內，她是名猶太木材商人的女兒。年輕的羅莎於早年在政治上很活躍；她16歲加入了革命團體“無產者”並開始鼓動身邊的同學。在那時，她為工人階級畢生的鬥爭已然開始。

她加入了波蘭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並協助左翼成為黨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她在第二國際內展開鬥爭，主張革命路線，並且反對將運動局限於議會鬥爭和漸進改革的純粹改良資本主義路線。她不斷辯論，反對社民黨日益僵化的領導，認為工人階級群眾會最終自己站出來行動，並需要革命性的領導來協助其達成歷史任務。

羅莎多次由於“藐視君主”、公開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及宣揚一戰威脅而被捕入獄。不僅是統治階級對“紅色羅莎”和她的同志們感到恐懼，連那些在20世紀初不斷向資產階級獻媚和拋社會主義原則於爭權奪利之腦後的社民黨領導人亦覆如是。

作為德國1918/19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羅莎與卡爾·李卜克內西及其他斯巴達克斯同盟的成員，以及之後的德國共產黨員都為了他們在俄國的所見而奮鬥：工人階級通過工兵代表大會成功掌權，土地、銀行、工業通過蘇維埃共和國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步嘗試被國有化。但在總理、社民黨領導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他們被逮捕和殺害，他們的奮鬥被迫畫上句號。羅莎.盧森堡的屍體被發現在柏林蘭德維爾運河之上漂浮。

被誤解的傳奇

羅莎.盧森堡的主張一直與21世紀的情況有著緊密關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日益惡化，她的許多著作似乎正是為了我們今天時代所量身打造的。羅莎作品的標志，是其鮮明透徹的革命性和對工人階級的深深信任。這在與社民黨內與修正主義者的論戰中，明白地顯示出來。羅莎激烈地反對伯恩施坦，及其他在經濟繁榮和議會鬥爭取勝面前離社會革命目標漸行漸遠的人。她堅定地反對資本主義僅通過漸進改革就能步入社會主義的論調。

另一方面，羅莎的方法至今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將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改良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目標結合起來。她認為，改良的訴求不能局限於改良本身，而是要讓改良運動作為手段，幫助工人階級認識到要通過打倒資本主義才能為其自身解放。

如今，資本主義框架下通過改革來顯著促進人們生活與工作條件改善的空間變得極為有限。疫情及經濟危機駁斥了所有改良派建設更“社會化”的資本主義的幻想。近年來，許多主要國際左翼組織未能有系統地提供替代方案，而是根本上地局限於改良的最低訴求——但甚至這些也未能實現，準確地講，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更遠大的圖景及進行鬥爭的需要。

羅莎解釋了為什麽資本主義由於其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會一直產生危機。她將改良鬥爭描述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學校。當工人階級反抗並贏得敵人的讓步，這會增進了他們對階級鬥爭及自身身份地位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這增強了他們對自己鬥爭力量的自信心。

這種改革與革命的方法論在實踐中，表現在於她拒絕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在論戰時她對群眾罷工的態度。羅莎很早就意識到工會及黨組織官僚化的毒害性。工會及社民黨領導人輕視工人群眾自發行動的重要性。他們視工人罷工為計可以被戰術性利用的、由工人組織領導層一手導演的行動。

社民黨和工會領導人所拒斥群眾性罷工作為從底層發起的運動，和為工人運動實現目的的主要手段。他們甚至三番五次地企圖在他們的隊伍裏禁止關於罷工的討論。受到俄國1905年革命印象的激勵下，羅莎對社民黨領導人的遲鈍感到憂慮，她多次捍衛著罷工作為工人階級鬥爭必要手段的地位。她將罷工作為反對德國三級選舉制（通過加大富人選票分量來壓制窮人意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策略。

羅莎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對議會選舉的思想傾向、工會領導對經濟鬥爭的限制、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刻意割裂，都必然走向失敗。她認為，在革命群眾行動中，“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相統一”是一種辯證關系，這種辯證關系在今天甚是明顯。

今日之改革與革命

2019年和2020年爆發的各國群眾運動，不僅具有群眾的無畏性和自發性的特質，而且具有政治和經濟要求的不可分割的特質。羅莎寫道：“若工人運動的每一種表現及形式都被禁止，若最簡單的罷工就是犯罪，那麽邏輯上講，每一場經濟鬥爭也必然為政治鬥爭。”

對伊朗、中國、白羅斯及俄羅斯等國的工人來說，這一分析一語中的；美國及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亦然。而在法國或智利等地亦覆如是，當地的經濟鬥爭不斷地迅速演變成政治鬥爭。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看到，危機期間的經濟鬥爭必須越來越具有政治性，反之亦然。

羅莎預言，隨著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的展開，勞工鬥爭也會提上日程，而不會等待工會領導的“命令”。近年來，盡管工會官僚機構起到了抑制作用，但許多大罷工運動還是發生了。

奧地利便是一個小型但重要的例子：過去兩年，罷工運動在衛生和社會部門爆發，基本上由下層獨立地興起。而工會領導層很高興地利用爆發的疫情來扼殺這場運動。

羅莎·盧森堡雖然十分強調群眾的自發性，但她絲毫沒有低估工會官僚機構及缺乏革命領導對工人階級鬥爭可能產生的拖延效應。用她的話說：“貫徹的、堅定的、前瞻的社民黨，會使群眾產生安全感、自信心和戰鬥力；相反以低估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動搖的、軟弱的作法，則會混亂群眾、使之麻痹。”

她既不把工會，也不把勞動者的政黨看作終點，即便如此，她也認識到今日愈發凸顯的一點：若沒有一個革命性政黨黨組織群眾，把群眾的怒火和行動領向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群眾的所有自發性遲早會消散，從而走向失敗。

盧森堡反對改良主義威脅的最重要的鬥爭之一就是反對戰爭威脅。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在統治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中產生緊張局勢及戰爭。與布爾什維克一樣，她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此同時，盡管第二國際反戰各方達成了正式協議，但改良派在批準戰爭貸款的巨大壓力下屈膝投降。經過多年的逐漸墮落，這次投降標志著第二國際的崩潰。而以羅莎·盧森堡及其戰友卡爾·李卜克內西被害為標志，社會民主黨已經徹底墮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羅莎·盧森堡

德國革命始於1918年11月，當時基爾港水兵拒絕服從毫無意義地戰至最後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蕩柏林。羅莎·盧森堡當時被囚禁在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今天屬於波蘭），第二日晚上才抵達首都。她立即利用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領導俄國工人奪權的綱領，介入在這場運動。

她要求解散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所有政治機構，並將其權力移交給民主選舉產生的工兵代表大會（蘇維埃）；由這些代表大會沒收富人財產、所有銀行、礦山和大型企業；這些蘇維埃從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中央機構。

羅莎知道舊精英們不會將政權拱手相讓。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軍官的武裝，同時武裝工人階級——即是說，由新興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專政來保衛革命。最後，她號召國際範圍內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黨的領導層與帝國大臣們緊密合作。德國獨立社民黨（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的領導層與社民黨一起進入政府，並為國會選舉做準備。這是解除蘇維埃權力的決定性步驟。

第二日，羅莎和其他成員以由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綱領為基礎，重建了斯巴達聯盟。斯巴達聯盟現在是作為一個明確定位的革命骨幹政黨來運作，這與之前德國獨立社民黨（USPD）內部存在的松散結構形成了對比。後來從這個組織重組並建立了德國共產黨（KPD）。這樣一個黨，在革命時期，應該能把大多數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領導他們奪權。羅莎在15年之後，得出了與列寧在1903年相同的系統性結論。

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在資產階級體制內工作所獲得的特權，使社民黨領導層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以致於1914年他們支持了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而不是組織一場反對世界大戰的群眾鬥爭。然而，羅莎曾數次入獄，因為她公開反對改良主義、戰爭、君主制和資本主義。在最初的戰爭熱情逐漸消退後，她在工人階級中開始獲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戰爭初期，她並沒有利用這一威望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來付諸實施其革命綱領。

當社民黨領導層同資產階級和法西斯自由軍團（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鎮壓1918年革命時，很明顯，群眾的自發性能夠向政權發起鬥爭，但不足以勝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歷經14年時間，經歷了曲折、犯錯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培養了同志，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中可靠的戰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開始兩個月後才成立的，未能決定性地影響革命進程。

大多數黨員是有決心、有動力的，卻缺乏戰略戰術經驗。他們拒絕參加國民議會選舉和改良主義群眾性工會的革命工作。羅莎主張把這兩個領域的工作都用於黨的建設，但她依舊是黨內少數。正因為如此，德共無法爭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國獨立社民黨人的重要支持，並在工人間陷於孤立。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羅莎·盧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發的起義中被殺害，但這些鬥爭卻未能廣泛和協調一致地進行。後來，當德共發展到具有群眾影響力時，卻缺乏了羅莎所主張利用革命性危機領導工人階級掌權的理解。

今天，環境惡化和經濟危機使許多人清楚地認識到，正如許多新的群眾運動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給我們帶來未來。現在的群眾運動所缺乏的是組織和領導，內化羅莎·盧森堡的鬥爭和過去許多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些加上新興運動的鮮活經驗，是我們這個時代制定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綱領的基礎。我們ISA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

全球稅制改革：資本主義真的在劫富濟貧嗎？

為什麽IMF、拜登、英國政府等資本主義政府和機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加稅？他們的政策能解決資本主義下富者愈富的問題嗎？

近期，眾多資產階級政府和組織紛紛做出了加稅的決定：

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決定在未來4年將公司稅從19％上調至25％；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提議將公司稅從21％增至28％，並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人額外加稅，借此應付3-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此外，新政府還希望對公司稅實行全球最低限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主張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應額外繳納稅款。
那麽這些決議會帶來多大的政治影響呢？有這樣一條評論可以說明：

“上周我看到了新聞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警告，說不要削減公共支出和借款。這則新聞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捍衛著財政穩健政策，但現在他們卻告訴工業化富國的決策者不應為新冠危機期間的過多公共債務而煩惱。他們回到了凱恩斯主義，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天如是講到……但在過去，他們的對經濟問題的處方卻是：采取財政緊縮、小政府和/或市場自由化的政策——亦即華盛頓共識。” （《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決定加稅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美國、英國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國家；拜登的加稅計劃更是美國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

為什麽會這樣？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稅率平均為40.11％；此後，各國開始意識到高公司稅率對商業投資決策的影響，並開始減稅。於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稅的平均稅率削減到了23.85%。

經合組織重申了“為富人減稅”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認為這樣就可以盤活“商業投資”。實際上，削減對富人的稅收就是在削減公共部門財政、降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這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階級戰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進一步增加他們的利潤。

市場力量的“解放”從來沒有實現政客向群眾所承諾的穩定、經濟增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帶來了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破壞了社會福利，並加劇了現存的氣候危機。大約20年前，這個體系就已經受到了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質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開始設立托賓稅（外匯交易稅），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這些建議都反映出資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識到必須采取行動。一些億萬富翁開始提倡增加稅收，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在提醒人們要註意不平等現象。

但當時沒有哪個政府真的去試著打破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格局。在過去的十年裏，他們削減人民的福利，又給富人以補助。這種劫貧濟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鬥爭和群眾運動。在2019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席卷了世界，直到疫情開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這種政策轉變有以下兩個基本原因：1）在過去幾十年裏，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沒有能穩定經濟；2）當局害怕人民的不滿和抗議，進一步打擊資本主義及其政黨。

當然，疫情及其引發的危機帶來了一點轉折。為了避免經濟全面崩潰，許多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幹預。企業獲得了能夠保證其不破產的資金，甚至連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錢——特別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派錢給工人以維持消費。

據經合組織統計，在2020年，經合組織國家根據經濟周期調整後的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債務總額增長相當於將近17%的GDP。 G20國家的平均債務從2019年占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沒有這些財政和貨幣措施，去年的全球經濟萎縮將是三倍。這可能是又一次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稅收戰爭和避稅天堂

十多年來，經合組織國家和20國集團（G20）進行了談判，以尋求解決各國政府之間稅收競爭的全球解決方案。公司稅盡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從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愛爾蘭的12.5％，到法國的32％以及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35％左右。當然，也有一些零稅率的國家/地區，開曼群島、澤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避稅天堂。

據非政府組織“全球稅正義聯盟”估計，“各國每年因國際公司濫用稅款和私人逃稅而總共損失超過4,270億美元的稅收，大致相當於每年損失近3,400萬名護士的年薪——或每秒損失一名護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馬文件”揭露的逃稅資料就披露了眾多知名大銀行和公司的逃稅行為，他們用各種左手倒右手的交易來隱藏利潤、進行逃稅；而避稅天堂向罪犯和洗錢活動敞開了大門。

長期以來，國家之間的稅收戰可謂“競相逐低”。公共部門收入的減少不可避免地有助於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國的公司稅率為35％，但特朗普和共和黨在2017年將其降至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議增加到28％不過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歐洲，歐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歐盟內部，稅收和其他競次仍在繼續。當歐盟委員會命令蘋果公司向愛爾蘭支付130億歐元的稅款時，愛爾蘭政府拒絕接受，稱蘋果已經支付了“合理金額”——對此，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指出，大企業的低稅率與對工人執行的緊縮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麽？

拜登提出的加稅措施將使國家收入增加2-2.5萬億美元。由於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實際上的每年增幅並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場上企業市值的總和就超過50萬億美元。

作為經合組織稅收談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經向135個國家政府提倡這種稅改模式。德法兩國對此積極回應，並會在夏天之前準備好最終提案。

提案會包括經合組織所稱的“兩大支柱”：1）全球公司稅最低稅率定為21％； 2）跨國公司應根據在每個國家的銷售額繳納稅款。對於更願意繼續減稅的特朗普來說，他不可能選擇後者；而拜登的提議雖然意味著谷歌或微軟在某些國家交納更多稅款，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避免的各國政府實施的不同級別的所謂數字稅的方法。

美國企業少了出於避稅原因將總部轉移到國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額也將增加美國的稅收收入。因此拜登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實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強化國家地位、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等，也是與中國之間新冷戰的一部分。

全球稅收計劃也並非是大膽進取的計劃。這仍然會使較富裕的國家受益，亦無助於阻止全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在經合組織最初的全球稅收計劃中，覆蓋範圍僅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以及近期對美國經濟的樂觀預期，使拜登獲得了一些短期優勢。盡管如此，共和黨仍將將在一些議題上反對他的計劃。此外，許多國家的政府也會對全球稅率存有異議，尤其是在資本家和代表他們的政黨日益走向民族主義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提議盡管看起來是一大進步，但他們的施展空間也很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建議對疫情期間產生的超額利潤征收臨時的、有限的稅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政策負責人加斯帕爾（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種可能是有史以來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資項目”。他說，由於許多人受到危機的負面影響，對超額利潤征收“團結稅”（solidarity tax）將產生有益影響。

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正面評價財富稅和遺產稅，但他們和經合組織的提議都強調：任何支持措施和國家支出都是暫時的，勞動者不應慣於獲得國家援助。

社會主義者與征稅

高稅收經常被政治家和媒體描述成社會主義政策。我們當然讚成增加億萬富翁和大企業的征稅。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註意到加稅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采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額外的兒童福利等。他透過這些措施釋出信號：“總統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不需要進行民主組織的群眾運動”。但是資本主義下的所有措施都是臨時性的，如今，它們甚至有明確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內。雖然拜登提議將這項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過的1.9萬億美元刺激法案沒有給工人以長期收益。

財團和富人不會默默接受加稅。他們將雇用上千名專家來幫助他們逃稅，並提高價格、削減工資，借此將負擔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

在1945-1980年間，瑞典被視為通過增加稅收和公共福利來改善工人生活的典範。但這不可能在當前再次發生了，因為稅收本身無法動搖經濟大權和所有制。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反擊，是因為社民主義依舊處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之內。皮凱蒂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

的確，溫和的加稅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養老金、教育資金、醫療資金等。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終付出代價的仍舊是全球的普羅大眾。

政策改變不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國內外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沈重的債務和通貨膨脹風險都會促進資本主義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不是加稅政客的拉拉隊。我們支持積極進行改革，同時我們也為捍衛和改進這些鬥爭的成果作準備。如果來年政客們想要取消對工人的臨時援助措施，我們將會去鬥爭阻止他們。

所以我們需要工人階級政黨，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為廢除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

以加稅來鉗制亞馬遜等大型企業是不可行的，這種做法與控制私營石油公司來阻止氣候危機一樣困難。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僅僅對私有企業征稅是不夠的，事情的關鍵在於所有權問題。我們有必要將大企業國有化，並實現無產階級對企業的民主管理，並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經濟上的民主。

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100周年——一個反布爾什維克迷思的形成

1921年3月的在喀瑯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經常被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親資本主義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試圖證明不僅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而是早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新生蘇維埃俄國就已經殘酷地獨裁統治著工人。

1921年3月，喀瑯施塔得（當時稱為彼得格勒的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要塞島）的水手夥同其他人發起叛亂，及後被布爾什維克鎮壓，托洛茨基稱之為 “悲劇性的必然結果”。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預計，當蘇聯的檔案一旦解密，會有大量證據證實他們關於布爾什維克暴力的說法，但現實恰恰相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的一個真正的裏程碑，是1999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兩卷資料集《喀瑯施塔得悲劇》，其中包含了許多以前未被發現的文件。

事實顯示，實情與布爾什維克的 “左翼”批評者說法相矛盾，批評者聲稱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墮落，而聲稱喀瑯施塔得的叛軍代表了 “真正的蘇維埃民主”。

危機的根源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國家會效仿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蘇維埃政權仍然孤立無援，而100萬強大的沙皇軍隊、白軍，在德國、日本、波蘭和英國等帝國主義勢力多達200萬軍隊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殘酷內戰。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紅軍取得了勝利，但國家遭到破壞，饑荒和流行病在全國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廠幾乎全面停產。

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農民分得了土地，他們希望最終能夠用土地自行其事。由於白軍想把土地歸還給地主，廣大農民仍然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並肩作戰，並加入了紅軍的行列。由於大約90%的俄羅斯人口是由農民和農業工人組成的，共產黨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產業工人和最貧窮的農民、農業工人和鄉村窮人的支持。

但是，由於工廠無法再生產足夠的工業品來支持農業，而城市又處於饑餓狀態，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向農民征收糧食，即所謂的 “戰時共產主義”。盡管列寧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動對廣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讓步，但由於內戰的狀況，工業產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農民，以換來他們的農產品，因此讓步的政策未能實際執行。

這就釀成了緊張局勢。當反革命被擊敗後，工人國家和小農之間的沖突爆發了，1917年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勢力正好利用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就有罷工和農民起義，但到了1921年，全國各地都有地方農民叛亂。1920-1921年，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安東諾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領一支農民軍隊 “綠軍”反對紅軍，要求重新實行市場經濟、恢覆議會制、並處決共產黨人及其家屬。許多農民將他們的仇恨指向 “共產黨人”，特別是 “政委”（共產黨官員）。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將自己改名為 “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 “蘇維埃政權”等詞匯對農民來說仍是正面的字匯——它們代表了1917年分配給他們土地的黨和政權，而 “共產黨”和“政委”則代表在內戰期間沒收了他們的糧食來養活城市的勢力。

1921年2月，這種不滿情緒傳到了疲憊不堪的革命據點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離開了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過是回到了農村。曾經充滿活力的蘇維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們疲憊不堪、筋疲力盡，遭受著疫情和饑餓之苦。共產黨已經成為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中的主要政黨，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黨，因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已在武力反對蘇維埃政權，因此被排除在外。由於內戰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現了倒退，因為軍事決策往往必須由黨和全國代表迅速作出。這就癱瘓了群眾自下而上的行動主動性。

盡管如此，共產黨內仍然對工會的作用、經濟政策的改變以及內戰結束後的民主化進行了熱烈的公開討論。

1921年的二月危機

到1920年底，從農村征用的糧食已不足以養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減面包配給的糟糕決定，不僅導致了饑餓，而且導致了工作場所的不滿情緒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為打擊投機行為和反猶屠殺而設立的特別委員會）的粗暴反應導致了他們與工人（包括工會成員和黨員）的尖銳沖突。燃料短缺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導致了60多家工廠因缺乏能源而關閉。示威活動經常爆發，發出 “我們的孩子需要面包”和 “我們快餓死了”等訴求和呼喊，另外還發生了一些罷工事件。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發言，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發言人則要求停止糧食征收和恢覆立憲會議，實際上是要求恢覆資產階級議會制。

在群眾的絕望情緒的驅使下，反猶主義的口號不時出現。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在其關於喀瑯施塔得叛亂的著作中，描述了當時籠罩在彼得格勒猶太社區的恐慌。由於害怕發生流血事件，民眾轉向由季諾維也夫（Zinoviev）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保衛委員會。布爾什維克在軍事上封鎖了工廠，並逮捕了孟什維克領導人和其他黨派的煽動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能通過談判成功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盡管所需的物資仍被強行征用，危機在面包分配恢覆後結束。

喀瑯施塔得叛亂的支持者聲稱，它與彼得堡工人的罷工相吻合，但在喀瑯施塔得叛亂爆發時，罷工已經結束。

海軍基地的叛亂

喀瑯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個據點，許多水手在內戰的前線作戰。托洛茨基曾稱激進的水手是 “革命的驕傲”。他解釋說，在早期，喀瑯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水手來支援莫斯科，或征用面包和組織蘇維埃政權，但到了1919年：

“波羅的海艦隊和喀瑯施塔得要塞衛戍軍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經被調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瑯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們，他們不適於派遣到內戰任何一條前線上去的，此時他們的政治水平，一般說，卻是大大低於紅軍的平均水平了，他們中間還有一些士氣完全沮喪的分子，這些人穿著炫耀的喇叭管褲，留著運動家的發型。”

2002年，歷史學家蓋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瑯施塔得1917-21年—蘇聯民主的命運》一書中，試圖證明1921年的大多數叛軍在1917年就已經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事實上，他並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除此以外，喀瑯施塔得駐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紀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確實解釋說，駐軍中許多在1917年是黨員的布爾什維克水手和工人已經離開，到前線或政府崗位上服役，許多退黨的黨員是在1919年或以後加入的，當時已經不指望他們做出這種犧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積極的共產黨員人數在內戰結束時也有所下降，他們往往是出於宗教情感，或未繳納黨費而退黨。在來自農民家庭的水手中，異化現象尤其嚴重，如果他們來自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的更繁榮和糧食豐富的地區的話情況就更為嚴重。

然而，喀瑯施塔得約1.6萬名海員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堅持他們的共產主義觀點，忠於蘇維埃政府。這導致駐軍內部出現了強烈的緊張關系：許多水兵拒絕參加叛亂，勇敢地反對叛亂。喀瑯施塔得叛亂領導人彼得裏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奧列辛（Ivan Oreshin）的親眼所見證實了許多共產黨員在駐軍中仍然擁有權威，以及喀瑯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內部的分裂。

摘自奧列辛1924年寫的筆記

喀瑯施塔得派的抗議采取了一種特殊的，而且必須直截了當地說，謹慎的形式。在叛亂初期，喀瑯施塔得派在奪取了該市的權力後，逮捕了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意識到，在整個俄羅斯勞動人民的眼中，他們代表著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們預計會取得重大的讓步，並立即采取了沒有武器的防禦性立場，沒有采取激烈的措施。

他們非常確信，聖彼得堡的工人會立即支持他們。畢竟，聖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動要求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喀瑯施塔得派以為他們會成為這次帶來徹底勝利的火種！彼得格勒會爆發叛亂，繼而，整個俄國都會爆發叛亂。他們認為這很容易，因為春天的事件已經表明，幾乎整個俄國都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中燃燒起來。但喀瑯施塔得派錯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沒有作出反應，路障已經被拆掉了……而喀瑯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幾天，艦艇上開始出現騷亂。在大型戰艦（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其他海域，水手們開始討論與彼得堡工人的 “暴動”有關的 “事態”。水手們和1917-18年時不一樣了。革命熱情已經離開了他們，他們失去了1918年1月驅散制憲會議時的那種魯莽的熱情……

…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衛兵們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這座城市，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學校和契卡通過城堡大門離開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們加入了搖擺不定的駐軍，並將其組成了一個戰鬥核心，當敵對行動開始時，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對喀瑯施塔得的行動基地，並有系統地使用炮火對城市和它的堡壘進行了壓制，當然也造成了相當多的物質損失”

1917年的水手們對 “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為然——畢竟，他們知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在革命和內戰中發揮了多麽負面的作用。為此，他們被起義軍鎮壓，或者不得不離開該島。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鬧的會議上，共產黨的代表（最初被允許參加討論）被喊了下來，一個未經選舉的“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由水手彼得裏琴科領導。他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甚至在1919年後的短時間內是共產黨員，在一次以列寧的名義突擊征收黨員時被招募入黨，然後在下一次重新登記中失去黨員資格。該委員會故意以“無黨無派”自居，宣傳 “無黨派蘇維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員是活躍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會主義者）”，還有一位指揮叛軍炮兵的科茲洛夫斯基（Kozlovsky）將軍。他曾是沙皇的將領，但曾作為 “軍事專家”為紅軍服務。

要求重新選舉蘇維埃開始出現，然後“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也很快出現了。這句話以不同的形式不斷被宣布，包括在叛亂的《喀瑯施塔得報》上，作為叛亂的既定目標。叛軍逮捕了300名布爾什維克的幹部。叛亂的支持者強調，要求死刑的決議被否決了，然而這是一件險象環生的事情。從 “喀瑯施塔得悲劇”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產黨人之所以沒有被大規模槍殺，只是因為他們擔心會遭到即將到來的紅軍的報覆。在公開要求處決他們的人中，最主要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典獄長（在喀瑯施塔得還存在這種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於喀瑯施塔得中心“錨地廣場”舉行的會議上，艦隊政委庫茲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裏寧（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發言。顯然，他們緩和局勢的技巧不太嫻熟，只是告訴水手們喀瑯施塔得將被孤立、布爾什維克政府絕不會讓他們獲勝。這正好煽動了叛亂。3月2日，蘇維埃政府正式將這次叛亂定性為 “反革命的白軍陰謀”。

也許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若果采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緩和局勢，防止成千上萬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裝叛亂。但另一個親歷者認為這不是主要因素。群眾是被演說家煽動起來的，而這些演說家謊稱已經有數百名紅軍部隊接近並準備摧毀要塞。

在這之後，正如當時親歷者的報告所顯示的那樣，喀瑯施塔得的共產黨員受到了巨大壓力，叛軍要求他們公開宣布退出 “俄羅斯劊子手黨”。退黨聲明被印在叛亂者的報紙上。3月3日，圍繞彼得裏琴科的 “臨時革命委員會”對整個要塞城市及其2.6萬名居民實行緊急狀態和宵禁，這些人因此成為叛軍的人質。

叛軍的綱領

3月1日，著名的15點決議在1.6萬名水手的會議上通過，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公開叛亂的開始。許多叛亂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們支持達成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證明。從表面上看，許多訴求都是基於呼籲恢覆蘇維埃民主，而蘇維埃民主在內戰期間大幅退化。該決議要求改選蘇維埃，並要求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享有出版自由——這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他們不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掌權，還參與了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然後與反革命的白軍結盟參與了內戰。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解釋說，“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訴求並沒有列入15點的正式訴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說，它很快成為叛亂的所有其他訴求的本質。這並不新鮮，這是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並參與組織農民叛亂的政黨不斷提出的要求。

另一訴求是全體勞動者的食品供給一律平等。在內戰期間，所有人的食物都極端短缺。盡管仍有強制征用農民的糧食和其他產品的情況，但仍有配給制度。到內戰結束時，至少有33種不同級別的配給——其中配給最多的是從事危險工作的工人、紅軍士兵、孕婦、少年兒童、醫務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抗擊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寧也在1920年簽署了一項法令，給予關鍵的 “特別重要的專家”更多的口糧，以確保他們能夠完成有時一天超過16小時的每日工作。這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但也是出於發展經濟、運營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這樣做。在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中，當時還有著最高工資上限。

叛亂的水手們普遍吃得很好，口糧明顯好過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實上，“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塔波爾”號兩艘船上的不滿情緒發展了幾個月，並不是特別因為口糧不好，而是因為這兩艘船從彼得格勒被轉移到喀瑯施塔得。

但叛亂者的一個更重要的訴求是要求糧食自由貿易，這項訴求顯然符合中農和富農的利益，在當時很難使勞動人民和饑餓的群眾受益。

這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矛盾的方案。無論如何，無政府主義者或荷蘭 “議會共產主義者”布倫德爾（Cajo Brendel）對於叛亂是無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 “國家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反抗的說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在彼得格勒鎮壓的零星傳言的助推下，叛亂者的口氣越來越大。同時，公開的反革命組織開始嘗試接觸叛軍。

針對共產黨猛烈的攻擊和對自由貿易的強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亂的農民性質。《喀瑯施塔得報》聲稱，“共產黨政委的統治比沙皇的統治還糟糕。”許多叛亂者並不是特別的左翼，這一點可以從報章編輯們費盡心思防止印刷反猶主義的呼籲書中得以反映。在“喀瑯施塔得悲劇”中，水手尤裏（Dmitri Yurin）在3月4日寫的一封信，落入紅軍手中，被引用為叛軍中這種情緒的例子。信中說：“我們已經把公社趕走了，沒有公社了，現在我們只有蘇維埃政權了。我們在喀瑯施塔得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對猶太人的蔑稱）驅逐到巴勒斯坦，這樣在我們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可憎的東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過去幾年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我們也已經受夠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識形態

叛軍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特點是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偏見、農民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雜燴。發表在《喀瑯施塔得報》上的文章，甚至詩歌都說明了這一點。

3月9日：“共產黨人的統治給整個俄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饑餓、寒冷和許多其他不幸。[……] 共產黨人需要的不是你們，而是對你們的權力，這樣他們就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繼續剝削人民 [……] 為了破壞家庭生活，我們的統治者實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現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奴役：農民成了國營農場的仆人，工人成了國營工廠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來吧，農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來

新的黎明正在破曉

我們將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寧的鎖鏈”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雖然對叛軍整體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們的民族主義、對現實世界革命事件的無知和不感興趣，盡管偶爾會抽象地喊幾句 “國際無產階級”和 “世界革命”。

共產主義被描述為 “外來事物”。值得註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為猶太人的背景而被當作特別的敵人，並遭到點名攻擊。列寧和加裏寧最初被看得比較順眼，因為他們是 “真正的俄羅斯人”。只有當他們稱叛軍為 “白軍陰謀家”時，叛軍才將個人仇恨轉向他們。

沒有黨派，特別是沒有共產黨員的 “真正的蘇維埃”，被叛軍視為 “人民的機關”──共產黨員和政委被宣布為麻煩的敵人。這樣一來，喀瑯施塔得派顯然是與反動思想綁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數喀瑯施塔得叛亂者也拒絕議會主義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要求的立憲會議。列寧把1921年3月的叛亂稱為 “爭取立憲會議的叛亂”，是錯誤的。

任何人只要仔細看看叛亂領導人的粗劣想法，就會很快意識到，這場叛亂整體上沒有任何進步的方向，當然也沒有提出一種更好的社會主義！

現在，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軍要塞、重炮和無數戰艦還躺在冰冷的海灣中。

紅軍的反擊

叛軍想拖延時間，直到海面解凍，他們的軍艦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調解的嘗試，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戈爾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嘗試，最終都失敗了。最後，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投降，而且必須迅速回應。從3月7日開始，1.7萬名紅軍士兵在炮火掩護下穿過冰凍的海灣向要塞發起突擊。這需要發動數波攻擊，因為叛亂分子可以輕易地砍倒沖在前面沒有保護的部隊。最後，紅軍使用了飛機，先是投擲傳單，後來又投擲炸彈。

在反布爾什維克的文獻中，人們常常聲稱進攻的紅軍部隊出現了大規模的逃兵。事實上，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但很少是出於政治原因，更多是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單純的求生欲。

當這種開小差是出於政治動機時，它們也很少是出於進步的原因。有時，農民出身的士兵拒絕為 “猶太人”而戰，他們被更為可靠的來自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色軍官學生（Kursantiy）取代。在叛軍中，一些煽動者也試圖用反猶主義口號說服紅軍士兵叛變。幸運的是，他們很少成功。

在喀瑯施塔得本身，絕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亂的支持者，更不用說平民，這一點從紅軍一進城就有一支駐軍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據阿夫裏奇的說法，部分水手甚至積極地站在紅軍一邊，拿起武器反抗叛軍。

3月18日，經過挨家挨戶的血腥戰鬥，叛亂者被擊敗，損失慘重。為保衛蘇維埃政權，約1萬名忠誠的紅軍士兵犧牲了。當時正在召開的共產黨第十次黨代會的300名代表不惜犧牲自己，自願加入他們。其中有 “工人反對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員，他們強烈批評蘇維埃政府，但承認喀瑯施塔得叛亂的反革命性質。他們原則上反對對私人貿易和農民的讓步。

參加執政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鬥爭的事實清楚地表明，當時黨還沒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領導層的黨員也具有犧牲精神。代表們手持武器進行鬥爭，充當鼓動者。在參加戰鬥的黨代會代表中，有1/6的人戰死了喀瑯施塔得灣的冰面上。

政治後果

叛軍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亂領袖彼得裏琴科和幾千名叛軍，包括叛軍的大部分領導層，在紅軍部隊進入喀瑯施塔得前不久越過冰層逃到了白軍統治的芬蘭，在那裏他們與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團體保持聯系。在那些沒有逃離的人中，有幾百人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後來被大赦。其他人被關押在專門關押戰俘的營地──有些人後來被關進了索洛維茨基（Solovetsky）監獄，該監獄於1923年6月啟用，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幾年後，他們依照大赦令被釋放。

彼得裏琴科繼續他極其怪誕的一生。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冒險家，至少有一個白軍組織聲稱他在叛亂期間與他們合作。在流亡芬蘭期間，他投向了斯大林主義，及後回到蘇聯與斯大林的特務組織格別烏合作。後來，斯大林將他囚禁並處決。

喀瑯施塔得叛亂後不久，列寧曾想過完全解散波羅的海艦隊，但這位所謂的 “獨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議在黨內民主程序下，遭多數反對而沒有通過。最終，喀瑯施塔得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在戰爭期間幫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後來的列寧格勒。叛軍的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 “塞瓦斯托波爾”號被重新命名為 “馬拉（Marat）”號和 “巴黎公社”號，以紀念過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進所得稅取代糧食征收制，但他的建議隨後在黨內被否決。但在1921年夏天，新經濟政策被采納。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喀瑯施塔得水手們的經濟訴求，用糧食稅取代了糧食征收，並再次允許小型私人貿易。這使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加強了蘇維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資本主義覆辟的危險。

然而在政治上，叛亂撕開了深深的傷口。

叛亂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開始，在叛亂失敗後，黨大會還繼續進行。為了在危機中鞏固黨的團結，大會通過了禁止黨內派別的決議。民主非但沒有得以增進，反而倒退了。然而不應忘記，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仍然能夠參加蘇維埃選舉和工廠委員會的選舉。這種情況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對派之後，新的官僚機構出現了才結束掉。最後一個合法的無政府主義者具樂部和協會也同時被取締和關閉。

結論

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沖突，不過是在孤立的革命、饑餓和疲憊的條件下，士氣低落的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最具戲劇性和象征意義的沖突高潮。

叛亂所反對的是一場在困境中掙紮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許這些力量繼續發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會終結。各類反動勢力可以輕易地躲在 “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後面。1921年，反動勢力自己也毫不掩飾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們希望通過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這一彎路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的領導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寧和托洛茨基引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國外的資本家（特別是證券交易所）對叛亂的反應是多麽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在過去和現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作為與布爾什維主義劃清界線的事例。直到今天，無政府主義者還在翻戈爾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對叛亂的舊帳，而叛亂的反動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裏奇的作品是一個例外。

從廣義上講，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觀點認為任何 “自下而上”、反對中央政治權力、看上去是自發的東西——僅這些優點就代表更好、更正確的社會主義。

1921年，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正處於幾乎要加入共產國際的狀態。在西班牙具影響力的工團主義全國勞工聯盟（CNT）尤其如此。“喀瑯施塔得”成為了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最後不加入共產國際的理由。

特別是像戈爾德曼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譴責托洛茨基作為紅軍首領鎮壓喀瑯施塔得叛亂。在1930年代斯大林加強鎮壓時，他們卻拒絕聲援托洛茨基。戈爾德曼在 “莫斯科審判”中對共產主義者進行血腥迫害後寫道：“托洛茨基抗議得太多了！”。

當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講中向在攻克喀瑯施塔得中犧牲的紅軍戰士致敬時，他講出了一下這番話；鑒於這一悲慘事件和一萬名為保衛革命而犧牲的戰士，這些話雖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卻很恰當：

“我們盡可能地等待，以便我們那些被蒙騙的水手同伴能夠親眼看到叛亂會把他們帶到何方。但我們面臨著冰雪融化的危險，我們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斷地出擊。以無與倫比的勇氣，在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槍炮彈藥中，我們的軍校學生（kursanti）──以及他們激勵的紅軍部隊──迅速攻克了一個強大的海上堡壘。不開一槍一炮，這些俄羅斯之子和工農之子就通過他們的犧牲使自己無愧於革命，並在冰面上前進。他們中的一些人毫無怨言地死去，但其余的人繼續前進，直到取得最終勝利。俄羅斯和整個世界的勞動群眾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叛亂背後的主要推動力是基層水手們的失望，這是1921年農民情緒的反映。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認識到這一點。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頒布，列寧、托洛茨基徹底改變了對農民的態度，他們認為在其他國家發生革命事件之際，還需要一個喘息的空間。列寧把喀瑯施塔得叛亂描述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閃電”。

今天，為未來吸取教訓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應簡單地將喀瑯施塔得事件作為布爾什維克的英雄事跡來慶祝，而應理解那些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的觀點。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那樣，鎮壓叛亂是一種 “悲劇的必要作法”，如果蘇維埃俄國要生存，他們別無選擇。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制，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覆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志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制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讚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讚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讚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制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制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經濟：現代貨幣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

全球經濟危機使得對社會開支有越來越大的需要。美國工人、學生和青年正在為全民醫保、取消學生的債務和綠色新政而奔走呼號。但是，每當有人提出這些建議，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就會問：“誰要為此埋單？”雖然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很虛偽，但社會主義者也應對此誠實回答。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是一種越來越受左翼歡迎的理論。MMT認為社會開支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即“印鈔”）獲取充分的資金，而不必擔心通貨膨脹。MMT的支持者指出，政府在新冠肺炎救濟計劃上的經濟刺激開支達數萬億美元，這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為就業和社會計劃提供充分的資金。特別是左翼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也認為，MMT“絕對”需要“在社會生活中占更大比例”，而且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兩次總統競選中都讓MMT經濟學家中的代表人物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擔任高級經濟顧問。

但資本主義未曾實現過長期的充分就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獲得的改善也不是永久的，並且隨時會被統治階級收回。資本家一直利用失業的要脅來壓低工資，他們拒絕社會開支，生怕財富流向勞動人民，並且致力打擊工人為爭取更多權益而奮鬥的信心。那麽，MMT真的能夠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並治愈它所產生的弊端嗎？

不幸的是，MMT對於資本主義的依賴使它步履蹣跚。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帶來重大變革的階級，他們爭取到了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但MMT不打算依靠工人階級。相反地，它認為可以通過技術官僚來與大企業妥協來實現計劃，但這只會將這些改變綱領調低，並削弱群眾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理論，MMT終究還是將社會開支視為幫助美國企業擺脫當前蕭條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為了實現人民更廣泛利益。但是，正如過去10年的量化寬松所表明的那樣，印鈔並不意味著資本家會將超發貨幣進行有效投資來“解決”經濟蕭條。而且，只有少數幾個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才可以選擇印鈔。在當前席卷全球的危機中，MMT對於全球尋求解決之道的勞動者來說根本不是一個答案。

現代貨幣理論是什麽？

MMT既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方式的非主流論述，又是一系列政策建議。MMT認為，貨幣不是起源自於物品交換，而是來自國家權力，國家發行貨幣並決定貨幣需求。當國家接受某種東西作為對自己的稅金、債務、罰款的付款方式時，任何東西，無論是黃金還是比特幣，都可以成為貨幣，且，該國的所有主體（例如納稅人）都被法律強制要求使用這種貨幣。於是，這種“東西”就成為了可被接受的通商貨幣。同時，國外的人也將接受這種貨幣，因為他們知道該國會接受它。

MMT經濟學家也借助人類學研究來強化有關貨幣源自國家的理論。這些研究涉及範圍廣泛，從蘇美爾貨幣在稅收中的發展、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傷亡賠償，到英國通過征稅使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實現貨幣化都有涉及。

MMT認為，如果貨幣源自國家，那麽政府就可以隨意創造和銷毀貨幣；而這種說法與政府需要通過稅收來籌集政府開支所需資金的觀點相矛盾。MMT認為，政府在開支時就已經有效地創造了貨幣，而征稅要在幾個月後才能進行。凱爾頓在開創MMT的論文《稅收和債券可以提供政府開支所需要的貨幣嗎？》中提出：“政府想要的不是錢，而是橋梁、軍隊、衛星等。政府通過鼓勵民眾提供產品，以此來換取政府的貨幣。”換句話說，國家使用強制性稅收來賦予新印刷的貨幣價值，然後以這些貨幣換得私人部門的產品。

這種分析思想植根於貨幣國定說（Chartalism）。貨幣國定說是20世紀初期的一種“稅收推動貨幣”的經濟理論，對凱恩斯的理論發展產生了影響，之後又影響了MMT的經濟政治結論。MMT本身誕生於1990年代，是在對沖基金百萬富翁莫斯勒（Warren Mosler）與一群經濟學家在有關後凱恩斯主義的線上討論論壇中誕生的。

MMT的政治計劃、工作保障和通貨膨脹

MMT的擁護者們一般都是左傾的，並熱切致力於綠色新政等計劃。他們正確地將應對氣候變化、終結大規模囚禁和全民醫保的主張與應對大蕭條和二戰的嚴峻挑戰相提並論。

MMT經濟學家將綠色新政與羅斯福新政相對比，認為綠色新政也可提供社會價值和有其反周期性，也就是通過增加投資和開支來抵消經濟下滑的影響。盡管社會開支計劃的成本將是巨大的，但科爾頓認為，資金不是問題，因為“只要國會授權……幾千億美元的貨幣發行，而美聯儲只要保證支票能夠兌現。”MMT認為可以簡單地依靠美聯儲為該計劃印錢，從而回避了誰要為綠色新政出錢的問題。

為了回應人們對印鈔會帶來通脹的擔憂，MMT以凱恩斯關於充分就業的理論作為基礎。MMT支持者聲稱，只要創造貨幣與生產力提升相匹配，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他們認為，在實現充分就業之前，創造新貨幣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且政府本身應該通過“就業保證”來保證充分就業。這樣，在經濟低迷時期，社會就可以維持消費者開支，同時以最大的產量生產，並減輕失業的社會痛苦。

過去10年的經驗使這種通脹理論似乎變得有據可依。美聯儲通過“量化寬松”印出了很多錢，但是美國的通脹率仍然偏低。不過，美國的低通脹率實際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暴露長期以來的盈利危機。美國資本家拒絕將新產生的錢花在辦公室、工資、廠房等上，而是將其投入到投機性資產中。在過去的20年中，由於生產過剩和流向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下降，某些資產（例如住房和股票）獲得了投機性並膨脹到天價，整個經濟也面臨通縮壓力。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將這種現象描述為“長期停滯”。MMT未能證明他們所宣稱的經濟法則。事實與MMT所描述的不同，過去10年的低通脹是因為美國不單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還面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通縮壓力。

秉承凱恩斯主義的傳統，MMT建議通過諸如就業保證等計劃，用大規模公共開支來彌補私人投資的持續不足。就業保證將為任何想要工作的人提供每小時15美元工資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是，著名的就業保證倡導者切爾涅娃（Pavlina Tcherneva） 在《工作保障：設計，工作和實施》中表示，這些工作將“轉變為私營部門的就業機會”、“不會與私營部門構成競爭”。就業保證旨在使私營部門恢覆盈利，因此，為避免競爭，要故意提供比私營部門更差的就業機會。

就業保證的工資將固定為每小時15美元，但不按通貨膨脹進行指數調整。MMT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於防止通貨膨脹是必要的。從事就業保證的工作的話還要放棄其他福利援助；如果私營部門擴大，就業保證計劃也將相應地收縮，以保持資本家作為主要雇主的地位。同時這些工作被設計為低技能、勞動密集且較少資本集中的工作。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工人工資被通脹不斷侵蝕、商業利益優先於工人福利的計劃。就業保證並不是一項提供工作的政府計劃，它更像一種需要工作才能獲得的福利。

作為資產階級理論，MMT經濟學者被迫削弱就業保證的力度。他們認為私人老板才是經濟的主導力量，所以就業保證計劃不能威脅老板的權力。資本家可以用馬克思稱之為“產業後備軍”的失業人口來代替目前正在工作的人。所以，失業和可替代性的威脅對工資構成下行壓力，並有助於資本家獲利。而如果MMT消除了失業的威脅，那麽它必須提供另一種削減用工成本的方法，例如削弱就業保證的福利，使其最終不受歡迎，並用通脹來掠奪工人的工資，以此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在缺乏強大的社會壓力捍衛就業保證計劃並使之得以改善的情況下，財團的遊說團體可以輕松地將就業保證扭曲成工作福利方案。

與其為了適應資本主義而削弱工作保障計劃，社會主義者更要改變整個經濟制度，並為所有人爭取良好的工作條件。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可以爭取到社會開支，同時不必屈從於商業利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需要將總是與大企業的需相沖突，經濟學家必須選擇站在哪一邊。不幸的是，在各個議題上，MMT的擁護者們都退縮了，屈服於資本家的利益。

現代貨幣理論是正確的社會開支策略嗎？

MMT首先關註的是拯救資本主義，並以是否有利於企業利益來衡量社會福利。其中心論點是社會開支計劃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印錢而不是稅收——稅收可能削減企業的利潤。爭取社會開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而MMT則試圖通過避免對富人征稅來安撫資本家。所以，美聯儲真的可以變成一個激進左翼機關、為社會福利計劃印刷數萬億美元嗎？MMT將如何動員將進行這一轉變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視為階級之間的中立仲裁者。國家是統治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工具。雖然這並不意味工人永遠不可能贏得對國家的勝利，但是這種現狀也確實嚴重限制了工人改革制度的能力。如果美聯儲打算從明天開始為社會計劃提供資金，那麽由私人企業控制的國會就會趕在今天重寫美聯儲的章程。他們可以因為金融市場向好而為企業印鈔，卻不一定會為社會開支項目印鈔——市場普遍反對這種開支。而且，如果公司發現在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上進行投資無利可圖，他們就不會生產出必要數量的風力發電機渦輪或藥品，只會把新印的錢裝在口袋裏。

去年的現實證明了這一點。新冠病毒疫情下刺激經濟的資金大部分流入了公司的現金儲備，只有1/5流向工人。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在刺激措施的助力下增加了1萬億美元——而僅在大流行的頭兩個月中，美國工人的收入就損失了1.3萬億美元。在美國，有1/4的家庭失業，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而美聯儲卻史無前例地為公司股東印刷了3.5萬億美元。為了保證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等重大改革的成功，我們不能再坐視大型制造商和制藥公司無功受祿了。在獲得25億美元用於新冠疫苗研究、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助用於制造前幾億劑疫苗之後，美國的大型制藥公司承諾在1月底前交付3億劑疫苗。但是，時至今日，他們也只交付了6800萬劑。盡管疫苗的產量正在增加，但其接種計劃卻是一場災難。我們需要使所有大型公司轉變為工人民主的公有企業，以使競爭和商業秘密不會妨礙合作，使企業能夠生產必要的商品，確定合理的價格。

在爭取社會開支和為工人爭取福利的鬥爭中，我們的敵人不是通脹或貨幣流通的理論，而是資產階級。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工人與資本家分配社會產品的鬥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之後，生產的大規模擴張維持了利潤，增加了流向工人階級的社會財富。在戰後的繁榮時期，面對強大的工人運動和蘇聯的威脅，西方資本家暫時默許了大規模社會開支。但是，隨著利潤率下降、資本家轉向新自由主義，社會開支計劃成為削減成本和私有化計劃的眼中釘。資本家通過削減工人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提高剝削率來提高利潤。

憑藉數量上的優勢和在工作場所中的潛在力量，工人階級是可以在不妥協的情況下爭取到社會開支的；而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內工作的MMT技術官僚則不可能做到。為了建立強大的運動，我們必須動員工人，直面敵人。這意味著向富人征稅，以支付社會福利，並在大公司建立工人控制下的公有制體系。

不幸的是，許多MMT理論家反對富人稅。MMT的支持者在利維經濟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工作論文《如何花錢實現綠色新政》中指出，他們“不同意（桑德斯的）增加收入目標”，即向雇主和富人征稅以支付全民醫保。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提議對工資稅的雇員部分征收4.6％的附加費”，以“通過減少不幸的最低90％的美國人的消費需求來減輕通貨膨脹的恐懼”。盡管MMT誇誇其談、仿佛關註普通百姓處境，但這將使稅收負擔進一步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這樣的稅收不僅會是累退稅，而且還是向右翼遞刀子、進一步破壞社會開支計劃。MMT的創始人理論家蘭德爾·雷（Randall Wray）最近與他人合著了一篇論文《現在是時候消除聯邦企業所得稅了嗎？ 》。他聲稱“公司稅…效率低下，主要由消費者和雇員而不是股東承擔”，並且“主張免除公司利得稅。”這重覆了這一右翼的論述——“公司稅會轉移給消費者和工人，因此我們不應該對公司征稅。”

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MMT的技術官僚以官僚主義的手法將稅收從富人轉移到工人階級，這將使工人和進步人士在其工作場所和街頭為社會開支而戰鬥。克服這種反動傾向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對富人征稅的群眾運動，並將大企業轉變為民主管理的公有制企業。

現代貨幣理論VS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MMT的致命缺陷可以歸結為對貨幣、價值和資本主義危機根源的根本誤解。從歷史上看，貨幣的起源與一系列社會條件相關，而貨幣的普遍采用則是由繼起的社會條件引起的。國家可以發行貨幣以量化稅收，但其最終所尋求的是實際價值而不是金錢。例如，封建領主很樂意以徭役代替金錢或農作物作為賦稅。然而，由於貿易和商品生產開始變得廣泛，人們越來越普遍地使用貨幣。經濟體使用貨幣的多少取決於商品的生產、交易，以及量化和積累財富的需要。在資本主義（馬克思將其描述為“一般商品生產”）下，不是貨幣，而是商品流通和資本流動驅動了貨幣需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使市場正常運轉，貨幣流通需要反映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國家無法任意確定貨幣量而不造成經濟中斷。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貨幣過多供應就會導致通貨膨脹。MMT缺乏價值理論的支撐，難以解釋價格走勢。它假設國家可以通過操縱經濟中的貨幣量來設定價格、控制通貨膨脹。但是，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與對貨幣價值的控制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決定生產什麽、有多少、並決定貨幣價值的，是市場而不是國家。

從此意義上講，MMT並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客觀存在的潛在危機：資本過度積累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以及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可以從美國生產率增長下降中看出。從1991年到2007年，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2.2％。但從2010年至2017年，盡管美國大量使用量化寬松政策，生產率增長仍下降了0.9％。在所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投資幾乎無法提高人均產出，實際利率或低或負。資本家拒絕投資使用新印刷的貨幣，因為它們無法讓資本家獲利。過去10年，資本密集度的增長（大致反映資本消耗與生產中消耗的勞動力的比率）在美國幾乎為零，甚至為負。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國就已經播下了當前經濟危機的種子。

如果前期的量化寬松政策被證明不能解決投資獲利的不足，那麽美聯儲也不會按照MMT的建議印出更多的錢。利潤率下降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共同導致了1970年代的“滯脹”——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通脹率卻在飆升。這導致統治階級拋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通過減少分給工人階級的財富、急劇削減社會福利，來恢覆利潤率。MMT是凱恩斯主義的回歸，但配備了工作保證，以便就業可以吸收新印制的貨幣。

但是，政府制止了大規模的就業保障。在MMT的綠色新政願景中，如《如何負擔綠色新政》中，“就業保障計劃的工人將僅在綠色新政項目中”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不需要昂貴的資本投資或材料”“不得用作技術工人”。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務將構成“國家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但仍將由“私人承包者承擔，而由國家支付”，並由印鈔提供資金。

工人迫切需要更高工資和更多社會開支，但是沖淡過的MMT計劃只提供了低薪工作，而瘋狂印鈔有可能使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已經充斥著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印鈔將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在民主控制下的理性計劃經濟才能將生產重定向到基於100％可再生能源，全民醫療保健和所有人的良好工作的方向上。

沒有價值理論的MMT還低估了債務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國家債務不止是一個數目；它是資本家從其他階級轉移財富的工具。資本家不僅是國家開支的主要受益者，而且還是國家的債權人，他們向政府的貸款，而政府通過對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征稅來償還利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稱“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但是過多的國債也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負擔。本可以投資於企業的銀行資產卻被捆綁在非生產性的政府債券中，在當前的經濟不確定性和低利潤率氣氛中，這種債券變得特別有吸引力。隨著實際利率降至零或負數，新的國家債務不再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通過創造貨幣來解決國債問題，通過量化寬松已經在有限的範圍內發生，這導致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價格飛漲。對於資本家來說，這意味著資本成本上升：商業房地產更昂貴了，購買初創公司股票的成本更高。這進一步降低了盈利能力，阻礙了投資。印鈔只改變了債務問題，並沒有消除債務問題。

此外，國家債務並不是唯一需要關註的債務。去年，殭屍企業的利潤翻了一倍，達到2萬億美元。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來償還債務的利息，並且需要借更多的資金來避免破產。美聯儲刺激了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他們印鈔票以購買企業債券。如今，有太多投機性資金競相購買垃圾債券，以致其收益率下降，而企業則會繼續發行更多的垃圾債券。企業債務泡沫是一個火藥桶，如果利率上升，它就會引爆金融危機。沒有歷史經驗可以證明利率會無限期地保持在低位。如果利率上升並威脅到殭屍企業的數量，政府才可能會選擇借助MMT的手段來為大企業紓困，試圖防止企業債務泡沫爆炸。

同時，家庭債務並沒有寬免。縱然聯邦政府已經通過了對學貸和抵押貸款的寬容期，並暫時禁止驅趕租客，但在寬容期結束後，工人仍必須償還巨額款項。 2008年之後的空轉和當前的危機使普通百姓對債務的承受能力達到極限。目前有將近90％背負學貸的人在疫情期間無法償還貸款，所以一旦強制要求償還，大部分勞動者將面臨違約。但是，除非受群眾運動所迫，美聯儲將不會像拯救殭屍企業那樣拯救我們。如果沒有這樣的運動，資本家和國家將派遣收債員、律師和警察來割下他們認為的、我們欠他們的一磅肉。債務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於統治階級永遠不會允許技術官僚的印鈔解決方案剝奪如此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來消除過多的個人債務負擔，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擺脫債務負擔。

現代貨幣理論的推行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力量

MMT的許多經濟建議都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特殊地位。MMT的政策要求“貨幣主權”——即對貨幣發行，稅收，債務發行和匯率浮動的完全控制。美國滿足了這一系列的標準，但大部分國家沒有。歐元區國家對歐元的發行沒有完全控制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浮動匯率，因為帝國主義直接導致其以旅遊業或出口商品為經濟主導，迫使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新殖民主義國家越過這些限制、行使貨幣主權的嘗試常常引發貨幣危機，例如，黎巴嫩中央銀行印制裏拉來支付因腐敗和帝國主義掠奪而產生的政府債務，於是惡性通貨膨脹隨之而來。顯然，MMT僅在真正富裕的國家中有機會起作用。

作為帝國主義強權，美元還享有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特權。這意味著，即使兩個國家都沒有在國內使用美元，它們也會用美元進行大部分貿易。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0％以上。全球範圍內對美元的接受使MMT認為美國可以任意印刷美元。但印鈔的後果可以轉移到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不得不跟隨美聯儲印鈔，跟隨美國遭受通脹的打擊。

大規模的印鈔計劃會導致貨幣貶值，它將考驗美元的儲備狀況與美帝國主義的實力。在全球危機之下，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將不會坐視美國出口通貨膨脹，坐視美國以貶值的美元購買正價的商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會對美元貶值進行報覆。而對於新殖民地世界而言，在冠狀病毒危機之外，美元驅動的通貨膨脹可能引發經濟災難，並引發民眾反帝國主義的運動。

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帝國主義來說，這是一個將美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拉進中國勢力範圍的機會。我們甚至可能會看到左右翼民族主義者都采用MMT，力圖通過國內貨幣自治來對抗美國霸權。由於全球貿易與美元掛鉤，因此創造大量美元實際上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同於把美國的危機轉移到別國。這無疑會加速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進一步使各國經濟脫鉤，並加深經濟危機。推翻資本主義是新殖民主義國家結束帝國主義統治，並使發達經濟體擺脫相互破壞性經濟競爭的重要一步。

工人如何爭取社會開支？

當今的社會開支計劃以羅斯福新政為榜樣。但是，羅斯福新政的關鍵開支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大規模工人階級運動爭取來的。在1930年代，數次罷工浪潮席卷美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在產業工會聯合會下成立工會。社會主義者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領導了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罷工，與警察、民兵、國民警衛隊以及敵對的勞工官僚機構相鬥爭，並建立了堅實的工會基礎。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階級鬥爭策略。

新冠危機和經濟蕭條進一步加劇了極端的不平等。 “誰來為社會開支買單？”的答案必須是“富人”。社會主義道路在西雅圖的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領導下贏得了向亞馬遜征稅的運動。現在，全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需要從右翼的進攻下保衛她的成就。如果一個市議員就能夠做到這一點，請想像桑德斯或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是否能呼籲向富人征稅的群眾運動，為全民醫療保險和綠色新政籌集資金。這種戰鬥運動與建立不受民主黨幹預的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密切相關，可以將這些社會計劃的廣泛普及轉化為現實。

大筆開支不再是MMT經濟學家獨有的。拜登總統正在計劃實施一項重大刺激計劃，提供每周4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和140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同時不開征任何新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已經轉向左翼或實施了永久社會開支。雖然拜登的刺激計劃與他在初選和大選期間的保守立場完全相反，但當前危機的深度迫使他和統治階級為了支撐經濟而為普通百姓花錢。

如果這項提案獲得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開支固然可以在政客、MMT的擁護者和技術專家的遊說下創造出廣泛社會福利的幻象。但是，持久的社會變革只能通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贏得。MMT宣稱自己是跨越社運的捷徑，是社會變革的靈丹妙藥。雖然社會主義者應該盡量對這種思想保持友好，盡可能理解MMT的吸引力，但是我們也要堅決指出其作為資產階級理論的弱點。這種理論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而只有社會主義下的社會變革才能保證所有人的高標準生活。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覆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讚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讚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覆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覆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制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制體系，覆制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制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志《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覆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制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制。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制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制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制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制。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制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讚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台灣、中國與美國

台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台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台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台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台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台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台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制”安排的幻想。 今天，台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台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台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台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台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台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台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制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制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台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制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覆。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制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制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制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制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制，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台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與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族出生率的下跌——對親中共“左翼”的回應

統計數據

我們顯然在事實問題上不依賴曾茲，但正如我們所指，他是第一個發布這些事實的人，這是中國獨裁政權及其辯護士使用的論據。然而，他公布的出生率事實來自於中國政府關於中國和新疆的統計年鑒。曾茲也完全不是獨自公布這些事實。舉個例子，這篇《美聯社》的文章中的事實就是來自於“新疆統計年鑒”。

另一篇報道，也是基於印度WION新聞網《新疆生育率下降》。

我們也當然自行檢查了這些事實。中文的統計年鑒請點此閱覽。英文版的“中國統計年鑒”，包含了地區出生率與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它提供了各地的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包括新疆的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哈薩克族及維吾爾族。

它顯示了新疆的人口總出生率從16%大幅降至8%。即使其中包括了出生率下降得慢得多的漢族人口，新疆的人口出生率也已經從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到了現在的低於全國平均2%。

在宮內節育器和計劃生育政策上，中國《健康和衛生統計年鑒》（2016年至2020年）展示了有趣的數據，其中包括總節育人數、宮內節育器植入數字、宮內節育器移除數字和墮胎人數。

在新疆，植入宮內節育器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該地區有超過50%的節育手術是為了植入宮內節育器，中國沒有其他地區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比例如此之高。其他地區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的比例通常在20%至30%之間（占所有節育手術的比例），包括西藏和廣西。這意味著由於強制性計劃生育，新疆的宮內節育器植入率異常高。
2018年關於新疆的數據，根本加不到一塊去。不同類型手術的“占節育手術總數的百分比”數據加起來僅為45.09%，而所有其他地區/省份加起來為100%。同樣，西藏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數據加起來也不是100%，所以新疆不是唯一的鎮壓目標。這些不完整的數字顯示了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並只存在於少數民族地區。
如果看2014/15年的數據，幾乎所有省份都有大約40%的“節育手術”是植入宮內節育器進行的，而現在除新疆外的所有地區都停止了這種“節育手術”。且關鍵是，極端形式的獨生子女政策在新疆一直在延續，而在其他地區則已經廢止。1979年至2015年中國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讓大多數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
所有以上事實都證明坦克派為新疆強制節育政策辯護的企圖是空洞的。

女性與強暴

在一封電郵裏，一位坦克派特別點名了一位在各個采訪中講述她遭到強奸和酷刑經過的女性。但凡對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了解一點的人都知道，受害者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將強奸和酷刑的事情告訴他人，之後再在媒體上公開反對殘酷的獨裁統治。此外，講出真實的故事是需要時間的。中國獨裁政權出了名地用報覆親屬進行威脅的行徑，並以此向海外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施加壓力，無論他們是漢族背景還是少數民族，都要求他們放棄對政權的指控並停止通過媒體發言。

正如上一時期許多國家所表現的那樣：埃及、蘇丹、緬甸、哥倫比亞等，大規模的強奸和暴力侵害婦女是反革命鎮壓反抗的重要組成部分。壓迫者的標準做法是，否認這種情況發生並稱女性為騙子。

國際特赦組織最近（2021年6月）關於新疆的報告《就像我們是戰爭中的敵人》，基於對55人的采訪，其內容涉及集中營——酷刑、逼供、“教育”——以及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視。它還涉及被披露的中國官方文件。它包括對強奸受害者的采訪概述。

中共政權首先否認有集中營，後來承認它們的存在，聲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然而，沒有獨立觀察員被允許進入營地。一位今夏訪問新疆的瑞典記者報道說，每一步都被監視，當地人不敢與她交談。

“新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監管的，他們所做一切都受到監控。新的手機SIM卡必須實名註冊，在每個城市邊界都有警察檢查站，每個人都必須下車進入“即時派出所”，在那裏檢查行李和手機。通過他們的手機和汽車上的GPS發射器，他們的行蹤遭到追蹤。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人臉識別技術被用於從支付到汽車加油的種種事情。”

階級立場

新疆無法隱瞞的真實情況，反映了坦克派在捍衛什麽樣的政權。

美帝國主義長期與北京方面合作。生產、貿易和金融的歷史性的快速增長使兩國的統治階級受益。2001年911之後，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與中國建立了“反恐”合作。北京利用這一點來鎮壓新疆。在奧巴馬的領導下，美國繼續對維吾爾人乃至全中國的鎮壓保持沈默。

正是在美帝和中帝之間的帝國主義鬥爭尖銳化之後，特朗普政府才提出了新疆問題。就在2019年6月，據他的安全顧問博爾頓的說法，特朗普告訴習近平，在新疆建造集中營“完全正確”。

美帝無意支持在中國遭受越來越大的鎮壓的維吾爾人、其他穆斯林或工人和青年。美帝支持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許多獨裁政權並與之保持良好關系。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招來災難的“民主戰爭”是為了展現力量。

美帝希望中國成為其資本主義附庸，而不是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其全球統治。目前，它的戰略是為了遏制和限制北京在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如果美帝國主義後期考慮在北京進行政權更叠，新政權如果能夠建立，不會是民主的，也不會符合工人和窮人的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和ISA早在新疆議題成為全球媒體和新冷戰的重大問題之前就提出了這一問題，主要是針對穆斯林維吾爾人受到的壓迫加劇正逢中國資本主義覆辟。新疆在地緣政治上具有戰略意義，是通向市場和貿易的大門，處於邊疆和大國競爭（與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亞接壤）的動蕩地區。它也已成為石油、天然氣、棉花、西紅柿和太陽能電池板的主要生產者，甚至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這與北京對民族和少數民族權利訴求的零容忍相吻合，它解釋了一個對境內反對派零容忍的政權的超限度鎮壓。

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采取的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探求什麽是實現社會主義最好的鬥爭方式和意識。這就要求同時去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帝國主義。

工人、青年和少數民族在中國爭取權利和反抗壓迫，是違背美帝國主義利益的。同樣，北京不希望看到工人罷工和反抗壓迫的運動，例如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r Matter，BLM）。各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不希望看到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挑戰他們的權力和制度體系。社會主義者代表充分的民主權利——支持由工人管理工會、進行示威、動員和就業的權利，支持青年、氣候活動家、女權主義者、lgbt+活動家和其他人組織起來。在這些所有的關鍵問題上，坦克派不是保持沈默，就是捍衛對這些權利的強烈鎮壓。在他們的世界觀中，只有一個二元選擇：要麽支持中共和中國帝國主義，要麽與美帝國主義站在同一陣營。這當然不是馬克思或列寧的立場。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支持在美國、中國和全球範圍內廢除資本主義，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當美國政客預警社會主義到來、中國政權監禁罷工工人時，他們是出於對其經濟和政治制度未來的恐懼。

30年前——反戈爾巴喬夫政變失敗引致蘇聯解體

1991年8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八名年邁的將領、克格勃官員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宣布了“緊急狀態”，卻無法讓那些寄希望於他們拯救蘇聯的人充滿信心。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軍政府派出的坦克由年輕的征召新兵駕駛，部分在裝甲上還掛著表示學習駕駛的“Y字牌”，甚至遇到紅燈就停下來！沒有什麽比這更能說明軍政府是多麽地與外界脫節、實際支持度如此地低。當坦克到達紅場和克裏姆林宮旁邊的馴馬場廣場廣場時，坦克司機發現他們的道路被無軌電車擋住了，這些電車被司機故意弄壞，充當臨時路障。

對政變的第一反應並非有人刻意組織的。官媒只是簡單地播放政變領導人的新聞發布會，其中穿插著芭蕾舞劇《天鵝湖》。當時沒有移動電話，也沒有互聯網，固網電話也超負荷運轉。人們只是告訴朋友、家人和同事，並開始湧入市中心。同樣的情況發生在當時的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和這個龐大國家的其他城市。

中午時分，在已經聚集在馴馬場廣場的人群中開始流傳謠言，這些民眾與坦克士兵談笑風生，他們把戰車排成一列，停在龐大官僚機構“國家計劃部”的大樓旁（今俄羅斯國家杜馬大樓）。6月當選為俄羅斯聯邦（15個蘇聯共和國中最大的國家）總統的葉利欽，呼籲發動總罷工。與戈爾巴喬夫不同，他沒有被逮捕，而是與他的同黨一起逃進了莫斯科的白宮，即俄羅斯政府大樓。在那裏，他號召人們保衛白宮。

到了晚上，盡管下著暴雨，幾十萬普通的莫斯科民眾還是包圍了大樓，晝夜不停，輪番上陣，直到政變流產。人們在入口處的道路上築起了路障，駁船司機封鎖了沿白宮前面流過的莫斯科河，以阻止船只的使用。

我們很快就了解到政變的真實性質。當時我們的一個成員，一名在離莫斯科約50公裏的工廠工作的年輕鋼鐵工人，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去上班了，希望能召集他的工友們出來抗議。 當他到達工廠時在們口遇到了克格勃人員，他被警告不要再談論獨立工會。他們說“秩序正在恢覆”。開始時，其他人都行事低調。但到了晚上，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小隊，並試圖找到武器來保衛這個城市。 就像在莫斯科一樣，政變策劃者宣布實行宵禁，在街上出現的任何人都會被逮捕，但民眾對此置若罔聞。

政變領導人的動機是什麽？

他們經常被說成是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政策”（Glasnost ），而這些政策正在引導蘇聯走向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至少是一種粗疏的簡化論述。

蘇聯計劃經濟的存在，使原來落後的俄國在十月革命之後，發展出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能夠打敗希特勒政權的力量，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與此同時，由於國家的落後和歐洲革命的失敗，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發展起來，使計劃經濟失去了民主，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民主對共產主義就像氧氣對人體一樣至關重要。 早期幾十年的可怕的管理不善阻礙了經濟發展。到了80年代，當時擁有兩千萬人員的寄生官僚機構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絕對障礙。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也就是蘇聯的領導人。他的任命代表了蘇聯官僚機構中改革派的勝利，他們意識到如果要保持對權力的控制，就必須進行變革。反抗已經在整個東歐蔓延，波蘭的事態不斷發酵。在他上台前的十年裏，世界石油價格在每桶60-130美元之間搖擺不定。在某種程度上，這掩蓋了蘇聯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深度，但在1985年，油價崩潰到30美元，並直至8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60英鎊以下。蘇聯為支撐臃腫的官僚機構和他們的軍事綜合體而進行的生產出現巨大失衡，並再也無法在石油資金下隱藏起來。

“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

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的一次演講中概述了他的答案——他提出了“改革”和“開放”。第一條旨在更新官僚機構並使之現代化。他甚至在一段時間允許工人們內選舉工廠經理。第二種是為了改進官僚機構的運作。在一定範圍內的非黨候選人甚至被允許參加選舉。這些舉措在早期是非常受歡迎的。

雖然反對派仍是共產黨員， 他們在最高蘇維埃中推動更激進的改革，這使大量人群聚集在商店外觀看電視中議會會議。一個關鍵因素是將許多國有企業轉移到“經濟覈算”（khozrachet ）系統：實際上是自負盈虧。工廠經理不再簡單地依靠國家經濟計劃中的國家訂單。相反，他們被賦予了決定如何使用其資金的自由，並從外部來源增加資金。1988年，一項允許建立合作社的新法律被通過。戈爾巴喬夫並不打算覆辟資本主義，這些來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是為了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然而這些改變導致了絕對的混亂。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爆炸當然是災難的最初跡象。1988年，蘇聯的亞美尼亞地區發生了一場地震，造成5萬人死亡。 1989年，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又是另一羞辱。 一次又一次，官僚機構的無能導致了可怕的後果。

戈爾巴喬夫試圖重振經濟，但卻使經濟陷入崩潰。農產品價格控制的放寬使價格暴漲。官僚們以放松管制為藉口，展開了大規模的掠奪。當局粗暴地實行禁酒令來解決酗酒問題，卻導致了家庭酒廠的爆炸性增長，任何可用於釀酒的材料也出現短缺。商店裏也沒有食物了。到1990年，部分基本食品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甚至要實行配給制。這種混亂出現的時機，恰好遇上西方經濟某程度上的覆蘇——官僚們越來越被“市場”模式所吸引。

我們當時在1990年11月說了什麽
“許多人認為，擺脫危機的途徑是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然而，這是一個危險的幻覺。私有化將擾亂市場中已經非常脆弱的平衡。在普遍短缺的情況下，它將導致驚人、不可遏制的通貨膨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將常態化。在廣泛貧困條件下，私有化不過是將幾十年來專制主義秘密資本原始積累合法化。只有那些年的工賊和罪犯才能接管生產資料。‘富人會變得更富，窮人會變得更窮’。企業轉移到私人手中，將導致勞動力的削減和勞動程度的強化。剝削程度將迅速增長，無論資本主義擁躉如何鼓動、試圖說服我們，稱我們將像在瑞典一樣生活，事實上我們能預計的最好結果是崩潰到阿根廷的水平。”《工人民主》1990年11月第一號

到1990年，蘇聯領導的東歐集團實際上已經崩潰了。波蘭選出了第一個非共產黨政府，柏林墻被推倒，1990年12月25日，羅馬尼亞的工人起義推翻了可憎的齊奧塞斯庫獨裁政權，行刑隊公開處決了他和他的妻子，並在電視上直播。南斯拉夫正急速步向解體和可怕的種族沖突。

戈爾巴喬夫政權不僅無法幹預阻止這一進程，他的政策只是鼓勵了整個蘇聯不滿情緒的增長。哈薩克斯坦地區的示威活動被武力鎮壓，對環境狀況的大規模抗議席卷了高加索和波羅的海國家。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和其他地方爆發了種族沖突。群眾運動在波羅的海國家、摩爾多瓦和其他地方蔓延，要求民族自決。

但是，在蘇聯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本身，事件也在失去控制地發展。生活必需品的普遍短缺在工人階級內部引起了強烈不滿。當礦井口的淋浴器裏沒有肥皂時，強大的礦工運動爆發了。

1989年在俄羅斯最北部的沃爾庫塔發生的第一次罷工，提出了6項簡單的要求：

* 支付所有欠薪。

* 商定適當的挖煤工資和加班費。

* 審查生產目標，因為它們太高了。

* 解決不同工作之間的工資差異問題。

* 將煤礦的行政機構減少40%。

* 因為現任礦長不得人心，重新選舉礦長。

在礦坑裏貼出這些要求後，有人在下面寫道：“並對沃爾庫塔煤礦的整個管理層進行百分百的清算。”

這些罷工像野火一樣蔓延到整個蘇聯。訴求迅速激進化，不過不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而是呼應托洛茨基反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方案，盡管在當時還沒有確切的表述。1989年8月，沃爾庫塔市罷工委員會的負責人解釋了他們的立場：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問題。我們希望工人階級被承認為在自己的工人國家中掌權。我們要恢覆對共產黨、蘇維埃、我們的工會的信心。我們要擺脫阻礙改革開放的官僚主義。我們讚成取消蘇聯憲法第6條（該條規定，只有一個執政黨–共產黨）。是的，黨已經開始了經濟改革，打開了開放政策的大門。但現在仍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距離領導核心很遠。仍然需要社會公正。我們希望黨的角色將發生變化，從主要管理經濟的角色轉變為最終照顧人民需要的角色。”

礦工們提出的經濟訴求一般最多只是要求戈爾巴喬夫的“經濟覈算”政策得到有效地執行。後來加入的更公開的親市場要求是由新冒起的反對派提出的，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共產黨出身的。這種訴求往往是由官方的黨組織所加入的。但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工人政治替代方案，蘇聯國家內部以葉利欽為首的反戈爾巴喬夫派的思想開始主導礦工運動。

親市場的政變領袖

在這種情況下，政變領導人的經濟方案顯然不是為了阻止市場化的加速。在他們的聲明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到列寧，或拯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更不用說工人的權利。只有一些關於結束物價上漲、制止經濟混亂的民粹聲明，以及關於派遣學生和工人大隊到農村收割莊稼的計劃。而這會是在軍隊的領導下進行。

政變領導人甚至沒有回到蘇聯的“現狀”，而是抱怨“混亂、貿然地走向市場，導致利己主義的爆發”。他們呼籲“采取具體措施，終結紀律渙散和對人民經濟的盜竊”，並建立一個“嚴格的制度，改善組織，在社會的各個部分引入秩序和紀律”。 用他們的話說，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必須建立“混合經濟”、“支持私營企業，使其有一切可能在服務領域發展生產”。這將通過給每個城市居民提供一塊土地（每人15公頃，如果實施的話，將打碎國有和集體農場）和取消對貨物、原材料和設備在蘇聯境內自由流動的任何限制來支持。

政變策劃者後來的命途表明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麽。盡管因叛國罪被捕並受審，但大多數人在兩年內出獄——這與今天俄羅斯抗議者的長期刑罰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有一人，即前內務部長普戈（Boris Pugo）在第三天自殺了，但其他人包括前總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他後來在私人銀行部門工作成為了富豪。巴克拉諾夫（Oleg Baklanov）成為一家火箭制造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斯塔羅杜布斯特夫（Vasily Starodubstev）成了地區長官和農工企業聯盟的負責人。提茲亞科夫（Alexandr Tizyakov）成為幾個工業公司甚至投資基金的所有者和董事。曾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盧基揚諾夫（Anatoly Lukyanov）在政變後成為久加諾夫領導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共同創始人，然後成為一家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瓦連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在共同創建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政黨“祖國黨”之前一直是名共產黨員。

對官僚政權的辯護

驅使政變分子發動軍事政變的真正原因，甚至不是為了維持官僚主義管理不善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在過渡向市場經濟期間維持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他們公開反對戈爾巴喬夫談判的“新聯盟條約”就證明了這一點，該條約將大幅削減蘇維埃國家中央 的權力。前蘇聯的六個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已經在1990年宣布他們脫離蘇聯獨立的意願。

剩下的共和國達成了一項協議，大大改變了它們與中央的關系。大家除了有共同的總統、外交政策和軍隊外，幾乎所有其他權力，包括自然資源，都將在各共和國的控制之下。該提案在1991年3月付諸全民公決，76%的人投了讚成票，並原定於8月20日最終簽署。然而政變打斷了這事情，並改變了整個發展動態，最終導致蘇聯的完全解體。

毫無疑問，軍政府成員準備使用任何方法來奪取權力。 莫斯科宣布了宵禁令。三天來，關於誰在哪裏、哪支部隊入城等的謠言四起。當局第一天就動員了兩個坦克師和數千名士兵來奪取城市。周二，政變分子準備了“雷霆行動”：派出更多的坦克、傘兵和直升機，以及臭名昭著的Alpha和Vympel特種作戰部隊，加上莫斯科防暴警察，用於攻占白宮。包括後來作為皮諾切特式人物進入俄羅斯政壇的列別德（Lebed）將軍在內的主要官員，在決定行動之前滲透到白宮周圍的人群中，評估局勢。 他們為此開了綠燈。

但政變已經開始流產。甚至在最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的手也抖得很厲害，人們以為他是喝醉了。第二天，他們不得不把另一個成員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和他的妻子送出莫斯科，因為他們喝得太醉了。特種部隊不知為何沒有按照命令逮捕葉利欽，而一些進入莫斯科的坦克兵則迅速倒戈去保衛白宮。在政變進入第三天的淩晨一點，發生了一場混戰，示威者試圖阻止一輛坦克駛向白宮，導致三名示威者死亡。此後，即使是精銳的特種部隊也拒絕按照命令進軍。政變領導人不得不將部隊撤出莫斯科。

葉利欽的角色

後來演變成關於政變的一個神話，就是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從一開始就采取果斷行動，反對政變。當天晚些時候，他被拍到站在塔曼斯卡婭師的一輛坦克上向白宮外的人群講話，該師的指揮官曾承諾保衛白宮。但事實是，葉利欽最初的反應是逃到莫斯科郊外的大莊園，他希望在那裏組建一個反對派政府。他被迫要回到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當時作為領導成員的共產黨，向全俄羅斯發出電報，指示地區和城市政府支持政變。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了——包括韃靼斯坦和車臣-印古什等主要俄羅斯共和國，以及大多數主要城市政府。列寧格勒是個例外，該市的領導層堅決反對政變。

現實情況是，民眾發動起義反對政變。這幾乎是在不自覺地自發而成的，因為人們只是湧入了市中心。莫斯科的司機報廢無軌電車和駁船駕駛員的行動，得到了當時俄羅斯兩大主要報紙之一 的《消息報》印刷工人的支持。這些工人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威脅罷工，若果葉利欽不發表反對聲明。即使在已被軍方控制的主要電視頻道上，員工決定拍攝亞納耶夫握手的決定也有助於削弱政變者的權威。

在列寧格勒，巨型的基洛夫工廠工人罷工了。街道上示威者之多，令軍隊甚至沒有試圖占領這座城市。隨著消息傳到礦區，罷工也開始在那裏蔓延。在某些情況下，最初少數人的果敢舉措給了大家勇氣，並激勵了其他人加入。那些在最初幾個小時內保持謹慎的人很快就不再恐懼。

到了周三中午，莫斯科已經傳出了各種風聲。坦克是進還是撤？戈爾巴喬夫怎麽了？政變領導人被逮捕了嗎？然後，政變已經流產的消息傳來。戈爾巴喬夫於周四淩晨飛回莫斯科，其余的政變策劃者被捕。但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權威都因此遭受了致命的重創。葉利欽作為俄羅斯總統接管了控制權，而蘇聯 於12月25日也被廢止了。

這為十五個新國家的資本主義迅速覆辟開辟了道路。接下來的十年對於生活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場災難。掌權的官僚們通過強制私有化、盜竊、掠奪國家財產、種族沖突，將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經濟遭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崩潰——GDP下降了50%以上，通貨膨脹率在一度接近3000%。很多地區到現在還沒有恢覆到原來的水平。工人通常要遭遇連續數月的無薪工作。

在一些地區，雖然人們住在公寓裏，但為了省錢他們還是在外面生火做飯。民族沖突和戰爭席卷這些地區——塔吉克斯坦的五年內戰奪走了數萬人的生命並導致了100萬難民，車臣的兩次戰爭（1994-1996和1999-2000）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以及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烏克蘭、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沖突都有俄羅斯的介入。僅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出現了一段相對增長和穩定的時期。

當蘇聯礦工組織起來時，他們的主要不滿是反對官僚集團及其糟糕管理。即使當他們提出經濟訴求，他們的目的也是改善經濟，而不是覆辟資本主義。親市場的要求來自官僚本身，以及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但即使他們無法公開主張覆辟資本主義，他們也會打著“民主”的幌子把經濟主張被偷運到群眾意識中。最常聽到的呼聲，包括來自礦工的呼聲，是要求廢除憲法第6條。

但新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非民主。多黨選舉實行，並且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元素，包括政黨自由、相對自由的新聞和專制政權的衰弱。但這種“民主”還不穩定，甚至未能持續十年。

1993年，葉利欽反對政變的前盟友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y）和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領導俄羅斯議會“最高蘇維埃”，其中占多數的為“俄羅斯統一黨”，其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軍方人士和右翼民族主義者。 他們聲稱擔心葉利欽政府迅速向市場過渡的後果，魯茨科伊將其描述為“經濟滅絕”，盡管他們或許是不滿自己從這一過程中沒有像其他人獲得一樣多的利益。議會試圖削弱葉利欽作為總統的權力。這場權鬥發展只1993年9月，葉利欽下令暫停並圍攻白宮的最高蘇維埃。

這一次，保衛白宮的示威活動由奇怪的聯盟所發起，當中有真誠但由反動勢力主導並對社會狀況不滿的工人、也有由前防暴警察部隊和法西斯主義者組成的“俄羅斯民族團結會”非官方地參與。所謂的“俄共黨人”認為他們與法西斯分子的聯盟完全沒有矛盾！在警察和白宮周圍的人發生沖突失去控制後，示威者沖進了電視台大樓。當天晚上，葉利欽派出坦克炮擊白宮，到周末時，已有數百人喪生（官方承認有147人死亡）。

名譽掃地的民主制度

許多工人開始不把這一時期稱為“民主”（俄語讀音demokratiya），而是 “狗屎政治”（俄語讀音dermokratiya），這段記憶削弱了整整一代人對於與獨裁主義作鬥爭的意識。“民主”的恢覆與大規模的貧困、種族沖突和不同階層的統治精英爭奪前蘇聯的財富和資源相聯系。持續到1999年的葉利欽時代的特征是混亂和崩壞。總統本人的形象也成為一個醉醺醺、步履蹣跚的笨蛋。但這是覆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階段，因為代表了舊蘇聯國家殘余的完全解體。由葉利欽親自提拔接任的普京之後改變了方向，要重建為一個強大而專制的新國家，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利益服務。

如今，普京執政已經22年了，新一代的年輕工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受過去包袱的束縛，決心要與專制統治和資本主義作鬥爭。他們不會允許新的社會主義俄羅斯僅僅是官僚化和獨裁的前蘇聯的覆制品。相反，它將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礎上，有組織、言論和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財富和資源的公共所有權，各民族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決權，所有這些都在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利益的民選機構的控制之下，以確保社會的運行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

9/11恐怖襲擊20周年：帝國主義的血腥循環仍在繼續

20年前，世界變了。很少有像美國9/11恐怖襲擊這樣的單一事件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當然，改變歷史進程的不僅僅是恐怖行為本身，更多的是因為人們對此的反應。9/11引發了由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領導的新一輪帝國主義血腥浪潮，他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野蠻的戰爭，並以國家散播伊斯蘭恐懼癥思想。仇恨和死亡的循環在今天仍然繼續。

這並不是要減輕事件的恐怖程度。在美國，近3,000人在9/11及其後續襲擊中喪生。社會主義者應該清楚這一點：我們堅定譴責這次襲擊，實際上我們譴責所有恐怖主義行為，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殘暴性質，還因為它們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內外的反動情勢。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在9/11之後， 統治階級對於事件的反應遭遇到普通民眾的大規模動員抵抗、甚至有可能成為停止戰爭並重塑歷史的運動。

過去與現在的世界格局

首先，值得回顧一下暴行發生的那一年，即2001年，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充滿自信。蘇聯和東歐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崩潰已經十多年了。 “共產主義”國家盡管具有專制和扭曲的特征，但仍然保持著對俄國革命的記憶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資本主義世界對他們的垮台對感到欣慰。

事實上在1990年代初，評論者們就自信地宣布：我們已經到達了“歷史的終結”（弗朗西斯·福山的書名）。換句話說，以良性“自由民主”形式存在的資本主義將在世界範圍內不受挑戰地統治——並且直到永遠！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上世紀90年代，由於新自由主義蠶食社會福利體系，全球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在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較貧窮的國家，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減公共開支使普通民眾陷入了貧困，同時也增加了富人的財富。

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推動了“全球化”項目。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從而加快商品和服務新市場的“開放”。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較貧窮經濟體的新興產業被逼到了絕境，而跨國公司則靠廉價出口大賺一筆，或者在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工廠以剝削廉價勞動力。

如果說這一切聽起來像是資本家的成功故事，那麽我們只需要回到2021年。資本主義永無止境擴張的承諾在今天被21世紀的發生的事實殘酷地粉碎了：災難性的戰爭、中美冷戰、長期蕭條、實際工資下降和緊縮政策。作為回應，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高漲了起來。隨著政府在新冠疫情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來挽救他們的制度，新自由主義本身——自由市場和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制度——看起來受到了重創，甚至不可持續。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了勝利，這讓美國及其帝國主義盟友的困境雪上加霜。

當然，資本主義今天在許多方面面臨的危機不能僅僅歸因於9/11。不過，毫無疑問，那次事件以及對它的報覆起了最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9/11事件與“反恐戰爭”

襲擊發生後，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進行血腥的報覆。阿富汗是基地組織的大本營，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對阿富汗的地毯式轟炸於當年10月7日開始。英國首相貝理雅立即向美國總統布什提供了英軍支援。到當年年底，美國和英國軍隊推翻了塔利班政府——鑒於所施加的壓倒性的蠻力，這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這只是一場殘酷侵略戰爭的開始，其中約有241,000人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中有71,000名平民。*普通民眾也遭受了無法估量的貧困、饑餓、疾病和惡劣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戰爭直接造成的。這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

盡管如此暴戾，在這個“反恐戰爭”中，帝國主義勢力對阿富汗的報覆從來是不足夠的。除了以分裂國內工人階級為目的煽動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外，還有利用“正義”戰爭來直接達到帝國主義利益需求的目的——控制阿富汗臨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中東及其主要石油儲備。

社會主義者預料到了這一點，在 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以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不僅代表恐怖主義威脅而且正在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開始鼓吹伊拉克戰爭時，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明了。貝理雅首相也散布了這個謊言。隨後是2003年的入侵，以及比阿富汗事件更為血腥的占領。

長期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加上阿富汗沖突，對世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伊朗反動教士的力量和穆斯林世界的遜尼派-什葉派教派沖突，因伊拉克本身的持續內戰和也門的新內戰得到支持。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的崛起和伊斯蘭國支持的恐怖襲擊，包括在英國——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是由布什和貝理雅開始的帝國主義冒進造成的。

很明顯，反恐戰爭不僅沒有增進安全，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反而使恐怖主義滋長的潛在社會和政治原因變得更糟，並且對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滿與怨恨在全球都劇增。

反抗

所有的這一切本可以被阻止發生的——民眾當中肯定存在反戰的意願。2002年開始了一場由社會主義者、青年和工會運動人士組成的國際運動。隨著布什和貝理雅口中關於需要攻擊伊拉克的謊言不斷被湧現出的真相戳破，上百萬普通民眾動員了起來。2003年1月至4月期間，全球有3600萬人參加了近3000次反戰抗議。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當年2月15日的國際行動日。在倫敦，多達200萬人遊行反對戰爭——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這次活動令人震驚，不僅因為它的規模、和許多以前顯然沒有參加過遊行的人的參與，還因為它的戰鬥性。自民黨領袖肯尼迪口頭聲稱反對戰爭，但表示如果聯合國通過第二項支持介入的決議，他將支持戰爭。他被大聲噓聲嘲諷。

與此同時，像阿裏（Tariq Ali）這樣的左翼，堅持認為需要改變制度才能結束資本主義戰爭，他們受到民眾的熱烈歡呼。並且在對伊拉克的攻擊最終開始時呼籲罷工（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前身——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發起的呼籲），左翼工會領導人克勞（Bob Crow，來自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RMT）和海耶斯（Billy Hayes，來自英國通訊工人聯盟CWU）也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可恥的是，這些號召並沒有在工會運動的領導人中得到更廣泛的回應。他們要麽積極支持新的戰爭，要麽保持沈默。與此同時，工會左翼未能組織起來。至於號召抗議的“停止戰爭聯盟”，它錯過了從熱烈的抵抗情緒中發起鬥爭運動的黃金機會。

當時，社會主義替代成員呼籲如果運動領導者不帶頭，則應自下而上組織總罷工，並要求投票和遊行反對入侵的工黨議員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麥祖恩（John McDonnell）成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與支持戰爭的新工黨及新自由主義政策作鬥爭，這樣向數以百萬計抗爭者的呼籲會收到巨大的積極響應，有可能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立一個新政黨。但是，盡管在伊拉克戰爭於3月20日打響後的幾天裏，一些英勇的努力使得動員行動能夠繼續進行，包括全國各地的學生罷課，但剛剛萌芽的運動最終未能阻止戰爭。

然而，對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反戰運動代表了潮流的轉變。它使許多後來在其他運動和團體中組織起來的人變得政治化，他們現在仍然對貝理雅及其派系的立場深惡痛絕。即使運動沒有成功，資產階級仍然害怕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這是他們猶豫是否向敘利亞和利比亞出兵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我們的教訓同樣很清楚。普通民眾會蜂擁而起反抗帝國主義戰爭。但那時運動領導者需要的是制定一個果敢的計劃來組織和推進運動，現實卻是在逐步平息運動。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工會和工作場所行動來利用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利用罷工這一極其強大的武器來打擊資本主義國家的好戰行為。今天，社會主義替代進行組織，正是為了建立這樣一個領導層而提出了方案。

馬克思主義與恐怖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手法與恐怖主義截然相反。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部分時間裏，左翼分子以暗殺、劫持和爆炸的形式實施恐怖活動。但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這種行為總是會分散社會主義者的實際工作：建立群眾性工人階級運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看到自己集體行動的力量。這才是改變社會的作法。相反，秘密策劃的個人恐怖策略會破壞集體工作。

當然，基地組織從來都不是一個左翼團體，而是一個反動的組織，其議程是要將世界倒退到宗教偏見和仇恨之中。在這方面，9/11的暴力事件似乎只是在挑起反恐戰爭這件事上取得成功。在短期內，阿拉伯世界肯定會有所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基地組織的事業，促進了招募和籌款。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伊斯蘭恐懼癥對歐洲和美國的伊斯蘭社區也有類似（但很有限）的影響。

然而2010年初阿拉伯之春的非同尋常的群眾革命表明，9/11事件事實上並沒有如策劃者所希望的那樣取得成功。突尼斯、利比亞、埃及、也門、敘利亞和巴林的起義是群眾的政教分離世俗起義，要求改變制度，結束專制和資產階級精英統治。工會會員和左翼政黨為革命變革而鬥爭；團結和集體行動是當務之急。這與基地組織的伊斯蘭神權哈裏發的狂想完全相反。

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9/11發生二十年後，事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衰落暗淡的象征。統治階級沒有了展開報覆的正義咆哮，而只有懷疑和猶豫。在阿富汗，美軍盡可能地悄然撤離，該國再次落入塔利班手中。它的未來仍然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前景，在美國轉移焦點往他方後，其主導性的因素將減少。無論如何，任何帝國主義勢力都無法解決阿富汗的問題。9/11之後的20年發生的這一切，作為客觀教訓印證了大國幹預為何總是失敗。

世界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穩定且危機四伏，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只有全世界廣大普羅民眾，以工人階級和有志青年為首，才能推翻可憎的資本主義制度。到處都有跡象表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你可以加快這個進程——成為社會主義者，加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十年之後——論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意義

占領華爾街為美國的階級鬥爭開啟了新的篇章。在九月占領華爾街邁入十年之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發展新左翼、開展反資本主義鬥爭、沖擊選舉政治和培養新一代鬥士的第一步，這場運動的重要性如今已經彰顯得淋漓盡致。

占領華爾街行動是美國自2008-2009年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活的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抗爭。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對勞動者權益的三十年攻擊和工人運動的大退潮之後。但對奧巴馬在經濟衰退期間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震驚，和對奧巴馬的幻想使鬥爭的發展延緩數年。在這幾年裏，數以百萬計的普羅大眾失去了工作和家庭，而銀行卻得到了萬億美元的救助；與此同時，勞工領袖和民主黨“左派”卻日以繼夜地確保人民放棄抵抗。

在促成占領行動的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的政治兩極化日益嚴重：奧巴馬勝選後，右翼煽動紅色恐慌和種族主義情緒，並聲稱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關於醫保的激烈辯論還有其他很多在整個美國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憤怒。左翼和勞工運動缺席帶來的真空使得2009年成立的右翼民粹主義茶黨在輿論中成功上位。茶黨既反對銀行救助計劃，又反對救助普羅大眾的主張，預示了特朗普主義的崛起。

風暴卷集

在占領開始幾個月前，南歐發生了反對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的緊縮措施的鬥爭。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人民在中心廣場抗議，反抗超級富豪試圖讓勞動人民為危機買單的企圖。

不過，最嚴重的社會爆炸是2011年初跨越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和埃及成為了抗爭的前沿。他們占領廣場的鬥爭形式不但源於久遠的鬥爭傳統，還受到了南歐的啟發。中東和北非獨裁者的倒台重新點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以西班牙反緊縮運動、希臘的數十次總罷工以及新左翼政黨的興起為標志，歐洲的群眾運動星火燎原。

在美國，引爆群眾情緒的第一個火花來自威斯康星州長沃克（Scott Walker）。作為一位邪惡的茶黨共和黨人，他在2011年初就開始破壞該州公共部門的工會，大幅削減教育開支。於是，公共部門工會、年輕人和廣大工人開展了長達數月的鬥爭。在這次歷史性的反擊中，工人使用了歐洲和中東群眾的一些策略。成千上萬人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進行持續抗議，“占領”州議會大廈，討論鬥爭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公共部門總罷工的想法得到廣泛支持，但工會拒絕號召總罷工，並將鬥爭方向轉向選舉。

2011年春天，在紐約市，為了對抗億萬富翁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強加的緊縮政策，一小群激進分子聚集在一起，以大蕭條時期的“胡佛村”帳篷聚落為靈感，於金融危機時期在市內搭建帳篷，組成了“布隆伯格村”。就這樣，他們的行動預言幾個月後的大規模抗爭。

在鬥爭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反全球化雜志《廣告克星》於9月17日呼籲“占領華爾街”。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範式”：“…… 令人興奮的是這種新穎的策略的務實與簡單：我們在各種線上與線下的集會中交談……我們將化整為零，喚醒想像力，以此走向未來的激進民主……最後，我們坐在一個具有獨特象征意義的廣場上，占領它。”雖然這個想法的局限性不久之後就會暴露出來，但毫無疑問，當時它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鬥爭航跡

9月17日，數百人前往距離華爾街僅幾個街區的祖科蒂（Zuccotti）公園紮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活動人士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街頭集會、抗議和占領活動。在紐約，第一周結束時有85人被捕。第二周結束時，紐約警察局圍堵了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群眾，700名抗議者在橋上逐一被捕。報紙頭版顯示，一名年輕男子被紐約警察局官員逮捕時，臉上有血跡。警方的暴行引起了國內外的關註，許多年輕人來到紐約市，在祖科蒂公園搭帳篷或參加周末群眾活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得到了廣大紐約人的支持，每個周末都有數千人前往營地參觀。

許多人將占領視為左派對茶黨的回應。與將經濟危機歸咎於移民和政府“過度社會主義化”的茶黨不同，占領運動認為大銀行和社會上最富有的1%理應為危機負責，它讓剩下的99%形成階級鬥爭意識，明白99%應對現狀展開反擊。他們呼籲廣大群眾有組織地反抗日益增長的右翼威脅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不公。

這場運動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各地。隨後，占領運動發展出了社區會議，帶來了新的運動和鬥爭。在明尼阿波利斯，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在占領家園運動（Occupy Homes）中保護勞動人民免受驅逐和迫遷，發揮了重要作用。

占領運動從當年的國際運動中汲取了許多靈感。威斯康星州和紐約州的運動與迫使穆巴拉克倒台的群眾運動在群眾意識上有著重要的聯系，威斯康星人和紐約人集結在“像埃及人一樣戰鬥”的口號下。

國際主義意識是一種強大力量，但運動人士並不總能從國際鬥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這體現了認真研究國際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的重要性。

雖然這場運動熱火朝天，但要帶來真正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工人階級遭受了數十年挫敗、工會領導層右轉之後，新一代民主群眾運動戰士沒有創建戰鬥組織、領導層和綱領的現成參考。

許多運動人士最初拒絕討論有關教育、住房和醫療保健的訴求，以為只需要有一個普遍的訴求（“我們是99%”），就可以贏得廣泛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藉此獲得的群眾支持大多是被動的。如果他們能圍繞日常問題，推動制度變革，那他們就能讓工人階級感覺到自己正在為一些實質的東西而戰，從而吸引到更多人。缺乏具體要求也意味著移民和種族主義等問題沒有得到廣泛認識——就這樣，我們錯失了一個反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反擊警察暴力的大好機會。

除了缺乏具體訴求外，活動家也沒有民主地選舉領導層、建立對運動基層負責任的組織架構。這表示真正的領導者在街頭運動扮演著無責任角色。沒有選舉出來的領導，也就沒人有權代表運動，沒有提出民主決策平台。相反，決策必須基於數百人在經過數小時的疲憊對話後達成的共識，只要有任何一人反對就足以阻擋所有決策。小團體發起零星行動，各行動之間彼此基本上沒有協調，於是眾多浪費不起時間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他們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也就不會為此翹班甚至睡在帳篷裏。

這些問題部分源於一些非民選領導人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方法。他們認為占領公共空間可以開啟新的民主社會形式（由勞動人民捐資），隨後運動就會自發傳播到其他領域。

雖然一些左翼組織要麽譴責占領運動，要麽成為被動的啦啦隊，但是我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積極參與其中。我們不斷提出訴求和建議，呼籲將占領運動擴展到其他城市，並形成一個網絡來協調幾天的行動、戰略和計劃；呼籲參與者討論能夠將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的訴求；呼籲將運動擴展到學校、社區和其他有組織潛力的地方……許多最優秀的活動家與我們不謀而合，他們不僅僅希望只是每晚在廣場上一聚。

我們還警告說，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運動就會消亡。隨著冬天的臨近，許多人會收起帳篷回家；如果不能團結一致，市長們組織的警察鎮壓將不斷加強，削弱運動；我們還認為在資本主義內部建立替代社會的想法是一種根本錯誤的方法。這種想法並不挑戰資本主義，也沒有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因此運動無法前進。

市長布隆伯格​​​​​​​​​​​​​​在10月份首次嘗試封鎖祖科蒂公園的嘗試以失敗收場，是因他發出的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前，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呼籲工會成員保衛公園。這使得紐約警察暫時退讓。

在奧克蘭（Oakland​​​​​​​），一個1500人的大會呼籲於11月2日在全市範圍內舉行總罷工，以回應警察的野蠻鎮壓。他們的強烈反應迫使市長公開宣布減少警察人數，允許占領繼續進行，並允許工人休假參加罷工。

11月2日的罷工使奧克蘭港停擺，並鼓舞了12月12日由ILWU（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和占領運動的活動家在西海岸共同領導的歷史性港口罷工。

雖然一些工會支持11月在奧克蘭舉行的罷工，但許多保守的工會領導層並不支持。他們並沒有發起動員，僅僅鼓勵他們的成員請病假參與活動。一場真正的全市大罷工可以對事件產生歷史性影響，並激勵數以千萬計的人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進行反擊。

11月15日，由布隆伯格領導的市長網絡協調了對全國各地營地的襲擊。在此之前，聯邦調查局已經協調當地警察和國土安全部對運動進行了大規模監視。公開的文件顯示，​​​​​​​占領運動被視為“國內恐怖主義”威脅。

抗爭覆活

占領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表達了人們對不平等增長、工人權利受損、出發大蕭條的銀行與救助他們的政客沆瀣一氣的憤怒。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通過行動證明，群眾不會屈從於緊縮政策和止贖，並將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激烈反抗。

這是一場激勵住房活動家積極打擊房屋止贖、激勵學生對抗學費上漲、激勵教師和家長反抗削減和私有化教育資源的“教育改革”的鬥爭。

一些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客試圖把占領浪潮為自己所用。民主黨紐約市長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競選活動中以“雙城記”為口號。社會主義替代則指出需要將對企業權力的挑戰帶到政治領域，並呼籲占領華爾街運動在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派出200名獨立人士參選。2012年，社會主義替代以身作則，​​​​​​​派出占領西雅圖的領導者薩旺特（Kshama Sawant）​​​​​​​參選華盛頓州議會，作為公開社會主義者身分的她拿下了歷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們乘運動之勢再次參選，成功讓薩旺特​​​​​​​贏得了西雅圖市議會的席位；2014年，我們建立運動首次在主要城市贏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選舉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獨立於民主黨之外贏得議會鬥爭。

在2011年和2012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分子反對參加選舉。一方面這避免了運動被民主黨收編，但同時也打擊了工人階級政治。2016年，許多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蜂擁幫助桑德斯的總統競選活動。作為占領運動在政治上表達了對不平等、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憤怒，為桑德斯的兩次競選奠定了基礎；但可悲的是，桑德斯將這場巨大的政治熱潮禁錮在了民主黨內部。

在之後十年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MeToo浪潮以及自2018年共和黨執政的州的教師抗議以來勞工鬥爭的重建等標志著群眾運動的歸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發展到1970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增長。而且即使是局限在民主黨的框架裏，也已經有數十名民主社會主義者當選。

在西雅圖，在右翼與統治階級猛烈攻擊BLM運動，並試圖以不民主的方式將薩旺特​​​​​​​從市議會中罷免。而許多十年前因占領而變得激進的人都在應對這種攻擊的鬥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我們應該對占領運動的遺產給予應有的重視，並從其失誤中吸取教訓。如今，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工人階級將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組織社會運動，捍衛自己的權益並爭取更美好的未來——一個由億萬人民而非億萬富翁掌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氣候危機：汙染能源的真相

幾乎所有我們日常生活的事物，從開燈到使用手機，都由汙染能源驅動。

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大約25%）來自發電及熱能生產。其實能源生產早該由100%再生能源替代，更準確地來講應在數十年前就該如此。

我們並非一直以來如此使用能源，早在1800年代工業革命前，我們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行也沒有使用谷歌地圖。他們總是利用柴火撐過寒冬、長期面對食物稀缺、也難以遠距離通訊和旅行。

經過崎嶇漫長的創新，全世界的能源得以更有效的方式生產，從新型的水輪科技到1800年末由燃煤和蒸氣驅動引擎。很快，我們除了能更好地產生熱能暖房，燃煤也使機械引擎的效率更勝以往。

飛機，火車和汽車隨之而來，氮化肥料也使食物供給指數增長。生活水準也有所改善，更多人得以生存，充足的能源讓各式各樣的現代生活成真，這得歸功於化石燃料。

但是我們所熟悉的故事，很顯然並不在這裏劃下句點。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從開始使用化石燃料後產生，這也使得我們無法在不沖擊環境的狀況下持續依賴它滿足人類文明。

好消息是，透過現代科技，我們持續發現更多的綠色替代能源運作現代社會。壞消息是，化石燃料公司不會就此罷休。

化石燃料產業的大欺詐

事實上，當化石燃料成為我們的主要能源時，整個產業就已經由少數個人權貴掌握。至今這個狀況並沒有改變。

1800年代末的新興資本家們需要這種新能源，用以鐵路和興建工廠及城市，這也代表掌握煤炭的人得以快速富有。

但是當他們以及石油和天然氣大亨們在接下來數十年間財源滾滾，當時科學界就已經指出對化石燃料的威脅。瑞典科學家和化學家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在19世紀末已經提出，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溫度上升。

隨後有越來越多人認同，都表示相同意見並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燃燒化石燃料完全不可持續。

化石燃料公司們對此非常了解，並且資助當中的部分研究，最早在1950年代就發現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升高、以及“劇烈的環境影響”。環保人士麥吉本（Bill McKibben）說，化石產業造就“美國歷史上後果最嚴重的真相掩蓋”。

如果社會是理性的運作，這些研究理應立即促使社會尋找和發展再生能源，並馬上轉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下，只要化石燃料利潤夠高，它就會擋在轉型的路上，移除它將變為極度困難。

相對的，化石燃料公司們主動資助自然科學研究以淡化氣候變遷，誇大不完整且選擇性的資料、使用偽專家、以及助長各種陰謀論。

與此同時，這些石油公司也花費多到難以置信的金錢遊說政客。這些政客盡管也認知到氣候變遷，但寧願收這些臟錢來贏得選舉，或者忙於跟殼牌石油的執行長打交道。在1990年，石油和天然氣產業花費超過1200萬美金資助政治獻金，但老實說，相對於他們2020年的1.407億美金的花費來講九牛一毛。

2021年，大型森林野火、洪水、颶風見怪不怪的今天，科學事實已經無法否認，令政客們也開始要“跟上潮流”，甚至大型石油公司亦說他們也想投資再生能源！但是拜登政府卻放行7800萬畝地的墨西哥灣外海鉆油，而且2022年的化石燃料產量將持續增長。

錢並不是一切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對普通民眾和地球來講，億萬富翁和政客們從來沒有起過什麽幫助，所以我們不必倚靠他們。我們應把焦點放在市議會、公眾廣場、社區中心地下室、學校建築和大學校園。在這些地方，工人階級和年輕人正在為更好的未來組織著。

1970年第一屆地球日，美國有2000萬人參加前後12,000個活動。包括有著約35000名講者和更多組織者的多個教育講座。到了年底，美國環保局成立，並且《幹凈空氣法案》得以通過。

這是第一個保護河流和湖畔的法案，而大學的環保學生團體，以及報紙的環保專欄也都如雨後春筍般誕生。這些都是見基於群眾性的草根組織運動，將數以千萬計的人政治化起來，在討論會結束之後持續為氣候保護奮鬥。

一份2021年的報導指出，美國原住民從拱心石（Keystone XL​​​​​​​）到立巖（Standing Rock​​​​​​​）反抗新的輸油管計劃，且透過直接行動和社區動員來延遲、擾亂、並完全阻擋各種化石燃料計劃，他們已經延後了相當於美加兩國25%的年碳排放量至大氣中。

愛爾蘭的梅奧（Mayo）郡也發生一個歷史性的勝利，包括農民、漁民以及學校老師在內的當地居民，發動長達13年的鬥爭反抗殼牌石油公司。最後公司嘗試但仍無法驅逐郡民以建造天然氣管，是抗議、占領、以及當地組織力量迫使殼牌石油最終放棄這項建造天然氣管的工程。

還有很多案例，而這也是為什麽我們應當有希望。

我們有群眾站在我們這裏，而且很顯然已退無可退。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和億萬富翁有的就只有金錢，但如果我們拒絕運轉他們的工廠，拒絕讓他們建造新油管，甚至拒絕讓他們控制我們的政治制度，這些錢並無用武之地。

今年十一月，世界各國領袖將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舉行會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與其他許多人一起參與抗議行動；我們動員我們世界各國的成員，表達我們急需的訴求：

立即停止所有新建化石燃料計劃，立刻在下個十年內轉型成100%再生能源。
公有化所有的石油公司和公共設施公司——我們不信任億萬富翁，我們無法承受以利潤為依歸的能源生產模式。
提供緊急幫助給極端氣候收災戶，大量雇用緊急應變人員、護理師、以及其他醫療照護人員。
推行綠色新政就業計劃，雇用百萬計人來增強公共設施禦寒能力、建設再生能源電網、整頓農業、覆育林地、擴張公共運輸、以及實行其他綠色政策。
建立青年及工人階級群眾行動，從每個校園校區到每個工作場所擴及全世界，我們是唯一能贏得永續、根基於實際人類需求而非企業貪婪的社會主義地球的力量。

革命歷史：美國黑豹黨55周年紀念——對於今天的教訓

在歷史性的密蘇裏州弗格森抗議活動後僅僅兩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已經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016年，碧昂絲（Beyonce）和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等名人進一步將種族主義問題帶入了主流媒體和社會的視野，隨後美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種族問題的沖擊。盡管BLM已經極大地推進了美國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但它仍需進一步尋找實現根本、持久變革的方法。

今天黑人運動面臨的問題使我們回憶起了黑人自由鬥爭的上一個重要時期，即民權運動和黑人力量運動，黑豹黨為其最突出表現。勇敢的、戰鬥性的黑豹黨一度嚇退了種族主義者，激勵了黑人工人階級、窮人和青年。在他們多個戰線的行動中，最出名的是武裝巡邏黑人社區。在持續和殘酷的警察暴力下，巡邏被視為對黑人生命和尊嚴的勇敢捍衛。

黑豹黨於50年前的10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Oakland）成立。該黨誕生於南方民權運動衰退和黑人力量運動開始之間的關鍵時刻，因為鬥爭的經歷引發了關於更深遠問題的辯論。由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領導的運動在法律層面粉碎了讓公共設施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Jim Crow）法，並成功通過了《投票權法案》和《民權法案》。然而，絕大多數黑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沒有改變，他們依舊被住房隔離，在尋求高等教育和體面工作時依舊遭到歧視，貧困率也更高。馬丁·路德·金對此發問：“如果你買不起漢堡包，有權坐在餐廳裏又有什麽用呢？”

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都談到了民權運動局限於合法的正式運動所帶來的問題，隨後當他們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和根本變革問題時，他們兩人都被暗殺了。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黑豹黨也面對了這個問題。西爾（Bobby Seale）明確表達了黑豹黨的態度，他說：“我們不用種族主義對抗種族主義，我們用團結來對抗種族主義；我們不用黑人資本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用全體的社會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不用更多的帝國主義對抗帝國主義，我們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來對抗帝國主義。”黑豹黨的做法與“文化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的融合主義者徹底決裂。

黑豹黨聯合創始人西爾和牛頓（Huey P. Newton）在社區中心的屋子裏編寫了黑豹黨著名的10點綱領，其中包括呼籲激進民主改革和經濟正義的訴求。

黑豹黨的十點綱領（簡短版）

1.我們要求自由，我們需要決定我們黑人和受壓迫社區的命運的權力。

2.我們要求我們的人民能夠實現充分就業。

3.我們要求結束資本家對我們黑人和被壓迫社區的掠奪。

4.我們要求體面的、適合人類居住的住房。

5.我們要求為我們的人民提供教育，揭露美國社會頹廢的真實本質，教會我們真實的歷史，指明我們在當今社會中的角色。

6.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受壓迫者爭取完全免費的醫療保健。

7.我們要求立即結束警察暴力，立即停止謀殺黑人、其他有色人種以及美國境內所有受壓迫者。

8.我們要求立即結束所有侵略戰爭。

9.我們要求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監獄和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受壓迫的窮人獲得自由。我們希望由同儕組成的陪審團對所有被“依法指控犯罪”的人進行審判。

10.我們要求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裝、正義、和平，我們要求現代技術掌握在人民社區的手裏。

黑豹黨在灣區迅速發展。在位於薩克拉門托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他們公開地帶著步槍進入大樓，大聲朗讀反對《馬爾福德法案》的聲明（該法旨在禁止他們在社區中武裝巡邏），這讓他們成為全國的焦點，並使黑豹黨人數在全國範圍內爆炸式增長。除了反對警察暴力，黑豹黨還組織了抗繳租金、免費早餐、醫療和服裝計劃，這些計劃與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結合。在鼎盛時期，黑豹黨的報紙發行量達到250,000份，全職黨員人數達到5,000名。

但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曾著名地將黑豹黨稱為“對國家內部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黑豹黨的武裝巡邏確實引起了胡佛和其他人的註意，但更讓當權派感到不安的是黑豹黨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以及黑豹黨引爆黑人工人和青年群眾革命運動的潛力。隨著黑豹黨開始朝著受壓迫人民聯合鬥爭的方向發展，與代表拉丁裔、美洲原住民和貧窮白人的組織建立更大的聯盟，他們的擔憂大大加劇。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通過監禁、滲透、誤導和暗殺嚴重打擊了黑豹黨。1969年，聯邦調查局在一年內殘忍地殺害了25名黑豹黨成員，並非法監禁了數百人。

雖然來自統治階級的鎮壓是可以預料的，黑豹黨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世界上其他革命運動歷史上也遭遇過更嚴重的鎮壓。不幸的是，黑豹黨在革命戰略上的錯誤導致了他們的衰落。

黑豹黨傾向於關註黑人中最受壓迫的部分，那些永久失業或是半失業的階層。加上“每個成員都需要成為全職人員”的要求，使得百萬計的黑人工人難以參與黑豹黨的活動，也就極大地限制了其體量。的確，任何革命運動都應該組織起失業者，但也必須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進步的力量，具有使經濟停擺的社會力量。如果他們建立了具有民主結構的群眾性力量、而不僅僅是從中國和古巴革命中汲取靈感，在面對鎮壓時就可以有千萬人站出來捍衛黑豹黨。

最後，他們使用槍支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對於許多黑人工人和窮人來說，武裝使黑豹黨成為一群他們可以尊敬和讚揚的英雄領路人——但不是他們可以加入的對象。牛頓本人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寫道：“但我們很快發現，武器和制服使我們與社區成員區別開來。我們被視為一個特殊的軍事團體，身處社區結構之外，過於激進因而無法融入其中。也許我們當時的一些策略是極端的。”

盡管犯了錯誤、錯失了良機，黑豹黨還是在美國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英勇篇章，為推進民主自由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中，我們這一代人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而今天，我們將接過他們的旗幟，繼續為黑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不是工人國家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

政治形式與社會內容

不久前，伯納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兩位同志對蘇聯的階級性質提出新的質疑。在我看來，他們的答案大錯特錯。但是由於兩位同志沒拿尖叫扯頭發代替科學分析（某些極左分子的強項），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真地同兩位同志討論再度討論這一重大問題。

兩位同志沒有忽略蘇聯與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區別：由於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導致生產力的強力發展。他們進一步承認“十月革命奠定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未變”，由此得出結論：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侵犯，是在蘇聯及全世界無產者的重任。就這點來說我們與兩位同志擁有充分共識。但無論我們的意見多麽一致，它都不能涵蓋問題的全部。

雖然兩位同志不與極左派混在一塊，卻認為“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定義來看”，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但由於“經濟結構基本未變”，蘇聯沒有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兩位同志同時卻否認官僚是獨立的階級，而我們只能對此表示祝賀了。上述前後矛盾的斷言綜合起來，恰好呼應了斯大林主義的說法——蘇聯已不是階級社會的國家組織。那麽，蘇聯到底為何物？

對國家性質的階級理論，我們嘗試回歸到國家的階級理論上。毋庸置疑，我們並非不理論的拜物教徒。假設出現新的歷史事實要求突破舊思想，我們不應故步自封。但過去修正主義者的可悲經驗教會了我們一件事：保持謹慎。在我們試圖創立一種新學說之前，我們應該深思熟慮地比較舊理論與新現象，而非急於開宗立派。

兩位同志不經意地提到一個事實：由於存在各種主觀與客觀條件，無產階級的統治“可能體現為千差萬別的政府體制”。為了清晰起見，我們還要補充：這一階級統治既體現為蘇維埃的自由黨爭，也體現為一黨獨大，甚至體現為權力實際集中於一人手上。個人獨裁無疑是政權瀕危的征兆；但特定情況下卻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終，國家的階級性質不僅由政治形式決定，而且由社會內容來決定，即根據當前國家所保衛和維護的財產形式與生產關系性質來決定。

兩位同志在原則上並不否認上述觀點。但如果他們仍拒絕將蘇聯視為工人國家，那是因為兩個理由：一個是經濟原因、另一個是政治原因。他們寫道“在過去的一年裏，官僚徹底走進毀壞國有計劃經濟的不歸路。”（只是“走進不歸路”？）接著又指出局勢的演變“將官僚帶到了與國有經濟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這樣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漲和深化。”（只是把他們“帶到”這般局面？）官僚層與國民經濟的矛盾並非始於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徑正大大地破壞著經濟的計劃性和國家壟斷。”（只是“正破壞著”？所以不是已經破壞了？）。

而第二個論點，就像剛才所說，是政治性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經濟範疇，而主要是政治範疇……如今，無產階級統治的所有形式、組織和機構均遭摧毀，可以說無產階級的統治現已遭到毀滅”。兩位同志剛宣布無產階級制度具有“各種形式”，卻又拋出這麽一段話，讓我吃驚不小。誠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主要”是而徹頭徹尾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經濟的集中表現。德國社民黨一度主導國家和1918-1919年德國各地的蘇維埃，這卻與無產階級專政毫無共通之處，因為它們始終沒有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相反，假設有一種政治制度保衛著從有產者剝奪而來的國有化財產，使其免遭帝國主義毒手，那麽它就是獨立於一切政治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兩位同志像先前那樣“一般來說”承認上述這點。他們的對策，是綜合運用經濟與政治論據。他們說：“官僚不僅奪去了無產者的政治權力，更把經濟攆進死胡同。”如果說在前一時期，官僚雖有反動性，仍扮演過相對進步的角色；那麽現在，它徹底蛻變為反動因素。這一論斷的中心內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國際的評估和預測。“開明專制”曾扮演資產階級發展史的進步角色，後來卻演變為社會前進的絆腳石；眾所周知，絆腳石與進步的沖突以革命來解決。然而在為社會主義經濟奠定基礎時，我們寫道，官僚的“開明專制”只有相較甚少的時間能發揮進步作用。這一觀點已得到現實的證實。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騙，期望相應達到空前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它卻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反過來成為當權者慌張情緒與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這有導致蘇聯生產力的發展停止腳步嗎？我們可不會如此妄言。盡管生產力受到官僚專斷的牽制，國有經濟的巨大的生產力，在成長速度比以前放緩的情況下，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多年。目前無法確切預測具體的過程，但有一點無論如何都很明白，對執政集團來說，當前的政治危機正將自身扯得四分五裂，這比生產力走向停滯還要危險得多。為了簡化這個問題，讓我們暫且假定官僚已是經濟發展的絕對阻礙，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著蘇聯的階級性質已變？抑或蘇聯已喪失任何階級性質？在我看來，兩位同志的主要錯誤正在於此。

直至一次大戰前，資產階級社會一直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僅僅在最近的25年，資產階級才成為進步的絕對阻礙。那麽，能說當今社會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嗎？不能，這只是證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只能通過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資產階級產權；換句話說，資產階級耗盡了一切直接統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動用一個中介物。那麽，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不再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走到法西斯主義野蠻手段的窮途末路，為的就是保護生產數據私有制，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國家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

我們無意將這些模擬無限上綱。但它畢竟展示了權力集中於官僚手中乃至生產力的停滯，仍未改變社會及其國家的階級性質。只有在產權制度上闖入一場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將之改變。[1]

難道沒有國家與經濟的階級性質處於對立狀態的例子？是有的！“（法國舊制度的）第三等級”掌權後，有一段時期社會仍帶有封建性質；蘇維埃政權誕生的最初數月，無產階級也以資產階級經濟為基礎進行統治。在農業領域，無產階級專政在小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礎上運轉了好幾年（相當程度上，現在也是如此）。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獲勝，覆辟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得依靠國有經濟。但這種經濟與國家之間的暫時沖突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著一個階級戰勝另一階級並固守自己的勝利，它意味著勝利者將從自身利益出發重組經濟體系。“政經分裂”是各種社會轉折的必經時刻，它與極左派所謂的“無階級國家”的理論（宣稱由於沒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據了剝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幹。

標準與事實

正是由於使用了主觀的“規範性”思路代替客觀的、辯證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導致許多同志很難對蘇聯進行正確的社會學評估。伯納姆和卡特會說蘇聯“不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賦予這一詞匯的傳統意義”視為是一個工人國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這僅表示蘇聯並不符合我們原先預料一個工人國家所應有的樣子而已，在這個劃分上我們其實並沒有分歧。我們原先預計工人國家會隨著逐步的發展而逐漸消亡，然而歷史並不總是“照著計劃走”，反而則是使我們見到工人國家蛻化的過程。

但這是否意味著與我們預料狀況相左的工人國家便不再是工人國家了嗎？生病中毒的肝臟與健康的肝臟不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顆肝臟。為了了解其性質，僅僅使用解剖學和生理學分析是不夠的，運用病理學也是必要的。當然，去對患病的肝臟說：“我不喜歡它”，然後就拋棄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個醫生不能允許自己這麽奢侈隨便，他必須去根據病癥的狀況與器官所受到的病變而進行治療（“改革”）或手術（“革命”）。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先去認知到病變的東西是生病的肝臟，而不是別的東西。

但是讓我們拿一個更令人熟悉的例子來與工人國家的問題做模擬：工會。從我們期待的方面來看，工會應該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呢？他們的頭領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爾（Matthew Woll）及其同夥都選擇了直接反對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路線。我們可以把這個模擬擴大來看，並說如果直到產業工會聯合會 （CIO）出現後，AFL才完成了一些具進步性質的工作，因此它現在活動的主要內容包含在更具先進（或更少反動）趨勢的鬥爭當中。對於CIO而言，格林那夥人絕對是一個反動因素，這樣想完全正確，但是，AFL並沒有因此而不再是一個工會組織。

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取決於它與生產資料中財產形式的關系；而諸如工會之類的工人組織的性質則取決於其與國民所得分配狀況的關系。格林及其同夥保衛私有財產制這點，足以說明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如果這些人做出保衛資產階級的收入來源不被工人攻擊的行為，如果他們要阻礙的是罷工行動、提高工資及對失業者的救助等行動，那麽他們領導的這個組織就是工賊團體，而不是一個工會了。但情況相反，格林及其同夥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礎，便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去領導工人進行增加（或至少反對減薪）其國民所得份額的鬥爭，這個客觀征兆足以使我們明確區分出最反動的工會與工賊團體的界限。因此我們不僅有義務去繼續在AFL當中的工作，也必須去保護其不受工賊、三Ｋ黨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與格林的作用一樣，具有雙重性質，斯大林為官僚層服務，因而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捍衛官僚層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會基礎，那麽他就不能為官僚層服務，於是斯大林在這個份上捍衛了國有財產制不被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隨意的官僚機構而搞垮。但是，這種捍衛方式終將會使蘇維埃社會完全毀滅，正因為如此，斯大林的集團必須被推翻，而且無產階級絕不能讓帝國主義代替自己完成這項任務。盡管有斯大林的存在，無產階級仍會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攻擊。

歷史的發展情形使我們對各式各樣類型的工會習以為常，包括戰鬥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動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會類型。而工人國家卻是另一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現象，這尤其需要我們用獨到的革命綱領作為標準來理解蘇聯。在此同時，工人國家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其正在受到各種不同時代性力量的影響，而且我們認為這點與我們的“傳統”標準完全矛盾。

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說斯大林及其同夥在政治上服務於世界資產階級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想法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條件下。希特勒也是為著資產階級服務，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間則存在著差異。希特勒捍衛著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斯大林則是使官僚機構的利益適應於無產階級的財產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資產階級政權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則是起著希特勒的作用（從他們的政治路線上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小）。從斯大林在蘇聯與西班牙，兩個具有不同體制的社會當中起著的不同作用這點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階層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屬於某個階級的工具，而且我們也絕對不可能僅從官僚機構的德行或惡行來定義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

關於工人國家的官僚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主張，對於那些被形式束縛的頭腦來說，不僅無法理解，而且完全無從認識。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沒有單純類別的階級國家，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半封建制的普魯士君主制執行著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執行，即以封建體制而非雅各布賓式的方式執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性質與統治階級的半封建性質之間存在著相生相成的聯系。但是，所有這些例子並不妨礙我們去清晰區分何為封建社會何為資產階級社會。當然，有人會反駁說，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並存相比，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並存則更容易實現，因為前者涉及兩種形式的階級剝削。這點完全正確，但是一個工人國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能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馬克思寫道，在工人國家的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分配型態還仍然會存在。（關於這一點，請參見《被背叛的革命》中《社會主義與國家》一章）人們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細思考一下這一點。只要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還在運作，工人國家本身就還仍有必要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

這意味著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機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仍是存在於工人國家的資產階級機關。當然，工人國家資產階級化的程度和總體發展趨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工人國家去除了官僚機構並逐漸開始消亡，這便意味著其發展將步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機構變得越來越強大、權威、享有特權和保守，這便意味著在工人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以社會主義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從一開始便一定程度上內嵌於工人國家的內在矛盾並未按“正常”而減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這種矛盾還未從分配關系的範疇轉移到生產關系的範疇當中，並且還未摧毀國有化的財產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那麽這個國家就仍然還是一個工人國家。

列寧在15年前就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帶有官僚主義的畸形變異。” 在那個時期，官僚主義的變異是直接繼承自資產階級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僅僅是過去的殘余。然而，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官僚的“存續”獲得了新的營養來源，並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因素。正因為如此，我們稱它為工人國家的“墮落”。正如波拿巴主義肆無忌憚施行的恐怖所顯示，這種蛻化已來到轉捩關頭。目前，所謂“官僚主義的變異”正在準備不留殘塊地吞噬工人國家，並且正在國有產權制的廢墟上孕育出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這種可能性已經非常接近了。但這一切還只是可能性，我們不打算事先屈服於此。

蘇聯作為工人國家，不符合“傳統”標準。這並不表示它並不是工人國家。這也不表示那個的標準是錯誤的。 我們的“標準”是建基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蘇聯只是工人國家落後和孤立狀態的局部且殘缺的表達。

理想化、僵化、“純粹”的規範性思維，是以一廂情願的形象來構建世界，於是只想擺脫他不喜歡的現象。宗派主義者，即只憑自己的想象力進行革命的人，會以空洞的理想主義準則來指導自己。他們說：“這些工會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參加。這種工人國家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保衛它。”他們最擅長一次又一次承諾歷史會重頭開始。當上帝將理想的政黨和理想的工會擺在他們手中時，他們才會建立一個理想的工人國家。但是，在這個幸福的時刻到來之前，他們會對於現實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擺出一副不滿的臉——這是宗派“革命主義”的最高表現。

純粹“歷史”的、改良主義、孟什維克式的、消極的、保守的頭腦，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忙於用昨天的光榮證明今天的光榮。這類人的代表進入群眾組織並在那裏自我溶解。而蘇聯可鄙的“朋友”主動迎合惡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歷史”情境。

與上述兩種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辯證的思維——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在客觀發展中考察現象，同時在這種發展的內部矛盾中找到了實現其“標準”的基礎。當然，務必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綱領標準，只有在客觀歷史過程本身的進步趨勢是作為總體表現時，才能實現。

工會的綱領性定義聽起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由行業工人或產業的工人組成的組織，其目標是（1）為改善工人生活而與資本主義作鬥爭；（2）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參加革命鬥爭；（3）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參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 如果將這個“典範”定義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我們或許應該綁手綁腳地說：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工會存在。但是，將這種典範與事實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將朝向特定目標發展的一般表現與目標內容對立起來，淪為形式主義、最後通牒式、非辯證把綱領拿來對照現實，這樣絕對死氣沈沈，不會打開任何讓革命黨能夠介入的道路。同時，在資本主義解體的壓力下，現存的機會主義工會是可以（對於我們在工會中的黨團，在正確政策下則是必須）設法接近我們的綱領典範並發揮進步的歷史作用。當然，領導層徹底改變是這樣發展的前提。美國、英國、法國的工人必須趕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奧（Jouhaux）和其它資方代表。 蘇聯工人必須趕走斯大林和其同夥。如果無產階級及時趕走蘇維埃官僚層，那麽勝利後仍然可以掌握到國有化的生產數據和計劃經濟的基本要素。這意味著它不必從頭開始。那會是一項巨大優勢！ 只有習慣於漫不經心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激進浮誇份子，才能輕率地拒絕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巨大而又艱巨的任務，以至於人們無法輕易拋棄其無可估量的物質進步並從頭開始。

蠻好的一點是，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與我們的法國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沒有忘記生產力的因素，也不否認要保衛蘇聯。但只是這樣遠遠不夠。如果官僚機構的罪孽深重的領導使經濟增長陷入癱瘓呢？在這種情況下，伯納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動地允許帝國主義摧毀蘇聯的社會基礎？我們確信情況並非如此。 但是，他們對蘇聯的非馬克思主義定義，是認為它既非工人階級，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這為各式各樣的結論打開了大門。這就是為什麽必須明確拒絕這種定義。

同時是統治階級又是被壓迫階級

極左派說：“為什麽我們的政治意識並沒有不滿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那群家夥竟然要逼我們相信蘇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無產階級竟是『統治階級』…？！”這種以抽象方式表達的斷言實際上也引起了我們的“不滿”。事實上，在分析過程當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範疇，完全不適用於必須最為具體的歸納。蘇聯無產階級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那裏仍然缺乏著眾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蘇聯的無產階級僅統治著人類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國主義的勢力則統治著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國主義一而再再而三的壓迫下，俄國的落後與貧窮導致蘇聯無產階級的統治力量變得殘廢破損。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機關，即國家，變成了承受帝國主義（像是外交、軍隊、貿易、思想和風俗等等）壓力的機關。從歷史的進程上來看，奪取統治權的鬥爭並不是無產階級和官僚之間的事情，而是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官僚主義在鬥爭中只扮演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而鬥爭尚未結束，盡管莫斯科竭盡全力地向世界帝國主義證明其作為保守勢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為！），但世界帝國主義並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輕蔑地撥開了斯大林用來自我隱藏的薄霧，並準備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時機。而希特勒及其勢力，代表了世界資產階級對蘇聯官僚的態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現出來罷了。對於資產階級而言——當中包括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僅僅讓俄國和蘇聯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下孤立起來是不夠的。只要俄羅斯沒有在財產形式和市場的經濟開放方面進行徹底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認為蘇聯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想的是正確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政權主要具有著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特征。但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改變並扭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至許多國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獨立國家當中也有）的民族資產階級僅部分地達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的確，一個落後國家當中的帝國主義壓力並沒有改變其基本的社會特征，因為各國當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代表的只是各個資產階級社會當中不同的發展水平。然而，英格蘭與印度、日本與中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統治情形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嚴格區分何者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國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去幫助後者並反對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則同時是半個統治階級和半個被壓迫階級。

帝國主義壓迫蘇聯的目的是為了改變蘇聯社會的本質，這是一場有關財產形式的鬥爭（而這場鬥爭今天雖然是和平的，將來則會變成軍事的）。官僚集團在這場鬥爭當中起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過去官僚們靠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而今天則利用帝國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時，官僚無情地濫用自己作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由此，無產階級在蘇聯的政治統治就具有著一種被削減、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國家進行統治的無產階級仍然是被壓迫的階級，這個壓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壓迫的傳遞機制則透過是官僚。如果用“同時是統治和被壓迫的階級”一詞有矛盾，那麽它可不是源自於邏輯上的錯誤，而是源自於蘇聯自身情況的矛盾。而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承認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並非是個典型的工人國家，而是個殘缺的工人國家——這完全不代表我們在理論與政治上赦免了蘇聯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與工人國家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充分顯露了其中的反動性。而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我們揭露斯大林主義罪行才能獲得充分的動力。保衛蘇聯不僅是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首要之務，而且也是為將來能夠推翻波拿巴主義官僚集團所做的準備。

蘇聯的經驗表明，工人國家所蘊含的可能性與抵抗力量有多麽的大。但是，這種經驗還表明了，資本主義及其官僚機構所帶來的壓力又是如此強大，無產階級獲得充分解放的困難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調和的革命鬥爭精神來教育和鍛煉新的國際是又是如何必要。

二零二二年

書評：《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

在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的新書《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當中，Vera Zhou、Qelbinur、Erbaqyt、Gulzira和其他人談及他們被關押在集中營的故事。拜勒還強調了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與鎮壓加強之間的聯系。

在新疆，越來越嚴重的剝削，以及漢族定居者的大量遷入，標志著 19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覆辟。當地豐富的原材料和天然資源、發展特定農業的優越條件、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使這一地區對於北京至關重要。恢覆了市場經濟後，以前相對的自治就消失了。新疆漢族人口在1949年占比6%，如今已增至40%以上，而維吾爾人現在占總人口不到50%。

維吾爾人被標簽為“不可信賴”、“雙面人”和“恐怖分子”的發展過程，恰恰伴隨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新技術發展、歧視和壓迫的加劇。蘇聯解體後，中共政權開始恐懼新疆地區的獨立訴求以及對於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興趣與日俱增。911事件發生後美帝發起“反恐戰爭”，而中共也走上同一道路。兩國在反恐方面進行合作，中國敦促美國抓捕在阿富汗的維吾爾人，把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關塔那摩集中營。被拘留的22名維吾爾人沒有一個參與在“聖戰”中。

2014年，北京掀起了自己的“反恐人民戰爭”，從而將新疆全部1500萬穆斯林視為犯罪分子。拜勒描述了事件的背景。2009年，迫於生計到中國東南部廣東省打工的兩名維吾爾族工廠工人，基於種族主義動機被打死，觸發了新疆的群眾抗議。警方向人群開槍、打死示威者，最終釀成暴亂並導致130名漢族人喪生。隨之而來的是新疆社會的軍事化，加劇了本已強烈的對歧視和土地掠奪等的反對情緒。2013-2014年還發生了維吾爾人對漢族平民的暴力襲擊事件。

這一時期，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進入新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開始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它們的歷史和文化。穆斯林在線伊瑪目獲得了新的受眾。

檢查站、集中營和出生率

“反恐人民戰爭”改變了新疆。拜勒總結道：

“五年時間，國家首先在縣與縣之間、然後在城市管轄範圍內建立了檢查站系統。他們建立了限制維吾爾人在區域內流動的通行證制度，並沒收了少數擁有護照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護照。他們派出多達11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進入維吾爾和哈薩克農村社區，對‘不可信賴的’穆斯林進行評核。他們額外雇傭了超過9萬輔警，負責檢查穆斯林的手機和身份證，比得上柏林墻倒塌前東德的警察密度。他們還開始建立一個實施高度安保的拘留營網絡，在拘留高峰期曾關押新疆10%到20%的成年人口——這個百分比正是新疆當局認為已經發展了宗教極端主義‘腫瘤’的人口比例。與此同時，中國民政部開始執行對於‘非法生育零容忍’的政策，加上因拘留導致的家庭破碎現象，導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

拜勒為了寫這本書回到新疆，他從2010年起在當地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學術研究。在當時，他的40名學生和朋友已經失蹤了——他們被關進了集中營。

華盛頓大學學生、曾去新疆探望男友的Vera Zhou告訴我們，檢查站和高科技被用於大規模逮捕：“警察掃描了Vera的臉和虹膜，記錄了她的語音簽章，並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紋和DNA。”因為使用VPN、造訪境外網站，她被送到集中營。她後來因為被徹底“再教育”而被釋放，可以回到西雅圖講述她的故事。

集中營裏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被關押，他們猜測這是因為去過清真寺、戴過面紗或胡子太長、去過哈薩克斯坦或在手機上使用過微信。

其中一個被關押的主要原因是違反計劃生育規定。北京的政策借助支持婦女反對落後文化的口號，目的是要大幅降低維吾爾族出生率。甚至在體制內工作的國家雇員也被迫使用避孕環。這個制度也包括了安插在當地的間諜，手法猶如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獨裁。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線人；沒有可保證的盟友；相機和掃描儀的演算法一直在運行。”

監獄“學校”中的“準罪犯”

大多數被關押的人都被視為“準罪犯”，並被關進在稱為學校的監獄中。該書描述了裏面的情況：擁擠的牢房裝有攝像頭和揚聲器、禁止講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囚犯被迫“認罪”、看電視並學習習近平語錄、唱愛國歌曲，除了每周一次可以極短的洗澡時間外，不得離開牢房。被拘留者一旦在牢房內進行任何移動或交談，都會立即遭到懲罰。警衛使用棍棒和電棍，並大喊大叫。想要吃飯就必須先高唱習近平萬歲、歌頌是習大大賜予的食物。

中共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總結了集中營的特點：“施教像學校，管理像軍隊，防衛像監獄”。

300個集中營的數字， 是基於官方建築合同招標、衛星圖片以及對前被拘留者和營地工作人員的采訪得出的。官方統計數據還顯示，53.3萬人在2017-2020年於新疆被起訴，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倍，多達50萬兒童被送往所謂“寄宿學校”。將新疆所有穆斯林視同罪犯的“反恐戰爭”，與大量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密切相關。北京在內需和出口方面都嚴重依賴來自新疆的石油、天然氣、棉花和番茄。現在正有計劃將100萬個紡織工作崗位轉移到新疆，以剝削當地低廉和奴隸般的勞動條件。大多數低價值的紡織品制造已經因為不再有利可圖，而搬離了中國其他省份。國家對遷入新疆的企業給予補貼。

工人是通過脅迫招募的。從集中營釋放的人被告知他們必須在工廠或被送回集中營之間選擇。工資極低，還會被老板任意扣除。工人必須住在在宿舍裏、與家人分開。

私有科技與監控公司已獲得龐大利潤，並擁有成熟、世界尖端的科技，用以人臉識別和打造“智慧城市”。這些科技也被用在應對疫情上。拜勒講述了亞馬遜購買了中國熱圖系統，來檢測上班工人的體溫的。

2016年以來，新疆在安保方面的開支已經增長了50%，1400家民營企業爭奪價值80億美元的訂單。

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宣傳為能幫助公民生活、降低碳排放和其他積極措施，但其實際基本上是一個加強控制、監視和可能的鎮壓的系統。對於政客和資本家來說，這個概念可用來保衛私有財產制。這是一項快速增長且利潤豐厚的業務。

除了智慧城市，在新疆使用的技術也常用於反恐政策和對付難民的邊境管制。拜勒以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和美國大多數城市的警察部門作為案例說明。他還提到英國反恐專家於2017 年受邀訪問新疆。

拜勒將當今的全球化與1800年代進行了比較。他引用了歷史學家摩爾（Jason Moore）的話說：“曼徹斯特的背後是密西西比州”。這是基於恩格斯對於曼徹斯特的紡織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曼徹斯特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是因為密西西比州的奴隸制度。

在新疆和中國奧威爾式監控系統背後的人工智能龍頭企業——曠視科技（Megvii）——與微軟和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曾任微軟副總裁的李開覆投資曠視科技，而曠視科技將自己總部設在微軟附近，並招募了美國計算機優秀人才。該企業以矽谷和美國科技業為藍本。

西雅圖和首爾背後是新疆

借助這些資源， 曠視科技開發了其Face++人臉識別系統，包括識別到維吾爾人時的警報。在美國，這可以用來對付黑人。拜勒總結道：“在許多方面，新疆勞教工具是這個世界的產品”、“整個地球，不只在中國，都有社會監控的問題”。

基於摩爾和恩格斯的理論，拜勒提到，西雅圖的背後是新疆。其他全球領先的公司，如亞馬遜、谷歌和 Adobe，以及首爾的三星也與曠視科技相聯系。

在中國，曠視科技的主要投資方是阿裏巴巴，這家大公司想跟隨其美國同行亞馬遜和谷歌進行投資。然而，國家才是主導力量。2017年，曠視科技與中國256個城市和地區的警方建立了“深度合作夥伴關系”。

拜勒的書和他關於新疆的其他著作一樣，內容豐富。北京指責他代表美帝國主義是毫無根據的。反對新疆的殖民式種族主義壓迫的鬥爭，與反對美國跨國企業和國家鎮壓的鬥爭是攜手並進的。全球工人和青年應當從反對鎮壓的鬥爭中吸取經驗教訓。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通過分析和鬥爭，得出了必要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結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命運與中國的鬥爭息息相關。正如書中的一名親歷者Erbaqyt所言：“我不能為此責怪中國人民，他們也是受害者”。

中國是帝國主義嗎？

自資本主義覆辟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美之間陷入歷史性的沖突之際，中國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成為了國內外左翼熱烈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厘清當中的一些誤解，讓我們可以得出正確的政治結論。

帝國主義的定義

我們討論帝國主義，首先要清楚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讓我們重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定義：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可見，這裏並非指主流那種單純的軍事侵略占領的定義，而是政治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必然趨向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下，發展到最高程度階段的結果。列寧還提到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征，讓我們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國：

(1)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今天中國的生產與資本集中的程度是毫無疑問的。2020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榜上有名最多的國家，有135家，比2019年還增加了11家。相較美國則只有122家。

(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中國的四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行、農行、中國銀行）同時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銀行。這些雖然都是國有企業，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業。
至於中國最大的寡頭企業除了自身的核心實業外，同時也廣泛地涉足金融業務，例如阿裏巴巴有螞蟻金服、騰訊有騰訊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財富管理等等。

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證券市場之一。以市值計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國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開設全國第四個的北京股票市場 ，可見雖然日益面對西方資本市場的競爭，但中國的金融資本仍在擴張。

(3) 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國的經濟支柱，支撐了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起飛。近年來，資本輸出亦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資本輸出戰略發展的重要一環，甚至在2017被寫入中共黨章。這是唯一被寫入黨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籠罩全球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FDI）金額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國的FDI占全球投資比重也在增加，達到了20.2%，連續5年超過10%。

(4) 瓜分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合體已經形成

這裏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跨國企業。根據《全球數據》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營業額最高的2,190家跨國企業中，有10%來自中國，是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排在美國（33%）和日本（12%）之後。足見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份量。

(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

這裏的瓜分世界，包含了傳統上軍事占領式的殖民政策，還有更現代那種政治經濟支配性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則是兩者皆有。對內，伴隨著資本主義覆辟的進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實行殘酷的漢人殖民與種族主義政策。對外，則通過上述的“一帶一路”輸出資本來奪取市場，也使別國陷入債務陷阱來實行經濟支配，同時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頻繁的軍事挑釁和領土擴張的野心。
我們在過去曾將“一帶一路”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中國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本、債務、產能過剩輸出世界。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借貸均不是慈善事業，而全是牟利的。至於“一帶一路” 近年因中國自身經濟危機陷入了資本減少、項目爛尾等問題，甚至在各地也遭遇當地民眾抗議，我們之後會另文討論，但這更證明了這些項目的帝國主義性質。

可見，今天的中國相當符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事實上一般只有最強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資本主義，但不是帝國主義？

不過，有部分左翼對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持不同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於數個左翼網站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嗎？》一文中表達了另外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確是覆辟了資本主義，但還不算是帝國主義國家。

他認為中國不是列寧定義下的帝國主義，是由於中國的跨國企業並非“壟斷性”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雖然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這些企業普遍並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專利。

中國至今在關鍵領域中（譬如能源、通訊、晶片）仍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以華為作為例子，雖然他們是中國少數能夠走出世界的跨國企業，但仍依賴先進國家的晶片，無論是手機或5G網絡系統方面。自美國鎖喉式的制裁後，這家中國的龍頭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張中國的企業沒法通過外包低端生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來賺取壟斷科技的“超級利潤”。他認為19世紀美、德帝國主義的崛起時有關於壟斷了電力、化工、汽車等技術，使他們能與英、法老牌勢力競爭。

換句話說，Sam King認為中國並不是“壓迫者國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又以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至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試圖證明中國只擁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產。

辨證地看帝國主義

但列寧的分析中從來沒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過於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寧分析當時俄國為半殖民國家（受制於英法資本），但同時具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波斯、波蘭、芬蘭等）的雙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國，人均GDP還比不上波蘭，只是與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個則是列寧在《帝》書中為了規避沙俄審查而引用的國家——日本。19世紀末的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不爭的事實。1900年，剛打完甲午戰爭並殖民了台灣、朝鮮的日本，人均GDP也遠遠落後於西歐列強，甚至比當時沙俄還低。就算是1931年滿州事變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蘭、墨西哥的水平。無論是當年的沙俄或是日帝，兩者也沒有獲得壟斷性的科技，可見Sam King的唯科技論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的例子，證明帝國主義並非單純的 “富有vs貧窮”、“壓迫者vs被壓迫”國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況下可以同時擁有兩者元素。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發展，加上上世紀的反殖民、反戰鬥爭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完全延續傳統的殖民征服，部分過去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現代成為具有雙重性質的地區性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被歐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但同時在地區上擴充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力。特別是列強相互沖突背景下，這些後發國家會試圖在不同陣營之間平衡，讓他們有空間在區內比鄰的小國間發揮一定的帝國主義擴張。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於南亞地區；土耳其之於庫爾德斯坦、中東；沙特阿拉伯之於整個海灣地區；馬來西亞之於印尼，印尼又之於東帝汶和西巴布亞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對於越南、東南亞，以及中國也有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簡單地把國家二元對立地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國家是僵化且不辨證的。就算中國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國，但這也證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為地區性的帝國主義，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就代表帝國主義！

列寧在反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列強之間能夠和平而穩定地瓜分世界，從而長久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列寧就講的很清楚，帝國主義是靠“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狹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來定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金融、軍事發展程度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樣的發展規模很難想像在資本主義下不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

帝國主義並非“政策”

且列寧也強調帝國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可選擇或取消的“政策”，而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試圖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國市場界限的“特殊階段”。社會主義者經常說“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同理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到相當程度，必然地會走向帝國主義的方向。而各國帝國主義利益互相碰撞，就會出現帝國主義沖突，中國也不例外。

況且“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我們還要看到各國之間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中國朝著成為全球性頂尖勢力的方向發展，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來不斷縮窄，未來總體實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國，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在現在先發制人圍堵中國。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40年前開始資本主義覆辟，就註定最終是要走上帝國主義之路，這就是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任何淡化中國帝國主義的論述，往往會得出工人階級應該在今天中美沖突中站在“被壓迫者”中國一方的錯誤而危險的政治結論，而非采取政治上獨立於所有帝國主義的立場。

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關鍵角色，加上其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勢力，顯示出其發展並非為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的“例外”。反過來，中國崛起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完全符合在21世紀實際狀況下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共產主義聯盟中的右翼分子在工會問題上的錯誤

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評論

1.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完全建立在作為物化勞動的價值概念之上，那麽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念之上。

無論機會主義錯誤和偏差的社會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麽，它們總是在意識形態上歸結於對革命黨、黨與其他無產階級組織和整個階級之關系的錯誤理解。

2.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這個概念的前提是，黨完全和無條件地獨立於所有其他組織。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與其他組織的各種協議（陣營、聯盟、妥協）不可避免，但我們只有在黨始終面向階級，始終在自己的旗幟下前進，以自己的名義行動，以及向群眾清楚地解釋達成協議的目的和限度地情況下才能允許這些。

3.在共產國際領導層的所有搖擺和所有錯誤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了對黨的性質和任務的錯誤認識。斯大林主義的“兩個階級政黨”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產國際官方還能容忍這一理論好幾年，並至今仍然沒有以必要的堅定態度譴責它，這是官方路線錯誤的最清楚跡象。

4.蘇聯中派官僚機構的根本罪行，是其對黨的錯誤立場。斯大林派尋求行政地將整個工人階級納入黨的各階層。由此，黨不再是先鋒隊，即自願選擇自最先進、最自覺、最敬業和最活躍的工人。黨與階級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機構的力量。另一方面，布蘭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隨者通過庸俗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缺乏文化”說法來為斯大林黨政權辯護，從而辨認黨和階級，也就是說在理論上消滅黨，正如斯大林在實踐中消滅黨一樣。

5.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災難性政策的基礎，是放棄了黨的獨立性。與國民黨在某個特定的時期達成實際協議是不可避免的。但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個致命的錯誤。這一錯誤的發展演變成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只是為了將其權力移交給國民黨。它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

6.英俄委員會的災難性實驗完全建立在踐踏英國共產黨獨立性的基礎上。為了讓蘇聯工會能夠維持與英國工會總理事會的罷工破壞者結盟（他們聲稱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英國共產黨必須喪失一切獨立性，將黨實在地瓦解成了所謂的少數派運動，即淪為工會內部左傾的反對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對派團體中，英俄委員會的經歷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們陣營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要求與罷工破壞者決裂是宗派主義。尤其是莫納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懷抱的原罪很明顯地體現在於英俄委員會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有著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發生在英國的事情，無論是整個共產主義還是左翼反對派都無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團結一致的，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他們試圖用一個“更廣泛的流派”來取代脆弱的英國共產黨，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流派的領導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朋友”、準共產黨員、或者是好人和熟人。當然，這些好人、“可靠的領導人”，並不想服從於一個弱小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他們的完全權利；黨不能強迫任何人服從它。共產黨和“左派”（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在工會運動部分任務的基礎上達成協議當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但有一個條件：共產黨必須保持其完全的獨立性，即使是在工會內部，在所有原則問題上以自己的名義行事，在必要時批評其“左派”盟友，並以這種方式逐步贏得群眾的信任。

然而，這條唯一可能的道路對於共產國際的官僚來說顯得太長和不確定。他們認為，通過對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和其他人的個人影響（幕後溝通、通信、宴會、友好的祝賀、溫和的勸告），他們可以逐漸地、隱秘地將左傾反對派（“廣泛流派”）拉到共產國際的床上。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證此事成功，這些親愛的朋友（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不會受瑣碎的詭計、不合時宜的批評、宗派的不妥協等問題所煩惱、惱怒或不快。但是，由於共產黨的任務之一恰恰是破壞和平並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須采取使共產黨上從屬於少數派運動的激進措施。在工會領域出現的只有運動的領導人。英國共產黨實際上已經脫離群眾了。

9.俄國左翼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要求？首先，重新確立英國共產黨相對於工會的完全獨立性。我們認為，只有在黨的獨立口號及公開批評的影響下，少數派運動才能形成，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其任務、改變其領導人、在工會中穩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鞏固共產主義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們的同伴對我們的批評做出了什麽回應？“你想把英國共產黨推上宗派主義的道路。你想把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趕到敵人的陣營。你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

左翼反對派反駁了什麽？“如果珀塞爾和希克斯與我們決裂，這不是因為我們要求他們立即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沒有人要求這樣做！——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想保持共產主義者的身份，這意味著珀塞爾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敵人。他們越快表現出他們的真面目，對群眾越好。我們根本不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相反，我們必須對這一運動給予最大的關註。與群眾或一部分群眾一起向前邁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識分子圈子的十幾個抽象綱領更加重要，忠於群眾與在臨時領導人和半領導人面前投降絲毫不同。群眾需要正確的方向和正確的口號，這就排除了一切理論上的和解和對利用群眾落後思想的一切保護。”

10.斯大林在英國的實驗結果如何？涵蓋近百萬工人的少數派運動，看起來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運動毀滅的禍根。群眾只知道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是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而且莫斯科也為他們擔保。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嚴峻考驗中就可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工人們陷入了混亂、變得冷漠，並自然地將他們的失望擴展到共產黨身上，然而共產黨本身只是整個背叛和背信棄義機制的被動部分。少數派運動銷聲匿跡；共產黨變回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派系。這樣，由於對黨的一種根本錯誤的概念，導致曾經帶來了總罷工的英國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運動，不僅沒有動搖反動官僚機構的機器，反而加強了他們，並長遠地損害了英國的共產主義。

11.機會主義的心理根源之一是低層次的輕浮急躁，對黨的影響力逐漸增長缺乏信心，渴望通過組織性手段或個人交際來贏得群眾。由此產生了幕後操作的聯合政策、消聲、隱瞞、放棄自我、迎合他人思想和口號的政策；最後，完全倒向機會主義的立場。中共從屈從國民黨，印度建立的工農政黨，英國的黨部屈從於少數派運動等等——在所有這些現象中，我們看到的都是同樣官僚的聯合主義方法，這種方法從低層次的革命急浮躁開始，並以機會主義的背叛結束。[1]

這正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堅持上述共產國際戰略的案例的重要教育意義的原因。在每一次新的經歷中，我們都應該重新研究和檢視這些錯誤，不僅是為了事後譴責歷史上的錯誤和罪行，而且是為了學會在新的情況下從一開始、在這些錯誤仍然可以糾正的情況下就辨別出類似的錯誤。

12.必須直截了當地說：部分法國反對派成員、共產主義聯盟的成員在工會問題上犯下的錯誤，顯示出與可悲的英國實驗的驚人相似之處。只是，法國的錯誤規模要小得多，而且還沒有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使某些同志在忽視了這些錯誤，或者低估了它們在原則上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聯盟允許其未來的工會工作按照舊領導層多數派制定的方法進行，那麽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和旗幟在法國將在日後長期受損。

如果對這件事視而不見，那就是犯罪。由於在初始階段通過私下建議和警告來糾正這些錯誤沒有成功，因此只有公開指出這些錯誤及持這樣思想的人，才能通過集體努力糾正政策。

13.從1930年4月開始，聯盟為了統一反對派的利益，實際上放棄了工會中的獨立工作，包括力求有自己的綱領、領導和政策。在這些範圍內，我們與英國的少數派運動實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法國的國情下，從一開始就存在某些特征，使得這一實驗更加危險。在英國，少數派運動作為一個整體，比起工會的官方領導更傾向於左翼。

可以同樣的描述形容統一反對派嗎？不。在後者的隊伍中，有一些人顯然傾向於右翼反對派，即改良主義。我們還不清楚他們的具體比重。

統一反對派的主要力量是教師聯合會。在法國，教師在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共產主義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教師中，我們無疑會找到許多朋友。但是，該聯合會作為一個整體不是無產階級的聯合會。由於其社會組成，教師聯合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鼓動者、記者和個人革命者，但它不能成為工會運動的基礎。其所有文件都表明其政治思想不夠清晰。聯合會的馬賽大會表明，其成員在官方路線、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三者之間搖擺不定。如果我們要掩蓋他們的錯誤、動搖和缺乏精確性，我們將為其成員以及整個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最壞的影響。不幸的是，直到幾天前，這還是《真理報》編輯委員會的政策——消聲政策——而這並非偶然。

14.那你想和統一反對派決裂嗎？不管是誰，提出這樣問題的意思就是，共產黨人作為共產主義者，不能參與統一反對派的工作。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相當簡單地表明，統一反對派是一個由共產主義的隱蔽敵人所組成的組織。幸運的是，情況並非如此。統一反對派作為一個整體既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也不是一個反共組織，因為它是異質的。我們有義務在實際活動中考慮到這種異質性。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最高度關註正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群體乃至個人。但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條件：當我們出現在工會工人面前時，我們以共產主義聯盟的名義行事，不接受任對我們行為的審查，除非是在聯盟自己（或在重新建立共產主義隊伍團結後的全黨）的控制下。

15.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有一些毫無疑問地強烈同情左翼反對派，但仍不是聯盟成員的人；他們必須被拉到我們的旗幟下。有一些持模棱兩可立場的人竭盡全力保持這一立場，將組織轉變為一個“平台”。對待這些人，我們可以在明確的基礎上達成策略性協議，維護相互批評的充分自由。最後，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也有毫無爭議與我們不相容的分子，他們偶然迷失地走進來，或者作為改良主義的代理人滲透進來。他們利用含混不清的方法來分化統一反對派。他們越早被揭穿和消滅，對事業就越好。

16.但難道我們不是支持與工會中的所有工作者合作，無論他們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如何嗎？當然，但統一反對派不是工會組織；它是一個政治派別，其任務是影響工會運動。讓莫納特和他的朋友們戴著假面具行事吧，革命者在工人面前公開行動。在統一反對派中，我們只能跟那些與我們肩並肩、共同前進的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未必會和我們一起走到最後。

17.有些同志首先堅持共產黨人必須用思想，而不是機械式手法來爭取他們對工會的影響。這一想法看似無可爭辯，但卻常常被轉化為空洞的陳詞濫調。中派官僚機構也非常頻繁、非常誠懇地宣稱，其任務是以思想進行影響，而不是機械地施加壓力。

歸根結底，整個問題歸結為政治和經濟方向、口號和行動綱領。如果方向正確，如果口號符合當前的需要，那麽工會中的群眾就不會受到“約束”；相反，如果方向是錯誤的，如果革命上升的政策是在政治低潮的時候提出，或者相反，那麽大眾不可避免地將其視為一種機械的壓力。因此，問題歸結為左翼反對派的理論前提是否足夠認真和深入，其幹部是否受過足夠的教育，是否能夠正確評估形勢並提出相應的口號。所有這些都必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因此，我們更不允許沈默下去，或低估我們臨時盟友以及我們自己的罪惡和錯誤。

18.聯盟的某些成員，盡管看起來不可思議，卻抗議某人或其他人將統一反對派從屬於聯盟的意圖。

在沒有自我意識的情況下，他們將自己建立在莫納特用來反對整個共產主義的同樣悲慘的論點上。實際上，這意味著一些在工會工作的同志希望自己完全獨立於聯盟之外；他們認為，通過他們的策略、告誡和個人機智，他們將取得聯盟通過集體工作無法取得的成果。其他同志，希望自己在新聞界有類似獨立性的，也歡迎這些趨勢。問題是：如果這些同志對聯盟沒有信心，他們為什麽還要加入？

19.關於統一反對派的“從屬地位”，情況究竟如何？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只其成員才從屬於聯盟。只要統一反對黨的多數不在聯盟內，這就只是一個說服、妥協或結盟的問題，當然不是從屬問題。事實上，所謂反對統一反對派服從聯盟的人，他們實際上再要求聯盟服從統一反對派。這正是至今的情況。在其工會工作中，即在其最重要的工作中，聯盟從屬於統一的反對派，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放棄了聯盟的一切獨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也決不能容忍這種政策——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

20.一些領導同志，直到昨天還頑固地實行投降政策，今天又宣布他們“完全同意”把統一反對派轉變成個集團陣營的必要性。事實上，他們想滿足於更名。他們越快“同意”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他們實際上越是在為一切保持原狀而鬥爭。他們只是想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措辭來掩飾舊政策。這些方法不是新的，但時間不會使它們更具吸引力。如果一個革命組織允許一種機會主義政策用革命的措辭來掩飾自己，那麽它將被口是心非和虛假的毒藥長期（如果不是永遠）腐蝕。讓我們堅定地希望聯盟不會允許這樣做。

統治階級的虛偽：英國安德魯王子與統治階級的墮落文化

英國童謠《約克大公爵》以這句歌詞起始：“哦，約克大公，他有一萬人……”正好反映出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有許多支持者，他們包括英國王室成員、主流媒體、富商、公關團隊、至少一位被定罪的性拐賣者和一位性侵兒童的罪犯，以及一個耗資數百萬英鎊的法律團隊。

從2001年起，安德魯王子不斷地逃避性侵遭拐賣的青少年的指控和責任，然而在本周，縱使是安德魯王子強勢的、有特權的朋友們，也無法再從席卷整個英國和世界的公憤浪潮中拯救他了。因此對於伊麗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員來說，繼續包庇女王最親愛的小兒子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

王室的袒護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一直有人要求撤銷安德魯王子的八個軍銜，本周四由150多名退伍陸軍和海軍軍人署名的聯名信更是將這一訴求推向了高潮。隨後，王室宣布，在雙方協議下，安德魯王子將其所有軍銜交還給女王。此外，盡管王子將保留“殿下”的稱謂，他不能在官方和公共場合使用此頭銜，這意味著他未來將會以平民身份面臨法庭審判。

這一事件的轉變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勝利，至少是為被拐賣性侵的受害者尤弗裏（Virginia Giuffre）帶來了一些公道。

然而，盡管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小步，安德魯王子在被指控的性侵事件發生後的20年，和在被曝光的6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回避對其行為的責任。事實上，他一直受到英國王室的袒護。

特別是王子的母親，伊麗莎白女王（今年是女王在位七十周年紀念日），在她奢華的住宅中給王子提供了安全住所，同時向媒體和狗仔隊發出法律警告，警告他們不要在關鍵時刻侵犯王子的隱私。根據報導，女王甚至為王子的法律團隊提供每小時約為2000英鎊的資金支持，據說總計已經高達數百萬英鎊。

廢除英國君主制

英國媒體有許多報告稱，整個事件使英國王室感到十分困窘，然而王室成員對指控中的受害者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關心。相反，交還頭銜——一個試圖盡力減低王室已經破敗不堪的聲望的決定，是極虛偽的。

王室成員的行為暴露了他們對普通英國民眾和性侵受害者的蔑視。他們更關心王室後代的膚色，而不是王室成員自己涉嫌性侵的問題。正如本文引用的童謠所提到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的醜聞再次說明，21世紀的英國君主制是完全無用的封建殘餘。

統治階級的文化

然而在富有的統治階級中，安德魯王子並不是唯一一個與涉嫌性拐賣的麥克斯韋爾和涉嫌性侵兒童的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密切聯系的人。在最近麥克斯韋爾被定罪後，大家很可能會提問究竟麥克斯韋爾和愛潑斯坦將受害者販賣給誰呢？

愛潑斯坦的私人日志中，可以找到證據證明許多人的罪行，性侵行為和其他不當行為。這些人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克林頓以及演員史派西（Kevin Spacey）。愛潑斯坦的聯系人“黑名單”中，許多是赫赫有名的富豪精英，包括政客、國家元首、影視名人、媒體大亨、軍火商以及當中一些人的妻子、女兒和女性親屬。他們包括電影制片人艾倫（Woody Allen），電視節目主持人羅斯（Charlie Rose）和喜劇演員考斯比（Bill Cosby），他們都曾被指控涉嫌性騷擾和性侵。

愛潑斯坦的長期密友當中，其中一人便是美國最大的連鎖女性內衣零售店“維多利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所有者、億萬富翁維克斯納（Leslie Wexner）。他的公司透過性化和物化女性中賺取暴利。近年來，該公司的一些模特公開談論過她們在該公司經歷的厭女癥和騷擾文化。

所有這些都描繪了緊密結合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商業和休閑活動都建立在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上。這些上層人士在個人生活中輕易剝削他人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同時他們正無情地剝削他們的雇員並且推行他們的政治政策，在他們的職涯生活中固化這種剝削。

停止剝削與虐待

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財富只能通過剝削、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來積累，並以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反LGBTQI的政策或思想來合理化低廉工資。對這些勢力龐大的資本家們，人力僅僅是資源，是用來榨取利潤的手段。最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只是這場資本遊戲中的棋子，統治階級自身將始終保持著階級團結，直到被人數遠遠多於他們的人民群眾迫使他們讓步。

迄今為止，只有愛潑斯坦和麥克斯韋爾因其行為面對不同的後果。這是因為有大約100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眾的支持，他們不再容忍這些虐待行為。那些從這個販運鏈中獲利的人必須被要求承擔相應的責任。社會中積累的憤怒和挫折感現在必須用來要求問責和正義，建設一個反抗所有形式壓迫和剝削的運動。

這與結束反社會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及他們捍衛的制度密不可分，安德魯王子、愛潑斯坦、麥克斯韋爾和他們的其他同夥是或曾是這些統治階級的親密一員。需要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組成的多性別、多種族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從而真正讓這種壓迫性的制度走入歷史。

回顧2021：無序時代第2年

2021年自始至終是世界資本主義風雨飄搖的一年。這個腐朽墮落的體系很少在這麽多方面同時面臨如此深刻的危機。把現行制度替換掉的客觀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到開始黴爛了，而2020年代才剛剛開始。

從巨響開始，以巨響結束

這一年以美國沖擊國會事件拉開帷幕，武裝暴徒企圖在1月6日采取行動，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變企圖。與此同時，印度貧困的農村群眾正在維持一場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反對莫迪政權殘暴的反社會政策，這場鬥爭在幾周前以勝利告終。

自從英國傳出“Alpha”變種病毒以來，災難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沖向新高，新一輪的封鎖正在歐洲蔓延。自已經成為新冠死亡與災難中心地區的拉丁美洲傳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響——阿根廷長達數年的爭取墮胎權的群眾運動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在2021年的開始幾周內，如此的種種事件，還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擁有力量，這些主題主導這一年。

隨著2021年接近尾聲，我們也來環顧一下世界各地的情況。盡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民眾已經廣泛接種疫苗，但對新變種奧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並且已經宣布了新的封鎖措施。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比比皆是，樂觀的增長預期迅速降溫，而中國金融業面對恒大違約威脅，正搖搖欲墜。

全球工人階級仍在反擊，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屬行業工人罷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個城市的大罷工。

在這之間，這一年時局急風驟雨、變化莫測。

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資本主義造成的氣候災難，它從未像今年那樣持續一整年作為世界政治的重要話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普通民眾生活、所想和所計劃的一部分。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數百萬人對現行制度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的認知。

2020年之後，2021年讓我們進一步領略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歷史時代的特征。這一年的危機，都不會（特別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決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銀行創造的一個短語，ISA使用“失序時代”來試圖描述這個新時期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推動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進程的加深，將越來越多地在全世界數百萬人的頭腦中提出制度變革的需求，其中許多人轉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個月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020年全年的數字——這還是在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經研發出好幾種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時出現的狀況。對於統治世界各國的犯罪般政府而言，還有什麽統計數據比這個更加可怕？

正如我們已經廣泛解釋到的那樣，從疫情大流行開始，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礙了各國和國際範圍的有效應對疫情的方案。在疫情開始時，由於政府犯罪般地掩蓋過失、害怕有損利潤而無所作為，任由病毒入侵社會大眾——關鍵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雖然公共部門的資源為疫苗研究提供資金，但生產和分銷都留在了賺取超額利潤的跨國公司手中。

要記得，在許多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經常是工人階級采取了有組織的行動、單方面停止了生產和經濟運作以保護性命，才使得老板們和政府行動起來。這不僅發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時。2021年1月，由采取工業行動的基層社運人士推動，英國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攤牌，而這迫使學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時停課。

疫苗民族主義和新冠病毒新變種


然而，在2021年，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根本矛盾，在其對疫情應對失當中更加凸顯出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與資本主義固有的各民族國家相互對抗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可總結為當年的一大關鍵詞：疫苗民族主義。

最初圍繞個人防護裝備、檢測和呼吸機發生的事情（各國政府之間為了供應而展開的毫無節制的激烈爭吵）在疫苗方面更為突出。早在1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宣布，由於新冠疫苗的國際上分配不均，世界“正處於災難性道德失敗的邊緣”。他警告：“最終，這些行動只會延長大流行時間、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導致人類的痛苦和經濟的崩潰。” （摘自2021年1月28日《經濟學人》）

12個月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覆蓋了大部分（盡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種計劃之後，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排隊接種第三劑時，兒童也在接種疫苗。

雖然較富裕國家的工人和青年顯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統治精英推動了疫苗囤積的進程，政府堅持維持疫苗技術的犯罪般專利，阻礙了大規模加緊生產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動。

“新變種”一詞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該術語的是“Alpha”變種（以前稱為“肯特”或“英國”變種），作為一種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傳播，它在2021年初引發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隨後出現了“Beta”（“南非變種”）和“Gamma”（“巴西變種”），但比在今年晚些時候的“Delta”傳染性更強。現在，世界在Omicron變種出現時為之恐慌，目前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但眾所周知，它的傳播性甚至比Delta都還高得多。

除了出現在英國的Alpha變種之外，所有其他變種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出現在新冠疫情嚴重肆虐的國家，而此時疫苗充足卻被帝國主義政府囤積。

如果Omicron變種確實有如上述所言那樣可怕（丹麥、英國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可證明這一說法正確性），那麽政府為進一步控制傳播而采取的措施，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矛盾搞砸，而且還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和公眾意見的分化。

盡管大多數工人始終明白，需要將公共衛生放在首位，但由於對傳統政客的疏離和不信任，新冠懷疑主義和反疫苗情緒的危險性增長，為民粹主義者和在全球範圍內的極右翼提供了險惡的支持，對步入2020年代的勞動人民、以及我們的運動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論2022年疫情如何發展，疫情下的經歷讓數百萬人看到，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全球危機。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是一支真正的國際性社會力量，對民族對抗沒有興趣，其經濟利益與保護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間沒有沖突，所以工人階級是解決世界危機的關鍵力量。

建立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戰鬥力，並以社會主義政治綱領武裝其運動，以從資本主義騙子手中奪取權力，是社會主義者在2022年開始面臨的一項關鍵戰略任務。 2021年的經驗表明，只有與積極的工作相結合，加強和擴大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的影響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經濟——從樂觀到悲觀


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2021年可謂大起大落。3月，在從2020年的封鎖和創紀錄的衰退中動態“反彈”之際，他們不顧一切地宣布，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越來越樂觀。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水平，源於經歷了一年的經濟低迷之後，被壓抑的需求釋放了出來、得以推動消費，以及各國（特別是較富裕國家）仍在向經濟註入資金。的確，拜登政府3月份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將全球GDP增長預測提高了整整1%！

總體上看，各資本主義政府處理這次新冠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方式，與處理2008-9年經濟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為了應對2020年經濟活動的大衰退，各資本主義國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續用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是根據世界各國的財政實力，不同程度地進行國家幹預來支撐經濟。

如此的遠離新自由主義、更多強調國家幹預、趨向去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的結合，是當前極其重要的特征。馬克思主義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與辯論，以厘清我們的觀點，但在某些時候也引發了爭議。

然而，雖然行使國庫的權力是在短期內緩解危機最壞影響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這種新的全球政策結合遠未為新的增長和穩定時期奠定基礎。

對於4月時，經濟學家當中蔓延的樂觀經濟前景，我們寫道：“世界經濟或將出現的反彈是否標志著經濟總體上開始好轉？一些資產階級媒體將這種情況，與一戰和1918-1920年的毀滅性流感疫情之後的情況（美國和歐洲持續經濟繁榮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並論。這種期望是個錯誤。”

那些之前對於經濟持樂觀前景的人，才過幾個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預測。世界經濟剛進入2022年，眾多因素將醞釀新的、潛在的危機。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續！

此外，中國建造業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的威脅，恐將喚醒全球金融危機這頭巨獸——這是世界經濟形勢中內在的危險，企業和公共債務越來越多為其特征。

通貨膨脹也是個主要問題。2022年，世界各國央行將面臨提高利率，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而這樣的舉措本身就或將引發新一波經濟衰退。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已經宣布即將加息。

在3月的蘇伊士運河堵塞危機中，一艘船堵住運河導致巨額經濟損失的景象，反映出供應鏈之脆弱。從石油和天然氣，到芯片和其他商品，由於地緣政治危機、封鎖後需求激增的瓶頸、“勞動力短缺”和氣候變化，供應鏈混亂也是貫穿2021年的主線。

與此同時，在經濟增長數據屢創紀錄和利潤暴增背後，貧困與不平等更是破紀錄地增加。最近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雖然有1億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極度貧困，但億萬富翁的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戰將持續


2021年，我們也見證了中美帝國主義在新冷戰上加倍下註。拜登繼續全力推進美帝國主義的議程。12月旨在鞏固深化美國冷戰勢力範圍的“民主峰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對抗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也是拜登經濟議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縮水版基礎設施刺激法案的明確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在所謂“疫苗外交”上表現出色，利用疫苗供應迫使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增強對中國的依賴，甚至在歐洲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這場大國競爭的驅使下，同時出於對內部穩定面臨諸多威脅的恐懼（尤其是工人階級鬥爭和革命）習近平政權加劇了其反動的威權政策。然而，隨著中國進入經濟風險陰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以便打造中國大陸式獨裁統治的條件）、針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反恐戰爭”、日益增長的反女權和反LGBTQ+打壓等等，以及許多其他政策，最終顯現的都是習政權的虛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將集中在台灣，在眾多潛在爆發的事件中，台灣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兩個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一場致命的纏鬥中，台灣在這場地緣政治較量中處在一個確實很危險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戰可演變成“熱戰”的表現，我們只需看看中東——以色列武裝部隊在加沙地帶進行的血腥與壓倒性的戰爭，造成防線兩側數百名無辜民眾死亡，包括12人死於來自加沙的火箭彈。埃塞俄比亞仍處於一場持續的血腥內戰之中，這也是新冷戰地緣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

除了這些沖突（所有這些沖突仍然是可能帶來大災難的火藥桶）之外，歐洲東部邊境還存在著持續的戰爭威脅，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集結和緊張局勢構成了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更廣泛競爭的一部分，以及不斷升溫的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今年早些時候，許多國家的海軍也在東地中海對峙，就天然氣儲量問題持續存在爭議。

有一點萬萬不能搞錯：雖然大規模核武庫的存在仍然會顯著遏止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但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在將全球拖入一個為帝國主義利益而戰和流血的時代。全球對5月加沙戰爭的反應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工人青年團結一致展開群眾性國際反戰運動，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謂“國際社會”支持。

就冷戰而言，ISA有原則的獨到立場（不對這一新的大國競爭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兩個帝國徹底的反動性質）對全球勞工運動至關重要。本著這種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樣，我們關鍵的國際運動——“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將在我們2022年的工作中占據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繼續


工人階級以多種方式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決定性的便是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每個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發生了重大的階級鬥爭。2021年的運動不僅地理上廣泛分布，還反映了資本主義多方面危機的廣度，及引發工人階級抵抗的苦難、剝削和壓迫之深重。

印度、哥倫比亞、韓國和其他地方的強大群眾運動，由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經濟改惡引發，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圖將另一場危機的成本轉移到最貧困的人口身上。在緬甸、俄羅斯、蘇丹等地，群眾在街頭和職場抗爭，來回應腐朽和寄生的統治精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而這為群眾抗爭拉開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爭再次浮現，反對肆虐的性別暴力。英國、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亞、波蘭和許多其它國家都爆發了新一波的戰鬥性抗議，而ISA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形象使我們的支部能夠積極面對這些抗爭。 自去年以來，在經濟危機的痛苦之上的封鎖中，被殺害的女性和跨性別者人數達到新高，因而“殺害女性（femicide）”已經成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詞匯。

在爭取生育權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國南部邊境兩旁同時發生了勝利和挫敗——英勇的墨西哥女權運動於9月促成該國科阿韋拉（Coahuila）州的墮胎合法化勝利，而美國得克薩斯州立法機關批準了《得克薩斯心跳法案》這一對墮胎權的歷史性打壓。2022年美國將出現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因為最高法院看起來可能至少部分廢除羅訴韋德案的成果。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即使主流女權組織嚴重缺乏領導力，比反對今年得克薩斯墮胎禁令更大的鬥爭浪潮仍會爆發。

緬甸和哥倫比亞鬥爭的經驗教訓


這些運動以及其他非常多的運動，都為2022年及往後的鬥爭提供了極其多的經驗教訓。但平心而論，2021年最突出的鬥爭，正是2月緬甸反對軍事政變的革命運動，以及4月哥倫比亞使該國社會停止運轉、開啟民眾起義的全國罷工。

它們都具有自2019年以來席卷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征：由激進的年輕世代領導。這些運動都具有持續，都延續了數個月。而且，在最殘酷、最血腥的國家鎮壓面前，這兩個運動都沒有退卻，而是反擊，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斷升級。這些運動也是從防守轉向進攻，並隨著群眾在鬥爭中意識到自身力量，他們的訴求也有所強化、得以更大膽地提出。

這些運動有著哪些新的經驗教訓？這兩場鬥爭都有的一個特點是，在廣泛的民眾反抗中，工人階級的力量、方法和組織發揮了更加突出和主導的作用。這個因素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非常重要、與今天的情況息息相關，並且發展了我們對未來階級鬥爭的觀點。

在緬甸，這是一場初生且經驗尚淺的勞工運動，但已經是該國執政當局遭遇的最大打擊。如果沒有全國範圍協調和有組織的戰略，各行業工人（特別是衛生、紡織和金融業的從業者）就會一個接一個丟棄反對政變的武器——建立真正的總罷工、打擊統治階級的痛點，到一定時刻就能讓非法政變上台的政權沒法給它的員工發薪水。

在哥倫比亞，罷工/停工（當地西班牙語稱“paro”）是當地運動的核心鬥爭方法。這並不總是表現為全國罷工，而有時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眾鬥爭來令經濟停止運轉。雖然運動的官方領導——由該國工會聯合會領導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不知往何處去，並一再嘗試以談判來結束運動，但工人階級青年的先鋒隊卻在第一線保持群眾鬥爭的火焰不滅，用臨時自制的盾牌武裝自己以抵禦殘暴的警察鎮壓。

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危機


然而，我們不能止於欽佩這些運動的英雄主義，及他們所正確提出的思想。兩場運動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為何會這樣？

在思考答案時，我們要指出工人階級和我們全球各地的運動所面臨的核心戰略問題：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長期危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工人階級在哥倫比亞和緬甸的起義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並沒有清楚地反映在領導層中。領導層應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勝利。

相反，緬甸的工會領導人並非奮力爭取一個親工人階級的政府來取代執政者，而是將工人組織從屬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全國民主聯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這些被廢黜的反工人階級政客和他們的民族團結政府。在哥倫比亞，全國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一直嘗試將該運動帶離街頭，並與杜克政府進行秘密談判，最終成功煞停該運動。

工人階級的領導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英勇的工人階級鬥爭取得更決定性勝利的最大阻礙。終結這場危機的方法，只能以建立並加強工人青年的群眾組織，其領導層不能是受過失敗的階級合作方法訓練的老舊官僚，而應是群眾運動核心當中的年輕工人階級分子、民主地選出、對於廣大運動負責、通過群眾民主結構面向群眾運動。

這意味著工人自己打造基層網絡，努力重建鬥爭傳統，並直接挑戰現有領導層對於運動的控制。這也意味著要建立新的政黨，而這個新政黨必須可以為工人階級在群眾運動中提供獨立的政治發言權。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讓運動取得勝利的年輕工人階級戰士，不會簡單地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通過有意識地組織、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武裝而形成。

在2021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重要跡象，顯示好些國家的勞工運動內部有著重大發展。在美國，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工人，選出了左翼領導人，而這是近25年來頭一次。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成員投票決定直接選舉工會內的領導職位。在英國，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於全國兩個最大的工會——Unison全國執行委員會和聯合工會（Unite）總書記選舉中，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隨著我們進入2022年，階級怒火的升溫、疫情當下對工人在社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認識，再加上通貨膨脹、供應鏈問題和許多產業的勞動力嚴重短缺，都顯現新的一年的大規模工人鬥爭的潛力，也顯現為我們階級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條件。新一輪工人鬥爭可以在運動中產生新的力量，挑戰頑固的工會官僚機構，爭取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

政治兩極分化——極右翼的威脅


然2021年於特朗普因未能連任美國總統而蒙受恥辱開始，但在某些方面，隨著這一年接近尾聲，特朗普主義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國的地方選舉，我們看到特朗普主義攻下很多重要地區。此外，隨著拜登的總統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機和左翼民主黨“小隊（Squad）”右轉，在他的執政下，從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黨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重新控制美國國會，可悲的是“小隊”未能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階級提供想象。

我們還看到智利總統選舉，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極端反動的反工人、專制和厭惡女性的綱領，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領先。值得慶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輪中失利，因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進一步的幻想的情況下，動員起來投票給溫和左翼的博裏奇（Gabriel Boric）。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顯示了2019年智利抗爭的持久力量。極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歐洲，我們看到了以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澤穆爾（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聲黨（Vox）為代表，極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這一趨勢當中，更成熟的傳統右翼政黨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黨和英國保守黨近年來急劇右傾、轉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些醜惡的政治勢力的興起與鞏固，是2020年代更尖銳、更深刻的政治兩極分化的一個體現。上述工人階級領導和組織的持久危機，給人的暫時印象是，這些極右力量在2022年能夠在所有主要國家占有優勢。然而，社會中的真正階級力量對比，不能用選舉數據這樣表面的尺度來衡量。

盡管必須承認，這些極右勢力中的許多人在過去十年中強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而這一鞏固過程受到過去兩年的危機進一步推動，但並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讓這些極右分子獲得哪怕接近社會多數（尤其在年輕人和工人階級中）的支持。

戰鬥性的工人運動與左翼，可以遏制極右翼的增長。然而，只有采取大膽的獨立立場，提供真正激進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實現這一目標。為了反對極右翼民粹主義而屈服於“主流”的傳統資本主義政治勢力，正如美國桑德斯和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領導層多數派分別屈服於民主黨和勞工黨（PT）主流派那樣，只會進一步為特朗普主義和博索納羅主義打開成長空間。

我們需要革命社會主義，而不是改良主義


正如2008年危機後席卷歐洲的階級鬥爭浪潮之後的情況一樣，即將到來的國際階級鬥爭，包括革命運動，將在2020年代重新繪制政治版圖。

早在2021年，我們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現象的出現，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工人階級人民的鬥爭。在秘魯，鮮為人知的教師工會成員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規模抗議中擊敗了該國的一場制度性政變後，排除萬難贏得了6月的總統選舉。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會爆炸的火藥桶，當地將舉行數場重要的選舉——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和巴西，兩國的民調顯示，當地反動右翼勢力可能會因哥倫比亞左翼彼得羅和巴西前總統盧拉（Lula）的勝選而遭遇挫敗。但是，盧拉在21世紀初上任總統後，暴露了其親資本主義的本色。

這些新的左翼政府將在當今嚴重危機時期誕生，也會立即受到當前危機考驗。如果他們沒有一個革命視角、不了解需要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不通過挑戰統治階級的權力來實現真正的變革，那麽迎接他們的只會是危機。已經有跡象顯示，秘魯總統卡斯蒂略已經重覆失敗的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路線，而正是這一路線造成包括盧拉在內的左翼政府在過去10年中丟掉政權。面對資產階級壓力，卡斯蒂略將左翼人士從內閣中除名，並拋棄關鍵的競選承諾。盡管如此，右翼還是加緊步伐，企圖破壞其執政並罷免他。就任總統才幾個月，他就被迫面對國會彈劾案，僅以兩票優勢挺過這一關！

ISA支持所有有助於推動工人階級爭取其訴求的政治運動和組織，並將在每個選舉中努力擊敗反動右翼。但是，我們也必須講出實情：在這個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要真正為大多數人贏得勝利，改良主義是不足夠的。實施財富再分配、為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工程提供資金支持、在綠色新政中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等政策，需要采取大膽行動，從最富裕的“1%”手中奪取財富和生產資料，並將整個經濟公有化、實現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麽樣的？在西雅圖有這樣一個顯現革命性領導力量的例子：我們的同志薩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剛剛在億萬富翁的後院第4次擊敗這些億萬富翁的政治代表。這一發展尤其重要，因為在11月的美國，大部分正在右轉的進步派民主黨候選人輸掉了好幾場選舉，而這場罷免投票的結果（薩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圖市議員位子）與11月美國的整體選舉動向完全相反。

過去8年，薩旺特和社會主義替代在西雅圖所扮演的角色，正顯現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領導層所能作出的改變。想象一下，如果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國或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全國領導層中有所體現，情況該會是怎樣！

對於ISA而言，2021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在西雅圖挫敗罷免企圖的這一巨大勝利，是ISA充滿挑戰的一年中的其中一個事件。幾周前，來自16個國家的數百名成員湧入蘇格蘭格拉斯哥，通過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滿活力的國際社會主義隊伍，針對各國政客應對COP26氣候峰會的不作為發起大規模抗議，從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註。

我們的成員和各國支部經歷了封城和解封，歷經考驗，但始終保持警覺性、活躍性，努力抓住機遇，質與量並重地建設社會主義力量。在1月和7月，我們舉辦兩次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成功地讓1000多名成員齊聚一堂。

我們一直站在無數鬥爭和運動的最前沿。我們整個國際在5月的反對加沙戰爭的群眾運動中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我們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處無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員以及世界各地無數其他工人階級戰士的工作、成就和犧牲。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努力，將有助於改進我們的運動，讓我們準備迎接2022年的挑戰。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覆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計劃經濟體制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制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覆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制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制，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制、同時捍衛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覆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覆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制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制，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覆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覆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覆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制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制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覆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制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左翼反共人士]

工人階級談中共政權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毛澤東思想

作者 王凡西 寫於 一九六四年

序言

本書取名「論稿」。顧名思義，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種章節分明、體裁劃一、組織謹嚴、前後密切呼應、從任何角度說來都已經是完備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當本書有關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的四章以「三原」筆名先行出版時，我曾經說過，這整部作品只是一個相當大的企圖，企圖對毛澤東思想作一種「全面、的客觀的與歷史的研究」。這樣說既非自謙，亦非自負。它確是一種鄭重與虛心的研究，但確實還只能說是企圖吧了。所以然者，第一因為作者體力關係，疾病時常打斷工作，一擱往往歷數月或半年之久。因此，這本中等長度的書，自從1961年1月動手，直到1964年8月方才寫完，前後耗時共三年有七個月。如此寫法，要想作品在體制上如何統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倒敘述上絕無重出，那是很難做到的。第二，因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個閉塞的地方，材料蒐集困難，參考書不易充分獲得，以致有些問題或某些事實，不得不因此而撇開不談，或暫不討論。有此限制，當然會影響作品的全面性與完備性。

由於自己對作品的上述不滿，稿子雖然寫成將近十年，始終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實上當然也沒有出版可能。

去年秋，經友人慫恿，並得信達出版社協助，終於先將有關中蘇沖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份稿子，以此總算和比較廣大的讀者結了緣。其結果，經出版者與銷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預料之壞。這本小書似乎還能獲得某些讀者的歡迎。有些人看了該書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數章未曾付印，他們竟向出版人或經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盡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熱心朋友，竟付款預定，俾助印刷所需。

這樣的熱情深深地感動著我。它讓我體會到了一件事：一個作品，只要是鄭重其事的，本著科學良心的，不懷有別種用心的，真想說些同時只想說些自己確認為真理的東西的，那末，縱然它在體裁上松些，結構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會有真心的讀者歡喜，甚至還真會有人賞識。這個體會驅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獨感，它讓我知道了世間尚有同道在——決心將餘稿全部付印了。

不過，這部稿子寫成迄今，畢竟已經八年多了。是否應該根據八年多來新發生的史實，將全稿重新校訂或補充一下呢？懷著這樣的目的，我最近將全稿重讀一遍，卻發現這樣做既無可能，亦非必要。無可能，因為一發動全身，牽涉太廣，改不勝改；非必要，因為本書寫作的最初計劃就是學術性的，就是從問題的根本著眼的，八年來新的史實只能證實我們的基本論斷，毋須乎用新的史實來修改我們對根本問題的看法。

因此，本書便完全照八年前寫完時候的原樣出版了。

從本書完稿到目前付印這段時間內，發生了許多有關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采表現之一。按理，「論稿」中應該為此添一專論，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關此事的評論。可是一因本書作者對「文化大革命」已另有專文；文字太長，不便用作本書附錄；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長注釋，將使「論稿」更加龐雜，令人無法卒讀，所以我都不曾這樣做。(編者按﹕鑑於文革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再版這部書的時候，已特別補充一個附錄，即作者的＜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文。)

其實，我們雖然不特別討論「文化大革命」，本書中所曾討論的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種種方面，尤其關於毛澤東在文藝、經濟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經頗足以幫助讀者們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甚至可以這樣說，只當人們弄清楚像我們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的諸般特徵之後，才能正確了解這個「大革命」，才能了解它發生的原因，它所採取的形式，它所經歷的過程，以及它的趨向與它的全盤意義。

在這裡，我們自然不能具體說明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在各個方面的關係。不過抽象地，我們卻立即可以指出來：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優點與缺點，長處與短處，時而相輔相成，時而此長彼消，它們交互錯綜著，叠為雄長地，像幽靈一般飄盪在整個運動之上，或者像靈魂一般作用於全部運動之中。試想想，如果不是想實行「一國共產主義」，如何能在國內造成如此深刻與眾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經濟的浪漫主義」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長達三年的「特大災害」？如果沒有造成這些災害性的錯誤，黨領導又怎能落入「走資派」之手？失權之後，如果沒有敢作敢為、乾坤一擲的氣概，誰又能做出如此規模的「革命大綵排」？等到「綵排」變成正戲，「欽定造反」有轉變為真正革命之勢的時候，始則用槍桿子「平亂」，繼而以黨的名義制軍，如此經營，如果不是策略聖手，權術大師，又怎能運用得如此得心應手？同時，如果不是斥原則為教條，以理論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這樣忽左忽右，出爾反爾？……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當然，我們絕不以為「文化大革命」乃「毛澤東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為「毛澤東思想」的特徵便可解釋「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們決不會這樣想，因為這種想法是唯心主義的，是「英雄史觀」；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無共通之點。個人，無論多麼重要與偉大的個人，其作用絕是有限的。對於一般的中國革命，或對於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無疑都起過作用，都發生了影響，都留下了記印。但很顯然，這些作用、影響和印記，縱然十分巨大深刻，卻決不能說是決定性的，更不能說是獨一無二的。歸根結蒂，客觀的條件總決定著主觀的意圖。歷史和社會的「形勢」總強於任何偉大人物的計謀。因此，在整個中國革命中，特別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誰要想拿毛澤東的性格和思想來說明其中的許多問題，無論解釋其有利於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為害於革命的方面，都必須牢牢保住著一個限度，必須時時記住「存在決定思想」那個命題，必須時時懂得從中國與全世界的種種特殊情形和關係，去觀看毛澤東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見解的正確和謬誤。只有站穩在這個立場上，我們才能反過來，正確地將某一或某些毛澤東思想去解釋中國革命，特別是去解釋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現象與性質。

在全部「論稿」中，作者自信還能始終保持這樣一個立場，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幫助讀者們拿這樣的毛澤東思想去了解過去，而且能憑以解釋今日一切與毛澤東有關的事變。

稿子寫成，曾經請不少朋友閱讀過，他們大多給我提出一些寶貴意見：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錯誤，或者糾正事實上的出入，亦在在看法上表示異見提出來與作者商酌的。凡此種種，都會有助於本書的寫成，我謹在此對所有這些朋友表示謝意。

1972年12月7日雙山(王凡西)序

一　　寫在前面

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政治史上發生了巨大影響，目前，他們正在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發生著巨大影響﹔將來，那個影響還一定會繼續下去的。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思想，值得人們之精詳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澤東思想當作一個「最主要的政治任務」提出來。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個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更掀起在全黨全民之中。對於這樣的任務和運動，我們該作怎樣的看法？如果我們認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詳研究，那末對於中共的這個研究運動是否贊同與擁護呢？

研究毛澤東思想與中共大張旗鼓提倡著的毛澤東思想研究運動，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應該是科學性的，而後者則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懷著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錯誤」的權威為目的，因而材料經過選擇，甚至經過改竄，研究被納入一定軌轍，討論必須在「領導」之下，這樣的研究學習，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們主張前一種研究，反對後一種研究。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確定歷史的真相，能使人從事變的發展中得出規律，從而得出教訓，並且能使這樣的規律和教訓，應用於其他國家中，特別是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中，使那些國家中的工農大眾，也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蓋在狹隘派別利益的宣傳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復，使三十餘年來有關中國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別是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獲得公平的證驗，並且據我們看來，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歷史地位，反而會因此有所提高，不曾因之而降低。因為「始終正確」的「神」沒有生命，而有錯有對，特別是錯得比人少對得比人多的「人」，卻是有偉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實是毛澤東自己）所發動的那種思想研究，其目的顯然不是要確立毛澤東這個人的整個內容及其成長過程，而是要把這個人變成神，要把一個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變成為無生命無血肉的神和神話。

中共不諱言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運動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他們沒有把這個政治任務的真實內容說出來。他們不敢說這是要確立和鞏固廣大群眾對於毛澤東的一尊的崇拜。這樣一個任務，在我們看來是反動的。

我們反對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卻要做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性的毛澤東思想研究。不過著手做這樣研究之時，我們卻遇到了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處的環境卻難於接觸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數能夠獲致的材料，又都是經過化妝手術的，難於知道其中保存著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卻祇有精選過的四冊，而這些選出來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著者曾作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見一九五一年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說明），「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的補充和修改」（見一九五三年版「選集」的出版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技術性」的？「補充」了什麼？作了怎樣的「修改」？選集中完全不給標準，也根本不曾註明。因此，當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時候，我們就無法知道究竟那一些是事先預見，那一些是「過後方知」。不能確切知道這一些，就大大妨礙了我們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的」這些個守則，因此在我們書中的某些判斷，有時祗能採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態度。

毛澤東為什麼祇出選集而不出全集？據出版委員會的聲明，乃「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革命文獻的毀滅，由於在長期戰爭申革命文獻的散失」，以致「現在還不能夠找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無疑是一個理由，但決不是主要理由。毛澤東不學列寧以及蘇聯其他領袖的樣。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選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為是：實踐重於理論、策略重於原則的毛澤東，前後文章中有的是矛盾和不一貫的地方，今日之我常與昨日之我為敵，同時過去當作手段而採取的許多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卑恭詞令、態度和立場，在今日勝利後看起來是太礙眼了，特別在年輕一輩革命者的眼中，這些文字會大大損害他們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為要建立「一貫正確」與「永遠正確」的神話起見，這樣的選擇便被認作必要的了。

不用說，這種動機和辦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為了歷史的真實，而是為了教育年輕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對的。因為正確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確的事例（只要如實地指出其改變經過），卻具有更大的教育價值呢。人不能從神的奇蹟中獲取經驗，卻能從人的事蹟中學習教訓。可惜一切中了個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為個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總是不明白這個最淺近的道理。

一個作家，當他將自己的作品匯編出版時，是否可以選擇？是否可以補充和修改？這，首先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家，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品。如果是文學或科學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與人與事無關，也不帶有爭論性質，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選擇、修訂與補充的自由。甚至還應該這樣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圖以最完美，最正確的形式和內容跟讀者們相見。可是，政治家的政論文章，有關乎歷史事變，具有了歷史的文獻意義，更或牽涉到與別人的論爭，已構成了關於是非曲直的相當定案的，那就不應該作任何事後修正。即使是技術性的修改，也應該以註解方式出之，或修改後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們這樣做，並非為了什麼道德教條之故，而是對歷史的忠實，對思想的負責。這個態度，每一個認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學思想家）都必須具備的。否則便談不上什麼「科學的良心」，談不上光明磊落的責任心。史大林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犯了無數罪惡，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偽造歷史，偽造文獻，竄改和虛構他本人和他論敵們的文字。我們在這裡絕無意說毛澤東在這方面已犯了與史大林同樣大的罪惡，我們只是指出道種「選」卻「改」的辦法不是承襲自馬克思列寧，而是仿效史大林的。毛澤東在這條岔路上走得還不很遠，是否尚有可能「回過頭來」呢?（其實他儘可不學史大林，因為他對中國革命無論實踐與理論上都確有成就，有貢獻，不像史大林必須靠十足的偽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這方面古有兩個典型例子應該舉出來，讓我們──正確些說，讓毛澤東──學習：

１．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大家知道，這個宣言寫成於一八四七年，二十五年以後，即在一八七二年，馬、恩二人給德文新版合寫了一篇序文，說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經過時了，「但因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所以我們認為自己已無權加以更改。」（這一聲明，後來恩格斯又寫入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２．恩格斯對於「反杜林論」的態度。「反杜林」一書的寫成，直接動機雖然為了反駁杜林，但主要卻是發揮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馬克思的見解，這樣的書，作者當再版時原本有修改補充的完全權利與自由。但當第二版付印時，恩格斯在其序文上還是道樣說：「現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樣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雖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敘述，可是我沒有時間來做徹底的修訂。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許我對本文作任何變動。這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以為論敵既然已不能修改什麼，那我對論敵也負有責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澤東的著作，除了極少數像詩詞之類以外，今天當然都已經是政治性的歷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帶有論戰性質。然則，他對原文是否有「權」修改？他的「良心」與「責任」應該要他如何處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觀乎上述的兩個例子，答案是自明的。

論個人崇拜

（王凡西著《毛澤東思想論稿》第二章）

時勢造英雄呢，還是英雄造時勢？天定勝人呢，還是人定勝天？這兩個說法不同而意義實等的命題，一直在中國思想家的頭腦中聚訟，卻不曾得到過十分完滿的、因而可說是正確的解答。自來有些思想家傾向於那兩問題的前半截，有些則比較著重於問題的後半截。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強調客觀，強調氣運，強調天命；而著重後半截的當然要看重主觀，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種說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觀的與唯物的成份；後一說法是積極而能動的，但大多陷於純粹的主觀與唯心。

由上述兩種歷史觀所得出來的一個相當普遍的，本質上正確的倫理學的命題，那就是：「盡人事以待天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這種態度雖不曾根本解決了「時勢與英雄」，「天和人」的關係，但至少已經道出了二者之間的主從關係與相互關係。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不能澈底解決這個問題毫不足怪。中國的社會長期停頓於落後的小農經濟與商業資本經濟，生產力停滯不前，以致那個所謂「時勢」與「天定」究竟是什麼東西，牠們如何發生作用，如何造成與決定「英雄」和「人」，都無法獲得清楚正確的認識。人類歷史祇有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由牠造成的較為簡單與赤裸的階級關係，纔算有了足夠條件，讓思想家們清楚地發見並確定那隱藏在歷史發展後面的「時勢」、「氣運」與「天」。

祇有發見了歷史唯物論法則的馬克思派，纔終於對時勢與英雄的關係問題給了滿意答覆。祗有馬克思的辯證的而非機械的唯物論，纔能在重客觀與重物質原因的歷史中，排斥了消極的宿命論，給人的主觀努力找到了適當地位。祇有這樣，纔算最後解決了歷史發展上人與物、主觀與客觀、英雄與群眾之間的迷人關係。

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做過極高明的應用。在「拿破侖第三政變記」中，他一方面反對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觀」，另方面排斥以蒲魯東為代表的「唯史觀」。在該書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他說過這樣的話：

「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詼諧的詈罵。事件本身在他筆下卻竟繪成了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過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擡舉了這個人哩。蒲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描述成為先前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於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對於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辯解了。這樣，蒲魯東就陷於我們那班所謂客觀的歷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們所作的論述是說明法國的階級鬥爭怎樣創造了一些條件和形勢，使得一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馬克思在「政變記」的正文裏，恰恰就是從法國當時的階級鬥爭所創造的、特殊的社會條件與形勢，說明了拿破侖第三這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變成了英雄，同時，他又指出了：正是因為這個渺小而非偉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當時反動情勢的需要，以致能相得益彰，做成許多骯髒的反動勾當。馬克思這兒是以「時勢」為主，「英雄」為輔，指出了二者的關係，因而正確地解釋了那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將馬克思的此一見解用更簡單明瞭的字句規定下來的，據我所知，在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中，要算普列哈諾夫了。在他所寫的「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為他個人的特性給了偉大的歷史事變以個別的特徵，而是因為他賦有那種特性使他最能夠為他那時代的偉大的社會需要服務，至於這些需求之所以發生，乃是一般原因與特殊原因的結果。卡萊爾在其論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稱偉人為開始者。這是一個很適當的稱呼。一個偉人恰好是一個開始者，因為他比別人見得深遠些，期望事物比別人更強烈些，他解決那些社會心智發展的已往過程所提出來的科學問題；他指出那些由社會關係的已往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要求，他主動地創議去滿足這些要求。他是一個英雄。但他不是這樣意義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夠停止成改變事物的自然過程；他是這樣意義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動乃是那不可避免的與無意識的過程之自覺的與自由的表現。這是他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這是他的整個力量之所在。但這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哈諾夫這兒給偉人或英雄所下的定義，同樣也解釋了像拿破侖第三那樣的貌似偉大而其實渺小的歷史人物。因為，真偉人與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覺滿足新的社會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們自覺地滿足舊的社會要求，他們努力替某一時代中成為反動的社會要求服務，祇由於階級鬥爭的特定形勢，將這樣人物暫時捧到了社會之巔，捧成為英雄偉人，－－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哈諾夫的定義，當然是既非英雄，亦不偉大。

歷史上是充滿了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會同時具有正反兩種性質。祗當我們牢牢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對歷史人物的上述看法，纔不致「認賊作父」或「誣良為奸」；纔能還英雄以英雄本色，讓民賊們無所遁形，因而給「問題人物」以正確的評價。

在我們論述毛澤東這個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者對英雄人物的正確看法，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近二三十年來，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發生了對於英雄人物的不正確的態度。在共產黨中發生了非常荒謬的個人崇拜。這種風氣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或政治經濟的學說中，都成不出任何足以辯解的藉口，因而是根本違反乎馬克思主義的。個人崇拜這風氣開始醞釀於二十年代之初，形成於牠的末期，形成於蘇共黨中，以史大林為中心。最初牠之出現是為了迎合黨內鬥爭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輩代的老布爾雪維克中定出「一尊」來。這個「一尊」之需要，乃是跟著列寧之病與死而發生的。列寧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天然領袖。他之獲得此一地位，並非他費盡心機謀取的結果，而是因他的出類拔萃的才智，精深淵博的學識，以及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無比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出色的服務，極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換句我們上面引過的普列哈諾夫的話來說，那便是：因為列寧「比別人見得深遠些，期望事物比別人更強烈些。他解決那些由社會心智發展的已往過程所提出來的科學問題；他指出那些由社會關係的已往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要求；他主動地創議去滿足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成了領袖。因為在事實上，在實際鬥爭中，而不僅在紙面上，不僅在文字中，列寧確實證明出他比當時俄國，甚至比全國際中，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夠為他那時代的偉大的社會需要服務的種種特性」，所以他的領袖地位可以說是天生的，「命定的」，無可與爭的。也因此，只要「時代的社會需要」這個客觀情勢不變，沒有一個老布爾雪維克會妄想與列寧爭奪這個地位。就算出來爭奪，也決沒有倖勝機會。

列寧本人深深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歷史上一切真正的偉大的英雄一樣，他最看不起個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萊薾所稱讚的克倫威爾一樣，最討厭「那些庸人俗子」，這些人「拼命誇耀自己，硬要別人承認他的天賦」少並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認他是偉人，讓他出人頭地。」卡萊爾說：「這樣的傢夥是人世間最可憐的光景之一」。「我勸你避開這種人。他不能在僻靜的小徑上行走；除非是萬人矚目，為人驚羨，報刊上常有文章恭維他，否則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絕不會希罕這些勞什子」，「鍍金的馬車，繁文褥禮，一切勢派……去你們的吧，我身中已經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見卡萊爾著「英雄與英雄崇拜」第六講）

自覺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寧，無論在外表與內心都極度樸質、極度誠實、極度謙虛。不但是那深入「靈魂」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樸質、誠寶與謙虛，而且因他具有真正偉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無法兼有那些浮誇、權謀與虛驕等渺小的性格。首先，因為這些渺小性格對他簡直是毫不需要的。認真富有的人，怎會喜歡鍍金的，即使是真金的心裝飾呢？在這一點上，精神的富有者與物質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處。列寧的領袖地位不爭自在，他毋須爭，也不怕爭。他充分讓他的同輩們和他競爭－在才智土、學問上、能力上、工作上和他競爭。他歡迎這樣的爭，因為真理愈爭愈明，同時爭的結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屬於他的方面；至於真理如果屬於對手方面呢，那末他就乾脆認錯、改過。這真所謂如日月之蝕，「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之晦，反而愈顯其明。所以列寧時代的黨內爭論，不管是非誰屬，卻從不影響爭論者的領導地位，更不曾隨之以組織的或行政的處分。至於因此而獲罪，並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價，那簡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們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黨內，革命以後則在國內外，列寧雖然享有了最高權威，但蘇聯以及所有共產黨中，都沒有個人崇拜。他自己不愛這種崇拜，不許發生這種崇拜。別人也就不會、抑且不敢拿這種淺薄惡俗的行為來損污對列寧的真誠崇敬。

列寧死了，一個不可爭衡的權威沒有了。論才識功績，托洛次基原該是最合理的繼承人。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托洛次基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智慧、能力、功勳，甚至個人的文采氣度，都遠遠地高出於其他老布爾雪維克之上，而與列寧齊肩。在某些場合，特別在廣大群眾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寧哩。像這樣的一個「得力助手」，當主帥病廢或死亡後出來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列寧病中，特別當他發見了黨政機關中嚴重的官僚化危機，並發見了史大林的專橫不忠之後，便決心要將托洛次基來填補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寧下了這個決心之後纔兩個月，犯了第二次中風，於是只好讓史大林拉攏了加明尼夫與齊諾維也夫，以「老布爾雪維克」，「列寧忠實弟子」的名義，組成「三頭領導」，以此排斥和打擊托洛次基。他們敢於這樣做，那是利用了托洛次基的一項「弱點」，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次基曾經與列寧作過許多次理論爭執，而且組織上並不屬於布爾雪維克派。但雖如此，史大林們的此一企圖並非輕易能夠成功，更無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次基在具備革命領袖的諸特性這一方面，實在超過史大林們太遠了；而他憑這些特性在群眾中所已取得的威望，也比「三頭」大得無可比擬。那末，史大林怎麼辦呢？接受托洛坎基作列寧的承繼人嗎？當然不甘。（這裏是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的。）如何纔能戰勝這個顯然占優勢的政敵呢？首先當然得破壞他在群眾中巨大的聲望。如何破壞呢？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便先後發明了「個人崇拜」這個法寶。他們的第一步是把列寧所享有的無上民望轉變成宗教式的崇拜。將列寧這個人變成了神，當列寧未死而事實上已不能顧問一切之時，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就發明了「列寧主義」，以此和另一個發明所謂「托洛次基主義」對立起來。等到列寧一死，史大林們就乾脆將列寧變成共產主義的摩罕默德，將他放在水晶棺材裏，安置在與列寧精神絕不相容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寧來反對活的列寧和托洛次基」（托氏語）。這個陰謀，得到了其他有利於此陰謀的其他條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達到了目的的。因為在列寧身上進行了全套「個人崇拜」手術以後，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錯的絕對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個長期間做過他爭論對手的托洛次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動地成為不知不能，永遠錯誤的絕對荒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隨列寧，從未封列寧說過一個口「不」字的史大林、齊諾維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與保羅，托洛次基則不用說是法利賽人或猶大了。

一九二○年代初期「個人崇拜」發生於蘇聯共產黨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於此。

但自一九二五年起，特別是從一九二七年托洛次基等左派反對派在組織上被完全擊敗以後，「個人崇拜」的內容及其實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內容是造成對列寧的崇拜來打擊托洛次基，後來，一俟托洛次基被放逐以後，個人崇拜的機器便轉向了史大林，竭其全力來神化史大林，藉以反對整輩老布爾雪紙克（連齊諾維也夫在內），反對無產階級黨的民主，反對俄國及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史大林這個卑鄙罪惡的計謀，如歷史所曾昭示我們，也是成功了的。當然，其所以成功，主要是獲得了有利於此陰謀的其他客觀條件的配合。本來，史大林這個人，誠如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秘密會議上所作的演說中所說，「出席這次黨代表大會的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有百分之九十九對他是很少聽到或認識的。」其實在蘇聯的廣大群眾中，當時可說是百分之百不知有史大林這個人的存在。然則，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期間，一個默默無聞的人變成為空前未有的暴君與神？究竟是怎樣的歷史條件使這一簡直是不可能的手術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企圖解答這個問題的人很多。不過在我看來，其中解答得最扼要與最正確的乃是此一「崇拜」手術的主要受害者－－托洛次基。他認為史大林這個陰險的庸人所以會做成上帝一般的「最偉大的天才」，歸根結蒂是由於兩大客觀原因：1. 蘇聯在經濟文化的落後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２. 二十年代中期起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遭受不斷失敗，以致使那唯一的工人國家長期間處於極度孤立之中，受著資本帝國主義的包圍與壓力。這兩個歷史社會性的客觀條件究竟如何幫助了史大林的篡奪陰謀，如何幫助了他的民族社會主義與官僚共產主義的思想，如何使他這樣的一個人物恰恰代表了由上述條件所促成的蘇聯群眾的情緒與願望：這些問題，托洛次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曾經再三再四地給過精詳深刻與令人信服的分所，我這裏不予重覆了。這裏，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被某些人認為關於「個人崇拜」之「更為根本」的理由。他們認為史大林「個人崇拜」的理由應該從人性深處去找；或者，他們說：任何暴力革命，由於其本身的規律使然，結局一定是「個人崇拜」；又有人說：史大林的個人崇拜，事實上不過是列寧關於共產黨和革命職業家的見解的實施，所以不管好壞，史大林的所行所為，都該由列寧負責。因為這三種說法是更一般地、雖非真正更根本地、觸及了史大林的、亦即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所以我們願意詳為討論。如果「個人崇拜」確實發生於人性深處，如果群眾暴力革命的發展規律最終必然造成個人崇拜，如果列寧關於黨及革命領導的見解確實是個人崇拜的思想根源，那末不但史大林在這方面的一切作為都屬「合理」，是必需，因而是現實的，而且今天毛澤東所刻意製造的那種崇拜儀式，也都是如此。同時，以托洛次基為代表的反對此種崇拜的種種努力，便成為虛幻的、反歷史要求的、以及不現實的了。如果史大林與毛澤東們的「個人崇拜」合乎「人性」，順乎革命歷史的規律，又導源於列寧思想，那末，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都將是違反人性，違反歷史與列寧遺教的反動行為了。非此即彼，彼是即此非。因之這幾個問題，我們一定要首先弄弄明白。

崇拜據說是人類的天性。這說法似非毫無根據。從歷史上看，人類最初震懾於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後又困惑於社會的諸般災難。以個體的人來說，實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處處感到畏懼，時時覺得恐怖，這種畏懼和恐怖，從來驅使他去尋求一種保護，同天，向神，向帝王，向領袖，去尋找一種免於威脅的安全。他們從那些地方去尋求並獲得了虛幻的或真實的保護與安全，這就發生了崇拜。這可以說是人類崇拜這個「天性」的主要的（雖然不是唯一的）根源。這也就是說，人的崇拜主要乃起於恐懼。當然，我們在人與人之間，時時會看到欽佩、愛慕、敬仰等等高貴感情，構成了相互間崇拜的基礎和原因。這不用說也是事實。光是令人畏懼，絕不能贏取心悅誠服的崇拜。但是單憑心悅誠服的愛慕，卻同樣不可能造成一種群眾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結合，固然由於諸種因素，但最主要與最基本的，卻終究是「利」而非「義」。祇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礎上，纔能建立起鞏固與長遠的感情關係。共同利益決定了共同的情誼。因此，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詩人、或思想家方可能為廣大群眾所敬愛，所崇拜，但他們自身不可能因此成為群眾的領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種對內具有強制力對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就不同了，他們可能各各具有令人敬愛的品德，但他們卻並非因此纔成為領袖的，他們之所以為廣大群眾所擁護，所崇拜，主要乃因為他們代表著群眾（自然祇是一部分）的利益，他們有能力保護群眾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損害群眾的利益。（最後一種情形乃是領袖崇拜制度最堅固與最現實的基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來被指責為暴君口吻，但若我們從事情的本質看，這個「順昌逆亡」的抉擇，卻是任何一種統治、任何一個領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礎。當然，領袖不是懸空存在，更不是受命於天的，他首先得「順」著群眾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纔能興起，不過興起之後，特別是當他已形成為一個有組織的群眾勢力的象徵之後，事情便表現為群眾對他的「順昌逆亡」了。由於群眾的趨昌避亡，便產生了自動的或被逼的領袖崇拜。

可見領袖崇拜決不能從人的天性中尋找原因。牠們植根於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關係中。怎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多便會有怎樣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有怎樣的領袖和群眾關係，便會有怎樣的領袖崇拜制度。一般說，社會的階級沖突越緩和，社會的生產力越發達，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提高，則領袖的地位越降低，牠越不會高超於社會之上，群眾對領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個人崇拜」的制度。在這方面，古希臘偉大的傳記家普魯塔克說過一句極有意思的話，他說：「強大的民族對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負義」。這句話，非常扼要地道出了我們上面用許多文字來說明的那個道理，如果我們用淺顯明白的話來翻譯一下，那是說：人民對於其領袖的崇拜和他們的自覺和自為程度成反比例。邱吉爾於領導了英國贏取第二次大戰之後，讓自己的人民一腳踢下了台，於是在其回憶錄中感慨系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臘人的名言。我們對英國戰時首相的牢騷毋須寄以同情；因為邱吉爾的政治命運，至少在相當程度內，反映了英國人民不低的政治水平。我們對這個牢騷發生了一些興趣，只因為牠替我們很好地說明了「領袖崇拜」的根源在於社會歷史方面，並不在於什麼人性方面。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第二個問題。

是否任何一個暴力革命，由於其內在規律之故，都必然要歸結到個人崇拜呢？這問題，我們上面多次引述過的英國唯心史家卡萊爾，也有過一段非常有趣的議論，茲節引如下：

「我們晚近的許多英雄，其行為都像是革命者，但雖如此，我們可否說一個大人物，每一個真正的人物，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兒子，而非「無秩序」的兒子？真誠的人在革命中工作是處於悲劇性地位的。他看來像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其實，一種痛苦的無政府的成分使他在每一步上受累－－因為他的整個靈魂是仇視、痛恨無政府的。他的使命是要保持秩序，每個人的使命都是如此的。他在其中的任務是要將無秩序的、混亂的事物變成有管理的、有規則的。……一個本匠找到了粗糙的樹幹，他加以砍伐，使成方圓，以便適合於某種目的和用處……

「人事亦然，最瘋狂的法國「短褲黨主義」，也必須向秩序前進。我說，每一個人，在瘋狂的深處猖獗，同時卻無時無刻不被逼向秩序。人的生命本身需要如此；無秩序即是瓦解，即是死亡。沒有一種混亂不尋找一個中心來打轉的。當人還是人的時候，某一個克倫威爾或拿破侖乃是「短褲黨主義」的必然終結。」（見上引書第六章）

在卡萊爾的這段話裏，也好像在他別的議論中一樣，把一些半真理揉雜在糊塗的見解之中，近代的英雄們都是革命人物，這點他看到了。「其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兒子」，「其任務是要將無秩序的混亂的事物變成為有管理的有規則的」，這點就看得糊塗了。每一個革命都要造成「混亂」，即要破壞舊的秩序，同時任何革命都不會無限期地混亂，即不能無休止地破壞，牠必須造成秩序。這是事實，也可以說是事理。但那由「混亂」造成出來的秩序，並非一樣性質的秩序。牠可能是一種新秩序的創建，亦可能是舊秩序的復辟。前一秩序與後一秩序，用人類歷史進步的標準來衡量，顯然不具有同一意義；而促成此一秩序的領袖和促成彼一秩序的領袖，當然也不能等量齊觀。可是卡萊爾、和所有唯心主義的歷史家一樣，把這兩種秩序與領袖不加分別，他在克倫威爾與拿破侖之間加上了等號，這就是大錯特錯了。卡萊爾犯這種錯誤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觀察歷史不是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而是從抽象道德的原則，從「混亂」和「秩序」那樣的表面現象，從「真」和「偽」那樣空洞的概念出發。所以他雖然知道克倫威薾是比拿破侖更偉大的英雄，但他在兩者間加以軒輊的理由是很薄弱的：祇是說前者比後者更「誠實些」，他不知道從人類歷史進步的標準看，克倫威爾誠然是個大英雄，而拿破侖則根本配不上這個名稱。因為前者建立了革命的專政，而後者的獨裁則不過是法國革命反動潮流的登峰造極。就性質論，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語。

「沒有一個混亂不尋找一個中心來打轉的」。說得很對，也說得很好。古今中外的革命，不管牠是臨時促發的或事先準備的，祇要牠持續相當時候，發展得多少有點深度，就不得不在一個中心左右「打轉」。群眾革命運動本身的規律與要求，都需要、並且都一定能夠尋找出一個中心，即湧現出與鍛鍊成一個領導核心，其中又造成核心的核心，亦即領袖或如卡萊爾等之所謂英雄。如果不這樣的話，那些革命者始終不過是烏合之眾，他們無法前進、堅持，更談不到成功。因此，當卡萊爾說：「某一克倫威爾或拿破侖乃是短褲黨主義的必然結果」時，他確實是看到了歷史的一個必然現象，即看到了群眾革命後必然要造成專政。可惜的是卡萊爾不能將這個現象從表面看入內心，以致他不能看出表面上看來都是個人獨裁的兩種政制：清教徒的一種卻代表著「短褲黨主義」的堅恃與部分實現，而那位科西嘉大皇帝的出頭，則宣佈了正牌「短褲黨主義」的最後埋葬。不區別獨裁英雄們所代表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實質，而僅僅指出了革命必然以獨裁作結這個現象，那是錯誤的。再若以此現象為論據，進而反對一切革命運動，當然是十足反動的了。

一切鄭乎其事的革命都要趨向於國家政權的移轉。一切具有較深社會意義的革命，都必然要利用這個新政權，藉以改變舊的階級關係和財產關係。要完成這種改變，自非實行革命專政不可。所以革命專政與革命分不開。不企圖建立革命專政的革命，那意思祇是說：這是一個虛偽浮淺的革命，或者那革命已被叛賣了。在此意義上，凡是真正的革命者，或深刻的歷史家，都必須承認：「一切暴力的群眾革命」都曾經、而且都將以革命專政的建立為歸趨。

然而，這樣的認識，我以為並不等於承認任何暴力革命的結局都是「個人崇拜」。個人崇拜與確認領袖需要不是一同事，這，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革命專政往往表現為革命領袖的獨裁，這是事實。但獨裁的領袖，祇要他是革命的，尤其他若是由平民革命或勞動人民革命湧現出來的，多數不會無意中，更不會有意地去給自己造成「個人崇拜」。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圍繞於革命領袖的「個人崇拜」的儀式，與該領袖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特質，以及由他所體現著的某一特定時期的革命的進退，發生密切關係。其一革命領袖的革命特質愈多，他所代表的社會利益或階級利益愈處在革命的進潮中，則他就愈不需要「個人崇拜」；反之，如果一個領袖本身具有的革命氣質愈少，他所代表的愈是革命的退潮或其反動，則他就愈來愈多的需要「個人崇拜」。這個「定理」，也和上述所謂凡革命必趨於專政同樣，是歷史的真實。可惜一切唯心的與反動的歷史家們從來都祇看見專政這個真實，卻看不見革命專政不能有與不會有「個人崇拜」這個真實。

由此可知，說一切暴力的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個人崇拜，並不確實。

那末列寧可是「個人崇拜」的理論上辯護人與發明者呢？他是否該替史大林的此一醜惡制度負責？先讓我們看看列寧在這方面最受人攻擊的一段話吧。在「做什麼？」中，列寧寫道：

「……且拿德國人來講吧。他們的組織包括有群眾，一切事情都是由群眾發動起來，工人運動已經學會了自動行走，－－我想你們一定不會否定這點吧？可是，這百萬群眾又是怎樣善於重視自己「十來個」有鍛煉的政治領袖，怎樣堅決擁護這些領袖呵！在國會中往往聽到敵黨議員譏諷社會黨人說：「好漂亮的民主主義者！你們祇是口頭上空講工人階級運動，實際上出台說話的總是這一班頭領。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還是這個伯伯爾，還是這個李卜克內西。你們的那些好像是從工人中間選舉出來的議員，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還難得調換些哩！」這是企圖把「群眾」和「頭領」對立起來，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和虛榮心，想以群眾破壞對於「十來個聰明人」的信仰來奪取運動的隱固性和堅強性，－－但德國人對於這種蠱惑人心的企圖，卻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國人底政治思想發展程度和政治經驗已足使他們懂得：在現代社會內，若無「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卻不是成百成千地產生出來的），久經鍛煉，擁有專門訓練，受過長期教育而聲應氣投的領袖，無論那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強的鬥爭。……」（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譯本第二八二－－二八三頁。）

上引的列寧文字，簡單扼要地說明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黨的如下幾點組織思想－－1. 必須有革命職業家（「十來個」富有天才的、有專門訓練，受過長期教育而聲應氣投的領袖）；2. 沒有這樣的領袖，無論那一階級都無法進行堅強的鬥爭；3.為使革命運動具有穩固性和堅強性，不能破壞群眾對領袖的信仰；4. 在現代社會內，天才人物都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列寧這樣的思想，自然會給那些自命為天才的野心家所利用，「流弊」當然在所不免。如果說文大林的官僚獨裁，他的個人崇拜，曾經從這個思想裏獲得辯解，亦無不可。但問題的中心顯然不在於流弊或利用。問題的中心在於：列寧的此種見解，是否為現代的革命鬥爭所絕對必需？其中所指出的一些事理，是否是客觀存在的最無情的現實？列寧一生，最痛恨譁眾取寵，最不喜蠱惑人心，從來不願以違心之言去滿足群眾的落後性與虛榮心。在現代社會裏，天才不是成千成百產生的；無產階級想掙脫自己的枷鎖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他們必須要從本階級或別階級中培養出少數革命專家來，使他們領導鬥爭；對這些領袖，必須予以信任，纔能使革命運動獲得穩固性與堅強性。這樣的話，聽起來好像是老生常談，「並不深刻」；但若你能將這一個見解，與那必須團聚群眾的事實與否定一切權威的革命家氣概聯結起來想想，那你就會知道，沒有最大智慧、最精觀察，特別是面對真實的最大勇氣，就無法說出（甚至想都不敢想）這種老生常談的。正因為列寧兼具了這樣的大智、大慧、大勇，他纔能給歷史上空前的為人類澈底解放與真正民主而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黨，定下了「貴族式」的、「英雄主義的」、集權的與「獨裁的」組織原則。正是這樣的原則造成了布爾雪維克黨，正是這個黨幹出了人類史上第一次勝利的工農革命，正是這次革命締造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這些個事實，難道還不夠證明列寧的「領袖學說」為現代革命鬥爭所絕對需要，證明牠是唯一符合客觀真實的要求嗎？既然如此，那末牠縱能發生「流弊」步縱然可以為野心家所利用，也就決不能有損於牠整體上的正確性與必需性。何況那些所謂流弊與利用，又絕非為其本質所命定，不是在任何條件下一定要產生，而絕無防止之法的呢？

列寧的組織思想，乃是現代條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以成功的唯一辦法，這是首先應該肯定的。從牠那裏可以蛻化出新官僚主義；野心領袖利用了牠可以造成「個人崇拜」；這都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列寧思想的價值，正猶之乎人們不能因噎廢食一樣。同時，我們相信，列寧也如此相信，只要社會主義的革命繼續前進，不斷向深處與廣處發展，則上面所說的流弊不會發生，而且任何野心的領袖都不可能利用牠來造成「個人崇拜」。本世紀初，列寧傾向於領袖集權的組織思想，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後竟會醜化成史大林荒謬絕倫的「個人崇拜」，每一個唯物主義的歷史學家，都會從世界革命相繼失敗、社會主義被迫局限於落後的俄國範圍內這個事實來解釋的。如果一九一九年以後的世界歷史不像實際所發生的，而是相反，牠符合於當時革命者的最佳願望，十力革命點燃起全世界的革命之火，而且這個革命在大多數國家中獲得成功，那末，我們可以確信，蘇聯不會經歷史大林主義的醜惡時期，不會有史大林主義，甚至史大林也不會成為最高領袖，更不會是唯一領袖。這就很明白了，那個保證了布爾雪維克勝利的列寧關於「領袖集權」的組織觀念，決不是史大林個人崇拜制度的必然前提。前者絕不能為後者負責。祇要客觀的歷史條件有利於那種崇拜制度的形成，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思想，牠無論如何都可以自己發明的。何況，列寧關於黨和國家的整個組織觀念，決不能以上引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呢。

列寧的思想永遠是具體的，他的頭腦裏沒有空洞的真理，沒有浮泛的範疇。「做什麼？」一書寫於一九○二年，當時，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尚未處於嚴格意義的組織狀態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一八九八年，纔開完會即全體被捕；第二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三年。）那時的各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小組織，不僅政治立場無一致意見，就是關於全國黨的組織方針，也是眾說紛紜。所以列寧在「做什麼？」一書的序文中說：此時充滿了「構成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史上整個時期特點的離散狀態與動搖現象」。列寧認為：「我們若不能澈底結束這個時期，便不能前進。」（以上引文均見「兩卷集」中譯本上冊第一七九頁。）為此，他寫下了「做什麼？」。為了針對那種「離散狀態與動搖現象」，他提出了我們引述過的那個「領袖集權」的組織思想。列寧從來不射無的之矢。我們要了解列寧，首先不能將「的」和「矢」分開來。一分開就會斷章取義，而斷章取義地利用列寧，恰恰是史大林叛變列寧、打擊托洛次基以及其他列寧戰友時所應用的主要戰術。

倘若不僅從一事一時的意見，而且從整體全面約立場，來看列寧對黨和國家的組織態度、看他對領袖和群眾，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的看法，那末我們應該說：列寧並非傾向於「領袖集權」的。越到後來，特別當革命已經成功，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布爾雪維克黨成了執政黨以後，列寧針對了新「的」所射出的新「矢」，就越發「偏向於」群眾民主。這個方面的文字證據是太多了，以致不勝舉，也不必舉。整部「國家與革命」主要就是講求如何打破官僚制度，如何防止其再發生，如何逐步地，但是澈底地消滅一切人對人的壓迫，實現普遍的真正民主。等到國內戰爭結束，俄國被迫暫時在一國之內建設其新制度之時，列寧的全部精神，全部病中時間，可以說是用以反對黨和國家內的官僚化的，其主要的攻擊目標是史大林，因為正是他代表了官僚傾向，亦即代表了日後獲得荒唐發展的「個人崇拜」制度。由此可見，不論就思想或行為說，列寧非但不是史大林個人崇拜制度的「始作俑者」，而且是牠的反對者。人們將個人崇拜溯源到列寧的革命職業家理論或其他關於領導或集中的見解，徒然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或蓄意誣衊吧了。

至此，我們總算說明了「個人崇拜」的根源並非生長在人性深處，說明了暴力革命的本身並沒有這樣一個規律，其結果一定要造成「個人崇拜」；說明了頗具威望的領袖，雖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條件之一，但領袖的存在並不等於「領袖祟拜」，更不等於「個人崇拜」，而「個人崇拜」之出現恰恰反映了革命之被背叛，至少反映了革命經歷著反動的危機；最後，我們又比較詳細地說明了列寧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替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受過或負責。這樣的說明給了我們根據，使我們能夠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堅持這種革命的進行必須在一群領袖們的領導之下，堅持這種革命在必要時應不惜採取暴力手段，但同時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反對「領袖崇拜」，更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種種式式的官僚主義，更反對其中最一貫、最兇惡與最有理論掩護的史大林主義。

毛澤東思想在大多數基本問題上都就是史大林主義，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尤其如此。就個人崇拜制度所已達到的程度來說，毛澤東與史大林之間實已相去不遠。這個情形，在所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看來原極自然：他們以為這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任何共產主義者都應該期待著個人崇拜，更不該反對個人崇拜，如要反對個人崇拜，則請自反對共產主義及其暴力革命始。這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論，我們在上面剛剛批判過了，這裏不必重覆。總之，我們是有理由堅持共產主義的革命，同樣有理由反對個人崇拜這個醜惡制度的。依據上面我們的分析，關於領袖崇拜，我們已經有了如下幾個認識：1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那裏的經濟文化越落後，或階級鬥爭越尖銳，則政治領袖的重要性越大，其地位越高，個人崇拜制度越易建立和鞏固，反之亦然，2革命正當上昇和發展時候，革命及其領袖直接地與密切地反映和代表著廣大群眾的利益，因而獲得了巨大的尊敬和威望，此時無需乎而且也不可能為領袖們（更不必說為某一個個別領袖）建立起崇拜的儀式或制度，但當革命的發展陷於停頓，受到挫折，或由於革命勢力的內外原因而發生反動之時，那末與那些最革命的領袖遭受打擊與摧殘同時，一些較軟弱、較保守、較妥協與較卑鄙的領袖或領袖們，便必須為自己建立領袖崇拜或個人崇拜的制度，以便在「革命權威」的掩護之下進行反動或反革命的實質；3一個革命領袖，或甚至一般的政治領袖，其才智能力越強，精神視野越廣，對事業的忠誠越堅，為人類歷史服務的抱負越大，則越不曾喜愛淺薄無聊的阿諛，越不能容忍脅肩諂笑的恭維，越不肯讓人活生生地埋葬在「生祠」與紀念碑裏，讓虛偽和反動的力量拿去作傀儡，藉以完成越來越骯髒的勾當。這條「規律」，也適用於相反情形的。

根據上述「規律」，我們可以解釋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沒有領袖崇拜，也可以解釋史大林個人崇拜的興起。但是，牠們仿彿不足以解釋毛澤東崇拜的建立。因為首先人們會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反駁：你們儘可以不同意中共所實行的許多政策，但你們總不能不承認中共直到今天為止，一直在推進著中國革命，其次，人們曾提醒我們，毛澤東這個革命領袖，雖然在種種方面都不曾達到列寧、托洛次基那樣的規模，但至少和史大林比起來，無論才智能力、或胸襟抱負，都高出多多，最後，人們還曾指出這個事實：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直接組織者，而史大林則是俄國革命政權的繼承者（事實上是牠的篡奪者與叛賣者）。因此，照我們的假想的辯難者的意思，如果照我們上面的說法，毛澤東是不應該喜愛領袖崇拜的，也不需要建立個人崇拜。因此，依他們之見，這情形或者證明了我們關於領袖崇拜的解釋錯了，也就是說，證明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看法對了；或者，牠證明我們對毛澤東的批評錯了，即他根本不曾建立什麼領袖崇拜。

要證明毛澤東的領袖崇拜思想不難。中國今日早已建立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且拼命在鞏固著這個制度，這都是無須證明的事實。但人們可以從毛澤東的說話或文字中方找出大量叫人謙虛，力戒驕傲的段落。他們還可以找到同樣多的證據，證明毛澤東看重群眾，堅持群眾路線。這些段落，這些告誡，無疑也是事實，我們不會去抹煞的，非但不加抹煞，而且我們願意承認，毛澤東的此種言論和態度，都出於真誠。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毛澤東沒有領袖崇拜思想，而且是極為強烈的領袖崇拜思想。力勸幹部「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是一回事，如何設法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則屬另一回事。牠們不是互相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的。認真想成事的領袖都懂：「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幹部纔是好幹部，有了這樣的好幹部纔能保證自己事業的成功。因此，力戒部下驕恣的領袖，其本人不一定是毫不驕滿的偉大領袖；那些渺小的、自私的、極不謙虛的領袖，祇要他認真希望自己的事業有些成就，祗要他不被多少成功沖昏頭腦，祇要他始終對事理能保持若幹清醒，那末，他決不肯讓自己的部下驕橫跋扈。但這並不妨礙他自己驕橫起來，而且，有時正為的要使屬下謙慎，正為的要使他們不敢驕橫，於是特意建立一個非常驕橫的領袖崇拜制度。如此，他一方面希望維持整個統治機器的工作效力，另方面藉以確定一尊，使任何幹部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非份之想。所以任何領袖，任何獨裁者都同時作著「謙虛」的說教。甚至越專橫的君主，此種說教作的越多。基督教最講究「謙卑」，但是古往今來最不謙卑的統治者中，羅馬教皇是要算上一個的。史大林這個人，今天連他最直接的弟子們都不能不稱他為個人崇拜的獨裁者了，然而最會叫人謙虛的正是他。列寧死後步他曾經借了這個死去的領袖的名義，號召人們要「縑遜」、「不驕矜」、並且要「確信群眾」。（見史氏「論列寧」的演說）自此以後，直到他死去，總不斷重覆這個說教，反對幹部們的驕躁自滿。然而所有這些說教，從積極方面說，其作用祇想做個人獨裁制度下必然形成的官僚制度的解毒劑（事實上解不了毒）──從消極方面說，則想做那同一醜惡制度的掩飾物。因此，毛澤東的滿口謙虛，決不能憑以斷定毛澤東沒有領袖崇拜思想，更不足以否定中共業已建立毛澤東崇拜制度這個事實。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所作的結論中，據說說過如下一段話：

「……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堅苦奮鬥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註1）

這段話的意思當然非常好。所以當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之後，中共為要證明牠從來反對個人崇拜，從來沒有這個制度起見，上面這段話會被到處徵引。不過事情很顯然，這段漂亮的言詞始終只是言詞，事實上從未被遵守過，因此，中共想拿牠證明中國並無個人崇拜，卻是落了空的。不錯，中國迄今還不曾出現過用黨領袖名字來命名的城巿、街道和企業，但祝壽風氣卻曾盛行於延安時代。記得當年朱德和徐特立等，都曾鋪張揚厲地做過生日。今天雖然不做了，但這完全不能表示中共已放棄了個人崇拜，因為祝壽也罷，將城、街、企業取上自己名字也罷，雖然其本身也具有甚大的象徵意義，人們可憑以看出官僚制度所到達的程度，但畢竟屬於表面現象。官僚制度（個人崇拜即是此一制度的一端）的建立和鞏固，可以有那些現象，也可以沒有那些現象；而對黨國大領袖的無上崇拜，更不一定要出之於祝壽和「私有城巿與產業」。今天，中共沒有給毛主席大做生日，中國也還不曾出現什麼毛澤東「格勒」；但誰能否認，對於毛澤東個人的歌功頌德，中共已做得比當年蘇聯的史大林祟拜不相上下了呢？有些地方，甚至前者還超越了後者的。一九三七年前，當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之時，俄國那位有名的小說家阿萊克舍．托爾斯泰寫過如下一首傳誦一時的詩：

「你，各民族光明的太陽，

我們這時代的不落的太陽，

你比太陽更偉大，因為太陽沒有智慧……」

另外還有一位較不出名的請人，寫過一首更妙的詩如下：

「我們從史大林那裏獲得太陽，

我們從史大林那裏獲得繁榮的生活：

縱然是風雪遍地的北極苔原上的好生活，

我們也是跟他，

跟智者史大林，──一起創造的。」

這些「詩」，曾經被托洛次基稱之為「豬玀叫」的，不是也充塞於中共的報章刊物上嗎？那首最出名的，托名為「陝北民歌」的「東方紅」，難道不祇是「豬玀叫」中調換一個名字嗎？同樣是「太陽」，同樣是「智者」，同樣是「繁榮美好生活」的創造者或賜予者，同樣是那些毫無分寸、不加思索、因而是肉麻難堪的最高級形容詞。如果這個樣子還不算是「歌功頌德」，那真不知要怎樣纔算是「歌德派」作品哩！

我們說，在有些地方，毛澤東崇拜還超過了史大林崇拜。是那些地方呢？在史大林，即使當他最狂妄的時候，也還不得不自居於列寧之下。「列寧之子」，「列寧的學生」，「列寧事業的忠誠繼承人」，充其量，也不過是「列寧最親密的戰友」或「十月革命之共同領導者」而已。史大林不能，或不曾超列寧而上之。但在毛澤東，卻沒有這種權威上的委屈感，沒有這種歷史繼承上的負擔，他可以集最初及最高於一身，事實上他已做到了。所以毛澤東比之於史大林，仿彿具有更加理直氣壯的自大，更加心安理得的自信。這一點，我們從中共第七次全代會通過的黨綱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來。總綱的第二節一開頭就說：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這樣的條文，在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運動史土是空前的。憑我們寡陋的見聞來說，一個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將某一在生當權的領袖的思想規定在政綱中，宣佈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在歷史上未曾有過。即使在史大林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蘇共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次大會上，都不曾通過黨綱，規定「史大林思想」為一切黨工作的指針與基礎。在這裏，毛澤東確乎是出於藍而勝於藍了。這個事實所表示出的領袖崇拜程度，比那些「歌德派」的所謂「民謠」，那些生日，那些地名路名要嚴重得多的。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定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但這樣說是極其空洞的。牠唯一的具體解釋是：毛澤東的一切思想都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統一，再具體一點，那意思祇是說：毛澤東這個人，其所言所行，都代表了這個「統一」；凡違反了毛澤東的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表示若幹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之處，便是犯了「偏向」。這個標準不但用以概述過去，而且用以拘索未來。如此，這規定實際上是授與毛澤東個人以「永不錯誤」的特權，給了他以「絕對真理」的榮光，以此樹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無上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為什麼要造成這種個人崇拜？-如何造成了牠？這些問題，等我們到適當的地方詳談。這裏我們先行提及牠，祇為的證明毛澤東在領袖崇拜制度的建立上，其熱忱與史大林不相上下，有時抑且過之這個事實吧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我們上面引述過的文字被修改如下：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纔正確地說明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這裏刪去了「毛澤東思想」。此事是否表示毛澤東本人突然謙虛起來，或黨內民主因革命勝利而擡頭，所以那個充分代表個人崇拜的、史無前例的規定竟致刪掉了？當然不是。唯一重大的原因，只是在此半年以前，蘇共黨舉行了第二十次大會，會議上反對了史大林的「個人崇拜」。所以這是在一種壓力之下的讓步，是國際史大林主義運動內部鬥爭的一個微妙的標誌。與毛澤東的領袖崇拜思想毫無關係。（毛氏在反史大林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我們也將在合適的地方詳談。）

在這裏，我們想進一步研究的士乃是下面兩個問題：1毛澤東領袖思想的主觀因素；2形成中共個人崇拜制度的客觀原因。

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毛澤東曾經用如下簡短的話，敘述了他的學習經過：「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舊了，但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見選集第八二○頁）接在「子曰詩雲」這個階段之後，便是他在長沙的學習時期。在此時期中，毛澤東建立了他學問和思想的基礎。這個建立過程是從兩個方面完成的。一方面，在他的老師楊昌濟影響之下，研讀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另一方面，他肆意閱讀了十八、九世紀英法資產階級學者關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經典著作。這樣，毛澤東同時兼修著中國的舊學和當時的所謂「新學」。不過很顯然，給毛澤東的學問思想乃至他為人處世之道打下基礎的，主要是舊學而非新學，是中國儒家思想中最正統的一派（宋明理學直至王船山譚嗣同）──而非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學說。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道：「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這當然是事實。但牠並不改變毛澤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學這些東西」，增加了知識，改變了思想，但牠們顯然沒有走進血液，更不曾深入「靈魂」。所謂精神，所謂血液，所謂靈魂，我們知道不能單靠讀幾本書來造成，也不能憑此而改變的。知識固然可以對牠們發生影響，但牠們主要的促成者與影響者，卻總是整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是吾人（特別在幼年）所處社會的物質環境，是當吾人意識思想形成時期所接觸的人和事，是吾人在趣味上和知識上所遇合的最初戀人。從這些方面說來，長沙這個「半封建的」官僚政治的中心，這個中南諸省，甚至包括西南整個地區的地主經濟與商業資本經濟的重要樞紐，這個媾通南北的要道，這個頑固與維新均趨極端的思想戰場，這個宋明以來即成為理學堡壘之一的古城，乃是青年毛澤東的精神土壤；而那個滲入了西方唯心哲學的「板倉先生」的新理學，特別是他那種正誠修齊，躬行實踐的態度；以及司馬光的通鑑、韓愈的文章，施耐庵、羅貫中的小說，蘇東坡與辛棄疾的詩詞，形成了毛澤東精神的血液和靈魂。這些東西潛進到這個農家青年的意識深處，建立了思想或精神的基礎之基礎，使他終生受用不盡。此後，毛澤東無論在思想或學問上當然繼續增加，最初是英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以後便是馬克思主義派的。但後兩者比起前面的基礎來，顯然是浮淺的，不過是架在上面的一層建築吧了，是「停留在靈魂尖端的東西」。牠們可能在毛澤東的思想上代替了他基礎的一部分（事實上是代替了的），但決不能根本影響，更談不到澈底改造他的精神基礎。

毛澤東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實質，大有助於他事業的成功，因此這個實質並非毛澤東思想的弱點，倒是他的強處（其實，弱點和強處常常相互轉化的）。不過我們不想在此地詳談這個問題，且待以後再說。在這裏，我之所以要指出這個實質來，祇為的要說明：毛澤東具有濃重的領袖思想，歡喜個人崇拜，和他「靈魂」深處的正統的儒家思想分不開。共產主義的革命家懷有非共產主義的領袖思想，原來一部分是「聖德王功」，「替天行道」的老口號在作怪呢。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共個人崇拜制度的客觀原因。

經濟不發達，政治上承受著亞洲專制源遠流長的重壓，廣大勞苦群被擯於任何文化圈子之外：這當然是成長於此一環境中的政黨（任何政黨，連自命為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亦非例外），會形成官僚主義，特別是形成個人崇拜制度的第一個客觀原因，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此外一些原因，都是從這個基因派生出來的。因為經濟發展落後，當中國共產黨開始組織之時，中國現代式產業工人還祇有極少數人；他們和全國龐大的總人口相比便更顯得可憐。所以曾經不斷有人懷疑，中國到底能否組成名符其實的共產黨。這懷疑當然不對，事實上與理論上都被駁倒了，這裏我們不必再為牠浪費筆墨。不過由於現代工人階級在人口中比重極小，使那個以代表工人階級歷史利益自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上不得不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主體，成分上要靠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作基礎－－這個事實，我們卻必須明白而且承認，乃是中共官僚主義硬化的一大原因。中共官僚制度，特別是牠的個人崇拜制度所以形成的另一種原因，乃是牠二十餘年來的特殊鬥爭方式。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投靠帝國主義，建立法西斯式的軍事獨裁，剝奪了一切民主權利。合法的革命運動甚難進行，改良性的工人鬥爭也遭到無情鎮壓。此時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由於錯誤的估計（「新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和錯誤的對策（盲動主義）；另一方面也由於客觀局勢所逼，逐漸走上了在農村中組織革命的地方政權，進行長期武裝鬥爭的道路。這種鬥爭方式的本身意義為何，牠在共產主義的革命戰術中應佔何種地位，我們將在後面詳談。這裏我們要先行指出的，祇是：這種鬥爭方式由於其本身性質使然，不能不形成領袖崇拜與個人崇拜。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毛澤東寫過如下的一段話：

「在幹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為幹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幹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見選集卷一第二一三頁。）

文章中這段話雖然是為戰略退卻而發，但其意義卻可擴大到並適用於整個戰爭。戰爭，即使是最革命的戰爭，都不可能以民主方式來指揮的。戰爭，尤其是革命戰爭，其基本的取勝之道雖在於政治性質而非軍事安排，但戰場上技術性的勝負卻總取決於指揮部中極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決定，取決於這些人或這個人的才智和威望。毛澤東這段話完全是經驗之談。牠很好地，很具體地為我們說明了：中共既然長期從事於軍事鬥爭，就必然要產生個人權威，因此產生了個人崇拜制度。

體現在毛澤東身上的、中共的個人崇拜制度，其主要成因，已略備於上述種種。這些成因，和史大林崇拜的成因之間，雖有很大差異，但最基本的一點還是相同的，那就是：兩者都導源於國家的發展落後，導源於民主傳統缺乏，以及民眾一般文化程度的低落。所以這兩種崇拜，基本上都是客觀決定的，都是落後的表現，是國家的落後性在革命中的反映和對於革命的「報復」。從革命的利益說，無論史氏或毛氏的個人崇拜，都是有害的，我們革命家都應予以堅決反對。不過在另一方面，至少我們如果站在歷史家立場上看問題，那我們還應分別並說明史毛兩種崇拜的不同意義。首先，史大林崇拜代表了對十月革命民主精神的直接叛變，故其意義是澈頭澈尾反動的；而毛澤東崇拜則祇是間接地反映了這個反動（即指其為史大林主義的國外延長而言），直接地，而且在較大意義內，牠倒是一種被國家落後性所彎曲了的革命專政的體現，其意義可以說曾經是革命性較多於反動性的。史大林個人集權乃是消滅整個老布爾雪維克的手段和結果，藉此完成其「特米多」的反動。毛澤東的個人集權，在最直接的意義上說，乃是他擊敗史大林在中國的代理人（陳紹禹系）的結果，而就其較為廣泛的意義說，牠卻大半由於革命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的真實需要，小半纔由於毛氏的野心（利用此需要來達成其個人崇拜）使然。我們指出這個不同，當然不想說：史大林崇拜的主要矛頭指向了革命與革命者，而毛澤東崇拜的矛頭卻主要指向著反革命與反革命派。這樣區分，那是將事情太簡單化，而且也不正確地美化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們認為，無論是誰的個人崇拜，對於革命，特別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雖然在特殊情形中，例如需要立刻決定與應付的某些軍事危機之類，此時倘有一個絕對的無上權威出來作正確幹預，能獲得迅速的勝利。但這種極有條件性的一時便利，絕不能以之證明：讓全黨全民崇拜一個人，將絕對正確的標準與生殺予奪的權力賦給了一個人，能使革命順利進行，達到最後勝利。事情恰好相反，一個黨或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這樣一個「救世主」，倒是該黨與該國走向失敗或毀滅的最可靠保證。因為個人崇拜能最有效地摧毀群眾的創意力，能最迅速地鞏固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同時也能最可靠地在精神或肉體上毀滅革命的真正領導者們，包括那個被崇拜的個人在內。因此，縱使毛澤東崇拜在中國革命中曾經起過若幹正面作用，但其反面作用早已超過了牠，且將愈來愈多地超過牠，以致僅見其害而不見其利。因此，我們應該說：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同樣有害於革命。

革命領袖因自己的忠勇才智而贏得的巨大威望是一回事，由此威望而轉化的個人崇拜，或並無威望而全憑「人工」製造的個人崇拜，則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自然的、必需的、符合於革命利益的；後一回事則是虛矯的、不為革命所需的、因而是違反革命利益的。我們必須分別這兩回事。有了這個分別，我們不但能對革命中的真正權威知所愛護，對個人崇拜知所反對；而且能讓我們在同一個革命領袖身上，看出那些是革命威望，那些是個人崇拜，在同一個革命領袖身上，看出他在那一時期起著革命作用，從那一時起逐漸墮落為反動的工具。

毛澤東在過去的革命中所以有所貢獻，原因之一是史大林式的個人崇拜還不曾完全代替他多少應得的威望；今後，隨著那由巨大威望的絕對化與神化這個過程，即隨著毛澤東崇拜制度的日益加強，日益荒謬，毛澤東對革命的作用亦將日益消極，日趨反動。

譬如在人民公社的悲慘試驗中，就已非常清楚地表現出毛澤東個人崇拜之如何為害於革命。因此，我們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雖然是為了革命的利益，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說是為了毛澤東的利益哩。我們研究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主要是要把業已半神化的毛澤東還原為人的毛澤東；要把精心選擇並事後修改過的神話化的毛澤東思想，恢復為反映鬥爭的、既有正確亦有謬誤的真實的毛澤東思想。正如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遠勝於虛妄的神怪一樣，那個在革命鬥爭中被證驗出價值、有時亦被證驗為錯誤的真實的思想紀錄，是遠勝於事後改作、藉以證明「絕對正確」的思想神話的。神怪與神話，在文學中自有地位；但以之應用於實際政治中則全無價值。有之，祇能為反動服務而已。

我們的這一工作，就是希望在此一方面能盡若幹力量。

註1：很難相信這段話便是毛澤東當時演說的原文。我們自然無法找到真正的演說稿來和「選集」中的文字核對。但依情理推測，在當時（史大林活著）的條件中，要毛氏說出這種顯然指向史大林崇拜的言語，是十分不可能的。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共黨第二十次大會上，赫魯曉夫的那篇演說中有這樣的話：「祗耍提出這一點便夠了，那就是許多城巿、工廠、工業計劃、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國立學院以及教育機關都被我們加上了一項像私人財產的稱號－－假如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以這些或那些仍然活著，並且還很健康的黨的或政府領袖的名字加上去。」請看，這段話和上引毛澤東的演說多麼相似。究竟是一九五六年的赫魯曉夫重覆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說過的話呢，還是一九六○年毛澤東將一九四九年的演說加以選印時，針對著赫魯嶢夫的話作了事後修改呢（以此表示毛澤東從來反對個人崇拜）？我們不能用證據來確定。不過我相信後一可能要大的多。

《毛澤東思想論稿》，香港信達出版社，1963年10月初版

三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組成

要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先得研究他思想形成的歷史。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比較具有系統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在最後定形之前，都或長或短地要經過一連串的變遷。這變遷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纍積的過程。思想既定以後，這個過程在一種意義上說是停止了，過去了。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說，它卻既未停止又未過去的。因為，定了形的思想繼續在進步，故未停止；而在纍積了的成果中，卻永遠包含著過去變遷中似被否定而實已消受的評多因素。這些因素——特別是在思想生活初戀期中所吸收的——經常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起著作用，在「定形思想」中占據重要位置，甚至築成牠最隱蔽、最內層的因而也是最堅固的基礎。在此意義上，那個思想形成的變遷過程是永不會過去的，永遠留在靈魂底層的。

為此，要想認識以及把握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我們就得從他思想生活的成長史研究開始。

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是相當長的。他八歲啟蒙，二十七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說，從他識字求學開始，直到他思想的初步確定，中間經過了十九個年頭。這如果和十九世紀末期俄國那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樣時期相比，顯然是長得多的。譬如，托洛茨基確定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年僅十七歲，在二十六歲那年他已經當上一九○五年革命中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了。斯大林也是在二十歲以前便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列寧年長托、史二人九歲，但他之脫離民粹主義影響而確定地走向馬克思主義，這過程也完成於二十歲左右。

毛澤東之所以會較遲與較晚地走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和客觀的原因當然不少，不過其中最為主要的一個，則在於中國近代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從提倡君主立憲的保皇黨起，中間經過鼓吹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派，直至號召工農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時間上一共纔渡過了二十多個年頭。可是類似的過程，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多則經歷了數百年（如英、法），少亦延長了將近百年或數十年（如俄國）。在經歷了較長的發展過程的國家中，當馬克思主義出現之時，不但開明貴族的君主維新思想不再能對年青人發生任何影響，便是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也不能讓青年革命者一顧了。因為形形式式的「進步思想」，早已在事變中證明為業已反動，並且已有充分的時間讓那些跟上時代的思想家逐一揭露和批判其本質了。因此，當客觀上已具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思想領域內又已出現了馬克思主義之時，那些堅強而徹底的革命者（例如誕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那幾位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幾乎在自己思想生活的一開始就擺脫了各種新舊思想的束縛，一起步就走向了馬克思主義。

十九世紀後半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情形卻不同。停滯了約莫二千年的中國社會，突然間，在強大的外力沖擊之下，被迫發生了非常激烈的與非常迅速的變化。正因為是被迫與激劇的，所以這個變化帶上了所謂「配合發展」的性質。那意思是說，當舊的未能被廓清之前，新的已經闖進來了，新的還還不曾確保其勝利與取得存在之時，更新的卻早已使新的變為舊的了。結果是：舊與新往往在某一程度內混和，最新的有時竟和最舊的同時存在。二者配合著變化，互相拉牽，使整個社會時而飛躍向前，時而反撥後跳，忽左忽右，旅進旅退，形成一種極其複雜混沌的局面。

這情形反映到思想界來，一方面便是發展過程的縮短，另方面則為新品種內含有大量的舊渣滓。

過程縮短，這是就整個思想界而言的；若就個別人物的思想發展說，這過程卻反而顯得長了。因為剛巧生在這一時期中的人（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個年歲數字是：毛澤東出身於一八九三年，距康有為出世三十六年，少譚嗣同二十八歲，後孫中山二十二年，晚於陳獨秀十四年），其思想的發展成長，大體上要跟隨或重複著當前思想界的發展。從康有為到陳獨秀（就二人出生的年份說），中間相差二十二年，這在整個社會思想發展史來說是太短了；可是在毛澤東個人身上，由「康有為主義者」（一九○六——○九年間）發展至「陳獨秀主義者」（一九二○年），一共需要大約十二三年，這就非常之長了。

一個現代革命家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遲或早，與革命家本人的品質當然關係不大，但牠與革命家的革命思想的品質，卻有較大關係。誰的成長過程越長，誰在成熟時候的年齡越大，則其人的思想史越是複雜，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根底可能會越不單純，他在整個成長時期中所吸收的學問思想越會影響到他最後接受的馬克思主義。

思想形成時間的長短，和思想本身性質之間的此種關係，如果我們把毛澤東的這段時間，亦即將「毛澤東思想的史前時期」，加以具體研究，那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毛澤東思想的「史前時期」，那整整的十九個年頭，按照他在各個期間求知活動的情形，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段落：

一九○一——○六年（八歲至十三歲），這是毛氏就讀本鄉小學的時期。在這個期內，他「讀了經書，可是不歡喜經書。」他說，「我最喜歡讀那些中國的傳奇小說；對於造反的故事，尤其歡喜。我讀過精忠傳、水滸、隋唐、三國和西遊記……」（見斯諾：「西行漫記」）

一九○六——○九年（十三歲至十六歲），這是半耕半讀時期。一方面助父耕種，一方面繼續自學。「凡鄉間能借到的書幾乎都讀盡了。」（見李銳著；「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在他所讀的書籍中，計有十一本「新民叢報」，以及廣東人鄭觀應等「一些舊式改良派學者」所寫的「盛世危言」。據毛澤東自己後來在回憶中對斯諾說，他「非常歡喜這本書」。

一九○九——一一年（十六歲至十八歲），在湘鄉讀高等小學的時間。他是在十六歲那年離家到湘鄉的，進東山高小讀書。在這個學校裏他大約逗留了不足二年。這期間他開始讀到一點自然科學及西方學問的新知識，同時從他的表兄那裏得到了關於康梁維新運動的書，非常崇拜康梁。

一九一一年——一二年（十八歲至十九歲），這是毛氏生活上極度動盪並在思想上開始摸索的二年。他在一九一一年初春到達長沙，進長沙的湘鄉中學讀書，半年後便發生了辛亥革命，他「投筆從戎」，參加新軍，當兵半年，退出軍隊；胡亂地報攷一些職業中學，均未讀成，終於進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學。這個學校他也不歡喜，在那裏讀了幾個月，唯一可記的事是他從國文教員那裏借到了一部「禦批資治通鑑」，他讀得津津有味，而且終身受用。接著他索性離開了學校，每天到省立圖書館去博覽群書，特別是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學」。他還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諾莎的「論理學」和孟德斯鳩的「法意」。把詩、小說、古希臘的故事，和關於俄美英法以及別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的研究，胡亂地混在一起了。（均見「西行漫記」）

一九一三——一八年（二十歲至二十五歲），這是毛氏就讀於長沙師範的時期，也是他思想的奠基時期。毛澤東的自修活動結束於一九一三年春天。因為要和父親妥協，取得經濟援助，他攷進了湖南第四師範，半年後該校與第一師範合併，毛便在一師裏讀了五年。據毛澤東自己說：「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建了基礎的，一師是一個好學校。」（見李銳著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十八頁。）

在這個好學校裏有一位最好的先生，同時對青年毛澤東的生活和思想發生最深遠影響的，便是那位教修身等課的老師、後來且成為毛氏岳丈的楊昌濟。關於他、毛澤東自己曾這樣說過：「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有了極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強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灌輸一種做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的志願給他的學生們。」（見同上引書十九頁）

據李銳的敘述上楊昌濟的思想是這樣的：

「楊昌濟先生號懷中，世居長沙東鄉板倉，所以當時亦被稱為板倉先生。他自幼喜歡程朱之學，留學日本和英國共九年……在外國專心研究教育和哲學，探求做人的道理。……

「楊昌濟先生對於中國的舊文化很有修養，尤其對於宋明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同時他又吸取了王船山、譚嗣同、康德一派的學說，考察了歐洲舊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和風氣，加以抉擇、批判、融會、因此自成一種比較有進步性的倫理思想和講究實踐的人生觀。在哲學思想上，他雖然是一位信仰進化論的唯心主義者，過於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他的倫理學見解中的唯心主義成分也很重，但是他的某些觀點和主張，特別是他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實踐的精神，對於當時受教的青年確曾起過很大的積極作用。

「……第一師範的進步青年自然而然地都團結在楊昌濟先生的周圍。大家對他心悅誠服，在教室裏聽講非常用心；下課後，毛澤東同志等更常到『板倉楊寓』去聆教，或聽治學、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筆記，或談論天下大事。楊先生也非常喜歡這一批青年，特別是毛澤東同志。

「在這樣師生相得、相敬、相愛的情形下，楊昌濟先生悉心教導他的學生；學生則虔誠地在許多方面向先生學習，甚至模仿。」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據說在如下幾方面，受了這位現代理學家最深刻的影響：１研究王船山和譚嗣同；２將孔子的倫理學說現代化。把儒家思想與西歐民主派唯心哲學「貫通」起來，３介紹以初期「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思想；４言行謹慎：「靜坐（註），默思，不說謊話，不涉狎邪等，生活刻苦鍛煉；做事勤懇，崇尚勞動……冷水沐浴，長途步行等。（見「初期活動」第二十四頁）

一九一八——二○年（二十五至二十七歲）。這是毛氏由唯心主義者變成為唯物主義者的時期。他在一九一八年師範畢業後，就決心北上，到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去。在李大釗主持下的北大圖書館任職，接觸到一大批新人物，並且首次和陳獨秀見面。此時他拼命吸收新知識，貪婪地閱讀一切能夠見到的新書。其中有一個時期，與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來往很密，同意了不少無政府意見。但據他自己說，陳獨秀給他的影響也許比任何別人所給他的更大。一九一九年春天離京赴滬，復由滬回湘，從事「新民學會」活動。五四運動在北京發生後，立即波及到湖南，毛澤東成了長沙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者，成立學聯會，辦「湘江評論」，並積極發動驅逐張敬堯的鬥爭。不久「湘江評論」被封，學聯被解散，毛又經過一個時期的文學活動和組織活動後，因為湖南軍閥的高壓日甚一日，於是第二次離湘赴京。這次在北京祇住了不多日子（大約自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年夏天），但牠對毛澤東的思想轉變卻很重要，據他自己說：「當我第二次遊北京時，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事情的書，拼命訪求當時已譯成中文的共產主義的文獻。有三本書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而且造成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我一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來從未動搖過。那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以及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考次基的「階級鬥爭」和刻兒枯樸的『社會主義史』。」（見「西行漫記」），接著，毛澤東說：「大約在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經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多少也在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那時候起，我便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了。」「在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將工人們組織起來，在工作中，我開始為馬克思主義學說與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了。」（均見「西行漫記」）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將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或學習進程史）排成如下表：

第一時期（八年），由八歲至十六歲。完全依舊的方式誦讀中國儒家經書。補充讀物為：中國的幾部長篇小說（初期），以及極少數偶然獲得的舊式維新派的書報（後期）。

第二時期（三年），自十七歲至二十歲。此時開始接觸到一些西方科學與英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初步見到國民黨的理論（民立報）。但此時期中對他發生最大影響的一部書，卻是一中時代所讀的「禦批通鑑」。

第三時期（五年），自二十歲至二十五歲。此時在新理學家楊昌濟的指導和影響之下，在思想與實踐上，有系統地學習儒家學說，特別是研究牠激進的、現代化的、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資產階級化的一翼。（以王船山、譚嗣同為代表）的一派，直至初期「新青年」時代的陳獨秀思想。）

第四時期（兩年），自二十五歲至二十七歲。這是他尋找出路並找到出路的時期。最初，他「思想依然混沌……在一九二○年冬天……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

在這個簡單的羅列中，甚至幾個數字都有很大意義。一共是十八年（如果按虛數算是十九年），其中八年是舊孔子學說的統治時代，三年可以說是出舊到新的摸索時代，後五年為新孔子學說的學習和實踐時代，最後兩年則為由激進儒生成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轉變時代。這意思是說，在毛澤東思想的前史時期中，新舊孔子主義支配了這個青年人幾達十六年，而離開（其實並未根本決裂）這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則僅占年餘兩年。我們指出這個事實，用意當然不想藉以「證明」：毛澤東思想中新舊孔子主義占十八分之十六，馬克思主義占十八分之二。這樣的「數學」不用說是荒謬絕倫的。但上述的年數比例，卻無疑可以幫助我們去確定毛澤東思想的各種來源，更好地了解牠的實質。

列寧有一篇出名的文章，叫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他在文中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造成的那些優秀成果，即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同樣，我們也可以在毛澤東思想中尋找出牠的幾個「來源與組成部分」。從我們上面所做的敘述中方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源，不過要確定牠的組成部分，卻不是容易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非常清楚，三者對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的形成，差不多做了不分高低的貢獻；這三者經過馬克思天才的思維作用而化成一物後，其所占地位和重要性也可說是不相上下的。毛澤東思想的情形可不同，幾個來源雖然相當清楚，但牠們如何組成這個思想，組成這個思想時對牠們各自經歷了怎樣的取捨或批判，組成以後各自在此統一物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以及各個因素在毛澤東思想這個統一物中究竟是有機的組成呢？還是簡單的拼合呢？要解答這些問題，卻比列寧討論馬克思主義時來得困難些。不過，我們必須研究這些問題。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我們早已看得很清楚了，牠們是：１新舊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說，朱熹的孔子主義與楊昌濟的孔子主義（後者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經船山，迄於康譚的孔學），２傳統的遊俠思想，特別是由水滸傳集中表現出來的劫富濟貧主義；３西方社會主義思想。

這三個來源，當牠們會合在毛澤東身上時採取著怎樣的面目，是很難確定的。牠們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情形。當年馬克思吸收他的思想來源時，他將每一個來源都精詳地批判過了，取捨過了，而且經此批判與取捨之後，每一個來源——不論哲學、社會主義或經濟學——都達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前所未有的正確性與科學性。馬克思主義和其來源之間有何不同，人們是一目了然的。馬克思對牠的三個來源否定了什麼，繼承了什麼，發展了甚麼，也表明得一清二楚。可是毛澤東思想和牠來源之間的關係卻不是這樣。其間沒有很清晰的界限，讓人不易看出哪裏是舊的終點，哪裏是新的起點。所以有這個不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在於毛澤東的思想家地位，根本不能與馬克思的相比；甚至我們應該說，毛澤東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的實踐家。他並非完成了自己整套的革命理論（包括宇宙觀、人生觀、歷史觀以及革命對象之分析及革命戰略的規劃）而後從事革命活動，相反，他是先接受了一個革命目標，然後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調查研究」，鬥爭學習，因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這樣的思想自有其優點和價值，但欠缺系統，不能一貫，權宜高於原則，戰術指揮戰略，卻是牠不可避免的特性。這個特性我們現在初次遇見於尋覓毛澤東思想的來源之時，將來，當我們研究實際應用中的毛澤東思想時，還將隨處遇見。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新舊「孔子主義」，這是事實，不容爭辯。但我們說這個「孔子主義」迄今仍不失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成分，卻一定要引起人們的責難。唯心的、「封建的」、階級嚴明的孔子學說，如何能成為毛澤東共產主義思想的組成因素呢？人家一定會說我們胡言亂語，或甚至是「血口噴人」。但若我們把上面的意見換一個方式說出來，即若說：毛澤東思想繼承了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那我們這些憤怒的反駁者可能會點首同意了。可是，試問，中國思想中一個最重要的傳統是什麼？不正是孔家思想嗎？然則為甚麼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分是「孔子主義」呢？人和他的思想，都是環境產物，是傳統產物。偉大的傑出人物雖然要改變環境，要創造歷史。但首先他得是這個環境和歷史的一部分，否則他便無法了解牠們，更談不上改變和創造牠們。完全脫離自己的環境，根本斬斷自己的歷史，這個人好像是無根之本，無源之水，非但起不了任何作用，抑且毫無生機。

孔家思想之於中國人的社會，正好似回教思想之於阿拉伯人及其他一些民族的社會，基督教思想之於歐美人的社會一樣，數千年來，深入了人們的意識「靈魂」，浸透了一切風尚制度。因此，生息在這些社會中的人，不管有無知識，不管你願不願意，甚至不管你贊成或反對這些思想，可是牠們總像大氣裏的濕度那樣影響著你。影響的程度雖有差別，但受影響這個事實卻是相同的。革命者，尤其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首先自應革各自民族中反動思想的命。因為這些反動思想，縱使牠在民族歷史上起過一定作用，給某一進步階級服過務，但時至今日，站在民族的與國際的無產階級立場上來說，那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為統治階級信奉的思想，卻都是反動的，應予澈底批判，澈底打倒。沒有做過這份批判打倒工作的人，有如西歐所習見的什麼「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之類，那是絕對不會有革命氣味，更不會有社會主義氣味。他們僅僅是反動思想的假面具，反動政治最可惡的幫兇。在這個意義上說，什麼「孔教共產主義」或「儒家社會主義」，其反動性正與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社會主義」相同，根本談不上什麼革命，這自然與毛澤東思想全不相幹。我們說毛澤東思想中留得有，或者結合得有「孔子主義」的成分，其義應如下述：童年與青年的毛澤東既從孔家書中獲得了最初的知識與思想，他自不能不受「孔子主義」的深厚影響，在二十五歲以前，他基本上始終是一位「孔門弟子」，其間思想的進展，不過從孔子學派的正統（程、朱），逐漸趨向於牠的「左翼」（黃梨洲、王船山、康有為、譚嗣同）罷了。五四之後，毛澤東當然受到清算孔子的影響，他的崇拜對象從康、梁變成為陳、胡。但因中國遲發的「啟蒙運動」，由於國際和國內關係的特殊形勢，無法構成一個長期獨立的時期，故其對於中國舊思想，特別對孔子主義的批判工作，無論在深廣兩方面都做得極其有限。隨著階級鬥爭的迅速發展，「新文化運動」本身起了分化，一部份投降了「孔家店」（這個孔老闆自然是全身洋裝的），另一部份則不再繼續文化思想的深研，而一經浮面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綱，便傾全力於實際的革命行動了。胡適之是前一部分人的代表，而陳獨秀則是後一部分人的領袖。毛澤東跟在陳獨秀後面，走了後一道路。所以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陳獨秀一樣，是建築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的。在此意義上，我們說毛澤東思想結合得有孔子主義的成分。至於這成分是否至今還留得有，如果有，牠們是什麼，牠們在整個思想中佔多大地位，那且待後面詳說。

一般說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都是先幹革命，後讀馬克思主義（最大多數則始終不曾有機會讀馬克思主義），因此，人們雖然加入了共產黨，雖然以全生命鬧共產革命，但除了根本的鬥爭目標，以及一些時事意見和行動方針由黨決定之外，其他關於人生和社會（更不必談宇宙等）的種種根本思想，卻是各想各的，而大致則是屬於儒家。知識程度越高，入黨之前的思想越成系統，則其頭腦中積存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就越多、越深。毛澤東在一九二○年因「三本書」的影響決定了他共產主義的信仰，此後自然讀過三十或三百本書，但這些書顯然無法完全代替他以前十八年中所讀的三百或三千本的孔盂書。這裏數字的意義是很小的，而且是假設的；重大而真實的乃是人類思想發展上的「先入為主」，即人當其知識奠基時期和思想形成時期所受教育，往往終身起著有意無意的決定作用這個事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自然要「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但這種自我否定工作，任何人不能做得澈底淨盡的。越有根底，越不能做得澈底。「昨日」思想的結論可以拋棄，甚至可以全部否定，但其方法則多半無法擺脫。這情形和人的學習語言頗有相似之處：年齡越大，學習越難；鄉音的根底越深，則對新方言的遷就越不易；成年人學習新方言，詞彙最易，句法其次，音調最難，甚至是終於無法改變的。毛澤東從十六歲那年離開家鄉，開始「否定」他的湘潭土語，學講普通話；可是直到如今，雖然就詞彙句法言他早已學成功，而基調都還是濃重的鄉音。這現象，我們若能緊守類比的範圍，確實可以和他的思想發展及其不同因素間的關係相比擬。那就是說：普通話如果代表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湘潭語音便有點等於他的孔孟思想。

帶土音的普通話，就其表達意思的效用而言，不一定輸於字正腔圓的京片子。問題的中心在於二者（音與語）之間的結合如何。如果結合得好，運用得流利自然，那末對不懂京音的最大多數中國人發言，也許比道地的「國語」還實惠，毛澤東的湘潭普通話，特別對湖南省的工農大眾說話，那是絕對優於「標準國語」的。因此，以「土思想」打底的馬克思主義，非但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世界各地時無法避免的產物，而且，祗要牠結合得好，還會比「百分之百」的原莊馬克思主義為實際而有效。因此，單單說毛澤東思想中含有孔子主義的成分，意思絕不等於說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或者含有反動思想。是否馬克思主義，是否含有反動思想，並不決定於含有某一成分這個事實，而決定於這個成分的性質，以及此性質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情形。

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基本上都是孔門弟子，都從西方找來了一些「真理」。他們都把孔子主義與西方真理結合起來，在不同程度內又都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在這方面，毛澤東和他三位前輩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就中西思想的結合情形說，卻有很大不同。洪秀全的基督教義，康有為那味烏托邦理想和立憲主義的雜拌，孫中山的傑茀遜主義加亨利喬治的思想的拚湊，當然都不能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相提並舉。無論作為一般的哲學，或特殊的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與上述洪、康、孫三人所知道與所採納的各種思想，自不能同年而語，惟此理太顯，不必申論。我們這裏要談的是各人對於各該「西方真理」的認識深淺，以及各個被吸收成分和原有孔子思想結合的好壞。各人對各該「西方真理」的認識程度，毛澤東比他約三位前輩是高明得多的。因為時代關係，在洪、康當年，西洋學識根本不曾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不通洋文的中國舊知識分子，祇有經過傳教土之流，一麟半爪，道聽途說地獲得一點新知。洪秀全不必說了，他憑了自己粗疏的認識，將基督教弄成一種非常奇怪的東西。康有為博學，且較晚出，卻也會將達爾文當成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把傅利葉當作英國人。孫中山雖然出身英文書院，足跡遍天下，但他根本不看重（因之不屑學）西方的文哲思想，他所注意的僅僅是歐美民主政治的規章制度。所以他對「西學」的認識也極不全面，甚至非常淺薄。（在這方面他還不如嚴復，而且不及譚嗣同。）毛澤東雖然不懂外國文，雖然也不很看得起西方的文哲思想，但因他思想的成長期正趕上了中國知識界的「競趨歐化」時代，他所尋到的「西學」，即由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又是在中國的廣大群眾中於傾刻間蔚成了研習風氣，所以他雖然不曾（始終不曾）成為一個淵博精深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總已全面地、仔細地、有系統地認識了牠、研究了牠、應用了牠。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當然自限於他實行家的性格，並固封於斯大林主義的體系；但即使如此，與洪、康、孫三人的「西學」比較起來，不容說已有天壤之別了。其次講到中西學結合的情形，前面我們說過，毛澤東和陳獨秀一樣，而且和洪、康、孫三人一樣，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但這祇就他們思想中所含的成分而言。若就二者的結合情形看問題，則對毛澤東說，體用二字便不能呆板地解釋為主輔之別了。在洪、康、孫三人的思想中，「中學」（即孔子思想，特別是儒家的思想中若幹帶民主氣息與大同理想的方面）無疑是主體，而各自從西方拾取的一些斷爛錦繡，則是「零用」，外表的裝飾。在上述三人中，特別是前二人，他們所幹的革命與所主張的改革，與其說是維新，毋寧說是復古。西哲的理想，不過借用來證明中國古已有之的仁政而已。孫中山自然比他們進步，他要造成的新中國是現代英美式的民主國家，甚至是更為美好的「民生主義的國家」。但什麼是民生主義呢？孫中山卻告訴我們說：「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所以他說，「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孫中山思想究以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即此就很明白了。可是毛澤東決不會在中國革命與復古之間加上等號的。他明白孔子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根本上的對立，唯心與唯物的對立，他知道儒家思想與科學的社會主義各自代表著什麼階級利益；他懂得要「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必須「破」孔子主義的反革命觀；總之，他清楚：要想在孔子主義本幹上接一次馬克思主義的種是不對的，也不可能。所以他在意識和思想上，曾經努力擺脫他以前獲得的孔子思想，代之以馬克思主義思想。因此，毛澤東思想的中西二學的關係不再是主輔之差，其結合也不是簡單的拼湊，而是某種程度的化合了。在這上面，毛澤東不僅和洪秀全、康有為不同，就是和孫中山都大不相同。

但是一種化合品是否根本取消了牠的組成成分呢？當然不。因之毛澤東思想中的中學成分即使和後來的西學起了化學性的結合，我們卻仍不能否認牠是組成成分之一。

值得研究的是迄今留在毛澤東思想中的，究竟是那些儒家思想？所謂儒家思想，我們知道，含義非常寬廣，難以下一簡單明確的定義。兩千年來，孔子主義獨霸了中國人的思想，範圍了中國人的頭腦；可是反過來，中國人的思想，透過許多優秀的頭腦，卻又各自將反映其時代特點與階級特點的解釋賦予了儒家思想。因之，在儒家思想這個共同名義之下，你可以發見很不同的見解，這些不同見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這些不同流派，其對各自的環境和時代言，曾經起了不同性質的、進步的或反動的作用。我們這裏自然不想談儒家思想發展史，也不想研究各派儒家的異同學說——這種研究在此地並不需要，亦非本書作者所能勝任——在這裏我們要做的，只是列舉幾項在中國人思想中最起作用的儒家思想。然後讓我們看看究竟這些思想是否可以在毛澤東的言行中發現出來。孔子將「六藝」傳授弟子，可是以思想論，影響於後代中國人既深且遠者，卻莫如「春秋」、「禮」、「易」。孔子自己說過：「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確是有自知之明的。「春秋」的褒貶筆削，實質上乃是「禮」在政治史與政治學上的應用。至於所謂「禮」，則祇是封建等級制度，乃至一切等級制度中人與人關係的一種規約。所以二「經」的基本精神只有一個，那便是：分上下，定尊卑。孔子的「禮」不是絕對與片面的約束，牠毋寧是一種較為進步的等級間的「契約」：父慈則子孝，君仁則臣忠，這裏的上下尊卑之間，有一種關連性的責任與義務存在。因此，秦始皇的絕對專制就不歡喜儒家，而後來的某些儒家，又可以從孔子學說中發揮出某些民主的進步見解。但雖如此，不論就孔家「禮」教的本身說，或就其發生於中國社會政治的實際結果說，其反動性總是遠遠超過進步性的。孔子所以能成為「聖之時者」，二千年來他之所以能不斷獲得專制統治者的無上崇敬，主要就因為他老人家那點子「春秋大義」，那個嚴尊卑上下之序的「禮」教。儒家思想中第二個重大特點，在中國歷史上起了不小影響，特別對漢民族的思想發生極大作用的，乃是由「易」傳所代表的那種辯證思想。「孔子晚而喜易」，有「假我數年」的願望。其實，孔子的辯證思想是原來有的，他的讀易與傳易，不過是把他的唯心主義的辯證哲學加以系統化吧了。司馬遷作「孔子世家」，給孔學做了一個簡短提要，其中就提到了他的「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是太史公的高明處。因為這個「四毋」不但是孔子思想方法的基礎，而且正是他一生為人處世的根本態度。不要臆度、不要武斷、不要固執，不要主觀；這裏面一方面包含了科學精神與辯證思想，另方面卻意味著中庸、妥協、圓滑的改良主義與機會主義，有時甚至發展至赤裸裸的犬儒主義。中國歷來的儒家，繼承前一進步方面的固然不是沒有，但屬少數，繼承和發揮後一反動方面的則比比皆是，佔絕大多數。

如果「春秋大義」與「四毋」哲學是孔子主義的兩大要素，那末毛澤東思想中保留著何種孔家思想這個問題就不難解決。毛澤東是革命家。依春秋之義，乃屬於「亂臣賊子」之列。因此人們會自然地以為毛氏決不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再擁護孔子尊王之說，即不會贊成盲目尊君的學說與實踐了。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因為春秋尊王，並非尊一固定之王，而是凡王必尊。所以問題在於是否做成了王。一旦成了王，則聖人的春秋大義便全部呈送給你，你便成了「綱」。祗有那些失敗了的「亂臣賊子」纔始終是亂臣賊子，纔受不到「士」（即儒家）的尊崇。原來「春秋大義」是跟「成王敗寇」這個現實連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犯上」勝利了的新君王，或甚至外族入主中國的侵略者，祇要「所業已就」，都無妨於此一「大義」之接納，並發見其為幫助統治之最好思想武器。毛澤東早年習孔子之「禮」；後來當然在思想上拋棄了牠。但當他初則在黨內，繼而在國內，最初對同志，後來對全民建立了唯一的無上權威之後，是否會發現「春秋大義」又有了利用的新價值呢？或者，更正確地可以這樣問：這個分上下、別尊卑的儒家禮教觀念，雖在表面思想上早被毛澤東所放棄，但在較深的意識中，是否仍保留在毛澤東的心中腦際，因而促成了他的黨、政制度的等級懸殊的官僚主義；促成了他衷心接納斯大林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促成了他瘋狂發展的個人崇群作風（實質上乃是變相的帝王思想）？對於這些問題，特別對於後一方式提出的問題，我們的答覆是肯定的。人們無法否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思想與孔子的禮教有血緣之親（註）。

孔子主義的第二個特點留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影子更顯而易見。無論敵友，誰都承認毛澤東是傑出的權術家，更確切些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策略家。不管就軍事、政治或人事方面說，毛氏那種聰敏、靈活、圓通、狡黠的應付，實在高明之至。這種本事，一半固然由於天賦，另一半顯然是從孔老夫子那裏，首先是從他那個「四毋」中學來的。孔子可說是古往今來最不受「教條」束縛的人了。他的任何主張沒有一成不變的說法，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亦因人而異。這在教育方法上是「因材施教」，在思想方法上便是所謂「真理永遠是具體的」。他在某個時候可以「從眾」，在另一個時候可以「違眾」，一切看情形而定。弟子們同樣問「仁」，而孔子對顏淵、仲弓和司馬牛的回答各不相同。紂王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於諫而死」，三人三種態度，而孔子卻同樣稱之為「仁」。這是他能在同中見異，異中見同；並且對人對事，都能從適當的視角來觀察。孔子說過：「親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公山弗擾以費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都想前去；說什麼「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有人嘲笑他「棲棲皇皇」，近於「佞」了，而孔子則辯曰：「吾疾固也」。他反對一成不變，討厭頑固不化。他「無可無不可」。孔子與蒲人盟，不去衛國；但一出東門，他即負盟適衛，理由是：「要盟也，神不聽」。那意思就是說，在強力要挾之下可以與人締盟，但這樣的盟誓完全可以違背，因為鬼神是不聽的。孔夫子那種隨機應變，實事求是，有經有權，不執一見的態度，在毛澤東的言行中，不是隨處可以發現的嗎？三十餘年來，毛澤東奮鬥於中國共產黨內外，終於能有今日那樣的地位，是靠他應付了一連串敵手的。第一號內部對手是已故的斯大林及其在中國的派遣人王明。毛澤東在這一戰鬥中顯然處於劣勢，而且是敗局早成的，如果當時他沒有玄德種菜、勾踐嘗膽的精神，沒有韜光養晦，隱忍待時的修養，便不可能在遵義會議上翻身；再如果當他翻身之後，對王明派不能做到小勝不驕，適可而止，主從有別，恩威兼施；對斯大林不能實行敬而遠之，陽奉陰違，以及時奉時違的「柔道」政策，則無法保持並確立他在黨內的勝利，更不能擴大之為全國性的勝利。對付黨外的大敵蔣介石，毛澤東更是充分發揮了「毋固，毋必」的儒家精神。西安捉放，國共重圓，這齣悲喜劇的導演固然是斯大林，但其精釆演出卻無疑要歸功於毛澤東。他並非死板地扮演了劇中人，而是將自己的性格注入於角色中的。十年內戰，能於一旦間被宣稱為「兄弟鬩檣」；反動的三民主義，一經「正名」，冠以「新」字，就不怕信奉。改編易幟，答應無妨，只要易而不改，強加之約，可以簽訂，反正「神不聽」也。對於國民黨旁敲側擊，應之以「有理，有利，有節」，隨機應變，法無常法。與民主人士遊，則「恂恂如也，誾闔如也，鞠躬如也」，禮不嫌其繁瑣，只要能爭取同情好感。凡此種種，別說硬橋硬馬的馬克思辦不到，就是更為實際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因「教條」所限，絕對不肯做與做不來；甚至那個專講策略的斯大林，雖然願意做能夠做，但因先後天都沒有那種圓通周到的應付本領，也一定做不到這樣的。只有深得乎「夫子之道」的毛澤東纔能演得如此出色。由此可見，策略意義上地位甚高的毛澤東思想，其中有重要一部分並非繼承自馬克思列寧，而是從孔子思想中得來的。

策略家的毛澤東，或毛澤東的高明的策略，在不小程度內的確曾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應該承認這個事實。但這事實是否表示出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馬列主義不及孔子主義實用呢？或者方又可以這樣設問：非馬克思主義的、但運用得很巧妙的一些策略，足以促成革命勝利的嗎？這些問題值得研究，我們也一定要研究牠們。但不在此地，我們將在本書以後適當的地方談到牠們（註）（註[14]）。這裏，我們的目的，是要證明毛澤東思想中確仍含有孔子主義的成分，而這目的總算已經達到了。

我們說，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來源是中國固有的遊俠思想。這說法大概較易得人首肯。毛氏自己說：他小時讀經書而不歡喜經書。（其實——讓我們順便在此一提——沒有一個小孩子會歡喜那些晦澀艱深的聖賢書的，但不歡喜決不意味著不受影響。）他歡喜讀水滸、西遊等等小說。這些通俗歷史小說對近百年來中國青年人的影響，無疑是大大超過了經書的。尤其是識字不多的下層社會等級，他們的思想和部分知識，可以說都是從那些小說得來，或間接由取材於此種小說的戲劇中得來。所以愛那些小說甚於愛「聖賢書」，並不止以毛澤東為然，幾乎最大多數的孩子都是如此的。毛澤東比眾不同的，我覺得祇在於他把從某些小說中得來的思想，能鄭重予以實行而已。中國舊小說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以來中國社會思想的整個混沌體。此一混合物以孔氏學說為基礎，加添了濃重的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入世與出世的想法糾纏在一起。在此糾纏中，二者較高明的（不必等於前進或正確）成分互相抵消，而最腐敗的成分則相得益彰。比如入世部分的積極面，即儒家的所謂「行其義也」的負責精神，消失了，留剩下來的只是學優則仕，求取利祿的庸俗見解；出世部分也只有一些最淺薄的東西留下來，猶如於佛家為因果報應的小乘教義，於道家則為煉丹修仙的荒唐理想。中國舊小說的這些思想，憑藉故事之力，廣泛傳播於中國廣大人民群中，真是流毒無窮。不過有一種思想，特別見於像水滸那樣的傑出小說中的，卻在上述那個思想混沌體上放射異彩。這個思想，我以為應名之為遊俠思想。一些古典小說能夠特別吸引少年讀者，能在儒釋道三者的酸腐氣中透出強烈的清新氣息，因而使某些小說不僅在藝術上，而且在思想上亦具有較高價值者，我覺得，主要得歸功於這個思想。如果沒有這個「鋤強扶弱」、「劫富濟貧」的「遊俠主義」，那末老是在陳腐、庸俗、怪誕的儒釋道圈子裏打滾的中國舊小說，其實將一無足觀了。

毛澤東熱愛道些小說，他主要顯然是歡喜這個思想，他吸收了這個思想，在他以後的行為中，將假戲真做起來。

秦漢之際，儒俠並稱，韓非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也。究竟儒（亦即士）代表什麼階級？俠代表什麼階級呢？以當時的孔子而論，應該說是新興的中小地主的代表。他的學說代表了為數不小的，非封建貴族出身的，屬於中小地主或兼營商業的地主們的政治理想，特別代表了出身於此等「貧賤」階級的官僚利益與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改良的、妥協的、搖擺的，其實質頗近乎現代社會中的中上小資產階級的立場。等到後來，一自漢武將儒家奉為「國教」以後，「孔子主義」自然紙為統治階級服務，替專制君王作「仁政」的粉飾，以致盡失其改良的或妥協的性質。至於遊俠，司馬遷雖然區分為「顯貴之俠」與「布衣」、「鄉曲」、或「閭巷之俠」，但其實是專指後者而不及前者的。「布衣」、「鄉曲」、「閭巷」，就字面看已很清楚了，這是些下等的普通人。他們的特點是：「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因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些遊俠者的美德，或他們同類標榜的道德標準，與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日本的武士道，頗多相同之處。不過中國遊俠的階級成分，卻比歐洲的騎士與日本武士，似乎要低，騎士本身是貴族，武士則是貴族的幫閒和打手。而中國歷史上的俠，則大多是巿井小人；其中間或有農民、有小地主、有下級官吏，而最大多數則為大小城巿裏的工匠、販夫走卒與無業遊民。一般說，他們代表了比儒家所代表者為低的社會等級。故為儒墨所「排擯」。俠的品類很雜，良莠不齊。暴戾恣肆，侵淩孤弱而自稱為俠的流氓劇盜當然很多，但真正具有上述美德的豪士也一定不少。這些人，特別當政治極度黑暗，或戰亂頻仍，小百姓受盡欺壓，顛沛流離，痛苦無告的時代，確實能起一些反沆作用。他們將「公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鋤強扶弱，劫富濟貧，以此替無告者出口寃氣，讓「豪暴」者得點懲戒。這種精神，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可說都起了積極作用的。如果沒有這點精神，沒有這種「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那末在儒家精神的絕對統治之下，中國人（尤其是所謂「士」）一定會像司馬遷所指出，祗剩兩種類型了：一種是「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的自私的清流，另一種便是「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的無恥的俗子。事實上，一兩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恰恰祇有過這兩種人。非清流即俗子，非俗子即清流。而更壞的，這兩種人往往文互為用，隨時可以易位，弄成清流亦俗子，俗子即清流的情形，真是非常可悲可嘆的。歐陽修為馮道作傳，發過如下的感慨：「子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固無其人哉？」歐陽修在這裏的見識還不及司馬遷。他不知道：若不多少具有「朱家、郭解」精神的正統孔子之徒，其不成為「長樂老人」者幾希。馮道處處以仲尼自況，當時人亦稱譽之為孔子復生，這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倒並非絕頂荒謬的。

自來比較傑出的儒家，都知道「以武藥文」的重要性。近世的譚嗣同更看重遊俠精神。孫中山則拼命從會黨中求豪士。良以「秀才造反」，雖三十、三百年亦不能成功；更何況一成「秀才」，便根本連造反的念頭都不敢存呢？毛澤東從水滸傳中學到了上梁山的重要，把這點遊俠精神吸收到思想中去，與外來的西學再結合一下，成為他以武裝對武裝的全套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情形是顯而易見的，不須多所辭費了。

馬克思主義組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第三個成分，情形自比上述二事更加清楚，以致毋須證明的。在這方面我們要提出來討論的，乃是毛澤東的馬列主義究竟是怎樣的馬列主義；以及此一成分在其整個思想中所佔比重如何。毛澤東親口告訴我們，他在一九二○年頃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書籍方面是受了「共產黨宣言」，考次基著「階級鬥爭」及刻兒．枯樸著「社會主義史」的影響。此後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文獻閱讀及研究方面的進展情形，他自己不曾說過，別人亦少記載。但我們不難推想得之。毛澤東是不懂外國文的，而馬克思主義書籍被大量譯成中文，是在革命失敗以後，即開始於一九三○年前後。可見從一九二○年到三○年這段期間，毛氏是不會讀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不但因為這方面中譯本太少，而更因為那時期的革命運動開展得意外迅速，毛氏和所有的年青共產黨員一樣，不得不以全部時間，全副精力去應付忙迫的實際鬥爭。接著又因革命失敗，毛澤東從事於武裝鬥爭的組織和領導，這就使他更沒有任何閒暇來做理論上的深化與進修。因此，不僅在一九三○年以前，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當中共的軍政權力在延安相當穩定以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書本知識，大概不會比他於一九二○年從三本書中所獲得者增添許多。這當然不僅毛澤東如此，參加或領導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全體共產主義者，可說全都如此。最大多數人是讀了鄭超麟翻譯的布哈林與潑雷奧勃拉欣斯基合著的「共產主義ABC」；較少人讀了李季翻譯的「通俗資本論」。後一種人在當時已算是高級理論家了。

毛澤東「有機會寬泛地閱讀斯大林的著作」，據陳伯達告訴我們，「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按即一九三七年以後），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種著作。」（見陳著：「斯大林和中國革命」第十六頁）陳伯達的這點證言極其重要。他告訴了我們毛澤東何時纔「寬泛地閱讀和深思熟慮」斯大林的著作。同時他又間接地告訴了我們：毛澤東所研讀的究竟是那一種馬克思主義。

原來毛澤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後纔鄭乎其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而他所研究的卻祇是斯大林的著作，所以是斯大林主義者（註）。

一九三七年頃毛氏所以能研讀斯大林著作，因為抗日之後國民黨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多少放松了，毛氏可以抽點工夫出來進修理論。而他之所以要進修理論，則最直接為的要應付王明一系的進攻。他和「教條主義者」的鬥爭當時雖已獲勝，但未結束，為了與王明們上爭克里姆林宮的主人的支持，下爭全黨的信仰，他必須加強理論學習，尤須學習克里姆林宮主人的理論。

毛澤東和斯大林（及其直接代理人王明）之間的思想淵源與政治關係，我們將以專章詳談。這裏應該注意並引起我們最大興趣的乃是下面兩件事實：１當毛澤東做了十七年共產黨員，領導了十七年共產黨革命之後，亦即當毛澤東到了四十四歲那年，纔比較廣泛深刻地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２他此時（甚至以後）所研讀的馬克思主義，又僅僅以斯大林所解釋與所代表者為限。為要估量毛澤東思想中馬克思主義成分所佔比重，為要認識毛澤東所接納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上述二事，無疑具有極大價值。

光是憑了這兩個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儒、俠思想乃是毛澤東思想之深入地下的基礎，而斯大林主義則是毛澤東思想之人所共見的上層建築。在潛意識的、較抽象的精神方面，土生的儒、俠思想顯佔上風，在有意識的，較具體的思想方面，那個主要來自斯大林的洋成分似佔優勢。——隨著歲月的增長，它越來越佔優勢。

下面，我們準備從各個有關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上，去認識和評估毛澤東思想，並從而證驗我們在本章中對毛澤東三個主要來源所作的剖析。

四 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有兩種毛澤東思想。一種是如實的毛澤東的如實的思想，卻是說，毛澤東這個真實的人，這個革命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他確曾有過與確實保持著的那些思想；另一種是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首先是為了造成毛澤東在黨內和國內的一尊地位甚至神一般的地位，故意製造出來的一個盡善盡美的、始終正確的思想體系，在其廣深度上均已被認為相等於、甚至高出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思想體系。這兩種不同的毛澤東思想，應該加以區別的。關於前一種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我們在前一章裏已約略談過，現在要談的是後一種毛澤東思想的產生經過。

我們在前面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提起過，一個在生的政黨領袖，將自己的名字定為主義，寫入黨綱，宣佈它為全黨共遵的指針，這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中是史無前例的。不但此也，一個在生的革命思想家，將自己的思想定名為某某人思想或某某人的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亦屬少見。從來，什麼主義這個名稱，總是先由思想上的敵對者給取的，然後由他的信奉者（多半在領袖死後）接受過來，自稱為某某主義者。馬克思祇當他嘲笑那些愚蠢的追隨者時纔提到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名詞最初是門雪維克為了攻擊他的「非馬克思主義」纔發明的。列寧絕不曾自己承認，也決不肯讓別人宣稱：他有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什麼主義或思想體系。「列寧主義」被當作「俄國馬克思主義」提出來，時間已在列寧重病之後，提出人首先是齊諾維也夫，然後是斯大林，其目的為了打擊「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和馬克思與列寧一樣，終其身不曾標榜過什麼托洛茨基主義。這些偉大的革命思想家為什麼不肯將自己的思想定名為主義或思想體系呢？更為什麼不肯將自己的主義寫入政綱，作為一切行動的方針呢？簡單為了謙虛嗎？不，不盡然，謙虛固然是一種美德，甚至對革命家都是一種重要的品德，但近乎虛假的謙遜，對於當仁不讓的馬克思派思想家說，卻非重要的事。如果不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他們決不會單單為了謙遜的禮貌之故而不為的。那末到底為了什麼呢？首先，他們都深惡痛疾個人崇拜，他們都太革命家了，太討厭官僚作風了，太反對那種以個人名義掠眾人之美的傳統罪行了，以致他們不肯讓自己有任何可能陷進這個庸俗的圈套中去。其次，他們都上感乎繼自前人的深且厚，下感乎日新又新的必需與必然，因而他們自己總覺得無法將冠以己名的主義來概括全部思想，或標誌出自己特殊供獻的部分思想；第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如果知道雖完成而未完結，總不肯將它加上名字，定為科律，仰大眾遵行的。因為任何一位大思想家，其最重要的總是方法與立場，並非所有的結論。其自信最堅者也是前者而非後者，憑著正確的方法與立場，他們可以得到，而且已經得到過很多正確結論，但他們沒有理由說，也決不會說，他們行將獲得的任何結論也一定會正確，要求黨員或群眾事先答應服從一切；因此，馬克思、列寧與托洛茨基都不肯，也都不曾規定一種標上自己名字的主義或思想，他們不容許別人替他們這樣做，更不會授意別人這樣做；至於將此主義或思想明定於他們所領導的政黨的綱領內，作為一切行動的指針，那是出乎他們想像之外的。

然則以馬列二人的門人自居，並自幼聽慣「謙受益」教訓的毛澤東，怎麼會做出如此「不客氣」的事來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請先讓我們看看十餘年來「毛澤東思想」的提出，放下與再提出的經過。

「毛澤東思想」主要是中共黨內鬥爭的產物。其直接的對象為王明路線，甚至可以說是斯大林路線，或俄國路線。中國共產黨存在到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已經四十年了。其間當然發生了不少爭論和鬥爭。但除了直接受蘇聯共黨內部爭論的影響而發生的史托之爭以外，爭論中延長最久、範圍最廣、深度最大的一次，卻要算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的鬥爭。第一次革命中的所謂陳獨秀路線，八七會議後的所謂瞿秋白路線，一九三○年的所謂李立三路線，事實上都是名不符實的，亦可以說是一種虛構，因為被貼上這三個名字標籤的所謂路線，前二者應該由斯大林、布哈林負責，後者則應由斯大林單獨負責。無論陳獨秀、瞿秋白或李立三，根本不過是國際路線的執行人，那些路線絕對不合冠上他們名字的，至於所謂反這些路線的鬥爭，事實只是當每一國際路線破產之後，斯大林要使那個執行人做替罪的羔羊，於是指使出另一個人來做上獻燔肉的祭司，——這祭司，當新路線再度破產時，便也被燔炙如儀了。當年瞿秋白之反對「陳獨秀路線」，六大期間及其以後的所謂反「瞿秋白路線」，以及一九三○年九月間瞿秋白再度被王明等捧出來反對「李立三路線」；同年十一月與次年一月間王明派的所謂「反立三、反調和路線」——其基本內容都是一樣，即都代表斯大林本人的錯誤路線，在中國的實際鬥爭中不斷碰壁、不斷破產而引起的不斷的文過飾非，不斷的覓羊替罪。

王明（即陳紹禹）的命運原本可以和陳、瞿、李一樣的，其所以能終於不做斯大林的燔肉者，主要因為他和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深厚關係，以及他天生有狡黠異常的性格。王明的思想記錄與革命履歷，與毛澤東的剛好相反。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去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子口詩雲」這一套當然未曾讀過，一般的中國文化與文學修養都根本談不到。他寫的俄文也許比中文好，知識與思想的初戀都是斯大林學校的「馬列主義」。這個人，未必像毛澤東所指摘的「懂得希臘」（因為除了蘇聯黨校課程中所包含的小量西方哲學常識與若幹政治經濟學說之外，王明等根本不曾見識過什麼西方文化），但對自己出生的中國，卻是肯定地不懂的。人當然聰敏，特別是絕頂狡黠，非常長於玩弄陰謀詭計，野心尤其少有的大，領袖慾強得令人吃驚。他是在莫斯科入黨的，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他正在俄國讀書，當然無分參加。此人的頭角顯露於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將敗未敗，蘇聯共黨內部的托史二派為此發生了激烈鬥爭之際。中山大學的校長原本是拉狄克，他在鬥爭中站在托洛茨基的反對派一邊。學校中以米夫為首的斯大林派起而與校長鬥爭。此時中國學生中也分成為二派，王明成了斯大林——米夫派的領袖。結果反對派失敗，拉狄克被免職，米夫繼任校長，王明就成了學校黨部的主要人物。此後，王明和米夫密切合作，上通天，下著地，周圍團結了不少積極分子，其中後來出名的有秦邦憲、王稼祥、陳昌浩等等。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大會在蘇聯舉行，王明等以翻譯資格列席，而實際上卻起了不小作用。斯大林為了要直接與完全地控制中國黨，乃通過他的米夫——王明機構，幹涉與安排了領導機關的人選。他們有步驟有計劃地攏絡了工人出身，易於擺佈的向忠發，換下了多少有自己主張的瞿秋白，如此預備了王明們由黨校控制走向全黨控制的第一步。王明派從一九二九年起開始陸續回國，最初扼於國內的「實際工作派」，鬱鬱不甚得志（王明僅被派充宣傳部幹事）。一九三○年夏天，斯大林的「第三時期哲學」（即宣佈全世界均處於直接革命局勢中的「左」傾跳躍路線），在李立三的執行下（註），達到了瘋狂程度，並在短短期間（三四個月），被證明為完全破產。這路線引起了下層同志普遍的惶惑與不滿。此時，王明等就利用了時機，首先利用了瞿秋白等，在九月間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打擊了李立三；然後王明們與此時已當上了第三國際東方部主持人的米夫直接聯系，上下合作，又於同年十一月間通過了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十二月中發第九十六號通告，「進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線錯誤及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將瞿秋白也套入「錯誤」的網中。王明派此時乘勝追擊，毫不放松，乃於兩個月後，即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了「改造」中央的六屆四中全會，此時，在六次大會上根本不曾當選中委的王明派人物竟進入了領導機關，將李立三、瞿秋白乃至何孟雄、李求實等實際工作者排擠了出去。如此，王明那個由占領黨校進而占領全黨的野心，在斯大林的直接扶持之下，總算初步成功了。

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在上海秘密進行的。毛澤東當時正困鬥於湘贛地區，遠離著這個勾心鬥角的中心。關於理論和政治問題，毛澤東原沒有給以多大注意。他根本上同意六次大會的決議，並且完全同意斯大林「第三時期」的盲動路線。因此在原則上他是擁護「立三路線」的。他對「立三路線」有所批評，只限於執行的技術上，屬於軍事的策略性質。他從親自的經驗中，知道了當時以紅軍直接進攻大城巿之不可能。毛澤東主要是一個實幹家，並非精深貫通的理論家，所以在初期，而且在本質上是自始至終地，他都將理論的意義看在行動之下。這方面他和斯大林有共同之處，因此，在那些年中，毛澤東縱不曾將當時上海發生的理論鬥爭（無論在進行於史托二派之間的真正的理論鬥爭，或由王明們搞出來，當作權力鬥爭幌子的「理論鬥爭」）叫做「茶杯裏的風波」，卻總是不屑一顧，或無暇一顧的。在今天公佈出來的毛氏文字中，人們找不到毛澤東當時對種種爭論性的問題發表了什麼意見，這便是證明。當時毛澤東的心理多半是這樣的：「沒有力量沒有發言權，而最可靠的力量乃是帶槍的群眾。隨你們在亭子間裏去謀王篡位吧，我祇要積聚我的力量。」

至於王明們呢？在最初，他們也看不起毛澤東。對於中國南方諸省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武裝鬥爭，共產國際看不出任何前途，在六次大會上，由布哈林擔任發言人的報告中，就說過：「那些紅軍會把農民的最後一隻雞都吃光」，並嘲笑那種劃一支火柴點一罐火油的暴動。六次大會決定把蘇維埃口號改成為「宣傳性的口號」，意思就是要停止這種立即的農民暴動。同時也是為自己留下餘地，等武裝鬥爭一旦完全失敗後，可將全部責任推給中國的執行者。六大決定的工作對象是工人，工作的重點限於城巿。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恢復黨和工人群眾的聯系，儘量恢復和擴大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始終被確定為中國黨唯一的與最重要的任務。本此精神，王明派集中一切力量來奪取上海的黨中央，暫時不注意江西毛澤東領導下的軍政勢力，乃是自然的事。不過一旦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又加以毛澤東的軍事力量不但沒有像國際所預料那樣的受到摧毀，反而日趨鞏固，日漸強大，此時王明們便不得不以往日對付李立三瞿秋白的方法去對付毛澤東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我們回顧中共的歷史，竟可以說，自從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共全部的內爭史，乃是以毛澤東及王明為首的兩派鬥爭史。這鬥爭經過很長時期，雙方互有勝負，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中共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一系纔贏取了徹底與最後的勝利。這個延長十四年的鬥爭，因為有不少微妙理由，真相至今還對外界，甚至對共黨內部的群眾隱瞞著。其中最大一個理由，便是王明背後站著斯大林，他直接代表了莫斯科的官僚層，王明是中國「洋共產」的代表，與「土共產」的代表毛澤東作戰的。因此這個鬥爭間接直接地牽涉到斯大林，牽涉到當時的第三國際，牽涉到蘇聯。身受打擊的毛澤東，自然看到了這一切，但是主要為了鬥爭的策略之故，他不願與不敢直接攻擊王明後面的靠山，甚至對那靠在大山上的王明都不敢攻擊得過分，攻擊得非常「有禮」，「有節」。

兩派十四年鬥爭的主要經過如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派非法奪取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他們憑藉著莫斯科的直接支持，在舊人中取得了向忠發、周恩來等的合作，打下了李立三、瞿秋白以及一大批從事工人運動的前輩革命者。王明用以奪權的政治口號是：「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反右傾」。而他們自己的立場則是極「左」派的，當時斯大林在全世界推行的所謂「第三時期」的直接革命路線。這路線由王明寫成小冊子，名叫「兩條路線」，又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王明的這本小冊子，據毛澤東勝利後所起草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上說，「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王明們如此『改造』了中央機關以後，又將此種『改造』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他們極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見「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四中全會上獲得勝利的王明派，成立了以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從此就更公開地向毛澤東的勢力進攻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開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一九三二年八月，又召開了黨中央的寧都會議。這兩次會議的攻擊目標都是毛澤東。當時贛南閩西的蘇區領導者被指執行「富農路線」和犯有「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是黨和軍隊的領導被改變了。毛澤東本人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主席，讓他當了共產黨的「林森」，一切實權被剝奪了。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們的中央機關因一再被蔣介石的特務所破壞，不得不拋棄他們自來堅持的城市路線，逃入農村根據地（註）。此後，王明們便更直接與澈底地控制了從毛澤東手裏奪過來的一切力量。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屆五中全會召開。這是王明派控制中共完全成功的紀念會，是「第二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見「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們宣佈「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的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同時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下，打擊毛澤東及其擁護者。

從一九三○年起，直到遵義會議後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這期間毛澤東沒有寫過任何原則性的理論文章（以選集中所搜集者為根據）。王明們直呼毛澤東為「右傾的機會主義者」，罵他的政策為「富農路線」，按理，毛澤東應該有所辯護，或竟像立三、秋白與周恩來那樣，寫了「承認錯誤的自責書」，不過我們不曾見過任何此類文件。在「選集」中搜集的此一時期的文章，共計四篇，都是屬於經濟政策的，沒有對王明路線的批評，也沒有為自己被指責罪名的辯訴。在「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祗空洞地提了一句：「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可是怎樣對立的，以什麼論據或立場來對立，卻沒有說出來。實情可能是這樣的：毛澤東自然不會贊成王明們的路線與領導，但這條路線與領導卻是代表國際，代表斯大林的。毛澤東們不敢和它公開對立，於是採取「兩面派態度」，玩弄中國的古法：陽奉陰違，虛與委迤，保持沈默，坐以待變。

這個變化是不久就來的，而一九三四年秋季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的失敗，開始了突圍的長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澤東發動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所謂「遵義會議」，推倒了王明派的領導，「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毛澤東那次「起義」之能夠成功，原因據「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是這樣的：「『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遵義會議的前後經過，以及會議上做了甚麼決定，至今還不曾有文件發表出來，或至少我們還無法看到。不過此次會議所討論的祇是軍事的與組織的問題，毛澤東並沒有提出對立的、不同的政治綱領來和王明們鬥爭，那是非常清楚的。「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如此說，在胡喬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也是這樣說。後者還進一步告訴了我們一個有趣的事實，牠說：要根本改變政治路線，「……糾正在黨的濃厚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非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這時（按指一九三五年秋冬），在共產國際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黨……才滿足了這個要求。」（見該書第三十八頁）這個意思就是說：不論遵義會議之前也好，之後也好，王明當權也好，毛澤東當權也好，祇要共產黨國際（實則斯大林）的極左的「第三時期」路線不改變，則中共的政治方針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這段話的意思又在說：不管王明罵毛澤東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也不管毛澤東罵王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可是兩人誰都沒有跳出斯大林的手掌，誰都在「第三時期哲學」的圈子裏翻觔鬥。

總之，遵義會議除了改換中共中央書記，改組革命革事委員會，讓毛澤東及其一系代替王明及其一系之外，沒有解決其他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共產」雖然勝利了；但以王明為首的「洋共產」卻未嘗潰敗。王明仍舊擔任中共出席國際的代表，仍舊在政治上指揮中共，並繼續在那裏稱王稱霸，欺壓留在蘇聯的政治上的異己者。李立三在中共八次大會上作證說：「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在李立三那次發言中方又證明了在中國黨內業已獲勝的毛澤東，其言論著作在莫斯科卻不準流傳的，李立三要「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哈爾濱以後，才初次讀到「關於若千歷史問題的決議」，初次讀到延安整風文件，初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才第一次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個術語。」

由此可見，在遵義會議之後，王明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之下，其權力與氣燄並沒有馬上失去，不但在他的「直接統治」地區——蘇聯為然，即使在中共黨內亦是如此。毛澤東雖然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重掌了黨、軍大權，都還須經長年努力，纔能將王明安置在黨領導機關中的黨羽排除，將王明的聲勢真正壓下去，其間經過大致如下：

從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五的十個年頭，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鬥爭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步毛澤東的自我進修時期，第二，毛、王意見再度直接沖突時期，第三，毛澤東政治意見獲勝與「毛澤東思想」正式誕生時期。

「長征」結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此以前，紅軍轉戰流徙，幾瀕於殆。內有意見分歧（反對意見主要以張國燾為代表），外有國民黨軍的窮追堵截。毛澤東重握兵權於敗亡之際，在絕對優勢的敵軍攻擊下求取生存，自然祇有集中一切於軍事問題的解決。等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各路紅軍會師甘肅，然後進入陝北，有了相當穩固的根據地；同時因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全國抗日情緒高漲，蔣介石在西安被拘等等變化，中共所受於國民黨的軍事壓力大大松弛；這時，毛澤東的生活和活動也顯然有了變化。他一方面總結過去的爭論，另方面補修他一向欠缺的馬克思列寧等大師的基本理論，特別要讀斯大林的著作。毛澤東這方面的努力是極易理解的：１在和王明（不僅王明個人，他後面還有一大群中俄「理論家」）鬥爭時，當對方從一切共產主義典籍中引經據典，大掉書袋之時，毛氏一定痛感到自己在這上面的欠缺，以致有無法招架之勢，為要駁到對方的教條，自己得先摸清這些教條；２地位越重要，形勢越有利，鬥爭越複雜，毛澤東不能不衷心地感覺到自己一般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不足；３當研究馬列主義時，一半由於策略的考慮，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由於勢利的考慮，即欲與王明爭奪斯大林的恩寵，擬在思想上趨奉這位蘇聯的獨裁者，以便最後排除王明這個克里姆林宮與中共之間的代理人；另一半由於氣質與思想上的真正接近（例如實幹重於理論，策略高於戰略之類），故毛澤東特別研究以斯大林為代表的那一派「馬列主義」。

我們在前面敘述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時，曾經提到過陳伯達說毛澤東要到抗日戰爭時期才閱讀斯大林著作。現在，在這裏，得更多地引述陳伯達對這方面的證言，他說：

「……不論是在一九二七年陳獨秀還在當權的時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機會主義者總是或有意地或無意地阻礙在中國黨內散佈和宣傳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又因為文字的條件，反革命的隔離，就使得我們黨內許多在實際上領導中國革命的同志沒有機會去有系統地閱讀到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而毛澤東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個。斯大休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是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才在我們黨內有系統地編輯出來，……機會主義者為著散佈自己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而或有意地或無意地掩蓋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這一點對我們黨說來，是很不幸的。但雖然這樣，毛澤東同志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都能根據馬、思、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學，以自己獨立的思考達到了與斯大林相同的結論，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戰友們的正確。

「毛澤東同志有機會寬泛地閱讀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種著作。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在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裏面，就說明了斯大林的著作所給他的重要的啟發。……」（見陳著：「斯大林和中國革命」第十五－－十六頁）

陳伯達這段文字很有價值，因為它老實地說出了中共黨內馬克思主義教育落後的情況（註）。並且正式證實了我們的看法：一直在抗日戰爭之前，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祗根據了馬、思、列、史的革命基本科學，這即是說，祇憑了共產主義的一般的基本立場，此外卻「以自己獨立的思考」，即運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方法與知識成果，來達到具體結論的。毛澤東的此一缺點，我們在上面某一處曾經說過，其實正是他的優點。不過這個優點，祇在特種情況下，兩害相權時纔顯出來的。放在另一情況與另一意義中，優點仍舊會變成缺點。特別當「教條主義者」引用大量列寧遺教，或斯大林文字，做成帽子，變成圈套，以便亂扣亂套政治上的對手時，毛澤東一定會痛感到「子曰，詩雲」的還擊無力，以致大發宏願來修讀洋典，補救自己的缺點了。

一九三六年以後的三四年內，毛澤東確以「最高的熱情」補修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成績是可觀的。試翻開四冊毛澤東選集來看吧，毛氏一些帶理論性的重要文章（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至「新民主主義論」），都寫成於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四○年期間。從文章的內容判斷，我們知道毛氏在那一時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主要可以分做三部分：第一，武裝革命中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回顧與總結，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的認識，第三，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及其在蘇共黨內鬥爭中的立場。

我們暫且不討論毛澤東上述三方面研究的成果（後面當會談及）。這裏我們需要指出的祇是：這三方面研究的主要爭論對象都還是王明，同時，經過這番研究之後，毛氏有了更大的理論上的自信；更能有所依據地指斥王明們為「教條主義者」；自己則更自覺地成為斯大林的崇拜者。

毛澤東這個「自我進修」時期，與我們上面所說的「毛、王政見再度直接沖突」時期，並非截然劃分，亦非先後啣接，這兩個「時期」差不多是同時並存，交互錯綜的。依據「選集」所載，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首次向王明派作理論進攻，時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時他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企圖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並「系統地說明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在這篇對陜北紅軍大學演講過的文章裏，他以如此方式對王明們開了火：「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反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敵人採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根據地，使紅軍由二十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他們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恰是忘記了這一點。」（見選集卷一第一八六頁）毛澤東做這樣嚴重的指責，控訴如此大的罪名，卻不說出被告的姓字。同時更有趣的，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即在同年七月間，當毛澤東向前往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提到紅軍不可征服約兩大原因時，說：「另一原因是由於革命幹部的異常幹練，英勇與忠實。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穡、……陳昌浩、賀龍、蕭克等許許多多優秀同志們……」（見「西行漫記」第四章，中譯本一二五頁。）王明在這張名單中位列第二，僅次於朱德。同時在毛澤東所提的十八個有功的「優秀同志」中方除王明外，計有博古、王稼穡、陳昌浩這三個王派大領袖，以及洛甫等等的王明政權的支持分子。這一切表示出：遵義會議召開以後的將近二年內，王明系統的黨內勢力仍然很大，完全可以和毛澤東爭衡的——更何況整個克里姆林宮站在他們背後呢。毛澤東當時那種隱名射擊與欲抑故揚的做法，固然顯示出孔門弟子的涵養功夫，但到底也反映著那時斯大林直系在中共內部實力的大小。

我們迄今無法確知王明本人何時從莫斯科再來中國（註）。他以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雙重資格來到武漢是在一九三七年冬。那時他的氣燄還是非常之大，無論在國民黨人眼中或中共自己的安排上，他都在周恩來之上。那時武漢流行著一種說法：周恩來、董必武祇能代表延安，而王明卻兼能代表莫斯科。事實上這說法並非完全無稽。那時王明們與延安毛澤東領導的中央之間是否已有新的政治意見的沖突，我們卻不能確知。我們祇知道，在此以前，中共曾經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集了瓦窰堡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之後，寫了那篇名叫「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文章。這是毛澤東重新掌權後的第一篇文章（就選集中所搜集者而言），也是中國第一篇發揮「人民陣線」理論的文章。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到一件大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舉行於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那次大會上，斯大林對全世界共黨發出了「向右轉」的命令，初次提出了「人民陣線」口號，代替了那個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第三時期」的哲學。正是這個「第三時期」的盲目「左」傾路線，斷送了德國革命，扶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權，同時在中國，造成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全部罪惡。如今，在一方面希特勒，另方面日本軍閥的東西威脅之下，乃不得不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喊出與一切民主、民族的資產階級合作的口號了。

中共的瓦窰堡會議顯然是七大決議到達陜北後的結果。目的在於討論、接受並執行「人民陣線」（在中國則稱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新路線。會議上大概發生了對新路線的懷疑派，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主要是答覆這些懷疑派，祇在附帶中觸及了「過去某些同志」的錯誤。對於新路線，我相信王明那時和毛澤東不曾抱有不同態度。王明這個人，如果不能因「國際」（斯大林）的轉變而隨之作不多不少的轉變，那就不成其為王明了。至於毛澤東，那末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右的「人民陣線」，比左的「第三時期」，更要合他的胃口得多。

瓦窰堡會議以後的重大會議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會議上毛澤東做了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與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那次會議上發生了意見不同，但毛澤東的對手不是王明，而是張國燾。他此時所反對的左傾不是王明路線，而是托派主張了。

洛川會議舉行於一九三七年八月，會上通過的毛澤東文章是一份宣傳大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這裏當然沒有內部爭論。不過正在這個時期步毛澤東卻寫出了兩本與王明派思想鬥爭中最根本的小書：「實踐論」與「矛盾論」。他企圖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辯證法著手，去反對王明們的「教條主義」與另一些實際工作者的「經驗主義」。

毛澤東和王明在抗日戰爭時期意見之正面沖突，首次導發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對延安黨活動分子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此時王明派據說從右邊攻擊這個報告提綱，特別攻擊提綱中所著重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立場。據「選集」編者的註釋告訴我們，這個新右派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堅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註）。雙方爭論，據說延長了將近一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見「選集」卷二第三七八頁）

所謂基本上「克服了」王明派的偏向，意思即是說，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雖然對王明從右邊來的新進攻獲取了勝利，但這勝利卻既非全面，亦非徹底的。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與結論中，毛澤東根本不曾提到過王明。遇到要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立場記上名字時，則不是說「有人」，就是說「某些同志」，當他提到王明的論據時，或用上「如果」，或諉稱「聽說」。這類外交方式主要雖然用以應付莫斯科，然對王明派的勢力有所顧忌，則也是事實。毛澤東此種無記名射擊改作指名攻擊，甚至要遲至中共全國勝利之後，而且還是假手於人的。在「選集」二卷編輯人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的解題中，才明白說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當時毛澤東同志與陳紹禹同志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見卷二第五二六頁）

據說，王明的右傾思想，當時還影響了新四軍的領導層，特別影響了項英。結果據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的回溯中說：「又使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的損失。」（見「卷三二第九五二頁）

「皖南事變」發生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不管事變中項英的錯誤是否確實與王明的「思想」有關，或祗是毛澤東故意將這兩項錯誤拉在一起，總之，到了那個時候，有一個事實是明白的：王明從抗日戰爭以來，在政治上發動反攻，以便奪回中共黨軍大權的那個企圖，此時已被毛澤東確定地擊敗了。在同時期中，毛澤東一直在繼續他的理論工作，其間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與「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在這兩部著作中，毛澤東首次將中國革命的各個基本理論問題，主要依照了斯大林的觀點，作了有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和闡述。在這以前，除了一九三七年的兩小冊哲學論文之外，毛澤東的所有文字方可以說都是政論性的、策略性的，特別又偏於軍事性的。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指出一個日期，標誌出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毛澤東思想之出現，那應該說是一九四○年，其作品為「新民主主義論」。自從這個時期起，毛澤東無論在思想、政治、組織諸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與力量。因此，他和王明之間的鬥爭，也就從上述的第二時期踏入第三時期，即從二人的再度沖突時期進入毛澤東的全面進攻與絕對勝利的時期了。

這個時期開始於一九四一年春天，是由毛澤東的兩篇文章：「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與「改造我們的學習」揭開序幕的。後一篇文章原是毛氏對延安幹部會議所作報告，其用意及其重要性，「選集」編者在該文的解題中有如下說明：

「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在這些文章裏，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同志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鞏固了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見「選集」卷二第七九六頁）

這裏沒有提到王明名字，但「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作風」究竟以誰為代表，卻是不言而喻的。不過這個「學習與整風運動」，如果說其唯一目的祇在打擊王明，那是不對的。踏進四十年代，毛澤東和王明在黨內的地位可說已經懸殊。後者縱然有「國際」做背景，雖然在黨內還保留得若幹勢力，但認真想和毛澤東抗衡，想和一九三○年代的初期一樣，借外力再度打敗毛氏，可能性已屬不大。所以那一時期的運動，主要任務與其說是在於「破王明思想」，毋寧說而且應該說是在於「立毛澤東思想」。此一時期王明路線之屢被提及，逐漸帶有示眾之意，而不是為了牠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威脅。「題解」說毛澤東這些文章「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這確是那次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那個「總結」中，統治全黨的時間最長、氣燄最盛、為害最烈的王明路線自須清算，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的路線當然也被一一批判；可是「總結」的用意決不在於真正客觀地算清舊賬（註），而主要在於造成這樣的一篇賬，即：毛澤東的過去一切都入於「資產」項下；而陳、李、張、王以及其他有過意見的人的種種，都記在「負債」一邊。換句話說，那時的總結存著這樣一個大目的：過去一切正確意見均出於毛澤東，一切錯誤和罪惡的立場由於他的對手方。毛澤東是一切正確，從來正確，你不信嗎？有史為證；其他的人則一切皆錯，無一不錯，你若不信，也有史為證。一句話，學習運動與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毛澤東思想」這項精神武器，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思想統一，更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的此一企圖，他的這項運動，當時在黨內引起了怎樣的反應，是否引起過抵抗，我們至今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做出答覆。事實可以確定的祗是：這個運動延長了差不多四年，到一九四四年纔結束。同時，原本決定在一九三八年（六中全會將牠推遲至一九三九年）召集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再推延，終於延期至一九四五年四月才得真正召開（延期的原因可能有幾個，但「總結」未曾完全確定，必然是原因之一）。由此二事方可見王明派，以及另一些不願見「個人崇拜」出現的人們，對毛的企圖是給過一點抵抗的。不過到一九四四年年底與四五年年初，毛澤東終於獲得了對一切反對者的澈底勝利。一個全盤奏凱的宣告出來了，那就是差不多與七次大會同時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決議：「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

如此，「毛澤東思想」誕生了。在跟著舉行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思想」被史無前例地寫進了黨綱，被宣佈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更被規定於黨員的義務中，明定每一黨員的第一項義務是要：「努力地……領會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延長十四年，進行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亦即進行於「土共產」與「洋共產」之間的中共黨內鬥爭，就這樣以毛澤東的巨大勝利，以「毛澤東思想」的加冕來結束了。

不過，這場大勝還不是殲滅性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故事也末曾完結。

王明的故事多半已經完結了。在「毛澤東思想」登極的第七次大會上，王明也上台歌頌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也公開承認過自己的錯誤。在毛澤東方面，大概為了表示「治病救人」這一口號的非假，或者要給莫斯科留點面子，還是讓王明叨陪中委的末座（僅在秦邦憲之上）。中國全國勝利之後，王明擔任了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起草過「婚姻法」。中共八次大會上沒有他發言的份，卻讓他聽了許多人對他的控訴（特別是在他手下做了七年「小媳婦」的李立三）；結果，他在新中委中仍舊以末名入選。法制委員會的工作被取消了，近年來轉行做研究工作，其成績讓我們見到的有他所編注的「太平經」*——一部後漢人著的有關宗教、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書。這種工作自然也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對雄心齊天的王明而言，總未免太寂寞，或「大材小用」了。「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今後這位自己也來「澆菜的青年」（王明年僅五十餘）是否還有機會起來與孟德的崇拜者，或這個「崇拜者」的後繼人，爭一日之長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性是消失了的，但並非絕對沒有可能——至少和毛澤東的後繼者之間。

現在讓我們再談「毛澤東思想」的故事。那故事是發生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我們知道，八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五六年九月。那時離毛澤東的勝利大會十一年，離中共之取得全國政權七年。在這些年中，毛澤東的威望和力量，在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大大提高了，提高得和一九四五年的七次大會時候絕不能比。可是，在那個八次大會上，一個新黨章通過了。新舊黨章之間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作為「一切工作指針」的「毛澤東思想」被取消了。黨員的義務，也不再規定要「領會毛澤東思想」了。為什麼做這個修改？報告人鄧小平沒有一言提及。大會上沒有一個代表發出疑問，普通的讀者當然也不會注意及此。可是，這是一個極大的修改呀。我們必須尋找原因。

毛澤東突然謙虛起來了？不成理由。王明們勢力又擡頭了？不是事實。「毛澤東思想」業已完成了革命，所以不需要了？不成話。廣大黨員群眾的理論水準提高了，反對這個規定？看不見跡象。那末究竟為了什麼呢？很簡單，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八次大會召開之前半年，蘇聯共產黨召集了有名的第二十次大會。大會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一系，為的要反對和打倒以馬倫可夫、莫洛托夫等更直接的斯大林系統，便利用了當時蘇聯民眾中普遍存在的民主要求，清算了斯大林的獨夫作風，指責了他的「個人崇拜」。

不管蘇共黨內反「個人崇拜」鬥爭的真實性如何，此一鬥爭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了風氣，發生了影響，卻總是事實。牠所及於中共的影響，更屬非常巨大。中共領導層接到這個消息，簡直是狼狽不堪的。因為，牠正在黨內國內繼續製造並鞏固毛澤東崇拜，正在仿照三十年代後期斯大林的辦法，把毛澤東神化，變成「救世主」，變成「有智慧的太陽」。在普通民間，中共更在將毛澤東代替人們過去謨拜的一切偶像，牠叫人們每飯不忘，每事不忘去感謝主席的恩情。不論婚喪慶弔，主席像都被擡出來當作儀式的中心，承受「人間的香火」。正在這樣熱烈的造神運動中方攻擊「個人崇拜」的消息來了——這是一個多麼鮮明、又多麼煞風景的對照呀！造神運動無疑在一般人中，部分也在黨員群眾中，引起了反感，至少引起了惶惑。人們所以容忍它，甚至支持它，徒以革命正在前進之故，又以牠有斯大林的前例之故。可是，現在，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都被宣布為錯誤，為罪過而加以進攻了。那末對於斯大林「弟子」的「崇拜」更不必說了。這種情緒逼得中共的領導層有所顧慮，終於逼得毛澤東「謙虛」起來。

結果是：在八次大會上，他不聲不響地將「毛澤東思想」這塊招牌從黨章的綱要和條文中除下來了。

當然，整個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民主風向，都驅使毛澤東這樣做。波茲南工人暴動，匈牙利工人起義等等一連串反對斯大林式獨裁的鬥爭，更有助於毛澤東的「謙虛」。他發動了「大鳴大放」，他發表了解決「內部矛盾」的辦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在所有的刊物上與演詞中消失了。若以「紅旗」雜誌的文字為例，那末我們看見，祇在一九五八年七月的第四期上，登載了陳伯達為紀念中共成立三十七周年在北京大學發表的演說：「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此後又沈寂了，沈寂了一年有半，直至一九六○年一月，「紅旗」才突然再以顯著地位登載一篇文章：「學習毛澤東思想，充分發揚自覺的能動性」。第八期上，登載了「列寧主義萬歲！」（這是以列寧主義掩護毛澤東思想，表面上反對鐵托，實際上反對赫魯曉夫的。）接著，到了十月分的第十九期上，配合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一次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毛澤東思想」運動又開始了。那一期上發表了林彪寫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發表了「在戰略上輕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社論，以及「選集第四券介紹」。接下來，在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以及「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第二十二與二十三期中，又再接再厲地步登載了頌揚「毛澤東思想」的煌煌大作，總之，「毛澤東思想」自從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次大會上被黨章「除名」之後，表面上「消聲匿跡」了四年。直到一九六○年十月間，才再度被當作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以全力在全黨全國提出來，提到政治宣傳運動的最前列。現在（一九六一年夏），這個運動還在繼續，正在向文化政治的各個領域普遍開來，深入下去。究竟這個運動將如何發展？會發展到如何荒唐程度？在未來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會否再度「正名」，會否將「毛澤東思想」在黨章上恢復地位？這些，我們不想猜度也不必猜度。我們在結束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的故事之前，祇想解釋一下這樣一個問題：在一九五六年靜下去的「毛澤東思想」的呼號，為什麼在一九五八年再度響起，且在一九六○年又大叫大嚷呢？難道是為了宣傳第四卷「選集」的發行嗎？當然不是。理由顯然還要大得多，簡單說，有下列二者：１對外，由於中共領導層和克里姆林宮新主人之間發生了爭執；２對內，由於「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所造成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種種困難。加強個人崇拜自非解決困難的好辦法，但是已被崇拜的個人，以及屬於此一崇拜制度的內裏人物，卻往往會錯誤地認牠為不二法門。

講完了「毛澤東思想」的故事，讓我們來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真實內容。

不過在開始研究之前，請允許我稍稍跑一段野馬。因為「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是劉少奇第一次正式報告出來的，是他，在「論黨」的報告中，首次闡揚了這個思想的。由此我想起了劉少奇和毛澤東的關係，更由此我又想到了數百年前那位出名的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佛蘭西斯．培根。此人寫過不少篇精深簡短的散文，其中一篇是「論友誼」的。目前夕令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下面幾句：

「……人有一身，而此身又局限於一地。可是他若有了友誼，生活上的一切職務可以請到代表了。因為他的朋友可以替他去做這些事情。要知人世間有多少事，是為那些略要面子與略具風度的人所不能親說親為的呀！一個人很難自道功績而不失謙遜，更不必說自誇功績了；一個人向人求懇，有時也是難於啟齒的；諸如此類的還有不少。可是所有這些事情，自己開口不免臉紅的，倘若出之於朋友之口便無傷大雅了……」

當初，略知中共歷史的人，看見劉少奇位於毛澤東之次，而且確定了繼承人資格，都非常詫異的。因為劉少奇的資格雖老，理論與工作的能力雖然不低，但論「文采風流」，不但遠輸毛澤東，而且略遜周恩來。如今我們讀過了上引培根的文字，那末毛劉之間的關係便可以釋然了。劉少奇在七次大會上的報告，全篇就是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頌讚，牠說：「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在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報告又說：「我們的大會應該熱烈慶祝：在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產生了、發展了他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話，不必論其所含的真實性有多大，但若由本人親口說出來，總是不便的吧。誰能替這個本人代說，誰便是這個人最親近與最知心的朋友。

野馬跑過，讓我們來看看由劉少奇首次正式報告的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內容為何：

「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這些理論與政策，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標準。」（見劉少奇著「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論「總綱」的第二部分）

劉少奇在這裏列舉了毛澤東思想約九項內容，條目雖多，而含義卻嫌龐雜；如果我們從更能概括的角度去看問題，那末，我想可以分作如下三大類：１關於革命的策略和戰術方面；２關於革命的原則和戰略方面；３關於思想文化方面。下面我們將依循這三個方面，比較詳細地研究毛澤東的思想。我們將客觀地肯定他的積極的貢獻；同時也將公正地指出它的錯誤或軟弱的地方。它的功績我們必定承認，但為了神化目的而硬造出來的榮譽卻必須揭穿。這樣做，我們希望能夠確定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的真實面目，並確定化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一個大革命家與思想家的真正地位。

五 高明的戰術家

毛澤東有句名言：「戰略上輕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句話，不同的了解可以有不同的意義。有的意義正確，有的意義謬誤。簡單地將牠了解成對付敵人時候的膽大心細，當然絕對正確。若了解為大處不妨輕敵，小處必須重敵，那就糟了。依毛澤東的本意，這句話首先是說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統治，在整個歷史的發展上是已經過了時的，注定要死亡，其本身充滿了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外強中乾，是紙老虎，我們不必怕牠們；不過雖然如此，反動制度是不會自行死亡的，在臨死掙紮中而且要加倍兇惡的，因此和牠們鬥爭時，仍必須鄭乎其事，戰戰兢兢，一絲兒都松懈或疏忽不得。這個了解，當然對的。但用「戰略」和「戰術」來表示上述兩種態度，卻並不恰當。資本主義之注定要死亡，其本身矛盾無法解決，至少，從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寫「資本論」以來就已經如此了。可是馬克思的全部革命理論，特別是由列寧發揮出來的布爾雪維克主義，主要的，亦即他們所「重視的」，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思想，而非實現這些戰略的戰術手段。說「戰略上輕視敵人」，意思當然不是說克敵的戰略可以輕視，牠祗是說：在我們的戰略部署上，敵人的力量不必重視。但這樣的說法也還是有毛病的，因為第一，任何意義的輕敵都會招致失敗；第二，今天的帝國主義畢竟還不是死大蟲，因而不必講求捕捉的戰略，而祇須考慮宰割的方法得了。

毛澤東所以會說出這樣一句口號來，我覺得，是由如下兩種情形促成的：一、毛澤東本質上原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聰敏靈活的戰術家與政略家；卻不能算是同樣傑出的、高瞻遠矚的、受著一貫原則性指導的戰略家；二、在長時期鬥爭中，毛澤東高明的戰術時常能補救與改正他不甚高明的戰略；且因許多有利的客觀因素之助，常能來得及完成這些補救與改正工作，因此，使他相信仿彿祇要有了好的戰術，便可以獲取革命勝利了。

從「戰略上輕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句名言的一個特定意義著想，我們不但可以看出毛澤東首先是一個戰術家這個事實，而且還可以看出，中國革命在其爭取到勝利的途中，戰略與戰術的關係曾經具有了如何彎曲的形態。

這裏先讓我們研究戰術家的毛澤東。不過首先，我們還得解釋一下戰略和戰術之間，戰略家與戰術家之間的區別，尤其是要解釋我們是怎樣了解這個分別的。關於這個區別，毛澤東有過這樣的說明：「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家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和戰術學的任務。」（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個定義並不錯，但非我們在本文中所了解的意義。我們是在更寬廣的意義上，即不僅在軍事意義、而且在政治意義上來觀察和區別這兩者的。廣義的戰略和戰術，即不僅指軍事意義的，而更加指政治意義的戰略和戰術，其區別當不限於「全局性」與「局部性」之分。二者的區別，我們認為主要得看：凡事先求原則性的貫通，全面性的融會，然後從原則立場來觀察與解決各個具體問題，這是戰略家的態度；反之，凡事祇對個別的具體問題調查研究，不能作全面性的概括，不能作原則性的綜合，同時以個別問題的答案，不斷影響或經常改變原則立場，這種人，屬於戰術家。

就狹義說，即單就軍事意義說，毛澤東不但是高明的戰術家，抑且是傑出的戰略家。但就廣義說，即就軍政兩義，更特別就政治的意義說，那末作為一個戰略家的高度，便還不如他戰術家的高度了。

我們如今在此談論他的戰術家地位，當然是取其廣義。

「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乃是當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將力量投向農村，武裝農民，建立根據地，實行革命戰爭。在這方面，也正是戰術家毛澤東的身型長得最高的地方。不過我們這樣說，一定有人會出來反駁：如此重要的一條革命路線，為什麼祗能算是戰術上的大成就，卻不能算作戰略上的大貢獻呢？單憑這一點，為什麼還不能稱毛澤東為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卻祗能稱為偉大的戰術家呢？列寧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戰略家，主要因為他為俄國革命提出了一條戰略路線：無產階級聯絡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而鬥爭，藉以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開展社會主義的革命。然則毛澤東的武裝農民，建立根據地，實行革命戰爭的路線，為什麼不能與列寧的路線齊肩，同被看作為革命戰略呢？

我們認為二者不能等量齊觀。理由第一是，毛澤東所最先堅持的領導農民武裝革命的路線，實質上屬於鬥爭方法，並非革命原則。鬥爭方法正確與否，對革命的成敗自有極大影響；但革命方法和手段的本身，對革命性質，甚至對革命諸動力之間的結合關係，卻不會有決定作用。毛澤東的武裝革命道路，是在史大林給規定的戰略路線之下採取並進行的。當毛澤東走上這條路線時，一再聲明：「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見「井岡山的鬥爭」）。「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可見，毛澤東關於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僅僅是如何實現共產國際與中共六次大會所規定的戰略路線的一種戰術路線，牠本身決不是戰略路線。第二，毛澤東這個「以武裝對武裝」的思想，自始不曾從我們這大時代的特性，從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的半法西斯式的軍事化特性出發，加以分析而提出的；牠是從中國政局的不定，統一難成，等等條件出發，因而斷定了紅軍以及紅色政權之有存在可能，並發明出、從戰鬥中歸納出許多武裝鬥爭的戰術。因此，牠不是一個原則性的、瞻顧全局的如何完成革命與完成何種革命的戰略，而祇是革命失敗後多被逼自衛、先行後知、逐漸自覺的一種戰術。誠然，還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就說過：「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見「井岡山的鬥爭」）同時在稍後兩月的另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批評了「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說牠「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但他並未在戰略意義上提出這個批評，即毛澤東不曾與當時的中央主張根本對立，他不曾明白堅決地提出放棄城巿的群眾運動，集中力量於各個根基地的建立，然後由鄉村的根基地出發，以武力解放城巿和全國。相反，在同一篇通信中，毛澤東引徵他的一封舊信上的立場如下：「……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巿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巿鬥爭是錯誤的……」這裏說得很明白，依據毛澤東當時的想法，和當時及以後的所有中外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一樣，農民的武裝隊伍及其地方政權，對整個的革命鬥爭說，祇能起「幫助」與「促進」的作用吧了。由此可見，爾後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即完全離開了城巿（一九三三年以後），完全依靠農民的武裝及其地方政權，終於在內戰中擊敗了國民黨，解放了全中國，顯然不是按照了一個預見的戰略路線，而是違反了中共的、乃至毛澤東本人的戰略路線的。因此，如果說毛澤東關於「解放農民，武裝鬥爭與革命根據地」的理論，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在理論的價值上簡直堪與列寧那個著名的戰略公式齊肩，是不確實的。

但雖如此，毛澤東的此一方面的理論，即使屬於戰術性質，卻仍具有非常巨大的價值，值得全世界的革命家研究，尤其應為落後國家的革命者所認真學習，並加以接受和實行的。

前面我們提過，中外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如何組織，如何促進與如何實行革命，有一套傳統的與正統的辦法－－戰術。那套辦法是：發行報紙，將革命幹部組成政黨，組織無產階級群眾，組織無產階級以外的勞動群眾，不斷進行鼓動宣傳，不斷領導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合法的和非法的）鬥爭，以此擴大政治影響，增加組織力量，直至全國性的革命危機成熟（主觀上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客觀上統治階級陷於政治與經濟的崩潰），乃由工人階級發動一次或數次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議會內的或議會外的），首先在中心城巿奪取政權，組織新的國家機構（包括軍隊在內），然後將革命（經過內戰或不經過內戰）推廣至於全國。

這樣一條進行革命的這路，導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導源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勞資兩階級的主要對立，並導源於由此發生的城巿領導鄉村，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非無產階級鬥爭這個事實。巴黎公社以後的三十年中，西歐資本主義有了長足發展，在發展中形成了以議會運動為主要目標、以組織廣大群眾，領導群眾的日常鬥爭為中心工作的鬥爭道路，這條道路到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顯出了嚴重的機會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墮落，於是在政治與經濟均較落後的俄羅斯，當那個改良的議會主義的「革命」道路最突出地暴露了自己的不合適之後，就發生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雪維克派的戰略戰術路線。這條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基礎，一方面繼承了俄國固有的民粹派革命鬥爭的一些傳統，另方面採取了西歐工人運動的某些方法；牠接納了二者的優秀之點，否定了二者的錯誤與墮落之處。牠從前者繼承了戰鬥先鋒隊的組織特點：嚴密、集中、戰鬥性與「陰謀性」；卻否定了牠的農民觀點，否定了牠的少數單幹主義，官僚命令主義等等。從後者，牠採取了組織群眾、教育群眾、領導群眾的路線，卻否定了牠的祗改良不革命的想法，否定了牠的選票之外無鬥爭的那種觀念。如此完成起來的列寧的這種革命方法，配合了他正確的基本戰略思想，完成了俄國革命，因而便推廣到了全世界。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從牠存在的第一天起，便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之下，實行上述的革命方法或革命戰術的。以「黨報」作為「組織者」，以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上海為基地，以爭取工人、教育工人、組織工人為主要工作，將同樣的黨組織與群眾組織擴大到全國，首先擴大到國內各大城巿。黨活動的最大目的在於散佈自己的政治影嚮，增大自己的組織力量，然後在合適的、未可預知的條件中，實行革命。這樣的革命方法，不但當北伐戰爭以前及其進行期間如此，便是革命失敗以後，處於國民黨恐怖統治下之時亦是如此。不但史大林主義的中共中央系統如此，由中共分裂出來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派也是如此，不但王明們是如此想與如此做，就是毛澤東也是如此想的，雖然他不曾一貫地如此做。毛澤東在思想上接受了傳統的革命方法，事實上卻不曾始終這樣做。這因為毛澤東首先是一個實行家，是一個將行動看得重於理論的革命家。又因為毛澤東的思想主要是由中國的傳統知識構成的，外來的馬列主義的理論他知道得少（特別在二十年代），受束縛的程度沒有「洋教條主義者」那麼厲害。所以在客觀事變與鬥爭邏輯的壓迫之下，他被迫改變了他自己和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奉行的革命戰術。他以落後僻遠的鄉村代替濱海的現代化的大城市，以武裝農民的暴動來代替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和組織，以少數共產黨人對部分農民軍隊的統率和控制，代替了工業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對鄉村農民的影響和領導；以武裝割據．持久戰爭、槍桿子打天下的路子，代替了宣傳鼓動、長期組織、由總罷工走向革命的方針。當毛澤東實行如上種種「代替」之時，並非放棄（至少不曾公然放棄）了共產黨革命的正式策略，他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他繼續承認大城巿工作居於首要地位。當他發現「知」與「行」之間有所沖突之時，他便讓前者去適應後者，但此適應決不越過一個限度，即決不公然違反馬列主義關於：革命遂行的方法，尤其不放棄那些更加根本的立場。譬如關於「工人階級領導」問題，毛澤東決不會說（也從不曾說），農民根本不需要這個領導，而祇是說，信仰堅定、組織嚴密的少量共產主義者的領導，為了指引或保證武裝農民進行反國民黨的鬥爭，已經足夠了。又如關於武力割據的前途問題，毛澤東亦非自始就具有絕對信心，更不敢賦與牠以獨一無二的重要性。他老是宣稱：「割據」鬥爭是繫於全國革命形勢的是否進展的（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總之，毛澤東採取了不同於傳統的與正式的共產黨革命的戰術，最初是實逼處此，事與願違，然後是知隨行變，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不過一直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即當他實行了十一年之後，他的這個獨特的看法纔首次有了一次全面的與理論性的說明。那是他當時對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結論的一部分，以「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收入於「選集」中的。為了牠的意義重大之故，特長段摘錄於後：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裏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裏，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那裏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在戰爭問題上，那裏的共產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本國反動政府敗北。自己所要的戰爭只是準備中的國內戰爭。但是這種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占領城巿，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巿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著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為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和鬥爭，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

「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對於北伐戰爭說來，對於土地革命戰爭說來，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這些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所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一論斷，完全適合於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的和差不多開始就面對著的任務，是聯合盡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爭，依照情況，反對內部的或外部的武裝的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北伐過程中方忽略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群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巿起義和白區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一九三一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有些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

毛澤東比較原則性與戰略性地提出了並說明了武裝鬥爭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後，接著又拿國共兩黨的戰爭史來做了例證，他說：

「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滿的武裝起義。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直至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後來的海軍南下，桂林北伐和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

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

「中國也有些不要軍隊的政黨，其中主要的一個是進步黨，但是它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之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就成了他的靠山。

「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等，沒有軍隊，因此就鬧不出什麼名堂來。

「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於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

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見「選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頁至五三四頁）

我們如此冗長地抄錄了毛澤東的文字，因為牠太重要了。作者在這裏不但想把武裝鬥爭從戰術提高到戰略地位，而且還想把它當作革命的一個基本原則提出來；不但在中國的特殊的條件中討論這個問題，而且企圖在全世界範圍內解決這個問題，不但談到了近代中國諸政黨和軍隊的關係，而且回溯了中國共產黨對軍事鬥爭態度的歷史的變遷。在這裏，作者是第一次拿自己的革命戰術（或戰略）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相對立，在這裏，作者是第一次明白而確定地說出了自己對城巿與鄉村，階級與黨，軍隊與黨等等的關係。因此，在此地，毛澤東確實地說明了，至少是提出了不少有關乎革命戰略的原則性的問題。如果要說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話，那末我認為，毛氏在這段話中所說種種，最具有代表性與概括性了。

毛澤東從一九二七年年底開始去拿起槍桿子，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但他一直是把這當作一種戰術去做的。換句話說，他始終站在由莫斯科規定的、符合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戰略圈子內去從事武裝鬥爭的。再換一句話說，即當他在湘贛鄉間從事槍桿子運動之時，並不否認城市工人運動仍居首要地位；並不否認城市在全國經濟政治生活中的決定性，並不否認工人對農民，城市對鄉村的領導，並不否認無產階級政黨離開無產階級環境與工人鬥爭便無法建立與鞏固，並不否認若非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及時重起，「紅軍」與紅色政權便無發展可能，便不能無限期存在，並不否認他所發動和領導的農民武裝，對整個革命前途說，祇能起輔助作用。總之，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從來不曾宣佈，至少不曾在文字或演說中公開宣佈：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所有那些，不適合中國，中國要走「相反的道路」。以前，毛澤東的「槍桿子」辦法只是在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所走的相同的道路上，因為城市革命遭受挫敗，一時無法照樣做，故而暫時採取的一個戰術。一直到了那時，毛澤東才公然宣布以武裝的農民軍隊來代替城市民眾進行革命，並不是共產黨傳統的戰略路線受到挫折後的一時權宜之計，一種輔助性的活動，而恰恰是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情所要求的，因而根本與資本主義國家（包括俄國）各共產黨所曾實行過的戰略路線相反的一條戰略路線。

這裏，我們首先可以看出這個事實：原來戰略家的毛澤東是由戰術家的毛澤東不自覺地，逐漸地（十年之久）積纍而成的。這個事實原本不足為毛澤東病。因為一般的說，實踐總先於理論，許多戰略家都是從戰術經驗的纍積而形成的。即使是「天生的」大戰略家，他的戰略思想亦必須經過實際戰役的考驗，必須在戰術的執行中加以不斷審核，才能完成。所以要評估一位戰略家的高度，可以較少注意於他如何形成的這個過程，較多注意於戰略思想的本身。那末就思想的本身言多戰略家的毛澤東的地位如何呢？據我們的看法，卻遠不及戰術家毛澤東的高明與傑出。

不信，請讓我們分所一下上面的引文。

說「革命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就未免把一個（正確些說是幾個）正確的原則說得過於片面、過於簡單、過於機械，因而會變得不正確，甚至變得謬誤。「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這是列寧的名言。「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砲，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那是恩格斯給下的定義。至於說奪取政權歸根結蒂是要靠力量，甚至要靠暴力，說以武裝起義獲得了政權的革命多半會發展成內戰，或發展成反對外國反動派幹涉的革命戰爭，那是馬思以下所有革命導師時常這樣說的。所以問題祇在於，這幾個正確的原則立場，像毛澤東以上述形式的一句話表達出來，是否依然正確？據我們看是不正確的。依照毛澤東那句話的意思，革命者的唯一與全部能事，就是去研究和組織革命戰爭，憑此以奪取政權。毛澤東稱這個想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宣佈牠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未免太武斷了。我覺得，從馬克思和列寧的立場中，不可能得出「戰爭解決問題乃革命中心任務」這個原則，同時，以革命戰爭解決革命任務這個屢見不鮮的事實，卻不能憑以確定一個規律，仿彿中外古今的革命一概都是由戰爭決定的。革命，特別是深刻的革命，大抵要變成內戰，要變成革命戰爭，這是事實，也可以說是「歷史的規律」，誰若害怕這個事實，誰不認識這個規律，誰就根本不配談革命，更不能領導革命至於勝利。但在另一方面，鑒於革命和戰爭的密切關係，因而將二者混為一談，認為祗要戰爭有辦法，革命就有辦法，戰爭能勝利，革命的任務便解決，那是非常錯誤的。

在毛澤東的那個斷語裏，據我看，便含有並且能發生下述的一些錯誤。第一，把戰爭解決革命問題這種情形定為「中國外國一概對的」通用原則，第二，將革命與戰爭，特別是將革命與革命戰爭混為一談；第三，將群眾性的非軍事性的一切革命運動（宣傳與組織），統統看作革命戰爭的準備與配合；第四，很自然地會相信戰爭萬能，暴力萬能或「槍桿子萬能」。現在讓我們來逐一加以說明：

跟在那個「普遍原則」之後，毛澤東接著指出：「在同一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接著他說明了這個不一致，即在資本主義國家走的是「不流血的、長期的合法鬥爭的」道路，在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中」，「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巿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這兩段說明中，包含著一連串的錯誤。首先，資本主義國家中那種「不流血的長期的合法鬥爭」，不能簡單解釋成「以戰爭解決問題」這個「原則」在「執行」時候的不同「表現」。當毛澤東企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殊「條件」時，充分暴露了他「只懂中國，不懂希臘」的弱點。他完全不曉得（至少他不曾說出來）西歐資本主義百餘年來「歷史條件」的變遷，以及適應於此變遷的無產階級政黨「執行原則」時的「表現」的變遷。大致說來，一八四八年前後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並非全體一致地內無封建制度，外無民族壓迫。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更不曾普遍存在。因此那一時期的西歐各國的革命黨，其任務基本地亦非「在於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等等。那時候的西歐革命也是不起則已，一起便是暴動、巷戰。這時期一直延長到七十年代之初，以巴黎公社的產生為其頂點。適應那個時期的「條件」，不但有勃浪基主義的暴動戰術，而且也有馬克思主義的暴動藝術。一句話，那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也要流血的，也是「以戰爭解決問題」的。七十年代之後，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另方面因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的日益強大，西歐諸先進國家中的民主制度普遍地加強了，鞏固了，這個時候，工人階級革命的任務纔像毛澤東所說的，變成了「長期的合法鬥爭，利用議會講壇，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人們稱這個時期為資本主義的「民主的」或「自由的」時期。因為牠尚未進入壟斷的財政資本的階段，亦即處於帝國主義前期的、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到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約莫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初。這和新的革命戰略與戰術的產生是幾乎同時的。那種戰略戰術發生在歐洲國家中生產最落後但資本組織最集中的俄羅斯，「表現」為列寧所主要設計的布爾雪維克主義。這個主義在許多特徵上是復回到一八七一年之前了，即回復到「陰謀」，回復到「暴力」，回復到「以戰爭解決革命問題」。在典型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眼中方列寧主義不多不少地就是勃浪基主義的復活。自從一九○五年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任務，隨著帝國主義制度之日趨法西斯化與軍事化，越來越被迫轉向於不合法與不和平了。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任務並非如毛澤東所指出，始終是合法的議會鬥爭。牠曾經是「流血的」，中間曾有過和平與不流血時期，可是很久以來就又讓人嗅到血腥氣了。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道：這一切與毛澤東所說的完全沒有沖突，因為毛澤東的文章恰恰說明了即使是那種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實質上仍不過是「武裝奪取政權，以戰爭解決問題」這個原則在不同條件中的一種不同表現罷了。既然正當西歐和平革命的典型時期，歷史也不曾告訴過我們一次工人階級用非武裝手段奪得了政權，不經戰爭解決過問題，那末毛澤東宣佈「以戰爭解決問題」這原則為普遍真理，不是做得完全對嗎？這斷言不正是打擊了第二國際英雄們那種社會主義，那種和平革命的迷夢嗎？

我們覺得：重視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將革命的一切歸於暴力則屬另一回事。我們覺得：說階級鬥爭的澈底發展，特別是工人要取得政權，必須訴之於暴力，必須依靠力量（包括武裝與非武裝的，物質與非物質的）是一回事；說一切革命問題必須用戰爭來解決則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普遍地正確的，對後一回事卻不能如此說。

是否主張革命的和平發展便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是否馬克思與列寧不論在實踐上與理論上，都從來絕對否定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呢？當然不。馬恩且不談，讓我們來看看被考次基稱為「兵士革命論者」的列寧，對此問題曾經有過怎樣的態度。十月革命當然是暴力的革命，由此開展出來的數年內戰，更是流血和恐怖的。但是，在此革命起義爆發之前四個月，列寧卻肯定俄國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並曾竭力為此可能而鬥爭。在「論口號」那篇文章中，列寧認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這個時期中，俄國「整個革命有按照和平道路發展的可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是在這和平發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驟，即可以直接實現的步驟的口號。」當然，列寧當時所以會力爭革命的和平發展，並非因為反動派能自願放棄政權，也不是叫群眾放棄一切暴力性的革命行動與準備，而是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及國家政權處於一個特殊狀態中，即：「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根據自願協定分掌著政權。……武器在人民手中，……這就展開了並保證了」革命和平發展的前途。列寧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革命現實主義者，他不會相信任何方式關於政權的「禪讓」故事，也不會迷信以選票代替槍砲這顆萬應靈丹，但是他相信當階級鬥爭發展到某個有利時機，特別當統治階級分崩離析，權力（甚至武器）事實上落在民眾手中，只因群眾的思想與覺悟還趕不上事變發展因而未能奪取政權時，那時，革命在賢明的革命黨的指導之下，循和平發展的道路獲致勝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值得爭取的。在這上面，列寧的「和平革命論」恰恰等於我們中國孫武子的「不戰論」。「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說到這裏，毛澤東的辯護者自然又會反駁道：「不戰而屈人之兵」，乃戰之一種；不戰之戰，卻是最善之戰，並非真正不戰。故惟最善戰者，纔能不戰。列寧所說的革命的和平發展也是戰爭的一種，也是最善之戰，祗因「武器在人民手中」，戰可勝，不戰亦勝，故能和平奪取政權。所以他們說，列寧的和平發展說非但不違反毛澤東的「以戰爭解決問題論」，恰恰是證實了牠。祗有站定了一切由武力解決的立場，祇有拼命讓人民拿起武器，然後可以談和平發展。否則便是可憐的幻想，或反動的欺騙。

這樣說當然沒有問題，但若僅僅肯定「以戰爭解決政權問題」這一個原則，絕對排除了在某些情形下這個原則有採取和平發展的「表現形式」的可能，卻是很不對的。倘由此而產生了「一切由槍桿子決定」，或「槍桿子可造成一切」的簡單想法，那就非但不對，而且有害的了。這個想法與馬克思主義無緣（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暴力論」裏，十分精詳地批判了那種「暴力萬能」的謬說），卻和勃浪基主義接近，甚至是馬嘉維利主義。毛澤東在這問題上的整個看法，當然沒有處處都像他在這個通俗說法中的那麼簡單，他還不至於時時簡單到以為除掉槍桿子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如果這樣，他不會有什麼成就，更不會有今天那樣的成功）；可是這種簡單想法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成分。在很多情形中，牠都曾以毛澤東的長處和短處表現出來了的。

革命與戰爭不是同一件事，這是易明的，牠甚至和革命戰爭都不是同一回事，這對許多人說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國兵學家克勞瑞維次的說法，「戰爭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繼續」，革命戰爭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繼續。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繼續」，那末很顯然，本物及其繼續之間，就該有形式的與實質的不同。革命戰爭是從革命中發生出來的，牠卻具有了自己特別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響於質的差異點。一個革命發展成了革命戰爭，並不失去其革命性，但牠主要將依照戰爭規律而非革命規律去進行。這不是兩種相同的規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趨向過分民主的，群眾意志占取上風的，破壞權威的，除精神的風氣外不受任何強制力束縛的；而戰爭，即使是革命戰爭，則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數領導者的意志起決定作用的，必須樹立權威的，必須普遍行使強制力的。由於如此不同的規律，所以革命與革命戰爭即使為同一群人所進行，為著同一事業，趨向於同一目標，而其所得結果，卻可能很為不同。生活決定意識，而到達目的的手段與目的的性質又有很大關係。當然，革命可以不經戰爭而成功，或必須通過慘酷的戰爭纔能勝利，並不視革命者的願望而定。革命戰爭永遠是被迫進行的－－為了確保革命的勝利，不得不限武裝的反革命作戰。所以贊成革命而反對革命戰爭，不是傻子，便是騙子。不過這不是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在這裏我們要討論的乃是：看不到革命與革命戰爭之間的差別，看不見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後果，也是不對的。至若以為沒有群眾的革命，單靠少數革命者的「起義」便能發動革命戰爭，而且這個革命戰爭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錯誤的。

毛澤東因為不區別革命與革命戰爭，因為斷定在中國除革命戰爭外不能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革命，所以他認為一切非軍事性的群眾革命運動，僅僅是戰爭的準備與配合。由此再進一步，毛澤東便得出他那個著名的結論：槍桿子決定一切，槍桿子造成一切。「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

從我們上面粗疏的分析中，讀者們當已能夠看出，毛澤東企圖將他的革命實踐，他的武裝鬥爭提高到戰略水平時，顯得多麼地不高明，多麼地偏頗，多麼地庸俗。應該解答的根本問題，例如城鄉關係，工農關係，黨與階級的作用和二者的關係，應用暴力的必要、限度及其後果之類，都沒有解答，或解釋得不夠，或解釋得完全錯誤。拿西方工人階級的鬥爭特點來作對比研究時，他既不能弄清他們的歷史，也沒有明瞭他們的現狀。將中國革命者武裝鬥爭的特點加以總結時，則十分頗偏與粗俗地著重了暴力的作用，竟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歸結到「槍桿子」問題。

以革命的戰略家論，毛澤東實在是弱的。

然則如何解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輝煌勝利呢？勝利事實的本身，不是最雄辯地說明了牠領導者的高明嗎？高明的戰術，配合在貧弱的戰略之下，難道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嗎？

我們不想在這裏討論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原因。在後面，當我們研究毛澤東對革命的貢獻時會比較詳細地來討論牠。這裏我們要先行指出的一點是：決不能，也決不該將革命勝利的全部功勞歸於共產黨或毛澤東個人。毛澤東個人的貢獻無疑是非常大的，但這事實並不能改變他戰略家的地位。不高明的戰略家，應用其非常高明的戰術是能夠取得勝利的；正好似一個高明的戰略家，配合了不高明的戰術也能招致失敗一樣。在勝利中，一似在失敗中，人們依舊能分別出戰略或戰術所起過的作用。在勝利中，一似在失敗中，同樣能讓人看出領導者的高明在於戰略方面或在於戰術方面。成敗論英雄是勢利的庸俗之見。勝負論戰略也不是公平的衡量。取得勝負的過程，獲致勝負的代價，應付勝負的態度，在在都可看出那個最高領導者的戰略才能來的。從上面的三者出發，我們有時還得承認負方主帥比勝方主帥倒是更高明的戰略家呢。所以僅僅拿勝利來證明毛澤東是怎樣高超的戰略家是不夠的，你至少還須考慮到那個勝利是如何得來，付出怎樣的代價以及人們如何保持與推廣這個勝利。不過這些留在下一章裏談，這裏且讓我們繼續談戰術家的毛澤東。

在戰爭中毛澤東應用戰術（在純軍事觀點上其中許多是應該稱做戰略的）的高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因為人們的印象從來都是：毛澤東長於政治，朱德主管軍事。可是你若仔細研究了中共文獻，特別是研究了毛澤東的著作，那你就會驚奇地發覺到，原來軍事家的毛澤東還高出於政治家的毛澤東。毛澤東的軍事學不是從歐美日本軍官學校的教本中學來，甚至也不是學自俄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毛澤東以其特有的傲慢與明智說道：「有一種人的意見是不對的……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又說：「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佈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著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毛澤東要為中國人的特殊的足，定造一雙合尺寸的布鞋，他的原料主要是從中國土產中選取的。他的戰史課本是左傳，是資治通鑑，甚至是三國，是水滸。他研究過的著名戰役不是奧斯脫立希，不是滑鐵盧，不是色唐，甚至不是蘇聯內戰中的察利津，彼得格勒與斯維雅希斯克；而是春秋時代齊魯長勺之戰，楚漢成臯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彜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甚至是水滸傳中「林沖與洪教頭之戰」。他在戰略和戰術的理論方面，私淑的不是克勞瑞維次，不是拿破侖，不是毛奇，也不是蘇伏洛夫等等，而是中國的孫武子。毛澤東自己不曾敘述過他對這位被他稱為「古代大軍事學家」的孫子的關係，別人也沒有（就我個人所閱讀的而言）講到過毛澤東如何研究「十三篇」。不過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當然指純軍事的）思想，與二千年前中國這位兵學巨人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血緣關係，卻是一望而知的。中共遊擊戰術的基本原則，曾被毛澤東歸納成為一套所謂「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個口訣，據毛澤東說：雖然是「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但在一九三一年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中，卻大大豐富起來，並最後形成了的「全部紅軍作戰原則」，……基本上「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後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吧了。」由此可見，這個「十六字訣」，簡直是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最簡明的概括。那末牠是從那裏來的呢？請讀下面這幾段孫子兵法吧：

１「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見「謀攻篇」）２「兵者，詭道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見「計篇」）３「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近待遠，以佚待勞……」。見「軍爭篇」）

所謂「敵進我退」，不正是孫子的「強而避之」，「避其銳氣」，「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這些意思嗎？所謂「敵駐我擾」，不正是「佚而勞之」嗎？所謂「敵疲我打」，不就是「以佚待勞」，「亂而取之」等意思嗎？至於「敵退我追」之完全等於「擊其惰歸」，那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發展後的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是豐富多釆的，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最基本的原則仍舊是那個「十六字訣」，也就是說，仍舊是孫子兵法。十年內戰史就是一部紅軍反「圍剿」史。這個定義下得很精簡。全部戰爭是被圍與突圍的循環反覆，紅軍在戰略上屬於內線作戰，戰術上屬於外線作戰。戰略上是儘量不讓敵人消滅或削弱自己力量，戰術上則儘量去殲滅敵人力量。戰略上儘量不被人圍，戰術上則儘量地圍人。想要不被人圍，便得處處搶主動，時時求靈活；要能主動地決定進退，靈活地實行閃避與襲擊。要想圍人，那就得集中力量於一點，以數倍甚至十倍於敵的力量，出其不意，捷如脫兔地去打擊牠、消滅牠。這套戰法使紅軍打退了蔣介石的四次「圍剿」。反第五次「圍剿」時據說正因為王明等擯棄了牠，改用了「正規戰法」，以致大敗虧輸，被迫放棄贛南基地，「遠征」西北。長征中紅軍又採取了上述戰術，結果成功地到達了陜北；接著來的抗日戰爭，以及抗日勝利後的所謂「第三次國內戰爭」，中共應用的基本戰法卻仍舊是那一套，不過更明確、更豐富吧了，其內容曾被毛澤東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那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歸納為十點，即現在普遍地被中共作家所引述的所謂「軍事十大原則」。

「十大原則」既然是「十六字訣」的發展；而「十六字訣」與孫子學說的關係既然已如上述，則「十大原則」與「十三篇」之間保持著師承相續關係，原是不待言的。所謂師承關係，意思當然不是說毛澤東的每一戰略戰術思想都恰恰導源於孫子的某一句話；更不是說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只是像舊式儒生對四書的態度一樣，僅僅子曰詩雲地背誦古書，或簡單將「聖人之言」付之實行。這樣想，將是最大的傻子。誠如毛澤東所說：「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二千四百餘年前的孫武子，對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與生產力情況中所進行戰爭提出來的戰爭指導規律，決無可能一式一樣地應用於目前的戰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首先自然是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半殖民地中國的工農（特別是農民）大眾，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下進行的革命戰爭中產生出來的。牠絕不可能相等於春秋時代產生的戰略戰術思想。這一點是必須明白的，但同時我們又應該知道：戰爭規律的發展和改變，和其他一切社會現象的規律的發展和改變一樣，有其變動不居的，有發展和改變的一面，又有其永久的、亦可說「不發展和不改變」的一面。全盤否定不成其為發展，所謂「奧伏赫本」是有取有捨的。因此，在毛澤東的「十大原則」中保存著或包含著「十三篇」裏的思想，並不稀奇，倒是完全符合於毛澤東思想的整個性格的，即符合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性格。

現在且讓我們從「十大原則」和「十三篇的字面」上來看看毛澤東和孫武子的關係：

「軍事原則第一條」：「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十三篇」：「避實而擊虛」。「軍有所不擊」。「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第二原則」：「先取小城巿，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巿。」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避實而擊虛」。

「第三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巿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巿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

「十三篇」：無。

「第四原則」：「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

「十三篇」：「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

「第五原則」：「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十三篇」：「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兵貴勝。」「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也。」

「原則第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十三篇」：「兵之情貴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原則第七」：「力求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同時，注意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十三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原則第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城巿，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原則第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十三篇」：「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原則第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十三篇」：「謹養而勿勞，並氣積力。」「兵不頓。」「兵之情主速。」

上面的十項對照，當然不是全部相等的，特別是其中第三項、第七項和第八項，因為古今戰爭條件的大不相同，古時運動戰、殲滅戰和攻堅戰等等的觀念尚未充分劃清，故「十三篇」中所說的與「十大原則」所提出的思想之間，其關係祗能說是萌芽之於果實，藍圖之於建築罷了。我們做這樣的對照，自然也不是企圖證明毛澤東的某一軍事思想，恰恰導源於孫武的某一意見。這種愚蠢的想法，我們上面早已指斥過了。不過無論如何，看了我們上列的對照表，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主要從「土祖師」那裏學來的這個看法，大概不致於否認了吧。

毛澤東如何得到了孫子的「真傳」，如何在此時此地的條件中，在現代戰爭武器的條件中，發揮了二千四百餘年前那位中國大軍事學家的思想，乃是一個有趣問題，也是極專門的問題（註[15]）。不過這項工作顯然不是我們在此地所能做的。此地，我以毛澤東思想的敘述者與批評者資格，應該指出的只是他軍事思想的淵源，以及指出他確實在實踐中完成了一套適合於中國特殊性的戰爭理論，並符合此理論，他又確實領導了勝利的戰爭這個事實吧了。發揮於毛澤東著作中的軍事思想，不但具有歷史價值，具有軍事的理論價值，而且還具有非常現實的革命的實踐價值。在可以想像的未來，至少在某些落後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像中國發生過的內戰之重演是有極大現實性的。這情形今天連華盛頓的五角大樓的主持人都很懂得了。

中國歷來名將，無一不宗孫子，尤其是文人轉業的所謂懦將，更無一不熟讀「十三篇」，然而打起仗來，真能善用者卻不多見，大多是馬謖一流人，迂腐顢頇，成為武經的「教條主義者」，可笑得很。自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現代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種可笑情形就更多了。「精通兵法」的儒將們在科學的軍事技術之前，雖然不是個個像葉名琛，榮祿那樣地去出乖露醜，但感覺到中國老的一套戰法完全無用，有如紅纓槍大刀之無用一樣，卻是非常普遍的。驕傲自大的中國士大夫，最先對「夷人」折服的是堅甲利兵，他們衷心承認自己不行的是這個方面，也僅僅是這個方面。所以在很長的時間內，他們雖然頑強地排斥了西洋的一切新思想，繼續相信中國的精神文明是「天下第一，蓋世無雙」，可是在「武備」上，他們卻很快就毫無保留地「全盤洋化」了，那些講武堂裏講的盡是些洋兵典，做的是洋操，穿的是洋制服，拿的是洋槍洋炮。「十三篇」跟「十八般」中國的舊武器一起被放進了「博物館」。中國新軍的指揮群是日本仕官、德國陸大、更後則是美國的「西點」訓練出來的。民國後各地軍閥更時興直接僱用洋參謀，讓他們拿了普法戰爭以來的各種戰略戰術，將中國老百姓的血肉來做實地演習。國民黨軍隊北伐中受蘇聯軍事家的影響，內戰時受德國將軍們的指揮，抗日戰爭中則以西點系統代替了魯登道夫的弟子們。總之，數十年來中國戰場上中國人的自相殘殺或與敵軍爭鬥，都在西洋戰法的支配之下，而且在外國軍事家的指揮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幹部，大多是由蘇聯軍事家直接（蘇聯軍事學校）或間接（黃埔）訓練出來的。在某一個時期（主要是王明系統掌握黨軍權力時期），蘇聯的軍事專家還曾親自指揮過江西紅軍哩。可是所有這些，「俱往矣」，沒有幹出什麼了不起的「名堂」來。在近代中國如此這般的軍事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中，毛澤東這個自修的軍事家，從中國的「土祖師」那裏學到了許多訣竅，並且將牠們和農民武裝鬥爭的實踐結合起來，卻自己形成了一套軍事理論，更以此獲致戰爭的勝利。這一點，不論你在政治上反對或贊成毛澤東，都不能不加以承認、不能不給以很高評價的。

這裏我們是否想強調毛澤東的「軍事天才」？是否想確定中國古已有之的軍事學高出於現代任何一家的軍事思想呢？不是。我們誠然不能否認毛澤東有很高的軍事智慧，同時在他的情形中，我們也應該看出中國的古軍事學迄今仍不失為一宗寶貴的遺產，不過，由毛澤東消化活用出來的孫子兵法所以能克敵制勝，其根本原因到底不在於純粹軍事方面。蔣介石也熟知這些軍事方法，而且擬定有成套的對付牠們的反方法；可是並不能藉此挽救他的敗亡。為什麼呢？毛澤東自己對此曾提出了答案。他說：「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鬥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這個答案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歸根結蒂，祇有戰爭的群眾性與革命性，纔能有效地利用高明的戰爭方法，纔能憑這些方法來取得勝利。而毛澤東等所領導的戰爭，不管人們在許多方面可以不同意，表示反對，提出批評，但牠對國民黨而言代表著群眾的與革命的利益，則是必須肯定的。

以上是我們對軍事方面作為戰略家與戰術家的毛澤東的評價，下面我們要再談談他在政治方面的戰術家地位。

政治方面的戰術，通常被人了解為政略、政策或權術。毛澤東在這些方面的高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毛澤東從事革命的四十年中，站在領導者地位，充分發揮了他政策上的智慧者，乃是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餘年。這個十餘年又可分為三個時期：１國共「破鏡重圓」前後；２新四軍事件前後；３勝利後直至內戰爆發。毛澤東在這三個時期中所應用的策略，就公佈出來的文字（我們假定牠們不曾做過根本的事後修改）看，參證了那些時期實際發生了的事件，我們確實無法不承認他是第一流的、傑出的戰術家。

現在先談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大致從一九三五年冬天延續至一九三八年冬天。國共二黨打了十年內戰之後，忽然又要言歸於好，我們前面多次說過，這個大方針，不是毛澤東個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以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決定的。這不過是「人民陣線」政策在中國的應用。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開始整個國際之內的向「左」轉，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路線轉向極「左」的所謂「第三時期」；在此時期中，共產國際不管各國共產黨的主客觀條件如何，一律進行「最後決戰」。此一「決戰」的後果，在德國打出了一個希特勒，在東方讓蔣介石打敗了江西紅軍，並使日本軍閥更加猖狂起來。史大林處在東西二面的戰爭的真正威脅之下，不得不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重新回到右傾機會主義的老路，提出了「人民陣線」。這回是叫所有國家的共產黨跟「自己的」、「民主的」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戰線，反對國內國外的法西斯主義。這條新路線傳達到中國，正當中共軍隊「長征」了二萬五千里，到達陝甘地區之時。毛澤東是衷心接受了這條新路線的。因為由王明系在中國執行了五年之久的「第三時期」路線，所造成的結果已極其明顯，毛澤東本人差一點做了此一路線的犧牲品，同時祇因在軍事上及時地改換戰略戰術，纔挽救紅軍於消滅厄運的。其時紅軍雖已歷盡艱險，到達了比較可以喘息、蔭蔽、固守與迴旋的西北，但若繼續過去幾年中的「總路線」，繼續在若幹割據地區內作軍事困鬥，不改弦易轍作全國性的政治號召，那末要想長期抵抗蔣介石的「圍剿」是很難的。這一點，毛澤東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例如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召開的瓦窰堡會議上說：「……像過去那樣地過分性急是不行的。還得提出一個很好的革命策略，像過去那樣地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毛澤東這番說話目的在替史大林的右轉彎找辯護，無形中卻替托派在那一時期所提的策略做證人。自從一九二八年初，托洛次基便向中國共產主義者推薦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這個口號。只因史大林派否定了牠，並污衊這口號為「取消主義」，以致陷於無口號狀態（他們擱下了「蘇維埃」口號，卻不曉得拿起「國民會議」口號），以致「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幹不出大事情來。」不過這裏我們不想詳細討論這個問題，這問題留待後面再談吧。

這裏首先要談到的是：不管史大林為了什麼理由要實行轉變，也不管毛澤東為了什麼緣故歡迎這個轉變，總之，自從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在史大林毛澤東上下合作之下，「人民陣線」政策開始實施於中國了。這個政策在理論上是否正確，也得留待後面再談；這裏我們要先行討論的祇是毛澤東實施這個政策時候所採取的態度與所應用的戰術。

從極「左」的「第三時期」，一下子跳到極右的「人民陣線」，從相斫相殺的血海深仇，一變而為「相親相愛」的「精誠合作」，別說「頭腦簡單」的工農大眾要驚奇惶惑，就是習慣於服從信賴的共黨幹部，也要懷疑，甚至反對。為了解釋疑惑，平抑反對起見，毛澤東在上面提到過的瓦窰堡會議上，作了題名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中企圖用階級分析的理論來為新政策辯護，那是既膚淺而又錯誤的，並無多大說服力量，更少理論價值。不過有兩點從戰術立場為「統一戰線」辯護，卻是頗有分量的。文如下：

１「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鍊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

２「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椑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

毛澤東這兩段話的意思說得非常清楚：跟蔣介石國民黨再度聯盟是毋須害怕的，不會重蹈一九二七年覆轍的，祇要牢牢地記得兩件事好了：第一要以槍桿子為主；第二要以狡猾的手段為輔。毛澤東這樣說了，他也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高明、很澈底。「人民陣線」政策原本是革命的陷阱，數十近百年來無產階級的革命史上，凡革命黨方面追隨了這個政策的可說無一次曾經跳出過這個陷阱。中國共產黨此次能夠造成一個難得的例外，能終於不為這一陷阱所害，在諸多原因中，我想毛澤東上述的兩大戰術論點，應該是其中很占重要地位的一個。

國共第二次合作即使在「蜜月」期間也不曾停止過槍彈和手段的冷熱戰爭。不過在不同時期，冷的或熱的戰爭各占著不同的重要性。在上面所說第一時期中，冷戰曾經代替了熱戰，從明爭變成了暗鬥。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熱的成分又逐漸超過冷的成分，這過程繼續發展，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年初步爆發了「新四軍事件」，達到了熱戰的高潮。在那個時候，毛澤東曾經寫過幾篇戰術意義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九四○年三月間寫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寫於「新四軍事件」發生前不到一月的「論政策」，以及「事變」後三月餘所寫的「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在第一篇文章裏，毛澤東提出了跟國民黨軍隊熱戰時所遵守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口號；在「論政策」中，毛澤東規定了關於「又聯合又鬥爭」的十項具體辦法，其中特別著重地指出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個「策略原則」，並給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工作，規定了「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個政策。在第三篇文章中，毛澤東主張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付反革命的兩面政策。主張「以打對打，以拉對拉」。他指出「極端地複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今天我們事後來讀這幾篇有關皖南事變的黨內文件，即使牠們是事後加以修改的，可是基本上我們仍舊看得出，毛澤東和蔣介石玩弄起「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實在是非常高明的。人們雖然不同意「統一戰線」的大方針，卻仍不能不承認這些手段是傑出的，是從長期革命實踐中獲取來的寶貴經驗，值得叫所有的革命者鄭重研究的。

第三時期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止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亦即從日本投降開始，直至國共全面內戰的再度爆發。這個時期內毛澤東的戰略或戰術，也照例規定在一個對句裏，那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國民黨在美國人幫助之下，一方面舉行談判，一方面積極進攻；共產黨也就一面參加和談，同時努力備戰，實行堅決反擊。雙方都是「現實主義」的，雙方都極盡了「縱橫捭闔」之能事。但即使擱開各自所代表的階級政治的利害不談，僅僅從戰術或手段說，毛澤東方面所應用的確實比蔣介石方面要高明得多，勇敢得多，因而取得了無可比擬的，更大的政治影響與宣傳效果。

綜上以觀，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善於「冷戰」的人，是高明的權術家，無論是中共的敵和友，都樂意承認這一點的。因此，有些人便以為毛澤東不能算是大革命者與大政治家，僅僅是一個工於心計、能玩小智術的政客吧了。另方面則有人以為，政治和軍事原無本質不同，二者都是「詭道」，都「不厭詐」。善於此「道」者勝，不善者不勝，能勝，那便是大軍事家，大政治家。這裏是不能以其他標準－－例如道德之類－－來衡量的。至於革命，那末重要的也是勝利，以「詭道」勝，以正道勝，都是一樣，凡能致革命於勝利者，即是大革命家。毛澤東令革命勝利，毛澤東自是大革命家。

這兩種說法，究竟誰是誰非？說大革命家祇重原則，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說大政治家祇談仁義，不講權謀一樣。那是迂腐的書生之見，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為了醫治這種毛病，列寧曾經寫過一本精釆絕倫的書，開列了許多藥方，其中有一則如下：

「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就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麼？這豈不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卻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誰都承認，列寧是古今大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則的一個，他處處不忘原則，事事從原則出發。然而他卻主張在革命鬥爭中我們不能不「採用機動手段」，即毛澤東所說的「縱橫捭闔」手段；他承認應該利用敵人中問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他還要我們同各種可能的同盟者（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有時通融一下，有時妥協一點。列寧不但這樣主張，而且也在事實上實行了的。誠如他自己所說：「布爾什維克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著牠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事實。」列寧採取「機動手段」時，總是十分勇敢大膽的，以致讓許多「堅持原則的、清白的」革命者驚惶得瞠目結舌。最顯明的例子有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為了要參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罵他「俄奸」，決定接受德國軍方的提議，坐了「密封火車」經德軍佔領區回到俄國。再如，為了要讓俄國革命獲得喘息時間，他竟排除黨內黨外的一切反對，堅決與德國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勃來斯脫．立刀夫斯克條約。這些例子表示了什麼呢？牠們表示了：最堅持原則的偉大的革命家，同時可以是而且必須是善於應用機變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沒有後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實地踏上道路，那是永遠抵達不了目的地的。

那末，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達目的地？是否祗靠「縱橫捭闔的手段」，沒有正確的戰略大計，或根本沒有這種原則性的方針，也一樣可以促成革命勝利呢？為了革命勝利，革命者可以無所不為嗎？

當然不是的。「條條道路通羅馬」，卻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幫助革命成功。「為目的不擇手段」這個耶穌會派的格言，並不能應用於革命政治中。對革命言，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的革命言，目的與手段是相互依存的。必須是何等樣的手段，纔能達到何等樣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遠離。有些能達到目的，有些卻能斷送這個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採取時候的主客觀的條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時候牠可能是對革命的很好服務，也可能是對革命的最壞叛變。關於這方面，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裏舉出過罷工中的妥協為例。「一種妥協是為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涸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們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的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藉口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卻是貪圖私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效勞，屈服於資本家的威嚇或勸說，或為資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誘，甘言所惑。」

然則毛澤東從來應用的策略手段，特別是在上述三個時期中他所採取的機動對策，他所做過的妥協與同盟，究竟該屬於哪一類呢？所有他的策略，他的權變，都是為革命所必需，因而都是正確的嗎？渾統的答覆是不可能的。因為正如列寧所說：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力量，才能正確地決定某種「妥協」的真實性質，－－如在有些殺人案件中，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為，究竟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為（如必要的自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粗野舉動或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在政治上當然有時因各階級和各政黨間的國內和國際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的緣故，所以有許多事件，若辨別起來，較之辨別罷工時的合理「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叛徒領袖等等背叛階級的「妥協」的問題，要困難得多。」所以要個別地、精詳地、依據特定時間的主客觀條件，來決定毛澤東所曾採取的每一政策，每一戰術的「真實性質」，雖然不是不可能，但是極端困難（原因之一是我們根本不可能接觸到必需的資料），同時對我們目前的研究，亦非必要。在這裏，我們可以答覆而且必須答覆的，倒是如下一個問題：毛澤東應用這些權變時，其基本態度是否正確？牠是否與馬列等革命大師們的態度相同？我認為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能說是正確的。我們知道，當那些大師們，特別是列寧，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辦法」的時候，不論任何時候，或任何條件中，總抱著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的一般水準，而不是降低這種水準。」（見仝上引書）列寧認為這乃是「全部問題」之所在。所以當他應用「縱橫捭闔的手段」時，不管其暫時的與立即的原因是為了牠能損害敵人，或為了牠能保全自己，或為了環境所迫無法不作的屈服，或為了避免一場形勢顯然於己不利的戰鬥，或為了使主要敵人孤立而對次要敵人讓步，或為了要併力克敵而與某些動搖勢力聯盟……不管為了什麼，他們心目中卻始終樹立著這樣一個標準：這樣做會使無產階級（國內的與國際的）的覺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還是降低？怎樣做可以提高？怎樣做便會降低？這樣的問題永遠在列寧心中占據第一位置的。當他採用一個手段時，首先他總要問：牠對無產階級（在我們，應該包括全體勞苦大眾）會發生什麼影響？我們應如何藉此進行教育？以便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如果說，有一個手段，應用起來可以收得一時之利而卻會糢糊或甚至降低無產階級覺悟的，他就決不採用。列寧是絕對主張用一切手段來打擊敵對階級的，但絕非毫無條件。倘能加害敵人而同時足以癱瘓革命者意識的手段（如個人恐怖之類），他就堅決反對，倘能欺瞞敵人但同時亦欺騙本階級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絕不容許。在這方面，列寧的態度是大膽與精細相結合的最佳範例，是原則與手段決不割裂的最好榜樣。就拿我們上面提過的兩件事來看吧。二月革命以後，亡命在瑞士的列寧，因為急於要回俄領導革命，而回國路程，除了取道當時與俄國處於交戰狀態的德國國境之外，別無辦法，於是列寧便勇敢地向敵人申請過境，與敵人締結條約，坐了「密封車廂」回去；但同時，一方面為了堵塞俄國政敵們誣衊之口，另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釋國內外無產階級對於此事的疑慮，於是在動身之前，在瑞土邀集了幾個外國革命家：法國的勞里奧與吉爾波，德國的保羅．雷維，瑞典的潑拉頓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並簽署了這樣一份宣言：「俄國的國際主義者，他們……現在正要動身到俄國去，以便在那裏獻身於革命事業，他們將幫助我們喚起別國的無產階級，特別是德國的無產階級，去反對各自的政府。」列寧等借道德國，答允交付的代價僅僅是堅持釋放同等數目（三十人）的非軍事俘虜，他絕對不曾在事實上或形式上對德帝國主義者作絲毫讓步。勃萊斯脫和約的情形則更清楚，為了俄國革命正處於無法作戰的情況中，為了要取得喘息時機以待世界無產階級，特別是德國無產階級及時起來，因此俄國工人政府不得不暫時屈服於德國強盜的軍事勒索之下。這個立場、這個說法，非但在對內解釋和對外宣傳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實講，而且在正式談判的議席上，也不許任何外交辭令掩蓋了那個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國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國內外無產階級的覺悟與鬥志，反而將牠大大提高了。俄國革命中的第二位領袖，亦即勃萊斯脫和約的實際「談判」者與簽署者－－托洛茨基，在應用「手段」或政策時的態度，也完全是這樣的。他甚至說：「宣傳的秘密在於說真話」。詭計絕不能代替階級政策。對敵人自然可以不厭其詐，但對無產階級與勞苦大眾必須至真至誠，一些兒都虛偽不得，半點手段都用不得。祇有斯大林掌握了蘇聯黨政大權以後，才一反列寧、托洛茨基的傳統態度，將陰謀詭計完全代替了原則性的政策，並且將對付敵人的「縱橫捭闔手段」同樣拿來對付無產階級，更甚至對付自己的同志。當他為了「機動」之故而與某一敵人、敵黨或敵對階級進行妥協時，他就在原則上也實行妥協，老是在那些敵對人物或敵對勢力的臉上塗脂抹粉，讓無產階級與一切勞苦大眾「衷心地」相信敵人已化為朋友。史大林從來不估計、而且絲毫不顧慮到那些手段之應用，結果會對無產階級的覺悟與鬥志起什麼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正是列寧與托洛次基等革命大師在策略運用時所首先注意的標準，是某一手段或策略之取或捨的標準。

列寧托洛茨基在這上面和史大林之間不同，基本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與革命官僚之間的不同。

毛澤東運用權術時候的基本態度，究竟是屬於列托一類還是斯大林一類呢？不幸得很，他是遠前者而近後者的。毛澤東曾經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說：「和蔡廷楷握手，必須同時罵他一聲反革命。」按照說話人的意思，跟那些原來反革命的暫時同盟者妥協，就必須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氣姿態，必不能揭人家的瘡疤，一定要親善尊敬。和蔡廷楷握手的時候，縱使不稱他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聲親愛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親熱。其實，這態度與列寧態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寧，當我們有必要和蔡廷楷或蔣介石握手之時，我們的責任必須同時以加倍力量告訴無產階級以他或他們的反革命本質和原形，並向他們解釋目前為什麼要同這些敵人暫時妥協，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階級基本革命群眾的覺悟與鬥志。如果照毛澤東的做法，一旦有必要與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須做得親親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試問無產階級大眾看了這個表演將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楷或蔣介石過去的人會發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蔣進步了還是共產黨退步了？不知道蔡、蔣過去的人則自會因此而相信他們真是很好的革命者。無論前一感想或後一感想，總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眾的覺悟與鬥志的。

斯大林同敵人握手時決不罵敵人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總是表現得非常友善的。例子太多，舉不勝舉，其中最出名的應該數他同希特勒、松岡洋右與邱吉爾的親善了。對希特勒，一旦與之簽訂協定以後，他便整個地改變了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論調，盡量美化大獨裁者的醜臉。與希特勒在德蘇協定後仍繼續反共叫囂的情形相反，史大林竟公然致電希特勒，說什麼「德蘇兩國人民的友誼是用血凝成的，我們有每一理由相信牠會持久與鞏固。」（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報」，史大林對希特勒的覆電）對松岡洋右，史大林為的要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便跟這個日本帝國主義最兇惡的外相表演最不平常的友誼。史大林對松岡洋右大攀「亞洲人的鄉誼」，談論什麼「道德共產主義者」的鬼話。臨行之時，這位總書記還打破前例，親赴車站，同那個窮兇極惡的侵略者擁抱話別。史大林與邱吉爾的交往，更是客氣得異乎尋常。一交朋友，便將戰爭的性質來了一個改變：成了蘇聯盟友的英美，其戰爭再不是帝國主義的了。一向是反蘇頭子的邱吉爾，如今得到史大林的保證，說「一切都已過去，而過去的事都屬於上帝。」（見邱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卷四，頁四四三）總之，依照史大林的辦法，如果我們有必要和可能與敵人握手，那就得客客氣氣、誠誠懇懇地握，最低限度也得假戲真做，將敵人和革命大眾同樣欺蒙。否則，照他的意思，敵人是不肯和你握手的，這就是說：策略便會不靈了。至於無產階級大眾是否會因此種真戲或假戲而降低覺悟與鬥志的水準，那末斯大林是毫不在乎的。因為他認為一切力量的來源，是由少數人（甚至是他一個人）所指揮的國家機器和軍隊，絕對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大眾。他和列寧托洛次基等恰恰相反，絲毫不需要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鬥志與革命性，他根本不需要牠們。

毛澤東應用策略手段時候的態度正是如此。為要與蔣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罵聲，而且竭盡力氣來使「賣國賊營壘的總頭子蔣介石」（見一，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變成為「偉大的領袖」（見「論新階段」第十八節），同時宣佈共產黨接受三民主義，政府和軍隊接受改制，一切服從國民黨中央。他認為「全民族的第二個任務，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又說：「全國必須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國必須是統一於中央的。」因此，他再三聲明：「我們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並號召全國一致擁護。」（以上引文均見「論新階段」）

毛澤東此種矢忠矢誠的擁蔣表示，目的當然可以說是要維持聯合戰線，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講講「現實主義」，與蔣介石「針鋒相對」，玩弄「縱橫捭闔的手段」。我們承認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變或投降），我們也承認：革命者是應該與可以對敵人用手段的；但手段玩弄到這般田地：明知某人為「賊」，卻為了權術之故，號召全黨全民「誠心誠意」認賊作父，並且以此定為主要任務，要大家堅決擁護其領導，決不能使此「賊」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響」。如此做法，縱使有一萬個最好理由，也總無法為下述那樣的壞結果作辯釋，即：無產階級大眾會因此而降低其覺悟與鬥志，會因此減弱（甚至消滅）其革命性。因為，我們在上面再三說過，正是這個結果，乃是列寧當年運用「機動手段」的最高標準。誠然，我們中國這位大軍事學家孫武說過：「辭卑而益備者，進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為了欺騙敵人，讓自己加緊準備，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氣，委婉的謝辭，可是這種主要適用於古代戰爭的計謀，畢竟不適用於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面由於政治的群眾性與民主化，另一方面由於出版與廣播之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術與明顯的虛偽，到底祇能有損施術者本人的威信。毛澤東自己不會得見不及此，所以在選集中，這篇有名的「論新階段」的報告，祇收入了八個部分的一個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而且被選取的這一部分中，一些過於礙眼的字句也刪去了，例如在該部分的第二節中，就刪去了這樣幾句：「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在這裏，不能有一點消極性。」在第六節裏，刪去了：「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且服從統一性。」

像這樣的「卑辭，委謝」，根本不會出之於列寧托洛茨基之口，卻常見於史大林的筆下，因此，史大林也和毛澤東一樣，當著作彙集出版時，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選擇和改作工夫。這無論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應有作風。

「但是」，有人會反駁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勝利嗎？能致革命勝利的一切策略，跟那些能使戰爭獲勝的任何計謀一樣，都是最好的、應該的、正確的。」話不錯，勝利是重要的，勝利本身常常是最有力的論據。但還得看是甚麼樣的勝利，而勝利的性質，則要看牠是如何勝利的。列寧托洛茨基念念不忘於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不但因為祇有靠無產階級此種精神和能力的提高才能使革命勝利，更因為祇有這樣獲得的勝利才是符合於國際社會主義利益的革命勝利。

毛澤東今天是勝利了，中國革命，由於不少原因（其中毛澤東的高明的戰術乃是原因之一），也是勝利了。但正因為牠的勝利很少得力於無產階級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勝利後的中國革命及其新創造的國家，遭遇到許多難於克服的困難和危機，陷於深刻的官僚主義的乃至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泥淖中。

這些問題我們將在下面的章節裏談到。

第六章　　不高明的戰略家（上篇）

（新民主主義與不斷革命）

說毛澤東不是高明的戰略家，我們不是就軍事意義而言，卻是指革命政治的意義而言的。革命政治方面的戰略，先指革命家或革命黨對於革命的動力、革命任務、性質與前途的認識，特別是指對於革命政權（即一切革命之最重要與最直接的目標）所懷抱的態度和理解。毛澤東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根據文獻，證以事實，卻很不高明。

為了便於問題的說明，讓我們先看著革命戰略這個問題最初怎樣在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中提出，牠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經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有過怎樣的關係。托洛茨基──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二位領導者──對於這些問題曾有過精簡扼要的說明，茲抄錄如下：

「我們在政治學上借用軍事學名詞：所謂「策略」乃是指領導個別的運動而言，所謂「戰略」乃是指奪取政權而言。大戰以前，我們一般未曾作此區別。在第二國際時代，我們祗限於社會民主黨的策略觀念裏面。這也不是偶然的。社會民主黨實行議會策略、工會策略、巿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和資源──一切隊伍──以戰勝敵人，這個問題在第二國際時期，關於奪取政權的實際任務並未曾提出來。一九○五年革命，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才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或戰略問題。為此之故，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即布爾雪維克派，才占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戰略的大時代開始於一九一七年，起初在俄國，後來普遍於其餘的歐洲。」（見「十月教訓」的第一節）

「一九○五年革命，不僅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總演習』，而且是一個實驗室，其中製成了俄國政治生活內所有基本的派別，又設計了俄國馬克思主義內各種不同的傾向。爭論之焦點，不待說，是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性質及其未來發展道路。」（見「三種俄國革命觀」）

這些派別的爭論意見，大致有三，可概括如下：

「民粹派，同斯拉夫主義一般，從下一幻想出發，即認為俄國的發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普列哈諾夫的馬克思主義則集中於證明俄國歷史道路和西方歷史道路原則上並無不同。但由此產生出來的綱領，反而漠視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發展上真實的而非神秘的特殊點。門雪維克派的革命觀，除去其插話性的歧異和個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祇有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是可能的，此勝利必然推送自由資產階級走上政權。以後，民主政制就將使得無產階級，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牠的西方兄弟輩。

「列寧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經過「工農民主專政」得到的革命完全勝利，將肅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將給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以美國的速度，將加強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的力量，將使社會主義鬥爭成為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國革命的勝利亦將大大推動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後者不僅能保障俄國免除復辟危險，而且能促使俄國無產階級於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奪得政權。

「不斷革命論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祇有在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不僅提出民主任務於議事日程，而且提出社會主義任務於議事日程，同時亦將大大推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惟有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保障俄國免於資產階級復辟，並保證牠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見同上引書）

「門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給無產階級指示錯誤的道路。布爾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們很正確地指示了鬥爭的總方向，但關於鬥爭的階段說得不正確。布爾雪維克派所指的前途的不完全，一九○五年革命時尚未明顯暴露出來，僅僅因為革命本身尚未更進一步發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時，列寧就不得不直接與他的黨的老幹部沖突，而改變布爾雪維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診斷都不能自命為算學一般精密無訛的。祗要牠能正確指示發展的總方向，能幫助實際事變過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過程，沿這路向定去－－就足夠了。在這意義上，我們不能不看出不斷革命論的俄國革命觀確曾完全通過了歷史的考驗。」（見同上引書）

事實正是如此：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在十月革命中完成的，而十月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卻是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提出了並解決了民主任務，而且提出了並解決了社會主義任務。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了俄國資產階級確實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證明了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人祇能是無產階級（經過牠的黨）；又證明了革命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祇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農民支持的），而不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更不能建立什麼數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俄國革命證明了這些，也就證明了最初由托洛茨基提出、然後為列寧所堅持的不斷革命論的完全正確。

俄國革命依照了不斷革命論的政治預見而發展而完成，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不斷革命論祇適合於俄國革命。不斷革命論的客觀根據並非是俄國獨有的特殊性，而是一切落後國家所共有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正如托洛茨基當年對俄國所說，「首先顯出來的是牠的落後性。歷史的落後並非這個國家將依樣葫蘆於一百年或二百年後重走先進國所已走過的路徑之意。寧可說，這個國家有完全不同的「配合的」社會形態，其中資本主義在技術上與結構上的最高成就，進入於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蠻的社會關係之內，改變這些關係，支配這些關係，造成一種特異的階級對比。」（見「三種俄國革命觀」）這種「特異的階級對比」構成了俄國不斷革命論的基礎。但因這個「特異的階級對比」並非僅僅出現於舊俄，同樣也形成於其他落後國家中，故牠同樣構成了其他落後國家的不斷革命論的基礎。因此，不斷革命是一切落後國家必須遵循的一條革命戰略。順著牠走的「資產階級革命」會獲得勝利，違背牠的就必然歸於失敗。把握不住牠，或祇能在經驗中偶爾摸索到牠的，自然不可能是高明的戰略家。

由此標準，我們就不難衡量戰略家毛澤東的高度。

一般說，中國共產主義者從來輕視革命理論，更加看不起「學院式」的關於革命性質與革命前途的理論。在他們眼光中，一個共產主義的遙遠目標，幾條反帝反封建的具體與切近的綱領，已經完全夠了，餘下來的全部問題只是努力苦幹、實幹。一切「空談」，「清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於革命的。因之研究學習理論的傾向受到了斥責，「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成了嘲笑的名詞。這種盲目的、不用頭腦的實幹主義作風，使得一九二五──二七年間共產國際種種錯誤決議得以毫無批判的執行，因而也部分地促成了中國那次革命的失敗。革命失敗了，革命者跌倒了，犧牲了；其中幸而未曾喪失生命，僅僅受了傷，或祗是撞痛了頭腦的，那時痛定思痛，纔開始用自己的頭腦，將革命反映於概念上的種種大問題，思索和研究起來。正好像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首次將革命戰略的原則問題提出於俄國革命者面前一樣，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後，而且是在失敗之後，纔初次闖進中國革命者的頭腦。只是有一個不同，當時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自己直接考慮了問題，發生了派別的；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革命戰略的不同意見，基本上卻是蘇聯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在中國引起的響應。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線，共產國際的領導層中，亦即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中，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就發生了兩種對立立場。一種以史大林為首（其中包括布哈林、馬丁諾夫等人）主張中國共產黨應採取本質上相等於俄國當年普列哈諾夫所提出的門雪維克式的戰略路線，這就是說，中共與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擁護資產階級去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建立四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藉使中國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戰略的主張者口頭上也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但事實上反對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為此領導權所作的一切真實鬥爭，他們妨礙這些鬥爭，勒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直至蔣介石清黨也不準退出國民黨，要中國共產主義者信仰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紀律，以此企圖始終保持那個「反帝反封建的聯盟」。另一個立場是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後來又為列寧的老戰友齊諾維也夫與加明尼夫所贊同。此立場的要點如下：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牠自己的革命的。一部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也受帝國主義壓迫，但因他們一方面與帝國主義，另方面與封建殘餘保有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他們既不能堅決反帝，也不能堅決反對國內落後勢力。在工農革命興起的威脅下，他們倒寧願與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及早妥協，藉以壓制工農革命的。因此，蘇共反對派堅決主張中共採取獨立的階級政策，反對加入國民黨，更反對共產黨人不批評三民主義與服從國民黨紀律的承諾。主張徹底發展階級鬥爭，特別在北伐軍進展中發展土地鬥爭，藉以爭取武裝農民──兵士──的擁護，主張組織蘇維埃，藉以代替資產階級的政府，建立由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以此解決民主任務，並由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因為史大林一系當時已經在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中攫取了大權，他們所代表的立場便被實際執行了出來。可是中國革命的全部經過，絕對無情地證實了此一立場的錯誤，反證出反對派立場的正確。結果如所周知，這個被證實了錯誤的當權派，為了要維持其對內對外的威望，應用了官僚行政手段，甚至應用了絕對與布爾雪維克精神相違反的特務恐怖手段，鎮壓了與摧毀了被歷史證明為正確的反對派。錯誤的史大林派為何與如何摧殘了托洛茨基派，因問題與我們這裏所討論的無直接關係，不具論。這裏我們需要談的乃是史托二派的意見在中國共產主義者中間所發生的影響。特別是，牠對毛澤東發生了什麼影響？更確切些應該說，毛澤東對蘇聯共黨中二派關於中國革命戰略之爭，採取了什麼態度？他作了怎樣的左右袒？

蘇聯共產主義者的這個爭論，主要因為史大林一派當權者的嚴密封鎖和惡意曲解，其次由於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一般理論水準的低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完全失敗之前，對整個中共言，可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中，包括總書記陳獨秀在內，都不曉得除了由國際代表傳來的所謂國際指示或決議（其實是史大林派立場的指示或決議）之外，還有其他意見。少數有機會派出去莫斯科參加國際會議的領袖，例如譚平山之流，只是在史大林派的「中國問題專家」領導之下，奉命反托如儀罷了。他們根本接觸不到反對意見的代表人物，甚至讀不到反對派的文件（除了一些惡意改竄的，斷章取義的「摘引」），因之他們（且不談他們是怎樣氣質的人吧）不可能把這個有關中國革命根本理論的爭論帶到中國黨內來。中國革命失敗後，史大林便是利用中國黨內對於史托二派關於中國革命爭論的無知，當然更利用他所把持的蘇聯共產黨的無上權威，將斷送革命的全部罪責統統推在陳獨秀身上了。可是這樣一種張冠李戴的手法，居然為陷於迷惘中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所接受。這樣，中國共產主義者雖付出了一次革命失敗的代價，卻仍舊得不到關於中國革命的原則的戰略問題的正確認識。從失敗中沒有獲得教訓，沒有得到經驗。

中國革命者首次得到這個認識、教訓和經驗，那是在一九二七──三○年間。由於大量的年青共產主義者被送去蘇俄學習，在那邊接觸到了反對派文件。這接觸使不少人變成了反對派。這些反對派又將此種文件偷送到留在國內的老革命者手裏。如此，有關手中國革命根本戰略問題的爭論，在實際革命失敗以後二三年，纔輾轉流傳到中國革命者中間，引起了他們的爭論，並促成了他們的派別。代表反對史大林派意見的政派，在一九三○年正式從中國共產黨中分裂出來了，他們組成中國的「托派」，以陳獨秀為首，包括了很大部分大革命中擔任過領導工作的人物。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和分裂（即托派被開除）採取什麼態度呢？從毛澤東選集中我們找不到他當時的意見。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對中共瓦窰堡黨活動分子所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之前，毛氏提起革命失敗原因、革命性質及前途等基本的戰略戰線之時，總是空洞浮泛，不著邊際，僅僅背誦國際決議案上的一些字句，而對這些字句，他都不甚了了的。比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他用如下的話來說到這些問題：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

「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以後，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在這一段小學生式的背誦中，人們完全看不出毛澤東本人對革命的根本問題抱什麼見解和態度。因為無論史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誰都不曾否認中國革命的民主性質，因為誰都承認這個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民主的。至於說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恰恰是托洛茨基派所特別堅持之點，史大林們主張由「四個革命階級」共同領導革命，拚命反對托派的無產階級領導論，他們認為單獨一階級的領導就是違反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有時他們雖然也談談這個領導，但事實上他們卻自始至終總是叫中國革命者及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因此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一手斷送了中國革命，使一次大有希望的革命，終於為反革命所代替。那末毛澤東當時文章中提出此點，是否表示他在史托之爭中左袒後者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他當時是並不清楚聯共二派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的。「必須拿起槍桿子」，「必須由無產階級－－簡單地了解為共產黨人－－領導革命」，只是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一種普遍認識吧了。

不久以後，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的那個著名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間是以如下的文字表示他對革命性質問題的意見的：「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澈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巿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澤東以前敵委員會名義給中共中央寫的信上，又觸及這個問題，文如下：「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

上面這兩段文字，雖然沒有明顯地說出他對聯共黨中關於中國問題的二派意見何去何從，但意思是清楚的，他擁護史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因為托洛茨基的意見，在中國革命失敗後的那一時期中，被史大林歪曲成這個樣子：他，史大林，認為中國革命仍是民主性的，即其主要任務為反帝反封建；而托洛茨基則依據史大林的轉述，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由蔣介石完成了，故今後的革命將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的，即其主要任務為反對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根據了這樣一個虛偽的對立，毛澤東表示他同意中國革命仍為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就無異對史氏投了贊成票，對托氏投了反對票。

其實，中國革命失敗以後，發生於史托二派之間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比較重大的乃至原則性的問題，有如下的不同看法：

史大林：最初根本不承認革命失敗（將失敗說成為「革命的更高階段」），後來（廣州暴動後），承認革命是失敗了，但他第一不認為這個失敗是深刻的，因而將是相當長期的，所以他反對讓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新局勢中，用國民會議口號從事民主革命鬥爭。第二，他否認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對中國革命的往後發展會有任何影響。他認為雖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但末來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將仍是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盟，他又認為，蔣介石的反革命雖然讓資產階級攫取了全國政權，但牠絲毫不影響未來革命無論政治上成經濟上的純粹民主性質。

托洛茨基：及時指出了革命的失敗，指出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勝利的局勢，竭力反對在不利局勢下舉行盲動，力主提出全權普選國民會議這個民主政綱，藉以蓄積力量，準備新的革命。他認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絕不等於革命勝利，故革命的民主任務依然存在，在此意義上，中國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但因資產階級在反革命勝利中掌握了全國政權，以致民主革命的矛頭首先必須指向這個政權，而為要解決民主任務，又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方才可能，在此意義上，則未來的革命將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

根據上面敘述，可見史托雙方關於中國革命任務之仍屬民主性質，並不曾有所爭論。實質上發生爭論了的乃是如下三個問題：１對反革命時期的認識以及以何種合適的口號去進行鬥爭，藉以縮短這個時期，早日迎接新革命的到來；２在未來的民主革命中，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否還能起領導作用？即使是部分的領導作用？未來革命的勝利是否一定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多階級的聯合專政？中國民主任務的澈底解決是否必須經過而且祗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解決民主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不可避免地、立即地、甚至同時地去提出社會主義任務；３反對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革命是否其本質便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

毛澤東最初當然完全不清楚這種爭論內容，後來纔從史大林派片面的彎曲轉述中知道了一點。只因毛氏一貫的輕理論、重實幹的精神，又因他和史大林同樣具有現實主義的本性，所以他看不起發生在遙遠地方的「茶杯裏的風波」，不想好好兒弄清楚牠，因此不須等弄清之後纔採取態度，僅僅為了爭取「國際」（史大林把持的「國際」）對他的聲援之故，他就毫不猶預地作出了左右袒，宣佈自己贊同「國際和中央的指示」，說他仍認中國革命為民主性質，以此表示他之擁護史大林與反對托洛茨基。不過毛澤東明明白白的擁史反托立場，在正式公佈的文獻中，則始見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他說：「中國革命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從這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氏還不曾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真正主張，或者他已經知道了，卻有意搬弄著史大林的誣栽來污衊托派。「托洛茨基分子」從來不曾說過「中國現時階段」（按：即一九三五年前後－－雙山）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他們認為：第一，那時根本還不曾有革命，舊革命已經在一九二七年秋冬結束，而新革命則尚未見端緒，第二，若說客觀存在的（或可稱潛在的）革命任務，則其主要的屬於民主性質，當無疑義。「托洛茨基分子」從來也不曾說過「中國已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說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了，卻未完成（其本身亦決不能完成）民主性質的革命任務。至於「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意見，「反革命的」托派確實說過，但他們是在特定的意義中說這句話的，那意義是：新的革命一開始就要反對資產階級專政，就要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這是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新革命在開始及持續進行中，固然要為民主任務的解決而作鬥爭，但對城鄉資產階級利益或多或少的侵犯，亦屬難於避免者－－這是經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次要的一方面。

毛澤東於一九三五年年底對「托洛茨基分子」作出上述控訴，可見是不盡不實的。這裏暴露了毛澤東對革命理論的輕率和輕視，暴露了他對革命戰略的原則性問題所採取的勢利態度。同時更根本地，暴露了他不能從局部的、策略性的實際經驗，自行綜合和提高到戰略水準。譬如拿我們上述史托二派當時爭持的三爭論的第一問題來看吧，是否在反革命猖狂的局勢中，共產黨應該積極提出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呢？托洛茨基說必須提出，史大林竭力反對，斥之為「取消派的政綱」。那末毛澤東的親身經驗告訴他什麼呢？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說：

「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這真是給國民會議口號所能作的最好的說明，是此一民主總口號必須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毛澤東當時是優秀傑出的戰略家，那末簡單憑了他本人的這點「調查研究」，就足夠到達與托洛茨基當時提出的同樣結論了（註[16]）即：革命局勢早已為反革命局勢所代替，針對著新的局勢，中國共產黨必須提出澈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藉使「冷冷清清的」「寂寞生活」早日結束，經過「包括城巿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與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使反革命局勢「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上。可是毛澤東不能從自己的觀察引伸到這個邏輯的結論。他不能、或者不敢提出為史大林所反對的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以致他雖然大力肯定「現階段」革命的民主性質，雖然深深感覺到反革命局勢的嚴重，雖然痛感到孤軍奮鬥的寂莫，雖然十分明白局勢轉變之有賴於廣大城鄉民眾政治的與經濟的民主鬥爭，雖然十分明白「少數小塊地方紅色政權」的保持與擴大，有賴於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資產階級為「普通民權」而鬥爭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他卻不能，或者不敢違背史大林的主張，將那個唯一能總結全部民主鬥爭的、因而是唯一能適合當時鬥爭需要的國民會議口號提出來。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不高明，還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說明的。當史大林在整個國際內由極左跳回到極右，在中國由十年內戰再度謀與蔣介石聯盟之時，便突然提出了一直被他斥之為「取消主義」的國民會議口號，撤換了多年來被奉為神聖的「蘇維埃」。中共幹部對於這個突變當然會感到驚奇的，特別因為他們聽慣了誰提國民會議誰就是不要革命這套理論，但毛澤東卻跟他過去之無條件贊成史大林的排斥國民會議一樣，現在也非常積極地出來為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新立場辯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對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所作報告中，他說：「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製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著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見選集卷一第二五四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候不可能不知道過去使「全國人民及各黨派愛國分子」「冷淡了國民大會和製定憲法問題的」，恰恰是史大林，恰恰是毛澤東自己；而八九年來竭力要他們「拋棄」這種「冷淡」的則是被他們罵為「取消派」的托洛茨基派。毛澤東至少在那時（一九三七年）已經清楚了史托二派的爭論點，所以說過這段話之後，趕緊就號召大家去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鬥爭。在對同一次會議所作的結論中，毛澤東更著力地說明了必須強調國民大會的理由。他說：「為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為它帶著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見同上引書第二七三－－二七四頁）這個理由，除了帶國防性這一點有些莫明其妙之外，都說得很好很好，簡直好得很！但人們應該問問毛澤東，這個同樣理由為什麼不可從一九二八年以後就用來提出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呢？為什麼國民會議口號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間是反動的：到了一九三五年（註[17]）便正式宣佈為革命的、必須強調、而且成為「中心的東西」了呢？

我們可以因此責備毛澤東對史大林的盲目追隨：這裏確乎也暴露了毛澤東現實主義的勢利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以為此事證明了，測定了作為一個戰略家的毛澤東的高度。

當然，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一個革命戰略家之最無誤的衡量標準是他對政權問題的態度，是他對以政權問題為中心的全盤革命發展的瞻矚。因此，我們還必須回到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來談毛澤東的戰略家地位。

毛澤東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後纔認真與廣泛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特別是史大林的著作。經過了這次系統研究，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上史托二派的爭論，便有了明確立場。如果在這以前，毛澤東的步趨史大林主要是由於「紀律」，由於「不明就裏」，由於現實主義的趨附，那末在那時之後，毛氏贊同史大林的主要理由，應該說是由於思想和氣質的共同，其他因素的影響倒反而居於次要了。我們曾經多次說過，毛澤東和王明不同，他不是買辦型的，更不是崇洋派，有足夠勇氣在權威面前反抗的。所以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以後成為史大林的堅決擁護者與崇拜者，祇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他所擅長的策略手腕（即欲藉此利用史大林所把持的蘇聯及共產國際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來解釋，大部分應該用他和史大林之間的思想相同，意氣相投來解釋。二人都是高明的策略家，都是不高明的戰略家。大家同樣地重實際，輕理論。大家都是經驗主義者，歸納主義者，因之都看不起原則性的「冥想」，都鄙棄從思想出發的演繹。大家都喜歡談現實主義的「常識」政治，不喜歡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迂腐」教條。二人都不懂外語，對西方思想，甚至對一般的外國文化都很隔膜，以致表示某種程度的輕視或敵視，故二人都是國際主義者其名，民族主義者其實的。最後，二人都視實力（不論槍桿子或機關）高於思想，都懷有非凡的大志，都要造成個人的領袖崇拜，都看不起群眾自發的創意，因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官僚主義的，英雄主義的，甚至是帝王思想的。當然，二人除上述相同之外還儘有不同之處，譬如思想的來源不同，各自對革命與黨的關係和地位不同，以及二人才智有高下（毛澤東無疑比史大林高些），性質有厚薄（史大林當比毛澤東陰險刻薄得多）。不過這些個不同在那些個相同之前顯得非常無力，所以儘管在某些特定的事件或特殊問題上，毛澤東可以怨恨史大林（例如後者之拚命「栽培」王明與毛氏作對）或不同意乃至看不起史大林（史大林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指令，曾有不少由毛澤東這個執行者看來是荒謬可笑的。在這些時候，宅氏的應付方法，總是「陽奉陰違」，「先斬後奏」。倘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判斷的正確，則他照例不以之揭穿史大林指令的荒謬，卻往往將功勞歸之於「國際」的「正確領導」（註[18]）），但在整個思想上，特別在落後國家民主革命這個戰略思想上，毛澤東是由衷地追隨了史大林的。蘇聯共產黨中的二大領袖，托洛茨基的文釆風流雖然可能引起過毛澤東的景仰，但史大林的平庸現實總仿彿更合乎他的胃口。這該屬於同氣相求之類的。

毛澤東以完全成熟的史大林主義者姿態出現來談中國革命的性質與戰略問題，當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為首次。在這本小冊子裏，他有系統地與極其明確地說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這裏他提出了與舊民主革命不同，又與社會主義革命有異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的政治上的目標為「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

在時間上幾乎是緊相啣接的「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中，毛澤東的此一戰略思想有了更充分的說明，有更自由的（即不是襲取他人的而已為自己思索之成果的）發揮。其中最重要的一節如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見「選集」卷二第六六八頁──六六九頁）

上面這一段由毛澤東深思熟慮後、用他自己的言語說出來的史大林主義的關於中國的革命觀，讀者可以拿來和本章開始時候的三種俄國革命觀比對一下，這不正是當年門雪維克派的立場嗎？自然表面上的區別也不是沒有的，譬如門雪維克並不區別民主主義的新舊，他們又公然說革命應該在自由資產階級的領導下，而毛澤東所爭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卻是「新」的，且其國家形式必須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的共同專政」。但是實質上，只要這個說法不是宣傳技倆，而是共產黨的原則性的戰略路線，那末在嚴格地不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這個所謂一切「反帝階級的共同專政」，除了由資產階級，而且是最有槍桿子的資產階級，占有實際專政的權力之外，還能有什麼形式呢？因此，毛澤東的這個立場實質上就是門雪維克派的立場。

按照門雪維克派立場，俄國無產階級幫助自由派資產階級成立民主共和國以後，便將「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牠的西方兄弟輩。」到底他們以怎樣大的成效，如何趕上他們西方兄弟輩的社會主義鬥爭，可惜（其實是幸而）門雪維克派沒有機會用事實來告訴我們。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沒有成功，如果門雪維克派的「戰略」如願實現，即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得能穩固與繼續存在下來，那末，我們可以肯定，俄國由這些「社會主義者」領袖們率領的俄國工人們的社會主義鬥爭，一定至今還趕不上英、法、美諸國的兄弟們哩！

依照實質上是門雪維克主義的毛澤東的革命觀，即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其革命不能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但啗能為「一切反帝的階級的共同專政」而鬥爭，──其前途的轉變又具怎樣呢？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對前途給了很明確的說明和回答。他說：

「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至於如何轉變？如何與幾時由第一步轉入第二步？則他沒有回答，他只是一再地，著重地說：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第一階段有「自己的一定時間」，形成「一定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內，民主任務只能用各階級的民主專政來解決，等到解決之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關於兩種革命之間的轉變條件及其時間問題，倒是在此以前，當中共初向國民黨提出正式再度聯台之時，毛澤東比較明白地說過。那是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九三七年五月）兩篇文章中的態度。在第一篇中，毛對轉變問題的答覆如下：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的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澤東說：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我們不厭其長地抄錄了上面文字，首先因為這可說是毛澤東談到革命性質轉變問題最明白肯定的兩個地方，第二，因為這裏面頗有意義地將三種關於中國革命的「轉變論」羅列在一起了。

第一種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當然就是「第三次左傾時期」共產國際的立場，也就是史大林本人，或其親密助手當時對此間題所持見解），即以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

第二種是毛氏自己的意見：「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

第三種是毛澤東派給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說他們主張「不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毛澤東這裏的描寫當然不正確。我們從當時托派的文獻中，可以知道他們對此問題的見解大致如下：中國革命無疑將因民主民族鬥爭而復起，但此革命一定要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纔能前進與深入，如此，無產階級就勢必在客觀上與主觀上都要為自己的政權而鬥爭，因而走上政權；一旦這樣的政權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自不能自限於民主任務的解決。因此，根據托洛茨基派的見解，所謂革命性質的轉變問題根本就提得不正確，就革命的客觀任務說，當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也還有一段民主時期，若就革命動力說，特別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歷史必要性說，那末一開始都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了。

史大林毛澤東因為根本否認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可以而且必須為自己的專政而鬥爭；因為他們根本否認落後國家的民主革命任務祇有而且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纔能解決；因為他們囿於門雪維克的老說法，一貫認為民主革命一定要先由民主政權（或民主革政）來解決，解決了之後，上面的政權與下面的任務才能同時進入（或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因之，他們絞盡腦汁來尋求一個轉變的時機和某些轉變的條件。結果，史大林與王明（當盲動與冒險時期）就硬性規定出一個標準：「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這個標準當然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當時的「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權和軍隊，如果牠早已實行了反對富農的政策，不管牠的轄區限於一個井岡山，或者廣及「重要的省份」，革命都早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了，否則，即蘇維埃與紅軍僅有其名，其政權是「各階級共同」執政，其政策是嚴格地限於反封建，那末，即使其力量到達了全國，其性質也不會有什麼改變。「由量變質」的法則被史大林王明如此應用，真是莫明其妙。毛澤東反對這個標準是對的；但因上述的基本立場相同，他其實也不曾定出更好的標準來。所謂不到「具備了轉變的條件」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事實上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所謂「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不但空洞，而且是十足門雪維克派的陷阱。因為，如果要等中國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具備了成熟條件後纔談社會主義革命，那末意思祇能說：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沒有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都提高到至少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準以前，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輕易談的。這樣看法，「轉變」的「時間當然會相當地長」。豈但「相當」，其實是非常之長，最早也得在英法美日等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了。毛澤東的這個轉變論，實質上（如果他原則地堅持起來）是比史大林、王明更右的。

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始終不曾公然改變過。在「聯合政府」這本著作中，他的這個意見甚至解釋得更右了，他說：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這裡毛澤東是把革命轉變的條件具體地列舉出來了，那就是：一個由各階級聯合統治的新民主主義的統一國家，高度發展國家資本經濟、私人資本經濟、合作社經濟、高度發展文化、高度發展人民的個性、經過長時期後，等到上述種種發展達到了可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基礎之後，那時革命才轉變了，即各階級的聯合專政才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為民主主義的奮鬥才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奮鬥。毛澤東的這個立場，為了要袪除某些人對牠的忠實性的懷疑起見，他便著重地聲明道：

「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毛澤東這一條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線：建立一個原則上與無產階級專政不同的多階級的共同專政，在此政權下，在長時期內，發展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文化，一直發展到足夠之後，才由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這條基本路線，毛澤東從未改變過。自從他在一九三五──三七年期間最後確定以後，中經抗戰，內戰以至共產黨軍政力量統治全國，毛澤東在所有大小文件中，舉凡涉及這個問題，都一直是這個說法－－雖然著重點是移動了：在內戰尚未爆發之前，他著重於那個專政之「聯合與共同」上，內戰爆發以後，特別當勝利在握時起，則越來越著重於「聯合專政」之無產階級的領導上。不過無論毛澤東將重點置於何處，他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還是十分強調地指出：

「這就決定了我們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於十月革命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見「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

當全國革命勝利之後，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寫了他著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裏，據中共的官方宣稱，「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對於革命轉變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從理論上作了詳細的闡述……」（見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社論）但如我們細讀該文，所謂「創造性地提出」與「詳細闡述」了的關於革命政權性質及其轉變問題的意見，祇有下面這幾句；首先是：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人民民主專政」便是由這四個階級共同組成的，這說法至少從一九三五年提出聯合戰線以來，聞之久矣，完全沒有新意，更談不上什麼創造。另一段，今天特別為所有中共理論家們不斷引證，不斷讚揚，且稱之為毛澤東主張不斷革命論之依據的，則為下列文字。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這一段話，據「紅旗」雜誌的主要理論家施東向（按；這個筆名代表的多半是陳伯達，或竟是毛澤東）解釋，乃是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業已轉變的正式宣告。所以施東向說：「這時候，如果認為革命還不到轉變之時，那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見「紅旗」一九六一年份第一期）不過我們如果看看「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原文，很顯然，這個所謂「轉變」立場的正式宣告，乃是中共理論家們事後追認的。所謂「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毛澤東說的很清楚，是指「軍隊、警察和法庭」的強化而言，其目的在於「鞏固和保護人民的利益」。這裏，不管人們在事後作何等樣的彎曲和注釋，總無法使之含有這種意思，即：各階級聯合掌權的人民民主專政現在必須「強化」為（即轉變為）無產階級的專政了。毛澤東整篇文章就是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而這個專政，依據毛澤東歷來一貫的聲明，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具有「原則上的不同」。然則，兩個原則上不同的政權，如何可以僅僅因軍隊、警察與法庭等鎮壓機關的強化而發生轉變呢？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東向劉少奇陸定一等想從這篇文章裏找出毛澤東從來主張中國革命之不斷論的證據，總歸是徒勞吧了。

當然，「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這一段話方可以看成為「不斷革命論」的，即可以被了解為無產階級堅強地掌握了政權，憑此去完成民主任務，並開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如此了解，與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相背，與「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觀念本身沖突。因為，依據毛氏的理論，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國體與政體，社會主義革命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體與政體。前者為民主共和國與人民民主專政，後者為工農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二者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代表著不同的革命階段，代表著兩種絕然不同的社會性質。因此，既不能跳越前者，亦不能提前後者。「兩篇文章」，一定要做完第一篇之後才能再做第二篇。然則，遵守著這個理論，如何可以將屬於「第二篇文章」中的政體（無產階級專政）拿來解決「第一篇」文章裏的問題呢？毛澤東的邏輯不至於如此不通。他當時所說的「人民專政」，一定還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有著原則性差異的。當毛澤東寫那篇文章時候，如果他確實是一個堅守原則的革命思想家，他一定還以為中國革命的民主任務將由當時的「四階級共同專政」來完成，等到完成之後，即等到中國社會客觀上已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之後，民主專政纔變成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所謂「人民民主政權，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劉少奇語），毛澤東當時是決不可能有這個思想的。因為這個思想，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被毛澤東罵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托洛茨基將俄國革命的經驗和理論運用到中國革命來，認為：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蔣介石道路），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十月革命道路），至於什麼「多階級的聯合共同專政」，則是理論上說不通，事實上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漫長的歲月中為各階級聯合的人民專政而努力，一貫而拚命地反對主張建立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托派，然則他怎能當自己的戰略目標終於實現之時，突然否定了牠，並宣稱事實上所實現的並非他所想望的，而是他從來反對的托派的目標呢？毛澤東不會認輸，他也不曾認輸。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中，只是反映了客觀事實和他主觀想法之間的嚴重矛盾吧了。

出來在理論上企圖解決這個矛盾，並且事後承認中國革命的發展確是遵照了「不斷革命」路線的，不是毛澤東自己，而是劉少奇與施東向（假定他不是毛澤東的化名）。就我個人所接觸到的中共文獻而論，首次正式改變了毛澤東關於民主專政那個戰略觀念的，要算劉少奇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了。其中有下面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話：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就使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過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著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

這一段話，除了某些說明尚有若幹問題之外，根本符合於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戰略觀。因此，牠可以稱為中共事後確認的托洛茨基主義。牠澈底與乾淨地廓清了史大林毛澤東歷來堅持的、由「新民主主義」與「人民民主專政」這兩個基本概念所構成的虛幻、錯誤與反動的整套革命覯。

一九五六年九月，離開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已過了整整七個年頭。在勝利以前，毛澤東固然看不到中國的革命專政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事實，而在勝利以後，當這個事實擺在面前時，也還需要長長七年的教訓（其中不少是悲痛的），纔使他（經過劉少奇之口）終於認識到人民專政已經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實質（註[19]）。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偉大的一個革命戰略家，但憑這一點就完全可以測定了。

革命性質轉變問題祇能與政權問題聯合來考慮纔得解決，這在毛澤東也是從來弄不清楚的。他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革命性質主要表現在「國體」和「政體」上，因而革命性質的轉變也表現在「國體」和「政體」的轉變上。在毛澤東，革命性質，即革命任務，與國政二體的形式有絕對關係。民主任務、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三位一體，是一個獨立的範疇，是「第一篇文章」的三要素。社會主義任務，工農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另一個三位一體，另一個獨立的範疇，是「第二篇文章」的三要素。前後三要素之間隔著一個長長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內，國家的經濟文化大大提高：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等到條件成熟，纔由「第一篇文章」轉到「第二篇文章」。至於具體地如何變法，憑什麼來實行轉變？是否當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之後，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再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藉以改變「國體」和「政體」呢？還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體到那峙自動來一個和平的轉變，使「共同執政」的其他階級退出領導，以便「人民性」的國體變成「工農性」的國體呢？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其實從來不曾給過回答，只因為他從來不曾鄭重地考慮過牠們。

如果毛澤東確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的話，那末，縱使他不清楚馬克思、列寧以及托洛茨基關於不斷革命的見解，縱使不熟悉俄國革命的思想史；但憑他根據於中國階級鬥爭的實踐而作的獨立思索，也多半可以很早達到如下的，亦即不斷革命論的結論了。那就是：中國人民為民主任務而作的廣泛的革命鬥爭，既然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纔能勝利，那末，這個革命鬥爭的勝利，勢必要將無產階級推上政權－－這是一。踏上了政權的無產階級（自然是通過牠自己的政黨）-為要防止反動復辟，確保革命勝利，並解決革命任務，勢必要實行依靠城鄉廣大貧民的無產階級的專政－－這是二。專政的無產階級當然不能自限於民主任務的解決，牠必然要於掌握政權、解決民主任務的同時，就開始採取若幹社會主義的措置，藉使國家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三。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與該政權之開始採取社會主義措置，並不等於說這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基儊上已成熟了社曾主義的建設條件。社曾主義建設成功必須在世界規模中纔能思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是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分不開的－－這是四。以上四點，毛澤東除了第一點中的上半截，即關於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之外，就完全不曾想到過。今天，當毛澤東在事實的壓迫之下承認自己為「不斷革命論者」之後，其實還是不曾領曾的。他始終不懂得，如今或者是不肯懂得，「革命性質轉變」問題的中心關鍵在於政權問題，即在於落後國家中勝利的民主革命勢必造成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祇有無產階級專政纔能同時解決民主任務與提出社會主義任務這個事實。換句話說，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決定了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不斷性，這也就是說，解決了那些國家中關於革命性質「轉變」的全部問題。毛澤東既然跟在史大林後面，排斥了在民主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於是在「轉變」問題上就永遠脫不出矛盾可笑的境地。當他攻擊不斷革命論時候是如此，當他借他人之口來自命為「不斷革命論者」的時候，也是如此。譬如在施東向的長文「中國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別和銜接」（這是中共在此主要的革命戰略問題上突然改變態度後，想把新舊二說法調和起來的一次最鄭重的企圖）中，毛澤東那個「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結合」的戰略思想，被如此奇怪地規定在下面的定義中：「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前，人民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個階級聯合蓴政，它擔負著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全國範圍內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並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以後，這個全國範圍的人民政權的性質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擔負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施東向於下此定義同時，特別又舊事重提地指出了王明派的錯誤：「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可是按照他的定義，所謂「全國範圍……以前」，「全國範圍……以後」，難道不也就是按照「人民政權」的控制面積的大小來判斷該政權與革命的性質？難道不也是錯誤的？最多，不過是百步與八十步之差耳。根據施東向所持理由，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任務「已經基本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逐步上昇而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個理由，且不問牠與毛澤東的舊立場有多麼明顯的沖突（依照毛澤東的說法：當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之後，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必須經過民族資本主義與合作社經濟的長期發展，纔能談得到「國體」和「政體」的轉變），其本身也是不通的，不符合事實的。所謂「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斷語根本有問題。無論俄國革命的經驗，或此次中國革命的經驗都證明了革命專政的成立，既不是民主革命的結束，亦不能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因為，民主任務的解決－－特別是土地問題－－實際是革命政權成立以後纔開始的，至於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如果從政治意義上說，則自從革命黨及其主要群眾明確地為爭取「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而鬥爭時，就已經開始了。施東向有一句話說得對：「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政權問題」。可是在毛澤東思想中，表示出最無遠見，因而被事變駁斥得最為殘酷的，恰恰是關於這個根本問題約立場。他一直堅持到勝利以後的那個老調子，所謂由於革命的民主性質，中國只能建立人民民主專政而絕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見解，使他在新事實面前遇到了非常尷尬的抉擇：或者，承認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完全錯了，承認民主革命勝利的結果確實祇能像托派所說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註[20]），如果真要實行像他與史大林所預言的什麼建立「各階級的聯合專政」，那祇好讓資產階級來專政了；或者，口頭上，堅持說一切發展都完全證實了他戰略預見的正確，堅持說勝利後出政協產生的人民政府正是「各個民主階級聯合的共同專政」，並且堅持說這個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有原則性的不同，可是在事實上，卻將一切奪到的東西緊緊抓在共產黨人的手裏，非但不讓各「民主階級」插手插嘴，甚至不讓他們自以為代表其利益的工人階級插手插嘴。很顯然，毛澤東是選取了後一抉擇的；但因此他那種口是心非與言行不符的情形，卻隨時日的增加而愈加赤裸與愈加不堪了。而更使毛澤東與中共難於繼續玩弄這套表裏不一的把戲的，就是當資產階級利用毛澤東那套民主聯合理論，向新政權作政治的與經濟的進攻時，竟發現自己辭窮理曲了。無情的事變逼得他們非改變方針不可。他們被迫從事「三反」、「五反」，被迫宣佈私人資本主義不可能在革命勝利後再有長時期的發展，被迫宣佈革命性質的轉變，因而「政體」亦必須作相應的改變了，即人民民主專政必須改為無產階級專政了。然則將怎樣改變呢？事實上是什麼改變都不需要的。全部實權操在共產黨人手中。如果說逐出幾個花瓶式的屬於「民主黨派的」「副部長」就算是「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情形未免過於滑稽，以致連最不怕將人民當孩子來玩耍的中共，也覺得多此一舉的。然則如何可以把一貫認為有原則性不同的兩種政體「轉變」呢？牠們在事實上叉具怎樣「轉變」了的呢？毛澤東對此沒有說過半句話，劉少奇也不曾費力企圖解釋這個問題。首次，就我所見到的文獻而論，出來想用理論解釋這個尷尬問題的，還是那位施東向先生，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同時，鞏固地建立了自己對國家的政治統治權，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為社會主義革命再進行一次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是因為我們黨在領導民主革命中絲毫沒有忘掉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民主革命鬥爭中緊緊地抓住了政權的問題，並且堅決地確立了和鞏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結果。」

這段話說得很不壞，同顧的解釋也可令人滿意；但對中共卻有一個最大缺憾，那就是：牠在本質上完全是托洛茨基主義，牠把毛澤東一二十年來對此問題的全部理論粉碎無餘，因此澈底否定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革命戰略家的地位。

第七章　　不高明的戰略家（下篇）

（武裝革命與革命戰略）

上面我們是從革命性質問題，特別是從革命政權的性質問題，研究了戰略家身份的毛澤東思想。

現在讓我們從另一個問題，即從武裝鬥爭這個問題，來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在「高明的戰術家」這一章裏，我們曾經研究過毛澤東這條武裝革命路線，且曾給過牠適當的評價。我們指出過，毛澤東的這條路線，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一直是以戰術路線，即以策略路線來提出的。等到他在「戰爭和戰略問題」的文章中，企圖以獨特的、全面的革命戰略路線提出之後，我們又曾詳細地分析了毛氏用以支持此路線的那些思想，牠們是粗俗、膚淺與錯誤的。凡此種種，我們自不必在此地再談。這裏我們必須談的，乃是上一章中提出而未曾解答的問題，即：毛澤東如果自覺地、全面地、將武裝鬥爭提高到革命戰略地位，特別是如果自始就能將此一戰略路線，安置在整套不斷革命的戰略中來提出、考慮和執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國工農，在其走向革命勝利，取得勝利和擴展勝利的過程中，會呈現出與實際上已經呈現了的情形有怎樣的不同？

這個問題，表面看來仿彿是完全學院式的。對於某一件業巳完成的事情，事後指手劃腳，賣弄聰明，說什麼原不該如此，早應該如彼之類的話，自然是無聊之極。但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卻不屬於這一類行徑。鄭重檢討經驗，藉以獲取教訓或確定真相，和那些專說風涼話，扮演事後諸葛亮的作風，並無絲毫共同之點。像中共走上勝利這樣的巨大歷史事件，不但歷史家有資格研究，就是實踐的革命家也有充分的資格－－而且必需－－對牠作詳盡的、多方面的探討。這中間，特別是屬於托派的革命者有權利來這樣做。因為三十餘年來，簡直可以說一自中共開始成立以來，史托二派差不多對所有的中國革命問題──不論戰略性或策略性的──均提出過兩種不同的立場。因此在今天，回顧這些年中所發生了的史實，根據二派主張的文獻，作如果如此而不如彼則將如何如何的研究，絕對不是無聊，也不是學院式的。因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決不曾因中共勝利而完結，從橫的世界範圍看，或從縱的繼續發展看，中共的勝利都不過是一個段落－－雖然是具有很大意義的段落－－有關於這一革命的那些基本問題，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不僅是歷史的意義，而且是實踐的意義。

事實自然勝於雄辯。勝利這個事實尤其如此。主要是服膺史大林路線的中共既然獲得了勝利，那末，過去關於中國革命的史托之爭仿彿已經最後解決了。套句陳控濫調，即歷史已經給這個爭論做了答覆。其實，這樣的想法是淺薄的、勢利的，因而是錯誤的。根據中國古老的智慧，我們不主張「以成敗論英雄」。就是西方的賢者也不許憑結局來判斷計劃的。古代的迦泰基人曾經處罰過一些將軍，為了他們蹩腳的作戰計劃，雖然這些計劃曾僥倖地獲得了勝利。今天中共是勝利了，但此一事實並不足以證明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戰略路線，確實比托洛茨基與托派的戰略高明或正確。

在上一章裏我們曾就不斷革命論方面研究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要從武裝革命的戰略方面來談同樣問題。

毛澤東經常引述史大林的一句話：「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作鬥爭。中國革命的特性之一和優點之一便在於此。」毛澤東做這個引述的意義有二：第一，想確認史大林為中國武裝革命戰略路線的奠基人；第二，想說明毛澤東所倡導和執行的武裝革命路線，乃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牠一方面在理論上師承史大林，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根據於他本人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

讓我們先看看史大林此一論斷的性質，看看牠是在甚麼時候，甚麼條件中說的。因為在毛澤東的引述中，牠永遠是當作抽象的、懸空的、像康德的一條「無上命令」式的真理提出來，以致讓人無法確切知道，究竟史大林下此斷語時何所根據，何所指示，以及他究竟付牠以何種性質。下面是史大林說這幾句話的全文：

「……因為廣東軍的推進，就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的打擊，就是給予全中國一切革命份子，特別是給子工人的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性和極重大的意義便在於此。

「從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革命普通是這樣開始的，普通是人民起義，大部分人民是手無寸鐵的、或者是武裝得很不好的，人民去和舊政權的軍隊沖突，他們竭力把舊政權的軍隊瓦解，或者，至少限度是部分地拉到自己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的典型形式。我們俄國在一九○五年也是這種情形。中國的事情就進行得不同。在中國，並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而是武裝的人民，以人民的革命軍隊為形式，起來反對舊政府的軍隊。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作鬥爭。中國革命的特性之一和優點之一便在於此。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也包含於此。」

上面這段話是史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分委員會演說的，演說的題目是「論中國革命的前途」。這裏所指的「人民革命軍隊」就是指當時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他說這些話的用意，在於批評他的兩個支持者，彼得洛夫與米夫所提出的中國問題提綱，其中，據說把中國革命軍隊問題「遺漏或低佔」了。那末史大林自己究竟怎樣重視這個問題的意義？為什麼要批評這點呢？要明白這些，那就得談一談當時蘇聯共產黨領導層中有關此問題的爭論。不用說，這爭論也是一方面以史大林為首，另一方面由托洛茨基領導的。依照史大林的意見，當時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軍隊就是「人民的革命軍隊」，牠「是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廣東軍的推進，就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走狗的打擊，……」如此估計了「廣東軍」之後，史大林按著就給共產黨人提出了兩個任務：一，必須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使蔣介石的「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傳播者」，二，共產黨人必須研究軍事，以便「在軍隊中占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對此問題抱著相反的意見，他們首先不承認那由蔣介石控制的軍隊為「人民的革命軍隊」，因為，論成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子弟在軍官中佔大優勢」，論領導，牠是完全操縱在資產階級國民黨手中的。為了讓廣東北伐軍真正變成為「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解放而進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托洛茨基竭力主張成立兵士的和工農的蘇維埃（即代表會議），主張武裝工農。依照托洛茨基等人的看法，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即所謂黨代表制度，因為「沒有獨立的革命黨與兵士蘇維埃，早已變作資產階級軍國主義的一個空洞掩飾物。」至於某些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軍隊中「占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絕對不能防止軍隊被反革命所利用，倒是「占據了領導地位」的這個或那個共產黨人，大可被資產階級的反動影響所腐蝕呢（註[21]）。

某於上述認識，史大林所控制的共產國際不但堅決反對在北伐軍進展時候組織工農代表會議與兵土代表會議，而且竭力反對武裝工農。決議上正式規定：「為了革命利益，武裝工人應該在最低限度內」進行；而事實上則共產國際的代表反對任何限度內的工人武裝，以免「觸怒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或「逐走汪精衛」。

史大林「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發表於「人民革命軍」總司令屠殺工農之前四個月零十二日。那時候，他拚命反對托洛茨基派那種用工農兵代表會議方式以圖建立真正革命軍隊的主張，他約兩個追隨者，自然格外奉承，在提綱上半句都不提革命軍隊問題了。可是規避問題顯然不就是解答問題，同時一經規避，人們是更加會傾聽反對派主張的，於是史大林便自己出來，糾正這兩個捧場者的錯誤。他出來肯定了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了革命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對反對派武裝工農的意見，反對反對派成立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意見。理由是：革命軍隊已經存在了，那就是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武裝鬥爭也正在進行了，那就是廣東軍隊和孫傳芳、張作霖的戰爭。依照他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武裝工農，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事實上是破壞業已存在的「人民革命軍」，破壞正在進行中的革命武裝鬥爭。因此，他當時大聲疾呼，要人家重視軍隊或武裝鬥爭，事實上只是替蔣介石及其統率的軍隊說話，決不是給中國的革命定下什麼戰略路線。他說：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意思只是：蔣介石指揮的正在跟北洋軍閥作戰的軍隊，正好是中國工農自己解放的最重要因素，你們千萬不可以拿什麼工人武裝或兵士蘇維埃來破壞牠。

這便是史大林說出那句著名論斷來的真實意義。牠根本不是毛澤東日後所了解的意義，也不是毛澤東要我們接受的意義。針對著這幾句話，托洛茨基曾經有過如下的批評：

「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刊物，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個半月以前寫道：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覺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應進行分解革命軍的策略，這因為資產階級影響，在那裏還相當強固……』」（見「共產國際」第十九頁，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史大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上，有如下演說－－這幾何話是他在任何時候常常重複的，他說：「在中國，不是徒手人民反對舊制度的軍隊，而是武裝的人民用革命軍形式反對後者。在中國，是一個武裝的革命在反抗一個武裝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和秋天，國民黨軍隊被形容為武裝的人民，但是當這些軍隊撲滅廣州暴動的時候，「真理報」又宣佈說，中國共產黨之「最長久的（！）缺點」，是在於他們的無能去分化「反動的軍隊」，在廣州暴動前夜，這同一軍隊還被稱為「革命的人民」。

「真是一些無恥的騙子們！」（見一九三一○年八月寫的「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這裏說得不能再清楚了，史大林這個「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公式，其全部含義祇是替蔣介石的僱傭軍隊掛上一個革命武裝的招牌，並以此作為盾牌，藉以抵禦工農武裝對蔣軍的分化。毛澤東在史大林說了這幾何話的十一年後，竟在其中找到了他「槍桿子革命」的理論根據，顯然是出於誤解。如果此話確曾使毛澤東的武裝革命路線由策略地位提高到戰略地位，那末居功的顯然不應該是史大林那個公式本身，倒應該是毛澤東的誤解。中外歷史上不乏這種值得稱道的誤解，不少帶有進步性質的反抗運動，曾經從統治階級的聖經賢傳中，有意無意地摘取了一些「公式」，作為運動的辯解。毛澤東在此情形中之徵引史大林，也應當算入「神聖的誤解」之列。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確定一點：與毛澤東告訴我們的故事相反，史大林從來不曾替中國革命提出過一條有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派革命戰略的路線，即從來不曾說過中國工農的革命應該不像西歐各國的兄弟們那樣，（在長期間做群眾的組織工作，）而應該走獨特的武裝革命的道路。他非但不曾這樣說過，而且在中國工農最有可能武裝自己的時候，他還堅決加以反對了的－－其反對理由正是要讓蔣介石的軍隊發揮「中國革命的優點和特點」，去和「武裝的反革命作武裝鬥爭」。

那末當中國革命失敗之後，當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完成了一個極端轉變，出機會主義跳向盲動主義，實行了自南昌以迄廣州這連串暴動之後，史大林是否給中國革命規定了武裝鬥爭的戰略路線呢？我們知道並不。自從一九二七年八月開始的（由所謂「八七會議」決定的）武裝革命路線，由該一時期的所有文件證明，絕對不是根據於一條新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獨特的戰略路線，而是根據於史大林等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奇怪估計。即認為：不管革命勢方之一再失敗，其總的形勢卻是繼續上升，牠因每一挫折而登上更高階段。當武漢工人繼上海兄弟們被屠殺於血泊中之時，共產國際卻宣佈中國「處於直接革命的局勢中」，號召「立即組織蘇維埃，組織工農暴動」。等得到了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間，史大林們先後在中共六大與共產國際的六次大會上，承認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已經過去，即不好意思地、虛偽地承認了中國革命業已失敗，同時也就把武裝暴動口號改為「宣傳的」了，即在議案上取消了這條「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路線。至於事實上，自從那時以後，中國在部分地區始終繼續著這個「路線」，那也決非因為史大林等對中國革命的「特點」的認識，首先，牠是由大革命所引起的南方農民鬥爭的客觀邏輯造成的。農民鬥爭，不發展則已，一發展就得演成武裝沖突；沖突一起，如果不想失敗，不想受到慘酷的鎮壓和報復，就得堅持下去。農民鬥爭由於本性使然，自來是難得堅持的。一九二七年秋冬湘贛區域農民暴動之所以能夠持續，自然因牠和當時由武漢戰敗下來的共產黨員及其軍隊合流之故。這兩股力量匯集在一起，在國民黨反革命軍隊的恐怖壓力之下，除了設法以武力抵抗之外，再想不出其他「路線」來了。如果不想走這條道路，那便祇有繳械投降，靜待屠殺。所以當時這條路線並非什麼人深思熟慮地定出來，而是鬥爭的客觀邏輯迫出來的。走上井崗山的道路，和走上梁山的道路一樣，都是「迫」字築成的。其次，史大林當時所以會「批準」毛澤東等走這條路線，那是由於「第三時期」的總估計，並非為了執行什麼對中國革命「新戰略」。所謂「第三時期」的估計，乃是指上述共產國際的六次大會所決定的一種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看法。根據這偭看法，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到了總崩潰的時機，牠認為曾經有過短短一時期的「相對平衡」，此時已經終結，因此，擺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者面前的任務，就是要組織和進行對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戰」。也因此，就在同一次共產國際的大會上，中國的「蘇維埃暴動口號」，雖曾因被迫承認中國革命失敗而暫時從「行動性的」改變為「宣傳性的」；但因全世界已被宣佈為處於「直接革命的局勢」中，史大林們對於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也就採取了雖不積極鼓勵卻是消極容許的模稜態度。這個態度，在一九三○年的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史大林表示得最為清楚。他說：

「若以為帝國主義者的惡行，就這樣過去而沒有受到處罰，那真是可笑的。中國的工人與農民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來答覆他們。聽人說中國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我以為假使這是真的，那麼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毫無疑義的，只有蘇維埃纔能挽救中國免於完全的瓜分和衰亡。」

這樣含糊、這樣不著邊際、這樣滑頭、這樣帶有假說性的說法，竟出之於那個中國革命戰略的最高決策者之口，而且在最有權威、最嚴肅的聯共黨黨大會的正式報告中，是史大林關於當時仍為最重大國際問題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指示，真是令人驚奇的。史大林為什麼要這樣做，理由應該首先從當時聯共黨內的派別鬥爭中去找，我們這裏不談這些。此地我們提出史大林那段有名的所謂「五句評述」來，祇為的要證明，在那一時期，即當中共的盲動主義正在實行之際，史大林也不曾從中國的什麼特點出發，給中國革命指出過獨特的、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戰略路線，即「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路線。誠然，他的「五句」中提到了「蘇維埃」，提到了「紅軍」。那不過如托洛茨基所指責，是一種「計謀」。是怎樣的計謀呢？我們知道，在那時候不久以前，中共與共產國際剛剛在正式決議上，停止了武裝暴動的口號。這表示在事實面前，史大林終於不得不承認，當時中國已由反革命的猖狂局勢代替了直接革命形勢，而在反革命局勢中，想靠工農，甚至單靠農民暴動來組織蘇維埃與紅軍，則依照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略，知道是決無前途的；所以史大林不得不贊成取消暴動口號。可是在同時，中國南方農村裏的暴動仍在繼續，且自稱蘇維埃，自稱紅軍；這對於「全世界均已處於直接革命局勢」這個認識是有利的，他便覺得不妨讓中國同志們自己去繼續武裝暴動路線吧，不過他得當心說話，他不應負起這種做法的正式責任，以便這種鬥爭遭到鎮壓成消滅時，他可以脫卻幹係。由此可知當時史大林在此一問題上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條傳統的路線和一個不合傳統的希望在他心中交鬥。一個前途比較現實合理，但比較遙遠；另一個前途較鬥冒險難恃，但較為切近。二者對他都有誘惑力，都有用處（至少在對付黨內政敵上），於是他不分軒輊，兩面贊成：議案上主張取消暴動口號，言論上則對暴動加以讚揚；不過讚得有分寸，揚得有條件：「聽人說」，「假使是真的」，那末……「沒有什麼驚奇的」。這意思等於說，假使人們所說不確，假使不是真的，假使那些暴動遭到了悲慘結局，那末也沒有什麼驚奇的，反正，史大林已經在專門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案上，斥責過，取消過暴動口號了！

如此態度，如此指導，無怪他的對頭托洛茨基要在「史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中評之為「最權威與最顯赫的官僚論斷」，斥之為「無恥的計謀」了。

事情至此已經很清楚：說史大林奠定了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戰略道路，其實乃是一種神話。一九三○年以前種種已如上述。至自聯共黨第十六次大會以後，則就筆者個人所知，史大林根本不曾再對中國革命問題說過任何原則性或戰略性的意見。當整個共產國際在一九三四年間從極左的「第三時期」轉變到極右的「人民陣線」時，中國的武裝革命力量，索性被命令置於武裝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之下，即在實質上牠索性被取消了，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武裝鬥爭的戰略路線。

既然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戰略無所貢獻，那末，這個戰略是否更應歸功於毛澤東呢？

毛澤東在這方面有甚大頁獻，是無容爭辯的。我們不會、而且也不曾否認過這個事實。我們所爭論的只是關於毛澤東在這個方面的戰略家地位。換句話說，首先應該研究的是：毛澤東將中國革命運動引向農村，在那裏拿起武器，長時間從事蓄聚、教練和實行以武力對武力的鬥爭，究竟是根據於深思熟慮的戰略呢，還是但憑中國歷史上造反起義的傳統？前面我們說過，毛澤東一直要到他鏖戰十年之後，即在一九三八年冬天，纔將他「抽劍、揮鞭」、「為江山折腰」的風流壯舉，第一次原則性地、歷史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略平面上，從中國革命鬥爭的多方面的特殊點，加以考慮研究。那時毛澤東的武功雖然離最後勝利尚遠，但其成就已非常可觀，根底已經穩定了。憑此經驗，作理論性的回顧與總結，事情是相當自然與輕易的。但在獲得這個總結以前，即當他末曾將武裝鬥爭當作中國工農之唯一正確可行的戰略路線來進行的漫長歲月中，特別是當此鬥爭萬分艱難的初期，到底是什麼東西推動毛澤東走上這條道路的呢！客觀方面，那時中國特別尖銳與血腥的階級鬥爭，自然是最大的推動力。倘就主觀方面說，則毛澤東之並不精通馬克思主義；他之熟悉中國歷史，而不深明西方革命史，他的出身於農村，以及他的性格上與思想中的儒俠因素，都應該說是重要理由。同樣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大革命失敗的環境中，人人呼吸著當時低沈壓迫的空氣，人人懷抱著悲憤痛苦的心情，可是在共產黨的上層領袖中，恰恰是毛澤東最堅決地走上了武裝農民鬥爭的道路，那是必須要從主觀方面解釋的。

「一個人的缺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優點」，這句話在此地說是非常合適的。正因為毛澤東那時候馬列主義懂得少，這個外來思想對他束縛力不大，於是他可以本能地、常識地、憑一己經驗地、按照傳統地、對革命的行動問題作出判斷，決定道路。那時候，他如果「熟知希臘」，更壞的，如果他食而不化地或一知半解地懂得「希臘」：如果他熟諳半世紀來西方工人革命的方式，如果他深信馬克思主義關於先工人後農民，先城市後鄉村，前者領導後者的不易立場；如果他知道工農紅軍乃是全國性工農政權的產物這個史例，並受其束縛；如果他嚴守工人政黨必須以工業城巿為主要據點的規定，那末，當一九二七年革命終於在武漢潰敗之後，毛澤東多半會跟極大多數共黨領袖一樣，潛回上海，或蟄居武漢，而不會深入湘贛農村，奔上井崗山了。毛澤東當年的離開長沙，「投筆從戎」，不管事實上是否真的如其同事何資琛所雲，行囊中僅僅帶了一部「水滸」，一本「詞選」；而此時毛氏之以宋江為師、以黃巢為師、以李自成、洪秀全、孫中山乃至蔣介石為師，而根本不曾受馬克思列寧的遺訓的指導，卻是毫無疑問的。革命失敗了，革命者慘遭屠殺，反革命的將軍政客們在工農的屍骸上狂歡跳舞，後死與未死的革命者怎麼辦呢？軟弱的屈服了，叛變了，堅強者從泥污中爬起來，指乾淨傷口上的血，痛中思痛，便認為過去失敗的主因在於沒有自己的武力，今後鬥爭的唯一道路是要拿到槍桿子。這個想法原非毛澤東所獨有，牠乃是昔遍的，存在於當時每一個不以失敗而喪失鬥志的革命者的胸中。毛澤東比眾不同的（更正確些說：比大多數共黨領袖不同的），只在他從中國舊的方面說，能夠由「秀才」變成真正的「反寇」，從外來的新的方面說，他能夠不為馬克思主義派的戰略公式所束縛，以致將上述的普遍想法變成決心，並不顧一切將此決心實行出來。毛澤東的此種不同是難能可貴的，那些由於本身的優點以及因缺點而轉化的優點所促成的、他對於中國革命已經作出的貢獻，不用說少是非常巨大的。但雖如此，我們卻仍不能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因為毛澤東所選定與所堅持的武裝鬥爭道路，主要乃是中國固有的農民戰爭傳統的繼續，而且是被迫地、經驗主義地、甚至不很有意識地走上了這個道路的。誠然，先行後知，乃是人類認識的正規程序。尤其是有關乎戰爭與革命那樣千變萬化、難得有規律可循的事情，拿破侖那句名言「打起來再看」，更起著甚大作用。但這決不能否定先知後行的價值，更不能因此而認為歸納出來的系統化了的知，祇能作事後空談；而不能用作「行」的指導。一個戰爭統帥或革命領袖，是否能精通過去的與前人的知的成果，是否能憑此作事先的通盤籌謀，並因而立下原則性的戰略路線，應該是其人之高明或不高明，其事業之勝利或失敗的重大決定點。「打起來再看」，與「謀定而後動」不相矛盾，牠們不是兩回事，卻是一事的兩方，是相輔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無前者會劃地為牢，迂腐因循；無後者則會隨波逐流，亂闖瞎打。對事業的成敗言，二者所占的重要性可說是難分高下的；但就軍事家與革命者的品質言，則後者無疑要高過前者多多。唯有「廟算」高手，決策奇才，纔能勝統帥之任，而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則主要是執行者的能事。當然，我們這樣說，並非要將這二種品質截然分開，因為牠們根本是不能絕對分開的。決策者固須有應變之才，而執行者亦不可無高遠之見，不然的話，那就既不能有美備可行與不落事後的全盤計劃，也不能有變不離京與雖折不摧的局部實行了。我們這裏說「謀定而後動」這個品質，比「打起來再看」這個品質要高得多，意思只想說：要成為一個軍事意義上或政治意義上的偉大的戰略家，「先知後行」這個品質確是比「先行後知」這個品質更為必須而已。這裏的分別固不僅在「機先」與「事後」之差，而更在於這樣一個事實：能先知而後行者，行後所獲得的乃是更高、更完備的「知」，故能促進下一步的「行」，而先行後知者，其所得之知，未必真知，牠多半屬於過去行為的表面的乃至謬誤的概括，因之牠不足為下一步行動的指導，甚至會變成下一步行動的妨礙。一個人，當牠在各方面均已成熟之後，思想方法是固定了的。先知後行的人也許可能衰退為先行後知者，甚至退為不知不行者，但是一貫都只能先行後知的人，卻甚少可能因學習或歷練而進為先知後行者。毛澤東到達武裝革命戰略路線的經過既如上述，是先行後知的；然則，他所得的知是真知還是假知呢？這個知成了他下一步的行的指導呢，還是妨礙呢？最後，當毛氏在一九三八年思想上總結了武裝革命之後，是否已進而為「先知後行」者了呢？

這幾個問題，有的我們在「戰術家」一章中解答過了，有的將在以後的章節中，特別在「社會主義建設」一章詳論。這裏需要覆述或指明的，祇是：毛澤東從十年武裝鬥爭（截至一九三八年為止）中概括出來的知非常偏頗：槍桿子可以造黨，槍桿子可以造革命，槍桿子可以造社會主義，一句話，槍桿子萬能。至於中國的特點為什麼逼著共產黨人走上與歐洲共產黨人相反的道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多便可以而且應該舉行「起義和戰爭」，並且「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呢？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都只有提出與肯定，卻不曾給過解答，或者解答得極不充分。僅僅一方面的資本主義，另方面的封建壓迫，一方面的無民族壓迫，另方面的有民族壓迫，顯然不足以解釋這兩條根本不同的方向的。因為這裏牽涉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牽涉到無產階級在現時代革命中的領導問題，牽涉到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關係問題，牽涉到工人對農民、城巿對鄉村的領導問題，也牽涉到工農革命起義的準備，即是否必須要他們自己有決心並自願援助這樣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不是別的，就是分析了近代社會（主要自然是西歐）的內部階級構成及其鬥爭歷史之後，得出了這樣一些結論：現時代的革命（不管牠發生在什麼國家），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就不可思議、就不可能有真正勝利的前途；無產階級領導祇能體現為與必須體現為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如想成為名實相符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則除了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之外，還必須植根在無產階級的群眾中，因此牠必須以工業城巿為主要據點；至於農民，則因其迷戀於私有財產的觀點與他們分散軟弱的狀態之故，其鬥爭往往是不夠革命的，保守的，至少是不能起獨立作用，更談不上領導作用的；因此農民鬥爭在歷史上（特別在中國歷史上）總是當了王朝更叠之際的簡單苦力，並不能將社會歷史向前推進一步。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曾經起了社會制度的推進作用的，祇當他們受著城市中某一革命階級的領導之時，所謂城市中某一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其意主要乃指該一階級在城巿中展開的革命鬥爭所及於農民的覺醒及其鬥爭而言；並非指城巿革命遭受失敗，或根本沒有此種局勢之時，少數革命者跑到鄉村去發動鬥爭而言。

上述這些根本立場，最早揭櫫於共產黨宣言中；後經數十年來各國革命從正面或反面加以證驗，終於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開花結果，因而在共產國際的早期綱領上作了更充分與更明白的確定。當這些根本立場被應用到中國和中國革命來的時候，雖然遭受到史大林、布哈林一群人的可怕彎曲；但關於許多屬於方向性的認識，至少在口頭上，還是保持著這些立場的面貌的。即使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冬以後，被鎮壓的中國革命從機會主義走到有動主義，再從旨動主義退回到新的機會主義，其間走著碰壁轉灣、迂迴曲折的摸索路線，可是無論史大林或毛澤東那時都不曾對上述立場，有過任何一項懷疑或反對（事實上的脫離是另一件事）。他們（尤其是毛澤東）把事實上的脫離當作策略，當作革命處於特別情況中走向同樣原則立場的一些手段。

一九三八年在這方面應該是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在這年裏，由於武裝革命路線的勝利已經大有把握；又由於毛澤東此時補上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課，於是，武裝革命路線被提到戰略平面上來考察了。可是在此考祭中，正如我們前面一再指出，毛澤東雖然說出了中國革命所走的不是傳統的路，但不曾從根本上回答我們剛纔列舉過的那些原則立場。譬如，他甚至提都不曾提出如下的一些問題：1.一群以共產主義者自居的革命者或革命黨，遠離無產階級的基本群眾及其鬥爭，不以工業城巿為主要據點，是否仍能是好的共產主義者或共產黨，他們是否能有健全的生長，是否能保證在品質上不墮落，並且繼長增高地發揮社會革命黨的作用？2.如果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應該否定的），那末，按著的問題是：中共「實逼處此」地這樣做了，是否意味著作為一個共產黨已經是墮落了呢？或者，牠若仍舊是一個健全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則此一事實應如何與馬列主義關於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觀點和解起來？3.一群有組織的革命知識份子，信奉著一般的社會主義政綱，在農村裏組織農民，實行武裝鬥爭，這能夠代替無產階級對農民的政治領導嗎？如此組織和領導起來的農民武裝隊伍，能夠堅持嗎？能夠不受農民的散漫性和地方性的影響嗎？能夠憑以奪取城巿，進行全國性的國內戰爭，且藉此獲致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嗎？4.如果能夠，則原因何在？5.站在農民群眾及其武力基礎上面的共產黨及其政權，是否能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純潔？是否能在革命中貫徹這個政綱？同時如此取得勝利的革命是否帶來不少疾病？如果會，那末牠們是怎樣的疾病？

上舉問題，不但毛澤東在將武裝革命當作戰略來考察時不曾提出與不曾回答，甚至高到今日，當他勝利以後，而且在這種特殊性質的勝利引起了特殊性質的困難和失敗之時，也不曾提出和回答。可是不僅為了解釋過去歷史，而且為了迎接今後艱難，這些問題卻絕對必須提出與解答的。毛澤東不曾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然則他怎配稱得是偉大的戰略家呢？

毫不誇大地可以說，今後的革命戰略家一定要從上述基本問題的解答作為起點。為此，我們不能不在此試作答覆如下：

先讓我們來談第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第一組問題。「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必須與無產階級共命運」；這兩個斷語,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在這方面的最概括的意見。與此相符合，他們主張了並且實行了下列的一些事情：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與工人大眾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階級的生活、思想與感情，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工人出身的黨員為基幹，必須提拔工人黨員參加領導機關；黨必須不懈地參加與領導工人們的一切鬥爭，不管牠們是日常的或不尋常的，屬於經濟性質或政治性質；為了做好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壯大自己的力量，黨必頒團結、加強或創造各種各式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祇有這樣（依照那些大師們的意見），這個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黨纔能名符其實地成為工人階級的革命黨，也祇有這樣，這些工人政黨纔能堅定、清楚、始終不渝地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亦即為全民族，乃至全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因此，植根在工人群眾中，與工人階級息息相關，和他們休戚相共，乃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存在與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牠在存續過程中不致墮落與變節的重要保證。這個見解，過去證明出是對的，今後也不會變得謬誤。如果我們這裏可以引用一個常識性的比喻，那就是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句話了。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的關係，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義上說，確乎有似皮之於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樣的政黨：論成分，一直以農民為主體；論領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占壓倒多數；論存在環境，長時期脫離工人群眾，甚至遠離工業城巿；論鬥爭方式，從來講究的是純軍事性的迂迴進退，攻城略地。這樣的一個黨能否算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這樣的一個黨，即使牠標榜著與執行著傳統社會主義政黨的綱領，是否會認真貫徹，不墮落變節，且終於完成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呢？對於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自來的答覆都是傾向於否定的。因為這種做法，顯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學說相背反，歷史上不曾有過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滿著如此做了遭致政黨變質或毀滅，革命失敗或被撲滅的先例。

然則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撲滅，而且牠還將革命導致了勝利；同時這個勝利又不是簡單的軍事勝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承認為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革命的勝利，承認為（雖有一切缺點）符合於工人階級解放之歷史利益的革命勝利。這倒是什麼原因？應該怎樣解釋呢？

我們覺得，看到了勝利及其走向勝利的經歷之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場，雖不必予以修正，卻必須作某些不同於傳統的了解或解釋，或者可以說，必須糾正一些誤解，首先是關於「皮與毛」的關係問題。一個國家，必須先有工人階級的存在，然後纔能產生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階級政黨，祇有在感情、思想、生活以及鬥爭等方面與工人階級保持密切關係，纔能真正代表這個階級的當前利益與歷史利益。這兩層意思，本身絕無疑義，但是怎樣密切與如何代表，卻是大有文章的。自從歷史上產生了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以來，許多非常重要的原則性的爭論，就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如何結合，結合得怎樣密切，以及後者如何代表前者等等而引起。

工人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誕生以工人階級的存在為前提，時常被了解為民族現象，其實，牠主要應該被了解為國際的或世界的現象。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專政的成熟，首先是由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爛熟程度及其矛盾的程度來決定的。整個人類的歷史，至少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就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毋須說，倘以個別國家而論，世界上有大多數國家未曾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成熟到」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並不影響到我們說人類歷史正處於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看法，因為在那些落後的與未獨立的國家中，如果發生了「民生、民權與民族」的革命，祗要牠時間延續與範圍擴大，那末由於其內在的邏輯與外來的壓力，牠就一定要不斷發展，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革命、亦即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正因為此，在單獨的落後國家內，儘管牠本身的現代工業並不發展，儘管新式產業工人的人數在總人口中占極小比例，卻有可能產生、並且應該發起與發展工人階級的、或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黨。總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毛」，不一定要附在本國本民族的工人階級這個「皮」上。主要是世界性的工人階級，在近百年來久已乎成為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各別國家的工人政黨的存在前提及其意識思想與行動指導。

因此，將「毛」和「皮」的關係十分形式的、狹隘的加以觀察，顯然是錯誤的。由這個錯誤的看法，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其他錯誤見解。牠們主要表現於如下兩個方面：1.認為工人政黨必須存在於工人區域中，其成分必須全部為工人，領導者主要須由工人出身，該政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動應該是改善工人利益，他們將全部注意幾乎集中於工人的經濟鬥爭，他們對全民族的、與工人階級無直接關係的政治鬥爭不感興趣……這種思想，在歷史上曾產生過工聯主義、經濟主義與尾巴主義等等。2.認為在工人階級佔全國人口極少數的國家中，根本不應該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而應該組織「工農黨」，或者主張將工人黨加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例如國民黨，自居於左傾的一翼。他們並認為這些政黨不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行動與立場，而應自限於「革命資產階級」的贊助者、推動者與監督者的資格。這種思想，主要表現於史大林布哈林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上，特別暴露在他們對中國國民黨關係的政策上。

上述兩方面的錯誤，發生的原因當非一端，不過我們指出那個關於工人階級與工人政黨之間的形式的與狹隘的看法，民族的而非國際的看法，卻不失為重大原因之一。此外，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更從另一方面，從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不同來源，澈底精詳地批判了工聯主義與經濟主義的錯誤。他大膽地，似乎公然違反馬克思主義地，駁斥了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意識及其自發性的拜物教。他令人吃驚地宣佈：「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祇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裏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份子，即知識份子所製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二頁）他又說：「當工人還沒有根據各種具體而且確實迫切的（當前的）政治事實和事變來學會觀察現社會中其他各個階級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現時，當工人還沒有學會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估計所有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集團的活動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現時，工人群眾的意識是不能成為真正階級意識的。」（見同上引書第二三七頁）列寧在這些話中以其特有的誠實、勇敢與深刻，說明了這樣一個真理：目前唯一進步的階級──工人階級，在其定向自我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革命途中，並非自給自足，不假外助的，特別在意識和思想方面，牠得從外「輸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整個思想不可能從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存在中自動地，「客觀地」產生出來。（這種「自動」產生出來的工人階級意識思想時常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牠首先倒是被出身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過程，而從革命社會主義知識界的思想發展中自然和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同上引書第二○二頁）從這裏，列寧強調了社會主義政黨對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確定了先鋒隊與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依據這個關係，「皮」和「毛」的比喻，祇有在原始與根本的意義上纔能成立。在發展了的關係中，社會主義政黨的生活（其行動及其意識）決不是牠所代表的階級之直接與簡單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絕不容許有任何離開的。一個強大的歷史悠久的工人階級可以有一個軟弱無力的政黨；反之，一個數量微少、誕生不久的工人階級倒往往會有一個堅強戰鬥的先鋒隊。有些工人政黨，出工人自己領導、在工人區中生長、年長月久地與工人群眾息息相通，可是一到緊要關頭，碰到了勞資沖突的大問題，這些工黨卻總是幫資本家的。另一方面，有些社會主義政黨，特別是牠的領導機關或領專人物，因為種種原因，被迫與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群眾離開，或長期地離開，但因他們堅持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堅持革命的綱領之故，卻終於領導了工人階級走上了革命勝利。

可見根據列寧關於工人階級與工人政黨相互關係的見解，一個決心要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並不一定要片刻不離地存在和活動於工人區域之中。工人政黨如能擁有大量工人出身的優秀領袖和幹部，如能擁有壓倒多數的工人黨員，如能在工人區域中築成最堅強的據點，如能與工人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這當然是最大好事，是最大幸運，但單靠這件好事，卻不能保證這個政黨能成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另一方面，一個工人政黨，如果因為客觀原因，主要例如反動政府用極端嚴密的恐怖手段控制城巿，特別控制城巿中的工人區域，以致這個政黨的領導機關及其領袖人物，被迫進入牢獄，或流亡海外，或逃向僻遠的農村，在那裏，他們不得不主要生活在、並依靠著小資產階級的勞動者（農民）與知識份子，藉以繼續從事首先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同時亦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革命鬥爭──這情形當然是不好的，是一個工人政黨的大不幸，但是單憑這個事實，我們不能就此斷言這樣的政黨絕對不能成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不能斷言牠不會引導革命至於勝利。

在這裏，列寧當年用以打擊俄國經濟主義者的那些論點，現在倒可以幫助我們改正一個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在組織工作方面的重要見解了。那個見解是：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須以城巿工作為主，如果這個政黨，不管因為自動的或被動之故，離開了城巿和工業區，以致其成分變為以小資產階級份子（知識份子或農民等）為主幹，那末牠必然要墮落或死亡的。這個見解當然與經濟派的主張風馬牛不相及。牠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想免於墮落或死亡，要想鞏固、發展以至勝利，其重要條件，不用說，是要擁有和保持城市工人階級中的堅強據點，是要擁有大量無產階級的黨員和幹部，乃至不少個工人出身的、在鬥爭中久歷鍛鍊的革命領袖，近代革命史上不少例子，曾經從正面和反面證明了上述見解的正確。但是一些新的史實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若那個革命的工人黨遭到了我們剛才提及的「不好與不幸」的情形，又若他們試盡一切方法以圖繼續城巿地下革命工作而不可得，或幸能維持地下工作而無法開展，那末他們是否可以與是否應該暫時以主力離開城巿和工人，在嚴格堅持革命政綱與馬列主義原則思想條件下，以並非無產階級的一般勞動者為基礎，進行革命工作，而且確能進行革命工作，使政黨不致墮落與死亡呢？簡單些，這個問題可以這樣提出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之下，一群堅強團結的社會主義的職業革命家，在或長或短的時期中脫離了無產階級，是否仍能代表這個階級的利益？或者，更簡單些，問題可以規定如下：社會主義的思想，抓住了一群知識份子的革命者，再經過他們，抓住了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的勞苦群眾，是否也能夠在相當長時期內，擔負起工人階級革命黨的責任？上面用三種方式提出而本質上相同的問題，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派的立場，所給的答覆都應該是偏於否定的。因為，如果我們肯定地答覆這些問題，就仿彿不但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階級觀點，而且離開了存在決定意識，生活決定思想的基本立場。所以，像俄國當初的經濟派以及類似的人不必說；他們是「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主張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最密切、最「有機」的聯系的，反對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識份子的」（見同上引書第二○八頁），當然要以絕對否定的態度來答覆我們上面的問題，但即使同意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意見的人，他們堅決相信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是「並排產生出來，不是彼此產生出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出來的」；堅決相信工人階級要受社會主義的「灌輸」，其鬥爭與革命必須受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的，也未必會輕易地以肯定方式答覆上面的問題。因為，他們雖然不機械地將存在與意識問題移到這方面來，他們卻看見過太多的例子，暴露出長期間脫離了工人大眾的知識份子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集團，或者在革命勝利前就經歷了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以致斷送了工人階級的事業，或者在革命勝利後，他們迅速變成騎在勞動大眾頭上的新統治者，成為肆無忌憚的官僚，因而同樣敗壞著工人階級的歷史事業。

這一種人對於我們上舉問題採取懷疑或否定的答覆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種限度內，今後也還是正確的。占據工人政黨上層的非工人出身的（甚至是工人出身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長期間脫離了工人群眾會變成怎樣醜惡的面目，我們可以一方面從老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政黨中的領導層，另一方面從史大林們的情形中見到的。這二者的腐化與墮落，不用說有許多更大的歷史原因，但領導群之脫離其所代表的群眾，無論如何是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說，如何保持階級群眾及其領導者們的密切聯系，乃是防止革命黨腐化墮落的重要保證，這保證在今後也許越來越重要的。但是，人們如果為了這個理由而認為無產階級的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城市環境與工人階級，那就有點因噎廢食了。

綜合上面所說，我們可概括如下：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及其階級鬥爭中，產生了一方面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與另一方面的勞工運動。二者結合，造成了最近百餘年來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以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思想祇當牠與工人階級結合後纔有力量，纔能體現；工人階級則祇當牠接受了正確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接受了根據此一思想組織起來的政黨的領導之後，纔能讓自己的鬥爭獲得進展和成功。因此，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必須建築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必須與牠保持最密切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並不是密切到有如形之於影，或肉體之於精神。二者不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作用，更非一物之兩面。社會主義思想並非為工人運動生出來的東西，牠們乃是並排產生的兩個力量。因此，社會主義（其思想及其組織）與工人階級運動在生活上是可以分離而又不可以分離的。可以分離，即是說，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組織，如因種種客觀的不利條件，被迫離開了工人階級的基礎與環境，並不意味著立即墮落或死亡，牠能夠存在，能夠繼續鬥爭，甚至能夠發展－－即使暫時間依靠了非無產階級群眾－－祇要他們認真努力來堅持和貫澈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政策。所謂不可分離，那是說，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不管主動或被動地長時間離開了牠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那末作風上、行動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勢必要多少蒙受異階級的影響，這種影響如果經過了或戰勝了上面所說的堅持，那末黨、特別是牠的領導層，就要發生嚴重的墮落或變質。

這樣的可以另離與不可以分離，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中，針對著不同的對象，為了不同的目的，列寧曾經一再發揮過的。粗略地說來，在二十世紀初，正當布爾雪維克黨締造之時，列寧強調了二者的「可以分離」；當十月革命以後，特別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他是強調了「不可以分離」。前一強調的目的，在於建立革命職業家的組織，在於樹立不屈服於工人階級自發性的革命理論，在於超出工人狹隘的經濟利益，高瞻遠矚地奠定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偉計劃。後一強調的目的，則在於保證黨和國家的不致於官僚墮落，在於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建設的健全發展。

只有像列寧那樣，在最根本的理論認識上把握了那個可以分離而又不可以分離的道理，纔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創建有別於工人組織的革命職業家組織；另一方面知道如何與工人大眾保持生活上與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聯系，藉以防止那個職業家組織的硬化與腐化。

現在讓我們來看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情形。

在將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人階級分離這條路上，毛澤東簡直比歷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走得更遠。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長時期中－－從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他遠離了城巿和工人階級。其間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百以他為首的那個共產黨，憑藉著武裝的農民力量，始終困鬥圖存並俟機發展於邊遠的鄉村中。他以為這樣做並不危害共產黨之成為共產黨，並不妨礙這個黨之繼續為工人階級服務，並不會斷送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利益。但是為什麼會如此呢？換句話說，即為什麼共產黨跟牠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長期分離而仍能保持其為工人政黨，並仍能起這樣政黨的作用呢？毛澤東從來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不僅在當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後，他也不曾接觸到這個根本的有關乎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可以分離」，為什麼「可以分離」，即列寧當年為要創造一個存在於工人階級之外與之上的革命黨時，曾經精詳地探討了的那些問題，毛澤東卻完全不曾探討過。可是在事實上，毛澤東所做的是要使工人黨和牠所代表的階級實行史無前例的分離，所以他如果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他應該比列寧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問題。毛澤東卻不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後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試問，他怎配稱為偉大的戰略家？

還有，毛澤東既不曾在理論上探索過「可以分離」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離」的道理。毛澤東所率領的知識份子的黨和農民組成的軍隊，和他在政綱上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分離了二十四年之後，終於又復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資格復合的。糟糠夫妻睽違了不祇十八年，回來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對於苦守寒窰的老妻是很難於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還有一些憐憫，卻不會是早年似的恩愛了。如何纔能使做官封王的浪子忠實地為貧婦人服務，實在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極其複雜的問題。可是在毛澤東，這樣的任務和問題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見那個長離墓地的工人政黨之可怕的變樣，牠那嚴重的官僚化的墮落，那種勢所必然的騎在人民頭上的作風、思想和行為。毛澤東完全沒有在理論上預見到革命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不可分離」，更沒有體會到「可以分離」與「不可分離」之間的相輔相成關係。因此過去並非有意識地實行了這個「分離」，現在也就不能有所準備地來完成這個「不可分離」。要使那個並不直接依靠工人階級的、憑槍桿子打天下的共產黨充當工人階級的勤務兵，要他們不以主人翁自居，該是多麼艱難的一回事呀。如果黨的覺悟領袖們，深深預感到這個艱難，並痛切地意識到此一艱難任務之能否完成有關乎整個黨與整個革命事業的成敗，那末他們在不能不離，以及離而復合之際，又該多麼戒慎慄懼，翼翼惕惕，不僅在內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對違反群眾利益，違反工人階級利益的官僚主義，而且更重要的，必須採取具體嚴格的步驟（有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擬議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對一切已經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澤東顯然沒有這樣做。特別在防止和反對官僚制度的實際步驟方面，可以說達一點鄭重的企圖都不曾有過。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重逢以來，中共無論在黨、政、軍諸方面，都不曾絲毫放松過自上而下的、訓政式的、軍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發生，完全閉塞了下情上達的孔道，讓官僚主義與官僚制度達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將中國的經濟民生導入了空前緊張和痛苦的地步，一個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這點勞動大眾的民主，以致官僚們能一意孤行，胡作妄為，不受絲毫群眾監督。這問題如果縮小到毛澤東個人的責任上來，如果僅僅從毛澤東的思想中去尋找部分原因，那我們不能不指出：這是由於毛澤東不懂得工人政黨如在某種條件下和牠的本階級分離，則必須同時切記二者的不可分離，尤在事後要加倍強調這個不可分離。

毛澤東既然沒有這樣的體會和了解，則不管他初時以武裝鬥爭來實現了這個分離，也不管他後來因武裝鬥爭的勝利而完結了這個分離，卻終歸不能算是偉大的戰略家。

研究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種種，我們倒可以而且應該規定出一些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革命鬥爭的戰略來：

1. 現代（十月革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政黨或共產主義政黨的產生，其主要客觀背景乃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存在及其革命鬥爭，其次纔是各該國工人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狀態。各個民族的工人階級政黨並非完全靠本國工人階級賦與生命的。何況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原本有其不同的來歷，牠們不是一物化二，而是二物合一。因此二者的聯系並非像某些人所想像一樣：必須「有機」與「純粹」，必須形影相隨，而是容許形跡上，甚至思想上有所分離的。

2.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化與軍事化，主要實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西歐國家中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方式，在許多落後國家中早已行不通，在另一些地方也逐漸行不通。組織工人階級，然後以此為中心而團結全國最大多數民眾，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憑此力量以贏取選舉－－這樣的傳統鬥爭道路，在某些地方是僅餘形式，在另一些地方則連形式都不讓存在。工人階級的任何獨立組織，工人政黨的任何活動，都會遭到極其殘酷的摧殘鎮壓。在此情形中，工人政黨如決定固守基地，不與本階級作片刻分離，不後退半步，不作任何迂迴，那末結果不是被統治者連根剷除，便是蟄伏不動，若有實無。

3. 在上述情形中，會主義者暫且把部分力量，或甚至主要力量，從工人區域撤退，以便在較不愛人注意之處，或較易藏身的群眾與環境之中活動，非但容許，抑且必要。如果條件有利，特別是當統治階級進行內戰或外戰時，革命者乘機組織武裝是必須的。

4. 「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確實曾經是，而且將來還可能是許多國家中革命戰略的一個重要特點。無產階級政黨為要執行這樣的戰略，勢必要像劉少奇所說，讓「幾十萬黨員長期脫離了他們原來的社會職業，轉入革命的軍事集體生活與生死鬥爭中，使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了嚴格的教育與鍛鍊……」（見劉著：「論黨」第二章）這情形自然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其本身決不像劉少奇所說，是那個政黨獲得無產階級性質的一個條件，恰好相反，這種情形出現在「先鋒隊」和牠的階級長期分離之時，倒是使政黨失去其無產階級性質的一個條件。「長期脫離社會職業」，「長期過著軍事集體生活」，長期處於落後的農村環境中，長期習慣於對上級服從對下級指揮的作風，這「幾十萬」戰鬥員自能養成「集體意志」，但難於「提高階級覺悟」，他們的「組織性與紀律性」可能加強，但他們的民主性與首創性卻勢必減少，而上謟下驕、自命不凡的官僚優越感則一定要發生滋長。因此，當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倘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暫離工人區域與工人階級，轉移到農業的落後地區去進行長期武裝革命之時，黨的領導者為了保證不失去其無產階級的性質，必須時時警惕，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進行堅決的保衛馬列主義的鬥爭，同時卻必須採取具體步驟，不斷反對官僚主義，設立明確的制度（主要是勞動大眾的民主監察機構），藉以防阻與克制任何背離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思想、作風或行動。再若這個全身武裝的黨遇到了形勢轉變，以勝利者資格回進城巿，與長期分離的工人階級重逢，那時，黨為了要確保與鞏固其無產階級性質，更應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設法以群眾的民主來醫治軍事官僚性質的宿疾，那是不容說的。在所應採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儘量吸收廣大工人群眾入黨，藉以改變黨員成份上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比例，（今天中共約黨員成分，根據一九五六年九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會上的報告，在「一千○七十三萬黨員中，工人占百分之十四，農民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第二必須儘速廢止黨內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的軍事統制，儘量創設黨內外的民主監察機構，使黨內外的工人大眾真能發揮對於其階級代表的督促、監視、批評與擁護的積極作用。

總之，長久分離與勝利歸來的工人政黨，如想真正成為工人政黨，如想真正為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服務，以便進一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那末牠的領導者必須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二者「不可分離」方面的工作。

5. 一個用槍桿子打定了江山的工人政黨，成功之後，如果牠能及時與盡力地將自己鞏固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基礎上，那末無疑，牠可以向而且應該向社會主義的建設前進。但是向這路上走去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清醒地懂得：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任務，比之於在某一民族中建立社會主義政黨這個任務，甚至比之於這個政黨在各國中以革命奪取政權這個任務，都具有大到無可比擬的國際性質。這個國際性質大到這樣程度，竟使牠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是無法澈底完成的。有誰如果沒有這個清醒認識，以為社會主義政黨祇要統治了一個國家，不管牠所統治的地方大小如何，也不管國家中原已到達的經濟文化水準高低如何，祇要有了「英明的領導」，有了「正確的計劃」，驅使本國勞動大眾去苦幹、躍進、便能在這地方造成社會主義的綠洲，那末不但錯誤，抑且罪惡。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全部悲慘史，本已足為前車之鑑，無奈毛澤東不能從中引出教訓，以致在中國又表演了「三面紅旗」的諷剌大悲劇，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神聖旗幟大大污損了。

從上述五點原則性的標準來評量武裝革命論方面毛澤東這位戰略家的高度，評量他的長處和短處，我相信會是公允而客觀的。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革命家，如想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個重要方面，我相信祗有秉著這些個標準，纔能有所獲得。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本章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了。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提的：「毛澤東如果自覺地、全面地、將武裝鬥爭提高到革命戰略地位，特別是如果他自始就能將此一戰略路線安置在整套不斷革命論的戰略中來提出、考慮和執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國工農，在其走向勝利，取得勝利和擴大的過程中，會呈現出與實際上已經呈現了的情形有怎樣的不同？」這問題又可用另一方式來提出：如果毛澤東那個武裝鬥爭的戰術，並非與史大林的「第三時期的哲學」和「人民陣線」相結合，而是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戰略相配合，中共是否會勝利？如果勝利，其間所走道路，以及牠所付代價是否會一樣？

我們不想在這裏太詳細地、逐步跟著歷史發展地，將事實上的史毛結合和假設中的托毛結合兩相對照，從而指出其可能做成的不同。這樣做，一來是勢必占去大量篇幅，二來是要重覆本書其他都分所已談過的評述。因此，這裏我們祗預備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解答上面的問題。第一，蘇維埃或國民會議，第二，聯合政府或共同行動，第三，民族社會主義或國際社會主義。

中國的蘇維埃口號，我們知道，原本是托洛茨基最先提出的，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軍進抵長江，工農運動在湘贛鄂等地蓬勃興起的時候。為使這些廣泛而散漫的群眾運動獲得力量，足以和控制軍隊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對抗起見，以托洛茨基為首的聯共黨內的反對派便提議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即蘇維埃），這提議遭到了史大林當權派的堅決反對，理由是：１蘇維埃乃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與「資產階級性質」的中國革命不相容，２蘇維埃乃暴動機關，與國共聯合的政策不相容。結果如所周知，國民黨軍政領袖利用了革命群眾的松散無力，一再叛離革命，最後將革命和革命者撲滅屠殺於血海之中。關於這個時期史托雙方爭論的誰是誰非，歷史證明得直截明快，以致公正的歷史家與革命戰略家祗要稍稍了解雙方爭論的事實與理由，就不難斷定：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不是自縛手足向國民黨投靠的史大林路線，而是特立獨行廣泛組織工農本身軍政力量的托洛茨基路線，那末，中國乃至全世界近幾十年的歷史都可能要重寫了。如果中國的工農政府建立於一九二七年而非一九四九年，則其間當然不會有蔣介石血腥的軍事獨裁，多半也不會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因為日本在勝利的中國革命影響之下，很可能有不同的發展），即使仍有中日戰爭，則其過程一定會比較短促，對中日雙方都不會有如此悲慘的後果，蘇聯多半不會經歷如此可怕與深刻的墮落，因而德國在三十年代再度崛興時可能不是納粹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如此，則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可能不會發生，整個世界都可能以革命代替戰爭，因此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於現狀的「今日世界」的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中國革命失敗後，圍繞於蘇維埃口號的爭論，發生了極有趣的相反變化。過去的反對者變成了擁護者，擁護者變成了反對者。史大林最初因為把革命失敗說成為革命轉入了更高階段，於是突然間提出蘇維埃口號來進行反國民黨的暴動。托洛茨基則斷定全國性的革命局勢業已消失，革命已因機會主義的領導而遭受嚴重失敗，此時以蘇維埃口號來進行絕望的暴動，結果祇能加深反革命的程度，延緩新革命的到來。托洛茨基主張立即提出革命的民主口號，即普選全權無記名的國民會議口號，藉以重新團聚革命力量，反對國民黨的軍事獨裁。

這爭論的結果也是大家熟知的，經過一連串絕望的可悲的盲動以後，史大林被迫宣佈蘇維埃口號僅僅當作實傳口號，卻仍反對採取任何形式的革命民主口號，以為行動之用。因此，中共在很長時期內（自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五年秋），竟沒有一個中心政治口號，以為一切鬥爭的總方向，總目標。江西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終於失敗，牠之所以要突圍「長征」，所以會喪失全部城巿力量，會損失軍隊的百分之九十，原因固然許多，但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之排斥國民會議口號，拒絕為總的民主綱領作革命鬥爭，以致其武裝的土地革命運動陷於孤立無援與困苦絕望之境，卻不失為重大原因。

當時的武裝革命到底該不該與國民會議口號結合起來？如果二者真的從一九三○年前後就聯合成一起，以武力為徹底的民主要求而鬥爭，那情形與事實上（即排斥了國民會議綱領）所發生的該有怎樣不同呢？回答這兩個問題，最好引用毛澤東的話。一九二八年冬天，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鬥爭已經進行了一年，作為行動口號的蘇維埃被取消也有半年多了，此時他寫了那個名為「井崗山的鬥爭」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話，恰恰是回答了我們剛纔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這段話，我們在本書前一章約有關章節中全部引用過。為了避免重複起見，這裏祇將其中最最重要的幾句重引一下：

「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時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民主鬥爭的發動多是必經的道路。」（加重點是我們的－－雙山。）

在同一報告中，我們又看到了如下的話：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上兩段引文，均見「井崗山的鬥爭」中「革命性質問題」一節。）

這兩段短短引文，非常扼要地說清楚了「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即一個以普選全權國民會議要求為標誌的整個民主革命政綱，在當時是如何迫切需要，並且非常生動地描寫了因此一口號之被排斥，使革命隊伍如何深深陷入寂莫之中。看過了毛澤東這樣的證言，那末當時究竟該不該將武裝鬥爭與國民會議口號聯合起來，可以不答自明的了。

然則，毛澤東們如果在國民會議口號及其政綱下進行武裝鬥爭，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會有怎樣不同呢？在這裏，任意的假設當然不相宜，但從毛澤東當時的願望中，我們卻至少有理由指出這樣一種可能的不同，那就是：「紅軍的寂寞生活」可以較早「終了」，因為「包括城巿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經濟的民權主義的發動」，「沸熱的全國性的革命高潮」也會較早來到。如此，則「紅軍」可能無須「長征」；國共也可能不需要表演令人迷惘的悲歡離合，革命勝利大有可能獲致於長期戰爭之前。

如上所述，可見毛澤東的勝利，並不能表示他所長期結托的史大林路線的正確，也不曾判定了他歷來排拒的托洛茨基路線的錯誤。事實真相，倒是應該相反的。不錯，托洛茨基從來不曾贊許過共產黨人離開城巿和工人階級，去做武裝鬥爭。當一九三○年秋天，中共的軍事鬥爭有了相當發展，初次在國際上引起廣泛注意之時，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們曾經原則性地表明了對此問題的態度，他說：「中國共產黨員現在就需要一個適合較遠前途的政策，他們的任務並不在於分散其力量於農民暴動之散漫火焰裏去－－人數甚少力量甚弱的黨總是不能籠罩這些區域的。共產黨員的任務乃在於集中力量於工廠、作坊、工人區域、向工人解釋鄉村事變的意義，提高疲累者的精神，並在為經濟要求為民主口號並為土地革命而鬥爭中將他們團結起來，惟有走上這條道路，即惟有經過工人的覺醒和團結，共產黨才能夠成為農民暴動的，即整個農民革命的領袖。」（見「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二七七頁）這是正統的馬列主義對此問題的立場，這個立場是否已被歷史證明出需作若幹修改，我們在上面已經詳論過，此地不贅。我們這裏必須介紹的，乃是托洛茨基雖然採取這樣立場，可是並不根本排斥這個鬥爭在適當條件配合下可以發展的前途。在同一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中，他說：「農民暴動之廣大漲潮無疑可以推動工業中心的政治鬥爭活躍起來，我們堅決地預信這個。」他說：「誰也不能預言：農民暴動的火焰是否能夠在長久時間繼續支持著，直至無產階級前鋒隊自己強固起來，領導工人階級鬥爭並使工人的爭取政權的鬥爭與農民對其切近敵人的進攻相配合起來。」更重要的，托氏在當時又很具體地提出如何能使這些武裝鬥爭可以勝利的辦法，他說：「農民運動，縱然掛上蘇維埃招牌，仍舊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將農民運動提高至全國規模，必須使爭取土地和反對軍閥捐稅壓迫的鬥爭與中國獨立和民族自主的觀念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權的國民會議，在這個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巿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從事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同上引書第二七九頁）

托洛茨基這些話是在一九三○年九月說的，牠們和二年前毛澤東對中共報告中的願望多麼相符呀。祇因毛澤東不是有理論修養的戰略家，所以他雖有那種需有民主政綱的迫切感覺，卻自己不會這樣主張，而且不得不跟在史大林後面誣衊國民會議口號為「取消主義」。此後毛澤東不但還要「寂莫」，而且還要痛苦五六個年頭，等史大林在全世界由冒險主義跳回到機會主義之時，纔能在史大林頒佈的新政策的掩護之下，來宛委曲折地承認過去在這方面的錯誤：「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份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見「中國共產實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當然不會說出，正是史大林在過去叫中共「冷淡」國民大會和制憲問題，正是中共叫「全國人民及各黨派」保持這個「冷淡」的。如果自始沒有冷淡，如果自始就像托洛茨基所說：在全權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在自己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從事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暴動，那末中國的革命史會有多麼大的不同呢？這問題毛澤東本人應該最有資格來回答的，可惜礙於派系鬥爭的利益，這位曾因沒有民主政綱而深感寂寞的經歷者，不肯出來為托氏作歷史的證人了。但是，沒有證人，問題是同樣清楚的。

九 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寫過兩本系統地論述哲學的小書：「實踐論」與「矛盾論」。前者寫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後者完成於同年八月。據兩書的編者所作題解，其目的均在於「為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換句更明白的話說，即毛氏寫作這兩篇論文的主要用意，在於從根本理論上給予王明派以打擊。看過我們前面的文字，讀者們想必記得一九三七年前後正是毛澤東補修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時期。讀者們想必也還記得，在抗日戰爭初期，那個在遵義會議上被撤職的王明及其一派並未完全失勢，他們所能予毛澤東一系的威脅還是相當「嚴重」的。毛澤東為要確保並鞏固其業已取得的勝利，必須繼續鬥爭，而且要全面地鬥爭。那意思是說，毛澤東不僅要在軍事和政治的領導上（這方面他當時業已獲得重大勝利），而且要在理論思想的領導上，打望並克服王明系統的「教條主義」。在理論鬥爭中，最基本的一個戰場自然是哲學陣地。毛澤東於是開闢了這個陣地。此外，我們知道，毛澤東很久以來被王明們稱為「經驗主義者」。為要摘去這頂不很光明的帽子，毛澤東也必須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問鑽研一番，以便一方面提高自己，另方面予攻擊者以反擊－－將另一頂帽子回敬論敵。

這樣一種寫作情況，決定了這兩本小書的性質。首先，牠們與其說是毛澤東闡明或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著，毋寧說是毛氏自修這種學問時的筆記而加以系統化的敘述。其次，牠是政治性超出於學術性的。我們說二書實際上是讀書筆記，絕無想貶低其價值的意思。任何一種著作的價值，都不是決定於牠的體裁的。列寧的「哲學筆記」，價值絕不低於他的哲學專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十一條綱要，當然與恩格斯的正式著作「費爾巴哈論」具有同樣的價值。所以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體裁，而在於實質上的思想內容。同樣是筆記，可以是平庸的抄錄，簡單作備忘之用；亦可以是高明的提煉，其中迸發出智慧接觸時的火花，牠們可以是低能的誤解，將原作的精華變成糟粕；同時相反，亦可以是天才的領悟，或化原作的腐臭為神奇，變謬誤為真理（例如馬列諸人之於黑格爾），或將原有的寶藏發掘光大，將普遍的真理具體應用（例如列寧在許多問題上對馬、恩的關係）。列寧的許多名作其實都可算作筆記，特別是「國家與革命」，其中一大部分是摘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學說的文字，牠祇加了「許多註釋和附論」（見列寧致加明尼夫的信）。可是這種體例卻毫不影響讀者「感覺到思想和意志的強烈的沖動」，毫不損害這本名著非常巨大的價值。因此，如果有誰看見我們將毛氏的兩篇哲學論文算作他自修哲學時的筆記感想而生氣，那祇由於他要神化毛澤東的可憐企圖吧了。

至於說那兩篇文章中，政治性遠超於學術性，其本身亦非絕對的毛病。列寧說得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上自始至終都是有黨性的」。哲學上的超然態度原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欺人之談。哲學總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為某一階級利益與某一政治思想服務的。所以問題不在於談哲學時是否牽涉到政治，卻在於牠談得對不對，牽涉得好不好。

毛澤東的「哲學筆記」夠得上我們上舉的哪一種標準呢？牠們對馬、恩、列諸人的原著說來，是平庸的抄錄，是低能的誤解，是高明的提煉，還是天才的領悟呢？依今天中共的宣傳家們的說法，毛氏的哲學著作也是對於馬列主義的「天才的、創造的發揮」。這當然是胡說八道。不過我們也願意承認，毛澤東這方面的成就，比之於他所崇拜的史大林，卻確是高出一籌的。史大林為要表明他在哲學上也是「偉大天才」起見，我們知道，他曾經給舊本「聯共黨史」寫了第四章中的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他是這樣寫法的，首先，他宣佈：「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根本相反的」。接著，他便一二三四地列舉了二者相反的四點，亦即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上：抄錄了辯證法的四個基本特徵，然後他就跟著做了七個「由此可見」，有如：「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執行不調和的無產階級政策，而不要執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最後，他便做結論道：「以上便是應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去觀察社會生活，去觀察社會歷史的情形。」史大林這個樣子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揮」，給人的印象是與哲學頂頂沒有關係的。牠令人想起法院裏判案的主文，也叫人想起基督教會裏的教義問答與十誡。實際上，這些根本不能叫做哲學討論，而祇是共產黨官僚在「哲學」方面所發的絕對命令吧了。普列哈諾夫在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俄譯本第二版所作序文中方寫過這樣有意思的話：

「斯賓諾莎談到培根時說：培根沒有證明自己的意見，而只是敘述了自己的意見。如果頒布命令這個詞還不能更好地說明別爾嘉耶夫先生敘述自己思想的方法，那末用斯賓諾莎論培根的話來論別爾嘉耶夫也可以。不過當培根這樣的思想家敘述或是像頒佈命令似的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在他的命令和描述裏可以看到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在別爾嘉耶夫先生那樣糊塗的頭腦所頒佈的命令中，根本沒有一點教益的東西。」

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移贈給史大林，祇要將「別爾嘉耶夫的糊塗頭腦」，改成為「史大林的官僚頭腦」就夠了。

史大林這種官僚的哲學抄錄，不但沒有教益，而且還極其錯誤，因而是非常有害的。稍稍學過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都明白，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全部學說，並非從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上「由此可見」出來。杜林先生當年就曾如此誣衊過馬克思，恩格斯為此回答道：「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歷史經驗的證明之後」，才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佔有方式以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那種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第一個否定，而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則是否定的否定。恩格斯按著又說：

「所以當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為否定的否定時，他想也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一過程的歷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歷史觀點證明了這一過程部分已經真正實現，部分往後還一定要實現以後，他才指明，這樣的一個過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的。全都就是如此。」（「反杜林論」中譯本第一三八頁）

可是史大林的「哲學」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為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否定的否定，「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否定了自己勞動的個人所有制，而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一定又要否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客觀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給變成了比黑格爾更不如的（因為黑格爾絕不會如此淺薄的）主觀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馬克思叫黑格爾的辯證法頂天立地站起來，史大林卻將馬克思的辯證法又來一個倒栽蔥著了地。

毛澤東研究辯證法的態度雖然也一再聲明：「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過程的研究的時候……」，「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因此也多少犯著我們上引恩格斯所指出先後倒置的毛病；不過整個說來，毛澤東確能注意對事物作具體與客觀的研究，並非簡單規定了幾條辯證法原則，就「由此可見」地推論出種種有關乎社會歷史與革命行動的戒律，他並不企圖用辯證法法則去代替社會科革與革命科學。因此我們說，毛澤東在這方面確高出史大林一籌。

史大林給聯共黨史寫的那一節「欽定哲學」，不但是最平庸的抄書，而且是極低能的誤解。至於毛澤東的「筆記」，雖然完全稱不上高明的、更不必說是「天才的」、對於辯證唯物論的發揮，但最低限度，牠們表明了毛澤東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體會了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方法，並且給自己的思想方法找尋了哲學根據，人們可以不同意他的體會，也可以批評他找來的根據，卻不能說他是簡單的抄襲。

毛澤東不是以哲學家的資格，而是以革命政治實行家的資格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所以他不像思格斯與列寧那樣，從所有方面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而祇選擇了認識論中的一部分：實踐的意義，以及辯證法中的一個規律：矛盾論。正確些說，毛澤東主要是從這兩個特定問題入手，企圖把握縱非全部但屬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毛澤東這樣做，一方面固然暴露出他在各種基本知識與基本理論上的修養不夠，但另一方面－－這方面是更重要的－－卻也表明出毛澤東比史大林有自知之明，不肯強不知以為知，且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優缺點，以便在學習或研究上能多少有所獲得。

因此，史大林的哲學專著是毫無價值的，而且應該拋棄的。今天由赫魯曉夫下令重編的蘇聯共產黨史，雖然整個說來不見得比史大林的欽定本高明，但完全刪去了那一節「禦製」文字，倒是做得不錯。毛澤東的「實踐」與「矛盾」二論雖然於馬列主義的哲學無所增益，但作為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的哲學根據看，卻無可否認地有其價值。就此一意義說，「矛盾論」的價值與重要性大大超過了「實踐論」。「實踐論」祇能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常識之系統敘述，無論哪方面都無新意可言。如果有若幹意義的話，那祇在於牠代表了毛澤東自我教育與自衛鬥爭的一個重要標誌吧了。整個的中共，以及個別的毛澤東，一直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都可說尚處於感性認識階段。他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自稱為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反對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拿起槍桿子，他們拼著性命和國民黨進行了長期的生死血戰；可是，他們正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指責的那些「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一樣，祇「尊重經驗」（當時流行的名字是「實際工作」）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領導革命」，毛澤東說的非常對，「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結果真是如此，而且是一再碰了壁的。不過碰壁的主因不在於這些實幹家的「事務主義」本身，而在於他們的缺乏通盤、明確與遠大的方針和前途，即缺乏理論的分析力與洞察力，以致讓莫斯科的假理論家們的錯誤方針，得以通過其直系王明等人的執行而使革命碰壁罷了。毛澤東兩面碰了壁：一面碰革命事實的壁，另一面碰那些假洋鬼子假理論的壁。痛苦使他思索學習，使他要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所以這個過程是很自然的。而「實踐論」與「矛盾論」便是這個過程中的兩塊重要路標。

毛澤東首先是實行家，是先行後知者。關於這方面，我們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經說得很多。王明們稱他做「經驗主義者」，並非沒有根據的。毛澤東最看得起實力，最信賴槍桿子。不管他沒有好好兒讀過馬克思主義，實際工作卻總已經給他爭到了不少「一得之功」。因此，他骨子裏是始終不會看重理論的。但他不會不懂得「經驗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科學的詞彙中所佔的卑微地位，他不會不在「教條主義者們」的搬弄「理論」時感覺到應付為難；同時，在漫長的鬥爭道路中，由於自己「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方針，沒有遠大前途」，一個鄭重的革命家絕不會不深感痛苦而立志去學習理論的。因此，毛澤東當三十年代中期補修理論時的動機是複雜的。首先，得為自己一向看重實際工作的特性辯護，其次，確實要弄清楚馬列諸大師在知行關係問題上的態度，第三，要坐實王明們教條主義者的罪名。為要達到這幾個目的，毛澤東的哲學研究，就很自然地要從「實踐」問題開始，要集中於「知行」問題。

辯證唯物論重視實踐，將牠作為人類認識之真理性的標準，牠看重感性的經驗，將經驗當作認識的來源與基礎……這些基本觀念其實與中共傳統的，特別與毛澤東強調的所謂「實際工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甚至不是同一類事。前者是樹立真理的客觀性與思惟的「此岸性」的一些重要論點，而後者卻有關乎革命工作中理論與實踐孰先的爭論。後一爭論，當牠發生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中時，在前述的基本哲學立場上，至少已假定為一致同意的。大家都同意真理的實踐標準，大家都承認感性認識（經驗）是理性認識的基礎，卻仍舊可以發生，而且事實上常常發生如下爭論：究竟一個革命家最可貴與最需要的品質是理論的洞察力與概括力呢，還是事實的調查研究？是戰略性的高瞻遠矚呢，還是策略性的隨機應變？是原則性的堅持貫澈呢，還是政策性的趨避適應？不用說，前後兩種品質無法截然分開，不能機械對立。以革命事業或革命黨的整體而論，二者都可貴，二者同樣需要，因為牠們相輔相成。但是正像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裏一再闡明的那樣，一個革命家就其主要的特性來看，大體上確實分成這兩個類型，而這兩類革命家對於革命與革命黨的貢獻，確實有大小高下之分的。毛澤東企圖抹煞這種分別，更不願在二者之間有所軒輊。他強調知行合一，一方面反對空談的理論家，另一方面反對經驗主義的事務家，以此指出一個好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必須既看重理論，又注重實踐；他們必須是又文又武，能文能武的全才。其實，這樣他並不曾解決問題。至低限度，這除了表示毛澤東不是像王明們誣衊的「經驗主義者」，表示他不是一味講幹的實行家，而是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同樣高明之人，此外便不曾說明什麼。因為事實上，人人都是有所長與有所短的，這種偏能一半由於天生，一半由於教育和環境。革命者是人，他們也不可能是全才的。所以否認理論家與實行家之分是否定事實；而將理論與實行一視同仁、無分高下，實質上總就是輕視理論，偏重實幹。

我們不是孫中山「知難行易」的信徒，更不是宗教先知崇拜的擁護者，因為牠們的出發點是唯心論，是反動的等級論。但是我們應該承認「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這能力比獲取感覺材料要難得多，同時這個能力，並非每個獲得感覺材料的人都能養成的，而培養成功的這種能力，又非高下相等的。然則，我們怎能不看重那些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能作更好飛躍的理論「先知」呢！

毛澤東從來不公然說理論可以看輕。他主張理論與實踐並重。在「實踐論」中，也像在別的地方一樣，他非常稱道了史大林的那兩句話：「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這個「二元論」不曾回答了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問的是：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了的理論，跟那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到底是何者為先！何者更重要！難分先後，同樣重要，是一種回答，不算錯。在某種具體的歷史情況中，理論重於實踐；在另一種不同的具體條件中，實踐又會重於理論，這又是一種回答，更加站得住。可是這種回答都難完全免於「二元」之病。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話：「一步實際運動勝過一打綱領」。這句話，一直是種種式式的「實際工作者」或「事務主義者」的護身符。憑此，他們想證明馬克思肯定地認為實踐高出於並重要於理論。然而這是曲解。列寧曾經很清楚地解釋過這句名言的真意。他說：「在這封信裏（按：指給威廉．勃拉克的信－－雙山），馬克思嚴厲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所抱的折衷態度：如果要聯合的話，－－馬克思當時向黨的領袖們寫道，－－那末為達到運動的實際目的起見，儘可締結條約，但決不要拿原則來講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原來馬克思說的這句名言是一句反話，其真意在要強調理論原則的重要性。所以在「做什麼？」中，緊接著這段解釋，列寧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這句話當然也不是憑空說的，他針對著當時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實際情形，即「當醉心於最狹隘實際活動的偏向與機會主義的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這種「沒有革命理論便沒有革命運動」的思想是「必須始終極力堅持的」。就俄國的特殊情況言，理論重要性的必須強調，他又指出了三個原因：１黨在奠定初期，「還遠沒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他各種會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派別算清賬目」；２為了要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看待別國社會主義鬥爭的經驗，獨立地檢查他們的決議；３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著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黨都還沒有擔負過的民族任務。上引列寧所舉的具體條件，對當時俄國說誠然是特殊的條件，可是對爾後在東方陸續成立起來的各個共產黨或社會黨說，卻變做共通的條件了。因此，列寧在彼時彼地提出的關於革命理論先於與重於革命運動的斷語，對於此時此地的東方各工人黨無疑是完全適合的。又因與「其他各種會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派別算清賬目」的工作並不限於「奠定黨的初期」；歷史證明，隨著社會主義勢力的增加，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世界各國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銳，形形式式的可使與已使革命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思想派別不斷發生，以致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善於用批評態度來看待牠們，檢查牠們－－因此，列寧的那句名言，在今日，其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了。這意思就是說，對於一個現代社會主義的（或稱共產主義的）革命黨說，以及對於這類政黨中的個別黨員說，學習與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這個要求，應該置於積極行動之先與之上。理論是方向。不先確定方向，越積極的行動也許會在錯路上走得越遠。

毛澤東提到了列寧重視理論的名言，但跟著卻說：「然而馬克思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牠能夠指導行動……。」仿彿列寧會在重視理論的名義下提倡清談的！接下去他就特別稱讚史大林「說得好」，引述了史氏的「好話」來對消列寧的「空話」，以四平八穩的因而近乎廢話的所謂理論實踐並重論，對消了列寧那個似有所偏的，但是切實深刻的理論先於運動說。

四平八穩的並重說，在哲學上多半是折衷主義的表現，在社會科學中則常常是以輕為重的一種遮眼術。史大林的半斤八兩說其實是他本人慣於行而不長於知的缺點的掩飾，而毛澤東之所以會欣賞這個「二元論」，因為牠有兩種好處：一方面可以替他擺脫「經驗主義者」「實行家」這些名字，另方面卻給他保持了重實幹而經理論的實質。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這是正確的唯物論的認識論，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之一。這裏，毛澤東是正確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立場的。可是接下來的那句話：「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卻屬於機械的引伸，而且是錯誤的引伸了。人類一般的認識的過程，誠如毛澤東所描寫，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但這並不是說，每一群特殊的人，甚至於每一個個別的人，在任何時候，也不論做什麼事，都必須按步就班地走上這個過程，並走完這個過程。人類實踐和認識的經驗長期纍積，牠們不斷地進行著縱的傳遞與橫的交換，因此，今天許多人（個別與群體）的認識不是從自己感性的摸索開始，而是從學習、接受並消化前人和同輩的理性的產物開始的。試問今天的社會主義革命者，難道一定憑自己經驗，先行搗毀機器，試走各種反抗道路，再做形形式式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做過的調查研究，最後纔以「自己的道路」走到馬列主義嗎？當然不，他們可以、而且必須越早越好地，一開始就去接受目前人類已經到達的最高的認識－－即馬列主義了。因此今天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革命實踐，應該從認識開始，應該從竭力取得革命理論的已有成就開始，然後纔可以事半功倍地進行革命運動。－－革命的實踐。他們不應該浪費時間精力，先去「感性地」進行革命活動，因為這樣的活動，在今天的條件下，不先有「理性的」革命理論作指導，鮮有不大敗虧輸的。

然則毛澤東為什麼要把「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公式定為革命黨人應該遵循的標準呢？原因很簡單：這裏無意地反映著他自己的認識過程，並有意地為此過程作了辯護。

其實，「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公式，應該說是屬於人類和個人認識的幼年時期。等到人類（包括個別人的生命與一個人群的歷史）進入到成年時期，這個實踐和認識的往復循環，不應該，也不會再以實踐作起點，而以認識作起點了。如果毛澤東所規定的是一般的與低級的認識公式，那末特殊的與高級的公式應該是「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後一公式並不否定前一公式；後者卻是前者的補充與發展。沒有後者，前者作為一般的認識公式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之作為特殊的，比如作為革命黨人的成長規律，那就十分錯誤了。這裏暗藏著經驗主義者與實幹家的「哲學基礎」，這裏否定了「沒有革命理論便沒有革命運動」的真理。

可惜的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就其根本思想與主要意圖說，恰恰就是這樣的哲學基礎，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對於理論首要性的否定。

「矛盾論」比之「實踐論」，內容豐富得多，其中所表現的毛澤東自己的思想成分也清楚得多，雖然文章的主要性質，仍舊屬於讀書筆記一類。牠其實祇是毛澤東閱讀了列寧的哲學筆記，特別是他閱讀了那篇專文「關於辯證法問題」以後的感想和心得。

我們沒有必要研究由毛澤東轉述出來的列寧的思想，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毛澤東借這些思想作為因由而充分發揮出來的他本人的思想。在「實踐論」裏，毛澤東當然也有不少發揮：但是比起「矛盾論」來，這種發揮比較拘束，比較不充分。理由我們說過，毛澤東想借馬列主義哲學中的實踐標準來為自己平素的「實際工作論」辯護，為他一向輕視理論的作風辯護，那是無法不吞吞吐吐，藏頭露尾，或張冠李戴的，因為哲學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與看輕理論的實際工作，毛氏自己也不能不知道是兩回事也。但是踏進了「矛盾論」的領域，毛澤東的感想便大不相同。精明靈活的策略家頭腦，在這裏似乎找到了策略概括化的公式，這裏面的一些思想法則，又似乎給他擅長的權謀理論化與系統化了，這就使得他歡欣鼓舞，魚躍鳥翔，文思奔放起來。

毛澤東個人的心得，特別發揮於「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這三節中。在這三節裏，毛澤東並非簡單記述了列寧在這些問題上所表示的意見，而是用大量議論和革命史實，企圖說明那些意見，而其實是發抒他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所以如此者，並非為了牠們對辯證法的科學有甚貢獻－－這方面並不足道－－而是為了牠們在基本的思想方法上，說明了毛澤東在當時之前及之後的政治立場和策略路線之故。無論什麼人，在某一意義上都是哲學家。因為人人都有思想，而各人的思想都有其多少各別的思想方法。對這個方法能夠自覺到若幹，他便是若幹成分內的哲學家。所以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從這個「哲學」見地入手，總是比較能夠舉一反三的，因而能夠較為全面與深刻的。毛澤東是一個高明之極的策略家，不論在政治方面或軍事方面都是如此。這一層，我們在前面已經再三說明過了。在後天的修養上，我們曾經將毛澤東的此一才能，歸源到他深厚的儒家思想的訓練。孔子是一個出色的辯證法家。中庸之道實際上是任何一種中間階級所能主張的哲學。孔子的階級性為何，迄今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聚訟之點，但他地位上屬於某種中間階層卻是無可否認的。一個植根於中間社會階層的思想家，由於其本性使然，他多半是「天生的辯證法家」。這一點，馬克思很早就指出過了。他有時能從統治者地位看被統治者，有時又能從被統治者立場去看統治者。他兩面搖擺，不固執一見，常能面面俱到，左右逢源，這在某一意義說確乎帶點辯證法的，祇是，正像馬克思所指出的，牠屬於機會主義的辯證法，決非革命的辯證法。中國儒家學說裏無疑包含著辯證法成分，老莊學說裏更有著辯證法的發揮，但無論前者或後者，他們都一方面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另方面是機會主義的。馬克思將辯證法建立在客觀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又確立了牠革命的立場，固然，應該歸功於馬克思的才智學說；但是更重要的，都應該歸功於一方面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長足進步，另方面世界歷史上最革命的、最不會妥協動搖的無產階級的產生及其覺醒。

所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世界人類的思想史上不可能有客觀唯物主義的同時又是革命的辯證法的存在。

早年的毛澤東從儒家思想裏吸收了一些辯證方法。加上他天生的慧黠以及他在中國史書中所學到的那套處世與治人之術，便造成了他那麼一個高明非凡稱得上偉大的策略家與實行家，但也正因為這個原故，妨礙了他成長為同樣高明的戰略家與理論家。毛澤東身上固有的，以儒家學說打底的那點子「土辯證法」，妨礙了他全面地，即既唯物而又革命地去把握馬、恩、列所代表的「洋辯證法」。毛澤東辯證法的本質是機會主義的。這種思想方法上的機會主義與他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互為表裏，互為因果。是他的機會主義的實踐影響了他機會主義的思想，也是他機會主義的思想方法規定了他機會主義的實踐。「矛盾論」第三節中有一段文字，我個人覺得非常清楚地透露了這方面的毛澤東思想。文如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在這段冗長的引文裏，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如何了解著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總過程的特殊階段。你們當然還看見了他如何應用這個辯證法去解釋歷史事件，並如何實際地應用於事件。但是讀者們是否已經看出其中表明出來的深刻的機會主義？為什麼我們要說這段文字最清晰地透露了毛澤東的機會主義思想呢？請聽我慢慢分析。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這個斷語似乎是非常辯證，其實不盡然。A變成非A，B跟著也要變成非B；這個公式，實質上不過是A等於A，B等於B這個公式的變形。牠完全合乎常識範圍內的形式邏輯。按事理來說，矛盾的質變了，解決的方法也得跟著變，這是真理的一個方面。可是另有一方面，有時我們看見矛盾的性質已有若幹改變，但解決的方法卻不能改變，反之，有些矛盾的性質未曾全變，而解決的方法卻必須改變，這個方面，自然也屬於真理，而且比前一方面的道理更加合乎辯證法的。A矛盾只能以A方法來解決，這命題本身可能正確；但若絕對否定A矛盾有時也可以甚至必須以B方法來解決，那就陷於機械的形式邏輯的泥坑中了。毛澤東關於矛盾特殊性及其特殊的解決方法的了解，便是犯了機械論的毛病。這個機械論，也正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屢次犯過的機會主義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毛澤東企圖用以證明這條「辯證法規則」正確性所舉的實例簡直絲毫沒有辯證法的氣味。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以及諸如此類，其實在辯證法教課書中祇能當作反例證提出來的。真正符合於辯證法運動的例子應該是這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即使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經不斷地要求解決，至於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在目前這個時代，卻必須用社會主義的革命方法纔能澈底解決。這個說法表面看來似乎荒謬，事實上卻是辯證的。牠合乎現代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真實關係，而且為半世紀來各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從正反面一再證明了。毛澤東提到了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情形，說二者「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同的」。這裏表示出毛澤東對俄國那兩次革命的歷史知道得不清楚，或者他受了史大林們的欺蒙，以致懷著錯誤的了解。因為我們知道，儘管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所要解決的矛盾多麼不同（註[22]），而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雪維克派所用以解決矛盾的基本方法卻是相同的。那個基本方法是：無產階級憑藉農民大眾的支持，反對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列寧這條基本的戰略路線，不但在「民主的」二月革命時期已經確立，而且早在一九○五年，在他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中，就已基本上規定了。列寧當時與新火星派所爭論的兩個策略，實質就是關於用怎麼樣的革命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問題。雙方論據，如果撇開許多次要的不談，恰恰可以歸結如下：門雪維克方面：因為俄國將要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亦即人民大眾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所以一定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來進行，「奮鬥的無產階級和奮鬥的資產階級在某種意義上是協同行進步並從不同的方面來共同攻擊專制制度。……我們的利益是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牠不能把反對派分開，使牠不能拉攏資產階級而把無產階級置於孤立地位。」（以上見列寧在「兩個策略」中第七節中的引文）列寧方面：正因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在現時『一般民主的』運動中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資產階級始終是不澈底的。企圖擬定一些條件或條款，希望資產階級民主派加以履行來證明他們是誠實無欺的人民之友，那就是再幼稚和再無聊不過的。」因此列寧主張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群眾，堅決鬥爭，實行革命到底，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同樣是為了要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而門雪維克所用的方法是聯合資產階級，絕不許採取過火行動，讓沙皇政府能以拆散反對派，讓工人階級孤立。這個方法，確實是合乎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亦即合乎「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之間的矛盾」的。可是依照列寧意見，唯其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要更加提防資產階級，要不斷揭穿牠的虛偽，反對牠的動搖妥協，不讓牠取得對革命運動的控制，而為達此等目的，工人階級應該在農民中間爭取同盟軍，藉以增強力量，以備成立反對資產階級的工農民主專政。列寧這個立場，門雪維克們是有理由攻擊牠方法與對象不符的。即有理由說他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去解決人民和封建之間的矛盾。因為依照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既然俄國的歷史發展不可能跳過資本主義階段，既然俄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發展與封建障礙之間的矛盾，因而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因而資產階級也利於參加革命，那末，理所當然，即使不讓資產階級領導革命，至少也要和他們共同進行革命，共同打倒封建制度的代表－－沙皇專制，共同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可是列寧在矛盾的客觀認識方面與門雪維克一樣，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但在用以解決矛盾的主觀的方法方面，卻採取不同看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主張工人與農民聯盟，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這是說，列寧主張用反對資產階級的方法去解決本質上屬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他反對用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去代替沙皇專制，卻主張用工農民主專政去代替那個「封建政體」。這在泥守傳統成見的門雪維克看來，當然是荒唐矛盾了。列寧雖然力辯工農民主專政仍然屬於民主革命範疇，並力稱這個專政將要解決的乃是純粹民主革命的任務，但是歷史證明，後來列寧自己也在事實上指出，工農民主專政如果要和資產階級的專政有本質上的不同，祇有將牠了解成並實現為社會主義性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俄國民主革命的前夕，門雪維克派主張以民主革命方法來解決矛盾，而列寧則主張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來達到同一個目的。換句話說，門雪維克的策略符合毛澤東所說的「辯證方法」，而列寧策略卻違反了那個方法。

俄國二月革命以無限的現實性與尖銳性將舊爭論重新提了出來。在初期，不但一向反對列寧的門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瘋狂地反對列寧，便是歷來追隨列寧的老布爾雪維克們，也幾乎全體起來反對列寧。他們大家反對列寧，為的他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號召工農奪取政權的那個主張。他們用種種式式的名字來稱呼列寧的主張，從「瘋狂」，「脫離現實」，「冒險」，一直到「勃浪基主義」，至於門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甚至還動用了「俄好」與「德國間諜」那樣的罪名哩。列寧的政敵們，特別是他的同志們（包括史大林、加明尼夫與齊諾維也夫），所以會如此激烈與惡毒地攻擊列寧，主要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為了毛澤東在「矛盾論」裏所提出的那個「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即解決民主革命的矛盾必須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在他們（列寧的學生們）看來，列寧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時候，即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尚未竭盡之前，號召工農奪取政權，乃是張冠李戴，是牛頭不對馬嘴，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便是列寧不懂得用不同方法去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可是事實上又怎樣呢？群眾自發地在二月間（公曆三月間）發動了革命，腐朽透頂的沙皇制度在群眾的頭一個沖擊下便倒下去了，政權非常自然地落在工農兵蘇維埃手中，這就是說，二月革命的客觀過程自動地產生了列寧從來預言的工農政權。只因各個領導工農的政黨，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領袖們－－從社會革命黨到布爾雪維克派的多數－－太遵守那個「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他們一定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這纔產生了「符合於民主共和制度」的臨時政府，只因已掌握實際政權的蘇維埃中的「教條主義」的退讓，雙手將政權奉獻給作為「歷史的合法承繼人」的資產階級政府，這纔造成了二月革命後的離奇現象：蘇維埃與臨時政府並峙的雙重政權時期。

由此可見，用民主性質的（即資產階級控制的）臨時政府去「解決」二月革命的民主矛盾，絕非符合於歷史發展辯證規律的一個必須與必然的現象，而是違反歷史進程，因而也違反革命利益的一種人為辦法；這個辦法的理論根據是十足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徹頭徹尾錯誤，因而是罪惡的。這樣罪惡的原則差一點斷送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只因列寧、托洛次基等人的堅決反對，不久又爭得了布爾雪維克黨的大多數，勇敢地走上社會主義的工農奪取政權的路線，實行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藉此使民主性質的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纔算徹底而勝利地解決了俄國革命問題，並進一步開始了解決世界革命的問題。

這些事實表示什麼呢？牠們首先表示出：儘管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所面臨的矛盾有若幹不同，可是列寧用來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卻根本相同：都是以工農聯合（自然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來奪取政權，建立專政。這個方法不管在二月提出，或在十月提出，甚至早在一九○五年提出，其性質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為人類史上不曾見過，也不可能看見一個不反對資產階級與資本制度的工農專政。

歷史的最大不幸：那個使俄國二月革命的成果免於斷送，並使十月革命得以勝利的列寧方法，即以社會主義革命解決民主革命的方法，亦即馬克思以迄托洛次基所主張的不斷革命的方法，卻不為列寧的後繼者們所了解、所接受。以民主革命方法解決民主革命矛盾的老路線，雖然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偉大實驗室中從正反兩方面都證明為徹底破產了的；可是以史大林為首的那些老布爾雪維克們卻仍舊頑固地拒絕接受其經驗，並不顧一切地繼續聲明用兩種截然不同的革命來解決兩種截然不同的矛盾為天經地義。他們曲解列寧路線，他們宣布不斷革命論為異端邪說，而更壞的，他們假借了共產國際的權威，將那個在俄國革命中證明破產的路線，以更加徹底態度，一再應用到各個落後國家的革命中，特別是中國的革命中，以致斷送了好幾次極有成功希望的革命。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原因固然不一，但是最重要的與最根本的一個原因，總要算史大林－－布哈林等所堅持的那個「民主革命方法」。他們藉口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叫中國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紀律，叫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要牠効忠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不許牠獨立宣傳和行動，不準牠自組軍隊，不許牠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總之，不許牠採取任何一種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範圍的革命方法去參加和領導民主革命，以致結果，當資產階級依靠群眾革命勢力已向國內外反動派索取到若幹讓步，當這個階級在全國政權上占取較大比重之時，就毫不顧忌地，非常殘酷地，將那被史大林政策綁縛了手足的中國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一舉屠殺並摧毀於血海之中。

非常清楚，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如果用「哲學」方式表達出來，在於當時的最高領導者堅持了「解決A矛盾必須用A方法，絕不能用非A方法」這個傳統的、自以為辯證的其實是十足形而上學的公式。

毛澤東沒有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始終還把這個公式捧為至高無上，稱之為「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後所造成的新的革命中（毛澤東在這中間起過巨大作自是無可否定的），又怎能獲得勝利呢？這次勝利的原因，和上次失敗的原因一樣，當然都不是簡單的，而且為數不一。但若擇其革命主觀方面重要者言，則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上述「原則」的「口是心非」，他們口頭上堅持要用人民民主革命方法去解決民主革命任務，而實際上卻被事實所逼、採取了並非屬於民主革命範圍以內的方法，而在自己的轄區中恢復了土地革命，以全力去和資產階級國民黨作戰，「敢於勝利」，「敢於奪取全國性的政權」，……一句話，即在客觀上走上了「以社會主義革命方法去解決民主革命矛盾」的路線，亦即在客觀上實行了某種意義的不斷革命戰略，自是最大原因。在中共取得勝利之後七年（註[23]），當他們企圖在理論上解釋自己勝利的原因之時，不得不拉出他們歷來拚命反對的「不斷革命論」來，也可算作一個證據。中共在事後，出其不意地自認為「不斷革命論者」，自然絕不意味著他們真正懂得了不斷革命論，他們那種令人驚奇的舉動，顯然還別有用心的（這些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在後面合適的地方還會詳細談到的，這裏從略），但若不是不斷革命論這個唯一正確地反映著落後國家革命發展過程的理論，像一種自然力似地作用於中共及中共領袖們的身上，毛澤東們無論如何不肯對這個理論，作任何讓步或屈服，即使在名字上都不肯的。

可惜的是：毛澤東雖然借劉少奇之口承認了不斷革命論在中國革命中起了「客觀上」正確的領導作用，卻不能由此進一步認識：用不斷革命方法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矛盾，實際上便是推翻了他那條「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他無法在回顧的反省中發現這樣的事實：如果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認真忠於原則，因而在革命中嚴格遵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及「論聯合政府」等重要文件中所規定的基本立場，因而他們雖在革命戰爭勝利的條件下，堅決拒絕組織任何有無產階級專政之嫌的政權，一定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權上與「民族資產階級」組成聯合政府，不肯採取任何會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來幫助資產階級在長時間發展其經濟，……以此表示他們懂得以不同方法來解決不同矛盾的「辯證規律」，那末中國這次革命不管有其他許多有利條件，亦必失敗於垂成之際，或迅速敗亡於成功之後。因為毛澤東看不到這個事實，所以他今天如果再寫「矛盾論」，也不會改變「A矛盾必須以A方法解決」那個機械定理的。

上面所說種種，有人也許會覺得與哲學無關，有人可能覺得說得太多，多過於應該談及的比例。其實，「矛盾論」裏最集中地表露了毛澤東思想的是這個問題，而毛澤東策略智慧的哲學根據也正在這裏。對於革命任務與革命方法的關係問題，「純粹的」哲學家們也許不感興趣；但在實踐的革命理論家看來，這該是頭等重要的哲學問題。在這方面，本書作者既然與毛澤東屬於同一類型，我們當然有權利在此問題上作較長停留。

上面我們說明了「以同一方法去解決不同矛盾的原則」。我們所舉的主要實例是：列寧用同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路線，曾經企圖去解決俄國二月革命的矛盾，並實際解決了十月革命的矛盾。我們又指出了：由毛澤東們親自領導的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的中國民主革命，事實上正是違反了毛澤東們的主觀願望，不採用他們原欲採用的民主革命方法，卻採用了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才得勝利的。我們希望讀者們已經看到了毛澤東那句名言：「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是並不正確的。我們更希望讀者們已經懂得：毛澤東之所以不能全面地、一貫地、原則性地了解並接受不斷革命論，即他不能把握現代世界革命、特別是落後國家革命的那個共通法則，至少其部分原因，乃由於他在「矛盾論」裏充分發揮了的那句名言。

A性質的矛盾，只有用A性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這句話的本身並不錯，我們已經說過。可是這個斷言正和「A等於A，A不等於B」這個公式一樣，其正確性是有限度的，是初步的，屬於形式邏輯範疇。在較高級的邏輯上，即在辯證法上，「A不等於A，A可以等於B」的公式，非但不是荒謬，卻是更加正確，更加符合於客觀的物理和事理的。因此，A性質的矛盾，有時偏偏不能用A性質的方法來解決，偏偏要用B性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雖然不合於形式邏輯的思維，但完全合乎辯證的思維方法。毛澤東將「A性質矛盾必須用A性質方法來解決」這個思想高舉為辯證法中極重要的因而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可見他實在不曾認識到辯證法。

「然則辯證法難道叫人『千篇一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嗎？」有人也許會這樣反駁我們。這當然不是我們的意思。其實，一味固執用民主方法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用社會主義方法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因而不懂得時至今日，民主革命任務竟非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不能解決－－這纔是「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哩。有時候民主革命矛盾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決，有時候這同樣矛盾卻必須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來解決，這裏是不可以千篇一律的，這纔是真正的辯證法。毛澤東正是在目前（世界革命時代）民主革命的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即不斷革命問題上，犯了「硬套公式」的毛病，這就妨礙他高昇到偉大的戰略家的地位，這就使他永遠祇能是高明的策略家與實行家的主要原因。

「在具體環境中要提出具體政治任務。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切都是變化的。」這是列寧留給我們的寶貴教訓。對於這個教訓，毛澤東是違背一半，遵守一半。在一個意義上他是完全不懂，在另一意義上卻「裏手」精通。他違反而又不懂的，在於革命之最根本、最重大與最原則性的戰略方面。人類歷史已踏進了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而他卻仍拘拘於落後國家民主革命必須用民主革命方法來解決那個古老立場。毛澤東這一個致命的弱點，我們前面已講得很充分了。至於他遵守而精通的，則在於革命之次要的、偏於實行的策略方面。在這些方面，毛澤東真是高明得很，靈活之至。在什麼環境提出什麼任務的那種本領，便是視策略高於原則的史大林也要遜一籌哩。隨機應變，能屈能伸，「針鋒相對」，「有理有節」，諸如此類的策略性的智慧，我們不能不說牠是含有辯證思想的。本書前面論戰術家的一章裏，已相當詳細地敘述了毛澤東這方面的本領，此地不必重覆。在「矛盾論」中，特別在第四節「主要的矛盾與主要的矛盾方面」中，毛澤東親自將他的戰術智慧概括化了。這是很有價值的。牠一方面確實增加了辯證法在戰術應用方面的實例，這雖然不在哲學意義上，卻多少在實踐工作的意義上，值得人們研究學習的。另一方面，牠用了抽象的哲學言語，非常清楚地道出了毛澤東政治上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毛澤東寫道：「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他又說：「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都是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這話說得也完全正確。可是接下去，他寫道：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份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個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

這樣說便是錯誤百出了。因為這個錯誤說法恰好就是史大林毛澤東三十年來聯合施行於中國革命的那條正式路線的哲學解釋，所以很有價值，值得我們在此作比較詳細的研究。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我們知道，矛盾都是複雜的，尤以現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關係為然。人們要想了解這種社會，誠如毛澤東所說，必先分清楚種種矛盾，並把握住那個最主要的矛盾。同時在多變的社會關係和民族關係中，這些矛盾的地位－－主要的或次要的－－可能隨種種關係的改變而改變：主要的變成次要的、或次要的變成主要的。以上所說，如果僅就抽象意義，將牠看成代數公式來了解，也許可以說是完全正確，但若代之以實數，賦之以具體內容，那就大成問題了。毛澤東指出中國近三四十年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說是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所採取的壓迫形式不同，便使那兩種矛盾時時易位。當民族矛盾成為主要時，階級矛盾就得退居次要，就要「服從牠」，換句說話，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被迫與外國侵略者作戰時，國內的被統治階級就應該停止階級鬥爭，與統治階級團結一致，共同禦侮，直至勝利為止。當戰爭勝利，民族危機業已過去，亦即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之時，階級矛盾的地位便自動提高，因而成為主要的。那時，階級鬥爭的利益又高於一切，工農的革命黨又可以放手領導階級鬥爭了。

毛澤東這個說法不是新的。歐洲大戰時一切社會主義的叛徒們都主張「國內和平」，所根據的便是類似毛氏那樣的「矛盾易位」說。第二國際的破產，也正是為了牠主張戰爭期內，暫停鬩牆，外禦其侮。列寧最堅決地起來反對「國內和平」論，號召工人階級實行內戰來反對外戰，主張乘統治階級因戰爭而增加的困難而推翻牠。因此，列寧被那些叛徒們重則誣為「德國奸細」，輕則斥為昧於「矛盾的主次之分」。關於列寧和第二國際叛徒們之間的歷史分歧，毛澤東自然站在列寧一邊。但是為什麼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會跟在史大林之後主張民主陣營方面的「國內和平」呢？為什麼在中國的對日抗戰時中共要停止階級鬥爭呢？答覆都是一樣，即：主要的矛盾對象是德國法西斯與日本帝國主義。為要擒賊擒王，要首先解決主要矛盾，所以必須把民主陣營裏（不管帝國主義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階級矛盾降為次要，將對內革命的利益服從於對外戰爭的利益。可是同樣理由，難道不可以應用於第一次大戰嗎？事實上，社會愛國主義的英雄們曾經搬出了這套理由的。那時候，協約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者」說德國的軍國主義是人類和平的主要威脅，因此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是主要矛盾，必須首先解決；同盟國方面則特別指出俄國的沙皇制度的野蠻統治，因而宣佈東方的野蠻和德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主要矛盾，必須首先解決。列寧不屑跟隨任何一邊去尋找「主要矛盾」與「主要的矛盾方面」，他只是著眼於這樣的認識：第一，雙方都是帝國主義性質，第二，革命的矛盾在所有這些國家中成熟了，以革命手段起而推翻統治階級並結束資本主義，這任務已普遍地向各國社會主義者與無產階級提出。在社會主義革命與資本主義統治這個主要矛盾之前，一切其他的矛盾都不值得考慮其地位了。列寧的基本戰略是這樣決定的，我們能夠埋怨他不辨矛盾地位的主次嗎？列寧這樣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難道會因軍國主義之換上納粹主義而過時、而變得不合時宜嗎？顯然，史大林以及毛澤東，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是違背了列寧遺教的，他們恰恰採取了列寧當年所拼命反對的第二國際立場。

不過在中國問題上，毛澤東當然會更加理直氣壯，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日本是帝國主義，中國方面的戰爭，不管牠是在誰的領導之下，都是正義的，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列寧教我們用革命來反對雙方都屬帝國主義的戰爭，卻必須擁護殖民地國家的反帝戰爭。不錯，在這個意義上，中日戰爭確實不應該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等量齊觀。中國的革命者應該堅決地站在中國一邊，應該堅決地擁護中國方面的戰爭。但是如何擁護呢？是繼續階級鬥爭呢還是停止階級鬥爭？這是問題的焦點。要想解答這個中心問題，我們就應該回顧一下列寧提出「國內戰爭」戰略時的第二個著眼點：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面前，歷史是否也已提出了革命任務－－特別是奪取政權的任務？如果國際和國內條件使然，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根本談不到奪取政權，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本還沒有這個前途，因此，牠們祇能以一個小幫手資格，參加在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中，那末，當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或甚至「革命而反帝的封建階級」與侵略的帝國主義作戰時，就只好死心塌地參加這個進步戰爭中，竭盡一切力量來打仗，藉以一方面獲致戰爭勝利，另方面以行動博取愛國民眾的同情，提高其政治上與社會上的地位。一句話，在這樣的戰爭中階級矛盾是必須退居次要，不可能讓牠去和民族矛盾爭高下的。可是，情形如果不同，即若該一對外作戰的半殖民地國家雖然落後，但資本主義關係已起巨大作用，階級鬥爭已有高度發展，全民的民主革命業已發生過，分化過，在分化中大資產階級且竟已掌握了政權，因而該國的歷史發展已十分明確地向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提出了聯合農民奪取政權的任務，那末，當這個國家與帝國主義作戰之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仍應將階級矛盾看得比民族矛盾更重要更根本。因為在戰時一如在平時，革命黨的中心任務在於取得政權，藉以完成民主革命，並進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戰時，統治階級的罪惡與腐敗總比平時暴露得更清楚，更澈底，所以革命的環境與條件也照例比平時更為有利。所以在這樣情形中，革命黨如果為戰爭之故，為了民族危機之故，而停止了、或放棄了革命的階級鬥爭，實在是對革命犯了最大罪惡。當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進步戰爭中，無產階級政黨為革命而採取的政策，應該和牠在帝國主義的反動戰爭中所採取者不同。前一種政策應該是革命勝利主義或革命保衛主義的，後一種政策應該是革命失敗主義的，換言之，在前一情形中，革命黨所以要在戰爭中繼續革命路線，理由是：祇有實行革命纔能喚起最大多數的勞苦大眾來從事戰爭，祇有以革命的工農政府代替腐朽妥協的資產階級政府，纔能澈底擊敗帝國主義的戰爭侵略，並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在後一情形中，革命黨所以要在戰爭中繼續革命路線的理由更簡單：因為戰爭是帝國主義性的，因為牠祇有利於統治階級，因為祗有打倒了統治階級的政府，纔能結束戰爭禍害，纔能以革命從根本剷除戰爭的禍害。這兩種政策的具體應用可能多種多樣，可能千變萬化；但是在本質上，民族矛盾（即使發展到戰爭形式）決不應該排除階級矛盾，革命利益決定著戰爭利益這個最基本的原則，卻是一樣的。換句話說，無論在殖民地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的戰爭中，或者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中，無產階級政黨的戰略總路線都應該是準備革命，發動革命與完成革命；二者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條件中用以實現此戰略的種種策略吧了。

從上面粗疏敘述的，革命和戰爭（包括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的關係看，毛澤東那種主要矛盾不斷易位說顯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應該說，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代內，某一種社會矛盾總是不變地居於主要地位，或更正確些說，牠經常地處於最基本的地位，其他的矛盾是服從於牠，被牠規定，受牠影響，以之為變換的軸心。在帝國主義時代，亦即在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時代，最基本的與最主要的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看法不但對資本主義國家說是對的，便是對一切落後國家說，只要那裏的資本主義關係（政治上與經濟上）已占統治地位，那裏工人階級在農民支持下起而執掌政權的前途已經提出，－－這看法也是對的。因此，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認為中國根本沒有一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固定的主要矛盾，而只是許多複雜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僅為其中之一），牠們隨著國內外政治的行情性的變化而經常互易其主要或次要地位，－－這看法十分錯誤。這是嚴重的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源。無產階級政黨發生機會主義的根源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深刻的一個思想根源，卻是忘記了勞資矛盾乃是我們這時代與我們這世界上的矛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中心矛盾。忘記了這個事實和道理，將勞資間的階級矛盾看成為現代社會中諸般複雜矛盾中的一個，將所有矛盾一視同仁，聲明其中沒有一個是更為主要與根本的，因而說牠們各自的地位時時變動，視具體的政治情況而定，有時A必須服從B，有時B服從A，更有時B還得讓位於C，而「服從」等於壓制，「讓位」意即取消，如此一來，那個工人政黨焉得不叛變本階級的利益？焉能不走上機會主義道路？當然，另一方面，一個革命家或革命黨，如果祇曉得死死記住那個主要矛盾，完全不理會國內外與社會中一切階級和階層之間的矛盾，完全不理會客觀形勢的變化，食而不化，冥頑不靈，只看見紅白兩種顏色，只分別天使和魔鬼兩類人物，將一切可能的朋友都當成敵人，將所有應該利用的力量拒加利用，以為非如此便不能進行最純淨與最理想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這也是可笑而錯誤的，他們是教條主義者，是「左派幼稚病」患者，甚至是革命的吉訶德先生。

二者都是革命的大患，不過機會主義的病根更加深些。

毛澤東機會主義實踐的哲學根源，應該說是對於辯證法觀念之機會主義的或虛無主義的理解。同一辯證法觀念，古今中外，因為持此觀念者之立場與思想各異，有過形形式式的不同理解。西歐從赫拉克利脫斯與柏拉圖算起，中國打周易和老莊哲學開始，有意識的對辯證規律所作研究，都經過了好幾千年。在這個研究中，對辯證法本身規律的闡明並不見有太大分歧（當然有極大的粗細深淺之別），呈現著五花八門的倒是在於那些思想家們理解和應用辯證法的時候的態度。這裏有唯心與唯物之分，有消極與積極之別，更有機會主義與革命立場的不同。辯證法本身在黑格爾手中與馬克思手中並無多大差別，不同的祇在於後者將前者倒立著的東西翻轉過來吧了。古往今來有許多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體會到了辯證法，因此在他們的著作裏迸發出燦爛奪目的智慧的光芒，他們給宇宙和人生打開了不少神奇的秘密。但這些聰明而深刻的才智，通過辯證法的力量而對自然和社會所作的觀察結果，卻幾乎都是消極的，懷疑的，因此是詭辯的。他們對自然史傾向於作虛無玄妙的解釋；對人類史傾向於作後退或循環的了解。這主要當然由於各該哲學家所生息的歷史條件之故：人對自然的鬥爭還限於很小程度內的勝利，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不像現代那樣的簡單化，對階級與階層間的鬥爭前途，不可能有堅定而樂觀的看法；因此，呈現在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上的貌似的循環與反覆，一方面使那些聰明深思之上獲得了多少合乎辯證的思考方法，另方面卻讓他們得出了虛無玄妙的宇宙觀，以及消極懷疑的、玩世不恭的甚至於厚顏無恥的人生觀。辯證法要到黑格爾身上纔發揚光大，更重要的，落到他手裏纔賦與積極的看法，可見不是偶然的。雖然黑格爾是個極端的唯心主義者；但他對辯證法的理解卻是積極而革命的。因工業革命而引起的自然科學的大進步，因法國大革命而促發人類思想的大解放，對於黑格爾那樣的偉大頭腦，不能不起積極與革命的作用。所以黑格爾回顧了辯證法的歷史後，就指出人們「主要的成見在這裏是認為：辯證法只有著否定的結果」。他又說：「但是他者在本質上並非是空虛的否定，亦非通常被認為辯證法之結果的虛無，牠乃是第一者的他者，直接者的否定；因此，牠被規定為被媒介者，一般地在自身內部包含著第一者的規定。……於是第一者在本質上也在他者之中被包含著和被保存著。認為在其否定的東西中保持有積極的東西、在結果中保存著前提的內容，－－乃是理性認識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轉引自列寧的哲學筆記）

黑格爾這一段論到「揚棄」的話，列寧認為「對辯證法的了解甚為重要」。故於摘錄之後，作了如下的引伸：「並非空洞的否定，並非徒然的否定，並非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是辯證法中特徵的和本質的東西，－－無疑地，辯證法自身包含著否定的要素，－－不，辯證法中特徵的和本質的東西方是作為聯系契機的、作為發展契機的否定，這個否定是保持著肯定的東西，即是，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見列寧著：「哲學筆記之一」中譯本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黑格爾那種積極的辯證法，特別是他那個「作為聯系契機的、作為發展契機的否定」，被馬克思無限豐富地應用在人類社會史的研究中，然後又被列寧無限壯烈地應用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中了。

雖然如此，這卻並不是說，從此再不會有消極的、懷疑的、機會主義的甚至不革命的辯證法。事實證明相反，正好像科學昌明還不曾根除迷信，唯物主義的奏凱尚未徹底排除唯心主義一樣，革命的、徹底的、積極的辯證法的確立也還遠不能阻止不革命的（包括機會主義的）、折衷主義的、消極與虛無的辯證法立場的存在。這裏我們不準備討論所有與革命辯證法相反的辯證觀，因為本書畢竟不是一本專門哲學的著作，我們要談的祇關於機會主義的辯證觀，因為牠和毛澤東的思想方法，亦即和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有密切關係。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馬克思辯證法很易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拉扯到一起。下面便是馬克思表示這個意思的原文：

「蒲魯東按其本性是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因為他從來也不理解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越不出詭辯主義的界限。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關的。小資產者也像歷史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構成。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此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個集中體現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時還像蒲魯東一樣是個有機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習慣於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據情況把這種說法變成一些意外的、鮮艷奪目的、時而是出醜的、時而是輝煌的怪論。科學中的江湖騙術和政治上的隨機應變是與這種觀點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見馬克思給施維澤爾的信）

不難看出，這段文字裏提及的蒲魯東、勞麥、小資產者，在某一限度內，完全可以代之以毛澤東這個名字。毛澤東與蒲魯東不同，曾經努力去理解真正科學的辯證法的，同時不能否認，他確實學到了不少此一方法。可是在本質上，他仍然「越不出詭辯主義的界限」。他非常出色地懂得「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善於將任何事物分劃成十七八個方面，他有機智，所以他很快習慣於玩弄自已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據情況把這種說法變成時而庸俗出醜的、時而輝煌奪目的議論。憑著這種觀點，毛澤東雖然在科學中（除了社會科學）不曾施展什麼江湖騙術，而政治上則永遠在隨機應變。為什麼會如此的呢？原因，毛澤東當然和蒲魯東一樣，是「和小資產階級觀點有關的」。然則當上了一個共產黨的領袖，長期進行著為工農解放的革命，怎麼還不能在思想上脫盡自己所從出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呢？這自然和他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有關，和他末曾成為馬列主義者以前的思想基礎有關，和他長期間從事活動的小資產階級環境有關，與中國共產黨的迄今仍以農民為主要成分這事實有關。這一些，我們在以前談到毛澤東思想形成時候都講過了，此地不贅述。這裏我還須著重指出的一個原因，即是：蘇聯在史大林統治下的官僚主義墮落，以及史大林官僚制度與官僚思想的普及於全世界共黨，也大大促成了毛澤東那種貌似辯證的、蒲魯東式的詭辯主義。史大林官僚主義的最初的階級來源是小資產階級，而官僚作風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便是「面面俱到」，「超出於所有階級之上」，以公正的仲裁者自居。毛澤東的「隨機應變」便是這一「方面」的一個最成功的因而是最完善的標本。

至此，我們已經說明了毛澤東對辯證法所抱的機會主義的（在某一意義上也可以說官僚主義的）理解。但跟著我們很自然地會聽到這樣的疑問：如果毛澤東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機會主義的，那末他憑此方法所決定的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又怎會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問題我們在前面提出過，而且在一個意義上回答過，現在讓我們在另外意義上來解答它。首先要指出，促使中國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勝利的原因，無論主觀上與客觀上都相當複雜，所以我們完全不能說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促成了革命勝利；第二，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自然對中共起很大的決定作用，因而也對中國革命的進展及其勝利起若幹作用；但凡機會主義的（或官僚主義的）政治路線祇能起負作用，而起過或能起正作用的政治路線則總是被逼放棄了機會主義的。可是什麼叫做被逼放棄呢？這便是我們需要解釋的第三點了。前面我們不止一次地指出過：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先行後知者，是實行家而非理論家，是理論為行動辯解而非行動受理論規定的人，是策略高手而非戰略大家：這個品質在壞的方面使他陷於經驗主義的泥淖，使他不能高瞻遠矚，使他不能成為列寧式的第一流的大革命家，可是在好的一面，這同一品質卻能使他在行動時候不始終受錯誤理論的束縛，使他能隨機應變，能令理論遷就行動的需要，或竟能使行動與理論脫離或兩相背反。此種言行不符，雖然大大損害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徹底思想家的令譽與地位，但在許多情形中，特別在革命迅速發展的場合中，卻曾幫助了作為革命實行家毛澤東的成功，因為它抵消了機會主義對革命可能造成的禍害。

好了，現在讓我們從政治再回到哲學上來。我們看見了毛澤東政治方面的機會主義，在思想方法上，原來導源於他對辯證法理解的機會主義。而後一種機會主義則植根於他生與俱來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以及他日後獲得的「超階級的」官僚地位。從「超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官僚立場或地位來看，什麼矛盾都是相等的，其重要性隨時變換。因此他今天可以因客觀需要站在「這方面」反對「那方面」，明天又可以因同樣需要聯絡「那方面」攻擊「這方面」。「兼顧，兩利」，四面八方，可左可右，頭頭是道。此種玲瓏活潑，無所不可的態度，雖時常披著辯證法的外表，其實卻屬於最要不得的詭辯。這裏一個根本原因，在於這些人完全否認了絕對，完全否認了不動。一切都是相對，一切都變動不居，這是辯證觀念。但若由此而進一步斷定說：即使在特定的條件下，也不可能確定一個在某一時期內的絕對標準，又若在絕對的變動中，根本否定了有任何相對的不動，那末就陷於無救的詭辯中了。我們應該承認，在資本帝國主義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時期內，勞資矛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是一切矛盾中的矛盾。這是一個有條件的絕對。當此一歷史條件不變之時，此一矛盾的主要地位是不動的，是不可能讓位給其他矛盾－－有如民族矛盾之類的。我們不可能將此主要矛盾與其他矛盾一視同仁；我們不應該隨次要的歷史矛盾的改變而宣佈階級矛盾退居於次要地位。對現時代從事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說，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是一種絕對，是一個不變的軸心。這裏正是「萬變不離其宗」，正是「以不變應萬變」。如果說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只是目前形形式式的社會矛盾之一，牠並非一定居於主要地位；牠的地位是跟著社會諸般關係的暫時變動而變動；因而階級鬥爭（包括工人對資本家，農民對地主）可以隨共產黨的政策（特別是牠對資產階級政黨與地主政黨之間的策略）不同而時收時放，有時採用，有時放棄，那末，這個共產黨不但會喪失勞苦大眾對牠的信仰，而且事實上牠確已失去了階級立場，即失去了一個自命為共產黨的政黨所以存在的理由。

不管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迄今為止，給中國革命贏得了多大勝利，但至少一小部分由於上述毛氏哲學上與政治的機會主義，特別是由於那個「主要矛盾隨時易位論」；再加上前面我們批判過的「A矛盾必須用A方法來解決」的那個機械論，所以他們造成了許多原可不犯的大錯誤，走過了漫長的嶇崎的冤枉路，並且當他們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又不斷犯著原則上與策略上的錯誤，危害著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與世界革命的開展。（不用說，毛澤東思想方法的此一毛病，並非所有這些錯誤與過失之直接原因，更非唯一的原因；牠祇是諸般客觀與主觀原因中的一個，而且在主觀原因中也不是主要的一個，因為對中國革命的方針性的決定上，毛澤東在長時間處於莫斯科決定的執行者地位。不過牠之所以會反對不斷革命論，擁護史大林的階段論與四階級聯盟，擁護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原因之一，即在於思想方法上史毛二人的同一。）

十 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要談一般共產黨人關於文藝的見解，特別毛澤東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我們先得談談列寧的一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一貫被奉為這一方面的最高標準而加以徵引的。這篇文章便是列寧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間所寫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人們不斷地徵引這篇文章，拿來做他們文藝政策的護符。但是，我們假使詳細地研究列寧的原文，卻不難發現，列寧的本意與徵引者們的用意並不一致，至少有不小距離。

首先我們想指出，歐洲文字裏Literature那個字，並不僅僅與恰恰等於中文裏的「文學」。除了「文學」之外，牠還有「文獻」或「文件」，「出版物」或「出版業」之意。在普通文字中方人們應用這個字，倒是取其後一意義者為多，取其前一意義者較少。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談到Literature時顯然不是專指狹義的文學，卻同時指廣義的「出版物」或「出版業」而言的。這個詞義在通篇文章中並不統一，有時著重其廣義，有時又偏重其狹義。約略區分，可以說在文章的前一小半作「出版物」解，在後一大半作「文學」解。徵引者們一律將牠作狹義解，顯然是不正確的。其次，我們看到，所有徵引者都不曾把列寧的這篇文章，與牠寫作時候的客觀條件聯繫起來，因而他們的徵引是斷章取義的，他們的了解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其實，只要我們不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列寧文章的頭兩段，上述的誤解與曲解都很容易避免。文章一開頭就說得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按指一九○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罷工——雙山）以後在俄國造成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新條件，使黨的文學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這個農奴制專制俄國時代的可悲的遺跡，正在開始消失。牠還沒有絕滅，還遠遠沒有絕滅。……

「當存在著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的時候，黨的報刊和非黨報刊的問題解決得非常簡單，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報刊都是黨的報刊，牠們由各個組織出版，牠們由各個同黨的實際工作者團體有某種聯系的團體主辦。一切合法的報刊都是非黨的報刊——因為黨性是被禁止的——但是牠「傾向」於這個政黨或那個政黨。畸形的聯合、不正常的「同居」、虛偽的掩飾是不可避免的。願意表達黨的觀點的人被迫說出的含糊其詞的話，同那些還沒有成長到黨的觀點的人，實質上還不是黨人的人們的考慮不周和思想畏縮，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筆調，文學上的卑躬屈膝，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這個該詛咒的時代呵！……

「革命還沒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經沒有力量戰勝革命，而革命也還沒有力量戰勝沙皇制度。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到處都看得到公開的、誠實的、直率的、澈底的黨性和秘密的、隱藏的、「外交式的」、狡詐的「合法性」之間的這種反常的結合。這種反常的結合在我們的報紙上也看得到！……

「無論怎樣，已經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們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現在文學都可能成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為百分之九十的黨的文學。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與資產階級的習氣相反，與資產階級營利的商業性的出版業相反，與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相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

「這個黨的文學原則是什麼呢？這不只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打倒無黨性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一部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學事業必須無論如何一定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繫著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都應當匯報工作情況。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作，把生氣勃勃的無產階級事業的生氣勃勃的精神，帶到這一切工作中去，無一例外，以此消滅古老的、半奧勃洛摩夫式的、半商業性的俄國原則——「作家寫，讀者讀」——的一切基礎。」

從上面這些引文中，很顯然可以看出，列寧此地所用「文學」這個詞的意義，並非專指狹義的美文學，而時時兼指出版物而言的。否則，像「現在文學都可能成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為百分之九十的黨文學」那樣的句子能有什麼意思？如果依照該文最大多數的徵引者的意思，將列寧此地所說的「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解釋為文學家的創作活動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那末，下面像口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那樣的話，將何從而生？又能有什麼意義？其實單憑我們上面摘引的幾段話，已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寧寫這篇文章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於主張把一切與革命有關的刊物置於黨組織的監視和領導之下，要牠們完全為黨和革命的利益服務；又在於主張這些報刊上的文章（文學）應充分表明自己革命的立場，不應為了合法地位，說些灰色的、模稜的，伊索寓言式的，卑躬屈膝的，奴隸式的語言，而應該代以公開的，誠實的，直率的，徹底的黨性。列寧提出這樣的主張，並非空空洞洞的（列寧終身不曾空空洞洞地寫過一篇文章），卻是針對著當前的情形，有所指而發的。因此我們如果不先查清楚列寧寫作此文的時代背景，簡直就不能正確了解文章的內容。

我們知道列寧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生活報」上。這時候，一九○五年的革命正處於日益上漲的高潮中，在一切因革命而爆發出來的新事物中，最顯著的是那個做了幾世紀大啞吧的俄羅斯，突然間說起話了，他通過街頭，通過會場，特別是通過了報紙，發出了最宏亮的聲音。形形式式的報紙，可說像雨後春筍般創辦出來。其中最出名、影響最大的，則有下列幾種：「消息報」，彼得堡蘇維埃的機關報，創刊於十月卅日；「俄羅斯報」，該報原屬激進自由派，此時由托洛茨基與巴爾武斯接過來辦，變成社會主義派的刊物；「開始」，孟什維克派與托洛茨基合作發行的，創刊於十一月十三日；「新生活」，布爾什維克派的合法刊物，由列寧、高爾基、盧那查爾斯基、波格唐諾夫編輯，大約創刊於十一月十五日。此外，在莫斯科，布爾什維克辦了一份「戰鬥」報，孟什維克派辦了一份「莫斯科報」，全俄其他的較大城巿中，也幾乎同時出現了許多傾向革命的合法報紙或期刊。這些報刊有的是由某些個別的革命家或文人創辦，他們表示了對其一革命黨派的某種程度的傾向；或者直接由某一政黨的某一機構主持，作為該黨該組織的合法的發言地盤。不過無論前一情形或後一情形，黨性都是不夠的，換句話說，這些報刊的言論大多不是「公開、誠實、直率與徹底的」，牠們對敵人的攻擊婉婉轉轉，對報紙的立場掩掩飾飾，對自己的主張吞吞吐吐。所以會如此之故，客觀上固然是由於革命尚祇獲得部分勝利，主觀上卻又由於在黨革命家與非黨革命者的見解都尚未成熟。這裏的所謂未成熟又是分為兩種的：一種，其本人的思想見解確實不曾跟得上革命的發展，他們那種「卑躬屈膝的、奴隸式的語言」其實代表了他們「卑躬屈膝的、奴隸式的思想」；另一種，他們本人的思想是已經成熟到革命了（戰略上與策略上是否正確是另一回事），但是寫文章，辦報紙，都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說出來，故意說些轉彎抹角的，假撇清的，灰色的與「伊索寓言」式的花腔，以此（照他自己的辯解）取得「合法性」，求取存在，「適應環境」。

正是這後一種態度（這態度在任何革命初期都會流行），列寧在那篇文章裏特別加以攻擊的。當然，列寧在這裏也攻擊了那些對黨獨立的，個人自由的辦報態度，所以他特別強調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我們知道，列寧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貢獻，一半在於政治理論方面，一半在於組織原則方面。列寧關於黨的看法，他主張必須經過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黨，在革命的任何方面加以監督和領導，無產階級纔能推翻統治階級，實現民主的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組織觀念，對於布爾雪維克黨的完成革命，無疑是起了十分重大作用的，其重大意義，如果說與列寧的政治見解不相上下，決非過分。列寧這個以黨領導一切革命工作的觀念，在不同時候，不同情形，曾經在不同的活動範圍內為其實現而鬥爭。而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間，列寧便是為牠在「文學事業」中的實現而鬥爭的。針對著黨內黨外某些人，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要以「作家寫，讀者讀」不受其他任何束縛的態度來辦革命報紙，他就叫出了「打倒非黨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的口號，並且明白聲明：「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加重號是列寧自己的），成為一部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列寧這裏的態度和用意都是非常清楚的，他決不是對狹義的寫小說詩歌的文學家說話，更不是說這些文學家若不加入本黨就要「打倒」，如果列寧真的「蠻橫」到如此程度，他也不成其為列寧了。列寧這裏顯然主要是對黨內或接近黨的「文學家」（包括一切從事文學活動的人）發言的，說他們的活動和事業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之下，與整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機器，有組織地與有計劃地配合起來，成為這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否則，他們不可能為革命服務，革命亦必因此蒙受損失，所以必須「打倒」。

因為一九○五年十月以後俄國發生新形勢，非常尖銳地提出了「文學事業」與革命及革命黨的關係問題，列寧便及時地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解答了牠。列寧是從來不會無的放矢的。

我們還可以有相當理由說，列寧這枝矢乃射向他自己黨內的一些文學家，特別還可能是射向高爾基或盧那查爾斯基的。有一件事實應該在這裏提起：當「新生活報」剛在彼得堡創辦之時，列寧還留在瑞典施篤克霍姆。那時新成立的蘇維埃正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可是布爾什維克派的領導機關對此組織，卻採取了教派的不合作態度，因為他們認為不問黨派、每一千工人得選一個代表的辦法不對，他們主張以黨派為基礎。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的此一態度，從瑞典京城寄來了長信，要在「新生活報」上登載，可是始終不曾登出來。（按：此信要在三十五年之後，首次發表於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的「真理報」上）。我們不知道此信不被刊登的確切原因。可能因為郵遞延阻（即列寧本人比信早到，一到彼得堡，他就將布爾什維克的教派態度轉變過來了），但也可能因為信的立場不合當時彼得堡一些布爾什維克派的意思，更可能因為文章的口氣和調子，與「新生活報」上其他文章的「伊索寓言」與「外交辭令」不相一致，於是信被編輯部同人為了顧全報紙的「合法性」而壓下來了。

不過無論如何，列寧在此事發生後不到旬日的時間內多寫出了「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文章，二者之間，多半是有若幹關聯的。多半是由於此事，列寧在一個實例中看到了「合法」革命刊物不受黨組織監督與領導的害處，由於此事，列寧更痛感到那種遷就合法存在而大量湧現的「奴隸式」的廢話；由於此事，列寧要「在日程上提出黨的文學問題」，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非法刊物與合法刊物的關係問題，要解決黨領導與一般的黨的出版事業之間，以及黨領導與特殊的黨的文學活動事業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如此設想，看來與史實不會有甚大乖離的吧。

歷來斯大林派的文學理論家們，抽出了列寧這篇文章的時代背景，抽去了牠的客觀條件，更不肯研究此文的實際用意與所指為何，卻簡單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從而昭告天下，說馬列主義關於文學創造活動的唯一正確立場，便是牠必須服從黨的領導。這樣的昭告，不但貽害無窮，而且也厚誣列寧。

要求在革命時期，一切有關革命的文學（出版）活動必須嚴密地置於黨的監督與領導之下，必須與其他革命活動配合統一起來；同時要求此時的報章文字必須充分澈底地發揮黨性，不可吞吐掩飾，玩弄外交，以致癱瘓群眾的革命意識——這是列寧文章「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重要含義，這是一回事；至於要求在任何時期，即不管在什麼時候，（狹義的）文學家的創造活動必須在黨機關的監督與命令之下進行與完成，必須適應於黨的政策與口號——這是列寧文章中未曾說過的，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符合列寧精神的，後一回事卻是斯大林主義的。

「然則列寧在文章裏根本沒有原則地與一般地談及狹義文學的創造活動與黨和革命的關係嗎？」

有的。前面我們曾經說過，文章的後一半段，主要就是談到了這種關係。對於某些人指責列寧「否認絕對個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由」，他答覆了兩點：第一，「我們說的是黨的文學及其對於黨的監督之服從」，即是說，這裏問題首先祇關於黨和牠所屬的文學家（一般的作家）之間的關係。文學家固然「有寫他所願意寫的和說他所願意說的」自由，但革命黨卻同樣有「趕走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觀點的成員」的自由。一個革命黨為了不願自己在思想上瓦解，不願在實踐上癱瘓，為了要使革命成功，牠必須堅守自己的黨綱，堅守自己策略上的決議和黨章，因此牠一定得要求自己的成員，在各自的活動範圍內（文學活動乃此種範圍之一），嚴格服從黨的領導。如果有誰不肯那樣做，那就得請他離開。第二，所謂創作的「絕對自由」其實不過是一種偽善。「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社會主義者要揭露這種偽善，要「打破這種假招牌，不是為了要有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無產階級公開聯系的文學，去對抗假裝自由的、事實上同資產階級聯系的文學。」

列寧這裏非常扼要與恰當地闡明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對於文學家與文學的態度。首先，文學家如果想革命，想以自己特有的勞動催促人類歷史的前進，那他必須參加革命黨的組織，並使自己的文學活動遵照著黨綱、黨章與決議的領導，不能一任己意，胡亂發表與黨相反的觀點。否則，黨有必要將他清洗出去。這在文學家方面說來，也就是喪失了為革命服務的可能。其次，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認為，文學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不能不無意反映著或有意代表著某一階級立場。所謂超階級與非階級的文學根本是一種欺騙與偽善。當無產階級革命時期，革命的文學家必須有意識地去反映乃至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由此去贊助革命，並使文學本身成為有價值的、真正自由的文學。這兩個態度，雖然表明於一九○五年革命的條件中，是聯繫於當時合法刊物問題而表明出來的；但基本上卻一直可以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對文學家與文學的正確態度。不過歷史證明出非常不幸，列寧的此一態度卻被可怕地曲解了、濫用了。以斯大林為首的共產黨的領袖們，假列寧這個立場來實行的，卻是黨機關（實則黨官僚）對文學藝術的極其精微的創造活動，做了極其粗暴可笑的幹涉與指揮。這些官僚們在進行此種幹涉時，老是擡出列寧上述約兩點態度，卻根本不理列寧同時在同文中所指出的兩點注意：

一、「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作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

二、「我們還沒有想宣傳什麼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幾個決定來解決任務（按：文學事業的創造任務——雙山）。不，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來一套公式主義的。」

上面我們替列寧的一篇短文做了冗長的詮釋。讀者們由此不難看出，斯大林與毛澤東們的文藝政策，與他們自稱為所從出的列寧態度，其間有著多麼大不同。

首先讓我們約略回顧斯大林的文藝政策，然後再詳盡地評介由此派生的毛澤東的文藝理論。

斯大林自己說過：「我不是文學專家，當然也不是批評家。」（見他寫給別塞勉斯基的信）這句話，在斯大林及其所有信從者方面，雖然是含有無上優越感的一種謙辭，但在客觀的讀者看來，這倒是斯氏以謙虛來掩飾的一種真實的、雖然是痛苦的自認。斯大林當然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文藝批評家。不管到了三十年代後期，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斯大林的文章被宣佈為俄文修辭的典範，他對文學（乃至所有藝術）的見解及其一己的愛好被當作一切文藝創作的最高標準；可是事實仍舊是事實。斯大林既不是文學專家，當然也不是文藝批評家。這裏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斯大林甚至不是文學和藝術的喜愛者，他根本對於這些空洞的、無助於權勢之獲得的東西不感興趣。因此，即使他在「語言藝術」方面亦被捧為無上權威之後，他也不曾對文藝政策，不曾對共產黨與文藝創作之關係等等，作過任何有系統的與正式的發言。（有之，只有被編入「馬、恩、列、斯論文藝」一書中的六封信。）「斯大林主義的文藝觀」，乃是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日丹諾夫為發言人的。

斯大林最初注意到文藝問題，祇因為他的主要政敵托洛茨基基在這個問題上發了言。那是在一九二○年代的初期。內戰停止，新經濟政策開始，蘇聯的文學藝術生活也跟著活躍起來。這時候，在某些年青的文學家中，同時也在一些負責文化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中，發生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藝術」的思想和活動。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正好如過去的封建統治與資產階級統治一樣，應該有符合於自己階級觀點的文化和藝術。他們否定過去一切階級社會中所創造的文化遺產，要一刀斬斷過去的傳統，要單靠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們，憑空創造出無產階級特殊的文化。這當然是一種左傾的革命幼稚病，是文藝方面的虛無主義。列寧竭力反對這個傾向，斥之為有害的（註）。這些「無產階級的文藝家們」受到了列寧方面的怒斥，就轉而求助於當時與列寧齊名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答覆是這樣的：他無論如何要保護他們自由主張這種觀點的權利，但他同時聲明，關於無產階級文學與無產階級藝術的有害性與空洞性，卻完全同意列寧的看法。後來，在一九二二年夏季及笫二年的夏季，他利用了休假的時間，寫出了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文學與革命」，他在那裏充分發揮了共產黨對於文學與文化的全盤看法，並且確定了一種在他認為可取與應取的政策。

托洛茨基首先認為「無產階級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理由是：一，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像封建貴族統治與資產階級統治那樣，構成一個漫長的與獨立的歷史時代。它多半祇能延長數十年。在此短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個特別文化的。因為所謂文化，據托洛茨基的看法，並非指某一作家，在某一作品或某一學問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指某一社會的「知識與技能的總和，這個總和要成為整個社會的特徵，至少要成為其統治階級的特徵的。」第二個理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其本質說，總不是產生新社會的文化的一種組織，而是為新社會作鬥爭的一種革命的與軍事的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非常活躍的變動性集中於政治，集中於革命與戰爭，而這二者卻是要大量破壞技術與文化的。理由之三是：無產階級專政與過去各種的階級統治不同，牠的歷史使命不在於鞏固階級，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創造一個階級的文化，而在於創造沒有階級的文化，即創造社會主義的文化。可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產生，卻祇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上纔是可能的，換句話說，它祇當無產階級專政業已消滅的時候，纔能出現的。

那末在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統治形式的過渡時期中，難道沒有文化藝術工作？沒有新文化的建設任務了嗎？托洛茨基當然不否認這種任務；不過他認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不在於不顧基礎之缺如而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於從事明確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說，他們應該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當然又要批評地，將既存文化底重要成份輸送給落後群眾。」他認為：「工人階級拼命把國家機關變成一架強有力的壓入機，將文化的液漿灌注到群眾中，藉以解消他們的文化飢渴。這是一個具有偉大無比的歷史意義的任務。」總之，他認為：「過渡時代還不是一個新文化的時代，而只是進入新文化時代去的入口——給一種新文化舖平道路。」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可以產生而且必須助其產生的，托洛茨基認為是革命的文藝。這種文藝不是無產階級的文藝，而是為無產階級的文藝。牠「注意到無產階級所讀、所需與所吸收的是什麼，注意到什麼能催促他們行動，什麼能提高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給一種新藝術準備基礎。」

關於共產黨與工人政府對於文藝與文學家所應採取的態度，托洛茨基的意見是：「向他們提出了擁護革命抑反對革命這個不含糊的標準之後，我們要容許他們在藝術園地內有自決的完全自由。」對於互相競爭著的文學團體，黨不應該急躁地與粗暴地作左右袒，「祇要這個派別在企圖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圖加強革命的一個環節，即加強城鄉之間，或黨員與非黨員之間，或知識分於與工人之間的連繫」，那末即使這個團體的成員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都不應該加以排斥的。

那末黨是否在文學藝術方面採取折中態度與放任政策呢？托洛茨基說：不是的。他主張黨應該在文化方面亦都發揮其領導作用；不過他叫人家注意這一方面的特殊性質，注意到黨領導的特殊方式，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能以估量新藝術的發展，探索其來源，藉批評的指明道路之法來幫助那些最進步的流派，但我們的能事祇能以此為限，藝術一定要走牠自己的道路，運用牠自己的方法。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並不是一個東西。黨領導無產階級，但不領導〔全部〕歷史過程。在有些領域中，黨直接地用命令來領導，在某些領域中，黨祇能協助。最後，在又一些領域中，黨祇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藝術領域是這樣的一個領域，它不是依靠黨的號令行事的。黨能夠而且必須保護藝術與幫助藝術，但它祇能間接領導藝術。對於某些藝術派別，牠們誠心在趨向革命的，黨能夠而且必須予牠們以額外信任，以此幫助一種革命藝術形式的確立。」

最後，托洛茨基談到了革命藝術所應採取的藝術態度，他認為現實主義這個態度是合適的；不過他對現實主義有他自己的了解法，那就是指「人生哲學中的一種現實主義的一元論」，不是文學派別傳統武庫中所貯放的那個「現實主義」。所謂「人生哲學中的現實主義」，意思是指：「對如此這般的人生所發生的感情」，「在藝術上接受現實而非躲避現實」，「對生命的具體動靜具有積極的興趣」。一句話，托洛茨基所主張的現實主義，首先是指藝術家必須以如實的人生作活動的對象，而且必須對這個對象抱有積極關心的態度；至於革命藝術家應該以怎樣的手法去體現這個態度，托洛茨基卻並不以為必須套取文學史已經有過的現實主義。在這方面，他倒認為：「新的藝術家反而需要以往演變完成了的一切方法，並且還需要一些補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他認為重要的在於藝術家必須「首先關心於我們這個三度空間的生活。以之作為足夠的與無價之寶的藝術主題。」至於如何處理這個主題，那末他說：你可以「如實地描繪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為牠辯解，或給牠以譴責；或加以攝影，或加以一般化與象徵化」（註），這些都沒有問題。

以上是托洛茨基和「無產階級文藝派」爭論時所提出的全部積極意見。同時，牠也是馬克思主義派有關文藝和文化政策的首次詳盡的闡明。此書出版至今，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年來蘇聯以及其他由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歷史，特別是牠們文化建設與文藝鬥爭的歷史，曾經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材料，讓我們來和「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所作的預斷和主張作一個對照。讓我們看出那一些已被證明為不確的，那一些證明出有先見之明的，那一些是今後必須要讓人引作借鑑的。

人人看得清楚，托洛茨基沒有料中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過渡時期的長短。但是，以此預料作為理由之一，托氏所否定的無產階級藝術與無產階級文化，卻並未因這一個理由之失效而呈現。無論在蘇聯，無論在其他後起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我們都不見有這樣的藝術，這樣的文化。有之，不過是資產階級既有文化的加速的採納，以及歌頌政府乃至歌頌領袖的一些毫無光彩的藝術吧了。

托氏有關共產黨對文化藝術應如何領導的方針，他關於革命藝術應如何方能茁長的種種意見，可說已由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歷史供給了最出色的例證，讓人們從正相反對的方面，去認識那些方針和預見的完全正確。

不過，這是後話，我們還得先把當時的情形講完。

當「文學與革命」出版及上述文學爭論進行之時，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正受著以斯大林為首的其他領袖們的排擠與攻擊。為要在蘇聯群眾的眼中，把一向聲望僅次於列寧的托洛茨基打下去，斯大林等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不擇任何手段的。他與任何反對托洛茨基的人締結聯盟，他插手於任何與這個頭號政敵有關的鬥爭。托洛茨基既然在文學藝術方面樹了不少敵，斯大林就很自然地成為他論敵們的保護人與朋友了。不過他並不親自出馬，他只假手於人，多假手於布哈林與盧那查爾斯基「甚至假手於某些少不更事的「無產階級文學家」。經過他們，終於判定了托洛茨基的見解乃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左翼』辭句，與孟什維克派的溫情主義的混合物」，「是應用於觀念形態和藝術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見一九二五年一月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第一屆大會的決議）。他們特別攻墼托洛茨基下述這個說法：「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並不是一個東西」。決議案把這句話的文字改成為：「馬克思主義方法——不是藝術的方法」，並從而加以解襗道：「用了別的話，便是說，在藝術上，階級鬥爭的法則是不通用的。」這個明顯而幼稚的曲解，如果祇牽涉到論爭的良心問題，那還是小事；不幸，它更是有關乎往後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整個方針的。根據托洛茨基，馬克思主義方法不等於藝術方法，因此，精通馬克思主義及其方法，不一定能很高明地從事藝術創造。一件藝術作品，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非常正確，但從藝術觀點看完全糟糕，或並不出色，那它便不是好的藝術品；反之，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看並不正確，或不甚正確，而從藝術觀點看卻是相當高明的，或甚至很高明的，那就仍不失為好的藝術。但是根據托洛茨基的反對者的意見，即認為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是一個東西，即認為不論在政治活動上或藝術活動上，最主要的方法同樣是「階級鬥爭的法則」；那末，其結論便必然是這樣：判斷一個藝術作品的唯一標準是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把握，是他對馬克息主義的認識；換句話說，一件藝術作品價值的大小高下，決定於其中所含馬克思主義正確性的多少。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最類似黨報社論的詩歌小說，便是最優秀的文學作品。流風所及，真叫做不堪設想，斯大林時代文宇賈禍，懷才遭殃，成千上萬的文藝工作者被捕入獄，被送勞改，不少人才枉死鎗下，雖然原因甚多，而此一以「政治標準」衡量所有藝術的那個見解，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當然，從這個標準的確立發展到憑此標準以坑人，其間經過了將近十年。離上述的文學大爭論不久，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由俄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於黨在文藝方面的政策」這個決議，本質上是排斥了「無產階級作家」們那種專橫、放肆與幼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內還採納了托洛茨基的立摥，譬如：它聲明：「雖然無產階級手中現在已經有對於任何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內容的正確標準，但是牠對於藝術形式的一切問題都還沒有同樣肯定的回答」；它反對「純粹在暖房裏培植『無產階級文學』的嘗試」；它主張「利用舊技巧的一切成就」，主張文藝「這個領域中的各種集團和派別自由競賽」，反對「用任何旁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認為這樣的解決「都不免是衙門官僚式的假解決」；又譬如它強調：「共產主義批評應當在文學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語氣」，認為「這種批評只有以自己思想的優越性為依靠的時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它號召「馬克思主義批評應當從自己中間堅決驅除狂妄的、半文盲的和神氣十足的共產黨員架子。」「黨應當用一切辦法根除對文學事業的專橫和不勝任的行政幹涉底嘗試。」所有這一切都規定得很好，很正確。雖然在這個決議後面，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已經「舞著斯大林的指揮棒」了，但若和十年以後的蘇共文藝政策相比，那這簡直是十足「自由主義」的或十足「托洛茨基主義」的了。事實上，這個決議也確乎反映著那時還存在於蘇聯的十月革命的平民民主精神，還反映著大時代群眾覺醒的創意力，還保持著列寧以下整輩老革命家的那種非官僚的風氣，並且還遵守著列寧關於文藝的那種正確態度，即一方面強調黨性，另方面又強調文學事業之「最不能機械地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

由列寧時代轉變到斯大林時代並非完成於一朝一夕的。而二十年代，即令在一九二五年，列寧精神也還遠不曾為斯大林精神所代替。不錯，那時政治的氣候在變，反對十月革命精神及其制度的勢力在擡頭，但這個更替並非在所有範圍內以同一步驟完成著的。蘇聯的「特米多」派首先在黨、政、軍方面著著奪取陣地，而文藝學術方面的風氣轉變，雖然也依照了同一方向，但總是落後些，跟在後面。

在共產黨對文藝活動採取比較開明與放任的條件下，二十年代的蘇聯文藝，在各方面都有了輝煌成績。

無怪許多蘇聯的文學批評家，在斯大林死後，要在回顧中稱二十年代為「蘇聯文學史上失去了的樂園」了。事實也確乎如此，你們看，馬雅可夫斯基的力作都是在這些年中產生的，詩人別德納衣也祇在這些年月裏，寫下了他最出色與最完美的詩篇；小說方面，這時期出現了法捷也夫的「毀滅」，富曼諾夫的「恰巴也夫」，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格拉特可夫的「士敏土」以及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等極其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是為同一作家的後期作品所無法比擬的；至於戲劇方面，特別是電影藝術方面，由愛森斯坦，普道符金等導演攝製出來的幾部電影，例如「波捷姆金戰艦」與「震動世界的十日」等片，簡直將電影一下子提高了好幾級，從技術性的活動影片高升到有十足資格的電影藝術，以此震驚了國際影壇。此外，無論音樂繪畫建築等方面，即令成就上大小不同，卻總也是生氣蓬勃，意氣昂揚，在繼往開來的創造上，作出了多釆多姿的，清新別致的貢獻。

二十年代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成就，確實無愧於由十月革命開放出來的時代精神的。雖然就積極成果說，就各個作品的質量說，它們中間還不曾都達到俄國古典文學的高度水準；但就風格、氣魄與抱負論，卻早已邁越前輩，甚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這個文藝新軍，如果假以時日，不用說，一定會產生空前絢爛的，不僅屬於俄羅斯，而且屬於全世界的花朵來的。

可是不幸得很，蘇聯政治上對於十月革命的反動，在一九三○年左右澈底完成了。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獨裁，代替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專政。在蘇聯人生活的任何部門中，官僚們的專橫「領導」撲滅了群眾自發性的創造。結果，初顯豐收美景的蘇聯文藝，就在官僚統治的慘酷摧殘下斷送了。

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年將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生命，那是一個富有意義的象徵。它象徵著被十月革命喚醒，茁長，發揚於二十年代的蘇聯新文藝，此時給官僚統治的手鎗射中了心房。

為的要把所有的天才變成奴才，斯大林也應用了他對付革命同志的同樣方法，應用了十分恐怖與血腥的手段。首先被斯大林拿來開刀的，是當初曾經被他利用來反對托洛茨基，那些文學藝術中的極左派，那些主張過各式各樣無產階級文藝的人們，幾乎毫無例外的士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敵」與「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而肅清了。其中大多數人之被清除，是所謂「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的準則」的，即簡單地加以拘捕，投入牢獄方或乾脆殺死。對那些成就較大，名氣較響的作家或藝術家們，大抵經過了開會批評，自我檢討這個階段，藉收警戒與宣傳之效。這時候，一個無情的抉擇提出於那些才子藝人之前，或者跟著官方的指揮棒跳舞——這對於其中的多數人意味著拋棄自己所信，意味著虛偽的奉迎——以此達到精神的毀滅；或者堅持自己的想法與做法，以此走向了肉體上的毀滅。所以三十年代初的蘇聯，真乃是才智之士遭大難的年頭。這些年頭裏一方面充分表現了荒謬的無知，暴露了官僚們可笑與可悲的顢頇，可恨與可惡的粗暴；另方面，卻造成了最慘痛的精神分裂，逼出了「人類靈魂工程師們」最辛酸的血淚。人類「靈魂」中的軟弱與堅強，卑鄙與高貴，這時候也假借了不同氣質的作家，盡情表現了出來。有些人逞其小慧，揣摩當道心意，極盡了文學弄臣的能事；另一些人珍惜一己才能，重視本人創造活動的成果，不肯人雲亦雲，不願違心說話，他們便受盡了屈辱摧殘。有關此一時期「斯文遭殃」的詳細情形，我們不必在此地敘述。因為自從赫魯曉夫們掌權以來，這類記述已經發表過不少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蘇聯共產黨中央通過了「關於改組文藝團體」的決議，並責成中央組織局擬訂實行這個決議的辦法。這是實行了已有數年之久的文藝界整肅運動的正式宣告。至於將整肅的經驗加以歸納，並且為未來整肅定下標準的，那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協會章程」，以及在大會上發表的日丹諾夫的講演。這個章程和這篇講演，從此成為蘇聯文藝工作的最高指導，而且也擴大其影響到外國共產黨去，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

一九二五年聯共中央關於文學決議中的主要精神，在這兩個文件中完全消失了。「章程」首次提出了文學必須為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政策服務，同時，牠首次宣佈了一個蘇聯文學的新的創作原則已經找到，那便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如果借用日後中國胡風的話來說方可說是兩把刀子，懸掛在蘇聯作家的頭上，它們斬去了任何創作的萌芽，甚至斬去了不少創作家們本人的頭顱。

文學必須要為黨和政府的當前政策服務，原則上是否對呢？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到底它的含義為何？為什麼會扼殺作家與藝術家們的創造生機？這些是必須討論的，不過讓我們留待後面，聯系著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聯系著中共推行文藝政策的史實，來詳細討論吧。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完全是從斯大林那裏承繼來的，其中真正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思想者，簡直少之又少。實質上它不過是斯大林的文藝政策，由毛澤東作一番中國化的講述與辯解吧了。

斯大林文藝政策自稱以列寧一九○五年那篇文章為主要根據，反對托洛茨基的文藝理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亦然。毛澤東一方面擡出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另一方面，他也攻擊托洛茨基，說托氏曾經主張「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資產階級的。」

其實，讀者諸君，你們讀過了我們在本章前面的敘述，就不難看出，毛澤東既不曾正確地了解列寧，又不曾親自研究過托洛茨基。他只是受了（當然出於自願地）斯大林與日丹諾夫的欺騙，把斯大林對列寧的曲解當作列寧意見，又把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誣衊當作托洛茨基主張。

毛澤東在這裏是完全欠缺了他一貫向人推薦的所謂調查研究精神。

不過我們現在也不想為毛澤東而重覆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話。無論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確切意見，也無論托洛茨基為此發表過的主張，前面已經介紹和分析得足夠詳盡，此地不必再來浪費筆墨。在此地，我祇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究竟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是否應該由列寧來負責？

因為人們看了我們上面的論述，很自然地會說：「你自己承認，列寧文章中所指的『文學』，除了廣義的『文學事業』之外，確實也指狹義的『文學藝術』而言。那末將文藝活動比作黨機器的『齒輪與螺絲釘』，要將文學創造嚴密地置於黨的監督之下，始作俑者到底還是列寧。因此，斯毛二氏的文藝政策不論正確與否，畢竟要由列寧負責的。」

好吧，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以為列寧不應該替他們的文藝政策負責。

你們看，列寧在文章裏做了「螺絲釘」的比擬之後，接下來他便立刻聲明：「法國俗語說：『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學比作螺絲釘，把生氣勃勃的運動比作機器也是有缺陷的。」為要指明比擬的缺陷所在，他就特別指出：「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作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接下去，他說過了「文學事業必須無論如何一定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系著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之後，又著重地聲明：「我們還沒有想宣傳什麼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幾個決定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來一套公式主義的。」

列寧的意思這裏說得非常清楚，他並非簡單地作出決定，要使普天下的文學藝術活動，統統聽命於黨的命令和指揮。他是在極其明確的條件下，在很清楚的意義中，將文學事業，或甚至文學藝術，比之以「齒輪和螺絲釘」的。換言之，他不是無條件地要文學活動服從於黨的監督，而是有條件地，或竟可以說是「雙方互惠」地使牠服從於黨的領導。黨一方面，必須尊重該一部分工作的特殊性，充分保證牠的個人創造性等等的「廣闊天地」；而文學家的一方面，則應自願地，根基於清楚認識的需要地，在其創作的範圍內充分保持獨立地，將文藝為革命服務。所以列寧的黨的文學觀包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要素：１文學事業要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它必須受黨的監視；２黨對文學事業實行監視的同時，必須保證這個特別部分工作的充分獨立和自由。

我們說這兩個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如果沒有前一要素，那末文學本身固然又要墮落成為「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又要墮落到「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自圖」，而革命也將失去一件最有影響與最有力量的武器。但若沒有後一要素，那末，文學藝術必然會被機械地平均化了，被劃一化了，被置於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機器中，因此，被根本摧毀了。

這兩個要素就是這樣地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合一，牠就成為既有利於文學又有利於革命的正確立場；倘有偏頗，那就是首先要扼殺文藝，然後又要貽害革命的惡毒路線。自從一九○五年列寧提出這個黨的文學方針之後，直到他的去世，中間再不曾有機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但我們從他關於托爾斯泰的幾篇文章，以及他最後反對「無產階級文化」的態度看，很顯然，他是始終堅持這個立場中那兩個既矛盾又統一的要素的。

列寧是一個淵博精深的學者，他充分了解文學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質。他自己雖不是文學家（就其狹隘的意義而言），但他是極其高明的文學欣賞者。又因他在哲學上的深邃造詣，他通達了一般的、以及特殊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一文，自非列寧刻意經營，專為發揮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字，文章的主旨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完全是政治的。但是，從他不著意的論述中，即從他為了補救「螺絲釘比擬的缺陷」而作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多麼精確地指出了文藝活動生命所繫的那幾個必要條件。他這裏指出了兩個要點：１「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濶天地」；２「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兩種「廣闊天地」，亦即一切文藝創作活動的必要條件，列寧這裏指點出來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列寧文章的主旨，是要將個人主義的文藝活動，變成為集體主義的。形象地說，就是要使牠變成一架龐大機器的小「齒輪與螺絲釘」，但是，正因為列寧不是不懂文藝的革命政治家，所以他先從革命利益，或從革命角度提出了這個集體主義的要求之後，卻立即又從文藝本身的利益，或可說從文藝特性的角度，提出了「個人主義」的要求。這裏，既表示了列寧這個天才革命家與思想家的深廣莫及，而且表示了列寧這個天才的辯證法家對於事物觀察之聰明無比。他在文學政策上，也首先把握了矛盾統一這個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的集體性與紀律性，要求文藝活動也一定要參加這個集體，服從這個紀律，否則，文藝便不能隨革命而俱進，不能幫助革命，而且還要妨礙革命，甚至反對革命，所以使文藝具有充分的黨性，公然為革命，幫革命，使自己的活動像一枝螺絲釘那樣緊扣在革命機器上，那是絕對必要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變成了「螺絲釘」以後的文藝，一定要仍不失其為文藝，而且要成為更好與更高的文藝。如何纔能做到呢？使文藝家集體來創作嗎？叫他們完全受命於革命黨的指揮嗎？這，顯然不是辦法。因為我們必須承認，文藝創造絕對離不開個人的才能，離不開由某些個人秉賦的天才，所以就創造活動的具體過程說，這總是個人的，亦可說是個人主義的。當然，如今文學上有過不少所謂「集體創作」，在藝術中多特別像建築與電影之類，都屬於集體創造的範疇；但無論集體創作的文學也吧，或藝術也吧，如果想有一個渾一的風格，那其中總得有一個主導的「靈魂」，而「靈魂」卻必須屬於某一個人的，因之仍然是「個人主義的」。

文藝活動的特性使然，需要特別保證個人的創造性，需要特別尊重個人的愛好。沒有前者，根本產生不出任何形式的集體創造，沒有後者，便無從激發任何種類的創造熱情。因此，列寧認為當我們提倡黨的文學同時，必須要給文藝家的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以「廣闊天地」。換句話說，就是在這方面要讓文藝家享有廣闊的迴旋餘地，廣大的活動自由。

指明了這一點還不夠，列寧更加具體而明確地說道：文藝家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都應該被賦有「廣闊天地」，不應該受革命黨的束縛和規定。列寧說這句話的時候，仿彿預先見到了後來的思想統制，仿彿他已經看見有些大權在握的革命領袖們，發出「不許幻想」，「不許嘆氣……」那一類的可笑命令。他仿彿已經知道有人規定某一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因他特別提出了這一方面的「廣闊天地」。非但思想，而且連幻想；非但內容，而且連形式，他都不許革命黨給他以狹小的範圍，而主張保證牠們自由翺翔、從容飛躍的「廣潤天地」。

這樣，我們看見了列寧那個「螺絲釘」說的全貌，認識了列寧關於「黨的文學」的正確立場、同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文藝政策，根本與列寧的相反，所以絕對不能由列寧負責。

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如果簡單地說，只是襲取了列寧「螺絲釘」的譬喻，卻非但不曾糾正其缺陷，反而荒唐地誇大了這個缺陷。

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關於文藝與文學批評的方針，主要確定了那個標準：１「與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政策問題的密切和直接的聯繫」；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蘇聯文學創作的主要原則。

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以如下方式複述了這個標準：「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註）

說文藝要為黨和政府的政策服務，或文藝要為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服務，自然都可以解釋為列寧「螺絲釘」說的應用和引伸，但因其片面著重之故，一個原本正確的立場，便被歪曲成非常錯誤，甚至有毒害性的態度了。

這個態度的第一個不良結果是：將整個文藝活動縮小成文工團的宣傳工作。我們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者，好的文藝作品必然是與人生深相結托的，也必然是自己時代的鏡子。在革命時代，離開革命的（不必說反對革命的）文藝作家，不可能是優秀的，更不可能是偉大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個深刻而成功的革命，多半有其文藝革命作為先行，並且在革命中會產生成形成出一種符合於革命精神的新文藝來。此外，在現代革命中（註），革命黨方面又都有意識地利用文藝的諸般形式，從事宣傳，當作與武力相配合的「文化大軍」。因此，文藝與革命的相互關係，特別是革命文藝與革命之間的關係，總是非常密切，而且是必須密切的。但雖如此，我們卻不能說，革命文藝，甚至一般的文藝，祇能夠，並且祇應該起革命某一組織的文工團的工作。換言之，它祇能與祇應完成著由革命機關交給牠的定單，祇能與祇應跟隨在革命組織後面，密切配合牠們的變動不居的政策，為每一個任務，每一個運動與每一個口號做出文藝形式的宣傳。

我們不否認革命文藝應該起這個作用。我們相信文藝也能夠在這方面對革命作出貢獻。在劇場、電影、無線電、電視業已普遍化的現代，在印刷業發達、書報閱讀已成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現代，一個文藝家要想參加革命，完全不必「投筆」，完全可以用筆來戰鬥的。這情形，決不是現代文藝家的不幸，而是他們的大幸。革命對他們提供了廣大的戰場，讓他們可以用自己擅長的武器來直接參加戰鬥，參加革命。在這樣的戰場上發明出來的武器與所完成的戰績，非但不會降低其價值，反而有大收獲的可能，因為這些文藝家不是從外面，而是從內部認識了革命的；他們不是間接地而是直接體會了戰鬥生活的。俄國革命時，別德納衣在報章上所寫的時事詩，曾經受到了列寧以下的革命領袖的熱烈稱讚，便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種文工團式的「任務文藝」是否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藝，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藝呢？是否除了這種形式的文藝之外，便不是革命文藝，甚至不是文藝，或祇配被打倒的文藝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理由何在，且待後面再說。

說文藝祇應為革命黨政策服務的第二個不良結果，便是：以政治標準否定藝術標準，根本漠視藝術的特性。在「文藝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文藝批評的那個標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這個提法的本身原是正確的。問題祗在於如何應用與如何對待牠們。在這方面，我們看見過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一種是這樣的：

「我們的標準顯然是政治的，無上的與不可寬容的。但正是為了這個理由，黨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規定自己的活動界限。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確切地表示出來，我願意這樣說：我們應該有一個警戒的革命檢查制，還應有一個對藝術方面的寬廣而融通的政策，牠不應帶有小派別的惡毒意氣的。」（見「文學與革命」第十章。）

另一種態度可以毛澤東為代表，譬如在「文藝講話」中，他說：

「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

上面這兩種態度，初看仿彿是相同的。大家都分出兩個標準，大家都將政治標準放在首要地位。但是細按其實，二者卻代表著兩種根本不同的精神。依照前者，黨和政府的幹涉祗限於政治方面，牠要求樹立一個警戒性的檢查制，要求立下一些明確的政治性的限制，牠要寫明著什麼不準侵犯，什麼不準觸動，以便文藝家一望而知，易於遵守，至於此外，在藝術方面，那讓文藝活動家自由自在，各適其適，黨和政府並不命令他們該做什麼方可做什麼。牠們定下了「寬廣而融通的政策」，「保證」他們在「個人創造性與個人愛好方面的廣闊天地」，保證他們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方面的廣闊天地」。一句話，按照這個態度，黨祇是消極地預防著文藝犯政治標準上的錯誤，卻並不積極地拿了這個政治標準，去廣泛幹預文藝家們的藝術活動。

可是按照了後一態度，事情恰好相反：既然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既然文藝活動必須處處服從政治指導，那末政治家提出的政治標準，首先也就是文藝家們的藝術標準。政治家不但應該按照政治標準來指揮藝術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也可以憑它來「領導」藝術家的藝術活動。結果就必然是祇有政治標準，沒有藝術標準。不管你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不管你主觀上是否真誠地要求「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但只要你主張政治家應該而且有權對文藝活動作廣泛與嚴密的幹涉，那麼，無論你怎樣進行「兩條戰線鬥爭」，而結果祇能有「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即完全符合當權政治家的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文藝。

前一態度是嚴格地限於政治的，而且祇在明確與有限的範圍內行施這個政治標準的幹涉，以此保證了藝術標準的確立，亦即保證了文藝活動的健全發展與蓬勃生長。後一態度是既政治又藝術的，而且無論在政治上或藝術上，牠都不給自己立下任何明確的界限。牠無所不管，無所不理。它主張管得寬，管得多。它要求文藝家在任何方面都服從黨的領導。文藝創作的題材固然要符合於黨在某一時期政策與任務的需要，就是他們從事創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都必須時時聽「上級」命令，處處受領導指揮。至於列寧提起過的「個人愛好」之類，則被歸入於「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範疇，一定要棄盡棄絕的。

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實際上自是前者對後者的否定與毀滅的關係。在這樣關係中，其實已根本談不上什麼藝術標準，因而也根本不容許產生完美的、且別說偉大的、文藝作品。

主張對文藝工作實行無微不至的領導，主張以政治標準來包辦藝術標準，這些人的起碼錯誤，就是不承認文藝創造有它自己特有的道路。在某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的頭腦中，以為文藝作品的產生，與任何物質生產的過程一樣。所以祇要在上者定出計劃，發出指示，標明規格，就可以坐待來取了。其實這是大錯的。不錯，文學家與藝術家的創造活動也是勞動，他們的創造也是生產，但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勞動，相當微妙的生產。和一般的勞動生產相比，它顯然具有不少特點的。列寧說得好：「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談公式主義的」。「不能機械地平均」，不能「劃一化」，不能「少數服從多數」，其勞動不能還原成簡單的勞動日的。顯然，當列寧攷慮到黨的文學政策的時候，他已經充分攷慮到了文藝的特性。

可是毛澤東並不如此。在「講話」的結論中，毛澤東首先說明了他是如何攷慮問題的。他說：「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牠們來規定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穜方法是不正確的。」因此，毛澤東完全不顧文藝活動的特性，而祇從當時「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

其實在這裏，光從方法論的觀點看，不正確的也恰恰是毛澤東自己。試問，要製訂共產黨對於文藝的基本政策方針，怎麼可以簡單羅列一下當前的政治局勢與階級關係就夠了呢？不從文藝創造這穜勞動生產的特殊性質（亦即「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著手，如何可以按照「客觀的形勢需要」，對這門特殊的「生產部門」定規劃，下命令，落定單呢？研究客觀的政治形勢與階級鬥爭的情況，乃是一個革命黨起草宣傳大綱、工作綱要或政治決議的前提，但絕不是黨決定牠對文藝創造活動的基本方針的前提。要決定這樣的方針，重要的（當然不是唯一的）恰恰是要從「定義」出發，不是從「客觀事實」出發。不是從隨便哪一本「教科書」所給的定義出發，但必須從研究文學藝術這門勞動生產所具有的獨特性質出發。不清楚明白地了解這些性質，黨便無法規定自己對牠的態度和方針，無法對牠進行任何形式的領導，無法利用牠來促進革命。如果不了解這些特性，或者了解了而不理會這些特性，一味依照客觀需要，將文藝這枚「螺絲釘」與革命機器上所有其他的螺絲釘等同起來，用同樣的命令方法來領導文藝，來對文藝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那末結果必然與「豐收」的期望相反，必然要造成文藝的大荒歉。

什麼是文學與藝術？我們毋須給牠們下定義的，也不必抄錄前賢先哲們對牠們業已下過的定義。從黨的政策觀點看，這樣的定義是多餘的。但我們必須解答這個問題：什麼是文藝活動的特性？因為祇有符合這些特性，順著這些特性，不違反這些特性，黨的文藝政策纔能一方面葆育文藝，另方面從文藝獲取有利於革命的成果。

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學和藝術都是「上層建築」。牠們的形態和發展在某種程度內決定於社會的物質基礎，牠們與這個基礎相適應，並且反映了建築於此基礎之上的社會和時代。但是，這裏的所謂「決定」，「適應」與「反映」，從馬克思本人開始，一切高明而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斷地警告過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或不斷地給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們反覆說明過：千萬不可以把牠們解釋得機械了。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裏，馬克思就指出過：「大家知道，在藝術上，它的某些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同那成為社會組織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也決不是成比例的。」

可見機械的決定論或反映論，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原來並非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就必然會產生什麼樣的文藝創作；並非較高或較低的生產發展，就決定了較好或較差的文藝作品；並非某一社會和時代的階級關係，必然會像照相一樣全部如實地反映於文藝之中。在一個意義中，在基本的與長遠的意義中，文藝雖受決定於「客觀事實」，適應這個「事實」，反映這個「事實」；但在另一意義中，在一種並不微小的意義中，牠對這個「客觀事實」卻顯得不受拘束，獨立而主動。誠然，在所有的「上層建築」中，對他們腳下的基礎都表示了或大或小的遊離。牠們都享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不過遊離最遠、獨立性最大的一種上層建築，大概得數文藝了。

這裏的秘密就在於文藝活動的特殊性質。

在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派大師中，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可說與文藝最有緣。是他，曾經出色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來解釋歐洲的文藝史。是他，拿了無可駁斥的實例，極其雄辯地說明了祇有唯物史觀纔能夠解釋文藝的發展史。可是也正是他，指出了用唯物史觀來解釋一般的思想與特殊的文藝，該有哪些「保留」之處；也正是他，指出了文藝家之反映客觀，並非單單靠了解客觀就夠了的。在「歷史一元論」那本著名的著作中，他說道：「……我們要告訴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那些涉及思想發展的問題中，就算是非常熟悉「絃」（按：此地指生產力的發展）的人，如果他們不賦有某種特殊才能，即藝術感覺，也可能無法去解釋歷史過程的。心理自行適應於經濟。但這個適應乃是一種複雜過程，為的要了解其全部進程，且能生動地給自己與別人描繪出來，描繪得有如真實發生一般，那末不止一次地需要有藝術家的才能。」

由此可見，「藝術感覺」與「藝術家的才能」，同那對客觀事實或客觀史實的明白理解，並非一同事。馬克思主義，政治教育，或「政治標準」，可以給人以那種理解，卻不能給人以那種感覺，也不能給人以那種才能。至於從「客觀事實」出發，那至多可以讓人獲得正確的理解，明白時代的要求，卻不能讓人取得藝術感覺和藝術才能。

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之非屬一物，是顯而易見的。

那末藝術方法的特性究竟何在呢？牠是否微妙得連捉摸都不可能？玄虛得連說明都不可能嗎？不是的。據我看，文藝創造活動的特性，有如下述：它是情感的多於理智的；幻想的多於紀實的；潛意識的多於有意識的；渾統體會的多於分析理解的；形象的多於理論的；表現的多於論說的。它主要是個人的而非群眾的（註）；是發乎內心的而不能受自外命的；它必須真誠的與自願的，帶不得絲毫虛偽與勉強的。

如果我們承認上面所述確是文藝創造活動的特性，是為牠所固有的，即如果違反了牠們，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價值的文藝創造的，那末，藝術是否可以像哈吧狗跟隨牠主人那樣，寸步不離地跟著黨的政策走，跟著口號走，也就不言而喻了。

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總是把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分開。他從來不憑前一標準來抹煞後一標準，也不強迫叫誰去服從誰，或分什麼第一與第二的次序。他是革命的政治家，是在思想問題上絕對嚴格的政治家，對於一件藝術品，特別對於含有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自當首先著眼於那位作家的思想立場，著眼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在這方面，列寧總是應用他犀利無比的馬克思主義的解剖刀，把對象進行無微不至的分析和研究。但同時，他卻能以藝術欣賞者與批評者的資格，在政治思想以外的藝術標準上，指出這個作家的地位，指出這篇作品的價值。有文字為證，列寧是能夠分清這兩種資格的，並且能夠使牠們不相幹擾，各自存在的。最顯然的例子是他對托爾斯泰的看法，譬如他說：

「托爾斯泰的作品、觀點、學說、學派中的矛盾，的確是顯著的，一方面，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創作了俄國生活的無比的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個因為迷信基督而變得傻頭傻腦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毀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討厭的一種東西，即宗教，企圖用信奉道德的神父來代替官方的神父，這就是說，培養一種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別惡劣的神父主義。」（見「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列寧處處著重托爾斯泰身上這個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是天才的偉大的藝術家，另一方面是反動的與糊塗的思想家。「為了使他的偉大作品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列寧認為「，就必須作鬥爭，就必須向那使千百萬人陷於愚昧、卑賤、苦役和貧窮的社會制度作鬥爭，就必須有一個社會革命。」可是在同時，列寧指出，「托爾斯泰的學說無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內容來講是反動的，而且是在反動這兩個字的最準確和最深刻的意義上。」

列寧沒有因為托爾斯泰的藝術天才而曲宥他的反動思想，同時，他也不曾因為托爾斯泰的反動思想而抹煞他的藝術成就。

同樣態度，我們可以從列寧對高爾基所表示的關切和批評中看出來。譬如在「遠方來信」中，有這樣的一些令人感動的話：

「本文作者有一次在卞普里島會見高爾基的時候，就警告他和責備他在政治上的錯誤。高爾基用他的無比的和善和真誠的話擋開了這些責備：『我知道，我是個不行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所有我們這些藝術家，都是有點不大負責的人。』要反對這個話倒不大容易。」

「無疑的，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他帶給了，並且還將帶給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許多貢獻。」

「但是為什麼高爾基在政治上搞錯了呢？」

這裏列寧顯然也沒有因為高爾基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而否定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更有趣的是下面一節列寧給高爾基的信：

「……我認為藝術家是可以在任何哲學裏採取許多對自己有益的東西的。最後，我完全絕對的同意：在與藝術創作有關的事情上你是最好的裁判者，當你既從自己的藝術經驗裏，又『從哲學裏，那怕是從觀念論的』哲學裏，提煉出『這樣的』的一種見解，你會達到對工人的黨有巨大利益的結論的。」

列寧認為一個藝術家，當然是真正的藝術家，可以從「任何哲學裏」，「那怕是觀念論」的哲學裏，「採取許多對自己有益的東西」。這說法跟思想決定藝術，特別跟政治思想決定藝術的見解，有著多麼大的距離！今天，如果有位藝術家，為了「擋開」斯大林主義者或毛澤東思想者對他所作的政治錯誤的責備，說道：「我知道，我是個不行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位斯大林主義的，或毛澤東思想的對話人，是否會覺得「不太容易反對這個話」，並且還會宣佈那個被批判者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呢？

不，決不會，這些文藝領導人一定會覺得非常「容易反對這個話」的，他們祇要舞起「政治標準」這條粗棍子，一棍子「澈底解決」了任何一位真的或假的藝術大天才。

光想想這些小地方，我們就可以斷言斯大林——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根本不是列寧主義的。

恩格斯自己在很大程度內就是一個傑出的藝術家，他極其清楚文藝創造的特性，所以他遺留下來的少數有關文學或文學家的書信與文章，乃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典範。恩格斯對於巴爾劄克和歌德所說的話，在基本上，與列寧對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態度吻合的。他們都指點出思想和藝術不是一個東西；他們都告訴了我們：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不是一個東西。恩格斯一方面說巴爾劄克「在政治上是一個保皇黨」，另一方面卻說他「比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左拉都偉大得多的一個現實主義藝術家。」為什麼一個思想上十分反動的人，卻能創造出偉大的藝術品來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因為這個藝術家採取了正確的藝術創作方法之故。恩格斯說，「我所提到的現實主義，甚至不管作者的觀點怎樣，也會顯露出來的。」一個作家採取什麼創作方法，問題主要不在於他有意識的選擇，而更在於他整個藝術修養與藝術才能所決定的方法。因此，恩格斯這裏所說的意思，顯然不是僅要推薦一個好的創作道路，而且還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即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不是由他的思想觀點來決定，而是由藝術家的創作才能來決定的。好的思想固然不一定能使藝術家創造出好的藝術，同時壞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使藝術家創造不出好的藝術。因為，藝術品的好壞畢竟不取決於思想，而取決於創作方法，即取決於由藝術家的藝術才能與藝術素養所選定的創作方法。

關於歌德，恩格斯在他的論文中說：

「……歌德在他的著作裏是以雙重態度對付他當時的德國社會的。他是對牠敵視的，他厭惡牠……但是，相反地，像在……作品裏，他是和牠親善的，和牠妥協的……他心裏經常發生著天才詩人與法蘭克福巿參議員的謹慎的兒子或魏瑪的樞密顧問官之間的鬥爭；前者對於環繞在他四圍的鄙陋抱著嫌惡的心情，後者使他必須和牠妥協，適應於牠。因此，歌德有時候是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拘謹的、滿足於一切的、狹隘的小巿民。」（見「論歌德」）

從恩格斯這段話裏，我們可以悟出如下幾點道理來：１像歌德那樣世界上稀有的大天才，也不是百分之百用偉大的原料來做成的，他一身含有極其明顯與尖銳的矛盾，他有偉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２我們絕不可以因為他是天才而寬容、甚至讚美他的缺點（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對這一點），但在反面，我們當然也絕不可以因為他狹隘的小巿民性而抹煞或否定他那縱橫千古的天才；３並非先得有完美正確的思想性格，纔能產生出完美偉大的美術品的；不錯，偉大的藝術家的思想氣質不可能是庸俗渺小的，但牠們並非時時如此，亦非事事如此；他們有時可能庸俗，對某事的態度亦可能渺小，因為，藝術與思想，藝術與道德畢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般說來，我們不是從道德的、黨派的觀點，而主要是從美學的、歷史的觀點來對他（歌德）加以責難。」恩格斯這句話說得好極了。仿彿恩格斯事先知道，當他「百年」以後，會有許多自稱為他的信徒的人，出來認為除了道德的與黨派的觀點之外，不可能有什麼獨立的美學觀點，不可能憑此觀點去批評文藝作品和作家的！

毛澤東承認矛盾是絕對的，和諧是相對的。所有斯大林主義者亦都承認矛盾是進步的動力。但是他們要求文藝活動家具有絕無矛盾的思想與性格，他們要求文藝作品的思想百分之百正確，他們絕對不能容忍思想上錯誤（或祇有部分錯誤）而藝術上完美的作家和作品。依照毛澤東的說法：「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如此，則不但宣揚「特別惡劣的神父主義」的托爾斯泰，不但將同情放在保皇黨一邊的巴爾紮克，應該為了他們天才的藝術性（因為牠最能毒害人民）而「愈應該排斥」，便是有時發散出庸俗的小巿民性的歌德，便是哲學上同情馬赫派，政治上自稱「不負責任」的高爾基，也要因為他們天才的藝術才能而更受到打擊了。

矛盾是進步的動力，絕對順從是停滯與衰退的起因。這情形如果在自然界與社會現象中是正確的，那末在文藝家的創造活動中是更加正確的。文藝家的創作「靈感」，首先與主要地乃由於他自己身上的矛盾，由於他和周圍世界的矛盾，由於他和過去或現在的時代之間的矛盾，所激發出來的。說「文藝乃苦悶的象徵」，未免失之於偏頗。但說文藝的創造活動基本上乃由矛盾所激發，卻是合乎實情的。因此，「不許有矛盾」，事實上等於堵塞了文藝的來源。而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要求文藝家在絕對順從政治標準的條件下，甚至在絕對跟隨政策口號的條件下，從事文藝創作，事實上便是不要他們創作。

讓我們做個這樣的假定吧。假定中國目前產生了像歌德、巴爾劄克、托爾斯泰與高爾基那樣偉大的藝術天才，他們寫出了夠得上世界第一流水準的文學作品；但是從政治標準看，這些作品卻不是完全正確的，或竟是很不正確的。他們將得到怎樣待遇？他們將遭到怎樣的命運呢？根據毛澤東的標準，既然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既然前後兩者有著主從關係，那事情就很簡單：首先，要他們依照政治標準，即依照當時面對的特定政治任務，亦即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徹底修改他們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思想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有若幹基本分歧，那作者首先得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然後再去改作他的藝術作品；在修改中，應該不吝惜在任何藝術上的優點，應該把一切不合標準的東西大刀闊斧地砍掉，務使作品在政治標準上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即百分之百地符合於黨和政府的迫切要求，這是第一關。這幾位藝術天才如果闖過了這座政治關，並不就此一無險阻了，他們還得通過藝術關。這座關口雖然號稱藝術，但守將手裏拿的武器都還是政治，而且是更加空泛，更無範圍可守的政治，因為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究竟有什麼內容，言人人殊，一個領導者有一個領導者的解釋。毛澤東沒有給牠下過定義，他只給牠下過一個反定義，即他曾經列舉了一些創作情緒，號召大家澈底破壞它們，以便建設起新東西來，即確立起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毛澤東所列舉約有如下的一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天條」如此之多，如此之寬，又如此之伸縮不定，要想使一個作家全都不犯、實在是難而又難的。更壞的是所有這些「天條」的解釋權，完全操於文藝黨官之手；其解釋又完全要依據於這個或這些領導者的個人口味，以致作家即使想努力遵守種種標準，拼命想不違犯清規戒律，事實上亦很難辦得到，因為顧此勢必失彼，「順了哥情失嫂意」，原想面面俱到，而結果卻處處碰壁。萬一你百依百順，奉命一改再改，終於讓你連這第二關也闖過了，可是，試問，如此通過出來的中國藝術天才，還可能有歌德、巴爾紮克、托薾斯泰或高爾基的成就嗎？

不過這還不是最壞的情形哩。在我們這個假定的例子裏，那位藝術天才多半不會順利過關的。打從王實味事件以來，中共表現過不少次的文藝戰線上的鬥爭，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具有真正藝術家氣質的人（更不用說藝術天才了），都無法通過那道關口的，他們多半在第一道關口就要蒙上「不光彩的政治罪名」倒下去，以致不但失去了藝術生命，而且喪失了肉體生命的。說到這裏，就得談斯大林主義文藝政策的第三個惡毒結果了。

那便是宗派主義的假公報私，以及阿諛成風的領袖膜拜。這兩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上謟者必下驕，驕下者必謟上。為的要傲視儕輩，欺淩同行，一些本無才氣而偏好文藝的作家，或不喜辛勤而極想成名的文人，就拼命想從文藝創作以外的活動中去造成作家身份，一味想從「政治標準」上去擡高藝人地位。對於這些「文藝活動家」，斯大林主義的文藝政策真是大開了方便之門。他們不必辛勤創作，卻可以成家成名，他們只須登台指揮，便能高人一等。

不過要想登上台去做文藝的指揮官，雖然不需要藝術上的才能，卻需要有做官的本領。為的要爬上台去，為的要爬了上去而不倒下來，那就得付出代價，對上諂媚。否則，這些文化官既無革命功勞，又無文藝成就，叫他們憑什麼樹立起威望來呢？

就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關係造成了；一方面，黨為了要維護牠的那個標準，為了要嚴密地控制文藝活動，必須成立一整套機構，必須保持一大批文化官僚；而另一方面，這批文化官僚為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就無所不用其極地來發揮領袖謳歌制度。

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領袖崇拜制度，成因當然很多，不過他們文藝政策所必然產生的歌功頌德風氣與阿諛諂媚的作風，在不少程度內，總曾經起了推波助瀾、幫腔作勢的功用的。

在蘇聯，斯大林崇拜的瘋狂推行，與蘇聯作家的統一組織，與控制文學的整套衙門的設立，是同時開始的。在中國，毛澤東崇拜的建立經過，簡直與中共在文藝戰線上的鬥爭分不開，特別與中國文藝運動中的宗派鬥爭分不開。

毛澤東的「講話」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五月，這是由同年三月間王實味發表的「野百合花」引出來的。「野百合花」事件是中共文藝戰線上的一次重要戰役，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那幾篇雜文的本身。作者王實味這個人，和後來的胡風一樣，其重要性也並不在於他們本人，而在於他們所代表的傾向，在於他們有意或無意代表著的宗派。就「野百合花」那幾篇文章的本身說，並不含有什麼了不起的深遠意義，牠之所以能引起軒然大波，能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學大獄，能促使毛澤東親自出面幹涉，親自出來領導座談者，主要因為它代表著魯迅傾向耳。

中共對於魯迅的態度是極其矛盾的。魯迅反對國民黨，擁護中共，這自然使中共歡喜，使他們由衷地高捧魯迅，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魯迅的骨頭太硬，有自己主張，歡喜批評，不容易受指揮，這卻使中共頭痛，希望給他一點抑制或教訓。魯迅本人非常幸運，死得其時。正當他的可喜作用發揮到頂點，他的可憎作用初露端緒的時候，就離開了人間。因此，中共祇需要捧他揚他，完全不需要打他抑他。魯迅就這樣以最完善的人格留在中共的歷史上，而他和中共的關係，也祇記載著和洽愉快，沒有多大的隔閡揆離。

可是魯迅作風和中共之間的本質上的矛盾卻不曾因魯迅之死而消失。相反，隨著中共勢力之鞏固與擴大，隨著中共自己一套文藝政策與文藝控制制度的確立，中共與魯迅風格代表者之間的矛盾，卻日益尖銳了。

直到一九四二年以前，毫無疑問，在中國左翼文藝隊伍中，魯迅享有無上權威。一切趨向革命的青年們，可說無一不以魯迅為師的。他們在思想上接受了他那反帝反封建的批判精神，風格上承繼了他的嘻笑怒罵的諷刺筆調，抗日戰爭把大批青年送到了延安，魯迅風也跟隨他們吹到了延安。結果，魯迅與中共之間潛伏著的矛盾，在事實接觸之下而終於爆發出來了。

與中共的過事吹捧相反，魯迅不曾是五四運動的主要領袖；但就五四運動的精神說，魯迅卻確實比當時任何一個領袖代表得更充分，繼承得更澈底。魯迅，不管他後來在思想上已接受了多少馬克思主義，可是他的整個精神，在他的靈魂深處，卻主要仍是一個澈底的民主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者，一個個人主義的批判精神的堅持者，一個孔家文化的叛棄者，一個西方文明的崇拜者。這樣的一個藝術家，如果光從思想與政治的標準看，他實在應該像高爾基一樣，是「一個不行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但是這樣一個有天才的藝術家，倘在列寧眼光中，不管他在思想上和科學的社會主義有著多少距離，特別和無產階級的戰略與策略，有著很大距離，卻仍然會「帶給了，並且還將帶給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許多貢獻」的。因為列寧對於高爾基（如果在中國的情形中，亦都會同樣地對於魯迅），所期待與要求的並非一般革命者的工作，而是一個賦有巨大藝術才能的人，在他特殊的範圍內所能做的對於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的貢獻。列寧的這個態度，我們可以從他給高爾基的書信中看得最清楚。對於他的思想上的糊塗與錯誤，列寧總是嚴格地加以批評的；但他從來不因此而減少了對於藝術家高爾基的敬愛，從來不因為哲學與政治上的「負號」而抹煞他在藝術事業上的「巨大的正號」。列寧曾經一再聲明：「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容許把作家們關於哲學的爭論和「黨的」（即「派別的」）事混在一起」。所以列寧始終不斷地要求高爾基在黨報上合作，時常要他寫些短文，有時甚至要他起草傳單，有時要他編輯報紙的文學欄。他希望高爾基以這樣方式「把文學批評『更密切地』和黨的工作、和黨的領導聯系起來。」但在同一信裏，列寧卻又說：「如果你覺得更歡喜寫『大』作品，那末當然，我不勸你中斷牠。牠會帶來更大的貢獻！」列寧說這幾句話絕不含有譏諷之意。在同一時候，為了同一件事情，列寧給盧那查爾斯基的信上還說得更加明白，他說：「因為我『不知道』高爾基工作的性質（以及他的工作意向）。如果一個人在忙著某種重要的巨大的工作，如果拖他來搞些瑣事，搞報紙，搞政論，而損害到那個工作——那樣，擾亂他，拖他離開那個工作就是愚蠢行為，而且是有罪的行為！」

這裏有一個意見非常重要，列寧希望高爾基能盡「螺絲釘」的作用，希望他的文學工作能與黨的工作密切地聯系起來；但是，（重要的「但是」！）如果高爾基自己有更大的工作（自然是文藝創作工作）在著手，那就不應該「擾亂他，拖開他」，應該讓他給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貢獻」；這時候如果硬叫他「搞瑣事、搞報紙，搞政論」，「就是愚蠢行為」，甚至是「有罪的行為」！

列寧是多麼尊重藝術家的獨特的藝術活動！多麼懂得區別政治活動與藝術活動！多麼正確地一方面對藝術家的錯誤思想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充分保證藝術家創作活動的「廣闊天地」呀！

如果列寧遇到了魯迅，毫無疑問，也一定會採取同樣態度來對待他的。對於他思想上的不足之處，一定會用嚴格而親善的態度來批評，來幫助其前進；而對於他藝術上的才能，則一定會予以充分的尊重：不僅給以崇高的評價，而且還一定會保證不幹涉他的活動，一任他自己發揮和發展的。

說到這裏，讀者們也許會說，中共與毛澤東不正是這樣對待魯迅嗎？是的，他們是這樣對待死去了的魯迅的；但他們用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對待了繼承魯迅衣鉢的人，對待了魯迅未死的精神。

誰是繼承魯迅衣鉢的人？什麼是魯迅未死的精神呢？把魯門弟子僅僅限於胡風，雪峰等人，未免將問題看得太小了。其實，二三十年代整整一輩的中國進步的文學青年，都可以算是魯迅弟子的。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祗在程度上略有差別地，都學習著魯迅的筆法，魯迅作風，魯迅精祌。那末究竟什麼是魯迅精神呢？它簡單可以歸結為：對黑暗的反抗，對權威的挑戰，對傳統的批評，對弱小的同情。這個精神，我們上面說過，主要是五四時代形成的，其思想根基首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隨著中國社會情形的發展和改變，魯迅精神的思想基礎也逐漸在變，在固有的「啟蒙運動」式的思想中，又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思想的成分。這樣，到了晚年的魯迅精神，確實建築在比較堅實的思想基礎上，它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及其體制，應該可以融合無間，完全可以適應的了。

那末為什麼會和中共發生沖突呢？

原因在於：一九四二年前後的延安中共政權，早已澈底斯大林主義化了，牠完全不等於列寧的蘇維埃政權，而完全依照了斯大林官僚的方式建立起來的了。對於這樣的政權，不用說，由上述內容所構成的魯迅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是無法容忍的。毛澤東為了要造成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當然首先要清除這種魯迅精神。

一九四二年春天的「野百合花」事件與按著發表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其主要意義應作如是觀。

王實味是北京大學學生，胡風的同班同學，魯迅的崇拜者。由這樣一個人來引起中共和魯迅之間的鬥爭，具有很大象徵意義。「野百合花」的幾篇雜文其實不配造成「事件」，牠之所以被抓住來迎頭痛擊，祇因為牠代表著魯迅風吧了。

所以等到毛澤東出場，「講話」中便不再提到什麼王實味或「野百合花」，乾脆就打擊魯迅本人和魯迅精神了。在講話中方毛澤東列舉了延安當時存在著的一些「糊塗觀念」。牠們是：

「人性論」；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

「還是雜文時代，還是魯迅筆法」；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用未必偉大，刻劃黑暗者其作用未必渺小」；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

上述八種「糊塗觀念」，歸結起來，最中心的其實只有一點：內容不許批評黑暗，應該歌功頌德；筆法不許冷嘲熱諷，應該熱情讚揚。他宣佈「雜文時代」的魯迅已經過去，魯迅筆法必須廢除。當然，毛澤東的講話沒有說得那樣簡單直率。其中有些批評，例如關於人性論與人類愛那些段落，說得又頗為對癥的，同時在明顯涉及魯迅的段落中，褒貶也頗有分寸，所謂廢除也保有限度；但是我們如果不拘拘於文字，如果著眼於文字背後的精神，以及牠發表時候整個中共的政治形勢，那我們就能清楚看出，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主要用意，是要阻遏中國新文藝運動中已成主流的批判暴露精神，就可以懂得講話的中心打擊是向著魯迅及其門徒的了。一九四二年，即發表「文藝講話」時候的中共政治形勢，有什麼特點呢？那便是毛澤東對王明系統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註），他的一尊地位業已造成而有待於鞏固與擴大：因此，迫切需要消滅文藝方面的魯迅傳統與魯迅精神。因為魯迅精神既然以反權威、反壓制、重批評、倡民主為其骨幹，對於以神化領袖為其象徵的官僚極權制度的造成，自必被證明為最大的障礙物；自必要以任何代價去撲滅牠了。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文藝講話方，可說是中共反對「魯迅風」的第一聲戰號，是第一個完整的綱領。

信號一出，團集在中共內外的各個文藝小宗派便紛紛響應。牠們以不同方式，將各自的立場去遷就這個綱領。由此爆發了新的鬥爭。原來受魯迅影響的人，有的被加上「托派」罪名被整肅了，有的真心地或假意地由「批評派」轉變成了「歌德派」。其中處於中共軍政勢方以外，以胡風為精神領袖的一群人，則表面上接受「講話」，而實際上堅持魯迅作風。至於原本在非解放區「領導」文藝的一群文藝官僚，那當然奉毛氏談話作聖旨，「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變本加厲地去「嚇呼別人，定人罪名」了。這一批人，就是當年被魯迅痛罵過的周揚（即周起應）和徐懋庸等人所率領的。

關於中共治下文藝小派別的鬥爭，我們不將作充分敘述，因為後來的反胡風，打丁玲，踢倒馮雪峰，壓下王任叔的連串事實，都是公開進行，眾所周知的，毋需我們在這裏浪費篇幅。在這裏，我們想要指出來的，只是那個鬥爭的歷史淵源。原來所有這些鬥爭，歸根結蒂，無非是當年（一九三六年）見拒於魯迅的周起應輩，「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將曾經受魯迅保護而多少保持著魯迅精神的胡風、雪峰、巴人等輩，「鍛鍊」入罪，「充軍……殺頭」，以遂公報私仇的宿願吧了。（以上引號中文字，均見魯迅「答徐懋庸信」）

被魯迅畫盡了嘴臉的周揚等輩，這些「戚戚嚓嚓的作家」，這些「破落戶的漂零子弟」，這些「輕易誣人的青年」，這些「信口胡說，含血噴人，橫暴恣肆達於極點」的人，能夠幹出魯迅所預言的齷齪勾當來，對於稍明近三十餘年來中國文壇內幕的人，一點都不稀奇。稀奇的是：顯然與此文壇恩怨毫無瓜葛的毛澤東，對魯迅又表示敬佩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將「大旗」與「虎皮」授給周起應等人，讓他們去胡作非為，讓他們去摧殘陷害魯迅的那些及門弟子？

要解釋這個疑問，當然不能從宗派利益著眼，更不能從個人思怨著眼。這裏起著決定作用的，乃是中共黨制走向個人崇拜的過程，是斯大林主義文藝政策的性質。那個過程和這種性質所加於毛澤東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毛澤東個人的愛憎。在藝術上，毛澤東可能喜歡魯迅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卻必須撲滅魯迅精神。因為「政治第一」、「藝術第二」；而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藝術必須為政策服務的。所以中共將文藝大軍的帥印付托給周揚而不交給魯門弟子，祗有一小半是人追路線，一大半卻是路線擇人。試想，必須將文藝家的脊骨折斷的路線，有誰比那些原本無骨的人更能和牠配合呢？吮疽舔痔者流，未必為神化了的獨裁者們所珍視；但是個人崇拜制度建立時候的需要，以及這個制度建立後牠本身邏輯的推動，使獨裁者祗能喜好與利用那些隨時準備舔靴的人。這是個人獨裁制度無可解決的矛盾之一，也是獨裁者本人無法解消的悲哀之一。任何一個獨裁者都希望有真正傑出的文藝來裝點他的時代，連最反動的墨索里尼都存在過這個希望；但所有這些希望都落空了，因為文藝，正如意大利小說家伊那齊‧西龍對墨索里尼所說，是「一朵野花」。毛澤東固不能與墨氏相提並論，他是代表進步的個人獨裁者；但他既然踩死了「野百合花」，他那溫室裏的「百花」，也就不可能「齊放」的了。

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甚至必須為變動不居的政策服務，其對於文藝的毀滅性的影響，到此我們已相當詳盡地說明了。這裏我們還想簡單談談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把「刀子」。

首先我們覺得，將某一個創作方法定為標準，命令所有的作家與藝術家嚴格遵循，不得有違，根本就不是在「內容和形式上」給文藝家們「保證廣闊天地」。在題材與內容上限制文藝創作已經貽害無窮；在形式和方法上定下規格則簡直是愚不可及。限制內容，還可以說是由於革命的利益需要；而規定形式，即使就「革命的功利主義」說都是多餘的，都是有害無益的。一個革命故事，或者一個革命激情，誰能說如果用現實主義派的手法表現出來，一定會比用浪漫主義派手法表現高明而進步呢？毫無根據這樣說，也全無理由這樣說。

無產階級革命政府最大的責任，是要保衛革命的利益，使牠不受任何方面的攻擊。牠關心到了文藝，首先也應該在這個方面。這即是說，牠所關心於文藝的是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對革命的政治態度如何，絕不是他或他們所從事創造的藝術態度如何。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發號施令，甚至制定條欵，使普天下的文藝活動家一定要按照這種方法創作，不許採取那種方法創作，那不但徒勞無功，而且會根本窒息任何文藝的真誠活動。這樣辦，於革命並無一利，於文藝卻有百害。那末斯大林為什麼要行之於前，毛澤東又要繼之於後呢？理由很簡單：官僚制度向文藝領域的延伸與控制而已。

這裏還應該指出：由斯大林與毛澤東們欽定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其實只是「祇許歌頌、不許批評」那個勅令的別名吧了。

不過說到這裏，斯大林主義者與毛澤東思想者一定會提醒我們道：「現實主義方法是恩格斯首先提倡的；而且，在你前面一再引證而認為正確的「文學與革命」中，托洛茨基不也是主張現實主義的嗎？」對，我們得解釋兩句。首先我們得清楚，不論恩格斯在「致咍克尼斯」的信中，或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他們之推重現實主義，都不是簡單指文學中某一特定的流派而言的。恩格斯說工人階級的一切鬥爭「都是屬於歷史的，因而可以在現實主義的領域中要求一個地位」，其意義顯然是說：凡是符合於歷史發展進程的事物都可以而且都應該現實主義地表現出來。反過來，他認為，一部小說「如果能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那末甚至不管作者的觀點如何，也會讓他看出歷史的真相，看出社會發展的正確趨勢，並且完成很好的藝術作品。這裏恩格斯主要是在應用哲學唯物論的認識方法到文藝領域中，他不曾排斥文藝中的其他創造方法，更不曾給現實主義方法謀取唯一獨尊的地位。在「文學與革命」中，托洛茨基把這層意思說得非常清楚。他如何在寬廣的哲學意義而非文學派別的狹隘意義中，說「新藝術將是現實主義」的。我們已經在前面充分介紹過，這裏不再重覆。

總之，恩格斯與托洛茨基所竭力推薦的現實主義，決不是想在文藝創作的形式上限制或縮小文藝家們的「廣闊天地」。牠們祇是以社會主義的革命家資格，以文藝批評家的資格，指出了認識世界與認識人生方面的現實主義態度對於文藝活動家們的極端重要性，卻完全不以為現實主義乃是文藝創作唯一可行的、或唯一準許的方法。

這和斯大林毛澤東將現實主義當作文藝創作的唯一方法，以決議昭告天下，鹹令遵守，違者有罪的做法，根本是兩回事。何況，斯大林毛澤東將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僅僅解釋為文藝對於政策的追隨、僅僅解釋為對於「最高領袖」的歌頌，僅僅解釋為對共黨政權下一切舉措之最淺薄無聊的宣揚，這和恩格斯所說的「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非但不符，而且是正相反對的。因為這樣的追隨、歌頌和宣揚最不忠實，往往最為虛偽，因而是最非現實主義的。

祇有一方面堅持「新的藝術家反而需要以往演變完成了的一切方法，並且需要一些補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同時另方面提倡文藝家去學習和把握一般哲學意義上以及特殊的人生哲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態度——纔能促進而非妨礙文藝家的創造，纔能既使文藝為革命服務，又使文藝創作的「廣闊天地」得到保證。

不然的話，如此這般的規定祇能窒息任何文藝創造的生機，更壞的，祇能成為宗派鬥爭的武器，成為某些得勢文人坑害敵對文人的陷阱。

胡風們曾經拿了這個武器去攻擊「浪漫主義」的郭沬若一夥。反過來，後者則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這面大旗之下，對業已落井的「胡風集團」下石（註）。一種文藝創作上的形式或方法，竟然變成譭謗乃至羅織對手的罪名，這當然違反了列寧的立場，也決非首先推重現實主義的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能料及的。

× × ×

談到這裏，有兩個問題很自然地會在人們心中發生：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否僅僅起了負的作用？在牠的控制之下，二十餘年來，中共在文藝方面是否從來沒有過值得稱道的任何收獲？

下面是這兩個問題的簡短回答：

我們說過，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基本上承襲自斯大林，但仍然有一小部份屬於他自己的。那個極大部份起的作用屬於負數；可是這個小部份卻不失為一個正數。這裏的所謂極大部份與小部份，也就是結合在他思想的任何領域中的所謂國際因素與民族因素，亦即所謂「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民族特點。如我們在以前諸章中所述，在許多領域中，毛澤東在民族特點方面的發揮，總是比「普遍真理」的運用上要高明得多，甚至還正確得多。這裏最主要的一個道理，乃是在於毛澤東所學到的「普遍真理」，實質上與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而非馬列主義。因之，如上所述，凡毛澤東獨出心裁的地方有時反能有利革命，抑且走向勝利，而照抄了斯大林辦法的時候則或者失敗，或者有所成功而傾向反動。情形在黨、政、軍方面如此，在文藝方面尤然。

毛澤東文藝思想中「普遍真理」如何為害了乃至如何可能為害中國的文藝創造，前面已經充分講過，不贅述，這裏得談談他文藝思想中的民族特點。

批評地肯定傳統文化，提倡民族形式，推重民間藝術，這些，雖然不能完全記在毛澤東的功勞簿上，但總是與他的思想分不開的。中國早期的共產黨人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五四運動在「反對舊禮教」與「打倒孔家店」的旗幟之下，曾經企圖用「全盤歐化」來建立新文化。他們不加選擇地崇拜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同時不分青紅皂白地排斥中國文化的遺產（註）。等到五四運動的領袖們發生分化，向左的一群接受了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並且組織共產黨，決心把中國實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改造時，他們——這些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對中國的文化傳統仍舊採取著根本否定態度（何以如此，也不在此討論）。因此，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一九二一年）直至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最大多數的群眾說來，始終是外來的東西，始終不曾在中國廣大土地上生根，因而也難於結果。這情形在政治和社會的意義上是如此，在文化的意義上也是如此。革命失敗，部分的革命群眾勢力被逼深入到廣大的農民區域，深入到真正的中國去。那時，一方面由於客觀環境的逼迫，另一方面由於主觀上求生存和求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主義者不得不逐漸放棄其「假洋鬼子」的思想和作風，不得不對中國固有的文化作深刻的認識和廣泛的適應。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民族化了，農民化了。因此也更為群眾化了，在中國的社會中紮下了比較堅實的根。這個過程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怎樣的好處和壞處；牠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起了怎樣的作用，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這些問題，我們在本書其他適當地方論列過了，這裏不贅；我們在這裏須得指出的，祇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憑了他過去的教養和性格，曾經非常合適地，甚至相當出色地扮演了將斯大林牌共產主義稼接給中國固有文化的角色。關於這方面，我們覺得毛澤東的下面兩段話值得徵引一下。其一：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見一九三八年十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其二：

「……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纔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牠。」（見一九四○年一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

這兩段言論所代表的態度，對於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化固然有幫助，對於中國新文藝之民族化卻有更直接影響。五四以來，在語法、體裁乃至題材與思想上都以西方為師、竭力向外國摹擬的新文藝，在三十年代末與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確實讓人看到了某些不同以往的新氣象，首先是小說，其次是詩歌，戲劇與音樂，都產生了一些土生土長的、內容上超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感情的、讀過來順口，聽起來熟悉的文藝作品和音樂作品。這些作品以農村的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大致採取著中國文藝的傳統形式，應用著民眾的口頭活言語，或採用了民間流行的老曲調，在這樣的基礎上加工與提高，其成就是不容否認的，同時，這點成就與毛澤東思想中的民族化主張有關，也是明顯的事實。

自從中共在內戰中勝利，建立起全國政權以後，新文藝方面的這一種民族化趨勢，不但繼續著，而且加強了。牠被規定在「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口號中。不管這個口號後來與「百家爭鴨」聯系起來之時曾經變成了騙人的圈套；但是在文藝領域中，牠無疑是起了進步作用的。特別在戲劇、舞蹈、音樂、繪畫等方面，牠確實盡了些起死同生的作用，做了些改舊創新的工作，牠確曾相當刺激起群眾的創造努力，大大提高了那些部門內的數量和質量。

但是不幸得很，上述種種成就，還只在初見端倪的時候，卻很快被毛澤東文藝思想中的另一個因素，即繼承自斯大林主義的那個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壓倒的優勢摧殘了。文藝必須為政治口號服務，牠必須成為這些口號的文學上與藝術上的表現，結果便把文藝因民族化及群眾化而獲得的若幹生機窒息了。

瘋狂的領袖膜拜制度，又來完成了這個窒息過程。原本在「政治任務」追迫之下奔波得氣盡力竭的新文藝，再給牠戴上那副「唯毛是頌」的鐐銬之後，終於就一蹶不振，整個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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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完了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最後還得談一談毛澤東本人的文藝作品。這位中共領袖賦有文學才能，並且對中國的古老文藝有相當修養，那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一點，便是台灣方面的文化小卒，那些千方百計想貶損毛氏的「專家們」，也不得不默予承認的。

其實，非凡的遭遇總能產生非凡的感情，而「情動則言形」，這個非凡的感情又常能產生動人的詩歌。劉項原來不讀書，但是一則榮歸故里，一則兵敗垓下，卻都自然地給我們留下了「大風」之歌與「拔山」之詞。然則，自來文宗昌黎，詞追蘇辛的毛澤東，當他功成業就，志得意滿的時候，又怎能不寫出些壯麗激昂的詩篇來呢？

毛氏詩詞，沒有疑問，將來一定也會像漢高祖酒酣擊築所歌的篇什一樣，可以傳之永久。

至於牠們從中國舊體詩詞的技巧標準上看，究竟其成就達到了什麼程度，那末筆者既沒有批評資格，又覺得沒有批評必要。同時這方面早已出了專業人材，有郭沫若在那裏作只此一家的詮釋和無以復加的讚揚，我們更不必多所辭費。

我們從毛澤東詩詞裏所感到興趣的有如下兩點，第一，毛澤東的文藝作品否定了他自己的文藝政策；第二，他的詩詞比他的文章更好地表明了毛澤東思想。

在延安的文藝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中心問題：１為誰服務？２怎樣服務？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是：革命文藝應該為工農大眾服務，「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對於第二個問題的解答是，文藝工作的首要任務應著眼於通俗和普及，給工農兵大眾「雪中送炭」，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設法提高，「錦上添花」。毛澤東對這兩個問題的提出與解答，在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特別是為革命利益所需要的。但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如果以為這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藝，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藝，除此以外，一概都被斥為「非無產階級文藝」，非革命文藝，因而必須打倒，那就將文藝創作活動僅僅限於文工團的活動，未免把文藝的範圍劃得太小了，把文藝創作的能事看得太低了。結果，是會窒息文藝，會殺害文藝的。理由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此地我們只想以毛氏本人的作品，反觀一下上述道理。

毛澤東迄今發表的三十七首舊體詩詞，據郭沫若的推薦，已「使中國的文學寶庫增加了無比的財富」。（見「紅旗」：「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我們自不必同意這位毛詩權威詮釋者的評價；但我們仍願承認，這些詩詞是優秀的文藝作品。我們也真誠地喜悅，看見中國漫長的文學史上增加了幾首傳誦的詩篇。不過有一點使我們大惑不解的，乃是這些詩詞如何能夠與毛澤東自己提出的那兩個立場相調和。同時這樣顯然不是「為大眾」和「謀通俗」的文藝，即屬於毛氏自己所說的「只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不需要」的作品，為什麼「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括號中語，均引自「講話」）；不但此也，在「上巿」和「宣傳」的時候，竟是以強大無比的聲勢，以比登載中共最重要政治決議更顯著的地位，並且以同樣方式登載於全國所有報刊之上，——如此做法，是否也為毛氏自己所斥，有「不但污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呢？

我們不想拿毛澤東本人之矛，攻他自己之盾。我們也不想從擴大到荒謬程度的詩詞宣傳中，再論建立毛澤東領袖崇拜制度的反動用意。談文藝時祇談文藝，我們卻願意指出：毛澤東這幾批詩詞的發表，恰好證明了將文藝活動僅僅限制於文工團的活動，是如何的偏頗。當然，有人可以強辯說：「詩詞」的題材都是有關工農兵，特別是首首都與革命有關的；所以牠們是「間接」地為「千千萬萬人服務」。就算這樣吧。那牠們又怎能符合於通俗要求呢？為了一首「送瘟神」的詩義的詮釋，臧克家與郭沫若有異，沈尹默則又和他們二人不同。臧、郭、沈三人，既不是「祇能欣賞低級文藝的」「工農兵」，也不是祇能欣賞普通高級文藝的幹部，他們是成了名的詩人詞家，是此道中的內行；但毛詩到了他們手中尚且了解不一，遑論群眾？如果這些詩詞不是出於毛澤東之手，而是別個作家所寫的，試問，倘若繩以「講話」中的標準，有不被斥為「謬種」，因而遭到圍剿予以禁絕的嗎？

幸而這是主席所作，於是乎，在大眾與通俗文藝之外就別開一格，並從而出版之，流傳之，無所不用其極地頌揚之，「使中國的文學寶庫中增加了無比的財富」。

斯雖毛氏文藝政策之不幸，卻是「中國文學」之大幸也。

或者，毛澤東可以這樣為自己辯護的：我不是文藝工作者，我作詩作詞，原祗為了發洩自己的感情感想，所以不計對象，不計形式。我祇用了我自小學到的一點形式，滿足我的創作要求。我原不想拿去上市的，就是怕「謬種流傳」。等到「詩刊」一定要拿牠們去發表的時候，我也曾特別聲明：「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這番話，毛澤東或他的辯護者一定會說的。我們承認說得有理，談得非常對。但是我們要請問：不計對象，不計形式，祇為了發洩自己的感情感想而寫點文藝東西，這權利是否為毛澤東所專有？如果不是，那末其他專業的或業餘的文藝工作者們為什麼不可以同樣做？為什麼他們一做便是「侮辱民眾」與「沒有自知之明」呢？這不是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我說過『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只因我自小學就的是謬種，做不來新詩，如果免強做，一定做不好。」——這也可能是毛澤東的辯解，同時我們也認為這個辯解有理，說得非常對；但是我們要請問：除了毛澤東之外的專業或非專業的文藝工作者，難道他們自己就沒有一些「自小學就」的本領（順便說一下：自小學就的本領與自小獲得的感情感想，常是一個文藝家決定性的條件），難道他們便不會受各自特殊情況的限制，而可以隨便依照黨的指示（不論形式與內容），可以毫不免強地創造出好的文藝作品來嗎？

由此可見，毛澤東本人的文藝創作情形，非常突出地證明了：如果不給作家「保證個人創造與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螺絲釘」式的文藝政策乃是任何文藝創造活動的劊子手。如果有位文藝官將這些戒律硬叫毛澤東遵守，不許他採用那些連高級知識子分都不熟習的文學形式，不許他搬弄那些屬於「封建主義」的帝王將相，更不讓他拉扯到屬於「神怪迷信」的吳剛、嫦娥，只準他用大眾化的口頭白話，寫些現實主義的工農兵生活，那還能有這些「無比的文學財富」嗎？很顯然，毛澤東的詩詞乃是毛澤東文藝政策的直接否定，同時也是它無情的諷剌。

至於他口稱「不宜提倡」而偏偏大事宣揚，斥為「謬種」而廣為「流傳」；那不過屬於個人崇拜制度下面必有的「侮辱人」的怪現象。它屬於陳舊政治的權術範疇，不屬於文藝，甚至不屬於道德範疇，不必在這裏論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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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言志，歌昹懷，散文長於說理。所以詩歌情真，文章矯飾。在散文裏，在論說體的文字裏，固然仍須有作者在，仍舊能讓人看出個別作者的個別風格；但若比之於詩歌，這種主觀性總要差得多，隱得多，間接得多。詩歌不一定全是主觀的，尤其屬於史詩一類的作品，詩人的自我也不是無所不在的，但是在抒情詩中，在詠懷詩中，卻主要與首先總是把作者的感情感想呈現出來。

中國歷來的詩歌最大多數是抒情體，毛澤東的幾首詩詞尤其如此。因此，我們如果在毛澤東的文章裏看不到毛澤東這個人，那末在他的詩詞裏卻完全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

讀毛氏詩詞，呈現在我們心目中的那位作者的形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和一個現代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聯系到一起。甚至，連孫中山式的近代人都似乎想不起來。能從那些美麗鏗鏘的語言中喚起來的，好像總祇能是秦皇、漢武、唐宗、魏武；最摩登的，也只能讓人想到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或石達開。何以會這樣的呢？那隻盛酒的舊瓶子當然是一個原因。內容與形式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中國的舊詩詞，特別是詞這個形式，仿彿已經給作者們規定了內容：不是風花雪月，兒女柔情；便是劍酒鼓角，壯士悲懷。此外的物和情，好像就不適於表達，抑且難於表達了。近代的、比較複雜的思想感情固然裝不進去，就是平民化的、不屬於英雄豪傑或才子佳人的情操志趣，都和牠格格不入。當然，有才氣的人可以「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可以在這隻舊瓶子裏裝新酒；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無需代價的。新的內容要想裝得進去，總必須改頭換面，甚至脫胎換骨，弄得面目全非，纔能兩相適應，叫人看來順眼。

舊詩詞體裁之所以成為「謬種」，新體詩之所以成為「主體」，其故即在於為要歌詠新人新事，為要發洩新感想新感情，必須借助於新形式了；否則，新內容必然受舊形式的影響。

毛澤東詩詞叫人讀了祇能想起古人古事，想不起今人今事；祇能叫人看見帝王將相，看見才子佳人，卻看不見百姓萬民，看不見庸夫愚婦——在不小程度內，我想是舊體詩詞的形式有以促成的。不過，更重要的原因卻總在於內容，在於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他本人的志向、他本人的感情。

這裏，主要是內容尋求著形式的。

如果毛澤東不擅作舊體詩詞，那我們簡直可以肯定說，他的感情抱負多半不可能記錄下來；因為在近體白話詩歌的形式中，毛澤東詩詞中所表達了的東西，便會顯得非常不合適，會顯得極端的不協調了。

正因為毛澤東懷抱的是帝王思想與英雄主義，所以纔選取了最適於表現那種思想和主義的舊詩詞形式。這裏表裏相符，形式與內容二者相得益彰。

前面，在專門的一章裏，我們曾經研究過毛澤東的思想來源及其組成成分。其中我們指出了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由斯大林竄改與修正了的）祗占了毛澤東思想來源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是儒家思想與遊俠精神。我們又指出過，這三種成分並非平均配搭，亦非同時拼成的，其間有深淺，有先後，後二者顯然還是毛氏思想中的先入之見，因此在「靈魂」和意識的最深之處紮了根的。牠們是進入了潛意識的東西，因之是半先天的，類乎本能性的東西。至於那在毛氏二十七歲上纔開始攝取的馬克思主義，雖然變成了毛澤東思想中最有力的成分，但始終還是有意識的、不是最純熟的，一不小心便會走樣，時時會讓另二種成分捉住後腿的。

文藝創作的特殊性，正如我們在本章前面所說，其中非常重要的兩項是：感情的多於理智的；潛意識的多於有意識的。因此，儘管在毛澤東政論文章中充滿了馬列主義；儘管毛澤東在文藝講話中號召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作家要站穩工農立場，要改變自己的思想感情；儘管毛澤東還舉出了自己的例子，說明他已經澈底完成了「感情變化」，已從頭完成了思想改造；但是當他一進到文藝創作的範圍，一從事於詩詞的寫作。那真是鬼使神差，不由自主，毛澤東思想中清醒時候占上風的三分之一不見了，那平時受著壓抑，潛伏心底的三分之二卻大肆活動起來。在抽象美麗的文字下面，在生僻古奧的典故下面，在現成詞句的引誘下面，毛澤東不僅欺蒙著讀者，甚至還欺蒙著自己，把一些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民主精神及群眾精神根本對立的感情，極其鮮明地發洩出來了。

從毛澤東的詩詞裏，我們看見的確實不是一個「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的王國」（毛氏「講話」中語），而是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的帝國。我們在那裏當然看不見「工農兵的知心朋友」，看不見一個與工農兵感情上完全同化了的革命者；卻看見了一個倚天抽寶劍，挽弓射大鵰，同時又文釆風流，為江山折腰的霸王雄主。文藝誠然是離不開誇大的。我們更不以為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絕對與革命文藝對立。但誇大中可以看見真實，浪漫的幻想其實反映著不浪漫的願望，如果真是一個思想感情徹底解除了陳腐包袱的革命者，率領著一支工農革命的軍隊，在與反動派久經戰鬥之後，終於來到了河套外，長城邊，眼見「北國風光，千里冰封，……山舞銀蛇，原馳臘象」，當然也會和毛澤東一樣「發思古之幽情」，大吐一下胸中的壯志；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卻多半會和毛澤東大不相同的。他多半會悼念那無數萬拋妻子、離故鄉、被牛馬似的驅策到這裏來服役的可憐的「黔首」們。他多半會同情那些敢於違抗焚書令，因而頭上給刺上了字、被充軍到此地來日夜修築長城的士子們。至少，他多半會想起「適戌漁陽」，揭竿而起的貧雇農陳勝、吳廣們的吧。因為這樣纔算得上「站穩工農立場」，這樣纔真的是處處從階級同情出發，這樣纔配稱為痛恨一切壓迫與剝削的革命態度。緬懷往昔，思考當前，本質上不可能出之於兩種感情。如果有人將列寧和過去的沙皇相比，他一定要當作莫大的侮辱；對自己，他當然連一秒鐘都不會作此種荒唐想法的。自從馬、恩以下，所有澈底真誠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無一不以能和古之「叛逆者」等同為榮，無一不深惡痛疾古之「壓迫者」，有如身受其害一般。

可是毛澤東怎麼樣呢？他站在這座古代勞苦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最大血淚紀念碑旁邊，首先想起了打江山的「英雄」們，想起了「秦王」、「漢武」。他想起他們不是為了他們的罪惡，而是為了他們的功業。他想起他們不是為的要批判他們，而是要拿他們來和自己相比。相形之下，覺得他們功業雖盛，但可惜「略輸文釆」。然後面對這多嬌江山，他又按次想到了為此折腰終於成功的三位開國大皇帝：「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想到了又作對比，結果是其中二位「稍遜風騷」，另一位有勇無謀，不足掛齒。他們根本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因此，「數風流人物」，畢竟要讓能文能武，智勇兼備的今朝的開國之君了。

試問，這是什麼感情？這是什麼感想？這是什麼思想？

有好些文學侍臣，為的想替毛澤東掩飾表現在這裏的太過明顯的帝王思想，就硬說「風流人物」乃指「今天覺醒起來的工農大眾而言」，那真是不知所雲，欲蓋彌彰。

其實，毛澤東的帝王思想並不祇表現在「沁園春、雪」裏。有形無形，牠幾乎散見於所有的詩詞中。譬如，在北戴河避暑，他就想起了當年曹操在此地「揮鞭」；又譬如當一位詩友想回故鄉養息，他便想起了漢光武的老友嚴子陵的故事，叫他別回富春江去釣魚。在這些地方，一部份雖然由於舊體詩詞的限制，所謂「活人讓死了的給捉住了」。可是較大部分，卻總因為作者的感情和思想使然，以致一到情景湊合，便不期而然地流露了出來。

「我志未酬民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這詩句不管是否是石達開寫的，但牠總相當好地表達了一個革命領袖——自然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的悲憫心懷。自古奮起民間，率先倡義的英雄豪傑們，不用說都懷有雄心壯志；但因為各人的性格不同，處境不同，在這種雄心壯志後面，多少可以看出兩種「發動力」，一種是為人的，大公的，即對於苦難者與受壓迫者的同情；另一種則是為己的，自私的，即個人對於富貴榮華的追求。劉季遊鹹陽，遂見秦始皇的威風闊綽，於是就喟然太息日：「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在會稽，看到同樣情形，也發了同樣感慨，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項不是文人，說話直截痛快，他們毫不掩飾地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了。其實，歷朝那些開國之君，以及每當末造在各地崛起的豪傑們，其中大多數人的動機幾乎是莫不如此的。他們往往打著「為民除暴」、「替天行道」的旗幟，但這些都是宣傳，是幌子，是藉此博取廣大起義農民擁護的；等到他們功業成就，總是原形畢露，一味在權勢威儀、窮奢極慾的個人享受上去超越被他們打倒了的暴君。這種歷史循環，其決定性的原因，不用說，在於社會經濟的長期停滯，在於現代無產階級出世以前各個被壓迫階級的性質。領袖們的個人意志在這裏是起著極小作用的；不過最小也不等於零，我們仍不妨從各個起義英雄的言行上看出兩種心腸。我們仍能看出他們的賢抑不肖，正好像我們能看出他們的智或愚一樣。

「仁政」與「我入地獄」精神，其本身自是崇高理想。不過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上，因為階級社會的客觀條件使然，這種理想不是做了暴君們欺人的幌子和面具，便成了庸君們被人所欺的可笑話柄。為了不忍見民眾陷於水深火熱中而揭竿起義的英雄，他們的悲憫襟懷，常常變成他們悲劇性失敗的原因。或者，為客觀事變的邏輯所迫，他們的初衷逐漸改變。逐漸拋棄，與無情的現實相妥協；終於以放棄對苦難者的同情為代價，換取了帝業的成功。

過去確是如此的；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卻根本改變了這個情形。因為它造成了客觀條件，使根本消滅人類苦難的理想有可能實現，使領袖們任何偉大的悲憫心懷有可能實現。

有一種見解，認為「仁愛」與「慈悲」，根本與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革命不相容。牠認為，這些都是過去統治階級用來麻醉與欺騙被壓迫與被剝削階級的符咒。所以牠主張，馬克思主義者應以仇恨和無情來代替那些迷人的毒藥。這個見解，我覺得祇對了一半。在劃分了階級的社會裏，不用說，甚麼道德都是蓋上了階級記印的。不曾有過超階級的仁愛，也不曾有過超階級的慈悲。在階級鬥爭中，特別當牠發展到激烈的時候，誰主張反抗的奴隸應該以仁愛對付壓迫者，以慈悲對付垂敗或已敗的敵人，當然是最值得鄙視的說教者，是最可恥的叛徒。在這種情形中，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乃至一切性質革命的革命者，其首要的與最神聖的責任當然是要喚起和提高被壓迫與被欺騙階級的階級仇恨，要號召他們，並且堅決地組織他們，以便進行以牙還牙，「針鋒相對」，絕對無情的反抗和革命；以便「徹底、乾淨、漂亮」地打敗階級敵人，摧毀他們的反動力量，使他們不能再度起來為害革命。

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產階級革命者應該用仇恨和無情來反對「仁愛」與「慈悲」是完全對的。但這與我們前面所說的「為人的、大公的、即對於苦難者與受壓迫者的同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向壓迫者乞求慈悲，叫被壓迫者實行仁愛是一回事，這是徹底荒謬與反動的一回事。對被壓迫者表示同情，以悲憫心懷去喚醒群眾對壓迫者的仇恨，參加他們反對壓迫者的鬥爭，幫助他們去組織鬥爭，領導他們去完成鬥爭，這卻是另一回事，是完全符合於革命利益的一回事。後一回事並不與堅決的階級鬥爭相矛盾，而祇是與群眾領袖們的個人野心相對立。對被壓迫者的深厚悲憫，非但不會減少對壓迫者的強烈憤恨，反而是加深這種憤恨的。古來革命領袖，多數不是原來屬於革命階級的人，他們大多是統治階級或半統治階級中的優秀份子，他們之所以「叛變」自己的階級，投向敵對階級裏去領導革命，總是一半由於看不慣同階級人物的荒淫無恥，另一半則由於同情被壓迫階級的悲慘無告。民主革命的領袖姑且不論，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大師們也不必去談，就是拿科學社會主義的二位奠基人來看吧，他們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誰若以為馬克思恩格斯祇憑著冷靜的理解，單單憑著科學的分析，一絲感情不動，即全無愛憎地，達到了資本主義必倒，社會主義必興的結論，並且發出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號召，那是大大錯誤的。「資本論」是一本嚴格科學的大著。在這裏，馬克思用了解剖刀，用了顯微鏡，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當作自然過程，加以攷察、分析、和批判。這是絕對冷靜的、客觀的、不滲雜半點主觀情緒的。但是你如果讀讀「資本論」卷一的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兩章，即關於「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與「所謂原始蓄積」這兩章吧，雖然仍是嚴格的科學，仍是無情的解剖；但那是怎樣的嚴格與無情呀！在這裏，馬克思這個科學家對於他所研究的對象，完全不是無動於衷的，完全不是冷靜得殘酷的。恰好相反，讀者在那些無情與客觀的材料和記載下面，感覺到了一種極度強烈的愛憎，感覺到了作者對於搾取者的無限憤慨，對於被剝削者的無限同情，對於資本主義辯護士們的澈底揭露，以及對於這一制度的說教者們的辛辣嘲笑。資本主義的社會分成兩極：「一極是財富的蓄積，另外一極是窮困、勞動痛苦、奴隸狀態，無知、兇暴及道德墮落等等的蓄積。」這個情形，馬克思不但用科學家的準確性指示出來，而且用藝術家的非凡的感染性，用了滿腔悲憤描繪出來的。他斥責那些「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有如特．托拉西門的「殘忍」，這些人心安理得地指出「富國的人民一般都貧窮的」，仿彿這是「自然法則」，是「理所當然」。馬克思對於「自從出世以來，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污物」的資本，對於這些「血和污物」的敘述，是如此地不「心平氣和」，是如此地充滿了感情，因之竟可以說牠是一首關於工農業勞動者悲苦貧窮的偉大史詩。在這方面，它簡直是超越了同時代英國那些「人道主義」的作家們的。

人們在這裏，在這個意義上，那是有完全的權利說：馬克思也是「從愛出發的」，以深厚的「人道主義」作根底的，是以「悲憫心懷」作發動力的。

可是在毛澤東的詩詞中，我們卻看不見這種心懷。詩篇中充滿了雄心壯志，但無法讓人看到悲憫的根底；這裏面多的是慷慨激昂，多的是英雄氣概；卻完全缺少了人溺己溺的博大精神，更談不上己達達人的利他主義。英雄壯志，如果不受著悲憫情懷的拘束，終於要變成個人野心的。「縛蒼龍」，「驅虎豹」，鬧牠個「天翻地覆」，讓「日月換上新天」，讓「日月換上新天」，壯志誠然淩雲，豪氣可吞山河；但若腳底下沒有那點子平民民主精神，心坎裏沒有一些兒為人為公的打算，那末充其量不過是「以野蠻對付野蠻」的所謂開明暴君，或者「以百姓為蒭狗」的所謂聖人吧了。這樣的「聖人」，郭沫若已經非常乖覺地從秦始皇、曹操、武則天等人的身上給發現出來，並且聰明地影射到「領袖」身上了。看來，毛澤東還是樂意接受這個道統的。

可是這樣的聖人，絕不應該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他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差得太遠了。

十一 自力更生與「一國共產主義」

毛澤東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論，都是從行動中總結出來的。政治方面如此，經濟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經濟思想發展的過程，得先清楚他經濟實踐的歷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是消耗在軍專鬥爭中的。因此，他的軍事思想也就最為豐富，最有特色。在經濟問題上，毛澤東生平所耗的時間比較的少，比較的少得多。好像祇在一兩年不長的時期中，他纔是專門負責經濟指導工作的。因此他在這方面的思想紀錄也少得多。不過雖然少，雖然「選集」中祇有將近十篇專談經濟的文字，它們的意義卻仍然是很大的。而且，這寥寥幾篇文章，卻已足夠讓我們看到毛澤東經濟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澤東的經濟工作方以及他在工作中所採取的辦法和所形成的見解，我們約略可以分四個時期來談。它們是：１蘇區草創時期；２蘇區內的經濟建設時期；３抗戰中的「自力更生」時期；４全國勝利以後以迄目前這整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即蘇區草創時期大致可以說起於一九二八年之初，迄於一九三一年之秋，為時三載餘。關於這個時期，特別是它的初期，舉凡「蘇區」中的經濟實況，以及當政者所採取的對策，在毛澤東的文章裏有很好記錄。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該文寫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即在「南昌起義」之後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話：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疋、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日除糧食外約五分錢夥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

這段文字把紅色割據區域初期遭受經濟封鎖的情形，說得相當清楚。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也顯然受到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應有注意。

在同期略後，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寫給當時中共中央的報告，即題名為「井崗山的鬥爭」的那篇文章中，對於這一方面，還有更詳盡的描寫。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疋、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欸，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神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徑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疋、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

這是關於一般的經濟困難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處提到軍隊中的經濟困難，寫得更加具體，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伕，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場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所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見「井岡山約鬥爭」）

從上引幾段文字裏，我們大體上看到了紅色區域初期的經濟困難情形，看到它在國民黨經濟封鎖下所遭受到的極度痛苦。這種困難和痛苦，誠如毛澤東所說：假使沒有適當的對策，「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其實毛澤東這裏說的還是故意以輕松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後修改過的），事實上，照那時的情形看，毛澤東統領下的軍隊已經到了餓死、凍死和病死的邊沿，如果沒有適當的辦法來改善，那末國民黨不需軍隊進攻，都可以叫割據完蛋的。

當時毛澤東他們採取了什麼辦法來渡過難關呢？從毛氏的著作中，我們祇能找到這樣的一些：第一，是收稅，主要是收土地稅。但一因遊擊政權的流動性太大，無法建立長期而穩固的稅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據區域「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所以同時採用了第二個辦法，即綁架土豪。據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告訴我們，當時「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遊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所謂「打土豪」，亦即「綁財神」這個辦法，自然是權宜的。如果用以為取得現金的主要的與長期的辦法，那末這個軍隊未有不澈底墮落，變為土匪，而終被消滅的。中共沒有因此而墮落而被消滅，並且還成長壯大起來，它當然還靠了其他辦法，靠了一些經濟性質的乃至非經濟性質的辦法。這些辦法中的最重要的一個，從毛氏的敘述中看，不能不數那種軍隊內部的民主主義。在同一報告中，關於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寫：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註）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

以上是紅軍草創時期的經濟問題，以及領導人如何應付這些問題的辦法。這些辦法當然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創造，但因當時他是主要的政軍領袖，他直接處理問題，所以其責任不能不歸於毛氏。這些辦法本身是簡單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義英雄，不管他們結果是功成為王，或終敗為寇，在初期客觀形勢的驅使下，都曾經採用過這些類似方法。毛澤東在這裏並無什麼發明。對經濟學家毛澤東這個資楁，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過從這些措施中，我們仍不能不指出毛澤東所藉以表現的一些特性和長處。第一，他不會也不曾被經濟困難所嚇倒；第二，他絕非受傳統法律和道德觀念束縛的書生。有此需要時，他不會在任何「罪惡」之前卻步的，能夠取法土匪，「綁架財神」；第三，能夠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產主義的絕對平等和民主作風聯系起來，藉以維繫軍心，鼓勵士氣。這三點，自然與經濟學或經濟學家並無關涉，但作為解決經濟極度困難的辦法，特別是作為一支革命隊伍處於封鎖包圍之下賴以克服經濟絕境的手段，那末，它們就非常值得重視了。毛澤東（當然在這個名字後面還代表著不少人的）如果沒有這些特點和長處，或祇具備了其中的一點或兩點，那末紅區割據的局面絕對地搞不成，毛澤東的天下也無從打起了。

毛澤東的這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的成功發揮，對於他往後的經濟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發生了極大影響。關於這些，我們將在以後談到。

現在我們要談毛澤東從事經濟行政工作的第二個時期了。那是所謂「十年內戰的後期」，即指起自一九三一年年底，迄於一九三四年年底的這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們知道，正是毛澤東最失意的幾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斯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統逐出了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罪名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和「狹隘的經驗主義者」。他受打擊後究竟被派擔任何項工作，在迄今我們所能看到的中共黨史中，並無明白說明（註），不過從「毛選」所收該時期中的文字推測，說他被派去負責蘇區內部的經濟工作，大概是不會錯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以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在這五個年頭中，「毛選」中祇收錄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那篇提綱之外，三篇都是純粹關於經濟工作的。所謂經濟工作，在當時的「蘇區」中，顯然不受重視的。正如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這篇演說中告訴我們，那時「各地政府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毛澤東被派去指導這項工作，顯然是被當作「工作能力較差的人」了。

不過從「選集」所載的現有三篇文章看，我們不但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經濟問題上所表現的「工作能力」並不差，而且還能認識到毛澤東在這些問題上的某些特殊見解和想法，還能看到這些見解和想法是怎樣發生，怎樣形成的。

一九三三年前後贛南「蘇區」的經濟情形，比一九二八年前後，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所描寫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據的區域大得多了（當時估計人口為三百萬），軍隊和黨政幹部的人數也多得多了（註）。幾年來，經濟問題當已不能用原始的應急的方法來解決，它必須樹立方針，建立系統，憑常規的課稅制度來保證收入，以切實的計劃來恢復乃至發展生產，而且採取積極的步驟來對付國民黨的封鎖，藉以安定區內的經濟生活，或至少緩和經濟「圍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過從毛澤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對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所作的演說看，當時「蘇區」，至少在他擔負指導工作之前，經濟問題的解決卻並未做出多大成績。譬如他說：

「……鹽很貴，有時買不到。穀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利害。……

「……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三百萬群眾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擔榖交換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吧。這筆生意是什麼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擔穀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擔，賺去了七倍。又看三百萬群眾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消說都是商人在那裏做的，我們沒有去管過。商人在這中間的剝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一塊錢十二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

還有，江西南部的許多土特產，例如鎢砂，樟腦，紙張，菸葉，夏布，薄荷油等等，因為戰爭和封鎖，有的根本停止了生產，有的雖有生產而運不出去，於是也不生產了。這對於「蘇區」經濟和財政的開源方面，都是大有影響的。

當時「蘇區」政府面對著這些困難，已經採取而由毛澤東強調宣佈，並督促其認真實行的，主要有下述三個辦法：１普遍設立糧食調劑局；２發展合作社運動；３擴大與加強對外貿易工作。糧食調劑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餘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餘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好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復與發展「蘇區」的手工業與工礦業，其次是幫助農業，這方面有如「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至於對外貿易局，主要當然是要一方面擺脫商人的過分剝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敵人的封鎖。它的任務要把「紅區」中多餘的糧食及其土特產運到「白區」，換來日用必需品——主要是鹽和布。

上述辦法，當然是當時當地所能採取的，也是必須採取的經濟政策。它們是割據政權生死攸關的一些對策。這是因客觀形勢要求而提出這些對策的。幾乎每一個人，祇要其地位與見識能關顧到該區全局的，都會想到它們，提出它們。因此，牠們的創議權不能歸之於任何一個人，也不能歸之於毛澤東。不過這些對策幾乎每一個高級幹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這些對策在實際上執行出來，而且要執行得好，卻是另一回事。在當年「蘇區」的實際情形中，後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難能得多，可貴得多。這些辦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導之下實行得好，那末，這個領導人當然有功可居的。我們自然無法知道當時這些辦法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實行得如何。究竟從此時（一九三三年八月）及稍前一直到長征開始（一九三四年秋），「蘇區」經濟情況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我們現在也無資料可資判斷。據毛澤東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宣佈這些辦法之後五個月，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中說：「蘇區」政府用以「沖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的毒計」的「步驟，現在已著著勝利了」。他說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別在手工業和土特產的恢復和發展方面，他說：「兩年以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為我們開始注意，因為群眾生產合作社的逐漸發展，許多手工業和個別的工業現在開始走向恢復。」關於對外貿易方面的措施，他說：「……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得較早，中央區則開始實行於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於對外貿易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毛澤東擔任經濟事務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從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開始的，所以他老是拿這個時間作為一個分界線，標誌著「蘇區」經濟之由惡劣走向改善，由無辦法走向有辦法。究竟事實是否像他所說的那樣，今天我們是難於加以證實或否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即當年紅軍之放棄「蘇區」，從事萬里長征，主要是軍事受挫的結果，其次纔是經濟陷於絕境所致。從這裏，我們如果承認毛澤東在處理經濟行政上也有一手，並且說他在那個時期的經濟工作中積纍了經驗，大概不會與事實太不相符吧。

當然，從毛澤東思想長成史的角度出發，重要的不是這些對策和實施對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他在這個時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關於經濟建設的、比較基本的見解。這些思想和見解，對於日後，乃至今天，毛澤東在經濟問題上的方針，都具有決定力量的。換句話說，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堅決而徹底的一國社會主義者，甚至成為堅決而澈底的一國共產主義者，在別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之外，我們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時期與他後來在陝北時期，在此問題上所積纍的經驗，並由那些經驗所歸納出來的理論。

在贛南閩西的割據時代，轄區僅有支離破碎的二十幾縣，人民纔達三百萬，地僻民窮，且又流動不居，這時候，毛澤東當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號，更難於作「割據社會主義」的夢想，但是我們若細細研究代表他該一時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們卻不能不說，此時毛氏已經有建設「區域性社會主義」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澤東始終和一種不指名的思想鬥爭著。那種思想，據毛氏說：「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那裏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說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毛澤東指出「這些意思是不對的」，「是極端錯誤的」。反對著這個錯誤意見，毛氏提出了「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理由如下：

「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的徹底的勝利；為著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著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著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並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著新的群眾力量；為著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為著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見「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這些話當然全都對的。一支革命軍隊，當它占據了某些地區，在那些地區裏且已組織了長久性的政權，此時的經濟財政問題毋須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這方面的問題是否有足夠注意，對它們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政策，這些政策是否切實執行與行之有效，——與那支革命軍隊的戰爭勝負，與那個革命政權的生死存亡，自有著最直接的關係。以為處在戰爭條件中，無法談經濟建設，甚至無法採取略為長期的經濟措施；以為革命戰爭和革命政權的經濟需要祇能靠緊急應付，祗好得過且過；以為任何經濟問題的解決都得推遲至革命全部勝利之後——這種看法，不用說，是極端錯誤的。如果「蘇區」當年確有這樣一派主張，而其主張也恰如毛澤東所述，那末毛氏對此提出異議，主張採取成套的，積極的經濟措置與政策，當然是正確的。

不過我們現在想要研究的不是問題的這一方面。我們感到興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當年的經濟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關「經濟建設」的思想，與他後來的思想，特別和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們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時期的思想中，究竟讓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萌芽。問題的這一個方面，對於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的史的研究，有極大意義。

毛澤東把當時「蘇區」的經濟工作與經濟政策，稱之為經濟建設。其實此項所謂「建設」的全部內容，如我們上面所見，祗有三百萬元建設公債，其中一百萬元是紅軍戰費；兩百萬元用以發展下面三種機構；（一）合作社，（二）糧食調劑局；（三）對外貿易局。這四項辦法，實際上只像毛澤東所說的；「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為著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但是他一定要將它們稱之為「經濟建設」。這樣的稱呼表示了什麼？

有了內容上的明確規定，名稱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澤東如果在這裏祗是應用了一個不甚貼切的名詞，不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也不應該故作挑剔。我們現在要特別指出來，主要因為這個名詞確實代表了一個思想。它代表了毛澤東（當時尚在萌芽狀態）後來充分獲得發展的一個思想，那就是：不論在怎樣的環境中，不論在怎樣的經濟基礎上，也不論在多麼大的一個地區內，祇要統治的政府想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便可以建設這個經濟。

這樣說，我們是否厚誣毛澤東，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見呢？因為他在文章裏處處著重指出「經濟建投」的「必要和可能」這個限度；他還具體地說明：「我們並不說要修一條鐵路通龍巖」，「在現在的階段上」，毛澤東毫不含糊地說，「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那末，人們會反問：「你們究竟何所據，而說毛澤東即使在那時候有關經濟建設的意見中，就已含有若幹區域社會主義的錯誤呢？」

我們不曾說毛澤東在那時候就已主張建設「割據的社會主義」。但很顯然，他那時的見解早已包含著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種趨向，它們在發展的形態中，必然會變成錯誤的一國社會主義，或區域性的社會主義。在他題為「我們的經濟政策」那篇報告裏，毛澤東在談到經濟政策的原則時說道：「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在這段話裏，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謂萌芽和趨向了嗎？什麼叫做「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呢？報告人是在什麼時候與怎樣的條件中預約了這個前提的呢？想想這些，問題便很清楚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真誠的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自然隨時隨地都會想到社會主義的。無論他幹著什麼工作都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目標。這是毋須說的，無可爭辯的。因為若不如此，那個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便是虛偽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個前進的步驟都叫做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個設施都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末同樣是錯誤的。對於革命的利益說，同樣是有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個最基本的特點，那就是：以真名稱呼實物。名實必須相符。這不是為了什麼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為了革命利益，為了能給革命定出正確的戰略和策略。革命的過程首先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過程。主觀的因素能夠起重大作用、有時甚至起決定性的作用。但這裏必須遵守著一個條件，即這些主觀的謀劃是以正確地認識客觀規律為基礎的，是符合於因而是推進著這些規律的。否則，如果主觀思想違反於因而是逆轉著這些規律，或者，它們不符合於因而是阻撓著這些規律，那末，其結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發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徑前進；而在壞的情形中則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斷送掉革命。主觀的願望，如果脫離了現實，都是無補於事，或於事有害的。向右脫離如此，向「左」脫離也是如此。在行動上脫離固然有害，在名稱上脫離也不會有益，也可能帶來害處。這種情形，我們在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鬥爭中，是累見不一見的。列寧在這方面的一個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說是他當初對俄國革命性質的命名。他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性質」這個名稱，不但讓好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滿，甚至讓某些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民粹派吃驚。這些反對者們所持理由頗不相同，他們對社會主義服膺的真誠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觀的願望來代替客觀的真實。

一九三○年前後由中共領導的軍事鬥爭，幾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觀願望來代替客觀真實的。他們稱自己的軍隊為「工農紅軍」，稱自己的政府為「蘇維埃」——本乎此，他們也稱這個地區內的經濟措置為「經濟建設」，稱之為「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前提」的「經濟建設」。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糊塗與混亂呢？原因有二：第一，由於莫斯科的官僚主義與左傾冒險主義。斯大林為了要掩蓋他斷送中國革命的機會主義的罪惡，為了要配合他當時在世界範圍內所採取的所謂「第三時期」路線，於是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命令中國共產黨組織「蘇維埃」與成立紅軍；第二、由於中國共產黨領袖們對於十月革命歷史的無知，同時也因為他們對於蘇聯種種的景仰，他們一切「以俄為師」，以致不加攷慮，隨隨便便地張冠李戴起來。這種錯誤的結果如何，我們已在其他章節裏詳論過了，此地不贅。總之，在事實的碰壁之下，失敗一個跟著一個而來，終於乘著抗日之機，取消了所有這一切不合實際的名稱和辦法，走向了另一個對國民黨幾乎完全妥協的極端。

毛澤東為了造成社會主義前提的經濟建設思想，事實上碰過怎樣的硬壁，我們無從查攷。不過在非常與極端貧窮的困難境地中，任何超現實的誇大的幻想無法付之實行，甚至沒有可能作小規模的樣版式的實驗，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雖有建設「割據社會主義」的萌芽想法，卻不曾實施的。但是正因為未曾在事實中試驗，這個思想種子越發可以保存。

在經濟建設方面不顧客觀條件，一味強調主觀能動性，一味著重「人定勝天」的官僚唯心主義，應該說，就是從那一棵種子發長出來的。

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的第三個時期，可以說是從一九三六年開始，直至中共的全國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成熟與定形時期。當他較有系統地補習了馬克思主義，比較全面地閱讀了斯大林著作，他便企圖將自己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的見解都弄出個系統來。這項工作當然也伸展到了經濟思想的領域。這個時期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已在前面的有關地方詳細談過了，此地祇談到他的經濟方面。不過即使在這方面，我們也不能作詳盡的介紹和批評。因為這樣做的話，許多地方難免要重覆，而且會大大打破這本書所能給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這裏我們祇能指出毛氏在該一時期中有關經濟思想的兩個主要特點。第一，我們必須指出他在這個時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第二，他在此一時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號。

「新民主主義」這個名字，首次見於毛澤東與人合著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那個課本上。這個未完成的小冊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寫的。原計劃要寫三章，第一章「中國社會」，由別的人起稿，但經毛澤東修改的。第二章「中國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黨的建設」，據說「因擔任寫作的同志沒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節，即在有關「中國革命性質」的那一節裏，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這個名稱。他是以這樣的方式提出來的：「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

緊接著這篇文章，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把上面的觀點更充分地發揮了。自來，至少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新民主主義」曾經被宣傳為毛澤東的一大創造。因為新民主主義這個名稱，好像並未見於當時共產國際的文件上。那末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這個理論的價值如何？特別是它的經濟理論，對一般的中國革命，對特殊的毛澤東思想，發生了怎樣的作用？

事實上「新民主主義」根本不是毛澤東的「創見」，也不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中的「創造性的發展」。歸根結蒂，它不過是當時斯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陣線」理論，在中國的具體說明而已。所謂「新民主主義」，就理論的基本點上說，原不過是受到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舊立場，再由毛澤東做一番中國化和通俗化的手術吧了。在這次手術中，列寧那個早已過時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進歷史博物館去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不但換上了孟什維克「各革命階級大聯盟」的爛招牌，而且還替牠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間，也劃上了一個荒唐的等號。這手術乃是毛澤東系統地研究了馬列主義（實則是斯大林主義）的成績，實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澤東在此略前時期，曾經把他的軍事見解與戰爭經驗系統化了，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繫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文字，其中確實含有大量為毛氏所獨有的東西，含有許多不愧為有創造性的見解。可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化了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遠了。這裏沒有任何獨創，這裏更談不到什麼發揮，有之，祗是他那種有時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領。有之，祇是他那種古今中外牽強附會的拉扯手法吧了。憑了這些本領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五年時代的列寧立場和一九二七年的斯大林路線視同一物，不但把列寧政策與馬爾丁諾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還能將列寧當年的革命代數公式，硬套在孫中山幻想而反動的三民主義身上。

從「新民主主義論」表現出來的政治理論家的毛澤東，委實矮小得很。不過關於這一層，我們曾在有關的地方討論過，此地祗想談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學說。祇想看看這學說對於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革命的往後發展，起了怎樣的作用。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毛澤東自己說得非常坦白：其實也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牠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幻想，與大資產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兩相結合吧了。毛澤東提出這個理論，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則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卻是真信這個理論。為什麼要來這麼一下策略呢？因為共產黨既然宣稱信仰三民主義，而事實上又不甘心這樣做，於是就運用詭辯，耍點手法，說共產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義，卻是新三民主義，而所謂新三民主義，實質上即等於新民主主義。這樣一來，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論上投降國民黨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黨內群眾認真地走向三民主義。這是一個極好的事例，可以拿來證明毛澤東思想中那種無原則的權變作風，可以拿來說明他時時以原則服從策略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說，「新民主主義論」應該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但是因為同樣理由，這個「理論」本身卻不值得對牠作鄭重研究。因為理論的「發明人」自己就沒有看重牠——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牠。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樣呢？當毛澤東宣佈中國革命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這個歷史階段；當他宣佈在此階段裏必須讓「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同時又宣佈這個歷史階段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多為此，他以「新民主主義」的名義拚命攻擊「一次革命論」，竭力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竭力反對「不斷革命論」——當這時候，毛澤東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說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呢？不是的，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也是自以為是的，自以為這是既遵循了列寧主義，而又符合於中國國情的。那末這個信念，這一個基本思想，對於毛澤東的思想有什麼影響？我們是否應該予以充分注意與研究？它當然有很大影響，我們自然應該對它注意和研究。不過這個思想之本質上的錯誤，牠在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中如何被證明為錯誤，因之，結果毛澤東不得不偷天換日地將「不斷革命論」來代替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這些，我們已經在前面的章節裏，特別在談到「不斷革命論」的一章裏，很充分地講過，不必冉在此多所辭費了。

這裏我們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毛澤東與所有經驗主義的實行家一樣，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論」，祗要形勢略變，或與事實發生沖突時，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棄，還可以毫不加以說明地採取昨天被他所攻擊的理論；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總是將此理論應用或解釋到荒謬地步，讓自己走到另一個、與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對的錯誤。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論一下子跳到了「不斷革命論」；從整個歷史時期讓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一下子變成了在短期與一國之內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的想法，這一點，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澤東思想中一貫的原則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個經驗主義的實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論的拘束。

不過，毛澤東並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論的拘束的。人總是受思想拘束的，問題祇在於受哪一類思想的拘束。深刻與具有原則性思想的理論家，他的行為受著一貫的與系統的思想的指導；浮淺的與印象的實幹家們則受他們由某些經驗累積的個別思想所拘束。毛澤東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貫的「教條」，他受著牢牢拘束的則是他本人在實踐中所獲得的一些見解。毛澤東思想中的這一類成見是很多的，其中占據著首位的，自是「槍桿子萬能」這一點，其次恐怕要算他經濟理論中的「自力更生」說了。「自力更生」這個思想與「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完全不同。牠在毛澤東思想中屬於不變部分，牠不受時間與地點的影響，牠進入了毛澤東的下意識中，根本不需要經過分析性的思攷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識思想的出發點，成了他那些思想的決定性的基數。

「自力更生」這個思想是道地的傳統貨。不管毛澤東是從「板倉先生」那裏繼承了朱熹的學說，還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頭禪，這總是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做人治學的老口號。毛澤東是從小就受了這個思想影響的，在中國革命初期，即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為「中國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號叫得太響亮，這個「自力更生」想法無由擡頭。雖然從當時的種種事蹟看，毛澤東顯然傾向於從國內找尋力量這個路線，而且也不太看得起處處寄托希望於莫斯科的那個作風，但無論在行動和言論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來和「他力」方向對抗。當紅軍困鬥於江西之時，軍事與經濟都必須藉自力以圖存，事實上也確乎憑自力在掙紮之時，毛澤東也不曾叫出這個口號，其原因，主要自然在於形勢太明顯，光靠當時割據區內的這點力量是難有前途的。當時的紅軍雖然不可能從蘇聯直接獲得軍火或某他種類的物質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舊要靠「他力」的，例如，紅軍的指揮員需要莫斯科訓練出來的人來充當和補充，戰爭所必需的醫藥物品一定得從大城市購買，而這筆錢多數就是聯共黨來的（註）……因此，不管毛澤東只依靠，甚至祇相信自己看得見、觸得著、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卻仍舊不曾，也不敢將「自力更生」加以理論化。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毛澤東還將恰好相反的理論，充分加以發揮了的。他在該文的第七節中，寫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確的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援助。雖然不能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後，但須加上牠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毛澤東這番言語雖然是用來反駁「資產階級專政」的，但很顯然，如果拿牠來反駁「無產階級的自力更生論」，非但合適，而且毋需掉換一個字。為什麼當時毛澤東會有這種正確主張？這首先當然表示出：在抗日戰爭初期，即當「新民主主義論」寫作的時期，毛澤東還存著獲得外援的希望，同時陝北政權的處境，照毛氏自己的話說，是「還有飯吃，有衣穿」的。環境還不曾逼著他們自己動手來解決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因此，「自力更生」這個問題還不曾在客觀上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出來，在主觀上也就不需要鄭重攷慮，更不需要加以理論化了。

毛澤東將「自力更生」的思想著重地提出來，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將牠當作革命地區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那是在一九四二年。這是當西北邊區在國民黨及日本帝國主義的雙重經濟封鎖之下，經濟情形越來越艱苦的條件中發生出來的。關於這個時期的客觀形勢，以及在此形勢下如何決定了這個方針，毛澤東自己有段話說得很明白：

「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於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於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牠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卻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見「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這裏讓我們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產自給運動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國民黨「反共磨擦」逼出來的。因為這個辦法使中共渡過了難關，做出了成績，有了經驗，毛澤東對它更加重視，更有信心，因而將它理論化和系統化了。但雖如此，我們還必須看到，那時候毛澤東還不曾完全用牠來代替那個「他力援助論」。緊接著對於「自給經濟」的高度估價之後，他立即指出「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牠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這表明出，毛氏在一九四二年還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論」者。

公然將「自力更生」這個口號提出來，而且當作一條與「希望國際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線提出來，將牠確定為今後中共解決經濟問題的唯一辦法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這也就是說，在提倡「工農商學兵」及政府機關全部實行「自給經濟」之後一兩年，站在這一兩年的新的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纔比較堅決，也比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號。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為題，毛澤東給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講了話。在這篇講話裏，我們纔第一次聽見他說：「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

從此之後，中國人傳統的這一個有關興家創業的舊觀念，這一個一直潛伏在毛澤東心底裏的先入之見，就爬上了他的心頭，正式壓下了外來的關於國際援助與國際合作的新思想——這個思想他雖然一度信仰過，卻從來不曾真正服膺的。從此之後，自力更生這個觀念，基本上就成為經濟建設方面的「毛澤東思想」。

不過光就那篇講話的意見而論，當然，我們並不能馬上達到這個結論。因為在那裏，毛澤東說他主張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於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在於反對他們「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他說這句話的主要目的，在於表明中共雖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牠，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兵的創造力。」所以在這裏，講話者顯然不是原則性地提出問題，顯然不是談論建設經濟的方針，更不是談論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這裏的問題顯然是限於應急的，是屬於權宜性的辦法。

那末我們憑什麼理由說這個時期毛氏的經濟主張大大影響了、甚至基本規定了他今後一般的經濟建設思想？

這當然不是憑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論據，而是以他後來的行為和事實作根據的。自從毛澤東正式宣佈自力更生的主張以來，到現在已經有整整二十個年頭。在這中間，對此根本問題毛澤東表示過不同的態度，經歷過不少改變，但其基本傾向卻是一貫的，總是朝著一個方向走去的。這個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們現在不預備詳細敘述二十年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變化，因為這樣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為要了解毛澤東思想中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根本也不需要這樣的詳細敘述。所以我們在這裏祗要指出下面這個事實就夠了，那就是：當他覺得有可能取得國外援助時，他就強調國際援助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反之，當他無法取得這種援助時，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來，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以依靠單獨一國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國範圍之內達到成功，乃是一個極其基本的原則問題，是國際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重要分界線；可是在毛澤東，這問題卻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政策問題，變成為依可能性而轉移的辦法問題。毛澤東所以能有這樣態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於他本質上是「一國社會主義者」，是民族主義的，是自力更生論者。因此，在他看來，自力更生是不變的原則，而國際援助、國際合作或國際分工，則不過是附從於原則的手段，是為實現原則所需要的，但不是絕對必需的手段。

認識了這個主要點，那末我們就不會迷惑於二十年來毛氏在此問題上的種種變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們上述的所謂第四時期中，即當中共全國勝利之後，毛氏對經濟建設問題所曾提出的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主張。

在勝利前夜，毛澤東寫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提出了「一邊倒」的口號，強調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的方針，並且著力地批判了「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錯誤思想。他莊重地宣告：「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

這毋須說是「自力更生說」的否定。所謂「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勝利後有關國家諸方面的初步建設，其間特別指經濟方面的恢復、鞏固和初步建設。既然初步的經濟鞏固和建設，如果沒有國際援助都會是不可能的，那末長遠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之必然有賴於國際援助，牠必然要在國際範圍內纔能思議，自更不在話下。

為什麼毛澤東在踏上全盤勝利門檻的時候，忽然把他多年來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說」收了起來，換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張？是否他從「第三時期」走上「第四時期」以後，關於經濟建設的意見根本改變了？我們得解釋這兩個問題。

我們不想說「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發揮的論點是虛偽的。當中共軍隊取得了意外的勝利，毛澤東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為全中國主宰之時，他面對這個原本「一窮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長達半個世紀戰爭災難的大國，那是無法不有此想法的。這裏不需要精深的經濟學的知識，也不需要有關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確理論，只要具備中國舊式大家庭中一個負責的當家人的頭腦，就會發生毛澤東在當時的想法。要想從無中生有，要想於百廢之餘從事興建，至少在最初時期，總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憑藉，得以發揮其更生的作用。所以這個時候，毛澤東之大喊「一邊倒」，大叫「國際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親赴莫斯科，親自去向斯大林求教又求助，並沒有意味著他拋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張，並沒有意味著他要在國際全局的觀點上來攷慮中國當前與未來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恰恰相反，那是為了取得在一國之內恢復與建設經濟的初步條件，纔不得不將國際援助用作手段。這樣的國際路線，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時候的蘇聯如果是列寧時代的蘇聯，牠真能給革命勝利了的中國以無私援助，牠真能不分彼此地攷慮中蘇兩國的共同利益，那末，憑著事實與思想二者並進的教育，也許能將毛澤東（如果不是毛澤東，至少是中共領導的大部分）改變成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吧。牠也許能讓毛澤東具體地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國際任務，牠也許能讓他切實地懂得社會主義建設必不可少的國際規模，因而讓他由衷地拋去那種狹隘的、實質上反動的「民族社會主義」吧。

不幸事實上並非如此。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他的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他之急欲恢復與堅持沙俄時代的對華特權，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個被一時革命形勢所促成的「國際主義者」毛澤東，以一次切身的經驗，證實了「國際主義」之僅屬理想，甚至是僅屬幌子，使他最後地完全相信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必須以民族國家作堅實基礎，必須靠自力單幹以謀國家富強。當然，他沒有立即把這個信念公開說出來。只要有必要與有可能取得蘇聯的「無私援助」，他是不會作這樣的公開聲明的。斯大林死去後，赫魯曉夫上台。赫魯曉夫這個系統最初表現得比斯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長了毛澤東的國際主義姿態。後來，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逐漸惡化，「國際援助」的獲得越來越顯得不可能，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理論便遂漸地叫得響亮起來。直至最後，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間，毛澤東將這個理論正式寫進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去，這纔公然而肯定地宣佈「實行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具體表現」。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佈中國共產黨實行這個方針，而且還當作一般的真理提出來，推薦給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牠認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主要地應依靠自力更生。」

這時候，毛澤東纔算最後地從一個割據區內自力更生的經濟行政家，發展成為一國之內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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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得弄清楚一個問題：自力更生這個名詞，究竟有什麼含義。據我們看，它可能包含兩個極不相同的意義。一個屬於行為道德方面，另一個屬於社會經濟方面。主張自力更生，或反對自力更生，不管著眼於理論，抑或著眼於實踐，都必須將這二者分清，絕不容許纏夾混淆。個人的自力更生已經如此，民族與國家的此一方針那就更不必說。所謂行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無論個人或者國家，甚至不論其為何種人與何種國家，都是好的，應該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這個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於提倡懶惰、提倡依賴、提倡靠天吃飯、或提倡剝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贓。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否定自力更生，在個人，其後果便是墮落腐化，在民族或國家則勢必趨於衰敗滅亡。毛澤東之強調自力更生，假使僅僅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完全正確。不但在贛南與陝北時期是正確的，就是在中共全國勝利之後，在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都是正確的，誰若在這個意義上反對毛澤東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賣身投靠的洋奴，便是徒托空言的懶蟲。不用說：真正馬列主義者，真正國際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絕對不會反對這一種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們毋寧是竭力提倡這種獨立精神與勤奮精神的。

這個意義的自力更生論不可能成為爭論，也不曾引起過爭論。

在國際社會主義者中間成了爭論的，顯然是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個意義，即為了牠的社會的與經濟的意義，特別是為了牠與國際協力這個觀念適相反對，為了牠肯定一國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意義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國社會主義。

因此，要問「自力更生」是否正確，祇要看「一國社會主義」是否正確好了。

也因此，我們不得不在這裏略跑野馬，談談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資本主義的世界統治應該被推翻，以及它終將被完全推翻，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中，是不成其為問題的了。舊世界被推翻以後，新世界行將實現世界一體的社會主義，這也不會引起爭論了，因為誰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誰都承認（至少在口頭上），社會主義總歸是和民族國家不相容，牠必須在全世界規模中纔能充分與徹底實現的。如今真正成為問題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資本統治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之外，便是關於如何達成這個世界一體的社會主義（並進而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問題。

這個問題是可以歸結為如下方式的：社會主義大同世界的到來，究竟將在很大限度內有賴於各國社會主義革命者、特別有賴於已經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自始就著重於世界全局，經常堅持國際協作，由全球觀點來規劃和建設暫時分為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呢，還是它將由每一個大小不等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在牠們逐一建設成功以後，再像七巧板似的拼湊到一起？

主張和堅持前一立場的是馬克思和列寧，這個立場是傳統的國際協力的共產主義；主張和實行後一立場的是斯大林，這個立場叫做「一國社會主義」。

馬克思根據他對於資本主義的特性及其趨勢所作研究，根據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關係與政治發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須靠國際工人階級的共同努力來推翻；而推翻了資本統治之後，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則更非在國際範圍內進行不可。

列寧不但在理論上繼承了這個基本立場，並且在行動上實行了牠。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經成功，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之後，列寧就全面推行了這條國際主義的路線。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階級與一切被壓迫者呼籲，號召他們起來革命，同時又以實際行動，幫助他們起來革命，務使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權，成為世界革命的起點和火種。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公式，並且立即實行出來，務使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成為單獨存在的國家，而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的一個成員，成為不久便能實現的世界社會主義統一組織中的一個構成分子。

列寧所以要這樣辦，不是簡單為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更是為了客觀歷史的必然和必需。因為第一，他深信，這是俄國革命的生死存亡問題。如果沒有各國工人階級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支援，俄國工人階級的政權是難於長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這是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問題。在世界革命進展的條件下，如果某幾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先後奪取了政權，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那牠們必須以「聯邦」形式結成極密切的聯盟，否則，牠們便不能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包圍中保持自己的存在，牠們便「不能實現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的恢復和勞動者福利的保證」，而更根本的，牠們便不能「趨向於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由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調節的整個世界經濟。」（以上引文見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第八節。）

很清楚，列寧是從世界歷史現階段的理論分析中，從世界規模的階級鬥爭中，特別是從蘇維埃國家的實際經驗中，得出了這些結論的。這些結論歸結起來，那就是：祇有世界革命纔能徹底打敗與根本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祇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再由此過渡到「各民族勞動者的完全統一」，纔能建設成世界一體的社會主義。

這個結論自然與「一國社會主義」無絲毫共同之點。牠是在斯大林未曾發明「一國社會主義」之前，列寧提出來的最有力的反對論據。

但是有人也許會說，「一國社會主義」雖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立場，安知牠不正是這個舊立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正確應用？

我們不想在這裏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怕的是離題太遠了。在這裏，我們祇想略略敘述一下當年產生「一國社會主義」的情形，以及它實施以來讓我們看到的一些結果。因為知道了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結果，我們上舉的問題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蘇聯，國內戰爭已經結束，外國武裝幹涉的危險暫時已成過去了，跟著，長期間遭受了破壞的國民經濟，也穩步走向恢復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後，關於蘇聯未來經濟建設的問題，已經從各方面提出來，迫切要求有一個決定。可是正在此時，列寧卻病死了，西歐的革命形勢又叠遭挫折——牠們不能像俄國革命領袖們所期望那樣，及時地以革命支援俄國的革命，使之在聯合努力之下，共同解決有關革命之繼續前進與繼續擴大問題，以及共同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種種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關於蘇聯經濟建設的方針，蘇聯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兩派相反意見。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他們認為：俄國工人階級既然奪得政權，並且保持了政權，那末不管國際革命的形勢如何不利，不管蘇聯是否在一時間或在較長時期內行將處於孤立地位，這個工人政權卻不但可以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應該去建設社會主義。因為不然的話，連政權本身都無法長期生存。不過在這樣的情形中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該國的工人階級與一切革命者卻必須始終信守著社會主義的國際性的原則。因為他們肯定，在一個國家內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內建設成功卻是另一回事。他們肯定了前者，卻否定了後者。因為他們深信，當資本主義已經不能限制在一國範圍之內的時代，社會主義是絕對不能在單獨一國中建設完成的。根據了社會主義建設國際性這個原則，他們又得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個基本態度：第一，必須把一國建設的利益從屬於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把民族範圍內所已建設成功的東西叫做完成了的社會主義，更不能將它們當作共產主義，以免降底牠的價值，醜化牠的面貌，減損牠的聲譽。

這一派的意見，顯然是列寧立場的繼續。

另一派以斯大林為代表，他們認為：由於俄羅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條件十分優越，所以祇要沒有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幹涉，俄國工人階級不但在蘇聯一國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可以建設到最後成功。根據這個認識，他們也採取了兩個基本態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須從屬於「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歸結於「保衛蘇聯」。第二，當工業方面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完成了國有制之後，祗要再完成農業方面的集體所有制，社會上便已經取消了階級，社會主義制度便已經建設成功。

托斯兩派的鬥爭，如所周知，主要因為蘇聯當年國內外的客觀因素有利於保守的民族立場，以致它在蘇聯共產黨中以斯勝托敗而告終。因此，自從二十年代中期以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依循著「一國社會主義」的路線而進行了的。

結果如何？

從第一個基本態度出發，斯大林將共產國際變成為完全替蘇聯（實則替克里姆林宮官方）利益服務的一個機關，將世界革命變成為蘇聯與各帝國主義國家討價還價的籌碼。每當外國的一個革命局勢發生了，首先要看牠是否與蘇聯利益有所沖突，如果沖突，即如果牠妨礙了克里姆林宮與帝國主義的「和平共存」，斯大林總是毫不猶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幫同鎮壓那個革命。就這樣，一大串亞洲和歐洲的革命運動，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名義之下被先後斷送了，以致在德國促成了法西斯的興起，使蘇聯認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最後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懷抱，以此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讓蘇聯陷入瀕於覆滅的悲慘命運之中。

從第二個態度出發，斯大林採用了極端蠻橫的官僚辦法，付出極高的生命代價，不顧極大的財富損失，去完成農業方面的初步集體化。完成了這一步之後，斯大林就貿然宣佈蘇聯「在基本上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見斯大林對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舉行的第八次蘇維埃大會所作的「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可是正在這個時候，蘇維埃和共產黨內的民主卻消失淨盡了，代表十月革命傳統的整代老布爾雪維克將被殺盡滅絕了，略有批評精神的年青一輩給摧殘鎮壓了，全體勞動者被置於資本家連想像都不敢想像的嚴厲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務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這樣的社會制度，自然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而是用蘇聯工農的血淚繪成的一幅對於人類理想制度的諷刺畫。

可是這樣的諷剌畫，卻正是「一國社會主義」所能繪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見，「一國社會主義」決非馬列二氏的國際主義革命立場在歷史新條件下的應用；恰恰相反，這是人們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之下不能堅持馬列的基本原則，叛離了這些原則，纔製作出來的一種理論，牠在理論上根本背棄了國際主義，在行動上根本放棄了革命，在實際上根本彎曲了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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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自力更生，和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無論就社會根源說，或就思想內容說，都是一類東西，都應該歸入民族社會主義之內。如果硬要在它們之間找出區別的話，祇在於前者比較著重「主觀的能動性」，著重於「本國人民的辛動勞動和智慧」；後者比較著重「客觀的實現性」，著重於俄國所具備的為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物質條件」。不過二者的畸輕畸重，根本不曾發展到我們前面所論述的有關自力更生的不同含義，所以實質上牠們是完全一樣的。

理論上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所有批評，毫無例外地適用於自力更生論。

中俄兩國不同的民族環境，相距二十餘年的不同時代條件，是否能使這同屬民族社會主義的兩種理論，發生不同結果呢？我們以為不能，因為首先，中俄兩國的民族差異絲毫不影響二國相同的階級關係。其次，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雖然具有極不相同的時代特點，但這些特點不足以影響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或民族性這個根本問題（如有影響，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國際性的）。換句話說，不管是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時代的最基本的特點始終是帝國主義的瘋狂掙紮和世界革命的不斷進展。這就是說，斯大林和毛澤東在基本上是屬於同一時代的。

因此，斯大林曾經以一國社會主義名義犯下的種種錯誤與罪惡，毛澤東在自力更生名義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經犯下了，有的則遲早也會犯下的——祇要這個方針繼續發展下去。

已經犯下的錯誤與罪惡，主要是在「三面紅旗」底下幹出來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指一九五六年開始扯起的「總路線」；一九五七年掛出來的「大躍進」，以及一九五八年高舉起來的「人民公社」。這三面旗幟是毛澤東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們在中國人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掀起過空前巨大的波瀾，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闖下了連續三年的「特大災害」。這個災害，比起一九三○年代初期斯大林「全面集體化」所造成的人為災荒來，縱未超過，也決不遜色的。

不過我們不想在這裏多事討論「三面紅旗」的錯誤。因為要詳盡地分析和評量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來，將會大大超出我們本篇所定的範圍。我們在這裏所要研究的，畢竟祗是經濟學家的毛澤東，祗是想知道毛澤東對付經濟問題的態度，想知道他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經濟政策的結果，當然可以用來評量政策制訂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種情形下，也應該用這個標準來評量的。不過為了測驗和決定某一個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訂政策時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卻具有更大意義的。當二十年代中葉，斯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時，斯大林之所以為斯大林，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家與世界革命戰略家的斯大林，其地位與身量固已完全確定，根本不需要以後二三十年的事實證明了。同樣，毛澤東之所以為毛澤東，特別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家的毛澤東，其地位與身量，也祇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豎起這三面大旗就可以決定，不必更待牠們造成的結果來證明的。

關於三面紅旗的本身，牠們的經過和牠們所造成的成績（如果有的話）和禍害，我們曾經在別的地方討論過。特別關於最後與影響最大的那面旗幟——人民公社，當牠剛剛掛起來不久的時候，我們曾經做過相當詳盡的分析和批評，也曾對牠的後果做過預測。這些預測，不幸都被往後的事實所證實。現在我們將該文不加修改，附錄在後面，請讀者們參攷，同時也補足本文在這方面的省略。

這裏，我們將專談圍繞在三旗周圍的毛澤東思想。

「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是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實上，牠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經開始實行，而牠在毛澤東的頭腦中最初形成，卻更在一九五五年年底。這條路線如何闖進毛澤東的思想，是什麼客觀情勢使他想到了這條路線，毛澤東又是怎樣從客觀的經驗中做出他主觀的意見，——這些，實在是極典型的例子，足以讓我們憑此來認識毛澤東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五年年底，就中共的「經濟戰線」說，那是：經濟的恢復階段（一九五○—五二年）早已過去，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已執行了三年。因為有了蘇聯等兄弟國家的援助，因為有了蘇聯早期建國的正反經驗，再因為中國的工業落後，基礎低，起跑點近，恢復比較容易，所以無論是經濟恢復工作，或五年計劃最初三年的執行，都進行得相當順利，方法相當健全，成績是非常顯著突出的。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以工業建設為中心的，在各項成績中，自然以工業為最突出，根據政府所發表的統計，五年計劃最初三年的工業生產，每年都超額完成了計劃。截至一九五五年為止，工業生產的總產值已經增長到百分之六十五；而照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要增長百分之九十八．三。這就是說，三年時間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額。又照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四．七，而在前三年少每年卻平均增長了百分之十八。

這種增長速度，不用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少見的。不特工業方面如此，其他部門，除了那從無到有的各項基本建設工程之外，例如交通運輸部門，手工業與商業部門等等，它們增長和擴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雖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樣。

可是在整個突飛猛進的背景上出現了一個例外，那就是農業。它非但沒有跟其他部門一樣去提前與超額完成計劃，卻一連兩年（一九五三與一九五四年）都沒有完成計劃。農業，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包含副業在內的總產值，原本應該逐年增加百分之四，三；可是，據說因為那兩年在許多地區發生春旱秋澇的自然災害，以致農業和副業的總產值非但不能按計劃增長，反而差點兒達不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為要配合基本建設及工業方面的飛快發展，使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可以跟上來，使各部門的發展能夠保持平衡，保持適當的比例，於是，中共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就計劃著，而且在秋天就發動了所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他們企圖給前進了的生產力配上與之適應的前進的生產關係和生產組織，同時憑藉這樣的關係和組織，進一步地加速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生產和運轉，其中自然特別要想促進農業的生產力，想補救牠在過去兩年中無法完成計劃的缺點，更想藉以解決農業遠遠落後於工業的大問題。

這個運動，就其意圖說是正確的。處在當時情形中，從正確的馬列主義的立場出發，原本應該如此。可是結果卻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著相當堅實步子前進的中國經濟的各個單位，此時，一經努力「改造」，卻好像是幾匹競賽的馬，突然被瘋狂的騎師策進到一條完全沒有規則的，凹凸不平的斷頭跑道裏，以致混亂、沖撞、盲進、瞎退，發生了一場自相踐踏的大慘劇。它讓整個中國經濟蒙受了難以估計的損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聲譽受到了難以挽回的打擊。

怎麼會如此的呢？讓我們從頭講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澤東寫了一篇具有深遠影響的文章，那就是他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書。全是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編輯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進行的成績。特別是要了解農業合作化工作的情形。這個收集編輯工作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那是他從來愛好的「調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規模的實施。這部書編輯了兩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裏所反映的農村情況，大多數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數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這些材料發給一九五五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全擴大會議的各省級以下幹部閱讀，會後，大多數省、巿和自治區送來了補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況。毛澤東於是將全部材料重編一次，同時又重寫了一篇序言。這篇序言雖然不長，但是非常重要，因為牠不但告訴了我們中共怎樣從「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走向「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而且讓我們很清楚地看見了毛澤東是怎樣做他們「調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樣從「調查研究」中得出結論來的。

在那篇序言裏，毛澤東寫下了後來頗起作用，因而頗為出名的下面那段話：

「問題還不是簡單地在材料方面。問題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中國的一億一千萬農戶中，到現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即七千多萬戶，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加入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數字是一千六百九十萬戶，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毛澤東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這段話，對中共往後的全盤政策起了什麼作用，劉少奇曾經給我們做過了系統說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向八屆全代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劉少奇說道：

「……事實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顯然將在很短的時間內開始出現的時候，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常規』就已經必須沖破了。毛澤東同志及時地提出了號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來代替第一個五年計劃原來規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說：

「……

「毛澤東同志接著把『序言』中所闡述的這個思想概括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並且指出了全黨的迫切任務，是要克服實際存在著的右傾保守思想……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倡議，黨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這是一個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綱領。它不但給全國農村工作指出了一個偉大的奮鬥目標，而且給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指出了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這篇「序言」與五年計劃的「沖破常規」有什麼關係，它跟以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方向」有什麼關係，劉少奇在這裏是說得很清楚的。顯然，「序言」代表著十餘年來中共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關鍵，牠標誌出這個政策之由比較穩健轉為狂妄，由比較注意客觀規律轉而為「沖破常規」，由各部分的較有協調轉而為推翻平衡，由比較的遂年增長轉而為大進大退，由比較地能攷慮客觀的物質條件和真實可能性，轉而為唯心主義地一味強調主觀的能動性，最後，由比較重視國際協作態度，轉而為專靠本國人力物力的單幹立場。

這樣一個關鍵所繫的重要文件，我們自須好好加以研究。不過在這裏，我們祇想從上引文字中提出三個問題來談談。

一、根本變化的實質。 在幾個月時間之內，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民進入了半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無疑，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國的情況中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換句話說，這樣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變中國農業的落後情況？它是否確實能醫治這個農業的落後病？那還得看其他條件的。

較為進步的生產組織當然意味著較高的生產能力。合作化的農業經營，當然會比獨戶單幹更有出息。可是歸根結蒂，生產力的提高是要靠技術改進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單幹戶真能多出糧食，還得看人們走進合作社是否自願。如果以合作方式經營的農業組織，並沒有與之適應的技術基礎；又若這種經營方式並非為最大多數參加者自願接受，那末，所謂「先進的生產組織」，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產力，有時還能降低生產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進的生產組織」，應該是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技術改良了，生產力提高了，舊有的生產方式與生產組織無法與之適應了，那時候便順理成章地，產生出較大的、從個體趨向集體的、比較先進的生產組織。

整個社會的變革如此，某一經濟部門的變革也是如此。

當然，這個程序不是固定不變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那種基礎和上層關係雖然不變，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卻是可變的，而且是多變的。在比較落後的國家中，主要由於國內階級鬥爭的特殊情形，可以先發生先進的社會主義革命，然後再憑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同樣，在某一個較為落後的經濟部門中，也可以先採用比較先進的生產組織，然後憑此組織去加速促進該部門之內的生產力。

但是先變上層後動基礎的辦法，無論行之於一國之內或行之於一個經濟部門之內，都必須時時記得二者應有的關係，務使二者不要脫離得太遠，務使基礎能隨即追上並適應那跑在前面的上層。因為不然的話，那個太離基礎的上層建築必然無法穩固，必然要倒坍下來。

毛澤東似乎懂得並且注意了這一無的，因為在指出這個「根本變化」的同時，他要求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以及其他方面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藉以「適應農業方面發展的需要」。這裏毛澤東的意思，仿彿正是說：現在，農業組織的先進架子是搭起來了，但技術基礎跟不上，遠遠地落在後面。為的要讓這副架子不致落空，為的要使牠真能大大促進農業生產，工業必須以比前更大的規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將新的技術來支援農業，給先進的組織及時提供先進的基礎。

毛澤東是否這樣想呢？並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根本變化，其本身就已經是農業發展，其本身就已經是農業生產大躍進的足夠保證。所以毛澤東在這裏要求擴大和加快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其用意顯然不在於使農業的技術基礎趕上它先進的組織形式，而在於使工農二業齊頭並進。

這是一大錯誤，也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以來經濟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來，合作化的推進，為的要鞭策農業去追趕工業，可是突然間，發見農業中起了一個「根本變化」，於是倒轉頭來，要鞭策工業等等去追趕農業了。這樣的「你追我趕」，只因那個「根本變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實之故，以致一著錯，全盤落索；那原已落後的農業竟因之而更落後，原本快速的工業卻因進得太快而傾跌了。

二、怎樣發生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 毛澤東把「根本變化」的表象當成了實質，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於他根本不查問一下，究竟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樣發生的。在「序言」裏，他提出過問題：「農業合作化的進度這樣快，是不是在一種健康的狀態中進行的呢？」這問題當然間得很好。如果他認真、冷靜而客觀地去尋找答案，那末，他當能看到那個根本變化的真相和實質，因而可能收回這個宣佈吧。不幸事實並非這樣。緊接著問題，他便自己斷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舉出了兩個：第一，「一切地方的黨組織都全面地領導了這個運動」；第二，「群眾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這兩個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義官僚機器的最高領袖的可怕處境和他可憐的思想。同時步它們又暴露了毛澤東式「調查研究」的不濟事。一切事，祗要是在黨組織的全面領導之下的，就已是足夠的保證，保證它們是「在健康的狀態中進行」的了。這種論斷，其實祇是如下一種邏輯的應用，牠就是：因為黨領袖的英明領導是永遠正確的，所以在他領導之下的一切黨組織的領導也是永遠正確的。因為黨組織的一切領導是永遠正確的，所以在牠們領導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錯誤的。依據這個邏輯，黨領導成了正確或健康的同義詞，黨組織的本身就是正確與健康的本身。因此，當你要「調查研究」一件事進行得是否正確，祇要問它是否在黨領導之下就得。至於黨領導之絕對正確與永遠正確，那是完全不成問題，而且根本不許成為問題。

這種態度是羅馬教會那個「教皇永不犯錯」，「教會永不犯錯」態度的翻版，是斯大林官僚辦法的承襲，與馬克思列寧的科學的革命精神毫無相同之點。

當然，你也許會說，毛澤東這句話恐怕只是一時「語病」，因為事實上，他授集、批閱和編訂了這樣一大批第一手資料，已經足夠証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組織領導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對，他是在調查，不但調查，他還在不斷地清洗這些組織哩。可是問題不在於調不調查，問題更在於目前中共業已形成的那種制度和作風是否還能讓毛澤東調查出個什麼來。

由於瘋狂的個人崇拜，由於全能的官僚獨裁控制，毛澤東要想在他部下所寫的文章或報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說過或不準備說的話，那簡直比在沸湯裏找活魚還難。地方組織的所有文章報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會有一點異見，更不會有絲毫批評。牠們祇能把下面的實況砍之削之去湊合上級命令的框框，卻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領導上發給下級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爭取上級的表揚；如果行不通的話，幹部們也得不顧死活去行，或者裝模作樣去行，以此表示他們自己有辦法，有能耐，讓上面賞識；如果終於無法「克服困難」，行糟了，那他們就來一個憂報喜，兇報吉，同樣「證實了」上級領導的永遠正確。在這樣的一個系統和這樣的一種風氣中，毛澤東縱使有萬分誠意，想從那些報告中調查研究自己政策的執行結果，試問又怎麼能夠？從那些報告中，他所看到的祗是自己意見之較好或較壞的摹擬，以及自己愛憎之誇張的與虛偽的發揮。「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澤東想從這些報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確反映，實際只是聽到了擴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說話的回聲吧了。

當毛澤東在湖南向「窮秀才，破產的商會會長，錢糧師爺與小獄吏」作調查研究時，他可能得到點真實知識的，因為那時候，他「給他們當小學生」。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當毛澤東做了中國歷史上權勢空前的統治者之後，當全中國的黨政幹部與非幹部都必須依照「毛澤東思想」說話和辦事的時候，這樣的調查研究便絲毫科學性或客觀價值都沒有了。

因此，以黨組織領導來證明合作化運動的正確進展，是不能成為理由的。

毛澤東所舉的第二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說：「農民是那樣熱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這個運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最廣大的群眾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將來。」他們是從哪裏看見了「自己偉大的前途」的呢？據說是從五年計劃中。「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掃除。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

毛澤東的這番話無異在說：中國農民與全世界的農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須從長期痛苦的經驗中，必須從親自體驗的利害比較中，纔能逐漸放棄小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的偏見，纔能接受半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經營方法。中國農民卻祇要看見中共擬訂的三個五年計劃的數字，祇要聽到將來計劃完成後的美好光景，就能夠大徹大悟，心服情願地聽從黨組織的領導了。他們有熱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這個運動，並且將自己的生產積極性提到空前高漲的程度。

如果毛澤東這個理由是符合實情而又正確的，那末，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便是錯誤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小農所說的一切話都是錯誤的。

英國人有句諺語：「你能夠趕馬入水，卻不能強迫馬兒喝水。」同樣，你能夠用命令（甚至像斯大林當年用過的機關槍）在「幾個月時間」驅使五千幾百萬農戶走進合作社，卻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三、是科革家的鄭重先見呢，還是占星家的輕率預言？ 在「序言」中，我們還看到了毛澤東愛給重大事件開出期票的特點。他說：「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一個革命思想家，當然有權利預言。甚至可以說，革命理論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於他對事變發展能有所先見。在預先指出事變的發展時，大體用上幾個年份的數字，當然是允許的，有時也是必要的。但是這樣做的時候，首先要使這個確定的年月數字實在是分析了過去和當前種種條件的結果；其次，這個確定的數字，又必須是鄭重分析今後種種條件的結果。祇有這樣的時間數字纔是必要的，線對事變的推進有幫助，纔對政策的實現有好處。否則，時間預約變成不兌現的期票，非但於事無補，而且大大有害：因為預約者的喪失信用事小，全盤工作因時間表之錯誤安排而遭致嚴重損失則事大也。

毛澤東愛定時間，愛以明確的數字來規定時間。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卻很少注意到我們上面所說的鄭重分析。他總是直覺地估定，隨隨便便出口，為了宣傳，為了好聽。這樣的時間數字，當然不會比「燒餅歌」上的預言有更大價值，但是有無可比擬的更大害處。

星相「哲學家」們給你談了流年終身，到時不靈，充其量不過讓你損失少數金錢；一國元首給國計民生訂定了計劃，預言「交運」，「旺財」之期，如果一再失誤，卻關係著幾億人民的休咎，關係著無數財富的得失。

毛澤東的「張鐵嘴」作風，便曾造成了莫大損失的。下面我們將約略談談「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方面的表現。

不過首先請讓我談幾句題外的話。中國舊文人對於數字的態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學的，卻從來不是科學的。他們從數字中看出來的意義，多的是神秘的象徵，少的是確切的關於量的概念。毛澤東雖然不迷信，卻是個詞人，他的數學又是「蹩腳得可怕的」（他的數學老師徐特立給下的評語，見「西行漫記」），這就使他很自然與很出色地繼承了這個傳統。這個傳統，當他將外來的共產主義拿來中國化的時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項……」、「五反」、「四清」之類，不僅見之於通俗的口號標語，而且見之於鄭重的政策政綱。這類用語，在宣傳藝術上自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因為牠們易懂、易記、合乎中國人傳統的語法和想法。這是毛澤東在繼承了中國文人「數字傳統」的好的方面。

可是還有牠壞的一方面，而且這方面為害之烈，其壞之甚，卻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處的。

當毛澤東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建設的最高指導者資格出場時，他的那個詞人式的數學頭腦便闖其大禍了。無論什麼數字，不管牠是關於時間年代的，也不管牠是關於經濟資料的，或關於統計數值的，毛澤東都貫澈他那種詞人態度：粗枝大葉，不求精審，以意度之，稱心為尚。像「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之類的時限和數字，在詩詞裏固然不失為好的詞藻；但他以同樣態度，應用牠們於經濟計劃之中，應用牠們於有關此等計劃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貽害無窮呢？

在「序言」中，方毛澤東給農業方面半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完成期定為一年，給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到全社會主義合作化的轉變定為三年到四年。這個「一」、「三」、「四」的數字是怎樣定出來的？僅僅從一個事實推算出來，那便是：「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但是這裏的「幾個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間有著怎樣事實上與邏輯上的關係？文章中完全沒有告訴我們。

也許毛澤東是攷慮過這些關係的吧，不過事實證明；他即使攷慮，也決非鄭重的。他定下了時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時限讓事實超越了，他從不加以交代；他時常以甲時限去代替乙時限，卻絕不給人以解釋。你們看，在「序言」中，毛澤東告訴我們：「只需一九五六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但是事實上，這種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時間了。因為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之後，幹部們就再不耐煩去按部就班搞什麼「半社會主義的低級社」了。他們乾脆將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農戶，和其他已經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農戶拉在一起，一同躍進到「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時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也受到了影響：這個轉變不是在三、四年內完成，而僅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內便完成了。

毛澤東如果對他自己走過的時期看得鄭重的話，對於這兩種合作化的提前實現，應該有個交代與解釋，以便對今後新時限的訂定能有所參攷吧。然而不，他根本沒有再作任何檢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乾脆把牠們忘卻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澤東寫作「序言」之後的一年零二個月，在他所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提到農業合作化的時候，關於合作化的迅速完成，關於「實際進展」遠遠超過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時間表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語來說明。他只是根據了新的「現實」，又給未來定下了一張新的時間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合作社纔能鞏固」。換句話說，那些提前了好多年辦起來的「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雖然成立，都還不曾鞏固的。據毛澤東的估計，如果牠們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遲稍許的時候多「能得到鞏固，那就很好了。」

毛澤東這一次的時間表如果真是分析了當時的客觀情況定出來的；定出來之後，如果他又真能鄭重其事地依照這張時間表，切實加以執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舊時間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為問題畢竟不在於面子，而在於實質也。

不過事實證明，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時間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時間表，制定得更加輕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從這張新時間表定下來，僅僅過了一年零六個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時候，依照「序言」的舊表，由低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的轉變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內部矛盾」報告中所定出的新時間表，則離開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的「鞏固」，至少還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澤東通過那個震驚中外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告訴我們道：現在問題根本不再是關於合作社，不再是什麼鞏固或整頓，因為合作社「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了。」現在的問題是：「大型的綜合性的人民公社不僅已經出現……而且……很可能不久就會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一個發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著那張過時的時間表，提出一張最最新的時間表：「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同樣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這一年內中國農村中將能與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在前後相距不出三年的時期內，卻能有三種極不相同的想法與估計：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為在該一年內將可使大多數低級合作社變為高級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為在該一年中將開始「鞏固」「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進了這一年，毛氏卻說一切合作社均已過時，現在要辦人民公社，共產主義的實現已經不遠了！

這裏我們不談事情發展的實質，不談毛澤東在此期間一再改變看法是否正確，不談這些改變是否為客觀所需；我們僅僅從他預約確定時限與年數，並隨便改變時限與年數這一點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麼的輕率，多麼的兒戲，多麼的信口開河！

不過，以上所述還不是有關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釆的還在後頭。

在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對於「建立社會主義」究竟需要多少年這個問題，給了我們很明確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到了那個時候，他說，「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由這個制度發展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還需要一些時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澤東沒有給過確定數字，他祇是說「然後再經過多少年」。不過由於他接著聲明「不是什麼遙遠的將來」，這個「多少年」顯然不是指幾百年，甚至不是指幾十年。

說了這樣的話之後，又將近過了五年，即是說，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時，按照人民公社決議上所定的時間表，中國的社會主義，至少中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是已經「建成」了。那時就要準備在並非很久的將來進入共產主義了。可是，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張新的時間表，據他說：「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都還離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的高階段很遠很遠。因此，要消滅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差別，還需要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的。」（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這兩張時間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張，對於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窮二白的中國說，在「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多少年」之後，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了。第二張，對於十月革命後已渡過了四十六年，經濟發展的水平比中國高出許多的蘇聯說，共產主義的實現卻還離得「很遠很遠」；它還「需要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如果將要在中國和蘇聯分別實現的共產主義本質上並無不同的話，那末毛澤東在前後五年內對牠能約許了兩個如此不同的時限，實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過，令人大惑不解的還有更基於此者。

自從毛澤東宣佈蘇聯離開「共產主義的高階段很遠很遠」之後一年，即是說，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透過另一個基本文件（「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毛澤東再提出了一張時間表。根據這張時間表，「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纔能成功。」所以他宣佈「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

請大家注意，這回談的不是共產主義了，更不是「共產主義的高階段」，而祇是社會主義。這個主義的完全實現，據說都「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

既然社會主義的完全實現都需要這麼長久的時間，不用說，共產主義的實現，更得在遙遠的未來了。可是，我們沒有忘記，僅僅在六年之前，毛澤東曾經莊嚴地宣告：「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這是怎麼同事呢？一會兒，說共產主義可以實現於不遠的將來；一會兒，卻又說連社會主義的實現都得在一百年到幾百年之後！如果前一個斷語是對的，那末後一個時限便錯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澤東卻能兼包並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後兩忘，說過就算！

如此這般的確定時限與年數，那是多麼的輕率，多麼的任意與不負青任！

當然，輕率、任意與不負責任只是表象。在它後面隱藏著遠較嚴重的實質。透過這個表象，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多麼的無知或忽視；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待重大的經濟問題是多麼的不嚴肅，不科學；我們又可以看出他在處理任何重要問題時，是多麼的欠缺一貫性，多麼的陷於經驗主義和印象主義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聯繫著一九五五年以來中國所發生的實際情形，我們再來研究上舉的那些時限和數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為「理論家」的毛澤東的弱點。因為那時我們將會看到：毛澤東之宣佈牠們，雖然輕率，卻非任意的。原來每一個時限和數字，都是以毛澤東在該一時期的經驗印象為基礎的。「形勢大好」了，共產主義在他「看來」便即將在中國實現；等到形勢一變，三面紅旗倒下來砸壞了他的腦袋了，他就宣佈社會主義的完全實現得在「幾百年之後」。一切都有根據，一切都有基礎——可惜根據的不是真實的客觀，而只是行情性的變化；它們的基礎，不是嚴肅的分析與一貫的認識，而只是毛澤東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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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們主要從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觀察了並且研究了他從一九五五年以來如何豎起那三面紅旗，如何對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基本問題。我們的研究是極不全面的，因為我們不想踰越給自己劃定的範圍，度量作為經濟理論家的毛澤東的身材。根據上面所說，大體上已經可以讓人看出這個身材高矮了。我們原可以不再詞費。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後的一面，毛澤東之提出這個辦法，據宣傳又是他對馬列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所作的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因此，毛澤東如何想到這個辦法，如何提出這個辦法，如何決定實行這個辦法，對於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實在是一個具有非常重要性的問題。我們還得談一談。

前面我們敘述過：因為在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間的短短幾個月中，中國農戶百分之六十以上合作化了，毛澤東從這裏看出了中國情況的根本變化，主張在經濟文化建設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規，加快發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變化的新情況相配合。接著，他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他又號召了「全民煉鋼」，大興水利的「大躍進」運動。由龐大嚴密的黨機器帶頭，在更為龐大的各種群眾組織的輔助之下，一個「熱火朝天，氣吞山河」的生產建設運動發動起來了。結果，「捷報」像雪片傳來，「奇蹟」不分晝夜出現，弄得北京城裏的中共領袖們歡欣鼓舞，認為馬克思說過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預言正在實現中。於是，原本被他們認為能促成生產建設戰線上全面大躍進的那個農民生產合作社，現在卻倒轉來成為農業生產更大高潮的障礙物了。必須突破合作社這個小框框，於是「人民公社」這面紅旗就適應需要而升起了。

這是三面紅旗先後升起的程序，也是那幾年事實發展的表面經過。這個程序的推進是否由於客觀群眾的要求，那個表面的發展下面是否有真實基礎，我們已在別的地方討論過，此地不贅（註）。此地我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來談談，所謂合作社妨礙農業生產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須打破這個小框框，必須代之以人民公社這個大組織——這究竟何所據而雲然？還有，毛澤東對於這樣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樣的調查研究？

關於農業生產飛躍發展這個判斷，中共領袖們所根據的顯然是下級機關送來的「喜報」，甚至是領袖們自己幻想出來的「奇蹟」。不過二者相比，我們看見，「奇蹟」所起作用，還大大超過了「喜報」的。

農業的全盤合作化，最後完成於一九五六年初。這一年，據宣佈，乃是建設戰線上初現高潮的一年。這一年，據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報告，農業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四點九」。一九五六年又是所謂「右派猖狂進攻」之年。這一年，根據劉少奇的同一報告，因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懷疑。其結果是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一九五七年生產建設戰線上特別是農業戰線上的進展。」這就是說，一九五七年的農業生產沒有增長，也許還減少了。究竟減少了多少，劉少奇沒有發表具體數字，在同一會議上作「農業發展綱要」說明的譚震林也不曾提及。按著便是「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了。這一年的農業生產，據譚震林在五月間對中共大會發表的樂觀估計，「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國糧食增長的比例，將有可能達到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

這樣，我們看見了：自從農村中實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後，一直到合作社被宣佈為「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而必須轉變為人民公社，這中間，農業生產的增長率是一九五六年所曾實現的百分之四．九，以及一九五八年所預許的「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

可是，請讀者們注意讀一下同年八月，即在上引劉少奇和譚震林發表報告之後三個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特別請注意讀一下決議案的第一節，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觀原因一段。牠說：「在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農業技術措施的常規之後，出現了農業生產飛躍發展的形勢，農產品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加重圈是我加的——作者）

所謂「成倍」，即百分之二百；「幾十倍」，即百分之幾千。然而僅僅三個月之前，農業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會上提出來當作理想年景的，到一九五八年的年底，纔祇希望增長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哩！

究竟哪一個文件對呢？究竟連百分之十幾的增長都尚待實現對呢？還是兩年來早已增長了百分之幾千對泥？根據那時以前和那時以後的中共自己發表的文件，再核對一下客觀事實，當然，譚震林的數字是較為老實的——雖然也已經大大誇張了。

然則，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員們，怎麼能全無根據地，顯然與自己剛剛發表的數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碼的常識都違反地、將「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這樣荒唐的數字寫下來呢？要知道這根本不是什麼普通宣傳，不是群眾大會上的鼓動演說，而是中共中央的決議。它還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決議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會上關於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決議。這件大事與五億以上中國人民的生活有關。這件大事將要在數千年中國的歷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轉變。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個人類史上創造一個「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如此偉大的一件事情，為這件事所作的如此鄭重的決議，其中寫下來的客觀的物質的理由，怎麼可以如此的信口開河，如此的胡說霸道，如此的隨便到近於兒戲？

撇開客觀的需要不談，這裏主要是由於毛澤東那種輕率、大膽、冒險、浪漫與非科學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這種方法自然讓他做成過一些事情，但是也讓他搞壞了不少事情，而在這些搞壞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這回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澤東決心制定人民公社辦法之前，中共曾經大事宣傳，詳盡地記錄了毛主席親自訪問各地農村的情形。這種宣傳的目的無非想告訴大家：毛澤東始終是實事求是的，走群眾路線的，事非調查研究是不肯輕易舉辦的；所以那些報告竭力報導了毛主席如何不恥下問，如何謙虛和藹，如何一邊學習又一邊教導。總之，這些報告一方面宣揚毛澤東處處落實的工作態度與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證明人民公社首先是「從群眾中來」的一個普遍要求，然後纔是「向群眾中去」的一條指導路線。

事實上，這些報告能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不去管牠。不過我們卻應該感激牠們的，因為正是從這些報告中，我們形象地，因而更真實地看見了毛澤東怎樣「到群眾中去」，他的所謂「調查研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當時各報登載的一篇有名通訊。題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再過半個月，即到了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開的會議上，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了。毛澤東在赴會之前，順道訪問了河北、河南、和山東的農村。顯然，這次調查研究，是要給人民公社制度尋找「客觀的事實」根據的。那時人民公社已開始在河南的一兩個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說，這次調查促發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說，毛澤東已經起意的人民公社辦法，經過這次調查，鞏固下來了，堅決起來了，一定要把這制度推廣到全中國（不僅農村，當初連城巿都包括在內的），因之寫下了那個北戴河會議的決議，並且轟轟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運動。

現在請看他是怎樣調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點半鐘，毛主席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解學恭，河北省副省長張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園鄉的大寺各莊農業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滿臉紅光……主席在進門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了這個鄉的黨委書記詹登科，社裏的支書閻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現在，又讓寫了寫他們的名字，並且把每個名字都念了一遍。接著就擡起頭來問他們：

『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

『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問：『每畝平均多少斤？』

支書閻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著『啊』了一聲，讚嘆地說道：『不少呀！』隨後又問大秋作物的預計產量；問了社裏的，又問全縣的。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夏山藥三十五萬畝。毛主席聽過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裏的人，說道：

『要收那麼多糧食呀！』這時候，毛主席顯然是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本縣情況，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堅強的巴掌，算賬一般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們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著，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都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攷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主席：『也要考慮怎樣吃糧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裏互相小聲說著；『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毛主席親切而很有風趣地笑著，一邊就站起來，要到村子裏去看看。」

讀到這裏，我簡直疑心是在讀紅樓夢了。「老祖宗」遊花園，身送圍繞著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婦、丫環。她們像眾星拱月似的，簇擁著這位寧國府裏的最高權威，這裏看看，那裏坐坐，千方百計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個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樂了，偶爾也說上幾句笑話兒，那時這些丫頭，媳婦們便互相小聲說著：「老太太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鳳，配上那個善體人意的劉佬佬，即席表演了一兩段胡鬧劇，老太太就笑她們小家子氣，說道：「誰教鳳丫頭這麼塞傖來著，像咱們這種人家，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璉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吧，趁勢兒又大捧了一陣賈母。大夥兒自然又免不了齊聲頌讚一番。

寧國府裏的老祖宗不可能從這樣的遊玩中摸清楚這個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樣，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也不可能從這樣的遊玩中調查出農村合作社的實際情況。圍繞在這個「老祖宗」身邊的，雖然不是珠光寶氣、千嬌百媚的娘兒們；但是這些身穿中山裝的偉丈夫，這些書記、省長、主任和社長們的伶牙利齒，他們的刻意奉承，他們那窺伺顏色的本領，他們那「逗人開心」的能耐，卻決不在於王熙鳳，薛寶釵等人之下的。

不過，讓我們跟著這位現代賈母再遊一兩處風景吧：

「從食堂出來，向地裏走去。場裏地裏的社員都鼓掌歡呼，毛主席又接連不斷地揮手點頭，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裏做活的婦女很多，一邊又對陪同他的人說：『這裏婦女勞力解放得很徹底哩。』

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告訴主席，說這裏的婦女都脫離了炕台、鍋台、磨台、碾台這四台。主席就說：『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辦幼兒園。』……」

由於這樣的一問一答一肯定，我們看見，在那時以後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國農民家庭中的鍋台全給拆了，人們必須每天兩次，在炎日下，或寒風中，走上長短不等的路，上被廟或舊祠堂改成的「食堂」裏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黃墨黑的公家飯。這辦法給五億農民帶來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卻原來是如此輕松地調查研究出來的。

讓我們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穀子，看了糞堆形的山藥……主席聽到那些山藥都是畝產二十五萬斤，有的竟計劃畝產一百萬斤，不禁又笑問道：

『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呀？』又對鄉、社幹部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嗎？』

大家都說好，都聽得很高興。有人告訴主席，說這社已經辦起了共產主義的紅專大學；主席又驚喜地『啊』了一聲，笑著直點頭。跟著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莊農業社告別。」

這一段遊園的精釆描寫，讓我們看到了：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立即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又是怎樣調查出來的。

最後——

「毛主席到了縣委會，頭一句話就同省委解書記和張副首長說：『這裏的幹勁不小哩！』又對大家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辦就不辦，一辦就辦得很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毛主席問了問河北省其他地區莊稼的情況，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實現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況。最後，指示徐水縣委要早抓明年的糧食規劃，要多種小麥，多種油料作物，種菜也要多品種，這樣來滿足人民的需要。又說，小麥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喂牲口，喂豬；豬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後說道：『下邊真好啊！出的東西真多啊！』又笑著對大家說：『北京就不出東西。你們說，北京出什麼呀？』

『北京出政治領導，』張國忠說，『出黨的總路線！』毛主席又嘻嘻笑著，不斷點頭。」

這些鳳奶奶們也算真的有本事，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著，不斷點頭」。不過老祖宗給哄糊塗了，充其量不過是叫丫頭打開私己的箱籠，拿出些絹帛珍寶來打賞打賞吧了。毛主席給哄糊塗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為在他的英明領導之下，「過去幾千年的畝產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了。」他真的以此作為根擄，在十幾天之後草擬的「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案」上，寫下了「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千倍地增長」那樣的字句。他真的以為那時中國農業之所患已經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過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夠的物質基礎，讓人人多吃小麥，多吃豬肉，讓玉米和山藥喂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礎進入農村共產主義組織了。

「七點半鐘，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臉上煥發的容光，把西邊地平線上黃金鮮艷的彩雲照得花團錦簇。……

黑夜，縣委召開了全縣電話會議。鄉鄉社社都在電話會議上向黨和毛主席宣誓，保證今年糧食畝產超過兩千斤。……

黑夜……早晨還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十幾個鐘頭以後就不僅辦到，而且被超過。大寺各莊早已醞釀的公社，也在這天黑夜正式成立。樹木全部由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

我們真得感謝這位隨駕記者的精細描寫。它不但讓我們看到了在人民公社決議擬訂前夕毛澤東所做的調查研究工作（這裏充分表現了毛澤東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讓我們看到了中共已經形成的那架官僚主義的機器。這架機器性能不壞，效率很高，結構嚴密，行動迅捷。它是非常便於操縱的，而且是在毛澤東的絕對操縱之下。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澤東想對了主意，把正了方向，祇要將電紐一按，機器開動，行動和效果立見。但這架機器還有另一個方面，還有壞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嚴密結構靠下對上的完全服從來維持，它的高速的效率憑上對下的絕對控制來獲致；隨著機器的愈來愈龐大複雜，控制者的愈來愈驕縱自滿，紀律的服從或變成盲目的執行，或變成虛偽的做作；上級領導墮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輔之以最殘酷的鎮壓，以致這架機器的性能大成問題了。效率也許還是很高的，但因上驕下諂成了風氣，批評精神蕩然無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會推波助瀾，以致這種效率時常向相反方面表現！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闖下大禍。

對於尚未腐化的官僚主義的黨政機器言，祇有自己行動造成的禍害，而且還得是非常顯著、絕對無法掩飾的大禍害，纔能起若幹批評作用。在沒有達到這一步之前，每一個動作都要去證明最高當局的「英明領導」，每一個報告都要歌頌上級決定的「完全正確」，每一個結果都要說成是總路線帶來的「偉大成就」。

在這樣情形中，最高領導者要想從下面執行者那裏獲知政策執行的實際結果，當然是不可能的。何況毛澤東方式的調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麼科學方法的，它僅僅是新聞記者的訪問；可是等到後來，特別是當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後，那末它的這一套調查研究方法，正如另一位新聞記者所紀錄的徐水情形告訴我們的，簡直連新聞記者式的訪問價值都沒有了。我們不想懷疑毛澤東的動機，他仍舊是「實事求是」的，仍舊想先做調查而後取得發言權的，所以他雖已貴踰帝王，卻仍不辭炎熱之苦，不辭跋踄之勞，自行到鄉村去下放幾個小時。也許，他仍然懷著做小學生的心情，去向父老們學習研究的。可是那整個的官僚機器不讓他這樣做了。眼見的都是逢迎的笑臉，耳聽的都是他最樂聞的答案。「聖意」是昭告過的，根本連揣摸都用不著，人人祇要順著這個方向（即所謂總路線），添油添醬，推助煊染，以此去證實主席的遠見，以此去讓「老祖宗」既驚且喜，讓他覺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還超過他之所料（註），因此樂得連連點頭，不斷歡笑。

擁有無上權勢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為的墻，甚至許多道人為的墻，將他和周圍世界，和周圍的人，甚至和他最親密的人，都隔絕起來。不管他原本是多麼的聰明，一旦被隔離在這道權勢之墻的後面，總就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的了。當然，這也是生活決定意識的絕好例子。就拿這篇「徐水紀行」中的情形來看吧，毛澤東在和下屬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天真、輕信與顢頇，簡直是令人萬分驚奇的。譬如！他聽了縣委書記的報告後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收要收十一億呀！」按常理，亦即按昔通人的思想方法，這兩句話接下去一定會問：「這樣大幅度的增加真的辦得到嗎？如果辦得到，那到底是怎樣辦到的？」因為這樣發問纔能算作「調查」，這樣追尋纔能稱得上「研究」。可是事實上，毛澤東並不這樣問。打上引的說話跟下來，按著他問道：「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關於糧食收獲量之「成倍、幾倍，十幾倍、數十倍的增長」，關於這個自然界中未曾前見的奇跡，毛澤東聽了連絲毫驚奇的感覺都沒有；相反，他竟把牠當作當然之事，把牠當作完全已經實現之事。所以問題不再是研究這個「奇跡」，而是要以此一奇跡作為前提，研究如何處置這個奇跡，如何適應這個奇跡，乃至使其他種種如何都去追上這個奇跡了。人民公社及其有關的整套辦法與全部理想，便是以「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這個「科學」結論為前提的。人民公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恰恰因為出現了「農業飛躍發展」這個奇跡，恰恰因為具備了這個「客觀物質基礎」，纔「不得不」設計出來的「上層建築」，以便適應和追上這個奇跡的！

以這樣的奇跡為前提，以這樣的「物質條件」為基礎而設計出來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觔鬥，慘遭失敗（註）之理？

人民公社的試驗給六億人民帶來了莫可名狀的痛苦，造成了無法估計的財富損失：而牠唯一的好處，就是作為一個最集中與最澈底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了整個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讓我們確定了作為一個經濟理論家的毛澤東的高度，並且讓我們看到了成為最高權威後毛澤東那種「調查研究」的無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們觀察了和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毛澤東的許多方面。已經夠詳細，而且近乎瑣碎了。現在得總起來說幾句，做個結束。在經濟問題上，跟他在其他問題上一樣，毛澤東始終以民族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經驗主義為思想方法。這樣的基礎和方法，也曾經在經濟事務和經濟建設方面，大有助於毛澤東這個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於中共官僚主義化的愈來愈嚴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國家機器的愈來愈完備，毛澤東要想憑調查研究去獲得直接經驗的可能就愈來愈小，以致逐漸祇能以被官僚機器可怕地加以誇大了的他主觀的意圖或幻想，當作「客觀經驗」，結果，他那策略家的特點再也不能起正的作用，而祇能起負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據地區的主人，牠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難藉以謀取革命戰爭的勝利。牠現在是全國的統治者，牠的任務，用列寧的話說，不但要在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中圖存，也不但要在被嚴重破壞了的窮白國土上從事經濟的恢復和建設；而且要「趨向於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由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調節的世界經濟」。面對著這樣一個任務，毛澤東一向發揮作用的那個「自力更生」方針愈過愈不合適，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愈過愈顯出其反動性質，而戰略家毛澤東的弱點也就暴露無餘了。

中蘇兩個共產黨所以會發生嚴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過其中一個非常根本的原因，卻在於蘇共方面「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大家都堅持了和堅持著一國社會主義（或一國共產主義）。

一二 歷史地位──論風流人物

我們從各方面研究了毛澤東思想。最後，我們還得談一談毛澤東這整個人物，談一談他事業的功過，談一談他在縱的歷史與橫的世界上的地位。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毛澤東自己在一首詞裏發洩過的感慨，這裏我們卻想來試做一個交代。

衡量人物，與衡量任何事物一樣，首先得選好一個標準，一個尺度。人物之所謂偉大或渺小，很難在絕對的意義上顯示，而祇能在相對的與比較的意義上確定的。

用以衡量一個革命家的尺度，自然應該是革命家。人們不能拿袁世凱和孫中山比功業，更不能在俾斯麥與馬克思間論高下：類型不同，無從比起。

中國有句古話說：「擬人必於其倫」，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道理，又可以反過來看的：一個政治家拿歷史上的什麼人來和自己相比，總是毫不含糊地洩漏出他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人物。孔夫子夢見周公，諸葛亮自比管樂，斯大林從伊凡雷帝的鏡子裏欣賞自己，蔣介石將「曾文正公」的家書當作他本人的手諭－－這中間，不但透露出相同的性氣，而且表示出了相同的抱負，甚至相同的階級立場。

列寧認為：「馬克思的尺度乃是測量人類用的最巨大的尺度」（見托洛次基「自傳」、「列寧的死和政權移轉」一章）。所以他雖然「永不在歷史的鏡子裏照面，永不想到後人對他會懷著怎樣的感想……」（盧那查爾斯基語）但據列寧夫人告訴我們，當他死前不久，卻曾注意地，也許感動地，一再讀了托洛次基將他和馬克思相比的文章。

這是十分自然的，列寧祇能以馬克思來自況，祗能以馬克思來自勵。

人們也祗能從馬克思這個「最巨大的尺度」，纔能確定像列寧那樣偉大的身型與崇高的地位。至於俄羅斯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沙皇們，在列寧的詞彙中，永遠與「劊子手」和「絞刑手」聯在一起的，他們與列寧屬於絕對相反的類型，又怎麼可以相比？又怎麼可以拿來測量？

然而，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情形卻非常特別。他們一方面雖以馬列主義者自居，即是說，他們以今之馬克思或今之列寧自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又自擬於古之君主，沾沾自喜地同各自的「偉大祖先們」較文釆，比武功。

為什麼有這種不同呢？

因為：列寧所代表的是純粹與徹底的革命；而斯大林與毛澤東所代表的卻是既革命而又反動的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因此，對於列寧，以及次於列寧但與列寧同屬一型的真純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們，我們祇能用馬克思這個唯一的尺度去評價其意義，去確定其歷史地位；但是對於斯大林、毛澤東以及他們的同類人物，都可以，而且也應該用雙重標準去測量的。我們必須一方面從馬克思列寧型的革命家角度去測量他們；另一方面從過去歷史上那些進步的與反動的大統治者的鏡子裏去觀察他們。

這裏我們自然不談斯大林，祇論毛澤東。

毛澤東如果站在馬克思和列寧這兩個巨人身旁，其高度縱然能高及膝頭，卻總不能昇達他們的腰際。在這方面毛澤東似乎有自知之明的。從來毛澤東的言論與行動，都甚少想到從馬列二人的著作中去找根據。他之所以如此，一半由於語文上的限制，而更重要的一半卻由於他心智上的隔閡。關於政軍二方面的行動，他覺得中國土生土長的理論和經驗，已有足夠的智慧可以汲取。從國外輸入的，祇要共產國際的若幹決議，斯大林的少數著作，已經夠他受用了。這些東西，在毛澤東的眼中，也不是了不起的，其主要作用，與其說是做他行動的理論指導，毋寧說是替他的獨自行動作辯護的幌子。毛澤東至少在他從事最近這次國際思想戰之前，根本不曾普遍與深入地研讀過馬、恩、列三人的基本著作。更不必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另一些理論家們的作品。斯大林的著作，如我們前面所述，他是讀過了的，但也祇限於「列寧主義問題」，以及另一些不收在該書中幾篇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因此，若從社會主義的知識和理論的水平看，毛澤東不但對馬、恩、列三人是望塵莫及，便是與第二第三兩國際鼎盛時代的那些其他領袖，例如與未曾變節以前的考茨基，與盧森堡、梅林，與普列哈諾夫、托洛次基、齊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有著很大距離。事實上，毛澤東所掌握到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幾個大的方面，僅僅是幾條一般的原則，僅僅是有關組織和行動的一些方法，而所有這些，特別是那些方法，又都是斯大林工廠裏製造、冒名列寧的假貨色。所以毛澤東這個名字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家的譜系中，所能占據的地位是很小的。倘就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揮上看，那他甚至還根本沒有地位哩。

不談理論家，僅就馬克思列寧型的革命家標準看，毛澤東的地位是否會高得多呢？是的、會高得多的，但也決計高不到與那標準齊肩的地步。這裏最大的原因是：在馬克思與列寧那裏，永遠是原則決定問題，而毛澤東卻與斯大林一樣，總是準備拿原則來交換一時政策上的便利。實例甚多，在本書適當的地方曾經講過了。

在馬克思與列寧的尺度前面，毛澤東顯得非常渺小的還有國際主義者這個身份。儘管他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後，毛澤東就知道了，也接受了共產黨人那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基本口號，但是實際上，這種國際主義精神卻完全不曾進入毛澤東的靈魂裏。中國以外的世界，在毛澤東祇是觀念上存在的東西。那些地方的無產階級，跟這位成長在華中農業地區的知識分子既無生活上的接觸，亦無精神上的交流。他對他們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在中國革命的進展中，毛澤東從蘇聯所給與的物質援助與精神援助上，首次體會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真義。但因蘇聯在斯大林當權之後，那種援助在錯誤的乃至反動的政策的支配之下，結果卻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失敗，以致毛澤東在這中間僅僅獲得了中國革命必須自力更生的教訓，鞏固了他的民族成見，鞏固了他的非國際主義的成見。等到中國革命成了功，以及成功後他所統治的中國和斯大林統治的蘇聯之間所發生的關係，那就最後打消了毛澤東心中「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理想。今天，毛澤東雖然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派領袖自命，可是實質上，正如我們在有關中蘇爭論的兩章（這裡是指作者另一著作＜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一書。詳見「出版者言」——–編者）中所指出，促成毛澤東出來扮演真正國際主義者這個角色的，主要是他所代表的中國的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並不是什麼國際主義。這和列寧當年之完全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立場上，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上，始終一貫地，不計成敗利鈍地，反對修正主義，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站在馬克思與列寧這兩個偉大標準旁邊，毛澤東的身型顯得最為渺小的，乃是在領袖神化這個方面。馬克思與列寧都非常看重領導和權威的意義；但因他們是徹底唯物史觀的闡明者，是真正無產階級的領袖，所以他們最懂得偉人和天才在群眾的歷史運動中的適當地位。他們一方面是決不「妄自菲薄」，當仁不讓，另一方面卻更不「妄自尊大」，把自己的作用擴張到不相稱的、甚至荒唐的地步。他們是始終謙虛的。馬克思窮困一生，未嘗當權，所以他的謙遜還不曾有充分表現機會；列寧及身成功，當上了國家、黨乃至國際共產黨的領袖，可是他的謙虛平易作風，非但不曾因此稍有改變，而且因實際責任的重大，在這方面更加警惕了。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最清楚的要數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俄共莫斯科委員會給他慶祝五十生辰大會上的表現。在那次大會上，他沒有公然斥責那些好心為他祝壽的同志們。他感謝他們──為的沒有叫他聽祝壽演說，沒有聽那些縱非無聊，卻屬多餘的恭維話。其次，他拿了一幅諷剌祝壽的漫畫給大家看，希望大家看了之後，「今後根本免去這種祝賀儀式」；接著，他引證了考次基還是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時候寫的一段文字，其中說到「轟轟烈烈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會成為有效的手段，足以鏟除在我們隊伍中（按：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王凡西）開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習氣和狹隘小氣的政客作風……」最後，他說，「這段話使我想起我們黨目前可能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即陷於驕傲自大的境地，這是十分愚蠢，可聇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黨在它失敗和衰落之前，往往會驕傲自大。……我希望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使我們黨落到驕傲自大的黨的地步。」（引文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四八四頁至四八六頁。）

這裏讓我們看到一位多麼樸素，多麼高超，多麼有遠慮與多麼徹底的大革命家！在這種並不舖張的（沒有後來斯大林時代同樣儀式萬分之一舖張的），完全出於同志誠意的（其中絕無由上面安排的成分的）祝壽會上，列寧卻已經無法忍受了。列寧是絕對不會容許，也絕對不能容忍頌禱與謟諛的，那怕是一點點的阿諛，那怕是真實的稱頌，他都要提出反對，要提出警告。這樣做不單單為了謙虛的美德，更為了這種無聊習氣會使一個政黨墮落，會使它衰敗。

可是，列寧在二十年代初期諄諄告誡的事物，他所竭力反對的習氣和作風，等到十年以後，在他所締造的黨內和國家裏，不但一一出現，而且以最狂妄的方式出現，以一種比普通官僚國家中所習見者還要嚴重千百倍的方式存在著。等到列寧五十生日之後的第十九年，當斯大林做他的六十大慶之時，那種列寧所憂慮的「驕傲自大」，那種無聊庸俗，在斯大林神化手術中簡直達到了人類史上空前荒唐的程度。

光從大革命家鄙棄虛榮這個必不可少的特性看，列寧與斯大林二人的身型高矮，也已經有霄壤之殊了。

而毛澤東的身型，顯現在這個問題上，恰好與斯大林看齊，因而無法望到列寧項背的。

毛澤東表面是謙遜的。人們還能指出，迄今為止，他還不曾大做生日呢。不但不做，而且還在黨的決議上規定，根本不許給在生的黨領袖們祝壽，也不許以他們的名字去「占有」工廠和街道。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人人能夠看到，一點也不妨礙中共所推行的瘋狂的領袖崇拜，特別是毛澤東崇拜。

毛澤東的表面謙虛同他實質上的最不謙虛，應該怎樣解釋？它的原因何在呢？客觀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在於中國經濟文化的一般落後，在於中共與中國革命的深厚的農民基礎，它們無疑給了偽善、官僚習氣與領袖膜拜以適於生長的氣候和土壤。不過在主觀的、思想意識方面，我們還不能不從毛澤東的儒家思想中去尋找根源。儒家是講謙德的，而實際上卻是最不謙虛的。因為首先，儒家的謙，和他們的全部的所謂「禮」一樣，嚴格地受著階級與階層的限制，它與庶人與小人無緣。謙，祇實行於「君子」之間。它是實行於封建貴族上層社會中的一種行為守則，因而不適用於對下的關係（「禮不下庶人」），更不適用於對一般勞動者的關係。其次，儒家的謙，還受天命說的決定。「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構成了懦家階級學說的基礎。它抵消了某些儒者－－例如孟軻－－的一些改良主義成分，它窒息了任何民主主義的萌芽，給一切成功了的專制暴君的存在作了護符。可是在同時，這個「天命所歸」或「天生德於予」的信心，有時也能使暴君謙虛起來，甚至會擴大到自己的階級之外。他們越是相信自己的天命，越是有恃無恐，就越能「謙恭下士」，越能「紆尊降貴」，去同小民們「同甘共苦」。這時候，我們便見到表面上的異常謙虛與實質上的最不謙虛聯在一起了。在這種人身上，最狂妄的優越感往往以最謙虛的形式表示出來。

毛澤東的外表謙虛與他內裏的最不謙虛，應作如是觀。

當然，限制了儒家謙德的那種階級觀念，在毛澤東身上換上不同性質。他不代表舊式地主貴族，但他代表著一種新式貴族，一種以共產黨人為中心的官僚貴族。要明白這種貴族，我們就得看一看列寧與斯大林關於共產黨的不同看法。

列寧的見解是這樣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有別於本階級的大軍，乃至有別於其他所有的勞動者，祇在於前者的階級覺悟比較高，他們的政治認識比較清楚，並且其中大多擺脫了一般謀生的職業，傾其全力來從事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列寧雖然將先鋒隊（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員）與非先鋒隊加以區別，但沒有將這二者劃成兩個等級、更不認為二者之間有什麼本質的與不可踰越的差別。

斯大林修改了這個觀念，他提出了那個有名的說法，「布爾雪維克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根據這個認識，共產黨和無產階級以及一般的勞動群眾，不再僅僅是先鋒隊與後續大軍的關係，卻是兩種天生不同的人的關係了。前者用較高材料製成，後者用次等材料製成。因此，前者指揮，後者被指揮；前者役人，後者役於人；前者天賦特權，後者天生無權。從這個認識引伸，共產黨中的領導者，當然用最上等的材料造成；而領袖中的領袖斯大林，不用說，那是由造物主特選的無以上之的材料來製造的了。

斯大林這個學說遠遠地向後倒退，退過了十七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諸大師的主張，回到了最反動的基督教的「上帝選民」與「先知」的謬論。

毛澤東完全接受斯大林這一個謬論，並使這個外來的「真理」和他固有的儒家「天命」之說結合了起來。於是，中共變成了從上而降，從外而入的中國工農的「解放者」，而毛氏本人則成為「天命所歸」的「大救星」。

就這樣，斯大林與毛澤東的「謙虛」一方面為新的「階級」，即為共產黨人的特權地位所限制，另一方面為最反動的神權說所決定，他們不管嘴上說得多麼謙虛，而實質上卻是最大的僭妄。這，和列寧之真正從工農大眾的民主出發，真正以勞動者的一份子自居，真正棄絕過去一切統治者們的庸俗與小氣，真正做到無產階級大革命者的樸素與謙虛，那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由此可見，站在「測量人類用的最偉大的尺度」前面，毛澤東的身型確實矮得可憐；特別在個人崇拜與領袖神化這一點上，簡直顯得渺小而醜陋的。

然則，站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孫中山」的尺度前面又如何？

那當然是不同的。如何不同？讓我們先看看這尺度本身。

如果馬克思列寧的尺度主要標誌出無產階級革命，國際主義與平民精神，那末，「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孫中山」這個尺度，主要代表的乃是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專制一統的君主絕對主義，以及等級嚴明的官僚主義。

這個尺度也就是中國數千年來的所謂「道統」。牠一方面以漢民族的崛起、鞏固、圖存與擴張的傳統為經，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緯：二者互為因果，彼此影響，編織而成的。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牠繩繩相繼（註[24]），在各朝各代的偉大人物身上體現出來，而一切自命為聖賢之人，也都以此道統為自身努力的標準，並且拿牠來作為評量他人成就大小的尺度。

久遠的且不談，就拿毛澤東所舉的四位「先進中國人」來說吧，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找尋真理」；可是在本質上仍然受著這個道統支配的。洪秀全、康有為、嚴復三人當然如此，就是孫中山也是如此。

將孫中山排在這個道統之末，不能說單單由於戴季陶蔣介石們的別有用心，孫中山自己也確有此一抱負。在他提倡的三民主義中，雖然包含得有民主和民生，但歸根結蒂，這二者都還是為了民族。對於孫中山，正好像對於清末所有的志士一樣，復興民族是主，是目的，至於其他的主張則全都是輔，是手段。孫中山正為的要完成民族主義，所以他一方面要推翻那個統治了漢族達二百餘年的異族專制，另一方面，要將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甚至社會改良主義），拿來替換那個腐敗無能的君主絕對主義。他這是處在新的時代，站在新的階級基礎上，承繼著並且企圖更加發揚這個道統的。

不用說，這個樣子的承繼和發揚，在一定意義上已經在離開這個道統，已經在部分地否定了這個道統。但是總的說來，孫中山這個人物，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所占地位，恰恰要用這個尺度來評量，而且也祇能用牠來評量，纔能顯出他應有的高大。

毛澤東比諸孫中山，自然離道統更遠，其所否定的部分，也比較的為大；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曾遠到和大到不適於用此尺度來評量的程度。事情恰恰相反。要徹底了解毛澤東，要估定毛澤東的真正意義和地位，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所述，倒是非用這個道統來做尺度不可哩。

從這個尺度望出去，我們便看見毛澤東利用俄國人所曾用過的方法，把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人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從這個尺度望出去，我們便看見在人民政府的形式下，毛澤東已經將集權一統的政制發展到了極致。從這個尺度望出去，我們便看見在處處組織與層層領導中，毛澤東已經把尊卑長幼的等級官僚主義完成到理想的程度。

總之，無論從個人角度看，或者從全體中國人的角度看，毛澤東站在「文武周公孔子」這個尺度前面統是非常合適的，而且非常巨大的。以個人論，他是英雄得意，「帝業」成就；對民族言，則不但使赤縣神州免於淪亡，而且讓炎黃子孫揚眉吐氣。這般功業，縱使尚未能超越成吉思汗，卻已邁過唐宗漢祖了。

自從人類的歷史進入到以世界為單一舞台之後，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國人，一直居於被奴役、被鄙視的地位，起著可憐與卑屈的作用。中國政治家，自從在清末被資本主義的風暴強拖進國際事務中去以來，一直扮演著被人揶揄，受人欺壓的小醜角色。透過這些「代表們」，中國人的臉是丟盡了，氣也是受盡了。結果是：小部分、主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國人，便根本喪失了自信，在外國帝國主義面前徹底認輸，變成了十足的奴才，另外的最大部分中國人，在重重的聇辱和壓搾之下，深深感覺到民族自傲心的受到損傷，他們被激怒了，吼叫了，起來反抗，他們成了反對國外侵略者與反對國內洋奴的革命者。近百年來，中國發生了前後相繼的動亂和革命，無數中國人拋頭顱，灑鮮血。所以然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自傲心的尋求滿足。這個具有數千年悠長文化歷史的漢民族，決不肯長期屈居人下，遭受欺淩的。他們要翻身，他們要不受鄙視和輕視，他們要在現代國家的行列中縱使不佔據主要地位，至少要佔據平等地位。

不過，為要實現這個願望，得通過頗為艱苦曲折的鬥爭，得經過很不短暫的時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中經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以及一九二五年開始的革命的發展，一直到蔣介石領導的抗戰「勝利」－－在此時間內，希望不斷出現，失敗卻很快跟來。中國人以血淚換來的代價，往往只是夢想的破滅。同時許多次「民族地位」的擡高，實際上卻是更加屈辱的嘲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被捧為「四強」之一了，而其實呢，事事隨人擺布，處處被人鄙視，「勝利」歸來的國民黨中國，無論在內政外交上，實比過去更明白地仰美國人的鼻息了的。

蔣介石國民黨之失盡人心，不小原因是由於牠違反了這種民族自傲心的復興運動。

同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的勝利，在不小程度內，也得歸功於他和他們對這個自傲心的尊重。

中共軍隊一進大城市，平素那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洋大人，忽然變得服服貼貼，老老實實了。

這是中國百年來的第一次。

中國派出去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們，或者受人尊重，或者遭人痛恨，卻再也不扮演讓人操縱的傀儡，或叫人取笑的小醜了。

這是中國百年來的第一次。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人對敵人敢於怒目相向，敢於以牙還牙：對「朋友」不肯奴顏婢膝，在「一面倒」中不肯放棄自己立場，於必要時還能說個「不」字。

這也是中國百年來未曾有過的事。

這些事，既然都是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國家給中國人幹出來的，那末，他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個尺度之前身長如何，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當然，將中國國際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的，是中國工農大眾勝利了的革命，決不能歸功於毛澤東個人，也不能歸功於他的民族主義。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卻最容易造成這樣的錯覺，而毛澤東正是利用這個錯覺，將所有這些都歸功於己，以此造成了個人膜拜制度。

不過我們這裏不想再來討論前面業已充分討論了的問題。在這裏，我們祇想指出一點，即：毛澤東在自己「偉大祖先」面前越顯得是好子孫，那他在馬克思列寧面前便越顯得是壞學生。本來這兩個尺度並非絕對沖突的，也並非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相容的。問題第一在於你到底認哪些偉大人物作自己的祖先。第二在於你的「民族主義」在國際主義中佔著怎樣的地位，多麼大的比重；又在於當「民族主義」在革命過程中業已完成了牠的進步作用，開始在發揮反動而有害的作用時，你是否能及時與堅決地遏止牠，反對牠，拋棄牠。

關於第一點，我們又想借用列寧的文字了。在「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有一段與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極有關聯，文字如下：

「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歧視民族自傲心呢？當然是不歧視的！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最努力於把祖國的勞動群眾（即祖國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覺悟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睹皇朝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而最感傷心。我們因這種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受到反抗，因為這些人民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一九○五年造成了群眾的革命黨，大俄羅斯農夫在當時已開始成為民主主義者，開始推翻牧師和地主等等事實而自傲。」（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譯本第八九七頁）

這段文字在我看來，已經很清楚地解決了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原來列寧以自傲的偉大的祖先，不是可怖的伊凡，不是彼得大帝，不是羅曼諾夫家族中任何一個「明君英主」－－雖然站在歷史觀點上看，既然某幾個沙皇多少對大俄羅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於俄國的西方化，盡過一點力，因而也可以說，是比較進步的。列寧也不曾把蘇伏洛夫與庫圖左夫一類傑出的將軍當作「民族的驕傲」－－雖然他們的赫赫戰功，如果從大俄羅斯人的「愛國」立場看，確乎值得自傲的。列寧當然更不曾把東正教中的任何一位「聖潔的」主教當成民族自傲心的原因－－雖然在寬廣的意義上說，東正教對於大俄羅斯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列寧所提及的語言在內，確實有過多少貢獻的。列寧是最懂得，並且最能應用辯證的歷史觀的。他當然會「歷史地與客觀地」給這些祖先們以應有的價值。但他首先是無產階級的積極革命者，所以當他對待民族的歷史問題時，他也決不會片刻忘記自己的階級立場，決不會片刻忘記自己的鬥爭任務，因此，他所引以自傲的大俄羅斯人的偉大祖先，是拉吉舍夫（註[25]），是十二月黨人，是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

列寧這樣認識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傲心，這樣分清誰是自己真正偉大的祖先，真是給了一切（特別是落後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者以一個極好範例。牠指示出應該如何去「酷愛」自己的祖國。牠告訴人們究竟是怎樣一種「民族自傲心」，纔能無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且還能鞏固和加強國際主義。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與列寧背道而馳。毛澤東則與斯大林殊途同歸。

誠然，毛澤東也是以中國歷史上的一切起義領袖自傲的。他也曾給中國的拉吉舍夫，中國的十二月黨人，中國的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同時，甚至是更為經常地，他卻著眼於那些為「多嬌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們，懷念那些為競爭帝業而終於獲勝的豪傑們。他以這些人自況，以這些人自傲。可是在列寧眼中，在俄羅斯，這些人卻是「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因而使列寧「最感傷心的」。

在這裏，讓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和列寧之間的最大不同點。

關於第二點，我們這裏就不用多所辭費了。前面我們不止一次地講到過牠。在本節中也曾聯繫著毛澤東和列寧的對比，講到過牠。總之一句話，在毛澤東思想中，國際主義始終從屬於民族主義的，前者是方法和手段，後者纔是目標和目的。自然，人們可以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特別從中蘇發生思想爭論以後的中共言論中，找出無數例子來，證明毛澤東多麼地矢忠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我們不想在這上面多所爭辯。因為有關中共起來反對修正主義的種種原因，本書在專門的章節中已經充分地討論過了，此地我們不怕多餘地想再提醒一下讀者的，祇是下面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堅持一國社會主義學說，即認為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社會主義可以建設到澈底勝利，並且認為縱使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完成之後，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都得與都能成為獨立單位的──保持和堅持這種思想並切實加以實行的人，決不是、也決不可能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不管他國際主義的旗幟舉得多高，不管他世界革命的口號叫得多響。

毛澤東目前已經是七十高齡的人了。不容說，他的思想不可能有什麼新的變化。不過，尚未「蓋棺」，即不能「論定」。而且我們知道，一個人，不論是多麼堅強的人，總要受事變影響的。現在，中共和蘇共正在爭論。在此爭論中，毛澤東是當上了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旗手了。正如我們上面所說，毛澤東的這一個新角色是事態逼成的，是表面與實情不符的；但是由此我們難道可以斷定：今後在事變發展的客觀邏輯的作用下，這位逼上梁山的國際革命派的盟主，不會假戲真做，並且愈演愈真，因而使他縱使站在馬克思列寧的尺度前面，也具有偉大身型呢？在理論上，我們自不能否定這樣的前途。但是這裏必不可少地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世界革命的進展中，要有一群真正國際主義的革命者產生，特別在中國，在中共內外，必須有這樣一派國際主義者形成，而且獲得能起作用的地位，這樣纔能使毛澤東虛假的國際主義，在相應的程度中，在左邊的壓力下，由假變真，實行出來。這樣的條件，實際上多少已意味著中共及其國家經歷了政治性的革命。它將在黨和國家的民主化方面進行澈底的改革，而對此改革，毛澤東是不能適應，並且多半要成為改革矛頭所向的目標的。因為，毛澤東身上根深蒂固的英雄主義與帝王思想，他的民族道統與絕對主義，實在使他無法去適應（更不用說真心接納）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工人革命的國際主義了。

說到這裏，不期然而然地讓我想起了英國詩人雪萊的名句：

「原來美德有一個永恒的仇敵，

更甚於暴力和欺詐的；

那便是古老的習慣……」

雪萊的這首詩是為拿破侖而作的。為了他的稱帝，雪萊罵他為「最無大志的奴才」，說他「選擇了脆弱而血腥的輝煌」。這種輝煌是一種最最古老的習慣，牠不知毒害了古往今來多少「美德」的。

斯大林受惑於「脆弱而血腥的輝煌」，變成了歷史上最有野心卻「最無大志的奴才」。他成了那個「永恆仇敵」的犧牲者。

毛澤東具有斯大林同樣大的野心，但迄今為止，卻表現得同樣地「無有大志」。是否將來在百年定論之時，毛澤東能終於證明出不做「古老習慣」的奴隸呢，能終於在行動上否定我們的看法呢？

這，主要將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世界共產主義者，特別是中國的國際主義革命者的鬥爭問題。在這個鬥爭中，毛澤東可能會有種種搖擺，但是無論如何，這搖擺決不會有如此大的幅度，以致使他不成為未來革命之首要目標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寫完

工人階級談文革暴政

作者 向青 王凡西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零二年

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向青

「文化大革命」決不是毛澤東瘋狂（醫學意義上的瘋狂）或者失勢的結果，也不是中共黨內無原則的派系爭權的表現，這是一場根源深遠、後果極其重大的政治鬥爭，是行將到來的中國政治形勢根本轉變的序幕。這個大轉變對世界的影響，將不下於十年前斯大林的被鞭屍。

「三面紅旗」大冒險的慘敗，不但招來廣大群眾的反感，而且引起官僚層內部的批評。位居要津而犯顏直諫的彭德懷等人立刻遭受罷官禁錮；而僅僅手握筆桿借古諷今的吳晗之輩，則留到經濟形勢好轉後更有利的條件下方去加以清除，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鬥爭一正式展開，很快就證明了：對毛澤東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的反對意見，在黨幹部中是相當普遍的，這個尚未形成固定組織的反對派甚至得到黨的最高領導層內一部份人的支持，而這些人掌握著很大部份的黨機關和整個青年團，以致毛澤東、林彪派（他們才真正適合稱為「保皇派」）不得不公開宣布要「造反」，要打倒黨內當權派。於是「文化大革命」變成了三十年來最嚴重最激烈的中共黨內鬥爭。這場鬥爭顯然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像這樣主動地發動群眾起來鬥爭和改造黨機關，是全世界斯大林黨內前所未有的派別鬥爭方法，只有毛澤東才有足夠的力量、自信和氣魄去這樣做。

儘管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鬥爭表面上塗滿左傾的色彩，它的基本性質卻並非進步的、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反動的，其目的在於保衛極端專制的斯大林主義的毛澤東統治集團的特權。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工農群眾徹底解放的事業，它只能由工農群眾自覺而積極的奮鬥來完成。在這漫長、艱苦、複雜的鬥爭中，革命群眾必須時常進行熱烈的討論和爭論，才能找出最正確、最好的具體道路。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建康發展必然要伴隨著工農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的不斷擴大，以及國家機關日益消溶於全體組織起來並武裝起來的工農群眾之中。中共政權過去一切錯誤的根底，正是它騎在工農群眾頭上，成為壟斷政權的貴族等級。禁止任何公開批評，不容許群眾享有自由民主權利。這個基本錯誤，在目前號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並沒有改正，反而變本加厲了。雖然毛林「保皇」派號召群眾敢於「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於打倒權威，可是「造反」也者，無非是「清君側」而已，其目的在於加倍地鞏固毛澤東的「皇權」，這是公然宣佈了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政策以及毛澤東的一言一語變本加厲地成為絕對神聖不可懷疑的；毛澤東語錄或為每人每日必須背誦的經文；不僅反對毛澤東思想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大罪。連教授或學習任何與毛澤東思想無關的知識都有「反革命」的嫌疑；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只有中古歐洲的羅馬教皇方可以比擬。僅此一點已經足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性。

毛林頑固派指那些反對派份子為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是陰謀復辟的黑幫，這種指控既無事實根據，也完全不合情理。這不過是斯大林派把一切批評者「打成反革命」的一貫作風而已。這種做法只能幫助真正的反革命勢力，仿彿過去國民黨政權的愚蠢政策驅使一切不滿者在最後趨向同情共產黨一樣。兩者之間不同之處是：國民黨政權被推翻是歷史必然性的實現；而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只要無產階級政權不犯原則性的重大錯誤以至脫離群眾，則永無實現之日。因此，凡是不願盲從毛澤東的人，都要避免受那些「防止資產階級復辟」、「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之類口號所欺騙，不可因為這些而支持頑固派對改良派的鬥爭。

毛澤東口中的「反修正主義」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反對蘇聯官僚的和平共處與和平革命的路線，另方面是反對蘇聯內政上那些自由化的改良，前者是進步的，後者是反動的。當前「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顯然主要是後一方面。正因為現在毛林頑固派「打著紅旗反紅旗」，在反修的幌子下拼命壓制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所以給蘇聯官僚及其夥伴造成一個最好的機會，在反對斯毛專制主義的幌子下去推銷他們真正修正主義的黑貨。

毛澤東的忠實的信徒吹捧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說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斯大林主義」，這些話就十分正確了。儘管毛澤東屢次反對斯大林本人的政策和指示，他做出了許多斯大林本人所不會、不能或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好的和壞的兩方面），他卻是一個十足的斯大林主義者，徹底忠實於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精神。他的思想方法是經驗主義的；政治信仰是一國社會主義；他缺乏真正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極端愛好權力；自命為全民的大救星而不肯和無產階級或任何一個階級共禍福：善於操縱和利用群眾卻不肯接受群眾的監督；在他的內心深處絕不相信群眾有脫離監護人而獨立自主的能力；他善於組織和領導武裝鬥爭以及使用一切陰謀詭計，卻不慣也不善於運用民主方法同政敵爭奪群眾；由於經驗主義和不受群眾監督，他免不了左右搖擺，一再施行嚴重錯誤的政策而不能及時改正。這種思想、性格和作風，是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層以及他們所指揮所鼓舞起來的革命冒險家特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落後孤立的環境中、在世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舊制度舊傳統舊思想舊文化的壓力下，所產生的退化和畸型的變種。現在，由於世界革命的發展和各工人國家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斯大林式的政制和斯大林思想對工農革命組織的控制，到處都已明顯地動搖或者開始崩潰了，只剩下中國作為它最後的堡壘。而這堡壘也不能避免感受到日益增長的內外夾攻的壓力。毛澤東，作為共產黨官僚專制的最高代表人，絕不能容許公開的批評和合法的反對派存在而繼續保持他的領導地位。他和他最頑固的擁護者為了避免遭受斯大林和拉科西那樣的命運，只好採取最黑暗最極端的愚民政策以堵塞一切自由思想的缺口，而美其名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今天的處境比死亡前夕的斯大林更險惡得多，所以他的性情變成和他的老師同樣偏狹、陰險、狠毒。而他目前所發動的這個清黨運動的狂暴程度更超過了他的老師。

彭真、周揚、鄧拓等人領導的反對派（劉少奇顯然曾經支持過他們，但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部分地反映了群眾的改革要求和歷史進步的客觀需要，在這些方面是值得同情與支持的。不過，決不可對他們抱有甚麽幻想。他們不過是赫魯曉夫一類的貨色（雖然他們並不贊同赫魯曉夫一切路線，尤其是和平共處以及和平革命這方面）。他們不但長期擁護過毛澤東種種錯誤政策，不但現在所提出的批評還是非常不徹底的（同時難免摻雜著一部分真正右傾的主張），而且根本不敢發動群眾起來公開向頑固派鬥爭，始終還在玩弄著陽奉陰違的腐敗的官僚陰謀手段。所謂陰謀奪取政權，不過是頑固派扣在他們頭上的帽子而已；他們至多只是企圖像赫魯曉夫那樣，等毛澤東死後繼承寶座而施行新政罷了。假定他們有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共產黨反對派那樣的勇氣，恐怕毛澤東和林彪已經倒台了。總而言之，他們並未背叛官僚層，而只是官僚層內部一個非常懦弱的開明派、改良派。所以，對於他們，應當強調他們有權利也有責任拿出他們的綱領來進行公開的鬥爭。這種公開鬥爭，將大大促進群眾的覺醒，便利政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

真正的文化革命只能是一個漫長的研究、批判、探討、創造和傳播的過程，這裏面必須包括對舊文化批判的繼承。而為了批判和繼承，必須作深入的研究；決不能把舊文化一棍子打死，一把火燒光。在從事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時，人們要豐衣足食，要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還要有相當的閒暇時間。如果暴力鬥爭還佔據著舞台的中心，如果一般人還要日夜苦幹才能勉強吃飽，如果言論出版還受到嚴格的檢查（即使檢查的目的真正是純粹為了壓制反革命）－－總而言之，如果階級鬥爭和個人生存鬥爭還十分尖銳的時候，就談不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正式開始，那時頂多不過是替文化革命掃清道路而已。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相反，它只能是和風細雨，不能是狂風暴雨。目前毛澤東所發動的運動，既非革命，又無文化，只是官僚層頑固派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不惜摧殘文化事業的拼死的政治鬥爭，是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

在一切束縛群眾頭腦妨礙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舊思想之中，最有害的莫過於信仰救世主或者真命天子的思想，而革命領袖的神聖化正屬於這種思想。這種思想使群眾保持為消極被動的因素，讓社會繼續劃分或貴族和平民兩個等級。中共一面高呼「除四舊」，一面卻拼命地將毛澤東神聖化，強迫人們崇拜他，這樣決不能造成真正進步的影響，反而加深群眾對舊思想、舊迷信的留戀。

反映在毛澤東著作裏的毛澤東思想，本來包含有不少真理和進步的東西（雖然這些未必都是毛澤東所首創的，也未必是當代的最高峰），因此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一定限度內也確實有積極的意義，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不消說還可以學到一些革命理論）。不過現在頑固派把這方面誇大到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並且粗魯地強迫人們反復學習，反而引起人們整個地厭惡它了。造成這種誇大的原因，幼稚無知的成分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們懷有一種反動的目的：想借此壓制一切反對意見和獨立思想，叫人人都變成馴服的奴隸。

　

新中國或立後教育制度還沒有經過徹底改革，毫無疑問，這方面還需要更大膽的努力。不過，這方面正和整個文化革命一樣，是一種細緻的和風細雨的工作，而不適宜採取粗暴的政治鬥爭方式。學校是塑造新的一代社會主義人的地方。如果為客觀條件所限，在社會上還不得不暫時對人民的自由權諸多限制，那麽在學校裏也應該容許比較寬廣得多的自由。資產階級國家大學的校園尚且是比較最自由的地方，無產階級國家的大學更應當如此，蘇聯在列寧時代曾經進行過世界史上最大規模最燦爛的教育改革實驗，在那裏各家各派的進步教育學說不但可以自由爭鳴，而且可以各自去實地試驗，在實踐中互相比較、互相切磋，以便尋求出最好的答案。這個偉大的實驗曾經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教育家去參觀、研究、學習和提供意見，贏得他們衷心的讚歎。如果不是後來被斯大林反動勝利所打斷，這個實驗一定早已獲得輝煌的成果，創造出一種無比優越先進的教育制度來了。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正是同樣性質的教育科學實驗。可惜中共頑固派的所謂教育改革，其基本方向卻是與此背道而馳的。他們極力把中國的學校變成毛澤東教的誦經堂。青年人一旦獲得比較廣泛的知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就自然而然要反對官僚專制，這個現象使頑固派震驚起來，連忙在興無減資的幌子下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思想統制：限制學術研究。過去十七年來的學校，一方面因為教育制度還沒有徹底改革，同時也因為毛澤東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路線，當然會有某些不利於工農子弟而給資產階級子弟太多機會的情況，但目前頑固派所要進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矛頭並非真正指向資產階級，而是指向有獨立思想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同路人。

「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既然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反動的，「紅衛兵」的性質自然也是反動的了。雖然它假冒無產階級革命武裝隊伍的名稱（在中文裏向來稱為「赤衛隊」，含義完全相同，在外國文則連字眼也沒有分別），其實兩者的作用和成分都大不相同。若要從歷史上找類比，最近似的倒是希特勒的「沖鋒隊」。兩者同樣是絕對效忠「領袖」一個人的私人軍隊；同樣是執行著反動的任務但用滿口的「革命」空話騙得大批不滿現狀的下層民眾來參加；在鬥爭手段上，這號稱為「文化」革命的「闖將」也並不比「沖鋒隊」文明得了多少；甚至「闖將」這稱號在意義上也恰好相當於「沖鋒隊」。自然，重大的不同也有－－「凡類比都是跛足的」－－毛澤東是工人國家的獨裁者，而希特勒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獨裁者；「沖鋒隊」是希特勒登上政權的踏腳石，而「紅衛兵」是毛澤東用來挽救他的既得政權的救生圈。

毛澤東所以要建立而且重用「紅衛兵」，當然首先是因為發現原有的黨和團的組織已經靠不住甚至背叛了。「紅衛兵」差不多純粹由非常年輕的學生組成，裏面中學生比大學生的比重還要大得多，而不是由工人和農民組成。這點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學生是還沒有獲得確定的社會地位，亦即尚未有確定階級性的社會成員（大多數中學生根本尚未成人）。一個已經執政十七年的工人黨，為了進行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竟無法取得工農群眾的積極支持，而只能依靠一群沒有階級性的少年，這批少年在行動中每每和工人群眾正面沖突，還有比這更明顯的政治破產嗎?差不多在七年前，我已經表示過如下的見解；中共支持對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鎮壓和出爾反爾地鎮壓「大鳴大放」這兩件大事，確定地宣告了它與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層脫離關係；今後中國工農群眾的政治運動再不會是由中共領導，而以能是反對中共而展開的了；因此，即使僅僅作為接近群眾的策略，馬克思主義者也再不能表示支持中共政權了，而必須明白地提出政治革命的號召。最近的形勢使我覺得更要強調這個看法。

那些學生參加「紅衛兵」，大多數是以此作為晉身之階（在平常情況下，青年人的職業出路是大有問題的，現在參加「紅衛兵」卻是一條爬上官僚屬的捷徑，或者是一個機會借此成為「毛主席的隊伍」之一員，可以抓搶吃糧），或是不知天高地厚借此盡量發洩一下他們久被壓抑的青年的熱情和首創精神，也有小部分是為了發洩對現存社會不平等的不滿，或者簡單犯了左傾幼稚病。由於年齡和生活條件的限制，他們是最無知、最容易受頑固派欺騙的。他們自幼生活在閉塞的環境中，受著中共嚴格的思想控制，極端缺乏歷史知識和國際知識，這是十分明顯的。甚至連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經濟大危機要由「三面紅旗」冒險路線來負主要責任這個擺在眼前的道理，他們都不明白，因為在實行大冒險的一九五八年，他們還是小孩子，而且一般都生活在城市裏－－不要忽略，「紅衛兵」主要是大城市的學生所組成。只有他們才能相信毛澤東完全諉過於「自然災害」的鬼話，才會支持新的極「左」冒險政策。他們之中佔少數的那些抱著天真的左傾幻想的分子，不久一定會幻滅。他們那些真正左傾的觸犯官僚物質特權的要求，決不會被接納，他們甚至將要遭受毛林頑固派無情的打擊，正像當年希特勒對付「沖鋒隊」的左派一樣。

到目前為止，這場鬥爭中自然是毛林頑固派佔盡上風。但歷史潮流比任何主席、領袖、統帥都強得多，它已經把官僚政權的基地挖空了，崩潰之期當在不遠。頑固派的真正對手並非那影子般的官僚改良派，而是廣人工農群眾；這主角還末出台，但鑼鼓已在急奏了。「毛主席語錄」中「造反有理」這句話將被工農群眾認真地接受，「紅衛兵」的闖勁將發生意想不到的示範作用。中國將再一次震動世界。毛澤東若能像斯大林那樣得到好死，就算萬幸了。他唯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前程也不會比貝利亞、馬林科夫好。將來毛澤東的墓誌銘上要寫道：「他以全民領袖的身份登台，以獨夫的身份下場。」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附註

「三面紅旗」－－一九五八年中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即「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根據這路線發動「生產大躍進運動」（包括「全民大煉鋼」等等），並且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當時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合稱為「三面紅旗」。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王凡西

一 中共黨內鬥爭的力量關係

中共內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諸般力量間的相互關係，照毛澤東們自己說是這樣的：

（１）　最高領導層中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止主義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份子」；

（２） 在幹部中，有四種人物：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這四類幹部派系分化的實際力量對比是否如此，我們自然不能用甚麽「實況調查」或統計材料來加以證實或否定。不過，從這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真實過程看，我們卻有充分理由斷定：毛系這一個說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和它規定的目標之間就是大不相稱的：僅僅為了「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得叫全中國數千萬大中小學生一律停課整年，竟得耗費無法估計的國帑，去運載、供養這些小將們串連全國；竟得將全中國的文藝乃致黨政機關攪得停頓紛亂，翻天覆地；竟不惜將中共內部完整統一的神話拆穿；竟不顧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蘇修的惡意稱快，大肆反華宣傳，竟……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實真如中共毛系所說，他們付出了如許代價而僅僅為了這麽小的一個目標？那麽，毛澤東這回不是在用牛刀殺雞，而簡直是在以原子彈轟炸舢舨船了。天下決無此理，因而也決無此事。

毛澤東們必須發動如此規模的「大革命」運動來打擊「當權派」，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那個被打擊的對象決不是小的，決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夥。

這個「一大夥」在中共的全部當權派中究竟佔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它佔多數還是少數，我們無法斷定。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他們在實際上可能還是多數（毛派文件上時時透露他們自己居於少數）他們在八屆第十一次中全會上所以會屈居少數，多半是由於毛澤東們施加種種（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壓力才造成的。

幹部中，被毛派稱為「好的」與「比較好的」；其意即為從來絕對服從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據說是「大多數」，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為我們知道，共產黨內部的人事安排調度，不論中外，從來都操於總書記之手。誰當總書記，誰的系統便佔據了黨組織中大多數的要職。當年史大林如此，後來的赫魯曉夫亦是如此。而所謂「黨主席」或擁有其他更高榮銜者，則雖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廣大幹部的聯繫上，卻總不及總書記的近便。就連列寧吧，特別是中風以後的列寧，都曾深深感到總書記史大林的掣肘與違拗，今天毛澤東也多少會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對黨既是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聯盟，那麽，這兩個前後相繼，長期來握住了總書記大權的人，當然已將大多數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幹部位置於重要黨部中了。

中共內部以劉少奇、彭真、鄧小平等為首的反對派，是人數眾多（遠遠多過毛派）與影響頗大的一群，他們雖不能說有成形的組織（更確切些說，除了現成的黨團之外，他們沒有特殊組織）；卻具有嚴密與深長的系統，這個系統主要與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卻是因長期的工作關係與人事的緊密聯系而結成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毛澤東思想者，他們對於「主席」的不滿，祇是因為十年來毛澤東所倡議的內外政策給帶來了失敗的後果；祇因這些痛苦的經驗給他們打開了眼睛，讓他們知道了毛澤東不是永不錯誤的神，而是也會犯錯誤的人，甚至是因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於狂妄想法的，所以他們希望他能安於尊榮，少理黨國大事，逐漸成為名義上的領袖。

在中共的最高層與較高層的幹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們相信佔頗大多數。

至於中下層遠較廣大的幹部中，由於他們沒有直接接觸毛氏的機會，沒有直接認識領袖的可能，他們自不會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紅旗」的痛苦經驗他們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級幹部們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澤東思想的「英明領導」，也必然在這些人中間大大降低了信心。從來，在這些幹部的心目中，毛與黨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在「三旗」之前，人們是無法叫這些幹部將毛與黨分開，更談不上二者的對立；可是「三旗」之後，如果代表黨中央的人出來訴說毛的錯誤，他們就可能聽得進去，有可能站在黨的立場來反對主席。這是很大的一個區別，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新現象，中共中下級幹部裏有了這個新現象，那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反對派卻使不曾擁有固定的巨大群眾，卻總已有了潛在可能的龐大基礎。

此外，還有黨內那些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投機、蛻變的官僚腐化份子。這些人的數量也許是更多的。他們自然不是毛澤東的反對派，也根本不會因原則或政策而成為反對派，不過為了他們的大小不等的「烏紗帽」，卻準備反對任何企圖反對他們的人，並且隨時準備擁護任何保護他們的人。這些人，如果毛澤東今天的「革命」矛頭對準了他們，他們將會堅決地站在「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邊，相反，如果毛系願意暫時利用他們來「揭發」和「打擊」當權派，他們是更願意為「萬歲」效勞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黨內反對派的較近真實的情形。

二 毛劉之間

關於中共最高層內各個領袖之間的分化離合，現在我們雖然看到了較多資料，卻仍舊難於作明確的敘述。有關這方而的真相，必須要在事後好多年，才能讓史家作出接近真實的記載來。我們不能這樣做，也毋需這樣做。我只想談談下面兩個問題：一、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如何？二、林彪為什麽會代替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親密的戰友」？

在許多方而，毛劉二人代表著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於革命的「浪漫主義」，那麽劉偏向於革命的「現實主義」。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國農民和中國舊讀書人的氣息，劉卻是接近工人的新式智識份子的代表；毛的學養主要是中國的，而劉的中國舊學底子甚淺；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後才進修馬列主義的，劉卻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國外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毛雄才偉略，英雄主義十足，帝王思想深入靈魂，劉則謹小慎微，平民氣息較濃，民主精神略佔上風；毛敢作敢為，勇於創新，強調主觀能動性；劉冷靜審慎，循規蹈矩，常常考慮客觀條件；毛急於事功，為目的不擇手段，「教條」對他不起作用，劉卻穩步前進，目的與策略之間常帶關聯，原則對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學生、農民與兵士之間，幾耗畢生精力於武力的培植，劉的工作重心則偏於工運和黨務，盡注其心血於機關的策劃和佈置……總之，這兩個人，無論在長處或短處方面，都不屬於同一類型，而是相反的。

然則在過去他們二人又怎能相輔相成，「合作無間」呢？

撇開別的不談，最最主要，我想是因為劉少奇曾經幫助毛澤東打敗了他的長期對手王明，曾經在理論上替毛澤東概括出「毛澤東思想」，並且使這個思想成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大會上正式寫進黨綱，使之成為中共唯一的與公認的指導路線。

主要是這個功勞，使劉少奇二十餘年來一直成為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並且曾公然宣佈為毛氏的繼承人的。

劉少奇捧出「毛澤東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為「一尊」，使毛氏本人確立為最高的唯一領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違背了本心，祇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這樣幹的呢？換句話說，是否劉少奇從來「反對毛澤東」，他之所以高捧這個思想，祇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們認為不是。

多年來，有不少自以為是「中國通」的人，總愛說劉少奇是所謂「國際派」的領袖，是從來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開出來的毛劉之爭，他們便更以為是，以為他們從來的所信得到證實了。

其實這是違反事實的。

中共內部的所謂「國際派」，歷來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過教育，回國後不從實際工作中鍛鍊，憑「留學生」資格竊據高位，並挾共產國際以自重者，他們一切聽命於莫斯科，自己無獨立主張，甚至一切依賴莫斯科，並不想自力圖強。此派人中自以王明為傑出代表，而劉少奇不與也。無論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後，他都不曾扮演過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麽「國際派」。劉氏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數十年，前期搞工連，後期幹黨務，在工作態度上既以比較切實見稱，在黨內關係上亦從不聞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大事。故若中共黨內確實有了劉少奇派的話，那麽首先是在實際工作中形成，決不是依「國際路線」走出來的。

不過，如果我們將毛劉二人對照起來看，在一個確定的意義上，也未始不可以稱劉少奇為「國際派」的。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劉少奇與毛澤東相比，是偏向於革命現實主義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國受過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的，他當然更了解世界大勢，尤其是更了解國際工人運動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及其現狀，更著重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與國際關係。一句話，劉少奇比毛澤東具有較多的國際知識，具有較大的國際眼光，因此，在毛澤東的民族見地與「民族主義」的陪襯下，劉少奇確乎是國際主義的，確乎是國際派。

但是在過去，毛的「民族主義」與劉的「國際主義」非但沒有沖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原因：劉之所長恰恰可以補毛之所短。不論在一般的黨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國際派」鬥爭中，毛之成功和勝利都和劉少奇的支援分不開。

沒有毛的「民族主義」，劉的「國際主義」不容易在中國落後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沒有劉的「國際主義」，毛的「詩雲、子曰」畢竟也無法去和王明們的「希臘、羅馬」鬥爭，並鬥爭而勝之。我們這樣說，雖然流於籠統抽象，但本質上和大體上卻不曾錯。

然則，毛劉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對立者，到了什麽時候，為了什麽緣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過了相成性，以致成為中共內部鬥爭的二派首領呢？

根據種種跡象，我們可以推斷，毛劉矛盾開始的時間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後（註[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紅旗」為主的對內政策以及因「反修」鬥爭而引起的對外政策。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上，我們上舉的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種種特點，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其中有農民們天真的平等主義。有中國舊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從孔夫子直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又有從史大林那裏學來的卻由毛氏更加發展了的「一國共產主義」；同時這些政策的實施與推進，又在在顯出了毛澤東的「磅礡氣概」，顯出了他的敢作敢為，顯出了他的勇於創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號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馬恩列的科學「教條」，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這方面的失敗經驗。

當毛氏將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如此淋漓盡致地發揮之時，在性格和思想上處處與之對立的劉少奇會無條件的擁護，一點都不表示反對嗎？不可能。

由於中共勝利以來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劉可能在最初一個時期擁護這些政策的；但當這些政策在很短期內暴露出可怕的錯誤後果，以致連彭德懷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來反對之時，那個頭腦比較冷靜，思想比較清楚，理論較有根底的劉少奇，自然發表示異議了。

如何表示？如何為自己的不同看法鬥爭，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上所透露那樣，劉少奇在同志們的推動與簇擁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會上將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從此以後他和鄧小平等竟自作主張，對毛氏敬而遠之，一貫地管自己進行「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的路線」呢？我們不想加以推測和猜度。我們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事實；為了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中共所採取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乃是毛劉由親密合作轉變為敵對沖突的主要原因。

毛劉因國內政策上的不同立場而發生異見，後來又因國外政策，特別是因對蘇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異見。在這方面，毛劉二派究竟有什麽不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比他們在國內政策上的歧見更少。原則上，我相信毛劉是同樣堅決反對「蘇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於策略方面。毛澤東本來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為了自身利益，如何靈活而巧妙地—有時甚至不惜犧牲原則來遷就策略，藉以獲取一時之利。然則在這些年來的「反修」鬥爭中，他怎麽會扮演最死硬的「教條主義者」的角色，以致中國和中共，日益陷於孤立無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內）的同情呢？主要因為毛澤東個人命運與中蘇共的沖突結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讓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會影響到毛的威望，甚至影響到他的地位。自從一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派一出現以後，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過敏的程度，他要防止發生「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派」。為此，他必須爭取全勝，甚至在細小策略上都不許退步，不許軟弱。

可是這個態度，對於整個中共，對於中國，乃至對於目前的國際反帝運動與革命運動，顯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而中國要成功地與勝利地反對這個大敵，自非與蘇聯妥協不可。但毛澤東今天非但不此之圖，反而在相當程度內，在主動地促成美蘇合作。毛澤東一向譏笑王明派的戰略，說他要用「兩個拳頭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卻猶有過之，簡直是以雙足雙手，同時要打倒所有敵人。外交部長陳毅的名言，邀請美蘇同時來打，越早越好雲雲，把毛氏的策略觀非常可笑地表示出來了。這種態度，別說是中共黨內那些有經驗的政治家和策略家們，就是普通工人，也都會覺得不切實際的。

劉少奇等當然會表示不同意見。

不過使毛劉二系的矛盾公然爆發的對外政策中，我認為最主要與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對越援助的聯合行動問題；２、印尼共產黨的政變及其慘敗問題。所謂聯合行動，無論在工人運動一般革命派的傳統中，或者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中，都是通行的。為了反對階級敵人的一個特殊的鬥爭需要，各派革命工人與政黨，可以而且應該不計及某些較大的原則問題上的不同，聯合起來一致行動。這種行動，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運用於目前的援越問題上，可是中共卻對此提議採取了消極否定態度，這態度不但使「真聯美，假援越」的蘇共振振有詞，而且使許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與北朝鮮共黨，都逐漸離開了中共。中共採取這個態度自然是出於毛澤東的堅持，劉、鄧、彭真等一定對此極表不滿。真相如何我們雖無文件可稽，但光看這樣的事實：日共宮本顯治等於一九六六年初來華訪問，與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們會談之後，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開始轉向，這其間是透露了一點消息的。

印尼共的政變與中共的政策有多少關係，無法說，中共領導層中對於印尼共黨的方針有否發生過分歧，我們也無法推測，不過印尼共的政變企圖多少受著中共武裝革命路線的影響是顯然的；她的悲慘失敗促成了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是顯然的。印尼共的流產政變發生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海瑞批評」發射於十一月，這個時間上的吻合，當非偶然。

印尼共的慘敗代表著中共在亞、非、拉美地區外交戰中一連串挫折的頂峰。達到這個頂峰，那末一向對於毛氏的對外政策懷有異見的人，很自然會借此時機，對「黨」，對毛發動猖狂進攻了。

三 為什麽林代替了劉少奇？

為什麽毛要將林彪代替劉少奇？這個問題，我以為比較簡單。

首先因為，軍隊比之於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在人事系統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著毛的控制。（所以會這樣，第一在於毛之重視槍桿子，他自來就特別注意軍隊幹部的選擇；第二，由於軍隊中的龐大群眾乃至低級幹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為最高領袖的威望所左右，較難為部隊首長的人事關係所束縛的。）

其次因為，「職業軍人」的林彪，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一定遠遠超過了「自作主張」的劉少奇。自從他代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之後，他在解放軍內有系統地進行著（嚴格說是執行著）神化毛澤東以及將毛澤東思想宗教化的整套辦法，是很得了「偉大領袖」之心的。

一方面為的要依賴軍隊來整肅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另一方面為的要酬答嘉獎林彪全力神化領袖之功，毛澤東遂決定拿他來代替劉少奇，作為「最親密的戰友」。

如果當年劉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為他「聖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尊，那麽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將毛澤東思想更高地捧成絕對的教條。

在兩個不同階段上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來擡舉，需要有不同的人來做祭司。

將毛恩定為一尊，縱然荒唐，卻仍屬於理論和思想範圍的事，這工作需要理論家，或至少需要理論家型的政治家。

將毛思捧成為教條（甚至捧成為符咒），這已屬於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這工作需要狂熱的教徒或能裝成狂熱的陰謀家。

劉林交替，若從對毛的關係看，從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看，主要應作如是觀。

至若從今天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實際過程看，林彪究竟怎樣成為毛澤東的大使徒，成為毛教的大祭司，這問題我們就難於推測了。因為這中間必須牽涉到無數人事關係。這種關係，不必說我們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內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階層中人，一時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們無須去猜測，也不必去猜測。這種猜測乃是野史軼事的分內事，與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根本無關。

我們可以談談的，只是如下幾個問題：

毛林合作，到底誰居主動地位？許多人—特別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證實之時，都以為毛因病廢或老邁之故，實際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們斷言林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軍隊為手段，藉以打擊劉少奇一系，篡奪黨政大權。這種推測，已被事實證明為不確。從一切跡象看，毛今天還是手握大權的。在「毛林公司」中，他顯然處於主動的與決定性的地位。

當然，這毫不排斥林在這個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著的主動的與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從第九（根據中共八大選舉中委的票數）躍居為第二，要使自己為「偉大領袖」特別垂青，寄以重望，決心排除種種困難，使之代替那業已當了許多年「繼承人」的劉少奇，不必說，林彪一定在趨奉、迎合方面做盡了一切工作，甚至做盡了一切詭計（包括走皇後內線在內），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復能獲得「最親密戰友」這個稱號。

另一個問題是：林彪突起，解放軍淩駕乎共黨之上，是否意味著中國式拿破侖專政的可能？這，我想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出。在利用各種矛盾的力量，使它們相互沖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穩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從來是拿破侖——拿破侖第三－－主義者。毛澤東是運用策略的高手。當他利用某一力量來對付另一力量時，這時他根本不看重原則。以黨治軍原是共產黨的原則，但由於實際鬥爭的需要，必須用槍桿子來敲破黨官們的腦殼時，毛並不受「教條」束縛；可是你若因此而以為今後毛將以軍代黨，那就錯了；到了某種時候，當實際鬥爭的需要，當他腳下的諸般矛盾的沖突需要以黨制軍時，他便會高舉那條今天被他踩在腳下的原則，要用黨來肅軍了。（除非毛因病死而來不及如此做，或因國內和黨內諸力量關係發生根本變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們所以會強調軍事獨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將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與軍隊的關係，來看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其實這是大錯的。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非但不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軍關係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蘇聯共黨和紅軍的關係比。紅軍是蘇維埃政權的產物。而中共政權卻是解放軍的產物。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一般說來，中共和它的軍隊是分不開的，黨固然是軍隊的政治指導，是軍的靈魂，但在同時，軍卻常常是黨的組織者，宣傳者與推廣者。

因此，中共的黨和軍並非截然劃分，它們的關系並非對立的。

因此，我們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認為他將變成中國的拿破侖——拿破侖第一；我們也不能因為毛氏今天用軍隊來解放黨部，而便認為中國今後必將有一個軍事專政的時期。

還有一個問題：從「聖化」變為「神化」，從「一尊的思想」一變而成「獨斷的教義」，再變而為驅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麽？

毋需深究；這顯然是表示了毛澤東近七八年來無論在國內國外，無論在中共內部與民眾中間聲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們對於毛澤東「英明領導」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內部反對毛澤東政策的種種意見的擡頭，它表示出因毛澤東錯誤領導所造成的中共內部鬥爭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錯誤領導所釀成的悲慘後果的嚴重——它們一方面加深了工農群眾與迅速墮落的統治黨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國社會中現有諧階級之間的矛盾。

總之，這絲毫不表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災，總祇能是病況沈重的標誌。

四 紅衛兵與年青一代

病況沈重的另一個無誤的標誌是藥石亂投，而紅衛兵則是毛澤東亂投亂抓的藥石之一。

「紅衛兵」問題，乃是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種種迷人現象中的最迷人者。顯然，在中共現有的諸領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對於黨、政、軍、警（公開的與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舊相信他大些），總不會比他小些。那麽當年史大林可以運用秘密警察這個武器來肅清他黨內與軍政機關中的一切敵對者，為什麽威望較高，力量較大，地位更穩的毛澤東反而不能以簡單的組織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來對付劉鄧一系以及他們下面的黨羽呢？為什麽他必須發動廣大青年群眾，欽命他們造反，以致將全國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亂呢？

正是這樣的問題，使一切所謂中國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稱紅衛兵運動為「文化革命」的謎中之謎。人們因為解不開這個謎，因而有人說毛澤東病了，患了腦筋軟化癥，失去了判斷能力；有的人說他死了，天安門上站的是替身，其實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則說他瘋了，患了癇癲癥，對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後、嬖倖和最親信的禦林軍頭子。

其實，這些「聰敏人」的假設都是錯的。紅衛兵這種辦法不管怎樣離奇，卻還是可以解釋，而且是符合了毛澤東思想的。

我們曾經指出：紅衛兵運動所以成為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基礎，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這個生活是「苦悶、絕望、現實而空虛」的，它是中共官僚統治的當然結果，也是對於這個統治，特別是對於其荒謬的青年政策，所表現的那一種極度不滿的消極抗議。

毛澤東本人就是從學生運動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緒與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長無原則地利用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故當他發現手下的黨政組織大半為他的對手所控制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們那種深刻的但是消極的不滿。發動他們，支持他們；使他們的消極不滿變為積極行動，矛頭指向他的對手，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樣一幹，在毛澤東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數鳥的，第一，原該首當青年人怒氣之沖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點，脫盡了責任，而且成為反官僚、反貪污、反資本主義腐化的「偉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擊了劉鄧當權派，並進而澈底消滅一切反對派，藉以建立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第三、以群眾運動方式，一邊「革命」，一邊「教育」，可以訓練成一大批絕對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的新幹部，代替那些不聽話內或腐敗的老幹部，同時可以預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危險。

懷著這樣的打算，毛澤東出來鼓動青年，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什麽手段都耍出來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個行之已久的口號為「反動的血統論」；他宣佈這個歷來扼殺青年的所謂「階級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歷史的唯心主義」。（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

我們曾經把中國目前的青年分成三類：一類是工農子弟，人數最多；另一類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數居次，第三類是「英雄、好漢」的兒女，人數最少。這些人中，怨氣最大的自是第二類人。他們最不滿意現狀，他們最願意亂。因為天下一亂，他們不但無所損失，卻還可能有所獲得的。過去他們苦悶絕望，祇因為他們看見共產黨的絕對控制，看不見任何變亂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來主張公道了，出來替他們「平反」冤屈了，並且告訴他們說，這個冤屈是黨政機關裏的當權派造成的，所以號召他們起來「造反」，號召他們「奪權」，號召他們去打倒這「一小撮人」－－這是多麽響亮的一個春雷，多麽巨大的一個推動；無怪乎青年人都瘋狂起來了，帶著「沖天的幹勁」出場了，他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當然，有資格入學讀書而又有資格當紅衛兵者，很少係屬於我們上面所說的「第二類」人，但是學生中，甚至紅衛兵之中，佔據最大多數的畢竟不是屬於「英雄好漢們」的子女（他們還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視，被明令「勸告」不可當紅衛兵組織的領導者的），而是第一類，即工農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們，他們是不滿意現狀的，是反官僚的，他們的怨氣一半由於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則表達了他們父母的不滿。因此，他們也是能夠受毛澤東「反當權派」的蠱惑性的煽動的。

毛澤東的「紅衛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沖鋒隊」。這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根本性質的不同點，如果看不見這些根本不同，貿貿然在二者之間劃等號，那是荒唐的；不過有一點相同卻是事實，那就是：「當權派」中的最當權的一部分，利用廣大年青群眾對於統治階級及其統治制度的深刻不滿，使用了一切「革命的」與好聽的口號，發動他們，組織他們，藉以打擊統治階級中的異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對於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藉以保存資本主義，同樣道理，毛澤東利用青年人對於共黨官僚統治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籍以保存這個官僚統治。

「希特勒的革命」與毛澤東的「革命」，就階級性質說，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是就他們利用青年群眾的理由與情形說，都是相同的。它們表示了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和人民之間，特別是和青年群眾之間，那種極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統治制度內發生了危機，那就通過議會鬥爭來解決。可是一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不正常」的階段，一到這個國家裏發生了「不正常」的危機的時候，議會鬥爭這個民主道路就行不通，於是就來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革命」辦法，以此來解決危機，以此來保存和延續資本制度。同樣，在共產黨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條件下，一切問題（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內）都應該循民主集中制的辦法來解決。黨內如此，政府（蘇推埃）之內亦是如此。列寧時代的蘇聯黨政機關中，不斷的發生矛盾和危機，也不斷地用這種方法來克服，來解決了的。可是等到黨和國家的情形越來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說，越來越墮落了，這時，那個傳統的解決矛盾方法便不再適用，卻產生了其他的非常的「緊急手段」，所謂緊急手段，截至目前為止，歷史主要地讓我們看到了兩種：一種是史大林的，他應用了秘密警察，應用了司法羅織，實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與謀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便是以發動群眾運動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為輔。前一種是少數人的陰謀，後一種是多數人的「陽謀」。

史、毛兩人採取了不同的解決危機的手段，自然多少與二人的性格有關，不過更重要的，總在於他們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師事史大林（註2）應該用他對自己的權力與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過分自信）來解釋的。毛相信，憑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敵對者（他們霸據著大多數黨、團、政以及其他機構的地位），用「組織手段」或其他的陰謀手段來排除，雖然也能辦到，但他覺得這樣幹不澈底，不充分，沒有「教育意義」，因此他要發動千千萬萬的群眾，要實行一大民主」，要進行「批、鬥、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為他所不喜的敵對者，另一方面培養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義」免疫針的新幹部。他相信，這樣幹雖然會激起很大的反抗，會攪得天下人亂，但他仍以為事情能在他劃定的路線內進行，不會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2註：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次基的」。這話當然荒唐，但亦非完全無因。為了說明馬克斯主義革命家對於青年學生的正確態度起見，附帶講一講那個老故事也許是必要的。原來蘇聯在一九二二年時候，列寧病危，黨政大權操在史大林、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三頭之手，黨迅速地陷於官僚化的危機。那時托洛次基認為，要克服這個危機，「要克服閉關的集團作風，克服官員們的等級精神，除了實現民主之外，別無他法。（見「新路向」中譯本第十一頁，而要實現民主，據托洛次基看來，「問題首先是要在老幹部和十月革命後入黨的那些佔黨內大多數的黨員之間，建立比較健全的關係」，因為「黨以兩層分隔的建築形式而存在這一個事實，本身便含有許多危險。」（均見上引書第五頁。）為了這，托洛次基討論了老輩與年青人的關係問題，並且提出了青年學生們在為黨的民主化鬥爭中所能起的作用問題。在這方面，他寫道：

「青年學生們，一如我們所曾看見的，以特別有力的方式起來反對官僚主義。列寧並非無所謂地提議過：要多多依靠學生和官僚主義作鬥爭。青年學生由於其社會成分及其接觸，反映著我們黨內的各個社會群以及他們的心理狀態。學生們以其青年氣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狀態迅速賦有積極形式。因為正在學習的青年，他們會努力去求解，並將現象概括化。這不是說，學生們的一切行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傾向。……不過我們說青年人是我們的晴雨表，我們是把他們的政治表現看成非主要的，卻有徵兆價值的。晴雨表並不造成天氣，它祇是紀錄天氣……至於青年學生是從蘇維埃社會的各部分與各階層招收來的，在其變化無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們所有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如果不對他們的情緒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們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是我們將來的替代者，未來是屬於他們的。」（見上引書第十一至十二頁。）

托洛次基如此正確地估計了青年人的作用，卻被史大林們指責為別有用心的蠱惑與煽動，說他想利用「無知」青年來反對老革命家和黨。結果，如我們所知，因為一連串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客觀原因，以托氏為首的左派反對派被摧毀了，蘇聯當時年青一輩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們的殘酷摧殘，以此更加深了蘇聯官僚化的墮落。

蘇聯評論家指出這個史實，其用意顯然是說，毛澤東和托洛次基一樣，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這樣的歷史類比，站不站得住呢？當然站不住。因為二者的情形雖有相同之處，卻有最基本的不同點。

二人相似之處是：１、他們都享有駕淩儕輩（這對托氏的情形說，垂危的列寧已不能列入儕輩之中了）的威望，但黨機關卻不在他們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較毛更甚）；２、為了「奪權」，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輩代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僅此為止，二人的差異卻更為根本，而且更為巨大的。它們是：第一、托氏當年所以會在黨內居於少數，除了布爾雪維克黨的歷史原因外，主要卻因為托氏代表著反官僚的無產階級左派的革命立場，而史大林們則代表著官僚保守的對國內國外資產階級的妥協。後一立場，因為正逢上國內國外革命退潮的影響而受到較多群眾擁護，這就讓史大林們能夠霸佔黨政機關。毛澤東之所以失去他在黨內影響，最最主要知因為他在近十年來所主張的國內外（特別是國內）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擲了他固有的巨大聲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學生來和官僚主義鬥爭，絕不是想破壞黨，不是要用青年人來代替老一輩，他說：「將老一輩放進檔案庫該是瘋狂行動」。（見上引書第七頁。）可是毛澤東今天發動的「紅衛兵造反」運動，恰恰就是要將黨的老一輩「放進檔案庫」去，甚至要步史大林的後塵，要把這一輩斬盡殺絕。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學生的力量，重視他們的作用，但絕不因此將他們擡到工人階級之上。在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他始終將工廠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並且將黨內危機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於「體力工人之經常進入黨內」。（見上引書第九頁。）毋須說，他更不會利用他在紅軍中所享有的無比威望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用槍桿子去打破黨官僚們的「狗頭」。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無聊地討好學生，以學生反對工人，以軍隊打擊黨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視青年學生，那是真正把他們當作「黨的鏡子」，當作蘇維埃政權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當作「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一句話，目的在於靠富於朝氣的與敏感的青年們的幫助，廓清黨內的官僚暮氣，以便恢復乃至發展黨內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澤東的發動學生，其最大目的卻是要神化他個人，要徹底消滅中共內外原極有限的民主。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澤東的無原則的政治詭計，與托洛次基的立場和行為之間，無絲毫共通之處。

五　三個可能前途

事情的發展是否真如毛澤東所願呢？

先讓我們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個客觀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鬥引起內戰，大至造成長期內戰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預期的勝利，在短期內（假定一兩年）完成任務，

三、由假造反變成真造反，革命群眾把所有的「皇帝」，特別是毛澤東這個大皇帝拉下了馬，於是讓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邁進。

先看第一個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鬥變為武鬥，已經是普遍的現象；這「武鬥」是否會變成小規模的內戰，甚至變成大規模的乃至長期性的內戰呢？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還是不大。劉鄧派（假定他們有決心進行武裝對抗的話）當然也可能在解放軍中找到忠於他們的若幹隊伍，但若這個隊伍不是駐紮在與蘇聯為鄰的邊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蘇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援，在現在條件下，要想認真與毛林為首的軍事力量為敵，要想長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內戰中取勝，那是難於想像的。

因此，祇要毛澤東不突然死亡（七十三歲的老人，死亡不應該算是意外），祇要中蘇不發生嚴重的軍事沖突，那麽內戰可能，特別是長期與大規模內戰的可能，總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說沒有。

沒有這個可能，同時也就意味著與決定著：劉鄧派不可能在這次黨內鬥爭中進行有效反擊，更不可能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當作與反對派「辯論」的唯一「論據」，那麽反對派拿不起武器來，或根本沒有決心去拿起武器，也就無從進行「辯論」，更無法「辯論」以勝之了。 然則，「文化大革命」是否祇能有上述的第二個前途？即是說，毛澤東是否一定能如願地完成其任務呢？這，我看也不盡然。

劉鄧派不能以武器對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評來反對手林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武器批評，誠然是他們的致命弱點，但是，如果他們是一個有原則的反對派，如果他們真有與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綱，如果他們真有為貫徹自己正確路線的決心，並且真能為此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麽，縱然一時沒有武力、他們的鬥爭也未必輸定了的。就算一時佔了下風，或暫時輸了，也終於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嬴回來。

真理常會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勝利，歷史上，乃至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曾經讓我們見過不少先例。

因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說：軍隊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它一樣受著階級鬥爭的影響，一樣受著政治鬥爭的影響。軍隊接受影響，比之於其他群眾集團，可能遲些；要這個影響發生結果，見之行動，也一定比較的難些。但是遲些難些，絕不等於不可能。軍隊一旦接受了影響，一日採取了行動，卻會比其他的群眾集中得多，強烈得多，而且能起決定作用。

因此，一時沒有武力，並不等於始終沒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轉手的。問題祇在於你是否有贏取武力的正確的政治立場，在於你是否有以正確綱領去贏取武力的決心。

可惜的是：劉鄧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樣的一個具有原則性的反對派，他們不是一個堅持真理，為真理而鬥爭的反對派。他們也沒有為實現自己政綱，不惜將鬥爭進行到內戰的決心，他們（至少那些高級領袖們）基本上始終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不僅為了策略之故，口頭上一直叫喊著「毛主席萬歲」與「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實質上他們也是「忠於萬歲」的。如果他們對毛有所不滿，對他的主張表示了異議的話，那只是「忠良之諫」，決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謀王篡位。其次，由於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則性的反對派，如此他們不可能有系統的綱領，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幟，更不可能作戰鬥性的號召。他們祇能作毛派的一個消極影子而出現，這就決定了他們鬥爭和「反撲」的性質和力量，決定了他們鬥爭的被動性，消極性與軟弱性。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反毛派的鬥爭手段讓我們見到的，確乎祇有如下三種：一、「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多半是最上層的）；二、發動「經濟主義」，「慷國家之慨」，發以爭取人心（中級的）；三、「躺倒不「幹」，聽憑處置（下級的）。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劉鄧派既然是這樣性質的反對派，他們所採取的又既然是這樣子的鬥爭手段，那麽，要想它去抵禦毛派的攻勢已嫌不足，更談不上什麽打敗毛派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是能夠擊敗他的反對者的，也可以說，他是能夠完成「文化革命任務」的。

但是在另一個意義上說，毛派卻不能完成任務，至少是不能如其所願地完成任務的。

從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過程看，「當權派」的「反撲」雖然成事不足，卻屬敗事有餘。它顯然已經大大打亂了毛派的如意算盤。同時原本以為收放由他，操縱隨意的群眾運動，也顯然因為毛澤東過高地佔計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難於收拾。紅衛兵運動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團體」，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來的，現在卻憑著他們自己發展的邏輯，多少在自下而上地發揮其獨立作用，他們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發動者所劃定的界限之內了。為了應付這些意外發展，毛派時時弄得舉棋不定，進退失據。朝令往往夕改，友敵每常於頃刻之間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經意間發現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於被動，結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開一切偽裝，動用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反對者，以致失卻了任何信用，喪失了任何威望。

在這樣的情勢下，有兩種危機釀成了，第一，工農生產大癱瘓，財貿交通大停頓。由此可能造成的「當權派」的消極反抗所促成，第二個危機則由中共內爭引起的群眾運動所造成。

面臨這兩個危機的威脅，毛派多半會（而且現在已經在這樣做）不為己甚，盡量縮小打擊面，同意與更多的當權派妥協，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場。

這樣的結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勝利，但總也不能說是毛派「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把上面所說的歸結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問題祇限於毛派和反毛派之間，又如果那個被召喚來參加鬥爭的群眾運動，在基本方向上始終沒有脫出「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那麽在目前的種種條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奪權鬥爭中獲勝，多半不會被他們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過這個「勝利」不會如他們所預料者那樣的「乾淨徹底」，不會不是「腐敗」而妥協的。

但若問題不祇限於毛派與反毛派之間，即是說，如果在鬥爭中，那個被發動起來的群眾大大超過了毛林當權派與劉鄧派所嚴格劃定的界線，如果在群眾中出現了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利益的一個流派，那麽在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已經變了。它不再是官僚階層內部清算的鬥爭，而是官僚與反官僚的鬥爭；事情已經發展到第三個前途了。這時候，毛澤東為了要壓下那個被他召喚出來的「革命魔鬼」，將視需要之大小，儘快與反對派作相應的妥協。這時候，毛澤東如果還是遭到了清算，那麽清算他的人決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 毛澤東的企圖能否實現？

不過我們暫且撇開第三個前途不談，先談談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的「主觀意圖」。讓我們看看，我們在上面提到過所謂的「一石一二鳥」的企圖，究竟能否實現。

首先是那個轉移民間怨氣的打算。來了這下子紅衛兵運動之後，是否能夠將多年來人民大眾的怨氣，特別是最為敏感的青年學生對毛對中共所鬱積的怨氣，轉向「一小撮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洩，同時又能藉此挽回並提高毛的聲望？

據我看，這個可能是沒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曇花一現，現在早已過去了。當然，毛在這方面佔盡便宜，他始終處於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敗了他的對手，那更可以將一切罪狀加於人，一切責任推給人，拿失敗者當作獻給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術語所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獨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盡天下耳目。至於勝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絕大的說服力量，但問題畢竟更在於怎樣取得勝利，在於是怎樣的勝利，如果毛憑以取得勝利的手段祇限於槍桿子的高壓，祇限於毫無原則的手腕與最無恥的欺騙，如果為了取得勝利，他不但對他的敵人，而且對他的擁護者都一樣應用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勝利是極不光彩的，十分腐敗的，換湯不換藥的，甚至是似勝實敗的，那麽，從勝利中出來的毛澤東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這份致獻的犧牲。

如今毛澤東正是以這樣的手段與這樣的方式在贏取他的機利，同時他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於我們上述的勝利，因此，「勝利」的結果，祇能給這位最大的舵手招來最大的怨氣，讓所有怨氣，特別是幻滅了的青年人的怨氣，集中於他一人之身吧了。

我們再看看另外兩個企圖。它們是：一、通過這次群眾運動，打倒黨內與國內的任何異己者，以此造成一個思想上為毛澤東主義所絕對統一，組織上為毛澤東個人所絕對控制的黨和國家。二、通過這次運動，訓練出一大批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新幹部。

這些能夠達到嗎？

要回答第一點，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樣的「統一」程度與怎樣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說來，中共二十年來早就思想上統一於毛澤東主義，組織上受控制於毛澤東個人。不過毛澤東並不滿意這個程度的統一，不滿意這個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幾年來，這個「統一」與「控制」受到嚴重挑戰之後，他更覺得不滿意，更要加強它們了。然則，要加強到怎樣程度的絕對統一與絕對控制，毛澤東才能滿意呢？顯然，他要在這方面遠遠超過史大林，甚至要遠遠超過希特勒，他要成為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最專橫的教皇，他要成為摩罕默德式的獨尊的教主。他要將自己的片言隻語都全部變成「最高指示」，變成「絕對真理」；他要使「毛選」變成聖經，使語錄變成符籙，並且要使這本聖經與這些符籙，代替人類古往今來知識活動的全部成果，欽定為「無產階級文化」的萬有文庫。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將其他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帽子而加以焚燒，將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藝術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統統加上「牛鬼蛇神」的惡名而加以迫害。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是絕對荒謬反動的，是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的，不過我們將在論文化問題的專文裏討論它，此地不再多談。在這裏，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樣子的思想統一與這個樣子的絕對控制，是否能夠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們從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從人類思想的一般本質看，服從權威與反抗權威這兩重性是始終同在的，從人類思想總進步的現階段看，那個新的集體主義總必須包含那被「揚棄」了的個人主義；從中國一國的文化發展看，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畢竟提高了，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受過科學和民主的洗禮的了，從世界範圍內文化發展看，那麽不管有多麽強的阻力與多麽大的逆流，社會主義行將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化的共產主義行將取代警察化的共產主義，總已是確定的趨勢了。

因此，毛澤東那種超越秦始皇，蓋過史大林的萬丈雄心，結果總祇能被歷史證明為枉費心機，祇能被證明為時代錯誤的大笑柄。縱使他在表面上與短期內能夠做到這個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歷史對他個人與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應得的懲罰罷了。

第二個問題是：通過紅衛兵運動，能否訓練出一大批對「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幹部？

我們的答覆是：新幹部正在訓練，而且終於會訓練成，但是如此訓練成功的新幹部，卻完全不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墮落。

理由為何，我們早已在以前的文字裏說過了，不再詳述。總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斷革命的方針，不徹底拋棄「一國共產主義」的反動立場，如果不把中國勝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他部分（包括落後部分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部分）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種，而將它看作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個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國初步的社會主義建設主要當作社會主義（即使在貧困國家中），可以優於資本主義的一種示範，以此吸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以及一般勞苦大眾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以此促成他們在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終於（在長時期內）沒有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後地區的革命前來支持，那麽，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中，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們，要想反對與防止「修正主義」，要想自己的幹部永遠免於「官、暮、嬌、驕」四氣的渲染，不管你發明什麽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樣的手段，結果終是徒勞。

在毛澤東主義的，亦即在史大林主義的「一國共產主義」總方針下，行將從今天紅衛兵中選拔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因為是在革命綵排中「奪得了權力」的，因為是在免費串連中完成了「長征」的，因為他們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溫室裏人工助長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們少不更事，趾高氣揚，一定會比那些老幹部們（今天被他們「砸爛了狗頭」，其中卻不少是從長期真正戰鬥中出來的）會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進那「官、暮、嬌、驕」的四氣之中。

七 假革命與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國的革命政權免於變質，要使未來的革命幹部免於「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等等的墮落，人們必須為上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可能前途而奮鬥，也就是說，必須為變假革命為真革命的前途而鬥爭。

先談這個前途的現實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誰能預言出中國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連毛澤東自己也不會相信。

不過現在，當我們看到了最近全國各階層動亂的情形，那麽誰若否認中共統治下有革命的可能與必要，這個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大好處，就是它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十七年中共統洽所積聚起來的「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竟有這樣的多，竟是這樣的深！

這麽多與這樣深的矛盾是必須用革命——不是禦用與欽賜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來解決的！

這個客觀需要，預先決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發展成為真革命，也預先決定了它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

然則這個潛在的與可能的現實性；將如何在客觀上實現出來？我們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觀上使之實現出來？

客觀上，在半年多來，特別是近兩個月來的「造反」鬥爭中，其實有許多行動已經超出了官方給劃定的界限。這就是說，真革命的成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統在歡呼由上海開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時，就拚命號召解放軍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專政機關」行動起來鎮壓「反革命」。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又特別重登了毛澤東的那篇舊文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以此去反對存在於「革命群眾組織中的……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這都顯明地表示出群眾運動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的社論所說：

「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例如，所謂『中國工農紅旗』，所謂『榮復軍』、『聯合行動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義分子組織起來的名為『革命派』，實是『保皇派』的組織，就是這種反動組織。這些組織中的多數群眾是受蒙蔽的，是應當爭取教育的。」（見「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

這段話也生動地告訴我們，群眾確實是起來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變天」的害人蟲，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陳伯達們也不得不承認還有多數「受蒙蔽」的普通工農。他們在十幾年的官僚專政之下受盡苦楚，現在看見了可以變革的機會，奮然而起，要同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老爺們算帳了。「經濟主義猖狂地氾濫」，逼得毛澤東窮於應付，這無論如何是一個無誤的標誌，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欽定的了。假革命已開始變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變、在發展，這是事實，它還要繼續變下去，繼續發展，這也是必然趨勢。但是它究竟將怎樣變與怎樣發展，我們是很難確切預言的。

我們可以預言的是這樣一件事，如果沒有一個具有明確綱領的先鋒隊加以領導，那麽，這個革命縱然發展得大大超過了毛派或劉派劃定的界限，也遲早會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爭鬥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務，或者為二派聯合的力量所鎮壓。如此，則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現統治下的社會矛盾，勢必不曾解決，暫時又潛伏下去，等待新的爆發。

因此，目前中國那個頗有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的「造反」局勢，需要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對它作及時的與正確的認識，並進一步作革命的幹涉，藉使目前蜂擁起來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領導，能知所團聚，並能為確定的方向而鬥爭。

一句話，那是革命者主觀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可能性在客觀上實現出來的問題。

要作革命的幹涉，要予革命群眾以正確的領導，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門的所謂造反者與造反組織中，分別出誰是真革命者，誰是假革命者。因為今天出現在全中國的形形式式的造反團體，表面上，個個都打著擁毛旗幟，人人都喊著「毛主席萬歲」。而究竟什麽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麽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根本不曾把具體的政綱宣佈出來，以致究竟誰真誰假，誰革命誰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簡直無法分別。甚至誰真擁毛，誰假擁毛，也都是「撲朔迷離」，無從判斷。朝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幫」者，已屢見不鮮，而昨天讓人打成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榮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因為並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動都是革命的，也並非所有「擁毛派」的行動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別真偽革命的標準更難確立，同時也更需要確立。

不確立這些標準，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將不知道應該打倒什麽與擁護什麽，不知道應該聯合誰與打擊誰，不知道應該向那裏走，不知道應該為什麽而鬥爭。

下面這幾個標準，據我看，乃是適用於目前中國的具體條件者。它們可憑以區別個人和團體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為中國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一個初步的鬥爭綱領。它們是：

１、是否反對神化大領袖；

２、是否反對官僚特權與貪污墮落；

３、是否真正贊成與真正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即是說：是否實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選舉工廠委員會，選舉貧下中農委員會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並以此種「公社」來代替各級「人民委員會」；

４、是否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保證勞動人民的憲法權利（詳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保證言論、出版、結社、示威與罷工的自由，保證信仰自由，保證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５、是否反對以反「經濟主義」的名義，削減或甚至剝奪工人農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證；

６、是否主張並實行給政治上不同意見者以充分答辯的權利；

７、是否主張並實行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內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敗，進行充分的檢討；

８、是否主張和實行在文藝創作及一般文化活動上，除了簡單明確的政治標準外，允許充分的自由；

９、是否認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並不妨礙我們與蘇聯結成聯合戰線，藉以反對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

　１０、是否在思想上與實行上都遵守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利益服從於世界革命利益這個大原則。

凡是以「是」字來答覆上述問題的個人或團體，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們掛的是什麽旗，保的是什麽皇；反之，凡是以一否字來答覆這些問題的，都應該歸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們是擁毛的，還是擁劉的。

我們反對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持一切真革命的左派，並願意和他們聯合行動，號召一切革命者在這個政綱之下團結起來。

八 革命領導問題

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開宗明義說：「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這一個歷史性的論斷，不但二十九年前的當時是正確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確的，不但在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是正確的，就是在已發生過此種革命的國家中也是正確的；它不但適用於世界的其他國家，也適用於中國；而且，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說，它還最最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哩。

因為今天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次成功的爭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觀的先決條件，即使不曾開始「黴爛」，至少是已經「成熟」了。「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革命的先鋒隊。」

今天中國如果存在著一個組織良好，人數相當眾多，而且具有正確馬列主義綱領的無產階級革命黨，那麽，這次由毛澤東自己挑動起來的假革命，一定會被轉變成反官僚爭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經被轉變成了。

不幸，事情並不如此。

中國共產主義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由於主觀上和客觀上各種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並不存在——至少，他們不可能以有組織有聯繫的政治派別而存在。因此，他們不曾，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鬥爭中起任何作用。不過他們的思想還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無產階級中是留得影響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紅衛戰報」上，就說到在「造反派內部」，「出現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動」。

當整個中國的政治氣候日益變得有利於真正馬列主義的滋長與繁殖之時，那些陳年的思想種子會發育，同時新生的種子也會到處冒出頭來。

培育這些種子的條件是官僚極權統治下工農大眾爭取民主權利的渴望，是狹隘民族主義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對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澤東的政權越發走向瘋狂的個人獨裁，越發剝奪勞苦大眾的一切權利，越發使國家變得孤立無助，眾叛親離；那麽這些造反種子就越會自發地與野生地滋長起來。

這樣，毛澤東治下無產階級爭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條件是成熟了的，問題祇在於怎樣給他們以正確的領導。

說到領導，我們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國第四國際黨在組織上的再建問題，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強和發展問題。

不用說，這是必須加以鄭重考慮並應認真付之實行的問題。因為第四國際綱領代表著四十餘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早，最全面與最澈底的反官僚主義墮落的旗幟；它代表著共產主義事業與理想被史大林主義所污損毒害後唯一堅持著的馬列主義的傳統。因此，我們相信，今後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好，或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的反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們成功，要想他們成功了而循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那麽忽視這個旗幟，背棄這個傳統，都是不行的。

但是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能不能夠說：所有上述國家的革命，祇有在各該國的第四國際黨的直接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之下，才談得到成功或成功後的正確發展呢？能不能夠說：如果不在第四國際黨派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之下，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說它們算不得革命呢？

當然不能夠，這樣說與這樣想，將是最最無救的宗派主義者。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在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組織未曾再建與發展之前，中國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會發生，可能會不止一次地發生；而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層中分裂出來的左派領袖領導的。這些領袖可能部分地解脫了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拘束，可能在客觀上已經採取了第四國際中國黨的若幹立場，但他們決不會自命為第四國際派，甚至會極力反對第四國際派。對於他們，我們該採取什麽態度？當然應該堅決擁護他們的革命，誠懇地批評他們的不足．勇敢地參加他們的戰鬥隊伍，以此達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總之：重要的在於實質，在於政綱的實施，並不在於用的什麽名義，打的什麽旗號，也不在於是否置於我們的直接控制之下。 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毀，這是史大林主義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們採取了類似態度（祇要極少的一點就夠了），那麽唯一的結果是：歷史將邁著大步，鄙夷地從我們緊閉的那所小門之前過去。

然則我們上述的擁護態度，是否可以應用之於目前中國鬥爭中的劉鄧派呢？

我以為不能，至少目前還不可以。 理由：一：根據目前所知道的材料來判斷，劉鄧派未曾發動過什麽革命，相反，他們是毛林派發動的「革命」的對象，因此，「擁護劉鄧派」這個光禿口號，首先就意味著保持現狀，反對「亂」，反對「奪權」。我們並不滿意現狀，不反對亂，也不反對奪權。我們反對「為毛主席而奪權」，卻堅決主張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奪權。第二，不論就過去的事實看，或就今天的表現看，劉鄧等人根本不曾跨出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穩地立足於中共的統治層中。他們所主張的乃至所執行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主要是在於對毛的過於冒險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卻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劉鄧派當然不等於革命的左派，他們的勝利不可能等於革命左派的勝利，甚至我們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認真得勢，劉鄧派會立即放棄其微弱與消極的抵抗，拜倒乞憐於毛派的腳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勝利，因此，我們不應該在群眾中造成一個幻覺－即劉鄧派等於革命派的幻覺。

不簡單地提出「擁護劉鄧派」這個口號，當然不妨礙我們在一些場合，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支持劉鄧派（特別是他們的群眾）的鬥爭，與他們（不僅群眾，而且領袖）聯合行動。因為我們主攻的矛頭顯然是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又因形勢所迫，劉鄧派是比較的能夠（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們政綱的若幹點的。

九　「文化大革命」為甚麽階級利益服務

以上所談，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與事實方面。下面想研究一個比較深遠一點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為甚麽階級利益服務的？

史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蘇聯保守的官僚階層的利益，特別是代表了這個階層的中派立場。他縱橫俾闔，左右開弓，野蠻而頑強地保護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同時也保衛了這個階層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國有化的財產制度。

毛澤東怎樣呢？當然他也代表意官僚集團的利益；不過，他所站的立場，似乎與史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仿彿是統冶階層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所指，好像是略等於蘇聯當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一九三○年前後完全與當時的左派反對派決裂之後，它的隊伍中（至少在它的領導層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從那個時候起；所有發生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不論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張國燾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大多是由於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於簡單的權力沖突，極少由於原則性的革命戰略的異見。如果問題牽涉到思想路線的話，那麽最多代表著這樣的兩個方面：史大林主義的左翼與史大林主義的右翼。而這裏的所謂左翼與右翼，如果用真正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尺度，真正馬列主義的尺度來衡量，都是屬於中派的。史大林自己，在他獨自掌握蘇共命運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時而左傾，時而右傾，不斷在中派的圈子裏來回跳躍。

長時期內受史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過這些跳躍的影響。每當一次跳躍，中共內部也總是會相應地出現一個轉變，而完成這個轉變時候，又常常會或大或小地起一次鬥爭；發生於新立場與舊立場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在這些鬥爭中並非時時居於左翼，不過大體上偏左的居多，因為在以武力奪取政權這個問題上，毛不會退縮；而對於和資產階級聯合這個問題上，毛也不會劃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論，毛澤東應該說是史大林主義的左翼傳人，他特別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後的史大林主義，這裏面包括著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冒險主義，政治上狹隘的宗派主義（以極左的革命名詞來掩護的），個人極權的官僚主義，自居於階級矛盾之上的拿破侖主義。

史大林主義的左翼當然不等於馬列主義隊伍中的左派，這是「中派」裏面的一個左派。它之所以被稱為「左」，僅僅對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史大林主義對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從來祇有兩個態度：一個是卑躬屈膝，作無原則的妥協，甚至作最無恥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險的、盲動的、宗派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野蠻罪惡手段來反對他們。前一態度是右，後一態度便是所謂「左」了。它的右，當然根本背叛了馬列主義，可是它的這種「左」，也完全與馬列主義無共同之處。因為它或右或「左」，無論它擁抱資產階級或打擊資產階級，卻總是於無產階級無利，總是於社會主義無利，或至少是害多於利的。因此，我們千萬不可把史大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和馬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混淆起來。這二者本質早已不同屬於一個範疇了。如果我們將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來看問題，那是要大上其當，會大錯特錯的。 譬如在蘇聯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中，以托洛次基為代表的左派，在許多時期的許多問題上，例如一九二八年以後，中國革命中的國民會議問題，一九三○年左右蘇聯農村的集體化問題，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與社會民主黨的聯合戰線問題，表面上，史大林的立場都比較「左」，可是實質上卻非常之右，因為它們或者推遲了革命，或者讓革命的前進付出了慘重異常的代價。或者乾脆破壞了革命，這些在客觀上都幫助了資產階級，所以實質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極右的。

今天毛澤東及其一派的所謂左，基本上也應作如是觀。站在「右」邊的反毛派，其中（特別在那些一貫堅守史大林主義立場的領袖們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張長期與資產階級合作下去的路線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數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史大林主義束縛的廣大群眾（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層分子），卻未必真正右的，他們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實左的—換句話說，他們的主張可能是更符合於中國乃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的。毛澤東的立場，對於前一類的反毛派說是左的，對於後一類的反毛派說卻是右的。因此，和當年的史大林一樣，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場；他所推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和當年史大林的「反右』鬥爭一樣，縱然含有若幹「反資」意義，卻絕不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它徘徊跳躍於二者之間，而以官僚階層中最特權，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為依歸。

「不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動員成千成萬非官僚的群眾來向官僚們造反奪權嗎？這不是正在徹底打擊，甚至打毀官僚階層嗎？」

不錯，這情形我們在前面說過，確乎與史大林當年的不同。但我們也說過，這個不同僅僅屬於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實質上卻都為了要保護官僚階層的利益。只是史大林之保衛官僚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之保衛官僚利益，比較的為假象所蔽罷了。

不過同中似乎有異。他們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個官僚層，就其傾向與性質說，似乎稍稍不同。史大林當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較保守的一派。它的對內政策在第一時期是一味對資產階級影響讓步，在後一時期則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險與狼狽的反撲，至於它的對外，那是始終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之下，以致最後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事業。毛澤東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層，比較地說，好像是更為激進的。無論在對內或對外政策上，他都表現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協。在國內外的種種敵對勢力壓迫之下，毛澤東非但不願一息屈服，反而更加強了戰意。這種不同的表現，是否意味著毛派至少代表了中共統治階層中的革命派呢？

我以為不能這樣說。因為任何中派都是跳躍的，它時左時右，可左可右。我們拿史大林的例子來說吧，從一九二○年代的後半期起，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之初，雖然其總的趨向是右的，是對國際帝國主義妥協的，是放棄甚至破壞了世界革命的；但中間卻不乏向左的盤旋，最著名的是所謂「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直到一九三三年），史大林派在國內用野蠻恐怖手段消滅了富農，在國外孤軍奮戰，不顧一切地實行盲動來反對帝國主義。結果處處碰壁，將希特勒捧上了台，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反動局面，以致不得不激劇右轉，提出了所謂「人民陣線」的政策。

　　今天毛澤東們的內外政策，一般可以說，略等於史大林的「第三時期」。它是過去「人民民主主義」合作路線的反動，而在更多更大的打擊之後，它多半又將成為新的對國際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屈服的前趨。他今天的極左路線，乃是他昨天的極右路線之果，因此，它又可以成為明天再一次極右路線之因。

如何纔能打斷中派路線這一個綿延不絕的因果反覆呢？只有一條路，趁今天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假革命機會，擴大而加深之，使之成為真革命；使無產階級的民主真正成為今天中國的統治精神。

十 簡短的餘論

從狄義的文化觀點來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本有很多的話可以說，而且也應該說。祇因毛澤東這一次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積極方面實在與文化一無關係。誰都清楚，這不過是他隨手抓來的一個幌子，藉以掩蓋他清算異己的權力鬥爭吧了。而在消極方面，那麽他在「文化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文化和文化人的態度和行動，又是太過荒謬，太過明顯地違反了馬列等大師的道教，以致我們暫且可以不必為它多費筆墨，留待以後再作總的批判了。

在這裏，我們祗想摘引列寧的兩段「語錄」，讓大家先作一個比較：

（一）

「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著青年的頭腦，並把它們變成一些依法泡製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出結論，說毋須通曉人類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為無需領會共產主義本身所由產生的全部知識，而祇耍通曉共產主義口號，祇要通曉共產主義的結論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見「青年團的任務」——中文本「列寧文選」第二卷，八四二頁。）

（二）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的必然結果」。（見同上文，同上書，八○三頁。）

看了列寧在四十七年前所說的這兩些老話，今天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他對馬列主義在文化方面的「最新發展」，那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

　

「批鄧反右」的分析

向青

震動世界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事件，促成了大半年來中共新的黨內鬥爭急轉直下：一九七三年重新上台後仿彿扶搖直上的鄧小平，第二次垮台了。這個新發展引起人們對中國內部政治鬥爭作更密切的注視，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和估計提出來。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亦即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的立場上，所最關心的問題，當然是毛鄧兩派所爭的究竟是甚麽；這些爭執問題，以及兩派各自的立場，對勞動人民有甚麽利害關係；他們兩派究竟分別代表甚麽階級，或甚麽不同的社會──政治集團。鬥爭在「大辯論」的名義下進行了好幾個月，已發表的反鄧文件不可勝數，但無論國內群眾或海外人士都始終無法看到鄧小平派的文件。毛派很愛說甚麽「反面教材」、「示眾」、「翻案不得人心」之類的話，可是，在這次鬥爭中，像過去每次派別鬥爭中的情形一樣，掌握新聞媒介的毛派始終沒有拿鄧派任何一個「不得人心」的「反面教材」來「示眾」，更沒有群眾和新聞記者能親耳聽見鄧小平說話。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得到充份資料來對鄧派的真正見解和立場作出客觀而確定的判斷。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方面根據鄧小平在位時的行動表現（也就是當時的官方政策），另方面根據毛派攻擊鄧派的說法，以及這些攻擊言論中撤頭去尾地引述鄧小平的一言半語，來作合理的推測。由此，讀者可以了解，為甚麽此文對毛派的分析評論相當詳細確定，而對鄧派此較簡略保留。

鄧小平是走資派嗎？

毛派說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企圖復辟資本主義，也就是說，鄧小平企圖推翻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恢復資產階級統治。

　　究竟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最根本的區別在甚麽地方呢？讓我們請教列寧吧。列寧一九二○年三月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說：「當一個階級代替了另一個階級的時候，它也改變了所有制的關係」1，「無產階級的統治就表現在取消了地主資本家的私有制，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了私有制，並徹底破壞了私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裏……我們實際解決了私有制問題。這樣也就保證了階級統治。」2列寧這幾句話十分簡單明瞭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的見解，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應該不會懷疑。

鄧小平曾有甚麽行動或言論要取消中國的國有財產制，要把土地、銀行、工廠等等交還給過去的地主和資本家，或撥歸一些新的私人所有嗎?毛派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然則，「復辟」的罪名有何根據呢？

毛派說：鄧小平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經濟政策和教育政策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所以是走資派。

假定鄧小平真正認為階級鬥爭已經在中國熄滅了，他所主張和執行的種種政策並不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為根據，反而便利資產階級勢力的保存和重新滋長，那麽，雖然還不一定能夠就此斷定鄧小平是自覺的走資派（即有意去恢復資本主義），至少他是個右派（卻客觀上便利資本主義的復辟）這點可以毫無疑問了。但是，拿毛派對鄧小平所有指責來看，連這點也未能證明。鄧小平並沒有執行或主張放任富農和城市小生產者發家致富，積累資本，僱傭工人從事生產的政策。

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知道中國社會現狀的人，都會對鄧小平的「走資派」罪名有所懷疑。毛派自己卻感受到了壓力，只好捧出毛澤東一條新的語錄來答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個答覆一點也不中用。毛澤東這話仿彿是說，鄧小平一類的共產黨員本身就是資產階級。難道鄧小平等人開了工廠、銀行、農場等等，本身變成資本家了嗎？這顯然不是事實。最強詞奪理的人，也至多只能說鄧小平派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政治代理人而已。既然如此，原來的問題仍然存在，未經解答：黨內走資派怎樣扶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發展？既未證明他們確實扶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發展，憑甚麽說他們是走資派呢？

「三項指示為綱」

毛派說：鄧小平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唯一的綱）;他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裏，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三項指示為綱」的本質，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

「三項指示」裏面分明包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的那一項，怎能說主張「三項指示為綱」的鄧派「惟獨不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不談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3呢？毛派武斷地一再宣稱，把發展國民經濟也擡高到綱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他們連篇累牘的文章，沒有一次具體證明過，究竟重視發展國民經濟怎樣妨礙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他們說來說去，總不外是引用列寧那句話：「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其實這話一點也幫不了他們的忙。

所謂佔首位，在今天中國的形勢下，在當前這次爭論裏，具體意義是甚麽呢？鄧小平也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一項作為「三項指示」的第一項。這樣為甚麽不能算是佔首位呢？

列寧的爭論態度

列寧很愛引用普列漢諾夫模仿黑格爾的一句話：「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4。讓我們學習一下列寧怎樣具體運用「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這個原則吧。大家知道，列寧這話是一九二一年初，在黨內爭論工會路線的時候說的。當時列寧等人同托洛茨基等人對工會問題發生意見分歧，兩派展開激烈辯論（順便說，當時他們是按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公開在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辯論的，雙方文件真理報都登載，並不是像今天中共的所謂「大辯論」那樣，只許單方面的文件發表，只許一派向群眾說話）。布哈林以緩沖者的姿態發表意見。他說列寧派的見解是從政治上看問題，而托洛茨基派是從經濟上看問題，他覺得這兩種見解可以並存，可以結合起來。針對布哈林這種意見，列寧指出，凡是具備馬克思主義起碼常識的人都要肯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5，「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6這就是說，如果從政治上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和從經濟上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有分歧的時候，政治結論一定比經濟結論更重要，所以經濟結論應該服從政治結論。列寧緊接著就指出，據他從政治上看問題，他認為如果採取托洛茨基當時所主張的對待工會的態度7，就會造成黨同工會分裂，就會招致蘇維埃政權滅亡。這種政治的考慮當然比經濟的考慮（豐衣足食還是飢寒交迫）重大得多。列寧還說，他的政治估計本身也可能不正確，大家可以（而且應當）從本質上來檢查他這種考慮，只是沒有理由把政治的考慮同經濟的考慮同等看待。最後，他還更進一步作具體的分析，指出即使從經濟上看問題，工會也只是工人群眾「學習在行政上和技術上管理生產的學校」，而不是「經濟機關和整個國家機關的一個組成部份」。列寧就是這樣用具體分析、細心說理的態度談問題的，他並不以簡單引用抽象原則來代替對個別問題的具體分析，他沒有用三言兩語來對問題宣判，更沒有隨便用大帽子把爭論對手扣住。

政治和經濟

當政治的考慮與經濟的考慮發生沖突的時候，好像當年俄共黨內爭論工會問題時那樣，當然應該叫經濟考慮服從政治考慮。如果反過來做，就是錯誤，甚至可能發生極大的危害。但經濟考慮並非時時刻刻都同政治考慮相沖突的，兩者大有可能是一致的，那時無論怎樣著重經濟的考慮，都不會造成政治錯誤。毛派說鄧小平把發展國民經濟擡高到「綱」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如果能成立，除非先承認（或先證明）經濟的考慮必然要同政治的考慮相沖突。但這個前題恰恰是既未得到馬列主義者公認，也未經毛派証明的。所以毛派這個判斷是純粹武斷，是任意誣蔑。

根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個原理，我們可以了解：經濟的考慮不但不一定同政治考慮沖突，而且，凡是經濟的考慮只要是全盤性、總括性的，它本身自然也就是政治的考慮。所以，甚麽「以目亂綱」、「以目代綱」的話，根本就站不住。說來說去，問題仍舊歸結到鄧小平的經濟路線和政治路線本身究竟是否幫助在中國恢復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毛派想單憑「三項指示為綱」來證明鄧小平有罪或有錯，是徒勞無功的。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當然高於經濟，但有時（而且是很平常的情形），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務就是搞好經濟，而不是空談階級鬥爭，或從書本上學習政治理論。工人國家的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豈不正是對資本主義最有效的打擊，對無產階級專政最有力的加強嗎？毛派把鄧小平多談經濟少談政治當作罪大惡極，其實，在俄國革命後列寧也常常這樣表示。讓我們隨便引證幾段列寧的話吧。

一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列寧說：「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經濟建設，收穫更多的糧食，供應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飢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就應當根據這些來安排整個鼓動工作和宣傳工作。應當少說空話，因為空話不能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8

十二月廿二日他又說：「今後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談政治。」9 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五日，「自然，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10

難道列寧也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也是黨內走資派嗎？甚至毛澤東本人也曾經說過：「階級鬥爭不要影響我們的工作……各地、各部門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鬥爭要平行，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11他算不算走資派呢？讓毛派「理論家」來答覆吧。

毛澤東說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專制皇帝可以任意殺人關人，他的話對於奴才們就是絕對真理，但改變不了事實。遠的不說。那些據說是鄧小平在少數人面前說過的一言半語也難分真假。但是，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就在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致悼詞的時候，他就有如下的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怪不得毛派不敢拿鄧小平那些「反面教材」來「示眾」了！

鄧小平要以「三項指示為綱」，毛澤東開腔了：「甚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毫無疑問。鄧小平違反毛澤東指示這個罪名坐實了。按照「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奴才邏輯，鄧小平當然罪該萬死。但是，這種奴才邏輯，同真正的馬列主義邏輯，同客觀真理，同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有一絲一毫的共通性嗎？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鄧小平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還不是走資派的明證嗎？－－毛派說。

這點理由乍看之下很有份量。望文生義，如果任由資產階級法權泛濫起來，豈不等於（或終歸要招致）資本主義復辟嗎？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吧。

首先，我們要指出：資產階級法權裏面最重要的部份，作為資本主義生存基礎的部份，即資本家和地主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連帶資本家和地主在消費品分配中佔去很大一份的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從一九五六年起）取消了（關於給前資本家的「定息」，這裏略去不談），鄧小平並沒有企圖去恢復它們（在這方面，毛派沒有拿出一絲一毫的證據）；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法權在中國早已大受限制了。除非現有這些限制被打破，資本主義復辟是不可能的。現在成為問題的，主要是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也就是所謂「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按勞分配」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規範（因為這裏所通行的原則，同商品交換中所通行的等價物交換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此外，成為問題的殘餘的資產階級法權，還有類如學校、衛生設施等「滿足共同需要的」社會設施實際上讓各階層和各個勞動者得到多大權利享受的問題。這也就是現在中共黨內爭論教育路線和衛生路線等的一部份問題。

其次，必須分辨清楚，財產制度上的資產階級法權（資本家和地主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同「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勞動者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消費品的權利），是分別屬於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權利。前者是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享有的權利，後者是社會主義時代勞動者享有的權利。資產階級本來享有的私有財產權，一到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被取消了，並且要徹底摧毀它的生存和再生的基礎；「按勞分配」卻不是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舊制度，而是社會主義時代才建立起來的新制度，只不過它運用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原則，在這一方面還帶有資產階級的特色罷了。勞動者取得消費品的權利，在社會主義時代是不應逐漸限制，而只能逐漸擴大的。按勞分配（即按勞取酬－－這是過去更通行的說法）這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卻不是歸資產階級所享有的權利）的缺點是太狹隘，給予勞動者的權利太有限，所以隨著社會向共產主義發展，這部份資產階級法權的適用範圍將逐漸縮小，逐漸受限制，最後達到取消。但，在這裏必須分辨清楚：所要縮小，要限制的，是勞動者所享有的權利的狹隘性、有限性，而不是權利本身。負負為正。縮小對權利的限制，限制權利的狹隘性，就等於把權利放寬和擴大。可見，限制「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不等於限制（縮小）勞動者領取消費品的權利，不等於叫勞動之後少領一些消費品，而只能是讓勞動者更不受限制地領取更多的消費品，進一步滿足他們的需要，享有更廣大、更自由的權利。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從來沒有說過甚麽要限制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雖然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他們所說的是「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12。注意！是「超出」，即不受限制，擺脫限制，而不是限制。要把勞動者領取報酬的權利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名加以限制，是從毛澤東開始的。毛澤東在這裏玩弄了極其巧妙的偷龍轉鳳的把戲。這是修正主義一大發明，單憑這個發明毛澤東就足夠資格與赫魯曉夫並駕齊驅，同為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了。

不要以為這是咬文嚼字，在字眼上吹毛求疵。馬列所說的「超出」同毛澤東所說的「限制」之間的區別是很實在，很具體，能夠讓勞動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很清楚地感受到的。

根據「按勞分配」的規範，一個勞動者提供了一定份量的勞動之後，只能向社會領取相當份量的滑費品，人人一樣，人人平等。在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者看起來，這就是最大的平等，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了。但是，馬克思指出，事實上每個勞動者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需的消費量也是不平等的；所以，兩個人提出同等份量的勞動，他們勞苦的程度卻不相等；同樣，領取同等份量的消費品，一個勞動者可能已經夠了，甚至有餘，另一個卻可能不夠；因此，在平等的表面之下存在著實際的不平等。想達到真正的平等（這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時代才有條件實現），只有取消「按勞分配」這狹隘的規範，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13這是馬列所指出的「超出」按勞分配規範的方向。馬克思指出「按勞分配」制度有缺點，它所給勞動人民的權利太狹隘，共產主義社會要把勞動人民領取消費品的權利擴大，恰像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資產階級民主制所給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擴大一樣；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嫌「按勞分配」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給予勞動人民的權利太多了，要把這些權利進一步加以限制。中國勞動人民從來都過著很貧苦的生活，毛澤東還要叫他們多勞動，少要求領取消費品。勞動人民未必人人都讀過馬列的書，未必人人都懂得這部份共產主義理論，但他們根據親身感受，一定知道這種毛式冒牌「共產主義」是違反勞動入民利益，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如果鄧小平在這問題上反對毛澤東的立場，反對限制勞動人民按勞分配的權利，同時主張用種種嚴密的制度來保證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那麽，他不但不是走資派，而且倒比毛派正確，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比較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了。

毛派要採取甚麽具體辦法來進一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呢？我們從文獻中看到有四種辦法。第一，加強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強調不計較報酬的「各盡所能」的勞動態度。第二，提倡公費醫療、勞動保險之類的「按需分配的萌芽」。第三，限制工資、工分等等的收入差別過大。第四，提倡「工農兵上大學」、「赤腳醫生」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

思想教育，「按勞分配」，「各盡所能」

第一種辦法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根本無關。「按勞分配」的含義是：第一，勞動者有權分得消費品，也只有勞動者才有權分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第二，等量的勞動有權獲得等量的報酬。至於勞動者有時自願作義務勞動，那是他自願不行使按勞取酬的權利，並不影響那權利本身。對某種合法權利有時自願不行使，並不表示他喪失那種權利，不表示那種權利受限制。資產階級也鼓勵人們為社會公益義務工作，也表揚捐獻個人財產給社會機關的行為，難道這也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嗎？在這裏，毛派把權利與行為，法律與道德，混為一談了。

只要義務勞動真正是自願而非強迫的，就對「按勞分配」的法權毫無影響。只有一步步實行「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這是過去通行的說法），才是對「按勞分配」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加以限制。但如果假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之名，或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名，而對工農群眾行強迫義務勞動之實，那就是比資本主義更反動的制度，是封建法權或奴隸主法權了。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樣做，所限制的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缺點（狹隘性），而是勞動者分得消費品的正當權利。又如果以為不必等到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之後，不必等到一方面消費品的供應已經十分豐富，另方面生產勞動已經再不是勞苦的負擔，而變成生活的樂趣的時候，單憑道德的說教，單憑宣揚「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大公無私」的精神，就能夠使普通勞動者再不計較比別人多勞動，少領報酬，那麽，還何必僅僅談甚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乾脆把它完全取消，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好了！如果這樣，馬克思主義就變成了「小腳娘」，變成資產階級成見的固執者，空想社會主義倒變成革命學說了。毛派那些吹噓思想教育怎樣起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效果的文章，邏輯上恰恰要走到這樣的結論。但毛派決不走向這個邏輯結論，卻一味不合邏輯地從「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前提推出限制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的結論。這並非由於毛派不懂邏輯，也不是由於他們還不敢公然違反馬克思的論斷，而是由於他們是騎在勞動群眾頭上的官僚，是勞動群眾的血汗的掠奪者。

毛派把勞動者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的拚命勞動也稱為「各盡所能」，當作同共產主義時代的「各盡所能」一樣的事情。這是嚴重的混淆不清，或者是故意歪曲。當然，「各盡所能」這句話未必不可以有不同的、比較隨便的用法，用來指拚命勞動。但毛派在談理論問題的嚴肅的文章裏從來沒有指出這話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含意，所以他們實在是有意地用這話來使人意會到共產主義充份實現後的社會裏那種勞動的態度和性質。這種歪曲倒不是毛澤東所發明的。一九三六年頒佈的蘇聯新憲法（所謂斯大林憲法），宣佈蘇聯已經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當時托洛斯基已經指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的前後兩部份是不可分割的，在未實現「按需分配」的情況下，「各盡所能」也不可能實現14。馬克思、思格斯和列寧從來沒有把「各盡所能」同「按勞分配」連在一起來說，他們也不可能這樣說。「各盡所能」顯然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社會裡方可能實現。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社會裏，勞動者才既不會為生活所迫而做有害身心的過份勞動，也不會反過來一有機會就偷懶；那時已經打破了奴役性的分工制度，每個人的多方面的能力才真正盡量發揮，而不是一個人像機器一樣地永遠盡一兩種職能，卻埋沒了其他才能。在此階段以前，勞動者如果拚命勞動，不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人強迫（所謂自願，也不過是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自我強迫），總是和共產主義式的「各盡所能」完全不同的。所以，斯大林所發明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自相矛盾，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現在毛派更進一步（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在墮落反動的道路上更進一步），連「按勞分配」都不要了，連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都要加以限制，卻同樣不知羞恥地大談甚麽「各盡所能」！共產主義啊，多少罪惡借你的名義進行！

物質刺激

限制勞動人民按勞分配的權利，不但損害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必然也打擊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鄧小平看到這點，所以他認為道德說教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反對取消物質刺激。在這方面，原則上正確的是鄧小平，而非毛澤東。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共產黨黨綱說：「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的報酬一律平等，力求實現完全的共產主義，但在目前只是開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不能給自己提出立刻實現這種平等的任務。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仍要給專家們較高的報酬，使他們工作得不是比以前壞些而是好些，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勵成績優良的工作特別是組織工作的獎金制度。」。15這顯然在原則上肯定了物質刺激的需要。至於鄧小平所推行的物質刺激的具體辦法究竟是否正當，這個問題留待下面再談。

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

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可以減輕勞動者在生病和失業這兩種最困難的情形下的困難，因此自然得到勞動群眾的擁護。但把這種辦法稱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萌芽」，認為它們可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卻未免太誇張了。這種辦法只不過使勞動者在最困難的時刻能夠生存下去，並比較容易渡過這個困難時期，卻並沒有改變在生活常態中的不平等（連形式上的收入平等都還差很遠，更不必說「各取所需」的真正平等了），怎能算是共產主義的萌芽呢？它們所根據的原則，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人權原則而已，是生存權利的一種表現。這種辦法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盛行，那些由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國家更普遍實行了。這種辦法一方面固然直接給予勞動者一些利益，但另方面也起著保證勞動力的供應和社會安寧的作用，間接地有利於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正因為如此，比較富裕的資產階級國家都樂於採用這種辦法。由此可見，這種辦法並不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權一般都不能實行這種辦法，所以這種辦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嚴格說來，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的一部份。但，把它們評價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步驟，卻在理論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錯誤的。不論有意或無意，事實上毛派正在利用這種辦法的適宜性來幫助辯護他們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名義下所提倡的其他辦法。

限制收入不平等

毛派對某些人收入過高加以攻擊，是由來已久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把這種人之中的一部份揪出來鬥爭得很厲害，一時之間許多人的高收入也確實減低了。可是，儘管近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叫得震天響，卻始終沒有看見公佈新的薪水和工資的標準，修改關於薪水和工資的法規。假定我們所聽到的消息不錯的話，今天中國實行著的薪資標準仍舊是大革命前的那一套：最低的沒有提高，最高的也沒有減低。甚說聽說有人在文革期間被扣掉的薪水後來還補發了呢。抽象的道理說了許多許多，具體的改革一點也沒有提出來，更不用說實行了。毛派說鄧派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事實上，所有中央大官僚（從毛澤東本人起，包括失勢的鄧小平在內）所享受的一切物質特權，在批判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聲中都沒有受到一絲一毫影響。毛澤東有關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那條語錄，特別提到工人的工資制度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卻不提官僚和工人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不提那些大官僚的正式高薪和其他由國家特別供應的種種物質享受。也許這就是毛主席同勞動人民「心連心」的具體表現吧！無論如何，毛澤東究竟要限制誰的權利，不是很明顯了嗎？

有些天真的人以為，隨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呼聲日益高揚，毛派以後會實行工資（包括薪水）制度改革的，或者群眾不難利用這個潮流來迫使毛派實行改革。這些人不但忘記文革十週年紀念都已經慶祝過了，改革仍舊毫無消息，而且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實在太淺，對毛主席語錄也讀得不仔細了。應當把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那條語錄看清楚。它的結論並不是要實行甚麽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制定或修改甚麽法律，而是「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在別的場合常教人書不可看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可看得太多，看幾十本就夠了，看多了會走向反面，變成書呆子，在這裏卻反過來，他仿彿認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全靠看書－－看馬列主義的書。

也許有人以為毛澤東在這裏犯了書呆子的毛病。他們錯了。雖然毛澤東很愛看書，看了很多很多的書，他卻決不是書呆子；處理這麽重大的問題的時候，尤其決不會顯出書呆子氣。只有本身是書呆子，或雖非書呆子卻像書呆子一樣愛把問題抽象化，片面化的人，才以為毛澤東會憑書呆子氣處理問題。然則，「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對毛澤東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甚麽妙用呢？

毛派寫了許多文章和小書，引證馬列的話，解釋共產主義，提倡「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這些書本裏，官僚的高薪以及其他合法享受的物質特權提到的並不多。更沒有提到任何限制這些「法權」的具體政策。談得最多的，是改造工人、公社社員、科技人員、醫生等勞動者計較勞動報酬的思想。提倡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其次是批判唯利是圖的思想。防止人們投機倒把、私自經營工商業。關於私人營利活動，早已有明確的法律和政策嚴加限制，所以，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其實並不是甚麽批判現行的法權，倒是教人遵守現行法律。不管是批法也好，護法也好，總之這方面有法庭和監獄等專政工具來保證，思想教育只不過是補助的手段而已。但對付勞動者計較勞動報酬的思想就不同了。「按勞分配」本是合法的權利，理論上也是在現階段應當維持的原則，然而，毛派卻覺得對此必須加以限制，於是，除了靠思想上的說服就沒有其他方法了。這就是「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的作用。

勞動者多看那些批判「按勞分配」思想的書，而且在學習班上再三聽講和討論之後，不論是真正激發了共產主義的熱情，還是簡單感受到官定思想的重大壓力，自然就比較上不大敢集體要求增加工資，也不大敢反對評定個人工資或工分時候和分配工作時候的不公平現象了。這對於掌握管理權力的官僚，尤其是對於那些掌權、爭權卻不大懂得（也不想耐心學習）實際管理技術的新爬上去的官僚，是多麽美妙的事情啊！「共產主義」雖然還沒有徹底實現，距離官僚理想中的人間天堂總算接近一步了。不少評論者認為毛澤東和熱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派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讓他們看清楚吧，這就是毛派理想主義的實質。

這部份毛澤東思想的真義弄清楚之後，讓我們再根據未經「篡改」的馬列主義繼續研究一下中國目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本身。

在今天的中國談限制（甚至取消）收入的不平等，其實用不著像毛派那樣從遙遠將來才能實現的共產主義原則那裏找尋理論根據和道德根據，用不著考慮中國現在是否已經具備了物質基礎超越「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的原則在中國（以及現有的一切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根本還沒有實現，目前也不夠條件充份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更不用提了。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分配是完全地、純粹地根據「按勞分配」原則進行的，那時已經沒有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人能夠憑他佔有生產資料而在社會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總額中分得一部份。那時人人都是勞動者，而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的標準是「等量勞動取得等量消費品」。這就是說，工資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級的，不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不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不分技術高低）16，當然更不論勞動者的性別、種族等等，每個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都按同一標準由他所付出的勞動量決定，任何職位一個勞動日的工資都相同（但特別勞苦的工作，一個勞動日的實際工作鐘點比較少）。最優秀的工程師和掃街工人，醫學專家和農業公社的普通社員，清糞工人和國家主席，統統領一樣的工資。這樣平等的分配制度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標準。還沒有完全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範圍（仍然應用著等價交換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但已經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甚至和資本主義的工資制度也大不相同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資是不平等的：一個人的工資多少，不單純決定於他付出的勞動量大小。勞動量只是決定工資的許多因素之一，而且時常只是一個較次要的因素。其他因素還有工作者的技術高低，他的性別，種族，甚至是否得到僱主偏愛等等。中國現在還沒有單純按照勞動量來決定工資，工資還不平等（而且差別還很大），所以現行的工資制度還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式的制度。「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根本還沒有實現。如果真正打算限制工資不平等，完全用不著搬出甚麽共產主義的原則，只要一步步改變現行的資本主義式的工資制度，縮小工資差距，向「按勞分配」前進就夠了。

目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都還太落後，又紅又專的人才當然不夠用。為了盡量利用那些專而不紅的人才，盡量利用他們的專門技能來幫助建設社會主義，以便早日能夠實現「按勞分配」，中國不得不暫時違反「按勞分配」的原則，給那些專門人才高過普通工人的工資。根據同樣的道理，普通工人的工資也要分等級：技術較高的，工資也較高。在這個限度之內，這是無產階級方面聰明而且正當的「小本大利」、「吃小虧佔大便宜」的辦法。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有很清楚的解釋17。

但中國現行工資制度所包含的不平等，從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觀點看起來，並非完全必要的。這就是說，不平等的程度太大了，而且至今沒有縮小的趨勢。現制度基本上確定於一九五五－五六年間。當時中國仍舊實行著「以俄為師」的路線，工資制度也是模仿蘇聯那套斯大林主義的極不平等的制度，給高級官員和高級知識份子巨大的特權。我們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後初期（一直到列寧去世）的處境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時期都困難得多：國內經濟破壞程度更大，在國際上完全孤立，俄共缺乏行政和管理經濟的經驗（本身缺乏這種人才），舊有的高級知識分子一般都不擁護共產黨，其中不少人公然怠工。在此情形下，不得不用很高的工資來爭取舊知識分子合作。但俄國當時規定最高工資不過是最低工資約五倍。列寧一方面極力向那些反對優待專家的「左派」幼稚病患者解釋這是必要的，另方面又完全承認這是對社會主義原則極大的違反，只是萬不得已的暫時辦法。等到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篡奪了政權之後，蘇聯的工資差距才在曲解了的「按勞分配」原則掩飾下毫無限制地擴大起來。中國革命後的條件在各方面都比俄國有利。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早已有統治局部地區的經驗。自己有相當數量的管理人才。中國舊知識分子一般都有相當的愛國主義思想，願意為中國的富強而貢獻力量。共產黨政府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真正愛國的政府，在這方面得到知識分子普遍的尊敬。中國革命後根本沒有發生過知識分子怠工的事件。反而可以說，在中國現代史上，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像新中國成立後那樣擁護政府，那樣滿懷希望地投身政府所號召的改造和建設的事業的。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解放戰爭後，高級知識份子有頗大部份已經習慣了比較艱苦的生活。解放後頭幾年，又對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的「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想教育。所有這些因素，都令中國無產階級政權在一九五五－五六規定新工資制度時，本來沒有必要給專家們像蘇俄初期那樣高得厲害的工資。但事實上中共所規定的最高工資竟超過最低工資十倍以上。這是不能用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來解釋的。也不能歸罪於那些領高薪而非執政者的知識分子，而只能由共產黨領袖本身（從毛澤東起）來負責。他們的本質同蘇聯官僚一樣，想維持想擴大本身的物質特權，又想把高級知識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階層裏面，所以一心一意地模仿斯大林主義的蘇聯。現在，雖然他們早已反過來把蘇聯當作最大敵人，但在這方面的做法仍舊沒有改變。他們享受物質特權的程度雖然比蘇聯官僚低一點（在以俄為師時代也一樣），但本質上是相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像列寧時代蘇聯那樣的民主制），中共領導集團是這個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不受監督的、全權的直接統治者，是真正掌握社會生產品分配大權的人，他們自然能夠予取予求。不但如此，他們還能夠今天自己規定給高級知識分子特高工資，明天把高級知識分子領取高工資當作罪惡，鼓勵群眾把他們揪出來鬥爭。後天把他們「解放」，讓他們復職復薪，大後天又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抽象口號，卻並不修訂法規，減低特高工資－－翻雲覆雨，好話說盡、壞事做盡。

寄生在工人國家身上的官僚層的高薪特權，是比資產階級國家的高薪更壞的資產階級式特權。目前中國最應當反對的工資政策，就是官僚的高工資；最急需限制的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官僚所享受的特權。這種限制，在經濟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必要的，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條件，即欠缺勞動人民的民主制。一旦無產階級群眾掌握了政治主權，決不會再讓官僚享受那些特權。對於高級知識份子，只要尊重他們的職業尊嚴和民主自由，不像中共官僚對他們那樣地任意剋制和侮辱，就用不著拿過份的高工資去收買他們，也會得到他們更好的合作。只要減低那些過高工資，並且消除或大大限制官僚統治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種種浪費，用不著減低社會積累的比例，就可以顯著增加工農勞動群眾的收入，首先是增加最低級的工資，縮小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了。

官僚層的理論家（從毛澤東起）不能揭露中國現存工資關係的真象，即使在提倡改良的時候也表現出理論上的極大混亂。他們把反對特高工資同反對按勞分配混為一談，把資產階級式的特權說成資產階級本身所享受的特權，把敵對派系的官僚和受他們保護的領高工資者都當作資產階級分子，絕口不提整個官僚層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特權層和社會不平等的捍衛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們說出真象，就會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幫助群眾認清鬥爭對象，達到革命覺悟。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利害關係令他們同馬克思主義理論格格不入：只能濫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去迷惑群眾的頭腦，而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教育群眾。

毛派有時把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所實行的「供給制」當作一種「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制度，甚至稱它為「軍事共產主義」。這又是一種理論上的混亂或迷魂帕。「供給制」同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根本是兩回事。第一，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是對每個勞動者供應非常豐富、毫無限制的消費品（不消說，到那時候，浪費、奢侈、貪婪之類的私有財產時代的醜惡人性一定已經消失了）；「供給制」卻是極度艱苦的條件下，按嚴格的定額供應最低限度的消費品，一般地只夠勉強維持生存。其次，「供給制」實行的範圍非常有限：只在「解放區」裏實行，而解放區主要是一部份經濟很落後的鄉村（全國解放後不久就取消了）;又主要只對軍政人員實行，一般勞動人民不包括在內。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在現代社會的複雜生活方式中實行。第三，「供給制」並非完全平等的，仍舊有顯著的等級差別。甚至有顯然不符合革命事業需要並令人反感的不平等。早在抗日時期，曾經參加托派的文學家王實味已在延安發表有名的「野百合花」一文，公開批評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現象，因而被加上「反革命」罪名槍斃了。中共進入大城市以後，「供給制」更變成少數「首長」任意追求物質享受，「各取所需」的方便制度。一九五五年宣佈完全取消「供給制」改行工資制的時候，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指出了這一點。

注釋：

（１）「俄其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一六九頁。

（２）同上，一六八頁。

（３）梁效、任明：「評三項指示為綱」，「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九日

（４）「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四五三頁。

（５）同上，四四一頁

（６）同上。

（７）這只是在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末期，俄國經濟萬分困難的形勢下，托洛茨基一時的見解。兩個月之後，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採取新經濟政策，以前關於工會的爭論已經再不成為問題，誰都不再提它了。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又同列寧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其他代表全體一致通過關於工會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以後在托洛茨基有生之年，他一直都保衛列寧所主張的工會政策，即：儘管現在國家已經是工人的，但工會仍然要「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他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列寧選集第四卷，四○八頁）。反過來，在那次爭論中支持列寧見解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徒子徒孫（包括毛澤東、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後來都一直使用官僚專制手段完全扼殺工會對國家的獨立性。

（８）「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四卷「三七○－三七一頁。

（９）「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三九七頁。

（１０）「列寧選集」第四卷，四四四頁。

（１１）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版，四三五頁。

（１２）「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十二頁。

（１３）「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二五四頁。

（１４）參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第一節。

（１５）「列寧選集」第三卷，七六八頁。

（１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者學習技術的費用是由私人負擔的，這就表示有技術的勞動力的成本較高。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訓練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出來的較大的成果（即較大的價值），也應歸社會所有，勞動者本人沒有權利要求額外的報酬。這種見解，馬克思以前的共產主義者已經提出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意。參看「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六章。

（十七）參看「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關於黨綱的報告」，「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等，見「列寧選集」第三卷及第四卷。

後記

這是一篇沒有完成的文章。寫於今年六月間。作者原打算再寫三幾千字就把它結束的，但由於種種私人原因，一停下來就好幾個月沒有繼續動筆。在這幾個月內，中共黨內鬥爭形勢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毛澤東死了，十年來一直受他扶植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派（即「文化大革命」以來最純正的毛派）被打垮了。「批鄧反右」運動雖說還要繼續下去，但重要性和銳勢已開始大減，而且實際內容必將大大改變了。不過，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並沒有過時，因為這裏所談的主要是一些在新形勢下仍舊存在的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中共黨內兩個主要派系到底各自代表甚麽，怎樣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工人國家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等。而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理論分析，更佔了本文大部份篇幅。由於作者大概在今後一個月內還無法把本文續寫和改寫，所以願意把它照原樣先拿出來給同志們參考。在這裏，作者想把本文結論的中心點先簡單說出來。

毛鄧兩派（更恰當的說法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並非分別代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不是整個說來毛派較左，鄧派較右。同樣也不是反過來：毛派較右，鄧派較左。他們是同一的寄生在工人國家身上的官僚統治層內部的兩個並非以政治原則為基礎的幫派。反文革派代表二十幾年來掌握中國統治權的中共傳統官僚，文革派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新爬上去的暴發戶官僚。前者有革命歷史背景和豐富的統治經驗。後者方面，除毛本人外，自江張王姚以下都全靠在「文化大革命」這次假革命中幫助毛澤東奪回最高統治權起家。他們的專長是解說毛澤東思想，揭發違背毛澤東意旨或損害毛澤東權威的思想和人物。他們維護毛澤東的權威也就等於維護和擴張他們自己的權勢。他們雖然滿口激烈詞句，實際上並不反對官僚專制的制度和官僚所享受的物質特權，並不促進真正朝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所以稱他們為左派或激進派是根本錯誤的。他們既不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又不讓群眾得到民主權利。兩派真正的政治分歧以及思想分歧並不大，而且並非在一切分歧中都是一派較左，另一派較右，而是有時這派較左，有時那派較左。兩派所最關心的，都是維持和擴張自己的權勢。對國家大事的政策倒隨時可以改變。理論原則在他們看來，更不過是槍桿子和權術、陰謀以下的第三等的工具而已。所以打倒對方人物而採取對方原來所主張的政策也毫不稀奇。這種無原則的爭權行為在毛江派尤其表現得鮮明露骨：因為他們是採取戰略攻勢的一派，而且他們一般都欠缺管理國事的才幹。江派無了無休的爭權鬥爭不但侵奪傳統官僚的權位，而且危害到整個官僚層統治的穩定性，同時當然也連累到普通人民不斷受到不必要的震盪。正因為如此，連毛澤東也有時不得不對江派稍微壓制一下（嚴格來稅。毛澤東並不屬於毛江派。倒可說毛江派是屬於毛澤東的－－毛澤東是黨內的皇帝，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都是他的臣僕）。由此可以了解毛江派何以如此不得人心（包括民心與官心），也可以了解到這一派為甚麽在毛死後才一個月就輕易地打垮了，而他們的倒台受到群眾真心的慶祝。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

附註

　　關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毛澤東語錄，當時中共報刊發表過如下幾段：　　「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

　　列寧為甚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文革、八九民運與工人群眾運動

——從兩本書談起

許由

　　雖然經過了八九民運的洗禮，不少經歷過文革的知識份子，到現在還是對群眾運動敬而遠之，尤其是對工人運動。所以，到今天還有不少所謂海外民運人仕，寧願把民主希望寄托在中共開明派身上，也不願意寄托在工人群眾身上。這同五四時代起直至六十年代初這段長時期是剛好相反的。那個時候凡是熱烈傾向民主的，大多都願意親近勞工，甚至主張「勞動神聖」。促成這個突變的，就是文革。

群眾運動還是運動群眾

　　文革是中國當代歷史中最龐大的群眾運動，同時也是令人失望最深的群眾運動。不論是紅衛兵運動還是工人造反派，結果都不僅沒有為中國帶來絲毫的民主進步，反而是一場對人民，對知識份子，甚至對官僚來說，都是劫數。文革中的一切醜惡現象，都很自然地同群眾運動連繫起來。林彪說過，革命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不少人現在就得出相反結論：革命群眾運動是天然不合理的。我們這篇文章是就上述課題評述兩本書。一本是李遜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一本是華爾德（Andrew Walder）的《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李遜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一書引人注意的是，它可能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文革中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的歷史的書。這本書研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興衰，材料算是很豐富的。可是，作者的整個思想明顯太受官方意識形態的支配，所以史料雖多，對文革以致對工人造反派的分析卻很淺薄。首先，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運動？其次，這次群眾運動同過去十七年的群眾運動以及中外一般群眾運動有甚麽分別？對於這些問題，這本書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我們先談談第二個問題。

　　作者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歷次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下，自上而下，層層發動，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群眾運動的主體是黨組織。而文化大革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則是拋開了共產黨各級組織，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自下而上地沖擊原有的領導體制。群眾運動的主體是自發性的群眾組織。」（頁4）

　　文革的群眾運動當然同之前十七年的群眾運動多少有上述的分別，可是，簡單把文革形容為「自發性」的群眾運動則並不妥當，而且也同「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這個講法也有矛盾。如果由這位「偉大領袖」發出號召而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也可以叫作自發的群眾運動，那我們就無法區別1919年的五四運動、1989年的八九民運同文革的分別了。其實，文革之所以史無前例，不僅在於規模之大，而且在於兩點：從萌芽到發展為全國性運動時間異常短促，而且從一開始就以奪權為中心要求。

　　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眾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奪取權力那麽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經濟要求。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裡，工人群眾的最初要求不過是和平、土地和麵包。一九八九年民運，他們的最初要求也只是局部性政治自由。就算後來提出「打倒李鵬」的口號，也遠不是達到奪權的層次。其實，革命群眾行動從來都不是那麽容易出現。絕大部份爭取局部要求的群眾運動都不會發展為革命。從一開始便要奪取政權的群眾運動更加少見。不僅一般的生產的階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是這樣，就算是流氓無產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也不會想到革命奪權。革命之所以發生，恰恰不是因為一般勞動人民本來很容易反叛，相反，而是由於深刻的墮性——即使社會危機已經非常嚴重了，他們仍然力求像過去那樣過著受剝削但是是安穩的生活。只是等到危機爆發出來了，統治階級不能再按過去方式統治了，而勞動人民想按過去的方式生活也絕不可能了，只有那時，即只有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思考，以及憤激的積累，只有同過去墮性決裂，才會發展出革命運動，才會有膽量有決心打倒當權者。每一次革命都不是偶然事件，但每一次革命都是群眾經過長期而痛苦的切身經驗與反思才會發生的特殊事件。中國人有句老話，官逼民反。不是統治者腐爛專制到極點，群眾都不容易造反，八九民運也多少是這樣。相比之下，文革的「造反」、「革命奪權」發生得太輕易了。紅衛兵運動也好，上海工總司也好，從一開始便要「炮轟」黨委市委之類，而且不久就用武力實踐奪權。但那個時候有特別嚴厲的「官逼」嗎？沒有。所以，這真是「史無前例」的。

革命的真真假假

　　之所以會「史無前例」，當然是同毛澤東號召有關。關於毛澤東的號召力有多大，我們不用在此饒舌吧。而且，現在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並不是光在口頭上號召，而是在實際上運籌帷幄，直接指派人員（江青、張春橋等）去發動的。自然不是每一步都經過陰謀，但是群眾中的任何自發行動，都立即得到毛澤東或他直接指揮的文革小組的回應，在初期尤其是鼓勵以及直接參與的回應。李遜這部書在談到上海工總司的崛起時也用很多材料證明這點。所以，雖然不能說毛澤東直接組織群眾，可是，簡單說紅衛兵與工人造反派是「自發」，也是不恰當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個官方說法倒正確得多。文革從頭起就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去打倒劉鄧派的陰謀。正因為這樣，所以，反乎一般群眾運動（這裡指的是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例如五四運動，而不是1949年之後由中共包辦的歷次「運動」）的經驗，紅衛兵與造反派工人一開始就不是提出任何切身的社會經濟要求，也不是任何政治自由的要求，而是從頭起就要打倒本單位或本地區的黨委。之所以要打倒他們，並不是他們怎樣剝削人民，而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之造反，並不是造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反，而是造那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黨委的反。凡是讀到文革的材料時，你都會有一種感覺：不知道這派與那派之間為什麽而鬥。正反雙方都高舉毛澤東思想，都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文革時代所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但從頭起那個「一切」是不包括毛澤東的。古往今來實在看不出有像這樣古怪的革命的。革命，按其本意，首先意味人民用武力趕跑最高統治者。可是，文革中盡管革命口號最響亮，可是整個發動的目標不是打倒最高統治者，而是為最高統治者打倒不那麽聽他話的高級官僚。如果這也可以叫作革命，那我們實在無法分辨辛亥革命，法國革命同文革的分別。

　　文革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常意義的群眾運動。那是一次假革命，真反動，即只是毛澤東利用革命口號和天真的群眾來達到個人保住權力的目的。文革中的紅衛兵及工人造反派，比較像希特勒的沖鋒隊（實即打手隊），而絲毫不像革命群眾。作者對這樣一個重要而又不算很複雜的問題始終弄不清楚。這個缺陷多少使他這部書材料雖多，卻讀之無味，因為繁雜的材料並沒有統攝在一個正確而鮮明的理論框架中。作者有時連起碼的自圓其說也做不到。他強調，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人）的政治文化素質代表了工人造反派——而工人造反派又代表了上海工人的政治文化結構（即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這些工人造反派根本無法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產生這樣的政治代表。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現實。」（頁69）如果當時整個上海就只有工總司，這樣說或許還不致於太離譜。可是，事實上，李遜在這部書就花了許多篇介紹與造反派對立的「保守派」赤衛隊。據他說，這個反對造反派，主張擁護當時的上海市委的工人隊伍多達八十萬人，比王洪文的造反派要大許多。只是後來因為毛澤東支持工總司，所以最後被打垮。垮雖然垮，可是，曾經存在這樣一個派本身，就大有文章。至少，李遜下筆的時候就應該想想：究竟哪一派才可代表上海工人階級呢？是工總司還是赤衛隊呢？還是別的什麽人呢？可是，作者竟然壓根兒沒有這樣想過，一口咬定那個他認為有很多流氓、官迷、文盲半文盲的工總司領導層才能代表上海工人階級！這說明了他對工人階級的偏見是多麽深。

　　這種偏見可以在他有關經濟主義的描述那裡得到佐證。

所謂「經濟主義」

　　一九六六年六月王洪文首先在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從此掀起了上海工人兩派的鬥爭。沈寂了多年的上海工人階級日益擡頭，開始提出切身的經濟要求。尤其是處於最低層的臨時工、合同工以及那些早年因種種原因被迫遷離上海到邊疆或農村落戶的人。他們紛紛成立組織，要求改善生活待遇：

　　「住房困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住房；

　　「革命單身職工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職工家屬調回上海；

　　「常住臨時戶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戶口問題；

　　「回鄉職工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返回上海重新進廠工作；」（頁281至282）

　　同時，各廠工人也紛紛要求增加工資或補發各種各樣津貼，而且往往成功。這陣風潮之大引起了毛澤東及文革小組的警惕，立即出面制止，而且把工人的這些要求打為「經濟主義」妖風。

　　其實，工人的這些要求都是最正當不過的。要知道，從1956年到1967年，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僅沒有上升，而且還下降了。毛澤東的經濟冒險主義當然要負最大責任。其次，任何稍有人權意識的人，都不會接受中共那種等同階級隔離制度的戶口制。所以，毛澤東對「經濟主義」的鎮壓根本沒有道理。對工人的要求扣上「經濟主義」，也只是毛澤東那種濫用名詞的作風而已。毛澤東對工人的正當經濟要求的壓制，恰恰說明，所謂工人造反派，只是毛澤東進行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一旦這個工具顯露出有勃於毛的用心的些微趨勢，毛就會不惜一切去鎮壓住它。這清楚暴露出，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那場鬧劇，不僅不是革命，也無關文化建設，更不具有無產階級性。工人一旦企圖把無產階級的正當要求注入文革，就立即被封殺了。整個片語中的三個詞彙都用錯。但李遜不僅對於官方立場毫無批評，而且，盲目襲用官方套語和邏輯。既然沒有起碼的獨立思考能力，就不難想象，這部對文革反思的書，結果會有什麽價值了。

工人為什麽參加文革

　　王洪文的工總司最初只是少數派。王洪文一貼出反對國棉十七廠的黨委的大字報的時候，黨委立即把王洪文的大字報打為「大毒草」，直指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兩派的鬥爭很快就超越一廠範圍，進而把整個上海工人都捲入其中。最初保衛當權派的「赤衛隊」佔壓倒多數，後來，當人們逐漸知道工總司的後台是張春橋、是文革小組，最後是毛澤東的時候，多少數開始逆轉了。工總司逐漸成為多數。

　　對於為什麽中學生和大學生那麽狂熱地參加文革，人們不難找到解釋：學生本來就是很容易有不設實際的理想，再加上中共那種個人崇拜的教育，使青年一代把「毛澤東思想」當成自己生存的唯一意義。但是，對於為什麽工人那麽大規模參加運動（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上述解釋就不夠恰當了。素來都重視實際利益的工人為什麽也變成那麽狂熱呢？李遜有一段話解釋為什麽初期那麽多工人起來保衛黨委。其實，這段話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麽一般而言，那麽多工人都參加運動：「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運動幾乎沒有停息過，這一場接一場運動的巨大陰影還未從稍有年紀的人們頭腦裡抹去。從號召提意見開始，到提意見者被整肅結束，人們一旦掉進階級鬥爭的恢恢天綱之中，便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批判造反派來表現自己立場的堅定。在最初圍攻造反派的大字報中，有許多人出於義憤，也有許多人出於表態，出於對自己的保護。他們從十七年的政治經驗中得出結論，對任何一場政治運動，正確與錯誤的評判標準永遠掌握在黨的領導幹部手中，個人的感覺和判斷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只需跟著各級黨的領導幹部的意旨行動，這是最簡便最安全的政治選擇，即使以後出了錯誤，也無需由他們個人承擔責任。而黨的領導幹部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反擊不力」而被劃為右傾者不在少數，他們也失去了政治自信心，凡事寧可「左」三分。」（頁144）

　　在那個一切上綱上線，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指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歲月，跟隨風頭成為唯一的生存之道。從文革中「跟緊」一詞風行一時就可以看到。

　　李遜毫無批評地使用中共的術語，什麽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之類。其實，李遜上述的那一番話就足以說明，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即是專無產階級的政。工人階級不要說民主權利，便連最起碼的人身自由也沒有，甚至是動輒得咎。

　　華爾德一書的價值，在於通過大量訪問讓我們知道中國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

　　讀完這部書，你就會更明白李遜上述那番話的正確性和李遜有關文革的理論總結的錯誤所在。

毛時代的企業管理

　　作者之所以用「新傳統主義」來形容中國企業中的生產關係，是因為中國企業的管理方式同傳統——實即封建傳統——很相似。「『傳統』這一概念總是與依附、順從、任人唯親等等現象相關聯，而同『現代』這一概念相聯繫的是獨立、契約、平等一類的觀念。」（頁11）中國的企業恰恰充滿人身依附的關係：

　　「他們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在政治上依附於工廠的黨政領導，在個人關係上依附於車間的直接領導。（頁12-13）」

　　在毛時代的中國，國營企業對工人來說不僅是工作與收入的來源，而且是醫療、住房、退休金、貸款、經濟補助、托兒所、食堂甚至子女教育的來源。一般來說，工人生活費用中有三分一來自企業的各種各樣的消費品分配及補貼。又由於工人沒有選擇職業、工作單位甚至崗位的自由，所以工人對企業的依附就十足具有工奴特性。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單位，他就變得什麽都不是。所以華爾德說工人「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

　　但一個企業很大，往往有好多個車間（從前港台等地稱為工場，即英文workshop）。而工人最直接是受車間主任的統治。

　　「在共產黨社會的工廠裡，每天都有大批涉及分配、申請、批準的工作。……車間領導在廠領導之前預先審查工人的住房申請和消費品的分配。他們根據國家的勞工保護條例審批各種福利申請，包括休假、年度探親假、事假、療養、特批醫藥、福利貸款，等等。車間領導還負責給工人作個人評語，向工廠黨領導和保衛部門提供信息，批準給工人開旅行證明，對違犯工廠規章制度的行為施以罰款或進行其他方式的懲罰。」（頁23-24）

　　車間同樣是一個金字塔式結構，包括了車間主任、工段長與班組長三個層次。從申請探親、家屬分配工作、申請額外票券、申請住房一直到結婚、離婚，通通都要一級級的申請。

無處不在的思想警察

　　毛時代的企業管理在許多方面都要比蘇聯荒誕專制得多。所謂思想改造、政治思想學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都是蘇聯老大哥所沒有或者很少的。毛澤東專制體制登鋒造極之處，就是它不僅要操縱人們的行為，而且要操縱人們的思想。毛澤東成為了最大的思想警察。中共對「思想」的執迷簡直無人可比了。有個工人說：

　　「如果那個工人表現不好，他們就會開展教育工作。這是黨組織的任務。在他們看來，如果你思想好的話，表現就會好。如果你表現不好，那麽你就一定有甚麽思想問題。這樣他們就會找這人談話：有甚麽問題嗎？家裡頭有甚麽事？還是經濟上有困難？下一步就是在班組內對這人展開批評。有各種各樣的組織會過來施加壓力：工會、共青團、黨員、等等。第三步就是扣獎金。」（頁117）

　　「如果某個工人偷了公家材料去給自己打家具或利用上班時間修自行車時給領導抓住了，他就會被當作壞典型在大會上受到幹部的批評。在他們自己政治學習班組裡，工人們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你有沒有也偷東西？」對此人們會說些類似這樣的話：「雖然我沒有偷東西，但是我帶孩子到廠裡洗澡了。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因為孩子無權享受國家福利。」我也會說：「我對不起黨，因為在工作中我念英文了。雖然我沒偷東西，我的思想還是很落後。」另一個人會說：「我覺得自己不好，因為昨天我提早半小時離開車間了，」或是「雖然我沒有偷盜國家的財產，我昨天到醫務室去假裝腿痛，不過是為了拿點酒精。」……有時我們學習先進模範典型，例如王鐵人（東北一位工人），「啊，拿自己跟王鐵人相比，我就覺得自己有錯，不好。」（頁119）

　　工人得到獎勵還是懲罰，一方面是看工作技能，但更重要的是看「表現」，而所謂表現，其實就是對「領導」的馴服程度。有人索性把「表現」理解為「領導對你印象的好壞」。在這個情況下，人們被迫要講假話，不講也不行：

　　「在一九六三年，……給了某些積極分子和技術骨幹以提級和升工資的機會。……主要的標準，特別是在當事人是黨員的情況下，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還有看你是否反對大躍進路線和三面紅旗，是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批作右傾分子，……這都是重要的條件。如果你在上述無論哪個方面有問題，就根本不可能提工資。你得說六一和六二年絕對有足夠的食品，不得提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在一九六三年，這些都包括在決定你的政治思想是否好的因素之中。」（頁153-154）

　　「你不能反對領導的建議，否則就會受批評。但是即使不同意他們的建議你也不能一言不發。如果你不發言的話，組長會點你的名字，對你提出批評」。（頁162）

　　「文革前，工人可以就他們生活上的問題，例如住房、食品、工資等等，向車間工會代表提出意見。也可以趁黨支部書記每星期到工人中去兩次和大家談生活問題時提出。不過後來就沒有工會了，黨支書也出了政治問題。工人生活上有困難沒有地方可以提。要提就說是反映了你的資產階級思想。」（頁227）

　　至於告密系統，不僅有專職的保衛科，而且還有業餘的「治安組長」，專門打小報告。幾年前說過什麽怨言，都可以紀錄在案作為日後被整的根據。

　　工人在一般情況下很難作集體反抗，於是，拿那些「靠攏黨」的積極分子來揶揄、嘲笑就成了工人發洩情緒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徑。有個工人這樣描述工人對積極分子態度：

　　「他們將你看作是黨組織的奴才走狗，讓你感到很孤獨。有時積極分子在壓力下難過得直哭。工人們對他們處處為難，會對他們說：「馬屁精！幹嗎不讓你老婆和支書睡覺？！」等等。有一次我碰到這種情況，那挨罵的人哭了。」（頁190）

罪責人人有份？

　　我們長篇累牘地引述這些訪問，是為了說明理應人人都懂的東西：被宣佈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實際上只是工奴，甚至連工奴也不如，因為從沒聽過從前的農奴要經常交代思想。不少工人之狂熱地參加文革（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毛澤東的官僚專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賴以自保而已。

　　可是，我們那位企圖深刻反思文革的工人造反運動的李遜，又怎樣尋找文革罪責之所在呢？他說：

　　「如果說，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人不得不一次次放棄自我，那麽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則是對自我的完全否定。整個民族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歷史甚至無法對大多數人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因為失去了「自我」的行動主體，已經不具備承擔道德責任或歷史責任的資格。

　　無數個零的總和，還是零。」（頁213）

　　為他作序的龍應台立刻把握住這句話的精髓，加以發揮：

　　「一個民族墮落到只是『無數個零的總合』，那才是靈魂的自我消除。……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絕對不只是上與下的關係——在上當權者迫害在下的善良百姓和老實的知識份子。不，善良百姓往往被此迫害更烈」。

　　這種論調同八十年代所謂「文化熱」的時候同出一轍，即以為中共所造成的一切災難，不是人性作祟，就是中國文化作祟，結論是，罪責人人有份。文革更好像證明了「罪責人人有份」論，因為許多普通學生與工人及知識份子都幹過許多過火的、暴力的行為。可是，問題恰恰不能只看文革，還要看造成文革的那個體制。恰恰是那種全能主義的黨專政及個人獨裁制度，才造成史無前例的文革。但是，是誰創造了這種制度？是中共。人民對於這種制度既沒有明確同意過，也不是沒有過批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嗚放運動時期。就算在日常生活裡，種種隱蔽的批評也大量存在。可是，統統都被中共壓了。所以，說什麽「整個民族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簡直是胡說八道。出自一個經歷過文革的學者口中，就更加糊塗。在反右之後，人民的所有批評都壓碎了，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更厲害了，可是，一方面，所有後來在文革中被毛打倒的「老幹部」，除了彭德懷之外，差不多沒有一個公開出來阻止過毛澤東的胡作非為，盡管他們權力在握。他們個個都是軟骨頭。把他們之懦弱看成是什麽人性使然或中國文化使然是絕無根據的。因為另一方面，文革之中和之後都有普通青年、普通黨員起來公開反對四人幫以致毛澤東本人。無權無勢的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為什麽那些「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家們通通做不到，甚至做相反的東西？把他們的罪責同百姓的「罪責」等量齊觀，豈非荒謬？

　　事實上，李遜那部書的一些材料也反映了工人階級樸素的一面：

　　一九六八年夏天，當全國武鬥最為嚴重的時候，毛澤東派遣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了大學及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宣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制止武鬥，並且負起「領導」職責。自然有一些工宣隊頭目趁機弄權，但是，李遜告訴我們：由於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不少「樸實的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們寧願做些與工宣隊身份不相符合的瑣碎雜務，也不願意遊手好閒，成為進駐單位多餘的人。他們通過辛勤勞動來改善自己的尷尬處境。」

　　「在大多數單位，工宣隊員無法進入業務領域，只能做總務，後勤和管理人員的工作，他們整天忙於聯繫參觀，採辦器材，維修房屋，甚至打掃衛生這樣的瑣事。如上海音樂學院一些工宣隊員做打字油印和收發文件工作。」（頁429-430）

　　如果要為這些不曾受權力腐化的工人打分，無論如何也不能評為「零」的。分數再低，也一定是一個正數；反之，中共那些高級官員，分數再「高」，也一定只是負數，而不會是零。但重要的還不是工人責任，而是制度，以及維護這種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倒想知道，李遜要給一黨專政及中共本身打什麽分？

1997年5月15日

先驅第44期, 1997年6月

　

林江案 、法治 、文革

向青

舉世矚目、新中國建國以來未有先例的「林江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案，已於一月廿五宣判了。讓我們把這案件分析一下，並且聯系著這案件談談中國的法治和第二次「文革」有無可能的問題。

判刑的輕重

　　人們對這次審判談論得最多的，是十名被告（尤其是江青）判刑輕重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面，首先要解決的一點，是刑罰的作用是甚麽。許多人根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種古老的報復原則，認為像江青和張春橋這類殘害了千千萬萬人的罪犯，自然應當立即執行死刑：不該再留給後路，把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也有人同樣根據報復的原則，卻認為緩期執行可使被判死刑者受更多的苦，所以是更適當的刑罰。我認為，有遠大眼光的勞動人民對犯罪者施行刑罰，應該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制止危害人民的行為，包括防止同類行為再發生。從這個觀點來看，法庭對十名被告判處的刑罰已經足夠了。這十個人實際上已經沒有可能重獲自由，再度為惡了。即使他們十人之中有個別的還有機會得到自由，他們再度作惡的力量也有限，必要時不難加以制止。江青、張春橋之流在「文革」時期勢力那麽可怕，說一句話就可以令許多人家破人亡，並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真正有巨大的力量，而只是由於他們有毛澤東撐腰，他們的罪惡行為符合毛澤東的需要而已。現在既然毛澤東這個真正的元兇已經死掉，這些爪牙也就沒有特別可怕之處了。留下這些人的性命，也許到了將來歷史家有了研究現代史的學術自由的時候，還能夠從他們口中取得一些資料呢！

不過，現在特別法庭決定不立即對江張二人執行死刑，也許不是因為（或者主要不是因為）覺得「死緩」已經足夠達到制止罪行的目的，而是因為不敢或者不願把毛澤東的妻子處死。如果真是這樣，那自然是一種壞現象，客觀上起著鼓勵當權者為惡的作用。實際情形是那一種，現在我們無從判斷，只有觀察以後最高法院的審判活動才能夠知道。我覺得，人民所應該做的，不是堅決要求把江張處死，而是堅決要求全中國的法院在處理普通公民的案件的時候也拿出公平的態度來。

罪名的分析

法庭確認十名被告所犯的罪有下列各種：

（Ａ）屬於反革命罪一類的，

（一）組織、領導或者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

（二）陰謀顛覆政府罪；

（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四）策動武裝叛亂罪；

（五）反革命殺人或者傷人罪；

（Ｂ）屬於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罪一類的，

（六）〕誣告陷害罪。

這些罪名之中，（一）條是全體被告都有份的，（二）、（六）兩條除江騰蛟外也人入有份，（三）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四人有份，（四）條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騰蛟三人的罪名，（五）條只有王洪文和江騰蛟二人有份（江騰蛟未遂）。

判決書列舉了大量事實，很清楚地證明了被告人迫害了大批國家幹部和民眾，並且剝奪了大批高級幹部的權位，但怎樣證明他們這種行為是為了達到顛覆政府，推翻現存政權的目的呢？怎樣證明他們是反革命集團呢？判決書所提出的證據，只不過是林彪和張春橋在「文革」時期所說過的關於必須「奪權」，關於「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的幾句話而已。表面看來，這幾句話很像是表明說話的人企圖推翻原有的政權。但是知道「文革」歷史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林彪、江青、張春橋這一批人，本來就是統治集團的一部份：他們並沒有企圖顛覆整個政府，並沒有企圖剝奪整個原統治集團的權力，並沒有打算建立另外一種社會制度或者另外一種政治制度，而只是企圖在國家機關裏佔據更高的位置，企圖改換國家機關裏的一大批人員而已。雖然他們當時高唱革命的調子，其實他們的奪權行動是奉最高當局之命而行事的。原統治集團的最高權威者毛澤東親自發動他們來進行「文革」，向當時認定為「走資派」的當權派奪權。「文革」路線經過掌握最高統治權的中共黨正式通過。「文革小組」是中共黨內當時公認的中央領導機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同「文革小組」密切合作，承認它的權威，更承認林彪作為國家副領袖的權威。一切奪權行動的結果，都經「文革小組」和國務院批準才確定下來。所以林江集團策劃和實行奪權，既不是當時他們所自吹的真正的革命，也不是現在特別法庭所判定的反革命，而是合法的行為。從法律的觀點看問題，只能作出這種結論。既然如此，上述（一）、（二）、（三）三條反革命罪名就變成沒有根據，不能成立了。傷人罪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能算是「以反革命為目的」而傷人，不應該如判決書那樣引用刑法第一百零一條，而應該引用第一百卅二條和一百卅四條（一般的故意殺人和傷人罪），或第一百四十三條（非法拘禁致人死傷罪）。

剩下一條反革命罪名是策動武裝叛變罪。這條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江騰蛟參加林彪的武裝政變陰謀，第二是張王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制的「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按照刑法的規定，這種罪行自然算是反革命罪。

江騰蛟參加林彪武裝政變陰謀（包括謀殺毛澤東）是有充份證據的。但不能根據這點證明林彪集團的其他份子都犯了反革命罪。

再談張王的策動武裝政變罪名。上海「民兵」是公開合法的組織，當時張王二人是上海市革委會的正副主任，他們自然有合法權力控制上海民兵。這不能構成罪行。至於說他們策動上海叛亂也沒有充份的根據。葉劍英、華國鋒一派說張王一派企圖利用上海民兵達到反革命目的，張王一派在被捕前卻說他們在號召上海民兵警惕黨內走資派不甘心失敗。雙方都屬於統治集團，雙方都利用武裝力量進行鬥爭，究竟是誰合法，誰犯罪，要看逮捕「四人幫」的行動是否按照合法程序。如果華、葉一派逮捕「四人幫」的行動是按照合法程序進行的，張王一派策動反抗自然是犯罪。反之如果華葉一派逮捕「四人幫」是一次密謀的行動，那麽這個行動本身就是非法的，張王一派在上海策動反抗反而不應算是犯罪了。關於這點，這次審判並沒有提供資料。因此，張王這項反革命罪並沒有證實，更不能由此證明他們其他的行為是以反革命為目的，不能由此證明整個江青集團是反革命集團。

最後談到誣告陷害罪。毫無疑問，九名被告都曾捏造罪名使很多人飽受迫害，其中因而死傷的也很多。可是，構成法律上的誣告陷害罪，必須是捏造屬於刑法上的罪名，企圖使人受到合法的判罪。如果指責別人有某種壞處，但並非犯了法定的罪，或者使人受到的損害並非合法的判罪，而是其他打擊，那都不算犯了刑法上的誣告陷害罪。根據這個標準，判決書所確認的九名被告的誣告陷害罪，其中至少有一部份明顯地並非真正的誣告陷害罪。例如張霖之遭江青迫害，「被非法關押，並被打成重傷致死」。既然他被關押根本是非法的，被打也是不合法的刑罰，那就不算被誣告成罪，江青這個害人的行為也不能算誣告陷害罪了。同樣，判決書明說邱會作在總後勤部「私設監獄，刑訊逼供」，迫害了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致死。既然監獄是私設的，又用刑訊逼供的非法手段對付那些被抓去的人，最後的害死也不可能是合法的判決，那麽邱會作這種行為自然也不算真正的誣陷罪。值得奇怪的是為甚麽法庭不把江青和邱會作這種罪行確定為非法拘禁致人死傷的罪，引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偏要不恰當地作為第一百三十八條的誣告陷害罪呢？檢察廳的起訴書上本來列有非法拘禁罪，可是法庭的判決沒有確認這項罪名。

在宣判的次日，人民日報的社論說：這次審判「是我們國家依法辦事，以法治國的重大標誌。這個特大案件的審理，自始至終完全依照法律行事。」又說：「這次審判的重大意義……尤其在於恢復法律的尊嚴，維護法律的權威，樹立一個依法辦事，以法治國的範例。」根據上節的分析，可知這種讚揚是太過份了。這次審判比起「文革」時期的「無法無天」狀態，自然是個很大的進步，甚至可算是建國三十年以來最接近於法治精神的做法，但是堂堂最高法院這個龐大的特別法庭所判定的罪名，竟然幾乎全部是不恰當的，不是證據不足，就是歸類不妥！況且，我們並沒有聽說被告人的辯護律師針對起訴書的這些弱點加以指摘（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那些老資格的律師竟沒一個看得出這些弱點）；法庭的紀錄並不公佈；名為公開審判，其實非官方指定的人士根本不可能旁聽；審判員在審訊被告時的口氣簡直同專制時代的大老爺一樣；著名的法學家提出一種奇怪的解釋，說中國法庭既不採用無罪假定（就是在證實並宣判罪名成立前假定被告人無罪），也不採用有罪假定（只要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就算有罪）──這一切都表明，中國距離現代化的法治還遠得很呢！ ．

我們不能認為最高法院在確定罪名上所犯的錯誤是偶然的錯誤或者簡單是由於他們能力不夠，他們顯然太容易認定人家犯反革命罪，而太忽視屬於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性質的罪行。這完全符合專制統治者的心理。他們把林江集團當作「文革」當權派罪行的元兇，卻替真正的元兇毛澤東開脫，這也同樣是出於專制統治需要的做法。 ． ．

鄧小平所代表的目前的中共當權派，一方面非使「文化大革命」徹底喪失信譽不可，一方面又斷斷不能完全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真象。如果不徹底打破「文革」的信譽，不但現在必須推行的種種改革和建設計劃一定要遇到「文革」時期的制度、作風和思想所構成的巨大障礙，而且還讓敵對的「文革」派繼續掌握著有力的理論武器。可是，如果徹底揭露「文革」真象，要弄清楚「文革」的起因、特性和責任，又一定連整個中共黨的信譽都要喪失，以後再沒有理由壟斷國家的領導權了。正是這種矛盾的地位，迫使中共既要正式審判「林江集團」，又要避免追究到元兇毛澤東，只好勉強把前者當作反革命刑事犯，而對後者只責備他領導錯誤。結果，這次號稱為「以法治國的重大標誌」的審判案，就難免顯出種種漏洞，違背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的原則了。

會不會有第二次「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禍害暴露得越全面，人們越關心將來還會不會有第二次文革的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澄清所謂第二次「文革」所指的是甚麽，它同上次「文革」在那方面相似。

「文革」最大的特點在於：它是由最高統治者所發動的沖擊原有的統治機構的群眾運動。它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在形式上很像是革命，甚至比許多真正的革命興起得更快，來勢更兇猛，更令參加者心醉。這是因為統治機構一下子被它自己的頭頭麻痺了，從內部破壞了，以致大大喪失了對群眾運動鎮壓、抵抗的力量。這種特殊條件使群眾運動興起得容易。但正因為太容易了，所以目標不明確，根底不深，真正的領導力量鍛鍊不起來，逃不脫原統治者的操縱。又由於同一原因，群眾行動犯有幼稚、過左的毛病特別多。

如果所謂第二次「文革」，是指有上述同樣特點的群眾運動，那麽，應該相信，簡直不可能發生了。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前無古人，相信也後無來者。很難想象中國再出一個統治者有毛澤東那樣大的個人權威，而又像他一樣地有發動一次「文革」式的假革命的的需要。還像他一樣地敢這樣做，同時新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又都一樣地不敢造他的反。只要上層沒有相同的條件，新的群眾運動的性質就不會跟「文革」一樣了。新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會那麽容易興起，因為必須步步打破統治機器的大力鎮壓和抵抗。等到真正興起了的時候，就會比「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堅強有力得多，有可能真正完成推動社會進步的任務了。這種真正的革命運動，不但是可能發生的，而且是必然要發生的。不過，它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再版，大概也不會再自稱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雖然不是自發的運動，它從毛澤東方面得到很大的推動力，但是它還是以社會矛盾尖銳化為條件的。如果中國不是長期存在著嚴厲的官僚專制，如果學生在學校裏不像全中國的群眾一樣地飽受壓制，呼吸不到一點自由空氣，如果社會上沒有森嚴的等級制度，如果工農子女不是在升學和就業方面都明顯地吃虧，那些學生就不會輕易被毛澤東欺騙去當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今天，以鄧小平為首的老當權派，在這些方面正極力恢復「文革」前的情況，而在新路線之下，社會不平等的增長比「文革」前更快，這就埋下了未來革命的強烈的炸藥。鄧小平集團口口聲聲說肅清「文革」遺毒和防止「文革」再來，其實主要是防止不同於「文革」的新的群眾鬥爭出現。只有新的群眾鬥爭，才是真正威脅中共官僚統治的力量。中共官僚一面極力利用「文革」的鬼影來嚇阻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道路，一面又利用一些法治的姿態來使群眾期望民主制度會通過中共的逐漸改良而實現。可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從專制統治過渡到民主的法治，非經過革命的突變不可。像毛澤東和江青那樣，假借革命的名義去殘害人民，破壞法治，是有罪的；人民為了爭取民主的法治而起來革命，才會真正被歷史宣告無罪。

一九八一年二月

　

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的新形勢

向青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替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翻案，宣佈那次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隨後就在北京出現了大字報熱潮，進一步追究以前鎮壓天安門群眾運動的責任，同時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功過以及現今中共當權人物提出新評價，還出現了在街頭臨事集合的群眾會議和小遊行，高呼民主口號。這情況立即成為世界注目的大新聞。許多人認為中共最高統治層內又發生了新的激烈權力鬥爭，特別是認為鄧小平要取代華國鋒的地位，並且正式開始批判毛澤東了。廿六日起，鄧小平接連幾次對外賓說明中共最高層內團結一致，並且極力為毛澤東辯護；十二月一日，批毛運動顯然開始受到官方壓制。於是上述推測被否定了。不過，這並不表示這半個月內北京的種種政治現象沒有重大意義，並不表示中國政治形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包括華鄧的相對政治地位的變動在內，但不僅僅是這方面。

北京的大字報和聚集在「民主牆」前的群眾，已經公開表明他們把鄧小平當作最值得擁護的領袖，有人公開要求鄧小平擔任最高領導者，有人說鄧小平是活的周恩來（周恩來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顯然已經壓倒毛澤東），人民不斷對鄧小平的名字歡呼。反過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卻有人公開表示懷疑。當這一切都不受幹預地在外國記者面前攤出來，而且由街頭群眾同外國記者討論過之後，又由鄧小平本人向外國記者解釋：他同華國鋒之間並沒有分歧，華國鋒對天安門事件並沒有責任，他自己並不想當總理，他不贊成人民這樣擁護他，等等。鄧小平談話的口氣以及引起這談話的整個情況都表明：鄧小平實際上不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手下，他已掌握著最高權勢了。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名位雖然表面上不變，兩人的實際地位已顛倒過來，這點已經確定而且公開了。一個名義上不是最高領袖的人成為實際上最有權勢者，並且公開表現出來，這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以前，毛澤東是超凡入聖的絕對權威，你簡直連想象都不能想象會有人公開拿另一個中共領導人物來同毛澤東比較，同樣不能想象會由另一個領導人在人民面前用說話來「保」毛澤東。

中共最高層內這種新形勢，增加了以後中共統治爆發新危機的可能性。本來，在實行毫無民主的官僚集中制的中共黨內，是必須有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獨裁者來解決黨內分歧（主要是最上層的少數大人物之間的分歧）的。現在這個最高權位一分為二，黨主席變成名不符實了，黨內分歧就容易分別由兩巨頭來代表，因而增加了公開沖突的可能性。上層沖突一公開出來，就給群眾的獨立行動造成機會。

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已助長了而且必定繼續助長中國民眾對中共的批評精神。一九七六年中共宣佈天安門群眾行動為反革命事件，同時把鄧小平撤職，本來是用政治局名義來做的。據當時的正式公報，四月七日中共政治局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作出了一致的決議。既然如此，現在群眾貼大字報指責毛澤東，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同時這也是擁護鄧小平的一種表現。但鄧小平反而以毛澤東當時已經病重，連華國鋒都見不到他為理由，替毛澤東洗脫，把全部責任推到「四人幫」身上。這樣的解釋自然不能令人信服。正如隨後一張大字報說的：「你能捂住人民的嘴巴，但解決不了問題。」人民心裏很容易追問：是否毛澤東沒有出席四月七日的政治局會議呢？到底有誰出席了會議？當時宣佈決議案是一致通過的，是否屬實？當時根據甚麽理由斷定天安門的群眾行動是反革命行動？為甚麽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既不在會議上反對，又不在人民面前公開反對？他們當時是否了解真相？調查研究過沒有？為甚麽整個政治局以毛澤東一人的意見為意見？甚至讓「四人幫」假借已經老病糊塗的毛澤東的名義來左右整個政治局的意見？兩年多以來，中共當局一直說毛澤東早已指出「四人幫」有野心，在死前很久連江青都不願見了，現在又暗示毛澤東是在「四人幫」包圍中，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負責保衛毛澤東等中央首長的「八三四一」部隊的負責人汪東興、公安部長華國鋒以及許多軍事將領和行政首長，為甚麽容許毛澤東陷入據說是他本人並不喜歡的「四人幫」包圍中？這一切難道不表明整個中共黨制大有問題？難道不表明整個中共最高當局的行為和語言都值得懷疑？

　　現在的中共當局事實上一直在把「文革」翻案。所有替毛澤東主持「文革」的人物在官方評價中都成為反面人物，而在「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的卻一批批復出和昭雪，鄧小平已預告彭德懷將正式恢復名譽，連劉少奇恢復名譽都露出端倪了。「文革」時期所提倡的一切理論和政策也都被顛倒過來了。「文革」的禍害已在全國人民眼前充份暴露並經官方確定。因此現在有人在大字報上整個地地否定「文革」，並且評價毛澤東一生功過為三七開。人民表現出這樣的批評精神，引起鄧小平憂慮。他連忙出來潑泠水，並替毛澤東辯護。但這種辯護顯然是無力的。他所說的老套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早已包括在人民所承認的七分功勞裏面了。難道一個人有了重大功勞之後，不論犯多大過錯都不重要嗎？至於鄧小平說的毛澤東曾保護他免遭林彪和「四人幫」害死，那只不過表示毛澤東對他還不至於像對劉少奇那樣狠毒而已，卻不能藉此抹煞毛澤東兩度把他打下台而重用「四人幫」的責任。「文革」正確的、全面的評價到底是怎樣，鄧小平和整個中共統治集團現在還沒有提出具體的答案。他們將來也無法提出令人民信服的答案。因為，鄧小平等老當權派的切身利益要求他們對「文革」全盤否定，但把這樣巨大的成案徹底推翻，又對整個中共的威信打擊太大，同時以華國鋒為首靠「文革」機會「坐直升機上去」的一派官僚也不能同意。另方面，「文革」裏真正值得人民肯定的東西，例如反官僚特權的激烈思想，恰是全體中共官僚都不敢重新提出來加以肯定的。所以，在中共統治集團看來，最好是避免對「文革」作全面評價。不過，中共目前又必須收拾「文革」所造成的殘破局面，「撥亂反正」，必須對已在全國流行了十多年的「文革」式的思想、制度、政策、作風進行徹底清算，否則現在的統治就不能穩定，「四個現代化」路線也無法推行。在這個矛盾基礎上，人民自然有機會不斷碰到全面評論「文革」的問題，人民之中最有思想的份子自然就會滋長起獨立的見解和批評的精神。

從一九五七年所謂「大鳴大放」的時候起，中共一直在對人民的批評精神作戰。「大鳴大放」是人民批評的初試啼聲，很快就被「反右」運動壓制下去了。「反右」的勝利使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極「左」大冒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大躍進。結果變成大躍退，連帶使毛澤東在黨內被削權，並且成為黨內外知識份子諷刺的對象。所謂「文化大革命」，本來就是毛澤東對這些批評者的反攻和報復。「文化大革命」從主要整治那些敢於批評的文人學士（這是使用「文化」兩字的原因）發展到全面鬥爭「當權派」，把全國政洽、經濟和文化機構砸得稀爛，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不可控制，產生懷疑一切的思想。毛澤東本人勝利了，變為古今中外最專制最神聖的獨裁者，回頭來向老官僚招降，實行「三結合」，壓制造反派，重建官僚系統。但這副統治機構一直不穩定，國民經濟及文化更殘破不振，而「四人幫」和「回朝」派繼續鬥爭不已。天安門事件是群眾自發的向毛澤東和「四人幫」抗議的行動，由於欠缺領導而一下子被壓平了。隨著毛澤東死亡和「四人幫」倒台，過去十多年樹立起來的新權威重新受到批評，而且批評越來越激烈。不但毛澤東的神聖權威根本動搖，連整個共產黨都越來越受人懷疑了。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批評精神的鬥爭已經宣告失敗了。他在「文革」中一時的勝利，只換來隨後更快、更徹底的失敗。現在鄧小平、華國鋒集團一面為了肅清「文革」流毒，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得不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號召「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叫人們「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一面又為了維護本身特權而害怕人民真正有獨立思想，要壓制徹底的批評精神，結果陷於進退兩難，左搖右擺。但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趨勢，隨著經濟和文化的進步，隨著國際接觸的增加，人民一定更富於觀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定產生較大的自信心，也就是批評精神一定繼續提高。這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儘管鄧小平宣告中共當權集團決不學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榜樣（這表示他們比赫魯曉夫更軟弱、更反動），中國現在所進入的新階段在本質上正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的蘇聯一樣。在這新階段裏，經濟和文化上會有比較迅速的進步，但同時中共官僚統治層趨向於更保守、更反動、更遠離人民：官僚和技術專家的物質特權迅速增加而且制度化，官僚的個人生活方式更朝向同化於西方資產階級，中共對帝國主義更妥協，對世界革命更進一步叛賣，工農生活雖有所改善，但同官僚層的差距更大，另方面，人們之中敢於公開批評者漸漸增加。

這個新階段是替未來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準備各種條件的階段，但政治革命本身還不會很快來到。人民已經普遍怨恨毛澤東晚年那樣的統治，富於批評精神的先進分子數目漸漸增多，膽子漸漸加大，但群眾還在迷信周恩來，連先進分子也大多並不例外，還在希望繼承周恩來的鄧小平給人民帶來較好的生活。人民經過十多年動亂後普遍的願望只是安定和逐漸改良。連先進分子一般也沒有考慮清楚如下的問題：為甚麽周恩來和鄧小平當時不公開反對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種種罪行，鄧小平至今還要替毛澤東掩飾和辯護？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嗎？為甚麽「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那樣熱烈響應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號召，難道純粹是受騙，沒有一點反映人民真正有向「當權派」造反的需要嗎？連先進分子也還沒有看到必須整個推翻中共的統治，走一條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道路。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民批判精神的提高都促進政治革命的條件成熟。中國正在走上這條路，但這條路還相當長。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

　

為甚麽天安門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向青

百萬群眾參加的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天安明的行動，當時震勤了世界，事後二年仍舊深深受人懷念。當時中共中央對這群眾運動加以血腥的鎮壓，誣衊它是「反革命事件」，雨年半之後才正式改變態度，宣怖它「完全是革命行勤」。我們認為前一種說法自然荒謬到極點，當時我們就同海外一些進步的團體一齊對這說法加以嚴正的駁斥；後一種說法也不是一種完全恰富的評價。毫無疑問，天安門行動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心理：厭惡過去十年的暴亂統治，渴望安定下來從事建設和提高生活水平，怨恨毛澤東重用「四人幫」，替周恩來抱不平，不願意讓「四人幫」奪取全權，同情繼承周恩來路線的鄧小平。這自然是群眾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行動。但革命的意義是推翻舊政權。天安門的自發群眾行動，不但沒有明顯地提出推翻舊政權（中共政權）的目標，而且並沒有形成一個在客觀上已經同舊政權爭奪最高權力的力量，所以這只是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抗議行動而已。自然，在當時的環境中作出這樣的抗議行動，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很大的決心。但革命行動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大的決心，尤其需要更高的政治認識－－知道必須推翻舊政權，又相信人民有力量推翻舊政權——這些都是當時群眾尚未具有的。

現在中共當局對天安門行動讚揚到無所不至。例如「紅旗」的評論員說：這次行動找到了最好的時機（清明節）、最好的地點（天安明廣場）、最好的形式（悼念周總理）、最好的武器（花圈、詩歌、悼詞、演說）」。作為一次抗議行動來看，這種說法是不錯的。當時的行動充份表現了群眾的智慧。但若當作革命行動來看，這評價就很不恰富了。難道花圈、詩歌、悼詞、演說是革命最好的武器嗎？誰見過群眾用這些「武器」把舊政權打倒了？

中共當局現在把天安門行動吹捧為革命行動，自然不是為了叫人相信當時群眾有推翻中共政權的傾向。他們這樣做，是由於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們使用政治名詞向來不嚴格，不按照科學的意義。合他們意的，就稱為革命；不合意的，就指為反革命。第二，因為天安門行動是反對「四人幫」，同情周鄧派的，所以，往天安門行動的臉上貼金，就等於在現在當權的鄧小平派自己的臉上貼金。第三，這種吹捧手法，可以便利中共當局對曾經參加行動的群眾加以籠絡和控制。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不會這樣做。真正的革命者對一切事情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群眾行動也嚴格按照實際來評價，決不自欺欺人。因為，只有找出一切真象而且向群眾指出來，才能夠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有最大的幫助。

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意義

天安門行動的歷史意義主要有三方面：一，這是完全自發的群眾行動；二，規模巨大而且反映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心情；三；它針對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共最高當局。中國群眾行動同時具備了這三個特點的，這還是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第一次。

從一九二五年起，中共一直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一切全國性的運動離不開它的領導。雖然中共犯過某些錯誤，而且長期間有不民主的毛病，但它一直領導著中國革命前進，從民主革命走到社會主義革命。到了國有財產制度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來的時候，中共的革命作用完結了。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只不過中共政權根本不是一個能夠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前進的政權吧了。這個事實，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運動中第一次暴露出來。自此以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大問題，就是用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權來代替官僚化的中共一黨專政，也就是需要一次新的政治革命：改變政治制度，但保存並繼續發展國有財產制度和集體財產制度。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紅衛兵運動、天安門運動，客觀上都是政治革命的先聲和準備。「大鳴大放」最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群眾在運動中公開指責「黨天下」，在這方面勝過天安門運動。但是「大鳴大放」的群眾基礎比天安門運動狹小許多，它主要是知識份子的運動，它的民主要求在工農群眾中沒有得到顯著的支持。同時「大鳴大放」也不是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響應中共的「整風」運動，接受中共邀請來提出批評的。紅衛兵運動打著造反的大旗，對許多中共機關和國家機關進行了猛烈的沖擊，但這一切都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號召之下幹的，而且是為了「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能夠連毛澤東也懷疑到的，真是絕無僅有），所以它並沒有走上一條獨立的政治道路。天安門運動雖然沒有「大鳴大放」那樣鮮明遠大的政治目標，反而對中共之內的周鄧派表示支持，但它並非由鄧派所發動，也不受中共任何一派控制，而是完全獨立自主的運動。它雖然只是一次抗議的行動，但抗議的對象包括了毛澤東在內。這樣，它就隱含著很深刻的革命傾向，代表中國群眾擺脫中共控制自尋出路的一步。現在中共當局終於正式為天安門運動平反，並且極力籠絡那些參加運動的群眾，就是為了把他們收為己用，免得他們在獨立的政治道路上再往前走。

歷史的道路不是中共所能主宰的。既然中共已經成為保守的勢力，它對歷史道路的影響力一定越來越縮小，正式宣佈天安門行動平反雖然暫時可以取得群眾好感，但反過來也更明顯地暴露中共再沒理由壟斷國家的領導權。中共竟能讓林彪、「四人幫」這樣醜惡反動的份子在多年中掌握大權，用黨的名義發號施令，幾千萬黨員（其中幾百人是有幾十年經驗的革命領袖）竟不敢違抗一個老病的昏君──毛澤東，「四五」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共現在宣佈它完全是革命的行動）竟完全沒有得到中共領導，反而受中共鎮壓、誣衊，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還要再過兩年多才正式平反，到今天還企圖掩飾毛澤東的罪過責任——這樣，中共還有甚麽理由、甚麽資格叫全國人民時時刻刻跟著它走？人民一定會越來越覺得中共那種以人民的監護人自居的態度不可忍受；一定會越來越渴望徹底解放，自己作主；一定會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力量。天安門事件宣告毛澤東時代完結，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到，這就是人民的時代，社會主義民主的時代。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三日

　

從人民的立場看中共五中全會

向青

中共五中全會不是轟動性的新聞，因為會議的主要決定事先已經大致讓人們知道或者猜到了，但這次會議無論在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政治史上，都是一道重要的里程碑。不但「文化大革命」至此被徹底否定了，而且由此全面恢復了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採取的國內政策路線（以經濟建設為 主要任務的路線）。這個路線本來在三中全會上（一九七八年底）已經正式確定，不過，由於支持相反的路線（文革路線）的許多人物還掌握一部份大權，所以這路線還不夠穩定，執行得還不徹底。現在，五中全會一面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在中共中央機關裏大大加強鄧小平所代表的經濟建設派的勢力，一面把汪東興等「文革」派免職，同時，還宣佈要加強黨內紀律，取消那作為「文革」遺產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這樣就宣告了建設派的徹底勝利。

劉少奇的平反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稱為「最大的走資派」，是主要的鬥爭對象，現在中共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就杷「文革」徹底否定了。對中共來說，為劉少奇平反是利害參半的。有利，因為這可以使人覺得中共勇於改過，又使許多受劉少奇冤案牽連的人能夠重新為中共工作。有害，因為既然中共自己承認曾經犯過大錯，就難免使人懷疑它以後還會犯大錯。五中全會的公報極力從有利的方面說明劉少奇平反的意義，希望人們相信它有糾正錯誤的決心和防止錯誤重演的能力。如果中共真想令人信服，它至少要把過去犯錯誤的原因和責任誰屬講清楚。五中全會的公報並沒有做到這點。

公報談到劉少奇怎樣受冤屈的時候，以一句很奇怪的話來開頭：「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這句話是沒有主語的，人們無法從這句話看出是誰「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原來「實事求是」、「嚴肅認真」、「光明磊落」的表現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不是從公報知道，不是在中共「領導」下知道，而是憑自己的觀察和記憶知道——提出上述「論斷」的不是別人，是毛澤東。整個中共當時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一夥這些胡說八道，到今天還不肯或不敢「實事求是」地指明毛澤東的責任！公報還說，為劉少奇平反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呢！這樣的一個黨，值得人民信任嗎？

批判毛澤東的問題

在中共五中全會臨近開會的時候，不少人猜測這次會議要公開批判毛澤東了。公報發表後，有人認為，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就是批判毛澤東。不錯，誰都知道，為劉少奇平反等於給毛澤東一記耳光。但是，這畢竟還不是直接批判毛澤東。中共不肯直接批判毛澤東，這是有政治作用的。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中共黨機關曾在「造反」運動沖擊下陷於癱瘓，大批負責人忽起忽跌，是非善惡的評判一再反覆，中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已經大大降低了，而越來越多的人民趨向於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這對於中共的專制統治，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素。毛澤東是中共在幾十年間塑造起來的偶象，是中共權威的化身。自從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種種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令毛澤東這偶象的權威和中共黨機關的權威一起降低。如果中共再正式地、具體地宣佈毛澤東犯了某些重大錯誤，就難以禁止人民在其他方面批評毛澤東和中共黨。那等於自動掘毀堤壩，讓批評精神的洪水自由泛濫，構成革命的威脅。因為這種利害關係，所以中共寧可讓人民暗自作出毛澤東錯誤的推論，而不肯正式批判毛澤東，這是一道必需盡力防守的戰線。

不過，中共並不是歷史道路的主宰；反而，中共常常被迫跟著潮流走。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文革」的否定，劉少奇平反——這些翻案文章本來都是中共打算避免做的，結果都在群眾壓力下做了。事實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的主要責任是在毛澤東身上。既然這些路線被否定了，既然要推行相反的路線，而且要使人相信新的路線是堅定不移的，就不可避免地要一再涉及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不管中共多麽不願意，在不久的將來，中共終於被迫要正式批判毛澤東，這是大有可能的。

至今中共仍舊把「文革」的災禍等等的責任完全推到林彪和「四人幫」身上，這自然是非常不老實的做法。但是到了公開批判毛澤東的時候，如果宣佈毛澤東個人犯了重大錯誤，但同時說中共黨始終是偉大的，中共黨是毛澤東錯誤的受害者、反對者和糾正者，現在中共黨既然已經徹底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它就有資格要求人民永遠受它領導，那也還是不老實的。我們人民一定要追問：到底是誰代表了你們整個黨，你們黨內有誰，有幾個人曾經站出來反對毛澤東的錯誤？你們黨裏有誰不必為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的錯誤和罪惡負連帶責任—現在你們黨的哪一條章程，哪一條慣例，哪一種風氣保證了中央機關和領袖人物真正受全黨黨員民主監督？　憲法上和實際上怎樣保證當人民受夠了你們黨的禍害的時候，有權叫你們的黨下台，讓別人執政？

取消「四大」權利

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能夠為害人民這樣慘，這樣長久，人民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頭」，但是沒有合法的、便捷的辦法制止他們、撤換他們，就是因為沒有民主。現在中共五中全會又一次人民許諾了美好的前途，但是它並沒有提出絲毫民主化的政策，反而決定建議，把憲法上關於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所謂「四大」）的規定取消。他們的理由是：「四大」不是人民表達意見的最好方法，「四大」沒有起過保障人民民主的積極作用，反而妨礙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並且成為不安定的因素。

憲法上關於「四大」的規定，是「文革」的遺跡。從字面上看，「四大」的含義不大清楚；倘若作合理的解釋，這些權利完全可以包括在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權的範圍以內，也就是包括在憲法其他條文裏面了。不過，大家知道，我國憲法上這些民權條文一直都是空話，實際上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一直受到中共政府嚴厲的壓制。到了「文革」時期，才特別規定而且實行「四大」。例如，以大字報形式發表意見，一般情形是政府機關也不敢輕易公開禁止或撕毀的。因此，「四大」可以說是一點小小的特殊形式的自由權（算不了民主權利，只能算是自由權）。從「文革」開始一直到最近，有不少人民的心聲就是通過「四大」（尤其是大字報）發表出來的。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的平反，都曾得到大字報的推動和支持。

從另一方面看，說「四大」在「文革」時期沒有真正促進民主自由，反而妨礙人民正常行使自由權，這也是真實的。文革期間，「四大」主要是毛、林、四人幫所操縱的工具，用來鬥爭他們的敵人，而不許對方還手。不過，自「四人幫」倒台後，這種情況已成過去，最近幾年已經談不到利用「四大」的方式對人加以迫害（只有當權者才有條件這樣做，普通人民是做不到的），「四大」已變成人民僅有的一點向社會申訴和呼籲的機會了。但是現在的當權派卻嫌人民利用這種權利提出太多的申訴，揭露太多的陰暗面，發表太多的意見，不利於他們這些老爺們的「安定」，所以要取消。他們只提出取消這種不太好的方法，卻完全不提怎樣定出更好的保障民主自由的方法。與此同時，我們還看見到處的民辦刊物都在受壓制。所以，他們的反民主自由的目標，是十分明顯的。

所謂「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局面

中共把打倒「四人幫」以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局面稱為「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局面。「安定團結」，表示不再發動大規模的鬥爭運動，平反冤案錯案，過去受歧視的社會層不再受歧視；「生動活潑」，是說民主制度逐漸擴大、健全起來。

這幾年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鬥爭運動，清查「四人幫」的工作也進行得相當有條不紊，絕大多數被清除的幹部也沒有受到殘酷鬥爭，還得到生活出路的安排。全國平反人數已接近三百萬。知識份子開始受到尊重。過去的地主、富農、以及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絕大多數都「摘掉帽子」，取得或者恢復了公民權。這實在是一個新局面，同前一階段相比，也大體可以稱為「安定團結」。至於說現在 的政治局面比過去「生動活潑」，也算符合事實。不過這情況完全不能算是民主制度逐漸健全，因為中共根本沒有把國家主權交給人民，仍舊是完全由中共自己當家作主，只不過比較肯聽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見，注重調動黨外各界人士的積極性而已。

在這局面之下，我們可以預料，經濟情況暫時可以繼續好轉，建設可以取得相當成績，而人心，在飽經動亂困苦之後，也會暫時安定下來，對目前的當權派寄予希望，或至少採取觀望態度。「文革」派已完全失勢，短期內不可能重新擡頭。華國鋒所代表的一派大概會和鄧小平所代表的傳統幹部派互相妥協、適應。這一切綜合起來，表示中國內部將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

但是，若以為真是一個和平安定的新時代開始了，過去的惡夢不再來臨了，那卻是十足的幻想。上面已經指出，過去政治災禍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民主，目前的新路線不過是恢復中共「八大」的路線，而「文革」等等正是從「八大」的局面發展出來的。現在，根本的禍根沒有消除，危機自然也仍然可能發生。況且，隨著經濟和文化的進步，一切問題日益複雜化，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將更顯得不合客觀需要，所以，根本的光明出路仍舊有待於人民自己去爭取。

（一九八○年三月）

工人階級談八九民運

作者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論群眾示威、安定團結和四項原則

向青

中國大陸的學生民主運動，有深刻長遠的根源，並沒有像有些人估計那樣迅速消沈下去，反而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還不是在規模和行動的激烈程度方面，而是在政治要求的提高和思想的深入化方面。消息一天天接連傳來：上海學生提四項要求，北大出現大字報要求多黨制，說反對社會主義是由於愛國，北京師大的大字報公然辱罵四項基本原則（「去他媽的蛋」）。另方面，北京當局指控師大學生的反專政遊行是非法行為，表示將實行法律追究。這些最新的情況令我們覺得應該在思想上趕快把幾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弄清楚。

示威和法規限制

學生示威浪潮興起以後，上海和北京當局都趕緊頒佈關於集會遊行的管理法規，規定必須事前三天或五天向政府申請，得到批準之後才可以舉行。廿九日淩晨北京師大學生的遊行沒有經過申請，所以被宣佈為非法行為。那些師大學生顯然認為關於示威的法規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所以不理會它。香港也有人要求廢除那些規定，認為它們是以行政手段阻止公民行使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

中國憲法上歷來都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條文，可是實際上人民並沒有得到這些權利，原因就是中共統治集團用種種手段不讓人民實際使用這些權利。現在，在健全法制的呼聲當中，政府利用行政法規來阻止人民實際行使自由權，自然是大有可能，十分值得人民警惕的。不過，至少至今還沒有聽到這種實例的報導。現在值得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能不能說，制定任何行政法規來規定民眾舉行示威必須事先申請，都屬於阻止人民行使示威的合法自由權？

我們認為，正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理由也很明顯。如果示威完全無需申請和讓行政當局作出必要而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任何人都可以絕對自由地任意舉行示威，那麼，只要有一批示威狂熱者，就可以搞得全市大亂而且無寧日了。這自然是侵犯了大多數市民的自由權和其他利益。事實上，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有法律規定示威須經申請批準。所以，儘管對於申請手續的具體條文大可以提出批評和要求修改，卻沒有理由根本反對制定任何有關申請的法規。

那麼，有人會問，政府故意留難，不予批準又如何呢？故意留難自然是可能的。在中國這樣非常欠缺民主自由傳統的國家，更大有可能。真正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準備示威的民眾如果不願意退讓，不願意暫時放棄原定計劃，只有拿出實力去同那些專制官僚硬碰，不理會當局的阻撓，走上街頭去。在這種情形下，正義是在示威民眾方面的。真正違法（違反保障自由權的法律的精神）的，是政府，而非示威民眾。不過，自然，這樣做的時候，第一，示威者要確信自己的申請是合理，不應該被拒絕的；第二，要把現實的政治形勢考慮清楚，斷定大多數民眾會同情自己這方面；第三，要準備作出犧牲，甘願冒暴力鎮壓的危險。這時，示威行動增加了一層新的意義，就是以事實否定政府當局拒絕批準示威的行政裁決，維護保障自由的憲法精神。民眾這樣做的結果，政府有可能被迫讓步，不使用武力把示威驅散，也不控告示威者。這樣，示威者就得到了一次勝利。不過，反過來自然也大有可能：政府可能採取高壓手段對付這次被它宣佈為非法的示威行為。那時結果若非示威民眾遭受一次失敗，就是民眾同政府的鬥爭升級；甚至會不斷升級上去，一直發展到官逼民反的頂峰：革命。

所以，在組織示威的時候，負責任而且有理智的領導者要慎重考慮多方面的條件和可能後果，選擇適當的進退決策。現在中共政府正式宣佈承認民眾有示威的合法權利，開闢了一條合法申請的門徑，而所規定的具體手續和期限也不算不合理，應該承認這是一個進步。準備示威的人們應該首先按照規定去申請。這才是文明的也是聰明的做法，而決不是膽小軟弱的表現。反過來，根本蔑視任何法規，幻想可以無限度地自由行動，那是太幼稚了。在今天的中國，這種幼稚的表現，會馬上令人聯想到文革的災禍。這對於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是大大不利的。按照民主原則，人民自然有權反抗專制統治者。但是大多數民眾只有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實行必要的反抗。只有到了那時，反抗才可以成功。群眾運動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使所策劃的每一步行動都是群眾覺得必要，忍無可忍的；而反過來，對於每一步真正必要的行動，都敢於去發動。示威不是開玩笑，革命更不是開玩笑，不是少數人可以隨心所欲去幹的。

我們還沒有看到京滬示威法規的全文，不能對它們作全面的評論。但是，據報載，北京規定，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等的周圍地區劃為遊行禁區。這是極不合理的。上述地區正是幾十年來官方所組織的無數遊行的中心地區，為甚麼對於民眾自發的遊行卻要成為禁區呢？民眾示威的對象正是政府，為甚麼不許示威接近中央政府的所在？這豈不是封建專制統治者的作風表現嗎？如果因此激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激烈沖突，那責任是在政府方面。

安定團結和文革的鬼影

這次的民主運動，整個地看起來，是人民自發的合理的爭取改革的運動，並不帶有極左和破壞的特色，同文革的性質根本不同。但是官方一開始就利用文革的鬼影來防礙和限制它的發展，最近更明顯地趨向於更多使用高壓手段了。這一切都是在維護安定團結的幌子下進行的。

安定團結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有種種不同的了解，可以賦予各式各樣的內容。奴隸被鎖住不能動彈，是十分安定的；鎖鏈緊貼地團團圍繞著手腕腳踝，也可以說是一種團結狀態。專制統治者打著安定團結的旗號來壓制民眾爭取自由民主和種種改革的積極行動，他們所保衛的，正是這一種安定團結。但在奴隸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看來，只有解脫一切專制的鎖鏈，實現自由，民主和社會平等，才談得到安定團結。在今天的中國，真正防礙安定團結的，不是爭取自由民主的民眾，而是壓制民主運動的官僚專制統治者。

人所共知，今天中國大陸上一切正常的言論出版機構都還牢牢地抓在中共統治者手中，只要是官方不喜歡的言論，就極難有機會發表出來。正是這個原因使民間的呼聲不得不主要靠貼大字報的方式來發表。正如北大一張大字報所說：「假如我們被禁止張貼大字報，還有甚麼言論自由可言。」但是中共官方卻把文革時代毛林四人幫利用大字報來進行誣陷迫害的罪惡當作一切大字報所共有的罪惡，宣佈「對於大字報必須一律廢除」。十二月廿九北京日報特地為此發表題為「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的社論。他們提出了甚麼理由呢？無非是文革時期大字報曾經造成很大禍害，而今後大字報也容易被利用或濫用來造成禍害。這理由根本是不值一駁的。大字報不過是一種發表意見的工具（媒介），而且是一種很原始、傳播能力很低的工具。這種工具的形式同意見的內容根本無關。無論是好的、壞的、正確的、錯誤的、革命的、反動的意見，都同樣可以使用這種形式發表，正如使用正常報刊廣播等等工具發表一樣。大字報與正常報刊的主要分別，不在於所裝載的內容，也不在於大字報的威力特大（事實恰恰相反，是威力比正常報刊小得多），而在於大字報容易讓人民，讓力量弱小者使用。有時一張大字報發生震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作用（文革中這種例子最多），這並不是因為大字報這種形式使它產生如此強大的威力，而是，第一由於恰恰這張大字報的意見內容是適合當時潮流，容易引起響應的（假定這意見不是首先以大字報形式發表，而是在正常報刊或廣播中發表，也一樣會引起強大響應，而且更快一步）；第二，由於它的意見被某一有力集團認為值得廣為傳播，於是利用該集團手中的正常傳播工具加以傳播（在文革時期，常常是由於被毛林四人幫採納）。所以，說一旦容許人民貼大字報，就無法防止泛濫，就無法有效地對抗在一些大字報中發表的有害意見所產生的壞影響，這是完全不合事實，也完全不合理的。事實上，在文革時期，毛林四人幫一方面利用大字報犯了許多罪惡，另方面也曾有效地壓制了許多表示不同意見的大字報（那自然也同樣是罪惡）。所以大字報這工具並沒有甚麼神秘特大的威力，它本身也無所謂善惡，為善為惡都在乎使用它的人，以及怎樣使用它。

文革的慘痛教訓是必須吸取的，但中共官方借用文革的鬼影去唬嚇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禁止人民行使貼大字報的自由權利，那並不是清除文革遺毒，反倒是延續文革的罪惡。中共統治者自己並不是真正害怕文革的鬼影——因為只有統治者自己才有力量發動第二次文革——他們所害怕的是人民的自由呼聲，連通過大字報這樣狹小的孔道透露出來，他們都怕得要死。

民主、憲法、四項原則

這次運動的初期大學生們所提的要求，一方面是籠統的自由民主，另方面是一些局部性的具體的改革要求，其中許多是很小很低的。但是運動很快深入發展，到十二月廿八日就在北大出現大字報要求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本來，民主和一黨專政是不可並存的。在一黨專政之下就談不到民主政治；民主政制必須是允許兩黨以上並存，平等競爭的。無論在事實上還是理論上都顯然如此。民主就是人民自己作主。根本不許人民自由組織政黨，也不許人民選擇主持國家大政的黨派，人民怎能作主？所以人們在民主運動中要求廢除一黨專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中共卻震驚暴怒了。人民日報立刻發表評論員的文章來表態，題為「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他們所謂的四項原則裡面包含著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的特權這一項反民主的原則。為甚麼講民主不能離開反民主的原則呢？他們沒有答覆，也沒辦法答覆。他們根本不覺得需要用道理答覆，因為他們有更好的對付辦法，就是揮動棍子、剌刀、鎖鏈和槍桿。北京師大有張大字報說：「讓基本原則去他媽的蛋」。用下流話不論罵人還是罵甚麼東西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不過這一罵情有可原。因為對方根本不講道理，依仗暴力，十足惡霸的態度，而且幾十年一直是這種態度，實在令人憤慨。

不過，師大那張大字報把四項基本原則統統一齊罵了，卻很不公平，也不合理。其實，四項原則的內部矛盾大得很。大家知道，另外三項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和民主制度一樣，同一黨專政根本是死對頭，不可並存。社會主義要給人民極大的自由，最高度的民主，還要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一黨專政卻否定自由民主，讓一個黨成為統治的貴族，永享特權。實行社會主義就要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壞東西）滾蛋，而實行一黨專政就要社會主義滾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從來沒有說過走社會主義道路要實行一黨專政，反倒說過許多關於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很自由，很民主的話。用一黨專政來假冒社會主義，是蘇聯專制魔王斯大林的罪惡發明。毛澤東、鄧小平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孫。明白了這些，也就可以明白毛澤東思想根本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兩者基本上是互相沖突的。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了壓制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把憲法的權威擡了出來。它說：「四項基本原則……已經載入憲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是違憲的言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動是違憲的行動」。中共自己常常不遵守憲法，尤其是從來不實行憲法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條款，卻想叫人民心悅誠服地擁護憲法規定的一黨專政原則，結果只能心勞日拙。

至於說甚麼「違憲言論」的話，反映出那個評論員連最起碼的民主法制的認識都沒有。在稍微有一點點民主自由的國家，法律（憲法和平常的法律都一樣）都只是禁止做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而沒有禁止發表批評法律的言論的。做出法律禁止的行為，叫做違法行為。但是，如果有人發表言論指責某條法律的規定不好，要求廢除或修改，只要這條法律的內容並沒有說禁止人們批評它，也沒有另一條法律一般地禁止批評法律，就不能說那人做出了違法行為（現在這行為就是發表言論），不能把這言論叫做違法言論。中國憲法儘管很不民主，卻並沒有規定禁止人們批評憲法，另方面還有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所以，人們發表言論批評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取消它們，並沒有違反憲法的規定，因此也就不能叫做違憲言論。如果這叫做違憲言論，憲法就永遠不能修改了。因為在討論修憲問題時無法避免有「違憲言論」。試問：一九八○年九月取消當時憲法中保障大字報等自由權的規定之前，中共中委會等討論這個修改問題的時候，是不是發出了「違憲言論」呢？這樣修改憲法是不是違憲呢？只會揮動棍子、帽子和槍桿子的人，一談法律就無法不鬧笑話。

民主運動的前途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成功，必須實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廢除一黨專政制度，則所謂政治改革只是無濟於事的微小修補而已。現在大學生的民主運動已經提出廢除一黨專政的要求，實在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可是，自從這個問題一提出來，中共政府對這運動的態度就強硬兇惡起來了（起初還有人猜測這運動是當局暗中支持的呢）。現在不難看出：民主運動繼續發展下去，難免有激烈的鬥爭。引致激烈鬥爭的原因，不是爭取民主的群眾過火，而是中共當局死硬抗拒必要的改革。無論如何，要求民主的人們一定要準備作漫長而艱苦的奮鬥。

學生運動常常擔任改革運動的先鋒。但是一定要全國民眾廣泛參加奮鬥，改革才會成功。大學生要得到民眾響應，除了靠一個正確的中心口號和勇敢而又合理的行動榜樣以外，還要有一整套關於各主要方面的改革主張，而且要使這一切主張都讓民眾普遍熟知而表示擁護。廢除一黨專政可以作為中心口號。其他方面的改革主張，在民主運動裡面還沒有提出來，恐怕還有待討論確定。而這一切要讓全國民眾熟知而且擁護，更需要做許多探討和解釋的工作。前一階段的示威和貼大字報所起的作用，是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開蓋子，把問題提出來。這一步已經成功了。這實際上是一步思想上的沖剌行動。下一步最需要的是更深入、更廣泛的思想工作，使徹底的政治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要求深入人心，成為全國大多數人民一致的要求。凡是偉大成功的改革，一定在人民裡面有廣大而堅固的思想基礎。光靠一哄而起的猛烈行動，可能改變一下統治者的人選，卻不足以造成制度上深入廣泛的改革。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改革尤其是如此。我國今天要解決一些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新鮮的問題，我們要建設真正優越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而這是至今還沒有任何國家完全成功，甚至還沒有大體成功過的。這個偉大的任務對人們提出特別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極大的勇氣，還要有極高的理智。我們不但要做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還要做許多耐心細緻的事情。我們認為，這點是值得民主運動的先鋒份子特別注意的。

對於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我們想提出善意的奉告。徹底的政治改革，包括廢除一黨專政，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如果你們肯順應潮流，還政於民，那將是對人民，對歷史的真正偉大貢獻，比過去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貢獻更偉大。歷史將紀錄下你們所領導的現代化改革的偉大成功。而在人民通過這個和平改革的途徑取得民主權利以後，多份會衷心地擁護你們繼續擔任領導。反過來，如果你們死硬地抓住一黨專政的特權不放手，就只有迫使人民行使最高的民主權利：革命權。你們憑藉武力，自然可以給革命造成許多困難，許多犧牲，但是革命終歸是會勝利的。那時你們將喪失過去的一切光榮而遺臭萬年。何去何從，為善為惡，選擇權現在還在你們自己的手上。

一九八七年元旦寫完

顯然，十年前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維護人民示威自由權的見解上還不夠徹底。那時我沒有根本反對示威須經政府批準的制度。現在看來，這種不徹底的見解是錯的，當時所依據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示威無須事先由政府批準，並不等於自由示威者可以任意破壞社會秩序（阻礙交通等等）。如果示威者真正有了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政府自然有理由幹預，甚至依法提出控訴。但是沒理由事先認為有可能破壞社會秩序，就加以禁止。如果有一小撮示威狂熱者天天示威，這少數人的行動，只要不變成故意搗亂，就不會真正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香港最近幾年的情況可以証明這點。至於很大規模的示威，對於街道交通自然難免造成一些影響。但既然有那麼多的居民覺得必要採取這行動，就表明一定是涉及很重大的問題，那麼，比較起來，街道交通受到一時的影響，就變成較小的問題，應該是公眾可以容忍的了。

我們不能假定政府一定是真正關心公眾利益，所以把維護社會秩序的全部權力都交給它；反過來，也不能假定民眾是自私的、沖動的，所以必須受外力約束。原則上我們不能否定政府有維持社會秩序的適當權力，但不應是無限的權力。況且，政府至少要由人民自由選舉出來，而且不斷接受人民的監督，才有資格成為公眾權力的代表。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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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日學運 想當年五四

向青

最近半個月驚天動地的北京學生運動，很自然地令人想起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當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為了自救，為了能夠生存於現代世界而進行的一次巨大的奮鬥，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現代化思想運動。四十年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那些歡欣鼓舞的人們普遍認為，這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終於結成的一個偉大成果；而且相信：此後三、四十年，中國一定有光輝燦爛的發展。然而，事實上，今天中國的有心人卻不能不仍舊像五四時代一樣，為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而憂傷，而且比起五四時代的人物，心中有更多的疑惑。五四時代企圖解決的那些重大問題，除了擺脫外國壓迫和提倡白話文以外，到今天統統還沒有解決。人民始終沒有得到自由和民主的權利，統治者像過去一樣地專制、腐化而且愚昧，各種迷信仍舊瀰漫於社會中，科學的知識和精神並沒有普及。為了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學生仍舊要冒著流血的危險走上街頭。在這「四．二七」剛過、「五．四」七十周年的前夕，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思索和談論。為了便於把問題展開，我還是採取常用的虛擬對話的形式寫出來。

客：中國一下子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你是否感覺很意外呢？

向：意外的感覺當然有，但是，從根本上說，我不覺得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說得清楚一點：一直到廿七日早上，我還沒有猜想到（當然更不知道）北京學生已經下了那麼大的決心，沒有預料到那天會有這麼壯大的遊行而且這麼成功。不過，這種可能性我並沒有忽略。中共那種只偏重經濟上開放的改革路線，早已造成重大的惡果，使大多數人民越來越難以忍受。我一直認為中國需要有大規模的群眾行動來幹預政治，同時相信群眾遲早會起來行動。只由於不敢那麼樂觀，更沒有靈通的消息，才預料不到那驚天動地的行動四月廿七日就出現了。在這次運動爆發之前，不少人以為中國人民已經普遍對政治冷淡，再也不肯去幹那種傻事情了。我一直認為他們的看法是錯的。他們太看不起群眾，或者是把自己的傾向當作了歷史的傾向。

客：中共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顯露出嚴厲鎮壓的態度，但後來又說這並不是針對學生群眾的，並且開始同學生對話了。你認為中共是不是改變態度，採取開明政策了呢？

向：中共對學生運動沒有施行鎮壓，這點自然值得欣慰。可惜我們並不能認為中共已經採取開明的政策了。關於四月二十日警察在新華門前毆打學生的事件，當局並沒有進行調查，新華社也沒有就歪曲報導認錯道歉，反而是那堅持新聞自由的世界經濟導報被中共上海市委非法接管了，同時真實的新聞報導照舊到處受著幹涉。學生的新三點要求中，只有對話一點被接受了，可是學生自己組成的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沒有被承認，高校聯會的主席不能到官方稱之為對話的座談會上去表示態度，學生領袖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和幹擾。從這些現象看來，只能說中共當局面對這樣聲勢浩大但是和平自制的群眾運動不敢採取鎮壓手段，因為恐怕收到反效果，卻不能說中共已經改變政策了。

客：那麼，你看前途如何呢？真正的對話會不會展開呢？

向：我覺得，初期群眾要求對話是很自然的。這次學生運動的起源，是群眾哀悼胡耀邦。群眾借哀悼活動來表示抗議當局的壓制民主自由，希望迫使當局對一九八六年的學潮和所謂胡耀邦的錯誤平反。起初，官方對群眾這種要求置之不理，只顧籌備官方自己的追悼會和草擬作為蓋棺論定的悼詞。在這種情形下，群眾所要求的對話，是爭取影響悼詞內容的一條途徑。但是，到了追悼會開過之後，學生與其繼續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和八六年的學運，倒不如直接提出當前需要的民主改革了。官方到這時候才接納對話的要求，卻又不承認這次運動中產生出來的學生領袖為學生代表。我覺得這實際上是耍手段。這種手段可能起的作用，第一是把學生分化，官方可以拉一派，打一派；第二，利用對話來阻止學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第三，在漫無邊際又沒有結果的對話中迷惑學生，浪費學生的時間；第四，盡量拖延時間，拖到學生厭倦的時候，整個事件就不了了之。因此，我認為，學生方面要避免上當。

客：學生會不會上當呢？怎樣才能夠避免上當？

向：從這幾天高校聯主席吾爾開希的態度看起來（他根本不承認官方一手操縱的那個座談會是學生本來所要求的對話），學生大概不輕易上當。我覺得，除了堅持代表必須是學生民主選出的之外，還需要趕快確定學生的具體要求和這場對話的範圍，才可以避免陷入漫無邊際的空談。

客：為甚麼要限定範圍？廣泛對話，盡量溝通不好嗎？

向：照理，學生選出代表去同政府代表對話，目的應該是讓政府了解並且接受學生目前具體的要求。如果政府接受，任務就完成了。如果不接受，達不到協議，學生就要考慮下一步怎樣做：是採取進一步行動，還是暫時罷休。學生沒有許多空閒時間去進行無了無休的空談。在這次學生集體地提出來的具體要求範圍以外的問題，學生們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和集體的要求，可以留待以後各自去用各種方式發表意見，不適宜擺在這次正式的對話中。這樣，這次對話才可能是有益有建設性的。

客：既然政府當局並沒有改變態度，學生代表同政府的對話豈不是很難有甚麼結果嗎？

向：要政府接納學生的要求，相信很不容易。不過，如果有正式的對話，學生至少比較容易弄清楚政府的立場和是否有對話的誠意，然後根據這種了解來決定下一步怎麼辦。

客：如果對話沒有結果，或者根本不能展開，你估計下一步的演變怎樣？學生運動是再向上發展還是低沈下去？

向：我看學生們不會這麼輕易放棄，大概還要繼續奮鬥。北京高校的罷課還在繼續中，學生準備五月四日再次遊行。如果在五四之前學生的任何要求都沒有達到，連正式的對話都沒有開始，五四的遊行大概就會舉行。而五四那天學生行動的成敗和政府的對策，可以顯示出以後演變的趨向。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後來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罷課和罷工、罷市，這次北京學生運動會不會也有同樣的發展呢？

向：至少有些北京學生曾經發出過這樣的號召。不過，到現在為止，北京以外的學生響應罷課的規模都很小，罷工和罷市更談不到。我看，發展到「三罷」程度的可能性不大。當年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救國性的：反對簽訂損害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那時中國人民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威脅已有好幾十年，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全國人民都很容易接受，南方各省的政府更利用這種口號來加強本身對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同時中國工人運動恰恰具備了一些有利於萌發的條件（如大戰期間中國工業的較大發展，此時重新感受到外國的威脅，有大批吸收了歐洲工人運動經驗的參戰華工回國）。因為具備這些有利條件，才促成全國性的罷課和罷工、罷市。今天中國雖然問題很多，人民的不滿也很普遍，卻還沒有普遍認識到一個公敵、一條出路和一個眼前的具體目標。連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們都沒有號召全國罷工和罷市的決心。中共鎮壓群眾運動的力量卻比當年的北京政府強大。這次學生運動發展到「四．二七」大遊行那樣的程度，不但超過了任何人的預料，恐怕也達到群眾現有的承受力的最大限度了。所以我猜想再升級的可能性不大。

客：那麼，反過來，運動遭受暴力鎮壓，或者過後再像一九八七年那樣，來一次反自由民主的逆流，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向：我看，這種可能性也不大。前面已經談過，由於這次運動的聲勢浩大，但要求卻很低，群眾在行動上又十分和平而克制，所以令中共當局覺得很難下手鎮壓。全國民心所向和當前的國際環境，也令中共對鎮壓行動有所顧慮。因此，我相信，直接對群眾施行暴力鎮壓的可能性相當小。如果上次反自由化運動的失敗還沒有給中共足夠的教訓，他們再來一次，一定也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砸得更痛。現在已經有許多新聞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務人員公開反對政府的作為了。

客：你先說學生的要求很難得到政府接受，現在又說學生運動受到打擊的可能性也不大，那麼，你認為最大可能的結局究竟是怎樣呢？

向：全部要求一下子得到接受是很難，但部份要求被接受的機會卻比較大。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也許是群眾所要求的達不到，但是也沒有受到打擊，運動就暫告一個段落，所有問題都留待以後解決。如果結局是這樣，我覺得，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群眾勝利了。因為，這是四十年來第一次，群眾公然違抗中共的禁令，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行動，而沒有受到鎮壓。這對於未來的民主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客：你是不是認為民主運動的勝利要在相當長久之後才可以達到呢？

向：是的。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非常強大，中共的專制主義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它的機體比過去任何專制制度都更龐大。要想用民主制度來代替它，中國人民必須經過長久的奮鬥和鍛煉，發展到力量非常強大才可能辦到。

客：中共當局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有計劃的政治動亂，有後台，有黑手。你的看法怎樣呢？

向：把群眾運動指為少數人陰謀製造出來的東西，這是一切專制統治者的慣例。這一方面是統治者欲加之罪故意使用的借口，另方面也常常是巨大的群眾運動所引起的統治層內部分裂現象在統治者眼中所形成的倒像。在中共應付這次學生運動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統治層裡面是有分歧的。鄧小平不滿意悼詞把胡耀邦說得太偉大，暴露出最高層裡面也有不少的裂痕。也許鄧小平對他原先依靠的第二根擎天柱（趙紫陽）也失望了。上層的裂痕多少助長了群眾運動的發展，這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不過，把群眾當作少數人的傀儡，根本上總是荒謬見解。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成為劃時代的群眾運動，是因為它大大推動了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四．二七」運動會不會起同樣偉大的歷史作用呢？

向：有這種可能。我希望它會。這次學生運動那麼快就發展到那麼大，除了因為中共那種愚昧專橫的政策起了促進作用之外，群眾近十年感染到和滋生了新的思想，也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新思想是對中共正統思想的逆反。四十年前，中共領導解放戰爭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解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束縛，消滅了半封建的地主階級，為中國人民打開了一條新出路，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無比強大的新的權威，中共官方思想也成為新的正統思想。中共自命代表最革命、最進步的思想，起初人民也普遍相信這是真的。其實，中共官方思想（即所謂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很特殊的混種雜交的產物，其中既有一些革命的、進步的因子，也有專制、落後的因子，而基本精神是非科學、反民主、教條（武斷）主義的。起初，中共政權和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所起的作用以進步方面為主，推動了種種改革和建設，落後和倒退的方面是次要的。往後，正負兩種作用的對比逐漸逆轉。可以說，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起初是大鳴大放，後來轉變為反右）是分界線。在此之前，中共的作用基本上是進步的，往後就變成反動的了。但是中共正統思想的支配地位卻一直保留到文革時期，而且一般人一直把它當作革命思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會之後，這種正統思想的支配力量才開始動搖，新思潮才開始出現。一九八六年的學運，是新思潮影響下的群眾運動的初露頭角，而這次北京學運可說是新運動成熟的標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行動會反過來大大促進新思潮的發展。

客：你認為現在中國的新思潮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有多高呢？同五四時代相比怎樣？

向：現在和五四時代一樣，把外洋先進國家五光十色的思想都引進來，同時批判中國原有的正統思想。五四時代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現在中國的正統思想有新舊兩套，舊的還是儒家思想，新的是中共的毛澤東思想。對儒家思想的態度，是各種程度的批判和繼承都有，大體上類似五四時代。可是敢於對毛家思想公開徹底否定的還很例外，而陽奉陰違、暗自否定的較多。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派，一開始就多數是激進的民主派，不久，主要份子陳獨秀等人又演變為社會主義（馬列）派，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即使是全盤西化派，在爭取民主方面也不算激進。至於社會主義，簡直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思想家是真心擁護了。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正統思想自命代表社會主義，而中國的思想界還遠遠沒有認清中共官方思想同真正馬列主義的基本對立性質。在思想方法上，現在中國新派思想家許多人都仍舊沒有擺脫那種圖式主義的社會發展觀點支配。不過，他們不再像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圖式主義地斷定現有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天然地比資本主義優越，卻像考茨基那樣主張中國不該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了。他們拋棄了毛澤東對資本主義世界一味抹黑的描寫，卻同時連資本主義真正的黑暗面和深刻危機也不加注意了。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方面，他們不了解它真正的社會根源（國有財產基礎上的新官僚層），卻以為是傳統小農經濟的產物。因此，我認為今天中國的新思潮運動還很不健全，科學性並不高，在基本上並不算新，其實相當舊。我衷心盼望不久之後，中國出現一股能夠正確了解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真正當之無愧的新思潮。要有這樣一股新思潮，才能夠幫助中國人民找到真正的出路，完成五四時代開始的事業。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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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奮鬥還是「下海救國」？

劉宇凡

　　中國大陸上的貧富懸殊、官僚貪污腐敗之猛烈，不斷使最高領導人發出「亡黨亡國」的警號。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億（是教育經費的三倍），公款旅遊，公款購物，「三亂橫行」，借檢查、編書、辦學習班、評比、考察、考試之名向下級攤派搜刮－－這是人盡皆知了。

　　但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指出來。那就是隨著走資的「改革」日益大膽，各級官員種種化公為私、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就更厲害，以致大大沖擊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級限制。從前等級森嚴，什麼級可以坐飛機，什麼級可以坐車子，甚至車子本身也分等分級－－那是人所共知的。這種規定自然令人作嘔，但是多少對中下級官員的私慾作了一點限制。但是，在官員普遍經商謀私、或權錢交易的情況下，即使小如一個鎮長、鄉長、也可以坐奔馳、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結果是越改官僚越貪污，胃口越大。

　　從前的官員只能把追求物質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發財。但是，現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檔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膽試、大膽闖」，於是權力再加上買賣自由，各級官員便可以隨時變著戲法去化公為私，大辦公司，大炒地皮、外匯，大搞投機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產，令本港樓價步步高升。

市場弱化國家論

　　對於這種普遍腐敗，不少人認為，解決辦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場改革，通過市場力量去弱化國家職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會」。新的口號就是：一切商品化，貨幣化。權力萬能由金錢萬能代替，據說是一個歷史進步。一位經濟學家說：舊時代的「特權階層」，因為其「消費特權受到（貨幣）沖擊」，所以「往往設法限制」貨幣的作用。例如「我國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購飛機票的關於身份証明的介紹信（局級以上幹部或高級職稱科技人員）；過去紅旗牌轎車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錢萬能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說不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但這又引起了另一種不平等，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較利弊得失，錢帶給全社會的利益遠大於它的弊端」。（註一）

這種觀點同一些所謂民運人仕的觀點不謀而合。一個民運人仕說：現在中國人不應走東歐、蘇聯的路，也不應走八九民運的路，而是應當跟著中共走和平演變的路。

　　不論「東歐蘇聯的路」與「八九民運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公開爭取民主化。這個人所說的，就是反對再從事政治抗爭和民主抗爭，主張應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經濟自由去經商，逐步擴大市場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同時逐步弱化中共專制。據說這就是最保險的道路。我們姑且把這種路線稱為「下海救國」論。

外國的經驗

　　籠統地說「市場經濟弱化國家權力」，本身就大有商榷餘地。我們看看外國經驗，便不難發現，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競爭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市場經濟的國家，其國家權力都是增加而非減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預算通常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至7%，但是戰後一般高達 20%－－ 35%，即使經過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業國的政府支出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39%，這事實究竟算是國家強化還是弱化？

退一步說，即使這個論斷能一般成立，也絲毫証明不了單憑市場的自發力量就可以解決國家專制的問題。因為，這個論斷並沒有告訴我們，市場能把國家權力弱化至何種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樣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種？如果說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據？其次，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市場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國家權力？是弱化它最壞的部份，例如它的鎮壓功能，還是弱化它比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負起社會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對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等方面的監察？

　　回頭看我們的神州大地，就不難發覺，雖然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的確有弱化國家的一面，但是，同樣不能否認，它也有強化國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認，往往是不該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該強化的，它卻大大強化了。

　　最明顯的就是，現在各個部門，中上級別的官僚，都實際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資權、引進外資權、輸出資本權、甚而是借債、集資權。一些地方（上海等），連官員收受回傭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級的、有關係的官僚，自然實權更多些。這種狀況，是「改革」前所絕對沒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開花，不正証明，國家權力在經濟活動上的強化嗎？同過去所不同的只是，從前（四九至七八年）國家權力的強化主要是表現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強，而現在則表現為國家機關率先經商致富，各級官員拼命在市場中興風作浪，大肆搜刮。從前是權力萬能，條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現在呢，則是權錢結合，官商一體。中共官僚通過市場－－畸型的、受操縱的、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剝削去最大部份的國民收入。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強化還是弱化？隨便一個小官，甚而一個警察，都可以亂罰錢亂收費，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弱化還是強化？

市場化與國家強化並駕齊驅

　　事實上，市場化改革越深入，國家機關的規模不是越縮小，相反，而是越來越擴大。一九八○年中國幹部人數已達1476萬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躍升為3400萬，增幅達130%。為此，每年需開支一千億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 。單就中央政府而論，其機構規模據說比美國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機構日益臃腫，結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條塊分割更嚴重、互相扯皮、文山會海。而尤其荒謬的是，越是貧窮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國有六成半的縣入不敷支，需要國家補貼，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機關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遊牧區的一個縣，人口不足七千，但供養的官已近九百人，佔全縣總人口的12.8%，造成財政入不敷支。

　　由於機關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費年年突破預算，會議費年年創新高峰。一個不斷侵吞更多國民收入的官僚機關，能夠說不斷弱化嗎？

放棄對社會保障的承擔

　　不該弱化的國家權力，卻在「一切商品化、貨幣化」的口號下逐步削弱。最明顯的就是中共逐步放棄對人民負起就業保障、社會保障的責任。在「砸三鐵」的旋風下，失業被宣稱為企業改革的靈丹妙藥。新的醫療保險制度，使廣大職工喪失了泰半的醫療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規定工人要供款（從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當的保障），而在低工資政策下，這不啻是剝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漸成過去，而工人又沒有錢買商品房。至於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安全、兒童婦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監管，就更加日益松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湧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強化，這也是市場改革的後果。然而，這樣一種變化，也不見得就有利無害。這種局面使各地官僚為了爭學四小龍而大上項目，造成投資過熱，經濟混亂，浪費資源。對於官僚和那些投機商人來說，這種情況自然可喜可賀，但對於飽受通脹之苦的普羅大眾來說，這種中央政權的弱化，不見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國」對誰有利？

　　誠然，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經濟自由，多少減弱了國家專制。但是，能夠真正大大利用這種經濟自由的，主要還是官員和新生資本家，普通人無錢無權，「下海」簡直是夢想。他們頂多能利用一下兼職自由、擺攤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關部門的官僚剝削、刁難為前提）。然而，對人民來說，經濟自由化同時也意味著有「自由」失業，有「自由」吃通脹之苦，有「自由」喪失住房權利，有「自由」買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總之，我們所目睹的，就是市場並沒有那種神奇力量，能夠真正弱化中共的專制國家。相反，在政治上，國家的權力和壓迫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強了。自從八九年六四以來，中共五年來都在釋放部份民運人仕的同時，又不斷搞新的逮捕、新的監禁。最近更在美國國務卿訪華前後大舉逮捕民運人仕。尤其諷刺的是，這種政治上的鎮壓，是同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並進的。「市場弱化國家」論又作何解釋？　　

　　那種拿「經商救國」來代替民主奮鬥的路線，固然反映一部份民運人仕的消極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會上的新生資本家的真正願望。對於那些只顧發財，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結的資產階級來說，「下海救國」論最合他們的胃口。而所謂「金錢制約權力」論，其實也只適合資本家的口味。因為，普羅大眾根本沒有多少錢可以去制約權力；何況，也不是任何一個銅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當金錢能化為資本的時侯，才能多少起到對權力的制約。而一旦這樣一種制約出現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處，而壞處卻有不少。因為，現在廣泛流行於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將會以十倍的醜惡出現於神州。事實上，從「領帶大王」當選人大常委，從無數港澳大小資本家與大陸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結的現況看來，說「金錢制約權力」，不如採用流行語更適合，那就是：權錢交易，權錢結合。對於資本家來說，那的確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陸上的）資產階級，五十年代以來用盡一切政治，軍事手段都無法使中共恢復資本主義，而現在呢，卻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變了（指經濟上的和平演變，那就是走資）。不費吹灰之力便能達到目的，那麼，還需要什麼抗爭呢？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還來不及呢！

結語

　　虛癥宜補，實癥宜瀉，才是對癥下藥。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須使用政治抗爭的辦法，把這個官僚集團根本剷除，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民主政權，才有可能拯救中國。

　　那些主張跟著中共和平演變，反對進行集體的民主抗爭的人，無非是害怕犧性，害怕流血，害怕動亂。他們也像中共那樣，把「穩定壓倒一切」掛在口邊。但是，一天腐爛的中共政權仍然存在，一天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真正的長治久安。官僚日益通過經濟自由去侵吞更多國民收入，這本身就是不穩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達到長治久安，那不啻是緣木求魚。中國人民必須打破那種寄希望於統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氣概，大膽進行民主抗爭，才能打開出路，才有可能最終得到長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國的狀況，使政治抗爭不易，但不易為不等於不能為。事實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爭的空間並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開的、集體的政治抗爭現在很困難，但是分散的、隱蔽的，尤其暫時限於探索、學習、研究、宣傳的政治活動，卻不算很困難，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總結的，就是八九民運的經驗，東歐蘇聯的經驗。要研究：這些經驗是否真的証明，公開的民主抗爭與群眾運動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變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來在各地出現的零星的群眾性經濟抗爭（農民抗稅，工人反對失業、反對剝削），既反映社會矛盾已經高度尖銳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覺悟都比過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奮鬥為職志的人，都有責任同群眾這些正義的自衛反抗結合起來，並且逐步將他們引導到更高的民主抗爭的目標上。如果有了正確的目標，群眾運動就是一個最有力，最有建設性的力量，是新社會在腐敗的舊社會中的真正代表者。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

註一：＜＜什麼決定價格＞＞，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九三年九月，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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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回憶，不可忘記——紀念六四兩週年

向青

「六四」兩周年快要來到了。去年此時流行著兩句話：「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也許這兩句話很恰當地描寫了許多人的心情：他們對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結局的心理反應主要是悲哀，其次是憤怒。他們大概覺得這個結局很難以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因此他們不想去回憶——誰想去重新品嘗悲哀呢？至於未敢忘記，那是用不著解釋的。只有李鵬之流才敢忘記，而且希望別人也忘記。這兩句話差不多在去年一切紀念六四的場合都顯著地標寫出來，我覺得這不是個好現象。這兩句話表現一種消沈的心情。它純粹是哀歎，而沒有表現奮鬥的決心。不想回憶差不多等於想忘記。但是，對於六四屠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是應當再三思索，常記在心的，怎可以不回憶呢？僅僅哀悼那些死難者和關心一切未死的受難者，是不夠的。甚至僅僅記住那些兇手，立誓清算他們的罪惡，都還不夠。造成六四慘劇的，到底有哪些原因？除了統治者的反動和兇殘之外，群眾本身有沒有重大的弱點和失策？民主制度到底是否適合中國？中國人民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實行民主？為了促使民主運動早日復興和保證它的勝利，現在應當努力做些甚麼？……這裡有許多問題，是必須深深思索，再三討論的。為了思索，為了討論，就少不了許多回憶。如果不想回憶，不去回憶，往事就會漸漸模糊，漸漸就會忘記了。八九民運不但對於北京和各地其他城市直接參與的民眾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經歷，對於香港和海外參與了支援運動的華人也同樣是非常重大的經歷。回想當時我們的作為和想法，理智地重新評價，看看有甚麼新的重大教訓，這是無論內地還是海外的華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十分值得去做的。

八九民運興起的迅猛超過任何人的預料，結局的慘烈也超過人們的預料。大屠殺慘劇發生後，許多人都歎息為甚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不趁早撤退。現在人們可以看到更多的資料，更清楚六四之前有不少屬於改革派的知識份子曾以各種方式向學生建議撤退，都沒有被接受。加以現在群眾運動的復興顯得渺茫無期，流亡海外的許多著名民運人士日益令人失望，於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批評八九民運中的學生，而稱讚那些「穩健」的知識份子。對於這種看法，我是無法同意的。我並非認為當時學生堅持不撤是正確。但我認為當時學生不肯趁早撤退是可以理解的（這個問題許多人都談過，我自己也曾在「六四屠殺能否避免」一文中談過），而穩健派知識份子的意見包含非常錯誤的大前題，學生拒絕接受是大有理由的。如果學生把撤退的策略建議（這是正確的）和穩健派的原則立場一起接受，也許暫時的流血損失可以減少一點，但長遠的政治損失反而更大。換句話說，我認為，學生不肯趁早撤退，除了因為學生本身的不成熟之外，還有根本得不到真正合理的勸告也是重要的原因。

無人向學生提出合理勸告

穩健派知識份子勸告學生撤退，所根據的理由有兩方面。第一，希望避免民眾的犧牲。第二，他們根本反對民眾與政府激烈對抗，強調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認為中國的改革必須得到現有的統治層合作才可以實現。這兩方面都被學生認為是軟弱與保守的表現。學生們雖然並不主張打倒中共統治，但是不害怕必要時激烈對抗，在這次運動後期的行動，己經帶上了革命的意味（蔑視政府的權威，自行掌握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這是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上的重大發展。雖然運動是失敗了，但這種精神留下長遠的影響。假使學生接受了穩健改革派知識份子的原則，等於是自己否定這次運動最有價值的一面，阻礙中國人民擺脫對反動統治集團的依賴性和畏懼心。所以，我認為，可以批評學生不曾趁早撤退是失策，卻不應該責備學生沒有接受穩健派知識份子的意見。看不起那些不敢同中共官僚統治層決裂的知識份子，是學生的優點，不是弱點。那些不懂得「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個重要道理的知識份子，儘管讀過許多書，最多只能算是半個知識份子，倘若不是愚不可及的話。

想要說服學生作出趁早撤退的策略決定，只能憑政治形勢的正確分析和善用革命策略的道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官僚統治集團，從頭起就表現出鎮壓民主運動的決心，只因為形勢不利，才把鎮壓行動一再拖延。到了五月廿日宣布戒嚴的時候，中共已經表明了不顧一切，非向人民開戰不可的態度。這時能夠粉碎中共反革命圖謀的唯一方法，就是人民的武裝革命起義。如果作為當時民運先鋒的學生不願意走這條道路（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從原則上拒絕這條道路），或者認為當時做不到這點，那麼就應該趁早撤退，化整為零，深入民間去為下一階段的革命運動作準備工作。這是對撤退策略唯一合理的解釋。當然，人人都知道，在當時情況下，這個意見佷難讓學生接受，但這是唯一合理的意見，當時應該有人向學生提出，讓他們去考慮。可惜事實上並沒有人提出來。那些同學生有接觸、願意幫助他們的知識份子，見解統統不是這樣。海外（包括香港在內）的支援者，也沒有提出這種見解，甚至一般根本沒有想到除了支援之外，還應當同學生一起研究策略問題。所以，我覺得，海外華人除了批評當時學生的失策之外，還要批評自己的無能和失責。如果當時有人把上述意見向學生提了出來，即使當時沒有實際效果，也會在六四以後幫助大家思考。

在這裡我想談談一個小故事，就是當時新苗社和周圍一些朋友的想法和做法。

一個小故事

前年北京學運一開始，新苗社就密切關注，而且不限於參與普通的支援，還特別注重研究民運的策略問題，屢次公開發表意見。我們認為內地的民運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雖然我們居住在香港，直接參與的程度有限，但我們也有責任用一切可行的辦法去促使運動勝利，包括提出策略性的意見。五月二十日以後，我們已經看出：只有革命行動才能夠戰勝中共的鎮壓，但是當時的群眾運動，尤其是那些領導者，明顯地既不願意又不大勝任實行革命，所以剩下唯一實際的出路就是趁早主動撤出天安門廣場，保存實力，為下一次運動作準備。再繼續堅持絕食和靜坐，等於坐以待斃，把主動權完全交給正在精心部署暴力鎮壓的專制魔王。我們迫切希望北京學生能夠了解這個形勢，渴望這種看法能夠讓他們知道並且加以考慮。但是我們是個極為弱小的團體，我們並沒有門路去和北京學生接觸，我們一直所能做到的只有在香港散發傳單和召開最多不過百多人參加的公開座談會，而這些已經使我們的社員和臨時應徵的義工朋友們筋疲力竭了。我們曾經非常為難地左思右想，多方面考慮過。一方面認為勤告北京學生從革命的觀點去考慮在目前主動撤退，這是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另方面又覺得這個問題只適宜在民運陣營內部（甚至限於核心圈子裡面）提出討論，而這偏偏是我們沒有能力辦到的。如果我們用傳單之類的方式公開表示撤退為上策的意見，恐怕難免讓人誤會我們是在向群眾施壓力，促使他們屈服。在這樣兩難的困境下，我們只好在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不提主動撤退的策略，單純解釋只有武力反抗才可能戰勝武力鎮壓。我們明知，希望當時的學生領袖準備武力反抗，比起希望他們決定主動撤退，是更難實現的，但我們只能提出前者而不能提出後者。所以當時我們非常苦惱：眼見災難迫近，完全無能為力。

事後回想，雖然始終可以斷定，不論我們怎樣做得好一點，對於實際結局，尤其是直接的結局，大概都不會有所改變，但其實我們有可能做得好一點。

首先，如果當時我們對於直接向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和領導人提出意見這件事充份重視的話，我們未必不可能擠出一點人力和找到門路去接觸他們。應該承認，我們當時有點安於本份的想法，過份肯定我們的呼聲只能直接在香港的範圍內傳播，要靠偶然的機緣才可以由別人代我們傳達到內地去。

其次，關於主動撤退的策略，其實也有辦法公開提出來（比方寫成文章發表在傳單上）而避免讓人誤會為企圖迫使群眾屈服。事後想來，這個表達的技巧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時把這方面的困難當作無法克服的客觀困難，是不對的。只能怪當時自己的頭腦不夠靈活，或者攻關克難的決心和魄力不夠強大。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上面這個小故事，不論對於新苗社自己還是對於其他民主派的人士，都應該有點意義。

對話和和平演變

五月廿八日報載流亡海外的著名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一篇為六四兩周年致中共的公開信，簽名者已有柴玲、吾爾開希、李錄、王超華、嚴家其、蘇曉康、戈陽、萬潤南、陳一諮、朱嘉明等五十餘人。這封題為「我們的立場與主張」的公開信的主要內容是呼籲中共與海外民主運動和不同政見者對話。

在這六四兩周年前夕，或者過去兩年內，有甚麼跡象讓人們覺得中共會與不同政見者對話呢？公開信並沒有指出來，事實上也沒有。對話只不過是那些簽名者的「立場與主張」，他們「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他們還「堅信，中國政府對八九民運作出合理評價，六四悲劇所遺留問題的解決，只是時間問題。」但是，在中共統治者的眼中，「合理評價」早已作出，那就是「反革命暴亂」。「所遺留問題」也在今年年頭「解決」了：王丹、任畹町、王軍濤、陳子明、羅海星等人都被定罪判刑。其中政治意見最溫和的王軍濤和陳子明（一貫主張知識分子與官僚合作，八九年五月間極力勸告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妥協解決），被判的刑罰最重（監禁十三年）。面對著這樣死不悔改的中共反動政權，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只能表示願意無條件地同它對話，指望同它談出實現中國民主化的辦法。這些人士以後能夠對中國民主運動作出甚麼貢獻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中共同「海外」民運，以及大陸「之外」的各種政治力量展開對話，並不要求中共同大陸之內的民主人士對話，更不用說要求首先釋放那些被囚禁的民主人士了。這些流亡人士究竟要把大陸的民主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置於何地呢？他們又以為憑甚麼可以使中共當局覺得需要和他們對話呢？他們想要打破的「政治僵局」，究竟是中國的僵局還是他們自己的僵局呢？

東歐各國的和平演變，是許多民主人士希望中國也有一天通過對話而取消一黨專政的根據。他們不敢面對現實：中共從東歐和平演變中汲取的教訓，正是萬萬不可以放棄一黨專政，不可以對政治自由的要求讓步。即使將來，等到老一輩的中共統治者死掉以後，晚一輩的中共負責人有可能走戈爾巴喬夫和雅魯澤爾斯基的道路，東歐的現狀也表明了：那遠遠不是自由、民主和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物質生活並未得到保障，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的利害沖突始終要在鬥爭中解決。那些流亡的民主人士滿足於東歐式的和平演變，甚至滿足於僅僅是期待將來有機會那樣演變，證明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政客們和中外大小資本的活動自由，而不是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生活保障。他們寧可去和中共專制統治者尋求共識，也不願意群眾起來鬥爭。

一九九一年五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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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可賀的學生民主運動

新苗社

由本月初開始的國內各大城市的大學生爭取自由、民主以及其他改革的運動，一直在擴大而且深化，這是個可喜的現象。凡是真心期望中國迅速進步而又不想藉欺壓民眾以自肥的人士，都應該為此歡呼慶賀，並且盡力支持。

在中國現代史上，學生運動屢次擔任了偉大的進步運動的先鋒角色。這次的學生示威行動，表明新一代的青年仍舊繼承著這個優良光榮的傳統，並不滿足於僅僅埋頭讀書，更不是人人只「向錢看」，而敢於站起來要求人權、自由、民主，敢於擔負起促進全面改革的偉大歷史任務。

全面改革，使中國趕上現代世界的先進水平，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八年以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在這個方向上做了不少的工作，成績是有的，而且仍在繼續努力。但是，各種障礙仍舊很大，最大的阻力恰恰存在於中共黨政機關裡面。當權派的政策始終不夠徹底，不夠大膽，尤其是不肯完全放開對民眾的諸多束縛和壓制，不讓民眾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這樣，改革所必須依靠的主要力量——民眾的積極參與——就被嚴重地削弱了。如果改革始終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就一定進展很慢，付出的代價很大，甚至有時有反覆，不知要多少年代以後才能夠達到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的目標。正是因為不滿意實行改革的遲緩和不足，大學生才起來集會、示威等等。學生的要求既符中國現代化改革的客觀要求，又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和內心願望。

政府當局宣佈承認示威是合法的權利，這比起過去時常對群眾運動施行強力鎮壓，自然是個進步。但是高壓的手段並未完全放棄。所以上海學生要求嚴懲毆打學生的犯罪份子，如實報導學生運動情況和給予新聞報導自由，是十分合理而且切中時弊的。

上海高校學生聯合小組向政府所提出的第四項要求——公開個人在單位的檔案——值得特別注意。個人檔案是幾十年來中共政府扼殺個人自由權利，對每個公民施行無所不至的束縛的一個主要工具，是專制統治的明顯表現之一。現在上海學生正式要求把這隻躲在黑暗角落裡伺機傷害人民的惡獸揪出到光天化日之下，體現了保障人權的一項重大具體改革的第一步要求。這要求既顯出學生的勇敢，又顯出他們的智慧。

學生民主運動的深入化發展得很快。上海學生的四項要求消息才傳來兩天，我們又知道了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要求實行多黨制，獲得閱讀者廣泛贊同。廢除一黨專政制度，讓人民享有組織政黨和政治競爭的自由，正是中國民主改革的關鍵性的要求。只有實行了這種改革，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專政，才不再是諷剌性的反語。

中共當然有權認為只有它自己才有能力領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改革等等。但是按照民主原則，它無權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它領導，只可以同其他黨派站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作政治性的競爭。通過這種平等競爭而得到的領導權，才是真正的領導權。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所謂領導權，其實是專制統治權。多黨制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特有的性質，而是一切民主制共通的性質。

中共當局正在利用一切手段宣傳一種觀點：現有的安定團結的局面得來不易，更是現代化改革所必需的條件，大家要避免急躁和過激的行動，以免破壞安定團結，所以遊行示威之類的行動應該盡量避免。我們認為：安定團結倘若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礎上，自然是人人擁護的大好事；但是對於好比鎖鏈和奴隸的手腳之間那樣的安定團結的關係，人民必須起來反對，也一定會起來反對。至於示威不是萬靈藥，要考慮時機是否適當和種種條件是否成熟，這是群眾運動內部應當注意和仔細考慮的，但不該成為政府高壓的藉口。

大字報特別受到當局的嫌忌和壓制。不少人把任何貼大字報的行動都當作是文革時期毛林四人幫所使用那種大字報迫害行動一樣的東西。這觀點若不是了解錯誤，就是故意歪曲。文革時期許多大字報之所以成為迫害手段，是因為那並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只有毛林四人幫承認為革命派的，才有權自由貼大字報，而且達到不受限制、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內容則任意歪曲誣蔑，完全不負責任。那些被任意宣佈為反革命派的，卻連一點答辯的自由都沒有，他們倘若膽敢也貼大字報，馬上被撕毀乾淨，而且這行為本身就成為一種罪狀。今天學生民眾貼大字報，顯然完全不是迫害手段，而是被壓迫者在缺乏一般的言論自由情況之下的一種正當呼聲。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求有充份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包括貼大字報的自由在內；倘若有人像文革時期那樣，利用大字報來進行迫害，則依法懲罰。當民眾普遍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的時候，文革式的大字報迫害手段是無法得逞的。

在官方的傳播媒介中，一直有許多關於「壞份子」或「非法份子」利用學生示威進行破壞社會秩序之類的說法。我們認為，除了要警惕和反對官方把學生運動的領導者當作壞份子，同學生群眾分割開，然後加以打擊之外，還需要強調反對中共以身份定罪的習慣做法，堅決要求對任何人都只能以行為定罪。這就是說，反對先給某人戴上「壞份子」或「非法份子」的帽子，然後推斷他的行為是犯罪行為。應該反過來：只有某人的行為已被判定真正是違反刑法，他才算有罪，才可加以處罰，然後才可以被稱為非法份子。只有這樣，人權才有保障，才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大學生的大字報中，擁護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也被涉及了。這本是在今天中國深入探討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所不可避免的發展。我們認為：這問題的內容，首先是何謂社會主義，然後才是誰優誰劣的問題。一般人把社會主義了解為中國、蘇聯、朝鮮、越南等國的現實情況。至於資本主義，則以美國、日本、英國、香港等作為代表。按照這樣的了解，恐怕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裡都認為資本主義勝過社會主義。其實，中蘇等國現存的制度並不能算是社會主義：不但還沒有真正發展達到社會主義的程度，而且在許多重大方面根本與社會主義原則背道而馳，真真正正是比典型的資本主義更落後，更壞。這些方面包括了人權、自由、民主的欠缺。所以我們一貫要求自由民主，而反對一黨專政等等，同時堅決擁護社會主義。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人民享有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更自由，更民主的權利，同時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更豐富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我們認為是值得擁護的。我們同時反對強迫人們擁護社會主義。我們主張讓人民自由討論哪種制度值得擁護的問題。

爭取自由和民主是任重道遠的任務。中國人民在過去已經奮鬥了一百多年，今後恐怕還要奮鬥許多年。目前的學生運動既是過去的繼續，又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道路不會是平坦筆直的。但我們相信人民的奮鬥總有一天能夠成功，自由民主終歸會實現。讓我們繼承無數先烈的遺志，充份吸收各個時期和世界各國的豐富經驗，奮鬥到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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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

向青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間中國局勢所發生的急劇變化，轟動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學生運動突然在各大城市興起，中共當局採取前所未有的溫和手段應付。然後是中共突然變臉，發動嚴厲的反自由化攻勢，不但把三個自由思想最著名的知識份子開除黨藉，連總書記胡耀邦也強迫辭職了。最近一兩年來顯著地令人感覺「寬松」的空氣，被一陣猛烈的冷風驅散了。現在中國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憂慮、畏懼、失望和憤怒。這一切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會產生甚麼重大後果？中國的前途是樂觀還是悲觀？這些問題，中國每一個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國人還要考慮：這些變化對香港會有甚麼影響。

學運起落的原因和後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學生運動來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來得那麼突然，發展得那麼迅速，很令人感覺意外。原因究竟在哪裡呢？短期內，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畢各大學復課以後，運動會不會重新興起呢？

中共官方認為學運鬧得起來主要「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鄧小平就是這樣說的（見八七年一號文件）。把大學生要求自由民主斷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談。如果說現在中國的大學生已經享有充份的自由，他們起來鬧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為不知足，不懂事，嬌縱壞了，那自然也是專制統治者的歪理。但是，認為這次學運興起得這麼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過去幾年容許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享有稍微多一點的自由，這種見解卻是正確的。近幾年的中共政策，不論對內對外，都比較開放，因此，人民有機會比較清楚、比較全面地看出許多落後和腐敗的現象，尤其是看出官僚專制是這一切壞現象的總根子。這樣，大學生們就深深感覺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識份子所受束縛比較寬松一點，令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勵之的論調是個明顯的例證），那些年輕的大學生更容易覺得這種寬松狀態是合乎自然規律的狀態，而且理應日益進步。正因為有這些有利條件，十二月初的學生示威行動才容易發生。而初期統治者繼續採取寬松的政策對待示威的學生，於是學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會以為統治層之中的改革派歡迎他們這樣來支持政治改革。結果學生運動就相當容易地擴大起來。這種種關係，統統是很明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上，鄧小平斷定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繩子放得太松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鄧小平的看法是客觀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個側面。

正因為學運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初統治者的壓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轉為嚴厲以後，運動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門示威和當晚要求「還我同學」的繼續行動，可以說是退兵的一戰。這一役，一方面表現出北京學生的英勇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感：甘冒巨大危險，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動表明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決心；另方面也表現了學生們了解到形勢的不利，適可而止。適可而止的意思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兩次行動中所提的口號十分克制，應付警察幹預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結果連有些警察都感動了（官方的壓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個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後再沒有行動了。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價很小，而目的完全達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壓制，堅持有在革命聖地天安門示威的自由權，並且宣告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將來一定要繼續。

至於開學後學生運動會不會很快再起，看來大概不會（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現，但目前並無徵兆）。客觀上，在今天的中國，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實現了自由民主，各種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順利進行。但是，目前統治者的壓力太大，而群眾的力量不足。中共統治者已經表明堅持專制、壓制自由的決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農群眾同學生打前鋒的自由民主運動相結合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但工人群眾（更不用說農民了）對學生運動還沒有響應，學生方面也沒有積極爭取工人參加，而中共官僚對於防止工人參加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孤立的學生運動是無法在政府壓力下堅持下去的。何況十二月的學生運動本來並沒有估計到中共方面有這樣強烈的反應，現在必須重新思索，認清新的形勢和考慮怎樣辦。因此，應該估計學生運動大概短期內不會再起。即使有個別的、小規模的行動，也很難再像十二月間那樣迅速發展，反而會受到更無情的鎮壓。這並不表示學生民主運動欠缺社會基礎，根本脆弱無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運動迅速發展並取得實際成果的條件現在還沒有成熟罷了。事情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次學生運動的總目的，是促進中國現行的改革，尤其是促進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數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支持中共內部的改革派的（已經了解到應該廢除一黨專政制度的，只佔很少數）。可是，結果卻使中共裡面最支持自由化的黨員（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遭受重大打擊，被開除黨籍，連胡耀邦都喪失總書記職位，並且引起中共在全黨全國都發動反自由化的鬥爭。可以說，這次學運對中國的改革是幫了倒忙。有些擁護自由制度但是一貫反對採取群眾行動去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據這個事實再一次振振有詞地反對群眾民主運動。這種可憐的態度和見解，顯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凡是奮鬥都有可能失敗，失敗了就可能暫時陷於比原先更壞的情況。好比一個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擴大或者革新，結果既可能是賺大錢，也可能是反而虧本。有志氣的生意人決不會因為見到有人虧本就不敢去擴大和革新。歷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運動遭受失敗，結果處境比發生運動前更壞，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難免經過許多波折和失敗。任何國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經過人民屢敗屢戰，付出重大代價才爭取到手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這種奮鬥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經衰老腐敗到極點，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人民，雖然命運坎坷，多災多難，卻幸而沒有喪失這種奮鬥精神。這正是中國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棄對專制統治者的鬥爭，想靠溫良馴服來討取統治者大發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壞。這種人不論有怎樣的思想感情，在客觀上連真正的愛國者都夠不上。

事實上，所謂對改革幫了倒忙，並不是這次學生運動的全部後果。這次運動還有其他方面，屬於積極性的影響。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費品的供應，限制物價上漲，藉以緩和人民的不滿。

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嗎？

十二月的學生運動初起的時候，中共的處理方法比較溫和，主要使用疏導的辦法。那時官方對學運的指責是妨礙安定團結。接近月底的時候，感覺情況嚴重了，就擡出四項原則和憲法。這表示中共對學運的定性正在從「人民內部的矛盾」轉化為「敵我之間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決定採取嚴厲的壓制政策，於是把自由民主運動定性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既然變成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有理由使用專政手段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含義，據中共解釋，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人們要求實行多黨政治，主張個人和大學都有思想的獨立性，指出共產黨的腐化現象，對現行的改革不滿，要求保障人權和自由，主張民眾有權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這一切統統被判定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幾十年來，在中共統治下，自由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壞東西。七九年以後，中共政策比較開放，漸漸有人嘗試發表意見，替自由恢復名譽。但他們一直受到中共裡面一派人的反對，他們的主張被當作精神污染。現在反自由化鬥爭一發動，鄧小平乾脆宣佈：「沒有無產階級自由化，只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號文件）。這在中共來說，不過是更明確地重申多年的老傳統立場而已。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香港許多自稱擁護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觀點，認為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難道真是這樣的嗎？

社會主義思想並不是中共所獨有，也不是它首創。中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澤東和鄧小平更有資格宣佈社會主義對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馬恩合著共產黨宣言（有人稱它為共產主義者的聖經），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話來描寫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為「新紀元」的周刊編輯請求他寫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的舊紀元。恩格斯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產黨宣言裡的那段話，並且說，沒有比那更合適的了（見馬恩全集，中文版，第卅九卷，一八九頁）。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決不是不要個人自由的，反倒是把個人自由擺在第一位，在這方面要同資產階級社會成為對比的。中共反對自由化，正好證明他們所走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來，就是，中共有時也不公然反對自由，而表示擁護自由，但他們馬上解釋道，個人的自由必須以集體的自由為前提。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認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前提。請那些慣於把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醜惡言行歸罪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人睜開眼睛看看事實吧！

資產階級在同封建地主階級和專制王朝鬥爭的時候，曾經建立了比較自由民主的制度，這是歷史上一大進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資產階級所專有，也不是它所首創。在古代希臘城邦裡，在原始氏族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基礎上，早已有過自由民主制度。奴隸社會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讓奴隸主享有，沒有奴隸的份。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同樣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資奴隸）的。後來在歐洲開始廢除對於參政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實行普選制，那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了艱苦鬥爭的結果，並不是資產階級自己所實行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個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以社會精英自命的中產階級份子，還一直在拼命反對普選制。所以，說甚麼只有資產階級才是自由民主的偉大旗手，無產階級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對自由民主，真是胡說八道！反對自由民主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反動官僚。

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把一切大規模企業收歸全民公有，不讓少數人壟斷，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如果不讓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產業的主人？如果讓一個黨獨佔政權，怎能消滅社會不平等？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莊嚴地宣佈了人人平等的各項自由權利的原則，但是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權利，而大多數整天忙於謀生的勞動者實際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為了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除了保持那些權利平等的原則以外，還要把一切大產業收歸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縮短工時，這樣才保證勞動者可以實際上享有那種種權利。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權，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擴大，只有財產權要加以限制，為了不讓少數人佔有龐大的企業來剝削勞動者和造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權，就是這種財產權。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張。現在學生、工人以及其他民眾所爭取的自由權，主要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應有的公民自由權（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請願自由、罷工自由……），中共橫蠻地加以拒絕，對於資產階級的剝削自由，卻越來越開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偽善的、反動的、針對勞動人民的行動。

正因為中共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做出許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會主義、反勞動人民的罪行，宣揚許多歪理謬論，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就懷著善良的願望而提出了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這並沒有成為群眾運動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種虛偽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能夠克服的。只有廢除官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夠克服。

黨內整肅的意義

關於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別注重個人或派系權力沖突的因素，認為決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過贊成鄧小平退休。我們不贊成這種觀點。個人或派系爭權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國家，這種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國政治上，這種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隨時隨地都把這種因素當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卻是很錯誤的。站在人民的、積極的立場（這就是說，為了維護和爭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觀眾的態度去欣賞政治舞台上的好戲或者醜劇），尤其不該這樣看問題。胡耀邦贊成鄧小平退休，大概會使鄧小平生氣，也有可能這就是鄧小平決心撤換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這方面沒有可靠的證據，也很難找到可靠的證據。不管怎樣，站在人民的立場，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問題。就算權力沖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這件事也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義，而政治方面的意義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關係的。

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報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為「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所「失誤」。這「失誤」顯然就是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中共中央八七年一號文件上記載著鄧小平說：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裡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應該由誰來對好幾年來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錯誤負責呢？自然是總書記。中共二號文件和三號文件進一步證實了這點。胡耀邦在擴大會議上作「永不反悔的檢討」，首要的一項就是反自由化的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義，就是中共要加強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論界流行著一種說法：胡耀邦下台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化，而保守派（或稱反改革派）佔了上風。我們認為，正確的了解應該是恰恰相反。這個事件證明：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並不存在著明顯的、確定的兩派對立，胡的下台並沒有經過尖銳鬥爭。所謂兩派尖銳鬥爭，結果改革派戰敗了，只是那些政論家的有色眼鏡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總書記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檢討」，其他所有的人一致批評他所承認的政治錯誤，然後一致通過讓他辭職——難道這也應該算是鬥爭，而且是尖銳的鬥爭嗎？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送上去給他打，這種「基督精神」算不算鬥爭精神呢？

如果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們還能夠自由說話的圈子裡表示抗議，還繼續發出他們那些擁護自由化的言論，如果事實如此（可惜我們對於實際情況所知太少，只知道他們大概並沒有屈服，更沒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開除他們之前，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政治鬥爭（不過他們三人似乎並未結合成派，而且並不屬於黨的上層）；而現在，這幾個前中共黨員與中共之間，也還存在著政治鬥爭。至於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是很一致，根本沒有兩派鬥爭的。不但一致贊成反自由化的原則，連反自由化鬥爭今後應該比前一時期加強，都是一致同意的，連胡耀邦也包括在內。

在去年十二月底鄧小平「召見」胡耀邦等人之前（這次召見中鄧小平談話的中心思想，構成八七年一號文件的內容），關於反自由化的具體做法，胡耀邦與政治局其他委員之間有較大的分別，而他是比較最「寬松」的。現在，雖然我們已經沒辦法知道胡個人目前的見解是怎樣，我們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他各人之間的見解仍舊會有些差別，有人主張反自由化鬥爭的嚴厲程度和範圍比較大一點，有人主張小一點。但是，認為去年年底以前中國和中共黨內都太自由了，今後必須加緊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黨員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胡耀邦和鄧小平、彭真、陳雲、李先念等等最高負責人，統統是一致的，沒有分歧，更沒有鬥爭。模仿中共的語調，應該說：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許多政論家完全不去指出他們的基本一致性，卻把那些小分歧誇大成為派別鬥爭，正合了那句熟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觀點，客觀上等於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學生示威中，提出了「結束獨裁」和「打倒專政」的口號，引起中共極大的震動。雖然學生本身當時的力量不大，但是發展的趨勢和對民眾的示範作用很值得統治者憂慮。鄧小平在十二月卅日說：「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看問題的性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別提到波蘭團結工會的先例，讚揚「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專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強反對自由化：「要下決心，我們如後退，以後麻煩更多。」還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號文件）。鄧小平的看法和主張，得到政治局全體委員贊成，包括胡耀邦在內。胡耀邦的自我檢討和提出辭職，表明他覺得過去的寬容政策是錯了。由此可見，經過十二月事件以後，中共最高領導層裡面，至少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不是分歧擴大，鬥爭尖銳起來，而是分歧縮小，比過去更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並不願意離開總書記的寶座，倘若沒有受到強大壓力，他會保持權位。因此，個人之間的爭權鬥爭很可能發生過，而且可能還在繼續進行。不過，第一，這方面並沒有確實的證據，胡耀邦真心引咎辭職並非不可能的；第二，這問題根本不是要點所在。要點在於：胡耀邦在辭職前後，是否為維護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進行了鬥爭？根據官方文件，答案是沒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檢討」，承認自己「犯了重要錯誤，對黨和國家的危害是嚴重的，辜負了人民、黨和老一輩革命家的期望」（見三號文件）。那些大談中共上層內部鬥爭尖銳化的評論家們，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事實根據。既然沒有政策上的分歧和鬥爭，那麼，純粹個人權力的鬥爭有也好，沒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關心的。如果胡耀邦繼續擔任總書記，由他執行現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國人民的處境還是同現實一樣，或者差別極小。不該把這極小的差別來強調，而忽略極大的一致性。在實際上，倘若中國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專制統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劉賓雁等人被開除，在黨內全面加強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國政治改革（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整個中共統治集團非常堅決，非常一致，帶有高度的警惕性，保衛著他們的極權統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檢討根本不是真心話，他已經被剝奪了說話的自由，那麼，又應該得出甚麼結論來呢？那時，對胡耀邦個人的結論需要改變：他同鄧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對現行的反自由化鬥爭，甚至有資格擔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領袖。但是，對整個中共黨的結論仍舊一樣。一個統治黨，連總書記一旦有了不同意見，都被剝奪說話的自由，這個黨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敵，是改革和進步的最大障礙。

反自由化才是折騰

反自由化一開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們思量：是不是幾年來實行的改革要剎車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要放棄了？政治運動又來了？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又要收緊了？中共負責人和新聞機構趕緊提出保證，作出解釋，叫人放心。從官方一再表態和種種實際跡象看來，現在已經可以斷定，中共的決策是把鬥爭限制在黨內，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進行，並且以「正面教育」為主，避免過激。本來已經拖延下來的政治改革，現在更不用提了。至於經濟改革，因為那是整個統治層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國強黨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舊進行。人們起初所擔心的新的大災難，看來不至於降臨。但這並不表示反自由化沒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運動。除了三個著名的有自由思想的黨員被開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還有以寬和著名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也被撤換，幾種最開放的報紙被封閉，天津學生林傑以莫須有的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被捕，驅逐法新社記者麥樂仁來向外國記者示威，人民文學編輯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職檢查。總之是像劉賓雁所說的，繼續逼使知識份子做庸人，做投機份子，把中國人的精神水平壓低。

至於經濟改革方面，多年來已經暴露出，那些充滿了政企機構的專橫、無知、貪鄙、狹隘、懶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礙物，必須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來沖洗乾淨。現在由於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強調「黨的領導」，官災的慘烈程度一定有加無已。

靠農民戰爭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滿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總以為沒有他們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亂。鄧小平說：「搞自由化就是來一次折騰」（一號文件）。其實，反自由化才是再來一次折騰。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三日

（註）折騰兼有翻來覆去、浪費和折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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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能否避免？——八九民運反思之一

向青

從四月中旬開始，全世界華人（而且不限於華人）都在紀念去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最有意義的紀念方式之一，自然是聯繫著反思過去而探討今後的路向。在四月十八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詢問最近逃亡到法國的柴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堅持不肯撤退，是否要為六四的大流血負上責任？柴玲認為，流血的責任要由中共負，不該由學生負。柴玲這種看法，我完全同意。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雖然已經有不少人談過，但並沒有完全談清楚，所以在這裡再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大流血學生沒有責任

那些人認為學生也要為大流血分擔一部份責任的理由是這樣：如果學生預先從天安門廣場撤退，那裡就不會有大屠殺了；既然學生不肯撤退，他們就不免要為大流血分擔一部份責任。這道理顯然是講不通的。好比有個兇殘劫匪在街上胡亂開槍，許多路過的人被他殺死了。如果那些人不在那時走過那條街，自然不會被那匪徒殺死。但能夠說他們自己也要分擔被殺的一部份責任嗎？

認為學生也有責任的人，假定了中共政府不應該或者不可能接受學生的要求（平等對話等等），而必須採取強力鎮壓的政策。這種假定根本是不合理的。除了專制統治者和他們的狐群狗黨之外，誰都不能同意。

即使認為學生長期不肯撤退逼得中共政府要用強力在天安門清場，也不能因此就說大屠殺也是學生逼出來的。事實上，到了軍警和坦克開進廣場的時候，在候德健等人居中調停之下，學生終於決定了按照軍警指定的方向撤退。這時軍警清場的目的已經可以達到。在這種情形下，軍警還要向學生開槍，並且用坦克輾過去。有甚麼理由說學生也要為流血負責呢？

六四血洗天安門的責任，百分之一百在中共政府身上，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一絲一毫責任都沒有。把責任分派給學生，客觀上是替兇手洗脫，幫助專制政府打擊民主運動。

至於學生是否應該趁早（比方在五月底）撤退，如果那樣，實際的結果是不是會好一點，那是另一個問題，是學生方面的策略問題。關於這個策略問題，當時和事後都有不同的意見。這些不同意見可以分為對的和錯的，需要冷靜而仔細的討論，卻不涉及立場問題，也不應該影響到對流血責任問題的判斷。

應否趁早撤退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去年五月下旬，就是李鵬宣佈戒嚴之後，在天安門廣場之內和外面都屢次有人主張撤退。五月廿八日甚至傳出決定在三十日撤退的消息，全世界各地擔心著廣場群眾遭受暴力鎮壓的人們松了一口氣。但這個決定馬上被推翻了，靜坐又堅持下去，一直到六月三日的半夜。大屠殺之後，有更多的人發表意見，認為沒有趁早撤退是失策，但也有人認為堅持是正確的，柴玲是其中之一。柴玲在記者會上提出了兩點理由。第一，中共殘酷成性，學生撤退與否，屠殺都會發生。第二，如果撤回校園，屠殺秘密進行，連消息都被封鎖。我覺得，這兩點理由都不令人信服。即使中共無論如何也要進行屠殺，如果學生不是繼續聚集在天安門，而是早已撤退分散，屠殺的方式和規模總會有所不同，沒有理由根本抹煞這種差別。至於說，如果學生退回校園才被屠殺，連消息都會封鎖住，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猜想。事實上，不論六四之後還是之前，在校園中發生的逮捕和其他迫害行動，中共封鎖消息常常並不成功。怎能斷定中共能夠一面派兵到校園實行大屠殺，一面封鎖消息不讓世人知道呢？

如果群眾趁早從天安門撤退，分散到各處去了，即使中共仍舊要實行屠殺，也不能像在天安門一樣，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造成那麼大量的傷亡，要想同時遮掩住那許多個屠殺現場，也比較困難。這種想法比柴玲的想法合乎情理許多。所以，我認為，應該承認學生沒有趁早撤退是不幸的失策。

趁早從天安門撤退並不一定是整個運動的結束或者全線撤退，那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重大改變，甚至可能是極大的進取。作為一次和平抗議行動，在天安門絕食和靜坐可說是選擇了最好的方式和地點。和平抗議的合理目標包括兩方面：第一，讓人民和政府都注意到抗議的內容；第二，政府接受要求。第一個目標早已達到了。但是第二個目標，在四二六社論和五一九戒嚴之後，已經顯然不能達到，除非群眾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在五月下旬的開始，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似乎還有可能迫使中共叫李鵬下台，讓群眾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到了接近五月底的時候，形勢已經非常清楚，中共決不會讓步，一定要施行暴力鎮壓。群眾繼續在天安門靜坐下去，只能是等待在暴力鎮壓下失敗。既然中共和它的政府已經充份表明，他們是民主的死敵，是死不悔改的極權統治者，繼續向這樣的統治者作和平抗議就毫無作用了。這時群眾可以選擇的出路只有兩條：第一是開始準備武裝起義，第二是暫時罷手，等待更有利的時機再來。當時準備武裝起義並非絕無可能。後來羅馬尼亞事變的發展是一個新的例證。事實上中共當局就是按照對付武裝起義的方式來佈署流血鎮壓的。但是，學生方面絕對排斥了這個選擇，他們當時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轉向這條路。這樣，剩下唯一較好的選擇，就是結束天安門的行動，化整為零，轉向全國各地和各階層裡面去進行廣泛而持久的宣傳鼓動工作。如果學生選擇了這條路，八九民運的結果就會比較好：群眾的損失沒有這麼慘重，全國人民對北京民運的真相會了解得更多，中國民主運動往後的發展會比較順利。可惜當時學生連這點都做不到。當時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還遲遲不能看出當時的弱點和錯誤，尤其是如果還不肯認真地、冷靜地去思考這個問題，那就太可悲了。

悲劇的根源

學生要能夠作出趁早從天安門撤退的決定，必須有一個勝任的領導力量，這個領導力量既對整個政治形勢和運動的遠近目標都有清楚的認識，又在群眾中有足夠的威信。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一個領導力量，而且當時不可能迅速地產生這樣一個領導力量。整個運動是自發的，而且以超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擴大起來。這反映出社會上的矛盾既廣泛又深刻。但是那些領導人物都是臨時出現的，沒有政治經驗，甚至在這次運動發生之前一般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政治問題。他們深深感覺到中國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目標和方法都模糊得很。他們最初只想利用追悼胡耀邦的機會表達對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官方同他們對話。官方死硬的態度令他們越來越憤激，同時群眾的廣泛響應給他們越來越大的勇氣。政治認識的不足令他們根本不考慮革命的道路（既不考慮立即準備武裝起義，又不考慮深入社會去進行長期的革命準備工作），但群眾的熱烈支持又使他們不甘心空手而回。這樣，他們的目標就顯得很不明確，而行動方式只有始終堅持在天安門靜坐，甚至把這種和平抗議的方式神聖化，連帶地把純粹犧牲也神聖化了。曾經有人提出撤離天安門的正確意見，但是很快被多數否決。甚至北京學生和市民在五月廿八日作出撤退的決定，也馬上被新來的外地學生的相反意見壓倒。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已經有了充足的條件產生驚天動地的巨大的群眾民主運動，但是還來不及產生一個能夠領導民主動運取得勝利的力量。這就是八九民運不可避免失敗，甚至避免不了大流血慘劇的根本原因。學生領袖欠缺正確的政治認識，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本身太年輕，欠缺政治經驗，而且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改革思潮根本有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沒有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能夠指出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革命；一切民主奮鬥，一切策略，都應該是為了促成政治革命的實現，為革命作最好的準備。當時群眾運動的領袖們對奮鬥的遠景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所以不能在策略上作出正確的選擇。

民運戰士的流血犧牲當然不是白費的。這個事件起了極大的震動人心的作用，使人們比較容易徹底打破對中共反動統治的幻想，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是，為了真正不辜負烈士們的犧牲，為了使烈士的鮮血真正幫助民主果實的結成，現在還需要作許多思想上的探討工作，而不能簡單地歌頌犧牲精神的偉大。

一九九○年四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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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與中國革命

劉宇凡

　　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運動暫時失敗了，可是，任何人都看到，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並未曾解決，反而因大屠殺而更形尖銳了。矛盾的再度爆發，只是遲早問題而已。那時候，民主運動一定會再度興起。一切民主派從現在起就要為第二次的民主運動作積極準備，其中尤以思想準備為要。現在第一個大問題要思考的是：究竟中國應當走改良主義還是革命的道路？如果要走革命的道路，那麼，這是一種怎麼樣的革命？革命的性質是甚麼？

改良主義還是革命

　　八九民主運動雖然規模龐大，而且民眾下了極大決心去爭取自己的要求，可是，那些要求本身並不高（最有挑戰性的要求不過是新聞自由罷了），而且一直採用最和平的方式，甚至從頭起就堅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甘地主義。所以，這個運動的主流方向是改良主義的；領導者反對採用武力，更反對推翻中共（這個立場到六四以後才多少有了轉變），只是企圖用壓力迫使中共軟化，使之最終能接受民眾的要求。這樣的一個運動，本來不會根本威脅中共的統治。然而，中共卻居然以大屠殺來回答民眾！這難道還不能證明中共已經完全不能自我改良嗎？

　　直到六月九日鄧小平亮相之前，人們都一直寄望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能夠扭轉乾坤。事實證明，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不僅不能阻止屠殺，而且自身難保，一下子就被打下了台。這說明了，中共的頑固反動勢力是佔了多大的壓倒性優勢！要知道，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其實完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改革派；它不過是官僚層中的溫和派而已。稱之為官僚溫和派比稱之為「改革派」更適合。（事實上，趙紫陽同鄧小平並沒有根本分歧。大家都要堅決捍衛官僚層制度。所分歧的只是統治方式略有不同罷了。他從來沒有贊成取消一黨專政；他甚至不曾支持過學生所提出的全部非常合理的要求。他最突出的一點，也不過是願意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和反對四．廿六社論罷了。而且，即就這點而論，他也不過是表了態而已，並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更沒有公開號召全黨黨員起來反對鄧小平。）

　　然而，可悲的是，中共連這樣一個溫和派都不能接受，而且不能容忍，還要除之而後快。現在，中共已經宣佈清黨了。黨內那些已經不多的富於獨立批評精神的黨員一定會被清算。換言之，今後中共在朝向更腐敗更墮落的官僚黨的方向又跨前了一大步。今後中共官僚黨同人民的矛盾一定會更尖銳；它阻礙中國繼續進步的壞作用更明顯。在這個情況下，一切民主派都要丟掉改良主義幻想，下定決心，起來革命，推翻中共官僚黨的統治。

　　我們並不排除中共將會在壓力下作局部的改良的可能性。或者統治危機再度爆發，或者群眾運動再度興起，在這些情況下，都有可能使中共黨內溫和派再擡頭。如果鄧小平一死，這種可能性就更大許多倍。不過，如果這種情況出現，革命者有可能需要暫時在行動上放棄革命的鼓動，可是，這絲毫不代表要在原則上放棄革命路線。因為，中共有可能在壓力下暫時局部改良，但這並不代表它會自動放棄特權，相反，它定會堅決捍衛它的統治。要知道，「溫和派」和頑固派之間並非隔著一條萬里長城；它們彼此間可以隨時互相轉化。溫和派可以變成頑固派，頑固派可以變成溫和派；客觀地看，他們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有互相補充的一面。統治者這樣軟硬兼施，恩威並重，才能達到痳痺人民的目的。鄧小平就是最好例子。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後復出的時候，他不是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嗎？他不是為了打倒華國鋒和緩和危機，而曾經支持過西單民主牆嗎？在他統治下，中國不是進行著巨大的改革，思想控制不是「寬松寬松」了嗎？後來又怎樣了呢？這個「改革派」的急先鋒不是一變而為頑固派的總舵手了嗎？如果將來趙紫陽能夠再上台，難道他不可能變成第二個鄧小平嗎？有甚麼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證足以有效監督他呢？統統沒有。只要中共仍然一黨專政。那麼，它隨時可以單方面作改良，也隨時可以單方面收回一切改良，人民永遠只能俯仰由人，永世為奴。所以，僅僅在最高統治集團中拿「溫和派」代替頑固派，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只有採取革命路線，根本推翻官僚統治，才能使中國有真正的進步。

革命的結局都只是重建暴政？

　　經過了幾十年中共式的「社會主義」的經驗，再加上文革這種假革命的洗禮，中國人不僅懷疑社會主義，而且懷疑革命。許多人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已經發生過許多次革命了，為甚麼中國革命最後總是以暴政重新建立為結局呢？這是不是說，中國的革命總是跳不開所謂「皇朝循環」，永遠只能在專制——革命——專制之間往復呢？我們在這裡不能作深入探討。我們只想指出：固然不是任何一種革命都能真正推動歷史進步。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的確只能形成皇朝循環。但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卻建立過民主。事實上西方民主就是革命所促成。而且，自從近代社會化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形成以來，中國早就和世界市場結合，早就有了初步工業化，它近百年以來的革命早就不是農民革命，而是像西方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農革命了。自然，辛亥革命和四七至四九年的革命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可是，從中能得出甚麼結論呢？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任何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或工農革命都能夠直接建立民主政府，但不能反過來證明任何這樣的革命只能以建立暴政為結局。有些革命是這樣，有些卻不是。就算是那些建立了暴政的革命，它也不是一點進步作用都沒有，一點都沒有推動民主。人類歷史常常都是充滿曲折、充滿反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經歷一次革命就建立起來的，而是經歷過好幾次革命，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直接結果是甚麼呢？它立即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麼？都不是。不到幾年它就演變成專政，以後就變成拿破侖稱帝。法國以後要再經歷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才比較穩固地建立了民主政府。我們可以說，法國共和政體是一八七一年之後才穩固地存在的。而這個成績是純粹依靠那一年的革命的嗎？不是。如果沒有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沒有它對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作根本性破壞，王權就不會如此急劇衰落，民主力量就不會得到壯大。有些人認為，中國如果要革命，也應當學習英國一六八八年的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即實質上的宮庭政變。固然「光榮革命」多少推進了民主，可是，如果沒有一六四○的流血大革命，如果它不是已經大大破壞了王權，大大提高了國會的權威，往後的「光榮革命」能夠成功嗎？前人耕耘，後人收穫；這在革命的歷史來說尤其如此。我們決不能如此短視，如此忘本，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依靠和平感化統治者或別的甚麼戲法而換來的。

迎接中國第四次革命

　　事實上，今天中國革命能夠最終爭得民主，這種可能性，已經比過去大許多倍了。這是因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四七至四九年）儘管還是重建了專制，可是它畢竟建立了中國初步的工業化的基礎，畢竟多少推進了歷史進步。中國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階級——他們掌握了現代科技和社會化大生產的技術，比農民更有力量爭得民主——人數儘管多麼不足，畢竟比幾十年前多了許多倍，民主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有人說，中國無知的農民仍佔多數，怎能爭得民主呢？這些人忘記了：西方早期的民主革命，農民不是比現在中國所佔的人口比例更大許多嗎？知識份子不是更少些嗎？當時不是差不多完全沒有現代工業嗎？為甚麼它們終於能成功呢？其實，關鍵不在於農民是否佔多數，而在於那最先進的社會集團、知識份子、學生、工人，能否對人民進行正確的教育，尤其是否能提出一條正確的奮鬥路線。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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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運動能依靠『中產階級』嗎？

劉宇凡

　　今年三月，正當國內知識份子發起簽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時候，一些知識份子已經在思索民主運動要依靠誰的問題了。當時已經有人主張，知識份子要同企業家集團聯盟，中國才有前途。當時我們卻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所謂「企業家集團」根本不是民主動力。民主運動要依靠的是民眾，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業家集團」。

　　不久，八九民運爆發了，兩個月之後又被殘酷鎮壓了。儘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驚嘆的。然而，曾經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業家集團」，究竟在八九民運中起過甚麼重大作用呢？沒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無數市民、工人，最初還只是熱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後來居上，堅決支持民運，堵截軍隊，成為民主先鋒。

　　可是，八九民運的經驗並沒有使這些人改變他們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熱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於「中產階級」呢。

　　他們所說的「企業家」，包括了新興的資本家，也包括國營企業的經理；然而，在他們眼中，二者並不是等量齊觀的。他們所寄望於國營企業經理的，就是他們趕快向新生資本家學習，趕快轉化為真正的獨立的企業家。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所謂企業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名詞。至於「中產階級」雲雲，指的其實也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一詞，由來已久；在學術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資產階級，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數量急劇發展的白領。中國並沒有這樣的「白領階級」，所以「中產階級」不可能指的是白領。中國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個體戶和農村農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識份子指的並不是他們，至少不是以他們為主體；所以，「中產階級」雲雲，其實也是指資產階級。

　　中共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的譴責，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覺得資產階級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們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們的意見恰恰是：資產階級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爭取民主，不能依靠資產階級。

經濟自由與民主

　　認為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個重要論據，是：私營經濟越發展，就會使越多的經濟活動脫離中央控制，從而削弱了集權官僚制，促進了經濟多元化。這又會剌激起政治多元化，並對集權官僚制起著制衡作用，逐漸達至民主。

　　這是一種無比機械而且錯誤的看法。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決定於經濟的。一個社會階級會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種怎樣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爭取民主——這些都是由許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決定的，決不僅僅是經濟的作用。就私營經濟而論，情況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許多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可是他們有成為民主先鋒嗎？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決心和力量嗎？大多沒有。香港的資產階級又有要求民主嗎？可以說，有些資產階級（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資產階級）曾經是民主先鋒，但越是往後的資產階級，更多並不是民主先鋒，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說資本主義經濟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並非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政治要求，這還是有的。在法律上，它們天然地要求保障種種經濟自由（財產自由、貿易自由、經商自由、買賣自由）；政治上，它們天然地要求政府盡量少幹預經濟（如果市場調節的機能足以自我調節的話；早期自由主義者都是這樣看的），或者如果要幹預的話也是在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情況下幹預（如果市場機能出現問題的話，後期的自由主義多數都有了這個轉變）。如果它們已經有了相當實力，它們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權的。這一切才是資產階級所或遲或早要追求的東西。在這些要求中，也並非沒有進步的要求，並非沒有多少能促進人權的東西，尤其如果我們拿一個像中國那樣高度官僚集權的國家作對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顯得文明和進步了。不過，這些要求還非民主要求。這些要求如果實現了，只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地位的上升，並不表示民眾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會因更多人成為僱傭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滿足這些自由主義的要求，並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當家作主的民主。經濟自由本來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賦予不行的。中外歷史上，由一個開明君主承認和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比由一個民主政制去賦予這些自由，來得更普遍、更正常。總之，要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一個開明專制政府就已經足夠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國是這樣，早期英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以前的中國以致現在的香港都莫不是這樣。

對分權的美麗的誤會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很迅速就學會了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東西，大談權力制衡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實上，分權、權力制衡等等，從歷史上看，的確也是天然地屬於資產階級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權看成為民主。從廣義來看，這當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種怎樣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種古老的、過時的、非常狹窄、非常低級的民主。為什麼呢？因為分權原則只是反對絕對集權；它並不一定根本反對不民主的政體，因為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選權。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嚴格分權，同時又可以實行高度受限制的選舉權（例如規定有產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種「功能團體選舉」）。所以，一個實行分權的國家，固然一定不是絕對集權的國家，可是，同時它也並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國家。事實上，三權分立的最初設計的原意，並不是要建立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國家，而是建立開明君主制。那時候資產階級並不反對君主制，只是認為君主不應集中一切權力，認為立法權應當分離出來，該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議會掌握。至於行政權，資產階級認為那是君主的專利呢。總之，古往今來，許多實行分權的國家往往並不很民主，而許多民主政體也並不是實行分權。所以，單就分權本身而論，那是一種過時的、低級的民主，不是現代民主。現代民主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三權分立這個舊範疇了。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權，但反過來，分權卻不能包括現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權，並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現代民主。勿寧說，光是要求分權，頂多不過是稍為改良一下專制主義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對專制主義。

　　在一個根本沒有民主的國家裡，首先要求的不是權力歸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權——這，對於人民來說是危險的。這樣做客觀上等於叫人民承認專制政府的權力；所要求者不過是把它的一部份權力轉移出來，再分給另一些人。這樣的結果，頂多不過是產生開明專制，或者出現社會的上層階級、「精英」與原來的統治集團聯合專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貴族與資產階級在分權基礎上聯合專政一樣。人民始終沒有獲得權力，始終淪為被統治者。所以中國資產階級如果不旗幟鮮明地高舉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而是大談什麼分權，什麼權力制衡，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們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權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們看來，人們應當要根本廢除專制者的全部權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權。

　　有些人承認，分權還不是充份的民主，但是，他們認為，第一步總不能就要求普選權；因為這是不現實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權那樣一個比較低的要求，才是更現實的。

　　其實，他們所說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不是包括了民主與專制的全部力量對比的現實，而是僅僅著眼於專制統治者，著眼於他們的「承受力」。他們無非是說，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納的。這裡所暗含的最大謬誤，就是以為，較低要求（像分權）中共就較有可能採納。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不論要求高低，都是對它有害的東西，都要加以反對。八九民運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權更低得多，但結果又怎樣呢？總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於它能接受的程度，那麼，不要說真正民主，就是連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邁出的。唯一能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就是群眾力量。如果群眾還沒有力量，不論要求多麼謙卑，統治者也不會答應。反過來，如果群眾有了力量，並且直接向統治者挑戰，最頑固的統治者都要作出驚人之舉，作出巨大讓步。最近波蘭和東德的例子都一再證明這點。所以，關鍵其實在於怎樣積聚力量。我們當然不能預先排除，在特定局勢下會提出一些較低要求；但同樣地，我們更不能預先就為自己穿上緊身衣，不管將來局勢如何，不管群眾的力量發展得多快多大，都預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於分權要求。只要時機來臨，只要群眾已經有了覺悟，我們都應當隨時準備爭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嗎？

　　其實，那些資產階級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權來當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顧現實」的藉口來反對爭取充份的民主制，說穿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實行真正的民主制。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從頭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資派的路線所賜才發展起來的。他們的現成利益，需要這個現成的統治集團的保護（儘管為此要付出不少「保護費」）。根本推翻中共統治，這樣會帶來動盪、不穩。新的政府會保護他們的財產嗎？這是沒把握的。所以，他們現在不會根本反對中共，只會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萬潤南他們這樣讚美趙紫陽，並不是偶然的。他們之反對推翻中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何況，在一個憲法上明文規定工農當家作主、生產資料屬於全民所有的國家裡，資產階級如果要發展起來，就要公然違反憲法，就要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政府貫徹而不是違反憲法；而資產階級能夠依靠什麼人保護呢？除了中共，他們現在沒有其他更可靠的保護者了。所以，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只有在工人處於政治無權的狀態中，換言之，只有在維護現成的（但經過改良的）政權中，才能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經濟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處於不利條件；在國內，他們要在佔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的夾縫中，尤其在官僚壓迫的夾縫中求存；在世界市場上，他們有強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術裝備更先進的資產階級作為競爭對手。在這個情況下，土生資產階級要發跡，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團拉攏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不可（近年私營企業中工人超時工作、童工、工傷嚴重等問題時有披露）。所以，資產階級並不願意爭取讓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民主制度，並不願意中共政權被一個真正民主政權所代替。他們並不是民主運動的旗手，而是一個依附權勢的無力的忠實反對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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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向青

六四大屠殺一百周日這天，世界各地都會有群眾性的哀悼表示。最近幾個月，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譴責中共的血腥鎮壓，全球華人表現了極大的一致性，但是在怎樣了解這次民主運動的意義方面，卻有重大的分歧。為了促進民主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最後勝利，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分歧的存在，並且通過探討找出正確的結論。

八九民運是革命運動

有不少人認為這次民主運動純粹是和平的請願和示威；它最可貴的特色也在於始終堅持和平手段，不使用暴力去對抗暴力；而中共當局主要的罪惡是鎮壓過火，造成不必要的大量流血。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這看法最明顯的錯誤，當然是它暗示著：如果中共的鎮壓手段「文明」一點，就不值得譴責了。但錯誤不限於這一點。我們認為，它對八九年民運性質的判斷也不正確。不錯，在這次運動中，群眾沒有主動地採用暴力手段，一百幾十萬人的大遊行等等都秩序好得令人驚嘆。但是，曾有個別參與屠殺人民的兵士被激於義憤的北京市民打死，上海有一列火車在壓死臥軌市民後被市民燒毀，這也是眾所週知的事實。難道這種激烈行動不是整個群眾運動的一部份嗎？難道這部份行動是不正當，不值得同情的嗎？難道中共當局把「反革命暴亂」的罪名加在這些行動者頭上，殘酷地施行報復，反而是正當的嗎？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從專制統治過渡到民主政治，中間沒有不經過人民暴力革命的。因此，人民在受到專制統治者暴力鎮壓的時候，不應該拒絕使用暴力反抗的手段。人民的民主權利裡面，應包括革命權。作為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主力的北京學生，雖然沒有採取革命起義的行動，卻在六四屠殺開始後，以北京高自聯的名義，在告全國同胞書中發出了打倒鄧李楊反動政府的革命號召。我們今天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不應該抹煞北京高自聯這個最後宣言的重大意義。

其實，六月三日以前的北京的群眾行動已經不是普通的請願、示威和抗議，實際上已經帶有革命的意味了。拿運動的目標來說，如果以為學生只不過要求對話而已，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不但打倒總理李鵬的口號一再呼喊出來，而且學生領袖們屢次說明，他們所要求的不是撤換政府裡個別人物，而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不是屬於革命性的要求嗎？再看運動的方式。中共官方說甚麼「暴亂」、「陰謀」，當然是誣衊之詞。但群眾公然蔑視中共政府的禁令，一再舉行示威遊行，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這種做法使群眾行動帶上了和政府激烈對抗的性質，這點是不能否認的。這些行動隱含著否認政府權威，群眾自己要掌握社會的最高權力的意義，也就是帶有革命意義了。甚麼叫做革命呢？不正是人民群眾否認原有政府的權威，把維持社會秩序的最高權力強行奪取過來嗎？到了李鵬宣佈戒嚴以後，群眾阻止軍隊入城，勸說軍隊不執行上級的命令，那革命意味就更明顯了。所以，我們認為，八九年的中國群眾運動已經不是普通的請願和示威一類，而是革命性的運動。說得準確一點，是初期階段（沒有充份發展）的，而且沒有充份自覺，尤其是還沒有拋棄和平幻想的革命運動。

中國革命新時代的開始

今年的民主運動是一場震動全國甚至震動全世界的巨大的群眾運動，中共既不肯接受它的合理要求，又不能把它控制住，最後只能用大屠殺來把它鎮壓下去。這明顯不過地表明，中共已經不是革命黨，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力量了。同時也表明，中共原先所具有的對中國群眾運動的支配力量已經喪失了。這個轉變有劃時代的意義。

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群眾運動大發展的時代，使中國革命運動成為群眾運動（以前的革命運動只是少數人的陰謀活動），同時也促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時的群眾運動很快就同中共牢不可分地結合起來，終於使中共獲得政權（一九四九）。可以說，五四以後的差不多七十年，是中國群眾運動受中共支配的時代。大約前三十五年，中共以領導者的身份支配著群眾運動，以後是以統治者的身份支配著（操縱，利用，限制）。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民主運動標誌著中國群眾運動受中共支配的時代確定地結束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八九年的群眾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同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相比。

本來，中共喪失了革命黨的性質，再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向上發展，反而成為進步改革在政治上的主要障礙物，成為群眾運動的壓迫者，很久以前已經是事實了。那個轉折點是在一九五七年，就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壓制「大鳴大放」的時候。不過，這個轉變並沒有馬上讓群眾了解，能夠很快了解的只有極少數人。群眾的了解，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才終於達到。群眾的認識這樣遠遠落後於現實，原因在於中共過去長期領導革命運動而且得到巨大的勝利，在群眾的意識上形成非常強大的權威。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一百多年中國人民擺脫外國壓迫的渴望。中國一方面成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指路明星，另方面與蘇聯並列，成為世界帝國主義最畏懼的敵人。中國人民失去了一百多年的自豪感，這時恢復了。中共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大大提高了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改善了勞苦大眾的生活，並且讓人民看到一個光明的前途。同過去中國的實際狀況比較起來，大多數人民覺得中共是為人民服務的統治者，也承認現實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新政府主動地邀請勞苦大眾參與公共事務和提出意見，大眾覺得這就是民主了）。當時的世界形勢也讓中國人民相信社會主義代表世界上新生的力量，而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力量。總而言之，群眾相信中共是工農階級的領導者，看到中共某些不好的表現也不至於根本動搖這種信仰，甚至連中共某些實際上是反動的價值標準也接受了，例如對一黨專政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難利用革命和工農階級的旗號去欺騙群眾，達到繼續操縱群眾運動而維護官僚特權的目的。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樣輕易取勝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欺騙，假革命，真反動。

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派欺騙群眾的手段發揮到頂點，同時也促成了文革末期群眾的覺悟。於是有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門行動。群眾擺脫了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迷信，卻沒有擺脫周恩來和鄧小平所代表的中共傳統的束縛。鄧小平重新上台，提出改革路線後，厭倦於動亂的群眾更對中共新路線產生了很大的新的幻想。最近三四年，這種幻想逐漸被現實打破，於是民主潮流或明或暗地不斷增長。今年四月至六月的群眾運動就在這個背景下湧現的。參加這次運動的群眾起初還以為強大的和平示威和絕食之類的行動可以迫使中共實行政治改革。等到看出鎮壓不可避免的時候，也以為鎮壓的程度大概同八七年或七九年差不多。六四大屠殺和至今仍在進行的大搜捕、大迫害，給群眾一次寶貴的教訓。中共的反動面目在全國人民面前徹底暴露了。即使它可以掩飾屠殺的真相，把數字低折到幾千幾萬分之一，也絕對無法掩飾它自己死硬拒絕政治改革的真相，無法再使任何人相信它是革命或者改革的領導者。它甚至比幾十年前的國民黨政府或北洋軍閥政府更公然地、不以為恥地宣告決不把政權交給人民。這等於向人民提供最好的清除改良主義思想的教育，主動教導人民必須用革命來推翻它。不管那些糊塗的理論家怎樣繼續說夢話，我們相信中國的工農和知識份子群眾會不難接受這個十分明顯的真理。無論如何，中共過去控制群眾的特異功能已經喪失了，它阻止中國革命再向上發展的神秘武器失靈了。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人民民主的勝利之期當在不遠。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

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 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 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 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 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 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 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 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 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 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 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 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 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 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 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 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 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 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 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 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 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 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 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 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 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 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 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 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 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 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 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 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 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 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 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 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 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 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 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 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 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 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 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 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 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 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 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 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 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 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 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 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 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 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 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 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 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 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 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 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 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 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 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 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 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 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 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 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 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 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 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 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 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 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 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 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 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 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 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 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 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 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 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 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 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 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 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 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 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 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 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 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 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 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 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 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 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 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 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 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 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 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 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 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 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 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 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 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 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 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 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 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 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

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 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 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 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 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 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 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 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 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 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 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 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 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 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 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 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 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 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 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 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 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 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 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 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 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 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 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 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 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 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 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 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 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 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汙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 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 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 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 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 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 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 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 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 「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 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 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 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 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 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 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 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 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

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 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 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 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 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 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 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 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 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 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 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 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 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 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 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 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 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 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 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 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 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

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 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 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 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 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 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 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 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 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 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 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 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 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 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 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 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 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 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 《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 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 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 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 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 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 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 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 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 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 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 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 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 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 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 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 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 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 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 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 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 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 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 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 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 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 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 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 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 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 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 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 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 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 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 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 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 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 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 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 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 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 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 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 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 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 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 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 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 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 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 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 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 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 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 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 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 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 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 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 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 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 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 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 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 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 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 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 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 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 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 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 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 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 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 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 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 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 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 「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 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 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 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 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 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 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 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 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 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 「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 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 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 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 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 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 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 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 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 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 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 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 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 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 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 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 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 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 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 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 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 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 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 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 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 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 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 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 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 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 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 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 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 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 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 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 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 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 「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 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 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 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 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 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 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制了「勞動力 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 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 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 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 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 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 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 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 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 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 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 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 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 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 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 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 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 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 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 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 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 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 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 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 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 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 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 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 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 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 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 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 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 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 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 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 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 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 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 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 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 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 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 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 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 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 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 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 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 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 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 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 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 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 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 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 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 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 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 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 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 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 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 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 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 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 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 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 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 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 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 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 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 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 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 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 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 「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 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 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 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 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 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 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 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 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 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 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 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 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 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 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 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 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 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 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 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 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 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 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 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 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 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 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 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 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 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 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 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 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 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 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 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 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 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 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 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 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 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 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 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 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 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 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 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 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 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 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 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 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 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 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 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 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 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 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 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 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 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 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 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 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 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 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 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 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 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 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 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 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 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 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 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 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 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

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 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 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 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 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 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 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 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 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 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 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 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 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 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 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 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 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 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 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 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 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 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 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 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 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 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 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 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 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 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 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 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 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 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 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 （註十） 「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 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 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 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 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 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 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 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 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 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 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 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 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 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 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 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 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 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 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 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 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 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 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 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 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 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 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 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 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 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 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 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 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 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 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 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 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 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 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 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 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 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 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 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 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 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 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 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 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 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 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 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 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 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 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 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 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 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 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 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 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麽企業從那裏得到人手和土 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 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 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 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 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 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 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 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雇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 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 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 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 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麽，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 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 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 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麽實行 計劃經濟，要麽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 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 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 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 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 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 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 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 到現在已雇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雇傭 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 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制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 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 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 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 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 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麽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 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 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 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 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 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裏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 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麽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 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 在商品生產裏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 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 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裏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 （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裏。這兩種方 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 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 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 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 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 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裏挑 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 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 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 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 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 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 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 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 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 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 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 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 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 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 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 保障（盡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 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 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 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 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 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 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 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 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壹種準私有化，因為在租 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 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制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 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 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 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 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 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 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 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 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 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 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裏。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 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 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 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 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 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 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 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幹預企業，企業的廠長、 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 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 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 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 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 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 了承包制。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 定的物質利益關系，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 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 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制最大問 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 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 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 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 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 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 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 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 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 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裏有兩種選擇。壹條是 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 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 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采取的。早在改 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 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 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 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采取這種辦 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 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 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 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 有權掛鉤，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 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 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 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 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 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 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 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 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 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 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 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 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 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 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 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 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 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 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 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 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 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 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 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 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 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 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 利率、價格等經濟杠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 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 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 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 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 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麽社會主義招 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 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 「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 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 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 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麽呢？果真是社會主義 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 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 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 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 實只有國有制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 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 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 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 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 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 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 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 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 采取甚麽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 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 問題，盡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 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 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 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制等。少部份才用 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 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借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 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 嚴重些，因為這裏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 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麽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 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 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 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 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 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 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 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 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 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 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 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 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 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 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 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 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 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 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 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 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 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 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 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 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 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 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系的問題，就說中 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 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 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 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 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 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 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 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 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 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 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麽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 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 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 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 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 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 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 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 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 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 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 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 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 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 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 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 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 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 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麽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 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 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 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 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 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 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 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 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 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 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 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 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 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 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 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 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 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制，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 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 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賦予廠 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 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麽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 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 「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 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 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 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 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幹，可想幹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 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 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 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 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 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麽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麽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 會主義嗎？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 什麽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 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 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 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 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 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 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 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 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 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 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 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 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 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 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裏，就會變成走回頭路， 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 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 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 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 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 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 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 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 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 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 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 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制；國家公開所有 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 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 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 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 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 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 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 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 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松寬松」，但是棍子還是要打； 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 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 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 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 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 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制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 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 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 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 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 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 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 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 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 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 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余全部物質生 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 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 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 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發、育嬰、兒女上學等等， 都是由廠辦的理發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 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 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 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 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 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裏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 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裏斷絕了聯系，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 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 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 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 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壹天天惡化。」（註壹） 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 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妳憑 什麽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 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 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 沖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 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麽現在又變了卦？」 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 常撰文宣傳制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 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 社會形態裏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 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 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 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 份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 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 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 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 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 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麽 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 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 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 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 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 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 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 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 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 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 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 裏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 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 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 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 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 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 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 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 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 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征，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 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 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麽我們也並 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 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 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 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 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 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 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 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 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 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系。可以采取「鐵飯碗」 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這種手段， 根本采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 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 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 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 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 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 是不可能的。

是什麽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松弛），根 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 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 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 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 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 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 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 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 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 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其實也同全民 就業毫無關系）。這樣壹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 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 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 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麽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 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 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 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 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桿插到底」， 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 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 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 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 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壹個部份，那麽，工奴制（或 「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 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 這樣壹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 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 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 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 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 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 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 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 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 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 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 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 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 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 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 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 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 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 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 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 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 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 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制造失業等等，除了為 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 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 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 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 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 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 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 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 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 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 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 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 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 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 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 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 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 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 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 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麽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 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 的關系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 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 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 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 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 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 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 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 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 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 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 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 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 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 題是，是通過制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 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 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 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 所應支持的。

中共根本不是左派政黨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八年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 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 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 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 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幹預股市分不開 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系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 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幹涉股 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 度采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 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幹預經 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 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 幹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幹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幹預經濟，認為只要 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 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 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 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 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幹 預，而不是不作幹預，只是幹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 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 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 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 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 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 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 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 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 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 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 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 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 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 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麽 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麽不 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麽中央容許他們這種 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 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 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 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 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 （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 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幹預太多，不 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 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 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 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 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 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 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 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 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系，如何產 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 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 作都直接關系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 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 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 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 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 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 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系』才可買到。」（註三） 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 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 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制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 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 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 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 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麽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幹預，但另壹方面 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 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幹預仍是起很大 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幹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 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幹預 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幹預不幹預，而在於幹預什麽、怎 樣幹預，尤其是由誰幹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 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麽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 很少關系，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沈大有關 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麽鄧旋風很有關系。所以，要解 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 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 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 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 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 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 政治不幹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 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 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 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麽強大，那麽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 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 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 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 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 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 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 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閑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 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 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 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 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 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 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 潤為目的，那麽，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 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 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 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 性投資，那麽，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 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 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 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 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 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 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 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 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 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 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 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 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 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 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麽生產， 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 業和商業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 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 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 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麽玻璃 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 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 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 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 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 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 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 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 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 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 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 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 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 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系。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 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麽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 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 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麽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 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 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 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 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 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 位強烈幹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 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 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麽，在跡近無法無 天的中國，說什麽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 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癡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鑒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 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镕基更說，該熱的 （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 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 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 員貪汙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 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 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 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 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 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 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 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 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 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 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 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 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 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 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 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 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松」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 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 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 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 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 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 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 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 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 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 「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 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 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 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 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 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 產積極性。」（註壹） 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 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 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 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 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 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 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 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 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 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 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 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麽分配上 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 原因。 甚麽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 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 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 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 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 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采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 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 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 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 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 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 麽，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 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 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 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 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 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 （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 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 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 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 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 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 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 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 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 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 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 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 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 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 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 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 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 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 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麽，中國的實際收入差 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 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 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 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 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 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 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 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 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 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 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 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 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 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 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 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 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 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 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 竈」和「大竈」，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夥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 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 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 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 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竈」而進 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 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 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 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 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 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 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 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 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 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 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 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 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 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 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 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 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 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 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 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 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 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 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 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 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 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 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 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 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 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 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 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 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 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 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 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 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 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 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 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余，比較願 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系不能完全取消， 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系，實行供給制， 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 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 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麽吃甚麽 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 「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 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 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 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 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 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 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 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 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禦用文人總是 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 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 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 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 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 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 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麽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 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 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 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系，以便轉移二 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 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 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 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 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壹個樣， 幹多幹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麽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壹個樣， 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 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 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 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 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 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 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麽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麽工人「幹多幹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 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 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 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 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 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 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 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 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 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 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 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 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 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 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 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 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 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 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 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松懈的重要 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 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 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 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 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 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 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 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 的。」（註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 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 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 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 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 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 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 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 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 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沈重代價，中國企業的 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 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 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 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 「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 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 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 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 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癥。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 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 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 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 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 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 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 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 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 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 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 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 人的關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系，而很少依賴 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 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 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 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 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 各種處分。」（註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 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 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 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 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 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 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 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 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 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 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 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 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 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 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 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 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 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 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 利、勞動紀律，雇傭與解雇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 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 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 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 （！）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 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 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 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 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 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 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 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 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余，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 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 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 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 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 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 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 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 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 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 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 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 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 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 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 稍有松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勞 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 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 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 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 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 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 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 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 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

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 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 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 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 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 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制這種「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 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 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制據說並不能 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 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系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 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 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 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 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 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 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 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板』 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 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 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 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制 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 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 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 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 承包制制造籲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 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 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 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 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 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 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 又是什麽？是「眼前的所有權」麽？二者有什麽分別？界限何在？連 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麽「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 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 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 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 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 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 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 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 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 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 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 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 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 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 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 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 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 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 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 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 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 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 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 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 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 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 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 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並、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 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 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幹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 那樣熱心褒揚，個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 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 了。後來嘗過承包制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 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 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 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 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 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 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 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 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 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 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 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 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 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 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 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 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畢竟， 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 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 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 麽「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 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 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 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 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 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 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 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麽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 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麽樣。但總之，不論哪壹 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 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 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 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 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 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 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 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 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麽中國國 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 具體負責？為什麽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 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麽非要跑到 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 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 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 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 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 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 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麽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 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 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 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 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 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 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 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 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 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 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 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 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 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 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 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 制下的企業，應采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 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余—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 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 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 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麽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 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 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 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 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 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 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 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 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 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 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 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 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 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 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 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 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 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 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 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 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 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 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 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 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 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 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 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 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 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 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 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 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 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 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 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 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 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 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 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 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 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 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 （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 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 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 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 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 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 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 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 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 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 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 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 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 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 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系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 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 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 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 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 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 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 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 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 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麽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 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采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 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 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系 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 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 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 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 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並。然而，有關部門 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 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麽了。 這麽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 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 兼並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並手續，須 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 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 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 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 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 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 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 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 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 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 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 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 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 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 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麽，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 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 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 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 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 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 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 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 始的，那麽，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 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 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 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 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 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 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 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閑置、貨物積壓的現象 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 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 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汙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 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 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 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 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 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 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 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 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 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 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 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 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 壹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雲：「壹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 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 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麽利得稅、承包制，卻 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 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 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發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 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 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 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 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 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 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 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 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 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 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 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麽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 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 權，他收權，怎麽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 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 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 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 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 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系﹖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 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 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 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禦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 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 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 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 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 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 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 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 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 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 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 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 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 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麽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 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 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 級吃壹級，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 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 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 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 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

自從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 人註目。同樣引人註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 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 約壹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 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 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 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壹篇研究 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 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 年 2 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 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 系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壹樣；1 表示絕 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 量的結果，認為基尼系數在 0.3-0.4 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 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壹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系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 1994 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 1990 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 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 1/5 人口層的收入在 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 的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間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為 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間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為 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並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間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 1990 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間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 年間，貪汙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 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級，超 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實上從來就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改革開放更不是對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而是復辟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

[左翼反共人士]

馬克思主義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商品經濟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資本統治下的經濟是如何進行的，那麽，首先就會看到這裏在生產商品。有人會問：這究竟有什麽奧妙？這裏的奧妙就在於，商品並不是簡單的壹般產品，而是為市場生產的產品。

當產品是為了生產者個人使用而生產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農民種黑麥，從下種、收割，然後到脫粒、磨粉和烤成面包都是為了自己食用，那這些面包就絕不是商品，它僅僅是面包而已。這些面包只有在人們開始拿它進行買賣的時候，也就是說，是為了購買者、為了市場而被生產的時候，它才成為商品。因為誰買了它，它就是誰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為市場生產，所以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每壹個工廠或作坊通常只生產某壹種產品，任何人壹看就會明白，這裏產品不是為了自己生產的。譬如，殯儀館老板的作坊所制作的許多棺材，顯然不是為他自己和家人準備的，而是拿到市場去賣的。再譬如，工廠主制造蓖麻油，顯而易見，即使他天天需要瀉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過是他工廠裏制出的極小部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拿哪壹種產品為例，情況都不外如此。

紐扣廠制造紐扣，然而，生產這些成千上萬的紐扣，不是為了把它們縫在紐扣廠廠主的背心上，而是為了出售。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壹切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無論是手套、香腸、書籍、鞋油、機器，還是燒酒、面包、皮靴、槍支等等，總而言之，壹切產品全都在其內。

商品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前提。生產商品的手工業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廠主有自己的工廠，包括所有廠房、機器和其他資產。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就總會有爭奪買主的鬥爭或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使沒有工廠主和大資本家，而只有壹些勞動手工業者，那在這些手工業者之間也會為爭奪買主而進行鬥爭。誰最壯實、最強悍，誰有最好的工具，並且工於心計，特別是誰最能攢錢，誰就總是能占上風，能為自己爭得買主，擠垮其他手工業者，自己飛黃騰達。這就是說，小生產所有制和以它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已含有大生產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產者破產的因素。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壹個特征就是商品經濟，即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

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

只用商品經濟壹個特征來說明資本主義還不夠。可以有這樣的商品經濟，其中沒有任何資本家：例如，勞動手工業者的經濟。他們為市場生產，出賣自己的產品，他們這些產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產也就是商品生產。然而，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內不過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要使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壹方面，必須使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廠房、土地等等）變為少數富人-資本家階級的私有財產，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並淪為工人。

我們已經看到，簡單的商品經濟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產，另壹部分人發財的萌芽。這已被事實所證明。在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勞動手工業者和小業主已經破產。誰破了產，誰最後就只有賣掉自己的“工具”，由小業主變為除了雙手之外壹無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較富的人就變得更富了，他們改建、擴大自己的作坊，安裝更好的機床，然後再添置機器，開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變成工廠主。

凡生產所需要的壹切，如廠房、機器、原料、貨倉、商店、房屋、工廠、礦山、鐵路、輪船、土地，總之，凡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漸漸地都落到這些富翁的手裏。這壹切生產資料都成了資本家階級的獨有財產（或者象人們所說的，被資本家階級所“壟斷”）。壹小撮富翁占有壹切；廣大的窮苦人只有壹雙勞動的手。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個特征。

雇傭勞動

多數人的階級，即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變成了資本的雇傭工人。事實上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還有什麽好幹的呢？他們不是被資本家-地主招雇去當長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於工廠。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征——雇傭勞動。

什麽是雇傭勞動？在以前有農奴或奴隸的時候，第壹個農奴或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皮膚、頭發、腳和手都是老爺的私有財產。老爺在馬廄裏打死他的奴隸，就好象，譬如說，喝醉酒以後打碎壹把椅子壹樣。農奴和奴隸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羅馬，老爺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財產是這樣分的：“啞吧工具”（原料），“半啞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話，就是能叫出聲的牲畜）和“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人）。不論是鐵鍬，是牛，還是奴隸，在老爺看來都同樣是工具，他可以隨意買、賣、毀掉和打死。

在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本身是不能被買賣的。能夠買賣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勞動能力。雇傭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廠主不能在馬廄裏鞭打他，或者把他賣給自己的鄰居，或者用他去換壹只獵狗，而這在農奴制時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僅僅是被雇用。看起來甚至資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廠主老爺們總是這樣說：“不願意嗎？那就別幹，誰也不強迫妳。”他們甚至斷言，是他們養活了工人，給工人工作做。

事實上，工人和資本家顯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條饑餓的鎖鏈拴住，饑餓使他們不得不受人雇用，也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絲毫沒有選擇的余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從事“自己的”生產；試想壹下，沒有機器和工具能煉鋼、織布、造火車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裏，因而工人無處可以謀生。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有購買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這壹切，實際上是壹條迫使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饑餓鎖鏈。

由此可見，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出賣勞動力，或者說是把勞動力變為商品。在前面說過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牛奶、面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勞動力。那時勞動力是不出賣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手工業者，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擁有房屋和工具。他們自己勞動、從事自己的勞動經營，即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在這裏，做工的人沒有生產資料，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了不致餓死，他們就必須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在賣棉花、幹酪或機器的市場之外，也有壹個勞動市場，無產者、即雇傭工人，在這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以，資本主義經濟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區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本身也成為商品。

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征。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資本主義制度的三個特征是：為市場生產（商品生產）；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雇傭勞動，即建立在出賣勞動力基礎上的勞動。

這些特征涉及到人們在產品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問題。當人們說“商品經濟”或者“為市場生產”的時候，是指什麽呢？這是說，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每個人在其經濟中是只為市場生產，事先並不知道誰要購買他的商品。假設說，我們這裏有壹個手工業者伊萬諾夫和壹個農民西多羅夫，手工業者伊萬諾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場上，賣給西多羅夫，又用得到的錢從西多羅夫那裏買了面包。當伊萬諾夫來到市場時，他並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西多羅夫，而西多羅夫也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伊萬諾夫，這兩個人都不過是到市場來。當伊萬諾夫買了面包，而西多羅夫買了皮鞋的時候，才發生了西多羅夫為伊萬諾夫做工，而伊萬諾夫為西多羅夫做工這樣的事，只是這不會壹下子看出來。市場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們掩蓋了他們相互為對方做工，誰離開誰都有不能活這個實質。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是無組織地、各自獨立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相互間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是以壹種特殊的方式被分開，並且又互相處在壹定的關系中。這裏所說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當談到“生產資料的壟斷”或者“雇傭勞動”時，同樣也是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壟斷”事實上是什麽意思呢？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人們的勞動是在這樣壹種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做工的人是用別人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得聽從於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的，等等。壹句話，這裏說的也是人們在生產產品時，相互處於什麽樣的關系。人與人在生產時（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這種關系就叫做生產關系。

不難看出，生產關系絕不是永遠壹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曾經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勞動（打獵、捕魚、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後大家彼此平分。這是壹種生產關系。在奴隸制時代，是另壹種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又是壹種，其余以此類推。可見。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這些形式，就叫做社會的經濟構成（結構）或者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在壹小撮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的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價值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可認為是他思想主體中最有爭議的概念。非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地宣告價值概念是馬克思主要的邏輯錯誤的根源，而不管承認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麽見解（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仍然是最有權威的論述，見“參考書目” ①），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價值概念也是有極大爭議的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經濟現象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對剝削進行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貨幣、資本和資本主義動態的基礎；因此，沒有價值概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崩潰了（前者見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後者見“參考書目” ③、 ④、 ⑤；同這兩者觀點極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見“參考書目” ⑥）。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社會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歷史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力的耗費。價值不是一種技術關系，而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關系采取了一種特殊的物質形式，從而表現為這種物質形式的屬性。這首先表明，人類勞動作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對價值這一概念的分析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其次，這也表明，價值不只是一種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種現實的存在，價值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就是商品。因此，這就決定了商品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馬克思在他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最後著作之一中，把他論述的程序總結如下：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並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裏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後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後來我就來分析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頁）。

由於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被定義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但是，這是一種使人誤解的說法。交換價值總是隨時間、地點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一個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換價值，同它所交換的不同的商品一樣多；在某種意義上，同它交換的每一商品也同樣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換的商品相等的某種東西。這就是說，交換價值是同它相區別的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種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屬性，因為它們是異質的。在交換過程中，表示同質的某種東西，並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交換過程使生產商品的的所有不同類型的勞動在質上相同，生產商品的這種同質勞動叫做抽象勞動。價值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價值的表現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還是使用價值和價值。

從龐巴維克以來，批評者們都把《資本論》第1卷開頭幾頁的論證，解釋成馬克思試圖證明價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認為，這一未被證明的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馬克思忽視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屬性。例如，所有用於交換的商品，對它們的需求相對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物就可以無償地贈送，而不要進行交換），因此，在心理學上，即在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的動機上，也能發現馬克思所探尋的共同屬性（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走的路線）。從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是極為有力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馬克思極不相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並不是通過得出我們所體驗到的全部現存的異質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屬性，對價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論證。相反，他分析的是實際存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們之間的典型關系──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的交換關系。這是因為：首先，政治經濟學範疇是特殊生產關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過對這些範疇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資產階級關系的內容才得到闡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辯證的分析永遠領會不了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因為它同所涉及的具體關系沒有任何內在聯系。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

“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在得出作為抽象勞動對象化的價值定義之後，馬克思進一步對價值的計量作了考察。價值是用生產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時間單位，通過對抽象勞動的計量來計量的。因而，在所有生產者生產率普遍提高，勞動時間縮短時，商品的價值就下降。因此，商品價值的變動同對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成正比，同生產這一商品的具體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在簡要考察了同其表現形式相獨立的價值之後，馬克思進一步證明了交換價值是怎樣成為價值的必然表現形式的。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利用交換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然後再利用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這終究似乎還表明了某種循環論證。但是，這采取的又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它並不適合對本質和現象，或者內容和形式問題的說明。魯賓對這一點作了評論：

“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於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並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於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於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

事實上，馬克思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對斯密和李嘉圖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認為他們忽視了價值形式，把價值形式看作是外在於商品本質的某種東西。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為什麽表現為價值，為什麽價值計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現為貨幣額。馬克思認為，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這種最抽象的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形式，沒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而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價值和價值量就同特殊的社會關系相分離，所作的分析就成為形式的，而不是辯證的。只有證明了價值怎樣必然地表現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理解價值怎樣表現為貨幣額，價值形式怎樣含有貨幣形式的意義。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時也就是他的貨幣理論。

作為商品，勞動產品同時具有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但是，價值形式只是在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交換時才表現出來。價值並不是離開同別的商品的交換、單個商品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而是反映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有在交換行為中才顯露出來。因此，價值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現實，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間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把所作的這種考察稱作“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換。由於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價值相對地得到表現，商品A就處在“相對價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現商品A的價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總是同時存在於價值表現中；在這一價值表現中，它們顯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對價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價值的物質對象，但是，商品並不只是物化勞動的量，因為這並不能賦予它們以不同於自然形式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作為物化勞動，必定具有一種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觀存在；這樣，商品B的物質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只有不同種商品之間的這一等式，才揭示了創造價值勞動的特殊性質，因為正是交換過程本身，才把物化用於交換的不同種商品中的不同種勞動，歸結為一般勞動的共同性質。進而，由於商品A的價值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這就產生了商品A的價值量的變化，並不必然地在相對價值量的變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這種潛在性的發展包藏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其次考察等價形式。馬克思指出了他所稱作的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B表現商品A的價值，它根本不表現自身的價值；商品B的物質體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第二，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盡管是個別人的私人勞動，但它同其他種類的勞動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勞動采取了直接社會勞動的形式。這三個特點，即使用價值表現為價值、具體勞動表現為抽象勞動和私人勞動表現為社會勞動，是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雖然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但只有在它的價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價值形式相獨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時，它才表現這種雙重作用。這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價值的性質使交換價值成為它的獨立的表現；在交換關系內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使用價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價值形式。在這一意義上，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對立被外在化了。

通過指出商品A不僅同商品B交換，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換，馬克思把簡單價值形式展開為“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商品A顯示了在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每一種其他商品表現為具有價值的物質對象，表現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因而，同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換調節價值量，而是商品價值量調節商品交換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價值的一系列代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由於存在著無數的等價形式，因此所有的具體勞動都表現抽象勞動，一般人類勞動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表現。

這通過倒轉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引出“一般價值形式”就易於得到糾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無數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這些商品也就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商品A上。這樣，一種單一商品就被分離出來，表現所有的商品的價值，使每一種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區別，以此表現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東西。這一商品被稱作“一般等價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價值共同承認的形式，是所有勞動的有形的代表，馬克思稱之為“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為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形式，這種特殊商品就成了“貨幣價值形式”中的貨幣商品，這就完成了商品的價值表現同商品本身的分離。商品價值除了交換價值沒有其他表現形式，而交換價值也只有在貨幣上得到表現。價值決不能用價值的實體即抽象勞動來表現，也決不能用價值的尺度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現。價值表現的唯一形式和價值能夠表現的唯一形式，就是貨幣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從價值的一般特點……同它表現為某種商品的物質存在等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貨幣這個範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頁）。在早先論述價值和貨幣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手稿的括號內指出：“往後，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法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法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是弄清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頁）。經濟範疇是人類活動的反映，馬克思把同一範疇的邏輯起源同歷史起源相比較。他強調，歷史上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形式的發展同價值形式的發展是一致的，在總體上他總是把他邏輯分析的結果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的結果相比較。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強調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他認為：

研究的方法“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資本論》第1卷，第23—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克服了他在價值和價值形式敘述上的巨大麻煩。馬克思聽從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校樣的批評，寫了第1章附錄，《資本論》第1卷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這個附錄重新寫進了第1章。第1版的這一附錄是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最清楚的陳述（參看馬克思：《價值形式》）。雖然馬克思承認他的陳述是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他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棄，“這部分對全書來說是太有決定意義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頁）。這並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不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價值形式的這一抽象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因為交換過程是現實的過程，由此而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產品相適應。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價值的先驗規定，因為只有交換過程才使生產成為社會的，才建立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系，並保證在交換中實現的價值是而且只是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商品的價值只有在商品的生產之後才能在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中，這另一種商品就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一旦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就能進一步從貨幣和貨幣的關系這一最高形式上，探討了“價值規律”（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詳細內容，通過對資本和資本積累範疇的闡述，最後探討那些在資本主義表面上似乎同價值規律相矛盾的現象。與此相對應，在貨幣和貨幣關系的最高形式上，馬克思也有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是怎樣顛倒的，這種顛倒是怎樣在意識中得到反映的根據。

價值與價格

為了使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個別勞動時間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特征，一種特殊的商品必須采取對象化的、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形式。商品作為價值的一般性質和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它本身的對象化才能得到解決；交換過程在物質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商品本身區別開來；這樣，所有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就同作為表現它們價值形式的貨幣同商品對立起來。因此，馬克思把價格定義為價值的貨幣形式，商品的價值在貨幣商品（例如黃金）量上得到表現。

貨幣商品也象價值尺度的作用一樣，必然起著價格標準的作用。它能起到價值尺度的作用，只因為它本身就是勞動產品，因而在價值上潛藏著可變性；作為價格標準，尺度的穩定性顯然是重要的。那麽，為什麽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呢？這或者是因為商品價值已經改變，而貨幣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貨幣價值已經改變，而商品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這些變化的某種結合。因此價格總是對價值作出精確計量的假定是決不可能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在概念上這總是一種準確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現為特定交換中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比率；由於涉及兩個獨立的商品，因此這種交換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能表示較大的或較小的貨幣量，因為它是在特定的交換環境中出售的。因此，價格和價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馬克思評論道：“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價格代表了它的觀念的價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貨幣商品相等；但是，要使這個價值形式得到實現，必然進行交換。在這一意義上，價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貨幣交換的可能性，也意味著這種交換的必然性；對這種交換的分析，為馬克思進一步闡明資本概念提供了基礎。一種通常的誤解就是認為《資本論》第1卷談的是價值，《資本論》第3卷涉及的是價格。情況正相反，《資本論》第1卷一開始就對價格形式作了闡述。然後，馬克思再從所有資本共同性的角度，使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發展。通過競爭過程，資本之間的差別要求價格形式進一步發展成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是，這種競爭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生產作了展開分析之後才能分析，因此，在《資本論》第3卷才作充分探討。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製和農奴製，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製。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復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製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製。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裏，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製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製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製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製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製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復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製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製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製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製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裏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製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復製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註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復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復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製。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製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註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會必要勞動

關於價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寫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資本論》第1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會必要勞動是抽象勞動即價值的實質的同義語，它的衡量是按時間單位計算的。這個詞是和個別勞動對照而言的。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不同公司進行生產，技術效率的程度不同，生產工藝也不一定相同。隨之，每個公司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會不同。但是，不管商品來自什麽生產過程，它是按同一價格出售的。顯然，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得法的公司，比個別勞動時間高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不當的公司，將從每一產量單位實現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利潤。市場價值和個別價值的差額，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刺激著不斷引用新的生產方法，每個公司都盡量降低個別價值，以便在競爭中對對方占優勢。

對於生產一種商品為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可能根據某種特殊的“平均”的生產技術，先驗地確定為某種物化勞動量。根據相同的理由，價值只是作為一定數額的貨幣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出現；市場價值是競爭過程的產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只有通過市場交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聯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過貨幣，私人勞動才具有社會勞動的形式。

究竟市場價值決定於市場的某種平均過程，如以上所說暗示的，還是決定於最經營得法的公司的個別勞動時間，有時還不清楚。答案有兩種：價值的決定不是一種靜止的平衡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剛一確定，由於經營不當的生產者的破產和經營得法的生產者的革新，它又發生變化。

剩餘價值

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的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潤的形式，剝削產生於工人階級的純生產額出售所得比工人作為工資所得要多。因此，利潤和工資是剩余和必要勞動在受資本雇傭時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潤和工資都是貨幣，從而只是勞動通過一系列歷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價值概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對象化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形式，的確，是最普遍的商品生產形式。因此，產品的生產是為了按價值出售，價值是通過價格形式，那就是說，作為一定數量的貨幣衡量來實現的。產品屬於資本家，他從產品的價值和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價值的差額中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相當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可變資本，用於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給他們所出售的勞動力的價值。其所以叫可變資本，是因為從生產過程開始到結束，它的數量是在變化的；作為勞動力價值開始的東西卻以勞動力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價值而告終。剩余價值就是二者的差額，即資本家沒有付給等價物作交換而占有的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價值。這裏，沒有不公平的交換；然而，資本家得以占有無償剩余勞動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為勞動力是具有能夠創造價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分。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們的使用價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將以新的形式在產品中重新出現。它們的價值只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勞動力的消耗就是勞動本身。既然勞動在商品生產中具有既是具體勞動，又是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勞動力既有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的使用價值，也具有能夠創造價值（抽象勞動）的使用價值。資本家感興趣的就是後者。當勞動力消耗掉的時候所產生的價值是新的價值，只是預料這種新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階級是由除開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組成的。因為工人沒有接近生產資料的其他途徑，為了糊口必須出賣點什麽，他們就勢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且無法自行利用它的創造價值的特性。所以，工人們不是在勞動市場中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因為他們是按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們卻是通過被迫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地位受剝削的，剝削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雖然每一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換合同一樣，不是強加於當事人雙方的，工人們卻根本無法不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謀生。所以這種自由雖然從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來看是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謂工人的雙重的自由：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的自由或是挨餓的自由。

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分析大大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期作者的分析。後者，特別是李嘉圖傾向於認為剩余價值產生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勞動和工資的不公平交換。工人被迫低於它的價值出賣他們的勞動；那麽，剩余產生於交換。但是，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作了區分，就能說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換的條件下，勞動力能夠按它的價值被出賣並在生產中產生剩余價值。這樣，他證明，資本主義剝削，像以前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剝削一樣，產生於生產過程中；確定公平交換比例，並不能消滅剝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地位是階級地位，取決於能否取得生產資料，而不是如後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取決於個人收入，因為個人收入是交換合同的個別協商的結果。

既然價值是一定的量，剩余價值的數額也是一定的量。一個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他或她生產的價值和他或她的勞動力的價值的差額。前者決定於特定的工人參加的勞動過程的條件以及它的產品的市場。後者決定於個別的勞動過程以外的勞動市場條件以及工人消費的必需品的價值。價值規律傾向於保證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生產的價值相同，勞動市場的競爭傾向於保證勞動力有平均價值，至少是對於普通勞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談一種經濟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其中剩余價值率（有時稱剝削率）規定為下列比率：

剩余價值

s/v= ────

可變資本

如果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被認為是非熟練勞動的若幹倍，並得到與此相稱的額外報酬，即使這樣，它的剩余價值率也保持不變。

雖然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可以這樣區分，那麽工人創造價值所花費的時間也就可以這樣區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樣區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他或她得到的工資的等價物；剩余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只是為資本家而生產。顯然，這兩部分這樣區分，那麽，剩余價值率就是：

剩余勞動　　 工人為資本家工作花費的時間

S/V= ──── = ───────────────

必要勞動　 工人為個人消費而工作花費的時間

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資本家極力提高剩余價值率而工人則極力反對以致彼此鬥爭的歷史。這發生在兩種主要的情況下。第一，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涉及通過擴大每個工人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而不改變必要勞動的數量，來提高剩余價值率。這可以通過在強度上或長度上延伸工作日來實現，但是二者不僅遇到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為整個資本（即使不是個別資本家）所依賴的階級的健康狀況由於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高和工資過低將日益惡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博愛的資本家以及在長遠利益上跟小資本相對立的大資本三者結合在一起，使10小時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8章特別是第6節）。

當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達到極限的時候，增加每個工人生產的全部價值的另一種辦法，是按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比例來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說，在工作日的時間不變的條件下來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時間可以作為剩余勞動時間而被資本所占有。這就需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那就是說，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榨取相對剩余勞動，可以通過兩種辦法實現。必須減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價值的數量，或是縮短生產同等數量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前面這種方法將遇到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所遇到的那種限度；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它的身體條件的惡化。後面這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為迄今為止最有生氣的生產方式，不斷改變它的生產方法和實行技術革新。因為只有通過技術改革，生產特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縮短。生產率由於實行死勞動以機器的形式取代活勞動的新的生產方法得到提高，使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價值降低。如果這種情況涉及其價值在勞動力的價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構成工人的部分消費品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就會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勞動方面。

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導源於一切資本分享某一生產工人的消費品的部門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好處。這種分享是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競爭的產物。一旦競爭者都采用新技術，產品價值下降，那革新的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便逐漸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資商品生產部門，這種好處便以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形式為一切資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終於進入工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效果將同樣被感到，因為工資商品的價值將同樣縮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專為資本家消費而生產的部門中，或是在生產專供這種部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部門中，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剩余價值率的變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價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就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作為一個自覺過程而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減少他們自己的單獨成本以便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競爭將促使他們喪失他們對他們的競爭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好處最後將在一切資本中間普及。究竟最後結果是不是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產品是不是能對勞動力價值有任何影響──對於個別革新的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在兩種場合下，他都受競爭勢力的約束，最後喪失一切個人優勢。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從榨取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角度加以考察。雖然前者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特點，二者攜手並進，隨著技術的改革，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又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新的勢頭奠定基礎。許多過程也能分析為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婦女參加有酬工作，這既容許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因為她們的低工資代表勞動力的較低的個人價值，這同時也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打下基礎，因為更多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整個家庭完成的，而她們的成本再生產和資本付酬的必要勞動量並沒有相應地提高。

剩餘價值與商業利潤

資本家墊付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工人們借助生產資料生產一種新的商品以後,資本家通常出賣商品取得的貨幣比他墊付的要多。馬克思用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個過程，M，即出售商品獲得的貨幣超過M，即墊付的貨幣。如果支付和取得的價格與價值相當，額外的貨幣就是剩余價值，它在這種表現形式下相當於傳統會計項目的毛利，即銷貨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馬克思認為，就整個資本來說（而不是就個人資本來說），從價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剩余價值相當於從價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利潤，即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並不等於它的價值。和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時存在的這種“相當於”的可能性一直是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理論中的爭論問題。

勞動價值理論闡明，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的剩余價值的來源是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時，或任何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一定數量的貨幣價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資只是這個價值的一部分的等價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給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價物，在其他部分即無償部分中生產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工資的形式使這個事實模糊起來，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時都到報酬，但是，從勞動價值理論來看，一部分勞動被耗費掉，工人都沒有得到等價物，因此，它是無償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對工人的剝削，並不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看成是一種商品即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的交換中他能保證這種商品的全部價值，才受到保護。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給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個價值還是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因此，從一種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的一部分勞動被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占為己有。

工資被工人們用於自身的再生產。與工資相當的勞動時間可以認為是生產為工人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我們撇開不以商品關系為中介的對社會勞動再生產的貢獻，例如家庭和家務勞動，或在非商品生產方式中耗費的勞動，總工資就相當於生產者本身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剩余價值則相當於社會剩余勞動。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我們把剩余價值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勞動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資本家階級占有剩余價值乃是占有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象其他階級社會一樣，建立在特定階級占有社會剩余勞動的基礎上。能夠發展的一切社會，都生產一種剩余，從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勞動；在一切階級社會中，剩余勞動都被一個階級通過某種剝削方式所占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剝削形式就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占有剩余價值。

資本家被迫放棄一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地租。全部剩余價值中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利潤。這種利潤一部分還要支付給其他人。資本家要對非生產勞動付給報酬，非生產勞動包括監督生產和維持生產秩序以及推銷商品的工作。如果資本家以借款作為生產經費，那麽一部分剩余價值就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貸款人。在這些支付之後，資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馬克思稱之為企業利潤。國家可以對這種剩余的利潤課稅，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運用常規的利潤核算方法時，必須找出每一種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價值量。馬克思通常用“利潤”一詞表示全部剩余價值，因為他在他的許多分析中，撇開了地租、利潤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業利潤，等等（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投資的平均利潤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潤”或“利息”，或“資本服務的要素成本”；而“利潤”或“經濟利潤”一詞是專供壟斷或革新的額外利潤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常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剝削

剝削這個詞是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裏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註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製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裏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資 本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什麽是資本了。首先，資本，不論其形式是貨幣，是機器、原料、廠房，還是制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是用來為生產新的價值，生產剩余價值服務的。資本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和廠房都是資本。但是，機器和廠房是否永遠都是資本呢？當然不會。如果整個社會的經濟都是協作經濟，如果它是為自己而生產的，那麽，不論是機器，還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資本，因為它們不是為少數富人榨取利潤的工具。這就是說，機器只有在被資本家階級私人占有時，並被作為剝削雇傭勞動和生產剩余 價值的條件時，才成為資本。在這裏，價值的形式並不重要；這種價值可能表現為金幣形式，也可能表現為紙幣形式，工人用它們來做工，也可能表現為原料的形式，工人們用它們制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現為制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後再把它賣掉。但是既然這種價值是用於生產剩余價值的，所以它就是資本。

資本常常脫掉壹種外殼和穿上另壹種外殼。確實如此，我們且看這壹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1．資本家還沒有買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是，他極希望雇用工人、置備機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夠開工生產，等等，暫時他手裏除了錢之外，還什麽都沒有。在這裏，資本表現為貨幣形式。

2．資本家帶著這筆錢來到市場（自然不是他自己去；為此有電話和電報，許許多多的奴仆等等）。在這裏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回到工廠，錢是沒有了，但是卻有了工人、機器、原料、燃料。現在所有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商品了。它們不再是商品，因為不再把它們拿到市場去出賣了。錢變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貨幣的形式去掉了，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工業資本的形式。

接著開始工作。機器開動了，輪子旋轉起來，操縱桿在來回搬動，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機器在磨損，原料在消耗，勞動力在耗盡。於是，3．所有這些原料，機器的磨損部分，提供勞動的勞動力，慢慢地變成了壹堆堆商品。這裏資本又脫離了工廠原有的實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現。這就是商品形式的資本。然而，經過生產之後，資本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外形，而且還增加了自己的價值。因為在生產中，又多出了剩余價值。

4．但是，資本家強迫生產商品並不是為了自己使用，而是為了市場，為了出賣。堆積在他的工廠倉庫裏的貨物壹定要賣出去。起初，資本家是以買主的身份到市場去。現在，他應當以賣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裏拿的是錢，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產資料）。現在，他手裏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錢。壹旦他的商品被賣掉了，那麽，資本就從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貨幣形式。然而，資本家得到的貨幣數量，已經不同於他當初付出去的數量了，因為外加了整個剩余價值的數量。

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到此結束。增加了的資本再次周轉，獲得了更大數量的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的壹定部分並入資本，又開始新的周轉，如此等等。資本象壹個雪球，越滾越大，隨著每壹次的滾動，剩余價值越來越多。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發展和擴大。

資本就是這樣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剩余價值和到處擴散的。資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長，是因為其特殊的屬性。當然，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的現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們拿農奴制時的地主或奴隸制時的奴隸主為例。他們騎在他們的農奴和奴隸的頭上作威作福。農奴和奴隸生產的壹切東西都被地主、奴隸主自己，或被他們的仆從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時商品生產還很不發達，商品也沒有地方去賣。就是說，如果地主或奴隸主強迫自己的農奴和奴隸生產出堆積如山的面包、肉、魚等等，那麽，他們的這些東西就會爛掉。那時的生產只以地主及其奴仆們的肚皮需要為限。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這裏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需要，而是為了利潤。這裏生產商品，是為了出賣，為了賺錢，為了積累利潤。利潤越多越好。因此，資本家階級瘋狂地追求利潤。這種欲望是無止境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軸心，是主要的推動力。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

現在有必要看壹看，資本主義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究竟好還是不好。任何壹件東西，只有在它的各個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嚴密時，才是堅實和完好的。我們拿鐘表的機械為例。只有每壹個齒輪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時，表才能準確無誤地走動。

現在來看壹下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裏，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結構上遠不是象想象的那樣堅固。相反，它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有著巨大的裂痕。首先，資本主義制度下缺乏有組織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只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是什麽意思？這就是說，每壹個企業家、資本家（或資本家同盟）在生產商品時是互不通氣的。工廠主強迫工人生產不是看整個社會需要什麽，而僅僅是盤算著獲取更多的利潤和在市場上打敗自己的競爭者。因此有時商品生產得過多（當然說的是戰前時期），找不到銷路（工人買不起，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於是就出現危機：工廠倒閉，工人流落街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引起了市場的鬥爭：每壹個人都想奪走別人的所有買主，把他們引誘過來，自己獨占市場。這種競爭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兩個工廠主之間的鬥爭開始，壹直到資本主義各國為在全世界瓜分市場而發動世界大戰為止。這裏，資本主義社會的壹些組成部分不但相互牽扯著，而且相互直接沖突著。

因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第壹個基本的不協調性，這壹點已在危機、競爭和戰爭上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個基本的不協調性是它的階級結構。要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不是壹個社會，而是兩個社會：壹個是資本家，另壹個是工人和貧民。二者處於經常的、不可調和的、無休止的敵對之中，這種敵對叫做階級鬥爭。在這裏，我們又壹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處於不斷的沖突之中。

資本主義不會毀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這樣壹點。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即在研究資本主義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時，如果我們發現它的不協調性變得越來越少，那我們就可以祝它還能長命百歲；相反，如果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劇烈地互相排擠，這個社會裏的裂痕將不可避免地變為深不可測的鴻溝，所以資本主義必將走向滅亡。



小生產與大生產的鬥爭

（壹）小生產和大生產在工業中的鬥爭。擁有上萬名工人和設有巨大而奇異的機器的大工廠並不是壹向就有的。它們的出現是逐漸的，並且在幾乎完全破產的手工業和小工業的殘骸上發展起來的。要明白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首先必須註意到這樣壹種情況，即在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爭奪買主的鬥爭即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鬥爭中誰能得勝呢？誰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並且使他離開自己的競爭者（對手），誰就是勝利者。而要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1。而誰又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呢？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很明顯，大工廠主比小工廠主或手工業者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因為他的商品價值比較低。大生產在這裏具有大量的優越性。首先，大生產的優越性在於，企業資本家能夠裝備較好的機器，使用較好的工具和各種器械。手工業者、小業主的日子很難過，壹般都用手搖機床幹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那些先進的大機器，因為他們沒有添置機器的這筆錢。小資本家也同樣沒有力量采用最新式的機器。因此，企業越大，技術就越完備，勞動就越有成效，廠主在制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費也就越少。

在大工廠裏，甚至有自己的科學實驗室，經常進行各種新的發明，並且把科學同生產結合起來。這些發明屬於本企業的秘密，只供本企業享用。在小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情況下，幾乎事件產品都是由同壹個工人來做；在用機器勞動和很多工人的情況下，壹個工人只做產品的壹部分，另壹個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個做第三部分，等等。這樣，工作進展就會大大加快（這就叫分工）。這方面的優越性如何，下面就是這份材料。制造十個犁。手工方式制做：總共用兩個工人，幹十壹種不同的工作，共用了壹千壹百八十個小時，得到五十四元。用機器制做同樣的東西，有五十二個工人，分九十七種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類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個小時二十八分鐘，得到七點九元（可見時間花費少得多，勞動價值也便宜得多）。制造壹百個鐘表齒輪。手工方式制做：有十四個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種工作，用了三十四萬壹千八百六十六個小時，得到八萬零八百二十二元。機器制做：有十個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種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時，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織五百碼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個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個小時，得到壹百三十五點六元。用機器：有二百五十二個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時，得到六點八壹元。這類的例子是可以舉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產部門，如機車、戰艦的制造和采礦業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術才能管理，這是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所完全辦不到的。

大生產在各方面都能節省，如廠房、機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勞動力、廢物利用等等。確實，我們假設以壹千個小作坊和壹個與這些小作坊生產能力相等的大工廠來比較，建設壹座大而好的廠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個小作坊裏損耗就比較大（丟失、浪費等等）；壹個大工廠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個小屋子更容易解決；諸如收拾、打掃、守衛、維修等等也比較容易。壹句話，大工廠裏在各方面都比較經濟節省。

在購買原材料和生產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時，大經濟也處在有利的地位。按批發價購買商品比較便宜，而且質量更優良；況且大工廠主很了解市場，知道在哪裏購買更便宜。同樣，小企業在出賣它的商品時總是吃虧。大工廠主不但很了解什麽地方能高價出售（為了這個目的，他擁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經常與交易所打交道，在這兒收集各種商品銷路的情報，他幾乎與全世界都有聯系）；除此之外，他還能夠等待時機。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現在價格低，他可以把這種商品放在倉庫裏存起來，等價格上漲以後再拿出來賣。小業主就不可能這樣做。他靠賣東西為生。他壹賣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錢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沒有剩余。所以他無論如何也必須把商品賣掉，否則他就要餓死。很清楚，他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損失。

此外，大生產還具有壹個優越性：信貸。如果大企業家急需要錢的話，他隨時都能借到。無論哪家銀行總是願意把錢借給“名牌”企業，並且要的利息也比較低。而對微不足道的小業主卻幾乎沒有人信得過。即使信得過，那利息也高得出奇。這就使小生產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貸者的魔爪。

大經濟所具有的這些優越性告訴我們，為什麽小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破產。大資本戰勝了它、奪走了買主、使它破了產，使它的主人變為無產者或流浪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小業主仍在繼續為爭取生存而奔波。他使盡自己全身力量，親自工作，並強迫他的工人和家裏人拼命勞動，但結果還是不得不向資本讓位。經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個獨立的小業主，實際上卻完全依賴於大資本家，為大資本家工作，沒有大資本家，他寸步難行。小生產者時常依附於高利貸者，他僅僅在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為這個貪殘的剝削者工作；或者依附於購買他的商品的收購商；或者依附於他所為之工作的商店（這裏，他的獨立也僅僅是表面的，實際上，他已經成為那個大商店資本家的雇傭工人）；常常是資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時提供原料和工具；從這裏已經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業者已成為資本的名符其實的附庸；還有另外壹些依附於資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業附近，有時設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無非是工廠的壹個小小螺絲釘——僅此而已。在這裏，它們只在表面上是獨立的。有時可以看到，破了產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本家，從壹個生產部門或商業部門被趕出來，又轉到另壹個大資本的勢力還不很強大的部門中去。特別是破了產的業主常常變為小商販，等等。大資本就是這樣壹步壹步地、從各方面把小生產排擠掉。雇用幾千、甚至幾萬工人的巨大企業在增加。大資本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主宰者。個體勞動所有制日漸消失，為大資本所有制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產和大生產在農業中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農業中也有象在工業中進行的那種小生產和大生產的鬥爭。有象資本家經營自己的工廠那樣經營自己的莊園的地主，有大富農、中農、自己經常到外邊或者給地主和富農打短工的貧農，還有雇農——這壹切都象工業中有大資本家、中等工廠主、手工業者和雇傭工人壹樣。在農村也和城市裏壹樣，大地產總比小地產組織得完善。

大農場主可以運用先進技術。使用農業機器（電犁、蒸汽犁、收割機、割草機、割捆機、播種機、脫粒機、蒸汽脫粒機等等）對於小農業主和農民來說，往往幾乎是根本辦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業者沒有必要添置昂貴的機器（他也沒有錢買，就是買了也得不償失），同樣，農民也不會買蒸汽犁，即使他買了也用不上，因為要賺回買這種大機器的本錢，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種僅僅養活壹只雞的壹小塊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機器和工具，取決於土地的數量。壹架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頃（壹公頃等於十分之九俄畝）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條播機、收割機、脫粒機——需有七十公頃；蒸汽脫粒機——需有二百五十公頃；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頃。現在，有的地方已使用電力機器耕作，但也同樣需要有大的農場才行。

灌溉、沼澤地的排水、挖渠（安裝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設田間鐵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農場主才能辦到。大農場和工業中的情形壹樣，在工具、材料、勞動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較節省。

在大農場裏，每畝土地所需的田間小道、柵欄和籬笆也將會少些，掉落在田間小道上的種子也會少些。

除此之外，大農場主可以雇用農藝師，完全按照正規辦法經營自己的農業。

在貿易和貸款方面，情況也和工業壹樣：大農場主比較了解市場，他能夠等待時機，能比較便宜地購買所必需的壹切，比較貴地出賣自己的產品。小農戶只剩下壹條路：拼出全身的力氣奮鬥。小農業只有通過緊張勞動、減少自己的消費和節衣縮食的辦法來維持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也只有這樣它才能幸存下來。還有壹種東西對小農戶的破壞性更大，那就是沈重的賦稅。資本主義國家把巨大的負擔加給小農戶：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給農民的賦稅，也就明白了，——任妳傾家蕩產，稅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說，農業中的小生產比工業中的小生產生命力要強壹些。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小企業主滅亡得相當快，而各國農村農民經濟的根基還稍微牢固壹些。但是，這裏也同樣的出現了大部分人的貧困化。只是常常不那麽明顯。有時從土地數量上看，農場似乎並不大，而實際上，它卻大得很，投資既多，雇的工人數量又很可觀（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園主）。有時相反，有很多農戶，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際上他們差不多等於雇傭工人：他們或是受雇在鄰人的莊園裏幹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裏做工。在農民群眾中發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業者中發生的壹切壹樣。他們中壹少部分人成為富農-土豪（店主、高利貸者，這些人逐漸增大自己的地產）；其余的人或者堅持著，或者最終破產：賣掉牛馬，成為無馬農民；後來份地也不見了，於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為雇農。無馬農民變為雇傭工人，雇用工人的富農-土豪變為地主或資本家。

這樣，在農業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機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家-地主手裏，而千百萬工人都為他們幹活，千百萬農民得依附於他們。

在資本發達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莊園，那裏的工作和工廠壹樣。象工廠只生產某壹種產品壹樣，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種滿了草莓，或者種滿了果樹；有專門的家禽業；在種植小麥的地方是使用機器勞動。很多部門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例如，有“雛雞大王”（幾乎壹切雛雞的生產都集中在這個資本家手裏），“雞蛋大王”等等。

無產階級的依附地位，勞動後備軍，女工和童工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越來越多的人變成雇傭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農民、商人、破了產的中等資本家——壹句話，壹切被拋棄的人，壹切被大資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拋進無產階級的行列。隨著財富不斷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人民群眾日益成為他們的雇傭奴隸。

由於中間階層和中等階級不斷破產，工人的數量總是多於資本的需要。這樣，資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須為資本家幹活。他要是不願意，資本家可以找到千百個其他人。

但是，這種對資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單單是由於各居民階層的破產。資本對工人的統治不斷加強，還因為資本經常裁剪它所多余的工人，並用這些工人來為它建立起壹批後備的勞動力。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情況是這樣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每壹個工廠主都在努力為自己降低商品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斷引進機器。但是，這種機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為多余的人。引進機器，這就是說，壹部分工人要被解雇。這些人由工廠的在業工人變為失業者。而由於引進新機器的做法處處都在采用，不是在這個生產部門，就是在那個生產部門，所以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就始終存在著失業。要知道，資本家關心的並不是讓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給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為他們帶來利潤的工人拋向街頭。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確實看到，大城市裏經常有著大量的失業者。這裏，無論是中國工人，還是臺灣工人，都是從遙遠的地方來找工作的破產的農民，還有剛剛流落到城市的農村青少年，以及從前的小店主和手工業者；但是，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到在工廠幹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紡織工人，他們是由於引進了新機器而被趕出工廠的。這些人加在壹起就構成了資本的後備勞動力的來源，或是象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勞動後備軍的存在，經常性的失業使資本家有可能加強工人階級的依附地位和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資本利用機器從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從前更多的金錢；另壹部分工人卻因此而被拋棄街頭。而被拋棄街頭的工人又成了資本家手裏的鞭子，用來驅使在業的工人。

產業後備軍造成了人們的極端野蠻、貧困、饑餓、死亡甚至犯罪的現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漸變成了酒鬼，淪為流浪漢、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滿了這類失業者的街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形成壹個新的階層，他們已經脫離勞動，已不再是無產階級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叫做流氓無產階級。

機器的使用還產生了壹種女工和童工勞動，這種勞動更便宜，因而對資本家也更有利。過去，在出現機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時甚至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而現在連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機器幹活，只要還未傻到不會揮手或動腳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機器出現以後采用女工和童工勞動的做法越來越廣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樣反抗資本家。他們比較馴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師和上司對他們所說的壹切。所以工廠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並強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鑄成作為他的利潤。

這樣壹來，工人的家庭解體了。既然妻子，有時連孩子都在工廠，那還有什麽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婦女進了工廠，成為女工，那她們就和男人壹樣時時感受到失業的威脅。資本家也同樣會把她們趕出門外；她們也在加入產業後備軍的行列；她們和男人壹樣也會沈淪到社會最底層。由此就出現了賣淫，即婦女把自己出賣給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沒有吃的，沒有工作，到處被人轟趕；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憐，這就使她們不得不間或出賣自己的肉體。後來這種新行當便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情。職業娼妓階層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占有很大的數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數以萬計這種不幸的婦女。資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妓院，妓女們成了利潤和發財的源泉。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發明出越來越好的機器、建設越來越大的工廠和商品數量越來越增加，也就越發加深了資本的壓迫、產業後備軍的貧困和災難、以及工人階級對其剝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制，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時，人們會直接縮短的勞動日，愛惜自己的體力，節省自己的勞動，關心自己的休息。而當資本家引起機器的時候，他關心的是利潤：他沒有必要縮短勞動日，這只會使他遭受損失。資本家使用機器不是為了解放人，而是為了使人淪為奴隸。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用於機器設備、各種裝置、寬闊的廠房、巨大的高爐等等；而用於雇用工人的資本反而越來越少。從前手工業勞動時，用於手搖車床和其他工具的費用並不大；幾乎全部資本用於雇用工人。現在正相反：絕大部分用於添置各種機器設備，而這就是說，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產者的數量增加得那樣快，這些破產者都變成了無產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越發達，資本對工人的壓迫越重，因為越難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艱難。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競爭，危機

工人階級的災難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加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不是為公眾帶來好處，而是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給很多工人帶來失業和破產。但是這些災難的加重也還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很糟糕。私有制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總的計劃。每壹個工廠主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爭取買主，同他們“競爭”。

現在產生了壹個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鬥爭是緩和了還是加強了。

初看起來，可能覺得這種鬥爭緩和了。的確，資本家變得越來越少；大的吞並了小的；過去上萬個不同的企業主互相鬥爭——競爭很殘酷；現在這些競爭對手少了——鬥爭變得不那麽尖銳了。說是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不錯，競爭對手是減少了。但是每壹個競爭對手變得比以前的競爭對手更強大和更有力了。他們的鬥爭比過去變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靜了，而是更殘酷了。在這裏，它們的鬥爭不但靠低廉的價格，而且還靠政治權力所帶來的行政壟斷。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競爭僅僅是在競爭者的數量方面減少了，然而它的殘酷和破壞程度卻越來越加深了。

還有壹種現象必須指出：這裏是所謂的危機。這些危機是什麽樣子？表現在哪裏？事情是這樣的。有壹天人們忽然發現生產出的各種商品過了量。價格跌落，可是商品卻無銷路。倉庫裏各種各樣的產品堆積如山，可就是賣不出去，因為沒有買主。當然有很多饑餓的工人，但是他們所得無幾，他們能買的東西，幾乎壹點也不能超過他們平時所購買的數量。於是破產開始了。在壹種生產部門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業支持不住而破產、倒閉；接著是更大些的企業。然而這壹生產部門本來是從另壹個工業部門購買商品的，而另壹個部門又是向另壹別的部門購買商品的。譬如說，成衣企業向制呢企業購買呢子，而制呢企業又向生產毛的企業購買毛等等。成衣企業破產了，就是說根本沒有人再向制呢商購買呢子了——制呢工廠開始破產，緊接著生產毛的部門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各處的工廠開始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人流落街頭，失的人數增加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變得比平時更加糟糕。而生產出的商品卻很多。倉庫都要被撐破了。資本主義社會常常是這樣：工業是蒸蒸日上的，工廠主的事業發展得很可觀；後來，突然——倒閉、破產、失業；緊接著是事業停滯；再往後又重新好轉，接著又十分順利地發展；然後再壹次倒閉……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周而復始”。

人們因為財富而變成了乞丐，這種奇怪的狀況說明了什麽？

對於這個問題，不是那麽簡單就能回答的。然而卻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亂狀態，即通常所說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每壹個企業主和工廠主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生產，自己對自己負責。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生產過多（商品過剩）的問題遲早會發生。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即當生產不是為了市場的時候，生產過剩不是什麽危險的事。而在商品生產的情況下則完全是另壹回事。在這裏，任何壹個工廠主為了購買繼續生產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須賣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個地方由於生產混亂而使機器停轉了，那麽這種情況立刻就會由這壹部門影響到另壹部門——普遍的危機爆發了。

這些危機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大批商品毀掉了。小生產的殘余就象被鐵掃帚掃過壹樣。部分大企業也破產了。所有企業都很難站得住腳。

當然，危機的主要災難是落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壹些工廠完全倒閉，另壹些則壓縮了生產，每周只有幾天工作，還有壹些暫時關閉。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產業後備軍擴大了。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貧困和遭受的壓迫也隨之加深了。在危機期間，工人階級本來就很困難的境況更加惡化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主要矛盾，兩個主要缺點：第壹，它是“無政府的”（它的無組織性）；第二，它實際上是由兩個敵對的社會（階級）組成的。我們還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競爭表現出來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壹切更加尖銳，更加不協調和更帶有破壞性。在這裏，社會的不協調性不是減小了，而是擴大了。社會分成兩部分，即分成階級的現象也同樣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階級之間的分化和裂痕同樣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這壹頭——資本家那裏聚積著地球上的壹切財富，在另壹頭——被壓迫階級那裏聚積著壹切貧困、痛苦和眼淚。產業後備軍產生了壹個蛻化、粗野、徹底貧困化了的社會階層。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資本家也越來越不壹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日益擴大。過去，有壹些中小資本家，他們當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現在則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爺過著從前任何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生活。不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的生活總的來說有所改善；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工資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時期內，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快。現在工人群眾和資本家的差別真是壹個天上，壹個地下。資本家，這完全是另壹種人，真是高不可攀。資本主義愈發達，壹小撮最富有的資本家升得就愈高，橫在這壹小撮無冕皇帝和千百萬淪為奴隸的無產者之間的鴻溝也就愈深。

我們說過，工人的工資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潤增加得更快，因此，兩個階級之間的差距也擴大了。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時期內，利潤卻空前增加。就是說，尤其在最近壹個時期，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極其迅速地加劇了。

十分明顯，既然這種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那麽它遲早會導致工人同資本家的沖突。假如他們之間的差別減少了，假如工人的狀況越來越接近於資本家，那當然會是“平安無事，謝天謝地”。可是事情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同資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離得越來越遠。這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尖銳化。

在中國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極力反對這種觀點。他們想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將生活得越來越好。他們斷言工人會逐漸地富起來，自己也會變成資本家。當然，這壹切都純屬謊言。實際上，與資本家的狀況相比較，工人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

階級鬥爭基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這種利益實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壹樣。

任何人都不難了解，資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時間盡可能長，而付給他們的工資盡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盡可能少而工資盡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階級自產生時起，它為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進行的鬥爭就開始了。

這種鬥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來沒有平息過。但這種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為了多得幾塊錢。在壹切地方，只要那裏有資本主義制度，工人群眾都堅信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工人們開始思索，怎樣才能用壹種公平的、勞動的、平等友愛的制度來代替這可恨的制度。這樣就產生了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已蘊藏著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為什麽？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把最廣大階層的人民變為無產者。大資本的勝利就是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的破產；它不斷地擴大雇傭工人的隊伍。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每壹步發展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人數。無產階級就象壹個巨大的多頭蛇式的怪物；砍掉壹個頭，又長出另外十個。當資產階級鎮壓了工人起義時，它就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使幾萬、幾百萬小業主和農民破產；把他們拋在資本家的鐵蹄之下，從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即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了。但是，工人階級不僅從數量上變得強大了，除此之外，它還越來越團結。為什麽？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廠增加了。而每壹個工廠裏聚集著幾千名，有時幾萬名工人。這些工人在壹起並肩地勞動著。他們看到了資本家老板是怎樣在剝削他們。他們看到了工人與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誌。聯合在壹個工廠裏的無產者在各自的工作中養成了共同行動的習慣。他們之間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見。所以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不但人數增加了，而且團結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廠增加得越快，資本主義發展得越快，城鄉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得也就越快。這就造成了人口在數百萬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發展。結果在相對不大的空間裏——在大城市裏——集結了巨大數量的居民，在這些居民當中，工廠的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他們棲身於擁擠、骯臟、煙氣騰騰的街區裏，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板卻住在豪華的私邸。這壹小撮人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少。工人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他們團結得也越來越緊密。

在這種情況下，鬥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必定以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告結束。不管資產階級玩弄什麽詭計，工人階級遲早會同資產階級發生激烈的沖突，把它從寶座上推下去，砸毀資產階級的強盜國家，並建立自己新的、勞動的、共產主義的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在其自身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場鬥爭中產生了三種主要形式的工人組織，這就是：按照職業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工會；合作社，主要是以擺脫經紀人-商人為目的的消費合作社；最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這些政黨在自己的綱領中寫的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政權而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越尖銳，工人運動的壹切形式越應在壹個共同的目標——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上聯合起來。那些對事物持正確態度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始終認為，必須在壹切工人組織中實行緊密的團結和合作。例如，他們說，工會和無產階級政黨之間的行動統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會在政治態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關心），而應當和工人階級的政黨共同前進。

最近壹個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又出現了幾種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階級政黨統治的國家。關於這壹點，我們以後會在的很多地方都將談到。

因此，我們從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觀察中可以準確無誤地作出如下判斷：資本家的數量減少了，但他們卻變得更富有，更有勢力；工人的數量越來越增加，同時他們的團結也越來越增強了，盡管發展還不平衡；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這兩個階級的不可避免的沖突，也就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與其讓資本主義自我毀滅，不如我們先結束資本主義的罪惡。



商業是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

在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商人用低於價值的價格購進商品，而用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就有了利潤。因此，當初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間，商業是不能有所發展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國都很了解生產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買賣雙方都不會做很不利於自己的貿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在商業中獲取巨額利潤。

反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進行貿易，那是獲取巨大利潤的理想條件。在那些國家裏，可以廉價收購原料和食物（金屬、木材、小麥、魚、酒），並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手工制成品（陶器、金屬用具、裝飾品、紡織品，等等）。商業之所以早在金屬革命時期及人類文明的初期就已繁榮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各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平衡。[2]

“各個鄰近的社會或能夠互相來往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資源，這是壹切貿易來往的永恒的條件……不管史前史專家們在研究和認識我們祖先追溯到多遠的上古時代，這種條件在地球上也是到處存在的（1）。”

事實經驗完全證實了這種論點。經驗首先證實的壹點是：在任何原始社會裏，貿易出現的形式是從壹個較先進的社會裏來的外國商人。埃及資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國人（2）。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年青城市裏，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商人（3）。伊朗古聖經“阿維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經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賣給國王和貴族的外國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資料“裏格 維達”（Rig-Veda）中，商人就是結成商隊旅行的外國人（帕尼[Pani]）（5）。羅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臘式的外國人（6）。拜占廷的大商業最初是掌握在敘利亞人、猶太人和東方人手裏的（7）。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陰陽教徒（Zoroastriens）（8）。敘利亞人和猶太人也是中世紀初期西歐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時期，朝鮮人首先把商業引進日本（10）。中國從唐朝到明朝，掌握整個對外貿易的是外國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德國商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處於優勢地位，猶太商人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處於優勢地位，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商人在東非、中國商人在東南亞也處於優勢地位，這種情況使大商業的初創階級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另壹方面，經驗還指出：壹旦壹個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會相對簡單的手工業技術後，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商業的流向很快就會倒轉過來。由於小商品社會沒有很貴的工業設備，所以技術和技術人員的轉移是相當容易的。大陸希臘的第壹批商人是來自小亞細亞的外國商人。但是不久希臘殖民地就壟斷了小亞細亞的貿易，壹直到希臘文化時期[3]，小亞細亞又超過了希臘。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歐洲、中東和波斯的貿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紀時，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貿易；幾世紀後，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貿易（11）;到十七世紀莫臥兒帝國時，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趕出去了，中世紀初期，拜占廷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壟斷了意大利的大商業；壹到十壹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優勢地位。

整個羅馬帝國史就充滿了這種急劇的轉變。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小亞細亞，貿易跟蹤而來，破壞了小亞細亞從亞歷山大時期以來的經濟優勢。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紀，羅馬人的貿易已撤往高盧，把東方讓給新興的敘利亞商人階層。到二世紀，高盧人也在貿易上打退了羅馬人，並和敘利亞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分享經濟上的優勢（12）剩余價值的生產及實現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中，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商業資本體現了新興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是從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中誕生的。商業資本是以帶有冒險性的雙重形式出現的：國際間的大商業和地方上的小商販。隨著小商品生產越來越發展，生產者就自己到市場上去出售商品。只有這種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貿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但是，生產和貿易相結合會產生很多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無法解決的。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間停止生產活動。因此，在小商品社會裏，集市壹般總是在節日進行的。雷蒙·弗爾斯在和馬來亞漁民談話時，發現他們打漁的日子總是不管買賣的。只是他們因故不去打漁時，他們才“買進魚來以便重新出賣（13）”。為了便於小商品生產者趕集，剎蒂印第安人“慣於對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給飲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對外國人也這樣。主人並不希望人家付他錢，但是將來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時，他就可以請人家也同樣接待他（14）”。只有產地和市場的距離不太遠，這種習慣才有效用。如果距離遠了，對生產者來說，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就會花費太大。中世紀時紐倫堡的手工業者把他們的商品壹直拿到法蘭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遠壹些的地方，他們就把產品交給專職商人（15）。

因此，專職商業是作為勞動分工的結果而出現的，生產者從而免得為了直接出售其產品中斷生產而受損失（16）。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弗朗德勒麻織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鄰近的壹些市場上去壹點壹點的買進原料，也不得不在這些市場上壹匹壹匹地出賣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計算過這些麻織工人的損失，他估計要占他們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頓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紀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後，得出了還要更明確的結論：

“[紡織]工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並搬運[他所需要的產品]……北方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織布工人，背上背著幾包棉紗，或者腋下挾著沈重的布匹。要趕的路程常常相當於壹個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還有人肯定說：英格蘭中部地方的制帽業裏，為了取得定單和材料、為了運輸成品、為了領取工資，竟至每周要花兩天半時間（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觀察了壹個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認為生產者在計算（按照這個詞的本義）直接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可能有的雇主要損失多少勞動；如果確實能節約勞動時間（如果在為出售商品而損失的時間裏進行生產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潤更高），他們就寧願賣給商人。

“在帕納哈歇耳地方，商人們到農家去買蔥，討價還價。甚至收割前就去了。農民盤算著，如果他把蔥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場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獲得更好的價錢。他這樣做，就是在那裏計算時間的價值（19）。”

當工業資本取代獨立小生產者，當商業資本取代舊式商人的時候，就發生同樣的問題。商品壹旦生產出來，工業資本家就已經占有了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但是這種剩余價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還凝結在商品裏，而且正如工業家墊支的資本凝結在商品裏壹樣。只要資本和剩余價值還保持著這種存在形式，資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資本，也不能取得剩余價值。他必須把資本和剩余價值變成貨幣。實現剩余價值，就是出售生產出來的商品。然而工業家並非為確定的顧主生產的（除非是為“最後的消費者”制造定貨），他是為不確定的市場而生產的。

因此每當壹個生產周期結束，工業家就必須停止工廠的勞動，出售商品，收回費用，至此才能恢復生產。商人收購工業家的產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費者。工業家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費者那裏而不得不中斷生產，因之而引起的費用及損失，由於商人收購了商品，就都避免了。這可以說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資本貨幣，使工業家得以不間斷地繼續生產。

但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了必要的資金，使工業家能收回資本並實現剩余價值之後，他們自己也必須很快地把這樣買來的商品賣出去，以便盡快再做買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發展，隨著商品生產日益普遍化，城鎮裏經營批發或零售業務的商行，也越來越密集了。中世紀時奢侈品貿易擴張的特征是行商變成坐商（20），同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日用必需品貿易擴張的特征也是小行販變成村鎮裏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紀時，經營行銷本地市場的產品的商業，是沒有批發和零售之分的。批發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飾用品商人，才有了專業零售商。1292年，全法國只有七十名這類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業革命後，由於大殖民公司只做批發貿易，奢侈品的批發才和零售業分離。

工業資本家不僅要實現其剩余價值，還要使剩余價值資本化，還要把他未消耗掉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價值變成機器，變成原料和工資。因此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業家似乎不是出賣者，而是買主了。作為買主，盡量縮短機器和原料的流通時間，盡量縮短定貨和交貨之間的等待時間，也是有利的。因此商業資本對工業家有雙重好外：縮短工業家自產商品的流通時間，以及縮短工業家所要買的商品的流通時間。

剩余價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

小手工業者如果自己去售賣勞動的產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損失。他免受這種損失，就是得到好處，即使把他這種好處的壹部分讓給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對於工業資本家來說，除了他的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外，就談不上什麽別的好處。縮短工業資本家買進賣出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呢？

工業資本，從其流通的角度來看，包括兩個部分。壹部分資本叫做固定資本，就是廠房和機器，這些廠房和機器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經過許多生產周期後，才能更換。工業家壹次墊支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是逐漸收回的——折舊。每壹生產周期結束，當生產的商品售出後，只收回固定資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資本所需的時間叫做固定資本周轉期，它包括許多生產周期。

流動資本就不然。流動資本包括不變資本中原料和輔助產品這壹部分，它還包括可變資本，即資本家墊支的工資。流動資本需在每壹生產周期之初墊支。但是，這個周期中生產的商品壹經售出，資本家就收回了這部分流動資本，又能開始另壹個生產周期了。流動資本周轉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個生產周期和這些商品的流通時期。大大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就意味著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因此在壹定的時間內（例如在壹年內），就能有更多的生產周期。

假設壹家織布工廠，流動資本的每壹個周轉期是兩個月，其中壹個月用於生產壹定數量的棉布，另壹個月用於出售這些棉布及再買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周轉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購買新原料的時間從壹個月縮短到壹星期，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縮短到五點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不是周轉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產周期能帶來同樣的剩余價值量（如果資本和剩余價值率不變），那麽，增加壹年內連續不斷的生產周期數，就是增加每年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量。因此，縮短商品流通時間，不僅是更快的實現剩余價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價值量。

“企業的資本貨幣周轉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潤率）也就越高（24）。”

從商品價值的角度看，流動資本周轉期縮短後，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只要商品生產周期不變，商品價值也不變。但是資本的利潤就不是這樣。利潤率不是按生產周期計算，而是按財務年度計算的。假設資本家的工廠設備價值十億法郎，每壹生產周期折舊其中的1%。再假設每次生產周期他要墊支二千萬資本，其中壹千萬買原料，另壹千萬付工人工資。如果剩余價值率是100%，那麽每壹生產周期的產值如下：

2000萬c+1000萬v+1000萬pl.=4000萬

因此，經過六個月生產周期後，年產值就是二億四千萬。但是，資本家在計算年利潤率時，不是把利潤同營業額相比，而是同實際支出的資本相比。實際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的6%，即六千萬，加上流動資本二千萬，共八千萬。由於每壹生產周期為他帶來壹千萬利潤，所以他的年利潤率是，即75%。現在，如果每年的生產周期數從六提高到十，那麽每年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1000萬×10=1億。因此年利潤率就是，即83.3%，比原來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縮短商品流動時間能提高年利潤率。

為了盡量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除了商業網以外，還要有密集的公路網、運河網和鐵道網。資本家不但追求剩余價值，而且還念念不忘地想盡量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能使流動資本不斷地變成固定資本，能降低前者對後者的比例。縮短流動資本周轉期還是產業革命的要素（26）。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極端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對於工業企業家來說，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屬於分配範圍的業務（運輸、堆存、出售、產地、采購、廣告等），委托給專業資本——商業資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範圍的資本必須能獲得同投入工業的總資本壹樣的利潤率，這種資本的專業化才能實現。由於商業單位需要的開辦資金比大工業企業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門資金投入或抽出等變動要比生產部門容易得多。如果商業利潤率高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流向商業，從而因競爭加劇而使利潤率下降。如果商業利潤率低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從分配部門流向生產部門，引起工業競爭加劇及工業利潤率相應下降。

因此，商業資本雖然參與剩余價值的總分配，它本身卻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始終是全部來自商品的生產，都只是生產過程中無償勞動在這些商品中的體現。商業資本雖然本身不生產剩余價值，卻和工業資本平等地分配剩余價值總額，因為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幫助工業家增加剩余價值量和提高年剩余價值率。這壹點適用於商業資本的每壹個部門：批發商、小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商業利潤和工業利潤壹樣，是同投入（商業）的資本額成比例的。由於利潤率均分的作用，商業利潤在剩余價值總量中所占的份額，相等於帶來這些利潤的資本（即商業資本）在社會資本總額中所占的份額。

假設壹個國家的總產值是九千億，其中的八千億是由勞動力所保存的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壹千億是勞動力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又假設商業資本是二千億，其中壹千億是批發商業的資本，四百億是小批發商業的資本，六百億是零售商業的資本。平均利潤率是100/1000，即10%。

工業家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大批發商，總值八千八百億，平均利潤率是10%。大批發商又把這些商品賣給小批發商，總值八千九百億，獲利壹百億，等於他們壹千億資本的10%。小批發商再把這些商品賣給零售商，總值作八千九百四十億，獲利四十億，等於他們四百億資本的10%。最後，零售商把這些商品賣給消費者，總值九千億，獲利六十億法郎，等於他們六百億資本的10%。經過這樣幾次輾轉出售，商品售價恰好等於商品價值：九千億法郎。商品流通過程中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每種資本都獲得同樣平均的10%利潤。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商業資本插手，工業資本的利潤率就會更高，恰好是12.5%。這些人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剩余價值的總量就到不了壹千億。不然他們就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那麽在前壹生產周期的商品還沒有售出之前，隨著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工業資本陸續投入生產的資本貨幣，就得更多。這樣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壹樣的。所以，歸根結底，在聯合經營中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誰也不吃虧。

商業的各個部門間及商業和工業之間，這種絕對相等的利潤率，在實際生活中當然是不存在的。商業利潤變化較多，而且主要決定於工業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時期，物價迅速上漲，存貨暢銷，求過於供，商人比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時候，商人人數迅速增加。由於商業需要的不變資本遠遠低於工業所需要的，因而會出現許多小資本家，也來在這種普遍興旺的時期裏，試試他們的運氣。1945年後的西歐就出現過這種現象，西德1948年夏季貨幣改革後也有這種現象。但是壹般的說，商業利潤率不能長期脫離平均利潤率。否則，工業家會更多的設立直接銷售給公眾的營業機構。

反之，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及其前夕，銷路呆滯，商人首當其沖。他們的儲備金比大工業家少，取得銀行貸款又比工業家難，因此不得不按任何價格出售其存貨，就是說虧本出售。商業利潤率和工業利潤率的均分，最終就是這樣通過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

商業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勞動力

初看起來，似乎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變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創辦壹家企業，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貨幣資本，作為固定資本（如商店、倉庫、堆棧等建築物）和流動資本（存貨和職工薪金）。甚至還能談談他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同工業家的資本壹樣，商人的固定資本的周轉期和流通資本的周轉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類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商人的“可變資本”——購買從事分配的勞動力所需的資本——是根本不變的，因為它不生產任何新價值，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只不過使商業資本家能夠參加產業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分配而已。

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以及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這兩種概念不應當混淆。工人在生產達姆彈、鴉片或黃色小說時，是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些商品，既然市場上有買主，就有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使之能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從人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這些工人的勞動是絕對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事商業的職工在大百貨商店裏記載商品的進出，讓消費者有可能在同類商品的不同品種間進行選擇，他們提供的這種勞動，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雖然他們並未創造什麽新價值。

然而要在生產新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新價值的勞動之間，劃壹條分界線是相當困難的。壹般地可以這樣說：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就是說都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漲的。可以歸入這類勞動的，不但有真正的工業生產勞動，而且還有儲存、調度、運輸等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使用價值就不能利用。[5]

由於投機、銷路不暢、競爭或商人的估計錯誤而儲存在商人倉庫裏的存貨，那當然不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商品不僅不增漲價值，甚至還損失價值，因為在儲存的過程中常常有損耗的（真正的損耗或精神上的損耗）。大部分商品的商業包裝也不增加什麽價值。包裝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開支，包括在商業資本所墊支的資金內，商業資本希望通過這些資金而獲得平均利潤。但是盛液體（牛奶、糖漿、罐頭水果、其他各式罐頭食品）的容器卻不是這樣。沒有容器，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費者的手裏。這又是實現商品使用價值所不可避免的費用，因此這些費用應當加在商品的價值上，加在商品的生產價格上。而且這些費用常常成為價格的主要因素。

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墊支的全部資金，不管用於購買商品也好，用於雇傭工人或租房子也好，這些資金是資本的壹部分，必須賴以取得平均利潤。從工業資本家的角度看，情況就不是這樣。工業資本家認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實現其商品價值的、商人所墊支的資金。其他壹切，對他來說，都好像是附加的、沒用的開支，都是使分配費用提高的。他埋怨這種提高分配費用的情況，因為這使參與分配“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資本總額提高了。在工業資本影響下，政治經濟學把購買商品所必需的商業“資本”同購買勞動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費用”加以區別。這些“壹般費用”是很難節省的，而且“無益地”提高商品的價格。

還有壹點是：商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的低得多，常常沒有用於固定投資的資金。

商業資本的集中

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壹樣，也有集中的基本趨勢。大百貨商店擁有雄厚的儲備和大量的信貸，在危機和競爭尖銳的時期裏，它們比小店主更經得起壞形勢的打擊，小店主事實上只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勞動。同樣，在暢銷的時期裏，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資金，來收購更大量的存貨，並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實現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大百貨商店的售價可以稍便宜些，因為它們以批發商的身份進貨，能夠大大減低零售的利潤幅度，而小店主則只能在批發價格以外賺零售利潤。

“經紀人的報酬，批發商的擁金，商業工人的工資，廣告開支都部分地來自工業家和貨主想為他們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場的努力，如果批發商的職能和零售商的職能統壹起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關鍵就在這裏，它雖然不能全部說明，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麽有許多分支機構的食品雜貨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發商各自獨立營業更為有利（30）。”

其他的好處是：能夠利用更現代化更有效的設備；對高價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時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適，職工可以專業化，產品可以標準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貨商店還從大工業企業那裏得到大量的廣告費津貼。

但是，雖然商業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其阻力卻比生產部門的阻力大得多，特別是大商店要想實現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們已經指出：創設壹家小的商業企業所需資金不多，這就使過去的農民、手工業者、甚至熟練工人所開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市場情況良好時期。有時候這種小商店只要有壹點點極微薄的利潤就能維持下來，利潤微薄到還不及壹個人的工資。勞動者的妻子或領津貼的家屬從這種小商店裏掙到壹點細小的補充收入。

面對這種極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競爭就會失去效率，因為不能像在工業部門那樣廣泛地使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所存在的那種高度的競爭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筆款項就可以開設商店的這種情況，其結果是新商店開得快，倒閉得也壹樣快。但是這些商店在開設期間的經營是虧本的，買賣無利可圖，因而就整個商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平均生產水平。根據零售商店倒閉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來看，某些從事這類商業的人可以認為是變相的失業者。

投入運輸部門的資本

改善運輸手段，就能大大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同時也就減少了商品的價值，因為不可避免的運輸費用是體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在中世紀初期，把奢侈品從東方運來是壹個復雜的問題，是壹件危險的事情。運費費極昂貴。只有經營那些重量很輕、價值很高的產品才有利可圖（57）。到十六、十七世紀，海上和陸上旅行仍然需時久而且有危險。要發展笨重而價廉的產品的貿易，這是主要障礙之壹。

築鐵路，造輪船，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此後，世界各處都和大工業中心聯結在壹起了，聯結得比過去壹個國家裏各城市間的聯系還要更緊密。沒有十九世紀交通運輸手段的大發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場。

在商隊貿易時期，商業利潤和“運輸費”是混在壹起的。運輸費只占商業利潤的壹小部分，而且還包括商人自己及其夥計的生活費在內，也包括牲口的飼料在內。船只、馬車、口袋都很便宜。經過壹次販運，這些東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現代運輸手段大規模發展以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鐵路、遠洋輪船、運輸飛機，造價都很高。要相當長壹個時期才能收回這些東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業生產周期的哪壹個階段，運輸費總是成了包含在商品價格中的固定開支。這就迫使商業資本為那些不容易黴爛的產品尋找較便宜的運輸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長這些商品的運輸時間，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資金投入運輸部門，使運輸部門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雙重作用。首先，制造運輸手段在決定重工業的興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先是鐵路，稍晚壹些是汽車和飛機，都曾經是重工業的最好的顧客。其次，運輸部門的資本集中，比其他工業部門徹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反對高運費鬥爭的結果，往往不是運輸部門被工業或金融業壟斷托拉斯吞並了，就是運輸部門國有化了。歸根結底，只有國家才能籌集足夠的資本，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而降低運輸費。直到最近有了大規模的公路運輸以後，運輸部門才又出現了中小私人資本。

國際貿易

資本主義前期的大商業純粹是對外貿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國際貿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但是這種貿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質也隨著逐漸變了。過去主要是奢侈品貿易，現在成了日用消費品、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貿易。統壹的世界市場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騙當作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實際的生產價格在世界各處出售。於是商業利潤就來自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量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不是額外利潤的源泉了，已經不是財富從壹個國家往另外壹個國家轉移的源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平衡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加劇了，尖銳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幾個工業強國出口工業品，確實統壹了世界市場。但是卻遠沒有統壹世界的生產，也沒有統壹世界生產的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和平均勞動生產率。

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統壹，是矛盾對抗因素的統壹。

商品的價值，就是生產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量。至於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多少，則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平均水平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那麽這些國家的商品價值（生產價格）間也會有很大差別。

然而建立世界市場就意味著規定世界價格。由於現代紡織工業開始時不能滿足——事實上至今仍不能滿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機械或其他過時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這部分勞動仍然是世界市場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所以落後國家裏的棉布價值就高於貨源國家裏的價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過時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的總人力中的不斷減少的壹部分，這部分勞動，就其社會意義來說，也不是浪費的，就是說事實上其產品是有買主的。因此落後國家棉布的價值遠遠低於當地的生產價格（在還沒有使用最新生產方法以前）。

工業先進的國家把商品運往落後國家，又在落後國家收購原料、食物等，實際上是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收購。壹個經濟先進的國家——在生產率上或則領先，或則壟斷——和壹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表面上是“按世界價格的”平等交換，實際上是較少的勞動和較多的勞動相交換，或者是價值從落後國家往先進國家轉移（其實壹樣）。[10]

“有人常常說：中國共產黨是靠剝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發財致富的，這種責備是有道理的（60）。”

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僅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也是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不可少的安全閥。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要比其國內市場擴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實上，生產無限制發展的趨勢同人民消費經常受限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之壹。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工業，尤其是英國工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在國內市場以外，還有壹個似乎無限的國際市場可以奪取。

分配費用

全部分配費用——商業、廣告、電訊等，——都是由參與剩余價值總分配的商業資本承擔的。只要商業資本還能通過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和流動資本周轉時間，首先提高利潤量和年利潤率，那麽，就整個來說，它對於壹般的降低物價，還是有所貢獻的。降低物價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事實上，這樣增加的年剩余價值量變成了越來越新式的工業設備。

但是，就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用起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飽和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變成不是增加剩余價值量，而是保證實現剩余價值。

對於全部資本主義商品來說，實現剩余價值變得越來越復雜了。實現所需的時間越來越久。實現的過程中競爭非常劇烈。從制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環節經常地都有存貨堆積。不是堆積幾星期，而是幾個月，而某些產品甚至幾年。[11]

因此，除了技術上必需的分配費用之外，還得加上銷售費用，這是由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銷售費用還在不斷增漲，以至賣給消費者的商品價格日益受其重累。[12]

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

貨幣或壹般等價物首先是壹種商品，壹種其他壹切商品都通過它的價值來表現其各自的交換價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麥=1裏弗黃金”，表示壹個相等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壹個相等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作為共同的價值尺度，貨幣並沒有什麽神秘的性質。其所以能夠勝任這個職能，原因在於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價值。

當交換簡單，買和賣正逐漸取代以貨易貨的時候，貨幣的上述基本性質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當小商品生產剛剛露頭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兩種或者三種壹般等價物同時被用來作為價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小麥、金子和黃銅；在中國是小麥、大米和白銀；諸如此類。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把貨幣看成是單純的、常規的交換工具。

在當時，勞動的社會分工還依舊比較簡單，比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麥、五頭牛和壹裏弗白銀來進行交換中，農夫、牧人和礦工的各自勞動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計算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社會所支配全部勞動時間的壹個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後交換變得頻繁並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和十分透明的關系就消失了。貨幣不再單純是共同的價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換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帶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這些商品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直到轉入意欲使它們實現其各自的使用價值的買主手中為止。這個時候它們才最終地被買主從市場上抽出去。貨幣為上述接二連三的交換提供了便利，並且使這些交換得以在壹個統壹了的市場的條件下進行（3）。然而，為了發揮這個職能，貨幣的固有價值反而成了次要的東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麥的價值同五頭牛的價值相等，那麽農夫和牧人把這兩種商品拿去進行交換時，他們是怎樣先收壹裏弗優質白銀或十裏弗劣質合金，然後又怎樣把這些白銀和合金付出去，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由於各種商品的流通表現為壹連串的交換手續，而在這壹連串交換手續中，貨幣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們就會產生這樣壹種錯覺，認為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對於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沒有什麽重要意義。

這當然是錯覺。當商品流通壹分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貨幣流通時，貨幣本身也就是壹分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裏，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過信貸來進行的，商品的貨幣等價物要到以後才能收取（4）。貨幣固有價值的漲落，也就是說，壹般等價物價值的漲落會立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相互關系中引起壹場紊亂。貨幣價值上漲——例如羅馬共和國時期黃銅價值的上漲——，債務人就蒙受損失，貨幣價值狂跌，債權人就破產。

金屬貨幣的價值和物價運動

自從貴重金屬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為壹般等價物以來，它的固有價值的每壹次漲落，都會毫無例外地引起商品價格的巨大動蕩，也就是說，會引起通過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下跌；金屬貨幣價值下跌，通過金屬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上漲。

貨幣價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鐵制勞動工具以後、生產白銀的條件有了重大改進時發生的。這種改進使得白銀的價值在紀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銀價值的下跌引起了通過白銀來表現的價格的暴漲：紀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時，壹個“居耳”（qur）小麥的價格是兩個西克爾，但到了紀元前950年，同樣是壹個居耳小麥，價格卻上升到了十五個西克爾（5）。又過了六百年，大亞歷山大搶劫了波斯帝國國庫內貯藏的大量的貴重金屬。這次掠奪帶來了與生產價格低廉同樣的後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下跌了壹倍，而物價則有了相應的上升（6）。

紀元後第二世紀起，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當時，由於奴隸的價格上漲，由於奴隸的勞動效率下降，由於許多礦山關門，由於掠奪得來的財富大量流往印度，結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上漲，通過貴重金屬來表現的價格則下跌（但因為歷朝皇帝相繼將貨幣貶值，所以這壹點並不明顯）（7）。這壹個運動在八世紀和九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後就又反了過來。從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起，銀礦開采方面發生的壹場真正的技術革命引起了白銀價值的下跌和物價的普遍上漲。這壹次物價的上漲，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由於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銀礦的開采而全面展開。以上各礦的開采都是使用奴隸勞動進行的，因此生產費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歐洲的許多礦都關了門。

把金屬貨幣的價值的漲落同商品價格的漲落拿來作比時，不可以忽略這樣壹點，即同壹個由於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導致金屬價值下跌的技術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價值的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在黃金和白銀價值下跌的同時可能是商品價格的穩定甚或下跌。例如：紀元前十世紀，鐵器時代的同壹次技術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銀的價值，另壹方面也大大發展了生產費用降低了的農業。結果，從紀元前十世紀到七世紀，農產品的價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麥由十五個西克爾跌到了半西克爾）（8）。

只要在市場仍然是被分割為千百個相互之間往來不多和聯系有限的區域性市場，世界上同時並存的多種多樣的壹般等價物就仍然不會令人感到在交換中有什麽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荷蘭人，當他們開始到印度尼西亞去做買賣時，他們發現那裏同時存在著不同的貨幣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裏，既可以使用黃金貨幣和白銀貨幣，也可以使用貝殼貨幣（9）。只是等到工業資本主義真正統壹了世界市場，等到大家所生產的只不過是交換價值以後，人們才感到必需有壹個在任何國家都能夠通用的壹般等價物。許多國家都曾經試圖把黃金和白銀同時用來作為壹般等價物（復本位貨幣制），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因為這兩種金屬各有各的交換價值，而這種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時期經受著許多波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過此壹金屬來表現彼壹金屬的價格，通過此壹金屬或彼壹金屬來表現的商品價格，就必然要不斷地發生紊亂（10）。最後，到了十九世紀左右，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黃金成了在壹切國家都通用的價值尺度。但是遠東卻繼續拒絕這樣做。在遠東，從十六世紀以來，先是在中國，以後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銀仍然被采用為壹般等價物。

金屬貨幣的流通

被用來作為交換工具的貴金屬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換價值。由於等量的價值同等量的價值相交換，因此，在使用壹種金屬貨幣的時候，流通過程中全部商品的總價值與實現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必需的貨幣量兩者之間，就必然建立起壹種確切的關系。要想確定這種關系，必須註意到這樣壹件事實：同壹塊貨幣可以被用來連續進行好幾次交換。

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裏去買面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裏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相乘的積數應該與流通商品總量和物價平均指數相乘的積數相等；這樣，我們又得出了交換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貨幣量的公式如下；M=(Q×p)/v

最後，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價格的總額P來代替Q × p，我們又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M=P/v

流通貨幣總量應該同貨幣流通速度除業經交換過的全部商品價格的和數相等。

不可以把這個公式當成能夠倒換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當成有了三個已知數就當然能夠求出第四個未知數的代數公式（12）。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約束的可變因數。商品生產的價格能夠隨價值的漲落而漲落；技術性的進步能夠引起價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壹部分金屬貨幣就能夠被排除於流通以外，能夠被貯存起來。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產率不相應地上升（每壹商品的價值沒有相應地下降），為了能夠實行交換，就必須有壹個追加的金屬貨幣量。於是人們便想盡辦法來試圖增加貴重金屬的生產（關門的礦山重新開張；另外去尋覓新的礦藏等等）。例如從十四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並非是個獨立因素。“貨幣流通速度隨生產本身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的種種變化不會影響物價（13）。”

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自從小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發展，單單使用金屬貨幣會對交換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種限制。國際貿易突然發展會引起現金荒並從而妨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不但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西歐發生過，就是在伊斯蘭教帝國阿巴西德王朝時期（14），在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期（15），在洛裏奧姆礦被發現以前的古希臘（16）以及在九世紀以後的中國（17），也都發生過。現金荒時期的壹般特點是：鑄幣流通得越來越快，鑄幣的份量和價值迅速耗損。

此外，在小商品生產業經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單單使用金屬貨幣就會產生許多困難。遠行海船和隊商在啟程時，必然要在壹個長時期內把它們的交換手段帶走，這就會引起突如其來的現金荒。羅佛舉出了島贊諾起草的十五世紀的壹份商務條約（18），條約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後便發生貨幣荒。中世紀“貨幣市場”上的這種“緊張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規律地延長到9月初商船啟程前往亞歷山大港之後，而從12月15日到1月15日這壹段期間，隨著商船又外出采購棉花，緊張局面就又重新發生。反過來，10月和12月，由於到威尼斯來采購香料的德國商人帶來了大量貨幣，威尼斯就又現金充足起來（19）。

要支付貨款就必須運輸鑄幣，而這些鑄幣的數量往往極為可觀。單單這壹點也能說明使用金屬貨幣會造成很大的累贅：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裏特別不容易解決。當時在中國，人們使用的現金是用比黃金和白銀要差的金屬，也就是用黃銅甚至是鐵來鑄成的。

除了運輸上的困難以外，還須加上當時普遍存在著的貨幣風險，這種風險的來源是各種各樣貨幣的同時流通，[壹]是營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別是國庫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紀時，這種現象是那樣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於收來的鑄幣分量不足，英國的稅收損失了50%（21）。

這些原因都說明為什麽小商品生產演進到了壹定的階段，商業發展的結果會使商人們發明了貨幣代用符號，使用這種符號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簡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個商品資本發達的社會裏，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現的這種代用符號有兩種範例形態，壹種是支付票據，壹種是轉賬（賬面貨幣）。

我們已經談過支付票據是怎樣從買貨和交貨在時間上的分離、從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分離中產生的。[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票據在開始的時候是壹些兌換契約和信貸工具。在另壹些社會裏，它們或者是些簡單的信貸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樣（22），或者是些用金屬貨幣或壹定的商品來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國宋代的“茶券”壹樣（23）。這些票據除了起信貸工具的作用以外，它們的特點是：由於它們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當貨幣代用符號。為了做到這壹點，只要它們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說能為票上所開記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歐實行期票背書保證了這種流通。期票背書的辦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便開始在西歐通行了（24）。十九世紀初在蘇格蘭和蘭開夏，期票還仍然像真正的交換手段那樣的流通著，並且上面簽滿了人名（25）。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采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裏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裏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制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裏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制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裏，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裏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制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覆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裏。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采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余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只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裏，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制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系，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裏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裏，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劃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裏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占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系數”或現款系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幹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制度的垮臺而引起整個貨幣制度的垮臺。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系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系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裏占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裏占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占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制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系的越來越錯綜復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裏，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麽，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劃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制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癥，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制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麽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采用復本位制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煉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采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幸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幹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復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制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裏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於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裏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壹來，盡管發行了大量紙幣，盡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制”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余。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裏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只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只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余，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余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余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余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註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制，這首先是為了限制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制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制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制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借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采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采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制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麽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同時既硬性地控制貨幣額，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系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系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制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制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向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制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制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制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制，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占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余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系。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誌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誌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麽直接關系；這裏只有間接關系，這種間接關系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采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蘇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蘇。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制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制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麽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裏，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裏只有互助關系。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麽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裏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系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占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裏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裏，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裏塔和馬裏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系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裏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制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

由此可見，與其說信貸同互助發生分離是在村社成員關系中產生，不如說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間的關系中產生。舊約全書和可蘭經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區別。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產的社會裏，由村社集體繳納賦稅的原則，是為了使貧苦農民免遭破產的壹種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銀行的起源

在以單純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貨幣流通，而貨幣經濟便在這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裏發展起來。這就是在社會發展的這壹階段，高利貸影響著每壹個生產者的原因。但是，在貨幣經濟中，貨幣不單單是交換工具，同時也成了交換對象。貨幣經濟從單純的商業中分離出來，就像後者早先已經從手工業中分離了出來壹樣。

當貨幣經濟剛剛冒頭時，貴金屬由於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會上主要是壹種後備基金和安全基金，與其說是被用來流通，不如說它是被用來貯藏。然而，在當時動蕩不定的年代裏，把財物放在家裏是莫大的冒險，尤其是冒被沒收、被盜竊、被搶竊或被毀壞的危險。因此，習慣上是把它托付給當時最受尊敬的壹些機構代為保管，這些機構就是寺院。從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視的物品壹樣，貴金屬也有過壹種魔法禮儀般的職能，這種職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錢的當然保管者。這種貴金屬集中於寺院的結果，使寺院在貨幣經濟壹開始發展時，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貸機關。

當初，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曾經是這樣。從第壹家烏魯克大寺院銀行（紀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漢姆拉比時代（紀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瑪斯寺院來規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現的貨幣借貸主（14）；壹直到薩薩尼王朝時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毀滅為止，壹直是動產財物保管所（16）。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德爾富、德洛斯、米萊特、艾費斯和高斯島的各家寺院，還有西西裏島的各家寺院，都是貨幣保管所和銀行（17）。在希臘被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的整個歷史時期，情況也是壹樣（18）。在羅馬，萬神殿是銀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從第五世紀開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寶藏主；到了第八世紀破壞偶像運動時期，這些寺院的金銀才被拿來投入貨幣流通（19）。在中國，唐朝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可供鑄造的貨幣金屬貯存，還有信貸業務，越來越為佛教寺院銀行所壟斷；政府當局向它們展開了進攻，強迫好幾千所寺院僧徒還俗，並於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貴金屬鑄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內亂頻繁的中世紀時期，宗教機關……曾經是唯壹的可靠場所……商業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護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貴重書刊和財富托付給這些神聖場所代為保管，以免在戰爭中遭受破壞和掠奪。陵墓和寺院還同時經營金融機關的業務，發放貸款，組織合作信貸，即日語所謂‘無盡’和‘賴母子講’，並且使用期票（22）。”

羅馬帝國晚期，在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中亞細亞東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銀行（23）。最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寺院還以發放死典借貸的唯壹信貸機關的身份出現（24）。[2]十二世紀初期，聖殿騎土會成了第壹家國際性的儲蓄、轉帳和抵押信貸銀行（25）。[3]

等到大商業有了發展，貴金屬就開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大商業在剛出現時，主要是經營國際貿易。因此，可以想見，這就會同時出現大量的、來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鑄幣，須要把它們根據各自的實際價格進行兌換。結果就必然產生壹種以貨幣本身為對象的新技術，即貨幣兌換技術。由於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向願意把貴金屬存放在可靠場所的貴金屬所有者提供了實際保證，這些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財物保管人，然後又成了第壹批職業銀行家。銀行壹詞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貨幣兌換商在上面進行各種業務的櫃臺。同樣，在古希臘，人們用“trapézite”來稱呼銀行主，這個名詞來自“trapeza”,意思是兌換桌。

在古人代，貨幣兌換商是最早出現的職業銀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國也是壹樣。然而在這兩個國家裏，貨幣的多樣化不是來自國際貿易，而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主性貨幣（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時代，貨幣兌換商就成了真正的銀行家（29）。

在伊斯蘭教的阿巴西德帝國，由於采用銀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貨幣兌換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經濟人物，很快就擔任了銀行家的壹切職務（30）。庫利希（31）認為十六世紀出現貨幣兌換商並很快就成了銀行家，乃是當時社會混亂所引起的。他說：

“十三和十四世紀在法國流通的貨幣，除了王室和諸侯鑄造的以外，還有阿拉伯貨幣、西西裏貨幣、拜占廷貨幣和弗洛倫斯貨幣；在法國南部還有米蘭的‘裏勃裏’（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幣；在香巴尼地區，有西班牙的‘裏亞爾’(reals)，布爾吉農和英吉利的‘諾比裏’（nobili），荷蘭的克羅那（couronnes）。盧卑克和科隆的鑄幣，英國的金鎊，法國的‘土爾奴阿’（tournois）等，也到處流通。使用地區最廣的是威尼斯的‘格羅西’（grossi）和‘杜加’，還有弗洛倫斯的‘費奧裏尼’（fiorini）。”

德·羅佛對於中世紀銀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熱那亞的兌換商最初只專門經營當面兌換，但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很快就擴大了。他們接納活期存款，根據客戶通知辦理過戶付款，並對客戶提供記賬貸款。就這樣，兌換商營業所就逐漸成了儲蓄和轉帳銀行。在熱那亞，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在1609年由於當時年青的省聯合共和國的貨幣種類繁多而成立的（33）。

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信貸

最早的銀行業務，例如當面兌換，財物的儲存保管，以典質土地所有權為條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並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事實上，在當時，作為辦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戶付息，相反的，倒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務而取得報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直到十七世紀還是如此（35）。[5]

上述業務的對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產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產和商品流通邊緣上的階級。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貸的典型犧牲品。中世紀時，龐大的國際商業銀行主要是對王公們發放典押信貸，而力量較弱的倫巴底錢莊主要是對並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發放典押信貸，使這些人吃虧（36）。究其實，這是壹種消費信貸（37）。

真正的“貨幣交易”是隨著參加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中來的各個階級，即年青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應產生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貸需要。由於買貨和交貨時間上的距離，[6]由於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距離，由於需要在遙遠地區之間轉移大量貨幣，而貨幣的價格又經常發生波動（39），這就產生了訂立商業信貸或“流通信貸”的必要性。凡是國際貿易發達的社會，都建立了這種信貸工具，這些工具就是匯單和支付券：“匯單的流通深深地紮根於國際貿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烏爾和巴比倫就出現了匯單，中國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時代早期，也有了匯單（41）。在古希臘，紀元前第四世紀就出現了匯單，以後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希臘，這種單據在希臘所轄各地區也到處流行（42）。以後又從希臘傳入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回到中世紀歐洲（43）。

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貸，並不擴大資金的活動範圍。它只加速資本的周轉，使資本發揮其最高效益。以後，當出現了投資信貸，也就是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時候，資本的活動範圍才有了擴大；“不生息”貨幣，即貯藏在金庫裏的貨幣，變成了資本，參加到剩余價值的生產中來。

投資信貸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貸；這是基金借貸主和船長冒險家為了實現壹次海商業務而成立的合夥；這種信貸的起源是海盜性的合夥，這壹點主要由瓜分利潤的條款上表現出來（44）。這種“巨大的冒險性借貸”由古希臘和亞歷山大與羅馬帝國征服希臘時所轄各地區傳到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又於第九世紀傳入拜占廷帝國的意大利，再從意大利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傳遍整個中世紀歐洲（45）。

開始的時候，這種商業合夥只限於壹次用於壹樁事業。但是，到了後來，隨著商業由行商過渡為定居商，合資公司便逐漸變成由幾個人合夥成立的公司　業時間長達許多年。從十三世紀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魯濟公司、巴爾迪公司、梅第齊公司等等）都是這壹類的合夥。以巴爾迪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別歸屬十壹個合夥人的五十八股資本組成的（46）。

最後，當國際貿易最少是在壹定範圍內成為正常化，從而失去其冒險性時，它就吸引了閑置資本的廣大部分。這些閑置資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銀行家的大公司，任憑商人加以使用，不再於短期內提取，而商人則就此付給定息，作為參加實現商業利潤的報酬（47）。

由此可見，從小商品生產時起，銀行家就成了“貨幣資本供求之間的中介人（48）”。然而，在當時，主要的貨幣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國家（國王、公侯、市鎮等等），從而產生了公債和流通信貸及投資信貸的平行發展，而公債卻占了上風。

已知最古老的公債是偽亞裏士多德在其所著《經濟學》（I’Economie）壹書第二編中提到的例子。偽亞裏士多德談到：小亞細亞喀拉左麥的愛奧尼亞殖民地，向雇傭兵首領舉債來支付欠餉，然後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強借錢鈔以償還貸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來的是金幣，而所得代價則是鐵鑄的貨幣。根據中國漢書記載，紀元前154年，曾經有壹位的高利貸者借給了政府壹千斤黃金（約含兩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萬金法郎）來從事鎮壓叛亂者的戰爭，這位高利貸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當於壹千萬金法郎（49）。

在這以後不久，便產生了公債的古典形式：以國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賦稅作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數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裏，公債並不多見，而且具有冒險性，壹般情況下是以債主的破產而告終。

但是了十六世紀，可以流通的公債券[7]在信貸史上發動了壹次革命，大大擴充了資本的活動範圍，把大量原非資本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由於法國國王對意大利發動遠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轄國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條件，公債便國際化了。

“在壹度作為單純的結賬手段之後，信貸本身變成了壹種價值，壹種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來轉讓的交換標的物（51）。

在安特衛普的交易所裏，卡斯提爾國王的債券，荷蘭政府、英國國王和葡萄牙國王的信用證券，還有歐洲各大都市發行的年金，都可以自由買賣。十六世紀貨幣發生動蕩和國家財政陷入混亂時，舊銀行家家都破了產。從這以後便誕生了現代的國家銀行。這種銀行既保證了資產階級人士所必需的存款安全，又使國家成了這些存款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受惠者。1587年在威尼斯成立的利雅托銀行主要是適應了第一種目的；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除適應第一種目的外，還適應了調節貨幣流通的需要。1619年成立的漢堡銀行除了這些業務以外還向國家貸款。1656年成立的瑞典銀行也是如此；1696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則以經營第二類業務為主（52）。

十六世紀商業革命以後，國際貿易的飛躍發展導致了商業信貸的進一步擴張。公債證券成為交易對象以後，十六世紀起，商業票據也以背書及貼現等形式進入了流通領域（53）。與此同時，殖民地股份公司的發展擴大了投資信貸的活動地盤。但是，信貸要從單純的商業範圍進入生產範圍，還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發展以後。

商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原來特殊現象的信貸便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業票據貼現從十七世紀起就在英國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又在法國和壹切大的貿易中心廣為流傳，十九世紀起初興起的票號制度是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後來也在中國國內商業方面，廣為流傳（54）。商業的地理性擴張，同美洲和遠東進行交易的長期性以及主要商業公司向少數大國際貿易中心的集中，對商業票據的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動員了壹切資本。

匯單原來只是在匯率漲落上進行投機的壹種工具（55）；現在，它成了在商業方面發放流通信貸的經常工具，同時也成了“不生息”貨幣資本進行短期投資的工具。貨幣資本市場就這樣發展了起來。

在這個市場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國家。在商業資本時期，國家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借貸者。克拉潘指出，直到產業革命，英格蘭銀行發放的信貸，絕大部分對象是王國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貼現銀行也是如此。同它們壹樣的，還有由於對國家發放信貸而倒閉的不幸的勞氏銀行（57）。

但是，除了國家以外，也出現了另外壹些債務人。這首先是大商業股份公司。就當時來說，這些大公司對當時的貨幣的需求量極大；為了應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歸來，它們往往不得不同信貸機關打交道。

在整個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銀行借款；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除了國家以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58）。

後來，國家債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貴族、商人、銀行家等等）和商業票據的持有者，由於需要現金，便將他們的債券和票據拿來貼現。最初，拿來貼現的主要是國家債券，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票據才開始占了上風。

最後，和小商品生產時期壹樣，貴族和高級官員們對於貨幣也有需求——消費信貸——，這種需求是通過抵押貸款（以貴金屬、珠寶首飾、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品）來獲得滿足的。

手裏持有現金資本的人是貨幣資本的供給者，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還有積累貨幣壹時無法投入自己企業的商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上的銀行家僅僅從事兌換業務和存款業務，並不發放貸款。但是，在英國，壹進入十七世紀，就出現了偶爾對顧客發放貸款的商人。

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隨著貨幣資本的供和求的平行發展，十八世紀中葉，起先是在英國，後來又在歐洲大陸上，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私營銀行，其業務是充當需求資本的人和正在力圖把手中持有的後備現金變成資本的人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地方銀行壹般都是業務發達的商業公司的產物，它們接納存款，發行銀行券，並經營商業票據貼現業務，這就誕生了現代的銀行體系（59）。

產業革命使這種最早的銀行網獲得了迅速發展。1750年時，英國還只有十多家地方銀行，但到了十八世紀末，這種銀行發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據某些作者，甚至發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這些銀行賴以發展的組織形式可以用諾裏季市古爾內銀行的例子加以說明。下面是該銀行於1838年10月5日向股東發出的通報的壹段話：

“把英國東部各工場的全部紗線收購下來，囤積起來，然後再拿去供應織布商……這是壹筆十分賺錢的買賣。古爾內銀行從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倫三島其他銀行的收入多，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問題就在這裏……在同各家毛紡廠的往來關系中，我們已經開始向它們提供用於開發工資的現金，並使他們得以繼續營業。本公司的銀行業務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62）。”

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國各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當時，尚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地區裏，銀行壹般都還在為其存款謀求投資地盤，[9]而設置在工業區裏的銀行則在信貸需求方面應接不暇，經常處於搜索基金的境地。倫敦的貨幣市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倫敦的貨幣市場是現金過多的銀行和現金不足的銀行間的中介人。

工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產業革命的掀起，貨幣資本市場有了擴大和廣泛的變化。除了來自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各階層（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政府官員、食利者等等）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以外，還出現了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本身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貨幣資本是資本循環的起點和終點。但它並不單單在資本循環壹開始和最後終了時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貨幣資本經常不斷地被排除到生產以外去，從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就是成了“不生息貨幣”。同時，在職能資本家方面，也經常不斷地產生對於附加貨幣資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潤率最高的條件下，運用自己的資本。

壹個企業要想積累用來更新其固定資本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那就需要經過若幹年以後，並且要等流通資本經過了多少個循環周期以後，才能實現。在此期間，如果它不把折舊基金投於其他目的，那麽，在壹定時期內，這項基金就“不能生息”。壹個大企業的工資基金，用在每壹個生產周期開頭的時候，當這個生產周期超過了壹個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資）或者是超過了壹個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資時），工資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資本家為了自己的消費需要（不生息的消費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潤，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時間內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筆錢壹大部分呆著不生息。企業的積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營業中的壹部分利潤，也並不是在某壹個新的生產周期壹開始就全部用掉。資本家在把上述各種利潤作為投資以前，必然會等待最有利的時刻，例如市場上的有利時機。以上這些，是暫時被生產過程排除在外的、從而成為不生息基金的、四種貨幣資本的來源。

此外，固定資本的更新，並不是恰好趕在必要的折舊基金積累齊備的時刻進行。由於需要使用巨額資本，由於冒著巨大風險，這種固定資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趕在經濟周期終了的時候，趕在資本家預期的市場重大擴充的時候（64）。倘若時機已到，資本家的折舊基金（和積累基金）還未曾籌集，他就必然設法借貸所需的資本，好不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握有技術發明的資本家，如果能夠借以奪取其競爭對手的銷場，他在運用該項發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資本，也必然會設法去籌借（65）。

在經濟循環的某些時刻裏，工業家心中有數，哪怕產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場上也不會銷不出去，因此這正是他應該積累資本，應該把利潤再用來投資的好時刻。如果當時這種利潤還沒有實現，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資。

最後，從理論上講，當壹次生產周期完成之後，生產的再開始應該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畢就馬上進行。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利潤量和利潤年率是由壹年之間生產周期的次數決定的，因而也就取決於工業家能不能夠在業經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以前，也就是說，在投入該商品生產的流動資本收回以前就再開始生產。為此他也必然力圖借到壹筆附加貨幣資本，等到貨物售出以後，再拿貨款來償付這筆債務。

資本主義制度下信貸機關的職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貨幣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貸資本來增加其固有資本的資本家之間起媒介作用。因此，這和資本主義前期的銀行資本與資本的其他形態之間的關系正好顛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裏，銀行資本在剛開始時是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服務者。但是，如果說現代的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區分開來僅僅是個職能上的分工問題，那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壹經出現時，銀行資本家和實業或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為，同實業家和商人相反，銀行家應該直接起壹種社會性的作用。銀行家唯有在能夠克服社會資本表現為許許多多、個人財產的分裂狀態時，才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用。銀行家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於他的這種調動和集中社會資本的職能。同時，這種職能所涉及的範圍並不以資產階級本身為限，而是還包括壹些地主、富農、中農、手工業者、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繁榮時期的技術工人，把他們的儲蓄全部集中起來。

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市場逐漸走向專業化，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

——貨幣市場，即短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控制。

——金融市場，即長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紀，保險公司、儲蓄所、房屋協會，還有其他儲蓄設施性機關（如養老基金、疾病殘廢保險基金、預防失業基金等等）也加入了這些銀行和交易所的行列，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貨幣收入變成資本。（這種資本對其所有者往往不帶來任何利潤。）[10]就這樣，貨幣資本的集中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完善的階段。銀行“不讓壹點壹滴的資本不生息”。

利息與利息率

利息的來源同高利貸資本利潤的來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經濟領域內最初出現時，只是壹種由債務人到債權人的價值轉移。當壹個農民為了能夠生活到下壹次收獲，必須向人告貸x數量小麥，隨後，又必須從收獲中提出x+y數量小麥償還債權人時，存在於這兩個人之間的小麥數量，並不因為借貸關系而有所增加，僅僅是y數量小麥由債務人移交給了債權人而已。迄今為止，這種高利貸形式還遠未消失，並不斷地使受害者陷入貧困，把受害者置於債權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專制時代的越南直到收獲到來前，佃農須向地主告貸以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獲到來後，壹般情況是佃農用其所得不足以償清債務，繼續被債務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紀初期，農奴被習慣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樣（67）。”

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就不再是這種情況了。借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保證債務人的生存，而是讓他得以實現利潤：“如果眼下有壹筆借款，這筆借款能夠被用來從事商業或者工業，從而可以在將來獲致壹筆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項之上又增加了剩余價值，增加了利潤），企業主就須付出積極的利息（68）。”[11]

流通信貸系以提前實現已制成商品的價值為目的；投資信貸系以增加企業的資本額為目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剩余價值或是由於資本循環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於資本額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利息不是什麽別的東西，它是借貸資本獲得的附加剩余價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潤率要低，[12]否則，如果兩者壹般高，借貸就無利可圖，因為借來的資本本身原來就被當做能夠生產平均利潤的。債權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在發生借貸以前，他的資本原是個“失業的”不生息資本。債務人也感到滿意，因為盡管他須向債權人支付利息，但他終究比什麽都借得不到的好處要多。

資本主義企業主就借貸資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壹部分，是企業主加以放棄的壹部分，因為借來的資本使他獲致了比應付利息要高的剩余價值總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個個企業主都在謀求附加資本。與此同時，家家銀行的社會性集中職能，使壹切金錢都有轉化為附加貨幣資本的可能。因此，通過貨幣資本供求的增減，便產生了平均利潤率，也就是壹切非“失業性”資本的“正常收益”。必須說明，這和貨幣的“本質”毫不相幹，而是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這種生產關系使貨幣得以變為資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著這樣壹種習慣，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資本化了的虛擬資本的收益：[13]

“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從十四世紀起就例如在德國形成的壹種對資本顯然有利的習慣，即把壹切收入（個人服務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說成是資本價值百分之幾的習慣，獲得了發展（71）。”

這種習慣導致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職能資本家就純屬其本人進行經營時，把他的資本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也分離出來。從利潤總額中減掉利息便出現企業主的利潤。這顯然是“唯心的”，即虛擬的手法，因為任何企業主從資本上獲得的都是平均利潤，而非平均利息。這種習慣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特別有用，因為可以供他們掩飾利潤問題，也就是剝削問題，並且可以借此用簡單的利息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中代替壹切利潤的理論。[14]

信貸機關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充當中介人。信貸機關本身也在經營特定的資本，這種資本也會帶來平均利潤。信貸機關的利潤率是以銀行利潤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利潤首先來自兩種利息間的差額，即信貸機關對存戶的貨幣資本支付的利息和發放信貸時所得利息間的差額。此外，信貸機關的收入還有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時取得的傭金，辦理匯兌業務時收取的匯水，等等。

由於信貸機關，首先是銀行，對任何存款，就連為期不過幾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須付給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過來，它就必需把壹切閑置貨幣都加以外借。這樣在結算時才能獲得利潤。所以，在貨幣市場上，除了單純的流通信貸以外，還產生了隨要隨還的貸款（活期貸款）。這種借貸的形式早期起源於歐洲後來在中國也被運用，每逢公債季息支付日期到來的前夕，大量貨幣就集結於國庫之中，在貨幣市場上引起貨幣荒。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也為了不讓上述貨幣淪為“不生息”貨幣，對於以幾個星期乃至幾天為期而需求貸款的客戶，首先是貼現所，便發放信貸。貼現所用這種借款來增加其再貼現業務。這種用有價證券及債券作抵押的貸款須隨討隨還。儲蓄銀行習慣上也隨時用它的閑置資金發放貸款（72）。

這樣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級。從付給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貸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給長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資貸款的利息率止。在這個階梯的每壹級上都有壹個銀行及信貸機關付出的利息率和反過來銀行及信貸機關向客戶索取的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上述各種利率間的差別，首先來源於各種信貸對於直接增加社會生產的剩余價值，貢獻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潤率的當然是長期貸款利息率。長期貸款利息率操縱著投資信貸，首先是生產資料的賒購。同時，久而久之，便操縱了各種不同利息率的漲落。操縱著流通信貸的短期貸款利息率低於長期貸款利息率，因為雖然流通信貸能夠加速資本周轉，使剩余價值有可能增加，但它並不保證這種增加。然而，在某種情況下，例如當貨幣市場上發生貨幣荒，而這種貨幣荒不僅會給資本周轉帶來延長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資本本身的存在（破產的威脅）時，短期貸款利息率就會高於長期貸款利息率。

此外，還要註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系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裏，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越來越復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制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采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裏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制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裏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制造商在銀行戶裏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制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制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制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並為托拉斯，合並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裏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余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與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夥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夥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盡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麽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征求投資，並主動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裏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制。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占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裏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麽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裏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裏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裏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麽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占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裏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裏出售，從而占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裏和經紀人手裏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制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幹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余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裏，譬如在臺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麽？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麽？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余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劃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臺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裏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與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系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系：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誌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裏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誌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誌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於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於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裏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系；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系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裏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裏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系。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余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裏，例如臺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余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裏，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地租是社會剩余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余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占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余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麽，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系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系，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系代替了契約關系，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裏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裏，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占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制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制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裏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制，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制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余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幹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系（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墻裏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裏，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采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裏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余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臺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裏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占，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並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裏，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獲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獲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獲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裏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雇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麽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余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裏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麽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麽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麽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麽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於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余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余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由於土地所有制的關系，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於被非經營地主占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制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采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占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裏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麽，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裏，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現象。

生產關系與農村的所有制關系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系在壹起的特殊關系，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制，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采取的強迫勞動制，[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裏形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的采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裏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占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裏，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制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盡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盡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盡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盡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麽農業工人那麽貧困？為什麽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裏的生活，沒有城市裏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幹，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裏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余“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裏，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裏，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占有者，這個土地占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裏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裏，“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占有者和機器占有者打交道。這三種占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裏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占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制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占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占有者、資本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占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裏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占有者們去占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余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占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占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占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麽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後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占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占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裏，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復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麽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裏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系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裏——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系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裏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回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系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余也被肅清了。拿破侖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制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臺。這個鬥爭結束於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註）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仆。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制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裏昂；裏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裏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臺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跡，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谷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沖突。這個沖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沖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於貧困和犯罪的深淵裏去。封建制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拼命掙紮不願走進墳墓裏去；工業制度也同樣的拼命掙紮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於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裏（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裏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沖突。 “社會關系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沖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系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系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註），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獲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系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復，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劃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系問題的答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麽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於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裏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麽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裏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裏’是沒有意義的。 ‘那裏’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麽？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系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復來限制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復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註）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著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系，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麽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麽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著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唯物論已經假借愛爾維修口中宣言：人類不能夠擺脫自然界的規律；凡以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夢話。人類是總的世界的實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麽，是從那裏來的？那我們就答復：思想和意識乃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己又是自然界的產物，跟著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環境裏發展；由此可以明白人類頭腦的產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不與其余的自然界沖突，而反要適應於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論打破了人類中心說並將人類看做自然界中，整個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說：“要研究比較哲學，妳就應該以全副精神鄙棄唯心論者擡高人類於壹切動物之上的壹種觀念。”唯物論不僅將人類看做主觀，而且同時也看做客觀。在我們看來，人類是主觀而兼客觀（Sujet—objet）。說到人類時候，我們不能獨斷的將主觀和客觀對立起來。 費爾巴哈最大功績之壹，就在於他曉得將人看做心理的客觀，同時又看做生理的客觀：對於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觀（主觀）；但對於別人，我則是生理的客觀。費爾巴哈說：“我感覺和思想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質質體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的基礎，客觀世界不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費爾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現同樣的思想。他以無產階級的語氣表示這個思想說：“物質的頭腦和精神的頭腦，是合成壹個頭腦的二個頭腦。”（狄慈根——哲學之實果） 譬如，我站在講臺上，對妳們聽眾講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我自己看來，我就是主觀；但如果我現在努力解決我對外界關系問題時候，只拿這個外界為我的感覺之客觀，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鐃恕的錯誤。我沒有權利可以忘記：在這個講堂裏面，妳們每壹個人，在自己看來，都是主觀，而我在妳們看來則變成客觀了。人類不是抽象體而是物質體。所以確定我們對外界關系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應該就是了解我們當中每壹個人都是主觀同時又都是客觀，了解人類是主觀兼客觀。 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並僅僅由經驗得來的。我所以認識在我面前之電燈黑板講臺窗戶以及整個外界，唯壹之途徑就是經由我從外界所得來的印象。惟有我從某種事物所得來之印象，才能給我以對於這個事物的認識。我所有對於外界的認識，其最初源泉僅僅就是產生我的印象之感覺的經驗。 唯心論者，在其認識外界時候，是從純粹理性的先天的論點出發的；我們則從我們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事物性質的認識出發，換壹句話說即從後天的論點出發。“要知道我們的知識和認識之生母，不僅應該在人類頭腦中尋求，而且首先應該在壹般世界中尋求。”（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可是這裏我們自然要發生壹個問題：即我們能認識這個“壹般世界”至何種程度，經驗在領導我們去認識外界時候，其確實可靠至何種程度。 我們根據在經驗中從某種事物得來之印象，以認識這個事物。恰切點說，即我們所認識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幾種性質。我由經驗知道糖是甜的，燒紅的鐵是熱的，這張桌子是很重的，這張紙是白的，這座講臺是矮的，……。難道這是說我同時就認識了這些事物嗎？不是。我只認識這些事物之某幾種性質。這些性質也許是錯誤的，譬如我說這壹張紙是白的，這乃是我的主觀感覺之結果，我的視覺之某種生理上結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我知道這張紙是白的，其形式是長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長和十生的米突寬的，其性質是堅硬粗糙的，……。由經驗結果而認識的所有這些事物的性質，就允許我自命為認識了這張紙本身（即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嗎？或者我應該承認：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質，這種智識是主觀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對於這張紙的認識還遠不是這張紙的真實狀況呢！如果有人問我：這張紙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麽？那我就應該答復：不知道！而且由此認識還要做出個結論，而跟著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說：“而且也將不會知道！” 唯心論的哲學家就做出這樣的結論。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既然與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見這個世界是不能為我們所認識的。 辯證法唯物論絕不否認：真實世界和我們的感覺印象中間是有差異的，我們的感覺印象，有時甚至能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但這種狀況並不推動我們去同意於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認識性”。恰好相反，我們則肯定說：某種事物，除了刺激我們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們對此事物之智識以外，再沒有而且不能夠有關於此事物之其他知識。因此，如果我承認只有經過物質刺激我們所引起的感覺，才能認識這個物質，那也“絕不是說我宣布物質為某種‘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事物。”（普列漢諾夫——由防禦到進攻） 我們經過由事物所得來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質。雨傘有壹種“性質”，即能給我們躲雨；正因為這種“性質”，我們才使用雨傘。我們使用眼鏡，因為眼鏡有另壹種“性質”，即能使我們對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這已經足夠給我們承認雨傘，眼鏡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認識的，——雖然因雨傘等刺激而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並不與雨傘等之“自在狀態”相同。……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並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踐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二條）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曉得利用事物以適合我們的目的，曉得根據需要以配合物質，由經驗得來之材料在實際生活中足夠穩妥可靠的指導我們——所有這些情形都證明自然界是可認識的。壹切技術上的進步，都是人類研究過自然界並認識了“自在之物”的結果。 “我們以如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是正確的：即我們能夠激發這種現象，仿造這種現象並轉移這種現象以適應我們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類能乘坐飛機，從柏林飛到莫斯科來，——這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自在之物”是可認識的。 但如果我們肯定說自然界是可認識的，難道我們就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是無限制的嗎？ 絕對不是！ 辯證法唯物論證明外界在原則上是可認識的，同時了解：人類認識外界，是在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之內。“世界永遠是可認識的，但在某壹歷史時代並不能完全認識到。”（亞克塞羅——哲學論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論人類智識的性質壹篇論文中將這個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人類的認識力，與其別種力量壹樣，是有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智識之性質就受我們的認識力之性質的決定。我們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們的理性愈強，則我們所知道的將比現在更多；因此，如果我們的智識將比現在更擴大了，則我們現在的幾種智識到了那時就要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冊）（註）

我們的智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的智識在我們的印象所由產生之外界影響之下而發展。我們知道，印象是某種事物對象，質體，即實在，刺激我們結果才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實在決定我們的意識，或者如費爾巴哈所說：“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 我們的意識永遠受那對抗我們的客觀所決定，真實事物從我們的概念反映出來。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我們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實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實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真正的模樣，就是真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壹樣，應該適合於它的對象。”（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辯證法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們拿黑格爾的方法反轉過來對黑格爾的體系，就在於他們並不像費爾巴哈壹樣將黑格爾學說棄置不顧，而是拿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去克服黑格爾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他們以辯證法方法充實他們的唯物論體系，即以此總結在他們以前之哲學思想。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演告終時所說的幾句名言，作為辯證法唯物論之評語，他說：“什麽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壹切形式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起來，而找到了哲學思想最好實果之綜合，他們於是真正造成了“最後的哲學”。 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活的靈魂。紀元前，即在希臘文化時代，我們就已看見辯證法思想的曙光。（註）辯證法方法對於近代偉大思想家，如笛卡爾謝林費希特等都有顯著的影響；但在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方法才達到最完全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爾學說中采取辯證法出來的。

黑格爾的辯證法究竟是怎樣？我們試聽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說的話：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看做壹種皮面的技術，以為辯證法故意使確定的觀念發生紛亂並在確定的觀念中造成虛假的矛盾。因此，人們承認並非這些觀念不對，而是這個矛盾怪物不對；人們承認理性的表象是正確無訛的。人們往往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主觀的耍把戲，用以證實或駁倒某種論據而已，而其實是沒有壹切內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卻裝飾著壹些巧妙的論證。——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照其真實意義講來，辯證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確定現象的定義之本有的和實在的本性。哲學的推理，就是了解個別的定義並將這些定義聯系起來，即使之發生相互關系，然後再分解這些定義，使之各種隔離而就其中認識其意義。真正的辯證法則與之相反，壹個定義變成別個定義乃是經過內心的和漸近的轉變，在這轉變中就可看出這些定義，理性，是片面的和狹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確定現象之特點，就在於這些現象已註定要自己毀滅的。 可見，辯證法乃是科學進步之活的靈魂；辯證法原理灌註內心聯系性和有定性於科學內容中；這個原理是真正超越於確定現象，而非表面上超越於確定現象。”（黑格爾——哲學智識之總匯）

“理性頑固的攻擊辯證法。但辯證法並不是哲學之專有品。恰好相反，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辯證法並由經驗上確信辯證法。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都可以為辯證法的例證。我們知道：每壹個確定現象都是在變化和消滅；它的變化和消滅不是別的正是它的辯證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別個現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線之外，並要變化，……我們說壹切事物或壹切確定現象是註定要毀滅的，而這就是說明辯證法乃是無所不包的不可抵禦的力量，壹定要毀滅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獨立的和鞏固的。……辯證法的結果就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同時也就是肯定，因為這個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從來的現象，而且並非與這個現象隔離的。兩種相反定義之這樣的合壹，就已經造成了第三種思想。”（黑格爾——邏輯） 為更正確的解釋上面引文中幾個要點起見，我們再征引費希爾——最了解黑格爾諸人中之壹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之說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來比較談話問答，即我們年紀愈大，經驗愈豐富，則對人和對物的見解也就漸次改變，這仿佛就像在內容充實和思想豐富的談話問答中，談話者的意見也漸次改變壹樣。……因此黑格爾拿意識發展的進程來比較哲學談話的進程，而稱意識的進程為辯證法（註）或辯證法的運動。

思想向前運動，其間是要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觀念中間之矛盾的。黑格爾就稱這壹整個過程為辯證法。……矛盾就在相反諸定義間的沖突，而解決矛盾就在於結合這些定義。……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剛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義；矛盾之每壹次解決，就是否定這個否定。這樣，思想發展要經過兩重否定，而經過兩重否定又走到肯定來。Duplex negatio affirmat （“兩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爾就稱這種兩重否定為“絕對的否定性”並認為辯證法就是這個否定性之方法。……絕對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別的，正是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義或純粹觀念中的矛盾。”（費希爾——近代哲學史）我們再用恩格斯的說明來補充這個說明： “照黑格爾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並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壹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只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包藏在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之認識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識階段，卻永遠不會因為發現壹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壹樣，不會因為達到人類理想的境界而就確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會，完美的國家，只在像想中能夠存在；還有壹層，即歷史中壹切相連續而來的社會制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階梯而已。每種制度對於它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當合法的，縱然在從它自己內部慢慢發展起來的新的和更高的條件面前，它變成了陳腐並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須讓位給另壹個更高的社會制度，而這壹新制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壹切認為有絕對的和確定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壹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這種哲學壹點不承認有所謂確定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發現出這些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沒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不斷進至較完美的上升運動。”（恩格斯——費爾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征引了無數例證來說明這個過程。他認為天空星球的運動是依照嚴格的辯證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個頃刻都逗留於壹定之點，同時又在此點以外；行星的運動是完全服從辯證法原理的。生命永遠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從這個原理的。在政治上，這壹個人之無限制自由，就成為對於別人的專制；正義發展至最高點就達到最大的邪惡；在高等代數學上，多角形邊數不斷的增加，就可以轉變為圓形；——所有這些都明白證明辯證法支配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辯證法之出發點，就在將我們所接觸的壹切事物，不看成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為還在發展形成的過程。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裏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裏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復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復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獲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答復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制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著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麽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裏，“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制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制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沖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註）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制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制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制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贊頌奴隸制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贊頌奴隸制度，而是估計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於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著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著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裏，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裏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臺，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註）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裏，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制度轉變為另壹經濟制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裏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制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制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制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煉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著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制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制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裏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系，——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鏟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裏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麽，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裏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幹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借助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註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於社會關系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註）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於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註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著各方面的聯系。 （二）在運動中研究。註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著：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註）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系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答復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復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誌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誌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誌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誌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誌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誌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誌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復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誌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於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誌。他們分析意誌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誌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誌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著有名的人類意誌自由論壹書中說：“意誌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誌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誌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誌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誌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誌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拼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誌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誌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誌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註）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制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誌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於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誌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麽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誌”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誌。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誌，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誌，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麽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誌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仿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麽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沈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誌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於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系——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著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於主觀的頭腦裏，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於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誌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誌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誌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誌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註）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誌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裏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誌屈服於必然性，那麽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麽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麽？ 在未答復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誌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誌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誌看來，社會現象仿佛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誌之交互錯綜。我的意誌，妳的意誌，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誌，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誌，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誌。（註）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誌；這個意誌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誌，碰著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誌，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誌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著破產，——他們的個人意誌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誌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誌之沖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誌之出現又根據於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並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跡。”（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誌。（註）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誌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誌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麽，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誌是為思考或情欲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欲的動力又是許多復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誌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系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復這個問題。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幹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註）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裏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誌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麽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借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著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誌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裏奧拉所著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著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著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於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麽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誌”，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誌，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沖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還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註）

拉布裏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制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著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於支配社會之財產關系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裏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系，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系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裏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沖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裏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裏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系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系本身時候，他們又借助於“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會關系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麽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麽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布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系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於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誌所左右的關系——生產關系，這些關系適應於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系，——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系，發生沖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系懷中發展的。這些關系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沖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中間的沖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系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系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系究竟持什麽見解。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於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制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著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系。“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於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於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復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制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系，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系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於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於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麽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於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系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系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系也是人所制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苧麻等壹樣。社會關系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系。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系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於其社會關系。”（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裏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裏克利（Périclés）時代（註）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系；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系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系。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臺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系，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系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系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系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系。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於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麽“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於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系。馬克思稱這種關系為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因此跟著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制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余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余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制度

有剩余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制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余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制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復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制度

剩余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系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裏頭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註）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於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制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須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系，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系，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註）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系即生產關系，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系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沖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系；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系：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系；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後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意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意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意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註）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於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制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系本身發生重大影響。 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於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著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於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於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著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著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系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於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復。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借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受什麽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系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占得勝利的階級所制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於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於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系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麽？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系，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於梅林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系。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於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幹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幹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麽？（註）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復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裏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復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復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裏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裏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裏——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裏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侖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采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於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裏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跡就打破了這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沖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裏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仿佛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於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幹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幹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幹涉，如果完全適應於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沖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系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系裏面，經濟關系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跡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註）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誌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麽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系。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裏謝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於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系；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麽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麽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沖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余地的。他在這種環境裏，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發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麽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意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註）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於自己寫字臺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裏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麽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系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占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系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沖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占據鞏固的位置了（註）。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麽新的貢獻呢？為什麽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系；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註）；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於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裏，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裏，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裏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占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系，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系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系，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麽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系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占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占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註）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占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系（這些關系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系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系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系，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註）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註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系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於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系，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系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註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系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余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註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註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雇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沖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註）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於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升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於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於利害沖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墻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臺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於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辟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於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麽）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占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麽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占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征，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臺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余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系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臺。（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註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註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系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系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入門



共產主義由啟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麽是共產主義，以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沒能正確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有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亦稱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中進化而來的。因此必須到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歷史文化中，用宇宙發展觀為認識，用辯證法為方法論，才能探討出關於人類存及社會發展的歷史根源，最終從宏觀上詮譯人類及其社會的全部文明本質內涵。

發展論認為：人類是在自然生態中衍生的，但人類未來無限發展的根本，卻不是在生態而是在宇宙。為什麽呢?依據現代科學技術的能量消費發展，生態能量資源不能滿足人類歷史性發展需要，人害無限發展的科學能量要救及技術指標在宇宙中。所以現代的人類，是未來的宇宙人類。這是自然物質規律衍化人類無限發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則。人類不沖破生態圈的能量數態及技術指標的局限束縛，將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麽什麽樣的人類及其社會生活方式，適合進入宇宙，成為宇宙人類？要讓世人清楚地知道問題的內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質生命世界的生命時空中，看看宇宙是怎麽形成的，地球是怎麽產生的，生態是怎麽來的，人類是怎樣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關系等等，以人為本，為當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條影屏生命大線，為人類認識必然發展做以清晰的理論參考。

發展論認為：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搖籃中的所有物質，都以具體的外在實體和內在規律屬性構成有產生、成長、轉換與發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現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質，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的千姿百態的實體和萬千變化規律屬性構成的時空整體。

宇宙中不存在沒有實體和屬性的生命現象如果說有，只能是虛構的假說，科學論據，須以實物為證。

解讀共產主義為本，為什麽需要以宇宙觀為起點？因為人的壹切生命現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濃縮，包含著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內在精華。所以人類的存在，有以表現為人的最高屬性的工產主義文化，與宇宙生命有著密切的“血緣”般內在聯系關系。壹句話，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演繹人類及其生活文明必然發展的文化結晶。這就是為什麽需要用宇宙觀，到宇宙文化中尋覓人生命根源的客觀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華就必須認定，人類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級生命物種。依據是什麽呢？很簡單，人具備了物質世界發展規律最高文化法則——創造性和奉獻性。

由於物質世界的時空運動有規律無意識，因此創造生命的能動結果盲目緩慢，而人則能相對有意識地按自然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再現性的創造出源於自然而高於自然的新質態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規律與人質意識互換守恒的物態特征，最終轉換成高級生命物種。

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躍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將以無限大的生命發展力而遨遊宇宙時空。

人類既然是由創造性的物態實體和奉獻本質屬性構成宇宙中最高級生命物種，那麽自然是怎樣衍進人害生命的呢?這是人類社會最敏感的問題，但就機械的從社會中看人的存在與發展內涵，將會在人類客觀遙感歷史關系中產生自然斷檔現象，要完整圓滿的解決問題，需從宇宙產生的源頭為起點到宇宙有機生命的產生為臨界，繪制壹幅宇宙無限發展的歷史長河，在這條長河的大卷中，不僅能讓人看清宇宙與生態是怎麽來的，人在自然界發展到哪壹階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麽，未來如何發展，如果人害思維科學的態度正確，方法得當都是不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為什麽，因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個完整的人生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活個明白。

科學告訴人類，認識矛盾重重無限奧妙的宇宙世界絕不神秘。歸根到底的組織形式，是物質以具體的量積累到質變換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積木壹樣構成區域性歷史文化板塊形態，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區域文化板塊普遍聯系起來，有始有終的時空整體。人類的實踐生活方式和思維意識法則，就是抽象的依據各時空區域文化板塊為模式，由淺入深探討宇宙物質世界的全部生命內涵。

宇宙生命特征是什麽呢？不外乎兩大特點.

壹、由產生、成長，到消亡轉換的量化過程，是優勝劣汰的生命活動現象。

二、由初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以此類推無限輪回，永恒的生命運動發展現象。

這兩大特點，構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內涵的文化基因。

人類現代信息科學技術，象壹枚騰空飛馳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層層面紗，為可知科學文明視野，打開了壹條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內幕的時空隧道，把人類意識文明送到科學指定的遠古宇宙文化源頭——無星際時空領域的歷史年代。

站在無星際文化的源頭，科學的慧眼中，呈現了無機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勢磅礴演進過度的歷史畫面。

第壹幕：以無機暗物質單元粒子為基本實體和屬性，構成不同混元真空區域運動的古生代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這壹時期單元粒子群分別如生態自然中的霧霜雲雨風壹樣，按各自生命質態的能動特征，在長期磁碰撞和電分解的空旋膨縮運動中，逐漸形成第二幕，多元體古代微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微星際萬由理化組合運動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體化合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混元體星際定向化合運動演進歷程中，產生了第四幕——現代有機化合生態文明的宇宙文化歷史文化時期。

由單元真空為起點，到混元時空為臨界，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無機生命衍變過度的全部歷史周期。

發展論認為，生態文明的產生，使宇宙世界結束了以無機生命為主導特征的時空運動，進入了以有機生命文明為主導的新質態宇宙區域文化歷史時代。代表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屬性同合共組的高級生命物種——人類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歷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機生命與無機生命互為轉換的亞間生態自然文化的歷史邊緣。因此現代的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偉大，最高級的生命物種。

站在生態文明與自然文化亞間過度的質變飛躍支點上擡頭展望，浩瀚深墜的宇宙時空隧道，為人類未來生活模式指明了無限發展的歷史空間。低頭俯視，生機盎然的生態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

地球起源

壹顆明亮的膠溶狀巖質流星體——某脫軌由天體殘骸。帶著熾熱的能量，在太陽系的時空中，按順時方向，奔向圍繞太陽轉動的壹顆古老龐大的霧態水質行星。

當巖質星墜入水質星內核時，受水質星的冷卻和內核阻力及磁場的引導，巖質星表層形成了堅固的外殼，緩解了萬有引力，歸順了水質星的自轉，同水質星壹起圍繞太陽恒星進行公轉運動。至此，壹對親密無間的天體伴侶，在太陽系時空開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運動中，巖質星應水質星能量守恒需要，不斷發生推陳出新的地質呼吸變遷運動。強大的熱能，把大量殘骸噴射到水質星的外太空。隨著巖質星殘骸的增多，與水質星的物態雜質、及宇宙塵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質星有“血緣”呼應守恒轉動的小天體——月亮衛星。

由於巖質星靜態守恒的密度不斷增加升溫，自轉頻率加大，變換著水質星的原始軌道逐漸向太陽慢移。

在與水質星蜜月轉動時，巖質星的熱能理化效應，和聲光電氣磁的化合作用，不斷把水質星的霧態宇宙水系蒸發為雲雨，受巖質星磁旋引力，雲雨歸回到巖質星的懷抱。如此歷史性凈化循環，在巖質星的低窪地帶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壓力，地殼不斷發生守恒引力的變化，以適應水域存在積量。水質星的實體逐漸被巖質星精華吸收，最終轉換為霧霜雲雨風的歷史遺跡，形成巖質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氣空間。

十月懷胎，巖質星以巖物態和水質物態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際天體——地球行星，帶著月亮，開始了與太陽恒星進行有規律的時空運動生態起源

在特定歷史大氣空間環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長的冥古宙自我養生歷史過渡時期。到太古宙歷史階段受大氣空間壹定理化條件影響，在水域潮濕地帶，產生了由水質星所遺留的無機暗物質粒子與水分子有機合成苔鮮類軟纖維有機生命孢子。幾經風幹雨淋生死輪回的遺傳重組，胞子脫離了苔鮮生命的束縛，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環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氣，吐出氧氣為生命能量守恒的單細胞低級微生植物。隨著低級微生物的發展，相繼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脫離水域走向大陸延續到如今的高級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靜態氧化過程中，產生了吸收氧氣，吐出炭氣的有機浮遊動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恒的。

由低級微生植物，到低級微生動物，有機生命完了初級生態進化鏈的轉換過程，接而繼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動植物的吸管動物——無脊錐動物——哺乳動物——兩棲動物，與植物發展規律壹樣，水生動物幾經演變進化，最終脫離水域的束縛，走向了大陸動物界。直到人類出現，有機生命在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的發展規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態第壹輪自然性由量化到質變的全部文明史。

什麽是植物：生態中以靜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植物。

什麽是動物：生態中以動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動物。

什麽是有機生命：以遺傳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種叫有機生命。

什麽是無機生命：以遺變方式轉換生命的物態叫做無機生命。

什麽是生態：由有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生態。

什麽是自然：由無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自然。

什麽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識。

什麽是文明：文明指社會知識。

什麽是知識：知識是解釋真理。

什麽是真理：人的意識符合客觀規律就是真理。

什麽是意識：腦的能動行為叫意識。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質世界進入了以質變飛躍為生命運動特征的新文化裏程碑。因此，人類社會肩負著兩種質態互為轉換的歷史性臨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類將以全新科學質態能動行為，進行第二輪復興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質變大革命。

二、是人類在科學生態革命生態建設中，必然聯系的，是科學宇宙革命與建設的科學信息基礎工程。

人類的起源

站在生態文明制高點上，低頭審視，在千姿百態、生機盎然的有機時空大千世界中，人類以獨特的直立物態行為，從爬行物種的自然王國中珊然而出，幾經蒼桑巨變的漫長演進到如今，開辟了壹條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在這條自強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類千百萬年自我完善的幾種進化圖騰形態，及每壹形態段落中，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鮮明社會歷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論認為，人類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經歷和正經歷著四種不同生活內容的社會歷史時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類歷史時期，二是自發性類人群體歷史時期。三是自覺性勞動人類歷史時期，四是自由性科學人類歷史時期。

由自然性到自發性到自覺性，再到自由性，這四種歷史階段。形成了人類由生態向宇宙進行轉換過渡的第壹輪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類社會發展史，可繪制人類進化圖做以明註。

人類進化圖

自由宇宙人類

自覺宇宙人類

自發宇宙人類

自然宇宙人類

自由科學人類

自覺勞動人類

自發生產勞作人類

自然原始勞作人類

自然爬行

第壹輪生態人類通史周期板塊。

由低級

向高級消除爬行物種屬性

第二輪宇宙人類通史周期板塊。由簡單向復雜演進人質物種屬性以此類推無限輪回永恒發展。

圖式表明，由於人類來源地球生態圈中的爬行王國，在第壹輪生態質變發展歷史時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爬行物種屬性的積量遺跡。人類在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求得進步同時，也在逐漸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終結果，要徹底清除爬行物種本能屬性，沖破地球生態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縛，凈化成宇宙人質生命社會。

只有人類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為人相對爬行物種，具備了超越地球生態文明的文化潛能。

人類復興生態質變革命。是以科學文明發展意識，取代自然生態盲目進化邏輯，重建科學化有機生命世界。這是宇宙生命法則賦於人類發展的歷史使命。而不適應科學生態發展的、陳舊落後的動物屬性，是必然消亡的，適者生存，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則。所以爬行物種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這就是人類為什麽要清除爬行屬性，轉換為科學人質屬性的歷史原故。

人類的客觀存在，是物質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

壹、原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時期

這壹時期，分兩種人類進化過渡階段。壹是以基本直立並帶有兩棲本能活動為實體的古原始類人猿歷史階段（只論類人猿，不論靈長類）。史學界稱這壹階段的人類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種。生存特征，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勞作活動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體改造生命運動，以適應全天候自然環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於依賴熱帶全天候自然靜態環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屬自然性生命物種。

二、是能制作簡單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類歷史階段，在這壹階段，原始人類在繼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後，能動地發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應用。史學家稱這壹段的原始人類為能人人科文明屬性。其生活特征，是主動利用自然物具改造體能系統的勞作生活方式。由於原始能人還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熱帶靜態環境中，仍屬自然性人類。

在百萬年前的遠古大荒，非洲熱帶雨林，生活著諸多靈長類生命物種，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靈長之王，被史學稱為古原始類人猿前人的兩棲物種最為活躍。所謂前人，是指人類由靈長類向人轉換時，最初具備人類特征的直立物種。

盡管前人進入了直立為主的體能形態，但手足體態還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征，因此類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征，是演化肢體運動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運動法則，集中地賦於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種、兩棲物種肢體運動的本能精華成為由低級半蹲式靈長類向高級直立靈長類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種。

前人以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性格意誌本能和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獨特心理屬性，超越了所有靈長類及爬行物種自我個性意識——弱肉強食，遇難而逃的狹隘野生本能屬性的束縛，成為生態中的靈長之尊。

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本能心理意識，是類人猿進化為人的先決本質屬性。只有積極主動的集體實踐活動，才能普遍領悟出具體進步活動內函，以積累客觀進步的必備條件，宏觀心理加上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個性鬥誌的有機重組，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發展的客觀基礎保障，而壹般靈長類自我個性本能意識，是不能產生集體實踐活動中的特殊內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歲月如梭，前人在人類文明史的幾百萬年時空漫燃歷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勞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歷史使命。

四百萬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制壹般生活用具的勞作物態生活特征，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開始了以捕魚狩獵為主，以采集為輔的原始人類生活階段。

使用自制簡易生活用具，擴大了能人的生活視野，增強了與自然界進行生存的鬥誌，開始了逐漸脫離林域，茫然地向大際進行試探性慢移過渡。

能人在林域邊緣的沼澤草叢之間，以背靠森林茅草築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采集狩獵的血緣氏族勞作生產生活。

由於脫離林域野外生活，體力活動能量加大，及日曬兩淋的自然侵襲，能人的汗腺系統發生了脫毛的生理變化，為防自然侵襲和蚊蟲叮咬，原始能人開始用枝葉及獸皮制成原始衣著自我保護。

由林域向陸地亞間跨躍的歷史過渡階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築屋和原始衣著的兩大社會文明生活的物質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獵采集，強化體能演進活動中，對偶然突發危機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極為認真激烈使用天然物體攻擊或自衛活動時，被群體的視覺和聽覺所刺激而在腦——神經意識功能司令部中，產生了暖間的記憶信號，隨著生活的頻繁重復。暖間的信號積累，在直立腦生物電磁感應的印覺功能中逐漸拉深加重，最終通過認真總結，轉換成傳統經驗性實踐啟蒙感覺認識行為。面對無限重復認識和反射溝通的形象交流實踐，能人腦覺活動系統相應再生了更為高級的思維映覺把映功能現象，而溝通與交流的認識和反映形成意識實踐的能動思維實體，就是言語，因此，言語是表人的思維活動的意識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認識，到客觀思維反映的意識行為及壹切意識屬性，都來自於實踐活動對腦的不斷開發過程中，最終形成人的獨特生活的意識環境。正是認識與反映高頻率意識實踐活動，像火花壹樣，打開腦神經系統無限多維生理空間的遙感啟蒙大門，在原始的腦覺物態意識領域，為人的物態實踐開辟了無限廣闊的時空視野。

人的遺傳感應系統，既由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通過感官組成的實踐意識活動，是人產生主觀心理認識的初級本能行為範疇。

人的感覺意識，既由判斷、概括、歸納、總結等通過間接既興變化的再生意識活動，是人腦思維反映客觀的高級轉換行為。二者互為重組，在人的腦覺領域中，衍生無限能動的意識體系，如思想、觀點、印旬、夢幻等，所謂意識，是腦多維實踐活動的總稱。

客觀世界是以內在發展規律為生命運動的根本，而人是以內在意識秩序法則為生命活動基礎，兩者時空生命壹樣，都是物質多樣性的客觀存在。

人做為物質世界先天文化的壹個後天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在生態中衍生，而在自然發展規律中發展的。因此必然地帶有發展規律的客觀屬性。自然規律，是人類意識文明的客觀依據。因此，人的意識發展規律是自然規律的反映。

人的現實存在意識，既人的人生觀，是人在壹定靜態現實生活的具體反映。如果與無限發展的動態歷史相吻合，完成壹個統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沒有抽象思維概念做主導支朽人的現實有限活動是不客觀的。而作用於人的內在客觀發展意識的能動實體，就是人的精神思維，既人的世界觀。

人的世界觀有意識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頑強、無私奉獻鬥爭的時代精神，逐步完成無限發展的歷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類的生命核心，是不斷精華人的精神文明意識。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過實踐活動，把物質客觀基理內函再現為人的思維理性意識概念中，達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維意識和人壹樣是後天的，來源於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濃縮。所以人是宇宙物質世界中凈化了的精華生命物種。

人的現實人生意義，既人的人生觀，必須與客觀世界無限發展規律相壹致，才能正確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恒與轉換的自由法則，取得無限輪回的生命永恒。反之，必在壹定歷史周期範疇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觀真理。

人的生命質量源泉，來源於歷史性時空運動，這就是自然辦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屬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類，就是在這種概念中，通過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實踐中，走向遙遠的未來。

在日積月累的林陸亞間生活過渡中，原始能人不斷以古前人遺留的聲覺感應交流機制，對手足發工後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物態經驗及彼此間情感關系，進行認真的交流溝通，從中創造了互挽意識的音覺扭帶——言語意識文明。言語是人類再實踐意識的交流工具。言語的應用，使能人的腦覺系統多樣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動邏輯理念。把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為關系間接有機地聯系成壹體，為直立人類後天智慧主動演講超越自己，展示了無限廣闊的思維運動空間。

能人社會中，母系生兒育女創造生命的無私血緣奉獻品質，確立了血緣倫理關系的必然主導地位。所有情感體系，都以母系血緣親情為精神寄托，生活在摯樸古老的自然性血緣倫理社會意識中。

什麽是血緣關系：血緣關系是物種同宗遺傳的生命本源屬性。統壹的血緣本質關系，形成統壹生命形態實體的本質之道。

什麽是倫理關系：倫理是人類不同輩份、年齡等間的互為關系，倫理屬性構成人類有秩序的社會存在。因此倫理是人的現實生活之德。

本質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組，構成人的內在精神行為的生命底線——道德意識文明屬性。道德是人質精神的本質。既人的本質。

由於血緣關系沒有異化現象，因此在以母系“單細胞”社會血緣生活中，沒有姓氏之分。為此，古人類學家把沒名沒姓的原始能人定為共同公有的氏族標致。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會叫做母系氏族社會，既原始血緣公共社會，其社會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質物種生命由單細胞向雙細胞分裂重組產生新生命遺傳社會的產物。而社會是遺傳歷史的產物，歷史是家庭與社會的全部反映。

由於原始能人母系化社會活動的單壹性，社會存在關系中，只有男女之別倫理之序，決無等級之分，壹切都在摯樸簡單的原始本質的血倫統壹共性道德規範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駐地邊緣進行采集食物的勞作活動。育齡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務，男孩在壹起玩耍戲鬧，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領。女孩在壹起盤花結草，相互裝點美麗。

男系以壯年為首領，率男丁在林間水域，草野沼澤進行漁獵的勞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機敏，無論如何兇險逆境，都群情激奮頑強拼搏決不退讓。尤以鄰族有難，更是首當其沖，全力以赴戰勝堅險，面對所取之物決不爭分。日常勞獵，對所獲食物決不貪口，帶回駐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寧死不食。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本能血緣奉獻道德社會環境，形成威力無比，戰無不勝的社會凝聚力。歷史學家稱這種生活為原始共產主義。

原始自然性共產主義，是人類科學共產主義的基因質。

晚上，人們團聚在壹起，用口頭言語，講敘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鄰者，便手舞足蹈，擊木音歌，和諧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決不串夜。

夜晚，夫妻擇地廁息，其它成員均按倫理秩序分班就寢。如此默守陳規群居共伍，無壹絲沖突之舉，如有犯逆者，必遭眾斥，使其心跡無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征而定婚緣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當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悅之事。成年人等與鄰族交往溝通中互傳喜訊，有適齡男性，兩廂老人亦可做主。為其擇定終身。但近親宗教，決不通婚。發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點。

由於血緣關第註重群規，對個體無須挑選。成人男女青年選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為婚主。攜新郞及眾家族人等，帶食物禮品，到女系家中接親。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將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見，眾群人手舞高呼叠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簡明浪漫的儀式後，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親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會群居生活中選擇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動物盲目野生本能遺傳生理關系的局限性。使兩性關系升華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侶的文明高度，是人類本質必然發展的壹項重要生活指標。

在能人社會，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備寵敬，新婚燕爾，新夫婦獨選良地而居。其情專壹，溶融相註，壹方不幸，生者決不重選。更有剛毅者，不思食飲，痛思逝者而舍棄性命。

對逝者，能人置於蔭草深處，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遺物以寄哀思。對氏族貢獻突出，或年長母系，更為厚葬。有遺者為其泣淚長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無以倫比。

能人家庭發展到壹定數量時，為預防沖突便於管理，部分直系成員可立家庭，凡範之舉，優化了家庭質量也強化了社會生存意識。彼此間的感情交往更加親密和諧執禮謙讓，分家不分情，這就是為什麽鄰裏間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同命互為的血倫集體社會精神文明屬性的道德因緣。

能人在狩獵的活動中，將受傷的動物帶回家精心療傷馴服，人類畜牧業由此開始。

日月星辰，悲歡離合。四季輪回，氣象萬千。生活的閱歷，能人的精神意識中，再現了絢麗多彩、形象豐富的自然圖騰藝術文化。能人用樸素生動的情感色彩，描繪了壹副美麗動人的歷史神話。神話記錄了能人對生活的感悟和對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話的產生，是原始能人開始自然藝術的心靈感悟和原始社會“政治”教化的實踐結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圖騰的童心般的神話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歷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歷盡幾百萬的時空歲月，在依賴全天候靜態自然環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制常用物具和手工編制技術等自然物質變化，完成了人類肢體改造、體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歷史的呼喚，高舉生命之光——永不熄滅的神話火炬，高吭著悲壯而美麗的神話長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陸四季動態歷史生活的人類大遷移運動征程。

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和自然文化發展通史壹樣，在壹定靜態能量守恒的歷史過渡周期中，當能量增值積累到突破守恒臨界時，必然以動態的飛躍轉換形式為啟點而選擇下壹輪的文化通史周期。這是宇宙生命法則——由初級向高級自我完善、無限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發人類歷史時期。

萬裏征程始於足下，二百五十萬年前，由原始能人轉換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會匠人，依照生命法則的歷史儀式，邁著茫然而堅定地歷史步伐，以啟蒙智力的生產勞作生活方式，逐漸遍及生態大陸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鬥爭。

所謂匠人；是指有意識利用自然資源，進行自發性生產勞作活動歷史時期的古代人類。

什麽是自發性；自發性在物質世界是指個性物質沒有規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為人的意識，是以現實主觀意識邏輯為主導特征的意識形態。最高思維意境，是以主觀現實的外在存在意識形式為主導活動的意識邏輯。所謂唯心主義，就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反映。

由於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觀物態資源的生產改造模式，其意識反應境界，只能盲目地選擇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邏輯關系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啟蒙自發人類的人科屬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斷發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學流動生產用具。打制石器活動中，發明了自制火的科學能源文化。火的應用，使匠人物質文化發生了壹定歷史性的質態飛躍。

幾萬年繁衍慢然的大遷移運動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擇息之地，開始了大陸四季輪回的靜態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舊石器、中石器竭盡二萬五千年的自發歷史長河，進入了新石器歷史階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果實與粟種的再生現象。於是開始種植農作物的勞作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態的養生環境鬥爭文化歷史中，最偉大的自發科學文明。

農作技術的應用和農作物的豐收，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自發性生存鬥爭的歷史性物質勞作智慧結晶，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期農牧生活實踐中，男性不斷呈現體能和智能的優越。伴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壽命的不斷延長及各種具體生活事物繁多，給母系專壹管理家務帶來壹定影響和困難。為了緩解壓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過渡到男系生活範疇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平等管理關系。但母系生兒育女的天性血緣倫理主導社會本質文明的道德屬性。永遠都不會改變，只能隨著歷史發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客觀生活方式，和自然賦予所有物態各種生存活動法則壹樣，是不可改變的客觀真理。而各種物態的自我選擇，只是物質世界現實存在的具體反映，同樣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存在必須與宇宙文化的守恒與轉換規律相適應才能得以永恒，自然界就是以守恒周期和質變飛躍轉化不斷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恒發展進步演化。只有人類才具備這種能主動選擇守恒與轉換生命法則的智慧，其余任何壹種物態屬性，都不具備自我能動選擇自由，而只能被動地在壹定守恒周期的臨界時，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轉換為另壹種生命質態。

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基本保障，就是人類以血緣倫理關系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精神力量，使人類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難題而與宇宙世界的發展規律同步演進。不管人類社會怎樣選擇，與宇宙同步的鬥爭精神永不會變，這是宇宙世界客觀演繹人類的精華所在。

古匠人社會，由於男性管理，對社會而定生產發展起到決定性進步作用。

隨著畜力進入社會生產，使得個性勞作得到充分發揮，生產地產品內容不斷豐富社會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勞作，以不能滿足區域性多元產品發展需要。匠人逐漸自發地把家庭自耕地生產方式擴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範疇。

所謂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緣家庭基礎上，把有直系連帶血緣關系的家庭組織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區域內共同生產地宗族部落社會組織形態。由此土地及其資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確為宗族社會所占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與資源的選擇，拋棄了自然資源公有性的社會大環境，使人的個性開始以小團體的社會觀念得到開發。盲目自由的選擇，激勵了盲目自發匠人的勞作積極性。這在社會歷史上，為原始公共社會埋下了個性自由的潛在意識。

為了便於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會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圖騰神話中的圖騰實體，定為神聖的姓氏標致，由於男性主持社會活動，因此圖騰神姓氏的所屬權歸男系所有。已往沒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轉變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員，都以男系為姓氏遺傳方式，確立了父系宗族血緣倫理的社會形態。

在父系匠人社會活動中，各宗族家庭的長者輪流擔當宗族首領。長者們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領的組織下，辦理宗族間的內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長子為長者的繼承人，由此，產生了宗族社會倫理的家庭世襲制度。隨著社會發展多元性的復雜化，首領和長者的管理業趨於專業化。

由於古代人的年齡弱化，壹些長者過早夭折，壹些年輕家庭長子過早登上長者社會階層。長者階層的年輕化，助長了古上層社會不斷產生個性自由的內在意識，也正是年輕化的盲目性，使不參加生產活動的年長者歷史性地產生了惰性意識。

由古匠人宗族社會的首領和長者構成了完整的宗族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

隨著社會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頻率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農作生產和以物易物的市場經營的古代社會經濟。

以物易物的民間市場生產，繁榮了古代匠人的社會生活活動內容，使人類社會發展趨於成熟。

在古匠人社會不斷面臨自然災難時，進行改造自然地生產勞作者，用傳統的堅強體能意誌和寧死不爭食，相依為命的血倫人質精神，同自然災難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鬥爭，最終取得了戰勝災難的輝煌成就。

患難見真情，在災難面前，勞作者用血倫精神戰勝了大自然的無限挑戰。而壹些不參加生死鬥爭的新興長者貴族，由於沒有奮鬥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為了茍且余生，不自覺地做些雞偷鼠竊及多食多得違背人質道德的叛逆之舉，這使得宗族內部不斷發生爭執沖突。

宗族矛盾的內在沖突，逐漸在貴族個性階層意識中，衍生了泯滅血緣道德和喪失生活倫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屬性行為由於首領長者貴族統治上層社會地位，因此，每當發生沖突，都以貴族意誌為轉移而化解矛盾。而做為直接參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意識心理活動的勞作者，只能墨守陳規地任其擺布而不能自主。

壹種靠鬥天生存的人質文明和壹種靠鬥人生存的爬行意識由這裏悄然衍生。

宗族社會的內在意識矛盾，是古代人類盲目生產方式的發展導致血緣倫理關系盲目擴大而必然在社會生活中引入個別血倫遺傳屬性的必然結果。人類從爬行社會中走來，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屬性遺留劣根，沒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觀的。人類最先衍生爬行血倫意識的實體，就是壹生都脫離生產鬥爭的貴族階層，因為在古代宗族社會，首領都是從生產地精英中產生的，其本質是人質本性的最高表現，而只有世襲貴族長者壹生不參加勞作，其歷史性長期積累，必然形成權貴群式沖破上層臨界取得政權，使社會發生質變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制造和自由使用生產工具畜力的勞作技能，用歷史的精神智慧，創立了自發人類群體物質社會的輝煌文明。在文化上繼承發揚了原始人類的神話傳說，以自己長期社會實踐文明生活，創立膾炙人口的民間歌謠。民謠中敘說了自發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啟蒙人類發明了土陶生產技術，土陶技術的產生，使自然人類依賴利用自然外在物質資源的勞作社會生產方式，轉換為能夠理解物質內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勞動智慧能自覺意識為特征，進行勞動創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覺人類社會。

第三，近代自覺勞動人類歷史期

古代自發人類在手工生產勞作過程中，歷史性發現土竈燒制後硬化現象，由此進壹步發明了專業燒制土陶的生產技術，後期，在土陶鑄造生產實踐中，發現砂礫高溫後產生硫化現象，最終發明創造了矽鈾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制造，是人類初期按自己意識文明，首先創造出物質世界理化規律中所沒有的再生新質態生命文化。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第壹項古代重工業，其標致，結束了物質世界自然性盲目緩慢創造生命的本能現象。衍生了人類接替自然生命法則而進行人質技能再創造生命原理。

什麽是創造；創造是物質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態本能動運。

什麽是勞動；勞動是人類按客觀生命法則原理為模式，有意識進行創造物質文化和社會精神文明的實踐活動。

什麽是勞動創造；勞動創造，是人類應物質客觀發展規律反應要求，再創新質態生命體系的社會實踐活動。

創造來源於物質世界客觀繁衍生命的本能運動。

勞動是人類社會再造生命的物態實踐活動方式。

人是勞動的物態產物，人的本質是勞動的道德生命屬性。因此，人是以勞動實踐行為，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種。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於勞動人類來源於自發勞作人類，因此在勞動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帶有壹定主觀自發地歷史遺跡屬性。所以改造論認為：在手工勞動機械勞動歷史時期，是人類自發勞動生產地初級歷史階段。

人類創造物質文化的社會生產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發性自給自足的勞作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社會生存能量。使勞動成果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剩余產品的積累現象，創造論認為；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積累，尤其勞動文化的歷史積累，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再創造無限輪回歷史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即勞動資料是人類無限再創造物質文化的能量基礎，只有這種選擇，人類社會才能與自然界無限發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會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規律相統壹，人類才能在自然界中獲得生命的自由。

由於自發人類意識不能正確認識物質積累的歷史內在發展規律的生命法則。只能以遺傳方式選擇物質資料的消費生產方式，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社會生活需要，這種方式相對依賴自然地原始社會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與勞動創造的新質態生產方式則是落後的。因此，人類在勞動初期的自發性社會歷史階段，延用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選擇，與歷史發展規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產生了與歷史發展相矛盾的雙重性文化代溝，即社會的個性與歷史的共性的雙重矛盾。反應到人類社會就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

自發勞作人類在進入自覺勞動生產社會，面對社會剩余勞動產品，盲目順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選擇可專業從事手工勞動的生產作坊社會行業。隨著手工勞動專業的逐漸增多，發展成專業從事勞動剩余產品的物化交流方式，這種方式的實體就是市場。

市場的生產，使勞動人類社會內部產生分工。人類在分工變化中，產生了多樣性追求現實生活中的直觀消費心理意識。

把剩余產品從事勞動需要中轉換出來，通過市場媒介，再以消費的方式轉換到勞動的個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謂市場流通。

為了平衡多樣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數態價值，人們發明了計算生產商品之間等量互為標準實體——貨幣。

貨幣的產生，像物質上帝壹樣，把人與社會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為金錢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會成為既是商品的生產力，也是商品的消費者，從而抹殺了勞動創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級生命物種的歷史本性。

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人性化，使得個性的人為了追求物質剩余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強化積累財產的價值意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弱肉強食的生物鏈使人類社會失去了血緣倫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個性財產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族社會的家庭生活範疇，在這種範疇中確立了父系為家庭生活經濟來源地主導地位。因此父權制是私有個性自由家庭的產物。正是父權制的轉換，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會制度。

隨著人口和所有財產的增加，以往宗族占有自然區域的領地，已不能滿足自發性意識的物化要求。為了個性物質經濟的財產利益，不同宗族間發生了爭占領地的矛盾沖突行為。

宗族間的利益沖突，對宗族社會的上層管理者——首領及長者集團提出了如何解決社會矛盾沖突的政治課題。為了貪婪生存物質利益，宗族上層延續了爬行物種弱肉強食的生物鏈邏輯，利用武力解決宗族間沖突爭端的選擇，宗族戰爭由此開始。

在戰爭中失敗的宗族，連人帶物及其財產領地，成為戰利品歸勝者所有。戰爭來源於財產的爭奪意識中，是爬行物種遇食必爭的野生屬性。

勝利的宗族上層，按戰爭中功勞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財產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祿，由此不靠勞動創造，而靠掠奪占有為生存意誌的暴力寄生等級社會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級社會，上層統治占有者可任意蹂躪踐踏被統治者的生命和占有勞動成果。在私有意誌的有意剝削和壓迫中產生了階級。階級是私有意識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產物。

連續的宗族戰爭，財產達豐膨脹，激發了統治者的野蠻的精神意誌，並豐富了上層階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內容，尤以世襲貴族階級，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無情的揣殘蠶食被剝削者的生命和財產。

戰爭反映到人類社會，使得宗族社會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組織機體發生了復雜的內在群體變化。為使戰敗的宗族俘民統壹在宗族統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識中。產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會。

民族的產生，是宗族社會矛盾激化的社會產物。為了強化民族精神意誌，統治者別有用心的把人類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話圖騰，用人性的外表，裝扮首領為真命天子並虛幻為與世長存來麻醉和欺詐人民的精神意誌。為此產生了宗教意識形態。由於宗教意識來源於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沒有歷史，只能靠夢囈般的胡編亂造來強化莫須有的現實生命的假設和虛構，沒有壹絲的生命實體和屬性的簽證。使人類思維永遠停滯在盲目與虛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現實可以假想，但歷史不容虛構。宗教的本能，是用無知來欺騙蒙味心靈精神意誌。最高目的，達到私有意識統治社會長治久安萬世不變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權力的最高表現。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種權力教化意識欺詐人民統治社會。

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會內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階級上層意識形態，利用宗教儀式和政治權利，制定了以通知階級意識為轉移的法律規章制度。法律是統治階級自由意識的靈魂。

為進壹步鞏固統治階級的社會利益和對外擄奪，統治階級組織了征戰領地、弱肉強食的獸性武裝實體——軍隊。私有統治階級眷養的軍隊，是人性化肉食動物蠶食人類生命的罪惡殺手和走狗。

階級社會的統治者，以壹套爬行屬性的人性化組織結構、政治、宗教、法律、軍隊等適應私有經濟利益的社會意識形態，壹躍變為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私有意識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權管理歷史範疇。因此國家是私有制的社會產物。

國家的形成，使人類社會進入明朗化的雙重性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爬行物種為生命屬性的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勞動為生命特征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勞動人民階級的歷史生活意識形態。

這兩種階級的互為關系是：勞動階級創造物質，剝削階級占有物質。在階級社會歷史階段，只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無第三者階級意識的形態。

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索取與占有。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創造與奉獻。

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統治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通知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之所以被剝削，是因為沒有文化占有權而只有歷史文化的實踐權。

階級社會做為爬行物種遺留給人類社會最後的，也是最反動頑固的野生物性，以蠶食人民骨肉和血汗為統治生存特征，分別以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武裝帝國主義社會，最終到蠶食自然地資本帝國主義社會，走完了由個性腐敗。階級腐敗、民族腐敗，以致社會腐敗的整個私有意識的野生爬行史。

資本帝國主義是現代私有制意識以無限消費生活為原則，達到無限物質占有欲望的反動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以往人類社會經歷中，是以武裝行為直接蠶食人類生命，而到了生態社會，是以武裝為後盾的蠶食生態生命，生態帝國主義的精神意識，是倡導世界全民腐敗蠶食生態。最終結果是滅絕人類，私有自由意識觀念代表爬行物種的生命屬性反映，是人類文明史中的萬毒之源。

給私有統治階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應有的本質定性，是歷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階級都要在階級社會有明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因為歷史必定要給每種社會物種屬性驗血定性的。

勞動人民在長期勞動創造實踐方式的歷史生活過程中，創造了思維意識生命實體——語言與文字，詩壹般謳歌了勞動人民精神文明的歷史贊歌，記載了勞動勇敢創造物質文化的滄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質支撐著人類社會生命由蒙昧向科學發展過渡，因此勞動人類是歷史的主人。

在階級社會，從勞動人民被淪為奴隸而奮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幾千年悲壯辛酸的歷史中，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同統治階級的獸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盡管勝利的果實被新興剝削階級利用文化所欺騙和榨取，但歷史賦予勞動人民必然戰勝反動腐朽落後的舊世界的關系法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是人民的，勞動人民用血與汗推動階級社會在腥風血雨中亢奮前進。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誕生，結束了勞動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以無產階級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歷史舞臺。巴黎公社代表無階級向統治私有階級打響第壹槍，勞動人民以自覺的人生姿態，用以牙還牙的革命武裝，不怕犧牲，應用奮戰，以歷史的正義戰爭，消滅了帝國主義橫行壹世的獸行武裝勢力，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無產階級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當今的歷史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歷史，無產階級以光榮的勝利還原了勞動人民的歷史本質，以欣欣向榮的飽滿精神氣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中，向共產主義前進。

什麽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組織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同所有統治階級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什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思想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集中表現，人生的宗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什麽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關系的勞動人民大眾。歷史使命是消滅所有階級現象，最後消除自身的階級屬性。使人類進入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歷史社會。

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生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消壹切階級的存在，確保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修正主義黨徒夥同社會在野的資本主義走狗，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相勾結，以發展生產力作為口號，背叛並反對共產黨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黨。利用私有意識在勞動人民中的社會余毒，誘導人民為個人利益奮鬥，在人民中間大肆該改進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政治錯覺，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威信，最終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用幸福的諾言取代革命的口號，取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革命意識，去掉無產階級的政治主任本質，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暴力而解除政治權利，最終把無產階級轉變為新型生產關系中的牛馬機器的生產力，打入社會最低層的法制公民，任其新興私有爬行資本官僚任意宰割。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罪魁禍首------修正主義所閹割。除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率先領無產階級繼續高區革命旗幟不動搖，其余各國，均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而脫變為黨國資本主義，更有甚者，公開敵對共產主義運動，其反動氣焰囂張，歷史絕不能容。

東歐巨變，中國改革開放，震醒了無產階級的文化思維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會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變行呢？主要因為社會國家選擇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意識錯覺，這種錯覺，誤導了無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本質文化的基本認識。

以往共產主義認識的出發點，都是以經濟學的概念為原則探討共產主義的文化真諦，但經過歷史的發展證實，在經濟觀念的理論與實踐中，不存在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為什麽，因為經濟觀念，要在人的主觀盲目自發的選擇利用自然環境和簡易生產工具，與自然界進行自給自足生存物質資料消費需要的勞作實踐生產方式。

利用自然環境中即成的物態實體進行改造，制造成自然的生產工具，自發利用自制工具，生產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物質生活消費資料，最終實現由利用自然環境達到改造自然環境的養生能力條件，是自發人類盲目客觀順應客觀變化通史優生劣汰法則的必然結果。

自發人類改造自然的勞作生產方式，增強了自然生態或然比例消費的養生能力，是人類獲得了適者生存的主導權，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質資料消費生產方式，適應自發人類與自然進行自發性自給自足生存鬥爭的生活法則，在這種法則中，因為沒有剩余物質產品，因而社會中不存在物質財富的分配之爭，人們都在自發性血緣倫理社會道德關系中，進行自發性勞作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到了勞動人類社會，勞動的創造性生產方式超越了人類自發性的勞作生產方式，使人類進入了質變發展的歷史時期，由於勞動的物態性能，是人類反映物質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質變規律的創造物質文化的結果，因此在無比強大的自然能源去驅動下的勞動實踐生活中，產生了包括勞動環境在內的社會剩余物質產品和豐富的勞動文化。

勞動人民在剩余產品的關系認識，是把勞動剩余產品，當作在創造的社會物質基礎，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勞動人民以奉獻精神和創造行為積累了與物質世界有著本質聯系共同發展的客觀文化通史的文化觀，既世界觀，因此世界觀是勞動結晶。

由於勞動來源於古匠人自發生產的社會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勞動初期的古匠人上層社會管理者，既首領，酋長及長老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受傳統自發主觀現實生活習性的局限束縛，便以盲目意識順其自然的繼承了以消費為生存目的的勞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代替勞動創造的生活方式。

勞作產生方式的管理，不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為目的，由此選擇以現實量化變異的勞作消費生產方式取代歷史質地變異的勞動創造生產方式，使人類社會於文化通史發生了質量互換錯位的矛盾存在。

把勞動創造的歷史發展需要的剩余產品當做人的現實消費需要的生活資料進行社會自由等級分配，最終確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發經濟意識。

經濟意識把勞動產品轉換為物質財富，任由上層建築管理者隨意分配。由此產生了私有意識形態，並相應引進了占有與索取的、弱肉強食的爬行物種的各種野生屬性，使人類產生了以私有統治階級為主導的階級社會制度的歷史階段。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統治階級------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爬行統治者，把歷代被勞動人打到的反動，腐朽、落後的舊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質經濟文化的主觀的歷史哀樂，新興的剝削階級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經濟利益竊為已有，過上了舊皇帝般糜爛的天堂生活，壹個皇帝被打倒，千百個皇帝站起來，把爬行意識人性化發展到極限，就是資產階級偉大自由革命的勝利結果。

經濟意識，是爬行所有制統治階級為了既得利益壹手經營的，蒙騙歷史的詭詐伎倆。

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中，勞動人民是市場共需分配的廉價生產力，勞動本是創造的產物，但卻得不到本質自由，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永遠都不能解決的社會本質矛盾看，資本家只講怎樣利用生產力，獲得既得利益，而對歷史的發展要求決不關心所以資本主義只有現實沒有歷史。

勞動人民按客觀發展規律，創造新的生態世界和宇宙世界，以達到與宇宙生命無限發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則中，人類的勞動能量永遠是不夠的，在勞動論中，人不是多余的社會產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體。

勞動人民奉獻性創造物質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精神意誌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生存鬥爭的文化形態。

物質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諦。

自然界演化人類決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邏輯。自私自利心底邏輯的存在依據，是爬行物種對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應。

爬行物種只知蠶食和消費物質生命而不知創造生命，唯壹創造的事實是寄生腐敗的糞土文化。

人類從爬行動物王國中走來，要徹底消除凈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鏈的意識形態，是要付出壹定歷史性鬥爭代價的，關鍵的問題，是勞動人民怎樣確定人類文化的本質真諦，要達到這壹目的，只有到物質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類千百萬自我完善的發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屬性的開始，使人類進入宇宙文化萬裏長征的第壹步，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人類這壹偉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體系，就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產主義文化事業，人類社會的必然中，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共產主義的文化鬥爭。

利用經濟理性約束人的本質生活行為，是人的主觀自發意識盲目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什麽是主觀意識，主觀意識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確立自然本質規律中所沒有的虛擬的心底邏輯意識現象。在自然界的內在本質規律中，根本就沒有什麽階級、政治、法律、宗教、民族、軍隊、國家等等由人的主觀邏輯所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人的意識是自然規律的產物，脫離了物質規律所制約的意識，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體系，因此按人的意識所擬定的經濟社會理念沒有規律，階級社會的統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邏輯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滾打，最終還是以蠶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為基本生活原則。

在勞動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麽上層建築的意識經文，勞動人民也不是什麽經濟基礎，更不是什麽牛馬機器的生產力，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以勞動方式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實體，勞動人民就是以這種實體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的生存文化鬥爭，壹切與勞動人民戰天鬥地的勞動行為毫無關系的社會意識形態，都不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屬性，因此從經濟社會這種的為臆造的，遇食則爭，遇難則逃的爬行心底邏輯意念中找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霧裏看花，水中望月，把共產主義找沒了。

綜上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文壇政客所故弄玄虛的經文典故，創世碑文，都是為爬行私有階級服務的意識體系。無產階級受舊社會發家致富傳統文化的影響，盡管有發財的意識，但沒有發財的社會物質資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夢，最終淪為牛馬機器的下層社會奴役，丟掉了主人的屬性，同時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無產階級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就是沒有真正確定自己的文化體系。

什麽是文化？文化是物質生命的最高表現，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東歐發生巨變，是無產階級沒有明確的真正文化體系，而使無產階級失雲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資本主義道路。

民族經濟是無產階級不能統壹的文化根本。

什麽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界創造行和奉獻的生命則演繹人類無限通史發展的必然文化結晶，因此相對人的意誌，共產主義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

宇宙物質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華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以勞動創造生命質變運動的規律為生活法則，反映到社會的實踐方式中，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存在，是人類正確反映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因此共產主義社會的實踐是人為的，當人類科學思維認識到共產主義通史文化和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應統壹的理性思維概論體系，就是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不能從經濟觀念中教條的擬定共產主義文化本質經濟共產主義認為當人類的物質財富達到壹定按所需的社會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是不能說明共產主義的生命法則。以往歷史中的皇帝貴族和當今的資本家，他們的物質財富何止達到個性的所需，可他們卻從不承認共產主義，恰相反，他們都在拼命反對共產主義。

經濟共產主義是壹種人為的相對想象，人類不是經濟產物，人類是勞動的產物，所以相對勞動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真諦，在勞動論的意識理論中，物質不是財富，而是文化，把物質當作財富是私有意識的心底反映。

在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時候，通常把物質現象叫做物質文化通史，而沒有物質財富通史，或物質財富歷史，財富是人類主觀占有意識的盲目心底邏輯。

共產主義不是人的主觀擬定的文化實體，而是客觀世界作用於人的最高文化產物，人類的物質需要，首先要以適應物質世界發展規律的要求為依據，才能體現出共產主義的文化法則。

由於共產主義是文化通史的產物，在人類產生那天起，就已經伴隨這人類存在了，讓人所迷惑的，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頂點，是不能徹底認清共產文化的理論真諦。人類通常所論述的共產主義原理只是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反映勞動人民不同共產主義生活內容，自馬克思主義誕生那天起，人類才開始以自覺的科學意識對共產主義文化進行實踐性的探討，這是歷史的客觀必然，這種必然為人類最終完善共產主義原理開辟了必然之路。

人類的文化通史與人類的社會文明，是兩種不同形態相輔相承的意識概念。

人類文化通史，是認識物質客觀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識概念，既人的宇宙觀，也叫世界觀，人類的社會文明，是人類在認識物質文化後所反映的主管意識概念，既人的文明觀，也叫人生觀。

人類文化通史認識論的思維法則，是充分明確物質生命由產生為啟點，通過成長為守恒過渡，最終到消亡轉換為之質變臨界的整個文化周期及其輪回發展現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於社會文明是客觀於主觀的兩種概念。

人類社會文明，是由每壹代人為量化演進特征逐漸完成人類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內容，人類的主觀意識是認識客觀通史是個文化過程，不通過壹定歷史實踐的過渡形式，而達到完全認識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確鑒定文化的本質真諦，因此人類的實踐活動受代溝的影響，反映客觀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類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動方式，由於在進程中認識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復性，所以人類的主管社會文明實踐活動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但客觀文化通史，是絕無反故的。

人類的客觀文化通史，決定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部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內容，這說明，不明確認識客觀文化通史，就不能夠找到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當今人類社會已以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首要課題。

當今人類社會已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的首要課題。

共產主義文化做為人的本質生活屬性，離人的意識並不遙遠，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現實生活中，人類社會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個人每做壹件有益於社會文明的事件行為，都是共產主義文化通史大廈壹滴水，壹粒沙，壹塊磚的量積累。共產主義的生命本質，就是伴隨著人類的血緣倫理關系和無私奉獻戰天鬥地社會實踐行為，經過千百萬年的滄桑巨變史，實踐了由蒙昧共產主義發展過渡。

在階級社會，由於人的意識沒有過渡到歷史的至高點，因此還不能認識共產主義的最高文化境界，這使得人類思維還徘徊在自發人類的遺傳意識中摸索前進，在勞動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剝削階級進行人獸之爭的鬥爭中，不能真正認識到私有剝削階級的爬行社會屬性，使鬥爭必然的出現反復的實踐驗證。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最後歷史階段，人類的社會背景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人質文化同私有制階級的爬行主義獸性文化的階級鬥爭大決戰，所謂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武裝鬥爭，都是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進行以牙還牙的革命鬥爭形式，只要無產階級進行鬥爭，就能消滅壹切階級敵人，因為剝削階級離開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動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鬥爭。

在階級社會，對無產階級的勞動任命而言，只有階級鬥爭，才有生命的主導權，放棄階級鬥爭，就是拋棄生命屬性，這是階級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無論資本主義及其壹切走狗，宣揚什麽改革開放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詐諾言，其鬥爭的目的。就是迫使無產階級不要搞階級鬥爭，要做安分守法的社會順民，只有無產階級當順民，剝削階級才能順利發財，這是現代剝削階級最高心願。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當今世界，是人類結束自然生態社會進入科學生態社會歷史階段，既人類由原始社會到科學社會，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應以質變飛躍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學生態的文化通史領域。

發展論認為：人類由原始社會過渡到至今的科學社會千百萬的文化史，是人類在宇宙物質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態第壹輪文化通史的整個周期，相而繼之的，是第二輪科學生態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學勞動創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態重建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發展做準備，從實質上定義，是進行第二輪宇宙文化的初級階段。

為什麽要進行重建生態的文化革命，因為當今生態世界已不具備養生有機生命物種的生理功能。

生態學認為生態的產生，是地球於水質星相親相愛，共度時空密月時，水質星遺留地球上的暗物質，通過水質星創造的原始自然大氣環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擴展到整個地球領域的有機生命體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態的狀況是，幾十億年有機生命的演變過渡，水質星制造的大氣環境趨於弱化，早已不具備衍生高能有機生命的生理機能，這使得生態逐漸失去對有機生命的守恒養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後衍生龐大恐龍家族直至滅絕為證，宣告自然生態養生能力的鼎盛時期以成為歷史的過去，自然生態開始不如自我消亡轉換的末期，有機生命逐漸哀退和瀕臨滅絕，自然生態到了最危急的歷史時刻。

生態能滅絕嗎？發展論認為，自然生態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則完成了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第壹輪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處在向高級科學生態進行質變飛躍轉換的歷史臨界，而承擔創造科學生態歷史使命的創造者，就是現代的人類社會。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現代的科學人類是最偉大的人類。

人類將以科學技術的能量拯救瀕臨滅絕的自然生態世界，使生態環境恢復到歷史的最佳生命狀態，確保人類於宇宙無限發展，人類的最高生命法則，是與宇宙同在。

再過兩千年，人將承擔創造宇宙生態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輝煌壯觀的大漫移運動。因此重建生態家園，對人類的無限發展，有著至關緊要的必然生命文化關系。

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觀文化通史創造了人類，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的現實指明了明確的生活方式合法無限發展的歷史模式，人類所經歷的千百萬年的生命史，只是萬裏長征的第壹步，是認識宇宙的啟點，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寄與人類的期望，是永不熄滅的無限發展。

可現代的人類還在做什麽呢？面對生態環境惡性轉換的緊要歷史關頭，人類不是團結起來，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親-----人類的生態家園，而是呼號著全球經濟理性化的腐敗哀歌，肆意踐踏和蠶食生態，未來既得經濟利益進行惡性爭戰，制造人間煉獄，大有滅絕人類的囂張氣焰。

現代私有資產階級系列，繼承祖先不剝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屬性，以階級腐敗、民族腐敗、殘害人類為歷史，如今又誘導人類經濟消費壹體化的全民腐敗經濟理性，向曾生育人類的母親----地球自然生態張開泯滅倫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慘無人道的瓜分和掠奪，為經濟利益而戰，不管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經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沒有血緣倫理道德獸性本質。

以步入老態衰頹而又病疫沈重的母親生態，不斷地從歷史中向人類發出危急的呼籲，有壹首詩，傾述了自然生態的內心道白：“不要蠶食我的肌體，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麗的生命，也沒有能力撫育可愛的生命。我憐惜因我無力失去生命的種親。我更痛恨因殘喘而向可愛的生命散發染疫和災難，就要再見了。舊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於生命法則的輪回，只有人類，才能再創造生命的輝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時，人類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著母親的來臨，我期待著和人類壹起，奔向無限的宇宙時空。，聽吧！看吧！這就是自然生態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無限的宇宙先知，永遠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舊生命的消亡，也呼喚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興衰，不可抗拒。

人類真的能做母親嗎？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莊重地向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天生無私奉獻，善良慈愛的母性和勤勞勇敢、不畏艱難的父性，是創造未來所有物質生命的再生源泉，這是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最高級的生命屬性。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代表全人類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為共產主義是宇宙文化和社會文明的精華。

人類自以勞動創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規律創造生命的文化法則，並以這種法則為自我發展的客觀依據而創造出再造新姿態生命的勞動工具那天起，已經是成熟的高級生命物種。這種成熟，標誌著宇宙中壹位偉大新母性文化的誕生。這種新母性做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圖騰支柱，就是共產主義品質。

因母性的誕生，使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發生了質的變化，人類將以博大的工產主義宇宙母親的情懷，重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來。珍惜壹切生命，是共產主主義與自然界血緣倫理關系的道德本性。

開辟未來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新科學生態的生命升華，使人類進入科學生態工產主義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廁從事爭分奪秒拯救自然生態的文化運動大革命。這是宇宙世界對人類前所未有的歷史考驗。人類必須承擔生命法則所賦於的歷史責任。

生產主義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必然發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勞動者。人與人之間沒有沖突，沒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緣倫理的道德法則中，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社會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與發展的文化革命鬥爭。

只有共產主義文化，才能拯救舊生態創造壹個新生態。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文明才能消除舊社會改造壹個新社會。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分水嶺，就是創造生態的新社會和蠶食生態的舊社會的質地差異。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的生命法則，以到了質變轉換最危急的歷史時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壞，病疫的漫延，物種的滅絕，尤以更為嚴重的，是直關整個有機生命空間大氣的變異等等令人怵目驚心，毛骨聳然的生態環境的消亡惡化，向人類及其壹切生命發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給人類挽救生態的有效時空，以不足二百年的歷史空間，按現代人類消費能源和汙染大氣的科學技術發展，不過三百年，人類將處於無力回天，束手待斃的悲慘歷史境地，物質世界決不賜給違背規律的生命以壹絲的僥幸永存的幻想。

覺醒吧！不要為了時代的幸福而讓歷史的後代滅亡。人類是對歷史負責的人類。只為自己負責，是爬行屬性，不是直立人類。人類所經歷的歷史教訓是：在自然災難面前，人類的生命是脆弱的。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制造歷史的災難，是歷史的罪人。

現代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四種文明特征：

壹、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共產黨人，最徹底的勞動者。

二、是發展文化的科學家，最忠誠的勞動者。

三、是創造文化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偉大的勞動者。

四、是爬行物種的私有主義者，是蠶食生命的人間敗類。

面對生態大荒歷史性大變異的時空歲月。人類只有壹條選擇之路，那就是共產主義文化。

人類面臨最緊迫的歷史任務，就是實踐勞動無產階級最偉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產黨人行動起來，代表人類文化通史的無限發展，正確地選擇了共產主義生命之路為人生目標，是偉大的生命壯舉。

全世界科學家行動起來，妳們是人類科學革命的文化先鋒。

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起來，妳們是歷史的主人，世界靠勞動人民所創造。

新的歷史時期，為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務。

這壹革命任務的中心，就是堅定不移的全面總結人類以往經歷的、現實實踐的、以往未來必然發展的本質生活真諦。

真理的產生往往是在少數人的思維文化中，這種少數人的實體，就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因此共產黨應以科學文化相結合，科學的論證共產主義文化內涵，以共產主義文化為勞動人民生活法則，最終解放全人類，這是每壹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共主主義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將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壹）辯證的唯物論

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世界觀和哲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兩個方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及歷史形態。唯心主義的根源、基本觀點及主要形態。舊唯物主義的成就和缺陷。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把實踐作為考察精神和物質關系問題的基礎，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和唯物辯證的歷史觀的高度統壹，是唯物主義發展的最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壹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世界的物質統壹性和多樣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範疇及其意義。世界的統壹性在於物質性。物質世界是多樣性的統壹。自然界的物質性與人類社會的物質性。堅持壹切從實際出發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壹元論的根本要求。

3．意識對物質的依賴關系和能動作用

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的主觀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動。意識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意識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意識的能動性及其主要表現。發揮意識能動作用的途徑和條件。

（二）唯物的辯證法

1．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聯系和發展的科學。

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從普遍聯系的總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功能。世界是永恒發展的過程。物質和運動的關系。運動和靜止的關系。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規律是客觀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系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的辯證關系。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唯物辯證法，防止形而上學。

2．對立統壹規律

對立統壹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矛盾的含義。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的同壹性和鬥爭性及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關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3．量變質變規律

量變質變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形式和狀態。

壹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壹體。質、量、度。掌握適度原則的重要意義。

量變和質變的含義及其基本形式。量變和質變的相互關系。

4．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辯證的否定觀和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否定之否定。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

（三）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1．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

實踐的含義和基本形式。實踐的客觀物質性、主觀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

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基本含義及其相互關系。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

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以及認識的目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2．認識的辯證運動

認識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辯證關系。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實踐。認識對實踐的能動作用。

認識運動的不斷反復和無限發展。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壹。

認識辯證運動的原理是無產階級政黨群眾路線的重要哲學基礎。

3．辯證思維方法

辯證思維的實質和意義。

辯證思維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抽象和具體、邏輯和歷史的統壹。

4．認識的真理性和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及其客觀性。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及其辯證關系。真理問題上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

真理是具體的。真理和價值的關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的關系。

5．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壹致性。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線是實際工作中的認識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四）歷史唯物論

1．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社會形態

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

自然環境和人口是人類歷史的自然前提，使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環境、人口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

人類社會是壹個由社會物質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意識結構構成的復雜的有機整體。

社會經濟結構即壹定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生產力的要素和構成。生產關系的構成和類型。

所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生產關系與階級關系。

社會政治結構是指壹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及其結合方式。

國家政權是社會政治結構的核心。國家的起源、本質和職能。國體和政體及其相互關系。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基本職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實質及其兩重性。

社會意識結構是是由各種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按壹定關系和方式組成的有機系統。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形態屬於思想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進步性和階級局限性。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社會的物質關系和思想關系。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壹體。社會形態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範疇的方法論意義。

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形態發展的統壹性和多樣性。

3．社會發展的動力與規律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壹切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社會基本矛盾是壹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壹般進程。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標準及其意義。

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當代新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推動作用。

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階級社會形態更替的決定性環節。

改革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4．人與社會發展

社會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社會歷史規律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社會規律的客觀性。社會規律實現的特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是客觀規律性同人的自覺活動的統壹。社會歷史觀上的唯意誌論和宿命論。

人民群眾是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

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

人的價值及其實現。衡量人的價值的尺度。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群眾、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樹立集體主義觀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發展。

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

普遍的運動

如果我們重溫前面的十五章，並且想用壹個公式把所有的內容總結起來，結果只能夠得出：

壹切都變化，都在永恒運動中。

人類從原始的無階級社會走到劃分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又讓位給明天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壹種代替另壹種；就在每壹種方式消滅之前，也是不斷地變化。今天的統治階級和支配羅馬帝國的奴隸主階級大不相同。現代無產階級和中世紀的農奴完全不同。19世紀初期的小工廠資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羅訥——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板相差十萬八千裏。壹切都變化，壹切都在永恒運動中。

在壹切層面的實際上都看得到這種普遍的運動，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層面。個人變化，受不可改變的命運支配。人們誕生，長大，成熟，變成大人，然後開始衰老，最後死亡。這樣的命運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個人壹樣。人類並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布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壹些生物種類，例如第三紀的巨大爬蟲類，已經消滅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動物的種類此刻就在我們眼前正在消滅中，部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地球的生態造成無政府而野蠻的擾亂。

我們這星球本身也不會永遠生存。能量喪失的定律註定了它終有壹天難免消滅。它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將來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從壹次行星集合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這不過是宇宙間無數次同類的星群集合運動之壹。

運動，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這是物質性的。物質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構成。原子結合成為分子，各種分子共同形成地殼和空氣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氫以壹定的形式結合成為水；其他分子構成金屬、酸類和堿類。

在某種條件之下，無機物質的演化產生出有機物質。由此造成植物和動物這些有生命的種類的演化。在這演化過程中出現了高等的生物種類：哺乳類。哺乳類中的類人猿經過進化最後變成壹個新的種類，就是人類。

辯證法，動的邏輯

既然普遍的運動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應該能夠從物質的運動、人類社會的運動以及人類知識的運動中發現共通的性質。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聲稱揭示了這種共通性質。

辯證法，即動的邏輯，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自然辯證法，這完全是客觀上的，就是說，不受人的計劃、意願和動機影響。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在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後，人類能夠利用自然規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產和自我實現的條件。

＊歷史的辯證法，起初這主要是客觀上的，但是，到了無產階級起來根據預先決定的計劃來改造社會時，這個革命方案的出現，使歷史辯證法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雖然這個方案的制作和實現是聯系於客觀且現已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受人類意誌決定的。

＊知識（人類思想）的辯證法，這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法，是理解的對象（壹切科學的對象）和企圖理解者的主觀行動不斷地交互作用的結果（企圖理解者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他們的社會處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勞動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這些工具受現行社會活動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觀辯證法的發現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識歷史的壹個方面—辯證法最初由赫拉克裏特斯（Heraclites）等希臘哲學家提出，然後由斯賓諾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爾和馬克思完成—人們很容易傾向把全部辯證法化為客觀與主觀的關系，這就錯了。不錯，我們所有的知識，包括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知識在內，都是以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為媒介而學到的。同樣不錯，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社會實踐都受我們生存的社會條件決定。但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知道（由許多實際的證據證明並且重復證實），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現，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現，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現，這種運動不受人的行動、思想或人的存在影響。這是客觀的唯物辯證法見解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知識擴大並且更富於科學性時，它更接近於實際時（知識與實際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這主要因為實際永遠在運動中），知識也就更密切地追隨著客觀的物質運動。我們的科學知識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正是因為辯證法自己的運動越來越符合物質的運動。換句話說，知識的規律和唯物辯證法所使用的理解實際的方法，越來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觀實際的普遍運動的真實規律。

必須指出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之間壹點重大的區別。所謂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包括我們對於壹切科學（自然科學也在內）其起源和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在內。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決定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夠提出和解決壹個時代的若幹個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問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出現，與物質的轉變有關系，尤其與勞動、勞動工具、科學研究工具等等的轉變有關系。不過，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譯按）只是間接性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受物質性的階級利益直接影響。

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同了。社會科學同階級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關系更深切得多。在這方面，“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許多，由於這些觀念不過是思想層面上的表現，代表著社會保守或者社會革命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歸屬於互相敵對的階級立場的。我們並不打算把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說成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之有意的“代理人”，從事“陰謀”保衛既成的秩序或者“組織顛覆活動”，但是，顯然，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決定作用比對自然科學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樣，由於事情本來如此，社會科學的對象比自然科學受社會的結構和歷史的決定影響更切近得多（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而自然科學不是）。

辯證法和形式邏輯

辯證法也就是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或靜的邏輯不同。形式邏輯以三大定律為基礎：

（Ａ）同壹律：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

（Ｂ）矛盾律：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

（Ｃ）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形式邏輯的特征，是采用那種把運動和變化擺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舉出來那幾條定律全都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從運動抽離出來。A始終都是A，當它不發生變化的時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轉化為它的對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沒有把A和非A結合起來的運動等等。這些定律顯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蛹的轉化為蝴蝶，青年變為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運動，新生物種類或者新社會秩序的誕生，兩個細胞結合成壹個新細胞等等。

從兩種觀點看起來，從運動、轉化和變化抽離出來是有用的：第壹，為了能夠在孤立的狀態下對現象作不斷的研究，增進我們對現象的知識；第二，從實用的觀點看，當所發生的變化是極小的時候，平常實際上就可以忽視。

如果我到雜貨店買壹公斤預先包裝好的糖，就我買糖的實際目的而論，“壹公斤糖等於壹公斤”這個等式對我是有價值的。無論為了弄甜我的咖啡還是為了計算我的家庭費用，所買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許只有九九九點八克，而另壹包也許只有九九○克，這些事實都是不重要的。從實際的觀點看，這麽小的差別很可以忽視。

這就是為什麽形式邏輯在理論和實用上都繼續使用著。這就是為什麽唯物辯證法並不反對形式邏輯而是吸收它，認為它是壹種有價值的分析和認識的工具。它是有價值的，只要我們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們明自，它不適用於運動的現象和變化的過程。當我們處理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辯證法的範疇，使用那些和形式邏輯不同、動的邏輯的範疇了。

運動，矛盾的函數

本質上，運動就是通過和趕上。從靜止的觀點看，壹個物體在同壹時間（即使是無限短的壹段時間）不能處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從運動的觀點看，壹個物體的運動正是它通過壹點到另壹點去。

所以，辯證法—即動的邏輯，主要研究運動的規律和形式。主要從兩方面來考察：運動作為矛盾的函數、運動作為整體的函數。

壹切運動都有原因。因果關系是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之壹，也是壹切科學的基本範疇之壹。分析到底，否認因果關系等於是否認認識的可能性。

壹切運動、壹切變化的壹個基本原因，是那變化中物體的內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體，壹切現象，都變化，都運動，都受內在的矛盾影響而轉化、而改變。在這意義上，人們常常把辯證法恰當地稱為矛盾的科學。動的邏輯和矛盾的邏輯，是辯證法兩個實際相同的定義。

研究任何物體、現象或者壹組現象，目的都應該是發現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發現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運動和動力。

例如，在這整本小書裏面，我們指出，在什麽時刻，由於社會裏面存在著敵對的社會階級而發生的階級鬥爭，對那劃分階級的社會的運動和變化起決定作用。在更大的範圍上，把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劃分了階級的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說，壹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某壹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產關系，即社會組織（分析到底，這也是以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著人類的演化。

簡化起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這些運動的規律、運動的主要形式以及辯證邏輯（即動的邏輯）的基本範疇。

（Ａ）對立物的統壹和矛盾。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這決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斷想辦法把另方面擺脫，無產階級不想辦法禁止資本和工資制度，也就是想把資本主義換掉，資本主義沒有用“死勞動”（機械）來代替活勞動（工資勞動）的傾向。

（Ｂ）量變和質變。運動可以采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Ｃ）否定和超越。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認識的辯證法的其他問題

（Ａ）內容和形式。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系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系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系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

（Ｂ）原因和結果。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占的東西。但是這種獨占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余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

（Ｃ）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悲劇，是這條定律極好的例證）。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誌”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系的。確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征（在第十七章第五節裏，有把這條普遍規律應用到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例子）。

（Ｄ）普遍和特殊。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盡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在壹百年中已經變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麽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幹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

（Ｅ）相對和絕對。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運動是連續和不連續的統壹”）。這就是為什麽辯證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

不過，辯證法常常被主觀主義地使用，變成“迷惑的藝術”，或者“詭辯法”。科學的辯證法是了解客觀真實的壹種工具，同詭辯或主觀辯證法的分別主要在於，現象和範疇的相對性本身，在詭辯家那裏變成絕對的東西了。他們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範疇的相對性只是部份的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且，必須把相對性也當作相對的。

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生和死之間的“絕對”差別，被過渡情況的存在否定了。於是詭辯家就說，壹切都是相對的，所以生和死之間的差別也是相對的。不對，辯證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別也有絕對的性質，而非只有相對的性質。我們不要因為生和死之間毫無疑問有許多中間階段，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否認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運動是整體的函數——抽象和具體

我們已經知道，壹切運動都是所考察的那現象或壹組現象的內在矛盾的函數。每個現象——不論它是壹個生物細胞，還是各種生物種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還是人類社會，還是壹個行星系，還是壹個原子——都有無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隨時變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的。它們組成有壹定結構的整個，組成壹個整體，壹個按照固有的邏輯構造起來的有機系統。

例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關系決非偶然。這是由於雇傭勞動者在經濟上被迫要出賣勞力給資本家，賣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質與此不同的相互關系構成其他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以那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唯物辯證法必須不放過每壹種現象，每壹個分析和綜合的對象，這不光是為了確定那些決定著現象的演變（它的運動規律）的內在矛盾。唯物辯證法還要全面地探索那種現象，從壹切方面去把握它，從整體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現實的某壹方面孤立起來，同樣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體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體地理解那個運動。

辯證法能夠在它的分析中結合無所不包的看法，這是它壹個主要的優點。“動的邏輯”、“矛盾的邏輯”和“整體的邏輯”，實際上是意義相同的辯證法的定義。那些非辯證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閉起眼睛不理會現實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覺得這些要素會把分析弄得“太復雜”的時候，就從全體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體都同時拋棄了。

當然，某種份量的簡化，在某種程度上把“整體”化為它的有決定性的成份，在初步處理任何現象作科學分析時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們壹定要記住，這個不可避免的抽象過程同時把現實變貧乏了。越接近現實，也就越接近那個富有無數方面的整體，科學分析和認識就是要解釋這無數方面的交互關系和矛盾關系。“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列寧）。“真理就是整體”（黑格爾）。

理論和實踐

辯證法是壹種方法，是認識的壹個工具。在歷史上，可以把唯物辯證法界定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這說法決不是對它客觀上的科學性表示懷疑，科學性也是需要在科學領域上不斷檢驗的）。任何壹種認識論都要經受壹種無情的檢驗，就是實際經驗的檢驗。

分析到底，認識本身並不是壹種超然於人類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現象。這是保存種族的武器，是壹種工具讓人類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所以，認識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認識的功能是使這種實踐完善。分析到底，認識的真確性是由實際的效果來衡量的。實踐的檢驗始終是對付詭辯派和懷疑派最好、最後的武器。

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近視的實用主義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短視的實用主義。許多時候，壹種科學假說的實際真確性，它到底是真是假，並不是馬上顯現出來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反饋、新的經驗、壹系列的“實際檢驗”，然後才在實踐上真正有效地證明為真確。許多人，盡管懷有最好願望和信仰，由於是印象主義者，眼光局限於外表，局限於現實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於歷史過程的暫時景象（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階級和社會層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會懷疑議會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或者懷疑需要國際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在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可是，到了最後，事實會確定哪種理論真正是科學的，能夠掌握到現實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體的運動，而哪種假說是錯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現實，把部份現實從有結構的整體隔離開來，所以不能掌握到長期的運動和運動的基本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階級社會的來到，會在實踐上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

人的生產和人的交往

變成人的這種生物是壹種非常特別的動物，它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很特別，身體上的缺陷也很特別。壹方面，身體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靈活、容易彎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體的視覺，它的舌頭、喉嚨和聲帶可以發出各種單獨和復合的聲音。它有高度發展的大腦皮層、大腦額葉、大腦溝回和頭蓋腔，而面部的面積相應地縮小了。這壹切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對於有意識地制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隨著工具和生產工作的完美化，這些優質也壹步步完美起來。

另方面，人類大多數的感覺能力和器官的發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別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種類。當原始人類被迫（也許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從樹上下來地面，靠草原上各種食物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們遇到猛獸既不能像羚羊那樣飛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樣爬上高處，又不能像鳥兒那樣飛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樣用體力抵抗。靠那樣的體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芻類動物。人在剛剛出世的時候尤其是軟弱無能，簡直是個子宮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賴群體中的母親（直立的姿勢使女性的骨盤變窄，無疑是造成人類太早分娩的壹種原因）。

建立社會組織的可能和需要，兩者都是由於人類既有那些優良品質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類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證取得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身體器官發展得太不夠強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種糧食。人必須利用工具（把他們的器官延長和改進）來集體地生產他們的糧食。這種生產靠群體的協同行動來保證。人類的嬰兒通過壹步步的社會化而成為群體的成員，並且學會作為群體成員的規矩和生存技能。

人類能夠有社會組織，人類嬰兒能夠壹步步社會化，必需人與人之間有優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種類動物群體內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類這種優越語言的交往方式（與大腦皮層的發展有關），使人類能夠發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把經驗的教訓加以保存、傳播和積累。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識的生產成為可能。在這意義上，人類各方面的特性（我們的“人類性”）是密切地互相關連的。正因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為人出世後還是子宮外面的胚胎，他們才不得不成為有意識的制造工具者，成為社會的動物，發展語言，把印象存儲起來，能夠對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夠學習、預料、思考、抽象、想象和發明。

人類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結合，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靈長動物也使用工具，有時甚至超過普通初級的水平。有些種類會實行本能的集體合作。有同樣那麽多的種類表現出有初級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類才壹步步越來越有意識地制造工具，根據連續的經驗，經過自覺的想象之後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經驗也由於交往關系的增加和改進而傳播了。工具的發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語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發明。手使腦發展起來，而腦由於改進了手的運用，又創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條件。

雖然似人的靈長動物轉變成人是以壹種解剖學和神經學的基礎結構為條件的，但是不能把這轉變還原到這基礎結構上面。“生產——交往”的辯證法造成了工具的制造、發明和改進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類生產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學習和預料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類實際上無限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人類的物質社會和文化變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會制度（例如沒有社會不平等或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違反人性”，實在是荒唐的。人類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都生活過而且能夠生活。這些制度沒有壹種得到證明為不可變的，或者證明為人類生存的絕對先決條件。任何斷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類進化的見解，都是把壹種傾向的存在（而且這種傾向還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會性與合作，同時並存的）當作它的實現了。史前歷史和成文歷史都證明，有些社會制度和條件讓我們能夠限制和阻止這種傾向的發展，另外壹些制度卻鼓勵它以最兇暴的方式表現出來。

“生產——交往”的辯證法支配著整個人的條件。人們所幹的任何事情都“經過頭腦”。人類生產跟動物取食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不是純粹本能的行為。人類生產壹般都是壹種“計劃”的實現，而這計劃首先在人的頭腦中出現。當然，這“計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腦把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活動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問題重現出來和重組起來的結果，而那種活動是人腦在實際生活中千百次經歷過和吸收過的。但是另方面，那種歸根結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把概念重組起來能力，又讓人類能夠發明，能夠預料，能夠想象自然和社會中還沒有發生的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只是假定的，它們將來的實現至少部份地是由於有這個預料。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它從根本上盡力對這生產——交往的辯證法加以考慮和解釋。

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

任何人類社會都要生產才能夠生存。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就是僅僅滿足營養的需要或者滿足社會所承認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制造，是任何更復雜的社會組織或活動的最初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說：人類組織物質生產的方式，是壹切社會組織的基礎。這個基礎決定其他壹切社會活動：人群之間關系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精神的生產、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這些所謂社會上層建築的活動，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附屬於那基礎。

這種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使許多人震驚。荷馬的詩篇、《福音書》、《古蘭經》、羅馬法的原理、莎土比亞的戲劇、米開朗基羅的繪畫、《人權宣言》、《共產黨宣言》本身——所有這些精神努力的產物難道真正能夠受當時人們耕田織布的方式決定嗎？想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從正確說明這個公式的含意開始。

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斷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直接並且立即地決定所謂上層建築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況且，社會基礎也並不簡單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更不是孤立起來看的社會的“物質生產”。社會基礎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的生產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所以，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經濟決定主義，而是社會——經濟決定主義。

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活動並不是直接從這些社會生產關系產生來的。前者只在最後壹步才受後者決定。所以在這兩個層面的社會活動之間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後要說，如果歸根究底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層面的現象和活動，那麽後者也能夠反作用於前者。可以用壹個例子說明這點。國家永遠有明確的階級性質，而且符合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可是它能夠部份地改變這個基礎。歐洲的君主專制在16至18紀之間，壹面抽取其他社會階級的收入來讓封建貴族避免經濟破產，壹面又發展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獎勵工場手工業和全國統壹的貨幣制度，由於諸如此類的行為而有力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

為什麽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結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為什麽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究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這有幾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著物質生產和社會剩余產品的人，同時也保證那些靠社會剩余產品維持生活的人們的生計：不論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們對這種依附性是接受還是反對，它始終決定他們活動的框架。因此社會生產關系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制約作用。生產關系有與它相配合而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又制約著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形式。

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

社會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辯證法，影響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之間的關系。對這些關系作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辯證法的復雜性了解多些，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強調其中的主動要素，關於這個要素將在本章末尾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構成壹切社會的基礎，在這上面建立社會上層建築。事實上，這兩個層面關涉到社會活動的兩種不同形式。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意識形態（哲學、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產、藝術的生產和科學的生產，是社會上層建築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當然，後者還包括國家機關的活動，這絕不僅僅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國家的問題在第三章討論過）。不過，除此以外，上述的區別似乎適當。

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壹種解釋，既解釋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發展，又解釋它們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關系。這種解釋綜合了四個層次：

（Ａ）壹切思想生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物質勞動過程聯系著。它永遠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質基礎來進行。有些藝術起初是直接從物質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原始繪畫有魔術的作用，舞蹈起源於生產動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產結合等等）。技術革命對藝術、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有深刻的影響。像幾何學、天文學、水文學、生物學和化學這些科學的產生，都同農業灌溉、畜牧發展和冶金術的出現有密切關系。15世紀發現印刷術和20世紀發明無線電和電視之後，這些技術不但大大改變了思想的傳播，甚至改變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內容。電子計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很明顯。

（Ｂ）壹切思想生產都按照它本身歷史所特有的內在辯證法來發展。任何哲學家、法學家、教土或科學家起初都是學生。他們通過學習而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輩所生產並且傳下來的壹些觀念（或者觀念的體系）。思想生產者根據壹定的生產程序（這是他們在他們那壹行所特有的辯證法框架內所承接下來或者發明出來的）對這些觀念或有用的假說加以保存、修改、改編或者大大整頓。每壹代新人都企圖把所探索的題目中所出現問題的解答保存下來，或者加深，或者拋棄。有時他們發明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學、藝術、哲學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發現前輩拋棄掉的問題。

（Ｃ）但是這些對於觀念、藝術形式、科學假說的修改，並不是隨意發生，同社會歷史條件無關的。這要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約或者至少是促進。從拜物教到壹神教的發展，不是發生在僅僅從事狩獵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體裏面。關於勞動價值的科學理論，在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可能成熟。關於機械作用的物理學的發展，同機器的發展有密切關系，而機器的發展又符合特定的社會需要等等。

這些思想生產上的巨大轉變，又同社會結構所預先決定了的特定心理結構有關系。從13到17世紀所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偉大嘗試都表現為宗教鬥爭的意識形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宗教在封建社會裏達到了首席地位。同樣，從16世紀下半葉起，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造成壹種心理結構，把個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競爭移置到壹切思想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權利的理論、教育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德國唯心哲學、人像和靜物的繪畫、政治自由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Ｄ）最後，精神生產的發展，分析到底，是受社會利益的沖突決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伏爾泰的辯論、盧梭的政治哲學以及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興起的工業資產階級用來對付腐敗的君主專制和衰落的封建社會殘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認識自己的階級性質，了解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推翻這種社會對於自己怎樣有利——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樣明顯。甚至在今天，無可懷疑，星相學、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頌揚非理性的哲學、種族主義的學說或者那些叫喊“鮮血和土地”並且蔑視人類的學說，這壹切的作用都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反革命酵素，有利於釀成壹種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氣候。

上述這些見解並不等於說，在各個階級和思想生產者個人之間有陰謀勾結，也不等於說所有這些思想生產者都有意地參與了明顯策劃的政治方案。這種關系反映壹種客觀上的關連，可能（有時的確是）在主觀上定下來了，但未必壹定是這樣。思想工作者可以成為社會力量的工具而並不自知，或者並不想要這樣。這情況恰好證實了：是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既定的階級利益指定某種意識形態在某壹社會的構成和發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產力，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

任何人造的產品都是三種要素結合的結果：第壹，勞動的對象，這是直接或間接由自然生產的原料；第二，勞動的工具，這是人類制作出來的壹種生產資料，不論它的發展程度高低（從最早的木棍和經過制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復雜的自動機器）；第三，勞動的主體，也就是生產者。由於分析到底勞動永遠是社會性的，所以勞動的主體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種社會生產關系之中。

盡管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對於壹切生產都是必要的，卻不能以“物化”的方式來想象社會生產關系——就是說，不可以把這當作是物與物之間或者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社會生產關系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只涉及人與人的關系。這包括了人們在生產物質生活時候彼此之間所建立的關系的整體。“關系的整體”不僅表示“在生產時刻”的關系，還包括進行物質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社會產品的各種成份在流通和分配過程中所引起的人與人的關系（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來到直接生產者那裏的方式、直接生產者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說，壹定的生產關系配合著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產資料壹定的復雜性（數量），配合著壹定的勞動技術和勞動組織。在最簡單的石器時代，很難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產主義。使用鐵器並且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創造出永久性的剩余產品，這允許階級社會誕生出來（奴隸社會、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等等）。以三年輪種為基礎的農業，造成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蒸汽機的誕生確保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難想象普遍實現自動化而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並不消亡，這也就是說，很難想象在壹個充份發展而且穩定了的社會主義之外實現普遍的自動化。

但是，如果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同社會生產關系壹般都互相配合，這種配合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這兩者之間可能產生兩種不壹致性。壹定的生產關系可能變成生產力繼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這是最明顯的征兆，表示壹種社會形態註定要消滅了。另方面，剛剛從勝利的社會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生產關系，可能比那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超前。這就是16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

這兩種主要的不壹致情形發生在深刻的社會劇變時期，這決非偶然。而且，這種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產力長期的下降，例如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的時代，或者東方哈裏發國家在中東衰落的時代。

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並不是機械的壹致，而是辯證的關系。正是這種辯證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上各大階段的繼承次序。每種生產方式都依次經歷誕生、生長、成熟、衰老、沒落和消失的階段。屬於哪個階段，分析到底，要看生產關系（起初是新生的，後來鞏固了，然後陷入危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逐漸有利，還是逐漸容許，還是逐漸妨礙。這種辯證關系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連很明顯。只有通過壹個或幾個社會階級的行動，壹套生產關系才能夠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種社會組織——就是在壹定時代壹定國度中的任何社會——都以某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為特征。壹個沒有生產關系的社會組織，就是沒有勞動、生產和生計的國度，也就是沒有居民的國家。不過，壹個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裏面並不壹定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些生產關系也不壹定是純種的。

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就是這樣的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它由實際的經濟運作，以生產力正常的再生產的方式，並且在社會上層建築某些因素的配合（相當重要的）作用之下，相當自動地再生產出來。許多國度的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個世紀裏的情形就是這樣。部落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千年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壹種生產方式是壹種不能由漸進、適應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變的結構。它的內在邏輯只有在被推翻的時候才能夠超越。

反過來，在深刻的歷史性社會劇變時期，可以有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它並沒有穩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壹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產占優勢的時代（15、16世紀在尼德蘭，在意大利北部，然後在英國）。那時占優勢的生產關系不是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系，也不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產資料的自由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今天官僚主義化的工人國家裏面所特有的生產關系也是這樣。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不能證明有穩定的生產方式。在所有這些過渡階段的社會裏，那雜種的生產關系都不是能夠相當自動地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的結構。這種生產關系既可能走到舊社會的復辟，也可能走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歷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許多因素決定，主要有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充分、在壹國裏面和國際範圍上階級鬥爭的結果、上層建築和主觀要素的作用（國家和政黨的作用、革命階級的戰鬥性和覺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也不壹定是純種的。生產關系很少是純種的。任何具體的社會組織都有不同種類的生產關系互相結合著：壹方面是現存的生產方式那種占優勢的生產關系，另方面是歷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從前生產關系的殘余。例如，實際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農業上都還有壹些小商品生產的殘余（小自耕農，不用雇工來經營），甚至還有半封建生產關系的殘余（收獲分成制）。在這種情形下，談到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是對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種生產關系的優勢地位足夠保證如下情況：這種生產關系由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自動再生產出來，並且支配整個經濟生活。

雜種的生產關系而有壹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可以舉出壹個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參看第七章關於不發達國家的論述）。在這種社會裏，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同時並存，在國際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的壓力下，以壹種無可選擇的方式結合起來。盡管資本占支配地位，盡管成為帝國主義體系的壹都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最重要的是，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並沒有普遍化，雖然這已經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這種情況為理由而把這些國家稱為“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產關系占優勢——這是許多社會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論家所犯的理論錯誤。[1]

歷史決定論和革命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是壹種決定論的學說。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它的發展並不是不可預見的偶然的遺傳突變所決定，也不是原子化群眾中的“大人物”所決定的。分析到底，這要用壹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用這結構的主要矛盾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

不過，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決定論的學說，這是在辯證的而不是機械意義上的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與宿命論不兼容。說得更明確些：任何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動的宿命論，或者變成庸俗的漸進主義，都是把它的壹個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類的選擇受到各種無法擺脫的物質和社會的限制所註定，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些限制的範圍以內，人類還是能夠鍛造自己的命運。人類制造自己的歷史。如果人類是壹定物質條件的產物，反過來這些物質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樣超越了舊的歷史唯心主義（“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歷史”）和舊的機械唯物主義（“人是環境的產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種見解包含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這提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的結論。

這見解的含意之壹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震動的大時代其結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壹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像古代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結局那樣。歷史不是直線進步的總和。過去許多社會組織都消滅掉而沒有留下多少痕跡，主要就是由於缺少了壹個革命的階級或者革命階級太弱，不能打開進步的道路。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壹個必要的條件，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為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為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並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於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後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斷定這些劇變在壹定的時代只能采取壹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裏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壹種更高級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時，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為它絕不像封建宿命論那樣認為某壹次的天打雷劈象征著報應，馬克思主義認為新社會的來到是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

異化和解放

在許多萬年中，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類只能盡力適應自然環境，每壹個小群有它自己的環境。人類被囚禁在狹窄而緊迫的眼界之內，盡管有些原始社會能夠顯著地發展了人類的潛能（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

在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之中，人類壹步步做到把這種絕對依賴的關系翻轉過來。它做到征服越來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們，馴養它們，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增加生產，把需要多樣化，發展人類的潛力，擴大社會關系，最後達到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並且局部地統壹起來。

但是人們越做到在對自然力量的關系上解放自己，在對自己的社會組織的關系上就越被異化。生產力增長了，物質生產進步了，生產關系變成階級社會的關系，那時人類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個生產或者全部的生產活動了。因此人類不再控制它的社會存在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喪失控制變成全面的了。人類擺脫了自然的變化莫測控制之後，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莫測控制。擺脫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災的不可抗拒的惡果之後，仿佛註定要遭受戰爭和經濟危機，血腥的專政和生產力的罪惡性的破壞，甚至可能有核戰毀滅的惡果。今天擔心這些大變動所引起的憂慮，比從前擔心饑餓、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過，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壹面在人類同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社會的關系上把異化推到極點，壹面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了人類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們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樣。這種可能性要在兩重意義上來理解。人類會越來越有能力控制和決定它的社會發展，好像對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中的劇變壹樣。人類會日益更有能力把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壹切潛在能力發展到最充分。在過去，由於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會組織和人類自己的社會命運，這些潛在能力受到了壓制和傷害。

建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然後共產主義社會來到，這意味著解放勞動，解放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工人變成了他們的產品和工作過程的主人。他們自由選擇分配社會產品的優先次序。他們集體並且民主地決定按照什麽次序滿足各種需要，優先生產什麽，以及這樣分配各種資源要犧牲多少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消費。

當然，這些選擇還是要受到壹定範圍的限制。任何人類社會都不能消費比生產更多，而又不致減少儲備和生產資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後的日子減少當時消費（當儲備的消耗和生產資源的減少達到壹定限度時）。在這意義上，恩格斯的說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就算對於共產主義的人類也還是正確的。“掌握住必然”也許比“認識”更正確，因為，人類對自己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控制越大，對於各種限制所可能采取的應付方法的數目也變得更大，而人類就更能夠解除采取唯壹的應付方法的責任。

但是人類解脫異化還有第二個方面，可以大大擴大人類自由的範圍。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時，到了再生產這樣的富裕有了保證時，解決物質的問題就不再成為人類首要的考慮了。人類把自己從機械的、沒有創造性的勞動的奴役解放出來。人類把自己從斤斤計較怎樣使用時間解放出來，從貢獻大部份時間給物質生產解放出來。發展創造性的活動，發展人類豐富的個性，發展越來越寬闊的人與人的關系，所有這些都優先於不斷積聚物質財貨——物質財貨的用處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革命的社會實踐不但要推翻生產關系，還要改變壹切社會組織，壹切傳統的習慣，人類的精神和心理。物質的利己主義和侵略性的競爭精神，因為在日常經驗中缺乏營養而逐漸枯萎。

人類將主宰它的地理環境，主宰地球的構形，主宰氣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時保持或者重建生態平衡。它將根本改變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礎。它不能絕對地靠意誌的力量達到這些目標，而不需要先決條件和充分的物質基礎設備。可是，只要這個基礎設備有了保證，那越來越能夠自由選擇的、主動的人類，就會變成創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異化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杠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正確的。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余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盡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幹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盡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著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隨著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沖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著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系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系；另一種是支配著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系（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系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著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系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系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余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系或社會關系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系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志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讚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幹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麽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著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系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系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著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注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系；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系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系，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里，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覆雜的人身支配關系弄得模糊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幹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系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著不同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著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注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沖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注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志著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著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注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著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幹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著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理論著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著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沖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沖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著。
　　在20和30年代，隨著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借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系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後，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裏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吊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制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制約關系，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後，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系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制。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誌的二者關系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系，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堪稱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經典。

憑借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後，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沖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制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沖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沖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制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麽，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占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借強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於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制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制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幹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麽，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麽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麽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麽，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回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與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誌，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著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制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征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征、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制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制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系。”壹]以此為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復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著“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系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制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著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量。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裏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麽，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麽法律，無論什麽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誌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誌，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誌壹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誌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誌。”[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誌。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借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壹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系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制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註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制度準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壹種多麽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麽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侖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系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系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這壹段是原來文章所沒有的，在此難以表示出來，請編輯加上去。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恒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制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制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後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為例，“盡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制，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裏，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後，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制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制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後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制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制的俄羅斯制度下，“加強法制……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制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著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制、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制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制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制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盡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系，這種資本主義關系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雇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雇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著現代大工業的逐漸占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制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麽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擡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誌的“新法制”。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幹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跡”，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制上，堅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堅持按勞分配，逐步達到物質極大豐富。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社會主義的本質需求決定了社會主義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僅應該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應該用立法程序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不僅應該宣布勞動權，而且應該運用立法程序把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誌，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制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註。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征。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系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幹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註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系，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與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與。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與。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後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臺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臺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系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淩駕於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沖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借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裏，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系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系上的沖突，卻包含著解決沖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後，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征。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麽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征。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贊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於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棱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征。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盡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恒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系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盡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采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鏟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臺灣的事情只能從臺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於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麽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系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系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盡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系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系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系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系”，“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系”。(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系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系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麽，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盡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盡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恒的主題，那麽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系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恒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系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臺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臺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臺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臺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麽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臺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麽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誌，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采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後，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系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臺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麽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麽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誌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系。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臺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系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采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占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臺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臺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左翼反共人士]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辭典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抽象勞動

　　由於一個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價值，所以，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兩重性。第一，任何勞動的行動都是“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資本論》第1卷，第5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根據這樣的考慮，勞動是“有用勞動”或“具體勞動”，它的產品是一種使用價值。勞動活動在這方面“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上，第56頁）。第二，如果把勞動行為的特定性質撇開，任何勞動就被看作是純粹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單純的人類勞動，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同上，第57頁），從這方面考察，人類勞動的耗費所創造的價值，叫做“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是互不相幹的活動，他們是同一活動的不同方面。馬克思作了如下總結：

　　“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看，是人類勞動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同上，第60頁﹞

　　他強調指出，“這一點是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是他首先闡明和論證的（同上，第55頁）。

　　可是，關於馬克思通過怎樣的抽象思維程序來發現創造價值的勞動的本質，這在馬克思主義中有相當大的爭議。馬克思在談到“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同上，第57頁﹞的生理耗費時是以時間單位來衡量的，這意味著可以把價值解釋為具體化的勞動的系數。但是，他同樣堅持認為，“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並強調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同上，第61頁﹞。

　　馬克思在這里的意思是，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使生產這些商品的私人勞動變為社會的勞動﹝這是等價形式的一個獨特性﹞；作為抽象勞動的勞動，只有在這種勞動的產品交換中來實現其等同。從表面上判斷，這兩種觀點並不容易一致。

　　首先考慮“生理上的”解釋。斯蒂德曼從馬克思著作中引用一系列話來證實他的觀點，他寫道：

　　可見，所討論的對象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通過市場貨幣流通“使其溝通的”商品生產經濟，並只涉及到社會必要的、具有平均技術和強度的抽象社會勞動，這些是不言而喻的，這就可以說，“價值量，是具體勞動的時間量。這一陳述精確地反映了馬克思的見解，它並不能由於指出馬克思更關心“價值的形式”、“抽象社會”勞動的性質，以及“一般等價物”的事實而改變（見“參考書目”⑦，第211頁）。

　　沙克的論斷是屬於同類型的。他論證抽象勞動的概念不是一種精神的概括，而是真實的社會過程即勞動過程在思想上的反映，這個過程在資本主義中滲透了商品關系。因為“當人類勞動被引向商品生產時，抽象勞動是人類勞動獲得的性質”（見“參考書目”⑥，第273頁），所以，在商品生產中，勞動“從一開始就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同上，第274頁）。而且，這里就含有這麽一個意思，只有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才能計算具體化的勞動的系數，這也就是價值表示的意義。此外，沙克還辨別了決定產品總價值、商品的單位的社會價值及其調節價格的在一定生產條件下所耗費的實際總勞動時間，以及說明調節價格和市場之間的關系、需要用來去滿足所表現出來的社會需要的總勞動時間的不同（同上，第276—278頁，並參看社會必要勞動條目）。

　　對於這種觀點，批評家們則認為它與李嘉圖的共同之處多於它跟馬克思的共同之處(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把價值僅僅看作是具體化的勞動，必定會把不同類別的勞動變成可通約的，從而能把它作為總計的手段。但是，由此也就不存在把價值範疇限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用法。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說，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量的凝結，那末，我們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但是並沒有使它們具有與他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資本論》第1卷，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把具體化的勞動變為抽象勞動的抽象，是一種社會的抽象，是一種很能表現資本主義特點的真實的社會過程。抽象勞動不是通過勞動過程的商品關系來把不同類別的勞動簡化為共同的時間尺度的方式，而是在真實交換中的一種真實存在。魯賓認為，在這里一定不能把交換放在它的特定的意義上來考慮，即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再生產循環的一個特殊階段，而是應當比較一般地把它看作是生產過程本身的一種形式(見“參考書目”⑤，第14章)。只有在交換過程中，不同類別的具體勞動才能轉變為抽象的和同一的勞動，私人勞動才能表現為社會勞動，這是通過市場來做到的，因此對於抽象勞動來說，是不可能事先確定出來的。科萊蒂則進一步論證，不僅抽象呈現於真實的交換，而且抽象勞動還是異化的勞動，交換提供了在抽象平等和勞動力具體化形式中的社會統一的因素，而其中人的主體性卻被剝奪了(見“參考書目”②，第82頁；不同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①)。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大多數的爭議中，關於抽象勞動性質的爭論是個核心（例如希梅爾韋特的見解，見“參考書目”④）。總的看來，具體勞動學派把注意力集中於研究價格產生自勞動時間的問題。他們傾向於認為強調辯證法和方法論是不恰當和形而上學的。抽象勞動學派則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馬克思如何運用他跟黑格爾對抗的成果來跟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實行決裂的，以及如何確定采取一種辯證法的方法來代替一種形式邏輯的方法以解決在價格產生的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難（參考黑格爾和馬克思；生產價格條目以及相關條目中有關轉化問題）。




參考書目

① 克里斯·亞瑟：《辯證法和勞動》，載約翰·梅法姆和大衛—希勒爾·魯賓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72年英文版。
③ 戴安內·埃爾森：《勞動價值論》，載《價值一資本主義勞動的體現》，1979年英文版。
④ 蘇珊·希梅爾韋特和西蒙·莫恩：《真實的抽象和反常的假想》，載伊恩·斯蒂德曼等編《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⑤ I.I.魯賓：《關於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⑥ 安瓦爾·沙克：《代數學的貧困》，載伊恩·斯迪德曼等編《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⑦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⑧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積累

　　“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資本論》第1卷，第6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就是用這樣的語言揭示資產階級社會最重要的使命或推動力的。馬克思盡管引用了上述的宗教喻義，但他沒有象維貝爾那樣把積累看作是新興的新教徒節儉道德的結果。他也沒像以效用學說為依據的新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提出的那樣，把積累看作是為了在將來消費中追求主觀愛好的滿足而犧牲目前的消費的節制結果。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必須積累並不取決於個體資本家主觀愛好或宗教信仰，而是決定於資本的本性。

　　由於競爭機制的作用，迫使單個的資本家去進行積累。因為資本是自己增殖的價值，所以至少要維持它的價值。由於競爭，資本不可能僅僅靠維持自身價值來存在，除非它還能增殖。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發展階段。競爭機制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最初，積累是通過改變生產關系以創造雇傭勞動（參看原始積累條目），同時生產方法則維持不變。對於由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繼承和適應下來的不發達的生產方法來說，積累無論對於保證勞動大軍的擴展，為生產提供原材料，以及確定在勞動管理中所許可的經濟規模，都是必要的。在工場手工業中，積累對於使雇傭勞動在分工和協作中保持適當的比率來說是必要的。至於在機器和大工業中，積累為必要的固定資產的添置，原材料以及勞動力的擴大使用提供了條件。

　　可是，積累並不僅僅是生產和變為資本的剩余價值之間的一種關系。積累也是一種再生產的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考察了資本的流通，在《資本論》第1卷中這方面考察則較少。再生產是作為一種價值和剩余價值的關系維持不變的簡單再生產來加以考察的，而這種簡單再生產則又體現為一種不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否生產規模都將擴大的再生產的基礎。無論是簡單還是擴大再生產，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必須從價值和使用價值出發確定一定的比例，這一點則在再生產公式中加以考察。

　　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通過對剩余價值和資本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全面考察來分析積累。在早期發展階段，積累的基礎是資本積累；在晚期發展階段，集中（參看資本的集中和積聚條目）是占統治地位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資本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被加以利用。這需要有一個發達的信用體系作為先決條件。當積累的目標在於提高生產能力時，其實現的機制便是通過信貸。這就必然形成生產資本的積累和金融資本的積累的分離。這也就是形成虛假資本的基礎，這種情況，當積累遇到無法克服阻礙剩余價值生產持續擴展的障礙時，它能導致經濟危機的強化。另外，資本的集中和積累的不平衡本身也是與經濟和社會的不平衡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正如馬克思主義傳統所一貫強調的那樣，積累的過程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過程，而且牽涉到諸如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國家作用的轉變這樣一些社會關系的一般發展情況。

　　在馬克思看來，積累過程決不是平坦的、協調的或單純的發展過程，它時常要被危機和衰退所打斷。但是，資本積累的障礙並不是絕對的，而是依據資本主義矛盾的強化程度而變動的，這種矛盾可以暫時被解決，從而出現一個擴展的新階段。分析這樣一種矛盾強化的發展，是馬克思按照利潤率趨於下降趨勢的規律所作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而跟這種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為基礎的規律相聯系的發展的本身，則又跟對它是起抵消作用的種種影響發生矛盾。在這里，馬克思就將自己跟李嘉圖和斯密區別開，李嘉圖認為利潤率下降決定於農業生產率的下降，而斯密則認為關鍵在於市場的有限範圍。

　　馬克思在經濟分析中，把相當大一部分力量用來分析積累過程的形式與結果，在這方面他借助於邏輯上和經驗上的研究。他區別了生產方式發展的不同階段，發展了勞動過程自身的規律。他還考察了積累對工人階級的影響作用。由於機器和機器生產，迫使其他生產方式采取極端剝削方式來保持競爭。機器和機器生產本身創造了勞動後備軍及其相關聯的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即隨著一部分沈滯的勞動階層在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同時，他們的按照官方標準的貧困化的程度也不斷加深。另外，甚至工人階級在力量上不斷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的組成來對抗積累的時候，他們也蒙受喪失技能之害並受機器的支配。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一些像列寧這樣的人認為壟斷是強化了而不是否定了競爭，從而強調了資本積累的必然性。另一些作者們則傾向於強調積累過程的某一或某幾個方面而不顧其綜合的總體性。消費不足論者強調指出一種蕭條的趨勢，認為壟斷取消了競爭並對投資起了強制作用。因此，市場需求的不足就成為注意的中心（如凱恩斯的理論）。這方面，盧森堡的觀點經常地被引證，雖然她還強調了軍國主義的作用。這一思想路線較為近期的代表是巴蘭和斯威齊。另一些秉承新李嘉圖主義和斯拉法主義傳統的人，則把積累看作像是一種公理的東西，以此來追隨馬克思，但是，由於他們在自己的分析中忽略了把強制因素結合到積累中來，這就使他們沒有能夠自圓其說。競爭只是為了使利潤率和工資率趨於平均。因此，工資就被看作決定積累進度的關鍵。在生產率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工資提高和利潤率下降，積累就受到威脅。





阿德勒，麥克斯

　　1873年1月15日生於維也納，1937年6月28日在維也納逝世。

　　阿德勒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學後成為一個律師，但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用於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上，以後從事大學校內和校外的教學工作，並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的活動。1903年，在卡爾·倫納和魯道夫·希法亭的協助下，他在維也納建立了一所工人學校；1904年他和希法亭創辦了《馬克思研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他跟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左翼聯系，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委員會的運動。他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期刊——《階級鬥爭》的撰稿人，從1927年該刊創刊以來就經常為它撰稿。阿德勒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是他試圖建立一種作為社會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基礎，在這方面他受到了在科學哲學中的新康德主義的思想和恩斯特·馬赫的實證論的強烈影響。此外，他的著述還廣泛地涉及其他的主題，發表了有關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人階級的變化、知識分子、法律和國家﹙批判凱爾森的純粹法律理論﹚等問題的論著。（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學意義》，1914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論社會學方法和法學方法的區別》，1922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1930、1932），1964年德文版。
⑤ 葉馮·布爾代：為麥克斯·阿德勒《民主和工人委員會》一書寫的導言，1967年法文版。
⑥ 彼得·海因特爾：《學說與意識形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麥克斯·阿德勒的哲學中的反映》，1967年德文版。


阿多爾諾，西奧多

　　1903年9月11日生於法蘭克福，1969年8月6日在瑞士的菲斯普逝世。

　　從中學起，阿多爾諾在哲學和音樂兩方面興趣就同時增長。1924年，他通過研究胡塞爾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就追隨奧爾本·柏格和愛德華·斯特爾曼在維也納學習作曲和鋼琴。1931年，他開始在法蘭克福大學講授哲學，但是，由於納粹主義的出現，他離開德國去英國。4年以後他移居美國，並在那里加入了社會研究所(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1953年他隨同該所回到法蘭克福，當上教授並成為該所的一位所長。阿多爾諾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有很大的獨特性。他的有關現代社會的一些觀點乍看起來似乎是稀奇古怪的。他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完全被官僚體制、行政管理和專家統治所編織的羅網網住。個性只是過去的事情：資本集中、計劃化和群眾文化的時代已經摧毀了個人的自由。批判性的獨立思考能力已經消失和死亡。社會和意識是“完全物化了”，它們看來似乎具有自然對象的特性——占著特定的地位和不變的形式(參看物化條目)。

　　但是，如果拋開形式來考慮內容的話，那是不能完全理解阿多爾諾的思想的。通過“激烈沖擊的表述方式”、“驚人的誇張”和“戲劇性的強調”，阿多爾諾希望能削弱意識形態，並創造一種條件使社會的世界重新變得可以辨認。他廣泛地采用散文和格言形式(這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書中表現得最清楚)來直接地表現他所關心的要破壞他所認為的封閉思想體系(如黑格爾的唯心論或正統馬克思主義)，以及防止一種對社會不加反思的肯定。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即要求讀者不僅僅是冥思苦想，而是要為創造性的重建進行批判性的工作。他要求保持和產生獨立批判的能力，並有能力接受社會激烈變動的可能性。

　　阿多爾諾著述涉及領域是驚人的。他的選集 (現在以一種標準版問世)合計達23卷(見“參看書目”⑦)。這里的論著是橫跨各領域的，包括哲學、社會學、心理學、音樂研究和文化批判。在他的成果中，有對所有哲學基本原理的挑戰性的批判並發展了一種獨特的唯物主義和辯證的方法(見“參考書目”⑦)，有對工具論的起源和本質的重要分析(見“參考書目”⑧)，有關於美學哲學的論著(見“參考書目”⑥)，還有許多關於文化的獨創性的研究，包括對申貝爾格和馬勒這樣的人物的分析(見“參考書目”①)，以及對現代消遣娛樂產業的論述（見“參考書目”⑤）。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現代音樂哲學》（1949），1973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多棱鏡》（1955），1967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社會學和心理學》（1955），1967、196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文化工業的再思考》（1964），1975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5年英文版。
⑦《西奧多·阿多爾諾全集》，共23卷，德文版（1970年起）。
⑧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克斯·豪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2年英文版。
⑨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⑩ 蘇珊·巴克—莫爾斯：《否定辯證法的由來》，1977年英文版。
(11) 尤根·哈貝馬斯：《哲學政治學概論》，1971年英文版。
(12) 吉利安·羅斯：《憂郁科學》，1978年英文版。


美學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看不到關於藝術的系統理論。可是，這兩位作者不但很早而且是終生對美學和藝術有興趣，他們對這方面的問題所作的各種概要的論述，成為許多人試圖創立一種特殊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礎，這在近幾十年來尤其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藝術的零散的論述最近已經被收集為若幹卷出版，並為一些考察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發展的書籍所引用（見“參考書目”①、⑤）。由於這些論述本身就很零散，因而在後來作者的論著中出現各種不同的見解和不同的則重，也就不足為奇了。本詞條首先要簡略地闡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出發點以及它們是如何對不同的作者起啟示作用的；其次看一看馬克思主義美學史和這一領域的近著中所包含的若幹中心的論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學

　　從馬克思關於藝術在本質上是創造性勞動，跟其他(非異化的)勞動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同這種論述中，建立起了一種人本主義的美學(見“參考書目”⑦)。當馬克思在指出人類勞動的基本特性時，把工程師和蜜蜂作了比較(見《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在這里，工程師顯然只是作為人類勞動者的一個例證來援引，而不是把他當作是應另眼看待的一類藝術家。認為一切非異化的勞動都是創造性的，因而也把藝術勞動從本質上看作是創造性的觀點，為一種人本主義的美學奠定了基礎，這種美學鼓舞著我們去考察藝術的歷史發展及其如何從其他活動中分離出來，從而成功地消除了藝術的神秘感（參看異化條目）。

　　持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這樣一種認識，即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藝術，也跟其他各種形式的勞動一樣，正逐步成為異化勞動。藝術本身變成了商品，藝術生產的關系使藝術家的地位降為一個被剝削的、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者。正如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第一部分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附錄中所說，“資本主義生產對一定分支的精神生產，如藝術和詩是敵對的”。他接著闡明了在資本主義統治下藝術勞動的變態：

　　“密爾頓創作《失樂園》得到5鎊，他是非生產勞動者。相反，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者，則是生產勞動者。……萊比錫的一位無產者作家在書商指示下編寫書籍……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他的產品從一開始就從屬於資本，只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一個自行賣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但是，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板雇傭，老板為了賺錢而讓她去歌唱，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生產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432頁）。

　　對資本主義統治下藝術勞動和文化產品變態的這一分析，是後來的人（如阿多爾諾和豪克海默）對“文化工業”批判的前提，他們認為這種文化工業遵循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並把文化產品轉變成商品，也就是說使文化和藝術屈就於一種循規蹈矩的地位，降低為覆制品和毫無價值的東西，其作用是保證政治上的安穩平靜。從馬克思主義的商品拜物教的一般原理出發，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家盧卡奇發展了一種藝術理論。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盧卡奇通過分析商品拜物教對意識的影響作用，描繪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生活和經驗的具體化和片面化的性質。然而，具體化的思想並不能抓住社會和經濟關系的總體。盧卡奇便把他的余生全部投入文學和美學的創作，在他的這些著作中“總體”始終是一個中心概念。盧卡奇認為，偉大的作品善於透過表面的現象去理解和揭示社會的總體及其全部矛盾。

　　跟這個理論相關的是藝術中的現實主義理論。盧卡奇認為，優秀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通過運用“典型”人物去描繪總體。這種對現實主義的看法可以從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論上的依據，特別是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給一些很有抱負的女小說家寫的兩封重要信件。在這些信中，恩格斯堅決反對所謂“傾向小說”——一些直接地傳播政治消息的小說，而是讚成那種仍然能從中得出正確的政治分析的“現實主義”的內容。“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給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藝術》，第176頁）。接著，他舉巴爾紮克為例，說他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的歷史”，盡管事實上他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通過運用“典型”來對社會及其結構（階級）沖突的精確描繪的現實主義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美學觀的一個中心要點。

　　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關於文學和藝術跟它們從中產生的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論，應當歸功於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比喻。在這個比喻中，美學是明確地被列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一種階級對抗在其中展開的“意識形態”。在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中，比較早地提出藝術是時代精神的表現的這種觀點，他認為“文學和藝術是社會生活的鏡子。”（見“參考書目”①，第12頁）。這樣一種論述，以最粗糙的方式把藝術歸結為只不過是從社會關系和階級結構這些物質特性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一種反映。至於有關藝術作為思想意識的較為覆雜的論述，則可以從近期的作者例如戈爾德曼的著作中看到。

　　最後，在馬克思主義的美學中，對於強調藝術的革命能量，以及藝術家所肩負的義務的問題，有著相當不同的傳統信念。恩格斯關於現實主義的論述清楚表明，他自己把客觀的描繪放在比公開的黨派立場更為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則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選摘了有關藝術的激進主義的理論。列寧勸告作家們用他們的藝術為黨服務（見“參考書目”⑥，第22—27頁）；那些以此來證明他的實利主義的人，卻忽視了他關於文學藝術的其他論述，特別是他對托爾斯泰的研究（見同上引書第48—62頁）。根據馬克思關於“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和意識對政治變革起著極其重要作用的觀點，從馬雅可夫斯基、布萊希特和本傑明到現代的電影制造商如哥達爾德和巴索里尼這樣一些美學家和藝術家，已經制定了革命美學實踐的綱領。

　　 馬克思主義美學中的主題

　　現實主義的概念，包括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不論是原蘇聯和中國的官方觀點，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⑤、①），仍然是廣大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中心議題。同時它也是兩種攻擊的焦點。第一種攻擊要追溯到盧卡奇跟布萊希特的早期爭論（見“參考書目”④、①），在這場爭論中，布萊希特指出，19世紀古典的現實主義文學已經不再適應20世紀的讀者和觀眾了，特別是它不再有實現激進化的力量了。顯然，如今的問題已經成為：對藝術或文藝的評價，究竟是從它對社會描繪的精確性和批判性著眼，還是主要從它的革命潛能來著眼。這場爭論在今天已經演變為，在藝術、文學和戲劇中，把先鋒派的和形式上創新的形式跟較為傳統的敘事體形式對立起來，前一種形式倡導者指責後一種形式鼓勵消極的和不批判的態度，盡管它的作品內容多麽激進也罷。對現實主義的第二種攻擊也是跟這一爭論有關的。這種攻擊指出，以統一的和連貫的敘事體為基礎的傳統現實主義在表現中使真實的矛盾和對立模糊不清，在它所表現的世界中制造了一種人為的統一。相反，現代作家的作品，則能通過對原事物進行片斷和中斷的處理技巧來抓住矛盾，從而讓隱藏的和沈默的東西說話。阿爾都塞的合作者比埃爾·馬舍雷以及法國的符號論者羅蘭·巴爾瑟斯和尤里雅·克里斯蒂瓦等人的著作，對這種傾向很有影響。

　　在近年的論著中，特別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有東德和蘇聯的論著中，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的理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進。藝術在一個重要意義上雖然仍然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來理解，但它已不僅限於反映社會生活，而是被看作是一種以中介形式來表現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給予表現的形式和代號以應有的地位，即把它們看作是意識形態藉以在文學和藝術中產生的主要程序和規則。結構主義和詮釋學，以及對俄國形式主義者的作品的興趣的恢覆（見“參考書目”③），這一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藝術的組織機構和實踐越來越被看作是理解作品和原文性質的必要條件——諸如出版者、美術館、批評家等媒介者的作用。但是對於批評家（其中多是從事藝術和新聞專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目前只有少數作家對他們加以嚴肅對待。最後，觀眾和讀者的作用也被看作是藝術工作本身的組成部分，一些作者經常引用馬克思在《大綱》導言中關於“消費產生生產”的論述來支持這種觀點。釋意學、符號學和接收美學——它們多數沒有躋身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提供了分析接收者在產生文化作品及其意義中的能動作用的洞察方法和工具。這就是說，作品的“意義”不再被認為是固定的，而被看作是決定於它的觀眾。

　　美學和政治的問題，仍然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中心問題(見“參考書目”②)。這個問題跟以上探討的有關現實主義的爭論是有聯系的。對本傑明著作的興趣的恢覆，引起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藝術創作手段革命化以便起政治行動和策略作用的這種可能性上，而不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激進的內容以至文化產品的形式這樣一些問題上。當前爭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例如社會主義劇作家所考察的關於究竟哪一種形式能夠最有效地表達激進思想的問題：是擁有巨大的觀眾並為技術革新和布萊希特的手法提供廣泛余地的電視呢？還是觀眾較之為少，但卻相對地擺脫了結構上和專業上的束縛、並且（就社區和街頭戲劇而言）還相對地擺脫了思想上的束縛的戲劇呢？最後一個方面的問題是，伴隨著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一種女權主義的批判的開展（參看女權運動條目），一種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文化理論和實踐在近年中逐步興起，它在著重強調階級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同時，對藝術中的家長制的主題以及存在於劇院和其他文化機構中的家長制的關系進行批判並反其道而行之。

　　最後，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也給美學價值觀提出了問題。認為不僅藝術本身，而且藝術批判的實踐和組織機構必須被看作是意識形態和利益關系的這種認識。揭示了對藝術作品所授予的價值具有相對的和任意的性質。然而直到不久以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還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像盧卡奇這樣的作者，竟然設法在文學中保持一種“偉大的傳統”，按照一定的政治美學標準，這種傳統也許跟主流的資產階級批判的偉大傳統有驚人的相近之處。至於有關“高深的”和通俗的藝術之間的關系問題，像有關批評的偏頗觀點這個問題一樣，很少被提出。目前，價值問題通過許多方式擺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從樂意接受相對主義對意識形態批判的結論，到試圖在一種人類學或心理學所設想的人類共性的基礎上重申美和價值的絕對標準(同時參看藝術；文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亨利·阿馮：《馬克思主義美學》，1973 年英文版。
② 李·巴讚達爾編：《藝術中的激進觀點》，1972 年英文版。
③ 托尼·貝奈特：《形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979 年英文版。
④ 恩斯特·布洛赫等：《美學和政治》，1977 年英文版。
⑤ 大衛·拉恩：《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1978 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關於文學和藝術》（1905 ），1967 年英文版。
⑦ 阿道弗·桑切斯·瓦茲蓋茲：《藝術和社會——馬克思主義美學論文集》，1973 年英文版。
⑧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和文學》，1977 年英文版。


不可知論

　　恩格斯似乎感到，費盡心機去證明上帝不存在不僅沒有什麽意思，而且是浪費時間（參考《反杜林論》第1編，第四章）。對於他和馬克思來說，宗教除了是一種歷史的和社會的現象外，只不過是一種愚昧之談。對問題不置可否，或者承認上帝只是一種不可證明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論的態度，看來是不足引起他們認真對待的。他們把基督教改革運動看作是“革命”的運動，因為它表現了新階級對封建制度的挑戰。而且從長遠來看，由於舊教會的被推翻為知識階層的逐步世俗化開辟了道路，宗教也就越來越被看作純粹是私人的事情。

　　馬克思在1854年中寫的一篇關於《宗教權力的衰落》的文章中指出，自從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分別地開始解除各種宗教信仰對自己的束縛”；在法國和各新教國家中，哲學在18 世紀取得支配地位。在馬克思的眼里，自然神論跟不可知論十分相似，它們都是一種拋棄舊教條的便宜方式。帶來重大而膚淺變動的法國革命使上層階級感到震驚，它們同在1848年的動亂中覆活的各教派結成公開的聯盟；但這在當時就已不足為慮了，政府承認基督教會的權威，這樣做只不過是更為方便而已。馬克思用1854年爆發的克里木戰爭為例描繪了這種情況，由於英國和法國站在土耳其一邊，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不得不為異教徒戰勝基督教同伴而祈禱，他認為這將迫使教士在將來更成為政治家的工具。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在19世紀中葉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對於他們所看到的中等階級對宗教著迷的現象感到驚訝；但是當時世界各國的影響已經來到，從而產生了一種被他叫做“開化”的效果。像坦尼森和阿爾諾德這樣的詩人以悲傷語調描繪信仰衰敗，卻以一種喜劇的光芒激發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92年寫到：不可知論幾乎受到同英國國教會一樣的尊敬，比救世主的地位高得多；用朗卡郡的一個富於表現的字眼來說，不可知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86頁）。恩格斯接著論述了不可知論對事物或因果關系真實性不確知的哲學意義。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沿著這種思路運用這個術語的，特別是列寧在1908年跟經驗批判主義進行論戰時，極力論證馬赫及其實證論學派的新奇觀念只不過是從被恩格斯批判為有害的不可知論的休謨的老觀念中派生出來的。在列寧看來，既承認我們的感覺有一個物質的來源，但又把它們能否給予我們關於物質世界的正確信息看作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只是玩弄字眼而已。（參看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伊·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異化

　　按照馬克思的意思，異化是指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機構，一個社會通過一種活動（或處於一種狀態中）變成（或保持）異在於（1）自己活動的結果或產物（以及活動本身），及（或）異在於（2）其生活的自然，及（或）異在於（3）其他人，另外，通過（1）到（3）的任何一項或全部，也異在於（4）其自己（異在於其自身創造歷史的人的可能性）。這樣表述的異化總是自我異化，也就是，人（他的自我）的異化是通過他自己（通過他自己的活動）從他自己（從他的人的可能性）中產生。自我異化不僅僅是異化形式中的一種，而且也就是異化的本質和基本的結構。另一方面，“自我異化”不只是一種（描述的）概念，它同樣也是對世界實行革命轉變（異化消除）的一種呼籲或號召。

　　只是在20世紀的下半世紀才被編入哲學辭書的異化概念，今天已經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中心概念，並為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雙方所廣泛使用。可是，在它被認作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術語以前，它已經在哲學範圍外廣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其意義是對從前的朋友或夥伴的疏遠和厭惡；在經濟和法律中，它是一個表達一個人將財產讓渡給另一個人(通過買賣、竊取、饋贈)的術語；在醫學和精神病學中，是一個表述反常和神經錯亂的名詞。在馬克思把異化發展成為一個超出哲學的(革命的)“概念”以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已把它發展為一個哲學概念。然而在黑格爾制定有關異化的概念時，他也已經有了一批先驅者。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使用了這個術語但卻跟黑格爾的(或馬克思的)用意不近似，有一些人則是先表述了這種思想而卻沒有使用這個術語，還有一些人甚至達到某種使思想和術語之間相結合的地步。

　　基督教的原罪和贖罪的教義，被許多人看作是有關人類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最初的表述形式之一。有人堅持認為，《舊約全書》中的偶像崇拜的概念是西方思想史上有關異化概念的最早的表述。赫拉克利特關於人對邏各斯的關系，也能夠用異化概念來進行分析。還有一些人認為黑格爾關於自然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異化的形式的觀點，可以追溯到柏拉圖關於自然世界是宏大的理念世界的一個不完整投影的觀點。在近代，特別能夠在社會契約的理論家中找到有關異化的術語和問題。例如，胡果·格勞修斯是把異化作為一個表達某人自己將主權讓渡給他人的名詞來使用。但是，不論他們是使用這個術語（如格勞修斯）還是不使用這個術語（如霍布斯和洛克），社會契約的思想本身確實可以被看作是這樣一種意圖，即通過有意的部分異化去推進異化消除的過程（達到更自由、或至少更安全）。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開出一個包含更多先驅者的名單。然而，在黑格爾以前的思想家中，恐怕沒有任何人的作品能夠像盧梭那樣更易於用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概念來加以閱讀和理解了。我們只想從許許多多的有關論點中提出兩點：盧梭劃分的自然的人（l’homme de la nature，l’homme naturel，le sauvage）和社會的人(l’homme policé，l’homme civil,l’homme social)之間的區別，可以同非異化的人和自我異化的人的區別相比；他的關於克服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跟特殊意志（volonté particulière）矛盾的設想，可以被看作是消滅自我異化的方案。但是，盡管有包括盧梭在內的所有先驅者，異化的真正哲學史卻是從黑格爾開始的。
雖然在黑格爾早期著作中已經有了異化的思想（以Positivität實在性一詞出現），但是，從他的《精神現象學》開始，異化才作為一個哲學術語加以明確的闡述。另外，雖然在該書中關於異化的最直接和最集中的論述，是在標題為“自身異化的精神；教化”這一部分中。然而，這一論述實際上是全書的中心概念和指導思想。同樣地，雖然黑格爾在以後的著作中沒有關於異化的集中的和明晰的論述。但是，他在《哲學全書》中概要地提出的並在他以後的所有著作和演講中進一步擴展的整個哲學體系，卻是借助於他的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思想建立起來的。

　　在黑格爾的著作中，自我異化的概念的一個基本的意義，是把它應用在“絕對”上。對黑格爾說來是唯一實在的絕對理念（絕對精神），在參與異化和異化消除的循環過程中是一個能動的自我，絕對精神從自我異化為自然（自然是絕對理念的自我異化的形式），它又從自我異化中覆歸為“確定的精神”即人（人是在異化消除過程中的絕對理念）。自我異化和異化消除在這種形式中是絕對存在的方式。

　　自我異化的另一個基本意義（它直接地由以上的意義派生），是它可以用於“確定的精神”，或者說是人。就其是一個自然的人說來，人是一個自我異化的精神。但是，就其是一個歷史的人而言，他能夠達到“絕對”（同樣對自然和他自己）的充分理解，他能夠成為一個異化消除的人，即“確定的精神”實現其達到對絕對精神理解的神聖使命。這樣，人的基本結構也可以表述為自我異化和異化消除。

　　異化還有另外的意義能為人所具有。它是確定的精神（人）相對於生產行為、相對於其自身在客觀中表現、相對於其自身在物理事物、社會組織和文化產品中的對象化的一種本質特征；並且，每一種對象化必然是異化的一個實例，生產出的物體成為生產者的異己物。在這個意義上的異化只有在它被充分理解的意義上才能被消除。

　　在黑格爾著作中異化還有更多的意義被人們所發現，例如，沙赫特斷定黑格爾是在兩種很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術語的：第一種意義，“異化”是指“諸如個人和社會實體之間，或者一個人的現實狀況和基本屬性之間”（如“自我異化”）可能出現的一種分離和不和諧的關系”；第二種意義，“異化”是指“在消除第一種意義上的異化的同時，放棄和犧牲特殊性和固執性，重新達到一致”（見“參考書目”⑧，第35頁）。

　　在費爾巴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1839）和後來的一些著作如《基督教本質》（1841），《未來哲學原理》（1843）中，批判了黑格爾關於自然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異化的形式和人是在異化消除過程中的絕對精神的觀點。對費爾巴哈來說，人不是上帝的自我異化，而上帝則是自我異化的人——他只是從人那里抽象出來的、絕對化的和疏遠化的人的本質。當人創造了一個想象的更高的異在的人，將其高高捧在自己頭上，並象奴隸般地頂禮膜拜時，他就從他自身中產生了異化。人的異化消除就在於消除上帝這個疏遠化的人的影像。

　　莫澤斯·赫斯最先批判並擴展了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然而，在沿著同一路線展開更全面和更深刻批判的人是赫斯（同時代的）更年青的朋友馬克思（特別是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讚揚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按：本引文中“外化”兩字在本條目原文中均為“異化”）。但是，他批判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等同起來，批判黑格爾把人看作自我意識，把人的異化看作是人的意識的異化：“人的本質，人，在黑格爾看來是和自我意識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質的一切異化都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異化……對異化的、對象化的本質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現為把這種本質合並於自我意識”(同上，第165頁)。

　　馬克思讚同費爾巴哈對宗教異化的批判，但是，他強調指出宗教異化只是人的許多自我異化形式的一種。人不僅把自己的一部分異化為上帝的形式；而且還把自己的精神活動的其他產物異化為哲學、共同意識、文藝、道德的形式；把自己的經濟活動的產物異化為商品、貨幣、資本的形式；把自己的社會活動的產物異化為國家、法律、社會機構的形式。人通過多種的形式使他自己同他的活動的產品相異化，並把它們塑造成一個分離的、獨立的和強大的客觀世界，面對這個客觀世界他卻是一個軟弱的依附的奴隸。無論如何，他不僅使自己同他自己的產品相異化；而且他還使自己同那些生產出這些產品的活動，同他生活所處的自然，同其他人相異化。所有這些異化形式歸根結底是一致的；他們是人的自我異化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形式，是人同他的“本質”或“本性”、同他的人性相異化的不同形式。

　　“異化勞動，由於（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他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也就使類同人相異化……(3)……使人自己的身體，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4)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總之，人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命題，說的是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異化，都表現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個與他不同的人發生的關系上”(同上，第96—99頁)。

　　馬克思對異化的批判(揭露)並不以這種批判本身為目的。他的目的是為激進的革命、為共產主義的實現開辟道路。這種共產主義的實現被理解為“人向自身的還原或覆歸”、“人的自我異化的揚棄”，被理解為“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20頁)。雖然馬克思在後期著作中沒有經常地運用異化和異化消除的術語，但是，所有的後期著作，包括《資本論》在內，都提出了對現存異化的人和社會的批判，並要求解除異化。並且，至少在馬克思後期的一部巨著即《大綱》中，廣泛地使用了異化的術語。

　　《經濟學哲學手稿》初版於1932年，《大綱》初版於1939年，然而它們實際上只是在1953年再版後才為人所了解。這可能是造成19世紀和20世紀頭幾十年在所有對馬克思的解釋（以及在一般的哲學討論）中漠視異化和異化消除概念的主要的“理論的”（還有實踐的）原因。在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中，對異化的某些重要論述最先是在物化的概念下展開的，但是在這本書中，沒有對異化做出總括的和清晰的探討。這種探討只是在1932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後才開始。馬爾庫塞（見其在1932年的論述）是最早強調手稿的重要性並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異化概念的學者之一，奧·科爾紐（見他在1934年的論著）是首先比較細致地研究“青年馬克思”的研究者之一，昂·勒費弗爾（見他1939年的論著）可能是最先試圖把異化概念引進當時已經確立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了對異化更為廣泛和更熱烈的討論。參加這個討論的人，不僅有馬克思主義者，而且還有存在主義者和個性主義者；不僅有哲學家，而且還有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文藝批評家，作家等。在非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尤其是海德格爾有力地推動了異化的討論。在《存在與時間》（1927年出版，見1967年英文版）中，他使用疏遠化（Entfremdung）去敘述人存在的一個非真實性的基本特性，並在1947年強調指出異化的重要性。在同一著作中，他運用了Heimatlosigkeit（意即“失去故土”）這一概念。還有人發現在馬克思的自我異化和海德格爾的Seinsvergessenheit(意即“忘記存在”)之間，以及在馬克思的革命與海德格爾的Kehre(意即“急轉”)之間有某種類似。對異化的討論作了進一步重要推動的還有：薩特，他無論是在其存在主義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階段中都運用了“異化”；保·提利克，在他把耶穌教神學、存在主義哲學同馬克思主義合為一體中，異化概念起了重要作用；亞·科葉夫，他借助於青年馬克思的洞察力來解釋黑格爾；讓·依波利特，他探索了黑格爾和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特別是異化和對象化的關系）；J.Y.加爾維茨，他從基督教觀點出發對馬克思的批判，是立足於把整個馬克思思想解釋為一種對不同形式異化的批判的基點上；還有漢·巴爾特，他對真理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包含了一種對異化的詳細論述。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盧卡奇研究了黑格爾（特別是青年黑格爾）和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並試圖確立他自己的異化概念（以及他同具體化的關系）；布洛赫在使用異化概念時並沒有對它提出特殊固定的要求，而是試圖表明疏遠化（Entfremdung）跟異化（Verfremdung）的明確的區別；埃·弗羅姆不僅切實地研究了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概念，而且他在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研究中，把這種異化概念作為分析的主要工具。

　　在本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這些試圖覆興和發展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被當作唯心主義和黑格爾主義而受到嚴厲的批判。這種批判一方面來自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既定解釋的代表人物（斯大林主義者），另一方面則來自所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都塞）。這些異化理論的反對者堅持認為，馬克思在早期叫做異化的東西，在他後期著作中用了諸如私有財產、階級統治、剝削 、勞動分工等科學概念作了更適當的表述。但是，反駁這種觀點的人指出，異化和異化消除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簡化為那些被用來起代替作用的概念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對於馬克思的真正革命的解釋，異化概念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爭論的結果是，那些堅持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異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大減少了。

　　有不少願意接受馬克思的異化概念的人卻不接受自我異化的概念，在他們看來自我異化似乎是非歷史的，因為它意味著有一種固定不變的人類本質和屬性（參看人的本性條目）。跟這種觀點對立的看法是，自我異化不應該理解為對事實或理想的（“規範的”）人的本性的異化，而應該理解為對歷史地產生的人的可能性的異化，特別是對人類為實現自由和創造性的能力的異化。因此，自我異化觀念並不是要支持一種對人的固定不變和非歷史性的看法，而是要求人不斷地更新和發展。康格爾加強烈地維護這種觀點，他指出；自我異化是指“人的自身的異化，即一個人從他自己的行為（工作）、自己的活動、自己的生產、自己的創造中自我異化；從作為人類實踐和人類成果的歷史中異化”（見“參考書目”④，第27頁），因此，一個人在還沒有成為人的時候，才有異化或自我異化的現象，這種“過去和現在都存在的”現象，“只有當它被看作是可靠的和唯一的真理的時候”，或者是當一個人活動在“一個現成的世界中並且不采取實踐批判的（即革命的）方式從事活動”的時候，才會發生（同上）。

　　另外一個爭論的要點是關於異化應該首先運用於個人還是運用於整個社會。在那些主張異化應該首先運用於個人的人中，有些人認為，一個人不適應其所生活的社會便是他的異化的一種標志。另一部分人（如弗羅姆在《明智的社會》一書中所說）則爭辯說：一個社會也同樣會得病或異化，因此，一個人不適應現存的社會並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異化”。在主張異化只能運用於個人的那些人中，許多人甚至形成一種更為狹窄的觀念，即認為異化是一種關於精神感覺和狀態的純心理學概念。例如，埃里克·約瑟夫遜和瑪麗·約瑟夫遜就認為，異化是“一個人跟自己、跟其他人，以及跟整個世界分裂的情感和狀態”（見“參考書目”③，第191頁）。另外一些人則堅持認為，異化不只是一種情感，它首先是一種客觀事實，一種存在方式。A．P．奧古爾佐夫在《蘇聯哲學百科全書》中給異化下的定義是：“一個哲學和社會學的範疇，表明人的活動及其結果在客觀上轉變為一種控制他並跟他敵對的獨立力量，以及人從能動的主體相應地轉變為社會過程的客體。”

　　在那些認為“異化”是一種精神狀態特征的人中，有的人認為異化是一種精神病理學的事實或概念；另一些人則堅持認為，異化雖然不“好”或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嚴格說來，它並不屬於病理學範圍。他們還往往認為一個人應當把異化跟兩個相關的但卻不同的概念——社會反常狀態和人格崩潰區別開來。“異化指的是以精神疏遠為特征的個人心理狀態，社會反常狀態指的是相對的非規範的社會系統，而人格崩潰則指由於個人內心沖突而引起的混亂行為”（M．萊文的觀點，轉引自“參考書目”③，第228頁）。

　　大多數研究異化的理論家對不同形式的異化作了區分。例如，沙夫（見“參考書目”⑨）提出兩種基本的形式：客觀異化（或簡單異化）和主觀異化（或自我異化）；E．沙赫特爾提出四種形式（人同自然、同自己的夥伴、同自己的體力或腦力的工作、同自己相異化）；M．西曼提出五種形式（無能為力的、沒有意義的、脫離社會的、反常的和自我疏遠的）。每一種分類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因此，有些人並不想把所有這些形式收羅俱全，一覽無遺，而是試圖對應當（或確實）作為上述分類的依據的基本準則進行闡明。

　　自我異化究竟是人作為人的一種本質的、不滅的屬性，還是只不過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上所具有的特性?這是一個特別為人們所廣泛探討的問題。一些哲學家(特別是存在主義者)認為異化是人類存在的一種永恒的構成要素。人在他的真實的存在之外，還有一種非真實的存在，希望人有朝一日只生活在真實的存在之中，這是一種幻想。相反的觀點則是，最初非自我異化的人，在發展過程中自己同自己相異化，但是在將來又要覆歸於他自己。這種觀點可以從恩格斯和許多現代馬克思主義者那里找到；馬克思本人似乎認為，人迄今為止總是自我異化的，但是，他能夠而且他必將恢覆他自身。

　　那些接受共產主義就是異化消除的觀點的人們，在關於異化消除的可能性、有限性及其形式等方面卻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種答案是，絕對的異化消除是可能的；所有的異化——社會的和個人的——能一勞永逸地被消滅。持這種樂觀主義觀點的最激進代表人物甚至認為，所有的自我異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已經大體上被消滅；在那里，異化只是通過個人精神錯亂和無足輕重的“資本主義殘余”的形式存在。不難看出這種觀點的問題所在。除非人性是某種永遠固定、一成不變的東西，絕對的異化消除才是可能的。然而，從面對現實的觀點出發，就容易看到在所謂的“社會主義”中，異化不僅以“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許多“新”的形式存在。因此，跟這些主張絕對的異化消除的倡導者相對立，有人主張只有相對的異化消除才是可能的。按照這種觀點，消除所有的異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創造一個基本上沒有異化的社會。這種社會將會促進非自我異化的、真正的人類個性的發展。

　　就那種把自我異化看作是本質問題的觀點而言，其所主張消除異化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一些把自我異化看作是“心理的”事實的人，懷疑任何外部“環境”的變化所具有的重要性以至關聯性，認為消除異化的唯一方法乃是個人的精神力量即“自我內在的革命”。一些把自我異化看作精神病現象的人，始終堅持對它采取一種精神分析的療法。持另一種極端觀點的則是這樣的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所依據的是一種退化變種的馬克思主義即被稱作“經濟決定論”的觀點，他們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特別是經濟的）組織的被動產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異化消除的問題歸結為社會變革的問題，而又把社會變革問題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的問題。

　　跟以上兩種觀點相對立的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由於社會和個人的異化消除是密切聯系的，因此，既不能脫離一方面來消除另一方面的異化，又不能將一方面歸結為另一方面。創造一種有利於異化消除的個體發展的社會制度是可能的，但是卻不可能組織一個能自動地產生這種個體的社會。一個人只有通過他自己的能動作用才可能變成一個非異化的、自由的和有創造性的人。異化消除不僅不能被歸結為社會的異化消除；而且社會的異化消除也不能簡單地設想為隨著經濟組織的變化而使人類生活的所有其他領域或方面都自動地發生變化。根據馬克思所說的自我異化的社會，社會分為相互獨立和沖突的領域（經濟、政治、法律、藝術、道德、宗教等等），其中經濟領域占統治地位；然而，這遠非社會生活的永恒的事實。因此，社會的異化消除不可能脫離人類各種活動之間的異化消除。

　　同樣地，經濟生活的異化的消除問題，也不能只是通過消滅私有財產來解決。將私有財產轉變為國有財產並不能導致工人或生產者狀況的根本變化。經濟生活中的異化消除同樣要求消滅國有財產，並使它轉變為真正的社會財產。除非在直接生產者自我管理的基礎上組織整個社會生活，否則，這種轉變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如果說生產者的自我管理是經濟生活的異化消除的必要條件，那麽這個條件本身也還是不夠充分，因為它不能自動地解決在分配和消費中的異化消除的問題，甚至靠它來解決生產中的異化消除問題也是不夠的。在生產中，一些異化的形式根源於現代生產手段的屬性，因此，它們不能僅僅靠改變生產管理的方式來消除。




參考書目

① 埃里希·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② 喬基姆·伊斯雷爾：《異化的概念》，1972年德文版。
③ 埃里克· 約瑟夫遜和瑪麗·約瑟夫遜編：《獨自的人：現代社會中的異化》，1962年英文版。
④ 米蘭·康格爾加：《馬克思著作中的異化問題》，1967年德文版。
⑤ 依斯特萬·梅查洛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1970年英文版。
⑥ 貝特爾·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0年），1976年英文版。
⑦ 加約·彼得洛維奇：《馬克思在二十世紀中葉》，1967年英文版。
⑧ 理查德·沙赫特：《異化》，1970年英文版。
⑨ 亞當·沙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異化》，1980年英文版。
⑩ 普列德拉格·弗蘭尼茨基：《社會主義與異化問題》，載埃里希·弗羅姆編《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一書，1965年英文版。


阿爾都塞，路易

　　1918年10月16日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比曼得利。在本世紀60年代初，法國共產黨員、哲學家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關於馬克思著作的看法，它很快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保衛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在國際上贏得了讀者。在馬克思早期著作影響下，他的作品出自於對當時為人們所廣泛探討的人道主義和黑格爾主義主題的挑戰，從而提出了一種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概念。

　　阿爾都塞力求否定許多人對這些早期著作所賦予的優先地位，認為不論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在表面上是何等相似，它們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其中每種模式所包含的問題體系——即理論框架或體系及其所決定的每個特殊概念、所提出的問題、中心命題以及省略的意義等等，都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青年馬克思那里，人的異化和自我實現的這幕思想劇（由人類這位作者來展示其有待展現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黑格爾世界精神的方式來展示；可是，以後所出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是一種關於社會形態及其歷史的科學理論，並具有其結構意義上的概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築、國家和意識形態。這樣，這兩種思想體系便被一種“認識論的斷裂”（一種新的科學從其意識形態史前史中產生）所分割。在阿爾都塞看來，通過批判地閱讀馬克思著作去揭示這一斷裂，就能夠在它的論述中，在其明言和同樣在其隱喻中辨別出它隱晦的問題的征兆。

　　在這種馬克思思想分期中所展現的觀念——問題體系和認識論的斷裂，以及所謂“征兆讀法”的觀點——在阿爾都塞看來，其本身都屬於馬克思所開創的革命新哲學。這種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是暗含在科學的基礎即歷史唯物主義之中的（由於只是暗含，便需要明確表達和發展），它首先是認識論，即關於認識的理論或科學。它的主要打擊目標是經驗主義，這是一種認識的觀點，根據這種觀點，在認識中的主體要面對實在的對象並通過抽象來揭示它的本質；這種認識觀從假設思想直接與實在接觸、以及主體無中介地觀察客體出發，來追求認識真理的外部保證。跟這種靠觀察力的認識概念相對立，辯證唯物主義提出了它自己的認識論概念，即一種生產和理論實踐的概念；因此，它本身也就被說成是理論實踐的理論（參看認識論條目）。

　　阿爾都塞認為，這一實踐完全在思想中進行。它只對理論對象起作用，而從不去直接面對現實對象本身；雖然它的目的正是去了解現實對象，但是更需要打交道的卻是通過被他分別地稱為普遍要素Ⅰ、普遍要素Ⅱ和普遍要素Ⅲ的東西亦即：是思想和抽象思維的理論原料；對這些原料進行加工的生產概念手段（即上述的問題體系）；以及這一過程的產物——一種經過改造的理論實體，即認識。理論實踐不需要得到認識有效性的外部保證，因為每門科學都具有內在的驗證模式來證實它自己的產品的效用。理論或科學的實踐其所以不同於意識形態的實踐，也不同於政治實踐和經濟實踐，是由於它不受超越理論的需求即社會或階級利益的支配，而是由其內在的認識需要所決定；所以，它是自主的，不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是追隨其自身發展過程並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歷史變遷無關。然而，它們都同樣是實踐，都是生產的類型。它們具有共同的結構形式，並各自具有自己特有的原料、生產手段、生產過程和產品。世界就是如此。辯證唯物主義首先是認識論，同時也包含它的本體論，即關於絕對本性和存在構成的理論。

　　阿爾都塞堅持認為，實在是不可簡化的，是覆雜的和多方面的，它是受多方面因果關系制約的，因此一句話，它是多元決定的；而科學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總體的概念，是不可跟黑格爾的概念混為一談的，後者對覆雜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表面的。黑格爾認為，一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特殊方面——它的經濟、政治、藝術、宗教——所有這些都表達一種單一的本質，它本身只是世界精神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由於每個連續的整體都被設想為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表現，因而對歷史的解釋就變為簡化論的，即簡化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心源泉。甚至馬克思主義也受到這樣的一些異常形態的污染：例如經濟主義，它把上層建築的要素看作只是經濟基礎的普遍決定論的被動結果；又如歷史主義，它的錯誤特別表現在把所有的實踐同化為一種共同的歷史存在，它把知識作為相對物來處理，使科學喪失自主性，並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看作是現代世界、階級意識或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自我表達，而不是看作一種客觀性科學。然而，正確地理解的話，一個社會形態是沒有本質或中心的，因此可以說是偏離中心的。這就是說，實踐或結構具有真正互相區別的層次，雖然在這種層次之中，經濟在因果關系上是主要的，但其它因素也是相對自主的，具有一種它們自己的特殊的效能，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歷史。在一定情況下，它們甚至能起到支配作用，而經濟方面的決定作用只是最終意義上的。

　　所有這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在整個覆雜性中把握住社會並對每個歷史環節進行分析——阿爾都塞在簡要地闡明這種觀點時，還把社會形態稱為一種決定結構。這種結構所確定的因果關系（被他稱之結構因果關系）支配著歷史的發展（參看結構主義條目）。人們不是這一過程的創造者或主體，這個偏離中心的過程是沒有運動主體的。他們是社會形態的各種關系與結構的配角和效應。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否認有普遍的人性或人類本質。因此，他信奉一種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

　　阿爾都塞的著作在支持者和反對者那里同樣引起強烈的反響。只有冷靜的評價才能比較公平地對待它們。雖然他的言辭有時過分渲染和誇張，但是他所闡述的一些東西是重要的，特別是他所認為重要的東西。從1845年起，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實出現一種新的理論，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它無論在認識論上和政治上都優越於其早期著作。以一種反簡化論的方式堅持這一點；主張科學的相對自主性；認為馬克思自己相信客觀科學認識的可能——這些他都毫無疑問地做到了，並希望以此為總體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些都是優點。盡管如此，他的問題體系及其相關的觀點，則缺乏有益的成效。除了理論上的荒謬以外，那些例如說馬克思否定一切人性概念的論斷，是無據可依的。阿爾都塞的這樣一種論斷也是沒有根據的，即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也有其幻想表現現實的意識形態；然而不論是正確還是錯誤也罷，馬克思無論在成熟或年青時，都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對它成員透明的社會（參見拜物教條目）。阿爾都塞當然沒有迫使自己同意馬克思的這一種觀點或其他觀點。但是，他自稱已經在馬克思的著作中讀到跟一種愚昧主義相對立的東西。

　　另外，盡管阿爾都塞的體系強調的是唯物主義科學，卻表現了許多唯心主義的特征。它削弱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發展理論所應有的跟當代階級鬥爭歷史的聯系。它在否定經驗論的名義下，卻把認識隔絕在一種完全循環的、自我生效的概念領域之內。在斷絕了跟現實中既有的東西發生直接接觸的情況下，卻允許理論以一種更神秘的形式與現實溝通，它的奧秘只不過是讓理論和其他社會實踐（最終是生產方式）具有唯一的共同本質而已，至少是它對社會現實的態度是這樣。通過跟物質生產的類比，使阿爾都塞能夠獲得關於理論知識條件的重要觀點。盡管如此，他如同立法般地制定社會現實的各層次都具有如此這般的內在結構，卻產生了一種其價值值得懷疑的形而上學。譬如就政治來說，它只不過是一種主張，而談不上有任何可資比較的精細工作或洞察力。部分地為了彌補這些弱點，阿爾都塞後來提出了一個新的哲學定義，但這並無補於事。他的最初的定義，不管有什麽樣的缺點，它的內容和主旨還是清晰的，然而這個新定義則是空洞無物的。先前說的是關於理論是實踐的理論，如今哲學被說成是沒有對象的，它根本不是一種理論，然而卻能代表理論，成為插足在政治中的理論幹預；而同時它既非政治（階級鬥爭），卻又能代表政治，成為插足在理論中的政治幹預。換句話說，哲學憑其本身一無所有，但事實上存在於一切事物中。

　　最後必須指出，阿爾都塞提出作為綜合的、具體的分析基礎的觀點，在他自己從事的工作中卻是十分貧乏的，從對斯大林主義的論述可看出這一點。在他所闡述的事物中，對關鍵問題大有不值一提之概：一方面，陳述是不加論證、含糊其詞的，充滿了回避和辯解的氣息；另一方面，在經濟主義方面進行了令人驚異的平庸解釋——對人道主義的解釋也是如此。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列寧和哲學及其他論文》，197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自我批評論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④ 路易·阿爾都塞和埃蒂耶納·巴里巴爾：《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⑤ 佩里·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中的爭論》，1980年英文版。
⑥ 亞利克斯·卡里尼科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⑦ 諾曼·傑拉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述評》，1972年英文版。
⑧ 瓦倫丁·傑拉塔納：《阿爾都塞和斯大林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⑨ 安德雷·格魯克斯曼：《一種心領神會的結構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⑩ 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1978年英文版。


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這樣一種學說和運動，它否認政治權力的原則，認為沒有這種權力的社會秩序是可能的並是稱心如意的。它的主要矛頭指向組成現代國家的核心要素：它的領土及與此相一致的邊界觀念；它的統治權，意指在它的疆土之內居於所有人和產權之上的專獨的管轄權；它對各種主要強制手段的壟斷，其目的在於在內部和外部維持其統治權；它的獨斷的、要求壓倒其它所有法規和習俗的法律系統；以及作為最高政治共同體的民族的觀念。無政府主義的鋒芒所指則是直接地為“自然社會”即一種個人自我管理的社會和自由形成的集團作辯護。

　　雖然無政府主義奠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原則，特別是以區分國家與社會為其基礎，然而其學說千變萬化的特性，使得人們難以對不同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學派加以明確區分。但是，在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之間卻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前者強調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主權，強調私有財產和所有權的重要性，以及一切壟斷的不公正。這種觀點可以被看作是持有極端論斷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資本主義”是這一學派的現代變種（見“參考書目”⑤，第12—14頁）。相反，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把私有財產與國家一起當作社會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來反對。由於堅持認為社會平等是所有個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必要條件，因而可以用“共同體中的個性”來表達其理想的特征。這表現了一種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融合：自由的社會主義。

　　威廉·葛德文（1756—1836）首先系統地闡述了無政府主義。他的一些思想可能影響了歐文主義的合作社會主義者。可是，經典無政府主義作為一個更為廣泛的、爭論不休的社會主義運動整體構成的部分，最初產生於蒲魯東的互助論和聯盟論的觀點。蒲魯東采取一種基本上合作的態度接近社會主義，但是，他堅持認為國家權力與資本權力是一丘之貉，無產階級不能通過運用國家權力實現自身的解放。巴枯寧身體力行地傳播了後一種觀點，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在他的領導下，無政府主義在國際上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最主要的對手。可是，巴枯寧不同於蒲魯東，他提倡用暴力和革命手段來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以導致一種集體主義的建立。巴枯寧的繼承者彼得·克魯泡特金（1842—1921），強調的則是互助這一要素在社會演變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他發展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根據這種理論，“每件東西屬於每個人”，而分配完全以需要為原則；在《國家——其歷史作用》這篇文章中，他對無政府主義者所厭惡的東西進行了透徹有力的分析。

　　巴枯寧的戰略想象是被壓迫階級會自發地起義，國家會在普遍的農民和工人起義過程中被消滅，並為根據聯邦制原則結合為地區的、全國的、以至國際的自治公社所代替。被巴枯寧稱讚為“勇敢而無保留地否定國家”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近似於這種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模式。在它被鎮壓（恩格斯認為這是一種缺乏集中制和權威，並且沒有充分自由地使用它的強制手段的結果）以後的時期，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包括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各種流派，得到了發展。以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采取了“以行動作宣傳”的策略——暗殺政治領導人和對資產階級實行恐怖主義——意在鼓勵人民起義。這種運動隨即被鎮壓，從而導致另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去開展了另一種替代辦法，即與工團主義相聯合的戰略。其想法是把勞動工會變成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鬥爭的革命手段，並使工會而不是公社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組織細胞。革命被設想為采取總罷工的形式，在這一過程中，工人將接收生產、分配和交換的資料，並消滅國家。在1895—1920年間，無政府主義通過工團主義對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施加了它最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西班牙持續較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1939），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曾試圖貫徹他們的革命概念。由於工團主義的衰落，無政府主義只能對社會主義施加有限的影響。然而在本世紀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無政府主義的觀念和傾向有明顯的覆興（人們並不總是這樣認識）。今天，吸收了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傳統，並更多受到甘地（1869—1948）所宣揚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手法鼓舞的無政府的和平主義，成為西方的和平運動中的一種有意義的趨向。

　　人們認為，由麥克斯·施蒂納（1805—1856）、蒲魯東和巴枯寧所闡述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都是相當重要的，以至值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它們進行廣泛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⑥）。總的說來，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如以巴枯寧為例）是一種與冒險主義和以革命空談為特征的喪失階級性的知識分子和流氓無產階級結盟的小資產階級現象。作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種過時的“宗派主義”傾向，它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對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和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集權化國家的發展的反抗。這一反抗所采取的形式並不是去否定任何實在的國家，而是否定“一種抽象的國家，這樣國家本身是不存在的”（見《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1873年英文版，第二部分）。更為重要的是，無政府主義否認在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中所必不可少的東西——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旨在奪取而不是直接摧毀政治權力的政治行動。“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如恩格斯所闡述，“只能在階級消亡的必然結果的意義上論國家的消亡，隨著階級消亡，一個階級為了鎮壓其他階級的目的而必需組織的權力將自動地消亡”（見“參考書目”④，第27頁）。

　　無政府主義在這種批判中存在下來，並繼續成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實踐進行批判的一個主要來源。人們通常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最終目的（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是一致的，只是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不同，這種看法似乎論據不足。從更深的層次上看，它們的分歧在於對國家的本質及其與社會和資本的關系的看法，在於怎樣能夠超越作為一種異化形式的政治。




參考書目

① 大衛·阿普特和詹姆斯·卓爾編：《今天的無政府主義》，1971年英文版。
② 丹尼爾·蓋林：《無政府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③《彼·克魯泡特金論無政府主義和革命著作選》，1970年英文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聯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⑤ J.R.彭諾克和J.W.查普曼：《無政府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⑥ 保羅·托馬斯：《卡爾·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1980年英文版。
⑦ 喬治·伍德科克：《無政府主義》，1963年英文版。


古代社會

　　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分期方面的依據和對相互連續的時期的解釋，是跟歷史發展的一般理論結合在一起的（參看發展階段條目），從而給傳統的歷史分期引進了一個嶄新的範疇。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不說古代世界而寧可說古代社會，這並不是一種無意義的咬文嚼字的表現。其經典論述見諸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話：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關於歷史時代的分期表也許已經“被他的最忠誠的繼承者們所一再修訂”（見“參考書目”⑨，第19頁），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一種簡單而“庸俗”的說法事實上簡直被奉為聖典。亞細亞社會被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的前階級時代所取代而不用了；“進步”這個詞被用來說明一種直線發展的進化，說明各時代在編年上的承續；而“社會革命”則從字義上理解為一種制度被一個在舊制度內的被剝削階級所推翻。不過馬克思本人在1857年到1858年為準備寫作《批判》及其續篇《資本論》而寫的大量筆記，卻削弱了這些主要觀點的根基，這無論對於簡單化的教條以及它的以後許多解釋者和評注者來說，都是很不幸的。這部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著作，是馬克思為自我反思而寫作的，而不是為了發表。它最初在莫斯科出版（1939—1941），但是，直到1952至1953年在柏林出版前，幾乎沒有受到人們的注意。在這里，我們采用的是馬丁·尼古勞斯翻譯的優秀的英譯本（1973），然而，其中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為標題的一個直接有關古代社會的部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頁），從1964年起已經有了單行英文本。

　　在《大綱》的這一部分中人們了解到——雖然它是以高水平抽象和常常省略方式寫作的——馬克思區別了日爾曼的、古代的和斯拉夫的財產和生產方式，認為它們是源自於原始共產主義而又不同於亞細亞方式的另一種發展道路。奴隸制和農奴制“總是派生性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盡管它們是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和以共同體下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當然的結果”（同上，第496頁）。由此可見，各種不同的形式並不是在一種直接演進中從歷史上相互連接，特別是亞細亞社會並沒有在其自身中產生自我毀滅的種子。

　　為什麽在1859年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最直接的繼承者）看來拋棄了《大綱》的比較覆雜的方案，而為後來成為聖典的那種比較簡單的直線的演進開辟了道路？這點不在本文的探討之列。盡管如此，還是不妨在這里指出這樣一點，那就是他們對前資本主義的形態的興趣是從屬於他們對歷史發展理論的關心，因此，對於他們這種壓倒一切的關心即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理解來說，是既不需要在那方面從事廣泛深入的研究，也不需要進行深奧細微的區分。正如霍布斯鮑姆所指出，馬克思自己並不探討“前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動力，除非是為了解釋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或是解釋“一種奴隸經濟的真正的經濟矛盾”，或者是解釋“為什麽在古代發展的是奴隸制而不是農奴制”，或者是解釋古代模式為什麽和怎樣地被封建制所代替（見“參考書目”⑨）。比較近期的主要理論家，不論是列寧、葛蘭西還是阿爾都塞，也都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其原因也是一樣的。他們的精力如果不是放在現代世界及其政治上，就是放在極其抽象和廣泛的理論和哲學上，或者是兩者兼顧之（如盧卡奇）。近年來也偶然有些例外情況，如辛德斯和赫斯特便在古代社會知識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掙紮（見“參考書目”⑦）。

　　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的古代史學家有待找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去填補馬克思主義文獻所留下的空白。回顧起來，在《大綱》後進行第一次充分研究的成果是威爾斯考夫在1957年發表的著作（見“參考書目”(11)）。她所作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主題思想的最可靠的指南，況且她還有自己的分析。問題是再多再覆雜不過的了。古代（希臘——羅馬）世界在羅馬帝國時期變成了一個政治統一體。帝國在公元2世紀初幅員最大，它包括西亞、從埃及到摩洛哥的整個北非，歐洲的大部分（包括英國但不包括歐洲大陸的北部地區），大概有175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和大約6000萬人口。除了邊緣的交叉地區，帝國的中心無疑牢牢地控制這片廣袤的領土，或通過稅收、進貢和戰利品（在戰爭和征服時期）實行系統的剝削。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這個帝國是一個由各種不同的社會拼湊起來的鑲嵌品。盡管有成千上萬的意大利人移居各地，盡管各地新興的顯貴為羅馬中央政府服務並要求羅馬的公民權甚至參政地位，盡管在那些從來沒有希臘羅馬式的城市的地方（特別是在北部邊疆和西歐）建設了這樣的城市，以及盡管進行了長距離的、廣泛的物資交流，各社會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本質區別。也就是說，當時不存在一種向全帝國範圍發展的附屬國制度，如同現代帝國主義世界中所發生的那樣。因為象那樣一種發展在當時既無可能又非必要。羅馬統治階級在他們征服和吞並的地區剝削各地的方式，並不要求幹預或改變財產制度或社會生產關系。因此，不足為奇的是，人們試圖規定出一種古代的或奴隸的生產方式（不論是把它們看作同一的或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顯然已經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困境。

　　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是，從對生產方式的強調轉變為對社會形態的強調，後者被安德森定義為“在其中一種生產方式支配下組成的各生產方式的具體聯合體”（見“參考書目”①，第22頁）。這種轉變之所以必要，是為了記錄現實，再引用安德森的話來說，那是一種“在任何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總體中可能包含的各種生產方式的多元性和差異性”的現實。這樣也就克服了一個難題，即在羅馬時期的意大利，特別是在若幹世紀內當奴隸在大陸的數量非常之多而且占有一種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時，自由的、擁有土地的農民在數量上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古代世界的其他時期和地方，依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難題。例如，公元前4世紀和5世紀的古希臘，只不過是一個在文化意義上的“整體”。在那里，奴隸生產方式在象雅典這樣一些城邦里占統治地位，但是它在其他許多城邦也許是多數城邦中則顯然不占統治地位。例如，在實行農奴制的斯巴達，或者在大部分“落後”地區如塞薩利、埃托利亞或伊利里亞，以及處在邊緣地帶的馬其頓，都是如此。因此，當時的希臘能從什麽含意上被稱為一種社會形態呢？

　　另外，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國以後，一個入侵的希臘——馬其頓統治階級，在從埃及到巴克特里亞的新占領的東部領域中，建立了一種希臘式的城市文明，然而，處在底層的農民群眾既無古希臘（羅馬）意義上的自由，又不是作為動產的奴隸；而當時具有特色的政治結構則又是君主專制制度而不是城邦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往忽視了這個時期即如今人們通常所了解的古希臘時期，但是，新近出現的一項重大的研究說明，這部分遠非最重要的東部地區應當被列為亞細亞的社會形態，而原先的希臘成分的地帶則仍保持古代的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⑩）。還有，直到全部領土被並入羅馬帝國之前，我們所探討的只是一種文化的“整體”，而且還是一種薄弱的文化“整體”。在羅馬帝國，只是從羅馬統治階級繼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直接從奴隸勞動中攫取財富（這有別於對各行省的剝削）這種微弱的意義上看，奴隸生產方式才占統治的地位。而且扼要地說，從公元第2世紀起，西班牙、高盧、北非或敘利亞提供了大多數的皇帝，使統治階級具有區域上的繁雜性，因此認為這個階級仍然停留在奴隸生產方式的剝削上，就越來越不真實了。

　　所有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反映為當前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所特有的那種缺乏一致的認識和情況不明的狀況。認為土地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生產是建立古代社會的必要條件，或者認為城邦制即公民共同體是與其相適應的政治形式，這些看法也許沒有什麽人會有異議。但除此以外，大多數主要問題依然是有待繼續爭論的主題，明顯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奴隸制的性質和作用（這在奴隸制條目中作了很好的探討）；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社會的歷史分期（可以跟我們在理解上要好得多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進行類比）。一種極端的做法是，把所有的難題擱置一邊，保留那種過於簡單的、直線式的觀點，這種觀點近來被人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下一種偏執的、普羅克拉斯提斯式的定義的方式來詳加辯護（見“參考書目”③）。

　　另一種極端的做法則是決定馬克思主義應該完全拋棄古代這一範疇，因為它的效用並不高於“達·伽馬時代開創以來的非洲”（見“參考書目”⑧，第41頁）。

　　這兩種極端大概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回避困難並不是解決困難。最嚴重的困難也許是出自於對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並終於取得統治地位這一辯證過程的探討。危機一詞一再被提起，然而，關於危機的明確特征甚至於它的時期，都沒有一致的看法。在羅馬帝國和從古代社會轉向封建社會這兩個問題上（參看封建社會條目），困難變得尤其嚴重。首先，我們已經看到，奴隸生產方式當時只在一定意義上占統治地位；其次，帝國的東半部和西半部的發展是不同的，只是在西部封建制時期才最後取代了古代社會形態。現在已經沒有人相信用革命手段來推翻古代社會這種除教條外從來沒有任何依據的觀念了（見“參考書目”⑥中斯塔爾曼和海寧寫的文章）。但是，東西兩部的區別還需要作出解釋，這種解釋應當講清楚被一道置於同一種政治制度下的亞細亞形態和古代形態之間的區別，還應當講清楚日耳曼的方式是如何引進到西方帝國西部來的（見“參考書目”①）。第三，目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們，大多同意封建制度的分期要比過去想象的晚得多，即大約經歷了6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因此，對於那種認為我們應當尋找 “一種後古代的社會和經濟形態”的建議（見“參考書目”⑤），必須予以嚴肅的考慮，不過我們確實能夠找到比“帝國——奴隸擁護者”更好的東西（見“參考書目”④）。總之，整個關於古代社會分期的問題已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對古代社會本身的敘述卻有了基本的論斷。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② L．卡波格曼西等：《馬克思主義分析和古代社會》，為葛蘭西研究院編輯，1978年意大利文版。
③ G.E.M.德·聖·克魯瓦：《古希臘世界的階級鬥爭》，1981年英文版。
④ F．法沃里：《馬克思主義概念對古代社會理論的有效性——羅馬帝國的模式》，1981年法文版。
⑤ A．賈爾迪納；《勞動和社會史——從古希臘時代到遠古的對抗和聯合》，1981年意大利文版。
⑥ H．海寧編：《蘇聯研究工作中所反映的古代史》，1980年德文版。
⑦ 巴·欣德斯和保·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一種自身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⑨ 艾·霍布斯鮑姆：《介紹卡爾·馬克思——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1964年英文版。
⑩ H．克雷西希：《古希臘的歷史》，1982年德文版。
(11) E．C．威爾斯考夫：《古代東方和古希臘羅馬的生產關系》，1957年德文版。


人類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類學的興趣，主要是由於路·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的出版（1877年）而引起的。在1879年—1882年間，馬克思對摩爾根和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及其他研究早期社會的學者的著作做了大量的筆記（見“參考書目”⑧、⑨）。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一書，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的“在某程度上是執行遺言”，完成馬克思自己打算做但未能完成的工作，這就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摩爾根的研究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這一點出發，反對“當時社會文化人類學家提出的一般進化演進的學說”（見“參考書目”⑨，第2頁），重視人類社會藉以從低級階段邁進到高級階段的那些特殊的“從經驗上可以觀察到的機制”。恩格斯在上述書中把這個過程概括為：勞動生產率，私有制和交換的發展，以親屬集團為基礎的古老社會的瓦解，以及階級、階級鬥爭和國家的出現。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鉆研並沒有產生任何系統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研究；當博阿斯（1858—1942）、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1）在20世紀頭幾十年創立現代人類學時，馬克思主義對它影響是無足輕重的。在這一時期，一位名叫戈登·蔡爾德的考古學家在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早期社會方面作出了主要的貢獻（參看考古學和史前史條目）；至於克羅伯的那本在1953年出版的關於人類學的專著，只是粗略地（並且不準確地）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然而弗思（在1972年）卻注意到“人類學家的一般著作總是樂意把本來已經很少加以運用的馬克思關於社會動力的思想一筆勾銷”（見“參考書目”⑤，第6頁），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來源於杜爾凱姆的傳統的強烈影響。但是近年來情況已經起了深刻變化，用弗思的話來說，就是“由於社會人類學家面對處於急劇變化條件下的社會，從而提了一些接近於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新問題”（同上，第7頁）。

　　事實上，自從本世紀60年代初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學獲得了顯著的發展（見“參考書目”②），這種發展有兩種主要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在北美產生的一種激進的“辯證人類學”，它拒絕根據人種的優劣來作出“原始的”和“文明的”區分，認為人類學是對於“自然”的人的研究，指出人類學家的任務是“對其自身的文明進行無情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③）。從這一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便是一種“哲學的人類學”，它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最初形成，並與盧梭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很接近。戴厄蒙在同一部著作中進一步論證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越來越關注原始和早期的社會形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表現了他們 “越來越憎恨和蔑視資本主義社會”（引自霍布斯鮑姆1964年出版的著作第50頁。可能指《介紹卡爾·馬克思——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一書——譯者），但是，他們對19世紀的進步觀的篤信限制了他們進一步去探索原始文化的確切條件（見“參考書目”③，第419頁）。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就是一例，他在詳細闡述他所認為的必然的（一般來說即進步的）發展過程時，偶爾地提及“古代異教徒社會樸素的道德崇高精神”。馬克思也曾以同樣情緒讚揚古代傳統社會，認為“根據古代的觀點，人……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他接著又指出，“因此，一方面，稚氣的古代世界顯得較為崇高……而現代則……是鄙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487頁）。

　　目前這種激進的人類學涉及兩個主題：（1）堅持批判傳統人類學與帝國主義的歷史聯系，人類學曾一度被看作是對訓練殖民地行政官員作出重大貢獻的學科，所以這種聯系就顯得十分突出；（2）對蘇聯的人類文化學的一種批判觀點，即認為它忽略了對當今原始社會的研究，而致力於“早期”社會（使用考古學和史前史的材料）的研究，以便堅持那種進化的、進步的決定論所體現的五個發展階段的理論（見“參考書目”④，第5——10頁；同時可參看該書第201—213頁Yu.Y.布魯姆萊的《蘇聯人類文化學中的原始社會問題》一文，其中概述了蘇聯的觀點）。

　　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第二種主要形式，即法國結構主義者的人類學，已經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見“參考書目”①中所談到的它對英國人類學的影響）。他們的思想的形成，一部分取諸於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的人類學，另一部分則取諸於阿爾都塞的方法論著作（參看結構主義條目）。這一思潮的最傑出的人物——哥德利埃、米雅蘇和特雷把歷史唯物主義概念運用於原始社會，以便對作為生產方式一般理論的組成部分的“原始生產方式”進行理論分析。這一分析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決定親屬關系在原始社會中的作用（它在生產方式中的位置），在這里出現幾種不同的概念（見“參考書目”②，第36—38頁）。哥德利埃認為，親屬關系既發揮著一種生產關系的功能，但又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關系，因此，它既是基礎又是上層建築（見“參考書目”⑥，第93—95頁）。他在後來寫的一部著作中又提出：“今天社會科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為什麽一個特殊的社會要素（例如親屬關系）會成為決定的因素並具有“結合”其他社會關系的功能（見“參考書目”⑦，第35頁）。可是，特雷（在1969年出版的書）采取了更簡化的方式，即把親屬關系設想為某種三重決定的因素（阿爾都塞的術語是“多元決定”）作用於一定的基礎的產物（見“參考書目”(12)）；米雅蘇也是這樣看的，他認為家庭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一種“表現”（見“參考書目”⑩、(11)）。

　　這種分析法也對其他的研究領域起影響作用。例如，哥德利埃考察了列維——施特勞斯通過對神話中的邏輯進行分析而對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理論所作的貢獻，並且著手解釋了印加人征服安迪斯山脈部落公社引起生產關系變化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的後果（見“參考書目”⑦，第4部分）。更普遍的則表現在對馬克思主義有關神話和宗教儀式研究興趣的恢覆。通過對原始生產方式的觀察來研究部落社會和親屬關系，也引起了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進化順序問題（特別是關於亞細亞社會，見“參考書目”⑥）、農民社會問題（見“參考書目”⑩）以及“不發達地區”的當前問題（見“參考書目”(12)）的廣泛的興趣。

　　最後，結構主義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哥德利埃把職能主義、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三者加以區分（見“參考書目”⑦，第1章），接著批判了：（1）職能主義所表現的經驗主義（它混淆了社會結構和可見的社會關系 ），職能主義的那種關於職能相互依賴的觀點（它排斥了因果關系的問題即每種職能的“特殊功效”），以及它的無視“矛盾”的存在的均衡概念；（2）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的那種把歷史看做“僅僅是連續的偶然事件”的概念（同上，第47頁）。為了進行對比，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認為後者雖然也承認在社會關系表面形式之下存在真實的（即使是隱蔽的）結構，但是它除此之外還提出了“社會結構及其變動規律這一命題”（同上）。

　　現代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這兩種看法有著深刻區別。第一種通過把人類學設想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哲學而給它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方向，其主要目的是批判現代文明。在這方面，它顯然跟法蘭克福學派實行的文化批判發生共鳴。但是，它所用的批判材料仍然取之於傳統人類學研究的領域，根據戴厄蒙說法，其特殊論點就是“我們的意義上的原始公社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始模型”（見“參考書目”③，第424頁）。第二種流行的想法是要通過建立一種以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形態（表現為一個結構整體）為基本概念的新的理論圖式，把人類學改造成一種科學。這種形式的人類學很接近社會學（即社會學也被當作是一種理論科學），而且事實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原始和早期社會的社會學，它不斷地與其他各種類型社會研究相結合。今天，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以典型的形式展示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人道主義者”和“科學主義者”的分裂。




參考書目

① 莫里斯·布洛赫：《馬克思主義分析和社會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② 吉恩·柯潘和大衛·塞登：《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初探》，載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③ 斯坦利·戴厄蒙：《有爭議的人類學》，載德爾·海默斯編《再創造的人類學》，1972年英文版。
④ 斯坦利·戴厄蒙編：《走向馬克思主義人類學》，1979年英文版。
⑤ 雷蒙德·弗思：《懷疑論的人類學家——社會人類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1972年英文版。
⑥ 莫里斯·哥德利埃：《經濟學中的理性和反理性》（1966），1972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觀點》（1973），1979年英文版。
⑧ 漢斯——彼得·哈斯蒂克編：《卡爾·馬克思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1977年德文版。
⑨ 勞倫斯·克拉德爾編：《馬克思的人類文化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
⑩ 克羅德·米雅蘇：《對自供自給的農業社會“經濟”的初步分析》（1960），載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一書，1978年英文版。
(11) 同上作者：《象牙海岸古羅族的經濟人類學——一種自給自足的商品農業經濟》，1964年法文版。
(12) 艾曼紐埃爾·特雷：《馬克思主義和“原始社會”》（1969），1972年英文版。

考古學和史前史

　　馬克思對勞動過程和使用價值生產的著名分析強調了考古材料的重要性：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麽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資本論》第1卷，第20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引用了這段話，對於把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蘇聯考古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見1973年出版的阿爾齊霍夫斯基的《考古學》）；而在西方考古學中，這段話則被結合到V·戈登·蔡爾德的一種創新的史前史的綜合研究中（見“參考書目”③，第70——71頁；④，第18頁和26——27頁）。可是，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古學和史前史方面知識不多，只是略勝於懂得從洞穴中發現石器這樣的一般知識（見上面的引文），此外還了解到在近東不毛之地出土的遺跡所證明的在亞細亞社會中水利灌溉系統的重要性（見恩格斯致馬克思，1853年6月6日，並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馬克思意識到斯堪的那維亞人是考古的先驅者（參看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並注意到史前史的發現以及新近所確定的時代分期（如舊石器時代等），所以通過某種方式作出跟摩爾根提出的社會進化階段相一致的解釋（參看克拉德爾編輯的《馬克思的人種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第425頁）。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利用原始人和古希臘羅馬史的人種學資料作為論證原始社會和國家起源的基本材料的做法，直到20世紀仍然如此。例如，在普列漢諾夫的《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一文中，幾乎沒有引證考古學的各種發現，有的話也只是用來論證一切人民都通過類似的社會發展各階段的直線演進的觀念(參看發展階段條目)。普列漢諾夫寫到；“我們關於‘原始人’的觀念只是一種假設”，因為“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們，……被發覺……距離人類不再去過純動物的生活的時刻已經有非常久的經歷了。”這樣一段論述意味著考古學資料基本上沒有能力再現更早時候的社會形式，並使人回想起約翰遜在一個世紀前說的著名格言：史前史是“關於無用事物的全部假設”。當然，社會進化構成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一個主題，尤其是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但是，經過仔細的閱讀可以發現，其中史前史幾乎完全是靠人種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材料來編寫的（根據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所加的一個注釋，該《宣言》的開頭部分的一句話要訂正為：“至今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這種缺乏考古學的論據的現象，如果僅僅根據主要的考古發現（如伊文思對克里特島上青銅時代宮殿的發現）只是本世紀初才實現的這一點來解釋的話，那是不正確和不充分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作品已經得到辨認，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遺址也已發掘出來，但是，由於與早期考古學的實踐和結構有關的社會學原因，這些發現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當時，對考古遺物的研究沒有構成人文科學教育的一部分，況且19世紀的考古學家基本上也並不關心這兩位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感興趣的社會進化問題。在歐洲，對考古學研究的一個主要刺激是民族主義的興起（見“參考書目”⑨，第21頁），而在近東，這項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於人們想要證實《聖經》的歷史準確性而得到推動。達爾文激發了對人類進化的興趣，但是，早期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家（如加·德·莫爾蒂耶）所受到的是自然科學特別是地質學的訓練，因此他們希望史前史能夠通過確定一個個連續的、可以跟地球史進行比較的時代，來揭開一種自然科學而不是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考古學具有一種能夠吸引有閒階級成員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感召力（見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1976年英文版，第113頁），而古跡則容易被生活在農村而不易被生活在城市的人所發現。這樣，跟哥德利埃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發展階段的明顯僵化所進行想當然的解釋（見“參考書目”⑥）相反，在考古學實踐和早期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寬廣鴻溝，使人懷疑以後的考古學發現會對於修正恩格斯關於階級社會出現的論述或者對於改變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性質和普遍性的早期爭端有重大的意義。

　　俄國革命以後，考古學在蘇聯第一次被納入馬克思主義傳統。1919年，列寧創辦的物質文化史研究院成為該國首屈一指的考古學研究機構。20年代後期，莫斯科的A.V.阿爾奇霍夫斯基和列寧格勒的V.I.拉夫多尼卡斯等年青考古學家，開始系統地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運用於研究考古材料，他們堅持認為在這一基礎上恢覆早期社會的形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參看馬松著《蘇聯考古學理論觀點的來源》一文，1980年俄文版）。在30年代，蘇聯的考古學家如彼·彼·葉菲緬科拋棄了三個時期（石器、青銅、鐵器）體系，代之以把史前史社會劃分為前氏族制（dorodovoe Obshchestvo）、部落制（rodovoe）、階級形式，這種體系隨後受到蔡爾德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④，第39頁），並在50年代初被蘇聯考古學家斥為階級理論的教條主義形式而被否定（見“參考書目”⑧，第12 —14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階段劃分仍然是重要的並且吸引了人們的主要的研究興趣，雖然在諸如中國什麽時候從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這樣一些問題上並沒有取得一致看法（見“參考書目”②，第501頁）。在中國，嚴格地從學術角度考慮來制定的考古研究方案，跟社會的或搶救的考古計劃對比之下，相對來說要少得多。其主要的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考古研究所是按照蘇聯的模式於1950年建立的，然而有趣的是，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卻一直分立出來，今天成為中國科學院（CAS）脊椎動物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研究所的一部分。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之外的西歐考古學在不斷地發展。20世紀早期在歐洲所進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特點都是以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史前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國外進行的大多數主要的文物發掘工作，其經費都是由對發現珍貴文物感興趣的私人和博物館提供的。例如在近東，在最大的城市遺址中心，大的公共建築物——教堂和宮殿幾乎是被發掘一空，然而卻很少提供有關資助和修建這些建築物的社會基礎的資料。至於為了弄清楚整個社會的運行情況而對居民點模式所進行的研究，或對同類型的居民點（村莊、要塞、各專業生產地段等等）的分布狀況所進行的分析，則到50年代早期才被G.威利作為一個考古程序引進到西方考古學中，這大約是在謝帕·托爾斯托夫在蘇聯的中亞使用這種方法的15年以後。

　　在西方，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概念跟考古學材料結合的主要學者是澳大利亞——英國的史前史學家V.戈登·蔡爾德（1892—1957年）。蔡爾德強烈地批判種族主義者濫用考古資料，並試圖把社會形態跟技術革新聯系起來。他認識到在生產力中的工業技術的發展或進步不能自動地引起社會的變革，並且正確地體會到，盡管考古學提供的東西是不完全的，但卻構成了記錄社會進化的原始資料，有助於在人種學的一般原理或類比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更好的推測。

　　“自從人類從前人類中產生以來，人的需求就不是僵化的和固有的；而是不斷發展的……跟其他的任何事物一樣。這種進化，也正如過程的其他方面一樣，必須運用比較的和歷史的方法加以探討……因此，在進化的層次中任何技術手段和過程的序列，都不能從任何一般原理中演繹出來，而必須依靠考古學的材料。技術標準比政治和道德標準的唯一有利條件，是它能夠更容易地從考古學材料中得到辨認”（見“參考書目”④，第21頁）。

　　盡管有經驗主義的偏見，但蔡爾德對史前史社會變革富有想象力的論述，創造了被共同接受的術語——新石器時代和城市革命。然而，他的著作還是有可批判之處，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偏重技術，而且由於其描述重點放在確定史前史的各自分立的階段，而不重視解釋從一個水平向另一水平進化和轉變的過程。不幸的是，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中，這種只注重對抽象的階段進行靜止的描述的方法，仍然支配著一些明確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考古學研究工作（對這種情況的尖刻批判可參看“參考書目”⑩，第204頁）。

　　當西方的考古學大體上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傳統而發展的同時，史前史的發現——主要是通過蔡爾德的綜合而傳播——則對20世紀後半世紀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進化的討論產生強烈的影響。例如，在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爭論中（見1962年出版的《今日馬克思主義》），人們經常引證考古學的論著去修正或改變傳統上公認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序列，去完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概念。史前史的發現大大延伸了人類生存的時間廣度，展現出來的景深是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所沒有料想到的。人們追隨蔡爾德的看法，認為歐洲的大部分歷史是在近東野蠻人的邊緣上度過的，而且歐洲是從這種關系中得到好處的，因為這使它得以從古代近東所特有的停滯的、專制的管理形式中解放出來。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意識到階級社會最初是在史前史時期出現，換句話說，這樣一種認識可能會第二次迫使人們對《共產黨宣言》一開頭的那句話進行修正。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的解體，社會不平等的開端以及國家的起源，如今都成為需要參照考古學資料來處理的問題。

　　同時，在西方人類學中，一種進化論思想的重新擡頭以及對文化現象的唯物主義——生態學解釋的再思考（參看人類學條目），對考古學起了強烈的影響。美國的一些考古學家，例如泰勒，試圖“發現在人工制品背後的印地安人”（即根據這些遺物形成的“來龍去脈”來再現當時的社會），而在本世紀60年代，一種“新考古學”則試圖制訂一種考古學標準來識別社會政治綜合體（如團夥或酋長制）的不同發展階段。這些發展影響了一些考古學家，尤其是R.MCC.亞當斯（見“參考書目”①），他對各種不同地區進化順序進行比較產生了興趣，並且默認受惠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可是，大多數人仍然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們在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上所獨立地得出的結論，雖然是以更為實證和精深的科學觀點為依據，但卻與本世紀20年代後期蘇聯考古學家所提倡的目標雷同（參看上面提到的馬松的文章，第20頁；以及“參考書目”⑧，第13頁）。

　　再現社會的以往形態度並對它們如何發展和轉變的本身作出解釋，對當代考古學研究來說幾乎是普遍的指導目標。近來在考古學方法上的進步，例如，采用精密儀器來確定年月的技術，廣泛運用物理化學分析來確定人工制品出處的方法，采取標準手段來覆原動植物材料以直接記錄以往生物活動的方法，注重對地區性定居模式的確定方法，凡此種種，使得有可能采取蔡爾德所想象不到的方法來實現考古學的目標。今天，一些西方考古學家，如A.吉爾曼，便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考古資料（見“參考書目”⑤）。但是，目前大多數有關人類演變的唯物主義的論述，仍然是縮小了社會的沖突，而把人類的史前史看作是一種適應特殊環境的形式或只不過是自然史的延伸。在馬克思對古代工具的論述中所包含的那種認為有可能再現以往社會或者說考古學的樂觀主義看法，已經被人們所普遍接受，盡管當代的考古學家難以實現這種看法。對一種能夠突出以往社會形態和它們的生產關系的史前史進行令人信服的綜合工作，還有待人們去填補。




參考書目

① R.McC.亞當斯：《都市社會的進化》，1966年英文版。
② K.C.張：《考古學》，載L.A.奧爾良編的《現代中國的科學》，1980年英文版。
③ V.戈.蔡爾德：《歷史》，1974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社會進化》，1951年英文版。
⑤ A.吉耳曼；《青銅時代歐洲社會層次的發展》，1981年英文版。
⑥ 莫·哥德利埃：《“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進化的各種模式》，載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⑦ S.格林：《史前史學家戈登·蔡爾德傳》，1981年英文版。
⑧ L.S.克列金：《理論考古學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 K.克里斯蒂安森：《丹麥考古學的社會史（1805——1975）》，載G.丹尼爾編《考古學歷史探討》，1981年英文版。
⑩ J.L.洛倫佐：《格蘭德河南部的考古學》，1981年英文版。
(11) B.C.特里格：《戈登·蔡爾德和考古學中的革命》，1980年英文版。


貴族統治

　　自從馬克思首次提出關於統治階級，它跟其他階級的沖突以及它維持其領導權或霸權方式的理論後，許多歷史學家運用這個理論分析了以往各種特殊的社會。從古希臘羅馬（見“參考書目”③）和歐洲前工業社會的古老政權（見“參考書目”⑦）直到19世紀工業社會（見“參考書目”⑤）。本莊榮治郎也同樣用這種理論考察了日本的歷史（見“參考書目”⑥）。

　　這種方法的價值，在於促進對社會歷史進行更深的分析並揭示各社會集團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之間的關系。它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是跟帕雷托·凡勃倫和維貝爾等人的影響結合在一起的），可以從研究貴族統治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見“參考書目”⑨）甚至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見“參考書目”④）那里看到。可是，這種分析方法也遇到了問題。

　　開始的時候，歷史學家通過抓住各種特殊的社會（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13世紀的佛羅倫薩，17和18世紀的法國等等）來作為“封建”貴族統治的衰落和代表新時代的“資產階級”的興起的例證。到後來，通過這些以及其他事例，來從任何方面（不論是從他們各自的投資方式或意識形態）區分這兩個集團，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有困難的。因此，當蘇聯的歷史學家鮑里斯·波爾什涅夫得出17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封建化”的結論時，霍布斯鮑姆則認為19世紀的英國貴族“按照大陸的標準差不多就是資產階級”。布拉迪顯示了一種克服這類困難的方法，他把16世紀的斯特拉斯堡的貴族階級描述為“一種混雜的階級，它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地租收入者，另一部分是經商的人”。並研究了他們在實際中是如何結合起來的（見“參考書目”②）。

　　馬克思關於階級的概念中所潛在的含糊意義，也逐步明顯化了。運用這個概念描繪前工業社會中的各集團的作法，受到了法國歷史家羅蘭·穆斯尼埃的有力的攻擊，他主張用現代名詞“等級”。對這種批判給予最有力的回擊來自這樣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既承認現代概念的價值，而又主張必須在分析中同時地運用“等級”和“階級”的範疇（見“參考書目”⑩）。




參考書目

① 湯姆·博托莫爾：《精英與社會》，1966年英文版。
② 湯姆·布拉迪：《斯特拉斯堡的統治階級、政權和改革（1520——1555）》，1978年英文版。
③ 莫澤斯·芬利：《古代經濟》，1973年英文版。
④ J.M.赫克斯特：《社會史的一種新框架結構》，收於《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一書，1961年英文版。
⑤ 艾里克·霍布斯鮑姆：《工業和帝國》，1968年英文版。
⑥ 本莊榮治郎：《日本的社會和經濟史》（1935），1965年英文版。
⑦ 維托爾德·庫拉：《封建制度的經濟理論》（1962），1976年英文版。
⑧ 羅蘭·穆斯尼埃：《社會等級制度》，1973年法文版。
⑨ 勞倫斯·斯通：《貴族統治的危機》，1965年英文版。
⑩ 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1957），1962年英文版。


藝術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提出一般的美學理論，他們也沒有對藝術和文學進行過任何系統的研究。馬克思對這個問題順便說的話與其說提供了一個可確信的解釋原則，不如說更多地引起了爭論。在《大綱》（導言）里的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中，馬克思提到：“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質基礎的發展成正比例的”。他接著指出：就希臘藝術來說，雖然它跟社會發展的特殊形式結合在一起，但是在一定的方面它對我們仍然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並具有“永久的魅力”（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9頁）。這種看法也就表明，不論出於什麽原因，有些類型的藝術不是嚴格地由社會的物質基礎決定的，它們具有永久的、超歷史的價值（在這里，馬克思提示了一種心理學上的解釋），在別的地方（參看《剩余價值理論》第四章，16節），馬克思嘲笑那些“被萊辛諷刺的18世紀的法國幻想主義。既然我們在力學等方面大大超過古代，為什麽我們不能也創造史詩呢？”上述的觀點可以使藝術“在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中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見“參考書目”⑤，第10頁），而且，這些觀點也跟恩格斯在19世紀90年代里寫的幾封信中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關系的比較廣泛的論述相一致（見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爾吉烏斯）。

　　另一方面，在有關藝術家的社會地位問題上，馬克思在批判施蒂納的“唯一者”的概念時指出：“由於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特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一項活動的人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頁）。在這里，如果根據馬克思關於消滅勞動分工重要性的總的觀點，藝術本身作為一種特殊活動的存在都成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7—38頁）。這一思想不僅純屬推測，跡近“替未來的餐廳泡制食譜”，而且從其字義上看，它對於任何覆雜和技術發展的社會都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對於藝術創造來說。但是，它表明了一個特別是貫穿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關於人的本質的重要概念（參看人的本質；實踐條目）。從這種概念出發，無論是藝術還是一種發展的美學意識，都象語言一樣被看作是一種人類所普遍特有的能力；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雖然只有一部分人在社會中擔負知識分子的工作，但是，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藝術家。

　　具有開拓性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著作是由梅林（在1893年）和普列漢諾夫（在1912年）寫作的。梅林所主要關心的是文學，而不是觀賞的藝術或音樂。普列漢諾夫則旨在發展一種嚴格的決定論，他說：“在我看來，任何人民的藝術總是跟他們的經濟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系”（見“參考書目”⑦，第57頁）。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他分析在原始社會中，舞蹈是表達勞動的愉快（如狩獵），而音樂則是對勞動的協助（通過節奏）。但是，他在闡述勞動、遊戲和藝術的一般關系時指出：盡管藝術的產生具有物質生活所需要的功利的源泉，然而審美的樂趣則具有自身歡樂的理由。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除了原始社會，經濟只是通過階級區別和階級統治所起的中介影響作用來間接地決定藝術。例如，他在談到18世紀法國戲劇和繪畫時指出，它們表現了“優雅的貴族風味”的勝利。但是，在該世紀後期，隨著貴族統治受到資產階級的挑戰，布歇和格勒茲的藝術則“在大衛及其學派的革命繪畫面前相形失色”（同上，第157頁）。

　　蘇聯的十月革命和在中歐發生的革命運動，把兩個在某些方面相對立的主題——革命藝術和無產階級藝術——引向爭論的前沿。在蘇聯，在1917—1929年期間任教育和藝術人民委員的盧那察爾斯基，“很少制止對先鋒派的引進”（見“參考書目”⑨，第34頁）；例如，他支持由夏達爾任校長的維切布斯克藝術學校，還支持由坎金斯基、偑夫茲納等人執教、並成為“構成主義”搖籃的莫斯科藝術室的重建（同上，第38—39頁）。在德國，工人委員會運動也支持藝術中的先鋒派，盡管這個運動在政治上失敗，它的一些成就（如格羅皮厄斯的建築之家）在法西斯勝利前一直幸存。本世紀20年代初期，在蘇聯和德國的革命藝術的代表人物之間還存在一種活躍的交流關系。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藝術(或文化)的觀念，受到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他們中有托洛茨基)的批判，並且達到了把無產階級文化組織看作是黨的敵手和潛在反革命組織的地步。但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認為無產階級需要有它自己的階級藝術、認為藝術家首先應該是有“黨性的”這樣一種觀念起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在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的強制下成為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美學教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制度下，是談不到在藝術中進行激進的試驗或先鋒派運動了，於是一種沈悶平庸之風便盛行起來。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完全排除藝術上的新穎思想，利夫希茨（他曾經與盧卡奇在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共事）除了編輯第一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藝術的評論集之外（該書在1937年出版），還在大量地參閱馬克思的筆記和早期著作的基礎上，發表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有關馬克思美學思想的論著（見“參考書目”⑥）。

　　可是在本世紀30年代以及後來，對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主要貢獻是在西方做出的。布萊希特提出他自己的“史詩劇”來跟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相對抗，他是這樣地評價盧卡奇及其在莫斯科的同事的：“直率地說，他們是創造的敵人，他們自己不要創造，（而是）扮演著衙役的角色並實行對他人的控制”(見“參考書目”②，第97頁)。布萊希特的觀點深刻地影響了本傑明的美學理論，他把史詩劇看作是如何能使藝術創作的形式和手段朝著一種社會主義方向來加以改造的模式(見“參考書目”①)。布萊希特跟盧卡奇之間的論戰，其實是一場內容更為廣泛的論戰的一部分，那就是發生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即以新的內容充實起來的19世紀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的倡導者和“現代派”(特別是德國的表現主義，以及立體藝術派和超現實主義)的支持者之間的一場論戰；“現代派”的支持者除了布萊希特和本傑明以外，還有布洛赫和阿多爾諾(見“參考書目”②、⑨)。

　　拉斐爾的那部包含三篇關於藝術社會學的論文的著作（見“參考書目”⑧），是本世紀30年代對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另一個主要貢獻，但只是在近年才廣泛地被人們所知道。在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論文中，作者從對馬克思《大綱》(導言)的原文進行詳細分析著手，去建立一種藝術社會學，以便克服辯證唯物論“至多能在個別藝術問題上進行一些不確定的、零碎的研究”的現存弱點(同上，第76頁)。拉斐爾強調馬克思關於希臘神話是經濟基礎與希臘藝術的中介這一觀念的重要性，並提出一系列的神話和藝術的一般關系的新問題。他還考察了有關物質生產和藝術的“不平衡發展”的各種問題，最後他批判了馬克思關於希臘藝術的“永恒魅力”的解釋，以為這是“跟歷史唯物主義根本不相容的”(同上，第105頁)。對於希臘藝術其所以在歐洲歷史若幹時期中具有藝術的“標準價值”，拉斐爾自己的解釋則是：每當經濟和社會變革使得整個文化經歷危機時，就會出現“覆古”現象。在這些論文中的第三篇中，拉斐爾認為畢加索的藝術是現代派最為典型的例子，並指出現代派是跟自由企業資本主義轉向壟斷資本主義有關。

　　在過去20年中，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藝術的著作明顯地以方法論的論著為主(即抽象地制定一種合適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概念)，只有為數不多的論著從事一些實質性的研究。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克林詹德爾就工業革命中的藝術這一專題所作的卓越研究(見“參考書目”④)，在這里，他特別注意了藝術和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新型的人”的力量的增長對藝術的影響作用；他的這項研究完成比較早，但最近又重新發表。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威列特對魏瑪時期的德國在繪畫、建築和音樂方面的現代派運動所作的詳細考察(見“參考書目”⑨)。至於最近的理論探討，則集中在以下兩個主題上：（1）藝術就是意識形態，（2）藝術是人類創造力的一個基本表現。這兩個主題從一開始就引起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注意，其根源則在於馬克思自己對藝術的不同看法。

　　一方面，認為藝術就是意識形態而進行的分析勢必要去說明，在一個統治階級存在的特殊的歷史階段中藝術風格（包括形式和內容）在該階級的整個思想觀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這就必須像戈爾德曼在文學創作方面所主張的那樣（見“參考書目”(11)）：首先要建立起藝術創作和風格的內在含義的結構，然後再確定結構在一定生產方式的階級關系這種更為廣泛的結構中所占的地位。無論是普列漢諾夫還是拉斐爾，在上面提到的研究工作中，都曾試圖這樣做。另一方面，由於有一些藝術可以被看作是被壓迫階級爭取其解放鬥爭的思想武器，於是，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論戰在很大程度上便圍繞著“革命藝術”的固有特性及其分析。近來，把藝術視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有意義的方面，是對通俗藝術和“文化工業”（參看文化條目）的興趣的不斷增長，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成員（如阿多爾諾和馬爾庫塞）的著作，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根據他們的觀點，在先進的資本主義時代中的藝術，不僅由於機械再生產及其廣泛傳播而引進退化，而且還在促使互相爭議的階級和集團的安定聯合方面具有較大的力量；同時，由於激進的創新容易被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機體所吸收，任何革命藝術的意識形態影響就被削弱了。然而，本傑明則持有相反的看法；在他看來，機械再生產的主要作用是毀滅了精英人物的藝術“光環”，是對“傳統的摧枯拉朽”（見“參考書目”①，第223頁），並締造了無產階級與新的文化形式（例如電影）之間的聯系。

　　人們把藝術主題看作是創造力的表現，從而提出了在分析美學價值（參看美學條目）和人性（參看心理學條目）方面的一個十分覆雜的問題。在這兩個方面，不僅直到近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從相對上說仍不很發展，而且在過去20年來逐漸增加的一批著作還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間的深刻分歧。不過，從社會實踐的意義上說，把藝術看作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創造力的表現和一種解放力量的觀點（盡管這種觀點最終可以用理論術語來歸納），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馬克思主義對待藝術態度具有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藝術（像一般精神生活一樣）應當自由地發展，形成“百花齊放”，而不是一定要去適應某種藝術教條的要求，特別是一種政治權力強加的教條；第二個原則是跟上面提到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表述的思想大體上相符，也就是在容許優秀天才人物的“陽春白雪”發展的同時，要更廣泛地把美術的創造活動作為一般人的需要和樂趣之源加以培養和鼓勵。




參考書目

① 瓦爾特·本傑明；《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創作》，載《啟明錄》，1968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等合著：《美學和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 曼弗雷德·克里姆編：《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和藝術》，1968年德文版。
④ 弗朗西斯·D·克林詹德爾：《藝術和工業革命》（1947），1968年英文版。
⑤ 大衛·拉恩：《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⑥ 米哈伊爾·利夫希茨：《卡爾·馬克思的藝術哲學》（1933），1973年英文版。
⑦ 格·瓦·普列漢諾夫：《藝術和社會生活》（1912），1953年英文版。
⑧ 麥克斯·拉斐爾：《蒲魯東、馬克思、畢加索——關於藝術社會學的三篇論文》（1933），1980年英文版。
⑨ 約翰·威列特：《在1917年至1933年的新的冷靜思考——魏瑪時期的藝術和政治》，1978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藝術和革命》（1980），載霍布斯鮑姆等人編《馬克思主義史》，1983年英文版。
(11) 盧西安·戈爾德曼：《隱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亞細亞社會

　　盡管在19世紀對亞細亞社會的分析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和經驗問題上考慮的中心，但是，“亞細亞社會”的性質，或者更加科學地說，亞細亞生產方式（以下簡稱AMP）以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卻表現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義。關於AMP的爭論所引起的有關問題，不僅涉及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事物發展以外的思想，而且涉及到唯物主義地解釋階級社會、革命轉變和世界歷史的性質的問題。依據一種明顯的二難推理，可以顯示出“亞細亞社會”觀念的爭端。如果承認了亞細亞社會的社會經濟特征，那麽常用的那種符合目的論設想的有關歷史變遷排列法（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可能用不上了。不過，在承認AMP的合理性時，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還是把西方歷史放在優越於東方歷史的地位。這樣，西方能動的、進步的特性便與靜止的、倒退的東方形成了獨特的對照，而且難以把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跟“東方專制”的傳統觀念區別開來。認為亞細亞社會是專制的、暴君式的、靜止的這種信念，可能發展成對殖民主義的一種辯護，也就是說，外部幹涉無論多麽不幸，卻是內部變革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1853年產生了對亞細亞社會分析的興趣，這是他們在報紙上批判英國對外政策的結果。他們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內容，受到了詹姆斯·穆勒（1821年發表的《英國印度史》），弗朗斯瓦·貝爾尼埃（1670年發表的《大莫臥兒帝國遊記》）和理查·瓊斯（1831年發表的《論財富分配和稅利來源》）的影響。依據這些資料來源，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缺乏私有財富，特別是缺乏土地私有權是亞細亞社會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的鬥爭和軍事征服所引起的亞細亞社會政治結構的周期性變動，並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激進變革，這是因為土地所有權和農事活動的組織仍舊掌握在實質上的地主即國家手里。把農業和手工業合為一體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古代農業公社的連貫性，也決定了亞細亞社會的靜止屬性。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原因，這些公社所依賴的灌溉系統需要有集中的行政機構去協調和發展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可見，專制主義和靜止狀態，便通過國家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宰作用和村莊公社的自給自足和孤立狀態得到解釋。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他們把對亞細亞社會的這種初步的概述加以修改和擴充，形成了更覆雜的AMP的觀念。在《大綱》中，馬克思注意到東方和西方的城市歷史的一個關鍵性區別。在封建社會里，政治上獨立的城市，是作為容納交換價值的生產的逐步增長的場所而存在的，它們的存在是資產階級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在東方則有所不同，東方的城市是由國家人為地創造出來並一直從屬於農業和農村的，它只不過是強加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王侯領地”。馬克思在這里特別強調自給自足的土地公有制，自給自足的農村是以國家為代表的社會統一的真正基礎。

　　這樣，AMP便被設想為一種從原則上說能夠在亞洲之外產生的公共占有方式。類似這種把AMP作為公共占有形式的論述也出現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那里又一次指出亞洲農村的自給自足和把手工業與農業合為一體是東方專制和社會停滯不前的主要基礎。《資本論》是從鄉村生產的單一性來確定亞細亞穩定的本質特性：“亞細亞社會不變的秘密”。這些公社的剩余產品以國家稅利的方式被征收，因此，地租和稅收是一致的。

　　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關於亞細亞社會的基本特征——私有財產不足，國家對灌溉工程的控制，村莊的自給自足，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生產方式的單一性——都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這些多樣化的特性的要點，就是把亞細亞社會的停滯狀況放在跟西方發展相對的地位，從而在反面驗證了那些在歐洲封建社會中有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從東方學家的觀點來看，亞細亞社會是一種過分發展的國家機構和不發達的“文明社會”的典型，而歐洲則是一種正面的典型。在亞細亞社會，由於集權化的國家控制著文明社會，不存在那些跟資產階級興起緊密聯系的社會條件——自由市場、私有財產、協會組織和資產階級法律。缺乏私有財產就排除了作為社會變革動因的社會階級的發展。從村莊的角度看，所有的居民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被壓迫階級存在於一個“普遍奴隸身份”的國家中。可是要斷定亞細亞社會中的統治階級是困難的。很清楚，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最初階級關系形式的種姓等級制度卻不能用於對中國、土耳其和波斯的分析。馬克思對印度的分析含蘊了這麽一個意思，由於缺乏社會變革的內在結構，英國帝國主義雖然並非出於本意，卻成為促進AMP瓦解的一個主要的外部力量。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了英國通過在大陸上創造了私有財產，通過破壞停滯的AMP，徹底變革了印度社會。鐵路系統，出版自由，現代軍隊和現代化的通訊方式，在印度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結構。有人根據這些文章宣稱，馬克思關於英國帝國主義的論述會引導出這樣的命題，帝國主義形態越擴張，就會帶來越深刻的現代化結果（見“參考書目”①）。亞細亞的特征終將為帝國主義的擴張提供一種辯護，盡管是隱蔽的。由於AMP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含義，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時常爭論是否破除這一特殊概念。

　　AMP概念經歷了破壞、恢覆和重振的長期歷史。馬克思曾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AMP當作“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時代標志”，而恩格斯在1884年發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卻沒有論及它。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俄國革命鬥爭的爭論，促使這一概念恢覆其重要性。不同的政治策略，是跟把俄國社會的特征看作是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或亞細亞的不同概念相關聯的。1853年，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沙皇俄國視為“半亞細亞”性質；在1877年發表的《反杜林論》中，恩格斯發揮了關於隔絕的俄國公社是東方專制基礎的觀念。在1877年到1882年期間，馬克思在寫給《祖國紀事》編輯委員會、查蘇里奇以及恩格斯的許多信件中，大略地敘述了他的有關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可能性的觀點。問題在於俄國的公社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提供基礎，或者說，它對政治發展是不是一種社會阻礙。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沒有過深地滲透資本主義關系的俄國農村公社，是能夠為社會主義提供基礎的。另外，俄國革命必須跟歐洲的工人階級革命相配合。俄國作為“半亞細亞的”社會的問題，一直在有關革命策略的爭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普列漢諾夫駁斥了民粹黨人在俄國史上的烏托邦觀點，認為公社是俄國專制制度的基礎，抨擊關於土地國有化的建議是要覆辟AMP和東方專政主義。歷史分段直線的決定論跟多元論的對立是這些關於亞細亞社會爭論點的依據。對於多元論的方法來說，承認AMP的合理性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為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非得承認一種機械的進化論的體系不可，即認為歷史各階段非得是依照必然規律來一個接一個地連續出現。然而，在1931年列寧格勒會議上否定了用AMP的概念對亞細亞社會分析，此後，分段直線論的體系——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逐步占了優勢。這一決定更由於斯大林堅持機械的分段直線論而得到確認。否認AMP就意味著亞洲社會勢必要被納入奴隸制或封建制的範疇。

　　戰後，維特福格爾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促進了對亞細亞社會的討論。維特福格爾以經驗為依據考察了水利的集中化管理對於中國社會結構的意義。維特福格爾在他的《中國社會和經濟》一書中關於水利經濟的研究，在理論上是受到維貝爾對中國歷史所運用的“世襲官僚主義”這一概念的啟發。維特福格爾認為AMP的概念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第一，指出了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整體問題；他對社會形態的“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就是以考察水利工程的公有制為依據的，認為這種工程的目的在於實現把人群和自然聯接起來的生產勞動的基本過程。第二，提出了這麽一個問題，即是否可能有這樣一種社會，在那里統治階級自己不擁有生產資料，但卻作為一個官僚階級控制著國家機器和經濟。後來，維特福格爾在1957年發表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作為一種“極權的比較研究”出現的；這個研究以尖銳的論戰方式論證了共產黨領導人所以在1931年以後禁止使用AMP的概念。

　　非斯大林化運動的進程，促進了20世紀60年代對AMP的興趣的恢覆。在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推動下，對生產方式的分析成為重新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位的一部分。在精確地制定出各種生產方式中積累的法則的情況下，人們能夠在傳統的社會科學中有關現代化和發展的理論方面找到一種嚴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選擇。當時，在馬克思主義中的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去提出“依附”（參看依附論條目）、“不平衡發展”和“不發達”（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等概念，以便理解資本主義擴張對外國經濟的影響作用，對AMP的興趣就表現了這種傾向的一個方面。在替換各種直線的階段發展理論方面，AMP往往是有用的。此外，亞細亞社會的觀念作為對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另一種選擇，在認識東方社會的特征上具有獨特作用。盡管有這些所謂的理論上的優點，然而亞細亞社會和AMP的概念依然是有爭議的。人們經常批判把封建的生產模式運用於亞洲和非洲，理由是這種模式十分模糊以至不能把這些地區社會實際的覆雜性和多樣性具體表現出來。在實踐檢驗中，“亞細亞社會”的觀念也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例如，在維特福格爾的著作中，各種不同社會在其發展和結構中所展現的極其不同的類型——沙皇俄國，中國宋朝，馬穆魯克的埃及，伊斯蘭教的西班牙，波斯，夏威夷等等——都被囊括在一個簡單的“水利社會”的概念中。馬克思也是采取類似的方式來使用“亞細亞社會”這一術語的，他不僅用這個術語來描述中國和印度，而且用它來描述西班牙、中東、爪哇和被哥倫布發現以前的美洲。幾乎所有建立在公社所有權和自給自足村莊基礎上，並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關系的社會，都不加區別地用AMP概念來表述。由於人們的經驗不同，在把AMP運用於特殊社會方面，引起許多異議。不僅如此，AMP還充滿了理論上的問題。例如，很難理解自給自足、自治的村莊怎樣能跟必須幹預村莊經濟的集中化國家和諧共存。另外，亞細亞社會的社會特征，看起來是由於跟大規模水利有關的純技術因素所形成，而不是由生產關系所形成。況且，亞細亞社會理論所具有的關於技術決定論的設想，是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看法不相容的（原文如此——譯者）。最後，對亞細亞社會的國家起源的解釋引起了數不清的問題。在缺少階級鬥爭的狀況下，國家的起源只能被解釋為征服的結果，或者說是由於國家的公共工程的職能所引起的。

　　事實上，“亞細亞社會”問題比所提出的那些技術問題深刻得多。在馬克思主義中，AMP有一個從反面理解的重要意義。它的理論功能不是在於分析亞細亞社會，而是在於通過一個比較的結構去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因此亞細亞社會被界定為具有一系列缺陷——沒有中等階級、缺少城市、缺乏私有財產、缺乏資產階級的組織制度，並用這些缺陷來說明歐洲的能動因素。可見，“亞細亞社會”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表現出來的一個東方學的疑難問題。它可以從黑格爾、孟德斯鳩和霍布斯追溯到希臘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經常不知不覺地承襲在關於歐洲專制主義討論中所創造的對專橫統治論述的習慣語言。因此，必須把“亞細亞社會”看作是東方學傳統中的一個核心要素，它是西方哲學中所流行的一種卓越而又有害的覆原力。(參看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土地所有權和地租；發展階段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施洛莫·阿維勒里：《卡爾·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現代化》，1968年英文版。
② 安妮·貝利和約瑟夫·洛貝拉合著：《亞細亞生產方式》，1981年英文版。
③ 巴里·欣德斯和保羅·Q·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 勞倫斯·克拉德爾；《論亞細亞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⑤ 厄內斯特·曼德爾：《卡爾·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1977年英文版。
⑥ 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
⑦ 愛德華·塞德：《東方學》，1978年英文版。
⑧ 吉安尼·索弗里：《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的一段有爭議的歷史》，1969年意大利文版。
⑨ 布萊恩·特納：《馬克思和東方學的終結》，1978年英文版。
⑩ 卡爾·奧·維特福格爾；《東方專制主義極權的比較研究》，1957年英文版。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

　　這個名稱是指從19世紀末到1934年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維也納興起的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它的最著名的成員有麥克斯·阿德勒、奧托·鮑威爾、魯道夫·希法亭和卡爾·倫納。對這一學派的主要影響，除了本世紀初在維也納的知識界和文化生活中湧現的創造熱潮所起的擴散作用，正如鮑威爾在1927年所指出的，還來自於康德主義和實證主義哲學的強大思潮，在社會科學中出現的新理論傾向（突出的有邊際效用經濟學），以及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國中需要正視的各種特殊的社會問題。

　　在1904年創辦的《馬克思研究》是這個新思想學派的第一次公開亮相。這個刊物是由阿德勒和希法亭編輯的，一直到1923年不定期出版。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所有主要早期論著見諸於此。1907年創辦的新理論雜志《鬥爭》，使這種以其獨特風格來論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方式得以鞏固。這個刊物很快地就跟考茨基主編的歐洲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刊物《新時代》分庭抗禮。同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地促進工人教育事業，並在迅速發展起來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中起領導作用。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理論的基礎主要是由阿德勒加以詳細論述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學知識的體系……關於社會生活以及其因果關系發展規律的科學”(見“參考書目”⑥，第136頁)，阿德勒在他的最早主要著作中，仔細地分析了因果關系和目的論的關系(見“參考書目”⑦)。他在這一著作以及後期著作中都強調因果關系的形式的多樣化，並堅持說，社會生活中的因果關系不應該是“機械的”，而是以意識為媒介的。他在一次有關意識形態的探討中強烈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指出：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不是唯物主義意義上的‘物質’，而是明確地具有‘精神的’特征(見“參考書目”⑧，第118頁)。在阿德勒看來，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的基本概念是所謂的“社會化的人類”或“社會聯合”，他按照新康德主義的方法將其看作為一種“在超驗上既定的知識範疇”(見“參考書目”⑥)，也就是一種由理論提供的、而不是由作為一種經驗科學前提的經驗所產生的概念。阿德勒指出，正是對這一概念做了系統的闡述，才使馬克思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的創始人。

　　阿德勒關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學體系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廣泛地影響並指導整個學派工作的思想結構。這在希法亭的經濟分析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希法亭在對邊際效用經濟理論所作的批判性研究中（1904年），提出了跟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相對立的命題，即認為馬克思的價值學說是以“社會”和“社會關系”的概念為依據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為一個整體，“其目的是揭示經濟現象中的社會決定論”，其出發點則是“社會而不是個人”。在1910年發表的《金融資本》的序言中，希法亭還特別引用了阿德勒的觀點來論證：“所有（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的唯一目的——甚至有關政策問題——是去揭示因果關系”。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中的目標，確實是要通過對信用貨幣和股份公司的增長的分析，通過對不斷增長的銀行勢力的分析，以及通過對實行壟斷的卡特爾和托拉斯在經濟中上升為統治地位的分析，來揭示資本主義最近發展階段中諸因果要素。在這本書的最後部分，他從這些變化中推演出帝國主義發展階段的必然性，並概要敘述了帝國主義的理論（參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為以後布哈林和列寧的研究打下基礎。

　　從鮑威爾和倫納關於民族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鮑威爾在1907年發表的《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書，著手對民族和民族性進行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看來，歷史已經不再反映民族的鬥爭；而是民族本身表現為對歷史鬥爭的反映。因為民族只有在民族特性中，在個人的民族性中被表現出來；而個人的民族性只是其受社會歷史、勞動條件和技術發展決定的一個方面”。倫納則更多地注意到哈布斯堡王朝中各民族的法律和憲法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種種跟社會主義運動爭奪民眾支持的民族主義運動），他還根據當時的情況發揮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思想，即在社會主義統治下把帝國改造為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它最終可以給作為未來的世界共同體的社會主義組織提供一種模式。

　　然而，倫納最突出的開拓性貢獻是提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法律社會學。在1904年發表的《私法機構及其社會功能》這部著作中，他以現行的法律規範制度作為出發點，試圖說明同樣的規範是如何地為了適應社會變革特別是經濟結構的變革而改變其功能的。可是，在結論部分，他提出一些更為廣泛的問題作為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問題，法律規範如何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的基本原因。很清楚，倫納在這里也象在他的論著的其他地方所表述的那樣，把法律看作是在維持或改造社會關系中起一種能動的作用，而不只是對經濟狀況的一種反應；他還援引了馬克思在《大綱》導言中一些有關法律的論述來支持這一論點。阿德勒也同樣地致力於制定馬克思主義法律社會學的基本原理，他批判了凱爾森把法律當作一個封閉的規範系統的“純粹法律理論”，指出這一理論只限於表述各規範要素在邏輯上的相互依賴，而排除了對法律的道德基礎以及社會發展背景作任何的考察（見“參考書目”⑨）。在阿德勒的研究過程中，他從一些細節上考察了社會學的法律理論跟正規的法律理論的差別。

　　除了以上介紹的主要著作外，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還發表了許多其他引起較大關注的社會學論文。例如，他們是屬於最先系統地考察“進行幹預的國家”不斷參與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16年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問題”的一組文章中，倫納指出：“國家滲透進私有經濟直到其基本的細胞，不是使少數工廠國有化，而是通過有意的自覺的調節控制經濟中所有私有成分”。他接著說：“國家權力和經濟開始合並……國民經濟被看作是國家權力的一個手段，而國家權力則被看作是強化國民經濟的一個手段……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同樣地，希法亭在1915年到1924年中發表的文章中以他在《金融資本》中的分析為基礎，發展了一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在這里，國家被看作開始具有為著所有人利益而自覺和合理地組織社會的性質。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中，存在著兩方面發展的條件。如果工人階級能夠奪取政權，便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並實現合理的社會生活的集體秩序；如果資本主義壟斷集團繼續保住他們的政治統治，就會發展成一種團夥的國家。這後一種可能性在意大利和德國以法西斯的形式實現。而且，對有關法西斯運動所以能出現並得勝的社會條件，鮑威爾在1938年提供了一個最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參看法西斯主義條目)。希法亭自己在他的後期著作特別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歷史問題》（1941）中，提供了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激烈修正的綱要，即認為國家（首先是現代民族國家）在社會構成中具有獨立的作用。他特別指出，在20世紀中有一種深刻的“變化發生在國家對社會的關系中，這是由於經濟隸屬於國家的強制力量而形成的。隨著這種隸屬的過程的產生，……國家變成了極權國家”。（參看極權主義條目）。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也很注意在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構成的變化及其政治上的意義（參看階級條目）。阿德勒在針對德國工人階級運動失敗和破裂而寫的一篇題為“工人階級的變態”的重要論文中，提到“即使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產階級的概念已經表現了一定的分化”。在生產過程中的工人形成了它的主體，失業的工人後備軍（參看勞動後備軍條目）是第二層次，在這兩者下層的是流氓無產階級。他接著論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無產階級的結構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以致“我們能不能說它是一個單一的階級都成了問題”，這種變化代表了新的現象。按照阿德勒的說法，在這種新的無產階級中存在幾個明顯的階層，從而出現了經常沖突的三種基本的政治傾向：由技術工人和機關雇員構成的工人貴族；城市和農村中有組織的工人；永久或長期的失業者。阿德勒進一步論證說，甚至在工人的主體中，各種組織的發展也引起了勞動者之間的致命性的勞動分工：一方面是不斷擴大的領取薪金的職員和能主動地做出決定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是廣大被動的會員群眾。他總結說，正是由於這種社會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的分裂，使工人階級在面對法西斯運動時表現了軟弱。

　　倫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著作（特別見於他死後發表的《現代社會變化》）中，集中研究了新產生的社會階層——公職官員和私人雇員——即被他稱為領取薪金的雇員構成的“服務階級”，他們的雇傭合同“並不產生一種雇傭勞動的關系”。這個新階級出現在工人階級身旁，傾向於跟工人階級交叉結合，逐步混為一體。倫納還注意到，“工會鬥爭使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人取得跟官員們相同的地位”（見該書第214頁）。他在結論中嘆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以膚淺和粗心的態度對待“社會階級的形成，首先是各階級不斷重新組合的實際研究”，並且斷言；“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出現的（科學地說必定要出現的）工人階級已經不覆存在”（同上）。

　　在早些時候，鮑威爾也從一個不同的方面，即通過對俄國和德國革命中工人和農民的狀況及其之間的關系進行比較考察，通過在1923年對奧地利革命所作的詳細分析，對階級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各種論著（特別見鮑威爾在1936年的論著）中，也考察了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最強大的官僚專制時出現的新統治階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在斯大林時期，隨著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際影響方面上升到統治地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在某些程度上黯然失色；以後在1934年，這個學派又由於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而受到極大的破壞。然而，在過去10年，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又有相當大的恢覆。人們今天對它再一次進行廣泛地討論，既討論它作為馬克思社會學的一般結構（盡管它的“實證主義”傾向使它事實上被作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實證主義而受到重新批判），同時又探討它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變革的主要問題所進行的實際研究。




參考書目

① 奧托·鮑威爾：《什麽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27），英譯本見博托莫爾和古德編輯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出版。
② 湯姆·博托莫爾和帕特里克·古德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③ 彼得·海因特爾：《學說與意識形態》，1967年德文版。
④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2卷第7章，1978年英文版。
⑤ 諾伯特·萊澤爾：《在改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1968年德文版。
⑥ 麥克斯·阿德勒：《康德和馬克思主義》，1925年德文版。
⑦ 同上作者：《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年德文版。
⑧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1930年德文版。
⑨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論社會學方法和法學方法的區別》，1922年德文版。


自動化

　　馬克思是根據他發現的資本不斷地試圖擺脫勞動和勞動力依賴的趨勢，來論述勞動過程發展進入了機器和大工業的階段。機械作為一種對象化的勞動跟活勞動相對立，作為一種支配後者的力量存在於勞動過程中；活勞動變為僅僅是機器的附屬物。而且，由於采用機器的目的是通過盡可能地減少必要勞動時間來增加相對剩余價值，於是便提出了如何可能實現這一目的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機械能不能發展成為一種完全自動化的系統，從而擺脫工人的勞動，使資本從它所依賴的無法預見的和潛伏著很大的麻煩的人的因素中解脫出來？

　　首先，在競爭過程中，每一個體的資本被迫把追求機械化作為降低產品成本的手段。還有，由於在每個資本實現其剩余價值的方式中（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減少作為可變資本的比例，看來並沒有使資本失去什麽。但是，對於每一個體的資本是真實的東西，對於作為整體的資本卻不是真實的；因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一定量的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總是生產出同量的價值，減少勞動量就是減少生產出來的價值。生產率的提高則減少必要的勞動，而且只要必要勞動不降低為零，剩余價值率就能夠無限增長；但是，自動化根本不包含工人，因此，沒有保值問題和零點的剩余價值問題。

　　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緊張關系；從使用價值的考慮中產生的趨向跟從價值的考慮中產生的趨向在矛盾中共存，並且所有這些都是由同一個追求相對剩余價值的機械化過程產生。對待這個問題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出發，這也就是馬克思在《大綱》中如何看待自動化的方法。他在《大綱》中指出機器是“固定資本的使用價值的最適當形式”，但是“決不能從這一點得出結論說，從屬於資本的社會關系這樣一種情況，是采用機器體系的最適當和最完善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2頁）。只有處在共產主義關系下才是最適當的形式，這個社會奠基於“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同上，第218—219頁）。

　　但是，這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下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關系下，資本既試圖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又把勞動當作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不管怎樣，通過自動化，集體工人和社會個體的發展達到最高形式；勞動時間不再是財富的尺度，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因此，提高機械化的趨勢最終必然破壞資本關系，因為自動化需要破壞這種關系。所以，這種趨勢就使資本在活動中“促進自身這一統治生產的形式發生解體”(同上，第212頁)。然而，資本主義生產的這樣的內在規律是需要工人階級能動地反抗才能實現。(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5章和32章，以及積累；經濟危機；利潤率下降條目)。

巴枯寧

　　1814年5月30日生於普列姆基諾，1876年1月16日在伯尼爾逝世。

　　巴枯寧出身於俄國貴族地主的家庭。他是把無政府主義推行於國際革命運動的創始人，是馬克思在第一國際中的主要對手。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分子，巴枯寧強調否定在辯證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說：“熱衷於破壞同樣是熱衷於創造！”（見“參考書目”②，第57頁）。在成為一名社會革命家的過程中，他接受了威廉·魏特林和蒲魯東的影響。然而，在他的早期活動中，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反映在支持斯拉夫人民為反對俄國、德國和奧地利專制統治者而進行一致鬥爭的運動。由於在1848—1849年間發生的幾次起義中所起的作用，他贏得了堅定的革命者的聲譽。他在德累斯頓起義失敗後被捕，入獄7年，然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於1861年潛逃。1863年波蘭起義失敗後，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潛力，並且反對這種運動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權制的願望。接著，他試圖把社會革命推廣到國際範圍。他的突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在許多組織中得到發展，其中包括半秘密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這個組織曾於1868年申請參加第一國際，這個申請被拒絕了，然而，在同盟宣稱它自行解散後，它的日內瓦支部被吸收入國際。在國際支部中，巴枯寧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別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國的一些地方和瑞士。於是，一場激烈的派系鬥爭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上達到了高潮。在馬克思的鼓動下，巴枯寧被開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個國際性的秘密團體，其政策是跟第一國際的政策相對立的，而其目的則在於瓦解國際。在開除巴枯寧的同時，作出把總委員會的會址從倫敦遷移到紐約的決定，於是國際便分裂成兩部分，其中每一個部分都在5年之內消失了。

　　在論戰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對立的革命理論之間的分歧趨於明朗。這些分歧包括關於國際應當如何進行組織的對立觀點，馬克思主張運動的集中制，巴枯寧則主張一種以自治支部為基礎的聯邦制結構。還有兩個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馬克思相信資產階級國家要被推翻，他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應建立自己的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國家，而隨著階級由於社會化措施的實行而趨於消失，無產階級國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相反地，巴枯寧則強調國家及其所體現的權威原則必須在社會革命過程中取消。他預言，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會變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並導致一種新的、更為強大和有害的階級統治制度。（2）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只有自己組織起一個跟一切有產階級的舊政黨相對立的獨特的政黨，才能夠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因此，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包括那些在議會舞台上爭取有利於本階級發展的各種讓步的行動，都是必要的。與此相反，巴枯寧則追隨蒲魯東，認為所有的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是“專制主義的各種體現”；因此，他反對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行動。當他相信革命者應當組織起來有時甚至要秘密地組織起來的時候，他認為他們的使命主要只有一個，那就是鼓動被壓迫階級（農民和其他邊緣集團以及城市工人）起來，用自己的直接行動去推翻現存的制度。然後，人民會在它的廢墟上建設“未來的社會組織……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過工人的自由聯合或聯盟建立起來的，起先是在他們的工會里，然後是在公社、地區和國家里，最後是在國際和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起一個大聯盟”（見“參考書目”③，第206頁）。

　　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1874—1875）中，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說明只要其他階級還存在，無產階級“就必須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還認為巴枯寧“根本不懂什麽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關於社會革命的政治詞句。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


參考書目

①E.H.卡爾：《米哈伊爾·巴枯寧》，1937年英文版。
② 賽姆·多爾哥夫：《巴枯寧論無政府狀態》，1971年英文版。
③阿瑟·萊寧：《米哈伊爾·巴枯寧文選》，1973年英文版。
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1973年英文版。


銀行
參看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


基礎和上層建築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築物的基礎和上層建築這樣的比喻，來表達一種思想，即社會的經濟結構（基礎）決定著國家和社會意識（上層建築）的存在及其形式。對這種思想的最早的表達方式之一，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頁）。然而，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並不僅僅用以表示兩個依附的社會層次即國家和社會意識的。看來，這個術語至少有一次被用來表示一個階級的意識或世界觀：“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但在多數場合下，這個比喻還是用來解釋社會三個總的層次的關系，以說明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是受基礎決定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並不是獨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現，而是以社會的生產關系為基礎。因此，任何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都決定著與其作用相適應的國家和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任何變化，都會導致國家和社會意識的轉變。

　　馬克思曾在一段話中對基礎的含義作了更為詳盡的表述，這段話也就成為他的比喻的經典式的表述方式：“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由此可見，經濟結構並不被看作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制度、生產結合或物質條件；它倒不如說是一種由人結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換句話說，也就是人與人之間階級關系的總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級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為覆雜。馬克思意識到，基礎的決定作用會被人曲解為經濟簡化論的一種形式。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要進一步闡明這種關系的歷史性和不平衡性，闡明它可以跟上層建築所起的影響作用並行不悖。就第一個方面來說，馬克思斷言：“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剩余價值理論》第1卷，第296頁）。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精神生產的特征是由物質生產的歷史形式所決定的，但精神生產仍然被認為能夠對物質生產起“相互作用”。換句話說，觀念的上層建築並不被設想為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夠起某種影響作用的東西。

　　其次，馬克思認識到，物質生產的發展跟藝術生產和法律關系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羅馬私法同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關系，或者希臘藝術同不發達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胳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113頁）。但問題不在於理解一定的藝術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發達的物質條件相適應，希臘藝術是以希臘神話為基礎的，而神話則是人們安撫還沒有很好地認識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些錯誤觀念“有一個否定性的經濟基礎”（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頁）。真正的問題是，希臘神話在更為發達的生產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為典範或模式。馬克思試圖用人類歷史童年時代的天生魅力來說明這一點，這顯然是不夠的，但至少表明他認識到，藝術和法律的形式由社會所決定這一點，並不一定能夠限制它們對於其他的時代同樣適用（參看藝術條目）。

　　第三，馬克思在回答那種認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決定作用只適用於資本主義，而不適用於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會的反對意見時，強調了上層建築的影響作用。馬克思重申了基礎起決定作用的原則，他說：“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補充說：“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者在解釋這段引文時，區分了“決定”和“支配”的不同涵義。根據這種區分，經濟始終是最後的決定因素，但並不總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決定在一定時期內在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之中何者居於支配的地位。這種區分究竟能否從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來，還是有爭議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礎的決定作用並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歸結為經濟現象，這個方面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

　　恩格斯也反對以簡化論的觀點來解釋基礎和上層建築。他在強調經濟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終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指出這種決定作用仍然只能“發生在各該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5頁）。他擺脫了機械的因果論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經濟這個層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層次即上層建築則被看作是它的結果。然而，經濟起“最終”決定作用的觀點則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種“辯證的”因果觀來取代上述概念，根據這種辯證的因果觀，最後的決定因素並不排除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築作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夠產生影響並對基礎發生“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2頁）。為了強調這一論點，恩格斯補充說：“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

　　恩格斯還進一步把具有實際影響的不同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表述為上層建築諸成分之間及其與基礎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這種簡釋曾被人批評為把黑格爾關於自然——觀念的關系這種概念轉換到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中來，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關系。因為這樣一來，上層建築的作用就消失在“無窮無盡的一連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樣，恩格斯的闡釋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享有很高的權威。

　　雖然恩格斯竭力反對19世紀80年代摻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作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解釋，然而他並沒有能夠扭轉這種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論著所造成的趨勢。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實踐概念（參看實踐條目）的缺乏以及貫穿在這些著作中的那種脫離社會活動的自然辯證法思想，對於助長以簡化論的方法來研究基礎與上層建築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狀況還由於最初兩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些著作中，實踐的觀念得到最有力的表達）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確，由於缺乏一種起協調作用的實踐概念，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空間觀念便容易產生一些有爭議的解釋。

　　一方面，觀念的上層建築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現象，即僅僅是一種其真實性歸根到底只能在生產關系中發現的反映。於是，意識也就失去其特殊內容和意義，並且被歸結為經濟關系。列寧的某些論述就時而給人以這種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會的進化被看作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它只能集中到生產關系上去理解。列寧宣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僅僅是通過生產關系來說明經濟結構的，並且也是這樣地來論述相應的上層建築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9頁）。對於上層建築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進行分析了。列寧後來再次肯定了這一思想，他說“一般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真實的存在（物質）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於人類的社會意識。在這兩種場合下，意識都不過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恰當的、十分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頁）。這些論述同列寧那些為人所熟知的、但絕非簡化論的關於政治組織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的精心論證形成了鮮明對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釋趨向於把上述空間觀念的諸“層次”加以區分，似乎這些層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並按先後次序出現的截然不同的“整體”和“領域”。例如，普列漢諾夫列舉了如下五種層次：（1）生產力的狀況；（2）由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3）在既定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決定於已有的經濟條件，部分地決定於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整個社會政治制度；（5）反映這種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⑤，第70頁）。然而，這種空間與順序相結合的結構，卻未能表達這樣一個關鍵性的事實，即所有這些“層次”都來自人的實踐活動。這些不同的社會“層次”被看作是互不相關的現成“實體”，而對於社會總體是如何出現的問題卻不作解釋。如果這樣提出問題，那麽基礎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就難以解釋了。作為客觀事物的經濟究竟是怎樣創造出作為另一種客觀事物的藝術或理論呢？

　　最後，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比喻不能表達一種確切的含義。這部分是由於人們同時要求它起兩種作用：既要描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特定的社會層次的發展，又要說明其中的一個層次如何決定其他的層次。執行第一個職能看來是恰當的；這就是說，它有助於描述制度上的差異的發展情況以及特定的實踐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知識的領域——的發展情況。這些特定的實踐領域是由特殊的機構所支配的。然而，它看來卻不那麽適合於用來解釋政治和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或者用以說明作為社會整體的組成部分的每一層次的產生，這是因為只要它還勢必成為一種靜止的觀念的時候，它就傾向於把一些動態領域——諸如階級鬥爭或實踐——歸結為一種跟其他層次相脫離的層次。於是，上層建築由基礎所決定的觀點也就成為因果關系的外在模式。


參考書目

①斯圖亞特·霍爾：《對“基礎和上層建築”比喻的再思考》，載J.布盧姆菲爾德編《階級、領導權和政黨》一書，1977年英文版。
② 佐爾格·拉林：《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列寧：《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是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
④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1962年英文版。
⑤格·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年），1969年英文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1977年英文版。


鮑威爾，奧托

　　1881年9月5日生於維也納，1938年7月4日在巴黎逝世。

　　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1904年，鮑威爾給卡爾·考茨基送了一篇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文章，在《新時代》上發表，此後便經常為該刊撰稿。他曾應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領袖維克多·阿德勒的請求，寫了一本有關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論著，該書於1907年出版，成為在這個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同年，他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書記，並跟阿道夫·布勞恩和卡爾·倫納一道創辦了該黨的理論刊物《鬥爭》，並任該刊主編。奧匈帝國崩潰後，鮑威爾曾在短期間（1918—1919年）出任外交部長。1919年他強烈地反對在奧地利進行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以匈牙利為模式）的思想。在以後幾年里，他制定出自己的“緩進革命”和“防禦性暴力”這樣一些概念，並按照這種精神發表了一部有關奧地利革命的巨著以及若幹篇對俄國革命進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幾篇收編為文集，譯成法文（見“參考書目”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有一部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著名論著（“見參考書目”④）和一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合理化進行分析的著作（見“參考書目”③）。在1934年起義後，鮑威爾不得不離開奧地利，先是住在布爾諾（捷克斯洛伐克），後來移居巴黎（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1907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奧地利革命》（1923），1970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世界大戰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第1卷：《合理化還是非合理化？》，1931年德文版。
④同上作者：《法西斯主義》（1938），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英文版。
⑤葉蓬·波爾代編：《奧托·鮑威爾與革命》一書，1968年法文版。
⑥尤利烏斯·布朗塔爾：《奧托·鮑威爾生平著作選》，1961年德文版。


本傑明，瓦爾特
1892年7月15日生於柏林，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布港逝世。

　　本傑明可能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最重要的文化理論家，生前並不出名，他的影響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廣泛傳播。可是，關於他的著述的確切含義是一直有爭論的，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超脫凡世以至賦有堪稱異才的悲劇性人物，另一些人則把他譽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在本傑明的最早作品中貫穿著對神學的深刻的興趣。他的第一篇主要文章是評論哥德的小說《親和力》，這篇文章的意圖是要用他自己的跡近清教徒主義的倫理來對抗20世紀初期文化理論中的非道德的象征主義。這種思想意圖在他的《德國悲劇的起源》這篇博士論文中，進一步發展為對精神生活中的那種不問政治的“禁欲主義”展開全面的批判，然而看起來卻是在反對17世紀路德教派的戲劇。這篇作品是本傑明在33歲的時候寫成的，最透徹地闡述了作者的理論觀點。然而，這篇東西也正如他所說的，“是我的德國文學階段的終結。”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本傑明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對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理解問題進行研究，其出發點是認為學院式的文學史所提供的經典準則只能起很小的輔助作用。他的這種轉變也還受一個外來因素的影響，他的上述作品被法蘭克福大學所否決，從而使他想在大學里幹一番事業的希望破滅了。

　　從1925到1933年間，本傑明主要靠寫新聞小品來維持生計，他開始跟布萊希特以及當時其他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密切交往。盡管他決定不參加共產黨，然而他在1926—1927年之交這個冬季里對莫斯科的訪問，確立並加深了他對新蘇維埃國家的文化生活的興趣。這反映在他這個時期寫的生動而帶有論戰性的文章（主要是評論）中。納粹的上台迫使本傑明離開柏林，並把他的新聞寫作的生計大部剝奪掉。然而，他從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那里獲得一些研究任務，依靠這項報酬以及其他小額的收入，得以在巴黎重新開始創作。在那幾年里，他在研究所的雜志上發表了許多主要的理論文章，其中第一篇的題目是《法國作家的目前社會狀況》。這篇文章分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他們正如本傑明本人一樣，從投身於純粹的文化先鋒隊伍轉而參與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他替研究所完成其他作品，則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謂“連拱廊式”覆合結構的方式來闡述的法國19世紀思想意識形態史有關。其中包括《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作品》這篇著名文章，它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藝術”是不能跟它的技術和社會階級環境分割開來的。本傑明這篇文章和論愛德華·富克斯一文中對技術（Technik）理論所作的發展，對於了解他所理解的關於思想和文化沒有獨立的歷史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很關鍵的。他所寫的關於鮑德萊爾的兩篇文章（當時只有《論鮑德萊爾的若幹動機》這一篇發表了），則把他對階級、技術和文化的理解融為一體，對法西斯主義和一般的反動意識形態進行比較廣泛的批判。本傑明在他晚期創作的這些非常傑出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人類學家路德維希·克拉格斯的著述。

　　以上我們僅僅涉及本傑明本人提出發表的著作，這些論著給我們提供了他的思想順理成章地發展的情況。可是，在他逝世以後，出現了一股很大的壓力要把他從比較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和布萊希特的立場（這是他很容易被歸並入的）中分離出來。本傑明的一些朋友，例如阿多爾諾和熱爾肖姆·肖勒姆，主要利用《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文中的一些費解的地方，以及主要是他早期創作的未發表的作品的章節，來把他說成是一位猶太神秘哲學家，說他的政治始終從屬於一種空想的彌賽亞主義。當然，從近年來發表的本傑明的主要著作來看，這種說法很難站住腳。不過，本傑明的最後一篇作品——《哲學史提綱》，確實很難把它解釋為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見解。這篇文章是他在1939年納粹德國和蘇聯簽訂條約後在精神上受到打擊的情況下寫成，它對參加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完全抱悲觀的態度，把人的智力活動想象成為一種魔術般的回憶，並且把革命看作是在時間上的一種空想主義的停頓。然而，在本傑明的著作中出現的任何矛盾，都不能夠排除在其成熟時期的主要著作中所確立的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文化進行分析的基本原則。


參考書目

①《瓦爾特·本傑明全集》，1972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啟明錄》，197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德國悲劇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了解布萊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單行道及其他作品》，1979年英文版。
⑥朱利安·羅伯茨：《瓦爾特·本傑明》，1982年英文版。
⑦熱爾肖姆·肖姆勒：《瓦爾特·本傑明——一段友誼的歷史》，1982年英文版。
⑧里查德·沃林：《瓦爾特·本傑明——一種贖罪的美學》，1982年英文版。


貝納爾，約翰·德斯蒙德
1901年5月10日生於愛爾蘭蒂珀雷里郡內納赫，1971年9月15日在倫敦逝世。

　　貝納爾由於學識淵博並對自然與社會現象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被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稱為“聖人”。有一位還把他叫做“萬事通”。他是20世紀30年代“紅色科學院”中的佼佼者，雖然對此還有爭議。他在論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在英國和蘇聯。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在X射線晶體學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此項成果有助於奠定分子生物學的基礎。跟他的發現同樣重要的是他本人所起的催化作用，他有兩名學生（多羅西·霍普金和麥克斯·佩魯茨）是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貝納爾是皇家學會會員和倫敦伯克貝克學院的教授，他既是斯大林獎金（後來從策略上考慮改為列寧獎金）的獲得者，又是美國棕櫚自由勳章的獲得者。也許由於他的想象力過於奔放，他不能夠像人們通常所設想的那樣長期和深入地集中鉆研某一個專門的問題，以便取得最高的科學成就。然而，他在解決覆雜的問題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卻使他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行動的科學方面作出貢獻，這特別是表現在策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岸進攻即D日的聯合行動中。

　　20世紀20年代初期，貝納爾在劍橋大學加入共產黨，他非常積極地在科學家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1931年，蘇聯代表團出席了在倫敦召開的科學技術史國際會議，這件事使他受很大的影響。在那次會上，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雄辯地論證了應當把科學跟生產的發展聯系起來看，從而一反通常認為科學具有自供自給的性質這種信念。於是，貝納爾便以最大的熱情、像著了迷一般地去闡明科學緊密地反映經濟發展這一觀點，也許更有意義的是，他還認為應當把科學看作是對社會政策的先導。他寫了許多文章和書籍，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科學的社會職能》（1939年）和《歷史中的科學》（1954年）這兩部著作，它們始終被看作是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考察這些問題的典範論著。出現了“貝納爾主義”，它的含義是：如果由資本主義以及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所造成的種種歪曲可以被消除的話，那麽社會就可以沿著由科學合理性所決定的路線前進。科學既是照耀著通向共產主義道路的燈塔，又是進步的發動機；貝納爾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正在“對科學進行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使科學得以向全體人民開放，從而必定會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的新的力量”（見“參考書目”②，第900—901頁）。他的觀點當時在英國和蘇聯都很有影響，並且在蘇聯的影響還持續了一段時間。可是，他對冷戰和蘇聯制造的李森科主義這一事件抱有反感。他發現他自己很難把對蘇聯的進步模式的忠誠，跟斯大林主義和對科學研究的可怕的破壞（特別是在他的生物學這個專業領域中）協調起來。他曾經把蘇維埃國家作為好比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力量源泉來加以維護，而如今他越來越看到適得其反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公開地反對正統的共產主義，但隨著在考察科學的社會關系方面的其他方法的出現（這些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名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合理性的作用，都持批判的態度），他在英國的影響日益降低。貝納爾對於在英國學術協會中建立起科學社會關系這一研究專題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在帕格沃希會議上的表現也很活躍。然而，在1949年，出於冷戰的原因，他被撤去在英國學術協會理事會中的職務。他在提倡科學的工聯主義方面的表現也很積極，並在建立英國科學社會責任協會中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含糊地把科學看作是一種進步的力量，而貝納爾則在確立這種態度上起了帶頭作用，可是，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待專家的作用和他們的研究成果上所持的態度，卻很曖昧。直到最近，科學家們一般仍然認為科學從相對上說不那麽容易引起爭議，然而對貝納爾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持批判態度的人，卻越來越堅持認為，把科學本身運用來解決社會組織的問題，但卻把政治問題和應估價的問題分開或是弄得含含糊糊，那只能是回避問題。社會價值、優先權以及責任等問題，都應當在總的文化範疇內按照他們本身的要求來提出，而不需要交給一個新的官僚階層或專家團體來處理。


參考書目

①約·德·貝納爾：《科學的社會功能》（1939），1967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歷史中的科學》（1954），1969年英文版。
③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戈德史密斯：《聖人約·德·貝納爾生平》，1980年英文版。
⑤莫里斯·戈德史密斯與A.L.麥凱合著：《科學之科學》，1966年英文版。
⑥多羅西·霍格金：《約·德·貝納爾——皇家學會會員對其生平活動的回憶錄》，1980年英文版。
⑦卓納森·羅森赫德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50年來對激進科學之回顧》，1982年英文版。
⑧加里·威爾斯基：《可以看見的學院》，1978年英文版。
⑨羅伯特·M·楊格：《貝納爾的問題的關聯性》，1980年英文版。


伯恩施坦，愛德華

　　1850年1月6日生於柏林，1932年12月18日在柏林逝世。

　　伯恩施坦是一個猶太人火車司機的兒子，從1866年至1878年在銀行里工作。1871年，他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並在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個人他都是在1880年結識的。從1881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任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該報是俾斯麥實行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的一份非法刊物），這份報紙最初在蘇黎世，繼而在倫敦發行。伯恩施坦從1880年起住在倫敦，直到1901年才回德國。在倫敦，他成為恩格斯的一個親密的朋友，恩格斯使他成為自己的代筆人。同時，伯恩施坦還跟費邊派發生聯系並接受他們的影響。

　　從1896至1898年間，伯恩施坦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圖對馬克思主義中他所認為的過時的、教條的、非科學的以及含糊不清的因素進行修正，同時卻否認他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核。1899年，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以最透徹的形式闡明了自己的思想。在這部經典的修正主義的主要著作里，他對馬克思關於工業不斷集中和經濟危機不斷尖銳的預言以及工人階級不斷貧困化的理論提出質疑。“一種反對資本的剝削傾向的社會反作用……愈來愈使更多的經濟生活領域受到它的影響”。他主張工人階級要爭取一種“不斷的前進”的前景來防止“一場災變”。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就必需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以逐步地“朝著民主的方向來改造國家”，他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參看有關條目）的想法，號召社會民主黨要“表現為它今天實際上的那個樣子，即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他寫道：“對我來說運動就是一切，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算不了什麽。”盡管歷次黨代表大會對伯恩施坦的觀點進行譴責，然而他在1902—1906年、1912—1918年、1920—1928年間，仍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代表。他在以後的作品和講演中，擴大了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並采取了新康德主義的立場（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從這種立場出發，他主張把社會主義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之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恩施坦呼籲實行和平解決，並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對軍事預算。在脫離社會民主黨後，他於1917年參加了更為偏向左翼的獨立社會黨（USPD）。戰後他又重新加入社會民主黨，並於1920—1921年間參加起草該黨的綱領。

參考書目

①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899），1961年德文版。
② 愛德華·伯恩施坦：《克倫威爾與共產主義——英國大革命中的社會主義與民主》（1895），1980年英文版。
③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3卷，1956年英文版。
④盧西奧·科萊蒂：《伯恩施坦與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1968），載《從盧梭到列寧》一書，1972年英文版。
⑤彼得·蓋伊：《民主社會主義的窘境——愛德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挑戰》，1952年英文版。
⑥卡爾·考茨基：《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一個反批評》，1899年德文版。
⑦羅莎·盧森堡：《改良還是革命？》（1899），載瑪麗—艾麗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⑧保羅·M·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9年英文版。


布朗基主義

　　這指的是法國偉大的革命家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的主要政治學說。布朗基繼承了巴貝夫和邦納羅蒂的密謀傳統，他的目標是要組織一個比較小的、實行集中制和等級制的精英人物集團來舉行一次起義，以便用他們自己的革命專政來取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由於布朗基認為階級社會和宗教的長期奴役使得大多數人不能認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對立即進行普選，而是等到人民在他們的專政（以巴黎為基礎）條件下經過長期的再教育以後再進行。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最後將會“沒有政府”（見“參考書目”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讚揚布朗基，認為他是一位英勇的革命領袖。他們曾兩度跟布朗基的支持者發生短暫的聯系，一次是在1850年（見“參考書目”⑦），另一次是在1871—1872年，即在巴黎公社以後，而在這以前馬克思曾試圖把布朗基引進第一國際，但沒有成功。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那種試圖人為地預先制造革命發展過程的“革命的煉金術士”的密謀行徑（見1850年第4期《新萊茵報》的評論）。跟布朗基相反，他們把無產階級運動看成是“絕大多數人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這種運動完全依靠工人階級由於他們的聯合行動和共同探討而勢必帶來的智能的發展。恩格斯、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3月）帶有濃厚的“布朗基主義”色彩。然而，《告同盟書》認為德國革命的下一階段是要幫助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取得政權，而工人階級在他們自己取得政權之前必須經歷一條“較長的革命發展道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1頁）。

　　有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認為布朗基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術語，而馬克思則是從他那里借用過來，這是沒有根據的。不僅多曼熱（見“參考書目”④，第171頁）和施比策(見“參考書目”⑧，第176頁)都認為布朗基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樣一個詞，而且恩格斯也極力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概念跟布朗基所設想的革命專政之間的根本區別。恩格斯寫道：“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89頁）。

　　無論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布朗基主義”都被孟什維克（特別是普列漢諾夫）用來對列寧進行攻擊。當代一些作者認為，“列寧的行動指南基本上源自由特卡喬夫[19世紀的民粹主義者]用俄國詞句來表述的雅各賓—布朗基主義的傳統”（見“參考書目”⑥，第170頁）。然而，列寧在1917年4月則是否定了布朗基主義，說它是依靠少數人奪取政權。我們完全不同。我們暫時還占少數，但是認識到了解到必須爭取多數（參看《關於目前形勢和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報告》）。布爾什維克宣稱他們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已經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盡管他們的反對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是毫無疑問，由於廣大的工農兵群眾通過蘇維埃參加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從而使這次革命跟布朗基主義的革命模式迥然不同。


參考書目

①賽米爾·伯恩施坦：《奧古斯特·布朗基與起義藝術》（1970），1971年英文版。
②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文選》，1956法文版。
③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1卷：《先驅者》，1956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多曼熱：《奧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1957年法文版。
⑤哈爾·德雷偑爾：《馬克思與無產階級專政》，1962年英文版。
⑥威廉·費施曼：《起義者》，1970年英文版。
⑦梁讚諾夫和大衛·波里蘇維奇：《論馬克思與布朗基的關系問題》，1928年德文版。
⑧阿蘭施比策：《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的革命理論》，1957年英文版。


布洛赫，恩斯特

　　1885年7月8日生於路德維希港。1977年8月3日在斯圖加特逝世。

　　跟他的朋友盧卡奇和本傑明一樣，布洛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的驅使下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他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足以防範使人類遭受毀滅的世界末日大決戰的手段。在納粹統治時期，布洛赫流亡在美國。後來，他試圖在民主德國尋找落腳點，可是由於他的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那里只博得很少一點同情，便在1961年離開，在圖賓根度過余生。但從那時候起，他成為一個有很大影響的人物，其影響範圍大大超出了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

　　布洛赫的散文式的、沒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從最好的意義上說，也只是布道說教，而不是據理分析。他的學說的核心是一種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即猶太教的關於贖罪始終可能在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上實現的學說。他相信，一個經過“贖罪”的世界，必不可免地會跟現今這個世界根本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世界會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它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一個人大可不必沈溺於基督教的關於死亡和再生的未世學。這種論題，首先見於《烏托邦的精神》一書(1918年)，並在《希望的原則》一書(1959年)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在這里，布洛赫重覆亞里士多德的兩分法，即所謂潛力（實物）和行動（理念），設想潛力能夠在一個充滿理智的光輝的世界中逐步得到實現。因此，原基的事物乃是宇宙的第一本源這種經院式的理論，在這里是同我們歷史的發展平行地得到闡明，而不是跟一個不能達到的天堂垂直地聯系起來進行闡明。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這個過程的歷史“外表”的一個部分。例如，在他寫的關於托馬斯·閔采爾這本書中，布洛赫把16世紀的再洗禮革命視為只有今天才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得到充分實現的那種事物的前身。布洛赫認為歷史是一種“堅持不斷的啟示”，它激勵著當前的鬥爭。這種論調也在瓦爾特·本傑明在1940年寫的《提綱》中得到呼應。


參考書目

①瓦爾特·本傑明：《歷史哲學提綱》，載於《啟明錄》一書，1940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全集》，1967年德文版，參看其中如下著作：
《烏托邦的精神》（1918）
《革命神學家托馬斯·閔采爾》（1921）
《希望的原則》（1959）
③同上作者：《論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④韋恩·哈德遜：《恩斯特·布洛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1982年英文版。


布爾什維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這個術語雖然經常被人們作為列寧主義的同義語來使用，但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或運動，而列寧主義則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分析（包括理論與實踐）。布爾什維主義這種政治傾向的奠基人是列寧，可是它也是被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澤東）所采納的實行社會革命變革的一種方法。布爾什維主義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誕生的。從那時候起，列寧已經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和一個政黨”而存在。在代表大會討論黨章第一條時，列寧和他的支持者圍繞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條件問題跟馬爾托夫實行分裂。列寧主張黨員應當是積極的和政治上可靠的，而不是象當時其他社會民主黨那樣把黨建立在職工會的基礎上，並且不要求黨員在組織上參加黨。在這個問題上所引起的分裂把該黨分為兩翼：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源自俄語большинство一詞）和孟什維克（即“少數派”，源自俄語Мельшинство一詞）。只是到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1917年4月），布爾什維克一詞才出現在黨的名稱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從1918年3月起，該黨改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年12月，該黨又一次改稱為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從1952年起，黨的名稱最後改為蘇聯共產黨，不再標上布爾什維克這個詞。

　　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是建立在一種政治戰略的基礎之上，這種戰略強調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或領導者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積極參加政治。黨要由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戰鬥力的、積極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至於那些僅僅同情社會主義思想而並不積極的黨員，則應被排除出黨。黨在跟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從事壓迫的統治集團，如專制制度）進行革命鬥爭中負有領導的任務；此外，它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經驗灌輸給群眾，因為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觀點，群眾是不會自發地接受一種具有階級覺悟的政治觀的。這是一種“新型”的黨，它的決策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之上。黨員參與政策的制定和領導人的選舉。但是政策一旦決定，全體黨員就有義務執行並且必須對黨的領導保持完全的忠誠。人們認為，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有力的武器。列寧所設想的黨組織的模式，是適合於沙皇俄國的政治壓迫條件的，至於生活在比較自由的社會里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比較強調民主的因素。這也就使得在布爾什維主義內部的集中主義成分和民主主義成分之間存在某種分歧以至緊張的狀態，這兩者都有各自的積極份子，他們都強調各自的概念是可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成功地奪取政權，在其他社會黨中引起了反響。共產國際在1921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便以二十一條作為吸收成員的條件，從而使該國際得以按俄國黨的模式組織起來（見“參考書目”①）。此後，布爾什維主義便成為一種具有國際規模的運動。

　　隨著斯大林在蘇維埃俄國的上台，布爾什維主義又跟他的政策聯系在一起。高速度的工業化，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集中化的國家機器，農業集體化，以及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利益服從於蘇聯黨的利益。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賦予體現為國家的上層建築（見基礎與上層建築條目）以重要的作用，斯大林設想國家會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當這個目標在1936年蘇聯宣告實現後，斯大林便采取了一種經濟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將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發展。斯大林還把蘇維埃國家看作是工人階級（全世界的）的政治表現。因此，從斯大林所提供的形式來看，布爾什維主義則是一種經濟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跟一種工具主義的政治觀點的結合。

　　當蘇聯領導人把布爾什維主義看作是一種統一的政治運動時，這個運動的內部也就出現了若幹重大的分歧。主要的分歧見諸於托洛茨基及其第四國際的追隨者（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的政策以及毛主義的理論。第四國際在嚴格地維護黨的絕對領導原則的同時，要求黨員在更大程度上參與黨的領導並對黨的領導實行更有效的監督作用。它把斯大林式的布爾什維 主義視為由一些領導人對工人階級實行非法統治的“退化現象”。此外，第四國際強調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內”建成。因此，布爾什維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應當為世界革命創造條件，而俄國革命則被解釋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至於毛主義者的主要貢獻，則在於強調上層建築的變化的作用，這種變化可以不依賴於基礎的變化，它對於社會主義的進化是必要的。不像蘇聯黨所強調的那樣，毛主義者並不認為社會關系要隨著生產力發展的變化而改變，而是強調甚至在經濟達到高度成熟的水平之前就要在人民當中建立起社會主義關系的重要性。這種關系應當表現在群眾的直接參與作用，以及縮小各類工人之間、幹部和群眾之間的差別。同時還大力強調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即鏟除資本主義的傾向和培育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

　　跟布爾什維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已經對這種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從根本上進行了批判。羅莎·盧森堡從原則上反對一種集中制的黨組織和黨的絕對領導的思想，認為這會束縛工人階級的革命積極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跟列寧處於對立地位時，也聲稱黨有取代工人階級之虞。孟什維克則采納一種比較漸進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理論和策略視為一種早熟現象，並且認為革命變革只能通過以職工會為基礎的社會黨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實現。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社會里，國家所起的主宰作用可以看作是生產力落後和人民群眾缺乏足夠的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的結果。從這種觀點來看，布爾什維主義是唯意志論的，在政治上則是機會主義的。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和這些國家以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統觀點，則仍然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是工人階級取得和鞏固政權的唯一正確的策略，雖然這種概念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多受到歐洲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的批評。


參考書目

①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1953年英文版第1卷。
② P.科里根，H.R.拉姆塞，D．塞邦斯：《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③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77年英文版。
④B．克內—巴茲：《列甫·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D．S．萊恩：《列寧主義——一種社會學的解釋》，1981年版。
⑥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⑦喬·盧卡奇：《列寧》（1924），1970年英文版。
⑧羅·盧森堡：《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載《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一書。
⑨A．G.邁耶：《列寧主義》，1957年英文版。
⑩斯大林：《列寧主義基礎》。


波拿巴主義

　　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行政部分歸一個人來統轄，它對國家的所有其他部分實行獨裁的權力，並淩駕於社會之上。因此，波拿巴主義乃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論著中稱之為“相對自治”的那種東西的極端表現（見“參考書目”③）。在馬克思一生中所見到這種政治制度的主要例證，便是路易·波拿巴的制度。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侖第一的侄子，他在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成為拿破侖第三。這個事件使馬克思寫出了他的最重要、最光輝的歷史著作之一——《霧月十八日》。至於恩格斯，他也相當注意俾斯麥在德國的統治，並且發現俾斯麥的制度跟波拿巴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波拿巴主義是這樣一種形勢的產物，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統治階級已經不能依靠立憲和議會的手段來維持其統治，而工人也同樣不能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在拿破侖第三的第二帝國由於普法戰爭的失敗而崩潰以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波拿巴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同樣地，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書中談到國家一般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時說；“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頁）。這些論斷都強調指出了波拿巴國家的高度獨立性，但它的獨裁的性質也是同樣值得強調的。

　　波拿巴的國家的獨立性及其作為鬥爭著的階級的“表面中介人”的作用，並沒有使它——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懸在空中”。馬克思還說，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國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這可以理解為他指的是路易·波拿巴聲稱自己代表該階級，並得到它的支持。然而，正如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的，路易·波拿巴還宣稱他代表社會上一切階級。事實上，波拿巴國家的真正任務是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安全和穩定，並使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論述波拿巴主義類型的國家的著作中，還突出了這樣一個重要概念，即國家在什麽程度上代表了那些實際上管理著國家的人們的利益。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談到：“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實際上，正如馬克思在《內戰》中所承認的那樣，波拿巴的國家並沒有阻塞法國的一切毛孔；因為，——馬克思在那里寫到，——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免除了各種政治牽掛，得到了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但這種論斷並不背離這樣一種觀點，即半獨立的波拿巴國家試圖為其本身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服務。


參考書目

①哈爾·德拉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1卷，《國家與官僚機構》，1977年英文版。
② 尼古斯·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③馬克西來利安·盧貝爾：《面對波拿巴主義的卡爾·馬克思》，1960年法文版。



資產階級

　　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的表述是：“大資本家階級，現在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里幾乎是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的獨占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1頁）；還有，“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階級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並且掌握國家機器和文化成果的階級（參看統治階級條目），它跟工人階級互相對立，互相沖突。然而在現代社會的這“兩大階級”之間，還有“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馬克思還稱之為中間等級。

　　過去一百年來，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問題是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分離的程度（即兩極分化），以及關於它們之間的階級沖突的強度。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非常重視新生的中間階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自由化所起的社會和政治作用；另一些人則強調中間階級的“無產階級化”，並且認為政治鬥爭在性質上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另一個大問題是關於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的本質和作用。特別是，一方面隨著股份公司的大規模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所進行的幹預，經理和國家高級官員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像“經理革命”的鼓吹者所說的那樣並入了“大資本家”的行列或是取代了他們，從而成為社會的統治集團？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情況所進行的分析結果也迥然不同，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③）從分析資產階級的定義著手。他對資產階級下的定義不是以財產所有權這種法律範疇為依據，而是以“經濟所有權”（指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實際管理）和“支配權”（指運用生產資料的能力）為依據。根據這些標準，經理是由於他們行使資本的職能而屬於資產階級，而不論他們在法律上是否是資本的所有者。這種分析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容易推斷出在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理和黨的官員這一統治集團也是資產階級，這樣的話，資產階級這個術語也就失去任何精確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含義。在對待高級官員（以及一般的國家官員）方面，普蘭查斯則是按照他們同國家機器的關系歸為一類，而不太注意這一事實，即國家在生產中作用的提高而使一些官員的職能轉化為經濟管理的職能。

　　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現象所作的分析（主要是希法亭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中所作的研究）則大不相同，他們把股份公司的增長和國家經濟活動的急劇擴大看作是資本主義一個主要變化，認為它推動資本主義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前發展。但據希法亭看來，這種漸進的經濟社會化，只有通過把政權從資產階級那里拿過來，並且把由大公司所組織和計劃的經濟轉變為由民主國家計劃和管理的經濟，才能完成。近來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則同這種概念相去甚遠， 奧菲認為“社會不平等的新形式的縮減已不再跟從經濟上劃分的階級關系直接聯系”；“關於統治階級從結構上形成特權利益的說法這種老框框”；應當被對制度問題的處理進行分析這一新的準則所代替，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已經成為超越各種特殊利益的、絕不可偏離的一個目標”（見“參考書目”②）。屬於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批判理論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所集中強調的是官僚和技術的統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統治。

　　那些強調生產資料的法律上的所有制仍然具有重大作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新近的發展進行了迥然不同的分析。例如，曼德爾（見“參考書目”①）透過多國公司和銀行（參看金融資本條目）的活動來對資本主義的國際集中化現象進行分析，認為一種新的、跨國的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有可能伴隨著這種現象而出現。他接著考慮了國際資本與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幾種可能的表現，其中包括在西歐建立起一個跨國的帝國主義國家，而這種國家已經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形成輪廓。根據這種觀點，資本主義在1945年後的發展的最大特點，就是形成了一個國際資產階級。人們比較普遍地認為，在大股份公司中法定所有權與經濟所有權之間存在部分脫節的現象，然而“形式上的法定所有權一般仍然是經濟所有權的必要條件”（見“參考書目”⑤）；或者，換句話說，“所有權跟管理權脫節”的程度被大大地誇張了，實際上“有產階級”仍然在主宰著經濟。（見“參考書目”④）


參考書目

①厄內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② 克勞斯·奧菲：《政治權力和階級結構——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1972英文版。
③尼古斯·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④約翰·司各脫：《股份公司、階級和資本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⑤埃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布萊希特，貝托爾特

　　1898年2月10日生於奧格斯堡，1956年8月14日在柏林逝世。

　　布萊希特是劇作家、詩人和戲劇理論家，從他的創作生涯一開始，他就是一位熱情奔放、富於創造的“被詛咒的詩人”，他喜歡寫美國的事情（見《關於可憐的B．B．》、《太陽神》、《城市叢林》等作品），並且試圖把德國劇壇從感傷主義和表現主義的泛濫中解救出來。

　　魏瑪共和國的經濟危機給布萊希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928年下決心去創造一種“科學時代的戲劇”。他認為，超然冷漠、引人入勝而又發人深思的腳本、編導和表演，能夠刻畫出當代社會的矛盾；在這個社會中，個人是無能為力的（“一個人什麽也不是”——劇本《一個人就是一個人》的主題），而只有通過新的方法來進行思考、組織並產生效率，也就是當“人幫助人”的時候（《巴登學藝》一劇的主題），才能夠使被資本主義的盲目自我追求弄得野蠻不堪的生活煥然一新。

　　博學多才而又對世事抱質疑態度的布萊希特，不僅持有上述的道德觀念，而且還通過終生學習馬克思的著作以及列寧的某些著作來豐富他的思想。在為《畜欄里的聖瓊》一劇的創作做準備時，他發現了《資本論》，他在1926年10月曾向E.豪普特曼(他的許多合作者之一)提到他“一定要把它全部弄懂。”20年後，他把《共產黨宣言》譽為“跟盧克萊修的《論物性》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卻是論述資產階級的條件違背天理人情的一部享有盛譽的佳作”（見“參考書目”⑩，第47、134頁）。

　　布萊希特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德國共產黨的科學主張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受一些被他視為朋友知交的知識分子導師的影響，在這些人當中主要有弗里茨·斯特恩堡、科爾施和本傑明。布萊希特反對阿多爾諾的辯證法，認為他不是plumpe(唯物主義的)，他把法蘭克福學派這一集團諷刺為迎合資產階級時代的知識分子（見Tui—Roman，《杜蘭朵》）。布萊希特也不接受盧卡奇的在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理論，認為這種理論不符合辯證法並傾向於壓制讀者的想象力和創造性（見《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的廣度和多樣性》一文），他還對盧卡奇在文學上和政治上行使莫斯科所賦予的權利表示嫌惡。

　　布萊希特本人在蘇聯沒有什麽影響。他在那里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藝術思想家，諸如他的朋友謝爾蓋·特列齊雅柯夫和導演V.邁爾霍爾德都被鎮壓了。在他活著的時候，只有《三分錢歌劇》這部作品在那里上演過。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布萊希特從德國悄然流亡，他曾希望最後能在百老匯的商業舞台上獲得成功，然而，他既不去討好那些後台老板，又沒有讓美國的左派人士感到他有奇貨可居。在聖莫尼卡和紐約的那些年代（1941—1947），曾促使他的創作方法審時忖勢地進行滑行，而同時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只是從夾縫中得到提高。回到歐洲以後，他依靠自己的公司——柏林劇團（由他的妻子、大演員海倫·威格爾領導）來促進戲劇和創作方法的發展。50年代期間，該團在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波蘭等國所進行的巡回演出，給戲劇的實踐帶來肯定的效果。

　　布萊希特立志要當後資本主義和後主觀主義戲劇界的馬克思。他用來闡明自己的實踐的秘方，也就是“史詩的”（後來又稱為“辯證法的”）戲劇觀念和在表演、導演、創作上的“間離”創造性技巧，這兩者都成為當代美學研究中的必讀材料。但是，布丁好壞，一嘗便知。象《母親》、《措施》、《大膽媽媽》、《阿圖羅·魏的發跡》、《高加索灰欄記》以及《伽利略傳》等劇作，都包含有內在的效果，當它們把觀眾陶醉在劇情中的同時，卻使他們獲得辯證地看待客觀現實的教益。


參考書目

①埃里克·本特利：《關於布萊希特的評論（1943—1980）》，1981年英文版。
② 《布萊希特戲劇集》，埃里克·本特利編，1961年英文版。
③《布萊希特論戲劇》，約翰·威列特編，1964年英文版。
④《布萊希特劇作選》，拉爾夫·曼海姆與約翰·威列特合編，1971年英文版。
⑤《布萊希特詩集（1913—1956）》，約翰·威列特與拉爾夫·曼海姆合編，1976年英文版。
⑥弗雷德里克·艾文：《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67年英文版。
⑦約翰·富濟：《布萊希特的本質》，1972年英文版。
⑧艾里卡·曼克：《布萊希特評論選》，1972年英文版。
⑨卡爾·H·舍普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⑩克勞斯·費爾克爾：《布萊希特年表》，1975年英文版。
(11)約翰·威列特：《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戲劇》，1968年英文版。


布哈林

　　1888年9月27日生於莫斯科，1938年3月13或14在莫斯科被處決。

　　布哈林出身於一個教師家庭，190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在莫斯科三次被捕後，他於1911年逃亡國外，住在維也納，在那里對奧地利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學說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見“參考書目”②）。1914年，他從奧地利被驅逐到瑞士，在那里參加了1915年2月在伯爾尼舉行的布爾什維克的反戰會議。在這時期，他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跟列寧發生沖突，原因是列寧支持民族自決權。然而，列寧卻在1915年為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一書撰寫了一篇推崇性的序言，布哈林在該書中斷言資本主義的國內競爭正不斷地被“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鬥爭所代替。1916年，布哈林寫了若幹篇文章，這些文章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過渡性的無產階級國家，但卻主張“原則上對國家采取敵對態度”，同時譴責“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認為這些國家必須摧毀。這些思想起初遭到列寧的反對，可是次年卻反映在列寧所著的《國家與革命》中。

　　在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僑居一段時間後，布哈林在1917年5月回到莫斯科，那是在二月革命以後。他在十月革命發生的三個月以前被選進黨的中央委員會，直到1934年都是正式的中央委員，而從1934年到1937年則成為中央候補委員。布哈林從1917年12月到1929年4月一直擔任黨報《真理報》的主編。1918年，他成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領袖，反對跟德國人簽定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並號召進行一場革命戰爭。1920—1921年在關於職工會的作用的黨內辯論中，布哈林主張把職工會並入國家機器。1921年，在容許蘇維埃俄國內部開展自由貿易的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布哈林對他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從1922年末開始，他主張采取一種使俄國“長入資本主義”的漸進戰略。他最先設想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卻在1924年12月由斯大林首先宣布出來，從而斯大林成為這種理論的最先的思想倡導者。布哈林還主張對農民作出讓步，主張擴大並平衡農民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之間的交換。

　　1928—1929年，斯大林放棄了這種政策，采取一種靠提高農民的“貢稅”來大大地加速工業化的政策，於是布哈林起來反對他。1929年，布哈林被公開攻擊為離經叛道者，並被撤去《真理報》編輯部的工作和他從1926年來就一直擔任的共產國際的工作，接著又被清除出政治局。

　　從1934到1937年，布哈林任《消息報》的編輯。1935年，他在起草蘇聯的新憲法（1936年通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他被開除出黨。一年以後，在莫斯科的第三次大審判中，他以間諜和判國罪被判處死刑。他至今沒有得到平反，雖然在呼籲為他平反的人們當中包括西歐共產黨中的一些領導人。這些黨在近年來對他的思想予以關注（蘇共中央已於1988年2月4日為他平反——譯者注）。




參考書目

① 尼·伊·布哈林：《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1918），1972年英文版。
② 尼·伊·布哈林：《有閒階級的經濟理論》（1919），1927年英文版。
③ 尼·伊·布哈林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共產主義ABC》（1919），1968年英文版。
④ 尼·伊·布哈林：《改造時期的經濟學》（1920），1971年英文版。
⑤ 尼·伊·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社會學體系》（1921），1925年英文版。
⑥ 肯·科茨：《尼古拉·布哈林案件》，1978年英文版。
⑦ 斯迪芬·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一部政治傳略（1888—1938）》，1974年英文版。
⑧ 尼爾·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81年英文版，第2卷第3、5兩章和結束語。
⑨ 悉尼·海特曼：《尼·伊·布哈林——一部帶注釋的傳記》，1969年英文版。
⑩ 莫希·列文：《蘇聯經濟辯論中的政治暗流——從布哈林到現代改良主義者》，1975年英文版。


官僚機構

　　官僚機構問題從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馬克思是憑他對摩塞爾地區饑饉時期國家行政機構運轉失靈的親身體會，形成了他的有關官僚機構的理論（參看他在1843年1月17、18、19日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官僚機構這一概念，是他從存在於掌握權力的機構和從屬於這些機構的社會團體之間的官僚主義關系中引申出來的。他把這種關系稱為一種主宰著決策者本身的主要的社會關系。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一個官僚主義國家的行政機構，即使是懷著最善良的意圖、最充分的人性以及最大的智慧來行事，除了使日常生活中被稱為官僚主義這種現象一再重現之外，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實際任務的。這些機構是根據它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來行事的，然而它們卻把這些利益作為公共的或大家的利益來代表並強加給社會：“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的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頁）。

　　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官僚機構所進行的最初的批判是很激進的，但是他們對官僚機構的真正作用的估價決沒有擺脫種種設想，而這些設想並沒有被過去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經驗所證實。馬克思無論在他的早期或晚期的著作中，都把官僚機構局限為國家的行政管理，並且認為生活（指生產和消費）始於權力消失之時。例如，在《霧月十八日》第7章中，他把法官的行政權力描繪為“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一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而其效果則是：“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個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相對立，都從社會成員自己行動的範圍中劃分出來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他並且得出結論說：“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毀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692頁）。然而，從上世紀中葉以來，一種具有官僚主義性質的管理方式日益在經濟中產生影響，特別是在大工業企業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想象到工廠中的白領職工現在已經成為跟國家管理機關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社會關系的體現者。他們當時在寫到工業中職員和經理的日益增長的作用時，僅僅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經驗性的事實來看待（“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資本論》第3卷，第43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他們的另一個大錯誤是跟他們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想象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沒有考慮到即使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後，官僚主義的結構也還會繼續存在、不斷重現並且逐步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某些思想甚至為東歐國家的國家管理的辯護學說開辟了道路。例如，他們認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經濟會象一個大企業那樣進行運轉，而權威的原則無論如何必須加以維持（見恩格斯的《論權威》）。他們的關於由自由生產者組成社會的概念，跟他們關於官僚機構的早期觀點只發生支離破碎的聯系。

　　在今天，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帶有以上兩種錯誤的痕跡。在高度工業化的西方社會里，官僚主義化的過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繼續著，並達到了高度的水平。在商業企業中，管理的權力擴大了，而國家行政機構對經濟決定的影響作用也大大地加強了。與此同時，工會和政黨的領導變得越來越官僚主義化。對於這些過程，馬克思主義未能及時地或是有效地做出反應。因此，對於這些變化進行分析，便主要留給其他學派的社會科學家去做了（從麥克斯·維貝爾和米歇爾斯開始，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這一切對馬克思主義起了雙重的不良影響作用。一方面，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依然保留著一種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並沒有考慮到反官僚主義鬥爭的日益重要的意義。這種傾向是歐洲共產主義潮流（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的嚴重障礙，因為它阻礙了對西方現存力量對比關系展開現實主義的、批判性的社會主義分析。另一方面，在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方針（即社會民主）中，這種情況則有利於一股官僚主義的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潮流的興起。工業官僚主義的主要口號乃是“參與制”（即西德的Mitbestimmungsrecht——參與決定權），它實際上確保對各種工人運動實行幾乎是完全的控制。

　　在東方，首先是俄國，新型的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在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東方大教派”的一種成果而出現的。但這種結構主要仍然具有反資本主義而不是反官僚主義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類結構擴展到中歐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並沒有導致官僚機構的減少，事實上官僚機構甚至大有增加。這樣，盡管議會對國家行政機構的控制被取消了，盡管資本家對企業管理的控制也被取消了，但是卻沒有以非官僚主義的社會控制的新形式來代替它們。

　　跟這種國家管理的模式相對立的，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後所提出的自我管理的理論及其實踐。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理論也具有一種衛道的性質，它捍衛著這樣一種實踐，在這種實踐中，自治機構大都是在形式上起作用，而官僚主義機關才起著一種主宰的作用。因此，可以斷言，要使馬克思主義想在西方和東方覆興，其主要條件之一就是立即對官僚主義進行切中要害、卓有成效的批判(參看波拿巴主義；國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會主義和官僚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② 羅莎·盧森堡：《俄國革命》（1922），1961年英文版。
③ 羅·米歇爾斯：《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萊特·米爾斯：《白領》，1951年英文版。
⑤ 悉尼與比阿特里薩·維伯：《工業民主》，1920年英文版。
⑥ 麥克斯·維貝爾：《官僚主義》（1921），載《麥克斯·維貝爾選集》，H．H．格思與萊特·米爾斯合編，1947年再版。

資本

　　在日常用語中，“資本”一詞通常用於表述個人所擁有的作為財富的資產。因此，資本可以表示為獲得投資收益率而投入的一筆金錢。也可以表示投資本身；代表對生產資料權益的金融證券、股票和股份，或物質生產資料本身。還有，所有者對之有合法權益的投資收益率，是以利息支付，還是表現為索取利潤的權利，均視資本的性質而定。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本一詞的使用更為廣泛，還用它來表示任何一項可用作收入來源的資產，哪怕僅僅是潛在的資產也被看作資本；比如，一所房子就可以是個人資本的一部分，同樣，能獲得更高收入的專門訓練也可以是個人資本（人力資本）的一部分。因此，一般說來，資本是指可為其所有者不斷產生收益的資產（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

　　這種理解有兩個必然結果：第一，認為資本一詞適用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各種社會，不是某個社會所特有的；第二，提出這樣的可能性，即作為無生命物的資本從不斷生成收益這一意義上來說，是具有增殖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概念是建立在否定上述兩個結果之上的。資本，就其總的性質而言，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資本雖先於資本主義出現，但資本的生產卻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占統治地位的，並支配其它一切形式的生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來理解資本（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實際上，資本根本不是物，而是以物的形式出現的社會關系。固然，資本的目的在賺錢，但“賺”錢的資產卻體現了擁有金錢的與沒有金錢的這部分人之間的特定的關系；這樣一種關系不僅是金錢“決定”的，而且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私有財產關系本身不斷再生產的結果。馬克思寫道：
　　“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這種產品已成為它們的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因此，在這里，關於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資本論》第3卷，第9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資本是一個覆雜的範疇，不是一個簡單的定義所能解釋得了的。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就是致力於闡述資本的各種區分門類的。

　　並非每一筆金錢都是資本。有一個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特定過程。馬克思通過對流通領域中的兩種對應的轉化進行比較而探討了這一過程，出賣商品是為了購買另外的商品，而買進商品則是為了隨後出賣（參看商品條目）。如果以C表示商品，以M表示貨幣，則這兩個過程就分別表現為C—M—C和M—C—M。但後一個過程，只有在運動終結時的貨幣量大於運動開始時的貨幣量，才有意義；而如果假定商品的價值與其貨幣形式之間不存在隨行就市的波動，那末這一過程似乎也不可能有意義（參看價值和價格條目）。因為，如果交換不是等價的交換，那末價值就沒有因此而實現，而只是由受損的一方轉到獲益的一方；但如果是等價交換，那末就有一個如何賺錢的問題。馬克思是通過重點考察一種特殊的商品來解決這一明顯的矛盾的，這種特殊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能創造比它自身所有的更大的價值的特性，這種商品就是勞動力。勞動力的買和賣是通過工資進行的，而工人隨後生產的商品卻能賣出比投入的總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加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更多的價值。但是只有在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自己勞動能力時，勞動力才能成為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消除封建制度對勞動力自由流動所施加的束縛，而且必須使工人同生產資料相分離，使他們不得不進入勞動市場（馬克思把這些歷史前提叫做資本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

　　因此，一系列獨特的C—M—C的交易過程就表示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為換取工資而被出賣，然後用工資去購買那些為工人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商品。貨幣在這里根本不起資本的作用，相反，M—C—M的一系列交易過程則包括資本家用於投入的預付貨幣，這些投入然後變成產出，並賣得更多的貨幣。資本家的預付貨幣不同於工資，工資用於消費品上，因而全部消失了；而資本家的貨幣只不過是預付，它會以更大的數量重新出現。因此，在勞動力變成商品的歷史條件下，貨幣就變成了資本，而M—C—M這一交易過程則應正確地表述為M—C—Mˊ；這里的 Mˊ＝M﹢△M ，△M就是剩余價值。M—C—Mˊ“因此……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資本論》第1卷，第177頁）。鑒於資本是一個價值增值的過程，所以資本有時被表述為“自行增值的價值”或“價值的自行增值”。資本是運動中的價值，而且自行增值的價值依次所采取的特定表現形式相應地都是資本的形態。如果把資本的總公式進一步表述為：

　　

　　那就易於理解了；這里的LP代表勞動力，MP代表生產資料，P是表示把投入C變成具有更大價值的產出Cˊ的生產過程，而M和Mˊ仍與以前的意義一樣。M和Mˊ都是貨幣資本，或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資本；C是生產資本；而Cˊ是商品資本。這整個運動叫做“資本的循環”，其中資本是經過一系列變化的價值，它的每一個變化都與增值過程中的一定職能相適應。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與流通領域有關，生產資本與生產有關；而在循環的不同階段采取上述各種形式的資本，叫做“產業資本”，它包括受資本主義關系支配的每一生產部門。
　　“產業資本是唯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因此，產業資本決定了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產業資本的存在，包含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的存在。……那幾種在產業資本以前，在已成過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會生產狀態中就已出現的資本，不僅要從屬於產業資本，要和產業資本相適應來改變他們的職能的機構，而且只能在產業資本的基礎上運動，從而要和它們的這個基礎同生死共存亡”（《資本論》第2卷，第66—6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參看金融資本；銀行資本和利息；商業資本；信用和虛擬資本；以及資本和收入的一般形式條目）。
　　資本家是增值的貨幣的占有者，但這種價值的自行增值是一個客觀運動；只有這個客觀運動成為資本家的主觀目的，貨幣持有者才成為資本家，即資本的人格化。這里的關鍵在於價值增值的客觀運動，而不在於賺取利潤的主觀動機；後者完全依情況而定，而前者則規定了一切單個資本所共有的特征。就資本能增加自己的價值這一點而言，一切資本都是相同的，馬克思把這種現象叫做“資本的一般”。當然，每一個資本獲得的利潤都是競爭的結果，但由於流通不創造價值，所以可供分配的只有在生產過程中實際生產出來的利潤。因此，為了理解資本在競爭中的表現，就必須首先考察這些想象的實質。馬克思寫到：
　　“……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資本論》第1卷，第3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資本的一般”表現為許多競爭的資本，但後者是以各個資本在其構成、產生的使用價值等方面的差異為前提的；而由競爭造成的這些差異則決定著每一資本在上述所有資本所產生的總的剩余價值中占的利潤份額（參看剩余價值和利潤；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在這種利潤形式中，資本似乎不依賴於勞動而生產財富；為了理解這種現象，就需考察資本是怎樣產生出剩余價值的，即考察資本如何不斷采取貨幣和商品的對立形式，資本如何表現為從屬於物的社會關系。只有分析“資本的一般”，才能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質；只有在分析了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被資本家盜用為價值之後，才能確定競爭的現象怎樣以及為什麽會導致與實際不符的假象。因此，對“資本的一般”的分析必須先於對“多種資本”的分析，對資本的本質的分析必須先於對資本的表現形式的分析，對生產中的增值的分析必須先於對流通中的價值實現的分析。

　　購置的投入物在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首先考察一下生產資料。原料將全部消耗掉，因此它們據以參與勞動過程的形態也消失了；勞動工具也是如此（雖然它們可以參與多次生產循環）。結果出現了新的使用價值即產品；勞動把一種使用價值變成了另一種使用價值。價值只能存在於使用價值之中；如果某種東西失去了使用價值，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但由於生產過程是一個使用價值轉化的過程，所以當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被消耗掉時，它們的價值就變成了產品。因此，生產資料的價值被保存在產品之中，勞動是引起這種價值轉移的媒介；如果從其特殊有用的屬性或具體屬性來看，這種轉移則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勞動。但生產資料僅僅是生產資本的要素之一，馬克思把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並在生產過程中不會改變其價值量的那部分墊付的資本叫做“不變資本”。

　　其次，考察一下勞動。任何生產商品的勞動行為不僅是一種特殊的有用勞動，而且也是對人的抽象的勞動力，即一般的勞動或抽象勞動的消耗。正是這種勞動行為把新的價值加到生產資料上。正如具體的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是兩種不同的活動，而是從不同方面考慮的相同的活動一樣，勞動物質材料的價值的保存和新的價值的增加也不是兩種不同活動的結果。增加新價值和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屬於同一個活動，但只有依據勞動的二重性才能理解這一區別。因此，馬克思把轉變成勞動力的那部分墊付的資本叫做“可變資本”；這種資本，第一將再生產出自己價值的等價物，第二除自己價值的等價物外，還將生產出另外的價值即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多少視情況不同而變化。

　　因此，資本的組成部分的區分，第一，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有客觀因素（生產資料）和主觀因素（勞動力）；第二，從價值增值過程的角度來看則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分，是馬克思著作的獨創，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了解的關鍵所在，馬克思一旦提出這種區分，就可以利用它去批判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分析；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往往把資本區分為“固定的”資本和“流動的”資本。這種範疇的使用著眼於選定的某個期間（比如一年），而對資本各要素的考察則根據它們是在這一期間全部消耗掉的（流動資本——主要是購買勞動力和原料的資本），還是在這一期間部分消耗掉的（固定資本——主要是機器和廠房）來進行劃分的，馬克思嚴厲批判了這種劃分所使用的方法。首先，這種劃分只適用於資本的一種形態即生產資本，忽視了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其次，他還說到：
　　“現在的區別只是在於，價值轉移，從而價值補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進行，還是一次進行。這樣一來，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的決定性的區別就被抹殺了，剩余價值形成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價值和體現這些價值的物品借以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也被抹殺了。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區別（而商品流通當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價值有關）；……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本能地堅持亞·斯密的這種做法，即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範疇混同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並且不加批判地在一個世紀中一代一代沿用這種做法。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那里，投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資本根本不加區別，而僅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還是全部一次地通過產品而流通——和不變資本區別開來。因此，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的基礎，從而理解資本主義剝削的現實運動的基礎，一下子就被破壞了。問題就只是預付價值的再現了”（《資本論》第2卷，第244—24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這是拜物教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由於社會生產過程而從屬於物的社會性質，憑借拜物教，就被變成了由這些物的物質本性所具有的天然性質。馬克思的資本概念以及把資本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思想，對揭示上述現實的顛倒是十分重要的。它為探討剩余價值的生產，為探討用於投資或作為新資本使用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以及一般地為探討資本主義生產的運動規律，提供了分析的基礎（參看積累條目）。

　　總的說來，資本是一種強制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從屬於物，不管這些物是商品還是貨幣；這種關系還包含著以貨幣的形式表現的今天的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過去累積的未償付的剩余勞動。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占統治地位的關系。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一詞是指一種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以其各種形態出現的資本是主要的生產資料。資本可以表現為用於購買勞動力和生產材料的貨幣和信貸；也可以表現為有形的機器（狹義上的資本）；或表現為成品、半成品的存貨。無論采取什麽形式，它總是某個階級——不顧人民大眾的資產階級——所掌控的私人擁有的資本；而這正是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

　　正如托尼和多布曾指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派很少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但即使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這一詞也用得很晚。馬克思雖使用過“資本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或談到過“資本家”，但無論是《共產黨宣言》還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都沒有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名詞來使用。只是到了1877年，在其與俄國的追隨者的通訊中討論俄國過渡到資本主義時，才使用了這個詞。這一詞用得不多，也許是由於在馬克思時代，它還比較新。《牛津大詞典》直到1854年才第一次列舉了它的用法（為薩克雷所用）。

　　“ism”這個後綴可用於表示某種歷史狀態（如專制主義），某種運動（如雅各賓主義），某種思想體系（如千年至福說），或上述含義的某種綜合。例如，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生產方式（一種歷史階段）又是一種思想體系。然而，資本主義這個詞卻很少表示宣傳某種生產方式的思想體系。它只代表一個歷史階段。但這一有限的用法並沒有使這一概念變得明確起來。作為一個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的歷史劃分界限一直是一個易於引起爭論的問題；為同它的起源的各種理論相吻合，它的起點不是被大大推遲，就是被大大提前了。特別是近年來，人們還對它的歷史分期進行了熱烈的爭鳴。還出現了通過在其前面加上各種形容詞如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來擴大它的含義的企圖(參看資本主義的分期條目)。

　　關於資本主義的起源及其分期的爭論，往往是由在眾多的均可表示這種生產方式的特征中突出某一點而引起的。因此，列舉一下這些特征，也許會有所裨益。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據認為有下列特征：

　　（1）生產是為了銷售而不是由生產者本人使用；這不同於簡單的商品生產。

　　（2）出現了買賣勞動力的市場，其交換方式是按一定的時間付給貨幣工資（計時工資制）或按某項特定工作付給貨幣工資（計件工資制）；這種市場的出現及其所包含的契約關系，不同於早期的奴隸制或農奴制。

　　（3）使用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即便不是普遍的，也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現象。由於采取貨幣的形式，資本就可使其所有者握有最大限度的調度靈活性。這一特征也使銀行和金融中介發揮系統全面的作用。純實物交易與使用貨幣相比雖是理想的，但它的實際影響是有限的。可以同早期階段進行一下比較，那時雖已使用有限的硬幣，但通過借貸的手段來進行買賣的可能性並不存在，當時只有新生的商業資本向封建貴族提供消費貸款的例子（參看貨幣；商業資本；金融資本條目）。

　　（4）資本家或他的代理人支配著生產(勞動)過程，這意味著不僅對工人的雇用和解雇有支配權，而且對技術的選擇、產品的配制、勞動環境以及產品的銷售也有支配權，這不同於轉讓制也不同於可供選擇的現代初級社會主義的諸如合作社、由工人管理的企業、工人所有或國家所有的企業等各種形式。

　　（5）支配金融決策。貨幣和信貸的普遍使用促進了利用他人的資金進行積累的事業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意味著資本主義企業主有權靠借貸、發行股票和抵押廠房來籌集資金。工人對此不僅沒有決定權，而且要蒙受由於資本家的失算如違約導致破產所造成的損失。然而，資本家不得不與債主或股東爭奪控制權。有些作家（如貝爾和明斯，見“參考書目”①）把普遍的控股制及股東的被動狀態看作是一個新階段的標志，這個新階段的特征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參看股份公司條目）；另一位作家（見“參考書目”③）則把代表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工人利益的養老金股份所有制看作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些暗示資本主義正在消逝的說法，是要說明關鍵的因素是支配權，而不管它是否伴有所有權。這與社會主義的由計劃權威進行控制的中央金融管理制是不同的。

　　（6）資本之間存在著競爭。個體資本家對勞動過程和金融結構的控制要受其在競爭環境中的日常經營的制約；在這種環境中，他們要和生產同一種商品或類似代用品、或只是爭奪市場和貸款的其它資本家進行競爭。這種日益加劇的競爭是作為一種不受個人意志左右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的，它迫使資本家采用能夠降低成本的新技術和新措施，迫使他們進行積累以購買更好的機器。價值的這種不斷變動，是資本主義動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應廣義地理解競爭，而不應把它狹義地理解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因為完全競爭在簡單商品生產中才有可能。競爭加劇了各大企業的資本的集中。壟斷組織和卡特爾的出現旨在抑制競爭。技術的不斷革命則導致了許多新的形式，如多種產品公司，乃至多國公司。但是這些不同形式並不會消滅競爭，只是改變了公司用以對付競爭的方式。某些作家（如加爾布雷思，見“參考書目”④）雖曾論證說現代的大股份公司能設法使自己同市場割裂開來，但美國汽車業和鋼鐵業最近在國際競爭中的經驗表明，這一看法是有局限性的。

　　對資本主義起因的探索是多種多樣的，或者追溯到商業資本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或者追溯到封建制度內部由於改變封建地租和勞役的支付方式而引起的貨幣交易的發展。這一探討涉及到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且主要與首先出現資本主義的西歐歷史有關。關於資本主義的起因，不管會提出什麽樣的論據，但一般都公認經15世紀到18世紀這一期間是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階段。在這一階段，國家特許的壟斷組織所進行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活動在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法國都起著重要作用。海上貿易由於快速船的發明變得比陸上貿易便宜，而且在此以前尚末（被歐洲）發現的許多地區，如今則通過包括買賣奴隸、貴金屬和簡單制造品在內的貿易而連結了起來。

　　資本主義的工業階段是從普遍使用動力機械開始的，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工業革命。從英國棉紡工業開始的這場革命，主要表現為普遍使用蒸汽機，它逐步發展到其它工業部門，並擴展到西歐和北美的其它國家。在這一階段，政治經濟學學科和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都同時得到發展。這一階段的標志是開展了一場剝奪或取消國家在控制勞動市場、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中的作用的鬥爭，而亞·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則成了這場鬥爭的強大武器（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這場爭取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至少在英國19世紀40年代就取得了勝利。廢除了谷物法、通過了銀行法和撤銷了航海條例。經貿法的改革則使國家對窮苦人民的援助合理化，從而在理論上與自由放任主義相一致起來。從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國家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雖然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且英國的經驗也表明國家的作用不大，但它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俄國這些國家的後來的資本主義方式發展中卻依然很重要。與英國經驗類似的唯一的另一個例子是美國。

　　然而，有這樣一種趨勢，即把資本主義的這一中間發展階段——處於迅速發展和技術進步之中的工業資本主義階段，這期間存在著只有國家最低限度參與的個人所有的小企業和普遍的競爭——看作是合乎規律的階段。因此，隨後的幾個階段便算做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等。壟斷的（金融的）資本主義階段據說始於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當時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大規模的工業進程已成為可能。就上面所列舉的被認為是資本主義主要特征的每一點而言，許多作家都預言資本主義要崩潰。自由放任主義的思想家們（如弗里德曼和海耶克）把勞資談判的發展，控制經濟活動不利後果的立法的發展，看作是背離傳統資本主義的跡象。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們則把壟斷組織的規模不斷擴大，或國家的支配作用不斷增強，看作是不健康的跡象，或看作是資本主義晚期的跡象。列寧認為民族國家在幫助資本尋求海外市場中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從政治上控制殖民地），是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標志。在後凱恩斯時代，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例如肖恩菲爾德和加爾布雷德，見“參考書目”⑩和④）把國家用公共經費來緩解現實問題所起的國內作用，看作是預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某些社會民主黨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②）。

　　然而，在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上面所列舉的種種特征依然可以看得到。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使用借貸手段去籌措積累資金，買賣勞動力(雖多少受到了制止)，由資本家掌握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權力以及操縱技術的選擇權。從國際方面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已不象過去那麽保守，而是變得比較開放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面臨來自以前不發達的國家或西歐勢力範圍之外的國家的競爭。對所有這些經濟來說，追逐私人利潤依然是刺激企業活動的動力，也是制定和完成積累計劃的主要動機和原因。

　　這並不是否認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和取得了進展。從廣義上來說，工藝和社會方面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的演化一直有著重大影響。從蒸汽機出現和把蒸汽動力應用於鐵路、煉鋼業和電氣產品開始的接連不斷的發明浪潮，影響工業和農業的化學革命，輪船以及最近的雷達和電子技術的發明。已在個體資本的需求、控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和影響範圍等方面改變了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爭取擴大公民權、爭取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政治權利，爭取信仰自由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鬥爭，也改變了資本主義運行範圍內的立法和行政環境。當然，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法西斯主義、獨裁主義的、共和制的、民主制的、君主制的等等，但國際事件的交流和了解的增進，意味著到處都存在著一種民主的推動力，它迫使無論什麽政治色彩的國家都要去順應或以有效的壓制辦法去對付民眾要在經濟過程中享有更廣泛支配權的要求。對資本主義國家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探討就反映了這些思考（見“參考書目”⑥，⑦）。

　　那些強調認為工人不能支配勞動過程乃是勞動屈從於外界力量(參看異化條目)主要表現形式的人，把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的經濟都列入資本主義形態。鑒於沒有私有制（至少在非農業部門的活動中），所以這些人在資本主義的前面加上“國家”或“國家壟斷”的形容詞來表示上述經濟的特征。這一標簽還有一種更自由、隨意的用法，即用以表示國家對私人所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加強幹預（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比如，某些作家把美國經濟就叫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列寧曾用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術語表示蘇維埃經濟的一個臨時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某些部門為國家所有，但資本主義方式在大部分經濟中卻普遍存在著。當時列寧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為例，認為當時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國家這個獨一無二的托拉斯來經營的。這種情況被看作是馬克思所預見的資本的集中和積聚過程的極限。列寧還強調蘇俄的政治環境不同於德國，因而把國家資本主義看作是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的一種進步，後來的作家，特別是托洛茨基，則把其他人稱作國家資本主義的現象當作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墮落的表現或是尚未實現的社會主義的一種跡象。

　　在這些社會以及亞非新興非殖民化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匱乏和需要積累的持久壓力，曾使某些作家提出，應當用工業化而不是用資本主義來表述這一世界歷史階段。這一觀點最傑出的倡導者是沃·惠·羅斯托（見“參考書目”⑧），他提出一個劃分歷史時期的方案，故意避開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範疇。用諸如人均產值、儲蓄率等經濟標準來劃分階段。把一切社會都貼上資本主義這一共同的標簽，無論是加上還是不加“國家”或“壟斷”這樣前綴也罷，都促使這樣一種觀點的形成，即認為不同的社會都趨於走向高消費和先進技術的普遍階段。這顯然是想同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特殊的短暫的歷史階段的觀點相抗衡。羅斯托的劃分歷史階段的方法，雖然受到來自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許多批評，但它還是作為一種引人注意的東西而流傳下來。他向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資本主義真的是一個短暫的階段嗎？社會主義的種種形式能與資本主義同時並行嗎？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是什麽？這樣的社會走什麽樣的道路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參看向社會主義過渡條目）




參考書目

① A．貝爾和G．C．明斯：《現代公司與私有制》，1932年英文版。
② C．A．R．克羅斯蘭：《社會主義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 P．德魯克：《看不見的革命：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在美國是如何產生的？》，1976年英文版。
④ 約·肯·加爾布雷思：《新工業國》，1967年英文版。
⑤ R．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⑥ 拉·米利班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1969年英文版。
⑦ 尼·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⑧ 沃·惠·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編：《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1963年英文版。
⑩ A．肖恩菲爾德：《現代資本主義》，1965年英文版。

卡特爾和托拉斯

　　參看壟斷資本主義條目。


種姓

　　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就對印度十分關注（著重參看他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些文章和《大綱》中的若幹章節），但他的主要興趣是作為亞細亞社會一般特征的村社所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列顛資本主義對印度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且很少談到種姓本身（見“參考書目”⑧）。主要提到種姓的文章是《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其中馬克思問道；“既然在一個國家里，不僅存在著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著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的對立；既然一個社會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員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所造成的均勢上面，——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戰利品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9頁）。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的影響，得出結論說；“由鐵路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方式，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礙”（同上書，第73頁）。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很少有人分析或解釋過種姓制度。那些這樣做的人，通常也總是力圖把這種明確劃分為四個等級的種姓制度比作階級制度。比如羅薩斯就論證說，在印度，種姓制度掩蓋了階級社會的性質，而封建的形式則往往掩蓋了印度作為一個亞細亞社會的性質（見“參考書目”⑥，第159頁）。然而，他也承認，就其各種覆雜性（涉及無數小的地方種姓團體）而言，種姓制度是印度所特有的現象；因此，僅僅依據目前的知識還不能明確地解釋種姓制度的發展（同上書，第162頁）。不過，一位讚同馬克思主義的印度歷史學家（科薩姆比）批評羅薩斯的觀點，說它“抹去了太多的細節，以致沒有什麽實用價值”（見“參考書目”④，第243頁）。另一方面，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則承認種姓制度中存在著重要的階級因素；斯里尼瓦斯評論說：“一個擁有土地的種姓，不論其宗教地位如何，都會實行有效統治”（見“參考書目”⑦），而貝泰伊則爭論說：“在傳統社會中，而且甚至在五十年以前……階級制度就從屬於種姓結構。〔而〕有沒有土地所有權以及生產制度內部的各種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與種姓聯在一起的”（見“參考書目”②，第191頁）。

　　然而，大體說來，學者們都把地方種姓團體當作是麥克斯·維貝爾意義上的地位集團（見“參考書目”②，第188頁；參看階級；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這種集團是由“生活方式”而不是由在生產制度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從這一觀點出發，種姓便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突出的一個範疇，他們寫到：“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問題在於，這樣一種“多級的階梯”和作為這種多級階梯的特殊例子的種姓制度，能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圍內得到充分的說明，還是說在這些情況下還需要作些特別的解釋（比如宗教對種姓制度的影響；見“參考書目”③；參看印度教條目），盡管這些解釋也許仍然是在作為“研究工作指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所說的）的影響之下。後一種可能性從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都承認種姓與階級有密切聯系這一事實中得到了支持。此外，印度的經濟發展也開始使種姓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的一點就是出現了重大經濟利益集團的“種姓聯盟”（見“參考書目”①，第122—135頁）。不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種姓制度的研究，顯然還處於初級階段。




參考書目

① F．G .貝利：《政治和社會變革—1959年的奧里薩》，1963年英文版。
② 安德烈·貝泰伊：《種姓、階級和權力—變化中的坦喬雷特的階級分層模式》，1965年英文版。
③ 路易·杜蒙：《人類的等級制—種姓制度及其含義》（1967），1970年英文版。
④ D．D.科薩姆比：《印度的種姓和階級》，1944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印度歷史研究入門》，1956年英文版。
⑥ 保羅·羅薩斯：《印度的種姓和階級》，1943年英文版。
⑦ M．N.斯里尼瓦斯等人合著：《種姓—趨勢報告及書目提要》，1959年英文版。
⑧ 丹尼爾·索納：《馬克思論印度及亞細亞生產方式》，1966年英文版。


資本的集中和積聚

　　資本有兩種不同的形態。就勞動過程來說，資本表現為支配勞動大軍的、集中起來的大量生產資料；而就單個的資本家來說，它則表現為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作為資本的那部分社會財富。馬克思把通過積累而不斷積聚的過程叫做資本的積聚，把通過競爭和信貸而不斷積聚的過程叫做資本的集中，這兩個不同的過程反過來又對資本的上述形態產生著不同的作用。

　　積累是把利潤重新投入於更加新的、更有效力的生產方法之中。新的生產方法意味著最低限度的投資規模不斷增加，按每個工人計算的投入資本的比率也不斷提高——因此，資本的不斷積聚是相對於勞動過程而言的。然而，即使積累有助於增加供單個資本家使用的資本量，但家庭成員對財產的分配，新的資本同舊的資本的分裂以及新的資本的出現，所有這些都會增加資本家本身的人數，從而減少任何一個資本家手中所積聚的社會資本。就後面這些因素而言，積累相對放慢了，而對所有權的實際影響卻是趨於分散化。因此，總的說來，積累雖使勞動過程中的資本積聚了，但卻常常使所有權分散化了。

　　另一方面，競爭和信貸從兩個方面使資本積聚。競爭促使生產成本的降低，從而有利於大規模的投資，而信貸制度則使單個資本家能為這種投資籌集必要的大量資金。因此，勞動過程中的資本的積聚比資本的純積累要快得多。同時，由於競爭摧毀弱小的資本家，信貸制度能使強者吞並弱者，因而競爭和信貸制度將導致資本所有權的集中，而這種集中則綽綽有余地抵補了由於單獨積累所引起的所有權的分散化。

　　所以，總的來看，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是生產的日益資本化和社會資本所有權的日益集中化（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論》第3卷，第15章；《剩余價值論》第3卷）。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這兩種現象雖都源於競爭戰，但它們反過來又加劇了競爭。然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完全的”或“純粹的”競爭概念本身意味著任何積聚或集中全部是競爭的對立物。人們一旦把資產階級的競爭等同於早期資本主義的競爭現實，或等同於馬克思對這種競爭現實所作的分析，那末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的歷史事實似乎就成了證明競爭崩潰，以及“不完全競爭”、少數寡頭控制和壟斷統治產生的初步證據。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由希法亭首創並由卡萊斯基、斯坦德爾、巴蘭和斯威齊發展的主要傳統，恰恰把這兩種現象等同起來。這使得該傳統的支持者們這樣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最終將由壟斷者、工人以及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的結果來調節（參看經濟危機條目）。瓦尓加（見“參考書目”③）和某些較近的作家則從相反的角度爭論說，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不是取消競爭，而是實際上加劇了競爭；他們還說，盈利能力的經驗證據實際上證實了馬克思的競爭理論（見“參考書目”①，②）。應當指出的是，雙方都求助於列寧。不用說，這場爭論無疑對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和當前的危機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書目

① 詹姆士·克利夫頓：《競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1977年英文版。
② A﹒沙克：《新李嘉圖派經濟學：—一代數學的富有和理論的貧困》，1982年英文版。
③ E﹒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48年英文版。


偶然性和必然性

　　參看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條目。


基督教

　　馬克思在其早期論文《論猶太人問題》中曾說，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通過把宗教降到私人領域，把它從公共競爭的喧鬧中驅逐出去，從而使自己擺脫了宗教的精神壓力。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離是人同人相異化的標志，它使個人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必要的前進步驟，而開創這一步的宗教改革運動則是一種革命性的進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67頁）。他認為基督教及其對個人和靈魂的束縛，特別是它的資產階級形式新教，是無個性特征的商品交換經濟的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9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當恩格斯把路德教同他曾信奉過的加爾文教進行比較時也遵循同一個思想，認為加爾文教在性質上更成熟、更資產階級化和共和化（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2頁）。恩格斯宣稱，加爾文教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或早期資產階級中的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爾文教的先定學說植根於這樣一個事實：在商業競爭的世界中，成功或失敗是無法預測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1頁）。

　　馬克思於1847年猛烈地抨擊了那種認為基督教的原則可以為共產主義提供一種替代方案的論調；認為基督教原則只是意味著懦怯、屈從，而工人階級需要的卻是勇敢和自尊（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頁）。在《共產黨宣言》（第3節）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則被作為工人階級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封建保守的騙人的東西而不予置理。但不久馬克思就認識到，在一個像法國這樣的主要農業國里，牧師的影響可能會依然很大；因此，法國政府為恢覆教皇在羅馬的統治進行了武裝幹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42—443頁）。幾年之後，在去萊茵地區的途中，馬克思就不得不感到以美因茲的主教凱特勒為其倡導者的社會天主教對工人所施加的有害影響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52頁）。

　　恩格斯認為宗教改革運動是德國的經濟發展和日益參與國際貿易造成的。在其關於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中，他把宗教改革運動說成是旨在進行資產階級的和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第一次嘗試；這場鬥爭由於市民同農民之間缺乏聯系受到了挫折，而被剝奪了繼承權、處於社會之外的社會最低層的人只能以早期基督教的至福千年的精神沈迷於對未來理想世界的幻想；再洗禮運動則是近代社會主義的最初的微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頁）。

　　恩格斯在其後來的歲月中，曾多次重新探討基督教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問題。他在關於布魯諾·鮑威爾（研究基督教起源和早期發展的一位開拓者）的論文中指出，在世界歷史上起過如此重大作用的宗教，不能僅僅作為一種騙術而不予置理；應當了解它產生的條件。羅馬帝國的巨大苦難，無望獲得物質的慰藉，而代之以求助於精神拯救；它學會了譴責自己的罪孽，以求得神的贖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原罪的信條是唯一的基督教的平等原則（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3頁），而這同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他必然超出這一點，在其臨終前，對早期基督教與他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運動作了比較，認為這兩者雖都產生於被壓迫群眾，但基督教經過一段時期之後成了國教，而社會主義如今則無疑已爭得了一種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迅速勝利的地位（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頁）。他的最後一次表態是在1895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的結尾部分，在那里他稱讚早期基督教是“一個危險的變革黨”，它蔑視皇帝，拒不在他們的祭壇上獻祭，從而破壞了國家的基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頁）。

　　下一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基督教的起源問題也感興趣。考茨基就是對此作過徹底探討的一個人，此外，他在很多著作中還論述過後來基督教的歷史。比如，他追溯了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神學的影響，把德國神學采用的康德的倫理學看作是反對唯物主義的基礎（見“參考書目”③）。正是考茨基對早期基督教采取了最坦率的態度。他強調指出奴隸服從的信條對奴隸主是有用的，否則他們就會用武力來維持自己的權力。他不承認早期基督教在羅馬社會的冷酷的條件下，能夠隨著自身財力和地位的改善而對社會的苦難起任何減輕或緩和的影響作用，而寧願把社會情況的改善歸之於政治的或經濟的客觀原因（見“參看書目”④）。後來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也常常持類似的觀點。用蘇聯學者的話來說就是“基督教的贖罪教義反映了被壓迫勞動群眾的軟弱、無能為力和末日感”（見“參考書目”⑥）。然而羅·盧森堡除被基督教向今世無望的窮人提供安慰的信條所吸引外，還對早期基督教徒均分財產的因素感到興趣，盡管這種共有因素只是消費共產主義而不是生產的共產主義而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在1905年革命的動亂期間從事寫作，並抗議基督教神父用以中傷社會主義者的手法。

　　從那以後，西歐出現了大量從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出發探討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在天主教的國家中，作為保守主義支柱的天主教會的力量仍很強大，因此，在這些國家中上述思考如同處於天主教會所參與的法西斯統治之下的意大利的葛蘭西的思考一樣，往往必然涉及實際的路線。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則把17世紀的沖突當作最豐富的主題，因此，認為天主教盡管不是獨立的，但卻與新興的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加爾文主義和無產者的再洗禮教的分枝的意識形態一道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衛理公會派與工業革命之間的聯系。許多人都同意這樣的結論即衛理公會派雖給予初期的工人階級以有益的教訓，但其總的影響卻“阻礙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發展”（湯姆森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⑧，第23頁）。

　　但是同一位作家（湯姆森）指出，每一種宗教運動既有進步的作用又有反動的作用。“有兩個救世主”，一個是統治者的救世主，另一個是勞苦者的救世主（見“參考書目”⑧，第4頁）。在最近的幾十年中，過去教會敵視共產主義的那種情況已有所變化，至少象後者對前者的敵視程度那樣在不斷減少。雙方“對話”的大門已經打開；像法國的加羅第和英國的克魯格曼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促進這種對話都很積極。基督教徒和各個教會都常常支持進步事業，包括支持殖民地的造反活動。馬克思主義者也許應當問一問自己，過去是否過於斷然地否定這樣的事實，即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是基督教的產物。




參考書目：

① 羅傑·加羅第：《馬克思主義與二十世紀》，1970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希爾：《革命前的英國社會和清教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③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礎——關於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
⑤ 羅莎·盧森堡：《社會主義與教會》，1905年英文版。
⑥ 瓦·伊·普羅科菲耶夫：《宗教道德和共產主義道德》（1959），1967年英文版。
⑦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
⑧ 喬治·湯姆森：《論宗教》，1949年英文版。


流通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是把產生剩余價值的生產領域同買賣商品和籌集資金的交換領域明顯加以區別的。在積累資本過程中，這兩個領域之間不斷運動，從而構成資本的流通。如果說“批判地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資本論》第1卷的主題，那末“資本的流通過程”就是《資本論》第2卷的主題（雖然《資本論》第3卷也綜合了分配的各種關系並冠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的副標題）。

　　資本的流通可以從單個資本家的角度來進行考察，正是這種流通導致產業資本的循環：M—C…P…Cˊ—Mˊ。貨幣資本M，是預付用以購買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C的。然後這兩者結合起來就開始了生產過程，並構成生產資本的要素P。商品資本Cˊ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包含著剩余價值。出賣或變賣這些商品又使循環回到貨幣形態，但它在數量上已擴大為包括利潤在內的Mˊ。這種循環只有周而覆始，才能不斷提供積累。…P…構成生產領域，而且它將引起資本流通中的交換領域的中斷，正如交換領域將引起生產領域中斷一樣，因為要使循環繼續就必須買賣商品和生產商品。

　　就資本的總體而言，流通把上述許多單個產業資本的循環結合在一起。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多種不同的經濟平衡。從使用價值方面來說，必須生產出適當比例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並加以交換，以便在不同的經濟部門能從事生產和雇傭勞動力。從交換價值方面來說，則應確立價格和得到貨幣和信貸，以使資本家和工人能按適當的比例獲得適當的商品和所需要的利潤。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的某些用階級觀點來看待上述流通關系的經濟學家，常把這些平衡中的這種或那種平衡當作分析的重點，把它的崩潰看作是產生危機和蕭條的原因。可以認為馬克思在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時雖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他還指出必須建立第三種平衡，這是把其它兩種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平衡結合起來的一種平衡。這是作為價值關系一種平衡的流通。只有做到這一點，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才會在分析流通過程中呈現出來。

　　這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里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時所證實的結果中推斷出來。馬克思揭示說，隨著價值關系的形成，這種關系也就受到資本積累的改變，因為資本的積累通過采用機器、提高生產能力將減少價值。如果從生產的角度抽象地考察流通，那末只有在一定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價值關系的基礎上才可能理解經濟危機。經濟關系危機的必然性只能來自資本的流通，因為它通過交換協調著積累過程。馬克思在論述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時就是以這一點為指導的。

　　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由於理解流通過程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派，盡管這些學派的認識並不總是很明確。在消費不足論看來，資本的流通取決於需求水平，並明顯地處於交換關系的運動之中。對新李嘉圖學派來說，流通取決於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則被看作是工資和利潤之間逆關系的體現。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資本邏輯學派，雖用生產來決定流通，但卻把矛盾僅局限於生產領域，而不是把矛盾看作是整個流通及作為決定因素的生產的結果。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馬克思的〈資本論〉》，1975年英文版，第7章。
② 同上作者：《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第2章。
③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談〈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第1章。


城邦

　　參看古代社會條目。


市民社會

　　雖然像洛克和盧梭這樣的作家早就用“市民社會”一詞來表述不同於自然社會或自然狀態的公民社會，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的概念卻源於黑格爾。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作為離開家庭單位而參與經濟競爭的各個個人的領域，同國家或政治社會是對立的。這是一個有著特殊需求的、自私自利的和分裂的領域。它可以自我毀滅。黑格爾認為，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夠有普遍的利益；他不同意洛克、盧梭或亞·斯密所說的市民社會具有什麽可以導致公益的固有的合理性。

　　馬克思在其批判黑格爾和德國唯心主義時，即在《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使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他對市民社會的探討，在他那個時期的著作中是用黑格爾的語言來進行的。這一術語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實際上就不再使用了，雖然可以認為他關於這一概念的某些政治含義依然存在。在其早期著作中，馬克思還把市民社會用作衡量從封建社會轉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尺度。他把市民社會定義為粗糙唯物主義、近代財產關系、每個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和利己主義的領域，認為它是在中古社會滅亡的基礎上產生的。先前的各個個人是許多不同團體如同業公會和等級的一部分，每一個同業公會或等級都具有某種政治作用，因而不存在獨立的市民領域。隨著這些局部性的團體的解體，才出現了市民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個人高於一切。舊的特權契約所規定的義務被彼此之間以及同社會相脫離的各個個人的利己需要所取代了。他們之間的唯一聯系是法律，但這種法律既不是各個個人的意志的反映，也不符合他們的本質，而是靠懲罰的威脅來支配人們之間的關系的。市民社會的這種分裂的、相互傾軋的特性及其財產關系，必然需要一種不反映這種沖突而是抽象化的、遠離這種沖突的政治。市民社會的上述特征必然導致現代國家的產生（同時也限定了現代國家）。但局限於形式上的、消極的活動和由於經濟生活本質的沖突而變得軟弱無力的國家，並不能抑制市民社會的分裂和苦難。因為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個人的政治身分，是跟他們的社會身分以及他們在生產領域中作為商人、散工或地主的活動相分離的。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私人生活範圍的各個個人之間，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或國家與社會之間，同時逐漸形成了兩種區分。作為現代國家和作為市民的抽象概念（這種市民是道德的，因為他超越了自身的狹隘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而作為市民社會的具有真實官能享受的人則代表了實利主義；馬克思認為這兩者是有區別的，是大不相同的。在馬克思看來，值得諷刺的是，在現代社會中體現為國家理想的最普遍的、道德的、社會的宗旨，只是為處於偏狹的和墮落狀態的人們服務，這些人充滿個人利己主義的欲望，從經濟利益的需要出發來行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市民社會的特征即經濟關系就是現代國家的本質。要真正消滅市民社會的沖突，要充分實現人類的潛力，就必須消除市民社會及其產物政治社會，這就需要以解放人類為目的的社會和政治革命。

　　雖然葛蘭西也繼續使用“市民社會”一詞來指私人的或非國家的領域，包括經濟領域，但他所描述的市民社會根本不同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市民社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需求的領域，而是各個有機體的領域，是一個能合理地自我調節、具有自由的有機體的領域。葛蘭西堅持認為市民社會是一個覆雜的有機體，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在這里領導權和‘自發的同意’是有機結合的”（見“參考書目”③，第12—13頁）。他認為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任何區分只屬於方法論上的問題，因為即使象自由放任這樣的不幹預政策也是由國家本身制訂的（同上，第160頁）。在其《獄中劄記》中，用了各種不同的比喻來說明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比如，他把一個充分發達的市民社會說成是能夠抵禦經濟危機“侵入”和能保護國家的塹壕體系（同上，第235頁）。而在《劄記》的另一個地方當把1917年的俄國及其“原始的”和不發達的市民社會同西方國家進行比較時，他又把國家說成是一個外部溝渠，認為在它的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市民社會的防禦體系（同上，第238頁）。馬克思強調國家和市民社會兩者的分離；而葛蘭西則強調這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認為日常在狹義上使用的國家一詞可以指政府，而國家的概念實際上包括市民社會的要素。他指出狹義上看作是政府的國家是靠市民社會中所形成的領導權來保護的，雖然統治階級的領導權要靠強制的國家機器來鞏固；然而，國家也具有“道德的職能”，因為它要力圖影響公共輿論，要支配經濟領域。葛蘭西還認為，法律概念本身必須擴大，因為風俗和習慣的因素可以在市民社會中形成一種服從的集體壓力，而無需強制或制裁。

　　在任何一個實際社會中，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界限都是很難劃清的，但葛蘭西卻反對任何想把這兩者等同起來或混為一談的企圖；他認為形形色色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家或法國雅各賓派的著作就表現了這種企圖。另外，葛蘭西雖然承認國家在發展市民社會方面的作用，但卻警告不要使中央集權制或國家崇拜論永久化（同上，第268頁）。實際上，葛蘭西是以充分發展的、具有自我調節屬性的市民社會來重新解釋國家消亡的。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被描述為個人利己主義的領域，而葛蘭西卻引證黑格爾關於作為有機體要素的等級和同業公會的探討，認為這些有機體要素以集體的方式代表了市民社會的共同利益，代表了管理市民社會和把它同國家聯系起來的官僚機構和法律制度的作用（見“參考書目”④）。不過，他也指出黑格爾沒有關於現代群眾組織的經驗，馬克思雖然深為同情群眾，但也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見“參考書目”③，第259頁）。這里所談到的葛蘭西與馬克思的區別，可以同葛蘭西強調分析市民社會的實際機體，同強調國家和包括經濟在內的市民社會之間的相互聯系有關。但應當指出的是，無論在馬克思那里，還是在葛蘭西那里，“市民社會”一詞既包含經濟基礎的因素，又包含上層建築的非政治方面的因素（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因而同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是不符合的。

　　要了解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著作中關於市民社會的概念，就得考察政治這個概念本身。它涉及到個人之間的關系，也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看一個社會是不是有機的，其分界限就在於它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市民社會一詞雖然在馬克思的後期著作中不再使用了，但是不受社會支配的、作為獨立領域的政治消亡並代之以一種新的民主主義的主題思想，卻在《法蘭西內戰》中多次出現過；這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也可以看到，葛蘭西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




參考書目

① N﹒博比奧：《葛蘭西和市民社會概念》，載莫非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71年英文版。
④ L﹒拉紮多·米格里柯羅和P﹒米蘇拉卡合著：《現代官僚機構理論》，載《葛蘭西批判下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1928年意大利文版。
⑤ J﹒特克希爾：《上層建築的理論家葛蘭西》，載莫非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階級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階級的概念都未曾作過系統的闡述，但這一概念卻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階級的概念是馬克思整個學說的出發點；正是由於發現無產階級是“現實本身的思想”（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頁），是一支從事解放鬥爭的新的政治力量，才直接導致馬克思對近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發展進程進行了分析。在這一期間（1843—1844年），恩格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也作出同樣的發展，這在他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那些論文（1844年）中有所概述，並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一書中得到了發展。因此，早期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和這種社會形態的階級鬥爭，就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說的主要基準點。後來，作為歷史動力的階級沖突的概念擴大了，《共產黨宣言》用一句著名的話宣稱：“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承認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鮮明的特征的同時——甚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暗示“階級自身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6頁），對其他社會形態的主要階級和階級關系卻沒有作任何同樣的分析。考茨基在其探討階級、職業和地位時（1927年），曾認為《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許多階級沖突，實際上是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點很清楚，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宣言》中曾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並把這種情況同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進行了比較。而在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上，第251頁）。這里有一點很清楚，即馬克思是想表明在除早期部落公社以外的一切社會形態中都存在重大的階級區分。因為他後來曾論證說：“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總是為整個社會結構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大多數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效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其注意力都集中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結構上，從而不得不對付下述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與基本階級有關的社會等級或社會階層的“覆雜性”。在被恩格斯作為《資本論》第3卷最後一章出版的關於“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的手稿片段中，馬克思曾指出甚至在英國，即使經濟結構“無疑已經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也還有若幹中間的和過渡的階段到處使階級界限規定模糊起來”（《資本論》第3卷，第100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剩余價值論》中探討經濟危機時，馬克思也表明他已把原先的分析置之度外，認為“社會決不僅僅是由工人階級和產業資本家階級組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冊，第562頁）。在《剩余價值論》的其他地方，馬克思把中間階級的成長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現象，指出：“〔李嘉圖〕忘記指出：介於工人為一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一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成了作為社會基礎的工人身上的沈重負擔，同時也增加了上流社會的社會安全和力量”（同上書，第653頁）。在談到馬爾薩斯時，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他（馬爾薩斯——譯者注）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少（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同上書，第Ⅲ冊，第63頁）。這些論述同資產階級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大階級”的分析並不完全符合；而且鑒於中等階級在繼續增長，所以從伯恩施坦到普蘭查斯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就不得不反覆考察這種現象，特別是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的這種現象的政治含義。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狀況及其發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第7節）中，馬克思曾對一個業已充分形成的階級下了一個否定性的定義，他說：“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但在其《哲學的貧困》（第2章，第5節）中描述工人階級出現時，馬克思卻以肯定的方式闡述了同樣的思想：“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鬥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逐漸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頁）。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普蘭查斯就反對這種“自在的階級”與“自為的階級”的區分（認為這是黑格爾的殘余），他的見解似乎是認為階級一出現就具備了充分的階級意識和相應的政治組織；而這同盧卡奇（1922年）所闡述的觀點針鋒相對，盧卡奇認為階級意識的形成是重要的，而這種意識是由革命政黨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的（參看列寧主義條目）。實際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清楚地認識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越來越認識到），對工人階級來說，要形成“社會主義的”或“革命的”意識，包含著許多覆雜的因素，而這是需要進行認真徹底的探討的。“階級利益”本身已不再（像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被看作是一個客觀的和明確的“社會事實”，而被賦予了這樣一層含義，即通過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探討和相互影響以及依據各種政治學說對這些經驗的解釋所產生的含義，因而是某種可以表現為不同形式的東西；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歷史上的不同派別在某種程度上就反映了這種覆雜情況。然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比如馬爾庫塞，見其《單向度的人》一書）卻認為工人階級的特有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由於這個階級本身已完全為現代發達工業社會所同化，實際上已消失了。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韋爾默爾則對政治行為主要取決於階級關系的觀點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或不承認在國家全面調節社會生活的時代還有什麽統治階級的利益（見奧菲：《政治權力和階級結構》，1972年英文版；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這些人一直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只部分地取決於工人階級，而越來越取決於各個集團的聯合（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這似乎是從近年來占突出地位的激進政治運動得出的一種看法，因為這種運動就不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婦女運動和形形色色的種族的、民族的運動就屬於這類運動（參看女權運動；民族主義；種族條目）。

　　上述這些問題，實際上同考察非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研究結合得更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亞細亞社會中，作為社會變革主要力量的各個階級的發展，看來由於缺少私有財產而被排除了，這種社會形態的統治集團可以說不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管理者構成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參看奴隸制條目）中，實際的社會沖突的界限並不是十分清楚——雖然奴隸主和奴隸的區分是明顯的——。馬克思本人把這種沖突有時看作是自由人與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鬥爭，有時則看作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階級鬥爭。此外，劃分導致封建主義解體的各種社會沖突也有困難，而且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既不同意封建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階級鬥爭所起的作用，也不承認新階級——城市市民——的出現和馬克思所強調的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沖突有什麽重要性（參看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農民在階級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在不同社會形態中的政治作用。正如業已指出的，馬克思沒有把19世紀法國的小農看作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階級，更談不到把它看作一個革命的階級。然而，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卻主要是在農業社會里發生的，而且農民階層在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情況依然如此）。雖然領導他們的常常是以城市為基地的政黨或城市知識分子（參看殖民主義；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

　　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是另一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出現了新的階級結構。概括起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有兩種。第一種態度認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階層或新貴階層已經掌握了政權。比如，托洛茨基就是一個例子，他雖不承認蘇聯出現了新的階級，但卻把官僚機構看作是“變了質的工人國家”的統治集團。最近對此作了極為詳盡研究的康拉德和斯澤蘭尼則認為：“初期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是階級結構，“而且無疑是一種兩極的階級結構……一極是不斷發展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占據了進行再分配的職位；另一極是工人階級，他們生產社會剩余產品，但卻無權處置它們”。他們還認為：“這種兩極模式的階級結構並不足以對社會上所有的人進行分類（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區分本身不足以確定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身分一樣）；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應劃為中間階層”（見“參考書目”③，第145頁；參看中等階級條目）。第二種態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韋塞洛夫斯基，他分析了波蘭的階級結構的變化，認為在波蘭，由於個人同生產資料的聯系的重要性日益減少，階級差異已趨於消失；與勞動性質、與諸如收入、教育和文化素養等社會地位屬性有關的次要差別也相應減少了（見“參考書目”⑦）。因此，他雖不同意出現新的統治階級的說法並強調階級統治的解體，但卻承認還存在著地位的差異，這表現為不同社會集團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在評價上述兩種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觀點時，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個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這意思指的是生產資料是否真正地在公共的、集體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某個社會集團通過政黨和國家機器行使權力來控制，從而實行新的“經濟所有制”和“占有”（即是實質上的控制而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權；參看所有制條目）。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的沖突僅僅是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還是具有較明顯的階級性的沖突；這些國家發生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動亂——比如波蘭最近發生的動亂——就會使人們聯想到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者自19世紀末以來所作的研究充分地表明，階級結構是一種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著作想象的要遠為覆雜和疑難的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無疑深受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無疑是鮮明突出的階級關系的影響，特別是受他們介入工人階級政治生活的影響。這里簡略提到的許多問題——其中有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變化及其政治含義，第三世界的階級構成及其作用，階級和階級鬥爭同包括民族在內的其他社會集團的關系以及與其他形式的社會沖突的關系——依然需要進行更深入、更嚴密的研究。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些問題不可能“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去解決，而要把“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才能解決（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頁）。




參考書目

① 古格里埃爾莫·卡切迪：《論各社會階級的經濟特征》，1977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吉登斯：《先進社會的階級結構》，1973年英文版。
③ 喬治·康拉德和伊萬·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④ 馬丁·尼古勞斯：《馬克思著作中的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1967年英文版。
⑤ 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1957），1963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⑦ W﹒韋塞洛夫斯基：《階級、階層和權力》，1979年英文版。
⑧ 埃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階級沖突

　　《共產黨宣言》上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但自這句話第一次提出來之後，其命題的含義已作了各種各樣的修改。恩格斯把它修改為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為《共產黨宣言》1888年版所加的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注①），這是考慮到還有尚未出現階級區分的早期原始公社社會。後來，考茨基在1927年則爭論說，《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某些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各地位集團之間的沖突；並說這一看法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他們在《宣言》中曾指出“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的特征。比如，就封建社會來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階級沖突的性質和意義的看法就不一致：有些人強調農民造反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則注重階級親緣關系和階級區分的覆雜性（參看發展階段；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指出——而這已成為普遍性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主要階級之間的劃分最為明顯，階級意識發展得最為充分，階級沖突也最為尖銳；資本主義在這些方面使社會的階級分裂形態達到了歷史發展的頂點。從這一觀點來看，現代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鬥爭的結果被認為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也就是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因此，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討論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集中在從19世紀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到當前的現代階級沖突的發展這樣一個問題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一期間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階級沖突是否真的一直在激化。馬克思主義內部首先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的是伯恩施坦——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工人貴族和工人階級較普遍資產階級化（至少在英國）時，已提出了某些疑問——，他認為到19世紀末，階級的兩極分化和階級沖突的加劇顯然並沒有發生。他解釋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中等階級的發展，階級結構日益覆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他所列舉的這些因素都成了後來所有爭論的主要論題。但最近的歷史研究也注意到了其它一些特征，比如福斯特在一項關於英國19世紀時三個城市勞工運動的研究中（見“參考書目”①），就詳細地考察了“1825—1850年期間的革命階級意識的發展及衰落”，並把它的衰落看作是與自由主義化（擴大普選權、群眾性政黨的發展、從法律上承認工會）有關的變化所造成的，這種自由主義化使得重新加強資本主義的權力有了可能。很顯然，這是在後來的各個歷史時期中以不同形式重覆出現的一種過程。而美國社會的發展卻常常提出特殊的問題，在那里既沒有出現過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政治性的階級鬥爭。自本世紀初以來，“美國的例外現象”一直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和其它的社會分析家們的研究對象（參看桑巴特：《為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1906），1976年英文版）。這種情況曾使美國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激進的思想家徹底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米爾斯就把基本的階級沖突概念（和工人階級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的思想）當作“勞動形而上學”而加以拋棄了（見《權力、政治和人民——萊特·米爾斯文選》，1960年英文版）；馬爾庫塞也從廣義上提出類似的論點（1964年），認為工人階級已同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融為一體。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沖突則提出了另一種性質的問題，即確定象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波蘭）那樣一些反對派或造反的運動是不是階級沖突；如果不是，那末這些運動又代表什麽樣的社會力量？這里的解釋取決於事先作出一種判斷，這些社會中是否已形成新的階級結構，特別是是否出現了新的統治階級。同樣明顯的是，在某些這樣的社會中，民族鬥爭已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參看卡雷爾·丹科斯：《爆炸的帝國——蘇聯的民族騷亂》，1978年法文版），而且這種現象具有十分廣泛的意義，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沖突不僅包括階級沖突，而且（甚至是主要的）包括民族的、種族的或宗教集團的沖突，乃至包括象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反核運動這樣一些廣泛的社會運動的沖突。當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任務，是在一種嚴謹的理論框架內理解上述形形色色的鬥爭，並從實際經驗出發去確定階級沖突在不同結構的和歷史條件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最近許多馬克思主義研究（如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④）所表明的那樣，這一任務也意味著不僅要依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而且更要依據不同社會集團之間所結成的聯盟，去考察20世紀後期的階級沖突，因為這些社會集團的聯盟的一方支配並指導著經濟和社會生活，另一方則處於從屬和受支配的地位。




參考書目

① 約翰·福斯特：《階級鬥爭和工業革命》，1974年英文版。
② 卡爾·考茨基：《階級鬥爭》（1890），1910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④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A﹒路易絲·蒂利和查爾斯·蒂利合編：《階級沖突和集體行動》，1981年英文版。


階級意識

　　馬克思從早期階段起就對階級的客觀狀況和它主觀上對這種狀況的認識作了區分，也就是說對階級的地位和階級的意識作了區分。嚴格地說，社會的差別最初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為“各個階級”的，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社會各個集團的成員地位才是由擁有(或支配)生產資料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決定的。在前資產階級的等級社會中，法律上認可的等級地位比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差別更重要。一個貴族始終是一個貴族，他是某種嚴格限定的特權的占有者。財產關系的制度隱藏在等級結構的後面，只要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通常是貴族和教會的財產的話，那末等級制度同財產關系的制度就會完全一致。但隨著城市資產階級的興起，隨著商業資本、工場手工業資本以及最終產業資本的發展，還有隨著（部分被封為貴族的）資產階級大規模地侵入農業領域，上述一致性就日益受到了損害。等級意識與階級意識是有根本區別的。等級成員的資格通常是世襲的；從授予權利和特權或剝奪這些權利和特權的角度來看，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然而，階級成員的資格則取決於對自己在生產過程之中的地位的逐漸了解；因此，它常常依然是隱蔽的，其背後仍有對舊的等級制的懷念情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中間階層”尤其如此。

　　馬克思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出現看作是第三等級同舊制度的統治階級不斷進行政治鬥爭的產物。他以法國小農的例子具體說明了產生階級意識的艱難；這些小農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使自身成為統治階級，而是利用選舉權使自己屈從於某一個君主（拿破侖第三）。馬克思寫道：“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

　　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小農中的政治階級覺悟必然失敗的變異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有限沖突（比如某個特定的企業或工業部門中的工會鬥爭）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直到成為整個階級的共同事務，並產生一種適當的工具即政黨為止。工業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大工廠和工業企業的集體勞動以及交往手段的改進，則促進了這種統一體的形成。階級覺悟的形成過程同全面的階級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是相吻合的。它們彼此互相促進。

　　馬克思清楚地知道：認識並積極追求整個階級的共同利益常常會同單個的工人或工人團體的特殊利益發生沖突；至少會使那些只顧自己發展的個別熟練工人的短期的、眼前利益同整個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因此，團結顯得特別重要。但工資結構的分化和不斷富裕的誘惑卻常常使高度工業化社會中的階級團結和階級意識受到削弱。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為競相獲得高檔消費品而產生的“離析影響”（這至少已影響了部分工人）所起的作用，同1851年法國小農的“自然孤立狀態”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

　　在考茨基和列寧看來，充分的即政治的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階級。列寧還進一步認為工人階級中自發形成的只能是“工聯主義的意識”（《列寧選集》第1卷，第247頁），即只能產生同資本相對立的、代表工會利益的那種需要和實用的意識。政治的階級覺悟只能由知識分子來啟發；他們由於受過較好的教育、消息靈通、同直接的生產過程又有一定的距離，因而有條件了解資產階級社會及其整個階級關系。但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依據馬克思學說確立的階級意識，只能為工人階級所接受，而不會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所采納。列寧把一種“新型的政黨”即由專業革命家所組成的幹部政黨看作是向具有實際經驗的工人階級灌輸階級意識的組織工具。盧森堡與列寧不同，她強調社會經驗即階級鬥爭的經驗在形成階級意識過程中的作用；甚至階級鬥爭過程中的失誤也可以有助於形成能獲得勝利的適當的階級意識，而知識分子傑出領袖人物對工人階級的恩賜卻只能削弱工人階級的行動能力，導致工人階級的被動性。

　　盧卡奇則提出了受到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指責的形而上學的階級意識（見“參考書目”①）。不過，盧卡奇的闡述，比如關於黨的作用，同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的定義，象列寧主義的定義一樣，都是從這樣一個論點出發的，即“充分的”或政治的階級覺悟必須有自己的內容：
　　“作為具體總體性的社會、特定歷史時期的生產制度和由此而產生的社會階級的區分。……如果人們能夠根據自己對直接行動和對社會的整個結構的影響去評價它和由此而產生的利益的話，那麽通過把意識同整個社會聯系起來，就可能推斷出人們在某種特定情境中會產生的想法和感情。也就是說，可以推斷出合乎人們的客觀情境的思想和感情。……階級意識，實際上是由“歸因”於生產過程中的特定的典型環境所產生的各種適當而合理的反應構成的。因此，這種意識既不是構成階級的各個單個人的所想或所感的總和，也不是其平均數。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階級的重大的歷史行動，最終卻是由這種意識，而不是由單個人的思想所決定的——這些重大的歷史行動只有依據這種意識才能得到理解”（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71年英文版，第50—51頁）。
　　因此，以上述方式來確定其意識的階級，不是別的而是“歷史歸因的主體”。經驗的現存的階級只有以上述定義所規定的方式認識自身，或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由“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才能（順利地）開展行動。如果某個階級（比如小資產階級）不能做到這一點，或沒有徹底完成這種轉變（象1918年的德國無產階級那樣），那末它的政治行動就必然會失敗。就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定義來說，其問題在於它可能會被政治傑出人物所利用，這些政治傑出人物會利用他們所“占有”的理論，對真正的無產階級擺出一副恩人的架勢，或者實際上使真正的無產階級失去其鬥志（參看階級；階級沖突；意識形態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② 米歇爾·曼：《西方工人階級中的意識和行動》，1973年英文版。
③ 依斯特萬·梅查洛斯編：《歷史和階級意識的諸方面》，1971年英文版。


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

　　現代殖民主義的時代是從歐洲列強進行全球貿易擴張和全球征服開始的。但必須把前殖民主義的統治，特別是伊比利亞列強在中美和拉美的殖民統治，同新殖民主義區別開來；新殖民主義是同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全球擴張聯系在一起的，它始於16世紀的商業革命而且本身涉及相繼發展的幾個階段。前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的目標，是直接榨取被征服民族的貢物，其主要手段是政治控制。相反，新殖民主義是同資本主義的興起相聯系的，它的目標和手段主要是經濟方面——直接的政治控制盡管有時有幫助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重點是尋求原料和尋求市場（特別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得對殖民地社會的經濟實行調整。與那種最初的強行侵入政策相結合的，是消滅或不消滅被征服領土土著居民的領土征服，並實行白人移民、建立奴隸種植園和采礦企業。除了後一類情況外，即使對作為當時在經濟上很突出、海軍力量強大的主要帝國主義大國英國來說，實現新殖民主義或不久被稱為帝國主義的目標，主要也不是靠直接統治。許多在形式上依然是獨立的那些國家，很快就處於世界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之下。只是在19世紀後期，特別是受到德國的挑戰時，才出現了對殖民地的重新爭奪，即重新瓜分世界；當時為獲得直接殖民統治的爭奪，基本上是出於各競爭的帝國主義大國彼此采取針對對方的先發制人的戰略，而不是出於殖民關系本身所必要的條件。因此，對第三世界的殖民社會與非殖民社會進行區分固然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區分得太清楚反而會使人產生誤解。

　　為了避免把前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統治同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混淆起來，人們常用“帝國主義”一詞來表示後者，而不管是否實行征服也不管是否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但必須區分早期資本主義的“老帝國主義”和19世紀後期的成熟資本主義的“新帝國主義”。19世紀後期的成熟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是列寧的著名小冊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研究的主題。帝國主義是同金融資本的統治聯在一起的，從而使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爭奪在兩次大戰中達到了頂點。就帝國主義統治世界這一點而言，它的兩個發展階段必然導致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變，和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從而使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在內部相互脫節，而在外部與宗主國的經濟融為一體。這些社會不再是國內自給自足，而是集中生產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需要的原料和食品，常常依靠不可靠的單一經營。另一方面，它們卻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制造業產品提供了市場，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首先強調這一個事實，即它們成了宗主國資本投資的場所。宗主國的投資最初主要是投在種植園和采礦業中，但後來也投向那些可利用殖民地廉價勞力的勞力密集型輕工業制造部門。近年來，人們爭論說，把重點放在輸出的資本量上是不對的，因為新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合夥”形式出現的等級關系；這是在宗主國資本與殖民地本土資本之間建立的以前者控制尖端的現代技術為基礎的一種等級關系；因此，宗主國對殖民地控制的實際程度，大大超出了宗主國投放於殖民地經濟中的資本的票面價值。

　　上述經濟關系的性質，為理解後殖民社會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到20世紀中期，大部分第三世界都受到直接殖民統治的支配。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在一定程度上由於世界力量對比發生的變化——蘇聯集團的出現和不再願意承認衰弱的歐洲國家對大部分世界的政治控制的經濟大國即美國的崛起——南亞國家才於1947年獲得獨立，從而開始了非殖民化的進程。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在冷戰期間選擇了不結盟政策這一事實，加上它們的社會主義言論，曾使許多學者歡呼第三世界是走上了一條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的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範例。但是，這些國家由於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固有聯系和在財政上欠它們的債而表現出明顯的經濟依附性，使這些學者的看法成了泡影。依附於宗主國資本的概念，不久就被看作是有關殖民地國家地位的另一種定義——某些極端的解釋則認為依附性意味著政治上受壓，經濟上受操縱（參看依附論條目）。

　　後殖民社會的概念，承認各階級力量結成的較覆雜的聯盟。在受殖民統治支配的社會中，破壞了前資本主義的結構。並建立起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新的結構。這種新的結構不僅允許宗主國的資本發展，而且為本國資本在工業、商業和農業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殖民社會中，殖民地政府是宗主國資產階級的工具，是為反對本土的在權利上彼此沖突的各個階級而設置的。但在後殖民社會中，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那里的政府不再受宗主國資產階級的直接操縱了。後殖民國家的理論表明，把國家看作是某一單個統治階級工具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者按照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解釋，把國家看作是有利於整個統治階級的社會形態的相對自主的再生產者，這無疑都不適用於新的情況。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再也不能無條件地操縱殖民地的國家機器，盡管它們可施加相當的影響。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同後殖民地國家的關系由於下述事實而進一步覆雜化了。它要同其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本土的各個階級，爭奪對政府的影響。本土的各個階級現在雖力圖利用後殖民政府來促進自己的特殊階級利益，但並不能絕對地支配它，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受強大的宗主國資本家階級的左右。實際上，可以說上述階級中沒有一個單獨的階級能夠成為“統治階級”，因為這將意味著要排除後殖民社會中其它階級的有力存在。

　　後殖民社會的概念，同樣是以一種單一的和邊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宗主國資產階級在這種社會中的存在則是結構性的，因此，這些競爭的階級之間沒有結構上的矛盾，而且在維護後殖民國家所支持的社會制度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由於受這一共同利益的支配，後殖民國家對每個單獨行事的階級就享有自主權，因為只有憑借這種自主權它才能調停這些階級的競爭利益。因此，後殖民社會雖然是資本主義的，但卻具有不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處於殖民統治下的國家所存在的階級結構和狀況。




參考書目

① 哈姆紮·阿拉維：《後殖民社會中的國家》，1972年英文版。
② 哈姆紮·阿拉維等著：《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生產》，1982年英文版。
③ 哈姆紮·阿拉維和泰奧多·山寧合編：《“發展中社會”的社會學導論》，1982年英文版。
④ 安東尼·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性的述評》，1980年英文版。
⑤ 哈里·古爾伯恩：《第三世界的政治和國家》，1979年英文版。
⑥ 哈里·馬格道夫：《帝國主義——從殖民時代到當前》，1978年英文版。


殖民主義

　　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的分析集中在下述的幾個大的問題上。第一，力圖證明對非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直接的政治控制，在某種意義上是19世紀歐美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需求的產物，或是其傾向性發展的產物。第二，考察了工業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主要關心的是這些影響對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和殖民化社會中發展社會主義可能產生的結果。因此，分析往往注重於殖民大國所創造的，並使之長期存在下去的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形式及其意義。第三，評價了殖民社會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對殖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可能導致的後果。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一直從不同的理論和政治的角度來探討上述問題，而所得出的各種答案則為馬克思主義討論後殖民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性質，提供了參數（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殖民主義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評論大不列顛在印度和中國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後果的，這些評論包含在許多文章和信件中，其中最詳細的是馬克思在1853年寫的關於印度的文章。當時，馬克思在寫《大綱》的草稿，其中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附帶探討了殖民統治對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特別是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影響（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這些短文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殖民控制和殖民擴張之間的關系是覆雜的——不能把這種關系簡單地歸結為後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作家所解釋的那種“基本上”具有經濟傾向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說，殖民控制，不僅作為獲得市場和原料的手段是必需的，而且作為排除競爭的工業國家的手段也是必需的；在一些情況下，即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的再生產對資本主義的滲透特別對抗的地方，也需要實行這種控制。因此，他們雖把殖民統治置於需要市場、原料和投資出路這樣一個總的經濟背景之下，殖民統治的存在和作用卻並不一定都能歸結為這種需要。《資本論》第3卷進一步發展了關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抵制工業資本侵入的分析；在那里，馬克思強調了殖民國家對改造那些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因為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來說，國家的政治作用是很關健的（比如，亞細亞生產方式）。

　　在許多批評家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似乎有兩個矛盾的因素。比如，當分析殖民主義對印度社會造成的後果時，馬克思指出強行破壞紡織工業和忽視國家所組織的公共工程給經濟造成了危害，但是他又顯然自相矛盾地指出殖民統治是有益的，因為它輸入了可使生產革命化的經濟制度，輸入了可使土著居民長期受益的技術變革。殖民影響既有害又有益的這種表面上矛盾的看法，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殖民地問題”爭論的核心。

　　盧森堡進一步分析了殖民主義的影響，認為它摧毀了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把這種生產方式改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一種消費不足論的觀點出發，即認為殖民控制是摧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它的再生產不斷受到缺乏有效需求的阻礙），盧森堡提出了四種破壞性的工業資本主義機制。商品經濟的輸入和貿易同農業的內在分離都會削弱自然經濟的基礎；強行占有其肥沃土地、原料和勞動力也必然會削弱自然經濟的基礎。只有殖民主義才能成功地實施這種破壞；當諸如貿易、投資和貨幣化這樣一些經濟機制不能限制自然經濟的再生產時，作為最後手段的殖民主義便出現了。

　　隨著希法亭的著作問世，殖民控制就開始被明確地看作是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階段的產物。希法亭把殖民主義同金融資本統治的出現，以及由19世紀後期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所導致的資本輸出的增長聯系在一起。這就為工業民族國家之間在吞並和鞏固殖民地的問題上的沖突激化提供了基礎（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列寧發展並推廣了希法亭的分析，認為把資本輸出到殖民地地區將導致擴張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化。列寧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的駁斥，注重於帝國主義在各民族國家中的互相競爭限制了它們共同剝削殖民地的可能性；這一點，加上他所堅持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滲透基本上是進步的思想，為第三國際在殖民主義問題上進行爭論的某些論據提供了基礎。第三國際爭論的其它論據則是以考茨基的前提或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張為基礎的；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張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不會在殖民地經濟中均衡地發展，它的發展將限於那些有利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部門。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M﹒N﹒羅易和後來的尤金·瓦爾加對列寧的觀點作了極其重要的發揮；普羅寧則是關於必須部分限制資本主義生產的論點的最傑出的代表。

　　這些關於通過殖民控制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討論，以及對這些方式給階級結構和國家造成的影響所作的各種不同分析，為不發達理論（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和依附理論（參看依附條目）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也為批判獨立後的“新殖民”時代的理論奠定了基礎。核心的問題依然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是否必須要強制推行損害當地經濟成分並使殖民地人民貧困的一種特殊的殖民資本主義方式。

　　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的觀點，一直備受人們的批判；最重要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幾點上：

　　（1）殖民主義並不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那一個特定階段所特有的現象。雖然在19世紀後期，吞並和擴張確實是加劇了，但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實馬克思的一般立論，特別是不足以證明列寧的分析。

　　（2）關於存在一個特定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經濟論證，如果不是站不住腳的話，那也是沒有說服力的。一些作者，特別是巴雷特—布朗（見“參考書目”①），沃倫（見“參考書目”⑩）和奧康納爾（見“參考書目”⑥）就曾具體說明了以下主要限制性因素：“金融資本”——其定義為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實行支配——只存在於少數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在19世紀後半期並沒有顯著增加；問題不單純在於殖民地的利潤率比較高，而在於可能實現的利潤量，而後者在工業化的經濟中卻要大得多；19世紀和20世紀初很少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衰落和在技術上停滯不前，而列寧卻把這種衰落和停滯同資本輸出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3）不管殖民地國家的活動與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需求之間有多大的聯系，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的分析都最終把前者歸結為後者。這種經濟決定論大大限制了對諸如殖民地的階級結構及其經濟集團的再生產這樣一些問題的分析，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不能僅僅用工業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需求來解釋清楚的。

　　（4）對在殖民主義影響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的分析，不是被忽視了，就是被置於無所不包的、未加確定的範疇之中，而這些範疇的普遍性從直觀上就使自己顯得毫無價值。這些範疇就是盧森堡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概念，或僅僅把前殖民社會跟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歐洲封建社會相提並論的觀念。

　　（5）對殖民資本主義可能為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創造基礎的強調，導致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糾纏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問題。這進一步束縛了馬克思主義對殖民社會的階級和國家進行嚴謹分析的可能性。




參考書目

① M.巴雷特—布朗：《帝國主義的經濟學》，1974年英文版。
② S.克拉克森：《蘇聯的發展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50年英文版。
⑤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⑥ J.奧康納爾：“帝國主義的經濟意義”，載R﹒羅德斯所編：《帝國主義和不發達》，1970年英文版。
⑦ A﹒普羅寧：《印度》，1940年英文版。
⑧ M.N.羅易：《轉變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
⑨ 尤金·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1948年英文版。
⑩ B.沃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先驅者》，1980年英文版。


商品

　　一切人類社會都必須生產自己生存的物質條件。商品是通過交換來組織這種生產時勞動產品所采取的形式。在這樣一種制度中，產品一旦生產出來，就成了有權把它們賣給別人的特定行為者的財產。擁有不同產品的行為者在成交的過程中，彼此打交道，交換各自的產品。在交換中，一定數量的某種產品與一定數量的另一種產品互換。因此，商品具有兩種職能：第一，它可以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即亞·斯密所說的使用價值；第二，它具有通過交換獲得其它商品的能力，馬克思稱這種可交換的能力為價值。因為商品按一定的量的比例關系彼此交換，所以每一種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包含有一定的價值量的。一個時期所生產的全部商品，可以看作是同質的價值總體，盡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是各種不同的、不能比較的、異質的使用價值的集成。各種商品，作為價值它們在質的方面是相同的，只是在量上即所包含的價值量不同。各種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在質上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每一種商品都是特定的，不能與另一種商品進行比較。

　　勞動價值論把這種價值總體看成是所耗費的全部社會勞動在商品生產制度中所采取的形式。因些，生產商品的勞動，或者可以看作是具體的即生產特定使用價值的特殊勞動（比如織布就是生產衣料的特殊勞動），或者可以看作是形成一般價值的抽象勞動。

　　只有當各種商品互相交換時，價值才表現為看得見摸得著的交換價值，而交換價值則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商品，表現為貨幣。某種特定商品買賣成交的貨幣量，就是這種商品的價格。單個商品的價格可能與按它們所包含的抽象勞動量來衡量的價值不符；但一般地說，或按總的計算，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總的貨幣價格與它們的總的價值應當是相等的（參看價值和價格；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總的來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的統一。對商品形態的分析，是抽象勞動理論和貨幣理論的基礎。

　　商品理論確立了許多基本範疇，在這些範疇的範圍之內可以表述和分析資本。資本是通過生產和交換過程而擴大的價值。一個資本家以一定數量的貨幣開始生產，他先用這些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然後出賣作為結果的產品，所得的貨幣要多於原先墊付的貨幣，其多出的部分就是剩余價值。因此，資本是基於存在著商品生產制度和出現了貨幣價值形態的一種形態。用於表述和考察資本、商品、貨幣、買賣和價值的基本概念，都是建立在分析商品生產形態的基礎上的。

　　商品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是社會勞動。勞動的產品並不是由直接生產它的人消費的，而是由通過交換而獲得這種產品的其他人消費的。商品生產者依靠其他生產者通過交換來向他們提供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過，商品生產中的勞動，表現為生產者本人的私人勞動；這種勞動的耗費是為了通過市場交換來滿足自己的私人需要，與整個社會無關。商品生產者與其他人的現實的覆雜關系，由於商品生產所引起的社會分工，而變成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無法控制的市場力量。生產者的世界實際上是由其他人創造的，生產者認為他們只存在於物即商品的世界之中。生產的商品形態一方面使私人勞動作為可交換的產品而具有社會性質，另一方面又把社會勞動分裂為私人勞動。這種把人與人的關系同物與物的關系相混淆的現象，是商品生產的主要矛盾。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商品的拜物教（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由於這種現象，人的勞動產品表現為一種獨立的、不受控制的並與前不久生產了它們的人無關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不僅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矛盾,而且要揚棄資本主義生產賴以為基礎的商品形態的矛盾。

　　馬克思運用商品的概念分析了在商品生產和交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但這些形式本身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商品。比如，勞動力雖然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其價值也不是直接源於生產它時所耗費的勞動，但它卻按一定的價格即工資出賣，從而在市場上表現為一種商品。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經濟中，資本本身也成了一種“商品”，也就是說，它有了價格（利潤率），並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參看信貸和虛擬資本條目）。在這兩種情況下，商品的概念，都是在比擬和延伸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原來的意義上使用的。




參考書目

① I﹒艾薩克·魯賓：《關於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第1—5章和第7章。


商品拜物教

　　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大致上只限於《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四節）。商品生產規定了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使不同類型、不同技巧和不同數量的勞動作為價值而彼此相等（參看價值條目）；馬克思在證實了這一點之後，便考察了這種關系在生產者面前或在一般的社會面前是如何表現的。在生產者面前，這種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8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裁縫與木匠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為按一定比率彼此進行交換的上衣與桌子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上衣與桌子中所包含的勞動意義上的關系。但馬克思很快就指出，這種作為物與物關系的商品關系的現象並不是虛幻的。這種現象不僅存在，而且掩蓋了生產者之間的關系：“這種把一個人的勞動同其他人的勞動聯系起來的關系，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89—9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除了上述的以外，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的理論，在《資本論》或其它地方再也沒有明確地、詳細地探討過。不過，它的影響在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仍可以看到。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用以掩蓋主要社會關系的最簡單也最常用的一種手段。比如，不管什麽時候，它總是把資本（無論什麽形式的資本）而不是把剩余價值，看作是利潤的來源。因此，明確地提示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分析非經濟關系的起點和範例。它在現象與被掩蓋的現實（前者不一定是虛幻的）之間確立了能在意識形態的分析中加以采用的兩分法。它探討了被當作和歸結為商品之間或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社會關系，而且這一探討已被應用於物化和異化的理論（參看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第1章。
② 諾曼·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的諸方面”，載R﹒布萊克本編《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1972年英文版。
③ 西蒙·莫恩：“意識形態、知識和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載f﹒格林和p﹒諾爾編《政治經濟學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一詞源於1830年中期的巴黎秘密革命團體；馬克思是在兩種不同而又聯系的意義上來談共產主義的：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的實際政治運動；另一是作為工人階級通過其鬥爭要實現的一種社會形態。就第一種意義而言——這不僅可能受到羅倫茲·馮·施泰因（1842年）關於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描述（“整整一個階級的反應”）的影響，而且也受馬克思本人與正義者同盟中的法國共產主義者接觸的影響——馬克思寫道：“歷史的全部運動，既是這種共產主義的現實的產生活動即它的經驗存在的誕生活動，同時，對它的能思維的意識說來，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認識到的生成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幾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又宣稱：“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地方只是共產黨人總是強調“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和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

　　在19世紀後半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術語一般是作為描述工人階級運動的同義語使用的，雖然前者用得更為廣泛。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對某些社會主義政黨，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的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采用的“社會民主黨”這一名稱(參看社會民主條目)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雖然恩格斯在1894年表示過某些保留。當時，恩格斯說雖然“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但“對一個其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於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政黨”來說，卻是不確切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頁)。只是在1917年之後，隨著第三(共產主義)國際的建立以及共產主義政黨與其它工人政黨發生激烈沖突而導致了分裂，共產主義一詞才再一次取得類似於19世紀中期前後所具有的那種獨特的含義。當時，共產主義一詞，作為旨在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的一種革命形式，與作為一種只是比較平和的、漸進改革的立憲運動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後來，特別是在斯大林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才逐漸又有了進一步的含義。獨裁主義政黨所領導的運動，在這些政黨中，禁止公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政治戰略，這一運動的特點是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在不同程度上都要服從蘇聯共產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才被看作是20世紀的一種獨特的政治運動；但它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反對者們的廣泛的研究和批判（這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受到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廣泛研究和批判。克勞丁在研究30年代的共產國際的失誤（在德國，那個時期的人民陣線失敗了，在中國也是如此）以及研究蘇聯的政治影響，由於南斯拉夫的脫離、東歐的反抗、同中國共產黨的破裂而衰落時，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衰退作了極其全面地敘述。克勞丁得出結論說：“隨著斯大林的去世，共產主義運動便走歷史下坡路了”（見“參考書目”④）。東歐內部的一項在許多方面有著類似之處的分析是巴羅提出的，該分析還提出在世界的那一地區重新確定可行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方案（見“參考書目”①）。在西歐，共產主義運動的危機則導致並表現為歐洲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雖然強調歷史上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強調與社會民主主義實行暫時的和睦相處，但看來卻標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個階段中作為政治趨勢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明顯分離可能會再一次縮小或趨於消失。

　　第二種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即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在其早期和後期著作的許多地方都進行過探討；然而這種探討只是一般性的，因為他不想“為未來的飯店”開“（實證主義的）食譜”；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稿)中，馬克思寫道：“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覆歸，這種覆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後來，他和恩格斯又賦予這一概念以一種更確切的社會學含義，把消滅階級和分工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比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一部分，C）中，馬克思論證說為了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個人必須“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並消滅社會分工。沒有集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早期部落社會——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區分或廣泛分工的部落社會——看作是原始共產主義。在後來的著作中，馬克思強調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特征就在於它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他論證說經濟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

　　只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才把共產主義社會區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個人將按勞取酬並購買消費資料（即存在著交換）；二是高級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每個人將盡自己的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並根據自己的需要從共同的財富中領取自己的一份。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才把這兩個階段表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使之流行起來（不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早在1908年就提出這一用法了）。盡管蘇聯和東歐其它國家的官方迄今仍提這兩個階段，但這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今天討論的焦點。今天討論的焦點，主要與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實際生活經驗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有關。一是市場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作用，或更確切地說，隨著逐漸引進市場關系，“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起的有效作用看來是：既可以通過合理地配置生產資金和合理地進行分配而收到更大的經濟效益，又可以把決策權真正下放給“自我管理的”各種國營企業和私營的小規模的企業（見“參考書目”②和③）。然而，這應當放到這樣一個背景下去考察；非市場機制仍不斷以廣泛社會服務的形式調配著很大部分國民生產總值，盡管目前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特征。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馬克思關於人的需求和組織人的勞動以滿足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的需求的觀點；這雖然為馬克思主義設想未來的社會制度提供了模糊的背景，但直到近年來人們卻很少以一種明確的方式加以研究，涉及到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也是如此。赫勒爾的一項重要研究指出了馬克思自己概念中的某些矛盾之處（見“參考書目”⑤）。在《大綱》中，他認為克服了勞動的異化（其外在施加的特性），勞動就成為一種重要需要的吸引人的勞動，因為“所有的勞動基本上都成了腦力勞動即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的領域”；但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說，異化雖然終止了，而勞動並沒有成為吸引人的勞動，因為“物質生產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真正的自由王國”只能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即在閒暇時間中開始。因此，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中依然存在著勞動的義務（即強制性的義務）。赫勒爾論證說，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即在這種社會中將出現一種新的“需求結構”，日常生活將不是圍繞生產性勞動和物質消費展開，而是圍繞作為人本身的目的並成了第一需要的那些活動和人的關系來進行。但是，赫勒爾一方面承認應當探討下述巨大困難，確定生產領域中的“真正社會需求”和確保每一個人對如何決定生產能力有發言權（如果共產主義社會，象預期的那樣，被設想為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那末需要決定的數目就會大得非常驚人）；另一方面，她也承認馬克思關於新的需求的想法雖帶有空想性，但卻非常豐富，因為它們確立了一種與衡量當代生活質量標準相反的規範。斯托揚諾維奇（見“參考書目”⑨）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從本質上進行創新的主要之處，在於它以批判的態度看待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他以類似於赫勒爾的方法論證說：“只有從成熟的共產主義觀點出發去進行探討，才有可能”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只有從道德的（甚至是空想的）規範出發，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在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無階級社會特征的討論中，“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與“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已基本失去意義，而且看來也太簡單化了。發展到這樣一種社會，可能要經過許多階段，當前還不能預見，而且也許要經歷許多挫折和反覆。現在對大多數參與這場討論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存制度、實踐和規範作較深入的、經驗的、批判的研究，發揮他們固有的潛力，去發展馬克思的理想，並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規範進行更嚴密的探討（參看倫理；道德條目）。韋爾默爾在其論證中，反對“以經濟為基礎的解放的‘機械論’”，主張“必須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義、社會主義倫理以及‘社會主義覺悟’”包括在要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孕育的”社會主義要素之中（見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1年英文版，第121—122頁）。這些主張，只要適當考慮其具體的特征和問題，也可以同樣適用於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參看平等；社會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弗洛基米爾茲·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和政治學》，1973年英文版。
④ 費南多·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1975年英文版。
⑤ 阿格涅斯·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⑦ 斯坦利·穆爾：《馬克思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選擇》，1980年英文版。
⑧ 漢斯·彌勒：《“社會主義”一詞及其詞類的起源和歷史》，1967年德文版。
⑨ 斯維托紮爾·斯托揚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關於社會主義及其未來的批判》，1973年英文版。


競爭

　　對馬克思來說，競爭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和覆雜的範疇。一方面，它屬於資本本身的內在特性；離開了它，資本就難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正如羅斯多爾斯基（見“參考書目”④）所論證的，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大部分理論，是運用抽象的方法從競爭中推導出來的。羅斯多爾斯基甚至認為，只是到了《資本論》第3卷時，馬克思才有必要介紹競爭。在羅斯多爾斯基看來，在那以前，分析只涉及到與競爭中的眾多資本相對立的一般資本。羅斯多爾斯基的看法雖走得太遠，但卻澄清了這樣一點，即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的生產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不決定於在各階級內部出現的競爭。因此，人們常常認為馬克思把競爭所起的作用強調為是資本主義規律據以運轉或發揮強制作用的一種機制。正象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具體方面一樣，競爭本身也應從許多不同的覆雜方面去理解。以上這種理解，無論跟資產階級經濟學還是跟斯拉法（參看斯拉法條目）或新李嘉圖學派（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傳統內的馬克思主義，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因為這些理論從一開始就介紹資本家之間的競爭。

　　正是由於競爭如此覆雜，涉及到各個單個資本之間的最直接的關系，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的結尾部分最終下決心去系統地論述它，然而他的逝世卻使這一計劃未能付之實現。不過，《資本論》的各個部分以及其它文章，都多次談到競爭的意義；如果把這些拼湊在一起，我們就可以勾畫出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完整的看法。在通常的情況下，馬克思常常提到競爭過程造成的各種假象，並常常強調競爭造成的經濟關系的現象恰恰是它們的真正基礎的對立面。這種對立通常是由個體的經濟承擔者所采取的立場同他們所涉及的整個經濟關系相脫節造成的。比如，在使利潤率平均化的競爭中，價值和價格之間的轉換就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利潤似乎源於整個預付資本，然而利潤卻全部來自僅直接取決於可變資本的剩余價值。

　　在討論地產特別是地租時，馬克思揭示了價值的結構和價格形態，這對分析競爭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一經濟部門內部，每一個別資本的生產率的水平多少是不平衡的。聯合的個別價值水平將導致正常的價值或市場價值，從而使某些資本得到剩余利潤，而有些資本則形成虧損。部門內部的個別價值變動的幅度主要由業已積累的資本的不同規模來決定，競爭將促使那些低於正常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規模）的資本進行積累，並由此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確定為部門內部的標準。同時，其它資本則通過增加超出標準的預付資本來尋求剩余利潤，於是競爭就導致市場價值和使聯合資本達到最低限度的規模，其中一些資本的規模減小，另一些資本的規模擴大。在生產方面，競爭關系到剩余價值的榨取，不管這種榨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競爭的手段取決於資本規模的增加，不管這種增加是導致更大的協作還是導致分工，也不管勞動過程是否會由於機器和大工業的進一步采用和發展而發生變化。

　　在各個經濟部門之間，競爭將從市場價值考慮出發去形成生產價格（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價值與價格之間的這種關系，是以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性和形成年均的或正常的利潤率的趨勢為基礎的。在這方面，據馬克思看來，信貸制度的充分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使資金在各個部門之間進行流動（以及用於各個部門內部的積累）。

　　在最覆雜的情況下，市場價格會隨著支配供求的最直接的因素的變化而偏離生產價格，但這些因素多少是暫時性的。比如，工資的價值由於消費品價格的影響而偏離勞動力的價值，就包括在這些因素之內。一般可以這樣認為：價值、生產價格和市場價值之間的關系，分別與個別循環的三種資本形態，既生產資本、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是保持一致的。商品的總流通包括作為收入（工資和供資本家消費的利潤）的開支，而不只是作為資本的支出，而正是這一點說明了即使生產價格形成的結構和過程決定著市場價格的形成，市場價格也會偏離生產價格。

　　上述分析是從形態上進行的，因為它主要涉及的是資本積累中的競爭的邏輯結構和價格形成的過程，但是，馬克思還依據歷史基礎分析了競爭的形式，即分析了生產方式不同發展階段的占支配地位的不同機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來說，積累主要是通過資本積聚來實現的（參看資本的集中和積聚條目），當時利潤率趨於平均化的傾向還不起作用。商品一般是按其價值交換的，而競爭就是建立在市場對商品和勞動力的或大或小的限制基礎之上的。在較高的發展階段，即在通過集中進行積累的階段，價格形態由於信貸制度促進各個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里，馬克思含蓄地提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列寧在其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中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並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

　　列寧在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和其它文章中，都強調指出壟斷和競爭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物，隨著壟斷的發展競爭也在加劇。盡管存在著資本的集中，相應出現了卡特爾以及出現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相互滲透，但上述情況並沒有改變。然而，在現代馬克思主義內部，許多作家卻認為壟斷和競爭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前者的發展是以放棄後者為代價的。像巴蘭和斯威齊這樣一些作家（見“參考書目”①）甚至得出結論說，資本積累的規律因此受到了破壞，資本主義將經歷一個長期停滯的趨勢。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分析現已過時，它只適用於19世紀的階段。相反，人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關於競爭的理論，就其總體而言，恰恰是適合於壟斷資本主義確立所需要的那些條件的。




參考書目

①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② K.考林：《壟斷資本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③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④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⑤ J.威克斯：《價值與剝削》，1982年英文版。


消費

　　對人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的消費，是人類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社會的個人用以維持生存和進行繁衍的手段，即是人類從精神物質意義上（作為具有一定個性的人）上和從具體的歷史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作為具體歷史階段的一定社會形態的成員），用以維持生存和進行繁衍的手段。在資本主義即商品生產普遍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消費主要表現為對商品的消費，但有兩種消費不在此例，即對家庭內部生產的物品的消費和屬於自耕自足農業的消費。消費分為兩大部類：一是生產消費，它既包括生產者對消費資料的消費，又包括生產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消費；二是非生產性消費，它包括對一切不進入生產過程，不再參加生產的下一輪循環的商品的消費。非生產性消費，主要是由非生產階級（統治階級、非生產性勞力等）對消費資料的消費，以及國家的非生產性部門（軍隊和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對消費資料和投資設備的消費這兩種消費構成的。

　　消費既有生理上的因素又有歷史的因素。它們都同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需求方式”聯在一起，人的需求方式也屬於上述兩大部類的消費範疇。基本的生理需求必須同歷史所決定的需求區別開來，歷史決定的需求源於生產力的新發展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的力量關系的改變（消費品的“普及”和以前專供統治階級使用的服務的“普及”；參看勞動力價值條目）。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機械化的普及，商品種類的日益繁多和勞動力在生理和精神上日益受到折磨，消費品越來越為生產領域中的技術創新和變革所決定。因此，資本主義的消費愈來愈依存於資本主義生產。這既意味著消費範圍的不斷擴大，也意味著消費的質量有可能退化。總之，這表明，資本主義的企業在生產、分配和宣傳方面正日益操縱著消費者。

　　相反，在社會主義乃至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將日益由消費者來決定。消費者的需求得到自覺的表達（並由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優先生產的項目），這種情況將越來越決定生產的格局。為需求而生產將取代為利潤、為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而生產，即取代為生產而生產，因為基本需求一旦得到了滿足，積累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料（而且越來越沒有用）將不再是消費的主要目的。消費將變得更富於人的創造性即造就全面發展的人，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加豐富多彩（參看平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艾格尼斯·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矛盾

　　雖然這一概念可用作表示任何一種不和諧、緊張和壓力的比喻，但就人的（或一般有目的的）行動而言，它首先具有這樣一個特定的含義：表示滿足一極而犧牲另一極的任何一種情況，即表示一種受束縛或處於緊張的狀態。因此，內在的矛盾是一種雙重的束縛或自我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某個體系、作用物或結構S不再跟這一體系的規律R進行運轉，因為它是正在同另一個規律Rˊ進行運轉；或是這樣一種情況，即所從事的行動過程T將產生一個抵銷的、抑制的、不斷阻礙的或完全相反的行動過程Tˊ。形式的邏輯矛盾是一種內在矛盾，對主體來說它的後果在價值論上是不明確的，“A和－A”使行動過程（或信仰）尚待確定。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辯證的矛盾的特征既不同於（甲）排他的或“真正的”對立和沖突（康德的真正的排斥），因為它們的極限或兩極是互為前提的，結果構成了內含的對立；也不同於（乙）形式的邏輯對立，因為它們所涉及的關系在意義（或內容）上是依存的，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所以，對A的否定並不導致其抽象的取消，而是產生新的、更高的、範圍更廣的內容。與第一種對比相聯系的，是“對立統一”的主題，這是從恩格斯到毛澤東所主張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辯證法的特征。與第二種對比相聯系的，是“有限否定”的主題，這是從盧卡奇到薩特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的有聯系的辨證法。在這兩種情況下，辯證的矛盾在特征上都被認為是具體的。

　　在馬克思的成熟經濟著作中，矛盾的概念特別用於表示（1）邏輯上前後不一致或內在離題的理論上的反常現象；（2）外在離題的對立，如作為包含（相對）獨立起因的力量或趨勢的供與求的對立，它們以這樣一種方式互相影響以致其效果常常彼此抵銷——獲得暫時的或半永久性的平衡；（3）歷史的（或暫時的）辯證的矛盾；以及（4）結構性的（或體系上的）辯證的矛盾。

　　類型（3）的矛盾涉及起作用的非獨立起因的力量，因此，力量F常常導致這樣一種條件或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條件的產物，這種條件將同時或隨後產生往往阻擾、取消、瓦解或改變F的抵銷的力量F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資本的矛盾就是這樣一些矛盾的實例。這些歷史矛盾是以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矛盾（4）為基礎的，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一開始就為歷史矛盾的產生提供了形式上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具體的有用勞動與抽象的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商品的這種矛盾直接表現為相對價值形態與等價的價值形態之間的區別，並外化為商品與貨幣、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都是“辯證的”，這既包括（甲），因為它們構成了真正內含的矛盾，它們的兩極在本質上是互為前提的；又包括（乙），因為它們在體系上或本質上跟一種神秘化的表現形式相聯系的。

　　類型（3）和（4）的辯證的矛盾，在馬克思那里，既是以特定主體為基礎的，又是以經驗為基礎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中卻存在一條長期的批判路線（從伯恩施坦到科萊蒂）；這條路線認為辯證矛盾的概念實際上與（Ⅰ）形式邏輯，從而與有條理的論述是不相容的，而且或者與（Ⅱ）科學的實踐，從而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內含的矛盾，不論是在存在內部的（可用（甲）表示），還是在存在與思維之間的（可用（乙）表示）都既可作有條理的表述又可作出科學上的說明。只是當矛盾受到約束（不同於所描述的情況）時，才會違背無矛盾的原則；而假如思維包括在覆雜交錯的現實（不是假定的現實）之中，那末它的拜物教的或其它範疇上的神秘特性，就不包含科學上的謬見（參看認識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與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載《新左派評論》第93期，1975年英文版。
③ M.哥德利埃：《資本中的體系、結構和矛盾》（1966年），1972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協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專門用了一章來探討協作的概念。這一探討是在分析了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之後進行的。在這之後又依次考察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所經歷的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兩個階段的發展形式。協作本身加上分工，是聯系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抽象概念與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覆雜與分析的重要環節。在《資本論》第13章中，協作被簡單定義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資本論》第1卷，第36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一定義因其不以任何特定生產方式為轉移，而受到人們的注意。馬克思關於這一問題的許多觀察評論也是如此。比如，“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的局限，並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資本論》第1卷，第36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一般說來，馬克思關於不以特定生產方式為轉移的那些論述，通常都是從側重於協作的使用價值方面來考慮的。因此，他斷定協作形成的集體的勞動力量比同樣數量的單幹的個人勞動力量的總和要大。然而，從上述引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就其總的方面來說，協作也是從社會的角度，而不是從物化的角度來考慮的。而且，這一總的分析是同分析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特征聯系在一起的，即把協作當作生產者之間的一種（剩余）價值關系來研究的。在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中，協作雖然也為人們所知曉，但只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於可以得到數量眾多的雇傭勞動者，才能得到有計劃地利用。此外，競爭也使協作成為一種必要的手段，因為要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生產，就必須利用集體的勞動力量。因此，在競爭的條件下，僅僅考察資本主義的協作，就足以證明需要個別的和社會的資本積累，正如集體部分的勞動在使用生產資料方面會導致節約一樣。

　　就管理的特點來說，也可以從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方面來研究協作。協同勞動，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組織的作用，但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這種組織作用是同為榨取剩余價值而在勞動過程中利用有紀律的工人的行為完全攪在一起的。作為結果而產生的較大的生產能力，表面上似乎來自資本或資本家的力量並從而歸功於這種力量。這種情況往往掩蓋了作為（剩余）價值來源的勞動力所起的作用。






合作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雖然沒有系統論述過合作運動或特定合作生產結構意義上的合作社，但關於這一問題的介紹和對此所采取的讚同態度，比人們有時想象的要多。洛維特（見“參考書目”①）對這些曾作過有益的核對和整理，以下就是他所提到的主要論述。

　　我們可以把洛維特提到的歸納為幾個要點。首先，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並沒有考察作為實際存在的或作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生產方式（“聯合的生產方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頁）基層單位的合作社本身，但在一般展望工人階級解放時卻總提到它們。第二，“空想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旨在表述合作社或合作的術語。合作的概念本身沒有受到指責，只是譴責它的各種失真的形式。比如，普魯士的由國家提供支援的合作社，以及拉薩爾把它們作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辯護，都受到了馬克思的抨擊。合作商店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表面上的膚淺的事物，除非它們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內部的生產性聯合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通過工人階級的活動使“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國家政權）轉交給生產者本身。在馬克思看來，合作社是對雇傭勞動的否定。就其肯定的形式而言，“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正如資本主義曾使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成為過時的東西一樣，也可以使“雇傭勞動”成為一種陳舊過時的勞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3頁）。但在資本主義內部，合作社的各種形式必然帶有舊制度的殘跡和包含著新制度的萌芽。然而，這種自相矛盾的表述，是在推薦合作而不是從反面陳述取消它的理由。《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就明確地宣布了關於這一問題的主要觀點。合作運動業已是一個“重大的事實”，它代表了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更大的勝利。它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表明雇主階級並不是大規模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合作運動在1848年到1864年期間才得到了許多假朋友的支持，那些“資產階級的慈善空談家”切望利用它達到自己騙人的目的。必須反對這種現象，正如必須反對任何狹隘和自給自足的傾向一樣。只要合作勞動不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發展，它就永遠也不可能擊敗壟斷勢力。只有政權才能使合作勞動擺脫“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範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3頁）。

　　馬克思不能容忍那些看不到資本主義已陷於重重矛盾的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切都能適應其繼續存在的。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馬克思堅持認為在工人階級的實踐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可以看到（部分）共產主義的事物。他此時所談到的合作工廠就是一個例子。由於他的這些看法在後來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只有通過引文來強調這一點。“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頁）。馬克思認為，從政治觀點來看，通過公社社員們的合作形式這一點本應很清楚。但是：“說也奇怪，雖然近六十年來寫過和講過不少關於工人解放的話，可是只要工人們在什麽地方斷然當家做主，那些替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勞動……對立的現代社會辯護的人，立刻就彈起辯護的調子來反對他們。仿佛資本主義社會還處在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仿佛它的對立現象還沒有發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還沒有被揭穿，它的淫亂的實況還沒有盡行暴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

　　從工業觀點來看，勞動者的合作工廠本身就體現了類似工人階級創造的、現在——未來、外在——內在的或物質的辯證法，因而體現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概念的特征。馬克思說，這些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有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7—498頁）（參看委員會；自我管理條目）。




參考書目

① T.洛維特：《馬克思與合作運動》，1962年法文版。


公司

　　參看股份公司條目。


委員會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只有一次運動預示了20世紀的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這就是巴黎公社。象後來的運動一樣，巴黎公社也是自發產生的，並代表了大眾權力的極端民主形式，馬克思稱讚它為革命運動開創了一個新階段。

　　第一個蘇維埃是1905年10月在聖彼得堡建立的。它雖然只具有地方色彩，而且存在的時間也很短，但參與建立的主要人物之一托洛茨基認為它在1905年的革命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托洛茨基說：蘇維埃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開展政治罷工和示威，武裝工人並保衛人民不遭集體迫害。他斷言蘇維埃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形式”，因為它不象大多數西方民主政體那樣有什麽上下議院。它避免了職業上的官僚主義，選民有權在任何時候罷免他們的代表。它是以工廠中的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它的權力實際上是“萌芽中”的工人政府。

　　盡管蘇維埃在1917年革命中顯得十分重要，但無論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都沒有寫過一篇總的理論文章來把它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形式加以論證。特別是列寧，從比1905年廣泛得多的基礎上，把蘇維埃看作似乎是一種可以實現奪取政權和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手段。但由於蘇維埃當時受到了孟什維克的影響，列寧撤回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並尋求其它的組織手段——比如比較窄的僅以雇傭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工廠委員會——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在所有這些策略的變化中，列寧關注的是強調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的必要性，並尋求一種能取代資產階級國家和指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國家形式；而在這一爭論中，列寧認為自己只是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比如《國家與革命》（1917年）基本上就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肯定。在1917年9月和10月，隨著蘇維埃恢覆其革命性，列寧才把它看作是新型的國家政權的體現。在1917年革命前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見“參考書目”⑨）中，列寧宣布蘇維埃是新型的國家機構，“它有工農武裝力量，並且這個武裝力量不是象過去的常備軍那樣脫離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極密切的聯系……”（《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頁）。他強調指出，這種國家機構比以前任何國家機構都民主得多，因為它能阻止職業政治家的官僚主義的滋長，它能把立法的職能和執行的職能授予選出的人民代表。同無政府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相反，列寧極力主張蘇維埃政權實行集中制。

　　在整個1917年革命過程中，托洛茨基對蘇維埃問題的看法雖與列寧有相同之處，但他卻把這一期間存在的局面看作是一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或者是資產階級將主宰舊的國家機構，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只對國家機構作些枝節性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將最終被摧毀。或者是蘇維埃成為新型國家的基礎，這將既摧毀舊的政府機構，又摧毀舊的政府機構為之服務的那些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之後，列寧則經常強調蘇維埃政權與資產階級民主的不可調和性，認為前者是工人階級政權的直接反映。因此，在贏得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包括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之後，列寧就解散了立憲會議，並為這一步驟進行了辯護，說蘇維埃與資產階級國會相比，是更高級的民主形式。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見“參考書目”⑩）一文中，他又為區分兩種類型國家的另一個標準提供了依據：“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一，選舉人是被剝削勞動群眾，排除了資產階級”（《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83頁）。

　　在工人委員會的問題上，列寧和托洛基茨代表了極端左翼的立場，但在1918年後席卷中歐和西歐的、工人委員會在其中起著很大作用的革命浪潮中，他們的觀點就不怎麽流行了。這一期間，出現了另外兩種政治立場。由德國的艾伯特和柯亨這樣一些人所代表的是右翼立場，他們兩人同馬克思主義聯系甚少，認為委員會只是臨時行使職權的機構，一旦建立了議會民主機構，就應加以取消。最具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是考茨基和阿德勒這樣一些“中派”人物的主張，他們力圖把上述兩種極端的立場調和起來。在《無產階級專政》（見“參考書目”⑥）一書中，考茨基雖然承認蘇維埃是我們時代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但他又強烈地反對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反對他們力圖把蘇維埃理解為政府機構，因為蘇維埃到那時為止一直是階級的戰鬥組織。他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把資產階級成員排除在蘇維埃之外的做法，理由是這在德國將意味著要剝奪許多人的權利；同時排斥的標準是很不明確的；而且排斥反對者勢必妨礙無產階級的政治階級意識的形成，因為這會使無產階級得不到任何政治鬥爭經驗。最後，他認為布什維克建立的蘇維埃必將成為無產階級內部的一黨專政。

　　以上提到的所有的作家，都是從直接的政治問題入手來考察蘇維埃形式的，而葛蘭西則對委員會的性質作了較多的理論分析，雖然這種分析有時帶有烏托邦思想的傾向（見“參考書目”⑤）。他對委員會同其它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的關系也進行了思考。工廠委員會（葛蘭西把它等同於蘇維埃），不僅是進行階級鬥爭的組織，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國家的模式。無產階級國家機構固有的一切問題都是工廠委員這種組織所固有的”（見“參考書目”⑤）。要把這些機構連結起來，並使之納入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等級制中，就必須創造一種真正的工人民主制，準備取代資產階級的一切行政和管理的主要職能。其它的無產階級組織形式都不能適應這一任務。工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不可能接替管理那種社會，它們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競爭，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它們所組織的不是作為生產者的工人，而是出賣商品勞動力的雇傭工人。

　　工人委員會（相當於蘇維埃）具有政治的方向，應將它同工廠委員會（相當於勞動委員會）相區別，工廠委員會關切的是各個個體工廠的經濟管理。它主要被看作是實現“工業民主”的工具。這是包括悉尼·維伯和G.D.H.科爾這樣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和科爾施及鮑威爾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們所主張的概念。鮑威爾的觀點如下：

　　“成立了工廠委員會，我們就在工廠中實現了君主立憲制。合法的統治權就由象世襲的君主那樣支配企業的老板與起議會作用的工廠委員會共同分享。超越了這一階段，就可邁向共和制的工業政體。老板消失了，對工業的經濟指導和技術指導就委交給管理委員會”（見“參考書目”③）。倫納則揭露了上述看待工廠委員會政治前景的烏托邦觀點中所固有的困境（見“參考書目”(11)）。他指出建立在工廠委員會基礎之上的民主只能代表有限的和局部的共同利益，而不同階級或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只能用政治手段——即政治民主而不是用委員會的專政來解決。因此，他認為經濟民主是對政治議會民主的補充；工廠委員會只是經濟民主的一種形式，這種民主在英國已經通過其它的形式（如合作社、工會等）取得了成功。

　　在中歐的革命失敗以及蘇維埃在蘇聯的重要性下降之後，就很少有理論作品探討委員會的意義了。只有荷蘭的潘涅庫克的國際共產黨人和馬蒂克的委員會共產黨人團體例外，後者跟科爾施有聯系。這兩個團體認為委員會在政治革命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這種作用比以前任何理論家所認為的都要大，它們還把蘇維埃政權看作是革命勝利的標志。因此，它們批評蘇聯沒有維持委員會的權力。它們傾向於把委員會看作是特殊的工人階級政權形式，看作是一種不應使其服從革命政黨指示的自發的工人階級組織形式。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民主制和議會制》，1917年德文版。
② 奧斯卡爾·安威勒：《蘇維埃——俄國的工農兵委員會（1905—1921年）》（1958），1974年英文版。
③ 奧托·鮑威爾：《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1919年德文版。
④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年）》，1977年英文版。
⑥ 卡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1919英文版。
⑦ 卡爾·科爾施：《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年德文版。
⑧ 同上作者：《社會論文集》，1969年德文版。
⑨ 弗·伊·列寧：《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1917），1964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1965年英文版。
⑪ 卡爾·倫納：“民主和委員會制度”（1921），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信用和虛擬資本

　　就其最簡單的形式而言，出售商品就是用商品來交換貨幣。然而，商品出售者可以同意購買者用今後的付款承諾來代替貨幣本身。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出售者就向商品購買者提供了信用（信貸），在付款承諾兌現之前，他們便開始了一種作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新關系。債務人通過貨幣轉撥來跟債權人結帳，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就起了支付手段的作用。但在十分發達的信貸制度中，債務人常常用其他的當事人的付款承諾同債權人結帳。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付款承諾可以互相抵銷（比如A欠B1000美元，B欠C1000美元，而C又欠A1000美元，那末其債務就可以簡單地互相抵銷），而無需使用貨幣。在信貸交易集中的大的商業中心，由於可以互相抵銷信貸，貨幣只調節少量價值的轉撥。

　　因此，信貸在商品的流通和價值的轉移中可以代替貨幣。信貸減少為保持有價的商品貨幣所需的費用，加速資本的周轉。銀行為資本主義企業集中信貸。個體資本家彼此提供信貸，不僅會引起清帳所需要的費用，而且還要擔當信貸交易中所固有的風險，因此，他們總是以存款的方式把信貸轉入銀行，並以借款的形式按照自己的需要從銀行提取出來。此外，銀行也可以通過認可或“接受”個體資本家的付款承諾達到同樣的目的。如果原付款承諾人違約，則要擔保用銀行的資金賠償。這種辦法將用銀行的信貸取代原債務人的信貸。最後，銀行還可承兌私人付款承諾並在交易中簽發其本身的付款承諾（銀行券）。銀行以高於它自己借款時所付的利率進行放款，或在承兌的情況下，通過對私人付款承諾進行“貼現”，以低於其票面價值買進這些付款承諾，並按其票面價值來收帳。

　　信貸的發展將導致一系列不穩定的潛在的相互制約的金融因素，因為每一個當事人為向其債權人支付，都指望自己的債務人向自己支付。然而，舉例來說，由於出現危機，商品銷售下降，而導致一筆重大債務不能償付，就可能爆發信用危機或信用恐慌。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當事人都會力圖把信貸變成貨幣，並要求以貨幣支付（參看經濟危機條目）。由於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這種壓力先是引起利率急劇上升，接著就導致最弱小企業的破產和對它們的兼並。

　　馬克思把促進商品的購買和銷售的信貸同資本貸款進行了區分，因為資本貸款不包括商品的購買。資本放貸人是把貨幣交給某個資本家借款人，其目的是要以利息的形式分享由於使用這筆錢進行生產而得到的剩余價值（參看金融資本和利息條目）。實際上，商品買賣的信貸交易和資本貸款的交易在形式上是類似的，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中，兩者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同一個機構，比如銀行，就常在這兩種業務中起中介的作用。

　　特殊形式的資本貸款也可以形成虛擬資本。在某個資本主義企業的合作或合股的組織形式中，企業的所有權及其資產是以可轉讓的股票投入的，其中的每一股都有得到這個企業剩余利潤的權力（參看資本和收入的形式條目）。這些股票的原持有人把實際貨幣投入企業。如果原持有人賣掉這些股票，則付給他們的貨幣就不進入該企業的資本循環，而僅僅只是出售者的收入。企業繼續使原投資本周轉，但這種原投資本已由企業不斷積累的資本所創造的各部分剩余價值增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股份所有權就代表從企業的剩余利潤中獲得一定數量的收入的權力。貨幣持有者或者可以放出自己的錢從中獲得一定的利息，或者可以購買股票從中分得一定的紅利。如果剩余利潤量同利息量相比風險較大，則股票價格的確定應使其象投資一樣具有吸引力，與放款競爭。但是股票的這種價格可以超過實際投入該企業的資本的價值。馬克思把這種超出部分叫做虛擬資本，因為它是與實際參與企業生產的資本價值不一致的股票價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假定一家既沒有要償還的債務又沒有要交納的稅收的企業，擁有1億美元的資本，年平均利潤率達20%，那末每一年就可獲得2000萬美元的利潤。假定有100萬張已售出的股票，那末其中的每一張股票都有權每年獲得20美元的利潤。如果放款的利率為年利5%，而股息量的風險就使投資者要求股票的收益為年10%，那末每一張股票就按200美元作價，結果100萬張股票價格就成了2億美元了。馬克思把股票價格比1億美元的實際資本超出的那1億美元，叫做虛擬資本。

　　一般說來，每當金融市場以上述方法把人們的大量收入“資本化”時，就會出現虛擬資本。比如，國債就相當於沒有資本的投資，而完全是對某些固定部分的稅收的一種預支。然而，金融市場卻把國債看作似乎是一種生產性投資，並按照與放款的利率來為其確定資本的價值（參看金融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犯罪

　　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有幾篇談到犯罪的文章。首先，犯罪被分析為階級社會的產物。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就論證說，工廠生產的擴大所引起的英國工人的墮落，使他們喪失了意志，並無情地導致了犯罪。貧窮是動因，而家庭生活的惡化則使兒童不能受到適當的道德教育。恩格斯還指出，犯罪是個人對壓迫的一種反抗，但這種反抗難以收效並易於受到鎮壓，因此，工人不久就求助於集體的階級鬥爭形式。但這些集體反抗所培育起來的階級仇恨仍引起某些個人主義的犯罪形式。

　　在其它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愛北斐特的演說》、《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把犯罪歸罪於資產階級社會的競爭，這種競爭不僅導致貧窮的工人的犯罪活動，而且導致欺詐或其它的騙人的勾當。馬克思引用法國和費城的犯罪統計資料來論證說犯罪與其說是一個國家的特定政治制度的產物，不如說是“一般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環境”的產物（“資本的懲罰”）。

　　從上述犯罪因果觀可以看出，鎮壓的治安措施並不能消滅犯罪，而只能抑制犯罪。要根除犯罪就必須徹底改變社會狀況。文明的提高已減輕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但卻增加了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共產主義社會，由於滿足各個個人的需求，消滅了不平等現象以及消滅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將“徹底鏟除犯罪的根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頁）。馬克思後來指出，工人階級在巴黎公社執政期間，實際上就消滅了犯罪（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4—385頁）。

　　荷蘭社會民主黨人威廉·A·邦格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位既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受非馬克思主義實證論影響的刑法學家）通過論證資本主義的競爭引起利己主義——損害他人、追求個人的自我利益，而對資本主義與犯罪之間的聯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雖然對社會有害的自私自利的行為在一切階級中都可以看到，但統治階級的政治實力地位卻使它的特定的剝削行為至少不被完全看作是犯罪行為。因此，犯罪統計上所提到的全都是工人階級的犯罪活動。他認為，只有當社會主義消滅了利己主義的社會根源，犯罪才會消失。最近，馬克思主義關於犯罪的分析，力圖把從屬階級中的犯罪行為看作是對階級統治的一種順應，或對階級統治的一種反抗；統治階級的犯罪行為則被認為是進行階級統治的手段。隨著一定社會形態的階級關系的變化，犯罪的方式也在變化（見“參考書目”⑥、⑦、⑧、⑨、(11)和③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義關於犯罪文獻中的第二個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的刑事審判。這種批判的一個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法律實施，不能實現其本身所宣稱的公平和不偏不倚的理想。恩格斯於1844年發表在《前進報》上的幾篇文章，就指出英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比如陪審員要具有財產資格）只對富有的階級有利。在執法過程中實行令人反感的歧視，這在美國的基本犯罪學中一直令人注目。批判的另一個方面，是刑事審判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就著手了這一批判。馬克思後來在《人口、犯罪和赤貧現象》一文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一點；他在這里批判了統治階級對其治罪行為所進行的頭頭是道的辯護，即批判它的抽象性和不能把犯罪放到導致犯罪的具體社會環境中去考察。最近的一些著作，通過分析犯罪學對犯罪的因果關系、犯罪的控制對策的解釋以及大眾媒介對犯罪的描述，而批判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⑥、⑦、⑩、(11)、(12)）。

　　另一方面，對刑事審判的批判，則是抓住犯罪管理的政治經濟形式。魯舍和基爾希海默（見“參考書目”(13)）從勞動管理的角度，闡述了從中世紀到20世紀的治罪慣例的歷史變革。在勞動不足的時代，刑罰機構（監獄、勞動教養院、苦役船等），可以以低價向雇主或國家提供穩定的強制勞動力，而在勞動過剩的年代，懲罰則可用來控制可能爆發的過剩人口。雖然這一直被當作經濟主義（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受到批判，但這種分析在當代卻被人們所發展和提高，用以說明建立少年法庭、監獄和警察的起因以及隨後對這些所進行的改造，而且以這種形式出現的治罪方針的短期變化與商業周期有關。昆奈（見“參考書目”⑤）則沿著某種不同的方向，暗示犯罪會促成國家的財政危機。國家要維持其合法性，就必須增加其控制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而滋長的犯罪的費用。當國家這樣做時，它的確保其繼續積累的資本能力就會受到威脅。因此，犯罪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是糾纏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關於犯罪的第三個主題，是對刑法的分析和批判，在這里就不再進行考察了。

　　馬克思本人對犯罪的某些評論，所涉及的問題與上述三點無關。在《剩余價值論》的帶有諷刺性的一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冊，附錄“關於一切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的辯護論見解”），探討了犯罪的社會後果。在評論一切有報酬的職業都是有益的主張時，馬克思指出，按照這個標準，那末犯罪也是有益的，因為它導致警察、法庭、劊子手乃至講授刑法的教授的出現。馬克思接著說，犯罪使資產階級生活不那麽單調，並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提供了情節。它使失業勞動者離開了謀職的市場，並使其他人得以被雇傭來從事執法，從而防止競爭把工資壓得太低。從推動防範工作這方面來看，犯罪還促進了技術的發展。在這里，馬克思為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分析社會生活中的越軌行為與正常行為之間的覆雜的相互關系留下了伏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官方提供的逮捕和審訊的數字當作有效的犯罪指數，但在《人口、犯罪和赤貧現象》一文中，馬克思指出這些統計數字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定罪方法的專橫性。他認為，動不動就訴諸於刑法的做法，既可能治罪，又可能致罪。這一段話對於現時代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出發來確定越軌行為的任務，是有啟示的。




參考書目

① 威廉·A·邦格爾：《犯罪行為與經濟狀況》（1905），1916年英文版。
② 莫林·凱恩和艾倫·亨特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1979年英文版。
③ 戴維·F·格林伯格編：《犯罪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犯罪學讀本》，1981年英文版。
④ 保爾·菲力普斯：《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和法律》，1981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德·昆奈：《階級、國家和犯罪》，1977年英文版。
⑥ 伊恩·泰勒、保爾·沃頓和喬克·揚：《新的犯罪學——關於不法行為的社會理論》，197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批判的犯罪學》，1975年英文版。
⑧ E.P.湯姆森：《輝格黨人與搜捕者——恐怖法令的起因》，1975年英文版。
⑨ 道格拉斯·海等合著：《阿爾比安的致命之樹——18世紀英國的犯罪與社會》，1975年英文版。
⑩ 弗蘭克·皮爾斯：《強者的犯罪——馬克思主義、犯罪和不法行為》，1976年英文版。
⑪ 斯圖亞特·霍爾：《對危機的警戒——搶劫行兇、國家、法律和秩序》，1978年英文版。
⑿ 迪恩·克拉克：《馬克思主義、司法和司法模式》，1978年英文版。
⒀ 喬治·魯舍和奧托·基爾希海默合著：《治罪與社會結構》，1939年英文版。


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馬克思主義者在傳統上認為危機是社會運轉的規律發生了故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故障被認為是由積累進程導致的，而積累進程則取決於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參看經濟危機條目）。但必須劃清局部危機或局部衰退與導致一個社會或社會形態的變革的危機界限。前者是指象商業—政治周期這樣一種現象，它意味著繼表面上不斷繁榮的景氣後出現的經濟活動急劇下降，這是資本主義的慣常的特征。後者是指一個社會的基礎或有機規律遭到破壞，也就是說，那些決定著經濟和政治活動（除了其他活動以外）的範圍、限度及其變化的社會關系遭到腐蝕或破壞。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機規律等同於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並且把這種社會的根本矛盾表述為社會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假定馬克思的看法是正確的，那末就會提出以下的問題：過去百年來的事件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據以支配社會動態的方式？危機的邏輯是不是已由受危機困擾的增長和不穩定的積累的發展方式變成了一種根本不同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它對社會鬥爭的形式又產生了什麽後果？

　　馬克思準確地預見了一切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密集工業和資本更加集中的方向發展的總趨勢。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證明了企業和實業是如何逐漸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的（見“參考書目”③、(15)）。雖然根據許多部門（競爭的和壟斷的私營部門，剩余勞動部門和國營部門）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是有益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許多企業和實業的命運是相互聯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網狀體系頂多只能確保脆弱的經濟平衡。經濟生活的任何失調或混亂，都可能潛在地浸透整個體系。比如，一個大企業或銀行的破產就會影響到許多貌似健全的企業、整個共同體乃至政治的穩定。因此，如果當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秩序要得到維持，就需要有國家的全面幹預。從這個角度來看待20世紀的國家活動的發展，擴大“幹預主義的機制”就應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體系內部的變化所導致的日益廣泛的影響（政治商業周期的低潮和高峰時期的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和（或）外部因素的沖擊（比如，由於國際政治事件而導致原材料短缺），都必須認真地加以對付。

　　調節經濟活動和保持發展的長期企圖，即與凱恩斯和財政貨幣管理思想密切相關的企圖，已使國家的幹預深入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國家的幹預本身已造成了許多困難，這些困難表明，即便某些特定的國家在本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成功地把經濟波動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那也只是靠把問題和潛在的危機往後拖延而實現的（見“參考書目”④）。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各個政府和國家都要承擔越來越大的生產成本份額。此外，政府和國家為實現其越來越多樣化的作用，也不得不擴大其官僚結構，從而增加了內部的覆雜性。這種日益增加的覆雜性，反過來又需要加強合作，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國家的預算。國家必須通過稅收和從資本市場上借款為自己籌措資金，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這會妨礙積累進程和危及經濟增長。這些抑制性因素已造成幾乎永久性的通貨膨脹的局面和公共財政危機（見“參考書目”⑦）。如果國家不能在它所碰到的制度上的抑制因素範圍內提出適當的政策戰略，結果就很可能形成一種使政策和計劃不斷改變而又不斷遭到失敗的局面（見“參考書目”①）。這些問題有深刻的結構上的原因，所以象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右翼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扭轉其發展進程。

　　人們對這種情況的政治後果一直有不同的解釋，哈貝馬斯（見“參考書目”④）和奧菲（見“參考書目”⑧）論證說，即使各種經濟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不導致戰爭和使當前一直存在的核災難威脅變成現實，西方的階級民主政體也會面臨日益深化的合法性危機。國家將陷入種種矛盾，對經濟的幹預雖不可避免，但對經濟實行政治控制卻要冒向整個社會制度的傳統合法性基礎——即只有各個個體在競爭的孤立的條件下活動以及在最低限度的國家幹預的情況下追求自己的目的，才能恰當地實現集體目標的信念——進行挑戰的風險。國家對經濟和其它領域的幹預，會引起人們對選擇、計劃和控制這樣一些問題的關注。“國家的手”比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要明顯並較易於看破。一般的居民會認為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被政治化了，即落入國家（通過政府）的潛在控制範圍。這一發展，反過來又對國家提出比以往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參與審議各種決策。如果這些要求在可供選擇的範圍內得不到滿足，那末國家也許就會面臨“合法性危機”。尤其是關於收入、關於控制工作場所、關於國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及質量的鬥爭，也許會超出現存經濟管理和政治控制的制度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排除要求根本變革這種制度的可能性。但這種變革不可能起因於象舉行起義來推翻國家政權這樣的事件，而可能是一個不斷腐蝕現存制度的再生能力和逐漸出現替代制度的過程。

　　那些擬訂這一方案的人，傾向於削弱使人們的社會經驗破碎化、原子化，從而個人主義化的各種社會力量。象差別工資結構、長期通貨膨脹、政府財政危機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它們把經濟危機的影響分散到諸如消費者、老年人、病人和中學生這“類”人身上去——這些因素都是旨在不斷分裂階級反對陣線並使其變得難於理解的一系列覆雜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參考書目”⑤）。這些趨勢的一個突出之處，就是在許多西方社會中出現了所謂的“合作安排”。國家在力圖維持現存秩序連續性的過程中，有選擇地支持那些默許和擁護對國家說來極為重要的集團，壟斷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工。這些“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集團”（工會或行業同盟）的代表將日益介入，與國家的代表一起，通過完全非正式的、議會外的協商程序，來共同解決影響政治安定的威脅性因素，以增進他們的集團的利益（見“參考書目”(12)、⑩和⑧）。這樣，在那些強大的集團之間便實現了“階級妥協”（見“參考書目”⑥）；但這卻是以犧牲如老年人、病人、非工會成員和非白種人的脆弱團體的利益，以及犧牲那些在經濟上不再重要、只有“日趨衰落”產業的脆弱地區的利益為代價的。因此，社會鬥爭的主要陣線可以不斷地被分化。在這些情況下，政治後果依然是不確定的。

　　但是卻存在著可能加劇嚴重危機的重大趨勢。這種合作安排所反映的對統治集團的偏袒和三方在討價還價後所達成的協議內容，將影響較脆弱的團體對選舉和議會制的支持，而這種支持也許是政權生存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安排會影響群眾對在傳統上疏導沖突的各種制度的接受，比如政黨制和集體交涉的慣例。因此，這種新的安排也許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反對現狀的運動的形成。這些反對現狀的運動的基礎就是那些被排斥在重大決策進程之外的人，如車間工人和工人代表、關心生態問題的人以及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見“參考書目”⑨）。

　　然而，不能把上述趨勢理解為可以不受國際條件和壓力制約的東西。資本主義世界的產生離不開國際市場，而且越來越依附於國際貿易。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所無法控制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聯系的覆雜性（見“參考書目”(14)），在先進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對稱的經濟發展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將可能加劇關於誰是經濟世界的中心、誰是邊緣以及誰控制什麽樣的資源這樣一些鬥爭。不應忽視的是，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所具有的高度偶然的、固有的危險性質，這種危險性質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雖就存在了，但卻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刻影響（見“參考書目”(11)）。

　　因此，為了理解當前的危機趨勢，就必須有區別地分析制約當代社會政治並構成其背景的國際形勢。恰恰是國家舞台的各種進程和事件——特定國家形式的危機，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出現，各個政權、政黨以及經濟制度之間的沖突——與國際形勢發展的相互交錯，業已成了影響社會有機規律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危機的主要決定因素（見“參考書目”(13)）。但是，還很難看出這樣一種說明如何能采取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規定的形式及其所強調的重點。如歷史是生產力的逐步累積的產物，或歷史是各個社會通過階級鬥爭逐步演變的產物（見“參考書目”②）。各個社會內部和它們之間的發展，似乎已突破了這一概念圖式的界限。




參考書目

① 邁克爾·貝斯特和威廉·康諾利：《政治化了的經濟》，1976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③ A.R.L.古蘭德：《國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技術發展趨勢和經濟結構》，1941年英文版。
④ 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⑤ 大衛·赫爾德：《危機趨勢、合法性和國家》，載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合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⑥ 大衛·赫爾德和喬爾·克里格合著：《國家理論——某些對抗性的主張》，載斯蒂芬·波恩斯坦等編《資本主義歐洲的國家》，1982年英文版。
⑦ 詹姆斯·奧康納爾：《國家的財政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⑧ 克勞斯·奧菲：《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問題》，197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由民主黨政治中的形式與內容的脫節》，1980年英文版。
⑩ L.潘尼特：《自由民主制中的社團主義的發展》，1977年英文版。
⑪ 吉安弗朗哥·波吉：《現代國家的發展》，1978年英文版。
⑿ P.C.施米特：《西歐的利益調介方式和社會變革模式》，1977年英文版。
⒀ 泰德·斯科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年英文版。
⒁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1974年英文版。
⒂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批判理論

　　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

　　在19世紀的最後一個10年中，就開始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系統的批判性的研究了。在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批判性評論似乎是阿道夫·瓦格納的《國民經濟的一般特性的或理論性的學說，第一部分：基礎》的第二版（1879年）所提出的，馬克思本人（1879—1880年）對此已作了回答。但較重要的批判性的探討是1894年《資本論》第3卷出版後展開的；著名的有威爾納·桑巴特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批判》的長篇評議（1894年）和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年）。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的批評家們把這一學說的邏輯連貫性作為自己的評判標準。龐巴維克是那些企圖破壞這一學說、迎合新古典經濟學的人的代表，而馬克思主義者（如希法亭）則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對付他的批判。斯蒂德曼則代表了這樣一些批判者，他們的批判雖然很有力，但批判的企圖卻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見“參考書目”(25）；他把斯拉法提出的框架（對新古典學派經濟學批判）運用於評價馬克思的邏輯，但結果卻為拋棄馬克思理論的整個結構提供了論據。批判的主要方面，一直是馬克思關於價值、利潤來源以及利潤率趨於下降的各種理論；這些都是精心挑出來的靶子，因為它們都是馬克思經濟學說整個體系的核心。

　　馬克思關於價值並把它與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聯系起來的概念，常常招致這樣的批判：即認為把勞動看作是使商品在交換中具有共同尺度的因素，是武斷的（見“參考書目”②和⑤）。人們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入對“轉化問題”進行攻擊，並把這個問題解釋為馬克思宣稱能夠揭示價值與生產價格（及剩余價值與利潤）之間的關系。批判者們認為，生產價格是一個可以觀察得到的範疇，而價值論在解釋經驗現象時是否有效，取決於它是否能夠（或必然）形成這種價格。波特基維茲論證說馬克思本人的量的解決辦法是不完全的（見“參考書目”③），而他和後來的作家（見“參考書目”⑥和(23)）則提出了替代的解決辦法。斯蒂德曼認為薩繆爾遜關於價值是通向生產價值的道路上的“無謂的迂回”的說法（1971年）是對的，因為在斯拉法的體系（或季米特里耶夫和波特基維茲的體系）中，價值和價格都分別直接源於實際的投入材料。這一觀點得到了相當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參看“參考書目”⑦和(26)）

　　《資本論》中的價值概念能使馬克思把剩余價值當作利潤的基礎來分析。然而，斯蒂德曼證明說，在他本人的體系中實際剩余價值並不是實際利潤的必要條件（如果存在固定的資本和聯合生產的話）；根據森島的說法，則需要有一種不同於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如果剩余價值不是利潤的源泉（或它的必要條件），那對利潤的解釋就必然會超出馬克思的理論範圍。龐巴維克針對馬克思的說法而斷言：利潤來自於生產資料的生產能力和資本家對於時機的選擇；利潤是對等待的一種報酬。這種理論依然是以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為核心的。而熊彼得（見“參考書目”(22)）則放棄了價值論，把源源不斷的利潤與創新及企業家的能力等同起來，同時批評馬克思忽視了企業家在資本主義中的恰當作用。

　　除有關利潤來源的理論外，支配利潤運動的規律（對馬克思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規律”），也引起了爭論，即認為據以推論出利潤率趨於下降規律所運用的邏輯是錯誤的。一般說來，許多作家都特別提到馬克思的假定不足以得出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經驗預見（依據價值或生產價格來計算），某些作家還由此認為馬克思的規律沒有實質內容（見“參考書目”(13)）。置鹽提出了一個更為尖銳的、顯然是反駁馬克思關於技術進步作用設想的批判，這一批判力圖證明如果不是實際工資上升的話，資本家對新技術的選擇決不可能導致利潤的下降（見“參考書目”(19)），而希梅爾韋特（見“參考書目”(12)）和斯蒂德曼（見“參考書目”(25)）則把上述企圖納入斯拉法的體系（參考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

　　雖然這些批評涉及到馬克思論證中邏輯上的失誤，但一般說來，只有運用不借助於馬克思抽象方法的理論結構（比如斯拉法的結構）才能揭示這種失誤（參見法恩和哈里斯合著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然而，批評者凱恩斯就不肯承認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系。他曾指望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解開經濟之謎的線索”，但他卻寫道：“我所能發現的只不過是過時的爭論精神”（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納的信）。實際上，馬克思在抨擊薩伊定律和貨幣數量論時，已為凱恩斯埋下了伏筆，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持同情態度的左翼凱恩斯主義者卻拋棄了馬克思命題的理論基礎。比如，瓊·羅賓遜就認為“他依據價值概念所表述的重要思想，如果不用價值概念可以表述得更好”（見“參考書目”(21)）；她還拋棄了馬克思有關剝削和剩余價值的概念。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學派的和斯拉法主義的批評者們的批判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論不是多余的就是錯誤的。

　　在社會學方面，這一現代學科的兩位奠基之父——麥克斯·維貝爾和埃米爾·杜爾凱姆——所闡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的。這在維貝爾的著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他不僅選擇十分近似於馬克思論述過的那些問題來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社會各階級和勞工運動的意義，現代國家和政權的性質），而且明確地（雖然很簡單）批判了“唯物史觀”。根據卡爾·勒維特的說法，可以認為馬克思和維貝爾主要關心的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類命運問題，不過一個是從“異化”角度來解釋，另一個則是從“理性化”的角度來解釋（見“參考書目“(16)）；他們各自的社會科學概念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實際社會區分是一致的。維貝爾對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總的批判，是認為以一種特定的價值傾向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構成歷史的一種可能存在的前景，而其它的前景同樣是可能存在的；他通過揭示宗教觀念（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可能起的重要作用來具體說明這一點；但是他也堅定地表示，他並不打算用同樣片面的“唯靈論的解釋”去取代片面的“經濟的解釋”（見“參考書目”(27)）。在其詳盡的探討中，維貝爾通過強調地位集團的作用而沖淡了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沖突是最重要的觀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從而使他的政權觀接近於傑出人物論思想家的觀點，雖然他特別強調民族國家的獨立作用（見《經濟和社會》（1921），1968年英文版）。維貝爾還特別重視官僚主義的病態現象，並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部分批判置於這樣一個論點基礎之上，即社會主義運動與其說是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不如說是導致“官僚專政”（見“參考書目”(28)）。

　　杜爾凱姆雖然沒有以同樣的程度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不象在德國那樣發達），但他在《社會學年鑒》和其它地方評論馬克思主義著作時，在其探討“反常的分工形式”（1893年）時，以及在其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1928年）時，卻不得不屢次面對馬克思的社會學說，盡管在對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作系統的考察之前他已放棄了上述論題。他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殊價值在於它“不是以參與其中的那些人的觀念，而是以意識不理解的更為深刻的原因”去解釋社會生活的（見他在1897年發表的著作，第648頁），但卻認為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過分重視經濟因素和階級鬥爭。比如，他論證說（1893、1897年）階級沖突是一種次要現象，是由於對歐洲業已存在的新型工業社會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導致的。杜爾凱姆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反對把國家看作是整個社會的“智慧”和道德的執行者（1950年）。

　　在這一期間，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由愛德華·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1899年）。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認為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產階級的發展，階級的兩極分化並沒有發生。而此後這一論點在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倫納的“服務階級”的概念（見《服務階級》，1953年英文版），普蘭查斯的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分析（見《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和批評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帕金，見“參考書目”(20)）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近年來，關於階級問題的爭論，已導致“新工人階級”（見馬勒1975年的論著）或新的階級結論（見圖倫1971年的論著）的概念（參看工人階級條目），和導致對諸如少數民族運動（參看種族條目）或婦女運動（參看爭取女權運動條目）以及階級沖突關系的研究。它還導致對社會分層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新的階級問題的研究（如康拉德和斯澤蘭尼合著的《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在卡爾·曼海姆的著作（特別是《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見“參考書目”(17)）中，可以看到後來從社會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重要批判。曼海姆企圖用一種較一般的認識社會學取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他的批評和修正有三個主要特征：（1）反對意識與經濟利益有直接聯系，而認為在“思想方式”和與經濟利益間接有關的一系列態度之間存在一種相互關系；（2）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看作是階級的意識形態，認為一切社會思想都具有“相對”性，而不能自稱體現了科學的“真理”；（3）認為除階級以外的其它社會集團（如以代劃分的集團）對意識也有重大影響。最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社會學角度所進行的批判，來自兩位大的社會學家。在觀點上深受維貝爾影響的雷蒙德·阿隆，他不承認“經濟解釋”的主張是歷史科學，強調使政治從經濟中獨立出來，並在一項較全面的研究中批判地考察了薩特（他本人在許多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見阿隆1970年的論著）。C.賴特·米爾斯，也受到了維貝爾的影響，他雖然很少批評整個馬克思主義，但對把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分開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並喜歡用“權力精英”而不喜歡用“統治階級”的術語(他認為統治階級是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相一致為其前提條件的)。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進行的大部分批評，實際上集中於國家和政治問題。許多批評家從“民主多元論”出發（如利普塞特，見“參考書目”(15)）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是不真實的；不存在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國家和把國家變成自己“工具”的“統治階級”。總之，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質及這種制度能夠做到的政治競爭和選舉競爭，制約著國家，使其不能長期執行偏袒任何特定階級或集團的政策。一些批評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還論證說“國家相對自主”的概念並不完全適用（參看國家條目）；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充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處於國際環境之中並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國家，除社會中的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之處，還有自身的利益（如斯科克波爾的觀點，見“參考書目”(24)）。

　　新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和重新評價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作為“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問題，但這一問題也要追溯到維貝爾那里。哈貝馬斯在其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中論證說，早期的社會發展階段必須不僅依據社會勞動和物質生產而且要依據家庭組織和行為準則來表述，而且這兩方面都主要取決於語言(見“參考書目”⑩)，這種批判是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證論”所進行的總的批判是一致的(參看法蘭克福學派；實證論條目)。波佩爾和阿爾都塞則從相反的角度，依據所謂的歷史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提出了更徹底的批評。另一方面，一些新近的作家卻堅決捍衛強調生產力發展具有決定影響的“老式歷史唯物主義”（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還有一些更為細致的問題有待探討，特別是關於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和各個階級在過渡中的作用的問題。

　　把現代研究源源不斷地揭示出來的覆雜的實際現象同廣泛構想出來的總公式協調起來，在這方面一直碰到很大的困難。這種情況使馬克思主義者受到了這樣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有傾向性地選擇適合於自己圖式的證據。比如指責他們在研究一直是他們探索領域之一的歐洲革命時就不適當地突出了階級鬥爭。人們常常提出階級鬥爭是否真的貫穿於整個歷史，或如何才能全面地確定歷史中的“各個階級”等問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主張，正像海爾布倫納所說的，一直被認為是“它的心照不宣的目的論，它的未加闡明的千年至福的臆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參考書目”(11)）。

　　“生產方式”一直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論什麽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過精確的闡述”（見威廉·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第31頁）。馬克思主義者雖已討論過它的許多難解之處，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諸如經濟基礎如何與觀念、宗教、法律相聯系等問題，而他們發現自己在這些問題上觀點還不是一致的。正像人們責備馬克思本人一樣，人們也責備他們在對“基礎與上層建築”關系的問題上的看法“時嚴時松”（見“參考書目”⑧，第67頁）。一位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過範圍廣泛的不同意見的中世紀研究學者認為，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可以發生顯著的變化，而生產制度卻不一定發生相應的變更。查理曼大帝時的歐洲與巴巴羅薩時歐洲之間的區別，比經濟方式的任何潛在的連續性要重要得多（參看戈登·列夫：《歷史和社會理論》，1969年英文版，第137—140頁）。

　　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讓位於另一種方式或社會經濟結構的過程或步驟，同樣難以設計得那麽令人信服，在早期時代尤其如此。許多批評家把馬克思的歷史變革理論看作是以技術變革為起因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否認這一點，雖然正像岡迪所說的，也許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有時“由於疏忽而滑向技術決定論”（見“參考數目⑨，第131頁）。但不能說，他們已提出了一種把充分的精確性與充分的概括性相結合的可供選擇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強調觀念、理想及其自主程度也是有問題的。盧貝爾曾談到馬克思本人思想中關於經濟決定論與創造性的人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不能解決的矛盾”（參看奧馬利和阿爾戈津合編：《盧貝爾論馬克思主義——論文五篇》，1981年英文版，第51頁）。馬克思的後繼者們多半繞過歷史中的倫理因素（參看倫理；道德條目）。而所有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今又同歷史是否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一個或類似的“規律”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於西歐的經驗這一事實，已越來越為人們所承認。西方的作家把它運用於其他地區(如印度等國家)迄今已在許多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中間，引起了很多批評。

　　近年來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批判性的研究，無疑當推列澤克·科拉科夫斯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它分清了作為“解釋過去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性，並論證：馬克思的精神遺產基本上已被現代社會科學所吸收，因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解釋體系或方法已“名存實亡”，而把它當作一種有效的政治學說來吸收，則只是“一種粗劣模仿和偽造的宗教形式”。但是，恰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許多領域中的獨特的解釋力量（盡管還有某些未解決的問題）及其不是導致一種宗教而是為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一套合理規範的能力，在許多思想家看來，才使馬克思主義對其它思想方法構成了永久的挑戰。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歐根·馮·龐巴維克：《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保·M·斯威奇編，1949年英文版。
③ ＆·馮·波特基維茲：《對〈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的基本理論結構的訂正》（1907），保羅·斯威齊編，194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價值與價格》，1952年英文版。
⑤ A.卡特勒等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第1卷，1977年英文版。
⑥ V.K.季米特里耶夫：《關於價值競爭和效用的經濟文選》（1904），1974年英文版。
⑦ 戴安內·埃爾森：《價值——資本主義勞動的體現》，1979年英文版。
⑧ M·伊萬斯：《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⑨ D.R.岡迪：《馬克思和歷史》，1979年英文版。
⑩ 尤爾根·哈貝馬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載《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9年英文版。
⑪ R．L．海爾布倫納：《馬克思主義——讚成和反對》，1974年英文版。
⑿ S．希梅爾韋特：《利潤率趨於下降的長篇連載——對馬里奧·科格伊的答覆》，1974年英文版。
⒀ G.霍格遜：《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理論》，1974年英文版。
⒁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⒂ S.M.利普塞特：《政治的人》，1960年英文版。
⒃ 卡爾·勒維特：《麥克斯·維貝爾和卡爾·馬克思》，1932年英文版。
⒄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1929）1936年英文版。
⒅ 森島美智雄：《從現代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1974年英文版。
⒆ 置鹽信雄：《技術變革與利潤率》，1961年英文版。
⒇ 弗蘭克·帕金：《馬克思主義和階級學說——資產階級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21) 瓊·羅賓遜：《一篇關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論文》，1942年英文版。
(22) 約瑟夫·阿洛伊·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76年英文版。
(23) 弗·西頓：《轉化問題》，1957年英文版。
(24) T·斯科克波爾：《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年英文版。
(25)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26) 同上作者和其他人：《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27) 麥克斯·維貝爾：《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1904），1976年英文版。
(28)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1924），載W.G.朗西曼編《麥克斯·維貝爾翻譯文選》，1978年英文版。


文化

　　從意識形態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概念。這一概念的許多用法，無論是用於為“為藝術而藝術”進行辯護，還是用於反對人類學中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往往引起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異常反感（見“參考書目”(14)）。然而，20世紀對美學以及一般的文化問題所作的最重要的探討，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來的。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也有一個重要的文化方面，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十分重要，以致使某些作家認為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業已指出文化一詞的極端的兩種用法。就第一種用法來說，它主要是指藝術和文學及其彼此關系的審美領域。另一種是人類學的用法，它指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而且常常被看作是以意圖、價值等為基礎的唯心主義方法。在這兩種極端的用法之間的某個地方，我們會隨時發現它們的許多含義完全是在德國唯心主義思想範圍之內發展起來的。按照德國的唯心主義思想，文化被認為是客觀意向或客觀精神領域及其在人類制度中的體現。這里，“文化”保留了它原來的關於修養、發展、開化（Bildung）的含義，有時與文明同義，有時又區別於文明，被看作是某種更深刻的、但幾乎總是被賦予積極評價的現象。

　　很少有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意上述任何一種用法，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提出應把人的實踐的不同方面進行區分——把藝術生產領域或觀念、價值領域同其本身的內在邏輯分開。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用法，文化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企圖破除上述的區分，並依據馬克思主義思想對觀念與人的實踐條件等方面的相互關系進行唯物主義的解釋。正是這種廣義上的文化，在馬克思關於“最蹩腳的建築師”（他至少是在設計他的建築物）與“最靈巧的蜜蜂”之間的著名比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02頁）。

　　換句話說，文化的概念處於意識的存在物即意識概念的核心，其中意識既同現存的事態聯系在一起，又同可使現存事態發生變化的條件聯系在一起。從一種粗糙的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來看，這將導致二元論的文化觀。文化既被看作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映，又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宣傳工具，顯得自相矛盾。這可以用其他的例子來說明：一方面是認識（在這里認識似乎只是一個獨立存在的現實的反映）和現實主義的藝術的“反映論”，另一方面是強調黨派的正面作用的精神生產的工具觀，這兩方面令人費解地共存一起。

　　在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這種工具觀成為列寧的文化革命觀以及成為他和托洛茨基反對旨在創造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最突出的主題，是毫不奇怪的。後者當然是有黨派性的，但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它在許多方面是不恰當的，是會起反作用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它的基礎必須靠發展文化和教育以及造就新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建立，這樣能夠吸收和體現資產階級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正如它吸收象泰羅制這樣較先進的工作制一樣）。本世紀5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然而，在中國，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以列寧曾經反對過的激進主義的態度去攻擊資產階級文化。

　　列寧的文化革命概念，盡管在藝術問題上有其保守性，但看來卻為廣泛的文化概念定了調子；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當前討論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在蘇聯，文化的概念常常同“生活方式”的概念聯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接近於作為開化（Bildung）的早期文化含義。（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不僅把藝術，而且把“體育、運動和旅遊”也包括在“社會主義文化要素”之內）。

　　人們一般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從盧卡奇和葛蘭西開始的，而這當然也就成了極其重視文化問題的傳統的起點，實際上，把這兩個人看作是這一領域的後來作品的一對極其相似的先驅並不過分。盧卡奇所受的是德國新康德主義的教育，他的1920年的關於“新舊文化”的文章就是對源於這一總的傳統，特別是源於西美爾傳統的文化概念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新表述。他還把文化跟文明相對起來，認為文化是“有價值的作品和才幹的總匯，這些作品和才幹對直接維持人的生活而言並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一所房子的內在美和外在美……跟房子的耐久性能和防護性能就是相對的東西”。這個意義上的文化已被資本主義的市場生產所破壞了，而且由於“文化社會學的前提是作為目的本身的人”；因此，其特征當前還無法預見的新文化，只有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才可能出現。盧卡奇後來的作品主要致力於美學。而且，《歷史和階級意識》所涉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歐洲的物化的思維方式。

　　盧卡奇的早期著作，是戈爾德曼關於文學和思想史的社會學著作的基礎，盧卡奇也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有過重大影響的人之一。法蘭克福學派與此有關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多爾諾、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阿多爾諾與本傑明有重要交往。本傑明既與社會研究所有聯系，又與布萊希特有聯系。阿多爾諾在美學上的造詣是最深的，但他在廣義的文化概念上與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持有同樣的觀點，這種廣義的文化觀在很多方面可能受惠於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來》（1927年）和《文明及其不滿者》（1930年）中所使用的概念。馬爾庫塞在其《文化的肯定概念》的文章中所闡述的思想頗具代表性。

　　他說：“存在一種……反映精神在社會歷史進程中意義的一般文化概念。它指特定環境中的社會生活的總體，因為觀念再生產的領域（狹義上的文化，即“精神世界”）和物質再生產的領域（“文明”）構成了歷史上既可區別又可理解的統一體”（“參考書目”(13)，第94頁）。這個意義上的文化雖不能看作是獨立的，也不能“依據本身”去理解，但它也不是對獨立的現存基礎的純反映。在美學方面“批判的任務不應全都探討文化現象必然依附的特殊利益集團，而應洞察體現於這些現象中並通過這些現象實現自身強大利益的總的社會趨勢。文化批判應成為社會的觀相術”（同上，第30頁）。

　　從商品拜物教和（特別是阿多爾諾的）物化的角度來分析，文化表現為兩種主要形式。第一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肯定的文化”。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肯定的文化，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宗教，它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狀態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

　　正如馬爾庫塞所指出的：“肯定的文化是指資產階級時代的文化，它在其發展過程中使精神世界與文明分離成為一種獨立的價值領域，且被認為高於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維護必須無條件肯定的普遍需要的、永遠美好和更有價值的世界。這一世界雖本質上不同於為生存而鬥爭的日常實際世界，但由於每個人本身都‘來自其中’，因而是可切實感到的，對實際狀態無需作任何改造”（“參考書目”(13)，第95頁）。

　　因此，文化，特別是藝術，具有一種不明確的調和的作用。它一方面支持在現代社會中受到阻撓的對自由和幸福的向往（即幸福的許諾），一方面又把這些向往投入幻想的領域，從而通過“撫慰反抗的願望”來肯定現狀（同上，第121頁）。文化的概念，正如阿多爾諾後來所認為的，與行政有著密切的聯系。

　　但如果說傳統的資產階級文化至少還支持一種超驗存在的話，那末在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辯證法》（1947年）中所分析的“文化工業”中就不存在這種傳統了。在這里，商品原則被推到了極端，不僅表現在“藝術”的生產中，甚至滲透進人的存在的領域；人的存在至多不過是露出潔白的牙齒而無人的氣味和感情的某種東西（見“參考書目”②，第167頁）。馬爾庫塞則把這種“‘文化商品化’的過程看作是‘高級文化’墮落成了‘物質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前者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潛力。文化，象性活動一樣，雖變得比較易於理解，但卻是以一種墮落的形式體現出來的”（見“參考書目”(12)，第3章）。甚至對這一狀況所作的最激進的批判，也是作為另一種商品重新出現的。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就獲得了相當的商業性的成功。任何想提出一種真正替代文化的企圖（馬爾庫塞對這種前景的看法比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要樂觀），看來只不過像是（落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樣靠不住。

　　批判理論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哈貝馬斯，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則要少得多，但他在分析現代文明的合法性問題時卻逐漸轉向這一主題，並正在提出一種關於文化現代性的概念。在這一概念中，合理化的社會進程將日益被排除在那些受這些進程支配的人的常識性的判斷力之外。這種探討也許可對早期批判思想家們所確認的進程提供一種較全面、較有力的分析。

　　盧卡奇對德國的文化批判傳統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表述。如果存在一條來自盧卡奇的明顯的影響路線的話，那末從擴散的角度來說，葛蘭西對社會（在那里資產階級更多的是利用領導權而不是靠武力進行統治）中社會主義政治的文化方面的強調，對於像雷蒙德·威廉斯和阿爾都塞這樣形形色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則具有重大的意義。強調文化，在英國是最為明顯的，這在威廉斯、歷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和由理查德·霍加特所創辦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們的著作中都是極其明顯的。然而，甚至那些依據法國結構主義來批判這一研究方法的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雖然在涉及上層建築現象時有所不同（見“參考書目”⑥和③）。比埃爾·布爾丟和他的法國同事的重要著作也是如此，該著作使用象征性的和文化的資本概念來追溯在教育制度、政治和狹義上的“文化消費”中的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見“參考書目”⑤和④）。帝國主義也被認為是一種文化的、經濟的和軍事的現象。因此，發達國家對電視、書籍、雜志和通訊社的有效壟斷只是這一進程的一個方面，在這一進程中，第三世界既受西方生產領域中的“商業文化”的影響，又受其消費文化的影響，而消費文化則導致資金配置的失當（見“參考書目”(15)）。

　　西方馬克思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片面地專注於上層建築這一點，不管它是從文化、意識形態的角度，還是從較散亂的含義和表現的概念角度來看待上層建築的，都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然而，顯然它已越來越意識到（部分由於女權運動）生產與再生產的相互關系了，而且看來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不是依據“名正言順的文化”（culture with a capital K）而是依據覆雜的機制來看待現存生產方式範圍之內的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多棱鏡》（1955），1967年英文版。
② 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合著：《啟蒙辯證法》（1947），1972年英文版。
③ 米歇爾·巴雷特等編：《意識形態與文化生產》，1979年英文版。
④ 比埃爾·布爾丟：《差異》，1979年法文版。
⑤ 比埃爾·布爾丟和讓·克勞德·帕塞隆合著：《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0），1977年英文版。
⑥ 特里·伊格爾頓：《批判與意識形態》，1976年英文版。
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幻想的未來》，192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明及其不滿者》，1930年英文版。
⑨ 盧西安·戈爾德曼：《現代社會的文化創造》（1971），1976年英文版。
⑩ 喬治·盧卡奇：《舊文化與新文化》（1920），1970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否定——批判理論文集》，1968年英文版。
⒁ 馬歇爾·塞林斯：《文化與實踐的理性》，1976年英文版。
⒂ 哈伯特·希勒：《交往與文化統治》，1976年英文版。

達爾文主義

　　查理·達爾文於1859年發表了《物種起源》，並把他的發現概括為遺傳性規律、變異性規律、人口增加規律、生存鬥爭規律和引起形質趨異、不能改進的種類的淘汰天然選擇的規律。馬克思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讀到使他感到驚異的事，他寫道：“達爾文在動、植物界中重新認識了他自己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辟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2頁。）但當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這一點顛倒過來並以達爾文的動、植物的概念來描述人類歷史時，馬克思便作了嘲弄式的回答，因為不管選擇適應性的調節在塑造整個自然的和歷史的環境中起著多麽大的作用，他的理論主要重視的只是人類在其生產方式中所開創的進步。1873年馬克思雖然將一本附有題詞的《資本論》贈給了達爾文，但他也同樣贈給了其他人，而且並無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他打算把《資本論》的任何部分、版本或譯本獻給達爾文。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中，曾對馬克思的著作與達爾文的著作從方法論上作了類似的比較。恩格斯說：“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4頁）。恩格斯還力圖在自己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論文中把馬克思的理論和達爾文的理論綜合起來。在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的最初發展主要取決於人的勞動特性，於是天然選擇給一種非達爾文主義的遺傳靈巧性的理論讓路，以解釋猿的後裔是如何逐步從事生產性勞動的。盡管恩格斯偶爾也談到歷史的演變和種族、民族及階級的興衰，但他實際上並不信奉人類歷史中適者生存的達爾文理論，而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即“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7頁）。人類生產活動方面的進步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是不會自然而然地納入任何可以通過選擇來保證只有最適應者才能生存和再生產的系統的。此外，恩格斯歸之於馬克思和達爾文的共同方法論，是否真的適合兩位作家中的任何一位，這還是一個問題。
　　進化論者認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意味著包括人的存在在內的自然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有些人，如潘涅庫克，則企圖把這種漸進的發展同馬克思主義者所信仰的必然到來的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這些進化觀點的主要障礙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即各個個人或階級的鬥爭是漸進的還是革命的，自然界與歷史領域之間的區別，以及人類行為的科學規律與人在改造社會中的有目的的行動之間的關系。




參考書目

① T.博爾：《馬克思和達爾文——一種再思考》，1979年英文版。
② T.卡弗：《馬克思和達爾文的“主要思路”》，1982年英文版。
③ 艾爾弗雷德·凱利：《達爾文的傳人——達爾文主義在德國的普及（1860—1914年）》，1981年英文版。


民主

　　從其早期著述開始，馬克思就致力於實現直接民主的理想。他的早期直接民主觀涉及到對代議制原則所作的盧梭式的批判，以及認為真正的民主應意味著國家的消亡，從而結束國家同市民社會的分離。他所以提出這一主張，是因為“社會是一個有著休戚相關和相似利益的有機體，而且‘普遍利益’的獨特的‘政治’領域將隨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的消失而消失”。（見“參考書目”5，第44頁）。這一觀點後來在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再一次出現過，馬克思稱讚巴黎公社說，它主張每一個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所以在那里“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6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由於這也是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所以他從未提出過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無論是初級階段還是高級階段，集體選擇或決策應當采取什麽形式的程序問題。
　　然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以普選制、政治自由、法治和競爭為特點）的看法是覆雜的，而且對它的相反的前景極其敏感。關於資產階級民工共和政體，馬克思寫道，它的憲法雖批準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權力但卻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把資產階級統治“塞進民主主義的框子里，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27—428頁）。從恩格斯1895年為《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序言開始，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強調這後一種可能性，即設想通過選舉和議會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闡述這一思想的人是考茨基，而現在則是所謂的許多“歐洲共產主義者”（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
　　與此相反，列寧明確地不同意考茨基的觀點，認為“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談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決不會忘記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對哪個階級的民主？’” （《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35頁）。資產階級民主，象任何其它國家形式一樣，是階級統治的一種形式，它將被表現為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所打碎和取代。這一觀點在本世紀的所有列寧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中一直占有主要地位，它的含義是很清楚的，實行造反的過渡政治，對資產階級國家形式之間的區別不感興趣，並傾向於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取消資產階級的民主同社會主義事業並不是不相容的。
　　在葛蘭西的思想中，雖然還是初步的，但可以看到一種替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在葛蘭西看來，在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通過政治鼓動和政治組織去壯大人民的力量，發展反統治的文化，就可以推動它們所包含的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可能性的發展。這種觀點已涉及著手解決民主的讚同和如何為社會主義爭取民主的問題，而上述其它兩種觀點則未涉及。
　　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主問題，無論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都沒有詳細地論述過（盡管出於不同的原因），但某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的某些思想學派（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卻對此進行過批判性地探討。最近，東歐的許多思想家一直在力圖解決“實際現存的社會主義”怎樣才能民主化的問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思想家所在的社會中的人民卻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弗羅基米爾茲·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④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68），197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⑥ 艾倫·漢特編：《馬克思主義與民主》，1980年英文版。
⑦ 理查德·M·漢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⑧ 約翰·馬圭爾：《馬克思的政治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⑨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1982年英文版。
⑩ 拉·米里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依附論

　　依附論是企圖解釋經濟發達和不發達原因的一種思想學派。該理論雖然包括一大批體現多種概念和方法的論著，但所有依附論作家都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把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看成是由外部力量制約的，也就是說，是其它的較強大的國家在統治著不發達國家。這使依附論思想家都采用一種流通論的方法（參看流通條目）。他們認為可以從交換中的支配關系出發來解釋不發達的原因，這就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分析幾乎排斥在外了。
　　這支配關系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剩余榨取”。依附論思想家認為“剩余”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不發達國家那里榨取來的。不發達國家所以貧窮和不能發展，就是因為它得不到自己的“剩余”。這種“剩余”相應地被掠奪、被投資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去了，而這正是這些國家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依附論斷定，這種既榨取又盜用的雙重性，既造成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又使這種不平等永久化。從歷史上來看，“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掠奪和搶劫是宗主國發展和殖民地停滯不前的最初原因，而這同一個原因則造成今天的不發達現象。
　　對據以榨取和盜用剩余的確切機制的描述，在上述論著範圍內也各不一致。屬於最早提出依附論之列（而且也許是最著名之列）的人有巴蘭（見“參考書目”2）和弗蘭克（見“參考書目”5），他們強調剩余榨取是世界最初成分富國和窮國（或地區）的原因，榨取是國家之間而不是階級之間的關系的一個方面。雖然他們並不特別關心描述榨取和盜用過程的機制，但人們可以從他們的分析中推導出這樣一點，即殖民時代的榨取主要表現為直接盜用產品（掠奪和搶劫），而現代的榨取則表現為將利潤收回本國。
　　這種分析提出了許多理論問題。首先，如果世界不是分成先進的地區和落後的地區，那末支配的關系就是有先決條件的，即一些國家可以榨取另一些國家的剩余。但這種榨取或盜用不能同時作為發達和不發達的原因，因為這只是一種假定的前提。其次，這種剩余產品的榨取是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的，沒有涉及到階級，而實際上生產剩余產品和隨之對剩余產品的占有是階級關系的一個特征。最後，這一理論沒有論述剩余產品是如何生產和最初是如何被盜用的，而只考慮了它是如何交換的。分析還很少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或生產方式，而這些是分析發達和不發達的基礎。實際上這是暗示，資本主義主要不是依靠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而是依靠其對其它國家的剝削而發展起來的。此外，把利潤收回本國當作榨取剩余產品的一種機制，也是缺乏內在連貫性的。正如依附論思想家所假定的，如果資本投到不發達國家是由於那里的利潤率高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話，那末把利潤收回、撥出和投資到發達這國家這一總的趨勢顯然就是矛盾的了。人們從邏輯上必然會認為要利用利潤率較高的條件，就應把利潤重新投入不發達國家。
　　雖然其他作家如馬里尼（見“參考書目”7）、艾曼紐埃爾（見“參考書目”4）和阿明（見“參考書目”1）反對否認階級在占在剩余產品中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同意巴蘭和弗蘭克對發達和不發達所作的解釋的。他所認為不發達是受外部力量制約的，並認為不發達的原因也存在於交換領域。因此，他們用以解釋剩余產品榨取的機制雖不同於巴蘭和弗蘭克，且極其覆雜，但仍可認為屬於依附論學派。馬里尼論證說，所以存在不發達，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資本主義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不發達國家中，工人階級的作用就是從事生產，其產品供出口。既然產品供出口，所以不需要工人階級作為消費者，工人在“依附”國中受到超級剝削（他們的工資無法提高，因為不存在實現的必要性）。由於工資不能提高，國內的市場也就不會擴大，依附國的積累也必然受到阻礙或“受到損害”。根據馬里尼的方案，不發達國家商品出口是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消費來實現的，因此發達國家就需要高工資。實際上，馬里尼是在論證，剩余價值是“邊緣”國家提供而被“中心”國家所占有的。消費不足僅僅提供了上述占有得以進行的機制。馬里尼的分析犯了與建立在一般消費不足論之上的各種理論同樣的錯誤。列寧曾極其明確地駁斥過這些分析（見“參考書目”6），這是他抨擊民粹派經濟學家的一部分。簡單地說，列寧證明了資本的擴張並不具有實現的問題，因為大批的剩余價值是通過生產性的資本消費而不是靠工人的消費實現的。由於把兩種國家納入了分析，所以馬里尼未能擺脫消費不足論所遇到的理論問題。
　　在艾曼紐埃爾和阿明看來，剩余價值的榨取和隨之占有是通過不發達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實現的。他們論證說，由於國際市場上利潤率的平均化，先進國家通過交換占有的勞動工時比它們在生產中占有的工時要多，從而導致剩余價值由落後國家轉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不僅不能從理論上證實這一論點，而且就其對不發達本身的解釋而言，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由於強調利潤率的平均化，這就預示可以發生的最壞的情況，不過是相對的剩余價值在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將是一樣的；也就是，無論怎樣壞，留在落後國家的“剩余”也足以跟先進國家的積累率持平。
　　雖然關於資本輸出的分析必須是探討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發展不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不發達的理解既不能把它本身只局限於交換關系也不能以此為起點。如果交換關系是從生產得以進行的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分析中得出並成為其組成部分，交換關系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了。


參考書目

①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保·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英文版。
③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④ 阿吉里·艾曼紐埃爾：《不等價交換——帝國主義貿易研究》，1972年英文版。
⑤ 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⑦ 魯伊·莫羅·馬里尼：《依附的辯證法》，1972年西班牙版。


決定論

　　通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論點，即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是有條件的，以致在這種條件下不會發生其它條件其它情況。比如，由於深受牛頓物理學引人注目的天文學成就的影響，拉普拉斯就曾堅持認為要是知道宇宙在某一特定瞬間完全處於一種機械的狀態，那末就沒什麽事物“不能斷定，未來就像過去那樣，會呈現（我們的）眼前。”在休謨和穆勒所闡述的富有影響的哲學形式中，這一論點表現為規律性的決定論，即對任何一個事件x來說，都存在一系列的事件y1……yn，以至這些事件會按某種說法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得出決定論的結果是有現實可能性的（作為形而上學論點的，決定論就是從中推出其表面上的道理的）；然而，最近科學哲學對這種條件所作的反思卻表明，除了少數特殊的——實驗上確定了的或自然發生的——限定的情況以外，規律是在進行限制，而不是規定唯一固定的結果；還表明，一般來說規律應看作是機制的傾向性而不應看作是各種事件的恒定的結合；所以，象規律般的結合或普遍的連結，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表面現實的，而是必然的和真正實現的（見“參考書目”3）從這一角度來看，科學據以設想決定論的唯一含義就是（非休謨的、非拉普拉斯的）無處不在的決定論，也就是說現實的起因普遍存在，因而分層解釋是可能的。因此，通常所理解的“決定論”，可以看作是建立在兩個基點之上的：一是假設的錯誤，即一個事件是歷史的因素導致發生的，因此在它發生之前就認為它會必然出現（這把“決定”和“注定”相混淆了）；另一個是天真的現實論者的本體論規律觀。
　　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關於決定論的爭論一直是圍繞下述問題展開的：一定的或甚至是日期確定的未來結果（條件、事態、事件等）是否（1）不可避免的；（2）是否可以預見。（3）是否是注定的（不管人們怎麽做，總是要發生的）。就第一點而言，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可以從兩個方面引申。在形式上，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如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看作是受反影響支配的趨勢；而且他顯然承認影響歷史結果的原因或決定因素具有多樣性。他寫道：“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資本論》第3卷，第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與此同時，他也希望避免折衷主義：“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9頁）。在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著名的信中，則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種對立的觀點：“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 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阿爾都塞在其有影響的一篇論文（《矛盾和多元決定》，見“參考書目”2）中，力圖通過他的“多元決定”的概念（借自弗洛伊德）達到這樣的要求，即要避免一元論——包括經濟簡化論者（如考茨基，布哈林）和歷史的本質先於存在論者（如盧卡奇、葛蘭西）的方法，又要避免多元論。他論證說，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它決定著哪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上層建築的層次在重要時刻或新時代開始時起決定作用。（參看馬克思：“這兩個時代（指古代世界和中世紀——譯者）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麽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章，第4節，第99頁腳注）。
　　就其最抽象的意義而言，馬克思似乎致力於整體化的（但結構上是不對稱的）多元論，這種多元論既不走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圍，又存在於歷史唯物主義與各種附加的或甚至是替代的解釋範疇之間。但在後一個範疇內，把不在歷史唯物主義描述範圍之列作為真正獨立起因起作用的某些決定因素（如天氣）的事例，同歷史唯物主義所描述的其效力受歷史進程的中介支配的事例區別開來，也許是很重要的。總之，只要人類歷史範圍的各種事件的起因具有覆雜性和不平衡性，那末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第一種意義上的決定理論就毫無道理。
　　至少在表面上，歷史似乎具有多元和多重原因的特征。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與《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就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他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資本論》第1卷，第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暗示了一種直線發展的歷史觀。而在其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1877年11月）中，他又指責這樣一些人，說他們想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第346頁）；在《大綱》中也有許多章節談到這一點；這些都表明了多線的歷史觀。
　　關於第二點，這里只需指出的是——除了一兩處顯然是誇張的用詞外——所有馬克思的預見都是附有條件的，而且都受假定其他情況相同的從句的制約；因此，他不是波佩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參看歷史主義條目）。
　　至於第三點，馬克思顯然不是宿命論者。在馬克思看來，未來所以會發生什麽事，那是由於或至少是依靠人們的努力，而不能無視人民的這種努力。任何其它的觀點都是對歷史進程的粗鄙的具體化，而且同馬克思一再強調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論斷是相違背的。另一方面，盡管馬克思不是宿命論者，但葛蘭西（他的《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仍認為把1917年說成是“違背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場革命”是恰當的；而最近由哈貝馬斯（見其《哲學政治概論》，1971年英文版），和韋爾默爾（見“參考書目”9）所代表的批判路線，則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引用的一位評論家對他的方法表述的那一段話，雖然馬克思本人是讚同的，但卻是從主觀主義的角度誤解了馬克思的科學實踐；這段引文說“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頁）。
　　正象關於決定論的一般爭論與關於“自由意志”的爭論糾纏在一起的一樣，關於必然性的爭論同關於自由的爭論的也糾纏在一起。在《資本論》的第3卷的一段有趣的章節中馬克思把兩種自由觀並列在一起；第一種自由觀在於合理地調節必要勞動並把這種勞動減低到最低限度；第二種自由觀在於把“人類能力的發展”當作“目的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馬克思是否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種自由創造活動完全不受社會形式（中介）和歷史環境的限制或制約，尚不清楚。總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了一種具有不同色彩的一般形而上學的自由理論，他論證說：“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頁）。雖然恩格斯把這一概念的出處歸之於黑格爾，但他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是根據培根和實證主義所主張的只有我們服從自然界，自然界才服從我們以及知識就是力量的論述去理解黑格爾的格言的，而不是根據斯賓諾莎或黑格爾的原義去把握的。如果這樣解釋恩格斯是對的，那末自然界和社會之間就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為在社會科學中，知識或行動對所描述的必然性來說並不是外在的。另一方面，象從自然主義角度描述的那樣，正是這樣一種使來自社會進程的力量明顯的錯置，才成為第二國際的實證主義進化論（參看實證主義條目）和第三國際的歷史辯護論（或極端唯意志論）的特征。普列漢諾夫在其著名的《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1908年）中，力圖證明決定論的信念與高水平的政治活動是一致的，認為個人雖可能“使各個事件的單個外貌以及各個事變的某些局部後果改變一個樣子”，但不能改變事變的“總的趨向”（見“參考書目”6，第169頁）。雖然阿德勒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力圖以各種方法調和目的論和因果性，即以非唯意志論的社會形態觀對人的能力作用作出有意義的說明，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的傾向一直是反自然主義、反因果論和反決定論的。這一傾向在薩特那里達到了頂點，他力圖把歷史的可理解性建立在個人可自由選擇事業這一點上，雖然他也堅持中介所起的多程序和多層次的作用，這種作用使通常歷史唯物主義所描述的各種力量都受其支配。在薩特那里，正如在費希特那里一樣，需要加以解釋的，是限定而不是自由（或解放的可能性）。（參看辯證法；個人；認識論；唯物主義；實在論；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科學爭論中的因果關系和目的論”（1904），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② 路易·阿爾都塞：“矛盾和多元決定”（1965），載《保衛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
③ 羅依·巴斯卡爾：《自然主義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⑤ A.吉登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⑥ G.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908），1969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方法問題》1963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納羅：“恩格斯與自由意志”（1975），載《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⑨ A.韋爾默爾：“對馬克思的實證主義的批判”載博托莫爾編，《當代對馬克思的解釋》，1981年英文版。
⑩ R.威廉斯：《決定論》，1976年英文版。


多伊切，艾薩克

　　1907年4月3日生於克拉科夫附近的切讚諾夫，1967年8月19日在羅馬逝世。他出生在一個猶太教家庭，家中原想他成為一個猶太教的學者，但在青年時代他就放棄了宗教信仰並於1927年在華沙參加了當時處於非法狀態的波蘭共產黨。1932年，由於他反對當時流行的針對法西斯主義的路線——那條認為對工人階級威脅更大的是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路線，而被開除出黨。多伊切雖與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托洛茨基反對派有聯系，但卻加入波蘭社會黨。1938年，他反對建立第四（托派）國際，理由是當時並不存在能使該國際有效地進行活動的條件。1939年，他離開華沙去倫敦。1940—1942年期間，在波蘭部隊服役。此後，他一邊為《經濟學報》和《觀察家》這樣一些報刊寫新聞稿，一邊著書立說，偶爾也從事講學和播音工作。1966—1967年這個學期，他曾在劍橋大學開設的特里維廉講座主持，他的講稿後來作為《未完成的革命——1917至1967年的俄國》一書發表（1967年）。
　　多伊切的主要作品有關於斯大林的“政治傳記”和關於托洛茨基的三卷本著作。這些都是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寫作傳記題材的傑出範例，並因其文學價值而著稱。在這些和其它作品中，多伊切力圖公正地評價蘇聯的經驗。他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堅定而嚴歷的批判者，但他在譴責的同時也對斯大林所策劃的“從上面進行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多伊切的作品一個重要主題在於，認為蘇聯已出現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他們總有一天會實現1917年10月開始的“未完成的革命”所確定的目標。



參考書目

① 艾薩卡·多伊切：《斯大林—政治傳記》（1949），1966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195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異教徒、叛教者及其它論文》，1969年英文版。
⑥ 戴維·霍羅維茨：《艾薩卡·多伊切—其人及作品》，1971年英文版。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見“參考書目”8，第23頁）。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著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理論著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著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參看本頓發表在“參考書目”6的第2卷的論文，第101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沖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參看矛盾；邏輯學條目）。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沖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著。
　　在20和30年代，隨著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② Z.A.喬丹：《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③ 弗·伊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哲學筆記》（1895—1916），1961年英文版。
⑤ 毛澤東：《矛盾論》（1937），1967年英文版。
⑥ J.梅法姆和D. 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⑦ R.諾曼和S.塞耶斯合著：《黑格爾、馬克思與辯證法》，1980年英文版。
⑧ G. V.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8），1969年英文版。
⑨ 約·維·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載B.富蘭克林編：《本質的斯大林》，1973年英文版。
⑩ G. A.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8年英文版。


辯證法

　　這也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最有爭議的一點。它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賴以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馬克思受惠於黑格爾的性質和馬克思主義即以是科學的道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常強調的概念有：（1）方法，即最普通的科學方法，比如認識論的辯證法；（2）支配全部現實事物中某些方面的一系列規律或原理；（3）歷史的運動，即關聯辯證法。所有這三個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其代表的例子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方法論的評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自然科學的闡述以及早期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現的“超黑格爾的黑格爾主義”——這些著作可以分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文獻。
　　在黑格爾的著作中有兩種辯證法的偏向：一是作為邏輯過程，另一是比較狹義地作為這一過程的動力。
　　第一，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將現實思辨地理解為（絕對）精神的唯心主義原則，把兩種古代形式的辯證法即作為理性的伊利亞學派的辯證法觀念和作為過程的愛奧尼亞人的辯證法觀念——作為自我發生、自我區分和自我列舉理性過程的辯證法觀念——結合在一起。第一種觀念從芝諾的悖論（反題）開始，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不同的辯證法，再通過中世紀辯論的實踐而發展為康德的批判。第二種觀念則典型地表現為一種雙重形式。在上行的辯證法中，證明存在一種更高的實在（如各種形式的神）；而在下行的辯證法中，則解釋這一更高的實在在現象世界中的表現。古代懷疑論的超驗的物質辯證法和新柏拉圖的自我實現的內在辯證法以及從普羅提諾和伊里吉納德後的基督教的末世學，就是典型的例子。上行的辯證法和下行的辯證法的結合，導致了一種半世俗式的原始統一，損毀或分裂以及覆歸或重新統一；或者說導致了一種半邏輯式的實體化和現實化。伊利亞學派和愛奧尼亞兩種形式的結合則導致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這是一種通過異化自身而實現自身，並通過承認這種異化不過是自己本身的自由表現或體現而恢覆其自我統一的邏輯過程或辯證法；而且這種結合是通過黑格爾體系本身來概括和完成的。
　　第二，上述過程的原動力就是狹義上所認為的辯證法，黑格爾把它稱之為是“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或者說，在否定的東西中把握肯定的東西”（黑格爾：《邏輯學》上卷第39頁）。這是這樣一種方法，它能使辯證法的評論者看到各種範疇、概念或意識形式從彼此中產生以形成內容更為豐富的各個總體，直到作為整個的概念、範疇或意識形式完成時為止的全過程。在黑格爾看來，真理是完整的，而謬誤則在於片面、不完全和不切實際；謬誤可以通過它所產生的矛盾來辯認，而且可以通過更完全、更豐富、更具體的概念形式來體現這些矛盾加以糾正。在這一過程之中，可以看到著名的揚棄原則，當辯證法展開時，局部的見識是決不會丟掉的。實際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以兩種基本方式進行的：一是闡明某種概念中所包含但沒有明確表達出來的內容，另一是彌補其中某些需要的、缺少的或不足的部分。與“反思”（或分析）不同，“辯證的”思維是根據概念形式的系統的相互聯系來把握概念形式的，而不僅僅是依據其一定的差異來把握它們的，並把每一發展看作是先前較不發達階段的產物，而這是先前較不發達階段的必然的真實性或完成。因此，在任何形式與它在形成過程中的表現之間總存在著矛盾、潛在的嘲弄或新的意外情況。
　　馬克思的思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發展有以下幾個重要方面：（1）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出色地分析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化的”邏輯，並在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繼續分析了這一點，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勞動觀成了分析的中心；（2）在緊接著的下列著作即《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貧困》中，對黑格爾的批判則被納入對思辨哲學本身進行猛烈攻擊的範圍；（3）從《大綱》開始，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又重新作了肯定的評價。這一重新評價的範圍，依然是一個存在激烈爭論的問題。然而，有兩點是無庸置疑的，即馬克思一方面繼續譴責黑格爾辯證法本身，另一方面又認為他自己在使用一種與黑格爾有關的辯證法。比如，他在反駁杜林的言論時說：“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闡述的方法和黑格爾的不同,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恰恰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第254頁)。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寫道：“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這兩個比喻——倒過來和內核——一直幾乎是神學思辨的主題。內核的比喻似乎表明馬克思認為可以吸取黑格爾辯證法的要素——這既不同於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觀點，即認為可以全盤吸取黑格爾體系中的辯證方法；也不同於從伯恩施坦到科萊蒂的有實證主義傾向批判家的觀點，即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被其唯心主義所破壞因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取。令人遺憾的是，馬克思從未實現自己的願望即“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1頁）。
　　無論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受惠到什麽，但從1843年到1873年間，他對黑格爾的批判顯然是始終一貫的。（1）形勢上來看，馬克思的抨擊有三個主要靶子——黑格爾的顛倒、他的同一性原則以及邏輯神秘主義。（2）從實質上來看，馬克思則主要是抨擊黑格爾不承認自然界的自主性和社會形態的歷史性。
　　就第一點來說，首先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犯了把主詞和賓詞三重顛倒的錯誤。在每一個方面，馬克思都把黑格爾的立場說成是倒立的，而把他自己的立場看作是對黑格爾的顛倒——即顛倒的顛倒。比如，馬克思就把作為特殊事物特征的普遍性概念，以非簡化的經驗為根據的認識和作為國家基礎的市民社會（後來的生產方式）同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的本體論、思辯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本質上唯心主義的社會學對立起來。但是，馬克思是僅僅在證實黑格爾立場的矛盾還是要改變其問題體系，這點並不清楚。實際上，馬克思通常所作的是後一種，他對黑格爾的術語和關系的批判，其目的也就是針對他的“顛倒”進行批判。馬克思把無限精神看作是對（異化了的）有限存在物的虛幻的反映，把自然界看作是超驗的現實；而黑格爾的關於無限、僵化的和有限的精神的內在唯靈目的的論則被這樣一種方法論所取代，這就是致力於以經驗為指導來研究歷史上出現的、正在發展的人類與不可簡化的、現實的、但可改變的自然界之間因果關系的方法論。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區分黑格爾著作的三種顛倒現象。不過，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批判卻暗示了它們的區別，指出黑格爾把存在歸結為認識（即“認識上的謬誤”）並把科學歸結為哲學（即“思維的幻覺”）。
　　其次，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同一性原則（存在和思維同一於思維）的批判是雙重的。在表層的即沿著費爾巴哈的改造方法所進行的批判中，馬克思揭示了經驗的世界是如何作為黑格爾的思想實體化的結果表現出來的；但在其深層的批判中，馬克思則認為經驗的世界實際上是它的隱蔽的條件。比如，馬克思就指出黑格爾如何把他自己的活動或一般的思維過程，變成作為經驗世界創造者的獨立的主體（即理念）。因此，他論證說，這位思辨哲學家思考的內容，實際上是無批判地得來的經驗材料，即從現存事態中吸收的經驗材料，並以這種方法加以物化並使之永恒化。下圖就是馬克思駁斥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邏輯。

馬克思對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批判圖析


　　　　　　　　　　　　　　　　　　　　　概念實在論的本質
　　　　　　　　　　　　　　　　　　　　┌────────┐
　　　　　　　　　　　　　　　　　　　　│　　　　　　　　↓
經驗的世界　　　有限的精神————→無限的精神　　概念上轉化了的現實
　　│　　　　　　　↑
　　└───────┘
　　　經驗實在論的懲罰　　　具體化

　　“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非批判的唯心主義”

　　　　　　　　　　　（費爾巴哈的要素）

　　馬克思的分析意味著：（Ⅰ）守舊性或護教學的是黑格爾方法的固有本質，而不是象黑格爾左派所認為的那樣是某種個人的弱點或妥協的結果；（Ⅱ）黑格爾的邏輯理論與他的實際行為是不一致的，因為他的辯證步驟證明是靠非辯證的、非反映的、頗為粗略的經驗考慮促成的。
　　最後，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邏輯神秘主義”、概念的單性產生及它所容許的觀念形態上玩弄的種種手法的批判，集中在對哲學（以及一般的理念）的自主性或最終自我滿足的批判上。但這里也有兩點不清楚的地方：馬克思是象《德意志意識形態》階段所表明的那樣在提倡真正的顛倒即用科學來同化哲學（用實證主義取代）；還是像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實踐所表明的那樣提倡改造的哲學實踐，即雖受外界支配或依賴於科學和其它社會實踐但本身又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哲學實踐。
　　就第二點來說，馬克思在其《經驗學哲學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找出了兩個概念上的空白；（1）關於自然界和一般存在的客觀性，認為它是完全與思維相對立的另一種東西，即它是獨立的現實的；就因果關系而言它不依附於任何精神，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也不以任何精神為其必要條件。（2）關於對象化和異化的區分——因為在從推理上把現存的、歷史決定的、人的對象化的異化形式作為絕對主體的自我異化進行轉化時，黑格爾在概念上首先假定存在著真正的人即存在人的對象化的非異化方式。一般地說，馬克思不同於黑格爾，因為對黑格爾來說“唯一……的勞動是 抽象的精神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而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總是（1）以“一處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資本論》第1卷，第56頁）為前提的；（2）包含著現實的變化，它既導致事物的一去不覆返和有限性，也包含產生真正新事物和突創的可能性。所以，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客觀上都是有條件的、絕對有限的，未來是無盡期的（即不是終結的）。
　　馬克思對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批判，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那里辯證法雖也許沒有特別提到整體的現象，但卻提到許多不同的形態和原則。比如，它可以涉及哲學、科學或世界的方式或方法；涉及存在、思維或它們之間的關系（本體論的辯證法、認識論的辯證法和關聯辯證法）；涉及時間“範圍之內”或“範圍之外”的自然界和社會（歷史辯證法相對於結構辯證法）；這些都是普遍的或特殊的，超歷史的或短暫的範疇。而在這些範疇之內作進一步的劃分也許就值得注意了。比如，任何與認識有關的辯證法就可能是超概念的、方法論的（批判的方法或分類的方法）、直觀推斷的或實存的（描述或解釋的）；關聯的辯證法就可能被主要認為是本體論的方法（如盧卡奇）或被看作是認識論的批判（如馬爾庫塞）。這樣一些辯證方式可以這樣闡述：（1）具有共同的始源；（2）它們在體系上的聯系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範圍；（3）但它們並不具有共同的本質、內核或胚芽的聯系；（4）甚至更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回到黑格爾的著作中去理解它們。馬克思也許實際上一直受惠於黑格爾的辯證法，即使這種辯證法在他的著作中已完全得到了改造（所以內核和顛倒的比喻都不再適用了）和（或）以各種方式加以發展了。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最常見的、明確的論點有：（1）世界觀（如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2）是理性的理論（如德拉—沃爾佩，阿多爾諾）；（3）在本質上取決於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理論與實踐等之間的關系（如盧卡奇、馬爾庫塞）。無疑，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自我理解，辯證法這一概念主要強調的是認識論。馬克思就常把“辯證的”方法用作“科學”方法的同義語。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在引用了聖彼得堡一們評論家對他的方法所作的顯然是實證主義的評述（參看實證主義條目）之後，評論說：“這位作者先生……我的實際方法……描述得這樣恰當……那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頁）。然而，馬克思的方法雖具有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傾向，但顯然不是實證主義的，而是實在論的（參看實在論條目）。同樣明顯的是，馬克思的認識論的辯證法使他致力於一種特殊的本體論的辯證法和有條件的關聯辯證法。在其致J.B.施韋澤（1865年1月24日）的信中，馬克思評論說：“科學辯證法的秘密”取決於把“經濟範疇”看作是“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61頁）。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它依據特殊矛盾的本質關系去解釋思維中的矛盾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危機的，而這些矛盾和危機正是由上述特殊矛盾的本質關系所導致的（本體論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是歷史的，是因為它既植根於它所描述的關系和環境之中，又是導致這些關系和環境變化的（有條件的）動因（關聯辯證法）。
　　馬克思把他的受經驗支配的探討方法同其半演繹的解釋方法區別開來；為與此一致，我們可以把他的批判的辯證法同其體系的辯證法也區分開來。前者也是對歷史的實際幹預，它表現為三重批判——經濟學說即動因觀的批判，生產結構的批判和支撐它們的本質關系的批判；而且它把（歷史化了的）康德的要素具體化了（這最初是麥克斯·阿德勒強調的），歷史的有效條件和各種受到攻擊的範疇、理論和形式都被精心地置於其中。馬克思的批判辯證法多半被看作是經驗上無窮盡、物質上有條件的和歷史上受制約的辯證現象學。
　　馬克思的體系辯證法是從《資本論》第1卷第1章的商品辯證法開始，面在《剩余價值論》的政治經濟的批判史中達到了頂點。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歸根到底都源於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商品的價值之間，資本主義所體現的具體的勞動的有用特征與抽象的勞動的社會特征之間的結構性的根本矛盾。這些矛盾，加上它們所確立的其它的結構性的和歷史性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與價值實現過程之間的矛盾，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等）都是：（1）真正的內涵的對立，因為這些矛盾的兩極實際上都是互為前提的；（2）與現象的神秘化形式有著內在聯系。這樣一些辯證的矛盾，既不違背非矛盾的原則——因為它們可以得到協調一致的描述，也不違背“引力”的規律，因為由有關對象所導致的完全顛倒是（錯誤地）表述某個現實對象的概念，已由馬克思所秉承的那種非經驗主義的、分層的本體論不費周折地加以闡明（參看矛盾條目）。馬克思把這些根本的結構性矛盾本身看作是直接的生產者跟如下三個方面相脫離而形成的歷史遺產：（1）他們跟生產資料和生產的原材料相脫離；（2）他們彼此間相脫離，從而導致；（3）他們同社會關系的網絡相脫離，而正是在這種網絡中，他們才對自然界起作用（和反作用）。無可否認，這里面不止一處帶有改變了的席勒的歷史的先驗圖式的跡象，即把歷史既看作是原始的無差別的統一、分裂和恢覆的辯證法。比如馬克思就說過：“需要說明（或為某一歷史過程的結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自然無條件之間的 統一，以及他們因引起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 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8頁）。馬克思本可以把這看作是依據驗所確立的概念。但無論如何，把這樣一個概論從科學中排除出去，是一種不適當的限制。比如，它可以作為形而上學的直觀推斷發揮作用，也可以作為具有經驗主義含義的發展研究方法的基礎發揮作用，而無需對其本身直接加以證明。
　　具有特色的並不是馬克思的所謂“辯證的”界定或偏向，而是他的辯證的解釋和批判；在解釋中他是依據共同的因果存在條件來說明各種對立的力量、趨勢或原則的，而在批判中則是依據其歷史條件來說明各種不適當的理論、現象及其他。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為什麽要采取揚棄這一明顯的形式？一種新的理論總要力圖保留它要取代的理論所成功闡述了的大部分現象。但為在理論上保留這些現象，馬克思徹底改變了它們原來的表述，而在將這些現象納入新的批判解釋範圍時，馬克思就對這些現象作了實際的改造。馬克思在其批判的辯證法或體系的辯證法中是不是受惠於黑格爾的關於現實的概念？黑格爾的本體論有三個關健因素：（1）實現的唯心論；（2）精神的一元論；（3）內在的目的論。與第一點相反，馬克思既拋棄了黑格爾的絕對，又拋棄了結構上並列的同一性形態，認為不能把物質和存在歸結為精神和思維（或歸結為精神和思維的異化）；針對第二點，阿爾都塞曾正確是論證說差異和覆雜性對馬克思來說是本質的必不可少的，德拉-沃爾佩也正確是強調指出他的總體需要經驗的證實，而不需要思辨的證實；至於第三點，馬克思強調的是因果必然性而不是概念的必然性——目的論只限於人的實踐以及在其它方面“闡述它的合理意義”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5頁）。最重要的是，對馬克思來說，開創一門歷史科學，本體論的成層作用現象和生成現象是不能簡化的，而在黑格爾那里則是在本質和存在的範圍內來探討本體論的成層作用和生成作用的，並把它們分別分解為現實性和無限性（從而消融於觀念的自我闡述領域之中）。在一切哲學的重大方面，馬克思的本體論與黑格爾的本體論的不同，在程度上跟它與原子論的經驗主義的不同是一樣的，這種經驗主義後來成為恩格斯的哲學著作的靶子。馬克思在其青年時代的批判中表明，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也暗中包含這種前提。
　　在辯證法問題上，最常見的立場有三種：一種認為它是無價值的東西（如伯恩施坦）；第二種認為它是普遍適用的；第三種認為它只適用於概念和社會領域，但不適用於自然領域（如盧卡奇）。恩格斯是第二種即普遍適用的立場的巨大權威。在他看來，辯證法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認為它們可以“歸結為三個規律”：量的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84頁）。
　　在恩格斯的論述中，存在著種種模棱兩可的解釋：這些規律被認為是先驗的真理不是超經驗的概括，這點並不清楚；這些規律是科學實踐所必不可缺的或者只不過是權宜的闡述手段而已，這也並不清楚。除了眾所周知的恩格斯的武斷例子之外，對被想象為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來說，恩格斯的辯證法的貼切性也是有疑問的，當他反對任何歸納的唯物主義時就更為如此。雖然證據表明馬克思承認恩格斯的一般推動作用，但馬克思本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沒有以任何自然辯證法為前提，也沒有導致任何自然辯證法；而且他對先驗論的批判也表明，關於現實中存在著辯證的或其它類型的過程的主張，具有歸納的和特定的主體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爾立場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如下：

　　　　　　　　　　　　　　　　　　　　　╱　必然真理　　　黑格爾
　　　　　　　　　　　　╱　普遍的（矛盾）
　　　　　　　　　　╱ 　　　　　　　　　╲　經驗主義的概括　　恩格斯
　　現實中的辯證矛盾
　　　　　　　　　　　╲
　　　　　　　　　　　　　╲　特殊的（矛盾）（比如對資本主義來說）　　馬克思

　　對於從盧卡到薩特這樣的許多批評家來說，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假定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就它所涉及的範圍而言，把只有在人的領域里才有意義的諸如矛盾和否定這樣的範疇又人為地（從而也是唯心地）應用到自然界去。這些批評家並不否認，作為社會歷史領域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科學可以是辯證的；但爭論的問題在於，是否可能有一種自然本身的辯證法。自然界與社會領域之間顯然是有差異的。但它們之間的特殊差異比起它們的一般類似性來是重要還是不重要？實際上，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已變成一般自然主義的問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取決於辯證法是否象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社會是否具有足夠的自然主義特性，以致可以把它擴大到自然界。盡管這樣，人們也不可能指望得到一致的答案——自然界雖可能存在辯證的傾向和內涵的矛盾，但不會存在辯證的可理解性或辯證的理性。某些為恩格斯進行辯護的人（如P.魯賓），就曾爭辯說：人對自然界從認識上進行的探討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歷史形成，都是以謝林的證實“超範疇”聯系的可認識性的“中性點”（或辯證的同一性）為前提的。但是（測量和實驗中的）認識上的同一或等同和（進化中的）歷史現象則是以獨立關於有關自然支撐點的實踐為前提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任何辯證關系都表現為非黑格爾式的不對稱的內在關系（社會形式以自然形式為前提而不是相反）；所以任何認識上的或本體論的同一性只有在過度延伸的唯物主義的非同一性的範圍內才會出現。
　　從短期觀點來看，恩格斯的介入所引起的一個自相矛盾的後果是在第二國際的進化論的馬克思主義中，導致了在許多方面與恩格斯一直自覺反對的海克爾、杜林及其他人的實證主義相類似的過度自然主義和一元論的趨向。但從較長期的觀點來看，恩格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釋（在這種解釋中反映論作為一種認識手段取代了同一性原則，而經過加工的世界觀則鞏固了一種同源形式）導致了某些形式上的後果，它們表現為把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絕對化或對之采取教條的封閉態度，把科學融進哲學，甚至把現狀理想化（對蘇聯馬克思主義采取心安理得的態度）。
　　如果恩格斯是不知不覺地把自然化的歷史進程確定為一種“新的絕對”，那末盧卡奇則是力圖證明歷史的目的就是真正實現黑格爾曾在思辨哲學中徒勞無功地探求但最後卻是由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中找到的那種絕對，發現無產階級的命運和作用就是歷史的同一的主一客體。在恩格斯和盧卡奇那里，“歷史”的實質內容實際上被抽空了——恩格斯依據普遍進程的範疇對歷史“客觀主義地”進行解釋。盧卡奇則“主觀主義地”把歷史看作是一個不斷完成的無條件的自我實現的行為，具有很多中介或階段，而這種不斷完成的自我實現的行為就是歷史的邏輯基礎。
　　盡管有這些原來的缺陷，但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辯證法的形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除了盧卡奇本人的歷史自我意識的辯證法或主-客體辯證法之外，還有葛蘭西的理論-實踐、馬爾庫塞的本質-存在和科萊蒂的現象-現實的矛盾，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直接源於黑格爾。在本傑明那里，辯證法體現了歷史的不連貫的和大突變的特點；在布洛赫那里，辯證法被看作是客觀的幻想；在薩特那里，辯證法植根於個體本身總體化活動的可理解性之中；在勒費爾那里，辯證法則表示非異化的人的目的。在具有較多反黑格爾色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科萊蒂）中間，德拉-沃爾佩的辯證法，本質上在於非僵化的和非實體化的思考，而阿爾都塞的辯證法則意味著總體的覆雜性。預先形成性和多元決定性。為在這兩大陣營之間保持平衡，阿多爾諾一方面強調一切批判的內在性，另一方面又強調思維的非同一性。
　　與此同時，在辯證唯物主義傳統內部，恩格斯關於辯證法的第三條規律被斯大林隨意拋棄了，而第一條規律則被毛澤東降為第二條規律的一種特殊情況；從列寧以後，這一傳統就不再遵循辯證法的大部分要點了。當然，出現這些變化也有充分的唯物主義的理由（和政治動機）。否定之否定是黑格爾據以把有限的存在融於無限之中的手段。然而，正如哥德利埃所指出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很少懂得馬克思的對立統一與黑格爾的對立物的同一性之間的差別。在這一傳統內，毛澤東最為值得注意，因為他一方面提出一系列關於區分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區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以及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有價值的見解，另一方面又像列寧和托洛茨基那樣強調矛盾發展的“相互聯系和不平衡”的特征。
　　在其長期而覆雜的歷史中，辯證法有五個突出的基本思路，其中每一個都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1）源於赫拉克利特的辯證的矛盾，包括非獨立的來源的各種力量的內涵的對立和沖突，馬克思把這些矛盾看作是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方式的構成要素；（2）源於蘇格拉底的反駁論證或辯證的論證，一方面被改造為階級鬥爭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理想的條件”（在葛蘭西那里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在哈貝馬斯那里是“不受約束的輿論”）下它將繼續作為真理的標準而發揮作用；（3）源於柏拉圖的辯證理性，它具有一系列的內涵；這些內涵從概念的靈活性和新穎性——它們易於受經驗的、邏輯的和環境的支配，在科學的發現和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由啟蒙和反神秘化（康德的批判）發展到基於物質基礎的和有條件的集體自我解放的深刻的理性；（4）源於從普羅提諾到席勒的原始統一即歷史的離異和有差別的統一的辯證過程，這一方面依然是馬克思的關於商品形態的系統辯證法所暗示的違背事實的極限或極點，另一方面則作為爭取社會主義實際鬥爭的促進因素而起作用；（5）源於黑格爾的辯證的可理解性，它在馬克思那里被改造為既包括對從因果關系上描述社會客體又包括它們作解釋性的批判——從其存在的條件來說，這種描述和批判既包括那些歷史上具體的和依附於實踐的社會客體，又包括那些完全不是這樣的社會客體。（參看決定論；認識論；邏輯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③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④ 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⑤ 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1卷，第1章。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哈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1955年英文版。
⑧ G.斯叠德曼-瓊斯：《恩格斯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73年英文版。
⑨ A.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自然辯證法

　　19世紀科學的最引人注目的遺產之一，就是自然辯證法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對科學和自然進行了一系列的論戰性的和探索性的思索，抨擊杜林的“科學上的革命”，並對自然辯證法用了許多評論和思考。這些包含一種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概念融入自然哲學的企圖——這種企圖實際上是要表明馬克思主義可以闡述自然的各種規律，表明單一的本體論就可以包括自然界和人類。因此，可以用來洞察自然和社會進程的分析工具就被歸結為辯證的規律。恩格斯看來似乎是在探討19世紀的科學發現、理論和爭論與辯證概念之間的調和性。比如，他對“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思考就說明了這一點。後來整理這一探討的人把它變成了一種僵硬的、規定了推斷的存在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學的形式。（參看馬克思主義形式的發展條目）。尤其是，自然辯證法提出了三條普遍的定理：提出正題——反題——合題或“否定之否定”這一命題作為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提出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作為對漸進的轉變如何成為革命的變革的解釋；提出對立面的相互滲透作為基本的辯證關系（參看辯證法條目）。作為一種科學的哲學，自然辯證法在西方很少有人讚同。它在蘇聯、中國和東歐，無疑受到了認真地看待，但它傳播的是宗教式的教義而不是不斷發展和不斷深化的傳統（參看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洛倫·R·格雷厄姆：《蘇聯的科學和哲學》，1973年英文版。
② 拉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2卷——“黃金時代“，第15章。
③ A.古斯塔夫·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2年英文版。


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列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馬克思雖然否認是他發現了階級或階級鬥爭，但卻堅持認為：“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 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 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 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 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然而，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準確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到底是什麽意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他談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這種社會就是“ 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 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 消滅43一切階級差別……必然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頁）。但是以上論述和馬克思著作中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不過，有一篇重要的馬克思著作，即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 我們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對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詳細描述。馬克思後來說巴黎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然而，恩格斯於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新的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卻說：“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根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觀點是有根據的。
　　對馬克思來說，巴黎公社的意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就在於，它不象以衣的專政，它已開始粉碎國家機器，並把權力交給人民。“先前屬於國家的全部創議權都已轉歸公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公社的市政委員會由普選產生，而且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公社廢除了警察和常備軍，並以武裝起來的人民卻取代他們；像其余的一切公務人員一樣，“法官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馬克思還說：“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然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同上，第337頁）。總之，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將權力交給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盡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權的嘗試。
　　這表明，根據馬克思的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字面上所說的，即他所認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一種統治的形式，無產階級在其中將行使迄今由資產階級行使而實際的管理任務委托其他人的那種統治權，而且也是一種管理形式，工人階級在其中將實際進行管理並迄今履行由國家執行的許多任務。
　　這種把無產階級專政既看作是統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觀點，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寧的這部著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嚴格依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闡述而寫成的。然而，這部著作沒有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卻黨的作用。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有很區別的，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流行的恰恰是後一種表述。
　　同樣地，對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已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成是在革命過程中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對自己敵人的一種無情鎮壓（參看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列寧在1918年底就曾寫道：“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頁）。這就意味著國家及其強制機構可以根據不嚴密的法律條款和借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使用鎮壓手段。
　　無產階級專政的批評家們所強調的往往正是這一概念的鎮壓的一面；而且恰恰由於它已被廣泛地同淩駕於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之上的黨和國家的專政聯系在一起，它才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許多這樣的黨現在已從自己的黨的綱領中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



參考書目

① 埃蒂耶納·巴里巴爾：《論無產階級專政》，1977年英文版。
② 哈爾·德雷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2卷《社會各階級的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 卡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1919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1965年英文版。


分配

　　在馬克思看來，一種社會形態與另一種社會形態，像約·斯·穆所理解的那樣，有著不同的分配關系；但馬克思不同於其他作家，他認為分配關系源於生產關系。他說：“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的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只把分配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的見解……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開始進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資本論》第3卷，第998—9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的核心是一個階級受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對剩余勞動的榨取，相應地在各階級之間形成了分配關系。但它是一種只有依據生生產關系有關的量和質的尺度才能理解的關系。盡管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共產主義條件的分配關系作了很多闡述，但還是讓我們根據資本主義的情況來說明一下這種分配關系。
　　基本的分配關系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進行的，從收入形式來說，資本和勞動分別是由利潤和工資來表示的。因此，從分配上分析資本主義，就會把這種關系看作是在剝削反映出來的一種對抗現象，因為剝削表現為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反比關系。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利潤是從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得到來的，即通過強迫勞動者在生產工資貨物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之外的時間進行勞動來創造的。於是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分配關系就源於生產關系。工資作為生產的先決條件而預付的，而利潤作為剩余價值在交換中的形式則是生產的結果，它本身就是資本與勞動在勞動過程中的矛盾。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分配關系，並不像馬克思主義的斯拉法學派所認為的那樣應主要被看作是兩個階級之間在純產品份額上的沖突，而應主要看作是在生產問題上沖突的結果，因為在這種生產中，兩個階級的處境並不是同等的。
　　剩余價值的生產揭示了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關系的性質。但是剩余價值本身也必須進行分配。在各工業資本家之間，假定資本是通過信用進行流動的，就有一種按預付資本的比例分配剩余價值的趨勢——形成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還會通過諸如地租和利息等形式而被占有。對於地租來說，地產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而對於利息來說，則必須分析金融資本。此外，競爭也是分配的最覆雜而又最具體的主宰因素，困為當勞動力市場有利於工資時，競爭會使工資往往占有一部分剩余價值。





分工

　　馬克思把社會分工定義為“同樣多種的、按照屬、種、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資本論》第1卷，第5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接著他又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勞動行為，市場上就不可能有彼此可進行交換的商品。但是反過來說就不對了，因為商品生產並不是社會分工存在的必要條件。在古代公社就有分工，但其品並不成為商品。同樣，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工廠內部的分工也不是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產品的結果。這表明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分工要加以探討。第一，存在著一種由私人生產者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而形成的一個綜合體系的社會分工，這是在各個個體的、獨立的、競爭的資本家之間進行交換的分工（資本主義）。第二，存在著工人之間的分工，每個工人完成一部分工序，所有的工序同時進行，生產出來的東西是集體工人的社會產品；這是生產中的分工，即生產過程內部的資本與勞動的分工，雖然它同交換中的分工是相互聯系的，但這兩種分工的起因和發展是完全不同的（參看資本；商品；交換；價值條目）。
　　首先考察一下社會分工。這存在於所有類型的社會之中，而且是由人的生理差異造成的，用以推動特定社會目標的這種差異取決於占統治地位的特定社會關系，此外，不同的共同體可以使用自己自然環境中的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當這些不同的共同體彼此接觸時，這些差異就推動了相互的產品交換。因此，各個社會單位（家庭、部落、村社、社團或其他）內部或之間的交換，就為生產的專業化提供了動力，從而導致了分工。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產品逐漸變成了商品，生產過程內部也出現了分工，但這種分工是資本主義的特定產物，它按以下方式與社會分工相互作用。尋求保值並從而尋求剩余價值把先前獨立的手工業者融入了一個受資本控制的單一配置的生產過程之中（參看積累條目）。這樣，生產中的分工就以犧牲社會分工而得到了發展。同時，各個勞動過程中的生產又分成了若幹組成部分，每一部分變成了一個單獨的生產工序；這樣，社會分工又以犧牲生產中的分工得到了發展。但是，靠資本擴大的生產力增加得很快以致這兩種分工都發展了，彼此之間不斷劃分界限又不斷加以修正。因此，正是這種積累的動力確立了資本主義的分工，而不是市場施加的限制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分工（參看協作；勞動過程；工場手工業條目）。
　　盡管存在著這種不斷的相互作用，生產中出現的受資本控制的專業化在性質上也完全不同於各個不同資本之間交換中出現的那種專業化。首先，交換中的分工只把一切不同的生產過程（只要這些過程生產商品它們就存在）聯結在一起；不同的勞動只是通過作為商品的那些勞動產品而聯在一起的，這種聯系只有在買賣活動中才能實現。相反，在生產的分工中，一個單獨的工人並不能生產商品，每個工人只是集體工人即一切專業化活動總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唯一發生的買賣活動則是資本家對所需數量的工人勞動力的購買。
　　其次，社會的分工需要在大量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廣泛地分配生產資料。但生產內部的分工則是以作為資本家獨占的私有財產的生產資料的集中為前提的。
　　再次，用以組織這兩種分工的方式也不相同。關於社會的分工，馬克思所說的“偶然性與任意性的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39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起著支配作用，使資本在各個不同的勞動部門之間的分配帶有明顯的任意性。雖然每個資本家受生產使用價值的必然性制約，並最終受利潤考慮的制約，但這些制約只是通過價格波動來沖擊資本家的；因此，社會分工是由競爭過程從經驗的角度來推行的。相反，“偶然性和任意性”在生產過程中則根本不起支配作用；每個工人有一定的職責，按一定的比例同其他工人以及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中的分工是由資本家進行規劃、管理和監督的，因為它是從屬於作為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資本的一種機制；因此，它是由資本的強制力量先驗地推行的。馬克思總結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的專制是相互制約的”（《資本論》第1卷，第39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適用於工場手工業的情況更適用於機器大工業，在機器大工業中使勞動從屬於生產資料的過程達到了頂點。（參看機器和大工業條目）。
　　最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加劇了“無產政府狀態”與“專制”之間這種差異。生產內部的有組織的分工被讚美為是提高資本生產能力的機制，而阻礙並扭曲人的能力使工人終生局限於局部工序的現象卻被輕易地忽略了。任何根據社會公認的標準去管理、控制和規劃失調了的社會分工的有意識的努力，全都被譴責為是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權和資本家個人獨創性中企業精神的危險侵犯。於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往往把分工看作是根據偏好和技藝（不管是先天的還是後來獲得的）來分配個人的工作，把專業化讚美為增進發展和提高生產能力的源泉，而且一般都傾向於不承認分工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關系的產物。因此，歷史的具體範疇和制度，不是被看作是暫時的，而被當作是永恒的；因為個人的愛好和生產技藝將永遠存在，這就易於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嘲弄為無希望的烏托邦的空想：“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然而，這咱批判完全曲解了這段話。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主要目的，是證明人的勞動產品如何和為什麽會支配生產者本身，以資本為其存在形式的物化勞動如何通過表面上的供求客觀上規律支配著活勞動的。而且這種情況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本身創造的社會卻把分工強加給各個個人。生產當然總是把勞動體現於產品的一種活動，但在其中實現這種體現的階級關系對決定下述論述卻是十分重要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發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已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的……物質力量，這是過去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顛倒，正是由於這種顛倒，主體才被當作客體，而客體則被當作主體。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消滅分工看作是消滅私有財產關系的同義語；只有當人們支配生產和交換並自覺規劃它們時，他們才是自由的。隨著商品形態的消滅，勞動的社會特征就不再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客觀的特征了；不再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其運動支配著生產者本身的社會關系了；更確切地說，情況恰恰相反；隨著基於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分工的消滅，上述真正的顛倒也就消失了。
　　顯然，為了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能繼續進行生產和再生產，某些形式的分工仍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有在實際生產領域之處，真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生產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們置於他們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們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不是“專制”支配生產中的分工，而是由生產者本身的民主規劃來支配分工，不是“無政府狀態”支配社會分工，而是“正象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社會必須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
　　在社會化的生產關系條件下，機器特別是自動化的不斷發展的潛力，將使生產中的這樣一種經濟時代成為可能，即第一次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創造也“真正的自由王國”，包括“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頁）。於是，我們將會看到：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底，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218—219頁）。這樣，分工就消滅了（參看共產主義條目）。





多布，莫里斯

　　1900年7月24日生於倫敦，1976年8月17日在劍橋逝世。多布是英國20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劍橋和倫敦學習之後，他於1924年在劍橋獲得教職。他在劍橋期間和退休以後的著述，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產生、社會主義計劃、價值理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學術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的學術著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是一位積極的政治鬥士，並使自己的理論著述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著述注重於研究實際問題。在自傳性的筆記中（見“參考書目”9），多布著重談到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所具有的政治積極性。從1922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是共產黨員。
　　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見“參考書目”5）探討了導致封建制度危機及瓦解的封建生產的“運動規律”，駁斥了那種認為不斷發展的交換和貿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論點。這部著作及其有關的著作，決定了其他學者在後來發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問題（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他發表的許多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的著作——從1928年的《工資》到197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若幹問題》，都探討了市場與計劃的關系以及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耗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適當平衡的問題。他的關於價值理論、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著作，在若幹年內幾乎是英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作。他對價值論的解釋，特別是後來的著作（1970年和1973年），深受李嘉圖和斯拉法的影響，他還與斯拉法合作出版了李嘉圖的著作。



參考書目

① 《劍橋經濟學雜志》（莫里斯·多布紀念專輯）。
② 莫里斯·H·多布：《資本主義企業和社會進步》，1925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工資》，1928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193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論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福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學》，1969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亞當·斯密以來的價值和分配學說》，1973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傳隨筆》（1965），1978年英文版。
⑩ R.H.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家務勞動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女權運動人士對婦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受壓迫的物質基礎的探討，曾被恩格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9頁）、倍倍爾、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看作是通過把婦女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而使其遭受經濟壓迫的家務勞動，已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現代女權運動的一個公認的範疇（參看女權運動條目）。以前論述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往往只是從她們在勞動市場中的不利地位來尋求其受壓迫的原因的，造成這種不利地位的原因是婦女只是在家庭內部從事勞動。而家庭本身又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認為它的主要作用僅是意識形態上的。人們所以重視家務勞動這一問題，看來是為了通過承認勞動也在家庭內部進行這一點來糾正上述多少有點矛盾的見解，他們認為應該承認性別分工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家庭內部進行的家務勞動（主要由婦女承擔）和為資本進行的工資勞動（男女都從事，但主要是男性從事）。把經濟的範圍擴大到將大多數婦女勞動也包括在內，就可望對婦女遭受壓迫的問題從物質上作出解釋。
　　種種爭論導致了這場關於要為家務勞動付工資的辯論，主張這樣做的人認為家務勞動是為資本產生剩余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因為它提供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在這些方面，除了家庭主婦不是雇傭的以外，家庭完全象一個資本家的工廠。因此，家庭主婦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過比那些領工資的人更受剝削而已。所有這些說法，都受到那些反對給家務勞動支付工資的人反對。他們認為這樣做將會把婦女的地位只局限在家中，家務勞動是在不同於為資本進行的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它與工資勞動的不同不只表現它不是雇傭的這一方面。
　　共同的基礎在於家務勞動是在家庭內部生產供生產者家庭成員直接消費的使用價值的，它有助於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同於為資本進行的雇傭勞動，家務勞動很少受分工、協作或專業化的制約。辯論的焦點是，馬克思的哪些範疇適用於家務勞動、它的產品、它的生產關系及其勞動者。
　　第一，人們論證說，家務勞動不是商品生產，因而並不生產價值，也更不可能構成剩余價值的來源。這一論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論證。一是根據勞動力這一商品的特殊性質，勞動力並不“象任何其它東西”一樣構成商品（參看勞動力的價值條目），它不同於一切其它商品，它不是由任何勞動過程生產出來的。相反，它是活的人類的一種屬性，而活的人類是靠自己消費使用價值來維持生存的（但不是靠消費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其中有些使用價值就是由家務勞動提供的。二是依據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大部分家務勞動的替代勞動，因而不同意把勞動力看作是家務勞動的產物。如果在家中烤面包的家庭主婦是生產性勞動力，那末為出賣而生產面包的面包師為什麽不是生產性勞動力？如果我們把這一邏輯延伸一下，那末勞動力就會成為許多實業的產物了，勞動力的生產當然也就不是家務勞動特有的性質了（見“參考書目”6和10）。
　　事實上，有人認為家務勞動不應以其產品而應以其生產關系（一種不屬於價值生產的生產關系）來加以鑒別。因為家務勞動的產品是不為銷售而生產的，所以它的勞動過程不受價值規律作用的支配，即不受競爭的強制力量的支配；而競爭的強制力量則要保證把用於商品生產的勞動時間減少到最低限度。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才有社會意義。沒有價值規律的作用，就沒有勞動借以獲得抽象勞動特征的手段，而只有抽象勞動才構成價值的實質（見“參考書目”9和7）。所以，如果家務勞動不生產價值，它當然也就不可能生產剩余價值，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家務勞動不能生產剩余，或不能以某種方式獲得不是價值的另一種剩余。如果能夠證明存在一種家務勞動所持有的剩余獲得的方式，那末這種勞動就構成了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而作為家務勞動者的家庭主婦也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只不過它所受的剝削方式不同於工人階級而已（見“參考書目”3、5、6和8）。
　　與此相反，也有爭論說，家務勞動不能構成生產方式，因為它的生產關系沒有自我再生產的能力。盡管家務勞動不生產自己的生產資料，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卻被應用於所生產的商品投入中去。那種認為應把這種情況看作是依附於（但不同於）資本主義方式的“附庸的”生產方式的觀點，是沒有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是一種象征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依賴家務勞動向它提供勞動力——也沒有認識到這樣一點，即如果作為在理論上具有獨立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從而符合歷史時代特征的標準依然是生產方式必要條件的話，那末需要重新定義的正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見“參考書目”7）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那末就沒有必要把家庭主婦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且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區別只與雇傭工人有關，不適用於家庭主婦，因為生產性勞動是資本從中獲取利潤的勞動，這種勞動涉及到兩種交換：一是購買勞動力進行的交換，另一是銷售其有用產品時的交換。這兩種交換都不包括家務勞動，家務勞動的產品不出售，它也不是雇傭勞動（見“參考書目2和4）。
　　如果為把家務勞動包括進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重新定義的話，那末它將包含兩種形式的勞動，而且這兩種勞動形式勞動之間的區別並不明確表示不同的階級。但這種分類就不再區別每種勞動形式中所包含的工人了；也根本沒有必要使這種分工與人們之間的區分相一致。雖然這可能與雙重使用婦女的生命力的現實相符合，但卻不能說明性別的分工，因為在這種分工中婦女主要是從事家務勞動。既然揭示性別歧視的物質基礎是這場辯論的原本目的，那末在這一點上就應當認為是一種失敗。這並不完全使人感到意外，因為辯論本身純粹是要從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的雇傭勞動的分析中得出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是適用還是不適用的問題。要進一步深入，，就需要有從對家務勞動和婦女壓迫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各種概念。這些概念首先是一些區分男人和女人的概念，而不是重新搬出馬克思分析雇傭勞動的那些性別不分的範疇。承認性的差別無論是否會根本改變後一類範疇，都有待於對雇傭勞動中的性別分工作更充分的分析。但對家務勞動來說，一旦提出關於再生產這樣的重要問題，就必然會涉及特定的性範疇。有趣的是，這場辯論正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而且如果要分析婦女受壓迫而不分析家務勞動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工人範疇，那我們將不得不再回到原來的問題上去。為避免這種疏忽，就必須澄清被看作是在家庭內部從事的私人勞動的家務勞動與被看作是包含在再生產中的勞動的家務勞動之間的關系。



參考書目

① M.庫爾森，B.馬格斯和H.溫賴特：《家庭主婦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一種批判》，1975年英文版。
② M.達拉·科斯特：“婦女與社會顛覆”，載《婦女的力量與對社會的顛覆》，1973年英文版。
③ C.德文菲：《主要的敵人》，1977年英文版。
④ T.費伊：《家務勞動——對家務勞動及其與生產過程關系的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⑤ J.加德納：《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1973年英文版。
⑥ J.哈里森：《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1973英文版。
⑦ S.希梅爾來特和S.莫恩：《家務勞動與資本》，1977年英文版。
⑧ M.莫利紐克斯：《家務勞動辯論沒有涉及的方面》，1979年英文版。
⑨ W.塞科巴：《家務主婦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1974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家務勞動——答批評者》，1975年英文版。


捷爾任斯基

　　捷爾任斯基是波蘭社會民主黨創始人，活躍於波蘭和俄羅斯的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後，他成為了契卡（1917年12月成立）的首任領導人，在1924年後領導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後來他成為斯大林的支持者；最終死於心臟病發作。

　　“會議以捷爾任斯基的報告開場。他是一個奇怪的苦行僧/禁欲主義者。在華沙的監獄里時，他堅持要幹倒泔水這樣的臟活，去清理別人的牢房而非先理會自己的；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力所能及的話，應該把全部不好的事情攬在自己身上，而非讓其他人來承擔。當俄國的革命事業陷入危機時，他擔任了最不受歡迎的職位——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主席。在過去十八個月的時間里，他表現出獨特的勇氣與正直。當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Left SRs）發動兵變時，他只身一人前往對方的大本營，相信自己能說服他們——即使最後被他們逮捕時，捷爾任斯基也無懼被槍決的危險，以至於本來派去看守他的士兵最後反而釋放了他，並棄暗投明。捷爾任斯基的身材又高又瘦，臉上洋溢著狂熱的激情——容貌與聖·方濟各的一些經典肖像如出一轍，是反革命分子與罪犯們的噩夢。他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演說家，在講話時他望向聽眾們的上方，顯得好像根本不是在對他們而是在對著某個肉眼見不到的人講話。甚至在談到一個他自己完全了解的話題時，捷爾任斯基也經常令人好奇地、無法利索地發言。有時候他需要停下來，換種表達方式，有時候會無法把話講完：他會說著說著，就在一個句子中間用一種稍顯奇怪的、帶貶抑語氣的重音來結束講話——好像在說：“我的發言到這里就可以結束了。至少看起來如此。”
　　──亞瑟·蘭瑟姆（Arthur Ransome），1919年在俄羅斯

生態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擴張趨勢看作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但也著重指出了這種生產方式的破壞性的行為。然而，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片面地強調上述觀點的前半部分，直到斯大林最終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最適宜的條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才能顯示出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就已指出工業的擴張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各種破壞性的後果，與此同時，馬克思也指出“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而且“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技巧的進步”；從長遠來看這種進步將“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1卷，第552—55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又明確地提到人類有為後代保護人類生活的生態先決條件的義務，他指出：“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社會主義——本條目作者）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給後代”（《資本論》第3卷，第87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一種新政策的要素——論生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1980年德文版。
② 伊林·費切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進步信念與生態》，1982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統治》，1972年英文版。


經濟危機

　　在探討危機理論時，我們必須把總危機同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區別開來；總危機是指再生產的經濟和政治的關系的全面崩潰，而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則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正常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追求利潤的個人願望會同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周期性地發生沖突。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僅僅是該制度把上述個人願望與客觀必然重新結合起來的固有的方法。當制度健全時，它會很快地從其固有的失調動亂中恢覆過來。但如果制度不健全，則恢覆期越長，恢覆就越沒有生氣，其進入長期蕭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國，從1834年到現在的150年中雖然出現過35次經濟周期和危機，但只有兩次——1873-1893年和1929-1941年的大蕭條——稱得上是總危機。當前資本主義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一統計表中會不會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蕭條這一次（見“參考書目”10和3）。
　　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時，馬克思常常提到它的“運動規律”。比如，他認為利潤率趨於下降就是一個一般規律，但同時又指出“阻撓和抵銷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資本論》第3卷，第25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起反作用的趨勢。因此，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即“規律”怎麽會從趨勢和相反的趨勢中產生呢？回答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從概念上把各種趨勢看作是基於同等基礎起作用的趨勢。資本主義導致一系列的沖突的趨勢，而某個特定歷史的“緊要關頭”的各種力量的平衡則決定制度的最終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結構性改革和國家幹預似乎具有很大的潛力，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它們能夠左右各種力量的平衡，從而實際上支配其後果。後面我們將可以看到，這一總的見解是大多數現代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基礎，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另一方面，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重要的是區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趨勢和各種起抵銷作用的次要趨勢，因為後種趨勢是在前者所規定的範圍內起作用的，由於占支配地位的趨勢起因於制度本身的性質並賦予制度以強大的推動力，所以次要的趨勢實際上是在原動力的範圍內起作用的，或者說被納入一定的導向的（在這些範圍內，次要的趨勢也可以只作為基於同等基礎的沖突的趨勢而起作用）。從這一高度出發，那些結構性的改革、國家的幹預以至未能觸動制度的基本實質的階級鬥爭，只具有有限的潛力，這正是因為它們最終將會從屬於該制度的內在的動態。
　　現在我們可以劃分出兩種主要的危機理論，這種劃分同探討資本主義歷史的兩種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論，它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規律是各種沖突趨勢的產物；根據這種理論，每當歷史的決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結合時就會出現總的危機。另一是必然性理論，它基於這樣的看法，即認為規律是使各種抵銷的趨勢處於從屬地位的、內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趨勢的表現；按照這種理論，定期出現總危機的特定形式和發生的時間，在一定範圍內是由歷史和制度的因素所決定的）。下面我們將考察一下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是如何具體解釋上述兩種理論的。

　　可能性理論

　　這種理論可以分為兩大類：消費不足——停滯論；工資壓縮理論。
　　第一，消費不足——停滯理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的純產量的貨幣價值等於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資加上資本家所得的利潤。由於工人的所得少於純產量的總值，因此他們的消費永遠不足以把純產量的總值購買回來，工人的消費產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潤對工資的比率在增殖的價值中所占的份額越大，這種需求缺口也越大。當然資本家也消費其部分利潤，這有助於填補一部分缺口。但是資本家的大部分利潤不是消費掉而是儲備起來的；按照凱恩斯的說法，這些儲備被看作是需求的“滲漏”，其最終的基礎依然是限制大眾的收入和消費。如果相當於資本家儲備的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補上的話，那末部分產品就銷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價格進行銷售，結果整個體系就要收縮，直到利潤降低到使資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純）投資從而也就談不上增長。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經濟邏輯易於使資本主義經濟趨向於停滯。
　　當然，需求的缺口不僅可以通過消費，而且也可以通過投資需求（工廠和設備的需求）來填補。投資需求越大，該體系的生產水平和就業水平越高，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就越快。因此，該體系的最終運動，歸根到底將取決於資本家的儲蓄計劃所導致的停滯趨勢與資本家的投資計劃所導致的起抵銷作用的發展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資本家所以儲備，是因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他們必須為生存而努力發展。但是只有具備客觀可能性時，他們才會投資，而且這些又取決於兩個因素。具體地說，就是當某個特定的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的霸權能使它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性加以協調並鞏固時，也就具備了發展大規模商業貿易活動的基礎；當大批新產品、新市場和新技術同時出現時，要具備為大規模投資所需要的動力。只有基礎和動力同時具備，發展的因素才會蒸蒸日上。然而，隨著動力的耗盡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對基礎的不斷損害，各種對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會重新表現出來，而停滯就會成為一種趨勢——當然，這種局面將一直延續到新的統治秩序（也許通過世界戰爭來促成）和許多新的發現能開創出另一個發展時代為止。
　　壟斷權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據說少數實力強大的企業能支配各自的行業，通過限制產出和擡高價格它們能夠靠犧牲工人和小資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於自己。鑒於大資本家把較大份額的收入儲備起來，所以總的儲蓄額將增加；另一方面，為維持價格和利潤，大企業將只限於在本行業中進行投資，從而減少了可利用投資的出路，由於加大了需求缺口並同時減少了投資的機會，因此，從理論上講，壟斷將使停滯實際上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當然，實際上戰後的“壟斷資本主義”直到最後“一直享有長期的繁榮……在許多方面超過了它先前的歷史”（見“參考書目”14）。所以，由於存在著非常強有力的抵銷因素，諸如戰後的美國霸權、新產品、新技術和軍事費用等等，這一切又足以說明實際上並不存在停滯現象。
　　在這樣一種框架內，任何可以加強和指導發展因素的經濟幹預，顯然在原則上都可排除停滯的威脅。比如，凱恩斯經濟學就宣稱國家不管是通過本身的開支還是通過刺激私人消費，均可使產出和就業達到社會期望的水平，從而最終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消費不足論者也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們只是認為，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壟斷而不是競爭，因而這種幹預並不是普遍可行的。壟斷會加劇資本主義停滯的趨勢，而當停滯出現時，國家就會通過刺激總需求來抵銷這種趨勢。但接著壟斷者將以擡高價格而不是以擴大生產和就業來與之對抗（就象各競爭的企業所做的那樣）。因此，國家力量與壟斷力量之間形成的對峙局面將導致停滯加通貨膨脹即“滯脹”（見“參考書目”14、5和13）。如果國家退出這場鬥爭並采取緊縮措施，那我們就會處於衰退甚至是蕭條的局面。從這一觀點來看，由於國家不願同壟斷集團對抗，所以危機的出現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事件。凱恩斯理論認為國家有駕馭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能力，而一旦認可這一前提，則危機的形成和擺脫就成了運用這一能力去實現政治目標的問題。因此，人們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一項通過價格控制、調節和有力的經濟計劃來削弱壟斷勢力的政治方案，將擊中通貨膨脹的要害，而增加社會福利費用和提高工資則不僅使工人階級而且也會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獲益（通過縮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對國家施加足夠的壓力，那末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經濟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領域並在政治領域內解決。
　　斯威齊本人故意避開了他論證中所固有的政治結論，雖然他警告說資本家本身也許會找到支配資本主義制度的新方法（見“參考書目”14第31期，第12—13頁）。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麽保留了。（參看哈林頓著《社會主義》，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與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頁；以及《金元與理性》雜志各有關爭論文章，特別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還可參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變公司的四種辦法》一文，載《民族》雜志，1982年5月15日英文版，第589—591頁）。
　　第二，工資壓縮理論。
　　工資壓縮理論企圖把總危機同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趨勢聯系在一起（參看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其出發點是承認假定其它條件相同，實際工資增長或工作日的長度縮短和工作日的強度減少時，潛在的利潤率就下降。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況均保持不變，剩余價值率的下降將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然而，這不過是說實際工資的增加（為工作日的長度和勞動強度所作的調整）從趨勢上看將減低利潤率。如果利潤率趨於下降與這種情況無關，那末（調整的）實際工資的增加僅僅只是促進先前存在的利潤率的下降。這正是馬克思所論證的，我們將在下一節里看到。但如果利潤率趨於上升的話，那未只有實際工資有足夠迅速的增長，才能表現出利潤率的實際下降。這就是工資壓縮理論者的典型主張。他們假定實際工資不變，技術改造也有助於提高利潤率和提高利潤對工資的比率。
　　這一理論的一種看法認為，這種利潤率的一升將直接刺激投資高漲；該理論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利潤對工資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壟斷力量的不斷增長將擴大需求缺口，從而導致該制度的停滯的趨勢，但國家能夠抵銷這一點從而維持繁榮；這實際上是消費不足或停滯理論的發展。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如果繁榮期持續到足以使勞動市場變得緊張起來，而同時工人又如此富有鬥爭精神，以致他們的工資需求導致實際利潤率持續下降，那末最終就會爆發危機。從典型的意義來說，工資壓縮理論力圖把實際工資增長快於生產力的增長看作是這樣一種證據，即在危機背後起作用的是勞動力。
　　比如，通常處理所謂技術選擇的數理方法就認為，利潤率是趨於上升的，除非實際工資的增長逆轉了利潤率上升的進程（見“參考書目”12，第242—247頁）。大多數現代支持工資壓縮理論的人如羅默（見“參考書目”11）、鮑爾斯（見“參考書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見“參考書目”1）都引證這一點。其他人，比如霍格遜（見“參考書目”7，第75—76頁），只是把有機構成的經驗穩定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最後，卡萊斯基（見“參考書目”9）則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論點的人，即國家幹預將把消費不足的趨勢變成工資壓縮的現象。應當指出的是，甚至在傳統的關於技術選擇的文獻中，實際工資高於生產率的增長，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這從沙克的圖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來（見“參考書目”12，第236頁），在這個圖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資率（縱截線）就是每個工人的純產量。
　　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因為危機只有當工人的工資增加得“過多”時才會出現，所以這一理論在看待資本主義時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實際工資提高又可以使資本家的利潤率有所提高。從這一觀點來看，如果工人和資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讓步，國家在原則上就可以設法覆蘇，而如果工人和資本家雙方都表現出某種克制，則國家就能進一步阻止危機。一般來說，可能必的理論的特征就在於：由於工人和資本家都承認國家有決定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權力，所以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們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甚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這一前提不正確，那末圍繞著它而制定的戰略和策略無論如何也會導致嚴重問題。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機理論所包含的內容。

　　必然性理論

　　現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論，就是馬克思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理論。過去，甚至把某些消費不足論的變種（如盧森堡的主張）也都列為必然性理論，但一般都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對這些主張本身論證的邏輯作了錯誤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試圖說明，資本主義為什麽在經過長期的加速發展後必然會出現相應的減速發展時期並導致危機。對於消費不足論顯然是通過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湧現的許多發現）來說明的東西，馬克思則是通過立足於潛在的利潤率的變化的內在因素來加以說明。
　　一切資本主義行動的動力都是利潤，而剩余價值則是其隱藏的基礎。為盡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價值，資本家必須增加勞動日的長度或增大勞動日的強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為了同其他資本家有效地進行競爭，他們必須同時降低單位生產的成本。增加固定資本就是要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簡單地說，相對於勞動力的固定資本的增加（生產的機械化）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對於產出的固定資本的增長（生產的資本化）則是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較先進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固定資本的增長也往往會引起利潤率的降低（參看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所引用的參考材料）。對首先采用這些規模較大、資本集約程度較高的方法個體資本家來說，較低的單位成本使他們得以降低價格、擊敗競爭對手而進行發展，從而以更大份額的銷售來抵銷利潤率的下降。但是，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來說，這將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雖然有各種因素可暫時抵銷這一下降趨勢，但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起作用，所以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將成為一種主要的趨勢。
　　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期內，利潤率的這種下降趨勢對投資的影響，將造成總潛在利潤量的“長期波動”，即先是增加，接著便是降低和停滯。在後面這個階段，投資需求下降、生產能力過剩將成為普遍現象，而新的投資不足則會使生產率的增長放慢，因此實際工資在一個時期內就可能相對於生產率的緩慢增長而增長。換言之，無論是消費不足還是工資壓縮這類現象，都表現為盈利能力的危機效應。但是它們並不會導致總的危機，因為在資本主義積累範圍內存在著各種固有的機制，這些機制使能力適應有效需求，並使工資的增長維持在生產能力增長的限度之內（參看《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譯本，第25章；“參考書目”4）。
　　每一次的總的危機都會使弱小的資本受到巨大的破壞，使工人遭到沈重的打擊，而這些破壞和打擊，則又有助於通過加強集中和積累、通過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來恢覆積累。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然的”恢覆機制。但由於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因而每一次隨後出現的高漲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即長期的利潤率和增長率一般都比較低，因此，在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里，停滯和世界範圍的失業問題在整個時期內將變得更為嚴重。因為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積累本身所導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競爭或工資過多而造成的，所以國有幹預不管其意圖多麽好，也不可能完全“解決”上述問題。政治不可能也不會支配制度，除非它願意承認資本主義解決危機的方法需要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則必須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正如耶費（見“參考書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論所特有的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性，也許是一種危險的錯誤觀念（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



參考書目

① P.阿姆斯特朗和A.格林：《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與寡頭制——對沙克的評論》，1980年英文版。
② S.鮑爾斯：《技術變革與利潤率——對置鹽信雄定理的簡單證明》，1981年英文版。
③ A. F.伯恩斯：《變化世界中的經濟周期》，1969年英文版，表11，第16—17頁。
④ P.加雷納尼：《關於消費、投資及有效需求的筆記——答瓊·魯賓遜》，1978年英文版。
⑤ C.哈曼：《危機的理論》，1980年英文版。
⑥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4部分。
⑦ G.霍格遜：《托洛茨基與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⑧ 羅塞爾·雅科比：《危機論的政治——對機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之二》，1975年英文版。
⑨ M.卡萊斯基：“充分就業的政治特征”，載《論文選集》（1943），1971年英文版。
⑩ 10）E.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5年英文版。
⑪ J.E.羅默：《關於利潤率下降的持續爭論——固定資本和其它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⑿ A.沙克：“危機理論史導言”，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⒁ 保·斯威齊：1979—1982年發表在《每月評論》第31（3.6）、32（5）、33（5.7）和34（2）期上的主要文章。
⒂ D.耶費：《霍格遜與能動改良主義》，1976年英文版。


經濟學

　　參看政治經濟學條目。


經濟主義

　　這是列寧在1899年的幾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論Proqession deroi 》——均載《列寧全集》第4卷）；這些文章批判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某些集團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割裂開來、並傾全力於經濟鬥爭。列寧把這種態度同“伯恩施坦思想”聯系起來（參看伯恩施坦條目）。列寧寫道：“如果把經濟鬥爭當作某種獨立的東西來看待，那它就毫無社會主義氣味”（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9頁）。在較後的一篇文章（1901年）中，列寧把經濟主義定義為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一種分裂傾向，認為它具有下列特征：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貶低社會生活中的意識因素；力圖限制政治鼓動和政治鬥爭；不懂得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集中的革命者組織”。他的1902年的小冊子《怎麽辦》？就主要是針對經濟主義的，區分了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並譴責了“對自發性的崇拜”（即譴責了把趨向社會主義的自發運動看作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的觀念）。
　　可見，列寧主要是從實際政治背景出發來使用這一術語的。這一術語只在列寧關於需要建立一個集中的和有紀律的政黨來向工人階級灌輸發達階級意識這一比較廣泛的思想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參看列寧主義條目）。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經濟主義也具有理論含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強調（從其批判者的觀點來看，是過分強調）經濟基礎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而且一般說來，堅持馬克思理論的決定論。葛蘭西（見“參考書目”1第2部分第1節）是從其政治表現形式來著手探討經濟主義的——把經濟主義等同於工聯主義、放任的自由主義和各種其它形式的“選舉棄權主義”，這一切都表明在某種程度上反對政治行動和反對政黨。然而，葛蘭西接著又把經濟主義同社會科學中的特定理論傾向聯系起來，這種理論傾向就是“堅信存在著在性質上類似自然規律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相信類似宗教的先定的目的論。”
　　在最近的辯論中，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參看結構主義條目）在駁斥基礎——上層建築模式和目的論的過程中，對經濟主義一直采取極其嚴厲的批判態度，雖然批判得很不恰當。普蘭查斯在其對共產國際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的研究（1974年）中，斷言這種政策是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經濟主義基礎之上的。他的這種經濟主義把帝國主義歸結為一種純經濟現象（直線經濟演變的過程），用經濟落後來解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但卻沒有解釋業已高度工業化、經濟發達的德國為什麽也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就其各種意義而言，經濟主義以及對它的批判，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以其它方式提了出來）。經濟（以及技術）的發展在馬克思的歷史學說（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中的確切作用是什麽？特別是，針對作為人的能動作用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階級意識和政治行動的（相對）獨立的影響而言，上述發展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葛蘭西：《經濟主義的某些理論和實踐的特征》，載《獄中劄記》第2部分，（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② 弗·伊·列寧：《怎麽辦？》載《列寧選集》第1卷，第220—389頁。


教育

　　從19世紀40年代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教育觀的初步原理（比如《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部分；《哥達綱領批判》第4部分；《共產主義基本原理》）。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較系統的教育理論。十月革命及其對馬克思主義教育實踐的需要，大大推動了這一理論的發展（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勃朗斯基、馬卡連柯）。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理論基本是一種實踐的理論。對此作出貢獻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倍倍爾、饒勒斯、蔡特金、李卜克內西、葛蘭西、郎之萬、瓦倫、塞夫。許多研究者當前正致力於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
　　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有以下幾點：

　　（1）對所有兒童一律實行義務免費公共教育，以確保消滅文化或知識的壟斷，消滅教育的種種特權。在最初的表述中，這只能是一種由各種公共機構所辦的教育。當時所以這樣提，是防止工人階級惡劣的生活條件阻礙兒童的全面發展。後來，明確地提出了其它目標，比如必須削弱家庭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必須根據平等的條件來培養兒童，必須利用社會化的群體力量。無疑，最成功的革命教育實驗，從馬卡連柯學校到古巴的學校，都是按照社會的方案來進行的。

　　（2）教育與物質生產相結合（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智育、體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這里所包括的目標，既不是進行較好的職業訓練，也不是反覆灌輸職業道德，而是通過確保人人充分了解生產過程來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歷史形成的差距。這一原則在理論上的正確性雖然為人們所廣泛承認，但其實際運用卻提出了許多問題（許多半途夭折的或只是部分獲得成功的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在科學技術迅速變革的條件下，尤其如此。

　　（3）教育必須確保人的全面發展。隨著科學與生產的重新結合，人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生產者。在這一基礎之上，所有的人無論男女，其潛力都能得到施展。這樣將出現一個能夠滿足普遍需求的世界，使個人在消費、娛樂、文化的創造和享受、社會生活的參與、人際交往以及自我實現（自身創造）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施展才能。這一目標的實現，特別需要改變社會分工，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迄今僅處於開創階段。

　　（4）社會在教育過程中被賦予新的巨大作用。學校的內部集團關系的這種改變（從競爭轉向合作和支持）意味著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為開放，並以教與學的相互促進和積極配合的關系為前提。

　　以上所概述的理論並沒有終結。對上述原則的解釋或依據上述原則所進行的實踐，還存在許多進退兩難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以及在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正在對下列問題進行辯論：人的個性問題；“本性與教養”的問題；學校和教育在流行的社會決定論範圍內創新的可能性；以及教育的內容、方法、結構在促進社會變革中的相對重要性。



參考書目

① M.W.阿佩爾：《意識形態與學校的課程》，1979年英文版。
② 奧·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1879），1886年英文版。
③ P.布爾丟和J.C.帕塞隆：《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9年英文版。
④ S.鮑爾斯和H.金蒂斯：《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1976年英文版。
⑤ 茲蘇薩·弗吉：《形成中的社會》，1979年英文版，第4章。
⑥ 保羅·弗雷爾：《被壓迫者的教育學》，1970年英文版。
⑦ 安東尼奧·葛蘭西：《可供選擇的教育學》，1973年意大利版。
⑧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與教育》，1899年法文版。
⑨ 保爾·朗之萬：《思想與行動》，1950年法文版。
⑩ 弗·列·列寧：《論國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1913），1963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青年團的任務》（1920），1966年英文版。
⑿ 同上作者：《關於綜合技術教育對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提綱的意見》（1920），1966年英文版。
⒀ D.林登貝格：《共產國際與階級學校》，1972年法文版。
⒁ M.A.馬納科爾達：《馬克思與現代教育學》，1966年意大利版。


精英

　　精英論，特別是維爾弗雷多·帕雷托和加爾塔諾·莫斯卡所創立的精英論，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對立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們斷言社會分為占統治地位的集團和處於從屬地位的集團，是一個普遍的、不可改變的事實。用莫斯卡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切政治有機體中都可發現的許多常見的事實和趨勢中，有一點十分明顯，一眼就可看出，這就是在一切社會中，從尚不發達的、剛剛接觸到文明的社會到最先進、最強大的社會，都出現了兩個階級——一個是進行統治的階級，另一個是被統治的階級”（莫斯卡：《統治階級》（1896），1939年英文版，第50頁）。第二，他們對統治階級的解釋也不相同；帕雷托主要是依據某些個人的優良品質來解釋的，認為這些優良品質產生了一切社會領域中的精英；莫斯卡則是從“有組織的少數人”或“政治階層”必然會統治無組織的多數人這種角度來解釋的，雖然他也提到了這些少數人具有“受到人們高度尊敬的和極其有影響的”個人品質。但是莫斯卡還提出了許多限定條件，並最終形成了較覆雜的理論（比較接近於馬克思主義），根據這種理論，政治階層本身是受各種（代表不同利益的）“社會勢力”的影響和制約的，並同大多數作為確保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的次級精英聯在一起。這使葛蘭西（1949年）認為莫斯卡的“政治階層是一個謎……這一概念極其飄忽不定，伸縮性很大”（葛蘭西：《關於馬基雅維里的劄記》，1949年意大利文版）；雖然葛蘭西在其它地方曾斷定這所指的只不過是統治集團的知識分子階層。
　　米歇爾的情況就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觀點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米歇爾的關於政黨的研究（見“參考書目”3）就一直被認為是“某個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向精英論陣營的人的作品”（見“參考書目”1，第81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感到失望的米歇爾，質問社會主義的政黨為什麽會誤入改良主義的歧途，並得出結論說領導人必然要脫離黨員而混入現存的社會精英之中。他的“寡頭統治的鐵的規律”——就是利用了帕雷托和莫斯卡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還利用了麥克斯·維貝爾的思想——系統地闡述了導致上述分離和領導人逐步成為黨的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的條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教育和經驗所培育的領導人的能力和意志與“群眾的無能為力的狀況”存在著差距；另一方面是因為作為少數派的領導人組織得較好，而且能夠控制官僚機構。
　　布哈林在回答米歇爾的部分論點時指出，群眾所以無能為力是由當時的經濟和技術狀況所決定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因此，不存在什麽寡頭統治的普遍規律（參看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1））。在當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普蘭查斯（見《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一書，1973年英文版）籠統地考察了精英論，並且更為籠統地拋棄它，認為它對政治權力的基礎提不出任何解釋（這種說法很不確切）。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或同情者則傾向於把精英論的某些因素納入自己的觀念，他們當然也傾向於承認人們（特別是米歇爾）提出了許多難以解決（雖然並非回答不了）的問題。在接受精英論方面走得最遠的思想家是深受維貝爾權力概念影響的米爾斯（見“參考書目”4）。他所以不用“統治階級”而用“權力精英”一詞，是因為在他看來“統治階級”一詞是個“貶義詞”，它的含義是經濟階級實行政治統治，而且“不允許政治制度及其代理人有充分的自主權”。接著，米爾斯又區分了美國社會的三個主要精英階層——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軍事精英。因此他就面臨一個沒有得到解決的難題，上述三個階層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單一的權力精英，那末他們是如何聯結在一起的？其他人（如米里班德，見他他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政治》一書，1977年英文版）則主要是依據國家官僚政治來探討精英階層的，並特別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能否被看作是由官僚的“權力精英”進行統治的國家？這給分析上述社會的政治權力確實提出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特別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究竟應當把統治集團看作是精英人物呢？還是看作是有效的“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參看階級條目）。
　　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還需要發展一種更為確切的有關精英的概念，需要更全面、更嚴密地研究精英人物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這在考察社會主義政權及其領導人與追隨者之間的區別時，尤其需要如此，因為這種考察不僅涉及整個社會生活，而且涉及社會主義政黨本身。



參考書目

① 大衛·比瑟姆：《米歇爾和他的批判者》，1981年英文版。
② T.B.博托莫爾：《精英與社會》，1966年英文版。
③ 羅伯特·米歇爾：《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萊·特米爾斯：《權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


解放

　　根據標準的自由主義的觀點，自由就是不存在幹涉，或者從狹義上說，甚至不存在強制。我可以隨意幹其他人不得阻止的事情。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源於斯賓諾莎、盧梭、康德和黑格爾這樣一些哲學家的廣泛而豐富的自由觀，這種自由觀把自由看作是自我決定。一般說來，如果自由就是對行為者的選擇自由不加限制，那末人們就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傳統往往對這些限制可能是什麽（常常把它們限定為故意的幹涉）、相應的選擇是什麽（常常把它們限定為行為者實際上所想象或選擇的任何事情）以及行為者是什麽樣的人（他們被視為首先是在市場中追求自己獨立確定目標的孤獨的個人）作了非常狹隘的理解。而馬克思主義對有關的限制、選擇，對人行為則是從廣義上理解的。
　　具體地說，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是從掃除人的解放的障礙的角度來看待自由的，也就是多方面地發展人的能力和創造一種符合人性的社會。在上述要掃除的障礙中，值得注意的是雇傭勞動的條件。正如馬克思所寫的：“他們自身的生存條件、勞動，以及當代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都是一種偶然的東西，它是單個的無產者無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使他們加以控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頁）。克服這些障礙是一項集體事業，而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則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集體事業，即人們以社會合作和有組織的方式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生產條件進行控制：“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6頁）。只有聯合的形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上述的充分發展才能實現，這種形式的聯合“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頁）。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
　　這種形式的聯合——體現集體控制、聯合或社會，體現發展多方面的個性和個人自由——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說過，也從未考慮過這些價值之間或這些價值與其它事物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馬克思主義往往把考慮這些問題看作是“空想”。但是，上述解放顯然是馬克思主義整個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的“批判理論”就是這樣理解的，它把上述解放觀看作是批判實際的（而且也許是未解放的）社會的出發點（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馬克思主義的較廣泛、較豐富的自由觀，往往使馬克思主義者不重視、乃至貶低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自由和公民自由。雖然馬克思明確地重視個人自由，但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卻把自由權同利己主義和私有財產聯在一起，在其它地方甚至還說過自由競爭只是有限的自由，因為它是建立在資本統治基礎之上的，“因此，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任何個人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下冊，第161頁）。一般說來，馬克思往往認為交換關系與真正的自由是不相容的。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都是遵循馬克思的，而且，特別是自列寧起，往往表現出這樣一種明顯的趨勢，即不承認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這些說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自由主義的自由與私有財產或利己主義並無本質的聯系；無論是經濟競爭或交換關系並不是生來都與有關各方的自由不相容的（這兩者所包含的對自我利益的追求無疑也不是必然同解放不相容的，除非把解放看作是以普遍的利他主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的有限的特性，並不會使自由名不副實。不去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積累財產的自由）會妨礙其它更有價值的自由，不去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在其它情況下（比如持不同意見的自由）是以一種十分有限的方式運用的，而只是認為撕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假面具就必然會暴露資產階級自由是一種幻想的想法，是錯誤的。實際上，不把自由主義的自由稱為自由，則往往會以自由本身的名義來使全盤取消和否認這種自由的行為合法化。



參考書目

① 艾賽亞·伯林：《關於自由的四篇文章》，1969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考德韋爾：《自由的概念》，196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無產階級不自由的結構》，1983年英文版。
④ 拉雅·杜納耶夫斯卡婭：《馬克思主義與自由——從1776年直到今天》，1964年英文版。
⑤ 麥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爾諾：《啟蒙的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⑥ 貝特爾·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1），1976年英文版。
⑦ 拉多斯拉夫·澤魯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自由》，1979年英文版。
⑧ 艾倫·W·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馬克思時代的帝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形形色色的帝國曾作過很多探討，其中包括古歐洲的羅馬帝國，在印度建立的不久就趨於衰落的莫臥兒帝國，以及當時正搖搖欲墜的中國滿清政權。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是用看待歐洲內部的資本主義的同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那個時代的歐洲擴張主義的。歐洲內部的資本主義和歐洲的擴張主義雖然都是野蠻的、可惡的，但對那些遭受其害的人來說，它們又是走向進步的必要的刺痛。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固守陳規的非洲和亞洲已在它們這些地區和歐洲甚至最落後的國家之間，造成了巨大的差距。馬克思曾高度讚揚過一個他極其厭惡的人—古羅夫斯基伯爵，此人是沙皇勢力的工具，是泛其拉夫主義的代言人。馬克思所以讚揚他，是因為他不是鼓吹建立“反對歐洲和歐洲文明的聯盟”而是轉而致力於把亞洲的“停滯的荒原”作為斯拉夫發泄能量的恰當出路。因此，“俄國是一個日趨文明的大國”（《東方問題》，第98號文件）。沒有一個亞洲帝國可以被認為具有這樣的長處，即使一半處於歐洲的土耳其帝國也是如此。顯然，在馬克思看來，巴爾幹地區的半野蠻狀態就是由於土耳其的存在。如果這一地區的民族獲得自由，他們很快就會健康地發展起對沙俄的厭惡情緒，而實際上他們卻被迫仰仗沙俄的保護（見《東方問題》，第1號文獻）。
　　傅立葉的追隨者們，除了他們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還為一種空想帝國主義擬訂藍圖，並對作為法國擴張領地的北非特別感興趣。他們希望通過與當地居民發展友好往來這樣一種基本上是和平的過程來進行這種擴張。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懷有這種美好的幻想，然而象差不多所有的歐洲人一樣，他們也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看作是擴大文明的範圍。後來，當英國占領埃及時，恩格斯就很有把握地斷定說民族主義領導人阿拉比——帕沙不會讓外國金融資本家榨取農民，而只是希望由他本人來剝削他們。“在農民國家中，農民的存在為的是受人剝削”，他進一步指出，人們可能同情被壓迫群眾和譴責“英國人的暴行，但絕對不必因此支持他們現在的軍事對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345頁）。
　　但是這一總的看法並沒有妨礙他和馬克思對當地形勢的變化、占領者的動機及方法保持著警惕。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力圖創立帝國主義的理論，沒有一個這樣的理論能體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問題上的全部觀點。馬克思並不是對所有的殖民征服都持有歡迎的態度，如果它們只會妨礙他所認為的歐洲內部更為重要的事業的話，如第二次緬甸戰爭就是一個例子。1853年馬克思就為英國在這次戰爭中所采取的態度感到沈痛，他認為英國在那個工區的戰爭是出師無名的。那里沒有任何象在印度西北邊界那樣的戰略危險，也不存在所謂的美國陰謀的證據。實際上，除了“要給破落貴族找些營生”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從事這場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8頁）——這一因素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對英帝國主義的研究中可能估計不足。馬克思還指出隨著把亞洲的戰費“讓印度居民來負擔”，印度財政發生危機的日子就不會太遠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9頁）。同一年，馬克思把中國發生的動亂和造反歸之於英國的幹預和貿易，並富有預見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這個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麽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頁）。
　　1883年在法國侵略印度支那期間，恩格斯曾把“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看作是帝國主義在這一熱帶地區進行侵略的最直接的動機，現在這一動機又“直接地和毫不掩飾地”反映在對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殖民活動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頁）。由於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寧所代表的把資本輸出看作是帝國主義靈魂的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上述那樣看待帝國主義及其作用的基本見解，同樣很少加以注意。在隨後的一年，恩格斯把荷蘭在爪哇的統治看作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實例”，荷蘭政府“在古代共產主義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組織商品作物生產，用於出口並侵吞利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1頁）。恩格斯認為，爪哇又一次象印度和俄國那樣，說明了“原始共產主義今天正在給剝削和專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頁）並表示多麽希望這種統治消失。
　　大英帝國的一個明顯特征，是把幾乎沒有什麽土著居民的大片新拓殖民地包括在自己的版圖之內，而唯一能夠跟它遙相對應的是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情況。馬克思（後來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樣）雖然對這些領土的興趣遠不如對類似印度這樣的領土的興趣大，但他卻把《資本論》第1卷最後一章專門用於分析吉本·威克菲爾德的有組織的移民計劃。這一計劃的目的，是把英國的社會制度擴大到殖民地，其辦法是控制土地的出賣，使其保持高價，以防止移民有自己的農場；在威克菲爾德看來，移民有自己的農場就意味著財產的分散，會影響經濟發展。馬克思曾提到威克菲爾德對一個企業主的做法表示感慨，這個企業主帶了許多工人到澳大利亞西部，可一到達目的地，就發現所有的工人都逃走了。這是對資本主義真正實質的最好說明，金錢只有在有可供它剝削的工人的條件下，才會成為資本。
　　恩格斯曾預期象澳大利亞那樣的“真正殖民地”不久就會獨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頁）。1882年，在對加拿大的短暫訪問期間，恩格斯對其麻木不仁的狀況留下了很壞的印象（他主要參觀了法語區加拿大），認為在10年內它將樂於合並到美國去，因為美國已在那里獲得了經濟控制，而英國是不會提出反對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7頁）。在馬克思看來，當時由廢除奴隸而改變了的老的種植園已歸入“殖民地”的範疇。1865年，他和恩格斯都對“牙買加的暴行”感到公開的憤懣，恩格斯在給朋友的一封信（1865年12月1日）把這看作是對當時在飽受經濟困苦的黑人中間所爆發的一次小騷動的血腥鎮壓。在太平洋地區，英國的殖民者不久就展現了自己的抱負，而1883年恩格斯在評論兼並新幾內亞的計劃時曾把它看作是為昆士蘭甘蔗種植園尋求真正奴隸勞動努力的一部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2頁）。
　　愛爾蘭，這個英帝國主義的第一個犧牲品和英國蘇格蘭人殖民的第一個領地，使長期生活在英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為關切。曾打算寫英國史的恩格斯，在1856年訪問該島時對那里的貧窮和落後感到震驚（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57頁）。馬克思則十分注意那里在饑荒和舊的高額地租制崩潰之後出現的由農業轉向畜牲業的經濟變化，驅逐可使農場得以鞏固的佃戶和大量移民的流入（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4—405頁）。對英國工人階級在大憲章運動之後未能表現出任何戰鬥的政治精神而感到困惑的馬克思，發現原因就在於資產階級能夠利用愛爾蘭的廉價勞動力以分裂工人階級。英國的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蔑視他們，把他們看作是劣等民族的成員。馬克思寫道，如果英國的軍隊撤走，那末愛爾蘭就會立刻發生土地革命，從而也會在英國推翻土地貴族；這就為推翻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8—382頁）。這一論證似乎並不象馬克思通常的論證那麽有說服力，這一次他像是在急不暇擇，抓住了靠不住的東西。



參考書目

① M.N.馬施金：《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與殖民地問題》，1981年俄文版。


經驗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通常是敵視經驗主義的，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這種敵視的確切目的和原因並不總是很清楚。在某種程度上，這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與其早期的唯心主義批判不同（當然部分也是由於這種批判），馬克思對經驗主義的批判從未系統地表述為是對哲學學說或體系的批判，而是實質上表現為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盡管方法不同，都力圖彌補哲學方面的這一遺漏，而訴諸“辯證法”來解決他們認識論中所缺少的反經驗主義的內容。
　　雖然從未讚同過經驗主義，但年青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在1844—1847年期間的著作中，卻信奉過某些具有經驗主義特點的論題。明確反對先驗論和任何先天觀念的學說，把知識看作是不可簡化的（甚至是唯一的）經驗的東西，往往貶低抽象本身並轉向培根的歸納法。然而，到《資本論》第1卷時，馬克思信奉通常稱之為“科學現實主義”的方法論已完全形成。他說“庸俗經濟學，在這里也象在其他各處一樣，抓住了現象的外表來反對現象的規律”（《資本論》第1卷，第34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相反，“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問題，那末科學的真理就會總是顯得不近情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8頁）。經驗主義把世界看作是沒有聯系的各種現象的堆積，忽視了理論能動地組織和批判地改造這些現象所提供的事實的作用，而且看不到它的作用是力圖在思維中重現形成這些現象的本質關系。規律是結構的趨勢，這些結構不能從本體論上簡單地歸結為它們所導致的事件，而且通常是與這些事件不相同的；而認識這些規律，是作為社會的、歷史的產物而能動地體現出來的。因此，為了反對把事實作經驗主義的具體化和反對把事物人格化，馬克思致力於區分（可轉化的）認識過程和（不可轉化的）客體的現實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都反對經驗主義。但可以這樣認為，即前者由於其“反映主義”的認識論，而忽視了轉化性並恢覆到思辯形式的“客觀經驗主義，實際上把主體歸結為認識的對象。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反經驗主義的論戰，既是針對辯證唯物主義又是針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它通常是要力圖證明它們所特有的概念如總體性（盧卡奇）、結構（阿爾都塞）或決定性的變革（馬爾庫塞）等，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所不可缺少的。然而，這一傳統往往轉向先驗論，既忽視了馬克思早期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又忽視了馬克思成熟科學著作的堅實的經驗基礎。因此，我們就可以這樣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沿著馬克思早期批判黑格爾（特別是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批判）的路線，在實際上忽視了不可轉化性之後而趨向於“主觀唯心主義”的形式，暗中把認識的客體與認識的主體等同起來。
　　馬克思的著作是反經驗主義的，但並不反對以經驗為根據。就這一特點來說，馬克思主義可能會再一次作出這樣的選擇：即不是成為一個封閉的思想體系，而是成為一種經驗上來說是無限制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逐步發展的，而且是注重於實踐的研究傳統（參看認識論；唯物主義；實在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爾：《哲學的觀念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1820年11月28日生於巴門，1895年8月5日在倫敦逝世。作為威斯特伐利亞的烏珀塔爾一家紡織廠主的長子，恩格斯被培養成一位嚴格的加爾文教的教徒，而在離開中學後他又被送到不來梅去學習經商。然而，從中學時代起，他就逐漸樹立了激進主義的文學抱負。他先是對19世紀30年代的“青年德意志”運動的民主民族主義的作家非常感興趣，後來又日益受到黑格爾的影響。為推遲其商業生涯，恩格斯抓住服兵役的機會，而於1841年去了柏林，並同以布魯諾·鮑威爾為首的青年黑格爾派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在那里，他由於用筆名攻擊了謝林的黑格爾批判而顯得小有名氣。
　　1842年秋，恩格斯前往英國，到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的工廠去工作。在莫澤斯·赫斯的影響下，恩格斯此時已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而且在赫斯的《歐洲的三頭政治》一書發表之後認為英國必然會爆發社會革命。在紡織區度過的近兩年時光以及同歐文主義者、憲章主義者的接觸，使恩格斯與鮑威爾集團疏遠了。出於記錄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以那種感受，他確信“工業革命”所造就的新的力量——工人階級，將成為革命變革的工具。在離開英國到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期間，他同馬克思進行了第一次重要的會晤。由於他們兩人都反對鮑威爾集團，並且對德國以外的工人階級運動的重要性抱有相同的見解，因此，他們同意合寫一部闡明自己立場的著作：《神聖家庭》。這部著作標志著他們終身合作的開始。當時他們所信奉的共產主義依然深受費爾巴哈的影響，雖然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和政治更為重要。
　　然而，從1845年開始，馬克思由於部分受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對費爾巴哈批判的影響，而闡明了自己對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立場。這是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開端。根據恩格斯本人的說法。他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居於次要地位。然而，他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以及關於英國的工業革命與英國階級意識形成的關系的著作，卻對馬克思的全面綜合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恩格斯對他們兩人闡發新思想的未完篇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也傾注了大量心血。
　　從1845年到1850年期間是恩格斯同馬克思合作極為密切的一個時期。恩格斯同他的父親鬧翻了，並全力以赴地同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從事政治活動。他們的共同抱負是爭取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同意他們的立場，並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加強與外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聯系。為此，他們參加了德國正義者同盟（後稱共產主義同盟），並在1848年革命前夕為該同盟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在革命期間，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在科倫的《新萊茵報》工作。1848年9月由於有被捕的危險，恩格斯去了法國，但於1849年初又返回了德國，並從5月到7月參加了武裝抵抗反革命反撲的決戰。他對軍事的興趣就是從這一期間開始的，而他對這一場革命的總的看法則反映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一書中。
　　在瑞士和倫敦住了一段時期（這期間共產主義者同盟最終分裂了）之後，恩格斯於1850年定居於曼徹斯特並重新回到他家的公司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70年。除了從事商業活動之外，他周濟了貧困的馬克思的一家，依然是馬克思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主要合作者，並在一系列範圍廣泛的新聞寫作中闡發他們兩人共同的立場。從19世紀50年代後期起，恩格斯對歷史唯物史觀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之間的辯證聯系越來越感到興趣（參看自然科學條目）。他的關於這些論題的未完篇的著作於本世紀20年代被最終收集在一起，以《自然辯證法》為題在莫斯科發表。
　　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已經可以舒適地過退休生活，並移居倫敦。由於當時馬克思的健康更加虛弱，恩格斯承擔了他們兩人的大部分工作，在第一國際的最後幾年的活動期間尤其如此。正是在這一政治活動中，恩格斯反對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實證主義的傾向，寫作了《反杜林論》——它是全面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最早嘗試。這一著作和根據它的某些部分而擴寫成的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使他在1880年到1914年期間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了巨大聲望。另外的著作，特別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路德維希·費巴爾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則加強了他作為哲學家的地位，甚至使他在第二國際期間的影響比馬克思還要大。在馬克思於1883年逝世之後，恩格斯於1885年到1889年期間就把主要時間用於編輯和出版《資本論》的第2、3卷了。但他仍積極參與建立第二國際的工作（參看國際條目），他把第二國際的建立既看作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最好工具，又看作是反對德法破壞性戰爭危險的屏障。當他正著手編輯《資本論》第4卷（後來作為《剩余價值理論》出版）時因癌癥故去。
　　1914年以前，恩格斯享有無比崇高的聲譽。正是由於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才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得到了傳播，他在這方面的作用超過了馬克思（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然而，在1914年和俄國革命後，他的立場引起了較大的爭論。雖然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他那些顯然是唯科學主義的著作是官方“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卻指責他是實證主義和修式主義。這兩方面的解釋都有嚴重的缺陷，因為恩格斯屬於前實證主義的一代。他僅次於馬克思本人，他的老師也黑格爾和傅立葉；應當從這種淵源去理解他對社會主義所作的解釋。



參考書目

① 特富爾·卡弗：《恩格斯》，198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聯系》，1983年英文版。
③ W.O.漢德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1976年英文版。
④ 戴維·麥克萊倫：《恩格斯》，1977年英文版。
⑤ S.馬爾庫斯：《恩格斯、曼徹斯特和工人階級》，1974年英文版。
⑥ 瓊·加·斯叠德曼：“恩格斯”，載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編《馬克思主義史》（1978），第1卷，1982年英文版。


平等

　　馬克思主義理論承認兩種平等，這同革命後社會的兩個階段是一致的。在第一階段，主要流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一分配原則——不同於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護的人的主張——只有在革命後的社會中才能首先實現；在這種社會中，迄今據以進行分配的一切其它標準都將作為不合法和不公正的東西而加以廢除，然而，至少部分由於天資和能力的差別（這種差別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是周圍環境條件的產物）所造成的個人成就的差異，以及由於不同個人的家庭環境和生活條件大有差別（從體格以及相應的衣著和營養的需求的不同，到家庭人口的多少造成的負擔的不同），因此，這種分配原則還不能說是完全的平等（平等的待遇）。從形式上對每個個人旅行的都是同樣的“理論上的平等”標準，但實際上每個人得到卻是不平等的物質待遇。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是同革命後社會的高級共產主義階段相一致的。只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具有各種必要的不同需要的不同的人才能得到真正平等的待遇。比如，一個音樂家，即便並不公開演出也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樂器。當然，這里是預先假定，社會中那種普遍追求更多占有物的現象已經自行消失，社會將保證每個人有充分的物質生活資料，而且社會中再也不存在權力和特權的等級制了。如果要回答那種認為這種觀點是“空想”的廣泛批評，人們就可以用許多高度工業化社會中自發出現的“後物貨價值觀”來證明。可以說，當每個人確信能滿足各種活動（包括使這些活動多樣化）的需求，而且社會關系支持並表達這些活動時，追求財產的勁頭就會自行衰退，一個“合理的適度”社會就會建立起來。



參考書目

① 艾格尼絲·赫勒爾：《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論》，1976年英文版。


倫理

　　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建立在主觀道德需要而是建立在歷史理論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像他的前人黑格爾一樣，認為歷史是漸進的。然而，歷史進程中的進展是辯證地實現的；也就是說，是在矛盾中並通過矛盾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的進程決不會結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歷史的終點。根據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就在於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創造物質前提。歷史本身正朝著為實現更美好、更人道的社會制度的方向發展，而自覺地了解這一客觀的歷史趨勢就可以使工業無產者加快這一歷史進程，“縮短新社會誕生的陣痛”。同上述有效地洞察歷史的見解相比，純主觀的道德需要總顯得沒有什麽力量。在堅持上述見解時，馬克思接過了黑格爾對道德主義的批判；不過道德評價依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所固有的因素。只在歷史朝著“更美好”、朝著解放無產者的形式而實現的“解放人類”的方向前進，推動歷史發展才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事業。（參看進步條目）。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意圖當然不是從道德上評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力圖證明這種生產方式所不能解決的固有的矛盾。不過，他的批判包含了許多明顯的道德評價。“人剝削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物化為“物”（貨幣、商品）之間的關系，對一切生產、自然和人類的生存的前提的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這些消極後果都包含著道德的評價。然而，由於馬克思把這種生產方式的一切階段，包括殖民主義擴張階段，都看作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的必要前提，所以他不得不認可上述消極方面。在一篇論述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文章中，他寫道“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8頁）。
　　只有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這種造成進步的矛盾才能克服：“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象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5頁）。
　　在對待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否存在道德，而如果必須有，那末這種道德將采取什麽形式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不盡相同。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認為將不再存在規定每個人的行為標準的道德。比如，在同愛爾維修和法國唯物主義者爭論時，他就曾寫道：“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頁）。然而，恩格斯則認為歷史是向越來越高的道德形態前進的，這種進步似乎意味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道德最終將成為人類的普遍道德。聲稱先前的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主張，實際上都是幻覺。比如，費爾巴哈的道德論“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6頁）。
　　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論的變化是同歷史論的變化以及歷史環境的變化相聯系的。當實證主義的進步論破壞並取代歷史進程中的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時，就會出現從道德上補充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當大多數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斯陶丁格等）用新康德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時（參看新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考茨基（1906年）卻訴諸於原始的本能行動，在這種本能行動中，道德被看作是在“高等動物”中發現的“社會”動力。然而，由於面臨積極地和廣泛地幹預歷史進程的實際需要，和面臨俄國的落後狀況，列寧又把社會主義的道德任務看作是推動和加速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道德是為摧毀剝削者的舊社會，把全體勞動者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服務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5頁）。構成這一定義基礎的論點，顯然在於“共產主義社會”在道德上是高於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然而，這種把倫理道德完全工具主義化的做法，提出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問題。科拉科夫斯基（是“參考書目”3）認為，存在著與維持道德目標在原則上並不適應的手段（比如真正的人道的社會），以往那種把“罪惡”當作實現進步的必然手段的看法（如馬克思論印度的文章），根本不同於那種由政黨有意識地計劃和利用“罪惡”手段的觀點（見“參考書目”3，第225—237頁；參看道德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托·鮑威爾：“馬克思主義與道德”（1905-1906年），載《新時代》第24期，部分被翻譯收入博托莫爾和古德所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
②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③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沒有選擇余地的人——論“目的高於手段”這一箴言的正確性》，1960年德文版。
④ 弗·伊·列寧：《青年團的任務》（1920），1966年英文版。
⑤ 斯維托查·斯托揚洛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第7章。


歐洲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的許多共產黨——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這樣的大黨，也有許多的小黨——於20世紀70年代所創建的一種在戰略和理論上進行變革的運動；這一運動是對蘇共20大和圍繞它的事件（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匈牙利和其它造反事件，中蘇分裂，國際政治中出現的緩和）以及戰後長期經濟繁榮所導致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方面的巨大變化，作出的反映。70年代前後，主要的歐洲共產黨已意識到今後政治上的成功將取決於它們對工人階級以外的選民——特別是“新的中產階層”——的感召力，和取決於它們與其它政治勢力建立切實可行聯盟的能力。
　　非布爾什維克化，是歐洲共產主義的核心，因為它對源於早期第三國際經驗的政治和方法的信奉程度已大大削弱了。在歐共許多黨看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應是和平的、民主的，而且主要要用民族社會內部的原材料來構築。社會主義本身應是民主的，且要與國內社會發展邏輯相一致。采取蘇聯的制度模式——特別是一黨“資產階級專政”的模式——和模仿蘇聯的模式，一般應予以排除。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黨還提出“非斯大林化”和黨內生活民主化的主張。上述進程還意味著拒絕承認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霸權地位。
　　意大利共產黨在1973年宣布了它的“歷史性妥協”戰略之後，成為第一個實行歐洲共產主義的政黨（歐洲共產主義一詞就是一位意大利記者首先創造出來的）。意大利共產黨設想通過與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就一項民主改革的有力綱領結盟，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見“參考書目”3）。西班牙共產黨在佛朗哥的統治下曾秘密活動了幾十年，此時也公開活動並選擇了類似的道路，包括讓忠實的共產黨員參與建設一個新的、先進的西班牙民主國家的工作（見“參考書目”1）。致力於同社會黨就一個民主改革的共同綱領結盟而力圖執政的法國共產黨，在其1976年的第22次代表大會上也朝著類似的方向前進，放棄了對蘇聯模式的忠誠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見“參考書目”6和7）。這三個共產黨的獨特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立場，使得它們在1976年的東柏林共產黨會議上挫敗了蘇聯想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新納入親蘇路線的企圖。
　　歐洲共產主義的早期設想到80年代就已落空了。意大利共產黨在1976年的選舉中獲得了較大勝利和加入多數派集團（雖然沒有參加政府）之後，天主教民主黨卻很少回報它們對議會的支持。到1980年，由於面臨政治僵局和經濟危機的後果，它的選舉的力量和群眾的力量——特別是工會——開始削弱了。然而，即使“歷史性妥協”已讓位於同意大利社會黨重新結成的“左翼聯盟”，但意共仍把歐洲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戰略。比如，1981年意共由於蘇共操縱波蘭宣布了旨在破壞團結工會的戒嚴令而之關系大大惡化了，認為蘇聯革命的進步動力已經消失。因此，今後第三條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歐洲共產主義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西班牙共產黨在爭取新的西班牙民主鬥爭的最初幾年中，在選舉和爭取工會力量（通過工人委員會）方面都未取得成功。相反，新的社會民主黨卻迅速積聚了西共曾渴望爭取及其歐洲共產主義戰略打算爭奪的大部分力量。部分由於這個原因，到80年代初期，西共成了分裂的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爭論的犧牲品。在這些爭論中，西共總書記聖地亞哥·卡里略不願讓黨內生活民主化成為爭論的焦點。看來，該黨難免要衰落並無法打開局面。
　　法國共產黨則遵循另一條道路。象西共一樣，法共也“從上面”來推行歐洲共產主義化，雖然改變了戰略觀，但其黨內生活並未改變。因此，當左翼聯盟在選舉上表現出過於有利於社會黨時，法共領導在1977年以後突然宣布完全改變路線，放棄了歐洲共產主義以有利於重申過去的主張，即把工運中心主義、反社會民主黨的宗派主義、親蘇維埃同挫敗社會黨力量進一步增長的目標相結合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黨內的親歐洲共產主義的勢力遭到了清除。法國1981年的總統選舉表明，這種從歐洲共產主義立場上的後退是加劇了而不是阻止了法共的衰落。然而，在密特朗的社會黨勝利之後，法共受環境和自己願望的驅使而再一次改變其戰略，同左翼結盟加入了內閣。但是，要重新恢覆正式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立場，卻是難以辦到的。
　　因此，歐洲共產主義，作為在左派的傳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沒有取勝的情況下而采取的一種爭取勝利的可行路線，曾在70年代受到過歡迎，但以80年代就已大大衰落了。在某些情況下——西班牙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應變得太晚了，不足以阻止覆興的社會民主黨運動成功地占領了競爭的政治領域。就意大利情況而言，意共雖仍較信奉歐洲共產主義，但成功的前景卻無從捉摸。



參考書目

① 聖地亞哥·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② 費爾南多·克勞丁：《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③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道路——接見赫羅希奧·納洛利塔諾訪談錄》，1977年英文版。
④ 彼得·蘭格和萬尼切利·毛利齊奧：《歐洲共產主義——專題資料匯編》，1981年英文版。
⑤ 尼內斯特·曼德爾：《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⑥ 喬治·馬歇：《民主的挑戰》，1973年法文版。
⑦ 法國共產黨：《法國的社會主義》，1976年法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⑨ 喬治·羅斯：《法國的工人和共產黨人》，1982年英文版。


交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資本論》第1卷，第47頁）。這樣，馬克思開始了《資本論》的創作，並由此得出交換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最直接的經濟關系。一切階級的所有的個人都必須要參與交換，但不一定參與生產。但交換只是整個資本流通的一個要素。要理解交換的含義，就必須透過其最明顯的外表去分析和揭示它賴以為基礎的階級關系。
　　就最直接的方面來說，交換表現為簡單的商品流通：商品C1—貨幣M—商品C2（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2節(a)）。商品C1—轉換為貨幣M，貨幣M又轉化為商品C2。所涉及的運動，是一組使用價值C2取代了另一組使用價值 C1。從原則上來說，交換結果中所包含的價值可能會不同。一個商品所有者增加的價值是另一個商品所有者所失去的價值。但總體上來說，總的交換價值必然保持不變。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原則是必須實行平等交換，並可以概括為一個格言：公平的交易不是搶劫。因此，馬克思為自己確定的任務就是揭示甚至在這種公平交換的條件下怎麽還會存在著剝削的。
　　讓我們考察一下《資本論》第1卷第4章中M—C—M1資本總公式所涉及的交換。在這里，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從而出現了剩余價值。只有購買的某種商品所生成的價值大於它本身耗費的價值，才能形成剩余價值。這種有關的商品就是勞動力，而作為能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勞動力的存在，正是資本主義階級的生產關系根本基礎之所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總是強調交換自由、所有權的神聖性和自我利益的追求。然而正是交換的這些特征掩蓋了隱蔽的階級關系。馬克思對這種情況作了如下的辛辣的概括：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交換顯然包括著生產者之間（和與非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因此，它在不同類型的勞動之間形成等值的關系，從而構成作為價值實質的抽象勞動。這種價值形態表現為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從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貨幣在交換中的作用把交換中的作用把這種關系推向極端，使一切東西都具有自己的價格。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並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物的關系。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必然伴隨物。但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與“巨大的商品財富”相適應的市場意識形態和市場勢力是如此強大，以致常常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塑造一般的社會關系。比如，這種情況對那些不是商品交換的其它的交換形式也適用。對一知半解的人和卷入的經濟行為者來說，以契約或收取地產租金的形式來買賣生息資本似乎是實際交換中的特殊情況。相反，在馬克思看來，它們是可據以占有剩余價值的具體的形式。即使它們產生了表現為價格的租金和利息，但它們並不直接涉及商品。
　　一般來說，交換的影響超出了經濟關系，甚至擴大到不直接涉及市場本身的地步。比如，結婚就成了伴侶之間的一種隱隱約約的契約關系。總之，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下的個人的原子化，使得他們之間的關系受到私有財產關系的支配，即使其中不存在著交換。所以，對經濟關系的崇拜浸透了整個社會關系。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這所以特別明顯，是因為要具有資產階級頭腦的人不根據工資、利潤和商品交換去看待非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交換是直接的經濟關系，所以它就易於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正如自由放任主義的價值觀是同交換的自由和協調聯系在一起一樣，經濟危機也就被看作是市場機制的一種失敗。這樣就提出了凱恩斯主義和這樣的思想，即工會將迫使工資治維持在可實現勞動的供求協調的水平之上。在對發達和不發達的理解上，某些人把不平等交換看作是因果性的因素，而馬克思則認為重要的是必須依據交換的平等去解釋資本主義的一致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平等是資本主義內部的一種趨勢，然而作為交換的必然附屬物的競爭，則往往使這種現象成為跟隱蔽的現實相對立的東西。



參考書目

參看流通條目中的有關書目。


剝削

　　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按：exploitation一詞還可作“利用”的解釋——譯者）：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里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參看資本的形態和收入條目）。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參看勞動過程；分工；中等階級；階級意識條目）。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制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利潤率趨於下降

　　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是馬克思對導致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有規律運動的各種基本力量進行分析的結果。在長期的加速發展之後必然出現減速發展的相應時期，最終導致普遍的經濟嚴重失調。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這樣一個時期，而且根據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再一次瀕臨於這樣一種危機時期。應當指出的是，這種普遍化的經濟危機（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完全不同於由諸如莊稼歉收、貨幣失調等特殊事件所引起的商業周期或局部危機這樣一些短期的周期性波動。商業周期和局部危機的原因可以用較具體的因素來說明，它們的周期性波動可以說是附屬於長期周期性波動的（見“參考書目”2）。一旦潛在的條件成熟它們就會觸發總的危機這一事實，只是突出了首先分析潛在傾向本身的重要性。
　　資本家活動的動力是獲取利潤的欲望，正是這種欲望使得每一單個資本家不是不在兩個方面進行搏鬥：一是在勞動過程中，為生產剩余價值而同工人進行鬥爭；二是在流通過程中，為以利潤形式實現剩余價值而同其它資本家進行鬥爭。在同工人進行較量的過程中，機械化是增加剩余價值生產的主要手段；而在同其他資本家抗衡的過程中，降低單位生產成本（單位成本價格）則成為競爭的主要手段。
　　簡而言之，馬克思認為較先進的生產方法將包括工廠的規模更大、資本集約程度更高，在這些工廠中就通常的使用能力而言，單位生產的成本將比較低。增大每單位產出的固定資本的數量，是實現大規模經濟的主要手段。因為規模較大的工廠可以使一定數量的工人把較大數量的原料相應地加工成較大數量的產品，原料和每一勞動力的工時產值都同時增加了。同時，每單位產出的固定資本較大，意味著每單位產出的折舊費用和輔助材料（電、煤等）的費用均較高，因此，對較先進的生產方法來說，資本化（單位產出的預付資本）的程度較高，意味著單位非勞動成本（單位不變資本C）也較高，而較高的生產率則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單位可變資本V）較低。總的來說單位生產成本C+V必然下降，所以後者的影響抵銷前者的影響必然是綽綽有余的。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當現存的技術和知識達到極限時，單位產出投資的追加將使單位生產成本下降的幅度變小，可以看出，這意味著采取最低成本的方法，其利潤轉換率也就比較低，從而（根據置鹽定理）會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
　　可以看出，上述模式意味著較先進的方法易於實現較低的單位生產成本，但這往往以較低的利潤率為代價。不過，競爭迫使資本家不得不采用這些方法，因為單位成本較低的資本家可以以犧牲其競爭對手的利益來減低價值、進行擴張——比如通過在市場上占有較大的地盤來抵銷其較低的利潤率的損失。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筆資本都力求在市場上占據盡可能大的地盤，並竭力排擠、排除自己的競爭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冊，第552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上述過程可以用以證明即使實際工資和勞動日的長度及強度不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也會快於剩余價值率的增長，所以一般利潤率的下降不受勞動力方面任何變化的影響（見“參考書目”4和5）。
　　馬克思指出，各種起反作用的因素會減緩利潤率的下降，甚至能暫時扭轉這一趨勢。提高剝削程度、減低工資、使不變資本變得便宜、發展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業、輸入廉價的消費品或生產資料、以及把資本轉移到有廉價勞動和自然資源的地方去，都可以提高剝削率、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而達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但是，因為這些反作用的趨勢恰恰是在嚴格的範圍之內起作用的，所以利潤率的長期下降表現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趨勢。
　　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通過其對總利潤量（利潤總和）的影響，而導致普遍的危機。就已經投入的資本來說，利潤率的任何下降都會減少利潤總和；另一方面，積累會增加預付資本的股份總額，因而只要新資本的利潤率呈正數，也就會增加利潤的總和。因些，利潤總和的運動取決於兩種結果的相應的力量。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會逐漸削弱投資的刺激，而隨著積累的下降，負效應就開始超過正效應，直到在某一階段利潤總和開始出現停滯。危機就是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的，雖然其具體形式受具體的制度和社會的因素制約。順便應當指出的是，上述過程意味著利潤總和呈“長期波動”的趨勢，先是增加，然後減少、停滯、最後陷入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波動現象，可以用利潤率的長期下降來解釋，這同（比方說）曼德爾所認為的利潤率呈上升和下降的趨勢正好相反。
　　反對這一理論的人一般都爭辯說，在資產階級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概念中，這樣一個過程在邏輯上是被排斥在外的；還說無論如何經驗的證據並沒有證實這一理論。無論哪能一種情況，只要對它們賴以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或）數據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就很容易證明上述兩種看法哪一個也站不住腳，（見“參考書目”4、5、3和1。按：書目3的作者佩爾洛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書目1的作者哥登則是一個傳統的經濟學家，他們兩人都發現估計資本股本的傳統方法大大低估了資本股本，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大大過高估計了利潤率）。
　　在其它情況相同的條件下，工資較高，工作條件的改善都會直接降低利潤，而且也會進一步推進機械化，從而加倍地加劇利潤率下降的內在趨勢。然而，正如馬克思所強調指出的，這些和其它一些主要在制度改良方面所作的努力，必然只能在由盈利性、資本的流動性以及全世界的競爭所嚴格限定的範圍內起作用，因而依然要受資本主義積累的基本動態的制約。對國家幹預的局限性，也可以作類似的論證。
　　每一次危機都會加速弱小資本的全面崩潰，沈重地打擊勞動力。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恢覆的“天然”機制。每一次成功地恢覆又導致更大程度的集中和積聚，而且一般都會使長期利潤率和發展速度減低。因此，雖然其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但在工人有足夠的階級覺悟和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之前，並不會出現最後的危機（見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第201—204頁。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經濟危機條目）。




參考書目

① R.哥登：《罕見的事件》，1971年英文版。
② 恩·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5年英文版。
③ V.佩爾洛：《制造業中的資本與產出比率》，1966年英文版。
④ A.沙克：《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評多布的危機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馬克思的競爭與完全競爭的比較》，1980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新李嘉圖學派的經濟學——代數學的富有和理論的貧困》，1982年英文版。


虛假意識

　　參看意識形態條目。


家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依然支配著馬克思主義的家庭觀。恩格斯論證說，資產階級家庭是建立在丈夫與妻子之間的不平等的物質基礎之上的，後者生育財產的合法繼承人以換取膳宿。他把這種關系看作是一種賣淫，並把這種以實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婚姻同只有在無產階級中才能發展起來的“真正的性愛”進行了比較；在無產階級那里，由於雇傭勞動，丈夫和妻子都獲得了受剝削的平等地位。
　　這一分析雖然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都易於受到批評，但它依然是對家庭所作的唯一的唯物主義的說明，而且在試圖解釋不同階級所特有的不同家庭形式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但是，恩格斯的闡述是以尚有疑問的路·亨·摩爾根的進化的人類學為基礎的，把無產階級家庭中明顯的男人統治輕描淡寫地說成說“殘余”，而且沒有考慮家庭分工及壓在婦女身上的重擔；婦女除了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外，還要從事“額外的”雇傭勞動。
　　盡管有這些批評，但正如莫利紐克斯（見“參考書目”1所認為的，恩格斯考察的主要之點已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官方家庭政策的基礎。蘇聯就可以作為這種政策的典型。一方面強調婦女投身於生產性的社會勞動，另一方面由於社會提供照顧兒童的設施，官方的意識形態則宣揚“勞動母親”的地位。列寧本人就竭力主張實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但正如女權運動評論家（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化的理解，從未把男人也包括在從事家務勞動的行列之內。在這方面，古巴的家庭法典體現了社會主義家庭改革的唯一進展，它責成丈夫與妻子一起平等地從事家務勞動和照顧兒童。
　　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在恩格斯所提出的觀點之外再獨立地對家庭進行什麽分析，而且事實上表明，他本人的家庭觀是自然主義的和非批判的。比如，馬克思在論述工資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時，往往暗示工人是男性，婦女和兒童只不過是替代勞力和廉價競爭的威脅性的因素，馬克思並沒有對他的這種假定提出任何辯解。
　　在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家庭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主題。《共產黨宣言》提出“消滅家庭”，但這種號召已逐漸變成為消滅資產階級家庭而支持無產階級家庭即社會主義家庭的方案，它已經遠不是那麽咄咄逼人了。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家庭“往往是以假定的異性愛的一夫一妻制為基礎的，遠沒有達到以一般激進思想批判家庭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家庭的思想，比起空想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的立場來，往往並不那麽具有毫不妥協的批判性。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家庭分析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認識中達到了自己的高度，家庭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的機構和意識形態，盡管其一切現象的特征具有私人性。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辯論常常轉而涉及這樣一些流行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家庭是已被國家“接管”了，還是處於“衰落”的過程中。
　　最近的馬克思主義的家庭分析集中於兩個領域。一是對不同的家庭形式作歷史的解釋。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同意這樣的說法，即今天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具有19世紀的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的的特色；而這一認識已使家庭形式隨著歷史的變化而按照階級、種族集團等等有了更為明細的分類。另一種分析的主要興趣，在於用精神分析的含義去解釋家庭——當然這種探討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尚有爭論。
　　分析家庭碰到的最基本的問題，是家庭的定義。家庭一詞歷史上的兩個明顯的含義——（1）親屬關系的安排和（2）家務勞動的組織——業已趨向於合為一個概念，即生活在一起的親人。然而，必須承認，意識形態對家庭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上述形式上的定義。




參考書目

① 馬克辛·莫利紐克斯：《新與舊的社會主義社會——爭取婦女解放的進步》，1981年英文版。
② 馬克·波斯特：《家庭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③ 丹尼斯·賴利：《家庭的左翼批判》，載《社會中的婦女》，劍橋婦女研究小組編，1981年英文版。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興起和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幾個歐洲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建立，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面臨需要分析的新的迫切問題。主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什麽樣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導致了法西斯主義；二是什麽使得法西斯主義能得以取得勝利並摧毀了一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托洛茨基在1930年到1933年期間所寫的一系列小冊子和文章中，概述了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征，他主要是系統地表述工人階級運動阻止德國法西斯主義推進的有效政治戰略的。他論證說，雖然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但它卻是晚期資本主義深刻的結構危機的反映，是壟斷資本主義（這是希法亭提出的）想以極權主義（參看極權主義條目）方式“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趨勢造成的。鮑威爾（見“參考書目”2）對法西斯主義作了更系統的分析，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三個密切相關的過程的產物”。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把許多人排斥於資產階級生活之外，使他們成為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大戰結束後，這些人成了法西斯主義的“民兵”，形成了具有軍國主義、反民主和民族主義思想的“保衛同盟”。第二，戰後的經濟危機使大部分收入較低的中等階級和農民趨於貧困，這些人於是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糾集到上述“民兵”隊伍中去。第三，經濟危機減少了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而要通過提高剝削程度來彌補利潤損失，就需要制服工人階級的反抗，但這在民主政權下顯然是難以或不可能做到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成員也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作了詳細的探討。諾伊曼在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所作的典型研究中，指出“在壟斷制度中，沒有極權主義的政權就不可以獲得利潤和維持利潤……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與眾不同的特征”（見“參考書目”6，第354頁）。他還把這種制度說成是一種“支配經濟”，或者可以更廣泛地稱為一種“極權的壟斷資本主義”。諾伊曼認為，在德國，導致壟斷的資本集中和積聚過程比其它地方進展得要快。這一點再加上德國的經濟危機特別嚴重，就使法西斯主義占了上風。波洛克於1932年到1941年間寫的論文，對此所作的分析稍有不同，他雖然同意壟斷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但卻更強調實行幹預的國家的作用，並把這種制度稱做“國家資本主義”（諾伊曼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是一個矛盾的形容詞短語，“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它經不起推敲”）。最後，從1945年起，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與幾個美國社會學家一起對歧視性偏見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特別是探討“極權主義的個性”和反猶太主義——其目的是揭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精神心理基礎（見“參考書目”1，參看精神分析學條目）。
　　最近對法西斯主義所進行的某些研究，雖然大都同意上述分析的主要方面，即把法西斯主義同壟斷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地位受到的威脅聯系在一起，但也提出了另外一些論點。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8）在一項主要致力於批判性考察第三國際和意大利、德國共產黨對付法西斯主義的原則及政策（特別是它們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描繪為“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的研究中，就討論中某些較為普遍性的問題，特別是探討了與“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其它形式有關的法西斯主義的具體特征，這些其它形式包括波拿巴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軍事專政。梅森在一篇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所未解決的問題的短文中，特別提到了希特勒作為一個首領的重要性和反猶太主義的重要性；他還指出第三帝國也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政權”，因而使人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帶普遍性的問題——雖然產生法西斯主義的條件在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能出現，但它要取得勝利很可能要取決於具體的民族環境和歷史傳統。最後，似乎有必要較多地考慮其他作家（當然也包括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就在阿德勒和鮑威爾）所強調的諸如失業這樣一些現象；比如卡斯吞（見“參考書目”4）就曾指出“正是從失業大軍中，沖鋒隊（德國社黨的沖鋒隊）才能在這幾年（1930—1932年）中糾集起一支30萬人的私人軍隊”。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其它的研究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僅可以導致更激烈的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也可以使右翼政治運動得到迅速的發展。




參考書目

① 泰奧多·阿多爾諾：《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② 奧托·鮑威爾：“法西斯主義”（1938），載博托莫爾和伍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③ 戴維·比瑟姆：《面對法西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1983年英文版。
④ F.L.卡斯吞：《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67年英文版。
⑤ 蒂姆·梅森：“關於納粹主義的懸而未解的問題”，載R.塞繆爾所編《人民的歷史和社會主義理論》，1942年英文版。
⑥ 弗蘭茨·諾伊姆：《龐然大物——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1942），1944年英文版。
⑦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資本主義的研究》，1975年德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法西斯主義和獨裁》，1974年英文版。
⑨ 列昂·托洛茨基：《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1930—1933），1971年英文版。


女權運動

　　女權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地位，是一個有爭論的主題。一方面，可以認為女權運動——被看作是爭取同男人具有同等權力的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一部分，很少受惠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人們又一直認為把婦女從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只有作為人類解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實現，而人類的解放只在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做到。
　　從歷史的角度確定女權運動的不同趨勢，無疑是正確的。在英國和美國，持續時間最長的傳統是旨在使婦女獲得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機會的民主、自由的女權運動。在19世紀，這一任務雖主要是掃除教育和職業的障礙，但這些改良運動背後的動力卻往往很有戰鬥性。這種爭取“平等權利”的戰鬥精神隨著20世紀初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激烈鬥爭而達到了高潮。爭取“平等權利”的女權運動的最低的勝利，是英國實行了關於同工同酬和消滅性別歧視的立法，美國也實行了相應的立法，以及目前正在爭取的在社會政策、就業等等方面的許多改革。
　　女權運動的第二個主要傳統，可以說在性質上具有更大程度的“分立主義”的傾向。女權主義者的各種烏托邦著述常常描繪婦女的社會，在那里男人特有的那些所謂兇暴、好鬥、等級森嚴和獨斷專行的特征不存在了。女權主義思想的這一趨勢往往對男性的蠻橫行為的改善持悲觀的態度，傾向於建立女性社團和加強婦女彼此之間的聯系。從歷史上看，這一傳統往往包含著以感情而不是以性愛來處理婦女之間的關系，但是在這一點上也像在其它方面一樣，當代的分離主義傾向的女權運動的後繼者們較少采取調和和溫雅的立場。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英國和美國所形成的當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以費爾斯通和米列特這樣的早期典範著述為代表）從對男性的蠻橫（肉體的和精神的）和對男性的權力（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上的）不妥協的批判中，收到了政治效果。許多女權主義者都認為男性統治（父權制）是主要的社會鴻溝，比階級或種族的劃分更為要緊。
　　女權運動的第三個趨勢，是把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同比較廣泛的社會主義前景和政治聯結在一起。指出下述這一事實是重要的，即當代英國的女權運動在政治上所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影響，要少於受空想社會主義、自由意志論、毛主義、反殖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比如，“提高覺悟”這一女權運動的主要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法農和毛澤東。這些特殊的社會主義傳統認真地對待意識形態、覺悟和文化革命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
　　那末女權運動在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地位究竟是什麽？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有多少解釋，就有多少種答案。女權運動同正義、平等主義以及人的自身實現的精神是一致的，而這在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就可以找到。要了解《資本論》中的成熟馬克思在其詳盡探討資本主義賴以為基礎的原動力時如何為考察性的問題留有余地，是比較困難的。一般說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解釋馬克思往往比從反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解釋，更能符合女權運動的需要。然而，近年來，阿爾都塞的追隨者們卻竭力從反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來論證，可以把婦女受壓迫理解為出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再生產（通過家庭）的需要和社會的生產關系的需要。這些論證並不十分令人信服，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企圖把顯然存在於一切已知生產方式中的（壓迫婦女）現象看作是作為一種制度的資本主義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的和女權主義的思想與政治實踐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很少提倡女權運動。然而，恩格斯除了對家庭作了有巨大影響力的分析之外，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對女權運動采取比較讚同的態度。雖然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常常把女權運動看作是某些背離革命道路的“資產階級偏向”之一，而女權主義者也往往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願優先考慮性平等的問題，但毫無疑問相互同情和合作的基礎已存在了一段時間。除了女權主義思想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分析婦女受壓迫的批判傳統可以與一個接一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這一問題所表示的深切關注相比了。特別是列寧、托洛茨基和倍倍爾。他們在這方面都是依賴恩格斯的著作的。那些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其政策始終把解放婦女運動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即使在蘇聯，雖然許多批評家認為它在婦女的問題上不象古巴這樣新近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麽徹底，但那里在的婦女地位同鄰近的國家相比仍然要好得多（如果拿蘇聯的中亞同鄰近的國家如同伊朗相比，這種情況就十分明顯）。
　　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男女平等的歷史，可以通過像克拉拉·蔡特金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這樣一些婦女的傳記來探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權，雖基本上沒有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去批判壓迫的人身關系和家庭關系，但他們卻努力改善婦女的物質條件，並制訂了大量的改革立法和政策。當然，可以證明男女平等主義在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綱領中所受到的重視，比那些新近以這種或那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政權所奉行的綱領對這一問題的重視要多（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地弗·班克斯：《女權運動面面觀》，1981年英文版。
② 舒拉密斯·費爾斯通：《性的辯證法》，1970年英文版。
③ 凱特·米列特：《性的政治學》，1971年英文版。
④ 朱麗葉·米歇爾：“婦女和平等”載朱·米歇爾和A.奧克萊合編：《婦女的是與非》，1976年英文版。
⑤ 希拉·羅伯瑟姆：《婦女、反抗和革命》，1974年英文版。


拜物教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的東西具有某些由占優勢的社會關系賦予它們的特性，並表現出這些特性似乎生來就是屬於它們自己的。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中普遍存在的這種綜合性的特征叫做拜物教，它的基本形式是作為價值的容器或載體的商品的拜物教。馬克思把這比喻為宗教，人們在其中賦予某種存在物以一種虛構的力量。然而，這不是一種確切的類比，因為馬克思認為，賦予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物質東西的各種特性都是真實的，而不是想象的產物。不過，它們不是自然的屬性，而是社會的屬性。它們構成真正的權力，但不受人類的控制，相反卻支配人類，它們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關系的客觀的“外在形式”。如果這些形式被認為是自然的，那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內容或社會本質不能直接覺察得到而只能靠理論分析去揭示。
　　雖然這並不總是為們所了解，但馬克思的拜物教的學說和他的價值理論是不可分割地聯在一起的。他們都強調資產階級社會中使用勞動力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勞動本身是一切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只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普遍化，勞動才表現為它自己產品的客觀屬性，即表現為價值。在其它經濟形態中，無論是公社制的還是剝削制的經濟形態，勞動由於是一種社會過程，故都能直接得到辨認。在這些情況下，勞動顯然是由權威機構或是通過協約來管理和協調的。相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單個的商品生產者是彼此獨立進行勞動的，這里所存在的協調是與個人的力量無關的——可以說是在他們的背後通過市場來進行的。這些個體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在一種精心構築的分工範圍內活動的。但他們之間的這種社會關系只能靠產品的關系即商品買賣關系這種形式來實現。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是間接地體現在那些產品的價值之中，由於這些商品同樣都是勞動的體現，因而可以彼此用同一尺度來衡量。這樣，物就成了歷史特定的社會特征的承擔者。
　　拜物教的幻覺產生於把社會特性同其物質形態混合在一起，價值似乎是商品所固有的，是作為物的商品生來就有的。由於這種初步拜物教的發展，起貨幣作用的一種特殊的物，比如金，就成了價值的化身，成了外觀上的權力的集中體現，而這種權力實際上是社會的權力。同樣，在資本的拜物教中，賦予生產資料以資本地位的特定的經濟關系則被掩蓋了。這種拜物教所支配的權力，即社會勞動的一切生產潛力似乎生來就是屬於它的；這是一種神秘的現象，即使沒有生產性勞動的幫助，它的最高體現也就是能生息的資本的能力。
　　因此，作為賦予經濟過程的物的特性，使們屈從於物的統治的真正的權力，即資本主義特有的關系就戴上了假面具。這就導致了關於這些權力是天然產生的幻覺。但是假面具本身並不是幻覺。使自發的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感性認識神秘化和失真的種種現象是真實的；它們都是客觀的社會形式，既由主要的關系所決定又掩蓋主要的關系。這就是資本主義以偽裝表現自己的方式。比如，社會勞動的真實性被隱藏在商品價值的背後；再比如，工資就掩蓋了剝削，因為只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似乎等於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的更大價值。實際的社會好像生來如此，剝削的關系似乎是合理的。理論的任務就是揭示每一神秘形式的本質的隱藏著的內容。然而，這些形式或現象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延續多久，上述形式或現象就會持續多久。根據馬克思的觀點，隨著共產主義的建立，對生產者來說經濟過程將是透明的並將處於他們的支配之下。（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第5章和附錄1。
② 諾曼·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的諸方面》，1971年英文版。


封建社會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興趣相當廣泛，但他們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於確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他們關於封建主義的著作，不僅集中考察了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問題，而且也常常反映了上述興趣。他們關心勞動的“存在形式”和統治階級用以占有勞動產品的方式。因此，這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似之處，就是在工業化的或工業社會中的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與主要在農業社會中封建地主對農民佃戶的地租的占有之間的關系；資本家雇傭作為個人的無產者去生產商品，而封建地主擁有的佃戶則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從事生計需要的小規模的生產者。
　　馬克思把甚至是封建地租的最後的貨幣形式即貨幣地租也同資本主義地租區別開來；資本主義地租的水平最終是由資本的一般利潤率決定的，而封建地租的水平——除了土壤的肥力和農民耕作的效率這些基本因素外——則取決於封建統治階級在剝削地租過程中行使非經濟強制形式的能力。非經濟強制意味著在地主和佃農之間不存在一種由於土地的供求而形成的地租標準和就這種標準進行討價還價的市場，而是佃農由於地主行使著無法抗拒的權力而不得不交付地租。在封建主義成為既定的社會中，這種力量已被農奴制賦予合法的地位。雇農在法律上是不自由的，他們雖然有權使用土地，但卻被剝奪了所有權。他們在維持家庭生計和家庭經濟的簡單再生產的需要之外，必須交出他們的勞動或勞動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封建社會從編年史和邏輯上來說，是古代奴隸社會（參看奴隸制條目）與現代的資產者和無產者社會之間的中間產物。然而，這種解釋，不足以說明我們所知道的從中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西方封建主義特有的特征。不能簡單地用在種植園或礦山從事勞動的奴隸與其主人之間的關系來說明古代社會的特征。情況可能往往是，只有少數的奴隸，而大多數卻是自由和半自由的農民及手工藝人。剩余勞動大部分不是來自於受控制的奴隸的無報酬的勞動，而是來自地租和稅收。另一方面，到封建時代還可以看到一些奴隸的存在，直到10世紀（英國甚至到11世紀）這些奴隸還在地主的莊園里勞動。而且在法律上農奴雖然是中世紀農民中的一個重要成分（盡管時多時少），但總有很大一部分身份自由的農民。因此，這是不是意味著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說沒有辦法區分封建社會和其它前資本主義社會呢？
　　上面對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簡單解說，基本上沒有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他們雖沒有探討中古社會的封建主義的全面演變，但卻把它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他們不僅對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感興趣，而且也對日爾曼種族影響日漸衰落的羅馬帝國這一點感到興趣，並把中古社會的特定形式看作是這種影響所造成的一種綜合。這點並沒有為人所理解，但它卻提醒我們，對封建主義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應取決於把封建主義看作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而不應把它看作是兩大主要的鬥爭的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一種靜止的關系。當然，這並不是說，不了解這種關系和其中包藏的高壓統治的特定（和變化）的性質，就能理解封建的經濟及其社會。不過，封建社會的內容遠不只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農民對這種剝削的反抗。
　　首先，我們必須不僅了解勞動的“存在形式”，而且要了解地產的“存在形式”。這就使我們碰到一種以其名稱來命名封建主義的制度，即“采邑”制，這是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的一個主要論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點忽視）。典型的采邑是封臣從君主那里得到的一塊地產，其交換條件是為君主服軍役，或提供幫助和獻謀獻策。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一般關系的具體反映。君主和封臣就是通過宣誓效忠和長期發揚統治階級的風尚來表達這種有效的關系的。這可以追溯到羅馬權貴與其門客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可以追溯到日爾曼的武士頭領與其從屬之間的關系。下屬要指望從戰爭的好處即掠奪中得到封贈，就得效忠、提供服務和獻謀獻策。不動產的采邑，在某種程度上就相當於後來的贓物再分配，它最初是在加洛林王朝統治的相對穩定時期形成的。
　　正是這種君主——封臣的關系及其通過采邑反映出來的財產占有制，決定了中世紀的和現代的封建社會的概念，這與工廠制度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概念是一樣的。然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采邑在我們所說的“封建社會”中決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是在羅亞——萊茵河流域和諾曼底人的英格蘭發展起來的，當時許多封建地主，特別是這一地區南部和東部的地主，都把土地作為自主地產，即作為絕對財產來占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作為“封建制度的典型表現”的采邑概念，不僅在各地牢固樹立起來，而且牢固到足以進入短暫的十字軍耶路撒冷王國的法規中去。
　　即使在最強大的早期中世紀國家——卡洛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吉利王國和盎格魯——諾曼底王國——中，君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重要的連結因素。當某些國家的權力分裂時，這種聯結因素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由於交通不便和經濟具有地方性，有效的統治只能在較小的範圍內實施。在公爵領地和由城主控制的郡或領地內部，封建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網也是內聚力的基礎。宗教制度（主教和修道士本身也是封建地主）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鞏固了這一點。這種統治主要是通過裁決權來行使的。召集自己的封臣參加禦前會議的權利是各個君主行使封建社會權力的主要手段，封臣們作為起訴人、法律顧問和習慣法的陳述者出庭，由君主解決爭端、懲處犯罪和習慣法的行為。禦前會議也是征稅和招兵的行政手段。在國家的規模擴大的情況下（如封建君主權的擴大），禦前會議首先是通過裁決權擴大等級控制。其次是制訂稅收制度、確立官僚和建立常備軍。
　　上述司法制度與君主——陪臣之間的關系有關，這種關系並不總是平靜的，因為封臣在各方面基本上都是軍事貴族。司法權在維護地主對農民統治方面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大封建主與其自由的臣屬關系不同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地主與農民佃戶之間的關系。軍事臣屬是自由人，他們的家庭產業權雖不是完全不可侵犯，但如果沒有出現嚴重問題是不可能受到挑戰的。而雖然對封建主忠心的改變可能招致叛逆罪，但這種改變並非決無可能。不過，即使具有自由人格身份的農民也很少有機會自由遷居和自由處置自己的財產，那些沒有自由身份的農民就更不可能了。封建主對後者行使裁決權的目的，是要迫使後者在領地（家用莊園）上從事無酬的勞役，交付各種實物稅甚至貨幣，這些都是按戶攤派。到12世紀（雖然發展的速度在歐洲的不同地區不盡相同），管轄範圍內的苛捐雜稅大大增加了。封建權力的分散化，意味著鄉村的小地主能對所有居民（不論是不是佃戶）進行勒索，強迫他們到地主的磨坊里碾自己的谷物，用地主的葡萄榨汁榨葡萄，用地主的烤箱烤面包——所有這些地主都可收取報酬。如果農民被判拖欠債務則要交付罰金，如果離開忙於女兒出嫁，也要被罰款，除了這些以外，還有程度不等的沈重的遺產稅。
　　這種名目眾多的對農民的勒索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封建地租的本質定義是什麽？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基本的封建地租是在封建主領地上從事的勞役，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占有剩余價值的一種直接明顯的方式。他們認為，實質地租和貨幣地租的形成並不十分重要，它只是西方封建生產方式崩潰的標志——這同東歐從16世紀到18世紀長期持續的大莊園制和勞役地租不同。鑒於整個期間封建領地耕作的勞動地租方式的不斷變化，這種看法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如果這是9世紀法蘭克王國的卡洛林王朝、13世紀的英國和17世紀的波蘭的特征，那麽這也是11世紀的法國、12——14世紀的英國和13——14世紀的東歐的特征，雖然這種特征在重要性上有所削弱。因此，人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僅僅把封建地租的一種形式看作是封建社會全盛時期的特征，是不對的。
　　西法蘭克王國從11世紀起把私人管轄範圍的收益附加到“通常的”封建地租上去，這一點使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了這些收益的性質。這些收益，以及大部分從占有土地上獲得的地租，常常是以貨幣的形式實現的。要以貨幣形式繳納地租和罰金，用貨幣獲得豁免權甚至許可權（這直到12世紀後期才出現），農民就必須生產出超過維持生計和再生產需要的剩余產品。這些剩余產品必須像商品一樣能在市場上出賣以換取現金。那末，封建社會中的商品生產的作用又是什麽？
　　很清楚，與僅能維持生存的經濟相平行的，還有市場經濟。也許絕大部分社會產品（主要是食物）不會拿到市場上去。大部分非市場生產是在農民家庭內部消費的，或以實物的形式從農民的手中轉到地主的手中。還有一種維持封建主生活的經濟，因為領地的部分產品雖然拿到市場上去進行銷售，但有相當一部分產品是在封建貴族家庭、大手大腳的高等牧師的宗教機構中直接消費的，以及為頻繁地宴請家臣門客而消費掉。
　　對市場農業生產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耕作、創造、祈禱、統治和作戰之間的社會分工，畢竟是封建社會之前就已存在的。這樣的分工意味著耕種者要生產出剩余糧食，以便能使其他人從事全日或非全日的其它活動。根據當時的情況，即土地與勞動的比率、技術水平、戰爭對生產的幹擾（戰爭無疑是一種掠奪的形式）——可供使用的剩余產品在數量上或在利用程度上都會有很大的不同。當封建社會在11世紀開始穩定時，農民以上述方式就可以生產出剩余產品，因為局勢比較太平，人口開始增長，技術也有了進步。交換農產品和制造品的當地和區域性的市場已開始從大量的村落中湧現出來。
　　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發展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統治階級的特殊需要。這些特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消費習慣沿襲下來的，由貴族機構的地位高的宗教人員（大主教、主教、大寺院主持）傳下來的。所消費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幾乎都是享受性的，這也是炫耀和獎賞的問題——換言之，這種消費具有政治作用。這些消費品有絲綢、香料、地中海的水果和酒。這些消費品的特征，首先是數量少、價格昂貴，而且都是在遠離消費的地方生產的，特別是中東和遠東生產的。這些貨物都是國際貿易的商品；在一個封閉不變的封建社會里是不可能獲得這些東西的，或者只能通過戰爭和掠奪偶爾地獲得。封建統治階級要用貨幣來購買這些東西，貨幣是他們通過地租和法定的收益得來的，而農民則是通過在當地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剩余產品來換取貨幣的。
　　封建貴族的需求，刺激了國際貿易路線上的主要城市的發展，它們變成了大的商業中心（如威尼斯、科隆、布魯日、倫敦等）。需求還集中在那些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性的地方，那里建有統治者、牧師、武裝侍衛以及官員的常設機構。這樣，高價的奢侈品再分發到各大寺院、主教的管區，再分發到包括君主的首都和地方首府在內的封建權力的要塞中心。此外，除了上層統治階級所需求的國際的貿易的商品，還要加上歐洲制造的一系列的新商品，特別是高質量的羊毛紡織品。這就導致了中部的意大利、低地國家和其它地方的進一步的都市化，從而使國際貿易的又增加了糧食、油類、酒和木材。
　　商品的銷售、制造業和都市化的發展，使都市商人、零售商和工匠這樣一些階層的人數也增加了。人們業已提出這樣的問題，既這些是否構成了封建社會內部的對抗性的因素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有時這個問題還以另一種方式提出來。在封建社會中，如果生產是為了使用，那未生產向市場化發展是否同封建制度相抵觸並最終腐蝕了這一制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在社會經濟形態主要由資本所有者對無產的雇傭工人的剝削決定之前，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出現的。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就主要跟這一點有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因為資本的形成也包括在內，更不必說資本家據以取代作為統治階級的封建貴族的社會政治進程了。
　　商品生產的發展，遠途貿易的發展，專業化制造中心的發展以及都市化的發展，對當時以地主和農民這兩大階級之間關系為基礎的封建生產方式的危害究竟達到什麽程度？封建社會中的都市化的程度各不相同。英國中世紀的城市人口大約在總人口的10％到15％之間。一些特殊的地區（如低地國家）城市人口高達30％。先進的都市化是以大城市為代表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熱那亞在13世紀未大約都有10萬居民；巴黎可能有20萬、倫敦有5萬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社會結構。在許多重要方面，這種社會結構更多的是反映了跟農村相對照的情況。基本的生產單位是擁有不超過中等土地農戶擁有的勞動力的手工藝作坊。基本的零售單位是由一個或兩個經營的店鋪或小販的貨攤。甚至富有的批發商貨棧的勞動力也只是幾十人而不是幾百人。只有在那些類似部族的商業顯貴的家庭中才集中了大批侍從人員，這種集中的侍從人員如果有的話，與其說是現代工廠制度的先兆，還不如說是封建貴族家庭的翻版。在每一個大城市，也有大批無家可歸和受排斥的人，他們大多是農業移民。但這些人絕不是無產者。
　　人們會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中世紀的城市與封建制度並不是根本對立的，也不對它構成威脅。中世紀城市的資產階級顯貴的利益同封建貴族的利益不是根本相對的。無疑，這些資產階級顯貴獲得了程度不等的政治自主和法律上的特權；這種情況主要是在12世紀和13世紀時出現的。有了這樣一些特權，他們就能輕易地成為封建貴族等級制中的一員。在意大利，商業資產階級的權力已能對農村的小貴族實行某些局部的控制，但即使在這樣的地方，我們也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取得了部分勝利。商業資本家與封建利益之間與其說是對立，還不如說是融合。意大利大城市的資產階級統治者當時是在為整個歐洲封建統治者和貴族做北部城市較小規模所做的事情——提供必需品和放貸。處於危機的封建主義愈來愈陷入了戰爭，所以它的統治者也越來越需要商業銀行高利貸者提供的現金。而且，象往常一樣，高利貸者和貴族借貸者是互相依賴、互相需要的。
　　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通常是隱蔽的，有時也公開化，如中世紀後期的農民大起義。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根本矛盾。處於自己群體之中和作為獨立家庭企業的管理者的農民，在經濟上並不依賴於地主。因此，他們反抗的潛力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如果地租的標準不是由市場的力量而是由對抗雙方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那末，農民抗拒的力量就能降低交納給統治階級的地租的標準，並降低交給國家的稅收的標準。這是封建制度危機的根源之一。
　　如果我們從比較簡單的“封建生產方式”更為廣闊的角度去確定“封建社會”，那就不應該忽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權利基本上是通過管轄權來實施的。而管轄權是政治，因此可以說，地主剝削農民剩余產品的手段是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隨著封建社會變得比較覆雜，隨著統治階級熱衷的職業——戰爭，逐漸成為中心任務並需要協力進行時，管轄權就不得不用另一種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捐稅來加以強化，這主要是戰爭稅，但這種稅收必須盡可能少地觸犯地主和資產階級顯貴的利益；這種稅的征收要通過定期召開的會議（如議會、三級會議）來認可，這也是封建關系中議會因素的發展。
　　這種會議往往反映當時社會制度的官方的觀點，而不反映當時的社會實際。在法蘭西王國和西班牙王國以及日耳曼各公國中，議會是以教會、貴族和“第三等級”（即市民等級）之間的三重社會區分為基礎的。這反映了神所創造的等級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觀點，這些等級分為祈禱的人（教士）、從事戰鬥的人（貴族）和勞動的人（農民）。按照這一有機的社會觀，國家的各個等級是相互依存的，而且都有各自的特定作用，不是生來屬於或被指定為某一特定等級的人則必須排斥在外。如果不這樣做，那就不僅是觸犯社會制度的犯罪，而且也是冒犯上帝的罪孽。這種教義至少可追溯到9世紀，而且是由教士特別傳布的。這成了社會公認的準則，直到17世紀才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各種原則所廢除。隨著都市化的發展，準則雖必須與除三個最初的等級以外的其它社會各階級相適應，但社會協調和靜止不變的實質依然未變。中世紀的資產階級從未對此進行有限地挑戰，采取最接近挑戰的立場的是農民的代言人，14世紀後半期，英國的約翰·博爾就曾宣言說：“當亞當耕作、夏娃紡織時，那時誰是紳士？”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② 馬爾克·布洛赫：《封建社會》，1961年英文版。
③ G.布瓦斯：《封建主義的危機》1976年法文版。
④ 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論封建主義》，1974年法文版。
⑤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
⑥ 喬治·杜拜《歐洲經濟的早期發展——武士與農民》（1973）1974年英文版。
⑦ B.熱爾梅克：《13——14世紀期間巴黎手工業者的雇傭勞動》，1968年法文版。
⑧ R希爾頓：《農奴成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
⑨ L.庫欣布赫和B.邁克爾合編：《封建主義——有關理論與歷史的材料》，1977年德文版。
⑩ W.庫拉：《封建制度的經濟理論》1976年英文版。


費爾巴哈，路德維希

　　1804年7月28日生於巴伐利亞的蘭茨胡特，1872年9月13日在紐倫堡逝世。他是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及書中所提出的宗教是人類願望的折射是一種異化形式的學說，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他對黑格爾以及對宗教的批判曾對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他的父親是當時的進步的著名的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保爾·約翰·安澤爾姆·馮·費爾巴哈）；費爾巴哈於1823年開始在海德爾堡學習，並由神學改攻哲學。1824年他轉學柏林，聽黑格爾的課；1825年他失去對宗教的信仰，成了黑格爾的哲學信徒並轉入哲學系，1828年取得了愛爾蘭根大學的學位。他的論文《論死與不死》（1830年），由於不承認靈魂永生不滅而受到了誹謗。1829年他在愛爾蘭根大學擔任哲學講師，一直到1832年由於抗議學校借口他反對宗教而不批準他當教授，他才辭去教職。此後，費爾巴哈作為一個私人學者度過了自己的余生。在19世紀30年代，費爾巴哈發表了許多有關近代哲學史的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接著又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寫了許多越來越具有批評性的批評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文章。《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未來哲學的原理》和《關於哲學改造的初步提綱》（後兩書均發表於1843年），造就了一代費爾巴哈主義者；這些人都效仿費爾巴哈，反對君主制，把絕對理性和宗教看作是想使人的權利同人相分離、以觀念代替人的思考並用這些去統治人的非法的企圖。至少他的那些在海德爾堡的學生，對宗教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並在1848革命爆發之際把費爾巴哈奉為這場革命的精神之父和英雄——雖然費爾巴哈本人對這一革命采取了消極的、懷疑的態度，認為德國尚未完全從神學的幻想中解放出來，還不具備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1850年，費爾巴哈改信摩萊肖特醫學唯物主義，並把自己的觀點概括為：人決定於他所吃東西的質量，而不決定於針對原罪所作的令人不勝其煩的說教；用德國的雙關語來說就是“人吃什麽就是什麽”。此後，除了一些關於倫理的片段文章外，他就很少有什麽有價值的作品了。1868年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並讚揚他揭露了令人發指的、非人的狀況；1870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
　　費爾巴哈既不是一位全面的也不是一位嚴謹的始終如一的哲學家。他提出了很多警句和思想，但卻沒有留下一種對任何重大問題構想首尾一貫和深思熟慮的立場，而這些重大的哲學問題對他的著作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他的“唯物主義”（叫做自然主義、非原子論的經驗主義也許更為恰當）和他的認識論都是解釋性的，且可能引起爭論。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把他看作是一個思辯的唯物主義者，因為他忽視精神的能動方面是完全錯誤的；所以指責他對於實踐只是從他的“卑污的猶太人的活動”（馬克思用以指庸俗的實踐活動的用語）的表現形式去理解。費爾巴哈在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而且直到該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俄國和法國，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後來也一直得到公認和受到賞識；他從作為19世紀的主要反神學的人物，而成為20世紀的把人提升為宗教主要內容的神學的主要人物。費爾巴哈把愛提高到人與人之間統一的原則的高度，把“我”與“你”之間的聯系看作是一切人類活動（思維、說話和愛的最基本的內容，這些都受到現代神學家和某些其他堅持技術發展界限的哲學家的歡迎，但卻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多大的興趣，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異化觀、唯物主義及其對黑格爾的批判，今年來引起了人們重新研究的興趣，並成為新哲學看待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馬克思本人認為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最終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對人來說人就是最高的存在物，從而為真正的革命哲學提供了出發點。費爾巴哈關於黑格爾顛倒了主詞和賓詞作用的論斷，無疑是促使馬克思決定“使黑格爾頭足倒置”的原因；而費爾巴哈所創的批判探討方法，即象探索宗教這樣的社會機構的始因和作用的那種方法，則被馬克思用來分析1843年的狀況，這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包含的成分之一。然而，只是由於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發現和重新發現，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之間的關系才有了透徹的研究和更好地被理解。馬克思本人認為費爾巴哈在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然而卻是短暫的一個階段；他對費爾巴哈並沒有持久的興趣，盡管1860年他曾從倫敦訂購了七卷本的費爾巴哈全集。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雖然在官方的蘇聯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中是一本重要的教科書，但他對費爾巴哈本人的哲學並沒有進行有價值的研究，對深奧玄妙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張也沒有做出什麽重大貢獻。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直到最近任在蘇聯起作用的哲學家中間，對費爾巴哈雖在口頭上唱了許多讚歌，但實際上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但並不成熟的先軀；只有阿·莫·德波林所作的研究才是嚴肅的，他認為費爾巴哈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主義的變體（見他在1923年所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他有關這一問題的書第一版之後就沒有再版；當由於斯大林的指示而受到譴責並被撤消其哲學職務時，他受到的指控之一就是對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之間的關系作了不正確是評價。卡門卡的研究（見“參考書目”6）認為費爾巴哈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認為他的非原子論的經驗主義、能動的精神理論和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並不認為他是一個全面的或偉大的哲學家。瓦托夫斯基（見“參考書目”3）則認為費爾巴哈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並認為費爾吧哈的哲學對辨證地理解思想的發展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




參考書目

① 路·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1841），1957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未來哲學原理》（1843），1966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宗教的本質》（1851），1873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根據路德所了解的信仰的本質》（1844），196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宗教本質講演錄》（1851），1967年英文版。
⑥ 憂金·卡門卡：《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哲學》，1970年英文版。
⑦ W.馬克斯·瓦托夫斯基：《費爾巴哈》，1977年英文版。
⑧ 費爾巴哈生前出版的10卷《費爾巴哈全集》，曾由博林和約德爾在1903——1811年間加以編篡出版。1960—1964年在漢斯·馬丁·薩斯的主編下，由斯圖加特和巴特坎施塔特的弗羅姆出版社和岡特·霍爾茲布格出版社聯合再版了這套全集，分12卷，另附補充材料1卷，共13卷。


金融資本

　　金融資本是馬克思沒有作理論闡述、但已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重要範疇的唯一的一種資本形式。它完全不同於銀行資本、生意資本或貨幣資本這樣一些其它的資本形式。根據希法亭第一次所公開揭示的概念(見”參考書目”5)金融資本具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它是由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相融合而形成的；第二,它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級段才出現的，希法亭認為，金融資本的出現對資本主義具有重大意義，它是壟斷集團(參看資本集中和積累條目)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必要的因素，也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這些趨於發展變化的方面才使金融資本在列寧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並使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運用於20世紀的條件來說，金融資本的意義，無疑就像考茨基和鮑威爾在其承認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時所指出的，是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階段的初創思想的完善，金融資本是在馬克思逝世之前才剛剛出現的(見“參考書目”1和3中關於希法亭的著作和他同時代人的著作之間的聯系的論述)。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並不是金融資本所特有的。在整個資本主義時期，所以可能存在持有、交易借入和貸出貨幣的專業銀行資本家。不過是由於他們與各個生產部門有著連接的關系。只有通過把貨幣貸給工業資本家，他們才能利用利息來占有剩余價值，而且只有通過整個經濟交易往來開辦支付和外匯系統的業務，他們才能利用剩余利潤來取得剩余價值(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然而正是把這兩種資本合為一體的特殊方式才顯示出金融資本的特征，它的本質在於這種聯系不再是疏遠的。正如希法亭所寫的，金融資本起因於那些“使銀行資本和工業不建立起比以往更為密切的關系的力量”(著重號是本條目作者加的)。而且，這是各銀行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一種密切聯系，各銀行支配著工業並迫使其進行變革。
　　希法亭和列寧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指出了銀行對工業實行控制的三條渠道：第一，股份公司的興辦使得各個銀行在工業企業中握有占支配地位的股份，這不僅有助於控制而且促進了兼並以致“各銀行……愈來愈變成工業資本家”。（見“參考書目5”，第225頁），第二，通過任命銀行的經理擔任工業企業的監事或任命工業企業的經理擔任銀行的監事而實現“個人聯合”（《列寧選集》第2卷，第762—763頁），即同一個人即握有銀行的主要股票又握有工業企業的主要股份。第三，各銀行通過處理自己的財務事項而詳細地了解了與自己有關的工業企業的事務：它們逐日了解自己銀行資產負責表的情況並操縱著企業日常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信貸（票據）。重要的是要看到，金融的資本的概念的發展所依據的不是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的一般支配情況；而是要看這樣一些支配的渠道，那就是前者在機構上的特殊表現形式及銀行，跟後者在跟機構上的表現形式即股份公司實行結合並對它實行控制。實際上，這種結構還更具專門性，因為希法亭和列寧所指的是其它各個國家，但他們的想法主要是以他們對控制工業發達的中歐的銀行體制的考察為基礎的；在那里“通用銀行”是很有代表性的。聯合王國的商業銀行在歷史上一直集中於經營支付業務和向實業提供短期貸款，因為實業家對實業比銀行家更為熟悉，而德國的通用銀行則把這樣一些職能同控制股份、發行股票和擔任工業企業的董事職務聯系在一起。
　　銀行與工業企業之間的連結並以銀行占主導地位的概念本身雖然很少改變，但金融資本概念的本質在於它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所特有的，因而它既是歷史力量的產物，又有助於產生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列寧看來，金融資本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被稱之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或帝國資本主義這一階段所固有的顯著特征（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壟斷資本主義是這樣一個階段，即在階段中各個資本之間的競爭雖導致少數大企業、托拉斯或卡特爾控制著整個實業界，但金融資本卻是其主要特征。金融資本並不是任何銀行跟任何企業的結合，而是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這就是銀行控制大托拉斯並行使巨大權力的情況。非馬克思主義者把類似的情況說成是本世紀前半期出現的對“金融權力”所進行的民粹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進攻，但希法亭、列寧和布哈林則認為他們的任務在於揭示各種決定金融資本的興起及其前途的規律。金融資本是由馬克思所證實的兩種現象是作用所導致的。集中和積聚導致了工業的壟斷企業，而現代信用制度是產生則使整個社會的儲蓄集中到各個銀行；壟斷企業沒有其它地方可以獲得增進積累所需要的大筆資金，而銀行除了將其大批流動資金投入工業也別無其它有利可圖的選擇，這種情況就必然導致銀行和壟斷企業的融會。因此，表現為金融資本的融合本身也是推動壟斷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因為金融工業資本的集團都力圖進一步控制其市場的無政府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銀行創辦新的工業企業是一個重要戰略，它可以通過創業本身生成一種特殊形式的利潤即創業者的利潤。
　　壟斷即構成金融資本的基礎又從金融資本那里獲得新的動力；列寧認為壟斷的形成與帝國主義的資本國際化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在為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解釋了金融資本的發展，他論證說，當“在交換發展的一定階段，在大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即大致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達到的階段，交換造成了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達到了十分龐大的規模，以至自由競爭開始被壟斷所取代”（《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142頁）。然而，這又被看作是一種雙重關系。帝國主義是壟斷的條件，壟斷是金融資本的條件，但金融資本本身卻又是帝國主義的動力並是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的特征。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是這樣表述的：“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在法國，恰好是金融資本特別迅速的發展（在工業資本削弱的情況下），從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就使兼並政策（殖民政策）特別加緊地推行起來，這並不是偶然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4頁）。把不同於工業資本或其它形式資本的金融資本，強調為帝國主義的特征，是列寧和布哈林從理論上批判其它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支柱。列寧譴責了考茨基把工業資本力圖征服農業領域看作是帝國主義特征的觀點，而布哈林在《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見“參考書目”8），則把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一般批判置於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即盧森堡未能區分構成帝國主義基礎的特殊形式的金融資本和一般的資本。
　　列寧和布哈林認為，現實即駁斥了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兼並農業領域的觀點，也駁斥了盧森堡所認為的帝國主義是資本在尋求市場過程中向非資本主義領域擴張的產物的觀點。因為在20世紀之交，帝國主義的特點恰恰是向資本主義工業已確定了的地區進行擴張。（布哈林曾把法國與1923年占領魯爾作為例子，而列寧則提到了德國對比利時的野心和法國對洛林的野心）。帝國主義為爭奪工業經濟和非工業經濟的鬥爭，只能用金融資本的統治來解釋。爭奪的特點是重新瓜分世界而不是單向未被開發的領土進行擴張，而且由於金融資本的統治和成熟，重新瓜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年中，金融資本就已成熟到形成了一個世界體系的程度，在這個體系中銀行資本和生產資本都向外輸出直到整個世界，已某種方式同金融資本集團聯系在一起。按照列寧的觀點：“金融資本的密網可以說是真正布滿了世界各國……輸出資本的國家已經世界瓜分了。那就是瓜分一詞的轉意義言的。但是，金融資本還導致對世界的直接瓜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1頁。）。鑒於世界已這樣分割完了，因此托拉斯的進一步競爭發展必然會導致重新分割的鬥爭。
　　這種爭奪被看作是產生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主要因素，因此列寧和布哈林認為戰爭是金融資本統治的必然伴隨物。在這一點上，列寧和布哈林同希法亭是有分歧的，因為希法亭的帝國主義理論（其核心是金融資本）雖是這兩位更知名作家的理論基礎，但他沒有把戰爭看作是帝國主義競爭的必然產物。布哈林和列寧都認為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只是改變了社會主義革命將推翻資本主義並摧毀其國家的條件，而希法亭卻把屈從於金融資本的國家和托拉斯迫使國家所采取的幹涉主義看作是為這樣一種制度（他後來把它叫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這種制度無須改造就可以迅速地為無產者所接管和加以利用。首先正是這一點標志著希法亭與列寧之間的政治分歧。
　　然而，那些圍繞著帝國主義戰爭和托拉斯及國家對資本主義的調節可能對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均勢和對資本主義的預測產生什麽影響的爭論，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作為金融資本的核心的實力問題。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實力顯然都集中在各個銀行和少數控制著銀行的資本家手中。金融的資本的概念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有效，取決於這樣一個問題，即以各銀行控制與其有聯系的工業企業為基礎的這一實力是不是還存在。斯威齊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和隨後的書（見“參考數目”10）中，挑起了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這一爭論主要涉及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即關於特有的股票和連鎖董事職務的數據是否證實希法亭所確認的控制渠道的存在；這一爭議一直集中於美國。金融資本概念的各種理論問題——統治的含義、權力的含義以及銀行與企業之間關系一體化的含義——還幾乎沒有探討過。
　　斯威齊一方面認為希法亭和列寧證明了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又認為銀行家的統治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孕育時期只是一種過渡現象。他說：“經歷過全盛時期的銀行資本正再一次下降到從屬於工業資本的地位”（“參考書目”10，第268頁）。對這一論點提出重大挑戰的是費奇和奧本海姆（見“參考書目”4）以及科茨（見“參考書目”6），他們認為在美國大銀行確實控制著大企業（雖然金融資本的理論強調金融資本導致托拉斯的力量的加強，但費奇和奧本海姆則認為銀行的政策已使鐵路和電力公司受到削弱）。他們認為美國銀行實行控制的一個重要機制（除董事會代表制之外）是由其信托部門以代辦養老基金和代表個人的方式來管理公司股票，從而使某些銀行能有效地控制對全局有影響的股份集團。在科茨的著作中，還考察了銀行集團內部的其它金融機構所擁有的股票的情況；而就英國的情況來說，明斯的著作（見“參考書目”9）證明說銀行對養老基金的有價證券的管理使銀行控制了大的股份集團，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有可能使用這一點去控制工業的發展。實際上，這種權力在現代的美國和英國是否行使了，依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美國和英國在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的20年中卷入資本集中的合並浪潮，並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致力於工業調整，這雖然難以提供確切的引證材料和用數量來表示，但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它們是否以象金融資本概念所包含的有效方法來控制這些變化並為這些變化提供動力，那就更不清楚了。
　　作為與銀行統治這一命題的經驗效力相對立的金融資本概念的理論堅實性，雖然無可置疑，但實際上卻並非沒有問題。主要困難在於兩個不同的獨立的東西即掌握在銀行手中的銀行資本和有機地納入公司中的工業資本，雖被認為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依然是不同的，甚至依然是一個統治著另一個。在不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解釋“融合”的情況下，這一概念仍能表明上述兩個因素雖然還有不同之處，但卻通過一定的渠道彼此相連結，並通過其聯系而相互轉化。某些轉化雖已在（諸如提高工業資本的壟斷程度）的概念中闡述過，但希法亭、列寧和布哈林卻是通過把金融資本的種種特征拆散在它的這個或那個要素中來表述這一問題的。雖然希法亭指出金融資本具有“相對獨立性”，但在有些地方又輕易地認為銀行資本簡直變成了工業資本：“銀行……愈來愈成為工業資本家的了”（見“參考書目”5，第225頁）。而列寧在為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所定的序言中，則把馬克思賦予銀行資本的普遍特性（表現為生息資本）賦予金融資本，他說：“金融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特別流動靈活，特別錯綜覆雜；它特別不固定，脫離直接生產……”（《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1頁）。
　　一個不同的、然而又與融合的性質及金融資本諸要素的轉化有關的問題，是把銀行等同於銀行資本，把只是從事工業活動的公司等同於工業資本。這意味著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之間的聯系形式，只要不屬於上述的銀行和公司之列，都被排除在理論探討之外（也被排除在經驗的調查之外），雖然金融資本似乎是一個更帶普遍性的概念。作為這一理論限制所造成的經驗缺陷的一個例子，是現代跨國公司既包括工業生產活動、商業活動，又包括分配和控制投資資金的銀行貨幣活動（以留存盈余和儲備的形式和以與銀行相似的在大批貨幣融通市場上舉債的形式進行這些貨幣活動）；它們把銀行資本、工業資本以及商業資本融為一體，但由於這是在它們自身範圍內進行的，所以根據銀行和企業的情況來確定的金融資本概念不能完全適用。
　　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戰略來說，金融資本概念的現代有效性問題，最終取決於金融資本是否會形成這樣一種政治的或經濟的力量，即如果資本主義勢必被推翻的話，這種力量也必然會崩潰，希法亭和列寧都指出權力的集中就是這種力量所導致的；後者認為幾百個億萬富豪和百萬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個世界的命運，而前者則認為掌握了柏林六家大銀行就意味著掌握了最重要的大工業領域並將大大有利於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初期政策的實施。在20世紀8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無疑仍需要廢除銀行的獨立力量，但這樣做與其說是與銀行在金融資本範圍內的統治地位不關，不如說是與它們作為銀行資本的性質有關。除某些例外（日本的經濟就是最突出的例外），資本主義體系範圍內的銀行的力量並不主要是它們參與和控制工業（即使這種參與確實存在）的結果。這種力量是由它們的（和其它的）銀行資本在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所發揮的結構性力量導致的，從而決定著影響整個經濟的利率和匯率。這也是由各私人銀行為在國際範圍內開展信貸活動而具備的斟酌決定權所導致的，但這種信貸是銀行資本而不是與工業連在一起的金融資本。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銀行體系成了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貸款的主要來源，就說明了這一點。這種地位雖使這些貸款具有很大影響力，但卻並不構成金融資本。




參考書目

① 湯姆·博托莫爾：為希法亭《金融資本》所寫的“譯序”，1981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1917），1972年英文版。
③ 傑里·科克萊：《金融資本》，1982年英文版。
④ 羅伯特·費奇和瑪麗·奧本海姆：《誰在主宰公司》，1970年英文版。
⑤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⑥ 大衛·科茨：《美國銀行對大公司的控制》，1978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理查德·明斯：《養老基金和英國資本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⑩ 保·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銀行資本和利息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銀行資本作為存在於生產過程之外的大量資本起著重大的作用，它表面上似乎不受生產過程的支配，但在若幹方面它既支配著生產過程又受生產過程的支配。銀行資本具有包括證券、股票和貸款在內幾種形式。雖然希法亭對其覆雜的相互關系提出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息資本和與它有聯系的虛擬資本（獲得收入的所有權）的各種形式。（見“參考書目”2，第9章）。
　　生息資本是一個特定的時間內脫離其所有者的商品。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它不包括諸如貸給工人的消費信貸（這屬於高利貸一類），而只是貸給從事生產的資本家的貸款。使用這些貸款去資助生產，就產生了剩余價值，並將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付給放貸的銀行資本家。生息資本的交換價值是必須償還的利息，而它資助剩余價值生產的能力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支配利率變動和總的利息變動的各種因素，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並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資本論》第3章第5篇中，他強調指出利率是由供求的“偶然”力量所決定的，它反映了借貸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由於借貸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在本質上是同一個階級的不同部分，因而不存在產生決定作用的規律，而象工資這樣的反映資本主義兩大階級根本區分的收益形式，卻有規律可循。然而利息，無論是利率還是利息的總體，則被認為是受生產所導致的總的利潤所限制的，而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以及銀行業和靠利息為生階層的發展，則預期會導致利息水平的長期下降。從短期來看，利率的波動被認為是潛在的商業周期的產物；在繁榮階段利率一般較低，但隨著危機的爆發利率則會上升到高峰。希法亭把這些變動置於商業周期過程中出現的各個部門之間的失調基礎之上（見“參考書目”3），並把這一分析擴大到揭示這些周期性的變動如何反過來影響整個周期間的金融活動，以及如何在總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就能預見到金融危機（雖然前者只不過是“後一危機的一種癥候、一種預兆”）。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生息資本雖最終取決於產業資本，但確獨立於它之外，而且是一種較普遍、較無約束的範疇。因為它同馬克思賦予與商品相對的貨幣的那些外在的、普遍的和自由的特征相當（參看《資本論》第1卷）。同樣，利息率則是作為一種比利潤率單純的範疇而出現的；與不同的資本產生眾多不同的利潤率相比（雖然馬克思在這里有些言過其實），利息率的計算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只有一種形態（參看資本的形態和收益；信息和虛擬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勞倫斯·哈里斯：《論利息、信貸和資本》1976年英文版。
② 大衛·哈維：《資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武力

　　參看暴力條目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馬克思的成熟經濟著作中都貫穿這樣一個思想，即生產力於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動態的一個基礎。一般說來，這一矛盾是歷史上相繼出現一系列生產方式的原因，因為它會導致一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衰落及其為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取代。任何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合，不只構成經濟進程的基礎，而且構成整個社會進程的基礎。馬克思以極其簡明的話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於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它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溝，則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在同一個地方，馬克思還指出生產力與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社會歷史的動力：“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且，“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從而導致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就包含機器的發展、勞動過程的變化、新能源的開發以及無產階級的教育這樣一些歷史現象。然而，也有一些組成因素，人們對其解說是有爭論的。某些作家把科學本身包括在生產力之內（不只是作為結果而發生的生產資料的變革），而科恩（見“參考數目”2）則把地理空間作為一種力量包括在內。
　　生產力的經濟所有制構成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基本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只是自己的勞動力。經濟上的所有權不同於法律上的所有權，因為它關系到對生產力的控制。從法律的意義上來說，有權獲得養老金的工人也可以說擁有那些把養老基金投入生產的公司的份額，從而可以說在法律上成為公司生產資料的間接所有者（但即使是這樣來解釋法律地位，也易於受到批評，因為這種份額所有權只是在法律上有權獲得收益，而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若如此，則他們當然不是握有生產資料的權力，從而也不會有經濟上的所有權（參看財產條目）。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據以發展的方式以及這種發展所導致的影響，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爭論的議題之一。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那一段著名引語的最明確的解釋是：生產方式內部存在著這樣一種一致性，即使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相一致，並由於這一點，生產關系與法律的、意識形態的和其他的社會關系也相一致（後者是指基礎於上層建築的一致）。這種一致性所以好象是一個，是因為在其中生產力是主要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而生產關系本身又決定著上層建築。這三個因素在因果關系鏈條中的各自地位從其對歷史發展的意義而具有重要性。比如，生產力的發展將導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的桎梏），而這種矛盾的激化又將導致現存生產方式及其上層建築的崩潰。這樣來解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主要歷史作用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把生產力看作是基本動力，正確嗎？
　　在本世紀第三個25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覆興中，對馬克思的論點作這樣的特定解釋，引起了許多批評。在某些人看來，一個重要的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上述論點似乎具有一種不為人們所接受的政治含義；他們論證說，斯大林的加速實現工業化及其強行實行合作化的政策和在政治上進行鎮壓活動，都源於他把生產力看作最主要的東西的觀點（托洛茨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結果形成了這樣一種結局，即如果蘇聯的生產力能成為現代工業的生產力，那麽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關系就會具有真正的基礎。此外，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關於生產力是首要問題的看法上似乎也是模棱兩可的，他在有些地方就寫過仿佛生產關系支配並引起生產力變化的話。比如，在《資本論》第1卷中，特別是在探討勞動實際從屬於資本的發展中（見1933年第一次發表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這一章的手稿，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馬克思似乎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使生產工具和勞動過程革命化。如果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種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相互影響的聯系概念的話，即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既是生產關系的決定因素又是這兩部分據以相互作用的方法的決定因素，那末這樣一種描述對那種生產力是首要的觀點來說就不應成為問題了。但馬克思本人的著作對此並沒有提及，而且某些作家已提出他們將排除這兩種不同因素之間起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將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合並或“融合”在一起，使生產力成為生產關系的一種形式（見“參考書目”3第5章，1第235頁）。
　　盡管以生產力為主的觀念會引起許多問題，但科恩卻一直有力地重申這一點（見“參考書目”2以及5）。科恩證明了這一論點本身的一致性，並認為這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確實具有一種有效的、邏輯的重要地位。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聯系的基本困難在於，這兩者在生產方式內部被認為是必然互相協調的，而其中的一個方面又必然以導致矛盾或不相容性的方式發展；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不對稱的因素，而且這是體系上的不對稱，而不是偶然的不對稱。因此，“一致性”並不能意味著是相互的，甚至是決定性的。這可能意味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引起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然後又反作用於生產關系，以致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是倍增的，而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影響卻是不斷減弱的；如果這樣的話，那生產關系就成為主要的了，而生產力的成熟則會沖撞顯示矛盾特征的“桎梏”。然而，科恩沒有采用這種解釋方法。相反，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主要的，因為它是由在某種意義上是外部發生的力量所導致的；存在一種動力，它外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並首先對生產力產生影響。在科恩看來，這一動力就是人的理性，是人類通過發展生產力而力圖改善自己的處境和擺脫匱乏的一種合理的、永遠保有的推動力。
　　科恩強調人類在克服物質匱乏過程中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這對其維護馬克思關於生產力是第一位的觀點來說卻是一個薄弱環節，而且是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正如萊特和萊文（見“參考書目”4）所論證的，即使從階級利益的角度來看待人類追求利益的行為，從而避開非馬克思主義的個人主義，但這種看法也忽視了階級能量的問題。階級利益並不能保證它具有改造歷史的效力。萊文和萊特把階級“能量”定義為“各階級在階級鬥爭中可以利用的組織的、意識形態的才略和物質資源”，並認為“把利益變成實踐行動，對於任何合適的歷史理論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當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觸及將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崩潰和社會主義建立這種矛盾問題時，理論就成了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了。那些讚同階級能量和階級利益在這樣一種變革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家，認為他們的出發點是看到階級鬥爭的作用，這跟那種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是為了適應人類的某種利益而不可抗拒地在進行經濟決定論，恰成鮮明的對照（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載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
③ A.卡特勒等合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1977年英文版，第1卷。
④ A.萊文和E.O.萊特合著：《理性與階級鬥爭》，1980年英文版。
⑤ 威廉·H·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


資本的形成和收益

　　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是從事資本循環的動態現象,它在循環的不同階段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如果我們從貨幣資本的形態（M）開始，它先轉化為商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然後變成生產資本（P）。生產過程的結果就是商品資本（C1），它得通過出賣來實現，從而再變成貨幣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雖采取不同的形態，但M和C1本身卻是不活躍的；只有談論在循環的每一個階段內執行特定職能的資本時，這才有意義。
　　生產資本P是一個過程。它是正在運轉的工廠或農場。如果把資本主義制度設想得不那麽覆雜，那麽開辦工廠的企業對商品和貨幣交易也可能進行充分的控制，但實際上這些過程具有特定的職能，並且屬於不同的資本形態。商業資本的特定職能是經營商品。通過為工業買賣原料來獲取利潤的大貿易商號或經營制成品（循環中的C）的主要街道上的連銷商店，都反映了商業資本的特點，但也有許多中間形式。就只通過匯總而經營貨幣（循環中的M）的銀行來說，它們所經營的也是一種商業資本。但是，與這些經營活動有關的貨幣制度的發展導致信用和另一種專門形式的生息資本的出現（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生息資本參與向工業資本提供貨幣資本的過程，因而工業資本循環中的最初的貨幣資本M就是從那部分資金中預借的。
　　《資本論》第3卷的第四和第五篇就論述了這些特定形態的資本。它們是證實了馬克思關於從考察高度抽象的一般範疇所揭示的原則出發就可以說明世界覆雜性的主張的重要因素，因為馬克思是在考察了無差別形態的資本性質之後才寫出這些章節的。在《資本論》第1、2卷和第3卷的前半部中，馬克思揭示了一般資本的規律和許多工業資本在競爭中的規律，而且認為只有依據這些規律才能理解各種特定形態的資本。特別是，前面的分析所揭示的是產生剩余價值和在各工業資本之間分配剩余價值的方式，而在《資本論》第3卷的第四、第五和以後的第七篇中論述的問題則是這種剩余價值如何以各種不同收入的方式在不同的特定資本形態之間進行分配的。行動者從只是一個的工業資本變成了工業資本+商業資本+生息資本了。在前面的分析中，剩余價值表現為利潤的形式，現在工業資本得到的只是企業利潤，而生息資本得到的是作為利息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得到的則是作為商業利潤的利潤，這種利潤是從總剩余價值中扣除出來的。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所得到的收益，以及它們同其它形式的剩余價值的分離，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流通領域中運轉的商業資本雖不直接產生剩余價值，但卻以利潤的形式占有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領域中才產生的某些剩余價值。商人所做的不過是買賣商品；為了發揮自己的作用，他們也把資本用在商店的工人、雇員等勞動力上。但根據馬克思的定義，這種勞動不是生產性的勞動（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這種勞動雖並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但卻把流通的費用減低到非商業內行的工業資本家來經營時所需的成本以下，因而也可以說對剩余價值的創造起了間接的作用。在商業資本並不在由它控制的生產過程中產生剩余價值的條件下，它的利潤是從它同工業（和農業）資本的買賣中獲得的。商人從工業那兒購買的商品低於它們的價值，然後再以它們的價值進行出售。商人占有的這個差額往往相當於一般利潤率。競爭確保商人從其所預付資本中獲得的利潤率相當於工業資本家從其資本中所獲得的利潤率，而且每一種利潤率都相當於總的剩余價值除以（商業和工業）資本的總和。
　　對商業利潤的這種考察忽視了利息的扣除；而對生息資本性質的考察也只是集中於它與工業資本的關系方面。利息是工業資本家從其利潤中支付的，余下的是作為總利潤一部分的營辦企業的利潤。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配所導致的各種比例是供求的“偶然”力量所決定的，所以不能要求有確定利息率（或企業利潤率）的一般規律，只能要求對它可能涉及的幅度有一個一般的限制。
　　源於剩余價值的最後一種收入是地租，但這種歸於地主的收入不同於以專門的資本形式出現的收入。
　　各種特定形態的資本不僅僅是把剩余價值分為不同形式收入的基礎，因為每一種資本形態的發展都有重大的歷史沖擊力。雖然商業資本依賴於作為其利潤來源的工業資本，但在工業資本之前它就以一種古老的形式出現了。無疑，貿易和掠奪在資本主義產生中的作用，即原始積累的過程，意味著商業資本對積聚財源和促進資本所必須的社會關系的形成是極其重要的。早期的壟斷貿易公司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作用。然而，商業資本雖源於歐洲的資本主義，但人們認為它在歐洲與第三世界的關系中所占的優勢已妨礙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能力。凱（見“參考書目”2）論證說歐洲範圍內的商業資本由於工業資本的發展已失去其獨立性，因而並未妨礙後者的發展，即沒有妨礙通過組織生產而賺取利潤的階級的興起。然而，在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商業資本至少直到最近仍占有支配地位的，它在通過貿易而不是發展其資本主義生產來尋求利潤方面仍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凱認為這種獨立性至少從19世紀中期起就一直具有一種自相矛盾的特點，因為它“既保留其獨立性又失去其獨立性”。在作為不發達國家的唯一的資本形態的意義上，商業資本保有獨立性，但鑒於它是在世界範圍內與工業資本相共存的，因而它必須調節自己的活動以部分地充當工業資本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作為代理角色，商業資本必須以工業資本所需要的方式進行貿易（向資本主義國家運送原料和食品，在較貧窮的國家出售資本主義國家的制成品），而為了滿足歐洲對原料和食品的需要，而只能必須以最低限度的必要手段來左右當地的生產（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
　　馬克思是部分依據信貸制度對資本集中的影響（參看資本集中和積聚條目），特別是依據信貸制度對股份公司形成的影響，來確定生息資本在歷史上的作用的。信貸制度的這些發展被認為是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並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一種馬克思的抵銷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因為據認為貸款給股份公司的人會由於作為剩余價值一種形式的利息的支配而獲利較少。而且它們會引起階級構成的變化，因為實際起作用的資本家有別於產業所使用的資本的所有者。然而，生息資本一旦形成就不會靜止不變；它將形成許多更為覆雜的特點，特別是希法亭（見“參考書目”1）等人所確定的生息資本轉變為金融資本，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② G.凱：《發達與不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


法蘭克福學派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產生是與下述問題的爭論密不可分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麽？或為實際的目的而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統治的理論範圍有多大？為把握這一學派的思想發展中心，就必須正確評價能說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紛擾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左翼工人運動的失敗，德國大部分左翼政黨墮落為改良主義或變成聽命於受莫斯科控制的運動，俄國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人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鼓舞，但又準備承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預計進程”的必然組成部分的觀點，或者認為只要制定了“正確的”黨的路線。就會有“正確的”社會行動的觀點，是多麽的錯誤和危險。
　　我們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同反布爾什維克的激進主義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直接聯系起來。由於既敵視資本主義又敵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該學派的著作企圖找到使社會發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條道路。許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於新左派運動的人，發現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了令人感興趣的解釋，又突出了一些很少為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能及的問題（如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論”的標題下提出的（見“參考書目”11和羅·雅科比：《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學派》，1974年英文版）。但應強調指出的是批判理論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也並不表明該學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見“參考書目”5和9）大致可以歸入“批判理論”這一標簽的思想傳統分為兩個分支。一是以社會研究所為中心，它在1923年建於法蘭克福，1933年從德國流亡，不久後遷居美國，50年代初又重建於法蘭克福。該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麥克斯·霍克海默（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德希·波洛克（經濟學家和國民計劃問題專家）、西奧多·阿多爾諾（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研究家）、埃里希·弗羅姆（心理分析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哲學家）弗蘭茨·諾伊曼（政治學家·特別精通法律）、奧托·馬基爾希海默（政治學家、精通法律）、列奧·洛文紹爾（大眾文化和文藝研究者）、亨利克·格羅斯曼（政治經濟學家）、阿爾卡狄·古蘭德（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圍”成員瓦爾特·本傑明（散文家和文藝批判家），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通常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但這一叫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這個研究所的成員的著作並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相互補充的體系。能真正算是這個“學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洛文紹爾、波洛克以及（該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這些人中，其觀點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批判理論的第二分支源於尤里根·哈貝馬斯最近的哲學和社會學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確定了批判理論的概念。對這一事業有過貢獻的其他人有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哲學家）、克勞斯·奧菲（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和克勞斯·艾德爾（人類學家）（見“參考數目”15）。
　　下面談談法蘭克福學派的傑出成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的情況。他們是截至目前為止闡發社會批判理論的最主要人物。他們著作中的許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這一批判理論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從（康德的）理性和認識的可能性條件發展為（黑格爾的）對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後又發展為（馬克思的）對特殊歷史形態及資本主義和交換過程的集中探討。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進一步發展了批判概念。他們在探討一切社會實踐中力圖提出批判的見解，即提出貫注於意識形態批判的見解，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戲台系統了現實以掩蓋不合理的權力關系並使之合法化。他們關系的是社會利益、沖突和矛盾是怎樣通過思想表述出來以及他們是怎樣在統治體制中展示和再現的。他們希望通過對這些體制的考察能加強對統治根源的認識、削弱意識形態的基礎以及促使人們改變意識和行動。
　　所有這些批判理論家由於都具有哲學素養，因而寫的大都是評價德國哲學遺產的內容。這些著述被認為既是對德國哲學傳統的分析，又是對這一傳統的批判；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閉思想體系的束縛、摧毀妨礙批判事業進展的各種傳統。這四位思想家雖保留了許多德國唯心主義關心的問題（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質），但卻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爾理解上述問題的方法。他們像馬克思那樣將歷史作為研究哲學和社會的核心（如馬爾庫塞，見“參考書目”12）。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在堅持一切知識都受歷史條件限制的同時，又堅持可以脫離具體的社會利益（如階級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張。他們捍衛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10和1）。
　　這些批判理論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采用與過去和當代的重要哲學家、思想家進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對話方式展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言人物都試圖綜合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維貝爾、盧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觀點並與之進行爭論。對哈貝馬斯來說，某些英美思想傳統，尤其是語言哲學和近代的科學哲學也是重要是綜合和爭論的對象。每個批判家這樣做的動機時候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為探討社會覆興和改造的條件、文化的意義以及個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等問題奠定基礎。
　　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認識到；既然馬克思主義表現為斯大林主義時就成了壓制的思想意識，因而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不一定就會提供真理的鑰匙。它不僅認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不足以解釋一系列現象（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其它等）產生的原因，而且認為維貝爾和弗洛伊德這樣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論為解決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為什麽西方預期發生的革命始終沒有發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批判理論家們評價和在可能時發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不表明他們要削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相反，而是要恢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並發展它。因而，他們一方面承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又認為它並不足以成為認識當代社會的基礎。國家權力所涉及的領域愈來愈多、“基礎與上層建築”愈來愈相互滲透、批判理論家稱之為“文化工業”的現象不斷蔓延、極權主義的發展，凡此種種都表明政治經濟學必須與其他學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會學、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學科，都在批評理論的框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通過提出分工、官僚主義、文化模式、家庭結構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就大大地擴大了批判的範圍並有助於改變政治的概念。
　　他們的著作企圖揭示各種妨礙將生產方式——這可能是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說成只是客觀的結構和在人“以外”發展的事物的覆雜關系和中介。他們尤其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作“決定論的”和“實證論”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強調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是不可變更的（在一種貌似獨立的經濟“基礎”的推動下），並認為能夠按照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模式來理解這些歷史階段。他們論證說，後來對馬克思所作的解釋正是馬克思本人早年曾駁斥過的一種思想——“思辯的唯物論”，卻忽視人的主體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論。正統馬克思主義（如德國共產黨的理論）的傳統的觀點沒有認識到既必須研究行動的客觀條件，又必須研究理解和解釋這些條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對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種成分進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為“歷史是由從事局部認識的主體在既定條件下的活動創造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定不是並不是定期爆發危機的原因。這種危機的過程和解決它的辦法的性質，都取決於代表各種社會力量的人物的實踐和他們如何理解本身的處境。批判理論所致力研究的是結構與社會實踐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會現象中的主體和客觀以及他們的關系如何通過這些現象來進行協調。
　　批判理論家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雖千差萬別，但他們認為通過對現代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就能闡明未來的前景，這些前景如果實現了，就會提高社會的合理性。然而，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闡明那些不明顯的現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說的那樣只是“記憶”或“回想”有被忘卻危險的往事——爭取解放的鬥爭，從事這一鬥爭的種種原因，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質。他們還提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新的重點和新的思想。比如，馬爾庫塞就為個人的舒適享樂——（與堅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觀點的革命者相反）、為個人的自我解放（與那些簡單地認為這種解放只來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革的人不同）和為人類與自然之間可能有與現存關系截然不同的關系（與要加速發展現存各種技術的人不同）進行辯解。這些觀占顯然偏離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見“參考書目”13）。然而，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卻從未提出一套嚴格的政治要求。因為他們以及哈貝馬斯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革命的過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過程。因此，列寧的先鋒組織的觀點受到了批判性的評價，因為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會導致一種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階層和極權主義的領導。雖然這些批判理論家沒有提出一貫的政治理論，但他們同意傳統的看法，即社會主義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會的目標必須體現在這種社會的方法上，而且必須與這種方法相一致。
　　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社會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長期間，對包括個人的身份形成、家庭關系、官僚主義、國家、經濟和文化在內的許多領域進行了研究與分析。雖然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往往是從人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的，但得出的許多結論卻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反，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許多障礙。以下就是他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觀點。
　　第一，他們證明，經濟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趨勢將不斷增強。壟斷組織出現並幹預國家事務，而國家也進行幹預以保護和維持經濟過程。
　　第二，經濟與國家組織愈來愈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地方的主動性從屬於官僚政治的考慮、市場上原料的分配從屬於中央的集中計劃。社會的協調工作是由強大的公、私行政機構負責的，這些機構愈來愈自成體系，而且只考慮生產。
　　第三，在官僚主義泛濫和機構臃腫的同時，由於實用理論——關心完成預定目標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會生活合理化的進程也在擴大。
　　第四，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把工作任務分得愈來愈細。隨著工作任務和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工人幾乎不可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思考和組織。整個勞動的過程更難於了解，大部分職業成了完成各種孤立的、極小的產品的片斷生產。
　　第五，隨著工作和知識的細微化，階級的體驗正在消失。統治愈益成為非個人的統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這種目的卻似乎是獨立存在的。決定這些過程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的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物化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愈來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質，從而加劇了物化，社會關系也愈來愈難以為人們所了解（參看商品拜物教；交換條目）。沖突日益集中在那些並不能觸及社會基礎的邊際問題上。
　　法蘭克福學派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力圖揭示似乎無個性特征的統治的特定社會基礎，從而揭示是什麽東西在妨礙人們“意識他們自己”是能采取主動和積極行動的“主體”的。在進行這一分析時，集中評價了“大眾文化”傳播思想與信仰的途徑，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會化用以摧毀個人、私人領域的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都認為，資本主義時期、基督教的中古時期和文藝覆興時期的大師們的作品，都對單純注重實效的世界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2）。這些大師們的作品通過自己的形式與風格，體現了個人的經驗，表達了他們的意圖。阿爾多諾通常所說的“自主的”藝術將產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協調的形象——即美學領域，它與現實相脫離同時又突出表現了現實（參看美學；藝術條目）。它的對象世界來自現存的秩序，但它卻是以非因襲的方式來描繪這一秩序的。這樣，藝術就具有認識和破壞的特點。它的“真理內容”就在於它能重新構築成傳統的意義模式。
　　法蘭克福理論家們認為，現今大部分文化產品已變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業已成為一種“工業”。“工業”這個詞，在這里是指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虛假的個體化”或只有極細小的差異（如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音樂），也指推廣和傳播技術的合理化。文化工業不尋求藝術形式的統一，它關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為了消遣和娛樂，提供一個機會使人們暫時逃避日常生活的負擔和單調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業並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現實。它提供的娛樂——沒有壓力、比較自在——只是使人從生活的基本壓力中輕松一下，使其重新產生工作的願望。在分析電視、藝術、流行音樂和星相學時，阿多爾諾特別試圖證明這種“工業”產品只不過是再現和加強了人們想要逃避的那種世界的結構。它們強調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極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從而宣傳了宿命論、依附感和責任感。文化工業為現存秩序生產了一種“社會膠合劑”（阿爾多諾並不認為一切藝術和音樂的命運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厭其煩地強調舍恩伯格的無調性音樂具有一種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想通過對現代藝術和音樂的考察，來評價各種文化現象的性質。在這一探討中，他們試圖揭示人們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數閒暇活動的。生產和消費這兩個領域對個人的社會化有著重要的影響。非人的力量不僅控制著個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動的動力。
　　這個學派使用了許多心理分析的概念來考察社會是怎樣造就個人、形成各類社會性格的。他們發現，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了。由於家庭愈來愈不能對外界的巨大的壓力提供保護，因而父親權威的合法性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結果是，男孩不希望長大後成為象父親那樣的人，而是愈來愈想趁格外象文化工業所提倡的那種形象的人，（在納粹德國，這種形象就是法西斯主義）。父親雖保有一些權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內勉強起作用。因而，父親的權力就顯得專橫。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並尋求符號他們心中想象的、更有力的“父親”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易於受外界力量影響（如法西斯主義的煽動）的狀態。
　　《極權主義的個性》（見“參考數目”3）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舊上述壓力所形成的性格綜合癥來分析這種易感性。這份研究試圖將某些性格與政見（如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偏見這樣一些有法西斯傾向的政見）聯系起來（參看種族條目）。它揭示出一種“標準化”的個人，這種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盲目屈從於傳統的價值關、權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識形態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們為什麽會接受“與他們的利益相違背”的信仰體系。這種極權主義類型的性格同樣會在能獨立思考、能提出批評性意見的人身上出現。
　　法蘭克福學派論述當代文學和獨裁主義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進解放鬥爭，雖然必須補充指出，該學派內部對這一鬥爭的確切含義是有爭議的。不過，他們的著作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自相矛盾的東西，由於他們堅持人類和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必須要受歷史條件的制約，這種矛盾就更為突出了。他們提出的關於社會根本變革重要性的理論並沒有多少社會鬥爭的基礎。他們擴大了批判的範圍和政治概念；這是他們把相互矛盾的觀點捏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方法。正是由於看不到資本主義必然會轉化，他們才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的批判，從而有助於可與現存統治結構決裂的意識，但矛盾主要是由一個有問題的論點引起的，這個論點使他們即低估了某些類型的政治鬥爭，又低估了他們的著作對這些鬥爭的重要意義。
　　他們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解釋為什麽馬克思所設想的革命沒有在西方發生。在試圖解釋革命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覆雜性。他們設想，與現存秩序作斷然的決裂就一定會發生社會變革；但這一設想使他們不恰當地看重了可穩定社會的各種力量的作用。在試圖解釋他們預期的事情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誇大了“制度”吸收反對勢力的能力。其結果是；批判理論忽視了西方內部的和西方以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治鬥爭——以改變並在繼續改變政治面貌的鬥爭（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雖然他們對不斷變化的重大政治事件並不總能作出正確的評價，但他們對理論和批判的興趣，，對各種壓制激進政治運動的統治方式進行分析的興趣，卻頗有實際影響。他們在這些領域內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可以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作些批判，但這里就不贅述了（見“參考書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該學派的些最重要的失誤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中提出來了；其中，哈貝馬斯最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於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的框架中發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別深入探討了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試圖闡明關於合理性的“好社會”的預言，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前景重新作了說明（見“參考書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繼續，這證明進一步闡明社會的批判理論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無批判地接受它的許多理論教義（參看認識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③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④ 佩·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⑤ 赫爾穆特·杜比爾埃：《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⑥ 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論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
⑦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⑨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⑩ 麥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寫的論文組成，1972年英文版。
⑪ 馬丁·傑伊：《辯證的想象力——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
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⒁ 約翰·湯普森《批判的注釋學》，1981年英文版。
⒂ 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4年英文版。


自由

　　參看解放；決定論條目。

地理

　　地理知識是對形成社會生活的物質再生產基礎的條件(包括自然條件和人類創造的條件)的空間配置進行描述和分析。它同時還試圖了解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條件下社會生活的質量跟這些條件之間的關系。
　　地理知識的形式和內容決定於社會的條件。一切社會階級和社會集團都有其獨特的“地理學識”，也就是關於它們的領土和各種價值在利用上的空間配置的實用知識。這種通過經驗得到的“學識”，是作為個人和集團跟世界打交道的概念工具的一部分而加以編纂整理並在社會上傳播的。它既可以作為一種不加嚴格限定的有關空間環境的意象來傳播，又可以作為一種正規的知識實體來傳播，後者也就是社會全體成員或一些享有特權的優秀分子從中接受教育的地理學。這種知識既可以利用來征服自然，也可以利用來統治其他的階級和人民。它還可以用來從事把人民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和國內外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鬥爭。
　　作為一種正規的知識實體，資產階級地理學在不斷改變的實踐要求的壓力下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在早先幾個世紀所關心的是航海的精確性，接踵而來的是為確定私有財產和國家領土權所需要的治國實踐。與此同時，世界市場的形成意味著“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的新的屬性”，從而促進“普遍交換各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產品和各種不同國家的產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頁）。一些按照自然哲學的傳統從事工作的地理學家，例如亞歷山大·馮·洪堡（1769—1859）和卡爾·利特爾（1776—1859），開始著手對地球表層進行系統的描述，從而形成對各種價值（包括自然和人為的）進行開發利用的知識庫存，並確定了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地理差異形式。到19世紀後期，地理的思想和實踐深受以下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探求商業機會的直接參與，對原始積累的展望和勞力資源的開發，以及帝國的經營和殖民地的管理。隨著世界被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地理的作用也進而提高，在這方面，像弗里德里希·拉特策爾（1844—1904）和霍爾福特·麥克金德爵士這樣的地理學家，都致力於控制空間的鬥爭，也就是直接根據地理控制的辦法來對原料、勞力供應和市場實行控制。近年來，地理學家們關心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以及空間配置的“合理安排”（所謂“合理”，通常是從積累的觀點來看的）。
　　從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歷史中，有兩種明顯地強烈對立的思潮。第一種思潮在方法上具有深刻的唯物主義性質，盡管它在某些方面堅持環境或空間決定論（這是一種認為經濟、社會再生產和政權的形式是由環境條件或空間位置所決定的學說）。第二種思潮在精神上具有深刻的唯心主義的性質，它把社會看作是為了遵循上帝的意願或受人的良知和意志的支配而在積極地從事地球面貌的改變。在資產階級地理學中，這兩種思潮的緊張關系從未得到解決。此外，後一種思潮往往保存著一種強烈的思想意識的內容。盡管它希望對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有一種普遍的理解，然而它卻往往對這種多樣性進行狹隘的、種族優越論的解釋，從而使自己經常地成為散布種族、文化、民族優越論的工具。諸如“地理決定論”、“命定擴張論”、“白人天職論”以及資產階級的“文明使命論”等等思想，都在地理學思想中自由泛濫。地理信息（例如地圖）可以輕而易舉地被利用來制造恐慌和加劇民族之間的敵視，從而為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統治和國內的壓迫（特別是在城市地區）進行辯護。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對地理這門學科進行正面的論述，但他們卻經常引證一些地理學家（例如洪堡）的論著，而且在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行文中充滿了對歷史事件的評論。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思想中的那種根本對立是可以互相彌合的。他們斷言：當我們作用於外部世界並改變它的時候，我們也就改變自己的本性；還有，雖然人們創造了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社會條件和地理環境下來進行創造的。不過，馬克思顯然注意使自己跟資產階級思想中的決定論潮流保持距離，因此他通常是貶低環境和空間差別的意義，其結果是對地理問題采取一種矛盾的處理辦法。
　　譬如說，馬克思往往把歷史說成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單純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然而他同時也承認亞細亞社會具有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它部分地是由於在半幹旱的環境中興修並維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而形成的。他後來還批判一些人，說他們把他的“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史綱”改變為“一種所有的民族都命定要走的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同時強調指出他自己只不過是探求了“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的胚胎中出現所經過的道路”（1877年11月寫給奧·查皮斯基的信）。甚至在西歐，也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浸透的不平衡而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原因是不同的地方條件表現出無窮無盡的差異和層次（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47章）。
　　此外，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進行分析時，並不引用地理的論據，理由是這樣一來不僅不能增加任何新的東西，而且只能使事情變得覆雜。然而實際上他也不得不承認勞動生產率受環境條件的影響，這種條件反過來又形成社會勞動分工的物質基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6章）。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工資率）是根據再生產的費用以及自然和歷史的條件因地而異。由於土地肥沃程度和地點的不同，一部分級差地租也就由此產生。至於這些級差的程度即隨著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引起的工資和利潤率的差異程度，馬克思認為可以通過資本（如貨幣、商品、生產活動等）和勞動的流動來加以縮小。在這方面，他不得不考慮到地理擴張對資本主義歷史動力的影響作用——殖民地化、對外貿易、資本輸出、金貯備的枯竭等。他認為地理擴張有助於阻止任何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傾向能夠經常地通過這種方法來緩和。因為它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矛盾在世界舞台上的投影而已。但是，馬克思並不打算對這樣一個過程進行任何系統的分析。他曾計劃寫一部關於危機和世界市場的著作，但未能實現。
　　馬克思的評論具有一種嚴整的主題。雖然大自然可能成為勞動的課題，但是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大自然的許多方面卻是社會的產物。例如，土地的生產能力既不是天生如此，也不是不可破壞的（李嘉圖的觀點），因為土地肥沃性可以隨著資本流通而提高或破壞。空間關系還受到交通運輸業的積極影響，這種工業在資產階級時代旨在縮短資本在流通中的周轉時間（即馬克思所說的通過時間來消滅空間）。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獨特的空間結構（物質和社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城市化，勞動的地域分工，等等），都是通過歷史發展的特殊過程產生的。資本主義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來創造一種地理圖像，然而它只能發現這種圖像有嚴重的缺憾並充滿矛盾。它所創造的環境，既有利於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道路，同時卻又堵塞這些道路。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往往不了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處處可見的那種纖細入微的“地理學識”。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是早期著作中的一種例外。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傾向是把大自然和地理環境不容置疑地看作是社會的一部分。卡爾·維特福格爾（1896—　）試圖重新把地理決定論引入馬克思主義思想，盡管這種作法本身有嚴重的缺點，但它畢竟重新提出了生產方式和環境條件之間的關系的問題。在蘇聯，出於對覆興、計劃、工業和地區發展的實際需要，也導致了地理學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作為一門正式學科出現。那種對於發展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的深刻而幾乎是徹底的關心，是跟這樣一種分析聯系在一起的，即認為這種生產力的具體發展應被看作是具有地理差別的社會歷史的一種動力。這種思想主要通過法國地理學家諸如比埃爾·若爾日（1909—　）等人的著作傳播到西方來。
　　在20世紀早期，對於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研究（這是馬克思留下來沒有觸動過的一個題目）給馬克思主義思想帶來一種明確的有關空間的意象。希法亭、列寧、布哈林和盧森堡把有關剝削、地理擴張、領土沖突和統治等主題，生動地跟資本積累的理論聯系在一起。後來的一些作者則大力地繼續貫徹有關空間的意象。中心地區剝削邊緣地帶，都市剝削窮鄉僻壤，第一世界征服並無情地剝削第三世界，不發達的狀況是由外部強加所造成的，等等（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階級鬥爭是通過邊緣地帶反對中心地區、農村反對城市、第三世界反對第一世界的鬥爭來解決。這種有關空間的意象是如此強烈，以致它自由地流回到甚至去解釋資本主義腹地內的各種結構。一個占統治地位的都市在剝削著各個地區，在這個都市中的少數民族居住區被形容為“內部新殖民地”。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資本論》的語言（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看來正讓位給一種使人不容置疑的意象，也就是說一個地方的人民在剝削另一個地方的人民。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慣有的說法中，很少涉及階級對抗如何轉化為空間結構的具體過程，或者說空間的關系與組織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規則下產生的。
　　在60年代期間，隨著對資產階級地理學進行激進批判的力量不斷加強，在這些問題上透出了新的氣息。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來對地理學的正統觀點進行改造的嘗試取得了某種特殊的優勢。然而，由屬於帝國思想意識範疇的保守思想家所主宰的資產階級傳統地理學，在對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生活方式和社會再生產的研究方法上，卻仍然具有全球性的、綜合性的和急功近利的影響作用。不過，從相對上來說，它已經比較容易成為批判的靶子，而且也比較容易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效勞。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思想還是沒有多大的吸引力，所出現的只不過是埃利澤·勒克律（1830—1905）和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土生土長的激進傳統的短暫風暴。
　　這種激進主義的沖擊最初是集中在對意識形態和地理學實踐的批判上。它對地理書籍和教學中的種族主義、階級論、種族中心論、性別歧視觀點等等提出質疑。它對在地理學家中普遍存在的實證主義立場進行攻擊，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統治意識的表現。它揭露了地理學家在替帝國主義效勞中所起的作用，揭露了他們在城市和地區的規劃過程中如何貫徹社會統治的目標，以利於資本的積累。它試圖通過對地理的哲學基礎進行一種徹底的批判來揭露該學科的隱蔽企圖和階級偏見。
　　此外，這種激進主義還謀求使地理學中有關社會主義改造的各個方面一致起來並加以維系，同時力求吸取資產階級地理學的積極方面並且對埋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地理學觀點加以重新理解。雖然那些比較常見的技術——從繪圖到庫存資料分析——都可資利用（如同蘇聯的經驗所表明的），但是這畢竟跟資產階級的實踐過於接近，況且那種認定這些技術具有社會中立性的想法也在制造麻煩，因此需要更多的東西。長期以來，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就在設法了解，不同的人民如何形成各自的物質的和社會的圖景，以反映他們的需要和要求；他們同時還表明不同的社會集團（包括兒童、成人、各社會階級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掌握著不同形式的、而且往往是難以互相比較的地理知識。這已經是在確立一種比較合乎辯證主義的觀點方面邁開一小步，而這種觀點則是建立馬克思的這樣一個命題之上，我們在作用於並改變外部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我們的本性。從這樣一點出發，可以為地理學安排一種新的日程，即通過對社會過程的考察，以及對由此所得出的對地理學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是有助於這些社會過程的實現）的批判性的回顧，來對物質環境（包括物質的和社會的）的積極建設和改造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看出，在一個社會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諸如建立在勞資對抗基礎之上的那些矛盾）勢必要反映在現實的地理圖景（社會組織的空間）和我們對這種圖景的解釋之中。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研究仍處於繈褓之中。它正對資產階級的問題重新進行探討，並且探索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新觀點。它試圖更深刻地洞察不同的社會形態是如何按照各自的想象去創造其物質的和社會的圖景的。它在探討資本主義是如何地改變和創造著大自然，它一方面使新的生產力固定在大地上，但同時又使生態變化處於不可逆轉而且往往是有害的過程之中。它正在考察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空間結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們的影響作用——地理上發展的不平衡、世界資本主義通過對資本和勞動力在地理上的動員而實現其空間的統一等等。它正在設法解釋在一種由勞資對抗所主宰的社會形態中，一個地方的人民受另一個地方的人民剝削的現象（邊緣地帶受中心地區剝削，農業地區受城市剝削）是怎樣發生的。它還正在調查空間組織（例如種族隔離）跟階級關系的再生產有什麽關系。總而言之，地理學家們正在通過地區的興衰過程、地區內部的競爭和改組、失業的輸出、經濟膨脹和生產能力過剩等現象，來設法了解危機在地理上是如何表現並墮落為帝國主義內部鬥爭和戰爭的。




參考書目

① V.阿努欽：《地理學的理論問題》，1977年英文版
② D.格雷哥里：《意識形態、科學和人文地理學》，1978年英文版。
③ 大衛·哈維：《資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④ R.J.約翰斯頓編：《人文地理學辭典》，1981年英文版。
⑤ M.基德隆和R·西加爾：《世界地圖情況》，1981年英文版。
⑥ R.皮特：《激進地理學》，1977年英文版。
⑦ 馬西莫·奎尼：《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1974），1981年英文版。


戈爾德曼，盧西安

　　1913年6月20日生於布加勒斯特，1970年10月3日在巴黎逝世。
　　戈爾德曼30年代期間在維也納求學時，接觸了盧卡奇的早期著作——特別是《悲劇的形而上學》（選自《靈魂與形式》）、《小說的理論》以及《歷史和階級意識》，最後這部著作對他的思想起了深遠的影響作用。其他的主要影響來自讓·皮亞傑的“遺傳認識論”，還有60年代期間馬爾庫塞提出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乃是控制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手段這一論點。這種觀點在戈爾德曼的《論小說社會學》和他的新版《人文科學與哲學》中可以看到。
　　戈爾德曼從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的探討中受到啟迪，從而制定了他自己的有關批判理解的概念結構。這種概念結構是以“主體和客體的部分一致”這種觀念作為中心，從而使一種“超個人主體”的“統一世界觀”的產生成為可能。據戈爾德曼看來，只有“超個人主體”才具備這樣的客觀能力，即通過一種“盡可能高的意識”而在哲學、藝術和文學上達到很高的水平，而相形之下，個人的意識則具有種種偶然性和局限性。由此可見，從事文化創造的真正主體便是“集體的主體”，它表現出歷史意識的各種“重要結構”，以回答置身於能動的社會總體之內的一個社會集團或階級的決定與要求。
　　戈爾德曼發表了兩篇博士論文：一篇關於康德，發表於蘇黎世；另一篇關於拉辛和巴斯噶，發表於巴黎；這兩篇論文都涉及詳細的歷史調查。在這以後，他的興趣主要轉移到方法論和超理論問題上。他在許多文章中探討了這些問題，這些文章最初以論戰的形式發表，後來被收集為多卷本。他從事創作的時候，正是結構主義在法國處於高度流行的時期，他力圖闡明自己的立場，極力要在這個領域中發出批判的呼聲。然而，當他把結構主義稱為教條主義的片面性並對它持反對立場的同時，卻把他自己的方法稱為“本源的結構主義”，以此來堅持其歷史的廣度。大大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他的最流行的作品竟是一卷本的文集《論小說社會學》，該書曾幾度再版，發行量很大。該書在重新恢覆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中的若幹重要原則的同時，要比那位匈牙利哲學家以極端得多的形式強調了物化的力量；它把盧卡奇早期著作中的原始主題跟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中的觀點結合起來，並且在所謂積極的中介要從大規模具體化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消失的情況下，尋找理解“新的小說”的關鍵。在這個時期，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他把“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兩者對立起來，堅持認為“工業社會的進化創造了若幹不可逆轉的形勢”（見“參考書目”②，第19頁）。由於把這樣一種背景看作是具有毀滅性的社會癱瘓並對它持反對態度，戈爾德曼熱烈地歡迎1968年5月事件，把該事件看作是一種解放的行動。他曾希望把自己的樂觀主義政治觀點轉化為一種新的理論洞察力，但他並沒有活到實現自己願望的那一天。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安·戈爾德曼：《伊曼努爾·康德》（1948），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人文科學與哲學》（1952，1966），1969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隱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辯證法研究》，195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論小說社會學》（1964），1975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智力結構與文化創造》，1970年法文版。
⑦ 同上作者：《盧卡奇與海德格爾》，197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學社會學的方法》，1981年英文版。
⑨ 薩米·納伊爾：《戈爾德曼的遺產》，1981年英文版。
⑩ 雷蒙·威廉斯：《文學與社會學—紀念盧西安·戈爾德曼》，1971年英文版。


葛蘭西，安東尼奧

　　1891年1月22日生於撒丁的阿萊斯，1937年4月27日在羅馬逝世。
　　葛蘭西出生在貧瘠的撒丁島上一個中下層階級的家庭，1911年獲得都靈大學的獎學金。在那里受到意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貝奈戴托·柯羅齊的著作的影響。在都靈工人階級運動的感召下，他在1913年參加了意大利社會黨（PSI），並且開始為社會主義報刊撰稿。他對於落後的農民文化和工業城市的體驗，影響了他的觀點的形成，即認為在意大利從事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都要具備一種全民的觀點，並且必須使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聯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終貫串著這樣的主題，即工人階級必須擺脫它的集團利益，同時必須強調文化和思想意識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葛蘭西歡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認為這場革命是由社會群眾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實現的社會變革的範例，他還認為這場革命說明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所讀到的東西都已失效，因為這些東西可能提示人們革命要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得到充分發展以後才能實現。在他的著作中，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被定義為民主管理的擴大。
　　1919年，在葛蘭西的協助下，在都靈創辦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周刊——《新秩序報》。該報為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工廠委員會運動（參看委員會條目）進行鼓吹，以便把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移植到意大利具體環境中來。在索列爾的那種認為生產領域可以為一種新文明提供基礎的思想的影響下，葛蘭西認為工廠委員會有助於把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讓他們了解自己在生產和社會制度中的地位，並且在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保證生產力發展的時期培養起工人階級為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型國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毀舊社會和維持工人階級權力的唯一途徑是去著手建立一種新秩序。由此可見，葛蘭西關於領導權這一概念的根源，在這個時期就可以找到（見“參考書目”②）。這種新的工人階級機構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產生的，即個人企業家的作用的削弱，銀行和國家的投資的增加，以及由於這些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之間關系的變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機。1920—1921年間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導致葛蘭西對它群眾基礎進行分析。他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中一些有不滿情緒的階層，他們被大地主、一部分工業資產階級以及國家機器的成員當作工具來加以利用。他還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給意大利國家的統一提供新的基礎，並且預言會發生政變，雖然他傾向於過高地估計新制度的脆弱性。
　　1921年1月，在葛蘭西的幫助下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PCI）。1922—1924年間，葛蘭西先後在莫斯科和維也納為共產國際工作，當時正是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爭論的時候，爭論的問題是關於在蘇聯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政策來建設社會主義，以及西文的社會黨人和新建立的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是什麽。由於在1924年被選入意大利議會，葛蘭西回到意大利，擔任黨的領導工作，致力於把意大利共產黨從其早期的宗派主義改造成為一個紮根於群眾運動的政黨而鬥爭。他於1926年11月被捕，並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曾寫道，他在監獄中從事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進行考察。葛蘭西在獄中寫劄記並從事各種專題的創作，這些作品受到監獄官的檢查，而且可利用的資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後竟寫出了34本劄記。由於他所作的每一劄記都往往包含若幹概念，深入到對某一個特別有爭論的問題和歷史事件進行探討，而且它們當中許多問題往往有好幾種說法，因此要對他在《獄中劄記》里的思想進行編年的或分階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葛蘭西對意大利的統一進行了分析，特別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識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國家如何作為一次“消極革命”的結果而出現，而在這次革命中農民群眾充其量只能對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極的同意。他把知識分子分為有組織的和傳統的兩種，前者是任何一個新的進步階級為組織新社會秩序所需要的，而後者則具有一種走回到一個早先的歷史時期的傳統。他給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非常廣泛，認為知識分子應包括一切“在廣義上具有組織功能”的人們（見“參考書目”⑤，第97頁）。他還認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雖然他們當中目前只有一些人在社會上發揮一種知識的功能。
　　知識分子組織著信仰的網絡，組織著制度和社會關系，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領導權。因此，他又把國家定義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強制武裝起來的領導權（見“參考書目”⑤，第263頁），其中政治社會組織武力，市民社會提供同意。葛蘭西把“國家”這個詞用在不同的意義上，把它用在狹隘的法律和憲法的意義上作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一種平衡，或者把它用來概括兩者。一些作者批判葛蘭西在國家觀點上很“弱”，認為他過分強調了同意的因素（見“參考書目”①）；另一些作者則強調指出葛蘭西試圖對起幹預作用的現代國家進行分析，然而其中區分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界線，卻越來越模糊（見“參考書目”eq \o\ac(○,12)12）。葛蘭西聲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由於市民社會包含著覆雜的機構和群眾組織，這些國家的政權性質也就決定了只能采取這樣一種戰略來破壞現秩序並導致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勝利。陣地戰，或者戰壕戰，至於運動戰或正面進攻，則是在沙皇俄國這種迥然不同的環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策略而已。由於受馬基雅弗利的影響，葛蘭西斷言“現代王子”（指革命政黨）是能夠促使工人階級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有機組織，其辦法是幫助該階級去發展它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和另一種領導權。不過，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危機有可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消極革命來導致領導權的改組，這樣做是為了預防工人運動對少數統治者操縱政治和經濟的狀況造成威脅，同時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葛蘭西把法西斯主義、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以及歐洲所采用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流水作業線等，統統列入這一範疇。
　　在有關知識分子的想法方面，葛蘭西還提出：固然專業的哲學家在發展他們的抽象思維的技能，而其實所有的人在解釋世界的時候都在從事一種哲學實踐，盡管這往往是采取一種不系統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哲學正在成為一種“物質力量”，它對一個時代的“常情”起影響作用。應當把一種哲學體系放在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也就是說不能把它單純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進行批判，而是應當把它跟它幫助各種社會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識聯系起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實踐的哲學”，能夠幫助群眾成為歷史的主人公，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掌握著專業化的、批判性的知識技能並具有一種統一的世界觀。葛蘭西對他那個時代具有影響的兩種觀點進行批判，他認為這兩種觀點可以用“我們遇事應抱逆來順受的態度”這句話來反映，那就是柯羅齊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布哈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葛蘭西認為這種解釋是簡單化和機械的）。葛蘭西的這種態度也反映在他對於文學、民俗學以及大眾文化跟“高層”或“官方”文化之間關系的批判觀點上。對於後一種關系的分析是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的，即作為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群眾和民族大眾文化的發展發生聯系的。
　　在抱病多年以後，葛蘭西終於在1937年因腦溢血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他的著作的出版發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eq \o\ac(○,⑨)⑨；eq \o\ac(○,11)11）。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他的思想的關鍵領域究竟是具有意大利特色還是具有國際性？他的思想跟列寧的思想有什麽關系？他的各個不同時期著作之間的聯系為何？他在獄中跟意大利共產黨的關系是什麽？以及他在這段期間對蘇聯的發展起什麽作用？最近的一些解釋集中在他的社會主義胚胎理論及其在批判性地考察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經驗方面所作的貢獻。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共產黨所起的影響作用以及他的思想跟歐洲共產主義的關系，也屬於爭論問題之列。




參考書目

1) P.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2) 布西—格魯克斯曼：《葛蘭西與國家》，1979年英文版。
3) A.戴維遜：《安東尼奧·葛蘭西—學術傳記》1977年英文版。
4) G.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一個革命家的生平》（1965），1970年英文版。
5)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6) 同上作者：《獄中劄記》，I—IV卷，1975年意大利文版。
7)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選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8)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選編（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9) G.C.約克多：《讀葛蘭西—各種解釋指南》，1975年意大利文版。
10) C.莫菲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9年英文版。
11) C.莫菲和安尼·S·沙遜合著：《葛蘭西在法國和意大利》，1977年英文版。
12) 安尼·S·沙遜：《葛蘭西的政治學》，1980年英文版。


格律恩堡，卡爾

　　1861年2月10日生於羅馬尼亞福紮尼，1940年2月2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逝世。
　　格律恩堡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後，成為一名法官，後來有一個時期當律師，但同時繼續從事農業史和社會主義史的研究。1893年，他和別人一起創辦了《經濟社會史雜志》。1894—1899年間，他在維也納大學當講師，1909年他當上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從而成為一個德語大學的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教授”。1924年他被任命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的第一任所長，但在1928年由於中風而不得不辭退。格律恩堡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貢獻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他是所有傑出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導師，被稱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之父”；第二，他創辦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又稱《格律恩堡文庫》），收集了那個時期所有主要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據他說，該《文庫》旨在對學者個人和研究集團進行專門調查的基礎上為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提供一個總的看法；第三，在他擔任法蘭克福研究所所長的短暫任期內，他使該所從事了富有成果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探討；盡管他的後繼人麥克斯·霍克海默給予這方面的工作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指導方向。




參考書目

① 卡爾·格律恩堡編：《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1910—1930），I—XV卷，德文版。
② 《紀念卡爾·格律恩堡70誕辰文集》，1932年德文版。
③ 《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索引》（卡·格律恩堡），1973年德文版。其中包括君特·南寧寫的格律恩堡傳。

哈貝馬斯，尤爾根

　　1929年6月18日生於杜塞爾多夫。
　　哈貝馬斯成長於納粹德國時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變得激進進來。他當過阿多爾諾的助手，在阿多爾諾（還有其他人）的影響下，認識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學說對於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極端重要性。在海德爾堡從事哲學教學以後（1961—1964年），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1972年，他轉入西德施塔恩貝格的麥克斯·普朗克協會。盡管他所從事的業務跟法蘭克福學派是重覆的，但他的思想卻在一種跟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發展起來。例如，阿多爾諾認為認識和價值是沒有最終的基礎的，而哈貝馬斯則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標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並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幹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並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對於哈貝馬斯來說，重新制訂批判理論的必要性是由於20世紀歷史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俄國革命蛻化為斯大林主義，群眾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敗，無產階級群眾沒有革命的階級覺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常性的瓦解——不是變成決定論的、客觀主義的科學就是淪為一種悲觀主義的文化批判，這一切，都被哈貝馬斯看作是現時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還斷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發生許多根本的變化。國家幹預在加強，市場得到維護並覆原，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有組織，工具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僅僅是指采取適當的手段來達到預定的目的）和官僚機構威脅著“公共領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開進行討論這一領域），以及新型的危機傾向正威脅著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為了對付這些問題，哈貝馬斯發展了一種理論方針，一種可以跟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形形色色的學科進行聯系的方針。截至目前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見“參考書目”①），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見“參考書目”④），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見“參考書目”②，③），對行動理論的發展（見“參考書目”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見“參考書目”⑤），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見“參考書目”⑥）。




參考書目

① 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
⑦ 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
⑧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⑨ 托馬斯·麥卡錫：《尤爾根·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⑩ 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黑格爾，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1770年8月27日生於斯圖加特，1831年11月14日在柏林逝世。
　　黑格爾出身於一個稅務官的家庭。他在圖平根大學攻讀哲學、古典文學和神學，先後在伯爾尼和法蘭克福當過家庭教師。他在1801年任大學講師（Privatdozent），1805年在耶拿大學當上教授，並且在那里完成他的主要論著《精神現象學》（1807年）。1808—1816年，他在紐倫堡艾吉迪安文科中學當校長；接著任海德爾堡大學教授（1816—1818）；從1818年起直到去世，他一直在柏林；在那里一個黑格爾學派開始形成。
　　對於馬克思來說，黑格爾的哲學的重要作用有兩個方面：第一，他深受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及其歷史哲學的影響；第二，他從最完整的形式上即從邏輯學上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利用它去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結構。康德在對認識論所作的批判中，把人類對真實的科學認識的要求局限在“現象”的範圍，認為認識僅僅來源於兩個方面的活動方式的結合：一方面是進行認識的主體的內在直覺與範疇，另一方面則是外部產生的感性材料。而在這種通過批判性的反映建立起來的關系之外，則存在著“自在之物”，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認識的。黑格爾則反對康德的這種說法，他認為現象和本質兩者是必然在一起的，而現實的最本質的結構是符合於自我認識的人的精神的。用神學的術語來表達的話，這就是說，上帝（絕對）通過人的認識去實現自我認識。因此，人的思想範疇同時也就是存在的客觀形式，而邏輯同時也就是本體。
　　黑格爾把歷史解釋為“對自由的意識的前進”。社會組織的形式符合於對自由的意識，因此意識決定存在。一個歷史時代及其人民的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教中。“宗教是人民斷定真理的地方……宗教是人民對最高存在的意識”（見“參考書目”⑤）。因此，那些把石頭或動物當作“神”來崇拜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自由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其所以成為可能，首先是對具有人的形態的神或一種“靈”（“聖靈”）的崇拜。歷史的前進要經歷過艱苦與貧困，災難、戰爭與死亡，以至整個文化與民族的衰落。然而，黑格爾認為，通過這些歷史的掙紮，更高的自由原則，對真理的進一步接近，以及在更高的水平上對真理的洞察，將會逐漸地出現。人類歷史是朝著基督教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法國革命以及立憲君主制這個方向前進的。宗教概念和哲學思想的進步，是跟社會和政治的進步相適應的。
　　青年黑格爾主義者（馬克思正是通過他們了解到黑格爾的哲學）則是利用他們的老師的學說作為對當時已經變成保守的普魯士王朝進行批判的武器。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越出了黑格爾關於國家就是由一些開明官吏管理的立憲君主制度這一概念。黑格爾認為，只有受過哲學教育的官吏們才具有一種發展了的洞察力，他們能夠洞察到主觀精神（個體的人）與客觀精神（國家）的統一；而青年黑格爾主義者則認為，所有的公民都能具備這種能力。基於這個理由，他們還主張通過普及黑格爾的邏輯學中那種哲學洞察力，來克服傳統的基督教的那種只不過是寓言般的宗教信念。這樣一來，就用人類的觀念取代了像寓言一般提出的基督教的神的地位：
　　“人類是兩種本質的結合：神成為人，無限客體化為有限，而一種有限的精神則又銘記著它的無限。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是奇異的工作者在主宰著自然，包括人類內部及其外部，而且是越來越完整地這樣做，它使自然作為一種無能為力的材料從屬於它自己的活動。只要它的發展過程無可指責，它也就無罪可言。墮落只是具有個人的特性，而對於人類和歷史來說，則是超脫的。”（參看大·弗·施特勞斯的《耶穌傳》（1839年）），（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施洛莫·阿文勒里：《黑格爾關於現代國家的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②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1807），193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法哲學》（1821），194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歷史哲學》（1830—1831），1956年英文版。
⑥ 讓·依波利特：《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
⑦ A.科葉夫：《閱讀黑格爾著作導論》，1947年法文版。
⑧ 卡爾·勒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19世紀的思想革命》（1941），1964年英文版。


黑格爾和馬克思

　　馬克思的思想從許多方面受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哲學的影響。他最初是在柏林求學的時候了解黑格爾的哲學，當時首先是接受了諸如愛德華·甘斯這樣的學者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共和主義的解釋。跟黑格爾一樣，馬克思把世界歷史解釋為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但隨著費爾巴哈對黑格爾重新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馬克思也就把物質的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參看《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批判的改造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消除了世界的虛假的主體即所謂的“世界精神”，另一方面則是把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延伸到未來。黑格爾所強調的在此時此刻已經完全實現了的自由王國，對於馬克思來說則是目前存在的一種真實的可能性，而其實現則在未來。跟黑格爾的世界精神的辯證法不同，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盡管影響著歷史的進步，但並不能保證自由王國（參看解放條目）的實現，它只為這樣一種發展提供客觀的可能性。如果社會革命化這種歷史可能性沒有得到實現，那麽社會倒退到野蠻時代（盧森堡）或是陷於“敵對的階級同歸於盡”（馬克思）的境地也是可能的。
　　黑格爾把資產階級的立憲國家設想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馬克思則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這一概念來代替它。這是一種擺脫了任何淩駕於它之上的強制力量的社會秩序，它的成員是通過共同協商的辦法來管理自己的事務的。據黑格爾看來，個人把自己從自然存在、從外部強制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是一個“精神化”的過程，個人通過哲學的直觀看到自己的客觀狀況，從而了解到那些表現為從外部對自己的意志實行強制的東西，實際上是他作為一個具有自己的意志的思維人而存在的必要條件，個人也就是憑著這種直觀來跟客觀現實進行調和。黑格爾和保守的黑格爾派認為，只有受過哲學訓練的國家官吏才完全具備這種直觀、調和以及解放的能力，而青年黑格爾派在對這種思想進行歸納時，則把“精神化”的過程跟個人的公民身份成熟的過程統一起來。然而，這兩種解釋都使個人具有某種“雙重特性”，一方面，他是感到自己必須受外部強制力量支配的自然個體；另一方面，他又是具有認識能力的“精神存在”，即認識到那些顯然在否定自己的東西事實上就是他的自由和現實本身。解放也就是調和。但是，據馬克思看來，只有當人的這種雙重特性——既是人又是公民，既是自然個體又是精神化的存在——被克服而不再成為必要時，只有當人類不再把自己所受的社會約束客觀化為一種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異化本質”（即國家，後來又指資本）時，解放才是可能的。盡管馬克思對黑格爾作了種種批判，但是他仍然保持黑格爾的關於人類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進步的信念。他同時還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黑格爾的歐洲中心論，至於他自己的歐洲中心論，則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論著中。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部著作可以使人感受到黑格爾的第二個影響。了解這種影響，對於正確理解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關系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分析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宣稱把它從倒立著的狀態倒過來——來剖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的動態和制度結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體系是一個總體，也就是說，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體，因此它必須作為一個有內部聯系的整體來進行考察和闡明。然而，以經驗為基礎的研究和對特殊的經驗性材料的整理，必須先於對這個總體的闡明。同時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範疇——價值、貨幣和資本所進行的辯證法的自我運動，應當體現被考察的對象的特性，而不是一種從外部強加進來的方法論體系所產生的結果。馬克思曾強調指出他對經驗性關系和事實的處理方法跟黑格爾的不同之處，他在他的早期創作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黑格爾首先在他的《邏輯學》中發展了一種包含若幹範疇的體系，然後把社會制度——諸如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以及它們的內部結構抽象地納入它的體系。據馬克思看來，對一個被考察的對象所作的唯一適當的辯證法的闡明，就是這種闡明能夠使人感受到對象的動態和結構的個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動的“主體”（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正是為它而進行），也就是資本本身。然而，資本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現實事物，而是由於個人和階級的不自覺的相互作用和協作而產生的東西，它將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被超越而消逝。因此，它不是生產的真實的主體，而是“虛假的主體”。基於這個理由，如果把馬克思的“資本”這一範疇在他的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跟“精神”在黑格爾的思想和體系中所起的作用相提並論的話，那至少也是一種曲解。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認為（世界）精神實際上在創造歷史，可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面上的真實主體。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成就絕不僅限於揭示這種生產方式的實際上的“無主體性”（阿爾都塞）；馬克思認為資本一方面以生產的獨立的現實主體的面貌出現，而另一方面它既非“真正現實的”又非真正的主體，這種思想不言而喻地包含著對構成資本的那種生產方式的批判。根據馬克思的看法，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注定要取代資本主義這種無情地和短視地掠奪自然的社會制度，那種無論個人或階級都受為“虛假的主體”即資本服務的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規律支配的制度。因此，馬克思認為生產者的自由聯合將會合理地調節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並且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使生產僅僅從屬和符合於資本的利益那種情況截然相反，它的生產將旨在滿足生產者的物質需要以及他們的（社會）活動、社會生活和個人發展的要求。它將作為生產的真正的主體來取代資本這種僅僅作為一種生產主體的“現象”而客觀存在的“虛假的主體”。而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只不過是在這種尚未實現的主體中找到自己的經驗的化身。
　　馬克思僅僅從方法上而且是含蓄地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奠定自己對歷史進步的信念。然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卻試圖越出這一範圍，制定了一種唯物辯證法的本體論和發展學說（參看唯物主義條目）。從這種意圖中產生了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它的出現事實上應當更多地歸功於達爾文和19世紀的自然科學以及科學世界觀，而不是黑格爾。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以及蘇聯的許多思想家則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作出貢獻。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奧·科菜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5年英文版。
② 依林·費切爾：《馬克思同黑格爾的關系》（1967），載《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一書，1970年英文版。
③ 讓·依波利特：《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1955），1969年英文版。
④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⑤ 喬治·利希海姆：《〈從馬克思到黑格爾〉及其他文章》，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出現》，1941年英文版。
⑦ 奧斯卡·涅格特：《黑格爾哲學的現實與後果》，1970年德文版。
⑧ 曼弗列德·里德爾：《黑格爾和馬克思》，載《制度與歷史》一書，1974年德文版。
⑨ 迪特爾·沃爾夫：《黑格爾和馬克思》，1979年德文版。


領導權

　　要對hegemony這個詞下任何定義都是比較困難的，這是由於它可以用來表達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它有統治的意思，如“霸權主義”（hegemonism）；第二，它有領導的意思，這就包含著某種同意的概念。例如，毛澤東用“霸權主義”這個詞來表達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統治，但這種統治又跟帝國主義的統治不一樣。第二種意思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比較常用。安德森曾指出：無論孟什維克還是列寧，都把這個詞用來表達建立在跟農民成分實行聯盟的基礎上的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見“參考書目”①）。布西一格魯克斯曼則探討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是如何使用這個詞的（見“參考書目”②）。然而，使這個詞充分地發展成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則應歸功於葛蘭西。大多數評論家都一致認為，在葛蘭西的《獄中劄記》中，領導權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同時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的最重要的貢獻。在他獄中寫的作品中，除了個別的場合外，這個詞都是用來說明工人階級的一種戰略。在1926年入獄前不久寫的一篇文章中，葛蘭西使用這個詞來表示工人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所必須建立的並且應當作為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的一種聯盟制度（見“參考書目”⑦，第443頁）。大約在同一時候，他用這個詞來論證；蘇聯無產階級應當犧牲自己的行業的、經濟的利益，以便保持跟農民的聯盟並為自己的廣泛的利益服務（見“參考書目”⑦，第431頁）。
　　對這個詞的類似的用法還見於這個時期他在共產國際的辯論，然而在《獄中劄記》中，葛蘭西對這個詞的用法則超出上述的範圍，他還用它來表示資產階級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的方法。在從這個意義上進行探討時，他援引了兩個歷史事例——法國革命和意大利的覆興，他把兩者作了對比，指出新的法蘭西國家是建立在比較廣泛的同意的基礎之上，而統一了的意大利國家則只得到有限的同意。在探討資產階級統治的不同表現時，他引用了馬基雅弗利和帕雷托這樣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把國家描繪為武力加同意。葛蘭西認為，在現代的條件下，一個階級其所以能夠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僅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武力組織，而且是由於它能夠超越自己的狹隘的行業利益而實行一種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領導，並且跟結成一種社會力量集團（葛蘭西稱之為歷史集團）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者實行妥協（在一定限度內）。這種集團對於某一個社會制度來說，也就代表了一種同意的基礎，其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參看統治階級條目）的領導權則在各種機構、社會關系和思想的網絡中建立和再建立。而這種“領導權的編織物”是由知識分子來編織的，因為根據葛蘭西的看法，他們都是在社會中具有一種組織作用的人。由此可見，葛蘭西的論述，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用的那種把國家定為一個階級的工具的定義。
　　盡管葛蘭西認為領導權的形勢寓於市民社會之中，然而他認為從合法的立憲意義上來說，政治社會乃是各種政治機構從事活動的舞台，同時他還說明這兩種社會的劃分純粹屬於方法論的性質，並且強調指出它們在現實的社會中存在著重叠的現象（見“參考書目”⑥）。的確，在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幹預不斷擴大的政治條件下，在隨著工會和群眾性政黨的建立，隨著經濟開始轉變為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而出現了改良主義以回答對政治舞台所提出的種種要求的政治條件下，領導權的形式發生了變化，而資產階級也在從事葛蘭西所說的那種消極革命。這樣一來，領導權的物質基礎便通過改良和調和來構成，從而使一個階級的領導地位得以維持，而其他階級的若幹要求得到滿足。由此可見，在葛蘭西的定義中，領導階級或統治階級確實具有政治性質，因為它超越了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它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曾為這種利益而鬥爭）而去代表社會的普遍進步。這樣，葛蘭西便使用領導權這一概念來論證：在政治學或意識形態中的任何一種經濟主義的觀念（即在政治和文化中追求眼前的階級利益），都不能對政治形勢和政治力量的對比作出精確的分析，從而不能夠對國家政權的實質作出正確的理解（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因此，這種觀念是不宜作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政治戰略的基礎的。
　　葛蘭西在他所說的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科學方面所進行的探索，得出了種種的論斷。他認為，一種充分擴展的領導權必須建立在積極的同意即社會各種集團藉以聯合的集體意志的基礎之上。這樣，葛蘭西就超越了那種建立在抽象的公民權基礎之上的政治義務的理論，而論證了充分的民主管理是在領導權的最高形式中得到發展的。然而，他對領導權的各種不同形式（例如在意大利覆興時期起主宰作用的那種形式）所進行的分析表明，一種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意，可能導致一種政治制度建立在薄弱的基礎之上，從而可能引起越來越多地依靠武力。領導權——可以說——是不能降低為一種由法律認可的東西，也不能降低為一種虛假的意識或對人民群眾的擺布。人民群眾的“共同意識”或世界觀，據葛蘭西看來，是由各種各樣的成分形成的，其中一些成分是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相抵觸的，這在日常的經驗中處處可見。占統治和領導地位的思想意識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種比較嚴謹和有系統的世界觀，它不僅要能夠影響人民群眾，而且還能夠成為對社會機構進行組織的一種原則。他認為，思想意識並不是簡單地反映或反射出階級的經濟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與其說是由經濟結構或社會組織所決定的“已知事物”，毋寧說是一個鬥爭的領域。它通過它體現在社會關系、機構和實踐中的途經來組織行動，並且使一切個體和集體的活動充滿活力（見“參考書目”⑧）。
　　葛蘭西為無產階級制定了特殊的歷史規劃，即創造一個“經過調整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領導權和市民社會，或者說同意的領域，得到充分的擴展，而政治社會，或者說約束的領域，則不斷地縮小。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必須創造一種不斷地擴大的同意的局面，從而使各種不同集團的利益能夠結合在一起去形成一個新的歷史集團。在發展一種戰略去實現這一目標的時候，一種新的領導權必須把人民的思想和實踐的各種因素納入正軌並加以系統化。可見，領導權這種概念也是葛蘭西對民俗學和大眾文化進行批判分析的基礎，他對宗教的探討以及關於哲學家的系統化的哲學與人民群眾的非系統化的哲學即世界觀之間關系的探討，也是以此為基礎。
　　人們圍繞著葛蘭西的領導權這一概念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就他對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分析以及他從中所得出的戰略結論提出質疑（見“參考書目”①）。在這種爭論中，有一個方面的內容牽涉到：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國家政權改變之前能夠或者必須發展到什麽程度，而留下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去發展的領導權又該達到什麽程度。另一些問題則牽涉到革命政黨在建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作用是什麽。有一些作者強調的是領導權的同一性、一致性或是可能的總體性，而另一些作者所強調的則是它的不同成分（即不一定非以經濟上劃分的階級為根源的那些成分），以及它通過什麽方法來代表匯合在一起的如此不同集團和其中所表現的妥協。近來出現的一些解釋則認為，領導權不僅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發展的戰略提供了概念性的工具，而且它還可以用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成就和局限性。




參考書目

① P·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② 布西—格魯克斯曼：《葛蘭西與國家》，1979年英文版。
③ 布西—格魯克斯曼：《領導權與同意》，載A．S．沙遜編《葛蘭西探討》一書，1982年英文版。
④ B.德．卓萬尼等著：《葛蘭西著作中的領導權、國家和政黨》，1977年意大利文版。
⑤ J.菲米亞：《葛蘭西的政治思想——領導權、意識和革命過程》，1981年英文版。
⑥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⑦ 《葛蘭西政治著作選集（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⑧ C.莫菲：《葛蘭西著作中的領導權和思想意識》，載莫菲編：《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書，1979年英文版。
⑨ 安·S·沙遜：《葛蘭西的政治學》，1980年英文版。


希法亭，魯道夫

　　1877年8月10日生於維也納，1941年2月在巴黎逝世。
　　希法亭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學後當醫生，一直到1906年（但他在1915到1918年服軍役期間再度行醫）。不過他從中學時代起便對經濟問題發生濃厚的興趣，從1902年起，他就經常給《新時代》雜志寫有關經濟問題的文章。1904年，他針對龐巴維克從奧地利的邊際效用說的觀點出發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所作的批判，寫了一本書進行答辯，這本書被保羅·斯威齊評為“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對主觀價值理論所作的最好的批判”（見“參考書目”②）。在同一年，他跟麥克斯·阿德勒一道創辦了《馬克思研究》。1906年，他應邀到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黨校講課，隨後任《前進報》的外籍編輯。1914年，他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一道反對軍事預算，隨後他任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自由》雜志的編輯。1920年，在獲得普魯士的公民身份以後，他就在國家經濟委員會任職，並在1924至1933年任國會議員，擔任過兩屆政府的財政部長（1923年和1928—1929年）。納粹掌權後，他不得不流亡國外，並於1938年遷至巴黎。法國淪陷後，他遷往非占領區，但終於被維希政府交給德國當局，死在蓋世太保手中。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金融資本》這部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進行分析的主要論著以及後來寫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作品（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維爾弗里德·哥特沙爾施：《魯道夫·希法亭學說中有關社會結構變化和政治行動的說法》，1962年德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1904），保羅·斯威齊編，1949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01），1981年英文版。


印度教

　　馬克思主義者對印度教發生興趣，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本人，盡管他並不經常研究它。對於馬克思來說，印度教是一種壓迫的、衰落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他也跟大多數歐洲人一樣，對於該教的森然恐怖的面目感到厭惡。他在概括英國在印度的專制制度跟亞細亞的專制制度進行嫁接的現象時說道：“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里的猙獰神像更為可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3頁）。他跟他在印度的追隨者一樣，對於任何認為印度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的看法都持懷疑的態度。在本世紀，印度以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把印度教作為一般宗教問題的一個部分來加以關心。至於印度國內，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放在當前跟印度教有關的各種實際問題，包括該教在民族運動中的地位問題，以及由於獨立所引起的、往往伴隨著隔離和屠殺現象的部落感情問題。
　　羅米拉·塔帕爾指出：把印度教這個名稱跟古印度聯系起來是一種歷史編年的錯誤，但是它卻是一個便於說明宗教發展的標志。印度教是大約在兩千年以前從雅利安入侵者的吠陀信仰中發展起來的，是一種內容十分龐雜的宗教，以至使人幾乎難以對它的信仰內容下任何精確的定義；它是雅利安人和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但也接受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影響。塔帕爾還指出在《奧義書》和後來的吠陀經中出現的“梵”這一概念，以及隨後所采取的創造神、護持神和破壞神這三位一體的表現形式，可以看作是對自然、生育和生命、以及死亡這種秩序的反映。後來，這三位神中的第一個——梵天，退居幕後；其余的兩個，即毗濕奴和濕婆（這個神是雅利安—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其祭典則跟生殖能力相聯系），作為兩個最高神明存在下來，分享著印度教徒的虔誠的信仰。在以後的年代里，出現了從崇向祭典儀式向一神崇拜的轉變，也就是尋求個人同神的交往並且通常是狂熱地信奉這個神，從而出現了“後期印度教的一種具有活力的形式”（見“參考書目” eq \o\ac(○,15)15，第131—133頁）。到中世紀末斯，像伽比爾和那納克這樣一些導師，把伊斯蘭教的思想結合在一神崇拜之中，使它具有新的含義。可以認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表達了比較卑賤的城市市民和接觸城市生活的農村手工業者在那個煩惱的時代里所產生的內心感情。（見“參考書目” eq \o\ac(○,15)15，第308頁）。
　　個人信奉，猶如神秘教的任何變種一樣，本是擺脫傳教上的獨霸狀態的一種方法。然而在整個時期，婆羅門的優勢得到支持甚至不斷擴大。廟宇表現為它的組織的一個方面，這是一種擁有富足的財源的機構。通過對中世紀南印度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些商人和商會給予廟宇以巨額的捐助，捐助者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特權，並且獲得神靈的保佑（見“參考書目”⑦）。
　　在R．S．夏爾瑪寫的一篇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eq \o\ac(○,13)13第一部分），列舉了當代的論著中對古印度和印度教的各種見解，其中有一些受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提出，在吠陀經典中，“禱文主要表現出對雅利安人的物質繁榮的關心”（見“參考書目” eq \o\ac(○,14)14，第39頁）。他還可以補充這樣一點，那就是至少印度教的教典——“達磨”（dharma）所主要關心的是男人和高級種姓的繁榮，而同時卻把婦女和低級種姓排斥在外。像他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樣，在經文中往往把婦女和作為種姓制度的苦役的首陀羅“混在一起歸為一類”，這兩種人顯然代表“社會上最為人所不齒的成分”（見“參考書目” eq \o\ac(○,14)14，第29、32頁）。根據德·恰托帕迪雅的說法，像摩奴這樣一些制定“達磨”原則的立法者，“對於自由思考或理性論表現出極端的敵視”；這並不奇怪，因為要維護一種“使千百萬勞動群眾安於受奴役”的社會秩序，神秘和強制是同樣地需要的（見“參考書目”①，第83頁）。恰托帕迪雅把印度思想中的一種不可知論的對立傳統放在突出的地位，他同意有些學者的觀點，即認為佛教在很多方面應當歸功於早期的數論哲學學派，因為這兩者都是“有意地和斷然地”否定神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③，第95頁）。
　　南布迪里巴德也提出了一些有關的問題，他是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同時也是他所在的南部喀拉拉邦的歷史學家。該地區曾信奉佛教，但保留了自己的古老的社會實踐的種種特色；跟印度北方有所不同，它在中世紀時期是朝著一種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態進行發展。在這一轉化期間，興起了一種旨在支持統治階級及其宗教意識的廣泛性的爭辯文學，它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滅佛教（見“參考書目”⑧，第三章）。
　　一位著名的印度共產黨人佛學家——拉哈爾·桑克里提揚納寫了許多作品，其中有一部是以虛構的文學作品的形式來對印度教若幹世紀的演進作了批判性的敘述。近年來，一些試圖了解本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歷史的宗教作家，也部分地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在這方面，兩位在印度和斯里蘭卡工作的天主教人士，胡塔爾和勒穆辛尼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認為，吠陀的雅利安人所流傳的神話，首先是反映一種遊牧生活的需要，以後隨著一個很突出的萬神殿的發展形成，這種神話則又反映了向定居的農業生活的變化。從僧侶所扮演的中介人的角色中，推演出這樣一種論斷，即“只有神才能夠跟神交談”，這樣一來，婆羅門本身也就成為神，而他們的職能本來是“反映了這個集團無能為力解決其自身的矛盾”。屬於下層階級的個人，只有在完全接受這種社會秩序的條件下，其個人社會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因此，“任何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社會運動都是不可能的”（見“參考書目”⑥，第36—38，45頁）。從這里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驚人對照。
　　19世紀期間，以羅易為先驅者的許多印度進步人士，試圖把他們同胞的思想從一種由於信仰、習俗和祭儀三者的覆雜交織而形成的僵化思路中解放出來，以此作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然而，民族運動的興起卻使印度教在一切方面，包括好的和壞的，得到了有力的覆興。維蘭加——另一位基督教在印度的代言人，在對印度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坦率的考察的過程中，談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它的敵對思想意識之間的沖突（見“參考書目” eq \o\ac(○,16)16，第113頁）。關於這個問題，在英國共產黨的印度理論家帕爾米·杜德的著作中有簡要的敘述。他寫道：了解當代政治的領袖們曾試圖把民族主義建立在“仍然巨大的印度社會保守勢力的基礎上”，建立在古印度對現代歐洲的“假定的精神優越性”的基礎上。他提到像蒂拉克和奧羅賓多·高士這們的宣傳家，他們建立了“母牛保護會”，發起了紀念象頭神甘奈希和破壞女神時母（卡里）的民族節慶日。這些人雖然是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者，但他們實際上卻成為“社會的反動與迷信、種姓的分裂及特權的擁護者”（見“參考書目”⑤，第291—292，294頁）。
　　甘地是理所當然地被人們視為覆興的印度教的新聖哲。他把政治問題變為宗教語言，談論神的統治時代（RamRajya），像人們對烏托邦的向往那樣，他主張恢覆這個黃金時代，以代替社會主義。他宣揚拋棄機器以及其他的現代事物，回到過去的簡樸的鄉村生活。杜德寫道，所有這一切都被他的崇拜者想象為真正的印度和農民的希望，然而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部分在“無情的經濟轉變過程的困擾和侵害下顯得驚慌失措的小資產階級”所發的思古之情罷了，他們渴望從“古代事實的輕撫中得到某種慰藉”（見“參考書目”⑤，第510—511頁）。至於尼赫魯，他雖然是甘地的學生，但卻像一位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那樣，經常對那種表現出“以貧為榮”的東西感到困惑不解，認為那是一種屬於過去時代的遺風，當時人類“只能從物質匱缺出發來思考問題”（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85—86頁）。
　　尼赫魯以這樣一種想法來安慰自己，那就是甘地主要是通過為賤民進行聖戰而在“溫和地卻又不可抗拒地”瓦解著正統的觀念，因而他在促使印度上進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任何不切實際的左派理論家要多得多（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299—300頁）。共產黨人對甘地及其所推崇的印度教信仰持不可調和的反對態度，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愛國主義鬥爭的主流，從而有陷入類似愛爾蘭社會主義者的那種孤立的危險。自從獨立以後，許多共產黨人（例如穆克吉等人）感到必須重新修正他們對於聖雄及其對印度的貢獻的估價，但是，聖雄跟落後的印度教渾然一體這種情況仍繼續是一塊絆腳石。至少，他們所存的某些疑慮證明是有充分根據的。貝特爾海姆在對自由印度所作的考察中，列舉大量材料說明種姓制度在地方和全國選舉中所起的惡劣影響。跟勢力仍然很大的穆斯林少數派的磨擦不斷地在醞釀，時而爆發出來。南布迪里巴德寫道：保守黨人所大談特談的“印度之魂”只不過是印度教的精神，而“倡導這種理論的人則滑進了把非印度教徒視為異已的沙文主義的印度教觀念”（見“參考書目”⑨，第295頁）




參考書目

1 巴隆·德等編：《紀念薩卡爾教授文集》，1976年英文版。
2 查理·貝特爾海姆：《獨立的印度》。1968年英文版。
3 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無神論——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1969年），1980年英文版。
4 同上作者：《印度唯心主義的社會功能》，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5 帕爾米·杜德：《今日印度》，1940年英文版。
6 弗朗斯瓦·胡塔爾與熱納維埃夫·勒穆辛尼埃合著：《亞洲各大宗教及其社會功能》，1980年英文版。
7 D.N. 賈：《公元9至13世紀南印度的廟宇和商人》，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8 E.M.S南布迪里巴德：《喀拉拉邦的民族問題》，1952年英文版。
9 同上作者：《印度社會主義模式的經濟和政治》，1966年英文版。
10 多羅西·諾曼編：《尼赫魯——第一個六十年》，1965年英文版。
11 拉合爾·桑克里提揚納：《從伏爾加到恒河》（1942年），1947年英文版。
12 R.S.夏爾瑪：《古印度政治思想面面觀》，1959年英文版。
13 同上作者：《談談印度早期的社會和經濟》，1966年英文版。
14 同上作者：《早期〈吠陀本集〉中的財產形式》，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15 羅米拉·塔帕爾：《印度史》，1966年英文版，第1卷。
16 巴斯蒂安·維蘭加：《馬克思主義對印度的歷史觀》，1976年英文版。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余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盡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幹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盡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著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隨著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沖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著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系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系；另一種是支配著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系（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系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著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系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系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余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系或社會關系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系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志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讚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幹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麽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著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系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系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著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注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系；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系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系，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里，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覆雜的人身支配關系弄得模糊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幹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系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著不同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著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參看階級意識條目）。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注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沖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注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志著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參看發展階段條目）。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marche generale）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著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注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著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幹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參考書目

① 埃蒂納爾·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的基本概念》，載路易·阿爾都塞和埃蒂納爾·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
④ 米哈伊爾·伊萬思：《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⑤ 約翰·麥克默特里：《馬克思的世界觀的結構》，1978年英文版。
⑥ 格奧爾基·瓦·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972年英文版。
⑦ 威廉·H·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⑧ J·維特—漢森：《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和理論》，1960年英文版。
⑨ 艾倫·W·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歷史主義

　　在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歷史主義這個術語的用法，幾乎跟它在黑格爾以前的德意志社會思想中所具有的原始意義一樣地紛紜覆雜。它主要有以下兩種意思：
　　第一，在卡爾·波佩爾的論著中所涉及的歷史主義。據波佩爾看來，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是有過錯的，因為他們散布了這樣一種錯誤的和有害的觀點，即認為歷史是具有型式和含義的，如果把它掌握住，就可以把它用於目前，以預測並造就未來。在波佩爾關於歷史主義的觀點中所涉及的形而上學和歷史的融合，可能曾出現在黑格爾那里，但並不是馬克思著作的主導思想的特征。馬克思的觀點是，歷史本身沒有含義，而只是人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賦與它以含義。同樣明顯的是，後來出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借助於所謂的對“歷史規律”的高度洞察力來論證並支持極權的政治，波佩爾則把這些觀點跟歷史主義聯系起來。公平地說，關於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能夠被判定為歷史主義這一問題，是應當跟他的思想的科學性、跟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以及跟他對事物的判斷情況等問題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至於目前這個術語的第二種意思，在許多方面是跟上面的那種含意相對立的。這種含意可以從青年盧卡奇和科爾施的著作中所提倡的“回到黑格爾”的歷史相對主義中找到，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從葛蘭西的論著中找到。科爾施在提到黑格爾時直接了當地聲稱：“我們應當盡力去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變化、發展及其不同見解，因為它原先來自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是作為它的那個時代的必要產物而出現的”。葛蘭西在批判布哈林的時候，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對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見解進行批判的主要人物是阿爾都塞，他在《閱讀〈資本論〉》第5章中把歷史主義跟人道主義一起作為他的主要攻擊目標。在這種爭論中主要是再一次牽涉到了馬克思的科學本質以及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系這一覆雜的問題（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進步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易斯·阿爾都塞：《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關於對人民社會學的企圖的批判筆記》，載《獄中筆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⑤ 卡爾·波佩爾：《歷史主義的貧困》，1957年英文版。


歷史編纂學

　　《德意志意識形態》宣稱，德國人由於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和歷史，不能夠像法國人或英國人那樣現實地考慮自己的過去，而是把宗教想象為歷史的動力。馬克思對德國史學家的看法一貫不好，甚至包括像蘭克這樣的傑出史學家在內，認為這位“手舞足蹈的矮子”把歷史貶低為“趣聞軼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歸為瑣碎小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3頁）。至於德國以外的史學家，基佐對於英國革命的研究和關於這次革命跟1789年的淵源關系的認識，曾經給予早期的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雖然他不久就指出基佐在認識這些問題上的錯誤，特別是他的過於狹隘的政治觀點。
　　跟馬克思比較起來，恩格斯則更像一位天生的史學家，他既傾心於寫史，又熱衷於從理論上研究應當如何寫法。他對歐根·杜林所指控的許多錯誤之一，就是說他不懂歷史發展過程，把歷史僅僅看成是一種令人厭煩的關於無知、野蠻和暴力的記錄，而忽略了“在這個喧器的舞台背後悄悄地進行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99頁）。在同一作品中，恩格斯還堅持認為應當把政治經濟學作為“歷史科學”來看待，因為它所研究的是物質的經常轉換。某些歷史學家，譬如說英國的史學家，他們只不過是剛剛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壞習慣，那就是恩格斯在給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中所抱怨的把歷史割裂為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仿佛所有這些都是各個互不相幹的部分。
　　恩格斯曾作過這樣的自我批評，那就是當他在動手寫1524—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這樣一部論著時，他的最初的研究並沒有能夠從前人的著作中汲取一切能夠支持他所設想的命題的東西，以致使他未能充分地探明真理。不過，後來他完全意識到過於簡單化看待歷史過程的危險，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他還打算對他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進行徹底的修改。恩格斯有個學生，即青年考茨基，恩格斯一開始就感到自己有義務對他的粗枝大葉的、並由於一種忽視認真準備的奧地利式的訓練而變得更糟的工作作風提出嚴厲批評。他在1885年7月24日寫給倍倍爾的信中，說考茨基“完全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科學工作”。考茨基從恩格斯的指導中受益匪淺、從而得以繼續作出重要的貢獻。他很強調歷史知識對於事件特別是軍事事件所起的巨大的實際影響作用。他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編寫歷史的方法提出過尖刻的評論。他指出，蒙森對凱撒的歌功頌德最初出現在1854年，即在1848年巴黎工人起義幾年以後，而這正是許多自由黨人把拿破侖第三吹捧為社會的救世主的時候，特別是在德國，可見，正是拿破侖第三本人促進了對尤利烏斯·凱撒的崇拜（見“參考書目” ⑨，第168頁）
　　在俄國，像列寧這樣一些傑出的社會主義者，對歷史也同樣地重視。布哈林對於他所發現的貫穿在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的唯心主義發表了很多議論，從博胥埃那種認為過去的記錄顯示出上帝對人類的指引的觀念，一直講到菜辛、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認為這些唯心主義觀點用“赤裸裸的神秘主義或其他各種鬼名堂”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混了（見“參考書目” ①，第59頁）。在1917年革命後，正如在其他一切部門中必須利用專家一樣，對於任何可以利用的歷史學家必須加以利用，但同時又極力引導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25年，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在該協會中，波克羅夫斯基這位老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在充當學者與官方之間的中間人方面起了傑出的作用。正如安提恩所指出（見“參考書目” ③），波克羅夫斯基在開始的時候試圖緩和對舊學派的學者們的沖擊，並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和平共存的關系；但到1928年左右，這種作法開始變得困難起來。從1931年起，正如多伊切所指出的，斯大林的粗暴的幹預嚴重地打擊了蘇聯的歷史編纂學所要實行的雄心勃勃和令人鼓舞的計劃，而在斯大林主持下寫的布爾什維克黨史，那部“充滿斯大林的神話的粗糙而又離奇的史綱”，卻被樹為樣板。“西文的歷史編纂學”——多伊切補充說——“很少犯有全盤捏造的過錯，但就抹煞事實而言它並非清白無辜的”。多伊切對E·H．卡爾非常讚賞，認為他是“蘇維埃制度的第一位真正的史學家”，雖然“主要由於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他對社會基礎的興趣並不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有的那樣濃厚（見“參考書目” ②，第91—95頁）。
　　歷史不僅在蘇聯受到宣傳的歪曲。在使葛蘭西入獄的主要問題當中，有一個問題是他對自己的同胞柯羅齊的兩部主要歷史著作（關於19世紀歐洲和意大利）表現的傾向所作的評價。葛蘭西認為柯羅齊把這兩段歷史的起點分別列為1815年和1871年是錯誤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把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時代以及覆興時期的鬥爭略去，而這種處理方法反映了一種想讓讀者對當前事物產生非革命思想的願望，這在當時也就意味著把他們引向法西斯主義（見“參考書目” ⑤，第118—119頁）。
　　在冷戰時期，蘇聯的發言人對於來自西方的批評，是不難予以反駁的。當時西方學者所引以為驕傲的客觀性在美國受到如此嚴重的敗壞，這種情況對於恢覆工作進行緩慢並有待完成的歐洲來說，在程度上則要輕得多。蘇聯所進行的反擊之一，就是針對在美國所廣泛散布的有關蘇聯民族政策的著作。蘇聯指責這種作品跟烏克蘭和中亞細亞民族主義者僑民所進行的宣傳如出一轍，說它們竟把哈薩克被開辟為糧食生產基地之類的事情曲解為“殖民主義化”，跟美國西部那種依靠犧牲土著居民的利益來進行的開發混為一談（見“參考書目” ⑧，第9、284頁）。另一方面，提出這種指責的蘇聯學者同時也承認，蘇聯在本世紀20年代動亂時期所出現的歷史著作，往往缺乏批判能力，因為當時“蘇聯史學作為一門科學，仍然處於繈褓時期”（同上，第14—15頁）。
　　比較帶有普遍意義的是蘇聯學者I.S.康在1960年對西文史學家屈從於反動的宗教思想的批判。他認為，他們要麽像雅克·馬里坦那樣在恢覆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其手段是把歷史說成是受超驗的東西所支配；要麽像別爾嘉也夫那樣悲觀地貶低現世界及其事物，其辦法是把它們跟“永生”進行對比。康還指出：在西方，任何進化的觀點都被拋棄，他們要麽提倡那種“覆合的、獨立的、自我循環”的概念，如斯本格勒的“各種文化”和湯因比的“各種文明”，以及羅撒克爾所說的“生活方式”；要麽提倡C·比爾德的那種相對主義，根據這種理論，每一個歷史學家和每一代人，都享有對過去進行各自想象的有效權利（見“參考書目” ⑥）。另一位蘇聯批評家格列澤爾曼則參加了在馬克思主義者與維貝爾主義者之間進行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指責後者對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認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精神的結構上。他認為，湯因比的世界史綱是為了跟馬克思關於生產方式的劃分進行抗衡而設計的，即旨在用孤立的“幾種文明”來取代社會經濟形態。他還指出，當代的資產階級學者（例如出席1956年召開的第三屆社會學國際會議的那些學者）是如何地拋棄任何歷史進步的思想，並且以“變化”這種中立的標志來代替它（見“參考書目” ④，第179、183—184頁）。
　　在反對任何模糊或惰性傾向方面，出現了以《年鑒》雜志為代表的一股強有力的反潮流。這個雜志做了許多工作來使法國躋身於歷史寫作國家之先列。該雜志是在馬爾克·布洛赫和路西安·費弗爾的影響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中創立的，並有費南德·布勞代爾這位傑出的繼承人，它在50、60年代期間使自己的論點臻於完備。《年鑒》雜志對盲目和偏狹的思想方法進行不懈的鬥爭，並且用一種對歷史的開闊的觀點來跟它們抗衡，也就是把歷史看作是一門主要的、對其他學科具有指導意義的社會科學。由於它賦予歷史研究以強大的推動力，從而促進了各種新的觀點和實驗方法的產生，其中馬克思主義也得以起顯著的影響作用，並且得以擺脫蘇聯的框框而獲得新的生命力。在英國，隨著一份有關歷史和歷史思想的雜志—《過去和現在》在1952年的問世，一個類似的新的起點也就獨立地出現了。這份雜志是由一個共產黨人集團創辦的，它盡管不是確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然而在思想上卻是開通的、合理的和進步的，跟冷戰時期的那種狹隘的偏見斷然決裂。該刊發行幾年以後，便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更為廣泛的自由主義特色的刊物，在英語國家占有特殊的地位並享有盛譽，但它始終保持結合本國情況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的本色。由於通過廣泛的辯論和思想交流，在西方歷史編纂學中，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其他思想之間的鴻溝已經大大地縮小；今天，前者的重要性已經獲得承認，雖然後者近年來注重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諸如“生物歷史”、“心理歷史”、等等，它們難以跟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行調和。




參考書目

① 尼·伊·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社會學體系》（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異教徒、叛教者及其他論文》（1955），1969年英文版。
③ 喬治·M·安提恩：《蘇聯的學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1978年英文版。
④ G.格列澤爾曼：《社會發展規律》，1960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I.S.康：《歷史變革和進步的思想》（1960），載M．雅沃爾斯基編《蘇聯政治思想》，1967年英文版。
⑦ 喬治·盧卡奇：《歷史小說》（1937），1962年英文版。
⑧ L.澤努什金娜：《蘇聯民族政策和資產階級史學家》，1975年英文版。
⑨ 卡爾·考茨基：《基督教的基礎——對基督教起源的研究》（1908），1925年英文版。


霍克海默，麥克斯

　　1895年2月14日生於斯圖加特，1973年7月7日於紐倫堡逝世。
　　霍克海默先後就讀於慕尼黑大學、弗賴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先是攻讀心理學，後來主要攻讀哲學，於1923年寫成有關康德的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他自1930年就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後，聯合一些學者，形成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從而成為非常有影響的人物。雖然他的專業是哲學，但是他的社會科學知識非常淵博，這就保證他能夠在該學派的發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見“參考書目” ②、③）。他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所采取的那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持批判態度，認為那種宣傳是從表面上看待問題，並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種種“宿命論”和“實證論”的解釋。他的工作的中心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從哲學上和政治上獲得新生。
　　在霍克海默的指導下，社會研究所的方針是發展一種批判的社會理論。雖然他的立場在一段時間內有相當大的變化，但是他至少突出了他的方案中的三個要素。第一，突出了一種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思想，他認為這種批判在結構上跟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批判相似；第二，強調了通過學科之間的研究來重建各門學科的必要性；第三，強調了實踐在對理論進行最終檢驗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實踐中必須堅持批判的要求，即“對社會進行自覺的有力的批判”。
　　霍克海默的最主要成果如下：為批判理論奠定哲學基礎並對經驗論和實證論進行批判（見“參考書目” ⑤ ）；對工具主義理性的起源和本質所作的主要分析（與阿多爾諾合作，見“參考書目” ①）；對現代文化的商品化的闡明（見“參考書目” ⑥）；對凝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思想意識上層建築兩者交叉之間（其交叉點就是家長制家庭）的極權主義的形成道路所作的探索，（見“參考書目” ④）；以及對當代的文化和政治所作的大量的評論（見“參考書目” ⑦）。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克斯·霍克海默合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② 赫爾穆特·杜比埃爾：《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③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④ 麥克斯·霍克海默：《猶太人與歐洲》，193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的失色》，194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批判理論》（1968），1972年英文版。（本卷中收集了“藝術與大眾文化”，“權威與家庭”，“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等論文，以及創作於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文章）
⑦ 同上作者：《1950—1969年及晚年筆記》，1974年德文版。
⑧ 阿爾弗菜德·施密特：《論批判理論的思想——麥克斯·霍克海默的哲學原理》，1974年德文版。


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這一概念，牽涉到相信所有個體的人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點。如果這些特點能夠被解釋為實際上表現出來的特征的話，那麽人的本性這一概念便具有描述性；如果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潛在的素質勢必要在適當的條件下表現出來的話，那麽它便具有規範性。
　　描述性的概念包羅日益豐富的關於人類歷史的可靠的客觀信息。這些資料為任何健全的有關人的本性理論提供了經驗性的科學基礎。然而，一種單純的描述性的方法卻具有實證科學和史學通常所具有的弱點：（1）由於學術上的勞動分工和狹隘的專業劃分，便產生了把人的本性縮小到只是它的某一個方面的傾向，例如生物學方面（侵略性，對領土的覬覦，對占統治地位的男性的順從），社會學方面（列維—施特勞斯認為，禁止亂倫便是一例），或是心理學方面（弗洛依德所說的“利比多”和其他本能）。（2）描述性的概念被認為是不講求價值的，但這種看法往往是錯誤的；經驗性的科學研究始終是以某種利益為指導的（多少是不那麽自覺地），至少是暗地牽涉到某種包含著價值的概念。然而，如果上述看法是對的話，那麽描述性的概念便會在窺測人類發展的基本約束力和最佳可能性方面缺乏一種重要的實用的洞察力。（3）在描述性概念中，結構主義和歷史主義之間的二分法不能得到克服。那種分析性的、以結構為指導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案，把人的本性解釋為一系列跟歷史無關的行為模式；而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所強調的則是行為方式的差異、習慣與規範的不同、以及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它以陷入相對主義告終。
　　那種規範性的觀點避免了相對主義，並且為批判性的分析和評價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然而，它往往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性質，也就是說，它設想了人的結構，然而其效果卻甚至無法從原則上加以檢驗。例如，霍布斯認為人的基本特點是對權力的私欲。這種欲望只能在一種自然狀態中表現出來，而這種狀態則是一種假設性的構想，因此，對於霍布斯的理論，既不能肯定，又不能推翻。人們之所以偏好這樣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決定於有充分的理由證明這種理論比其他的理論更符合現實，而是決定於一種特殊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看，規範性的概念傾向於擁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功能。由於把由歷史所限定的人類生活的若幹方式解釋為自然的、永恒的和必要的，這種概念也就把一些社會的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幾乎沒有任何大思想家不試圖從一種合適的人的“形象”中“汲取”自己的理論。馬基雅弗利曾向他想象中的王子建議，不要單純靠法律進行統治，而且還應當依靠武力，因為據他看來，人都是“忘恩負義、反覆無常、弄虛作假、膽小怕事、貪得無厭的”；他還認為殘暴是可取的，因為“讓人害怕要比讓人愛慕安全得多”。一切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保守人物，都認為人的生性是自私的、侵略的、貪婪的，而且主要是關心滿足自己的欲望的，他們從這種觀點出發來推論出強制的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一切維護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則都同意馬爾薩斯的觀點（《人口論》，1798年），即認為人是“生性懶惰、偷閒、厭惡勞動的，除非由於生活所迫才從事勞動”。隨著自由主義逐漸讓位給國家官僚主義，統治和等級觀念便作為人類的主要遺傳特征而愈益被強調。根據德斯蒙·莫里斯的說法是：“作為靈長目動物，我們早已有了等級制度，這是人猿生活的基本方式。”
　　思想意識（參看意識形態條目）和人的本性的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通過下列三條簡單的規則來表達：（1）現存的思想意識傾向於發展懷疑論的觀點；（2）這種懷疑論的一個變種，就是不願意去支持任何結構性的變化，因為人類的動物本能是不容放縱的；（3）另一個變種是把人的本性這一思想本身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來加以否定。在進行激進的社會變革的長期規劃方面還缺乏任何人類學依據的情況下，唯一妥善的辦法據認為就是對於被嘗試性的以至錯誤的方法所支配的發展持慎重態度。一些著眼於未來的理論家們，對現存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持激進的反對態度，他們在自己的關於人的本性的概念中表現出非常樂觀的傾向。有時候，他們認為人的本質是好的這種信心，對沒有希望的形勢和革命任務的困難起了補償作用。至於那種著眼於過去的思想意識，則反映了那些希望恢覆歷史上已經過時的統治結構的人們的利益，只要它更多著眼於過去，它對人的看法也就更為陰暗，更為不恭，它把人基本上看成是壞的（懶惰、侵略成性、自私、貪婪、占有欲以至獸性）。它對人的想象越壞，那麽社會進步方案的實現希望也就越小，對自由實行限制的理由也就越多。
　　馬克思的觀點則是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統一。自然主義就是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點。人不是由某種超越人世的神明創造的，而是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的產物。在生物進化到一定階段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形態，也就是出現了人類的歷史，它具有獨立的、自我反省的以及以創造性方式進行活動——實踐的特點。因此，人從本質上說就是實踐的人。 至於人本主義，則是這樣一種觀點，它認為人作為實踐的人，既改變著自然，又創造著人的本身。人能夠不斷地對盲目的自然力量實行控制，並且創造一種新的符合人類需要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人憑著自己的才能和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了財富，這種財富則又成為一種新的自我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沒有把有關人的本性問題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理論，但是他卻作了若幹具有永久性價值的貢獻（包括他的早期的哲學著作和他的成熟的科學論著）。第一，他表明人的本性可以構成一種歷史的動態概念，從而不致於陷入相對主義。這種概念既包含具有普遍意義的不變成分，又包括那些因時代的更替而變化的成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一切行為、運動和關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資本論》第1卷，第669頁）。第二，馬克思超脫了那種介入利已的個人主義和抽象的、原始的集體主義之間的兩分法。人的個體，既是關心確證自己和讓自己的主觀力量客觀化的特殊的人，又是社會存在物，因為他的一切力量都經過社會的鑄型，而他的創造性活動則是為了滿足其他人的需要。“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作為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頁）。第三，馬克思賦予亞里士多德有關現實性和可能性這種區分以新的生命力。他認為，無論人的現實存在是何等墮落和異化，但人始終保存著一種進行解放和創造的能力。第四，馬克思詳細地論證了使人的能力遭到挫傷和浪費的各種條件：勞動分工，私有財產，資本，國家壓迫，虛偽的思想意識等等。廢除這些條件，便是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如果把馬克思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針對不同的對手，並在不同的段落中闡明的各種觀點匯集在一起，那麽一些相當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會明顯地出現。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人的本性是根據人的自由、生產能力、創造性、社會性、大量的需求、以及人的理智的增長能力等來進行解釋，這是一種規範性的概念。然而一年以後，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把人的本質定義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後者是一種描述性的概念，它不能用來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規範性的概念完全是樂觀主義的，它把人的消極的特征僅僅解釋為事實現象，解釋為一些短暫的特點，而這些特點看來會隨著產生它們的不利條件的消除而消失。然而，在馬克思逝世後這一個動蕩不安、激動人心的世紀中，許多經驗表明罪惡可能要比原先估計的根深蒂固得多。此外，人的本性這一概念缺乏一種內在的辯證法。由於它是一種歷史概念，而且它的發展不能由外部原因決定，因此，人的自我創造的源泉應當來自人的本性的內部矛盾。人們應當認識到在“本質”本身中就存在著人的一般特性的沖突，而不是把“本質”說成是積極的和把“事實現象”說成是消極的。
　　在論證人的本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傳統之間有著基本的差別。在一些“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官方的思想意識否定人的一般本性這一思想本身，因為這據說它是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模式以及階級鬥爭的理論不相容的。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人所具有唯一的一般特征，就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並且必須具有階級性質的那些特征。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以阿爾都塞為例）所追隨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線，但其論證的方法則更為深奧，它用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認為社會結構的不同形態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認為不存在一種經歷一個總體化（參看總體性條目）過程、超越時代的人的本性。
　　對於那些自命為人本主義者和批判理論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人的本性這一概念其所以極端重要，至少有兩個理由。第一，激進的社會批判，歸根到底是對人的條件的一種批判，但如果不了解什麽是人的話，那就不可能確定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什麽是人的條件中的消極的東西。第二，如果在一切變化過程中沒有某種不變的東西，也就是在歷史中的人的話，那麽關於人的歷史這一概念就會失去任何意義，就會把這個概念分割為不同時代若幹段歷史。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者對於基本問題作了比較不帶有批判性的正統的解釋，他們把問題擺出來；而另一些人則試圖通過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哲學人類學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關於歷史發展的那種嚴格的決定論遭到否定，人們采納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人的解放，人作為自由和創造性活動（實踐）的存在物的自我實現，並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對人的實踐能力的分析，導致了對人的一系列普遍的能力的確定（例如，理智培養的無限能力，符號構通能力，概念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事獨立創造活動的能力，在社會中協調與其他個人的關系的能力）。以上這些都不是本質，而只是潛在的傾向，跟它們經常地處於沖突之中的是那些對立的傾向（例如，行動乖異、重覆以及具有破壞性，以統治力取代創造力，不是利用交往手段來建立起跟其他社團之間的橋梁，而是利用它們設置障礙，以及采取侵略性的行動，等等）。以上這兩種對立傾向（它們都列入人的本性的描述性概念之中）的沖突，構成了歷史辯證法的源泉。
　　人的本性的規範性的概念，為整個人文主義的批判提供了根據，它事先設想了對不同的相互沖突的傾向進行估價的一種基本標準。那些被判斷為積極的和值得謀圖實現的傾向是：（1）人類所專有的；（2）對真正有意義的歷史發展時期起作用的。因此，在一切有生命的機體中，只有人能夠用符號交往並用概念進行思維。和平生活、自由和創造性，加速了進化並使文化的繁榮成為可能。侵略性和破壞性帶來了歷史時期的停滯和衰落。在認識到這一切都是構成現實存在的人的本性的成分的同時，人的實踐能力便是一種理想的目標，它賦予人類在歷史中的自我創造以指導的意念。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 埃里希·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人的破壞性的剖析》，1973年英文版。
④ 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951年英文版，第一篇，第13章。
⑤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⑥ 米海依洛·馬爾科維奇：《當代的馬克思》，1974年英文版，第4章。
⑦ 加約·彼得洛維奇：《馬克思在二十世紀中葉》，1967年英文版。
⑧ 亞當·沙夫：《人的哲學》，1963年英文版。
⑨ 維農·維納布爾：《人的本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5），1966年英文版。

唯心主義

　　馬克思反對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的，倫理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把現實看作是依賴於或包含在精神（有限的或無限的）或觀念（特殊的或超驗的）之中；歷史唯心主義把歷史變化的主要或唯一動因置於主體、觀念或意識之中；倫理的唯心主義則把一種在經驗上缺乏依據的（“更高的”或“更好的”）的狀態設想為一種對行動進行判斷或使之合理化的途徑。馬克思的反唯心主義，或者說他的“唯物主義”，其意圖不在於否定觀念的存在和（或）它的因果效力（相反地，跟簡化論的唯物主義明顯不同的是，它還堅持這點），而在於否定給這種觀念添加的獨立性和（或）把它解釋為第一性。
　　馬克思在1843—1847年之間發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對唯心主義展開廣泛的批判。在這個過程中，他和恩格斯清理了他們過去的哲學信仰，並開始對它們的主要科學調查領域進行規劃。這種批判由兩個層次組成：第一個層次具有費爾巴哈主義的特點，在這里觀念被置於有限體現的精神的屬性的地位；第二個層次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特色，這時候精神本身則處於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產物的地位。
　　馬克思在從事第一個層次的工作的過程中，他的注意力一開始是集中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上，其工作內容包含對黑格爾的把主客體顛倒的三段論法的批判。這種批判針對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本體論，思辨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實體的唯心主義社會學，以及黑格爾把顛倒的主題等同起來的做法——首先是把存在歸結為認識，然後是把科學歸結為哲學；馬克思提出前者的奧秘條件是一種無批判力的實證論，同時指明後者所產生的後果是對意識形態的百依百順。在按照費爾巴哈主義的精神完成了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以後，馬克思便進一步以發展中的人的社會性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題，代替了費爾巴哈主義的固定的人的本性的命題。“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6條）。同時，馬克思還堅持認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神聖家族》）。馬克思是既注意避免本體論的本質，又注意防止本質先於存在論的特性，既關心避免物化，也同樣地關心防止唯意志論，這是因為他是從人的實踐或勞動中形成他的社會形態再生產和轉化的概念，以及一般歷史過程的概念。
　　恩格斯和列寧都曾對懷疑論和主觀唯心主義進行強有力的論戰，但與此同時，他們所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卻往往淪為一種教條主義的和冥想的唯物主義。另一方面，由盧卡奇和科爾施所創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在重新強調馬克思唯物論的主觀的和批判性的方面的時候，卻又往往偏向某種認識論的唯心主義。第二國際時期的康德主義者，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斯大林以後時期中出現的人道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哲學家，都對馬克思的“倫理自然主義”持否定的態度。同時，歷史唯物主義的確切含義和地位，至今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此，從不同方面來看，唯心主義的問題，正如它在開始的時候那樣，迄今仍然處於接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的地位。（參看認識論條目）





意識形態

　　在以往的哲學批判思想中，有兩條線索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產生影響。一條是由法國唯物主義者和費爾巴哈所發展的對宗教的批判，另一條是對傳統的認識論的批判以及對德國哲學意識特別是對黑格爾關於主體活動的解釋（參看唯心主義條目）進行重新評價。然而，以上這些批判並沒有能夠把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歪曲跟特殊的社會條件聯系起來，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則力求表明意識的“顛倒”形式跟人的物質生活條件之間的必然聯系。意識形態的概念，正是通過對產生於並掩蓋著社會矛盾（參看矛盾條目）的思想的歪曲，來反映上述這種關系的。因此，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明確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內涵。
　　跟那種單純對馬克思的某一階段的著作進行研讀的方法相對照的，是有必要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放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來進行考慮，從而排除了這些階段之間任何突如其來的“認識論中斷現象”。這一概念的基本核心，是隨著馬克思對他的觀點的發展和對新的問題的探討，而不斷地取得新的範疇。第一個階段包括馬克思的早期作品，它可一直伸延到1844年。這個階段的標志是主要針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而進行的哲學辯論。當時，意識形態這個術語還沒有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出現，不過這個未來概念的物質要素卻已在他對宗教和黑格爾的國家概念的批判中具備了，他把這些概念描述為掩蓋著事物的實質的“顛倒”。黑格爾的“顛倒”包含著把主觀轉化為客觀和把客觀轉化為主觀，這就是從觀念必須在經驗的世界中表現自己這種假定出發，普魯士國家便作為觀念的自我實現而出現，這樣，“普遍的絕對”便決定著世俗社會，而不是被世俗社會所決定。
　　但是，黑格爾的顛倒並不是一種幻想的感覺的產物。如果說黑格爾的觀點是抽象的話，那麽原因是“這種‘抽象物’就是政治國家的抽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意識的顛倒，其根源在於現實本身的顛倒。同樣的思想也貫穿在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中。盡管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基本原則，即認為人創造了宗教，而上帝創造人是一種顛倒，然而他卻比費爾巴哈走得更遠。他提出這種顛倒不單純是哲學的一種異化或幻想而已，它反映了現實世界的矛盾和苦難。國家和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序言）。宗教的顛倒使現實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補償，為了彌補現實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現實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種嚴謹的解決辦法。
　　第二個階段從1845年跟費爾巴哈決裂起到1857年為止。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這時候他們自己的對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方法的一般前提已經具備，並終於放棄了第一階段的以費爾巴哈主義為指導的方針。在這方面，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第一次被使用。“顛倒”這一觀念仍然保留，但這時馬克思已經打算用它來包括青年黑格爾派對宗教和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馬克思認識到，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所依賴的仍然是黑格爾主義的前提，因為他們相信批判的任務在於把人從錯誤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不過他們忘記了”，——馬克思說，——“他們只是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第9頁，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如今被馬克思稱為意識形態的這種“顛倒”，把老的和新的黑格爾主義兩者都包含在內，它是以意識而不是以物質現實作為出發點。與此相反，馬克思則確信人類的現實問題不在於錯誤的觀念，而在於現實的社會矛盾，而前者不只是後者的後果。
　　實際上，人由於受他們的物質活動方式的限制，只要他們不能夠在實踐中解決上述的矛盾，他們就傾向於把這些矛盾反射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上，也就是說，采取純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決辦法，而這些解決辦法實際上是掩蓋和曲解了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質。這種意識形態的歪曲，通過掩蓋矛盾的辦法來為矛盾的再生產效力，因而也就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可見，意識形態是作為一種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現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為它牽涉到對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為它並不包含所有的錯誤和歪曲。意識形態觀念和非意識形態觀念之間的關系，不能解釋為謬誤和真理之間的一般關系。意識形態的歪曲不能通過批評來解決，它們只能隨著產生它們的矛盾的實際解決而消失。
　　第三個階段是從1858年寫作《大綱》時開始，它的特點是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進行具體的分析，並以《資本論》的完成告終。在這些論著的行文中，意識形態這個術語簡直看不見了，然而馬克思通過對“顛倒”這一概念的不斷使用和再加工，表現出他對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所作的恰如其分的經濟分析。馬克思在這之前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某些觀念把現實給歪曲或“顛倒”了，其原因是現實本身是顛倒的。但這是一種直接的、不通過任何媒介的關系。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進行的特殊的分析，使他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即“顛倒了的意識”和“顛倒了的現實”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在一定水平上反映現實本身的本質的種種表象作為媒介的。這種“現象的形式”的領域，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和競爭構成的，是作為“現實關系”的隱蔽水平在生產領域的顛倒表現。馬克思是這樣表述這個問題的：“在競爭中一切都顛倒地表現出來。經濟關系的完成形態，那種在表面上、在這種關系的現實存在中，從而在這種關系的承擔者和代理人試圖說明這種關系時所持有的觀念中出現的完成形態，是和這種關系的內在的、本質的、但是隱蔽著的基本內容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概念大不相同的，並且事實上是顛倒的和相反的”（《資本論》第3卷，第232—2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由此可見，意識形態通過把注意力集中呈現在表面上的經濟關系的辦法來掩蓋隱藏的本質形態。這些由流通領域構成的大量表象不僅產生意識形態的經濟形式，而且這個領域本身還“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在這方面，市場同時還是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源泉。“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197頁）。不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識形態，當然是掩蓋著在交換過程的表面下所進行的東西，在那里“個人之間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並且證明它們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同上，第200、201頁）。
　　從早期對宗教的批判直到對神秘化的經濟表象和貌似自由與平等的原則的揭露，都突出地表現出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理解的一貫性。有關意識和現實雙重顛倒的思想一直是貫徹始終的，雖然這種思想最後由於要區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重方面而弄得比較覆雜。因此，意識形態始終保持著批判的和否定的涵義，然而它僅僅用在跟掩蓋矛盾的和顛倒的現實相聯系的那種歪曲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所經常引用的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虛假的意識這種定義，是不夠恰當的，因為它並沒有具體說明所批判的哪一種歪曲，這樣就為把意識形態跟各種各樣的錯誤混為一談開辟了道路。
　　在馬克思逝世後不久，意識形態的概念開始取得新的含意。開始的時候，它並不是必定要失去它的批判的內涵，但卻出現了一種使其降為次要地位的傾向。這些新的含意具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把意識形態當作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的總和，並以“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來表達；另一種則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當作跟某一階級的利益相聯系的政治思想。雖然這些新的含意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概念進行系統的再加工的結果，但是它們最後還是代替了原先否定的內涵。這種替換過程的原因是覆雜的。首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若幹論述中，可以找到關於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中性的成分。在他們的論著中，這個概念基本上是沿著否定的概念的方向推進，但其中仍難免有模棱兩可和含糊不清之處，這些地方偶而還可以被看作是指往不同的方向。例如，葛蘭西便經常引用馬克思的這樣一段話——“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來支持他自己的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即解釋為人從中意識到他們的對抗的社會關系的無所不包的上層建築領域（見“參考書目” ②，第133、164、377頁）。恩格斯也在個別場合下提到“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意識形態範圍”，這就足以使某些人可能相信意識形態包括各種形式的意識的總和（參看《反杜林論》第9編）。
　　有助於把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發展成為肯定的概念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才發表，這個事實說明馬克思以後的最初兩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沒有讀過該書。因此，普列漢諾夫、拉布里奧拉、還有特別是像列寧、葛蘭西以及盧卡奇這樣的有影響的思想家，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都不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確立意識形態的否定概念方面的最有力的論據。在該書還沒有出版的情況下，對意識形態這個概念進行探討的兩部最有影響的著作便是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它們經常地被新的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引用。然而在這兩部著作中包含著重要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因此當然也就無法在基礎—上層建築關系和意識形態現象之間進行恰當的區分。這樣，通過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漢諾夫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一觀念便逐步地確立起來。但是直到1898年，在第一代的作者當中，還沒有人公開把馬克思主義本身稱為一種意識形態。
　　第一個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否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個問題的思想家是伯恩施坦。他的答案是：盡管無產階級的觀念在方向上是現實主義的，但由於它們是基於那些說明社會進化的物質因素，所以它們仍然被認為是反射出來的，因而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伯恩施坦把意識形態跟觀念和理想等同起來，他只不過是在重覆梅林和考茨基已經說過的東西。然而他卻得出了他們所沒有得出的這樣一個明確的結論，即馬克思主義應當是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作為一種征兆來看的是，人們對於意識形態的否定的概念沒有任何明確的認識，盡管伯恩施坦當時已經由於他對馬克思的“修正”（參看修正主義條目）而受到攻擊，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在那樣一個問題上對他展開批判。這就說明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把捍衛意識形態的否定的概念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問題。
　　可是，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發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它是基於19世紀最後幾個年代的政治鬥爭，特別是在東歐。這時候馬克思主義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創立一種政治實踐理論的需要上，因此它的發展越來越多地跟階級鬥爭和政黨組織聯系起來。在這方面，鬥爭著的階級的政治思想便具有新的重要作用，並且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明，列寧擴充了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含意，從而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在一種階級對抗的形勢下，意識形態顯示出跟統治階級利益的聯系，而對它的批判則要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是要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或者引申來說，要從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由此可見，對於列寧來說，意識形態已經成為跟不同階級的利益相聯系的政治意識，特別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上。因此，在列寧那里，意識形態在意義上的變化進程最終完成。意識形態已不再是為掩蓋矛盾所必要的歪曲，而是成為一種有關階級意識（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中性概念。
　　列寧的概念成為最有影響的概念，並且對於以後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新貢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在盧卡奇那里就很明顯，例如，盧卡奇從他的早期的著作開始，就把“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的”這樣的術語用來說明資產階級意識和無產階級意識兩者，而不包括一種必要的否定的涵義。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或者說是“準備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確定是導致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投降”的“最有力的武器”（見“參考書目” ⑥，第258—259、227、228頁）。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所以是虛假的，其原因不在於它是一種一般的意識形態，而在於資產階級的階級狀況在結構上是受局限的。然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卻支配和感染著無產階級的心理意識。盧卡奇對這種現象的解釋超出了列寧的論述。對於列寧來說，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從屬地位是由於資產階級保持一種舊的意識形態並擁有更強大的傳播思想的手段；而對於盧卡奇來說，處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化現象之中的無產階級，其狀況及實踐本身就使它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從屬地位。另外，正如盧卡奇後來所認識的那樣，他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一直過高估計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以至達到使它們仿佛變成可以代替現實的政治實踐和階級鬥爭的地步。　列寧對意識形態的看法還影響了葛蘭西，後者顯然是拋棄了否定的概念。不過，葛蘭西對於否定的概念的想法跟馬克思不一樣，他把這個概念看成是“特殊的個人的任意杜撰”（見“參考書目” ②，第376頁）。於是，他闡明了“任意的思想意識”跟“有機的思想意識”之間的區別，並集中地對後者進行論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是“明確地表現在藝術、法律、經濟、生活以及個人和集體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世界觀”（同上，第328頁）。但是，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的體系，它還必須具有影響人們的具體態度和提供行動的方針的能力。意識形態具有社會浸透力，因為人的行動不能沒有行為準則，不能沒有指導方針。這樣，意識形態也就成為“一塊陣地，人們在這上面進行活動，並獲得對他們自己的立場和鬥爭等方面的意識”（同上，第377頁）。因此，就是在意識形態里並通過意識形態，一個階級能夠對其他階級實行領導權，也就是說，能夠爭取到廣大群眾追隨和同意。列寧和盧卡奇是把意識形態提到理論水平上來對待，而葛蘭西則把意識形態按其思想表現和嚴謹程度的不同劃分為四個層次，即哲學的、宗教的、通常的和民俗的。
　　葛蘭西通過對知識分子和思想意識機構（教育、宣傳工具等）在意識形態產生中的作用所作的富有高度啟發性的分析，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列寧和盧卡奇沒有能夠彌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自發的思想意識之間，即階級的“歸屬”意識和心理意識之間的距離，而葛蘭西則發現了它們之間的雙重決定因素的潮流。的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由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但是不可能在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之間作出絕對的區分，況且，階級本身創造出自己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因此，在這里不存在把一種科學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的問題，任務倒是在於去更新現存的智力活動，使其具有批判的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夠取代一種有缺陷的意識，而是反映一種集體的意志，一種出現在階級面前的歷史方向。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關於意識形態的這兩種主要概念的存在，是引起許許多多爭論的根源。今天有一些作者相信，在上述說法中只有一種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而另一些作者由於不能夠接受在馬克思和列寧之間存在著分歧，便力圖把這兩種說法調和起來。阿爾都塞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在過去20年中曾對意識形態作了最有影響的解釋。他把意識形態理論區分為一般的和特殊的兩種，前者把意識形態的職能看作是保障社會的團結，後者則認為前一種職能是由保障一個階級的統治這種新的職能所限定。意識形態之所以能行使這些職能，是由於它是“個人跟他們的現實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的一種表現”（見“參考書目” ①，第153頁），是由於它對個人提出質詢並把個人構成接受各自在生產關系體系中的地位的臣民。另一方面，阿爾都塞也肯定被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存在，認為它們反映被剝削的階級的反抗。阿爾都塞還堅持認為科學是跟意識形態絕對對立的，但同時又把意識形態說成是社會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個客觀層次。這種看法的疑難之處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它不可能把一種革命意識形態的存在跟整個意識形態都使個人服從於統治制度這種說法調和起來。此外，要把作為反科學的錯誤表現的意識形態跟作為社會客觀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調和起來，也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是上層建築所包含的只是意識形態的歪曲，而科學是安放在其他什麽地方，但即使這樣也是有問題的。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1971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佐爾格·拉林：《意識形態的概念》，197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⑤ 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⑥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所有概念中，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在使用上也許是最富有折衷主義的性質，同時也是最少照顧到它所依據的理論基礎的一個概念。這個術語的最通常的用法，是狹義地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帝國主義這個詞已經成為強國對窮國和弱國實行壓迫和“剝削”的同義語。許多對帝國主義提出這種解釋的作者，都把列寧作為理論權威來引證，雖然列寧曾尖銳地批判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出那樣的解釋。
　　帝國主義指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在世界規模上進行的資本主義積累過程，而帝國主義理論則是在這種積累建立起一個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來對它進行調查研究。這種理論有三個要素：（1）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2）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所劃分的時代；（3）根據世界的政治劃分來把現象納入“各個國家”。由於第一個要素包含著第二個要素，因此實際上只有兩個相互有別的要素。這些要素組合起來，產生了以下的密切聯系但又各有特點的調查線索：（1）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帝國主義的競爭”）；（2）資本主義對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影響（生產方式的表現）；（3）受資本統治壓制的人民所受的壓迫（“民族問題”，參看民族條目）。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列寧的著作構成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他的最有名的論著是專門論述這個問題的一部小冊子，書名就叫《帝國主義論》。但是，如果把這部著作看作是列寧對於資本主義在世界規模的發展的分析所作的理論貢獻，那就錯了。理論基礎是列寧稱之為“通俗綱要”的東西，可以在他大約20年前寫的兩篇長文中找到，即《論所謂的‘市場問題’》和《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這兩篇論文的目的都是在於捍衛馬克思的積累理論，反對消費不足論的論斷，從而發展了關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理論，並且展示了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質，以對空想社會主義進行批判（參看蒲魯東條目）。
　　在他的論帝國主義的小冊子中，列寧列舉了目前眾所周知的下列的現象特征：（1）在與商品輸出同時，“資本輸出”具有首要的意義；（2）生產和分配日益集中在大托拉斯或卡特爾中；（3）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起來；（4）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世界勢力範圍；（5）這種瓜分進行完畢，這預示著資本主義內部將要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鬥爭。其中第一個特征——“資本輸出”，往往被單獨用來標志帝國主義時代的因素。可是，“資本輸出”這個術語，正如列寧在他那兩篇論文中所指出，是不明確的。這種不明確性的產生，是因為商品是資本，而資本實現其循環的形式之一是：M—C…P…C’—M’（即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然後又回到貨幣資本）。
　　在考慮為什麽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輸出是帝國主義的特征之前，必須考慮到輸出這個詞的用法。在論著中，帝國主義的特征不是用資本運動這個術語，而是用輸出這個特殊的詞來表述，這就在資本運動跟資本輸出之間作了明顯的區分，即前者是指國內的運動，而後者是指國際的運動。由於資本在僅僅越過國界或關卡時並不發生形態的變化，因此這種分析性的區分就必須通過這樣一種說明來論證，即說明政治界線對於資本的運動究竟意味著什麽。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解釋為什麽在從一個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轉移到一種比較具體的，即根據不同的國家來考慮世界劃分的表述方式時，就一定需要若幹附加的概念（就像對帝國主義本身那樣）。這里明顯地牽涉到對一個國家的概念所附加的意義。明確地進行政治劃分，這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概念跟考茨基的概念不同之處。在列寧的表述中，資本輸出是在世界被不同的統治階級瓜分的情況下出現的，這些階級的勢力是由每個國度中的國家來代表的。因此，資本輸出意味著國家的媒介作用和統治階級在利益上的勢力沖突。這種勢力沖突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也可能發生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一個前資本主義國家或其統治階級之間（表現為不同的生產方式和民族問題的沖突）。列寧特別強調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並把他的主要的政治結論發展為，帝國主義時代的積累產生資本主義內部戰爭的傾向。正是從這種框架出發，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定為帝國主義戰爭，同樣地，共產國際在納粹入侵蘇聯以前，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定為帝國主義戰爭。
　　至於考茨基，則是把帝國主義定義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農業地區）之間的關系，並且明確地斷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之間的沖突會在帝國主義時代過程中趨於消失。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的兩塊基石，它們有助於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的有關帝國主義論著的特點，這特別清楚地表現在依附論上。這種理論十分強調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統治，並且時而含蓄時而明確地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資本家階級已經強大到足以把其他一切資本家階級下降到附庸的地位。
　　關於帝國主義的這兩種闡述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兼有經驗性和理論性的問題。列寧所發展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從馬克思的積累理論那里來的。資本主義代表著階級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的特殊的發展規律反映著從直接生產者那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種對剩余產品的榨取是在生產中發生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購買和出售勞動力的基礎上。購買和出售勞動力，既反映資本主義的實質，又決定這種實質。它反映工人跟生產資料的脫離（參看原始積累條目），而一旦這種脫離得以實現，勞動力作為商品這種狀況便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的方式。這種再生產一定要通過商品流通來完成。一無所有的工人必須掙取工資來購買那些他們不再為自己而生產的商品，而資本家則必須出售商品來取得貨幣資本，以便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重新開始生產過程。
　　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是通過交換、生產、銷售（資本循環）的不斷重覆的周期來進行的。由於這個道理，馬克思把資本稱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資本是通過把一定數量的貨幣形式的價值用來交換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開始再生產的過程，並在生產過程中出現一批已經增殖的價值的商品，而這些商品又必須通過銷售而成為貨幣資本。這種在競爭條件下實現的自行增殖的過程，不斷在擴大的規模上進行，這就是資本增殖的理論。這種增殖的理論完全是抽象於任何空間條件的一般理論。一旦我們要對世界的政治劃分進行考慮的時候，就不需要專門的資本增殖理論了。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發展的這種理論相對照的，是消費不足論者特別是盧林堡所進行的分析，後者否定資本主義是在進行自我再生產的結論，因而認為有必要制定一種關於資本在不同地理區域之間進行運動的特殊理論。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導致對資本主義進行一種明確的分期，以說明資本的國際運動的不同形式（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如上所述，資本具有增殖的本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由於社會生產關系不發展，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就在馬克思所說的“工場手工業階段”，資本主義的信貸機構相對來說是不發達的，從而使得貨幣資本的運動發生困難，這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部或這種形態跟前資本主義形態之間，都是如此。況且，在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還屬於前資本主義形態，而貨幣的作用受到極端的限制，因此，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運動同樣受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以外的社會關系的限制。結果是，這個時期資本的國際運動主要是商品與資本的運動，即商品貿易，而這種貿易逐漸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開辟了一個世界市場。在這種貿易中，作為資本主義起源的工場手工業的產品，往往用來換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例如新大陸的奴隸制）內部所生產的原料和食品。
　　至於這種貿易給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帶來的後果，這是一個很有爭議並在帝國主義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問題，特別是當我們結合到對生產方式的表現進行分析的時候。有一些作者（斯威齊等）斷言，單靠貿易就足以使資本主義實質上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占主導地位，而且在19世紀過程中世界的落後地區實際上就是這樣改變的（參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目）。然而，馬克思則斷言，由商業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單純貿易，只能具有加固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傾向。人們根據這種論斷所得出的結論是：世界市場的早期發展，往往限制資本主義在列寧所說的“落後”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中發展。由此可見，在工場手工業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關系，發展了這些國家的生產力，然而卻限制了其他地區實現同樣的改變和發展。
　　可是，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進入了馬克思所說的現代大工業的階段（主要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3—14章），其特點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同時伴隨著資本的集中和促進這種集中的信貸機構的發展。這樣就開始了所謂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也就是在日益擴大的規模上所進行的生產（集中），產生了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實行壟斷的傾向。在馬克思和以後列寧的理論表述中，伴隨這種壟斷化過程的是競爭的加劇。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點。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考茨基把壟斷化完全解釋為跟競爭截然相反的東西，即認為它預示著資本主義內部競爭的結束。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則采取一種中間的立場，即斷言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競爭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消滅，但卻會在這些國家之間繼續進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就是用來說明這種狀況的。
　　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論斷，壟斷化和競爭加劇這兩者結合起來，便宣告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這種情況產生了一種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資本主義內部戰爭的傾向，並使經濟領域中的沖突采取資本輸出的形式。信貸制度的發展，促進了財政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參看金融資本條目），從而使貨幣資本的大規模輸出成為可能。在整個帝國主義時代，貨幣資本（還有生產資本，下面要談到）的輸出無論過去和現在大都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進行，還有商品資本的運動也是同樣如此。這反映了落後國家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都不發達。在有關帝國主義論著中有兩個主要爭論之點，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能否說明這個時代的特征，以及貨幣資本特別是生產資本的輸出對落後地區的影響如何。後一個問題的實質在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樣一些形式的資本輸出，是否有助於使落後的國家發生變化並使資本主義在那里得到發展。如果是的話，那麽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便可以被認為是進步的，這指的是在落後國家中出現的資本主義這種傾向，將意味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作為階級鬥爭的重要力量的無產階級的出現。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便有必要對世界的政治劃分進行明確的考慮。如果像馬克思所說的，單純的交換並不能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話，那麽就有必要采取強制力量來打破阻礙自由工資勞動力發展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而使用這種強制力量則要求有國家的操縱。現在再看看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的說法，它認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傾向於跟落後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結成同盟，而這種同盟則阻礙落後國家的本國資產階級去成功地進行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並取得政權（參看民族資產階級條目）。在沒有取得政權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始終是軟弱的，同時那里的資本主義也是不發達的。
　　在這種分析中，資本主義本身還是被看作是進步的，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對世界實行帝國主義的統治，便阻礙了資本主義在不發達的國家的發展。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們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矛盾，便被視為重要的反帝力量。有許多作者，特別是毛澤東，從這種分析中得出不發達國家的革命鬥爭有兩個階段的結論。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階段，即推翻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資本的聯合統治；接著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毛澤東把第一階段稱為“新民主主義”，它要求無產階級、農民跟本國資產階級（或至少是該階級的分子）結成聯盟，因為後者跟帝國主義資本有著強烈的矛盾。
　　認為在一個由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統治下的國家里，以反帝為主的鬥爭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個總的論斷相對來說是沒有什麽爭議的。可是，就一個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不發達國家而言，如何對帝國主義進行分析，這個問題倒是大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在一些國家里一旦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這些國家就有希望發展到跟目前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的水平和結構，而這種情況實際上正在諸如巴西和墨西哥這樣的國家里發生（見“參考書目” ⑥）。可是，主張依附論的理論家卻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種情況連可能性都不存在。他們使用“依附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歪曲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個術語來說明世界落後地區中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由於這個術語有它的吸引力，它便以一種相當主觀的方式被普遍地使用。這種依附論給“依附的資本主義”所規定的特征，基本上就是目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其資本主義轉變的早期階段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然而一個不同的特征是，目前的不發達的國家必須在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列強所統治的時代里實現其資本主義轉變。這個事實就是依附論的理論家藉以奠定其全部分析的基礎，這樣一來，不發達國家的全部動力只不過是對外來統治的反應，而帝國主義這個術語也就在極端局限的意義上被用來說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系。此外，依附論的理論家們對依附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所提出的假設，在邏輯上是奠定在這樣一個命題上，即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和它們之間的競爭已經消滅。正是這種所斷言的競爭已經消失，使得帝國主義資本關心限制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此作為維護它們的壟斷地位的一個方面。這種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平庸之見，近年來受到相當多的抨擊（見“參考書目” ②、⑦）。
　　可以不誇張地說，從列寧那個時代直到本世紀70年代，帝國主義的理論基本上停滯不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發表了若幹帶有經驗主義性質的作品。不過近年來又出現了理論上的爭論，這是由於資本主義在世界不發達地區的發展這種客觀條件所促成的。這種進展，充其量只不過以帝國主義跟前資本主義結成聯盟來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依據，來對不發達的情況提供一種不完整的分析。在另一個極端上，依附論所持的那種觀點，即認為資本主義在世界不發達地區雖然普遍但卻是“依附的”或“歪曲的”，則需要增加令人難以接受的許多特別的論據，以便說明許多不發達國家的顯然成功的資本主義積累現象。其結果是，在馬克思主義作家當中產生了一種健康的理論動蕩，人們重新對資本主義內部競爭發生興趣，並把它作為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積累動力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參考書目

① 安·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性的述評》，1980年英文版。
② 詹·克利夫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競爭和演進》，1977年英文版。
③ 羅德尼·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8年英文版。
④ T．肯潑：《帝國主義的各種理論》，1967年英文版。
⑤ 列寧：《帝國主義論》（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B．沃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工業化》，1973年英文版。
⑦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個人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寫道：“人類的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頁）。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人類力量展現的過程，這種力量在人的背後通過“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來運行，直到階級社會的終結。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廢除，就可能締造一個在共同協作的聯合生產者的管理之下，使人的個性得到多方面的發展並且使人感受到個人自由的世界。
　　這樣，作為一種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種關於個人發展的理論（正如19世紀提出的其他許多理論一樣）。作為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藐視根據個人的目的、態度和信念來說明問題，而是寧可把這些東西看作是它們本身需要加以說明的事情。另一方面，象每一種宏觀理論那樣，馬克思主義需要一種微觀的理論來加以運用，但是它並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理論的細節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方式，特別是那些脫離歷史內容、根據抽象的個人來闡述的東西，都是仿效《魯濱遜飄流記》編造出來的“魯濱遜故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它們掩蓋著社會關系（首先是生產關系），而正是這些關系反過來說明個人的思想和行動。“人”——馬克思寫道，——“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頁）。還有，作為對良好的社會和人類所要實現的目的的一種設想，馬克思主義提出人的個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和多方面發展的概念，認為這種個性發展是可以衡量的（但所依據的不是一種跟德國的浪漫主義有明顯的聯系的，事先規定出來的尺度），盡管它只有在社會聯合和集體控制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因此，馬克思主義相對來說是很少在微觀的水平上論述人類的相互影響作用的，諸如關於個體的人的心理本質，關於個人的關系，關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系，以及關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關系等等。馬克思主義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產物（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然而它還需要有一種關於個體的人的行為跟社會的相互關系的理論來支撐歷史唯物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如同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者所認為的），在於既要對生產和交往的物化的社會關系作出解釋，又要參與實現這些關系，使它們受制於“結合的個人的力量”，因為共產主義所創造的現實，正是使任何事情不可能不依靠各個個人而存在的基礎，這是由於現實無論如何只不過是各個個人先前交往的一種產物（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516頁）。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② 斯蒂文·魯克斯：《個人主義》，1973年英文版。
③ C.B.麥克弗遜：《關於占有欲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④ 約翰·普拉門納茨：《卡爾·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⑤ D.F.B.塔克爾：《馬克思主義和個人主義》，1980年英文版。


工業化

　　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出現“工業化”這個術語，但這個概念還是顯然存在的。馬克思把“現代工業”、“工廠制度”或“機器體系”跟工場手工業作了區分。現代工業其所以區別於工場手工業，是由於機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機體的工具變為機械裝置即工具機的工具以後，發動機才取得了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於是，……單個的工具機，就降為機器生產的一個簡單要素了”（《資本論》第1卷，第415頁）在跟工場手工業進行對比之下，馬克思把機器體系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是“簡單協作”，即僅僅是“同種並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工廠中的“集結”，它們使用著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源。在第二個階段里，是一種“有組織的機器體系”，這時候通過各局部機器之間不斷地交接工作，產品便從一個生產階段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當這種有組織的體系臻於完善，並且只需要工人從旁照看就能夠進行整個生產過程的時候，它就成為“自動的機器體系”（同上，第416、418頁。）
　　人手操縱的工具變為機器工具，這就把工人降為“只是”一種動力的來源，而隨著生產的擴大和人的體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種機械的動力來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廠的制度下，所有的機器都是由一個單一的“動力”即蒸氣機來發動。然而，馬克思強調指出，蒸氣機在現代工業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由於創造了工具機，才使蒸氣機的革命成為必要”（同上，第412頁）。改進蒸氣機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現代工業對新的交通運輸工具的需求。遠洋和內河輪船、鐵路和電報系統，這一切都需要“龐大的機器”來建造，而像蒸氣錘、鉆孔機、機械旋床這樣的機器，則又需要一種能夠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發動機。莫茲利發明的轉動力架，解決了在建造這種發動機方面的加工問題（同上，第421頁）。在具有自動化機器體系的工廠中，工人被降低為機器的侍從，而且“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的現象日益加劇，因為這時候對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要低（同上，第464頁；有關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論述可參看“參考書目” ①）。
　　“現代工業”還改變著農業。農業使用了機器，同時還有工業生產出來的化學產品和其他新的技術。在農業競爭中所需要投入的越來越多的資本，迫使農民離開了土地，而新的機器則取代了大量的農業勞動者，並使其他一些人陷於貧困。因此，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過程加速了，形成了城鄉之間的分裂。農業的工業化過程既破壞了土地的肥力，又使農業勞動者陷於貧困（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3章，10）。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中，機器的使用和它在越來越多的生產部門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過剩”和“失業後備軍”（參看人口條目），這是因為活的勞動不斷地被機器所代替（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部分）。
　　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在工業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現代工業”乃是這種生產的最高形式，這種形式終於把所有其他形式掃在一邊，並且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中的統治地位和資產階級在政治中的統治地位。現代工業通過對鄉鎮地方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制服和摧殘，以及通過霸占全部的國內市場來實現其經濟的統治（見《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參看“參考書目” ②）。與此同時，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使機器和工廠體系不斷改進和擴充，從而引起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的不斷革命。“現代工業從不把……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資本論》第1卷，第5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雖然馬克思把現代工業在英格蘭的起點定在18世紀的後期，然而他卻把1846—1866年這期間列為這種工業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5）。不過，這種工業發展所引起的反響並不局限在英國。在實現了國際的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以後，現代工業便以它的廉價的商品破壞了外國的手工業，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區生產原料，供給世界另一部分地區的工業的需要（同上，第13章，7）。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僅僅涉及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利用他們的分析作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工業化的理論和實際的基礎。盡管在俄國所實行的“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參看斯大林主義；蘇聯馬克思主義兩個條目），但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卻是第一個試圖把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分析用於蘇聯的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運用中，特別強調了不變資本部分在積累和工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參看《資本論》第2卷，第21章和再生產公式）。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觀點導致對基本產品工業即“重工業”的重視，並從此成為蘇聯和東歐的工業化的一個顯著特征。




參考書目

① 哈·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20世紀期間的工作墮落》，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業的國內市場的形成過程）》（1899年），1960年英文版。
③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1926年），1965年英文版。


知識分子

　　馬克思主義既關心知識分子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又關心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跟各種運動之間的關系。在第一個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知識分子截然劃分為保守的和進步的。他們對人數比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即認為意識形態是任何社會都利用來纏繞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信仰的保護繭，而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由意識形態形成的假象，是跟這樣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他們對於勞動分工的擴大，對於腦力活動脫離體力活動而成為抽象的、不現實的思維活動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A.B．；恩格斯致梅林〔1893後7月14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狹隘的專業分工使人們固定成為學者或體力勞動者（見“參考書目” ⑩）。
　　跟上述觀點相對照的是，恩格斯曾對過去時代例如文藝覆興時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認為他們的思想朝氣蓬勃地流動在當時的翻天覆地、欣欣向榮的生活中（參看《自然辯證法》導言）。他和馬克思認為，像這樣的人物，都反映和闡明了新的先進階級或社會潮流的動向。例如馬克思就曾把培爾（他在早期寫了一篇論法國唯物主義的驚人之作）提出來作為推翻一切形而上學的一個人物，認為像他這樣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當時正迫不及待地準備向君主制和貴族階層提出挑戰的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或同盟者（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則以類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聯系在一起。但跟這些幾乎目不識丁的群眾的關系，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識分子和先前的運動之間所保持的關系相同。至於這種關系究竟可能或者應當是怎麽樣的，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留下最終的結論。一個覆雜的情況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很看不起當時牽手或涉足於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中產階級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學者。他們在《並產黨宣言》（第三部分）中對德國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嘲諷，指責那些咬文嚼字的人們試圖把法國的思想變成毫無意義的抽象物和虛構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進行的大規模的論戰中，流露出他和馬克思對那種販賣假知識的活動表示厭惡，他們還擔心工人運動有被它蒙騙和引入歧途的危險（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致倍倍爾等人的信）。
　　他們不時表示希望工人階級將會自己找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當時沒有多少跡象表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只出現了極少數的像約瑟夫·狄慈根這樣的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對於列寧來說，事情顯然是這樣的，即除了工聯主義的那種簡單的觀點外，思想只能從外面傳入工人階級。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為作為革命工人的知識分子而感到自豪（見“參考書目” ⑧，第28頁）。但是，列寧是懷著極其覆雜的感情來看待知識分子特別是俄國的知識分子的，他對他們的缺點的尖刻批評使人聯想起馬克思對德國知識分子的批評。他指責他們軟弱、散漫、動搖，這種責難在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更為突出，當時他感到連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也都向失敗主義低頭，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虛的幻想來自我安慰。他敢於告訴高爾基，說他歡迎這些人開小差，並且要用工人來代替他們。可是過了不久，他又鄭重地告訴他的朋友，說他沒有像“愚蠢的工團主義者”那樣排除知識分子的想法，並說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識分子對工人運動是多麽不可缺少（見1903年2月7日和13日的信）。在1917年以前的實際情況是，在169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當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黨員的隊伍中有15%的人上過大學（見“參考書目” ⑦，第100頁）。
　　在向一群全神貫注的專職的聽眾講解社會主義的時候，考茨基對於這樣的人會有足夠的數量改變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們保證，社會主義將會給腦力和藝術工作不僅帶來更多的社會支持，而且還會帶來更大的自由，因為企圖在這個領域實行任何政府監督都將是愚蠢的，而口號將會是：“在物質生產中實行共產主義，在腦力勞動中實行無政府主義”（見“參考書目” ④，第178—179，183頁）。隨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發生，進行了一種實驗，而由於俄國的落後，這種實驗是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列寧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個領域中利用舊的知識分子，他們必須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階級也同樣如此（參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當時，技術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導下所實行的高速工業化，導致這類知識分子跟政權的沖突，而其他各類知識分子則受到嚴格的監督。在任何場合下，受過教育的人都實在太不夠用了，於是培養起來一支新的隊伍，人員首先是盡可能地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招募，對這些人的忠誠和效率的培訓甚於對他們的獨立思考的培訓。類似的困難後來也在中國發生了，由於這個國家的情況更為落後，所以困難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使境況好轉，這場革命有一陣子看來準備把知識分子統統撇開，並且回到原始共產主義。
　　在西歐，葛蘭西曾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許多思考。他區分了這樣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社團，抱著一切唯心主義哲學所表現的那種不現實的超然態度；另一種則是每個階級（農民除外）從自己的隊伍中“有機地”產生的思考集團（見“參考書目” ③，第118—120頁）。他還希望看到從工人階級中產生更多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廣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組織人員在內。他寫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識分子，應當是社會的實際的建設者，而不是單純能說會道的人。他還指出在“中等知識階層”中的高失業率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種規律性的特征（同上，第122—123頁）。
　　在西方，人們對於工人階級能夠作為社會主義的擔負者的信心日益降低，於是便更加重視起知識分子的作用來。但是，在美國，還沒有一個自己承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會走得像菜特·米爾斯那麽遠，以至把知識分子提高到進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補充由於工人階級的過錯而形成的空白。不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日益重視思想意識對歷史的影響，從而也不斷地重視跟思想意識最密切相關的男人和婦女的作用。這樣就達到一種提高的認識，也就是社會主義要有前途的話，那它就必須跟對待面包和黃油的利益那樣，把知識和藝術列為自己的一邊。




參考書目

① 阿拉斯蒂亞·戴維森：《安東尼奧·葛蘭西—學術傳記》，1977年英文版。
② G·羅斯·岡迪：《馬克思和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的未來》，1979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現代王子論〉和其他著作》，1957年英文版。
④ 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1916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倫理學與唯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⑥ 《列寧和高爾基——書信、回憶錄和論文集》，1973年莫斯科英文版。
⑦ 馬塞爾·利伯曼：《列寧統治時期的列寧主義》，1973年英文版，1975年再版。
⑧ 格·瓦·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戰士》（1908—1910），1973年英文版。
⑨ 馬丁·塞里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⑩ 維農·維納布爾：《人的本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6年英文版。
⑪ 菜特·米爾斯：《馬克思主義者》，1962年英文版。


利息

　　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


國際主義

　　這個問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動是很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賦予法國大革命所宣布的人類博愛的觀念以階級為基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恩格斯把以下兩者作了對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進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各地實現的各國之間的博愛；另一方面是舊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義和虛偽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貿易的世界主義。由於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鬥爭。（參看《在倫敦召開的各民族的慶祝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共同的利益不僅在於為捍衛當前的階級利益而進行超過國界的合作，而且在於帶來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個革命將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世界市場和現代的生產力，並且使它們接受最先進的人民的共同管理（參看馬克思《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未來後果》）。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參加共產主義同盟的時候，把“人人皆兄弟”這個口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在說明共產黨人的特征時，首先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他們同時承認：“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同上，第262頁）。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國際工人黨在為建立波蘭國家而奮鬥中是絕對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參看《為了波蘭》，重點是原來的）。馬克思還致力於愛爾蘭的獨立，認為它是對英國革命的一種促進（參看馬克思致齊·邁耶爾和奧福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
　　如果說，第一國際設立目的，是要成為“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的中心”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7頁），那麽，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並沒有把這樣一個組織看作是對於國際主義是始終不可缺少的東西。恩格斯在1885年寫道：第一國際已經成為國際運動的“一種桎梏”，因為這時候的運動“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建立……並使它保持團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05頁）。恩格斯的這種期望是過於樂觀了，即使第二國際的建立也沒有解決問題，該國際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出現的民族主義高潮中破產了。
　　列寧從1914年起就號召國際主義者要“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8頁）。他還主張在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地方）被壓迫的民族實行民族自決，認為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實行經濟上的分裂，或者想實現建立小國的理想，相反，是因為我們是想建立大國，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85頁）。列寧無論在戰爭期間還是戰後，都不斷地強調：“已經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者，同那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革命群眾，同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群眾聯合起來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1頁）。列寧還堅持認為：“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有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頁）。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將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先驅。可是蘇聯的孤立狀況導致在斯大林時期以民族利已主義的因素代替了列寧時期的國際主義的許多內容。這種現象，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的孤立狀態已經結束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消失。然而，蘇聯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發表的一個聲明中，承認發生了“忽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的平等權利原則的粗暴行為和錯誤”（見《蘇聯新聞》，英文版，1956年10月31日）。從那時候起，在實行互助（這對於古巴、越南和安哥拉這樣的國家特別重要）和試圖彌合“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同時，卻出現了民族主義覆活和某些國家之間的沖突（在某些極端的場合下導致了戰爭和在“為反對反革命提供國際援助”的口實下所進行的武裝幹涉）。這些發展在今天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最嚴重的挑戰，因為他們在傳統上認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這些發展還促使共產黨之間形成緊張的關系。有些共產黨還像30年代那樣認為“對蘇聯的態度是國際主義的試金石”，而像意大利共產黨（PCI）那樣的歐洲共產主義政黨則公開地對蘇聯進行批評，並宣布“一種不需要跟任何人發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權的聯系的……新的國際主義”（《意大利共產黨領導的決議》，1981年12月29日；見“參考書目” ①，第28頁）。




參考書目

① 恩利科·貝林格：《在波蘭之後——走向新的國際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964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③ 帕爾米·杜德：《國際》，1964年英文版。
④ 蒙蒂·約翰斯頓等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1979年英文版。
⑤ 詹姆斯·克魯格曼：《列寧對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問題的處理方法》，1970年英文版。
⑥ 列寧：《論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⑦ 拉爾夫·米里班德：《軍事幹涉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反共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⑨ V.V.紮格拉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1973年英文版。


國際

　　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1864—1876），是在西歐和中歐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國際聯盟，當時這些地區的工人運動在經過1848—1849年的失敗後正在覆蘇。雖然這個組織的建立，是出於對1863年波蘭民族起義表示支持的倫敦和巴黎工人的自發的努力，然而馬克思（1864至1872年間）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間）都在它的領導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馬克思立即認識到該組織“顯示了真正的‘實力’”，但是在“重新覺醒的運動要做到使人們能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17頁）。這里所提到的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到1852年間所領導的那個規模小得多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並使它們得到通過，這些文件的內容能夠為跟英國工聯的自由派領袖以及大陸上的蒲魯東、馬志尼、拉薩爾的追隨者進行合作提供一個基礎。協會既接收個人會員，也接納地方性和全國性團體會員入會。它的總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由年度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會址設在倫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國際的早期，馬克思幾乎起草了總委員會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於“這樣幾點，這幾點使工人能夠直接達成協議和采取共同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0—361頁）。這里面包括采取行動反對從國外輸入工人來破壞罷工，抗議對被囚禁的愛爾蘭芬尼黨人進行虐待，以及舉行反對戰爭的鬥爭。隨著國際的發展，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要求獲得通過。例如，國際工人協會在開始的時候沒有對實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規定，而在1868年，盡管有為數不多的蒲魯東派的反對，它宣布了要對礦山、鐵路、耕地、森林和交通運輸實行集體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標志著國際工人協會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恩格斯對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公社無疑是國際的精神產兒，盡管國際沒有動一個手指去促使它誕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13頁）。國際的法國支持者，主要是蒲魯東主義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總委員會組織了一次對公社的國際聲援運動。馬克思對公社所作的熱情洋溢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辯護詞——《法蘭西內戰》被總委員會的多數委員通過，並且以總委員會的名義作為一個宣言來發表。公社的歷史經驗以及工人階級的普選權的發展，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強調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動形式。1871年9月，在他們的倡導之下，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代表會議上第一次公開主張必須“把工人階級組織成為政黨”（參看政黨條目）。這個目標被列入由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新章程（第7條甲）中，在那里還規定“奪取政權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的任務”。
　　這些觀點遭到巴枯寧和他在國際中的追隨者的反動，他們從無政府主義的設想出發（參看無政府主義條目），主張放棄政治。巴枯寧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請加入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盡管不讚成該組織的綱領，但仍然根據國際工人協會應當“讓每個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論綱領”的原則（見《第一國際文件》，英文版，第3卷，第273—277、310—311頁），於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國際。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寧的支持者之間的沖突首先集中在國際工人協會應當如何進行組織這個問題上，這種沖突從1869年到1872年間不斷升級。巴枯寧攻擊總委員會的“權威主義”，而同時卻設法把國際置於由他控制的、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一個或若幹秘密團體的監護之下。面對外受當局的迫害、內遭巴枯寧的分裂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巴枯寧反對這樣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找到支持者，同時還在英國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會有來自歐洲13個國家和澳大利亞、美國的代表共65人參加，其代表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屆代表大會都要多。大會同意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並把巴枯寧和他的夥伴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工人協會，理由是他們試圖在國際內部組織一個秘密團體，以及巴枯寧進行了欺騙活動（這方面的罪證是比較有爭議的）。大會還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以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個建議——把總委員會的會址遷到紐約。提出這個建議的主要動機，也許是擔心總委員會在倫敦會被他們為了擊敗巴枯寧而不得不與之結成聯盟的法國布朗基主義流亡者（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所操縱。而這樣一來，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國際工人協會的結束，它最後是在1876年的費城會議上解散的。一個叫做“反權威的”國際曾試圖接過國際工人協會的衣缽，它在開頭的時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發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無希望，它在1881年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純粹無政府主義的收場代表大會。
　　在以後的年代里，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有了重要的發展，這些政黨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這是國際工人協會曾經為之如此艱苦奮鬥（特別是在1871—1872年間）的東西。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時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國際成立的前夕，都反對再搞國際組織。恩格斯認為“在目前搞這些組織，既沒有可能，也沒有用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頁）。不過，恩格斯後來還是給這個國際提出重要的建議，並給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國際（1889—1914）實際上是由馬克思主義者組織、1889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一次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跟第一國際一樣，它主要是以歐洲工人運動為基礎，但在規模上要比它的先驅者大得多。第二國際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員黨當時都已經具有群眾基礎（或正在爭取過程中）。到1904年，它們在21個國家里參加了競選，得到選票660萬張以上，贏得261個議席。到1914年，它們共擁有黨員400萬人，得到選票1200萬張。第二國際基本上是各黨派和職工會的一種松散的聯盟。1900年，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由卡米爾·胡斯曼任專職書記，該局只起技術性和協調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導的職能。除了英國工黨（它在1908年加入國際）作為一個主要的例外情況，對於大多數成員黨來說，馬克思主義乃是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雖然其他方面的傾向和影響也還存在。這里面首先包括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1893年和1896年這兩次代表大會上，在政治鬥爭的問題上遭到挫敗後被開除出國際。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後，有兩位理論家對於維護第二國際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作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是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
　　第二國際每隔兩年或四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以決定采取共同行動或辯論有關政策的問題。在共同行動中包括號召每個國家從1890年起每逢五一節組織支持八小時工作日的示威行動。最初出現的各國黨內左、中、右三種傾向的鬥爭也在國際舞台上進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會上，對“米勒蘭主義”問題展開尖銳的論戰，即爭論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在前一年參加資產階級政府這種作法是否容許。最後通過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個調和性的決議，決議指出如果得到黨的批準，“在特殊情況下”采取這樣一個步驟作為“一個臨時的權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引自布勞恩塔爾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272—273頁）。
　　接著的一次代表大會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人們要求這次大會對於德國社會黨前一年召開的德累斯頓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譴責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想的決議予以國際性的支持和肯定。這就導致在策略問題上進行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起來反對法國社會黨領袖饒勒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責，饒勒斯指出該黨一方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變德國君主專制制度上無能為力，認為所以出現這種驚人的對照現象，其責任在於該黨在理論上的僵化。這次大會支持了德累斯頓決議，其表決結果是：25票讚成，5票反對，12票棄權。不過，修正主義者仍然留在國際內和德國黨內，他們使自己的思想繼續浸透（參看修正主義條目）。
　　另一個主要爭論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在布爾戰爭期間召開的1900年國際代表大會就已經對殖民主義進行譴責。然而過了7年以後，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的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則提出這樣的主張，即認為他們不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譴責一切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可以起傳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18頁）。在經過針鋒相對的辯論後，大會以127票對108票否決了上述觀點，並且通過一項譴責資本主義殖民政策的決議，認為“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從其最深刻的本質來說必然要導致奴役、強迫勞動或滅絕殖民地的本地居民”（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19頁）。
　　反對戰爭的鬥爭是第二國際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從該國際成立時起就反映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它在1907年召開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為這次大會是在歐洲上空戰雲密布時召開的。盡管在辯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分歧，但最後還是在吸收了列寧、盧森堡和馬爾托夫的修正案的情況下，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在主張“竭盡全力……制止戰爭爆發”後接著說：“如果戰爭仍然終於爆發，那麽（工人運動——本條目作者）就有責任主張迅速結束戰爭並全力爭取利用戰爭引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喚起人民，從而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消滅”（見“參考書目” ①，第1卷，第363頁）。這個聲明在以後兩屆代表大會上又得到重申。在戰前召開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即1912年的巴塞爾代表大會，是爭取和平的一次動人的表現，它號召（又是全體一致地）一旦戰爭爆發的話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動。然而，兩年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人們所讚同的這些豪言壯語“只不過是掩蓋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的一層薄薄的面飾”（見“參考書目” ⑥，第102頁）。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都支持它們本國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因而導致國際的可恥的破產。資本主義擴張和工人運動民族統一這整個歷史時期，也就此發展到頂點。
　　只有俄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這幾國的黨以及其他各國黨內部的一些小集團，依然忠於國際所一再重申的原則。在戰爭期間，主要是一些中立國家的政黨曾為恢覆第二國際（當時它的執行局已遷往荷蘭）作了一些嘗試，但沒有成功。不過到1919年，一個老第二國際的模糊翻版在伯爾尼代表會議上重新組合起來，即“伯爾尼國際”，它於次年在日內瓦召開了有17個國家代表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有10個黨的左翼社會黨人，其中包括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以及英國獨立工黨，在維也納開會並組織起來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維也納聯合會”），外號“第二半國際”。這個組織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個包括整個革命的國際的第一步。1923年，在漢堡代表大會上，它跟重新恢覆的第二國際聯合，組成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該國際在1940年停止活動。1951年，它為現在的社會黨國際所繼承。社會黨國際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一個松散的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

　　第三國際（1919—1943）。在第二國際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瓦解以後，列寧在1914年11月寫道：“第二國際死了，它被機會主義所征服……第三國際萬歲！”。第三國際叫做共產國際，是在布爾維克黨人的倡議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當時正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歐革命形勢高漲之際。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致詞的時候，列寧宣布“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3頁），從而表達了當時普遍的思想狀況和期望。他後來還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承認用蘇維埃政權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定為第三國際的基本原則在第三國際的存在的整個期間，它的正式目標始終是建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世界同盟”（見“參考書目” ⑤，第2卷，第465頁），雖然在1935年以後讓這樣一個目標退居到幕後。1920年7至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有來自41個國家的政黨和組織的代表參加，此外還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國社會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這兩個黨的多數派將在年底以前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投票讚成參加共產國際。出於對新國際會受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分子的滲入而變質的擔心，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嚴格規定了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個條件。根據這些條件，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黨派，都必須“撤銷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運動中所擔負的比較重要的職務”，必須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其中包括在軍隊中進行經常性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指出目前時代是“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的同時，它要求有“鐵的紀律”，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國內在本國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在國際上則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之下加以實現，並且規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在代表大會之間都具有約束力（見“參考書目” ⑤，第1卷，第166—172頁）。
　　共產國際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種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國際傳統永遠決裂”，認為它的任務是要聯合和解放各種膚色的工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它強調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有必要同蘇俄以及在跟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工人運動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同盟（見“參考書目” ⑤，第1卷，第138—144頁）。列寧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於跟共產國際內部的“左的”傾向作鬥爭，並且主張共產黨人可以有原則地參加議會選舉，可以在反動工會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卻遇到上述的傾向，當時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經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國經驗為模式的進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適於西方的情況。於是，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各黨派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結成一個統一戰線，以爭取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於這種需要，共產國際、第二國際以及維也納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於1922年在柏林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在人們曾寄予希望的德國革命在1923年10月失敗以後，共產國際認識到一個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已經來到。在以後的幾年中，蘇聯黨內的鬥爭被帶到共產國際里來。在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英俄工會團結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戰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托洛茨基派反對斯大林的政策。在經過許多激烈的鬥爭以後，托洛茨基反對派被擊敗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執委會。在1928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個內容廣泛的綱領。這次大會同時也引導共產國際進入其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社會民主主義被譴責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跟社會黨領導人建立統一戰線的各種建議統統被否決。1931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布沒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以及資產階級的議會專政形式和它的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形式之間”劃什麽界線（見“參考書目” ⑩，第313頁）。這種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首先是在德國，這就導致共產國際從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納粹專政政權建立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公開建議其成員黨跟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接觸，以便向後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行動的建議。這就促使法國的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采取了聯合行動。1935年，共產國際召開了它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七大。這次代表大會有65個黨參加，代表100多萬黨員（其中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黨員有785000人），它是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為遏制法西斯主義浪潮而建立統一戰線並擴大為人民陣線的一個強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報告中強調指出：目前不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進行抉擇，而是要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由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公開恐怖專政之間進行抉擇。共產國際的新策略有助於促進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的形成。它動員起國際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去支持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蘇聯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成和平戰線來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議。
　　始終在蘇聯共產黨的有效控制下的共產國際，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發動的大清洗，在這個過程中它的一些領導成員被鎮壓了，而且波蘭共產黨也在1938年根據莫須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隨著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它修訂了自己過去以嚴格區分西方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為基礎的策略。從1939年到1941年，它譴責當時的戰爭是在帝國主義雙方進行的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然而在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它則全力支持蘇聯及其西方盟國反對軸心國的鬥爭。共產國際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團的建議進行解散，該主席團認為當時大大發展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在不同的條件下開展工作，這使得從一個國際中心作出指示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共產國際的解散還有安撫斯大林的西方盟國的意圖（見“參考書目” ②）。

　　第四國際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導成立的，它由對第二和第三國際持反對立場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團組成，它們把前者譴責為“反革命”。第四國際一直很小，並且始終存在嚴重的分裂。（參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另可參看國際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1961—1971），1966—1980年英文版。第1—2卷。
② 費爾南多·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1972），1975年英文版，第1部分。
③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1954—1960年英文版，第2—5卷。
④ 亨利和阿布拉姆斯基·柯林斯，契曼·柯林斯合著：《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⑤ 珍妮·德加拉斯編：《共產國際文件集（1919—1943）》（1956—1965），1971年英文版，第1—3卷。
⑥ 艾薩克·多伊切：《論國際和國際主義》，（1964），載《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⑦ 《第一國際文件集》，1—5卷，1963—1968年英文版。
⑧ 《第四國際文件集。創建時期》（1933—1940），1973年英文版。
⑨ 詹姆斯·卓爾：《第二國際（1889—1914）》（1955），1975年英文版。
⑩ A.I.索波列夫等著：《共產主義史綱》，1971年英文版。


伊斯蘭教

　　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伊斯蘭教的起源及其歷史作用沒有發表什麽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伊斯蘭教的評論是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提示，同時也不完整。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探討亞細亞社會性質的信中所提出的主要問題，一直還沒有找到恰當的答案，那就是：為什麽東方的歷史總是表現為宗教的歷史？恩格斯在為《新時代》寫的一篇關於早期基督教的歷史的文章中，則比較具體地抓住了伊斯蘭教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過程，即在遊牧文化和定居文化之間的政治動搖。恩格斯在對伊斯蘭教所作的一個評論中重覆了伊本·喀爾登的有關部族權貴循環交替的理論，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適應阿刺伯市民和遊牧的貝都英人兩者的需要的宗教，他指出：“而這里就存在著周期性沖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來了，他們沈湎於奢華的生活，對遵守‘律條’滿不在乎。生活貧困並因此而保持著嚴峻習俗的貝都英人，則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來看待那些財富和享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頁）。
　　貧苦的遊牧民經常團結在一位先知的背後去排斥那些頹廢的市民，去改革道德風尚和恢覆原始的信念。經過幾代以後，循規蹈矩的貝都英人本身在道德上成為個人主義者，並且對於遵守宗教教規變得滿不在乎。於是，又一位救世主在沙漠上出現，把城鎮打掃幹凈。這樣的政治統治的周期不斷重覆。然而，政治領導權的經常變換並不相應地帶來社會經濟基礎的任何根本性的改造，這種基礎始終保持明顯的停滯性（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
　　恩格斯把伊斯蘭教中許多救世運動和教派運動解釋為遊牧民和市民之間持續不斷的沖突的表現，這就有可能把伊斯蘭教本身看作是不定居的遊牧生活和已形成定居的社會之間矛盾融合的結果。伊斯蘭教始於伊斯蘭紀元（根據先知從麥加遷到麥地那來確定），即公元前622年。它應當作為阿刺伯半島各貿易中心的商業文化的一部分來理解。鑒於一些社會科學家，如麥克斯·維貝爾，已經把伊斯蘭教作為“武士的宗教”來看待，那麽不妨把伊斯蘭教主要看作是城市權貴的宗教，這些權貴們享有通過麥加（該地在17世紀主宰著阿刺伯經濟）來擴展貿易的經濟收益。把市民的虔誠和部族的美德兩者混合在一起的伊斯蘭教，為政治統一提供了一種新的原則，這種政治統一是奠定在信仰而不是殺戮的基礎上，它是圍繞著對一位先知的忠誠和對普遍美德的篤守來進行組織的。在把各個分裂成性的部族統一在一個由城市的商業所領導的宗教團體之內的同時，伊斯蘭教對貿易實行保護，並且成為一種具有獨特的活力的政治力量。在先知穆罕默德於632年逝世以後，這個新的宗教很快就在中東和北非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地位，盡管它在政治繼承權的問題上分裂成為兩派：即阿里的追隨者什葉派和“正統哈里發”的支持者遜尼派。
　　伊斯蘭教社會的擴張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商業權貴和貝都英遊牧民的武士實行融合的結果，這種擴張所取得的早期成就，部分是由於周圍帝國（薩珊帝國和拜占廷帝國）的衰弱，部分是由於伊斯蘭教對受它保護並依附於它的基督教部族和猶太教部族實行一種庇護制度（通過所謂的“小米制度”）。因此，伊斯蘭教的征服對於該教信仰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內的社會結構，並不起瓦解的作用。伊斯蘭教是隨著一系列教產世襲帝國的建立而傳播起來，這些帝國具有下列的結構性的特征：（1）土地所有制由國家掌握，土地作為非世襲的俸地分配給地主，除了這種俸地所有制外，還有屬於部族的和教會的財產（即臥各夫）；（2）在國家官僚制度中增加了奴隸這一層次，而一支奴隸大軍的發展，在貴族即擁有俸地的騎士和一般市民之間起了社會緩沖器的作用；（3）城市文化和宗教虔誠的形成，是由商人階級和宗教領袖（烏里瑪）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決定的，這在北非和中東比較發達的社會尤其如此。商人階級的財富源自於內陸的奢侈品貿易，而宗教領袖所掌握的教法（沙里亞）則有利於他們在社會上居於優越的地位。在伊斯蘭教社會分裂為三個帝國（薩非、帖木兒和奧托曼）之前，即在這個社會擴展和鞏固的階段（700—1500年），除了以奢侈品（香料、絲綢、香水、珠寶等）為基礎的商業財富外，造紙、紡織、地毯、制革和陶瓷等行業都得到迅速的發展，盡管在13世紀和14世紀期間由於蒙古人的入侵曾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特別是當時信奉伊斯蘭教的西班牙，成為農業發展、造船業、采礦業和紡織業的巨大中心。由於征服、擴張和手工業發展而形成的經濟上的盈余，則通過皇室對科學、醫藥和藝術進行讚助的方式，為一種深奧而又合理的宮廷文化奠定了基礎。這樣一來，伊斯蘭教便成為希臘哲學和科學的創造性的媒介，而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則又通過伊斯蘭教的西班牙為文藝覆興提供了思想基礎。
　　伊斯蘭教的社會缺乏它本身所固有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認為穆斯林的信仰、伊斯蘭教神學的宿命論或是反對高利貸的法律準則阻礙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這種看法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所否定。例如，羅丁遜曾論證在《古蘭經》（神的誦文）和遜奈（先知的正統教規）中有關經濟行為的規定並不妨礙經濟的發展；相反，一種資本主義成份還確實在伊斯蘭教社會中得到發展，其發展情況與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大體相同。然而，這種成份的擴大受到以下三個因素的限制：（1）自供自給的地方鄉村經濟；（2）國家在行會系統、貿易關系以及土地占有中所居的支配地位；（3）隨著遊牧部落的入侵而引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的停滯（見“參考書目” ⑥）。羅丁遜這種論斷有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把貿易和商業資本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劃上等號。在伊斯蘭教社會，作為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的內陸貿易，是控制在一個商人小集團的手里，而這個集團對於當地的生產和分配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盡管農村的剩余產品通過稅收的機制而歸城市居民所支配，但是在城鄉之間的經濟往來是不發達的，原因是農民的需求在當地就可以得到滿足。貿易在伊斯蘭社會中所起的作用證實了馬克思的一個論斷，即當貿易在對歐洲的傳統經濟關系進行瓦解時，它的腐蝕後果則決定於進行貿易的生產社會的本質。因此，亞洲的古代社會是難以受到這樣內陸貿易的幹擾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預期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會消除宗教的信仰和特征，然而迄今為止伊斯蘭教卻證明它對於向資本主義轉化的世俗化影響具有高度的抵抗力。這種作為伊斯蘭教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反應結果的自我調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出現了一個廣泛的宗教改革運動，其目的在於制止農村的跟蘇非派有關的神秘教義和尊奉諸聖的活動。這時候重新表現出對經文、《古蘭經》的正統性以及簡樸祭儀的重視；城市的注重經文的虔誠被附加在農村的群眾性宗教虔誠之上。經過改革的伊斯蘭教，既表現為對《古蘭經》傳統的恢覆，又反映出使伊斯蘭教跟現代工業的世俗社會並行不悖的一種企圖。在第二個階段中，伊斯蘭教采取了一種民粹派的反殖民主義的戰鬥立場，在這里，烏里瑪是以城市貧民、失業青年和對現實不滿的學生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現。由於清真寺、馬德拉沙（宗教學校）以及烏里瑪都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具有清規戒律和戰鬥性的伊斯蘭教，可能會成為反對亞洲和非洲的附庸制度的主要力量源泉。




參考書目

① E.阿施特爾：《中世紀近東社會經濟史》，1976年英文版。
② 尼內斯特·蓋爾勒：《穆斯林社會》，1981年英文版。
③ 馬賽爾·G.S.霍格遜：《伊斯蘭教的進取》，1974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隆巴德：《伊斯蘭教的黃金時代》，1975年英文版。
⑤ 麥克西姆·羅丁遜：《穆罕默德》，197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伊斯蘭教和資本主義》，1974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穆斯林世界》，1979年英文版。
⑧ 布菜恩·S·特納：《維貝爾和伊斯蘭教——一種批判性的研究》，1974年英文版。

饒勒斯，讓

　　1859年9月3日生於卡斯特爾（朗格多克），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遇刺身亡。
　　饒勒斯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學生時代表現出色，後來成為一位大學教師。他的興趣十分廣泛，文筆流暢，富有口才。他早年涉足政治，1885年在他的原籍塔爾納地區被選為國民議會代表，到1893年，在一次曠日持久的罷工以後，他被塔爾納礦工推舉為候選人，當時他已經肯定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作為一個堅定的共和黨人和民主主義者，他曾積極地為德雷福斯辯護並投身於政教分離運動。他不屬於社會主義運動中比較強硬的或是馬克思主義的派別，但他對馬克思非常尊重，經常引證馬克思的話。應當說，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饒勒斯的看法不好，恩格斯便是其中的一個，特別是他對饒勒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看法（見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饒勒斯開創了對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基礎的研究，並且試圖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跟對各種理想及其影響的認識結合起來（見“參考書目”⑤，第14頁）。其目的在於闡明社會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合法繼承者與實現者。他頗有按照階級鬥爭觀點來探討問題的思想，認為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可以領導法國前進。他堅持認為，工人應作為解放了的個人，而不僅是作為群眾中的一分子才有意義。饒勒斯是一位十分愛國的法國人，他曾經擬定一個軍事改革計劃，於1910年發表，這項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為基礎，旨在使軍隊更有效率和更加民主。然而，他還是一位雄辯的和平維護者，對第二國際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看作是中流砥柱。當1914年戰爭臨近時，他呼籲遏制戰爭，被一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所暗殺。




參考書目

① 漢普敦·傑克遜：《饒勒斯的生活和工作》，1943年英文版。
②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史》，（1898—1902），1922—1924年法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研究》，1901年法文版。
④ 同上作者：《新軍隊》，1910年法文版。
⑤ 路易·菜維：《讓·饒勒斯文選》，1947年法文版。
⑥ 瑪格麗特·皮斯：《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1916年英文版。
⑦ 沙爾·拉波波特：《讓·饒勒斯——人、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1915年法文版。


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從19世紀中葉起廣泛地發展起來，不斷地取代家庭開辦的公司。今天，實際上所有的大公司，除了公有成份的以外，都采取這種法定的形式。股份公司的普遍化是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個基本傾向相適應的。一個傾向是，每一巨額的貨幣貯存（“積蓄”）都具有使自身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傾向，也就是參與社會生產的全部剩余價值的總分配的願望。在股份公司出現之前，這只能通過把積蓄儲存在金融機構（首先是銀行）的辦法來實現。然而，這種儲蓄一般利率比較低，要比平均利潤低得多。而通過股份公司制度，任何擁有資本主義公司的股票的人，都可望依靠他的本金收回比把錢存在銀行里要高的收益，特別是如果把本金的長遠價值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的話。另一個傾向是資本集中和積聚的不斷增長，這種傾向表明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商行，它們所支配的資本數量也越來越多。因此，它們除了其創辦人所投入的資本外，也就需要征集更多的資本。隨著股份公司的出現，那些已失去其獨立的經營買賣但卻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積蓄的資本家，仍然可以參與現行的資本主義經營買賣，但卻是通過一種“被動的”方式。如果他們擁有一些大公司的股票，那麽他們的收益（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們的經濟命運）則始終跟這些公司的成敗聯系在一起。
　　可是，通過購買某一公司的股票，一個貨幣資本的擁有者也就成為資本集中過程的一名受害者。他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的貨幣資本的權利，而是把這種權利交給那些實際上經營該公司的人（如董事和經理處等等，根據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例和慣例，還可以規定許許多多諸如此類的頭銜和職能）。實際上，在一些國家里，法學以至具體的商業法或破產法，都規定股票持有人無權按其占有公司所發行的股票總額的比例來分得該公司的一部分資產。股票所有權只不過讓持有人以分紅（股息）的形式享有按照比例取得部分現行收益的權利。那些實際經管公司的人一般能夠設法使自己獲得利潤總額中比較大的份額，這一份額可以看作是創業利潤和利息（包括股票、公債、銀行信貸等債款的利息）的總和。他們可以由於出席董事會的會議而獲得特殊的津貼（這在法國和德國叫做“抽頭”）。他們可以決定讓自己享受董事和經理的高額薪金、退休金、交際費以及各種免費服務（包括汽車、洋房、遊艇、度假和醫療開支等等）。他們還可以通過優先認股權而獲得優先股或厚額的投機利潤。象這樣一筆比較大的份額，在股票最初浮動時所得到的收益尤為可觀。希法亭在1910年曾把這種特定的創業收益稱為創業者利潤。
　　隨著股份公司的普及，資本的重覆現象也就日益增長。一方面，資本是“實在的”、有形的資本，即建築物、機器和其他設備、原料貯備、商品貯備、供支付工資和其他日常開支所需要的銀行存款等。另一方面，資本又表現為存放在銀行保險庫和保存在保險櫃中的股票和債券，這些證券不時出現在股票市場上。馬克思把後一種形式的資本稱為虛擬資本。顯而易見，這種資本的重覆現象並不等於實際資產的總值的增加，或是現有生產的總值的增加，或是現有生產和（再）分配的剩余價值總量的增加。這種虛擬資本的價值從長遠來看是圍繞著“實在資產”而擺動，但有時候也明顯地跟它發生差異，因此，當虛擬資本的價值明顯地低於實在資產的價格時，就會造成對投機者有利可圖的那種倒買倒賣活動。股份公司的擴大和股票市場的出現，更為普遍地給投機活動創造強大的推動力，而這種投機活動原先只是集中在公債和少數特別冒險的公司的股票上，例如17世紀在西歐湧現的各種東印度公司或者是18世紀約翰·羅在法國所從事的投機活動。
　　股票市場的投機活動並不決定工業周期的升降。這種活動只不過試圖對這種升降情況進行預測。在股票交易上，一種股票在某一期間的價格，將決定於發行該股票的公司的預期收益（更精確地說，是實行分配的收益，即股息）和現行的利率。不過，這些預測是從來不準確的，事後的發展往往證明它們是錯誤的。各種各樣的因素（諸如關於某一公司的經營狀況的謠傳，牽涉到該公司的主要經營項目在某一產業部門、某一國家或者甚至在一個更為廣泛的地區中的一般經營狀況的情報，以及關於個人的經濟狀況以至公司主要負責人的健康狀況的謠傳等等），都會立即對某種股票在股票市場上的行情起影響作用。那些能夠針對各種謠傳而掌握了真實情報的“知情人”，那些擁有大量貨幣（或銀行信貸）的大投機家，都可以設法影響股票的行情，以便通過先買後賣或先賣後買的辦法來牟取暴利。顯而易見，所有這些投機活動都絕不會直接增加在整個資產階級內部實行分配的剩余價值總量。然而這些活動卻能夠明顯地改變在不同的資本家集團之間剩余價值的分配方式，它們甚至還能夠影響（至少是在短期內）資本的有效（生產性的）積累的比率。舉個例子來說，一家公司想擴大它的“實在資產”，它需要額外的現金來進行購買，於是它試圖通過發行新的股票來抵補這筆擴大資產的開支，但是它恰好趕上股票市場不景氣，新股票的發行可能受到挫折，“實在資產”便不能擴大，這樣一來，擴大的物質生產和擴大的價值生產也就受到逆阻。
　　股份公司的創辦人或者掌握“內情”的投機家們所玩弄的某些陰謀詭計，簡直跟明目張膽地搶劫差不多。由於這是一小撮資本家對許多資本家進行的搶劫，所以資產階級社會把它看得比那些基於制度而產生的大小資本家對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實行形形色色的搶劫過程要嚴重得多。因此，在發生了若幹起嚴重的違法侵吞的案件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頒布了對股份公司和股票交易實行比較嚴格的管制的立法，以便使那些最嚴重的違法事件比較難以發生。可是，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里，股票市場的投機家們欺哄“公眾”的行徑仍然是屢見不鮮。
　　隨著50多年來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和資本主義大公司通過董事或董事會來經管等現象的出現，便產生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再解釋，這種解釋基於把由經理經營的當代資本主義跟由業主經營的“老資本主義”進行對比之上。貝爾和明斯的論著（見“參考書目” ① ），還有詹姆斯·伯恩漢姆和加爾布雷思的著述（分別見“參考書目” ②、③），都為這種解釋立下豐碑。這種解釋顯然具有真理的內核。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本人要比這些作者早好幾十年就已注意到資本的形式上的（“單純的”）所有權跟能動地運用資本的能力之間日趨分離的現象，也就是存在於“被動的”資本家和“職能的”資本家（fungierende Kapitalisten）之間的差別，後者才是公司的真正的經營管理者。毫無疑問，作為資本本身所固有的這種劃分，隨著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而大為明顯。因此，真正的爭論是在另一些地方，也就是說究竟“經理們”已經構成了一個具有其本身利益並跟資本法定所有者的利益不同的新的階級呢？還是說不論它們兩者之間的利益和行為是何等不同，這只不過是同一社會階級即資產階級內部的職能差異而已。
　　這些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回答。從一般的社會利益這一層來看，顯而易見的是，經理人員和股票持有者，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都具有向工人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最大限度地擴大“他們的”公司的利潤和資本積累的共同利益。這種情況自動地湧現於競爭的鐵律，也就是湧現於私有財產在經濟意義上而不是在這個詞的純法學意義上（馬克思稱之為“多種資本”）的存在。如果在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的話，那麽這個規律也就失去它的實際作用。只要情況不是這樣，那麽人們也就無法說出在所謂的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大資本家之間經濟行為有任何區別。因為牟取最大限額的利潤和最大限度地擴大資本（資本積累），畢竟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階級從其產生時起就具有的基本特性，而不是經理人員的一種特異功能。再從個人的社會利益這一層來看，那些高層經理人員絕不是沒有財產的人。他們的高額收入和他們所享有的特權（內部情報、優先認股權等），使他們得以大規模地積累私人資本。當然，他們的個人資本只不過占他們所經營的資本的很小一部分，不過從絕對數上看仍然是相當可觀甚至可以說是龐大的。這就使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跟其他的資本所有者列入同一個社會階級，並使他們具有為整個資本家階級榨取剩余價值和捍衛一般私有財產的共同利益。
　　最後，有人設想由於高層經理人員的權力不斷增長，從而使那些實際控制著大多數大公司的主要財團（“壟斷資本家”）失去其控制權，這種推測至少可以說是值得懷疑的。控制的技術可能發生差異或變化。一些財團可能會看到自己的實力在下降，而另一些財團則會看到自己的實力在增長（例如，美國的摩根家族跟洛克菲勒家族就是處在這樣一種對比關系中）。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一些“新的”大王可能出現在上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克薩斯州石油工業在美國所獲得的利益）。但是，我們很難找到任何論據說明沒有財產的經理人員可以不顧那些身為億萬富豪的股東的利益而經營著資產達億萬元的大公司。
　　因此，對於參加這種爭論的人來說，他們所堅持認為的變化只有這樣一個事實，即資產階級內部的實際利益的不同，這表現在一部分資本家把通過分紅的形式來分配現有的利潤看作是他們的主要的利益所在，而另一部分資本家則想把大部分利潤留在公司里作為擴大經營之用。但是，這種利益的不同只不過是出現在食利者和經營資本家（企業家）之間，而不是出現在兩個不同階級之間。情況畢竟是：如果你個人的現有收入已經非常之高，那也就沒有很大的刺激力去盡量提高它，因為這只能增加你的稅收負擔，而你的收入到頭來也會花光。食利者揮霍他們的收入，經理們經營日常業務，而大壟斷資本家則就積累問題作出關鍵的財政決策（諸如擴大公司的規模，增加產品的產量和花色品種，以及對其他公司實行兼並等）。對於後者來說，他們往往“僅僅”擁有全部資本的5%或10%這個事實（也就是說擁有100億、200億或是300億資本中的5%或10%），是無論如何不能否定他們在資產階級內部所占有的這種職能性的勞動分工的位置的。這只能說明，股份公司（盡管有股東大會的制度也罷）只不過是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許多資本家被剝奪掉自由支配他們的資本的能力，從而有利於少數很大和很富有的資本家的操縱（參看資產階級；金融資本條目）。




參考書目

① A.A.貝爾和G.C.明斯合著：《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1933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伯恩漢姆：《管理革命》，1943年英文版。
③ J.K.加爾布雷思：《新工業國》，1967年英文版。
④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年），1981年英文版。
⑤ 厄·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4年英文版。
⑥ 約翰·司各脫：《公司、階級和資本主義》，1979年英文版。


猶太教

　　盡管猶太教的實質內容在論戰中並不突出，但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麽該教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來說是很重要的。首先，當馬克思正處於從民主激進主義轉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在考慮宗教在社會中的作用方面，除了當時作為國家的幫手的基督教外，猶太教也給馬克思提供了一種考察機會；第二，馬克思有猶太人的血統，他想使自己跟這種聯系保持距離；第三，馬克思經常被人指責為反猶太主義者。大部分已有的和源源不斷地出現的有關這個專題的論著，都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後兩點上。
　　馬克思被卷入有關猶太人和猶太教的論戰，是在德國猶太人為爭取其社會解放和廢除其特殊身份而發起的運動進行了半個世紀以後，這個運動是在一個日益壯大的自由派院外活動集團的強有力的支持下進行的。當時馬克思對於德國宗教的批判已經完成，他支持猶太人的爭取公民權利的要求，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對基督教國家組織實行任何結構性的變革都最好能夠對一種不合時宜的社會秩序進行破壞，一部分是由於公民權利只能促使政治解放，這種解放雖然是不夠的，但它卻是實現人類解放所必要的先驅。馬克思並不是一下子就參加到有關猶太人問題的論戰中來，在這以前，他曾經滿懷興趣地注視著揭開基督教的神秘性的爭論。這種爭論開始於大·弗·斯特勞斯的一部萌芽作品——《耶穌的生活》（1837年）。不久就出現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和布魯諾·鮑威爾對神學的系統的批判。費爾巴哈保持了這種爭論的原始範圍，他沒有去觸動整個基督教神學，而是以人類學的術語來說明它，認為基督教的上帝只不過是人把精神上的自我投影到一個想象的神明之上（見“參考書目” ⑧）。莫澤斯·赫斯則完成了青年黑格爾派沿著這條線索對宗教的批判，他否定了他們的“神學意識”，並號召人們對人類的條件進行一種社會分析（見“參考書目” ⑤）。
　　當布魯諾·鮑威爾參加到關於猶太人解放的論戰中來的時候，他所遵循是基於德國哲學傳統的推理。費希特是第一個對18世紀後期所提出的最早的解放要求作出回答的人，他否定了這種要求，理由是猶太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他認為，猶太人作為人來說，他們能夠要求人權；但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宗教分立者來說，他們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的分立要求得到正式的認可，因為即使是基督教徒也沒有權利實行分立。黑格爾在《法哲學》（1821年）的一個著名的注釋中，也同樣地強調了猶太人的作為人的地位，但是把公民權的問題跟接受公民義務聯系在一起。舉例來說，如果猶太人願意服兵役而貴族教徒不願意的話，那麽猶太人就有優先獲得解放的權利。然而，鮑威爾卻願意追隨費希特，他在兩篇著名的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①）。不讚成猶太人的解放，其部分的理由是猶太人不願意擺脫他們的猶太人作風，同時還由於基督教徒不能在他們自己還沒有獲得自由之前就給予猶太人的自由。馬克思正是在這一點上參加了論戰，他對鮑威爾的論斷進行了批判的分析。跟赫斯一樣，馬克思號召對宗教進行社會分析，否定了鮑威爾的論點，後者認為猶太人只有放棄他們的猶太教才有資格享受公民的平等權利。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個人的私事，它跟作為公民的個人的問題有所不同，國家無權對它進行幹涉，鮑威爾的反對意見具有神學的性質，因此是無效的。然而，在這里還有一個社會問題，馬克思在下面這樣一個問題上同意鮑威爾的觀點，那就是猶太人盡管在數量上占人口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1%），可是他們卻能夠起比他們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得多的作用，這在當時是由於他們在傳統上集中從事商業和貿易，這種地位賦予他們以政治實權。馬克思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強調指出財力的重要作用，因為這種力量不僅使猶太人得以提出公民權的要求，而且使他們得以把自己的社會的和商業的價值浸透到世俗社會的組織中去。國家需要猶太人所起的商業職能而且連它本身也在追求金錢過程中“猶太化了”。至於為其種族優越感偏見服務的猶太排他性，它並不像鮑威爾所論斷的那樣是由於猶太人拒絕接受他們在歷史中的地位所決定的，而相反地是那種把猶太人作為世俗社會結構中的一個要素加以保存的歷史產物。可見，只有當猶太人放棄他們的作為商人和商販的社會作用，或者是國家使自己從對商業主義的需求中擺脫出來，猶太人和他們對自己宗教傳統中的那種神秘的自我主義的忠誠才會消失。
　　馬克思的主要論斷包含在評論鮑威爾的兩篇文章中，它們發表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鑒》上（1844年）。第一篇文章透徹地論述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從而摧毀了鮑威爾的神學觀點。第二篇文章則論述了猶太人和猶太教的社會作用，那是一篇簡短有力的論戰性文章，具有尖刻潑辣的風格，充滿了論斷和設想，對於19世紀上半世紀猶太人生活的現實經驗或猶太教的思想傳統沒有講多少好話。當這兩篇文章第一次發表以後，它們沒有起什麽影響作用，現在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篇當時發表在猶太人報紙上的評論，對馬克思支持猶太人的解放要求表示歡迎（見“參考書目” ③）。至於具有論戰性質的第二篇文章則沒有引起任何評論，也許是因為這篇文章所使用的那種激烈言詞在19世紀40年代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但是，在19世紀最後25年期間，隨著猶太人爭取解放鬥爭的成就而出現了正式的反猶太運動，馬克思的這兩篇文章則重新受到人們的注意，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倡導者及其反對者。於是，當時的猶太人，特別是受到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吸引的猶太人，也不得不對馬克思的文章采取一種立場。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出現了大量的作品，它們力求解決兩個問題：馬克思這個猶太人是否要比他僅僅在生物學上作為猶太人後代來得高明？還是說馬克思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更精確地說，他是否同意反猶太的院外活動集團的主張即認為猶太人對國家、集團以及社會階級的利益和福利抱敵視態度？
　　關於第一個問題，有許多人企圖把馬克思說成是《舊約全書》傳統的預言者（見“參考書目” ⑦），說成是一位滲透猶太道德傳統的世俗猶太人，說成是一位自我怨恨的猶太人或猶太教的背信者（見“參考書目” ③）。人們還往往從“種族上”把馬克思說成是猶太人。並且用種族理論來論證他的一切性格本質特征。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本人除了承認他自己的血統以外，沒有作過任何評論。同時，除了對希伯來人的先哲們表示讚賞這點有文字可考外，沒有什麽證據可以說明馬克思是或自認為是猶太人或是受猶太文化的影響。隨著納粹統治時期的到來和猶太人在歐洲被大量消滅，關於馬克思反猶太主義的問題成為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有一位猶太社會主義者曾指出，1843年發出的把人類從猶太人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那種號召，很象是為1943年事件開的處方（見“參考書目” ③，第298頁）。然而，盡管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反對對某些猶太人使用冒犯性的粗鄙語言（見“參考書目” ⑩），但卻沒有根據把他看成是反猶太主義者。同時我們要注意到，他的關於猶太人的第二篇文章無疑一直被那些散布反猶太觀點的人們利用來支持他們對猶太人的各種指控。不過，對這篇文章的歪曲利用在馬克思在世時就已開始，但卻沒有引起他本人的抗議或評論，這也同樣是事實。
　　關於馬克思跟猶太人和猶太教的關系的爭論目前仍在進行，而且看來還要繼續下去（見“參考書目” ④、⑥、⑨），但是這種爭論很少觸及馬克思提出的關於猶太教的一個最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說猶太教是依靠歷史才得以生存呢？還是說不管怎樣它都要生存下來？莫澤斯·赫斯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62年重新提出了對猶太人問題實行民族解決的想法（見《羅馬和耶路撒冷》），但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19世紀末在政治上出現了猶太人覆國主義，這種想法才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盡管這場爭論主要具有敵對的性質，但它畢竟對馬克思主義有關一般民族主義的分析的發展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見“參考書目” ③，第9章和第10章）。




參考書目

① 布魯諾·鮑威爾：《猶太人問題》，1843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今日猶太人的才能及其成為基督教徒的自由》，1843年德文版。
③ 尤利烏斯·卡爾巴赫：《卡爾·馬克思和對猶太教的激進批判》，1978年德文版。
④ 約瑟夫·克拉克：《馬克思和猶太人——另一種觀點》，1981年英文版。
⑤ 莫澤斯·赫斯：《行動哲學》，1843年德文版。
⑥ 赫爾穆特·希爾施：《馬克思與莫澤斯——卡爾·馬克思對“猶太人問題”和猶太人的態度》，1980年德文版。
⑦ 阿爾諾德·孔茲里：《卡爾·馬克思——一種心理描繪》，1966年德文版。
⑧ 卡爾·勒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德文版，1941年初版，1966年再版。
⑨ 亨利·帕奇特：《馬克思和猶太人》，1979年英文版。
⑩ 愛德蒙·西爾貝勒：《社會主義者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1962年德文版。

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


　　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的著作，無論對於了解現代認識論還是現代社會理論來說，都具有根本的意義。在認識論方面，康德的論著把唯理論成份和經驗論成份綜合起來，從而有可能維護科學判斷和常理判斷的客觀性，並且否定形而上學的推斷。客觀判斷的形成，要求把基本概念或“範疇”以及“直觀形式”（空間和時間）應用於可能感覺的經驗內容。智慧在有組織的認識中起一種積極的貢獻作用，而當它超越可能的感覺經驗時便會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由此可以得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可能感知的對象的世界，即“現象”的世界，這種世界是跟“自在之物”有區別的，後者是獨立於人的認識能力之外的。但是，為了實際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的，甚至為了科學行為本身的需要，我們對於感性經驗所不能達到的對象，也不可沒有觀念，這些觀念有如：神、意志的自由和靈魂不滅，等等。這些作為“自在之物”（“本體”）的對象，不可能成為認識的對象，它們屬於信仰的範圍。
　　通過認識論以及把這種理論跟歷史、哲學以及社會學等學科結合起來，康德的論著一直是對那些在論述科學和認識方面幾乎占普遍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觀點進行批判的重要源泉（參看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科學等條目）。康德承認：認識的主體在認識的構成中具有積極的貢獻作用。這對於要想把科學的歷史理解為除了經驗性事實的逐漸積累以外的任何一種事物來說，是一種必要的假設；而且這對於任何科學的社會學來說，也是一種必要的設想。然而，康德對於“現象”和“自在之物”這兩個領域所作的區分，不但是康德本身的觀點發生嚴重困難之所在，而且也是後來在運用康德思想上產生重大歧義的根源。由於在康德的認識論中排除了對自在之物的認識，這就為把我們的認識相對地局限在“現象”或“表象”上開辟道路，從而使後來的批評家（從黑格爾直到當代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如布魯爾和費爾拉班德等）在對科學的客觀性的觀念進行批判時，有可能利用康德的某些思想來推翻康德本人的立論。
　　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來說，康德的認識論的缺憾表現在以下三個互相關聯的方面：第一，表現在認為人的智慧在認識構成中具有“先天的”貢獻這種違反歷史的說法；據康德看來，那些基本概念都是人的智慧的普遍屬性，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傾向於把人的認識能力理解為受歷史的變化和發展限制的能力。第二，與此相聯系的是，康德主義把客觀認識的“先天”條件放在人的智慧能力之中，而馬克思主義則突出地把對客觀認識的條件置於人的不可缺少的社會實踐中，這種實踐包括體力方面，又包括腦力方面。最後，恩格斯和列寧都聲稱，在可知的“現象”世界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之間的界限，並不像康德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固定的和絕對的，而在歷史上只是相對的。認為對世界的強大的認識能力不決定於人的主觀和先於人的主觀而存在，這種認識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要點。
　　對於現代的社會理論來說，康德把現象世界（自然科學可能認識的客體）跟精神、意志、道德世界（信仰的對象）區分開來，也還是具有根本意義的。這種區分對於黑格爾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唯心主義社會本體論和歷史辯證法的基礎；在那里，對自我實現的精神的絕對認識，乃是對科學客觀性和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出發點。一位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認為（見“參考書目” ③），馬克思對黑格爾實行唯物主義的倒置，應當理解為回到康德哲學的唯物主義成份上去。黑格爾的影響在德國衰落以後，接著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哲學文化便傳播開來。作為對實證主義的一種“反叛”的形式，就是回到康德去，也就是把康德視為文化和歷史科學的一種新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源泉。這種新康德主義運動不僅在地域上四處傳播，而且在對康德著作的利用上也各不相同，但其特點是在自然科學和以人類文化與歷史現象作為對象的那些知識形式之間作了基本的劃分。我們藉以組織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的有關意義、價值和目的那些基本概念，在同一種意義上起著類似康德在論述自然科學知識時所說的直觀形式和“先天的”範疇的功能。它們之間所不同的是，這些建立起人文科學的概念，同時也就是人類行為者藉以創造社會世界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知識上主體和客體的最終的同一性，有利於在這一調查領域內在認識及其對象之間建立起一種具有質的差異的關系。
　　富有哲理的馬克思主義是跟盧卡奇和維貝爾的社會學結合在一起的，而後兩者無論在思想上和歷史上都植根於狄爾泰和李凱爾特的新康德主義。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也是新康德主義的，其中最明顯的是麥克斯·阿德勒的論著。在哲學上，馬克思主義後來廣泛地分裂為兩種傾向，一種傾向以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為代表，另一種傾向則是形形色色的新康德主義。前者把人類的歷史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個部分，對它持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主要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認識形式來對它進行理解。後者則認為在自然科學和人類歷史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這是由於人類社會實踐的目的性和具有改造能力的性質所造成的，因此要求采取在質上有別於了解自然科學的形式來了解人類的社會實踐。（參看認識論；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載《〈列寧和哲學〉及其他論文》一書，1971年英文版。
② J.布萊什：《當代釋經學》，1980年英文版。
③ L.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73年英文版。
④ H.S.休斯：《意識與社會》，1959年英文版。
⑤ S.科爾納：《康德》，1955年英文版。
⑥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⑦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
⑧ W.歐斯威特：《了解社會生活》，1975年英文版。


考茨基，卡爾

　　1854年10月16日生於布拉格，1938年10月17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
　　考茨基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歷史、經濟學和哲學，他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給社會主義報刊撰稿。1875年，他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當他在1880年遷往蘇黎世的時候，結識了伯恩施坦。從1885年到1890年，他生活在倫敦，跟恩格斯密切合作。在反社會黨人法取消後，他回到德國，很快就樹立起他作為社會民主黨（SPD）的傑出理論家的地位，並創作了愛爾福特綱領（1891）的理論部分。他在1917參加分裂出去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之前，一直在社會民主黨內。1922年他又重新加入社會民主黨，但已無法恢覆他原先的威望。1934年，他移居布拉格，後來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逝世。
　　在1889—1914年這個時期，考茨基是第二國際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把馬克思主義建立成一門嚴肅的思想學科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從1883年起負責編輯《新時代》雜志（這是1848年以來的第一份馬克思主義雜志），並且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反對“修正主義者”（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先是在一個專門問題即土地問題上（見“參考書目” ②），後來則在更為廣泛的問題上反對伯恩施坦。在19世紀80年代跟恩格斯一道工作後，他翻譯了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後來還編輯了《剩余價值學說》。他寫了許多東西來普及馬克思的經濟和哲學理論，並且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宗教思想。他的最早的思想指導方針傾向於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特別是布克爾、海克爾和達爾文的論點，因此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也始終受上述這種模式的影響。他關於馬克思主義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應用於社會的這種觀點，在1927年發表的《唯物史觀》一書中集其大成。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更富有宿命論成份的那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傾心態度，使他越來越跟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革命行動指南而不單純是一種分析方法的人們發生沖突。
　　《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一書是考茨基著作中最後一部為各種傾向的馬克思主義（除了公開的“修正主義者”外）所接受的論著。在這本書里他重申了工人階級應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動來反對國家政權的必要性。很有意思的是，他考慮到宗主國的工人階級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同盟的可能性。在這以後，從他在大罷工問題上跟盧森堡發生爭論時起（“參考書目” ⑤），他發現自己日益受到馬克思主義左翼的攻擊。基於他認為帝國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樣一種理論信念，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采取一種曖昧的立場，從而受到列寧的嚴厲的譴責。考茨基對布什爾維克所進行的批評，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所持的反對態度，以及他對議會民主制的支持，這一切都導致他被列寧定為“叛徒”的罪名。然而，考茨基在他生前一直堅持他的上述批評，不過同時也就日益退出政治活動。雖然考茨基不斷地大量寫作，直到逝世，不過在20年代早期以後，他再也沒有寫出過跟他的早期著作具有同樣質量的作品。




參考書目

① 威納爾·希魯門堡：《卡爾·考茨基的作品——書目要覽》，1960年德文版。
② 卡爾·考茨基：《土地問題》，1899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礎——對基督教起源研究》，（1908年），1925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政治大罷工》，1914年德文版。
⑥ 同上作者：《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1919年德文版。
⑦ 同上作者：《唯物史觀》，1927年德文版。
⑧ 加雷·斯汀遜：《卡爾·考茨基（1854—1938）》，1979年英文版。


凱恩斯和馬克思

　　在經濟問題和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上，馬克思和約弗·凱恩斯的最主要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方法都具有宏觀經濟的性質，繼承著一種始於重農主義學派並為古典經濟學家（特別是李嘉圖）所完善的傳統。他們之間的最重要的區別是：馬克思對於宏觀經濟的研究方法和估價，是把根子紮在他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這種特殊的學說（即由他所完善的勞動價值學說）之中；而凱恩斯及其學派對於宏觀經濟的計算，則具有一種純經驗的和“立竿見影”的性質（如以政府統計為依據來計算國民生產總值），而不跟新古典學派的價值學說（雖然凱恩斯本人仍以此學說為依據）聯系在一起。新古典學派的價值學說從實質上說具有宏觀經濟的性質，它不存在任何通過統計進行驗證的可能性。這種情況跟其他情況聯系在一起，也就引起凱恩斯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之間對於資本估價（從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的爆炸性的矛盾，在這方面英國的劍橋學派（斯拉法、瓊·羅賓遜等）已經闡明了新古典學派理論的一切具有毀滅性的結論。然而對於凱恩斯來說，回到宏觀經濟的計算（借助於列昂節夫的投入產出表）並不是出於科研上的探求，而是一種為追求既定目的而需要的實用手段，也就是要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形成起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跟馬克思相似的是，凱恩斯不接受新古典學派的這樣一種定理，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市場規律的作用，具有自發地趨於平衡和或多或少地取得有保障的增長的傾向。而跟馬克思不一樣的是，凱恩斯同時也否定這樣一種思想，即認為商業周期（或工業周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發生作用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凱恩斯的想法是，政府采取一種正確的反循環的政策，特別是（但不僅限於）在稅收、貨幣供應、信貸的擴大和緊縮、利率（“廉價貨幣”）、公共工程等方面，尤其是通過預算赤字（“赤字財政”）和預算盈余，可以保證充分或幾乎充分的就業以及即使不是永久也是長期的顯著的經濟增長率。
　　這種設想是奠立在一種特殊的危機理論之上（商業周期論，參看經濟危機條目） ，這種理論基本上秉承著馬爾薩斯、西斯蒙第、俄國民粹派、盧森堡及其學派，以及大道格拉斯等人所主張的“消費不足論”的傳統。跟馬克思相似的是，凱恩斯否定“薩伊定律”，根據這種定律，一定水平的供應會自動地創造出其需求。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即現有生產與其現有需求之間的關系）是受儲蓄率的限制的，而儲蓄率對於高收入來說，顯然要比低收入為高。國民收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跟就業水平密切相關，因此一種充分就業的政策便有助於一種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政策的實現。這些設想在美國羅斯福實行“新政”時期經過了試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美國、英國、荷蘭、法國、日本以及隨後幾乎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得到實施。
　　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其生產力的傾向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之間的矛盾，這也就是馬克思對經濟危機進行解釋的基本點。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遠不像凱恩斯那樣建立在把周期作為單一原因來解釋的基礎之上。馬克思始終把商品生產過剩的傾向跟資本過度積累的傾向（即不可能使額外的資本保持一定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上）聯系在一起。因此，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民收入不僅跟消費和就業的水平密切相關，而且跟利潤率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就業水平也是跟利潤率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可見，一切能夠促進充分就業的力量，只有在它們無損於利潤率或者不帶來其他有損利潤率的傾向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作用。同樣地，一切能夠提高利潤的力量，只有在同時為“最終的消費者”擴大市場即導致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才能夠做到加速長期的經濟增長。這樣一個周期發展的基本問題，還沒有一個政府的經濟政策能夠在長期內加以解決。
　　由於凱恩斯和他的信徒們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理論性的挑戰，而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失業這種挑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認為發展軍備所造成的繁榮已經過去）重新出現失業現象的威脅，因此他們傾向於忽視馬克思主義者的警告，同時把他們的論戰目標集中在反駁“正統”新古典主義自由派的論斷上，後者認為凱恩斯及其信徒們的政策到頭來會導致迅速的通貨膨脹。作為一位精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凱恩斯甚至斷定，工人階級和工會在名義工資水平提高而實際工資受到緩慢侵蝕的情況下，要比名義工資降低而紙幣幣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表現出更少的反抗。不過，今天他的信徒們則主張有必要對工資實行控制以對付“滯脹”。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本人曾經想要通過政府政策（貨幣主義者表現在貨幣供應方面）來實現的東西，新凱恩斯主義者則想通過“收入政策”（即通過政府控制工資）來實現，在這方面可以跟或可以不跟工會官僚機構進行合作，這要看情況的可能而定。
　　在這里，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為實現充分就業而提出的建議，其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凱恩斯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並且完全在這種框架內提出自己的建議。這種制度的最大的弱點（它曾導致“新政”在實現充分就業上的失敗，此外還反映在其他事例上）就是：“赤字開支”和有利於大眾消費的一般措施確實能夠暫時地提高消費品的銷售和生產，但是它們只有在同時提高利潤率和預期利潤的情況下，才能夠引導資本家去追加生產投資。這就需要許多偶合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一般是不具備的，而且當然也不是凱恩斯的政策所能創造出來的。至於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沒有必要去接受資本主義的內部邏輯的。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去實現社會的目標，以及如何制訂政治策略來為實現該目標創造前提條件。這就意味著要創造另一種具有不同經濟邏輯和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意味著向社會主義過渡，意味著剝奪資產階級，意味著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政權。
　　人們一直試圖彌合凱恩斯主義的方案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案之間的距離，這不但在理論領域如此（例如卡列斯基），在經濟政策領域也是如此。後者表現為“混合經濟”的倡導者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他們主張要有一個強大的公有經濟成分，以便在利潤率下降和私有經濟成分發動“投資罷工”的情況下，能夠產生足夠的生產投資來抵銷這種“罷工”。然而，沒有證據說明這樣一種模式曾經奏效或者能夠生效，沒有證據說明有可能把為追求利潤而生產的邏輯和為滿足需要而進行計劃生產的邏輯這兩者結合在一種經濟之中。（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卡爾·庫勒：《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1979年英文版。第2卷，第4篇。
② P.馬蒂克：《馬克思和凱恩斯—混合經濟的局限性》，1969年英文版。
③ 瓊·羅賓遜：《馬克思和凱恩斯》（1948），載霍羅維茨編《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④ 都留重人：《凱恩斯與馬克思—總體方法論》（1954），載霍羅維茨編《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親屬關系

　　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關系體系”時，他們所考慮的事情是多種多樣的，諸如社會個人的分類、社會集團的補充、性別的作用、資源的支配和轉移、居處的動態、家庭的關系、婚姻和財產繼承的法規、以及性的象征等等系統。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只能從生產方式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因為親屬關系體系是在不同的生產方式內運行，它們是生產方式的一個部分，並且僅僅是在歷史的、動態的框架結構內發生作用。從這種觀點出發，親屬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因為這種研究的重點是在於研究一些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制度和動態，以及研究所有社會中的廣泛的社會發展過程跟日常生活的聯系。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從以上這兩種不同觀點來看，這種研究的對象都是一種對人實行文化分類的社會體制，而這種分類既要照顧到生物學的事實（生殖），又要跟這些事實保留區別。
　　在所有的生產方式中，親屬關系都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馬克思主義在對親屬關系進行分析中的主要難題，是弄清楚各種集團的結構成分跟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同時既要強調親屬關系所起的結構性作用，又要強調它作為思想意識再生產的關鍵性因素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統治的關系（包括親屬集團和整個社會內部）是至關重要的。
　　在國家出現以前，社會是由結構上相同的親屬集團組成，這些集團的內部關系（“政策”）也就由“親屬”關系所構成。在這里必須劃清集團社會（由采集者、狩獵者組成）和血緣社會之間的根本區別；前者大體上是平等的；後者雖然從現代標準來看也是平等的，但卻把人民組織在一些潛伏著競爭的從屬單位中，這些單位儼然成為生產和消費的基礎。今天，集團社會制度往往出現在土地貧瘠和資源有限的地區，而這些社會的親屬關系的通則是強調在對下屬集團的成員身份不嚴加限制，強調集團之間的合作，並且願意讓別人在自己土地上使用為在這種環境下生存所必要的資源。這些社會的平等實質還擴大在兩性之間的關系上：婦女在生產作用和她們的人身自主都得到確認和高度尊重（參看原始共產主義條目）。
　　相形之下，血緣社會中親屬關系則在經常競爭的、自立門戶的社會集團之間設置屏障。這種親屬關系往往發生在園藝業和畜牧業的社會里，它是以血統（母系、父系或父母兩者）為通則，限制別人使用自己的資源，這種關系曾被人們錯誤地歸納為私有財產的一種形式，但恰當地說，它事實上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前身而已。在這些社會里，競爭明顯地出現在各世系（即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實行內部聯姻的各群體）之間，並進一步從世系內部的地位和等級上反映出來（見“參考書目” ⑧）。可見，這些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我們從中（特別是從世系之間和它們內部的等級關系上）可以找到社會等級制和階級劃分的起源。此外，如果再把居處從母系、叔伯系統直到父系的轉移以及婚姻和財產轉移關系的出現這兩者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那麽我們就可以從中對男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的起源作出最好的論證。在新近出現的有關婦權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就恰當地把男人和女人的社會地位差別放在比較廣闊的社會經濟角度中進行探討（見“參考書目” ①——有關世系之間及其內部的等級關系部分；④——有關男人社會結構的出現；⑦——特別是其中古典和薩克斯的文章；以及⑥）。
　　在產生了國家的社會里，親屬關系在原先的集團社會或血緣社會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被另一種法律原則和組織原則所取代，盡管血緣關系的生產方式可能在那些具有混合生產方式的國家里作為一種被壓縮的成分保留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從屬地位的親屬體系在生產和日常生活組織中的實際職能雖然大部分仍然保留下來，但是它卻失去對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和政治上的自主權。在這些社會里，民族主義跟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種種特征發生沖突，而對剩余產品實行強制征收的制度則又跟民間集團的職能發生沖突。此外，在國家社會中，男人的統治地位具有一種更為廣泛和嚴格的制度化的形式，而國家舞台便成為男人的領地。這種緊張和沖突的狀況，雖然隨著統治人物把親屬關系的思想意識移入國家立法制度和剩余產品的支配通則中去而可能在思想意識上有所緩和，然而總的傾向則是對血緣關系的完整性和這種關系的模式進行瓦解。西非王國達荷美就表現了這種動態（見“參考書目” ③），這種動態在封建主義的歐洲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更加清楚，在那里，較為悠久的歷史文獻更為詳細地記錄了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組織如何被吸收到占統治地位的商業和個人主義的國家中來，而國家和市場又是如何逐漸地擔當起親屬體系的職能，把這個體系瓦解為越來越小的單位。這不僅牽涉到跟國家相對立的法制單位的結構和規模的縮小，以及生產、消費和互助單位的結構和規模的縮小。
　　無論是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後農業國家里，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最終消滅了親屬集團在職能上獨具一體的方面。人們越益以個人的身份跟國家打交道。伴隨著勞動社會化而來的是個人生活（即家庭）的私自化，從而使生產勞動跟親屬關系相脫離；而家庭單位盡管在理論上仍然是消費和社會生產單位，但實際上其規模卻不斷縮小——最近縮小到兩個人甚至一個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點是，家庭被於置於財富的社會生產和它的私人積累這種制度的矛盾之中。有大量的論著探討了核心家庭的爭議性問題（參看家庭，女權運動條目）。在這里我們還要討論三個問題。首先要談的是有關殖民主義對於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或原始國家社會的影響。盡管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殖民主義制度無論在什麽地方都試圖維持社會再生產的負擔，即維持其下層階級的生計，從而超越其生產剩余產品的利益範圍。這些地方的人民，為了應付由於局部的無產階級化所必然引起的對他們的生存基礎的瓦解作用，便依靠前殖民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特點來重新改組他們的社會組織，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公社化的鄉村（見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查蘇利奇的信和信稿中有關俄國鄉村公社的論述，該信稿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封閉的獨立村社（見“參考書目” (○,11)11）；以及從權宜之計出發未“假結親緣”的婦女關系網（見“參考書目” ⑦中布勞恩和盧博的文章）。在上述這些渠道中，親屬觀念是能夠使這些新的社會安排跟傳統的公社合法形式結合起來的不言而喻的手段。
　　類似的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網絡也存在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中心的城市貧民中。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事例之一，就是斯叠克所描述的在一個美國黑人婦女社團中出現的制造“親屬”關系網的現象（其中往往包括“假結親緣”的做法，見“參考書目” ⑨）。這些婦女所采取的這種權宜之計，與其說是要把親屬紐帶關系局限在一定的範圍，毋須說是要把親屬的互惠關系大大地擴展。這種做法，正如斯叠克所指出的，對於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並卓有成效的，雖然事實上有悖於資產階級文化的那種自我奮鬥的倫理。
　　這種謀求生存的策略建立在各種經濟合作的形式之上，並且還要依靠人們反對自己作為下等階級被並入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那種反抗性。相反地，已經完全加入資產階級社會的中等階級，則適應歷史的要求發展了一種核心家庭的形式，從而使公民社會的需求體現在親屬集團的結構之中。面臨著近來核心家庭組織在結構上的瓦解，中等階級已經進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個人主義的、以市場合同制關系為基礎的私生活方式。可見，中等階級並不是把一種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替換手段（連同一整套互助互惠的要求）延伸到“非親屬關系”中去，而是試圖利用一種市場倫理學來挽救家庭集團。這種傾向通過諸如“談判”、“調停”、“作用”、“合同”這樣一些語言和策略表現出來，其後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兄弟姊妹之間則比較少見）那種跟親屬關系相聯系的廣泛的義務和要求的應用範圍。另一種習慣上的親誼關系則包含在“友誼”這個範疇中，這種關系，如同拉普所指出的，可能會產生感情上的支持，但不會產生承擔分享財物的義務（見“參考書目” ②）。因此，這是一種個人化的、並由於“支持”有抽象與實際之分而呈淡漠的關系。此外，這種關系是有極限的，它也象新的核心家庭一樣，要受到個人的“代價和利益”的檢驗。最後，通過選拔出一整批專業人員來管理和維持上述關系，這一發展過程也就完成了。
　　“親屬關系”可以解釋為構成社會秩序的立即再生產的一整套實踐。在國家出現以前的最原始的社會形態里，親屬關系處於社會制度和思想意識的核心之中。隨著農業國家的出現，親屬關系在職能上發生了分裂，一方面是它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它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和事實上對統治進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隨著資本主義一體化的實現，親屬關系最後成為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統治狀態本身。




參考書目

① 古奧·卡特林：《努爾人的親屬關系再考察》，載貝德爾曼編《文化變遷——紀念伊文思——普里查德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家族的起源》，載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③ N.卡茨和D.S.坎姆尼策：《生產方式和統治過程——達荷美的古典王國》，載萊昂斯和羅特坦編：《政治經濟學的新方向——一種從人類學出發的研究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④ E.B.李科克：《恩格斯<家族的起源>一書介紹》，1972年英文版。
⑤ R.拉普：《現代美國的家庭和階級——意識形態理解劄記》，1978年英文版。
⑥ W.萊希：《性的革命》，1945年英文版。
⑦ R.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⑧ P—P.雷依：《血緣關系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⑨ C.斯叠克：《人皆我親》，1974年英文版。
⑩ E.泰雷：《爪曼阿布隆王國的階級和階級意識》，載M.布洛赫編《馬克思主義分析與社會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⑪ E.R.沃爾夫：《中美洲和爪哇中部的封閉公社》，1957年英文版。


認識論

　　顯而易見，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所出現的種種緊張關系，諸如在實證主義和黑格爾主義之間，在社會科學和歷史哲學之間，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的（人道主義或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在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之間，等等，都源自於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矛盾心態和傾向。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能從他的著作中推斷出：（1）他的認識論的觀點和（2）關於超越馬克思主義並對它內部的兩分法予以部分解釋的認識論的觀點。
　　關於（1）馬克思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論題：（甲）對客觀現實的強調，即根據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強調自然形態的獨立的現實性和社會形態的相對獨立的現實性，這就是在本體論或“不可及”範圍內的現實主義；（乙）在認識過程中對工作或勞動的作用的強調，從而強調其產物即認識的社會性和不可簡化的歷史性，這也就是在狹隘的認識論或“可及”範圍內的“實踐主義”。（甲）是跟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結構的實際變化相一致的；至於（乙），馬克思則認為它依賴於有目的人的中介作用即實踐。從一個主體的生產活動和一個社會過程的再生產或改造這種意義上看，對象化過程必須既跟（甲）那種作為外部存在的對象性相區別，又必須跟在特定的社會中具有歷史特點的即異化的勞動形態相區別。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里，“對象”及其同性物便有四層意思了。上述的這兩個具有內在聯系的論題——對象性和勞動，也就從認識論上排斥了經驗主義、唯心主義、懷疑主義、教條主義、超自然主義以及反自然主義等等。
　　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對唯心主義進行有力的、時而還是非常精彩的批判，這種批判在他個人歷史上是他從哲學走向實在的社會歷史科學的手段，並且為了解他的新科學的內容提供了鑰匙。然而，馬克思卻從來沒有對經驗主義進行過等量齊觀的批判。他的反對經驗主義的言論，只能從《資本論》所包含的科學現實主義，從方法論上進行實際的、非理論性的闡述中找到，以及散見於少量哲學篇章中。這種在批判上的不平衡狀態，其後果之一便是在馬克思的認識論中，實在論的一頭跟實踐論的一頭對比之下，便相對地落後了；同時還使馬克思的認識論在精巧的唯心主義〔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只有（乙）沒有（甲）〕和粗糙的唯物主義〔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只有（甲）沒有（乙）〕之間浮移不定。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其中還結合了對先驗論的猛烈批判）包括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即費爾巴哈階段里，觀念被看作是有限的、肉體的頭腦的產物；在第二個階段即別開生面的馬克思階段里，這種肉體化的頭腦則被設想為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產物。第一階段包含著對黑格爾的主語一謂語顛倒、把存在歸結為認識（“認識論的謬誤”）以及使哲學脫離社會生活（“推測的幻想”）等方面的批判。第二個是反個人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費爾巴哈的關於一種固定的人的本質這種人本主義或本質先於存在的論斷，則被一種關於歷史發展的社會性的論斷所取代。“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他還認為生產力、資本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每個個人所遇到的既定的東西，是“人的本質”的真正的基礎（參看《德意志識形態》第1章）。與此同時，馬克思還想堅持這樣的觀點：“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頁）。由此可見，馬克思力求樹立這樣一種觀念：社會過程的再生產和改造是在人的實踐中並通過人的實踐來實現，而實踐本身則反過來受這個過程的制約，並由這個過程賦予它以可能性。“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馬克思是否曾設想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從而使社會過程融合在實踐之中呢？這一點很難證明（參看決定論條目）。不管怎樣，《資本論》的主要內容不是人的實踐，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關系、矛盾和傾向。“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資本論》第1卷，第12頁）。
　　馬克思從來不大懷疑樸素的物質對象的現實主義——這種觀念認為物質對象不取決於對它們的認識而獨立存在；然而，對於科學現實主義——這種觀念認為科學思想的對象乃是真正的結構、機制和關系，認為盡管這些結構、機制和關系通常跟它們所產生的表現形式、表象或事件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是截然對立，可是它們在本體上對於後者卻是不可缺的——，馬克思卻是逐步地、有起伏地並且是相當晚地才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參看實在論條目）。不過，到19世紀60年代左右，科學現實主義的主題提出了下面這樣一個不斷反覆的唱段：“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資本論》第3卷，第9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問題，那麽科學的真理就會總是顯得不近情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8頁）。馬克思自認為他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真正內在關系、因果結構以及動力機制進行科學的闡明來反對庸俗的經濟學，而同時通過對上述問題進行恰如其分的（非拜物教的、歷史學的）闡明來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方法實際上包括如下三個方面：①一般的科學實在論；②一個領域——特定的（或批判的）自然主義；③一個主體——特殊的辯證唯物主義。在①這方面，馬克思跟任何科學家一樣，關心的是對他所接觸的現象作出首尾一貫、無懈可擊、令人信服、並且以經驗為依據的解釋。在②這方面，他的自然主義的特點是具有一系列社會科學調查研究（它有別於自然科學的調查研究）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形態對實踐、觀念、空間和時間等因素的依存關系，還有歷史的反射性；後者其所以需要，是考慮到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歷史所描述的過程的一部分，而且事實上對理論的經驗性檢驗既不能靠實驗室的方法來確立，又不能在封閉的系統中自然地發生，面是要依賴於解釋性的、非預見性的虛虛實實的準則。（在這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所乞靈的“抽象力”，既不能取代“顯微鏡”和“化學試劑”，又無濟於他的真正的經驗性實踐）。在③這方面，馬克思的各種解釋具有這樣的特性，即采取了對所調查的對象進行解釋性批判的形式，根據這些解釋，所調查的對象被揭示為辯證矛盾的東西。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實體（經濟理論和範疇以及各種表現形式），又涉及（Ⅱ）需要這些實體或對它們作出解釋的對象（各種結構關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實體是純然虛構的（如工資形式），拜物化的（如價值形式），否則就是有缺憾的；就後者而言，馬克思的解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從邏輯上會導致對產生這些實體的對象作出否定性的評價，並且認定它們會發生實際的變革。馬克思把特殊系統的辯證矛盾（諸如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矛盾）視為資本主義在結構上的本質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現形式。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這些矛盾引起各種各樣的歷史性矛盾，而後者既有推翻資本主義組織原則的傾向，又為用另一種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提供了動機和手段，在這種社會里，“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
　　據馬克思看來，如果唯心主義是哲學的典型的缺憾的話，經驗主義則是生來缺乏常識。馬克思決心既反對唯心主義本體論的各種形式、思想和觀念（連同它的概念的或宗教的總體），又反對經驗主義本體論的既定的原子的事實及其固定聯系，他主張把真實的世界設想為一個有結構、有差別並且是在發展著的世界，這個世界，只要我們存在，就是我們認識的可能的對象。因此，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中對舊的“直觀的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實質。在於反對它使現實非社會化和非歷史化，認為它充其量只能夠促進而不是能夠維持“科學性”。還有，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終稿和其它地方對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頂峰——黑格爾哲學所進行的批判，其實質在於反對它擾亂了科學的層次並且使現實非歷史化，認為它只能促進而不能維持“歷史性”。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的新的歷史科學在認識論上具有兩個要點：以唯物主義標志其一般形式（作為一門科學），以辯證法為其特殊內容（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然而，我們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來說明，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是融會在辯證唯物主義之中還是割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在認識論上都落後於馬克思的見解。這類哲學的辯證法實質上還是按照唯心主義的模型鑄造出來，而它的唯物主義則基本上表現為經驗主義的形式。
　　馬克思（還有恩格斯）通常把教條主義跟唯心主義和理性主義聯系在一起，把懷疑主義跟經驗主義聯系在一起，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堅決地否定了兩者；他們宣稱他們的前提“不是教條”，而是“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頁）。同時，他們還嘲笑那些“現代革命哲學家”的思想，說他們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6頁）。由此可見，一方面（在可及的範圍內），他們所首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作為一個在經驗上沒有止境的研究綱領提出的；另一方面（在不可及的範圍內），他們確定自己對一種具有超越事實的活躍的結構的客觀本體論的信仰。
　　關於（2），馬克思對待認識論的立場也是圍繞著兩個相互聯系的主題來轉動的：即強調（甲）認識過程的科學性和（乙）認識過程的歷史性（當然，新的歷史科學的主題是用來給認識論增加分量的）。一方面，馬克思使他對自己表現為在從事一種科學的創建，因此他看起來是在致力於建樹若幹認識論的前提（例如制定劃分科學跟思想意識或是藝術之間的界線的標準）；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學，包括他自己的，都設想為歷史形勢（和在歷史形勢中一種具有因果關系的有力動因）的產物，因此必須探求從歷史上對它們進行解釋的可能性。（甲）和（乙）構成了認識過程的兩個方面（“內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只有（甲）沒有（乙），會導致科學主義，即科學跟社會的歷史領域脫節並勢必形成缺乏歷史反射性；而只有（乙）沒有（甲），則會陷入歷史主義，即科學被歸結為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並勢必導致在判斷上的相對主義。以上這兩個方面，是統一在一個對具有歷史特征的認識論進行解釋性批判的規劃之中的。
　　然而，正如在他的科學領域中所表現的那樣，馬克思從其哲學走向科學所經歷的道路的特點是，他對內在領域的探索實質上仍然沒有化為理論。的確，馬克思在早期階段中從無產階級身上看到哲學的實現並認為必須通過該階級來完成，可是緊接著，他這種明確的觀點卻在第二個即實證論階段上突然停頓下來，在這個階段里，哲學看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被科學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1頁）。這種有關哲學的抽象的綜合的概念，被晚期的恩格斯所冊立，成為第二國際的正統觀念。不過，在恩格斯的理論和實踐之間卻存在一種獨特的矛盾，這是因為他的實踐對於歷史唯物主義來說只是一名受雇傭的低級勞工——一種顯然為馬克思所讚同的洛克功能。還有，只要社會條件不僅引起哲學上的“認識問題”，而且把認識作為實踐的、歷史的問題提出來，那就很難看出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擺脫認識論的幹預以及如何處理由此引起的種種觀點的。無論如何，如果在馬克思的實踐中含蓄著第三種觀點的話，那麽這種觀點就是把哲學（以及一種有力的認識論）設想為依賴於科學和其他社會實踐，也就是設想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形態的、融實踐與認識於一體的要素。這種哲學，無論跟老黑格爾的“德國學者概念聯系法”還是盧卡奇—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都毫無共同之處；它倒不如說是一種以其獨到的全面優勢為特征的自然主義科學。
　　晚期的恩格斯在哲學上所進行的具有廣泛影響的幹預，其主要特征如下：（1）把一種實證主義的哲學概念跟一種前批判的科學形而上學結合起來；（2）把一種不可簡化的、自然發生的宇宙學跟一種一元論、程序化的存在辯證法實行牽強的綜合；（3）給這樣一種包羅萬象的辯證法本體論配上一套反射性的認識論的軛具，在這里，思想被想象為實際的反射或對實際的臨摹；（4）對主觀主義進行猛烈的批判，強調自然的必然性，同時強調在實踐上對懷疑主義的批駁。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反杜林論》；這時期，自然辯證法跟反映論的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哲學的標志，它被普列漢諾夫（繼狄慈根之後）稱為“辯證唯物主義”。不幸的是，恩格斯對因果關系的偶然性所進行的批判，並沒有輔以對它的現實性進行批判（休謨所同意的黑格爾的一種觀念），或者是在同等的程度上注意到在社會生活中人的實踐對自然的必然性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盡管他對科學史的特殊事件具有偉大的洞察力（例如，他的那篇堪稱奎那以後的傑作——《資本論》第2卷序言），可是他的反映論所起的作用卻是對可及的範圍進行斧削並且倒退回冥思苦想的唯物主義。因此，反映在考茨基、梅林、普列漢諾夫和拉布里奧拉等人著作中的第二國際的主要思潮，充其量只不過是去擁抱一種實證主義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宿命論的進化論（以考茨基為例，在他那里達爾文的論點較之馬克思的論點有過而無不及），而且所關心的主要是把馬克思的著作系統化，而不是發展它，或者是擴充它。自相矛盾的是，由於恩格斯進行幹預的主題是唯物主義，這種幹預所表現的意圖是為了確立和捍衛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特殊的自主狀態，然而其結果卻是出現了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跟恩格斯所從事批判的超自然的一元論（海克爾、杜林等人的“機械的”、“簡化的”、唯物論）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列寧的傑出的貢獻在於他堅持了哲學幹預的實踐性和利益性，以及比較明確地認為這種幹預對於日常的科學具有一種相對和自主性；以上這兩個方面都部分地改善了恩格斯思想中的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陣容。列寧的哲學思想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部反映論的論戰性著作的發表，為的是遏制馬赫思想在布爾什維克圈子里的傳播（例如通過波格丹諾夫）；而在《哲學筆記》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那種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對照已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把位置讓給辯證思維與非辯證思維之間的對照。蘇聯在20年代曾出現過一次激烈的、然而卻是為時短暫的辯論，這次辯論發生在諸如德波林這些人和布哈林這些人之間，前者強調的是辯證法的一面，而後者所強調的則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成份。由此可見，恩格斯的認識論遺產中的兩個詞——“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盡管曾被伯恩施坦所否定，但是卻被列寧在不同時期加以強調，具體化為蘇聯哲學界在德波林和機械論者（他們在斯大林時期被冊封為“辯證唯物主義者”之前）之間的內部對抗，並且形成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對立思潮。
　　在阿德勒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成為一種自覺批判的認識論；如果以康德的用語來表達的話，這有兩層意義：從類比的意義上說，馬克思像牛頓一樣，已經有可能形成康德的一個問題，即社會化為什麽是可能的？從直接的意義上說，就是社會性已經是經驗是可能性的一個條件，正如空間、時間以及各種範疇在康德那里一樣。對於阿德勒來說，馬克思的理論應作為一種經驗控制的批判論來理解。這種理論的對象——社會化的人類——是受類似自然規律的那些規律支配的，而這些規律是要依靠有目的的、以價值為指導的人的活動來起作用。
　　在我們以上所考察的思想家中，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懷疑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門科學（參看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然而，與此同時，卻很少（如果有的話）有人強調馬克思的理論中的真正辯證法或黑格爾的成份。其原因，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馬克思的著作的艱深來負責的（例如他在《資本論》中對價值理論的闡述以及後來發表的其他主要著作的內容）。可是，這種狀況目前已經改變了。的確，曾促進法蘭克福學派工作開展的盧卡奇在其所闡明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中（見“參考書目” ⑨），在戈爾德曼創始的結構主義中，都給馬克思提供了幾乎跟恩格斯具有同樣影響作用的典範解釋；而在科爾施的著作（“參考書目” (○,12)12）和葛蘭西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⑦），則已經截然改變了恩格斯的傳統所主要強調的東西。
　　他們的認識論的一般主要特征可歸納如下：（1）歷史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工人階級的理論表現，把自然科學視為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引起勞動認識過程的內在範圍的瓦解，與此同時，否認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社會科學，而認為它是一種具有自己的廣泛匯總的觀點的、自給自足和自主的哲學或社會理論；（2）反客觀主義和反反映論。這是建立在世界是由實際構成的思想之上的。這種觀念導致科學的不可及範圍的瓦解或是有效的中立化，並且相應地導致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和判斷上的相對主義；（3）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方面和批判方面的恢覆（包括盧卡奇對馬克思理論的一個主要成分的重新發現：拜物教的理論），而這些方面都曾被第二國際的實證論的科學主義所淹沒。
　　現在，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一種主體的表現，而不是對一個客體的認識；它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科爾施，見“參考書目” (○,12)12，第42頁）。此外，它不僅是自給自足的，也就是像葛蘭西所說的那樣，具有“為構成世界的完整概念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見“參考書目” ⑦，第462頁），而且正是和僅僅是通過這種自給自足的狀況而出類拔萃。因此，盧卡奇認為，“構成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決定性區別的，不在於是否把經濟動機放在首要地位，而在於總體性的觀點（這個論點盧卡奇後來在他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中還一再強調）……整體對其各部分的無所不至的崇高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的方法的實質”（見“參考書目” ⑨，第27頁）。從這個觀點出發，自然科學本身就表現為資產階級的片斷的、具體化的視象，它創造了一個由分隔在不同的局部領域的、跟任何有意義的總體性不發生聯系的純粹事實所組成的世界。這樣一來，盧卡奇也就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歷久不衰的傳統，即將科學跟它的實證主義的錯誤表現混為一談，並且赤裸裸地用辯證法的思想來跟分析性的思想相抗衡。
　　對於盧卡奇來說，無產階級是同一的歷史主體和客體，而歷史（根據盧卡奇的循環論法）則是這個事實的實現。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什麽別的東西，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即按照（這種循環論法）無產階級由於變得不斷自覺而賦有的意識，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依靠的商品的地位，因而開始去改變它。盧卡奇認為：《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對商品拜物教的論述，“本身包含了整個歷史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整個自我認識，這種認識應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見“參考書目” ⑨，第170頁）。盧卡奇的認識論是理性主義的，而他的本體論則是唯心主義的。更為特別的是，他的總體性（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是“表現性的”，因為它的每一階段或部分都隱含著全體；它還是目的論的，因為它預先認為現在只是對著未來（實現了同一性的未來）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的本體論所具有的是結構，而恩格斯的本體論（突出過程）和盧卡奇的本體論（突出總體性），兩者都缺少結構。
　　對於葛蘭西來說，自在的現實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一種宗教殘余，事物的對象性必須根據人們普遍的內在主觀性來重新確定；這種主觀性也就是認識的一致性，它像漸近線一樣在歷史上臨近，而只有一種實踐完成以後，才能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最終實現。葛蘭西指出：“根據實踐的理論，人類的歷史顯然不能用原子論來解釋，恰恰相反，原子論如同所有的其他的科學假設和見解一樣，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見“參考書目” ⑦，第465頁）。這種觀點包含著雙重的瓦解：從不可及到可及的範圍的瓦解，從內在到外在範圍的瓦解。就第一個方面而言，葛蘭西的見解使人想起馬克思嘲笑蒲魯東的話，說像他這樣一位“真正的唯心主義者”，他無疑相信“血液循環應當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7頁）。葛蘭西十分願意堅持的關於我們認識的歷史性（還有這種認識的各種對象的獨特的歷史性）並不能駁倒我們認識對象（還有它們的歷史性）的他性觀念，而實際上卻是依賴於這種觀念。
　　盧卡奇、葛蘭西和科爾施全都反對任何像恩格斯那種類型的自然辯證法；不過，盧卡奇這樣做是為了提倡一種二元論的、浪漫主義的反自然主義，而葛蘭西和科爾施這樣做卻是為了提倡一種歷史性的、具有人的形態的一元論。盧卡奇把辯證法看作是原始的主體跟異化的客體重新實行統一的過程，主張只能把辯證法運用於社會領域；而葛蘭西和科爾施則認為，我們所了解的自然乃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辯證的。在葛蘭西的那種存在和認識實現了統一的理論中，不可及性已經完全喪失。在盧卡奇的那種同一性是有待實現的歷史後果的理論中，不可及性保留在兩種形態中：（Ⅰ）作為一種認識論上的無活動力的自然，它被想象為跟人類解放的辯證法不發生任何整體的聯系；（Ⅱ）作為在無產階級自我意識實現以前的人類歷史中的異化領域。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屬第二代）以及他們的夥伴們的“批判理論”，其認識論的主題主要是：（1）對盧卡奇式的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絕對歷史主義進行一種修正，重新強調理論的相對自主；（2）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進行某種批判；（3）強調對客觀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批判。

（1）這個主題是伴隨著無產階級作用的逐漸分散的現象而提出的，這種現象最終導致失去任何有歷史依據的解放媒介，這樣的話，像是對青年黑格爾主義者的一種追憶，革命理論呈現為個人的一種屬性（而不是一個階級的表現），它被放置在像費希特所說的那種“Sollen”即“應該”的規範水平上。這種勢必發生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分裂現象，曾被馬爾庫塞辛辣地表達如下：“社會的批判理論不具備能夠填補現在與未來之間鴻溝的概念，由於不能把握未來和顯示成就，他仍然是消極的”（見“參考書目” (○,13)13）。這就突出了一種悲觀主義和判斷主義、這種東西（連同它關於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分析思想的完全消極的、浪漫主義的和非辯證法的概念）把它的社會理論設想為（如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認識論的真正的寶庫，然而它卻是在相當程度上離開了馬克思的理論。不過，這倒使它能夠去闡明那些被馬克思本人的樂觀的理性主義和普羅米修斯主義所模糊了的問題。

（2）批判理論在一種解放的動機和一種純技術或工具性的動機之間所進行的關鍵性比較——從霍克海默的《傳統和批判理論》（1937）到哈貝馬斯的《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在逐步進行，終於起來反對馬克思本人對勞動的強調和他把自然純粹當作人類的開發對象的概念。因此，馬爾庫塞所設想的解放的社會，其特征既不是合理調節必要的勞動，又不是創造性的工作，而是使工作本身能夠升華為美感愛欲的遊戲（見“參考書目” (○,14)14）。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馬克思認識到勞動及其所起的作用之間的區別，這從他分清生產力跟生產關系的區別可以看到，但是他卻把自身的實踐用一種實證主義的方式加以曲解，從而把人類自身的形成歸結為勞動。不過，可以提出來爭論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把勞動僅僅理解為一種技術性的活動，而是把它理解為一種經常發生在一個具有歷史特點的社會中並通過這個社會來實現的活動，因此，不是馬克思，而是哈貝馬斯對勞動采取一種錯誤的、不加批判的實證主義論斷，即把它看成一種通常屬於自然科學的技術活動，也就是可以用演繹一法則論的模式來恰當地加以表現的活動。

（3）哈貝馬斯企圖把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一個是作為純粹自然過程的一種結果的人類的概念；另一個是包括自然（它構入人類的活動並通過這種活動來構造）在內的現實的概念。哈貝馬斯的這種企圖反映了任何超驗的實用主義的二律背反。因為它導致這樣一種二難推論：如果自然作為一種被構造的對象性而具有超驗地位的話，那它就不能成為從事構造的立體的歷史場所；相反地，如果自然是主體的歷史場所的話，那麽它就不能夠單純地成為一種被構造的對象性——它必須是自在的（而且，從偶然性上看，對於我們是一種可能的對象）。這樣一種觀點，看來是深為阿多爾諾所讚許的（從他堅持對象性對於主觀性的不可簡化性來看）。實際上，阿多爾諾是把第一哲學（包括馬克思的認識論）所固有的弱點加以孤立，把它看作是把一對相互間不可簡化的對立面中的一方對另一方實行削減的一種經常性傾向（如在恩格斯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之於存在，以及盧卡奇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的存在之於意識），他反對把思想奠定在無前提條件基礎之上的任何嘗試，並且主張一切批判的內在性。
　　如果我們把以下這些作者的著作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是比較方便的。（Ⅰ）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E.弗洛姆，H.勒費弗爾，R.加羅蒂，A.赫勒，以及E.P.湯普森；（Ⅱ）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薩特和梅洛——龐第；（Ⅲ）東歐的修正主義者，例如L.科拉科夫斯基，A.沙夫和K.科西克；（Ⅳ）南斯拉夫的《實踐》集團，例如G.彼得羅維奇，M.馬爾科維奇，S.斯托揚諾維奇等以及他們的同事們。盡管以上這些作者們的組合和志趣各有不同，然而他們全都讚成重新強調把人和人的實踐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實踐》第1卷，第64頁）。對於這個問題的強調，在斯大林時期曾被忽視，它的恢覆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應當歸功於《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而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當歸功於對黑格爾的《現象學》進行新的人道主義的詮釋（例如由A.科葉夫和J.依波利特所提倡的）。在這方面，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認為人性和人的需要雖然在歷史上已被調節，但卻不能夠無限量地揉合在一起；第二，重點在於強調人類並不僅僅像是像經驗所反映的那個樣子，而是具有一種規範的理想——諸如脫離異化、不斷完備、自我發展、充分地發揮創造性並且和諧地參加工作。前一個方面顯示著從馬克思到費爾巴哈的一種毫無疑問的局部折回。在這一類作者中，薩特的著作具有最深遠的影響，它試圖堅持去論證通過個人實踐的歷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從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可以看到，薩特的出發點在邏輯上阻礙著他的目的的實現。如果實行真正的轉變是可能的話，那麽一種特殊的環境（社會關系的某種特殊的綜合）就必須從一開始建立在個人的情況的結構之內，否則的話，一個人就會具有一種不可解釋的獨特性，一種循環論的辯證法以及對條件的抽象的、非歷史的綜合（從“罕見”到“實踐上的惰性”）。
　　大體上說，反自然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盧卡奇到薩特，都既很少關心本體論的結構，又很少關心經驗論的實證。這些偏向，在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哥德利埃）的科學理性主義中，以及在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的科學經驗主義和新康德主義中，都分別地得到糾正。在阿爾都塞的著作（《保衛馬克思》和跟E.巴里巴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中，人們可以找到以下幾個最鮮明的內容：（1）一種反經驗主義和反歷史主義的有關社會總體性的新概念；（2）伴隨著外在領域（“理論主義”）的崩潰而出現的對認識論進行一種批判的原理；（3）一種受科學哲學家G.巴契拉德和心理玄學家J.拉肯的影響的科學理性主義，其中不可及領域實際上呈中立化，結果形成一種潛在的唯心主義。
　　（1）阿爾都塞一方面重申了有關結構和覆雜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則重申了不可簡化的社會性，即把社會的總體性看作是一種多元決定的、偏離中心的、覆雜的、預定的、為結構所支配的整體。它反對經驗主義，因為它（指社會總體性）是一個有結構的整體，而且它的因果關系的形式不是牛頓式的（機械論的）；它反對歷史主義和整體論，因為它是覆雜的、多元決定的、但非“表現性的總體性”，它要受一個“主要成分”的影響或者可以用一種同性質的暫時性來說明其特點，而且它的因果關系不是萊布尼茨式的（表現性的）。它反對唯心主義，因為社會總體性是預定的；它反對人道主義，因為它的成分是結構和關系，而不是個人，個人只不過是這些成分的承擔者或據有者。然而，當阿爾都塞想要堅持認為總體性是由結構所支配並以此來反對社會學的折衷主義時，他從來沒有對自己的關於結構因果關系的正面概念進行明確的闡述。
　　（2）盡管阿爾都塞反對把哲學歸結為科學或反之把科學歸結為哲學的一切做法，而堅持認為科學性的標準對於有關科學來說完全是內在的，可是他卻沒有闡明哲學（包括他自己的哲學）的明確的作用。看來，他尤其是忽略了有關科學的思想意識之間任何劃分標準的可能性問題，以及對一種有待證實的科學的實踐進行批判的問題。對於各種科學來說，它們的認識論的自主性是要跟它們的歷史的自主性結伴而行，而且要對後者起鞏固作用，而同時科學跟歷史過程的脫節則預先測定和表現出思想意識（它被想象為神秘化的東西或虛假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的不可避免性，——這種觀點是跟馬克思的觀點大相徑庭的。
　　（3）盡管阿爾都塞堅持現實和思想之間的區別，然而在他的體系內，前者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一種類似康德那樣的有限的概念，因此它很容易蛻變為一種唯心主義，把不可及範圍在諸如“說教理論”中消耗殆盡。重要的是，正如阿爾都塞把斯賓諾莎而不是把黑格爾看作是馬克思的真正的先驅者一樣，他把數學當作他的科學的示範，把它看作是一門顯然是首要的學科。通過這門學科，概念的含意和運用之間的區別，以及數據的理論依附和理論限定之間的區別，都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簡而言之，阿爾都塞傾向於保全理論而舍棄經驗，正如他為了保全結構而不惜以實踐和人類解放的可能性為代價一樣。
　　如果說，盧卡奇以最純凈的形式表現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匈牙利思潮的話，那麽德拉·沃爾佩則是最精神地勾劃出實證主義的命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旨在重新發現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以具體經驗為指引的研究工具，以及重申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社會學或“精神上的伽利略主義”。德拉·沃爾佩把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放在一系列具有首要理由的唯物主義批判的歷史頂峰的位置，這些批判可以包括從柏拉圖對巴門尼德的批判到康德對萊布尼茨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重新安排了具有“不確定的抽象”的黑格爾辯證法的循環——抽象—具體—抽象（A—C—A），代之以具有“確定的理性抽象”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循環——具體—抽象—具體（C—A—C，或更為恰當的是C—A—C1），從而引起一種“從本質到前提，從一種最初的論斷到實驗性的預測”的轉變（見“參考書目” ⑥，第198頁）。“任何名副其實的知識都是科學”（見“參考書目” ①，第200頁），而科學也永遠符合這一據說馬克思在《大綱》的導言中所制訂的公式。這個公式，根據德拉·沃爾佩的解釋，可歸結為人們所熟悉的穆勒、傑文斯和波佩爾的假設—演繹法。
　　至於德拉·沃爾佩在理論重建方面所遇到的問題，我們在這里只能舉出以下四種：（1）這種重建的理論是被設想為既能不加區別地應用於社會科學和哲學，又能應用於自然科學。其結果是對社會科學進行一種超自然主義的闡述，並產生一種實證主義—預辯性的哲學概念，這種哲學概念則是被禁錮在一種一元論的、延續在學科內或跨出學科的科學觀點之中，同時強化了這樣一種概念，即認為馬克思本身的發展是真線性和連續性的；（2）C—A—C是一種純粹形式上的程序，它對許多理論思想都同樣地適用，（3）德拉·沃爾佩從來沒有明確地把理論先例跟歷史原因加以區分，從而用一種潛在的歷史主義來鞏固他的著作中的公開的實證主義；（4）最重要的是，C—A—C，模式的定義中包含著嚴重的含糊不清之處。C｀到底是指一個概念化的問題還是指一個具體的客體，也就是說，這個循環所描述的過程到底是從無知開始還是從進行認識開始？如果它是旨在說明兩者的話，那麽繼之而來的經驗性的現實主義在把可及領域和不可及領域捆在一起的時候，便使現實失去層次並使認識失去歷史性。A到底是像超驗的現實主義和馬克思所理解的那樣，指的是某種現實的事物呢？還是像超驗的唯心主義和實用主義所理解的那樣，只不過是一種空想的事物呢？最後，C｀究竟指的是（Ⅰ）表象，（Ⅱ）試驗，還是（Ⅲ）應有呢？（Ⅰ）和（Ⅱ）之間的區別；就是馬克思關於表象和調查之間的順序的差別；（Ⅱ）和（Ⅲ）之間的區別，就是理論活動和應用活動之間的差別；（Ⅰ）和（Ⅲ）之間的區別，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擬定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層次的前提條件和他在《霧月十八日》或《法蘭西內戰》中對決定性的歷史時機（《大綱》導言中所指的許多決定因素的綜合）所進行的那種分析之間的差別。
　　在德拉·沃爾佩學派里很有名氣的成員科萊蒂，甚至否定了德拉·沃爾佩的那種有限制的、純粹認識論的辯證法（主張任何辯證法都要把唯物主義排除在外），他批判德拉·沃爾佩在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超自然主義的重建中把具體化和異化這兩個關鍵性的命題給省略了。可是，科萊蒂在把這些命題跟他自己的非層次化的經驗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和新康德主義關於思想並非存在的概念實行調和時，也有很大的困難。看來，他最後只能落腳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證領域和批判領域之間的一種分裂之上，從而放棄了一種科學批判的概念。在科萊蒂的著作中，也象在哈貝馬斯和阿爾都塞的著作中一樣（他們大概可以算是當前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方面三位最有影響的作者），存在一種廣泛滲透的二元論：作為真理的思想和作為情態的思想；作為某種自在之物的對象性和作為一種主體的對象化；作為自然存在的人和作為一切物種中的一個類別的人（從宇宙要達到自我意識這種觀點來看）。科萊蒂的著作在意大利被人（諸如蒂姆潘納羅等）批判為忽視唯物主義的本體論方面，至於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的傾向，在對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進行科學的現實主義的重建方面，總的看來是有弱點的。然而，在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將會永遠保持某種緊張關系。因為，一方面，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有其他各種科學，所以任何一種合適的認識論，在其內在界限方面都要遠遠超出馬克思主義；但是，另一方面，科學絕不是唯一的一種社會實踐，所以馬克思主義也就具有比較大的外延的範圍。於是，也就始終存在一種要把前者或者後者包含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概念中的情況，從而使認識論受到重大的束縛，而馬克思主義也就使自己屈從於一種它所要替換的理性。




參考書目

① M.阿德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選編》（1904—1927），1978年英文版。
② T.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③ L.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④ P.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5年英文版。
⑤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⑥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⑦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⑧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⑨ G.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讓一保爾·薩特：《方法問題》，1963年英文版。
⑪ G.瓊斯·斯叠德曼等：《西方馬克思主義——一部批判性讀物》，1977年英文版。
⑫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⑬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⑭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柯倫泰

　　1872年3月19日生於聖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
　　柯倫泰是俄國革命余波中一位有重大爭議的人物，目前她的名字代表著20世紀20年代被擊敗的革命理想主義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工作，從她逝世後一直很少被蘇聯當局所提起，如今卻被西方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奉為一種啟示和明鑒。
　　柯倫泰在191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並在1917年間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十月革命後，她當選為國家救濟人民委員，是列寧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婦女。1920年，她任黨的婦女工作部部長。當時她已經發表了許多批判家庭關系和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著作。她在這些問題上的毫不妥協的立場（往往袖曲解為一種“自由戀愛”的立場），突出地表現了一種理想主義和個人關系的自由意志論，但這些東西很快就被黨在家庭方面的政策所摧毀。
　　1920年，她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工人反對派”，並日益對官僚主義化、精英人物統治論以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對生產的絕對強調感到厭煩。因此，她必不可免地要失寵，遭到列寧的憤怒譴責，並在1922年被斯大林外放到奧斯陸去擔任一個不重要的外交職務。從這時候起，她卻幸免於斯大林的清洗（她的許多左派反對派的同志都在這些清洗中死去），後來遷升為蘇聯駐瑞典大使。
　　柯倫泰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作家和演說家，她的威望使她和她的思想成為蘇聯官方的肉中刺。雖然她作為一種裝飾品被一直擺設到她去世，可是她的生平事跡在蘇聯卻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西方，她始終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們熱情地捍衛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跡和信仰，並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統治和官僚主義化的黨的正統觀念的殉難者。看來，關於柯倫泰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至少是因為她對否定她的思想的黨仍然保持忠誠，她寧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選擇而不是繼續支持其反對派立場。




參考書目

① 凱西·波特爾：《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傳》，1980年英文版。
② 《亞歷山德拉·柯倫泰文選》，1977年英文版。


科爾施，卡爾

　　1886年8月15日生於漢堡附近的托德斯叠特，1961年10月21日在馬薩諸塞州的貝爾蒙特逝世。
　　科爾施出身於一個銀行職員的家庭，曾在不同的大學里攻讀法律、經濟學和哲學，並在耶拿取得博士學位。他是“自由學生運動”的成員，後來在英國居留期間（1912—1914）加入了費邊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很快地左傾，先是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後來加入德國共產黨（KPD）。在這期間，他積極地參加了委員會運動。從1920到1926年，他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給該黨報紙撰寫了大量稿件，並編輯該黨理論刊物《國際》（直到1924年）。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他被季諾維也夫譴責為“修正主義分子”（參看修正主義條目），並在1926年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但他在政治上仍很活躍，參加了各種小派別的活動，直到1934年離開德國為止。從1938年流亡美國直到逝世，他逐漸地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各種主導形態。
　　科爾施的最根本的論著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年）。該書的宗旨在於“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從其最初出現自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以來的每一變化、發展和修正，了解這是它的時代的必要產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經歷過三個主要階段：從1843—1848年，它仍然浸透著哲學思想；從1848—1900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份劃分為經濟學、政治學和思想意識；最後，從1900年到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社會主義視為跟政治鬥爭沒有任何直接聯系的一系列的純科學考察。科爾施的這部論著具有開創性的作用，因為正如他所指出，當時第二國際的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哲學問題很不注意。由於他的這部著作是在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大綱》發表10年之前以至更早一些時候問世的，因此他的成就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總的說來，科爾施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主觀的、主動的因素，這跟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決定論的公式恰好形成對照。
　　科爾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卡爾·馬克思》（1938年）是在非常不同的條件下寫成的，當時他已不再是一種廣泛的政治運動的參加者，而且不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一適用於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了。這本書的宗旨是要“根據近來的歷史事件和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產生的新的理論需要……來重新闡明馬克思的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原則和內容。”這時候，他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唯物主義的科學來進行鉆研，認為這門科學具有三個基本原則：歷史的特征，批判的性質和實踐的方針。根據這些原則，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雙重的內容：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從這時候他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內容來看，他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中的哲學觀點，對馬克思主義采取一種比較實證主義的看法。《卡爾·馬克思》一書最有價值的部分，也許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命題，這在當時是馬克思主義從相對來說被忽視的一個方面。這本書雖然不像《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那樣具有開創的精神，可是它仍然可以跟任何時代有關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其他論述相媲美，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至於科爾施的其他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應景的政論，然而其中有兩篇例外。一篇是《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這篇文章不僅以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對1920年頒布的工廠委員會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進行分析，而且還比較廣泛地考察了法律和社會的關系；另一篇是《唯物史觀》（1929），這篇文章對考茨基的同名著作的哲學基礎進行了很有意思的批判。如上所述，科爾施從30年代中期開始改變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作用的看法，他的後來的觀點在他的講稿《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中表述得最清楚，在那里他斷言：“一切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重建並恢覆它作為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理論的原先職能的企圖，在今天都是反動的空想”。




參考書目

① 帕特里克·古德：《卡爾·科爾施》，1979年英文版。
② 卡爾·科爾施：《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唯物史觀》，192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1965年德文版。

工人貴族

　　霍布斯鮑姆指出，“工人貴族”用語“似乎從19世紀中期以來就已使用，至少已用來描述工人階級某種特殊的上層”（見“參考書目” ②,第27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的一篇政治述評（1850年10月）中指出，憲章運動已分裂成兩派，一派是革命者，“生活在真正無產者條件下的工人群眾是屬於”這一派的；另一派是改良主義者，它包括“小資產者和工人貴族”（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9頁）。以後列寧也把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同工人貴族聯系在一起；特別是他在第一世界大戰期間寫的著作中，證明“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工人運動中的官僚和工人貴族……）以及……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就是這種傾向的主要社會支柱……”（《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167頁）。麥克期·阿德勒在研究工人階級同法西主義關系中（見“參考書目” ①），把工人貴族歸結為“一個人數眾多的特權階層”，它“已經把自己從無產階級的其他成員中深深地分離出來”，對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負有責任。阿德勒的分析最後把工人貴族概念同“資產階級化”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紀80到90年代的書信中已經使用這一概念）聯結在一起，從而指出了當前爭論的要點。霍布斯鮑姆斷言（見“參考書目” ②），19世紀末英國工人貴族約占工人階級的15%，他進一步考察20世紀的變化，特別提到了白領工人和技術工人這一“新工人貴族”。這表明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跟工人階級地位較為普遍的變化和新中間階級的增長相形之下，工人貴族也就成為一種不那麽重要的現象。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期·阿德勒：《工人階級的變態》（1933），載博托莫爾、古德主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②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19世紀英國的工人貴族》，載《勞動者》，1964年英文版。
③ H．F．穆爾豪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貴族理論》，載《社會史》1978年第3卷第1期。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參看商品條目）。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制和農奴制，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參看原始積累條目）。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覆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制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制。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參看剝削；社會必要勞動；抽象勞動條目）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里，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參看資本；資本主義條目）。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制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制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制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參看貸幣條目）。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制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為了進一步理解這種顛倒的觀念形態，參看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條目。）
　　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覆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制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制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參看分工條目）。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制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制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制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
　　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覆制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覆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見“參考書目” ③），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見“參考書目” ⑥中的某些例子）。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覆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④，該書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目錄）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見“參考書目” ⑦）。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制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或許這部分是由美國的特殊條件決定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2章），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注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參看積累；階級意識：剝削；工業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米歇爾·阿格里塔：《資本主義調節理論—美國的經驗》，1979年英文版。
② M．伯格主編：《19世紀英國的技術和苦工》，1979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④ 托尼·埃爾格：《增殖和“非熟練” —對布拉維爾曼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⑤ 斯蒂芬·馬格林：《老板們在做什麽？資本主義生產中等級制度的起源和作用》第1冊，1974—1975年英文版。
⑥ 西奧·尼科爾斯：《資本和勞動—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1980年英文版
⑦ 吉爾·魯貝里：《結構化的勞動市場—工人的組織和低支付》，1978年英文版
⑧ 拉斐爾·塞繆爾：《世界的工廠—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蒸汽力和手工技術》，1977年英文版。


拉布里奧拉，安東尼奧

　　1843年7月2日生於卡西諾，1904年2月12日在羅馬逝世。
　　拉布里奧拉在拿不勒斯大學學習哲學之後，成為一名中學教師，1874年在羅馬謀得哲學教授職位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拿不勒斯。最初他受黑格爾主義，後來又受赫爾巴特聯想主義心理學的影響，19世紀80年代末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歐洲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教授”。他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唯物史觀論文集》（1896年），這是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四卷本的開頭兩卷（最後一卷是在他逝世後，於1925年發表的）。拉布里奧拉的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和重實效的，即使在他後期的著作中，他也拒絕把他全部觀念放進一個囊括一切的思想命題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巨大價值就是，它克服了抽象的歷史“因素”理論：“由於產生了對一般社會科學的需要，闡述歷史事實的各種分析學科就結束了，這種一般社會科學把不同的歷史過程統一在一起。唯物主義理論就是這種統一性的頂點。”但是，這種統一起來的原理必須用靈活的方法加以解釋：“決定其余一切的、作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並不是這樣一種簡單的機制，即從這種機制中產生的制度、法律、習慣、思想、感情和意識形態是自動的和機械的結果。在這一基礎結構和其余一切之間存在著覆雜的、往往是微妙的和曲折的派生和中介的過程，它並不總是能被揭示出來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149、152頁）。拉布里奧拉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了最初是工團主義（參看工團主義條目）的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他對他的學生貝奈戴托·柯羅齊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1895年到1899年間，柯羅齊發表了一些論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的論文（參看柯羅齊在1913年發表的論著）。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唯物史觀論文集》（1895—1896），1904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社會主義和哲學》（1898），1907年英文版。
③ 魯吉·達爾·巴奈：《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其生平和思想》， 1935年意大利文版。


拉法格，保爾

　　1842年1月15日生於古巴的聖地亞哥，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拉法格的家世極為混雜，他在法國學習醫學，但不久就參與了左翼政治運動，起先受到蒲魯東思想的影響。1866年移居倫敦後，成為馬克思家庭的知己，接受了馬克思的觀點，並同馬克思的女兒勞拉結婚。1880年以後長期住在巴黎，不久他成為法國工人黨的主要鼓動家，在工人運動中努力不懈地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一直同恩格斯保持密切聯系。他是最多才多藝和最吸引人的、雖然不是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之一；他是一個富有戰鬥性的反教權者；婦女權利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之一；他也研究經濟問題。1883年他在監獄中寫了一部最受歡迎的著作《懶惰權》，在這部著作中，他用一些荒誕的誇張手法來論證工人應當更加閒逸，他是最先研究這一問題的人。他曾生活在殖民地的這一背景，有助於他對人類學和民族學新領域的興趣。他最輝煌的著作《所有制的演變》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一部才華橫溢的著作。（參看民族主義；發展階段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雅克·吉羅特：《保爾·拉法格選集》1970年英文版。
② 保爾·拉法格：《懶惰權》（1883），1907年英文版
③ 保爾·拉法格：《從野蠻到文明時代所有制的演變》， 1910年英文版。
④ 喬治·斯托爾茲：《保爾·拉法格：社會主義的戰鬥理論家》，1938年法文版。
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通信集》，英文版。


地產和地租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農業地租的理論可以在《資本論》第3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主要在第Ⅱ冊）中發現。馬克思理論的出發點（正是這一出發點，使他的理論同其他幾乎所有人的理論區別開來）就是，地租是同土地有關的階級關系的經濟形式。因此，地租不是土地的屬性，盡管它受到土地的不同的質量和效力的影響，地租是社會關系的屬性。
　　馬克思把地租區分為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包括兩種類型。土地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別，使農業部門內部等量資本取得不同的成果。這些差別就是級差地租第一種類型即級差地租Ⅰ的基礎。當不同量的資本運用在土地上，它們再次獲得不同的報酬。然而，同一般工業部門不同，比正常資本多獲得的超額利潤並不會自然地加給個別資本家。其中一部分可能作為地租被占有，這就是級差地租第二種類型，即級差地租Ⅱ。馬克思的結論就是，在農業部門內，資本投入土地的程度受到地權的阻礙，農業的集約發展受到阻撓。在這一部門內，資本家的能力和追求超額利潤的動機由於地租可能被占有而受到抑制。
　　級差地租涉及的是農業部門內部資本之間的競爭；絕對地租則來源於形成價值和生產價格的經濟部門之間的競爭。資本流入農業時，資本或者是為了級差地租Ⅱ而集約地投入的，或者是投在新的土地上。在後一種情況中，在存在地權時就必須支付絕對地租，地權的存在不允許無償地使用土地。但是，這種地租在量上並不是沒有限度的。馬克思證明，它至多等於產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額，由於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所以這一差額就是一個剩余價值正值。
　　隨著對都市危機中地權作用的分析（參看城市化條目），馬克思主義內部目前對地租理論興趣有所恢覆。由此而出現的論著大都反對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並用壟斷地租來代替絕對地租；在壟斷地租情況下，地租超過生產價格的水平是沒有限度的。此外，也沒有理由認為農業的有機構成就是較低。法恩認為（見“參考書目” ⑤）這是馬克思理論的一種誤解，他證明絕對地租的限度是由於在向新的土地擴展中選擇集約發展而產生的。鮑爾認為（見“參考書目” ①）不可能存在一般的地租理論，然而，歷史上發展起來的資本和土地這種特殊關系，應當作為理論的基礎。此外，決不能把資本有機構成同資本價值構成相混淆。馬克思的絕對地租是從阻礙農業內部集約積累的分析中得出的，這是同較低的資本有機構成，而不是同較低的價值構成相聯系的。默里則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見“參考書目” ⑨），他在支持馬克思命題時，證明這些命題對地產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因此，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存在及其作用可以設想為同地產的形式無關。
　　必須承認，對馬克思分析的不同解釋和突破，部分地是馬克思的分析在準備上相當差的結果，這無論在《資本論》第3卷還是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都是這樣。所呈現的材料常常是假設的價格表格和級差地租表格的記錄。法恩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價格和地租不可能從假定的資本、勞動和土地之間的生產的技術關系中得出。它要以在價值決定上正常的資本和正常的地租所構成的東西為基礎，這兩者的歷史的和社會的關系必須加以分析。
　　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也考察了前資本主義地租的發展。他把封建地租劃分為三種類型，這三種地租形成一個邏輯順序。它們就是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這三種地租同封建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相聯系，例如，最後的貨幣地租就是以商品生產的一定增長為前提的，是用獲得的貨幣以現金方式支付地租。然而，盡管存在商品生產，但生產方式仍然是封建的。就個人積累而言，馬克思這里的分析同對現代不發達的分析有關，因為封建的貨幣地租形式還存留於和資本相對立的前資本主義社會。
　　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地租問題的觀點，並批判了其它著述者。例如，李嘉圖除了任何經濟部門都能取得的壟斷地租概念外，就只有級差地租這一概念。對李嘉圖來說，地租正是土地的一種屬性，即自然的屬性，而所有的地產決定了誰應該獲得它。斯密在他所讚成的構成價格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價格是由互不相關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決定部分構成的）的範圍內，承認絕對地租的可能性。但是構成價格理論本身是不連貫的，因為這三種收入形式不可能是無不相關地決定的，因此，它們受到純產品量的限制。通過對這些及其他著述者的批判，馬克思試圖證明，只有通過對資本和土地的社會關系的考察，才可能對地租作出準確理解。同一般的工業部門相比較，這是一種由於利用土地這一條件而被歪曲了的價值關系。因此，剩余價值以各種地租形式被占有（地租形式只可能在分析上加以區分），不管地租的水平是什麽，地權影響了那些對生產資料土地特別敏感的工業的發展。




參考書目

① M．鮑爾：《級差地租和地權的作用》，1977年英文版。
② M．鮑爾：《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答本·法恩》，1980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和N．金斯伯格：《住宅政治經濟學》，1976年英文版。
④ M．伊德爾：《馬克思的地租理論—都市的運用》，1976年英文版。
⑤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⑥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一個答辯》，1980年英文版。
⑦ 本·法恩：《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第4章和第7章，1982年英文版。
⑧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合著：《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第7章。
⑨ R．默里：《價值和地租理論》，1977年英文版。


拉薩爾，斐迪南

　　1825年4月11日生於布勒斯勞，1864年8月31日在日內瓦逝世。
　　拉薩爾是社會主義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富有的猶太商人的兒子。他在柏林攻讀哲學，成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分子和革新主義者。1848年革命期間，同馬克思和《新萊茵報》發生了聯系。他曾被捕，1849年5月經審訊被宣判無罪。1858年出版了一部按黑格爾方式論述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龐大著作，1861年出版了另一部論法律和法的觀念演化的著作。1859年他發表了一個論意大利戰爭的小冊子，從而又關心起國家大事來；19世紀60年代初在普魯士君主政體和國會之間爆發一場憲政危機時，他更顯得活躍了。1863年，他組織了德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並把該黨的所有權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
　　比馬克思年輕7歲的拉薩爾，總顯示出對馬克思的極其尊重，在金錢上和出版事務上幫助馬克思，敦促馬克思完成《資本論》的寫作。1862年在倫敦對馬克思的一次拜訪中，還提出了跟他合辦一家報紙的建議。馬克思——更不用說恩格斯了—根本沒有回報這種好意。他們不喜歡拉薩爾的過度自負、侈奢放蕩的生活方式和浮誇的煽動，他們也不信任他的思想。他的混雜的著作極少贏得他們的讚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似乎向他們證明了他對這一問題極為無知，就象是從馬克思那兒剽竊來的一樣。但他們對他的早死還是表示震驚，他的死是由愛情上挫折而引起的愚蠢的決鬥的結果。
　　他們極其強烈地反對拉薩爾最後幾年的政治策略。拉薩爾認為德國資產階級無能力進行嚴肅的革命鬥爭，同時還由於他的濃重的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他撤回了對自由黨人的支持，而同俾斯麥進行談判，徒勞地希望通過俾斯麥和君主政體來實現他在“公開信”即1863年2月宣言中提出的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兩個主要目標。一個目標是實現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以使國家民主化；另一個目標是使國家不再只是一個“守夜人”或警察（他曾指責這是自由放任的自由黨人所想要的東西），而是要積極地參與社會變革，要對工人合作社發放信貸，以逐步實現經濟上的社會化。
　　他的政黨的緩慢發展使他十分惱怒，在柏林他是一籌莫展，但是，他利用四處遊說的方法，使他成為一個有成效的普及者；他的組織和他的名字一樣，在他死後仍然存在著。1875年，當這一政黨同意和由較接近馬克思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領導的對立團體聯合時，馬克思憤慨地發現，哥達會議上所采用的綱領包含著更多的是拉薩爾的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對它作了詳盡的批判，例如反對拉薩爾所讚同的所謂永恒的“鐵的工資規律”，並指出拉薩爾只攻擊資本家，而不攻擊地主。直到1890年這一綱領才得到改變。恩格斯在1891年2月23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對拉薩爾作的最後總結是極為嚴厲的。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他繼續作為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創始者而受到讚揚，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不久，他是獲得樹立紀念碑殊榮的社會主義英雄之一。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改革家斐迪南·拉薩爾》（1891），1893年英文版。
② 大衛·福特曼：《平坦而險阻的歷程—斐迪南·拉薩爾的一生》，1946年英文版。
③ R．摩根：《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和第一國際（1864—1872）》，1965年英文版。
④ 赫爾曼·奧肯：《拉薩爾政治活動傳記》，1920年德文版。


法律

　　馬克思主義常被看作同激進的革命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對法律抱有強烈的敵意，認為法律保護了財產、社會不平等和階級統治，並認為在一個真正的人類合作的社會中，對法律的需要也就消失了。盡管馬克思在大學一開始就是學習法律的，但他很快就對這門學科失去了興趣，對法的理論、法的歷史或法律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沒作過任何系統的和持久的著述。在青年時代，他是一名左派青年黑格爾者和激進民主主義者（1842—1843），他讚成激進的黑格爾派的觀點，認為“真正的”法律就是自由的系統化，是同人類活動“普遍”一致的內在規範的系統化。因此，它決不能作為一種高壓統治的形式，從外部同人類相對立，試圖把人類當作衣物一樣加以限定。1844—1847年主要是在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進行哲學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讚成這樣的觀點，即認為實際的、現存的法律是一種異化的形式，它把法的主體、法的責任、法的權力從具體的人類存在和社會現實中抽象出來，宣布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同時，實際上卻在容忍並促進了經濟、宗教和社會的奴役，使市民社會中作為法的主體的人和作為政治市民的人同經濟人分離開來。1845年以後，由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公布和制定，馬克思闡述了法律本質上是一種附帶現象，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它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需要和利益，而這些東西則產生於構成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
　　馬克思認為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形式這一成熟觀點，可以同他早期的兩種觀點調和在一起，事實上是把它們納入其中了。在對法律的異化形式的批判中，他把法律看作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體系，而在對法律作為階級統治的形式的批判中，則把法律看作是一整套由國家認可的命令，特別是恩格斯更是這樣認為。所有這三種觀點得出的結論就是，在人類真正的無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法律不再是一種同個人相對立的外在的強制力量。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馬克思對革命以後的兩個階段作了區分：一個是，資產階級習俗還沒有消失，“資產階級權力（法律）的狹隘限界”還不可能改變，每個人按照他的能力進行勞動，按照他的貢獻取得報酬的階段；另一個是，每個人按照他的能力作出貢獻，按照他的需要獲得報酬的這一最終階段。恩格斯聲言，在這一最終階段，當私有制和階級分裂已經消失時，國家和法律將消亡，因為這兩者作為階級統治的裝置已失去存在的理由。
　　許多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法律觀點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都集中在有關唯物史觀的比較一般的問題上，諸如法律和一般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是否可以從因果關系上或職能上加以理解，這種因果關系是否如恩格斯認為的應該考慮到上層建築對基礎的有限制的反作用（雙重決定論），在社會中是否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結構，法律是否就是這樣一種結構。批評者認為法律能決定經濟生產的特點，並斷言法的概念和法的現實（如所有制）都是馬克思生產關系定義本身的組成部分，因此它們不可能再由生產關系來決定。捍衛者則試圖證明，馬克思使用“占有”和“所有制”這樣的用語指的是作為法律的基礎的事實，即使按決定論的觀點，也仍然留下了這樣的難題，即為什麽有必要通過法律來保障在沒有法律的時候已經獲得和確定的權力呢？最近幾年，一些馬克思主義著述者，特別是蘇聯和蘇聯集團國家中的著述者，把法律當作一種物質力量，當作是不管什麽社會都必然存在的某種形式，具有以階級為基礎的因素和具有影響著人類社會一般條件和需要的因素。
　　只有兩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家即卡爾·倫納和葉·布·帕舒坎尼斯（1891—1937），在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家中引起興趣和得到尊敬。倫納反對法律是附帶現象的觀點，堅持認為法的概念是對生產方式描述的組成部分；他集中論述了貫穿於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中的法的概念所具有的連續性和相對確定性。他證明法的規範是中性的和相對穩定的，是以在一系列社會中都能發現的人的關系和活動為基礎的。但是，這類規範要以不同的方式同各種法律機構和法律制度結合在一起，根據它們在其中發揮職能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完成不同的社會職能。在一定意義上，不管是在什麽社會中，財產規範必然指明誰應該對什麽負責，這種規範在社會職能上正經歷著根本的轉變，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摧毀了原先以戶為單位的那種私有制的特點，並賦予它們以公共的和社會的特點的結果。相反，葉·布·帕舒坎尼斯則從根本上把法律看作是一種商業化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了最高點。在他看來，法律是以抽象的個人、法律當事人的平等和均等為基礎的。它是在個人和法的替代物之間的契約模式上，看待所有的合法機構，其中包括家庭、刑法和國家。因此，法律在本質上不同於行政管理，後者強調的是責任，而不是權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強調的則是從屬於共同的利益而不從屬於形式上的平等，從屬於社會技術規範而不從屬於個人，從屬於目的一致性而不從屬於利益的對抗。而在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政策和計劃將代替法律。
　　現在，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黨統治的國家中，法學思想在發展中跟西方激進主義的觀點發生根本的矛盾，後者日益強調法律的階級本質，並且相信法律可以被自願的、非正規的和參與制的程序所取代。蘇維埃官方理論長期以來都把法律定義為由國家認可的規範總體，這些規範保證了有關生產方式的基礎和性質，因此它有利於統治階級。但是，赫魯曉夫則聲言，在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結束，現在已經是全民國家的蘇聯，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地提高社會主義社會在管理上的、教育上的、意識形態上的法律的重要性。據說這是為了保證社會生活的穩定和可預測性，這是為了組織生產和保護個人及其權利。法律現在被看作是在社會所有制的條件下，指導社會的規則、必然性、公平的和有效的手段。象國家一樣，法律被說成人類事務中的一種本質要素，在階級社會的階級利益中它被占有和扭曲；但在階級消失時，法律並不會消亡，它還是社會中的一種非階級的本質要素。




參考書目

① 莫林·凱恩和艾倫·亨特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律》，1979年英文版。
② 約翰·N·哈澤德：《共產主義者及其法律—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的探討》，1969年英文版。
③ 尤金·卡門卡和艾麗斯·埃爾—松·泰合著：《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法律》，載尤金·卡門卡、羅伯特·布朗、艾麗斯·埃爾—松·泰主編的《法律和社會—法治理想的危機》1978年英文版。
④ 葉·布·帕舒坎尼斯：《馬克思主義與法律文選》，1979年英文版。
⑤ 卡爾·倫納：《私法制度及其社會職能》（1929），1949年英文版。


合法馬克思主義

　　合法馬克思主義是由彼·別·司徒盧威、米·伊·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尼·亞·別爾嘉也夫、謝·尼·布爾加柯夫和謝·柳·弗蘭克等人發展起來的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種批判性的和學究式的解釋，在1894至1901年間曾在俄國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它的主要偏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優點（和缺陷）看作是一種啟發式的方法和對歷史發展的貌似有理的描述。它特別強調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強調資本主義現代化、西方化和文明化對當代俄國的意義。它的目的，正如司徒盧威所指出的，在於既向朋友們也向民粹主義對手們提出“對資本主義的辯護”。甚至表現出對資本主義進行袒護的程度。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動員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一般都避免主動地參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組織。他們在政治上的克制部分地產生於這一團體所具有的學究傾向，並由於俄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合法出版物的強制性的管制而得到加強。1895至1896年間，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派的大部分政治領袖和理論家被捕和被驅逐出境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運用的最重要的宣傳者。通過他們的著作和他們的有影響的雜志（《新語》，1897年；《開端》，1898年），他們極為成功地取代了民粹主義，成為知識分子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潮。他們的雜志也為在監獄中、在流放中或在地下的“非法分子”的理論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出路。
　　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僅對馬克思的許多結論作了批判，而且也對馬克思方法上的重要觀點作了批判。在伯恩施坦的許多修正主義觀點出現之前，司徒盧威的論斷就比伯恩施坦更為徹底地揭示：資本主義大崩潰和無產階級具有實現社會革命能力的理論，無論在方法論上和經驗上都是有缺憾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同哲學唯物主義並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他們不斷地關注著社會主義所必需具有的倫理學基礎（參看倫理條目）。他們走向新唯心主義和康德的道德哲學（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弗蘭克、別爾嘉也夫和布爾加柯夫最終都成了著名的宗教哲學家。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屬於最先探討和闡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發展和再生產公式的人們之列。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最先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在對資本主義危機階段性的解釋中，他強調了生產品產業和消費品產業發展的比例失調。
　　到1902年，司徒盧威已成為俄國第一家自由派雜志的主編，並在1903年領導他團體的其他成員加入自由派的雛型組織—解放社。從1901年以後，這一團體就受到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猛烈抨擊，列寧和普列漢諾夫斷定，這個團體的發展是從理論上的和經濟上的批判分析倒退到哲學上的折衷主義，進而倒退到修正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典型例子。




參考書目

① 尼·亞·別爾嘉也夫：《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1937年英文版。
② R．金德斯利：《俄國第一批修正主義者—對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③ 羅·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④ A．P．門德爾：《沙皇俄國前進中的兩難：合法馬克思主義和合法民粹主義》，1961年英文版。
⑤ R．派普斯：《司徒盧威》（兩卷本），第1卷《論左翼自由派》，1970年英文版。
⑥ 彼·別·司徒盧威：《我同列寧的交往和沖突》，1933—1935年英文版。


列寧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筆名。1870年4月22日生於辛比爾斯克（現名烏里揚諾夫斯克），1924年1月21日在哥爾克逝世。
　　列寧毫無疑問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由於列寧強調由一個嚴密組織的政黨來領導的階級鬥爭的中心地位，使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有了新的活力。他詳盡闡述了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這個革命將依靠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建立起來和維持下去。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他領導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由他鼓動建立起來的第三國際（參看國際條目），他的思想傳遍全世界，為同社會民主主義相對立的現代共產主義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列寧出生在一個有學識的小康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持有自由主義（雖然是溫和的）觀點的中學視察員，他在列寧16歲時去世。次年，列寧在參加中學畢業考試時，他的哥哥亞力山大因參與行剌沙皇的陰謀而被處死。毋庸置疑，這些事件給年輕的列寧留下了創傷，但他的非凡的毅力使他以最高分數通過了考試，獲準進入喀山大學。進喀山大學不久，列寧就因參加學生抗議集會而被開除；在這以後，他即全力參加革命活動，就和他還活著的弟弟和兩個姐妹一樣。
　　列寧第一部有重大價值的著作《什麽是“人民之友” ……》發表於1893年。這本書的目的是清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觀點—一直到1900年，這都是列寧著作的持續論題。他已經確立了在聖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中的領袖地位，在指導他們從純粹的宣傳轉到對群眾的經濟鼓動上產生了影響。1895年12月被捕後，在監獄中繼續寫作，支持1896年的大罷工。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他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巨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的理論作了最充分的論證。
　　1900年，列寧同在日內瓦的普列漢諾夫小組進行合作。他制定了創辦一張全國性報紙（《火星報》）的計劃，以明確表達對沙皇主義的不滿，同時為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並將領導民主革命的有紀律的黨奠定基礎。在他的綱領性的著作《怎麽辦？》（1902年）中，他總結了自己對於黨的目標的觀點，以及在非法條件下所應采取的必要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些目標的看法。
　　在1905年革命中，列寧認為，從經濟措施上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要比立法上的方案更為重要。因此，他強調了土地國有化措施的重要性，認為這一措施能使資產階級從土地所有者中分化出來，能推動農村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能把貧苦農民吸收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根據他1905年的主張，他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反對孟什維克把領導權讓給自由黨人的路線，參看《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為了對1914年戰爭的爆發和許多社會黨領袖所采取的護國主義立場作出解釋，列寧轉到了由希法亭和布哈林作了闡述的壟斷或金融資本主義理論上。他在1916年完成了具有論辯性的、最有影響和最有特點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堅持認為，資本主義新的和最後的階段出現了，在這一階段里，壟斷取代了競爭，資本集中和社會階級分化已達到頂點；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全世界經濟上的領土已從屬於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寄生性的剝削；經濟壟斷在政治的一致性和在對公民自由權的侵蝕上找到了它的補充；社會和國家都從屬於金融資本的利益。列寧得出結論說，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已是好戰的、寄生的、暴虐的和垂死的。然而，它使生產集中於托拉斯和卡特爾，使資本集中於銀行，由此極大簡化了使整個經濟置於社會控制和社會所有之下的任務。它自身已創造了“社會主義的完備的物質基礎”。
　　到1917年春，列寧的革命理論的所有因素都已聯結在一起。世界戰爭和經濟崩潰使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具有迫切性，野蠻狀況不再有其他出路。軍事官僚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將被人民民主組織即巴黎公社式的管理組織所取代，它的現代形式就是蘇維埃（參看委員會條目）。銀行和托拉斯中簡化了的管理結構，將使所有的人都能參加社會經濟管理。在《國家與革命》（1917年）中，列寧詳細闡述了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特性的自由主義者的觀點。1917年10月，在占領了大部分主要城市和軍事蘇維埃之後，列寧激勵布爾什維克黨在相對不流血的行動中奪取政權。
　　1918年春以後，列寧的著作極大地改變了調子。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面臨著一系列嚴重的危機：城市的饑荒、交通和軍隊的崩潰、外國的幹涉和內戰。他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最有效地動員政權和貧乏的資源、灌輸嚴格的紀律和責任、堅持中央的權威。現在強調的是使黨（和國家）組織的較低的責任上升到較高的責任，這是列寧考慮的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巴黎公社模式中的自我管理和非集中化，被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更嚴厲的形式所代替，列寧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由它的黨來實行。這種吸收了階級能量的政黨—國家模式，通過列寧寄以信任的共產國際而被具體化了。他仍然相信，如果革命不迅速地擴大到歐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就可能是脆弱的。
　　隨著外國幹涉和內戰的結束，對布爾什維克建立起來的集中化的專制政權的怨恨產生了。1921年3月，列寧領導他的黨進入新經濟政策的戰略退卻，這一政策采取了農民自由貿易這一極為寬松的形式。然而，列寧同時也堅持黨內應有更強的紀律性、禁止派別活動以及采取反對非黨批評者的嚴厲路線。列寧設想，在社會主義成分能夠有效地擴大之前，有一個漫長的混合經濟階段；他堅持認為，在這種情勢下，有必要提高警惕和加強紀律。
　　直到1922年末和1923年，在他第二次突然生病被迫實際退隱之後寫的最後著作中，他才有時間對俄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東西加以思考。他苦惱的是國家機關繼承了沙皇時代許多最壞的陋習，共產黨員成為專橫的、不稱職的管理者，並逐漸地脫離人民。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一些人變得如此粗暴，他們應該被剝奪權力（1922年12月《給代表大會的信》）。而且這個機關膨脹起來，跟它所做的有用工作不成比例，列寧建議狠狠地壓縮機關的規模。他對於在這樣一個工業（和無產階級）已蒙受了如此嚴重的損害並受到農民群眾的包圍的國度中，黨是否有能力保持社會主義的價值，感到沒有把握。他最後的建議是，黨和國家應該把最好的成員熔進一個模範的機構，這一機構應該在孤立的、落後的俄國中，保持一絲社會主義的光亮（參看《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1923年）。
　　按任何標準來看，列寧都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了革命事業，他生命的每一方面都在為這一事業服務。作為一位領袖，他在理論分析和實踐準備上的果斷、決斷和徹底性，使他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享有無可比擬的權威和聲望。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嚴格要求他的同事們。他生性謙虛，過著儉樸的、幾乎是節制的生活。他坦率地對那種過分的頌揚和對把他塑造成一個英雄的企圖表示反感。1924年1月列寧逝世之後，同他所表示的願望相反，他在盛大的典禮中被埋葬在紅場的陵墓中，被黨和國家奉為聖哲，受到了他自己的國家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以無數方式表達的紀念。
　　列寧是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共產主義政權和共產黨繼續崇拜他的著作和個人的榜樣，仍然感到必須用他的思想為基準來判斷當前的政策。（參看布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66年英文版。
② T．克利夫：《列寧》，1975—1979年英文版。
③ 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82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列寧全集》，1960—1970年英文版。
⑤ M．列文：《列寧最後的鬥爭》（1967），1969年英文版。
⑥ M．利伯曼：《列寧統治時期的列寧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⑦ H．里格比：《列寧的政府—蘇聯人民委員會（1917—1922）》，1979年英文版。
⑧ D．舒布：《列寧》，1948年英文版。
⑨ A．D．烏拉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65年英文版。
⑩ B．D．沃爾夫：《發動革命的三個人》（1956），1966年英文版。


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認為，“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對社會科學理解的發展。因此，列寧主義是一門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它闡明了人和社會之間的因果關系，闡明了向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作為分析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研究階級同生產資料和生產力水平關系的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過程）理論。在較為狹隘的定義上，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內部接受列寧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所作出的主要理論貢獻的那種趨勢。它特別對為了無產階級和依靠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問題作了探討，使黨為了工人階級而采取革命行動合法化。它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有區別的，布爾什維主義是以列寧主義為基礎的革命實踐或政治運動。
　　列寧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階級的實踐，這一實踐首先就涉及奪取政權。列寧主義者強調，共產黨就是起著一種鬥爭武器的作用。共產黨是由有階級覺悟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它主要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組織起來的。作為社會黨基礎的工聯主義的危險在於，它注意的中心問題太狹隘，它以經濟條件上的改良為基礎，而不以革命行動為基礎。列寧主義者把黨看作是給受剝削群眾帶來革命理論和政治組織的催化劑，而不指望工人階級意識的自發發展。“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看來，奪取政權是革命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最初是在黨的統治下建立起來的。列寧主義者反對那種認為能夠把資本主義國家拿過來使之服務於無產階級的觀念，或者那種認為能夠采取漸進的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觀念。
　　列寧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國際的和帝國主義的現象。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積累規律導致商品和資本生產過剩的危機，導致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而對利潤的追求則引起資本輸出，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暫時的穩定性。帝國主義造成了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發達工業國家和被迫進入這一世界體系的殖民社會之間的分裂，它導致了這些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沖突。這反過來又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穩定性，創造了有利於革命的條件。列寧反對第二國際為社會民主運動參與民族戰爭進行辯護的政策。帝國主義還導致了不平衡的發展，使革命的社會主義大動蕩的焦點轉移到東方；在列寧看來，俄國就是這種典型的情況。資本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就在“不發達”地區或半殖民地區，在這些地區，本土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而工業化卻足以產生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另一方面，依靠從殖民地勒索來的超額利潤，宗主國的資產階級能夠暫時地安撫本國的一部分工人階級。“不發達”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把農民也作為一種革命變化的力量包括進來。按照列寧和毛澤東看法，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農民首次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然後，在社會主義秩序的創立中，貧民和中農又成為工人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在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宗主國內的資本主義矛盾也變得更嚴重，從而引起了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可能最後完成。
　　同古典馬克思主義相比，列寧主義賦予革命的“苦力”（工人和農民）而不是賦予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身以更大的作用，賦予“不發達”和半殖民國家而不是賦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更大的作用；它強調的是黨的領導作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自發行動（參看政黨條目）。羅莎·盧森堡是列寧主義這一論點的主要反對者，盧森堡強調了自發的階級意識的重要性。
　　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成功使許多列寧主義者認為，列寧主義就是蘇維埃國家的實踐，是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象征”。這種觀點特別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聯系在一起，他們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同蘇聯的利益是一致的。列寧逝世以後，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列寧主義成為被蘇聯統治者和他們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支持者所利用的一種合法的意識形態。斯大林把列寧主義描述成“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論列寧主義基礎》）。在這一意義上，列寧主義成了一種關於全世界共產黨從屬於蘇聯利益的學說。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參看共產主義條目）範圍內同斯大林和蘇聯黨的統治者的對立，使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得以把自己宣稱為列寧革命實踐的真正繼承者，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集團就是托洛茨基和毛澤東的追隨者。在以下的意義上，這兩個集團都是列寧主義者，即他們都擁護黨的領導作用，擁護革命的政治行動的首位重要性，他們都支持十月革命，讚同列寧的研究方法。第三個具有較多修正主義色彩的團體見諸歐洲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斷言列寧的政策是列寧那個時代的俄國特有的。他們認為，列寧主義的本質特點就是對政治領導和對資本主義的具體分析這類論題的研究方法。按照這種觀點，一個更加公開、更為民主、較少集中化的共產黨，便適合於西歐的情況。如果共產黨要在議會民主制的條件下取得權力，不同階級的和政治的聯盟就是必要的。在堅持階級鬥爭信條的同時，這些思想家認為參與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在政治上會有更大的好處，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保衛和擴大工人階級權力的必要因素。他們特別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看作是列寧主義的特殊運用，而不看作是它的本質，認為這一目標不再適合歐洲無產階級的鬥爭。




參考書目

① P.科里根、H. R.拉姆賽、D.塞耶：《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② 聖·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③ N.哈定：《列寧的政治思想》，1977年和1981年英文版。
④ B.克內—巴茲：《列·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⑤ D.萊恩：《列寧主義—一種社會學的解釋》，1981年英文版。
⑥ 弗·伊·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9年英文版。
⑨ 羅·盧森堡：《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載《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主義》，1961年英文版。
⑩ A. G.邁耶：《列寧主義》1957年英文版。
⑪ 約·維·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主義問題》，載B.富蘭克林主編：《斯大林著作精華》（1934），1973年英文版。


語言學

　　語言學是一門涉及對特殊的語言現象進行系統描述，並對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進行詳盡闡述的科學。它比較各種語言及其變化，解釋在各種語言中所發現的相似和差異，創立解釋語言形式上和職能上特點的理論。它也涉及哲學問題，如人類語言的起源、它在社會中的地位、它同思維和現實的關系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地、然而卻是以相當系統的方式論述過語言學理論問題。馬克思對於語言學和語言哲學所作的觀察的首要傾向，是涉及語言的本質或性質問題。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社會理論，包括了物質社會的活動和語言的統一的論題。因此，交往並不是語言的一種機能。相反，語言在邏輯上和在事實上都以人們的相互作用為前提：“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5頁）因此，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一個具有特征性的論題就是，從本質上而不是從偶然的或從屬的意義上看，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假定同意識和語言互為先決條件這一前提聯系在一起，它最初證明的是意識的社會性質這一論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5頁）。社會決定的觀念似乎劃清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概念同強調的天生論說法——這一理論強調了語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決定因素——的界限，這就是對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進行某些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根據（見“參考書目” ③）。它自然也反對關於個人語言在邏輯上可能性的推測，這為維特根斯坦的“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④）。恩格斯對語言的社會性質的論題作了補充，他從經驗上的假設說明，語言（象意識一樣）起源於勞動。自恩格斯以後，把語言的起源追溯到勞動，就成了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對恩格斯首創的假設的最激進的闡述是由盧卡奇提出的，盧卡奇堅持認為，勞動不僅解釋了語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釋了語言的結構上的特征。在盧卡奇看來，勞動是包括語言活動在內的人類全部活動的基本的模型。
　　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個傾向就是指出了語言、思維和現實的相互關系。按照這些推測，在職能上，語言和思維就象它們的起源一樣，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語言是思維存在的方式。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實際的措辭上，都是後康德的“語言哲學”和德國哲學（海德、施勒格爾、博普、格林兄弟、威·馮·洪堡）傳統的直接繼續。按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維和語言統一的論題，在某種意義上使人聯想起語言學的一種松散的相對主義，即認為語言的結構決定了不同的思維、世界觀方式等等論題（薩皮爾—沃爾夫假設、新洪堡主義等等）。然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接受語言學的相對主義，他們通常只把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反映論作為出發點，把重點放在人類思維形式的普遍性上。所產生的矛盾可以用幾種方式加以解決。人類思維的普遍性同語言類型學所描述的普遍的語言結構有關。這種觀點是從語言形式的角度來探討普遍性的。另一個解決方式就是言語從屬於行為範疇（如表現為言語行為理論），或者把語言追溯到作為人類生活普遍條件的勞動。
　　馬克思關於語言學理論推測的第三個傾向是要處理社會階級和意識形態的關系。能夠在語義學層次上加以解釋的這種思考，似乎證明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資產階級的語言”的假定。另外，馬克思還指出：“觀念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頁），而且“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2頁）。這些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語言的使用具有階級關系和意識形態的特征，統治階級的權力擴展到語言的使用上。這里產生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語言是否具有上層建築（正如它把意識形態包含其中那樣）的特征？（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條目 ）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馬克思看來，語言只是以社會所具有的一般性為前提條件（即人類活動必然的集體的性質），它同具體的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相互聯系是在語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規則層次上表現出來的。這種相互聯系的經驗上的問題，現在屬於社會語言學的領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現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或“現代歷史語法學”的結論，常常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上的準則而提及。恩格斯論述過比較語言史問題。他在論述古代日耳曼歷史，特別在論述法蘭克時代和法蘭克語言的手稿中，總結了他在比較語言史研究中的發現（恩格斯：《論德國的史前史》和《法蘭克時代》，見“參考書目” ⑥）。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變音形式和語音特點之後，批評了德語方言的分類，這種分類以所謂第二德語元音的音變為基礎，並認為每一種方言不是高地德語就是低地德語（見恩格斯：《法蘭克時代》）。因此，他在地理學上和語言學上對法蘭克方言進行了更確切的重新構造。恩格斯這些手稿是以講這種語言的共同體的歷史為依據並把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考察語言的發展，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礎。
　　在20世紀前半期，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理論上顯示出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回到了馬克思關於語言和意識之間關系的理論上。就如盧卡奇所解釋的那樣，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對象化對語言的作用。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礎上貫徹“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語言學研究”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①，第209頁注釋16）。這在本質上是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所走的道路，這種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論題外，還涉及“語言異化”的論題。結果，語言學理論加進了諸如“語言勞動”、“語言工具”、“語言資本”等範疇（見“參考書目” ⑤）。
　　語言是一種社會和意識形態現象的論題由蘇聯的語言學作了解釋，這主要受到馬爾觀點的影響，馬爾在20世紀30年代指出語言具有階級特征，因此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在馬爾看來，語言一開始就是作為階級統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階段階級鬥爭的發展所決定。由於語言創造過程（語學發生）的這種統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語言都可能歸結為相同的因素，而語言之間的區別則由它們出現在語言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一事實來加以解釋。在馬爾看來，語言由階級決定就意味著不同的語言表現為不同階級的產物，而不表現為部落的、種族的和民族共同體的產物。馬爾的觀點戰勝了由巴庫丁（伏洛西諾夫的筆名，他的著作是語言哲學年代的傑作，見“參考書目” ⑧）提出的對立的概念，巴庫丁也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現象，但他並不認為語言的共性同階級的區別是一致的。各種階級使用同一種語言；因此，不能假定階級鬥爭決定語言，而應該認為階級鬥爭是在語言內部進行下去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符號成為階級鬥爭的舞台”（見“參考書目” ⑧，第23頁）
　　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研究產生長期影響的第二種趨勢，同伏洛西諾夫和馬爾關於語言的社會性質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對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論有關，這種反映論認為語言同第二信號系統是一致的。同在辯證唯物主義結構內部對語言和認識內在關系學說的闡述相比較，上述觀點對一般語言學的影響較小。科學史和意識形態上的怪事是，巴甫諾夫的自然主義和馬爾主義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時認可的學說。
　　斯大林論述語言學的文章結束了馬爾主義的統治地位（見“參考書目” ⑦）。簡單地說，斯大林主要證明的是，語言不能歸結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二分法內的一個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語言應該解釋成同勞動工具相仿佛，因為它能服務於不同的社會制度。
　　盧卡奇對運用和闡釋巴甫洛夫反映論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嘗試，他在包括日常語言在內的日常生活理論中，提出了所謂“第一信號系統”的命題（見“參考書目” ②第2卷，第11—193頁）。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義，在以後的著作中，他討論了語言最初是社會再生產的一種因素，是社會生活繼續下去的一種手段問題。
　　關於馬克思主義同當代語言學關系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是否能夠提“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如果能夠的話，又是在什麽意義上這樣提？馬克思主義史表明，在對人類語言的解釋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的研究方法（當然，有好幾種形式）。因此，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哲學理論，這種理論把語言的社會特性和社會交往作用放在首位。這一研究方法甚至擴展到對語言結構問題的解釋上。然而，至少在當前語言學的研究中，在對語法結構形式表現的探討時，專注於社會特征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語法結構最終成為現代理論語言學研究的首要目標之一。一種理論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征，並不取決於對語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決於把人類語言學的知識同我們知識總體結合在一起的水平。




參考書目

①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② 喬治·盧卡奇：《美學的特性》，1963年德文版。
③ 奧古斯托·龐齊奧：《語言產生和社會意識—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及其傳播》，1973年意大利文版。
④ 費里哥·羅西—蘭第：《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的利用》，1968年意大利文版。
⑤ 費里哥·羅西—蘭第：《語言學和經濟學》，1975年英文版。
⑥ H．羅斯欽斯基和B．雷查拉夫—克勒塞合編：《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文風和翻譯》，1974年德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英文版
⑧ V．N．伏洛西諾夫：《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1973年英文版。


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學觀點通過他們關於文學（包括戲劇問題）的觀念而得到具體化，並受這些觀念的支配，而其他的藝術幾乎沒引起他們的注意。絕大部分是在他們的通信中提出的思想、看法和偶然的評論，累積了他們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一些尖銳的、具有明顯獨創性的貢獻。但是，馬克思的這些論題並不構成文學理論的綜合體系，它們並不是完整無缺的，這主要是由傳統上稱作著作的“內容”，而不是著作的“形式”所確定的。而且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經常推動文學批評的“傳統”，但提供的卻是一種不可靠的“傳統”，因為他們的解釋既被當時的意識形態的潮流所中和，也被他們有時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已提出的文學研究的根本基礎的無知所弱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這個問題的分散著作的第一部簡要的選集，直到1933年才由M．利夫希茲和F．P．希勒編輯出版，1945年前幾乎沒人利用過這一選集）。盡管在恩格斯逝世之後，在各種論題開始被系統地加以闡述和提出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結構之前的這半個世紀中，也有過兩位值得注意的早期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人物，這就是梅林（1893年）和普列漢諾夫（1912年）。
　　在這個領域中，嚴格地構成後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家著作基礎的有價值的東西，可以用表現現實加以概括。這一分析的基礎就是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這一理論涉及辯證的和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因此，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決不能被歸結為僅僅是道德的評判，更不能歸結為只是對政治的讚美和譴責。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研究必定導致倫理上的和行為上的重新評價和抉擇，但是，這是為了理解和分析的目的而對（文學）現實性利用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注意的主要論題就是階級標準、現實主義作品的方法和接受，以及文學經驗中的異化和消除異化。

　　階級標準

　　用社會階級的方法，把作品中現實表現的重要因素分離開，在馬克思以前就已開始，這顯然是由斯塔爾夫人提出的。由於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由於取代農民而成為主要的社會群體的貧窮的城市無產階級的興起，文學創作者和批評者同樣強烈地意識到社會形式的相對不穩定性，意識到“階級”的倫理和政治對於未來社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是青年黑格爾派中的一員；在德國，青年黑格爾派把社會生活及其文學表現中的事件理解為歷史的和可變的。馬克思最先就打算成為一位富有熱情的幻想和使社會望而生畏的批判詩人，就像他的朋友恩·泰·亞·霍夫曼、亨利希·海涅和斐·弗萊里格拉特一樣，但是，他放棄了這一目標，因為他更多地沈浸在哲學和社會思想中，並在從事政治評論和政治活動中，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物。
　　從馬克思發現（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無產階級是“現實本身的思想”的時候起，階級就是馬克思思想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思想必然以在文學創作和接受中受社會階級影響的一整套價值為準則。同時，這一論題也必然被看作是從大量批評者對特定文學作品的見解和錯誤中逐漸地產生的。實際上，對文學進行階級分析的關鍵性概念——階級標準的概念——不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由普列漢諾夫提出的，普列漢諾夫和梅林都被作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
　　階級標準的概念能運用於與文學作品相關的一系列事物中，從對政治觀點的明確的闡述（這或多或少同階級關系有關，在青年黑格爾所謂的有傾向性的作者中最為常見），一直到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中，頗為稱許地描述了對“按偉大歷史意義上來講”（即按人類進步運動意義上來講）的黨的讚成。然而，馬克思仍然懷疑大部分作家是否能夠跳出自身的利益（階級利益）而寄情於真正博大的文學上，但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馬克思還是頌揚其成就的，如對巴爾紮克的小說（盡管他自稱獻身於君主政體的原則）。另一方面，馬克思甚至（或者特別）嘲笑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作者，他們盡管樹起了平等和博愛的旗幟，但仍然受他們的階級出身和階級地位的支配，歐仁·蘇就是馬克思早期嘲笑的目標（參看《神聖家族》第5章；並參看“參考書目” ⑩，第4章）。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學中和階級相關的事物的分析，廣泛地蔓延開了，從強調階級鬥爭（參見索羅蒙在1979年發表的論著，第292—300頁）的巴庫丁的激進人道主義（1929年，1965年），到戈爾德曼的“原生的結構主義”。戈爾德曼的著作（1955年、1964年、1980年）從一個階級所表現的“世界觀”的角度出發來對文學進行考察。列寧以故事情節分析為基礎來對文學所作的那些寥寥無幾的論述，完全被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在布爾什維克文學批評中廣為流行的“庸俗”分析的著作所代替。在那些著作中，作者的階級出身被看作完全地和永久地決定他的態度和興趣。這種把“階級標準”的概念歪曲成一個簡單的貼標簽過程的分析，由蘇聯批評家V．弗里契作了示範；然而，這種觀點最近又被薩特恢覆了，薩特以極不相同的思想過程對福樓拜的階級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不用說，在敏感的批評者手中，“內容”的價值是作品中主要意義所在，因為作品的文學成就終將控制讀者數量。

　　現實主義的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本質上所進行的系統論述，為理解社會階級的描寫和在作品敘述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這里，新黑格爾者的“典型性”概念是關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評論了拉薩爾在構造他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中的文學方法（見1859年4月19日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這些書信以及恩格斯後來的一些書信，都仔細地推敲了他們關於小說中表現歷史現象的論題。因此，恩格斯在給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中，談到她的小說《城市姑娘》時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麽評論的話，那就是，您的小說也許還不是充分的現實主義的。據我來看，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41頁）。盧卡奇對文學現實主義的研究就是對這種說法的主要的、雖然是狹義的注釋。
　　對馬克思的文學現實主義概念的探討只是以這種說法開始的，這種說法就是寫小說可以像寫歷史著作那樣真實（甚至更為真實）。馬克思讚賞霍夫曼和巴爾紮克的充滿幻想的故事；而對於人們在閱讀那些遵循一種在敘述描寫上不受幹擾的“反映”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時所提出的問題，沒作任何暗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作者，如美國的L．弗雷納（論舞蹈、未來主義）提出了布萊希特和其他人在20世紀30年代爭論中詳細闡述的問題，後者爭論的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參見布洛赫等合著的《美學和政治》一書，1977年英文版）。最後，卡夫卡的著作似乎提出了決定性的論題。在具有更大自由的後斯大林時代，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跟菲舍爾、加羅迪、芬特斯等現實主義的“叛徒”所讚賞的卡夫卡的觀點相對立。由於在蘇聯的正統觀念統治時期，在蘇聯執政黨在國外所控制的知識界內，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或馬克思式的藝術家曾自由地對象征主義、幻想、超現實主義、諷喻手法和主體性作了試驗，所以那些共產主義編者和獨斷者對一些爭論問題的提法，便在很大程度把人們引入歧途。只有在對電影制作者、詩人、小說家、畫家、工業設計者和其他創造性的貢獻者作了合適評價後，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史才可能寫出來。這將是一項巨大的和具有啟發性的任務。

　　異化和消除異化

　　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是以他對的歷史理論中階級鬥爭論題為基礎的，這對文學理論來說也是正確的。開始在小說中作為階級標準（在其他有意義的因素中）理解的東西，卻使具有理解力和受過訓練的批評家和理論家得出虛幻的、以體裁為基礎的以及（或者）以沖突、混亂和失去人種潛力的社會生活為結局的文學上的形式標準。因此，馬克思在談到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對女主人公所期望的一般人性時，認為事實上她背叛了作者的觀念和經歷的狹隘性。他更廣泛地評論道，工業時代已生產出創作觀念上的貧困——古希臘的神話和美學的和諧將不再能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特征受性欲驅使而失去了這些品質，而這些品質在文藝覆興時期在統治者圈子內獲得過最高的讚揚（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
　　詳盡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方面對個別文學作品的評論是可能的，而結果就將使許多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詳細得多的文學論述相形見絀。對生活質量的降低和對人類自我實現潛在性歪曲的憤慨情感，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家手稿》中)是最重要的。正是這種作為動機的和有權威的因素，以及他意識到消除異化（這個術語雖是莫拉夫斯基在1974年使用的，見“參考書目” ⑨）作為一種道德的可能性和實踐的指導方針有助於促進憤慨情感強烈的範圍和程度，使馬克思主義有別於我們時代的其他哲學和歷史理論。
　　把一種被認為幾乎是空想的東西運用於對經驗事實的批判分析是極大的冒險。對喪失、縮減、無知、混亂和貧乏的感覺，可能會掩蓋事物的詳情。從方法上說，也不允許采取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並不提出異化的事物及其存在空間的概念，而是武斷地假定，對存在物的解釋只能達到一定點為止，也就是在需要求助於可資利用而又缺乏的解釋手段之前。然而，一般說來，文學和藝術卻是推行上述方法的理想領域。巴羅（1978年）像目前其他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強調“一切藝術的解放的和人性化的力量”。藝術家和作家都是異化和消除異化難題的共同探討者，而美學（文學）的價值就是把最明確的消除異化的價值準則授予公眾領域。（參看美學；藝術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李·巴克森德爾：《馬克思主義和美學—書目選注》，1968年英文版。
② 喬治·比茲特雷：《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現實主義的模式》，1978年英文版。
③ 克里斯·布洛克和大衛·佩克合著：《馬克思主義文學批判指南》，1980年英文版。
④ 彼得·德梅茨：《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的起源》，1967年英文版。
⑤ 特里·伊格爾頓：《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1976年英文版。
⑥ 盧西恩·戈爾德曼：《論小說社會學》（1964），1975年英文版。
⑦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馬克思主義和形式——20世紀文學的辯證理論》，1971年英文版。
⑧ 喬治·盧卡奇：《我們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與階級鬥爭》，1964年英文版。
⑨ 斯蒂芬·莫拉夫斯基：《美學基本原理研究》，1974年英文版。
⑩ S．S．普勞厄：《卡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1976年英文版。
⑪ 羅伯特·韋曼：《文學史的結構和社會》，1976年英文版。
⑫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和文學》，1977年英文版。


邏輯學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論著的特征，就是對取自傳統邏輯範疇表中範疇的自覺利用。起著重要作用的範疇有否定、量、關系、必然性。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是在這些範疇的結構內展開的。對這些範疇的解釋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解釋；範疇被看作包括思維在內的現實的形式（參看實在論條目）。

　　範疇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對辯證法的理解是以馬克思主義對傳統範疇的看法為基礎的。

　　否定

　　否定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這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的基礎。在論述判斷形式的形式邏輯中能找到類似的東西，人們可能發現，“所有的都不是紅的”中的賓詞否定跟“不是所有的都是紅的”中的判斷否定相比，要更接近於內在的否定。然而，更為直接的考察必然超出形式邏輯的範圍。
　　在一個體系的發展中，每一種新的決定因素以數種方法中的一種來否定這一體系。它要麽把自身加到這一體系上，從而斷定以前統一體中存在著多重性。現在存在的是這一體系和這一體系內部發展起來的增加的決定因素；或者就是破壞這一體系，從而斷定它本身就是一個不同於以前統一體的統一體。否定在其內在意義上是統一體中多樣性發展的過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一種內在的否定。它不是一種以超越社會原則為基礎的否定，而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工人階級觀點為基礎的否定（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量

　　交換價值（參看價值條目）和抽象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根本的量。對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之間（為了獲得交換價值）和質上不同的勞動的具體耗費之間（為了獲得抽象勞動）的抽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對這種抽象和其他類似的抽象闡述，是為了在量的變化的基礎上解釋質的變化這一顛倒的過程。質的變化是由量的變化引起的這一變動規律，賦予馬克思主義以唯物主義的特點（參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2章）。在這里，量具有外延量值——超出部分之外的部分——的意義。同黑格爾把量看作是要在統一體中加以克服的外在性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定量的概念是它基本理論結構的組成部分（參看唯心主義條目）。

　　關系

　　盡管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可以是不相通約的外在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利用了內在關系的重要性。這些關系應該是圍繞著整體的，整體內的這些關系都有其名稱。社會生產關系是圍繞著社會制度的行為者之間的關系。社會整體一直保持著邏輯主體的作用，這種邏輯主體不可能消失在一連串的多重關系中（見“參考書目” (○,12)12，第3章）。社會整體具有多重的方面，這些多重的方面內在地聯系在一起（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因此，由於確定了內在關系的這種重要性，也就排除了原子論者的世界觀。其推論就是，一個原因並不是孤立地而是作為整體的一個方面產生其結果。另外，在原因和結果是同一體系的兩個方面的時候，它們就相互作用或相互影響，因為結果所表現出來的變化就是原因所屬的那個體系的變化。

　　必然性

　　趨勢決定必然性。但是，趨勢的實現也可能受到阻礙。因此，與傳統的模態關系相對比，必然性並不意味著現實性，至多只意味著可能性。如果某一事物是必然的，那麽，它是否發生和在什麽時候發生，以及它的出現都是以趨勢為根據的。對趨勢的阻礙並不總是偶然的；整體的否定性是這些整體內對抗或矛盾趨勢的基礎。由於這種對抗，必然性以及科學的規律所指出的是理想的發展，而不是現實的發展（見“參考書目” ⑥，第2篇第1章（C）節（b）；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3章）
　　勞動場所社會化的趨勢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然而這一趨勢是同懲罰勞動力的趨勢相稱的，這必然導致勞動過程越來越少地受勞動者的控制。這兩種理想的發展其中——每一種發展都顯露出必然性——同勞動場所實際的發展趨勢不相一致。

　　辯證邏輯

　　現實是辯證的，因為現實的變化是由矛盾產生的（參看矛盾條目）。非馬克思主義者是難以讚成矛盾的，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對矛盾的性質也有爭論。

　　矛盾

　　為了理解矛盾，只要把上述幾個範疇集中在一起就可以了。首先，矛盾的極點包含在一個整體內，因而具有內在的聯系。其次，矛盾本身反映了多重性據以從統一體中產生的那種現實的否定性。這類矛盾並不都象“a是紅的和a不是紅的”這樣的形式上的矛盾。形式的矛盾是“a是H和a是G”的一種特殊情況，它代表了統一體a內部的多重性——H和G，因而是矛盾的基本類型。如果H和G是外在的決定因素，就像柏拉圖的賓詞理論那樣，那麽，a的統一和它的決定因素之間就不存在緊張關系。但是，這里的決定因素是內在的。第三，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是通過自身的變化得到解決的。這種特殊類型的變化是由同矛盾的每一極點聯結在一起的趨勢所確定的。這些趨勢的相互作用是一種否定之否定；最初的否定是一個一元整體內部的多重性的確定，後一個否定則是由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所造成的變化（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13章；另見“參考書目” ④，第4章）。

　　選擇邏輯

　　非馬克思主義者否定矛盾的一個根據，就是既然相信矛盾包含在一切事物中，那麽，在辯證法的體系中，豈非一切都能加以證明。然而，在把所指的東西解釋為具有“永存性”或是一種“相關的”關系的形式體系中，矛盾可能被孤立起來，而無須一切都加以證明。更使人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事實：一個具有永存性的完整的形式體系，能夠在這一體系內的一定的命題和否定都是定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非矛盾的古典規律——非（A和非A）——也是一個定理（見“參考書目” ⑩）。其意義就是，在形式邏輯中，不存在確切的理由來反對世界為某些形式的矛盾提供基礎的觀點。因而，在形式邏輯中，更不存在確切的理由來反對世界為表現統一體和多重性之間緊張關系這種更基本的但更松散的矛盾提供基礎的觀點。這種證明一個不協調的世界是可能的意圖，同康德那種認為矛盾只是屬於思維本身的觀點是背道而馳的。按康德的觀點，辯證法必須歸結於思維，因而不可能成為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

　　解釋方法

　　辯證的觀點並沒有給解釋提供圓滿的方案，但它是以把社會科學中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和它對手們的方法區分開來。

　　抽象

　　理論和實踐都是社會存在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孤立趨向從來沒有充分地實現過。它們作為社會存在的對立要素而相互作用。由於量變構成質變的基礎這一事實，這種相互作用必然同那種認為解釋概念和假定的結構也是實踐的觀點相一致。這同那種認為它們是作為觀念的產物產生的觀點是對立的，這種觀點對於它們所表現的現實是否存在的問題陷入了不可知論中。理論的概念是抽象的，但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是觀念的產物。對它們的抽象是以實踐為起點的（見“參考書目” (○,11)11 ，第5章）。在實踐中，一個現實的一定方面總涉及對總體的抽象。一個概念表現的是在實際的或在可能的實踐中所要加以強調的現實的方面。
　　作為一個理論整體，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抽象的，這種抽象所表現的就是社會存在的一個極其有限方面的趨勢。為了對所要獲得的具體要求有用，一種抽象理論必然同社會存在的其他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性別關系以及意識形態，是我們社會的全部方面（見“參考書目” ①第6章）。那種認為存在著包括一切方面的理論觀點，同理論的抽象和實踐可選擇的性質是不相一致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假定，這些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理論，都將把經濟理論看作是起作用的結構。

　　決定

　　馬克思主義者是通過找出決定事物的因素來解釋事物的（參看決定論條目）。馬克思主義內部仍然在兩種決定觀點之間搖擺不定。一種觀點認為，決定是一種作為前提的事物，它對結果起促進、產生或提供時機的作用。對於這是否能夠成為這種事物的結果的懷疑，來自對這種決定觀點怎樣適合辯證法的考察。如果關系對整體來說是內在的，並且對所有的關系來說都依靠這些整體，那麽，決定——作為一種促進或者產生的關系——本身必然是由潛在的整體特點所決定的。因此第二種觀點就是，決定是一種能使整體內部的關系成為可能的整體的本質的事物。由於這些觀點不是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補充的，因此，重要的是承認這兩種決定在馬克思主義中都有其地位（見“參考書目” ②第1章第3節；“參考書目” ⑤）。
　　唯物主義在對歷史的闡釋中，斷定經濟理論在解釋中具有首位重要的作用（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這種首位重要性所容納的不是作為前提促進的決定，而只是作為能使整體內部的這種前提促進成為可能的整體的性質的決定。在很多方面，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具有的首位重要性，就象物理學具有的首位重要性的例子一樣（見“參考書目” ⑦，第5章）。

　　目的論

　　不容懷疑，許多馬克思主義解釋中都有目的論的特點。有時候，生產資料的發展要求改變生關系；有時候，生產關系的保存要求改變生產資料。這類說法不可能簡單地用前提的促進加以表現，前提促進已經卷入其中。這一觀念是指，我們解釋一個事件就在於：如果這一事件發生了，那麽，它就是合乎事物狀況的某種要求的促進（見“參考書目” ③，第9章）。裝配線就是由這樣的事實加以解釋的，如果存在著一條裝配線，生產工人就可能更容易被管束。目的論的解釋沒能消除對以整體的特點為基礎的決定的需要。只是在某種社會整體內——在一種服務於特權的剝削社會內——裝配線的存在只是因為它更易於管束工人。

　　現實的層次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上層建築的地位和現象的地位是有爭議的（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經濟基礎決定意識的上層建築（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可以用兩種決定觀點加以解釋。認為上層建築是由作為前提促進的經濟基礎引起看法，留下了難以克服的問題，即沒有發展的觀念體系，經濟基礎怎麽可能存在。於是，人們便試圖運用第二種決定方式來解釋基礎—上層建築這一比喻，即認為基礎是一種經濟結構，在這一經濟結構內，文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情況的混合能夠促進觀念的變化。
　　現象不是作為經驗主義的認識基礎的那種感知（參看經驗主義條目）。現象，如作為產品客觀特征的交換價值現象，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可見，現象和現實的區分是一種社會區分，而這種區分是經驗主義的那種感覺和理論的區分所從來不打算做的。現象需要用理論武器加以評判，而不能用來作為理論基礎（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

　　相對性

　　馬克思主義全部的解釋邏輯是一種相對性的邏輯。在實踐範圍內形成的理論和概念是為了推動實踐。因此，理論和概念同既定的客觀環境有關。只有當整體內事物的內在聯系被放棄了，概念和理論才可能被認為超越了實踐。另外，因果上的和目的論上的聯系同使它們成為可能的那些整體有關，因此，它們沒有普遍的適用性。
　　馬克思主義關於概念的觀念不同於那些強調關於語言學相對性的觀念，這類觀念起始於語言學，並且不可避免地受語言學限制。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概念的相對性是同社會、從而最終是同階級，以及包含了物質體系的環境有關。因此，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而不是唯心主義的相對性。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相對性是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來達到的，但是，他們尋求的是超越實踐的出路。有些人尋求出路的觀點是認為，在感覺的判斷上，我們得到的是現實本身（見“參考書目” ⑧，第2章第5節）。其他一些人尋求出路的觀點是，賦予無產階級前途以特殊的地位——這種前途能夠與眾不同地確定不被歪曲的現實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⑨；第3節）。以上這些觀點都同賦予概念和理論以相對特點的辯證法觀點相抵觸。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
② 埃蒂耶納·巴里巴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載路·阿爾都塞和埃·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④ 米爾頓·菲斯克：《辯證法和本體論》，載J.梅法姆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第1卷，1979年英文版。
⑤ 米爾頓·菲斯克：《決定和辯證法》，1981年英文版。
⑥ 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第2卷，1929年英文版。
⑦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⑨ 喬治·盧卡奇：《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載《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理查德·勞特利和羅伯特·K·邁耶：《辯證邏輯、古典邏輯和世界的一致性》，1976年英文版。
⑪ 阿爾弗雷德·索恩—雷瑟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1978年英文版。
⑫ 金德里奇·澤倫尼：《馬克思的邏輯》1980年英文版。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



　　1898年，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出生於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的倫貝格（Lemberg；現為烏克蘭的利沃夫，L’vov）。作為著名烏克蘭語言學家的兒子，他在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環境中長大，但尚在讀高中時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並成為了一名有堅定信仰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朋友們成立了在地下活動的“加里西亞國際革命社會主義青年” 組織（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Youth of Galicia），該組織編輯了一份致力於反戰鬥爭的非法期刊。俄國革命爆發後，該組織的一些成員成為了西烏克蘭共產黨（該黨後來加入了波蘭共產黨）的領導人。30年代初，黨的幾乎整個領導層成為了於蘇共和蘇聯內部開始發生的大清洗的犧牲品；羅斯多爾斯基當時不住在烏克蘭，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羅斯多爾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後又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他為“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工作了幾年，為此他對維也納檔案館的歷史資料進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認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為一個遭受民族壓迫的農民國家的一員，羅斯多爾斯基的主要興趣是對民族問題和農民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以所寫的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Marx and Engels on 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s without a history，德語）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34年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後，他不得不離開維也納，回到自己的祖國，而烏克蘭已經淪落到波蘭的境地。他在倫伯格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工作，隨後出版了《東加利西亞村莊社區及其解體》（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East Galicia and its dissolution，Lwow，1936，波蘭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兩卷關於加利西亞農民壓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這套書直到1962年才在華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羅斯多爾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蓋世太保（Gestapo）囚禁。隨後幾年，他在德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和奧拉寧堡（Oranienburg）集中營度過。戰爭結束後，他在奧地利一所工會學校教了一段時間。 1947年，他前往美國。在那兒，他的政治經歷使他無法獲得學術職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國一家圖書館中發現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立即意識到該手稿的巨大理論意義，並花了幾年的時間對其作系統性的評注，這項成果便是羅斯多爾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在他去世後才得以出版）。
　　在美國居住的最初幾年，羅斯多爾斯基從他的論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社會歷史年鑒》（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漢諾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項理論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場，並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即由於革命中的波蘭與匈牙利貴族不願真正地解放農民，因此後者投靠到奧地利君主勢力的陣營。
　　羅斯多爾斯基在《1848-1849年奧地利國民議會中的農民代表》（The peasant deputies in the Constituent Austrian Reichstag 1848-9）一書中也考察了農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這部作品中，羅斯多爾斯基根據他對奧地利檔案館的詳盡研究，從自由資產階級和貴族無法對土地問題實施雅各賓主義”式的解決方案這一角度解釋了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
　　羅斯多爾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寫一部關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歷史著作。這項工作是為了反駁自列寧去世以來逐漸傳開的謊言，即他會支持“和平共處的政策”。羅斯多爾斯基只寫完了兩章內容：一章考察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物質根源，以及布爾什維克與考茨基主義的鬥爭；另一章則考察了1918年1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罷工——這是表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階級鬥爭的具體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羅曼·羅斯多爾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盧卡奇，喬治

　　1885年4月13日生於布達佩斯，1971年6月4日在布達佩斯逝世。
　　盧卡奇作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1919年到1929年間）之一，度過了漫長而緊張的一生。他是多產的作者，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02年，幾乎是在70年後他完成了《社會本體論導論》，在他逝世前不久，還留下了最後打算寫的著作，即他的回憶錄的提綱，這部回憶錄恰當地取名為《經歷過的思想》。
　　1918年以前，盧卡奇曾信仰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受到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和克爾愷布爾的影響。（1908年前，盧卡奇就第一個覆活了克爾愷布爾的著作）。他是喬治·西梅爾、麥克斯·維貝爾和恩斯特·布洛赫的朋友，他在德語上花了很多時間，後來他的許多著作都是用德語寫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匈牙利“星期日俱樂部”的知識上的領袖，這個俱樂部同弗里格斯·安塔爾、貝拉·巴拉斯、貝拉·福加拉西、阿爾諾德·豪澤爾、卡爾·曼海姆、卡爾·帕蘭尼、威廉·斯澤拉斯、查理·托爾納、尤金·瓦爾加和其他人聯系在一起。1917年，盧卡奇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精神科學自由學派”，巴爾托克和科達利也參加了這個學派，這一階段他的主要著作有：《心靈和形式》（1910年）、《現代戲劇發展史》（1911年）、《美學文化》（1913年）、《小說理論》（1916年）、《海德爾堡的藝術哲學》（也就是他逝世後出版的《海德爾堡美學》，這部著作開始寫於1912年，1918年放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盧卡奇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觀點，並在1918年12月參加了共產黨。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幾個月中，他擔任教育和文化部長（“人民委員”），他任命了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安塔爾、巴爾托克、科達利、曼海姆、瓦爾加和其他人）擔任政治文化的重要職務。匈牙利公社崩潰之後，他逃離匈牙利；直到1945年，他為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才回到匈牙利，把霍爾蒂政權對他作出的死刑判決置之度外。他在奧地利、德國和俄國過了若幹年僑居生活後，於1945年8月回年匈牙利，擔任布達佩斯大學美學系主任。
　　盧卡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活動表現為5個不同的階段。

　　（1）1919—1929年。作為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盧卡奇大量地參與日常的政治鬥爭，這一政治鬥爭被內部因素的對立敗壞了，並不斷地遭到貝拉·庫恩和他在第三國際的朋友們的攻擊。他的許多著作都涉及政治上鼓動性的論題，涉及對可行的政治策略的闡述，其頂點就是《勃魯姆提綱》。《勃魯姆提綱》寫於1928年，這一提綱的觀點同“人民陣線”的觀點極其相似（7年以後，在季米特洛夫講話後，這一觀點成了第三國際正式的政策）。由於這些觀點過早地提出來，被第三國際指責為“半社會民主黨的取消主義的理論”。他在這一階段的主要理論創作收集在以下三本著作中：《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列寧：對他思想的統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論文集》（1919—1929）》。其中受到第三國際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其他人譴責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對從科爾施到本傑明和梅勞一龐蒂，從戈爾德曼到馬爾庫塞以到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生運動，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2）1930—1945年。由於《勃魯姆提綱》的失敗而宣告放棄積極的政治活動之後，盧卡奇主要寫了文學批評的論文和兩本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歷史小說》（1937年）、《青年黑格爾》（1938年）。他對文學的研究後來收入題為《歐洲現實主義研究》、《哥德和他的時代》和《論托馬期·曼》著作中。在這一階段，隨著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列寧的《哲學筆記》的發表，他在理論上以對他早期的“反映”觀點的修正並以對“同一的主體—客體”（他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述的）的否定為標志。1941年他曾被短期監禁，後在季米特洛夫的幹預下被釋放，季米特洛夫與盧卡奇持有同樣的觀點。
　　（3）1945—1949年。回到匈牙利後，盧卡奇大量地參與文化政治活動，發表了許多文學論文和通俗的哲學文章，他創立並在學術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論壇》。1949年，他受到黨的理論家盧達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擊，因為他在《文學和民主》和《保衛新的匈牙利文化》中所表述的觀點，重提了《勃魯姆提綱》的看法。這些攻擊（法捷耶夫和其他俄國人也參加了）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這迫使盧卡奇退回到他的哲學研究上去。
　　（4）1950—1956年。他著手寫了一些重要的綜合性的著作，這一階段他主要完成了兩部著作，即《理性的毀滅》和《特殊性：一個美學範疇》。1956年，他寫了《當代現實主義的意義》。這年10月，他在依姆雷·納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長。起義被鎮壓後，他同納吉政府的其他成員被驅逐到羅馬尼亞，1957年夏回到布達佩斯。
　　（5）1957—1971年。這一階段他完成了兩部大型的綜合性的著作：一部是論美學的著作（《美學的特殊性質》，1962年），一部是論社會本體論的著作（《社會存在的本體論》，1971年），後一著作用英文發表的三章是：“黑格爾”（1978年）、“馬克思”（1978年）和“勞動”（1980年）。

　　盧卡奇的主要成就涉及從美學和文學批評到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廣泛的領域。在美學上，他除了從強烈的反現代主義立場出發寫了許多闡述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著作，還創立了一種關於藝術和文學理論的最根本的、最綜合性的命題。在哲學上，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人物，他堅定地擁護辯證法主張，反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和教條主義。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他詳盡闡述了異化和物化的理論，這一闡述出現在馬克思那部論述這一問題的早期著作發表之前。在他活動的最後幾年中，他還創立了不朽的、但還幾乎沒被人理解的社會本體論。。在社會學上，他關於階級意識的理論對“知識社會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及更現代的理論，都產生過極大沖擊和極強烈的影響。在政治學上，他最先被人記得的就是他關於組織問題的思想，他是最初擁護“人民陣線”和以群眾在政治上參與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參考書目

① 弗蘭克·本塞爾編：《紀念喬治·盧卡奇80歲誕辰文集》，1965年德文版。
② 盧西安·戈爾德曼：《盧爾奇與海德格爾》，1977年英文版。
③ 米歇爾·洛維：《革命知識分子的社會學——盧卡奇在政治上的演進（1909—1929）》，1976年法文版。
④ 莫里斯·梅勞·龐蒂：《辯證法的先驅》（1955），1973年英文版。
⑤ 依斯特萬·梅查諾斯：《盧卡奇的辯證法觀》，1972年英文版。
⑥ 吉多·奧爾德尼編：《盧卡奇》，1979年英文版。
⑦ G.H.R.帕金森編：《喬治·盧卡奇的生平、著作和思想》，1970年英文版。
⑧ 西奧·平克斯主編：《同盧卡奇的談話》，1974年英文版。


流氓無產階級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5部分中，把流氓無產階級描繪成“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被分解出來的人群”，它包括“資產階級可憎的敗類中的冒險分子……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扒手……妓院老板”等等，路易·波拿巴在奪取權力的鬥爭中就依靠了這些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52頁）。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中，也用了類似的方式，他們偶然也提到流氓無產階級，盡管在他們的分析中，這一概念已不再占十分突出的地位。鮑威爾（1938年）區分出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的重要因素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沒能找到恢覆到資產階級生活中的、失去社會地位的人，以及中下層階級和農民中窮困的群眾。但是，當他提到“整個流氓無產階級”都被趕到法西斯主義者那一邊去時，這一範疇所包含的內容卻不夠清楚，他進一步有力地強調了失業工人可能補充到法西斯主義隊伍中去的限度。托洛茨基在他論法西斯主義的著作（1971年）中，簡要地提及“工人中更大的群體轉變為流氓無產階級”，但他更為注意的是小資產階級成為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
　　流氓無產階級術語的主要意義，與其說是指出了具有較重要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清楚地加以確定的社會群體，還不如說是注意到了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和崩潰的極端條件下，很多人都可能從他們的階級中分離出來，組成一個“自由漂浮的”人群，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反動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影響。





盧森堡，羅莎

　　1871年3月5日生於波蘭的紮莫什奇，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逝世。
　　羅莎·盧森堡出生在一個相當富有的、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猶太人家庭，她是這個家庭的5個孩子中最年幼的一個，她是在華沙長大的。她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聰明和學業上成功的姑娘；在她很年輕時，她就反抗籠罩在俄羅斯波蘭中學中的那種約束性的制度，參加了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後來，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離開波蘭去蘇黎世。她在那里進了大學，起先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後來學習政治經濟學；最後，她完成了論述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學位論文。同時，她也積極參加來自俄羅斯帝國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對波蘭社會黨的民族主義；1894年，她同從事相似活動的親密同志利奧·約吉希斯一起，領導創立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約吉希斯是該黨的主要組織者，盧森堡則是該黨最有才智的人和該黨的喉舌。他們倆人已形成了一種長久的和熱切的關系，他們之間的緊密的政治聯系超過了以後個人間的疏遠。為了有一個適合發揮她的能力的更廣闊的政治舞台，羅莎·盧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國。
　　在這以後，她在歐洲社會主義內部的重要辯論中嶄露頭角。在同修正主義爭論中（參看修正主義條目），由於《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一書使她一舉成名，這本書可能仍不失為一般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所作的最好反擊。她堅決主張，隨著資本主義的持續下去，它的危機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緩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樣，把馬克思主義核心砍掉，否定社會主義綱領的客觀基礎，而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抽象的倫理上的烏托邦。工人運動確實要通過工會和議會活動為實現改良而鬥爭。但是，由於這些改良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工人運動決不能忘記它的最終目標：通過革命奪取政權。1904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書中，盧森堡介入了列寧和孟什維克之間的爭執，她批評了列寧關於高度集中化的先鋒黨的概念；她認為這一概念試圖把工人階級置於監護之下。在這里，她的命題——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點——就是，工人獨立的首創精神即自我活動使他們有能力經過自身的經歷和自身的錯誤，認識到相應地需要建立在廣泛基礎上的民主組織。在這些年中，她還有其他同列寧不一致的地方。盡管她痛恨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但是她同列寧不一樣，她既不支持波蘭獨立，在更一般意義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口號。
　　然而，對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應使他們更接近了；他們都設想，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經過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進行到底。此外，在關於俄國工人的群眾行動的問題上，盧森堡被認為是發現了一種有關國際聯系的策略思想，而且她還開始敦促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接受這種策略，說明這和其他事情一樣，也是這一組織左派的事情。在《群眾罷工、黨的和工會》中，她提出群眾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廣大群眾的創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發表現，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聯系在一起，並同更長遠的要求直接聯系在一起，在這中間潛伏著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全球性的鬥爭。1910年，這一觀念使她同考茨基決裂了，考茨基主張重整黨領導的謹慎的、以選舉為特征的政策。她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同戰爭威脅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論著作《資本積累論》，她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釋。她證明，一個封閉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不同非資本主義社會接觸，必然會因為沒有能力吸收所生產的全部剩余價值而崩潰。帝國主義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了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環境而展開的競爭鬥爭，但是，由於後者受到了侵蝕，就造成資本主義關系的動搖和這一體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潰。
　　盧森堡在德國領導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理智的傑出倡導者集合在斯巴達克派中，她在《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其他著作中，譴責社會民主黨的護國立場是一種叛賣。戰時的大部分時間她是在監獄中渡過的。在那里，她寫了《俄國革命》，她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派休戚與共，完全一致，她讚同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嘗試；但是，她也對他們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義政策，首先是對他們剝奪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對於他們以冠冕堂皇的名義來做這些不幸的、勢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後期獲得自由後就參加了德國革命，在一次流產的起義被鎮壓後，她在柏林被右翼軍官殘酷地殺害了。
　　羅莎·盧森堡的著作有時被解釋成一種政治上的宿命論，因為她提出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崩潰的理論；她的著作也被解釋成一種無限制地相信群眾自發性的理論。然而，這是對她的誤解和歪曲。資本主義的崩潰表現為無產階級的選擇：一方面是危機、反動、戰爭，最終是災變和野蠻狀態；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因此，參加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必然的和緊迫的。在她看來，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命題，這種鬥爭的實質確實是由工人階級的自發性、自我解放的結果所提供的。但是，她並不否認需要組織，也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有能力的領導的重要性。她同列寧的分歧常常被誇大了。他們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盧森堡畢生所關注的民主和解放，這毫無疑問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因此，不應該把她同對這一傳統持批判態度、跟她完全對立的人——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混為一談。




參考書目

① 萊里奧·巴索：《羅莎·盧森堡》，1975年英文版。
② 霍萊士·B·戴維斯主編：《民族問題—羅莎·盧森堡著作選》，1976年英文版。
③ 保羅·弗羅利克：《羅莎·盧森堡》，1972年英文版。
④ 諾曼·傑拉斯：《羅莎·盧森堡的遺產》，1976年英文版。
⑤ 迪克·霍華德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1年英文版。
⑥ 羅伯特·盧克主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2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J.P.奈特：《羅莎·盧森堡》，1966年英文版。
⑩ 瑪麗—艾麗斯·沃特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李森科主義

　　李森科主義一詞起源於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1898年生於烏克蘭波爾塔瓦省的卡爾洛夫卡，1976年11月20日在蘇聯逝世）的生涯、影響和醜聞。李森科原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植物種植者，他狂妄地主張利用溫度、濕度和其他簡單的技術對種子加以處理，能夠戲劇般地改變谷物季節形式和產量。他還主張，這些變化的有益結果可能傳給後代——獲得性的遺傳。他的方法、主張和理論公然違抗了發展的植物遺傳科學。結果，蘇聯和受蘇聯影響的國家的生物學的和農業的理論和實踐，同國際上科學家和農業學家完全對立起來。1927年他開始出名，到1948年以斯大林為靠山結束了他的勢力的全部對立面，李森科一直上升到控制了涉及遺傳概念的所有學科。西方遺傳受到了譴責，它在蘇聯的實踐者也受到了迫害、監禁，有的還被殺害了。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的勢力一直沒受到挑戰，斯大林逝世後他的勢力衰落下去，但在赫魯曉夫的保護下再度擡頭，直到1965年兩者都被廢黜為止。在西方，李森科主義被看作是一種足以引以為訓的實例：不要幹預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和它的中立地位的價值。對科學的政治幹預會產生不利於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結果。李森科主義成功地被當作一根棍子來使用，以此打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科學和社會觀念，在冷戰時期特別是這樣。它疏遠了許多進步的科學家，在歷史、哲學和社會的科學研究中產生嚴重的後果。
　　毋庸置疑，李森科主義窒息了蘇聯遺傳學和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雖然人們已證明它對蘇聯已經困難的谷物生產的影響是驚人地微小。作為一種保護制度和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都造成慘重損失。然而，主要的問題卻是，李森科主義醜聞的所作所為一方面有效地排除了對更為覆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關系的探討，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排除了專家們的作用。李森科作為一個農民或無產階級科學家的出現，部分是因為蘇聯的資本階級科學家極不願意進行合作。在列寧同資產階級專家的妥協結束後，完成“文化革命”和促進“紅色科學家”的意圖使許多十足的機會主義者被羅致。同樣，需要余糧以供給城市無產階級和出口（為了實現工業化而購買資本物品），導致了激烈的措施（見“參考書目” ⑧）。對蘇聯科學、技術和農業政策的輕易批評，有助於轉移對較細微的但並不是不重要的方面問題的注意，在這些方面，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優先作了具體的研究和發展。“李森科主義”起到了一種煙幕作用，在這種煙幕後面，人們認為西方的研究和發展走在更為細致地介入研究的資助制度下受到資本家的控制，因而使自鳴得意的情緒得以增長。在蘇聯人造衛星發射（1957年）之前。西方制度已經被認為取得了較為巨大的成功；但自此以後，強調軍費開支導致在西方研究和發展中獲得大量的軍事讚助，也增加了在安排研究任務上對顧客合同的直接依賴。李森科主義作為遺傳學和農業的理論基礎是完全不可信任的，但作為一種引以為戒的實例和作為一種進一步深入了解研究和發展重點過程，應該說它仍然有許多教訓可以吸取。




參考書目

① 洛倫·格雷厄姆：《蘇聯的科學和哲學》，1973年英文版。
② 朱利安·赫克斯利：《蘇聯遺傳學和世界科學—李森科和遺傳學的意義》，1949年英文版。
③ 大衛·佐拉夫斯基：《李森科事件》，1970年英文版。
④ 多米尼克·勒庫特：《無產階級科學？李森科的事例》，1977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得·勒溫廷和理查得·萊文斯：《李森科主義問題》，載H·羅斯、S．羅斯主編的《科學的激進化》，1976年英文版。
⑥ 若列斯·亞·麥德維傑夫：《李森科的浮沈》，1969年英文版。
⑦ V．薩馮諾夫：《開花的土地》，1951年英文版。
⑧ 約瑟夫·斯大林：《在糧食戰線上》（1928），載《列寧主義問題》，1953年英文版。
⑨ 羅伯特·M·楊格：《李森科主義的開端》，1978年英文版。
⑩ 康韋·澤克爾：《俄國科學的死亡》，1949年英文版。

機器和大工業

　　在工場手工業條件下，生產工具是工人的手工工具，這種工具的使用受到人的體力和技能的限制。隨著以使用機器為特征的大工業或現代工業的發展，所有這些限制都消除了。機器由發動機、傳動機構和工具機組成，它能夠完成工人所進行的操作，但卻能夠擺脫手工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操作所受的器官的限制。然而，機器並不是簡單地代替在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中就已經簡化了的那些勞動操作。這時候，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對人的專業和技能（馬克思稱之為主觀原則）的依賴，被一種完全客觀的過程所代替，這個過程以機器的型號、大小、速度之間的客觀關系作為特征，從而也是以生產的連續性和自動化原則（參看自動化條目）作為特征的，現代的資本主義工業使用機器來生產機器，而只有這樣做才為它本身創造一種適當的技術基礎，一種完全客觀的生產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已經成為一種技術上的必要性，它對工人來說是一種事先存在的物質生產條件。利用機器來從事生產有時又叫做“大工業”，以區別於工場手工業的手工生產。
　　由於協作和勞動分工而產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便成為能夠被資本家無償地利用的社會勞動力。至於在勞動工具方面，情況則並非如此。機器的價值是在機器的經濟壽命期內轉移到產品上的（必須把機器的經濟壽命跟機器的“精神磨損”區分開來，後者是從機器的經濟壽命和物質壽命之間的差異中產生的）。跟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形式下的工具比較起來，在大工業的條件下，從機器轉移到產品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在產品的總價值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盡管產品的總價值是絕對地變得比較小了。機器的勞動生產率能夠相應地按照它所取代的人的勞動力來衡量。總的說來，使用機器是為了使產品變得低廉，這就要求在生產機器上所耗費的勞動要小於使用該機器所代替的勞動。但是由於資本家所支付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的價值，因此資本家使用機器的限度，便由機器的價值和它所取代的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差別來決定。這就意味著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使用機器的余地要比資本主義社會大得多。這是由於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使用機器是為了減輕人們的工作負擔，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機器則是純粹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動力（參看價值；剩余價值；積累條目）。
　　然而，機器本身並不能夠生產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只能從資本的可變部分中產生，而所產生的數量則決定於剩余價值率和雇傭工人的人數。因為在任何具有一定長度的工作日的情況下，機器的使用只有通過降低商品成本才能提高剩余價值率，也就是通過減少一定數量的資本所雇傭的工人人數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可變資本必須轉化為不變資本，這種必然性成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動態研究的中心問題。馬克思認為它帶來以下幾種後果：
　　第一，機器這個減少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的關系下卻成為把全體工人階級家庭轉化為由資本所支配的（為其自身的增值）單純的勞動時間的手段。勞動力被加緊剝削；工人喪失了技能並且不得不在機器的主宰下進行工作；工廠成為實行嚴酷紀律的場所，成為一個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縮影，它對有關勞動過程的社會立法是一種諷刺；科學、自然和社會勞動都被納入機器制度之中，它們構成了資本家的實力，以對付處於勞動過程中的工人，從而使死的勞動統治著活的勞動。在每一勞動過程亦即價值增殖的過程中，客觀現實是：不是工人支配他的工作條件，而相反地，是工作條件支配著工人。
　　第二，由於機器取代了工人，從而產生了剩余的工人人口，即勞動後備軍。這種剩余人口的浮動則又對工資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通常的條件下保證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
　　第三，由於不變資本有依靠可變資本的減少而增加的傾向，這就造成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領域中的“內在矛盾”，因為只有活的勞動才能夠創造任何價值，然而為了增加剩余價值，這種活的勞動的數量卻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對於分析資本構成的運動傾向具有肯定的意義（參看資本有機構成；資本價值構成條目，在分析利潤率方面可參看利潤率下降；經濟危機條目）。





工場手工業

　　馬克思把工場手工業定義為建立在手工業生產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那種協作形式（見《資本論》第1卷第14章）。在英國，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下葉，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占統治地位的形式。它有兩種形式。第一種，適用於生產那些從各個獨立的手工藝過程中產生的產品（馬克思舉了機車和鐘表生產為例，並稱之為“混成的工場手工業”，見《資本論》第1卷第12章）；這時候，獨立的手工工人被聯合在一個工場里，在一個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工作。然後在一段時間里，這些獨立的生產過程被劃分為各種細小的工序，它們成為專門的工人的專職，每一個工人只是一個完成局部工作的工人，而把所有這些局部的工序聯合起來，則構成工場手工業的整個過程。第二種，適用於生產那些原來完全由一個手工工人在一系列工序中完成的產品（馬克思舉造紙和制針生產為例，並稱之為“有機的工場手工業”，見同上引書）。同樣地，這些工人也是同時受雇於一個工場之中，開始的時候他們都從事同樣的工作。逐漸地，這項工作被劃分了，一直到商品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手工工人的個人產品，而是一個工場的手工工人的社會產品，而其中每一個工人只不過完成所組成的一個局部的工序。無論是前一種還是後一種形式，都采用了勞動分工，或者使勞動分工在生產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時候，除了個別大規模的、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的生產過程以外，很少使用機器（雖然在17世紀期間對機器的偶爾使用，對於為數學提供實際運用的基礎並促進機械學的創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從來沒有達到一種技術上的統一，當時唯一具有機器生產的特征的項目，就是每個工人都已具有馬克思所說的“集體工人”的那種片面性，即每一工人的專業分工都迫使他或她不得不作為在機器的調節下的集體工人的一個部分去工作。
　　但是，從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中所產生的專業化，造成了工人跟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脫離的後果，因為工人由於專業化而喪失的東西，已集中在雇傭他們的資本的手里。這就是說，資本的社會生產力已投放在集體工人的身上，而這種生產力的增長則只有通過個體的勞動生產力的貧困化來實現。在工場手工業中，勞動分工不僅使工人專業化和把他們聯合在一個單一的機制中，而且由此創造了一種使勞動生產力為了資本的利益而得到新的發展的社會勞動組織，同時還從歷史上創造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的條件。可見，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是創造相對剩余價值的一種特殊的方法。不過這是一種有限的方法。手工技術仍然是生產的技術基礎，而工場手工業所發展的技術等級制度，則為勞動相對於資本而自立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工場手工業還不具備一種能夠不依靠工人本身而運行的客觀框架結構；它基本上是一種以城市手工業生產和鄉村家內作業為基礎的人為的經濟結構。如果不采用機器的話，資本就無法突破那種需要工人畢生從事他們的局部職能的局面，這種狹隘的技術基礎意味著資本要經常地關心維持勞動紀律的問題，而這只有通過強制才能做到。為了取消工藝和技巧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原則的作用，便需要發展機器。
　　最後，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出現和發展起來。古時候的作者們所關心的質量和使用價值；而到工場手工業的早期，作者們（從威·配第開始）便著手去發展減少商品生產所必要勞動時間的原則，從而不斷地強調數量和交換價值（參看價值條目）。事實上，馬克思其所以把亞當·斯密稱為“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家”（《資本論》第1卷第386頁），是因為他強調分工，並且透過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這面折光鏡來觀察社會的勞動分工（參看積累；勞動過程條目）。





毛澤東

　　1893年12月26日生於中國湖南省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或者在任何情況下，作為發動一場他相信是在馬克思主義原則影響下的革命的領導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公認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事實上是否曾作過任何首創性的理論貢獻？如果是的話，那麽這種貢獻究竟是發展還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引起熱烈爭論而又懸而未決的問題。難以否定的是，毛澤東不僅講了，而且做了一些與眾不同、富有意義的事情。至於這些創新活動在性質上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人們的一個爭論不休之點；然而，人們可以舉出事例來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這些活動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至少是部分如此。毛澤東往往被人們譽為或貶為一位“農民革命家”。他確實對農民起了一種作用，一種首先在首創性的程度上要大於通常被看作是正統主義者的作用；那麽，對於他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或者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許最好能夠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即首先要全面地考慮到中國社會的結構以及他從中所得出的結論。
　　本世紀20年代，當毛澤東開始其革命生涯的時候，中國無疑是一個在經濟上非常落後的國家。這意味著，當時無論對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或其先鋒隊的作用）是怎麽說的，可是共產黨必須依靠農民這個支持革命事業的最大的一股社會力量。然而，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既不主要是資本主義的（如同托洛茨基所想像那樣），又不單純是“封建”或“半殖民地”的。在這個社會里，除了數量有限但卻在迅速增長的城市工人外，還包含：中國的實業家或稱“民族資產階級”，人數很少但卻很有勢力的地主階級，農民（富有的和貧苦的，有地的和無地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階層——從手工業者和小販到為外國資本家服務的“買辦”，從官僚和軍人到僧侶、土匪以及農村無業遊民。這種覆雜的社會結構，源自於從不同歷史時期沿襲下來的各種成份和階層的共存的局面，並且在本國和外國的種種影響下形成的。
　　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後果，反映在“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些對於毛澤東所闡明的辯證法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概念中。幾乎沒有必要指出，馬克思在19世紀在談到法國或英國的情況時，是從來不會提出“什麽矛盾在今天是主要的？”這個問題的。他把下述情況視為公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這種種情況將維持不變，直到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把矛盾解決為止。至於毛澤東，他是根據他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認為他的更為迫切的實際任務是斷定應當在什麽地方劃清具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認為這無論在中國和世界都是如此。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只不過是追隨了馬克思所擬定的、由列寧（和斯大林）所進一步發展的那條分析線索；根據這條線索，不僅是農民，而且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階級和集團都可能參加革命的民主階段，而在一個國家中，外國統治這一事實可以影響到各個階級的不同表現。但是，毛澤東把這些思想加以系統化和整理加工，從中得出哲學的結論，並賦予這些結論以普遍的效準。
　　成問題的是，毛澤東對革命所進行的這方面的探索，結合著他認為實踐的第一性、理論是第二性和派生的觀點，已經引起了對他本人和他的思想如此廣泛而且往往是截然對立的解釋。一方面，那些強調他的策略的靈活性和善於適應形勢變化的人（如60年代以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會根據他在1938年和1945年所作的妥協，以及在50年代初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讓步，而斷言他是一位投降主義者，或是一個不講原則的機會主義者，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然而，相反地，那些對他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價值以及百折不撓地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做法抱有深刻印象的人，則會把他刻畫成在所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理論家中最激進的人物（特別是從50年代後期以來）。
　　可以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若幹真實的成分，前者針對的是他的策略，後者指的是他的比較一般的思想原則。也許，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究竟是什麽意思。當然，至少從20年代後期開始，他就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賦予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原則上接受了這一原理。毫無疑問，他對“無產階級”這個術語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中文在這個詞義上所包括的色彩，即沒有財產的階級；然而，他始終認識到城市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一個比較重要的、有意義的地方通常被加以強調，但卻是含糊不清的，那就是有關無產階級的客觀本質和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或無產階級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
　　早在1928年毛澤東就提出，農村的無業遊民和其他類似的成分可以通過學習和參加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來轉變成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這種思路一直貫串在他後來的半個世紀的思想中。眾所周知，這特別明顯表現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但即使在那個時候，毛澤東也沒有（像人們有時所斷言的那樣）對一般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下一種完全主觀的定義。他是把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結合在一個覆雜而又可變的樣板之中，這部分是出於權宜之計，部分是出於他對主觀力量在歷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信念。在這個比較廣泛的問題上，阿瑟·科恩曾斷言：若非斯大林在1938年和1950年所發表的論著開辟了道路的話，毛澤東是不太可能提出關於在某些情況下上層建築在歷史變革中起了“主導和決定的作用”的觀點的（見“參考書目” ①）。然而，新近發現的《矛盾論》原稿證明，事實上毛澤東是先於斯大林提出這種觀點的。這可以被看作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中所出現的，如今被中國人自己打上“唯意志論”的烙印的那些傾向的根源所在。但是，應當補充指出，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今日如此地批判對主觀力量的過分強調時，其主要論點還是不能低估“人的自覺行動”是一種社會力量。
　　在本條目開頭曾提到毛澤東強調必須在每一場合識別“主要矛盾”的重要意義，除了這一點以外，他的辯證法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把黑格爾和馬克思提出的三條規律歸結為一條：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這在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中就已見端倪，當時他把對立統一的規律說成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從而明顯地把這條規律置於否定的否定和質變到量變規律之上。到1964年，他明確地否定了後兩條規律，說他並“不相信”否定的否定，而從質變到量變只不過是對立統一的一種特殊事例。有一些人把毛澤東思想的這種思想發展看作是道家傳統的“陰”“陽”辯證法的表現，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反映了斯大林的影響。不管怎樣，它在邏輯上無疑是跟毛澤東的下面這種傾向性攜手並進的，即他日益把歷史發展看作是一個模糊不清和疑難重重的過程，同時把革命繼續向前推進看作是一種奇跡，而這是跟我們所有的人內在的修正主義傾向大相徑庭的。
　　那末，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正面的貢獻究竟是什麽呢？首先是“群眾路線”的概念，這甚至在理論上（更不用說在實踐上）也不意味著把革命鬥爭（在1949年前）或國家管理（在1949年以後）交給人民自己去幹，但是它畢竟引進了一種來自下面的民主參與的因素（在嚴格限制的範圍並在黨的領導下），而這是列寧主義和蘇聯的傳統所完全沒有的。第二，盡管他有時候荒謬地誇大群眾的能量，認為只要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把群眾動員起來，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和社會，然而，與此同時，他確實給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了（或者說是重驗了）一種為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普遍了解的思想，即人的變革應當伴隨並促進經濟和技術的進步，而不單純是作為一種副產品從中產生。他在1949年前後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思想，雖然大體上源自於列寧（工人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和斯大林（四個階級的聯盟），但卻在一種較諸亞洲的介於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綜合體前進一步的程度上把非無產階級成分結合到中國的革命過程中來（當然，有的人把這看作是好事，有的人則不然）。他對官僚主義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戰爭，這場戰爭進行的方式是如此殘暴和不公正，以至引起混亂，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生產的發展，然而它畢竟把這個問題提到將來有待解決的日程上。最後，再回過來看看我們先前提起的他的思想的一個方面。在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的原理上，毛澤東絕沒有什麽古怪的地方。他在1959年就曾提到工人在跟農民的關系上是“老大哥”。但是，他試圖把這個原則（也許他沒有領會到這個原則的一切含意，至少是呈現在馬克思面前的那一切含意）跟中國社會的引力中心是在農村，而農民應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中起一種積極作用這種信念結合在一起。同樣地，這個問題他也是提出來了，而沒有解決；在他死後，中國城鄉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不過，無論是好是壞，看來通過工業化和工人教育農民那種常規的馬克思主義解決方案，如果不根據毛澤東所擬定的方向加以重大的改進的話，是不宜在將來采用的。




參考書目

① 阿瑟·A·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1964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Chieh Hsiung：《思想意識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演進》，1970年英文版。
③ 《毛澤東選集》（1961—1977），英文版。
④ 《毛澤東思想拾零》（1949—1968），1974年英文版。
⑤ 斯圖亞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9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未經彩排的毛澤東》，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者》，載狄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1977年英文版。
⑧ 約翰·布萊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79年英文版。
⑨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基礎》，1982年英文版。


馬爾庫塞，赫伯特

　　1898年7月19日生於柏林，1979年7月30日卒於慕尼黑。
　　馬爾庫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兵役後，不久就在柏林一個士兵委員會中從事政治活動。1919年，他曾一度參加社會民主黨，但很快就退出，以抗議該黨背叛委員會運動（參看委員會條目）。他先後在柏林和弗賴堡攻讀哲學，在短時期內當過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的學生。由於他從一開始就關心哲學跟政治的聯系，於是便在1933年加入了社會研究所（同年被迫離開納粹德國），隨後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位重要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美國定居。盡管他的許多觀點跟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這兩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觀點相似，然而由於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抱有濃厚興趣，因而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要比他們兩人更多。他對政治和社會鬥爭的毫不曖昧的態度，使他成為本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新左派運動的理論家和傑出的代言人。正是通過馬爾庫塞的著作，使得法蘭克福學派對當代文化、獨裁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批判傳播甚廣，特別是在北美。
　　馬爾庫塞的事業，反映了一種堅持不斷地對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進行檢驗和重建的意圖。對革命前途的高度關心，相信社會主義的巨大潛力，以及對那些看來不可能實現的“空想主義”目標的捍衛，這一切都明顯地貫穿在他的著作中。他所采取的對社會進行批判的方法，其目的在於實現自我解放、扶植一種非集中化的政治運動以及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早年馬克思”的著作的重要性固然為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所承認，然而則更為馬爾庫塞所強調，特別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有關勞動和異化的一般理論成為他的所有論著的襯托。把這種理論跟弗洛依德的論著精心地結合在一起，也許首先可以標明馬爾庫塞的理論方案的特色。
　　馬爾庫塞對社會和政治理論所作的最主要的貢獻包括以下這些：早期發表的一部試圖把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跟馬克思主義綜合在一起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④）；一部對黑格爾論著的理論和政治意義進行重新考察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⑤）；一部通過綜合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理論來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再研究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對國家社會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分析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⑧），對作為一種統治形式的現代科學進行富有刺激性的評價（見“參考書目” ⑧）；以及提出一種新的美學的概論（見“參考書目” ⑨）。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布雷恩斯編：《批判的解說》，1972年英文版。
② 尤根·哈貝馬斯編：《答赫伯特·馬爾庫塞》，1968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統治》，1974年英文版。
④ 赫伯特·馬爾庫塞：《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學》（1928），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蘇聯馬克思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美學的廣度》，1978年英文版。
⑩ 保羅·羅賓遜：《性的激進主義者》，1969年英文版。


馬爾托夫


　　1873年11月24日生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1923年4月4日卒於德國舍姆貝格。
　　馬爾托夫曾跟列寧一道創建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1895年）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火星報》集團（1900年），然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1903年），卻成為孟什維主義（參看孟什維克派條目）的創始人。從那以後，他對列寧的那個狹隘的、高度集中的、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精英黨的組織綱領進行挑戰，而主張用一個廣泛的社會民主黨來取代它，以適應俄國當時的非法的（1905年革命後）和半非法的條件。
　　在1905年跟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政權問題進行論戰時，馬爾托夫維護普列漢諾夫的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痛斥那種要求過早地實現社會主義執政的主張，理由是在落後的俄國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和社會前提，而且它的愚昧無知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還顯然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意願。馬爾托夫和他的孟什維克夥伴亞歷山大·馬爾丁諾夫一致認為，社會民主黨沒有權利奪取並利用國家政權來“壓制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意願的抗拒”。然而，以馬克思在1850年對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勸告為依據，馬爾托夫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擔當一種戰鬥的、革命反對派的角色，即埋伏在諸如蘇維埃、工會、工人俱樂部、合作社以及城鎮杜馬這樣一些“革命自治機關”里，以便在出現“兩個政權”的情況下，促使官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去實施“民主的”政策。
　　在大戰期間，馬爾托夫是齊美爾瓦爾德社會主義和平運動的中堅分子，並在1917年成為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領袖；他反對官方的孟什維主義的“革命護國主義”和“聯盟主義”，主張建立一個人民陣線的政府，而在十月革命後，則主張建立一個包括從民粹社會主義者到布爾什維克派組成的社會主義聯合政府。
　　作為一個半忠順、半叛逆的孟什維克反對黨的領袖，馬爾托夫反對列寧的少數人專政，認為這種做法既明目張膽地背離馬克思關於由多數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又跟巴黎公社的民主實踐背道而馳。馬爾托夫斷言，馬克思並沒有像列寧那樣，把無產階級專政設想為一種由“有革命覺悟的少數人”強加給“沒有覺悟的多數人”的國家政權，從而使後者成為“社會實驗的消極對象”。他宣稱，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現無產階級多數人的“自覺意志”，它的“革命力量”只是用來對付“少數資本產義統治者”對於“把政權合法地轉移給工人群眾”所進行的反抗。
　　據馬爾托夫看來，正是由於堅定地信仰“國家政權屬於勞動大眾”，才使那些“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斷然分裂。他認為後者不僅篤信一種“少數革命派的專政”，而且致力於創造“那些旨在使這種情況永遠維持不變的制度”。馬爾托夫被人們看作是俄國社會民主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代言人，他跟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及其實踐實行對抗。




參考書目

① 安娜·布爾奎納：《俄國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運動及書刊介紹》，1968年英文版。
② 伊斯列爾·蓋茨勒：《馬爾托夫——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傳記》，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爾托夫和革命前後的孟什維克派》，載《馬克思主義史》第3卷，1980年意大利文版。
④ 列奧波特·海姆遜：《孟什維克派——從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74），1976年英文版。
⑤ 尤利·馬爾托夫：《國家與社會主義革命》，1938年英文版。


馬克思，卡爾·亨利希

　　1818年5月5日生於特利爾，1883年3月14日在倫敦逝世。
　　作為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者的馬克思，無疑是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雖然他在世時基本上不為當時學者所注意，但是從他在1883年逝世後，他所制訂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日益迅速地為社會主義運動所接受。目前，世界上幾乎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制度之下。然而，這種成就本身也就說明：由於人們試圖把馬克思的思想用來適應千差萬別的政治形勢，從而模糊了它的本來面目。此外，還由於馬克思的許多著作未能及時出版，所以只是在比較晚的時候才有機會對他的思想的涵量作出公正的評價。
　　馬克思出生在德國摩澤爾河畔特利爾城的一個生活優裕的中等家庭里。他的家庭，不論是父方還是母方，都有悠久的猶太教傳統。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諳熟伏爾泰和萊辛作品的典型的啟蒙派唯理論者，可是他作為特利爾的最受尊敬的律師之一，只是出於害怕失去他的職務，才同意接受洗禮，成為一名新教徒。馬克思在17歲那年進入波恩大學法律系學習，接受了該校所流行的浪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當時他剛跟燕妮·馮·威斯特華倫訂婚，她是特利爾的社會名流馮·威斯特華倫男爵的女兒。馬克思曾在這位男爵的影響下對浪漫主義文學和聖西門主義的政治學（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發生興趣。第二年，馬克思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家比較大的和思想比較嚴肅的大學——柏林大學，在那里又讀了4年，在這期間馬克思放棄了浪漫主義而接受了當時在柏林十分盛行的黑格爾主義（參看黑格爾和馬克思；青年黑格爾主義者條目）。
　　馬克思開始深深地卷入青年黑格爾派運動。這個集團包括鮑威爾和斯特勞斯等人物，他們正對基督教進行一種激進的批判，這同時也意味著對普魯士的專制制度采取一種自由派的反對立場。由於他發現大學執教的前程已被普魯士政府封死，馬克思便於1842年10月在科倫一份有影響力的報紙—《萊茵報》里當編輯，這是一份由萊茵地區的工業家支持的自由派報紙。馬克思在報上發表的那些富有煽動性的文章（特別是經濟問題上），導致政府封閉了該報，於是馬克思便決定僑居法國。
　　在1843年底到巴黎後，馬克思很快就跟德國僑民工人的有組織的團體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各種派別進行聯系。他還編輯了那份很快就夭折了的《德法年鑒》，該刊的目的是要在新生的法國社會主義和德國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思想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在巴黎逗留的頭幾個月里，馬克思很快就成為一個堅決的共產主義者，並且在一系列著作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包括著名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作品直到1930年左右才發表。在那里，他概括地闡發了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是在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並且建立在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異化的勞動本質跟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們在協作生產中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本性進行對比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在巴黎，馬克思第一次跟恩格斯建立起終生的合作關系。
　　馬克思在1844年底被驅逐出巴黎，跟恩格斯一道遷往布魯塞爾，在那里住了3年，在這期間曾到英國進行訪問。當時英國是最發達的工業國家，恩格斯的家庭在曼徹斯特經營棉紡業。在布魯塞爾期間，馬克思廣泛地研究歷史，並且制定了後來大家所知道的唯物史觀（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這種觀點是他在一份手稿（也是在他死後發表的）即著名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來的，這部著作的基本論點是“個人的本質決定於制約他們生產的物質條件”。馬克思追述了各種不同生產方式的歷史，並且預見到目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崩潰及其為共產主義制度所代替。在從事這種理論工作的同時，馬克思開始參與政治活動，跟他認為不合事宜的蒲魯東的唯心主義社會主義進行論戰（在《哲學的貧困》中），同時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是一個德國僑工組織，它的總部設在倫敦，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主要的理論家。在該同盟於1847年底在倫敦召開的會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寫作《共產黨宣言》，這個文獻是他們的觀點的最精辟的反映。《宣言》剛一發表，1848年的革命浪潮就席卷了歐洲。
　　1848年初，馬克思回到最早爆發革命的巴黎，然後到德國，在那里，他還是在科隆創辦了《新萊茵報》。這份具有廣泛影響的報紙，支持一條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激進民主主義路線；由於當時共產主義者同盟實際上已經解散，馬克思便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該報的編輯上。然而，隨著革命趨於低潮，馬克思辦的這份報紙也被取締，於是他便於1849年5月到倫敦避難，開始了“漫長的、不眠的流亡之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在倫敦定居後，馬克思由於對一場新的革命行將在歐洲爆發持樂觀態度，他便重新參加和整頓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並且寫了兩本分量比較大的小冊子來論述法國1848年革命及其後果，這兩本小冊子的題目分別是《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但很快他就開始認識到一場新的革命只能是一場新的危機的後果，於是便致力於研究政治經濟學，以確定這場危機的原因和條件。
　　在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馬克思一家住在倫敦索荷區的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里，飽受貧困之苦。到倫敦的時候，這個家庭已經有四個孩子，而且不久又添了兩個。但是在索荷居住的時期，只有三個孩子成活下來。這時期（以及後來）馬克思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恩格斯的接濟，而後者則從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經營的棉花生意中領取一筆不斷穩步增長的收入。除了恩格斯的接濟外，馬克思還靠他作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一名國外通訊員的每周投稿所得來貼補生活。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馬克思接受了幾筆遺贈，因而使他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然而只有從1869年起，他才從恩格斯那里得到一種足夠的、有保障的收入。
　　因此，不足為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主要論著進展緩慢。在1857—1858年前後，他已經寫出了一部厚達800頁的手稿，這是他打算用來寫作有關資本、土地所有制、工資勞動、國家、外貿和世界市場的草稿。這部手稿就是人們所知道的《大綱》或《草稿》，它直到1941年才發表。可是，19世紀60年代初，他突然中斷了這項工作，而去創作一部共有三大卷的題為《剩余價值理論》的論著，這部著作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斯密和李嘉圖進行了探討。然而，直到1867年，馬克思才有可能發表他的研究工作的首項成果——《資本論》第1卷，該卷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進行了研究。在那里他制定了自己的勞動價值學說和關於剩余價值和剝削的概念，以及論證了後者最終必然導致的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的崩潰。《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在60年代期間已大體完成，不過馬克思在生前還一直繼續從事手稿的創作，這兩卷是在他死後由恩格斯出版的。
　　馬克思之所以推延了他的《資本論》的創作，其原因之一是他把許多時間和精力花在第一國際上（參看幾個國際條目），他在該國際1864年成立時被選入總委員會。在籌備國際的各屆年會和領導反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派別的鬥爭中，馬克思的表現尤為積極。雖然馬克思贏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但是在他的支持下總委員會的會址在1872年從倫敦遷往紐約，從而使國際迅速衰落。在國際存在期間發生的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1871年巴黎公社，當時由於普法戰爭所造成的後果，巴黎公民舉行反對政府的起義，並且掌握了巴黎達兩月之久。在這場起義被血腥鎮壓的時候，馬克思寫出了他的一部最著名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這部作品熱情地捍衛了公社的活動和目的。
　　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中，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使他不能夠像他在過去工作中所突出表現那樣不斷持續地進行創造性的綜合分析。不過，他仍然能夠對當代的政治特別是德國和俄國的政治情況進行實質性的評論。在德國，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他的追隨者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為了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黨而同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進行妥協。在俄國，他在跟維拉·查蘇利奇的通信中，曾設想俄國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並在具有和平村社特色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馬克思經常到歐洲一些溫泉療養地甚至到阿爾及利亞去療養，以求康覆。他的大女兒和妻子的去世，給他的余生蒙上了陰影。
　　馬克思為我們對於社會的了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思想並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如同他的某些追隨者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名義下所引申出的那樣。他的方法的辯證實質本身，意味著這種方法通常具有試驗性和無約束性。此外，作為政治活動家的馬克思和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馬克思之間，還往往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馬克思對於革命運動的未來發展的許多期望都沒有實現，至少是截至目前如此。然而，他對社會的經濟因素的強調和對階級所作的分析，都對歷史學和社會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參考書目

① 施·阿文勒里：《卡爾·馬克思的社會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
② 博托莫爾編：《卡爾·馬克思》，1979年英文版。
③ G．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④ R．漢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⑤ 大衛·麥克萊蘭：《卡爾·馬克思——其生平和思想》，1974年英文版。
⑥ 貝·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1年英文版。
⑦ 約·普拉門納茨：《卡爾·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⑧ 馬克西米利安·盧貝爾：《馬克思——生平和論著》，1980年英文版。


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當時的政治所采取的態度，主要是期待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並努力去促其實現。在清算了自己原先的哲學信仰後，他們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上。一些敵對的理論，諸如空想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都由於跟革命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而在《共產黨宣言》（第3章）和其他著作中受到批駁。與此同時，他們對於當時的某些革命運動也進行了批判，認為這些運動過於狹窄地局限於致力於純政治的革命，而不是像他們所主張的那樣應結合著比較廣泛的社會改造來進行。因此，恩格斯總是樂於協助馬克思去跟巴枯寧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進行論戰，後來，他還教訓俄國的激進分子彼·尼·特卡喬夫“需要再學一學社會主義初步知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頁），因為後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比在更先進的西方更有可能發生。
　　在批駁特卡喬夫的觀點時，恩格斯所堅持的還是關於歷史發展的一般概念，即先前在諸如《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類著作中所表達過的那種概念。不過，他們對政治的實際態度，特別是在馬克思的晚年，時而表現出一種脫離唯物主義的嚴格教義的意願。這種情況，也許可以明顯地從他們（特別是馬克思）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俄國事態發展的評價中看出，而當時在俄國嶄露頭角的實質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盡管恩格斯跟特卡喬夫有爭論和馬克思自己過去也對許多俄國革命者不信任，但馬克思在他有生的最後幾年，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比較傾向於讚同民粹派關於通過農民公社（參看俄國公社條目）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這一特殊的俄國道路，雖然在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中，這種讓步不是沒有條件的。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表達了這樣的希望：俄國革命會成為西方無產階級的信號，它們之間能夠相互補充。這實際上表明了他們基本上所關心的還是想看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上更先進的國家獲得成功，認為這些國家具備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方面的先決條件。
　　由於沙皇政府明顯地具有普遍的和有害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看作是謀求推翻的許多歐洲制度的主要支柱。然而他們對匈牙利和波蘭（它們的革命先後在1849年和1864年遭到鎮壓）的同情，也許更多是出於他們在國際局勢上所持的方針，而不是出於對這些國家的民族運動的前景和社會性質的看法。至於其他一些民族，主要是那些跟匈牙利人、波蘭人或“舉止文明”的德國人有矛盾的東歐斯拉夫人民，則被他們——主要是當時任《新萊茵報》（這是馬克思在1848和1849年編輯的日報）國外編輯的恩格斯譴責為“反革命”（參看民族；民族主義條目）。
　　恩格斯正是在《新萊茵報》上和隨後發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起源於黑格爾。列入這個概念範疇的有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蘇格蘭的蓋爾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以及其他南斯拉夫民族，這些民族是“被那個後來成了歷史發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擠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殘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頁）。基於同樣的理由，恩格斯支持德國在1848年為奪取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控制權而對丹麥發動的戰爭，認為這是“文明對於野蠻的權利，進步對於停滯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6頁）
　　在恩格斯把有些民族貶為“沒有歷史的民族”所提出的理由中，有一條是他認為這些民族除了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上是支零破碎外，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把相當大量的人口集中到一個適當密集的地區去發展現代經濟。由於創造這樣的經濟需要市場的發展和一個建立在全國範圍基礎之上的階級結構，馬克思和恩格斯便傾向於反對聯邦制的觀點，而主張建立大規模的單一制國家，這是跟他們的某些奧地利繼承者（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的觀點是不相同的。因此，他們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1848年）的第一條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頁）。由於這種期望以及在1848年所表述的其他願望沒有得到實現，他們把普魯士在1866年對奧地利的閃電般的勝利看作是最終有利於他們的事業的，因為“使資產階級集中起來的一切，對工人來說當然都是有利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5頁）。
　　盡管普奧戰爭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喜歡的一種促進德國統一進程的手段，但是他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戰爭本身會偶爾有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在1848年，他們曾號召對俄國進行一場革命的戰爭，以便不僅使波蘭能夠從沙皇壓迫下解放出來，而且可以藉此鞏固國內的革命。恩格斯甚至在這以前就把軍事征服視為社會進步的一種有力的手段，他認為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盡管很殘暴，但卻不失為“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的幸運的事實”；同樣地，他還歡迎“精力充沛的美國佬”從“懶惰的墨西哥人”手里奪取了加利福尼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頁）。後來，由於他和馬克思預料西方會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使他們燃起了希望，希望“俄國代理人”帕麥斯頓和其他人所進行的據說是半心半意的戰爭會引起歐洲“第六強國”即革命的幹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8頁）。盡管馬克思在這時期跟托利黨議員大衛·烏爾卡爾特這位仇俄分子有聯系，但他對這場戰爭的興趣與其說是對土耳其政府有任何偏愛，不如說是出於對革命利益的關心。同樣的考慮也影響了他對1859年奧法戰爭的態度，也就是他盡管仇視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意大利北部，但卻認為奧地利的失敗似乎是有利於作為革命的最危險的敵手的歐洲兩大強國——俄國和拿破侖第三統治下的法國。當法國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失敗時，馬克思對此表示歡迎並且指出，一旦波拿巴投降，德國就不再是進行一場防禦戰，而有陷入已經擴大的俄國勢力範圍的危險。他在1870年9月為國際工人協會寫的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以驚人的洞察力預言了德國那條後來一直奉行到1914年的外交路線：德國首先跟俄國進行比較緊密的聯系，然後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後，再代之以準備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這時候所反對的便是“斯拉夫種族和羅曼語種族聯合勢力”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48頁）。
　　馬克思很少對歐洲的帝國（突出的是法蘭西第二帝國）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不過在他到英國定居以後，歐洲殖民主義的問題便更多地引起他的注意。他和恩格斯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體系的概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個體系在追求市場和原料來源的驅使下不斷地進行擴張，從而為社會主義的到來鋪平道路。盡管這種擴張可能有助於延緩那些地區的資本主義危機，延緩可能在這些地區中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把像“太平天國”這樣的起義看作是加速下述情況發生的可能的手段：“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西方國家在東方實行的許多政策——從“邪惡的”鴉片貿易到對印度大起義的鎮壓，都從道義上表達了強烈的譴責。然而，他們同時也對傳統的東方社會保持高度的批判態度。在他們看來，“舊中國”只是靠“與外界完全隔絕”來保存。至於印度，馬克思的論述則要比中國廣泛得多，他認為至少在西方入侵之前，那里始終過著“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生活”。由於建立在與外界隔絕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的基礎上，東方專制制度在印度“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而在破壞這種制度的經濟基礎方面，英國的幹涉“就在亞洲造成一場最大的……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在此後的幾十年里，馬克思在其論述資本主義對東方社會的沖擊的著作中，傾向於不那麽強調其革命性質，而是更多地指出它所造成的破壞和災難。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殖民主義現象的分析中，還指出宗主國工人有被帝國用掠奪物收買的可能（後來列寧也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8頁；同時參看工人貴族條目） 。恩格斯還認為，在使英國工人資產階級化的各種力量中，突出的是愛爾蘭成為“英國的第一殖民地”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頁）。由占有者階級人為地制造的英國工人和入遷的愛爾蘭工人之間的對立，被馬克思看作是“英國工人階級沒有力量”和資本家能夠保存它的勢力的“秘密所在”。因此他聲明，他原先認為愛爾蘭的解放將在英國工人階級勝利之後，如今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不是在英國，而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而這對全世界的工人運動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8、380頁）。
　　英國工人運動盡管有種種缺點，但在第一國際內部，它仍然不失為馬克思在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影響的鬥爭中的有用的同盟。然而，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學說，但並沒有因此采納馬克思的革命政治學觀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認識到的，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由於《十小時法案》的通過和合作運動的發展，英國工人已經得到一些好處。同樣地，盡管憲章運動本身在1848年後已趨衰落，但“人民憲章”的許多目標已經達到或是實現在望。在國際存在的最初幾年期間，由於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頒布和工會組織條件的改善，英國工人領袖們便更加相信只要采取一種改良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就足以實現他們的目的。事實上，他們有可能通過馬克思關於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而感到心安理得。馬克思在演說中宣稱：像英國、美國也許還有荷蘭這樣的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
　　馬克思認識到，雖然國際領導人中的英國工聯主義者並不總是跟他的長遠的政治抱負相一致，然而他們對於諸如波蘭的鬥爭、意大利統一運動和美國南北戰爭等問題所表現的關心，說明英國工人運動正從19世紀50年代的長期休眠狀態中重新覺醒。上面提到的三個問題之一——意大利的統一事業，在英國獲得最廣泛的支持，這不僅在工人當中，而且在其他階級當中也是如此。然而這個問題卻是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在實現其目標上所最不抱希望的一個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的對馬志尼在意大利有強大的影響，而且在國際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馬克思看來，馬志尼的政策是欠考慮的，它重視感情和道德修辭甚於意大利人民特別是農民的需要的實際價值。除了對馬志尼和後來巴枯寧的影響感到擔心外，馬克思還認為，在強權政治的情況下，意大利的獨立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奧地利，而後者不論其國內政治的性質如何，畢竟是對付俄國擴張的一個有力的緩沖器。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問題上，英國社會中的對立分裂要遠遠超過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提到了英國上層階級各界對南部聯邦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馬克思看到，維護聯盟是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他和恩格斯對南北戰爭的關心，從感情上說是出於他們對奴隸制的痛恨，而從戰略上說，則是出於他們希望由於這場沖突所造成的英國棉花的短缺，會促使在這個資本主義大中心爆發一場他們期待已久的經濟危機。
　　在第一國際成立前發生的並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國際建立的第三個國際性大動亂，是1863年波蘭起義。正如奧哲爾和國際的其他奠基人所指出的，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對波蘭的普遍同情，事實上成為促使英法兩國工人運動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的一種力量。然而，像蒲魯東主義者集團還有後來比利時的塞紮爾·德·巴普這樣的人，則並不懷有同樣的感情，他們宣稱波蘭的恢覆僅僅有利於貴族和教士。這種論斷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對，這兩人仍然堅持他們在1848年的看法，即認為波蘭的分割構成了連結俄—普—奧神聖同盟的紐帶，因而他們的結論是：恢覆波蘭不僅可以削弱普魯士在德國的優越地位，而且在歐洲和“處於俄國管轄下的亞洲專制主義”之間安置了“二千萬英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4—229頁）。對於像路德維克·瓦倫斯基這樣的波蘭革命家的觀點——認為民族獨立鬥爭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鬥爭事業顯得重要，恩格斯反駁道：“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頁）。
　　盡管恩格斯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曾經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他和馬克思始終關心波蘭的獨立事業，把它看作是對歐洲整個社會主義有利的事業。同樣的策略考慮也影響了他們對待70年代和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革命運動的態度，特別是在波蘭革命和巴黎公社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而革命潮流到處呈現低落的時候。他們並不要求那些積極跟沙皇制度作鬥爭的人嚴格遵循他們的理論。事實上是，由於馬克思對於沙皇在歐洲的影響作用有所估計，所以他反而比較讚賞在俄國國內為革命積極從事活動的民意黨人和民粹派分子，而不那麽賞識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在理論上比較“正統的”俄國流亡者信徒。他讚同1881年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行動，理由是別無其他辦法可供選擇，這跟他譴責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這類行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他曾譴責赫德爾和諾比林在1878年行刺德皇威廉一世的圖謀以及1882年發生在都柏林公園的謀殺案。
　　在馬克思逝世兩年之後，那位在理論問題上通常更為正統的恩格斯宣稱，俄國在1885年形成了“很少幾個人就能制造出一場革命來”的例外情況，但他又補充說，這個革命可能迸發出一種革命者本身所無法控制的力量（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51頁）。當然，這種革命在恩格斯有生之年並沒有發生。由於看到俄國在19世紀末期加快了工業化的步伐，恩格斯還推斷俄國很可能不得不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不是依賴衰敗的農民公社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恩格斯所作的這種結論，論證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例如後來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中所表述的觀點的正確性。（參看布朗基主義；波拿巴主義；馬克思時代的帝國；拉薩爾條目）




參考書目

① S．阿文勒里編：《卡爾·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現代化——他的有關中國、印度、墨西哥、中東和北非的專稿和其他作品》，1968年英文版。
② S．F．布盧姆：《世界民族——對卡爾·馬克思時代的世界民族問題的研究》，1941年英文版。
③ 亨·柯林斯和契·阿布拉姆斯基：《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④ 伊·庫明斯：《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運動》，1980年英文版。
⑤ 霍·班·戴維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工黨有關民族主義的理論》，1967年英文版。
⑥ 若·豪普特、M．洛維和C．魏爾合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⑦ V．G．基爾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74年英文版。
⑧ E．莫爾納爾：《馬克思主義的同盟政策（1848—1889）》，1976年法文版。
⑨ A．瓦利斯基：《馬克思恩格斯和波蘭問題》，載《辯證法和人道主義》雜志（華沙英文版），1980年第1期第5—32頁。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在馬克思在世時是沒有人知道的。據恩格斯說，馬克思曾針對他的女婿保爾·拉法格說的話評論如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我們不能由此推斷馬克思從原則上否定能夠從他的著作中產生一個理論體系的想法，但是卻可以明顯地看出他並不宣稱要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按照世界觀的方向進行發展，始於第二國際時期。例如普列漢諾夫曾在1894年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並采用了辯證唯物主義一詞來表述它；而對於考茨基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啻是一種包含自然和人類社會兩者在內的全面的進化論，而其中一部分是自然主義倫理學的和唯物主義（生物學的）世界觀。恩格斯本人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請求而寫的《反杜林論》（1878年）一書，是朝著這個方面邁出的第一步；這部著作（其中一小部分是跟馬克思合作的）在當時對社會黨黨員的覺悟所起的影響作用，要比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大得多，因為《資本論》在馬克思在世時只出了第一卷（1867年），而其余兩卷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和筆記編輯整理並分別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
　　看來，馬克思本人把他的理論著作主要地（如果不是完全地）看作是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場出發來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的一種批判，看作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這里所說的唯物主義是要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理解，即物質生產進行的方式（廣義上說即生產技術）及其組織的方式（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即“生產關系”，在其早期著作中還使用“交往關系”一詞），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組織和思想表現的決定因素。這種觀點是在有意識地反對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中發展起來的，後者的目的僅僅在於通過意識的改變來變革社會的和政治的狀況。他們的觀點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麥克斯·施蒂納的著作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施蒂納號召他的公民同胞們“把國家和財產從他們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並且一道加入一個“自由的聯合體”。針對這種觀點，馬克思指出國家和財產（金錢等等）決不是主觀的幻想，絕不是只要不去想它就會從地球上消失的東西，而是實際情況的反映，然而也不必把這種情況看作是永恒不變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跟這種唯物史觀的概念相一致的，它的內容不僅包含對“錯誤的表現形式”（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且包含對必然產生這種表現形式的客觀的（物質的、社會的）條件的批判。從這種意義上說，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單純是“謬誤的”，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在關系的種種現象的適當的（如果不是完善的）反映。價值、貨幣、利潤、剩余價值等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表現形式（客觀範疇），因此，它們只能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消亡而消亡。從原則上說，這種批判理論（如同任何科學理論一樣），是能夠為任何個人所接受的。但是它卻不能為整個階級所接受，除非該階級的存在並不需要竭力使生產關系的一整套覆雜制度不被人們所認識。唯一能夠吸取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又不損害它本身的階級，是無產階級，而且事實上，吸取這種批判還是該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必要前提。資產階級中的個別成員能夠超越他們階級地位的限制（如恩格斯），然而如果整個階級這樣做就等於自殺，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有一種客觀的障礙阻止著資本家階級去接受馬克思的理論，因為這種理論跟該階級的生存利益攸關；相反地，資本家階級對於這種理論要就充耳不聞，要就進行反駁。
　　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跟巴枯寧或布朗基的革命理論（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是對立的。後者強調“主觀因素”，強調對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奉獻，並認為從原則上說革命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能的，而馬克思則斷言只有在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以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取得勝利。事實上，馬克思沒有能夠確切地說明這些客觀條件是什麽。他有時候說，在一個現存的社會形態中，當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最充分的可能限度之前，革命將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的停滯將成為革命的前提條件；在《資本論》第3卷（第13、14節）中所論述的“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提出資本主義制度將最終達到這樣一個停滯點。恩格斯則斷定現代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社會革命，“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頁）。
　　德國工人運動盡管受到政府的壓制，然而在1875年以後卻發展很快，由於德國工運實際上不可能實行革命的變革，但又有必要把工人階級組織從文化上團結起來，所以便產生了建立一種明確的“世界觀”的需要；這種需要因工人階級教育的需求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還有封建殘余的）文化之外而更顯得必要。這就導致馬克思主義這種關於世界的無所不包的學說的發展，這種學說往往是直接地取代了宗教的觀念。結果，像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這樣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便把流行的大眾的唯物主義思想成分引進到馬克思主義中。恩格斯和其他人則把馬克思的歷史觀運用來解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並把它看作可以跟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提並論的科學成就。達爾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在自然界方面，而馬克思則是在人類社會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這樣被研制出來，並在工人運動中（不僅在德國）創造了一種銘記著客觀發展過程是不可戰勝的意識，從而加強了它的自我認識。達爾文主義的普及者海克爾（1843—1919）對這一世界觀的形成，要比黑格爾和他的辯證法重要得多。作為第一個幾乎是清一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方面是在黨員數量上表現出力量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則在政治上表現軟弱無力，這種脫節情況，卻通過它本身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亞文化群的形成而被掩蓋和得以彌補。
　　跟實行半立憲主義的帝制德國的情況比較起來，在革命前的俄國出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希望和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脫節情況，甚至更為嚴重。在那里，馬克思主義是由一些知識分子精英傳播給當時已受雇於大工業的少數工人的。列寧關於政黨的理論很清楚地表現了這種關系。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無所不包的世界觀和政治理論，它必須通過一個專門為其傳播而建立的組織——“新型的黨”來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後來在斯大林時代，則又把這種作為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不容批判地稱為意識形態，認為它的使命在於保證這個幹部政黨的紀律性和排他性，以及保證黨對領導權的無可爭辯的要求。這樣一來，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意識之間的關系就被顛倒了：這種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核心的思想意識，首先是由幹部政黨在黨內知識分子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然後再把它灌輸給在革命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雖然列寧曾經打算根據實際經驗的情況來修改自己的理論，然而在斯大林領導下建設一個官僚社會主義國家的時期，這種世界觀的學說卻凝固為教條。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和黨的官方學說，它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全體蘇聯公民必須接受的觀點。這個時期，即大約從2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成為一件“緊身衣”，不僅全體公民，而且連科學和藝術都受它的束縛。在蘇聯，有“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還有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宇宙論、遺傳學、化學等等的觀點。在斯大林逝世後和新的領導人執政的情況下，自然科學在黨的意識形態專家的偏狹監護下而使蘇聯的科技跟西方比較起來大大失利的狀況日呈明顯，於是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撤銷了這種監護，但它仍然保留在社會科學、文教、藝術和文學之中，雖然在這些領域中也有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
　　把馬克思對批判理論的貢獻納入一種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不僅無助於發揚這些貢獻，而且反而貶低了它們的價值。顯然，馬克思是一位令人信服的無神論者，但是他把宗教看作是不自由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並且確信隨著生產者自由聯合體的建立（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宗教將會完全消失。他是絕不會主張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思想意識”來代替宗教的。他所喜愛的格言——de omnibus dubitandum（懷疑一切）——是會使他懷疑那種做法的。相反地，如果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見解，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和那種由國家強加的、依靠權威決定的世界觀的出現以及它們的堅持，只能解釋為不自由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表現；只要這種意識形態的唯一服務對象——官僚主義統治的社會和政治結構被超越，那麽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世界觀將會自行消失。
　　跟這種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無所不包的世界觀相對立的，是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它是從盧卡奇和科爾施的早期著作開始發展起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首先拒絕那種由恩格斯開始的、試圖把自然辯證法列入馬克思主義的做法，並且強調“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和批判的自由。此外，對於這種“西方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來說，同樣重要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批判，這種主張是由科爾施在1923年首先提出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批判性的自我糾正，才使它變得貧乏不堪，雖然在蘇聯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經費。
　　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種非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在許多領域對西方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劍橋，皮爾羅·斯拉法、瓊·羅濱遜和莫里斯·多布在幾十年期間不斷研究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其中確實吸取了新李嘉圖理論的若幹成分（參看多布；李嘉圖和馬克思；斯拉法條目）。在美國，保羅·巴蘭在1957年創始了把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用來解決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和發達的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學和歷史學領域中的影響也有相當大的增長，這種影響往往是跟麥克斯·維貝爾和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們的學說結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別是後者，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廣泛的和豐碩成果（參看歷史編纂學條目）。這些西方研究者中某些人受到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尖銳批評，然而後者本身的研究工作，自從列寧逝世以後，除少數人（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瓦爾加）例外，並沒有顯示出任何顯著的成就。至於蘇聯哲學和社會理論所作出的任何進步，卻不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取得的，而首先是在諸如數理邏輯和控制論這樣的高度專門化的領域中取得的。這些尖端學科在技術上（包括軍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應用價值。馬克思主義思想其所以在西方遠為活躍並具有大得多的首創性，其主要原因之一，無疑是它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進步的影響，一直抱開放的態度。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1），192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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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⑨ 赫伯特·馬爾庫塞：《蘇聯馬克思主義——一種批判的分析》（1958），1964年英文版。
⑩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英文版。
⑪ 普列德拉格·弗蘭尼斯基：《馬克思主義史》，兩卷本，1972、1974年德文版。


馬克思主義和第三世界


　　在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里，對馬克思主義的注意主要是由於殖民地的關系產生的，而且是跟反帝鬥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帝國主義確定了這個方面的主要問題，而且給馬克思主義在（或關於）第三世界的理論和實際打下鮮明的烙印。中心的問題關系到：宗主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影響；新階級的出現和由此產生的階級聯合的類型；以及對這些社會的發展和革命鬥爭的條件起重要決定作用的階級矛盾。
　　經典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特別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看到了宗主國的資本輸入對“落後社會”所起的作用，然而這種看法是跟現實的發展不符的。他們揭露並痛斥這種作用的破壞的和剝削的性質，不過他們認為：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被引進到一個社會中去，那它就會讓它自身的發展邏輯起作用，打破前資本主義的結構，而且會以跟宗主國的歐洲所采取的同樣的方式來產生資本積累和增長的動力。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特殊的模式，並按照這種模式所提供的框架結構來對上述發展進行分析。他提出了一種（俄國的）社會形態的概念，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存在著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處於上升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生產方式和封建國家挑戰。在俄國社會中，主要矛盾是這兩種生產方式的對抗，這種對抗將通過前資本主義方式的解體而解決。這種階級力量的結合，標志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雖然在俄國，這個革命將要在堅定的無產階級而不是在軟弱的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這就是一種兩階段革命的理論，因為在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實現之前，必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列寧很強調這一點，他否定了民粹派那種認為可以跳過資本主義而實現一個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參看民粹主義條目）。還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引起了社會形態中前資本主義結構的解體。以上就是據以對第三世界社會的發展進行分析的框架結構，也就是近來的爭論所涉及的方面。
　　列寧把他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用於殖民地社會，仿佛非殖民地化社會的資本主義是跟宗主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同本同源似的；這是在近來的爭論中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按照列寧的見解，隨著資本主義的引進，一個強大的民主運動正不斷地在“亞洲每個地方”發展，正如俄國當時的情況一樣。但是，跟俄國有所不同，在殖民地里，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處於先鋒之列。因為那里的資產階級仍然跟人民站在一起。這種情況是跟民族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因為資產階級需要民族國家來實現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這樣一種分析，直到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才跟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使命及其階級聯盟聯系起來。這時候，先前凡提到資本主義的地方，如今一般都用帝國主義這一專門提法來代替。然而，除了認為帝國主義所代表的不是本地的資本這種觀點外，並沒有提出關於這兩種提法之間的結構性區別的問題。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各國共產黨應當為殖民地國家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做些什麽事情。他建議共產主義運動應當跟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最密切的聯盟”，同時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援助”（列寧不說“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列寧的這種觀點，在一場歷史性的辯論中，受到印度共產黨員馬·納·羅易的挑戰，他反對那種主張跟資產階級運動實行合作的號召，而是主張共產國際應當把它的全部力量用來建立和發展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組織，推動他們的階級鬥爭，領導他們去進行革命並建立起蘇維埃共和國。羅易的主張，回避了這樣一種困難，即當時在殖民地中幾乎不存在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
　　盡管列寧在1920年所提出的方案還有若幹理論問題尚未解決，但是它至今仍不失為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對待第三世界革命鬥爭的各種不同觀點的基本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和列寧的分析性的框架結構，都提出這樣一種設想，即在一個社會形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要跟原先占統治地位的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將會以後者的解體得到解決。這就勢必引申出處於不同的生產方式中的各階級之間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那麽，我們怎麽能夠把這樣一種觀點跟那種認為宗主國的資本跟殖民地的本國的封建主義結成聯盟這種觀點進行調和呢？因為這兩個階級是分別處在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中的啊！同樣地，對於殖民地本國的（民族的）資產階級和占統治地位的宗主國資產階級之間的沖突，也沒有作出一種結構性的解釋，雖然這兩個資產階級都同樣地處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盡管如此，還是不妨這樣設想：以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為一方跟以宗主國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為另一方之間的矛盾，決定著隱藏在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並限定階級鬥爭的聯合力量的那些結構性矛盾。
　　通過1920年的辯論，列寧確實在一個方面重新修訂了自己的觀點，他接受了用“民族革命運動”（這是共產黨人所要支持的）一詞來代替他原先的提法，即“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同時承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能夠反對帝國主義，又能夠跟帝國主義妥協，從而使運動變成共產黨人所不能支持的改良主義運動。這固然是承認了一種現實，但卻使上述的理論問題變得更加覆雜，因為究竟是什麽條件決定運動的性質，這點並不清楚。不過，這種修訂並沒有使列寧改變自己的基本觀點，因為他仍然認為：“毫無疑問，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34頁），不這樣看的話，那就是空想。在以後的年代里，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這種劃分，便成為一種現成的稱號，蘇維埃國家在同後殖民主義國家打交道時，便可以從蘇聯的利益的要求出發，輕易地利用這些稱號來使自己的行徑合法化。
　　1928年由共產國際為殖民地社會制定的政策，則根據中國的大失敗的歷史背景而略有修改。在中國，共產國際曾把一種跟國民黨（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政黨）不分皂白地實行合作的政策強加給中國共產黨人，然而這種政策卻以使中國共產黨被蔣介石大批屠殺的1926—1927年反革命事變而告終。於是，共產國際在1928年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便不再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民族的民主革命的領袖，認為該階級是易於動搖和妥協的。設想了無產階級實行領導的可能性，然而總的方案仍不明確。強調了來自下層的革命，同時也強調了這樣一個命題：“在主要的殖民地國家中，在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同時，土地革命構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軸心。”這便是毛主義的出發點（見毛澤東條目）。然而，共產國際的這條路線在1935年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有所變化，當時采納了人民陣線的政策，而對於殖民地國家來說，則恢覆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信心。
　　近年來，蘇聯共產黨以及追隨它的各國共產黨，持有一種嶄新的見解。他們以列寧為名，重新樹立起民粹主義的關於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的觀點，並將它應用於第三世界。那種長期確立的革命兩階段論，已被“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一口號所取代；他們斷言，由於在今日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使得這一口號的實現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國家主義的革命概念，更精確地說，這是一種進化的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概念。他們認為，在第三世界里，一般說來，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較弱，而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一種領導力量。然而，在那里卻存在著建立一種“民族民主國家”的各種可能性，這種國家是要在蘇聯的幫助下，由任何一個民主階級領導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實行統治。這個領導階級可以是工人或農民，也可以是城市小資產階級、進步知識分子、革命軍官或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衡量“民族民主國家”的主要標準是它反對帝國主義並跟社會主義集團進行合作。他們還提出，“這種革命的一般框架結構，在其實現的過程中，是要超出資本主義的框架結構”，然而他們沒有講清楚這是為什麽以及怎樣去實現。這種見解，給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階級理論提出了重大的問題，同時也在階級聯合和階級矛盾方面提出了問題。
　　跟這種見解以及其他認為可以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下通過議會和平道路來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看法相對立的，是主張發動下層進行革命鬥爭的“毛主義路線”。毛主義這一標簽是這種性質的運動所自封的，而並非一定是受中國的支持和鼓勵。毛主義這種標志源自於中國人在跟蘇聯進行論戰中所使用的言辭。毛主義路線強調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同時還十分強調土地革命，認為它是必須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以上所歸納的不同觀點，都是在列寧所預測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勢必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解體這種理論框架中制訂出來的。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是像在非洲某些地區存在的那些小農占優勢的社會（他們認為這些社會屬於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他們發現了一種恰好相反的情況，即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來非但沒有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農民社會解體，反而把它們保存下來並使它們服從於自己的需要。農民社會是工業生產的市場，而且還是市場的某些產品的生產者。它們首先是受雇於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季節性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者。於是，起而代替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體的論斷，是這樣一種看法：在第三世界的社會里，資本主義不是從社會內部發展起來，而是從外部強加的，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前資本主義農民社會具有“保留—解體”的作用。目前，這種“生產方式（共生）結合”的理論，為人們所廣泛接受。
　　另一種觀點則對這種“結合”論進行挑戰，並把它指責為拋棄唯物主義的中心概念（即作為歷史樞紐的在不同生產方式之間存在矛盾的概念）的功能主義和唯意志論。這種觀點認為，在第三世界里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實際上已經解體，在那里存在的就是資本主義。它反對把那里的土地生產關系仍然看作是封建主義的關系，同樣地，它認為目前的農民社會已經不像它們在轉變為殖民地以前那樣，能夠按照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進行自身再生產。由於被卷入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的商品生產循環之中，它們不能像以往那樣在本地自供自給的基礎上繼續生存。輸出季節性的勞動力，也是它們發生結構性轉變的一種後果。它們是在資本的統治下被吸收了。不過，這樣一種論述也是有問題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是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相脫離為前提的。然而，以這種農民社會而論，很清楚的是，它們在資本主義統治下被吸收（就當是有這回事）並沒有造成這樣一種脫離，因為農民還繼續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
　　從這種觀點變通出來的另一種觀點，則是關於生產控制的觀點，它認為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具有結構性的特征，因此它跟宗主國的資本主義是不屬於同一類型的。在宗主國，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方面具有一種“整體的”勞動分工的形式；而在第三世界，由於在這兩個經濟部門之間缺乏一種平衡的發展和對進出口的依賴性，因而呈現一種脫節的形式。總之，在論述第三世界和宗主國的關系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從那種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完全被資本主義控制的“依附論”的極端觀點，一直到認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和經濟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地位的另一些說法，諸如“依附的發展”和“後殖民主義國家”等等（參看殖民主義；依附理論條目）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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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J.克安和J.R.羅貝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1981年英文版。


東歐馬克思主義

　　東歐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是作為一個完全分立的專題而出現，開始於這個地區並入蘇聯的時候。起先，一些生於或卒於今日東歐國家的主要人物的著作，不是被列入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季米特洛夫、瓦爾加和1930—1945年間盧卡奇的論著），就是被並入梅勞—龐蒂所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布洛赫和1918—1929年間盧卡奇的論著）。同樣地，盡管頗有爭議，如今也只有把非正統的研究方法歸並入這一專題，至於1945年以後時期的正統的研究（包括它的內容、發展階段和社會功能），則屬於在東歐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成果。最後，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屬於這一地區，然而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則主要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
　　對東歐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可以根據四個具有明顯含義的層次來分別進行。在有關的國家里——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這些層次在時間順序上無疑是各不相同的。根據這種分析，修正主義一詞，除了目前所認為的對建立在自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現行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提出改革方案這層意思以外，還需要補充另外三層含義。第一，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原本的、跟官方的觀點截然不同的哲學和社會理論進行恢覆，結果形成了對現制度實行批判性的對抗，這種情況被盧卡奇恰如其分地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覆興。試圖把馬克思經典社會理論的某些觀點直接運用於蘇維埃類型的社會（這在東歐遠較西方為罕見），是這個層次所帶來的一個邏輯後果。第二，在以馬克思社會哲學的若幹主要成分作為典範的基礎上以及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般模式上，發展起對各自社會的批判理論，但所運用的是嶄新的方法，這種情況被哈貝馬斯最好不過地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重建。第三，在顯然試圖打破傳統的基礎上建立起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不過這種建立還是應當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超越，這是從它具有舍棄和保留（Aufhebung）這種意義上來看的。況且它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經包含著重要的、即使是暗含的有關“覆興”和“重建”的各種理論觀點。
　　顯而易見，在所有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層次中，最普遍的仍然是修正主義（它還是唯一能夠在蘇聯找到鮮明的對比的東西）。然而，修正主義同時也是一個最自相矛盾的層次。一方面，它確實使極權主義的統治政黨跟它們自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形成一種對抗，從而使一些相對來說非極權主義的原則得以從中精選出來。另一方面，修正主義又對遠非列寧主義的任何設想所能理解的民主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挑戰實行明確的開放。這兩方面的內容有時候實際上被個別人如W.哈里希混同起來，然而這一事實並沒使他的這種混合物減少任何矛盾。在理論上最能夠反映修正主義的，自然是哲學和經濟學這兩個被官方認可的社會科學領域。在哲學界，像盧卡奇、布洛赫這樣的思想家和他們的學生，哈里希和他的《德國哲學雜志》，聚集在波蘭學生雜志《直言》周圍的集團，以及匈牙利的“斐多菲俱樂部”，都力求克服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和人本學上的決定論和客觀論（即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在倫理學中的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在許多場合下人們表示相信，像這樣一種經過修正的理論，不僅最終會成為人們原先期待的實現一般改革的工具（結束警察壓迫、改良法制、廢除書刊檢查制度、簡化中央行政制度），而且可以成為（至少對於某些修正主義者來說）實現民主化的手段（工人委員會、自由結社、自由討論、甚至在執政黨內實行多元主義，有時甚至還可恢覆多黨制）。然而，在某些場合下（特別是在波蘭），這樣一種綱領終於被看作是跟任何形式的列寧主義都不相容；而在另一些地方，人們試圖將寫作《哲學筆記》和《國家與革命》（甚至職工會的爭論）時期的列寧，跟寫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和《怎麽辦？》時期的列寧進行有利於自己的對比。不過對於大多數修正主義者來說，已經由科拉科夫斯基加以典型地刻畫的可以調和的和不可調和的反列寧主義，仍然是擺在未來的事情。
　　在經濟學方面，修正主義至少在那些能充分表達“市場社會主義”（它的來源有一部分是獨立的）的觀念中獲得初步的思想反映。可以肯定，就純經濟的水平而言，在說明東歐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層次的特點的研究方法中存在著許多聯系，其中包括後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可能的改革模式的探討。企圖使集中的計劃同非集中的市場機制實現理想的結合的願望，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波蘭的蘭格，以及東德的F.貝倫斯和A.貝納里，同時有關的理論模式則在1956年以後被諸如W.布魯斯、M.卡萊斯基、O.錫克、J.科斯塔以及J.科爾奈這些經濟學家極大地豐富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可以說明修正主義所作的努力，幾乎完全是集中在純經濟的問題上，而避免涉及對制度實行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前提條件。這大致上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的捷克經濟改革者們所持的立場。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經濟學這一專業跟覆興馬克思主義很少有共同之處，因為維護傳統根源的願望跟堅持這個專業領域的教條主義定義往往就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對於那些已經在運用非馬克思主義概念來構造社會主義模式從而涉入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有意回避的問題領域的經濟學家來說，肯定是多余的。只有對馬克思主義的超越在經濟學中得到反響，但這種影響僅局限於波蘭（如利平斯基、科瓦列克和流亡國外的布魯斯），而在匈牙利的影響則要小的多。
　　覆興馬克思主義（又稱“實踐哲學”）涉及對列寧主義的普遍拋棄，而主張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本源並恢覆歷史價值。總的說來，這種傾向是在社會運動休眠時期對各執政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框框的反應。從思想上說，東歐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層次跟西方的新左派和南斯拉夫的實踐派有許多共同之處。然而，在東歐，覆興馬克思主義的最突出的成果僅僅局限於哲學，這首先涉及回到青年馬克思，還有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同樣的哲學思想的重新發現（如A.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盧卡奇、A.赫勒爾、G.馬爾庫斯等人）的觀點。在這方面，對青年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的著作的研究和解釋，可謂普遍流行。有時候，原先的觀點為有關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傳統所豐富（如海德格爾和科西克，胡塞爾和瓦傑達，以及新康德主義和赫勒爾）。然而，唯一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例，是莫德澤列夫斯基和庫隆的《公開信》，它是一種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應用於蘇聯式的制度的一種微妙的方式。事實上，那些從事馬克思主義的覆興的理論家們（馬爾庫斯、基斯和本斯），都是深諳這種經典理論的最佳使用方法的，但總的說來，他們對於階級理論、實行社會關系變革的暴力模式、價值理論、商品拜物教概念以及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觀能否應用於東歐的情況，是抱懷疑態度的。因此，馬克思便作為一位哲學家被保留下來，然而這恰好是違背他本人意願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覆興在哲學上所表現的空想主義，意味著對布爾什維主義進行一種新布爾什維主義的批判，也就是進行一種企圖把現存制度置於那種只能淪為捍衛同樣是極權主義社會制度的思想的庇護之下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⑦），這種論斷是不公正的。與此同時，實踐哲學家對社會理論所保持的沈默，則表明他們暗地相信：如果他們不退回到乞靈於神話或先鋒主義或是兩者的話，那末他們是不可能利用經典理論的，甚至是對這種理論的所能采取的最佳使用方式也罷。事實上，當庫隆和莫德澤夫列斯基僅僅依靠覆活工人階級和委員會民主制（參看委員會條目）的經典主義神話來防範列寧主義的時候，從事馬克思主義覆興的最後一位重要的理論家魯·巴羅，則在10年之後寫出迥然不同的東西；他公開地重新建立起經典理論和列寧主義政治之間的聯系。
　　新馬克思主義的重建和後馬克思主義的超越，代表了對波蘭和匈牙利新形勢的兩種反應。從最近這兩個國家的非官方領域就政治綱領所進行的討論來看，後馬克思主義占了壓倒優勢；而從理論成果來看，新馬克思主義的成就無疑給人們以更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差別，多少可以根據兩者的淵源有所不同來進行解釋。1968年這一年，無疑反映了東歐各地（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終於放棄了對於來自上面的體制結構改革所抱的一切幻想。布拉格之春失敗了，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各執政黨從這種失敗中所汲取的教訓。總的看來，在隨後一段時期，這些政黨堅決不再去冒可能秧及政治和文化的任何經濟改革或行政改革的風險了。面對著這樣一種新態度，那些秉承東歐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不得不認識到：能夠決定性地改變黨和國家對社會關系的結構性改革，只能從下面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實行。不過，任何足以探索這種可能性的途徑，都受到各有關國家的社會環境的決定性的影響。在一些國家里，高壓手段堵塞了建立一種多少能起作用的非官方領域的可能性，因而使政治說教不能添加任何新鮮語言，其後果要就是在缺乏任何熱情的情況下繼續使用陳舊的概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屬於這種類型），要就是撤退到一切持反對立場的人都能讚同的、像談論人權問題這樣一塊再小不過的陣地上（捷克斯洛伐克的類型）。至於匈牙利的由上層謹小慎微地推行的現代化，雖然只限於經濟方面，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是保持了一種在相對上得到改進的法律框架，同時由於存在發展一種非官方領域（盡管它跟其他社會力量沒有關系）的可能性，從而導致一種主要是理論性質的討論。最後在波蘭，由於社會運動的不斷發展的需要，從一開始就存一個發達的非官方領域，因此所開展的討論主要是政治性和實踐性的。在匈牙利，至少在開始的時候通過對社會活力的分析而發掘出來的結構改革的種種可能性，不斷地受到一種行政的和經濟的合理性的危機的影響，同時還受到來自上層的為應付這種局勢而不斷翻新的意圖（“危機對策”）的影響；而在波蘭，理論家們則傾向於抱這樣一種觀點，即社會運動會在實踐中探求其本身的社會形態的限度和彈性，這是一種跟實踐哲學幾乎沒有什麽差別的看法。
　　在匈牙利所進行的探討其所以具有理論性質並使用了新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還應歸諸於一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團體即布達佩斯盧卡奇學派的繼續存在（至少直到1977年）所起的作用。這個集團跟西方新左派的各部分人的聯系，使得在國際上有更多的講馬克思主義語言的聽眾。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正是在這種國際交流中產生的，這種交流使這個學派幾乎成為東歐唯一的接受法蘭克福和斯塔恩貝格類型的“批判理論”的團體。在其他地方，只有波蘭的社會學家斯坦尼斯基斯參與一種類似的事業，這個事業可以最一般地概括為試圖圍繞著博采自維貝爾、波拉尼、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馬克思本人的理論體系的種種概念，去建立一種動態的社會理論，不過這種理論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模式特性。在上述這些基礎上所采取的首要的步驟是：分析了蘇維埃類型的社會的經濟再生產的新結構（基斯、本斯——“馬爾克·拉科夫斯基”——馬爾庫斯）；分析了階層的新形態（赫格杜斯、康拉德、斯澤蘭尼）；分析了政治和思想制度（費爾、赫勒爾）；以及分析了各種社會運動在社會制度中的地位（斯坦尼斯基斯）。盡管人們時而有可能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來預測波蘭反對派的新政治成分（如斯澤蘭尼、康拉德和赫格杜斯），然而更為普遍的則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傾向於掩蓋新社會運動中實際上是新的東西（如斯坦尼斯基斯，還有具有不同思想基礎的巴羅）。在波蘭，正當一個社會運動已經通過來自下層的創新而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進入現存制度的時刻，那些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傾向於構造一種封閉的、幾乎是沒有改變的社會結構，以便顯然能夠頂住或兼並無論來自上層還是下層的改革因素（如拉科夫斯基、馬爾庫斯、費爾、赫勒爾、斯坦尼斯基斯等人的作品），就是試圖制定一些具有極其僵硬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的社會變革模式，其後果則是使所設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技術統治階段的勝利流於空想（如斯澤蘭尼和康拉德的作品）。
　　正是在波蘭社會運動充分開展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這些理論問題，導致幾乎普遍地采取後馬克思主義來代替新馬克思主義，這種情況在匈牙利也是如此，盡管在那里事實上沒有機會開展一種波蘭式的運動。今天，總的說來，新馬克思主義方法仍然為流亡國外的匈牙利的理論家（跟波蘭的這類理論家相反）所遵循，當然他們的作品也是為了寫給西方激進的讀者看的；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大多數在國內持反對立場的重要理論家中占統治地位，前者有如莫德澤列夫斯基、米切尼克、庫隆等人，後者有如基斯、本斯、瓦傑達等人（赫格杜斯和斯坦尼斯基斯這兩個人看來是國內唯一不屬於這種傾向的例外情況）。
　　在哲學上說，後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對最初由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提出的國家和市民社會問題進行再思考的基礎之上的。當然，從這個意義上看，後馬克思主義是覆興馬克思主義的工作的直接繼續。在科拉科夫斯基的指引下，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傾向於不采取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法來處理國家——市民社會這種兩元性所固有的異化問題（也就是對國家和社會實行民主的統一的問題），認為這種方法必不可免地會成為一種獨裁主義的方法。為了取代這種方法，他們力求維護或重建溝通社會和國家之間關系的中介制度，如法制、多元制和公開性（瓦傑達的主張）。因此，新社會運動可以被解釋為市民社會的主動構成或自我構成的運動（庫隆的觀點），然而這種運動迄今卻一直受極權主義國家的壓制以至扼殺。後馬克思主義者（科拉科夫斯基、庫隆、米切尼克等）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都論述了建立公民社會的戰略問題，它們本身既寄望於1980—1981年團結工會運動，又對這個運動作出了貢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組織委員會的成就，它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後列寧主義的關系。然而，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幾乎還沒有開始應用，就遇到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從哲學角度來看，拒絕采取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盡管是如何言之有理，但卻很少能夠澄清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跟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關於市民社會的觀點的批判之間的關系。如果截然拋棄這種批判（如科拉科夫斯基所主張），那麽理論家便大有替資本主義社會辯護之嫌；如果接受這種批判，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也罷（如瓦傑達所主張），那麽理論家便仍然要去設想出這樣一種有關市民社會的可能方案，即這種市民社會不僅要擺脫獨裁主義國家的束縛，而且要擺脫它跟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聯系。事實上，這個問題的許多方面已經被1980—1981年的波蘭運動創造性地提出來，然而即使在這方面，理論上的反映也落後於客觀實踐。最近，米切尼克在一篇從比亞洛萊卡監獄中偷送出來的文章中，已經指出了這種落後的狀況。
　　第二，對於後馬克思主義主義研究方法來說，也存在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拿關於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看，這種觀點幾乎不可能恰當地說明現存制度的客觀約束力及其自身所引起的困難，而這兩者對於那些在不可能推翻所有東歐制度的條件下謀求改建市民社會的人們的活動領域來說，實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迄今為止，這樣一個問題在後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結構的範圍內，只是在對各東歐國家和蘇聯的不同社會獨立性傳統所作的歷史探索中才涉及到，這種探索到東歐和蘇聯的制度設想為在中心地區是穩定的，而在某些邊緣地區則有所不穩。但是，當這樣一種歷史主義的說法有助於克服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構主義偏見的時候，它本身跟社會變革的關系則主要具有追溯的性質（見“參考書目” (○,11)11）。單就這種研究方法而言，它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重要的防禦性的反應，以應付對蘇維埃社會中的記憶和傳統的破壞。（孔德拉的見解）。然而，這種方法只有在把歷史的和結構的方法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下，才能建立起它跟動態的社會理論的聯系。近來，一些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瓦傑達）重新恢覆了對結構主義分析的興趣，而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斯澤蘭尼）則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市民社會的問題，這說明不管有多大的爭論，在這兩種傾向之間畢竟有著重要的聯系，同時從這些傾向本身具有多元性來看，也說明東歐的精神生活有一些健康的成分。




參考書目

① R.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W.布魯斯：《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1975年英文版。
③ Z.伊拉爾德和G.M.茲吉爾：《波蘭——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社會》，1978年法文版。
④ 安·赫格杜斯等：《匈牙利的新左派》（1974），1976年德文版。
⑤ L.科拉科夫斯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1968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3卷。
⑦ G.康拉德和I.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⑧ L.拉比茲編：《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論文集》，1962年英文版。
⑨ M.拉科夫斯基《關於東歐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⑩ F.斯爾尼茨基等編：《共產主義和東歐》，1979年英文版。
⑪ M.瓦傑達：《國家和社會主義》，1981年英文版。


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歷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早是在本世紀初傳入日本。日本社會民主黨在1901年成立的當天就被取締，盡管如此，它卻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奠定了基礎，當時這種思想主要在學術界以外的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當中起影響作用。《共產黨宣言》的最早的日文譯本是在1904年發表在該黨的一份周刊上，而對《資本論》的節譯介紹則發表於1907年，同時還有其他一些日文書籍，力圖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加以介紹。
　　這時候，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很快就照搬進來的一系列歐洲（主要是德國）的思想和制度當中的一項。對於當時在日本經濟結構中所進行的這種變革的特點，一直是在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的一個有若幹爭論的主題（詳見下文），不過這種變革促使資本的擴張和外貿的增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這不僅是同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比較慢的增長率對比而言，而且甚至跟後來美國和德國的近代增長率相比，也是如此。跟這些比較老的資本主義經濟不同，日本的產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直接由明治政府提供的基礎之上，該政府負責建造現代的工廠、碼頭和礦山來出售，以便使日本的資本有能力跟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實行競爭，雖然這種做法要大大地依賴工業技術和技術知識的引進。接著就很快地引進了制度的結構，在這方面普魯士所提供的憲政模式具有特殊的影響作用；根據這種模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的權力被一個行政機構緊緊地控制和限制著，而後者只直接對皇帝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明治時代的憲政，其目的在於實行“現代化”而不涉及任何實質性的權力轉移，所以俾斯麥的德國給它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模式。在當時的社會思想和經濟思想中，強調民族和歷史發展特點的德國“歷史學派”起著主導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對於具有強烈幹預性質的日本國家來說，顯然要比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那種自由放任的政策更為適用，因此後者在各大學中很快就不受重視。這期間，日本自身通過1894—1895年對中國的戰爭和1904—1905年對俄國的戰爭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擴張，固然帶來了迅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一個貧困化的無產階級的出現，何況還有一個在人口比例上大得多的農民階級和農村失業者的拖累。
　　俄國革命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趣和支持，這無論在日本和歐洲都是如此。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其它一些社會主義黨派、人民陣線、農工黨派等，也都在這個時期成立。日本資本采取一種加緊實現壟斷過程的辦法來應付世界危機。作為今天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種特色的財閥集團，源自於日俄戰爭以後建立的卡特爾，然而金融資本則是在戰爭期間特別迅速地形成。雖然這些大商行的發展導致工會的迅速發展，然而城市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卻仍然非常之差，同時在農村有一支龐大的勞動後備軍；在就業的工人人口中，幾乎有一半受雇於農業和捕魚業，而在工業制造業中還不到20%（見“參考書目” ②，第16頁）。在社會主義政黨介入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鬥爭，提出普選權的要求和工會問題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思想便開始第一次進入大學。在新成立的經濟系甚至在還沒有正式建立經濟系的大學里，往往都由那些在德國受過教育的教師擔任教職，這些人一般都受大戰前後在德國盛極一時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速度，幾乎可以跟日本資本的發展速度並駕齊驅。三卷本的《資本論》的第一個日文譯本在20年代就已出版，而在1933年左右則以日文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該全集所附的索引，其詳盡程度是其他文本所難以相比的。然而，30年代的嚴酷的政治迫害影響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失去了他們在大學里的職務，隨著中日沖突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大規模的逮捕和書報檢查制度實際上扼殺了馬克思主義在大學校園外的任何發展。
　　在大戰以後，學術性的馬克思主義大體上是跟所有的政治運動脫離的；在政治運動內部，社會主義的發展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而停滯不前。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卻在大學經濟系中占了優勢，並且事實上曾經一度成為正統的學派。然而，隨著跟美國的學術交流的擴大，新古典經濟學以至在某種程度上凱恩斯的經濟學也同樣站住了腳。目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即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兩個主要學派，在人數上大致相等。這兩個學派基本上是獨自發展起來的，但是在日本的多數大學里，基礎的訓練仍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兩種成分，因此，跟西方有所不同，大多數日本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家是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成分的。這就引起了某種有趣的折衷主義的發展，特別在數學運用的領域。數學的模式曾被越村信三郎運用來擴充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以對生產不平衡的危機進行思考（見“參考書目” ④）；同時還被置鹽運用來設計利潤下降和產業後備軍增長的趨勢（見“參考書目” ⑥、⑦）。森島則以一種更為廣泛的方式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納入馮·諾伊曼的增長學說（見“參考書目” 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把經濟計量技術運用在他們的實驗工作中。

　　爭論情況

　　在本世紀20和30年代期間進行的關於日本經濟的性質的爭論，從政治含義上說，跟本世紀早些時候在俄國發生的爭論並非沒有相似之處。共產國際曾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動搖不定，即日本下一步的主要變革，究竟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呢？還是仍然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能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日本共產黨終於在1932年采取了後一種觀點，它認為明治維新沒有給日本帶來資本主義，日本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義社會。這條路線的擁護者便以封建學派聞名，而其對立面則是勞農學派，采納這一派的觀點的是共產黨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的左翼。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封建學派指出了日本國家的專制主義性質，認為這個國家並沒有經過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過的那種改造。它斷言，明治維新只不過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被安放到跟封建地主結成同盟的位置，而後者則在這種同盟保持其統治地位。在人數上占優勢的貧困化的農業部門中繼續存在主要以實物支付的高額地租這一事實，也支持了這一學派所堅持的意見，即認為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乃是在日本榨取剩余產品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勞農學派則把明治維新看作是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認為在這場革命以後在日本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資本主義剝削而不是封建主義剝削，他們還斷言階級結構已經隨著農民的迅速無產階級化而發生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場類似的爭論竟在封建學派內部展開了。由於美國占領當局在戰後所實施的土地改革，資本主義是否終於被帶入日本？粟原認為，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階級實際上已被掃除，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正在農業中發展起來；它倒不如說，由於國家對農業的生產關系實行直接控制，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由上面強行加以實施。然而，正統的封建學派的理論家仍然反對這種觀點，理由是：正如勞農學派的批評家所指出的，如果認為戰後的土地改革已經從上面引進某種資本主義發展的話，那麽，同時卻斷言明治政府不能在更早的時候這樣做，這是自相矛盾的；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認為明治維新由於缺乏一種革命目標而不成其為資產階級革命，它只不過是一種由上面實行的改組罷了，那麽，這種說法也應當適用於戰後由一種占領勢力所帶來的那些變化。這些正統的封建學派理論家斷言，占領後所實行的變革，事實上證實了他們所堅持的認為日本仍然屬於前資本主義性質的觀點，即日本仍然保持一種內在的半封建主義的結構，這種結構只不過是由美國帝國主義統治勢力通過跟專制制度國家的合作來加以主宰罷了。於是，這樣一種觀點再一次成為他們關於在政治上必須優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論據。但是，面對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日本本身從50年代起已經成為一個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事實，這種理論觀點失去了人們的支持。盡管如此，在日本共產黨內修正主義傾向的發展，其根源便在於這種觀點，而當這種觀點在黨的領導集團內部發展為接近於歐洲共產主義的觀點時，人們可以從中看到那種把一部分經濟定性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早期描述的痕跡。另一方面，毫不奇怪，勞農學派的理論家們則把戰後的土地改革分析為對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地私有制所進行的資本主義改革，這種改革是針對大土地占有者的勢力的。持這種觀點的是社會黨的左翼，該黨堅持主張把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實現日本民主化的下一階段。
　　在這種關於日本經濟的性質、明治維新和戰後改革的實質的爭論中，有兩個方面在當時的方法論的爭論中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最終導致第三個集團即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宇野學派的發展。第一，導致封建學派把日本經濟定性為封建主義經濟的那些要素，被它們的批評者們視為可以作為描述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形式的基礎，這便提出了關於一種生產方式的抽象特征和它的運動規律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以及這些關系在特殊經濟中的特殊表現形式的問題。第二，正統派的（封建學派的）理論觀點的動搖，反映了一個政黨的理論觀點的動搖，從而使經濟理論和政治鬥爭之間的關系產生問題。於是，宇野弘藏便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分析中必須認識到下面這樣三個有明確區別的層次：

　　（1）原理源自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並且視情況的需要而發展。在這個層次上，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純經濟的運動規律可以制定出來。宇野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其所以利用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英國經濟作為他的主要例子，是因為當時這種經濟正在發展成為一種純資本主義經濟的範例，所以能夠從中抽象出那樣一些基本的原理。然而，這些原理是任何實在的經濟的某些方面所不能符合的抽象的東西。
　　（2）下一個分析層次是發展一種具有歷史形式的階段論，正在通過不同的歷史形式，經過不同的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動規律才在全世界發生作用，並且產生了種種政策。宇野提出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商業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占優勢的是建立在毛紡工業基礎上的英國商業資本；然後是自由主義階段，占優勢的是集中在棉紡工業的英國工業資本；最後是帝國主義階段，這時候占優勢的是建立在發展重工業基礎上的德國、美國以及英國的財政資本。
　　（3）第三是經驗分析的層次，這個層次將考慮各特殊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而且適用於分析各個過渡時期，這時候需要對各種政治考慮和純經濟性質的考慮進行分析。宇野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整個時代看作是一個過渡時期，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這時期由於內部的社會主義力量和外部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政治對抗對政策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他認為對這三個分析層次作出一種明確的區分，就可以免於陷入正統理論所陷入的那種窘境，即感到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符合《資本論》中所概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資本論》的分析是屬於原理的層次，而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則必須在經驗的層次上加以分析，這樣就能夠鑒別出日本農業和階級形成的特性。

　　宇野學派還對價值和危機的理論（參看經濟危機條目）作出有意義的貢獻，它在保持上面所概括介紹的那些應用方法的同時，還表現出一種不那麽教條主義的健康傾向，而這種特點卻是許多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具備的。宇野派的理論家跟日本的其他理論家的主要的分歧領域之一，是宇野所堅持的關於經濟學可以脫離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而獨立的觀點。當然，該學派也以其本身的發展來證實這一點。盡管這個學派的一些追隨者屬於社會黨的左翼，但是它主要還是一個學派，它的成員認為他們對社會改革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對資本主義的科學認識。這種脫離運動的現象以及該學派對自身工作所作的種種限制，可能是上述各種層次的分析本身所包含的方法論上的脫節的內在反映。也許是過分狹隘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上，使它忽視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宇野把階級鬥爭放到經驗的、政治的層次上，然而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看法，即階級鬥爭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種生產方式再生產的過程中所固有的東西，因此也可以說是在生產方式確立後（而不僅是在過渡時期）所固有的東西。宇野把諸如包含在勞動力的商品形式之中的資本主義矛盾，作為資本主義危機的基礎而放在原理的層次進行分析，而其實這些矛盾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而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原因。在這方面，那些強調必須看到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運動的內在規律的思想傾向，可能會在對世界經濟的現狀進行分析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布爾克特：《評〈價值和危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集〉》，1983年英文版。
② 伊藤成：《價值和危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集》，1980年英文版。
③ S.H.金：《危機理論——對日本和歐洲若幹新說法的評價》（此為博士論文，作於1982年，未發表，原文為英文。）
④ 越村信三郎：《資本再生產和積累的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⑤ 森島美智雄：《馬克思的經濟學》、1973年英文版。
⑥ 置鹽信雄：《有關馬克思的理論的數學筆記》，196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有關技術進步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筆記》，1977年英文版。
⑧ 托馬斯·關根：《價值規律的必要性》，198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宇野理論——日本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貢獻》，1975年英文版。
⑩ 宇野弘藏：《政治經濟學原理——關於純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1964），1980年英文版。


唯物主義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看，唯物主義主張任何存在的東西都是物質，或至少是決定於物質（唯物主義的比較普遍的形式是認為一切現實從本質上說是物質的，而它的一種比較特殊的形式則認為人類社會是物質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上，唯物主義通常是屬於那種比較稀松的、不可簡化的類型，然而它的概念卻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展開。為了從一開始弄清一些術語的含義，我們制定了以下一些定義。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觀點，哲學唯物主義有別於歷史唯物主義；而根據列寧的看法，哲學唯物主義則一般地有別於科學唯物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包括：

　　（1）本體論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的存在單方面地決定於生物的（更一般地說是肉體的）存在，認為前者是從後者產生的；
　　（2）認識論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是獨立的，承認至少某些科學思想對象的超事實活動；
　　（3）實踐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的改造力量在社會方式的再生產和改造中具有構造的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主要的因果關系是男人和女人的生產方式，他們的自然的（肉體的）存在的再生產和一般勞動過程的再生產。
　　科學唯物主義的定義則決定於科學對現實（包括社會現實）的信念的（不斷變化的）內容。所謂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包括一系列松散的（歷史上變化的）實際信念和態度，即一種宇宙觀（它可能包括諸如讚同科學的立場、無神論等）。本條目主要涉及哲學唯物主義，但是對於它跟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也略加考察。
　　從哲學意義上看，馬克思關於“歷史的唯物主義概念”的主要含意是：①否認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立性，從而否認其第一性；②在方法論上主張進行具體的歷史研究，以反對抽象的哲學思考；③由此產生的一種關於人類實踐在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概念；④在人類歷史中，強調勞動在改造自然和協調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意義；⑤強調自然對人的意義，而這是有變化的。在馬克思的富有表現主義色彩的早期著作（特別是《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由於采納了一種被理解為人種——人本主義的自然主義，馬克思把人想象為在本質上跟自然是一致的；而在他的洋溢著技術的普羅米修斯精神的中、晚期著作中，則把人設想為在本質上跟自然相對立並主宰著自然；⑥始終信仰日常的、樸素的實在論，並且逐漸發展對科學的實在論的信仰，通過這種辦法，馬克思把人跟自然的關系看作是一種不對稱的內在關系，因為人在本質上依附於自然，而自然則在本質上不依附於人。
　　在這里，我們只能對③，即馬克思的新的實踐和轉化的唯物主義進行比較詳細的考察。這種唯物主義必須依靠如下的觀點來闡明，即人其所以區別於動物和動物的活動，是由於人具有雙重的自由：擺脫本能的決定的自由和通過有計劃的、預想好的方式來從事生產的自由。這一概念的一般特點，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有精辟的表述：“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這個提綱有兩個主題：一是揭露了傳統的直觀的唯物主義所具有的被動的、非歷史的、個人主義的性質；二是弄清楚變革活動即實踐在社會生活中的基本作用，對此，德國古典的唯心主義雖曾隱約地看到，但卻以一種唯心主義的、異化的方式來表現它。盧卡奇首先在《青年黑格爾》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進行批判的要旨，在於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等同起來，從而把兩者混淆。通過把對象化的現在的、具有歷史特點的諸異化形式設想為一個絕對主體的自我異化的各階段，黑格爾立即從推理上使它們改變形態並且排除了存在一種充分合乎人性的、非異化的人類對象化模式的可能性。然而，一旦把兩者作了區分以後，馬克思本人在對“對象性”及其同性物的運用中仍然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含義，堪稱三倍於前。因此，弄清楚它們的含義，對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至少要從《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做起。例如，該提綱的第一條包含著對（甲）事物的對象性或外在性和（乙）體現為主休的生產活動的對象化這兩者進行區分的意思，但卻沒有明確地進行闡明；第六條則引申出（乙）和（丙）體現為社會形式的再生產或改造過程的對象化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提綱的第一條責成馬克思必須同時既保持事物不依存於思想這種唯物主義的洞察力，又保持把思想看作是活動這種唯心主義的洞察力，從而得以對（甲）和（乙）進行區分；用《大綱》導言的術語來說，就是對現實的對象和思想的對象進行區分；如果用現代科學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表達的話，那就是對不可及的認識對象和可及的認識——生產過程或活動進行區分。這種區分使我們可以弄清楚這樣一個意思。即社會實踐對於馬克思來說，是自然科學的一種條件，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對象，然而這種條件無論從本體論還是認識論上來看，都是社會領域中的結構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意見是認為它不恰當地從不可及的領域中抽象出關於獨立的現實的思想。而傳統的唯物主義則是從可及的領域中抽象出人類活動在認識產生過程中的作用。
　　提綱的第六條對以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為主的一切個人主義和本質論的社會理論展開批判，並且單單提出人的歷史發展的社會性作為一把真正的鑰匙，來探明費爾巴哈從人類學上進行解釋的謬誤的癥結所在。這就引申出（乙）和（丙）之間的區別，即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和先前存在的、歷史形成的社會形式的再生產和改造之間的區別；社會形式是人的活動的既定條件和媒介，然而它只能在這種活動中得到再生產和改造。
　　由於不能夠恰當地區分（甲）和（乙）這種已知對象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便既導致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傾向，又導致傳統的唯物主義傾向。前者把（甲）歸結為（乙），從盧卡奇和葛蘭西直到科拉科夫斯基和施密特都有這種傾向；後者把（乙）歸結為（甲），這是從恩格斯和列寧直到德拉·沃爾佩和當代“反映論”的倡導者的傾向。由於不能夠恰當地區分（乙）和（丙）這種改造活動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或實踐和結構的兩重性），便既引起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唯意志論、自發論等後果，即把（丙）歸結為（乙）（例如薩特），又引起決定論、物化、本質化等後果，即把（乙）歸結為（丙）（例如阿爾都塞）。提綱的第九條和第十條鮮明地表述了馬克思對於他的唯物主義同舊唯物主義之間區別的看法：“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的單個人的直觀”。“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19頁）。傳統的唯物主義的問題方面，是基於一種抽象的、脫離歷史的個人主義和普遍性。孤立的魯賓遜式的人物，便又相互發生內在和外在的聯系，並且跟他們共同的、順乎自然的命運相關聯。據馬克思看來，這種概念引起了認識論的（參看認識論條目）以及實際上還有一般哲學的傳統問題的出現。因為一種脫離物質實踐的直觀意識，它跟自己的本體、其他思維、外部客體以至它自己過去的狀況的關系，都是成問題的。然而，無論是這些哲學問題還是引起這些問題的實踐，都不能單純靠一種理論的療法來加以補救。青年黑格爾派分子施蒂納認為一個人只要從自己的腦袋里出幾個主意，就可以消除產生這些主意的條件。針對這種見解，馬克思指出：“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決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頁）。
　　恩格斯在他的晚期哲學著作中（特別是《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及《自然辯證法》）所制定的那種更富有宇宙性的唯物主義的樣板，其重要性是很難加以誇大的。這種唯物主義不僅是造就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還由於它的理論核心後來成為眾所周知的辯證唯物主義，從而成為以後的大多數的爭論圍繞著它轉動的軸心。恩格斯的這些論著充滿了實證論和進化論的論題（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參看達爾文主義；實證主義條目），他主張以下兩點：一是跟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相對立，認為世界是各種過程的綜合，而不是固定的和靜止的事物；二是跟簡化的唯物主義相對立，認為精神的形式和社會的形式都是不可簡化的，而是從事物中出現的（事實上作為它的最高產物）。後來，列寧發表的那部有影響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其直接靶子則是針對當時已經在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如波格丹諾夫）中散布的馬赫的實證主義概念。
　　恩格斯和列寧都使用許多有關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不同概念（這些概念是作為互相排斥和完全徹底的範疇來處理的），而且經常談到有關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定義，仿佛二者可以截然相等似的。然而，僅僅是事物不依存於人的思想這一點，並不能從原因上導致它在存在中居於第一位；因為這一點也是可以跟柏拉圖、阿奎那、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並行不悖的。當然，也有可能認為在上述的（1）和（2）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也就是說：如果思想源自於事物的話，那麽達爾文主義對認識的可能性的解釋是講得通的；反過來說，一種完整的和嚴謹的實在論也會產生這樣一種關於人的概念，即把人看作是棲身於一個過分延伸的自然之中的一種自然原因的承擔者，但是，不論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令人滿意地說明這種聯系。恩格斯所主要強調的無疑是本體論方面，而列寧則在認識論方面。我們也許可以用下面這兩段話來表達這種見解：

　　自然界先於並且在原因上不依賴於任何形式的思想和意識而存在，而不是相反。（恩格斯）
　　可知的世界不依賴於任何（有限的和無限的）思想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列寧）

　　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調對懷疑論從實踐上進行駁斥。沿著一條其中包括約翰遜博士、休謨、黑格爾等人所偏愛的思想線索追索下去，恩格斯斷言：從斷然拒絕相信關於一種獨立的現實（它在這樣或那樣的描述下已成為可知的）的某種觀念這個意義上說，懷疑論是站不住的，是不嚴肅的。雖然它在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但卻不斷被實踐特別是“實驗和工業”證明是虛假的或矛盾的（這包括，恩格斯滿可以補充說——正如後來葛蘭西在他的關於理論上隱含的意識的觀念中所表明——，懷疑論者本人的言論實踐）。“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1頁）。然而，在恩格斯那里，存在著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概念和科學上的形而上學之間的一種普遍的緊張關系；而在列寧那里，則明確地承認哲學對於歷史唯物主義和一般科學來說，具有一種相對自主的、洛克式的或充當下手的作用。這就隨之產生了以下各點：（Ⅰ）明確地區分了作為哲學範疇和作為科學概念的實物；（Ⅱ）在他的關於黨性的學說中強調了哲學幹預的實踐性和利益性；（Ⅲ）通過區分“相對的”和“絕對的”真理來試圖把科學變革跟進步思想協調起來，並且以一種規範的方式來分別對抗教條主義和懷疑論。
　　把自然辯證法跟一種反映論的認識論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的標志。而這兩者卻都被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這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著中所否定，他還認為兩者是不可調和的。葛蘭西甚至走得更遠，他在結合一種普遍的內在主觀性來重新給對象性下定義時，認為它在歷史上象漸近線那樣地臨近，但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最終實現，他宣稱：“人們忘記了對於這種情況（指歷史唯物主義），應當把重音放在第一個詞‘歷史’上，而不是放在第二個詞上，因為它具有形而上學的來源。實踐的哲學是絕對的‘歷史主義’，是思想的絕對世俗化和塵世化，是絕對的歷史人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第465頁）。總的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動機抱有好感。而對唯物主義則懷有敵意。例如，薩特就認為：“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唯物主義能夠（對自由）作出解釋”（見“參考書目” ④，第237頁），這種說法確切地反映了人本主義——歷史主義的立場。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宣揚它自己的唯物主義，這是一種純屬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如阿爾都塞、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所宣揚的；同時，如果是涉及本體論的題目的話，例如蒂姆帕納羅對自然特別是生物學的“基礎結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重要的再強調，那麽他們的探討則往往被本體論中的一種非反映性的經驗主義所損害。
　　在對唯物主義進行的任何探討中，都潛在著關於物質的定義這一難題。從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來看，它局限於社會領域（當然也包括自然科學），在那里，“物質”是從“社會實踐”的意義上來理解的，因此沒有引起特別的困難。但是從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具有更多的全球性的要求，於是困難也就出現了：如果把物質的東西僅僅看作是一種持久地占據著空間、並且能夠從感覺上辯認和再辯的東西，那末許多科學知識的對象，盡管它們從屬性上說是依賴於物質的事物的，但卻顯然成為非物質的了。很清楚，如果人們把科學的本體論和哲學的本體論兩者加以區分的話，那麽諸如此類的考慮——正如列寧所認識到的那樣——就無須否定哲學的唯物主義。不過，這種唯物主義的內容又是什麽呢？某些唯物主義者讚成這樣一種想法，即世界是可以通過科學來徹底地認識的。但這又有什麽根據呢？這樣一種認識上的凱旋主義，看起來倒像是一種人類中心論的構想，從而也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想法。另一方面，一種比較淡薄的設想是，任何可以認識的東西必須通過科學來認識，這如果不是贅言的話，也只不過是在特殊的領域中把唯物主義的真理搬到自然主義的可行性上。
　　由於諸如此類的理由，人們可能更傾向於把唯物主義看作是采取一種立場，一種實踐的方針，而不是一套半描述性的命題，並且更為具體地把它看作：①一系列的否定，這大體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張，例如在有關上帝的存在、靈魂、形式、理想、義務、絕對等等，或者是關於科學的不可能性（或下等的地位）和塵世的歡樂等等；②這些否定的不可缺少的依據，對它們進行科學解釋的義務，即說明它們是虛假的或不合適的意識或思想意識的類型。然而，這樣一種方針既事先要求對科學等方面進行某種實證主義的解釋，又在必須合乎規範地論證自身這種要求面前基本上處於易受攻擊的狀態。事實上，論證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和科學性的解釋，可能要比論證唯物主義自身來得容易；也許只有對唯物主義進行這樣一種特殊的闡明和捍衛，才符合馬克思對那種被想像為現實的抽象思維所進行的批判的精神（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
　　盧卡奇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從特點上說，是把馬克思的前提用來對抗恩格斯的結論。然而，從當代現實主義的科學改造的觀點來看，在上述兩者經過提煉的形式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因為作為對自然進行實際調查的一種科學概念，需要一種非人類中心的本體論，後者具有各種獨立存在和超事實效應的真實結構、機制、關系和領域。此外，這種超驗的現實主義甚至能夠從精神上而不是從文字上維護恩格斯關於“兩大陣營的命題”，理由是：①它既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實在論；又反對客觀唯心主義的概念實在論；②精確地指出它們的共同錯誤在於把存在歸結為人的屬性——經驗或理性——這兩種“認識上的謬論”；③揭示了它們在體系上的互相依賴。在認識論上，客觀唯心主義需要以主觀唯心主義的物化事實為前提；在本體論上，主觀唯心主義則需要以客觀唯心主義的被設想為現實的觀念為前提；因此，在分別檢驗它們的精巧的結構的時候，它們看起來可能都會有表里不一的兩面：經驗上的肯定和概念上的真理。歷史的調查還給恩格斯的如下觀點提供某些根據：從圍繞著科學認識的變革的鬥爭的角度來看，更廣泛地說，從圍繞社會生活變革的鬥爭的角度來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作為辯證的對立面而聯系在一起的。最後，還應當提到，對唯物主義所作的超驗的現實主義的闡明，是跟作為一種新興力量出現的自然主義方針相一致的。
　　最後這種考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已經在進行兩方面的論戰：既反對唯心主義，又反對庸俗的、簡化的或“非辯證的”唯物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指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和恩格斯所指的機械唯物主義。而為了對唯心主義所特地讚賞的某些主觀事物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唯物主義的”闡明或批判的這種打算，便往往導致人們在實踐中作出一種典型的“唯物主義的”反應，也就是力求防止簡化論（例如，把哲學歸結為科學，把社會或思想歸結為自然，把普遍性歸結為特殊性，把理論歸結為經驗，以及把人的代表力量或意識歸結為社會結構等），同時避免回到會使唯心主義十分滿意的二元論上。這樣一來，通常又有必要在兩條戰線上進行觀點上的交鋒：既要反對各種各樣的“客觀主義”，例如形而上學、唯科學主義、教條主義、宿命論以及物化；又要反對跟它們在形式上是對立的而實際卻是相輔相成的各式各樣的“主觀主義”，諸如實證論、不可知論、懷疑論、個人主義以及唯意志論等等。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要在上述這些在歷史上形成的兩個方面尋找一條中間途徑，或是單純按照黑格爾的方法對它們進行綜合，那就錯了；我們倒不如說，它在對這些舊的對抗性共生體所共有的疑難——包括它們的錯誤和偏見——進行改造的同時，卻從一個新的據點上突出了批判的內容。
　　我們在一開頭就說明，從（1）—（3）中，沒有一項能夠產生歷史唯物主義。它是人們會從一種哲學觀點和一種經驗性的科學之間的關系中看到的東西。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根源於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即要求以一種科學的、現實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為前提，同時包含在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實質性的制定之中。在這里，我們只能對前一個論點作進一步的評價。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慣於借助接近生物學的考慮來捍衛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中說道：“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25頁）。總之，馬克思主義者所主要考慮的只不過是自然和社會關系的一個方面，即技術方面，從而描繪了人類支配自然的方式，但實際上卻忽略了——可以這樣說，——自然反過來支配人類的方式（這在生態學、社會生物學等學科中都作了推測研究）。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安·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④ J.P.薩特：《唯物主義和革命》，載《文學和哲學論文集》，1962年英文版。
⑤ 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觀》（1962），1971年英文版。
⑥ S.蒂姆帕納羅：《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⑦ G.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2），1958年英文版。
⑧ R.威廉斯：《唯物主義和文化中的問題》，1980年英文版。


物質

　　參看唯物主義條目。


生產資料

　　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


機械唯物主義

　　參看唯物主義條目。


中介

　　辯證法的一個中心範疇。從字義上講，它指的是通過某種中間手段來確立各種聯系。中介本身突出地反映在認識論（參看認識論條目）和一般邏輯學上，它一方面涉及直接的或間接的認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涉及推理或間接推理的問題。因此，認識的不同形式和多樣性可以根據一定的規則和形式上的程序來加以確定，然而對它們的解釋和論證則必須通過對存在的研究，而不是在它們本身的分類和規定效驗這種框架中進行某種循環的引證。這就是為什麽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中，中介要求有一種質的差別的意義；這種辯證法拒絕授予任何傳統的哲學派系以自主權，而且把它們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從過去的認識論和邏輯學承襲下來的，在特殊的意義上——例如“中間”或“手段”——還是從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承襲下來的“中介”問題）看作是對社會存在（包含其客觀決定因素、內部聯系以及覆雜中介構成的總體）進行不適當的研究的不可分割部分。
　　在最早提出中介的概念的人當中，亞里士多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對道德所下的定義是“一種手段，因為它的目的旨在一種中間的東西”，同時他還堅持認為他的這一關鍵術語具有社會—人文的特征：“在對象的中間，我指的是來自每一極端的等距離的東西；它是一個東西，而且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跟我們相對的中間，我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東西，而這不是一個東西，也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37—38頁）。在認識論中，問題表現為在進行認識的主體和他的認識所及的世界之間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有必要“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由此可見，在表明什麽東西可以被認識以及通過什麽方式和方法來保證其成功地實現方面，人的“實踐”概念這一作為意識和對象之間的真正媒介，具有越益重要的意義。所以，遠在歌德能夠說出“實驗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中介”之前（在一篇以這一論斷為標題的文章里），維科就曾這樣說道：“奇怪的是，哲學家們竟竭盡全力去研究自然，而自然由於是上帝創造的，只有上帝了解它；可是他們同時卻忽略了對各民族世界即文明世界的研究，而這種世界由於是人創造的，人卻是能夠了解它的”（見“參考書目” ④，第53頁）。
　　跟這種積累在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哲學傳統進行聯系時，馬克思否定了“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片面的權宜性和它的狹隘的實踐概念，即“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在批判黑格爾在《法哲學》中對中介概念的運用時，馬克思指出他是通過一些虛構的“極端”來表現一種互相妥協的社會，這些極端“忽而起著極端作用、忽而起著居間者的作用”，因此，“每個極端忽而是對立面的獅子，忽而是中介的史納格”，盡管事實上“真正的極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調和，就因為它們是真正的極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4頁）。不過，他也承認黑格爾的開創性的成就，即抓住“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根據同樣的精神，馬克思指出勞動（或“工業”）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中介，從而鑒別出在“自我中介的自然存在物”的生產活動中人類自我構成的主要條件。然而，對於黑格爾來說，外化的活動中介跟“異化”是同義語；而馬克思則突出了具有歷史特點的、可以超越的第二層次的中介——貨幣、交換和私有制（它們附著在生產活動之上），指出它們應對生產的自我中介的異化轉變負責（參看異化條目）。同樣地，“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則通過這樣的事實得到解釋，即使用價值的生產，不得不根據一整套起決定作用的社會關系的要求，被交換價值的生產所中介並從屬於後者（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列寧特別強調中介的動態轉化功能，他指出：“一切Vermittelt=都是經過中介連成一體，通過過渡而聯系的。”“不僅是對立面的統一，而且是每個規定、質、特征、方面、特性向每個他者（向自己對立面？）”的過渡（《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85、191頁）。他也同樣注意強調指出在黑格爾的推理中所強調的邏輯的格的實踐基礎。
　　對黑格爾說來，行動、實踐是邏輯的“推理”，邏輯的格。這是對的！當然，這並不是說邏輯的格把人的實踐當做它自己的異在（=絕對唯心主義），相反地，人的實踐經過千百次的重覆，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於千百次的重覆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
　　第一個前提：善的目的（主觀的目的）對現實（‘外部現實’）的關系。
　　第二個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觀的東西）。
　　第三個前提就是結論：“主體和客體的一致，對主觀觀念的檢驗，客觀真理的標準。”（《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6頁）。
　　在這里，如同在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中一樣，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通過從中介角度集中強調實踐活動及其必要的工具性（參看實踐條目）來加以闡明的。中介的其他重要方面還涉及否定以及“具體中介”同“具體總體”之間的覆雜關系。




參考書目

① 亞里士多德：《尼可馬基倫理學》，1954年英文版。
②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1914—1916），1961年英文版。中譯文見《列寧全集》第38卷第81—257頁。
③ 喬治·盧卡奇：《赫斯·莫澤斯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問題》，載《政治論文集》（1919—1929），1972年英文版。
④ 卓安巴蒂斯塔·維科：《新科學》（1744），1938年英文版。


梅林，弗蘭茨

　　1846年2月27日生於波美拉尼亞的施拉維，1919年1月28日在柏林逝世。
　　梅林早年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聞記者，對俾斯麥的帝國政策進行抨擊，但是從1890年起便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當時他作為《萊比錫人民報》的編輯跟社會民主黨（SPD）的左翼發生聯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激烈地譴責社會民主黨跟政府合作的政策，跟羅薩·盧森堡一道籌建斯巴達克團，並在這個基礎上於1917年成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為該黨的領導成員。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在1919年1月遇害的消息，加速了他的去世。梅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是在歷史和文學方面。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1898），廣泛地考察了19世紀德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的發展。他的《馬克思傳》是第一部全面介紹馬克思生平的傳記，在該書的引人注目的內容中，包括為拉薩爾和巴枯寧進行客觀辯護，不同意馬克思對他們的某些批評。他的最傑出的著作《萊辛傳奇》（1893），有助於建立起在文學和思想史方面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時他還在有關當代文學的論文中繼續從事這項研究。在他的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論述中（例如《萊辛傳奇》的附錄），他傾向於采用一種比較粗糙的“簡化論”的方法，這招致恩格斯的含蓄的批評（見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梅林的信）。恩格斯指出了“被忽略的一點”，也就是承認馬克思和他（恩格斯）曾把重點放在從作為政治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來的思想觀念，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0—501頁）。




參考書目

① 弗蘭茨·梅林：《萊辛傳奇》（1893），1938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1898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傳》（1918），1936年英文版。


孟什維克派

　　這是從1903年到1912年期間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出現的一種派別，從1912年起則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列寧的支持者和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的支持者之間發生了分裂，前者主張把“個人參加一個黨組織”作為黨員的一個條件，而後者則主張實行一種比較松散的辦法。前者所堅持的是建立一個比較有紀律和集中的黨，他們在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中取得多數，因而以布爾什維克派（多數派）聞名，而後者則被稱為孟什維克派（少數派），他們主張建立一個比較廣泛的政黨。在1905年俄國革命的推動下，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參看布爾什維主義條目）之間的分歧進一步發展了，這些分歧涉及階級領導權的性質、同盟者以及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等問題。布爾什維克派主張這場革命應當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主要聯合農民來進行；而大多數的孟什維克派則認為這場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並主張跟自由派結成聯盟。孟什維克派還不同意布爾什維克派關於工人階級參加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起來的臨時政府的想法，斷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工人政黨應當起“極端的革命反對派”的作用。在以後的一段歷史時期，他們所設想的是一種以西歐模式為基礎的圖式，即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覺悟會隨著生產力和民主制度的發展而逐漸發展，從而為最終進入社會主義創建客觀的和主觀的基礎。
　　1905年革命期間，孟什維克派曾在蘇維埃起過重要的作用，革命失敗後，他們當中許多人脫離了俄國的地下黨組織，並集中精力從事建立合法的前沿組織。這導致列寧從1908年起譴責孟什維克派對非法黨所采取的“取消主義”；1912年，布爾什維克派決定自己組織一個獨立的政黨。然而，在馬爾托夫和他的朋友們的努力之下，在俄國卻建立起一個孟什維克派的非法組織的網絡，稱為“創議集團”。在1914年，大多數孟什維克派采取一種國際主義的立場，譴責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但該黨的右翼則支持“保衛祖國”和協約國反對德國的戰爭。然而，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在蘇維埃中居領導地位的大多數孟什維克派，卻在“革命護國主義”的口號下起來支持戰爭。在這方面，他們遭到了黨的左翼，即由馬爾托夫領導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反對；馬爾托夫還強烈譴責黨在1917年5月作出的決議，這個決議要使該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聯合內閣中充當小夥伴的角色。從1917年6月到11月，孟什維克這個四分五裂的政黨，無論在蘇維埃還是在全國範圍內，都很快地在布爾什維克派面前節節敗退。在11月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他們只得到3%的票數，而布爾什維克派卻贏得24%的票數。
　　孟什維克派一致譴責1917年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的政變。而在一年以後，該黨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多數派修正了他們對蘇維埃政府的態度，並在內戰中給予它以關鍵性的支持。這一立場受到孟什維克右翼少數派的譴責，他們當中一些人甚至參加了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反蘇維埃的政府。
　　盡管經常有被取締之虞，孟什維克派仍繼續作為一個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直到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他們歡迎這個叛亂，但沒有參與組織它），這次叛亂實際上導致一切非布爾什維克黨派的取締。一些主要的孟什維克黨人被允許僑居西方國家，他們在那里發行了一份孟什維克派的報紙——《社會主義信使報》，直到1965年（參看列寧主義，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阿伯拉罕·阿舍爾編：《巴維爾·阿克雪里羅得和孟什維主義的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愛得華·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1950），1966年英文版。
③ 艾薩克·多伊切：《孟什維克派》，載《歷史的諷刺》（1964），1966年英文版。
④ 伊斯列爾·蓋茨勒：《馬爾托夫——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傳記》，196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孟什維克派》，1976年英文版。
⑥ 列奧波特·海姆遜：《孟什維克——從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74），1976年英文版。
⑦ 大衛·萊恩：《俄國共產主義的根源》（1969），1975年英文版。
⑧ 尤·奧·馬爾托夫和費·伊·唐恩合著：《俄國社會民主黨史》，1962年德文版。
⑨ 尤·奧·馬爾托夫：《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例行代表大會》（1904），1978年英文版。
⑩ 維多里奧·斯特拉達：《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1905年俄國革命問題上的爭論》，載E.J.霍布斯鮑姆等編《馬克思主義史》第2卷。


商業資本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由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的，即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勞動力可以買賣）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形式的存在。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僅牽涉到貨幣交換，而且還包括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統治。資本的生命周期包括三個連續的循環階段：M-C…P…C＇—M＇。第一個階段是貨幣資本轉變為生產資本（M—C，即以貨幣交換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並由財政資本加以中介。第二個階段（生產領域）是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的物質轉變，從而出現一系列新的商品（C…P…C＇）；這個階段是由工業資本來控制的。最後，第三個階段是商品或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也就是把商品銷售出去；這個階段就是商業資本的作用。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能出現在原始積累的過程（即自由工資勞動力的產生）之前，不過當時產品確實已經進入了貨幣交換。在這一點上，人們的看法有些混亂，特別是在有關依附理論的論著中（見“參看書目” ③、⑤）；而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們則普遍認為資本主義時代是跟資本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相一致的（見“參看書目” ①）。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社會里，商業也曾在存在某種形式的資本的地方得到發展，然而當時並不存在作為資本的發展基礎的基本社會關系。商業資本可以用M—C—M這一循環來說明，在這一循環中，生產過程是不包括在內的，資本是純粹處在流通領域或商品買賣領域之中。
　　關於商業資本的社會形態的轉變中所起的作用，是有若幹爭論的。有些人（特別是恩格斯）認為，商業資本是資本主義藉以取代封建主義的手段。然而，馬克思則明確地認為商業資本“就它本身來說，還不足以促成和說明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這個方法到處都成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障礙”，他還斷言商業資本不僅沒有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變革，反而“不如說保存了這種生產方式，把它當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維持”（《資本論》第3卷，第366、374頁）。根據這些論斷，有些作者認為：目前一些落後國家的不發達的狀況，乃是歐洲殖民主義時期（1500—1850）商業資本對這些國家的不良影響的反映。特別還有人認為：商業資本跟當地的前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最反動的分子實行勾結，從而增強了他們的實力，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見“參考書目”④、②）。這種論斷是跟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的爭論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通常我們可以遇到商業資本主義這個術語，但這樣一個術語的含義是不確切的。我們在上面提到，商業資本從定義上說是跟生產領域相脫離的，而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是由生產從中進行組織的社會關系決定的。因此，商業資本不能夠決定社會的基本性質，它是附加在社會之上，而這些社會的基本性質並不受它決定。商業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確定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它倒不如說是操縱產品對貨幣的交換的一種機制。




參考書目

① R.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②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合著：《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③ A.G.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④ G.凱：《發達與不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1975年英文版。
⑤ I.華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979年英文版。


中等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中等階級”這個術語，但它們的含義並不總是首尾一貫的。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序言中寫道：“Mittelklasse〔中等階級〕這個詞我經常用來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說的middle classes），它同法文中的bourgeoisie（資產階級）一樣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區別的有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頁）。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他在描述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內部的發展時，也重覆了這種用法。然而，馬克思則把這個術語更多地用在“小資產階級”這個意義上，來表明處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或階層。在《剩余價值學說》中，他曾兩次公開提到中等階級的規模的不斷擴大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參看階級條目）。但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沒有對中等階級的不同成分進行系統的區分，特別是沒有對“老的中等階級”和“新的中等階級”進行區分。前者包括小生產者、手工業工人、從事自由職業的人們、小農場主和農民；後者則包括職員、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教師、政府官員等。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注意到中等階級的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他們根據不同的情況分析了中等階級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它跟法西斯主義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小資產階級作為社會中的一種保守成分來看待，或者看作是跟工人貴族一道形成工人運動中的一種改良主義的成分（參看1850年的《新萊茵報評論》）；而在20世紀20和3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則把它看作是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主要社會基礎。但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也還出現了人所周知的“中等階級激進主義”的現象，因此，在對中等階級的政治態度進行分析時，如果不對組成該階級的各種各樣的集團進行區分的話，那是不可能走得很遠的。這些集團包括：店主，小生產者，高收入的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這個集團正並入資產階級），低薪資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以及職員等等。甚至把這些五花八門的集團進行區分以後，仍然難以在例如對“上層”和“下層”中等階級之間進行一種令人滿意的分類，而這種分類也許能夠充分地解釋不同的政治傾向。事實上，後者看來受到各種文化因素和特殊的政治條件的強烈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是中等階級的人數的增長，這個方面甚至受到了人們更大的注意。伯恩施坦在1889年就提出了“中等階級沒有消失”這個事實，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修正的主要依據之一（他並非毫無道理地斷言，關於階級兩極分化的正統觀點，所要求的正是中等階級的消失）。後來，倫納則又作出關於“服務階級”人數的大量增長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論斷（見“參考書目” ⑤）。新近試圖對中等階級下定義並劃清該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界線的人，是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④），他在這方面使用了兩條標準：一是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他對生產性工人所下的定義是那些生產剩余價值和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二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使用這樣兩條標準所帶來的結果，——正如萊特所指出，——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變得很小，中等階級變得很大（見“參考書目” ⑤）。這就給工人階級運動的前途提出了一個問題，而普蘭查斯並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布拉維爾曼）則在他們的分析中采取了截然對立的方針，他們或是認為中等階級由於辦公室工作的機械化和“喪失技能”而呈無產階級化（見“參考書目” ②），或是認為在公共服務部門和私營企業中工作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專業技術工人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該階級在本世紀60年代後期（特別是在法國）的社會運動中已經顯示出它的激進的力量（見馬勒：《新工人階級》，1975年英文版）。中等階級無產階級化的論點，是跟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論點截然相對的。提出後一種論點的主要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家，但也還可以從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中（如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找到某種變相的提法。對於這兩種對立的觀點，最後只能根據政治態度和組織的發展情況來作出判斷。問題在於工人階級政黨事實上能否吸引無論在“喪失技能”意義上的還是在對待大公司和國家的態度上形成一個新工人階級的意義上已呈無產階級化的那部分中等階級，或是說“中派”的政黨能夠發展成為代表中等階級的特殊利益的實體。目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必須涉及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兩種現實的傾向，一方面要注意到中等階級還缺乏同一性以及在該階級所特有的、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強烈表現的政治觀點的動搖性，另一方面則要注意到它的社會地位的某些明確的特點——它的市場地位和從它的社會地位考慮出發所起的影響作用，這是麥克斯·維貝爾在反對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時所特別加以強調的（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和約翰·尤里合著：《資本、勞動和中等階級》，1983年英文版。
②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③ 馬丁·尼古勞斯：《馬克思著作中的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1967年英文版。
④ 尼古斯·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卡爾·倫納：《服務階級》（1953），1978年英文版。
⑥ P.沃克編：《資本與勞動之間》，1980年英文版。
⑦ 艾里克·奧林·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生產方式

　　馬克思並沒有從任何單純的、一貫的意義上使用過這一術語。不過，這個術語從馬克思使用以後起，卻被制定為一種對歷史進行系統的說明的核心要素，即認為歷史是由不同的生產方式組成的一個連續的過程（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發展階段條目）。在這種說明中，各個歷史時代（或是這些時代的理論特征）被看作是由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而一種生產方式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所代替則是由革命決定的。這種說明在第二國際時期的“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中是很普遍的，（參看經濟主義；幾個國際條目）並且在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被重新提出，作為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正確的理解。這樣一來，它就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參看辯證唯物主義條目），成為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官方解釋。至於馬克思本人的觀點，其權威出處則見於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根據這種觀點，辯證法便包含兩種因素的平行發展。生產力在一定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只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當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時，它們的內在矛盾才表現出來（詳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這種觀點導致對革命過程的一種決定論的看法：當生產力超過生產關系時，革命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然而，革命在落後的俄國的成功和在先進的德國的失敗，除了說明其他的問題以外，還說明了意識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表明那種決定論的說法是有些毛病的。生產方式並不像馬克思所提示的那樣，通過直接的、自動的方式來制約上層建築，因此，生產方式的崩潰看起來也不像是一種可以一刀切的東西。在這方面有種種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上層建築制約了在基礎中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思想的和政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因素，從而促成或阻礙生產方式的轉變（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決定論條目）。
　　阿爾都塞（特別是他在他和埃蒂耶納·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一書中）試圖在仍然把生產方式作為中心概念的前提下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爾都塞不同意基礎制約著上層建築這種觀念，並以下面這種看法來取代它：他把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這些層次看作是構成特殊的實踐的層次，而所有的層次結合在一起則構成一個結構的總體，一種社會形態。這樣，決定論的觀念便被結構主義的因果關系所取代（參看結構主義條目）。在這里，生產方式仍然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因為它是經濟的層次，它制約著其他各種不同的層次，所以它便在有著內在聯系的結構總體內占著“主導”地位。經濟規定了種種限度，在這種限度內其他各種層次只具有“相對的自主性”，這是由於經濟給這些非經濟的層次規定了為生產方式再生產所必要的職能。
　　根據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的規定，生產方式是由兩套關系或“聯系”構成的：“對自然的真正的利用的聯系”和“對產品的占有的關系”（見“參考書目” ①，詞匯表）。這兩套關系據說是跟馬克思通過“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來對整個生產進行說明相一致的。“ 這兩個不可分離的要素是：勞動過程……和決定這一勞動過程的社會生產關系”（同上）。但這種說法的麻煩之處，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見“參考書目” ③），在於它立即把不可分離的東西給分離開來了。因為勞動過程本身被看作是某種歷史的東西，而社會關系則被集中在產品的占有的範圍內，也就是僅僅被集中在財產和分配的關系的範圍內。阿爾都塞通過先驗地賦予一些界限和範疇以特性（而我們則必須在這種界限和範疇內尋找社會的特性）來使它們實體化。從而得以使生產本身實體化。然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思想所進行的基本批判則是，這種思想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說成是持久不變的。
　　由此可見，盡管阿爾都塞跟原先的粗糙的經濟決定論的形式實行決裂，否定了它的簡化論，但是他對經濟基礎的理解基本上跟生產方式的概念沒有多大區別。在他所假設的那種新關系中，非經濟層次的相對自主性決定於這些層次對生產方式的再生產的必要性，這就造成了對生產條件的闡明和對這些條件得以再生產的條件的闡明之間的脫節。這種情況被人們批評為缺少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關過程和辯證法的基本思想（見“參考書目” ⑥）。另一種同樣旨在否定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濟決定論的研究方法，是通過重新制定和擴大這些國際的有關生產方式的概念來確立的，這種替代方法主要是由於對馬克思本人有關勞動過程的著作發生興趣而產生的，這一情況受到了當時一份鮮為人知的手稿的英文本（1976年發表）的推動。這份題為“生產的直接過程的結果”的手稿，原是打算作為《資本論》第1卷第6章而寫的。馬克思本人在這一章以外對於生產方式這一術語的用法，結合阿爾都塞的兩分法來看，肯定具有模棱兩可的含意。在一些場合下，這一術語用來確定經濟過程的類型，基本上是生產中的人和支配剩余產品之間的關系（例如，在上面引用的序言中所說的）。在另一些場合下，它的含意看起來則要狹隘得多，例如在第1卷的“機器和大工業”這一章中，把單個工業部門的機械化，如現代印刷機、現代蒸氣織機和現代梳棉機這樣的機器的采用，都說成是在各自部門中“生產方式的變革”。而在上述的手稿中，在意義上的銜接則比較清楚。由於對勞動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際上包含在資本之下作了區分，馬克思也就區分了資本主義剝削形式所藉以進行的形式上的條件（“辯證唯物主義”和阿爾都塞的定義）和這些形式所導致的並藉以進行自身再生產的現實的生產條件。因此，盡管前者可以從形式上確定生產方式，但是它的再生產只能在後者進行；其結果是，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基礎來對社會的其余部分實行影響的途徑，決定於現實的條件，即生產方式能夠進行再生產的條件。阿爾都塞把非經濟的層次歸結為起再生產的作用，從而既重新建立起他所要避免的簡化論，又把生產方式的概念弄得貧乏到只剩下形式的、非歷史主義的軀殼的地步。這正是他的批評家們所指出的（見“參考書目” ②、⑥、③）。
　　所有爭論的各方都樂意接受馬克思下面這段經常被引用的話，作為“生產方式”的可行的定義（不過馬克思在這段話中恰巧沒有使用這一術語）：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產生的，而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由生產關系本身產生的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
　　爭論關系到對這段話的精確的解釋。爭論各方都同意最重要的問題是剩余勞動如何產生和它如何被使用，因為正是剩余勞動的生產促使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而分歧則在於：究竟在什麽程度上經濟可以被先驗地確定，以及從形式上跟其他的“層次”相區別。還有，決定是否意味著各個分立的實體相互間在起作用，甚至這些實體在結構上是互相聯系於一個總體之中也罷，還是說，它意味著在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的各種內在關系的內在發展。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J.巴納吉：《唯物史觀中的生產方式》，1977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載《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一書，1980年英文版。
④ S.克拉克等著：《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⑤ L.科萊蒂：《伯恩施坦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載《從盧梭到列寧》一書，1972年英文版。
⑥ A.格魯斯曼：《一種心領神會的結構主義》，1972年英文版。
⑦ 約·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英文版。


貨幣

　　貨幣是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是商品的價值作為純粹交換價值來出現的形式。價值的貨幣形態，是通過交換來組織的商品生產形式所固有的。在交換中，一定數量的商品，例如20碼麻布，相等於一定數量的另一種商品，例如1件上衣。在這種等價交換中，上衣衡量出麻布的價值，麻布是上衣的相對的價值，而上衣是麻布的等價物。這種簡單的價值關系可以擴大為使20碼麻布相當於一定數量的跟它等價的任何一種其他商品：它可以等於1件上衣，10磅茶葉，40磅咖啡，或2盎司黃金。在這種擴大的價值形態中，每一種商品都起等價物的作用。擴大的價值形態可以轉變為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在這種形態中，一種商品被看作是可以隨時衡量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尺度。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把麻布當作一般等價物，那麽它就可以衡量出1件上衣，10磅茶葉，2盎司黃金，以及其他商品的價值。從原則上說，任何一種商品都可以充當一般等價物。新古典學派經濟理論中所說的numéraire（鑄幣），就是一般商品等價物的一個特殊事例。
　　貨幣是一種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等價物，一種在社會現實中出現的起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它排除了其他一切商品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從原則上說，任何一種生產出來的商品都可以當作貨幣使用。馬克思通常把黃金作為貨幣一商品來看待，他認為由於黃金具有耐久、均勻、可分割等自然屬性，使它特別適合於擔當起純粹的交換價值尺度的職能。可見，價值的貨幣形態是潛伏在商品生產形態之中並直接從後者產生的。認為發展完善的交換關系可以不用貨幣而存在的那種“純粹物物交換經濟”的概念，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中是找不到容身之處的。任何地方只要出現商品生產的形態，作為價值形態的貨幣就會發展，甚至在許多交易不用貨幣作為買賣媒介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貨幣的最基本的屬性是它作為商品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在起這種作用時，一般等價物並不需要具體出現，因為一種商品的價格可以用黃金來表現，但並不真正地需要用黃金來交換它。一旦一種商品作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等價物出現，那麽這種貨幣—商品的一定數量便作為價格標準來使用，並且具有特殊的名稱，如鎊、元、法郎、馬克、比索以及其他等等。國家可以在調節和控制價格標準方面起作用，正如它在調節慣用的度量衡標準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樣。
　　由於貨幣商品是一種生產出來的商品，它的價值也像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受同樣的規律的制約。如果我們抽象地來看，把所有可能使商品交換的系數跟它們所包含的抽象勞動的系數發生差異的因素排除在外，那麽，包含一個小時的抽象勞動的貨幣商品量，將購買同樣包含一個小時的抽象勞動的其他任何商品量。貨幣商品的價值，如同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不斷地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雖然國家能夠對價格標準實行調節，也就是調節包含在鎊、元和任何貨幣單位中的含金量，但它卻不能調節貨幣商品（黃金）的價值本身。
　　貨幣商品一旦出現，它便開始起除了作為價值尺度以外的其他各種作用：作為流通的手段，作為價值貯藏的手段，作為支付的手段，以及作為世界貨幣。在作為流通手段時，貨幣起商品交換的媒介的作用。交換的形式是，先是售出商品以換取貨幣，接著再用貨幣購買另一種商品（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用C—M—C這一公式來表述）。如果我們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這一過程，那麽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定的時間內需要一定數量的貨幣來使一定數量的商品得到流通。這一數量取決於商品的價值和貨幣商品的價值（這兩者一道決定流通的商品量的貨幣價格），同時還取決於貨幣的流通速度，即在這期間每一筆貨幣所能參加的交易的次數。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這些因素決定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至於這些貨幣是通過什麽機制來供應的，這屬於另一個研究課題。正是這個基本點上，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跟“貨幣數量論”迥然不同，後者認為商品的價格應當上漲或降落，以便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跟事先確定的現有貨幣量保持平衡。
　　由於貨幣只是短暫地出現在商品流通中，所以貨幣商品便有可能用標記或符號來代替，只要這些標記或符號事實上能夠憑它們的面值來兌換成貨幣商品。因此，一些金屬含量少於它們的面值的小額鑄幣，還有本身的價值是微不足道的銀行券，都可以取代黃金進行流通。一種不同的情況是由國家發行的紙幣，國家對這種紙幣不保證按其面值兌換成黃金。馬克思在分析這種現象時，是從設想黃金繼續跟國家紙幣一道起貨幣的職能的作用出發的。這種國家紙幣將代替黃金進行流通，但是如果國家發行的這種紙幣超過流通的需要量時，那麽這種紙幣在市場交易中將相對於黃金的比價而貶值，直到它的黃金價值恰好足以滿足流通的需求為止。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國家紙幣所反映的商品價值，便按這種紙幣發行量的比例而趨於上漲，然而形成這種變化的機制，卻是這種紙幣的價值在市場上相對於黃金的價值而下降。這時商品的黃金價格仍然由生產黃金和其他商品的條件來決定，只不過需要更大數量的國家紙幣來跟黃金的價格持平。然而，這種結果對於“貨幣數量論”來說，則具有不同的依據和機制，這種理論認為商品貨幣價格的一般上升是由於貨幣量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國家紙幣相對於一種持久性的商品貨幣一般等價物的貶值。
　　由於有貨幣作為商品交易的媒介，所以購買和銷售是不一致的。可見，薩伊定律——認為供銷售的商品會跟購買商品的需求相一致，從而供給會在總的數量自行創造需求——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購買是跟銷售相脫離的，所以交易危機（即商品賣不出去，從而不能換取貨幣）是可能發生的，雖然危機的決定因素是潛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關系之中（參看經濟危機條目）。
　　貨幣的周轉允許和要求形成貨幣的貯藏，這是為了便於商品的流通，或是為了把積累具體化的社會抽象勞動作為目的本身。這種貯藏的存在，能夠為流通中的貨幣提供必要的機動性，以適應流通的需求，雖然馬克思在他的一般貨幣理論中並沒有對貨幣流入貯藏或從中流出的機制進行論述。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中，貯藏貨幣的現象反映了資本家不願意把貨幣投入他所面對的陷入崩潰的市場。貨幣貯藏者積累貨幣跟資本家的價值積累是有區別的。貨幣貯藏者積累貨幣的辦法，是使自己投放到市場上的商品的價值大於購回的商品的價值。盡管貨幣貯藏者從流通中收回了貨幣，但他並沒有得到額外的或剩余的價值，因為他所銷售的商品的價值恰好等於他的所持有的貨幣的價值。可見，貯藏是對貨幣價值實行消極的積聚的一種辦法。資本的情況則與此不同，資本是通過一種恒定的流通過程來進行擴大的，即利用貨幣去購買商品來從事生產，並且從銷售生產出來的商品中獲得剩余價值。
　　如果銷售者給購買者提供信用的話，那麽支付商品的方式則有所不同。在這種場合下，貨幣的職能也就是作為償還債務的支付手段。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替貨幣，並且被看作是加速貨幣周轉的辦法。然而，在危機時期，貨幣又重申它作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因為這時候生產者面對著無法在市場上銷售商品以換取貨幣的普遍情況，都爭先恐後地去籌集必要的現錢來償付自己的債務。
　　當同一種商品作為若幹不同的國家的貨幣出現時，這種貨幣商品也就起世界貨幣的作用，它可以用來清算國際貿易的帳目並實行財富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貨幣資本是資本家在銷售商品後所貯存的貨幣（這些貨幣還沒有用來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從而沒有把這部分價值重新投入生產）。並不是所有貯存的貨幣都是貨幣資本，因為貨幣可以被資本家或工人的家庭用來支付它們的消費，或者被國家用作周期性收支的撥款。這些儲備是潛在的貨幣資本，因為它可以被資本家的公司所動用，即被它們借用來作為資本來投入資本循環。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制度和一般商品等價物之間的聯系已大大減弱；在正常情況下，信用制度就能起作用，而無須借助於貨幣商品。這時候，貨幣單位的價值並不取決於貨幣商品的生產費用，而是根據在資本循環和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對價格的壓力而自由變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理論的基本結構（即從生產的商品形態中引申出價值的貨幣形態並且試圖了解貨幣制度是如何調節商品和貨幣流通的）仍然有效，但是貨幣商品的價值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所決定這一觀點，必須以下列的觀點來代替，即貨幣單位的價值的變化是根據資本主義積累中的各種矛盾因素來決定的。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說明，貨幣在它的每一種職能中都對一種社會關系起媒介作用。當貨幣擔負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它反映交換中社會所必要的抽象勞動的等值，從而表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流通中的貨幣使私人勞動的產品有可能為社會所承認。作為支付手段來使用的貨幣，則對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關系起媒介作用。貨幣資本反映了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支配。因此，國家在調節貨幣中所起的作用，也應當看成是對上述社會關系的一種調節作用。




參考書目

① 蘇珊·布魯諾夫：《馬克思論貨幣》（1973），1976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1—5章。


壟斷資本主義

　　認為在19世紀末出現的壟斷組織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的特征這一思想，是由列寧和金融資本的理論家們引入馬克思主義的。不過，自從巴蘭和斯威齊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發表以來，壟斷資本主義一詞便具有不同的含意和新的突出點；在本世紀60年代中期人們其所以重新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發生興趣，該書是起了重大的影響作用的。在那本書中，這兩位作者發展了他們在先前發表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①）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它的論點隨後得到《每月評論》上的一個多產的寫作班子的支持，並由在同一思想框架中寫作出來的一些巨著（如布拉維爾曼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加以論證。雖然巴蘭和斯威齊寫的關於壟斷資本的著作重新引起人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特別是南美和北美，但是它卻具有修正主義的性質。面對戰後資本主義呈現的穩定和發展，他們斷言馬克思揭露的矛盾已經被其他矛盾所代替，而且資本主義已經有了新的方法去遏制這些矛盾。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的主要變化是以壟斷組織代替了工業資本之間的競爭；換句話來，也就是每一家公司對它所銷售的產品的市場的影響力增加了，而且在這里面還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據巴蘭和斯威齊看來，這些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鮮明特征。盡管他們還是依據馬克思的資本集中和積聚的規律來解釋這種發展的原因，並且使他們的思想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是他們卻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標準定律來論證。這種發展的效果是壟斷資本公司的利潤的增加。
　　在巴蘭和斯威齊學派所使用的壟斷資本的概念中，壟斷公司的暴利是通過一種規律的存在而獲得的，這種規律取代了馬克思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全部利潤大致上相當於“社會的經濟剩余”，並據此制定出“一種壟斷資本主義的規律，即隨著壟斷制度的發展，經濟剩余趨向於絕對地和相對地增長”（見“參考書目” ②，第76頁）。據他們看來，把這種經濟剩余的增長的傾向用來代替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的規律，是從理論上反映了“從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的資本主義所發生的結構變革的最本質的”事物。而且，正是從這種傾向中產生了新制度的最突出的一些方面。不過，重要的是應當指出，他們的“經濟剩余”的概念，是跟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迥然不同的。
　　經濟剩余是以市場價格而不是以價值來計算的，更重要的是，這種計算是建立在他們對社會的必要費用的性質所作的一種基準的判斷之上。他們認為，對於社會來說，剩余就是總產量減去生產費用。由於後者指的是社會必要的生產費用，所以有些純粹屬於產品推銷所花費的商品費用不能列入它的項下。屬於這類費用有不僅包括銷售人員的工資，而且還包括嚴格說來不屬於商品的基本職能所需要的每種商品的外觀的費用；舉個例來說，像為了增添汽車的華麗而采用的鍍鉻工序以及使人眼花繚亂的廣告裝飾，都不屬於商品的基本職能所需要的費用，它們不應包括在社會必要費用之中，但卻必須被看作是構成經濟剩余的一個要素。這種把商品的部分價值斷定為不屬於使用價值的武斷的定義，是跟馬克思關於剩余價值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毫不聯系的。還有，這種經濟剩余的增長來源是被置於交換過程之中，置於市場支配之下，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則是建立在勞動過程之上，建立在這個過程跟價值實現過程相結合之上。
　　至於布拉維爾曼，則是注意到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見“參考書目” ③）。在一部著名的歷史性和理論性的著作中，他考察了“科學管理”的出現，把它跟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聯系起來。他還追溯了勞動過程中的轉變，勞動技巧的消失，以及在以後的年代中所顯示出來的工人階級的職業結構和地位的改變。然而，這部著作事實上並沒有把巴蘭和斯威齊所發展的有關壟斷資本主義的概論（以及它的例如經濟剩余這樣的要素）作為中心思想來采用。因此，盡管這部著作跟巴蘭和斯威齊的論著有聯系並且使用了《勞動和壟斷資本》這個書名，但是它對於那兩位作者的壟斷資本主義概念中那種以交換為主的考慮，並無進行修飾之意。
　　巴蘭和斯威齊的觀點是在受卡萊斯基和斯坦德爾（見“參考書目” ⑤、⑥）影響的傳統中發展起來的，因而他們認為經濟剩余的增長勢必導致經濟停滯，除非是能夠應付無能利用經濟剩余的情況（他們把這種情況設想為固有的），或者換句話說，能夠應付消費不足的情況。而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正是發展起各種機制去吸收這些經濟剩余，從而能夠保持增長。這些機制包括軍事費用的增長，與群眾消費相聯系的“浪費性的”推銷活動，以及龐大的國家支出。隨著這些機制達到確實能夠維持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勢頭的程度，處於中心地帶的被剝削階級起來推翻壟斷資本主義的潛力也就削弱了。因此，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崩潰的種子只能在第三世界的革命中找到。他們預期：由於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擴張和從第三世界榨取“經濟剩余”而產生的種種矛盾，將會引起這種革命的爆發。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英文版。
② 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④ 基思·考林：《壟斷資本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⑤ 邁克爾·卡萊斯基：《經濟動態理論》，1954年英文版。
⑥ 約瑟夫·斯坦德爾：《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1952年英文版。
⑦ 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道德

　　馬克思主義關於道德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宣稱道德是一種意識形態，宣稱任何一種道德都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並且跟一定的生產方式和階級利益相聯系的，宣稱不存在永恒的道德真理，宣稱每一種道德形式以及像自由、正義這樣的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1頁），宣稱馬克思主義反對一切道德的說教，以及宣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所進行的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科學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中則又充滿著道德的判斷，包括公開的和含蓄的。從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些早期著作中通過對異化的探討所表現出來的對奴役制的痛恨，直到他在《資本論》中對工廠的條件和不平等現象所進行的猛烈的抨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的滿腔憤慨之情和追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熱望。恩格斯和以後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的確，至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大都基於道德的原因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可以商榷的問題。
　　上述的自相矛盾的情況在馬克思的論著中比比皆是。請想一想，馬克思對蒲魯東等人關於正義的呼籲是何等蔑視，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道德的詞眼又是多麽反感，而同時他卻憤怒地描繪了資本主義對工人所起的駭人聽聞的異化作用，還有在他對共產主義的往往是一帶而過的看法中，則又提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會在“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工作和生活（《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再想一想，恩格斯對道德教條的反感和他的“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的觀點卻跟他相信道德進步和“無產階級未來的道德”的信念相依並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3—134頁）。再不妨想一想，考茨基、盧森堡和列寧在攻擊“倫理社會主義”的同時，難道不是也對資本主義的罪惡進行譴責，並且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出自己的設想。我們還可以把托洛茨基的關於一切道德都是階級的意識並且是“階級欺騙的機器”的一部分這種觀點，同他所接受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道德”進行比較（見“參考書目” ⑩）。
　　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來看，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卻得以在各種各樣的離經叛道的傳統中得以避免。秉承這些傳統的有如：德國和奧地利的受康德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倫理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在法國的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東歐特別是波蘭和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見的馬克思主義者。諸如此類的離經叛道者，都拒絕接受或蓄意抵制反道德的思想，而傾向於使馬克思主義包含道德的成分（不論是通過無上命令的形式、存在主義的信仰還是人道主義的解釋和原則。）
　　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也許可以通過兩種辦法來著手解決。第一種辦法是提出這樣的見解，即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道德的態度始終是混亂的甚至是自我欺騙的，即錯誤地認為自己已經擺脫或超越一種道德觀。當然，馬克思主義中實證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成分是有助於認為這種見解是可能成立的。不過，第二種辦法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比較切中要害的。這個辦法在於劃清以下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一個是關系到權利、義務、正義等等（即相當於德語的“Recht”一詞的含義）這種道德的領域；另一個領域則是關系到人的權力的實現並從阻礙這種實現的障礙中擺脫出來，這個領域的最好的表述方式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類解放”（參看解放條目）。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前一個領域中的道德是固定在思想意識中的（這是值得爭論的），因為它是由階級社會的條件（首先是貧窮和利益沖突）所造成的，可是它對於這種社會的對抗和矛盾既作了錯誤的描述，而又試圖去解決它們。對於這個意義上的道德，馬克思主義所持的觀點類似它對於宗教所持的觀點：號召人們拋棄宗教幻想，也就是號召人們去消除需要這種幻想的條件。同樣地，消除貧窮和階級沖突，作為權利、義務等等意義上的道德也就會消亡。解放的道德就是要求消除需要前一種道德的條件。
　　這種見解，正如近來一些作者所注意到的，可能會產生以下兩種觀點：一是馬克思似乎放棄了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看法，二是馬克思缺乏一種發展的有關權利的理論。一般地說，人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感人的道德觀，但並沒有一種發展的有關道德約束（即采取什麽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理論。當然，馬克思主義有實現它的目的的理論，而且自從列寧以來就進行了大量的有關策略和戰略手段的討論，但除少數例外，它始終拒絕從一種道德觀出發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參考書目

① 艾倫·布坎南：《馬克思和正義——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批判》，1982年英文版。
② 馬歇爾·科恩、托馬斯·納格爾、托馬斯·斯肯隆合著：《馬克思、正義和歷史》，1980年英文版。
③ 尤金·卡門卡：《馬克思主義和倫理》，1969年英文版。
④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⑤ 《馬克思和道德》，載《加拿大哲學雜志》1981年第7期增刊。
⑥ 莫里斯·梅勞—龐第：《人道主義和恐怖》，1969年英文版。
⑦ 約翰·普拉門納茨：《馬克思的人的哲學》，1975年英文版。
⑧ 馬克西米利安·盧貝爾：《社會主義倫理學選編》，1948年法文版。
⑨ 斯維托紮爾·斯托揚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
⑩ 列甫·托洛茨基、約翰·杜威.喬治·諾瓦克：《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觀點對比》，1969年英文版。
⑪ 艾倫·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跨國公司

　　這個術語指的是超出一個國家的範圍進行經營的資本主義企業。它在廣義上可以指在歐洲殖民主義早期階段（從17世紀開始）進行經營活動的公司，然而這個術語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使用起來，而且特別指的是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產業資本國際化這一現象（參看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金融資本條目）。
　　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看，產業資本國際化應當用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來解釋。價值的擴大或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這種積累主要是在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界內，靠犧牲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實現的（參看原始積累條目）。在這個被馬克思稱為“工場手工業階段”的早期發展階段中，還不存在貨幣資本或生產資本輸出的條件。在這個時期，商業資本的實力雄厚，它操縱著資本主義地區和前資本主義地區之間的貿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信用制度也發展了（參看信用和虛擬資本；資本集中和積聚條目），從而有利於貨幣資本的輸出，這種情況已由列寧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名小冊子中作了記述（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生產資本（固定的生產資料）的輸出，旨在瓦解落後地區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因為生產資本或產業資本，是要建立在對以商品形式出現的勞動力進行剝削的基礎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瓦解，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參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農民條目）。
　　不難想象，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本的輸出，首先是采取向采礦業和種植園進行投資的方式，因為這些行業的產品可供出口，而無須依賴於當地市場，這種市場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擴大才能發展起來（列寧）。只有當資本主義在落後的國家里發展起來以後，生產資本的廣泛輸出（即廣泛跨越制造業部門）才成為可能。生產資本的廣泛輸出，便產生了跨國公司。這種公司的總部設在一個國家里，而其生產設施則遍布全球。
　　有關跨國公司的論著大多是介紹性的，並且往往具有折衷主義的理論傾向，特別是傾向於運用建立在依附論基礎上的論斷。不過，在這些論著中也有一些頗有價值的作品，它們記錄了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國際化的覆雜過程，尤其重要的是對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技術所作的分析。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經驗性的論著，涉及到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所進行的一個主要的爭論，即從世界範圍來看，處於發達階段的資本主義，其傾向究竟是發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中有關這一點的論述）。同樣地，對有關轉價問題（同一公司下屬各子公司之間的國際交易）和各公司之間的市場協定問題所作的研究，便涉及這樣一種爭論，即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是否仍然受資本之間的競爭矛盾的支配？
　　一些經驗性的論著提出的最根本的理論問題，也許是資本家階級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對於著眼於資本主義競爭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其基本點是放在資本家階級和在國際舞台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國家之間的聯系上。而據某些作者看來，認為資本的國際化導致資本的民族性這種說法，變得含義不清了，因為跨國資本的利益是如此覆雜，以致不能將其納入一個民族國家的結構內。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說明要想了解資本的國際化，還有大量的理論綜合工作和經驗性的工作要做。




參考書目

① R.巴爾奈和R.穆勒合著：《遍及全球—跨國公司的權力》，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1960年英文版。
③ H.拉迪斯編：《國際公司和現代帝國主義》，1975年英文版。

民族

　　引人注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都強烈地意識到民族的結構或性格問題。但是，民族性本身並不是一個使他們非常感興趣的題目，他們盼望它盡快地消失；當時他們遠為關心的則是民族的結構成份和社會階級。在他們看來，許多民族都已經在消逝，諸如威爾士和較小的斯拉夫民族，對此他們不感到惋惜。他們很早就想到，工業的發展正在加速上述的過程的發生，把所有文明的國家合並為一個單一的經濟整體；一個資產階級可能仍然保持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工人階級中民族意識則消失了（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甚至宣布“工人沒有祖國”。
　　實際的政治情況使他們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去對待民族問題，然而，系統地提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是由他們的後繼人來做。這種觀點先是在鮑威爾的經典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中提出，然後在斯大林的1913年寫的小冊子中定型。斯大林（他的作品跟鮑威爾有許多共同之處，盡管還有若幹分歧）認為，民族不是一種種族的或部族的現象，它具有5個基本特征：一個穩定的、延續的共同體，一種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即資本主義上升和上升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才出現了民族這種肯定的政治形式。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先的見解不同，斯大林把民族的出現歸結為一個民族市場（同類居民的共同市場）的產業發展的需要。它最初出現在西歐，而當時比較靠近歐洲東部的則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多民族國家，然而，工業的到處發展，燃起了人們同樣的願望。所有哈布斯堡和沙皇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都可能具有民族的特征，因而有權要求獨立。其中只有俄國猶太人除外，只有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土。他們的左翼組織，即成立於1897年的崩得，曾要求承認猶太人的民族地位，並要求它本身脫離社會民主黨而自主。在經過1903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激烈爭論後（會上對民族問題特別是猶太人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討論），終於引起了分裂。
　　把斯大林的公式用於早期的事例，則還有種種問題。舉例來說，蘇格蘭人在中世紀反抗英國征服的時候，他們是否還不是一個民族，而只是具有單純的民族性而已，還有，對於羅馬人來說，是否也不應當給予民族的稱號。同樣地，把這個公式用於西歐的人民，也還在若幹疑點，例如，一些甚至過去就夠不上是真正的民族的西歐人民，如今卻舉行運動來爭取他們的民族地位。恩格斯相信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民是相當滿意他們被合並入法國的（參看《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第6部分）。如果當時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麽今天的情況就遠遠不是這樣了，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蘇格蘭人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注定要消滅的一些民族（特別參看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載《新萊茵報》1849年2月15—16日）來說明。在亞洲，則進一步出現一些問題，看來，如果不把古老的伊朗、中國、日本或是越南看作民族的話，那就越來越困難了。在非洲，能夠滿足斯大林的5項要求的政治實體，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民族和國家一樣，都必須通過人們在深思熟慮下作出的努力來加以鍛造，由卡布拉爾的馬克思主義領導集團統治下的葡屬幾內亞，便是一例（參看民族主義；鮑威爾；倫納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阿努阿爾·阿布德爾—馬列克：《意識形態和民族的產生》，1969年法文版。
② 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1907），1924年德文版。
③ 阿米卡爾·卡布拉爾：《幾內亞革命——非洲人民的一次鬥爭》，1969年英文版。
④ 約瑟夫·契列波夫斯切克：《論歐洲的小民族和年青的民族》，1980年英文版。
⑤ 若爾日·豪普特等：《馬克思主義者和民族問題（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⑥ R.A.卡恩：《多民族的帝國》，1950年英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3），1936年英文版。


民族資產階級

　　這個詞純粹應用於落後的或不發達的國家的情況，其落後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對後者占有優勢。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階級鬥爭可以根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分析；而在落後的國家中，則至少必須考慮到以下四個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處於出現過程中的無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前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以及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直接生產者。在落後的國家中，階級鬥爭其所以特別覆雜，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瓦解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傾向，所以在兩個剝削階級之間便可能產生一種對抗性的作用，而這種對抗則與出現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沖突同時進行；第二，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統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引起對全體人民的壓迫，雖然它有時需要得到代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人物的支持（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諸條目）。落後國家的這些特點，已經在如何采取正確的策略來實行革命轉變的問題上引起尖銳的爭論，這種爭論的中心問題是，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否能夠在革命鬥爭中起任何作用。
　　從這個角度出發，人們通常使用民族資產階級這個詞來指落後國家中反對帝國主義的那個資本家階級集團。這意味著這個資本家集團在反帝鬥爭（這個鬥爭的特點是得到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支持）中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有力同盟者。可見，這個詞通常用來斷定一部分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對民族資產階級所下的這種定義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因為它預定好在當地的一些資產階級集團和帝國主義之間會有矛盾。至於“買辦資產階級”一詞，則是用來說明當地的那部分傾向於跟帝國主義結成同盟的資產階級。有一些作者區分落後國家的這兩部分資產階級時，試圖通過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來說明，並從這種關系中推斷出它們的政治作用（見“參考書目” ①）。
　　根據這種方法，買辦資產階級被定義為其資本是處在流通之中（如商業、銀行等）的那部分當地的資本家階級。由於完全從事商品流通，這個資產階級集團便具有跟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特別是商業資本結成同盟的特點。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則被定義為其資本是處在該落後國家的生產領域之中的當地的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是固有的現象，而在民族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之間的競爭，則提供了民族資產階級能夠起一種反帝的作用的可能性。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有較高的發展水平，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本在跟帝國主義資本進行競爭中便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從原則上說，這便使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中一個同盟者。但是，這也還可能產生一種相反的作用，即在競爭上的不利地位可能迫使當地的資本家階級集團跟帝國主義資本結成同盟，從而使自己成為多國公司的供應者或附庸。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否在任何時候都是“民族的”，決定於任何一個特殊社會形態當時的具體情況。
　　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反帝同盟的可能性，並不單純地從狹隘的經濟利益中產生。帝國主義傾向於壓迫落後國家中所有的階級，這不僅在經濟領域中如此，而且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也是如此。正是由於這種壓迫，使得民族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起進步的作用，跟無產階級結成暫時的同盟，或者是試圖發動工人階級去支持反帝鬥爭。
　　可是，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任何聯盟，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是資本的化身，它是靠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來生存的。此外，目前在不發達的國家里，資產階級往往統治著國家，因此它是工人階級必須推翻的階級。盡管存在著這種實質上的對抗，然而大多數革命理論家和領袖們都主張無產階級在其奪取國家政權和改造社會的革命鬥爭的特殊歷史階段上，應當跟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列寧在1920年寫道，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有義務“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或是在資產階級之間，“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 版第39卷，第50頁）。大多數主要的革命領袖也都持同樣的觀點。斯大林在他的論述中國革命（1925—1927）的文章中，建議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雖然他小心翼翼地警告不要讓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勢力在這種同盟中處於附屬的地位。毛澤東則具體實現了斯大林的這種建議，他通常被看作是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的主要支持者。不過，只要認真讀一讀毛的著作，就可以明顯看到他並不主張把跟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看作是必須在一切不發達國家中加以運用的普遍的革命策略。相反地，他強調指出任何同盟都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勢的結果，同時他還警告人們不要采取一成不變的公式來武斷地在一切地方加以運用。毛澤東在主張跟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時，是很謹慎的。而且得出這樣的結論：“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指半殖民地）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然而，……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矛盾論》）。這個問題也是在印度長期不斷地進行爭論的問題（見“參考書目” ⑤）。




參考書目

① 伊利沙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秘魯的階級同盟和階級鬥爭》，1977年英文版。
②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③ 毛澤東：《矛盾論》。
④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1925—1927），1975年英文版。
⑤ M.N.羅易：《印度在轉變中》，1922年日內瓦英文版。


民族主義

　　人們普遍地感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上是走了彎路的，這在他們早期的時候最為明顯，當時他們大大地低估了這樣一種行將爆破性地發展的力量。由於僑居國外並具有理性主義的觀點，他們自然而然地對愛國主義的熱情很少了解。他們把希望放在階級鬥爭上，因而可能不太喜歡一種宣揚超越社會差別和模糊了階級意識的情感。但是事情迫使他們承認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作為實踐的組織者，他們也就不難了解到民族環境和民族傳統是工人階級運動所不容忽視的事情。
　　在他們關於民族問題的言論中，沒有任何東西要比他們的譴責小斯拉夫民族時所表現的激烈情緒更能惹起人們的批評了。他們激烈地譴責哈布斯堡帝國統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起來反對比較強大的講德語的奧地利人和馬劄爾人，從而幫助保守主義重新取得統治。他們試圖把當時湧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勢力都弄得黑白分明，把它們分成反動的和進步的。依他們之見，奧地利人和馬劄爾人簡直都是自由主義者，盡管事實上從這些人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來看，他們最低限度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或沙文主義者。當然，恩格斯也曾一度寬宏大量地提到世世代代受德國的壓迫而憤忿不平的“英勇的捷克人”，但是他認為不管他們的鬥爭是輸是贏，都是沒有什麽前途的（參看《新萊茵報》，1848年6月18日），而且他在戰鬥結束以後，還說了一些遠為激烈的話。這種激烈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出於他們的一種疑慮，即懷疑當時使一些領導人受到影響的泛斯拉夫主義就是對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同盟者俄國的支持。列寧後來（在1916年）則把這種敵對情緒加以合理化，他斷言在1848年所提出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不管它們本身是如何正義，而在當時卻是不合時宜的，因而使這些要求服從於更大的進步的需要的做法，乃是正確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22—723頁）。
　　對於波蘭這樣一個比較大的國家，是不能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的，況且波蘭為重新獲得其自由所作的努力，不僅具有浪漫主義的魅力，而且具有政治吸引力。波蘭的獨立會削弱沙皇制度，在俄國和德國之間建立起一道屏障，從而使德國能夠不受幹預地進行發展。馬克思克確實曾經對波蘭能夠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感到擔心（論東方問題，第59條）。一個重要依據是波蘭的自由曾經由於農奴貴族階級的不負責任而喪失，然而直到19世紀後期，該階級卻在跟天主教會結成聯盟之下領導著民族運動。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部分中，曾宣布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做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比較進步的黨派。後來，恩格斯對這件事情的論述有所不同：波蘭應當首先得到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取得任何社會進步；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在擺脫外國統治之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目標之上，而且一個國際工人運動只能在自由人民的和睦的基礎上繁榮發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7—430頁）。除了波蘭這個事例以外，恩格斯和馬克思還認為獨立對於愛爾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或其領導人有什麽特殊的尊重，而是考慮到英倫諸島整體的進步的利益。
　　民族解放戰爭是名正言順地得到社會黨人的支持的，不過這種支持很容易建立在一種浮移不定的基礎之上，因為每一個戰爭都必不可免地具有各種不同的動機，一些動機要比另一些更成問題。除了勾起對舊日的沖突或壓迫的回憶之外，戰爭還留下了使各國工人階級的友好聯系難以發展的怨恨。一切階級都受到影響，而且政府也熱衷於維持敵視外國的感情以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巴枯寧派跟馬克思主義派發生分裂，是跟那種自以為是地反對德國或西方優勢的親斯拉夫情感不無聯系的。巴枯寧就曾經希望建立一個斯拉夫人民的聯盟，以保證使他們享有平等的地位（見“參考書目” ③，第42頁）。那些試圖把馬克思的思想灌入法國工人運動的人，如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往往很不舒服地意識到那種由於1870年戰爭失敗所遺留下來的惡感，以及對馬克思這種“德國的”學說的不信任感。在1893年，拉法格、蓋得等人感到非得發表一個宣言來反駁對他們所進行的所謂反對愛國主義的指控不可，當時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胡言亂語之下，這種指控是比較容易被利用來對付一切左派的（參看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1893年6月23日）。饒勒斯是一位不那麽完全信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具有一種認為一切人民都自然地屬於他們本國的強烈意識，他把《共產黨宣言》中“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解釋為：工人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被不公平地剝奪掉，因而必須加以恢覆。
　　意大利和德國都曾經是爭取統一的分裂的國家。當時這些國家的人民力圖掙脫他們所不想要的那種統一，而這種統一卻是列寧這一代通常所向往的。列寧本人敏銳地感覺到沙皇帝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覆雜性——所有這些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沙皇和大俄羅斯的統治表示不滿。列寧的策略是要建立一種在實踐中不容易實現的良好的平衡，這種平衡的一方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有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義務，另一方則是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反對狹隘的、自私的民族主義。斯大林在1913年寫的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提出了布爾什維克的標準觀點。這本書很可能是在列寧的指導下寫成的，不管怎麽說，它是跟這位導師的觀點非常吻合的。
　　跟馬克思主義原則中的許多論斷一樣，這本小冊子在很多地方都跟當代形勢所提出的問題難分難解。斯大林從考察1905年革命失敗以來的形勢著手，認為隨著工業在俄羅斯帝國的進一步發展而引起的動亂，地方民族主義普遍地擡頭，從而使工人有受到感染的危險，因此，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去遏制這種影響，而在少數民族地區有些人是缺乏這種義務感的。然而，要遏制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只能靠對民族自決權實行一種充分的社會主義保障。斯大林接著對奧地利的社會黨領袖（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所采納的綱領進行詳細的批判，認為這個綱領是替哈布斯堡帝國（如今轉變為奧匈雙重王朝）解憂排難，而讓其他所有的民族在樊籠中掙紮。盡管這個綱領試圖給予這些民族以一種充分的文化自治來滿足它們的要求，但是斯大林認為這是很不象樣的東西；它沒有能夠防止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分裂為吵吵鬧鬧的民族派別。
　　對於俄國人來說，波蘭是一個大問題。早些時候的那種地主貴族的叛逆活動已經消沈下去，還沒有一種新的東西來代替它。一些波蘭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最雄辯的是盧森堡，認為對民族主義的支持目前已經成為落後倒退的東西，而波蘭工人和俄國工人的聯合則具有高得多的要求。這種觀點遭到列寧的反對，列寧認為如果不承認波蘭的自由權利的話，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聯合。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在改變對民族自決原則的看法，列寧則重申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聯合各民族並使各國人民合並為一個大家庭，但是如果不給每一個民族以選擇自己的道路的機會的話，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19—720頁）。
　　1917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個很大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學說的建立，這個國家沿襲了過去的許多爭端，甚至芬蘭和波羅的海一些省份也跟波蘭一樣分裂出去。為了給予每一個種族的共同體按照其規模和歷史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由，制訂了一些非常覆雜的措施。但是，由於各民族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加上對過去的慘痛的回憶，磨擦仍然難以避免。斯大林在第16次黨代表大會上曾談到兩種對立的“蔓延著的偏向”的威脅：一種是地區的分裂主義，另一種是以國際主義面目出現的、主張過早地實行各民族合並的大俄羅斯主義。然而，要在不斷受到外國入侵威脅的情況下竭盡全力地建設經濟，這意味著必須求助於群眾的愛國主義，如今這種作法由於已經滌除階級社會的罪惡而獲得凈化，因而可以被認為合理合法的了。這在1941—1945年“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於一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軍隊是不能夠以保衛社會主義的名義來進行號召的，所以設置一種蘇沃洛夫勳章，並且制作了一部電影來歌頌這位沙俄帝國主義的英雄。所有這一切都遠遠地背離了馬克思的宗教懷疑論的理性主義。
　　1916年在都柏林起義中獻生的詹姆斯·康諾利，曾致力於把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的起義結合起來。這項實驗在愛爾蘭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分離主義的運動在西歐如同過去在東歐那樣地不斷擴散。例如蘇格蘭民族黨人——一種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已經產生使人感受到的力量。各國共產黨則傾向於把這些運動視為不受歡迎的分散活動，或者視為開倒車和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活動。這種情況甚至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屢見不鮮。許多亞洲國家以及實際上所有非洲的國家都包含著少數民族，這些民族的願望可能產生各種棘手的問題。無論在伊朗還是巴基斯坦，共產黨人的觀點都跟俾路支少數民族的觀點格格不入，共產黨人認為這些少數民族應當跟其他進步的省份進行合作，而不是試圖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在那些對帝國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的地方，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的融合和聯系則取得許多成就，列寧在1914年以前一直歡呼亞洲的起義，認為這種起義對於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同時，第三國際也跟它的對手第二國際很不一樣，它對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進行全力的支持。在亞洲，可以跟歐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代的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幾乎是同時嶄露頭角，而後者由於有更好的組織和更明確的理論，往往取得領導地位，如同中國在反對日本的侵略和越南反對法國的統治所表現的那樣。印度則是一個例外，在那里，由於跟西方有那麽悠久的聯系以及政治活動的寬容，使得民族運動沿著解放路線的開展有一個漫長的發動過程。在印度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對於是否跟這種民族運動進行合作以及根據什麽條件進行合作，長期爭論不休；他們其所以沒有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應歸咎於他們所表現的脫離民族鬥爭的姿態。
　　在某些國家里，特別是在中國，最終會占上風的力量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現在來斷定還為時過早。在歐洲，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全盛時期結束的一個里和碑（見“參考書目” ⑦，第84頁）在這以後，蘇聯和中國之間的爭論，則加強了每一個民族政黨探索自己的前進道路的傾向（參看民族；革命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伊恩·庫明斯：《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運動》，1980年英文版。
② 巴塞爾·戴維遜：《非洲走什麽道路？一個新社會的探索》，1967年英文修訂版。
③ 霍萊士·班克羅夫特·戴維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1967年英文版。
④ 托馬斯·霍格金：《越南——革命的道路》，1981年英文版。
⑤ 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湯姆·奈恩：《英國的分裂——危機和民族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⑦ 奧爾加·A·納爾基維茨：《馬克思主義和權力的現實（1919—1980）》，1981年英文版。
⑧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和殖民地問題》，1936年英文版。
⑨ 托爾·多納編：《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戰爭》，1940年英文版。
⑩ R.圖茲穆罕麥多夫：《蘇聯中亞細亞的民族問題是怎樣解決的》，1973年英文版。


自然科學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有關自然科學的問題往往給人們提供一種唯心主義和空想主義的誘人的選擇。好幾十年以來，從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摘錄出來並以小冊子形式發表的那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直是最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讀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都深刻地體會到科學是表現出19世紀的思維特點的一種進步，而他們的學說的一些最有影響的解釋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則借重於自然科學的模式和類比來闡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特別是借重了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引申出來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達爾文主義發表了或深或淺的見解，而他們的理論的解釋者則把這些見解作為把人類和社會的概念跟科學的方法和設想進行聯系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曾提到達爾文主義是他們歷史觀的自然史基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頁），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也把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的基本規律的發現跟達爾文對有機界的發展規律的發現相提並論。但是，他們對於從達爾文主義引申出來的關於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形象——馬爾薩斯的鬥爭規律和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規律，都同樣地感到震驚（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頁）。恩格斯甚至在他的對自然科學最為關注的著作中，也要對猿和人之間的勞動概念加以區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8—517頁）。
　　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都密切地關注著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中的科學發展。在把辯證法跟自然規律進行結合方面，恩格斯的進展要比馬克思大得多（參看自然辯證法條目）。馬克思則更多地把科學作為一種生產力和一種對勞動力進行管理的手段來關心。他指出：“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好準備，盡管它的直接效果是加深人的非人化”。他接著又說：“自然科學將失去它的抽象物質的或者不如說是唯心主義的方向，並且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象它現在已經——盡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一樣；至於說生活有它的一種基礎，科學有它的另一種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馬克思在《大綱》中強調指出工業和科學之間的密切聯系，並且預見到這種聯系將會繼續發展。（參看“資本”一章）。而在《資本論》第1卷，他在冷冰冰地敘述技術發明是如何用來控制工人的段落中引用了尤爾的話：“這一發明證實了我們已經闡述的理論：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資本論》第1卷，第47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馬克思主義中的許多思想派系，都強調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是只要我們打開“科學”這個詞來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它往往是被用來作為樹立其正統性的一種手段，而且它所指的也往往不是自然科學（參看科學和技術革命條目）。當談到自然科學的時候，通常所指的也就是為滿足生產需要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的資料。最能夠說明問題的是鮑里斯·黑森的“論牛頓‘定律’的社會和經濟根源”一文（見“參考書目” ②），它把科學革命中最著名的文獻跟17世紀的經濟問題聯系在一起。其他一些立意相同的論文則強調認為科學理論是實踐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布哈林認為，那種認為科學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的想法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它把職業科學家的主觀熱情跟科學的客觀社會作用混淆在一起。科學的社會職能保留在生產過程中（見“參考書目” ②，第19—21頁）。
　　葛蘭西則認為一切科學假設都是上層建築，而一切知識都有歷史上的聯系（參看《獄中劄記》，第446、468頁）。他說：“因此，事物本身不是我們的主觀，而是怎樣地從社會上和歷史上為生產而進行組織，所以自然科學從本質上應當相應地被看作是一個歷史範疇，一種人的關系……能不能在一定意義上和某種程度上這樣說：自然所提供的機會不是預先存在的那些力量的發現和發明，也就是不是事物的預先存在的各種性質，而是跟社會的利益、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的進一步需要密切地相聯系的‘創造’？”（《獄中劄記》，第465—466頁）。
　　自然科學的作用和作為生產力的科學的發展，導致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差別的縮小，從而使資本主義得以圍繞著諸如微電子學、生物工程學等學科進行調整；同時，由於對進度、監督和管理采取日新月異的手段，使人們更加注意到有必要把政治學運用到科學、技術和醫學中去。總的說來，秉承辯證唯物主義傳統（參看辯證唯物主義條目）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實踐看成是具有中性價值和居於階級鬥爭之上的東西（參看貝納爾條目），而“批判的理論家”（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則把自然科學的範疇、假說及其正統作用視為革命轉化問題的核心。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道：“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頁）。




參考書目

① 安德魯·阿拉托：《第二國際的再考察》，1973—1974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編》（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 羅塞爾·雅科比：《對自動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的政治學。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1971年英文版。
⑤ 喬治·利希海姆：《馬克思主義——歷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⑥ 基本科學雜志社集體創作：《科學、技術、醫學和社會主義運動》，載《基本科學雜志》1981年第2期，英文版。


自然

　　人們可能會這樣想，由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所以“自然”這個範疇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然而事情遠非如此。在馬克思早期的筆記中就包含了對抽象的唯物主義的批判，以維護一種把注意力放在人類工業上的唯物主義。自然是獨立地存在的，但是對於人類來說，只有通過人類勞動的一種轉換關系，自然才顯示出其性質和意義。勞動既非自然，又非文化，而是它們的母體。因此，盡管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會樂意被稱為“唯心主義者”（這個綽號通常被用來批判那些強調馬克思傳統中的黑格爾思想成分的人），但是也很少會有人希望馬克思主義的自然主義不具有批判的性質。
　　對於人類來說，自然是供其利用的事物，而不是為自然本身服務的力量。人們試圖發現自然的本身的規律，其目的在於征服自然，使其服從於人類的需要，即成為一種消費對象或生產手段。“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的現實的、歷史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把自然加以歷史化的方法，是布哈林、盧林奇（早期的）、葛蘭西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論著的特點。這種方法可以用盧卡奇的話來歸結如下：“自然是一個社會的範疇。這就是說，在任何社會發展階段上凡是被認為是自然的東西，這種自然都是跟人發生關系的，同時無論自然在跟人發生關系中所表現的形式即自然的形式是什麽，它的內容、範圍和客觀性都是受社會制約的”（見“參考書目” ⑤，第234頁）。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至少有兩種思想成分在自然觀方面傾向於縮小人類歷史和人類目的的中介作用。第一種——辯證唯物主義——源自於恩格斯，它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中得到發展並成為蘇聯哲學的官方正統學說。這種方法主要不是從人類社會的中介作用出發來考察自然，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範疇加以本體論化，從而使自然不成其為人類對不可知的實體進行改造的東西，而是成為一種能夠直接地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表達出來的東西。如果我們順乎自然並且對它的真實的範疇不加歪曲的話，社會主義就有了保障。第二種思想成分跟辯證唯物主義有密切的聯系，但具有更多的實證主義的因素，把它稱為實在論比較合適。它的追隨者們會否認他們把辯證法的範疇本體論化，會對那種認為自然範疇和知識範疇會一一相符的說法提出某種不同看法，列寧、巴斯卡爾和蒂姆帕納多的哲學論著都屬於這種傾向之列，他們的作品具有注重自然科學和以自然科學的模式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的特點。
　　對以上所探討的三種傾向性的特點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個集團把他們的哲學奠定在一種對自然的概念進行人本主義的批判的基礎上，並從這點出發來對自然科學、生物學和人文科學的概念和假設進行研究分析。辯證唯物主義的集團則把關於自然和科學的概念納入一套辯證法規律之中。至於實在論者，他們傾向於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設想來考察自然的概念，並且把人文科學奠定在生物學的發現之中。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科學的實在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② 尼·布哈林等合著：《科學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馬丁·傑伊：《辯證法的想像》，1973年英文版。
④ 大衛·佐拉夫斯基：《蘇聯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科學（1917—1932）》，1961年英文版。
⑤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阿爾弗萊德·斯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1971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納多：《論唯物主義》，1976年英文版。


需要

　　參看人的本性條目。


否定

　　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否定不是象形式主義分析哲學在傳播中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表示不同意”的精神行為。它首先指的是這種否定的思想過程的客觀依據，沒有這種依據的話，那麽“表示不同意”就成為人的好惡的隨心所欲的表現，而不成其為認識過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可見，否定的基本含意是由它作為一種客觀發展的內在辯證要素的性質所限定的，這種要素包括：“形成”、中介以及轉化。
　　作為客觀過程及其發展和轉化的內在規律的一個完整要素，否定是跟肯定不可分割的，由於可體會到斯賓諾莎的如下格言仍未失去時效：‘omnis determinato est negatio’——一切規定都是否定，而一切“更替”出自於“保留”。黑格爾則說：“直接的東西依照這個否定的方面，便在他物中沒落了，但這個他物在本質上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不是那被當做辯證法的通常結果的無，而是第一個的他物、直接東西的否定；因而，它被規定為中介物，一般說來在其內部包含著第一個東西的規定。所以，第一個東西本質上也潛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見“參考書目” ②，下卷，第476頁）。列寧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他在評論上述段落後寫道：
　　“這對於理解辯證法是非常重要的”。“辯證法的特征的和本質的東西不是單純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當然，辯證法自身包含著否定的因素，並且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這些，而是作為聯系環節、作為發展環節的否定，它保持著肯定，即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95頁）。
　　費爾巴哈傾向於以一種片面的方式來過分地強調肯定性，同時又想入非非地把直接性注入被他嚴加拒絕的黑格爾的中介和“否定的否定”之中。與此相對照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賦予否定以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認為“否定的否定”是一種普遍的“自然、歷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學、數學、歷史和哲學中起著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他還在他的《自然辯證法》中很詳盡地探討了這一疑難問題的各個方面。同樣地，馬克思也堅持認為這一規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而，通過否定的否定，先前的“肯定”要素並不是單純地重新出現。它是跟一些否定的要素一道，在一個性質不同的更高的社會歷史發展水平上得到保存和更替。按照馬克思的看法，肯定性從來就不可能是一種一往直前、不存疑難、沒有中介的混合物；也沒有具有某種否定性的單純的否定能夠產生一種自立的肯定。這是因為任何特殊的否定都必然依賴於它所否定的對象，而隨後出現的結構則仍然依賴於先前的結構（參看《經濟學哲學手稿》）。同樣地，社會主義事業的肯定的結果，一定要通過發展和轉化的若幹連續的階段來取得（參看《哥達綱領批判》）。
　　薩特對否定的強調則截然不同，這不僅表現在他的作為自由結構的“自為”處於“虛無化”之中（見“參考書目” ④），而且表現在他後來的反思之中。根據這種反思，“局部的總體化的漩渦構成其本身對整個運動的否定”（見“參考書目” ⑤），這就預兆著肯定性的自立結構的最終瓦解。與此類似的是，在批判理論（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中，否定和否定性也占著統治地位。這無論從本傑明到霍克海默來看，還是從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和《否定》到阿多爾諾的“使辯證法擺脫肯定的特征”這一綱領性意圖（見“參考書目” ①，第19頁）來看，都是如此。（參看辯證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道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黑格爾：《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③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④ 讓—保羅·薩特：《存在與虛無》（1943），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辯證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只不過是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結合起來從事生活的物質條件再生產的一種具有歷史特點的形態。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生活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如同目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那樣，是通過非資本主義關系來進行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包括後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然而我們在這里只涉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些制度指的是某種在歷史上先於資本主義發展而存在的社會形態，盡管它們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可能跟資本主義同時存在。
　　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生產方式指的是生產組織的方式，這特別是從直接生產者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關系上來理解。馬克思有時把這種關系稱為“剝削方式”（或剝奪），它指的是剝削階級從生產者階級那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種關系是社會的基礎，它在不同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決定著政治統治制度、思想意識和文化。直到近年，馬克思主義者仍普遍地把社會發展歸納為經歷過如下五種生產方式：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至於社會主義，有人認為是一種生產方式；有人則認為它只不過是後面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沒有它自己的獨特而明確的生產關系，因而不能算作是一種生產方式。近年來，這種階段論產生了問題（參看發展階段條目），特別是奴隸制生產方式遭到人們的批判，因為在歷史上充滿了各種性質不同的奴隸制（例如在古代和在新大陸）。
　　確定一種生產方式的核心要素，是把生產者和剝削者聯系起來的社會生產關系（沒有剝削的生產方式即原始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顯然不在此例）。馬克思的著作首先關心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進行論證，而對前者的論證最為突出。相對來說，對歐洲封建主義（參看封建社會條目）的定義的認識還比較一致；它的特征被概括為在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封建領地）中農民或農奴作為一個階級被人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束縛在一塊塊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從事耕作，並且被迫把剩余產品繳納給地主。但是，我們今天在使用地主這個術語時應當慎重，因為從現代的法律的意義上說，把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定為封建所有制是沒有必要的，而且在社會上也是不通用的。
　　在確定其他幾種生產方式（包括過去的和現存的）的特點方面，則存在著不那麽一致的意見。把從古希臘到羅馬滅亡這段時期地中海盆地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的生產方式定為古代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③，同時參看古代社會條目），這種概念會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然而，再進一步就很難達到一致的意見了。特別是在有關落後的國家方面，許多假定的生產方式都沒有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得到普遍的接受，諸如血緣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⑧），殖民地生產方式（見“參考書目” ①和⑦，盡管這兩位作者的用詞有所不同），以及最負盛名的安第斯山生產方式。比這種試圖說明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看法更為基本的，是關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否以其內部矛盾來說明的爭論。這個問題就是說，這些生產方式在其內部再生產的過程中是否已經繼承了傾向於破壞同一再生產過程的不穩定的力量。
　　當然，這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的論斷。馬克思通過圖解說明，資本的集中和無產階級的發展，在逐漸地瓦解著資本主義，從而創造了資本主義被工人階級所推翻的條件。至於是否所有的生產方式都具有同樣的矛盾，這是一件有相當大的爭論的事情。正如人們可以從任何革命和思想發展中所看到的那樣，馬克思的思想在一段時間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人們無論在這個問題或其他問題上，都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同的觀點。在人們經常引證的一段話中（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明確地說明一切生產方式（除共產主義外）都會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而必不可免地瓦解。恩格斯大體上接受這種觀點。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實質上是一種自主的發展，造成了一切社會的變更（參看《資本論》第3卷中恩格斯對“價值規律和利潤率”所作的增補）。
　　馬克思在他的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論著中，制造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術語。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除了其他以外，就是對任何變革的抗拒並且缺乏破壞其自身的內部矛盾。這個論斷遭到安德森的廣泛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②），今天還有少數人支持它（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至於認為馬克思關於矛盾的分析符合資本主義特點的看法，則流傳得比較廣，這種看法已由科萊蒂令人信服地加以論證（見“參考書目” ⑥）。根據他對馬克思的解釋，資本主義的矛盾源自於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這種對立表現為商品拜物教，在這里剝削的社會關系是作為形式上平等的關系被投影在上層建築上。其結果是使得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不僅具有對抗性，而且從其天生不穩定的意義上看，還具有矛盾性。如果科萊蒂的這種論斷是正確的話，那麽就不可能從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引申出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沖突的一般理論來。
　　盡管如此，科萊蒂的論斷仍然認為，階級對抗至少可以有力地說明一切階級社會的特征。在這種常理的基礎上，人們斷言在直接生產者和剝削階級之間的沖突乃是一切生產方式的基本活力所在（見“參考書目” ④、⑤）。布倫納認為，正是這種沖突而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過程，並且使它們解體並轉變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現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對於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封建主義，也許還有什麽是“古代”生產方式，一般的見解比較一致。如果說有不太一致的意見的話，那就是在關於還可能有什麽其他的生產方式，特別是關於如何說明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形態方面。後一個方面表現為人們在關於落後國家實行資本主義轉化的可能性及其實質的問題上展開廣泛的爭論（參看帝國主義；依附理論；不發達和發達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H.阿拉維：《印度和殖民地生產方式》，載米里班德和沙維爾合編《社會主義記錄》，1975年英文版。
② P.安德森：《專制國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從古代到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④ 沙爾·貝特爾海姆：《蘇聯的階級鬥爭》第1卷，1974年法文版。
⑤ R.布倫納：《資本主義的起源——對新斯密派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⑥ L.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68），1972年英文版。
⑦ P.P.雷依：《階級同盟》，1973年法文版。
⑧ 同上作者：《血緣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資本有機構成

　　隨著機器和機器生產的發展，勞動過程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參看資本；剩余價值條目）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生變化。機械化使一個工人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這就意味著每一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的價值下降了（參看使用價值；價值條目）。然而，要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只有相對地增加一個工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將其變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這反過來也就意味著在用於生產出一定的產量的生產資料單位上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率的提高通常就等於與使用生產資料相聯系的工人人數的減少。生產資料的數量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所需要的勞工之間的比率，稱為“資本技術構成”（TCC），它從使用價值上看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由於沒有辦法對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和具體的勞動力進行衡量，TCC只不過純粹是理論上的比率，它的提高跟生產率的提高是同樣的意思。
　　資本有機構成當然是可以從價值上來衡量的，但其結果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概念（這種概念往往是被歪曲的）。如果價值毫無問題地反映使用價值的話，那麽生產資料對勞動力的比率的提高，同時也就意味著在價值上固定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率的提高。但是，由於生產率的提高使價值降低，因此這一點對於從價值上來看資本有機構成究竟意味著什麽，還完全不清楚。舉例來說，隨著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生產資料的單位價值下降了，而把這兩者放在一起的產物——不變資本——可能增長，也可能減少或維持不變，這要看具體的數量而定。在這種框架結構內，那些認為資本有機構成在價值上必然會提高的人，他們的論斷勢必淪為一種沒有實質內容的東西，除非是從一種含糊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出發去看待資本的實質。
　　然而，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從價值上考察資本構成的動態，是馬克思對於工業周期、工資運動、失業以及利潤率的分析（參看積累；利潤率下降；勞動力後備軍；工資等條目）的中心。我們在這里要依據弗埃和哈里斯所提出的見解（見“參考書目” ①、 ②）來說明問題，因為他們的見解是不含糊的，而且是跟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3卷第8章）。馬克思把“資本有機構成”（OCC）定義為資本技術構成（TCC）的價值反映（按：馬克思認為，“由資本有機構成決定並且反映這種技術構成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有機構成”——譯者）。在這里，投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是以它們的“老的”價值來估算的，並且從生產率提高而引起的價值變化中提出抽象的概念。由於OCC的變化只不過是TCC的變化的價值反映，所以OCC的變化是跟TCC的變化直接成比例的。與此相對照的是，“資本價值構成”（VCC）是TCC的價值表現。在這里，投入是以現行的或“新的”價值來估價的。VCC和OCC之間的差別，反映了由於生產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價值變化（可參看斯迪德曼的指數，見“參考書目” ③，第132—136頁）。因此，TCC的提高總是引起OCC的提高，但其總的效果只不過是在VCC中記錄下來，它可能提高，也可能不提高。
　　那麽，這些範疇是怎樣使用的呢？通過從一切資本所共有的東西——它們的自我增值的能力——的角度出發來對積累進行分析，馬克思說明了相對剩余價值是如何通過機器的采用（TCC的提高，它使生產力不斷地發展，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來取得的。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工人使用更多的原料和運用更多的機器，投入的價值得到積累。與此同時，由於生產率的提高，產出的單位價值下降了。至於確切地說這些價值是如何下降的，這決定於在生產中形成的價值是如何地在交換中實現的（參看競爭條目）。但是，由於調整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在從先前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投入價值（OCC）和根據現有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價值來進行計算的這同一投入價值之間（VCC），便出現了差異。對於大規模的固定資本來說，這種差異可以表現得特別明顯。“老的”價值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根據現行價值進行調整（即貶值），如果這種差異是特別明顯的話，那就可能使積累過程發生突然的中斷（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因此，馬克思關於資本構成的各種概念，不是用來說明一些沒有時限的、四平八穩的增長過程，而且適用於一種辯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值關系的實質（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地增值）不斷地遇到這些關系的存在形式（如許多資本實行競爭）的障礙，而調整可能時而中斷。
　　以上的論述也提示我們，為什麽那麽多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在各種資本構成的問題上感到困難。這是因為增值過程包含資本的整個周轉過程，即生產和流通兩者。流通不是生產的一種附帶現象，但是也不能把資本一般地歸結為許多相互競爭的資本。因此，生產價值的形成和這些價值在競爭中的實現，會涉及各種矛盾的決定因素；而各種不同的資本構成，便是旨在抓住這些真正的矛盾的範疇（有關這個問題的最近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① ④；同時參看矛盾；辯證法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爭論問題》，載米里班德和沙維爾合編《社會主義記錄》，1975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③ 伊恩·斯迪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④ 伊恩·斯迪德曼等：《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這個詞是由魯道夫·希法亭在他從1915年至20年代中期發表的文章中使用起來的，試圖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發生的變化；它大體上是在《財政資本》（1910年）一書中已經勾劃出來的思想的發展（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被認為具有以下特征：（= 1 \* ROMAN I）由於大公司和銀行占統治地位和國家在調節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強，經濟計劃得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采用；（= 2 \* ROMAN II）這種計劃擴大到國際經濟中去，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關系之間出現一種“現實的和平主義”；（= 3 \* ROMAN III）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關系也要作必要的轉變，這意思是說，現在工人階級的目標應當是把那種由大公司所計劃和組織的經濟轉變為一種由民主的國家所計劃和管理的經濟。希法亭的這種想法在當時受到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其中包括布哈林）的批判，他們認為它誇大了資本主義在戰後的穩定性並且鼓勵了改良主義的政策。然而，在過去10年中，它又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可以看到它跟近來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些說法有某種近似之處。




參考書目

① 吉爾德·哈爾達克和狄特爾·卡拉斯；《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簡史》（1975），1978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階級的事務合作？》，1915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當代的問題》，1924年德文版。
④ H．A．溫克勒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前提與開端》，1974年德文版。


東方專制制度

　　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


生產過剩

　　這是這樣一種情況，即各種單個的資本、工業和部門在它們的整個產品的銷售上遇到困難，從而引起總產量超過總需求的普遍狀況。在資本主義競爭的無計劃性的條件下，產品的產量和需求相適應、資本家的計劃得以實現、從而使一切部門達到平衡這樣一種狀況，只不過是偶然發生，或者是在理論上的理想化而已。生產過剩是危機的伴侶，但要說它是危機的原因，則有所爭議。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所依據的薩伊定律，否認生產過剩有持續的可能性，並且認為通過在利潤率不平衡的指導下進行活動的資本的運動，經濟是有能力實行自我調節的。主張生產過剩的理論家們則認為，危機開始於在一個部門中生產對需求的過剩，然後擴大到其他部門中去，形成越積越多的不平衡，而不是使平衡得到恢覆。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曾運用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的公式（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來演算出由兩個部門的產量不平衡而導致普遍的生產過剩的例子。對再生產公式的這種運用目前仍有人繼續研究，然而它並沒有能夠根據資本主義的表現（單個的或集體的）來解釋危機的始因，從而仍有爭議。（參看經濟危機；消費不足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理論》，1942年英文版，第10章。

潘涅庫克，安東尼

　　1873年1月2日出生於荷蘭的瓦森，1960年4月28日在荷蘭的瓦赫寧根逝世。曾在萊頓大學攻讀數學，並於1902年獲天文學博士學位。在萊頓天文台工作，直至1906年，以後在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1932年成為該校天文學教授。自1906年至1914年，潘涅庫克居住在德國，在這里他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左翼的領導成員，並在柏林黨校任教，直至受到驅逐出境的威脅；他還為《新時代》雜志撰過稿。他的馬克思主義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直接從自然科學，並通過研究被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第四章）譽為獨立發現“唯物辯證法”的、自學成才的工人約瑟夫·狄慈根（1828—1888）的著作而發展起來的；它尤其側重於弄清楚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之間的關系（見“參考書目” ①）。第二，在政治行動領域，它提出一種通過工人委員會（見“參考書目” ③）而使工人階級革命地自我組織起來的理論。1920年，潘涅庫克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和第三國際的政策決裂的，後來和科爾施、哥爾特一起成為“委員會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見“參考書目” ④）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潘涅庫克：《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1909），1912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天文學史》（1951），1961年英文版。
③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④ D．A．斯馬爾特：《潘庫涅克和哥爾特的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巴黎公社

　　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馬克思各種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組成《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幾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寫的導言）；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是這樣，特別是《國家與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為塔列爾的《巴黎公社》所寫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對巴黎公社提出了有爭議的解釋。
　　歷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並不是什麽有計劃行動的產物，也決非得力於什麽個人或具有明確綱領的組織的領導。然而，重要的是，1/3的當選者均是體力勞動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活動分子。這個政府的成員是由巴黎選民在巴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意外地掌握國家權力一周之後所安排的一次特別選舉中產生的。這一事件發生在3月18日，當時法國臨時政府在其部分部隊和民眾舉行聯歡之後，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馬克思認為，“公社以其審慎溫和著稱的措施，只能適合於被包圍城市的情況。……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383頁）。在給多梅拉·紐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盡管公社不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馬克思仍強調指出它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82頁）。在馬克思看來，決不應把公社看作是教條主義的模式或未來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列寧堅持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強調指出，公社以這種方式為“無產階級專政”作了初步準備；這種專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種能使大多數選民（如工人）對所有機構，包括強制性機構，實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國家，是一種最適合於建立社會主義而實現勞動解放的國家。
　　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馬克思和列寧對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質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發展；特別是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出現的嚴格的一黨制國家進行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個基本部分。（參看蒙蒂·約翰斯通：《公社和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以及政黨作用的概念》，載“參考書目” 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貢獻的是J·布呂阿的《1871年的政權和國家》，載《社會運動》雜志第79期（1972年4—6月號）。關於主要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闡述文選可參看舒爾金德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關於近來史學問題的爭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則收在利思所編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①）。




參考書目

① J．A．利思編：《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 J．羅熱里編：《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 尤金·舒爾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觀點》，1972年英文版。
④ 布呂阿、多特里、特爾生合著：《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政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提出過一套完善的政黨理論，只是在他們的晚年政黨才開始表現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恩格斯曾把政黨描述為“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頁）。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第2、3節）中，把法國保皇黨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之間的分裂歸之為“由資產階級分化出的兩大集團”（地產和金融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然而他並不認為每一次政黨鬥爭必然反映沖突的經濟利益，而主要是把“意識形態”因素看作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反對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理由。他把法國社會民主派說成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31頁）。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中，建立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占有中心的地位。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38頁）他們都是聯系不同的組織形式來談論這種政黨的。然而工人階級的理論認識和自覺行動是作為他們政黨概念的永恒因素而相互補充的，但情況不同，結合的程度也不同。這一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為他們從1847年至1852年曾擔任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曾作過經典式的表述。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曾談到共產黨人在理論方面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有較清楚的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而這個運動他們認為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
　　第二國際在其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宣稱由於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因而每一個國家也只應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這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一種經濟主義和半宿命論的觀念，即認為這些政黨的不可抗拒的發展是與工人階級的發展及其社會地位增長密切相關的。
　　相反地，在列寧的政黨觀中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行動主義因素。列寧從理論和實踐上都高度重視這一因素。在列寧的著作中，如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一樣，也可以看到關於政黨不止一個的“模式”，雖然它們全都被設想為致力於把社會主義理論和意識同自發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集中的先鋒隊。列寧在這一課題上最著名的著作《怎麽辦？》（見“參考書目” ⑤）指出，在沙皇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狀態下，建立一個嚴密的、由職業革命家等級森嚴地組織起來的黨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發展階段。然而後來為了利用1905年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1917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較大程度的自由，他更全力以赴地致力於建立一個基於民主集中制（他第一次在1905年使用這個詞，並強調其民主成分）基礎之上的廣泛的群眾性政黨。這個黨的領導人由選舉產生、對選舉者負責、而且可以罷免。正是圍繞黨的性質問題，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於1903年才第一次發生了分歧。後者批評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極端集中主義，第二年托洛茨基（見“參考書目” ⑩）和羅莎·盧森堡（見“參考書目” ⑦）也同意孟什維克的批評並加以擴大引申。
　　在《怎麽辦？》中，列寧效法考茨基提出：“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灌輸給工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頁）。他區分了“工聯主義意識”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前者是工人能自發形成的，後者是政黨灌輸給工人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247頁，同時參看經濟主義條目）。盧卡奇又把這種區分向前推進了一步，並把由經驗地形成的“心理意識”同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形式，即共產黨的正確階級意識”的“賦予意識”對立起來（見“參考書目” ⑥）。 和這一思想相反（後來盧卡奇也把它作為“基本上是直觀的”和反映“救世主或烏托邦主義”的概念而拋棄），葛蘭西和陶里亞蒂認為，“相信黨不論在奪取政權之前的階段，或者在奪取政權之後的階段……都可通過外部強加的權威來領導工人階級的想法，是多余的。”它只有“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即把自己和這個階級所有部分聯系在一起”而真正取得成功，才能領導（葛蘭西和陶里亞蒂於1925年起草的《里昂提綱》，載葛蘭西的《政治著作選集》，1978年英文版，第367—368頁）。後來，葛蘭西在獄中寫道，政治變革的首創者（“現代王子”）的作用取決於靠“政黨——把處於萌芽狀態的集體意識集中起來變成普遍的和總體的意志的第一個細胞”（見“參考書目” ①，第129頁）。
　　在蘇維埃俄國於1921年出現了一黨制——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歷史環境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後，斯大林把一黨制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特征。在1945年以後建立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雖存在不止一個政黨，但共產黨領導人（有時是國家的憲法）堅持認為，這些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歐洲共產主義的各個政黨（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和其他一些共產黨都反對這一觀點，它們主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多黨制，包括承認和反對黨在法律範圍內所行使的各種權利（參看布爾什維主義；階級意識；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和當時的政治；中介；孟什維主義；工人階級運動等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1929—1935），1971年英文版，第二部分，第1章。
② 蒙蒂·約翰斯通：《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政黨概念》，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建立一種新型的政黨——列寧和先鋒隊政黨”，載E.J.霍布斯鮑姆編《馬克思主義史》，1980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怎麽辦？》（1902），1961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十二年〉文集序言》（1907年），1962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載《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09），1970年英文版。
⑧ 拉爾夫·米利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⑨ 約翰·莫利紐克斯：《馬克思主義和政黨》，1978年英文版。
⑩ 列甫·托洛茨基：《我們的政治任務》（1904），1980年英文版。


貧困化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使他確定了該制度的兩種趨勢：一種是不可避免的或占主導地位的趨勢:比如形成勞動後備軍或利潤率趨於下降，它們按一定的方向引導起反作用的因素，從而使起反作用的因素最終處於自己的支配之下；二是可避免的或可調節的趨勢，不過這種趨勢的無情壓力可以用充分的反壓力的相反趨勢來抵消。
　　在分析工人階級狀況時，馬克思論證說資本主義必然要造成維持一批備用的失業和半失業的勞動力（即勞動後備軍）；這種備用的勞動力，加上盈利能力、競爭和資本流動等因素所造成的限制，必然會使工人的實際工資趕不上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實際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實際工資下降，而剝削率卻在上升。勞動生產率與實際工資之間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將使資本的能力增大，從而進一步拉大“勞動者的地位與資本家地位之間的巨大差距”。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特征。馬克思指出實際工資所以能繼續提高，是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資本論》第1卷，第67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還得出結論說：“勞動剝削程度趨向提高”不過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資本主義借以表現的特殊形式”（同上，第3卷，第267頁）。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中，馬克思指出如果生產資本增加，工資也許會增加，但“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來，比起一般社會發展水平來，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7——368頁）。
　　實際工資的增加一般不會超出上限這一事實，決不會妨礙資本家不斷地盡最大可能地力圖降低實際工資，而調節雇傭勞動力的條件卻對工人絕對貧困化的趨勢規定了客觀的下限。比如，在勞動後備軍多的地方，實際工資就可能甚至下降到低於維持生存的程度，因為當現有的工人“用完”時，新的工人又可以補充上來。然而，在繁榮期間，當某些地區的勞動儲備軍用完了，那末由於缺少立即可以使用的勞動力，實際工資也可能在輸入勞動力的費用或資本流動費用的範圍之內增加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成立工會和社會立法形式體現出來的工人鬥爭本身，也可以調節資本購買勞動力的條件，而且除危機期間之外，這種鬥爭都可成功地挫敗資本家削降實際工資的企圖。因此，工人絕對貧困的固有壓力是可以在適當條件下排除的。
　　然而，像米克這樣一些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無疑馬克思確實預見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管絕對工資會怎樣，相對工資（即相對於財產收入的工資）將下降”（見“參考書目” ②，第121頁），但實際上先進資本國家中並不存在相對工資的明顯下降。因此，米克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認為有必要探索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的“運動規律”（見“參考書目” ②，第127—128頁）。對當代資本主義新的運動規律有這樣一種看法，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既不存在“絕對”貧困化，也不存在“相對”貧困化，因此，任何形式的貧困化只限於邊緣地區的不發達國家（通常是宗主國資本發展的產物）。這種看法往往與中心地區的工資壓縮危機論有關（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因為沒有貧困化就等於剩余價值率經常呈下降趨勢。然而，這一觀點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經驗的看法，即剝削率不會大幅度地提高。但只要人們稍微注意一下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與反映現代國民收入的傳統經濟範疇之間的區別，這一看法就立刻站不住腳了（見“參考書目 ④）。




參考書目

① J．E．埃利奧特：《馬克思恩格斯論經濟、政治和社會》，1981年英文版。
② 羅納德·L·米克：“馬克思的‘不斷貧困化’學說，載《經濟、意識形態及其它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④ A．沙克：“危機理論史導言”，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⑤ T．索威爾：《馬克思的“不斷貧困化”學說》，1960年英文版。


農民

　　這一詞通常是指那些在土地上從事勞動並擁有其生產資料即農具和土地本身的人。雖然這一詞常常適用於從事土地耕作的一切直接生產者，但也有助於較精確地確定農民的地位和辨別自耕農及其他並不從事雇傭勞動的農業工人。自耕農是土地所有者或是土地的承租者，他們在認為合適的時候可以適當地使用或處置他們的土地及其土地上勞動的產品。作為歐洲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階級之一的農奴，是通過非經濟的強制關系而與土地直接聯在一起的勞動者（參看農奴制條目）。隨著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瓦解，那些依然在土地上從事勞動的農奴變成了農民，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是超經濟的方法，即依附於大地主。然而，在象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卻有從其它（非封建的）生產方式中形成的農民。農民的一個主要特點在於它為維持其對土地的占有而必須支付租金或納貢。這既可以采取勞役的支付形式（比如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一定的時間），也可以采取實物或現金的支付形式。決定農民使用土地和進入該社會的經濟社會生活的特定社會關系，取決於社會形態的和這一社會形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的具體特征。
　　農民在發展資本主義中的作用，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們激烈而不斷爭議的主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這一爭論集中表現為：農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之內是否仍然是一個階級？他們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和獨特的生產方式？或者他們是否是不僅體現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痕跡而且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點的過渡性階級？特別是在革命前的俄國，土地的問題或農民的問題由於其政治重要性而成了一個主要爭論點。民粹派和民粹主義者認為農民代表了一種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獨特的生產方式。從這一點出發，“農民生產方式”就是一種基於小商品生產的方式，它只有一個階級，因而在農民中間不存在剝削的關系。農民進行生產的組織是以家庭單位為基礎的，而且據認為它代表了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並不包含會使農民產生內部分化和使這種方式解體的各種矛盾（見“參考書目” ④）。這一觀點的信奉者們往往把農民的生活浪漫化，認為資本主義的趨勢既不會使農業社會解體，也不會在農業社會內部得到發展。鼓吹這種觀點的民粹主義者，反對把農民的鬥爭同俄國無產者的革命鬥爭聯合起來，以極力維持農民的孤立狀態。
　　列寧反對上述論點，明確地駁斥了認為農民生產代表了一種特殊經濟形態的看法。他認為農民經濟是一種過渡經濟，它把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同不斷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恰恰由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中得到改造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中得到發展的具體歷史環境是各種各樣的，因而農民的社會關系也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列寧還把農民生產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見“參考書目” 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常常是在農民社會內部通過農民本身的分化而產生的。通過具體分析19世紀末的俄國農民，列寧發現競爭使大部分農民破產，而使少數農民擴大了自己占有的土地。這一進程產生了為維持生存而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貧農階層，和為不斷形成的富農耕種的農業無產者，而那些富農則發展成了農業資本家。處於這兩個對立階級之間的是中農，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逐漸被驅入貧農的行列，從而成為農業無產者。
　　從上面的分析中，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殘余消滅的速度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主要取決於先前存在的生產方式內的階級鬥爭。列寧概括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其一是他稱之為“容克”的道路，這種道路的特點是大地主本身發起運動並指導了這一過渡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大的前資本主義的莊園雖然慢慢被改造為資本主義的企業，但是它們不僅維持其廣大的土地占有制，而且對勞動者的許多控制制度也沒有改變。列寧認為如按這種模式發展，資本主義的成熟將極其緩慢，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許多特征將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繼續存在。他把這種道路同另一種即“農場主”道路進行了比較，“農場主”道路的特點是農民所領導的一場革命，它摧毀了大土地莊園、消滅了奴役關系。這一進程產生了一個人數眾多的擁有小片土地的農民或自耕農階段。農民分化的過程十分迅速，而且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擺脫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殘余的束縛，從而使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
　　雖然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鬥爭在制約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滅亡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歷史的事例表明，容克和農場主的道路特征也許並不普遍適用。在英國，凡農民被剝奪掉土地而卻保留了大土地莊園的地方，地主都把自己的莊園出租給使用雇傭工人耕種土地的資本家農場主，這樣，資本家農場主就能利用土地集中的有利條件而使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相反，在法國，農民則成功進行了一場完全保有土地占有權的鬥爭，從而使占有小片地產的廣大小資產階級階層長期存在。這種摧毀大封建莊園的方式象英國的方式一樣，證明也非常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見“參考書目” ③）。
　　關於農民的性質及其政治作用的辯論迄今一直很激烈，當前它仍以類似本世紀初俄國爭論的方式在繼續進行。對於迄今依然存在、特別在不發達國家中存在的廣泛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在進行理論分析和經驗的探討（見“參考書目” ①和 ②）。這些探討對於分析特定社會形態的農民的具體歷史狀況具有重要作用。顯而易見的是，在許多國家里農民的分化和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其所以進展相當緩慢，其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的階段上，保留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殘余卻有利於資本的發展。但是，農民的長期存在從根本上說是由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力量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鬥爭所決定的。
　　農民的生產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外進行的，因而它並不包含剩余價值的生產，也並不需要利潤生產（見“參考書目” (○,11)11）。此外，環境也許迫使農民接受一種低於雇傭工人的生活水準。這兩種因素表明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農民也許能夠比使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廉價地生產出糧食。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麽受資本控制的國家也許會采取措施保留非資本主義的農民的生產關系（見“參考書目” ⑤）。由於使農民無產階級化並消滅農民的資本主義趨勢同在一定歷史階段利用和加強現存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的趨勢之間存在著上述矛盾，以及由於農民階級鬥爭的力量，所以農民消失的趨勢並不是直線式的。




參考書目

① 埃德華多·阿切蒂：《拉丁美洲的農民和農業結構》，1981年西班牙文版。
② 羅熱爾·巴特拉：《墨西哥農業結構和社會階級》，1974年西班牙文版。
③ 羅伯特·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④ A．V．查亞諾夫：“關於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載D.索納等人所編的《農業經濟理論》，1966年英文版。
⑤ 伊麗莎白·多爾和約翰·威克斯：《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⑥ 阿薩爾·胡塞恩和基思·特萊布合著：《馬克思主義和土地問題》，1981年英文版。
⑦ 卡爾·考茨基：《土地問題》（1899），1970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196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經濟浪漫主義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1960年英文版。
⑪ 約翰·威克斯：《資本與剝削》，1981年英文版。


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

　　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不只是運用辯證法闡述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而且還涉及每一生產方式內部發生的歷史變化。資本主義，象其它生產方式一樣，也被認為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隨著其內在矛盾的成熟，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沿著一條平穩的曲線，而是沿著一條具有不同階段的起伏不平的道路前進的。比如，資本主義到本世紀50年代已達到的階段，就被認為完全不同於資本範例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這一階段的叫法很多，或者叫做壟斷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或者叫做晚期資本主義（見“參考書目” ⑤）。
　　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己的歷史這一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所固有的，因為社會由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只能從理論上概括為一種方式的矛盾逐漸成熟以致摧毀它自身並為新的生產方式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歷史為什麽要用不同的階段來表述呢？對資本主義作這種歷史階段劃分的原因在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關系（無論狹義上定義的生產關系，還是作為總體社會關系的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雖隨著制度的成熟而加劇，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有所變革。這些影響它們據以存在的整個社會關系和制度結構的變革，在任何社會的歷史中都會引起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然而，構造各種生產方式內在歷史在原則上雖然是一種理論上的需要，但實際上分析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卻是受現實的壓力所驅使的，即是受對業已發生的歷史變化所作的經驗的考察和表述支配的。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巴蘭和斯威齊提出的壟斷資本主義概念，都是出於適應社會主義運動當時實際面對的制度的變化和重新預測資本主義滅亡的政治需要。
　　某些作家把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連續的階段，即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無論是從個別特征上還是從順序上來看，人們對這些範疇的有效性都有不同的看法。這種爭論部分源於不同的政治見解。比如曼德爾（見“參考書目” ⑤）就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是同各共產黨的政治戰略連在一起的。當然，這種爭論也部分源於理論上的模棱兩可的解釋：表述各階段之間差異的原則問題既沒有得到解決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參看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條目，有關宇野《政治經濟學原理》（1964年）一書中所提出的批判性評論）。
　　資本主義各階段之間的差異，在於生產的社會化（從廣義上說）的程度不同。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性的觀點，主要強調的是這樣一點，即生產日益具有社會化的性質，而資本和剩余價值則由私人所占有和支配。不過，這種占有和支配本身也被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采取社會化的形式。比如，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在其扼要評論股份公司（這代表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時就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資本論》第3卷，第49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資本主義各連續階段都以經濟的一切方面日益社會化為特征的。隨著分工發生質的變化，生產本身就不斷社會化了。比如，隨著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法就由據以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方法變成相對剩余價值成為積累的主要動因的方法，因為此時機器（參看機器和機器大工業條目）已支配了勞動過程（即馬克思稱之為真正把勞動納入資本的方法）。而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機器大工業的建立，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比前一階段更高了：生產性勞動（參看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條目）逐漸表現為集體勞動，即成為結合在一起的勞動力而不是個體化的手工工人，而且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將意味著任何一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的生產都依賴於一切其它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直接或間接地降低了工資貨物的價值，從而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
　　要把資本主義日益社會化的歷史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固然要對生產方法中的上述變化進行區分（見“參考書目” ⑤），但占有方式的變化以及指導和支配經濟再生產和社會分工的結構和關系的變化，也同樣可說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三個階段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區別。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的占有主要表現為利潤，分工則由銷售商品的市場調節和指導的。資本在國際範圍內的擴張是通過進出口商品來進行的。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制度逐步居於支配地位並與商品市場一道來指導分工，因為它可使信貸從不能盈利的部門轉向可盈利的部門。利息成了占有剩余價值的主要形式，因為它把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整個利潤都表現為利息的形式：“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象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資本論》第3卷，第493—49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當這一階段的金融資本占據過去由銀行資本體現的統治地位時，另一種占有形式即創業利潤就變得十分重要了。而在國際範圍內，這一階段的社會分工則是通過作為金融資本的輸出來實現的，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寧都把這種金融資本看作是帝國主義的特征；實際上，人們把帝國主義看作是與壟斷資本處於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
　　最近的階段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國家（與信用制度和商品市場相結合在一起）在調節社會分工中所起的作用。在這一階段中，國家通過執行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由公共部門提供商品和勞務（或者作為商品，或者作為與市場相脫離的東西，如免費教育），以及通過建立有利於執行各階級合作計劃、指令性計劃或收入政策的框架結構，起著支配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而作為占有剩余價值一種形式的稅收，在這一階段變得舉足輕重。在世界範圍內，資本則被以跨國公司範圍內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國際化了。生產過程由不同國家的工廠分別承擔，而不是僅以商品交換的形式或外國貸款的方式來輸出資本。按照這一階段的理論，國家通常是與大的壟斷資本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參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目）。
　　這里采用的劃分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原則，與馬克思劃分封建主義歷史階段的原則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資本論》第3卷、第47章中，馬克思就依據封建主義的三個不同階段來分析“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的。這些階段的標志（當然並不是它們的全部特征）都認為是由占有剩余勞動的方式所決定的，這些方式分別為勞動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由於占有方式不同，支配經濟再生產的手段也不同，分別表現為強制、契約以及契約加市場（以貨幣命名的契約）。
　　然而，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⑥）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劃分為歷史階段。跟他在其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在這里斷言，資本主義的分期不能以從理論上說明生產方式的抽象標準來劃分，而只能以較覆雜的社會形態（這一概念雖是較低一級的抽象，但卻比較充分地包含了實際社會的覆雜性及其特片）的標準來劃分。巴蘭和斯威齊（見“參考書目” ①）也提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分期方案，他們主張在馬克思所著重探討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同標志最近階段特征的“壟斷資本主義”之間進行截然的劃分。他們關於後一階段的概念也完全不同於這里所使用的概念（參看壟斷資本主義條目），而且沒有把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分開。他們劃分階段不是以各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形式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為界線，而是以積累規律的變化為界線，然而後者所反映的只不過是一種主要的變化，即在競爭轉變為壟斷時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結構的變化。我們在上面所采取的方法是以這樣的假定為前提的，即產生其積累規律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從中產生這些矛盾的各種關系的形式卻在變化；每一階段的資本主義都受利潤率趨於下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實際上，大的經濟危機宣告了新的階段的到來（比如18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就標志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19世紀30年代的危機則標志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開始）。然而，在戰後長期繁榮期間（盡管已將近到頭）從事著述的巴蘭和斯威齊則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似乎已改變了這些規律。
　　曼德爾關於最近資本主義階段的重要研究（見“參考書目” ⑤）雖沒有遵循上述三重劃分模式，但他的晚期資本主義階段與這里所說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沒有什麽不同之處。重要的是，他詳細探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動力，即考察了導致資本主義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積累規律。他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同樣認為，馬克思所確定的積累的矛盾仍然是新階段的主要矛盾，但這種矛盾反過來又為新階段的新的結構關系所促進。在曼德爾的著作中，在經濟的一切層次中所發生的變化，從生產的新的社會分工到國家的金融和經濟活動，都從理論上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加以闡明。




參考書目

①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② 保羅·博卡拉編：《政治經濟學論文——國際壟斷資本主義》（1969），1976年法文版。
③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④ 安德魯·弗里德曼：《工業和勞動》，1979年英文版。
⑤ 尼·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小資產階級

　　參看中等階級條目


哲學

　　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實踐的政治運動。使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中顯示出特色的是它把革命的實踐同激進的和全面的社會理論結合在一起。但這種理論的目的和主張並不是（社會的或政治的）哲學而是一種社會科學。那末這種科學和政治實踐的結合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是什麽？馬克思主義又是如何理解這種關系呢？
　　馬克思本人在向歷史唯物主義科學（這在《資本論》中達到了頂點）轉變之前，是作為哲學家開始自己的研究活動的。這一轉變的性質是什麽？它與整個歐洲文化的那次較大轉變是怎樣相聯系的？由於那次較大的轉變，哲學一般地使自己的學術統治地位讓位於科學，先是讓位於17世紀的自然科學，後又讓位於馬克思所處世紀的社會科學。
　　因為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同資產階級的政治相對立的，所以它同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觀念也是對立的。不過，資產階級的理論不是被簡單地拋棄，相反，是被辯證地吸收和改造了。特別顯著的是，作為主要是社會科學的馬克思的學說，在抨擊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同時，力圖繼承資產階級文化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確立的科學性這一傳統，即也認為自然科學在歷史上是不斷發展的，特別是認為自然科學已開始承認自然的歷史性並從理論上對它加以說明。然而在確定與資產階級科學的這些關系時，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期的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三種資產階級哲學思潮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盡管這些哲學內的主要因素被加以利用，但它們都被改造成全面與資產階級哲學相對立的理論體系。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產階級哲學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是否通過把資產階級哲學並入自己哲學來利用和反對資產階級哲學？是否存在一種外在於馬克思主義科學或內含於這種科學之中的獨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同哲學本身相抵觸並取代了哲學本身？自從馬克思逝世以來的一百多年中，馬克思主義本身對這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多半認為確實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應依據這種哲學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哲學的對立。實際上，迄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般是根據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來進行理論闡述的，這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運動中已相繼取得支配地位，一種與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密切相關，另一種則與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密切相關。

　　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它把科學的唯物主義同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在一起，認為現實界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的矛盾驅使現實在不斷的歷史變化、演變和革命的過程中前進。由於充滿矛盾，這個現實界只有用矛盾的命題才能得以真實地描述，從而需要一種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原理的特殊辯證邏輯。這種觀點的唯物主義認為精神和物質本身在統一體內是對立的，而其中物質又是第一性的。因此，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9頁），是一種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性質的理論。特別是，它需要用特殊的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以具體說明，因為這些科學是逐步成熟的，這樣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統一”觀，並在這一過程中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進行辯解。因此，它認為自身既是概括科學發現的又為科學發現檢驗證實。那末辯證唯物主義是哲學還是科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和在所謂“舊序”（原為第一版所寫，但後來放棄，最後又作為《自然辯證法》的材料）中談到了這一問題。他的論證幾乎不能證明把辯證唯物主義看作是哲學的傳統趨勢是正確的。他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是有助於證實辯證唯物主義，這種發展是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理論”，指的是各科學的概念的發展，特別是指相對思辯的概念發展，這些概念的發展雖為純粹的經驗發現所證實，但卻超出了經驗的證據範圍。他認為，這些概念將有助於把獨立的特殊的科學統一起來。這種非經驗的概念統一過程需要迄今一直屬於哲學領域的技巧與觀念。盡管恩格斯本人是從哲學即從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哲學出發來探討這一問題的，但他卻認為也許自然科學本身的進步將最終會“使我的工作……成為多余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3頁）。他的“自然哲學”將變成“理論自然科學”。哲學本身將使自己成為多余的，其中有價值的東西將為科學所利用並被改造為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隨著俄國革命的倒退和“Diamat”（主要在俄國流行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縮寫詞）成為共產黨正統觀念的精髓，上述第一種哲學的統治地位就開始讓位於第二種哲學了。第二種哲學並不是一套界定明確的統一學說，而是一種聯系松散的趨勢；最初提出這一哲學的理論家是盧卡奇和科爾施，但幾乎在此同時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這些新發現的著作支持的似乎是這一新的哲學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整個現實界的理論，認為人民和社會是在具體顯示普遍的自然進程，把社會科學看作是社會的自然科學；而新的哲學趨勢則是人本主義的，它重新肯定了“人是衡量一事物的準則”的舊的人本主義學說，維護人民和社會的中心地位及其獨特性，不僅駁斥自然科學型的社會認識，甚至還駁斥了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本身，從而抨擊了異化的和操縱的探究和實踐模式。黑格爾式的異化概念，雖在《反杜林論》中完全沒有涉及，但卻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的核心；這種異化概念實際上象《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樣已處於主導地位。與此同時，象物化和拜物教這樣一些有關的概念，顯然也都成了評價性和道德性的概念。但重點還在於人是主詞而不是賓詞，即人是意識和價值的中心，從而在實質上不同於科學所描述的自然界的其它事物。
　　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完全符合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本身則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而隨著“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必然失去其哲學特性而完全成為科學。相反，在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上不是科學而是哲學，即任何科學都是作為總體化的人本主義哲學觀範圍之內必然組成部分存在的。它的論題是對浪漫主義運動反對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一般文化的反響，它們所繼承的哲學傳統主要是最接近於浪漫主義的哲學德國唯心主義：康德（參看康德主義條目）、黑格爾和人文科學的詮釋哲學。所有這些都一致認為我們所知道的現實並不是不依賴於那種認識而存在的，而是由這種認識（部分）構成的。特別是詮釋學，它抵制經驗論的科學統一的學說，認為了解人和社會的事務不能使用象經驗自然科學那樣的邏輯和方法論，與其說它想要從因果關系上解釋事件還不如說是想要理解觀念和語言的意義。實際上，理解社會的語言是理解這種社會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因為在理解他們自己的語言時，也就是在理解他們的社會，這是沒有任何科學能阻礙的。這種理解的理論的清晰表述並不需要經驗觀察的超然的客觀性，而是需要對探討中的社會活動進行“神入”，甚至參與其中；這種理論的清晰表述比經驗的和科學的表述更富於理性和哲學性。
　　上述趨勢在法蘭克福學派、薩特和當代南斯拉夫持不同見解的哲學家的馬克思主義（體現在《實踐》雜志中）的著作中，都多少有所反映。但在過去的20多年中，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及其對馬克思早期哲學的高度評價，已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特別是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們的譴責。如同意大利的德拉——沃爾佩學派一樣，阿爾都塞也反對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中的黑格爾的和唯心主義的趨勢。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科學，但歷史唯物主義包含著一種需要用分析才能揭示清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如同辯證唯物主義一樣，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科學哲學。不過，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是，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自然科學”，即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先進的自然科學共同具有的世界觀。相反，它是某種較接近於正統的科學哲學觀的東西，即認識論。科學是“理論的實踐”，而哲學是“理論實踐的理論”。然而，在其後來的自我批判中，阿爾都塞限定了這一概念，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盡管仍是科學哲學，但在作為標準和意識形態，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它不同於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相比較，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歷史領域中的政治學”，是“理論上的階級鬥爭”（見“參考書目” ①，第68和142頁）。

　　哲學、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

　　馬克思是作為一個哲學家開始自己的理論研究生涯的，他承認哲學要求在思想領域中所占據的傳統的和確定的最高地位。但即使在其早期階段，馬克思對這種要求以至哲學本身也持批判態度。馬克思不是從其經驗主義形式，即不是從以經驗科學取代先驗的形而上學的角度來接受“哲學的目的”這一觀念的，而是相反，把哲學的目的或目標看作是哲學自身的實現，從而認為哲學的終結或取代是不必要的。然而，他逐漸認識到哲學不是在現實本身中“實現”的，而是以另一種理論形式即科學來實現的。在各種理論中，最接近於現實和最能描述現實的是科學，而哲學是一種甚至使其最深刻的見解也易於受到故意歪曲的理論。因為哲學的本質恰恰是它尋求對概念本身之內的一切（其它）觀念的認可，從而尋求那些構成一般思維的永遠有效和先驗基礎的概念。正是這種探求迫使哲學在先驗的獨斷論與完全的懷疑論之間搖來搖去。哲學的認可是科學不能容許也不需要的某種現象。科學在理論本身中並沒有基礎。實際上，一切理論在物質現實中均有其基礎，而科學則是能認識這一點的唯一理論形式，從而也是能充分描述現實的唯一的理論形式。象哲學這樣的其它理論形式雖由於其物質基礎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那種物質現實，但都是以一種神秘化的方式來表述的。在取代哲學的過程中，科學將占用哲學洞察的內容並把它們改變成比較適合科學本身的形式。
　　馬克思既把這類的考慮和論證融入自己所維護的唯物主義中來反對唯心主義，又在構築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時加以闡明。那種認為馬克思把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哲學來進行維護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使人們確信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因。傳統的唯物主義也許是哲學，但它似乎更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下述觀點：哲學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宗教中的唯心主義，因此哲學唯物主義盡管本身是對哲學唯心主義的一種進步，但它本身作為哲學依然是唯心主義的，它設想的思維基礎不是物質現實而是（超驗的）關於物質現實的不可避免的觀念。從哲學上用以替代總的懷疑論的東西，往往是某種本體論、形而上學或認識論。非哲學的替代及其所承認的物質現實基礎本身就是科學。對科學來說，認識現實是可能的，但任何觀念，盡管深深埋置在概念結構之中，卻並非完全無可爭議的，一切觀念最終都需要依據其是否適合於現實進行即使是間接的、但卻是科學的驗證。
　　傳統的認識論認為，認識是某一主體對已知客體的掌握。這種認識是客體在主體頭腦中的觀念。而在唯物主義看來，客體是示範的“物質材料”或“物質”。假使哲學的傳統出發點處於主體的觀念範圍之內，而且這種出發點一般受“思想方式”的約束，那末就會提出這樣的懷疑問題：這些觀念怎麽會構成對外在於並獨立於觀念本身的物質對象的認識？在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看來，認識的對象不是物質的而是觀念的，即是某一活動的精神產物，精神在其中對象化或異化了。異化包含著喪失和幻覺，即自我的喪失和關於失去的不是精神自身的產物而是某種其它東西的幻覺；而這就為黑格爾關於回覆或調和的歷史的長篇敘述提供了背景，這種認識上的長篇歷史敘述被置於意識範圍之內並導致絕對認識的終極目的。
　　馬克思並不是把這種哲學唯心主義改變成它的哲學的對立物即哲學唯物主義，而是把它改造成一種社會科學的要素。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唯物主義，把物質的概念從物質轉移到（物質的）實踐上來。通過自然科學所獲得的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就是對（這種認識本身所認為的）外在和獨立於意識的客體的認識。但是，在接受哲學唯物主義的大部分內容時，馬克思反對以個人主義的主—客體關系作為這種唯物主義的基礎。他雖然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強調指出認識的實現是一種能動的社會歷史生產過程，但卻賦予它以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認識的內容是從精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而精神活動則是從（物質的）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因此它最終源自於物質資料的經濟生產。這樣，思想和物質這一傳統的兩重性，也就為物質的實踐所中介。物質的實踐是我們認識自然界的恒定不變的條件。然而，對社會科學來說，社會歷史的實踐不僅是認識的不可缺少的條件，而且也是認識的對象（參看認識論條目）。作為科學的認識對象的社會，是實踐的整體結構，其基礎是物質的實踐。雖然我們並不生產自然，當然也不象唯心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用純精神活動生產自然，但我們確實在生產物品和手工制品，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也就不知不覺地生產或再生產了我們的社會關系，從而生產了社會本身。無疑這里存在著異化即存在著一種涉及喪失、幻覺和屈從的關系（但這不是由於自然的對象和活動而是由於社會的對象和活動造成的）。比如，勞動生產出商品，而商品卻被資本占有從而不是成為勞動者的產物而是資本的產物，也就是說是產品支配生產者而不是生產者支配產品。社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異化的產物，成為其成員所無力改變的一種自然的客體。但是，這種異化不應從哲學上理解成是人類狀況的永恒特征，而應從科學的角度看作是某種可以發生變化的現象，而且科學能夠並必然會對這種變化起有效的作用。社會結構的統一體是充滿矛盾的，是一種以矛盾的資本主義方式為其基礎的矛盾的階級結構。在這些矛盾的壓力下，其中以馬克思的科學作為自己的理論意識形態而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最終消滅這些矛盾，使社會置於人的控制之下，並在這一過程中解放自己和整個人類。

　　科學的實在論和辯證法

　　在駁斥傳統認識論的主—客體關系時，馬克思拒絕了它的經驗主義的特殊形式。馬克思這樣做時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概念。這一概念在尋找現代科學哲學的支持的過程中，不僅削弱了經驗主義的基礎，而且削弱了其替代物詮釋學的基礎，並進一步削弱了維特根斯坦在其語言理論中所使用的哲學方法的基礎。在利用和改造體現在柏拉圖著作中極其著名的古代哲學學說時，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經驗外觀，如同自然界一樣，是表面的，並同其主要現實特征相矛盾。正是這些實際的然而卻是表面的外觀（社會參與者們本能觀念所記錄的外觀）被以日常語言概念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明確地介入和影響著社會的理論工作。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理論的真正作用是透過現實的經驗外表來揭示那些既導致現實的“現象形式”又導致現實的基本歷史趨勢的“真實關系”、主要結構及其力量。因此，科學中的理論概念既不可歸結為經驗概念，如經驗主義，也不是由理論家對現實所作的主觀解釋，如唯心主義。科學中的理論概念相當精確地描述了（物質）現實的那些觀察不到的特征。馬克思的科學觀是唯實的（參看實在論條目），最近發展起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集團就論證過這一點（可參看“參考條目” ③和 ⑩）。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發達的科學包括那些既不完全是經驗的也不完全是先驗的概念。它們超出嚴格的經驗證據，但不是“從哲學上”而是“從科學上”作為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現實的概念結構的組成部分而存在或發生的。由此還可以看到，科學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概念的批判和創新。作為一種具有明確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社會實踐的馬克思的科學，使日常語言和現存理論的概念經受批判的檢驗，從而運用智力勞動把這種原材料改造成較適當的理論產物。但由於這些流行觀念是社會本身的組成部分，是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要理解和闡明的對象，因此馬克思的科學在批判地反對這些觀念的同時還力圖通過追溯其物質狀況來解釋它們。馬克思在這點上並沒有屈從於“認識社會學”的強大誘惑，即假定對思想作唯物主義的解釋跟它在認識上的評價是不相容的，從而包含著一種無凝聚力的懷疑的相對主義。相反，馬克思由於從認識上探討了有缺陷的觀念所必需的物質條件，而揭示了社會特別是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認為它是一種神秘的客體，是一種產生掩蓋其基本現實而使其參與者迷惑不解的現象的客體（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的“商品拜物教”）。這種客觀的神秘化是社會據以再生產自身的過程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政治作用，在階級鬥爭中支持統治階級。因而馬克思對其它觀念和理論所展開的科學的批判，其本身也具有政治的作用。他揭露這些觀念和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並在批判它們的同時批判了它們的物質條件，因為“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些需要幻想的處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這樣，馬克思的科學就拋棄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主要原則，即拋棄了科學對其客體而言的價值中立的準則。這種中立的準則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下述主張即認為僅靠理論批判就能改變這些有缺陷的觀念或其神秘化的物質條件並不一致。他的科學是“批判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把這種“批判實踐”活動等同於“革命”（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條），不是與旨在實際推翻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相脫離，而是它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工人階級的觀點來看，馬克思的理論是科學，而且具有認識上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是任何新興階級所共有的，但又是別的階級不能取代的階級所特有的。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不僅與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且也確實需要這種地位。這同阿爾都塞的看法完全不同，阿爾都塞認為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鬥爭”的本質是科學，而不是哲學。
　　辯證法以其唯物主義的形式把這些關系理論化了。從資產階級哲學觀點來看，馬克思所采取的嚴厲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步驟，是把矛盾的邏輯範疇從思想擴大應用到物質現實界。這一步驟既可理解為前述論點的組成部分，也可理解為是異化和拜物教概念的普遍化。無論它們有什麽相似之處，但社會科學在這方面也不同於研究無機現實的自然科學；思想本身是社會科學對象的現實即社會的一部分，因此這種思想不僅需要從認識上（科學上）進行評價和批判，而且需要聯系其物質條件進行闡發理解。塑造物質生活和物質勞動的基本結構和力量，也塑造精神生活和智力勞動。在力求以其明確的內容來反映現實的過程中，思想將以它本身也可能不知道的固有的結構方式來反映物質實踐的現實。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這種可以辨明的聯系，為對觀念的分析提供了某種余地，從而有可能通過一定的方式去揭示現實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供一種可以把對觀念的批判跟對需要這種觀念的（物質）實踐的批判結合起來的渠道。辯證的矛盾觀所範疇化的就是這種統一，而其中的異化則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對科學來說，矛盾是一個關鍵性的範疇，是一個邏輯的範疇，它意味著它所適用的事物具有不合邏輯或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實踐以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辯證的科學看來，矛盾的思想體系由於包含著幻覺和神秘，因而反映了矛盾的、與自身相抵觸的（物質）實踐體系的結構上的不合理性。從根本上來說，造成其參與者思想混亂和迷惑不解的正是那些實踐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馬克思的批判意味著一種不屬於道德範疇而是屬於理性範疇的評價。
　　然而，這些現實的社會矛盾不是“哲學的”，不是人類狀況的永恒組成部分，而是歷史的具體的。這一情況也同樣適用於其它有關的哲學學說。隨著革命消滅了社會的結構矛盾，使這種社會結構的組織將變化得比較合理，較易於受參與者的控制，並較易於為參與者們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的“商品拜物教”）。詮釋學的真實性將得以實現，但不是以其哲學形式來實現的。經驗主義的真實性也是如此，因為科學實在論的真實性被取代了。社會現象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將消失，與其一道的社會的神秘性也不覆存在。對理論即社會科學將不再有任何需要，甚至可能不再需要理論（見“參考書目” ④）。
　　如果這一解釋成立，那麽就會顯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哲學及其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關系的觀點的最終含義。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來說，不僅宗教和哲學，而且整個理論本身，甚至包括社會科學在內，歸根到底都是唯心的。它最需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分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區分以及由此而來的神秘化和異化的社會。科學正在吸收並取代哲學，把它的內容改造成具有較多的唯物主義內容、形式和存在方式的理論，這正是我們當代社會的一個特征。但是，完全的社會唯物主義是某種要以實踐並作為實踐歷史地加以實現的事物，這種社會實踐的可理解性和透明性將使社會唯物主義為其沒有理論的行為者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因而唯心主義，那怕只是殘余，都是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生活的活動方式連在一起的（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8條）。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自我批評論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② 路易·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合著：《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③ 羅·巴斯卡爾：《自然主義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 G.．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
⑤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⑥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⑦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⑧ 費·伊·列寧：《哲學筆記》（1929—1930），1971年英文版。
⑨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J．梅法姆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普列漢諾夫


　　1856年11月29日生於坦波夫省的古達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蘭的特里奧基逝世。他開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時，是一個革命民粹主義的信徒。他反對當時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恐怖主義路線，是最早傾全力於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動家之一。到1878年，他已公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捍衛自己的下述觀點：俄國公社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是，並將繼續是俄國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1882年，他所翻譯並由馬克思作序的《共產黨宣言》出版，次年，他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對民粹主義的長篇論文，並在日內瓦組建了勞動解放社。這個受普列漢諾夫才智支配的勞動解放社是19世紀晚期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中心。它的權威出版物有助於確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並對列寧1914年前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被恰當地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在他所撰寫和編輯的書籍、小冊子和雜志上，不僅對民粹主義作了廣泛的批判，而且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知識界取得支配地位，並概略地提出了支配1914年以前的運動的長期戰略。由於認識到俄國多類型混雜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獨特的和病態發展的特點，所以普列漢諾夫堅持革命必須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應當是進行反對沙皇制度和封建殘余的民主革命。這一民主革命將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加速階級分化，並為第二階段，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提供結社和出版自由的條件。這兩種革命雖然目的截然不同，但在時間上卻並不一定相隔很遠。普列漢諾夫還斷言，由於俄國資產階級的特殊軟弱性，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不得不領導這場民主革命，加之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人數上相對較少，在思想意識上又很落後，因此，它的任務就特別艱巨覆雜。因而，普列漢諾夫要求社會民主黨的知識界發揮重要作用，使工人階級具有組織性、覺悟性和凝聚力。他一貫堅持，沒有“知識界這一革命疫苗”的堅定的能動作用，運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作為一位具有創見和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廣泛的和國際的範圍內所贏得的聲譽僅次於考茨基。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探討了近代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整個發展，並特別強調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成熟思想的貢獻，普列漢諾夫是把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為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個人。他認為這種辯證的和唯物的方法闡明並統一了一切知識，他是把這種方法運用於政治學、經濟學和哲學，而且也運用於語言學、美學和文藝評論的一位先驅者。由於他相信以辯證方式加以運用的經濟決定論是一種完美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的整個使命所必需的，因而強烈反對任何用輸入其他哲學要素來“改良”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因此，他是使馬克思主義“一元論”不受伯恩斯擔及其支持者的折衷主義影響的主要捍衛者。
　　從1905年開始，普列漢諾夫作為俄國社會民主的政治領導者的地位迅速下降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對1905年革命持猶豫態度。於是他愈益獻身於歷史和哲學的研究。他在1914年成了毫無保留的“護國主義者”（即戰爭的支持者）。他在流亡35年後於1917年3月返回俄國。在其余生中，他堅決反對他認為是無原則的布爾什維克的活動，並痛心地認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為時過早並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盡管如此，列寧仍極高地評價他的著作，認為它們是戰鬥唯物主義的，而且這些著作已成為共產國際和蘇聯幾代積極分子的主要讀物。




參考書目

① A．阿舍爾：《巴維爾·阿克雪里羅德和孟什維主義的發展》，1972年英文版。
② S．H．巴倫：《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1963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介於馬克思和列寧之間的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1962年英文版。
④ L．H．海姆森：《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起源》，1955年英文版。
⑤ 格·瓦·普列漢諾夫：《我們的分歧》中的“勞動社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1885），《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894），這兩篇文章均載《普列漢諾夫哲學全集》第1卷，196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898），1940年英文版。


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一詞常常用作研究資源分配和總體經濟活動傾向的經濟學的同義語。就馬克思的用法來看，這一詞的較具體的含義一般是與某些探討經濟剩余的分配及其積累以及探討確定價格、工資、就業和促進積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關問題的作家們的主要著作相聯系的。特別是與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以及像馬爾薩斯、詹姆斯、約·斯·穆勒、麥克庫洛赫和西尼爾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聯系的。馬克思本人明確地區分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但主要是後者。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和1830年之後發展起來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參看庸俗經濟學條目）。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看作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但近些年來讚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家們已把政治經濟學用作激進經濟學的代稱以使它有別於資產階級的或新古典的經濟學。然而，理論經濟學的另一個派別也稱自己是政治經濟學，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進程與市場經濟的經濟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派別的著作認為政治進程會扭曲市場經濟，因此政治進程並不是建立在市場（商品）關系的基礎上的。
　　所有這些派別，盡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卻都源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亞當·斯密著作的關鍵則是被稱之為市民社會的自發的、自我調節的經濟這一思想。正是亞當·斯密的天才發現了有可能把市民社會同政治領域（國家）分開，發現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礙市民社會可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發現市民社會具有達到最大限度收益狀態、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潛力，從而發現了要求產生一種能使市民社會處於獨立於國家狀態的哲學理想。
　　雖然亞當·斯密為後來一些學派和分支的出現奠定基礎，但他的著作卻應當放在適當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個別的早期經濟學家（特別是約翰·洛克和理查·康替龍）以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可以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找到。宗教權力的逐漸削弱造成了需要對各種社會事件作出新的解釋，造成自然科學特別是17世紀牛頓著作的自然科學得以發展的局面，並表明有可能運用科學方法來作出這種解釋。在力圖構築一門關於是社會事件的科學的努力中所產生的一種思潮，就是孟德斯鳩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類學的，但所提出的說明人類社會安排多樣性的“模式”並沒有提供有力的解釋。一群在整個17世紀堅持邊教學邊研究的蘇格蘭哲學家，寫出了一批構成社會學起源的著作，他們把這些著述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弗蘭西斯·哈欽森、亞當·弗格森、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約翰·穆勒、洛德·凱姆斯就是這一派哲學家的主要成員。他們集體地而且是日積月累地提出了人類歷史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關鍵以及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種社會獲得生存的方式。打獵、放牧、種地和經商被認為是四種主要方式，並依據生存方式來解釋各種社會情況──政治權力的性質、道德的發展、婦女的地位、“階級結構”等。這種解釋並不是單一地說明因果；歷史發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線的、單向性的，也不是決定論的。這是一種大膽的思考，並為旅行家們記載的不同社會的情況和希臘、羅馬時代以後的不同國家的歷史記載所證實（參看發展階段條目）。
　　亞當·斯密雖不是最“唯物主義”的蘇格蘭哲學家（約翰·穆勒才是），但卻是最有影響和最有名氣的一位。《國富論》中的四階段理論雖不是最突出的，但這一理論的邏輯卻使斯密把商業與自由聯系起來。商業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是彼此相通決定的。商業可以看作是繁榮的關鍵，但只有不受阻礙的商業追求才能導致最大限度的繁榮。因此，自由又是商業發展的關鍵。在世界範圍內發展並可用流動（即可輸送的）形式來積累財富的商業，使商人不受政治專制的支配，從而增加了發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產業革命初期從事著述的亞當·斯密看到了工業生產的重大意義。工業生產中的分工可使產量和生產率獲得空前的增長。如果能在廣大的市場上出售這種提高了的產品，那麽這種分工就證明是有利的，所獲利潤也可重新投資於進一步的創利活動。在探討分工與市場發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財富增長的過程中，斯密既使經濟學擺脫了重農主義者所施加的農業傾向，又使經濟學擺脫了重商主義者所施加的狹義商業傾向。剩余不只源於土地，獲取財寶（貴金屬）也不再是經濟繁榮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財富可以表現為（能再生產的）可銷售的商品。如果財富的占有者把財富用於進一步提高生產率的投資，則財富就會增長。
　　斯密所提供的啟示的另一個方面是必須讓各個個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幹擾的情況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論證尋求其自我利益的個人也間接和無意識地促進了集體利益這一點時，斯密把市民社會的概念具體地表述為是一種自我調節的、有益的體系。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利益；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一種有秩序的世界；這種秩序不是由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而是由許多個人的無意識的行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領域因而變成了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自主的領域，私有的個人也從市民中分離出來。以前人們曾有種種擔心，即認為如果沒有國家對經濟領域的監督，秩序就可能崩潰，私人利益之間的沖突會引起內戰的爆發；與這些擔心相反，斯密描繪了一幅關於恰恰由於國家不涉足私人領域而出現的一種和諧、友善和繁榮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會被證明是一種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斷進步的體系。鑒於財富是由可銷售的、能再生產的商品構成的，因而作為生產主要動因的勞動（和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的分工）就成了衡量這些商品價值的明顯的尺度了。但是勞動不只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它還被看作是產生價值的起因或來源。然而，如果勞動是價值的來源，那麽人們如何能證明非勞動收入的兩個主要範疇──地租和利潤──是正當的呢？
　　隨後的政治經濟學成果──它們所涉及的範圍廣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會科學——均源於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們是：（1）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2）通過分工和發展貿易進行積累、使經濟增長的理論；（3）重新把財富定義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財寶構成，從而激起了對重商主義政策的批評和對自由貿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體利益協調起來的個人行為的理論，它為實行自由放任和盡量縮小國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綱領；（5）勞動價值論，它斷定勞動既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又是產生價值的來源。
　　李嘉圖雖對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狹義的經濟思想的（2）、（3）和（5）條進行了去粗存精，但卻忽視了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黑格爾在其國家歷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歷史發展的理論和市民社會的概念則源於斯密。馬克思是通過自己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經濟學的。在這里，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與政治社會相脫離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爾通過論證市民社會同政治社會的分離既是基本的社會分離的起源又是歷史進步的障礙，從而力圖從理論上把普魯士世襲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國家。在黑格爾看來，作為私人利益領域的市民社會與作為公共利益領域的政治社會之間的這種矛盾，只能用高於市民社會和處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階級的”途徑來協調。這些就是等級制、官僚政治和世襲君主制。在批判黑格爾理論的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與之對立的普選權、無產階級和民主制三位一體的思想，它能夠通過引入共產主義而廢除市民社會的矛盾，從而促進人類的自我解放。但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作為論點的基礎。馬克思後來的研究脫離了國家理論而轉向研究市民社會運轉的理論，即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
　　無疑，歷史發展的理論在馬克思的手中變成了歷史唯物主義。他的價值論使作為價值尺度和來源的勞動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劇了。馬克思雖然同意積累的理論，但卻力圖運用內在批判的方法使資本主義機能的有利方面成為問題。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證明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個歷史階段──並運用價值論中的矛盾形成階級鬥爭的理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階級鬥爭表現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他力圖證明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絕不會導致集體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導致危機的不斷爆發，並且證明資本家克服這些危機的企圖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將為通過政治鬥爭而實現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於是，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他證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範疇是歷史的，而不是無所不包的。這樣，純粹的經濟學也就變成了與其特定時代有關的經濟學，變成了有時限的經濟學了。但後來的經濟學的發展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馬克思的批判。從19世紀70年代起，新古典經濟學雖然忽視了亞當·斯密著作中的（1）和（5）兩個要點（特別是後一點），但卻吸收了他的關於個人行為和提倡自由貿易的理論，並把它改造成純經濟學。在熊彼得和後凱恩斯派作家使積累的理論再度流行之前，除馬克思主義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視了這理論。英國經濟學在馬歇爾和庇古的影響下曾指出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這一簡單的方程有許多例外，並提出為促進經濟福利應由國家進行幹預的論點。被粉飾為可充分利用資源的經濟能力的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在凱恩斯批判薩伊定律之後再一次成了有爭議的領域（參看消費不足條目）。最近又出現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識的覆活。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鋒芒既被利用來打擊馬歇爾──庇古為克服“看不見的手”失靈的問題而主張實行幹預（特別是對經濟活動進行幹預）的論點，又被利用來打擊凱恩斯關於反對經濟的自我調節性的論點。這一新的古典學派雖通過回到斯密的論點而給自己貼上政治經濟學的標簽，但卻忽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這一覆歸學派的一個趨勢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發揮自由市場的障礙，並力圖使政治從屬於經濟，即按市民社會的形象去改造國家。因此，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市民社會的理論仍然是廣泛有效的。




參考書目

① M．德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頁。
② R．L．米克：“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貢獻”載《經濟學、意識形態及其他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 J．奧馬利：《卡爾·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編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 A．斯金納：“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種貢獻？”，載布雷德利和霍華德合編：《古典政治經濟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1982年英文版。


人口

　　馬克思在《大綱》的導言中對方法進行探討時，認為人口是一個應看作許多規定綜合的具體結果的範疇的例子，要充分理解它取決於先對“比較簡單的範疇”進行闡述或抽象。如果以無差別的形式來考察人口，即不首先考察構成人口的階級，那麽人口就成了無根據的和貧瘠的抽象，因為構成人口的階級本身又取決於構成特定生產方式的剝削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認為“每一種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口規律是“相對過剩的人口”規律。（《資本論》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他在駁斥“牧師”馬爾薩斯的自然主義決定論（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馬爾薩斯的評論見“參考書目” ⑧）時，指出工資的水平與人口的絕對增長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系，認為使工資下降的“過剩人口”並不是工人階級的惡習造成的，而是工人階級為資本進行勞動的產物，工人人口“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資本論》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為工人階級的勞動生產出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作為累積的資本又被利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也是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的），而這些生產資料在以死勞動替代活勞動的過程中擴大了勞動後備軍，確保一部分人口在正常情況下始終超出資本的需要，從而找不到工作。
　　早期資本主義力圖阻止工人在蕭條期間遷移，這就證明了造成和保持過剩人口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英國在1815年之前，是不允許從事機器工作的技工向外遷移的，那些企圖這樣做的技工受到了嚴厲的懲處；而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棉荒”期間（當時大量的棉工失業），工人階級關於要國家通過援助或國民自願捐款資助郎卡郡的多余人口外遷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絕。相反，“他們被關進棉紡織工業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他們仍然是‘郎卡郡棉紡織企業主的力量’”。（《資本論》第1卷，第63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工資只是提供給就業的人的收入，但又必須養著失業者以構成今後剝削可隨時得到的過剩人口，這就是工資形式的基本矛盾。現代國家已力圖提供旨在維持遠低於就業者生活水平的失業津貼來克服這一矛盾。但是，正如關於國家福利津貼的爭論所表明的（見“參考書目” ④），福利津貼並沒有消除矛盾本身，這些矛盾依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人口規律的反映。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提出較充分的人口理論，庫恩茲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是個明顯的例外。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口的增長以及人口的分布是由勞動的需求決定的。在表述這一論點時，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蘇聯人口學家特別是烏爾蘭尼斯的著作；烏爾蘭尼斯依據經濟發展分析了歐洲的人口增長，並特別強調19世紀最後25年期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與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過渡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庫恩茲對這一說法提出了某些批評，認為它沒有超出“與勞力需求據以支配勞力供應的因果聯系或方式相關的”交互作用的範圍（見“參考書目” ③，第133頁），並進一步詳細分析了勞動需求及家庭的不斷變化的經濟職能。
　　馬克思主義者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人口問題也較少注意。但米雅蘇（見“參考書目” ⑨）認為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存在的家庭單位依然是這樣一種唯一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即通過支配作為“活的再生產資料”的婦女而從事社會組織不可缺少的組成要素的人類肉體再生產的組織。資本主義生產依然通過宗法家庭而與這種尚留有痕跡的形式聯在一起，但這種聯系現正被婦女和未成年人的解放所切斷，使家庭單位失去了其直接向資本剝削提供勞動力的能力。曾一度是“自由勞動者”的再生產所不可缺少的宗法家庭正逐漸被取代，這樣自由勞動者就變成了總的異化的條件。米雅蘇能夠正視勞動力變成資本主義條件下產生的“真正商品”這一事實。在他看來，這造成的極權主義的情況遠比最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幹預家庭所造成的情況要野蠻。
　　歷史學家一直從另一個角度關心人口變化的影響。馬克思本人在《大綱》（“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中談到了人口增長和移民（以及戰爭）在早期社會（如羅馬）發展中的重要性。最近，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都參與了關於人口的變化在西歐的“封建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過渡中的重要性的重大討論。（見“參考書目” ②和專題論文集，載《過去和現在》第70—80，85，97期，同時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參與爭論的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見“參考書目” ⑥）認為人口統計方面和其它方面都是重要的，不過這些都應放到“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危機的背景中去考察；他還得出目前的研究還不能提供明確的答案的結論，“因為關於人口、生產和商業的量的證據還不充分”。
　　像米雅蘇一樣，恩格斯也認為對自然界的不斷控制和生產力的發展都需要有更多的勞動力投入，因而需要對人的生產進行更大的控制。在回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所提的關於人口過度增長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批評者也常提到這樣的問題）時，恩格斯指出：“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象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麽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作到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頁）。列寧（見“參考書目” ⑦）對他稱之為“反動和貧乏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持極端反對的態度，而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口學家一般都強烈反對馬爾薩斯主義。但是，蘇聯和東歐的實際人口政策大都受實際考慮（包括勞動力的需求，擔心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支配。（見“參考書目” ①）。然而，在中國，迅速增長的人口已導致采取減少人口出生率的有力措施，當然這也多半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參看再生產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約翰·F·貝 濟梅爾斯：《社會主義的人口政策──蘇聯和東歐人口統計學趨勢的政治含義》，1980年英文版。
② 羅伯特·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③ 悉尼·H·庫恩茲：《人口理論和經濟解釋》，1957年英文版。
④ &·德·布律諾夫：《國家、資本和經濟政策》（1926），1978年英文版。
⑤ F．埃德霍爾姆、O．哈巴斯和K．揚：《不斷概念化的婦女》，1977年英文版。
⑥ R．H．希爾頓：《封建主義的危機》，1978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主義》（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納德·&·米克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馬爾薩斯》，1953年英文版。
⑨ C．米雅蘇：《未婚女子、膳食和金錢──資本主義和家庭》（1975），1981年英文版。
⑩ 《過去和現在》，1978、1979和1982年刊載的關於“西歐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討論。
⑪ B．T．烏爾蘭尼斯：《歐洲人口的增長》，1941年俄文版。


民粹主義

　　這是一個用於稱呼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運動、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具有多種含義的概念。要想提煉出民粹主義的一般概念，往往是徒勞之舉。但是，我們可以有效地區分出使用這一術語的四種主要含義。
　　第一，民粹主義是指19世紀最後20年期間向北美南部和西部農業地區出現的激進運動。它主要表達了美國鄉村中占主導地位的獨立農場主（他們並不是農民）的要求，反映了他們對經濟權力特別是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機商和鐵路公司集中的懷疑。他們還關心財政政策特別是貨幣改革的問題，要求有鑄造銀幣的自由以防止農產品價格下跌。
　　第二，是俄國的民粹主義，它是這里所要談的最重要的一種，因為它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爭論密切相關。文圖利在一本權威性的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中，把冠以民粹主義標題的運動都包括了進去，其範圍比後來的權威著作（見“參考書目” ⑦）所要列入的要廣泛。俄國的民粹派運動受到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啟發，其策略則來自拉甫羅夫、巴枯寧和特卡喬夫的思想。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間去”的運動中，後來又反映在19世紀70年代的爭取“土地和自由”的運動中，據文圖利看來，19世紀80年代的“民意黨”運動的（精英統治論）恐怖主義則使它們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普列漢諾夫和追隨他的最近的一些權威（比如瓦利斯基）則認為，民意黨是對民粹主義本質的否定。俄國民粹主義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一種廣泛的思潮──一種內部就有區別，既對革命的個人和運動又是對非革命的個人和運動有影響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實現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認為俄國可以而且應當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而依靠農民公社和小商品生產的力量去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的民主的社會；它反對大規模的生產組織。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曾對俄國民粹主義思想的形成有過很大的影響。《資本論》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義者尼古拉·丹尼爾遜譯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識分子都認真學習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但是，與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義者只把馬克思的著作解釋為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異化後果的毀滅性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社會進程。俄國可以避免經歷資本主義，因為那里存在著可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潛在基礎的農民公社（參看俄國公社條目）。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立即駁回這一觀點，他給維·查蘇利奇關於這一問題的覆信（1881年3月8日）和《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證明了這一點；在那里，馬克思承認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的話，那麽俄國公社便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1頁）。
　　列寧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把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是小生產者特別是農民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因為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損害，但他們又想消滅封建社會制度。列寧雖把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特點歸結為經濟浪漫主義，歸結為一種向後看的、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但卻反對片面地譴責民粹主義，這些在他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徒盧威的辯論中都有所反映。列寧還區分了早期民粹派運動和作家的較激進、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識的形態，和後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這樣的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右翼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的主要代表。列寧寫道：“由此可見，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綱領整個地推翻是根本不對的。應該把它的反動方面和進步的方面嚴格地區別開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頁）。
　　第三，民粹主義一詞是指拉美一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這些國家中，民粹主義是弱小的本地資產階級用以同各從屬階級結成反農業寡頭聯盟的政治戰略，其條件是為促進工業化而不讓這些從屬階級發揮獨立的作用。這種做法從意識形態上說，是同以農業運動為基礎、反對國家統治力量的民粹主義的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拉美民粹主義的範例是瓦加斯及其後繼者領導下的巴西的民粹主義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但應補充指出的是，這一術語在拉美的每一個國家和其它地方實際上一直用得相當隨便並不那麽嚴格，可用於國家權力的形形色色的結構及其在人民群眾中的基礎。這個意義上的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動員下層社會集團支持的動聽言辭和控制“邊際集團”的操縱本領。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國家的作用。不過，它基本上還是靠這樣一種政策來展開的，這種政策的基礎是由一種巧妙的恩賜制度所鞏固的領導人的個人感召力和對他個人的效忠。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綱領也是非特定的。它認為社會區分為有權力的群眾與反對群眾的有勢力的小集團。但是，階級沖突的思想並不是民粹主義宣傳的內容。它所頌揚的是作為群眾保護者的領導人的作用。這樣一種政治戰略與其說是民粹主義還不如說是個人至上論，而按這種形式它就與法西斯主義有某些類似之處和聯系了。
　　最後，我們也可以認為民粹主義是指一種國家意識形態，但卻是一種信奉類似於俄國民粹派的關於社會和民族發展觀點的意識形態。奉行這種民族發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貫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亞，它追求一種以農村為基礎的小規模發展戰略，避免大規模的工業，至少在口頭上鼓吹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然而，由於置身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網絡中，它發現很難完全擺脫資本規律的支配和無視這些規律而造成的不利後果。




參考書目

① G.．約尼斯庫和E．蓋爾納合編：《民粹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② G．基欽：《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發展和不發展》，1982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什麽是人民之友》（1883），196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1894），1960年英文版。
⑤ 托爾誇托·迪特拉：“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和改革”載克勞迪奧·貝利斯編《拉丁美洲的變革障礙》，1965年英文版。
⑥ F．文圖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⑦ A．瓦利斯基：《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論》，1969年英文版。
⑧ F．C．韋福特：“巴西的國家和民眾”，載I.L.霍雷維奇編《拉丁美洲的群眾》，1970年英文版。


實證主義

　　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被公認為是實證主義或“實證哲學”的創始人。孔德的主要學術和政治研究課題是把自然科學的方法擴大到社會研究中去，即創立科學的“社會學”。他的科學方法觀是進化論的和經驗主義的。每一門知識都經歷了三個必然的歷史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最後的“實證的”或“科學的”階段。在這最後的階段，要擯棄探討現象終極的或感覺不到的原因，以有助於尋求可感現象的像法則一樣的規律。與現代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家一樣，孔德致力一種解釋的“總規律”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解釋與所預言的事物是對稱的。現象的可預見性反過來又是確定支配現象的條件，而這就是有可能使用技術和工程學科學的原因。
　　根據孔德的看法，由於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原因，人文科學沒有過渡到“實證的”或科學的階段，但這種過渡現在已提到歷史的日程上來了。本質上是批判的因而是“否定的”啟蒙運動哲學雖十分清楚如何埋葬舊的社會制度，但新的制度的鞏固卻需要把實證哲學擴大應用於人類本身的研究。人文科學的領域一旦置於經驗科學的研究範圍，理智上的混亂狀態就不覆存在了，新制度的秩序也將從取得一致認識這一事實本身中獲得其穩定性。認識社會的規律將能使公民了解可進行改革的範圍，而政府則可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作為漸進而有效的改革的基礎，從而進一步確定認識的一致性。新的社會制度──科學的工業社會──將以科學作為自己的世俗宗教，其功能則與舊的社會制度的天主教相似。
　　實證主義雖成了某種有組織的、國際政治和學術運動，但其中心論題在當今社會中的影響遠比任何特定運動要大。維也納學派的更有力、更系統的“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雖已成為20世紀經驗哲學中的最有影響的趨勢，然而直到最近幾十年，把自然科學方法（經驗主義哲學所解釋的方法）擴大運用於社會科學的課題仍然一直是這些學科的主要思想趨勢。有關社會發展的進化的或“分階段”的各種理論都具有明顯的實證主義的歷史淵源，而且也一直有巨大影響，在這種理論中財產形式和社會關系中的差異都從屬於被認為是決定性的技術的現象。
　　在馬克思主義本身範圍之內，從哲學上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科學和主張把這種科學與革命的政治實踐統一起來，就可能導致實證主義的或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的奧托·紐拉思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發展經驗的社會學。這種經驗的社會學提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作為有計劃的重新組織社會生活的基礎。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看作是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而社會重新組織的規模越大，它對社會學理論的促進也就越大。反形而上學的和反神學的經驗科學的趨勢及其有關世界觀曾使當時的統治階級感到不快。把經驗科學擴大運用於社會同樣也會受到今天統治階級的抵制，因為統治階級是依賴宗教和形而上學在群眾的心目中制造假象的。紐拉思的科學觀與維也納學派其他成員的科學觀一樣，是同經驗的預測從而同技術是緊密相連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與實踐之間的聯系就可以理解為一種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學”事業。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就是以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社會工程學的實踐相聯系的經濟科學的這種看法為基礎的，但類似的觀念在形成斯大林主義的形式來說，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地位是通過“科學的世界觀”來確立的，這種科學的世界觀有效地使其基本主張教條化，並使依據歷史的“鐵的規律”而進行的專制的技術統治合法化。
　　“批判理論”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就屬於對以“社會工程學”觀點看待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理論進行批評的最重要的批評家的行列。真正解放的社會理論將是反省的和解釋性的，它注重的是現實環境之外的潛在因素，而不是恭順地束縛於對經驗的現實的描述。像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爾這樣一些思想家認為，當代社會人類統治的最有力的形式就依賴於技術統治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正是實證主義的遺產；他們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發現了“潛在的實證主義”（見“參考書目” ⑧）。因此，依據馬克思主義傳統創立的理論，只有隨著它不再把自身看作是科學並放棄這種觀念所從屬的技術統治意識形態，才能成為解放的理論。當然，人們也可以反駁這些批判的理論家，說他們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並不十分嚴密。第一，他們對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綱領的拒絕是建立在沒有充分批判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的。第二，他們也像實證主義者一樣，認為科學與“技術理性”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系。這里可爭辯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特貢獻就是一直企圖發展一種既是客觀的又是解放的科學觀，而且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爾也確實承認批判的自我反省需要用綜合，即科學傳統提供的那種因果分析來進行補充（參看認識論；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S．安特萊斯基編：《孔德的本質》，1974年英文版。
② A．J．艾爾：《語言、真理和邏輯》（1939），1964年英文版。
③ T．本頓：《三種社會學的哲學基礎》，1977年英文版。
④ A．吉登斯編：《實證主義與社會學》，1974年英文版。
⑤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⑥ 哈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奧·紐拉思和R．S．科恩合編：《經驗主義與社會學》，1973年英文版。
⑧ A．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1年英文版。


實踐

　　這一概念一般是指行動、活動；而按照馬克思的含義則是指自由的、普遍的、創造和自我創造的活動，通過這種活動創造（制造、生產）和改造（塑造）自己歷史的人類世界及人自身；實踐是人所特有的活動，由於有了實踐人才區別於一切其他生物。在這個意義上，人可以看作是實踐的生物；由於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因而馬克思主義可以看作是“實踐”的“哲學”（最好是“思想”）。這一詞源於希臘，而根據洛布科維奇的說法的，它是指“自由人所可能從事的任何一種活動；特別是指各種商業活動和政治活動”（見“參考書目” ⑤，第9頁）。這一詞由希臘文演變成拉丁文，從而成為現代歐洲的語言。在進入哲學領域之前，這一詞在希臘神話中既用作地位低微的女神的名字又具有其它許多含義。另一位現代作家法伊·韋爾頓（他在1978年把實踐用作一部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對實踐作了如下的解釋：“實踐意味著轉折點、頂點、行動和亢奮；有些人則認為應指女神本身”。這一詞雖是早期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哲學中所使用的，但它的真正哲學史卻始於亞里士多德，他力圖賦予它以更貼切的含義。比如，他雖有時用其覆數形式（praxis）來描述動物的生命活動乃至星辰運動，但卻堅持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只適用於人類。他雖有時用這詞表示一切人類活動，但卻認為這一詞應只看作是人的三項基本活動中的一項（其它兩項活動是理論活動和制造活動）。這是為具體區分科學或知識而提出來的，根據這種區分，有三種基本知識即理論知識、制造知識和實用知識；這些知識又依據其目的進行區分，理論知識是真理，制造知識是生產某種東西，實用知識則是行動本身。實用知識又細分為經濟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行動。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由於既與理論和制造知識相對立，它本身又分為經濟學、倫理學和政治學，因而看來是相當嚴密的，不過他並不是嚴格地拘泥於這一概念。在好幾個場合下，他都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作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對立，據此看來他似乎把制造包括在實踐之中或把制造當作某種次要的東西而不予置理。然而，他有時似乎又把實踐限於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範圍（不考慮經濟學）或只限於政治學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倫理學又包括在政治學之中）。此外，他有時似乎又把實踐等同於與壞的實踐相對立的好的實踐。然而，如果把所有上述覆雜的說法看作是一種混亂，那就不恰當了；這些表述恰恰反映了對各種問題的覆雜性的深刻理解。
　　在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學派中，究竟是把一切人類活動區分為兩種還是三種，這個問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把活動劃分為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而這種兩分法也為中世紀的經驗哲學所接受了。由於很難對諸如醫學或航海這樣的應用科學和技藝（這些似乎既不適合於放到理論科學也不適合於放到實踐科學中去）進行分類，所以休聖維克多提出把技藝作為第三種要素（除理論要素和實用要素之外），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響應。然而，在題為《實用幾何學》的短篇論文中，他又提出區分理論的幾何學和“實用的”幾何學，從而提出在“應用”的意義上使用“實踐”一詞；這一建議立即被廣泛接受了；這樣，把“實踐”看作是“對理論的運用”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今天。弗蘭西斯·培根賦予這一意義上的實踐概念以重要地位，並同時堅持認為真正的知識是能在實踐中收效的知識。不管是否同意培根的看法，但介於培根與康德之間的這一時期的許多哲學家都持有類似的實踐知識觀，即都把它看作是有益於生活的應用知識。比如，達蘭貝爾在其為《百科全書》所寫的序論中，就把所有的認識分為三種：“純實踐的”、“純理論的”和那些試圖“從其對象的理論研究中得出可有利於實踐的”認識。不過，在其他許多作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關於實踐的知識是獨立的人類活動本質的知識（特別是倫理的和政治的知識）的觀點。比如，洛克就對所有的知識和科學作了三重區分，即物理學、實踐學和符號學，並把實踐學定義為“教人如何可以正確的運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動，以求得良善和有用的事物。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倫理學”（《人類理解論》，商務印書館1959年中文版，第721頁）。
　　我們在康德那里，可以看到他對兩種傳統的觀念作了修改：（1）實踐是對理論的運用，即“運用於經驗中所碰到的情況”;（2）實踐是人在倫理上相應的行為。第一個概念在康德的《談談“道理上可以說得過去的，可是實踐上卻行不通”》這句俗話的論文中，顯得特別突出。第二個要領，對康德則更為重要，是他區分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基礎，也是他把哲學相應地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基礎。比如，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區分了“理論的認識”和“實踐的認識”，理論的認識是我藉以知道“存在什麽”的認識，而實踐的認識則是我據以想象“應存在什麽”的認識。當康德堅持認為知識可以看作是與理論的或思辨的知識相對立的實踐知識時，上述實踐觀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寫道：“實踐的認識或者是（1）絕對命令並迄今與理論認識相對立；或者包含（2）潛在的絕對命令的前提並迄今與思辨認識相對立”（參看《邏輯》，1800年德文版，第96頁）。另一方面，康德又支持認為盡管區分為理論（或思辨）的理性和實踐的理性，但理性“歸根到底是同一個東西”。理性的統一是通過把實踐的理性（或理性的實際運用）置於理論（或思辨）的理性之上來實現的。“一切都涉及到實踐”，而“道德”則是“絕對的實踐”。康德關於哲學區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觀點在費希特那里又得到了改進和補充。費希特比康德更強調實踐哲學的重要性。而謝林則力圖找到更高的、第三種“既不是理論的又不是實踐的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因素。
　　黑格爾像謝林一樣，承認要區分理論和實踐，把實踐置於理論之上，並認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必須通過第三種更高的因素來實現。然而，他認為康德哲學的基本缺陷之一是把“絕對形式的要素”外化為體系的各個獨立部分。因此，黑格爾拒絕把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而是在自己的體系中依據不同的原則把哲學分為邏輯、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則再現於上述三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之中（和在更高的綜合中被不斷地超越）。這樣，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就在純思維（邏輯）領域、自然領域（具體地講就是有機生活領域）和人類現實領域（即“有限精神”領域）中具有同樣的地位。邏輯領域中所闡明的區分在自然領域中的實現並不完全，而在人的現實領域中的實現才是充分的。至於運用於作為主觀精神和作為個體的人來說，理論和實踐就是有限精神的兩個組織要素了。個體的實踐雖高於理論，但兩者都不是“真實的”。理論和實踐的真理是自由，這在個體水平上是不能實現的，而只能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機構的水平上即在“客觀精神”領域中才能實現。這一點可以為人們所充分了解，因而這種自由只有通過藝術、宗教和哲學在“絕對精神”領域中實踐。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實踐雖成了絕對真理的要素之一，但同時卻失去其獨立性。首先提出把絕對真理這一要素從體系中排除出去並反對黑格爾的主張的，是黑格爾分子采什可夫斯基；他雖捍衛絕對真理的黑格爾體系，但卻認為這種真理必須通過“實踐”或“行動”來實現。（參看采什可夫斯基的《歷史哲學引論》）。馬克思是否讀過這本書，不得而知，但他的朋友莫澤斯·赫斯深受這本書的影響。比如，在《歐洲的三頭政治》（1842年）和《行動哲學》（1842年）中，赫斯就曾提倡過實踐哲學，並堅持認為“精神哲學的任務，現在在於變成行動哲學”。在馬克思那里，實踐的概念成了新哲學的中心概念，這種新哲學並不想繼續作為哲學存在，而是想以新的超哲學思維和在對世界的革命改造過程中超越自身。馬克思雖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充分地闡述了自己的實踐觀，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也意義深遠地表述了這一點，但這種思想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預示了。比如，在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第1部分、第4節）中，他就堅決主張哲學必須具有實踐性。“一個本身自由的理論精神變成實踐的力量，並且作為一種意志走出阿門塞斯的陰影王國，轉而面向那存在於理論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現實，──這是一條心理學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頁）。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他則宣稱實踐是真正哲學的目的（即是思辨哲學批判的目的），並把革命看作是真正的實踐（原則高度的實踐）。
　　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他對人的看法，認為從“肯定”還是“否定”的形式來看，人都是自由創造的實踐的存在物，所謂“否定”就是通過批判實現人的自我解放。至於“肯定”的方面，馬克思則寫道：“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頁）。這里的實際生產的意思是通過比較人的生產和動物的生產來進行闡述的：“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同上，第96-97頁）。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有時似乎認為理論應被看作是實踐的形式之一。但接著他又重申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並堅持實踐在這種關系中的首要地位：“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實踐或“革命的實踐”就成了中心概念了。他寫道：“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頁）；同樣，“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通常把“勞動”與“實踐”對立起來，並明確地把“勞動”描述為“實踐的人的活動的異化行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頁）；但他有時又矛盾地把“勞動”用作“實踐”的同義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強烈主張“勞動”與他以前稱為實踐的東西之間存在著對立，並認為一切勞動都是人的生產活動的自我異化形式，應當“消滅”這種異化形式。以前稱之為實踐的人的活動的非異化形式，現在稱之為“自主活動”，盡管用詞上有這種變化，但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並未改變：“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5頁）。這一思想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都未改變。
　　由於種種原因，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長期以來不是被忽視，就是被曲解。曲解始於恩格斯，他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宣稱馬克思有兩大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剩余價值論。這導致了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馬克思不是哲學家，而是歷史科學的理論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廣泛流傳開來的關於實踐的論點（也是由於恩格斯）只有一個，即實踐是獲得可靠認識的保證，而且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恩格斯對這一論點的表述如下：“但是在有論證之前，已經先有了行動。‘起初是行動’。……對布丁的檢驗在於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86頁）。同樣，“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1頁）。這一段話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對實踐作了一個廣為流傳的解釋，即實踐是實驗和工業。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捍衛並闡述了把實踐看作是反對不可知論的主要論據和看作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的上述觀點。正如列寧所說的“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但列寧力圖以較靈活的方式來解釋這一點，他說“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像”（《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頁）。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也像恩格斯那樣，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和經濟理論需要以重新解釋了的舊的哲學唯物主義作為基礎。因此，他們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學說，並最終被斯大林奉為經典。在其著名短文（《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譯者注）中，斯大林引用了恩格斯關於實踐和布丁的著名論斷並堅持作為認識論的基礎和標準的實踐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他又力圖證明理論對實踐的重要性，具體地講就是辯證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活動”的原則。毛澤東在好幾個場合也談到了實踐，並在其《實踐論》（1937年）中引用了列寧的話（也有引用斯大林的），力圖闡述“知行統一”觀，並把實踐看作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參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1—286頁）。
　　拉布里奧拉似乎是第一個受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影響的人，他力圖把馬克思主義解釋成“實踐的哲學”，並以此稱呼馬克思主義。葛蘭西仿效拉布里奧拉的做法（而這一做法卻受到讓蒂爾和克羅齊的對馬克思的批判的挑戰），也把馬克思主義稱為“實踐的哲學”，並力圖按馬克思的精神去進行闡述，有時甚至偏離了馬克思本人的精神（比如，他讚揚十月革命是一場速反馬克思《資本論》的革命，即反對馬克思著作中的決定論因素）。但葛蘭西所闡述的實踐哲學是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寫成的，因而缺少系統性，有時甚至自相矛盾（如回到恩格斯的把實驗和工業看作是實踐的觀點那里去）。在早些時候，實踐的哲學從盧卡奇的著作中獲得巨大的動力。盧卡奇嚴厲地抨擊了恩格斯的實踐觀點：“恩格斯的最大誤解在於他認為工業和科學實驗的行為就是辯證的、哲學意義上的實踐。實際上，科學實驗就其最純粹的方面來說只是直觀”。（見“參考書目” ⑥，第132頁）。根據盧卡奇本人的說法，實踐的概念是他的著作“主要關切”的概念，但他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很分散，因而並不像他對恩格斯的解釋的批評那麽清楚。盡管他後來在自我批評中說他本人對革命實踐的看法“與其說是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相一致，還不如說是與共產主義左翼流行的救世主式的烏托邦思想相一致”（《歷史和階級意識》，1971年版新序），但不管怎樣，他對實踐的闡述大大地促進了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科爾施在其20年代的著作中，也斷言馬克思主義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哲學”，他這種看法的依據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確切地說是“革命的批判”和“實際的革命變革”的統一，這兩方面都被認為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行動。”（見《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但不同於盧卡奇，科爾施對流行的關於“實踐”的解釋基本上是滿意的，並以讚同的態度引證了恩格斯關於實踐就像檢驗布丁的辦法是吃的觀點。馬爾庫塞在20年代後期（主要受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一書的影響）和30年代初（受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出版的影響）也獨立地闡述了實踐概念。比如，馬爾庫塞（在1928年的《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學》中）就曾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給自足的科學理論，而是“社會行動的理論、歷史行動的理論”，再具體一些，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革命批判的理論”。他確定了“激進的行動”和“革命的實踐”的概念，並探討了實踐、革命實踐和歷史必然性之間的關系。在後來（1933年）寫的一篇論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對“實踐”概念本身及其與“勞動”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探討，這現在依然是對實踐所作的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之一。在這里，馬爾庫塞把“實踐”等同於“行”，並把“勞動”看作是實踐的一種特殊形式。人確保自己簡單生存不只通過實踐（玩也是一種實踐），而且要通過作為活動的實踐，這是“人的存在實踐本身”必然“要求”的一種特有的形式。在闡述“並非一切人的活動都是勞動”的觀點時，馬爾庫塞恢覆了馬克思關於“必然王國”（物質的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由王國”的區分。馬爾庫塞認為，在“必然王國”範圍之外，人的存在雖然依然是實踐，但自由王國的實踐卻根本不同於必然王國的實踐；它是形式的實現和存在的充實並且有自己本身的目標或目的。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南斯拉夫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其力圖擺脫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的錯誤解釋和恢覆、以展馬克思的最初思想過程中，逐漸把實踐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的中心概念。根據他們的解釋，馬克思把人們看作是實踐的存在物，把實踐看作是自由、創造和自我創造的活動。更具體地說就是，某些南斯拉夫哲學家認為馬克思使用的“實踐”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實用”、“制造”和“理論”；然而，並不是一切的“實用”、“制造”和“理論”都是“實踐”，只有這三方面中的“好”的才是“實踐”。因此，實踐並不是與“制造”或“理論”相對立，而是與“壞的”、自我異化的實踐相對立。好的實踐與壞的實踐之間的區分並不是倫理意義上的區分，而是基本本體論的和人類學上的區分，或是元哲學的革命思維的區分。因此，他們不是談論好的和壞的實踐，而是喜歡談論真正的和自我異化的實踐，或只談論實踐和自我異化。他們於1964年創辦的《實踐》雜志的第一期就專門討論了實踐的概念。
　　實踐的概念在最近的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勒費弗爾和科西克，見“參考書目” ④和 ③）特別是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著作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對他們來說，盡管對“理論”（特別是“批判理論”）的重視勝過對“實踐”的重視，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始終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一個問題。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後期代表人物哈貝馬斯，他力圖用一種新的方法來闡述實踐的概念。他把“勞動”或“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跟“相互作用”或“交往行為”作了區分：前者是“達到某種目的的行動或理性的選擇，或兩者的結合……它們都受基於經驗知識的技術統治的支配”或者受基於分析知識的戰略的支配；後者是“象征性的相互作用……它受具有約束力的交感準則的支配”（見《走向合理的社會》，1970年英文版，第91—92頁）。根據哈貝馬斯的看法，馬克思所理解的社會實踐雖然包括“勞動”又包括“相互作用”，但馬克思往往把“社會實踐”歸結為“實踐的要素之一即勞動”（見《走向合理的社會》，1970年英文版，第91—92頁）。
　　最後，簡單提一下某些現存的爭論。雖然人們一般都同意實踐的概念應只限於人類，但對於應當如何運用這個概念卻存在著爭論。某些理論家認為實踐是人的本質或行為的一個方面，因此應由某些專門的哲學學科（如倫理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認識論等）進行研究，但其他理論家則認為實踐反映了人的活動的一切形式的特征。後一種觀點有時被稱為“人類學馬克思主義”（這種稱呼暗帶批判性），但某些同意這一觀點的人也認為實踐的概念與其說是人類學的不如說是本體論的，它超越作為分離活動的哲學而成了某種更普遍的“革命的思想”。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能對實踐的概念界定或闡述的程度。比如，某些人認為由於這一最普遍的概念可用於界定一切其它概念，因而它不能界定自身；而另一些人則堅持認為雖然它非常覆雜，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分析和界定的。對實踐的界定範圍很廣，從認為它只是人用以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人類活動到認為它是能夠產生自由概念、創造性、普遍性、歷史、未來、革命等各種覆雜的活動。那些把實踐界定為自由創造的人的活動的人們，由於提出一種純“規範的”和“不現實的”的概念而不時受到批評。如果我們所指的“人”是現實存在的人，“實踐”是指人類實際所做的事，那麽很明顯，人類歷史往往就存在更多的不自由和不確定性，而不是相反。然而，作為對這種批評的回答，人們認為自由創造活動的概念既不是“描述性的”又不是“規範性的”，而是反映人的本質性的潛力；是某種既不同於簡單地是什麽，也不同於單純的應是什麽的事物。
　　某些認為實踐是自由創造活動的人，業已發展到把實踐定義為革命的地步。人們反駁這一點說，這又恢覆到實踐是一種政治行動的觀點上去了；但堅持這一觀點的人則認為不應把革命理解為一種政治行動，甚至也不應僅僅理解為激進的社會變革。按照馬克思的精神，革命應看作是對人和對社會的一種激進變革。它的目的是消滅自我異化，創造一種真正的人和人的社會（見“參考書目” ⑧）。




參考書目

① 理查德·伯恩施坦：《實踐和行動──當代的人的行動哲學》，1971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論卡爾·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③ 卡爾·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1963），1976年英文版。
④ 昂利·勒費弗爾：《元哲學緒論》，1965年法文版。
⑤ 尼古拉斯·洛布科維奇：《理論和實踐──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思的一種概念的歷史》，1967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從富裕進入實踐──哲學和社會批判》，1974年英文版。
⑧ 加約·彼得洛維奇：《哲學和革命》，1971年德文版。
⑨ 沃爾迪特里希·施米特—科瓦齊克：《社會實踐的辯證法》，1981年德文版。
⑩ 格爾森·S·舍爾：《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不同見解》，1977英文版。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1886年生於俄國的奧廖爾省，1937年逝世。17歲時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起初在烏拉爾為布爾什維克工作，直至內戰結束。1920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並在一個短時期內成為黨的三位書記之一。從1923年至1927年，他是黨內連續出現的左翼反對派的主要經濟理論家，要求更加重視工業化，並把國家經濟上的困難同斯大林領導下的黨內生活中的官僚主義聯系起來。隨著工業化的不斷加強，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原左翼反對派中最早與托洛茨基決裂並試圖與斯大林修好的人之一。他被批準重新回到黨內，但在1931年又被開除，1932年再一次回到黨內，並在1934年聲明放棄他在20年代的立場，但1935年他仍被捕入獄，1937年在獄中被槍決（見“參考書目” ⑦）。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結合孤立和落後農業經濟的條件來論述通貨膨脹和工業化資金問題，並以這方面的著作而著稱。蘇維埃經濟一旦從戰爭和內戰中得到恢覆，顯而易見，要提高工業生產能力就需要相當數量的投資，投資對收入產生的影響在預期效果實現之前早就會感受到。隨之發生的由通貨膨脹造成的不平衡就會威脅工農聯盟，對1921年列寧制定的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帶來的危害。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論證說，這種由通貨膨脹引起的不平衡是到處存在的。土地革命已造成了農戶型農業的結構，農民習慣於自給自足，僅僅對用他們的剩余產品到城鎮交換工業品感興趣。因此隨著經濟恢覆到1913年的生產水平，對工業品的需求就會大大增加，而這是工業生產能力的增長所不能滿足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強調指出：“按戰前的比例來維持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市場份額之間的平衡……意味著明顯地破壞農村的實際需求與城鎮商品生產之間的平衡”（見“參考書目” ⑧）。工業投資要在長時間內才會導致工業生產能力達到所需要的增長，而在短暫的過程中只能加劇工業生產能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要擴大重工業生產能力，就需要進行大量投資，但這要從工業部門本身來籌集是不可能的，這種資金的數量太少，由於政治上的聯合抵制和用農產品出口換取進口的能力有限，這種投資也不可能依賴外來資金。因此，農業部門必須承擔起不斷增長的投資的重負。這就要把農民消費的過剩部分用於投資，而這樣也就同時解決了蘇維埃經濟由通貨膨脹而引起的不平衡。國家貿易壟斷將代替市場機制，以低價購入農產品，以高價售出工業品，從而使國家工業和私人農業之間的交換有利於前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最後部分（特別是第24章）中的原始積累來進行類比，把這種通過國家壟斷價格政策的不等價交換機制稱之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積累的方法上也是相同的。這種政策還會沈重地打擊農民中的富裕階層，從而抑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遭到布哈林的反對，布哈林論證說，除非是在平等交換的基礎上，否則農民會拒絕出賣其剩余產品，還認為，應把計劃看作是一種對“確立自身的行為（後行為）的預計，如果調節是自發進行的話”（見“參考書目” ①，第54頁）。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是與源於維持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關系的“價值規律”這一調節因素既同時存在又相互矛盾的一種調節因素。他的這種兩種調節因素的論點的目的就在於要解決過渡時期的社會化與私有化之間的對抗（參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
　　應當根據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對民主、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堅定信念來理解他的經濟學。他一貫提倡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把蘇維埃工業化看作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設社會主義化的生產關系；他一貫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教條，認為離開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蘇聯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的建立社會化的生產關系（不同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②、 ③，至於反駁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⑤）。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本世紀最有創見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他把再生產公式運用於具體分析蘇維埃經濟，他所建立的過渡理論，他所提出的兩種調節因素的論點，他堅持把經濟形式當作社會過程的觀點，以及他對於工業化可能性所作的分析，使他成為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而不是重覆馬克思經濟學的至今為止的極少數經濟學家之一（參看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農民；斯大林主義；發達和不發達條目）。




參考書目

① W．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② R．B．戴伊：《列甫·托洛茨基和經濟孤立政策》，1973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過渡時期的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④ A．埃里奇：《蘇聯工業化的爭論（1924—1928）》，1960年英文版。
⑤ 唐納德·A·菲耳澤爾：《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蘇維埃過渡問題》，1978年英文版。
⑥ P．R．格列高里和R．C．斯圖亞特：《蘇聯經濟的結構及其運行》，1981年英文版。
⑦ G．豪普特和J．J．瑪麗：《俄國革命的締造者》，1974年英文版，第191—201頁。
⑧ 葉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蘇聯工業化的危機》（1921—1927），198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從新經濟政策到社會主義》（1922），1973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新經濟學》（1926），1965年英文版。


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


　　生產價格是專用以按照資本主義生產各個不同部門所投資本的平均化的資本額（把風險、市場能量和技術革新等方面的差異撇在一邊）來解釋利潤率趨勢的概念；在勞動價值論範圍內，這一概念意味著產生出來的價值與商品生產中所耗勞動時間成正比。如果產生出來的價值與所耗勞動時間成正比,而且各個部門的工資也一樣，那麽剩余價值即某一生產階段新產生的價值與工資的差額，也與所花勞動成正比。如果把地租撇開不談，那麽剩余價值也就表現為資本家的利潤，而剩余價值與所投資本之比就是利潤率。但是，如各個部門的所花勞動的每單位投入資本不同（而且一般也沒有理由要它們相同），那麽剩余價值對所投資本之比即利潤率在各個部門也就不同。這就出現了如何使利潤率的平均化與勞動價值論協調起來的理論問題。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8—10章）所提出的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般辦法是：商品的價格往往會偏離由商品中所體現勞動決定的商品價值，從而使利潤率平均化。但是，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應當尊重只有勞動才產生價值這一規律，因為所產生的總價值和總的剩余價值是不會改變的。馬克思把價格偏離價值看作是總的剩余價值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再分配。那麽，價格與價值相一致或相偏離究竟有什麽意義？價格是購買商品的貨幣量。根據勞動價值論，價值反映商品中所體現的社會必要抽象勞動時間（參看社會必要勞動；抽象勞動條目）。為了清楚地闡述貨幣價格與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我們就必須詳細說明抽象勞動時間與貨幣之間的關系，即說明貨幣單位所代表的抽象勞動時間量，我們可以把這叫做貨幣的價值。如果商品的價格乘以貨幣價值等於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則價格與價值相符。如果商品的價格乘以貨幣價值大於或小於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則價格偏離價值。
　　馬克思解決使勞動價值論與利潤率平均化趨勢相協調的辦法，是從假定一切商品都具有準確反映商品中所耗勞動時間的價格這一點入手的。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如果各個部門所耗勞動時間的每單位投入資本不同，那麽按照其最初價格來計算利潤率就會因部門不同而不同。接著馬克思又提出利潤率的資本化將提高那些低於平均利潤率的商品的價格，降低那些高於平均利潤率的商品的價格，以此來分配恒定的總的剩余價格量。由於馬克思沒有調節這一過程中的可變資本或不變資本，所以新產生的總的價值S+V，以及相當於貨幣單位的勞動時間，都沒有改變。馬克思使這種價格調節繼續下去，直到利潤率完全等於最初的平均利潤率。馬克思把由此產生的價格叫做生產價格，它們是藉以使利潤率平均化和使總的剩余價值與剩余勞動時間成正比的價格。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就是對預定的剩余價值進行再分配。勞動價值論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所得出的一切結論從總體上來說仍繼續有用，只有上述再分配才能在特殊部門改變這些結論。利潤率最終恰恰等於以最初價格計算的平均利潤率。
　　雖然馬克思的分析是抽象的，但卻體現了各資本之間的自由競爭的真實過程。如果一個部門的利潤率超過平均利潤率，資本就會流向利潤高的部門，競爭就會迫使那個部門的價格下跌到它的利潤率等於平均利潤率。當然，這一分析脫離了競爭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實際上會阻礙利潤率的平均化。馬克思雖承認這些障礙是實際存在的，但又認為只有在研究了自由競爭的情況之後才能分析這些障礙。
　　馬克思的解決辦法受到了人們的批評，其根據是隨著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的改變，類似生產投入和工人維持生存基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的成本也會改變。馬克思在通過轉化而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在每一部門保持不變時，忽視了商品銷售價格與成本之間的聯系。後來為糾正這一解決方案所作的種種努力業已表明，要維護馬克思主張的下述重要結論一般是不可能的：（1）利潤率平均化；（2）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的守恒性；（3）不變資本的守恒性；（4）最初平均利潤率的守恒性。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全都是實現第一項的利潤率的平均化，但卻必須放棄這四項中的其它項。
　　這些解決辦法可以分成兩大類，這取決於解決辦法重視什麽樣的附加限制。第一類使工人所消費的大批商品特別是這些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在轉化過程中保持不變。在一個普通的生產模式中，可以自然形成使各部門利潤率平均化和使工人能購買按選擇假定的一批生活資料（只要購買的這些生活資料沒有多到能影響剩余產品的生產）的價格和工資。在這類解決辦法中，一般不可能使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保持不變（或不可能使貨幣價值和剩余價值保持不變）。批評勞動價值論的人常利用這一點論證說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生產分析中是多余的，因為實際剩余價值據以被嚴格當作是剩余勞動時間產物的含義並不是始終一致的（見“參考書目” ⑤和 ④）。
　　第二類解決辦法是通過使總的剩余價值與總的可變資本的比例保持不變（或使貨幣價值和總的剩余價值保持不變）來實現利潤率平均化的。這類解決辦法，由於保留了嚴格意義上的剩余價值，因而對勞動價值論具有積極的理論作用，也不妨害剩余勞動時間是剩余價值來源的這樣一個論斷。按這類解決辦法，工資的購買力在轉化過程中可能發生變化，因而一般說來工人的消費也會發生變化，正如工人消費所體現的實際勞動會發生變化一樣。保持不變的是工人以工資形式所獲得的抽象勞動的等價物。（見“參考書目” ③、 ①和 ②）。這兩類解決辦法一般都沒有體現馬克思所得出的（3）和（4）的結論：不變資本價值的守恒性和平均利潤率的不變性。
　　生產價格比純勞動價值所表述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理論要具體，因為它考慮了通過資本競爭而使利潤率平均化的這一特殊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式。生產價格只是趨向成熟的具體價格理論的一個步驟，因為革新、短缺、供大於求以及對競爭的種種限制，也可以迫使市場價格在一個較長或較短的期間內偏離生產價格。某些研究轉化問題的作家已強調了這一質的方面，認為馬克思的抽象方法必然會由價值出發進而研究生產價格、再而研究市場價格。因為價值是把不同部門的資本之間的競爭撇在一邊來揭示的，從而能夠從整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去闡明剩余價值的來源；生產價格則跟一定的抽象程度相聯系，這時候競爭也就存在於其中，而總的剩余價值也是據此在不同資本之間進行分配的。然而，市場價格則不能夠再把競爭力量的全部覆雜性置諸不顧了。那些強調轉化問題對馬克思抽象方法具有重要意義以及轉化能夠揭示隱藏的結構的人，反對那些只考慮量的解決方法的作家，因為這些作家認為價值論所以是多余的，是由於生產價格並不能從馬克思認為重要的論據中推導出來，但卻能從技術和工資的數據中直接推導出來。




參考書目

① G．杜梅尼爾：《從價值到生產價格》，1980年法文版。
② D．弗利：《貨幣價值、勞動力價格和馬克思的轉化問題》，1982年英文版。
③ A．利波茨：“所謂轉化問題的再考察”，載《經濟學理論雜志》，1982年英文版。
④ 阿爾弗雷多·梅迪奧：“利潤和剩余價值”，載E·漢特和J.施瓦茨編《經濟理論批判》，1972年英文版。
⑤ 弗朗西斯·西頓：《轉化問題》，1957年英文版。


原始積累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七篇中解釋和分析了原始積累。在考察了資本的生產發展規律之後，馬克思關注的是資本主義據以歷史地確定自身的進程。他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是闡述這一進程的前提，而這就是他對生產方式所作的較一般的分析。這導致必然把重點放在一種階級的生產關系如何轉變成另一種階級的生產關系上。特別是，雇傭勞動者的沒有財產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如何同操縱生產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對立的？
　　馬克思的回答既簡單又有感染力。因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主要是農業的生產關系，由農民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因而資本主義的產生只能靠剝奪農民的土地，因此，從土地的生產關系的轉變中可以找到資本主義的起因。使農民離開土地就成了農業資本和工業資本所需要的雇傭勞動者的來源。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觀點，而且他還通過諷刺地指出“所謂原始積累的秘密”來強調這一點。馬克思的許多同代人把資本看作是作為積累的最初來源的節欲的產物。馬克思則認為原始積累根本不是這個意義上的積累。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業已存在的情況下，節欲才會導致資本的積累。在馬克思看來，原始積累的“秘密”應從現存關系的革命的廣泛改造中而不應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量的發展中去尋找。馬克思還以英國的圈地運動為例來證明這一點。但是，他也考察了資本家財富的來源和考察了迫使農民成為雇傭勞動者並把他們訓練成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無產者的立法。
　　馬克思的概念雖然比較清楚，但它在分析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所采取的框架結構是否有效，人們尚有爭論。即使馬克思所舉的英國的例子是正確的，但也不能當作是其他地方比如歐洲資本主義確立的典型。這使像斯威齊這樣一些作家認為在前資本主義關系的解體中交換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因此資本主義的起源應到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中去尋找。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論》第3卷考察資本主義地租和商業資本的歷史起源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斯威齊就是在答覆與馬克思持有同樣觀點的多布時提出上述看法的（多布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③）。在多布看來，資本主義起因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對資本主義產生來說，商業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催化劑，而農業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才是最重要的。
　　多布與斯威齊之間的爭論，以及其他人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都收集在希爾頓所編的書中（見“參考書目” ④；同時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這並非只是一場有關歷史的學術辯論，因為它對今天理解據以造成不發達的方式具有深刻的意義（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問題在於，究竟是應當依據來自外界的交換關系的發展和滲透，還是應當依據不斷發展的內在的階級關系特別是與地產有關的階級關系來分析資本主義。布倫納（見“參考書目” ②）認為與斯威齊、弗蘭克和華勒斯坦等人相聯系的第一種觀點源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且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新經濟學》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一系列為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所設計的政策，以通過國家計劃利用富裕階級的財力援助社會主義建設。列寧的《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就是典型地把馬克思的原始積累的理論運用於俄國革命前經濟發展的一篇著作。




參考書目

① R．布倫納：《工業化前歐洲的農民階級結構和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③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
④ 羅德尼·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⑤ E．拉克勞：《拉丁美洲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1971年英文版。
⑥ S．馬格林：《老板們在做什麽？》，1974年英文版。
⑦ E．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1926），1965年英文版。


原始共產主義

　　這一術語系指沒有世襲和獨裁統治的對基本資源的一種集體權利和人類歷史上先於剝削和經濟上分為階層的一種平等關系。很早以來，這一直是從分化為階層的社會到僻野窮鄉進行旅行的人們評論的話題，也是對人文主義著作（如莫爾的《烏托邦》）產生過影響和給予政治反叛者和實驗性社會主義社團以靈感的主題；1877年，這個概念才由路易斯·享利·摩爾根第一次從人種學的角度加以具體化。以易洛魁族的第一手知識為基礎，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描述了“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古代社會》1877年版，第562頁），並在《美洲土著居民的家族和家族生活》（1881年）中詳述了體現於美洲土人村落結構的“自然狀態的共產主義”。
　　在以馬克思關於《古代社會》一節摘要以及從該書本身為基礎寫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分析了原始共產主義及其轉變過程。他把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分析從生產為了使用到生產為了商品交換的這個中心思想運用於摩爾根和其他人的資料；並提出他自己關於從公社制家庭關系和兩性平等關系相應地轉變為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和婦女從屬地位的看法。
　　19世紀末作為一門學科人類學的建立，在時間上恰好跟向恩格斯所概括的社會進化現實和原始共產主義提出的一般挑戰相吻合（見“參考書目” ⑤）。居統治地位的人類學的見解是，私有財產和階級區分是人類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只是在政治上分為階層的社會中才由較不重要變得較為重要（比如，見“參考書目” ⑦）。這種看法反過來又遭到支持摩爾根和恩格斯觀點的反對，特別是遭到英國考古學家戈登·蔡爾德（見“參考書目” ①）和美國社會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見“參考書目”（11））的反對。他們的觀點以及其他人的著述在本世紀中期以後使原始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現實而被人們接受，雖然其他人常常把它歸之為政治意義較少的一類詞，如平均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今天，人類學教科書通常認為，在平等的社會中資源是共同享有的；作為占有的財產完全是個人的；存在的這種狀況並非來自繼承，而是被證明了的智慧、才能和慷慨行為的直接反映；在基本上由集體決策的過程中，首領不過是“地位相同的人中的優秀者”。
　　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分析未分為階層的社會，特別是法國人類學家所進行的這種分析，近來已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常有尖銳爭論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方式或生產方式的作品（見“參考書目” ⑩）。某些這類作品中存在一個問題，即未能區分開完全處於這種共產主義狀態下的民族和處於階級變化過程中的民族（見“參考書目” ③）。造成認為歐洲擴張時的所謂原始民族都處於原始共產主義狀態這一錯誤看法，一方面是由於摩爾根過高地估計了墨西哥已高度分化的阿茲台克人的民主，另一方面則由於恩格斯接受了諸如此類的摩爾根的錯誤分類。在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許多分析中，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未能對歐洲殖民主義給原始共產主義帶來的變革作出解釋。因此，某些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和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也錯誤地認為，甚至在其它性質的平等社會中，婦女也是從屬於男人的（見“參考書目” ⑤）。




參考書目

① V．戈登.蔡爾德：《歷史上所發生的事》，1954年英文版。
② 莫頓·費里德：《政治社會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③ 巴里·欣德斯和保羅·Q·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 勞倫斯·克拉德爾編：《卡爾·馬克思的人種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
⑤ 埃莉諾·李科克：“馬克思主義和人類學”，載貝特爾·奧爾曼和愛德華·維爾諾夫編《左派學說》，198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男性統治的神話》，1982年英文版。
⑦ 羅伯特·H·洛伊：《國家的起源》，1929年英文版。
⑧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1974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美洲土著居民的家族和家族生活》（1881），1965年英文版。
⑩ 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⑪ 萊斯利·A·懷特：《文化的演變》，1959年英文版。


生產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政治領域是致力於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那麽在其理論領域就是研究生產所起的根本的決定性作用。具有社會和歷史形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一定的結構是每一社會的特征，這種結構是其它經濟的和社會的種種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礎。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
　　在這一段著名的話之後，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應根據生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來理解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現象。然而同樣重要的是，馬克思把上述研究說成是“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這並不表明馬克思認為可對他的結論作任何修改，而是說他的分析取決於進一步的邏輯和歷史的研究。唯物主義歷史觀（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不能被當作是一種揭示社會組織及其發展的秘密的現存公式。
　　從馬克思主義內部圍繞諸如決定論、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等問題的爭論來看，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但這是一個涉及到理解生產本身的問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2節）中，馬克思以一般的推理總結說：“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在這之前，馬克思還指出過：“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僅直接就是生產，而且……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媒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當自己實現時也就創造對方，把自己當做對方創造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96頁）。這完全是從例如作為再生產體系的社會和從生產資料勞動過程內部的消費中得出的結論。接著，馬克思又對分配與生產之間的關系作了類似的論述。這雖足以說明上述經濟範疇不是同一的東西，但也表明這些範疇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而且，馬克思也同時指出：“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生產……也決定於其他要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
　　因此，生產與經濟的其它部分、生產方式或社會形態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關系。確實，甚至構成生產對象的東西也可作不同的解釋。對奴隸社會來說，只要奴隸可以進行買賣，人種的再生產就可以是一種生產活動。相反，對資本主義來說，重要的是確定勞動力是商品這一特點，而人種的再生產過程則必然存在於資本生產的領域之外。這個例子表明，把類似生產這樣的範疇作為一般的、非歷史的範疇來看待，不僅是有困難的，而且也是危險的。然而，它卻使人們了解到，生產及其有關的要素總是社會性的，並具有具體的歷史形式的，而且要推斷出它們所包含的限定和界定的具體形式是需要進行研究的：“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9頁）。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時而把生產當作一般的範疇，以說明它的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比如，勞動過程就意味著把一批原材料加工為成品，而在成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原來的材料，如織布就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下，這些原料就代表不變資本，而且被保存在商品產品中的正是這種不變資本，商品產品是保存原來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式。由於同樣的原因，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得到保存並必然增加這一事實就被掩蓋了，剩余價值的情況就是如此。
　　如果生產既是一般的範疇又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和歷史性的範疇，那麽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具體說明後一含義，生產的主要因素就是生產方式以及有關的階級關系和生產力。而這些反過來又可由像剝削、生產資料所有制、技術水平等這樣一些一般的範疇來進一步的說明。但是，如果把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對生產的理解看作只與物質生產有關，那就錯了。一般說來，它不僅關系到經濟的再生產而且關系到社會形態的再生產。馬克思很清楚社會生產著它自身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關系和它自身的經濟關系，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卻存在一種比如把生產只等同於資本或一般地等同於雇傭勞動的傾向。馬克思主義強調指出，統治階級生產合法繼承的手段，而無產者則必須通過家務勞動等等來再生產。這兩種無論哪一種情況，都包含生產性活動，其中大多數沒有資本的直接參與且在內容上大部分是非物質的。這些活動雖可用資本主義生產來“說明”而不可與資本主義生產相等同，但它們仍然是生產而且必須當作生產來理解。在觀念領域也是如此，觀念是由我們置身於其中的活動和關系，也就是由思維活動本身生產的（參看商品拜物教等條目）。馬克思這樣寫道：“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頁）。






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


　　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近來已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不從事商品生產的國家雇員的人數越來越多這種狀況，提出了應如何解釋他們的作用和重要性這樣一個問題。然而，關注的中心卻一直是這些工作人員的階級地位；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或至少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馬克思本人的分析，可以在《資本論》第2卷的開頭和《剩余價值論》中看到。他對生產勞動的定義看來十分明確，而他對非生產勞動的概念則定義為不是生產性的雇傭勞動。生產勞動是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雇傭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因此，生產勞動只涉及工人在其中被組織起來的那種關系，而不涉及生產過程的性質也不涉及產品的性質。歌劇演員、教師和油漆房屋的人完全像汽車司機和礦工一樣，也可被資本家雇來從事智力勞動而獲益。這就是決定他們是從事生產勞動還是非生產勞動的標準。
　　在馬克思那個時代，大多數非生產勞動者是商業職工、家庭的或私人的仆從和國家行政人員。在馬克思看來，盡管商業職工的活動為其雇主帶來商業利潤，但他們仍屬於非生產勞動，因為他們並不從事生產，而生產才是整個資本的剩余價值的唯一來源。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提到了商業無產者，認為從事非生產性勞動並不妨礙商業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如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④）也指出過這一點。
　　馬克思的上述區分的重要性在於他的大部分分析都與生產勞動有關（比如，分析了資本主義據以發展的各種方式）。這種區分是得以考察非生產勞動的基礎。因為非生產勞動是依靠剩余價值作為其工資的來源的，但這並不是分析非生產勞動本身。要分析的話，那還需要考察非生產勞動據以組織起來的關系和非生產勞動為什麽沒有被資本主義生產消滅的原因。這既可能是出於結構的原因，比如就商業職工來說，生產與交換是脫離的；也可能是出於歷史的原因，比如爭取提供福利服務（衛生、教育）或向某種職業（醫生）提供優惠待遇的鬥爭。
　　然而，有一個思想學派（見“參考書目” ②）基本上是反對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它認為一切雇傭勞動不論是不是直接受資本雇傭都同樣是受剝削的。另一些思想學派（見“參考書目” ①）則不同意這種看法，其理由是這種主張把剝削變成了實現剩余勞動的一般化的概念。這不僅會導致取消作為雇傭勞動者的生產工人和非生產工人的區別，而且不能區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剝削和封建主義條件下的剝削。但是，人們一般認為，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經濟標準與獲得工人階級的成員資格和成為工人階級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並不是簡單的，這還要取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條件。但這一問題為什麽會是這樣，這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② I．古奧：《馬克思的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答辯》，1975年英文版。
④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埃里克·O·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利潤

　　參看剩余價值和利潤條目。


進步

　　進步的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充分地表述，但顯然卻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基礎。（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在《〈大綱〉導言》的最後一節涉及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則把各主要的生產方式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在同一序言中馬克思還明確闡述了“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得以出現的條件同上。這一大體上是含蓄的概念的基本內容是雙重的。第一，這種文化的進步── “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揮”即最廣泛意義上的人的解放──取決於“人對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卷上冊，第486頁），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能力的發展，而在現代則主要取決於科學的進步。第二，這種進步不能像在孔德和斯賓塞這樣進化論理論家那里一樣看作是漸進的、持續的和完整的過程，而應看作是斷續的、不協調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發的由一種社會形式跳到另一種社會形式的進程，而且主要是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的。
　　許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同意這種發展觀，或者更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發展觀，這不僅反映在日常的政治言論中，比如“進步力量”和“進步運動”已成了口頭語；而且也體現在學術著述中，比如，馬克思主義考古家戈登·柴爾德（見“參考書目” ①）就主張維護這種進步觀，以揭示經濟關系是如何促進文明發展的。弗里德曼（見“參考書目” ③）則從另一方面論證馬克思主義不僅體現和擴大了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家所提出的進步觀念，而且還繼續相信資產階級現已放棄了的進步觀念。最近，霍布斯鮑姆在其介紹《大綱》中探討前資本主義各種經濟形態的那一部分內容時，指出馬克思的目的是“以其最一般的形式去闡述歷史的主旨”，而“這一主旨就是進步”；在馬克思看來，“進步是某種可以客觀地確定的東西”（“參考書目” ④，第12頁）。在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參看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條目）那里，進步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雖基本上沒有考察過），它們把歷史進程看作是某種不斷進步的解放運動。
　　另一方面，常常有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竭力限制進步概念的重要性，從而為把價值評估引進他們認為是純科學的理論中去開辟道路。這正是第二國際某些思想家的立場（如考茨基和大多數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嚴格地拘泥於“經濟決定論”的觀念，盡管他們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面對社會主義的道德目標的問題（見“參考書目” ⑤）。這同樣也是近來許多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阿爾都塞的立場；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嚴密的科學性，以反對包含一切形式的歷史主義的思想意識。




參考書目

① V．戈登·柴爾德：《人類創造自身》，1936年英文版。
②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第1章。
③ 若爾日·弗里德曼：《進步的危機》，1936年法文版。
④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介紹卡爾·馬克思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1964年英文版。
⑤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無產階級

　　參看工人階級條目。


財產

　　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中，財產這個概念以及某些有關的範疇（財產關系、財產形式）具有重要的意義。馬克思並沒有把財產僅看作是所有者可行使的財產權或看作是該行為的對象，而是看作在覆雜的階級和社會階層的制度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種基本關系。在這種範疇的體系之內，生產資料所有權特別重要。蘭格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種所有權是既決定生產關系又決定分配關系的“有機原則”（見“參考書目” ⑤）。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財產形式的變化是標志經濟社會形態演替的主要特征。這一看法使對人類歷史所作的嚴格分期（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中變得十分簡單明了（見“參考書目” ⑥，第2部分第1章；同時參看發展階段條目）。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獨創的分類法的可貴之處是它對當時西方流行的看法，即認為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應當成為標準的看法提出了挑戰，從而促使對中世紀歐洲的土地權或英國統治前的印度土地權進行了大量的歷史研究，人類學研究表明許多部落民族並不存在私有財產，至少在土地方面不存在私有財產（參看原始共產主義；部落社會條目）。
　　在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在許多方面已經開始放棄上述刻板的歷史公式。比如，20世紀60年代關於亞細亞社會的討論（見“參考書目” ⑧）就促進了這一進程，而以較現實主義的方法分析羅馬和日爾曼社會中的財產關系的種種努力也起了類似的作用。馬克思在許多場合曾討論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財產形式，比如馬克思就說過：“因此，財產最初意味著（在亞細亞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這樣），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因此，它也將依照這種生產的條件而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作集》第40卷上冊，第496頁）。那些讚成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現代化的人，特別強調要恰當地分析在那些業已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國家里的財產關系和財產形式。根據斯大林主義的觀點，把最重要的經濟部門的生產資料變成國家所有，對農業、小工業、小商業實行集體化，財產問題就實際上已解決了;剩下的事情只是把合作社財產變成公共（國家）的財產。要回答這些國家還存不存在財產這樣一個問題，就必須引入占有的概念；占有意味著行使不同於法律上所有權的所有權和財產權（見“參考書目” ②）。如果借助於這一概念來分析實際的情況，那麽社會遇到下述兩個基本爭論問題：
　　第一，國家行政機關實行占有的可能性與全社會行使財產權的爭論。這雖主要涉及國家管理的問題，但在地方一級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即由地方專職行政機關行使占有的可能性與由地方社團行使財產權的爭論。
　　第二，由經濟企業職能機構行使占有的可能性與由企業集體行使財產權的爭論。這一問題首先是在大中型企業中出現的，這些大中型企業既包括國營企業也包括集體企業。在小型工業和商業內部，則有可能形成相對獨立的生產者聯合體，這種聯合體可能會導致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上述兩種對立劃分的出現和小生產者聯合體的形成，代表了這些國家向進一步社會化發展的第一步。它們的出現和形成是同批判和反對流行的官僚機構的運動和思想密切相聯系的。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所有制和私有制》，1891年德文版。
② 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會主義和官僚主義》，1976年英文版，第3章。
③ 卡爾·考茨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1887），1912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關於國家的唯物史觀和人類的發展》，1927年德文版。
⑤ 奧斯卡·蘭格：《政治經濟學》，1963年英文版。
⑥ T．I．奧伊則爾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1962年俄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1924），1945年英文版。
⑧ F．托凱：《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文集》，1979年英文版。


蒲魯東，皮埃爾—約瑟夫

　　1809年1月15日出生於貝桑松市，1865年1月16日在帕西逝世。蒲魯東，這位自學成才的農民出身的手工業者，是把非貶義的“無政府”一詞用於表述他的關於無政府狀態社會理想的第一個人。在其豐富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許多無政府主義以及法國工團主義的基本思想。由於認為“廢除人對人的剝削和廢除政府是同一回事”（見“參考書目” ②，第212─213頁），因而他論證說，工人應該用經濟手段，即通過自發組織自己的勞動（一個與補償價值關聯的概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來解放自己。他提出的在單獨的或聯合起來的自治生產者之間組織公平交換和發放無息貸款的制度被稱為“互助主義”。他所設想的徹底分散的和多元的社會基本單位要在各個層次用“聯邦制的原則”聯合起來。在《神聖家族》（第4章第4節）中，馬克思稱讚蒲魯東的《什麽是財產？》為“科學上所完成的巨大進步”，第一次使“政治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頁）。但在《哲學的貧困》（第2章），即馬克思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嚴厲地譴責蒲魯東試圖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未能超越“資產階級的水平”，蒲魯東不認為“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對事物的理解是顛倒的”，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範疇的化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8頁）。




參考書目

① 斯圖亞特·愛德華編：《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著作選》，1969年英文版。
② 保羅·托馬斯：《卡爾·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1980年英文版。
③ 喬治·伍德科：《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1956年英文版。


精神分析學

　　精神分析學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它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著述有關，並且強調無意識沖動重要性。弗洛伊德認為人的許多思想和行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本我”力那里，即可追溯到那些由於有意識的精神部分所起的作用而常常受到壓抑的性沖動和侵略欲那里。精神分析學主要是治療和解釋各種精神病和其它心理失調癥的。然而，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一套社會精神分析理論，他認為這種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抵觸的。他強調的是構成有機社會行為的基礎的無意識的心理促動因素，而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則是經濟因素。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不會導致人的本性的基本改變。比如，他認為蘇聯建立的“新制度”就不會導致心理的根本變革，相反蘇聯的統治者“仍不得不用許多時間與難以馴服的人的本性對每一種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困難進行鬥爭”（見“參考書目” ②，第181頁）。
　　精神分析理論和療法在蘇聯一直為官方所否定，而且據認為列寧曾批判過精神分析學家是在“玩弄性問題”的資產階級勾當（見拉曼尼：《蘇聯的心理學》，1973年英文版，第9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維也納曾接觸過弗洛伊德的托洛茨基，卻比較支持精神分析學。他在1926年曾宣稱弗洛伊德的方法像巴甫洛夫的方法（參看心理學條目）一樣是唯物主義的，並認為“說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而完全拋棄弗洛伊德主義是過於簡單化了”（見“參考書目” ⑧，第234頁）。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樣，托洛茨基的上述觀點在蘇聯沒有站住腳。
　　在西方，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別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力圖重新解釋弗洛伊德的概念以發展一種新的理解異化和意識形態等論題的方法。這些理論家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埃里希·弗羅姆，以及威謙·萊希（1897——1957），他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在被開除以前也是德國共產黨的黨員。
　　一般認為，本能的壓抑，正如精神分析理論所描述的，可以看作是使人類同其自然狀態相脫離。弗洛伊德認為性抑制是一切有機社會生活所必須的，但這一觀點現在卻受到了挑戰。萊希把性抑制與一般由男性統治的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聯在一起。馬爾庫塞則企圖解決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立，認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論包含著與馬克思社會理論相對應的隱藏著的社會理論。在《愛欲與文明》中，他提出了一種“文明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依據愛欲與墮落（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侵略本能）的對立來描述歷史。正如萊希的早期著作一樣，這一論點提出了依靠愛欲戰勝墮落來實現未來革命解放的可能性，這種解放將消滅政治和經濟的統治以及性異化。
　　精神分析的概念還被用於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用於說明為什麽大部分人會依附於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並不代表他們經濟利益的各種政治信念。這種“虛假意識”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竟然支持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參看法西斯主義條目）。萊希在《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中指出，應從對性壓抑的反應角度去理解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這種非理性現象。像萊希一樣也從事精神分析的弗羅姆雖認為應依據其無意識的根源去考察意識形態，但他較少強調性欲。他是依據極權主義和施虐──受虐狂的傾向來探討法西斯主義支持者們的偏見的，他認為這種偏見在發達資本主義，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中很普遍（見“參考書目” ③）。弗羅姆關於法西斯主義個性的基本心理的描述類似於薩特對反猶太主義的描述。像弗羅姆一樣，薩特也不滿於正統的精神分析的解釋，因為這種解釋突出了受壓抑的性欲，但是他卻同意這樣的基本觀點，即持有偏見的人會把內在心理沖突變成無知的遭受折磨的行動。弗羅姆的解釋也類似於阿多爾諾的《極權主義的個性》的分析；在這本書中，阿多爾諾在霍克海默的指導下，為考察偏見和反猶太主義的心理根源而與美國心理學家進行了合作。在這些關於偏見的研究中，心理學的主題往往比馬克思主義的主題要明顯得多。
　　這些基於精神分析的概念在較近的意識形態分析中一直在繼續使用。比如，巴里巴爾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弗洛伊德的方法有著相似之處，並指出了“馬克思的理論著述與弗洛伊德的理論著述之間在認識論上的類似之處。”（見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第243頁）。與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樣，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也對精神分析理論作了“非傳統的”解釋；在這方面，他們受到了雅克·拉康著作的影響，拉康強調無意識的語言結構，而非主要強調性的無意識結構。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1932），載《心理學全集》第22卷，英文版。
③ 埃里希·弗羅姆：《自由的恐懼》，1942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精神分析學的危機——關於弗洛伊德、馬克思和社會心理學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⑤ 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1964年英文版。
⑥ 威·萊希：《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1942），1975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反猶太主義者的肖像》，1948年英文版。
⑧ 列·托洛茨基：《日常生活問題及有關文化和科學的其它作品》，1973年英文版。


心理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心理學的評論和對人的意識的研究，是他們關於唯心主義的一般批判和所捍衛的唯物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認為必須從社會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去研究人們用以思想和感覺的方式，因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1頁）。這一立場意味著人具有一種不斷變化的心理特性，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將出現新的意識形式。比如，在《經濟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指出“工業的歷史”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接著他又指出任何忽視工業的歷史發展的心理學都“不能成為內容確實豐富的和真正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
　　對唯心主義心理學的批判還涉及對形而上學觀念的抨擊，即認為這些觀念是非科學的。恩格斯強調指出精神狀態具有心理學的物質基礎。比如，他說“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因此，“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8頁）。
　　列寧在批判唯心主義哲學時也探討過這種心理學的主題。根據列寧的看法，“科學的心理學家，擯棄了關於靈魂的哲學理論，徑直研究心理現象的物質本體（神經過程）”（《列寧選集》第1卷，第12頁）。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寫於1908年，對蘇聯心理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列寧特別抨擊了德國實驗心理學主要創始人之一的威廉·馮特，譴責他抱著混亂的唯心主義觀點。在其探討感覺時，列寧指出感覺是外部世界的一種反映，並認為心理學家應從物質的方面去描述這一過程：“應該……幹脆說：顏色是物理對象作用於視網膜的結果”《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頁）。
　　在革命後的歲月里，蘇聯的主要理論家都承認應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去發展一種經驗的心理學。那時，俄國有許多不同的心理學派，為1921年以後的發展確定了一種模式。當時列寧簽署了一項關於給巴甫洛夫許多特殊待遇的公告。在整個斯大林主義期間，巴甫洛夫心理學雖受到了鼓勵，但卻犧牲了其它心理學理論；巴甫洛夫心理學在1950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巴甫洛夫學說被宣布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唯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學方法。
　　巴甫洛夫（1850—1936）依據反射和生理過程研究行為現象。他在革命前完成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證明當給狗喂食時狗分泌唾液的自然反映（無條件反射）就會變成一般化的反映（即變成條件反射），所以在這之前如果給狗喂食時經常伴以鈴聲，那麽它對鈴聲也會分泌唾液。巴甫洛夫的實驗室禁止使用精神第一性的概念（比如思維、 感覺、預測等），他力圖依據條件反射和無條件反射來解釋人的意識。他竭力主張“把心理活動的現象與客觀現象置於生理事實基礎之上，即主張把心理活動與生理活動，把主觀現象與客觀現象統一起來”（見“參考書目” ⑥，第409頁）。
　　除了讚賞巴甫洛夫方法的生理學唯物主義之外，蘇聯當局還稱讚他關於人類具有“極大可塑性”和具有“巨大潛力”的信念；蘇聯當局認為他們為創造一種新型社會所作的種種努力與巴甫洛夫的下述看法有著相似之處，他的看法是：“任何事物都不是靜止、一成不變的，只要提供適當的條件，任何事情都可辦成，都會變得更好”（見“參考書目” ⑥，第447頁）。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也同樣認為人有可塑性，但這一心理學在蘇聯卻一直受到批判。
　　盡管巴甫洛夫在蘇聯受到了官方的讚揚和鼓勵，但他既沒有加入共產黨也沒有把他的心理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聯系在一起；而其他力圖有意識地創造一種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心理學家們的著作，卻受到了禁止。比如，L.S.維果茨基（1896—1934）的理論就在1936年被扣上“唯心主義”的帽子。維果茨基批評生理學對“反射論”的強調，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應把人類看作僅能對外界環境作出反映，而且還應考慮人為何能動地創造自己的環境，這種新的環境反過來又會產生各種新的意識。特別是在其探討兒童思維時，維果茨基力圖創造一種“受一切歷史唯物主義前提支配”的心理學（見“參考書目” ⑨，第51頁），而且強調把社會因素和歷史因素結合起來以創造一種能指導思維的語言工具。
　　斯大林去世後，巴甫洛夫在蘇聯的影響下降了（後來，在中國的心理學界的影響也下降了），而維果茨基的學生A.R.盧里亞和A.H.列昂節夫所發展的維果茨基的理論的影響卻上升了。“能動性”概念取代了“反射”概念，並成為當前蘇聯心理學的主要特征，影響到從生理學到社會心理學各個方面的分析。雖然西方的心理學家往往使用不同的理論概念，但像維哥果茨基和盧里亞這樣一些心理學家的大部分經驗著述已得到國際的承認。
　　在西方，蘇聯心理學家的著述並沒有導致一種專門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發展。那些對心理學感興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或者轉向精神分析學，或者致力於證明西方心理學的局限性。比如，他們對西方心理學的遺傳論傳統就作了許多批判，這種遺傳論傳統認為各個個人和種族集團的成就是天生的、生理能力的反映，而不是社會條件的反映。然而，在西方心理學內部，不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這種心理學理論就其推論的依據而言是種族主義的、主張傑出人物論的，而且缺乏科學性；因此，對西方各種特定思想學派的批判，往往並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角度去進行的（參看達爾文主義；人的本性；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M．比利格：《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學》，1982年英文版。
② &．B．布朗編：《當代中國的心理學》，1981年英文版。
③ D.佐拉夫斯基：《機械的精神──巴甫洛夫與馬克思的斯大林主義式的結合》，1977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⑤ J．麥克利什：《蘇聯的心理學──歷史、理論與內容》，1975年英文版。
⑥ 伊·彼·巴甫洛夫：《實驗心理學及其它論文》（1932），1958年英文版。
⑦ &．拉曼尼：《蘇聯的心理學──哲學的、理論的和實驗的問題》，1973年英文版。
⑧ &．塞夫：《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人和個性心理學》（1974），1978年英文版。
⑨ &．S．維果茨基：《思想和語言》（1934），1962年英文版。
⑩ J．V．維爾施編：《蘇聯心理學中的能動性概念》，1981年英文版。
⑪ R．紮佐：《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昂利·瓦倫的生平和著作》，1975年法

質量和數量

　　參看辯證法條目。

種族（race）

　　種族和種族關系的概念，必然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中間產生異議。一方面，它們似乎表示對社會和習俗現象的生物學的，或者至少是文化論的解釋。另一方面，它們似乎涉及政治方面的社會結合形式，而與產生於階級構成的形式相抗衡。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作為政治學上的一個要素的種族的解釋，不得不既涉及通常的習俗同階級構成二者之間的關系，又涉及被認為同“種族關系”有關的種種情況。
　　事實上，認為政治行為和政治關系可以有一個發生的起源的看法，無論在生物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當中，都得不到什麽支持。把人種進行全面的分類，被認為對於解釋政治差別沒有什麽用處或關聯，甚至關於具有共同的基因庫的生物“種群”的比較窄狹的概念，本身並不能解釋在政治上進行活動同時為追逐財富而競爭的實際的經驗的集團。這些集團顯然具有另一種根源，特別是包括產生於這些集團對於生產資料的差異關系的根源。人們有時頗為令人信服地證明，通常認為產生於文化或宗教的人種聯系，在社會和政治形態的發展中具有獨立的作用。然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也許仍然認為，不同人種集團既然具有不同的經濟和政治職能，它們可以處於合作、共生或沖突的關系之中。
　　由於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在歐洲範圍內發展起來的，過去是應用於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的生產資料的關系和階級結構進行分析，那麽把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應用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在殖民地外圍）的時候，看來便往往需要加以引申。這種情況現在開始發生，正是這種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引申對於通常視為種族和人種問題的問題有一定影響。認為階級鬥爭產生於狹窄的民族單位和種族純一的單位，這是一種太狹隘和偏頗的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一直在發展成為一種世界範圍的現象，而且資本主義始終應當理解為一種世界經濟體系。在此範圍內，有用的分析單位是世界範圍的控制地區，它是從16到19世紀，隨著某些歐洲國家政治上和經濟上在海外的擴張而產生。在這種單位中，不能簡單地把居民區分為一個單獨的資產階級和一個單獨的無產階級，自認為具有明顯的不同利益的各種人種、種族集團，在發展著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千差萬別的關系。
　　在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當中，關於沒有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征的社會制度乃是“封建”制度或“東方”制度這一看法，近來已讓位於下列看法：隨著16世紀以來北歐西歐宗主國中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正規發展，還產生了兩個外圍。一方面，存在一種“從屬的奴役制”，其中古老的制度在世界資本主義內部具有新的從屬地位；另一方面，在美洲、亞洲和非洲存在新的殖民地形式。根據後面這些情況，政治相互影響的特殊形式開始被（雖然主要被非馬克思主義者）視為是種族關系問題。
　　對殖民地社會的階級分析極其覆雜(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它始終有一個起源於經濟剝削基本形式的核心，可能采取這樣一些形式，如果用輸入的奴隸或合同工的種植園農業，還有強制農民處於依賴的地位以及采取種種包稅形式等。而且，在新建立或重新建立的殖民地社會中，又增加種種集團，其中包括既不屬於剝削集團，又不屬於被剝削集團的自由民、有色人種和貧窮的白人、來自第三國的二流商人、以自由農場主、資本主義企業主或自由手工業者為身分的來自宗主國的移民，各類教士和行政官員。在這些集團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基本剝削結構中的這種或那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也有殖民集團之間維護自身特殊利益的鬥爭。由於卷入鬥爭的不同集團通常所補充和有時甚至是輸入的成員往往具有不同的種族、人種和民族背景，它們之間的鬥爭經常被視為種族或人種鬥爭。
　　然而，這種殖民地的社會形態，隨著它們後來的發展，還增加了其他傾向。經常以麥克斯·維貝爾所謂“掠奪的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純粹的殖民形式，逐漸被特別包括奴隸解放和土地改革的比較典型的自由放任形式所取代；不同集團在殖民地獨立運動中據有政治優勢；殖民地的經濟體系逐漸或多或少（雖然始終不完全）與日益發達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結合起來；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在革命的民族模式和階級模式之間陷於分裂。在這種不斷改變的階級秩序內部，種族分歧的語言經常成為人們藉以把彼此擺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一種手段。有時，這種劃分過程具有把一切人列入這一或那一集團的簡單形式，於是，在美國是白人或黑人，在圭亞那是東部印第安人或加勒比黑人，提供了一種基本結構原則，說明了一種狀態，比較靈活的種族秩序反映了社會地位的差異，如在拉丁美洲或加勒比海許多地方那樣。
　　在關於“自在的階級”成為“自為的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問題提法中，堅持按種族和人種區分有時可能被視為一種虛假意識的暫時形式，這種虛假意識在適當的時候將真正的階級意識所取代。然而，種族和人種意識似乎並不服從這種轉變。這種不服從也許完全不是基於虛假的意識，而是基於一種實事求是的理解，即一個集團與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關系是一種明顯的關系，它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有待維護。現代世界中的某些典型的種族關系的情況，可以在美國、南非共和國和許多後殖民主義的多元社會中找到。在美國，奴隸的後代需要在新創立的資本主義宗主國中與自由的工人移民競爭，並在以這些工人移民為基礎的政治秩序中為一席地位而鬥爭。在南非，具有它內在的階級鬥爭過程的白人經濟通過關於勞動場地、城鎮居留地、農村保留地等制度，剝削土著勞動。在後殖民地社會，如馬來西亞和圭亞那，不同種族根源的工人後代，為資源、政治權力和影響而競爭。
　　然而，宗主國的階級鬥爭本身並不能不受這些過程的影響。企業主和工人移居國外接受異地提供的機會，就在宗主國社會中留下空缺，而由來自較不富有的國家、特別是來自殖民地外圍的工人填補。這些工人經常不被接受作為正式工人，這是殖民地社會秩序的舊習和關系造成的。在宗主國工人階級多少已經被納入現行秩序，如享有公民權或接受福利救濟的權利的情況下，殖民地工人可能處於比這個階級更卑微的地位。這也許並不意味著像在美國所看到的，一個由悲觀失望的群眾構成的集團所具有的貧乏的文化和種種病態，而是意味著，圍繞民族、人種和種族意識形態動員起來的獨立的階級鬥爭的出現。另一方面，福利國家在人們心目中的破產可能導致宗主國工人意識到需要同受到額外剝削的殖民地工人聯合一致，或是導致去尋找種族主義的替罪羊，即把他們在經濟危機情況下喪失的種種權利歸罪於殖民地工人。
　　因此，種族和種族關系概念的使用不應局限於一種次要的假設，盡管這種假設可能會有它的用處；按照這種假設，一種獨立的因素被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鬥爭的正常過程的幹擾。這里所使用的這種分析方法表明，以各種不同方式對有明顯區分的集團的剝削，都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人種集團聯合起來，一致行動，是因為它們受到種種不同類型的剝削。種族關系和種族矛盾當然是由更加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因素造成的。




參考書目

① 羅伯特·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源——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② 奧利弗·克倫威爾·柯克斯：《種姓、階級和種族》（1948），1970年英文版。
③ 菲利浦·馬松：《統治的類型》，1970年英文版。
④ 約翰·雷克斯：《社會學理論中的種族關系》，1982年英文版。
⑤ 比埃爾·萬·登·伯特：《種族和種族主義比較觀》，1978年英文版。
⑥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農業與世界經濟的起源》，1974年英文版。
⑦ 薩米·朱拜達編：《種族和種族主義》，1970年英文版。


實在論

　　馬克思從兩方面涉及實在論，（1）普通的、常識的實在論，表示事物的實在性、獨立性、外在性；（2）科學的實在論，表示科學思想的對象乃是無法歸結為這種對象所產生的事項的實在結構。在馬克思看來，（1）包括自然界的本質的獨立性以及存在（無論社會的還是自然的）的一般的超邏輯的性質，也就是說，“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4頁）。（2）既證實也深化了（1），體現了這樣的思想，即解釋結構、發生機制，或是說（用馬克思慣用的術語）本質關系，同它們產生的現象（或現象形式）是這樣的關系：（甲）在本體論上是有區別的，（乙）通常是異相的，（丙）也許是對立的。所以，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資本論》第3卷，第9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他批評李嘉圖所謂強行抽象或強制抽象方法，即把現象當作規律的直接表現，而不考慮規律和（或）其作用藉以實現的覆雜方式（見《剩余價值論》第10—11、13、15—18各章）；而且批評說，“除政治經濟學外，在一切科學中都必須區分事物的外觀和事物的實在”（《資本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555頁）。（甲）—（丙）相當於現代科學實在論哲學中實在和現實領域的脫節的三種因素。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派的批評以及他的具體的歷史研究，還表明他承認：（= 1 \* ROMAN I）實在的分層，（= 2 \* ROMAN II）內在的覆雜性和（= 3 \* ROMAN III）分化。可見，一種抽象可能出錯，如果它沒有把握實在領域的分層或內在覆雜性（也就是說，如果它把一種必然的聯系或關系同對於它的存在或效用必不可缺的其他聯系或關系割裂開來）；實在的分化承認獨立的（相對或絕對獨立的）根源的動因或機制對於具體的歷史事件的多樣化的決定的可能性，也承認決定性動因或機制在存在的一般的因果條件或總體性中的一致性。
　　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真地懷疑（1）的傾向，他對（2）的信奉卻只是逐漸隨著他加深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而發展的。在《經濟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的感覺論的影響下對抽象本身持批判態度，在走向《資本論》的科學的實在論的道路上揶揄類似康德和類似萊布尼茨的以及黑格爾的和實證主義的抽象觀。盡管有大量材料證明馬克思的普通的和科學的實在論，然而人們對二者都持有異議；後者直到近來才得到承認，整個傳統一直認為馬克思擯棄前者。首先是盧卡奇反對對思維和存在作任何區分，認為是“虛假的和僵化的二元論”（見“參考書目” ④，第204頁）。科爾施把它說成“庸俗的社會主義”，葛蘭西把實在論斥為“宗教的殘余”。後來，例如科拉科夫斯基替馬克思提出下列特殊的主張：事物的存在本身“隨著它們的形象在人的頭腦中出現而同時存在”（見“參考書目” ③，第69頁），施密特則認為“物質實在從一開始就以社會為中介（見“參考書目” ⑧，第35頁），而“自然史就是人類史向後的延伸”（同上，第46頁）。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無疑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明確地闡述兩種認識對象的理論區分（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曾摸索過）。一種是認識一生產的可及對象，它是一種社會產物，在認識過程中積極變化；另一種是已獲得的認識的不可及對象，它是一種（相對或絕對地）獨立的、超事實地有效的結構或機制。那就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藉以思考人類認識的兩個方面，即實踐的可及方面和對象性的不可及方面納入系統的關系中考察。因為馬克思的獨創性寓於他的實踐和勞動過程概念之中，所以，他的實在論就容易被人忽視或庸俗化，或被以前存在的某種哲學傳統（例如康德主義）的實在論所同化。其次，馬克思從來沒有明確地批判過經驗主義，像批判唯心主義那樣，後者是他從哲學進入社會歷史科學的通道。結果，馬克思的科學實在論只在可以說是“實踐的情況”下和一些零散的方法論的情況中得到應用。此外，盡管馬克思自己有實證主義傾向（參看實證主義條目），特別是在《德意志形態》一書中把哲學同實在論或意識形態本身等同起來，恩格斯型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過早地下結論說，任何實在論都應當是明顯的或意識形態的，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超越了科學。所以，一種先驗的實在論具有洛克主義或列寧主義的作用，卻又具有批判的和辯證的形式的可能性，──一種科學的哲學的可能性，直到最近似乎一直遭到否認。這些看法有助於說明下列事實，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參看認識論條目）在馬克思以後，一直搖擺於例如辯證唯物主義傳統中表現出來的庸俗化的、極端自然主義的和教條主義的實在論同流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某種通常是反自然主義的和在判斷上是相對主義的認識論的唯心主義之間。
　　明顯的科學的實在論，按其提出的一般原則來說，只能分離出馬克思的科學實踐的某些有認識論意義的特點。例如，馬克思意識到基本生產關系的比較深刻的現實，藉此設法解釋經濟生活的明顯現象，並批判政治經濟學，認為它有內在矛盾，是在歷史上發展著的，是依賴於它所指導的現象形式和日常活動的。而且他懂得他自己的實踐是他所研究過程的一部分，在批判上和自我反思上與後者相結合。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令人滿意地從理論上說明任何以自然科學為依據的實在論的認識範圍；而且他在對待實在的分化所提出的種種問題的時候，可能也沒有最終擺脫一種殘余的理性主義。
　　實在論固然是可以作為馬克思的關於傾向的規律的概念的根據，在馬克思說明他所研究的規律的方式中卻存在認識論方面值得注意的含糊之處。有時，例如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它們被從以鐵的必然性達到不可以避免的後果的傾向方面來看待；另外，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它們又不過被看成人類注定返回自身的異化力量。這兩個觀念當然可以在形式上協調起來。但這樣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是否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的結果之一，恰恰不是社會的“先驗的實在”性的解體。這種推測盡管從馬克思走向科學實在論道路的特殊具體的性質來看，格外顯得說得通，如果它居然實現，並不會推翻科學的實在論（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科學”這個概念會對自身沒有任何用處），而會推翻社會科學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的論點（參看決定論；辯證法；唯物主義；真理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爾：《科學的實在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筆記選》（1929—1935年），1971年英文版。
③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卡爾·馬克思和真理的經典定義》（1958），載《馬克思主義及其他》，1969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⑤ J．梅法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3卷，1979年英文版。
⑥ D．H．魯賓:《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⑦ A．塞耶：《馬克思的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⑧ 阿·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觀》（1962），1971年英文版。
⑨ 金·澤倫尼：《馬克思的邏輯》，1980年英文版。


改良主義

　　改良主義最好理解為在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以及最適宜於實現過渡的政治策略的長期存在的爭論中的一種重大立場。至少從19世紀90年代起，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部分中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提供了極含糊的答案的一些有關問題發生了爭論：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否不需要暴力就能實現；過渡將是一個漸進的社會改革的逐步平穩的過程，還是一個最好用沖突和危機導致社會轉化的轉折關頭來說明的過程；過渡的實現是否可以通過工人階級利用現有的政治設施（最突出的是議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選舉的執行機構），還是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鬥爭的新途徑和人民管理的新形式補充甚至取代這些國家機構。從1890年起，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和理論家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答案，但在1917年以後40年來，答案的抉擇逐漸相當簡單：或者是產生於列寧的啟示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更確切些說，是暴動）道路，或者是可以追溯到考茨基的著作和1914年的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實踐的改良主義。
　　必須區分改良主義同較少野心的社會改革政策。米里班德曾經指出（見“參考書目” ⑤），在工人階級運動中，始終存在一種社會改革的傾向；這種傾向既然不想把資本主義社會整個改造為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必須把它斷然同正是一直堅持以此為目的的“改良主義”策略區分開來。
　　必須承認，主張暴動的社會主義者同改良主義者在對社會主義的需要方面是一致的。而他們的分歧集中在達到社會主義的方式上，從而也集中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引起的“眼前經濟和社會改革的規模和範圍”上（同上，第178頁）。1917年以後，至少有兩代之久，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潮流傾向於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具有暴力的性質和暴動的形式，涉及在現行政治機構外部（有時也在內部）的鬥爭，終於導致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另一方面，改良主義的主張者認為可能通過憲法手段實現社會主義。他們首先寄希望於贏得對民主國家的多數控制，然後再利用他們作為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地位主持向社會主義的和平的和合法的過渡。對於“可能在不偏不倚的議會制國家範圍內通過逐步的和和平的改革達到社會主義“（見”參考書目“ ①，第176—177頁）的這種信念，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的規定性信念。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運動的改良主義思潮始終一直是一種強大的思潮。各國社會民主黨（參看社會民主條目）長期以來把它看成是它們的戰略要點；而許多西歐國家的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後來還有理論，由於這些黨逐漸對蘇聯和通過暴動奪取政權不抱幻想）已經為它所吸引。這兩種政黨被暴動道路的明顯問題──主要是它的不得人心、它的暴力、它的先鋒主義，以及“法治、憲制、選舉制度以及議會的代議制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運動中的絕大多數人的極端強烈的吸引力（見“參考書目” ⑤，第172頁）推向改良主義。但是，改良主義雖然能得人心，但也有它的問題──特別是改良主義政黨從信奉社會主義滑向較不艱苦地追求社會改革以及資本主義內部的選舉利益的顯然頑固的傾向，以及與此相聯的甚至堅決的改良主義者也感到逐漸鏟除資本主義的困難，如果不搞掉反革命暴力的話。改良主義政黨並沒有證明一種通向社會主義的有效途徑，更經常成為促使工人階級在強化的資產階級秩序中（如在英國、挪威、瑞典、西德、奧地利）處於從屬地位的決定性政治機制；另外，在它們采取更為堅決態度的個別場合下，它們不是成了社會主義的先行官，而是成了實行高壓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進行暴力鎮壓的先行官（如1933年的德國和40年後的智利）（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見“參考書目” ①，第196頁）。
　　西歐各國社會黨人的困境，可以說仍然在關於改良主義的悖論方面。任何非改良主義的戰略看來不得人心，又不可能有效地實行任何改良主義戰略。這一悖論成為歐洲共產主義者左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左翼傾向於尋找一條既非改良主義的、又非暴動的、通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潛在原因。在他們看來，單純追求議會多數，或鏟除資產階級國家以前兩個政權並存的短暫時期，應當被既爭取議會勝利，也爭取“開展直接民主形式和促使自治團體湧現”（見“參考書目” ⑥，第256頁）的戰略所取代。在他們看來，改良主義並不是“兩個政權戰略之外的任何戰略的任何戰略中固有的缺陷”，而是在“長期的轉化過程”中，在國家內部和外部的鬥爭所應避免的“一種永遠潛在的危險”（同上，第258、263頁）。比較正統的革命家卻並不信服，認為這種新的說法乃是低估階級暴力問題和階級鬥爭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中心地位的老一套改良主義傾向（見“參考書目“ ④，第167—187頁）。這些觀點究竟哪一種正確（如果有任何一種正確的話）的問題，是本世紀最後這些年代中有待西歐社會主義者解決的中心問題。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中的爭論》，1980年英文版。
② F．克勞丁：《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③ G．霍格遜：《社會主義和議會民主》，1977年英文版。
④ E．曼德爾：《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⑤ 拉里夫·米里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⑦ M．薩耳瓦托里：《卡爾·考茨基和社會主義革命》，1979年英文版。
⑧ E．O．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物化

　　物化指人的屬性、關系和行動轉化為人所生產的物的屬性、關系和行動的作用（或作用的後果），而物卻變得對人獨立（而且被想象為原來獨立）並支配他的生活。也指人轉化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規律行動。物化是異化的一種“特殊”情況，是它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基本的和廣泛的形式。
　　在黑格爾著作中，沒有物化的術語和明確概念，但是，他的某些分析似乎與它接近，例如，他在《精神現象學》中對beobachtende Vernunft（觀察的理性）的分析以及他在《法哲學》中對所有權的分析。物化概念的真正歷史，起源於馬克思和盧卡奇對馬克思的解釋。雖然物化概念已經包含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例如，《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物化”的明確分析和運用，是在以後的著作中開始的，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達到頂點。對物化進行最集中的探討有兩次，即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和第3卷第48章中。在第一次即關於商品拜物教的探討中，並沒有提出物化的定義，但物化理論的基本點卻已包含在某些意味深長的論述中。“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的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資本論》第1卷，第88—9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在第二次討論中，馬克思扼要地概括了以前的全部的分析，表明物化不僅是商品的特點，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基本範疇（貨幣、資本、利潤等等）的特點。他堅持說，物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於“一切已經有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的社會形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和在資本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占統治的範疇……下，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更厲害得多地發展起來。”（同上，第3卷，第934—935頁）。可見，物化在資本主義的完備形式下達到它的頂峰。
　　“在資本—利潤（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中，在這個表示價值和一般財富的各個組成部分同財富的各種源泉的聯系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生產關系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同上，第3卷，第938頁）。
　　作為Verdinglichung 的同義語，馬克思使用了Versachlichung（物化）一詞，Versachlichung的反面，他稱之為Personifizierung（人格化）。於是，他談到“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他把“粗俗的唯物主義”和“粗俗的唯心主義”或“拜物教”看作是“物化”和“人格化”的意識形態對應物。“經濟學家們把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和受這些關系支配的物所獲得的規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屬性，這種粗俗的唯物主義，是一種同樣粗俗的唯心主義，甚至是一種拜物教，它把社會關系作為物的內在規定歸之於物，從而使物神秘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2頁）。
　　盡管物化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一部分在他生前出版，一部分在他逝世後出版）中討論過，而《資本論》一般是被看作他的主要著作的，他的分析在很長一段時期沒有受到重視。只是在盧卡奇注意到這一問題，以一種獨創方式探討它，把馬克思的影響和麥克斯·維貝爾的影響（他在他對官僚機構和合理化的分析中闡明了這個問題的若幹重要之點，見“參考書目” ⑤）以及西美爾的影響（他在《貨幣哲學》中曾探討這一問題）聯系起來之後，對這一問題的較大興趣才不斷提高。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關於“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的主要的和最長的一章中首先提出這樣的觀點：“商品拜物教是當代即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特定問題”（見該書第84頁），這不是一個邊緣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結構問題“（同上，第83頁）。在盧卡奇看來“商品結構的本質”在下文中已經得到澄清：“它的基礎是，人們之間的關系具有物的性質，於是獲得一種‘虛幻的客觀性’，一種獨立地位，它似乎如此絕對合理，無所不包，乃至掩蓋它的基本性質即人們之間的關系的任何痕跡”（同上，第83頁）。盧卡奇撇開“這個問題對經濟學本身的重要性”，著手討論下列更加廣泛的問題：“商品交換以及它的結構的重要性能夠影響社會的整個外在和內在生活的程度究竟多大？”（同上，第84頁）。他指出，物化現象或商品拜物教已被區分出兩個方面（他稱之為“宏觀”方面和“主觀”方面）：“在客觀上，對象和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世界突然出現（商品及其在市場上的運動的世界）……在主觀上──只要市場經濟得到充分發展──人的活動與他本身疏遠，它成為一種商品，服從社會的自然規律的非人的客觀性，像任何消費品一樣，要走它自己的道路，不以人為轉移”（同上，第87頁）。兩方面經歷同一基本過程而且服從相同的規律。這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本原則、“以被核算和能被核算的東西為依據的合理化原則”（同上，第88頁）推廣到一切領域，包括工人的“靈魂”，廣而言之，人類的意識。“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不斷在更高的水平上生產和再生產它自身，物化的結構逐漸更深刻地、更致命地和更肯定地深入人的意識（同上，第93頁）。
　　看來，在20世紀20年代初，物化問題多少已經流行。在盧卡奇著作問世同年，蘇聯經濟學家I.I.魯賓發表了他的《關於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原著為俄文；見“參考書目” ⑦）。本書第一部分就是論述“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的。本書集中談經濟方面的物化，沒有像盧卡奇著作那樣雄心勃勃，也沒有那樣激進；盧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論中為“異化”找到一席地位，魯賓卻傾向於把物化理論看作空想的異化理論的科學的改造。然而，無論是盧卡奇還是魯賓都被三國際的官方代表人物嚴厲譴責為“黑格爾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手稿》的發表對於盧卡奇所創始的對馬克思的這種解釋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但這一點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得到充分承認。雖然關於物化的討論從廣度和深度來說，都不如關於異化的討論，一些出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戈爾德曼、J.加貝爾和K.科西克對它都作出了可貴的貢獻。當時被重新討論的不僅有馬克思和盧卡奇的著作，還有海德格爾的《存在與空間》，本書最後作出了如下論述，提出了如下一些問題：“古代的本體論研究‘物概念’，存在‘使意識物化’的危險，這是長期以來人所共知的。但是，究竟物化意味著什麽？它從何而來？……為什麽這種物化一再卷土重來，處於支配地位？怎樣使意識的存在具有實證的結構，而物化對它起不起作用？”戈爾德曼認為，這些問題是針對盧卡奇的（不指名地），在海德格爾的某些實證思想中可以覺察到盧卡奇的影響。
　　關於物化的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也已得到探討。例如，關於物化、異化和商品拜物教的關系，有許多爭論。有的人傾向於把物化同異化或商品拜物教（或是二者）視為同一，另一些人卻要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有的人把異化看成一個“唯心主義”概念，需要用“物化”的“唯物主義”概念來代替，另一些人卻把“異化”看成是以“物化”為社會學對應物的哲學概念。按照流行的觀點，異化是一個比較廣泛的現象，而物化則是它的一種形式或方面。在米·康格爾加看來，“物化是異化的一種高級的、也就是最高級的形式”（見“參考書目” ④，第18頁），而且物化不僅是一個概念，而且是對“整個物化了的結構”進行批判研究和實際“改造乃至摧毀”的一種方法論需要（同上，第82頁）。




參考書目

① 安德魯·阿拉托：《盧卡奇的物化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② 約瑟夫·加貝爾：《物化》，1962年英文版。
③ 呂西安·戈卡德曼：《物化》，載《辯證法研究》一書，1959年英文版。
④ 米蘭·康格爾加：《什麽是物化》，1968年德文版。
⑤ 卡爾·勒維特：《麥克斯·維貝爾和卡爾·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I．I．魯賓：《關於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
⑧ 亞當·沙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異化》，1980年英文版。
⑨ 柳波米爾·塔狄奇：《官僚機構──物化了的組織》，載M．馬爾科維奇和G．彼得羅維奇編《實踐》一書，1969年英文版。


生產關系

　　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


宗教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在德國開始對社會進行思考的。在德國，後來恩格斯曾經說到，直接的政治活動幾乎不可能，進步願望主要通過批判正統宗教，即社會政治秩序的支柱來表現（參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1部分）。黑格爾的歷史進化觀表明，18世紀哲學家的簡單的唯物主義是不適當的，認為基督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一批騙子編造的是不夠的（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寫道，需要分析使它們對人類必不可缺的人類狀況和關系。宗教是人的不完善的自我意識的表現，人不是抽象的個體，而是社會的人，或人類集體。它是對人的存在的歪曲，因為社會被歪曲了。用馬克思的最著名的話來說，它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苦難群眾的鴉片或鎮痛劑。人們通向真正的幸福的道路，是要拋棄追求這種代用品的處境。馬克思還補充說，自我解放不只是吸引人的，人的天職在於擺脫使他不完善和受屈辱的一切，來發揮他的最大潛力。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4條）中抱怨說，宗教的自由主義批判者承認宗教的世俗基礎，但他沒有注意到只有改造社會，才能根除宗教。恩格斯在他的晚期著作（《費爾巴哈》第3部分）中寫道，費爾巴哈事實上並不希望消滅宗教，而只是想改造宗教，他把歷史看成是一系列宗教改革，而不是具有宗教附屬物的具體的社會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他們青年時代曾經對這種變革可能帶來光明的速度或圓滿程度過分樂觀。他們差不多相信，甚至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主義可能早在社會主義之前促使它塑造其生活的人們擺脫宗教幻想。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參看第1卷第1章B.[1]）中寫道，工業使一切關系商品化，竭力消滅宗教和道德，或是把它們變成赤裸裸的謊言（也許可以說它在一個半世紀以後在這方面有很大進展）。他們過於相信，宗教信仰可能不會控制工人階級，他們傾向於把工人階級設想得比現實中更是一塊tabularasa（白板）。他們認為，所有這種虛構的東西都無需加以論證而被經驗所驅散，而且新的無產階級決沒有受它們損害，或是說，現在早已擺脫它們。
　　輕信歷史的故紙堆的一個更為明顯的標記，是馬克思的早期論文《論猶太人問題》中的下列說法：如果猶太人能擺脫他們現在做生意的生活累贅，猶太教可能迅速衰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最後一節）中比較審慎地重覆了他的信念：宗教幻想的作用不過是掩蓋生產制度的不合理現象，一旦人們彼此建立合理的關系，使整個社會擺脫失調現象，就會歸於消滅。
　　馬克思在他的青年時代曾經最系統地探討過宗教；恩格斯反覆回到這一問題，也許他要擺脫宗教教育的副作用不是沒有痛苦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在他關於1524—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中用了充分的篇幅來討論革命危機時期政治和宗教的相互作用。他論證說，在16和17世紀歐洲的所謂“宗教戰爭”中，以及在中世紀教會和異教的沖突中有待研究的真實情況是為了競爭物質利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德國學術界只看到神學方面的爭論，也就是從表面上看待過去時代自身的幻想（第2章）。這也許看來是對宗教的純粹否定態度，但它承認這種可能性：在對官方信仰的反抗中產生的異端，是新的進步社會思潮所激起的。首先從宗教改革來看，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最末一章中回顧了宗教問題，認為宗教是影響人類生活的力量的虛幻反映。首先是自然力量，產生種種神話，後來，社會秩序同樣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他考慮到一神教的單一的神，在它身上早期一切神的屬性集中起來，成為人類抽象觀念的人格化。他在《費爾巴哈》（第2部分）中重新探討了一神論的產生。這里，恩格斯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宗教概念似乎比任何其他概念離物質生活更遠，似乎是最充分脫離物質生活的概念；它不是直接來源於現代生活，而是從遙遠的過去借用的。他的答案是，任何“意識形態”要達到它的目的——用觀念來滿足我們而不顧現實——都必然是從長期為人珍惜的傳統材料中開展起來的。但宗教思想的變化是與社會條件和階級關系的變化相適應的。
　　東歐早期的社會主義者被廣大的農村人口所包圍，後者在俄國為一種特殊迷信的宗教狂深深滲透，這種宗教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為沙皇效忠的。沙俄帝國中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派，促使情況覆雜化。看來，堅決與一切宗教作鬥爭，乃是進步的關鍵所在。因此，普列漢諾夫站在最嚴格的唯物主義的毫不妥協的立場上，並對他所謂18世紀哲學家著作中的唯物主義思想精髓表示欽佩；他完全讚同恩格斯早期的一句名言：宗教已經山窮水盡（參看《戰鬥的唯物主義》，德文版13、20頁）。但是，他的環境使他比較容易看出，宗教對於工人階級中還沒有充分的階級意識的級層仍然有強烈的倒退影響。他對1905年革命失敗後一些有名的進步分子滑向具有特別與盧那察爾斯基有聯系的“造神派”形式的產生於厭倦失望的神秘主義感到憤怒。
　　對於列寧，這更是一個嚴重關切的問題。恩格斯曾經警告不要做強制廢除宗教的蠢事，像巴黎公社的一些布朗基派成員曾經要做的那樣（“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的綱領”）。列寧表示同意，但他意識到，宗教的傳染病不限於涉及變節的知識分子，也可能在被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弄得暈頭轉向的一些工人中發現，因為這種自發勢力經常以無法預見的災難威脅他們。他曾經寫道（1909年5月26日），就國家來說，宗教應當是私人的事情；對於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它卻不可能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信徒要開除黨籍，如果他們同時也是bone fide（真心誠意的）社會主義者的話。無神論在黨綱中並沒有地位。既然宗教的控制以經濟力量的作用為基礎，工人階級不能依靠宣言，而只能依靠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來抵制宗教，而且這方面的一致比在天國事務上的一致更為重要（參看《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1913年斯大林的表述所強調的可能有某種差別，黨應當維護一切團體的信仰自由，但必須譴責一切宗教是進步的障礙（參看《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第6部分）。
　　當黨在俄國執政的時候，對這種障礙的感覺更加具體。布哈林在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對宗教采取了強硬的方針，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實踐方面。他並不考慮（而馬克思主義也許一直樂於這樣）有選擇地或格外地從人的個人處境出發，即個人對死和生的恐懼，在古代是對死者幽靈的恐懼出發而引申出宗教的主張（見“參考書目” ①，第172頁）。布哈林論證說，年青的革命的工人階級在世界觀上是唯物主義者，而衰朽的統治階級陷入宗教麻痹狀態，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同上，第58頁）。他嘲笑東正教的天國等級制度的聖米歇爾作為天使軍的主帥，和沙俄的官僚制度極為近似（同上，第176頁）。但是，必須積極地跟宗教作鬥爭，等待任何事物自行消滅是沒有意義的（同上，第180頁）。這不可避免地逐漸產生認為信徒對新秩序半心半意，不宜擔任負責職務的傾向。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宗教歷史的試驗性探討，不久被他們的後繼者，特別是考茨基在早期基督教歷史領域所繼承。其中潘涅庫克（見“參考書目” ⑥，第26—27頁）很注意資產階級對唯物主義即它上升時期的哲學的短暫熱情，它被法國大革命時期群眾不滿的迸發所嚇倒，又縮回到宗教，把它作為促使群眾安分守己的手段。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他們的辯證的歷史觀所能解釋的，而舊有的簡單的唯物主義觀點卻不能。他們也進而回顧宗教以及像基督教這種特殊的宗教的起源。在他關於倫理學的演進的著作（1906年）的前一部分，考茨基像恩格斯一樣對一神論者的出現和從道德上解釋古老愛神崇揚的信條感到興趣。在史前史或人類學的這一領域，馬克思主義從此留下了一種明顯的標記。有人注意到，杜爾凱姆學派和它很有相同之處，但馬克思主義不是把社會結構看成一種現成的事實，而是從人和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發展過程來思考的。同一評論者補充說，實際上兩個學派比它們的較為嚴格的準則承認宗教的演進有較多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 ⑦，第19、21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歐洲以外世界的興趣不斷增長，考慮到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信仰。馬克思指出，東方的歷史經常具有宗教史的形式（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在一篇論述印度的文章（1853年6月10日）中，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富有啟發的論點，在印度，奢侈的財富同赤貧的毗鄰，在印度教中是以“縱欲享樂”和“自我折磨的禁欲主義”的混合反映出來的。他還指出，對自然界的無可奈何的依賴可能表現為對自然神或動物的崇拜。後來，馬克思主義者對其他宗教，特別是對伊斯蘭教發生興趣。
　　歐洲以外的一些地區多年來已有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考察它們的史料。在印度，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經常被吸引去研究古代，研究婆羅門教和佛教。對傳統觀念的徹底否定使科薩姆比（見“參考書目” ④，第17頁）譴責該國深受愛戴和具有廣泛影響的經典（Gita）具有“似乎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的巧妙”以及“難以捉摸的機會主義”。恰托帕迪雅強調說（見“參考書目” ②），強大的唯物主義傳統是全盛時期的印度思想的一部分，認為耆那教和佛教起初都是無神論哲學，隨著時間的推移，才充滿在印度比比皆是的迷信。後來原可指望有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但對立宗教團體之間的緊張關系使這一點成為棘手的事情。必須承認，印度共產黨人在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和同樣的非宗教主義者尼赫魯一樣，並不理解宗教仇恨的巨大破壞力。在中國，進行探索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郭沫若把古代的祀祖同私有制的產生相聯系，而把對最高的神的崇拜同需要神靈保佑的中央政權的產生相聯系（見“參考書目” ③，第150、156頁）。的確可以認為，像馬克思在他學術生涯開始時一樣，馬克思主義把對宗教的歷史探討看作它的最引人入勝的任務之一。




參考書目

① 尼·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無神論──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1969年英文版。
③ 亞里夫·狄利克：《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④ D.．D．科薩姆比：《神話和現實──印度文化形成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⑤ 弗·伊·列寧：《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1909年5月26日），1963年英文版。
⑥ 安東·潘涅庫克：《作為哲學家的列寧》（1938），1948年英文版。
⑦ 羅蘭·羅伯遜：《宗教的社會學解釋》，1972年英文版。
⑧ 馬丁·塞里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 喬治·湯姆遜：《埃斯庫羅斯和雅典──戲劇的社會起源研究》，1941年英文版。


倫納，卡爾

　　1870年12月14日生於摩拉維亞地區的下坦諾維茨，1950年12月31日在維也納逝世。
　　倫納中學畢業以後，投身軍隊，以便維持生活，直到他能繼續學習，後來他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在學生時代，就卷入了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活動，參加了1893年第一次五一節遊行示威。他在軍隊服役使他熟悉了奧匈帝國的許許多多民族，激起了他對民族問題的強烈興趣。他的一些最早的著作就是論述民族問題的。他對法律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學理論和法律的社會學方面。他論述法律的社會職能的一部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是這一領域的最早的一部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品，而且始終是一部經典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後，倫納開始被認為是與領導占優勢的左翼的奧托·鮑威爾相對立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比較富有改良主義色彩的右翼領袖。從1916年起，他發表了一系列論述“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文章，特別關心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考慮國家對經濟的大規模幹預）和階級理論（論述“新的中等階級”或他所謂“服務階級”問題）。1918年他擔任奧地利共和國的第一任首相（後來擔任總統），1945年再次出任第二共和國總統（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雅克·漢納克：《卡爾·倫納和他的時代》，1965年德文版。
② 卡爾·倫納：《奧地利各民族為建立國家而奮鬥》，1902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私法制度及其社會職能》（1904），1929年修訂，194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問題》，載《鬥爭》1916年德文版第IX卷。


地租

　　參看土地所有權和地租條目。


再生產

　　“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怎樣，它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它必須周而覆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資本論》第1卷，第62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再生產包括生產和創造條件使生產能連續進行。但是，這種“條件”的範圍和它們同生產方式的關系，近幾年來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引起關於再生產的意義的重大爭論。一方面，有人主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所必不可缺的過程，應當包括在經濟基礎中，因此不言而喻構成生產方式本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有人爭論說，再生產依賴處於生產方式之外的過程，這種過程的相對獨立性使得任何生產方式的再生產產生問題，具有條件，因此是階級鬥爭的可能對象。
　　馬克思對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解釋（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傾向於集中在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即資本主義下的剝削關系的再生產方面。既然任何生產方式應能繼續存在，如果它要代表一個歷史時代的話，容許生產進行的那些條件也應當容許它們再生產。但是，從再生產的考慮出發，便把生產關系放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甚至簡單再生產（全部剩余價值被資本家階級所耗費而不是積累），雖然它是生產過程的不斷重覆，但卻能使簡單的生產循環的某些造成錯誤印象的特點消失，並促使資本同整個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的剝削性質明顯起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重覆造成的不斷榨取剩余價值這一情況，使資本（盡管是原來就有的）終於完全由積累的剩余價值構成。從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這一特點，馬克思得出下列結論：“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作資本，當作同他相異化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同上，第1卷，第626頁）。這一論斷對於每一單個工人，對於每一單個資本循環，嚴格地說並不適用，它適用於整個工人階級。
　　但馬克思很清楚，不僅勞動創造資本，而且正如這段文章接著說的“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作主觀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於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當作雇傭工人來生產”（同上，第626—627頁）。
　　這里，所指的是雇傭勞動者即出賣勞動力的人同資本家“生產”的資本對立的關系。而且這種情況也是由關於反覆的生產循環而不是單個的生產循環的考慮來闡明的。因為工人們必須花掉在一個生產階段末尾領取的工資來恢覆他們現在已耗盡的勞動力。因此，他們像過去一樣在相同的情況下被再生產，脫離生產資料，而只有“主觀的財富源泉”即他們的勞動力可供出售。
　　這樣，就要把資本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聯系起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同上，第634頁）。
　　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以後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擴大了關於再生產的概念，使其包括生產過程本身之外，而又被視為一種生產方式的繼續存在所必需的那些過程。馬克思曾經提供一個例子，說明為了保證“它的”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怎樣在失業高潮中用政治手段防止技術工人移居外國（參看人口條目）。而且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他說到“社會再生產”過程，生產被認為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是，作為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探討的一部分的這段話，相當含糊，沒有說明為了實現社會再生產需要再生產什麽過程。 以此為焦點，關於生產方式的基本過程（沒有這種過程的再生產，它就會停止存在）以及關於必須有哪些（可能有的）其他過程促使這種再生產順利實現，展開了爭論。
　　這兩種類型的過程的區分，可以看作是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區分的深入；這里，“上層建築”因素是實際上為“基礎”的再生產必不可缺的因素，但在定義上並不是“基礎”的一部分。這樣，上層建築因素可以具有不同形式而不改變生產方式，但是這些形式會被保證基本過程的再生產需要所限制。舉例來說，論證個人交換和擁有財產的自由的意識形態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不可缺的延續，但不是它的僅以經濟關系作依據的定義的一部分，還有其他意識形態過程，例如“階級合作主義”的過程往往也可能發生。不難看到，這種再生產觀點很難免被指責為機能主義，因為它看起來好像生產方式只是為了再生產自身而存在，如果它們需要求助於其他非經濟過程的手段，後者將自動地執行它們的目的論的職責（見“參考書目” ②、 ④）。
　　巴里巴爾的表述很難逃避這種指責，雖然它的確包含變化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①）。在他看來，存在三種情況或實踐，即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情況或實踐，所有三者都要再生產，以便使結構的總體即生產方式能夠再生產。這種看法的確承認每個層次如何再生產是具有變通辦法和相對獨立性的，但由於各個層次保持穩定，變通的可能性便產生於經濟層次的矛盾。有一種情況可能是由多元決定的，那就是牽涉到一個以上的層次的矛盾，但是如果要出現根本變化的話，這些矛盾必須包括經濟矛盾以作為最終的決定因素。可見，對於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來說，再生產和矛盾發生在不同的結構層次上。前者產生於整個生產方式的作用，後者可能發生在特定實踐的層次，其中經濟實踐是關鍵性的。
　　阿爾都塞的後繼者對此有所發展，他們對這種再生產概念有所批判，首先是用一定生產關系可能起作用的存在條件的觀念來代替它（見“參考書目” ⑥），後來又在這一公式內把生產關系從這樣一個“特權”地位降下來，擴大發生社會再生產的領域而且拒絕給它們以任何明確的界限（見“參考書目” ⑤、 ③）。
　　女權主義者（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批判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觀點，認為它忽視了人民和他們的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的許多內容，從而漏掉社會再生產的一個決定性的組成部分。這發生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日常的和接代意義上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方面，其次是人類或生物的再生產方面，承認人民不只是勞動力的潛在的供給者，使後者有別於前者。關於前者，關於家務勞動的著作已經證明，工資如何轉化為勞動力不只是一個消費過程，因為勞動力並不產生於貨幣的直接耗費，而牽涉到勞動和使用價值的生產，二者都發生在為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生產關系下，但卻在作為資本的雇傭勞動這種關系上有所區別。
　　但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也是一個世代相傳的過程，也應當（再）生產新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者與生產資料脫離，嬰兒的生產過程是與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相脫離的。這種脫離的意義成為爭論的問題，究竟人民的再生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本來是無法預先知道的（見“參考書目” ⑦），還是具有它自己的涉及對婦女作為生物學上的再生產者的控制關系（不同於她們作為生產者服從的關系）的運動規律的一種勞動過程（見“參考書目” ④）。
　　對人的再生產本身的考慮，促使某些作者認為，任何社會都應當有與它的生產方式銜接的或相應的一種在歷史上特定的再生產方式（例如，魯賓談到一種“性的政治經濟學”，見“參考書目” ⑧）。的確，恩格斯同樣在他的一段經常被引證的話中提到：“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
　　但他在他關於家庭形式的發展的論述中沒有認真對待他自己的規定，而認為這些再生產形式完全從屬於生產形式。
　　另一些人也許認為，這種區分是一個錯誤，一種拜物教，采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再生產形式特有的而不是作為超歷史的二元性的範疇（見“參考書目” ④）。既然性的差別關系到人類再生產的不同的潛在作用，那麽，要想把對性的區別的理解和表現性的差別的社會形式，同對生產關系產生的階級差別理解結合在一起，只有通過承認下列論點才能達到，即再生產和生產之間、人類的生產和物的生產之間的區分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形式，因而也是會起變化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做到把女權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S．克拉克等：《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③ A．卡特勒等：《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④ F．埃德霍爾姆、O．哈里斯和K．楊：《不斷概念化的婦女》，1977年英文版。
⑤ J．弗里德曼：《馬克思主義關於總的再生產的理論和體系》，1976年英文版。
⑥ B．欣德斯和P．赫斯特：《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1977年英文版。
⑦ B．奧勞格林：《生產和再生產──米雅蘇的〈婦女、糧倉、和資本〉》，1977年英文版。
⑧ G．魯賓：《婦女的買賣》，載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再生產公式

　　在《資本論》第2卷第18至21章中，馬克思研究了社會總資本不同部分的再生產，這不僅是價值量的再生產，同時也是物質的再生產；這兩種再生產的關系在公式中被加以研究。馬克思把社會生產分為兩大部類：（1）生產資料的生產；（2）消費資料的生產。結果，社會資本的運動是在它只包括兩種資本的假定下被加以分析的。這種必要的抽象使下列一點很明顯：既然它們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基礎，那麽這種再生產公式不足以分析許多單個的資本的相互作用，這種探討屬於競爭理論的更為具體的分析方面。馬克思把再生產分為兩種類型：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簡單再生產意味著，全部剩余價值被資本家非生產地所消費（那就是說，完全被用來購買消費品）；擴大再生產意味著積累，全部剩余價值的一定份額被用來購買追加資本，可變的和不變的，以便擴大現有生產規模。
　　馬克思把他對再生產的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但並不是所有這些假設都是嚴格必需的：（1）固定的和同等的資本有機構成（C/V）和剩余價值率（S/V）；（2）商品是按它們的價值交換的；（3）固定的生產率；（4）資本家擁有無限的後備勞動力。現在，我們用1和2分別表示生產，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兩大生產部類，於是得出C1+V1+S1=W1和C+V2+S2=W2，而C= C1+C2，V= V1+V2，S= S1+S2這些社會總額。
　　按照保·斯威齊的說法（見“參考書目” ⑥），在簡單再生產中，既然S是被資本家全部消耗掉而不是積累起來，那麽，用掉的不變資本應當相當於生產資料部類的產量，而資本家和工人共同的消費量,則應當相當於生活資料部類的產量。這就是說，

　　C1+C2= C1+V1+S1
　　V1+ S1+V2 +S2= C2+V2+S2

　　消掉第一方程式兩邊的C1，和第二方程式兩邊的V2+S2，將要看到，二者簡化為下列簡單的方程式：

　　C2= V1+S1

　　那麽，這可以說是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它扼要地表明，在消費資料部類中用掉的不變資本的價值，應當相當於從事生產生產資料的工人和資本家所消費的物品的價值。如果這個條件得到滿足，生產規模就會年覆一年保持不變（見“參考書目” ⑥，第76—77頁）。
　　這個方程式表達了為了社會總資本在相同的規模上再生產必須得到滿足的一個條件。
　　談到擴大再生產，情況就較為覆雜了，因為我們現在必須把用於資本積累的那一部分剩余價值（△C+△V）列入兩個部類生產的公式。如果我們設想，作為第一個前提，全部剩余價值都轉化為資本（最大擴大再生產），那麽，每個部類把它自己的剩余價值完全用於積累，也就是說S1= △C1+△V1 ，S2= △C2+△V2 ，於是，

　　C1+V1+ △C1＋△V1=W1
　　C2+V2+ △C2＋△V2=W2

　　既然兩個有機構成C1/V1 和C2/V2被認為固定的，△C1 /△V1和△C2/△V2這兩個比值也應當是固定的，所以剩余價值的固定比例將轉化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讓我們假設這兩個比例分別為Kv+KC（顯然，Kv+KC=1）。於是，上面兩方程式現在成為：

　　C1+V1+ KcS 1 +KvS1=W1
　　C2+V2+ KcS 2 +KvS2=W2

　　投放到市場上交換的新價值量現在是什麽呢？既然全部S被積累起來，第一部類應當出售V1和KvS1這些量，而消費C1和KcS 1 這些量（都是生產資料），第二部類則把C2和KcS 2 這些量投放市場，而消費V2和KvS2（都是消費資料）。這樣，如果擴大再生產以最大規模進行（即資本家以他們的全部利潤投資），表示兩大部類的關系的方程式如下：

　　V1+Kv S 1= C2 + KcS 2

　　我們現在要把以剩余價值全部積累的前提改變一下，讓資本家消費他們自己的一部分利潤。資本家所消費的剩余價值的比例現在在方程式中有它的地位，所以（Kc+Kv）<1。新的方程式是：

　　C1+V1+ KcS 1 +KvS1+（1－Kc－Kv）S 1= W1
　　C2+V2+ KcS 2 +KvS2+（1－Kc－Kv）S 2= W2

　　從上面的方程式中不難導出擴大再生產的基本交換關系：

　　V1 +KvS1+（1－ Kc－Kv）S 1= C2+ KcS 2，簡化為
　　V1+S1（1－Kc）= C2+ KcS 2

　　既然承認資本家消費一部分剩余價值，再沒有理由假設兩大部類有相同的積累比值Kv和Kc。那麽我們可以把Kc分為Kc 1和Kc 2 ，把Kv分為Kv1 和Kv2 。這時，基本交換關系成為：V1+S1（1－Kc1）= C2+ Kc2S 2。上面這個方程式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表明了馬克思對再生產過程的分析的重大成果；再生產本身不容許任意選擇兩個積累比值Kc1 和Kc2。這兩個比值應當相適應，否則再生產過程會受到阻礙。
　　擴大再生產的這個基本關系表明，社會總資本怎樣能脫離任何市場需要和有效需求問題而增長。這種可能性可以被擴大適用於固定資本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也可能引進生產率的增加和資本的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的改變。就這些改變來說，一切主要變數成為時間的函數，使得平衡條件更加嚴格得多（關於固定資本的再生產問題見“參考書目” ②）。
　　有一些理論家認為，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有些像凱恩斯的有效需求論，因為後者也是建立在把社會產品區分為I（資本貨物）和C（消費品）的基礎上。但這是掩蓋了深刻分歧的純粹表面的相似。凱恩斯集中注意需求方面，而不研究再生產的條件，兩大部類保持平衡的條件，而且他並不考慮消耗掉的不變資本的必要的再生產（按亞當·斯密的傳統）。最後，可以看出，無論凱恩斯對國家的分析（國家據有的價值似乎產生於生產過程以外）或他對於由於消費傾向的下降而出現的長期蕭條的探討，同馬克思對再生產和積累的分析都是不相容的（不同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⑦，關於對這種態度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①，並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
　　長期以來，許多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參加了這個公式的討論，其中有盧森堡、希法亭、鮑威爾、列寧、格羅斯曼和羅斯多爾斯基。羅斯多爾斯基準確地概括了全部爭論（1980年）。他指出，再生產公式不過是種種單一的資本的具體的相互作用的第一位近似值，其視野只是表明在資本再生產中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關系。然而，羅斯多爾斯基補充了下列未經證實的意見：不可能把生產率、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的變化列入公式。
　　對研究再生產的兩項最重要的貢獻來自盧森堡和希法亭。盧森堡從兩方面批評了馬克思的公式（見“參考書目” ④）。首先，她認為，公式中缺少生產黃金的第三部類，是一個錯誤，黃金這種產品起貨幣作用，既非生產資料，也非消費品，而是單純的流通手段。因此，她提出區分三個部類的新公式，第三部類生產每年流通過程中所消耗的數量的黃金。但是，還存在一種缺憾；必要的交換不能以這種方式進行，因為它們需要現有的全部黃金，而不只是上年度所生產的黃金數量。黃金的生產和消耗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所謂faux frais（意外開支），因此，馬克思把黃金的生產連同其他金屬列入第一部類，被看成貨幣的黃金對於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沒有直接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盧森堡的第二點批評──關於有效需求的批評。她指出，在馬克思所提供的數字例子中，第二部類的積累速度似乎根據第一部類積累的需要任意變化，而不可能看到使社會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不斷增長的需求的根源。在盧森堡看來，這個公式應當顯示這種需求的不足；額外的有效需求必須產生於公式之外，也就是說，產生於資本主義制度之外，所以，資本家迫不得已不斷地在非資本主義世界尋找新的市場。然而，她也無法解釋非資本主義世界對兩大部類商品提供的交換價值的來源。把馬克思的簡單的數字例子概括一下，不難看到，不斷增長的需求產生於兩大部類本身內部，這是與實踐中的再生產過程的平穩發展無關的。
　　希法亭（1910年）曾經企圖利用這個公式來解釋危機現象（見“參考書目” ③）。他論證說，資本再生產的關鍵是怎樣保證兩大部類之間的平衡增長，這實際上只有通過價格調整的不斷過程來實現。這只可能是暫時的；既然通常有機構成較高的第一部類的投資要多得多，整個過程必然經常發生積累的中斷，以便恢覆被破壞的平衡狀況。希法亭觀點中不清楚的地方是，作為資本積累的不同數值的後果，從而必然引起第一和第二部類產品失調的機制。




參考書目

① C．貝特爾海姆：《凱恩斯和馬克思著作中的國民收入、儲蓄和投資》，1948年英文版。
② J．格洛姆鮑夫斯基：《擴大平衡再生產和固定資本》，1976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⑤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 保·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⑦ 都留重人：《凱恩斯與馬克思──總體方法論》（1954），載D．霍羅維茨編《馬克思與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勞動後備軍

　　存在一大群失業的和半失業的勞動者，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特征，這是直接由資本積累本身產生和再產生的。馬克思稱這一大群為勞動後備軍或產業後備軍。資本的積累意味著資本的增長。但這也意味著競爭迫使資本家去采取新的、大規模的、更加機械化的生產方法。資本的增長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但機械化以機器代替工人，這樣就縮減了對勞動的需求。因此，對勞動的凈需求以這兩個因素的力量對比為轉移，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維持著勞動後備軍。當就業因素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大於勞力代替因素以致使後備軍人源枯竭，從而引起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上漲，這種情況就會自動促使代替因素對就業因素占上風。因為工資的上漲延緩了資本的增長，進而延緩了就業的增長，再加上勞動力短缺，這就會加速機械化的步調，從而也加速代替的步調。這樣，資本的積累自動補充了勞動後備軍（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參考書目” ②第63—64頁）。此外，勞動力從嚴重失業地區的輸入和資本向低工資地區流動，二者都有助於重新建立資本同一種相對過剩的人口之間的“正常”關系。
　　不論它的歷史界限如何，資本主義制度一直產生著和維持著一支後備軍。現代資本主義遍及全世界，它的後備軍也是一樣。第三世界的饑餓群眾、工業化國家輸入隨後又逐出 “外籍工人”以及資本流向低工資地區，就是這一事實的表現。




參考書目

① 悉尼·H·庫恩茲：《人口理論和經濟解釋》，1957年英文版。
② E．曼德爾：《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介紹》，1976年英文版。


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可以作狹義的理解，也可以作廣義的理解。從它的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不可分，因為後者要以“通過人類的基本特征即勞動而自我創造”（見“參考書目” ⑤，第14頁）的社會本體論為依據，同時以一種認為從事認識的主體在分析和行動上跟被認識的客體處於辯證關系之中的認識論為依據（參看辯證法、認識論條目）。由於原作者的身份而不受修正的世代相襲的僵化真理，是同這樣一種學術和政治實踐的傳統完全不相容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特別是如此，這種制度把不斷的改變經常化，並在無產階級身上造成它自身毀滅的動因的獨特傾向，這意味著，無論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與它相聯系的政治實踐都不會萎縮為一整套沒有時間性的公理。因此，1883年以來，不斷改變的階級結構的迫切需要以及馬克思本人含糊的思想遺產，已使每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知不覺地成為修正主義者。列寧修正過馬克思。盧森堡、托洛茨基和毛也是一樣。甚至恩格斯也被那些認為他對馬克思的著作的解釋是不革命的政治蛻化的理論根源的人們（見“參考書目” ③、 ⑨），譴責為“第一個修正主義者”。
　　然而，這又提醒我們，修正主義是很少如此廣泛的、如此正面地來理解的。相反，後來馬克思主義者變得善於使他們自己的創新合法化，否認自己的創新，相反，認為它們直接來源於馬克思自己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便奉為經典，而修正主義則具有狹窄的、消極的、變化的含義。在1914年以前，從這個詞的最初的一般用法來說，修正主義是“這樣一些作者和政治人物”的同義語，“他們雖然從馬克思主義前提出發，但逐漸懷疑這個學說的不同因素，特別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的預言”（見“參考書目” ⑦，第2卷第98頁）。在1945年以後，相反，修正主義成了一些共產黨用來批評其他共產黨的實踐、並用以詆毀對它們自己的政策、綱領或學說進行批評的人們的攻擊之詞。區分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這兩個階段是很重要的，主要因為在第一個階段，這個詞被用來針對興起的保守主義思潮，維護歐洲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浪潮，而在第二個階段，它經常被用來針對願意回到一種比較獨立、有時甚至是革命的道路上來的批評者而為不同類型的保守主義進行辯護。然而，在每一個時期，這個詞都被用來表示這樣一個意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1917年以前是馬克思自己的，以後是布爾什維克的正統觀念）中包含的“真理”背離，隨之有改良主義政治實踐的危險，這種實踐只可能改革或鞏固資本主義（參看改良主義條目）。
　　當然，這種改良主義危險促使19世紀90年代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羅莎·盧森堡在關於修正主義的第一次大辯論中批評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嚴格具有決定論性質的馬克思主義（參看決定論條目），即認為資本主義危機、階級分化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伯恩施坦向支持這種論斷的哲學挑戰，傾向一種新康德主義（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認為社會主義是合乎需要的，但卻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也向這種論斷造成的政治策略挑戰，這個策略是拒絕與自由的中間階級和農民結成議會聯盟，他卻認為這個聯盟對於資本主義和平的和逐漸的民主的改造至關重要。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預言，他提出他的有名的另一種說法：“農民不會墮落；中間階級不會消失；危機不會變本加厲；窮困和奴役不會增加”，相反地，社會主義者應當在下列比較現實的前提下建立徹底的聯合：“生活無保障、依賴關系、社會距離、生產的社會性、私有主的無所事事，幾乎種種現象有增無已”（轉引自“參考書目” ④，第250頁）。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的這種修正，1903年正式被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否定，但它終於在20世紀20年代導致該黨在魏瑪時期的德國的更加溫和政策。
　　這個詞後來的用法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和根源，它主要用來誹謗對斯大林主義的正統觀念進行挑戰的人們。1948年以後，鐵托的南斯拉夫被蘇共譴責為修正主義，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的曠日持久的中蘇論戰中，每方經常譴責對方為修正主義。蘇聯領導人經常譴責東歐富有戰鬥精神的人們通過緩和高度官僚化的共產黨的政治壟斷促使社會主義人道化的反覆的和大膽地嘗試為修正主義；最近某些歐洲共產主義者（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尋找通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嘗試，同樣被西歐共產黨和莫斯科的比較正統的同志譴責為修正主義。
　　最後，應當指出，修正主義也是1917年以後執行伯恩施坦路線的各國社會民主黨（參看社會民主黨條目）的一個特征。許多這樣的黨對1948年以後持久的資本主義繁榮的反應是，刪改從它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歷保留下來的學說和綱領的內容，（就是沒有這種經歷的英國黨而言，則是刪改從艾德禮時期遺留下來的社會主義輿論）。新的一代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者宣布資本主義要由一種混合經濟所取代，不再需要進一步的國有化，給社會黨留下的任務只是在凱恩斯的論點的範圍內追求更多的社會平等。這種修正主義的失敗在於無法應付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卷土重來，這促使許多左翼社會民主黨人采取與歐洲共產主義的某些立場類似的激進政策；這樣，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修正主義以及社會民主黨內一種很不相同的修正主義的失敗，開始形成19世紀90年代最初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就已引起的西歐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A．克羅斯蘭：《社會主義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 C．F．埃利奧特：《Quis Custodet sactodet Sacra? (誰維護神聖事物?)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問題》,載《思想史雜志》英文版1967年第28期。
④ P．蓋伊：《民主社會主義的窘境──愛德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挑戰》，1952年英文版。
⑤ C．C．古爾德：《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1978年英文版。
⑥ S．黑塞勒：《蓋茨克爾分子──英國工黨中的修正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⑦ 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⑧ L．拉比茲：《修正主義》，1962年英文版。
⑨ N．萊文：《悲劇性的騙局──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1975年英文版。


革命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歷史設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各個時代彼此更叠的思想；革命從它最全面的意義來說，是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劇變性的躍進。在陳舊的制度同爭取自由的新的生產力之間，進而從人的關系上來看，在舊秩序內部的上層階級同下層階級之間，在以前的階級同向它挑戰的新的階級之間，各種沖突的匯合，會帶來革命，直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原來被剝削的階級同新的統治階級合而為一。後來，只是對於現代歐洲的革命，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時間認真加以考慮。馬克思在1843年已經開始研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他的筆記中說明了這一點）。所有這些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美國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階級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領導的，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擴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這些除舊立新的嘗試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慮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隨它最初的最豪邁的階段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這方面寫了一本書──，認為這是最早的革命；雖然作為市民和農民打破封建優勢的努力只獲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暴動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沒有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竭力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戰鬥，它不會推進到如此程度；這也就向他們暗示這樣一個一般原則，所有一切造反的運動必須推進到遠遠超出資產階級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動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種結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話（參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另一個一般特點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產階級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就能以反對舊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態出現，甚至在當時自認為如此。
　　1848──1849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左派方面參加了德國的激進運動，有機會從內部看到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對終於導致失敗的猶疑不決和軟弱無能深感厭惡；後來他們在這方面思考了並寫了許多東西。對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使馬克思深信，歐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業蕭條為背景，群眾的不滿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發動群眾以前，新的叛亂不會有任何機會。事實上，中歐和東歐的資產階級甚至對支持他們的工人比對他們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決不會再冒險試驗，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國。它能夠在舊的框框內獲得一種地位，盡管不是政權，使它能毫無阻礙地發展工業，這也就是對它有實際意義的一切。
　　恩格斯曾經企圖（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中）把這種情況納入馬克思的設想，就德國而論，把俾斯麥的“統一”描寫成“革命的”，這個例子說明他和馬克思使用這個詞多麽靈活。另一個例子是馬克思關於印度農村被不列顛的壓力所破壞是亞洲歷史上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的說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但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概念方面，產生了許多問題，雖然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由馬克思主義學者生動地加以闡明。在英國，還無法顛撲不破地證明階級之間和它們所代表的經濟體系之間的沖突。甚至1789年法國的情況（這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諸如此類的觀點得到比較廣泛地承認）仍然很有爭論。然而人們承認，馬克思的假設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們去探討整個問題。
　　另一種革命即共產主義革命在很長時間內縈回於少數人的腦際，但是，馬克思經常強調，在它的物質條件具備之前，不可能有實際意義。那就是說，共產主義只能是繼資本主義而來的事物，它帶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它第一次有可能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因為它不代表另一種所有制形式，而是擺脫一切所有制。它的執政將是一種道義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因為它會清算過去，掃除人類的骯臟東西，使它從新開始（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1部分B3）。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從不背棄的另一個信念是，偉大的變革不可能在這里和那里個別地方發生，而應當是決定性數量的工業國同時行動的結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馬克思從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失敗中作出結論說，這只是像一個猶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樣漫長的鬥爭開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68頁）──後來這成為斯大林特別喜愛的形象。在以後的年代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認，1848年他們被青年的急躁情緒所左右，在資本主義在大陸的進程的第一個階段就指望推翻資本主義，這是很不成熟的。政權是不可能靠少數熱烈分子，即沒有整個階級的力量作後盾的戰鬥先鋒隊的突然襲擊來奪取的（參看恩格斯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序言）。
　　恩格斯後來認為俄國可能是這條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慮到那里的革命可能會被戰爭所促進而迫在眉睫（《俄國的社會狀況》）4；1885年他告訴一個俄國記者，如果說布朗基主義的幻想（由一批密謀者推翻整個社會）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話，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為沙皇制度如此不穩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維·查蘇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會緩慢一些，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高潮也許是武力的較量。馬克思可能認為，少數國家，首先是英國由於其長期的政治傳統，可以避免最後的嚴峻考驗。但是，英國的發展情況令人失望，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聯主義，缺乏社會主義的“責任”感。在法國，政治精神比較活躍，但1848年以後不久，馬克思懂得，在一個主要具有農業性質的國家，沒有農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取得政權，他估計，農民日益加深的貧困將保證這種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的工業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階級將率先行動的國家。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久開展起來，在帝國國會的議席不斷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為選舉力量的增長，因為他作為軍事問題專家，也意識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強各國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寫信給拉法格說，巷戰和街壘已成為過去的事情；在同軍隊作戰時，社會主義者肯定要吃大虧，而且他承認，他還找不到解決這種困難的好辦法。但這就更有必要把群眾吸引進來，盡可能擴大運動的範圍，在德國，要把它推進到軍隊的主要征募地區，如東普魯士。
　　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強調了這些告誡。然而，他的文章被編者由於擔心書報檢查而大肆刪改，他對此極為不滿；他在寫給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說，這使他容易被歪曲為“合法鬥爭的崇拜者”。事實上，這種情況不久就發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後，伯恩施坦開始提出導致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種種主張（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在這場覆雜的爭論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論點是：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將來的所謂不可避免的崩潰，只是願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爭論是關於原有意義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種實際可能性，或是說，現在是否只應依靠憲法的方法。
　　在俄國，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憲法權利，以後也沒有多少憲法權利。列寧決心創立一個能夠準備、然後領導革命的政黨；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貫徹了事先籌劃的革命主張。在1905年主要帶有自發性的暴動中，他的黨太小，沒有經過考驗，無法取得很大成就，它無論如何未能超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敗表明了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的不堅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國資產階級不堅定一樣。因此產生這種似非而是的說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群眾代替它、甚至撇開它進行。這種思想自然而然導致“不斷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頓地從資產階級革命（比較確切些說，現在的民主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這里，存在夠多的覆雜情況促使左派方面進行無窮的爭論，正如修正主義在西方那樣。
　　1914年當歐洲按照它的統治者的命令服從地拿起武器的時候，列寧試圖反擊這種責難，國際曾經愚蠢地預言戰爭意味著革命。他寫道，它從來沒有保證這一點，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導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來（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620—621頁）。只有在號召已經準備暴動，而上層階級無法在舊秩序下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可能發生。這是一些不以政黨和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1916年3月，在戰時的另一次論戰中，列寧宣稱，社會主義革命不能設想為一次迅速的打擊：它是一切戰線上一系列的緊張戰鬥（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17頁）。
　　在俄國，1917年發生了列寧所期待的總危機。托洛茨基在他的歷史（見“參考書目” ⑧，附錄2）中寫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發動者的意圖，但十月革命卻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它卻離開正道。他和列寧曾經指望它成為歐洲暴動的訊號；對於他們如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勝敗要在國際舞台上決定。但是，東方和西方相距過於遙遠，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太樂意仿效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感到被人離棄，首當其沖。不久發生一場爭論，列寧以考茨基為主要論敵。問題是，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譴責他的批評者背離馬克思主義而信奉改良主義。考茨基卻譴責布爾什維克以馬克思曾經認為任何革命後的過渡必不可缺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借口憑籍恐怖主義執政。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恐怖主義有別於這種專政的觀點，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得到說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們自己驚恐而從事簡直無用的暴行來支持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一種制度。
　　以後幾年歐洲另一些地方舉行暴動的嘗試失敗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在獄中悠閒歲月中思考經驗教訓，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葛蘭西。他根據19世紀意大利的種種事件，區分出馬志尼的積極的起義和卡富爾所倡導的“消極的革命”，後者以耐心準備作為通過人們頭腦中的“分子變化”造成社會力量改變構成的方法。他設想，也許二者對於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認為歐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後傾向“消極”類型。他論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後，更慎重地說，在1945年以後，歐洲社會主義可以說有一個類似的轉變。在西方，對革命目的的追求實際上已經意味著相信社會的徹底改造，以別於僅僅用零星的改革來修補舊社會的任何辦法。在蘇聯，可以看到向這個方向的緩緩移動；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蘇聯理論已願意采納下列這種觀點，隨著社會主義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政權。
　　這個論點是在毛主義（參看毛澤東條目）的偏激學說的壓力下得到承認的。毛主義同莫斯科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並一再重申鬥爭的國際性質。較近幾年，北京已經放棄它的極端革命姿態。但是，自從列寧在1914年以前認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很有希望，乃是對歐洲革命運動的支持以來，武裝鬥爭已經從歐洲轉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這始終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因為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有外國背景的右翼軍人統治，似乎沒有留下選擇余地。社會主義和民族情緒或農民情感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在許多地區，提供指引線索的是馬克思主義或它的某種改頭換面的東西。（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② 羅賓·布萊克本編：《革命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讀本》，1978年英文版。
④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 E.．J．霍布斯鮑姆：《革命家》，1973年英文版。
⑥ 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 弗朗茲·馬雷克：《世界革命哲學》，1966年英文版。
⑨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 J．沃迪斯：《革命新理論》，1972年英文版。


李嘉圖和馬克思

　　馬克思把李嘉圖看成最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把他視為自己的出發點，但同時明確地把他自己的理論同李嘉圖的理論區分開來。雖然李嘉圖提出這樣一個一般原則：相對價格由物化勞動時間來調節（這是他的主要科學成就），他並沒有在抽象（產生價值）勞動同具體（產生使用價值）勞動之間，或是說社會必要勞動（它決定體現在某一商品中的勞動時間的準確數量）同個人勞動之間作嚴格區分。結果，既然貨幣的必然性和職能只能通過商品價值範疇（社會必要數量的抽象勞動時間）來解釋，李嘉圖並不懂貨幣究竟是什麽。他把貨幣看作是流通過程中的一種單純手段，結果推行薩伊定律（社會上供給與需求的必然平衡）和一種機械形式的貨幣數量論（導源於大衛·休謨），按照這種理論，物價水平決定於流通的貨幣數量，而不是像馬克思所論證的另一種情況。
　　李嘉圖既然不顧相對價格的實質（價值），只對它的數量的決定感興趣，就不可能理解勞動和勞動力的差別。因此，他不是通過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來解釋利潤，而企圖使單一物品的生產價格直接與體現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一致，這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指出，如果有人簡單地設想存在統一的利潤率，商品和生產價格這兩個範疇就會彼此矛盾。在馬克思看來，當我們在分析一件商品時，如果處在簡單的抽象水平上，那麽利潤率和資本勢必是未知的，而且也無法像李嘉圖那樣單純依靠設想得出來。結果是，李嘉圖既無法說明統一的利潤率從何而來，也無法確定它的計算方法。
　　馬克思在回答同一問題時說明，利潤不過是個人資本生產的總剩余價值的再分配，所以利潤率乃是社會剩余價值與全部社會不變資本和社會可變資本的比率。然而，雖說李嘉圖沒有解釋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區別，結果貶抑這種區別，認為它在經驗上無足輕重，這種理論上的缺陷後來導致李嘉圖學派（穆勒、麥克庫洛赫）的危機，終於迫使它完全放棄物化勞動時間同價格之間的聯系（托倫斯）。但是，馬克思指出，李嘉圖關於相對價格的隨機變動是由價值的相應變動來調節的論斷，從經驗上說，是正確的（參看《剩余價值理論》第2卷第10章，特別是A，第5部分）。安瓦·沙克已經證明；從美國的數據來看，令人驚奇的是李嘉圖的勞動理論的精確程度竟高達93%。（見“參考書目” ⑦）
　　李嘉圖應用相對價格受物化勞動時間調節的原理，就能駁斥一種陳舊的通常的見解，根據這種見解，工資的上漲一定造成價格的上漲；相反，他證明，只有對於有機構成在一般水平以下的資本生產的那些商品而言，價格才上漲，對於有機構成較高的資本來說，價格一定下落，結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價格總額不變而利潤額和利潤率降低。
　　可是，這種有關的結論導致李嘉圖專門集中研究工資和利潤的反比，而且就他和馬克思對積累的分析來看，產生了很大分歧。首先，李嘉圖傾向於忽略不變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也在利潤率的決定中起關鍵作用。因此，他傾向於把支配利潤率的規律歸結為支配剩余價值率的規律。這個同一疏忽也促使他忽視固定資本（機械化）在生產過程中在造成和維持失業勞動者的後備軍方面的不斷增長的作用。雖然李嘉圖承認，機器有時可能代替工人，但他傾向於認為，整個說來，積累吸收的工人多於它“釋放”的工人。因此，他通常反對救濟貧民的做法，理由是、不如把錢花在投資上，這樣變可以造成平衡，增加就業。最後，雖然馬克思和李嘉圖兩人都堅持，資本主義積累以利潤率趨於下降為特征，他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卻相反。在李嘉圖看來，增加就業就會相應地增加對基本消費品，特別是農產品的需求。這就有必要求助於耕種生產率比以前使用的土地要低的新土地，在李嘉圖看來，這將提高地租在總剩余中所占份額而降低工業利潤的相應份額。所以，這種制度的發展會造成利潤率隨著工人所消費的物品的生產率的下降而長期下降，這時候，盡管比較大的一部分剩余價值歸於地租，但勞動力的價值會提高，而剩余價值率則會下降。其次，李嘉圖怎樣也無法合情合理地認識到農業中的技術進步對於利用劣等地可能起的抵銷作用。可見，李嘉圖對利潤率降低的預料，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吝嗇的基礎上，而在馬克思看來，利潤率降低的趨勢是由於積累和技術進步所造成的社會關系。按照馬克思的意見，這種情況會造成剩余價值率的提高，但全面的利潤率卻會下降，因為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形式必然促使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越來越快。
　　另一個重大分歧同危機問題有關。因為李嘉圖把貨幣設想為便於交換的單純手段，他傾向於把交換本身看成產品同產品的直接互換。在這種場合下，一件好的供應品的生產意味著，它的所有主自然擁有用它換取其他物品的手段。所以，如果排除局部的幹擾或偶然因素，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薩伊定律）。馬克思指出，一旦使用貨幣，這個論點就站不住了，因為生產某物並不保證它能換取貨幣，擁有貨幣也不意味著要花掉它。因此，貨幣是危機的可能性的根源，李嘉圖對這一點完全沒有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李嘉圖看來，利潤率的持續下降最終只導致蕭條，而據馬克思看來，同樣的機制也還是周期性危機的必然性的根源（參看經濟危機；貨幣條目）
　　最後需要考慮的是李嘉圖的地租理論。李嘉圖超越於斯密的地方在於，他把地租看成財富的純粹轉移，而不認為它本身就是價值的源泉。但是，李嘉圖只通過土地的不同肥沃程度來解釋地租，這樣，他只解釋了級差地租而沒有解釋絕對地租。在馬克思看來，絕對地租產生於土地私有權對資本投資的障礙（參看土地所有權和地租條目）。
　　對李嘉圖的著作及其與馬克思的關系的評價，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是不一樣的。像多布和新李嘉圖學派這樣一些作者傾向於盡量縮小馬克思和李嘉圖的分歧，認為他們的生產價格理論實質上相同，二者的分析歸根到底建立在實際剩余（physical surplus）範疇之上。另一方面，像斯威齊、希法亭、佩特里這樣一些作者則堅持說，馬克思和李嘉圖的理論具有完全不同的適用範圍，李嘉圖注意確定商品的相對價格，而馬克思只對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作為基礎的社會關系感興趣。這個觀點似乎是不充分的，如果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沒有把對積累的分析同建立在它上面的社會關系結合起來，價值概念就失去它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從而在對社會關系的分析中沒有真正的地位。對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其與馬克思的著作的聯系的比較正確的評價，可以在魯賓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著作中找到，二者都強調了價值對於馬克思的全部分析的關鍵作用。




參考書目

① M．多布：《亞當·斯密以來的價值和分配學說》，1973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1904），載斯威齊編：《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949年德文版。
③ F．佩特里：《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社會內容》，1916年德文版。
④ 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1973年英文版。
⑤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 I．I．魯賓：《經濟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⑦ 安·沙克：《從馬克思向斯拉法的轉變》，1980年英文版。
⑧ 保·斯威齊：《給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寫的序言》，載《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949年英文版。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


　　1898年，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出生於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的倫貝格（Lemberg；現為烏克蘭的利沃夫，L’vov）。作為著名烏克蘭語言學家的兒子，他在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環境中長大，但尚在讀高中時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並成為了一名有堅定信仰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朋友們成立了在地下活動的“加里西亞國際革命社會主義青年” 組織（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Youth of Galicia），該組織編輯了一份致力於反戰鬥爭的非法期刊。俄國革命爆發後，該組織的一些成員成為了西烏克蘭共產黨（該黨後來加入了波蘭共產黨）的領導人。30年代初，黨的幾乎整個領導層成為了於蘇共和蘇聯內部開始發生的大清洗的犧牲品；羅斯多爾斯基當時不住在烏克蘭，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羅斯多爾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後又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他為“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工作了幾年，為此他對維也納檔案館的歷史資料進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認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為一個遭受民族壓迫的農民國家的一員，羅斯多爾斯基的主要興趣是對民族問題和農民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以所寫的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Marx and Engels on 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s without a history，德語）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34年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後，他不得不離開維也納，回到自己的祖國，而烏克蘭已經淪落到波蘭的境地。他在倫伯格大學經濟史研究所工作，隨後出版了《東加利西亞村莊社區及其解體》（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East Galicia and its dissolution，Lwow，1936，波蘭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兩卷關於加利西亞農民壓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這套書直到1962年才在華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羅斯多爾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蓋世太保（Gestapo）囚禁。隨後幾年，他在德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和奧拉寧堡（Oranienburg）集中營度過。戰爭結束後，他在奧地利一所工會學校教了一段時間。 1947年，他前往美國。在那兒，他的政治經歷使他無法獲得學術職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國一家圖書館中發現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立即意識到該手稿的巨大理論意義，並花了幾年的時間對其作系統性的評注，這項成果便是羅斯多爾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在他去世後才得以出版）。
　　在美國居住的最初幾年，羅斯多爾斯基從他的論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問題》（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社會歷史年鑒》（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漢諾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項理論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場，並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即由於革命中的波蘭與匈牙利貴族不願真正地解放農民，因此後者投靠到奧地利君主勢力的陣營。
　　羅斯多爾斯基在《1848-1849年奧地利國民議會中的農民代表》（The peasant deputies in the Constituent Austrian Reichstag 1848-9）一書中也考察了農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這部作品中，羅斯多爾斯基根據他對奧地利檔案館的詳盡研究，從自由資產階級和貴族無法對土地問題實施雅各賓主義”式的解決方案這一角度解釋了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
　　羅斯多爾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寫一部關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歷史著作。這項工作是為了反駁自列寧去世以來逐漸傳開的謊言，即他會支持“和平共處的政策”。羅斯多爾斯基只寫完了兩章內容：一章考察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物質根源，以及布爾什維克與考茨基主義的鬥爭；另一章則考察了1918年1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罷工——這是表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階級鬥爭的具體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羅曼·羅斯多爾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羅易，馬納卡德拉·納特

　　1890年左右生於孟加拉，1954年1月25日在台拉登逝世。
　　羅易是第一代印度共產黨人之一。很早卷入他故鄉孟加拉的革命運動，1910年第一次被捕。1915年，他離開印度，在美國對社會主義有初步認識。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他到了俄國，1920年被派赴塔什幹為印度革命者組織訓練中心。當年，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嶄露頭角，會上通過的殖民地問題提綱一部分是他起草的，雖然經過列寧修改。當列寧對亞洲主要人口為農民這一事實有深刻印象的時候，羅易深信，不管怎樣，印度存在一個迅速增長的工人階級，能夠進行政治領導。與此同時，他幻想大規模的工業化正在開展，從而使他相信印度資產階級會滿足於它現有的種種機會。因此，共產黨人應當不與當時甘地領導的國大黨所代表的中間階級的民族運動打交道。列寧卻主張獨立地與它合作；但是否可能或應當有共產黨人同“民族資產者”之間的聯合，一直仍然是殖民地國家中的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在印度建立一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緩慢和困難的過程，羅易不可能很容易與發展情況保持接觸，雖然他始終是樂觀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一部書闡發了他的下列論點：英國政府和印度資產階級更加接近，因為前者對群眾的動蕩惶惶不安，要用讓步的辦法來爭取後者。由於堅持這種理論，他同共產國際官方的想法多少有些脫節，但是在1927年危機期間，當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領導無法把中國的年青的黨從孤立和失敗中挽救出來的時候，他的聲望使他足以擔任派駐中國的代表。次年，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重申他的下列信念：印度正在轉變為一個工業國，他還把它的農業說成是處在根本轉變關頭。他從這里推斷出向資產階級作更大的政治讓步的可能性，認為這將導致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非殖民化的局面。在工業問題方面，他得到大多數英國代表的支持，於是發生了激烈的辯論。最後，羅易作出的經濟和政治結論都被否定。由於這一點以及他在中國沒有成功，他終於失意了，1929年7月他被開除。1930年他回到印度，從1931年到1936年他在獄中。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站在反法西斯立場支持英國政府；從此，他脫離馬克思主義，漸漸趨向一種自由主義。他的一些早期著作還是引人入勝的，雖然由於他主要靠自學成才，他的作品顯得缺乏系統性。他論述唯物主義的一部著作（見“參考書目” ⑥），首先講希臘人和古印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因素，一直談到20世紀的物理學問題。這部著作表明他在一些地方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持批評態度──“馬克思走得太遠”（見該書第199頁）。他在關於中國的一部著作中企圖對中國歷史進行解釋，如果作為在馬克思主義者剛剛處在探索初期的領域的一種開拓性的研究，還是有意義的（參看民族主義；革命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桑卡·高土：《印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民族主義》，1973年英文版。
② 索布漢拉爾·達塔·古普塔：《共產國際、印度和殖民地問題，1920—1937》，1980年英文版。
③ 約翰·P·海思柯克斯：《印度的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馬·納·羅易和共產國際的政策（1920—1939）》，1971年英文版。
④ 馬·納·羅易：《轉變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20世紀30年代），194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唯物主義──科學思想史綱》（1934），1940年英文版。


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一詞合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曾經加以區分的兩個概念，雖然他們沒有系統地說明。第一個概念涉及經濟上統治的階級，它憑借自己的經濟地位統治和支配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是這樣說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2頁）。第二個概念是，統治階級為了維持和再現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勢必運用國家政權，也就是說，在政治上進行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最後，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3頁）。
　　在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中，葛蘭西在市民社會的階級統治（他使用領導權一詞）和政治統治本身或國家政權之間作了最清楚而明確的區分：“我們的目前所能做到的是，確定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築‘層次’：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即通常稱為‘私人’的機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層次一方面適應統治集團在社會上運用‘領導權’職能，另一方面適應通過國家和‘法定’政府運用的‘直接統治’或控制的職能”（《獄中劄記》，英文版，第12頁；並參看第2篇第2章《國家和市民社會》的詳細分析）。近幾年來，試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進行比較系統的闡明的人們，主要關心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涉及領導權（即意識形態的一般文化影響）在維系和再現階級統治中的特殊作用。葛蘭西明確地承認它的重要性，但首先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認為它主要說明工人階級缺乏革命的階級意識而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繼續處於從屬地位。據說，“統治的意識形態”——它的要素沒有得到非常確切的說明——保證了“平息”社會沖突、比較全面地把工人階級吸引到現行社會秩序中去，而排斥公開討論任何激進的、替換的社會生活概念。這顯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能做到的事情；然而，統治的意識形態論點本身也受到了批判，被認為是脫離馬克思主義，而對“經濟關系呆滯強制”、政治上的鎮壓、順利的改良主義來說，則是誇大了思想的影響作用（見“參考書目” ①）。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階級統治和國家政權的關系。在新近的一些研究作品中（例如，“參考書目” ⑤和 ④），極力強調國家的“相對獨立性”。據說，階級統治並不能自動地轉化為國家政權，國家也不能完全被看成只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另一些激進的思想家進而把經濟控制同政治分開，而且，例如米爾斯寧願用“權力精英”一詞（見米爾斯：《權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而不願用“統治階級”一詞（參看精英條目）。
　　另一些問題，是由於在社會的特定歷史形態下識別和鑒定統治階級而提出的。在關於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爭論中，多布提出了在14世紀後期和17世紀之間的歐洲封建社會中究竟哪一個階級在進行統治的問題（見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類似的問題還能從其他方面提出。在古代社會或亞細亞社會，一個統治階級的確切特征是難於描繪的。就資本主義社會來看，不妨問一問在20世紀後期它們是否完全像在19世紀一樣被資產階級所統治呢？或是說，是否統治階級現在包括資產階級分子、技術統治分子和官僚分子（像今天的資本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些定義可能暗示的那樣），同時由於工人階級和其他組織的抗衡力量的增長而與各種從屬階級和集團處於不同的關系呢？最後，人們經常提出關於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一個新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統治階級的問題（參看階級條目；並參看“參考書目” ③）。這些問題乃是當前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爭論的核心問題，而且引起種種理論澄清的新的嘗試（見“參考書目” ⑤、 ⑥以及一些比較以經驗為依據的研究作品，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作品（見“參考書目” ②、 ④）。




參考書目

① 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斯蒂芬、特納·希爾和S．布萊恩合著：《統治的意識形態論點》，1980年英文版。
② G．威廉·多姆霍夫：《誰統治美國？》1967年英文版。
③ 喬治·康拉德和伊凡·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④ 拉爾夫·米里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⑤ 尼·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⑥ 戈蘭·塞博恩：《統治階級統治的時候幹些什麽？》，1978年英文版。


俄國公社

　　俄國公社是古代俄國農民的一種共同體，其中土地不可分割地歸公社所有，一般根據各戶男性成年人數量，定期重新分配給各戶。它最初被亞歷山大·赫爾岑譽為平均主義的分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萌芽制度，後來，幾乎被一切革命的俄國民粹主義理論家當做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在道德和經濟方面的破壞，可以實現俄國向世界表明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特殊使命的途徑。他們認為，公社保持了俄國農民的天然團結和社會主義本能。自由公社的聯合可以取代專制的國家，為古代俄國社會制度同現代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結合奠定基礎。
　　在俄國評論家（米海伊洛夫斯基和查蘇利奇）敦促下，馬克思承認，至少俄國有可能避免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破壞和資本主義的惡劣弊病。在他看來，公社有內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土地公有制，另一方面是應用於土地的生產力和動產的私有制。因此，它可能向每一方向發展。農民公社問題使他對他關於歷史必然性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澄清。1877年他認為，從原始公社所有制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然後到社會主義，並不存在適用於一切社會的抽象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進程（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發展階段條目）。他無意於在《資本論》中創立“最大優點在於超歷史的一種一般的歷史哲學理論。”他也曾指出，公社的前途大大取決於俄羅斯國家的政策。他的一般結論是：只有沙皇制度被推翻，進而俄國革命“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1頁），公社的社會主義潛力才能實現。
　　馬克思的這種評價，給民粹派的唯意志論政策所帶來的慰籍要比給普列漢諾夫所領導的勞動解放社中僑居國外的支持者帶來的安慰要大，因為普列漢諾夫這時已經作出結論說，商品生產和社會分化已經把公社破壞到如此程度，以致使它難於成為通向社會主義的跳板。馬克思主義者同民粹派關於農民公社的爭論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進行著。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對民粹派論點的最充分的駁斥，但是這個爭論在20世紀頭20年中在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之間又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




參考書目

① P．W．布萊克斯托克和B.F.霍斯里茨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俄國對歐洲的威脅》（包括以上引用的文章和信件），1952年英文版。
② A．赫爾岑：《俄國人民和社會主義》（1852），載《哲學著作選》1956年英文版，第470─502頁。
③ 弗·伊·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參看第2章第12節和第3章第11節。
④ 格·瓦·普列漢諾夫：《我們的分歧》（1885），載《哲學著作選集》，1961英文版第1卷，特別參看第3章。
⑤ F．文圖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薩特，讓—保羅

　　1905年6月21日生於巴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
　　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批評家、評論家。從他對種種事件的直接影響來看，可能是現代最有影響和享有盛譽的知識分子。他是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者，經常和各種現行的權力和制度發生沖突。為了力求不讓自己被“制度化”，他拒絕一切官方榮譽，其中包括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和榮譽勳位，甚至諾貝爾獎金。他曾經有好幾年是法共的同路人，他試圖從外部影響它的政策，他首先是1956年在匈牙利問題上（參看《斯大林的幽靈》一書），然後1963年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跟黨發生爭論，最後在1968年五月事件上導致徹底決裂。在1968年五月事件以後，他支持毛派和其他小派別，對未來提出極端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觀點。他臨終頗為孤獨，當時“新哲學家”已在法國流行，但是為他送葬的行列有數以萬計的人們參加，悼念的頌詞來自世界各地，因為他在積極參與政治時期曾經滿腔熱情地支持過各種事業。
　　薩特畢業於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30年代曾經講授哲學，開始發表一種獨特的哲學和文學混合物《真理的傳說》，後來又發表了《作嘔》得到了大大的好評。文學的號召力始終是他的一切著作的顯著特征：不僅是長篇小說，如他的一組小說（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9）和他的扣人心弦的劇本（《禁止旁聽》，1945年；《骯臟的手》，1948年；《魔鬼和上帝》，1952年；《奧爾托納的爭議財產》，1960年；而且他的傳記作品（《博德萊爾》，1946年；《聖熱內》，1952年；《自傳》，1964年和《家族的白癡：居斯塔夫·福樓拜，1821—1857》，1971年）。他的許多批評文章（收集在1947至1976年間的十卷末《情景》中），甚至他最抽象的哲學著作，從《自我的超越》（1936年）到《辯證理性批判》（1960年）都是如此。
　　薩特在他的哲學著作中維護一種為一般人可接受的、政治上積極的存在主義。他受到笛卡兒、康德、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影響，宣揚一種“自由哲學”，以便有可能堅持每個人對“整個人類”完全負責。在他的早期著作《感情理論提綱》中，他提出一種反弗洛伊德主義的意識和自由概念，而在《存在與虛無》這部“現象本體論”的巨著中，他又通過“壞的信仰”這一概念進一步闡發了相同的觀點。在後一著作中，他費了很大的功夫來闡明自為的本體論孤獨性（第456頁），堅持認為“他物是一種除開它容許在我們經驗中實現的統一以外沒有論證的一種先驗的假設”（同上，第277頁）。
　　在他同馬克思主義政治上和睦相處時期，薩特著手制定通過《辯證理性批判》（原擬為“歷史理性批判”）“使歷史可以理解”的計劃。但是，既然保持了《存在與虛無》中的本體論孤獨性來作為他的歷史和人類學思想的基礎，他的原定的“馬克思主義傾向計劃”（薩特語）結果變成了20世紀最偉大的康德主義著作，它限於研究“歷史形式結構”的循環性，而從來沒有實現在第二卷中所許諾的去展示“關於歷史……它的動力和它的非循環方向的現實問題”（同上，第817頁）。
　　薩特的最大影響是作為一個滿腔熱情的道德家。在這個意義上以及其他幾種意義上，在強烈感染他的時代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他的著作令人想起伏爾泰的著作。




參考書目

① 雷蒙德·阿隆：《歷史和暴力辯證法》，1973年法文版。
② 西蒙·德·布瓦：《模棱兩可的倫理學》（1947），1964年英文版。
③ 喬治·盧卡奇：《存在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1948年英文。
④ 安東尼·曼塞：《薩特》，1966年英文版。
⑤ 赫伯特·馬爾庫塞：“薩特的存在主義”，載《哲學和現象學研究》，1948年英文版第4期。
⑥ 莫里斯·梅勞—龐蒂：《辯證法的歷險》（1955），1973年英文版。
⑦ 依斯特萬·梅查洛斯：《薩特的著作》，1979年英文版。
⑧ 讓—保羅·薩特：《在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1972年英文版。


科學

　　科學在馬克思主義中在兩種形式下出現：（一）作為馬克思主義所代表或自以為代表的某種事物；（二）作為馬克思主義著手說明（而且有時甚至是改變）的某種事物。在第一種形式中，科學是一種價值或規範，在第二種形式下，是一種研究和調查的主題。從前一種內在方面看，馬克思主義又牽涉到或預先假定一種認識論（參看認識論條目）；從後一種外在方面看，它構成一種歷史社會學。由於存在馬克思主義以外的科學，一種適當的認識論將超越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範圍；但是又由於存在科學以外的社會實踐，馬克思主義便具有較大的外延領域。在馬克思主義中，許多與科學概念有聯系的問題，都產生於無法調和和維持上述有關科學的這兩個方面。因此，犧牲（二）而強調（一），會導致唯科學主義，即使科學研究脫離社會歷史領域，隨之缺乏歷史的反思；犧牲（一）而強調（二），則會導致歷史主義，即把科學歸結為歷史過程的表現，隨之產生判斷上的相對主義。
　　這兩個方面在馬克思身上都存在：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在從事創立一門科學，於是預先假定某種認識論的立場；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學，包括他自己的科學，都看成是歷史的產物和歷史中一種假定的原動力。從歷史上說，馬克思是一個理性主義者，所指的是，他把科學看成一種進步的、潛在的和實際的解放力量，可以增加人戰勝自然界和他自己的命運的能力。從認識論上說，馬克思乃是或至少成為一個與現代科學的實在論接近的意義上的實在論者，他懂得（1）理論的任務在於以經驗為根據再現產生社會經濟生活的明顯現象的種種結構的適當原因，經常有別於它們的自發的表現形式；（2）這些結構在本體論上無法歸結為它們所產生的現象，而且通常與它們所產生的現象相異，所以承認現實的分層和分化；（3）它們在思想上適當的再現，依賴於對以前存在的理論和概念，包括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對被考察的現象有實際意義的理論和概念進行批判的改造；（4）承認科學的認識過程是一種實際的艱苦的活動（在“及物方面”）與承認“仍然是在頭腦之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4頁）的這種認識對象的獨立存在和超越事實的活動（在“不及物方面”）並行不悖。在馬克思看來，認識的歷史性和認識對象的實在性沒有矛盾，二者倒應當被視為被認識的對象的整體的兩個方面。
　　馬克思對於科學的看法的這兩個特殊重點──歷史的理性主義和認識的實在論──，在支配著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中被保留下來，但是以愈益庸俗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應當說，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提供了不少的先例）。所以，以歷史的進化論或機械的唯意志論模式出現的一種十足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工藝勝利論和把思想設想為對實在的反映或覆寫、用一元論的宇宙論來解釋的一種庸俗的或直觀的實在論盛行起來。至少，從恩格斯起，馬克思主義已經使用辯證法概念來表示它和唯物主義的題材的“歷史性”，來說明它的方法的“科學性”。在辯證唯物主義中被頗為機械地（而且是超自然主義地）結合起來的東西，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分裂為對立的辯證的（主要是反自然主義的）思潮和唯物主義的（主要是自然主義的）思潮──前者表現出歷史主義和認識論的唯心主義傾向，後者表現出唯科學主義和認識論的唯物主義的傾向。
　　辯證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三大派別，即（= 1 \* ROMAN I）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的黑格爾歷史主義，（= 2 \* ROMAN II）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 3 \* ROMAN III）勒費弗爾、薩特、科西克、彼得洛維奇等人的人道主義。它們所強調的重點逐漸地轉移，把科學從作為神秘化的源泉看作是一種支配力量的科學，以及看是在詮釋上不適用於人類世界的一種科學。就（= 1 \* ROMAN I）而言，盧卡奇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被預先安排得與科學方法相協調這一事實中，存在很成問題的某種事物”（見“參考書目” ⑤，第7頁）。在他看來，在整體化為零碎的（原子化的）事物的那種科學，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物化的一種表現；而歷史唯物主義同這種科學是對立的，因為它以具有它自己的總體化的方法為特點。科爾施和葛蘭西也有類似的論點。再看看（= 2 \* ROMAN II），在法蘭克福學派傳統中，科學開始跟一種工具性的理由或利益聯系起來，後者被看成是（至少在社會領域內）一種比較直接的壓力，而與作為解放的、美化生活的或是解除壓迫的工具性理由或利益相對立。在（= 3 \* ROMAN III）這方面，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般傾向於一種比較明顯的二元論，認為與自然科學的方法對照之下，社會調查方法具有特殊的解釋性、辯證性等等。所有三個派別的共同點是對科學都有一種實證主義的誤解（參看實證主義條目）。在及物方面，強調人的實踐而忽視超越事實的效用；在不及物方面，則導致認識上的唯心主義，判斷上的相對主義，實踐上的唯意志論和（或）歷史悲觀主義。
　　另一方面，唯物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人物，如阿爾都塞、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一直傾向於或是把科學擺在歷史過程之外（如在阿爾都塞的“理論主義”中），或是把歷史科學化，超自然主義的理性化（如在德拉—沃爾佩的著作中）；在認識方面，存在一種回到馬克思實際上已經超越的哲學立場，如理性主義（阿爾都塞）、經驗主義（德拉—沃爾佩），或康德主義（科萊蒂）的傾向。然而，這一批人的功績在於承認：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不管它還是其他什麽，乃是一門科學，而不是某種哲學、世界觀或實踐方法。
　　對科學的內在和外在方面的評價，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特殊獨立地位和作為一種實踐的相對獨立地位的問題擺進了科學領域和社會總體中。更明確些說，重視認識的方面，提出了關於意識形態和自然主義的熟悉問題，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論述和實踐、更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和實踐，是怎樣地一方面區別於意識形態的論述和實踐，另一方面區別於自然科學的論述和實踐──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研究工作的特殊獨立地位的問題。重視歷史的方面，提出了關於一般科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領域的地位的一系列覆雜問題，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實際意義就會難於誇大。例如，究竟是科學本身或只是它的應用是一種生產力？如果科學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怎樣設想它的相對獨立地位？也許自然科學是一種生產力，而社會科學卻是注定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消亡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能否存在一種無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如波格丹諾夫和葛蘭西（還有李森科，參看李森科主義條目）所設想的，還是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呢？或是後者本身，如希法亭所認為的，就是措詞上的矛盾呢？在馬克思主義和一般科學中，科學知識的發展同在科學的勞動過程中為實現工人監督而進行的群眾鬥爭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最籠統地說，這些事情同未完成的人類解放大業的關系又是什麽？（參看決定論；辯證法；唯物主義；真理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卡爾：《科學的實在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②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③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1年英文版。
④ D．勒庫特：《無產階級科學？》，1977年英文版。
⑤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⑥ H．羅斯和S．羅斯：《科學的政治經濟學》，1976年英文版。


科學和技術革命

　　蘇聯和東歐的社會科學家已經廣泛使用的這個術語，顯然指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使用這一術語的人們堅持說，要從“一定的社會制度特有的社會關系”來考察科學和技術革命（見“參考書目” ⑤），並“把它同正在興起的社會革命所依據的深刻社會發展過程聯系起來”（見“參考書目” ④），但事實上他們的方法賦予生產力以首要地位，認為它是歷史的動力，而把生產關系主要看成是派生的東西。此外，在這種觀念中，科學被看成是一種毫無意義的進步力量，（一旦消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種種歪曲）必然導致共產主義。馬克思關於社會生產的內容豐富的定義（認為它不只是技術的生產，而是人類的、道德的、政治的、涉及合作和組織方式的生產）僅僅被歸結為技術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科學和技術革命被認為將增加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從而增加革命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然而，這種觀念的批評者認為它只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技術決定論的另一種形式，與經濟主義和第二國際的進化的馬克思主義有相似處，後者忽視階級鬥爭的動力而力圖描繪“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客觀進程”（見“參考書目” ①，第379頁，並參看勞動過程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A．阿拉布—奧格里：“科學和技術革命與社會進步”，載P．M．波斯別洛夫等：《蘇聯共產黨革命理論的發展》，1971年英文版。
② 西蒙·克拉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普蘭查斯的國家理論》，1977年英文版。
③ 菲利普·科里根、哈維·拉姆齊和德里克·塞耶：《社會主義建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主義及其批判》，1978年英文版。
④ P．費多謝耶夫：《科學和技術革命的社會意義》，載國際社會學協會編《科學和技術革命》，1977年英文版。
⑤ R．里希塔：《科學和技術革命》，載同上書。
⑥ 羅勃特·M·楊格：《科學是社會關系》，載《激進科學雜志》，英文版1977年第5期。


自我管理

　　從狹義上說，自我管理指工人直接參預各個企業的基本決策。生產資料實現了社會化（歸工人團體或整個社會所有）；工人在較小的團體中直接地而在較大的團體中則通過他們在工人委員會的代表決定生產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問題；技術業務管理歸他們主持、監督。從廣義上說，自我管理是整個經濟的民主組織形式，由若幹級委員會和大會構成。各個企業的主要工人委員會向整個部門和整個經濟的上級機構派遣代表。在每一級上，自我管理機構是負責方針的制定、實施和相對獨立的企業之間實行協調的最高權威。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自我管理是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基本結構。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領域（教育、文化、科學研究、醫務等等），基本決策掌握在根據生產原則和地區原則組成的各級自我管理委員會和大會手中。在這個意義上，它越出國家的範圍。自我管理機構成員從自由選舉中產生，對他們的選民負責，可以罷免和輪換，沒有任何物質特權。這就結束了傳統的國家、作為統治上層人物的官僚政治、作為異化的權力範圍的專門的政治。保留下來的職業專門人員和管理人員，只是自我管理機構的雇員，完全從屬於前者。自我管理涉及一種新的社會主義類型的民主。與議會民主相比較，它不局限於政治，而是擴及經濟和文化；它強調分權管理、直接參與和為了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協調而授權。政黨喪失了它們的統治職能和寡頭政治結構；它們的新使命在於教育，表達不同的利益，制定長遠規劃和尋求群眾對這種規劃的支持。
　　關於自我管理的工人協作的最早主張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畢舍、勃朗和無政府主義的精神之父蒲魯東提出來的。馬克思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頁）。工人階級的聯合體將要取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機關（參看《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48章）中解釋了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自由觀念：“……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而且是“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勒克律、馬拉特斯塔）闡發了以自治團體的聯合來取代國家的思想。基爾特社會主義提供了工人的縱向聯合主張。工團主義主張由工會進行管理，這是對先鋒隊政黨的領導權要求的一種重要的替換物。然而，獨立的工會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維護工人利益和培養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監督那應當獨自負責決策的自我管理機構。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無論成功與否，從巴黎公社到波蘭的團結工會，多少自發地創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機構。特別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實際經驗，那里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與自由化的~黨政治制度並存）創立於20世紀50年代初斯（參看委員會條目）。




參考書目

① G．D．H.柯爾：《工業中的自我管理》，1920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1920年發表在《新秩序》上的文章。
③ 同上作者：《獄中劄記》（1929—1935年），1971年英文版。
④ S．霍華特和M．M．馬爾科維奇：《自我管理的社會主義》，1975年英文版第1、2卷。
⑤ 卡爾·科爾施：《工人委員會的勞動法》，1968年德文版。
⑥ 安東·潘涅庫克：《工人委員會》，1970年英文版。
⑦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1958年英文版。
⑧ 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選集》，1970年英文版。
⑨ A．J．托普漢姆和肯·科茨：《英國的工業民主》，1968年英文版。


農奴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懂得，地主或國家的強制，是農奴制的必要條件，然而，強制在法律上卻可能合法化。但是，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農奴制被認為要保證的生產者的剩余勞動的轉讓。在他們看來，農奴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實質是，絕大多數人（農民）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是靠住戶的家庭勞動進行的，分工取決於年齡和性別。農民實際占有他們很少的土地資源，但卻不是所有者。所有者通常靠強迫農民把他們的剩余勞動轉移到領主領地上來取得他們的收益。這種榨取形式是公開的和明顯的，每周六、七天內有兩三天要用在領主土地上，其余幾天留給農民份地。這同資本主義社會中雇主從雇傭勞動者那里取得的隱蔽的剩余價值是鮮明對比。
　　農民份地的勞役地租轉化為實物地租或貨幣地租，本身實質上並沒有改變這種關系。馬克思補充說，按照習慣勢力，農奴的勞動（或是貨幣地租或實物地租）逐漸趨於固定，但各戶的家庭勞動在強度和生產率方面可能不同，有助於農戶產生它們自己的盈余並添置財產。
　　某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傾向於把農奴和勞役地租等同起來，隨後又把這種榨取剩余的形式和封建主義等同起來。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看法，其根據則是認為，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由歐洲封建經濟的歷史發展而來著眼對勞動價值理論進行發展的。事實上，農奴制從領主（或國家）用以獲得農民的剩余的非經濟強制的意義上說，在歷史上是很普遍的。在古代中國、印度、法老時代的埃及、古希臘羅馬、近代東歐、中世紀西歐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往往都可以看到它。
　　然而，歐洲封建社會的農奴制有很多史料，可以作為統治階級從農民生產的剩余中榨取收益的社會的適當典型。這個富有史料的時代也提出了一些典型的問題和情況，沒有自由的農民往往構成農民人口的重要核心，而他們經常只占少數。作為不斷變化的歷史環境的產物，多數人具有自由的法律地位，盡管他們在對享有管轄權的領主和國家繳納地租、賦稅以及其他款項方面負擔沈重。這就意味著一種事實上的農奴制和一種法律上的農奴制，誠然，根據情況，一種農奴制可以轉化為另一種農奴制。
　　法律上的農奴制的要點如下。農奴家庭在公法上對於領主是沒有權利的。在有關日常社會和經濟事務的一切問題上，它服從領主的管轄權。領主還經常擁有警察管轄權，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公共法庭的限制。農奴沒有遷徙的自由，束縛在他們的份地（ascripticius glebae）上，領主控制農奴的婚姻和繼承。後者包含一筆很重的遺產稅，突出了領主對農奴的一切動產的法定權利。也曾作出某種努力控制牲口的市場交易，雖然市場的控制是最低程度的，如果領主要農奴到市場上去賺錢交租的話。如果領主經營他們自己的領地，在強制勞動和運輸服務方面也進一步對遷徙自由有所限制。
　　根據領主在當地的勢力，自由農也可能生活在類似的條件下。這是就貧窮的和中等的農民說的，而不是就富裕的自由人說的。他們並不能逃避領主的管轄權，而且可能像農奴一樣服從領主的專賣權（磨面粉、烤面包、榨葡萄酒）。遷徙的自由的多一些，主要的限制是經濟方面的。他們具有為他們世代享有的份地繳納低額地租的較多機會，雖然他們可能要為追加的土地支付很高的市場價格。
　　自由和農奴制之間的擺動，決定於不同因素。如果領主需要在他們的領地上實行強制勞動，他們就把他們的自由農變成農奴。在13世紀的英國和16世紀以後的中歐和東歐似乎都出現過這種情況。這種作法後面隱藏著希望為市場擴大谷物生產之類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領主要吸引農民開拓新的土地，他們就提出占有土地的良好條件作為誘餌。因此，許多東部日耳曼地區和西部斯拉夫地區，在中世紀中葉進入農奴制以前，都看到自由農團體的興起。此外，領主對現錢的需要，如在12、13世紀的法國，使得不自由的農民有可能購買自由身份，甚至半自由的農民團體有可能購買自治條件。在許多國家中，不自由的以及自由的農民團體曾經對領主進行集體的反抗，以便促使他們把地租保持在固定的低水平上。
　　既然法律上的農奴制具有壓迫性質，它的存在本身表明，領主必須使用非經濟的手段來保證他們取得收益。農民團體，無論是農奴或非農奴的，決不是農奴制統治下的消極臣民，這是農民暴動的歷史證明了的。




參考書目

① M．布洛赫：《中世紀的奴隸制和農奴制》，1975年英文版。
② R．H．希爾頓：《中世紀英國農奴制的衰落》（1969），1982年英文版。
③ G．德·聖克魯瓦：《古希臘世界的階級鬥爭》，1981年英文版。
④ 讓·博丹協會：《農奴制》，1959年法文版。
⑤ R．E．F．斯密斯：《俄國農民的農奴化》，1968年英文版。並參看封建社會條目的參考書目。


奴隸制

　　在某種非經濟強制下勞動是大部分歷史的通例，而且現在仍然是一種經常發生的現象（見“參考書目” ⑦）。因為奴隸是最為人熟知的和最惹人注目的一種受奴役者，所以通常認為，他也是最普通的一種受奴役者；因此，“奴隸”、“奴隸身份”、“奴顏婢膝”在非勞動方面的比喻的說法，從古希臘以來在西方語言中就存在。但是，事實是，在全部世界史上屬於不完全不自由類型的其他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奴隸（雖然確切數字不易得到）。奴隸本身是一種私有物，永遠不享有生產資料，不得過問他的勞動，或他的勞動產品以及他自己的再生產。農奴（參看農奴制條目）、債奴、亞細亞社會中多少受束縛的農民、斯巴達的赫洛特以及其他各種受奴役者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各個奴隸主通常可以給予他的奴隸以某種特權，直至釋放即給予自由。但是，這樣的行動並不構成定義上的缺陷或奴隸制的破壞，雖然它們作為奴隸制在任何特定社會起作用的確切方式的標志是很重要的──最明顯地表現在古羅馬經常釋放奴隸而美國很少釋放這種鮮明對比上。
　　對於奴隸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於其他受奴役者這個事實，並沒有爭論，但是，關於強調這種區別究竟是否只是迂腐之見，卻存在尖銳的分歧。扼要地說，取舍在於把奴隸制看成“依賴性（非自願的）勞動”類的一種或是把奴隸制看成類而把其他看成種。甚至那些拒絕作進一步區分的人們都維持奴隸同農奴的劃分這個事實，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線索，答案就包含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概念中，農奴是封建制（參看封建社會條目）下的相應的勞動形式，奴隸在古代社會卻是與私有制和商品生產並存的社會生產關系中的主要因素。然而，這就出現覆雜的情況。
　　首先，在希臘羅馬世界，奴隸制不僅在曾經是波斯帝國的一部分的遼闊的東部地區微不足道，而且在羅馬帝國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省中似乎也是一直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參看古代社會條目）。那里，處於依賴地位的勞動力不自由的程度不同，但要輕一些；舉例來說，他們本身通常不是商品，而且他們往往至少擁有生產工具（見“參考書目” ③，第2部分）。換言之，依賴性勞動曾經在具有不同社會生產關系的一些社會中存在和起作用（不管這些社會是不是單一的政治單元，例如羅馬帝國的若幹部分）。那麽，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要把這樣一些社會包括到奴隸制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單一的社會形態中去，從生產關系上看是否太不相同？
　　第二，類似的困難產生於較近研究非洲和亞洲的比較簡單的社會的奴隸制的興趣。在人類學者中間，盛行的方法似乎是在奴隸制的定義中撇開所有權方面和不把沒有親屬的“局外人”作為奴隸的特征來回避困難。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學者還必須抓住生產方式的差別（參看人類學條目）。所以，米雅蘇抱怨說，沒有“有助於我們鑒別奴隸制的一般理論”，“認為奴隸制只是一種‘生產關系’這的確不明確”（見“參考書目” ⑧）。而且莫里斯、布洛赫建議，“我們大家應當有權隨意創造或多或少的生產方式來適應眼前的目的”（見“參考書目” (○,11)11）。
　　第三種覆雜情況產生於西半球，特別是南美加勒比海地區和巴西毫無疑義存在奴隸社會（見“參考書目” ⑨）。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寫道：“至於我們現在不但稱美國的種植園主為資本家，而且他們確實是這樣的人，這是由於，他們是作為以自由勞動為基礎的世界市場條件下畸形物而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7頁）。這種畸形地位當然就是下列區別的關鍵：西半球的奴隸制是被廢除的，古代的奴隸制卻不是。美國的奴隸制通過1865年憲法修正案突然終止，被自由勞動所取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在幾百年間不是被自由勞動，而是被另一種依附勞動所取代，後者終於演化為農奴制，關於這種演化的過程和速度還是很有爭論（例如，見“參考書目” ②）。而且它決沒有被完全取代，直到中世紀後期，擁有動產的奴隸仍然大量存在，雖然已不再是占統治地位的勞動形式（見“參考書目” ⑩）。
　　這種“殘余”是社會形態概念中固有的。奴隸在人類大部分歷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勞動力在西方卻是只在幾個時期和地區存在。在奴隸社會，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的自由農和城市中自由獨立的手工業者為數一直不少，特別是在古代世界，他們通常是順利地實現奴隸的生產必不可缺的（見“參考書目” ⑥）。奴隸制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證明，不在於奴隸的數量，而在於他們的所在地區，即上層人物為了他們的財富依賴他們的程度。




參考書目

① C．安波羅和G．普西編：《奴隸制問題》，1982年意大利文版。
② P．多克斯：《中世紀的奴隸解放》，1979年法文版。
③ M．I．芬利：《古代奴隸制和現代意識形態》，198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古希臘的經濟和社會》，1982年英文版。
⑤ Y．加蘭：《古希臘的奴隸》，1982年法文版。
⑥ P．加恩賽編：《古希臘羅馬的非奴隸勞動》（《劍橋哲學學會學報》增刊6），1980年英文版。
⑦ W．克洛斯特博爾：《奴隸制廢除後的非自願勞動》，1960年英文版。
⑧ C．米雅蘇編：《殖民化前非洲的奴隸制》，1975年法文版。
⑨ R．A．帕德格：《奴隸制和奴隸社會的理論問題》，載《科學和社會》雜志，英文版1976年第40期。
⑩ C．維爾林頓：《中世紀歐洲的奴隸制》，兩卷本，1955—1977年法文版。
⑪ J.L.沃森編：《亞洲和非洲的奴隸制》，1980年英文版。

（同時參看古代社會條目的參考書目，關於廣泛的補充讀物，可參看本書目 ③中所附書目）



社會民主

　　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這個詞有幾種不同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把社會民主看作“民主黨或共和黨中或多或少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一部分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4頁注 ①），在同一意義上，他們也提到“社會主義民主黨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3部分）中敘述了在1848年革命以後，在法國如何“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相對抗的，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即所謂社會民主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31頁）。然而，在19世紀最後10年，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已經創立，例如在德國和奧地利，自稱為社會民主黨，恩格斯雖然表示過一些不同意見，認為“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頁）。選擇這一名稱的理由無疑多少是由於要肯定同1848年革命的連續性，更是為了表達這樣的思想，即這些政黨是為了政治民主（為了普選權和為了具有實際權力而不是作為單純咨詢機構的選舉產生的議會）而從事激烈鬥爭，它們的最終目的在於把民主推廣到整個社會生活，特別是生產的組織。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民主是與階級統治相對而言的，被認為將帶來工人階級的全面的社會解放（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稱為“人類的解放”）。
　　但是，隨著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在德國和奧地利，發展成為群眾性政黨，它們面臨到一系列問題（見“參考書目” ③）。首先，它們必須決定是把它們為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主要甚至完全集中在現行政治制度方面──那就是說，在全國性、地區性和地方性議會中爭取多數席位方面──還是同時（又在何種規模上）從事“議會外的”鬥爭。這個問題在本世紀最初十年中有考茨基、盧森堡、希法亭等人參加的關於“群眾政治罷工”（參看罷工條目）的爭論以及關於暴力在工人階級鬥爭中的作用的爭論中得到最充分的討論。後一問題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特別是在法西斯主義興起時期成為最尖銳的問題；但是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接受鮑威爾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林茨代表大會上的“防禦性的暴力”提法概括的觀點，即只是作為對付資產階級暴力的一種極端手段，才進行群眾罷工和武裝暴動。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確把它們的工作集中在選舉的代議制方面以及恩格斯在19世紀90年代給倍倍爾、考次基、維克多·阿德勒等人的信中鼓勵他們這樣做這個事實，引起了米歇爾斯曾在其1911年出版的《政黨》一書中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另一問題。米歇爾斯認為，既然各國社會民主黨演變成合法的群眾組織，也就出現了黨員或支持者為一方，領袖和官吏為另一方的徹底分裂，隨之後者逐漸資產階級化，這個傾向必然產生改良主義政策（參看改良主義條目）。
　　批評者也認為社會民主黨政策的另外兩個特點會引起改良主義傾向。一個是，為了在一種民主制度中獲得全面的多數，勢必求助於工人階級以外的其他社會團體（有時也要和其他政黨聯合），按照某種解釋，隨著中間階級人數的增長，這個需要愈益迫切；這就可能引起關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妥協。第二個重要特點是，各國社會民主黨花了許多力量來實現資本主義範圍內的局部改革，雖然這種政策與徹底改造資本主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長遠目的並不矛盾（考茨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等人一直這樣認為），在日常政策中和選舉運動中不斷強調眼前的改革就很可能使這個目的模糊起來。然而，迄至1914年各國社會民主黨一直使自己表現為而且一般也被看作是革命政黨。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們的大多數領導人支持本國政府以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勝利，它們被列寧、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參看國際條目）譴責為改良主義政黨，顯然意味著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政黨。這種譴責在法西斯主義在德國興起時期達到極點，當時社會民主黨人被說成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或用斯大林的話來說，“法西斯主義溫和的一翼”。
　　1945年以後，社會民主的意義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變。過去承認自己的革命目的的某些以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明確地放棄了這種目的並把自身從工人階級政黨改組為“人民政黨”──例如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它的巴特哥德斯堡代表會議上──，而所采取的政策實質上不過是試圖實現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和一種“混合經濟”；在英國，一個新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最近已經建立作為一個特殊的非社會主義的“中間”黨。另一方面，西歐各國共產黨已在逐漸與原有意義的社會民主取得和解，強調已在西歐存在的民主和代議制的重要性（參看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放棄使用無產階級專政一詞，在不同程度上批評列寧主義關於集中制的領導黨將奪取政權，然後作為工人階級的唯一代表進行統治的思想（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
　　19世紀後期的社會民主有兩方面值得特別注意。一方面是下列事實：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民主黨已經是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主要（而且從實現重大改革來看最成功的）形式，而共產黨和按照它們的目的主張更加不妥協地革命的其他集團從來不過獲得工人階級少數的政治支持；在許多場合下，這些政黨擁有如此微弱的少數，它們充其量等於是一些政治派別（盡管它們有時在工會中具有影響）。20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是，社會民主黨政策的突出地位有增無減，因此，任何爭取社會主義的進一步運動──社會主義本身似乎比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更不明確──極可能要通過選舉的勝利和改革的逐漸積累才能進行，至少只要資本主義能夠避免災難性的經濟危機或戰爭的話。社會民主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它的學說中始終強調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價值。恩格斯本人在他晚年寫給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信中對這種強調一般是支持的，特別是在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的批判（附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寫道：“如果說有什麽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頁）。雖然在上文提到的他對“社會民主”這個名稱的評論中（《“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序），他仍然主張共產主義的最終政治目的是要克服國家本身，從而也要克服作為一種國家形式的民主。在恩格斯的一些不同說法中，無疑存在某種模棱兩可的東西，但是就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顯然信奉和經常反覆強調民主，不僅把它看作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過程，而且把它看作社會主義的實質。從不同方面來看，從這樣一些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盧森堡、考茨基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一般看法和特殊著作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後者也許比任何其他集團更為堅決地選擇通過選舉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且拒絕在沒有多數選民明顯表現的支持的情況下考慮取得政權。希法亭面臨德國的法西斯的威脅，認為他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魏瑪民主，而當時台爾曼和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則宣稱，在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專政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
　　從1917年起，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區分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即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把它看成是民主的社會主義和獨裁的或極權的社會主義的區分。近幾年來，由於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看法上的分歧有所緩和，雖然不管它繼續發展到什麽程度，這種分歧還是可以看到。目前，社會民主面臨兩大問題。一個問題不是涉及獲得政權（指成立政府）的可能性，因為歐洲的幾個社會民主黨曾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做到這一點，而是在這個意義上獲得政權之後，能否實現對社會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確，那究竟是不是他們的選民真正要他們做的事情。第二個問題涉及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制度──經濟、政治體制、教育、文化生活等等怎樣來組織，或是怎樣可以希望得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包括那些企圖從內部對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還是一個很有爭論的問題（參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托·鮑威爾：《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1920年德文版。
② 彼得·蓋伊：《民主社會主義的窘境》，1952年英文版。
③ 亞當·普爾澤沃爾斯基：《社會民主作為一種歷史現象》，1980年英文版。
④ 《實踐國際》，英文版，1981年第1卷第1期。


社會形態

　　馬克思很少使用這個詞，他比較經常提到社會。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曾經交替地使用這兩個詞：在探討作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的資產階級社會將要消逝的條件之後，馬克思作結論說：“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這個詞在新近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參看結構主義條目）的著作中已經流行起來，其中有些人（例如欣德斯和赫斯特，見“參考書目” ②）把“社會形態”這一科學概念同“社會”的意識形態觀念相對立，雖然這樣做的根據並不明確。無論如何，按現在的用法，社會形態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派別的社會學家十分熟悉的兩種現象，即社會類型（例如，封建社會、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社會）和特殊社會，（例如，法國或英國作為社會來說），而且看來，僅只引用一個新詞並不能帶來任何更大的分析上的嚴密性。進一步的發展可以從“社會和經濟”（或社會經濟）形態一詞的使用中看到，哥德利埃偏愛這個詞（見“參考書目” ①），他說：它“首先在具體的歷史現實的分析方面看來適用”，而且在關於16世紀的印加帝國的研究作品中使用它。就它明確地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概念中所包含的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在一個結構中相互關聯而且接合起來這個思想來說，這個詞也許有一定價值；但它還沒有提到意識形態因素，簡而言之，象一切概念一樣，它沒有提供全面的說明。




參考書目

① 莫里斯·哥德利埃：《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觀點》，1977年英文版第2章。
② 巴里·欣德斯和保羅·赫斯特：《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1977年英文版。


社會主義

　　現代社會主義運動始於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它的歷史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兩百年前英國國內戰爭時期（1642—1652年），當時出現了以傑拉德·溫斯坦利為傑出代言人的激進運動（掘地派），他的思想在一些要點上相當於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原理。另一些卓越的先驅者是法國革命時期巴貝夫和他的平等派的密謀者，19世紀初期英國和法國的偉大空想主義者（歐文、傅立葉、聖西門；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以及19世紀30和40年代首次把關於民主、平等和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現在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中的英國憲章派。
　　和他們的大部分先驅者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社會主義看作可以為之描繪一幅吸引人的藍圖的一種理想，而是把它看作古典經濟學家已經首先發現並試圖分析的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產物。因此，社會主義所能采取的一種或多種形式，還有待正在展開的歷史過程揭示出來。雖然指出了這種前景，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合乎邏輯地避免對社會主義作詳細描繪，甚至提出一個定義的任何嘗試。在他們看來，它首先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通過無產階級改造社會同時改造自身的長期革命過程，它會發揚它自己的肯定特性（共產主義）。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最重要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它所針對的是德國工人運動兩派（拉薩爾派和埃森納赫派）聯合建立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後來改名為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在他的《批判》中，馬克思區分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將直接接替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個階段將帶有它的胎記。工人階級作為新的統治階級將需要它自己的國家（參看無產階級專政條目）來對付敵人；人民的思想精神面貌還受資產階級觀念和價值的濡染；收入雖然不再來自所有權，還需要按照所完成的勞動，而不是按照需要核算。然而，在這種新的制度之下，社會的生產力將迅速發展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種種限制將被超越。那時社會將進入馬克思所謂“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這時國家將消亡，盛行一種完全不同的勞動態度，社會將有可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哥達綱領批判》直到1891年，即馬克思逝世8年之後才發表，它在馬克思學說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也直到列寧把它作為他的極有影響的《國家與革命》（1917年）一書的核心，才得以確立。列寧聲稱：“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把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頁）。從此，這個用法實際上被一切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所承認或接受。這就說明為什麽個人或政黨以他們願意強調他們的革命事業的直接或最終目的為轉移，可以自稱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而毫無矛盾。這也說明為什麽一個自稱共產黨的政黨統治一個它所認為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無反常之處。
　　按照這個理論，蘇聯作為從俄國革命中產生的社會，正式以社會主義命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此外，除開一兩個國家外，幾乎一切從1917年以來經歷過深刻的結構改造的革命的國家都采納或接受社會主義的名稱。包括蘇聯在內，這些國家現在約占全世界土地面積的30%，人口的35%。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國家可以被看作“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見“參考書目” ①），並且可以采取對任何其他歷史形態（如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所采取的同樣方式對它們加以研究。
　　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事情的終結。因為在他們的理論中，社會主義實質上是通向共產主義道路上的過渡階段。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在分析“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時，必須提出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這些社會有沒有向共產主義方向前進的跡象，當前，這種跡象可以認為以消滅階級和各類人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工業生產者和農業生產者、男子和婦女、不同種族的人們之間）某些非常重大的社會經濟差別為標志。如果它們的確顯示出向共產主義方向前進的跡象，它們就可以被斷定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否則，它們不能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
　　迄今為止，這個問題的答案已傾向於分為四類：

　　（1）認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蘇聯和它的親密夥伴的執政黨的答案。按照蘇聯官方學說，蘇聯不再存在對抗階級或社會沖突（參看階級沖突條目）。居民由兩個和睦相處的階級（工人和農民）和一個階層（知識分子）構成，由一個“全民國家”領導。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標榜為“發達的社會主義”）不是以階級鬥爭作為歷史動力，而是被“科學和技術革命”推向共產主義最終目的（見參考書目 ⑤）。

　　（2）第二類答案認為，蘇聯類型的社會從它們的基本結構來看還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向共產主義的發展由於官僚機構的產生而中斷。官僚機構在革命時期由於生產力不發達狀況得以進行控制並把極不相稱的一部分社會產品劃歸自己享用。然而這種官僚機構並不是一個統治階級，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它的地位將要削弱，最終將被第二次純粹政治的革命推翻。以後，向共產主義的發展將要重新進行。存在這種理論許多的說法，從根源來說都是從托洛茨基的著作出發的。

　　（3）第三類答案認為，在蘇聯和承認莫斯科的領導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其他國家，資本主義已經覆辟。這種觀點的最突出的主張者是毛澤東晚年擔任主席的中國共產黨。毛認為，在革命以後，階級和階級鬥爭必然要繼續存在，如果無產階級無法保持它對執政黨的監督和執行一條堅定的革命路線，後果將是資本主義的覆辟。毛派認為，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的時候，蘇聯已發生這種情況。另一些人──最突出的如貝特爾海姆（見“參考書目” ②）認為，資本主義覆辟發生在20世紀20、30年代。毛死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了這種立場，而回到似乎日益接近第一類答案中概括的蘇聯官方學說的那種立場。

　　（4）第四類答案基本上與第三類相似，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區別：它否認資本主義已在蘇聯類型社會覆辟，相反，認為這些社會是新型的階級剝削社會。在蘇聯本身，新統治階級是在20世紀20、30年代的激烈鬥爭中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把類似的結構強加於紅軍所解放的那些國家。這種社會形態的規定性的特征是：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經濟集中規劃，共產黨壟斷政權，控制高度發達的安全機構。在持這種觀點的人們看來，蘇聯類型社會顯然沒有向共產主義過渡，因此不能列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

　　綜上所述，“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異常覆雜和引起爭論的問題，在這一方面，世界範圍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觀點和理論分成許多不同的、經常明顯沖突的大小類別。目前，這種分歧似乎還看不到解決辦法，雖然可能歷史進程將改變爭論條件，也許終於導致比目前情況下存在的或似乎可能存在的輿論較為接近一致的某種結論。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
② 查理·貝特爾海姆：《蘇聯的階級鬥爭》（1976），1978年英文版第1、2卷。
③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9年英文版。
④ 毛澤東：《蘇聯經濟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⑤ 彼埃爾—諾埃爾·吉羅：《蘇聯類型體制的政治經濟學》，1978年法文版。
⑥ D．M．努提：《世界上的社會主義》，1981年英文版。
⑦ M．保爾·斯威齊：《革命後的社會》，1980年英文版。
⑧ 列甫·托洛茨基：《被叛賣的革命》，1937年英文版。


社會化

　　這個概念有不同的意義，一個是社會人類學和教育理論方面的意義，另一個是經濟學方面的意義。使一個人社會化從人類學和教育意義上說，是創造一個環境，使他或她能學習語言、概念思維規則、部分社會歷史、為生存和發展必不可缺的實際習慣以及調整和其他社會成員關系的道德規範。每個人生來就有為人類固有的不同潛在傾向。在相當的發育階段，如果沒有同社會共同體成員的正常交往，這些傾向就會隱藏下來，終於消逝。如果不實現他或她交往、推理、創造性、在文體活動和工作中合作的能力，一個人不會成為其人。此外，許多個人天賦和潛在能力就會不能實現。
　　然而，社會化也起一種限制的，有時甚至是一種削弱的作用。共同體（家庭、學校、鄰里、國家）在把一種特殊的教養傳授給個人的時候，多半生硬地、雜亂地將某些傳統的觀念和規範強加於年青人的頭腦。兒童的巨大的自發性、好奇心和創造性容易為這種超我的壓力所抑制。超出一定範圍，社會約束，無論外在的或內在化的，就會產生一種大規模的“小人物”、一種軟弱的唯唯諾諾的人格，害怕擔負責任，結果完全聽命於享有權威的領導和運動。
　　社會化作為一個經濟概念意味著生產資料中的私有財產轉化為社會財產。馬克思的全部著作貫串著廢除私有制的思想，作為共產主義的一個必要的雖然不是充分的條件。然而，私有制的概念有兩個意義。一個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另一個是一般生活態度，表現為渴望擁有一個客體（或是等於物的人），以便能夠享有它、占有它。從這種一般哲學意義來說，廢除私有制牽涉到個人的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的充分發展創造能力和存在意識為標志，而不是以占有意識為標志。
　　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可以采取三種不同形式。一是收歸國有，把一切財產權從私人公司轉移給國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化主要歸結為國有化。國家擁有和管理大部分企業（有時農業例外），計劃生產和分配產品。結果，出現一個龐大的政治官僚機構，壟斷政治和經濟權力。經濟體系過分集中，以致大大壓抑主動性，導致浪費和低效率。
　　社會化的另一種形式涉及把生產資料轉化為集體財產。在農業中，以集體財產作基礎的小規模的生產和勞務合作社可能是經濟組織的最合理的形式。這些方面的工作的性質本身有利於小的自治體系。這種社會化形式是受限制的，因為合作社可能作為集體的資本家行動：雇用雇傭勞動者，在市場上牟取利潤，積累資本，產生小資產階級。
　　同無階級的社會的目的最適合的經濟社會化的第三種形式，涉及把生產資料轉化為整個社會的財產。那時，這種生產資料歸特殊的工人團體支配，後者將它們的總收入的一部分交給社會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它們可以自由決定其余產品的分配。但是它們不能出讓（出賣、給予、遺贈）這種生產資料。這種類型的社會化以自我管理作為社會組織形式。




參考書目

① 卡爾·科爾施：《社會化文集》，1969年德文版。
② 米海伊爾·馬爾科維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1982年英文版第5章。
③ 多曼尼哥·馬里奧·努提：《社會主義和所有制》，載L．科拉科夫斯基和S．漢普希爾編：《社會主義思想》，1974年英文版。


社會必要勞動

　　關於價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寫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資本論》第1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會必要勞動是抽象勞動即價值的實質的同義語，它的衡量是按時間單位計算的。這個詞是和個別勞動對照而言的。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不同公司進行生產，技術效率的程度不同，生產工藝也不一定相同。隨之，每個公司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會不同。但是，不管商品來自什麽生產過程，它是按同一價格出售的。顯然，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得法的公司，比個別勞動時間高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不當的公司，將從每一產量單位實現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利潤。市場價值和個別價值的差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刺激著不斷引用新的生產方法，每個公司都盡量降低個別價值，以便在競爭中對對方占優勢。
　　對於生產一種商品為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可能根據某種特殊的“平均”的生產技術，先驗地確定為某種物化勞動量。根據相同的理由，價值只是作為一定數額的貨幣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出現；市場價值是競爭過程的產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只有通過市場交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聯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過貨幣，私人勞動才具有社會勞動的形式。
　　究竟市場價值決定於市場的某種平均過程，如以上所說暗示的，還是決定於最經營得法的公司的個別勞動時間，有時還不清楚。答案有兩種：價值的決定不是一種靜止的平衡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剛一確定，由於經營不當的生產者的破產和經營得法的生產者的革新，它又發生變化（參看價值和價格；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



參考書目

① I．I．魯賓：《論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社會

　　馬克思（如同大多數社會學家一樣）在三種意義上（要從上下文區分）使用“社會”一詞，指不同而有關聯的三種現象：（= 1 \* ROMAN I）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本身；（= 2 \* ROMAN II）歷史上的社會類型（例如，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 3 \* ROMAN III）任何特定社會（例如，古羅馬或現代法國）。
　　馬克思觀念中與眾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它從人類生活在社會中這一思想開始，不涉及個人和社會的對立，這種對立，只有假設某種社會契約，要不然就是把社會看成超越個人的現象，才能克服。所以，他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中寫道：“甚至當我從事科學這類的活動……的時候，我也是社會的，因為我是作為人活動的。不僅我的活動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來進行活動的語言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物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他接著說，應當避免把“社會”作為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因為“個人是社會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作集》第42卷，第122頁）。馬克思的觀念的這一方面後來被阿德勒最充分地加以發揮。他從新康德主義角度看待它，認為它為一門社會科學奠定了先驗的條件（見“參考書目” ①）。
　　馬克思關於一般人類社會的觀念的第二個特點是，沒有把社會同自然界分割開；相反，人類被認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通過勞動和繁殖來生產和再生產，所以既是自然關系，也是社會關系（參看《1844年手稿》）。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觀點同很多社會學中一直流行的觀點大不相同。後者經常把社會看作獨立存在的現象，而忽視它和自然界的關系，結果，對經濟過程和關系的研究大大受到排斥，而被委之於另一專門的社會科學領域。因此，科爾施認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社會科學不是社會學，而是政治經濟學”（見“參考書目” ③）。
　　馬克思的一般觀念的第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把它同他的“社會類型”概念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它把社會和自然界的關系看作一種在歷史上不斷發展的通過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這種物質變換同時創造和改變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資本論》第1卷第5章）。這個歷史過程（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或技術進步），另一方面是不斷改變的社會分工，這構成社會生產關系（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首先是階級關系。
　　因此，在馬克思看來，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相應的生產關系決定不同社會類型的性質；他在1859年的序言中指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一種社會類型向另一社會類型過渡發生在物質生產力同現存的生產關系發生沖突的時候（參看發展階段條目），而且這種對抗關系采取階級沖突的形式。後來，馬克思主義學者一直關心對馬克思關於主要社會類型的概括闡述進行加工、擴充和修正。所以，一方面，亞細亞社會的概念已經成為大肆爭論的對象，另一方面，部落社會的概念被更加徹底地加以分析，這是近幾年大大受到結構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發展的結果。同時，無論社會類型的歷史順序，還是從一個社會類型向另一種社會類型過渡（特別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確切性質，都根據遠為廣泛的歷史資料，被更加仔細地加以研究。
　　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參看社會主義條目）提出了另一重大問題供馬克思主義者分析。這里，主要問題首先涉及以集體化的生產力作基礎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否已經產生新的階級關系，其中存在由黨的官吏、官僚機構（參看德熱拉斯：《新階級》，1957年英文版）、知識分子（參看康拉德和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80年英文版）或這些集團的某種聯合體構成的新的統治階級，──其次，涉及這種社會類型的國家和政權的性質。更一般地說，試問，現實存在的這些社會中的整個“生活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馬克思關於“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想法。只是在過去幾十年中，關於這種社會類型的系統的和實質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才開始發展。
　　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強調需要對特定社會進行現實的歷史研究，而且他們在他們關於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著作中都遵循這一原則。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這樣表達了他們的總的看法：“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4卷，第475頁）；馬克思則指出，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這些變異和程度差別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所提供的事實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資本論》第3卷，第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確，馬克思的總的社會觀和他關於社會類型的分類，表明它們的價值首先在於為對特定社會和事態的縝密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框架。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卡爾·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學意義》，1914年德文版。
② 莫里斯·哥德利埃：《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觀點》，1977年英文版第3章。
③ 卡爾·科爾施：《卡爾·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社會學

　　馬克思逝世不久，當社會學逐漸作為一門科學確立的時候，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同延續到今天的社會學之間開始有一種密切的但經常是對抗的關系。無疑，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學本身的形成是一種重大的促進因素。騰尼斯在他的很有影響的《社會和協作》（1887年）一書的序言中，承認自己受惠於馬克思。他認為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現者，並提出了騰尼斯本人試圖以新概念表述的關於現代社會的相同思想。在1894年第一次社會學國際會議上，好幾個國家的學者（其中有騰尼斯和俄國的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探討馬克思的理論的論文。也就是在這時，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麥克斯·維貝爾和埃米爾·杜爾凱姆開始通過不同方式創立這門新學科的原理和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對馬克思主義持批評態度（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現代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系在麥克斯·維貝爾的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他的較大部分著作直接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不僅反映在他對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的紮實的研究上，也不僅反映在他對國家、階級和社會地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分析上，而且還反映在他針對歷史唯物主義所寫的有關方法論的著作上。杜爾凱姆雖然沒有那樣深入，但他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創辦和主編的刊物《社會學年鑒》，在最初幾年發表的書評中密切關注唯物史觀問題。1895年，杜爾凱姆開始作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原擬進而對馬克思主義作全面考察（雖然後來半途而廢），而且在他最後一部重要著作（即1912年發表的《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中，極力把他關於宗教的社會功能的概念同歷史唯物主義所提供的“關於社會的全面說明”區分開。
　　在19世紀末，也存在一種實質上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學的貢獻，這里包括考茨基對法國革命的研究（1889年）；梅林的《萊辛傳奇》（1893年）──它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和思想史奠定了基礎；索列爾在《社會變異》（1895年）對杜爾凱姆的社會學的批判性的考察；以及格律恩堡早期對農業史和勞工運動史所作的研究。在俄國，馬克思的著作的傳播引起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在社會科學中的出現，普列漢諾夫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以後不久，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學派以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出現，它的主要思想家在一個世紀的第二個25年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結構、法律和國家、民族和民族主義進行了重大的社會學的研究。
　　這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幾乎完全是在大學範圍以外發展起來的（只有兩個“教授身份的馬克思主義者”即格律恩堡和拉布里奧拉），因此，在與政治運動和黨組織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同學術的社會學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這種情況可能正如勒維特後來在關於維貝爾和馬克思的一部研究作品（1932年）中所描述的：“像它所研究的我們的現實社會一樣，社會科學不是統一的而是一分為二，即分為資產階級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見“參考書目” ⑥）。這個觀點在俄國革命以後得到證實，這時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資本主義所包圍的工人國家的學說。1921年，布哈林還可以把歷史唯物主義說成一種“社會學的體系”，而且批判地考察了像維貝爾和米歇爾斯這樣一些社會學家的著作，但是，隨著斯大林的上台，社會學開始被正式列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被排斥於學術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外。所以1945年以後，這種思想模式被強加於東歐國家，它在中國也很盛行，1952年在中國各大學和研究所中，社會學被取締。
　　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中葉起，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只能在蘇聯以外與布爾什維克的正統觀念對峙而發展，它在以後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但它只是一個流派，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具有極不相同的觀點。例如，一方面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他們的社會學研究，另一方面，科爾施、盧卡奇和葛蘭西都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看成社會學，而認為毋寧說它是歷史哲學。科爾施（1923年）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正如德國唯心主義哲學是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表現。盧卡奇（1925年）在關於布哈林論述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一篇評論中批評了他的“虛假的方法論”和他“關於馬克思主義是‘一般的社會學’”這一概念，論證說，“辯證法可以做到毋需這種獨立的實在的成就[社會學的成就]；它的領域就是整個歷史過程……總體就是辯證法的領域”。同樣，葛蘭西也在關於布哈林的一篇評論中擯棄作為“進化論的實證主義”的社會學，而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一種哲學世界觀，其中包含“創立一個全面而完整的對世界的看法……並形成全面而完整的文明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見《獄中劄記選》，1971年英文版）。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猶疑不定的性質，從後來科爾施修正他的觀點的方式中得到了說明，那時他的結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傾向不再是‘哲學的’，而是經驗的科學方法的傾向”（見“參考書目” ⑤，第203頁）。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學的態度的變化也明顯地表現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中。雖然從它的主要思想來看，受到科爾施和盧卡奇的強烈影響，這個學派，尤其是它的研究基地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包含五花八門的觀點（參看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在它初期，這個研究所由格律恩堡領導，他的主要興趣在社會歷史方面，接近社會學，研究所的成員包括一些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弗蘭茨·諾伊曼，他的《龐然大物》（1942年）至今仍然是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品之一。1945年以後，特別是在60年代，這個學派主要開始盛行哲學思想研究，表現為針對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的“批判理論”和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集中於批判文化現象，其中包括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技術的“意識形態批判”。但是，從它較近的發展來看，特別是從哈貝馬斯和奧菲的著作來看，批判理論的方向已經再次改變，在研究作為歷史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據、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幹涉主義的國家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中的意義方面，更加關心經濟和政治問題。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結構主義影響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中另一種重要的新的方法已經發展起來。原來起源於阿爾都塞的著作，但受語言學和人類學的一般結構主義運動的強烈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已經把注意力從歷史問題和作為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已被作為歷史主義擯棄），主要轉向對一些特定社會形式、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雖然哥德利埃在1977年已把相同的方法用來分析部落社會），把這些社會形式看成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各個“方面”或各種“情況”錯綜覆雜地在其中交織成一個完整體系的許多“結構”。例如，普蘭查斯在1973年和1975年發表的論著中已經從結構主義出發分析社會階級和政權的關系，以及小資產階級或中間階級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地位。然而，甚至在廣泛的結構主義運動中，也有很大差異，一種特殊的方法是戈爾德曼的方法，他的“發生結構主義”把歷史的分析方法和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結合起來。
　　隨著20世紀50年代中葉斯大林主義（近來還有列寧主義）正統觀念思想影響迅速衰落和60年代“新左派”的興起，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顯然又振興起來，這在西方主要受批判理論和結構主義思想的刺激，雖然在這以前人們還恢覆了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社會學學派的興趣。這種振興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整個精神生活中的地位發生重大的變化；因為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主要是作為與政黨密切相關而且主要是在黨組織內部研究的一種亞文化（在1917年以後也曾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官方學說）而存在，它現在在學術生活中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來，而且構成社會學思想（以及人類學和經濟學思想）主流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變化的一個後果是：現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卷入關於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的一般爭論要多得多（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對關於結構主義、實證主義和“人的動因”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的爭論文章表明了許多共同點和重要區別），卷入關於特殊重大的問題的一般爭論──例如對政權和社會階級的分析──也多得多；現在，維貝爾的觀念在經過廣泛修正的馬克思主義公式中，即使不是被直接吸收，也是被較為嚴肅地加以對待。
　　社會學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振興起來，1953年以後在蘇聯和東歐（南斯拉夫較早），較近（1979年）在中國，社會學重新被設置為一門學科。然而，這里，這門學科主要是在特定範圍，如教育、福利事業、家庭、產業關系方面，以社會調查和經驗研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這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進行的類似的研究沒有很大差別。這種對政策研究的偏重符合列寧早期對新成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科學院所作的從事“一系列的社會調查是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轉引自“參考書目” ⑦）的指示以及葛蘭西在上述關於布哈林的評論中表述的關於社會學的適當地位的觀點。葛蘭西認為它的價值是“實際觀察的經驗積累”，通過統計形式可能提供比如說計劃的依據。在大多數這些國家中，很少有人企圖（或有機會）把馬克思主義發展成一種社會學理論，以對其他理論采取批判對比態度；而一些作過這種努力同時提出有關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結構的基本問題的人們，卻經常被作為持不同政見者對待，被迫離開本國（參看例如巴羅：《東歐的抉擇》，1978年英文版；康拉德和斯澤蘭尼：《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社會學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關系始終是一個敏銳問題，但這完全沒有妨礙從某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觀念，如機能主義或系統論借用和部分地吸取一些因素，也沒有妨礙早期的社會學傾向在某些國家起重大影響作用（例如，在波蘭，有實證主義明顯印記的社會學理論觀點）。在南斯拉夫，情況有所不同，在那里舉行過若幹次重大的理論討論，經常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參加（參看馬爾科維奇和彼特羅維奇在1979年發表的論著，以及1964—1974年間《實踐》雜志發表的有關文章）。
　　馬克思主義現在被承認為社會學中的重要典範之一；但是，和其他社會學體系一樣，今天它具有重大的內在分歧，而且動蕩不定，雖然與它的許多對手比較，它也許還保有較多的一致性。它未來的發展取決於它能多方順利地解決關於階級結構，階級和其他社會集團在實行社會改革中的作用，國家和社會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的關系的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問題；或者更一般地說，它能多方順利地完成“對今天的資本主義的內在性質的真正分析”（正如盧卡奇1970年所說的；參看他為梅查洛斯1971年版著作──《歷史和階級意識的諸方面》寫的序），以及對今天的社會主義的分析。在這些方面的進展，當然會引起某些主要理論觀念的進一步修正，會受社會思想和實踐的比較普遍的潮流的影響，如果不填補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巨大鴻溝，就很難希望達到比較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目的。




參考書目

① 施洛莫·阿文勒里：《卡爾·馬克思的社會政治思想》，1968年英文版。
② 湯姆·博托莫爾：《馬克思主義社會學》，1975年英文版。
③ 盧西恩·戈爾德曼：《馬克思主義和人文科學》，1970年法文版。
④ 喬治·古爾維奇：《社會學的當前任務》，1963年法文版第12章。
⑤ 卡爾·科爾施：《卡爾·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⑥ 卡爾·勒維特：《麥克斯·維貝爾和卡爾·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
⑦ 默文·馬修斯：《蘇聯社會學介紹（1964—1975）一書目提要》，1978年英文版。
⑧ G．V．奧西波夫和M．N．魯特凱維奇：《蘇聯社會學（1965—1975）》，1978年英文版。
⑨ J．A．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76年英文版第2章。


索列爾，若爾日

　　1847年11月2日生於法國瑟堡，1922年8月28日在塞納河上的布洛涅逝世。
　　索列爾一貫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史上最有爭論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自相矛盾到如些地步，當他被說成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中最有獨創性的一個的時候，也有人建議，他應被看成是右派而不是左派思想家。無可否認的是，索列爾的思想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階段，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和馬克思所要說東西的解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索列爾是在巴黎工藝學校受教育的，擔任政府工程師的職務直至45歲。他的早期著作於1886年開始問世，但是直到1893年（他退休後），他才把注意力轉向馬克思主義。開始，索列爾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一門科學，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發現“決定”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然而，他是最早承認這種立場有其內在困難的一個，從1896年起，開始進行他自己的具有高度獨創性的和特性的再解釋，這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主要應當被看作一種倫理學說。因此，為取代資本主義注定的經濟崩潰論，索列爾提出了資產階級社會面臨道德淪喪的災禍的理論。
　　首先，索列爾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表述，促使他企圖闡述一種特殊的工人階級的道德，維護工人階級工會和合作社（他認為它們能夠發揚這種道德），還和伯恩施坦一樣，讚揚政治改良主義和民主的政策和實踐。
　　隨著德雷福斯事件的結束，對改良主義和民主幻想的破滅迅速地戲劇性地隨之而來，1902年以後，索列爾終於成為革命工團主義的最重要的理論闡述者。
　　在他的工團主義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對暴力的思考》（1906年），索列爾早期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決定論的科學的評論得出了它的邏輯結論。索列爾把階級鬥爭當作社會主義的全部內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信條應當被看作是能夠激起工人階級行動的“神話”的形象。這種神話中最有鼓動力的，索列爾認為，是總罷工（參看罷工條目）的神話，他認為，它生動地體現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切重要特點。只有通過行動，特別是暴力行動，工人階級才能同時發揚崇高和偉大的倫理，摧毀他們的資產階級對手，而且不那麽顯眼地創立起社會主義的道德和經濟基礎。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明就能擺脫不可救藥的衰落。不足為奇的是，工團主義運動辜負了索列爾的期望，他在1909年撤銷了對它的支持。隨後他還短暫地傾心於議會外的權利，而且他的熱情在他死以前曾經一時被新的“行動者”列寧再度點燃。他也曾向墨索里尼投以仰慕的眼光。




參考書目

① 艾賽亞·伯林：《若爾日·索列爾》，載《反潮流：思想史論文集》，1979年英文版。
② 伊爾文·L·霍羅威茨：《激進主義和反理性》（包括索列爾《馬克思主義的解體》的譯文），1961年英文版。
③ 詹姆斯·H·邁澤爾：《若爾日·索列爾的淵源》，1951年英文版。
④ 傑克·J·羅思：《暴力崇拜──索列爾和索列爾派》，1980年英文版。
⑤ 若爾日·索列爾：《進步的幻想》（1908），1969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對暴力的思考》（1908），1972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一種無產階級理論的資料》（1919），1981年法文版。
⑧ 同上作者：《若爾日·索列爾文選──社會主義和哲學》，1976年英文版。
⑨ 約翰·L·斯坦利：《美德社會學──若爾日·索列爾的政治和社會理論》，1982年英文版。
⑩ 理查德·維爾農：《信仰和轉變：若爾日·索列爾和革命思想》，1978年英文版。


蘇聯馬克思主義

　　到目前為止，蘇聯馬克思主義可以分為四個不同時期：雅各賓意識形態時期（列寧時期）；極權主義控制時期（斯大林時期）；失去意識形態性的改良主義探索時期（赫魯曉夫時期）；保守的偶象研究時期（勃列日涅夫時期）。
　　布爾什維主義使四種理論遺產的因素具有巨大作用，它從中提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精髓。第一種是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的（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這事實上意味著接受恩格斯的立場（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雖然附有一些批評。列寧曾是而且公開自認為是普列漢諾夫哲學的追隨者，在他的革命前的著作（最有名的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提出了對普列漢諾夫學說的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見。列寧欣然同意普列漢諾夫擯棄恩格斯的“絕對”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以一種哲學上的天真和不加批判的態度把物質性賦予整個宇宙。列寧的唯物主義建立在他的所謂對事物的“認識論的”定義之上。這個定義可以概括如下：事物的概念所表示的不過是我們在感覺上感知的客觀現實。這種認識論的立場只承認一種現象論的表述；也就是說，承認現象使我們感知的特征（參看認識論條目）。另外，列寧重新表述辯證法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規律──對立統一和鬥爭──，把它看作現實本身的本質特征，這樣就使它的概念發生一種權威性的本質論的轉折。
　　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觀念以及一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外兩項修改，是他的獨具一格的無神論和關於哲學上兩大派別（“兩大陣營”）的原理。二者在馬克思主義中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對於馬克思，作為異化的宗教信仰是一般異化問題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本體論的方面，而對於列寧，它主要是（即使不是完全是）社會政治問題。關於哲學上兩大派別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原理原是恩格斯創立的，他把二者看作個人可以選擇的兩種態度。就列寧來說，它們成為社會學上可以說明的兩種趨勢，自然包含後來哲學的劃分為社會進步力量所支持的唯物主義形式和反動勢力所支持的唯心主義形式。
　　第二種因素是社會學和經濟方面的因素。從列寧本人革命前論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理論和革命的類型的著作來看，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學家。然而，布爾什維克在社會學方面的遺產在奪取政權以後沒有得到很大發展，主要由於雅各賓意識形態對體制的自我幻想，雖然布哈林（1921年）曾經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一種“社會學體系”並批判地考察了西方社會學的一些重要著作。不過，經濟理論卻欣欣向榮。一切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左派的領袖都是在經濟決定論的不同學派中成長起來的，其中有些人（布哈林、波格丹諾夫。特別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經濟問題方面有獨到見解的思想家。在奪取政權以後，他們都不得不對付完全沒有料到的經濟理論問題。從國內戰爭到外國武裝幹涉中產生的戰時共產主義提出了實行純粹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式的問題，新經濟政策則提出了混合經濟問題。二者都涉及市場同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適應問題。在蘇聯歷史的65年中，再也沒有在經濟問題、多少也在社會問題的理論探討方面出現過這樣一個富有活力和獨創性的時期。為了撲滅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或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的這種富有朝氣的精神，便需要有斯大林那種對“左傾”和“右傾”反對派的聲討。
　　蘇聯馬克思主義在第一時期的另一個因素是關於國家政權、暴力和“革命法律”問題的討論（巴舒卡尼斯、斯圖契卡、克里連科等人）。這種意見的交換是開誠布公的，但也是受限制的，因為大前提即布爾什維克領袖所賦予的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不可能受到徹底批評或充分批評，雖然工人反對派在最初年代曾經企圖這樣做。蘇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的最後一個方面，是它的文化理論，以盧那察爾斯基為主要代表的人物。
　　在隨後一個時期，蘇聯馬克思主義具有迥然不同的職能。它為具有超凡魅力的正統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服務而發展，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正確和科學的世界觀”促使社會單一化，而成為純粹的工具。第一步是推行列寧主義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創造者斯大林1924年在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大學關於列寧主義問題的講演中以及他的《列寧主義問題》（1926年）一書中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的框架。這些講演和這本書列舉了作為新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的主要原理：資本主義總危機和帝國主義理論、黨和它所依靠的各種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都是直到今天蘇聯政治所必須論述的問題。
　　第二個步驟是由於挫敗兩個爭執不休的集團即機械論者和德波林派而形成的，它們的理論爭論集中在下列問題上。機械論者（布哈林也大致與機械論者有關）否認一門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存在或其現實意義，把自然科學看作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體現。另一方面，德波林及其集團則是普列漢諾夫的傳統的追隨者，要求一切科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指導。這個持續多年的爭論（見“參考書目” ⑩，第3卷第2章； ⑨，第6—8章）為在理論問題上確立黨的集體的和斯大林個人的權威提供了大好機會。1917年以來，第一次在一次中央全會（1931年1月25日）通過了一項關於純理論問題的決議，譴責兩個集團，撤掉一些學者所擔任的職務，並對精神生活采取新的行政監督方式。
　　第三件大事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1938年），其中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整個著作的真正作者當然不是像半官方的傳聞所說的那樣是斯大林；他充其量起了最高審稿人的作用。然而，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節的作者，這個說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確的。書中列舉了哲學唯物主義的三個基本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特征：“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物質……是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哲學唯物主義……認為……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的東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75年中文版第123、124、126頁）。也提到辯證法的四個特征：量轉化為質，對立面的統一，普遍聯系的規律，普遍轉化的規律，同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相比較，後面兩個特征有所創新。接著，書中闡述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它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問題上的“應用”，扼要地分析了這樣一些概念，如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斯大林說得很明確，這樣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乃是共產黨的世界觀。然而，馬爾庫塞在關於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和直接隨之而來的時期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較重要的研究作品中論證說：這“不僅是克里姆林宮為了合理說明和論證它的政策而制定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且也以不同方式表明了蘇聯發展的現實情況”（見“參考書目” ⑦，第9頁）；他接著結合蘇聯實踐詳細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直至斯大林逝世，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大體上包括幾次清洗和公開譴責以及斯大林的兩部重要著作的發表。1947年，中央委員會討論了《西歐哲學史》這部集體著作的一個版本。這次所謂“關於亞歷山大羅夫的討論”（以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主編G.F.亞歷山大羅夫命名）有一個重要目的。它公開表明，黨和斯大林本人在戰後希望緩和的氣氛中並沒有放松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警惕。既然如此，它為日丹諾夫提供了對蘇聯文化生活中所謂的或真正的自由化企圖的任何跡象進行全面攻擊的機會。隨後一次典型的討論是1948年李森科主持的關於米邱林的辯論，這次討論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拒絕遺傳學，認為它是一門資產階級科學（參看李森科主義）。十分明顯，甚至自然科學也不能免於意識形態的審查。
　　斯大林的兩篇著作《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極端混亂，很難從理論角度進行討論；這里更成問題的是，無論選擇這種特殊題材的目的，或這種題材的社會關系，都不容易猜透。最可能的解釋是，斯大林針對兩種“傾向”維護他的統治。一方面，他結束了“革命飛躍”的強制性原則，隨之也結束了“從上而下的革命”，代之實行在“非對抗性的”蘇聯社會中“逐漸躍進”的混亂原則。他還否定了“為生產而生產”的經濟原則，以及甚至要消滅市場殘余的直接產品交換要求。另一方面，他進而堅持“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隨之把蘇聯和東歐同資本主義世界嚴密隔絕開來。
　　事實上結束“從上而下的革命”，從而在蘇聯歷史和蘇聯馬克思主義史上開創一個新時期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赫魯曉夫。蘇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目的是要探索從單純的宣傳回到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的職能的途徑。這恰恰遇上赫魯曉夫時期特有的自相矛盾，而且存在四個主要特點。首先，它牽涉到在蘇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不僅從政治上而且從理論上貶抑斯大林。其次，發起對列寧的崇拜，同時以振興“列寧主義”為目的。第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當然是和黨性結合的），結果出版了一批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主要是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評中所涉及的學科方面，如歷史和法學。這時，社會學也重新被確立為一門學科，並在一些領域進行了大量經驗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這種研究在方法和態度上同西方社會很少有區別，而且在體系上同馬克思主義沒有聯系。然而，這種改變的主要受惠者是自然科學，還由於軍隊在蘇聯社會的作用的增大，自然科學在科學研究方面幾乎獲得充分的自由。最後，為了把列寧主義作為促進他們的改良主義的動力，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重新提醒人們注意列寧是不能容忍宗教般的迷信的。
　　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時期，即保守的偶象研究時期，存在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方面，甚至有名無實的改革現在也取消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偶象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在講演和出版物中現在已大大離題，主要是要求人們尊重它的原理的存在和有效性。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印數雖以百萬計，然而社會、特別是它的統治機構的觀點卻充滿著實用主義。在最近20年來已經成為比較公開的因素的很多政治和思想反對派，已經背離馬克思主義，雖然蘇聯和東歐的一些評論家（例如，羅伊和佐勒斯·麥德維傑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他們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式卻與官方觀點有所不同。可見，統治者把蘇聯馬克思主義當作空洞的公式，大部分居民忽視它（好像基督教在西方一樣），反對派中的許多人則擯棄它，認為它是一種無足輕重的，甚至是十分危險的前提。它已經經歷了否定辯證法的整整一個循環。




參考書目

① T．布萊克利：《蘇聯的經院哲學》，1961年英文版。
② I．M．博琴斯基：《蘇俄的辯證唯物主義》，1950年德文版。
③ H．尚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演變──經濟理論和法學》，1974年法文版。
④ D．I．切斯諾科夫：《歷史唯物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⑤ G．格列澤爾曼等合著：《歷史唯物主義》，1959年英文版。
⑥ Z．喬丹：《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⑦ 赫伯特·馬爾庫塞 ：《蘇聯馬克思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⑧ A．I．謝普圖林：《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導論》，1962年英文版。
⑨ G．A．韋特：《辨證唯物主義》,1958年英文版。
⑩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3卷，1978年英文版。


蘇維埃

　　參看委員會條目。


斯拉法，皮爾羅

　　1898年8月5日生於意大利都靈。
　　他是現代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重要的卻又是不可思議的人物，這有兩個原因：其一，他和葛蘭西以及早期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其二，他的經濟著作的影響。1918—1920年，作為“紅色都靈”的大學生，斯拉法就已向葛蘭西的刊物《新秩序》投稿。1924年，當時他是卡利亞里的一位講師，他已經不對共產黨的領導及其派別抱幻想，而與葛蘭西就這個問題進行意味深長的通信，這正是在葛蘭西的領導地位鞏固以前。後來葛蘭西入獄，斯拉法成了他的密友、支持者和精神上的同志。
　　1921年，斯拉法訪問劍橋，與凱恩斯的圈子開始建立聯系，這種聯系迅速成熟起來，他成為這個圈子的一個核心成員；1927年，他成為三一學院的一個研究員，他在那里完成了他以後的全部學術工作。1926年，他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價格理論的創新論文《競爭條件下的收益規律》，這篇論文被評為“注定要產生不完全競爭理論的英國支派”（見熊彼特在1954年出版的著作，第1047頁）；他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結果發表了《通過商品的商品生產》一書（1960年）。這部書確立了斯拉法在經濟思想領域的重要地位，因為它是著手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基礎，改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基礎，而提出以工資和利潤方面的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另一種分配理論的一個強大學派的出發點。這個學派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追溯到李嘉圖。斯拉法另一項了不起的學術成就是李嘉圖文集的定版，他為此花了20年功夫（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發展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承了18世紀關於四種生存方式：狩獵、放牧、農業、商業（通常被認為構成一個序列）的思想，著手把世界劃分為若幹階段，各有自己的社會經濟結構，按某種邏輯形式彼此更叠。它們最初的輪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中相當簡單，以歐洲史為限：書中提到四個時代，首先是原始公社或部落時代，其次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古代或古典時代，再次是封建時代，然後是資本主義時代。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似乎把這個序列看成理所當然的，並把最早的時代稱為“亞細亞”時代。但是，他在前兩年寫的而未發表的關於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筆記（《經濟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頁），表明他曾探索他意識到遠為覆雜的一種演進經歷。這時候他力圖鑒別各種類型的生產制度，而不是按次序加以排列，或是解釋為什麽一種制度為另一種制度所取代。然而，他的確很強調一種個人能力的質量和主動性，強調一種只是在一兩個階段出現的經濟因素，這顯然在他看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歐洲不斷進化而亞洲達到一定程度就無法進化的原因。他認為這里有兩個根源：古典時期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是亞洲所未有的市民生活的搖籃；早期西歐的一種所有制（他稱為“日耳曼”所有制，以別於“斯拉夫”或東方所有制），據他認為，土地歸個人而不是公社所有。在《經濟學手稿》中，他最感興趣的例子是羅馬征服盛行武裝爭奪土地的地中海世界。他看到一些農民如何由於人口過剩和發生征服戰爭而形成少數人壟斷的奴隸經濟。為什麽這種簡單的馬爾薩斯式的因果關系沒有在其他地方，特別是亞洲產生類似的後果？這個問題他並沒有提出來。
　　在《反杜林論》（第2篇四）中，恩格斯更直接地從原始生活中導出奴隸制，認為它是脫離原始生活的第一個進步。後來，他和馬克思同樣對摩爾根關於原始部落的研究（1877年）滿懷熱情，借助這種研究來分析“氏族”或部落社會的解體，以及在它的廢墟上，國家在雅典的出現；他解釋這種變化產生於商品交換逐漸發達，商品慢慢對商品生產者處於支配地位，隨著貨幣的流通，許多人債務累累。在這種影響下，隨著分工的發展和商人階級的出現，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就來到文明時代的門檻（參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5、9章）。拉法格步他的後塵，生動地把這個理論通俗化，探索歷史上更替的各個時代，從原始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後者的使命是為一個新的更先進的共產主義奠定基礎。他認為一切社會都經歷相同的道路，正如人人都有生有死（見“參考書目” ⑦，第1章）。
　　馬克思本人曾經頗為惱火地否定那種認為任何地方都要有固定順序的想法（見1877年11月致《祖國紀事》編輯的信稿）；而且在行將逝世的時候，他還設想有否可能借助歐洲的有利條件，使農村公社即俄國公社從曠日持久的原始共產主義直接進入現代社會主義。在他和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主義者遇到許多遺留下來的難題。普列漢諾夫闡述了歐洲的循環，但是認為亞洲離開它們的共同起點而向不同方向發展，因為地理和氣候環境促進了建立在治水基礎上的國家政權。但是，1931年，經過對分期問題的縝密考察，蘇聯學者終於擯棄了特獨的“亞細亞”方式（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的概念（見“參考書目” ①，第180—181頁，196—198頁； ②，第165以次各頁）。隨之，馬克思曾經試圖找出理由解釋的亞洲長期停滯之謎也大有列入禁區之虞。斯大林（1938年）聲稱，生產方式“永遠也不會長久地停留在一點上”，而始終處在變化和發展的狀態中，以勞動群眾為主要動力。這樣一來，這個探討領域只適用於一種單一的、普遍的模式的假設了。本來，如果不把奴隸制視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這個模式是可以簡化的。這時候除開封建主義以外，在氏族和資本主義工廠之間就不會留下什麽了。但是庫西寧主編的教科書（見“參考書目” ⑥）還是把奴隸制計算在內，堅決認為，盡管有局部變化，“一切民族經歷基本相同的道路”，因為生產發展始終“服從相同的內在規律”（第153頁）。同時，雖然有些自相矛盾，但卻提到了“許多停滯和倒退的時期”和絕非少數的文明的崩潰（第245頁）。
　　另一個蘇聯理論家格列澤爾曼同意，歷史規律是不能廢除的，各個階段發生的順序是不可變更的，但他論述了某些階段如奴隸制被跨過的可能性，而且認為不可變更的順序的學說曾經有害於第二國際，因為它使人們得以論證帝國主義執行著必要的任務，即促使資本主義走向殖民地（見“參考書目” ④，第202，206頁）。值得注意，列寧曾經嘲笑認為中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準備階段向社會主義躍進的任何想法（參看1912年7月《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近幾年來已經傾向於越來越多考慮靈活多變的順序。所以，戈登·蔡爾德提出許多“跳躍”的情況。例如歐洲從近東學習冶金業，而不必經過它的預備階段（可參看他的《歐洲的史前遷徙》一書，1950年英文版；並參看考古學和史前史條目）。加羅蒂認為，如果笨拙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把“五個階段”看成全人類的“絕對的和全面的真理”，就未免荒謬了。在意大利，梅洛蒂也認為分階段發展的模式是武斷的，同時他也不考慮在他看來從孟德斯鳩、黑格爾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引申出的關於歐洲和亞洲兩種獨立的和不同的發展路線的假設（見“參考書目” ⑧，第46、156頁）。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列有五條並行但卻交錯的路線的覆雜圖解，這些路線都源自於原始公社（同上，第25—26頁）。
　　雖說如此，關於變化的機制以及為什麽變化似乎遵循不同途徑，或是在很長時期內根本不發生這一問題，在許多方面都很難理解。就中世紀封建制不是產生於單一的原有事物而是產生於羅馬晚期和野蠻時代的覆雜結合物這個問題，就有許多人思考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資本主義產生於封建主義，所依據的是那種具有重大城市因素的歐洲封建主義的特殊形式；但是，即使在這方面，人們也往往會注意到，有關詳細的過程，以及封建主義促使資本主義產生的內在矛盾，他們說得並不多。歐洲從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仍然是最艱難而富有吸引力的問題之一（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條目）。
　　這里也包括歐洲以外的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們紛紛提出他們自己的觀點。在印度，他們已經進而拒絕馬克思關於長期停滯的論述，而讚成這樣一種假設（但至今還找不到適當的論據）：至少資本主義早期形式已形成萌芽，而進步被英國的征服所中斷。某些亞洲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把一種普遍的順序視為西方的強加之物而感到不滿，反而認為它具有與歐洲分庭抗禮的吸引力。1930年前後，這種普遍的順序在中國被討論過，而獨特的“亞細亞社會”的思想卻很少有人接受。在已有的種種困難中，其中之一就是很難在古代中國找到與希臘羅馬奴隸制時代相當的一個奴隸制時代（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生產方式；進步條目）。




參考書目

① 亞里夫·狄利克：《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② 喬治·M·安提恩：《蘇聯的學者兼官僚—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1978年英文版。
③ M．伊萬斯：《卡爾·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④ 格里哥里·格列澤爾曼：《社會發展規律》，1960年英文版。
⑤ R．H．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⑥ 奧·庫西寧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理》，1961年英文版。
⑦ 保爾·拉法格：《從野蠻到文明時代所有制的演變》(1895年)，1910年英文版。
⑧ 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
⑨ 格·瓦·普列漢諾夫：《捍衛唯物主義。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1895），1945年英文版。


斯大林

　　1879年12月21日生於格魯吉亞哥里，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的孔策沃逝世。
　　斯大林是一個窮鞋匠的兒子，幾乎是出身於沙俄社會低層的唯一蘇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他曾在梯弗利斯的一所正教中學讀書，但經常因為他的革命興趣（包括閱讀禁止的文學作品如維克多·雨果的小說）而受處分；1899年他離開了正教中學或是被開除，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他在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中一往直前，早在1904年就已與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取得一致，1912年被增選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從1902年起他由於從事革命活動經常遭到逮捕、監禁、流放，後又逃亡；1913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北部邊遠地方，在1917年2、3月的俄國革命以後才獲釋。
　　在1917年10、11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和隨後的國內戰爭中，斯大林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黨的政治局成立不久就當選政治局成員。1922年4月，他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1924年1月列寧逝世後，他相繼擊敗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為首的三個反對派；1929年12月，當他50歲生日的時候，他是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30年代，在他的領導下出現工業化的勝利以及饑荒和清洗的恐怖；1941—1945年，他是與納粹侵略軍艱苦作戰的最高統帥；戰後，他是一直保持職位直至死去的唯一重要戰時領導人。
　　斯大林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冷酷無情和毫不手軟的政治家；他運用他的權力打倒他前進道路上的一切人，並把農業的俄國改造為工業超級大國。為了這雙重特點，他既被人畏懼又被人敬重。他經常被描繪為純粹依靠無情的權術取得他的權力的才智平庸的人。托洛茨基把他說成是一個“頑固的經驗論者”，但這是一種過低的估計；斯大林所創立的普遍性的意識形態對於鞏固蘇維埃制度有著重大的意義。
　　斯大林的理論著作明晰易懂，而且十分簡單；這是它具有感染力的一個重要因素。1906年，他已寫了《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是同克魯泡特金的論戰著作，同時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了論述；這篇論著在1938年經過修改作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重新發表。這種對社會規律的解釋在許多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處於支配地位，直至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發表。斯大林的第二部重要理論著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在列寧參與下寫於1912—1913年，主張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切民族建立集中制的社會民主黨。1924年4月，斯大林的講演《論列寧主義基礎》大膽地宣布，列寧主義不只是應用於一個農民國家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它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強調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的作用，是“意志的統一的體現”，“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是把“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這些說法與堅持（從1924年底起）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息息相關，既使沒有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也可以在蘇聯完成。1928年在進一步闡發這個學說時，他宣布，隨著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階級鬥爭將劇化。（參看斯大林主義條目）。
　　這種獨特的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工業化和集體化運動以及推行這種運動的雷厲風行方式，奠定了基礎。這樣，階級鬥爭劇化的學說，為1929年12月宣布“消滅富農階級”的必要性作好了準備。在30年代，斯大林也論斷說，無產階級國家不能隨著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消亡；由於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必須加強它。在1936年—1938年的清洗中，他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不存在對抗性矛盾意味著，一切敵對行動和信念來自外部。斯大林實際把一種馬克思主義性質的階級分析同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呼籲結合起來。
　　1950年和1952年，斯大林的兩個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雖然主要地是在斯大林主義的正統觀念的既定範圍內，但卻奇怪地和試驗性地展開了意識形態的非斯大林化過程，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內部“意見沖突”（！）的重要性，而且承認在社會主義內部生產關系落後於生產力的可能性（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但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任何人都只有在斯大林死後才可能懷疑他的任何思想；而且30年後的今天，斯大林的思想在蘇聯和其他地方仍然很有影響。




參考書目

① G．F．亞歷山德羅夫：《斯大林傳略》，1952年英文版。
② E．H．卡爾：《斯大林》，載《一國社會主義（1924—1926）》，1958年英文版。
③ I．多伊切：《斯大林》（1949），1966年英文版。
④ J．埃利斯和R.W.戴維斯：《蘇聯語言學的危機》，1951年英文版。
⑤ R．H．麥克尼爾編：《斯大林著作──書目注釋》，1967年英文版。
⑥ T．H．里格比編：《斯大林》，1966年英文版。
⑦ B．蘇瓦林：《斯大林──布爾什維主義剖析》（1935），1939年英文版。
⑧ 《斯大林全集》，第1—13卷（1901—1934年）。
⑨ 《斯大林基本讀物──主要理論著作（1905—1952）》，1972年英文版。
⑩ R．C．塔克：《作為革命家的斯大林（1879—1929）──歷史與人物研究》，1973年英文版。


斯大林主義

　　主要指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他掌握最高權力至1953年去世，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體制的性質。在斯大林生前，“斯大林主義”一詞在蘇聯並沒有正式使用。但是從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譴責斯大林的罪引起，“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者”這些詞已經有了一種模糊的極度的貶意，特別在左的方面，被用來指左傾的個人和體制的專制的、獨裁的和鎮壓的行為方式。
　　斯大林主義的第一個和最突出的特點是斯大林運用25年之久的絕對權力。斯大林主義顯然不是斯大林獨自的產物，必須以俄國歷史、布爾什維克革命實行的條件，以及斯大林取得絕對權力以前布爾什維克政權所面臨的問題來考察（參看布爾什維主義條目）。但是，不管怎樣，斯大林在決定以他命名的體制的特殊性質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在他統治的晚年達到簡直荒誕地步的對他的“個人崇拜”，是他所運用的權力的範圍的正確反映。
　　在它早期，即從1923年到1933年，斯大林主義代表斯大林本人所謂“從上而下的革命”，為把蘇聯改造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奠定基礎。“從上而下的革命”一部分是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把絕大多數農民引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個政策在農村中遇到激烈反抗，是以冷酷無情的決心，在人和物力方面付出可怕代價實行的。斯大林的“從上而下的革命”的另一部分是1929年通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所提出並在以後年代中推行的關於重工業化的勁頭十足的綱領。
　　這些政策如果沒有權力的極度集中，對不同政見的鎮壓，以及在一切方面使社會完全服從國家的支配，就不可能實施。在斯大林取得最高權力以前，這些方面的傾向已經有所發展，斯大林主義則使它們大大加強。共產黨本身被變成斯大林意志的馴服工具；外國共產黨也需要遵循和維護斯大林及其左右所決定的一切政策。
　　斯大林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看來在1934年已經過去；經過以前幾年的動亂，采取比較有節制的發展形式和在國家政權方面減少專橫高壓的作法的時候似乎已經成熟。然而，在以後的年代中，“大恐怖”吞噬了千百萬蘇聯公民，消滅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許最多重要的人物。這些年代最驚人的特點（從一種可怕的字面意義上說）是舉行一系列的審訊，“老布爾什維克”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許多其他人在公開的庭審中承認大量罪行，其中包括與托洛茨基（1929年已被從蘇聯驅逐出境）和外國情報機關同謀推翻蘇維埃政權，覆辟資本主義和分裂蘇聯。
　　當時和以後的這種鎮壓的獨一無二的特點是它涉及蘇聯“權力上層”的各個方面的範圍很廣，包括它的行政、軍事、科技、文化和其他幹部，特別是警察和保安機構本身。蘇聯上層人物被當局賦予大量特權，但他們為這些特權付出的代價是根據莫須有的罪名突然被捕、被驅逐出國、被處死的危險。這個制度使得蘇聯社會的官僚等級制度中異常迅速升遷成為可能，因為需要彌補由於鎮壓造成的大量空缺職位；但是彌補空缺的人們本身同樣也可能受到鎮壓。歷史上沒有任何政權如此兇狠殘忍地毀滅這麽多它過去所曾提拔起來的人們。
　　然而，到1939年前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取得很多成就；而且這種有目共睹的成就大大有助於模糊（至少是在國外）這個政權的鎮壓和專制方面。象1936年斯大林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制定這樣一些事件，也起了同樣的作用。但是，有助於模糊這個政權的消極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威脅以及蘇維埃政權對法西斯主義的抵抗。
　　“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參看共產主義；國際條目）從1928至1935年為各國民主黨制定政策，宣稱社會民主黨人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必須把他們看作是工人階級的最危險的敵人。這在一切地方大大分裂了工人階級運動，並在德國促成了納粹的勝利。然而，1934年，蘇聯加入了國聯，1935年共產國際采取的新“路線”宣稱現在需要建立“人民陣線”，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激進派、自由派和其他一切具有善良意願的人們為了維護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都可以參加。在法西斯不斷進行侵略的隨後4年中，由於英國和法國執行綏靖政策，蘇聯在各國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是反法西斯的最堅強堡壘，事實上幾乎是唯一的堡壘。
　　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對於這個形象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是，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這一點很快也就被人忘卻。蘇聯軍隊和人民的英勇鬥爭對於盟軍戰勝法西斯主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戰爭使蘇聯遭受將近兩千萬人的犧牲，損失不計其數。另一方面，戰爭的勝利也意味著，斯大林對蘇聯安全的關心可以通過把合意的制度強加於鄰邦來得到滿足。1939年，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已經並入蘇聯。在戰爭結束時，斯大林所能接受的體制也在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東德建立起來。到一定的時候，至少多少是在冷戰的影響下，這種體制終於具有完全“斯大林化”的形式。
　　無論戰爭的嚴峻考驗或勝利都沒有給蘇聯的斯大林體制本身的性質帶來任何變化。相反，這個體制仍然實行鎮壓，勞動營接收源源不斷遣返的戰俘和從德國的強制勞動機構送回祖國的工人們。在戰後年代中，又開展了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領域灌輸斯大林主義正統觀念的運動，對被懷疑為思想不軌的知識分子和其他人進行全面迫害；在這些人中特別受影響的是猶太知識分子、藝術家等等，他們被譴責為“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只是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才制止了鎮壓和恐怖的進一步的大規模的擴大。
　　從學說上來看，斯大林主義的特點在於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正式的國家意識形態，它的主要原理和規定由斯大林憑權威制定，因此，要求完全的和絕對的服從。表現斯大林主義的這種正統觀念的最有名的文獻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初版出版於1938年，經常再版並按情況需要作適當修改。在出版時，只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節被認為是斯大林寫的，但是，戰後據說他是全書的作者。無論如何，它對於斯大林時代的官方真理提供了歷史的、哲學的和政治的梗概說明。斯大林有時也幹預從歷史和經濟學到語言學的不同理論領域；他左右的人們也是一樣。他和他們的見解都對蘇聯一切公民有約束力。
　　不妨提一提斯大林主義的一些原理。也許最重要的就是斷言可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是與托洛茨基的所謂冒險主義的國際主義針鋒相對的。“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含義，而且美化了列寧從前曾經譴責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之類的東西。斯大林主義的另一個原理是，按照馬克思學說能夠希望國家“消亡”以前，必須大大強化國家。斯大林主義的第三個原理與上一原理有關聯，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將加劇。
　　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人們（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從右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經常提出這樣的主張：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繼續或“應用”。這種主張似乎站得住腳的主要根據之一是，斯大林維護和擴大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那就是說，經濟活動手段的公有制。這也是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解釋這種制度的性質以及決定應把它看作一種“畸形的工人國家”、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還是一種“官僚集體主義”制度（參看托洛茨基條目）體制時感到困難的主要原因。人們在反對把斯大林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繼續或“應用時”可能認為，斯大林主義在許多方面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把社會完全置於暴君國家的支配之下。
　　斯大林的後繼者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所繼承的體系的主要結構。但是他們的確已經終止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斯大林主義已經隨著斯大林的死亡而結束。




參考書目

① 托尼·克利夫：《俄國──馬克思主義剖析》，1970年英文版。
②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1974年英文版。
③ 艾薩克·多伊切：《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1963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斯大林》，1966年英文版。
⑤ 羅伊·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1971年英文版。
⑥ A．諾夫：《經濟的合理性和蘇聯政策──或者，斯大林是真正需要的嗎？》，1964年英文版。
⑦ 麥克斯·沙赫特曼：《官僚革命──斯大林主義國家的興起》，1962年英文版。
⑧ 約·維·斯大林：《斯大林基本讀物──主要理論著作（1905—1952）》，1972年英文版。
⑨ 列甫·托洛茨基：《被叛賣的革命──蘇聯是什麽？它往何處去？》，1937年英文版。
⑩ 羅伯特·C·塔克：《斯大林主義》，1977年英文版。


國家

　　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家是超出其他一切以維持和維護階級統治和剝削為職能的一種機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觀點表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下列著名表述中：“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3頁）。乍看起來，這是一個比較覆雜的說法，但是它過於概括，也就過於簡單化；然而，它畢竟代表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核心命題。
　　馬克思自己從來沒有試圖系統地分析國家。但他在他的博士論文以後的第一篇長篇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大部分牽涉到國家；而且這個問題在他的許多著作、特別是他的歷史著作，例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和《法蘭西內戰》（1871年）中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也在他的許多著作中，例如，《反杜林論》（1878年）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94年），對國家問題詳加論述。
　　列寧的最著名的一本小冊子《國家與革命》寫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夕，其目的在於重申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來反對他所認為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對這個理論的所謂歪曲；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一直有其他人關心國家問題，例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成員，如麥克斯·阿德勒和奧托·鮑威爾（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最突出的是葛蘭西。但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家才成為馬克思主義內部進行研究和討論的一個重要領域。這種相對的忽視多少由於從2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後期斯大林主義的統治地位所造成的馬主義思想的普遍貧困化；也由於一種過分的“經濟”傾向性（參看經濟主義條目），容易賦予國家一種主要是派生的和“上層建築”的作用，不加思考地把它看成只是經濟上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奴仆。相反，最近許多論述國家的著作一直關心研究和說明它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和社會的關系的覆雜性。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曾經試圖把國家說成是社會普遍利益的體現，駕於特殊利益之上，因此能夠克服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裂、個人作為私人和市民之間的分裂。馬克思在他的《批判》中駁斥這些論點，認為國家在現實生活中並不代表普遍利益，而是維護所有制的利益。在《批判》中，馬克思對國家不能維護普遍利益提出了一項主要是政治上的補救辦法，即實行民主。但他隨機進而論述這樣的觀點，這遠遠不夠，僅僅“政治解放”並不能帶來“人類解放”。這就需要對社會進行遠為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的主要點就是消滅私有制。
　　把國家看作統治階級（由於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而得名）的工具的觀點，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是基本的觀點。恩格斯在他所寫的最後一部書中說：國家“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8頁）。然而這里並沒有回答作為脫離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一種機構，國家為什麽和怎樣會起這種作用；而且這個問題特別關系到資本主義社會，在這里，國家和經濟力量之間的距離通常十分明顯。
　　近幾年來，兩種不同的方法被用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回答。第一種方法依靠許多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例如，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能夠對國家以及社會施加的壓力；這種階級和在國家中掌權的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第二種方法強調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受的“結構上的約束”以及下列事實：不管掌管國家的人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如何，它的政策必須保證資本的積累和再生產。從第一種方法來看，國家是資本家的國家；從第二種方法來看，它是資本的國家。然而，這兩種方法並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
　　盡管有它們的區別，兩種方法都把國家看成服從於和受制於外在的力量和壓力：國家從這種角度來看，的確是一種代理人或工具，它的動力和推動來自外界。這里卻沒有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的很大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因為他們認為國家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性。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注意的現象，即獨裁制度，例如從1852年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政變後法國的波拿巴主義體制（參看波拿巴主義條目）來看，這一點是特別明顯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法國作為政變的產物“逃脫整個階級的專制，好象只是為了服從於一個人的專制，並且是服從於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個人的權威”。他接著說，“鬥爭的結局，好象是一切階級都同樣軟弱無力和同樣沈默地跪倒在槍托之前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將近20年後，馬克思還在《法蘭西內戰》中說，波拿巴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4頁）；而且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8頁）。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拿破侖第一和拿破侖第三的政權，如同俾斯麥在德國的統治，都是這種時期的範例。恩格斯說：“在這里，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衰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同上）。
　　這些表述簡直在暗示，國家不僅享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使得它自身完全不依賴社會，它按照掌管國家的人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統治社會，而毋需求助於國家以外的任何社會力量。“東方的專制政治”（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就是早期恰當的例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50、60年代曾經對此極為注意，但這種注意涉及的範圍比較廣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決沒有把國家變成受外力支配的一種代理人或工具，而更多的是把它看作具有自己的地位、利益和目的的一種機構。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也談到波拿巴國家的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接著他把這種力量描繪為“嚴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1頁）。必須認為這種“國家機器”有它自己的利益和目的。
　　然而，這並不與認為國家為統治階級的目的和利益服務的觀念相抵觸。事實上，這里包含掌管國家的人們同擁有和控制經濟活動手段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合作關系。應當把這個觀念看作是構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念，即“正式”的共產黨人作家稱呼今天先進的資本主義的概念的基礎。就它暗示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一種融合來看，這種說法是有毛病的，真實的情況是一種合作關系，其中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都保持一種獨立的特性，國家能夠以相當大的獨立性行動，來維持和維護社會秩序，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都成為主要受惠者。這種獨立性甚至在本條目開端就引用過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段表述中也被暗示到，而這段表述卻似乎把國家變成了一種從屬的機構。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談到“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這顯然意味著，資產階級是由不同的特殊因素構成的；它有許多分別的和特定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國家應當管理它的共同事務，它沒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性，就不能這樣做。
　　國家在與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合作關系中的一項重要職能是控制階級沖突和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國家才可和維護的統治階級具有許多不同形式，從“民主共和國”到專政；階級統治所采取的形式對於工人階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然而，從私人所有和占有來看，它始終是階級統治，不管形式如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區分不同的政體，乃至提到美國和英國，把它們和沙俄對比，認為是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參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頁）。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列寧不再認為這種區分具有意義。他在1917年8月為《國家與革命》寫的序言中說：國家同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在這里指這些國家的‘後方’而言）已經變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在小冊子本身中，他強調說隨著戰爭的發生，“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和官僚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用官僚和軍閥來支配一切、壓制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污濁血腥的泥潭中去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頁）。由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列寧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世界享有巨大威信，他對“資產階級民主”和其他資本主義統治形式（例如，法西斯主義）的區別的實際抹煞，很可能促成以後年代中馬克思主義對這種區分的有害疏忽。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和其他地方所關心的是駁斥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可以改良的修正主義觀念：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這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早已提出（“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而且在巴黎公社時期重申過的論點（“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1871年4月12日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2頁）。國家將由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這時將發生列寧所謂的“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更替……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權機構，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頁）。這忠實地反映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提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一個著名段落中說過：“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關於國家的這一和許多其他提法表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相似之處。二者的主要區別，至少就國家來說，在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反對認為可以在革命的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念。
　　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經常強調國家的強制作用，幾乎不顧其余一切。國家本質上是一個統治的和剝削的階級藉以對它所統治和剝削的一個或幾個階級推行和維護它的權力和特權的機構。葛蘭西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對下列事實的考察：統治階級的統治不僅是靠強制來實現，而且是經過同意而取得；而且葛蘭西還堅持認為，國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以及在同意的征求方面起著重大作用（參看領導權條目）。國家和許多其他社會機構參加這種合法化過程在最近20年間已經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近幾年來一些理論家在這方面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國家在危機和經濟萎縮情況下能夠完成取得（統一）的任務的程度究竟如何：一方面，國家在這種制度下需要滿足人民的種種希望；另一方面，它也需要滿足資本的需要和要求。有人認為，越來越不適應這種條件將產生“合法化危機”，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範圍內是不容易解決的（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
　　蘇維埃國家的建立必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提出一次重大的觀念上的挑戰，因為這里存在生產資料屬於公有制的社會，而其體制則是宣稱忠於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提出了已經產生的國家的性質問題。然而，關於這一問題的任何討論都被斯大林主義的經驗弄得模糊起來，正如人們曾看到的，斯大林關於國家的思想強調它至高和持久的重要性，國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動力，並為了對付它在國內外的許多敵人，國家決不是“消亡”，而是必須強化。他還談到，他所謂“從上而下的革命”是“國家主動地”進行的。
　　斯大林還認為，這種國家是一種“新型國家”，代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換言之，全體蘇聯人民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再是一個極力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和特權而不利於絕大多數的階級國家；用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話來說，它毋寧是一個“全民國家”。
　　這種主張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強烈反對。他們自己關於蘇維埃國家（以及關於一切蘇聯類型體制的國家）的觀點，大大受到他門對蘇聯類型社會性質的評價的影響。那些把這種社會看成階級社會的批評者，也把其中的國家看作一個“新階級”的工具，既然如此，從概念上說，與其他階級社會的國家沒有重大區別。另一方面，那些把蘇聯類型社會看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拒絕關於“新的階級”的觀念的批評者，把這種社會中的國家說成是在貪圖權力和特權的“官僚”控制下的一種“畸形工人國家”，一次工人革命將最後把“官僚”趕跑（參看階級；托洛茨基條目）。這種爭論還在進行；但是不管怎樣，在它的參加者中間，在關於這種社會中的國家擁有巨大權力這一點上，是不存在不同意見的。既使國家本身受黨的領袖控制這個事實也不能影響這一點。
　　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面臨到許多不同的問題：今天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的確切性質和作用究竟如何？它的階級性是怎樣顯示出來的？它能被改造為從屬階級的工具的程度如何？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怎樣才能預防它篡取過分的權力；或是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怎樣才能把這種社會中的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頁）。關於國家的這些和許多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肯定會使它在今後許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參考書目

① C．博格斯和D．普洛特克編：《歐洲共產主義的政策》，1980年英文版。
② T．克利夫：《俄國──馬克思主義剖析》，1970年英文版。
③ H．德雷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1977年英文版，第1卷《國家和官僚機構》。
④ D．戈爾德、C．洛和E．O．萊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新近發展》，1975年英文版。
⑤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⑦ S．希賓編：《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⑧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
⑨ G．小約翰等：《政權與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⑩ 拉爾夫·米里班德：《馬克思和國家》，載博托莫爾編《卡爾·馬克思》，1973年英文版。
⑪ 尼·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⑿ R．C．塔克編：《斯大林主義》，1977年英文版。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以國家作為直接涉及資本積累的一種重大的經濟力量出現為特點（參看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條目）。按照關於這一階段的大多數分析，國家以某種方式與一部分資本，即大企業和大財團所代表的壟斷資本相聯系。這個階段作為有別於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存在這是有爭論的，但這個思想一直是各國共產黨的策略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被認為取代於壟斷資本，而壟斷資本被認為與所有其他部分和階級相對立，所以，在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中可以建立包括中小資本、工人階級和中間階層的反壟斷聯盟。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發端於蘇聯和東歐的著作，而斯大林死後有幾種不同的流派出現（見“參考書目” ⑤、 ⑨，特別是 ⑦，這是一部全面研究的作品）。一種流派強調壟斷組織的工具作用，認為壟斷組織在垂死的資本主義即總危機中的帝國主義範圍內爭奪利潤的鬥爭中使國家服從自己的目的。另一種流派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的內在規律的產物：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的集中與積聚，促使國家站在壟斷組織方面幹預經濟，部分由於生產關系同日益社會化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部分由於壟斷組織對於整個經濟的重要性，部分由於壟斷組織對國家調節經濟周期的需要。
　　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齊斯昌這樣一些作者特別強調國家通過凱恩斯的積累、生產、需求、資本保值政策來穩定資本主義的作用。博卡拉（“見參考書目” ③）和其他法國理論家從更加廣泛的範圍提出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是積累過多的結果，國家在當前的作用是設法通過資本的根本貶值來克服危機。跟法因和哈里斯（見“參考書目” ④）一樣，他們認為這一階段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然而，從垂死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著眼看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蘇聯作者，卻認為它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認為這一概念起源於列寧關於這一時期的著作（雖然實際上列寧並沒有把這一階段同壟斷資本主義區分開來）。同樣，巴蘭和斯威齊反對這種區分，理由是，國家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一直是重要的（見“參考書目” ②）。而普蘭查斯則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第二大階段即帝國主義內部的一個階段（見“參考書目” ⑧）。
　　按照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國家與資本聯結的方式是有爭論的。在蘇聯著作中，基本因素是國家與壟斷資本“融合”的思想。例如，在阿法納西也夫看來，這一階段包含一種嶄新的現象：“壟斷組織和資產階級國家日益融合，在國家和壟斷權結合的基礎上出現國家壟斷的監督和調節”，然而，“融合”思想並不是一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概念都承認的；博卡拉（見“參考書目” ③）、法因和哈里斯（見“參考書目” ④）都否認它，而赫佐格（見“參考書目” ⑥）則從“統一中的對立”著眼強調國家的相對獨立性。




參考書目

① Ｌ．阿法納西也夫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1974年英文版。
② 保·巴蘭和保·斯威齊：《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③ 保羅·博卡拉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976年法文版。
④ 本·法因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⑤ 吉爾德·哈爾達克和狄特爾·卡拉斯：《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簡史》（1975），1978年英文版。
⑥ 菲力普·赫佐格：《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作用》，1971年法文版。
⑦ 鮑勃·傑索普：《資本主義國家》，1982年英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⑨ 瑪格麗特·維爾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本主義理論》，1972年德文版。


罷工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工人們對雇主的通常從屬關系的公開決裂。在整個19世紀（經常也在以後），在大多數國家中，罷工是非法行動，從而至少含蓄地地表示對國家的一種蔑視，罷工經常構成工人階級不滿的比較普遍的爆發的一部分。
　　罷工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對工會的熱情評價。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論證說，英國的罷工經常遭到失敗，但預告“社會戰爭”的到來，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他們就在這里受到訓練，準備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鬥爭中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頁）。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認為，孤立的沖突自然而然演變成“真正的內戰”，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形成起來。同樣的啟示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後來，第一國際（參看國際條目）的大量實際工作涉及對罷工工人的物質支援（在19世紀60年代罷工人數不斷增加）。但是馬克思承認，罷工可能只是比較保守的工會為了有限的目的的慣例行動。他提醒國際組織中的工會“不應當忘記：它……只是在反對結果，而不是在反對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意思是說，工會成員過去對“只局限於這些……必然經常出現的遊擊式的搏鬥”感到滿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03頁）。
　　巴枯寧及其支持者闡述了關於罷工的另一種觀點，包括總罷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32年本鮑關於“全國節日”的建議）。1868年，國際批準了抵制宣戰的罷工策略，使馬克思很不高興。後來，巴枯寧分子制定了革命總罷工的原則，它後來成為工團主義的中心口號。總罷工對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也是一個重大問題，雖然只是作為一種有限的策略，特別是爭取或維護選舉權的擴大。1893年比利時的榜樣為許多歐洲國家所仿效，雖然政治罷工的信譽由於德國工會的日益反對以及1909年瑞典勞工的失敗而受到破壞。1914年8月，關於舉行總罷工來反對戰爭的任何殘余幻想都破滅了。
　　改良主義的總罷工的沒落（1926年英國的情況是一個證明）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重大發展是一致的。1905年俄國的革命高潮引起盧森堡的小冊子《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的問世。她強調運動的自發性：“革命的生動的節奏，同時還有它最強有力的主動輪”。她論證說，這種自發的行動推翻了工會的陳規陋習，打破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改良主義界限，而顯示出階級鬥爭的內在統一性。
　　列寧也受到1905年事件的深刻影響。19世紀50年代，他曾經響應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罷工提高階級意識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脫離政治組織和鬥爭的罷工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的控制和國家政權，甚至總罷工也不可能。這一限制條件成為《怎麽辦？》的一個中心論點。“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灌輸給工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頁）。然而，他承認，1905年在國內一些地方，運動在幾天之內就已從單純的罷工演變成驚人的革命發動。和盧森堡一樣，他從此堅持認為，群眾罷工與革命意識的提高有著辯證的聯系。
　　在俄國革命後，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工人國家中罷工工人是“對自己舉行罷工嗎？”列寧在1921年論證說，“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里采取罷工鬥爭，其原因只能是無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著官僚主義弊病，它的機關中還存在著各種資本主義制度舊殘余”（《列寧選集》第4卷，第585頁）。在斯大林統治下，罷工雖未被正式禁止，實際上卻被作為違紀、曠工行為，甚至“反革命破壞行為”，加以鎮壓。
　　在西方，早期的一些共產黨極其強調罷工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用，特別是在“第三時期”（共產國際規定為1928年以後歐洲革命高潮的新階段）。但是，隨著1934年向“人民陣線”策略的轉變，這種強調減弱，在1941年以後，在俄國的參戰國中共產黨很快反對罷工。自戰爭爆發起，共產黨人的工會在許多國家中經常舉行全國罷工作為一種政治示威運動（與第二國際在20世紀初類似）。同時，鼓吹以罷工推動階級鬥爭的，主要是托洛茨基集團和其他集團，甚至包括“正式的”共產主義左翼。




參考書目

① J．布雷金：《罷工！》，1972年英文版。
② W．H．克魯克：《總罷工》，1931年英文版。
③ R．海曼：《罷工》，1972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論工會》，1970年英文版。
⑤ A．洛佐夫斯基：《世界經濟危機、罷工鬥爭和革命工會運動的任務》，193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馬克思和工會》，1935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70年英文版。


結構主義

　　一種研究方法──或是，按照某些說法，一種同實在論有近似處，而又反對經驗主義和實證論立場的較為一般的科學哲學──，發端於語言學，擴展到文學評論、文藝社會學、美學理論、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以及馬克思主義，雖然它在許多學科中已有較早的前提（見“參考書目” ⑥）。結構主義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它把一個“體系”，既一批事實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孤立地考察的特殊事實，作為它的研究對象；它的基本概念，在皮亞傑看來，是總體性、自我調節和轉化。在人類學方面，結構主義特別和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有關，在這種形式下，它對晚近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有強烈影響（特別參看“參考書目” ②）。然而，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主要結構主義思潮起源於阿爾都塞的著作，雖然他一直把他的觀點同他所謂“結構主義意識形態”區分開來。按照阿爾都塞的看法（見《保衛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參考書目” ②），馬克思從社會理論中取消了人的主題，而創立一門關於嵌在社會總體結構內的各種人類實踐層次（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科學）的“新科學”。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人道主義的”或“歷史的”（從目的論意義上說），而本質上涉及對社會總體（例如，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的結構分析；這種分析的目的在於揭示支撐和產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社會生活現象的“深層結構”。所以，哥德利埃在駁斥人類學中的經驗主義和功能主義時說，對於列維—斯特勞斯如同對於馬克思一樣，“結構不是直接可以看到或觀察到的現實事物，而是處於人的視覺關系之外的許多實在層次，它們的功能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比較深刻的邏輯”（見“參考書目” ③，第45頁）。這種關於現象之外的實在結構的思想不僅在人類學中，而且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都很有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的分析被視為結構主義分析的典型例子），在社會學中，特別是在對社會階級和國家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影響（參看普蘭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73年英文版）。
　　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和歷史研究的關系引起很多爭論。阿爾都塞寫道：“馬克思把現代社會（以及任何以往的其他社會形式）既看成是一種結果，也看成是一種社會”，關於結果，“也就是說特定生產方式、特定社會形態的歷史產物”的問題需要提出和解決（見《保衛馬克思》，1970年英文版，第65頁），但是，阿爾都塞很少或是沒有顧及歷史的變化。哥德利埃也自稱注意歷史，但認為，“變化規律涉及常數，因為它們反映社會關系的結構性質。因此，歷史並不說明什麽：它需要被說明”（見“參考書目” ③，第6頁）；在另一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②），他強調（像馬克思那樣）矛盾是社會體系產生變化的基本特征，從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說法中引進了不同的特殊因素。但是，哥德利埃並沒有試圖從這種觀念中創立一種歷史理論。某些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者把他們觀點發展到一個極端，下結論說：“‘歷史’不是真正的對象；關於存在真正的歷史的觀念，是經驗主義的產物。‘歷史’一詞應當局限於指由歷史哲學和歷史編寫實踐所構成的意識形態的非主體”（參看欣德斯和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第317頁）。這就引起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於這種結構主義的抽象的貧乏進行猛烈的反批評（特別參看“參考書目” ⑧）。但是，也曾有過把結構主義方法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的嘗試，特別是戈爾德曼的“起源結構主義”（受盧卡奇和皮亞傑的強烈影響）。他表述這種結構主義的基本原則如下：“按照這種觀點，構成人類行為的種種結構，實際上並不是普遍地設定的事實，而是產生於過去的起源並經歷預示未來演變的種種轉化的特殊現象”（見“參考書目” ④，第21頁）。
　　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否認人類動因有任何因果影響和他們所主張的那種嚴格的結構決定論，都曾引起人們的批評，這特別是反映在普蘭查斯和米里班德的爭論中（參看“參考書目” ②中布萊克本的著作），後者認為，一味強調“客觀關系”的這種“超決定論”忽視和模糊了從民主立憲國家到軍事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形式之間非常重要的區別。更一般地說，結構主義同盧卡奇、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呈鮮明對比，後者強調人的意識和行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把他們的思想建立在一種包含進步觀念的歷史觀基礎上。因此，泛而言之，結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兩極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局面的一種新的表現，即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門嚴格的社會科學，另一方面把它看作一種人道主義學說，這種學說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包含“產生一種完整的實際的社會組織，也就是說，形成一種全面完整的文明必不可缺”的一切要素（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71年英文版，第462頁）；這樣一來，便再次提出關於馬克思的理論的決定論的一切基本問題。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包爾：《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莫里斯·哥德利埃：《〈資本論〉中的結構和矛盾》，載羅賽·布萊克本編：《社會科學中的意識形態》，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觀點》，1977年英文版。
④ 盧西安·戈爾德曼：《起源和結構》，載《馬克思主義和人文科學》，1970年英文版。
⑤ 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1963年英文版。
⑥ 讓·皮亞傑：《結構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⑦ 亞當·沙夫：《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974年法文版。
⑧ 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1978年英文版。


上層建築

　　參看基礎與上層建築條目。


剩余價值

　　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剝削的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潤的形式，剝削產生於工人階級的純生產額出售所得比工人作為工資所得要多。因此，利潤和工資是剩余和必要勞動在受資本雇傭時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潤和工資都是貨幣，從而只是勞動通過一系列歷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價值概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對象化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形式，的確，是最普遍的商品生產形式。因此，產品的生產是為了按價值出售，價值是通過價格形式，那就是說，作為一定數量的貨幣衡量來實現的（參看價值和價格條目）。產品屬於資本家，他從產品的價值和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價值的差額中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相當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可變資本，用於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給他們所出售的勞動力的價值。其所以叫可變資本，是因為從生產過程開始到結束，它的數量是在變化的；作為勞動力價值開始的東西卻以勞動力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價值而告終。剩余價值就是二者的差額，即資本家沒有付給等價物作交換而占有的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價值。這里，沒有不公平的交換；然而，資本家得以占有無償剩余勞動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為勞動力是具有能夠創造價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分。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們的使用價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將以新的形式在產品中重新出現。它們的價值只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勞動力的消耗就是勞動本身。既然勞動在商品生產中具有既是具體勞動，又是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勞動力既有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的使用價值，也具有能夠創造價值（抽象勞動）的使用價值。資本家感興趣的就是後者。當勞動力消耗掉的時候所產生的價值是新的價值，只是預料這種新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階級是由除開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組成的。因為工人沒有接近生產資料的其他途徑，為了糊口必須出賣點什麽，他們就勢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且無法自行利用它的創造價值的特性。所以，工人們不是在勞動市場中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因為他們是按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們卻是通過被迫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地位受剝削的，剝削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雖然每一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換合同一樣，不是強加於當事人雙方的，工人們卻根本無法不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謀生。所以這種自由雖然從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來看是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謂工人的雙重的自由：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的自由或是挨餓的自由。
　　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分析大大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期作者的分析。後者，特別是李嘉圖傾向於認為剩余價值產生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勞動和工資的不公平交換。工人被迫低於它的價值出賣他們的勞動；那麽，剩余產生於交換。但是，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作了區分，就能說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換的條件下，勞動力能夠按它的價值被出賣並在生產中產生剩余價值。這樣，他證明，資本主義剝削，像以前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剝削一樣，產生於生產過程中；確定公平交換比例，並不能消滅剝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地位是階級地位，取決於能否取得生產資料，而不是如後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取決於個人收入，因為個人收入是交換合同的個別協商的結果。
　　既然價值是一定的量，剩余價值的數額也是一定的量。一個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他或她生產的價值和他或她的勞動力的價值的差額。前者決定於特定的工人參加的勞動過程的條件以及它的產品的市場。後者決定於個別的勞動過程以外的勞動市場條件以及工人消費的必需品的價值。價值規律（參看競爭條目）傾向於保證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生產的價值相同，勞動市場的競爭傾向於保證勞動力有平均價值，至少是對於普通勞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談一種經濟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其中剩余價值率（有時稱剝削率）規定為下列比率：

　　　　　剩余價值
　　s/v= ────
　　　　　可變資本

　　如果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被認為是非熟練勞動的若幹倍，並得到與此相稱的額外報酬，即使這樣，它的剩余價值率也保持不變（關於這是否是一個合理的假設的討論，見“參考書目” ④、 ⑤、 ⑥）。
　　雖然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可以這樣區分，那麽工人創造價值所花費的時間也就可以這樣區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樣區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他或她得到的工資的等價物；剩余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只是為資本家而生產。顯然，這兩部分這樣區分，那麽，剩余價值率就是：

　　　　　剩余勞動　　 工人為資本家工作花費的時間
　　S/V= ──── = ───────────────
　　　　　必要勞動　 工人為個人消費而工作花費的時間

　　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資本家極力提高剩余價值率而工人則極力反對以致彼此鬥爭的歷史。這發生在兩種主要的情況下。第一，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涉及通過擴大每個工人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而不改變必要勞動的數量，來提高剩余價值率。這可以通過在強度上或長度上延伸工作日來實現，但是二者不僅遇到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為整個資本（即使不是個別資本家）所依賴的階級的健康狀況由於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高和工資過低將日益惡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博愛的資本家以及在長遠利益上跟小資本相對立的大資本三者結合在一起，使10小時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8章特別是第6節）。
　　當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達到極限的時候，增加每個工人生產的全部價值的另一種辦法，是按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比例來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說，在工作日的時間不變的條件下來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時間可以作為剩余勞動時間而被資本所占有。這就需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那就是說，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榨取相對剩余勞動，可以通過兩種辦法實現。必須減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價值的數量，或是縮短生產同等數量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前面這種方法將遇到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所遇到的那種限度；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它的身體條件的惡化。後面這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為迄今為止最有生氣的生產方式，不斷改變它的生產方法和實行技術革新。因為只有通過技術改革，生產特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縮短。生產率由於實行死勞動以機器的形式取代活勞動的新的生產方法得到提高，使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價值降低。如果這種情況涉及其價值在勞動力的價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構成工人的部分消費品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就會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勞動方面。
　　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導源於一切資本分享某一生產工人的消費品的部門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好處。這種分享是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競爭的產物。一旦競爭者都采用新技術，產品價值下降，那革新的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便逐漸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資商品生產部門，這種好處便以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形式為一切資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終於進入工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效果將同樣被感到，因為工資商品的價值將同樣縮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專為資本家消費而生產的部門中，或是在生產專供這種部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部門中，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剩余價值率的變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價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就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作為一個自覺過程而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減少他們自己的單獨成本以便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競爭將促使他們喪失他們對他們的競爭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好處最後將在一切資本中間普及。究竟最後結果是不是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產品是不是能對勞動力價值有任何影響──對於個別革新的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在兩種場合下，他都受競爭勢力的約束，最後喪失一切個人優勢。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從榨取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角度加以考察（參看“參考書目” ②第7章； ③）。雖然前者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特點，二者攜手並進，隨著技術的改革，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又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新的勢頭奠定基礎（參看勞動過程條目）。許多過程也能分析為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婦女參加有酬工作，這既容許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因為她們的低工資代表勞動力的較低的個人價值，這同時也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打下基礎，因為更多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整個家庭完成的，而她們的成本再生產和資本付酬的必要勞動量並沒有相應地提高（參看“參考書目” ①）




參考書目

① V．比奇：《資本主義生產中婦女雇傭勞動評述》，1977年英文版。
② 本·法恩和L．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③ S．希梅爾韋特：《增長和再生產》，載F．格林和P．諾爾編：《政治經濟學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④ A．尤卡格利亞：《覆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折合》，1947年英文版。
⑤ R．羅索恩：《資本主義、社會沖突和通貨膨脹──政治經濟學論文集》，1980年英文版。
⑥ R．托塔傑達：《評覆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折合》，1977年英文版。


剩余價值和利潤

　　資本家墊付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工人們借助生產資料生產一種新的商品以後,資本家通常出賣商品取得的貨幣比他墊付的要多。馬克思用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個過程，M，即出售商品獲得的貨幣超過M，即墊付的貨幣。如果支付和取得的價格與價值相當，額外的貨幣就是剩余價值，它在這種表現形式下相當於傳統會計項目的毛利，即銷貨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馬克思認為，就整個資本來說（而不是就個人資本來說），從價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剩余價值相當於從價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利潤，即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並不等於它的價值。和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時存在的這種“相當於”的可能性一直是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理論中的爭論問題。
　　勞動價值理論闡明，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的剩余價值的來源是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時，或任何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一定數量的貨幣價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資只是這個價值的一部分的等價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給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價物，在其他部分即無償部分中生產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工資的形式使這個事實模糊起來，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時都到報酬，但是，從勞動價值理論來看，一部分勞動被耗費掉，工人都沒有得到等價物，因此，它是無償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對工人的剝削，並不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看成是一種商品即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的交換中他能保證這種商品的全部價值，才受到保護。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給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個價值還是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因此，從一種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的一部分勞動被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占為己有。
　　工資被工人們用於自身的再生產。與工資相當的勞動時間可以認為是生產為工人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我們撇開不以商品關系為中介的對社會勞動再生產的貢獻，例如家庭和家務勞動，或在非商品生產方式中耗費的勞動，總工資就相當於生產者本身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剩余價值則相當於社會剩余勞動。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我們把剩余價值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勞動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資本家階級占有剩余價值乃是占有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象其他階級社會一樣，建立在特定階級占有社會剩余勞動的基礎上。能夠發展的一切社會，都生產一種剩余，從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勞動；在一切階級社會中，剩余勞動都被一個階級通過某種剝削方式所占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剝削形式就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占有剩余價值。
　　資本家被迫放棄一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地租（參看地產和地租條目）。全部剩余價值中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利潤。這種利潤一部分還要支付給其他人。資本家要對非生產勞動（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付給報酬，非生產勞動包括監督生產和維持生產秩序以及推銷商品的工作。如果資本家以借款作為生產經費，那麽一部分剩余價值就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貸款人（參看銀行資本和利息條目）。在這些支付之後，資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馬克思稱之為企業利潤。國家可以對這種剩余的利潤課稅，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運用常規的利潤核算方法時，必須找出每一種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價值量。馬克思通常用“利潤”一詞表示全部剩余價值，因為他在他的許多分析中，撇開了地租、利潤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業利潤，等等（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投資的平均利潤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潤”或“利息”，或“資本服務的要素成本”；而“利潤”或“經濟利潤”一詞是專供壟斷或革新的額外利潤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常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工團主義

　　“工團主義”原為法語，即英語工聯主義。革命工團主義通常指法國勞工聯合會書記費南德·佩盧蒂埃（1867—1901）的理論，以及該聯合會在1902年並入法國總工會（CGT）後，由後者所制定的原則。工團主義學說從來不十分明晰或確切：強調的是行動而不是理論。其基調是要求會員發揚主動性；提倡戰鬥精神（包括怠工破壞活動）；通過純粹的工業組織和鬥爭來推翻資本主義和國家。索列爾則宣傳自發性和暴力（包括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的行動）以及革命總罷工的“神話”，雖然他和工團主義的工會實踐的聯系既不密切，也不持久。他的著作特別對意大利左翼有影響，其中有些人，著名的有墨索里尼，轉向了法西斯主義。
　　在1914年以前，主要是在具有無政府主義傳統（參看無政府主義條目）、深厚的手工業基礎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勞資談判經驗的國家中，革命的工團主義成為工會運動的重要派別的正式立場。除法國總工會外，著名的範例還有西班牙的全國總工會和意大利的工聯。其他地方的工團主義者反對采取正式的工會政策。在英國，工業工團主義教育聯合會是1910年由湯姆·曼等積極分子成立的，他們反對集中化的勞資談判而宣布團結一致和直接行動的口號。在美國，工團主義一詞很少應用，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產聯）同歐洲的革命工團主義顯然有相似之處。
　　在北歐許多地方，工團主義的主要含義是拒絕迎合社會黨的需要。人們認為，這些政黨是官僚主義的，為議會制度所腐蝕，容易同資產階級國家妥協；為了摧毀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把力量集中在工業戰場上。這些論點，還往往跟反對集中制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目的聯系在一起。介乎這種工團主義者和正統的社會民主黨之間的中間立場，是德·利奧尼特的傾向（1908年他被開除出產聯）及其在英國的追隨者──特別是康諾利──，他們強調工業鬥爭的首要地位，但也認為革命政黨具有一定作用。
　　工團主義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戰爭的爆發，這時許多擁護者放棄了他們以前狂熱的反愛國主義立場。在反戰立場的人們中產生了許多戰時工業鬥爭的領導人，在工人委員會運動中（參看委員會條目）在闡述工人監督生產的要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國革命引起又一次危機。早在1907年，列寧就曾攻擊工團主義，和他更早揭露過的經濟主義如出一轍。布爾什維主義同工團主義顯然是不相容的；許多戰前和戰時的工團主義者都放棄他們的反黨學說，表示忠於布爾什維克革命。早期運動的某些特殊目的──工廠組織、產業工會制度、直接行動——被帶進了新成立的共產黨。但是，關於從下面實行的社會主義和工人管理的基本理論──在俄國本身是工人反對派提出的──，完全被拋棄了。
　　那些遠離共產國際立場（或與此決裂）的工團主義者，傾向於拒絕莫斯科的工人國家模式以及列寧關於黨的主張（參看列寧主義條目）。逐漸地，在1922年聯合為工團主義國際的那些留存的工團主義組織中，無政府工團主義處於支配地位。但是，隨著20世紀20年代工人階級接二連三遭到失敗，工團主義（至少是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外）逐漸受到排斥，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工會正統觀念的大敵。在新近關於工人監督的宣傳和基層的左翼集團中，可以看到與工團主義思想的聯系。但“工團主義”本身幾乎已只是一個貶詞。




參考書目

① G．布朗：《怠工行為》，1977年英文版。
② G．D．H柯爾：《勞工世界》，1913年英文版。
③ M．杜波夫斯基：《我們要作世界的主人──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歷史》，1969年英文版。
④ B．霍爾頓：《英國工團主義1900—1914》，1976年英文版。
⑤ A．D．劉易斯：《工團主義和總罷工》，1912年英文版。
⑥ S．G．佩恩：《西班牙革命》，1970年英文版。
⑦ F．F．里德利：《法國的革命工團主義》，1970年英文版。
⑧ D．D．羅伯茨：《工團主義傳統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⑨ W．韋斯特加德—索普：《走向工團主義國際──1913年倫敦會議》，載《社會史國際評論》，英文版1978年第XX= 2 \* ROMAN II卷。
⑩ G．A．威廉斯：《無產階級秩序》，1975年英文版。

技術

　　人們可能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特殊的技術社會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那就是說，如果為了人類的集體目的改造自然的人類勞動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核心問題，那麽，技術就是體現價值並具有使用價值的產物和產品。馬克思主義對生產的分析集中在勞動過程方面，在勞動過程中，有目的的人類活動（勞動）對原料進行加工，利用生產資料產生使用價值。這個模式可以從生產推廣到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科學和非生產部門包括家庭。馬克思強調，至關重要的不是自然界，而是技術：“自然界沒有制造出任何機器，沒有制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奴自然的器官或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頁）。人類區別於動物的地方在於，人類的創造首先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我們是建築師，而不是蜜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5章）。技術史就是階級力量不斷分化的歷史。“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走錠精紡機，因為它開辟了自動體系的新時代（《資本論》第1卷，第47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按照這個模式，工場手工業──無論過程或產品──的歷史就是階級關系的歷史。在馬克思看來，這是真正人類學的自然界，通過人類勞動而出現的自然界。
　　資本主義革命和產業革命中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參看機器和大工業條目），再到向泰羅制、福特制、生產自動化和機器人的發展，被看作是生產領域的技術史。它們提供日益覆雜的生產資料以及在消費領域構成技術的資料。人類活動永遠以技術為中介，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也越來越是這樣，當然，技術也開始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發展狀況的標準以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軍事和內政成就的尺度。




參考書目

① 萊斯·萊維多和羅伯特·M·楊格編：《科學、工藝和勞動過程：馬克思主義研究》，1981年英文版。
② 喬治·盧卡奇：《技術和社會關系》，載《馬克思主義與人類解放》，1973年英文版。
③ 菲爾·斯萊特編：《工藝學批判大綱》，1980年英文版。
④ 羅伯特·M·楊格：《科學是勞動過程》，載《人民科學》，1979年英文版第43、44期合刊。


極權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不常使用這個詞，政治科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首次用它來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後來又把它推廣應用於國社黨的德國和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代，參看斯大林主義條目）。在50年代冷戰時期，它在西方政治科學和報刊的詞匯中逐漸確立。最著名的定義之一（見“參考書目” ①）列舉了極權主義政權不同於其他專制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幾個特點：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信奉這種意識形態的黨；十分完備的秘密警察制度；在大規模通訊系統、作戰武器和包括經濟組織在內的一切組織方面實行的三種壟斷性控制。
　　然而，兩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嚴格地使用這一概念。諾伊曼（見“參考書目” ④）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看成是“極權主義的壟斷經濟”（參看法西斯主義條目），並詳細地分析了“滲透到公共生活一切領域”（戈培爾語）的“極權主義國家”學說。希法亭在他最後兩部著作（見“參考書目” ②、 ③）中認為，蘇聯是“極權主義國家經濟”，不同意把它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他和諾伊曼一樣認為這一概念經不住認真的經濟分析）或官僚統治的制度（托洛茨基提出的），並指出：布爾什維克“建立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是在這個詞發明出來之前”。所以他進而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提出比較全面的修正。他認為，現代國家現在已具有獨立性，使種種社會集團服從它自己的目的：“歷史這位‘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教導我們，與恩格斯的期望相違，‘對物的管理’可能成為不受限制的‘對人的統治’……”從而導致“經濟受國家政權掌握者支配”。最後，希法亭論證說，“國家政權的發展與現代經濟的發展是攜手並進的”，國家成為極權主義國家已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使一切歷史上有意義的社會過程都屈從於它的意志。諾伊曼和希法亭的分析，從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一切現代社會中幹涉主義國家的形成的爭論來看，仍然是有意義的。




參考書目

① 卡爾·J·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體制的演進理論和實踐》，載弗里德里希、柯蒂斯和巴伯：《極權主義展望：三種觀點》，1969年英文版。
② 魯道夫·希法亭：《國家資本主義還是極權主義國家經濟》，1940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歷史問題》（1941），1954年德文版。
④ 弗蘭茨·諾伊曼：《龐然大物──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1942），1944年英文版。


總體性

　　形而上學的和形式主義的觀念把它看作一種抽象的、沒有時間性的、因此是“無生氣的總體性”，認為其中各部分在一成不變的整體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辯證的概念與此相反，是一種能動的概念，反映著客觀實在的全面的但在歷史不斷改變的中介和轉化。正如盧卡奇所說的：“唯物辯證法的總體性觀念，首先意味著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體的統一性……其次，一切總體向上和向下具有體系的相對性（這就是說，一切總體由許多從屬於它的總體構成，同時，這里所講的這個總體由具有更高的覆雜性的總體淩架其上……）；第三，一切總體都具有歷史相對性，也就是說，一切總體的總體性不斷變化、蛻變，受特定的具體的歷史階段制約”（見“參考書目 ④，第12頁）。
　　在黑格爾哲學中，總體性概念極為重要。作為有其內在的差異的“具體的總體”，它構成進行和發展的開端（見“參考書目” ①，第472頁）。發展的結果是“與自身同一的整體”（同上，第480頁），它以“揚棄了的規定性”的形式，通過“總體的體系”恢覆原有的直接性（同上，第482頁）。因此，“在有中，最初一切規定都熄滅了，或者說由於抽象，似乎都扔掉了，‘有’的純粹直接性就是通過中介，即中介的揚棄，而達到相應的自身等同的理念。方法是僅僅與自身相關的純概念；它因此就是單純的自身關系，這個關系即有。但這現在又是充實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同時又是絕對內涵的總體那樣的有”（同上，第485頁）。
　　可見，黑格爾的總體性觀念既是辯證方法的組織核心，也是真理的標準。列寧對後者格外強調，他這樣讚揚黑格爾：“真理就是由現象、現實的一切方面的總和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構成的。概念的關系（=轉化=矛盾）=邏輯的主要內容，並且這些概念（及其關系、轉化、矛盾）是作為客觀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現出來的。事物的辯證法創造觀念的辯證法，而不是相反。黑格爾在概念的辯證法中天才地猜測到了事物（現象、世界、自然界）的辯證法”（《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16頁）。
　　社會的總體性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一種結構化的和受歷史制約的包括一切的覆合物。它寓於許多中介和轉化之中，通過它們而存在，它的各個特殊部分或覆合物──也就是說，“局部性的總體”──，彼此聯結在一系列不斷改變和變化、能動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制約之中。因此，一種行動、措施、成就、法律等等的意義和範圍，只有在辯證地理解總體的結構的情況下，才能加以估計。這又必然要求辯證地掌握構成特定社會總體的結構的許多具體的中介（參看中介條目）。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是把“世界歷史”的要點加以總體化，從而把社會發展加以理論化，認為世界歷史產生於物質的人與人間的過程的客觀規定。“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頁），盡管異化和物化的客觀現實可能看來完全與他們無關。這種全面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歷史產物。因為“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8頁）。所以只有當總體化的相互聯系客觀上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和競爭的條件的時候，世界歷史才是可以理解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競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7頁）。因此，“……現在情況就變成了這樣：個人必須占有現在的生產力總和，這不僅是為了達到自主活動，而且一般說來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這種占有首先受到必須占有的對象所制約，受自己發展為一定總和並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範圍里才存在的生產力所制約……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對生產工具的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其次，這種占有受到占有的個人的制約。只有……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4頁）。
　　盧卡奇以跟上面這段文字類似的口吻論證說，“只有當提出客體的總體性的主體本身具有總體性的時候，才能談到客體的總體性”（見“參考書目” ⑤，第28頁）。同時在批評資產階級理論的“個體觀點”時，他堅持說，“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的根本區別，並不是經濟動因在解釋社會方面的主導地位，而是總體性觀點。總體性範疇，即整體對各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優勢，是馬克思從黑格爾方面接受過來並以獨創的方式改造為嶄新科學的基礎的一種方法的精髓”（同上，第27頁）。盧卡奇圍繞“總體性觀點”，闡發了一種極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和階級意識理論。後來，盧卡奇的這一方法論原理被卡爾·曼海姆化作具有一種“對總體方向和綜合”的要求的“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假想的社會學實體。有賴於下列公認的事實，即知識分子把“充斥社會生活所有一切利益與他們自身相結合，知識分子即使已經參加一個政黨，仍然可能具有總體的方向”（見“參考書目” ⑥，第140—143頁）。
　　馬克思的《資本論》以第3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達到高潮。因為只有從社會總資本和總勞動之間的必然的結構性的相互關系著眼，而且充分考慮到有利於排除資本的矛盾從而延長它的社會歷史生存期的對立趨勢和結構規定，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自我膨脹和最後崩潰的趨勢和規律才有它們的真正意義。列寧在較晚的社會對抗歷史階段，特別注意識別歷史上特定的而且必然不斷變化的客觀杠桿或戰略“環節”（見“參考書目” ③），藉助這種杠桿或“環節”，通過有組織的社會政治行動，可以最有效地控制一定的社會總體，如果有適當的、自覺的集體力量來實現這個全面的戰略設想的話。
　　相反，在薩特那里，“總特性”是一個有疑問的概念，因為總體化本身是一種內在的個體活動行為。所以，“必須注意，我們這里所講的不是總整體性，而是總體化，那就是說，一種多樣性使自己總體化，以便從某種角度使實際領域總體化，它的共同作用通過每一有機的實踐，作為一種不斷發展的對象化，呈現在每一個普通的個體面前，（見“參考書目” ⑦，第492頁）。從這種規定來看，“結構”本身只能是一種假定的慣性，“總體”實質上是一個內在化問題。因為“結構是對於整體以及以整體為中介彼此間的一種以互惠關系為條件的特定關系。而且整體，作為一種不斷發展的總體化，以內在化的多樣性的統一性的形式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同上，第499頁）。




參考書目

① 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929年英文版。
② 弗·伊·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1922年3月27日報告提綱。
④ 喬治·盧卡奇：《克思主義哲學在新民主中的任務》，1948年匈牙利文版。
⑤ 同上作者：《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1971年英文版。
⑥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空想》（1929），1936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工會

　　同一行業和工業部門的工人們的聯合有很長的歷史，但工會制度作為一種廣泛的運動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發展的產物。早期的工會通常被看作是顛覆性組織，國家往往進行鎮壓（工會在法國迄至1884年還是非法的，在德國迄至1890年也是非法的）。非法地位往往又引起社會抗議的狂暴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英國工人鬥爭的激進主義的強烈影響下極為詳盡地分析了工會問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的一章中論述了“工人運動”（主要集中論述郎卡郡的棉紡工廠工人），他也探討了煤礦工人的工會問題。馬克思在結束《哲學的貧困》一書時對英國工會的鬥爭給予了熱情的評價；關於局部的聯合產生“工人的愈來愈擴大的團結”的這一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重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0頁）。這些早期的著作闡明了三個主要論點。首先，工會是資本主義工業的自然產物；工人被迫聯合反抗削減工資和以機器替換工人。其次，如同蒲魯東和後來拉薩爾所主張的，工會在經濟上不是不起作用的；工會可以阻止雇主將勞動力的價格降到它的價值以下。但是它無法把工資提到這個水平以上，而且甚至它的防禦力量也被資本的集中和周期性經濟危機所破壞（參看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因此，第三，防禦性的經濟行動的有限效果促使工人們日益在廣泛的階級基礎上組織起來，提出政治要求，並最終從事革命的階級鬥爭（在英國可舉的例子有棉紡廠工人爭取10小時工作日運動、憲章運動和1845年的全國行業大聯合）。首先，工會經驗提高了工人的自信和階級意識；“作為鬥爭的學校來說，工會是無與倫比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頁）。
　　但是，英國蓬蓬勃勃的運動很快崩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說明了他們的醒悟；工會成了工人貴族的活動場所，工會領袖被資產階級政客腐蝕拉攏，而且整個工人階級被殖民地剝削果實所收買。然而，在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曾與第一國際中的主要英國工會領袖合作，認為他們的參加對於第一國際的成就極其重要。在《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以及翌年日內瓦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中，他督促他們擴大他們的目標，雖然在這一方面的任何希望很快失去，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還堅持認為，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組織”，批評哥達綱領沒有就這一問題作任何討論（恩格斯致倍倍爾，1875年3月18—28日）。
　　從19世紀50年代起，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歷和著作中，在把工會看作一種已經合法的而且自鳴得意的機構同關於一種比較激進的潛力和作法的觀點之間，存在一種嚴重的矛盾。奇怪的是，這種矛盾從來沒有被系統地或是從理論上正視過；《資本論》只在一些地方順便提到工會（雖然限制工作日的政治鬥爭討論得頗為詳盡）。
　　以後，可以區分關於工會的四種主要情況。特別和美國勞聯有聯系而且也是大多數英國工會所特有的“單純的”工會制度，或明或暗地承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工會的目的和方法的範圍。19世紀90年代起在歐洲建立的天主教工會也是一樣。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工會卻具有革命抱負，認為具有戰鬥精神、階級覺悟的工會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參看工團主義條目）。第二國際的主要的、而且實際上日益具有改良主義性質的立場是，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具有彼此補充但各不相同的職能範圍。在歐洲很多地方，全國性工會在社會民主黨指導下成立，進入20世紀以後，它們大都取得了它們的獨立自主的地位。最後，存在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例如，盧森堡認為，工會的作用是一種“無效勞動”；工會往往受一些官僚支配，只關心狹隘的就業問題。列寧的“工會意識”概念表明類似的傾向。二者都堅持必需在工會內部為革命策略鬥爭，反對經濟和政治的劃分；而且主張讓社會民主黨指導這種幹預（參看罷工條目）。
　　在1914—1918年戰爭期間，以基層工廠組織為基礎的委員會在歐洲的出現，在黨和工會的辯證關系中產生一種新的因素。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強調“脫離群眾”的工會組織的保守的官僚主義性質，以此與工廠工人委員會的生命力、可靠性和革命潛力對比。這種經驗勢必擴大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前景，而且以“工人委員會共產主義”模式使非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者受到啟發（參看潘涅庫克條目）。然而，俄國革命在以後幾十年對馬克思主義者對工會的態度具有顯著影響。在俄國本身內部，關於工會在工人國家中的作用的爭論在1920—1921年“工會問題辯論”中達到高潮。工人反對派主張工會接管經濟管理，而托洛茨基則認為工會應成為國家的機構。列寧的立場是，工會應當保持在形式上脫離國家，但應成為“共產主義的學校”，黨的幹部要竭力在其中起決定性的領導作用。他給工會下定義為“把共產黨和群眾連結起來的傳動裝置”的邏輯，被斯大林嚴格地加以運用；在斯大林在黨內獲得勝利和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工會領導受到清洗，工會被改造為生產競賽的機構。1932年批準這種改變的工會代表大會到1949年才再次召開。這時，斯大林的工會模式已經成為東歐的樣版。
　　就西方的共產黨來說，介入工會鬥爭被認為是關鍵行動領域。為了提供中心領導，1921年根據共產國際的創議，成立了紅色工會國際。人們力求把工廠組織作為對“反動工會官僚”的一種牽制力量。在工會和工廠內秘密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是這一策略中的一個必要因素。在“階級與階級對抗”時期，隨著“革命工會反對派”和某些脫離組織的工會的形成，以及包括非工會成員的工廠委員會的鼓動，對現有工會領導的敵對情緒加深了。但是，由於奉行“人民陣線”政策，工會的情況又徹底改觀；一個標志是，1937年，紅色工會國際（它1930年以來從未召開代表大會）正式解散。1945年，由於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成立，國際統一很快實現，但1949年，大部分西方工會又得以成立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主要的例外是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主義工會）。
　　由於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內部的分化，原來的世界天主教勞工理事會內部的非團體化趨勢，以及世界工會聯合會內部的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冷戰的分裂近來已經緩和，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很少進展。正式的共產黨人主要堅持“傳動裝置”觀點；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傾向於或是不把工業化西方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作為革命動力，或是重申早期關於“基層”行動策略。




參考書目

① H．柯林斯和C．阿布拉姆斯基：《卡爾·馬克思和英國工人運動》，1965年英文版。
② I．多伊切：《蘇聯工會》，1950年英文版。
③ W．Z．福斯特：《世界工會運動史綱》，1956年英文版。
④ 安東尼奧·葛蘭西：《政治著作選（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⑤ T．T．哈蒙德：《列寧論工會和革命》，1957年英文版。
⑥ R．海曼：《馬克思主義與工會社會學》，1971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勞資關系理論──一種唯物主義分析》，載D．博爾漢姆和G．道合編：《勞動與不平等》，1980年英文版第2卷。
⑧ 弗·伊·列寧：《論工會》，1970年英文版。
⑨ A．洛佐夫斯基：《馬克思和工會》，1935年英文版。
⑩ 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講演集》，1970年英文版。
⑪ D．A．斯馬爾特：《潘涅庫克和哥爾特的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轉化問題

　　參看價值與價格條目。


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從來不是他們主要關注的問題。然而，它卻是在討論一些比較具有核心意義的問題，如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歷史上的階級沖突時，經常涉及的一個問題。因此，對“過渡”的注意是斷斷續續的，幾個主要的場合（按年代順序）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暗示的描述、《共產黨宣言》的直接提法、作為《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發表的馬克思的豐富多采的筆記、以及在《資本論》中對原始積累和商業資本的持續探討。
　　這一工作有兩個特點特別值得注意。首先，對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研究，在一段時期沒有被認為是可以從某種有關社會變革的一般公式中進行推斷的。從馬克思不再像19世紀40年代那樣突出地強調有時表現為“技術決定論”（如在下列名言中：“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8頁）的“生產力”決定論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相反，在《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馬克思的方法涉及使用一系列正式概念（例如，生產方式、所有權等等），不管怎樣，這些概念是在不同方式下應用於社會變革的特定場合的。換言之，不存在一般的過渡理論。
　　其次，馬克思對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實質性解釋自相矛盾，極不一致，提出了兩個主要的看法。第一個看法，這在40和50年代很明顯，強調商業活動、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新的不斷擴建的城市對封建制度的腐蝕性影響。商業資本主義在獨立自主的城市範圍內，提供了走向資本主義的原動力。第二個看法，在《資本論》中特別明顯，集中論述“生產者”和“生產者”成為商人和資本家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為“真正的革命道路”。這時因果關系的分析，被引向某些生產者成為資本家的先決條件，特別是，絕大部分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脫離以及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的產生。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談到這兩種看法，認為是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但抉擇後者作為過渡的真正決定性的特點。商業活動誠然可以使越來越多的產品成為商品（參看商品條目），但它不能說明怎樣和為什麽勞動力本身會成為商品。所以，它無法解釋過渡。因此，第一位的因果關系並不存在於交換關系方面，而存在於社會關系方面。因此，在《資本論》中，注意力不太放在世界市場或城市的擴大的動態方面，而更多地放在通過階級鬥爭表現出來的所有制關系的改變方面，例如在都鐸王朝的英國，農民喪失了自己的土地，逐漸產生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然而，盡管如此，馬克思更為關心的是確定資本主義產生的結構性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這些先決條件得以實現的詳細的因果關系過程。
　　馬克思在對過渡的說明方面的這種理論上的矛盾和經驗上的不足，有助於解釋為什麽這個問題始終是長期爭執問題。在戰後，特別是斯大林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中，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西歐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方面，而不是放在這種過渡能否被認為是一切社會必須經過的一個普遍的社會進化階段這一更有爭論的問題方面（參看發展階段條目）。在前一範圍內，自從20世紀50年代初斯威齊和多布之間眾所周知的交換意見以來，已經出現三種主要的不同觀點（見“參考書目” ⑤、 ⑦）。
　　“交換關系”觀點（見“參考書目” ⑨、 ⑩）從通過市場交換為利潤而生產來說明資本主義，以別於封建主義的近乎維持生活的經濟。資本主義是通過貿易和國際分工出現的，這些力量被認為是封建主義“外在的”。但是，貿易和市場如果不是源自封建主義內部，究竟從何而來？而且，把它們兩者結合在一個通過市場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內部，是否就足以把資本主義同其他生產方式區分開呢？
　　“所有制關系”觀點（見“參考書目” ⑤、 ⑥、 ③、 ④）是在考慮到上述難點後提出的，它更接近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觀點，而不是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觀點。資本主義現在是從社會生產關系來說明的，這種生產關系建立在自由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產生不斷進行資本積累的結構性原則。相反，封建主義建立在農奴制和附庸制度這些慣例中的人身依附、相互承擔義務、法定的強制榨取剩余的關系之上。這種觀點認為，封建主義的破產是由於內在的矛盾，而不是由於斯威齊和沃倫斯坦著作中所默認的外在的“斯密式的”無形的有力的手（見“參考書目” ④）。這些矛盾表現在階級沖突中，階級沖突逐漸破壞農奴制，而產生比較自由的土地占有制度的趨勢。經過一段時期，產生了以資本主義農場主和無地的勞動者為基礎的一種社會結構。這種觀點有助於解釋交換關系觀點中的一些問題，如農奴制的結束和市場勢力的存在之間聯系的缺乏。然而，還有很多問題有待弄清，例如，為什麽領主和農奴之間的鬥爭在歐洲不同地方有不同結局，為什麽農奴的自由在有些地方會導致農業資本主義，在另一些地方卻導致農民的農業（參看封建社會；農民條目）。
　　安德森關於過渡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①、 ②）涉及綜合非馬克思主義論點（如新馬爾薩斯主義人口論）和通常的馬克思主義論點。雖然他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據，他卻自由地遊移於以上兩種觀點之間。安德森認為，社會關系的改變先於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生產力的發展，這使他跟多布等人的觀點接近。然而，他拒絕認為封建主義內部的階級鬥爭對於“封建危機”到來起決定性作用的任何簡單的關於變革的演進理論。像斯威齊和華勒斯坦一樣，他強調城市和國際貿易的重要性。然而，城市文明的動力沒有被置於封建主義之外，而是被認為是希臘和羅馬的古典世界的遺產。這里，安德森同麥克斯·維貝爾都讚成認為古典世界的遺產對於資本主義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的觀點。安德森無疑是從出現一種能夠普及古典奴隸制社會的城市文明和政治遺產的具體秩序來解釋人類歷史的。這與斯威齊和華勒斯坦著作中包含的斯密式的關於人的觀點呈鮮明對比。這也改造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目的論，按照這種理論，歷史是通過駕馭自然和克服異化的社會關系，作為人類努力實現它的創造實踐的本質力量的結果而展開。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專制主義國家的世系》，1974年英文版。（中文版為《絕對主義國家譜系》）
② 同上作者：《從古代向封建制的歷程》，1974年英文版。
③ R．布倫納：《工業化前的歐洲的農民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⑤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４６年英文版。
⑥ R．希爾頓：《農奴成為自由人》，1973年英文版。
⑦ R．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⑧ R．霍爾頓：《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和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81年英文版。
⑨ 保·斯威齊：在R．希爾頓編前述著作中重新發表的論文，1976年英文版。
⑩ I．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的起源》，1974年英文版。


向社會主義過渡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概念意味著，必須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是推翻貴族政權，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文化在封建社會範圍內的長期發展過程的終結。與此相反，奪取資產階級政權，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不過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化的“第一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第1部分第3節）區分了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還缺乏它自己的基礎的一種混合的社會）和它的高級階段（“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財富如此豐足，對每個人可以“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把低級階段看成“社會主義”，而把高級階段看成“共產主義”。在社會主義中，還存在階級、職業分工、市場經濟因素和表現為按照提供給社會的勞動量進行分配的原則的資產階級法權因素。
　　馬克思和恩格斯原來表述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綱領十分靈活，把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解釋為最終使整個生產方式革命化的一系列步驟。第一步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264頁）。馬克思意識到，政權只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權力，但是，在他看來無產階級“迫於形勢”才運用它，以便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一切階級和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為了說明工人國家的性質，馬克思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一詞，這個詞在當時就引起爭議，今天也遭到許多民主的社會主義者非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巴枯寧）反對說，這個思想會促使一種獨裁主義國家和一種專橫的官僚統治上層長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改良主義者（例如，伯恩斯坦）反對政治革命的觀念，因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本身會自發地導致社會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過渡的經濟綱領包括旨在“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的各項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剝奪地產，廢除繼承權，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其他企業逐漸才轉移到國家手中。後面這一要旨後來卻被遺忘。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的時候，立即把全部經濟（農業除外）收歸國有，這一先例在20世紀其他社會主義革命中都被仿效。在一切“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成為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一種特別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乃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必不可少的步驟。經驗已經充分表明，以這種方式創立的新國家無不逃避工人階級的一切監督，而成為領導黨的統治工具。經過一系列的清洗，革命的先鋒隊變成一種強大的官僚機構，對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政治、經濟和文化進行相當全面的控制。刻板的行政規劃保證了穩定的一般的增長，但扼殺了主動性和革新精神，而且它對那些需要靈活的、分散的決策的一切經濟部門（農業、小規模生產、商業、服務業）具有特別有害的影響。一旦異化的權力的新中心確立，向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便無法進行。有其強制機關和專門機構的國家，傾向於強化而不是“消亡”。工人委員會（蘇維埃）失去任何意義。預期的文化自由繁榮沒有實現，相反，官方意識形態支配的文化驚人的大量增長。“大量需求”的發展主要被對物質財富的追逐取而代之。
　　這種社會遠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整個過渡過程的目的：“……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達到這樣的目的，需要通過過渡過程的不同的途徑和不同的階段。在強大的社會運動和解決各種內在矛盾的需要的壓力下，甚至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已經完成一些重大的改革（累進稅、某些重大經濟部門的國有化、工人的參與計劃、社會福利、公費醫療、普遍義務教育、免費培訓進修、勞動的人道化，等等）。激進的社會主義力量的政治優勢產生於這個過程的終結，而不是它的先決條件。一旦他們成功，這種力量就可能把國家變成一種自治的而不是獨裁的結構。職業化的軍隊將被非職業化的自衛組織所代替。非特權社會集團（婦女、被壓迫民族或種族）首先要取得權利的平等，然後是地位的平等。生產資料要社會化，置於自治團體的監督之下（參看社會化條目）。資本和勞動的市場將要消失，工人工資將代之以工作組織的純收入的一份，與他們的工作的數量、強度和質量相當。商品市場在一個長時期內始終是社會需求的指示器，但越來越多的東西會喪失商品的性質，因為它們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生產的，或多或少由社會補貼（藥物、教育和文化用品、餐具、住房、主要食物）。既然所有的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物質生產的增長就將減緩。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將是一個長期的政策，但它的目的將不再是物質產量的增加，而是從繁重勞動中擺脫以及減少勞動時間。高標準的文化、精神和公共需求越來越重要。勞動將逐漸擺脫異化性質（參看異化條目），工人參加決策，自由選擇可供挑選的工藝，改組生產過程以便強調工人的自主和自我監督以及他們之間的合理配合。聯合原則將支配各級社會組織。在個人的社會化方面，為參加工作進行的準備將失去今天所具有的原有意義，隨著選擇工作比較自由，而且就業不分性別、種族、民族或年齡，也越來越靈活得多。分工不再是如此刻板地職業化，工作者有更多的機會改變他們的職務，如果增添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適合新的職務的話。不僅如此，最重要的活動將是個人創造能力得到表現的活動，不論在生產工作範圍以內或以外。
　　社會主義並不是完美的社會，而只是目前歷史時代的最佳的前途展望。它不能解決人類一切矛盾，它也許會產生今天無法預見的某些新的矛盾，但它將結束為利潤而生產的浪費、階級統治和剝削以及國家的壓迫。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斯坦：《進化的社會主義──一種批判和論斷》（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安德列·哥茲：《勞工戰略》， 1967年英文版。
③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
④ 米哈伊爾·馬爾柯維奇：《從富裕進入實踐》， 1974年英文版。
⑤ 羅易·梅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和後果》，1971年英文版。
⑥ 斯維托查·斯托伊諾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


部落社會

　　雖然馬克思（特別是在他就路·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所寫的筆記中，見“參考書目” ⑤）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偶爾使用“部落”和“部落的”這些詞，他們並沒有把“部落社會”規定或分析為一種獨特的社會類型。恩格斯認為摩爾根“想給人類的史前史建立一個確定的系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頁）具有特殊的意義，摩爾根關於從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然後到文明時代的史前文化各個階段的概念，完全與唯物史觀一致。馬克思在1879—1882年間的筆記中對人類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見“參考書目” ⑤），主要也是關心早期社會的歷史發展，不僅評論了摩爾根的著作，而且也評論了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要對──不同形式的“原始社會”中──階級劃分和國家的出現產生興趣。
　　在現代學術界的人類學中，“部落的”一詞和“原始的”一詞一樣，是模棱兩可地看待的。雖然克羅伯（1948年）首先對關於“部落”是北美土人的社會形態的基礎這一概念提出挑戰（見“參考書目” ⑥），他的反對意見基本上沒有引起注意，直到弗里德（見“參考書目” ③）大肆攻擊對一切土著社會使用這個詞。兩位學者指出，部落——宗主國理論和實踐中所稱的部落——是在殖民地範圍內強加於一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政治上自治的集團的一種行政單位。李科克（1983年）補充說，“部落”作為一種具有等級結構的政治集團，也可能是對防禦帝國主義極力統治一定地區的必要性的一種內在的反應。
　　晚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品，既關心概念問題（見“參考書目” ④），也關心歷史和政治現實。譬如說，如果我們考察一種由過去平等的土著集團構成，而這些集團又有可能跟統治上層發生某種從屬關系的政治等級結構（或是從中產生上層的人們本身內部也有類似的等級劃分），“部落”一詞是不關痛癢的，除非從原始國家（這是戴蒙德的術語，見“參考書目” ②）著眼來使用它──因此產生塞維斯所使用的“部落國家”一詞。另一方面，如果“部落”的名稱也應用於一個平等的、無階級的，也就是說原始的社會，那麽範疇的含糊是顯而易見的。必須指出，“平等的”並不指存在種種地位、級別或世代的等級制度，而只是指不存在經濟剝削。既然“部落”一詞也和“種族”以及其他模糊的說法（例如，“傳統的”、“不開化的”）有聯系，於是，一種狹隘的、天生的、有血統聯系的和兇猛地自衛的單位的形象，便產生於具有高度文化的文明同目不識丁的可能比較簡單的和技術“低劣”的文化之間的接觸。這種種族優越感的標準容易推翻部落國家和無國家的部落社會的區分。但是也應當注意，一個無國家的部落社會可能由於外來的帝國主義的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而形成它的社會團結。這樣一種派生的結構，是不應與早期部落國家混為一談的。
　　“部落”的不同意義產生的問題是現實的，但可以通過重新下定義來解決，雖然哥德利埃（見“參考書目” ④，第93—96頁）認為，需要有一種更帶根本性的理論改造，少注意這些社會出現的“形式”，而要更為嚴格地分析其中不同生產方式的作用。“部落”不應當適用於歷史上所已出現的由中央集權控制經濟的各種社會形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但是沒有理由對無國家的、原始的社會放棄這個詞的使用。因此，一種以園藝為基礎的原始社會，例如在尼日利亞中部偏北地區由若幹村落組成，它們承認彼此的建立在共同名稱、語言、文化以及只限於在村落內通婚的基礎上的傳統關系，也可能承認超越村莊的宗教權威機構，這種原始社會符合“部落”的定義。這種社會是無階級的，通過正式的或近似的血統聯系來活動，沒有行政結構和行政當局。組成這個社會的若幹村莊是自治的而又是有聯系的；正如它們保持一種內在的平等，它們也在非剝削的框架內與其他村莊相聯系。合作的工作團體，軍事和（或）狩獵單位，在“部落”範圍內也可以跨越村莊。文化聯系在一個“部落”內是很明顯的，然而也存在於沒有明確的部落結構的條件下，可能包括延伸在大片地面上的許多局部集團，例如在尼日利亞東部原先保持接觸的說伊博語的人民中。這樣的集團可以認為是一種原始的部族；由於不存在政治聯合，不存在廣泛的宗教儀式的或貿易的聯系，在一定範圍以外，這種共同的文化特點，甚至人民本身也可能不知道。
　　所以，部落社會按其基本特點，是一種原始社會。當“部落”一詞用作實詞的時候，既使涉及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派生反應”，它所反映的是若幹局部集團之間的某種類型的相互關系。當“部落的”用作形容詞的時候，它可能涉及一個團夥（它也是原始社會的一種）或一種早期國家，其中在局部地區原始特點被保留下來，即使有所改變也罷，而其外在的、完全行政的關系卻具有階級和（或）種姓性質。易洛魁人也許是“部落”的典型，達荷美是一個“部落國家”，布須曼人則是一種“部落的”團夥社會。馬克思自己似乎是把部落國家類型的社會形態列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總標題下面（參看原始共產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斯坦利·戴蒙德：《研究原始人──文明時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達荷美──過渡和國家形成中的沖突》，1983年英文版。
③ 莫頓·弗里德：《論“部落”和“部落社會”概念》，1966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哥德利埃：《“部落”概念》，載《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展望》（1973），1977年英文版。
⑤ 勞倫斯·克拉德爾編：《卡爾·馬克思的人種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
⑥ 阿爾弗雷德·克羅伯：《人類學》，1948年英文版。
⑦ 埃莉諾·李科克：《兩性不平等起源的解釋──概念和歷史問題》，1983年英文版。
⑧ 埃爾曼·塞維斯：《原始社會組織──一種進化觀點》，1962年英文版。


托洛茨基

　　1879年12月7日（10月26日──俄歷）生於烏克蘭的亞諾夫卡，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的科約坎逝世。
　　列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筆名“托洛茨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在1905年和1917年10月的俄國革命中嶄露頭角，1918年任外交人民委員，然後在1918—1925年任軍事和海軍人員委員。從1923年起，他領導反對蘇聯官僚“叛賣”革命的反對派運動。1929年他被斯大林逐出俄國，在國外成立了第四國際（參看國際條目）反對斯大林主義。他批評共國際關於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被斯大林的代理人暗殺。
　　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要貢獻是“不平衡和聯合發展”的理論和由此得出的“不斷革命”學說。一個落後的國家要克服它的落後，不是要經歷先進國家所已經歷的各個階段，而是要縮短甚至越過這些階段，這就要把落後的特點同先進發展階段（通常可以達到的最高水平）的特點結合起來加以考慮。這個過程被認為對於西歐和北美先進的資本主義核心以外的國家都有典型性。實際的政治後果是，既然通常是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參看殖民主義條目）采用先進工業，有關國家就需要有比本國資產階級更為強大的無產階級。由於前者沒有能力或害怕實行資產階級革命，這個任務便落到了無產階級身上。它要領導前資本主義成分的下層參加直接從消滅封建殘余著手（參看封建社會條目）進而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的革命。“不斷革命”的說法是從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借用的。
　　勝利的無產階級必須極力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推進革命，因為單獨一個國家、特別是具有前資本主義關系的頑固因素有待克服的國家（如俄國）的範圍內，不可能取得深遠的社會主義成就。在這樣一個國家推進革命的環境本身也妨礙它的社會主義發展。“不斷革命”反對下列觀點：在反封建的革命之後必須有一個持久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由資產階級實行統治，或是由社會力量的某種聯合（例如，“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代為統治（參看列寧；列寧主義條目）。托洛茨基分子認為，列寧在1917年4月采納了托洛茨基的觀點，並在十月革命中付諸實施。
　　當斯大林闡述“一國社會主義”學說時，托洛茨基警告說，這將使俄國蒙受災難性的遭遇（過早的農業集體化）並使共產國際變成不革命的俄國對外政策的單純工具。當蘇俄必須發展工業並使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時候，這些成就不能被看成與社會主義是一回事。社會主義不應當只看作是工業化加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應當看作是比最先進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也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社會。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在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奪取政權。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統治下俄國的社會秩序只是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要不前進到社會主義（這就需要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革命加上俄國的一項補充的政治革命），就會倒退到資本主義。統治的官僚不被看成是一個“新的階級”，而被看成是一種寄生的贅物，蘇聯社會不被看成是“國家資本主義”，而被看成是一個“蛻化的工人國家”，然而，其中十月革命的一些主要成果還殘存著，所以，如果發生戰爭，各地的革命者必須捍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特點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為一切問題提供鑰匙的一種普遍體系的錯誤要求。他反對在“軍事科學”領域內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行騙；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使科學研究、文學和藝術接受領導，嘲笑“無產階級文化”概念。他強調非理性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政治上，人們不應當憑理性思考，特別是在牽涉到民族問題的時候。”雖然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傳統來說他是一個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卻在那些提倡把狹隘和無知同提出荒謬主張的癖好結合起來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弄得馬克思說他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中間，樹立了許多敵人。
　　假如今天托洛茨基還活著，他很可能會說，他“不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因為他所創始的運動極端分化，其中若幹集團可以說是徒有其名。然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自稱托派的組織在好幾個國家都有影響，而且托洛茨基自己的著作比他生前廣為流行得多（參看托洛茨基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理查德·B·戴伊：《列甫·托洛茨基和經濟孤立政策》，1973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9）》，1959年法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英文版。
⑤ 巴魯克·克內—巴茲：《列甫·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1978年英文版。
⑥ 路易斯·辛克萊：《列甫·托洛茨基傳記》，1972年英文版。
⑦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被叛賣的革命》（1937），197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我的一生》，1963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不斷革命及其成果與前途》，1962年英文版。


　　托洛茨基主義

　　象任何重要思想學派一樣，托洛茨基主義被作各種不同的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情況下突出不同的方面。托洛茨基主義的奠基石一直是不斷革命論，這種理論最初是馬克思提出來的，1906年由托洛茨基針對俄國的情況重新加以表述，隨後又在1928年進一步闡發。托洛茨基把向社會主義過渡看成是在不同水平上和在不同社會結構（封建的、不發達的、工業化以前的和資本主義的）中進行的和在不同歷史關頭發生的一系列相互聯系、彼此依存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這種“聯合的和不平衡的發展”，要在形勢和它本身的動力的推動下，從它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階段推進到它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它將超越地理的和人為的界限，從它的民族階段過渡到它的國際階段，直至建立世界規模的無階級和無國家的社會。雖然革命必須在一種民族的基礎上開始（而且甚至可能使革命的國家在一段時期陷於孤立），這必然只構成戲劇的第一幕，隨之在國際舞台上其他地方將上演第二幕。所以，國際主義──不斷革命的另一方面──構成托洛茨基主義的一種不可磨滅的標記。
　　這個理論在它起源的國家中同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發生最激烈的沖突，（在托洛茨基主義看來，後者在提法上就是一種矛盾），而且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占優勢的世界各地被作為異端中之異端加以排斥。但是，它在該地區以外仍然存在，而且雖然它必須與天生敵視它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作鬥爭，它已經成為新生的社會主義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
　　1938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國際（參看國際條目），並沒有證明是推動革命的有效工具，但它對於推動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理在世界範圍的爭論來說，以及對於促進從事探索當代的正確革命策略的許多托洛茨基主義集團的建立來說，都起了深遠的影響作用。先進的西方的階級鬥爭的僵局（參看階級沖突條目）和亞非各國人民中民族和社會意識的覺醒，可以解釋為革命的持久性的證明。“落後”國家的解放運動重新提出了誰應當被看作是主要的和決定性的革命動力問題；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所提出的產業無產階級，還是像1948—1949年間中國的情形那樣把革命從農村推向城市的農民（參看毛澤東條目）。
　　按照托洛茨基主義，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通過與現存秩序的革命決裂。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投票箱的進化的議會道路，認為這是一種幻想；被剝削階級如果不同維護其經濟統治的有產階級作鬥爭，就不可能取得政權，這是理所當然的。無產階級在這種階級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按照托洛茨基主義的模式，必須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維護。這一概念從極權主義體制的經驗（參看極權主義條目）來看，已經充滿令人反感的附加物，它對於托洛茨基（如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 一樣）卻不是意味著一種政體，而是意味著一個階級的社會政治統治。所以，他把西方的議會民主描述為資產階級專政；那就是說，保證有產階級的統治的體制。
　　無產階級專政將通過政黨奪取政權而建立，托洛茨基認為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但是，他警告說，一旦它的任務完成，這樣的黨要提防用自身代替無產階級或是支配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民主將通過由全體勞動者自由選舉的、由合法的蘇聯各黨派代表構成的蘇維埃（參看委員會條目）對政府實行有效的監督來保證。蘇聯各黨派，包括那些先前擁護資產階級的分子在內，是遵守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組織基礎上的工人國家憲法而不企圖以暴力推翻它的那些政黨。此外，無產階級的主權將通過在生產方面依靠工廠委員會將工業置於工人監督與管理之下來加以維護。生產者的聯合與消費者的聯合相輔相成，後者監督消費品分配和價格。
　　托洛茨基的革命政黨概念不是始終一致的，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所不同。在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中，有些集團完全讚成托洛茨基青年時期（1917年以前）對列寧嚴格的集中制原則的批評，認為政黨是一個廣泛而松散的組織。另一些集團雖然不完全反對列寧的集中制，但卻比較強調政黨的民主形式，他們以1923年以後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隨後他同斯大林主義化的蘇聯黨的官僚專政作鬥爭時期的著作為依據。還有一些集團，這是少數，嚴格奉行列寧的集中制，他們則引證1917—1923年托洛茨基最講求集中制的階段作為依據。
　　多元論的社會主義原則和需要工人監督的信念，是自稱忠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大多數集團所共同的；它們拒絕把蘇聯看成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它們所共同的。然而，它們對蘇聯的性質的說法卻有所不同。突出的是兩大思潮：一種認為，蘇聯還是一個工人國家，雖然如托洛茨基過去所說的，它經歷著蛻化的過程；另一種認為，蘇聯已不存在工人國家，它的體制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第三種不甚普遍，認為蘇聯集團是新類型的特殊形態。這些理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托洛茨基主義與蘇聯對立的性質。問題是這樣提出的：蘇聯將通過從上面實行的、下面迫切要求的逐步改革，擺脫斯大林主義的殘余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需要有來自下面的暴動來實現1917年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著手實現的一切呢？關於西方政府和西方輿論為了促使蘇聯社會民主化所能夠和應該對蘇聯政府施加的經濟、政治和道義上的壓力的程度和形式，也存在不同意見。這關系到對兩大勢力集團的關系的評價，隨之也關系到今天代表托洛茨基主義的那些人們的政治活動。
　　托洛茨基主義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中有它的根源，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一樣，處於一個基本的困境之中，對革命發展的看法同現實的階級鬥爭趨勢向之間的脫節。每當階級鬥爭激化和統治階級被革命怪影纏住的時候，它們給這個怪影的命名之一，就是托洛茨基主義，而且它們就極力去驅除它。在蘇聯及其勢力範圍內，以及在中國，這個怪影仍然受到遏制。




參考書目

① T．克利夫：《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1974年英文版。
② 艾薩克·多伊切：《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195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被放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0—1940）》，1963年英文版。
⑤ 《第四國際文件》，1973年英文版。
⑥ M．洛維：《聯合和不平衡發展的政策》，1981年英文版。
⑦ E．曼德爾：《今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⑧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被叛賣的革命》（1937），1972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不斷革命及其成果與前途》，1962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綱領》，1973年英文版。


真理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甲）“真理”通常意味著“與現實相符合”，（乙）評價真理（各種主張）的標準通常是，或是說，涉及人類實踐；也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讚成一種古典的（亞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和一種強調實踐的真理標準。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符合”通常是用“反映”或某種類似概念作比喻來解釋的。這個概念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有兩個方面。馬克思談到（1）被“反映”的事物的直覺形式和（2）內在或基本本質，但是，在第一種情況中所涉及的是一種說明的假設或方法論的起點，在第二種情況中這是描述或科學的適當性的準則。所以，就第一種情況說，馬克思批評庸俗經濟學只反映“各種關系的直接的表現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8頁），就第二種情況說，他所關心的恰恰是在思想上對它們的內在聯系產生一種適當的表象或“反映”──這一任務涉及理論工作和概念轉化，而不只是對現實的消極的重覆。必須指出，通常理解的“反映”， ①涉及不以它為轉移而存在的某種事物，而且是， ②根據某種投影原則或表象規則產生的。如果說前者是實在論的因素，後者則是與一種強調實踐的論點以及下列思想一致的。現實沒有無中介的表象。然而，如果前者在認識論上不會成為多余的（像在阿爾都塞那里它傾向的那樣），現實事物本身對表象過程必然有某些約束。例如，一種實驗的結果或它所產生的信念在因果關系上依存於被觀察的結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映象”和“覆寫”，列寧談到“攝影”和“反映”。這些比喻很容易促使比喻的認識功能在說明原因的功能面前崩潰，上述（2）的情況在（1）的情況面前崩潰，以及認識和證實的理論在感知和解釋的理論面前崩潰。實在論以事物不能簡化的認識為前提，而且它承認這種認識的產生於社會的、因此在歷史上是相對的（但不是判斷上的相對主義的）性質。但是，在正統的恩格斯的“反映論”中，存在一種把真理物化和以解釋和感知的方式說明反映的傾向，從而回到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曾經痛斥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哪里，因為忽視人類實踐在形成社會生活其中包括認識方面的能動作用。
　　正是這一論點以及認識客體不是絕對不以認識過程為轉移（象自然科學中可能設想的那樣）的有關思想，構成反對反映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參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條目）在認識論方面的出發點；按照這種理論，真理本質上被理解為主體的實踐表現，而不是理論上客體的適當的表象。所以，根據盧卡奇的真理統一論，真理是在關於主體和客體在歷史上的被意識到的同一性（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中實現的總體性；根據科爾施的實用論，真理是與階級有關的特殊需要和利益的現世表現；根據葛蘭西的一致論，真理是在歷史上逐漸接近的、但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在一種實際的意見一致已經取得之後才終於實現的一種理想。這些理論和後來一些和它們有關的理論，都傾向（= 1 \* ROMAN I）判斷的相對主義和（= 2 \* ROMAN II）（集體的）唯意志論。因此，如果說反映論和客觀經驗論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論的一般弱點是忽視真理判斷的產生於社會的歷史性，認識方面的唯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弱點則是忽視這種判斷對象的獨立存在和超事實的功效。
　　現在談一談（乙）真理的標準。在社會經濟領域內，既無法人為地建立，也不能自發地產生一些封閉的研究系統（參看《資本論》第1卷序言）；這意味著從經驗上評價理論的標準不能是預言性的，所以應當只是解釋性的。這樣一種非歷史主義的但仍然以經驗為根據的標準，不同於德拉—沃爾佩和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參看實證主義條目）的無差別的經驗標準、盧卡奇和阿爾都塞的理性主義的（但在其他方面很不相同的）標準、從葛蘭西到哈貝馬斯的人道主義理論的道德實踐標準和從科爾施到科拉科夫斯基的主觀實用主義標準（並參看辯證法；認識論；唯物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什卡：《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② O．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③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 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卡爾·馬克思和真理的經典定義》（1958），1968年英文版。
⑤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消費不足

　　這是一種由於制度上的傾向而出現和持續的對消費品的需求下降的情況。它被看作是周期性危機（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和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過剩與停滯的惡性傾向的原因。
　　資本主義是一種需要周而覆始地經歷繁榮和衰落階段（即商業周期）的制度。這些周期不是由於意外的事件或偶然的情況造成的，而是構成資本主義積累的動態的一部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特別是第7篇第23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提出了一個模式來展示積累的比率跟吸收勞動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實際工資的比率的變化。這些變數通過對利潤率和利潤量的確定，從而確定未來的積累的比率。在這一個序列中，積累是資本自我擴張的首要動機，而它反過來又被利潤再投資這一資本自我擴張的形式所推動。這一序列的主要對立存在於可利用的勞動力數量和能夠對它進行吸收的積累比率之間。迅速的積累會趕在勞動力供應的前面，從而提高了實際工資。這種情況，在沒有出現抵銷的力量的情況下，會給利潤率造成威脅。所謂抵銷的力量有如：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高（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絕對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延長工作時間），以及從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小農的農業、家庭工業、殖民地以及還沒有充分資本主義化的外國）那里增加勞動力的供應。這種對利潤率下降的威脅所作的反應，會導致一些代替勞動力的新方法的采用，從而使失業者的人數得到補充。
　　以上是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斷的簡單概括。作為一種周期理論來說，它忽略了資本主義積累問題的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關於貨幣特別是信貸對積累所起的促進或阻礙的作用；二是關於實現的問題，即需要把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出去，以便把剩余價值從其勞動的形態經過商品形態轉變為貨幣形態（利潤）。馬克思無論在其早期或後來的著作中，都沒有對資本主義危機問題展開充分的全面的論述，雖然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論斷散見於他的作品中。
　　從恩格斯逝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20年間，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就如何從馬克思的片斷論述中提出危機理論這個問題展開廣泛的討論。這種討論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即資本主義在新的地區進行有力的擴張，新的工業不斷湧現，而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行將崩潰的任何跡象。這時候已經開展了反對伯恩斯坦所首創的修正主義的運動，因為它對馬克思的關於資本主義充滿危機的預測提出了質疑。
　　從分析上說，一種關於危機的理論可以建立在資本主義能在不發生經濟崩潰的情況下繼續發展的前提之上，因為崩潰可能來自外部的政治力量（例如，由於戰爭的失敗而導致起義），而不決定於經濟危機（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在1895—1914年間所進行的討論中，並沒有把這兩點分開。當時的那種關於危機的理論，不僅對危機為何是資本主義所內生的（如果不是特有的話）作出解釋，而且還對日益嚴重的危機最終勢必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進行論述。因此，當時一些非常適合於解釋個別危機的理論，卻未能對諸如此類的附加的論述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盡管這次爭論產生了許多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作品，但始終沒有得出結論來。
　　對於任何想要形成馬克思主義關於危機理論的試圖來說，其主要的難點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第21章）中所表明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具有持續的、無危機的擴展的可能性。對於馬克思的整個理論來說，這一章的分析的確切意圖究竟何在，還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不過，擴大再生產的公式（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是以數學計算的例式顯示了兩個部類（生產機器產品和生產生活消費產品的部類）的持續的（平衡的）增長的。馬克思的公式表明，由於兩個部類對彼此產品的互相需要，幾乎是可以無限期地保持穩定的積累。然而，後來的作者如圖根—巴蘭諾夫斯基、盧森堡、列寧和鮑威爾等人，卻都利用這個公式作為他們論戰的基本武器。出現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和第2卷（第21章）之間的明顯的矛盾，便成為一個主要問題，而這並不完全是由於修正主義的進攻的緣故。馬克思的特殊的數字例式仿佛像施展法術一樣，通過提出兩個部類平衡的按比例的擴大，把實現問題、貨幣和信貸問題、以至利潤率趨於下降的問題，統統給取消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比例失調的問題才構成制定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一個重要要素（例如希法亭在《金融資本》第4章中的論述）。
　　在這種情況下，消費不足便被提出來作為實現問題的一個可能的原因。對第二部類的產品──生活消費品的需求可能僅僅來自工人（除了少量來自資本家），但是資本家為了提高剩余價值率和擴大利潤量，必須經常地試圖制止實際工資提高的趨勢。通過對就業人數的限制（為了維持勞動後備軍）和對實際工資的限制，資本家也就卡死了第二部類銷售其產品的能力，而工人的貧困（從這種觀點來看這是為了保持利潤率所必要的）則又反過來沖擊了制度本身，給剩余價值的實現（即使它轉化為貨幣利潤）造成困難。消費不足論者的論斷，其要點便是如此。
　　對於這種簡單的論斷，出現了許多反對意見，包括理論上的和事實上的。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理論上的路子。有人認為，資本家只要能把他們的產品賣出去，是並不關心他們生產什麽產品和什麽人購買這些產品的；因此，如果對生產資料的產品的需求能夠保持的話，那麽第一部類的擴大就能夠應付蕭條狀況並留給第二部類以銷售其產品的適當余地。這種看法，畢竟是反映了馬克思的公式的要點。但是，盧森堡（她往往被人誤認為消費不足論者）則對這種機器產品需求擴大的基礎提出疑問。容易看得到的是，對機器產品的需求，既不受工人貧困的限制，又不受人類吸收消費品的能力的限制。然而，這里卻存在著對機器的需求的直接的限制，那就是，利潤的前景來自於對機器的使用。機器既可制造機器產品，又可制造生活消費品，而所有的機器最後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制造消費品，因此，如果出於阻擋對利潤所造成的壓力的需要而卡住對生活消費品的總需求的話，那麽購買機器就不可能總是有利可圖的了。
　　從這種論斷中可以引申三條出路，它們並不完全否定消費不足論的觀點，但卻可以改變它的勢頭。第一，正如盧森堡所指出的，資本主義成份以外的市場（包括國民經濟內部的前資本主義農業或不論過去是否殖民地的外國）的存在可以吸收某些產品，可見，兩個部類的公式所描述的並不是整個經濟的情況。資本主義需要經常依靠國外市場來維持其積累這種情況，曾被俄國民粹派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主要論據，認為它是不適於在俄國土壤上生長的苗木。列寧則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中利用馬克思的公式來反駁這種消費不足論的變種。那種認為貿易是“剩余產品的通風孔”的論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的甚至重商主義的學說。這種論斷近年來還構成對需要經常依賴出口的日本資本主義進行分析的一個部分。
　　第二條出路是通過軍備的開支。在這里所要斷定的是，軍備支出不屬於利潤計算之列，它不提出實現的問題，因為國家並不是非得出售軍備不可。然而，國家卻不得不通過稅收和借債來對購置軍備進行撥款。值得爭論的問題是，這種稅收和債款利息究竟是有損於穩定的利潤量呢，還是說，國家可以通過解決這個問題來保障有足夠的額外利潤去對軍備購置進行撥款？如果是屬於後一種情況的話，那麽軍備以及其他任何能夠制造就業機會而又不涉及交換價值的活動，將會解決實現的問題並且會抵擋消費不足的威脅。像這樣一種認為國家能夠通過購置軍備或修築工事來填補總需求的空白的論斷，在凱恩斯的著作發表以後尤呈樂觀。雖然凱恩斯的著作絕不構成馬克思主義內部爭論的一部分，然而它卻不失為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薩伊定律的一種批判（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由一個福利國家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充分就業和實際工資提高這種使本世紀50和60年代許多作家神往不已的愉快三結合，近來已被通貨膨脹的壓力弄得愁眉不展。利潤率和充分就業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不可避免，如今從凱恩斯主義的觀點撤退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某些馬克思主義作者把這種情況看作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沒有能力去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既使他們也同意凱恩斯可以說是提供了一種理論的解決辦法。
　　第三條出路是通過奢侈的消費。資本家以及既非無產者又非資本家的其他集團的成員（政府官員、工商界的白領工人，牧師和教育部門的雇員，以及自由職業者等等），其消費據說是為消費品的總需求提供了另一種來源。新產品的發明和不同商標的同一種基本商品通過廣告的推廣，以及產品的明細化，都成為奢侈消費的組成部分。
　　以上這三條出路，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來作為對消費不足論的反駁，或是作為表明這種理論的問題所在和資本主義企圖阻止消費不足的跡象。舉例來說，在當代有關這個問題的闡述中，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一書里就把諸如奢侈消費、浪費性的公共和私人開支、軍備等各種各樣的因素匯集在一起，作為吸收他們所認為的不斷增長的經濟剩余手段。然而，這些不同的因素在經驗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近一百年來的大部分時間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實際工資是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道增長的，而同時失業則沒有足以改變這種情況的明顯趨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段時期所體驗到的通貨膨脹，很難歸結為需求下降的過錯，雖然通貨膨脹的經驗可以作為促進實際需求的策略來使用。可以這樣認為，如果由於高就業率和工人階級通過工會的行動給利潤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威脅能夠通過收入（工資）政策的方法來解除的話，那麽消費不足的可能性從技術上說就不是很大了。但是，國家要在不損害利潤率的情況下去保證充分就業和解決現實問題，其政治局限性則是非常現實的。因此，由於積累和勞動力供求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引起的工資和利潤的矛盾，看來是一種比較持久的矛盾，而消費不足問題則是一個次要的矛盾，盡管這種理論的洞察力對於了解資本主義的運行情況是有用的。




參考書目

① P．巴蘭和P．M．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② M．布利尼：《消費不足──歷史與批判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③ A．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1980年英文版。
④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1960年英文版。
⑤ R．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⑥ P．馬蒂克：《馬克思和凱恩斯──混合經濟的局限》，1969年英文版。
⑦ J．奧康納爾：《國家的財政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⑧ P．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不發達和發達

　　關於不發達的理論的許多觀點，盡管在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早期爭論中就已存在，然而這種理論最早卻是在本世紀50年代才出現，作為對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學派後殖民社會（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的經濟發展問題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批判。這種理論的主要概念是由保羅·巴蘭制定的，後來又被許多作者（主要是謝爾索·富爾塔多和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加以擴展。這種理論是以關於經濟剩余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對這種剩余的生產和吸收的觀點為基礎的。巴蘭把經濟剩余定義為“社會當前的實際產出與當前的實際消費之間的差額”（見“參考書目” ①）。剩余可以用於生產性的投資以增加產出，可以用來進行投機活動，可以投放到生產出它的經濟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囤積起來。巴蘭認為，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所產生的剩余不斷增加，但同時卻未能提供為吸收這種剩余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的出路，這是自相矛盾的。而這種缺乏有效的需求的情況據說可以通過許多政治的和經濟的機制來應付：國防生產，國家支出，計劃收縮，技術革新，以及最重要的是通過對殖民和後殖民社會的經濟統治，即由這些社會提供消費和投資的出路來緩和生產過剩的潛在危害。不過，采取最後那種辦法的話，工業化的經濟就把一種特殊的發展形式強加給後殖民社會，從而使生產出來的經濟剩余為外國財團和本國的精英所占有，使當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可見，工業化的經濟的問題在於生產過多的經濟剩余，而對於後殖民社會來說，問題則在於無法取得這種剩余來發展自身的經濟。
　　巴蘭斷言，在後殖民社會里，發展大致上只限於那些為工業經濟或當地的精英生產或加工商品的部門，至於那些為國內的消費（包括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生產基本商品的部門則停滯不前，因為在前一種部門內生產出來的剩余，是不會投入本國的經濟的。因此，問題不在於發展不足，而是在於本國的經濟不發展，這是由於可以形成並維持這種經濟發展的可供投資的剩余被占用了，從而阻礙了它的發展能力。巴蘭曾把以下兩種情況作了對比：一種情況是所設想的剩余現在實際上被利用的典型途徑，另一種是在國內經濟不受當前利用剩余的不正常要求的束縛的情況下而使剩余可能被利用的途徑。他根據本國居民目前和未來的需要提出剩余的“合理配置”的狀況。這種配置奠立在以下基礎這上之：（1）通過對國內外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奪把大量的剩余動用起來，同時杜絕由於過度消費和資本外流而造成的現有收入枯竭的狀況；（2）對非生產性勞動進行重新配置；（3）在以新的方式對剩余進行動用的基礎上使國內的農業和工業實行有計劃的發展。巴蘭企圖說明，通過把目前的剩余利用方式改變為一種奠基於本國經濟需要之上的對剩余的有計劃的合理配置，就能夠克服工業化經濟的再生產要求所強加的不發達的型式，從而使本國經濟得到發展。
　　巴蘭的這些觀點被弗蘭克進一步擴充。弗蘭克把吸收和利用剩余的概念同一種奠立在“宗主國”和“衛星國”經濟基礎上的世界經濟模式結合在一起。工業的宗主國統治著不發達的衛星國，其手段是通過確立一種以出口為方向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來攫取後者的剩余。這種宗主國──衛星國的模式也同樣被用來說明不發達的經濟之間或內部的一些關系。弗蘭克認為，只有在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撤退或撤離的時期內，不發達的情況才能減輕。不發達始終主要是工業資本主義浸透的結果。“因此，只要不從這種資本主義的結構中解放出來，或者只要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解體，資本主義的衛星的國家、地區、地方和部門，就注定要處於不發達狀態”（見“參考書目” ③）。
　　不發達理論的主要信條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要求強行造成一種部門之間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發展，從而限制了本國經濟的有力增長。這個信條是同薩米爾·阿明和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所倡導的依附論以及資本主義邊緣地區和世界體系的理論一脈相通的。它還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學的論戰中找到自己的先驅者，這包括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俄國村社的作品一直到列寧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以及第三國際在印度和殖民地問題上的激烈辯論。
　　馬克思主義對這種理論的批判可主要概括如下：

　　（1）不發達理論過分強調殖民和後殖民經濟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這是錯誤的。例如，布倫納就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積累和工業化的一切階段中，這種經濟所提供的市場和投資的出路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見“參考書目” ②）。這些批評家們還著重指出這種理論所依據的消費不足論的原則是不恰當的，因為它把重點放在分配形式而不是放在生產結構上，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則認為後者是最終地決定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消費、分配和交換的。

　　（2）認為特別對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比較不發達的經濟來說，並不存在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形式。通過啟發式的研究往往可以發現，這些被列入不發達理論之中的經濟，它們跟工業化經濟的相似之處要比它們之間的共同特征更為重要；除了這點以外，這種理論還不能夠對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在比較不發達的經濟中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各種有力形式的出現作出恰當的解釋。人們認為，在許多比較不發達的經濟中，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工業制造和機器生產都擴大到為國內消費進行生產的部門，這也就推翻了這樣一種結論，即認為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要持續發展的話，就必需適應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要求和少數買辦精英的固有利益的需要，把這種發展局限在為數不多的部門之中。

　　（3）認為不發達理論是無中生有地在所謂國內部門和以出口為方向的部門之間設置一道屏障，而其實前者的發展並不一定會破壞後者發展的潛力，反而能夠促進它的發展。這是通過投放到本地工業中的資本積累、農業的級差、國內市場的形成、以及工業的發展適應該市場的情況等等方式來實現的。強調這種觀點的作家，例如沃倫（見“參考書目” ⑨），其所參照的基準論點是列寧對俄國民粹派的論斷所進行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⑥），後者認為在一個以資本主義生產和非資本主義生產相結合為特點並為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要求所主宰的國家里，資本主義是沒有能力成功地發展起一個國內市場來的。

　　（4）如果認為不發達理論的方法普遍可行的話，那就要求有許多補充的臆斷，從而嚴重地限制對不發達經濟的歷史方面和當代方面的分析。這包括：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要先於資本主義進入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個階段而存在；這些經濟中有許多像西歐所發生的情況那樣開始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使那種沿著與西歐所類似的軌跡行進的工業化道路遭到扭曲；資本主義可以被定義為通過在市場上銷售商品來追求利潤，從而無法識別不發達經濟的持續性的特點，因為在這種經濟中資本主義形式和非資本主義形式同時存在，而兩者都顯示了上述特征；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和工業資本主義進入非資本主義經濟都被納入生產過剩這一無所不包的影響之中──追求市場和投資的出路；剩余和吸收剩余這些概念的使用導致一種經濟簡化論，在這種理論的支配下，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現象都被分析為用以阻礙或實現剩余的手段，而不存在其獨立的發展；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民族國家上，便忽略了同樣可以決定民族發展的世界經濟的國際方面。後面的這些批判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這樣一些問題上：在所有制和生產監督方面的跨國和多國的形式；在國際上進行協作的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集團的活動對民族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利潤率在世界經濟範圍的平均化。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1973年英文版。
② 羅勃特·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載《新左派評論》第104期，1977年英文版。
③ 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④ 謝爾索·富爾塔多：《發達和不發達》，1971年英文版。
⑤ 尼內斯多·拉克勞：《封建主義和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1971年英文版。
⑥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971年英文版。
⑦ 伊恩·羅克斯波羅：《關於不發達的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⑧ 約翰·G·泰勒：《從現代化到各種生產方式》，1979年英文版。
⑨ 比爾·沃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開拓者》，1980年英文版。


　　不平等交換

　　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一種非常有影響理論，首先由艾曼紐艾爾為解釋全世界規模的發展不平衡而在1969年加以闡發的（見“參考書目” ⑤，同時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 。這種理論的主要成分是一種據以確定國際交換比率的機制。在它的分析中，一切國家的資本家都被看作擁有同樣的生產技術能力，而不論每個國家的生產發展水平如何。這種分析方法跟新古典派的貿易學說類同，後者把每一個國家的主要生產職能都設想為同樣的。不過，前者還附加上這樣的設想，即資本在國際上是完全流動的，並且認為每個國家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費用都是一樣的（如果不把生產資料的流通費用考慮在內的話）。
　　根據這些設想，在一些工資比較低的國家里（只要這種低工資不跟勞動生產率的低水平相應地聯系在一起），單位生產費用也比較低。艾曼紐艾爾認為，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不會像工資水平的差異那麽大，因此把每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簡單地設想為相等的，並不影響這種理論的普遍意義。假如非勞動性的費用在各國之間都是一樣的，而在一段時間內現有的（活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話，那麽在工資低的地方，利潤率就會高一些。不平等交換，是通過資本為追求高利潤率的運動而產生的。在高工資的國家里，商品價格隨著資本向外遊動（相對地）而上漲；而在低工資的國家里，商品價格則下降。通過這些價格運動形成的利潤率的平均化，其後果是使國際交換得以在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不相等的比率上進行。特別是，在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價格比率，其差異要大於它們之間的在商品上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比率，在這里，“先進”和“落後”是純粹根據每個國家的工資水平來確定的。這樣一來，通過交換先進國家便在交換中占取多於它們在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剩余就這樣從落後的國家中轉移出去，從而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缺少足夠的可供投資的剩余而造成積累率的下降。
　　這種理論受到廣泛的批判。從經驗方面來說，這種理論認為主要的傾向是外國投資往落後的國家流動，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參看跨國公司條目）。除此之外，由於強調利潤率的平均化，這種理論便不言自明地預示：最壞的情況只不過是在先進的國家和落後國家里都存在同樣的相對利潤率，也就是說，最壞的情況只不過是落後國家的剩余足以跟先進國家的積累率相抵。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對艾曼紐艾爾的論著從理論上所進行的主要反駁，就是認為他在探討工資問題時沒有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分開來。工人為了進行其本身的和後代的勞動力再生產，必須消費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的數量構成了工人的生活水平，而這種水平在不同國家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工資趨向於代表這些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參看工資條目）。以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生活水平）而論，工資決定於工人所購買的商品的生產效率。勞動生產率越高，商品的價值就越低，交換價值也就越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率提高了，商品的價值降低了，從而用來支付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的工資也就下降了。馬克思把這個過程稱為相對剩余價值的提高。但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由於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並不明顯地說明構成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的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比落後的國家要高。看來，認為生活水平的不同（這是事物的現象）就必然說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不同，這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時也不能夠從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利潤率的對比上得出一般的結論（這是貝特爾海姆的見解，見“參考書目” ②）。此外，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所進行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
　　最近的一些著作則指出了不平等交換論所具有的內在的矛盾（見“參考書目” ④）。它們認為，人們可以接受這種理論的所有的假設，但卻在這種理論模式中看不到剩余的轉移。應當提到，不平等交換的理論是把不變資本的各種成分（機器、半成品、原材料等）設想為在國際上進行交易的。這種假設對於上述理論想要得出剩余轉移的結論來說，是必要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認為剩余轉移其所以發生，是因為不發達國家在缺乏貿易的情況下具有較高的利潤率，從而使利潤轉移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發達國家的利潤率不高，那就不會有利潤轉移的情況，或者這種轉移會朝另一方向進行。如果說，不變資本各種成分不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那麽人們就應當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這些成分在發達的國家里的價格比較低廉，這或是因為同樣的機器和當前的投入比較便宜，或是因為運用了不發達國家所沒有的比較先進的技術（而且費用比較低）。由此可見，假如這些成分不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的話（這種交易使所有的生產者都以共同的價格來獲得這些產品），那就不能夠從邏輯上得出利潤率在不發達的國家比較高的結論，而這一結論乃是不平等交換論的基石。
　　此外，顯然是為了替不平等交換論進行辯護，阿明提出這樣一種論點，即這種理論要求消費品數量所包括的品種也應當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的（見“參考書目” ①）。這種假設對於應付上述的貝特爾海姆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②）是必要的；這是因為，如果這些消費品的品種不是在國際上交易的話，那麽就不能排除不發達的國家的剝削率比較低的可能性，盡管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比較低。這是存在於勞動力價值和形成生活水平的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關系。基本消費品的國際貿易，看來是要替不平等交換論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不平等交換論對於貿易商品來說並不適用。這種理論要求利潤率在各國間平均化，而自由貿易則要求貿易商品的價格在各國間一律。這樣，使利潤率平均化（和剩余轉移）的過程也使價格趨於平均。但是，從邏輯上說，如果在不發達國家里勞動費用比較低的話（假定非勞動性費用都是一樣的），那麽就既不能使利潤率平均化，又不能使價格平均化。如果利潤率平均化，那麽商品價格在發達國家里一定比較高，這就跟認為商品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那種必要的設想相抵觸。如果商品價格平均化，這倒可以跟上述商品交易的設想相一致，不過，利潤率在勞動費用較低的不發達國家里就一定比較高，而且不會發生剩余轉移的情況。這樣的話，利潤率只能在非貿易的商品或完全在一個國家中產生的商品方面實現平均化，而這類商品在全世界的生產中只占很小的比重。由此可見，這種理論甚至按照它本身的說法，充其量也只能把它歸結為一種小小的邏輯獵奇。




參考書目

① 薩米爾·阿明：《一場爭論的結束》，載《帝國主義和不平等發展》，1977年英文版。
② C．貝特爾海姆：《理論評述》，載A.艾曼紐艾爾編：《不平等交換》，1972年英文版。
③ 德·詹紐里和F．克雷默爾合著：《不平等交換的局限》，1971年英文版。
④ 多爾·伊麗莎白和約翰·威克斯合著：《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⑤ A．艾曼紐艾爾：《不平等交換──帝國主義貿易研究》（1969），1972年英文版。


　　不平衡發展

　　不平衡發展一詞的最一般的意思，是指社會、國家、民族的發展速度不平衡。因此，在一些情況下，從一開始就領先者可以加強其領先地位，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同樣地由於發展的步調不同，一些落後者可以趕上甚至超過那些先前享有優勢者。可見，為了使“不平衡發展”的概念具有內容，這個概念必須把每一特殊場合下決定發展速度不平衡的主要動力包含在內。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是由於存在可以通過采用最新的生產技術和（或）勞動組織（即擁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超過競爭者的可能性，才決定了各公司和各個國家的發展速度。一旦越過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工業化、以及工人技術人員和科學家的技術培訓等的界限以後，便有可能實行累進增長。因此，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最早越過了產業革命的那些國家，跟那些後來才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的國家比較起來，便占有決定的優勢，從而拉大了原先比較小的發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新技術可以不時有真正的突破的情況下，一些雖然較晚進入大規模工業的發展、但已具備累進增長的基本前提條件的國家，卻能夠超過那些先於它們支配了世界市場的國家。它們之所以能這樣做，主要是跟那些比它們早二三十年就已經在大規模的工業基礎上從事經營、從而除新技術外還擁有更多的老廠的國家比較起來，能夠取得更多的新技術設備。還有，這些相對的後來者能夠更容易地轉入新的工業部門。德國和美國其所以能夠在19世紀末超過英國和法國而成為主要的工業生產國，今天的日本和西德其所以能夠趕上美國，這就是原因之一。
　　托洛茨基把馬克思和列寧所廣泛使用的不平衡發展的概念加以擴大，用以包羅一種更為覆雜的現象，即不平衡和結合的發展。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期，相對落後的國家所通過的發展階段，跟比較先進的國家在幾十年前所經過的發展階段大體相似；而在帝國主義時期，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這時候，比較不發達的國家所經歷的是一種“發達和不發達相結合的發展”，以代替有機的發展。這些國家的經濟所表現的是一種“現代的成分”和“傳統的成分”的結合：前者經常是由外國來支配或是由國家發展的，或是兩者的結合；後者如果不是原始的（如在農業中），就是由前資本主義或商業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所支配的。這種奇特的結合所造成的後果，是累進的增長沒有了，而農業的落後狀況則決定了國內市場的局限性，從而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並使很大一部分積累起來的貨幣資本從工業中抽調出來，用於房地產的投機、胡作非為和囤積居奇（參看發達和不發達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②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３2年英文版，第1卷序言。


　　非生產勞動

　　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


　　城市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提到城市化在歷史上和在不同生產方式的轉變中的作用。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隨著城市的出現也就需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也就是需要政治”，而這是以分工和階級劃分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恩格斯在《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對曼徹斯特及其周圍城市所作出的傑出的研究，為原先對資本主義的動態及其工人的影響所作的分析進一步提供了原材料。《共產黨宣言》則詳細論述了由於生產力的巨大集中和無產階級集中在大城市里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盡管城市化無論在理論上、政治上和歷史上都顯然具有重大的意義（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人口湧入城市並在那里就業的比重不斷增加，從而明顯地出現了一種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然而對城市化的研究卻不是馬克思主義所首要關心的問題。這種忽視是令人驚訝的，特別是許多革命運動都不可否認是以城市作為基礎的（從1848年革命通過巴黎公社到本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區的暴亂，一直到對巴黎1968年5月事件起強烈影響的城市社會運動）。此外，還必須承認跨越城鄉矛盾而結成的階級聯盟的重要性（例如在城市無產階級和鄉村農民之間），特別是在第三世界，這種聯盟乃是革命策略的基礎（其例證在葛蘭西和毛澤東的著作中大量可見）。至於如何克服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城鄉矛盾（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強調的），則成為蘇聯、中國、古巴、坦桑尼亞等國的迫切問題。
　　在客觀事件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者在本世紀60年代轉向對城市問題進行直接分析。他們試圖了解城市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運動的經濟和政治意義，以及它們跟傳統上所注意的以工作為基礎的運動之間的聯系。他們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對城市從各個不同方面進行了研究。作為生產的場所，作為銷售的場所（通過消費有時甚至是奢侈性的消費來提出有效的需求），以及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場所（在這方面，家庭和社區機構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它們有社會的物質基礎的支持──—包括住宅、保健、教育和文化生活）。此外，還對城市進行如下的研究：城市作為促進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已建成環境，城市在空間上作為社會組織的一種形式（為進行生產和再生產），城市作為勞動分工的特殊表現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能（金融資本與生產，等等）。所產生的總的概念是把城市化當作以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這些方面的矛盾的統一。一些老問題，諸如城鄉矛盾的歷史作用等，則又分別在第三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不同的社會背景下重新提出來。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展望問題，包括：城市生活的質量，社區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地方政府的作用，土地市場的功能，城市財政問題和社會壓力的問題，國家和城市的思想意識，以及存在於以社區為基礎和以工作為基礎的鬥爭之間的緊張而又富有挑戰性的關系這一首要問題。




參考書目

① J．安德森：《城市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導論和書刊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② Ｍ．卡斯特爾斯：《城市問題》，1977年英文版。
③ M．迪爾和A．斯各脫合編：《城市化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計劃》，1981年英文版。
④ D．哈維：《社會正義與城市》，1973年英文版。
⑤ H．勒費弗爾：《法律與城市──從空間和政治上進行考察》，1972年法文版。
⑥ J．梅林頓：《向資本主義過渡中的城市和國家》，1975年英文版。
⑦ B．羅伯茨：《農民的城市──第三世界中城市化的政治經濟學》，1928年英文版。
⑧ R．威廉斯：《國家與城市》，1973年英文版。



　　使用價值

　　由於商品是一種實行交換的產品，它表現為兩個不同方面的統一：它對某些承當者所具有的使用性，這種性質使商品能夠完全進入交換；以及它在交換中得以換取一定數量的其他商品的能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前者稱為使用價值，把後者稱為交換價值。
　　馬克思強調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使用價值是使產品進入交換並從而具有交換價值的必要條件（沒有人願意把一種對某些人有用的產品用來交換一種對任何人都沒有用的產品），但使用價值對交換價值並不具有一種恒定的數量的關系，因為交換價值是商品生產的條件的反映。他還進一步認為，政治經濟學本身的研究對象是支配生產和交換價值的運動的規律，更嚴格地說，是支配價值（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商品的內在屬性）的規律（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
　　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的使用價值並不是馬克思的研究的重點。但是，重要的是認識到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生產方式發展結果而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的一種概念本身的變化。沒有商品交換的話，產品的用處對於生產者和使用者來說一般都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只有隨著商品關系的出現，才使商品的使用性和交換性之間的對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商品組織生活的矛盾和困惑成為人們思考和研究的對象。同樣重要的是認識到產品的特殊用處決定於一定的社會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結構鋼對遊牧人民來說是沒有用處的。
　　在馬克思對由於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而產生的矛盾的分析中，使用價值起了一種重要的作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於它通過被轉化為生產中的勞動而能夠生產出新的價值。可見，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來自於商品關系、價值和貨幣的發展。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的這種商品形態所固有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社會矛盾的根源，也是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劃分的根源。




參考書目

①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77），1978年英文版，第3章。


　　空想社會主義

　　這個術語通常用來表述社會主義史的最初階段，即在拿破侖戰爭和1848年革命時期的階段。這個階段特別是跟人們通常認為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所產生的三位思想家聯系在一起。他們是：克勞德·昂·德·盧夫羅阿，聖西門伯爵（1760—1825），弗蘭斯瓦——沙爾·傅立葉（1772—1837），還有羅伯特·歐文（1771—1858）。
　　這些思想家及其同夥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這個詞跟“社會主義者”一詞本身一樣，最早是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在英國和法國通用起來的。但只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使用這個詞的意義上，“空想社會主義”一詞才對接著這個時期出現的“社會主義”圖景起強烈的影響作用。在《共產黨宣言》的“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一節中已對空想社會主義作了勾劃，在那里把它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不發展的最初時期”聯系在一起，這種看法在後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編纂學（從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那時候起）中得到鞏固。根據這種研究方法，“空想”指的是人們在不承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無產階級在實現轉變中的革命作用的情況下，幻想有可能實現全面的社會改造，其中涉及消滅個人主義、競爭和動搖私有制。
　　但是，這種把1848年以前的社會主義簡直作為一種有缺陷的馬克思主義來看待的做法，失諸於未能抓住它的一些主要特點。使“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所役使，這是19世紀30年代英國和法國的特殊政治條件的產物。歐文主義、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所具有的特色，使這種聯系得以提前。當時，一些被認為可以跟社會主義的觀點相提並論的標志，都是在跟這些奠基人的早期的系統著作進行對比之下識別出來的。這些著作是：聖西門的《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2年），傅立葉的《四種運動論》（1808年），羅伯特·歐文的《新社會觀》（1812—1816年）。
　　然而，在英國和法國的思想家之間具有不同的出發點，這是非常明顯的。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思想開始於對有關人的本質的啟蒙運動理論的反動，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應當對法國大革命的災難性做法負責；相反地，歐文的學說則反映了啟蒙運動的主題的繼續。尤其不同的是，傅立葉和聖西門是以非常不同的、內在的心理類型的學說作為出發點的，他們把改革設想為建立起可以使這些心理類型產生和諧的相互作用的社會安排；而歐文則認為人的性格是由外部環境形成的，因此社會改革便牽涉到創造跟追求幸福、和諧與合作相聯系的環境，以代替競爭和沖突的環境。這些對性格和環境所持的不同態度，便形成了這些不同傾向的追隨者之間的分歧的核心，他們從19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互相競爭。
　　不過，在這些分歧下面，這些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卻具有若幹共同的特點。首先，所有這三種學說都從建立一種有關人的本質的新科學這種抱負出發的；第二，它們側重於道德和思想的領域，把這種領域作為決定人的行為的其他一切方面的基礎；第三，它們都具有把這種領域變成一種確切的科學對象的抱負，以便解決社會和諧問題；第四，每種學說都把原先存在的道德、宗教和政治學說（而不是階級或國家的實踐）視為實現新發現的和諧規律的主要障礙；第五，沒有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以區分，每種學說的奠基人都具有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牛頓的抱負。以上這些相似之處，確定了在19世紀20至40年代期間湧現的許多“社會主義”流派和變種之間的相對穩定的東西。
　　在英國，歐文其所以聞名，不但是由於他經營了他所宣稱的從實踐上捍衛他的理論的新拉納克紡織廠，而且還由於他建議通過在他的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公社來醫治戰後的失業現象。他曾試圖讓統治的政治機構了解他的方案的價值，但沒有成功，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的方案跟已經確立的基督教的假說明顯沖突。隨後歐文到美國去，在那里建立新協和公社來實現自己的原則。在他出國期間，他的若幹思想被一些工人階級激進分子所采納，他們感興趣的主要不是他的公社，而更多的是他所提倡的用以代替競爭的合作生產和交換（參看合作社條目）。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建立起幾百個合作社，人們還在建立勞動交換組織和生產者的總聯盟方面進行類似的嘗試。這些活動以全國生產部門大聯盟在1834年的失敗而告終。在這些方案失敗以後，歐文主義者便轉向公社的實驗（在昆斯伍德），並且以他們的“理性的宗教”來反對正統的基督教。
　　在法國，聖西門的思想，特別是他在最後一部著作《新基督教》（1825年）中所表達的思想，為巴黎工科綜合學校的理工學生所采納。這個集團在聖阿芒·巴劄爾（1791—1832）和普羅斯比爾·安凡丹（1796—1864）的領導下，在1829年出版了《聖西門學說釋義》，這部著作對於聖西門主義思想在歐洲知識分子當中的傳播起了重大的作用。這個集團在1829年以後宣告解散。緊接著在聖西門主義學派分裂以後，傅立葉主義的影響隨而產生，不過他們的領導人吸收了聖西門主義的許多思想，特別是關於性的看法。聖西門學派的主要集團在安凡丹的領導下，於1832年在梅尼爾蒙坦建立了一個不走運的、短命的聖西門主義教會。他們當中一些分裂出來的人，主要是菲力浦·畢含（1796—1865）和比埃爾·勒魯（1791—1871），在七月革命後把經過修改的聖西門主義的形式介紹到工人當中去──這是把目前稱為“社會主義”的學說同無產階級的特殊願望進行結合的最早的嘗試。




參考書目

① J．比徹和R．比恩萬紐合編：《沙爾·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觀點》，1972年英文版。
② J．德羅茲編：《社會主義通史》，1972年英文版。
③ 若爾日·杜沃：《烏托邦和其他試驗的社會學》，1961年法文版。
④ 沙爾·傅立葉：《四種運動論》（1808），1968年法文版。
⑤ J．F．C．哈里遜：《羅伯特·歐文和英美的歐文主義者》，1969年英文版。
⑥ G．C．伊格爾斯：《聖西門學說──釋義，第一年》（1829），1958年英文版。
⑦ C．約翰遜：《法國的伊加利亞共產主義──卡貝和伊加利亞人》（1839—1851），1974年英文版。
⑧ 喬治·利希海姆：《社會主義的起源》，1969年英文版。
⑨ 羅伯特·歐文：《對拉納克郡的報告──新社會觀》（1812—1816），1969年英文版。

　價值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可認為是他思想主體中最有爭議的概念。非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地宣告價值概念是馬克思主要的邏輯錯誤的根源，而不管承認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麽見解（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仍然是最有權威的論述，見“參考書目” ①），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價值概念也是有極大爭議的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經濟現象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對剝削進行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貨幣、資本和資本主義動態的基礎；因此，沒有價值概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崩潰了（前者見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後者見“參考書目” ③、 ④、 ⑤；同這兩者觀點極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見“參考書目” ⑥）。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社會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歷史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力的耗費。價值不是一種技術關系，而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關系采取了一種特殊的物質形式，從而表現為這種物質形式的屬性。這首先表明，人類勞動作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對價值這一概念的分析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其次，這也表明，價值不只是一種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種現實的存在，價值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就是商品。因此，這就決定了商品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馬克思在他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最後著作之一中，把他論述的程序總結如下：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並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里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後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後來我就來分析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頁）。（參看使用價值條目）。
　　由於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被定義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但是，這是一種使人誤解的說法。交換價值總是隨時間、地點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一個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換價值，同它所交換的不同的商品一樣多；在某種意義上，同它交換的每一商品也同樣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換的商品相等的某種東西。這就是說，交換價值是同它相區別的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種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屬性，因為它們是異質的。在交換過程中，表示同質的某種東西，並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交換過程使生產商品的的所有不同類型的勞動在質上相同，生產商品的這種同質勞動叫做抽象勞動。價值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價值的表現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還是使用價值和價值。
　　從龐巴維克以來，批評者們都把《資本論》第1卷開頭幾頁的論證，解釋成馬克思試圖證明價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認為，這一未被證明的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馬克思忽視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屬性。例如，所有用於交換的商品，對它們的需求相對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物就可以無償地贈送，而不要進行交換），因此，在心理學上，即在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的動機上，也能發現馬克思所探尋的共同屬性（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走的路線）。從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是極為有力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馬克思極不相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並不是通過得出我們所體驗到的全部現存的異質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屬性，對價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論證。相反，他分析的是實際存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們之間的典型關系──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的交換關系。這是因為：首先，政治經濟學範疇是特殊生產關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過對這些範疇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資產階級關系的內容才得到闡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辯證的分析永遠領會不了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因為它同所涉及的具體關系沒有任何內在聯系。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
　　“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在得出作為抽象勞動對象化的價值定義之後，馬克思進一步對價值的計量作了考察。價值是用生產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時間單位，通過對抽象勞動的計量來計量的（參看社會必要勞動條目）。因而，在所有生產者生產率普遍提高，勞動時間縮短時，商品的價值就下降。因此，商品價值的變動同對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成正比，同生產這一商品的具體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在簡要考察了同其表現形式相獨立的價值之後，馬克思進一步證明了交換價值是怎樣成為價值的必然表現形式的。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利用交換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然後再利用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這終究似乎還表明了某種循環論證。但是，這采取的又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它並不適合對本質和現象，或者內容和形式問題的說明。魯賓對這一點作了評論：
　　“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於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並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於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於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見“參考書目” ⑤，第117頁）。
　　事實上，馬克思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對斯密和李嘉圖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認為他們忽視了價值形式，把價值形式看作是外在於商品本質的某種東西。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為什麽表現為價值，為什麽價值計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現為貨幣額。馬克思認為，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這種最抽象的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形式，沒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而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價值和價值量就同特殊的社會關系相分離，所作的分析就成為形式的，而不是辯證的（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只有證明了價值怎樣必然地表現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理解價值怎樣表現為貨幣額，價值形式怎樣含有貨幣形式的意義。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時也就是他的貨幣理論。
　　作為商品，勞動產品同時具有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但是，價值形式只是在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交換時才表現出來。價值並不是離開同別的商品的交換、單個商品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而是反映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有在交換行為中才顯露出來。因此，價值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現實，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間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把所作的這種考察稱作“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換。由於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價值相對地得到表現，商品A就處在“相對價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現商品A的價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總是同時存在於價值表現中；在這一價值表現中，它們顯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對價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價值的物質對象，但是，商品並不只是物化勞動的量，因為這並不能賦予它們以不同於自然形式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作為物化勞動，必定具有一種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觀存在；這樣，商品B的物質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只有不同種商品之間的這一等式，才揭示了創造價值勞動的特殊性質，因為正是交換過程本身，才把物化用於交換的不同種商品中的不同種勞動，歸結為一般勞動的共同性質。進而，由於商品A的價值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這就產生了商品A的價值量的變化，並不必然地在相對價值量的變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這種潛在性的發展包藏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
　　其次考察等價形式。馬克思指出了他所稱作的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B表現商品A的價值，它根本不表現自身的價值；商品B的物質體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第二，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盡管是個別人的私人勞動，但它同其他種類的勞動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勞動采取了直接社會勞動的形式。這三個特點，即使用價值表現為價值、具體勞動表現為抽象勞動和私人勞動表現為社會勞動，是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雖然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但只有在它的價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價值形式相獨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時，它才表現這種雙重作用。這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價值的性質使交換價值成為它的獨立的表現；在交換關系內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使用價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價值形式。在這一意義上，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對立被外在化了。
　　通過指出商品A不僅同商品B交換，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換，馬克思把簡單價值形式展開為“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商品A顯示了在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每一種其他商品表現為具有價值的物質對象，表現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因而，同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換調節價值量，而是商品價值量調節商品交換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價值的一系列代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由於存在著無數的等價形式，因此所有的具體勞動都表現抽象勞動，一般人類勞動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表現。
　　這通過倒轉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引出“一般價值形式”就易於得到糾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無數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這些商品也就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商品A上。這樣，一種單一商品就被分離出來，表現所有的商品的價值，使每一種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區別，以此表現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東西。這一商品被稱作“一般等價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價值共同承認的形式，是所有勞動的有形的代表，馬克思稱之為“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為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形式，這種特殊商品就成了“貨幣價值形式”中的貨幣商品，這就完成了商品的價值表現同商品本身的分離。商品價值除了交換價值沒有其他表現形式，而交換價值也只有在貨幣上得到表現。價值決不能用價值的實體即抽象勞動來表現，也決不能用價值的尺度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現。價值表現的唯一形式和價值能夠表現的唯一形式，就是貨幣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從價值的一般特點……同它表現為某種商品的物質存在等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貨幣這個範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頁）。在早先論述價值和貨幣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手稿的括號內指出：“往後，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法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法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是弄清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頁）。經濟範疇是人類活動的反映，馬克思把同一範疇的邏輯起源同歷史起源相比較。他強調，歷史上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形式的發展同價值形式的發展是一致的，在總體上他總是把他邏輯分析的結果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的結果相比較。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強調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他認為：
　　研究的方法“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資本論》第1卷，第23—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馬克思克服了他在價值和價值形式敘述上的巨大麻煩。馬克思聽從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校樣的批評，寫了第1章附錄，《資本論》第1卷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這個附錄重新寫進了第1章。第1版的這一附錄是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最清楚的陳述（參看馬克思：《價值形式》）。雖然馬克思承認他的陳述是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他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棄，“這部分對全書來說是太有決定意義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頁）。這並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不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價值形式的這一抽象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參看“參考書目” ②，第76—92頁），因為交換過程是現實的過程，由此而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產品相適應。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價值的先驗規定，因為只有交換過程才使生產成為社會的，才建立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系，並保證在交換中實現的價值是而且只是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商品的價值只有在商品的生產之後才能在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中，這另一種商品就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一旦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就能進一步從貨幣和貨幣的關系這一最高形式上，探討了“價值規律”（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詳細內容，通過對資本和資本積累範疇的闡述，最後探討那些在資本主義表面上似乎同價值規律相矛盾的現象（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和利潤條目）。與此相對應，在貨幣和貨幣關系的最高形式上，馬克思也有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是怎樣顛倒的，這種顛倒是怎樣在意識中得到反映的根據（參看商品拜物教；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歐根·馮·龐巴維克：《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保羅·M·斯維齊主編，194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72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1904），保羅·M·斯維齊主編，1949年英文版。
④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⑤ I．I．魯賓：《關於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⑥ 伊恩·斯蒂德曼等：《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價值和價格

　　為了使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個別勞動時間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特征，一種特殊的商品必須采取對象化的、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形式。商品作為價值的一般性質和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它本身的對象化才能得到解決；交換過程在物質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商品本身區別開來；這樣，所有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就同作為表現它們價值形式的貨幣同商品對立起來。因此，馬克思把價格定義為價值的貨幣形式，商品的價值在貨幣商品（例如黃金）量上得到表現。
　　貨幣商品也象價值尺度的作用一樣，必然起著價格標準的作用。它能起到價值尺度的作用，只因為它本身就是勞動產品，因而在價值上潛藏著可變性；作為價格標準，尺度的穩定性顯然是重要的。那麽，為什麽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呢？這或者是因為商品價值已經改變，而貨幣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貨幣價值已經改變，而商品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這些變化的某種結合。因此價格總是對價值作出精確計量的假定是決不可能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在概念上這總是一種準確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現為特定交換中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比率；由於涉及兩個獨立的商品，因此這種交換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能表示較大的或較小的貨幣量，因為它是在特定的交換環境中出售的。因此，價格和價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馬克思評論道：“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價格代表了它的觀念的價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貨幣商品相等；但是，要使這個價值形式得到實現，必然進行交換。在這一意義上，價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貨幣交換的可能性，也意味著這種交換的必然性；對這種交換的分析，為馬克思進一步闡明資本概念提供了基礎。一種通常的誤解就是認為《資本論》第1卷談的是價值，《資本論》第3卷涉及的是價格。情況正相反，《資本論》第1卷一開始就對價格形式作了闡述。然後，馬克思再從所有資本共同性的角度，使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發展。通過競爭過程，資本之間的差別要求價格形式進一步發展成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是，這種競爭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生產作了展開分析之後才能分析，因此，在《資本論》第3卷才作充分探討（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和利潤條目）。





　　資本價值構成

　　參看資本有機構成條目。


　　勞動力的價值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資本論》第1卷，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關於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這種表面上平淡的、無疑又是一致的說法，隱藏著大量的難題，其中有些馬克思已認識到了，有些只是在目前才引起了爭論。
　　首先，馬克思認識到一個工人為了他或她的勞動力得到補充所需要的使用價值，不只是身體上生存的最低限度。身體上的需要可能按所完成的勞動的類型而變化，可能受氣候或其它地理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都受到社會差異的約束。工人階級的需要，“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麽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同上，第1卷，第194頁）。因此，馬克思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正好相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認為，準許工資達到大於最低限度生存水平的程度，只是因為存在著對勞動需求過度的有利條件──勞動的價值是由其體力的，因而也是由其自然的因素決定的，勞動的市場價格即工資則圍繞著勞動的價值波動；而馬克思則認為，“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參與了勞動力價值本身的決定，工資按照勞動力的供給和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圍繞著勞動力價值波動。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似乎沒作考察的難題，這一難題在目前“家務勞動爭論”（參看家務勞動條目）中卻居於顯著地位；這一難題就是，並不是所有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都進入勞動力價值。一部分重要的必要勞動並不是以商品形式消費的，而是直接生產出使用價值在家庭中消費的，這部分必要勞動沒有在市場上成為價值。這種勞動就是家務勞動。如果這種勞動進入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價值就總是大於勞動力得到補充所需要的商品的價值。對於為什麽要付給工人這種“剩余”工資的問題，已有過不同的解釋，大多數的解釋都把它看作是付給家庭主婦的某種轉移的報償（見“參考書目” ④），但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不現實的基礎上的，勞動不從屬於價值規律，而生產勞動的商品卻從屬於價值規律（見“參考書目” ②）。處在生產勞動的商品和非商品邊緣上的交換，使後者同前者難以分辨，不能認出各自所包含的特殊的和不同的生產關系。因此，馬克思的定義需要作如下修改：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物品所必需的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其他所有考慮在內的勞動可能正好是必需的，但必須把它們看作是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的組成部分，它們構成了建立工人商品需要的背景。當然，勞動力價值決定中的這種不同作用，不只適合家務勞動，而且也適合其他所有的生產非商品的勞動。流通中的勞動──例如，做廣告──並不進入勞動力的價值，盡管它構成了決定勞動力價值背景的一部分。
　　馬克思認識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勞動力要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再生產出來。首先，每個工人需要使他或她自己的勞動在日常基礎上再生產出來。其次，工人終有一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有另一些更年輕的工人來代替，以使資本主義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因此，包括在勞動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必需包括供養新一代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這並不完全是簡單易懂的，因為工人的替代並不是在個人的水平上，而是在家庭內部不斷進行的（參看家庭條目）。因此，應該進一步談一下家務勞動力的價值，因為勞動力再生產是在家庭這一單位內進行的。但是，這一開始就同雇傭勞動制度失去了聯系，在雇傭勞動制度中，工資是付給出賣了個別勞動力的個別工人的。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個人掙工資時，這兩種情況才是同一的，或許這是維多利亞時代資產階級的理想，但工人階級卻需要為之而奮鬥；這種理想根本不是普遍的、肯定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種內在必然性；因此，幾乎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以建立工資決定理論。作為工人階級實踐特征的家庭關系缺少統一性，這既成了資本家雇主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也成為男人和婦女之間鬥爭的基礎（見“參考書目” ③、 ①），不能把這看作只是一個圍繞著平均值變化的問題。
　　馬克思似乎已認識到這一點，他列舉了“決定勞動力價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資本論》第1卷，第61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他從來沒有打算對這種由勞動力商品獨特性質引起的勞動力價值決定的難題作充分的分析。如果生產出來是一個正確的用語的話，它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由除了出售它的人之外的其他的單位生產出來的。因此，如果商品是一個正確的用語，那麽，它同其他所有商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的交換價值肯定不是它的生產者的唯一目的，甚至根本不是它的生產者的目的。勞動力和工人是不可分割的；如果這對資本是一個難題，那麽，它對理解工人階級家庭和勞動力再生產中的勞動力價值作用也是一個難題。




參考書目

① M．巴雷特和M．麥金托什：《家庭工資》，1980年英文版。
② J．加德納、S．希梅爾韋特和M.麥金托什：《婦女的家務勞動》，1975年英文版。
③ J．漢姆弗萊斯：《階級鬥爭和工人階級家庭的存留》，1977年英文版。
④ W．塞科巴：《家庭婦女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1974年英文版。


　　暴力

　　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否必須廣泛地運用暴力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關於手段和目的關系的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劃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最重要的論題之一。它具有一個變化著的歷史背景。只有通過暴力鬥爭才能取得根本性變化的這種神秘性，起源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一直存在於巴貝夫和布朗基(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的社會主義傳統中，並在1848年的歐洲革命中再度恢覆說服力。為保證工人階級公民權的這些革命的普遍失敗，以及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明顯地愈加惡化，使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只有革命的暴力才能完成勞動的解放。馬克思斷定，尋求資本主義和平過渡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特征。馬克思偶然也承認（如1872年9月他在海牙的演講），在那些官僚和常備軍還沒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頁）。
　　公民權的逐漸擴大，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動員工人階級支持中取得的驚人的成功，以及現代軍隊的效率，訓練和火力的增長，使恩格斯（在1895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導言中）得出結論：“在巷戰中起義者方面對軍隊的真正勝利……是極其罕見的。”他勸告人們小心而耐心地逐步獲取支持；這一運動“采用合法手段卻比采用不合法手段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頁、第610頁）。然而，第二國際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繼續停留在抽象的革命詞語上，並不為之作準備。伯恩斯坦主張的部分力量就在於，當時的運動在其革命理論與改良主義實踐之間幾乎完全脫節。
　　俄國政黨是在非法的和缺乏民主結構的條件下從事活動的，只有它堅信要組織群眾進行政治罷工，這一政治罷工的頂點就是武裝鬥爭，並在1905年幾乎獲得成功。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重新產生了關於暴力作用的爭論，並引起了國際運動中的分裂。奉行社會民主的政黨斷言，資本主義的民主制適用於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而這種過渡只有在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基礎上才可能是有意義的和持久的。共產主義者則堅持認為，只要生產資料私有制受到嚴重威脅，帝國主義國家就必定排斥民主自由。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經歷使他們堅信，帝國主義國家在本質上是一種暴力機構。通過共產國際，俄國的經驗被普遍化；意味著一個階級可以對另一個階級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的無產階級專政，被看作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唯一形式。人們還進一步堅持認為，社會內部敵對階級力量的辯證對立，只能通過暴力鬥爭和內戰才能解決它們之間的對抗性利益（或對抗矛盾），而這種辯證的對立如今已轉換成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軍事陣營之間的對抗。這樣一種思想結構，是同斯大林時代聯系在一起的。
　　赫魯曉夫堅決主張，由於蘇聯已經消滅了對抗的社會集團，國家不再需要強制的專政。他堅持認為，在國際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力量的平衡，已經轉變得有利於社會主義，因而社會主義能夠通過競爭和和平共處取得勝利。他進一步指出，原子武器的摧毀力所具有的量的增長，使這成為唯一可行的道路。在這一點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認為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毛澤東以其幾十年內戰中遊擊領袖的經歷，對這種新的公式嗤之以鼻。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東南亞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必需進行武裝鬥爭。毛澤東持久戰思想在越南的成功運用，博得了國際上的注意；在毛澤東持久戰思想中，決定性的因素是由根據地遊擊隊所發動起來的大眾的支持和參加，而不是精良的武器。雷吉斯·德布雷和切·格瓦拉擴展了遊擊中心在創造拉丁美洲革命前提條件中的重要性。
　　暴力問題也有一個認識論上的背景，這起源於馬克思主義內部個人和階級在理解他們所處世界的差異。一般來說，想要貶低暴力作用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是：歷史作為一種受規律支配的過程，具有使資本主義崩潰的內在必然趨勢；而人作為有理智的動物，能夠領會、表達和宣傳這些歷史發展的規律，證明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他們進一步認為，和無政府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是改造而不是摧毀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體系；管理現代經濟和創建更和諧的社會團結的建設任務，同群眾性的暴力專橫及其所灌輸的習慣是格格不入的。總之，社會主義的目的不能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另一方面，同樣宣稱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證明，人們只有對世界起作用，才能認識這一世界。在歷史上，集團和階級只有通過同其他群體的鬥爭才能獲得自我意識，這種行為的最高的形式──階級鬥爭是其極點（參看階級沖突條目）──就是內戰中的暴力對抗。就揭示國家的階級偏向及其暴力實質而言，以及就有助於加速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的發展而言，暴力本身能成為一種創造力。列寧和盧森堡影響著一種進步理論的發展，在這種理論中，社會經濟對立本身，在對抗的政治集團中得到表現，反過來，這些對抗的政治集團又成為內戰的組織上的中心。
　　這些對立解釋的相對普及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其制度的穩定、繁榮和安全的程度，決定於它們脫離革命活動的時間的長短以及它們采取非暴力手段來實現其目標的成效。（參看索列爾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愛·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C．E．布萊克和T．P．桑頓：《共產主義和革命。政治暴力的戰略運用》，1964年英文版。
③ C．J．弗里德里希編：《革命》，1966年第7期。
④ J．L．S．吉爾林：《人民戰爭》，1969年英文版。
⑤ 埃·切·格瓦拉：《遊擊戰爭》，1967年英文版。
⑥ 卡·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20年英文版。
⑦ 羅·盧森堡：《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1906），1925年英文版。
⑧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20），1961年英文版。



　　庸俗經濟學

　　馬克思所選定的表明後李嘉圖經濟學特征的用語。從那時起，這個詞就由馬克思主義著述者作了多種含義的表述，它既包括後李嘉圖古典經濟學，也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庸俗經濟學特別指專注於分析表面現象（如需求和供給）的著作，指忽視結構上的價值關系，也指不願意以公正的科學方法探究經濟關系，尤其害怕對潛藏在商品交換行為下的階級關系的研究。這後一方面，使庸俗經濟學具有辯護性，也就是說，它更感興趣的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上的合理性，而不惜犧牲科學上的公正性。
　　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定義的最有權威的章節就是《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跋。馬克思在指出德國經濟學不發展特征中，把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科學的階段和庸俗的階段，並把這一發展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停留“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的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學只有在階級鬥爭潛伏的或只是偶爾發生的時候，才能夠是一門科學。因此，在現代工業還處在它的幼年時期，在資本和勞動的鬥爭還從屬於其他的鬥爭，例如從屬於資產階級及對封建主義的鬥爭時，科學上的追求還是可能的。李嘉圖（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被描述為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的最後的一位偉大代表，因為在他的著作中，階級利益上的對抗還是中心問題。
　　在馬克思看來，1820年到1830年這一階段是科學活動的最後10年，這一活動包括李嘉圖理論的普及和擴大，以及反對李嘉圖理論作資產階級解釋的無偏見的爭論。馬克思這里指的是李嘉圖社會主義者學派和在政治經濟學俱樂部中對李嘉圖理論的早期的攻擊。1830年是決定性的分界線。在馬克思看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這時已經奪取政權，他們再也不需要把政治經濟學作為同舊的封建秩序作鬥爭的批判武器。階級鬥爭現在也采取了更公開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盡管在反對谷物法的鬥爭中政治經濟學仍然是作為批判的武器使用的。隨著谷物法的廢除，庸俗經濟學便失去了它的殘留的批判力。
　　馬克思的這一用語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家所接受（見“參考書目” ②），但是這一用語沒有受過批判性地檢驗。把1830年這一準確時間作為資產階級奪取權力的時間就是一個爭論點。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可能存在的現代工業幼年時期，是否可以說在19世紀20年代這10年就已結束了，這也是有問題的。人們可以認為，對這種標簽和階段劃分不加批判地接受，使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分清後來的（庸俗）經濟學家之間的區別。




參考書目

① 馬克·布勞格：《李嘉圖的經濟學》，1958年英文版。
② I．I．魯賓：《經濟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工資

　　工資是支付給工人作為他們出賣自己勞動力代價的貨幣形式。工資的水平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它象其他價格一樣，是根據市場（這里指的是勞動市場）供求的具體情況圍繞著其價值而擺動的。然而，跟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並不是在資本主義關系下生產出來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並不轉化為生產價格，而對於其他商品來說，其市場價格則是圍繞著生產價格來擺動的（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從這個意義上，勞動力的價值是不轉化的。
　　馬克思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工資形式的欺騙本質。由於一日的工資是在做完一整日的工作後支付的，因此它看來似乎是支付給一日的勞動代價一樣。這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家所想象的工資，他們除了看到資本家克扣工人工資以外，對於資本家如何從工人的勞動中榨取利潤沒有作出解釋。因此，據他們看來，利潤來自勞動力市場的不等價交換（參看剩余價值條目）。而馬克思則認為，對問題進行這樣的分析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剩余物的形式，它如同其他任何生產方式的剩余物一樣，是生產的結果。不等價交換不能生產出剩余物，而只可能對它進行再分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榨取剩余物的特殊方式，只能在利用工資勞動進行生產的基礎上得到解釋，即在資本主義的特殊的勞動形式下，勞動和工資是實行不等價交換的。因此，就必須對工資形式本身進行分析，揭露出它的假象，即看到在它的背後隱藏著剝削的機制，而這種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構成工資貨幣量的數額變化之上的。
　　工資的虛假性質是從如下事實中得出的：工資是在人們同意完成一定數量的勞動的情況下付給的，然而在這里進行買賣的實際上卻是工人的勞動力。勞動力是根據它的價值來支付的，而這種價值必須小於工人可能在一天內創造的東西，否則就不能得到利潤。因此，看起來支付給工人的是一日的勞動代價，而實際上支付給他或她的只是勞動力的代價，這種價值只相當於一日勞動的產物的一部分，因此，他或她實際上所得到的只是一日勞動的部分價值，馬克思把這一部分稱為必要勞動。在剩余的時間里，他或她創造出為資本家所占有的剩余物，這部分就是剩余勞動。如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假象一樣（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工資的形式也是現實的。這就是說，工人只有在進行一天勞動的情況下才能得到一天的工資，假如任何人在幹完他的必要勞動的時數後便停止工作，同時聲稱給他的工資就是完成那麽多的工作的話，那麽他所得的工資只能按照他完成的時數的比例而減少。說工資形式具有假象，是從在它下面隱藏著剝削這個意義來看，而不是從認為它是不現實的的這個意義上來看的。
　　從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跟他所考慮的工資支付的特殊方式相一致的推論。工資率是根據時間來確定的，比如，計時工資率是由工作日的長度來決定的。由於勞動力價值──補充工人勞動力所需要的價值量──是按照一整天的勞動來支付的，所以計時工資率就等於這一整天的價值量被除以工作的時數。因此，計時工資率是同工作時數成反比的，工資低的人，就不得不工作得最長。對額外勞動時間的支付，甚至按照高的工資率對這部分勞動進行支付，也都不能夠改變確定工資率的基本方法。額外勞動時間本身也可能成為正常工作時間的一部分，對基本的和額外工作時間的相對的報酬率反映了這種情況，這時候，工人被迫去加班加點來使他或她的勞動力得到補償。臨時性工作的報酬率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確定，盡管它不能保證工人勞動力的再生產，因為為此所需要的就業量並不是隨時可得的。有意思的是，馬克思曾經認為，像低額的計時工資率、被迫付出的額外勞動時間以及臨時性工作等這樣一些不好的做法，會隨著法律對工作日的限制而消失。他看來並沒有把家庭和國家作為工人勞動力可以籍以進行補充的替代方式來進行考慮，他所設想的情況是資本可以自由地繼續這些超經濟剝削的做法（見“參考書目” ①）。
　　馬克思並不認為計件工資和計時工資有什麽根本的區別。雖然這時候工人所完成的工作看起來是根據他們的生產數量來付給報酬，但是實際上每件工作的報酬，卻是通過把勞動力的價值分攤在一個工人在一個工作日內所能生產出來的產品數量的辦法來確定的。因此，生產率的普遍提高，便使報酬率降低，而不是使工人帶回去養家糊口的那部分報酬有所增加。這就很清楚，工人所出賣的是他或她的勞動力，而資本家則以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來利用工人的勞動力。所以，從提高生產率（榨取相對剩余價值）中獲利者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但這種利益從表面上看卻像是資本的產物。
　　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一個基本點就是工資的增長趕不上生產率的增長，這一點在馬克思考察各國工資的差別時表達得最清楚。在這方面，馬克思認為：盡管在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工資水平在絕對值上比較高，但那里的勞動力價值卻要比不那麽發達的國家低，這是因為資本積累的目的在於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而這最終必須采取榨取相對剩余價值的方式（通過降低勞動力的價值的辦法）來實現。由此可見，雖然工資是隨著時間和資本主義經濟從不那麽發達到比較發達的運動過程而不斷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跟生產率的相對增長是不成比例的，因此，由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的下降，他們也就受到更大的剝削。




參考書目

① S．德·布魯諾夫：《國家、資本和經濟政策》，1978年英文版。
② N．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拜物教的諸方面》，載《新左派評論》第65期，1971年英文版。




戰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長恰好是在歐洲經過1/4世紀的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以後，即在1815年到1854年這一長期和平階段，這段時期可能影響他們傾向於不把戰爭看作是人類最重要的活動。此外，他倆都是出身於中產階級的進步青年，是在跟他們的志趣格格不入的普魯士軍事王朝的統治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在19世紀40年代所制定的歷史研究方法，便把經濟生產作為他們的基本方法，而相對地不那麽重視當時的歷史編年學家所注重的戰爭、征服和暴力。雖然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承認沖突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卻縮小了它的意義，認為征服者會不得不使自己去適應他們所發現的生產制度，正如占領了羅馬帝國的野蠻人，甚至把征服民族的語言和宗教也一並接受過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0——81頁）。
　　不過到1848年，他們卻和他們的共產主義同盟的朋友們一道，傾向於進行一場反對俄國的“革命戰爭”。這是一種戰略，它建立在法國的革命軍馳騁歐洲這一先例的基礎之上，他們可能把這種情況看作會使歐洲厭惡進步並會在同樣的程度上使它革命化。從這時候起直到他們的生命結束，戰爭的問題本身迫使他們倆人不得不對這個問題加以注意。他倆展現了不同的而又是相互補充的興趣，馬克思的興趣側重於在理論問題上，而恩格斯則側重在軍事方法和技術的演進上。恩格斯曾在普魯士炮兵中服過短期的義務兵役，並且參加過1849年德國西南部的一次流產了的起義。他在1851年寫的一封信中（1851年6月19日致魏德邁）表明，他正計劃從事廣泛的軍事研究，這種研究具有非常實際的目的，即使自己能在下一次爆發的起義中有能力進行指導。他給馬克思的時事評論提供了許多有關軍事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和其他作品使他贏得了軍事專家的聲譽。
　　在關於當代的經濟和戰爭的關系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各種各樣的、但卻從未成為定型的意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2節）和其他地方，他們承認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大約到1800的年為止，在這個以商業資本為主導的時期里，發生了許多由於商品競爭的尖銳化而引起的爭奪殖民地的戰爭。然而，他們對於晚些時候出現的產業資本主義的看法則有所不同。應當感到遺憾的是，他們從來沒有回到他早先在《神聖家族》（第6章第3節）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直觀。根據他們的看法，拿破侖迷戀於戰爭和榮譽本身，從而沒有通過開辟市場來扶植法國資產階級，反而把它從工業建設的道路上拖開；這也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恰當的看法。在1849年，馬克思把他的這種關於現代資產階級的和平概念擴大到金融貴族，認為它經常希望保持和平，因為鬥爭會使股票市場不景氣（參看《法蘭西階級鬥爭》第1節）。他在1853年6月寫的一篇文章中宣稱，除了經濟危機以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引起戰爭的傳聞，然而經濟危機看來可能更多地是依據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嚴格的經濟原因來挑起戰爭（參看《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當時，歐洲已瀕臨克里木戰爭（1854—1856年）的邊緣，這個戰爭是歐洲的一系列新的沖突的第一個回合，馬克思懷著激動的心情來注視這場沖突。在戰爭爆發以後，他注意在同盟國方面的經濟動機是跟政治的動機摻雜在一起的。拿破侖第三需要軍功來照耀他的那頂不光彩的王冠，而帕麥斯頓則企圖轉移議會改革的要求。把戰爭譴責為各國政府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害，這是馬克思的思想中的一種自然傾向。另外，他和恩格斯以及在他們以後的列寧，都始終堅定地反對和平主義。這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要考慮的是沙皇俄國這個“歐洲警察”的幹涉，因為它曾促使1848—1849年期間的各國革命的失敗。在他們看來，一次反對尼古拉一世的戰爭若能成功，那就會解放俄國並重新開辟歐洲的進步的道路；如果能夠把各國政府之間的常規的格鬥轉變為具有原則性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戰爭，那就更好了。因此，他們不喜歡那種有可能而且應當進行得堅決、但卻遠不如他們所感到的那般堅決的鬥爭。恩格斯曾對指揮者的無能表示痛惜，認為這是“戰爭藝術”的衰落；馬克思則擔心鬥爭會消失，並對“現在的馴服的人種”搖頭嘆息，仿佛認為文明在工業繁榮的咒語下已被宣告失敗，只有進行最熱忱的鬥爭才有出路。他們討厭那些把科布登主義的謾罵跟他的關於虛假戰爭的抱怨摻合在一起的磨坊主人。
　　從這種對革命戰爭的想象或幻想出發，對於隨後發生的（直到1870年為止）的鬥爭，他們只能給予有限的支持。這些就是“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戰爭，或民族解放戰爭。然而，社會主義者不能去指導這種戰爭，但卻可以去支持任何表現出有利於工人階級前途的一方。在這些戰爭中有美國內戰，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密切地注意這次戰爭，並且懷著希望北方取得勝利的熱望。恩格斯作為軍事觀察家，對南方的鬥志和軍事技巧表示很不讚賞。馬克思則在分析那些據說是有利於北方因素方面表現得比較活躍。
　　在1866年奧普戰爭爆發的時候，第一國際已經存在，當時它通過一項決議（並不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譴責統治者的紛爭破壞了和平，主張工人階級應對戰爭持中立態度。但是，這場戰爭和1870年的普法戰爭卻帶來了德國的統一（繼意大利的統一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於這個統一是由上面（俾斯麥和普魯士軍隊）而不是由人民群眾來實現深表遺憾，但是他們仍然歡迎這一變化，認為它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從而加速工人階級的發展。他們傾向於把1870年戰爭看作是由於拿破侖第三（他們對他一貫痛恨）挑起的，而德國方面則處於防禦地位；但是他們同時號召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反對實行兼並，並爭取跟法國工人進行和解。
　　客觀的事件和進一步的研究，使他們不得不改變自己對於戰爭在歷史中的地位的原先看法。奇怪的是，恩格斯比較不那麽願意把戰爭放在較為突出的位置上。至於馬克思，當他在1857年左右（在《大綱》中）致力於解開人類早期歷史之謎的時候，不得不承認戰爭至少在某些時代曾經是基本的因素（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0—520頁），看來他的朋友並沒有讀過他的這段論述。馬克思在那里寫道，對土地的爭奪，勢必使打仗成為一切原始的農業共同體的主要任務之一。在希臘，打仗成為一項重要的集體職能，而城市則隨著成為作戰的組織中心而發展起來。戰爭和征服也同樣是羅馬人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並終於使羅馬共和國由於奴隸制和形成社會不平等而被顛覆。相形之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則重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條主要原則，對任何認為歷史主要是實行暴力的觀念加以嘲笑。他在10年後曾經寫了一篇文章，作為《反杜林論》中的“暴力論”各章的詳盡補充。這篇文章論述了德國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他試圖證明：俾斯麥把日耳曼小國的大雜燴一掃而光，從而無意地為資產階級革命做了事情，而他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只不過是要暫時付出的代價；西歐已經形成了少數巨大的民族國家，而在這些國家之間的國際和睦對於工人運動所謀求的進步來說，是很重要的（參看《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這篇東西沒有寫完，大概是恩格斯對於自己的論斷失去了信心。
　　與此相近的另一條思路，是多年來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的一些學生（如拉法格）視為可行的一條思路：1848—1949年間發生的事件以及他們把克里木戰爭僅僅當作假想拳擊賽的看法，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現代軍隊只不過是旨在管制本國人民的憲兵。馬克思寫道，中產階級在1848年後由於害怕工人而轉向政府和士兵請求保護。“這就是歐洲各國的常備軍的秘密，不知道這個秘密，未來的史學家就不能理解他們”（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7頁）。他在評論西班牙的反革命時所講的話，對於19世紀大部分以至整個20世紀的西班牙軍隊都是適用的。此外，軍隊還慣於從其本身利益出發來插手政治。這是馬克思所考慮到的另一種威脅，特別是當他看到路易·拿破侖在1851年得以利用法國軍官（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在對阿爾及爾進行野蠻征服的訓練中培養起來的）來進行他的政變並取得王位。
　　馬克思知道，軍隊對群眾具有某種號召力，這不僅是由於沙文主義的感召，而且，從士兵的想法來看，軍隊還為他們提供就業的機會。馬克思曾寫道，法國的農民對戰爭和榮譽具有最強烈的愛好，因為軍隊吸收了農村的過剩人口（參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7節）。不過，從1848年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張廢除常備軍，但不是采用以法國國民自衛軍為模式的中等階級民警來代替它，而是代之以一種更為民主的“全民武裝”。很可能，恩格斯其所以在60年代熱誠地投身於自願軍運動，是把這種運動看作是朝這一方向邁進的一個步驟。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社會民主黨都提出了上述要求。然而，各國政府卻都在普遍征兵制的基礎上擴大自己的常備軍。恩格斯（還有列寧）懷有這樣的希望，即無論實行何種辦法，政府都在對群眾進行武裝訓練，而群眾最終會利用這種武裝來推翻它們（參看《反杜林論》第2篇第3章）。
　　同時，恩格斯對於軍隊的過分的龐大日益感到不安，當時的軍隊幾乎已經發展成為社會的一個等級。他在《反杜林論》中寫道：軍隊變成了目的本身，而國家則只不過降低到附屬品的地位，其職能僅僅在於給軍隊提供給養（參看《反杜林論》第2篇第3章）。在以後的年代里，他越來越對戰爭的危險感到擔心。這時候，由於各國社會黨在不斷壯大，看來它們不久就能夠掌權，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革命戰爭”的想法，而且也不需要這樣一種戰爭了。同時，如果使用可怕的毀滅性的新型武器來進行戰爭的話，那不僅是對社會主義的打擊，而且也是對文明的打擊。他在寫給拉法格的一封長信（1886年10月25日）中談到巴爾幹的危機和各種挑釁的勢力（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法國將軍布朗熱）時說道，如果戰爭爆發的話，那麽它的真正的目的在於防止社會動亂。“因此我主張‘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和平’……”可是到1891年，他的說法又有所不同：德國應當準備防禦如今已結成聯盟的俄國和法國的進攻（參看1891年9月29日致倍倍爾的信）。他的這些話在1914年被人引用了，其實他是忽略了：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要了解哪一方是侵略者是有困難的。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之前，他懷有一種奢望，即新的武器庫會使戰爭的危險變得更加無法估計，以致沒有任何政府膽敢冒此風險，而大陸上所劃分的各種聯盟可能會消失（參看1895年1月22日致拉法格的信）。顯而易見，在事件叠起和國際關系趨勢於錯綜覆雜的情況下，恩格斯的想法是起伏不定的，他的邏輯往往不是容易理解的，而且沒有一個觀點是清晰的。
　　他的後繼者們繼承了這種不斷加深的困惑思想。隨著1914年的臨近，在第二國際（它的領導層大多是具有馬克思主義或半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人）召開的12次代表大會上，都主要討論了戰爭危險的問題。法國社會黨人饒勒斯曾在1905年對一次歐洲戰爭的後果作了兩個方面的預測，這些預測都證明是正確的：一方面是這次戰爭會引起革命的爆發，而這是值得各國統治階級永遠記取的；另一方面則是這次戰爭還會導致一個充滿民族仇恨、反動和獨裁的時代的到來（見“參考書目” ⑥，第126頁）。考茨基，這位在恩格斯逝世後的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曾考慮到戰爭往往要比革命更能把僵化的社會制度片片瓦解；作為歷史學家來說，他滿可以為自己有這種見地感到欣慰。然而他同時也像恩格斯一樣認識到，對革命的恐懼可能會導致一個不穩固的制度把戰爭作為出路來孤注一擲；不過他比較熱切地希望起義的陰影會起一種相反的作用，就是使政府出於恐懼而不去大動幹戈。他曾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說，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才遏制各國政府不敢發動戰爭達30年之久，否則的話，戰爭早就爆發了。但是，他認為前途仍是愁雲密布。每個統治階級都指控它的鄰國在陰謀反對它，於是，仇恨便被煽動起來，成為歇斯底里狂熱；帝國主義的擴張肯定使軍備進一步擴張，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以至達到極點和爆發點。除了一場全面的革命變革，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這種傾向（見該書英文版第149、154頁）。
　　卡爾·李卜克內西在那本使他入獄18個月的書中寫道：帝國主義是一種“如此覆雜的、多形態的、多方面的”現象，以致很難對它進行剖析。他認為，軍人和資本家彼此沒有好感，盡管他們都把對方作為不可缺少的討厭東西來加以接受。從財政上說，軍隊就象童話故事《老人與海》中的那個老人一樣貪得無厭，雖然大部分的負擔仍是壓在工人的頭上（見“參考書目” ⑤，第9、41、48—52頁）。這樣一種議論，固然說不上是一種關於資本主義是戰爭根源的直接論斷，不過我們從《資本論》中還沒有發現並無法引申出這樣的論斷來。但是，從《資本論》寫成以後，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普遍發展起來，而且在近幾十年來它的結構也在改變，金融資本的集中在迅速進行。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代里，資本主義看來是日益理所當然地被譴責為熱衷於發動戰爭，尤其是因為它的代言人如此大言不慚地主張貿易必須跟隨大炮而來，主張各國必須參與生存的鬥爭，否則就會屈居下風。在1912年召開的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制止這場災難發生的話，它們就應當努力使敵對行動停止，並且利用所引起的危機來推翻資本主義；因為對於工人來說，為了資本家的私利而互相殘殺是一種罪惡。
　　當1914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國際便毫無希望地分裂了，社會主義運動也從此分裂。列寧把這種分裂看作是資本主義從戰爭中所得到主要收獲之一。他在1914年10替黨中央委員會起草的一份宣言中，列舉了戰爭的種種覆雜原因：軍備的擴張，爭奪市場鬥爭的尖銳化，舊君主國家的王朝利益，以及旨在愚弄和分裂工人的企圖；而工人必須以變戰爭為國內戰爭來回答它（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568—574頁）。他在1915年夏天針對右翼社會黨人寫的長篇論戰文章中指出，在歷史上沒有“純粹的”現象，而只有混雜的東西。塞爾維亞的民族權利只不過是鍋里的一味佐料，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一味。實質上，所有的政府都一直在準備這場戰爭，它們都是有罪的；要問誰先動手是毫無意義的；在目前的情況下重新搬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時代里講過的關於“進步”戰爭的話，是不老實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614—665頁）。
　　當然，布爾什維克可以說是比其他社會黨更加希望從本國的失敗中得到什麽，因為他們的力量很弱，所以難以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掌權的機會，何況這種機會是遙遙無期的。可是，隨著戰爭的進行，列寧越來越多地對資本主義的戰爭罪責進行譴責，雖然資本主義在俄國也比其他國家要弱。資本主義的罪惡這一命題，貫穿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中，同時布哈林的《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這部著作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然而，這兩本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於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1919年3月，在新成立的共產國際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地肯定了這樣一種分析，即大戰是由於資本主義矛盾及其所決定的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而引起的。當時，俄國正經受著中一種鬥爭的考驗：內戰跟外國武裝幹涉結合在一起。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1919年12月5日）中，就此作出幾點政治結論。他認為：戰爭不僅是政治的繼續，它是政治的縮影。他還相信這次鬥爭要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快地使投入鬥爭的工人和農民受到教育。在大會結束的時候，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托洛茨基指出了一些具有現實的、常識意義的軍事教訓。據他看來，戰爭既不像傳統的軍事家所認為的那樣，可以被歸結為一種具有永恒規律的科學，也不像某些熱情的青年人所想象那樣，可以根據從馬克思主義中得出的一些條條來像下棋一般加以指導（見“參考書目” ⑦，第113頁）。
　　在1918年以後，共產黨人很快就提出了關於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警告。鑒於1941—1945年大戰的經驗和這次戰爭給俄國帶來的不可估量的損失，馬克思主義者（除中國的以外）非常強調防止戰爭，把這看作是人類最迫切的需要。在1961年發表的一個公開宣言，實際上是否定了毛主義的冒險主義和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說法，其他共產黨則認為（雖然提法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認為戰爭是通向革命的途徑。與此同時，對於戰爭和社會的歷史研究也活躍進來，雖然有許多問題還有待爭論。馬克思主義者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解方面作了許多寶貴的貢獻，他們強調指出德國大企業對於戰爭所應負的責任，而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則把這點給模糊了，他們把這場戰爭單純作為反對希特勒或納粹主義的戰爭來看待。但是，盡管在本世紀出現了列寧關於戰爭的學說，實際上還不能夠說已經有了一種廣泛的、可以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有關戰爭原因的學說。在各種各樣的設想當中，恩格斯在他逝世那一年所提出的認為戰爭很可能由於過度貯存軍備而爆發的設想，看來最切合今天的情況。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由於殖民地解放戰爭的進行，便有必要形成一些更新鮮的思想。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當時歐洲內部為建立民族國家而進行的戰爭所給予的支持比較起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給予殖民地解放戰爭的支持更加明確；事實上，殖民地起義是十分普遍地由共產黨人組織和領導的。恩格斯經常寫一些關於他那個時代的海外民族運動的文章，主要是關於印度的民族大起義和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他是秉著對帝國主義進行深刻批判的精神寫這些文章的，但是同時卻懷有一種期望，即預期帝國主義通過對僵化了的舊制度的摧毀而證明它具有一種非出於其本意的革命意義。他對當時缺乏組織和領導的印度人、波斯人和中國人的作戰能力，一般估計得非常低。托洛茨基在內戰期間發表的文章和言論中，是堅決反對遊擊戰爭的策略的，認為它是無政府主義東西，並且沒有用處。後來的經驗表明，在堅強的政治領導下的遊擊戰爭，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像毛澤東和武元甲這樣的人卻認為應當盡快地建立起正規軍，而把遊擊隊作為輔助手段。目前，殖民地的解放戰爭已在廣大的區域完成；出現的一個新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發生了戰爭，這種戰爭的原因是有待探討的（參看民族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年）》，第3卷，劄記E：“馬克思主義對戰爭的態度。”
② W．H．夏龍勒和W．O．漢德遜合編：《軍事評論家恩格斯》，1959年英文版。
③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1889—1914年）》，第3卷，1956年英文版。
④ 武元甲：《奠邊府》（修訂本），1964年英文版。
⑤ 卡爾·李卜克內西：《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1907），1973年英文版。
⑥ 瑪格麗特·皮斯：《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1916年英文版。
⑦ 列甫·托洛茨基：《軍事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西方馬克思主義

　　本世紀20年代，源自於中歐和西歐的一種哲學的和政治學的馬克思主義，對正在使俄國革命成果成為法典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提出挑戰。前者後來被貼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標簽，它把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重點從政治經濟學和國家轉向文化、哲學和藝術。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是一種個人和流派的松散的集合，他們當中有意大利的葛蘭西，中歐的盧卡奇和科爾施，而從30年代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則在維護這種思想風格中起著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戈爾德曼和聯合在《現代雜志》（薩特、梅洛-龐第等）和《論辯》雜志（勒費弗爾等）周圍的一些集團，組成了一個法國馬克思主義派（見“參考書目” ⑧）。在盧卡奇、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下，出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生的幾代，特別是在德國、意大利和美國。當然，從比較廣泛的意義上說，在西歐還有其他許多拒絕接受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具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形式，其中包括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和“荷蘭的”馬克思主義（潘涅庫克）。
　　俄國革命賦予列寧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以崇高的威望，因此，最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聲稱並且相信他們是在列寧主義的框架結構中工作的。當盧卡奇和科爾施在1923年分別發表了他們的基本著作《歷史和階級意識》和《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共產黨的忠誠的理論家。然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對他們的論著作出敵對的反應，於是，科爾施終於被德國共產黨開除了，而盧卡奇則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評”，跟他原先的觀點劃清界線。盡管如此，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跟傳統的列寧主義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關系，這仍然是一個激烈爭論的問題。在跟共產黨的關系上，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包括葛蘭西、盧卡奇和薩特，都走過了覆雜而曲折的道路。
　　西方馬克思主義采取一種哲學的形式，但卻以哲學的論道來襯托出政治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所采取的反對立場並不單純源自於形而上學的差異；它的哲學方向暗示出、有時甚至闡明了那些跟列寧主義相抵觸的政治組織原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那麽傾向於先鋒隊的黨，而更多地傾向於委員會和其他各種自治形式。他們的理論和原則也往往打上某一特殊歷史事件的後果所帶來的烙印，這指的是20世紀西歐革命的毫無例外的失敗。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對這些失敗所作的哲學思考。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重新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注重有關文化、階級意識和主觀性的範疇。他們跟從考茨基直到布哈林、斯大林這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權威斷然決裂，後者把馬克思主義概括為一種制定發展規律的唯物主義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原著的研究，比較多地注意分析“主觀的”結構──商品拜物教、異化或意識形態，而比較少地分析那些“客觀的”結構──帝國主義或積累。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這種地位經常使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感到困擾。無論是第二國際還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著，都把馬克思主義譽為一門有關歷史和自然的普遍學說。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些定義接近實證論，即把社會科學歸結為一種自然科學。而實證論的研究方法則有損於主觀性和階級意識的批判範疇，因為這些範疇是跟純粹的自然不相幹的。無論盧卡奇（見“參考書目” (11）還是葛蘭西（見“參考書目” ⑤）都基於同樣的原因批判了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即認為它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科學的社會學。所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一致認為馬克思主義需要一種文化的和意識的理論；為了突出這些方面，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局限於社會的和歷史的現實。據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不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而是一種社會理論。
　　為了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從實證主義和粗糙的唯物主義中挽救出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斷言馬克思並不是單純地提出一種改進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批判。在盧卡奇的最富有烏托邦色彩的敘述中（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種趨向於烏托邦的沖動力），竟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旨在取消政治經濟學或從經濟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認為政治經濟學範疇本身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所要推翻的一種經濟統治狀態。
　　科爾施曾提醒說，馬克思把他的所有的主要著作都加上“批判”的副標題。馬克思主義並不由於社會發展的新規律的發現而瀕於枯竭；批判本身還要求跟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文化進行一種思想上的接觸。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意味著哲學的死亡，然而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哲學的真理，直到這些真理以革命的方式轉化為現實。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篇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文章）中曾經這樣地概括了哲學的重要作用：無產階級是解放的心臟，而哲學是解放的頭腦，兩者都至關重要。“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5頁）。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跟黑格爾、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的交鋒──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核心，這些論著帶有一種烏托邦色彩的解放精神，而這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則表現得不那麽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幾乎就是回到早期馬克思的同義語。
　　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的內容，對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是反哲學唯物主義的那種流傳甚廣的看法來說，不啻是一種糾正。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然而從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恰好是在不再維護一種簡單的、消極的唯物主義這一點上實行了轉變。費爾巴哈沒有能夠把德國唯心主義的哲學真理納入自己的觀點，同時由於他未能把思想和哲學的批判作用概念化，於是他的唯物主義便充滿了清凈無為主義。馬克思幾乎沒有對哲學提出一種辯解，他一再強調關鍵在於改造世界，而不是單純地了解世界。不過，他確實為哲學事業作出貢獻。一個世紀以後，阿多爾諾在他的《否定的辯證法》一開頭就把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視為對哲學的維護：“一度呈現枯萎的哲學，由於人們錯過了認識它的時機而又成活下來。”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詞匯和概念跟黑格爾相呼應，而且它的學者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德國唯心主義的熏陶。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主義根源，是整個傳統的特征，在這種傳統中產生了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科葉夫的《閱讀黑格爾著作導論》以及馬爾庫塞的《理性與革命》之類的著作。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在黑格爾主義的傳統仍然存在或是已經確立的地方出現。在中歐，威廉·狄爾泰恢覆了對黑格爾的研究；在意大利，貝特蘭多·斯巴芬塔、卓萬尼·詹蒂爾和貝奈戴托·柯羅齊的黑格爾主義滋養了葛蘭西；在法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科爾夫、讓·依波利特和讓·瓦爾就已經把黑格爾介紹給法國公眾。西方馬克思主義這種鮮明的黑格爾主義的特色（從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意義上理解），使它有別於其他形式的西歐馬克思主義，諸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前者傾向於新康德主義，後者則力圖從馬克思主義中清除黑格爾的主義概念。
　　如果追溯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主義根源的這種做法看起來是與世無爭的話，那麽它在對恩格斯和自然辯證法的評價上便不知不覺地進入一些比較有爭議的領域。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創立的，因此要想分開他們各自的貢獻是毫無意義的。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發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它們作為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一種權威性的闡述而深入人心。恩格斯在這些論著中斷言：“辯證法不過是關於……運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它對自然和社會都是同樣有效的。由於這一原則肯定了辯證法是一種普遍的科學的規律，這就足以證明它是符合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的。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持不同的看法，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就批判恩格斯歪曲了馬克思。據他看來，把辯證法延伸到自然界，就會使歷史的獨特領域──主觀性和思想意識──黯然失色。這是因為“辯證法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主觀和客觀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歷史的演變……都不包含在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之內。”在指責恩格斯曲解馬克思方面，盧卡奇是最突出的、但不是最早的批評家。走在他前面的有幾位意大利的黑格爾主義者（柯羅齊和詹蒂爾）以及一些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沙爾·安德雷和索列爾）。不過，根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問題不在於恩格斯本人如何如何，而在於他所冊立的自然辯證法，盡管這種看法還時有反覆。蘇聯馬克思主義堅持信奉自然辯證法，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拋棄了它。他們認為，物理和化學的事物不屬於辯證法的範圍；此外，自然辯證法轉移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固有領域即社會的文化和歷史結構的注意力。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利用他們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引申出來的每一個概念來解釋社會意識的形成和蛻變。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案，是通過他們跟資產階級文化的智能和物力實行某種結合來勾劃出來的。他們相信這種文化具有生命力和現實性，因而不能單純地作為一種不可思議的事物而加以排斥。他們還認為應當放棄有關物質基礎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種比較常用的馬克思主義圖式（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因為它們無助於說明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的真實情況和固有性質。為了說明資產階級文化並解決其中疑難，他們重新發現或發明一些新概念，諸如虛假意識、物化以及文化領導權等等，這些概念經常出現在他們的著作的書名上（見“參考書目” ④、 ⑥、 ⑩）。從這樣一種方針中產生了幾種後果。首先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葛蘭西到馬爾庫塞）把知識分子提高到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上。知識分子絕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走狗，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需要知識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這是為了保持對資產階級文化了解所必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其中包括文學、音樂和藝術。他們還越來越多地進入對流行的大眾文化和商業文化的認真研究，因為據他們看來，大眾文化就象勞動過程那樣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也許還有過而無不及。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當中一些人，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還求助於精神分析理論（參看精神分析學條目），這種理論不僅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尖端，而且能夠闡明個人是如何地接受文化知識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和理論的公式在融合到政治的公式中以後，也就對列寧主義提出了挑戰。象主觀性、意識和主動精神這樣的哲學概念，便轉化到諸如工人委員會或工廠委員會這樣一些政治組織上，這些組織看來能夠比先鋒隊的黨更為忠誠地從政治上反映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使命，從而成為一種穩固的利益和值得捍衛的客體。這種情況同南斯拉夫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實踐集團的馬克思主義有相似之處。在這種比較政治化的領域中，西方馬克思主義還跟20年代期間使列寧主義受到困擾的“左派”共產主義這一大異端邪說沆瀣一氣。批評家們經常指責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左傾主義”是有道理的；毫無疑問，“左派”共產主義者以更為強烈的方式來表達類似的政治原則，雖然他們的哲學味道並不那麽濃。他們也開始同樣地關心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並且得出列寧主義未能正視文化統治這種現實的結論。他們認為，列寧主義的這一缺憾是由於它來源於俄國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文化在政治上不夠強大的國家。因此，作為一種政治形式，列寧主義並不是被設計用來跟那種廣泛的、近似民主的文化統治實行競爭。根據這些原理，“左派”共產主義者主張工人委員會和工廠委員會應當成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正當工具。文化的解放是不能依靠上面的發號施令來實現的，這是因為等級制組織所不斷重覆制造的那種文化依附現象已經使無產階級變得麻木不仁了。而在獨立自主的工人組織中，解放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便能結合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左派”共產主義者，包括荷蘭學派（潘涅庫克、哥爾特），還可能包括盧森堡在內，他們的見解是跟盧卡奇、科爾施以及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致的。
　　一些評論家認為，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忽視了政治經濟學並背離了唯物主義，因而它便構成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同時，他們還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發現了唯心主義和跟黨派日常生活現實的遠遠脫離。可是，不應當忘記，馬克思本人也往往不介入日常政治。此外，工人階級運動的斯大林化和迫使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流亡異國的法西斯主義，也很難吸引非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投入現實的政治。不管怎麽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畢竟在一些往往被人忽略的領域中創造出一種咄咄逼人的作品，這種作品的出現是由於傳統的經典學說的缺憾所引起的，然而他們卻不時因此被指責為離經叛道者。




參考書目

① 西奧里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③ 安德魯·阿拉托和保羅·布雷恩斯合著：《青年盧卡奇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79年英文版。
④ 約瑟夫·加貝爾：《虛假的意識──一篇關於物化的論文》，1975年英文版。
⑤ 安·葛蘭西：《關於對人民社會學的企圖的批判筆記》，載《獄中筆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諾曼·古特曼和昂利·勒費弗爾合著：《神秘化的意識》，1936年法文版。
⑦ 羅塞爾·雅科比：《失敗的辯證法──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貌》，1981年英文版。
⑧ 邁克爾·凱利：《現代法國的馬克思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⑨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⑩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技術和社會關系》（1925），1966年英文版。




工人階級

　　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是要消滅資本主義並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力量，“未來是屬於這個階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9卷，第154注釋，第632—633頁）。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把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概括如下：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工人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260頁）。
　　最後，各地的鬥爭集中起來，通過現代的交通工具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19世紀後半段，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情況大體上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預期，雖然具有特色的政黨組織的建立相對說來比較晚，除了德國和奧地利以外，這兩個國家在19世紀末就有了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可是，接著就開始出現對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的懷疑，這最早是由伯恩施坦提出的，他對階級不斷地發生兩極分化和實行革命對抗的思想提出質疑，而主張實行一種比較漸進的、和平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從這時候起，工人階級運動便明顯地分裂為改良主義的（參看改良主義條目）和革命的兩翼，但也有各種持中間立場的，其中之一是由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領導的奧地利社會黨（SPö）。這種分裂在俄國革命以後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時候成立了各國共產黨和第三（共產）國際，它們跟老的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分庭抗禮（參看共產主義；國際；列寧主義條目）。
　　修正主義者和革命者之間的爭論一直延續到現在，但這場爭論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僅僅關於基本原則的爭論，它必須考慮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現實的社會情況和工人階級的政治前途。在這方面，出現了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集中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無論在什麽地方，工人階級中只有少數人才培養起一種革命的階級意識（例如象英國這樣一些國家，在美國則只有極少數人如此），而且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社會主義意識曾經深深地紮根在整個階級之中。還有，在本世紀中主要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都發生在農民社會里，而不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種情況曾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列寧雖然沒有就每一個具體情況作出回答，但卻一般地認為：工人階級不可能自己獲得革命的階級意識，這種意識必須由政黨（它由忠誠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組成）從外部輸送給它。盧卡奇則更多地從理論上闡明了同樣的觀點（見他在1923年著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至於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盧森堡，則批評列寧的這種學說，認為它試圖以黨來代替階級，從而導致黨對整個階級的專政。不過，從外部輸入革命意識的思想，還遇到另一種困難，這種困難是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趨於明顯，這就是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里，革命的特別是列寧主義的政黨，只贏得工人階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情況，反過來又使列寧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人把工人階級運動中改良主義歸結為工人貴族日益擴大影響的結果；然而，近來這種觀念漸漸跟認為工人階級的大部分階層已經資產階級化這種看法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了對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的消極的估計。這種消極主義已經由跟法蘭克福學派相聯系的馬克思主義者充分地表達出來。他們承認西方工人階級已不具備革命性，從而使他們急劇地貶低工人階級的作用，並且極力去尋找現代社會中的其他革命力量（特別是在60年代後期的動亂期間），這些力量包括學生、青年、被剝削的種族集團、以及第三世界的農民等等。
　　然而，還有這樣一個廣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它以一種居於上述兩種立場中間的地位，把20世紀工人階級政治的發展解釋為通過繼續不斷的改良而比較漸進地取得政權，即奧托·鮑威爾所說的“緩進革命”，其結果使資本主義內部出現經濟的逐步社會化，並最終建立起一種民主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這種概念也就引起我們上面提到的第二大問題，那就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總人口中，工人階級所占的比重是否在持續不斷地、不可挽回地下降？這個問題是跟中等階級的增長問題結合在一起的。在這個問題上，目前在兩部分人之間正展開激烈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中等階級的一些階層正在“無產階級化”（見“參考書目” ②），或是認為出現了一個從事通常認為是中等階級職業的“新工人階級”（見“參考書目” ③）；另一部分人則把中等階級看作是有其特色和不斷發展的一類人，這是由於他們的勞動特點（腦力勞動和從事監督管理）、市場狀況以及社會地位所決定的，因此，他們認為任何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都決定於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廣大階層結成同盟。不過，無論是哪一種解釋，都認為只要繼續“向社會主義進軍”（熊彼得）就絕對要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因為它始終是實行徹底變革的最強大的政治力量。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工人階級的變態？》（1933），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英文版。
②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③ 謝爾治·馬勒：《新工人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④ 米歇爾·曼：《西方工人階級中的意識和行動》，1973年英文版。
⑤ 亞當·普爾澤沃爾斯基：《無產階級成為一個階級──從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到目前爭論為止的階級形成過程》，1977年英文版。




工人階級運動

　　說工人運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本的東西，這種說法大有估計偏低之弊。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在工人階級運動的編年學和類型學方面發表了許多見解。但是，就工人階級運動而言，比這些意見更具有意義的是這樣一種認識，即馬克思主義思想本身就是從這種運動中形成甚至由它決定的。
　　這種認識應當不會使歷史唯物主義者感到驚奇。歷史唯物主義其所以跟其他思想體系有區別，正在於它從屬於歷史上實際存在（或變化中）的、並且可以通過階級來理解和改變的各種運動。階級運動先於關於它的發展的任何科學而存在，而這種科學只有當通過階級運動表現出來的時候，才具有歷史意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發現反映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中，即認為工人階級運動是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一部分：
　　“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潤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1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正是從工人運動中出現了適合於改變世界的理論。在以後的歷程中，即西里西亞織工起義、憲章運動、1848年革命及其余波、芬尼黨人運動、英國工聯的發展、“由勞動者自己組織的合作工廠”的出現、巴黎公社以及第一批工人政黨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等等，每一個事件都為思想的形成提供嚴酷的考驗，這種思想便是為人們首先是它的敵人所逐漸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關系中，有四個階段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是特別重要的。第一個階段是19世紀40年代中期，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開端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恩格斯在1842年和1844年間考察所得的並隨後轉告馬克思的有關曼徹斯特的工人階級狀況和政治團體的經驗，是至關重要的。強調生產而不強調競爭，強調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特點，強調國家是私有制的壓迫工具，強調共產主義是一種現實的階級運動而不單純是一種哲學思想，所有這些都是通過“社會運動”進入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相反。從19世紀40年代起，階級已經成為一種潛在的、蘊藏著表現潛力的群眾運動，這時候，孕育著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矛盾則成為一種植根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物質現象，而不是一種源自於抽象或自然的現象。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外在的事物（關系）也就是內在的東西。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的1/4世紀里，對工人階級運動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主要政治問題有以下這些：（1）工人階級運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超出它的範圍？（2）那種用以取代資本的政治經濟學、主張“社會生產由社會有預見地進行監督”的“勞動經濟學”，究竟在什麽地方？又如何加以實現？（3）工人的團體──不論是工會、合作社還是政治團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如同中世紀的市府和公社對於中等階級（Bürgertum）那樣”？（參看馬克思對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代表的報告第6條，1867年英文版）。（4）能夠使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資本論》第3卷，第49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新生產方式出現的那些矛盾，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又在什麽地方？（5）如何能夠使部門鬥爭成為普遍鬥爭的現實可能性得到表現而不受抑制？
　　第二個重要階段是1871年巴黎公社。這個“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個月之久……的實際經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可以通過《法蘭西內戰》的草稿和原文來追溯。這使得某些分析家發現“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出現的一次革命”。公社從實踐上對資產階級把政治跟經濟分割開來的做法進行了批判，它提出工人階級運動的目的與其說是奪取國家政權，毋寧說是以新的政權來代替它；它還把認為由於現存的必不可免的自然分工而使工人不能管理國家事務的“這一整套騙局”一掃而盡。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修訂了在《共產黨宣言》時期所著重強調的若幹觀點。
　　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第三個新階段，所經歷的時間比較長。這個階段開始於各國特別是在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在重大的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影響。在第二國際時期（參看國際條目）所出現的把工人階級從政治上大規模組織起來的時機或在這方面的限制，都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素材。當時，第二國際所主要考慮的事情，也就是參加該國際的各國工人階級運動所經常爭論的事情，有如以下這些：如何慶祝五一節；工會、罷工和總罷工在勞動解放中的作用；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和政府的問題；改良的作用──是革命的階梯還是絆腳石；資本主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通過改良主義解決其矛盾；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性質，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的時機及其遏制的因素；有覺悟的工人組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沿著工人運動所必要的新路線去克服自發性的局限效果；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劃分以及組織僵化的鐵律（見“參考書目” ⑪，並參看精英條目）。所有這些爭論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說，象是一日三餐那樣不可缺少。然而，從這些爭論中提出了分裂的路線，而工人運動則按這些路線分裂出“革命者”和“修正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者和“倫理”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工團主義分子”。
　　這些爭論繼續貫穿到下一階段，即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系的第四個階段──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在截至1921年那些動蕩年代里對歐洲各地的牽動。不過，這時候的爭論是在由這些事件所改變的條件下進行，並且導致永久性的組織分裂，即形成了各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以及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工會運動。在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制度內，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的思想已發展成為教條。它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則發展成為試圖對為什麽思想會跟運動脫節這個問題作出的解釋，其答案則有帝國主義、兼並、改良主義的成功、鎮壓以及文化領導權等等。從本世紀20年代早期至60年代後期這段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運動之間的主要的、悲劇性的關系（至少從政治觀點來看如此），是它們之間的疏遠以至沖突。歷史並沒有按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14年以前的想法來發展，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未完成的任務便是去解釋為什麽。
　　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思想，其正統觀點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通過恩格斯對英國的閱歷（這種閱歷貫穿在他的一生中）而確立起來，並且一直相當穩定。這種觀點是：個人的抗議被地方的或部門的鬥爭所代替，這些鬥爭一開始如不是具有狹隘的經濟性質，便是具有狹隘的政治性質，從而不能明確地同所出現的資本主義有關範疇進行對抗。同時，這些鬥爭在開始的時候也是無組織的，它們只是慢慢地才轉變為具有規章制度、合理的工作步驟和內部分工的正式組織。當做到這一步的時候，就很容易出現偏離整個階級的目標而趨向於特殊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職業團體的利益、以及民族或準民族實體的利益的情況。盡管如此，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要求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即“以一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來代替地方和部門的鬥爭。這就要采取一種協作的政治形式，以爭取國家政權。盡管有種種阻撓和挫折，工人運動（包括政治的和產業的）的不同派別，還是不屈不撓地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地地道道的階級運動。盡管這種發展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是不平衡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樣地估計到這一點，認為這種情況是會被克服的。《共產黨宣言》就有這樣的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第1卷，第273頁）。先進的部門將帶頭，而所有其他的部門最終將會跟上。發展會是不平衡的，不過它們同樣地會匯合在一起的。
　　這些正統觀點是人們所熟悉的，但是它們對於實現上面提到的未完成的任務來說，並不是始終有幫助的，而且近年來它們還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內部受到挑戰，在這里，有三方面的論著值得一提：首先，一些工黨史學家們試圖繞到在20世紀工人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背後，去尋找所謂“原始的”和“空想的”運動形式（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創造性，他們把這些運動看作比先驅者有過而無不及的東西；其次，女權運動者則試圖繞過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工人運動結構和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這些運動史的觀點的背後，去發現人類的半邊天是如何地從歷史上（甚至包括他們的最活躍和最有創造性的過去）被隱沒的（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性別問題如今是作為一個獨立於階級而又與階級有關的問題來看待的；最後，那些致力於推行“文化研究”這門新興學科的學者們，試圖繞過目前占統治地位的關於“生產”結構的觀點的背後，來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過程的思想不僅推回到“經濟”生產的範圍，而且還推回到文化和政治生產的範圍。在所有這三種互為補充的研究方法中，都對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中的先鋒隊成分的觀念進行了批判，而且較少地提出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進化觀點，此外，一種從工人階級觀點出發來看該階級的作用問題的創造性思想，也正在重新形成，但這方面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曾受19世紀中期那種把工人階級運動跟歷史運動混為一談的看法的影響，而變得毫無生氣。




參考書目

① 羅賓·布萊克本編：《革命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讀本》，1972年英文版。
② 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1961—1971），第1—2卷，1966—1980年英文版。
③ D．考特：《1789年以來的歐洲左派》，1966年英文版。
④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1—7卷，1953—1960年英文版。
⑤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編：《馬克思主義史》，1—4卷，1982年英文版。
⑥ J．庫欽斯基：《工人階級的興起》，1967年英文版。
⑦ S．羅伯瑟姆：《從歷史上被隱沒的》，1973年英文版。
⑧ 瓊斯·斯叠德曼：《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73年英文版。
⑨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
⑩ R．威廉斯：《政治學與文學》，1979年英文版。
⑪ R．米歇爾斯：《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青年黑格爾派

　　青年黑格爾派（或稱左派黑格爾主義者）是黑格爾的一些激進的弟子，他們從19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德國形成一個不那麽定型的學派。起初，他們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對宗教問題的探討上，因為這在當時是唯一可能進行相對自由探討的領域。青年黑格爾派一直不可能展開真正的政治討論，直到1840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即位為止，因為這時候新聞檢查制度有所放松，使報紙一時得以自行進行宣傳。不過，大概過了3年以後，政府又重新實行了管制，這種宣傳運動也就宣告結束。
　　從淵源上說，青年黑格爾派是一種哲學學派，他們對宗教和政治一直是僅限於從思想上進行研究。他們的哲學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種思辯的唯理論。他們在自己的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成分上加了啟蒙運動的尖銳的批判傾向和對法國大革命原則的推崇。他們相信理性是一個不斷展示的過程，並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要成為這個過程的先驅。像黑格爾一樣，他們相信這個過程會達到最終的統一，不過他們傾向於認為在實現最終的統一之前應當先有最終的分裂。這說明他們的一些著作帶有非常濃重的啟示錄的格調，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義務在於通過批判來迫使種種分裂發展成為一種最後的決裂，從而加速解決的過程。
　　青年黑格爾派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最傑出的人物布魯諾·鮑威爾那里接受了對宗教進行透徹的批判，這種批判成為他早期對政治學和經濟學進行分析的模式。他從費爾巴哈那里接受了激進的人本主義，這涉及對黑格爾的哲學進行體系上的改造和對黑格爾思想的最高權威地位的否定。至於施蒂納這位最高的利己主義者和所有青年黑格爾派中最反面的人物，則迫使馬克思不得不去超越費爾巴哈的那種在一定程度上是靜止的人本主義。最後，赫斯這位在德國最早倡導共產主義思想的人，也是把激進的思想運用到經濟學去的開拓者。然而，到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已經轉向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並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青年黑格爾派展開尖銳的批判。




參考書目

① 大衛·麥克萊蘭：《青年黑格爾派和卡爾·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