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共言論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極端防疫對中國學生的壓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幹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絳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絳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制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墻，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麽“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著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蕩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中國社會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壹、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1、“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1）工資的欠賬。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721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麽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萬留守兒童、4000萬流動兒童、數千萬留守婦女、上億留守老人。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覆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閒娛樂費用。那時候，盡管工人住在貧民窟里，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著名的致麗大火災、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響水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堆起來有壹座山那麽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實，後者付諸闕如，當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覆，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2、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制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系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早就超過了世界警戒線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任何動靜的分配體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里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沖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多年前已經開始尤其是貿易戰開打以來更加嚴重的出口的萎縮，使供大於求的不平衡市場結構更為傾斜。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注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制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制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了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制造業的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制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工業升級。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首先是壹個經濟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官僚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制政府掌控並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制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

3、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

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沖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經歷了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階段是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第三階段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1、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廣東南海本田數百名員工因為不滿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罷工，並且獲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此後幾年，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志，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台的壹個標志。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沖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網絡社區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沈，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制。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制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和臨時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發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也主要來自於其中的農民工。到2018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8836萬人，成為新工人階級的絕對主體。

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是：

（1）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由於企業克扣和拖欠工資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

（2）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

（4）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要求依據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

（5）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沈痛指出：“工人什麽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里度過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改選工會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並且也有個別成功的案例，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里，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板工會或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企業工會具有審批注冊權和管理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麽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機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鏈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後，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數以上工人的簽名委托之後，著名的勞工律師段毅率隊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制”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和集體上訪、示威遊行。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由於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還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損害正在發生、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系，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壓力。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制下，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或找不到具體對象而變得無效了，工人們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或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就發生了走出廠區的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業性集體行動標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2015年12.3事件之後，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低潮。正當人們灰心喪氣之際，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其中上海市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著的行業性：壹是參與人數在整個行業顯著放大，行動擴及行業里很多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系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中，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是勞工運動的低級形式，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系、實現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是勞工運動的較高形式。根據國際經驗，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是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關系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起來的成本最低而規模力量和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規模效益最大，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跨企業的、跨地區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2018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的開端。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足以使生產經營鏈條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使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以至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塔吊司機、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環衛行業工會、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產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環衛行業、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都有利。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行業形成勞工的聯合和自治組織。行業工會將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著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5、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制的嚴厲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壹方面，罷工工人把行動嚴格限制在廠區範圍，以“集體散步”的方式實現集體停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采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制驅散罷工工人，沒用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有學者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系的層面，不涉及公民與國家關系層面。

但是，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南海本田案例並沒有成為壹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個社會都無法消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就是說，在勞工運動受到專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乃至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治關系的更高歷史階段——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勞工政黨產生了，並通過議會民主制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乃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地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了，屬於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談中國移民潮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盡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咨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辟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著“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著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麽廣大基層工人怎麽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系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工人階級談中共政權的共同富裕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對制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制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制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制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制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制，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極端防疫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工人階級談經濟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制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志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制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制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里根1981年上台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制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里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制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制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覆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制，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里，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制。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覆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制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制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制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覆雜的社會制度因素——戶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制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台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制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制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台，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制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中國社會的人權災難的基本狀態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從幾個輿論熱點說起

在八孩鐵鏈女事件引起的輿論風暴中，有三個人的言論受到特別的關注，並招致了無數的批判和痛罵，他們是賈平凹、王志安、胡平。賈平凹接受采訪談自己作品《極花》中的人物時，一方面責怪被拐賣婦女蝴蝶缺乏防範意識，那麽容易上當受騙，另一方面又說：“這個人販子，黑亮這個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當北青報記者問“您的意思是，為了村莊不消亡，買賣是可以被接受的？”賈平凹並沒有斷然予以否認，而是顧左右而言他：“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說中往往要寫的是感情的東西。沒有買賣自然就沒有傷害。但為什麽打擊拐賣幾十年，還是不能杜絕？這只是表面危機，社會深層的危機是社會結構、社會分配發生變化，產生了很多城市和農村的不協調，導致了各種的情況。”賈的這些言論引起輿論公憤，實在不算冤枉了他，我當時也做了如下評論：

賈大廢人的邏輯與鉛筆社歹徒以及一切極右分子的邏輯有驚人的相似：

——如果不允許拐賣婦女，很多村子就會因絕種而消亡了

——如果不允許雇傭童工，貧困地區少年兒童的命運就會更加悲慘了

——如果不允許工資單方面由資方和企業（所謂市場）決定，農民就連農民工也做不了，只能退回農村刨食了……

另一個引起輿論軒然大波的是王志安的三條推文：“如果尊重婦女的個人意志，讓她們繼續留在被拐賣的家庭，你們覺得單純處罰她現在的丈夫，做得到麽？比如把她丈夫抓起來判三年。這個女的都不幹啊。她會說你們為了保護我的利益判我丈夫刑罰？不對呀，求你放過我們呀，讓我們好好過日子”；“但強行解救走，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娘家人不願意接收，夫家或買家這邊強烈抵觸，甚至全村出來抵抗。社會現實遠比想象的覆雜，不是網上敲幾個字就能解決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很多被拐賣的婦女是不願意被解救走的。我們當年做節目就遇到很多。原因：第一，家鄉比這里窮很多，即便回到故鄉，也會備受歧視，很難嫁出去；第二，有孩子了，無法割舍；第三，丈夫人也還行，湊合過日子是個可以接受的對象。遇到這種情況怎麽辦？尊重她自己的意見，似乎是縱容販賣。”對此我也發表了如下評論：

王局這幾條推文糾纏在一堆漿糊之中，完全缺乏制度分析和國家責任的維度：一胎化計生極度惡化了男女生態、國家對拐賣婦女的嚴重縱容……基於此，一個有文明底線的國家必須彌補自己的過失，在依法打擊拐賣婦女罪犯的同時，啟動對於被拐賣婦女的國家賠償，幫助她們的後續生活，包括經濟補償和心理撫慰。

我的朋友@老是撲空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他說，多數人表達“應該”“必須”，少數人提醒“事實”“現實”。前者正義、美好；後者冷峻、骨感。沒必要互不買賬，更沒必要批發帽子。推動社會未來進步、促成現實問題解決需要兩者合力。做過新聞的人能看懂王局說什麽。我回應他說：我做評論，力求“應該、必須”與“事實、現實”的結合，不喜歡抽象的道德譴責而追求具體的解決方案，也不是一頭紮在事實堆里而不能自拔。正因為我看到並承認他說的那些實際情況，才說出一條走出困境的思路（國家賠償同時開放社會救助），否則，罪犯不能審判、受害者繼續受害、拐賣婦女的鏈條依然如故……

紐約政論家胡平的言論在推特上引發了更加激烈的反應，他的基本觀點是，為什麽有這麽多的拐賣婦女現象？主要是因為一胎化政策造成了3000萬光棍。他引用人口學者易富賢的話說：“1982年人口普查是中國歷史上最準確的人口普查。0-4歲性別比107，略高於正常的102-106；5-9歲106，10-19歲105，20-29歲105，都在正常範圍。說明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前，溺女嬰現象極為罕見，無統計學意義。是計劃生育才導致出生性別攀升，導致光棍危機、女性安全危機。”國家統計局數據也表明，從1950年到1980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一直在正常範圍之內。正是在強推一胎化後，性別比才大幅度突破正常範圍。國家統計局說，“隨著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生育觀念的轉變，出生人口性別比也在下降。” 這等於間接承認，性別比嚴重失衡，首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他推薦的一篇文章也有這樣的數據：“從80年代初期，中國的新生兒性別比就超過正常的上限107，然後一路向上，九十年代攀升到110以上，在2004年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121.18，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就出生121個男嬰。那一年之後，中國連續十年的新生兒性別比，都超過115。這是全國平均數據。放到農村，男嬰的比例更高，有些地方高達140以上。”

胡平總結說：“人們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對人販子的無人性，對當地村民的底層之惡，口誅筆伐。這些批判當然都是正確的，但是我以為我們切不可忘記，導致當今中國拐賣婦女現象惡性泛濫的根源，是中共，是中共強制推行4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胡平之所以強調這一點，不僅僅是為了還原歷史因果關系，也是為了尋找解決拐賣婦女問題的更為公正、有效和全面的辦法，他說：

——我2004年寫文章就提出對三千萬光棍大軍怎麽辦，可是一直到現在都沒幾個人願意思考，只滿足於某個案例曝光後去對惡行譴責一番就算完。如果還不提出解決、至少是緩解的辦法，這樣下去，很不幸，因為中國男女失衡的狀態至少還會持續15年，因此類似的大量罪行在中國至少還會持續15年。

——賈平凹告訴我們光棍村以拐賣婦女才能繁衍這個冷酷的事實。凡有正常心智的人自然想到的問題是，怎樣才能讓光棍村能正常繁衍而不靠拐賣婦女。可是某些人想到的卻是，既然光棍村靠拐賣婦女繁衍，而拐賣婦女是罪惡必須嚴禁，那就讓光棍村斷子絕孫吧。——而就是這些人還自以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呢。

——因為中共長達40年的強制一胎化政策，導致男性比女性多三、四千萬，其結果就是在底層社會造就了三、四千萬光棍大軍，他們的性需求、對家庭的需求，對繁衍後代的需求，都被無情地否認，再對比權貴們二奶三奶小蜜蔚然成風，這個（視頻里的）年輕人居然說那些光棍們活該斷子絕孫。

——中共要強推一胎化，他當然知道那必然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必然造成數千萬光棍大軍，必然導致拐賣婦女猖獗。中共不提出任何緩和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實際上就是放任。很多人只知道在基層官員-人販子-村民這個鏈條上做文章發議論，卻放過對中南海施壓，豈不是避重就輕？

——老話“饑寒起盜心”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真實。那麽這是不是說，人到了饑寒交迫的地步，偷盜搶劫就有理了、就正當了呢？當然不是。尤其是你偷盜搶劫的對象並非掌握不義之財的權貴，而是和你一樣的平民，甚至是比你還弱勢的平民，你的偷盜搶劫就依然是錯誤是犯罪。但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如果一個社會由於天災尤其是由於人禍，致使不少人陷入饑寒交迫，這個社會一定會發生大量的偷盜搶劫行為。在“天災人禍-不少人陷入饑寒交迫-發生大量偷盜搶劫”這三者之間確實存在因果關系。如果你不能克服天災人禍，因此不能減少饑寒交迫，你就不可能減少偷盜搶劫。

胡平挨了無數的板磚，但我是比較讚成他的觀點的，於是接連發表了五條推文：

1、賈平凹和王志安固然應該挨批，但精英們紛紛在“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中，毫不猶豫地選了後者，甚至以此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這令我不寒而栗。這個二選一暗含兩個前提，一是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二是絕對沒有第三個選項了。問題是這兩個前提成立嗎？

2、我當然是堅決反對拐賣婦女的，我只是在深化問題，請大家一起找出解決方案，畢竟讓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也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問題可細化為兩個：政府在這個事情上承擔什麽責任？應該並可以為此采取哪些政策、創造哪些條件？民間社會在這個事情上可以做出哪些貢獻？如果政府不作為，民間如何追責？

3、假定有陳勝吳廣振臂一呼號召光棍階級革命：光棍階級是由暴力計生造成的，我們的貧困是由極權計劃經濟和權貴市場經濟對農民的漫長剝奪造成的，卻讓我們承擔所有的苦難和罪惡——要麽孤獨終老，要麽犯罪伏法！今認命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處於道德和法律安全地帶的人，如何回答這篇起義檄文呢？

4、對於拐賣/強奸/奴役婦女的現象，予以嚴厲的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當然是正當的，但也是相對容易的，而根治這一現象卻是更為困難的。正如它是由經濟/政治/社會/法律/文化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解決途徑也相應地是綜合的，僅有道德譴責和法律懲罰是不夠的。我的推文只是提醒這一點，辦法得由大家一起來想。

5、你有道德義憤，很好！你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嚴懲犯罪，很好！不過這其實只是不能突破的道德底線。更重要的是，應該追究政府用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與縱容拐賣婦女的雙重責任，建立保護婦女權益和解決光棍困境的制度環境，否則此類現象還會反覆出現。但你在此處圍觀後轉到彼處圍觀，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五條推文也引發熱烈議論，統計一下，有評論328條，轉發202，點讚188。

二、對拐賣婦女現象的幾種分析範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範式

它具有顯隱兩套，顯的一套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然是絕不容忍拐賣婦女，也是要努力、妥善解決3000萬剩男的婚姻家庭問題的；隱的一套是無法明言而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就歷史原因而言，男女性別比的嚴重失衡、3000萬之巨的剩男光棍的形成，主要是將近40年的暴力計生造成的，這一極權主義計劃生育體制至今也沒有被廢止，只不過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壓力下，由強制計劃少生搖身一變成了強制計劃多生而已，這是解決剩男光棍和拐賣婦女問題的巨大的歷史包袱；就現實條件而言，現行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恰好構成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大障礙，真要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與24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無異於左右手互搏，完全亂套了。一個政府要根本解決一個由自己造成的並且其權力和利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其上的巨大的社會弊端和災難，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潛規則就發揮作用了，無非就是一招拖字訣，在瞞和騙有效時無限地拖延問題的解決，縱容和放任拐賣婦女黑色產業鏈條的滋長蔓延，在突發性群體和個體事件曝發時，采取殺幾只替罪羊的應急管理措施來平息洶洶輿論。胡錫進的叼盤藝術最能夠把握這種維穩模式的起承轉合。可以預料的是，徐州豐縣的八孩鐵鏈女事件，在持續不斷的輿論倒逼下，會刑拘幾個罪犯、處理一些官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反正輿情熱點總會轉移，只要沒有有組織的民間力量進行持續不斷的制度性追責，過幾天就會風平浪靜了，況且，我們政府已經依法處理了，還有人要糾纏不清的話，徹底封殺這個話題、解決這些提出問題的人，那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2、毛左、極左分析範式

毛左對於暴力計生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和3000萬剩男這個事實，以及這一事實與拐賣婦女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三緘其口，正如他們堅決否認大躍進造成了3000多萬人餓死一樣，為何？人口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生育正如物質資料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一樣，是極左和毛左的基本信條，為了堅持這一信條，他們不惜否認明晃晃的事實。他們把拐賣婦女歸因於改開以後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又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覆辟的結果。針對胡錫進的“窮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罪惡的源頭……豐縣八孩媽就屬於窮生惡、惡成常的典型情況”，毛左人士直斥其為地主資本家的代言人；針對自由主義者易中天說自由和財富造就了谷愛淩、貧窮和愚昧產生了鐵鏈女，毛左人士指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就了谷愛淩，是剝削和壓迫造成了貧窮、愚昧和鐵鏈女。至於如何消滅拐賣婦女和大規模光棍現象，毛左除了近期內要求當局落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嚴格執行法律外，遠期則訴諸於新的消滅私有制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3、民間極右派分析範式

它們是反體制的，但同時又是極右的，包括自由放任和自由至上主義、極右無政府主義或最小政府主義、諸亞獨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逆向種族主義（中國人性敗壞論、中國文化邪惡論）等等，具體人群有郭粉、川粉、普粉、姨粉、哈粉、土奧、田園基等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是逢左就反、唯右是從、左錯右對、越右越對，在現代世界思想政治光譜上，他們自我定位於極右，左翼人士稱之為黃納粹、華人法西斯。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華裔美籍學者何清漣對我的推文的幾條評論：

——如果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我覺得好辦：

一、提此議者如果是女士，請她率先垂範，學習文革時期主動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那些人不少成了先進人物；

二、如果是男士，先請他動員女兒、姐妹身體力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婚姻本來就是
個人事務。事實上，西方國家不婚族也相當普遍。

——提出這種建議者，比世界所有左派都“進步”。毛左當年改造中國時，強烈反對包辦婚姻，連父母作主都不行。不信請看《小二黑結婚》與中共黨史。西左女權是“我的身體我作主”，自己願意什麽都攔不住；自己不願意，政府別想代替她們作主。因此，提出要為三千萬光棍解決老婆問題的人，超越了共產主義理想。（徐思遠跟推：那個女知青叫廖小東，家境優渥，最終慘死在農村。王江松這蠢貨還是欠鞭子。）

之後，她又在別的地方發推說：美國既是民主政治，也是市場經濟，美國也有很多光棍，男女皆有。美國左派想要政府包辦的事項很多，包括變性費用的支出，獨獨沒想過要政府消滅光棍現象。BTW，美國人口買賣也是地下經濟的主要門類，與販毒一樣。以為民主代表消滅罪惡，只能說是無知；關於是否由政府出面直接解決3000萬光棍婚配問題，談最後一次：沒有政府是萬能的，自古及今，只有蘇維埃政權時期及中共草創至1950年代初，用制度化暴力將強迫（或強搶）女人配婚。時至今天，一邊罵著共產黨，一邊還做著“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新版夢想，那就趕緊表現，加入1950年代以前的中共；不少人張嘴就來：溺殺女嬰只因計劃生育政策，因此才有性比例失調。

另一位與何清漣密切互動而且更加囂張的極右分子徐思遠一路破口大罵：

——羅翔是極少數中國能把法律與自由說的明明白白的人。至於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智障，還是及早準備後事吧，活著都多余。（羅翔：“有作家曾經認為如果打擊拐賣現象導致村落消失怎麽辦，對此我的回應是一句法諺：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實現，那就塌吧。”這句話很像康德引用過的另一句：Fiat iustitia,et pereat mundus. 即便世界毀滅，也要讓正義聲張。）

——太平天國也是男營、女營分開，需要領導允許才可以有夫妻生活。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人的腦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們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體兩面。

針對人權律師王清鵬的一條推文——在我的印象中，中國有拐賣婦女的現象。但是這麽大規模，政府聯手默許、村民多人參與，把被拐婦女折磨成這個慘狀的，還是超出了我的認知。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共產黨政權只要存在一天，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威脅——徐思遠評論說：“看來，在沒有共產黨的時代，中國人是不拐賣婦女兒童的，老舍這個騙子公然撒謊（指《茶館》里有龐太監買媳婦的情節——引者注）。”

著名網紅@五岳散人 的一條推文，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極右分子的觀點：有人問我怎麽看“光棍村”。很簡單啊，滅絕就好了。哪兒有祖宗造孽、後輩不還的道理嘛。量子世界里因果律可能失效，但宏觀世界還是有因果律這件事的。簡而言之三個字：活逼該。

瘋狂的神棍和川粉@詢經問道 則在胡平推下發出歇斯底里的咒罵：我一直沒有對胡平先生做過什麽評論，但豐縣引起的話題我實在按耐不住了。一個自古以來依靠綁架拐賣強奸監禁殺害婦女來維持正常運轉的社會，還需要家庭和繁衍麽？難道不該滅絕麽？支持這樣觀點的人都最好斷子絕孫！願上帝的公義降在你家！

跟推評論的推友有三類，第一類是緊跟在上述四人後邊蜂擁而上的、一些受他們影響的、極右化的中產或小資，他們在胡平和我的推下盡情地發泄其道德義憤：

——好神奇的邏輯啊，光棍村的問題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先把“買媳婦”這個念頭放下行不？你還不寒而栗，我看你為你那些苦難兄弟摩拳擦掌一副準備為他們買媳婦說話的樣子才不寒而栗呢！

——先殺掉女嬰，導致成年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再拐賣婦女，強奸懷孕後再殺掉女嬰，這種惡性循環不該終止嗎？

——像阿Q一樣的光棍的滅絕是普遍現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生物現象。無法解決，也沒必要解決。只是以前是比較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個村子里而已。保護婦女是政府的責任。政府難辭其咎。

——這個案子好像不牽涉計劃生育政策好壞吧？就事論事，犯罪就是犯罪，犯罪就得伏法。即使光棍是一胎政策造成的，光棍也無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人的不幸上吧？

——有三千萬光棍男就必有三千萬女嬰女童被虐殺。那時候你感到不寒而栗了嗎？拐賣婦女和光棍男有聯系嗎？為什麽不提高犯罪成本，不全力打擊拐賣虐待強奸拘禁行為？買賣人口就不應該存在，這把人物品化奴隸化，跟男人沒有關系。

——讓幾千萬連獸類都不如的野蠻邪惡之輩消失在地球上，不僅道德，而且必要！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鎖起來，十幾二十年反覆強暴輪奸至其精神失常，你tm就心安理得了？？？？變態吧！！！！

——在你餓死和吃掉別人之間，你是不是毫無猶豫選擇吃點別人？這村子為什麽男女比例失調？還不是自己重男輕女？這樣的村子散了有什麽不好？要不你把家里女人送給他們繁衍後代？

——光棍村滅絕怎麽了？你可以去外面打工找老婆，你可以搬去別的地方啊！這能成為拐賣拘禁強暴無辜的女人的理由嗎？如果這個理由成立 那任何出於自私目的的犯罪都可以被原諒了！我今天沒錢花了是不是可以搶鄰居的錢來花？我今天餓得快死了是不是可以把鄰居的孩子煮來吃？

——3000萬女嬰被溺殺，你有過不寒而栗嗎？

——讓3000萬光棍滅絕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不就孤老終身而已嗎？能比得上殺害3000萬本該來到這世上的女性殘酷？

——三千萬光棍自行滅絕……你怎麽看出來的呢？比拔掉牙齒剪掉舌尖拴上鐵鏈關小黑屋被強暴了生孩子還慘無人道嗎？你不是蠢，是壞！

——誰滅絕了3000萬光棍？不結婚不生子就叫做滅絕，這世上的丁克和不婚者叫自殺/被殺了嗎？明明是中國人先滅絕了至少3000萬女胎/女嬰，該追究的是真正的殺人！結婚生子不是必須的，也不是必須提出供的社會保障，而且是必須改變的社會觀念及壓力。

——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是人道慘劇？說的好像他們要被集體屠殺一樣，不就是沒有媳婦沒有後代嘛，他們有生之年該怎麽活還是怎麽活，他們肉身誰也滅絕不了，難道有後代大於天？沒有後代的人多了，他們是不是也是自行滅絕，人間慘劇？看來無後為大的落後觀念真是深入人心。

——農村人他媽的本身就是罪惡本身，一直追問制度，你們老左有本事讓全世界人都共同富裕嗎？社會本身就是這麽運作的，就是分層的，分層不代表可以去虐殺女嬰，然後現在刷光棍就他媽的開始說買賣婦女是有制度原因的，要臉嗎？

——請問你到底要到什麽歲數才能摒棄政府是用來“管”人民的這種儒家思想。人民不要宏觀敘事，不要毒雞湯，只要自由。三千萬光棍不是巨嬰，不是小人，不是子民，他們的生活、身體不需要統籌規劃安排。而是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過著自己的意願生活。

……

以上基本都是右憤，完全不講邏輯：從我們主張需要解決3000萬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這個前提出發，怎麽能夠推出我們就主張可以和應該通過買賣、綁架、強奸婦女來滿足這些男人的結論來呢？我們也跟你們一樣堅決地反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並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啊！原來在你們的二極管腦子里，要麽3000萬剩男光棍只能孤獨終身，要麽就只能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權利和需求！對我們來說，尊重女權是不言而喻的底線和絕對前提，你們制造和痛打一個稻草人實在跟我們毫無關系。還有，從我們說3000萬剩男光棍是暴力計生的受害者，怎麽能推出我們不知道3000萬溺嬰也是受害者呢？我們所反對的暴力計生，侵害了數億對男女的生育自由、損害了數億懷孕婦女的身心健康，殺害了數億胎兒，逼著老百姓溺死或經B超檢測後引流3000萬女嬰，最後，造成了3000萬剩男光棍，這些是不可分割的罪惡和苦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不亞於那場餓死30 00多萬人的大饑荒的大浩劫！其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豈止3000萬剩男光棍而已！

第二類推友則相對比較理性，他們的基本觀點是，拐賣婦女是個法律問題，3000萬剩男光棍是個社會問題，兩個問題不要混為一談，而且在前一個問題萬分緊迫的時候提出第二個問題，至少是沖淡了主題：

——大部分人只是反對光棍拐賣婦女。他們是有同理心的人，不忍現實對被拐賣婦女的侵害繼續發生。如果非要二選一，當然選擇後者。如果有其他選項，第一個選項也必須包括，而不是單一互斥選項。不過，其它選項很可能超過了短期內能解決的問題，反而導致包庇和縱容人口買賣了。

——我不明白什麽時候傳宗接代成為一項基本人權了。這種繁殖癌背後其實多是對老無所依的恐懼，應該重視養老問題這是社會保障的問題，而對買賣人口應該零容忍。

——村落只是人的聚集地，反對的是拐賣這個行為，光棍們是有主動性的，他們可以窮盡辦法在拐賣之外的方式去解決自已的個人問題。如果最終有光棍沒有任何辦法，那這樣的光棍村消亡只是必然發生的客觀現象而已.。至於光棍為什麽成為光棍，這是另一個議題。沒必要混為一談。

——華人不講邏輯的又一個例證。首先面對的應該是：拐賣、非法拘禁、虐待婦女犯罪。至於如何應對男女比例失調，光棍村的問題，應該是另外的話題！跟前述犯罪混為一談，不是邏輯混亂，就是心眼大大地壞了！

——如何打擊拐賣婦女犯罪行為？如何解決光棍村打光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能扯到一起議論，兩個問題沒有交集，不構成法律意義的因果關系。（因各種原因）打光棍不是拐賣婦女的理由，即使光棍村斷子絕孫也不允許拐賣婦女，這是法律規定。拐賣婦女屬犯罪行為必受法律制裁，用法治解決法律問題。

——胡平老師，您與他人的分歧並非應否解決光棍問題，而是討論的焦點放在何處的問題。就徐州八孩母一案，其首先是突破人類良知底線的作惡，因此，多數人當前的關注點放在公平正義和善惡的討論。至於發生這類惡性案例的社會背景，也就是您說的三千萬光棍這個延伸社會問題，應該放在以後討論。

這些推友的問題是割裂了法律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關系。目前解救八孩鐵鏈女固然是最緊迫的問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探討更深層和廣泛的問題，要知道，拐賣、綁架、拘禁、強暴婦女的土壤和根源不鏟除，還會連綿不絕地出現更多的八孩鐵鏈女。僅僅依靠網絡輿論，也許可以解救個別的受難者，卻不可能解決整個上述對婦女的犯罪問題。

幸好，還有第三類推友，雖然人數不多，但具有清醒的認識：

——幾千萬光棍如果任其自生自滅，不知道會產生多少殺人犯強奸犯變態連環殺手或恐怖分子，僅僅從功利的角度，底層民眾不能被忽視，否則整個社會買單。反對拐賣婦女和關心底層民眾根本就不沖突，後者做好了反倒能支持前者。不販賣婦女必導致光棍自生自滅或關心光棍就必導致拐賣婦女，純粹是腦殘或帶風向。

——“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都是混蛋邏輯。一個不小心在網上說自己早餐吃了包子，都可能被監視追蹤，如此普遍的人口拐賣，政府卻視而不見。另外，一個政權建政已70年，卻還存在如此普遍的貧困，並且這種貧困很大程度是由罪惡的戶籍制度引起，並將這種貧困固化。

——光棍村的問題上，主要責任在政府，次要責任在家庭，以及光棍們自己。但在購買婦女問題上，光棍們的家庭，他們自己，都應承擔主要責任，地方政府，警察們也是同案犯。擋國政府沒有像對待那些批評當局的人一樣認真對待拐賣婦女兒童事件，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婦女兒童權益受害現象。

——胡先生當然是尊重女性意志的，也當然是反對非法的人口買賣的，這和解決單身漢婚戀問題不矛盾啊。為什麽那麽多人誤讀？不過是呼籲大家正視這個問題，從根源上人性地解決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讓單身漢永遠單身漢，這要怎麽才能做到？不又要動用權力去宰制他人自由了嗎？走到了諸位痛恨的專橫權力同謀。

——華川粉喜看光棍村自生自滅，甚至主張“核平文明窪地”一點都不奇怪。但有些朋友不察這場討論隱藏著極右陷阱。當駱駝的鼻尖出現，我們毫不在意，但它龐大的身軀馬上就會鉆進帳篷。對偽裝在異見袈裟後的納粹分子，當時刻保持警惕。他們是這國未來的恐怖分子。

4、憲政民主分析範式

憲政民主範式本身又包括憲政民主右翼（中右）和憲政民主左翼（中左）兩種範式，根據我的了解，胡平屬於中右/自由主義，而我屬於中左/社會民主主義。上面提到的第三類推友都屬於或偏右或偏左的憲政民主派。這兩派之間有很多不同和競爭，但有兩點是完全一致的：堅決反對極右或極左的極權專制，堅決尊重憲政民主的共同規則和基本框架。面對來自何清漣等極右派的洶洶進攻，我回了兩條推文：

——來看黃納粹華川粉的一貫邏輯：左就是極左，要求追究政府暴力計生造成的惡果就是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婚姻是個人事務，光棍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與政府無關；你們左派非要強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那就讓你們或你們的姐妹女兒率先垂範……一幫極右垃圾在這個推下集體發泄對光棍的仇恨！

——連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這一基本事實也敢否認，把光棍之成為光棍、窮人之成為窮人的責任完全歸之於他們自己，那還有什麽歷史真相和正義，以此類推，死傷於暴政的數千萬人不就是咎由自取嗎？這不是弱肉強食的社達主義和強盜邏輯嗎？這樣的極右分子還好意思說自己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呢！

我這兩則推文揭示了極右派的三個要害之處：

一是按其逢左就反、中左即極左的邏輯，從我提出的政府和社會應該為解決剩男光棍問題創造有利條件，荒謬地推出政府應該包辦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問題、一人分配一個老婆的結論，紮一個稻草人作為其攻擊目標；

二是學者、公民、政治人物不能提出任何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只要你一提，就要求你貢獻出自己家里的女眷，這真是下流之極，是以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辯論，從而取消了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公共性和可能性，要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對一的私人契約，對於公共討論，是不能直接代入或被代入討論者個人狀況的，比如說我當然不主張違背自己女眷的意志去滿足某幾個光棍的性愛婚姻需求，但並不妨礙我承認和支持他們的合理權利和需求，可以在有其他女性自願同意的前提下得到滿足，如果你說我不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女眷我就不能提出某項公共政策建議，你就是在耍流氓，你就是一條咬人的瘋狗，根本沒有資格與我討論公共問題；

三是為了維持和固守其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執念，不惜否認極權政府的暴力計生是制造3000萬剩男光棍的主要原因這一客觀歷史事實，並舉證說中共建政以前，就存在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的情況，因此3000萬剩男光棍與暴力計生沒有什麽因果關系，以此證明，不管是極權專制政府，還是憲政民主政府，都不能包辦個人的性愛婚姻事務，而且即使是憲政民主政府，只要包辦個人事務，就一定會變成極權專制政府。極右派完全無感的是，包辦個人事務固然是極權專制政府的特征，但一個憲政民主政府，卻既有責任也有能力，為那些由於並非自己原因造成的、個人無法擺脫的困境，創造一些有利的制度條件，而不是聽任那些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掙紮在困苦的深淵。憲政民主派為何要追問“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暴力計生”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是出於知識論的誠實，還原歷史真相，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本來任務之一；

二是從源頭上根治浮現出來的問題，提出綜合性的治理方案；

三是確定歷史和現實責任，承認3000萬剩男光棍首先是無辜受害者，政府和社會對他們陷入的困境也有解救的責任。自然，受害者絕對沒有用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等違法犯罪方式滿足自己基本需求的權利，對此類行為和責任人理當予以嚴厲懲治，但不能因此就說3000萬人孤獨終身，或者是他們自作自受的結果，或者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的、人力所無可更改的命運。

我說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或許有點誇張，但聽任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人口數量的男性群體不能實現甚至是被剝奪性愛婚姻權，這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人道主義災難，也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須知這些人不是木頭，他們當中的少數人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形成拐賣婦女的黑色產業鏈條，多數人出於自我道德要求或懾於法律制裁，只能默默地忍受孤獨的命運——但他們的沈默、他們被視作窩囊廢的羞辱、作為異類被歧視的屈辱、作為失敗者被拋棄的痛苦/憤怒/怨毒/仇恨/絕望，也會給他們身邊的環境和整個社會投下濃厚的陰影。有人說，性愛婚姻權不是像人身自由那樣的基本人權或天賦人權，光棍就光棍，讓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說的好像自己永遠不會成為光棍或者即使成為光棍也心甘情願一樣。

自有人類以來，食色性也，性愛/婚姻權和生存/生命權，就是兩大基本人權，其與財產權、安全權、人身權、人格尊嚴權、社會交往權、自我實現權、政治參與權、社會保障權等等，構成完整的人權體系。無論我們如何論述各種人權之間的關系，生存/生命權與性愛/婚姻權也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可以說，男女性本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實現，除了自願禁欲者另當別論，對於一般人而言，那就是人性未能得到正常實現，那就是殘破不堪的人生，個人的痛苦自不待言，涉及的人多了，還會影響到人類正常的繁衍。當然，像任何一種人權，這兩種人權的實現必須遵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準則，而所謂道德和法律，無非就是各種人權實現之間以及各人人權實現之間的規則。胡平和我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沒有說過可以不擇手段地實現性愛婚姻權，指控我們主張3000萬獨身男士擁有性愛婚姻權就是為董志民們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以逞獸欲做辯護，純屬不講邏輯，不講道理，血口噴人，栽贓陷害。

憲政民主派還要追問的另一個因果關系鏈條是“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貧窮/貧富兩極分化”。應該說，暴力計生造成了男性多於女性的絕對數量，而貧富兩極分化把這個數量相對固定到貧困男性身上，以至於絕大多數剩男光棍都是貧困男性，拐賣婦女也主要發生在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如果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由於暴力計生造成的多余男性數量仍會存在，但會相對分布到各個階層和地區，而不會集中於貧困農村，那就很難形成頑固不化的拐賣婦女產業鏈條了。

三、化解3000萬剩男光棍、徹底治理拐賣婦女問題的公共政策

如果我們不是執著於不是極右就是極左的二極管思維，那麽就不會出現要麽允許拐賣婦女要麽讓光棍村自行消亡、要麽對3000萬光棍不聞不問要麽由政府給他們每個人分配一個老婆這樣的二難困境，事實上，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在無政府和極權專制政府之間、在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之間，存在著憲政民主右翼（中右）與憲政民主左翼（中左）的廣大空間，可以就這個問題做出廣泛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

率先提出這個議題的胡平說，當今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三千萬，這種巨大的性別差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還將繼續二十年。對於這三千萬光棍的性的需求、家庭的需求、繁衍後代的需求，怎麽辦？我和一些人的分歧說來就在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解決至少緩解，他們則認為，就讓他們一輩子光棍斷子絕孫吧。

他提出的對策是：

（1）允許或默許一妻多夫；

（2）成立正式的婚姻中介，以便規範，加強監管；

（3）對拐賣婦女及虐待強暴等罪行從嚴處理。有網友說還可以再增加幾點：

（4）賣淫合法化；

（5）發展國際聯姻，鼓勵洋妞嫁進來；

（6）徹底廢止計生惡政。更多網友紛紛建言：

——東南亞女多男少，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老撾女孩一大把一大把。搞好跟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促進跨國婚姻，娶東南亞媳婦國家補貼，將城里閒置房罰沒當公租房給他們當婚房，幾千萬男丁的婚姻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倆男子，說光棍問題說了這麽多，沒有一個說到點子上，沒有一個說到“女權的、平等的”解決方法：大力扶持農村女童，從上學到就業都優惠女童，這樣女性收入高了地位高了，父母自然不墮女胎殺女嬰了。江西是溺殺女嬰的重災區，但是茶葉產區，女嬰存活率明顯地高，因為采茶要靠女性。

我記得一項研究，中國農村，女性收入每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女嬰存活率就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來著。所以如果農村女童得到傾斜扶持，女性收入高了自然存活比就高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靠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這樣下功夫提高女性地位，是中共統治者以及很多很多男人不願意做的。

不準拐賣了，光棍村的男人有三個辦法，一，奮鬥上進。二，對女人好，彩禮提高。彩禮提高了農村女嬰存活率自然提高。三，革命。中共就是怕光棍革命，才縱容拐賣，敢拐賣強奸的男人，都是比較“狠”的男人，革命的概率高，所以中共才要以最弱的女人，去給比較狠的男人填坑。

——政府可以普及自慰知識，發放充氣老婆，推廣同性配偶，放開服務產業等等。

——啥叫孤獨終老？城里女性壽命往往比男性長，60歲以上女光棍比男光棍多，為什麽沒人考慮阿姨輩女光棍怎麽辦？你關心的3000萬男光棍能不能去城里找這些阿姨輩們脫單？農村貧窮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但不是他們單身問題！他們並非沒選擇！

——胡老師，我今天突然想起來一點，多出來的三千萬的男性可能沒我們想象的那麽嚴重。只要離婚自由 可以有更多的離婚女性可以重新組成家庭，所以實際上也許並不會形成3000萬光棍，只不過女性會更吃香，離了婚可以更方便地重新結婚。我們要做的就是完善婚姻法律，保障女性的離婚自由和財產，讓更多女性可以放心離婚。

——這個問題主要不是男女比例失調造成的，是女人多愛錢，嫌貧愛富傍大款。官員、富人占有大奶、二奶、小三、四、五……，窮人卻買不起女人。建議國家推出新政策：嫁窮男人的女人有住房、老年保障和醫療優惠，生孩子的還有補助！

——這個問題當然要解決，因為是政府之惡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造成的，但絕不是靠拐賣人口，問題有兩個，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傳宗接代，第一個問題可通過放開性產業和矽膠產業解決，第二個問題可通過試管嬰兒和代孕方式，當然還可跨國通婚，前提是都需政府的大力補助，但政府會主動作為嗎？

——可以考慮跨國調劑。世界上還有大量女多男少的高，中，低端國家。可以通過發展以尋找友誼愛情導向婚姻為目的的旅遊業來舒困。未來利民的民主政府可以對尋偶困難男性提供語言文化培訓，以無息，無抵押，無期限足額貸款對因暴力一胎化受害，尋偶特困男提供特困經濟和婚房資助。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娶新娘。

當然，幾乎以上任何一條建議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反對，比如，針對最後一條，有推友跟評說：“看你們的德性比窯洞那幫流氓能高級多少？都是準備調配女性，分妻制，還未來的民主政府呢，我喝了口水差點被自己嗆了，怪不得你們革命不成功，缺少對女性的尊重，不問女性同意與否，不但分配本國的，還分配全世界女性，你們為光棍的交配和泄欲權真是操碎了心。你們的新頭銜是無產階級配種師！”更多的留言則是要求胡平和我從自己做起，貢獻自己的女眷給為光棍脫單的偉大事業！這些人就不值得與他們計較了。我梳理和總結了一些公共政策，希望它們能夠形成一個邏輯自洽、配套成龍的公共政策組合和體系。

1、經濟政策

——在第一次分配領域，增加勞動收入比重，普及勞資集體談判這種社會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開放工會和農會的自由組織和發展空間，這樣可以提高占我國就業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從源頭上縮小貧富分化，絕大部分農民進入城鎮，絕大部分貧困村莊自然消失，從而實現光棍和窮人的身份分離，大大縮小拐賣婦女市場的需求主體，使貧困村莊無法成為拐賣婦女產業鏈條的核心環節。脫貧以至致富的男性農民和農民工也會提高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也會降低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滿足性愛婚姻需要的沖動。

——倡導和發展窮人經濟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的理念、知識和技術，提供優惠的產業、金融、稅收政策，鼓勵窮人經濟合作互助組織的成長和發展。

2、社會政策

——在第二次分配領域，建立城鄉平等的、一體化的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徹底解決窮人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問題，這樣，所有鰥寡孤獨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終於找不到老婆，也沒有後顧之憂了。

——徹底廢除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居民可以自由遷徙，農村多出的部分男性與城里很難找到伴侶的部分獨身和離異女性可以無障礙地自由結合。現代社會的離婚率和婚外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這種性愛婚姻狀態的流動性，客觀上為農村和城市下層單身男人提供了較多的機會。我昨天理發時向師傅問了他們行業的婚戀情況，他說30～40歲之間單身或離異的男性高達三四成，但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大家也能比較方便地找到一夜情或短期同居的女友，其中有的也可以發展到婚姻階段。

——國家鼓勵民間社會服務組織、性愛婚姻中介機構的發展，對於有效地促進了跨國婚姻、跨地區婚姻的組織和機構，在予以稅收優惠的同時，予以適當獎勵；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還可以拓展年齡相距較大的男女之間的交往空間，提高大男小女和大女小男結合的可能性，只需要適當拉大一點本來就存在的男女婚齡差，就可以讓很大一批男性脫單，多少年以後，又會恢覆到原來比較自然的婚齡差。

3、文化政策

——首先有一個正名的問題，“光棍”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概念，含有明顯的貶意和歧視，“3000萬光棍大軍”這個詞組（能指），包含了有這麽一個固化、標簽化的特定的人群的意思（所指），是相當嚴重的身份歧視，相當於“社會賤民”，這對他們的生存、交往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本文行文上雖然暫時沿襲了這個概念，但強烈建議放棄和廢止這個概念，而改用單身漢、單身男士、男多女少現象等比較中性的概念，這是相關文化政策的一個概念基礎。一個重要的區別是，“3000萬光棍大軍”是一個固化的群體，而3000萬富裕男性或單身男性卻帶有很大的流動性，從前的已婚男士很可能成為單身男士，而從前的單身男士很可能會成為已婚男士，其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政府和社會組織倡導和普及性愛和婚姻的多方面（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的知識，讓每一個單身男士意識到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和關系中的三個大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而不是茫然無知地隨波逐流或誤打誤撞。

——政府和社會組織也要倡導和普及單身文化，搭建單身男性、單身女性的精神文化交流平台，引導那些自願單身或被迫單身的人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出單身人生的精彩和幸福。應該讓單身人士享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資源。

4、政治決策和法律規制

——要有一個對於3000萬單身男士的性愛婚姻負有一定國家責任的政治共識和政治決策，這當然不是運用行政權力強制婚配，而是提供上述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和相關法律，拓寬單身男子性愛婚姻的機會、可能性、空間和平台。這不僅是對他們作為暴力計生受害者的一種歷史補償，而且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考量，即如果對他們不理不睬甚至歧視擠壓，必將導致其個體的和群體的反彈，從而產生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要真正嚴格執法，依法懲治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的犯罪行為，單是這一點，就至少要求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如胡平所指出的，之所以出現有法不依、執法嚴、違法不究，一是因為出現了“村莊—人販子—基層官員保護傘”的黑色產業鏈條，二是因為中央政府對這種不直接危及統治的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是維穩體系的基礎和第一線，中央政府也不敢得罪。雷洋事件就是一個明證：數千警察一跺腳，中南海也要抖三抖，最終對當事人只是輕判了事，估計八孩鐵鏈女事件的結果也會差不多。

——對於性服務和性用品產業、同性婚姻、一妻多夫、試管嬰兒、代孕等業已存在的現象，一方面放寬法律限制，允許其合法存在，並保障其從業人員或當事人有關民事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也加強法律監管和規制，使之在公開的規範和陽光下運行，一旦出現誘騙、強制和暴力傷害婦女或性伴侶的情況，及時依法予以懲治。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的這些看上去很好，但中共政府大概率不會接受和采用，所以說了也白說。 我認為即使白說也要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就是研究社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至於當政者是否采用，那是他們的問題。此外，每一個追求自由平等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學者、公民、異議人士，都有權利和義務為收拾和重整中國這個爛攤子、為解決所有重大的社會問題（三農、勞工、環保、塵肺等職業病、民族沖突、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經濟和政治、國際關系等等）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並達成憲政民主共識，否則民眾憑什麽相信你們呢？一天到晚高喊反對、打倒、推翻、消滅，你們就能引導人民走出埃及，劈開紅海，到達流淌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嗎？

工人階級談經濟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志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覆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制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制，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注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注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制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制，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中共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著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著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著，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著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著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麽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著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貍的區別就只在於海貍是披著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貍。」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系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著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麽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麽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著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著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但這一關系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系，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著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麽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余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雇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系———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雇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著「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中國經濟社會的本質

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零八年以來，全球經歷了壹場嚴重的經濟衰退危機。但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卻壹支獨秀，據世界權威的經濟部門預計：近年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達百分之九左右。習近平上臺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也達百分之七左右。而據中共各地方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不止百分之七，或許百分之九都綽綽有余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共幾乎沒有多大的影響。這讓西方壹些研究了壹輩子經濟的權威、專家們大惑不解。

　　當年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拒絕中國各大中央媒體的專訪，專門指定地方媒體《南方周末》接受專訪。讓世界驚訝的是《南方周末》在對奧巴馬進行專訪後不敢全部刊登訪問內容，而是開了壹個大大的天窗，天窗中有幾個醒目的大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

　　但是讀懂中國談何容易！不但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讀不懂中國經濟，就是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直到黃土埋到脖子上的中國人又有幾個人能讀懂今天的中國經濟？

　　如果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用西方的經濟規律來看待中國的經濟肯定會走入誤區。壹個西方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中國的經濟，只有來中國生活、工作二十年以上，從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入手，才能最終搞懂什麽是“中國經濟”。

　　如果壹個前蘇聯的經濟學家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肯定幾十年也研究不出壹點名堂來。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被斯大林、毛澤東之類的鐵血統治者們方方面面的公有制搞成了壹個僵化的工具，沒有任何的思維能力。

　　如果讓今天中國的共產黨的“經濟學家”如茅於軾、張維迎、厲以寧、吳敬漣之流來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他們除了唱贊歌外，什麽也不會說。因為他們早已被中共的極權統治和金錢收買政策所奴化，變成了壹群犬儒。

　　正如很多文科畢業的博士生鮮有好的文學作品問世壹樣，從中共經濟學院畢業的經濟專家其實也對中國經濟完全搞不懂。或者搞懂了而不敢說出來。因為他們壹但說出實情，中共就會砸爛施舍給他的金飯碗。

　　研究中國經濟並不需要多少經濟理論，因為世界現有的所有經濟學理論都不能描述中國經濟興衰成敗的規律。壹個正常的人只要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懼任何權威，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敢說真話，他就完全有可能成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雖然這壹類人名不見經傳，但他們的真知灼見壹點也不會比那些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們差。

　　我在中國土生土長五十多年。經過對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深入細致的觀察和思考，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發表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獨家看法的系列文章。暫定名：巴山老狼《中國經濟學》研究系列。如果老狼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說得有道理，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那麽老狼就自封壹個“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和“中國經濟學家”。

　　我期待與世界、經濟學界的專家們，中國官方認證的經濟學家如吳敬蓮們壹道對世界獨特的中國經濟進行壹番共同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從理論上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較為準確的描述。尋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規律。

　　我認為被共產黨洗過腦的吳敬蓮先生其實對中國經濟並沒有什麽真知灼見。不然中國經濟如此亂象叢生吳先生還要唱贊歌。吳先生不過是奉共產黨的旨意從經濟角度去捧官方的臭腳罷了。只有巴山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獨到思維，才能揭示中國經濟之本質。

　　要談中國的經濟，首先要談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什麽樣的基本國策，就有什麽樣的經濟政策。壹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服務於這個國家的基本國策。

　　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 愚民政策。對中國人灌輸共產主義的壹套歷史、政治觀，用充斥謊言的書籍對中國人進行欺騙宣傳，讓所有中國人對真實的世界不知情，讓中國人認為西方民主是壹套邪惡的理念，讓中國人永遠屈服於共產黨的獨裁和專制，讓中國人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救世主，讓中國人從小就認為中共有權力淩駕於中國、中國法律、中國社會和所有中國人之上，讓中國人知道不服從中共的獨裁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

　　二、 官員世襲。官員的兒女永遠是官，農民的兒女永遠是農民。中國人做官的途徑是靠上級選拔，上級官員在提拔下級官員時首先把上級、上級的上級的官員們的兒女作為選拔的重點，例如前中國總理李鵬的兒子和女兒當上了大型國企的老總。

　　三、 讓官員及其親戚兒女先富起來。讓他們最先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今天中國億萬富翁中百分之九十是高幹兒女和親友。

　　四、 對普通的中國民眾要用宏觀的調控方法，盡量把他們手中的余錢收到政府手中供政府揮霍消費。搜刮民眾錢財的主要手段是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高房價、生活必須品漲價……總而言之，中國普通民眾有什麽需求，就從他們基本需求入手把錢財搜刮到政府手中。讓中國的老百姓永遠處於半饑半飽、不死不活、只能做事、不能說話、不能思考、不能反抗的奴隸狀態。確保中國有壹大群世界最廉價的奴隸工供政府驅使，供官商剝削，供外國老板壓榨。例如：今天的中國的農民進入中共壓榨循環機中。農民外出打工，掙的錢再通過醫療、教育從農民手中搶回政府手中。農民們打工，不得帶兒女同行，造就出五千萬留守兒童。當農民工們老了再回到農村中。農民工只為共產黨創造財富，沒有資格享受財富。

　　五、 嚴禁中國人集會結社。懂得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的造反是從集會結社開始的。從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到共產黨的鬧革命，無壹不是從結社、成立組織開始。所以今天的中國嚴禁幾十人在壹起的結社行為。哪怕是在壹起健身、煉氣功和信仰宗教也在嚴厲打擊之列。如對法輪功的鎮壓和對家庭都會的鎮壓。中國憲法雖然有“集會、結社、信仰”之自由，但這“集會、結社、信仰”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如果有中國人要反抗，堅決地武力鎮壓。

　　六、 在對外關系上，只要洋人不威脅我中共的獨裁統治，就盡量讓他們在經濟上得到實惠。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近年宣布對外援助達數百億美元之巨，但許多中國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委內瑞拉壹送幾百億美元、菲律賓去年送了壹百六十多億美元，“壹帶壹路”是向全世界撒錢。汶川大地震，我們的政府卻掛出了這樣壹個橫幅：“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怪政府”，把政府的救濟、救援責任推得幹幹凈凈。中石化以二元四壹升的價格向國外低價出口成品油，但在國內賣給中國人的汽油六元多壹升。有文章揭露：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二十九億美元，同時中石油每年在美國派發股票紅利累計達幾百億美元。中石油在國內的股票從沒見如此分過紅。

　　談了中國的基本國策再說中國的經濟模式。壹個國家的經濟模式是為實現其國家的基本國策服務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是什麽樣的模式？客觀地說，今天中國的經濟模式既不是西方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經濟。要深入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得先給中國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遺憾的是中國這壹特殊的經濟模式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世界的“經濟學家”們還沒有想過要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定義。中共也沒給自己的經濟模式下個確切的定義。筆者在此大膽給中國的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中國的經濟模式乃是壹種“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有經濟”、“權貴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N種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經濟模式是中共在世界的首創，是獨壹無二的。只此壹家。

　　“政府經濟”與“權力經濟”是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有緊密的聯系，但也有區別。舉例說明：政府為發展經濟而搞的投資、賣地、建廠、開礦、建豪華辦公樓……都是“政府經濟”。今日中國政壇以打黑著稱於江湖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大連市長任上提出的“經營城市”概念也屬於“政府經濟”範疇。

　　而政府官員搞的政績工程或為了任期內的GDP的高速增長好向上邀功升官而而主觀決定的投資項目或在統計數字上搞假的就應該算是“權力經濟”。之所以在“政府經濟”後面再加“權力經濟”，是強調官員手中的權力對經濟的影響與控制力。以及官員靠手中權力在本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得到巨大紅利。經濟越發展，官員手中權力所分紅利越多。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頭是“政府經濟”和“權力經濟”。

　　“國有經濟”主要是指國家控制的企業，包括銀行、電力、石化、建築。現在國有企業基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們小金庫。國企與政府在人事方面和經濟方面有理不清的關系。中國國有企業老總隨時可到政府機關任職。例如原中石油的老總周永康後來擔任了政治局常委。政府官員很多財務支出隨時在國企內報銷。

　　什麽是“權貴經濟”？老狼的“權貴經濟”概念指的是壹個宏大的企業雖然是在私人的名下，但與權勢者和官員親戚、後代都有巨大關系的企業。例如：死了的徐明曾經控制的“實德集團”就與權勢者薄熙來有扯不清的關系。“實德集團”就是薄的金庫。想從中要多少錢，只需給徐明打個招呼。薄再用手中權力讓“實德集團”發展壯大。例如民生銀行的大官太太俱樂部。也是“權貴經濟”的典型。還有萬達集團據海外有文章說眾多的紅二代、高官們在其中有股份。這也是“權貴經濟”。

　　“私有經濟”壹般在服務行業居多。但很多的建築私有公司幾乎是政府官員們親戚所開辦。例如重慶市原北陪區區長雷政富，官做到那裏，其弟就把建築公司開到那時，在雷政富任職的地區，大多數建築工程歸其弟承包了。官員通過權力讓其親戚發財，也就是自己發了大財。象雷政富親戚式的“私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占了相當大比例。

　　今日中國的“外資企業”也占了相當大比例。

　　既然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加“國有經濟”、加“私有經濟”加“外資企業”的混合模式那麽今日中國的經濟模式能否實現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取決於中國各級政府和政府的官員決定和外國投資的多少。與西方經濟的市場法則、經濟規律沒有任何關系。所有西方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的任何預言都沒有實際的意義。任何預言中國經濟將衰退或出現危機的說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壹廂情願而已。

　　當今世界有三大經濟模式：壹種是西方市場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經濟，私有企業以市場的需求為主要目標，市場需要什麽就生產什麽。對這壹種經濟模式西方的經濟學家們研究得很是透徹。另壹種是前蘇聯和現在的北朝鮮計劃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不顧市場的需求，能生產什麽就生產什麽，只要按時計劃進行生產就行。第三種模式就是今天中國“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家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模式有市場的因素，但經濟的增長以政府的操控和權力者的意誌為主體。這壹模式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圍繞壹個中心：肥官窮民，確保壹黨政權。

　　今天中國這壹“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的混合模式從某種意義上體現出來的是壹種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思想。為什麽呢？因為現在各地諸侯們在本地發展經濟只考慮本省利益，不從全國大局考慮。這樣每個省的諸侯們就在自己地盤上搞“小而全”、“大而全”。妳外省有汽車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鋼鐵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彩電工業，我也要有……結果是大家壹哄而上，產能嚴重過剩。今天中國有汽車廠近百家，產能達兩千多萬輛。大型鋼鐵企業上百家，產能十多億多噸。就這樣，沒有汽車和鋼鐵的省份還在喊上鋼鐵和汽車項目。前幾年，廣東省擬在湛江市征地二十平方公裏，建壹年產兩千萬噸鋼的大型鋼鐵企業。重慶市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但最近幾年還在大力興建新的鋼鐵企業。

　　不但要“小而全”、“大而全”，還有計有步驟地制造出“經濟圈”。有跨地區的什麽“珠三角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長沈大經濟圈”，“津京唐經濟圈”。各省又依樣畫瓢地復制出四川的“綿德成經濟圈”，湖南的“長株湘經濟圈。”這些都不是市場的決定，而是政府的決定性。中國政府成了經濟發展的主體。

　　在以前的經濟理論中，“支柱產業”是壹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頭，是壹個國家經濟的重點。但筆者文中的“支柱產業”與壹般意義的“支柱產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本文中“支柱產業”的含義是：是由中國政府操控的、能確保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府及官員和公務員們從中受益最大、不受任何經濟危機的影響、並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高速增長的產業就是“中國支柱產業”。這就是“中國特色經濟”。

　　“支柱產業”之壹：“賣地產業”。中共紅朝在毛澤東時代把所有土地收歸國有。農村土地名義上是歸集體所有，但政府有權力隨時征用，溫家寶總理上任後，中國各地方政府發現了壹發財捷徑：賣土地。先把農民的土地以幾千元壹畝的價格收購來，再以幾百萬、上千萬壹畝價格轉手賣給開發商。據中共自己公布的數據：二OO七年，中共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達四萬多億。二OO九年，上海市壹塊百多畝的地皮賣出了十壹億元的高價。估計二OO九年中國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不會少於二OO七年的四萬億。中共“賣地產業”以每年各地政府賣出壹千平方公裏土地計算，現有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可供中共賣九千六百年！再說中共賣地並不是真的“賣地”，只是賣的七十年使用權。七十年後，中共可名正言順地把今天賣出的土地收回來再賣第二次。這“賣地產業”將是中國最大的、長盛不衰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產業。

　　“支柱產業”之二：公款住房消費產業。中國的公務員們住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幾倍的低價分配。以全中國現有公務員四千五百萬計算，每年新召收和退休補充公務員壹百二十萬，壹個公務員分配九十平米住房，每年公務員們“消費”住房壹億多平米。以壹平米市場均價壹萬二千元計算，中國每年用於公務員的住房達壹萬多億元。

　　“支柱產業”之三：公車消費產業。之所以把“公車消費”作為壹個“產業”，是因為今日中國汽車工業主要是為各級政府和官員們服務的行業。中國的公車產業興旺程度如何？有文為證：二OO七年底筆者在《華西都市報》上見壹則報導：四川全省小車保有量六百壹十多萬輛，其中私家車壹百五十多萬輛。也就是說四川全省大街上跑的小車四輛中有三輛是“阿公”的車和出租車。公車和出租車的比例以2：1計算，四川就有三百多萬輛公車。四川有多少公務員？以四百五十萬計算，這不是每三個公務員就有兩輛公務車嗎？四川如此，全國肯定也差不離。在北京、上海等冠蓋雲集之地，公車比例可能更高壹些。壹般私車開七、八年或更多時間再換代。公車怕是二、三年或更短時間就換代。

　　“支柱產業”之四：公款吃喝產業。當今中國壹年公款吃喝有多少？筆者估計不少於六千億元。今天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及鄉鎮凡高檔餐館主要顧客都是公款吃喝的。壹般百姓沒錢進高檔餐館，私人老板也舍不得胡吃海喝，唯中共黨政機關的大大小小官員們才有錢、有膽吃喝。而且越是高檔的越好。

　　“支柱產業”之五：醫療產業。中國自朱基任上搞起了醫療產業化後。中國的醫療產業是高速發展。醫院院長為了多掙錢，藥品壹般都以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患者。幾年前驚爆上海藥品是二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病人。去年又爆出中國以二百五十元壹盒從印度進口的治療白血病藥賣給中國患者達二萬五千元壹盒！壹百倍的暴利！醫院院長又命令醫生對所的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和多開貴重藥品。甚至發出紅頭文件要醫生們面對患者不得壹次把病人治好，要確保病人第二次到醫院就醫。同時院長指使結賬的部門給住院的病人無中生有地“制造”幾倍到幾十倍的醫藥費和治療費。估計今天中國的醫療產業總產值達每年壹萬多億人民幣！醫療產業每年產生的巨額利潤有三個去向：壹醫院領導們分配，醫生分配，還有部分供官員、公務員們的免費醫療。

　　“支柱產業”之六：教育產業。今天中國的教育是壹個包賺不賠的產業。壹個中國人從三歲入幼兒園就得交數萬元的“建園費”。到小學和中學，政府又抓住孩子家長們望子成龍的心理，“制造”出勞什子的“重點學校”、“實驗學校”、“外語學校”、“聯合中學”、“示範學校”，還有什麽“省重點學校”、“市重點學校”、“縣重點學校”、“公辦民助”……之類的東西，每年又是數萬元的高價學費。大學產業更是發展驚人，中國每年大學生的增長幅度世界之冠。現在在校大學生的保有量二千五百萬。以每年每個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平均壹萬五千元計僅大學教育每年的GDP就達四、五千億元人民幣！就是這樣，還有茅於軾這樣的禦用學者鼓吹“提高大學收費標準”！保守的估計中國壹年教育的GDP也達壹萬數千億元！教育產業每年的巨額利潤部分是學校領導和老師們分配了，還有部分補貼官員子女們上學開支。據說官員們子女上學壹般都不會交什麽這樣費、那樣費。

　　“支柱產業”之七：公款旅遊產業。今天的中國旅遊景點的價格至少是幾百元。搞得普通的百姓輕易不敢外出去旅遊景點。同時中國各地黨政大員們動輒花公款到旅遊地“考察”遊玩。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年都有半月的旅遊休假。出外旅遊後回單位報銷。國內玩膩了，又到國外遊玩。中國現有黨政機關人員近五千萬，壹年旅遊費用達數千億元人民幣。

　　“支柱產業”之八：賣房收稅產業。中國政府賣了地後，開發商建房出售，中國政府以收稅為名，對住房課以高額稅。去年有房地產專業人士透露：房價的百分之七十被政府收去了。也就是說：壹個中國公民如果花壹百萬買房，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七十萬左右是政府的收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房價中有四萬元元是政府的收入。中國壹年要賣出多少平方的住房？中國政府壹年住房的稅收中收入達萬億之巨。

　　“支柱產業”之九：公款抽煙產業。今天的中國政府公款抽煙開支驚人。壹個小小的縣政府，居然公開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壹年要抽壹千五百萬元的公務煙！全國幾千個縣級機關，再加上鄉鎮機關、市級機關、省級機關、中央機關，全國壹年公務煙保守估算也有兩千億元！幾年前，全國的高檔煙僅“中華”、“玉溪”兩個品牌，也只有三百多元壹條。近幾年，全國各地的煙草公司動輒搞出壹、兩千元壹條的高檔煙，專供公款消費。以示抽煙者身份與眾不同。筆者有壹醫生棋友，十多年沒見他抽煙，去年高檔煙壹包接壹包。據他說：“不抽白不抽”。原來他從壹個醫生提拔成了科室主任，有資格享受高檔公款煙。筆者在國營企業，有同事沒提拔前，幾十年不抽煙。提拔後每天要抽幾包高檔煙。如果讓他私人掏錢，他決不會抽壹支煙。

　　“支柱產業”之十：印鈔產業。中國印鈔產業發達程度世間少有。這麽說吧：政府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想救市，不敢多印鈔票。得滿世界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錢，美國從中國壹借就是八千多億美元。中國政府要救市，溫家寶壹撒手就四萬億。後來又追加四萬億。其實中國政府年年財政是赤字幾千億，這救市的錢從何而來？還不是開動印鈔機就搞掂了。

　　“支柱產業”之十一：經濟統計數字做假產業。今天中國經濟統計數字水份含量之高是世界之最。各地方官員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隨意在統計數字中把本地的GDP搞大做強。因為GDP的多少與官員的政績有關，更與官員是否升遷有關。如果壹個官員為政壹方，這GDP增長不高，那麽下壹輪中共官員的提拔肯定就沒門兒。所以各地官員就在上報的統計數字上做文章。沒有實際增長的GDP不要緊，只要上報的GDP有大的增長就行。反正上級也不會為驗證GDP的準確性而大動幹戈。這樣虛報統計數字就成了各地政府的日常事務。只要大筆壹揮，這經濟就會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長。據報導：今年壹至九月，各地上報的GDP超出中央政府統計的GDP兩萬多億元之巨。只是這壹“支柱產業”是“虛擬”的。雖然是“虛擬”，但這壹“支柱產業”對中共上層決策者的影響、對中國、世界傳媒輿論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因此在研究中國經濟時得把它作為壹個實在的“支柱產業”對待。

　　“支柱產業”之十二：公路收費產業。全世界收費公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國。這壹產業每年為中國各級政府創造了數千億元以上的凈利潤。

　　“支柱產業”之十三：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壹個新興的、隱性的經濟產業：烏紗帽買賣產業。每年中國要提拔數十萬、近百萬的官員，提拔的程序又是對內、對外保密的，而提拔與否只是上級壹把手的壹句話。由此向上級官員行賄以換取壹頂烏紗帽就成了無數有誌於官場之士的必修課。今天中國的烏紗帽是“不掛牌悄悄出售”，且價格隨行就市。壹頂局長壹級紗帽交易價估計達五十萬。而壹個大都市的市長沒有五百萬難以成交。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對其密友師東兵說：為了當市長花了幾百萬。送了銀子後當官的，上任後肯定又要拼命撈錢。這理由也是現成的：“我為烏紗帽投了資，哪有投了資不想賺錢滴？”烏紗帽的買賣產業所產生的巨額利潤每年至少幾千個億！全部被大大小小手握“烏紗帽派發權”的官員們吃了。隨著中共統治的長期化，這壹產業有越來越興旺發達之勢。因此筆者把這壹產業也列入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壹。

　　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上面提到的產業就會永遠興旺發達，不會受任何經濟危機影響！

　　中國其它的產業如鋼鐵、能源、運輸、建築、國防生產等算是“基礎產業”而不是“支柱產業”雖然其GDP有可能比以上產業高，但總的來說是為以上十四大支柱產業服務的。“基礎產業”因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和其它經濟因素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趕不上前面提到的“支柱產業”。這裏就不壹壹介紹了。

　　中國經濟是如何運作的？對於這個問題有壹個非常簡單的回答：今日中國經濟運作的三大法寶：賄賂、壟斷、漲價。

　　先說賄賂。今天的中國，賄賂已經進入了與經濟相關的每壹個環節，賄賂已經侵入了經濟領域的每壹個細胞，賄賂已經存在於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沒有賄賂，就沒有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轉。

　　銀行對私企提供的信貸，決策者壹般都能得到信貸額百分之幾的好處。私企要貸款得有熟人和關系，或買通政府大員為其撐腰。貸款前私企業主是個奴才，整日裏跑關系找門路。壹但把貸款搞到手，妳就從奴才變成了大爺。筆者壹在銀行工作的朋友為收回貸款不知跑了多少路。但貸出的錢很難收回。中國幾大銀行改革開放後累計壞賬、呆賬數千上萬個億，最後還是政府開印鈔機為其買單。

　　對壹般的生產企業而言，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八十的產品找不到銷路。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廠商將面臨倒閉的危險。

　　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及建築業成了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下面就以房地產建築業為例剖析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

　　在建築工程的招投標中，壹個建築公司想中標壹個工程，得給有決策權的人送壹大筆錢，這筆錢的數量壹般是中標工程標底在百分之八到十。如果決策人想讓自己的熟人或親朋中標，這很容易的了。只需要熟人或親友找壹個有資質的建築企業掛靠壹下。親朋好友中標後或自己當老板自己幹。或轉手給其它建築隊，自己吃中價費。據報導：山東某市委書記把本市的所有建築要程全部包給了自己的親朋好友，幾年下來，這個書記與他的親友身家就達數十億元之巨。

　　生產廠商如電梯和工程機械生產公司向建築企業推銷自己的產品，相關決策人員有五到十個點子。建築材料商向施工項目部推銷鋼材、水泥、河沙、碎石等材料，得給簽字者五到十個點子。

　　其它如政府采購。決策者或經辦人將會得到有五到十個“點子”（即百他之五或百分之十。下同）的回扣。醫藥代表到醫院推銷藥品，決策者和醫生都將得到高額的賄賂回扣，其“點子”在二十以上。

　　這麽說吧：在中國，只要妳的產品不是在商場或超市貨架上公開出售的；不是國家指令性要生產並購買的，不是生產軍工產品的，就必須送給決策人員十多個的點子才銷得出去。這已經是中國市場的“行規”。這壹點，外國廠商是深有體會。前不久，美國國會調查美國公司在中國行賄的事就是證明。如果美國的廠商在美國靠行賄推銷自己的產品是要判重刑的。但美國公司到中國來也只得適應中國國情，給相關人員五到十個點子的賄賂。否則妳的產品質量再好也沒有銷路的。

　　再說壟斷。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基礎產業又以壟斷經營為主，如鐵路運輸、電信、電力、石化、聯通……等。這些企業依仗其壟斷地位以高於發達國家的價格進行經營，且編造出無數的圈錢理由搜刮民眾的錢財。如中國電信十多年前電話座機壹部四、五千元的座機安裝費；電力公司隨意提高電價；中國的汽油價格比美國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移動、電信收費價格遠遠高出世界其他各國價格。中國的電費想怎麽漲就怎麽漲。中國的壟斷企業因有國家政權的強力支撐，自然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處於強勢地位。

　　用壟斷經營的高價位賺民眾的錢來補貼政府的開支和用於向世界撒錢。中國人抱怨中國的油價比世界其它國家都高。其原因在於中國有大量的公務用車，公務車耗油的錢得讓百姓們買單。還得向美國的中石油股票股民分紅，自然這油價就高。中國人抱怨中國電信的話費收得貴，殊不知政府機關的無數電話開支費用也得從百姓身上賺取，這話費當然就貴。

　　再說漲價。中國政府為了搜刮百姓錢財，最常用的手段是讓百姓手中的錢不斷地貶值，讓物價飛漲。政府讓物價上漲時采取的辦法是“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等老百姓睡壹覺醒來後，才發現物價已經上漲三十個百分點。物價上漲後，政府大官員又出來大吵大鬧要“控制物價漲幅”，他這個“控制物價漲幅”不是讓上漲的物價降下來，而是物價上漲百分之三十後，暫時不再漲。或再漲百分之十後，政府就說是：“物價漲幅放緩”。這樣壹來，政府是當了“漲價”的婊子後，再為自己立了壹個“控制物價”的牌坊。這幾年中國政府搶錢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中國物價上漲的周期是越來越短了。九十年代物價是五年左右上漲壹次。進入二十壹世紀後大約兩年就上漲壹次。漲價最快的是房地產業，只幾年時間就上漲了五、六倍。其它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副產品上漲達二、三倍。

　　中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壹直是困擾在中國人心中的壹大難題。從理論上講，中共從其馬教的基本教義出發，確定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按官分配”。從公開的工資單上，壹個單位的最高級別官員的工資是最低級別普通員工的五到六倍。而實際上遠非如此。

　　中國財富分配的多少基本是按以下順序排定坐次。

　　壹、官員階層。在中國各個階層中，黨、政機關領導人員除享受數倍於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外，還有各種高額補貼。如每月六、七千元的公車補助。更有無數的灰色收入。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落馬，查出其有億元的身家。錢從何來？讓人悲哀的是文強落馬不是因其貪污，而是因其“涉黑”。若文強不“涉黑”肯定沒事。如今中國有多少官員身家沒有千萬的？筆者有壹熟人是某縣民營企業家。據他說：壹個縣委書記，壹年收入至少五百多萬，五年壹屆下來至少有幾千萬。縣裏的大、中型民營企業每年都得給相關縣領導送錢。送錢多少以官員級別而論。如果不送，縣委書記壹句話，就能把妳的企業搞垮。壹個縣委書記相當於在本縣內所有的私營企業入了幹股，到年終只管分紅。其他市級，省級官員呢？中央級官員呢？

　　二、國企老總。地方官員生財有道，國企老總們也有辦法。本來國企老總公開的薪水是普通員工的十倍左右，但不滿足。要想其它辦法。中國平安保險公司老總自己給自己定每年六千多萬的年薪！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應聘到平安保險公司，所簽工作合同是：出去拉客戶，拉到客戶後每壹筆款項提成百分之三十，無底薪。工作兩個月下來，壹個客戶都沒拉來，薪水沒掙到壹分錢，自己倒貼三千元進去。

　　國有企業老總們洗錢是行家。某國企很有錢。經理和黨委書記把幾千萬元投入自己熟人開的公司搞“合資經營”，幾年後，這個公司倒閉，幾千萬元泡湯。國企老總們只要稍動腦筋，就能輕松地把國家的錢劃進自己的腰包。

　　三、大學教授。八九“六四”後，中共對知識分子采取收買政策。大學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們除了每月發放壹、兩萬元的薪水外，還放手讓他們的搞各種培訓班掙外快。壹年下來也有幾十萬到百萬的進帳。如此壹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整體道德淪喪。墜落成了犬儒。當然也有壹大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如郭泉、高智晟等在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吶喊。

　　四、公務員群體。中國公務員收入在中國是高收入群體。公務員收入有地區的差異。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公務員壹般都有壹萬幾千元左右收入。但在內地壹般縣、市只三、五千。個別貧困地區二千多。但仍是當地普通勞動者收入的數倍。公務員不但享受高出普通勞動者幾倍的收入，還有普通勞動者沒有的福利：免費分房、免費醫療、高額養老金。公務員的養老金是普通國企退休職工的三倍以上。

　　五、醫生群體。為了收買醫生群體。政府默許醫院亂收費提高醫生收入，又允許醫藥代表直接到醫院找醫生推銷藥品，讓醫生看病時專開某種藥，壹年下來，醫生也有數十萬、上百萬進帳。

　　六、中小學教師。國家開辦的學校搞起了“公助民辦”，大收高價學費，所收學費校長和教育局官員吃大頭，老師得小頭。為了讓老師心理平衡，默許老師把該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不講，拿到補課時再講，大收學生“補課費”。

　　七、外資企業白領階層。這壹階層收入有數千元到萬元不等。

　　八、壟斷國企職工。中國政府的壟斷企業如電力、電信的職工壹般都有壹萬多元的高薪。

　　九、普通國企職工。在普通國企就職的職工壹般有四千多元到五、六千元。在偏遠山區的國企員工被剝奪得更慘些，每月有兩千元就很不錯了。幾年前陜西某地國企職工鬧事，記者調查時發現這裏工作二、三十年的老職工每月僅六百多元的收入。普通國企現在所有苦、累的事壹般是找農民工幹，農民工在國企每月有七百到壹千多元不等。

　　十、國內私有企業和小商販雇員。這些員工壹般每月有兩千元到四千元不等的工資收入。

　　十壹、在中國被剝削得最慘的當數農民工群體。現在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幾乎所有的臟、累、苦活全是農民工們在幹。外資企業也專門找只幹活少拿錢的農民工，以降低生產成本。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沒有農民工，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但他們每月薪水十幾年如壹日只有五、六百元。中國對農民工的剝削之慘烈世間少有。農民工除拿世界最低的工資外，中國政府把農民工當下等人看。他們在壹個地方打工，身份證是沒用的，得花錢買“暫住證”。中國政府不準農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教育把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造就了世界獨壹無二的中國幾千萬留守兒童！農民工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更掙不到購買壹套城市住房的錢。壹個農民工在壹個城市打工幾十年，除去生活開支外，最多有幾萬元積蓄。這幾萬元還得應付政府的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回自己的農村老家。農民工在中國社會是處於最底層，他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鮮血。

　　中國的執政黨手中有壹個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中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時髦的說法就是“公務員”。他們是壹群無所事事的、專吸民脂民膏的、比普通勞動者收入高出十倍以上的、享受著普通勞動者所沒有的驚人的高福利群體。

　　說他們無所事事，因為他們上班時間多數是在上網打遊戲。筆者在棋園認識壹位處長級公務員，此人每周五天工作時間有四天的下午泡在棋園下棋。因為上班沒多少事。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那是令祖宗幾十代臉上都光彩的壹事。今天中國公務員考試的錄取比例最高達四千比壹！遠比皇帝老兒時代考狀元的難度高出百倍！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政府立馬就無償分配壹套寬敞的住房。就算要付錢購買，也只是象征性付極低費用就得到壹套高標準住房。而普通百姓想買壹套房得花光幾代人積蓄不說，還得向銀行貨款。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的收入就是普通勞動者的幾倍到十幾倍。今天廣州、蘇州、上海……等城市公務員月收入壹萬幾到幾萬元不等，但在那裏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壹、兩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經常出入高檔酒樓、餐廳享受美食。再開張發票報銷。吃兩千元的就開五千元發票。又白吃還白賺。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以經常地花納稅人的錢到風景名勝地免費旅遊。

　　如果妳是公務員，每個工作日都能盡情享受二元錢的“工作餐”。這“工作餐”的豪華程度，在正常餐廳中八十元到壹百元都買不來。

　　在中國壹但成了科室科長或處室處長壹級的公務員，妳就有壹輛免費的公務用車。如果妳的車壹月花銷壹千元，政府至少會補助妳兩千多元。如果妳是什麽區長、市長什麽的，政府會壹月補助妳幾大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沒病時，每月發上千元的醫療補助，局長、區長、市長更有幾千元以上補助。如果妳生病住院，妳的全部醫療費用政府給妳報銷。如果妳是企業員工，對不起妳得自己掏錢買醫療保險。平時有病得全部自己掏錢。如果住院再按比例自己付醫療費。如果妳是農民工那所有的醫療費全部自掏腰包。

　　如果妳是公務員，妳的兒女上學不用掏高價就能上最好的幼兒園和學校。而普通民眾兒女讀幼兒園起，就得交什麽建園費、擇校費、議價費、重點學校高價費。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哪怕妳每月收入壹萬到幾萬元，但不交壹分錢的稅。因為哪有吃稅的人還交稅的道理。如果妳是普通勞動者，那麽妳收入超過了三千多元就得交稅。

　　在中國如果妳是公務員，不用交壹分錢養老金，退休時就有比普通勞動者高出三倍以上的退休金。而在私企和國企的勞們動者得自己每月交錢作自己的養老費。最慘的是農民工群體。他們幹了幾十年的活，最後只有回到自己的鄉下，每月有七十元的養老金。

　　中國公務員有如此超過普通勞動者們幾十倍的經濟待遇在今天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世界文明國家的慣例是公務員的收入是最低工資的兩倍，或者與全國民眾平均收入水平相當。

　　難怪今天中國普通民眾們窮得壹貧如洗，因為中國公務員們靠吸中國人民的鮮血而養肥的！

　　中國現有公務員五千萬多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共預算的壹年開支竟達到二十多萬億元，人均四十多萬！每年到年底，國庫都有幾萬億元花不出去。最後估計是按人頭，以發年終獎的名義由公務員們分了的。據說公務員們人均年終獎金以職位高低分紅，從數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遠比普通勞動者壹年的收入高出許多倍！

　　在中國雖然公務員名義上是在公開招考。這幾年報考與錄取的比例平均達幾百比壹，有的專業更是四千比壹。但公務員不是誰都能當的。沈陽兩個人報考公務員，其考分都是本專業第壹名，但被淘汰。人人都知道中國公務員錄取是有“潛規則”的。如果妳沒有背景，沒有後臺，沒有關系，沒有送銀子，考試成績再好也不行。

　　正因為“公務員”有遠遠超過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待遇和福利，所以中共開始把“公務員”作為壹個獎品，專門獎勵在維護中共統治方面有功的人員。幾年前有壹新聞：中共決定把在新疆騷亂中有功的武警轉業戰士壹百五十八人轉為“公務員”。 當年中國女排奪取世界冠軍時，中共把“烏紗帽”作為獎品，女排隊員退役後幾乎人手壹頂“省體委副主任”紗帽。現在“公務員”的身份又變成了壹個“獎品”，這樣荒唐的事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專制國家裏才會出現！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裏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裏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裏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裏，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裏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著股市的漲跌。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麽“企業重組”；什麽“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麽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復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後，就拉擡股價。當然在拉擡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後，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後，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麽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只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擡，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幾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著，搞什麽“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制著，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後，經許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後又於2015年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蘇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溫家寶當上中國總理後，中國的住房價格瘋漲。從二零零二年至今的十多年間，中國的房價平均上漲達十倍以上！溫家寶是中國房價上漲的政策制定者。

　　中國的房價是如何漲上去的？以南京為例：二十年前、南京房市低迷，房價僅三千元壹平米。但政府阻止開發商以此價格出售。理由是：這個價格低於成本價。因為政府要從每壹平米的售價中提取三千元的“土地價”。在政府的幹預下，南京市房價猛漲到五千多元壹平米。（現在已經達兩萬多壹平米）本來商品房的造價僅每平米壹、兩千元，因政府強行收取高額地價，高額稅收，極大地推高了房價。中國的房地產業成了中國政府的提款機。幾年前有房地產業內人士公開說：房價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政府收走了。可見：房價上漲，政府是第壹推手，受益最大的也是政府。

　　房價的瘋狂讓人眼熱。幾年前在城市附近居住的農民們也打起了房地產的主意。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修房，以村、鎮壹級政府頒發的產權證方式向城市居民出售，其價格僅壹千多元壹平米。統稱“小產權房”。但中國政府把暴利的房地產作為自己的專利，不準農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出售。也禁止居民購買農民的“小產權房”。並威脅說：那是非法建築，隨時都有可能拆遷，沒有任何補償。如此壹來沒人敢買“小產權房”，只有花大價錢買政府與開發商聯手搞的“大產權房”。

　　各級政府是如何操控房價的？第壹步：推高地價。中國政府賣出的土地價格從十多年前壹畝幾百萬猛漲到壹畝地上億！去年底，杭州市土地拍賣會上拍出驚人的天價：如果在這塊地上建房，單是地面價格就達六萬壹個平方米！如果加開發商的利潤，出售房屋時至少得七、八萬壹平方米的價格，否則就沒有錢可賺了。第二步：每年的年初，政府就暗中指令房產商將房價上漲百分之十。房產商找房托演出晝夜排隊搖號購買的鬧劇，想買房的吃瓜群眾壹看這架勢，感覺房價還要漲，再不買就虧壹。也蜂擁而來搶房。政府再宣布“限購”，把上漲了的價格固定下來。真實的情況是房子並沒賣出多少，但達到了房價上漲的目的。到第二年春節壹過，再暗中指令房產商漲價，政府再來“限購”。政府在房價上漲壹事上，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年年重復昨天的故事，導致了今日中國房價高得離譜！

　　推高房價的受益者是誰？首先是官員群體。中國的官員們誰家沒有幾十套、上百套房子？這些房子都不是官員們靠工資買來的，有的是用貪污的錢買來的，有的是用受賄的錢買來的，有的是行賄者主動送的。再就是公務員群體。當今中國的公務員們，他們因有福利分房，壹般都有四、五套以上的房子，房價壹推高，他們瞬間就成千萬富翁！

　　政府反復推高房價的結果是中國的房地產業畸形發展，近幾年來，各地政府大肆圈地、賣地，開發商大量建房。大家壹哄而上的結果是中國存量房嚴重過剩。去年下半年，有報導說：中國現有住房能居住地球上壹半的人口！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住房夠地球三十五億人居住！只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建了幾倍於人口的住房！中國的住房遠遠是供大於求！全國各地出現無數的鬼城：修建無數的高樓大廈卻沒有幾個人入住！但就是這樣，中國各級政府也不會讓房價降下來！因房價壹降，對中國的經濟是壹致使打擊！官員們手中幾十、上百套房產的財富就會縮水。

　　今日中國房地產的現狀是什麽？

　　其壹，這些年，中國政府印鈔無數，各級政府的錢多得花不完，就把這些錢用於大幅度提高軍官、官員、公務員、教師的工資，這壹批人工資調整動輒翻倍。這壹批人有政府送房、有公款吃喝、有公車消費、有公費旅遊、有公費香煙，現在又工資翻倍，錢還真找不到地方花。怎麽辦？那就買房升值。這壹大群體身在中共體制內，深知中共政府永遠都不會讓房價下跌，那麽手中巨額現款用於買房就是最佳的保值、升值辦法。這壹群體手中的余錢數額驚人，這壹群體哪家沒有三、五套到十幾套住房？

　　其二、中國大大小小的上千萬黨、政官員們依靠手中權力公開腐敗，聚斂了巨額財富，再將貪污受賄來的錢財用於購買房產保值增值。今天中國局長壹級的官員手中有幾十套房產已經平常。最近暴光的某官員房產達千多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的房地產是大小官員們用貪污受賄來的錢在支撐著。中國在建的房地產最大的買主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當然還有公務員們。

　　其三、作為壹個中國人，要懂得的壹個基本道理就是“中國的住房不是為普通中國民眾建的，是為官員們和公務員們和特殊利益集團建的。”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八年，現在月收入四千多元。現在成都的房價高達兩萬壹平米，照這樣下去，他壹輩子都買不起壹套房。筆者所在單位請的農民工，月收入僅壹千多元，只夠生活。筆者在成都棋園喝茶，棋園的服務員壹月僅壹千七、八百元。買房對他們只是天方夜譚。不但低收入群體買不起房，就是中等收入的白領也無力購房。2010年中國科學院發布《經濟藍皮書》中稱：中國85%的家庭都買不起住房。這倒是說的壹句大實話。老狼現有住房六十平方米，還是工作單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再購買的。如果沒有當年的福利房，象老狼這樣工作四十幾年的“老革命”，是無論如何也買不起壹套房的。

　　壹方面房價大幅度上漲，遠遠超過了普通民眾的購買能力，讓他們只能望房興嘆。壹方面已有多套房產的階層在瘋狂購房保值增值。這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的現狀。這是中共當局和中國政府三十年改革開放堅決推行“肥官窮民”政策而制造出來的罪惡！那些手中有數套房產的統治者們再把手中的住房出租給買不起房的打工者，從他們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身上再榨出剩余的骨油。這樣的當政者可謂天良喪盡！

　　但市場自有市場的規律，這規律是任何政府也扭轉不了的。或許五到十年後，中國住房市場上成品房遠遠超過人口需求幾倍，其房價很可能完全崩潰。中國經濟名人馬雲就說過：八年後，中國的房價會如同白菜壹樣的便宜。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理論中，壹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普通人民大眾消費水平的提高。但在中國卻完全不是這樣。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有三大動力：

　　第壹動力：政府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對基礎產業進行投資，比如開礦山、修鐵路、建高速公路、建電站、投資通訊、城市建設、建豪華辦公大樓、建豪華賓館餐廳……等。自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呈大幅度上漲趨勢。獨具中國特色的“豪華辦公大樓”遍及中國大、中、小城市，甚至壹個鄉政府也造出了豪華的“仿白宮”建築，這又使中國的經濟上了壹個更大的臺階。前幾天有報導：深圳市的高樓大廈超過了美國全國高樓大廈的總和！照這樣推算：中國高樓大廈的總數是全世界高樓大廈的總和的百倍以上！這樣多的大樓使用情況如何？只有天知道！如果做賓館，中國壹年有這麽多的遊客嗎？如果做辦公用地，中國有這麽多的“公司”嗎？這樣多的高樓大廈，可能更多的是被官員或他們的情人們占用了吧？或空閒不用？中國政府投資有壹最大特點：只管投入，不管產出。只管砸錢，不管效益。重慶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完全靠政府投資、重復建設，從來不考慮這投資有什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投資後，GDP增長了，官員從中吃了回扣，官員有了業績，官員有上繼續往上爬的資本。至於投資的錢，除了制造出過剩的產能、空置的高樓……還有什麽？倒不如把政府投資的錢分發給民眾還有真正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第二動力：中國每年公款消費的大幅度增長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發展。

　　據報載：某地局長九年來每年都更新自己的高檔公務車。某地局長壹人有七輛高檔公務車。如此以來，中國公款買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多少？

　　中國每年免費為公務員提供住房，多數官員手中都有數套住房。這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

　　中國壹年公款吃喝增長率達兩位數，壹桌酒席的價格動輒幾千上萬，這會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多大貢獻？

　　中國壹年公款消費香煙增長怕不止百分之二十，各煙草企業再開發出四、五千壹條，七、八千壹條的超高檔煙供公款消費，這又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個百分點？

　　中國每年公費出國、公費嫖娼、公費旅遊……這些消費每年的增長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多少？

　　今天的中國，公仆們花納稅人的血汗錢毫不手軟，似乎公款花得越多越光榮，越會花公款這升官的概率就越大！

　　總而言之，中國的公款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大的推動力。公款消費在支撐著中國整個的經濟大廈。

　　第三動力：“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高速增長。教育和醫療是壹個國家國民的“剛需”。中國政府在人民“剛需”上大做文章，想怎麽漲價就怎麽漲價，想漲多少就漲多少！這兩項每年產生的GDP有幾萬個億！也是中國經濟的強大動力！如果中國象民主國家印度壹樣沒有這麽多的公款消費，沒有勞什子的“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那麽中國的GDP可能還不及印度。

　　第四動力：外國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之所以對外國投資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外資的湧入能帶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但外國投資（包括港、澳、臺商人的投資）主要是建立壹些血汗工場，招募中國的農民工們做奴工，農民工每月薪水僅六、七百元。農民工們創造的財富絕大多數被資本家老板掠奪走了，壹部分作為政府的稅收留在了國內。去年以來世界出現了經濟危機，外國投資呈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已有的外資企業訂單大幅度削減，致使中國出口大減。

　　四大動力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中國普通的民眾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很少受益。近三十多年，中國的GDP翻了很多個翻，但中國民眾的實際收入並沒增長多少，生活水平也沒提高多少。在廣東等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們的收入不是增長而是大幅度下降。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幾乎被官僚階層、資本家、外資老板們洗劫壹空。

　　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對於這個問題，世界上的經濟專家們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海外著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何清漣女士曾經發表了《中國經濟是“諾亞方舟”還是“泰坦尼克”號》壹文，認為有五大因素阻礙世界經濟復蘇。這五大障礙是銀行有毒資產（包含壞帳與風險較高的貸款）、銀行監管缺位、大規模失業、世界經濟結構失衡，以及壹些難以預測的因素，如壹波又壹波讓人類頭痛的疫情豬流感之類。而這五大因素中國都有。再加上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不僅低於處於經濟蕭條期的美國（70.1%），甚至低於印度（54.7%）。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中國經濟將成為壹艘“泰坦尼克”號。

　　但老狼對於中國經濟會成“泰坦尼克”號的看法完全不贊同。

　　中國經濟壹方面與世界經濟有千絲萬藕的聯系，世界經濟出現危機中國也會受到影響。但是中國的經濟體系又與世界經濟體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地是依賴公款消費和官員主觀的、隨意的投資行為，這與世界經濟和世界的經濟危機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世界經濟問題專家依據自由經濟規律對中國經濟進行的推論不壹定有實際的意義。中國經濟興衰成敗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中國的官僚體系和政治制度。

　　如果中國現有體制繼續存在，那麽中國的公款消費還會惡性膨脹，官員為滿足私欲而胡亂投資行為還會大大盛行，中國總體經濟還會惡性膨脹。中國的GDP超過美國的目標在十年內就很可能達到。但GDP超過美國只是極權專制者的福音，只是大小官員們的福音，這標誌著中國的統治集團能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中國廣大的人民大眾從這種經濟膨脹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而且由公款消費推動的GDP大幅度上長，只會拉大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多更大地刺激出中國人民對中共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造成中國社會大崩潰和大災難。

　　如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麽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嚴重的下滑。原因是壹但搞政治改革，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有監督權，那麽中國的公款消費就會大幅度下降，隨意投資行為將得以遏制。但人民群眾很可能從中得到巨大的實惠。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問題，筆者認為現在要探索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似乎還不是壹件易事。客觀地說，中國經濟無規律可循。如果某市想提高自己的GDP，只消花幾十億修豪華辦公樓就行。九年前，筆者在網上見壹消息：石家莊市計劃三年內投資壹千四百億建山水城市。仔細計算壹下：二零零七年石家莊市的GDP如果有五百億，可是在以後的三年中平均壹年就投資近五百億，這不是GDP翻了壹番嗎？如果全中國都這樣搞法，那麽中國壹年內這GDP也就能再翻壹番！這樣的搞法有經濟規律可循嗎？九年過去了，石家莊市壹千四百億投資完成了嗎？石家莊建成了山水城市了嗎？完全就是在哄鬼！如果哪天中共想廉潔了，發壹個紅頭文件，禁止公款吃喝，這GDP立馬下降百分之二十。所以要找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是壹件很難的事。

　　老狼的《中國經濟學》系列文章在此就暫告結束。但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研討並沒有結束。如果哪壹天筆者對中國經濟有了新的看法，再提出來與讀者們共同探討。老狼希望自己的文章起到壹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以使有更多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專家和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這壹世界特殊的經濟形態進行研究，用準確的語言客觀描述中國經濟的現狀、發展方向，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規律。

反共事業的演變過程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自從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以來，老百姓壹直生活在災難之中,大躍進致使好幾千萬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農民負擔過重時期，全國各地每年都有很多農民因為交不起稅負被活活的逼死，壹些人甚至被活活的打死；同時，由於中共反“市場經濟”及腐敗官員竊取國有資產而導致很多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崗位被剝奪，下崗淪為無業遊民而沒有飯吃；減免農業稅之後，很多農民的土地經常被強征和搶占，還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強拆，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很多老百姓遭到無端的打壓和流血。




中共及其執法機關“反法律、反法治”的行為又導致了中國大陸無計其數的冤假錯案，很多無辜者冤屈致死、還有很多無辜者在監獄之中煎熬、浪費生命。







作為普通的中國農民，在有著深重“專制獨裁”歷史的中國大陸（也是中國最黑暗的“深水區”），少數和我壹樣覺醒了的人們正在試圖“以法治推進民主”，無奈於阻力太大，中國的民主事業舉步維艱，甚至都很難說是在緩慢向前。







因為中國的民主不僅關系到中國社會的自由和公正，同時也關系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所以全世界正義的力量都應該支持中國老百姓去開創出“以法治推進和實現中國民主”的歷史奇跡；而我們這些代表中國民主的新生力量的公民，如果有了國際社會的幫助和支持我們，就壹定有信心引導和組織中國老百姓開創出歷史的奇跡！







我雖然只是中國普通的農民，但我實踐民權的經歷寫出來不亞於壹部“傳奇文學”，願在此與關心中國民主的各界人士分享我的經歷。

為減輕農民負擔而抗爭




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方勵之先生的言論引發了第壹次“要求民主改革”的學潮。當時我正在本縣（河南固始縣）石佛中學讀高三，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欄目裏了解到科大的學潮後，我異常的振奮！於是我就在本校的中學同學中組織聯名活動，聲援科大學潮，結果被取消參加高考資格並開除了學籍。







回家務農後，1987年年底我到本縣楊山煤礦當礦工下井采煤。沈重的體力勞動沒有壓垮我，我還在思考著如何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







1988年3月份，我在楊山煤礦給方勵之先生寫了壹封信（這封信手寫體原件至今還保存在中共的安全部門），除了表達自己的觀點外，建議並鼓勵方勵之先生繼續發動組織學潮，要求中共進行“民主改革”，我在信中預言“共產黨的腐敗已經令人無法容忍，不久的將來，中國必然會爆發壹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因為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欄目裏了解到方勵之先生被調到“北京天文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我把寫給方勵知先生的信寄給了原科大校長管偉延先生（因為科大學潮的事情，這個時候管偉延先生已經被免去了科大校長的職務），委托管偉延先生轉給方勵之先生。







沒想到這封信被信陽地區公安處截獲，1988年的農歷八月十四那天下午，我和新婚的妻子帶著月餅等禮物到嶽母家（本縣南大橋鄉陸橋村新房村民組）準備第二天過中秋節。不料剛過午夜零點，由當時的固始縣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長高昌峰（後升為信陽市公安局副局長，應該退休了）帶隊的壹夥全副武裝十幾人闖進嶽母家將我抓走。隨後以“收容審查”的名義把我關在固始縣的行政收容所壹個月時間，於1988年的農歷九月十四那天下午放我出來。十六的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再到嶽母家去報平安，走到春樹崗村曾閘村民組（原村支書熊德發房前）的壹片丘陵地，正在秋種的幾個農民（我是玄中村人，他們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已經被放出來了）正在談論我的事情，其中有個人說“聽說這個姓周的有壹支鋼筆是美國給的，只要公安局想抓他時這支鋼筆就響，只要鋼筆壹響他就跑，他跑了好幾次了，這次沒有跑掉”。因為高昌峰等人在闖進我嶽母家之前先到的是我家，我父親是壹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看到壹群全副武裝的公安，嚇得連話都說不好了，帶路的村幹部就找來了我們家的壹些鄰居讓高昌峰等人問話，高昌峰等人問過“周德才是不是經常寫材料、用什麽筆、什麽紙”之類，又當著我們家鄰居的面從我家裏搜出了我的鋼筆和壹些材料，所以我的鋼筆後來就被傳說成了“神筆”。







正如我給方勵知先生的信中所預言，1989年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至2003年費改稅之前，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舉世聞名，中國農民的生存權被普遍的剝奪，生存狀況非常惡劣。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為農民維權，壹直在組織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抗爭，連續幾年組織固始縣農民搞“萬人大聯名”活動、各鄉鎮小規模的遊行活動，以及群體上訪活動。為了不引起中共的地方政府（特別是公安局和派出所）註意，我多次的改名換姓深入到固始縣各鄉鎮，多次深入到與固始縣緊挨著商城縣鼓勵動員農民聯合抗爭。







1998年的秋征開始後，兩個縣農民的“萬人大聯名”活動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壓力，農歷十月二十三夜晚，以固始縣公安局政保股陳股長（陳家福）帶隊的壹夥人闖進我們家將我帶走審查。後來迫於民憤，他們不得不將我釋放。







當時我已經是有了兩個兒子的父親，因為在老家組織農民抗爭而導致家庭貧困，所以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







雖然我人在東莞打工，但我的心仍然牽掛著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和維權。因為我去廣東打工比較晚、加上年紀大而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壹開始不得不到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幹著沈重的體力活，這樣不僅工資低而且時間長，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操作老家農民維權的事情。我意識到要想以“遠程通信”的方式組織老家的農民抗爭和維權，必須先找到壹份好工作，不僅能夠掙到錢、更要讓自己體力輕松、而且還要有空余的時間。2001年7月份，我被應聘為東莞市壹家公司的業務員，我不僅拿上了高工資和業務提成，而且體力輕松還有空余的時間了。我通過公用電話聯系上了固始縣胡族鄉的維權農民鄔文新、張入喜等人。這時商城縣正在醞釀以洪茂先等人為首的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帶動地區性農民群體維權運動，我讓鄔文新到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把情況了解清楚。







因為當時中國普遍性的“農民負擔過重”，所以形成了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農民抗爭，很多組織者遭到中共的打壓和關押；為了推進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運動，必須要保護洪茂先等組織者的安全！







我能夠做到的是只有要讓國內外的媒體壹齊關註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的農民抗爭，所以我多次打電話、發傳真材料給廣州的羊城晚報和南方周末的編輯部，希望他們到商城縣伏山鄉楓樹村、徐堰村進行實地采訪，但沒有用。我只得拜托他們私下裏把發給他們的材料轉發給外媒的記者，只有《羊城晚報》政法部的江小姐答應我想辦法讓外媒關註，其他人後來連我的電話都不接了。







不得已，我只能自己想辦法聯系駐北京的外媒及國際上的人權機構，我先後與駐北京的美國廣播公司齊先生（美籍菲律賓人，2011年退休回國）、駐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中心”的劉青先生、駐香港的“中國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聯系上了。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我把自己組織農民維權的經歷寫成“個人簡歷”與材料壹塊發給了他們，希望他們關註、支持、幫助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







壹邊聯系外媒關註商城、固始兩個縣的農民運動，另壹邊用公用電話建議維權代表們有策略的組織發動農民。為安全起見，我從來不直接打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本人的電話，而是通過公用的磁卡電話（當時的東莞遍地都有）撥打他們鄰居的電話，再讓鄰居找洪茂先等人過來接電話。







2001年10月份以後，在洪茂先等人的組織下，楓樹、徐堰兩個村的農民壹邊派代表輪流的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的同時，幾乎每天（下雨天除外）都有壹百多名有文化而且身強力壯的農民沿著周邊鄉村的公路拉著條幅、敲打鑼鼓的宣讀《中共13號文件》，沿途所到之處招來了很多老百姓的參與和響應。由兩個村這樣帶頭的宣傳活動堅持壹段時間後，周邊鄉村數十裏的老百姓都被帶動起來了。

這樣壹來，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的關註。進入2001年12月份，信陽市公檢法和商城縣公檢法的大批人馬開始每天成群結隊的開著警車到楓樹村、徐堰村強行制止兩個村的農民搞宣傳活動。他們公開的威脅恐嚇兩個村抗爭的農民，兩個村以外的周邊農民便壹齊到楓樹村、徐堰村助威，官民雙方形成了嚴峻對立而劍拔弩張的形勢。




2002年元月2日淩晨的兩點多，老百姓的怒火終於爆發了。兩百人左右的信陽市公檢法和商城縣公檢法被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這些人大部分紛紛開著車跳跑了，小部分來不及上車的便四下逃竄。留下的沒有來得及開走的警車被老百姓推翻砸爛了，這就是有名的信陽市“伏山事件”。




“伏山事件”是農民以暴制暴成功的典範，中國農民的這些抗爭迫使中共後來進行費改稅，直至減免了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風起雲湧的抗爭為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普遍好轉、爭取中國農民的生存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我們固始縣、商城縣維權農民的抗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我們是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發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應該說是“開創了壹個奇跡”！




“伏山事件”發生後，迫於國內外輿論和國內地方老百姓民憤的雙重壓力，中共當局暫時沒敢加害老百姓，也不敢再征收楓樹村、徐堰村農民的任何稅負了。




這個時候壹定要保證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的安全,如果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因此而遭到打壓和關押，不僅會給固始、商城兩個縣的維權農民們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是重創，同樣會給全中國抗爭的農民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創;那麽，全國老百姓抗爭維權的積極性肯定會受到重挫！




因為生活所迫，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隨即到外地打工，他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外逃；但事實上中共當局並沒有放棄對洪茂先等幾個組織者的報復，這壹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必須要有後續行動，進壹步的引導國際輿論追蹤報道“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事實及根源，讓國內外都清楚中共當局才是制造“伏山事件”的責任者，而不是抗爭的老百姓！




我在東莞市當業務員不到壹年的時間裏，多次與海外媒體及人權機構聯系，鼓動策劃了固始、商城兩個縣的農民抗爭運動，由此而引發了“伏山事件”，早就被中共的公安和國安壹齊盯上了。我知道被盯上，但我沒有絲毫的畏縮。當時正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工作的李昌平（之前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因為給朱镕基總理寫了壹份報告《我向總理說實話》在海內外反響很大，也得到了朱镕基總理的認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的熊老師建議我向李昌平尋求幫助，並把李昌平的工作電話及手機號都告訴我了。隨後我聯系了李昌平，希望他就“伏山事件”組織有關的專家學者到河南省商城縣調研，再能給朱镕基總理寫壹份建議“農村體制改革”的報告，爭取中共的高層不要追究洪茂先等人。令我失望的是，李昌平很生氣的問我從哪裏找到他的手機號的，要求我以後不要再打他的電話，免得給他找麻煩等等。後來到2006年9月22日至23日，我在廣州出席“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時曾多次與李昌平照面，但雙方連個招呼都沒有打。




國內媒體、機構靠不住，我只能繼續找外媒了。為此，我不得不從東莞市那家公司辭工，於2002年6月份回到固始縣老家。先到胡族鄉迎河村鄔文新、張入喜那裏，將1998年秋征時葉臺村農民孫元海被打死的照片拿到手，又到商城縣伏山楓樹村呆了好幾天，與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等人（洪茂先當時在溫州打工）收集了很多從土地聯產承包到戶以來周邊幾個村農民負擔（農業稅、鄉鎮統籌、村提留）逐年遞增的原始單據，還有“伏山事件”發生時沒有來得及跑掉的、被推翻的幾輛警車照片等等。然後，我去北京約見了美國廣播公司的齊先生，我把資料、單據、照片親手交給了齊先生，拜托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曝出去。




完成這些事情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高埗鎮應聘為另壹家公司的業務員，此後經常與齊先生電話聯系。就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的2002年10月中旬，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就“中國農民生存狀況惡劣”這壹突出的人權問題向中共交涉，要求中共切實的改善人權狀況；中共不僅不承認事實，還讓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公開發表講話，以“美國無視中國人權正在持續改善”抗議美國政府；為了爭取美國政府不要在十六大召開之時再向中共發難，江澤民隨後訪美並與老布什在圖書館會面，這些中共的央視當時都進行了公開的報道。

為了促使中共進行必要的改革，我準備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組織固始、商城兩個縣的壹些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搞壹個記者招待會，再壹次向全世界介紹壹下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狀況”，我拜托齊先生幫我約了壹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系，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淩晨1點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帶隊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壹百多號人封鎖了“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所在的住宿樓（同在該住宿樓住宿的還有其他公司的人，“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住宿在三樓），當時該住宿樓傍邊的公路邊上停滿了國安和公安的車子。高埗鎮治安隊的人（那時廣東的治安隊員大部分都是無惡不作的匪徒，在廣東找工作的內地大學生孫誌剛就是在收容所裏被治安隊的人活活打死的。）不由分說的把“高藝裝飾公司”的辦公室人員壹個個拽到下邊的公路邊上，有幾個女文員的衣服都沒有來得及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名男性因為抗議匪徒們的暴行而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國安和公安沒有參與打人，但也沒有制止那些匪徒的暴行，他們直接找的是我。他們先仔細看過我的身份證，接著盤問我是哪裏人、在東莞打工有多長時間了、辦沒辦暫住證等等，半個多小時以後國安和公安才把我帶走，直到這時高埗鎮治安隊才饒了其他人，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抵賴！




2003年8月份，我特的打電話給“高藝裝飾公司”的老板李連枝，就2002年11月3日夜晚給他帶來的驚嚇和麻煩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說只要壹提起2002年11月3日夜晚的事情，自己就會“渾身發抖”、“不寒而栗”！







到現在我仍然不明白，當時為了抓我壹個人，中共當局為什麽要搞出那麽大的動靜？







國安和公安先把我關押在高埗分局的黑屋子裏，兩天之後把我轉押到東莞看守所關押了壹夜，2002年11月6日下午安全部的韓處長、廣東省安全廳的兩個國安、信陽市國安局的劉勇、固始縣公安局的楊忠良、樊廣宏把我從東莞看守所押往廣州市火車站，我被押上火車後，韓處長和廣東省安全廳的兩個國安下了火車，再由劉勇、楊忠良、樊廣宏三個人把我押回到老家固始縣，關進了固始縣的行政拘留所。







行政拘留15天結束後，我被信陽市國安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季處長和信陽市國安局副局長潘應明，還有曹思源、劉勇等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劉青等人聯系，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壹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的下壹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他們逼迫我寫出了保證書。

我提出了“壹大壹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能夠善待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府能夠逐步的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小條件是“我希望能夠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於建嶸先生，請教他壹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和多長點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妳們做事”。當時我很敬慕於建嶸先生，覺得他才是真正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於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壹些知名的、有良知的學者，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後來他為保護固始縣農民的土地幫助很大。中共的國安們雖然表面上答應了我的條件，但卻沒有寫保證書給我；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著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憑著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後來的事實證明我與中共國安“鬥智”的決定是正確的。




在中共安全部門的“指導”下，我通過多次與韓東方先生的電話交談而取得韓先生的信任，2004年中秋節前夕，韓東方先生邀請我去香港見面。之後在中共的安全部門安排下，我先後（2004年至2005年）三次去香港與“中國勞工中心”的韓先生和羅先生見面，羅先生分三次匯給我總共不到二十萬元的人民幣，給了我幾萬元的“獎金”外，余下的錢被中共的國安拿去了。




國安拿去的錢為我買來了好幾年的時間，有了這些年的時間，我才能成功的組織了這麽多次的農民維權（還有煙草下崗工人的維權）。 至於為中共安全部門套取的所謂的“情報”，只不過是“中國勞工中心”可以直接對外公開的信息而已。




組織農民土地維權




2003年年底中共實行費改稅，2005年中共免去了農業稅；但從此中國進入到規模化的、不擇手段的強征、搶占農民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制造泡沫化經濟的時代了。




隨著農民抗爭意識的增強和抗爭行動的升級，中共的手段也越來越惡劣了——公檢法執法機關直接淪為官商勾結的暴力工具，同時還公開的操縱扶植黑社會惡勢力為搶占農民土地打沖鋒，全國各地的流血事件此起彼伏，抗爭的農民慘遭打壓和傷害，很多失地的農民們變成了生活無著落的無業遊民。




固始縣縣委縣政府以城區為中心向周邊大面積強征強占農民土地的同時，下邊33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也在爭先恐後的強征搶（強）占農民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從固始縣城區到各鄉鎮都在不斷的發生著不同程度的流血沖突，趙崗鄉農民盧先道土地被強占後吊死鄉政府的辦公室；而坑民害民事件頻發的固始縣居然成為“全國新農村建設的先進縣”！




中共的地方政府壹邊操縱黑社會強占掠奪農民的土地，囤積的土地作為“期貨”並進行公開的“炒賣”；另壹邊實行銀行貸款支持開發商搞房地產開發的“高杠桿調節”金融政策；“掠奪加壟斷”的專制體制硬是把“土地資源扭變成財富後來拉動GDP的增長”，這種繁榮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行為不僅嚴重的踐踏了法律、破壞了法治文明，同時也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市場經濟。




中共所謂的“繁榮中國經濟”無異於飲鴆止渴，必然導致中國的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越來越大，而受害的農民則是高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




2007年6月份，固始縣方集鎮獨山村發生了壹起土地流血事件，沈子明及多名抗爭的農民被黑社會打成重傷和輕傷，維權代表劉西舉、沈子付、沈子剛被公安局抓捕（後被判刑），我實在忍無可忍了，與信陽市的國安們進行交涉，我質問他們：當初我答應為妳們做事的前提條件就是共產黨要善待老百姓，就是這樣善待的嗎？他們竟然不認賬的反問我：妳有什麽資格驅使共產黨呢？流氓無賴嘴臉暴露無遺！




2007年年底，商城縣五橋鄉的農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因為經常上訪被商城縣公安局以“敲詐勒索罪”刑事拘留，我又找到信陽市的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中共的地方政府放人，遭到他們的拒絕，2008年年初，我寫出了壹篇《中國政府只有尊重法律 才能確保北京奧運安全》的文章，公開的在美國的博訊網站上發表,緊接著我就與信陽市的國安們講明，因為妳們（共產黨）違背了當初答應我“善待老百姓和改善中國人權”的承諾，所以從此以後我不會給妳們做事了，妳們想怎麽樣悉聽尊便！




2007年我大兒子參加高考後成績不佳，我壹直懷疑是中共的安全部門搗的鬼，大兒子周劍不得不復讀了壹年高三。







2008年我的兩個兒子要同時參加高考，我們壹家人都擔心中共的安全部門暗中搗鬼，但我仍然沒有放棄營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的事情。







為了營救金榮山、王幼德兩人，我和洪茂先組織了商城縣好幾個鄉鎮的壹些農民維權代表們壹起抗議商城縣公檢法的非法行為，並且輪番的與商城縣公檢法交涉，要求公檢法放人。為了威脅我，2008年5月13日夜晚淩晨兩點多，商城縣公安局國保壹群八個人在固始縣公安局國保隊員朱林翔的帶領下，來到我們家在固始縣慈濟高中對面所租的房子門前，用萬能鑰匙打開防盜門後闖進去。我們壹家4人於睡夢中被驚醒，我被這群“不速之客”帶到了商城縣公安局，他們威脅我說，如果再不放手金榮山、王幼德兩人的事情，政府就不會讓妳的兩個兒子今年高考有好成績，妳想不想讓妳的兩個兒子上大學了？







我對這群流氓們說，妳們今天對我的威脅，恰恰證明我大兒子去年的高考成績不佳原來正是妳們壹夥流氓做的手腳；如果今年妳們再搗鬼，我就把妳們的醜惡行徑公布到國際社會！







這群人見威脅不了我，不得不把我放了。







沒想到2008年高考結束後兩個兒子的成績仍然不佳，是不是中共當局真的向“它們威脅和要挾我的那樣”而做了手腳？以他們兄弟兩人平時的考試成績完全可以考上重點大學，為什麽高考成績與他們平時的考試成績大相徑庭呢？既然上不了理想的大學，那就只能讓他們兄弟兩人讀壹般的大學了！







因為爭取民主、實踐民權，我們家遭受了四次深更半夜被中共的公安和國安非法闖入的驚嚇，“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我個人雖然養成了“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心態和習慣，但我的老婆和兩個兒子他（她）們母子三人心理上、精神上能不能承受了這樣的驚嚇呢？ 所以，我壹直覺得我妻子的心臟病是中共的公安和國安嚇出來的。







金榮山被關押8個多月後以“免於追究刑事責任”釋放。王幼德被判兩年半有期徒刑投進信陽市監獄，因為有病加上獄中折磨，所以釋放後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他臨死時對他的家人們說：就是到了閻王爺那裏也要告！

既然中共這樣打壓殘害老百姓，我就繼續著手組織老百姓維權。為了制止中共“反法律、反法治、反正義、反人權、反市場經濟”的行為，我動員固始縣多個鄉鎮的農民此起彼伏的集會遊行。




2009年春季，商城縣公安局又開始著手報復7年前“伏山事件”的農民維權代表們了，先後抓捕了余弟紅、呂皇銀兩人，我們組織兩個縣的很多農民維權代表多次壹起與商城縣公檢法交涉，要求放人；國內知名的維權律師劉曉原、王全璋等人幫助代理和辯護。余弟紅、呂皇銀後來分別的判處有期徒刑壹年。如果是在“伏山事件”剛剛發生後這些人就被中共當局抓捕的話，刑期肯定不只是壹年。




為了預防不測，我把中共國安威脅我、要挾我為它們做事、還有我三次去香港見韓東方先生和羅賓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講給了金榮山，如果我真的遭到中共的毒手，希望金榮山把事情真相公布出去。




2010年4月4日，固始縣公安局警察公然的與黑社會匪徒壹道強占汪棚鄉大皮村農民的土地，在公安局的指使下，黑社會頭目謝運軍帶著壹群打手準備將我活活打死，後來因為很多農民壹起趕過來才救了我，這就是固始縣有名的“4.4事件”，現在從國內外網站都能搜索到。




我沒有被嚇倒，更沒有退縮，繼續組織農民集會維權的同時，還介入組織煙草下崗工人們的集會維權，公開地在網上發出《維權農民周德才發給煙草下崗工人們的倡議》。




固始縣公檢法執法部門及鄉村幹部們公開的散布謠言誹謗和污蔑我，同時威脅恫嚇維權的農民不要跟我走；但兩個縣的農民及煙草下崗工人對於中共的威脅不予理睬，依然相信我、跟著我繼續維權。政府非常清楚自己早已“失信於民”了，它們自己說的假話、瞎話老百姓不相信，便想出收買利用和我壹塊維權的農民攻擊污蔑我。




2011年8月1日那天，洪茂先和鄔文新兩人壹塊來到我們家吃中午飯，告訴我商城縣公安局有人透露，上邊已經明確指使縣局這幾天對他實施抓捕，今天之所以和鄔文新到我家來，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想辦法救他。從中共要挾我為它們做事那壹天起，我就認真的考慮過了：當局肆意踐踏法律而又毫無道德底線、流氓土匪本性不改，他們遲早會報復我們的，洪茂先我們這些維權代表都免不了牢獄之災，該來的遲早都會來，我只能勸洪茂先坦然壹些，既然敢站出來為老百姓伸張正義，就不能怕中共的打壓！




2011年8月4日的夜晚，商城縣公安局抓捕了洪茂先，我緊接著就與中共信陽市的國安、還有商城縣、固始縣的公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放人；同時我又給中共的國安部寫信，交給信陽市的國安，要求信陽市的國安轉呈它們的國安部；信中有這樣壹段內容：洪茂先的父親曾經是妳們中共的軍人，在為妳們中共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商城縣的戰鬥中炸掉了壹條胳膊，洪茂先本人也是上過越南戰場的軍人，而且是在戰場上申請加入妳們中共黨員的，洪茂先父子兩人為妳們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伏山事件”是因為公檢法大隊人馬搶劫、鎮壓老百姓而造成的後果；為了維護妳們中共的整體形象、制止公檢法大隊人馬的非法行為、維護妳們中共的執政地位，洪茂先才帶領老百姓這麽做的；如果洪茂先對公檢法胡作非為的行為視而不見的話，妳們的公檢法執法部門就會變本加厲的胡作非為，最後必然會走向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到那個時候自然會危及妳們的執政權；妳們這樣打壓陷害洪茂先這樣壹個有良知的中共黨員，肯定會讓更多有良知的中共黨員而感到寒心，只能加速妳們中共的眾叛親離，希望妳們能“三思而後行”！




與中共的國安交涉沒有作用，我只有組織商城、固始兩個縣的農民維權代表們多次壹起到商城縣公檢法要求放人，在把洪茂先及其“伏山事件”的相關事實公開的發布到國內外網站上的同時，我公開的接受了新唐人電視臺的視頻采訪，控訴“共產黨大逆不道、與正義背道而馳”的行為，公開聲明退出中共的壹切組織；商城縣公檢法承受不了洪茂先案子的壓力，便把洪茂先異地關押到潢川縣，洪茂先的案子也移交到潢川縣公檢法審理。




2012年2月28日上午8點多，固始縣公安局國保大隊長馮文剛打電話約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我們倆見面後他說是受上級的安排才約我談話的， 馮大隊說上邊明確警告我不要再插手洪茂先的事情、還警告我必須停止所有組織老百姓維權的活動，並問我個人有什麽要求；我說個人沒有什麽要求，唯壹的要求就是中共執政黨尊重法律、依法行政，善待老百姓、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的人權，立即釋放洪茂先和中國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停止非法強征搶占（強占）農民土地及強拆老百姓房屋的行為。我還就固始縣突出的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盡快妥善處理城關鎮東大店子的土地問題；盡快處理郭陸灘鎮東園村的土地問題；盡快處理趙崗鄉殘疾農民盧先滿的土地被強占問題。




馮大隊說會把與我談話的情況及我的要求如實地反映給上面的，與馮大隊見面後我回到家裏換了壹身衣服，再打出租車去汪棚鄉組織農民集會維權活動，當出租車行駛到城南新區怡和小學門口時，被固始縣公安局刑警隊的警車從後邊追上來攔住，以刑警隊柯連合（我們早就打過交道）為首的壹群匪徒（都穿著便衣而不是警服）不由分說的把我從出租車裏強行拽出來、又強行把我塞進它們的警車裏，再把我強押到固始縣公安局的舊址問話，於夜晚12點之後驅車把我異地關押到羅山縣看守所。




拒絕認罪而入獄




在羅山縣看守所關押期間，兩位知名的維權律師王全璋、龐琨代理辯護我的案子。龐琨先到羅山縣看守所看望我，我向龐琨講明了自己正在拒絕幹活並以絕食抗議，希望他盡快把我看守所“絕食抗爭”的行動發出去，讓國內外關註我的朋友們知曉。




2012年3月30日下午我又被押回到固始縣看守所，隨後王全璋、龐琨兩位律師壹起來到固始縣看守所看望我。我問起洪茂先的情況，兩位律師說洪茂先案子的壹審判決是“三年有期徒刑”，案子正在上訴期間，雖然我們做的是“無罪辯護”，但公檢法肯定不會“無罪釋放”洪茂先的。果然不錯，後來洪茂先被判處有期徒刑壹年。




王全璋、龐琨兩位律師到固始縣看守所會見我時，我把中共國安威脅、要挾我為它們做事等過程簡單講述給了他們，並告訴兩位律師我正準備絕食抗爭。為了預防不測，我口述自己的“遺書”並讓王全璋記錄下來，我希望王全璋想辦法轉達給國際社會，盡快的安排我的家人到國外安全的生活。王全璋當時跟我說，就算妳為老百姓做出了這麽多的事情、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了這麽大的貢獻，但妳跟國安的合作很可能被認為是妳在出賣韓東方他們。




絕食三天後，固始縣看守所副所長張明華用自己的手機把我絕食的情況告訴了王全璋律師，王律師隨後就把我的絕食抗爭的事情發布到了新浪微博，微博內容是這樣的：維權農民周德才看守所絕食抗爭，請關註周德才的朋友撥打看守所副所長張明華的手機（附有張所長的手機號）詢問詳情。







因為這件事固始看守所所長徐建及副所長張明華兩人差壹點受到處分，但他們兩位都對我說“不後悔”！







實事求是的說，代理我案子的律師肯定會遭到中共公檢法的威脅和刁難、甚至是報復，王全璋律師不懼威脅和報復、敢於繼續代理我的案子確實難得。龐律師後來退出我的案子，改由李誌勇律師代理。







開庭的前壹天（2012年6月12日）下午，固始縣公安局的兩位副局長甘海濤、李國平及治安大隊隊長殷慧兵等人特地到看守所讓所長徐建、副所長張明華勸我，只要妳老周在法庭上別吭聲、主動認罪、請求政府寬恕、給黨和政府留個面子，到時候就會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或者緩刑”釋放妳，被我拒絕。







2012年6月13日，我的案子壹審在固始縣法院開庭，我和我的兩位代理律師王全璋、李誌勇的法庭辯護是成功的，固始縣檢察院的潘景亮等三位公訴人被我們駁斥的理屈詞窮、啞口無言，我不構成任何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隨後不久，《維權農民周德才的法庭陳述》就發表到了海外網站。雖然法庭上三位公訴人被駁斥的理屈詞窮、啞口無言，但固始縣法院的壹審判決竟然判處我有期徒刑五年！我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案子的二審由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維權律師馬剛權介入代理辯護；但中共的公檢法卻不予重審，而是直接下達了維持壹審原判的二審判決書，中共公檢法執法機關的“反法律、反法治”醜惡無恥嘴臉暴露無遺！







2012年12月4日我被押往信陽監獄，剛到信陽監獄我又開始了絕食抗爭。入教監區的監區長趙寶臣、副監區長陶勇勸我，陶勇說在監獄死個人根本就不是個事，就是壹個骨灰盒而已，妳有本事就別吃飯吧；趙寶臣勸我說，如果妳是真英雄就應該養好身體，出去再幹。







因為絕食，2013年元月3日我被轉入開封市河南第壹監獄，為了喚醒中共的人性，我仍然繼續絕食抗爭。入監教育隊的大組長朱之霖（加拿大國籍的臺商，以“詐騙罪”判處了15年有期徒刑）勸我不要再絕食，否則就會被轉入到離家更遠的監獄，到時候家人探監也不方便；89年的“6.4”絕食換來的只是共產黨的屠殺，妳在監獄絕食只會傷害妳自己的身體，除此之外什麽用也沒有。







聽從他的勸告，我停止了絕食。2013年春節之後我被下放到14監區勞動，我拒絕到到車間勞動，每天就坐在監管犯人們幹活的獄警房門口。壹個禮拜之後，監獄獄政科便把我轉入到“老弱病殘”的十二監區；其實十二監區的大部分犯人都是健康、能夠幹活的正常人，真正有病的犯人不到壹半，這裏的犯人同樣要幹活的，經常做的活就是粘疊紙質手提方便袋；沒有病的正常犯人大都是關系戶和貪污受賄的職務犯們。







十二監區有三層樓，壹樓、三樓是正常的犯人，二樓是神經病犯人，十二監區的犯人們就在監舍裏裏幹活，少數實在不能幹活的神經病犯人及重病犯人可以不幹活，大部分的犯人仍然是被逼著幹活，特別是那些神經病較輕的犯人們，在正常犯人的強迫、毆打之下，活幹的往往比正常犯人幹的還好。







我被關押在壹樓的十二監區壹分監區，基本上是138人左右（有時多壹兩個，有時少壹兩個），2014年8月份壹樓壹分監區的犯人與三樓的三分監區的犯人調換了。







我壹直拒絕幹活，也沒有犯人強迫我幹活。2013年5月27日那壹天，壹樓壹分監區能幹活的犯人都到監舍後邊挖土和拉土，把挖的土裝上人力鬥子車後拉到九監區（嚴管隊）前邊的壹片空地上，我雖然沒有幹活，但在傍邊看其他犯人們幹活而打發時間。第壹層土挖過之後，就挖出來了很多死人骨頭，壹個叫張明剛的河南商丘市職務犯（貪污受賄罪）被嚇的昏死過去了，幾個犯人趕忙用人力鬥子車把他拉到監獄醫院進行搶救。

當天夜晚我就做了壹個奇怪的噩夢：我被壹大群光著身子、戴著手銬腳鐐、壹齊高喊“冤枉”的人追趕著，正滿頭大汗的拼命往前跑；突然對面出現了同樣的壹大群人擋著了我往前跑的路；我趕忙往傍邊拐，又被同樣的壹大群人擋著了路，我再往另壹邊拐依然如此；最後我就被這些光著身子、戴著手銬腳鐐、壹齊高喊“冤枉”的人團團圍住了；他們便壹齊跪下來向我磕頭，壹邊齊聲說“青天大老爺呀，我們沒有犯罪，求妳趕快救救我們吧！”，我說“妳們找錯人了，我不是青天大老爺，救不了妳們呀！”，他們就圍著我不讓我走，後來實在沒辦法，我就對他們說“我給三位青天大老爺共同寫壹封信，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北京大學的賀衛方、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於建嶸，妳們去找他們求救吧！”；沒有筆和紙，有壹個人站起來走到我傍邊，用嘴咬開了自己的胳膊，他的血流出來滴到了地上就形成壹灘血；另外壹個跪在地上人轉過去身去將後被朝著我，我從地上撿起壹個小木棒，粘著地上的血往跪在我面前人的後背上寫著給三位老師的信，信寫完了這些人才千恩萬謝的離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從我被關進看守所到監獄，遇上了不少冤假錯案，我經常想如何才能把遇上的冤假錯案寫出來轉交到我所尊重的三位老師手裏，拜托他們三位呼籲民主黨派和學術界壹起督促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糾正冤假錯案；經常這樣想、再加上5月27日那壹天看到獄中的那麽多死人骨頭，感覺這些死人骨頭可能是“屈死鬼”的，所以才做了那樣的噩夢。




在十二監區壹分監區關押幾個月後，了解了不少冤假錯案，我就寫出了《拯救中國法治》的文章，委托壹個許姓犯人通過來監獄拉貨的司機轉發給他的妹妹；再由他的妹妹寄給蔡繼明、賀衛方、於建嶸三位老師和其他壹些人，三位老師的手機號及具體安排寫在另外壹張紙上。







看守所、監獄的五年時間裏，我為了把自己寫的東西發出去花出去了兩萬多元錢。《維權農民周德才拒絕出庭及絕食抗爭的聲明》和《維權農民周德才的法庭陳述》兩篇文章是從看守所發出去的，我沒有花壹分錢，現在這兩篇文章從海外網站上還能看得到；而監獄裏寫的東西並沒有發出去，兩萬多元錢是分無數次的犯人購物而被河南第壹監獄利用許姓犯人騙去了。







我之所以找這個許姓犯人幫忙，因為他是專門負責與外面進來的貨車（囚犯們做好的手提包裝袋要運出監獄賣掉）車司機交接包裝袋數量的囚犯，有條件把我寫的文章帶出監獄；其二，據說他在未犯罪之前，他的父親是被公安局警察關押期間打傷了頭部而死的，許會敏為了給他父親討回公道，居然把他父親的頭割掉，背到公安部上訪。許對我說，他有壹個妹妹在洛陽市海關局上班，妹夫是派出所的戶籍警，他妹妹和妹夫願意想辦法把我寫的文章寄到有關人士的手裏。許還把他妹妹手機號告訴了我。當時我也考慮到自己有可能會上當受騙，但為了把中國監獄裏令人發指的冤假錯案披露出去，不得不抱著試壹試的希望。為了讓許把我寫的文字寄出去，我經常打電話向大兒子要錢。







後來壹分監區的壹位有良知的獄警對我說了實話，是獄政科安排許騙我的。那監獄獄政科後面的真正操作者肯定是中共的安全部門。 許姓犯人不僅因此立功減刑，後來還當上了壹分監區囚犯們的大組長。

從欺騙和套取我兩萬多元錢的這個事實可以進壹步看清楚當局是如何無恥下作！ 那個時候我小兒子正在江蘇科技大學讀最後壹年，我大兒子參加工作不久，在杭州市保險公司上班，每個月就四千多元錢，除掉生活和房租外基本上無剩余了。兩個兒子的媽媽還有病需要治療，為了給我往監獄裏寄錢，大兒子只有向他的同學借錢。 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我們壹家人遭受了中共的嚴重迫害！

極權中國的稅收制度

作者 金劍平 寫於 二零一六年




雖然中國沒有西方國家的高福利，但是中國人卻背負了比西方國家的稅負更嚴重的高稅收。




很多年前，福布斯發表《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位居全球第二（經濟學家王福重說統計有錯，應該是全球第壹）。這壹排行壹下震驚了中國人，眾人開始沈思。




納稅關系到人民的生活質量，是人民的幸福指數的重要依據。




中國的稅與他人有何不同？中國有何特殊之處？為什麽我們稅負會那麽重？中國人應不應該納稅？




壹、中國理應是世界上納稅率最低的國家




稅負就像綁在國民身上的重物，負擔越輕，跑得越快，國家發展得越快。稅負越重，跑得越慢，當稅負達到某個程度時，會把整個國家給壓得坍塌。現在中國的稅負就在坍塌的邊緣。




按照經濟學原理，國家的總人口越多，國民個人的負擔就越輕，國家的稅率就越低。舉個例子：甲村三千人，乙村三百人，其它條件相同，要修建壹條相同長度與質量的公路，村民個人出錢數額，甲村只是乙村的十分之壹。在行政開支上，乙村如果有壹個村長、壹個會計、壹個出納，壹共三個脫產幹部。那麽甲村可能有壹個村長和壹個付村長、壹個會計、壹個出納、二個辦事員，共六個脫產幹部也就夠了。對於脫產幹部的負擔，甲村只是乙村的五分之壹。只有甲村的脫產幹部是乙村的十倍、甲村路的長度是乙村的十倍時，兩個村的村民負擔才相同，這又是不可能的。其他方面的開支也是壹樣，甲村村民永遠比乙村村民負擔少、生活輕松舒適。甲村的實力越來越強大，而乙村被負擔壓得越來越弱，長此以往，甲村的實力將遠遠超過乙村的十倍。




國家就是壹個村，道理是相同的。在國防開支、外交開支、科研開支、行政管理開支等等各方面，國家的總人口越多，分攤到國民個人身上的負擔就越輕，那麽稅率就越低，國家就越發達。人口多，能形成產業鏈，產品的成本會非常低，還有巨大的市場，產品就會有巨大的競爭力。中國具備這個特點，所以才有“世界工廠”的美稱。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也主要是這個原因——人口多。




說那麽多，只是告訴妳壹個道理：“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是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但是中國的稅率非常的高，居全球第壹，錢去哪裏了？




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優勢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都無法相比的，如果中國是壹個正常的社會，中華民族將快速騰飛，起碼在經濟上會占世界巨大份額。中國人的強國夢現實起來非常輕松。




二、中共搜刮中國人數額巨大，非常血腥




中國理應是世界上稅率最低的國家，最起碼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稅非常之高，2009年世界排名第壹。有人計算得出：中國人的真實稅賦超過 GDP 的 60%，人均交稅超過壹萬五千元，很恐怖的比率，排名全球第壹，遠遠超過排在第二名的法國（註1）。沒有壹個非共產黨國家可以稍為相比。




這裏還有壹篇文章《揭中國隱蔽稅網:普通人壹輩子要交100萬元稅》，光看題目就夠驚人的。這不是富豪們的故事，而是妳，我，這樣普通的工薪階層身上正在發生著的現實。這個讓妳我心驚肉跳的數字，遠遠大於我們每個月工資單上的繳稅額，因為大量的稅都被中國現行稅制所遮蔽。不要以為是造謠，這是青島新聞網登的（註2 ）。




2011年，TCL集團凈利潤不到17億元，但納稅高達42億多元。還不包括為其它企業帶來的稅利和TCL的75000名員工個人消費交的稅，賺的錢遠沒有交的稅多（註2 ）。在股東大會上，很多股東責問董事長李東生幹嘛交那麽多稅。李東生無奈地表示：“我肯定沒有多交稅”。中國的企業經營異常艱難，甚至出現老板跑路潮，就是被稅等東西壓垮的。




在中國，房地產的正常稅費超過70%，這還不包括官員們的紅包和收賄。經濟學家郎鹹平說：“只要把房地產市場的各種稅費取消，中國的房價馬上下降 70%。”那是前幾年喊的，房價已經又漲，取消各種稅費，房價應該下跌80%。




2010年4月13日《大連日報》納稅宣傳專版的壹篇文章：《納稅宣傳勿忘負稅人》介紹說：壹盒50元錢的煙，含8.5元的增值稅、30.5元的消費稅、3.12元的教育費附加、2.73元的城建稅，稅款總共44.85元。相當10元的香煙，稅款高達8.97元（註3）。看客們，看到這段是否出了冷汗。




據浙江電視臺ZTV-7《汽車周報》2012年12月30日報道：20萬買輛車（18.2萬車款+1.82萬購車稅），稅費6.9萬！汽車廠家利潤只有1.8萬！稅率占38%（這只是購車者與汽車廠家交的稅，還不包括銷售企業和零部件廠家自己交的各種稅）。相同價格的車，美國的稅平均是5%，日本是7.5%，我們的汽車稅是美國的7.7倍，是日本的5倍。有評論說“是不是很血腥？只有中共才做得出來！”（註4）。




在中國，不但購車成本高，用車的成本更高。美國的高速公路90%免費，中國不但高速公路全收費，而且是高得離奇，中國以占世界7%的土地擁有世界90% 的收費公路（註1），還有各種橋梁、路段收費。還有各種罰款，北京某年車均罰款400~500元。2012年北京市各項罰款43億元，多數來自交通罰款。汽油還比美國高出壹倍多，大陸官網證實，2016年2月美國汽油均價2.6元，相同汽油在中國是5.5元（註5）。這才是吃人不吐骨的黑社會。如果妳有壹輛轎車，壹年開2萬公裏高速公路（收費0.5元/公裏），100公裏8個油，壹年共產黨就多吃了妳13640元。壹輛16噸壹年跑20萬公裏高速公路的長途貨車（收費2.0元/公裏，也有2.5元/公裏的路（註6），假設美國收費標準相同（其實美國的收費低得多），僅高速公路費就比美國多交36萬元，加上油料的差價達到50萬左右。美國人的人均收入高過我們6倍啊。中共不只是吃人不吐骨頭，連破衣服破鞋都沒吐出來啊！中國人的物價為什麽這麽高？壹部分是被高到這種程度的運輸成本催起來的。




中國人的納稅不是正常的納稅。中共強迫人民納稅，數目巨大，非常血腥殘暴，用“橫征暴斂”這個詞都無法形容得了。中國人被吸幹了血肉，只剩壹口氣趴在地上延口殘喘。




中國的企業家是風險最大的。因為自從妳開始創業，妳就已經是半個犯罪分子了，半只腳就在監獄了。涉嫌偷稅漏稅、行賄等罪名。中共治下就這樣，守法是不可行的，妳非得走其他套路。就這環境不偷稅漏稅誰能活下去？想整垮妳也簡單，查稅即可。壹個查稅，每個企業都在劫難逃。中國的大名人劉曉慶據說得罪某人，被查稅，結果又坐牢又罰款。如果她不識相，未必能活著出來。她又有名又有後臺又有錢，尚且如此。像我們普通人，並非官二代無爹可靠，又要打拼技術，又要打拼銷路，又要打拼關系，又要交天量的稅，何其艱難！中國為什麽出現世界上特有的老板跑路潮？不逼到那個份上，誰能拋棄家鄉、拋棄幾十年辛苦打下的基業，漂洋過海，隱姓埋名，了此余生？！中華民族是壹個非常講親情的民族，卻偏偏離鄉背井跑到壹個語言、習俗、文化、人種都不相同的地方，舉目無親，被人歧視，那是何等悲慘啊！還不是被中共逼的！（貪官不在此列）！！馬克思還說老板如何如何剝削人，真是污蔑。馬為什麽不說中共剝削？為什麽不說中共搶劫？苛政猛於虎也。




稅率過高，按章納稅就是按章破產。逼得企業都做假賬，這是對血腥殘暴的中共暴政的正義反抗，可見在中國大陸偷稅漏稅是正當防衛，是正義行為。




我真心地向中國人呼籲“人不漏稅，天誅地滅。”




三、中國的稅無處不在，納的是劫貧濟富的窮人稅




美國主要實行的是直接稅（直接稅是納稅人知道自己在納稅，直接稅是富人稅，收入超過某個水平才納稅），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比例很高（2011年是55．1％），這種稅制對富人不利。遺產稅和饋贈稅也是富人稅，美國的遺產稅高達55%，而且遺產越多稅率越高，150萬美金以下免稅，最受益的是無產階級，吃虧的是資產階級。




在美國，有不納稅的人，窮人就不納稅。




美國的稅是劫富濟貧的富人稅。




中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是間接稅（間接稅是隱形稅，是納稅人不知道自己在納稅。間接稅是只要花錢就納稅，幾乎等同於人頭稅：增值稅17%+營業稅3%+教育付加費5%，全部打入價格裏面、、.總共18種稅）。10元的煙，8.97元的稅。吃飯、抽煙、花錢就納稅，這是窮人稅。從消費即納稅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壹個人壹出生就成了納稅人，吃奶粉、用尿布都納稅，叫做“嬰兒納稅人”。中國人睡覺時都在交稅，因為臉上用了護膚品、空調或暖氣正在運轉，叫“睡覺納稅人”，房東拿到妳交的房租去消費得納稅，不消費存銀行還有存款稅。在中國，不存在不納稅的人，是人就得納稅。乞丐吃飯得納稅，叫“乞丐納稅人”。狗吃狗糧也納稅，叫“納稅狗”。最慘的是“納稅豬”納雙稅，活著的時候吃東西納稅，被殺後賣豬肉還納稅。名符其實的“中國萬稅”。




個人所得稅是有錢才納稅，是富人稅。中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比例非常低（2013年是5.9%）。現在中國還沒有遺產稅和饋贈稅。中國的稅制對窮人非常不利，對富人非常有利。




在中國，不存在不納稅的人。




中國的稅是劫貧濟富的窮人稅。




中共經常超量印鈔票，即使妳不納稅，也把妳的錢拿走，縱使不吃不喝不用錢，存放在銀行裏的錢也自動被貶值，貶值部分就是被中共在妳不知情的情況下悄悄地拿走的。這與搶劫何異？與小偷何異？其實中國實行的隱形間接稅，就是在我們納稅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搶劫。中國人被納稅。




四、中國95%的稅應該取消




在中國，有龐大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出人、出資金、出技術、出土地、出政策等等成立起來的，並且政府維護其壟斷地位，特別是銀行、證券、石油石化、鐵路、媒體、電信電力電網等。由於國企的壟斷，我們通訊費高出美國與臺灣等等許多倍，我們的成品油高出人家2倍多……。因為國企的存在，我們被搜刮得很慘，所以壟斷國企的盤剝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制稅收，而且征收的稅率非常非常高昂。這時已經算是納了壹次稅了，再交稅就是多重計稅。國有企業屬於全體公民所有，它的利潤就應該上繳國庫，替代稅款。本該屬於全體公民的國企利潤，中共卻退給國企，就是讓國企的人瓜分我們的財產。這就是政府制造和幫助的光明正大的貪污行為！




經濟學家王福重說：中國跟其他國家不壹樣，中國有很多國企，特別是央企。國企、央企的存在不是為了賺錢，它要履行財政職能。2013年，光央企就有1.3萬億的利潤，全部國企加起來至少有2萬多億的，國有銀行的凈利潤1.38萬億，全國土地出讓金4萬億左右，再加上各種資源性收費，足有十萬億。如果再考慮到，現在政府做了很多不屬於政府該做的事，花了很多不該花的錢，如三公，更是綽綽有余了。現在的問題是，本該屬於全體公民的國企利潤等，大部分沒有上交財政，返還給大家而是企業內部自己揮霍了！




央企的利潤，應該全部是財政的。如果央企需要錢的話，可以通過財政支出再給它。因此，中國的稅負應該是最低的，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低得多才對。但是恰恰相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總體稅負還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直居第壹，是不合情理之極。




王福重經過研究，認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和各種收費已經足夠支撐政府的整個開支，中國除關稅等少數稅種外，95%的稅應該取消。




中國現有18種稅，公認是世界上稅收負擔最重的國家（這還不考慮各種收費、罰款、管制、亂收費等）。應該和可以取消的稅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煙葉稅、契稅。可以保留的是：個人所得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股票交易印花稅（其他印花稅取消）等幾個小稅，就可以了。




減輕95%的稅收負擔後，中國的所有產品的價格，平均會下降壹半左右。居民負擔大為減輕，並可以促進政府職能的轉換（註7）。




95%的稅應該取消，也就是說，原本應該只交5元的稅，中共卻強迫我們交了100元。很恐怖很血腥的吃人不吐骨頭的中共大口，中共的貪婪程度，連毒販子都望塵莫及。




鑒於中共搜刮之血腥，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




中國的官府是最富麗堂皇的，許多鄉鎮縣的官府美過美國白宮。中國的學校是最寒酸的，中國的校車是最破的，中國的公務車是很貴的。比起民國時期，劉文輝主政四川時曾經告諭：“凡是縣政府比學校漂亮的，縣長就地槍斃”。現在看來，那時真是天堂。




為什麽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經濟上垮掉，唯中國能不死不活地生存，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多、中共搜刮的重，才能把中共養活。想像壹下，中共從每壹個中國人的身上搜刮1000元，就是14000億元，這是何等巨大的數目。中共每年實際從我們每個人身上最少搜刮的是15000元，養得中共白白胖胖的。




對比壹下朝鮮和韓國，就能看出哪種制度最優越。




中國政府收了不該收的稅，說明是非法的。這是對中國人的血腥搜刮。中國人經濟生活的質量如此之低，負擔如此之重，這完全是中共搜刮的結果。在北京，白領階層的兩口子要不吃不喝不生病不盡孝不生孩子，工作幾百年才能買得起壹套合適的住房。看看人家900年前所謂萬惡舊社會苦大仇深的武大郎，壹個社會底層賣燒餅的流動小販，壹人幹活全家還能住上著名繁華縣城的臨街上下兩層樓，多麽令現在的大陸人民神往啊。《水滸傳》很久沒見播，是不是有人擔心妨礙“和諧”而“和諧”了它？




五、稅款的非法用途




本文開頭，僅從人口最多這壹點上來看，中國就應該是稅率最低的國家，再加上中國有天量的國企，中國人根本就不需要納稅。如果不亂用納稅款、如果我們有壹個清廉為民的政府，我們不但那95%的稅不用交，連那5%也不用交，反過來我們還有錢分，連養老金都不用交，國家就能為我們養老，水電費很低，醫療費也可以免除，從小學到大學免學費。為什麽我們沒有這些，是因為我們有壹個這樣的黨。睜大眼睛看看，我們的錢哪裏去了？




稅款是全體公民的錢，只能用在全體公民的身上、政府開支上、公共事業或者照顧弱勢團體上，用於其它方面，就是非法行為，我們公民有權拒絕納稅。




下面僅舉幾個稅款的非法去處：




1、收買幫兇組織和無良文人




工會婦聯共青團作協民主黨派等組織，憑什麽拿納稅人的錢？




工會、作協、婦聯、共青團等組織，都是由壹些特殊群體組成且為該群體服務的，屬於民間組織，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作為酬勞和經費。在中國卻是由納稅人出錢，由全體公民供養他們，合理嗎？中共這麽做，不是這些組織的人可以拒絕納稅。




比如婦聯，它是由婦女群體組成的，是為爭取婦女權益的，它爭取的權益不是從自然界獵取的，而是從男人這邊拿走的，有時甚至傷害了男人的權益。憑什麽我們男人還要出錢供養它？




又如工會，它是為部份工人服務的，與農民何幹？作為農民，憑什麽拿錢來供養他們？所以說我們農民就不用納稅了嘛！工會搶奪的是企業家的利益，企業家為什麽還納稅養工會？




又看作協，寫不寫作是妳個人的事，拿不到稿費就別當坐(作)家，憑什麽拿我們納稅人的錢？作鞋（作協）的人寫的書，誰願意看誰拿錢買就是了，憑什麽讓我們不看的人也掏錢？作鞋的人知不知恥？




又看共青團，只是壹些小青年組成的，有壹些納稅人是他們爺爺輩的人了，這些孫子輩的憑什麽拿他們的錢？




再看民主黨派，他們要當花瓶、就算喜歡當婊子就當嘛，那是他們的事，為什麽要拿我們納稅人的錢？我們給他們錢，不就表明我們支持他們這樣做了嗎？從法律角度上講，如果某人要去犯罪，而有人拿錢給這個人去的，那麽給錢的人就是同案，壹樣要受到法律的懲罰。他們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去當婊子，那麽他們當婊子不也有我們納稅人的份了嗎？想起這事真讓人惡心，他們夠損的。




……




總而言之：




婦聯拿納稅人的錢，男人就可以不納稅。




工會拿納稅人的錢，農民就可以不納稅。




共青團拿納稅人的錢，非共青團的人就可以不納稅。




作協、民主黨派拿納稅人的錢，所有人都可以不納稅。




……




中共用稅款收買了這些組織作幫兇欺壓人民。如上面所提的工會、婦聯、共青團，還有作協、民主黨派等等，它們都應該是民間組織，經費自己解決。這些組織使用納稅人的錢，都是非法的，他們要不要臉？




不該拿納稅錢的拿了納稅錢，我們有權拒絕納稅




我們被強迫納稅，我們就是被搶劫。




說“中國人有納稅的義務”，實際就是說“中國人有被搶劫的義務”。




2、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交了雙稅




除了上面那些小毛賊，還有更大、更兇的大稅賊，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黨的書記、宣傳部長等都是黨務員，是黨的官並為黨工作的，不是公務員，憑什麽拿納稅人的錢？中共把稅款當成自己的私有資金，給中共的黨務工作者發工資，並給中共自己的組織提供壹切經費，（黨校是黨的學校，當然也是黨的機構，不能拿納稅錢）。中共的黨務系統人數眾多，黨務費用數額巨大，與公務員和政務開支差不多。




黨務工作者及黨組織拿納稅人的錢，這是非法的，也是無恥的。世界其它國家，沒有哪個執政黨敢拿納稅人的錢來給自己黨派使用，只有共產黨才敢這樣做，太欺負人了！中國人不但交了國稅還交了黨稅，是交了雙稅，所以中國人的稅才那麽重。




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行政訴訟法》是民告官的法律。大陸的《行政訴訟法》裏明文規定，老百姓對政府部門（如市政府、公安局、法院）和公務員是可以用《行政訴訟法》來起訴的，而對黨委部門不能用《行政訴訟法》來起訴。那麽只能用《民事訴訟法》來起訴。這說明在法律上黨委不是官府，黨委的官不屬於公務員，它與我們普通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相同的。他們根本就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




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不但納了國稅，還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納了黨稅。既然共產黨拿納稅人的錢，非黨員就應該可以不交稅。




中國人不但養了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還養了龐大的黨務員隊伍，他們都是高工資高福利的，而且付了黨務經費及其幫兇組織的經費，難怪中國人的負擔沈重啊！




中國人有權拒絕納黨稅，鑒於黨庫通國庫，中國人也有權拒絕納稅。




3、貪官血口吞天，吃盡我們的血肉




公務員壹年公費吃喝玩樂費用超出9000個億，而工薪階層交納的個稅才1861億元，僅這壹項，公務員壹年就糟蹋納稅人5年的稅錢（註14）。




由於整個官僚系統貪污腐化，必然是低能的，頭腦壹定是歪歪的，想問題也是邪邪的，造成錯誤決策，致使非常大的浪費，也是巨大的無底洞，陷進我們大把大把的血汗錢。有的官員故意造成投資失敗，從混亂中趁機撈壹把，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壹條路翻來覆去地修，每修壹次，又有贓款落入貪官口袋。




中共的官，是大官大貪，小官也大貪，無官不貪，貪得無厭，血口吞天。




每年有大量貪官攜鉅款外逃，平均每人帶走納稅人的錢壹個億，轉換成壹百元大票是1.15噸，讓他們扛著，把他們壓成肉泥。據說現在要出來千元超票，那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百元就很方便了，作生意從賬戶上轉錢，根本不需要帶那麽多現金。錢的面值大了，只方便貪污和各種非法勾當。中共想幹什麽？看來這是中共為貪官和毒販子著想啊！千元鈔票出來後，貨幣貶值隨之降臨，百姓又被中共再次狠狠搜刮。




徐才厚家裏搜出的現金16億元。那是什麽概念？A4打印紙紙箱壹箱只能裝250萬元左右的百元大票，16億就得裝640箱，如果用面包車拉的話，得拉40車，每車16箱，裝多了開不動。




大家知道，在個人財產中，現金所占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可以想像徐貪官的財產有多少吧。清朝的和紳有這麽利害嗎？而徐還不是貪得最多的，聽說周永康貪的錢，比除才厚還多。




銀行貪污最利害，銀行的員工近水樓臺先得貪，而且貪得了無痕跡，動不動就上億的（註8）。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開平市支行行長“余振東”涉案金額約40 億元巨款。可能還有比他貪得更多的沒被發現。




中共的貪官多如牛毛，抓到的只是壹小部分，天文數字的貪官還沒抓呢。有人說，把中國的官拉出去槍斃了，十個有九個不冤。




現在太子黨更利害，通過企業改制，空手套白狼，直接把企業光明正大地改成他們家的，連貪污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都不屑壹用。




山東魯能集團的驚天大案：據大陸雜誌《財經》2007年1月8日揭露，山東最大型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在“轉制”中，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北京私人企業竟以37.3億的收購價獲得魯能集團總資產738.05億的91.6％的股份，導致700多億國有資產的流失（註9）。兩人之壹是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兒子曾偉。曾衙內在山西太原花7000萬人民幣買壹個煤礦，然後經過壹個有關系的評估公司，評估到7.5億人民幣，由魯能出資7.5億收購，這樣幾次的操作，他們兩個年輕人的資產就達到了33億的資本！最後以33億吃下了738.05億元的魯能企業。總共只花了7000萬元吃下比它大1054倍的企業，那7000萬還可能是貸來的，如此高超的杠桿，連徐才厚都自愧不如，和紳更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738.05億是什麽概念：如果換成壹百元的大票，重達849噸，用A4打印紙紙箱裝，得裝29522箱，用面包車拉得1845車，壹張張接起來，可圍繞地球2.86圈。如果讓壹個銀行職員用正常上班時間來數這筆錢，每秒3張大票的快手，壹年251個工作日，上班八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不閒聊拉瓜爭分奪秒、老僧參禪般數錢，得用34年零8天外加1小時57分47秒。從26歲參加工作到60歲退休，整整毀掉壹個金融人士壹生的工作作為。如果這些錢是毒資或者其它贓款，得經過洗錢漂白。這會給洗黑錢巨匠們出了壹個巨大的世紀難題，洗1000萬都難，何況是它的近萬倍，可能造成巨匠們因無法完成工作而自殺以謝他們的無能之罪。毒販子們看到這些，說不定也會造成毒販子的自殺狂潮，他們覺得利潤太低、收入太少、工作太辛苦、沒後臺太危險，紛紛自殺以求轉生當衙內。




這只是曾衙內壹次的傑作，他還有許多次傑作呢！




曾衙內的爺爺曾山，是在抗日時接受共產黨之命與日本人秘密談判的漢奸（註11），曾任中共的內務部部長。現在這壹家族又來害中國了。曾衙內僅從壹家企業就撈到那麽多錢，全國他撈了多少企業？《財經》雜誌有這個膽量敢揭露，只手難擎天。中國只有壹家《財經》，而中國有多少衙內？總共撈了多少錢？這個數估計愛因斯坦都算不出來。




更加無恥和恐怖的是，在媒體曝光之後、全國人民喊打喊殺時，不但曾衙內們全身而退，沒有被任何處罰，還有賺頭。2007年底，國務院國資委批復，對魯能集團股權的重新處置做出決定，魯能主管單位以高出曾衙內價錢9億元收回魯能的股份（註10）。也就是說，曾衙內在壹次失敗的投資中，賺了9個億。是國務院國資委幫他賺的。這樣下去，國務院很快就成他家的了。不久的將來，如果出現“國務院太上皇曾偉”的稱號時，切莫慌張和置疑，那壹定是真的。




再看看另壹衙內的傑作：2009年，周永康的兒子周濱經人介紹，準備在內蒙古四子王旗投資買礦山。時任旗書記的肖萬壽受寵若驚，極力巴結，以2千萬元的白菜價格，將壹座價值達百億的礦山半賣半送給周濱。但不料周濱買下礦山後不久，即因當地交通不便、難以開采而後悔，於是找了個理由悔約。肖萬壽不但欣然同意，還以礦山已增值為由，向周濱支付了高達4億元所謂〝賠款〞，該款項全部由當地財政來支付。而四子王旗是國家級的貧困縣，2015年全旗(縣)財政收入才1.8億，給周濱的“退款”相當當地兩年多的財政收入。肖萬壽此舉名為賠款，實為變相賄賂（註12）。真是壹幫活學活用〝賠款〞壹招的賣國賊。周永康不倒臺，這宗賣國大案還揭露不出來。失敗的投資都能賺回4億，那成功的投資能賺多少呢？天知道！




只要是衙內，投資失敗都能賺得盤滿缽滿，這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由於貪官太多貪得太大，我們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




是官即貪、貪污太泛濫太普遍，中國人已經麻木了，把貪污當成正常，當成普世價值，覺得天下烏鴉壹般黑，好像全世界都在貪似的。這是中了中共的圈套。其實不是，就大陸的官貪，香港臺灣的官不敢貪。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由於在提稅的壹個半月之前買輛車，涉嫌利用職務之便避稅19萬元港幣（僅是免稅不是貪污），被搞得名聲狼藉，灰溜溜地下臺。19萬港元x0.8355＝15.87萬人民幣，不到9分鐘就數完了。梁錦松如果壹年避稅壹次，得46萬5千零六十年才達到738.05億人民幣，香港財政司司長比起百姓之身的曾偉是何其渺小和無能啊！




前幾年，加拿大國防部長由於給了女朋友所在的公司10萬美金的生意，（這不是貪污，只是把訂單給熟人而已，他本人在其中有沒有金錢的回扣還不知道），被媒體揭露出來，國防部長只能辭職，並且遺臭萬年。10萬美金就算全貪污掉，也就是60、70萬人民幣，還不夠壹個村長壹次的貪污額。可見，外國的官，貪污能力太低了，被中共的官同行鄙視了！




可見，中國與外國相比，是何等的腐敗？




上梁不正下梁歪。當官的貪污行為帶壞了整個社會、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遍地豆腐渣公路、豆腐渣橋梁、豆腐渣校舍、三聚氰胺牛奶、轉基因豆腐、激素雞翅、激素黃瓜、地溝油、毒大米……礦山亂開采、森林亂伐、江河枯竭、草原沙化、污水橫流……在中國就沒有安全的地方、沒有安全東西。中共加重了中國人的自私心裏，變異了中國人的行為，敗壞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把中國從壹個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變成萬國唾棄的國家，把華人從被人爭相效仿的人群，變成被人詬罵的群體。讓中國人承受著這無佞之災。




中共是中國之賊，它就如帶病毒的蚊子，不只是吸了中國那口血的問題，更要命的是它把病毒註入了中國社會，毀滅著中國人的未來。




4、結交匪類，買來仇恨




物以類聚，臭味相投。中共到處都能找到它的同類，匪類都能找到中共。




中共歷來慷中國人之慨——把中國人的血汗結交匪類，養的都是白眼狼。以下隨便就找出幾個：




A、歐洲的社會主義明星——阿爾巴尼亞：




毛時代，為了社會主義的面子，把阿爾巴尼亞捧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星”。中國對阿爾巴尼亞進行全面援助，累計支援該國平均每人高達四千多元人民幣，這些援助很多是大饑荒時援助的。這對當時每月工資僅二、三十元的中國廣大工人和年收入只有十幾元、幾十元的中國農民來說，無疑是壹個天文數字！按照當時的物價，阿爾巴尼亞每個家庭可以建造壹棟不錯的別墅。對於在北京和上海打拼幾百年才能買得起小房的白領壹族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中國白日夢！




阿爾巴尼亞人對於中國援助的東西隨便浪費，當中方人員指責時，他們很無所謂地說，沒關系，沒了再向妳們要嘛。




中國的大量金錢養了壹個仇人，現在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最親美的國家。




B、反咬壹口的白眼狼——越南：




越南曾經是中國的領土，歷史上也曾以小中華自居，我們把它當兄弟。




我們對越南的援助更多更大。北部灣有個白龍尾島，毛送給了越南。島上的居民說，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變成越南人？當中越雙方政府搞慶祝移交島嶼成功時，沒有居民參加。




我們什麽都援助他們，武器糧食鐵路……我們還幫助越南打跑了美國人，使北越吞並了南越。1977年剛統壹不久的越南開始“排華”，把華人驅離越南，並強迫每個離開越南的華人交納12兩黃金。驅趕百萬華人奔向大海。這些華人被趕上破船上，導致大量人員被搶劫、殺害及餓死病死。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當時的越南政府就是恐怖組織。至今越南政府沒有為他們這種反人類罪行道歉，並且不承認其歷史行為是錯誤的。




我們與越南還打了壹場戰。2014年越南反華打砸大陸與臺灣的工廠。




現在越南動不動就成為圍剿中國的急先鋒。




C、人間魔政——紅色高棉：




紅色高棉正式名稱叫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的最高領導人叫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學生，毛指派自己的秘書——馬克思理論家陳伯達給波爾布特上課。中共幫助紅色高棉搶奪了政權。在紅色高棉三年零八個月的執政期間，消滅了柬埔寨三分之壹的人口，大部分華人華僑被消滅。毛還誇獎波爾布特，說他做得好，壹舉消滅了階級。




後來中共還阻撓國際組織對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審判。




D、世界小流氓——朝鮮：




朝鮮的金家王朝是中共壹手保護下來的，還花了大量的金錢養著它。韓國《中央日報》此前披露，過去30多年間，中共向朝鮮提供了1,000多億美元援助。前英國駐朝鮮大使艾維拉德（JohnEverard）曾出書介紹，當中國本土還有大量地區尚未脫貧等待救助時，中共平均每年至少向朝鮮無償提供10萬噸糧食、50萬噸石油，以及價值2000萬美元的其它物資（註16）。




現在朝鮮不顧中國人民的安危，就“愛”在中國邊境上“試”核彈。還影射中國是“沒原則的國家”、“修正主義”。雖然他說得對，但我們心裏總是不舒服，畢竟是他的恩國嘛。




對於手裏有核武器的小流氓是不能得罪的，要麽弄死他，要麽哄著他，絕對不能得罪，不能與小流氓較真。習近平不懂，與朝鮮講道理，大流氓與小流氓講正義，世界真荒唐。朝鮮的核彈打不到美國，但是扔到中國甚至北京還是可能的。將來對中國威脅最大的不是美國，而是朝鮮。既然姑父都可以“犬決”，那麽任何人都可以“核決”。壹個小流氓隨時都可能把仇恨放大，調轉槍頭把核彈扔到中國。




朝鮮成了我們最大的安全隱患，相當於在我們身邊放了壹堆顆隨時可能爆炸的核彈，遙控器在壹個把姑父“犬決”了的小流氓手裏。




荼毒朝鮮人民的金家王朝就是中共保護下來的，將來朝鮮走向民主，明白後的朝鮮人最恨只能是中國。沒有中國，朝鮮人不會受這麽大的苦難。我們唯壹可以做的是，找個破綻滅了金三胖：與金三胖套近乎，請他帶領龐大的黨政軍代表團訪華，讓美國韓國發動進攻，我們趁機滅了它，讓南北韓統壹，還朝鮮人民壹個公道，這樣才能化解朝鮮人民對我們的仇恨，同時也拆除了我們身邊的核彈，這是我們睡得安穩的最好辦法。




E、中共的用“領土換政治”的賣國蠢招：




與中國有領土接壤的國家有14個，朝鮮、蘇聯（俄羅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緬甸、老撾、越南、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同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還有6個：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




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共在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談判中，全部做出了巨大的退讓，想獲得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是事與願違，換來這些國家更大的貪婪和索求、換來這些國家更大的敵意和圍剿。中國與周圍國家的關系都不好，就是中共賣國求榮造成的。




“用領土換政治”，這從理論上來講，就是賣國行為，趙構秦檜當年也是“用領土換政治”。這在清朝那樣沒落之時都沒有敢做的事情，被中共強大之時做出來了，中共賣國比清朝還利害。中國人睜大眼睛看看，大陸的歷史學家是如何說的《沈誌華：毛澤東用領土換取鄰國支持內幕》（註13）。看到這段，中國人心裏不滴血嗎？五毛看到這段不知如何感想？




中共壹次次地送錢、送領土給別人，買來的都是仇恨。




F、中共的頭人遊問不止撒錢不止：




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與胡錦濤，中共的頭人壹路來都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錢。到現在，習近平秉承他的先輩、惡習不改，邊旅遊邊訪問，瀟瀟灑灑走遍全世界，人走壹路錢撒壹路。中國有壹半人口生活在世界公認的貧困線以下，非洲有32個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我們，可中共每年給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百億元的援助。我們開著破校車，卻把漂亮的送給別國。習近平遊問壹次，就坑中國人壹次。看到他春風得意地與他人握手時，我知道他伸出的手心裏藏著中國人的血汗金幣。




2015年4月，習近平最近訪問巴基斯坦，壹天之內簽署中國出資達460億美元的51項協議。為這個年僅GDP只有2500億美元的國家輸送了巨大的血液，卻吸幹我們的血液。




中共不把錢當錢花，而是當手紙花。中共慷中國人的慨。




鑒於中共胡亂撒錢，中國人有權拒絕納稅。




六、中共用納稅錢迫害納稅人




稅收猶如和尚化緣，政府收到稅後要對納稅人說句“阿彌陀佛”。把納稅人的納稅行為看作是慈善之舉，政府要對納稅人有感恩之心，不能肆意揮霍納稅人的錢，更不要把納稅人的錢悄悄裝到自己腰包。要把納稅人的錢用在全民福利上，為低收入家庭（包括農民家庭）提供補貼，實現從小學到大學的全程免費教育，實現全民的免費醫療，用納稅人的錢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做事情。




中共不但不這樣做，更可惡的是，黨還用納稅人的錢作為迫害納稅人的資金。




納稅人中有工人、農民、地主（地主也是農民，是富裕農民）、資本家、右派、反黨、反革命，黨的政策是制度性的迫害後面五種人的，黨與生俱來是害（這些）人的。現在又加上上訪者、異見人士、人權衛士、正義律師、各種宗教信仰者……這些都是納稅的國民，黨不喜歡的人多了去了，黨對所有它不喜歡的人都進行迫害。黨把自己的恩公（農民）都迫害成二等公民，還有誰不能害的呢？所有的迫害資金都是納稅款。我們納稅人出錢黨出力迫害國民，我們納稅人不就是支持黨對國民的迫害了嗎？我們納稅人與黨不就成了是同案了嗎？我們納稅人不也有罪了嗎？有人作過統計，長期來遭黨的政策制度性迫害的無辜國民達到幾億，這與我們納稅人的“被迫支持”分不開。




鑒於中共用納稅錢迫害納稅人，中國人應該拒絕納稅。少納稅，少犯罪。




黨的迫害範圍，不僅僅是上面所列的那些，其實所有的國民都被黨迫害了。黨用納稅錢行了許多惡政，比如“華人比狗不得言論”、“華人比豬不得生仔”、“民有七巧黨封五巧＿封眼口耳”、“號稱‘解放’其實是捆綁”……，黨剝奪了我們納稅人本來在“舊”社會就有的、現在世界上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都有的言論自由、信息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遷徒自由、生仔自由、選舉自由、保護私產的自由等等各種權利，現在還花大量的納稅錢搞了金盾工程，把互聯網鎖上。由此可見，除了黨核心領導層的壹小撮之外，所有的中國國民都被黨迫害了。




可見中共使用稅款，有許多非法之處，有許多害人之處。所以中國人納稅是不應該，強迫中國人納稅是非法的。所有中國人都應該拒絕納稅。




社會在發展，中共迫害納稅人的手法也在與時俱進：




說過“《人民日報》六十年來沒有說過假話”的金牌機器人鄧亞萍，她為了再迫害我們，搞壹個“即刻搜索”壹下子就敗光了20億，那都是我們的血汗啊。幸好沒成功，否則我們受到更大的迫害，可見錢扔掉都好過給中共害人。




中共用納稅款來建造網絡封鎖、成立五毛網軍搗亂網絡環境、暴力征地拆遷、……總之，中共所有迫害中國人及危害天下的資金全是中國人的納稅款，所以中國人不應該納稅，否則就是在支持中共對人民和對自己的迫害。




中共不但迫害漢族，還迫害了少數民族。中共對藏族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罪行。拆寺廟驅僧尼殺平民，毀滅藏族民族文化。




中共不但迫害中國人，還迫害世界人民。中共天真地把馬列主義當成宇宙真理，向世界輸出，特別利用華人向東南亞輸出革命，把馬克思的禍害撒向世界，造成東南亞政府與人民對中國人的仇恨，引起廣泛的反華潮。當出現反華潮時，中共卻坐視別人對華人的暴行，連吭都不敢吭聲。印尼、越南、緬甸到現在都存在對華人的巨大仇視和警惕，都是中共惹的禍。




可見中共的稅法是惡法。惡法非法，就是說，惡法不是正常法律，不應該被執行和尊重。中國人應該明白這壹點，如果只能在納稅與給黑社會之間選擇，我覺得還是給黑社會好，起碼黑社會不會拿這些錢來害人，而中共卻拿來害人。作為在稅務機關工作的人，更應該明白這層理，能讓老百姓少納稅就是好，不能成為中共橫征暴斂的工具。中共的錢越多，為害越甚。




七、“拿人錢財與人生災”的坑爹黨




黑社會還講究“拿人錢財與人消災”，要對得起拿的那份錢呢！黨既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又無故迫害我們納稅人，這不是“拿人錢財與人生災”嗎？難道黨比黑社會還黑嗎？！




國民都是納稅人，黨拿納稅人的錢，納稅人就是黨的養父養母（不是衣食父母，而是養父養母）。黨迫害納稅人，黨就是在迫害父母！畜生烏鴉還懂得反哺，羊羔還知道跪乳，它們從來不坑爹，唯有黨才反害父母，難道黨連畜生都不如嗎？！




共黨還搞“反子為母”的遊戲：黨明明是從國民中產生、是我們納稅人養大養肥的。沒有母親就沒有兒子，沒有國民就沒有黨！沒有納稅人就沒有肥黨！國民是父母，納稅人是養父養母，黨是子，這是鐵打的事實！黨卻騙中國人認兒作父，讓中國人高喊“黨啊，媽媽”、“把黨來比母親”，亂了中國人的倫理，變異了中國人的心智。黨強迫國人“認子為母”、向兒子行孝道、向兒子獻媚歌，如此詭異的言行，違背天理，使中國人成為世間笑柄，遺羞千年！




“請黨認父歸宗，向國民行孝！”




“請黨向烏鴉學習，不要坑爹！”




“請黨提高自身道德，以達到黑社會的水平！”

極權中國的生活環境

作者 朱振和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18年網上盛傳壹篇微博《余秋雨：我病了，社會也病了》，說余秋雨得了重病，住院治療，花了約30萬元。他親眼看到有的病入繳不起費，醫院不給治，拖幾天病入死了。不久，余秋雨發表辟謠聲明：“該文內容純屬無中生有，憑空捏造”。這件事是謠傳，但該文反映的現象確實存在。我花很多時間寫了本文，在最近完稿。在“十壹”之前中共廣為宣傳70年建設成就，聲稱到2025年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行列；2049年趕超日本和法國，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提供治理方案。我推出本文，針鋒相對地以客觀事實駁斥中共的自吹自擂。

　　在2018年10月的三天內重慶發生了兩起慘劇：（1）2018年10月26日，重慶壹婦女持刀闖入壹家幼兒園，砍傷14名幼童。據說那個婦女在砍人時大喊：“政府對我不公平！”她因而采取極端措施，報覆社會。（2）2018年10月28日，重慶22路公交車在橋上發生交通事故墜江，車上人員全部遇難。11月2日，重慶市警方公布公交車墜江的原因，指劉姓女乘客因未能在前壹站下車（22路公交車因修路而改道，不經過該女乘客的目的地站，她應該在前壹站下車。公交車公司已貼出通告；而且公交車司機在車上也已經提醒乘客），而與司機激烈爭執並互毆，導致公交車失控而發生這場慘劇。這並非偶發事件。在這次墜江事件的翌日，在北京市的壹輛公交車上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重慶市的公交車上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在其他城市還發生過很多起類似的事件。

　　這兩件事說明了，目前在民眾中充滿了怨氣、怒氣、邪氣、暴戾之氣，中國社會的確病了，而且病入膏肓。這個社會顯現出來的病態實在太多了，多得數也數不清，講也講不完。我把這無數的病態大致歸納壹下，歸納為以下幾方面（很可能有遺漏，若有遺漏，請讀者們自己補充）：

　　（壹）絕大多數官員貪腐

　　中共當局傳統的說法是：絕大多數（95% 以上）幹部是好的，貪腐的只是極少數（不到5 %）。而我們說絕大多數官員貪腐。中共的喉舌就說，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造謠污蔑。究竟有沒有事實根據？海外媒體多次披露了中國權貴、高官的子女、親屬在海外擁有巨額財富，很多權貴榜上有名，這是事實根據之壹。其次，我們只須看壹下中共自己公布的“反貪”的重大成果。習近平上台以來“打老虎，拍蒼蠅”，每年都抓出許多貪官，個個貪腐的金額巨大，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的人數，超過了省部級以上高官總數的5 %，這證明中共當局的傳統說法並不成立。而且每年都抓出那麽多貪官，人數並不減少。這足以證明，習近平的“反貪腐”對貪官起不了震懾作用。貪官們心里都明白，貪腐並不會被抓，被抓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抓的貪官只占貪官總數的極少壹部分。這就從另壹方面證明了絕大多數官員是貪腐的。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以權貴為核心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其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1- 3%，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霸占了巨額財富，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農民工階級、中產階級實行嚴厲的全面專政，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公、檢、法、司部門及整個國家機器是官僚資產階級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

　　（二）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全社會、全民的主流價值觀鄧小平上台以後就大力宣揚他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壹時間“貓論”被奉為辦壹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貓論”的實質就是：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弄到錢，就是好道道；為了錢用什麽辦法都可以，采用傷天害理的辦法也理所當然。鄧小平上台以後提出“壹切向前看”，群眾把此口號說成“壹切向錢看”。這股“壹切向錢看”、為了錢什麽壞事都可以幹的邪風壹直刮到今天。導致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這是腐敗社會化、社會上出現種種醜惡現象的根源，也是絕大多數幹部變得貪腐的根源。

　　（三）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

　　“貓論”毒害了中國人的靈魂，全社會“壹切向錢看”，大多數人為了錢什麽壞事都敢幹，毫無道德底線，《厚黑學》傳授的“厚黑經”成了壹些人處世哲學的“聖經”，社會風氣變壞，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可以說已經到了道德淪喪的程度。

　　人們經常談到“小悅悅事件”，這是證明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壹個典型事例。兩歲女童小悅悅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倒，躺在地上。18個路人經過她的身邊都不施救，徑直走了過去。第19個來了壹個女清潔工，把小悅悅送進醫院，可惜耽誤時間太久了，小悅悅不治身亡。

　　“小悅悅事件”說明了人們的冷漠無情，另外壹件經常被人們談到的事情則說明了很多人經常做很缺德的事，那就是“彭宇事件”引起的熱門話題：見到路上有老人跌倒，要不要把他扶起來？有人說，被扶老人誣賴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賠償，畢竟是個別事例。於是有壹位記者，從各地的地方報刊及媒體中搜集在路上有老人跌倒、有人把老人扶起來的報道，搜集到壹百多個報道。發現有70% 以上的被扶老人指認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賠償。“70%以上”這個數字讓我大吃壹驚。這是壹種詐騙行為，竟有如此高比例的老人進行詐騙！

　　這是詐騙錢財，還沒有到害人的地步。社會上還有很多人為了錢會去害人，乃至謀財害命。大家壹定還記得十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毒奶粉事件”，有成千上萬人幹著往加水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長達數年之久，全國有上百萬名兒童受害，其性質之惡劣、問題之嚴重震驚世界。此外，還有很多人生產出各種各樣有毒、有害的食品、藥品供中國老百姓消費，如：地溝油、蘇丹紅鴨蛋、硫磺木耳、毒膠囊（皮鞋膠囊）、各種各樣不知其名的有毒食物添加劑、用病雞、死雞、病豬、死豬制成的熟食......等等，菜農在被污染的土地里種菜，用被污染的水澆菜，種出來的菜他自己及家人絕對不吃，但是他把菜挑到集市上去賣。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例子。這個社會有這麽多人為了錢就坑害別人，確實是道德淪喪了。

　　（四）誠信缺失，弄虛作假、講假話成風，騙子橫行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壹個必然結果就是大多數人沒有誠信，說話不算數，簽了協議不遵守，講假話成風，弄虛作假。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騙子橫行四方，人人都接到過詐騙電話，遇到過騙子。傳銷活動屢禁不止。很多集資活動（往往有官方背景）其實是“龐氏騙局”。在媒體上有大量關於假冒偽劣產品、行騙的報道，我在此只講壹件壹般人不會遭遇到、我親身經歷被騙的事：

　　2011年3月我打算到德國旅遊，為圖省事，我委托壹家比較著名的旅遊公司替我辦理簽證。辦手續時工作人員對我說，必須至少向壹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我計劃在德國旅遊15天，時間較長，最好向兩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我請旅遊公司替我預定房間，他說每壹處預定房間收費人民幣400元，我就交了800元。後來旅遊公司通知我在4月20日到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interview。4月20日早晨我到簽證處門口去排隊，旅遊公司派人送來壹包文件，我查看了壹下，內有用英文填寫的壹式多份簽證申請表格及壹切必要的文件，包括在波恩和科隆兩家德國旅館預定房間的訂單。面談時我把壹包文件都交給問詢員，面談結束時她留下壹些文件，把大部分文件退還給我。回到家我查看退還的文件，發現預定旅館房間的兩張訂單沒有還給我。這時我無法再進入簽證處，只得給簽證處發E-mail；簽證處的回覆是必須用德文或英文寫E-mail；我就發了英文的E-mail，索要預定旅館房間的訂單；簽證處又回覆，要我列出交給簽證處的文件；我用英文列出文件清單，發了過去；此後就沒有答覆了；我又發了三次E-mail，都沒有答覆。去德國出發的日子快到了，出發前有很多事情要辦，我家離旅遊公司比較遠，我抽不出時間到旅遊公司去，只得給旅遊公司打電話，要求再給我打印向德國旅館預定房間的訂單，旅遊公司回答說這辦不到。我到達德國以後，前往據說替我預定了房間的波恩的那家旅館，我出示我的證件並說，我在貴旅館預定了房間；旅館接待處的人在電腦上查了壹下，回答我說：“沒有妳預定房間的記錄。”這時我恍然大悟：我被旅遊公司騙了，他們並沒有為我向德國旅館預定房間；而且他們與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的中國籍問詢員串通好了，這個騙局才能成功。在簽證申請表格中必須填寫我到達德國後入住旅館的名字、地址、電話號碼。問詢員理應對表格中填寫的內容逐壹核實，她只須用幾分鐘時間打電話給那家旅館問壹下，就會發現那張訂單是假的。她大概知道那張訂單是假的，不“核”就認為那是“實”的，給我發了簽證，並把假訂單扣下了。當我發E-mail去索要訂單時，她就不予理睬，反正我無法再進入簽證處去當面理論。旅遊公司也不怕我日後去找他們質問，因為我手上沒有任何證據，他們完全可以耍賴不認賬。

　　我遇到的這起詐騙可以算作國際詐騙，騙子的黑手伸入到德國駐華大使館簽證處里面去了。由此可見，在當今的中國，騙子已經進入到社會的每壹個角落，騙子無處不在，誰也躲不過。

　　（五）教育的潰爛、潰敗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教導每壹個學生怎樣做人，也就是說教育的核心是德育。中共統治中國，折騰了70年，導致中國的教育全面潰爛、徹底潰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都停課了，教育全面停頓。文革結束以後，雖然恢覆了學校教育，但是恢覆的只是智育，而且是偏重於應試的片面的智育，把學生培養成應付考試的“機器”，並不注意真正發展學生的智力。至於教育的核心——德育，則實際上變成了反道德教育，孩子們從小到大，在家庭、學校、社會中受到這樣的教育：要聽話，好好學習（好好學習就是在各次考試競爭中戰勝對手，在考試中名列前茅），考上壹個好大學，畢業後找壹份好工作，賺大錢，更有出息的就是當大官；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采用任何辦法，弄虛作假、投機取巧是理所當然的。

　　以下我們舉出壹些具體的事例。壹個小學壹年級的新生，初進學校，見到、遇到什麽都是新鮮的，壹放學回家就向媽媽講學校里發生的事。開學沒幾天，他回家向媽媽講了這壹天發生的大事，他說：小學校長向全校學生訓話，明天教育局的領導來視察，領導會隨機地找學生問問題，校長列出了壹串問題，並壹壹給出學生應該回答的答案（這些答案全部都是謊言），校長厲聲囑咐全校學生：“妳們要記牢了，不許回答錯了，誰回答錯了，就要受處罰。”小學壹年級新生剛入學，就聽到校長教導大家如何說謊。

　　小學生聚在壹起喜歡互相攀比，比什麽呢？壹比誰的爸爸官大，二比誰的爸爸錢多。小學生選班幹部，就懂得了用錢買選票。不僅小學生，幼兒園的孩子就已經懂得叫家長給老師送禮，送禮優厚，會得到老師的特殊照顧；不送禮，老師會給妳“穿小鞋”。

　　在我的學生時代，有學生作弊的現象，但那是極個別的現象。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作弊成了學生的家常便飯。我的職業生涯最後的將近20年是在大學當老師，當我目睹了極為普遍的種種作弊之舉，我無語了。中國學生把作弊的惡習從國內帶到了國外，在國外獲得了“中國學生最能作弊”的惡名。在國外也出現了網上出售論文的網站，大多數客戶是中國學生。

　　我再講壹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我從教的大學是列入“211工程”的大學，教育部曾派出工作組到各個“211 工程”大學搞了壹次教學評估。對每壹所大學抽取壹小部分教學單位進行教學評估，我校的物理實驗室被抽中進行教學評估，在工作組來評估半年多以前就通知下來了。物理實驗室在接到通知以後就忙碌起來了，原來的物理實驗室在壹座破舊的房屋里，立即搬進新建的實驗大樓里；學校撥給幾百萬元的經費購買實驗設備和儀器。教學評估有壹項要求：學生們做了每壹個實驗之後都要寫出合乎規範的實驗報告，老師必須批改每壹份實驗報告，實驗室要保存五年內的全部實驗報告。以前的實驗報告保存兩年以後就銷毀了，少了三年的實驗報告怎麽辦呢？系領導就發動物理系全體學生來補寫實驗報告（當然，署名是署以前的學生的名字），把五年的實驗報告都補齊了。這當然是造假，不過缺失的實驗報告以前是存在過的，被銷毀了，現在覆制出來說是以前的實驗報告，這樣的造假錯得還不是太離譜，畢竟以前曾經存在這些實驗報告。教學大綱規定了壹系列必做的實驗，其中有幾個必做的實驗，我校的物理實驗室因為沒有實驗儀器、設備，而沒有做，這怎麽辦呢？就讓實驗老師對每個實驗編造出幾種式樣的實驗報告，同樣發動物理系全體學生來抄寫這些實驗報告，署上以前五年學生的名字。於是所有必做的實驗的五年實驗報告都齊全了，大功告成。幾個老師帶領全系學生進行了壹項大規模的造假欺騙工程，這樣教導出來的學生，在自己作弊的時候會有羞愧感嗎？

　　在教學評估的過程中，我的壹位青年教師同事對我講了這樣壹個情況：他的壹個研究生時的同學，在另壹所大學當老師，擔任教研室主任。他們學校也要搞教學評估，在準備迎接教學評估時，領導要求他的教研室造假，他不願意配合，領導就撤了他的職，讓另壹個同意造假的老師當教研室主任。這件事說明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壹個人想完全不說假話，不弄虛作假，是寸步難行的。

　　中國的中小學（尤其是中學）辦各種補習班非常普遍。補習班的老師在學校正規的課堂上故意不講教學大綱規定必須講的某些內容，把這些內容放到補習班上去講。這樣逼迫學生必須參加收費補習班才能通過考試。這些老師已經墮落成為不法奸商，殘酷地榨取學生家長的血汗錢。大學教師也是如此。有壹個大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公開宣稱：“我的學生在40歲以前必須能掙到至少4000萬元。如果到時候妳掙不到這麽多錢，就不配當我的學生，我不承認妳是我的學生。”中國有這麽壹群掉進錢眼里的大學、中學、小學老師，他們培養出來的必然是拜金主義、功利主義者。中國的大學培養出了壹些“精英”，他們是“精明”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者，他們善於用更“高明”、更“精明”的坑蒙拐騙的手段，如此而已。這就是中國的教育！

　　（六）學術界、知識界的潰爛

　　伴隨著教育的潰敗，學術界、知識界自然也潰爛了。在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被中共完全控制，可以說，在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家，只有替中共的政策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禦用文人（由西方國家培養、長期在西方國家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放棄中國國籍的社會科學家，不能算作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有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家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工作，但由於整個自然科學領域也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受中共的控制，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同樣充斥著弄虛作假、抄襲剽竊、坑蒙拐騙等惡行，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界、知識界也潰爛了。

　　中共的宣傳機器喜歡吹噓以下三件事來標榜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了世界最先進的水平：（1）中國每年培養博士的人數居世界第壹位；（2）中國每年在科技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3）中國每年申請專利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了不起的三項世界第壹，很牛，但這只是數量上的世界第壹，這些博士、科技論文、專利的水平又如何呢？我們來分別剖析壹下。

　　習近平是中國最著名的“博士”，眾所周知，他是壹個假博士，中國有成百上千個這樣的假博士，都是中共的高官。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家，當然也培養不出真正的博士，即便是經過正規的碩士生、博士生學習和論文寫作與答辯的過程，培養出來的博士也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情況有些不同，我先講兩件我親身經歷的副教授、教授提職的事情。

　　我曾經在另壹所大學的學報上發表了壹篇論文，從投稿、審稿到論文刊出，我與學報的主編打過幾次交道，成了朋友。有壹次他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他們學校有壹個教物理的老講師，課教得很好，只因為沒有科研工作，沒有論文，所以壹直不能提升為副教授。現在眼看著快要退休了，不趕上這趟“末班車”，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所以他寫了兩篇論文在學報上發表了。按規定，申請提升副教授的人提交的學術論文中兩篇主要的論文，必須通過壹個外校教授的評審。主編先生請我評審這兩篇論文。他對我說，這兩篇論文水平不高，但為了讓這個老講師能順利地提升為副教授就必須通過評審，寫上好的評語，請我在評審時務必高擡貴手，條件是付給我的論文評審費是每篇論文400元（國家規定的論文評審費是每篇論文50元）。真是天上掉餡餅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入800元。而且如果這筆交易做成了，以後還可能有類似的“好事”找上門來。但是這樣做違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則，我就借口“太忙、沒時間”而婉言謝絕了。我謝絕了，他還會去找別人，我相信那位老講師在那壹年提升為副教授了。

　　也是在那個時候，有壹天我校的學術委員會交給我三篇論文，請我評審。是另壹所大學的壹位物理學副教授申請提職，按規定他提交的學術論文中三篇主要論文必須通過兩個外校教授的評審。我校學術委員會收到該校學術委員會送來的三篇論文以後把論文交給我來評審。我閱讀了三篇論文，發現有兩篇是錯誤的，而且犯的是很低級的常識性的錯誤；第三篇論文只有壹個大學生做壹道大型理論力學習題的水平。單憑這三篇論文來判斷，這個副教授連當講師都不夠格，真不知他怎麽混成了副教授。我當然對這三篇論文寫出否定的評語。從此以後我校的學術委員會再與沒有請我評審外校申請提職者的學術論文了，大概我的這種評審態度是不受歡迎的。那位物理學副教授在我這里碰了釘子，我相信他申請提職的努力絕不會停止，他會鍥而不舍地繼續申請提升為教授，說不定後來他真的混成了物理學教授。

　　我被提升為教授以後當上了系職稱評定小組的成員，有時候擔任組長，多年來，經過我參與評審而被提職的教授、副教授有幾十人。說老實話，其中大部分人是不合格的，合格的教授和副教授只占壹小部分。我對我認為不合格的人選投了反對票，但是職稱評定小組有五個人，其他四個人投讚同票，我壹個人反對沒有用。有人可能會說，難道真理只在妳壹個人手里，其他四個人的觀點都是錯的？我多年參與職稱評定工作，這真是壹幕幕的人生大戲，飽覽了人生的種種醜態，就無法在此細說了。上面談到的兩件事只是揭開了外校評教授、副教授工作陰暗面的冰山壹角，我校評職稱的工作何嘗不是如此。始終堅持真理的真的只有我壹人，我在評職稱的過程中沒有遇到過另壹個像我這樣始終堅持真理的人。

　　我可以肯定地說，經過我參與評審被提職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我大膽地把這種情況推廣到全國，全國近年來晉升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的教授能培養出合格的博士嗎？近年來中國培養出來的博士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據我的了解，各大學濫招碩士生、博士生的現象非常普遍，往往壹個教授同時指導許多碩士生、博士生，有壹個教授竟帶了約30名碩士生和博士生。大部分碩士生、博士生其實只是教授導師招來的高級勞動力（為教授打工、實習、考察、做實驗、查資料等），導師很少對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給予具體的指導。這樣能培養出合格的博士來嗎？我也見識過壹些新培養出來的博士的水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新培養出來的博士，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中國每年在科技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壹位，同時還有壹個世界第壹，那就是每年在國際科技期刊上因剽竊、抄襲、造假等原因被撤銷的論文數量高居世界第壹位，而且數量遠遠超過其後面幾位的數量之總和。在國內科技期刊上充斥著大量的垃圾論文，上面提到的提職報告的五篇論文就是典型的垃圾論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目前很多大學學報刊登的大部分論文是毫無用處的垃圾論文，即便是國內的壹流科技期刊也經常出現垃圾論文。

　　專利分為三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與外國相比，中國申請的專利中，發明專利所占的百分比明顯地偏低，後兩類專利所占的百分比明顯地偏高許多。中國人申請專利，極少有人是為了希望他人應用他的專利；大部分是以提職、評獎等為目的。申請專利如果被批準，在繳納了壹次專利費以後，達到了提職、評獎等目的以後，就把該專利棄之不顧了。中國申請的專利，真正被實際應用的只是極少數。

　　由於有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家在兢兢業業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因此在尖端科學技術的某些具體領域中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是中國的學術界（包括自然科學領域）在總體上已經潰爛了，中國的科技水平從總體上來說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在日益擴大。接下來我們列出壹些說明中國學術界已經潰爛的具體事例。

　　楊玉良，中共黨員，覆旦大學畢業、博士、教授，曾到德國做訪問學者。謊稱獲得德國萊布尼茨獎（著名的科學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後來提升為覆旦大學校長。在有人揭發他沒有獲得萊布尼茨獎以後，宣布免去楊玉良覆旦大學校長職務，未對他作任何處理。

　　何祚庥，中共黨員，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在2001年發表了壹篇論文《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紀念普朗克創立量子論100周年》，論文的內容沒有必要在此詳述了，只引用論文摘要中說明論文中心思想的壹句話：“通過量子力學的發展，論證了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如此奇葩、荒誕、無恥的學術論文，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來了。壹位中科院院士居然發表了這樣壹篇論文，足以說明中國學術界潰爛到了什麽程度。

　　哈爾濱的壹名司機王洪成在1984年3月宣布發明了“水變油”，聲稱在水中加入極少量的“可燃炔”制劑可以變成為“水基燃料”。“水變油”是壹個騙術並不高明的騙局，稍有壹點基本科學常識的人都能壹眼看破這個騙局。可是中國偏偏有如此多科盲官員和科技部門幹部，他們輕易地相信了這個騙局，把王洪成尊為貴賓，在各種報刊、媒體上大肆宣傳，稱“水變油”是中國第五大發明；給他錢辦廠、開公司；使這個騙局持續了十年之久。真是天下奇聞，令人匪夷所思。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在2003年2月宣布研制成功“漢芯壹號”芯片。經過國內權威專家鑒定，認為這壹成果接近國際先進技術，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過了國外同類產品。上海市科委宣稱這是中國國內首個具有自由知識產權的0.18微米DSP芯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申請六項專利。隨後撥給陳進壹億壹千萬元科研經費，開展芯片研制工作。2006年1月有人舉報陳進造假，陳進在美國購買摩托羅拉的芯片，雇民工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羅拉logo等字樣及圖案全部用砂紙磨掉，再打上“漢芯壹號”字樣。經調查後上海交通大學證實“漢芯壹號”造假，撤銷陳進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職務，撤銷他的教授職務任職資格，撤銷他的各種榮譽稱號及待遇，追繳科研經費及撥款。不過陳進及相關的責任人都沒有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2017年5月18日，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宣布，我國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地完成了“可燃冰”試驗開采工作，在技術上領跑全球。宣稱登上了世界科技新高峰，推動了整個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變。“可燃冰”是“甲烷氣水合物”或“天然氣水合物”，存在於低溫高壓的環境下。人們已經發現，在世界上多處海域的海底蘊藏著豐富的“可燃冰”。開采“可燃冰”並非難事，但是如果進行商業開采（達到壹定數量的開采）就會向大氣中釋放大量的甲烷氣，大大加速全球氣候暖化。目前世界上無人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目前不能商業開采“可燃冰”。中國並非世界上第壹個進行試驗開采的國家，2017年5月4日，日本成功地試驗開采了“可燃冰”。所以，試驗開采“可燃冰”是壹件不值得大肆吹噓的事情，中共官方及官方媒體卻把它吹噓為“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這完全是吹牛。

　　長江三峽工程是長江上遊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其水壩是中國以及世界上有史以來建設的最大的水壩，建成的水電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工程的勘探、設計、論證工作。在論證的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最終決定暫緩實施三峽工程。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中共中央決心要盡快實施三峽工程，國務院召集幾百位專業人士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重新論證。在論證過程中，黨的領導全面支持正方的意見，大力打壓反方的意見。排斥持反對意見的人，不讓他們參加論證會；禁止出版表明反對建設意見的書；對反對者提出的三峽工程建成後可能出現的問題，只是簡單粗暴地否定，根本不予考慮。1992年李鵬將三峽工程議案提交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1992年4月3日該議案獲得通過。

　　如今三峽工程全部完工已經十多年了，工程總投資約2000億元，現在回顧壹下三峽工程的得失。（1）三峽水電站的發電量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但是這些發電量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遠不如當初吹噓的那麽大，收取的電費遠遠超過了預期值。（2）三峽大壩預期可以大大提高抗洪、防洪的能力，事實上大壩建成後長江中下遊的洪水災害確實減少了，但是沒有預料到的是：大壩蓄水後使長江中下遊水文情勢發生了大改變，使長江中下遊河道的變化及水災、旱災的格局出現了新問題，大壩建成的好、壞影響究竟哪個大，現在還很難下定論。（3）三峽工程改變及破壞了長江流域及更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4）大壩周圍地區的地質災害大量增加。（5）移民問題沒有解決好，移民中很多人失業，陷入貧困狀態。（6）其他的負面結果。（7）三峽大壩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如果對此掉以輕心、不管不問的話，三峽大壩終有壹天將會潰壩。三峽工程投入了巨額資金，最後只得到發電這麽壹點收益，兩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加上三峽工程的那麽多負面後果，完全可以說，三峽工程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我不讚成“馬上炸掉三峽大壩”這樣極端的主張，但是我們必須反思，當初絕對應該認真聽取反對的意見，對於他們所預期的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采取更好的預防措施。現在還必須時時警惕三峽工程可能存在的隱患，如果對此掉以輕心、不管不問的話，三峽大壩終有壹天將會潰壩。我認為必須馬上成立壹個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獨立的三峽大壩監測組，每兩年對三峽大壩進行壹次全面徹底的監測，根據監測的結果再決定是否需要把監測的頻度增加到每年壹次。最後總結為壹句話：壹黨專政、堅持黨的領導，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大敵。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重大的戰略性水利工程，也是在黨中央決心要實施這項工程的情況下組織專家論證，在論證過程中排斥和大力打壓反對的意見，最後草率地強行通過了南水北調工程。2002年開始施工，東線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和中線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分別於2013年12月8日和2014年12月12日完工並正式通水。已經投入資金1000多億元。通水以後，調出的水絕大部分都浪費掉了，調運到北方的水只有壹小部分在北京市得到了利用，調水的利用率極低。於是南水北調工程處於停頓狀態。東線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和中線工程的第二期工程的開工日期遙遙無期，西線工程是永不再提了。整個南水北調工程成了壹個勞民傷財的巨型爛尾工程。再壹次證明了，壹黨專政、堅持黨的領導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大敵。

　　2016年9月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天河工程”論證啟動會暨第壹次專家組會議。所謂“天河工程”是指，采取人工幹預方法，實現不同地域間大氣、地表水資源的再分配，說得通俗壹點，就是“空中南水北調”工程。這完全是壹個吹牛的工程計劃，毫無實現的可能性，很多氣象學家痛斥它是荒誕的工程計劃。可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2018年11月5日，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獲悉，已經正式啟動“天河工程”衛星和火箭研制，計劃2020年完成“天河壹號”衛星首批發射。天哪！這下子又有至少幾百億元“蒸發”到天上去了。

　　最後引述兩則荒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新聞：（1）電子科技大學教師鄭文鋒在課堂上發表了“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不可誇大其歷史作用”等言論。2019年7月16日，校方因此而對鄭文鋒作出處罰決定，取消鄭文鋒評獎評優、職務晉升、職稱評定的資格，停止教學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資格，期限為24個月。對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發表這樣的言論實屬很平常、很正常的壹件事，電子科技大學校方竟作出停職的嚴厲處罰決定，可見中共對學術界言論管制嚴到了什麽程度，任何與中共官方的標準說法有半點偏差的言論都不允許，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2）2019年7月22日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進會在北京授牌成立，有十多個教授、學者、專家發起成立這個研究促進會，杜鋼建教授為會長。他們認為所有的文明都起源於中國，他們的荒唐觀點有：王佩良、李國防教授認為英語起源於漢語；陳兆乾教授也認為英語起源於漢語，還認為英語詞組與字母乃至發音都遵循易經原理；諸玄識教授：1755年的《約翰遜英文詞典》抄襲自《康熙字典》。

　　他們荒唐的觀點還有：18至19世紀現代歐洲的經濟、科技、教育、哲學都是學習中國、拷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起源，源頭都在中國；莎士比亞作品是偽作，莎士比亞是壹個文盲演員，根本不懂英語，因為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英語還沒有從中國傳過去；英國人的祖先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壹帶，而在古代夏朝、黃帝、炎帝時期，印度是華夏的領地、封地，所以英國人也是中國人的後代。如此等等。

　　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能看出來這些觀點是何等荒唐，簡直就是神經錯亂的壹群人在胡說八道。這樣壹幫胡說八道的人都還是大教授、名專家，還糾集在壹起成立了這麽壹個荒誕的研究促進會。由此可見，中國的學術界、知識界潰爛到了什麽程度，荒唐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七）醫療業、醫藥業的潰爛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進行了醫療改革，把全部醫院都市場化（產業化），就是停止給醫院的撥款，讓所有的醫院都自負盈虧。這樣壹來，所有的醫院都辦成了醫店，以盈利為首要目的，治病救人成了達到盈利這個目的的手段。醫院怎樣賺錢盈利呢？首先想到的是以藥養醫。很顯然，醫院賣給病入的藥越貴，醫院獲利就越大。為了有效地推行醫院市場化，醫生個人的收入也與他開出的處方掛鉤（按比例提成），開出去的藥越多越貴，醫生的收入就越高。這時各醫藥公司也發現了牟取暴利的大好時機，紛紛派出醫藥代表進入各家醫院去推銷高價藥品，辦法就是給醫院和醫生高額回扣。這樣壹來藥價就火箭式地往上漲。

　　現在壹個人得了壹點小病去醫院看病，醫生往往會開出壹大堆貴重的藥。現在在中國的醫院里還能經常見到壹種怪現象，那就是到處都是打吊針（靜脈輸液）的人，其實大部分人是不必打吊針的。其中有很大壹部分吊針輸入的是抗生素，中國醫生特別喜歡在處方中使用抗生素，其實在大部分情況下根本不必使用抗生素。之所以濫用抗生素、濫打吊針，唯壹的原因就是為了多賺錢。世界衛生組織早就發出禁止濫用抗生素的警告，因為濫用抗生素已經導致很多細菌變得越來越耐抗生素，自然界中耐藥（耐抗生素）細菌的大量增加使得抗生素的功效變得越來越低，治病變得越來越困難。更可怕的是自然界中出現了耐壹切抗生素的“超級細菌”，被這種“超級細菌”感染的病入幾乎無法醫治。中國醫生對於自然界中耐藥細菌的大量增多與“超級細菌”的出現負主要的責任。這些濫用抗生素的中國醫生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在危害全世界人民。

　　現在到醫院去看病，還經常遇到醫生讓妳用昂貴的進口儀器做各種各樣的檢查，這些檢查收費昂貴，絕大多數是不必要做的檢查，其目的只是為了提高醫院的收益和增加醫生的收入。這種現象加上上述的開大處方、貴重藥的現象，使得看病越來越貴。

　　現在如果有人生了大病需要住院治療，即便有大病醫療保險，也只能報銷大部分（不是全部！）醫療費用，個人壹般還必須支付幾萬，甚至幾十萬元。普通人生了大病住進醫院，付不起這麽昂貴的費用，醫院鐵定的原則是先繳費後治病，不先繳費醫院不給治病。所以在醫院的住院部，經常可以看到有病人因為繳不起費，醫院不給治，拖了幾天病人就死了。這種現象很普遍，而醫院在報告中絕不會把真相寫出來，總是說病人因病重而死亡。在貧窮的農村，壹些老人病了，根本看不起病，他們自知遲早要死，為了及早擺脫病痛的折磨，也為了不因自身生病而連累晚輩，他們選擇了自殺。這種現象也相當普遍，中共當局壹貫隱瞞真相，在統計報表中只說“病故”，絕不提“自殺”。

　　醫院對待窮人是壹副冷漠無情的嘴臉，對待富人又怎麽樣呢？有壹個企業家，他的父親得了重病，送進醫院去治療，住院壹個月，病人沒有救過來，還是死了。結賬壹算，費用竟高達幾百萬元，比正常的實際花費高出好多倍，這豈不是明目張膽的詐騙和搶劫？！

　　有的醫院還幹起了騙取醫保費的勾當。某醫院的住院處有壹天招來壹群中老年人，收取每個人的醫保卡，並且交給每人壹疊空白的表格和單據，要求每人在上面簽字，然後招待每人吃午飯（壹份盒飯），飯後讓大家自由活動，大多數人去逛街或逛商店。醫院的工作人員就拿這些醫保卡和簽了字的空白表格和單據去偽造這些人住院治療並已繳費出院的文件，憑這些文件醫院可以到醫保部門去領取醫保費。幾小時以後醫院工作人員偽造住院文件完畢，這壹群人陸續返回，醫院發還醫保卡，每人發100元並叮囑他們，如果有人問，妳就說從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因某病在此住院治療。這樣醫院可以通過每個人騙取幾千元乃至上萬元醫保費。這種事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這樣的醫院完全淪為詐騙機構。

　　2016年發生的魏則西事件暴露了百度搜索發布非法醫療欺詐廣告，也暴露了我國很多高級醫院將旗下的科室非法對外承包給壹些不合格的醫療單位或個人的普遍現象。這樣的廣告和這些外包的三甲醫院的科室，根本就是在謀財害命。魏則西事件曝光以後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中央有關部門也下令嚴加查處。可是事情過去以後，非法的醫療欺詐廣告和非法醫療機構照樣大行其道，沒有壹點收斂的趨勢。

　　十多年以前接連發生了“齊二藥”、“欣弗”、“奧美定”等令人震驚的假藥事件，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嚴重地違法違紀、貪污受賄，對這三起假藥事件及其他假藥的審批負主要責任。2007年鄭筱萸被判死刑並執行。鄭筱萸被懲罰、處決了，但是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腐敗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是越來越嚴重。藥監局每年都要審批壹大批新藥，其中絕大多數是所謂的“新藥”，其實就是原來的藥，只是把附加成分稍作修改，或外觀修改壹下，或稍微改動壹下制藥程序，就成為壹種新創造出來的“新”藥。每年上市名目繁多的“新”藥，療效壹點也沒有增加，藥價卻飛快地上漲了。任何假藥、有毒有害的假食品，只要“公關”到位，“好處費”給足，都能通過食品藥品監管局審批的關卡。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就是中國藥價火箭式地上漲，假藥、假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的罪魁禍首，造成的影響最廣、最深遠的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它的惡劣影響至今尚未消除。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幾起假疫苗事件也非常嚴重。2007年山西省發生多起兒童注射疫苗致傷致死事件，官方強力掩飾，直到2010年才披露出來；2013年南方發生多起嬰兒注射乙肝疫苗後致傷致死事件，官方又掩蓋事實真相；2016年發生山東疫苗事件，18個省市都出現問題疫苗；2018年傳出吉林省長春市長春長生疫苗公司生產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又披露該公司生產的白百破疫苗不合格，有20多萬兒童已注射了這批疫苗；2019年4月報道，有38人被接種了假宮頸癌疫苗。雖然黨中央三令五申要嚴查嚴罰杜絕假疫苗，但是假疫苗仍然繼續不斷地產生。在中共的統治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就是腐敗的溫床，假疫苗、假藥必定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

　　在今天中國的醫院里，大病不治、小病大治、有病亂治、過度治療等現象非常普遍；做手術時，被手術的病人要向做手術的醫生送紅包；醫騙盛行。這樣壹來，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自然很糟糕。很多醫生對待病人不是全心全意地治病救人，而是把病人看作賺錢的對象，首先考慮的不是治病，而是經濟利益。其結果當然是醫療事故發生率非常高，醫療事故層出不窮。另壹方面，病人知道醫院和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他們對醫生當然是抱著不信任，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出了醫療事故以後，病人及其家屬、親人十有八九會責怪醫生；醫院則千方百計地為醫生辯護。於是往往會發生病人家屬及親人聚眾鬧事，包圍醫院，圍攻醫生的事件。這樣的醫鬧事件在中國屢見不鮮。最嚴重的醫鬧事件是暴力醫鬧，壹大群人包圍醫院，砸壞醫院的設備，毆打醫生。最嚴重的情況是政府派武警部隊保衛醫院。醫患關系惡化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醫鬧事件，甚至暴力醫鬧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嚴重到要派武警部隊來維安。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奇葩現象。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令人吃驚的具體事例來，限於篇幅就到此為止了。上述事例就足以說明中國的醫療業、醫藥業潰爛到了什麽程度，可以這樣說，中國的醫生、醫藥業從業人員，有相當壹部分人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其中更有壹小部分人，可以說是謀財害命、無惡不作的歹徒。

　　（八）生態環境嚴重污染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壹段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屬於所謂的“三高壹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模式，這是壹種很糟糕的發展模式。高投入是指每年國家都投入巨額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GDP的增長；高消耗是指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巨大，浪費嚴重；低效益是指我國產業的效益很低，我國的GDP是依靠投入大量資金和大量勞動力獲得的，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很低。

　　中國的這種糟糕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嚴重地破壞了我國的生態自然環境。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森林被采伐，使得原來就比較低的我國森林面積覆蓋率進壹步急劇地下降。這導致我國原來就比較嚴重的水土流失變得更加嚴重了，使得我國的水災、旱災變得更容易發生了，發生水災變得更頻繁了，水災的規模也變得更大了。森林覆蓋率的降低和我國西北部、北部地區的過度放牧、過度開墾和開發造成了我國土地荒漠化的面積日益增加；我國北方地區的沙塵暴和浮塵、揚沙天氣變得越來越嚴重，每年發生沙塵暴的次數和強度不斷地增加，沙塵暴和浮塵、揚沙天氣影響的區域也越來越大。

　　中國的工廠、企業大多缺乏環保意識，它們只顧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顧社會的公眾的長遠利益，它們不願花錢建立處理廢水、廢氣的設備，或者建立了處理廢水、廢氣的設備也不使用，只是在應付環保部門的檢查時啟動壹下做做樣子，平時壹直閒置著。由於大量工業廢氣不作任何處理就排放到空氣中去，致使我國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很多地方空氣中PM2.5微粒及PM10微粒的含量在很多日子里嚴重地超標；中國北方很多城市經常籠罩在“霧霾”之中。目前全世界空氣污染指數最差的國家中，中國名列第四。壹項最新國際研究項目的成果顯示，每年全球因空氣污染而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550萬，中國占160萬。

　　由於大量工業廢水不經過任何處理就排放到江河湖泊中，中國的水污染的情況更加嚴重，大部分江、河、湖水及淺層地下水（或稱為地表水）被嚴重污染了，更令人吃驚的是，壹部分深層地下水也被污染了。有些工廠、企業主（當然是受中共領導和控制的）覺得往江、河、湖排放工業廢水會被人發現，就往地下打深井，把工業廢水往地下灌。江、河、湖水及地表水被污染了，花幾年、十幾年是可以治理好的；而深層地下水被污染了，是壹千年也治理不好的。中共當局幹出這種斷絕子孫後代生計的缺德勾當，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由於過度施用化肥以及工業廢水、廢棄物和生活垃圾不經處理就置入土地中，我國大片土地的土壤被嚴重污染了。在這種土地上種出來的農作物也是被污染的，如：鎘大米、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大米等。這些大米都輕易地進入了消費市場。菜園的土壤被污染了，用被污染的水澆灌，種出來的蔬菜自然是有毒有害的，菜農及其親屬絕對不吃自己種出來的菜，但他們把這種有毒有害的蔬菜送到集市上去賣。中國有幾億人經常吃這種被污染的農作物及其制成的食品。

　　（九）中國老百姓被有毒有害的食品所包圍，很多地方成了不宜人類居住之地以上談到的有毒有害的農作物和食品（鎘大米、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大米、有毒有害的蔬菜等）是環境污染導致的，中國人經常食用的有毒有害食物，更為大量的是人為制造的，如：三聚氰胺奶粉、牛奶、黑心米（把發黴的大米作特殊處理，使其外表很象好米）、黑心面（在面粉中摻入對身體有害的增白的化學品粉末）、地溝油、用硫磺蒸氣熏蒸過的白木耳、用化工原料化學品加工處理過的粉絲、腐竹等食品、蘇丹紅鴨蛋、孔雀石綠處理過的魚、含甲醇的假酒 ......等等；在中國市場上出售的熟食品有很多是以病、死豬肉、病、死雞、鴨、變質的牛、羊、豬、雞、鴨肉為原料制成的，在生產過程中加入了各種不知其名的添加劑、化學品，制成的熟食品當然是有毒有害的；在很多餐館里也普遍存在往食物里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劑、化學品的現象。中國老百姓被這些鋪天蓋地的有毒有害食物包圍著，有好幾億人經常吃有毒有害的食物。

　　再加上中國的環境被嚴重污染了，空氣、江、河、湖水及地表水都被嚴重污染了，大片土地的土壤被嚴重污染了。幾億中國人喝不到幹凈的水，呼吸不到清潔的空氣，被有害有毒的食物所包圍，居住在土壤被嚴重污染的土地上。空氣、水、食物是人類生存的三個基本要素，土地是人類生活的所在地，這些基本條件都出了問題，中國很多地方確實已經成了不宜人類居住之地。中國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癌癥村，就是壹個例證。還有很多地方雖然還沒有變成癌癥村，但也是不宜人類居住之地，居住在那里的人們經常患各種莫名的疾病，人的平均壽命大大降低。

　　（十）中國成了壹個大集中營、大監獄

　　中共當局在新疆設立了許多集中營（再教育拘留營），關押了上百萬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此消息揭露以後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壹致譴責。其實整個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壹個大集中營，因為全中國人民都處在中共統治集團的嚴密、全面的監視、控制、管制、統治之下。

　　共產極權政權建立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的鼻祖是蘇聯的“克格勃”。東德完全效法“克格勃”，建立了“斯塔西”。“克格勃”和“斯塔西”分別在蘇聯和東德建立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是秘密進行的。我參觀過“斯塔西”博物館，在兩德統壹後解密了“斯塔西”秘密檔案，有壹個原東德公民查閱了“斯塔西”秘密檔案後，吃驚地發現自己的多年鄰居是壹個“線人”，多年來這個鄰居壹直在向“斯塔西”告密自己的言行，而他自己壹直毫無覺察。而中國的“習衛軍”建立全面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已經公開化了，人人都知道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線人、信息員、情報員、告密者、網絡監督員，走到哪里都能見到監控攝像頭，而且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人臉識別、行為識別技術。習氏極權皇朝對十四億民眾的嚴密監控、打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共在中國的高校中普遍建立了學生信息員制度，嚴密地監視全體師生的言行，壹旦發現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跡象，隨時向中共領導告密。這實際上是中共領導下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在中國的高校已經發生了好多起學生信息員告發老師、使老師受到處罰的事件。中共在中學甚至在有些小學里也設立了情報員（即信息員）。在居民委員會中歷來就安插了告密者。中共在全國全民都建立了嚴密監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共早就建立了“金盾工程”、“防火長城”等網絡監控系統，對全體中國人民進行綜合監控；後來，公安、國安、解放軍總參謀部建立了中國網絡監控和審查系統；中共的網絡監管部門招聘了成千上萬名網絡監督員。中共還在各機關單位、在大街小巷安裝了無數個監控攝像頭，而且采用了人臉識別、行為識別的高新技術。現在整個中國已經成了壹座在中共全方位、全面嚴密監控下的龐大的集中營。每個中國人，無論在哪里，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處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之下。

　　中共不但對全民實施嚴密的監控，而且利用公、檢、法、司系統及監獄等專政機構來管制、統治、壓迫全國人民。在中共專政機構的嚴密管制下全國人民都必須聽黨的話，不許亂說亂動，猶如在壹個大監獄中。如果有人在網上發表了壹點中共當局不愛聽的言論或是轉發了諸如此類的消息，立刻就會受到懲罰，甚至被拘捕，這樣的事例經不計其數了。任何人只要發表了壹星半點中共當局不愛聽的言論，立即就會被懲罰、被刑事拘留。例如，南京市市民秦滬輝，只是因為在自己的私家車上寫標語，呼籲官員財產公開、民主、憲政、司法獨立，就被刑事拘留，以“尋釁滋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問罪。“709事件”是2015年7月9日開始，在短時間內中共當局大規模地抓捕了數以百計的維權律師、律師助理及其他維權人士。從2019年12月26日開始，在中國又發生了類似“709事件”的“1226大抓捕”行動，大規模地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現在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政治犯、良心犯、維權人士、異見人士，乃至無辜的普通百姓被關押在監獄、拘留所、拘留營、再教育營、精神病院中，遭受折磨。所以說，整個中國就像是壹座大監獄。

　　中共的專政機構不但嚴密管制、統治、壓迫全國人民，而且采用法西斯手段，草菅人命，甚至偽造證據冤枉屈死了成千上萬人。舉幾個例子說明之：（1）廣東作家廖祖笙，因寫作得罪了某些官員；他的兒子廖夢君（15歲的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學生）在2006年7月16日被人打死後，拋屍在壹高樓下，公安機關謊稱廖夢君是自己跳樓死亡；廖祖笙追求兒子遇害的真相，不斷上訴，均無果，他本人反倒被非法監控、禁止出境，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2）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村主任錢雲會，在政府征收了村民的土地以後，為了維護被征地的村民應有的權益，多次找上級官員申訴，惹惱了上級官員；2010年12月25日錢雲會遇害，作案者把錢雲會的屍體放在壹輛卡車的車輪下，偽裝成交通事故的樣子；公、檢、法機構協同偽造證據，最終將這起殺人案當作“交通事故案”處理了。（3）湖南省邵陽市維權人士李旺陽在刑滿釋放以後仍然受到非法監控和迫害，於2012年6月6日“被自殺”身亡。（4）2015年5月2日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慶安火車站，壹名警察開槍擊斃無辜的乘客徐純合；事發後公安機關謊稱徐純合“襲警”，開槍殺人的警察未受到任何處罰。（5）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已參加工作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從家中出發去首都機場接客人的途中被壹群便衣警察攔截盤問並拘捕，雷洋被抓進警車，在警車中被打死；公安部門偽造證據，硬說雷洋“嫖娼”，放過了肇事的警察。（6）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被中共當局判刑關押獄中，劉曉波患有肝病，獄中的醫院故意拖延治療，致使病情惡化發展為肝癌晚期，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病故。（7）有很多精神完全健康的維權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中共當局硬說成患有“精神病”，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中受盡折磨，被強制注射不明藥物，嚴重摧殘了被關押者的身體健康，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共極權政權對全國人民實施嚴密的監控、管制和統治，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關押在監獄、拘留所、拘留營、再教育營、精神病院中受盡折磨，有成千上萬人被冤屈迫害致死，中國實際上已經成了壹座法西斯式的大集中營、大監獄，全社會成為壹座人間地獄。

　　羅列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的事實就到此為止，讀者們壹定還可以補充列出更多事實來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病入膏肓”意味著無醫可治，無藥可救。就是說，指望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改變病態的社會，走改良的道路是絕對不可能的。唯壹的出路只有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統治，壹切都推倒重建，重建整個社會。

　　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政權，意味著必須走革命的道路，進行民主革命。由於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全社會全民的主流價值觀，絕大多數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他們根本沒有要推翻中共政權的念頭，對政治漠不關心，所以目前在中國不存在發生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

　　在中國的近代、現代史上，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是最活躍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運動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廣大學生懷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學生運動，繼而爆發了百萬北京市民支持學生的大規模群眾運動。6月3日、4日，發生了中共軍隊鎮壓、殺害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慘案。這說明，在1989年絕大多數學生是關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況又怎麽樣呢？近年來，發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沒有在學生中引起多大的反響。為什麽會這樣？因為今天絕大多數學生只關心今後賺大錢，不關心政治。在短期內、在幾年內，絕大多數學生不關心政治這種情況不會有多大的改變。所以在近期內中國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

　　那麽在中國有沒有希望實現民主憲政？還是有希望的，以前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詳細分析說明了，中國在幾年內必將爆發經濟危機。爆發經濟危機主要表現是：GDP下降；房地產泡沫破裂；大量企業倒閉；大批職工失業；地方債務危機總爆發，政府沒有錢給公務員發工資，給退休人員發養老金，當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鈔票來發工資、養老金，但是那會導致物價飛漲，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嚴重。中國經濟崩潰了，人民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人民群眾的抗爭、維權運動將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而政府的財政已經破產，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巨額的維穩經費了，它想要平息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也力不從心了。中共政權的政令根本沒有人聽了，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這就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崩潰。當中共專制政權崩潰的時候，如果有壹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來收拾殘局，組建壹個民主過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這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在哪里？目前在中國除中共以外不存在這樣壹股政治力量。如果在中共專制政權崩潰時，中國不存在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最大），那麽就可能出現類似於清朝滅亡以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許還存在壹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也許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也沒有了；全國各地出現了很多個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進黨必然乘大陸大亂之機迅速實現台獨；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獨立，新疆很可能發生戰爭；其他地方也有可能發生內戰。如果想要避免出現這種局面，那就必須建立壹支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呼籲所有的民運人士都來討論這樣壹個問題：

　　怎樣盡快地建立壹支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

　　這是民運人士當前面臨的最迫切、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

中共是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政黨

作者 穆正新 寫於 二零零五年

　　壹、中共壹個月的養黨費用 國民黨黨產加上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開銷，相當於中共壹個月的養黨費用。 相信不少人聽說過中國國民黨的“鉅額黨產”。根據據臺灣媒體的報道，國民黨各種黨產的賬面價值約為四百億臺幣，但實際凈值可能不到二百億臺 幣。在臺灣的政治環境下，這筆黨產非常惹眼因而備受民眾的攻擊。以西方國家的標準看，鉅額黨產讓人覺得該黨奢侈甚或夠得上腐敗。但如果和海峽對岸的中共 比起來，國民黨只能算超廉潔。從數量上講，國民黨的黨產只是中共養黨費用的零頭。四百億臺幣黨產折合人 民幣約壹百億元。按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消費水平算，約等於兩個星期的花銷。 中共還喜歡宣傳美國總統大選的開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公布的數字，2004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為十億零壹百六十五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八十多億。還不夠中共兩周的養黨費。 國民黨黨產累積了近百年，美國總統大選經費籌集了四年。中共把這麽多的錢用光，只要壹個月。 這還是從低估算中共養黨開銷的水平後得出的結論。如果把全部被中共獨占的資源都算成養黨費的話，上述兩筆鉅款還不夠中共壹個禮拜的花銷。本文稍後會就估算 方法作具體說明。歡迎各位挑剔或者提出不同的估算方法。但本人自信其他人不太可能找到更保守更省的演算法。 有人想說：“中共根本沒有黨產！”。這沒錯。中共從未造冊登記過黨產。但沒有黨產不等於不需要花錢養黨，更不等於養黨花銷水平低。上帝造這個世界的時候定 好了“能量守恒”的定律。誰也違背不了。沒有能源就不能活動，沒有投入就沒有產出。沒有經濟基礎，哪來上層建築？妳看看那些占地廣大設備優良的中共中央機 關區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樓、直至縣區鄉鎮街道黨委、各種院校及軍警部隊黨委所使用的辦公設施等等，難道都是當初毛主席拔了幾根毫毛吹口氣變成的嗎？那 數百萬紅潤飽滿、儀態軒昂的書記常委主任政委等專職黨幹們，難道都是喝著西北風為黨工作的嗎？那隆重排場的全國黨代表大會，難道是各地黨代表們背著幹糧夾 著雨傘步行到北京，在農貿市場邊上撿個旭旯蹲下來抽幾袋煙就能開成的嗎？不靠報紙電臺電視臺電影戲劇歌曲圖書教材直至連環畫等壹切宣傳形式進行長時間高強 度的自我表揚，光憑著毛主席那“女高音男聲”叫兩嗓子，就能讓全國人民來個“募然回首，那黨正在，偉光正亮處”？

　　二、維持任何組織都需要資源 維持世界上最龐大的執政黨當然需要最大量的錢。不誇張地說，中共壹黨的養黨經費足夠供養全世界所有非共產國家的執政黨還有很大剩余。這事實已經存在了幾十 年，證據俯拾皆是，任何人均可自行觀察驗證。比較壹下壹個中共普通縣委和壹個西方國家執政黨省級黨部的花費，前者肯定是後者的許多倍。富壹點的中共縣委的 花銷水平還可能蓋過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構。不信妳到加拿大任何壹個省會城市的街上去打聽壹下執政黨的“省委大院在哪裏？”。壹開始被問的人會感到莫明其 妙。請妳契而不舍堅持打聽，最終會被引到某棟商業寫字樓中的幾間屋子裏去。這就是西方執政黨的“省委機關”。這裏沒有威嚴的大門高墻以及把門武警；沒有多 到需要編號的樓宇和別墅群；沒有氣派非凡的公用大車隊和首長專用小車隊；沒有“省委印刷廠”、“省委招待所”、“省委機關幼兒園”、“省委大禮堂”，大、 中、小餐廳、診所商店等等，通通沒有。壹共就是三幾間屋子幾部電腦加上不到十個雇員而已。請問中共哪個縣委機關工作人員少於五十個？哪個縣委書記不配備公 家小車？有幾個縣委機關不蓋辦公樓？別說縣委，很多中國鄉鎮黨委的機關都比西方的省級黨部闊。曾見報道說，河南某鄉黨委機構，與鄉政府壹起坐落在壹個占地 14畝的宮殿式建築物裏有城樓、有觀禮臺、有花園，還有個小廣場。僅樓頂的兩座鐘，就花掉三萬元人民幣。相信妳走遍美加兩國也找不到壹個執政黨的“省委機 關”能有這等的氣派。 西方執政黨的中央機關呢？通過水門事件我們知道，美國主要執政黨之壹的民主黨中央機關也沒有自己的辦公樓。該黨長期租用商業樓裏的幾間屋子來辦公。且連個 “保衛處”也沒有，“中央警衛團”對他們來說是域外辭匯。保衛黨中央的重任是由物業公司的看門老頭承擔的。這付窮酸樣，和那些擁有獨立豪華辦公樓的中共縣 委機關怎麽比？ 西方執政黨更不可能象中共那樣把黨務機構從中央政府壹直辦到幼兒園裏去。他們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設黨務機構。就算設了也往往沒有辦公室，黨務工作全靠黨員 們義務維持。本人在加拿大出席觀察過壹個大城市黨部的年會。會上“市委第壹把手”（壹退休老太婆）在報告上年黨務活動時先感謝幾個黨員無償提供家中場所讓 她們開“常委會”（董事會）。分管財務的女士報告說該“市委”去年募捐所得四千多加元，加上“黨中央”下撥三千加元用於全國性競選活動，總收入七千余加 元。而光是給全市黨員發壹封信就要用掉近千。所以各方面只能從簡。開小會就借黨員的家，大壹點的會則租教堂舉行。壹個在級別上相當於中共南京市委或者武漢 市委的黨部如此貧窮，實在有辱“資產”階級政黨的稱號。七千加元相當於四萬多人民幣。還不夠壹個中共縣委壹星期的開銷。也就是說，抽出中共壹、兩個縣委的 經費，就能把美加兩國所有省會城市執政黨“市委”的財務擺平。抽出十來個條件好壹點的中共縣委的經費，還能把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黨務機 構維持費統統包下來。牛不牛？

　　三、由中國統計年鑒得知 由中國統計年鑒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個鄉鎮街道黨委、2861個縣級黨委、333個地市級黨委、31個省級黨委和壹個龐大無比的黨中央。此外還有成 千上萬的院、校、系、所、軍、師、旅、團黨委等等。養黨經費之巨可想而知。可以很保險地說，剔除朝鮮越南古巴等幾個同樣昂貴的公養政黨後，拿出養活幾百個 中共縣委的資金，便足夠維持全球所有其他國家的執政黨的黨務機構。說中共全黨的養黨費足夠維持十來個地球上的所有非公養執政黨的黨務機關，決不是開玩笑。 中共標榜自己“從不花壹分錢搞競選”。這是很無恥的說法。中共不搞競選並非為了給國家省錢，而是知道自己經不起競選故而禁止競選。為了保證本黨“無論如何 也要當權”的不光彩事業，中共把百倍以上的錢填進去了。各國的競選經費是為國家花的錢而不是養護執政黨的錢。反對黨籌集的競選經費無疑是“反黨反政府活動 經費”。實際上，各國競選經費相當於社會為汰舊換新而付出的代價。它有如四年壹次的“月經來潮”，出點血以達到暴露弊端、排遣廢舊組織、更新國家機能的目 的。而中共養黨花銷完全是從利己原則出發的損公肥私開支，它如同將多個針頭插在國家的血管上，讓全民的財富日夜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滴。請問到底哪種花銷對人 民的損耗更厲害？

　　四、不置黨產是因為用公款養黨 1949年解放軍進軍全國時，許多民眾幸災樂禍地看著國民黨敗退。他們討厭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期盼著中共這聲稱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權會讓他們的日 子過得松活些。然而沒過幾天人們就吃驚地發現這“人民政權”比國民黨政府貴多了。國民黨的省市縣黨部是靠黨產維持的大財團。而共產黨的省市縣黨委卻是堅 決吃公款的“國家機關”。中共所說的“我黨壹切為人民”，原來是“人民養我之壹切”意思。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政權”吃人民。中國人身上的稅捐負擔倒比 國民黨時期更加沈重。壹些老輩人說，解放初期人們常在私下裏慨嘆的壹句話是：國民黨千歲（稅），共產黨萬歲（稅）萬萬歲（稅）呀！

　　五、萬官貪污不抵壹黨竊國 公款養黨的罪惡程度超過壹切經濟犯罪的總和。國共黨員都有貪污行為。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黨確實還是很腐敗，但是國民黨貪污腐敗畢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撈財行為；而共產黨是全黨出動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波瀾壯 闊地吞噬公款。中共幾十年來壹直旗幟鮮明地用公款養自己。共產黨人 從不以竊國為恥，倒氣勢洶洶地隨時準備捍衛黨的竊國權。在他們看來，黨既然打下了江山，接著坐江山吃江山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誰敢在中國大陸公開主張停止使 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養黨的話，誰就是共產黨的仇敵。別說提停止公款養黨，哪怕提壹提“削減養黨開支以減輕人民負擔”的建議也是嚴重犯忌，共產黨決不容 忍。 各國“資產”階級執政黨之所以都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沾公款很難。政黨私營，募捐養黨是世界通則。各國的輿論界和反對黨盯得很緊，執政黨稍 不留意就會被抓把柄。美國民主黨人出任過多屆美國總統，但他們別說批點錢給本黨蓋棟辦公樓，更小的事都不好辦。克林頓當政時，曾有國會議員追究副總統戈爾 用白宮的電話和黨內幹部討論為黨募集經費的事情。那議員說戈爾用公家設備辦私事，壹旦查實就要判他的罪。這樣的指控讓我們中國人聽來簡直荒謬透頂：明明是 黨中央領導上班時間打電話過問壹下“黨的建設”情況。居然會有罪！如果哪天中共領導願意討論放棄公款而改靠募捐過活的新“黨建”方針的話，中國人民只會燒 高香道萬福舉行大慶賀，哪裏會想到去問什麽罪。這美國議員要在我們中國，輕松點說是有病，嚴肅點說就是欠勞教。

　　六、怎樣界定“養黨費” 中共要人民養黨，是不可拒絕、不可講價並且也是不可查詢的。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吞噬公款，從來不向人民報個帳、說明壹下本黨的花銷。自己不報告也不許他人 過問。這使得清查中共養黨費用相當困難。目前這方面的資料幾乎是空白。不能不承認，我們對支撐共產黨生存的龐大經濟基礎的了解是粗淺的。而不能全面正確地 了解共產黨生存的經濟基礎，有關共產黨的知識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核算中共養黨費用的事必須做，早就該做。如果目前還做不到精確計算，估出壹個比較合理的數 額來也是很有意義的。 那麽，怎樣估算中共的養黨費用？哪些開支應該包括在內，哪些不應該？ 廣義上講，任何被共產黨用於養護自己的費用都是養黨費。被共產黨占用謀私的國家公器，比如解放軍、國家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機構等等，所發生的費用都可以算 入“廣義養黨費”。從資金來源上看，“廣義養黨費”既包括公款，也包括私款。考察“廣義養黨費”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它讓我們知道支撐共產黨存在所需的經濟 基礎有多麽龐大：“從不花壹分錢搞競選”的說法多麽虛偽；共產黨長期霸占國民公器是怎樣壹種大規模的以權謀私的惡行等等。 但本文要考察估算的並不是上述廣義的養黨費用，而是比較嚴格限定的“專用養黨費”。“專用養黨費”必須符合兩個條件： 第壹條、項目上，必須是專為共產黨而創設的項目。 就是說該費用除了服務於共產黨外再沒有別的用處。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種費”。正常國家的納稅人不負擔這種開支。壹旦中共下臺，中國也會廢除這些養 黨項目，人民就可以卸除這部分經濟負擔。例如從中央和各省市縣鄉街道、以及學校及軍隊裏的黨委、支部等黨務機構所耗用的資金，無疑屬於“專用養黨費”。正 常國家裏的納稅人養政府養軍隊，但不養執政黨。加拿大聯邦政府大樓裏沒有自由黨“中央辦公廳”的位置。臺灣淡江大學各院系不必向民進黨“校黨委”的請示匯 報；小鷹號航艦上也不會有共和黨“艦黨委”辦公室。中國人從1949年起就毫無道理地供養著上上下下成千上萬個中共黨務機構，實乃千古奇冤、曠世奇冤。把 中共趕下臺也等於在經濟上從中國人民頭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就可以省出來用於人民的福利。中國大批失學的孩子、貧困的農民、嚴重污染惡 化的生態環境，將能得到好壹些的照料。

　　七、以軍費為例來說明 讓我以中國軍費為例來說明這壹條的應用。 如果采用廣義標準的話，整個中國軍費都算中共養黨費。因為中共獨占國家軍隊並堅拒軍隊國家化，解放軍成了中共壹黨的“黨衛軍”或私家衛隊。國家軍費即相當 於中共的“家丁費”或者“護黨費”。中共既然有膽公開地獨占國家軍隊，自應當負責任地認下這筆軍費開支賬。既想獨占服務而又拒絕買單，用社會學辭匯講叫做 “黑社會組織消費行為”，用刑法衡量就是“流氓團夥罪”。所以，除非中共把軍隊還給國家，否則這筆“廣義帳”賴不掉。 但用“專用養黨費”標準衡量，國家軍費不符合“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種費”這壹條。國家橫豎要養軍隊，即便沒有共產黨的時候也這樣。因此軍費不能全部算入 “專用養黨費”。中國軍費中應該算入“專用養黨費”的，是那些用於政委、教導員、指導員、中共中央軍委以及軍內各級黨委支部的費用。這些是專用於保證中共 控制軍隊的費用。壹旦共產黨下臺，國家就不再需要養活黨中央軍委和軍內各級黨委，中國軍隊也不必保留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等等黨幹的編制了。因此，我把這些開 銷算入“專用養黨費”。這樣算起來，中國軍警武裝部門計入養黨費的金額約為六十多億人民幣，而不是幾千億的軍費。 第二條、來源上，必須是公款。 具體說，“專用養黨費”的資金來源限定為國家財政資金，國有企、事業資金以及各級政府以不同名目向人民攤派征收而得來的資金。這壹條把私人自願貢獻的資金 排除在外。這是因為公款養黨是壹種罪行，而私款養黨則是正當行為。將來中國所有政黨都必須私營。中共下臺後如能依法登記並以募捐養活自己的話，我們將樂見 其存在。依這壹條，以下兩項開支不算“專用養黨費”：1、中共黨員個人交納的黨費支付的項目，這屬於私人貢獻。2、非國有企業內的黨委、支部、黨辦等機構 的維持費用。雖然很多“集體”所有制企業並非自願地供養中共黨務機構，但這類企業接近民營性質，國家壹般不為它們承擔風險。所以它們的養黨開支勉強可以算 作私款貢獻。共產黨下臺後，國家應制定法律，讓民營企業在規定的限額與方式下向政黨提供政治獻金。但國有企業就不行。國有企業資產是全民公有的財產，國有 企業的風險由國家承擔著。用國有企業資金維持黨務機構就是公款養黨。將來必須禁止。

　　八、順便說說中共黨費的價值 中共有幾千萬黨員，交納的黨費數額也很大。但相對於天文數字般的養黨開銷來說，這筆收入仍然是個微不足道的量。人無橫財不富，黨無公款不壯。單靠黨費維持 的話，中共很可能在1921年8月就散夥了。中共領導向來不把黨費收入看在眼裏。中共中央組織部1998年1月6日印發了《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管理 和使用的規定》，其中第三條“黨費使用”規定：“黨費必須用於黨的活動，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其具體使用範圍是：（1）培訓黨員；（2）訂閱或購 買用於開展黨員教育的報刊、資料和設備；（3）表彰先進基層黨組織、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黨務工作者；（4）補助生活困難的黨員”。 看見了吧？“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而已。壹個支部的黨員每月所交的黨費，也許夠支付該支部當月的書報雜誌、學習材料、周末郊遊、聯歡抽獎、觀看革 命電影等費用了。但那辦公樓宇、那輝煌裝修、舒適空調、電腦手機，豐田寶馬，頭等機票、星級酒店等等重大革命開銷從哪裏出？國庫，只有國庫，才是共產黨活 力旺發、威嚴長存的源泉。 考察“專用養黨費”比考察廣義養黨費更有意義。因為“專用養黨費”是由於共產黨的存在而額外產生的社會開銷。是伴隨著共產制度而發生的特有的罪惡。各國都 有執政黨濫用國家公器以謀私利的現象。但謀私謀到為壹黨利益而專門設計出壹整套吞噬公款的養黨體系的現象就只有在中國朝鮮等極少數國家裏才有。這套養黨體 系將會隨著共產制度的滅亡而被永遠拋棄。考察“專用養黨費”還使我們了解中國納稅人比正常國家的納稅人多承受了哪些額外的負擔。為什麽中國人的社會福利遠 遠不如法國而“稅負痛苦指數”卻緊隨法國而名列世界第二。考察“專用養黨費”更使我們知道，推翻共產黨統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時也是經濟負擔的大卸 除。 如果沒有專門說明的話，本文中提到的“養黨費”都指“專用養黨費”。下面把養黨費的幾個主要項目列出來，歡迎各位評判。

　　九、各項養黨費用估算 利用上述兩條標準，可以采用壹個簡便的方法去認定具體項目。那就是把機構和其他國家對比。凡是中共的養黨機構，要麽在正常國家裏找不到對應的機構，要麽雖 然能找到名稱相似的機構，但資金來源完全不同，功能性質也完全不同。以下分項目說明中共的養黨費用。 第壹項，中國各級“五套班子”中，有三點壹套養黨。 各國政黨執政是指該黨“組閣”，黨務機構仍靠自己募捐養活。中共則把全套黨務機構甩給納稅人供養。中國的各級政權，除去鄉鎮壹級外，每級都有五套班子：黨 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和正常國家相比，這五套班子中只有政府和人大這兩套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對應的機構。而黨委、紀委和政協這三套完全多是出來 的。中國的政府本來就以臃腫龐大著稱，中國人民負擔世界上最龐大臃腫的政府機構已經很不公平了，在此之上還要再供養三套以上同樣臃腫的養黨機構，就更不公 平了。 前面已經提過中共各級黨委機關的龐大與闊氣。人們此也早已熟知。這裏再補充壹點人們在各級黨委駐地所看不到的奢侈。中共不但用公款興建辦公設施，還用公款 興建休養設施。這些休假的設施經常占據著風景旅遊勝地內的最好地段。省委的休養地通常建在本省壹兩處地方。而中央級的休養設施則遍布全國多處地區。這些設 施常以隱秘獨占方式管理。寧可長期閒置也不對遊客開放。而在閒置期間始終保持足夠的招待和維護人員，定期清掃更換，日夜值班待命。這種管理方式給中共領導 人的窮奢極侈提供了良好的掩護。人們偶然從陳希同案中看到壹點點這類安樂窩的真面目。各級黨委究竟經營著多少同樣或者更奢侈安樂窩，誰能說得清？根據丁抒 的《人禍》壹書，１９６０年前後正當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大饑荒時，各省市競相為毛澤東建賓館以及帶遊泳池的“水晶宮”。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原本已有許 多高級賓館的情況下，又為毛興建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林、花木，占地壹千多畝。（上海市委稱它為“四壹四工程”。）內有壹百多人長年守著空別墅待 命。而十幾年裏，毛總共只住了幾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毛澤東壹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時，指定在滴水洞為他建別墅。毛自己當然壹分錢不出。國家為這工程從 壹九六○年下半年開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從此壹個連守衛著那片空房，直到壹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即使用不著也要照花錢，可見共產黨揮 霍人民的血汗勞動成果是多麽地隨意。 有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麽要把政協機關經費也算入專用養黨費。其實對照專用養黨費的兩個條件不難理解。政協機關靠公款維持這壹條是眾所周知的。政協機關的日常 維持費用以及每年的政協會務費用均由國家財政撥款提供。這壹點不會有疑問。可能產生疑問的地方在於政協機關是否是“專為共產黨利益而設置”。讓我做進壹步 說明。

　　十、進壹步說明 眾所周知政協主席必須是同級中共黨委的常委。而政協常委人選，要麽須經中共審核批準，要麽幹脆由中共派人去充任。我的壹位中學老師，就是被共產黨派去當本 市民盟負責人兼市政協常委的。我們同學曾聽說老師爭取加入中共，沒想到他最後入了民盟。師生相聚時有同學戲問老師道：是否因為中共不收，您才憤然改入民 盟？老師否認並鄭重其事地說：“組織上認為我在黨外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到民盟去不過是在不同崗位上為黨工作而已。我不能和組織上計較這個”。我這才知道原 來老師是被“組織上”派到民盟去“工作”的。怪不得他入民盟不久就被該盟“選”為副總幹事後來又被“推舉”進了政協。原來壹切早由“組織上”安排好了。老 師是中共長期“思想改造”惡政的受害人。顯然認為黨的“團結知識份子的政策”是好的，用什麽手段去執行都可以。其實不僅民盟，任何壹個中共掌股中的“民主 黨派”都不例外。這些名為“政黨”的團體卻堅決不要執政，唯壹願意做的事情就是給共產黨打下手，讓黨永遠放心。它們跟中共的下級支部同樣忠誠。政協會議 “協調各黨”其實不過是“召集黨外支部做出擁共姿態”的另類說法。這種“多黨合作”分明是壹黨操盤的多簧騙局。這是共產黨所幹的最不要臉的事情之壹：派黨 員去扮成“外黨人士”的樣子，然後再湊過來深沈凝重地秀壹番“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戲。真叫人惡心。 由執政黨批錢養壹群“在野黨”。這種奇事好像在前蘇聯也沒有過。這既說明中共對國庫極盡揮霍之能事，更反映出中共領導人深重自卑的內心。中共領導雖然鐵心 要獨裁，但也知道獨裁不光彩。“稱孤道寡”的確很受世人鄙夷。為了填補這種難忍的自卑，就挖空心思地組織人馬演出“多黨合作制”。希望通過“民主”表演活 動來沖淡獨裁者醜陋的形象。每年的“兩會”期間，這種多簧配合的段子照例上演壹回。別看戲路單調乏味，演出的費用卻很沈重。雖然每年演出時間只有幾天，要 命的是所有的“戲班子”都必須常設。從中央到每個縣市都必須設立政協並“按規定”組建若幹“民主黨派”。這樣壹來，中國納稅人還得常年供養著從中央到縣級 這樣壹套數目龐大的“在野黨”。其他各國納稅人只養政府。而中國納稅人養了政府還要養執政黨，已經夠冤了。豈知這還沒完。中共意猶未盡還要人民再養些“在 野黨”以美化自己。稅上加稅，冤上加冤。有朝壹日政權還給人民，政協這騙人的養黨機構必須廢除，骯臟開支必須立即停止。現有的這幾個冒牌的“黨”，要麽去 組建獨立的政黨，要麽正式並入中共恢復其“支部”的本來面目。不管執政還是在野，統統都自行去向民間募捐養活自己，不許再吃納稅人的錢。

　　十壹、養黨機構在哪裏 五套班子中還有零點壹套養黨機構在哪裏？ 黨委、紀委、政協，這是各級五套班子中的三套班子。但何來三點壹套之說？這“零點壹套”養黨機構在哪裏？它在“人民政府”這套班子裏，是中共安插在政府裏的黨組、黨辦和壹些神秘性的黨務機構。 美國勞工部裏有共和黨“黨組”的編制嗎？不可能有。布希最多能派共和黨人去當部長。他要敢在裏面設本黨黨組，國會壹定饒不了他。而中國的各級“人民政府” 裏卻設立著大量的中共“黨組”。外加壹個統管性質的“直屬機關黨委”。從國務院各部委司局到省市政府的各部門均照此辦理。黨組比黨委小，但往往也有專門的 辦公室和秘書等專職幹部。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的簡歷中，有“1982年後，任電子工業部黨組辦公室副處級秘書、副主任（正處級）”的記錄。顯示壹個部級黨 組的攤子還不小。這些黨組占用政府公務員編制和辦公設備。給國家增加了額外負擔。中共本來沒有必要在政府部門裏疊床架屋地設那麽多黨組。明明已經有了各級 黨委，且政府各部門裏重要的職務也都由中共黨員擔任。有些地方的市委和市府還在同壹座大院裏或同壹棟大樓裏辦公。市府的壹舉壹動都逃不過市委的眼睛。黨對 政府的控制已經達到超嚴密程度了。還有什麽不放心的？可見共產黨是壹類內心永無安寧的政治動物。“失控”的憂慮永遠存在，監控的機關永遠不嫌多。反正是國 庫的錢，不花白不花，機構不設白不設。壹切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黨組織看管著。支部要建在幼兒園上，黨組要設進部委廳局。“黨組”遍布政府各個部門，數量很 多，所耗用的公款不是小數字。 各級政府裏還有壹些神秘機構。妳也許聽過“省府或市府N辦”這類名稱。這種機構通常是政府裏的壹個專項辦公室或者某個工程項目。但有的卻是共產黨設立的特 殊機關。共產黨性喜黑暗。哪怕在自己統治的天下裏也愛搞“地下活動”。這類特殊的機構名稱雖然是“政府”的什麽辦，實際上是黨的機構。其人事和日常運作都 歸同級或者上級黨委掌控。這樣的神秘機構具體情況不容易弄清。過去外界知道略多壹點的是中共的特務機關“調查部”的派出機構。調查部在中央的機關為“中央 調查部”，但省市級卻不以“省/市委調查部”而是以“省/市府第二辦公室”的名義出現。現在二辦並入國家安全局。這些機構依然專為“黨的安全”而非“國家 安全”而工作。江澤民與俄國人的秘密領土交易有損害國家安全之嫌，但國安局不會去調查。相反他們會嚴查並迫害那些揭露這種交易的人士。在正常國家裏，“反 黨”是公民的權利。國家安全機構不會去調查制止反黨行為。因此中國政府中這些專門為黨提供的服務就是額外多出來的。其所開支的費用，理所當然應當劃入“專 用養黨費”。 以上兩個方面，構成“零點壹套”養黨機構。

　　十二、養黨費用的估算 對各級“三點壹套”政權班子所需養黨費用的估算。 我在前面說過，中共以公款養黨自己不報賬更不許別人查賬。這給我們估算養黨機構的費用造成壹定的困難。我們只能從壹些已知的事實入手進行推算。具體方法是：第壹步，估算養黨機構供養的人數。這個人數包括在職人員，也包括離退休人員。 在職人數的估算。首先要指出，估算時不能不考慮中國黨政機關超編的現實。中國學者和官方已經提供很多資料證明了超編現象的嚴重性和普遍性。我們不能視而不 見。民政部官員詹成付的壹份調查分析論文指出他調查的15個鄉鎮定編只有404人，而財政實際供養人員達882人。超編118%.在估算各級三點壹套養黨 班子供養人數時，必須對其定編人數乘以壹個超編系數。若按詹成付調查的資料來定，這個系數會高達118%.顯然偏高。但從國內各方面報道的情況看，超編 20%-50%是很常見的。我從低估算取20%.養黨機構的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和住房醫療福利，無論是由原單位支付，都是公款開銷。離退休人員的待遇並不 比在職人員低多少。特別是離休人員，不但離休金高於普通幹部工資，還享有優厚住房補助和醫療保健服務等。所花公款不菲。離退休人員數量，可按在職人員的壹 定比例推算。近年來離退休人員生活質量提高，活到七、八十歲以上者已很常見。就算平均活到七十五歲。則退休生活年齡段為15年（60-75歲），在職工作 年齡段為40年（20-60歲）。假定機構規模基本穩定，則離退休人員比例大致為15/40=37 .5%.我從低按三分之壹（33%）估算。 我估算各級“三點壹套”機構的在職人數時，能找到定編資料的，就以定編資料乘以超編系數推算。找不到定編資料的，就用其他間接的方法估算。我找到壹些市縣 和鄉壹級的定編資料。估算出市級“三點壹套”養黨機構約供養400人，縣級120人，鄉鎮街道級１2人。這些是大概數，但也是低估數。目前還沒有找到中共 中央和各省、直轄市“三點壹套”機構的定編資料，只能通過間接方法估算。 關於中央級“三點壹套”機關。偶見不同途徑所透露出數字，即令人覺得其規模出人意料地龐大。根據網上流傳的高新所著《領導中國的新人物》壹書，僅中共中央 辦公廳系統就有編制三千八百四十八名。而知名度不算高的中共中央編譯局，自稱有黨員三百壹十三人。考慮到壹個單位裏黨員比例通常少於三分之壹的普遍情況， 這個局的總人數當在千人上下。中共中央的每個部有多個局、室。中央統戰部有六局壹室壹個辦公廳和壹個機關黨委。而中聯部則有十局兩室壹個辦公廳和壹個機關 黨委。這兩個部的編制人員不會少於編譯局。中宣部中組部這種大部所供養的人數應當更多。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擁有上將軍銜，所轄警衛部隊當在師級規模以上。 扣除警戒國家機關的兵力後，應有千人以上用於保衛黨中央。為了鎮壓法輪功，中共緊急成立淩駕於政府和司法部門之上610辦公室。不惜代價地對法輪功進行野 蠻鎮壓。顯示中共中央機構可以不受編制限制而隨意擴展。保守地估計，單是中共中央機構的規模就在萬人以上。加上中紀委、全國政協機關、“民主黨派”總部、 國務院下屬各部委司局裏的黨組黨委機構等等，中央壹級“三點壹套”機構人數應該超過壹萬五千人。最少不會少於壹萬二千人。 省級“三點壹套”的規模，也靠間接推算。安徽省委機關幼兒園的網頁上介紹該園情況說：“省委機關幼兒園座落在省委大院內，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現有 14個班級，450多名幼兒、40多名教職工。”在沒有更好資料的情況下，我用這個數字推算該省委機關供養的人員數。我們知道，在中國壹胎化政策下，壹個 職工從二十歲左右就業到六十歲左右退休，四十年裏最多有三年時間能夠向幼兒園提供生源。假設省委機關工作人員的年齡段是均勻分布的，那麽任壹個時刻裏能夠 提供壹個幼兒生源的職工群體為40/3，即13個職工可提供壹個。考慮到擁有幼兒的職工可能選擇其他寄讬幼兒的地方，比如在配偶壹方就近的幼兒園，在住家 附近的幼兒園或者交付老人照看等。這個比例還要增大約壹倍。即相當於26個職工能向省委機關幼兒園提供壹個幼兒。這樣，該省委機關幼兒園裏450名幼兒就 代表著壹個11700人的職工群。當然省委機關幼兒園可能還招收非省委機關職工的幼兒。但外來職工提供的生源比例會小於省委職工生源的比例。就算省委職工 和外來職工的孩子各占壹半。我們還可以保險地說，中共安徽省委機關供養的人數不少於5850人。考慮到各省差異，我再向下打個折扣，按平均4000人估算 省委省紀委機關人數。加上省政協機關、省級“民主黨派”總部和省府各部門中的黨組黨委等等，省級“三點壹套”養黨機構的規模估算值為5000人。這應該是 很保守的數字。 第二步，乘以中國公務人員平均的工薪福利率，得出人員經費。工薪福利率指人員的工資津貼住房醫療的福利等。不包括辦公設施和用品等開支。關於這個工薪福利 率的資料差異比較大。網上有些文章算出的數字很大，聲稱養壹個黨政幹部每年需要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民幣。我相信，把黨政官員壹些不正當（所謂灰色）收入都 考慮進去的話，這個數字並不太高。但本文采取保守估算方法，不考慮比較不確定的灰色收入。浙江省金華市政府今年二月發出《關於完善市級機關事業單位經常性 經費支出包幹辦法的通知》的文件。文件中關於人員經費的包幹標準是：最高的廳局級幹部每年7 .5萬元，最低的科員以下者為每年3 .3萬元。如用這個標準作 為全國性標準仍然會偏高，因為金華是比較富裕的市。貧窮地區的黨官們的花費會比這個低。湖北省政協副主席鄭楚光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按每年人均三 萬元計算中國公務人員的年人員經費。這是我所見到的最低的標準，就用這個值。 第三步，由人員經費在總開支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出總費用額。人員經費以外是建築、設備、用品等硬體以及公務差旅會議等費用。各級別各行業中人員經費在總費用 中的比例很不相同。在超編嚴重以至於出現辦公設備不足的情況下，人員經費比例可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教育系統更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我們考察的是有權有勢 的養黨機構。這些機構在壹方土地上總是在最好的樓宇裏辦公。乘用最高級的車輛，使用最先進的電腦手機等等。出差辦事總是乘坐高等的艙位住星級酒店，壹頓會 務“工作餐”就要吃掉幾百上千元。他們的各種開銷水平怎能和那些在陋室危房中上課的民辦教師相比？怎能和連壹部小車也沒有的縣中學相比？因此，“三點壹 套”機構裏的人員經費比例不會高，我按55%到65%計算，中央和省級按55%，地市級按60%，縣鄉兩級則按65%計算。 以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所提供的中國行政區劃數為基礎，按照上述三個步驟，我估算出各級“三點壹套”養黨班子供養壹百五十六萬余人。每年耗用養黨資金約七百二十億元人民幣。

　　十三、第二項，學校系統中的養黨機構 如果美國某大學都根據誰在白宮掌權而相對應地在本校設壹個“校黨委”和壹個“校團委”，同時每個系或專業也都養個“黨支部”的話，很可能成為轟動全美的醜聞。該校學生壹定會拒絕為養活這樣的機構而支付額外的學費。 而在中國，豈止大學，從幼兒園起就有黨支部了。支部建在娃娃頭上。又壹項具有中共特色的養黨體系。小學壹般設黨支部。編制上是壹兩個人。中學多設黨總支， 下轄若幹支部。中專學校以上基本設黨委。高校裏的黨務機構層次更多，從校到院系所再到學科專業都有專職的黨務工作人員。多的可達上百個黨務機構，少的也有 十多個。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２００4年統計公報，全中國在２００3年擁有高校１５５２所，中專與中學８９３９８所，小學４２５８４６所，幼兒園１１６３９０所。按 每所高校（包括下屬院系所）供養黨、團機構工作人員２0人，中專與中學３人，小學１人，幼兒園0 .1人（部分幼兒園不設黨支部，故按平均每10所幼兒園擁 有壹名黨幹估算）。估算全國學校（不含黨校）系統裏的黨務機構供養約九十六萬人，每年消耗養黨資金約三百六十五億元人民幣。 中共各級黨校不同於普通的教育機構。這些機構是專門為共產黨培訓黨官的場所，它們直接為共產黨掌權服務的性質是明顯的。黨校的費用應當全部算入“專用養黨 費”。根據中國《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透露，全國有２５００多所黨校。按每所黨校擁有３０名在編教職工、１０名離退休人員算，全國黨校系統每年約 需資金三十億人民幣。 學校系統還有壹項重要的養黨開支，就是設置專為共產黨服務的政治課程。從幼兒時代起，中共就有系統地對人民進行愚弄性的灌輸。從幼兒園到大學研究生課程， 都被中共塞進美化自己、貶損政敵、歪曲歷史的內容。各級學校都設專門教研部門負責這些教育。學生被強迫學習這些課程，還必須通過考試才能畢業升學。這種課 程和其他各國學校裏的歷史和社會學知識課程是不同的。因為它是專門為壹黨服務的課程。這種課程封閉學生的思想，灌輸虛假的歷史資料，造成學生終生性的思想 方法錯誤。這種教育壹個顯著特點就是教師和學生都不相信教材的內容，但都認認真真地完成教與學。顯然共產黨推行這種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讓學生相信課本的內 容，而在於訓練學生懂得服從權威服從教條而忽略真理泯滅良知。中國人民今日對高官權貴的逢迎、對弱小同胞的冷漠、對投機取巧的熱衷、對作假行為的容忍等等 都顯著於他國人民，也顯著於港臺同胞。這種整個民族在品質上的退化現象，正與中共在學校中推行反人類的政治灌輸密切相關。 我用估算學校黨務機構相同的方法，估算出這項護黨課程的校內機構開支約為每年三百六十億元。必須指出，這壹項所開支的養黨費用，不僅僅增加了中國人民的負 擔，更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前程。共產黨下臺後這壹套洗腦體系壹定要廢除。但中共毒化華人心靈的教育後果還會延禍許多年。

　　十四、第三項，公款養活的“社會團體” 中國有壹類黨辦的“民間團體”。它們在名稱上與其他國家的社會團體很相似，但性質完全不同。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作家協會等等都是以民間團體名義存在的共產黨分支機構。 1、它們是“官”而不是“民”。在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和“官方機構”相對，即“非官方機構”ＮＧＯ。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卻是官方機構的壹部分。 這些團體裏的領導人由共產黨任命，具有“國家幹部”身份，吃著皇糧。壹個人離開政府機關去從事工會活動，在正常國家裏叫做“棄官為民”，而在中國卻屬於 “工作調動”。用黨的話說是換個崗位為黨工作，或者叫黨往不同部位上擰螺絲釘。 2、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的經費基本來自民間募款或者會員繳費，國家只給個別團體極少的補助。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基本靠公款過活，其機構設置都在國家“定編”之內。 3、正常國家裏社會團體與執政黨間沒有隸屬關系，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在章程裏明明白白地寫著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字樣，毫不掩飾它們是共產黨分支機構的性質。這些團體的機關裏，都設有共產黨的黨委和支部。 4、正常國家裏的社會團體多元化，五花八門的工會、商會、婦女、青年等組織並存發展。而中共搞的“社會團體”具有完全壟斷排他的性質。中國“婦聯”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國婦女自行聯合起來；中國“工會”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國工人建立自己的工會。 畢竟是吃公款的養黨機構，它們內部機構設置也很像黨委機構。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設有辦公廳、組織部、宣教部、機關黨委、機關工會、離退休幹部局、國際聯 絡部等22個部門，每個部門下面再分若幹處室等。完全就是大官府衙門的派頭。正是這種衙門的存在，中國工人們無法組織自己的工會，工人的權益長期遭到剝 奪。 中共搞的這些“社會團體”是針對某壹方面人民進行控制的機關。其真正功能是監視和防止各界民眾對中共不忠誠不順從，禁止各界成立維護自身權益的獨立組織。 這種吃皇糧而幫助執政黨壓制各界人民的“社會團體”在正常國家裏是不存在的。因此這些團體的經費，完全屬於專用養黨費。壹旦中共下臺，它們必須轉為非政府 組織，不能再靠公款生存，不能再為壹黨服務。 這些黨辦“團體”的在職人數，按中央級1000人，省級300人，地市級60人，縣級25人估算，鄉鎮級不計。每年消耗六十多億元人民幣。

　　十五、第四項，軍警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等國家機器中的的養黨支出 2002年10月10日新華網發表記者徐壯誌、孫彥新所寫的報道《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我軍黨建水平明顯提高》。報道指出：“據統計，自黨的十三屆四中全 會以來，全軍和武警部隊有上萬個黨支部受到團以上表彰”。我們可以據此大略推算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裏黨務機構的規模。就算解放軍和武警當局濫用表彰手段，平 均每三個支部就有壹個被表彰，則解放軍和武警大約擁有三到五萬個基層黨支部，按四萬個算。每個支部必有壹個正職（比如指導員），大壹點的單位還有壹至數名 副職（副指導員）。平均每個支部按1 .5名黨幹計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就擁有九萬左右的基層黨務人員。基層以上還有黨務機構，壹般營設總支，團以上設黨委， 直至最高層的中央軍委。通常壹個師級單位有二十個左右的黨委和總支，下轄五十到兩百個基層支部。按照八個支部有壹個黨委/總支，每個黨委/總支平均用三個 人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就擁有七千五百多個黨委，供養人員約兩萬多。基層支部和上級黨委相加，估算全解放軍和武警共擁有黨務幹部約十壹萬人。 除了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中國還有地方武裝單位。從省軍區到地方軍分區再到市、縣區的人武部、縣中隊等，每壹級都有黨委或支部，都有政委指導員編制。全國算下來，也該有壹到兩萬的黨幹，按壹萬五千估算。 這樣，估算中國軍警和地方武裝機構裏黨務幹部的總人數為十二萬八千人。每年支出的專用養黨費約六十四億人民幣。 法院和檢察院系統內的黨組。根據中國檢察日報的“正義網”，中國有各級人民法院3556個，人民檢察院3846個。按每個院內平均兩個黨幹來算，共有近二萬人，耗用養黨費用約十億元。

　　十六、第五項，國有企業內黨務機構 根據國家統計局1996年基本單位普查資料。全國國有經濟企業按規模劃分的統計數為：萬人以上的大企業有566家，五千至壹萬的1281家，壹千至五千的 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分別估算上述各規模企業中平均黨務機構人數依次為：20，15，5，2，1人。其 他條件與前面項目相同。這樣算得國有企業內養黨機構供養人員六十多萬人，每年耗用國有資金二百八十多億人民幣。

　　十七、第六項，黨的喉舌以及為黨宣傳項目中開支的養黨費用 宣傳，是共產黨花錢力度最大部門。利用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強大影響力來欺騙操縱影響人民，是共產黨政權得以存活延續的保命法術。為了保命，共產黨花錢決不 手軟。這方面的養黨花銷數額巨大，可能占到中共整個養黨開支的三分之壹。但由於這方面的開支非常龐雜，很難估算。這裏把壹些濫花公款的現象列舉出來。然後 做壹個粗略的估計。 西方競選期間，各黨花不少錢上電視臺做廣告。那些廣告基本是按秒算錢的，時間長了吃不消。而中共的喉舌電視臺每天都必須美化黨的領袖，吹捧黨的政策，攻擊 黨的敵人，欺騙黨統治下的人民。這些節目絕不晃幾秒就過去的。而是數分鐘甚至數小時地延續下去。如果按照正常價格購買電視電臺廣告時間這樣做的話。每天該 支付多少錢？ 西方媒體也追逐報道政治領袖。但註意力集中在領袖人物的醜聞和弱點上。而中共壟斷下的成千上萬媒體只能為樹立黨的威望歌頌黨的恩德而工作。誰能算得清，有 多少中共官員受到公款制作的影視作品和音樂戲劇的歌頌？這方面花錢最多的是毛澤東。他的威望因而最高。“老壹輩”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只要不在黨內鬥爭失 勢，都享有公家出錢編制的音像作品的歌頌的服務。１９９０年代有段時期不知來了什麽毛病，掀起了壹陣歌頌政治局委員爹媽的熱潮。江澤民的繼父（江上青）， 李鵬的養母（鄧穎超）、生父（李碩勛）和生母（趙君陶），鄒家華和李鐵映的父親（鄒韜奮、李維漢）等等都出了專門的影視片子。而李鵬自己幾乎天天要出鏡， 那壹陣的中央電視臺簡直就成了李鵬的“全家福”表演站。李鵬父親的電視片前後至少出了三部（10集電視連續劇《李碩勛將軍》、6集電視文獻紀錄片《李碩 勛》、電視紀錄片《革命烈士李碩勛》）。不但在電視上生輝，還要在各地光耀。李碩勛故居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川高縣建了他的紀念館。海南海 口市建了他的陵園、紀念亭。還把海口市壹條路命名為“李碩勛路”，把壹所學校命名為“碩勛學園”等等。這壹切都是用借助國家權力動用國家公款辦到的。不是 以權謀私又是什麽？問問各國財政官員，他們國家財政開支裏有沒有這壹塊？美國納稅人能不能允許小布希從美國財政裏撥幾百萬請好萊塢拍部歌頌老布希的電影？ 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不算經濟賬。這是幾十年來的既定規章。在文革前後十多年時間，國家計委制定計劃時必須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列為國民經濟建設的首要任 務。資金、設備、材料、人力，技術等資源必須絕對保質保量供應，不得挪用，不得延誤。1960年代中國遭受嚴重饑荒的時候，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工作不但沒有 減緩，還增加了力度。那幾年裏大多數國民經濟社會統計數字都下降了，只有人口死亡率和毛澤東的威望等少數指標保持了同步增長。這是中國歷史上壹個最奇特的 現象。宣傳共產黨及其領袖的電影戲劇總是興師動眾搞全國性協作。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動用十幾個省市和各軍種的宣傳力量，經歷壹年多才完成。九十年代拍 攝電影“大決戰”，總導演李文化向外國媒體透露：初步預算七千萬人民幣，但實際耗費在兩倍以上。影片動用全國5個軍區100多萬部隊和大量人民參加拍攝。 隴海鐵路被停運幾十分鐘以拍攝“實景”。天津市封鎖市區最繁忙的交通地段達十幾個小時，市政府大樓被用於拍外景，故意把上百個玻璃窗打破。壹部電影，直接 成本就上億。還有這擾民傷民的間接損失怎麽計算？ 還有，宣傳黨的書籍出版了、報刊印成了、電影電視拍完了，但是沒有什麽讀者觀眾怎麽辦？有了公款就好辦。共產黨無非再動用些資源進行推廣罷了。當年推廣毛 選，搞到人手壹冊至多冊的程度，以便妳在車間、在地頭、在家裏、在辦公室、在旅途中、在病床上等都能讀毛選。免費贈送毛選成了制度。下鄉時送壹套、返城時 送壹套、招工時送壹套、參軍復員、入學畢業、住院出院、結婚離婚等等都是送毛選的時機。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毛選則是按書分配，印多 少就得送多少。而毛澤東在動用鉅額公款給自己編制發行著作之後竟然還收取了上億的“稿費”。近年來為現任領導人公款出書情況收斂了壹些。但為美化中共以及 “老壹輩”高級黨官而大量動用公款編寫出版宣傳物的情況仍然十分普遍嚴重。各級圖書館中“革命史”、“革命事跡”壹類的出版物早就堆積如山了。然而中共仍 然不知疲倦地組織力量編寫發行著。 黨報黨刊沒人訂？於是就靠行政命令搞強制訂閱，每年各級黨的宣傳部都要開壹次“黨報黨刊發行工作會”，下指標壓任務，外加“私訂公助”、“集訂分送”等等 花樣軟硬兼施保證黨報的“穩定發行”。對於乏人問津的革命電影，則采用公家出錢買票，組織幹部群眾觀看的方法。不惜中斷正常工作在上班時間組織觀看。幼兒 園教師“接上級通知”要去看革命電影，家長就必須提早半天把孩子接回家。這樣的事本人就經歷過多次。 鋪天蓋地的宣傳，必然要花掉鋪天蓋地的鈔票。我們知道中共在媒體、出版、影視藝術等等方面的養黨護黨花費是巨大的，粗略估計應該不少於壹百五十億元人民幣。 不但要搞正面宣傳，還要壓制“敵人的聲音”。中共幹擾國際廣播，封鎖網路的強度是世界首屈壹指的。而幹擾封鎖需要昂貴的設備和大量人力。有中國學者指出， 蘇聯曾在所有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裏設立了幹擾臺。到1980年代中期，全國大約有3000部幹擾機，設置費用共花了約2 .6億美元，每年還要花維護費約 2 .5億美元。這筆費用比蘇聯辦國內廣播的經費還要多。鑒於中國人口眾多，2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是前蘇聯的好多倍。中共封鎖真相上壹向是不惜血本，寧濫 勿缺的。因此在幹擾國際廣播方面所花的錢肯定是前蘇聯的許多倍。此外中共還要在東南沿海省份壓制港臺電視節目的傳播，更要對電腦網路和電話手機通訊等進行 嚴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鎖。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保守的估計，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費不會少於20億美元。即在壹百六十憶人民幣以上。 此外，中共還有壹項很大的“革命傳統教育”的開支。就是為共產黨自己高級黨官以及英模人物建立紀念館紀念碑物。共產黨的歷史實在充滿了罪惡。它掌權以前大 部分的時期裏都是搞武裝暴動割據國土建立洋式馬列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它是躲避日寇襲擊國軍破壞抗日的。出兵朝鮮則是支援侵略者服務於蘇聯帝國的野心。這 些歷史的真相對共產黨很不利。為了對抗真相美化醜惡的過去，為了粉飾本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中共不惜工本修建了大量的紀念館紀念碑和其他紀念建築物。這些 設施的投資和維護費用由民政事業費中開支，擠占了扶貧、撫恤方面的資金。這類建築物早已多到泛濫成災的地步，但各地每年還在抽調資金用於新建擴建和維護。 網上可以看到很多這種興建“紅色旅遊”線路的消息，動則投資百萬、千萬甚至更多資金上去修陵樹碑建堂立館。照看這些碑亭堂館亦成為黨官們安插親屬吃財政供 養的好機會。新華網報道過某地居然可為壹座只有三個墓碑的陵園安插二十多份職位的奇聞。全國這方面的花費，每年應達數十億元。按三十億計算。

　　十八、第七項，資助他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非法外交費用 中共在奪得政權之後的頭幾十年裏向外輸出革命。資助著幾十個國家裏的共產黨和反政府的武裝力量。有些是暗中進行的，有些則是公開或者半公開的。這些行動耗 費了人民大量的錢財。給中外國家人民都造成了災難。這種對外資助無助於國家間正常的外交關系。相反這種粗暴幹涉他國內政的行為破壞了中國和鄰國的正常關 系，激起了鄰國的反華浪潮，給華僑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因此這些錢稱為“破壞正常外交關系費”比較妥當。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壹九六五年支援印尼共產黨搞 武裝政變。造成印尼與中國斷交，並在印尼激起了長達幾十年的反華排華浪潮。但是毛澤東不在乎。因為他是受益者。敗壞中國國際形象地活動總會導致毛澤東在國 內威望的提升。因為中共喉舌可以不理睬各國輿論，單單報道海外親毛組織認真學習“毛選”，運用毛澤東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等方針去戰鬥並且 “取得壹個又壹個勝利”的消息 .這些虛假消息對國內人民有很大的愚弄作用。毛澤東就從“中國人民的紅太陽”順利升級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了。 還有些洋人利用毛澤東這種挾洋心態搞欺騙，騙走了不少資金。ＢＢＣ曾經報道說，荷蘭秘密情報人員貝維偽裝成壹個荷蘭共產黨的領導人騙得毛澤東的信任。在中 蘇決裂之後中共為貝維出資成立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還出錢供貝維周遊世界。所花費的資金在壹百萬英鎊以上。在1970年代，壹百萬英鎊不是壹筆小錢。 但中共不會在乎，老毛更不在乎。就算知道了真相，毛澤東也不會心疼。因為他的目的達到了。這個洋人只要每年七壹或國慶節打著西方“反修”政黨的旗號給毛澤 東發壹封賀電，就足夠讓老毛增添不少“自重”了。 鄧小平掌權後，為了引進外資挽救中共的瀕臨破產的經濟，需要和東南亞各國修好。於是鄧斷然背棄了東南亞各國裏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黨”。中止了對他們的支 援。聽任他們被本國政府軍隊壹點點圍剿消滅。從此後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系就正常化了。這也反正了毛澤東那些“援外”支出對正常外交關系只有破壞性。 現在中共不再支援外國的反政府武裝力量了，這是好事。但中共中聯部對外活動仍然很頻繁，其任務仍然是聯絡世界上殘存的“兄弟黨”，為挽救必定衰亡的國際共運進行最後的努力。這個必定失敗的努力繼續耗用著中國納稅人的錢。 此外，中共這些年來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放在海外媒體的擴展和收購、社會團體的滲透、加強公關運作等方面。根據大紀元揭露，中共官方媒體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不 斷擴大向世界傳播的範圍。原本只要6-8顆衛星就可以把全球覆蓋住，而中央電視臺卻在全世界租用了37顆衛星！中共希望操控海外華人組織和華文媒體為自己 所用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光是為了壓制法輪功就進行了多方面多年的努力。為了中止新唐人電視臺與歐洲衛星公司的合約，中國有關公司向歐衛提供大批合同。這種 明顯帶有政治意圖的大規模利益輸送，沒有中共的背後支援是不可能的。中共在海外擴張勢力的規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匯也不是個小數目。估計每年應該達到數 億美元。這裏且按二十億人民幣估算。 以上七項的總和，為兩千二百六十多億人民幣。這就是我估算出來的中共每年所耗用的養黨費用。我知道大陸有學者聲稱當前單是中國官車的車費每年就達四千億 元。而我估算出來的養黨費才剛過該數值的壹半，因此我可能估算得太保守了。但我覺得我的演算法有理，就不打算去改它。不過畢竟由於資料不足，又是第壹次進 行這樣的估算。難免會有誤差。衷心歡迎讀者挑剔糾正。經過不斷地改進修正，最終總會找到比較精確的估算值的。只要這篇文章能夠引起人們對中共經濟消耗量和 剝削量的更多分析與思考，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十九、雨露滋潤禾苗壯，公款養肥共產黨 這世界上最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事物之壹就是公款養黨。公款餵養和“偉大光榮正確”政黨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包括金正日那個癟三王朝在內的全球僅存的幾個 “無產”階級政權無壹例外地被公款養得十分光鮮肥壯，就是鮮明的證據。而蘇共到俄共的變遷，也從另壹面提供了證據。我們都記得蘇聯共產黨曾是怎樣地榮耀。 葉利欽把該黨取締並將其財產收歸國有。但並不阻止蘇共換個名稱重建。葉利欽畢竟是老共產黨員，對共產黨的生存機制壹清二楚。深知“恢復無產階級本色”乃是 打擊和共產黨最有效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換名成立後的俄羅斯共產黨，在規模上為俄羅斯第二大黨，且其黨員也還占據著政府、軍警保安以及學術機構裏面的部分要職，各方面條件都很強。僅僅因為失去了公款餵養的條件，該黨維持“偉光正”形象的任務立刻就難於李白過蜀道。誰不相信這個說法可以去問問俄共中央 宣傳部，看他們下壹次“百部優秀革命傳統影視作品大推廣”的計劃何時能啟動？資金設備何時到位，專業技術人員和何時配齊？作品出來後如何組織各條戰線幹部 群眾觀看討論接受教育等等。我想可能還不等妳問完，他們就會回答說：黨庫裏那幾個盧布還不夠給中央領導以及老布爾什維克親屬們供應伏特加呢。革命傳統教育 的事就先放壹放吧。 最令人稱奇壹點的是鉅額公款能養出壹個黨的“大公無私、艱苦樸素”形象。如今普通中國人並不會覺得自己辛苦納稅供養著壹個全世界最昂貴的政黨，反倒堅信是 其他國家那些需要借黨員的家開會的窮黨們在搞“金錢政治”。中國老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鬼推磨”是怎麽樣的，沒人看到過。但共產黨借助公款的確做到了 “有錢能使鬼蒙人”。公款鬼蒙人的特點是多方位大劑量天天蒙月月蒙年年蒙。中國人從童年開始所接觸到的教師、幹部甚至長輩以及所有的文字和音像都反復地 說，不是人民供養了黨，而是黨養育了每壹個中國人。妳有飯吃有衣服穿是黨恩，妳能上學是黨恩，能成長能進步都是黨恩。妳“自然而然”地確認了共產黨的無上 威嚴和恩情。黨沒有告訴妳說黨花了多少錢來養自己，妳也會“自然而然”地覺得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們沒花錢就擁有了辦公大樓，就有了優厚薪俸，就能坐著豪 華小車到處轉等等。這裏妳絲毫感覺不出這嚴重的能量不守恒。妳只是從心裏覺得擁有這樣的黨除了幸福還是幸福。 不由分說強征每個人100元用於養黨，這黨壹定要遭到人民痛罵。再強征每個人200元，100元用於鎮壓對黨不滿的聲音，另100元用於對人民進行“正面 思想教育”，這黨就會受到人民高度擁護。這就是共產黨的“辯證法”最絕之處。花錢力度和額度登峰造極時，“無產”階級政黨的光輝形象就樹立起來了。厚至而 成無形，黑透而顯無色，奢極而成“無產”。這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能出現的壹次惡跡。

中共垮台之後處理中共黨產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結束壹黨專政之後的中國如果要重建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廢除中共當局建立的國家所有制，剝奪讓政黨壟斷國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國家所有權是解決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壹種重要途徑，但是事實上國家所有權面臨著主體抽象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困惑，在實踐中往往出現黨國不分的現象嚴重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國家所有權國有財產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公權力制度安排。國家所有權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體現人民利益，理應接受納稅人監督；國家所有權應當實行分別所有原則。法人所有權是壹種非所有制性質的相對所有權，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壹種階段性客觀反映。它作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能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最終達致公共所有權目標。

　　長期以來壹直習以為常的“國家所有權”概念自從中國起草《物權法》以來就在法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比如：國家所有權概念有無存在的必要？國家所有權能否適用私人所有權的法律規則？國家所有權能否在《物權法》中加以規定？等等。這些爭論直接關系到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國有財產內涵的理解以及國有財產法體系的構建。某種意義上說，對國家所有權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國有財產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國有財產法治化的關鍵環節，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礎。

　　壹、國家所有權理論反思

　　1、國家所有權概念產生

　　所有權是壹個眾所周知的概念，無需加以闡述。但為了解抉國家所有權爭議，而不得不為之。所有權概念起源於羅馬法，後被註釋法學家加以解讀。羅馬法規定，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對於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註釋法學家將其“濫用權”解釋為“完全的支配權”。《拿破侖民法典》第544 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國民法典》第903 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範圍內，可以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的破壞。中國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也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確定物的最終歸屬、表明主體對物獨占和壟斷的財產權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於其它權利而獨立存在的財產權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財產權利，這也就是所有權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國的《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國的《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權就是財產所有權，所有權是壹種權利，“物”則是所有權的客體。

　　英美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邏輯嚴謹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開放與靈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盡管民法學界對大陸法系“僵化”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存有異議，認為其對財產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的靈活與實用。物權法暨所有權制度也是人類社會關於財產制度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對於存在所有權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在所有權基礎上，適當吸收和借鑒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經驗乃是明智之舉，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權制度而另起爐竈英美法系的財產法體系。這也是本文闡述所有權暨國家所有權重構的邏輯前提。

　　討論所有權概念不得不正視經常困擾人們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與所有權的關系。有學者認為，產權就是廣義的所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產權與廣義的所有權在內涵上可以等同。”很顯然，經濟學界所理解的產權暨所有權概念與法學界存有很大差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就是財產權，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權概念。如果把產權作狹義理解，產權就是所有權；如果把產權作廣義理解，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繼承權等，其中，物權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嚴格而言，知識產權也屬於物權範疇，但如果把物權主要限於有體物暨考慮到知識產權體系的龐雜，故把知識產權從物權中分離出來，這種立法也成為國際趨勢。考證產權與所有權關系的意義在於，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從本源性認識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經濟人”角色，必然要求產權主體明晰，這就決定了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必然要求清晰。

　　由於“國家”或“全民”的抽象性，無法保障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和“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這就不難理解無論大陸法系的所有權概念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權概念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財產的解讀，所有權概念產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內涵，私有財產壹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洋，羅馬人的“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傑裏米 沃爾德倫認為，“所有權”是壹個只有私人財產制度才能加以具體說明的概念。布萊克斯通認為，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不能允許對私有財產權的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甚至哪怕這種侵犯是出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考慮。《牛津法律大辭典》對“財產”也作如下解釋：歸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護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財產權和無形財產權。等等。至於涉及國有財產問題，則具體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國主權問題。在布萊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財產權才是所有權，國有財產權是壹個“主權”問題。公法人對公產行使的權利並不是《民法典》意義上的所有權。言下之意，所有權暨財產法是壹個私法範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國家所有權概念。人們所理解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常常是他們眼中的“主權”問題。因此，西方國家壹般都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標準規定所有權的先例。無論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西方國家要麽按照所有權客體的動產與不動產加以區分規定所有權，同時對國有財產再以公法加以區別對待；要麽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規定所有權，比如德國憲法中的所有權、稅法中的所有權、民法中的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等。有些學者認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概念”。有些學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有權概念”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

　　那麽，國家所有權概念最早產生於何時何地呢？據歷史考證，國家所有權概念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經濟基礎問題,法律是上層建築問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只是壹個表像,其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所有制,即“壹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據此，前蘇聯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具有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所有制”結合起來，認為“有什麽樣的所有制就會有什麽樣的所有權、有什麽樣的所有權就必然有什麽樣的所有制”，進而以所有制形式把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這在1923年實施的《蘇俄民法典》中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對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壹種破壞。前蘇聯關於所有制與所有權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為標準將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將羅馬法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借鑒運用到公有財產身上並發展成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無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基於公有制的絕對主導地位和傳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所有權概念本身以及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均發生了異化。

　　正如列寧在20世紀20 年代起草《蘇俄民法典》時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壹切都屬於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前蘇聯法學家認為，在蘇聯，隨著私有制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為壹個體現個人利益的法律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個獨立的公法和法律體系中的二元論的基礎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公有制的化身，成為共產黨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而非私有財產的概念。所有權概念失去了私有財產存在的空間。當然，有些前蘇聯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性，但卻受到制度因素的限制，並沒有認識到所有權的異化問題，而是基於公有制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所有權”進行了重新解讀，因而進壹步助長了所有權的異化。比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壹書中批評了了《蘇俄民法典》繼承羅馬法而給所有權下的定義，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概念是壹個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權”的概念，不能體現出不同所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的階級特點，因而不能以此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的概念。因而，他將所有權定義為：個人或集體以自己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系結構並與該結構相壹致的基礎上，支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權利。

　　2、國家所有權困惑

　　所有權概念的異化直接影響到所有權概念異化的產物“國家所有權”。中共當局的禦用文人普遍認為，國家所有權是指國家對國有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國家所有權理解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權概念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簡單的“全民所有”，從而有違“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憲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固然可以，但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將“國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則扼殺了具體的個人的權利，因而萬萬不可。其實，早在前蘇聯東歐時期，就有壹些學者認識到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難以量化到個人所有，其結果可能是少數人獲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這樣壹個矛盾，即“公有制還始終被認為是以勞動人民為壹方，以社會資本集體所有者的某種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職務行使者為壹方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進壹步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國家所有權具體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加以國家所有權的公權力屬性，必將導致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首先，從政府等國家機關來看，雖說其代表“全民”行使國家所有權，但是因為“國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義上的，這洋讓政府領導的各級國家機關對國有財產主體界定不清，造成不負責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結果，共產黨的權貴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國家”名義進行掠奪、遇到責任以“國家”名義推卸責任。比如中國的很多國營企業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資設立，壹旦遇到問題，則各級政府在“國家”的名義推卸責任，誰也不承擔責任。即使“問責”，往往共產黨的紀委以黨紀要求首先領銜主導，問責的約束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面，國營企業淪為共產黨的黨營事業。其次，從人民群眾來看，雖說國家所有權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眾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滿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數人蠶食的情況下），往往對國有財產漠不關心，並利用壹切機會損公肥私。再次，從國營企業的性質來看，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決定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壹直不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營企業名義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對國有資產的處分權等權利，國有資產成了國家的附屬物。正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所言，“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國營企業，是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營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壹步助長了國有壟斷經濟現象。而且，這種強調“國家是國營企業唯壹股東”的做法也使國家成了所有國營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導致國營企業最終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甚至國營企業之間承擔沒有必要的責任的荒唐現象，從而造成企業發展的困境。比如：中國某地區壹個國營企業向埃及出口羊肉，因為羊肉上沒有埃及人需要的標誌，被埃及方面視為不潔之物扔進大海。　埃及方面隨即向這個國營企業索賠，被這個國營企業拒絕。埃及方面請求埃及法院將中國某遠洋運輸公司的巨型集裝箱貨輪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該羊肉出口企業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中國的遠洋運輸公司也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學者的解釋，這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只有壹個，所以這兩個企業是同壹個所有權人名義下的財產。既然如此，遠洋運輸公司的財產當然可以用來承擔羊肉出口企業的責任。對於中方，雖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東下屬子公司之間的責任關系未必敗訴，但面對國際法則，足以證明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模糊性和面臨的實踐風險。

　　與此同時，當國家所有權占據主導地位時，即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成為壹個國家財產的最主要所有者時，往往也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和地區，國家作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發生異化。比如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極少數人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使所有權與公權力相結合而大行其道，導致“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以及國有壟斷利潤未能足夠惠及於民現象的出現，與民爭利，形成特權階層，從而擠壓私人生存空間，危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國家所有制造成國家有管理整個社會資本權利，從而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敞開了大門，並使在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同樣，前蘇聯著名民法學家約菲表達的更為直接，他認為，“政治統治階層、官僚階層是蘇聯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壹旦這個真理被揭開，那麽蘇聯制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國，這種“異化”並非如同前蘇聯東歐國家因市場經濟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於中國的“國情”與市場經濟的銜接問題，即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非徹底性以及較低的公權力法治化水平，從而使國家所有權在中國除了原有的“異化”外，還產生諸多新的變異與困擾，並影響到國有財產的實現機制。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國家所有權該市場轉型的領域未能轉型或未能徹底轉型，不該市場轉型的領域卻發生了轉型，在此背景下，強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壹體化平等保護，強調國有財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強調政企分開，勢必導致國家所有權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其結果是：壹方面，中共當局縱容“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導致與民爭利和擠壓私人財產空間；另壹方面，導致所有權制度的缺失，國家資本的逐利性，發生與民爭利和公共產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進入市場的領域如房地產業等卻過度介入而與民爭利；應當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如歷史文化古跡、公園、博物館、公路、殯葬服務、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卻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而犧牲公眾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因為中國不承認全社會參與的私有化的合憲性，為了實現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借助內部私有化。這種缺乏憲政基礎的內部私有化極易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國營企業的員工的利益受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並因此影響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本應正當性的合法化問題，其結果反而危及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改革本身。

　　二、國家所有權理論完善

　　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隨著國家所有權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這種“異化”在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似乎理所當然，即使所謂的“異化”亦無改革的環境。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選擇，這種“異化”愈益凸顯出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如何重建中國的所有權制度，主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壹）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定位

　　鑒於人的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斯多德就認為，“財產只能在特定意義上應該公有，但作為壹般規則，應該私有；因為，當每壹個人有其明確的利益時，人們才不會彼此抱怨，而且他們將更進步，因為所有人都會照顧其自己的事。”因此，讓所有權概念回歸私有財產範疇，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將國家所有權限制在私人所有權無法或難以解決的特定領域，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權概念壹經產生就是壹個私有財產的問題，基於國家職能需要確需存在的國有財產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理應主要通過公法解決。如果將具有公權力屬性的國有資產毫無例外地引入私人屬性的所有權範疇並通過國家所有權介入私法性質的私有財產領域，不僅異化了所有權概念本身，而且還導致國家所有權暨國有財產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同時還腐蝕了私人所有權及公民社會，最終危及民主化的進程！進而言之，國家所有權異化的源頭在於國家所有權本身。如果脫離國家所有權自身定位去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做法。這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前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社會所有制改革還是中國歷史上的承包制、租賃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等改革為何難以根本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癥結所在！即使中國學術界經常論述的政企分開，如果僅僅解讀為中國學術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離”，而沒有解讀為“國家所有權應當退出不應進入的領域”，則政企分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實現了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才能把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或“全民”以及有學者認為的“國家所有權”或“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 這壹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國家所有權重構的前提和基礎！

　　對於確需要保留的國家所有權，鑒於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抱著非理想化的態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與代價，按照有別於私人所有權規制路徑的理念進行國家所有權二元結構設計。如果回避了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懷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達，最終將陷入傳統公有制的“烏托邦”。歷史教訓依然觸目驚心！良好制度的構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二）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重構

　　從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壹是“統壹所有說”，二是“分別所有說”。

　　1、“統壹所有說”

　　從“統壹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由國家統壹行使，也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統壹性和唯壹性”。有學者認為，國有資產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除國務院之外任何部門、地方和單位都不能作為行使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主體，也否定了那種“部門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張，維護了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統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統壹所有說”采用了“統壹所有、統壹管理”原則，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全部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或許“統壹所有說”也認識到了這壹弊端，進而提出了“統壹所有、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國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條規定：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相比較而言，這比以前要進步許多，但關於國有財產依然沒有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所有權邊界，因而常在“國家”名義下中央與地方的隨意性越權，要麽掠奪，要麽推卸責任。因此，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學者還是反對“統壹所有說”，提出了“分別所有或分級所有”的觀點。

　　2、“分別所有說”

　　從“分別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或國有財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對此都有闡述。從經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來看，往往是從“國有資產”的視角分析了“分別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學者認為，對於國家所有制來講，根本而言則需要打破國家所有制或所有權內部結構的認識和做法，建立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國家所有制。也有學者認為，要將中央統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政策的束縛，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原則。也有學者認為，建立壹級政府，壹級所有權的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體制。也有學者對競爭領域的國營企業建議采用“分級所有”原則，但是對於具有自然資源性質的國有資產等仍采用“統壹所有”原則。等等。

　　很多學者在分析“分別所有”時，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有權主體，到底是國家、國家和地方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等，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如果在承認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產權，必須分割所有權，必須承認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必須破除所謂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唯壹性與統壹性的理論，必須承認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話理解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這與“國家統壹所有、分級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把國家視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又承認“分別所有”原則，則存在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作為公法人整體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業法人、自然人等壹樣。因此，如果想把國家所有權分割為具體的主體制度如政府、企業法人等，則必須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對此，中國的法學界有些學者從“國家所有權”視角認識到了這壹點。他們所認為的“分別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所有，明確了所有權主體，進而拋棄虛幻的國家所有權；即使保留國家所有權，也僅指中央政府所有權。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說”觀點的學者壹般均認同此觀點。

　　從中國實踐來看，雖然中國並沒有采納“分別所有”觀點，但是在中共建國前有“分別所有”的實踐做法。比如中國1930年制定的舊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省有土地、市縣有土地、鄉鎮有之土地。本條中的國有土地，即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從國外來看，前已述及，國外壹般很少有國家所有權的概念，關於國有財產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權、公法人所有權或公共所有權形式出現，即使使用“國家所有權”概念也是解釋為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從政府所有的財產來看，壹般采取分別所有原則，並已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美國分為聯邦、州和市鎮所有財產；德國分為聯邦、州、縣區或鎮所有財產；法國分為國家、省和市鎮所有財產；意大利分為國有、省有和市有財產；西班牙分為國家、省和村鎮所有財產；澳大利亞分為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所有財產；墨西哥分為國家、州和自治市三級所有財產等。即使前蘇聯東歐國家也紛紛放棄了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即全民所有的理論，回歸所有權本來面貌。比如：俄羅斯除了國家所有權，還有自治地方所有權，實行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各主體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財產；越南實行國家和省分別所有財產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財產才稱為國家財產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所有的財產有類似於地方財產等稱呼。

　　然而，也有壹些學者不認同“政府分別所有”的觀點。比如前文提到的“國家與地方說”。也有學者認為，“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只適用於聯邦制國家，其各級政府機關享有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以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為前提的。中國是單壹制國家，不具備適用這壹理論的基礎。但前已述及，這類觀點關於國家所有權主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和地方，最終還是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擺脫不了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嚴重矛盾。

　　綜上所述，應當將確需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狹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至於“全民所有”說法在立法或相關政策中僅僅可以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以強調國有資產實現機制的最終價值目標。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簡而言之，有助於克服所有權的異化，回歸所有權的本來面貌。

　　或許有人認為，過分計較國家所有權主體並無多大意義，這僅是形式問題，無論“全民說”還是“國家說”最終都落實到代理人“政府”身上，從而與“政府說”似乎殊途同歸。無論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政府”還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和目標，關鍵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國有資產的實現機制關鍵確實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這也正是本文以“國有材產法”為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但需補充的是，在中國“政府”作為“代理人”角色還是作為“主人”角色，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實際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現；享有事實“主人權利”的“政府”壹旦面臨責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責任，導致“政府”利用其模糊身份遊刃於權益與責任之間，權益與責任不規範，隨意性較大，權責不壹致。因此，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級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邏輯，也是還原政府的“事實占有”的真相；將抽象、空洞且“動聽”的“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實到具體責任人“政府”身上，有利於明晰產權主體，實現“責權利”統壹，避免各級政府等利益主體在“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下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或者推卸責任；有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系，有效銜接財政聯邦主義和分稅制等財政體制，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實現國有財產的相對市場化；借此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完善國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慮將該市中央區東萬代釘的市有土地約1.5萬平方米出售給中國總領事館作為新址用地，但該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惡化”為由暫時凍結了賣地計劃，因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財產，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則無法出售。姑且不論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無政治企圖或是否妥當，但就市有土地的處置則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權和法治色彩。而這在國有財產國家統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這種“補充”決定了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身上應是相對明智的制度設計，從而盡可能降低所謂的“公地的悲劇”。若此，中國現有的立法諸如《物權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均要改變折中且模糊的立法模式，中國民主化之後應作出相應的修改。

　　（三）國家所有權主體建構

　　從國家所有權主體來看，學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壹是“全民說”，二是“國家說”，三是“政府說”。

　　1、“全民說”

　　從“全民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全體人民。這種理論又被稱為人民所有權理論，曾在共產黨統治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流行。前蘇聯學者克利申認為，“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監督全民財產的合理利用和增值。”這種理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認為，“國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不能成為所有權的主體，應改為人民所有權比較適宜。”但人民所有權理論也壹直備受爭議。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的觀點比較典型，他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人民並不是壹個法律範疇，不是法律上的主體，即使全體人民作為所有權主體，也無法落實所有權的權能行使。結合中國學術界的學者的共識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洋的結論，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過於抽象，不符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將人民作全體公民理解，則就成為所謂的社會佔有，而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所謂的社會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義。其結果勢必存在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反而事與願違而有損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可以，但在所有權主體制度構建則不宜采用。

　　有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全民所有的觀念也有所體現。其理由在於：西方國家的“全民所有”僅是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其實國家所有權主體最終都落實到具體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權或公法人所有權。

　　2、“國家說”或“國家與地方說”

　　從“國家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國家。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的人格，不僅應當得到法哲學的確信，甚至更應當得到張揚。也有學者直接表達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就是國家。這種理論認識到“人民”或“全民”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弊端，代之以“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他們認為，“國家”作為法律概念，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這種理論比“全民說”進步了許多，也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也普遍認同此觀點。比如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94 條明確規定：“國家是國家財產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國家說”依然擺脫不了“國家”的抽象性問題。從前南斯拉夫來看，雖然他們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弊端，並希望通過社會所有制加以改革，但是因為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限制仍無法擺脫“人民”的抽象性問題以及委托代理又涉及“國家”的抽象性問題。

　　其實，“國家說”也認識到上述問題，因而並不僅僅停留於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法律界定問題，還涉及到由誰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對此，中國又有三種觀點：壹是認為由人大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二是認為由政府即國務院代表國家統壹行使國家所有權；三是認為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中國的立法采納了第二種觀點，但又似乎兼顧了“全民說”。這是立法妥協的產物。比如：中國的《物權法》第45條規定：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國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等。

　　就國家所有權由人大還是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理由主要在於：雖然，國家所有權利益最終歸屬於全體人民，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無論管理還是經營，只有政府職能更適合，而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顯然難以勝任。至於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決於人大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中國實行壹黨專政，人大本質上沒有獨立於中共當局的立法權，根本不可能對中共當局構成有效的約束。

　　在“國家說”並同意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所有權主體為國家和地方。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與地方分別所有不同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所有，即在國家所有權主體上，只承認國家和省級地方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人。但是，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為國家和地方，依然擺脫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邏輯悖論。

　　因此，無論“國家說”還是“國家與地方說”均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最終還是將國家所有權主體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勢必存在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成本及其異化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大膽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解決方案。比如有學者認為，公法意義上的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義上的國家應當理解為中央政府。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等等。

　　3、“政府說”

　　從“政府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屬於政府，政府不是國家所有權人的代理人。對此，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

　　（1）在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政府。其中又包括兩種觀點：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只能屬於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另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2）在不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權或政府所有權替代國家所有權。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有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應當把國家所有權分解為各級政府所有權，即各級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總體而言，持“政府說”的觀點，壹般都對國家所有權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膽質疑。相比較而言，“政府說”克服了“全民說”和“國家說”的缺陷與不足，使國家所有權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相對吻合了所有權及其責任主體明晰的要求。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落實到政府身上，減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環節。進而言之，從政治上，國家所有權主體當然屬於國家及其人民；但從法律上，國家所有權主體必須明確到政府身上，同時建立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公權力加以有效制約，方能體現國家所有權的人民利益。否則，所謂的“全民說”和“國家說”會淪為政治宣傳失去實際意義。

　　三、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的關系所謂法人所有權，是指法人對其依法獲得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中國，長期以來，關於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權壹直存有爭議。法人所有權爭議起源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的爭議。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不是問題，因為法人壹切財產都用了抽象的國家或集體加以概括，甚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企業往往是政府的“附屬物”。但從中共當局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營企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企業是否享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則成了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了法人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私有制條件下不成問題，但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下，則成了敏感問題。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似乎動搖了國家所有權在內的公有制。正如有學者認為，“關於企業對其資產是否具有財產權，以及這種財產權的性質是什麽，在私有制主導的條件下是不需要討論的，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壹概念，是與公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制緊密相關的。”關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廣泛爭議，沒有結論。主要有“所有權說”、“經營權說”、“雙重所有權結構說”、“股權與公司所有權說”的觀點，其中“所有權說”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主流觀點。盡管如此，因為法人所有權與傳統公有制不協調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官方提出了模糊所有制的“法人財產權”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壹概念最早出現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定》。中國修訂的《公司法》第3條也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同樣，中國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沒有明確國家出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

　　從國外來看，隨著社會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吻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本性。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說法。

　　中國民主化應當從立法上明確承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等在內的法人單位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其理由在於：（1）有利於法人制度構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制度名符其實，也符合政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理論邏輯。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擁有獨立的財產與經費，並能獨立地承擔有限責任，必然要求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財產隨意劃轉、調撥的可能性，又談何法人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呢？中國壹方面承認法人制度，另壹方面又模糊法人對其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問題，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結果是，對於政府等公法人單位仍然背負著無限連帶責任。（2）以企業為例。投資者對法人企業投資享有的是壹種股權並承擔有限責任，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也是如此，而法人企業則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承擔有限責任。至於股權則是壹種新型的權利形態，是投資者財產所有權的客體，但投資者並不直接擁有法人企業本身。這種制度設計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邏輯特征，也有利於投資者與法人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較好地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適應人們實現經濟利益以便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也適應了所有權社會化及其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極大地加速了資本積累，解放了生產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公司不僅服務於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務於整個社會。

　　對於行政事業單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權原理與企業法人所有權壹樣，類似於股權關系，國家治理某種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單位為例，中國某市公安局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該市政府，並授權市政府財政局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權由其上級政府投資。依此類推。再以事業單位為例，某國營企業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某省政府，並授權省財政廳行使出資人職能，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僅是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依此類推。

　　承認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是否會動搖中國目前所確定的國家所有權或與之發生沖突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國有財產統壹所有的情況下，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國務院那裏，由國務院行使國家所有權。即便在實行國有財產分別所有的情況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縣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國家所有權，此時國家所有權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權地方政權代表行使。當然，條件成熟時，不排除取消國家所有權說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來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權也是壹個抽象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都存在不少爭議。就“法人”整體而言具有抽象屬性，但論及法人所有權本身均是針對具體的法人，比如社團法人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政府機關法人所有權、學校、醫院等事業法人所有權等。相比較“國家”和“集體”則要具體得多，而且法人背後涉及具體股東，尤其私法人背後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股東。因此，采納法人所有權既克服了公民個人所有權無法涵蓋財產發展趨勢的不足，也克服了國有財產產權主體抽象性缺陷。將個人性質的財產變成非個人性質的財產，建立起的資本主義集產制，即是法人所有權的體現，是所有權社會化的壹種結果。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所有權社會化是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的不足，那麽，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則是共產黨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忽略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權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所有權思想又如帶有兩面鋒刃之利劍，如用之不當，適足以抹殺私人財產權，戕害個人自由，最終釀成人類之悲劇。”而法人所有權則是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況下的所有權社會化較好表現之壹，既克服了傳統私人所有權的不足，也克服了傳統國家所有權主體過於抽象的問題。從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的轉變已經改變了而不是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那麽，法人所有權是什麽性質的所有權呢？法人所有權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從所有權持有主體所做的壹種分類說法。也就是說，從所有制意義來看，既有國家所有權，也有私人所有權，以及前已論及值得商榷的集體所有權。從所有權持有主體來看，既有公民個人所有權，也有法人所有權。從所有制來看，法人所有權從終極意義上到底屬於私有還是公有，取決於法人所有權背後投資者的終極所有權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私財產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公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公共財產的性質；如果投資者兼有公有屬性和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則具有公私混合財產性質。但法人所有權的財產本身愈來愈體現社會化，而這恰是傳統私人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所難以達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權過度發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國家所有權主體抽象帶來的“政府失靈”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掠奪的不足，同時又能達至以彌補私人所有權不足為己任的國家所有權所期望達到而其本身又無法達到的目標，即既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又能較好地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而已。

　　雖然法人所有權的投資者層級愈多，其所有權社會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時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對於私人所有權而言，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通過法人治理與社會化大生產，較好地解決了此問題。但對於國家所有權而言，由於主體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則難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這不僅告知國家所有權在構建法人所有權時，投資層級不宜過多，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所有權視角去解構法人所有權更具有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確立法人所有權既非否定國家所有權，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權，僅是不同層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權既包括國家所有權內容如公法人所有權，也包括私人所有權內容如私法人所有權。從某種意義上面講，法人所有權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階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方式和手段，以彌補二者實現機制之不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還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這種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相對所有權的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最終實現公共所有權的目標。

　　四、所有權分類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如前所述，所有權從起源來看，所有權本是私有財產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權的化身。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這應個人發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權主體的明確。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抽象意義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說法。在西方國家《民法典》或《物權法》中關於所有權的分類往往是從權利的客體加以劃分，比如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等。

　　然而，前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將經濟學意義的公有制當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以致將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移植時發生異化，並與所有制關系聯系，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並使由共產黨行使的國家所有權異化為公有制，而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中國也深受前蘇聯的強烈影響，無論相關立法還是理論界壹般都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比如《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需要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其實，集體所有權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集體所有權也是壹個受到前蘇聯東歐國家教條主義強烈影響下的特定歷史產物，與國家所有權壹樣，都是所有權與所有制關系簡單結合下所有權異化的產物，甚至存在著比國家所有權異化更為嚴重的結果。集體所有權虛置現象更為凸顯。中國的學術界對集體所有權早有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個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體財產應為集體組織法人所有，而集體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股權或社員權。也有學者提出了取消集體土地所有權，要麽國有化，要麽私有化，要麽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為集體所有權存在大量的主體不清、產權虛置、權能不全，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權制度。集體所有權除了極少部分回歸國家所有權本來面貌外，應當改革為私人所有權。中國民主化之後需要進行的國營企業所辦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目標也應是如此。

　　由此可見，不得不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分類。雖然有些學者對所有權分類提出了壹些新的觀點，但均沒有跳出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框架，而且這些分類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社會團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種分類借鑒了《民法通則》第77條的規定，是壹種所有權分類；而且依此觀點，社會團體所有權實際上是壹種法人所有權，將之與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歸類存在分類標準不統壹的缺陷。也有學者將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團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這種分類表面上借鑒了西方國家的做法，但是實質上未徹底打破中國國內的傳統分類，導致彼此交叉與模糊。比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交叉與模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家材產制度；團體所有權有點類似於集體所有權，又有法人所有權的特點。也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其中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包括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種分類忽視了法人所有權的全部內涵，其實，法人所有權既有私法人所有權，也有公法人所有權，而公法人所有權則涉及該學者所認為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提法既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國內《憲法》第12條規定的影響，不能真正保障人們的法人所有權。

　　對傳統所有權分類，早在中國的《物權法》設計的時候就有了激烈爭議。比如有學者認為，按照權利主體劃分所有權，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反應，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學意味，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性質相同，保護手段並無差異，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也有壹些學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觀點外，還認為，將所有權分為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還不是完全從權利主體角度進行劃分的，更多地是從權利性質來劃分的，因為所有權主體從本源來看不存在國家和集體這種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權利主體真正涉及的應當是公民、法人等範疇。此外，這種說法是從《物權法》關於物權分類的角度論及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廢除，並沒有涉及政府所有財產的專門法律保護問題，而這也不是《物權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就有學者不以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為標準對所有權加以分類。比如有學者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將所有權按照權利客體分為不動產所有權和動產所有權。

　　壹旦確立了法人所有權，那麽前已述及的將抽象意義上的確需存在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將抽象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公民個人所有權、私法人所有權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就有了法理依據。對於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形成的各類企事業單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客體則是針對股權，而各類企事業單位則具有獨立的法人所有權，這有利於國有產權主體的明晰化及其權責統壹，有利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以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開。

　　確立法人所有權是所有權分類理論重構的關鍵前提。在此基礎上，所有權可作如下分類：

　　（1）從權利客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其中動產和不動產所有權還可以進壹步細分，比如不動產所有權可以分為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等。

　　（2）從權利主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公民個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其中法人所有權可以細分為機關法人所有權、事業法人所有權、社團法人所有權和企業法人所有權。但法人所有權在中國存在諸多特例。從機關法人所有權來看，雖然機關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從國家機關職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財產來看，理應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財產。在中國，像諸如政協、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等從性質上說應當屬於社團法人，這也是國際慣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上述組織財產壹般均由政府出資，且呈現“行政化”現象，行使著國家職能，成為事實上的“機關法人”，因而，也應由政府管理上述組織的財產。故機關法人所有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從事業法人所有權和社團法人所有權來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資設立，多具有“準官方”色彩，其職能尚未徹底轉型，因而對於這種類型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財產也應納入政府管理，屬於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在西方國家，社會團體壹般都是純粹民間機構；事業單位要麽企業化經營，納入企業法人所有權；要麽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納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比如醫院、學校等。因而，中國民法中關於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在中國的民主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相應的機關、事業和社團法人所有權的分類意義也無法凸顯，這要取決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公民社會的變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主要的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需要比較迫切，確立企業法人所有權有其現實急迫性和必要性。至於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問題，則屬於投資者個人所有，無論公民個人單獨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比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等。

　　（3）從權利性質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公私混合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個人所有權和私法人所有權。其中，私法人所有權既包括私有法人企業所有權，也包括由私人投資設立的像學校、醫院以及行業協會等所謂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即是公法人所有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並承擔諸多公共職能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法人所有權。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公共所有權即指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如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由政府和私人集體投資創辦的，則屬於公私混合所有權。

　　如果說人類社會已經證明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痕跡是當初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那麽，私人所有權則滿足了保障個人發展的需要，是人類順其自然的事情。盡管私人所有權的諸多缺陷使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的痕跡中憧景未來的共產主義，並誕生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但是在人類可預期的範圍內，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異化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回歸私人所有權的思考。西方國家的法人所有權制度則是所有權社會化的較好表現，充分實踐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在法人所有權制度中，雖然公法人所有權相對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開，以及政府公權力的市場邊界，但仍無法克服終極意義上所有者主體的抽象。因此，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所有權的私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中堅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實現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要求。而這對於中國民主化之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其國有財產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才有機會建立民主公營事業，才有機會建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民選國會負責監督與支配企業利潤的使用的公有制經濟。

極權社會的貧困人口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據中國官媒報道，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批準紫雲縣等9個貧困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並稱這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央視繼而報道稱，“這也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在新聞會上稱，貴州“9個貧困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9925.38元高1562.01元。”




今年9月以來，中國的省級政府密集宣布本省貧困縣“清零”。9月14日，湖北的貧困縣宣布“清零”；11月14日，新疆和雲南在同壹天宣布貧困縣“清零”；之後，寧夏、四川、廣西、甘肅分別在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20日和11月21日相繼宣布所有貧困縣退出貧困序列。




貴州省政府宣布正式脫貧，成為中國最後壹個完成全面脫貧的省區。這也代表中國如期在2020年結束前，完成官方定義的“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目標。中國真的消滅了貧困嗎？舉國體制消滅貧困真的優於民主體制嗎？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壹，中國真的消滅貧困了嗎？




貧困是中華民族的難以擺脫的夢魘。千年來，中國人無不希望中國國富民強，但皇權專制和中共極權制度不僅破摔了他們的夢想，而且不斷制造人間慘禍。僅僅1959-1961年間，中國就餓死農民4000余萬人。




近年來，中國因為貧困而引發的悲劇不斷發生。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下農藥自殺。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9月2日離家出走，兩天後他被發現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裏服毒自殺。據媒體報道，楊改蘭壹家是阿姑山村最貧困的壹家，家徒四壁，孩子連壹件新衣服都沒有，全家僅有壹頭豬、三頭牛。2018年8月2日，在福州，壹個貧困的母親，為救重病的孩子，裸身抱著孩子在街頭呼救。2019年4月21日上午11時許，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27歲的楊某某因貧困，背著她的兩個雙胞胎，懷中抱著大兒子從當地的彩虹橋跳下。她的三個孩子中長子4歲、次子和三子，雙胞胎，2歲。後她們母子四人的遺體被打撈上岸，她們緊緊擁抱在壹起。




中共提出“十三五”期間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固然振奮人心，但它能做到嗎？




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制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以下被認為處於極度貧困之中。但中國壹直有壹套低於國際貧困線的自己的標準。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在壹次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壹個綜合性的標準，包含“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其中“國家的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價等指數，到去年底現價是3218元，今年為4000元左右”。他還說，兩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經做到。“三保障”指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已經脫貧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且不說國際脫貧標準，中國自己的標準“壹收入、兩不愁、三保障”達到了嗎？收入靠數據說話，但“兩不愁”和“三保障”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脫貧作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在部分地區出現了強制農民脫貧的現象。據《新京報》11月20日報道，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茶蔚村壹村民，因拒絕簽字脫貧被村委會通報。據通報內容顯示，該村民年人均純收入為5811.76元，經村委會會議研判，該村民達到脫貧標準。但當幹部通知其前往村委會簽字認可時，該村民卻自稱“什麽都沒有得到”，並拒絕脫貧。




李克強總理5月底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中國失業人口劇增，李克強的數字自然引起人們對當局提出的年內“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質疑。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也破天荒地沒有提出今年的經濟目標，顯示形勢嚴峻。但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為何還能圓滿脫貧和進入小康社會嗎？




第二，運動式消滅貧困靠譜嗎？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刊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4月22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題為《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這壹講話的刊登被視為中央要按照十八大計劃，今年底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壹個重要信號。據中國官方媒體說，“脫貧攻堅”是習近平對全黨訂下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求在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壹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貴州學者李明說，中國領導人慣常用政治運動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比如到哪壹年要實現什麽目標，當年周恩來提出2000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結果不了了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這也造就了鎮反、土改、反右及文革等等壹系列人間悲劇。改革開放後，政治運動的風潮才得到緩解，但是中共領導人仍然在體制內喜歡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比如教育問題、扶貧問題，最後變成表格扶貧、數字扶貧、形式扶貧。最近幾年政治解決國內壹切問題的風氣愈演愈烈，大有社會退步的趨勢。




自中國政府五年前提出全民脫貧計劃，並要在今年進入“小康”後，江蘇省扶貧辦就曾公布了驚人的業績：該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但該消息引發普遍質疑，認為官方宣傳造假猶如“大躍進”再現。在北京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胡佳認為，政府在說謊，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政府也知道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但他們仍然選擇說謊。




胡佳說：“那些在底層的人是食不果腹，溫飽無著，所謂脫貧的統計數字把這些人放在哪裏？中國的經濟下行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那麽多人失去工作，這些都造成了貧困。每年那麽多天災人禍，產業大範圍衰落、消失，貧困是壹直不斷冒出來的、普遍性存在的問題。”旅美政治學者胡平說：“中國式脫貧是賬面式的脫貧，實際情況如何則是另當別論。領導出個目標，下面就給出個數字，為了看似有說服力，這個數字還給的很細致。這跟大躍進時期的萬斤糧、萬畝田的形式壹樣，寫壹萬幾千幾百幾十幾斤，連零頭都有，看上去是成果，但根本就是造假。”




由於脫貧成為壹項政治任務，也是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標準，為追求政績，地方政府造假的現象屢見不鮮。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浮誇風殷鑒不遠。




第三，舉國體制脫貧超越了美國民主體制嗎？




由於中國官方數字造假已經不是新聞，我們對中國式脫貧頗感質疑，盡管我很希望它是真實的。但也有學者不但不質疑，相反認為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中國多，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真的嗎？




2019年，中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壹次電視節目中指出，“美國4千萬人貧困，1850萬極度貧困” 。但張維為沒有指出的是，美國的貧困標準不同於中國。美國的極度貧困標準也不同於2015年世界銀行制定的“極度貧困“的標準。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美國貧困人口比例為10.5%，大約3400多萬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今年10月公布的壹份最新報告說，今年5月以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的貧困人口新增800萬之多。所以，2020年，美國的實際貧困人口確實差不多4000萬人。根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調查：2020年的美國貧困線標準為單身收入低於1萬2760美元，相當於8萬4000元人民幣、4口之家低於2萬6200美元，相當於17萬2398元人民幣。美國“極度貧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於上述貧困線標準50%的人。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國家給窮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醫療、食品以及各種補貼。




可見，張維為如同李毅壹樣功夫了得。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灣論壇”演講時笑稱：中國死了4000人，但和美國死22萬人比，等於壹個人沒死，差不多等於接近零感染，接近零死亡。妳說這是人話嗎？4000人就該死嗎？這種滿腦子反人類思維的人居然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這又是怎樣的壹個荒唐的國家。




現在，我們總結壹下。中國政府開展脫貧攻堅，建立小康社會本是造福於民的好事，但舉國體制運動式消滅貧困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官員為了政績大肆造假，甚至逼迫老百姓脫貧，結果使老百姓更加貧困。當脫貧和小康社會成了中國政府的壹個數字和壹個政治遊戲時，中國就會在脫貧中更加貧困，在小康社會中餓殍遍野，易子而食。沒有民主自由和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統治者再美好的藍圖都會成為人民的苦難。

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屬性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1992年鄒家華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代表解釋，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發電收入可以覆蓋投資額的另外壹半。籌資有多種渠道如發行債券、銀行貸款、利用外資等。







國家審計署於2013年6月7日發布《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表明三峽工程的財務審查塵埃落地，只發現了壹些小問題。三峽集團兩位老總調離算是問題處理完畢。對不起，筆者也輕信了國家審計署的審查。







對任誌強的判刑說明，原來審計結果也可以翻盤的。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再審計。不審不知道，壹審嚇壹跳！雖然都是枯燥的數字，但是起碼能回答壹個問題：老百姓繳納的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到哪裏去了？！







壹、對不起，輕信了國家審計署







筆者曾答應黃萬裏先生，幫他看住三峽工程，所以也壹直關註三峽工程的籌資、投資的數據。由於三峽工程是黑箱操作，所以透露出來的數據十分不完整，又有意不斷地更改數據的定義。所以要找出全部的真相目前看來是壹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根據2013年6年8日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國家審計署歷時17年、投入了1400多人、翻閱了3.4萬份資料、審計了2078.73億元，編寫了壹份近萬字的審計報告。3.4萬份資料可以堆滿兩個房間。在此之前，審計署根據國務院要求，已經組織對長江三峽樞紐工程建設情況進行了5次審計、對輸變電工程建設情況進行了1次審計、對移民資金使用情況進行了13次審計，共發現34.45億元違規金額，移送有關部門處理76起違法違紀和經濟犯罪案件，涉案的113人分別被追究刑事責任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由此看來，國務院對三峽工程的監管十分嚴厲，審計署長期、連續、多方位、全面的審計壹直在進行之中。對壹項工程如此的監管和審計絕對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後的。







2013年6月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審計報告的結果（這是第20次審計結果），指出三峽工程在資金使用五個方面的問題：多結算工程造價3.57億元；多分攤工程建設成本3.98億元；少計應攤未攤的工程建設成本1.58億元；三峽工程中因為建設管理不到位，導致增加投資8.08億元；移民資金被擠占挪用等涉及金額2.79億元。[2]2014年3月下旬三峽集團的兩位老總被免職，[3]其中當時部長級的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是最年輕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4月中旬被任命為湖北省非常委的副省長[4]。在中共十九大上，失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連黨代會代表也沒有被“選上”。







雖然筆者認為對三峽工程腐敗案中的處置是避重就輕，比如曹廣晶和李鵬女兒李小琳之間數目巨大的錢財關系沒有交代清楚，但是還是輕信了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決算。也許是德國生活得太久。在德國通常壹個工程經過了審計，就會認為沒有問題了，即使之後浮現出壹些資料證明可能有問題，也不能再對工程提出再審計的要求。







二、原來審計結果也可以翻盤的







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任誌強作出宣判：北京市華遠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任誌強於2003年至2017年間，利用職務便利，貪污公款4974萬余元；收受賄賂125萬余元；挪用公款6120萬元；濫用職權致使國有控股企業遭受特別重大損失1.167億余元，其中國有股東華遠集團財產損失5378萬余元，任誌強個人獲利1941萬余元。任誌強的行為分別構成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數罪並罰，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二十萬元。[5]







長期以來筆者關心任誌強的言行，不但是因為他的言行獨樹壹幟，而且還因為任誌強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筆者也是上山下鄉的知青。記得2011年任誌強辭去華遠集團總裁的時候，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就曾對任誌強進行過離職審計，宣告任誌強無任何經濟違紀違法問題。[6]按照德國的慣例，任誌強的“犯罪行為”應該是在2012年至2017年間發生的，而在2011年辭職之前已經被證明是清白的。







任誌強的被判說明壹個問題：在中國原來經過審計也不說明任何問題。這讓筆者想到了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的審計，最後只查出需要整改的幾億元資金，問題不大。三峽集團的兩位老總調離崗位，算是腐敗問題處理過了。本以為經過國家審計署的審查的三峽工程應該問題不大。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審計署對三峽工程的審計可信嗎？







所以筆者以為，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再審計。







三、三峽工程再審計的基礎







對三峽工程再審計的基礎是1992年3月21日鄒家華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做的《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的說明》，報告對三峽工程的投資額以及籌款方法做了說明，中心內容是三峽工程國力能夠承擔，這是國務院對全國民眾的承諾。







3.1三峽工程的投資額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建設所需靜態投資為570億元（1990年價格）。其中，樞紐工程投資298億元，水庫移民投資185億元，輸變電工程投資87億元。[7]這是官方以最為正式的方式公布的三峽工程投資額數字。







1988年/1989年三峽工程論證結束時，三峽工程造價有三個數：157億元，361億元和1908.68億元。157億元是動態投資額，361億元是靜態投資額，1908.68億元是早建三峽工程的投資額。參加綜合經濟評價組、後來成為工程院院士的李京文於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報上撰文說：“當時（筆者註：應該是指1988年/1989年）我們預算整個工程建設需要資金1900億元，後來結算時花了1850億元，說明預算還是基本準確的。”[8]當時還有壹個結論是，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結論。早建方案投資1908.68億元，晚建方案投資1981.38億元，不建節投資2018.78億元。當年綜合經濟評價組得到的結論是：早建（方案）比晚建節省46.4%，早建比不建節省70.2%。[9]為了讓象耿大娘這樣的人大代表能聽得懂的話，就改成：沒有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







3.2三峽工程資金的籌集







那麽這些錢從哪裏來？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投資基數較大，但資金投入流程長，發電前資金需要量約為總量的壹半左右。發電後的建設資金相當部分可以靠發電收入自籌，據測算，在建設期間可以發電4300多億千瓦時，創利稅近400億元（當時上網電費按1千瓦時0.09元計算）。在工程開始發電以後靠自身和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基本上能滿足建設資金的需要。因此，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的關鍵，是解決發電前近300億元（1990年價格）的建設資金問題，平均每年投入25億元至30億元，約占1992年全國基本建設總規模5700億元的5‰左右雲雲。[10]







通過鄒家華的解釋，解決三峽工程570億元的投資問題就變成了解決發電前近300億元的資金問題，每年需要25億元至30億元的投資。







鄒家華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采用多渠道籌集來解決所需資金問題，具體有下面壹些辦法：







——適當提高葛洲壩電站發電電價；







——征收水電建設基金；







——債券；







——股票；







——貸款；







——利用外資等。[11]







鄒家華說，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發電收入可以覆蓋投資額的另外壹半。而且是水漲船高，如果三峽工程造價漲了，相應的電費也會漲，發電收入也會漲。這也是劉國光等諸多專家所計算和建議的，劉國光認為只需籌集44%的投資額，其余可以通過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解決。[12]鄒家華代表國務院的這個投資和籌款計劃就構成對三峽工程審計的基礎。







請讀者記住鄒家華的話：

第壹：三峽工程需要籌款的數目是投資額的壹半，投資額的另外壹半來自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







第二：三峽工程投資額的壹半可以通過征收水電建設基金、債券、股票、貸款和







利用外資等途徑來籌集。







四、三峽工程審計的時間







三峽工程全部工期17年，可分三個建設階段：







第壹階段是1993年至1997年實現大江截流；







第二階段是1998年至2003年實現水庫初步蓄水：







第三階段是2004年至2009年實現全部機組發電。







根據三峽工程的三個建設階段，審計的時間也分三個時間點：







第壹時間點：2002年底，相對於2003年中開始發電。







第二時間點：2009年底，第壹，三峽工程初步設計規劃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至2009年底全部安裝完畢；第二，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征收至2009年底；第三，自2010年1月1日起征收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用於南水北調工程和三峽後續工程。三峽集團拒不承認三峽後續工程和三峽工程有關。把審計的時間點定為2009年底，可以截然區分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和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第三時間點：2011年12月底，國家審計署的截止時間是2011年12月底。







五、第壹審計時間點（2002年底）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03，截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完成投資896.311255億元。[13]







三峽工程1993年至2002年共籌資910億元，其中

——國家投入資本388億元（42.64%）；

——國家開發銀行貸款269億元（29.56%）；

——企業債卷（余額）140億元（15.38%）；

——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37億元（4.07%）；

——國內商業銀行中短期貸款76億元（8.35%）。







國家投入資本388億元，應該是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國家開發銀行從1994年至2003年每年為三峽工程提供貸款30億元，總額300億元，貸款期限15年，利息高低並未公布。







企業債卷：從1998年到2002年底共發行5期三峽債卷，發行總額160億元。至2002年底余額140億元。三峽工程發行5期企業債卷，發行規模越來越大，期限越來越長，投資者由個人投資者為主向機構投資者為主轉變。最初發行10億元，後來發行單筆50億元；最初發行期限為3至5年，2002年推出20年超長期限債卷，到期時間是2022年。







國內商業銀行中短期貸款：1998年與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簽訂貸款總額為110億元人民幣的授信協議，為二期工程提供可靠保證。貸款期限三年，滾動使用，借新還舊。這個數額到2002年底並未全部使用，數額為76億元。







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指1997年9月2日三峽工程左岸電站14臺水輪發電機組招標，引進協議金額達11.2億美元的長期信貸，包括7個國家提供的出口信貸7.2億美元和兩個商業銀團貸款4億美元。







結論：截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籌資910億元，完成投資896億元，籌集資金總數略高於投資額，說明三峽工程未出現資金短缺問題，這主要得益於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在籌資910億元中，388億元來自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42.64%（388億元占完成投資額896億元的43.29%）。籌資的途徑與鄒家華所說基本相同，唯壹缺少的是通過發行股票籌資。當時三峽工程還沒有壹臺水輪機組投入發電，發電收入為零。至2002年底，三峽工程完成工程投資額的約壹半，與鄒家華的估計基本符合。







六、第二時間點2009年底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10[14]的三峽工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情況，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總投資15921618.07萬元（即1592.161807億元）。







根據《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10，自開工至2009年底累計到位資金如下：










項目










數額（單位：萬元）










換算為億元










比例%










資金到位










21113491.52










2111.349152










100.00%










其中










——三峽專項基金










11156612.52










1115.661252










52.84%










——銀行貸款










3128989.00










312.898900










14.92%










——利用外資










841009.00










84.100900










3.98%










——三峽企業債卷










3450000.00










345.000000










16.34%










——其他資金










2536881.00










253.688100










12.02%










與2002年底到位資金的詳細程度相比，截至2009年底的數據不如前者明了。







三峽專項基金1115.661252億元，應該是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52.84%，所占比例增高；







銀行貸款312.898900億元是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占14.92%，所占比例降低；







利用外資84.100900億元是進口水輪發電機組和其他設備的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占3.98%，數額增加，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變；







三峽企業債卷345.000000億元是發行的企業債卷，數額增加，所占比例基本略有增加；







其他資金253.688100億元，占12.02%，來源不明。筆者推測，應該是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已經投產的水輪發電機組。







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累計到位資金2111.349152億元，三峽工程的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到位資金高於總投資519.187345億元。這519億元用到什麽地方去了？







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115.661252億元占到位資金的52.84%，成為主要支柱。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的70.07%，承擔了七成的投資額。鄒家華說過，三峽工程籌資部分約為三峽工程總投資的壹半，而且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籌資。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的七成，這就超過了國務院的承諾。







如果讀者還記得鄒家華的報告，那麽還有兩項資金尚未計算在三峽工程到位的資金之內，這就是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和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這是當初國務院認為是支撐國力可以承擔三峽工程資金需求的主要支柱。







從2003年三峽工程發電以來，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共發電3683.72億千瓦小時。[15]按每千瓦小時0.25元計算，共計發電收入920億元。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全部計入三峽工程的資金內，因為三峽工程發電的運營費用、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等等，在三峽工程建設期間，全部計算在三峽工程的造價之中。







目前不能確定的是，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是否已經納入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根據鄒家華報告的內容，應該沒有計算在三峽工程建設基金之內。葛洲壩電站設計裝機容量為273.5萬千瓦，多年平均年發電量157億千瓦時。[16]從1993年到2009年底共計17年，總計發電量2669億千瓦小時，共計發電收入667億元。對於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則需要扣除運營費用，只計算發電收入利潤。按運營費用60%、利潤40%計算，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為267億元。







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187億元。加上已經到位的資金2111億元，三峽工程共有可使用資金3298.93億元，約3300億元。







如果其他資金253.688100億元，是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已經投產的水輪發電機組，那麽這253.688100億元應該從三峽工程共有可使用資金約3300億元中扣除，三峽工程的可使用資金約3046億元。







結論：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可使用資金約3046億元，三峽工程的總投資僅為1592.161807億元，三峽工程可使用資金高於總投資約1454億元。這1454億元資金到底流入誰的口袋之中？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總投資1592.161807億元的70.07%，承擔了七成的投資額。







回到鄒家華的報告，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可以解決總投資的壹半。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的關鍵，是解決發電前的另外壹半。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為1592.161807億元，總投資的壹半約為800億元。從累計到位資金表中可以看到，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銀行貸款312.898900億元，利用外資84.100900億元，三峽企業債卷345.000000億元，基本可以總投資的壹半的需求，即便有缺口，也是很小的、短期的缺口。在三峽工程的投資和籌資平衡中，原先應該承擔壹半投資的三峽工程在建設期間的發電收入，並沒有投入三峽工程建設，這是違背國務院對全國人大的承諾，這是政府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







七、第三時間點2011年12月底







2010年10月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三峽工程總投資預算2039億元，實際總投資1800億元。[17]







2013年12月20日三峽集團公司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王儒述在“三峽工程與生態環境研討會”上說：1992年國家批準的三峽工程建設的靜態投資概算為900.9億元，當時並未考慮資金消耗中有物價指數的變化和銀行利息消耗等，後追加900億元，最終三峽工程動態投資達到1800億元。[18]







根據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7日公告的《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2.76億元，包括樞紐工程871.95億元、移民資金856.53億元和輸變電工程344.28億元。[19]減去輸變電工程344.28億元還剩1728.48億元。







如果粗略計算，樞紐工程約900億元，移民資金約900億元，合計1800億元。與曹廣晶、王儒述所說的1800億元基本相符。







國家審計署又說：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8.73億元。其中：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占投資總額的78%；向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發電機組收入350.31億元，占投資總額的17%；電網收益再投入110.69億元，占投資總額的5%；基建基金等專項撥款1.86億元。在建設過程中，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籌措的資金，目前已全部償還。此外，在移民搬遷安置中，國家還通過相關政策給予了資金支持。







在這裏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8.73億元，與前面所說的三峽工程建設資金投入2072.76億元，有5.97億元的差額。這是國家審計署在審計過程中的調增和調減結果：[20]







調整後的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如下表（單位：億元）：










項 目










決算草案







金額










調減










調增










調整後金額










合 計










2078.73










7.55










1.58










2072.76










其中：樞紐工程










873.61










3.24










1.58










871.95










輸變電工程










348.59










4.31










0










344.28










移民資金










856.53










0










0










856.53










註：按照任務和資金“雙包幹”原則，本調整不涉及移民資金。







國家審計署在報告中說，在建設過程中，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等籌措的資金，目前已全部償還。這是撒謊！徹頭徹尾的撒謊！前面已經提到，國家開發銀行給三峽工程的每年貸款30億元是長期貸款，貸款期限15年，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三峽工程發行企業債券，部分也是長期債卷，期限20年，也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還有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根本不可能已經全部歸還。







下面是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09年提供的籌資組成和審計署提供的2011年底的籌資構成的對比：



















2009年底










籌資（億元）






















2011年底










投入（億元）










資金到位










2111.349152






















資金投入










2078.73










——三峽專項基金










1115.661252






















——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1615.87










——銀行貸款










312.898900






















——銀行貸款










已經還清










——利用外資










84.100900






















——利用外資










已經還清










——三峽企業債卷










345.000000






















——三峽企業債卷










已經還清










——其他資金










253.688100






















——出售發電機組收入










350.31














































——電網收益再投入










110.69














































——基建基金等撥款










1.86










——發電收入










？？？






















——發電收入










？？？










——葛洲壩收益










？？？






















——葛洲壩收益










？？？










這個對比說明壹個問題，國家收取了巨大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為了保持三峽工程的收支平衡，就把已經籌集到的來自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三峽集團發的企業債卷和國外出口信貸及國際商業貸款掩蓋起來。這樣，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構成了三峽工程建設資金1728.48億元（包括樞紐工程871.95億元、移民資金856.53億元）的93.49%!!!







在國家審計署在報告中，對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以及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只字未提，而這應該是承擔三峽工程的主要資金來源。







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共發電5310.35億千瓦小時。按每千瓦小時0.25元計算，共計發電收入1327.59億元。三峽工程的發電收入全部計入三峽工程的資金內，因為三峽工程發電的運營費用、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等等，在三峽工程建設期間，全部計算在三峽工程的造價之中。







葛洲壩電站多年平均年發電量157億千瓦時。從1993年到2011年底共計19年，總計發電量2983億千瓦小時，共計發電收入745.75億元。對於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入則需要扣除運營費用，只計算發電收入利潤。按運營費用60%、利潤40%計算，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為298.3億元。







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625.89億元。國家審計署並沒有這筆收入計算在內。為什麽國家審計署不把這筆資金計算在內？可能是因為向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發電機組獲得了350.31億元資金。在2009年底的審計中也有壹筆高達253.688100億元的其他資金。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2002年9月，至2011年底壹共花350.31億元人民幣購買了三峽工程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也歸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結論：截至2011年底中國百姓繳納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共達1615.87億元，承擔了三峽工程造價1728.48億元的93.49%。截至2011年底，三峽工程發電收入與葛洲壩電站的發電利潤共為1625.89億元。按照鄒家華代表國務院所做的報告，解決三峽工程發電後的建設資金相當部分可以靠發電收入自籌。所以應該用發電收入1625.89億元來歸還征收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1615.87億元。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過用350.31億元的低價“購買”三峽工程的水輪發電機組，將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占為己有。國家審計署在審計報告中掩蓋了這個非法占有。







八、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占有了三峽工程的全部投資







為了作實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非法占有，把這個審計工作再深入壹步。







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報告，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人民幣購買了三峽工程的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也歸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那麽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31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形成的國定資產又是多少呢？







《正確認識長江電力的折舊》壹文指出，水電行業的投資巨大，水電資產最後的價值是攤入前期費用、建設管理費用，移民費用，設計費以及建設期間利息費用等全部費用的。水電行業的固定資產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設投資的95％甚至更多。壹般建設期利息和移民費用要占到投資的30％甚至以上。三峽工程固定資產主要包括大壩、水輪機、輔助建築以及設備等等。其中的兩個大塊是大壩和水輪機。[21]







可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31億元，獲得的不僅僅是26臺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而是整個樞紐，包括大壩、水輪機、輔助建築以及設備等等。







根據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公司資產總額約1584億元（158,385,026,444.24元）。[22]用350.31億元的投資獲得1584億元的總資產！這樣的好事到哪裏去找？！







壹般認為，水電行業的固定資產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設投資的95％。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584億元的總資產，是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的98％。從老百姓那裏征收的1615.87億元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全部成為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資產。







同樣從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的折舊計算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貓膩。還是根據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2011年公司營業總收入207億元（20,700,377,511.27元），其中凈利潤77億，費用130億。在130億元費用中包括了折舊60億元！







《MBA智庫百科》是這樣定義的：折舊是指資產價值的下降，指在固定資產使用壽命內，按照確定的方法對應計折舊額進行系統分攤。[23]







比如壹輛卡車資產價值200萬元，經濟使用壽命10年。按照平均年限法，10年折完，這樣每年的折舊為10%。







2011年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總資產為1584億元，折舊60億元，折舊率為3.79%，相應的平均經濟使用壽命僅為26.4年。有文章指出，三峽大壩的經濟使用壽命為45年，水輪機組的經濟使用壽命為18年，還有的設施經濟使用壽命更短。[24]







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億元的投資，創造了壹份資產，它的每年折舊高達60億元。只用差不多六年的時間就可以全部獲得投資的全部。三峽工程的高額折舊費，又給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帶來許多稅務上的好處，可以少繳很多稅，同樣也給公司帶來巨大的現金流。這是曹廣晶與李小琳骯臟交易的關鍵。







江澤民、李鵬等說，三峽工程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意指三峽工程的經濟使用壽命在壹千年以上。中國許多的專家們告訴老百姓，三峽工程的經濟使用壽命起碼在500年以上。如果真是這樣，三峽工程每年的折舊又能是多少？







三峽工程是壹個充滿謊言和罪惡的工程。就是國家審計署也無法將三峽工程洗白！

中共政權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吳國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妳看西方的報紙每天都有幾篇批判國內體制的社論，也有許多評論國內體制的專欄。那麽中國的報紙的這種評論就相對比較少，就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審，那麽寫的積極性也就不高。領導人也沒那麽多時間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寫那麽多幹嘛。領導人講完話，妳把它重復壹遍就完了，去發揮，再發揮出毛病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中國報紙的“評論”的量，也是比較少的。




我記得壹九八七年的時候，有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廣州去采訪，他們就寫了壹篇分析性的報導。文章講，廣州臨近香港，它們不斷經受西方“腐朽”文化這些“壞”東西的影響。當時主管文化和宣傳事務的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胡啟立看了以後就說，妳們要寫壹篇評論，要鼓吹這個思想。 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啦。我當時就不想寫，我想什麽腐朽文化，我不覺這個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說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的壹個過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寫這個文章，這樣壹拖就拖壹個星期。有時候會拖“黃”的，因為領導人事情很多，就會忘掉。




結果沒想到胡啟立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問人民日報說，這個評論怎麽還沒寫出來呀？ 那麽沒辦法，就只好寫了。但我扭了壹個角度，就說廣州由於面臨文化的前沿，那麽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東西啊，所以他們就在改革開放中有動力，不斷地往前走。這個話題就等於是扯到另外壹邊去了。就沒有講西方的影響是負面的東西，而是說實際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華社的報導和我的“評論員文章”就同時登出來了。“廣州日報”即廣州市的機關報，馬上登了廣州市市委書記許世傑的談話，他在談話裏邊只字不提新華社的報導。他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我們指明了下壹步改革開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們報社內部的評論欄上，也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早就對新華社的報導非常反感，他也沒有看懂我的評論，就說這個評論是壹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另外的人就說，這個評論寫得好，把這個意思給改過來了。 這就是說，當時既有上面給妳出主意，給妳出題目，也有評論員當時在八十年代自己發揮的空間，這兩個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最大感觸就是，中國的媒體要想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意見，能夠自由報導自己的見聞，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領導人相對比較“開明”，整個政治制度相對比較“寬松”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獨立的報紙，報紙的壹切資源都是由黨來控制的，因此，無有自由可言。




比如說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報的紙。那種紙是壹種特殊的紙，俗稱“白報紙”。這種紙每個報紙能得到多少是由國家計劃批給妳的。妳的報紙再受歡迎，但國家不批給妳這個“白報紙”的量的話，那麽妳就不可能擴大妳的發行量。也就是說，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辦壹份報紙， 但由於妳根本得不到這種印報的紙張，妳也不能印新的報紙。當然還不用講政府從財務啊，從人事，從發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個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統，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控制，有非常復雜，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運作體系。妳要沖破它，那就會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報的評論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於“自律”的這樣壹個精神，當然後來的情況就比較不壹樣了。




比如說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個比較“反動”的階段。那麽當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從壹月初到大約四月底，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裏，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間，妳會發現人民日報發的評論員的文章裏邊，可能會有三到四篇是講植樹造林的。因為正好是春季嘛。那麽本來壹年發壹篇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時候壹年也不會發壹篇。那麽為什麽會有這麽高的積極性寫植樹造林呢？就是說妳不想講“反自由化 ”，但他說妳為什麽老不發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寫植樹造林。妳看我們還是不斷地在寫呀。像這種非常微妙的壹種反抗，可能也沒什麽實質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種個體的行為吧。




毛的時代中共的媒體控制基本上是壹個粗獷的作業，因為他的控制是沒有挑戰的，毛要怎樣控制黨國宣傳機器，就怎麽樣控制。 那時國外的媒體也不可能進來，妳那時候要收聽“美國之音”就把妳抓到牢裏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控制就比較為所欲為啦，那麽比較放肆啦。 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共產黨控制媒體的壹些基本格局，從黨擁有所有的媒體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出發，然後到這種“洗腦”的運作方式。




那麽鄧的時代是壹個比較復雜的時代，因為鄧固然是說壹不二的領導人，但是其間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階段，他們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有很多開明的政策。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從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這十年當中，它是壹個毛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制在不斷地衰退，不斷地減弱，那麽共產黨也還沒有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的這樣壹個階段。




那麽到了壹九八九以後，鄧還在，從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機制，並在不斷地參考新的發展，新的手法，來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這個控制機制和毛的時代相比有壹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它是“有限”控制機制，而不是“無限”控制機制。就是說毛的時代就是什麽都要控制，從妳要穿什麽樣的鞋，留什麽樣的頭發，也認為是意識形態。當然在宣傳上也是從第壹版頭條標題是毛的講話，到“報屁股”上最後壹個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的。




那麽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控制就有所減弱，有所放松。那麽市場化的沖擊，新聞工作人員尋求新聞自由的這樣壹個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麽現在呢，可能對“報屁股”就比較放松了。妳在這裏可以講壹些風花雪月，講的可能和黨的基本的東西完全不相幹的，在過去認為這是腐蝕黨的基本的東西，現在妳可以說了。就是說，妳去腐蝕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經收縮到核心部位。但是對於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強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這些“報屁股”上出現壹個真的和他的核心針鋒相對的東西，可能嗎？是不可能。 那麽這個就讓妳感覺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實上，妳對它的反感就減弱了。那麽它這個核心控制再說出的話，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麽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媒體發展確實是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有新鮮的因素介入， 壹個就是媒體開始追求市場的利潤，新聞從業者也開始追求專業的素養， 那麽再加上全球化的這樣壹個沖擊，國外的資訊也大量的湧入， 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這都使得傳統的黨和政府來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失靈了。




實際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呢，包括官方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學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靈的壹個表現。妳看他們在總結“六四”的時候，首先講的就是“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這四個字是他們在經過“六四”發明出來的。就是說“輿論導向”錯誤，所以發生了“六四”這個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控制輿論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麽他既花功夫重新把過去毛的那個通過黨的組織，通過中央宣傳部的這個層層的“吹風會”恢復；又通過對媒體的經濟命脈的控制；通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事控制，把這壹套東西重新加強。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傳統的手段來加強的。加強以後呢，大家就沒有興趣看他的媒體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開始把這個出現的這些新因素 包括市場化的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納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後利用這些東西來擴大他的宣傳的可信度。這個能賺錢，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線，我就讓妳去做。那個東西雖然能賺錢，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線，我就卡得死死的。




這也是為什麽說現在中國民眾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別。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他們會覺得說，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我們想了解。那麽現在的民眾會說，我很了解啊。比如說，如果我們去看中國到國外訪問的這些官員的話，那麽壹九八零年代出訪的官員，他們急於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麽樣子；那麽現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這個我都知道，那個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個說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這樣壹個世界裏，但是他們卻認為，是生活在壹個信息充分的世界裏。這是近幾年出現的壹個非常新的壹個情況。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訊息的“珠目”，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這樣壹些民眾， 他們不了解西方的情況；也不是壹個自由競爭的媒體，給妳報導這個盡可能的充分資訊的社會。




中國的媒體作為黨“喉舌”的這個本質只要共產黨還存在應該就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辦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向導”。共產黨從成立之處就有輿論引導的傳統，雖然輿論引導的方式在不斷地調整，可是利用媒體引導輿論完成鞏固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的。




過去毛的時代就他壹個人在講話，那麽他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呢，他想怎麽講就怎麽講。 壹般來說，妳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壹個人就不需要那麽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罵，那麽當然也可以不斷地在那裏“作詩作賦”，他想怎麽講就怎麽講。




那麽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失敗，那麽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緊緊地納入了這樣壹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在這樣的壹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喉舌”功能；要這個媒體實現“喉舌”功能，他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那麽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就必須發展新的辦法，那麽這些新的辦法應該說是很多的。




妳會看到兩會期間，有壹個很有意思現象，就是中國的記者很熱心地去采訪他們外國記者同行。讓他們發表對於中國的看法，這個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選擇的老外同行往往是來自哈薩克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中東某個國家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委內瑞拉的電視臺記者呀，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長得是老外。這些記者的國家呢，應該說新聞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沒有，有的是非常薄弱，這些人就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滿欣賞的。 所以他就講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當我們中國的觀眾看到電視上壹個“洋鬼子”在那裏大講中國的兩會報導是很自由的話，他當然想人家“鬼佬”也這麽講，看來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國的自由也不過如此啦。那麽這個欺騙性就很強啦 。




再壹個，我們知道即使是采訪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見解的記者， 那麽當然就是說他知道 如果妳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明天不讓妳在中國采訪啦，所以他們也會“自律”。那麽這個就是也是壹種巧妙的利用了。就說它的開放程度確實是在增加，但是越開放欺騙性反而更強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因為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多元的，就是競爭的。那麽有人講這個東西；有人講那個東西。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很喜歡揭露西方的陰暗面的，中共把這個東西拿來為我所用。




西方的媒體了解中國，是通過西方媒體駐中國的那些記者。那麽我們知道這些記者在中國，他們的活動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嚴密的監視。曾經有壹個駐中國的記 者幾年以前寫過壹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說，他在中國做壹個新聞記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個間諜壹樣的感覺；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說裏寫的那樣； 電影裏寫的那樣的鏡頭，電話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現狀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見啊。這是壹個。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國駐中國的記者“放風 ”。特別是現在關於高層的權力鬥爭的這個東西，那妳會看到經常經常是路透社在報導這個東西；“紐約時報”在報這個東西。那他們怎麽會得到這個信息啊？當然 是有在高層領導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風聲給他們的。那麽我們知道，比如說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風聲透露給外國記者，壹旦被發現了是不得了的事。 說妳泄密也好，說妳裏通外國也好，整個妳的生涯就完全毀掉了。




那麽是我相信呢。他們是有意這麽做的。那他們為什麽要把這個風聲透露給西方記者呢？當然是有權力鬥爭之間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看 到有些風聲透露說，因胡和江之間的鬥爭，所以有些事情胡錦濤就做不成啦等等諸如此類。 那麽這個就會讓人感覺到就是說，其實呢某某某領導人也很開明的，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們還要寄希望於這個事情。使得妳感覺 到這樣壹種對現政權寄有希望也好；對某個人寄予希望也好。這也是壹種很精致的壹種宣傳。




這當然壹個很好的新聞，那麽西方媒體當然為了搶這個料。 本來壹個外國記者怎麽可能了解到中南海裏發生什麽事情，當然有人透露給妳這個信息，妳就非常樂意用這個，這種非常細致的手法現在都在發展起來了。




二十世紀的中後葉，有壹個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爾波普爾，那麽他就提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區分。那麽我現在要加壹條就是說有那種“部分開放”的社會。它本質上還是壹個封閉社會，但它是部分地開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閉的社會。




那麽這個開放也好，封閉也好，講的主要是資訊嘛。那麽部分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表現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說，對於美國社會的了解吧，那麽在毛的時代，宣傳說西方社會到處都充斥著剝削啊，吸毒啊，所謂腐朽的東西泛濫啊。那麽那個時候大家都相信是這樣子，那麽到了八零年代時候，大家就會說，哦，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大家就急於想了解外界是什麽樣子。




那麽這個時候，當妳看到西方的報導，妳就會說，哦，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麽到了九零年代以後呢，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已經開始不拒絕報導西方的東西，甚至讓西方的媒體也可以部分進入中國，那麽這個時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體本身報導負面的東西，來引入到中國。看了以後，妳會覺得說，妳看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揭露西方社會的黑暗，所以顯然西方社會很黑暗的。那中國的媒體在揭露西方黑暗，當然說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說“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這份報紙在中國是內部發行的壹張報紙，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街上也可以買到。但是他沒有取消它內部發行的限制。這個就是壹個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說根據我幾十年看“參考消息”的經驗，“參考消息”已經越來越從壹個過去是報導西方那些對中國比較有負面批評的那些東西，然後讓領導人看了以後，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這麽壹個功能，變為壹個越來越給更多的老百姓做宣傳的那麽壹個工具。所以現在妳去看這個“參考消息”的話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從外國媒體上摘的那些講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東西。那麽這樣的壹個報紙它的發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參考消息”可能是中國僅次於“中國少年報”之類的，最大的發行量的壹個報紙。




那是因為少年兒童各個班都要訂啊，所以的發行量相對比較大。那個並沒有什麽實質的市場利益 ，但這個“參考消息”呢，它這個市場參考指數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報”登了壹句話中國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參考消息”上登了以後，他們就相信了。




中國是壹個“部分的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政府對西方媒體有非常強烈的選擇，他不會讓整個西方的媒體全部進入中國社會，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會說西方媒體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那肯定不可能的。 當然他有控制的權力；有壟斷中國整個社會，讓它接受什麽資訊，不接受什麽資訊權利的權力，那麽他就制造壹種假象。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壹個充分開放世界，妳西方講什麽我們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甚至還多，那麽當然是非常片面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要說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個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種宣傳，想不出來說什麽話說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傳； 壹看就是強加於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麽現在呢？當他要說中國改革開放好的時候呢，當然他也有這壹方面，也有領導人出來 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好什麽之類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這種就是說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講，妳看西方媒體在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如何如何的好；看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回來是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還讓妳了解壹點改革開放出現的壹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解決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貪腐吧。貪腐是中國的民眾容易切身體驗到的壹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如果美國發生了壹個腐敗案件，他會大肆地宣傳。那中國人會想說中國固然是很腐敗，那美國也很腐敗呀，那政治都這麽腐敗，所以中國也不比別的國家差。 又不斷地說，要成立壹個新的反腐敗局，然後媒體就大肆地報導，作深入的報導，然後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說，中國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員等。 其實，這個是很荒唐的現象，妳壹年查出上幾十萬，幾百萬的官員，說不定妳們官員腐敗的很嚴重嘛。他說，妳看，我們成績很大呀，我們這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總而言之，就是說他現在延續的宣傳手法，不是完全回避問題，也不是直接這樣王婆賣瓜，而是壹種非常迂回的方式，讓妳感到可信方式來進行。




孫誌剛因為沒有攜帶某些證件出門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發生之後，當時有幾個法學博士，他們就連名上書，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變這些所謂“外來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後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了這個“收容條例”，並撤銷了很多收容站，當時中國很多媒體就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公共輿論影響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政策，改善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決策過程。那麽這個就被當作是中國的媒體不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靠近民眾的需求的地步。那麽我覺得這裏邊就有很多隱藏的因素，沒有被大家註意到。就是說這幾個法學博士勇於上書，是引起了壹場公共討論這個公共討論。它首先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而中國的這樣壹個平面媒體涉及得是非常少的；電視媒體根本就沒有報導這個。就是說這個消息的報導是有很大的壹個限制的。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根據我個人了解到的信息，這個收容站取消以後，基層的警察就反彈得非常強烈，因為他說，我就沒辦法搞這個社會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見誰亂晃蕩，也沒有理由來質問他。而且當時有的警察甚至說現在妳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壹個人他亂晃， 妳問妳叫什麽名字？他就會說，我叫孫誌剛。顯然就是要和警察對抗嘛。




根據我當時得到壹個信息，整個廣東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麽這個就給中央政府很大的壓力。當時妳如果註意看報導的話，就會發現互聯網上有報導說，在北京新華門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門前，有幾十個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裏靜坐示威。究竟為什麽？這個在中國沒有公開的報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警察來示威，這也可以理解。還穿著警察制服？ 那麽如果沒有相當的人在支持的話，他也不敢幹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有關的執法部門，對這個變化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我就註意到在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撤銷“收容條例”以後的大約壹個多月後，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另外壹個問題，但報導最後壹句話說，也討論了“收容條例”問題。那這就很奇怪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是已經取消了“收容條例”嗎？幹麻又討論這個問題啊？那麽為什麽在壹個多月裏面要討論兩次這樣壹個問題？那麽我個人沒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判斷，我認為這第二次這次討論，是對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為什麽中國的媒體就不能公開地報導這些東西呢？ 為什麽中國媒體就不能跟蹤報導，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收容制度到底在發生什麽變化呢？如果這些不能敞開報的話，那麽我可以假設，當初撤銷收容制度這個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完全做到。這就是說，當妳說這個公共輿論影響了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它只是把那些帶有進步的那壹個小因素讓妳報導了，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談。




那麽這個也是壹個非常巧妙的。他讓妳感覺到說，他有進步，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去追蹤，不追蹤呢，這裏面就有壹個很大的很大的“貓膩兒”。按這個北京話來講，是有很大的蹊蹺。這是壹個例子。當然，它有媒體沖破封鎖影響政策的那壹個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現制度下也許某個中共領導人，甚至都願意聽妳的意見，但是整個這個機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當它施加壓力反過來走回頭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整個媒體就不可能跟蹤再報導它了。




資訊中有虛假的東西也有真實的東西，所謂“虛假”，就是說他講的話是完全和現實是合不上拍的，這個是虛假的 。




那麽“真實”，就是說現實是什麽樣子，我們充分去反映它。那麽所謂“超真實”，就是說他從真實中擷取壹些細節，然候重新構造，扭曲 。妳要說它是假的呢，那個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說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訴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總體的真實它沒有告訴妳，但是他構造出來以後呢，妳認為這個東西非常真實，但實際上它和真實是不壹樣的。就是說，他用的可能是真實的部件，但組建出來的是壹個虛假的東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其實妳如果對比西方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報導，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對同壹個突發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體，他們肯定報導是不壹樣的 。“紐約時報”可能這麽講；“華盛頓郵報”可能那麽講；妳們的媒體可能這麽講，這是壹種現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國的報導呢，大家的報導都是壹樣的，每壹個細節都是壹樣的。那麽壹般的人就會想，那中國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見大家說的都是壹樣的嘛，那顯然就是這樣子。 那麽西方的媒體顯然是虛假的，怎麽妳說這樣？他說那樣呢？




當然也不可能說西方媒體是完全充分報導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個根本的自由， 這個根本自由就是競爭的。 那麽這個競爭就使得這些不同媒體之間要來爭奪讀者，那麽爭奪讀者靠什麽呢？並不是靠妳說得花言巧語，也不是靠妳說得這個版面做得漂亮， 當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給大家提供大家關心的信息。那麽這個信息，既是大家關心的，也是真實的，有助於大家了解周圍的世界，媒體主要在競爭這個東西。




還原到我們的現實的，真實的認識世界，就像讓我們兩個人現在描述這個房間的情況，我們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樣的，我會說那裏有兩盆植物，妳會說我看到那有三個沙發。那麽中國的媒體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為它說妳只能看到這個，妳不許看到別的，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固然是真實的，但是呢實際上妳的認識過程是不真實的。如果大家都能夠自己來看這個東西，那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肯定不壹樣嘛。所以我覺得他利用這種細節的真實，那麽構造了壹個虛假的，不真實的這樣壹個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我在中國的網站看到這樣壹個文章啦，它是在贊揚溫家寶。那麽就透露這麽壹個細節，就是溫家寶去染頭發。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的頭發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歲的人了，而我們看到他們都是滿頭烏發。 溫家寶在就染頭發的時候，就跟他的染發師說，我這六十多歲的人了，搞得滿頭都是黑發，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給我染成那樣子了，妳就把我的兩個鬢角給我留出來，那至少看上去還真實壹點嘛。




我個人對溫家寶這種美學品味，還是很贊賞啦。就是說搞的那麽全都是黑發，像個玩偶壹樣，是很難看啦。就從這個事例，我覺得就是說溫家寶也知道，如果留存壹點真實來，那麽好像那個虛假的部分，也會看起來很真實啦。我們知道“紅樓夢”裏面有壹句名言說，“假作真實真亦假”，但是反過來也是壹樣的。這個真吶，就是在假的過程中，在整個假的海洋中，留出壹點真的來，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整個假的也變成真的了。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溫家寶那花白的鬢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發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懷疑其它地方的黑發是染的了，我們認為那其實真的是黑發啦。




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的這樣壹個宣傳，就不像毛的時代全部給妳染黑了，讓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宣傳，它給妳爆料了壹點真實，那妳覺得說哦 其實他說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點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美學品味的這樣壹個精致，這樣壹個“高級”，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這樣壹個控制，它控制的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媒體運動跟宣傳跟以前比起來很不壹洋，中共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以前黨的媒體的錢，是國家預算來供給的。那麽現在它給妳壹些空間，讓妳賺那個錢，就把妳引導到那個方向去了，那麽其它的妳不能碰。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機制，來控制媒體。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所謂“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就是說它有壹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說有些東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場，妳也不能碰。




其實毛澤東就非常懂得這壹點。毛澤東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說過：“如果辦壹張報紙天天講反面的東西，它會很暢銷，講上三個月我們就垮臺了”。毛是完全沒有市場觀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辦壹張揭露政府黑暗的報紙，這個報紙會非常有市場的。這也是為什麽西方媒體有所謂“扒糞”的說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領導人負面的東西報導，這樣做不僅有政治監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場效應。




那麽如果中國現在辦壹個天天揭腐敗的報紙，我相信它會是全國銷量第壹。如果有人能辦這樣壹份報紙，壹定會賺大錢。它有市場啊，但是有市場又怎樣呢，它就是不讓妳辦。明明有市場需求為什麽不可以辦？所以說即使是有市場，它也是有壹個“底線”的，那麽這個市場就是壹個不充分的市場。




所謂“市場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場化。這個有限制的市場化，就是說妳可以登大家關於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關於地方的兇殺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關心的公共問題上的話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妳可以說對於整個市場本身，它有壹個大的控制，這個大的控制就是說這個市場有個鐵桶似的“邊界”，妳不可能越出這個“邊界”，在這裏面妳想怎麽追求利潤，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過揭露公共問題來追求利潤，它也可以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那是不允許的。這是壹個總體“邊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會，每當這個國家的公眾預算、財政預算出來的時候，那都是壹個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會影響到每壹個人的生活品質。但是，每壹個人掙多少錢，朋友之間都不會談論的，因為它不是公眾信息。但是，那些能夠影響每壹個人掙多少錢的基本因素，就是公眾信息啦。再比如說，妳個人怎麽養生，那麽這是壹個私人信息。雖然它關系到每壹個人，但是我怎麽養生，並不會影響到妳怎麽養生，所以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衛生-人們怎麽樣看病，這既會影響到妳，也會影響到我。那麽媒體如果能夠提供這樣的信息，那才是實現了媒體的品質和功能了。




我們現在看到，和毛的時代對比，有了壹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說妳私人，作為壹個個體關心的事情，它可以給妳提供信息。比如說，妳想了解這個世界上有甚樣的歌星啊，妳喜歡大六歌手，他喜歡臺灣歌手，他喜歡西方的某個歌手，這些個信息它是給妳充分地提供的。我們把這個東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個體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喜歡的東西和妳喜歡的東西可以差別非常大，但是，這些東西不涉及我們大家共同的生活會被影響，這樣的信息它給妳提供。這個比毛的時代進步了。但是，中國媒體恰恰不提供那種大家都關心的，發生在大家身邊的，那樣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們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響的東西。歌手的生活瑣事不是政治新聞，那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歌手，妳喜歡那個歌星，這沒什麽好討論的，也不需要民主表決。但是公共財政怎麽使用，這個既影響妳，也影響我，而且影響到我的話，可能對妳就是另外壹種影響。所以必須通過某種討論程序來讓大家了解，然後讓大家公眾的意見納入。像這樣的新聞在中國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維多利亞這個城市，我看本地的報紙。那報紙上說，我們旁邊的某個街道需要修理，那麽現在預算上發生了爭執，市議會說這個預算應該這麽用，那麽市政府負責修路的部門就說預算應該那麽用，報紙也報導了這個事情。那麽這個預算是從我們納稅人的錢裏出來的，所以我們納稅人看了這個報導就會關心。哦，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可能就會去判斷這樣做是對的，或那樣做的不對。




另外，比如說，我居住的小區有壹個小學要關閉，這個小學是政府資助的公立的小學，那麽為什麽要關閉？關閉以後這個校舍怎麽用？教師到哪裏去？學生應該怎麽辦呢？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公共問題。因此這樣的信息我們叫做大眾信息。那麽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關系的，傳遞這樣的信息是大眾媒體首要的壹個責任。中國的這個大眾媒體哪，它之所以在市場化改革以來，有走入歧途的這樣壹個方面，就是它沒有在提供這樣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實上，說得難聽壹點，現在的中國社會，對妳上部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許妳自由發展的，但是對比較低層次的需求，中國人說的很粗俗，就是褲腰帶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許妳可以自由發展的。所以妳看現在中國的對互聯網控制，壹邊它在那裏標榜說，我是為了“掃黃”啊；我是為了讓互聯網純潔啊，我才要控制互聯網。但是實際上妳看，每壹個官方網站上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黃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網站上，就有妓女的廣告。顯然，它願意開放這壹個層面，把妳的註意力引導到那裏去。




我們知道如果壹個社會如果沒有公共討論的空間的話，那麽每個人就會向他私欲的方面去發展。壹個社會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導的話，它就是道德敗壞的。因為妳可以不必考慮其他人啦，妳就只考慮妳自己啊。那麽，對政府來講，它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當妳道德上墮落以後，妳就不會再關心公共的事情，那樣妳就不會去關心公共的話題了。因為關心公共事情是壹個有道德人的表現。壹個沒道德的人，他為什麽要關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們很難想像，當壹個人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會去討論公共空間，還會去關心其他人的事情，還要大家對整體社會有所奉獻？也就是說壹個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會對壹個弱勢群體表示關心？這個兩個東西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開放那樣壹個下欲之門，下流之門，讓妳去走的話，當然妳就對整個社會的提高，就沒有什麽興趣了；妳也就不會對共產黨的這樣壹個權威提出任何的挑戰了。實質上，這十幾年的發展，就是這個樣子的。為了這個政權的穩定，共產黨不惜讓中國人在其它的方面墮落下去，因為越墮落對它的統治越有利。




我們知道隨著市場化興起，黨報它要賺錢就比較難。因為黨報都是壹副讓人憎惡的面目，大家都不願意看嘛。那麽那些小報呢，比如說，登壹點經濟信息啦，登壹點風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麽這些東西就很賺錢。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國的宣傳部系統搞了壹個所謂報紙的集團化、產業化的措施，就把這些小報全都收攏到大報底下。比如說《廣州日報》吧，它是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它把那些賺錢的小報全都放到它的底下，這個叫“子報”和“母報”之間的關系。那麽這個“子報”賺的錢，就來養這個“母報”，而“母報”就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小報。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納入整個《南方日報》系統以後，當它的報導壹旦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就馬上把它原來的編輯換掉，派《南方日報》-過去黨報的領導人去做他的編輯，這個人事的控制會被強化。當然，它每天有“吹風會”，每天給妳“打招呼”，用這樣壹些方法來影響報導的傾向。這就使得黨和政府可以利用這種妳得到的所謂“自由”，來裝飾它的整個的控制機制。而且，妳媒體通過市場化賺的錢，最後實際上這些資源也都進入了共產黨控制的荷包裏面去了。所以，它反過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控制媒體。




像類似這樣的控制機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有很多的發展。我們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報紙，它也不會碰觸那些“邊界問題”，明明就是那個賺錢，它也不會碰觸。




我們知道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他可以去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讓他死掉，他都會在所不辭。那麽為什麽中國的資本家就沒有這個膽量呢？問題就在於黨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器，它有壹個比利潤損失所帶來的更可怕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讓妳不僅錢賺不到錢，而且可能人最後都要進監獄啦。所以這個控制是相當嚴厲的。它從強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縱兩個層面都有。




所總的來講，市場化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壹個方面，就是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經濟的進步；但另外壹個方面，它也使得中國人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喪失了對於政治上這樣壹個權力的追求。因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權力的時候，那裏有壹個銅墻鐵壁在擋著妳，與其是到那裏去碰壁，為什麽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錢呢？這個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橫流，政治上並不產生進步。我想媒體受到的市場化影響的兩個方面影響和這個總體上是壹致的。




現在因為“全球化”力量這麽強大，要完全隔絕中國民眾對於外部事業的了解也是很難的。那麽現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它不僅能夠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而是還可以反過來影響在外面的媒體。




中國畢竟能讀外文的人還是很少的，直接能讀西方媒體的人還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國家，比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每天能看《紐約時報》的人還是很少的，大多數人還都是以看中文報紙為主。那麽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體，它要控制這個資源。那麽控制了這個資源以後呢，即使妳在中國上了外國的媒體，妳以為它是外國的媒體，實際上那個媒體也是中國政府控制的。因為現在它的力量已經擴大到能夠控制海外媒體了。




比如說，現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體。當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這種模式。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從業人員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總編輯、黨委書記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現在不再是這種模式，而是當地華僑自己辦報紙，講的是當地華僑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些當地華僑辦報的資金是從哪裏來呢？我們不知道。當地華僑要辦壹個當地小報，往往生存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小報卻越來越多。當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華人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要爭取自己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華僑，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那麽中國的政府可以通過這個，來影響他們媒體的傾向。它並不是明確地告訴妳要怎麽樣做，只是大使館請妳吃吃飯啊，參加宴會啊，介紹幾個生意給妳啊，然後呢？當然妳也就會想，那我講話我就不要去碰觸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這就是壹種巧妙的控制。




我們也看到，如果中國政府它現在再要在香港再辦壹份的媒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去投資辦，它會跟某壹個華人資本家說，我想辦壹份這個媒體，妳在中國可以有某壹個生意，但是妳把妳這生意賺的錢拿到香港，去幫我們資助某壹份刊物。那這個刊物實際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當時我還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裏，因為香港本地的媒體都是廣東話的，我就收看當地的中文普通話的電視臺。本來我是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可以看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宿舍的電視是由學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後，基本上海外的頻道，就不斷地被減少，不斷地被減少，最後就沒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我通過電視已經看不到美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看不到英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說起來這簡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過電視我看不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看不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而我又不懂香港話，我就只能看在香港辦的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啦。




那麽我看這個電視臺壹個晚上，就看到說美軍在巴格達遇到抵抗等等諸如此類的。我想這個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來報紙，通欄標題說“美軍攻占巴格達”。我想，這什麽時候發生的事情啊？壹看說，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電視，都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啦。這個時候再去看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時，它還在那裏講美軍在巷戰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說它沒有報導巴格達的事情，沒有報導伊拉克戰爭吧，不，它是充分地報導了。




我看到壹個材料說，中國的中央電視臺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於中央電視臺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收視率，翻了二十八倍。這可是極大的壹個數字啊。那就是說它報導的很多。打戰，很多人很喜歡看。所以收視率飆升。可那又怎麽樣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卻不知道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媒體從業的朋友，他們也有特權可以看到這個在香港的普通話電視臺的頻道，他們也沒有看到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也看中央電視臺，也看香港的這個普通話電視臺，可是三天以後他們還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們壹定會相信我說的，因為他覺得說他在中國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現在他會說，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電視臺呀。他相信那個在香港的這個媒體是自由的。就是由於這樣的壹種非常巧妙的壹種控制手段，使得他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




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相當地自由，沒有邊界，對於中國這樣的壹個媒體傳播世界是壹個強力地沖擊。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聯網。我們現在看很多中文網站的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系，金融的、財政的、經濟的合作關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關系也好，甚至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合作關系。很簡單，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問題，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說這些媒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來是獨立的身份，但是扮演類似共產黨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產黨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為共產黨舌講的話妳不相信，但是它講的話，妳想它是壹個海外自由媒體，妳會相信，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還有壹種控制媒體的機制，是通過控制人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大地高漲。這就使得中國人在看待事件的時候，有壹些“盲點”。比如說，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機構裏，包括媒體機構，包括這個學術機構，包括經濟機構等等，都有很多的華人，那麽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大以後，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很樂意替中國講壹些“正面”的東西。本來這個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國政府就借助這個東西影響這些人，使得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按照中國政府的調子來講話。那麽這些人講話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就比黨的官員講的話有說服力。這個控制並不是說壹個黨的宣傳官員來告訴壹個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後裔的教授說妳要怎麽講，而是利用他們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妳對中國的這樣壹個自豪感，妳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跟妳談談話、吃吃飯，讓妳多看“正面”的東西，那妳就很不自覺地就會接受了他們那樣壹套東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獨立機構主辦的壹些媒體，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廣播，或者是進行中文報導，它也要借助來自中國的人。中國政府利用這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來影響他們，使得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中國政府講話。那麽他們哪怕只講壹句，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在那裏講壹百句要起作用。這也是它精致化的壹種表現。




包括引入西方資金為它服務。就是說妳可以競爭中國這樣壹個媒體市場，但是它給妳設置“底線”，這也是我們能夠看見像雅虎和谷歌這樣的大的電子化國際媒體公司，他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也要和中國政府合作。這個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就是這壹個，那麽能夠控制市場準入的就是中國政府，那麽這樣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底線”，他接受，他就賺錢啦。所以呢，即使是這樣壹個全球化、國際化的環境，即使中國媒體市場向外資媒體開放，但是妳也很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結果還帶給大家壹個假象，說妳看這麽開放了，外國媒體也都進來了，這個東西不是《人民日報》說的，這個東西是雅虎說的，那當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產黨也要有這個交易，否則，它在中國怎麽能夠混得下去。當然就是說，它的控制有力不從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開放因素的壹面，那麽這些種種因素的壹個總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體，那麽還顯示出實際上沒有控制住的這樣壹個假面目。




全球化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它還有壹個很大的負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個以為已經媒體自由的假象這樣的壹個社會生活當中。所以，對於新聞自由的那種強烈的追求，都已經越來越減弱了。




現在中國的新聞官員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恥地講，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當然這個簡直就是笑話。那麽，中國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等，很多人都會講我也很自由啊，他們就現在認同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剛才講，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這壹方面，但是媒體的工作者也不斷地試圖要踩它的“底線”。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啦。叫做這個“踩線論”，“打擦邊球”等等。現在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這個沖動，比以前從總體上來講小了。當然也有人不斷地在追求新聞自由，我們看到像《冰點》啊，像《南方都市報》啊，也在做這個事情，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都小了。那麽原因呢，壹個就是說經濟的原因，媒體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改善了很多，他們現在成為整個政治菁英，知識精英聯盟的壹員，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聽它的話，妳經濟上會得到好處，那如果妳不聽它的話，妳不僅得不到好處，妳可能整個都會遇到生存的威脅，它可以讓妳坐牢。所以，在兩相權衡之間，大家都自動地按照它的指示跟著走，去賺錢，享受現在這樣壹個地位呢。“八九”以來，大家都明白這個“邊界”在那裏，沒有人再去肯碰觸那個“邊界”了。那另外壹個呢，它給妳的指示也比較委婉，比較柔軟。它現在不是給每壹個新聞工作者講，妳要做黨的喉舌。它現在也在講，但是主要的是給那些老總們講。那麽這些老總對底下的新聞工作人員，就是說妳要加強妳的專業素養；妳要把這個東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後，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的今天的這樣壹個媒體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麽我不得不發明壹個新詞來描述這個世界。就是說它是壹個扭曲到，妳也不能說它虛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實的。那麽這是壹個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制度和相當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說中國擁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國家擁抱得都積極，是相當充分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結合起來，形成的這樣壹個非常怪的這樣壹個現狀。




毛的時代是以“洗腦”為主。他要說服妳，讓妳從真心裏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麽他講的這些東西要進入妳的靈魂，要進入妳的血液，要化為妳的行動。那麽現在呢，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太在意說妳相信不相信它講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則，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麽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說服妳，讓妳說不要采取行動和他對抗；讓妳覺得說不這樣又有什麽別的選擇呢？妳可以以妳的行為方式，妳的思維的方式，就是說妳回到家裏根本就不要聽共產黨的所謂“主旋律的歌曲”，現在妳要去聽那些毛澤東時代說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麽妳原來回到家裏，妳要看革命的小說，那麽現在妳要去看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問題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裏想共產黨真是壞，但是要通過宣傳讓妳意識到就是說中國離了共產黨不行，那妳要反抗共產黨，妳會非常倒楣的。而共產黨呢，雖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它還在不斷地改善，那麽它在不斷地使中國在改善的過程中得到很多的好處。就是說，妳不是從世界觀層次相信它，妳是在現實層次相信它，這就足矣啦。這個就是壹個很大的區別。




就像商業宣傳壹樣，妳說我這個產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說這個商家就是獨壹無二的，只要妳買他的東西就好了。共產黨現在也是這樣，它已經從總體上分解為個體，妳只要買它的貨就足矣啦。妳在這個事情買它的貨，那個事情買它的貨，最後妳會發現，在政治上中國只有壹個供應商，這個供應商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國壹個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國每天在發生什麽啦。妳回來以後，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聞報導，那妳才能知道這些日子裏中國發生了什麽。




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漢源的農民對修水庫強占他們土地不滿，把省委書記都扣留了壹段時間。我們知道在廣東汕頭和汕尾這兩個市，發生了農民因為失地抗議，被警察槍殺的事件。那麽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的人，可以說絕大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了這些事情。那更簡單就是“天安門事件”也是壹樣的，這麽大的壹件事情，改變了中國歷史，震驚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從這樣壹些最簡單的生活現實，就可以看到，妳雖然生活在中國，雖然妳從本質上對中國肯定有所判斷，比如說妳可以知道它其實很腐敗，但是由於中國政府這樣壹個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宣傳，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歷史完全的這樣壹個隱瞞和扭曲，其實中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這樣的壹個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國政府的那些媒體，去了解世界的話，妳就是壹個聾子，妳就是壹個瞎子，妳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麽事情。




我想在沒有壹個政治上大的變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夠突破中共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資訊的封鎖的。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個努力都會帶來新的這樣壹個鎮壓，然後中共也在相應地加強這個控制的手法。




可以從“反控制”當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這樣壹個鬥爭或者勝利，都會引起控制機制的調整和加強。當然也有削弱的層面，但是它為了要加強控制，它必須進壹步地調整，進壹步地精致化。




比如說，我們看《冰點》這個事件。《冰點》原來主要的編輯就試圖反控制，他們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做了這個反抗以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就不像以前那麽粗暴，而把《冰點》完全撤掉，他做了壹點讓步，還繼續讓《冰點》辦下去，但是，它把編輯換掉，進行新的重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講現在這個《冰點》如果還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話，妳也許感覺到它還是很進步的，但實際上這個《冰點》已經不是原來的《冰點》了。那麽過去的話，它會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沒有這本雜誌了。




我認為如果要讓中國人瞭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獨立的自由媒體，要擴大對中國的信息輸送的渠道，廣播啊、電視啊，我認為平面媒體是比較難，當然還有網酪媒體啦。我認為這裏面真的有壹場爭奪，有壹場爭奪。因為中共也試圖占領這個陣地。當然我認為自由的、獨立的媒體也要去充分發揮這個功能。

極權社會的社會環境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隨著選票統計結果的宣布，美國新壹任總統已然誕生。在大洋的彼岸，無數中國人正熱切地關註著美國大選。即使目前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沒有選票，也無法參與民主選舉，但他們深信這壹天遲早會到來。有壹個問題，我們需要思考，那就是中共極權何時會土崩瓦解？我不知道具體的時間，但知道中共的垮臺只是時間問題。參考借鑒弧度度的文章《中共極權崩潰的五個步驟》，我認為，中共走向潰敗需要經歷五個階段：







壹、謊言欺騙，洗腦宣傳







壹般來說，民眾最迫切地需要什麽，極權統治者就會投其所好地宣傳什麽。譬如，民眾需要土地養家糊口，它就會宣揚“打土豪分田地”；民眾覺得司法不公，有冤無處申，它就會宣揚“依法治國”；民眾憎恨貧富分化，財富向既得利益家族傾斜，它就會宣傳“共同富裕”。總之，它會動用壹切手段來極力宣傳自己獨具特色的“偉光正”形象，同時還會誇大宣傳西方強國正處於內亂不斷的水深火熱之中，塑造風景這邊獨好的虛幻假象。比如中國官媒就大肆宣揚美國大選的爭鬥和混亂。然而，宣傳是壹回事，現實卻是另外壹回事！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只獲得了土地的租賃權卻無實際擁有權；所謂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以法治民，中共特權卻壹直淩駕於司法之上；所謂的“共同富裕”，實際上卻是官商勾結，加大盤剝力度。“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早已將金山銀山搬離中國。所以，不管這些年GDP到底增長了多少，民眾的實際收入往往跟不上通貨膨脹的節奏，永遠都只會處於壹種在貧困線上苦苦掙紮的狀態，窮幾代人的努力甚至都不夠湊錢還房貸，甚至釀成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悲催人生。







現今，中共的宣傳機器壹直將習近平打扮成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習近平自己也稱“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壹個政治領袖是否具有雄才大略不在於他想什麽，說什麽，而在於他有哪些利國利民的豐功偉績。從世界範圍來看，美國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和裏根總統；法國的戴高樂總統；英國的丘吉爾；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以及臺灣的蔣經國總統等等都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壹個有手腕、有想法、有使命、有意誌和深諳黑厚學的獨裁者就是雄才大略的人物嗎？如此認知，我們是否應該將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的惡魔都封為雄才大略者？如果沒有是非觀念，我們還有公理正義嗎？我認為，當權者可能在上位前有壹套治國謀略，但關鍵在於他的紅色帝國是否行得通，是否符合民意和歷史的潮流。壹個行不通的藍圖，即使它美艷如畫也是廢紙壹張，即使設計者皓首窮經，也是癡心妄想。壹個偉大的建築師是要把它頭腦中的藍圖變為現實，為人類增加福祉，而不是制造災難。看看今天中國人對於美國大選的嫉妒羨慕恨，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麽是人心所向。







二、社會急劇動蕩







中共官商勾結，政經、政企從不分開，利用國企壟斷民生領域肆意漲價、狂斂民財，不斷擠壓實體經濟、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生存空間，而國營企業最終又無法抑制住貪腐造成的全面虧空、千瘡百孔。隨著大批企業的跑路、倒閉和外資企業的撤離，大面積的失業潮隨之降臨。與此同時，中共極權所壹貫采取的“低人權、低工資、低福利和高稅收”模式的負面影響也逐步呈現，大多數民眾壹直處於負債生存、房奴卡奴的狀態。經濟內循環不僅無法振興經濟，相反使中國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自拔。隨著國際社會的脫鉤和國內經濟危機的爆發，民眾生存變得越來越艱難，洗腦教育、謊言欺騙開始不起作用，社會將陷於劇烈的動蕩不安之中。







三、暴力維穩







壹方面，勞死累死的人家徒四壁，另壹方面，不勞而獲的人卻家藏噸金。隨著互聯網技術對中共防火墻的摧毀，真相壹層層地被揭穿，拒絕接受洗腦教育、日益清醒過來的人群越來越多。當謊言失去欺騙的效應，中共極權就會陷於塔西佗陷阱。當權者所說的每壹句話、每壹個標點符號都會成為民眾調侃的笑料。於是，惱羞成怒的中共就會撕下最後壹層溫情脈脈的面紗，開動暴力機器，壹手刀把子壹手筆桿子，采取高壓維穩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隨著有權任性者的狂妄無知與傲慢無恥，止不住的貪腐巨手會進壹步伸向最底層的民生領域，於是，荒誕不羈、慘不忍睹的強砸血拆、驅攤攆販、非法拘禁、驅趕低端人口等陰招損招百出。中共不解決社會的根本矛盾，卻致力於暴力維穩的結果，只會使社會矛盾進壹步被激化！壹方面，民眾不可能停止追求自由幸福的腳步，另壹方面，統治者卻壹廂情願地要加大盤剝、奴役力度，整個社會就像壹個千瘡百孔、處處對立、暗藏危機的巨大火藥桶，稍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會引發爆炸。







四、互害互鬥







為了平息越來越大的民憤，中共不得不采取“掃黑除惡”，打掉壹大批民怨極大的貪官污吏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哪家利益集團都不是省油的燈，誰想滅掉誰都不容易，兩虎相爭的結果，勢必會激起來自於集團內部的強力反彈與激烈的爭鬥。所以，選擇性反腐只會帶來兩種結果：壹種是像津巴布韋的穆加貝那樣被既得利益集團政變掉，另壹種就是像北朝鮮那樣造成所有官員都唯唯諾諾、陰奉陽違、毫不作為，造成國力的進壹步衰敗。底層互害、高層互鬥的結果就是人人自危，人人都深懷恐懼，造就壹種人人都成為施害者、同時又成為受害者的雙重人格的怪胎。誰都知道極權是壹種惡疾，但是壹旦涉及到貪腐家族的既得利益，便誰也不會松口放手——寧肯翻船沈船、舉國沈淪也不願放棄到手的權力，這才是最致命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就是外面光鮮亮麗無比、百花齊放齊唱贊歌，而裏裏卻早已癌變潰爛，想徹底根治越來越難。直到最終紙包不住火了，癌變潰爛到連捂都捂不住了，這時候再想起從根子上醫治也已經晚了。於是，歷史的悲運與覆轍便會再壹次重復上演。







五、瓦解和分裂







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失業人口的增多，群體沖突頻繁，謠言盛行，整個中國就像壹個壹點就燃的火藥桶，而暴力維穩、殺雞駭猴失去其應有的威懾力。這時，社會秩序混亂，中共統治集團分裂，基礎組織渙散，官員們乘機盜取公共財產，為跑路做準備。中共高層內鬥加劇，改革派會利用民間力量為自己贏得政治優勢。海外民運人士會為國內抗爭提供國際聲援。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聲明，呼籲中共高層順應改革的潮流，實行憲政民主，並發表各類政治轉型綱領。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暴力維穩和鎮壓予以譴責和制裁，軍人集團宣布政治中立。此時，中共極權就到了最後的慘淡光景。各類政治團體開始展開激烈的博弈，最後，它們會折中提出壹個類似聯邦制的憲法。全國治安秩序開始逐漸恢復。但久經奴役的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紛紛走上了街頭，強烈要求民族自決權，要求獨立；臺灣、香港和澳門也宣布獨立，中國面臨分裂。堅持“大壹統”思想還是尊重民族自決權？中華民族將再次來到了歷史的風陵渡口。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指出：無論紅二代們如何折騰，如何如何熱衷紅色崛起，如何向往紅色帝國，但都無濟於事。蔣經國先生在1986年決定開放黨禁和報禁時，留下壹句常識性名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革命政黨在暴力奪權後實施壹黨專政，迄今沒有連續執政達到八十年的先例。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幾個政黨中，蘇聯共產黨從1917政變成功到1991蘇聯解體，執政74年；中國國民黨從1928年壹統江湖到2000年中華民國第壹次政黨輪替中下野，連續執政7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民主的獨裁黨”，它從1929年上臺到2000年大選敗北淪為在野黨，連續在位也只是71年。朝鮮勞動黨是1948年上臺，中國共產黨是1949年上臺，這兩個政黨雖然茍延殘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機會很小。中共黨國已是亢龍有悔、國勢日蹙、天命已殆、來日不多。中國人終會得到壹張屬於他們自己的選票，憲政的陽光終將照耀到中國這塊苦難的土地上。




2017年1月27日淩晨，十幾名男子將富商肖建華綁在輪椅上從香港四季酒店帶走，然後登上壹條船，將肖建華交給中國警方。




肖建華是壹個低調、神秘的人物。說他低調，肖建華從不接受媒體的采訪，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說他神秘，他的背後是中國最有權勢的家族，可以支配的資金高達千億。




肖建華，1972年1月出生於山東省肥城市壹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壹名中學教師。肖建華天資聰慧，15歲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肖建華在北大求學期間，“八九六四”運動爆發。在這場運動中，他開始似乎想扮演壹定的角色，但很快就調整了方向，開始跟校方合作，勸說同學放棄示威。




肖建華畢業後，進入商界，從此開始了他跌宕起伏的商業人生。1993年，肖建華創辦了北大明天資源科技有限公司。1998年，明天系先後參股、控股華資實業、明天科技等6家上市公司。1999年5月，明天控股（即明天系）成立。2009年，明天系利用增資擴股和國有股轉讓的機會，快速壯大。他操盤了中國平安94億的 H股交易。




肖建華的明天系是壹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它積聚了銀行業和保險業，以及稀有金屬、煤炭和房地產等行業。該集團投資了保險巨頭平安，哈爾濱銀行、興業銀行和華夏銀行等金融機構。據新財富的雜誌報道，明天系掌握了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企業。“明天系”是大陸唯壹持有金融全牌照的民營資本集團，且建立起了總值3萬億明天系金融王國。肖建華的財富預計高達58億美元。




肖建華從壹個窮孩子走到富可敵國應該說是成功的。中國人常說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或許這是肖建華從小的壹個夢想。這的夢想指引著他開始了資本與權力的交易，也導致了他的悲劇命運。




2008年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被雙規，肖建華感到了瑟瑟寒意，他決定離開了中國這個是非之地，常住香港。




肖建華被綁架回內地後，壹直渺無音訊。時隔三年半後，肖建華突然又出現了。2020年7月17日，中國兩家監管機構宣布，已采取聯合行動接管了明天系旗下九家價值數億美元的公司，但是，第二天明天系就在社交網絡發布“嚴正聲明”反對接管決定，聲明對其遭到的“惡意詆毀”進行反擊。明天集團還指責政府不允許公司開展正常業務，誇大了九家公司的風險。在中國，民營企業在受到監管部門查處後公開挑戰當局的決定是罕見的。有知情人士披露，肖建華壹直被軟禁在家。




有壹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那就是中共為何要抓捕肖建華？




肖建華壹直與中共權貴家族關系密切，是他們可靠的白手套。2013年1月，習近平在18大當選總書記幾周之後，習近平的姐姐習喬喬和姐夫鄧家貴將他們持有的壹家投資公司的股份出售給了肖建華創建的壹家公司。肖建華曾幫助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的兒子曾偉參與收購了魯能集團。2019年1月，明天系的包頭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購了前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女婿李伯譚主管的公司。




據媒體披露，肖建華之所以被抓捕源於三宗罪。




第壹宗罪：與權貴家族過往甚密




肖建華被指與曾慶紅的兒子曾偉、李嵐清兒子李迅雷、梁光烈的兒子梁軍、賈慶林女婿李伯譚、戴相龍的女婿車峰等中共紅二代交往頻繁。肖建華曾試圖拉攏習近平的小舅子彭磊。習近平得知後龍顏大怒，習想借此敲打肖建華背後的權貴家族。




第二宗罪：財閥幹政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富豪在政壇漸成氣候，他們與權貴互為利用，介入或幹預地方甚至中央政務或人事安排。曾有港媒稱，肖建華案已被定為中南海頭號要案，肖已經供出與多名政治局委員或常委等權貴家族關系。而習近平很可能正在以肖建華做人質來打擊政敵。




第三宗罪：2015年股災




當時在政府投入萬億元救市下，兩地股市仍暴跌不已，市值蒸發約5萬億美元，甚至沖擊全球金融市場。公安部調查發現，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信證券這三大券商做空股市，中證監副主席姚剛等則充當內鬼。該事件也被視為“金融政變”。當時肖手握超過800億元人民幣的調度實力，當局認定他與股災有關。




肖建華的明天系已經坍塌。中共要針對的不僅僅是肖建華，螞蟻集團的馬雲、聯想集團柳傳誌、萬達集團王健林、復星集團郭廣昌等等都是中共要掌控的，防止他們做大，危及中共政權的安全。




商人與權貴的勾結，在中國並不新鮮，但在肖建華的背後隱藏著壹個巨大的魔影，那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什麽時候產生的？這個問題要從中國的改革開放說起。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可以說有兩個階段，第壹個是以十壹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也就是文革結束到六四屠城這壹段，這次改革開放是良性的。當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官民都不願再折騰，希望安居樂業，所以上下齊心，官民壹致，大家都急於擺脫貧困，讓國家走向富強。




鄧小平重用了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個得力的幹將，開創了中國的黃金時代。中國經濟開始崛起，思想突破過去的禁錮，開始出現自由的風氣。但很不幸“六四”屠城，扼殺了這壹次民主運動，也中斷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開始南巡。鄧小平的南巡是不尋常的，因為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以後，他們似乎沒有正確理解鄧老爺子的想法，他以為是要回到了毛澤東時代，所以政策非常“左“。但鄧小平壹生的貢獻就在於改革開放，當然他不願意看到歷史回轉。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進行了南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開啟了第二次中國的改革開放。但這壹次改革開放不同於第壹次，因為它開啟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之門。




在“六四”以後，陳雲就曾經跟鄧小平說，看來這個江山還是交給我們的孩子比較放心，最起碼不會刨我們的祖墳。也有消息說，中國高層曾經有壹個決定，每壹個中央領導的家庭，可以有壹個孩子出任副部級，其他的孩子可以進入商界。從此，中國權貴集團開始崛起。




於是，權力和商業就密切勾結在壹起了。官員通過權力尋租，資本可以購買權力，謀求更大的利益。權貴資本主義是權利與資本的勾結，它的背後充滿了權力的鬥爭，充滿了利益的博弈，充滿了血腥。




1997年，朱镕基開始進行國企改革，他鼓勵什麽？管理層收購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紅二代侵吞國有資產。在2004年左右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中，這些權貴家族協助中國銀行業引入西方戰略投資者，“中西合璧”大大地賺了壹筆。




有人說中國500個家庭家族控制了中國的經濟，所以權貴資本主義是非常可怕的。 實際上，今天的中國早已經是趙家人的天下，紅二代的天下。他們掌握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命脈，他們可以隨意的進出官場、商場，可以左手拿權力，右手拿資本。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有人幫他們操盤，充當白手套，於是肖建華和其他資本運作高手開始跑馬圈地。




這時，我就不由想起中國歷史上壹位著名商人，他也是跟權力緊密勾結，曾經也創造過輝煌。他的名字叫胡雪巖。胡雪巖出身於貧寒家庭，少年非常的勤奮，讀書非常聰明。成年以後，他曾經想幫助杭州巡撫王有齡，但是王有齡因城破殉國。胡雪巖轉頭又去支持左宗棠。左宗棠可不是壹般的人，應該說地位跟曾國藩幾乎相當，是國家的大臣要員，胡雪巖幫助左宗棠在三天之內籌集了10萬擔糧食，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




他由此穿上了黃馬褂，也佩戴紅頂子，所以我們稱他為紅頂商人，曾經富可敵國，開了藥房，開了錢莊，甚至跟洋行展開競爭，可以說富甲天下。但是，李鴻章跟左宗棠的權鬥，最終又導致了胡雪巖的覆滅。李鴻章借著盛宣懷打壓胡雪巖，最終胡雪巖破產，被抄家，郁郁寡歡而亡。所以說，前有胡雪巖，現有肖建華，他們似乎都有相同的命運。我們來總結壹下，他們有哪些共同點呢？第壹，都是資本跟權力緊密勾結。第二，他們的事業都曾飛黃騰達，走向了事業的頂峰。第三，他們最終都因為失去權力的庇護而覆滅。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為什麽中國會走向權貴資本主義？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有壹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中共的極權主義制度。極權制度對公共權力絕對壟斷，從而帶來權力尋租。權力的尋租，就會帶來官商的勾結。




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但凡市場經濟都有壹個特點，那就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都追求公正、公平、公開。但商人與權貴的勾結，恰恰違背了正義。




中國能不能走出極其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呢？我認為是可能的。因為有無數的例子都告訴我們，實行民主憲政制度，進行權力的分權制衡，是可以打造出壹個清廉的社會。我們看看臺灣，看看其他的國家，我們就會得出這麽壹個結論。因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我們只有通過權力分立，分權制衡，我們才可以走出這個陷阱。民主憲政不是什麽西方的東西，它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財富。




肖建華未來的命運我們可以預料，馬雲的命運我們也可以預料，但中國爬不出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就會不斷上演紅頂商人的悲劇，中國經濟繼續強勢崛起就是壹個夢話和笑話。

共產主義的不可行性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引言：對於共產主義，我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或說很像是一句謊話、瘋話。但讓我很困惑的是這世界上卻有那麽多人相信共產主義。而研究它的人至少應該也是按百萬單位計的，怎麽也應該有個百萬千萬吧！其中也不乏學者、博士、教授等一眾人精，而且研究了這麽多年都沒研究出來這是一句謊話、瘋話，或說一個空想嗎？

　　難道是空想想的太真了太入戲了？或者這是一個大大的陰謀？又或者這就是所說的皇帝的新裝嗎？如果是這樣，作為一個熱愛祖國的中國人，我願做那個無知的小孩。

　　正文：

　　大家好，今天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一下共產主義是什麽？和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這兩個問題。

　　說到共產主義，大家若查詢一下資料或到網上搜一下，馬上就能找到一大堆的解釋與描述。如什麽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等等。反正總之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最好的社會。但是好壞總是相對的，比如對於奴隸主來說可能奴隸社會才是人類最好的社會。所以不要看那些表面的解釋與描述，我們要了解一個名詞或某種事物與某種現象要看它的核心、本質或說定義。共產主義的核心與定義，其實就是一句話：共產主義是一種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為原則的生產與分配制度。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種生產分配制度，它到底是個什麽樣的制度。先看下這個定義的前半句‘各盡所能’，這是說社會的生產制度，這解釋起來就是在社會生產當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進行社會生產活動。但這里就會有個問題，這里的能力是由誰來決定的呢？誰來做低級工作誰來做高級工作？誰來管理誰又被管理呢？有人或許會說那時的社會經濟生產力已經極度發達，沒有工作高低的區別，而且人們的覺悟也非常高根本不用別人來管理。那時社會的所有基本工作或一般工作可能都有機器人來做了，人類只做一些創新型的和原創性的工作，社會的管理也可以由人工智能來管理，可以說人類進入了機器人或人工智能社會。但不管是怎樣的社會，只要是人就會有不同的想法，並就會產生不同的意見與矛盾，當然這肯定不能每個人自己覺得自己能幹什麽就幹什麽吧。因此這難道所有的矛盾都要交由機器人、人工智能來管理裁決嗎？如果真這樣人類豈不成了機器人的寵物了！

　　回過來看，如果說做決定的最終是人，那應該是由誰來決定呢？如果說最終是由某個個人來決定，那這樣的經濟政治制度最後只能是君王制，或說是獨裁專制的制度。獨裁專制可以說是從奴隸社會起就有的制度了。在這樣的社會里君王或獨裁者可以決定所有人在社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說最終是經由一定的程序或說選舉來決定，那這就應該是民主政治經濟制度，而又如果說是由自然市場來決定的，那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嘛！所以說如果‘各盡所能’不能指明是由誰來做決定。那我真是不知道共產主義的這種‘各盡所能’的生產制度與其它社會的生產制度到底有什麽本質區別。因此我們也無法知道共產主義社會將會用什麽樣的規則來組織生產。

　　好，我們再來看這個定義的下半句，上半句講的是生產，下半句講的是分配。下半句在不同時期稍有差異，之前是‘各取所需’後來變成是‘按需分配’，這兩者描述的差異是前者反映的主體是個人意志，即由需求者自己決定需要什麽和需要多少。而後者則反映的是整體意志，即個人需要什麽需要多少不能自己說了算，而是由集體或整體社會來決定。若按前者‘各取所需’來看，每個人自己決定需要什麽和需要多少，這種分配原則那肯定是玩不轉的。不要說資源與新產品是有限的，就算是遇到兩個人的需求有沖突時，誰來決定誰來裁決該分配給誰。而同樣對於後者‘按需分配’來說，也就是由集體或整體社會來決定，那最終還是同樣的情況，其實就是誰有權利分配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最終決定分配的是人，那就跟上面所說的生產方式是同樣的邏輯。要是最終是由某個個人來決定分配，那這樣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是君王制或說獨裁制。如果是由一定的程序或說選舉來決定，那這其實就是民主經濟制度。而如果說不是由人來決定，而是由個人能力來決定，那這就是按勞分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所以不管怎麽看，不管是從生產方式或分配方式來看，共產主義與其它社會形式並沒有什麽區別，也沒有什麽創新之處。只要是由人來管理決定，它都跑不了上面這兩種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是君王的獨裁專制，二是民主制。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還有第三種，那就是介於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的，是由一個集團一個群體對國家進行專制，而在集團群體內部則實行適當的民主制。所以我認為一種經濟政治制度不管它怎樣描述，最終最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以什麽形式以及是誰來決定生產和分配的。再順便說一下如果最終做決定的不是人而是機器人或是人工智能，那人類也就成了機器人寵物樂園里的寵物。

　　總之我感覺共產主義真不太像是一個真實有序的社會制度。因為它並沒有說清楚“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執行機制是什麽。也就是說‘各盡所能’的這個能是由誰和怎樣決定的，以及‘按需分配’中的需又是誰來決定及怎麽分配的。總不能每個人自己能幹什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而每個人自己需要什麽想要什麽就拿什麽吧。若是這樣那豈不是進了瘋人院？！大家可以仔細想想是不是這樣。所以如果不能說明在生產與分配當中到底是由誰來做主和怎樣分配與管理的，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其實根本沒什麽確定的意義。當能力與需求，或說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財富是由每個人自己來決定，那這樣的社會肯定是玩不轉，它不是到了原始社會就是進了瘋人院。而當能力與需求，或說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財富是由別人來決定，那這里的能與需體現的到底是誰的能與需呢？若是交由自由市場經濟來決定，那不就是按勞分配嘛。不管怎樣，其實這些經濟規則制度在別的社會也都有，它們並不是共產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那為什麽要叫共產主義呢？！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主義其實指的是社會財富共有，而大家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不分彼此。我只能說這只是一個很好的願望，很像所說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但卻不能實現。大家可以仔細想想，是所有的東西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內都可以共有的嗎？或再說的細點能共同使用嗎？會存在這樣一個沒有一點私人財產的社會嗎？你的房子、你的床、你的衣服、你的個人物品，或領導的房子、領導的床、領導的衣服、領導的個人物品。這些東西能共同使用嗎？並且有些東西是稀缺的是唯一的，如，故宮紫禁城世界上只有這一個。而且在共有的名義下，總會有人假借一些，如，‘國家的名義’、‘人民的名義’行使自己的私權。其實有時候擁有並不重要，而其使用權與控制權才是最重要的。如，在國營單位或集體企業，財產屬於國家或屬於集體所有，但可以用車接送孩子上學的是領導，而不能用車送母親看病的則是員工。所以不管怎麽表述最重要的是看這個制度是由誰做主，如果有人說是人民做主，那就要看人民是以怎樣的方式做主的，不要被代表了。另外事實上在一定的空間與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很多東西，或可以說每一件物品都是獨一的，它只能被某個人在某一時間所專用。因此對於社會財富來說名義上可以共有，但卻無法同時一起分享。這要是同時一起分享，我感覺這世界不是馬上要瘋了，就是馬上要完蛋。這個之前我們已經用大鍋飯驗證過了，這還不要說這個大鍋飯也只是在底層實施了一下，大家應該都知道的。所以所謂的共產那都是名義上的，並且沒有一點私產的社會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所謂的無產那都是相對的，今天你無產身無分文，或許明天你就富甲一方成為有產者變成資本家，對吧。而誰願意把自己勞動獲得的財富無償地分給別人呢？或許只能是像所說的那樣，當社會財富極大極大極大到不可想象的豐富，社會已經不再發展時才有可能。但到了這種程度，我想社會也該結束了。另外要說共產其實就是一種口號，像這種口號在歷次農民起義中經常被使用，如，天補均平，等貴賤，均貧富，均田免糧，一律平均等等，一大堆。這些口號都是當時用來號召人們起來推翻當時的統治者所用的，但口號畢竟就是口號，最後沒有一個能實現的。所以不要把願望口號當真了，假戲真做當成真的目標來實現。

　　最後總結一下，對於共產主義是什麽？我的看法是，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也或許是皇帝的新裝。至於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我個人認為是不能。這樣回答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第一、人性是自私的，這點就不用解釋了。第二、只要社會還在發展，那麽財富與商品就必然會存在差異。如，新發明新創造不能瞬間普及，還有不可再生資源的不斷枯竭等等。而這種差異必將導致商品與財富無法滿足每個人的需求。第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種規則制度。因為實際上它並沒有說明是誰對社會以怎樣的方式進行管理的，而原本制度的設定就是為了規定由誰及是用什麽樣的方式來管理社會的。因為人與人是有差異的，這就必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會有不同的意見、思想、分歧與矛盾。而不同的意見、思想、分歧與矛盾就必然會導致需要一個機制來管理和解決，而這個機制就是社會的制度。所以對於共產主義而言，它並沒有回答制度的本質問題，而只是描繪了許多美好的願望。

　　好，對於共產主義我就講到這。誰要是有什麽不同的意見與解釋請留言，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請同意與支持我觀點的朋友多多轉發與訂閱，謝謝大家！

中國社會的水質污染

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聽慣了的歌聲。2020年中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習近平就是中共的紅太陽、毛澤東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在CCTV《經濟半小時》被曝光，脫貧摻假主要涉及的是農村貧困人口飲用水問題。本文並不關註這個爆料是否是劍指習近平的脫貧奇跡，而是關註人們忽略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為什麽會有這個問題？

　　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物理學系教授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裏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富蘭克林·H·金在1909年到訪中國，1911年撰寫了這本書，那時中共還沒有成立。中國五億農民依靠老天恩賜的資源，循環利用，精耕細作，造就了東方的永續農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與城鄉二元戶籍製使得居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動的改造山河運動，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幹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奪性的礦產資源開采、工業污染以及農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所形成的污染等，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顯現出來，一步一步地成為中國農村貧困的一個主要問題。遍布中國廣大農村的癌癥村、不斷升高的癌癥得病率與癌癥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實證。

　　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中國政府參加了這個行動，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大量貸款，外國專家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知識。兩年後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轉發了關於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文件，1991年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資金才納入五年規劃。參照世界銀行專家帶來的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和水利部製定農村飲用水評價標準，包括水量、水質、範圍和保障程度。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製定《中國飲用水質量標準》，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與城鎮飲用水質量標準的106項檢測指標相比，檢測指標只有14項，而且限值標準低。可以說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而確保飲水安全被認為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但是按照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製定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中共的脫貧目標根本無法按期實現。為此，一個根本無權製定國家標準的中國水利學會於2018年出臺了一個新的農村飲用水評價，再次降低了農村飲用水標準，特別是在水質方面，只要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即算符合標準。就這樣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謂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造了一個人間奇跡。

　　最後回到陜西洛南縣，這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關中”之稱。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號稱森林覆蓋率68.9%。在水土資源如此豐富的地區，出現缺水貧困現象，這不是老天待洛南縣不公。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只是揭開了中國脫貧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現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經40多年過去了，中共依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為什麽大量資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還是需要依靠瞞報、需要數據造假、需要降低標準來粉飾。原因很簡單，沒有人敢於追究問題的來源。不知道問題的來源，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愛因斯坦說：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會有人這麽去做。本文嘗試著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陜西洛南縣脫貧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財經頻道在《經濟半小時》欄目中，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1]，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嘩然，因為脫貧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可以標榜的最大成就。

　　根據記者的報道，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的生活飲水安全問題上。這裏摘錄其中的幾段報道[2]：

　　——無水可用的村鎮，水利部門竟然“政績斐然”。

　　——這位大姐介紹，從她住進這個院子就一直沒有通水，取水設施旁，記者看見水泥池子已經廢棄了，水管上的水龍頭也早已不見蹤影。

　　——程線軍家真實的用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程線軍說，幾年前，他咬緊牙關、東拼西湊買來了拉水用的三輪車，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噸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幾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兩小時，燒油就得二三十塊錢。

　　——為了更準確地調查脫貧群眾家庭用水的實際情況，記者決定跟著丁先鋒一起去拉一趟水。從村裏出發，行駛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從陜西省來到了河南省的一個蓄水池。丁先鋒和兒子輕車熟路地做起了準備工作，把一節節水管接起來連到塑料桶裏之後就開閘接水。在接水過程中，為了防止管子斷開，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裏，丁先鋒一直用手抓著接口處。記者發現，水裏明顯能看到很多雜質。丁先鋒告訴記者，在當地，像他這樣有車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實並不多。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現在大多數村民還要花錢請人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

　　——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由於取水困難，村民們只能是省之又省。

　　——靈口鎮三星村同樣是在2019年退出了貧困村的序列。喬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裏從來不出水的水龍頭，就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她指著一個長滿了青苔、直徑不到兩米的水池說，這就是周圍十幾戶人家的水源。喬春娥嫻熟地撇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記者看到在水中還有蝌蚪和一些浮遊生物。喬春娥告訴記者，這個水窪可是周圍十幾戶街坊眼中的寶貝，等到天氣熱一點或是農忙的時候，大家夥甚至搶著來挑水。

　　——為了解決吃水難題，三星村的村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除了去水窪裏挑水，一位村民還在房檐上鋪設了管子，這樣雨季來臨時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裏了。

　　——在靈口鎮的走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面臨飲水難題的鄉親們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他們家中的“明白卡”上，飲水一欄卻都打上了飲水安全的標誌。

　　（摘錄完）

　　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涉及脫貧中確保飲水安全的四條標準：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證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無力支付和不願支付的高水價。 二、陜西洛南縣的自然地理環境評價首先要糾正央視報道中對洛南縣區位和自然條件的評價。報道說，陜西省洛南縣是個偏遠的小縣城，在秦嶺南麓的山區裏，受區位和自然條件的限製，這裏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攻堅一直是當地一項重要的任務。

　　洛南縣位於陜西省東南，秦嶺東段南麓，華山之陽，洛河源頭。這裏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史官倉頡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創文字。《河圖》《洛書》為《周易》之源，其中“洛書”，俗稱“神龜負書”出洛水於洛南靈口。曹植寫的《洛神賦》開篇就是：“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傳說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於洛水而為神。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秦始皇就是利用關中平原的經濟實力統一了中國。而洛南縣則有陜西小關中之稱，可見當地水土資源的富裕。

　　洛南縣面積2830平方公裏，2016年戶籍人口46.33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164人（實際常住人口更少）。洛南縣屬於暖溫帶南緣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1.1℃，總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入選“中國避暑名縣榜”，全域處於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區。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國北方地區、在陜西省屬於降雨多的地區。洛南縣河流眾多，境內長度在1公裏以上大小河溝1366條，構成扇形或葉脈形的水系網絡，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大的河流上有屬於黃河水系的洛河和屬於長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資源較為豐富，總徑流量8.449億立方米，人均徑流量1824立方米，高於陜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橫穿洛南縣靈口鎮。洛南生物資源得天獨厚，種類繁多。大鯢、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棲息，設立靈口大鯢自然保護區。林業用地面積248.91萬畝，常見樹種160多個品種，主要有柏、松、殼鬥、樺樹、楊樹、玄參、核桃、柿子、薔薇、漆、苦木、槭及竹亞等科，號稱森林覆蓋率68.9%。這裏做個簡單對比：德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蓋率33%。

　　秦嶺被認為是中國的龍脈，中國風水最好的地區，也就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森林覆蓋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裏164人的地區，出現農村貧困人口缺少安全飲用水的問題，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三、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據說中國現行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指標，2020年收入達到人民幣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簡單說一共是三個概念：

　　——年收入4000元； ——兩不愁； ——三保障。

　　脫貧標準中並沒有關於飲用水安全這一條，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也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中共政府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中是這麽宣傳的：提高政治站位，確立農村飲水安全首要位置。農村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最基本的目標和底線性任務之一[3]。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指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飲水安全問題，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是中央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重要內容。[4]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習近平指示說：“還比如，‘三保障’工作不紮實，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5]

　　2021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隆重召開大會，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習近平特別指出：“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說明，貧困中的飲用水安全問題是自什麽時候開始？產生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麽？到2020年底中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 四、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遷徙，生態環境破環、水資源過度開發和工農業污染以及中共政權對水資源的完全控製中共黨史認為，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最為關心的問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國農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問題，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的問題，有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有水利灌溉設施匱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飲水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個水資源條件相當不錯的國家[6]。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詞人李之儀的《蔔算子》中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正說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此外淺層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來源。富蘭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的鄉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凈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並沒有缺少飲用水的問題。筆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村子裏的老鄉大多數是從山東膠東半島“闖關東”到這裏來的。龍陽大隊四百多口人，村子裏有幾口水井，滿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國有不少研究毛澤東水利思想的書籍和文章，有紀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關心水利建設的書籍和文章，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沒有把中國農村飲水視作是一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7]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現在官方版本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程建設……[8]專家們用筆輕輕一帶，時間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人口缺乏飲用水安全的問題歸之於老天，老天待中國不公。張春玲等在《淺析中國水資源短缺與貧困關系》一文寫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多，減貧任務艱巨。多數貧困農村水資源相對短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供水安全難以保障，農業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張春玲等認為，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飲水問題之所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正說明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水資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勻，而是另有原因。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中共用城鄉戶口製度將農村人口牢牢地綁在那一塊土地上，哪怕是某個地區的自然社會條件發生了很大的不利於人類生存的變化；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換地重整河山、大躍進、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圍墾河流、湖泊、濕地等等運動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再者是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近10萬座水庫大壩控製了幾乎所有的河流，阻礙了水的自然流動，致使河流自凈能力銳減；第四是工業和農村中小工業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謂名列世界前茅；第五是農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範圍之廣，世界第一；最後是中共對水資源的壟斷，控製取水權而收取高額水費。

　　黃河、海河、遼河、淮河、西北諸河流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達其可利用量的133%。為了彌補地表水的不足，繼而大量開采地下水乃至深層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壞了原有的農村人口的供水設施，導致農村人口飲水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不斷擴大。

　　劉昌明等在《淺析水資源與人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關系》一文認為：世紀之交，當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時，又面臨著第二貧困——水貧困，水的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突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斷是十分中肯的。劉文以黃河流域加以說明。首先是水資源開發過度，水資源利用率太高。根據國內外有關研究，水資源利用率超過40%的極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僅為719億立方米，1990年黃河流域工農業及城鄉生活總取用水量為478億立方米，1990年為517億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費，地下水嚴重超采。隨著工業與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加，西安、太原、洛陽、呼和浩特等城市，由於連年過量開采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較大範圍的地下水降落漏鬥，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廢污水排放量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18.5億噸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億噸，到90年代初達到32.6億噸。在90年代初，水質滿足III類標準以上的河段長度已不足總河長的三分之一。水質呈明顯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危機。[10]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共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對黃河水資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規劃中都有黃河的分水計劃。劉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719億立方米，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不可靠的數據。賈紹鳳，張士鋒在《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條件下，黃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億立方米，比原來估計的最高數低出許多。[11]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做黃河流域水量分配，出發點是那個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徑流量並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總是偏離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徑流量達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區還是按照中央製定的計劃定量取水。這樣有的省區就無法得到計劃分配的水量。特別是特枯年份，徑流量的差額就更大。黃河三門峽站的實測年徑流量最大值為544.4億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僅為267.2億立方米（2002年）[12]。黃河幹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不同，各支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更大。在這個平均值基礎上做的各省區的分配水量計劃，最後結果造成各省區搶水，使得原有的水資源顯得更加匱乏。而沿河省市搶水的結果，導致了中央政府對黃河水量更加嚴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國有工業。農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盡管黃河支流洛河發源於洛南縣，並穿過縣境，但是洛南縣的百姓，並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們沒有中央政府頒布的取水權。在中共推薦的電視劇《山海情》中就有具體的表現：黃河上劉家峽水庫管理處不給移民點放水、移民點不支付高昂的水費，就得不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水。[13]洛南縣的另一條大河是丹江，它是漢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進京的貢水，洛南縣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壟斷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權，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縣農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為所謂的“水資源匱乏地區”。

　　下面一張畫頗能說明農村飲水問題的發展，特別能說明海河流域、華北平原水資源缺乏的演變。

　　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馬上開始大規模的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開的。不久海河諸河流上遊都建造了大水庫，控製水源，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控製洪水。在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中出現了人民公社這樣半軍事化的組織。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動了水庫大壩的建造。黨委書記一揮黨旗，幾十萬農民上陣，推車挑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現一炮炸出一個東川口水庫大壩的奇跡。海河諸河流匯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決定在天津建海河閘。工程於1958年7月1日開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閘的泄洪能力僅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庫大壩沒有發揮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也包括一炮炸出來的東川口水庫大壩。一時間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於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閘的阻擋，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樣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廣大地區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特別嚴重。大洪水過後，1963年11月17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11月18日周恩來帶著錢正英等一大批官員到達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區再多建水庫大壩，在平原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衛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條新河，擴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彌補建造天津海河閘後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問題。開挖的五條新河及渠道破壞了華北平原的水系。平日裏這些新河中無水，但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隨著新河的開挖迅速下降。這就必須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裏才能有一點水。1965年之後，海河流域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幹旱，加上當時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修水利多產糧食，錢正英等號召在華北平原打深井、建機井。過去這裏提取的是淺層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時補給；現在提取的是隔水層下面的深層地下水，重新補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這樣華北平原上的機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於是又促使機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現了地面沈降問題，出現了深層地下水的水質問題。中共政府采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問題得以製止，結果是導致地下水全面污染。這樣，海河流域、華北平原就成為了中國水資源特別貧乏的地區。這個水資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而是中共人定勝天、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黃萬裏先生在《致水利部錢正英部長的一封信》中對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黃萬裏先生還指出，淪陷（日本侵華）期間華北普遍設有手壓吸水機，每機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淺層水灌五畝地[14]。這也是當時華北平原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淮河流域則是中國地表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淮河流域第一次爆發大規模嚴重水污染的時間是1994年7月。當時淮河上遊突降暴雨，一些水庫乘機開閘泄污。洪水所經之處魚蝦盡死。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長達54天之久，百萬淮河民眾飲水告急。中共政府出臺淮河流域治污規劃，從1995年開始在淮河流域進行大規模治污行動，要實現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經過10年時間，花費巨資集中治污以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2004年7月，淮河又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污染事故。據說淮河裏“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從上遊奔騰而下，橫掃千裏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裏，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洪澤湖湖面約3500平方公裏，蓄水總量約30億立方米，成為完全沒有水功能價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溫比亞”臺風影響，淮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上遊水庫泄洪夾帶污水，造成洪澤湖湖水污染，大量魚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癥村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署名為“徐超-環保研究員”的新浪微博用戶表示，中國數十“癌癥村”中，64個由水污染導致，排名第一。國內網路上更是出現了《在中國，90%的癌癥，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和中國協和大學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聯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發表，圖集包括淮河幹、支流水環境變化、水污染頻度時空變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腫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圖。圖集利用現有監測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腫瘤死亡水平變化。圖集向中國民眾揭示了水污染與腫瘤發病率之間的關系。根據《德國之聲》報道，中國環保人士認為這是官方機構首次證實淮河兩岸數十個“癌癥村”的出現與水污染有直接關系。[18]最近幾年，“中國癌癥發病率全球第一！”“中國的癌癥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這樣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19]由於高額的治療費用，一個癌癥病人可以摧毀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談癌色變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圖5展示的癌癥村居民拿著受污染的水，請求環保團體幫助檢測，希望能有科研、衛生部門和環保團體寫出評估報告，具體證明癌癥村居民得病與企業排放污染物之間的關系，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沒有一個科研、衛生部門或環保團體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受害的居民，也沒有一個法院接受這樣的案件。科學家只是提供理論性的、宏觀的認識，不敢深入到具體的個案，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與中國式“氣候變暖”》一文中寫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優美的詩歌贊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嘗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純凈，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傷脾胃又滋潤水田，這就是有八種優點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年他出家時，拉薩河水可以喝，絕對不可能有什麽病毒，但現在很可惜，河水已經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遊地區對黃金等礦藏的野蠻開采。有的礦區甚至就沒有設置污水處理，導致含有化學藥物的污水橫流，使得附近村莊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從遙遠而崎嶇的山後連接簡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農牧民患上難治的怪病，生活變得很艱難。[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 五、聯合國的國際飲水供應十年活動和世界銀行幫助中國建設貧困農村地區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7年3月在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召開的聯合國水事會議上．提出了開展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的建議[21]。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定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預計這項活動將耗資1400億美元。[22]。

　　中國政府決定參加這一活動，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獲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在這框架下，聯合國所屬機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開發計劃署等多項國際支援與合作項目在中國多個省份展開，加快了貧困農村地區供水與環境衛生改廁的進程。從1985年至2004年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共投資約69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貸款約33億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統6042處，分散式供水系統65772處，供水受益人口2437.71萬人，其中自來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隨著世界銀行等機構資金的投入，外國專家也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的知識以及規範、規程和標準等。比如世界銀行投資項目規定了世行貸款項目供水工程建設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資額的指導控製標準。在中國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國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資額控製的標準為30美元/人以下。[24]請讀者在這裏註意一下當時定下的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轉了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配合聯合國的活動，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暫行辦法》。這是中央政府批轉的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轉了《關於加快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的報告》以及《關於農村人畜飲水工作的暫行規定》。[25]

　　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紹說，根據1987年的統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用水標準不一。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國共有牲畜2.8億頭，其中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區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頭每日飲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頭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標準，當時還定下一個飲用水困難的取水距離標準：

　　——用水距離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1.65億，牲畜1.07億頭[26]。這篇文章收在錢正英主編的1991年出版的《中國水利》一書中，該書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來頭，該書錢正英主編的最重要書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困難才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一項工程只有編入五年規劃才算是受到了重視。1991年國家製定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鄉鎮供水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八五”計劃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納入《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進一步通過財政資金和以工代賑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中國多個省市開展了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工程，如甘肅省實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貴州省實施了“渴望工程”，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380飲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在國家統計局編寫的《新中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到1998年全國農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水[28]。

　　《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顧歷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按照1984年發布的農村人飲困難標準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村仍有4639萬人飲水困難，其中2042萬人屬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2597萬人是由於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國家編製了《全國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十五”規劃》（“十五”規劃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階段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目標，第一階段解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飲水困難問題，盡快完成和實現該計劃所確定的飲水解困任務和目標；第二階段解決新出現的飲水困難問題，力爭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5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29]

　　根據中共政府發表的數據，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再解決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中國農村的飲水困難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七、沒完沒了的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到了2004年底，出來了新的數據。根據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分散式供水人口為5.8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為3.6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8%（主要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2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4%。其中，飲水水質不安全人口為2.2722億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人口為9558萬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數據暗含中國農村人口9.4億。

　　經過2001～2004年四年時間，投資682.5億元資金，原有的有飲水困難問題的5618萬農村人口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到3.228億人，其中70%的人是因為飲水水質問題，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可見中國農村飲用水的水質是主要問題，而不是中共所稱的水資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勻造成的水量等問題。扣除2005年《應急規劃》已解決的1104萬人，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1176億人。原定的目標，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存在的飲水困難問題可以基本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證，全部泡湯。中共政府未解釋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計劃在“十一五”規劃期間解決3.228億人中一半即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不安全問題。以2005年為價格水平年，實施“十一五”規劃全國人均需要投資403元/人，西部、中部、東部地區分別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資650億元。

　　五年之後，出臺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總結道：“十一五”期間，國家累計安排投資1009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590億元，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超額完成任務。《規劃》還特別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農民飲水問題，不斷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計解決了4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十一五”期間解決了2.1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裏暗含從中共執政以來至“十五”期末，解決了1.9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個數據與《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中的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信息是矛盾的。《規劃》又提出了“十二五”時期要解決全國2.98億農村人口（含國有農林場）的飲水安全問題和11.4萬所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使全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質量和工程管理水平顯著提高。[31]

　　據說“十一五”期間超額完成任務，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一五”規劃時，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億人，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問題，應該還剩1.128億人，但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卻要解決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人口是2.98億，又多出了1.148億人。

　　“十二五”結束時，水利部部長陳雷宣布，“十二五”期間解決了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決6434萬農村居民和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32]又比原來飲水不安全的2.98億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張漢松總結說，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通過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億元，其中中央投資1825億元，解決了5.2億農村居民和4700多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三五”期間（2016年至202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擬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20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情況。

　　2020年8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宣布，中國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已得到全面解決。“十三五”期間，中國決定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鞏固提升受益人口2.56億人，其中解決了1710萬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別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將“十三五”期間的成績做些修改：“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和鞏固提升工程，累計解決2889萬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飲用水量和水質全部達標，3.82億農村人口受益；貧困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從上述發表的數據可以得到下述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的累計數字：

　　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人口：約2.16億人；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期間（2005年至2015年）：5.2億人；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年至2020年）：0.2889億人（不包括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累計7.6489億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人口9.4億人。那麽從1949年到2020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員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據1987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為1.65億，占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的20.6%。

　　對比兩組數據，5.9989億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後產生的。這些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不是確定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標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標是大大降低了，特別是水質指標。 八、2004年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下面談談農村飲水水質標準的變化。

　　根據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數據，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國債資金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一共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基本結束了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35]。

　　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已經基本結束，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時中國農村飲水的嚴重問題才真正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這是中共最高層對大好消息的非邏輯信反應。2005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喝上幹凈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提出：“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科學規劃，落實措施，統籌考慮城鄉飲水，統籌考慮水量水質，重點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鹹水等飲用水水質不達標的問題以及局部地區飲用水嚴重不足的問題。”

　　按照中央領導關於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編製了《2005～2006年農村飲水安全應急工程規劃》，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規劃。按照國家對“十一五”（2006至2010年）規劃編製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關於“加快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共同編製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在這個規劃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36]

　　《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兩個檔次，由水質、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證率四項指標組成。四項指標中只要有一項低於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為飲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項指標如下：

　　水質：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保證率：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中的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指1985年由衛生部提出的國家標準（GB5749—85），該標準適用於城鄉供生活飲用的集中式給水（包括各單位自備的生活飲用水）和分散式給水。這個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共有35個指標。

　　對於農村飲用水則采取更低的要求，即農村則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檢測指標從35個減少到20個，許多指標的限製值也都放寬。

　　城鎮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高，農村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低，在中國這個二元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合理的。這是因為城鎮居民的命貴，農村居民的命賤。 九、2006年中國頒布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

　　2006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85）。新標準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1985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只有35項水質指標，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增加至106項水質指標，其中新增71項，並修訂了8項。

　　據說2006年《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歐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國（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羅斯（俄羅斯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 2002年1月實施）和日本（日本飲用水水質基準（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質基準に關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共媒體確實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在城鎮供水方面，水質指標從35項增加至106項，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對農村的水質要求，水質指標從1985年的20項減少到2006年的14項，一些水質指標的限值也有了放寬。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的標準比城鎮使用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低了許多。

　　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

　　指標 農村標準 城鎮標準 菌落總數（CFU/mL） 500 100 砷（mg/L） 0.05 0.01 氟化物（mg/L） 1.2 1.0 硝酸鹽（以N計，mg/L） 20 10，地下水源限製時為20 色度（鉑鈷色度單位） 20 15 渾濁度（NTU-散射濁度單位） 3，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製時為5 1，水源與凈水技術條件限製時為3 pH（pH單位） 不小於6.5且不大於9.5 不小於6.5且不大於8.5 溶解性總固體（mg/L） 1500 1000 總硬度(以CaCO3計，mg/L) 550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計，mg/L） 5 3，水源限製，原水耗氧量＞6mg/L時為5揮發 鐵（mg/L） 0.5 0.3 錳（mg/L） 0.3 0.1 氯化物（mg/L） 300 250 硫酸鹽（mg/L） 300 250 表1：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筆者製作 十、2018年頒布的中國農村飲用水的四條標準按照規定，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但是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沒有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可以說，它的自來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這106項水質指標的要求。大多數自來水只能滿足部分水質指標的要求，所以自來水廠只是公布它們檢測合格的指標，不合格的、沒有檢測的指標就不公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雲川曾經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對於國家規定的106項飲用水指標，能夠滿足檢查的儀器設備不足50%。最嚴重的、對人體危害最大的指標，沒有辦法檢查，甚至連裝備都沒有。”[37]國內媒體時有報道說，某某水廠的自來水106項指標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這些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按照質量標準，自來水中不得含有大腸菌群、耐熱大腸菌群和大腸埃希氏菌。但是無論自來水廠設備如何先進，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城鎮自來水質量不好的關鍵在於原水質量不好。按照中國現行標準，自來水廠水源地的水質達到III類水即符合標準。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教授認為：“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污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38]陶濤教授沒有道明的是，現行的III類水只是過去的IV類水，是污染水，是不能做飲用水水源的。現行的II類水是過去的III類水，是合格的飲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過降低標準，才使得中國地表水水質的數據變得好看一些，但是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的事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筆者的《連個水都沒法喝 厲害啥？我的國！》[39]。

　　同樣，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也難以得到完整的落實。如前面已經論述的，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40]

　　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習近平定下的死任務，而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的前提。如果繼續執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那麽“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說中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

　　2017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開始《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的編製工作。標準於2018年3月29日通過理事長辦公會審議並發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8月，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了《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該《通知》規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國水利學會發布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評價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國有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編製的，一套是建設部編製的（兩個部的名稱時有變化），鬧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是各地自來水廠屬城建部門管理，根本不聽衛生部的。2001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織、協調和編製國家標準。2006年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國才有統一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如今，中國農村地區又有了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製的；一套是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並不是國家標準，而只是行會標準，並不具備權威性。而且中國水利學會編製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標準低，起不到保護公民身體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關於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卻同意采用了這個低標準。

　　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

　　2018年的標準 2004年的標準 水量方面 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水質方面 農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執行現行水質標準；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戶，要求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用水戶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 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用水方便程度 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取水距離不超過800米；牧區可適當放寬。 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供水保證率 供水保證率要大於90%，即一年90%以上的時間供水能得到保障。 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表2：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筆者製作通過對比可以看到，2018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比2004年的標準更低，特別是在水量和水質方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幫助中國搞農村供水設施，製定的人均綜合用水量標準是：在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標準降低為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標準再次降低，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農村飲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須的飲用水，燒飯燒菜用水，還包含日常個人衛生用水，即洗臉、洗澡、漱口用水等，並統籌考慮飼養畜禽和二、三產業等用水等等。

　　作為對比，2018年中國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國農村地區脫貧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不低於20升，僅為城市人均消費量的15%。用這個標準來判定是否脫貧，實在是太低了。

　　在水質方面，2018年的評價標準更是沒有了道德底線。2004年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裏面有水質標準20項，與當時城鎮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質標準35項相比，一半多的指標要求檢測，雖然各項標準的限製值有所差別，但也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才能確定是否合格，就是說，還有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到了2006年，水質標準下降到14項，但是各項標準依然保留有限製值，也還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到了2018年，水質標準只剩下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和無異色異味。就是說，水質檢測不用到實驗室去了，沒有任何定量的指標，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聞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質的好壞了。難怪洛南縣農民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這樣經過紗布過濾的水，就能滿足2018年水質標準的要求了。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喜歡說“與時俱進”。但是中共在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方面，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頒布的農村飲水安全的低標準，才有了2020年全面脫貧的勝利。這種勝利有意義嗎？喝了這種“合格”的飲用水，能保證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嗎？能保證不得癌癥嗎？能保證不返貧嗎？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詞條中關於水質的解釋，還是說應該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十一、中國人口普查數字戳穿了中共的謊言談到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一些專家都把問題推到中國城鎮化率低，農村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有9.4億之多。說到中共的偉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農村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但是根據中國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從來沒有達到過9.4億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農村人口達到8.0739億人，這是農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說，從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最高時8.0739億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國人口 城鎮人口 比例 農村人口 比例 2020年 14.1178億人 9.0199億人 63.89% 5.0979億人 36.11% 2010年 13.3972億人 6.6557億人 49.68% 6.7415億人 50.32% 2000年 12.6583億人 4.5844億人 36.22% 8.0739億人 63.78% 1990年 11.3368億人 2.9971億人 26.44％ 8.3397億人 73.56％ 1982年 10.0818億人 2.1082億人 20.91％ 7.9736億人 79.09％ 1964年 6.9458億人 1.2710億人 18.30％ 5.6748億人 81.70％ 1953年 5.8260億人* 0.7726億人 13.26％ 5.0534億人 86.74％ *1953年人口按城鎮人口加上農村人口計算 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與其他來源略有不同 表3：中國歷次人口普查中的農村人口，數據來源：維基百科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真，那麽，中國農村有飲水安全問題的7.6489億人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產生的，其中絕大多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是在2000年之後產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到底是問題的解決者？還是問題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假，沒有解決7.6489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那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是2000年之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五、六千億元的投資[44]到底進了誰的腰包裏？

　　回到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村民拉來的地表水經過紗布的過濾，便達到了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的要求，也就達到了脫貧的要求。

　　就是這樣飲用水的水質，村民一個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水費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中共政府現在最為焦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的水費收不上來。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在全國農村水利水電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完善農村供水水費機製[45]。這些年來，水利部的領導喋喋不休地宣傳要建立合理水價形成和水費收繳機製。采取剛性措施收繳水費，指導督促地方落實現行水價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製宜實施單一製、兩部製、階梯式等水價製度，推行計量收費等等。

　　四、五千年中國農村居民習慣於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時的水質也都能滿足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的要求，現在他們並沒有獲得安全潔凈的自來水，沒有享受到便利優質的供水服務，當然不願意繳納高昂的水費，因為商品的質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水資源和水權，所以中國農村居民將不得不為低質的飲用水交納水費，而且水價只會越來越高。

中國農民談維權經歷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十幾年間，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目共睹，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發生了一些“舉世聞名（矚目）”的事件——國際社會往往能夠通過駐中國的外媒機構及時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國老百姓卻毫無知曉，原因僅僅是因為中共宣傳部門在中國國內“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開始後，全國各地的鄉村幹部糾集地痞、流氓、黑社會惡勢力橫征暴斂，到處搜刮和搶劫居住在農村的老百姓，有時候公檢法“大隊人馬”也一起披掛上陣，做出無計其數令人發指的事情，很多農民因為反抗被打死打傷，還有很多農民遭到非法關押和拘禁。

　　為了搜刮、搶劫、掠奪老百姓，特別是為了強制執行計劃生育，中共的縣鄉村三級體制一齊大力扶植豢養地痞、流氓、惡棍等黑社會惡勢力，很多農家婦女、農家少女遭到了這些惡勢力的強奸和輪奸（我在組織固始縣農民“土地維權”時，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陳述自己被城郊鄉派出所所長楊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書祝義林等人、六里棚村村支書汪志宏等人嚴重傷害的事實和過程，我勸這些受害人公開站出來指正楊明孝、祝義林、汪志宏這些作惡多端的人渣，但這些受害人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指正楊明孝等人）；絕大多數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發、檢舉、指正作惡多端，一直傷害著自己的鄉村幹部、公安幹警及其黑社會惡棍們——可見中國的法治問題是多麽嚴重。

　　雖然經過了很多次所謂的“換屆選舉”，但這些“反法律（踐踏法律）”、“反法治（破壞法治）”的黑惡勢力、人渣卻一直延存滯留在政府的體制中——以至於中共這個執政黨在很多地方已經完全異化為地地道道的黑社會惡勢力、徹頭徹尾的“恐怖組織”了！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我長期在老家固始縣、商城縣組織農民聯合維權，後來自己家里一貧如洗。為了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上學讀書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為了給那些因為反抗而受到打壓和傷害的農民討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我一邊打工、一邊尋找機會與國際媒體及人權機構取得聯系、以披露中國內地農村的黑暗與罪惡，一邊用電話繼續組織老家的農民維權抗爭。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縣伏山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檢法“執法大隊”因為搜刮搶劫老百姓而引發沖突，參與搶劫的警察被怒火沖天的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猖慌逃竄，六輛警車被掀翻並砸毀。

　　“伏山事件”發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廣東東莞的“中興公司”做鋼結構工程聯系業務，利用“工程業務員”的便利我通過電話與海外媒體（美國之音、美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的辦事處取得了聯系、並且通過外媒的介紹與中國勞工中心負責人韓東方先生聯系上了，隨後就把河南固始縣、商城縣發生的令人發指的事實材料轉發給美國廣播公司及韓東方“國際人權機構”。其中有兩起最為惡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縣往流鎮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個叫尖黎園村民組的寡婦張開英因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群黑社會惡勢力作為人質關押起來，緊接著鄉村幹部們又把張開英膝下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從村小學里趕出去，硬逼著兩個小女孩去向親友家借錢贖回她們的媽媽。因為張開英長得漂亮，關押期間遭到鄉村幹部及匪徒們的輪奸，張開英釋放回去後便上吊自殺了。另一起是固始縣胡族鄉葉台子村農民孫元海因為拖欠村提留，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夥惡棍上門強行牽豬扛糧，雙方發生沖突，結果孫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張開英的事情是我根據周邊農民的口述而寫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證人的簽名證言，孫元海被打死後周邊的農民對其屍體進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為紮實的證據。

　　那個時候的我一邊打工養家糊口，一邊爭取海外媒體了解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負擔過重、內地農民生存危機嚴重、法治狀況惡劣等，一邊用電話引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行動、共同維權抗爭；“伏山事件”發生前後，國際上的很多媒體一直在關注河南固始縣、商城縣兩個縣的農民維權。

　　“伏山事件”發生後，為了保護維權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從“中興公司”辭掉了“工程業務員”（當時公司規定“工程業務員”請假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月，加上我用公司的電腦和傳真機給外媒發過很多資料，在公司沒有發覺之前我決定辭工），6月份我趕回老家固始縣和商城縣，特別在伏山鄉的楓樹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幾天，搜集具體證據材料的同時還做了一些具體安排，6月下旬我專門到北京與美國廣播公司的老總齊先生見面，把很多具體事實證據交到齊先生手里，一再懇請拜托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把固始縣、商城縣農民所遭受的“嚴重人權迫害”事實證據遞交到美國政府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後來改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些事情辦好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應聘於高埗鎮“高藝裝飾公司”業務員。

　　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權和進行政治體制（結構性）改革，我計劃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再組織一些固始、商城兩個縣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舉行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實的披露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所以拜托齊先生幫我約了一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系，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淩晨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大隊人馬”將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樓（該住宿樓還有其他公司合夥租賃）團團包圍，一排排小車停放在住宿樓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鎮治安隊的一夥人不由分說地將高藝公司辦公室人員們一個個的拽到下面（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在三樓），還有幾位女性，有的連衣服都沒有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個人因為抗議，結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中共抵賴！

　　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一夥人不準許我在東莞打工了，他們讓河南信陽市國家安全局的劉勇和固始縣公安局的國保楊宗良、樊廣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縣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後，我又被信陽市國安局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要挾）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等人聯系，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一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剝奪）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下一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我提出了“一大一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善待中國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權，希望黨和政府順應民意、主動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小條件是“能夠讓我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於建嶸先生，請教他一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你們做事”（後來在於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舉辦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他們為我們固始縣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幫助），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著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險中求勝，憑著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

　　在中共國安的逼迫下，我寫了“不再參與和介入任何維權”的保證書；我的要求（條件）就是“中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中共的國安們只是口頭上答應而沒有給我寫保證。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的普遍抗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的抗爭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雖然“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但很快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強占掠奪農民土地，並且不擇手段的以武力鎮壓反抗的農民，全國各地的農村又繼續上演了農民普遍流血的悲劇、慘劇，而且我老家固始縣的血案、慘案、冤案更是頻頻的發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縣老家的中共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兌現2002年11月份和我談話時許下的“口頭承諾”，他們居然抵賴和狡辯：誰承諾你了、承諾你什麽哪？

　　但中國的憲法還有明文規定在那里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憲法，中共的國安們竟然反問我：就算共產黨公然的違反憲法，你又能怎麽樣呢，自不量力。

　　——無恥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所以我不得不公開地站出來繼續組織老百姓維權！

　　當今的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隨意強占、侵害、掠奪，人權被中共肆意摧殘、蹂躪、迫害的不僅僅是農民，還有下崗工人及其他社會公民。

　　強占掠奪農民土地加上“高杠桿調節的金融壟斷”、大規模房地產開發，制造了泡沫經濟。這期間政府部門勾結大大小小的奸商們合夥搭建P2P平台（互聯網金融）共同詐騙老百姓、導致三億多的“金災難民”上當受騙，可見當局從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為是多麽的惡劣！看看最近一兩年發生的事：

　　山東平度的女鄉黨委書記王麗公開的聲稱：可以用一百種方法刑事（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可以隨便要（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收拾“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王麗的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順縣的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因為中國教育問題寫文章、說實話發到網上，遭到了綁架、被關進精神病醫院。

　　當金光閃閃的奧運金牌掛上中國女子滑雪運動員谷愛淩脖子上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國女子20多年前就被鐵鏈子鎖住了脖子，一直關押在徐州豐縣農村一個漆黑、冰冷的小屋里，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當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門的威逼要挾之下，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了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的資金和情報，也算是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開的特殊貢獻”（現在可以向全世界公開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權、順應民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放棄專制獨裁、主動實行民主而造福於中國老百姓及全人類。

　　我被關進看守所和監獄後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正關押著很多“河南趙作海”。當今的中國，因為捍衛中國人權和拯救中國法治而被中共關進看守所和監獄的許志永、丁家喜、孫大午、張海濱父子、黃琦、秦永敏（還有很多）等人目前的處境與“鐵鏈女”的差別多大呢？

　　中國的法律已經完全淪為當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與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的確是取得了發展和進步，第一是“自然進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中共頑固派們的施舍和恩賜，更不能作為中共官僚“黑社會“組織“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權”的資本和理由。

　　作為“捍衛法律尊嚴”、“拯救中國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中國維權農民，為了給全國各地三億多“金災難民”追回損失和討回公道、為了中國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廣大的“金災難民”們發出呼籲，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維權抗爭，“金災難民”的維權才能取得成功和勝利！

中國鄧右的邪惡本質

作者 曾節明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壹，鄧小平沒有理論，江賊民沒有思想

　　中共長期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高唱：鄧小平理論和 “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這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因為鄧小平根本沒有理論，與毛賊東不同，鄧小平本人從沒能寫出過任何系統的論述文章， “ 鄧選 ” 僅僅是鄧進行政治活動時作的報告、講話、指示的七拼八湊，經常自相矛盾、極不嚴肅，根本不是壹個理論體系。鄧小平在復出的時候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 1 。揚言要廢除幹部終身制，建設黨內民主。但是沒過幾年他卻大力倡導新權威主義，復辟慈禧的垂簾聽政，並非法罷黜要求他退休的胡耀邦。鄧小平 1986 年說，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政治體制改改 2 ，但是他轉過背去就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為之不惜制造六四慘案。鄧小平為什麽自相矛盾，反復無常，因為他沒有理論，沒有理論的人做事就不會有道德原則，鄧小平是壹個十足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小人，他的唯壹原則是保住中共壹黨專制，因為保住中共的統治就能保住他的家族利益。鄧小平頑固堅持共產黨專政，因此鄧小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厚黑之道，鄧小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厚黑術和實用主義庸俗市儈思想的雜燴。

　　江不僅沒有理論，甚至沒有自己的思想。江賊民提出的 “ 三個代表 ” 的思想，實際上是禦用文痞王滬寧拼湊的欺世盜名口號。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是 “ 三個代表 ” ，中共的權力卻從來不經過選票的授予，這完全是強行代表、強奸民意；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難道中共制造的大躍進、文革、六四屠殺三個代表 ” 也是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三個代表 ” 完全是欺世盜名的無恥讕言。

　　江在治國上走的完全是鄧小平引領的道路，只是走得更遠而已：他頑固的阻斷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更加瘋狂地鼓動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掠奪國家資源和弱勢群體，這表明他完全繼承了鄧小平的思想；江賊民喪權辱國，輕率地簽字承認了連毛賊東、鄧小平都不敢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過去被沙俄侵占的壹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從法理上再無收回的可能； 1999 年印尼當局再次掀起排華騷亂，殘酷屠殺、搶劫和強奸印尼華人和在印尼的中國人，江對自己同胞受到外國的野蠻迫害視而不見，不僅沒有壹聲抗議，還和蘇哈托握手言歡，承諾給與印尼經濟援助；江賊民當政十三年來，使中國經濟完全委身於國際壟斷資本，以極端廉價的出賣國家資源、極端廉價的出賣勞動力和空前嚴重的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專制統治的穩定，罔顧中華民族的未來。

　　以上種種表明：江有嚴重的賣國思想。江賊民的思想，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庸俗厚黑思想和他自己的漢奸父親賣國求榮思想的大雜燴。

　　二，鄧式改革開放的本質：腐蝕人心敗壞道德轉移視線堵死政治改革大門鄧小平親眼目睹了毛賊東搞共產主義試驗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他自己也壹度被無產階級專政整得喪魂落魄，因此鄧小平完全清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邪惡。但是鄧小平明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錯誤和邪惡的，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中最邪惡的東西 -- 共產黨壹黨專政的體制，並且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有價值的理想成分（如對弱勢群體經濟上的關註）。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列寧、毛賊東更邪惡。

　　雖然說在毛賊東統治下，壹系列政治運動搞得整個中國假大空盛行，但是由於毛賊東思想的表面上的理想主義性質，在政治以外和與政治關系不緊密的領域，雖然毛時代的中國人會因為政治忠誠，積極的服從黨國的壓榨，積極的接受黨國的洗腦宣傳，積極的批判與毆打偉大領袖討厭的人，但是人心並未全面敗壞，那時候遠沒有現在社會上這種制假、售假、坑蒙拐騙、見死不救等惡劣風氣，不屬於黨國定義的反革命群體的內部助人為樂的現象直到八十年代初還相當普遍。幾乎所有的理想主義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理想主義之所以非常邪惡，是因為嚴重的錯誤，而不是因為它明白教人學壞。毛賊東思想是理想主義的思想，受毛賊東思想的影響，很多人在政治運動做了壞事，這不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壞人，實際上大多數這些人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他們聽從毛主席的教導去搞破壞和整人，自己還以為是在 “ 幹革命 ” -- 作大好事。這些人之所以做壞事，是因為毛賊東思想的錯誤，由於毛賊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思想，用來教育人民，註定禍國殃民。同時應該看到，毛賊東思想的理想主義的另壹面： “ 大公無私 ” 、 “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 、 “ 學習雷鋒 ” 等等在當時並不是虛假、僵死的政治口號，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會道德催化劑，當時確實有效地提升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所以五十年代大陸會有 “ 夜不閉戶 ” 、 “ 路不拾遺 ” 的普遍現象，中共會出焦裕祿這樣正直廉潔的幹部。

　　當然，這樣的社會道德是要以對毛賊東的信仰為維系的，隨著毛賊東神壇地位的崩塌，這種共產主義道德就難以維系。這個時候要使中國社會保持好的道德風尚，就必須放棄馬克思主義，邁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以民主憲政思想、耶穌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但是鄧小平在歷史的關頭完全走向了進步的反面。

　　經歷了文革之苦，鄧小平仍然原封不動地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端厚黑的政治體制，鄧小平頑固拒絕認真反思毛賊東和中共過去的錯誤和罪行，說什麽：對文革的研究宜粗不宜細 3 。為什麽宜粗不宜細？鄧小平卻拿不出壹紙半片的理論或思想來自圓其說。以前毛賊東雖然搞 “ 陽謀 ” ，卻拿得出壹套系統的東西來迷惑人，毛賊東也從沒有號召全黨不管原則是非，毛賊東非常強調立場和性質。鄧小平的 “ 宜粗不宜細 ” 的要求，就是號召全黨無所謂是非原則對錯，甚至無所謂中共自身的規則和 “ 道統 ” ，這是赤裸裸的厚黑路線，鄧小平首開中共完全不要原則的混賬之風，把中共帶上完全拋棄原則理想，不擇手段保特權的新厚黑道路。這是壹條毫無理想、明知故犯的道路，比毛賊東的共產主義道路更加厚黑。

　　鄧小平發起的 “ 改革開放 ” ，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給經濟松綁，絲毫沒有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意思。 “ 改革開放 ” 的目的，是想以私有經濟帶來的效益，來挽救和維持文革後已經奄奄壹息的共產黨政權。鄧小平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全面敗壞社會道德。

　　鄧小平說：致富光榮，貧窮可恥 4 。公然以國家機器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發財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國家去刺激；況且，人的發財本性膨脹起來很容易造成惡行與不公，因此，國家因該教導人民誠信和公義，而不應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再說，正直廉潔的人難免有些會貧窮，比如說當時壹些清正廉潔的基層幹部就比較貧窮，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貧窮的清官就是可恥的，鄧小平是在帶頭鼓勵人們不擇手段發財。在 1980 年的中共高幹春節團拜會上，鄧小平在給高幹拜年時帶頭使用 “ 恭喜發財 ” 的拜年辭，這被新華社、《人民日報》當作改革開放開明風尚而向全國報道。實際上，接受那些高幹都是權力幾乎不受制約的特權階級，鄧小平刺激這些人的發財欲望，實際上是在鼓勵中共特權階層貪污腐敗。

　　鄧小平說：要允許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哪些人容易富起來？ 1982 年 --1985 年間，由於中共對農民新的盤剝的大網還沒有展開； “ 官倒 ” 階層還沒有坐大，農民和城市裏的個體戶確實得了短短幾年的 “ 實惠 ”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要想發財很難離得開權力，當時最容易富起來來的少數人是中共高幹子弟 “ 太子黨 ” 。鄧小平和王震等人的子女都富了起來。在高幹子弟的帶動下，中共各地官僚的 “ 衙內幫 ” 也開始利用權力發財致富。鄧小平的路線，使得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 “ 不正之風 ” 盛行 -- 貪污腐敗蔚然成風，整個社會 “ 向錢看 ” 的意識興起。

　　因此，鄧小平所說的 “ 解放思想 ” ，實際上是鼓勵中共特權階層丟棄教條束縛，放膽大搞貪污腐敗。

　　鄧小平的厚黑路線，不僅敗壞了黨風民風，也徹底斷送了中國民主化的最好的壹次機會：毛賊東的倒行逆施，既害慘了中國，也將中共政權搞得奄奄壹息。鄧小平復出之初，包括中共大多數幹部在內，整個中國社會湧動著對毛賊東及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反思和厭棄。那時候權錢勾結的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集團遠未形成，經歷了毛賊東時代階級鬥爭的殘酷整肅，中共各級幹部心有余悸，貪欲遠未膨脹、幾乎沒有搞腐敗的膽量和心理習慣。因此，在 1980 年前後，鄧小平只要認真吸取毛賊東的教訓、認真反思中共的錯誤和罪行，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是壹個順水推舟轉變觀念的問題，根本不會有多大的阻力。經歷過文革的沖擊，中共的廣大幹部對毛賊東的殘酷鬥爭路線已經厭倦，容易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憲政理念。

　　但是，鄧小平在此關鍵時刻，不是推動中國進步，而是大力刺激和釋放中共官僚特權階層的貪欲，抱定 “ 把文革中失去的壹切撈回來 ” 的報復社會的想法，帶頭大搞 “ 不正之風 ” ，導致中共產生了壹個權錢勾結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徹底斷送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好時機，使中國走上了壹條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命阻擋政治民主化的積重難返之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之罪，更在毛賊東之上。

　　鄧小平在 “ 改革開放 ” 當中，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和兜售庸俗市儈理念和人生觀。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最典型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厚黑座右銘，八十年代中後期，民間制販假冒偽劣的奸商邪販和投機倒把者開始擡頭；貪官惡吏蠢蠢而動，開始形成利益集團裙帶官關系網，鄧小平的 “ 貓論 ” 就是這些人的最好的 “ 理論 ” 依據。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則，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統治，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權力和家族利益，在和平時期不惜出動國防軍荷槍實彈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本國公民，制造了震驚世界的 “ 六四 ” 慘案，鄧小平的殘暴，連金日成都自嘆弗如。鄧小平創造了運用 “ 貓論 ” 的最高經典範例。

　　鄧小平的手段比毛賊東更狠辣，當年毛賊東只敢動用民兵和木棒驅散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毛賊東犯下的罪行鄧小平都有份；毛賊東不敢做的壞事鄧小平都敢做，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毛賊東更邪惡。

　　除了經濟上壹定程度的松綁以外，鄧小平不僅沒有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的自由，反而用殘暴野蠻的手段，嚴酷的剝奪了中國老百姓生兒育女的自由權利。為了讓中共國甩包袱、卸責任，以最大限度地將財政用於鞏固中共專制政權、保證中共特權階層的特殊享受，鄧小平借鑒新加坡李家王朝太宗李光耀，推行法西斯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並且拋出 “ 中國貧窮是因為人口過多 ” 的歪理邪說。為了減少老百姓的生育，中共不惜采取殺嬰、強迫結紮、閹割、毀人房屋、奪人財物的野蠻殘酷手段，恍若當年的日本鬼子進村。現在城市裏的夫婦只生壹個還不行，還要辦 “ 準生證 ” ，規定什麽時候生。中共壹方面極其野蠻地剝奪老百姓的生育自由，中共自己的高幹子弟卻有著生育的特權，生幾個都可以。鄧小平完全繼承了中共壹以貫之的草菅人命和無恥。

　　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5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也要發展（發財，發展經濟），發展（發財，發展經濟）強過人命，更強過自由、民主、人權，為了發展（發財，發展經濟），怎樣做就是有道理的。這也是壹個十足的厚黑口號。現在全社會各個行業假冒偽劣空前泛濫成災，連教育和醫藥都不能幸免；中共各地官僚為了 “ 發展經濟 ” （實際上是掠奪民脂民膏），而不惜毀人房屋、害人性命，幹盡傷天害理的勾當。這些，都是 “ 發展是硬道理 ” 的充分實踐。

　　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弱點，想通過 “ 改革開放 ” ，把中國人的註意力轉移到物質利益上去，從而忽視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的不合法性。鄧小平想學新加坡李家政權，就是使中國人庸俗墮落，誘使中國人做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

　　三，鄧小平廢黜胡耀邦、趙紫陽的真正原因

　　但是，由於鄧小平的政治代理人胡耀邦、趙紫陽的正直和開明，壹定程度的偏離了鄧小平引領的厚黑路線，中國人的參政議政熱情仍然很高，間接造成了八六、八九兩次學潮，使得鄧小平的全面厚黑化中國的如意算盤在八十年代沒有成功。所以，鄧小平就先後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

　　有人認為，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自毀左膀右臂的無奈之舉，這是大錯。因為在八十年代中後期，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行動中已經和鄧小平分道揚鑣，胡、趙二人已經不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任由胡耀邦搞下去，鄧小平就得下臺，他的家族的貪腐罪行就會受到追究；任由趙紫陽搞下去，共產黨壹黨專制就要瓦解，鄧小平等老紅軍首長們家族的特權就會喪失，因此，鄧小平非要胡耀邦、趙紫陽下臺不可。鄧小平根本不是壹個重感情的人，而是壹個經驗老到、冷血詭詐的黑道梟雄混世魔王，對鄧小平來說，廢黜胡、趙不是什麽忍痛割愛的無奈之舉，而是妳死我活的嚴肅鬥爭！

　　四，鄧小平廢黜楊尚昆、成全江賊民的真正原因有人說，江賊民上臺不是鄧小平的本意，而是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逼宮的結果，鄧小平真正屬意的是李瑞環。這是糊塗的認識。鄧小平就是要用江這樣壹個道德品質極端惡劣的十足小人和上海灘流氓癟三，因為只有這樣的狗東西才能忠實地貫徹鄧小平的厚黑路線，只有大力貫徹 “ 改革開放 ” 的厚黑路線，把老百姓的註意力全面引向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中共壹黨專制才最安全。鄧小平吸取了使用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即決不能再用正直善良的人做黨的領導，因為李瑞環不夠邪惡，鄧小平不可能真正信賴他。

　　江賊民是反對 “ 資產階級自由化 ” 的急先鋒， 1986 年，江同時動用法西斯棍棒和腐化墮落誘導術對付上海學潮，搞得上海壹潭死水，維護穩定的政績斐然，各路諸侯皆莫能及。江瘋狂取締上海市各大高校的社團組織，卻放手大搞舞會、娛樂休閒俱樂部，有效地把學生的註意力引向聲色犬馬，以致於八九民運高潮叠起的時候，全國響應，上海卻成為另類。 首開中共之先例，借鑒當年日偽法西斯統治的經驗，壹方面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為之不惜鐵腕查封《世界經濟導報》，開趙紫陽時期查封報紙的全國先例；壹方面誘導大學生們紙醉金迷、腐化墮落、縱情聲色犬馬而不問政事，為之不惜全面敗壞學風校風。這樣的厚黑手段、厚黑效果和厚黑 “ 人才 ” ，難道不是鄧小平最想要的嗎？

　　江之所以有這樣高超的厚黑手段，不是因為他比鄧小平更有先見之明，而是因為他道德品質的極端敗壞，也因為他成長於漢奸高官家庭，耳濡目染日偽法西斯統治手段，使用起來輕車熟路而已。

　　六四屠殺之後，江賊民跟在陳雲屁股後面兩年多，這不是因為他真誠地信仰馬列主義教條，而是因為他的愚蠢：江賊民壹度錯誤的判斷了形勢，誤以為鄧小平勢力已經衰落，陳雲等保守派勢力已經復辟 , 因而竭力地討好陳雲和李先念。江賊民重走保守派路線，說明他沒有眼光，也不夠狡詐。江賊民的兩年保守派路線，再次把中共政權搞到搖搖欲墜的地步。因為六四屠殺和官倒腐敗，老百姓對中共政權抱著強烈的仇恨與不滿，又因為江賊民的保守派路線，廣大人員沒有出路，沒有發展（財）的機會，這些仇恨與不滿無處消解和轉移，知識分子尤其壓抑。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初，整個中國社會的壓抑和不滿情緒有如幹柴和火藥桶，民間對中共政權的不合法性懷著強烈的關註。 1989 年七、八月間，大陸很多電視臺播放了新加坡電視連續劇《天涯同命鳥》，其主題曲唱道：

　　“ 終生困在命運之中，無邊黑暗夜色茫茫，哪年哪月天際露曙光？壹心飛往傳說中天堂 ......”

　　這實際上是六四之後，電視傳媒對中共暴政的委婉抗議，歌詞強烈的表達了當時中國人的極端壓抑和對自由的強烈渴望。歌曲《昨夜星辰》電視劇《渴望》莫不如此。

　　1991 年底，蘇、東劇變的巨大沖擊波強烈強烈的震撼著中共政權，江、李月月鳥為代表的最高統治集團驚慌失措，而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卻受到極大的鼓舞，壹時間舉國上下，人心思變 ...... 鄧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就起來 “ 南巡 ” 。

　　鄧小平之所以不顧八十八歲的老邁之軀進行 “ 南巡 ” ，不是為了堅持十三大路線，而是認為在讓江賊民這樣左傾下去，中共政權很快就會步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後塵。鄧小平看得很準，如果照當時江賊民那樣左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停滯，也不會得到外資 “ 輸血 ” ，人心的不滿就會更加鼎沸，中共很可能已經在九十代垮臺。

　　鄧小平理想的厚黑方向，就是要刺激全民的物質貪欲，誘導老百姓只關心眼前的物質利益、縱情聲色犬馬、紙醉金迷、麻木墮落，淪為無所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經濟動物，以此來維持中共壹黨專制的 “ 長治久安 ” 。這就是鄧小平發起 “ 改革開放 ” 和南巡的真實原因。

　　鄧小平的 “ 南巡 ” 完全開啟了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權貴私有化的閘門，從此中共在經濟全面胡開亂放，在專制高壓的政治體制保護下，中共各級官僚全面瘋行權力尋租，勾結國內外奸商，黑箱作業、貪贓枉法、大幹快上、大搞權錢交易、變本加厲地榨取民脂民膏。對外，中共全面開放市場，以極端無視環境污染、極端無視國家資源流失、極端不顧勞動者權益為代價，大力招商引資，逐步走上壹條依靠外資輸血的 “ 外向型發展道路 ” ，這根本不是什麽 “ 摸著石頭過河 ” 的 “ 前無古人的事業 ” ，實際上就是當年滿清勾結西方列強虐民賣國路線的翻版。 “ 南巡 ” 進壹步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松了綁，使得眾多的人在體制外找到了出路； “ 南巡 ” 之後，中共先後實行教育、醫療產業化的濫產業化 “ 改革 ” 、壹再提高、機關事業單位的待遇，這雖然制造了龐大的弱勢群體，但是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 “ 南巡前後 ” ，面對意識形態危機，鄧小平通過國家機器，大力宣揚 “ 不爭論 ” 、 “ 不管姓資姓社 ” 、 “ 不管黑貓白貓 ” 等等庸俗、市儈的厚黑信條，明確放出 “ 只要不問政治，怎樣過都行 ” 的信號。 “ 南巡 ” 之後，中共以經濟上的進壹步全面胡開亂放為手段，誘使整個中國社會徹底拋棄崇高的精神，完全追求物欲、縱情聲色犬馬，整個中國社會徹底厚厚黑化。

　　1992 年以後，中共以專制的高壓和物質利益的利誘、腐蝕、收買，使得以知識分子為首的中國各個群體、各個階層全面市儈化、犬儒化。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六四的傷痛已經淡忘，當年對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普遍關註早已轉移，八九民運時期民間的那股質樸、正義、崇高、仗義之風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今天的中國，道德風尚全面敗壞，全面厚黑化，見死不救比比皆是；忘恩負義家常便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如陳泱朝所說的： “... 官是官匪、商是商匪、警是警匪、教是教匪、醫是醫匪 6...” 社會的壹切領域全面敗壞，沒有壹處可以安居之所。

　　繼 1978 年 “ 包產到戶 ” 之後，鄧小平 1992 年的 “ 南巡 ” 再次救活了中共。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劣根性對癥下藥，施以毒藥，把中國人的註意力引到了追逐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上，這確實大大延緩了中共滅亡的進程。鄧小平南巡時說 “ （中共）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7 ，在如何動用厚黑手段維持中共壹黨專制上，鄧小平比江賊民看得更準。中共政權在六四以後，能夠維持至今，不是因為江賊民有什麽能耐，或者有什麽 “ 江賊民主義 ” ，而是中共更加準確、更加死心塌地地奉行了鄧小平厚黑路線的緣故。

　　有人認為，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離間，蒙騙了鄧小平，所以鄧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廢黜了楊尚昆兄弟。這是膚淺的認識，鄧小平和楊尚昆共事五十年，又是生死患難的 “ 革命 ” 同誌，鄧、楊之間的關系，是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得了的嗎？

　　其實，鄧小平拿掉楊尚昆的真正原因，是楊尚昆對趙紫陽和民運的同情。楊尚昆於趙紫陽的關系向來很好，在八九民運期間，對趙紫陽的態度曖昧，對民運長時間采取騎墻的立場。對此，鄧小平看得十分清楚。那個時候楊尚昆野心勃勃，暗中期盼著與趙紫陽聯起手來，改天換地。鄧小平是個精於權謀詭詐術的厚黑老手，以他政治嗅覺，完全能夠嗅到這股氣味。鄧小平決不會允許楊尚昆成氣候，楊尚昆與他同為 “ 老革命 ” ，資歷接近，楊尚昆在軍隊中威望不低，更難以駕馭，壹旦出軌非常危險；楊尚昆壹旦成氣候，趙紫陽就很有可能復出；趙紫陽壹旦復出， “ 六四 ” 就必然會翻案； “ 六四 ” 翻了案，鄧小平就會勝敗名裂。這是鄧小平決不願意看到的。鄧的年齡比楊大，身體也比楊差，如果繼續重用楊尚昆，就要冒 “ 六四 ” 翻案的風險，鄧小平決不願冒這樣的風險。

　　楊尚昆不是 “ 六四 ” 屠殺的主要責任人，江賊民卻是鎮壓民運的急先鋒，江賊民赤膊上陣，瘋狂、嚴密、狡詐地鎮壓了上海的 1986 年和 1989 年學運，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先斬後奏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江賊民是靠鎮壓民運的 “ 政績 ” 上來的。 “ 六四 ” 如果平反，江就成了罪犯，他的領導位置就是非法的；楊尚昆卻可以不承擔責任。所以如果江賊民掌權，他決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

　　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這就去掉了鄧小平的頭號心病。這是鄧小平在十四大上廢黜楊尚昆，全力支持江賊民的首要原因。

　　再則，鄧小平通過 “ 南巡 ” 發現，江賊民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和自己類似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分子，江賊民決不會因為馬列毛教條而毀了自己的 “ 改革開放大業 ” 。對鄧小平來說，江這樣的人用起來放心。

　　有人說，鄧小平厭惡江賊民太壞，要把他拿掉，只是因為精力太差而沒有做到。這是糊塗的認識，因為江賊民的道德品質惡劣，正是鄧小平放心的地方。江賊民渾身臭史醜聞，他出身大漢奸 -- 汪偽政權宣傳部長家庭、曾經充當日偽漢奸、蘇聯特務、偽造身世、家史、黨齡 ...... 中共的情治機構向來特別發達，對於這些竟壹無所知？其實，鄧小平就是要重用象江賊民這樣的烏七八糟的臭蟲，這樣的人渾身都是把柄，不怕他不聽話。況且，江賊民向來不得人心，無威無德，要依賴李鵬、曾慶紅等 “ 老革命 ” 首長們的後代 -- 太子黨，才能維持其統治，他沒有對鄧小平圖謀不軌的能量。這樣的人，小平用起來怎麽不放心？

　　事實上，在中共十四大之後，鄧小平不僅沒有廢除江的想法，還壹再以自己的淫威，幫他鞏固地位：鄧小平在十四大以後公開樹江賊民為核心，壹再號召全黨 “ 緊密團結在以江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1995 年，鄧小平還把陳希同揭發江貪腐罪行的密信交到與江賊民關系很好的薄壹波手中 8 。這些都表明，鄧小平沒有廢除江賊民的想法，鄧小平就是要重用江賊民這樣的壞人。 1992 年以後，江賊民就是鄧小平的接班人。

　　五，鄧小平容許對氣功組織實行 “ 三不 ” 政策的原因鄧小平雖然狠毒，卻非常精明老道，他能夠敏銳地察知什麽時候該緊、什麽時候該松、哪些方面該緊、哪些方面該松， “ 收放自如 ” ，拿捏得當。在鄧小平的示意下，中共 ” 改革開放 ” 的初期壹直對氣功修煉團體實行 “ 三不政策 ”--“ 不提倡、不禁止、不辯論 ” ，允許老百姓享有煉功自由。這是因為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壹直都遠遠的避開政治領域，其行為也小心翼翼的不敢涉及政治，因此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隊中共的統治很難構成威脅。氣功修煉團體不僅很難威脅中共的統治，而且起到了很大的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有著祛病健身、延年益壽的目的；幾乎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教人隱忍向善；大多數氣功修煉團體確實有著祛病健身和改善人的品性的功用。因此，氣功修煉團體能夠減少糾紛、化解仇恨、在醫療費用高漲的 “ 改革 ” 年代，能夠節省人民的醫療開支，大大慰籍弱勢群體的艱難和苦難。氣功修煉團體也能夠起到很大的轉移視線的作用，在中共的專制獨裁的壓制和拜金主義的腐蝕下，氣功修煉團體為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心靈的避風港灣，減緩了社會道德的敗壞趨勢。由於中國沒有宗教傳統，可以說，氣功修煉團體客觀上中幫助中共穩定了社會。

　　像鄧小平這樣精明老道的中共政客都清楚：中共早晚都得滅亡，氣功修煉團體能夠安撫社會，延緩中共滅亡，可以讓中共得個 “ 安樂死 ” 。這就是鄧小平壹直不鎮壓氣功修煉團體的真正原因。

　　1999 年，如果鄧小平還健在，他決不會允許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他自己的邪惡和愚蠢，也因為中共的專制體制無能阻止其黨魁的獨裁。由於中共的掠奪式畸形 “ 改革開放 ” ， 1999 年的時候，中共的統治已經搞得民怨遍地、政權危機四伏、又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危機的危險，江賊民在這個時候不去抓現存的主要矛盾，反而去把壹個信眾上億、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壹個龐大的氣功信仰團體打成中共的敵人，這大大加劇了中共政權的危機。

　　江賊民說：法輪功危害了社會的穩定，不鎮壓法輪功就無法維持穩定。這完全是為自己的愚蠢找借口的無恥讕言。越共壹直沒有鎮壓法輪功，法輪功破壞了越南的穩定了嗎？今天到底是中共穩定還是越共穩定？現在中共敗象盡顯、日暮途窮，而越共卻生機勃勃。由於沒有像中共那樣壞事做絕，越共必然能夠和平轉軌，今後後即使越南民主化，越共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必然能夠繼續執政，歷史將會證明：越共將比中共存在得更久。

　　中共鎮壓法輪功是自取滅亡。法輪功有著凝聚力極強的信仰，奉行和平抗爭的路線，其信眾中又有著眾多的海內外精英，因此其反迫害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造成了巨大的國際影響。中共鎮壓七年，資源耗費巨大、加重了經濟危機的危險，但是不僅沒有把法輪功打下去，自己反而在全世界面前原形畢露、醜態百出、日益被動。江賊民對法輪功的鎮壓，大大加快了中共滅亡的時間表。

　　鄧小平死後，江賊民的大權獨攬，導致中國社會更加厚黑，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江賊民時代，是社會治安最惡劣、道德嚴重敗壞的時代。江賊民不僅將鄧小平的厚黑路線走到極端，而且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和虛榮心，還要剝奪人民修練氣功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賊民比鄧小平更邪惡。

　　江賊民強調：評判幹部要註意區分大節和小節，對於大節正確的幹部，可以不拘小節。江賊民明確表示： “ 講政治 ”-- 與他江某人保持壹致是大節，貪污腐敗淫亂等問題都是小節。鄧小平鼓勵人們腐化墮落還要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包裝，江賊民則是公然赤裸裸地鼓勵中共官僚腐化墮落。江賊民大搞任人唯親，大肆提拔貪官污吏，全面徹底的腐蝕了整個中共統治集團。 “ 上梁不正下梁歪 ” ，江賊民推行的公開的赤裸裸厚黑路線，徹底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

　　六，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的真正原因

　　鄧小平在滿清倒臺幾十年之後又重演慈禧太後的垂簾聽政厚黑醜戲，鄧小平還抓住江賊民沒有權威的弱點，隔代指定胡錦濤為江賊民的接班人。在這兩個方面，鄧小平厚黑亂政的惡劣程度，不僅超越了毛賊東、超越了慈禧太後，也超越了中國絕大多數封建帝王。

　　鄧小平揀選胡錦濤，不是因為胡錦濤才華出眾或者思想開明，而首先是因為胡錦濤是壹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當年，胡錦濤眼見趙紫陽的軟弱猶豫和黨內頑固派勢力的擡頭，放手壹賭，於 1989 年 3 月 5 日 親自指揮武警部隊向和平示威的藏人開槍掃射， “ 先斬後奏 ” ，胡錦濤在拉薩的屠殺，為鄧小平三個月後在北京屠城呈上了壹副壯膽強心藥劑。胡錦濤濤在拉薩事件中雙手沾滿藏人鮮血，是鄧小平的屠夫同誌和政治坐墊。在拉薩事件中，胡錦濤充分的表現出了冷血和殘暴的劊子手秉性；在 “ 六四 ” 屠殺後，胡錦濤搶全國各路諸侯之先，第壹個發出擁護中央 “ 平暴 ” 的公開聲明，這充分的表現了他對中共邪黨的忠誠。這些，充分表明了胡錦濤是壹個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不惜采用最血腥、最殘暴的手段、 “ 絕不手軟 ” 的厚黑之徒，這樣的 “ 人才 ” ，鄧小平怎麽會不喜歡、不揀選呢？

　　鄧小平壹定要隔代指定領導人，因為只有通過隔代指定接班人，才能夠把必將到來的 “ 六四 ” 翻案盡可能的往後推遲。鄧小平之選擇胡錦濤，首先就是看中了胡錦濤是第四代接班群體中最不可能平反六四的人。只要還能撐下去，胡錦濤就不會平反六四，因為壹旦平反六四，他在拉薩的屠殺罪責就會暴露於天下。

　　七，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加反動

　　胡錦濤的反動立場甚至比江賊民更堅定：江賊民拒絕平反六四，主要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和利益；胡錦濤拒絕平反六四，是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的 “ 道統 ” ，除非撐不下去了，否則，胡錦濤決不會平反六四。

　　很多法輪功朋友至今仍在期盼胡錦濤平反法輪功， “ 另立新黨 ” ，那是上了胡錦濤的當，胡錦濤很會裝孫子，他就是靠裝孫子上來的。胡錦濤決不會平反法輪功，只要還有壹口氣能撐壹撐，胡錦濤就不會平反法輪功。 2004 年九月以前，胡錦濤拒絕給法輪功平反，是因為平反法輪功會損害中共的 “ 偉光正 ” 假象； 2004 年九月以後胡錦濤更不可能給法輪功平反，這是因為法輪功已經徹底的否定了中共，平反法輪功，《九評共產黨》就會合法的傳入千家萬戶，中共就會立即垮臺。如果實在走投無路，胡錦濤寧可給六四平反，也不願給法輪功平反，因為六四的訴求沒有徹底的否定中共。

　　善良的法輪功朋友中很多人以為胡錦濤與鎮壓法輪功沒有幹系，這是太天真的認識。當年雖然鎮壓法輪功的決策不是胡錦濤作出的，當年胡錦濤確實也有可能對鎮壓持保留意見，但是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壹如既往的鎮壓法輪功，鎮壓與胡錦濤沒有幹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四年多來，中共動用整個國家機器迫害和虐殺法輪功信眾數萬人，這樣大規模的國家迫害行為，是不可能繞得開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因此，胡錦濤時代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至少是得到了胡錦濤的默許和縱容。四年多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形式，由江賊民時期的大張旗鼓、誇張狂暴變為不動聲色、不留證據 ... 壹切都低調進行、手段既陰且狠、迫害絲毫沒有減輕，迫害的形式打上了鮮明的胡錦濤的性格特征，這些細節，難道不能說明壹些問題嗎？

　　善良的人們盼望胡錦濤主動解散中共， “ 另立新黨 ” 更是異想天開，除非在大革命或政變的逼迫下，死到臨頭，為了保命，胡錦濤決不可能告別中共。因為胡錦濤早已經是壹個中毒極深、邪靈入骨的邪黨衛道士。胡錦濤和江賊民的唯壹區別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反動。

　　江賊民雖然殘酷鎮壓法輪功，但是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管制相對較松、他對言論、出版、傳媒、影視的官職尤其寬松，他還號召全黨看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鎮壓法輪功之前，互聯網很少封鎖和過濾， 1999 年以後，江賊民後雖然大力封鎖互聯網，封鎖程度也沒有現在嚴酷，江賊民之封網，主要是封鎖法輪功的信息。江賊民的黨性並不強，因為他對中共的長遠利益沒有責任心。江賊民鎮壓法輪功不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多數意誌要鎮壓法輪功，而是因為自己的愚蠢和惡劣品行。可能是因為出身日偽漢奸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 “ 解放 ” 前的緣故，江賊民與中共的事業沒有共鳴，他壹生就是壹個只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努力的無原則投機者。

　　與江賊民很不壹樣，胡錦濤所受的整個教育，都是毛賊東時代的教育，胡錦濤對毛賊東時代高度評價、視為樣板；他對朝鮮金家共產政權非常向往、高度評價，這反映出他完全是壹個毛賊東主義者。胡錦濤與中共的事業有著強烈的共鳴，對維護中共統治有著極強的責任心。

　　胡錦濤不僅堅持鎮壓法輪功，還在眾多的領域全方位的搞倒退。早在薩斯事件未了之際，胡錦濤就提出：警惕某些人利用維權向黨發難。對維權人士露出了殺機，後來又通過新《上訪條例》等惡法，嚴禁群體上訪、越級上訪、 “ 無理 ” 訪，動輒把合符憲法的上訪行為打成 “ 危害國家安全 ” 、 “ 破壞社會秩序 ” 的 “ 違法 ” 行為。胡錦濤上任以後，大力整肅媒體、封鎖互聯網、瘋狂打壓、侵犯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知情權，其鉗制輿論之惡劣程度，大大超過江賊民時期。 2003 年，胡錦濤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禁播《走向共和》、禁版《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壹批講了真話的作品。很多江賊民時期能夠出版和播出的書刊和影視作品，都被禁止。胡錦濤大力封卡民營出版業，弄得在江賊民時期產生並漸有起色如今壹片肅殺之境；胡錦濤整肅網吧之苛嚴程度，遠超過江賊民，在江賊民時期生機勃勃的網吧業，現在數目大減、壹片蕭條、艱難度日；胡錦濤強硬打壓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並且嚴控新興的網絡部落格，好些在江賊民時期長期存在的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現在都被查封。胡錦濤瘋狂的鉗制輿論、打壓人民的自由權利，進壹步大力鼓勵了中共各級貪官污吏胡作非為，使整個社會更加虛偽和犬儒化，胡錦濤時代整個中國社會比江賊民時期更加敗壞，而且加速敗壞。

　　胡錦濤的倒行逆施，在他上任兩年多立即收到了惡果：社會矛盾全面加速激化。 2004 年下半年，四川重慶和漢源連續發生大規模暴動。胡錦濤不僅沒有因此改弦更張，反而強化倒行逆施的力度。 2004 年 9 月，胡錦濤站穩腳跟伊始，就發表殺氣騰騰的講話，斥責戈爾巴喬夫為叛徒，誓言決不給 “ 錯誤 ” 思想提供傳播渠道，對於 “ 敵對 ” 、 “ 西化 ” 、 “ 分化 ” 勢力決不手軟。胡錦濤又發表內部講話，表示：朝鮮在意識形態上是壹貫正確的，中國應該向朝鮮學習。胡錦濤的講話作為內部文件下發，使得壹些中共元老都目瞪口呆。對於社會矛盾激化，胡錦濤的辦法是進壹步全面法西斯化，拉薩經驗治國。

　　2005 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抗爭，胡錦濤下令在全國三十六個城市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反抗；胡錦濤將坦克、裝甲車裝備武警部隊，並且以廣東為試點，鼓勵、縱容張德江出動裝甲化武警部隊，血腥屠殺汕尾的維權農民，此例壹開，浙江也出動裝甲車鎮壓農民，如今中共各路諸侯紛起仿效，動輒使用重兵鎮壓人民。六四時期，鄧小平因為北京群眾提出自由民主的政治訴求而下令殺人；如今胡錦濤連老百姓為維護經濟權益的抗爭也容忍不了，他對人民訴求的唯壹回答，就是把坦克裝甲車開上街頭，用自動武器回應人民的任何抗爭。胡錦濤視本國同胞為戰爭敵人，其法西斯化的程度，比起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錦濤對社會輿論抗爭的回應是變本加厲地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公民權利，劉軍寧、曹思源、秦暉、茅以軾、袁偉時等壹大批自由派學者，在江賊民時期都享有充分的發表自由，在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被封殺和半封殺狀態。胡錦濤不僅繼續大整媒體，而且連體制內打打擦邊球的嫡系媒體都容忍不了，《中青報》的《冰點》主編李大同，在江賊民時期活躍了近十年，僅僅因為刊登了袁偉時教授的壹篇在江賊民時代早已發表過的文章《現代化和歷史教科書》，李大同本人和《冰點》就橫遭胡錦濤的整肅。胡錦濤還違憲剝奪 “ 四種人 ”-- 法輪功信仰者、民運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的出境權力。孫文廣教授於江賊民時期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禍國 -- 從毛賊東到江賊民》，仍然享有出境自由，江賊民也沒有抓他，現在胡錦濤卻非法剝奪孫教授的出境自由；胡錦濤還以 “ 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這樣的莫須有的帽子剝奪高智晟、楊再新、廖亦武等壹大批良心人士的出境權。胡錦濤又下令出臺 “ 新護照法 ” ， 2007 年實施，明文規定： “ 五類人 ” 不準出境，以前的護照到期不予延期，必須重新審查，這就更加苛嚴的剝奪公民的出境權利。可見，胡錦濤實在實實在在的向朝鮮學習，要把中國變成壹個不願當奴才的人的大囚籠。

　　在封鎖、監控互聯網方面，胡錦濤更是想出了壹個空前絕後的倒退絕招，他下令以重慶為試點，推行居民在家中上網必須向公安申請、備案的制度，準備今後在全國推行。這是壹個復辟極權統治的極其危險的舉措！是企圖恢復毛賊東時代深入千家萬戶的極權觸角。可見，胡錦濤提出向北朝鮮學習，絕不是像壹些人認為的那樣，糊弄毛左、做做樣子，而是真是在著手復辟北朝鮮式的超級專制奴隸政治制度！

　　胡錦濤時代，變著花腔高唱 “ 以人為本 ” 、 “ 依憲治國 ” 、 “ 建設和諧社會 ” 、 “ 樹立科學發展觀 ” 、 “ 八榮八恥 ” 等高調，壹方面極盡倒行逆施之能事，人裝得憨憨的，手下的狠狠的，中共 “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 的厚黑術，胡錦濤真是運用得淋漓盡致。同樣是奸邪之輩，同樣大搞倒行逆施，而且後者比前者的倒行逆施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賊民遭人民深惡痛絕，胡錦濤卻至今還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人對之繼續熱切期待。這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厚黑、更危險的地方！

　　胡錦濤明知道鄧小平的跛腳改革開放路線已經窮途末路、卻還要硬著頭皮繼續走。胡錦濤頑固地抗拒世界進步潮流，絲毫不允許半點政治民主化改革，致使中國在本世紀初，再次錯過民主化和平轉型的戰略機遇，胡錦濤是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又壹歷史罪人！

　　胡錦濤明知道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為了維護中共邪黨的生命，他要堅持鎮壓到底；胡錦濤對馬克思主義放之四海都是災難的事實視而不見；對蘇、東解體，共產黨專政體制行不通的事實視而不見；胡錦濤對 “ 改革開放 ” 正是在經濟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教條才取得了壹點成果的事實視而不見，頑固地堅持馬列毛反動思想，在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國際市場、政治體制也亟待與國際接軌的時代，居然癡人夢囈般地下令向北朝鮮學習。

　　胡錦濤在擁有豐富的前車之鑒的情況下，壹意孤行，死不悔改，不僅絲毫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還要從毛賊東舊貨箱底翻出延安式的套路，大搞假大空 --“ 保先 ” 、 “ 八榮八恥 ” 、 “ 革命傳統教育 ...” 等等手法，加強對人民的欺騙；另壹方面，百倍瘋狂地鉗制輿論媒體書籍報刊、進口美國、法國設施封鎖互聯網、幹擾電臺、還要嚴控災難事故報道，妄圖進壹步愚弄人民。以上行為實實在在的表明：胡錦濤是明知故犯的罪犯，是壹個比毛賊東、鄧小平、江賊民都更加明知故犯的反人類、反文明罪犯！

　　八、習近平時代的共產黨比胡錦濤時代的共產黨更壞最近，以“加班文化”為主要特征、十多年來壹直時髦、光鮮的“狼性文化”，終於接近了社會承受臨界點，在中國大陸激起了愈來愈大的爭議和反彈。

　　許多人指控奸商們塑造了這壹毫無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鮮有人註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後推手是中共：

　　根據中共當局早在1995年就實施的新勞動法，勞動者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不超過44小時，超時算加班，須得到加班費或補休。但十多年來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以無償加班（美其名曰主動加班）為特征的“996”工作制，卻瘋行全國，成為引領潮流的時尚：

　　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時間長達60個小時，短短幾年就遠遠超過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據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加班職工中，拿到加班費或得到補休的僅有44%。

　　沒有中共的默許和放縱，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國內迫害民運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來對付違反勞動法，則大力鼓吹企業“狼性文化”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早就鋃鐺入獄了，中國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創造企業“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務中共、聽命中共的紅頂商人，馬雲本人更是中共秘密黨員。他們創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夠在中共國大行其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顯然，“狼性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為什麽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維穩”的需要。眾所周知，雖然現在習近平高舉馬列毛破旗，但在現今老板遍地的中國，共產黨的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經沒有說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當習近平高唱馬克思的時候，別人都知道習近平在撒謊，習近平自己也知道：別人知道他在撒謊。

　　馬列假意識形態既然早已無用，只能當假羊肉店的羊頭招牌，就需要別的意識形態來偷偷摸摸的填補。中共利用“改開”，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大陸社會已經深入人心的現狀，轉而宣揚原始資本主義叢林價值觀，樹之以為隱性的意識形態——企業“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狼性文化”的本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核心價值就是主張社會性的弱肉強食（所謂社會的優勝劣汰），漠視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就是這種價值觀的派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英國，投合了維護原始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家們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潤的需要，也是後來以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骨子裏的核心價值。

　　中共暗樹社會達爾文主義為隱性意識形態，用意很明顯——就是以“資本主義”的時髦方式，誘騙中國民眾主動反對“普世價值”，以更有效地達到“維穩”的目的。

　　想必習近平、王岐山、王滬寧之流已經想通了：與其象胡面癱那樣“防微杜漸”的，象救火隊員壹樣被動防禦，不如出動出擊，以新東西誘騙廣大愚民主動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會維權上訪上街和政府過不去，最多抱著自己的腦袋哀嘆：“唉！我咋的這麽沒本事呢？”並象楊改蘭壹樣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揚的為社會減負），騙得屁民受了冤屈壓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這樣，就可以把黨和政府“維穩”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為什麽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為“六四”後共產黨已經惡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遠不如新興資本巨子馬雲、馬化騰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為馬雲、馬化騰之流，頭頂平民商界巨子、個人奮鬥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環，受到已經“經濟動物”化的大陸億萬民眾的追捧和頂禮膜拜。

　　君不見，借助馬雲、馬化騰之流對“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時代的愚民效果卓著，遠超過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億萬大陸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價、高物價壓得透不過氣、被“996”逼成身心疲憊亞健康。卻無怨無悔——絲毫不怨奸商老板、更不怨黨和政府，反而自覺無償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滿自豪；億萬屁民起早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蟻還勤奮，依這樣的沖天幹勁，在美國、臺灣早發財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養活全家，可在大陸依然是扣除房貸、房租即成“月光族”，兩公婆全職血拼，依然緊張兮兮，甚至因為壓力大連孩子都不敢多要壹個。即便這樣，愚民們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頭怎麽還這麽緊？大頭被誰拿走了？反覺得自己很充實、很“時髦”、壓力大是“強者”是有本事的標誌；反覺得自己不夠拼命、不夠“勵誌”。甚至還為對違反勞動法不作為的黨和政府辯解說：誰讓中國人多呢，中國的競爭就有這麽激烈。

　　於是乎，幹脆壹夜只睡四小時，以為這樣就“馬化騰”了!於是爭相響應馬雲、馬化騰、郭文貴之流的號召：

　　“對自己狠壹點！”好像已經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經衰弱、亞健康和癌癥低齡化的他們，這麽狠下去，明天即可成為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第二，而不會心臟死、過勞死、腦溢血、癌癥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進急診室、搶救室。之時，馬雲、馬化騰、劉強奸之流，會為自己刷壹分錢嗎？

　　君不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愚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渣特瘋子的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來：

　　這就怪了，難道現在騎在億萬中國老百姓頭上的，是“白左”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億萬屁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特瘋子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來：

　　這就怪了，難道屁民們手無選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的悲慘處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造成的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賤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歐洲社會的福利來，仿佛黨和政府恩賜給他們的“負福利”社會是天堂，而歐洲的福利社會是地獄。

　　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國大陸社會道德的淪喪，加劇加深，整個社會之勢利和冷漠，達到了超越底線的程度，君不見，大陸現行網上風靡的“勵誌”名言：

　　“選擇安逸就別再哭窮，混吃等死就別怪社會心狠！”

　　這哪裏是什麽勵誌？分明是有專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資本主義叢林黑社會的狠惡叫囂！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壓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賣命透支健康，為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服務，並且相互之間超級冷漠、爾虞我詐自相傾軋，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務紅頂奸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恐怕做夢都要笑醒幾回。

　　所以，最近馬雲有恃無恐地咋呼：“996是妳們巨大的福氣，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說：“如果妳年輕的時候不996，妳什麽時候可以996？”馬雲忽悠：“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壹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妳怎麽能夠實現妳想要的成功？”

　　在這裏，馬雲竟把自己以無償加班“狼性”文化進行壓榨，說成是賜福，而受壓榨反成了“福份”，這和黑社會流氓打人時的口頭禪“打妳是看得起妳”是壹樣的邏輯；馬雲詭稱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還辛苦，問題是妳是老板，怎樣都行，別人不加班行嗎？妳馬雲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馬雲還以“成功”和“美好”忽悠無償加班族再接再勵，問題是這麽“加班”下去，人家能成妳馬雲第二麽？這麽加下去，迎來的是“成功”和“美好”，還是精神病院、搶救室或太平間？

　　馬雲之流，之所以敢這麽囂張，仰仗的無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來，中共假手紅頂資本家推播社會達爾文主義，以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並為專制統治維穩、張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卻未引起中國民運異議界的註意；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手法，也不僅限於推播“狼性文化”，還有壹種新的方式，就是刻意點煽對西方國家的極右種族主義的認同，以借助時髦的新手段，成功地誘騙國內外廣大華人反對普世價值，並把並非中國迫切問題的穆斯林問題，當作迫切問題來炒作，以轉移對共產黨專制的視線。

　　大小中共特線，大反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白左”，中共為什麽這樣做？因為堅持人權同經貿掛鉤的佩洛西，不是刻意用經貿擺平的人，所以現在中共特線最恨佩洛西。

　　在共產黨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不中用的情況下，暗樹以“狼心文化”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用以為隱性意識形態；中共針對當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深入人心的現實，利用馬雲等“個人奮鬥”商界巨子的時髦形象，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確”——反人權、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潛移默化地認同中共的專制流氓價值觀，而不去關註和挑戰中共專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負福利”社會，以及種種不義和不公。

　　並且，以此種“狼性文化”為代表的弱肉強食叢林價值觀，中共刻意加劇加深中國社會的勢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氣，挑動中國民眾相互猜忌、惡性競爭、冷酷互撕。令中國社會進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戰共產黨專制的民間合力。

　　客觀上應該承認，中共假手馬雲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現今巨量的中國民眾，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樣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極右種族主義，發了瘋地反對普世價值（西方政治正確）、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聖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難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種愚民新手法大獲成功的標記。

　　其實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條壹石兩鳥的毒計，既可大收“新時代”隱性意識形態愚民洗腦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飽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來，馬雲等塑造的、億萬“996”無償加班族“勵誌”血拼愚民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澆築成了世界第二的GDP，為黨國裝上了“崛起”的翅膀，讓習近平滿面生輝，在世界舞臺上風光無限。而億萬“996”無償加班族自己，卻無數人加班死、心臟死、癌癥死、癌癥、糖尿病、高血壓、精神病統統低齡化、不孕不育斷子絕孫。盡管他們始終積極響應個人奮鬥巨子“馬老師”的號召，對“自己狠壹點”，並且壹狠再狠，諷刺的是卻沒有壹個能成為馬雲第二的。

　　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納粹，只知道把別人關進集中營，費力地用刺刀逼迫別人做工，導致罵名留世；殊不知“厲害國”元首習近平僅用壹個“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營地把億萬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裏榨，爭相“對自己狠壹點”，而且無償加班、超時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時還很有面子，覺得自己“很有本事”。

　　結果，黨和黨的紅頂監工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頭，而且馬雲還要裝逼說“996”的屁民憤青們還不夠“拼”，他馬雲是“12乘以12”，誘騙傻憤們對自己“再狠壹點”。

　　中共之所以要變本加厲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是癌細胞，具有無限自我復制和不斷膨脹的天性——因為共產黨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維穩的道路，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來供養壹個日益膨脹的公務員官僚隊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會變本加厲、“與時俱進”。

　　鄧小平眼看“蘇東變天”，發覺靠老壹套的計劃經濟、壹大二公低工資來榨取，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屁民們沒有勞動積極性；鄧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產黨國家壹個個都垮了，雖然朝鮮、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茍活至今，但若繼續共產的話，誰能扶得起中共國這個大國呢？

　　於是轉而向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等西方原始資本主義極右派取經，走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原始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胡面癱、習近平手上終於結出了碩果：

　　在高房價、高物價、“負福利”等大山的壓迫下，在馬雲、馬化騰、劉強東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時髦誘騙下，億萬愚民經濟憤青，就象毛澤東時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紅衛兵壹樣狂熱，爭相主動透支健康，為習大帝的“崛起夢”、為馬雲之流的利潤最大化無償賣命。

　　現今由於中共國面臨“計劃生育”惡性老齡化、年輕人口崩塌而發展成本高漲、房產泡沫空前、制造業大滑坡等重重困境，習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國保繼續強化、“壹路壹帶”大撒幣、擴軍備戰準備武統臺灣。公務員隊伍繼續膨脹，財政支出巨幅增長，這些大幅增加的開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麽？

　　為了搶錢，中共不斷增加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板為了維持利潤，必然把負擔轉嫁到億萬屁民的身上；對此，中共心知肚明，並故意放縱 ，因此通過馬雲等私企大老板鼓吹“狼性文化”，誘騙億萬屁民無償加班、主動獻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過馬雲來誘騙，遠比中宣部、文化部親自出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產黨的無限繁殖、無限膨脹的癌細胞屬性可知：為了維穩，中共的官僚公務員隊伍必進壹步膨脹，為了維系不斷膨脹的共產黨隊伍，為了保障不斷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權階層“上不封頂”的共產主義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勵誌”愚民傻憤如果不覺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廢、榨瘋。

　　九，應該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慈禧太後玩弄權術、阻斷變法，葬送了滿清，也害慘了中國，但是慈禧太後沒有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也沒有意識形態敗壞人心。

　　毛賊東以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文化取代中國文化，在中國搞血腥的共產主義試驗，害慘了中國、敗壞了人心、也破壞了生態環境，但是毛賊東的路線還沒有徹底的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毛賊東的路線也沒有厚黑化中國的壹切領域。毛賊東帶來的厚黑之病也容易祛除，隨著馬列毛信仰的崩潰，毛賊東路線的厚黑之病的病根便會拔除。

　　而鄧小平的 “ 改革開放 ” 厚黑路線，幾十年來已經徹底的敗壞了中國社會的壹切領域、徹底的敗壞了人心、徹底了破壞了生態環境，鄧小平炮制的 “ 壹切以經濟為中心 ” 的唯經濟論歪理邪說，極大的轉移了中國人對社會公義的註意力、極大的消蝕了中國人的社會責任心、極大的澆滅了中國人的政治（追求正義）熱情，鄧小平以經濟上的 “ 改革開放 ” ，完全堵死中國和平轉型的大門，大大加重了中國民主化的難度，導致中國今天墜入積重難返的深淵。鄧小平帶頭鼓吹的無所謂信仰、無所謂理論、無所謂原則、無所謂道德、無所謂人命的掛羊頭賣狗肉、不擇手段向錢看的歪理邪說，是壹種融馬列草菅人命的邪惡與中國五千年本土化流氓無賴厚黑術於壹身的劇毒迷魂散，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施放邪毒，就如艾滋病毒壹樣，如今已經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愚劣基因牢牢結合了起來，這已經不是單單清算馬克思主義就能解決得了的了。鄧小平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中華民族今後正本清源的難度 從這些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造成的罪惡遠遠大過慈禧太後、毛賊東造成的罪惡。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獨裁是全人類的共同歷史，也是當今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正在蒙受的中國共產黨犯下的暴行和罪孽。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政72周年。72年前，中國共產黨利用其在抗日戰爭中遊而不擊所保存的實力，與蘇聯軍隊在東北所提供的地緣優勢，擊潰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此後，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遏製其橫征暴斂、草菅人命。72年來，中共濫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行列寧主義暴力統治之實，讓一個已經蒙受了幾千年封建社會壓迫、近代又慘遭殖民主義剝削蹂躪的、苦難深重的國家，再次淪為暴君的玩物，令中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的獨裁是一黨專政，全黨從上到下勾心鬥角、污蔑陷害、明殺暗害的政治鬥爭，是一黨專政的本質和核心。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高層利益結合體，完全廢除了中共黨內權力交接的秩序，使全國範圍內最後僅存的民主也不復存在，中共開始實施「全過程獨裁」政治。全過程獨裁，包括了程序獨裁和內容獨裁、事前獨裁和事後獨裁、宏觀獨裁和微觀獨裁，黨首一人的意誌完全支配了全國所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和個人的意誌，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獨裁，是最嚴苛、最恐怖、最無情的君主專製。

　　獨裁是歷史的，但也是現代的、發展的，各國獨裁來源於於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滅亡於本國人民的政治觀念的覺醒和人權需求的增加，葬送獨裁與實現民主的道路不同、方法各異。評價一個獨裁國家的政治製度能否最終走向民主、是否正在走向民主，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踐行民主價值；全體人民能否了解國家社會事務的管理機製、經濟文化事業的政策目標；全體及每一公民能否有效使用法律手段維護權利、有效使用政治手段表達改革意願；社會各方面能否在政治決策中合理分享話語權；科學家及專業人士的意見與政治家的個人偏好和癡心妄想沖突時是否能得到尊重；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被錄用為公務員，公務員能否忠於法律而不受上級的非法意誌操控，並按其才能被賦予決策權；執政黨能否被法律有效製約，公民能否自由結成在野黨監督政府。中共政權背離了上述任何一條。

　　獨裁不只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迫切、嚴重的現實危險。一個獨裁國家的製度應當如何評價，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集權下的高效率、統一下的發展與繁榮。要看宏觀經濟的體量和增速，更要看財富與資源是否平等分配；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獲得了什麽好處，更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受到了什麽傷害；要看獨裁政策預期了什麽樣政治成果，更要看這些政策是不是被怠於執行、偷梁換柱、夾帶私貨；要看權力運行是否順暢，更要看權力是否被不受監督地濫用和謀私。以上種種，中共政權好的幾乎沒有，壞的一條不漏。

　　獨裁是一國人民的災難，更是全世界各國的共同災難。一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這個國家中體驗過其他民主國家製度的人民來評判，更應該由全世界熱愛和平、謀求發展與繁榮的人民來共同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尤其應該由已經葬送獨裁的民主國家來評判。歷史告訴我們，民主有多種方式，但獨裁到最後只有一種——就是暴政。用花言巧語來粉飾獨裁暴政，用金錢美色來收買外國政要，無法掩蓋其人民在暴政下所受的痛苦，哪怕是其十億分之一。

　　獨裁是有毒的，是會被輸出到其他國家的。在世界上幾個獨裁最嚴重、人權最惡劣的國家中，遍布中共的獨裁輸出。遏製中共在本國與全球的暴行、揭露其粉飾行為，已經成為全球人類社會不可再拖的緊急事務。

　　一、中國共產黨壓迫人民實施全過程獨裁

　　中華民族是忍辱負重、屢受苦難的民族，幾乎從未對世界政治史作出任何貢獻。在5000多年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政治一直是君主專製，中國人民承受著從朝廷到地方官再到士紳的多層級壓迫，農民與體力勞動者始終處於受壓迫受剝削的最底層。近代以後，中國被殖民主義的侵入，形成了人民、朝廷、殖民者的政治三角，人民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鬥爭中獲得喘息，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和解中遭受加倍的壓迫。嗣後，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各種革命變革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但都未能成功製勝清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但袁世凱、張勛接連試圖復辟，妄圖將中國帶回皇權專政之下。國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但地方政治仍然被各地軍閥控製。嗣後，中國經歷了國共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內戰，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了沈重的打擊。1948年，國民政府雖然宣布「行憲」，但隨後徹底輸掉了國共第二次內戰，敗退臺灣。在此期間，中國有對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等西方政治製度模式的各種嘗試，但從未有過和平穩定的政治局勢作為這些嘗試的基礎，因此全部以失敗告終。中國以「民主」「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成功，只標誌著科學、教育、文化的進步，而從未帶來政治體製的改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立，成為蘇俄（蘇聯）在華代理人，開始在華兜售共產主義包裝紙中的列寧式暴力革命。依靠「七二一方針」的保存實力與日本投降後在東北蘇軍的直接支持，中共很快贏得國共第二次內戰並在北京建政。此後，中共開始大肆篡改歷史、自我美化，自稱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並「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現實絕非如此。中共以暴力實施 「土地改革」對舊朝地主富農草菅人命，隨後又以「人民公社」為由強製收歸國有；以「三大改造」和「公私合營」掠奪國旗上兩顆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鼓勵人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不斷以「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為借口殺害反對派或潛在的政治異見者；出臺「大躍進」等顛覆常人認知的政策，造成生產關系的毀滅性混亂；後造成饑荒，但中共高級官員卻在特供體製下享受奢靡的生活。1966年，毛澤東為了確保其個人獨裁淩駕於中共集體獨裁，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內亂。1978年，鄧小平為了挽救經濟，重新實施市場經濟製度；獨裁下的市場經濟迅速淪為寡頭官倒的天堂、官商勾結的溫床，實現了從「君主專製」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飛躍，而中共將後者無恥地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縱然如此，中國共產黨從未忘記粉飾自己的暴政。其於1954年製定了其政權的第一部憲法，但其國家主席劉少奇卻拿著這部憲法被活生生批鬥致死。其確立了「申紀蘭式」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贊歌花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少數民族黨員代理人式統治——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其獨裁提供提供法理框架。城市化之後，中共使用網格式管理操縱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實施所謂「基層群眾自治製度」；大肆利用警察機關對體製外的人大代表、村（居）委會候選人實施迫害，製造寒蟬效應。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總書記職務為媒介，強化中共的獨裁暴政權力、架空國務院等行政機關的領導人，為其終身個人獨裁鋪路。大搞假選舉、假協商，實施決策獨裁、管理獨裁，用「定於一尊」架空一切監督、扼殺一切反對聲音。用「篡改字典」「發明新限定詞」等意識形態手段，塑造了「人民民主」「有序參與」「愛國者治港」等新話(newspeak)，攻擊迫害正當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將遊行示威描述為「混亂分裂」，將奴性服從標榜為「安定團結」。歷史上的中共先用暴力無情殺戮反對者取得政權，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者是「反華」，強行將國家民族與黨劃等號，將愛國與服從黨乃至於服從總書記本人劃等號，綁架中國人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主權。今天的中共先用橡皮圖章肆意立法，再指責不服從者是違法分子，把「公民立法、公民守法」的民主秩序斷章取義為「黨代表公民立法、公民守法」；一邊對人民施加剝削，將利益輸送給中共高官、其親屬、其代理人，一邊對反對者施加監禁、酷刑等殘酷迫害，一邊毫無廉恥地聲稱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時至今日，中共的自我美化已經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對高傳染性的Delta變種病毒追求不切實際的清零目標，反復實施大規模「封城」，強迫人民自費在高價酒店隔離，官商勾結輸送利益，卻自我標榜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戰略成果」。用數據造假、強製公務員捐款、強製國企購置產品等方法，違背經濟學客觀規律實施所謂「扶貧政策」，最終通過固化標準的方式聲稱「現行標準」下脫貧，卻自我標榜為「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以「共同富裕」為幌子打擊敵對派系的資本代理人，直接造成大量民眾失業。中國人民今日所承受的獨裁災害，是1978年以來最為嚴重的。

　　全過程獨裁，是中國共產黨欺騙人民接受獨裁、深化獨裁、濫用獨裁的殘酷過程，是中共不斷推進意識形態誑語、強化壓迫製度、欺騙全球人民的最新方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殺人、搶劫、自我美化的法西斯歷史。全過程獨裁，是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後更新意識形態話語、改變獨裁方法、提升獨裁強度的必然結果，反映了中共的壓迫人民的本質屬性和製造紅色貴族、紅色帝王的根本宗旨。 全過程獨裁，充分彰顯集權國家性質，充分彰顯人民奴隸地位，使中共高官的剝削得到更多產值、其本人及親屬的腐敗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其買辦代理人資本活動進一步擴張。全過程獨裁，形成和發展於「六四事件」之後，紮根在全體公務員的行政思維中，蠶食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社會財富，學習借鑒其他獨裁政權的暴行經驗，延續著中華民族長期被壓迫為奴隸的歷史，得到體製內既得利益者的同流合污，具有長期歷史血債和永續壓迫的卑劣企圖。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壓迫範式和完整的爪牙網絡，使假民主和真獨裁結合起來，構建起覆蓋960多萬平方公裏土地、14億多人民、56個民族的壓迫體製，導致所有人民在恐懼下服從。全過程獨裁，既有鮮明的中華民族奴性特色，也體現歷史上所有獨裁體製的共同模式，是現代君主專製暴政的中共版本。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中國發展出全過程獨裁的根本原因。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真正讓14億多人民在恐懼下閉嘴、在痛苦中跪下並不容易，需要長期殘酷地鎮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壓迫人民、堅持紅色恐怖地位，真正騎在人民頭上、利用人民續命；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中央集權體製，保證黨壓迫人民有效剝削社會，保證獨裁的理念、方針、政策貫徹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堅持一切為了高官獲利，一切來自剝削群眾，財富從群眾中剝削來，重擔到群眾中攤派去的「群眾路線」，密切監控評估人民群眾反抗的可能性，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恐懼和服從；黨內假民主同樣泛濫，實行走過場選舉、拍馬屁決策、法西斯管理、做樣子監督，使獨裁風氣日益嚴重；實施選奴用奴製度機製，使各方面優秀人才淪為黨的奴隸、國家治理體系的螺絲釘，確保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現任最高統治者及其指定的繼承人的手中；堅持拿法律當擋箭牌，肆意立法、強力執法、幹預司法、假裝守法，通過暴力機關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強迫人民絕對服從。

　　二、實施符合政治學經濟學的獨裁製度安排

　　在中國，國家各項製度都是圍繞一黨專政構建的，國家治理體系都是圍繞實現獨裁統治運轉的，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製度程序。這些製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廣泛、強力銜接的獨裁製度體系，構建了多樣、可行、低成本的假民主舞臺秀，有效保證了黨的主張能夠成為國家意誌，能夠強奸人民意願，有效保證了黨的獨裁統治。

　　（一）以意識形態作為專政的擋箭牌

　　中國共產黨自稱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憲法中稱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先發製人，定出「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等沒人懂的術語。建政後反復橫跳，甚至舉辦「真理標準大討論」來討論這些術語——除了「黨的獨裁統治」不可討論外，其他的意識形態可以隨意閹割、模糊、篡改。

　　中共堅持「民主」與專政「有機統一」，為獨裁統治蓋遮羞布。一方面，符合中共意圖的政策，通過虛假的民主程序，描述為人民的意誌、人民的需要，保證黨對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的控製能披上民主的外衣；另一方面，毫不留情使用專政機關，打擊其政敵、異見者、利益競爭者，維護其獨裁統治和利益專享，保護其高級官員及其親屬、代理人。把黨的利益與公民利益少得可憐的一點點交集冠上民主之名，而後大肆這層外衣下實施專政，壓榨剝削人民。

　　（二）以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掩蓋黨大於國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中共獨裁政權黨大於國的遮羞布，是絕對獨裁的根本保證，是中共篩選機製漏網之魚的民主天花板，是實現全過程獨裁的重要工具。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假裝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黨的獨裁統治，讓黨的獨裁強奸人民當家作主，然後包裝為「依法治國」。給廣大奴隸自己是國家主人的錯覺，最大限度延緩中共獨裁陷入「暴政必亡」歷史周期率的時間。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黨大於國」的有效實現方式，讓中共的中央機關有效控製各項事業，是地方割據和少數民族自決的法理否定，有效保證獨裁下的奴隸既努力生產又不會造反。

　　中共篩選基層人大候選人、操控上層人大選舉，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代理人會議，並以國家權力機關的姿態批準中共控製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使他們無需對人民負責、也不受人民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有立法權、監督權、決定權、任免權，供中共肆意使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中共中央以國器號令全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事任免權，使中共閉環控製整個國家機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重大問題、發展計劃及其執行報告、預算決算行使審查批準權，使中共中央黨庫直通國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權，使中共中央能任意撤換官員、打擊政敵。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相應職權，使中共對地方官員的任免被無條件的執行，產生對全國的控製力。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提供了民主外衣，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高度濃縮權力後向中共輸送，保證了中共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馬屁。人大代表來自被篩選的體製內人員和既得利益者，橫向上來自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各階層，縱向上分全國、省、市、縣、鄉五級，實現了全國範圍內馬屁精的廣泛覆蓋。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人大代表262萬名，其中縣鄉兩級人大代表占代表總數的94.5%。人大代表充分發揮冒充人民的優勢，走過場、睡大覺，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把中共的既定政策包裝成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一年一度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鄉、縣、市、省、全國自下而上、逐級召開，使得中共的代理人從基層逐級向上、控製全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共拍馬屁、共吹政績，供黨的高級官員當面享受，給人民灌輸國強民富的錯覺。各國家機關依法認真敷衍人大代表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建議；許多廢話被吸納進政策文件中，充實空白部分，成為中共惡劣政策得以藏身的林海雪原，削弱人民的關註。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重要製度形式：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誌，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維護黨的獨裁權威、維護全國臣服在黨的腳下。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符合中華民族歷史奴性和1949年以來中共獨裁暴政實際、體現列寧主義暴力專政國家性質、冒充人民當家作主、兜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假說的好製度。中共必然長期維持橡皮圖章、全面貫徹黨的獨裁、不斷發展假民主的包裝水平。

　　（三）導演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是中國的一部政治舞臺劇。這一製度起源於大臣高呼「吾皇聖明」的封建傳統，彰顯獨裁者請人拍自己馬屁的專製智慧，又對近現代政黨政治中體西用，是中共的新型公關模式。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將長期上演，不斷改良。

　　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花瓶黨派（註①）。在中共獨裁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演戲、互相吹捧、利益分享、一繩螞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這一具有鮮明中共特色和戲劇效果的新型公關模式。中國共產黨是導演，八個民主黨派是中共的地下分支、是同中國共產黨一起演戲的演員，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屁精、滅火器、工具人。在中國，反對黨都在秦城監獄，在野黨都被迫害監禁。中共不是一黨獨角戲，也沒有反對黨、在野黨，而是「中共導演、花瓶表演，中共獨裁、花瓶站臺」。

　　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以拍馬屁大會、叼盤站臺、專折密奏等形式，為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和地方政策站臺。中國共產黨在分配利益時全員召集、接受監督，確保不因分贓不均發生窩裏反。中國共產黨和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在壓迫人民時合作共事，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被安插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及人大專門委員會成員中，一些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擔任國家機關領導職務。各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緊圍繞中共政權工作，積極溜須拍馬、硬叼死撐，為維護中共獨裁發揮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實行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作為公關舞臺，在「協商」中促進全員參與、推進硬叼死撐、實踐溜須拍馬，既秉承「吾皇聖明」的歷史傳統，又冒充現代政黨政治，充分體現了中共獨裁政策壓迫前試水溫、反彈時穩民心、破產後強狡辯的特點，是獨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有中共特色的製度安排。在人民政協製度平臺上，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發揮在界別群眾中的公關、代理人作用，通過任務布置會議、任務設計會議、拍馬屁會議、專業人士會議、滅火會議、試水溫會議等，開展公關、走秀、公費旅遊、拍馬屁等經常性工作，對國家大政方針、經濟社會各領域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進行宣傳造勢、無恥追捧、硬叼死撐、包裝欺騙，提出各種方案。中共先發稿再收回，假裝采納了、集中了他們的意見建議。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收受利益後公開宣揚自己接受黨的主張，並在各界別群眾中強推硬賣黨的方針政策，連哄帶騙，能哄騙多少人就哄騙多少人，高明地哄騙，大聲地哄騙，鞏固村夫愚民的暴政基礎。全國政協全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每年同期召開，政協委員不僅要在政協表演一次，還要列席全國人大會議，參加對有關法律修改、「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等的討論，再演一次。這樣的製度安排真正實現了大家一起吹、大家一起騙，形成了具有中共特色的「雙贏」（贏兩次）。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花錢少、效果好、可持續，能欺騙最廣大人民、全國各族各界跟黨走、被黨坑，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製度形成主奴對立的弊端；讓各個花瓶黨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密團結起來，吹同一個牛、站同一個臺，有效避免了精英階級造反或惡性內耗的弊端；通過製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分配各種利益、推動剝削政策科學化有效化，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製度大撒幣低回報、撒幣不精準、撒幣比例不當導致官紳階級撕裂社會的弊端。

　　（四）建立和維護最廣泛的腐敗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籠絡人心、買兇殺人的重要法寶。在獨裁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擺在重要位置，堅持能籠絡的都籠絡，堅持支持我的反對我的一起籠絡，統籌做好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工作、「磚家」工作、少數民族代理人工作、宗教代理人工作、紅頂商人工作、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有移民能力者）工作、港澳臺建製派代言人工作、外國代言人工作和滲透至外國的華僑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製造共同利益，用錢收買人心、談判各取所需，不斷促進花瓶黨不造反、少數民族不自決、宗教經典加塞黨理論、富人窮人對立、境內境外居民對立，最大限度讓所有中共剝削不了的人都和中共一起剝削其他中國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腐敗統一戰線的組織。全國政協設34個界別，由中國共產黨、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中共收買的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製派、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製派、臺灣中共代理人和海外中共代理人以及其他有利用價值的人組成。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共有委員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黨員占60.2%。這樣的組織構成，體現了「應籠絡盡籠絡」的重要特征，能夠在認同中共獨裁、擁護中共獨裁、共同致力於吹牛皮、共賺黑心人民幣的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把可能反對中共獨裁的人變成支持中共獨裁的力量。

　　（五）培養少數民族代理人

　　中共治下有若幹少數民族。鑄牢奴隸共同體意識，始終保持少數民族不自決，實現各民族一起被剝削、一起被專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方針宗旨。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是指在中共統一控製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選出一些代理人，設立「自治機關」假裝在自治的製度。

　　中共選拔少數民族代理人，以不造反、不自決為前提和基礎，是假自治真獨裁、假少數民族真中共黨員，是防止少數民族造反、自決的權宜之計。中國少數民族代理人，是在中共控製下的代理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共決不放棄的剝削對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都是中共控製的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都必須服從中央統一領導。

　　設立民族「自治」地方，是從製度和政策層面假裝少數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155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均安插了實行區域「自治」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長、縣長或旗長，均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中共根據各少數民族的覺醒程度和抗爭性，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差異化剝削策略。

　　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把中共在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的暴政包裝為少數民族 「當家作主」，對各少數民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製和壓榨。在這一製度框架下，少數民族的反共情緒被削弱，少數民族逐漸淪為中華民族奴隸共同體的一部分。

　　（六）滲透基層群眾

　　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基層治理差異大。中共設立和控製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村民、居民、職工被基層黨組織直接壓製，剝奪一切民主權利，實現極限管理、自生自滅、自我審查、相互批鬥，有效防止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從假象變成實質。

　　村（居）民中選用代理人。村（居）民代理人在基層黨組織的控製下，成立村（居）民委員會，直接壟斷一切民主權利，將中共上級組織的意誌下壓到基層，滲透把控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假選舉，代理人之外的村（居）民只能走過場投票，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實行假協商，由收受中共利益的村（居）民代理人采取多種形式給中共站臺、造勢；實行壓迫政策，由村（居）民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或村（居）民代表會議將中共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等的既定政策強製合法化；實行集權管理，由村（居）民代理人強行製定壓迫村（居）民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用各種形式和「移風易俗」借口非法幹預婚禮葬禮、消滅傳統民風民俗，加塞中共黨性文化；實行官官相衛，由村（居）民代理人進一步控製村（居）務監督委員會，包庇村（社區）事務中的腐敗、防止村（居）務惡行被公開。截至2020年底，50.3萬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員會，11.2萬個社區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員會，實現無死角滲透控製。

　　國企、事業單位職工被迫服從中共。國企、事業單位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由其黨委人員及其代理人把控，把中共在國企、事業單位的重大決策和剝削職工利益的事項包裝為職工的意誌；國企、事業單位安排黨委人員和代理人擔任職工董事、職工監事，防止職工利用董監事代表爭取權利、接觸賬目，探索領導安撫日、勞資舞臺劇、領導信箱等虛假協商形式，掩蓋職工真正訴求，壓迫勞動者、保障中共的剝削利益，使單位加強勞動力剝削和強化壓迫控製，為紅色資本擴張提供低人權低勞權的有利環境。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以「工會委員會」為名，徹底葬送職工建立不受中共控製的工會的可能。現階段中國共有280.9萬個基層工會組織，覆蓋655.1萬個企事業單位，企事業單位的基層員工生活在勞權的沙漠。

　　基層假民主活動紛繁擾民。從城鄉社區裏的村（居）民議事會、村（居）民論壇、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到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進社區，從「小院議事廳」到「板凳民主」，從線下「圓桌會」到線上「議事群」，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的基層生活中，被迫付出大量時間精力為一個又一個沒有實質功能的民主舞臺秀鼓掌喝彩。中共通過這些人模鬼樣、暈頭炫目的假把式，逃避討論關乎人民利益的實際問題，強迫人們以意見建議的方式拍中共馬屁，並向其代理人和爪牙定向輸送利益，不化解任何矛盾，只解決涉及矛盾的人，使基層原子化、去組織化，喪失反抗能力。基層滲透許多經驗做法被全國推行，為中共維護獨裁統治不斷註入新的動力。

　　基層群眾滲透製度，增強了中共對基層群眾的控製和壓迫，培養了基層群眾的奴隸心態，充分彰顯了中共獨裁的殘酷性和非人道性。基層群眾滲透，使得社會細胞彼此喪失聯系，使被壓迫的人失去幫助、不敢反抗，為建設人人害怕、人人奴化、人人賣命的基層獨裁結構體提供了堅實製度保障。

　　三、披滿有名無實的民主外衣

　　中國發展全過程獨裁，既有殘酷的專製壓迫，也有虛偽的民主外衣。全過程獨裁，把操縱選舉與政治公關結合起來，把假選舉、假協商公關秀、專斷決策、維穩管理、空白監督貫通起來，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國家發展大事「定於一尊」、社會治理難事「暴力維穩」、百姓日常瑣事「刪帖禁評」，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內容上的整體性、運行上的協同性、國家機器上的廣泛性和持續性，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服從中共意誌、冒充人民聲音，有效防止了選舉時被迫許諾、選舉後被人監督的「民主難題」。

　　（一）假選舉

　　中共通過操控候選人，阻止人民選出代表自己意願的人來掌握並行使權力，是中共獨裁的一條重要防線，是人民被中共僭越主權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假選舉是廣泛的：國家機構選舉、村（居）委會選舉、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無一幸免，涵蓋了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的選舉是按劇本進行的：人民根本無法行使被選舉權，黨委一把手「一人」「一票」，照本宣科。中國的選舉是可控的：不受體製外任何影響，中共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國的選舉是停滯的：迫害獨立候選人的手段越來越辣、愈演愈烈。

　　國家機構選舉。國家機構選舉是指，選舉產生全國和地方各級橡皮圖章人大，再綁架人大產生同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在中國，合資格人士行使選舉權困難重重，行使被選舉權絕無可能。從全國人大到鄉級人大，五級人民代表大會反復實行經中共篩選的間接選舉。按照獨立候選人強行剔除、黨的代理人長驅直入的原則，通過把大量選區劃分到國企事業單位等中共陣地，由中共代理人占絕大多數的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縣鄉兩級人大代表。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級人大間接選舉，通過中共控製的名單而產生。各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均由同級人大假選舉、等額選舉產生，或者直接決定任命。

　　基層選舉。基層選舉是中國最虛假、最離譜的選舉實踐，包括村（居）民委員會選舉和國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村（居）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組成，村（居）民委員會選舉與縣鄉人大選舉同步進行、一同被中共控製。村（居）民定期走秀，選出中共控製的村（居）民委員會成員。在國企、事業單位中，職工代表大會是中共強奸職工意願、實施獨裁控製的機構，職工代表中共操縱控製的假選舉產生。

　　中國的假民主選舉是符合「選民奴化——中共獨裁——選民更奴化」的中國國情死循環的，是與中共永無止境的剝削壓迫相適應的，是隨著人民的覺醒不斷改頭換面的。幾十年來，中國適時添置遮羞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時，農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用冷冰冰的數字逐步掩蓋中共昔日對廣大農村人口血淋淋的壓迫。人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中共的殘酷迫害也不斷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進行12次鄉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11次縣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獨立候選人長期被拒之門外、慘遭迫害。

　　（二）假協商公關秀

　　暴政假商量，傷害群眾的事情由既得利益者站臺，強奸全社會意願、冒充最大公約數，是協商公關秀的本質。人民失去選舉、投票權利之後，中共在重大壓迫前和壓迫過程中吹風、演戲、找人站臺，盡可能製造社會擁護壓迫政策的假象。協商公關秀是中國獨有的、奴才獨有的、恬不知恥的獨裁形式。

　　具有深厚基礎。協商公關秀源自帝王專製下長期形成的「吾皇聖明」、魅君惑主、明哲保身等官場墮落文化，源自近代以後中國政治淪為集權政治的現狀，源自中國共產黨政治鬥爭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後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賣身投共的實踐，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中的官商勾結、利益代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製度基礎。

　　形式廣泛多樣。在各領域各層級，公關秀參與者對中共的意誌吹捧站臺，為自身的利益與中共同流合污，通過提案、會議、座談、論證、聽證、評估、咨詢、網絡、民意調查等巧立的名目，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營造社會支持的假象。侵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洗地；侵犯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在基層群眾中廣泛洗地。

　　體系不斷健全。中國不斷完善公關秀的種類，探索形成了花瓶公關、橡皮圖章公關、官員公關、政協會議公關、人民團體公關、基層公關、社會組織公關等渠道，推動政治公關秀廣泛多層製度化發展。花瓶公關，是中國共產黨就各種製度性問題，邀請花瓶黨派站臺洗地；橡皮圖章公關，是各級人大在審議中要求官員、社會組織負責人、專家學者、基層代理人站臺洗地；官員公關，是各級政府在強推政策時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受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基層代理人等站臺洗地；政協會議公關，是在中國共產黨控製下，參加人民政協的各花瓶團體、各族各界代理人站臺洗地；人民團體公關，是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冒充特定群體為中共站臺洗地；基層公關，是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基層群眾性滲透組織、經濟社會組織和基層代理人等為中共站臺洗地；社會組織公關，是各類社會組織配合中共政策為中共站臺洗地。這七種公關渠道，極大營造了民主假象、欺騙了國際社會、壓迫了中國人民。

　　中國的政治公關，照本宣科，發稿讀稿，利用各類人士為中共站臺洗地，做到強奸民意、殺人誅心，既搞一言堂、又立牌坊，打感情牌、連哄帶騙，形成充分協商討論的政治假象，充分實踐了獨裁政治，廣泛營造了虛假民意，淹沒人民真實話語。

　　（三）專斷決策

　　專斷決策是獨裁政治的重要一環。獨裁決策，造福中共高官，鎮壓人民反抗，剝削人民勞力。在中國，辣剝削、強說謊、硬維穩，肉麻馬屁、尋釁滋事成為常態，越來越多的人不敢發出聲音，越來越多的支持意見來自中共的代理人和公關演員。

　　人大「為黨立法」。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黨立法、黨性立法，保障中共對人大的全方位控製，努力讓每一項立法得到領導滿意、掩蓋人民哭泣。法律立項，通過召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方式，廣泛收集馬屁，在立法的最初階段就營造人民支持的假象；法律草案起草，假裝聽取公眾意見和專業人士建議，收買第三方謊稱中共內定的法條是他們起草的，讓領導的意圖得到充分體現；法律草案公布，凡是有爭議的（如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才公布，強行把生米煮成熟飯。基層代理人通過聯系點，直接參與法律草案的吹捧、站臺、洗地等多個環節。

　　政府「強行執政」。各級人民政府就即將實施的重大決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決策建議，提前找人站臺洗地，營造人民參與決策的假象。在決策啟動環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中共代理人通過建議、提案等方式吹捧站臺；在決策研究製定環節，通過座談會、公開征求意見、聽證會、問卷調查、實地走訪等方式，廣泛哄騙洗地、特別是向直接關系人哄騙洗地；在決策草案公示環節，通過政府網站和各類媒體，用虛假的社論吹捧決策草案；在決策最終確定環節，「一把手」利用黨內獨裁，綁架其他黨委成員的意見作出決定；在決策後評估階段，禁評刪帖封號、防民之口，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和專家等中共代理人事後叼盤。

　　基層代理人提供滲透策略。基層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村（居）民小組會議等形式，就如何利用本地區人民特點強硬推進中共政策提出意見建議。

　　（四）維穩管理

　　中國的事中共管，人民的事中共更要管。在中國，中共的滲透控製無孔不入，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幹預國家事務、幹預經濟和文化事業、幹預社會事務。

　　幹預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共阻礙人民行使憲法賦予的各項權利，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把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人民無法有效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幹預城鄉社區民主管理。基層中共代理人製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向村（居）民施加超越憲法和法律的限製，在經濟管理、社會治安、消防安全、環境衛生、婚姻家庭、鄰裏關系、計劃生育、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打著「文明」的旗號幹預一般民眾最日常的生活方式、行為細節，對村（居）民實施蠻橫管理、隔絕上訪（「矛盾不上交」）、自我審查、互相檢舉揭發。

　　壓迫企事業單位職工。全國超過1.5億市場主體蒙受工商、稅務、城管、衛生、消防等機構的隨意執法，經商環境惡劣； 7億多人就業，大量勞動者的待遇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最低限度規定相差甚遠，員工行權難、維權難，完全無法組織工會。中共操控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利用「廠務公開」搞輿論宣傳卻從不公開核心信息，操縱職工董監事選舉、阻斷職工代表進入管理層。中共不斷擴大其在私營經濟中的控製力：目前，全國已建工會企業中，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的企業有314.4萬家，其中非公有製企業293.8萬家、占93.4%。

　　介入一切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凡國家設立的均被中共控製，凡民間設立的都受到民政機關的控製。中共控製組織成員，限製其開展活動，禁止其組織成員或服務對象發出反對聲音，插手幹預社會公共事務。以「行業自律」為借口操縱律師會打壓律師、以「社會服務」為名目實施官商勾結和定向利益輸送、操縱紅十字會濫用善款截留口罩等物資，將獨裁統治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截至2021年11月，各級民政部門共登記社會組織超過90萬家，其中全國性社會組織2284家。形式多樣的社會組織成為中共操縱社會的抓手。

　　（五）空白監督

　　中共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切斷人民的維權渠道，保證權力運用不受製約。解決權力濫用、以權謀私的問題，靠所謂的「中紀委」和「監察委」搞自我監督是完全無效的，要靠三權分立和多黨執政。中共大搞「偉大光榮正確」，屏蔽一切監督體系，對權力的監督淪為中共當權者打擊政敵的工具。

　　人大無法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常年閉會，其常委會全由中共黨員或代理人控製，反受製於當地黨政一把手。 人大走過場式通過「一府一委兩院」工作報告，從不行使質詢權。人大代表座談會、基層群眾座談會、問卷調查、網絡調研等活動淪為中共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舞臺。

　　花瓶無法監督。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由中共挑選，與中共沆瀣一氣。政治協商淪為馬屁大會、調研考察淪為公費旅遊，名為監督檢查、實則溜須拍馬。偶爾受黨委委托，對中共已經在黨內打倒的政治派系實施二次清算。在政協組織的各種活動中，中共代理人的主要職能是為黨的政策站臺、吹捧、拍馬屁，協助黨和政府「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行政無法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的升遷規則與腐敗直接掛鉤，上級只有指令下級實施腐敗、濫權、徇私枉法等行為，絕無可能「監督」下級。

　　監察無法監督。監察機關與中共紀檢委一個機關兩塊牌子，是打擊政敵的工具。政治品行惡劣、違反道德操守、濫用公權力等常見的處分理由，都是打擊敵對派系人馬的借口。

　　司法無法監督。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均設立黨組，受製於其所在行政區的黨委，法官均有中共任命，並受製於由中共黨組控製的「審判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不享有獨立決定權，反要替領導背黑鍋。其只能扮演司法演員，處置已經被中紀委開除黨籍並「將違法犯罪線索移送司法機關」的已落馬人員，按劇本起訴、審判、定罪，沒有任何自主權。

　　審計無法監督。審計機關是其所屬政府的下級機關，人事任命、資金預算均受製於上級機關和黨委，其不敢審、不能審、不想審。

　　財會無法監督。財政部門與會計師事務所是利益共同體，後者為大量上市公司簽署審計報告，利用股市債市為中共代理人提供經濟利益，絕無可能采取主動措施遏製財會造假行為。

　　統計無法監督。統計部門的主要職責是配合中央機關造假數據，確保統計資料符合宣傳口徑、互相不發生矛盾。真實的數據從不公開至中共黨外。

　　群眾無法監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對各級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履職情況進行監督的，輕則不予受理，重則遭受尋釁滋事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司法迫害。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不是調解撤回，就是機械適用法律予以駁回，縱有成功案例，當事公務員幾乎不會受到嚴厲處分。監察機關收到控告，就向被控告人通風報信，致使控告人遭受打擊報復。

　　輿論無法監督。媒體全部為中共或政府所設立，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撥款。揭露曝光公職人員行為都是「蜻蜓點水」「打蒼蠅」。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中共加緊建設境外網絡屏蔽網關「防火長城」(Great Firewll, GFW)，並以網信辦向社交境內媒體服務提供商不時發送審查指示，審查清除不利輿論。

　　四、廣泛嚴厲殘酷的獨裁

　　完整的製度程序和完整的參與實踐，使全過程獨裁從政治方案變為橫行神州大地的毒瘤、災難和人民的茍活方式。人民被中共騎在頭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中共幾乎全部的政策措施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國家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機構中，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實現一切行政程序和手續上。獨裁的暴風雨蹂躪中華大地，中國人民遭受廣泛惡劣、真實恐怖、殘酷血腥的獨裁。

　　（一）人民權利被廣泛剝奪

　　中國有一部浪漫的憲法，但完全沒有違憲審查製度，司法機關也不能直接適用憲法作為審判依據。憲法成為中共中央機關肆意蹂躪的廢紙和反駁人權指控的擋箭牌，人民完全無法行使憲法中的政治權利。中國的政治權力是無法通過提高社會地位和財富來取得的，而是被中共壟斷的特權。國家權力不是為公民服務的，而是為中共服務的。

　　中國實行以公有製為收割機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被割、向中共分配為主向其他人分配為輔、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等經濟製度，國民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中共及其代理人手中，中共獨裁統治和鎮壓人民具有堅實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在中國，人民行使選舉權異常困難，行使被選舉權幾無可能。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將會觸犯尋釁滋事罪，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極有可能招致打擊報復。幾乎完全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的管理，也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權利。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角色——奴隸，除了配合中共演戲外，無法實質性行使任何民主權利。

　　在中國，人權狀況極端惡劣。中共控製的資本從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等方面大肆剝削民眾財富。社會保障體系不堪描述：醫療保險顛覆了醫患關系，提供進口藥品將導致醫院虧損，患者因而「買不到藥」；醫療保險對嚴重疾病的覆蓋非常有限，因病致貧成為常態；基本養老保險瀕臨破產，部分省份已經需要依靠其他富裕省份調劑資金。為了塑造領導人的「光輝形象」，中共實施勞民、傷財、無效的脫貧政策；大搞「一帶一路」對外撒幣；以「共同富裕」為口號打壓民營資本，導致人民失業。

　　中共長期以意識形態話術混淆經濟成果與人權的關系，否認結社、出版、遊行示威等權利是應有的人權。在中國，司法機關淪為打壓政治犯的工具，媒體與出版社淪為中共的宣傳機器、民間媒體和自媒體被嚴厲審查取締，遊行示威被視為最嚴重的擾亂社會治安行為。法輪功修煉者、家庭教會牧師、政治異見者長期遭受迫害，甚至蒙受酷刑和活摘器官，連基本的生命健康權都被殘酷侵犯。長期以來，中國人民的空虛感、困頓感、絕望感不斷增加，生存權、發展權、健康權無法得到保障，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方面一敗塗地。

　　中國人民享有的權利不斷被限縮。「六四事件後」，政治體製改革全面停止。習近平成為總書記之後，強化個人崇拜，製造了「脫貧攻堅」「小康社會」「共同富裕」等各式各樣的謊言，中國人民被迫唱贊歌、拍馬屁；互聯網審查全面加強，說真話的人會被起訴「造謠傳謠」；以疫情為借口停發護照、限製跨境旅遊；抵製澳大利亞動力煤，煤價應聲上漲，導致電廠虧本生產、拉閘限電；強製實施清零政策，強迫人民自費隔離。人民的生存權利、發展權力、旅行權利、政治權利都受到嚴重的限縮（二）人民對政治心灰意冷

　　人民連票都沒有，政策連口號都假到騙不了村夫，長期被打壓、維權就被更殘酷的打壓，這樣的獨裁是最無情的統治。在中國，被迫害的恐懼深入人心、人民習慣於忍受和沈默，奴顏婢膝成為人們的日場☆態，中共吆五喝六，社會死氣沈沈。

　　人民對改革的希望不斷滅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管理，事前提不出意見、事後搞不了抗議；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全由中共一手遮天；人大、政協淪為中共代理人，社會組織、網絡平臺被嚴密監控，表達訴求立刻招致打壓、甚至是迫害。從迫害「白專典型」到迫害武漢的醫生，從進不了門到辦不了事，獨裁的本質從不改變、手法日新月異。黨和國家要做什麽、如何做、做得怎麽樣，人民無權置喙、只能默默承受。

　　人民利益要求不僅無法實現，甚至無法表達。獨裁，起始於強迫人民服從，墮落於顛倒因果黑白。人民意願只能表達、不能實現，只是淺層次的獨裁。在中國，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訴求，從國家大政方針，到社會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沒有地方說、說了是造謠、做了是煽顛。人民的意願和呼聲，在中共的壓迫下，成為「謠言」和「煽動」，並通過中央、省、市、縣、鄉鎮各個層級的警察機關聯手作惡、層層打壓，通過各個職能部門之間主管、主辦、協管、協辦的比拼競賽，通過決策、執行、檢查、監督、問責等各個環節的環環緊扣，轉化為迫害人民生命、自由、良心、信仰的酷刑和迫害。對於涉及自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人們通過信訪平臺、領導信箱、政務熱線、網絡「留言板」等提出意見和訴求，不是「涉法涉訴不予受理」「沒有法律依據」，就是招來更殘酷的迫害和鎮壓。

　　（三）國家瀕臨崩潰

　　獨裁嚴重危害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絕無獨裁暴政大行其道，卻是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荒謬現象。獨裁製度一定是殘酷無情反人道的，一定是把國家推下深淵的。

　　中國獨裁的高強度，導致了國家機關的高腐敗，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困厄在人治、官治的中世紀水平。中國的獨裁，充分彰顯了中共的殘暴無情，極大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人民既是獨裁的受害者，也是中共的印鈔機，前途一片黑暗失落，為了生存只能為中共做牛做馬、為奴為娼。中國的獨裁，粉碎了國家和公民、國家和政黨、民族與民族、宗教與無神論、富裕與貧窮、國人與僑胞的關系，扼殺民族主體性獨立性，最大限度製造了牽扯，切實利用了相互掣肘、內耗令中共漁翁得利，形成了一黨暴政的政治局面和濫殺無辜的悲慘歷史。中國的獨裁，把黨的主張淩駕於國家意誌，用黨的意識強奸人民意願，使得黨綁架國家、綁架人民為其統治服務，產生極大壓迫，形成極少數剝奪極大多數的恐怖製度，控製了全社會的生產力，拖累了各項事業現代化，只有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親屬，生活令人咂舌地日趨腐敗奢靡。中國的獨裁，始終把中國人民利益當作提款機，以國家獨立自主抗拒先進文明，強勢維護黨大於國、黨淩駕一切、黨劣化擴張，毀滅性破壞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

　　中共建政70多年來，不斷犯錯犯渾，不斷造成在其他正常國家裏不會出現的災難。中國人民經過水深火熱的忍耐，終於在1978年後開始發展經濟、回歸民生。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後起直追。而中共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其獨裁領導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無民主、無自由、剝削壓迫嚴重的國家，沒有人民的忍辱負重，沒有億萬人民的舍己求全，實現這樣的自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獨裁，真正把草菅人民、迫害人民、剝削人民實施到極致，逼得中國人民在骷髏堆、餓殍堆中死裏逃生。這是中共犯下的罪孽，是舉世罕見的暴行。

　　（四）社會動蕩不安

　　獨裁是人類的一段歷史。終結獨裁，要推動社會向著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團結、和諧的方向前行。良好的社會，應百家爭鳴，而不是搞一言堂；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不是製造紅色貴族皇帝；應保持社會穩定有序，而不是帶來缺電和失業；應讓社會充滿美好善良溫情的人性，而不是充斥假大空殘厚黑的黨性。

　　中國人軟弱順從，中共卻變本加厲、趕盡殺絕。中共的獨裁，實現中共意誌和利益的絕對淩駕，造就顛倒黑白、貪贓枉法、永續暴政的國家機器，人民苦不堪言、絕望無助，社會動蕩不安、「獻忠」頻出。中國人民用幾十年時間填起了中共建政三十年來的毀滅性災害，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中共再次趁機奪利，造成官倒、下崗潮、學潮、民工潮，社會動蕩不安。中共謊言成性，自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全然不顧人民血淚縱橫、泣不成聲。中國人民從清雍正朝皇權專製以來，在辛亥革命之前從沒有經歷過思想可以自由地表達、人員可以自由地流動的時代；中共建政後，因言入罪、戶籍造墻，一夜回到辛亥前。今天的中國，人們被迫高價自費隔離於旅館之中；每月有12.26萬戶企業註銷；10億網民無法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Whatapp/Telegram……中國社會封閉高壓，只剩下官媒口中「團結和諧、穩定有序」的彌天大謊。中共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

　　（五）權力運用不受製約和監督

　　權力是金錢和美色的製造機。當權者恣意妄為，無節製地濫用權力，是獨裁的必然狀態。中共中央不斷加強對基層權力製約和監督，始終堅持中央先貪、始終堅持黨內三六九等，形成濫用權力和貪污腐敗的央地矛盾，必然導致當權者「趁著權力沒過期」竭盡所能剝削人民。

　　把權力放在畫出來的假籠子裏。利用製度的迷惑性、復雜性、形式性和欺騙性，做足製約監督權力的表面文章。持續使用黨紀打擊敵對派系，持續濫用司法打擊敵對派系，法律即造即用、行政任意裁量，創造權力、分享權力、濫用權力、轉租權力，讓權力在恐怖下肆虐。織密黨內法規網絡，創造紀律借口，使敵對派系和政治敵人都被紀律處分扼殺。除總書記外，普遍實行領導幹部任期製，實現總書記掌握人事權控製整個黨。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拉攏，大開濫權之門、大搞奢靡享受，用特供特權製造忠誠的爪牙。架空黨和國家監督製度，運動員自己當裁判；保守腐敗秘密，只公開套話、廢話、輿論宣傳，保證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和人員壞事不被揭露、醜事不被張揚、蠢事不被關註，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爆發、人民造反。

　　態度上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反腐是騙取民心的大戲。中共以「殺掉千百人、穩住十四億」的丟卒保車策略，堅定不移上演反腐表演。堅持暗箱操作、離岸交割，看不見、查不到、追不回三位一體，嘴上一套、心裏一套、澳門一套合體發力。堅持反腐敗天天演、大小演、案案演，堅持集體學習、電視認罪、作秀公審，堅持反腐反賄「贏兩次」，堅持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以政治安全、統治地位的高度，以過河拆橋、打擊政敵的宗旨，「打虎」「拍蠅」「獵狐」三聲部大合唱，以官媒報道、拍電視劇宣傳反腐，持續形成廉潔錯覺，消滅異己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在假裝解決腐敗這個政治大戲中，中共不僅吹牛皮，更上演苦肉計。

　　評判一種獨裁可不可怕，現實最有說服力，被迫害過的人最有發言權，歸根結底要看獨裁者是否自我收斂。中共的獨裁是否殘暴、是否無情，歸根結底要看中國人民害怕不害怕、中國人民下跪不下跪。有視頻顯示，近年來，上訪群眾在政府門前不再是抗議，而是在下跪，這是中國獨裁榨幹中國人民最後一滴血最真實的反映。中共的獨裁道路殺過人、放過火，而中共仍將沿著這條道路變本加厲地走下去。

　　結束語

　　獨裁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

　　民主的中國能造福中國人民、造福整個世界。與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相比，中國的民主之路還需要不斷艱難前行。在中共變本加厲的「習近平新時代」中，中國人民必將在迫害中不斷覺醒，始終堅持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堅定不移反對中共全過程獨裁，讓中國人民早日加入文明世界、先進國家的大家庭。

　　當今中國，正處於最動蕩的時期。維吾爾人被關進集中營、蒙古族人失去了他們的母語、西藏人失去了他們的宗教、香港人失去了他們的立法會和普通法；全國人民在強製高價自費隔離和停工停產停電失業的大潮中痛苦掙紮。這固然是磨難，但也是轉機。隨著世界各文明國家開始關註中國、關註中共獨裁暴政，中共再也無法上演騙局。堅持民主製度，維護普世價值，拓展文明世界，提升人民幸福，才能匯聚全人類文明發展的強大合力，共同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弘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互幫互助、分工合作，推翻一切壓迫人民的獨裁製度，共建人性之上的藍色星球。

中共對中國的專政

作者 宋時雨

　　說明

　　本文論述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前言

　　壹場瘋狂的經濟浪潮漸漸退去，裸泳者越來越多。人們無法掩飾的茫然和困惑表明，無論達官顯貴還是蕓蕓眾生，均未能從成熟的自由概念和理論中領悟到“自由的真諦”。然而，當七十年前那場高昂的自由解放悲劇式的落幕後，另壹場真正的自由解放正在開啟。事實上，中國己經臨到非變不可的關頭！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只有迎上前去，最後壹搏。

　　第壹篇 中國向何處去

　　自由的真相

　　中國曾是壹個文明古國。

　　自近代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個方面都開始落後於人，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中國落後的原因很多，但是，壹切落後歸根結底是制度落後，而制度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建立起壹個保障個人自由的國家。

　　自由是天賦人權，是上天賦予每個人不可讓度的權利！自由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巨大作用，早己從保障個人自由的西方發達國家身上顯明出來,實在是有目共睹。事實上，人類文明史就是壹部自由史。

　　然而，自由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穿上壹件自由的丅裇衫就自由了，自由的靈魂是勇氣和行動。人類社會各國各族為追尋個人自由曾經都付出過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走過讓人匪夷所思的彎路，中華民族尤其為甚！自古以來，由於中國人對自由有太多的漠視和認識的誤區，於是，正應驗了索爾仁尼琴的壹句話：“權力無所不能，正義壹事無成”。

　　浮華後面的真相

　　全世界大多數極權統治國家都已經崩潰轉型，中國似乎成了壹個例外。

　　加入世貿組織後的十五年來，雖然政治制度上沒有絲毫改變，但是，經濟發展似乎讓這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道路、交通、通訊、電子商務、房地產以及某些中國制造，大有領先世界的勢頭。然而，這些經濟增長的亮點並沒有帶來國家的根本進步。

　　認識中國，必須透過光鮮靚麗的表皮看到它的本質。

　　專制極權憑借壟斷專權和對巨量人口的控制，利用文明世界的寬容和良善，詭詐入世，低價傾銷，不惜背負“血汗工廠”、“低人權”的罵名，大肆賤賣中國制造的產品，也就是賤賣中國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以超乎常人想象的低價出口創匯，再以賤賣獲取的天量外匯，在世界範圍內高價購買各種新技術和發明創造，再用這些買進的先進技術和引進的外資拉動經濟：建世界工廠、造廣場高樓、築路架橋、發展高鐵，扮靚了中國形象。與此同時，又從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買入天量的糧食和飼料，以此封堵惡性通貨膨脹的源頭，使得權貴們有充分的底氣超發貨幣拉動各種投資；借助於流動性泛濫，各級政府拼命推高房價制造房貴和財富效應，壹方面把天文數字的貨幣吸入房產和股市，另壹方面借助房地產擴張和股票上市的造富運動，讓權貴們整體暴富。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國外到處撒錢，高價購買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因此，中國經濟繁榮的多彩拼圖可以簡單歸納為：賤賣貴買。

　　雖然和貧困窪地時的中國相比，今天中國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長，物質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年年不斷的通貨膨脹讓人們的實際收入大打折扣，房地產泡沫更是讓多數家庭生活在自我陶醉的富貴夢中，事實上，多數民眾日益陷入相對貧困化的深淵：他們享有國民財富的份額或比例與權貴們的所得相比大幅下降；城市裏有房有車的富裕民眾與騎電單車養家的普通民眾之間、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之間、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貧富差距很大且在不斷擴大。總之，今天中國人財富占有的平等指數不僅遠遠低於毛澤東時代，甚至連許多最落後國家都不如。中國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不僅史無前例，更是當今世界之最。

　　雖然和毛澤東時代的落後中國相比，今天中國，買來的文明和農民工的血汗，把大大小小的城市裝扮成了壹個個光鮮靚麗的玻璃球，而高速公路、高鐵、航空則把這些玻璃珠子串成壹條條光彩奪目的風景線。但是，在廣大的農村、邊遠城鎮和大城市的小街小巷，在許多高大建築的背後以及它們的內部，我們看到的除了極少數的奢華外，更多的是破敗、粗糙、簡陋以及下層百姓的艱辛生活，還有他們在生老病死中的苦苦掙紮。

　　雖然和物資短缺的前三十年相比，今天的物質財富杯滿四溢，人們穿得更加體面，公共場所更加整潔漂亮，吃喝玩樂豐富多彩，但是滿社會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強搶強拆、冤假錯案、食物有毒、空氣霧霾、水源污染，這壹切使得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壹個人，在付出巨大健康代價的同時，人人都缺少安全感。

　　雖然和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相比，人們逃脫了各種政治運動的災難，但是，我們清楚地看到，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各個層面，黨官之間的爭權奪利越演越烈，壹批又壹批的官員（包括上層高官）失勢後被反腐抓進監獄；壹茬又壹茬的大小富豪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喪命的喪命，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最近，人們似乎已經感覺到，壹場圍獵前朝巨商，以及國進民退的運動正在拉開帷幕，那些曾經春風得意暴發橫財的巨富、明星，今天倒黴地被“成也權力敗也權力”的歷史邏輯碾碎；在社會的下層，異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各類維權人士等等無數被迫害的人群，在政治高壓下，成了壹個個被維穩的群體，而貪污腐敗、強權欺詐、司法不公則每天都在孕育突發事件和隱形炸彈。因此，這個讓人自豪的舉國體制在它狂推經濟的過程中，在陷中國大眾於不利的同時，也陷權貴豪強於不義，更使得壹茬又壹茬的風光人物們難得善終！

　　總之，普通中國人這些年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所有好處，比不上國家被掏空家底、資源浪費、環境污染、道德敗壞、殘酷權鬥、人人互害中遭受的損失，更比不上他們忘命打拼、辛苦勞動、充當房奴等各個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打造世界工廠狂推經濟的果實被權貴占有，不良惡果由普通老百姓和他們的子孫後代來承擔，貴買的技術和創新，不是服務於權貴和不到人口三分之壹的城市人群，就是源源不斷往政府臉上貼金，改革的大部分紅利被權貴們巧取豪奪並轉移到國外。因此，賤賣貴買絕對不是壹種無知的二貨行為，所有真相都指向壹個顯明的事實：權貴們不斷賤賣、賤賣、賤賣中國、賤賣中國人民！貴買、貴買、貴買他們的奢華、貴買他們的權力江山！由此可見，千萬別說賤賣貴買不符合生意常規而不能持續，在中國權貴們的政治邏輯和聰明絕頂的算計中，只有賤賣才能獲取大量外匯：才能貴買（收買）別人買不起的各種創新和新技術，才能跨越式發展；才能用自由世界的先進技術手段來限制和摧毀國內臣民們的自由；才能用自由世界的矛，戳自由世界的盾。更核心秘密是：不惜壹切代價的賤賣中國的資源和產品，損失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普羅大眾的利益，延長的是專制極權的壽命，最終受益的是穩坐江山且亨盡榮華富貴和地球村紅利的權貴們。

　　然而，正是這種背離市場經濟規律、違背人類基本商業規則、顛覆自由市場比較成本優勢、脫離人類文明進步軌道的倒行逆施，打造出了讓人耳目壹新的中國模式，至今仍在讓無數海內海外的善良人們為之沈醉。

　　面對以上事實真相，作為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妳真的願意國家在這樣壹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嗎？

　　誰剝奪了我們的自由

　　驚人的腐敗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奇葩的表征，也是民憤極大的政治生態。權貴們打著改革開放旗號明修棧道，在十幾億人的眼皮底下公然把公有制壹步壹步暗渡陳倉為權貴私有制，上演了無數瞞天過海的把戲和絕頂聰明的人間罪惡！因權鬥揭露出的貪腐不過是惡貫滿盈中的滄海壹粟！然而，大量的真相告訴人們，腐敗這個人民公敵不是官德淪喪的結果，它源於中國各級官員享有的無上特權。這些特權使得各級官員除了在黨政軍系統及壟斷行業、特殊單位的肥缺上提拔安排自己人之外，更為張狂的是在發展改革、城市規劃、政府投資、銀行組建、銀行貸款、不良核銷、國企供銷、國企破產、股票上市、股票交易、國企組建、資產重組、工程承包、項目審批、物價管理、土地征用、資源上下遊鏈等等領域，在壹切政府管理的大小市場及這個國家“人、財、物”的方方面面，瘋狂地牟取私利，化公為私。

　　權貴們享有的名目繁多的特權中，最大的特權是權力不受社會和百姓的制約。為什麽官員們的權力不受制約？因為維系這個黨國體制的政治法律制度需要壟斷權力！不容許黨官以外的任何人染指權力，也不容許任何民間力量挑戰權力。總之，權力壟斷是當今中國的萬惡之源。

　　權力壟斷不僅滋生、強化了權貴的特權，事實上，權力壟斷剝奪了人民應該享有的大部分自由。

　　他們通過城管限制人們做小生意和貧苦人家擺攤的自由；他們通過發改委泡制各種條條框框，限制老百姓的小資本、以及獨立民間資本的生存、發展和投資自由；他們通過民政局，限制人們互助、做慈善和公平獲得社會救濟的自由；他們通過計生委，限制了人民的生兒育女自由；他們通過國土局，剝奪了人們支配和擁有土地（私有財產根基）的自由；他們通過城建房管部門，限制了人們修房蓋屋的自由；他們通過拆遷辦，限制人們擁有和捍衛私產的自由；他們通過證監會，砍光了資本市場的梧桐樹，限制了人們直接投融資的自由，掐斷了私人資本獨立發展的命門：不勾結官府，誰也別想做大。

　　他們通過銀監會、保監會，限制普通民眾自辦（參股）銀行、保險公司及涉足壹切金融領域的自由；他們通過宗教局，限制人民的的信仰自由；

　　他們通過教育局，限制了中國各種學校、教師及應屬民眾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自由；他們通過宣傳部，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他們通過公安局，限制了人們的遊行、示威、罷工、結社、組黨、競選自由及壹切政治自由；他們還通過工商管理等部門，限制人們因上述部門未能管住的各種經濟自由，把各種交易市場、礦山、森林、河流、銀行、證券、保險、交通、通訊、網絡等重要經濟領域和暴利行業，牢牢控制在權貴手裏，不準草民自由進入。

　　他們還通過稅收、貨幣發行的獨斷，枉顧“無選票不納稅”的世界公理，毫無顧忌地對人民的血汗錢進行大肆掠奪。

　　總之，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權貴的壟斷無處不在！哪裏有壟斷和限制，人民在哪裏就失去自由。

　　當加入世貿組織的條款要求打破壟斷，於是，權貴們就借國際社會的聲音，把國家的各種壟斷性資源，通過各種明裏暗裏的手段，轉化為他們私人占有，中國近十幾年來，各行各業中迅速成長暴發起來的巨富，無壹不是這個政權通過剝奪人民政治、經濟自由，或官商勾結，或權力直接轉化為資本（通過白手套），先壟斷後私有化（民營化）的結果。

　　當妳看清了權貴貪官們如此肆無忌彈地剝奪百姓的各種自由，壟斷資源貪腐盜國，我們不禁要問：妳生為中國人還有幸福感和自豪感嗎？

　　當代中國人無不生活在自由的假象之中

　　比起毛澤東時代，也許妳會說中國人很自由了。那個年代的中國人，日常生活都被管得很死，現在吃、喝、玩、樂、打工、旅遊、有錢人全世界找享受，自由得不得了，甚至比起號稱自由之邦的美國人還自由。在這個社會的各種公共場所，到處可見人們自由抽煙喝酒、自由高聲喧嘩、自由亂扔雜物。更有甚者，人們自由的坑蒙拐騙、自由地推銷假冒偽劣；朝堂之上，權貴們自由地掠奪天下、自由地宣傳謊言、自由地花天酒地奢侈豪華，自由地強拆強征，自由地維穩打壓社會良知，自由地抵制公平正義、賤踏人權，自由地無法無天、官德淪喪，自由地喪盡天良且活得很好。

　　用現代文明的普世標準剖析中國人的自由，如前所述，權貴們享受的是匪霸剝奪民眾自由的惡自由，中國社會平頭百姓享有的僅僅是辛苦勞動的自由、某些小生意的自由、日常生活的小自由。至於生育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結社組黨自由、集會遊行罷工自由、選舉自由、參政議政自由等，這些寶貴的、對人的壹生意義重大的自由，壹樣都沒有。殊不知，只有上述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自由才能保護小自由限制壞自由、鏟除惡自由！否則，百姓享受那點經濟和生活的小自由隨時有可能被權貴剝奪，只要他們有政治上的需要，隨時都有可能走回頭路。那些至今陶醉在生活小自由和壞自由中的中國人，妳們醒醒吧！

　　為什麽平民百姓很少分享到公共財富和經濟發展的紅利？為什麽百姓找個好點的工作、過上稱心如意的日子非常難？

　　為什麽費力不賺錢的事都是平頭百姓在幹？而國家明文規定禁止私人進入的許多壟斷暴利行業都有權貴私企在發展？

　　為什麽鐵定賺錢、發橫財且不費力的事都捏在官員手中，而朝中權貴仍不滿足還要貪？為什麽貪官又多又大抓不完？

　　為什麽官商橫行霸道掠奪欺壓百姓法律管不了?而司法衙門的大門總是向西開？

　　根本原因就是：民眾沒有政治自由！為什麽中國人喪失政治自由？因為，公權被特權利益集團壟斷。壹個被多數人忽略的基本常識是，按照自然法的邏輯，這世界上原本只存在私權或個人權利，由於人與人因為財產、人身安全、思想觀念不同，會發生各種矛盾糾紛，需要有人出來主持公道，為了讓主持公道的人正常工作，每個人都要交出壹部分私權來，這就形成了公權，因此公權是私權的讓度，公權的存在目的是為私權服務或更好地保護個人自由、捍衛私權，讓每個人從公權服務中受益。個人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是對公權的約束！自由被剝奪意味著公權原本該為大眾主持公道變成了維護少數人的特權。

　　公權產生的本原性質意味著政府就是壹個服務機構，意味著政黨必須輪換！妳幹不好就下臺，讓別人來幹。再如，如果官員以權謀私，每個人都有權揭發直到撤換官員。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只有黨官可以反腐，上級對下級可以反腐，普通黨員和百姓反腐就是“惡攻、“顛覆”，就是維穩的對象，人民不要說政治自由，就連反貪反腐的自由權利都被權貴剝奪。

　　公權只有在憲法制約下才會保護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個人依法擁有政治自由權才能制約權力，以保證公權公用、公財民享。但是，中國官員手中的公權只受上級領導和黨的約束，不受憲法管束，這就必然造成壹個黨、壹群官員獨占公權。中國的公務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公開享受著比普通百姓高出許多倍的教育、醫療、退休、養老等公共資源，乃鐵證之壹。總之，公權私用，公財官享，都是黨官對權力壟斷的結果。

　　在社會經濟的公共領域，權力壟斷通過剝奪個人的政治自由權進而剝奪了老百姓對重大經濟問題的知情權和決定權，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由權貴說了算。最嚴重的莫過於當官的擁有處置各類公共資源的特權，普通百姓無權過問，更無權參與，從而產生少數權貴“擁權自肥”的嚴重後果：大量公共資源和財富被權貴們壟斷，又不斷以股份制改造和市場化改革的各種名義變成權貴及其白手套們個人所有。而這些肥水流入的私人公司和集團，又以驚人的成長速度反過來鯨吞這個國家更多的資源，在黨官的安排授意下，國有銀行更是源源不斷地為他們提供巨額貸款資金；而那些所謂的大型國企壹方面壟斷著各種產業鏈的上遊牟取暴利，另壹方面每時每刻都在向權貴個人輸送著利益而形成巨虧，最後讓納稅人買單！

　　在這不公不義的世道，有良知的人總要發聲，受欺淩的人總要反抗，於是，這個國家產生的維穩費用成了天文數字，甚至超過軍費！而投資教育、醫保、養老這些最基本的國民福利，官員說沒有錢。中國的稅費全世界最多，國家財政收入全世界最多，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肥的政府！然而，為什麽上述公共福利等重大民生上的投入，且是世界最低，形成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悖論，錢都花哪裏去了？妳懂的！

　　當明白了上述事實和公理，勞苦奔波的妳還會覺得生活在這個國家充滿了自由和幸福？抑或妳真的覺得自己是自由公民嗎？

　　中國特色紅滿天

　　中國社會是壹個全方位的壟斷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被壹個東西所壟斷，這個壞東西就是權力，而權力又被壟斷控制在少數人手裏。

　　少數人壟斷權力的真相被壹塊巨大紅布遮蓋，這塊紅布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人講它名不符實，因為國家權力不是人民的，有人說它掛羊頭賣狗肉，因為從來就是假共和之名行專制極權之實。正如崔健的搖滾歌中所唱“它蒙住了雙眼，也蒙住了天”！天紅、地紅、人也紅，人的眼睛更紅。上世紀末，在壹個饑餓貧窮釀造的原始欲望世界裏，我們聽到了壹個聲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始，大家都覺得這條路很好，當沿著這條特色道路不斷走下來，我們終於發現它和文明世界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西方的富豪，他們的巨額財富不是科技創新（比爾.蓋茨）就是自由投資競爭（巴菲特）的結果，而中國富豪們則無壹不是“特色”壟斷的寵兒，人民喪失的自由成了他們財富的源泉！

　　正是權力壟斷不受制約，中國的權貴們才能為所欲為，以自己獨享之特權“擁權自肥”！權力壟斷讓權貴們享受特權，特權的巨大利益又刺激著官爺們興奮的神經，促使他們更加拼命地維護權力在社會各方面的壟斷，這就是中國的特權壞制度異常頑固不化的怪圈。

　　總之，壟斷特權不除，無論怎樣反腐也不可能根除腐敗，中國人也永遠不會享有“人成為其人”的真自由。人們必須警醒的是：如果我們滿足於改革開放這四十年得到的壹點勞動自由和日常生活自由，不思進取，不想爭取更多的自由，中國社會很有可能出現停滯和倒退，國家也永遠不可能進步到真正的長治久安。

　　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真的打破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邏輯，邪道變成了世人垂範的正道嗎？中國特色經濟增長如此賤賣貴買會不會走進死胡同？中國模式的投錢型經濟和高壓政治能持續多久？中國人家家戶戶拼命買房坐等升值發財什麽時候到頭？中國政府守著低人權的大鍋，用“發展就是硬道理”和舉國之力的柴火，煮出讓人垂涎的中國飯，是不是成了人類的楷模、宇宙的真理？中國的政治經濟矛盾是否潛伏著火山？總之，中國到底需不需要壹場社會變革？如果中國需要改變，怎麽變？誰來變？變革的路徑是什麽？中國是不是處在大變革的前夜？

　　所有的問題及所有的真相都指向壹個天問：中國到底向何處去？

　　自由中國在呼喚

　　第二篇 中國的自由夢

　　自由的夢想

　　中國向何處去？往前走，必須過政治改革這壹關，主政者有這個擔當嗎？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文革時期，也不可能，因為中國不會再出壹個毛澤東。退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嗎？更不可能，蘇聯這個中共的昔日靠山早己解體，何況完全的計劃經濟下人們缺衣少食，要退回去老百姓也不幹。

　　時至今日，人們驀然發現前後的路都斷了。為什麽會導致這般困局？因為，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發展道路，不能由某個領袖說了算，也不能只是某個黨說了算，否則是要摔大跟鬥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絕對的權力主導了中國人的夢想，人們不再有思想。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種沒有思想的夢想正在變成改變人類的妄想。

　　中國需要自由夢

　　每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夢想，壹個沒有夢想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當今世界，無論國哪國哪族，如果想要要融入現代文明的話，有壹個夢想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自由的夢想。如果沒有自由的夢想，其他所有的夢想終將變成惡夢。自由是壹切夢想之母！

　　中國向何處去？所追問的正是中國人的夢想和道路。如果大家仍然和過去壹樣，只是夢想升官發財，現存的壞制度就不會有改變。如果妳認為走老路很好，那麽我會告訴妳：如果“天不變，道亦不變”，當買來的文明消耗貽盡後，我們的子孫後代將面對壹個更加落後、敗壞、腐朽的中國。

　　我們的夢想是壹個自由的中國。

　　當今世界上文明發達的國家，無壹不是自由的國家。以蘇聯為首的極權國家之所以最終失敗崩潰，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剝奪了人民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中國的黨國極權制度今天仍活著且創造了經濟奇跡，僅僅是因為它搞了壹點市場經濟，利用了自由的國際大市場，把勞動和生活的自由施舍了壹點給人民。中國政府經濟上還權於民的小小善舉，深深感動了國際社會，以至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壹下子把中國政府擁入文明世界的懷抱，就是那場大屠殺也沒能阻擋這“遲來的愛”。結果，舊制度整整年青了三十歲！而中國人的自由夢想則在權貴們的燈紅酒綠中化成了泡影。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特權人物們也要追尋自由，只不過他們追求的是為所欲為的壞自由，是損人利己和剝奪他人自由的惡自由。特權剝奪人民的經濟自由，就是為了他們自由地圈錢和霸占資源；權貴剝奪人民的政治自由，就是為了他們自由地控制每個人且不許人民反對和反抗。這就是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的原因。

　　中國人幾千年來就缺失政治自由。權貴處處剝奪民眾的政治自由，其實，他們自己也時刻被控制，和普通民眾壹樣，他們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也沒有保障。

　　壹個良性社會，壹個理性善良的正常人所追求的自由，壹定是以不損害別人自由為前提；壹個民主國家保障的個人自由壹定是以權利平等為基礎，無論妳官大官小、財富多少，每個人自由的重量（權利）是壹樣的。

　　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常說的壹句話就是：妳不看看妳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這個斤兩就是自由度。因此中國社會壹切重大問題和矛盾的總根源乃是：權貴的自由千斤重，小民的自由僅八兩。幾千年農民革命為什麽要“均貧富”？為什麽中國的改革就是放權？不就是為了解決“自由斤兩”的公平問題嗎？中國社會的壹切進步就是為了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千斤重，特權的自由等於0！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壹個民族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只有明白了真相，懷抱著自由的夢想，找準了路子，不怕犧牲勇敢向前，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解放。

　　自由的腳步聲響不停

　　自由的夢想始終在人類的時空中徘徊。不幸的是，早在上個世紀，追尋自由的共產主義夢想被魔鬼引向了災難。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結束這場惡夢的世紀大決戰己經拉開了帷幕。

　　人類的壹些先進國家，大概是在十七、十八世紀，經過壹系列的政治革命，先後找到了政治自由的路子。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野蠻原始積累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和諸多的社會問題，從而引起了人們的反思。以歐文、聖西門、傳立葉、拉薩爾、蒲魯東等為代表的、追求經濟自由的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在歐洲興起。人人生而平等，於是，類似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訴求匯成了強大的歷史潮流。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工會組織、工人階級的各種左派政黨在歐美各國紛紛湧現。雖然馬、恩提出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理論，但是，自由的政治空間化解了底層人民的暴戻情緒，迫使馬、恩在晚年放棄了暴力革命的政治呼召。從此以後，議會道路主導的和平的政治鬥爭，通過左右兩派無休止的爭吵互鬥，不斷地限制公權、完善法治和社會保障，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使得自由資本主義各國在改良的道路上不斷進步。

　　然而，壹九壹七年，俄共借歐戰政變奪權，列寧主義順勢把馬克思主義引向極端，壹種黨國極權的政治體制在共產主義的大旗下孕育誕生。經歷了二戰的狂風暴雨，在蘇共的主導下，社會主義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地登上人類歷史舞臺。順著這股歷史潮流，中國的國共兩黨，也先後從列寧的共產主義試驗田裏，各自弄回來壹個極權制度。

　　盡管早在1516年，從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開始，共產主義思想就開始在歐洲徘徊，但是，它從來不曾在文明發達的地方立國。共產主義在落後的俄國落地也並不符合馬、恩理論，因此，俄共建國壹開始就註定是壹個背離文明的自由怪胎。

　　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這個黨國壹體的極權政治怪物，喊著“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自由民主”的口號，壹方面歌頌領袖的英明偉大，強化權威，另壹方面對人和社會實行無孔不入的嚴密控制，人們完全失了自由。幾十年下來，它呑食了無數鮮活的生命和十幾億人民的幸福，就連他們的高官、黨員也不能幸免。起初，社會主義國家表演出來的種種優越性還能迷惑不少人，然而，當人性之惡和極權統治融合後，社會主義各國的新階級產生了。當人們發現，這個掌控壹切的新階級比當年的地主資本家兇狠百倍。殘酷的現實擊碎了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夢想，這就從根源上動搖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於是，“改革”成了社會主義各國的時髦名詞。

　　改革就是為了終止共產革命這場人類的災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蘇聯及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選擇了自我轉型和自我了斷，國民黨也走上了重生之路。而中共在鄧小平等人主導下，選擇了壹條單邊經濟改革的相反路子。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壹步步背離了“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莊嚴承諾。四十年來，在“不爭論”的掩護下，這場由小平智慧主導的“聰明改革”，終於演變成了權貴們的盛宴。它不僅沒有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也沒有讓國家走向憲政共和，而且離早期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的初衷也越來越遠。在這個東方古國，十幾億中國人眼睜睜地看著特權新階級打造的財富王國不斷地登峰造極。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幾乎整體地陶醉在房價上漲的發財快樂之中，對這個國家因漠視政治自由出現的各種危機視而不見， 致使這場歷史性的變革在中國陷入泥潭。殊不知如果沒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人們到手的錢財也遲早會在極權制度下的各種災變中煙消雲散。金錢至上，對政治自由的麻木，無疑是中國自由的悲哀。

　　誰說黨國體制下中國人沒有自由的夢想。上世紀80年代，中國從原有政治枷鎖中掙脫出來，恢復高考、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幹部四化等，權力壟斷壹度有所松動，壹大批草根官員應運而生，民眾的反腐和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也越來越高。正當中國改革就要進入關鍵領域的時候，壹場流血的政治風暴扼殺了人們的自由夢。到了這個世紀，早前乘“幹部四化”東風進入官場的草根官員早己犬儒化、特權化，權力階層近親繁殖成了新常態，就是有幾個草根進入權力階層，不是暗中有背景，就是官爺們相中的看家犬，更多的是買官入仕。從此之後，中國社會在經濟上雖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中國人自由的腳步停了下來。

　　夢斷政治唯物論

　　中國自由之路存在嚴重的思想障礙。最大的思想障礙是政治唯物論對人們頭腦的桎棝。必須清除政治唯物論的蠱毒，中國自由的大船才能破浪遠航。

　　壹個國家如果沒有壹個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就好比壹場比賽沒有公平的遊戲規則和公正的裁判員，人人都在妳爭我搶、大打出手。對此，為什麽多數人包括某些天天講“穩定”、“和諧”的上層精英都認識不到呢？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是壹個很實在的民族，正因為太實在，太相信拳頭和硬實力，以至於官民上下都被政治唯物論蠱惑！

　　政治唯物論就是壹種只見物不見人、把人當作物的政治哲學。是壹種把物質和利益擡高到嚇人的高度，並以此主導政治思維的世界觀。政治唯物論不是哲學上唯物論的分支，它僅僅是政治思想和理念上的壹種唯物至上的偏執思潮，也可稱為“政治上的唯物論”。

　　迷信暴力是這種思維的本能。問題壹復雜就用暴力來解決，清除政治對手靠暴力，壓服百姓也是用暴力。普通百姓平時在政府高壓下服服貼貼，壹但有變，就會蜂擁而上用暴力推翻政權，又來壹次“報仇的報仇，伸冤的伸冤”！族群的這種政治唯物論思維不改變，中國很難走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

　　利益決定論是這種思維的常態。毛時代，什麽都用政治立場和觀點說事，今日中國朝野上下完全走到另壹個極端，無論大事小事都拿利益說事，壹有矛盾強壓不靈就拿錢擺平，把所有紛爭就說成是利益之爭，完全不講是非，更不許討論大是大非。

　　唯物主義作為壹種哲學思想本身無所謂對錯，但是，它壹但被政治人物們極端化成壹種政治意識形態，並向十幾億人不斷灌輸，不只是害了中國，還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在社會經濟層面，這種極端拜物的政治意識形態：1）偏面強推生產力，看不到政治制度和生產力之間的聯系和互動，不僅導致生產力畸型、產能過剩，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浪費，而且導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先富人群積累的財產失去合法性；2）過於迷信超經濟強制，使得政府對內強力控制和壟斷各種市場（包括思想市場），讓市場經濟配置生產要素在總體上失效，這不僅使人群的利益分配和他們的正當努力脫勾，而且使得科技創新失去原發動力；對外，用國家行政手段操控匯率和出口，用重商主義的種種爛招破壞國際經濟秩序，引來國際社會人人喊打，致使對外經濟陷入困境。3）過於看重資源，急功近利不惜壹切代價去爭奪控制，不考慮原住民和他國的感受和想法，也不重視資源的科學合理利用及各種長遠的打算，始終沈迷於投資拉動的粗放式發展，導致極大的資源浪費和污染，還帶來嚴重的族群沖突。

　　總之，他們老是用實力、金錢去理解、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看不到普世價值的巨大軟實力對治國、對世界和平發展的功效，看不到國內、國際社會都需要公平正義。結果，經濟越發展，族群內部各種矛盾越來越尖銳，對外經濟關系也越來越緊張。

　　自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貿以來，中國的生產力在巨大的國際市場推動下，象魔鬼壹樣地被呼喚出來，外匯儲備巨增，各種建設日新月異，驀然回首，晃如隔世！世界工廠、商品堆積、高樓大廈、高速高鐵等等這些物質成就更是讓執政者沖昏了頭腦！他們以為發現並創造了人類發展的奇跡！

　　他們以為只要“貿易戰”作壹些讓步，仍然可以繼續賤賣貴買掙外匯，把過剩的產能推向國際壹帶壹路，不僅可以統領世界，還可以賺取大錢壹舉兩得；他們以為利用國際市場的路已經鋪好，誰也阻止不了，吃定了發達國家都是有限政府，管不了州政府、私人財團和企業與中國做生意；他們以為只要中國產品保持超低價出口，根本就不怕各種關稅和制裁；只要中國進壹步開放，進壹步讓某些國際私人資本獲取暴利，進壹步和國際社會兜圈子，中國經濟強勢還會壹如既往下去； 更為天真的是，他們以為過去令人頭疼的政治改革，現在完全不用了，這個政治制度很好，不僅用不著改，而且會成為人類各國的樣板。

　　受政治唯物論的毒害，主政者們仍然對強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執迷不悟，以至於他們：1））看不到二戰後，所有文明發達國家之間由過去的民族和利益沖突，轉變成了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合作共贏的共識，形成了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看不到社會主義陣營崩潰的根本原因不只是經濟上的失敗，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底線被不斷損毀後，道義基礎的淪陷；3）更估計不到挑戰文明世界新秩序的難度及其可能發生的災難性後果。

　　蠱毒太深就很難自拔。壹切解放都根源於思想的解放，壹切自由都源於思想自由，解放思想，思想才能得自由。中國再壹次面臨思想解放的歷史性突破。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是從外部打破政治框框對人的欲望和思想的禁錮，只是壹種初級解放；這壹次的思想解放是人們頭腦中價值觀的根本轉變，是壹種思想意識層面的高級解放。因此這是壹場自我的思想大解放，壹場刮骨療傷後的徹底解放！前壹次解放是為了活命吃飽飯，這壹次解放是為了活出人的價值和尊嚴。

　　朝野的精英們，妳們思想清理好了嗎？

　　要防止政治變革的俄羅斯陷井

　　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前蘇聯國家，由於巨變前民間政治力量發育不成熟，政治改革完全被黨國領導人獨斷，轉型後的國家仍然被黨國精英所把控，憲政架構雖在，壹黨獨大和權力壟斷死灰復燃，以致於這些年出現令人遺憾的民主倒退。今日之中國，為數眾多的黨國精英認為，“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最好是不改！如果迫於各種壓力不得不開啟政治改革的話，也必須在黨國精英控制下自己來改。他們不無擔心地認為：民間政治力量起來必然是民粹主義興起，出現法國大革命的慘狀。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客觀上為他們提供了擁改自肥的不良示範。

　　事實上，前蘇聯政治改革的樣本難以復制，在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任何政治改革把民間力量或政治反對派排斥在外，其結果必然會導致驚天亂局！因此，有現代意識的黨國精英們只有痛下決心和壟斷特權決裂，真正站在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壹邊，容許理性、健康的民間組織發展壯大，和來自民間的各路政治精英攜手化解各種矛盾，走向政治和解，推動最高政治圓桌會議，這才是利國、利民、利己的明智之舉。

　　承載中國自由夢的網絡之船

　　如前所述，當全世界共產國家的政治改革風潮此起彼伏的時候，中國的政治變革就曾經提上過議事日程，只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扼殺在繈褓之中。今天，歷史再次無情地把這個國家拖到了政治演變的關口。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執政當局怎麽想，無論人們對時局怎麽看，中國走向國家進步的“政治關”越來越近了。

　　眼下雖然看不到任何變革的跡象，其實，社會大變革前夜往往十分詭異。越是沒有希望的時候希望就在眼前，越是看不到路的時候，路就在腳下。

　　變革的時點是上帝掌控的，變革的過程是人為的。自上而下地主導變革無疑是最佳的路徑選擇。如何主導政治變革？正如經濟改革第壹步是松綁放權壹樣，政治變革順利闖關的第壹步也只能是放權。

　　政治放權從何入手？發達的網絡為我們提供了壹個最簡單、最平穩、最有效的途徑，這就是：先行網絡自由！讓人民在網上自由發言、自由交流討論、自由建群交友、自發地形成各種網絡圓桌會。

　　變革需要大局穩定，大局穩定需要減少人群的爭鬥和對抗。唯有網絡的虛擬空間中：只有爭論和溝通，沒有爭鬥和對抗。這是我們經過長時間觀察思考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

　　為什麽網絡圓桌會能夠承擔平穩變革的歷史使命？

　　今日中國，以微博、微信、QQ為代表的網絡平臺（我們把它簡稱為“微Q”），每天都有數以億計的網友、群友在發文、轉貼、交流、討論、辯論、爭論。不僅如此，今日之網絡，全方位的信息飛散具有超強的穿透力，自媒體讓每個人都成為宇宙中心，使之擁有超強的動員力和超大規模的時空聯結潛能，它極大地抑制了權力的野心和虛妄，提升了個人的能量、價值和自信，從而使政治矛盾的輕松化解第壹次因網絡技術進步成為可能：權貴在網上不再至尊，百姓在網上不再卑微。

　　今天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人手壹部手機。人們隨時隨地可以上網，互聯網已經把多數人聯在壹起，精英們也幾乎都在網上（不同的是體制內的精英更多地處於潛水狀態）。大家在網上表達思想、觀點，在網上發泄喜怒哀樂，民情輿論、意見沖突也盡在網上。因此，有了網絡圓桌會，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等重大問題，都可以拿到網絡圓桌會來討論，這十分有利於各類人群及官民上下溝通交流化解矛盾。如果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缺少政治平穩轉型的時機和條件，那末，網絡發展提供的“微Q”平臺則完全具備了操作的條件，剩下的只是時機的選擇。

　　今天，雖然中國仍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是，壹部小小的手機就可以把天南地北的中國人聯在壹起，不論身份、不論貧富、不論學識、不論職業、不論高低貴賤，壹方有事大家關註，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壹處不平全國聲討！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在網群裏交友，在網群裏溝通、交流、協商，只要心胸豁達沒有達不成的共識，只要誠心誠意沒有翻不過去的政治坎！這是網絡革命帶給中華民族的福音！

　　放權就是還權於民，就是讓百姓得自由！把經濟自由權還壹點給老百姓，中國經濟就蓬勃發展，把政治自由權逐步還給中國人民，中國的前途將不可限量！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自由之光照到哪裏，哪裏就有興旺發達：自由之光照到農村，中國人就吃飽飯；自由之光照到城市，中國人生活就多姿多彩;如果自由之光照到網絡，中華民族定能浴火重生??。

　　我們真誠希望執政黨不忘80年代改革放權的初衷，進壹步放手放權，讓民間力量自發推動網絡圓桌會，走壹條效果最好、最平穩且代價最小的政治變革之路。

　　網絡圓桌會就是承載中國自由夢的那條船！

　　綜上所述，在網絡時代，黨國精英欲拉開政治開明的帷幕，首先應該在網絡上給不同意見留出壹定自由空間；在憲法上給政治反對派留出壹點地盤。這就需要強化憲法的功能。憲政不立，法治不昌；法治不昌，人人自危，錢越多社會越亂，人們越是沒有安全感。

　　真正落實依法治國必須要有憲法法院。成立憲法法院，實實在在地兌現憲法條款，也許，政治變革就悄悄地從這裏開始了。

　　當人們從自由的悲哀中警醒，當朝野內外的精英人群都看明白了腳下的路，義無反顧地共同爭取多盈的政治格局，自由的曙光就來臨了。 還感覺不到嗎？網絡革命推動下的政治變革，那堅定而沈穩的腳步聲越來越近，它催促深明大義的黨國精英們，帶領國家走政治變革之路。

　　政治變革就是壹個讓那些特權胖子們逐漸減肥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的平民百姓提升“自由斤兩”的過程，對今天中國而言，這是壹條代價最小的變革之路。

　　也許，這就是當下全體中國人應該去努力實現的自由之夢。

　　自由中國在呼喚

　　第三篇 中國自由之路

　　自由的路徑

　　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無數仁人誌士為追求自由民主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不少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且每每功敗垂成，讓今天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中國人深感遺憾和責任重大。

　　如前所述，今日中國的自由之路，必須打破“中國特色”和政治唯物論的魔咒，在網絡革命條件下走出壹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它就是從網絡圓桌開始的自由之路。

　　網絡圓桌之路

　　今日中國之變局不同於以往時代，無論是黨國精英主導的政治改良，還是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都離不開網絡革命的平臺。網絡革命的虛擬空間使得社會變革更加溫和，成本更低，也更容易走向成功。如前所述，網絡革命推動變革的良性發展離不開網絡圓桌會。

　　壹張圓桌沒有上下左右之分，更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圓桌就是平等，圓桌精神就是平等基礎上的溝通、協商、共識。在特權社會中，滿腦子政治唯物論的人很難坐在壹起平等交流，只有網群這個虛擬的圓桌，可以讓大家坐在壹起。也許，政治唯物論就在這裏終結，網絡革命也將在這裏悄無聲息地改變中國歷史。

　　網絡圓桌會不需要創建，只需要規範和發展。網絡圓桌何處尋，網上處處有圓桌！微博、微信群、QQ群都是網絡圓桌會的土壤。壹個群就是壹個圓桌！沒有群的朋友可以建群加群，群裏人多容不下可以分群。當然，不是所有的網群都能夠建成網絡圓桌會，只有那些關心討論國家大事和公共事務，關心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網群才有可能建成網絡圓桌會。

　　網上的民主群、政治群、壹切關心國家大事和中國前途命運的群，都是天然的網絡圓桌會群，在這些網群裏的群友、網友都是網絡圓桌會會員！因為，妳們早已用自己的思想言論證明了自己的身份。在網絡圓桌會群裏，各種政治立場和不同觀點的人都可以聚集到壹個圓桌上來交流，壹起討論天下大事，壹起爭論國家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前途。

　　網絡圓桌會有兩個使命：壹是會員聯誼：引導會員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加深了解、包容接納，求同存異；二是推動政治和解，直到國家最高政治圓桌會議召開。

　　網絡圓桌會的宗旨是：平等、尊重、接納；溝通、協商、共識。

　　壹但網絡圓桌會在朝野各方的培育下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各路政治精英們在網絡圓桌會中己有了良好的溝通交流，在政治變革的大方向上有了初步的共識，這個時候，按照各方商定的時間表，民間政治力量就可以選出參加最高政治圓桌會議的代表，與黨國精英推薦的政府代表舉行正式談判。

　　最高政治圓桌會議談判，應該達成政治和解等重大事項的相關共識，最重要的共識還有修憲的內容和時間。即在原有憲法的基礎上，刪除和增加某些條款。考慮到社會穩定因素，第壹次修憲以簡明為好，主要把壹黨獨占、壟斷特權的條款刪除，把人民代表普選和軍隊國家化等重要條款加進來即可，以此作為過渡。

　　修憲完成後，再依憲選舉新政府。待新政府運行壹段時間後，再按憲政的普世標準完善新憲法。

　　自救之路

　　如果老路走不通，政治放權的新路又被堵死，也就是說，特權利益集團的政治壟斷壹如既往，他們不想自己解放自己，也不想給中國人更多的自由，如此下去，按照歷史發展的邏輯，這個國家遲早壹天會走向天下大亂。

　　如果亂局中政府功能沒有喪失，主要省市的社會秩序大體平穩，全國各地的網絡圓桌會員應該果斷地站出來，有組織地擔當起歷史的責任。為防止事態惡化，政府最好主動與各民間政治力量代表接觸，召開最高政治圓桌會以平定亂局。

　　如果亂局導致政府功能喪失，警察找不著人影，在這種時候，無論那壹種亂都會出現壹個相同的指向：社會正常秩序被破壞。不良後果首當其沖影響到的是廣大城市市民。他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財產會受到威脅，城市越大越嚴重。這正是多數中國人＂談亂色變”的根本原因。

　　當亂局成了壹種必然，大家千萬不要慌亂！壹定要明白壹個真理：“沒有全能政府，地球壹樣轉”，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關鍵是要知道：我們該做什麽，我們能做什麽。治亂，治亂，還是治亂！這就是首先該做和能做的事情。

　　如何治亂？成立自救會！誰來發起成立自救會？當然是反復學習領會了變革主線的人群。就是妳們：網絡圓桌會員。因為，妳們早己領悟了變革策，知道變革始於“自己救自己”！沒有神仙皇帝能救這個國家，只有妳們有能力在國家處於危難的時刻站出來，壹呼百應！

　　只有妳們才有智慧和勇氣回到妳們各自的社區，發動社區廣大業主，成立自救會，喊出“壹切權力歸自救會”的口號，和社區群眾壹起，自己救自己。

　　如何自救？把自己生活小區的業主們動員起來，把有熱情、有公益心的業主組織起來形成核心團隊，再聯合鄰近的幾個社區，及時選派精壯男女成立治安糾察隊，嚴防打、砸、搶、偷、盜，保區安民；其次要盡快成立生活救援隊，聯系商家及城市供應部門，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如停水、停電、各類生活物資短缺等等。

　　妳們帶領群眾成立了自救會，不僅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還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妳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意味著妳們不僅能管好自己，還能管好社區，不僅能管理好公共事務，而且能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護！同時也意味著妳們有能力和智慧走進更加廣闊的政治空間：從容自治。

　　自治之路

　　各省治，而天下治；地方治，而國家治。

　　歷史將證明，從自救中走出來的妳們，不僅能管好自己、管好社區，還能管好社會。

　　自救會是壹個個扁平化的分散組織，除了鄰近或本市各自救會之間有橫向聯系外，和外地沒有聯系，也沒有上級組織，這種組織狀態不適應非常時期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也不利於解決全局問題；自救會也是壹個臨時性的群眾組織，它是亂局初期為了及時幫助民眾脫困在傖促中形成的，必然帶有各種粗糙的痕跡，隨著形勢趨於平穩，這種自發的基層管理組織需要優化提升。

　　自治會就是要解決跨區、跨市、跨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全面恢復經濟生產、保證物流、通訊、各種交通運輸的通暢，進壹步強化社會治安等。

　　如何自治？首先要明白，自治不是搞獨立王國、占山為王，也不是鬧地方獨立。自治的第壹步把自救會上升為自治會。先把各個社區自救會更名為自治會，然後進行組織和人員的整頓，清除個別不良分子，吸收專業人員、各界精英以及政黨人士加入自治會。當壹切準備妥當後，就自下而上地構建中華自治會的組織體系：首先各社區自治會派代表參加組建城市自治會，其次各城市自治會派出代表組建省自治會，最後，各省自治會派代表組建中華全國自治會。

　　自下而上選派代表組建上壹級自治會，壹定要把優秀人才推上來，還要註意大眾代表與精英代表以及各類人群代表的合理搭配。

　　壹切權力歸自治會！

　　就當時面臨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及解決辦法，中華全國自治會正式成立後應及時發出公告，以安定天下民心。

　　早在省級自治會成立之時，壹項特別重要的工作必須提上日程，這就是聯系軍方、武警和公安，希望他們保持政治中立，同時盡快配合軍、警後勤保障部門，解決軍警急需的生活物資。其次要全力保護重點公共設施包括網絡、壹電臺、電視臺、報社、機場、碼頭、車站、銀行、電廠、水廠、燃氣公司、物資倉儲等。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治會，必須把緩解民族矛盾和穩定大局作為工作重心，努力消除暴力沖突的各種可能性。

　　各省自治會在做好上述工作後，在中華全國自治委員會的統壹安排部署下，選出制憲委員會代表，參加並組建全國制憲委員會。

　　制憲立國之路

　　從自救到自治，從自治到制憲，這是壹個完整的路線圖。妳們如此從容簡單地重鑄了社區和社會的管理體系，創造歷史走到這壹步，己然事半功倍、勝利在望，妳們即將成為中華三千年大變局的最後贏家，恭喜妳們。

　　接下來妳們要做的是：做好憲政的制度安排，重鑄立國的根基。

　　第壹步：成立制憲委員會

　　具體操作大體是這樣的：由各省市選舉（推舉）產生的制憲代表組成全國制憲委員會。為了更好地求同存異，制憲委員會下設專家委員會、政黨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共三個職能委員會，作為臨時性的工作機構，其主要工作是協商審定制憲代表。參與制憲工作的委員，壹是以憲法和法律專家為主，經濟社會、少數民族問題及其他專家為輔。二是由各省自治會及各黨派組織委派代表，因此具有廣泛代表性。第三，他們的中心工作僅限於：起草並討論通過憲法草案、擬定國會大選的時間、討論並通過關於國旗、國徽、國歌以及全民公決等重大立國事項，這些工作完成後，制憲委員會宣布解散。

　　為了確保制憲的公允，參與制憲的委員，原則上不參與大選。

　　第二步：國家暴力機器的國家化

　　憲法草案通過後，首要工作是依憲與軍隊、武警和警察高層舉行會談，達成軍隊、警察政治中立的協議，並全國公告。隨後，全自會派代表進駐軍事機關和各級警局，配合軍、警各方開展武裝力量國家化的教育，把黨軍、黨警轉變成為國服務，為民效力。

　　第三步：依憲大選

　　按照憲法草案有關條款，各競選黨派出代表依憲參加競選議員，選出國會參議院議員和眾議院議員（名稱可變）。由參眾兩院議員分別選出議長。由全國自治委員會推舉過渡時期的國會主席，以便於協調各方，順利完成權力交接。

　　第四步：依憲組閣

　　根據有關憲政專家對全世界幾十個國家成功轉型的經驗總結，更考慮到中國幾千年專制和皇權文化的影響，為了民主轉型的成功和憲政的鞏固，對行政大權多壹些制約，防止威權復辟和政黨血拼，最好采用內閣制。

　　根據內閣制的要求，獲得議會席位最多的政黨領袖依憲出任政府首腦並組建政府內閣。第二、第三或更多黨派根據席位多少，依憲參與政府組閣。政府首腦依憲提名內閣成員，並獲得國會通過。如果制憲委員會決定采用總統制，就按照有關總統制的憲法規定，依憲進行大選和組閣。

　　第五步：解散自治會

　　組閣完成後，在內閣首腦布署下，按照小政府的原則，自上而下改組自治會，高素質的能幹人才留下參與政府工作，其他自治會人員發給退職金離開自治會。接下來的重要工作是籌備公務人員的全國統壹考試，擇優錄用的人才經過短期民主政治培訓，迅速充實到各級政府。各級小政府在憲政架構下開展工作， 這時，自治委員會的歷史使命完成。公告解散自治會。

　　微Q黨人宣言

　　望天下，中國變局伊始，輝煌與敗壞並行，經濟的光鮮與政治的黑暗交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荒唐混噸。觀社會，強權霸淩，民眾的辛勞與幸福、所失與所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迷人心智，以致於人們的價值觀中沒有是非。看大勢，人潮變得越來越煩燥和迫不及待，呼喚公平正義的聲音開始勇動大地，潮水般地沖擊著舊制度的堤壩。

　　開放，把世界文明引入這塊紅土地，多數中國人慢慢變得有錢，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好日子。改革，壹次次回避舊制度，以致於經濟越發展越不公平，不義之財越多，人心越壞，人們越是沒有安全感。

　　如果中國以往落後尚不具備政治變革的條件，那麽，經濟和教育經過幾十年的長足發展，早已埋葬了素質論。事實上，網絡時代的各種技術平臺，正在徹底改變人們思想和社會關系，它向全世界表明：凡是有網絡的地方，政治變革就沒有銅墻鐵壁。

　　我們有幸處在微Q時代。微博（推特）、微信和QQ，簡稱“微Q”，這些言論和社交平臺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為中國社會的根本變革預備了道路。中國的精英人群借助微Q平臺，或觀察社會人心，或了解政治動向和社會新聞，或討論、爭論、議論國事家事，或溝通、協商、形成共識。

　　網群是壹個個天然的圓桌。圓桌的平等和包容把人們吸引到壹起。網絡圓桌會不過是人們在網上自由、自主、自發形成的精神家園，關心政治和國事的群友從進群的第壹天就成了圓桌會員。

　　群主天然就是絡圓桌會會長。妳們把眾多網友拉進群，組織他們開展群裏的各種活動，己經證明了妳們的組織和領袖才能，妳們是改變中國的核心力量，妳們的聯結將無比重要。

　　在網群裏，壹種前所未有的新型人際關系被開啟（群友超越了親友、朋友），壹種全新的政治生態正在萌芽（傳統的政治蕃蘺正在被拆除），陳舊的千年堅冰悄無聲息地開始融化。無論如何，有遠見卓識的政治精英們，早已從新型的網絡政治中發現了山雨欲來的信號：借助網絡圓桌會，中國已經具備政改修憲完成政治轉型的可行性，就是出現亂局，中國也能平穩地完成從自救、自治到制憲的歷史性過渡。

　　正義和良知的吶喊：“中國必須改變”！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改變中國是壹個宏大的社會目標，必須群策群力，必須有原子鏈把分散孤立的原子人整合起來。於是，必須發現同類項，聯結同類項，當且僅當時機成熟，才能合並同類項，最終完成歷史性的使命：移項。因此，從現在起，網絡圓桌會員們應該自覺地行動起來，在自己的文章中，在彼此的交流裏，在群裏群外和朋友圈裏，在所有網絡空間的虛擬世界：

　　中國變革的歷史主線，從網絡圓桌會出發，不是政改修憲，就是自救、自治、制憲。在網絡發達的今天，這不是夢！為了中華民族憲政立國的千秋大業，維Q黨人鄭重宣告：

　　維Q黨人批評“賤賣貴買”的中國式道路，不是反對國家掙外匯和購買國外先進技術，而是要告訴天下人：賤賣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它對內不公不義坑害民眾，對外喪失誠信自絕於文明世界；貴買的各種文明成果，不是服務於以權貴們為核心的少數人群，就是用於形象工程和維穩，如此急功近利和倒行逆施，只能得逞壹時，不能得勝壹世。

　　維Q黨人揭露批判腐敗、特權、壟斷，不是要煽動仇恨，更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讓大家認清現行舊制度的真相，喚起大眾的良知，認識到這個太平社會不太平，盛世中包藏著大亂的危機。如此盛世危言只是告訴大家：中國必須改變。

　　維Q黨人告訴體制內外關心政治的群友，妳們早己自發地形成了各種網絡圓桌會群，妳們己經擁有了網絡圓桌會員身份，妳們肩負著改變中國的重大歷史使命！妳們應該在群的海洋中，吸收更多關心政治的人進入網絡圓桌會。變革主線引導網絡圓桌會員從容理性參與變革，天下大勢成竹在胸，凡此種種，主要目的是凝聚精英，特別是通過收攏草根精英穩定社會人群，以利於國家走上壹條最簡單、最平穩、代價最小的政治變革之路。

　　維Q黨人號召網絡圓桌會員盡早完成自身的“思想和組織準備”，或在亂局出現的第壹時間，勇敢站出來成立“自救會”，不是要亂天下、造誰的反，而是為了在政府放權時穩定大局，或在政府缺位的危難時刻，發動群眾治亂，以穩定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出發點，進而聯絡社會各界完成從亂到治的轉變。

　　維Q黨人告戒黨國精英：如果妳們希望在中國人群中營造壹個多贏的政治格局，絕對不能走蘇聯變革的老路，壹定要實實在在發揮民間政治力量的協同作用，既不能拒絕變革走回頭路，也不能擁權自改、閉門造車，這是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經驗教訓和今天網絡世界的現狀提醒我們的。

　　維Q黨人主張憲政立國，實在是因為：只有憲政才能讓中華民族告別幾千年來的人治折騰；只有憲政才有可能讓中國真正融入文明世界，重新成為人類文明的火車頭，再造輝煌；只有憲政才能超越上下左右之爭，認同多數，保護少數，讓政治遠離黑箱和血腥；唯有憲政才能夠保障包括黨國精英在內的每壹個中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

極權中國的司法環境的基本屬性

作者 吳有水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官派律師可能是中國獨有的，多發生在刑事案件領域。它是為了防止刑事案件當事人得到真正的辯護而產生的由刑事辦案單位（壹般多為偵查部門）專門指定或者由辦案單位委托司法行政機關按辦案單位的要求指派的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完成對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指控、定罪的律師——有人誤將其與法律援助律師和官方安排值班律師混同。

　　在這裏，我將官派律師、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律師作壹個簡單的介紹。

　　法律援助律師，是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對那些無力聘請律師參與各種訴訟的當事人，由政府安排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或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必須要有辯護律師但因當事人或其家屬未聘請律師，而由政府指定為其辯護的律師。

　　法律援助律師雖然由政府指派，但其指派是有法律上的依據的，雖然這些律師並不壹定會真正為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但壹般不會對當事人產生負面的作用，最多只是怠於履行作為壹名律師應當履行的職責。

　　值班律師，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或者相關行政規章的規定，由政府安排律師輪流在看守所等部門為刑事案件當事人提供臨時性的法律咨詢、或完成某種法律手續（如認罪認罰協議簽訂時必須要有律師在場並簽字）。這類律師雖然也會按規定要求履行壹定的義務，不會很認真地為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但壹般也不會給當事人產生很大的負面作用。

　　而官派律師，則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和《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在明知當事人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要求，而且當事人自己或者家屬已經聘請了辯護律師的情況下，為了幫助辦案單位對當事人定罪量刑，根據辦案單位或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強行替代當事人自己或家屬聘請的辯護律師，以便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完成有關部門對當事人定罪量刑的要求，或幫助隱瞞刑事偵查過程中存在的如刑訊逼供等非法行為而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予以配合完成刑事訴訟程序要求。

　　因此，官派律師有以下幾個特點：

　　壹、政治上絕對可靠。被指定官派律師的案件，壹般都是含有某種政治含義的案件。因此，被指定這類案件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是政治上絕對可靠的。如：必須要有堅定的黨組織，律師所的黨組織必須是得到過“先進”或“優秀”稱號的。被指定的律師，壹般也必須是黨員或者是“優秀黨員”；二、業務上絕對低能這類律師和律師所，法律素養壹般沒有什麽特色可言，甚至很多官派律師根本沒有什麽刑辯經驗或者連刑事訴訟的基本程序都不清楚。但是，他們絕對聽話，如會見時和當事人怎麽談話、法庭上怎麽發表意見，壹律師嚴格遵守辦案單位或者司法行政機關等有關部門的要求進行，甚至連所謂的辯護詞都要經過有關部門審查通過才行，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法律理解。

　　三、收入可觀，會擔任律師協會“高官”或得到各種“榮譽”官派律師或者官派律師所違背律師的職業道德，出賣良心配合道具式辯護的回報，就是能得到不少官方的各種給予的政府業務。如擔任各種官方的法律顧問，代理各類官方的訴訟事務。因為有政府在經濟收入上的充分保障，因此，無論是律師所還是律師，壹般在經濟收入上，都會大大地高於普通的律師事務所。

　　另壹方面，作為回報，官方也會給予這些官派律師或者律師所的負責人如“律師協會會長、副會長”“優秀律師”等這類的職務和稱號。

　　因此，各級律師協會的領導職務和各級律師協會評出的“優秀律師”“傑出律師”，基本都會因為充當官派律師的回報。

　　官派律師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幫助彌補定罪上的證據不足

　　需要官派律師的案件，壹般都是因為根據法律的規定，當事人確實不構成犯罪，辦案機關實在無法找到當事人構成犯罪的證據，但根據要求又必須給當事人定罪的情況下，如果讓當事人自己或家屬聘請的律師辯護，很可能就會做無罪辯護，而且會公開相關不構成犯罪的證據材料。因此，必須要由官派律師來配合完成刑事審判程序，以便審判的“程序合法”。

　　二、幫助辦案單位隱瞞非法行為

　　有時偵查單位為了得到當事人的口供，會采用壹些法律明令禁止的刑訊手段。如果這樣的刑訊手段遺留下了什麽痕跡，當事人自己或家屬聘用的辯護律師可能會向社會公開揭露並且會提出非法證據排除。這必然會讓偵查單位難堪甚至好不容易得到的當事人口供不能作為證據。當然，還有可能是因監管單位使用了別的不法手段，這些不法手段也有可能被當事人的律師透露出去。因此種種原因，為了隱瞞官方的這些不法手段，就必需把當事人或家屬聘請的律師擠走，以到達隱瞞真相的目的。

　　三、幫助辦案單位誘騙或者威脅當事人主動認罪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為了防止事後案件被推翻，讓當事人自己主動認罪，假以“認罪認罰”的名義，誘騙當事人認罪。

　　當辦案單位誘騙不成功的時候，以長期羈押、不讓當事人會見自己的律師，從而造成壹種信息上的不對稱，給當事人造成強大的心理壓力，然後再逼迫當事人自己“主動”解除自己或家屬委托的律師，而聽從辦案單位給自己指定“辯護律師”，以求盡可能地讓案件能早日開庭。而指定的官派律師此時就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對當事人施展心理壓力，假借為當事人爭取“從輕從寬”的處理結果，誘騙當事人“認罪認罰”，起到辦案單位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所以，官派律師，嚴格意義上並不是律師，而是辦案單位的走卒，是法治的毒瘤。他們只為辦案單位服務，根據辦案單位的要求，壹起迫害刑事案件的當事人。迫害自己的當事人，是他們得以往上爬行、獲得壹系列“榮譽稱號”的壹最最佳的方式。

中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國家認同

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黨獨裁專制好，還是民主制度好？

　　專制的中國與自由的美國哪壹個好？

　　在中國，官辦的媒體們異口同聲地會說：專制中國好！民主美國大大地壞了壞了！

　　由於中國沒有自由媒體，中國民眾只能聽官辦的媒體發出的聲音，所以在民間，普通的中國民眾也跟著共產黨起哄：中國偉大、中國好！美國大大地壞了壞了！

　　但是老狼要說的是：中國好不好，只有中國的“皇帝”和“官人”們知道！美國壞不壞？美國卻是中國“皇帝”和“官人”們心中的最愛！

　　別看中國媒體上天天在罵那美國，但咱大中國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們人人心知肚明：美國方方面面都要比中國好壹百倍！

　　中國如何壞？美國如何好？專制如何壞？民主如何好？老狼也不過多的闡述。下面老狼就以中國“皇帝”和“官人”們的言論與行動，來證明民主好於獨裁，美國好於中國。

　　實例之壹：毛澤東在沒當上中國皇帝前，對美國的政治是了如指掌，在國民黨允許共產黨辦的《新華日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贊揚美國民主制度的文章。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致的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中說：要建立壹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實例之二：鄧小平執掌中共大權後搞起了改革開放。記得鄧小平有個覺悟：“凡是跟著美國混的國家都富裕起來了，凡是跟著蘇聯混的國家都窮了”。所以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總是在與美國套近乎，與美國搞關系，跟美國眉來眼去，恨不得對美國以身相許做那“夫妻”。但美國又覺得獨裁專制的中國醜陋無比，想說“愛中國”不容易。“獨裁專制”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在“夫妻”的床上搞不到壹起。特朗普上臺後，原本是中國壹廂情願的“夫妻關系”開始鬧事。特朗普厭惡中國這個主動投懷送抱的“妻子”，要中國按自由、民主、經濟開放的審美觀“打扮”下自己。否則只有“對不起”！

　　實例之三：習近平上臺後，多次公開說：“我們有壹萬條理由要搞好中、美關系。”

　　中共的領袖們都知道民主的美國好。但中共在中國人民面前總把民主的美國描述成壹個魔鬼。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獨裁專制的皇權體制。

　　而中共的大大小小官員們雖然在嘴上也說美國不好。但他們卻有事無事都往美國跑。中共的大大小小的官員雖然沒有“選票”，但他們卻在用腳“投”了美國和民主自由的“票”！

　　“投票”之壹、前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現年八十幾歲的姜春雲老頭子，帶著比自己年輕四十多歲的美女在美國過著悠閒自由的幸福生活。

　　“投票”之二、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退休後在美國過著幸福的寓公生活。直到死前才落葉歸根。

　　“投票”之三、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面臨被薄熙來搞死的千鈞壹發之際，化裝潛逃進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他知道：如果他向黨中央舉報薄熙來的問題，結局將是：自己怎麽被搞死的，地球人都不知道！雖然王立軍沒有得到美國的庇護而被交給了中共當局，據說已經死在了獄中。但王立軍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用腳投了美國的壹票，這足以讓更多的中國官員和中國人民進行深刻的思考！

　　“投票”之四、全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孟晚舟女士。孟晚舟在中國算得上成功人士：其老爸任正非是中國最大企業華為的董事長、本人是華為的CFO，在中國國內擁有二十幾套房子，內定為華為的接班人。但她卻在民主國家加拿大置業兩棟豪宅，幾個兒女都在外國讀書，其全家都生活在西方極樂世界。

　　“投票”之五、網上有文章披露：現任中共部長以上的高官多數都把自己的“二奶”、“小蜜”、兒女們移民到了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民主國家去了。

　　投票之六、中國前任和現任縣長級別以上的官員們有多少把自己的兒女親人移民到美國等西方的民主國家？據說中國的裸官都有壹百幾十萬之多！中國有關方面肯定知道實情。但就是不公開出來。以免動搖黨心、軍心、官心、民心。

　　投票之七、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有個預言：二十年後中國將變成壹個貧困國家。其理由就是：中國已經有百分之二十七以上的私人企業主移民到了西方國家。中國搞到巨量銀子的官員很多都逃到了西方，或把銀子存放在西方國家的銀行。有錢的中國人對中國的獨裁專制政治制度失去了信心，怕有朝壹日自己辛辛苦苦掙的、貪來的錢被共產黨搶走了！

　　投票之八、網絡上有文章說神州國第壹公主在美國留學？不知道是真是假？

　　在獨裁專制政治體制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包括大多數的官員們都對中國失去了信心！

　　中國政府因孟晚舟壹事抓捕三名無辜的加拿大人，更讓中國獨裁專制制度的醜陋嘴臉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國的國家形象瞬間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流氓國家”！抓捕加拿大人質事件將使中國更難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中國將被先進的文明國家完全孤立！

　　中共，妳就不要再做那勞什子的“中國夢”了！妳這“中國夢”連自己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員都沒壹個人相信，再“做夢”有什麽意義？

　　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那麽還有更多的中共官員們、中國富人們，中國的中產階層在賺到大筆大筆的銀子或撈到大筆大筆的銀子後，就會拋棄專制的中國投奔民主的西方國家！

　　沒有“選票”的中國官員、中國富人、中國中產階層，甚至普通的中國民眾都只能用腳“投票”：移民到西方國家去！

　　如果稍有銀子、稍有覺悟、的中國人和官員的女人和兒子們都逃到了西方，那麽中國或許就剩下空蕩蕩的高樓大廈和壹地的雞毛！

　　華為CFO孟晚舟女士因為在加拿大被逮捕突然成為世界新聞的中心人物！中國最大企業華為（老狼不能確定它是個國企還是民企）的“太子女”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突然被捕！在中國強大壓力下，孟晚舟女士幾天後以1000萬加元保釋。

　　孟晚舟回到加拿大的家中後，當即在網絡上發表感言：“我在溫哥華，已回到家人身邊，我以華為為傲，我以祖國為傲！謝謝每壹個關心我的人。”

　　孟晚舟作為華為老總任正非之女，“以華為為傲”，這在情理之中，不足為怪。但她這壹句話：“我以祖國為傲！”卻讓老狼心中不爽：今日獨裁專制的中國，人民養活著占世界官員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員和他們的家人！人民養活著幾千萬無所事事的公務員們！人民累死累活壹天也只能確保餓不死！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批評執政者的權力，人民隨時都會被官員們以種種理由盤剝得只剩下皮包骨頭，誰還有那精神會以那勞什子的“祖國”為傲？

　　看到孟晚舟這“以祖國為傲”幾個字，老狼心中大大地不爽！心中不爽的老狼只有借酒澆愁。幾大碗“跟鬥酒”下肚後，老狼的腦袋裏面雲裏霧裏，開了壹個大大的腦洞。

　　當今的中國誰誰誰會為那勞什子的“祖國為傲”？或許只有如下幾大類人吧：

　　其壹、村長以上的各級大小官員們，他們會“以祖國為傲！”大家想壹想：沒有祖國，壹個小小村長可以撈幾個億嗎？壹個官員可以有錢包養壹、兩百個美女嗎？壹個部級官員家中會有幾噸的現金嗎？壹個副省長會搞到五百多億的銀子嗎？

　　其二、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會“以祖國為傲”，沒有祖國，其父輩、祖輩們會給他們留下幾代人都揮霍為完的家產嗎？孟晚舟女士就屬於這壹類。據說她在國內有二十多套房產，在加拿大有兩套豪宅，連護照都有香港、中國、加拿大幾個國家共八本！“祖國”把孟晚舟養得“超級肥”！孟美女能不“以祖國為傲”嗎！

　　其三、公務員壹族們會“以祖國為傲！”沒有祖國，他們能壹分錢不掏就憑空分得到幾百萬的房產嗎？他們能什麽事都不不幹，每月的收入都有普通勞動者的幾倍到十倍以上嗎？他們能享受高出普通中國人幾倍，十幾倍的福利嗎？他們能享受完全的免費醫療嗎？

　　其四、所有國企的老總們會“以祖國為傲！”沒有祖國，他們能用國家的資產輕易發大財嗎？沒有祖國的縱容，他們能隨便搞自己的女下屬而不會被追究任何的責任嗎？

　　在獨裁專制的國家，只有少數人會“以祖國為傲！”大多數壓在底層的民眾說不定正在“以祖國為恥”呢！

　　其壹、看不起病的群體們。特別是那個自己把自己的腿鋸斷了的病人在“以祖國為恥！”

　　其二、交不起高額學費的人們。近幾年多有農村人考上大學，家長無錢供養大學費用而自殺的慘案發生。他們都“以祖國為恥！”

　　其三、所有因沒有關系、沒有後臺、沒有銀子收買法官而討不到司法公正的人，他們都“以祖國為恥！”

　　其四、當中國的白血病患者以二萬多元的高價從中國的醫院購買印度價值僅二百多元的“格列衛”時，全中國所有不能享受免費醫療的中國人都在“以祖國為恥！”

　　其五、當老人摔倒後，所有路過的中國人都不敢扶摔倒的老人時，所有的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以祖國為恥！”

　　其六、幾十萬在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十冬臘月天被趕出住所，露宿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此時此刻所有中國人都在“以祖國為恥！”

　　其七、當壹個高智商的中國人腦袋愛胡思亂想，但祖國卻不準他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個高智商的中國人會“以祖國為恥！”

　　其八、當全世界人民都有言論自由時，中國人卻不得隨意說出自己的見解、想法、觀點時，中國人民會“以祖國為恥！”

　　其九、當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官員都是民眾選舉上任，而中國卻是由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送錢，再由上級官員指定任命時，中國人民會“以祖國為恥！”

　　其十、當中國壹個縣長級別的官員數量是民主國家同級別官員數量的四、五十倍以上時，中國人民會“以祖國為恥！”

　　其十壹、當普通中國民眾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時，統治者每年卻對世界大撒幣幾千億時！全世界的人們都在“以中國為恥”！

　　如果有統計局進行精確的統計，老狼估計這“以祖國為傲！”的人數量僅有“以祖國為恥！”的人的十分之壹！

　　從更廣義的歷史角度看：

　　當毛澤東隨意餓死、屠殺幾千萬無辜的中國人民時，瘋狂的毛澤東肯定會“以祖國為傲！”

　　當劉少奇被毛澤東殘暴搞死時，冤情如海深的劉少奇肯定會“以祖國為恥！”

　　當鄧小平主宰中國，隨意把三個皇帝拉下馬時，囂張的鄧小平也會“以祖國為傲！”

　　當趙紫陽下臺被軟禁十幾年後郁悶至死時，趙紫陽也會“以祖國為恥！”

　　當幾十萬知識分子因說話就成為“右派分子”而受到殘酷迫害，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人無不以“以祖國為恥！”

　　當五千多萬的農民在和平年代活活餓死在自己的田園時，幾億農民們都會“以祖國為恥！”

　　或許有人要問：妳巴山老狼是“以祖國為傲”？還是“以祖國為恥” ？被幾大碗酒灌得暈暈呼呼的巴山老狼腦袋裏面是雲裏霧裏，不知道如何回答。

　　忽然巴山老狼的腦袋被壹團軟綿綿的東西輕輕壹擊，壹群身穿大清朝服裝的人興高彩烈地立馬把壹朵大紅花披掛在老狼的胸前！老狼壹時驚得目瞪口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這時，壹大清國太監跪在巴山老狼腳下說：“恭喜巴山老狼，今兒個當今聖上的公主在樓上拋繡球選駙馬，繡球恰砸在了妳頭上，妳成了當今皇帝的乘龍快婿駙馬爺！快隨老奴去與公主洞房花燭吧！

　　聽了老太監壹席話，巴山老狼渾身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興奮得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心中的萬分激動心情！連忙奮力振臂高呼：“大清國，我親愛的祖國，巴山老狼以大清祖國為傲！巴山老狼為大清祖國自豪！溥儀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忽然壹陣猛烈的“咚”、“咚”、“咚”敲門聲，老狼驚醒！滿肚子的黃湯瞬間變成滿額頭的冷汗，醉酒中的幸福感瞬間變成現實中的恐懼感！老狼急問：“什麽人”？門外壹男人大聲喊：“查氣表”！

中國社會的醫療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首先，對於患者的權利，發達國家有明確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規定。例如美國各州的《患者權利憲章》就明確規定了作為患者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患者權利作為很神聖的權利加以維護，維權不僅有法可依，還依靠的足夠堅實。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相反，近年來在出臺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解釋說明中越來越偏向醫方，如取消很必要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第二，發達國家有專門的中立仲裁機構，以及成熟的司法解決途徑。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國處理醫療糾紛的仲裁機構卻和被投訴醫院與醫護人員同屬於衛生部門，仲裁機構的所有職位都由醫療系統人員擔任，且往往與被投訴的醫護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屬醫療利益共同體成員。讓“老子查兒子”能查出什麽來？

　　至於中國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偏聽偏信有專業優勢的醫方的意見，做出的判決傾向醫方。而且以國人對中國司法機關的普遍印象，類似“民告官”的弱勢訴強權往往以前者失敗告終。這在醫療領域也同理。

　　中國也嚴重缺乏專職從事醫療糾紛維權的律師，導致患方訴辯能力差、無力與財大氣粗的醫方聘請的律師抗衡。如今醫方抱團越來越強，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脈，更加劇了醫患雙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這樣情況下，患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第三，與第壹點和第二點緊密相連。即在發達國家，由於制度、法律與實踐中均積極保護患方權利，較容易認定醫方存在過錯。醫療糾紛仲裁和司法判決結果中，患方獲得索賠的門檻低、比例高、金額大。美國的醫療事故賠償案例中壹半以上賠付額都超過100萬美元。這也激勵了患方訴諸仲裁與司法程序的積極性，提高了醫療事故案例中最終得以獲賠的比例。

　　而在中國，因為仲裁機構的嚴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雜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對強勢壹方的偏袒，患方勝訴的比例低、獲賠金額少。高昂的維權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維權的積極性，導致絕大多數醫療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也成為觸發以自發和激進手段維權（即所謂“醫鬧”）發生的關鍵原因。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這也對原本就團結的醫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醫方以多欺少的霸淩。這還促進了醫療維權的公益化，人們的維權得益的不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患方群體。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五，發達國家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權利為本的服務體系。在診療的流程中，非常重視保護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如保證充足的診療時間、文明的服務態度。具體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國的醫療則完全是由醫方主導的、功利化的，醫護人員隱瞞重要診療信息和推卸責任、惡劣對待患者的行徑比比皆是（雖然只是壹部分），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惡佞就是現實中惡劣行醫的延展。

　　第六，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公立醫院均實行嚴格的輪候就診機制，不分貧富貴賤都必須按照規則輪候就診、享受同等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種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氣，促進了醫療的公平與醫患關系的和諧。

　　而在中國，不僅在制度上就將醫療服務分為三六九等，即便針對壹般患者開放的門急診與住院服務，往往也需要各種請托、賄賂，充滿著不公平。而醫生出於私利也往往見人下菜碟，歧視性對待不同的就診者。沒有門路的弱勢群體成為這種不公不義醫療現狀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別，更加深層的差異是，西方已經將醫療糾紛投訴（包括訴諸輿論）與訴訟視為合情合理的個人權利與醫療日常行為，將醫療事故索賠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各方都積極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污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至於在中國泛濫成災的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收受賄賂等醫療腐敗，在發達國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實行嚴格的醫藥分家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藥品企業與醫生的利益勾兌。醫生只有高額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沒有灰色收入（其實就是非法收入）。這對於醫生相對壹視同仁對待患者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還有壹件監督醫療體制與醫護人員、促進醫療糾紛處置公平的利器，即新聞媒體。如在美國，強大與活躍的新聞媒體就充當“扒糞人”的角色，對包括醫療領域在內的各行各業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無論是醫療腐敗還是醫療糾紛，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被全社會審視。這極大的威懾了醫療群體，使其不敢胡作非為。

　　而中國的情況則如前所述，輿論已完全被醫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於直言批判醫療群體的媒體。以“醫療自媒體聯盟”為代表的醫療自媒體矩陣，徹底壟斷了醫患糾紛問題的話語權，且已癌變為破壞醫患關系的毒瘤。而從央視、南方周末到各大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的退縮，則是最為致命的。

　　新聞媒體將醫療問題公之於眾，還有將個案轉為普遍性反思、將個體糾紛轉化為公益性維權的作用。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報道醫療糾紛，即便當事人維權，也止於維護個人利益，而無法促進對醫療問題的系統性反思、對全體患者利益的維護。當有壹定維權能力的人的醫療維權無法被大眾所知和反思，潛在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那些無力進行個體維權的弱勢群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壹些鮮為人註意但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毀壞醫療記錄在技術上也是很難實現的”。發達民主國家是非常忌諱隱瞞真相、篡改事實的，壹經曝光會受到嚴厲懲罰。而且有些醫療機構已使用無法篡改的區塊鏈技術存檔病歷，壹旦錄入無法進行改動。而在中國，篡改病例現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國輿論完全傾向醫方的情況下，還時常曝出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篡改病歷的事件，當事人卻並未因此被開除或追究刑事責任。當如此嚴重的誠信問題不被當成壹回事，醫療秩序混亂就成了必然。

　　在醫療糾紛中，醫院的監控錄像則是與病歷同樣重要的證據。無論是手術過程中手術室的錄像，還是發生沖突時醫護辦公室、醫院走廊與大院中的監控，都是還原醫療糾紛真相的關鍵。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醫療糾紛中，醫方往往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或者選擇性提供監控錄像。如只在被患方毆打時才公開錄像並作為證據將患者或其家屬送進班房，但如果是醫護人員動手毆打患方，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監控錄像，甚至直接銷毀。而警方往往也不會強迫醫院提供監控錄像（這取決於警察的素質、心情，以及患方的勢力）。這使得患方吃了大虧，在醫患沖突中只能啞巴吃黃連。

　　而西方國家則不然。據壹位在美國執業的律師說，在美國的法律糾紛中，凡是握有監控錄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發時的影像記錄，如沒有合理理由，則判決監控錄像擁有者承擔無法舉證的責任。如警民沖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無法提供執法記錄儀的影像，則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比提供監控錄像承擔原有責任所受懲罰還大。而醫院等特殊公共機構同理。這避免了像中國頻繁發生的“監控錄像壞了”或幹脆拒絕提供監控錄像的情況，保障了弱勢壹方的利益。

　　醫院的監控錄像也是壹種“公器”，不能“私用”，而應是同時保障醫患雙方利益的工具。顯然，美國的法治理念更為合理，遏制了掌控證據壹方匿藏或毀滅證據的沖動，維護了公正。

　　中國醫院還時常發生拒絕診療的情況。例如對曾經與醫護人員發生沖突、做出投訴與訴訟、乃至只是對診療過程錄音錄像的患方，醫院往往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拒診。更有甚者，私設“黑名單”或在醫護人員群組中散發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診相關患者。或者是，雖然接診但是百般刁難報復。

　　這不僅給患者造成極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還阻嚇了其他患者維權，讓患方不敢維護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縣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經常因病在同壹家醫院就醫，醫方的拒診可以影響患者及家屬壹輩子。這非常可怕，這有時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後果在壹個量級。

　　而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嚴禁非法拒診（因分級醫療規定要求拒診除外），違者會面臨刑事責任。而新聞媒體更會震懾使其不敢如此妄為。

　　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患關系、醫療糾紛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別，暴露了中國惡劣的醫療制度和醫療環境，令人觸目驚心。歸根結底，是中國的醫療嚴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醫療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變中國醫療現狀、促進醫療領域的公平正義，完全可以將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拿來”為我所用。魯迅先生說得好，對於西方先進的東西，“我們要拿來”。既然發達國家有現成的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的制度與方案，我們為什麽不用呢？至於國情差異，我們略做修正、調節即可。

　　但現實卻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療糾紛、平衡醫患關系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原因顯然不在於西方的機制在中國不可行，而是因為醫療利益集團乃至更高層的竭力阻撓。醫療利益共同體對於患者權利立法、鑒定和仲裁機構中立化、醫療檔案和監控錄像證據固定、醫療賠償常態化等視若寇仇，拼命反對。至於讓患者組織起來、推動新聞媒體進行醫療監督等，不僅為醫療利益集團所不容，還被更高層、整個統治集團所忌憚，更不容許在中國實現。

　　因此，中國的醫療問題（包括醫療糾紛在內）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越發惡化，不是技術上無解決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團的堅決阻撓以及更廣更深的制度和環境因素造成。這導致醫患關系越來越惡劣、醫患不平等越發嚴重、醫療剝削日益沈重。對於因醫患矛盾激化誘發的壹些沖突及惡性事件，不僅不從源頭反思，反而通過全面安檢、增加安保人員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決，使得苦難的現實在鐵拳的打壓下被掩蓋，患方尤其患者中的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更加求告無門、壓抑而絕望。而那些無辜的、遵紀守法的醫護人員也被違法亂紀的醫護人員牽累，成為醫患沖突的受害者、犧牲品。

　　寫到這裏，分析到此，我發現醫療領域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如今的環境下根本無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來”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鐵壁擋在國門之外。換句話說，中國醫療問題的解決與否，受制於中國整個國家制度和全社會環境的陰晴變遷。改變中國醫療，首先需要民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現。

　　但是並不是我們在大環境下壹切都不可為了。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見縫插針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國醫療問題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醫事內情、梳理壹般規律、透視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臉，記錄下來這個時代醫療領域的種種黑暗，讓後人反思和警戒；積累相關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來醫療改革參考。

　　而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後，並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時候醫療利益集團壹定會是國內千千萬萬利益團體中較為突出和強健的，會利用新的體制、新的環境維護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醫療制度和規則、奪取醫患關系、醫療糾紛問題的話語權。那時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與醫療利益集團抗衡、為弱勢者說話。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開放社會，只是艱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義的壹個開始。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剝削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精神剝削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清污）。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污”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準，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污”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污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幹涉人們燙發、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幹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幹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發、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污”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污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裏向鄧小平舉報“清污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污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發、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運動不了了之。

　　“清污”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污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準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污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經濟剝削

　　黨和政府爆炸性擴張

　　生物學家達爾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傾向，以致於如不毀滅它們，壹對生物的後代就會很快地充滿地球。……在同壹地方勢必進行鬥爭的生物之間存在著互相抑制的關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種互相制約之上。沒有肉食動物的制約，草食動物會迅速繁殖，將草吃光，將草原變成沙漠。人類社會也必須建立在互相制約的基礎上，古代傳統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包括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接受虛擬的天或神意的制約，現代社會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約和憲法制約。康德說兩樣力量使他敬畏，壹是頭頂上星空，二是內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內外的敬畏與中國歷代天意、民間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約。制約是憲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謂憲政、共和、民主，說到底是制約所有政黨、個人不得為所欲為。共產主義學說鼓吹鬥爭、摧毀，包括摧毀道德體系。共產黨在精神上和行為上不接受任何制約。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無所畏懼等思想都代表著共產黨不受制約的觀念。權力不受制約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不受制約的“黨和政府”如同沒有肉食動物制約的草食動物壹樣，瘋狂擴張，吞噬壹切資源，迅速占滿每個角落。

　　革命前後的官民比例變化揭示出了革命黨擴張之瘋狂。中國歷代官府規模很小，官吏維持在壹至三萬人，[2] 政府最基層是縣級，縣衙之下無官府，壹個縣的官員編制數人而已，廣大鄉村由鄉紳自治。1908年末，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清政府頒布了《調整戶口章程》，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結果為全國人口3.2億，全國行政官員2萬多人。[3] 而到了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從中央到每壹個縣，每壹街道都有了共產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政協紀檢委等所謂五套班子，外加政府辦公室、改革委、經委、民族宗教事務局、司法局、人事局、勞動局、規劃局、建設局、糧食局、計生委、縣審計局、廣播電視局、新聞出版局、體育局、法制辦公室、信訪局、政府研究室、老齡委、行政服務中心、招商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保密局、黨校、綜合行政執法局、老幹部局、貿促會、文聯、愛委會、工商聯、對外友協、政府招待辦、投資促進局、拆遷辦，民委等數不清的黨屬機構。官方宣稱的黨政機關公務員只是狹義的概念。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準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4]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隊伍已經如此之龐大，地方政府還要大量的聘請“臨時工”。例如，廣東的治安巡防員或輔警就數以萬計，天津爆炸事件的傷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屬於消防系統的“編外消防隊”。壹份給朱镕基《給總理的上書》說“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前總理朱镕基承認：“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事實上，地方政府財政基本都是想辦法“創收”來供養官員的“吃飯財政”。前中組部長張全景承認：“壹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壹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壹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兩會上指出：“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過去壹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壹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經過百年革命，中國的財政供養的官員數在2005年超過了7000萬人，[5] 按國家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就業人口7.67億人計算，中國十位納稅人要供養壹位官員，供養人數比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還多出許多。

　　革命前的滿清和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時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沒有黨的機關，因此規模很小。國民政府時政府規模大擴張，因為蘇俄輸入的黨國體制，有了政治部、宣傳部等黨機關混在政府中吃官飯。但這時有在野黨監督，參政會、國民代表大會都明確提出政黨不得在政府中設立機關，軍隊須國家化，政黨須退出軍隊和政府機關。新中國政府規模如此龐大的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共產黨機關混在政府中享受納稅人供養，政府、軍隊中壹半的機構和費用開支是服務壹黨私利的秘密開支。例如，各級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部是強制國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傳，為國人洗腦的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政法委，機關黨組，人大、政協黨組、紀檢組，數千所黨員帶高薪就讀，實際是腐敗溫床的黨校、黨史研究機關，馬列主義研究機關、編譯機關，專門服務特權階層的“特供”機關和“離退老幹”機關等等都與服務社會無關，而是中共控制社會的機關，全是吞噬國民財富的黑洞。軍隊中的中共機關更多，政治部、宣傳部，遍布軍中的文工團、歌舞團都是純粹服務壹黨。這些吞噬國民財富的黨機關是寄生性質的壹個註腳。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不允許在軍中宣傳壹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機構。只要有黨在野，反對黨定然不會容許用納稅人的錢供養某壹黨的機關，更不可能允許財政供養如此眾多，如此龐大的壹黨機關。

　　中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精兵減政”口號。建國後，所有高層都有過精減機構的指示。經過中共六、七十年的精減，官員從幾十萬“減”到了七、八千萬。2013年3月，新壹屆政府總理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說：“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將帶頭做起，壹級做給壹級看。”李的這些話沒有新意。從延安到北京，歷屆領導人，歷屆總理都說過類似的話。七十年的情況證明，在沒有反對黨制約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擴張步伐，只能如同沒有天敵制約的動物、植物壹樣，泛濫成災。如今，中國的高層政治日趨寡頭化，縣鄉級政治日趨家族化、黑社會化，痞子化。[6] 不廢止壹黨獨裁，不確立多黨民主政治，政府規模和開支只能繼續泛濫。

　　財政收入主要供養黨和政府

　　中國官員享受著眾多隱性福利和養老體制雙軌制的好處：個人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能夠輕易以權力謀取福利。因為官員收入大幅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青年們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報考公務員人數年年創新高，幾千人爭奪壹個職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稅收和各種行政收費構成，而五百多項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幾項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費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計是，這些錢被政府揮霍掉了，或者說被用於養官了。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嘗試擬定有關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但二十多年過去，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舊難產。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員們的秘密收入和擁有財產的規模大到驚人地步，披露出來將引發社會動蕩。

　　2013年“兩會”上，有代表抨擊全國的職務消費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四成，擠占了其它費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費用其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醫療保險及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7] 但在壹黨獨裁的中國，沒有壹種對“黨和政府”的約束機制，利益沖突日益嚴重。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貧富差距在擴大，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線。事實可能比藍皮書承認的更嚴重。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8，如今高至0.7，達到了動亂級別。

　　復旦經濟學教授韋森指出，中國人收入的壹半用來繳稅供養政府。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鞏勝利則表示，政府不會明目張膽的向老百姓要錢，但它會以電費、水費、清理費、去污費等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壹般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2%；人均GDP超過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9%。中國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企業稅負卻高達42%。[8] 以燃油為例，政府壟斷經營，油價的壹半是政府強收的稅，且油價中包含的稅相對國際油價跟漲不跟跌。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3萬億元，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是世界第壹重稅國，且稅收每年增速近10%，超過GDP和國民收入增長。中國政府不光收稅，還收取幾乎與稅收相當的各種費。收費與稅收構成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如果算上企業負擔的政府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形色色的腐敗支出，實際稅負接近50%。

　　198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隨著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這壹比例越來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的居民消費率還低。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擔稅費繁多，工薪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買東西要交增值稅、消費稅，買進口商品要交關稅、車輛購置稅，買奢侈品要交消費稅、煙草稅，買要交房產稅，契稅、印花稅。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麽，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總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征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公平原則，即稅負與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貢獻了90%的所得稅。在香港，大部分稅收來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繳納很少，甚至不用繳稅。以2008至2009年度為例，該年度香港納稅人數只有130萬，還不到全港700萬人口的1/3。年收入50萬以上的約28萬人繳納了薪俸稅總額的87%。就稅收結構而言，中國普通民眾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稅負。中國以間接稅為主，其特點是稅負轉嫁性，稅收的最終負擔者是每壹個消費者，工薪階層的消費多，承擔的間接稅就多，即窮人承擔著主要稅負。2009年12月，《福布斯》雜誌發布的2009年全球稅務痛苦指數顯示，中國國民的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對此報告，中國官方以歐美壹些國家稅率更高為依據稱報告錯誤。中國官方說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國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這種繳費在壹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Payroll Tax），但實際上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例如在美國，工資稅壹律進入全國統壹的社保基金帳戶，政府不但嚴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這筆基金也不能用於營利性投資，只能用於購買國債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對這部分資金完全沒有自由支配權，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種嚴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繳費——返還”，是壹種轉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不是壹種負擔性的稅收。因此，比較各國稅負輕重時須把社保收支撇開。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全國政府總收入為29807億美元，聯邦政府收入18607億美元，其中社會保障繳費（個人、公司）高達7503億美元。如果社保繳費剔除，美國全國稅收與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較高比例，在帳面上增加了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這恰恰是壹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其次，民主國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國有資產經營收入，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權益利得不列為政府的收入。如果將中國壟斷國企的利潤考慮進去，政府的財力占GDP的比例將上升到驚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稅負高低要看稅收的錢怎麽用。在民主國家，與高稅負相應的是國民高福利。政府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挪威為71%，瑞典為69%，丹麥為72%，芬蘭為68%，法國為71%，意大利為62%，荷蘭為62%。在這些國家，民眾交稅多受益也多。在社會主義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稅31%，經理們要交60-70%，但人們享受五花八門的福利，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在丹麥，公立學校免學費，學生享受政府補助，上網免費，打印學費，書本、鉛筆，飲料免費。在新西蘭，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工薪族無須繳納任何款項，年滿65歲即可領取養老金，還可享受各種補貼和免費教育。在印度，全體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國家建有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政府醫院對所有病人敞開大門，從掛號、手術到藥品各項服務壹律免費。當然，看病不花錢導致醫院財政緊張，好藥缺貨，醫院臟亂差，迫使有錢人到設備先進、幹凈整潔但收費昂貴的1300多家私立醫院就醫成。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征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民眾人不能因交稅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沒有可能獲得任何退稅，失業者既不能獲得退稅，也不能獲取實質性的失業救濟，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向富人傾斜，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無緣享受。對企業和個人來說，交稅只是負擔。經濟學家王福重指出：“中國的稅負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在稅收痛苦指數第二。財政部、稅務總局說這是錯的，計算不準確。我說也是錯的，中國肯定是第壹。把中國稅負算起來，加上國企、央企和銀行賺的錢，那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計達到50%，甚至更多，因為還有多如牛毛的收費。收費也是稅，妳也不能抗拒，中國政府部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壹個部門是不收費的。中國的流轉稅非常多，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稅有18種，稅太多了，特別是商品稅多。”[9]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稅用於養官尚且不夠，哪裏有錢用於民生支出。百姓交稅當然沒有回報，當然痛苦。

　　與美國比較，最能看清中國“黨和政府”的自利性質。美國的縣政府機構主要是法律和服務機構。通常有：郡委會（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辦事員（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辦公室、郡律師辦公室、郡稅務長辦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區發展辦（Community Development）、綜合服務辦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養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設施部（Public Works）、娛樂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會服務部（Social Services）、 出納部（Treasurer）、選舉登記處（Voter Registrar）等等，壹個縣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樓而已。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事業單位，政府雇員包括了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其總數只有幾百萬人。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半，政府的開支主要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萬多億的財政支出中醫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國，“黨和政府”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開支的大部分用於保證官員和體制內人員享受特殊的教育、醫療、文體育、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而用於全民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的開支少得可憐，且占財政開支的比重越來越低。以教育經費為例，中共有錢發動戰爭，有錢對外援助，但對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澤東統治時代是禍害摧殘教育的時代。這壹時代結束時，國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聊勝於無。鄧小平統治時代，壹個“洋躍進”運動搞到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刻薄教育。1989年，中國政府開始搞高等教育收費。1999年，當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結果是此後十幾年間，中國大學學費漲了兩百多倍。其中，中央戲劇學院學費每年近14萬。英國的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約合11萬人民幣的總額高居榜首。新西蘭和英國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國大學人均年教育總支出超過萬元人民幣。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計，中國學費世界最貴，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過低，致使現在供養壹個大學生，城鎮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純收入，農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純收入。“教育產業化”讓大批農村高中生被迫放棄考大學，考生錄取後農民家庭因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事件多有發生。例如2003年，陜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因支付不起女兒每年萬元的大學學雜費自殺；2004年，福建農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遼陽農民孫守軍由於交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單親母親劉淑傑因交不起女兒學費自殺。誌願到湖南益陽市南縣三仙湖鎮鹹虹學校愛心支教的李學仲老師披露落後地區學校的慘狀寫道：“我不能說有多慘，這個地方不允許說啊。四 、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五點鐘多就起來到幾十裏路以外去上課，沒有公路，學生上學途中摔傷是常事。學校十幾年沒有維修了，門窗應該都是壞的，晚上無老師居住，沒有打印機，復印機、電腦壞了，學校無法打印或復印壹份文件，老師同時兼職炊事員、門衛、衛生員等。學校許多應有的活動幾乎沒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問題，有人想送電取暖器，但電費付不起。由於工資低，沒津貼，教師難以養家糊口，年輕教師不願來，教師老齡化嚴重，學生流失嚴重。老校長身患癌癥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百姓極度貧困。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系。”農村教育的慘狀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最好註腳。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征收重稅，把最沈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征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征稅，收增值稅。多數國家遵循了這壹原則，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歐洲制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稅。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反，中國對藥品不減免征稅，按照17%滿額征收藥品增值稅，對大多數進口藥品普遍征收5%－8%的關稅。官僚和體制內人員享受公費醫療，藥價虛高對他們沒有影響，而貧困人群則因藥價高昂，放棄治療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 之比僅為3%，世界墊底。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在削減醫院的補貼，鼓勵公立醫院開高價藥來“以藥養醫”。

　　自1994年中共分稅制改革，即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後，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8%。與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主體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中國則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稅收來自間接稅，即隱藏在商品、服務價格裏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收。例如在中國購買進口化妝品會包括50%的關稅、30%的消費稅及17%的增值稅。世界各國壹般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藥品統壹按照稅率最高檔征收17%的增值稅，進口藥品還要加收3-6%的關稅。這種通過隱藏在價格裏轉嫁給消費者的方法，使消費者不知道承擔著比工資稅高出數十倍的稅收負擔。稅收之外，中共還征收各種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財政部預算範圍的各項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達1.4萬億。

　　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高於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壹倍，建議中國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社保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遺憾的是，世界銀行的減稅建議沒有意義。全球第壹規模的“黨各政府”需要天文數字的民財供養，每年10%速度遞增的稅收尚且不夠，談何減稅。由於政治原因，世界銀行不能建議中國黨政分離，縮減政府規模。誰都知道，如果不能縮減“黨和政府”的規模，不能限制“黨和政府”的花費，降低稅收只能是空話。

　　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污，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只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征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仆”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並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註，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禦史，隋唐為監察禦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禦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污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污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復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征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污、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準預算的程序，沒有征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幹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僵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制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制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註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復制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借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臺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沖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臺灣而收買有意與臺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竈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幹休所，征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擡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鬥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鐘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臺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裏是老人的天堂。”

　　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余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余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沈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采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麽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蕩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裏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幹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托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托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采用委托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系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裏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舍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托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余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麽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回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麽可能有余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征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余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麽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麽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裏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累累，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麽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獲。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征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征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盡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鏈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誌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遊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擡得那麽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征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污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沖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沖突。這壹沖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征地沖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恒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恒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恒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誌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裏，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裏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僵屍項目”、“僵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臺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臺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累累，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並，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凈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劃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他建議盡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麽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余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采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采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制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制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彌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采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麽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麽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中國社會的環境災難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於人們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只有限期的使用權，於是大家都力圖在最短的時間裏盡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環境。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中國資源極大浪費，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7億噸標準煤，2012年為36億噸標準煤，增長了5倍多。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為美國的2.9倍、為日本的4.5倍，我國單位GDP的水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國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農藥；六十多年的共產統治給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後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轉的，災難後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蓋率從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蘭67%，日66%，韓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毀滅天然森林的同時，中國幾十年來大量發展人工純林。楊樹已經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嶺。整個大西北、華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區，也以楊樹為主。高密度、單壹樹種的人工純林對國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水土流失與沙漠化：1949年代全國水土流失面積116萬方公裏，如今超過400萬平方公裏，國土總面積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國每年流失100億噸沃土，相當1千萬畝耕地30厘米耕作層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層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層規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國沙漠、沙化土地66.7萬方公裏，如今超過300萬平方公裏。衛星地圖可以證明，中國大地是地球翠綠陸地中的壹大片黃土裸露的區域。占國土面積四成的草原90%出現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萬畝的速度在擴大。也就是說，國土的三成多已經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江河湖海消亡：從1985年起，黃河幾乎年年斷流，流域幹旱日漸嚴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億噸，其中含有氮、磷、鉀3種元素總量約4000萬噸，超出了2003年全國化肥需求量3990萬噸。流域廢污水排放量超過40億噸，中下遊支流水質常年為劣五類，近2億人受害。長江正在步黃河的後塵，走向斷流與幹涸。“長江源區生態環境地質調查項目”負責人辛元紅說：“1969年時，黃河源還有冰川（固體水庫），但2000年時，整個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黃河源區固體水庫消失的生態災難正在長江源區重演，並已達到怵目驚心的地步。”與黃河壹樣，長江流域廢污水排放量年數百億噸，水系生態正在迅速崩潰。全國七大水系中，五類和劣五類水質超過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資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來，全國湖泊減少了1000多個，湖泊蓄水量減少500多億方，其中淡水量減少了400億方。渤海已成死海，嚴重污染的海水倒灌；環境污染：全國約10%耕地受重金屬污染，其中鎘、砷污染比例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據《現代和諧論》壹書介紹，國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覆蓋，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經城市的河流嚴重污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衛生組織日前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大陸的癌癥發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國各地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癥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數據，中國“癌癥村”多達459個；水資源告急：全國水資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資源減少到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四分之壹；全國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沈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資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幹涸，中國河流已消失了近三萬條，近200個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為例，地下水水位嚴重下降和大規模地面沈降，最大沈降達700至800毫米，並且全市淺層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為飲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副院長張作辰指出，我國地面沈降災害最嚴重的地區是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華北平原區地面沈降量超過200毫米的範圍，達到6.4萬平方公裏，占整個華北地區近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唯GDP至上，三十年後，古老而美麗的華北平原將消失。乾隆年間，北京地區遍布沼澤、湖泊，如今北京濕地面積僅占3%。小麥是華北平原的主要農產品，但是現在連灌溉小麥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麥子就沒法活下去。但是這麽超采下去，又能采幾年？越采越深，采到壹定程度就沒有水了，沒有水以後，華北平原就將慢慢沙化，變成壹個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幹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華北，全國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鄰右舍的GDP數字，妳追我趕，造成鋼鐵過剩，水利過剩，造船過剩，太陽能過剩，風電過剩，幾乎所有的產能都過剩，很多工業開發區都會因為產能過剩而關掉。”他建議把華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來種植植被，來治理華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級政府靠賣地發工資、還債還不夠的情況下，楊主任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實施。過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樣的反人類罪惡。

　　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指出：“最近報道的中國癌癥人口的增長很驚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癥村其實是人禍造成的。中國每天癌癥病人增長8000人，壹年三百萬人。癌癥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業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農業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滅蟲劑的使用等等。中國的水污染是人為的，是人禍。中國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超過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這樣的，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有窮的國家，有富的國家，沒有壹個國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環境污染債務無法償還。治理中國水污染，三十萬億還不夠。打個比方說，胡錦濤家鄉的城河治理改造，原來是五類水，大概現在是達到四類水、三類水，花了將近四億人民幣。如果把環境方面欠的債用數據體現出來，中國也許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濕地消亡：1950年全國濕地面積居亞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縮、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來濕地消失了90%，陜西關中幾十年來消失上萬個“澇池”，全國紅樹林由25萬公頃減少到15萬公頃。

　　中華民族在六十年間的生存空間減少至五分之壹，已退無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壹千萬元人民幣的人群中近60%考慮投資移民。人大常委會審議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時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國居民身份證，享有國內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國公民估計有800萬人。上述事實顯示，有能力者都在想辦法離開環境日益惡化的中國。然而，離開中國未必能逃避環境災難。2005年，世界各國經長期努力終於共同簽署了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然而不久，中國宣布新建562座電廠，其造成溫室氣體將是《京都議定書》所減少排放目標量的五倍。中國的計劃實際宣布各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廢。專制中國無視“產能過剩”的環境災難後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夠全世界新增人口總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國的“鬼城”，排放著比美國加歐盟總和還多的二氧化碳量，成為全球氣候異常、海平面上升背後的最大的災難因素。生態災難雖有人類擴張摧殘環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環境災難主要是專制與公有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禍害。

大躍進與大饑荒的關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大躍進”釀成了1958-1962五年時間的全國大範圍饑荒，學術界認為共造成了3600-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躍進”之前的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 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 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 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農村生產合作為未來的人民公社做了鋪墊，也埋下了罪惡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務院第 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從 12 月初開始，除西藏、臺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即“統壹銷售，統壹購買”，農民種什麽品種的糧食、種多少、吃多少均由國家統壹制定，除征收糧食外還低價收購糧食並高價返銷給農村，相當於控制了農民的飯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12 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和 104 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 1967 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 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 1 萬億斤。（事實上直到1993年全國糧食總量才達到這個數字）1956 年 2 月 6 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壹壓”。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在壹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壹、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 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 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 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 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 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 18 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7 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 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 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壹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壹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 33 個鎮中有 29 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 302 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 的有 116 個，部分垮臺的有 55 個。

　　1957 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系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 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 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 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 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 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 （廣西在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加上農村合作化導致了部分地區缺糧並餓死人事件）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 月 18 日，毛澤 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 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 年後， 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國工會第 8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壹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二、“大躍進”的發動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 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並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壹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 年反右派鬥爭，60 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 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 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 政治問題。壹反就泄了氣，6 億人壹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 的動搖和錯誤，是壹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壹反冒進的錯誤， 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 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壹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 年到 10 年縮短為 5 年到 7 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壹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 2 月到 9 月，全縣發生腫病 33319 人次， 占總人口的 13%，因腫病死亡 5203 人，占發病人數的 15.6%，占總人口的 2.04%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 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 月 22 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遊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鋼產指 標為 1100 萬噸（對外公布是 1070 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 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壹億。

　　1958 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余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 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 亂關等現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 3 萬至 5 萬斤的 玉米，3 萬至 5 萬斤的谷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 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妳 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贊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壹個好名字，包括工 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 月 6 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裏來搞“共產主義試 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32 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 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刮起了共產主義風。11 月 6 日，毛澤東在《山東範縣提出 1960 年過渡 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 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 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壹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 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條過渡 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個，加入的農戶 112174651 戶，占總農戶的 90.4%，其中有 12 個省達 100%。到 10 月底， 農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 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壹聽說吃飯不要錢， 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 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吃飯不要錢”成為1958年糧食短暫富足期的常態，普遍浪費糧食間接導致了1959年大饑荒的來臨）1958 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壹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 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 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 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傷致殘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 4 個區、20 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 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 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 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 作越做越細。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

　　三、“大躍進”的失敗

　　1959 年 1 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迅速 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瞞產私分”現象的人是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1959 年 2 月，《經 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 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2 月 22 日、28 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 八個問題》，決定對“壹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權限。通 過《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 年 3 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 67 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 2517 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將這兩個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內送到 15 省委第壹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 15 省在 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實際上，從 1958 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征購。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準了中共八屆 七中全會確定的 1959 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壹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 積比上年減少 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 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壹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 月 14 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壹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 誌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誌參考”。7 月 23 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 懷發起反擊。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 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廬山會議的結果不僅沒能糾偏，反而讓原本已經糟糕的現狀更加惡化）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 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 個管理區中，有 259 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 個生產隊中，有 11159 戶被抄家搜查，24063 戶被“集資”，3116 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 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饑餓和持續八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而死亡的農民超過壹百萬人，反瞞產手段極其殘酷，包括松針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糧、扣飯、點天燈、火烙乳頭、活埋等。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壹。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 年，國家出口糧食 415.75 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 500 萬噸原糧。這壹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只有 0.2 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占全縣壹半左右 的公社，約 27 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 1－8 月統計，死亡達 17000 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 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 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饑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 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 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誌善帶領 300 多名道徒搶走公 社民兵槍支 18 條，子彈 1200 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 4 人，綁架幹部 16 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

　　1960 年 6 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 14 日的講話中提出 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壹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 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四、“大躍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 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壹，八字方針此時 還無法貫徹。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 國開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饑餓起 了壹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 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壹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 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 暴亂涉及 13 個管理區的 37 個生產隊，共 417 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余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 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 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 年，中國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 326 萬噸，相當於壹千萬人壹年的口 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壹年進口糧食只有 6.63 萬噸。1960 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 年進口糧食 580.97 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 135.5 萬噸。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 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 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壹致，真正的調整是在 1961 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 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 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 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 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 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壹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壹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壹 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 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壹辦法執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 中央初步總結了 1958 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 2 月 26 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萬多人，其中 6 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當局遣返 4 萬人，留在香港 的大約有 2 萬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 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 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 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 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文革暴政概論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並持續十年的重大政治運動，非官方觀點認為發動文革的原因是毛為了挽回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而造成的執政風險，借此搞掉劉少奇。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並不誇張，幾乎每個家庭、每個中國人都在當年不同程度卷入到這場運動之中，造成的死亡、損失迄今無法準確統計，非官方觀點認為至少造成了200萬人死亡、超過1億人被整、財產損失五千億元。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沖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制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沖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沖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沈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巖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沖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四、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墻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五、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六、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墻”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重慶武鬥紀實

　　所謂”武鬥“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奪權後發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很多地方的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互毆發展到真槍實彈的內戰，其原因是軍隊支持壹派或像重慶這樣的兵工廠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註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巖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臺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沈，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沖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廠部隊沖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余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表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余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淩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臺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彌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余人沖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誌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沖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復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桿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沖鋒槍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余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或者“清階”，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於毛澤東說“黨內及群眾裏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發動群眾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沖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鬥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鬥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制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系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臺關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臺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系”，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臺風”，78，746人被揪鬥，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陜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陜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鬥、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

中國社會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徐賁 寫於 二零一零年

　　一、中國語境中的極權宣傳

　　壹個國家中公共話語的敗壞和毒質化，是在逐漸的過程中發生的。正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說，語言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壹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壹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遊泳成為壹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劃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裏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波茲曼，2004：34）。中國的後極權“公共語言”已經達到並超過了敗壞和毒質化的臨界點。還有人在用這樣的公共語言在寫作，但許多寫作是在用扭曲、隱諱甚至逢迎的方式進行的，它的公共價值大大降低了。當然也還有像《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這種“說不”類的寫作，它更是在惡劣的條件下，向周圍的話語和文化環境擴散非理性的不良影響。

　　在中國，扭曲公共話語理性的力量主要來自壹種特定的，叫作“宣傳”的話語。長期以來，它由權力控制，為權力服務，並宰制各種社會公共話語（新聞、學術、教育、時事辯論、法律）。自由學術體制中的新聞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傳媒學、大眾文化和群眾研究中都會討論到宣傳的問題。宣傳是壹種傳遞信息的手段，目的是在接受者那裏營造發送者想要得到的影響效果。有人會問，所有的交際（communication）難道不都是為了取得這樣的效果嗎?是的。“宣傳”這個詞是從拉丁文的propagatus壹字來的，原義是“播撒”。播撒思想和觀點本來不是壹件壞事，但如果為了播撒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而不擇手段地弄虛做假、愚弄欺騙他人、壓制他人的思想和言論、剝奪他人的自由權利，那宣傳就成為壹件我們必須警惕防範的事情。

　　用來散布或擴散觀點的宣傳本是壹種話語公器。公器私用會給公器造成傷害，最後甚至毀去公器。宣傳的壹種社會功能是“鼓動”，口號是這種宣傳的主要形式，例如“建立和諧社會。”口號雖然簡單籠統，但並不是不能有益於社會。然而，如果假借“和諧社會”之名，把不同意見和批評統統當作“不和諧”的敵對思想，加以鏟除，這個口號就成了壹種帶有欺騙性的宣傳。它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這種反感針對的不只是這口號本身（被嘲笑為“河蟹”），而更是宣傳這種公器本身。宣傳這件本來可能有用的公器已經損毀，看上去還在宣傳，但已經不再有良性作用。壹說起宣傳，人們就會說這是假的，是變著法的騙人。只要有新的宣傳，人們就會起疑心，認為是不是又在搞什麽鬼名堂，壹準沒什麽好事，沒安什麽好心。人們因為害怕上宣傳的當，受它欺騙，而變得充滿懷疑，十分犬儒，根本不相信世界上還能有不公器私用的宣傳。這樣就把宣傳與欺騙、強迫直接而且完全地等同起來。

　　“宣傳”與“說服”是不同的。朱維特和奧多奈爾的《宣傳與說服》正是以這壹區別來定義“宣傳”的（Jowett and O'Donnell, 2006）。宣傳是單向貫徹信息發送者的意圖和需要；而說服則是雙向互動的，兼顧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雙方的交流需要。宣傳居高臨下，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隨時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環節上違背真實原則；而說服則必須平等對待對方，誠實地遵守真實原則。宣傳往往不容受眾發問，因此依靠某種外部強制力維持信息的傳遞機制；而說服則必須容許、鼓勵對方發問，雙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脅迫的自主主體。因此，在宣傳和說服之間不只是話語樣式的選擇，而且是話語制度環境的區別。在某種勢力可以為所欲為進行宣傳的社會中，壹定存在著某種不受節制的脅迫性權力制度。

　　“宣傳”在當代語言中往往用來特指由某種組織體制從事、完成的“散布”。宣傳散布的思想、觀點，開始是宗教的（17世紀），後來則是政治的和政黨的。20世紀是宣傳成熟、發展、多樣化的時代，不僅用於政黨口號、群眾動員、思想控制、輿論引導，而且也用於商業廣告。也正是在20世紀，原先中性詞義的“宣傳”變成了壹個貶義詞，獲得了虛假、欺騙、蠱惑、玩弄、操控、洗腦這樣的含義。這主要是因為象納粹和前蘇聯這樣的極權政權把“宣傳”和“組織”壹起用作全面控制社會、鉗制思想和壓制政治異己的根本手段。在他們那裏，宣傳成為壹件重要的、冠冕堂皇的事情，這也增強了其他人群對宣傳的負面看法。

　　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是，很少有大言不慚、冠冕堂皇地自稱是宣傳，甚至專門為此設立官僚部門或機構的。在民主社會中，“宣傳”常常被“公關”、“公告”（或“廣告”）、“公共信息發布”這壹類說法所代替。它們所指的是壹種與專制霸道話語不同的話語形式，包含著以公開、公正理由來說服公眾的意圖，當然也不排除實際上與有此意圖不合的。意圖雖然重要，但比意圖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和言論總體政治制度環境作用。由於民主社會擁有自由言論和公共理性的話語環境，民主社會的宣傳與極權社會的宣傳並不相同。民主社會中的“公關”式“宣傳”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組織的政權力量來作後盾。而且，它在自由公共社會空間（尤其是獨立媒體）中總是受到監督和質疑。它的受眾是能夠用獨立判斷、自由思想來表述自己看法的公民。這樣的公民不是愚民教育制造的“群眾”，因為他們從小所接受的是鼓勵合理懷疑的理性思考教育。

　　極權國家中的宣傳與民主國家中完全不同，它依靠的是壹個“有全國上下壹致的、協調嚴密的、非常龐大的、資源可觀的、經驗豐富的宣傳系統”（丁學良，2008）。這樣的宣傳要走出國門，需要作根本的觀念改變，需要“從壹個信息流通相對不自由、不透明的環境，跨入壹個信息遠遠更為自由、更為透明的環境，而且是在各種聲音和多種價值觀念相互持續競爭的狀態之下，力圖使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聲音被眾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認同、接受、分享”（丁學良，2008）。後極權時代的專制政體繼承了極權時代的“宣傳”和“組織”體制，繼續通過維護、運用這些體制加強它的統治，但也作了必要的調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方式（自上而下、壹桿子插到底的統壹口徑），還包括新發展出來的那種宣傳主管部門的匿名電話指示和指令，以及增加了壹些看似不那麽專制的“公共信息發布”形式，如記者招待會、新聞發言人發布消息、與網民“網聊”，等等。

　　這些新的宣傳手段被標榜為“開放民主”的舉措，甚至想借此到國外增強宣傳“軟實力”。但它顯然低估了民主國家中人們對“宣傳”的厭惡、反感和不信任。這些新形式的手法並沒有改變極權宣傳的性質，只不過是在幫助它從先前的“黑色”宣傳（全謊言宣傳）過渡到“灰色”和“白色”宣傳（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謊式宣傳）而已。這種變化了的宣傳經過了重新包裝，但仍然是極權統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話語環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須依靠暴力壓制而不是平等交流來得到維持。

　　宣傳有“黑”、“灰”、“白”三種（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6-17）。黑色宣傳是壹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壹九八四》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極權謊言。黑色宣傳是所有謊言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也是最強勢的。這種謊言需要有壹個成功的極權制度作保證。它依靠壹個封閉的信息、話語環境。它的先決條件是“宣傳對象心甘情願地相信宣傳的消息來源和內容，”也需要宣傳的觀點能投對象的“社會、文化、政治”所好。缺少了這兩個條件，黑色宣傳便不能成功（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9）。《壹九八四》中描述的“戰鬥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專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傳的例子。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笑忘錄》中，有用換掉領導人的頭像來篡改歷史的事例，這也是極權宣傳常用的手法。其它例子如，1957年宣傳右派要殺共產黨；1958年宣傳萬斤畝產；1960年宣傳因蘇修逼債而發生自然災害；文革中宣傳“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神州大地到處鶯歌燕舞”、“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等等。黑色宣傳在失去了先決條件時仍會被使用，例如，宣傳1989事件天安門廣場除了人民解放軍戰士沒有死壹個人、共產黨“代表”所有中國人民。這是壹種後極權時代的黑色宣傳，人們對它已經不再真的相信，但仍然會做出假裝相信的樣子。

　　與黑色宣傳相對的是白色宣傳。白色宣傳提供的信息是確實的，不是編造的，它甚至提供確實的信息來源。不過，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輸對宣傳者有利的觀點，或者故意混淆某些問題的實質。近年來中國政府發表的“美國人權紀錄”就是這種白色宣傳。例如，美國發表《2008年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90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作出評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也發布了壹份《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並不涉及其他國家，單單針對美國。《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幾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實的，因為都是來自象《紐約時報》這樣的美國媒體報道，例如美國有多少槍擊事件、有多少婦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貧困兒童等等。這似乎給了這個紀錄很大的“客觀”性。但這些客觀材料卻被用來混淆“人權”的實質含義，那就是，人權要保護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權力的侵範，而不是個人不受其他個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國政府不管，甚至鼓勵或縱恿槍擊，那時候才會涉及到人權）。這種白色宣傳要混淆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美國的“人權問題”的根本不同，從而使中國政府獲得“我錯妳也錯”的合理性。

　　灰色宣傳是介於白和黑之間的宣傳，它的信息來源可靠，但真實性卻不確實，例如，文革中所說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所說的事件、人物也許都不是編造出來的。但是，這並不就等於真的有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林彪事件、黨史及歷史書上的許多“事件”也都屬於這壹類宣傳。最典型的灰色宣傳例子還有“人大”和“政協”的人民“代表”性，以及它的升級版“三個代表”。2008年人大增添了3名“農民工代表”，政協有“新階層代表”出來說話，被大力宣傳為“民主改革”的顯示。人大代表的產生，“人民”確實“投了票”，但卻沒有民主提名、競選的程序，也有沒有普選的合法性基礎。還有壹些具有靈活性的灰色宣傳策略，如簽署《人權公約》但不履行，奧運前承諾新聞開放而事後加緊控制，也是頗為創新的灰色宣傳。但是，這類權宜之計壹旦暴露出欺騙性，便更增加了人們的反感和不信任。還有的灰色宣傳甚至已經成為民間笑話，如“俯臥撐”、“躲貓貓”、“草泥馬和河蟹”。

　　隨著公共信息的全球性傳播在網絡時代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隨著極權統治權力機器的發條越來越難以上緊，黑色宣傳越來越被灰色宣傳和白色宣傳所代替。中國國家政權正在用巨資打造、更新它的宣傳機器，以達到“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宣傳目標。但是。要想在國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對宣傳的學術研究與普通民眾對宣傳的認識是同步發展的。有論者指出：“在壹次大戰之後的許多年間，欺騙性的宣傳是無數人文和科學研究的對象。到了1940年代，高中和大學課程中都有關於宣傳的教學內容單元，例子都是來自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商業廣告。但是，對宣傳的學術研究壹直是多元並不斷發展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不同的新概念”（Smith, 1989: 2）。

　　宣傳研究的新概念開始關註那些極權黑色宣傳之外的更巧妙、更精致、更靈活的宣傳手法。這些手法不只是在極權國家裏，而且在民主國家中也被廣泛運用。正因為如此，後極權的宣傳更新不僅發生在它內部，而且也發生在向外部的學習和借鑒中。前幾年，清華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聯合舉辦的中國官方“發言人”訓練班（由《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作者之壹的劉康牽線），就是這種學習和營造“軟實力”宣傳的體制性合作。灰色和白色宣傳都是運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傳，但正如希伯來諺語所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們，大概不會輕易相信“軟實力”的宣傳。用改良說謊，而不是用加強說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軟實力”的。說謊不是“軟實力”，說理才是“軟實力”。

　　二、諸多種類的宣傳和非理性話語

　　壹般人都知道說謊不是壹件好事，因此他們向其他個人說謊時，往往難免會有壹些內疚感。但宣傳是壹種體制性、制度化說謊。與個人說謊不同，宣傳不會因為說謊而感到內疚。宣傳是壹種不受個人道德良知約束的說謊。宣傳部的發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擔當組織和機構的話筒角色，他們是宣傳的化身，從他們口中發出的聲音，與他們作為說話者的個體內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然而，即使如此，宣傳或宣傳化身也沒有“膽敢”（姑且用“擬人”說法）以謊言的名義來說謊的。宣傳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當作真的來接受。宣傳者知道，在只能以強制力維持宣傳時，接受者實際上已經不相信宣傳，只不過是做出相信的樣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傳的說理邏輯和其它關節上做手腳，盡量掩飾做假的痕跡。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繼續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話語之外，它也把非理性話語作更多的理性裝扮。下面的例子會兼及這兩個特點，有心的讀者不妨對下面列舉的宣傳類型和特征自己靈活增減，也可以在它們之間建立多層次關系，重新調整組合，總之，舉壹反三，自行獲得更全面的認識。

　　1、不願說理：

　　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麽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根本就不願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討論本身的範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麽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壹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

　　2、“事實”和“看法”不辨：

　　“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看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需要證明其正確性。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麽妳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麽。

　　“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第壹，人們可以共同確認“事實”是否確切，例如，中國是壹個亞洲大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而對“看法”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共同確認。例如，中國是壹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是英明的。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比較可以共同認可詞義的字詞，如“園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則是有待個人理解的字詞，如“美好”、“醜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客觀的“事實陳述”說：“請妳核實”；強梁的“看法陳述”則說：“我說對，就沒錯。”前者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後者則是傲慢的、獨語的。

　　3、定義曖昧、武斷和含義模糊：

　　說理所使用的詞語應當有清楚的定義。在任何具體的，尤其是較復雜的說理中，主要概念（關鍵詞）的定義不會就是《新華字典》壹類工具書的定義，而是需要作“特別界定”（stipulation）。說清詞義是說理的第壹步。

　　壹般來說，有5種字詞定義方式：（1）正面定義：以它是什麽來定義（字典中壹般是這種定義）。（2）反面定義：以它不是什麽來定義。（3）舉例定義。（4）特別定義，即在具體說理話語、場合中的特定含義，有的還要說清楚主體和對象（例如，“折騰”，要說清楚“誰折騰”，“折騰誰”）。（5）綜合定義：靈活使用上述4種方式。第4、第5種定義是最有用的。

　　說理的爭論往往就發生在定義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義當作是當然正確、不容置疑、不容他見的真理。在群眾社會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詞語，這往往是壹種蓄意誤導的宣傳手段。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壹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壹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勒龐，2005：83）。眼下高頻率使用的“和諧”、“代表”、“發展”、“掘起”等等都是這壹類詞語。

　　4、“新說法”：

　　勒龐把說法翻新看成是宣傳吸引群眾興趣的壹個主要手段。他指出，“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壹起而無法改變，那麽壹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壹遍。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如此等等”（勒龐，2005：86）。文革後出現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說法，如“改革開放”、“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說法”往往是惡狠狠的：“反右鬥爭”、“階級鬥爭”。“鬥爭”是壹種有爭辯字詞，人們對是不是非要“鬥爭”，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後的宣傳已經基本上放棄了這類“壞詞”。此後創造的“新說法”有壹個新的共同特點，那就是用壹些根本不容爭辯的“好詞”。沒有人會說不該“改革開放”、不該“和諧”、不該“代表”。問題是，這些“好詞”中可以塞進與它們應有的意思相違背的東西。如果“和諧”用來消滅異己，和諧就會變成不和諧；如果“改革開放”用來辯護社會不公正，開放就會是為腐敗打開大門；如果“代表”用來強奸民意，代表就變得不代表。

　　5、隱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壹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壹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麽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麽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壹化了。《不高興》作者之壹說，中國GDP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個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

　　6、斷言、重復和傳染：

　　斷言、重復和傳染，勒龐早就把這三項確認定為是給群眾洗腦，並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

　　斷言：“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壹。壹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壹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勒龐，2005：102）。

　　重復：“如果沒有不斷地重復斷言──而且要盡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侖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壹個，那就是重復。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復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勒龐，2005：102）。

　　傳染：“如果壹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復，在這種重復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壹樣強大的傳染力”（勒龐，2005：103）。

　　有斷言、重復和傳染，便有人雲亦雲、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高。”“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話，通過斷言、重復和傳染就變成了真理。

　　值得註意的是，“傳染在作用於廣大民眾之後，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識分子的思考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得到民眾接受的每壹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紮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麽顯而易見”（勒龐，2005：106）。就接受宣傳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時候並沒有什麽不同，例如，壹位賣鵝蛋的老太太說：“美國人都要飯去了”（楊恒均，2009），而教授張旭東則說：“中國人今天所做的壹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張旭東，2009）。

　　7、套話：

　　僵化、程式化的宣傳語言發展出壹整套能適用於各種正式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場合，那壹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套話使人在不思想的狀態下照樣可以滔滔不絕。

　　套話是壹種動嘴不動腦的說話方式：“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壹段時間裏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的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壹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龐，2005：83-84）。

　　8、感情用詞，訴諸於情感：

　　凡是自己喜歡的，定用“好詞”，正如順口溜所說的：“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紮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領導沒有不微笑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

　　凡是自己不喜歡的，必用“壞詞”，還沒說什麽，用詞先已經預先設定了貶意：“密謀”、“公然”、“妄圖”、“壹小撮”等等。無需分析、辯駁，便斥之為“壹派胡言”、“猖狂攻擊”、“大放厥詞”。

　　9、人多勢眾、以“人民”的名義：

　　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壹小撮壞人”反對。“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0、訴諸於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這是壹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壹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鄧小平說：“中國這樣壹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壹事無成。”

　　其他類似的說法有，“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實踐證明中國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發展，決不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否則中國將倒退若幹年”、“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薦罪。”

　　11、訴諸於權威：

　　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後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要求我們做到……”、“在黨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極度簡單化：

　　對復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壹、膚淺的解釋，並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壹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壹句頂壹萬句”。

　　文革時的“壹句頂壹萬句”，現在有了新版本。新聞報道“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稱表達了全國人民意誌”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王晨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壹個道路，不是別的什麽道路，就是這樣壹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麽理論，我們中國在下壹個30年、下壹個50年就壹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壹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折騰’確實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全黨的共同意誌”（王晨，2008）。

　　13、籠統泛論：

　　這是壹種壹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壹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壹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環論證：

　　這是壹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例如，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某制度，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

　　15、不當的或謬誤的類比：

　　任何類比，即使在結論正確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壹個“說明”，不能用作結論的“論證”。許多類比甚至根本就是謬誤類比，例如，《不高興》中說：“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這是壹個謬誤類比，因為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系。2010年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兩會”記者會上，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問及：美方認為，美中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人權。請問人權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嗎？楊潔篪則以“畫”來類比“人權”，他說，談人權，要拋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思維定式，“我既喜歡油畫，也喜歡中國的水墨畫，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畫的標準來欣賞中國的水墨畫，那恐怕就要出錯。”這是壹個謬誤類比的宣傳，因為人權與藝術畫本來就不是同類的東西，是楊潔篪為逃避人權問題，而被牽強附會地硬扯到壹起來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壹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之壹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所以壹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所以壹定壹貫正確。”

　　17、虛假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例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為什麽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麽不能兩者並存？完全是專門為了抵制“軍隊國家化”，才杜撰出這麽壹個子烏虛有，與之對抗的“中華武德”來。

　　18、叫妳兩頭不討好：

　　這是壹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將對手於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壹，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麽斥之為狼狽為奸，要麽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

　　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

　　19、我錯妳也錯：

　　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國發布了針對多國的《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發布了壹份專門針對美國的《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這是壹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臟，妳也不幹凈，我說妳不幹凈，看妳還敢不敢說我臟。

　　又例如，設置網絡防火墻，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傳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權利，卻偏偏說，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不對網絡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說，“管理”就得限制自由，妳既然也在限制自由，為什麽我就偏偏不能這麽做？這是壹種故意混淆關鍵概念（“管理”和“壓制”）的宣傳手法。

　　20、絕對的“最”和最強語勢：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親”，“最高指示”。報紙如果不用“形勢壹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這樣用最高級形容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壹定出了麻煩。

　　文革後這種“最最”句式延綿不絕，例如，“中國銀行業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李稻葵）、“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煥發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顏圓圓，2008）。“事實表明，現在是藏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期。”可曾有過“不太好”的時期？

　　《中國不高興》說：“近30年來，我們處於壹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欲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妳們靠攏。”“最大”和“最親善”是和什麽比較出來的呢？

　　21、滑坡推論：

　　從壹個看上去是事實的斷語，壹路不加中介論證地隨意引申。例如，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說：“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優越性第三個體現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西方利益集團之間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選舉成了金錢政治，效率不高；我們沒有利益集團，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他的結論來自壹系列滑坡推論：美國有利益集團，所以就有民主競選，競選要花錢，花錢不如不花錢，民主得花錢，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花錢的民主不如不花錢的不民主。再得問了：“西方利益集團”，哪個西方國家？哪個利益集團？工人、農夫算不算利益集團？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錢？

　　相似的論調：美國危機深重，奧巴馬救不了美國，奧巴馬是民選產生的，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

　　22、因人廢言：

　　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麽樣的人說什麽樣的話。例如，“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壹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妳們，還有什麽好說的。”有人贊美道，“說得好，有骨氣！！！”

　　可是，“自己吃飽”和“批評別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系。原話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幹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那裏會有什麽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

　　類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壹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妳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妳怎麽和他解釋都不成。”孫東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

　　23、常見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道，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道，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幹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

　　有沒有想過，盡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壹些？還是更不安全壹些？誰最怕警察？沒有美國幹預的世界壹定會比現在好壹些嗎？

　　24、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

　　這種宣傳往往用壹些高調、抽象，普通人無法用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知識”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教授程恩富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壹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聽程恩富這話，又相信他的人，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沖突壹無所知，必須是壹個十足的無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裏，哪裏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須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

　　25、半真話，全假話：

　　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麽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為“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壹句半真的全假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權利卻並沒有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

　　26、大膽說謊：

　　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秦華）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於某黨派或者屬於某壹階層，屬於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壹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

　　這是在大膽說謊，中國的“人民代表”絕不可能不和共產黨保持壹致，也絕不可能違背共產黨的利益隨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他難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壹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選出來得，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並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並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和共和黨的布什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麽黨內紀律處分。

　　27、老百姓的話：

　　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壹種大家都這麽說，所以壹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壹農民新年感言：胡總書記的“不折騰”說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騰’是中國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願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說成為非人的異類，排斥到人類之外，剝奪他們人的屬性，使被虐者自覺低人壹等，施虐者沒有負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幾只蒼蠅嗡嗡叫”、“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小爬蟲”、“害人蟲”、“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語言把人劃分成“我們”和“敵人”，用無法講理的“妳死我活”來代替必須講理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以戰場邏輯來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利用“打倒”、“消滅”、“粉碎”、“鬥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壹只腳”、“砸爛狗頭”等等詆毀性、攻擊性的語言，來挑動仇恨和暴力。這些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詞匯，數十年如壹日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下意識之中，壹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啟用。

　　30、篡改真相：

　　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壹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後。當時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壹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文革”爆發後，“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己身患癌癥，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做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後，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繼尼，2008）。

　　31、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

　　對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幹部要看“大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特別是要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並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貪官污吏再多，也壹口咬定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應該毫無疑問地說，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整體是優的，是積極向上的。但在幹部隊伍中也還存在著少數幹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旨觀念不牢固、幹部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問題，確實暴露出我們在幹部管理方面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特別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頻發，有的小事釀成大事，就與治黨不嚴、對幹部疏於教育管理有直接關系。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有百害而無壹益，對幹部自身的成長也是有百害而無壹益。”

　　還有壹個堪輿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麽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麽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壹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壹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麽忙那麽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壹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頌德：

　　這是壹種出格的，沒有限度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諛奉承。例如，“形勢壹片大好”、“鶯歌燕舞”。春晚：“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

　　又例如，19歲的十壹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講，震撼全場。班禪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歡呼四起”。班禪說：“我由衷地感謝黨給了我壹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分辨是非，認清誰真正愛護西藏人民，誰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破壞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這個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來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來自壹個無神論的政黨？在佛教徒心中，共產黨比佛祖偉大，還有比這更出格的歌功頌德嗎？

　　33、推諉、抵賴、不認賬：

　　拒絕對所有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擔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布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系在壹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到很復雜的工作和過程。”

　　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而且反而增加了優點。

　　3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對壹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空間，達到限制網絡言論自由，消除政治批評和社會“雜音”的目的。

　　35、豪言壯語式泛論：

　　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壹天天爛下去，我們壹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

　　36、耍橫：

　　妳說我不對，我不對妳能拿我怎麽辦！？妳說的不對正是我說的對，對錯是沒有什麽道理可說的，只要妳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這是壹種政治流氓話語，例如：“‘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的壹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壹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權發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開本題，竊取論題：

　　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官方說法：“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壹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決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舍關系。從本題扯到“西方”，利用國人對西方的異我族類感覺、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見，用“西方”壹詞誘發的非理性因素，轉移對民主本題的理性討論。

　　38、鼓吹所謂的“中國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國特色”，黑可以變成白，馬可以變成鹿。壹黨專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公檢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報》2009年03月15日頭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說：“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只要我們需要就及時制定；反之，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需要，我們就不搞。”

　　39、文化絕對相對論：

　　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常有媒體報道，中國人出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外交部領導武大偉卻認為：“這是壹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妳看，在機場裏、餐廳裏，大家聚壹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壹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滴滴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武領導笑著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壹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壹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道稱贊武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壹個城市，如果不立壹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盡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擔重大責任，但把“文革”完全歸咎於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替罪羊。

　　41、證詞、反正都有理：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道”，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參考消息》壹類出版物在中國所起到的壹種主要宣傳作用。它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幹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反面教材”。

　　42、利用聯想轉換：

　　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周恩來穿補丁衣服，所以是壹心為民的好總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幹下了無數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的壞事。因為溫家寶穿舊旅遊鞋，所以，他能證明共產黨是廉潔、愛民的執政黨。

　　這則報道也是壹個例子：“焦裕祿、孔繁森──壹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壹個，獻身於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湧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幹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壹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這種宣傳的，民間順口溜說，“群眾學孔繁森，幹部學王寶森”。（王寶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曾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1995年4月5日，因腐敗案發，自殺於懷柔鄉間。7月4日，中紀委開除王寶森的黨籍。）43、數字簡化：

　　這是壹種“妳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復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於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

　　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麽？“八榮八恥”，除了這個“八”，有誰真的記住了哪些“榮”和“恥”？“榮、恥”問題又何曾有過公共討論？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壹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壹”、“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壹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壹個像樣的共產主義”、“壹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壹個人。”“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數字簡化甚至侵蝕到壹些學者的“學術語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覺也成為壹種簡單、不實的宣傳。例如，北京大學教授王嶽川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壹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麽？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後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王嶽川，2008）。

　　中國真的有什麽“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壹派和諧而沒有矛盾沖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壹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壹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壹下子變成壹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為“和諧社會”的宣傳敲邊鼓，名大學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宣傳官僚高明到哪裏去呢？

　　三、被宣傳洗腦是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江蘇電視臺的壹個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有壹次以罕見的媒體人激情和坦率評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系充滿了虛假，“什麽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為王八本來就叫假（甲）魚。”不錯，虛假、偽裝、謊言、假面充斥於當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實並沒有從此絕跡，因為這位主持人說的就是真話。而且，無論“假”多麽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說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強橫的專制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實行專制壹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醜、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說謊概要》壹書中，蘇裏文（Evelin Sullivan）問道：“人為什麽說謊？人說謊的動機是什麽？”她認為只有兩個原因，“而且明顯得叫人驚訝。”第壹個原因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真相，”第二個原因接著第壹個原因，“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自己就會失去許多東西：權力、地位、尊敬、金錢、舒適、快樂等等”（Sullivan, 2001: 56-57）。顯見的動機使得謊言成為壹種淺薄、平庸的罪過和邪惡。但是，淺薄、平庸是可以包裝的。壹旦謊言用高深的理論、高尚的事業、高貴的說辭裝點起來，並且當作絕對真理來強行散布，它就成為冠冕堂皇的“宣傳”。

　　虛假、強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話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壹種語言的暴力，它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就是奉行“強權即公理”，“政權即鎮壓職權”，以及無需程序合法性的權力結構。它的洗腦作用使人們把謊言當作真理，因而陷入壹種比不知道什麽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中有這樣壹個故事：格列佛來到了在他看來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說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說：“說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實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說成了是，那麽說話也就破壞了自己的目的。妳不說真話，我就沒辦法了解妳。而且，妳把白說成黑，把長說成短（把惡說成好，把醜說成美），妳的話不僅不能告訴我什麽，而且反而會陷我於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飽受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學者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紀錄納粹德國話語的《第三帝國語言》中，揭示了壹個陷千百萬人於比無知更可怕境地的極權國家（Klemperer, 2000）。主宰這個國家的是壹種滲透到每個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的官方宣傳。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壹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中共政權對中國人民的掠奪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二、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污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極權中國的經濟社會的基本屬性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吃苦搏命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大陸的失敗正是毛左思想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造之後的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二、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三、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四、血汗工廠

　　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5年，中國人均產出增長63.4％，而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卻從12％下降為10.91％，延續了1980年以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2008年的勞動力成本僅為8％，而發達國家這壹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美國為37％。GDP中政府財政和預算外、制度外收費拿走了40％，企業資本拿走了40-45％，工人農民僅獲15-20％。西方國家的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比為3：1甚至4：1，即勞動所得大大超過資本所得，而中國正好相反，為1：2－3。GDP大部分進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手裏，進入少數人腰包，轉化為政府支出和資本投資，給勞務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7%，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與地區，但制造業勞動者的平均小時工資僅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亞洲四小龍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48.8％下降為2005年的38.2％，創歷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0-70％，中國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中國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的技術進步，無非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外國公司的技術，大部分也是過時技術，核心技術仍然在外企手中。雖然在某些產品上受益於壹時，卻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國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潤的代工產品，居於產業鏈中的低端位置，產品沒有定價權，定單和市場都由外商操控。中國商品缺乏創新競爭力，產能嚴重過剩，出口商品的國內同行業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僅為2%-3%，惟有在壓低勞動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國以代工產品成為“世界工廠”，沒有科技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所以產業結構以壹般制造業為主，GDP的構成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不是服務業為主，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實行普遍低工資制度。美國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幾十倍，每小時工資至少十幾美元，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也有五六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壹美元（這是指8小時工作制，若以12小時工時計算更低）左右。美國工人壹年創造價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40409美元，加上從雇主那裏享受家庭醫療保險1.4萬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來，壹個工人獲得的收益超過6萬美元。中國工人總的工資福利平均總額每年2萬元人民幣，很多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年工資總額僅1萬余元。長期低工資保證了低成本的投資環境，這對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極為有利。中國還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壓低給農民的土地補償，以此吸引外來投資，甚至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過程中，圈地的社會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農民沒有談判權，政府以鐵腕征地，擔心的是資本不來，從不操心農民失去土地將如何生活。 政府也實行較高的出口退稅政策，讓利於企業，這又保證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在中國戶籍管理弱化、勞動力統壹市場形成、過剩人口沖擊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 及物價上漲形勢而同步增長。勞動條件改善不多甚至惡化，勞動時間普遍延長。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村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工資低，但中國勞工素質並不低，基本受過九年制教育，能滿足壹般制造業對工人的要求，超過東南亞壹些窮國，那些國家工資低，但對資本缺少吸引力。工資低是壹個方面，隨意性的加班加點也是降低成本的辦法。國有企業是三班倒制，特殊行業是四班倒，工作時間壹般不超過八小時。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多數不執行法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壹般為12小時。因增加工人數量不如增加工時合算，定單緊張時，強制工人日夜連軸轉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崗位上的報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連續跳樓的惡性事件。正如馬克思在譴責資本家時所說：“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壹個人除非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幹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並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黴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10] 馬克思在1863年曾為倫敦壹個20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為那些患職業病夭亡的陶器業工人鳴不平，如果馬老先生能活在實踐他共產理論的當代中國，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資本家都入黨了，黨的書記們都成為資本家了，真是風水輪回。由此可見，低勞動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低出口價格擴大了國際市場，增強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來保持經濟增長。中國內地有十分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 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因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長期支持著工業化進程，有分析說“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達27%。隨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人口紅利”就要枯竭，“人口負債”時代即將到來。 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雇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因為農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費食宿等花銷，找不到工作還要支付回鄉費用，於是只好選擇低收入職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靠資金和技術的競爭，主要是成本的競爭，由於進入門檻低，常處於過度競爭狀態。在地租稅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水平。這部分產業已經退出發達國家，中國正符合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勞動力成本的條件，所以“中國制造”就發揮出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金融業或軟件業就不必靠增加工時來獲取額外的利潤，證券交易所壹天24小時營業並不比4小時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贏利空間，軟件設計工程師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來開發最暢銷的產品。再者，血汗工廠多用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益沒有法律成本，所以雙休日與“黃金周”基本與農民工無緣，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資。血汗工廠還不是最壞的，還有壹種集中營式的工廠，那簡直是人間地獄！在老板和工頭的監管下，工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奴隸般的勞動，囚徒式的生活，豬狗不如的食物，牢籠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殺或自殘，再無逃離地獄的方式。這種集中營式的工廠先是由收容遣送機關發端，政府收容部門到街上抓到證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營的磚廠礦山監管勞動，累死或打死的人以無主屍體處理。現在是由工廠雇傭工頭到偏遠農村招收農民工或童工，關入工廠強制勞動，保安對要求離開工廠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許多工人致死致殘。政府管理部門視而不見，最多在媒體曝光之後，處理壹下工頭。還有壹種是監獄企業，以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經營，由於基本沒什麽工資成本，無論是聖誕節禮物還是奧運會用品，商品價格都能降到最低，競爭力便世界無敵。中國的監獄系統基本上自負盈虧，費用自理，每座監獄便是壹座大工廠，無償使用犯人。據獄方說：“至於犯人勞動報酬方面，1994年的監獄法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中還沒有得到執行，這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壹是整個監獄系統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地方連監獄警察的工資都時常拖欠，二是雖然沒有明說是報酬，犯人的壹些開銷其實就是在勞動的效益裏實現的。”[11] 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機構，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能因虧損而倒閉，費用理應國家承擔，如果連這些錢都不願花，壹切開銷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獄警便等同於包工頭。中國監獄不願讓外國人參觀，視為不能幹涉的內政，也幸虧民主國家抵制中國監獄產品，無疑保障了中國的人權，否則整個中國很快會變為監獄化的大工廠。中國正處於令馬克思切齒聲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稱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情剝奪，同樣是“最可惡的貪欲”。在完全喪失政治體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當代中國，連通過遊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成為中國勞工必須不斷以流血代價來爭取的遙遠夢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源源不斷輸送工人，但過低的工資使許多人連維持自身基本消費都不夠，根本就沒有養家的剩余。2004年以來，廣東持續出現“民工荒”，即因工資太低，農民工只好用腳投票。廣東無奈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還是沒用。廣東生活費用太高，何況還有嚴重的欠薪問題。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珠三角地區月工資也僅兩千元上下，與別人合租房也要幾百元，剩下的錢僅夠吃飯坐車用，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緊張。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資狀況將壹直持續下去，中國工人永遠達不到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這就是為什麽GDP增長了幾十倍，工人實際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原因。如果以中華民國時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來，並無實際進步，民國發展的黃金十年中，經濟發達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為20塊銀元上下，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但物價極低，壹個工人養活幾口之家不成問題。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隨著共產黨叛亂和日本侵華，經濟破敗，物價才開始不斷上漲。

　　為了降低成本，資方多不願為工人買醫療和養老保險，政府也極少處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制度，農民工流動性太大，也不願意上保險，辭工時連保險也隨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過度競爭的行業常常是在國內就已經將商品價格降到最低，省去與外商談判時的麻煩，惡性競爭使企業不極力壓低工資便無利可圖。工人不僅工資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形成欠薪的社會頑癥。欠薪對降低企業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對緩解燃眉之急的資金周轉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滯納金，比銀行貸款既方便又迅速。這還是非惡意欠薪，惡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資，定單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換個招牌租壹處廠房，再來壹遍詐騙，打工者想追訴人連人都找不到，惡意欠薪當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強迫超時加班和欠薪說到底是法律問題，勞動法如壹紙空文，解決勞動爭議和對資方施壓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與資方利益相關，官員與老板沆瀣壹氣，對欠薪頑癥不可能下決心解決。勞動爭議本是政府職責，反令工人的處境雪上加霜，罷工或上街遊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鎮壓，領頭的抓進監獄判處徒刑，老板卻毫發不損。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節返鄉前的國家治理欠薪專項行動，來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資，如果春節還拿不到，就沒什麽指望了。溫家寶總理曾出面為農民工討薪，但卻不願建立強有力的制度，用法治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也是中國欠薪頑癥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又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壹敗塗地而告終。”[13] 馬克思說，資本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現在各級共產黨官員成了公開或半公開的資本家，也都變為那種骯臟的東西了，剩余價值養活著無數資本家和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解釋當今的中國大陸，十分貼切，真是逃不脫的宿命。

　　勞資雙方總是會產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資，資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工會的談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視工會建設的，它強制每壹個企業都要建立工會，且無須征得企業的同意。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唯獨在中國例外。中共壹定要設立工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而是怕企業脫離黨的監管，因為“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在私營或外資企業又承擔起監視和震懾作用。全國總工會要求民營和外資企業成立工會，也是怕工人自行組織工會，脫離官方控制。全總屬於政府序列，各級政府的工會機關也是財政供養供制，吃黨的飯，既是政治道具，也是黨的專政工具，不經工人選舉產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團結工人與資方談判。在私營或外企組織工會，無非是資方壹個輔助性的勞動管理組織，上為政府消除隱患，下拿資本家的薪水，擺平工人的不滿，工人與黨的利益或資本家發生沖突，工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破壞壓制工人運動，具有典型的“工賊”性質。工會甚至比資本家更惡劣，因為資方可以讓步，工會是絕不對工人讓步的，否則會引起工人對政府政策轉變的誤解，等於間接承認工人運動的合理化。當工人權益受到資方嚴重非法侵害時，由於憲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工人不可能通過合法的罷工行動來實施有組織的抵抗權，資方沒有違法成本，經營血汗工廠就是必然的結果。官方工會的性質所限，工會在勞資沖突中起的作用是協助政府和資方壓制工人的激烈反應，維持和諧穩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談判條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強，在深圳的工廠有數十萬人，2010年連續發生“十二跳”（連續12次工人跳樓自殺）事件，根本聽不到工會的聲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勞動行政管理機關開始是集體失聲，全世界廣泛報導之後，又報告稱富士康無責任，替資方打圓場。富士康實行軍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監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達100多小時，心理壓力太大，感覺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幫助。但在強大的國內民意和國際譴責壓力下，最終資方選擇了讓步，承諾大幅增加工資。那些可悲的“跳樓者”，反而成為爭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這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用腳投票”式的悲劇，雖然沒有謝幕，也總算讓工人懂得了權益是要用生命換取的。無可否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力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低工資和超時加班、集中營式的管理，使中國普遍存在著“工廠奴隸制”現象。資本家從中受益，官方工會作為統治階級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這種工會對工人毫無吸引力，非國有企業的入會率只有13％，即使達到100％，工會也不可能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為對抗國家行政權力和資方殘酷剝削的社會團體，成為改善人權和福利保障的堅強後盾。與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車廠工人大罷工也取得了勝利，他們抵禦了資方和官方工會的打壓，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張權利，迫使資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組織工會的要求被嚴厲拒絕，因為加薪是資本家出錢，共產黨沒損失，工人組織工會是從黨手中奪權，中共寧願讓工廠關門，也絕不允許自由工會誕生。由此可見，資本家妥協容易，讓共產黨讓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樣。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傳富士康血汗工廠，回避體制問題，將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卻引發壹輪全國性大罷工，紛紛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報道血汗工廠問題，免得引發全國性工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馬克思說：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壹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壹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壹塊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壹起，作為壹個階級來強行爭得壹項國家法律，壹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的後代賣出去關死和受奴役。[14]

　　美國工會為了“抵禦”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藍領階層帶進了中產階級，促進了美國經濟長期向好。中國工會成為奴役工人的工具，為少數人攫取超額利潤服務。在共產極權制度之下，工會扮演著雙重功能，既作為政府的代表，又企圖代表工人，以這種“二元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工會看成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它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又裝扮為工人團體，這種制度上的雙重模糊身份，是解釋工會行為的關鍵。計劃體制下，工廠企業基本為國有制，利潤上繳國家，工廠與國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資待遇由國家統壹管理，工會很少遇到雙重身份嚴重沖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會應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為“家長主義”的國家所壟斷，即工人的利益由國家來保障，國家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工會似乎顯得多余，變為職工的“文體活動之家”。其職能僅是發電影票，組織籃球賽，或者為勞模聯系療養院之類。市場經濟改變了國家與工人的關系，產權制度多樣化，國家不能再扮演社會主義大家長的角色，國家事實上不再代表和保護工人，還要犧牲工人權益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用鐵腕讓多余工人下崗，以保證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稅源，工會雙重身份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明顯了。在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形成對抗型矛盾時，國家開始高度警惕工會向自由化轉型的可能，壹方面盡量維持官方工會的運作，壹方面要避免產業工人裏出現波蘭團結工會壹類的異化力量，嚴厲打擊瓦文薩式的工人領袖。由於畢竟掛著工會的招牌，在解決個人性的勞動爭議以及緩和勞資沖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裏活動。當工人權益受到有背景的資方或政府侵害、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時，“黨和國家”的利益自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政府工具的工會就被擠到更為尷尬的位置——多余的闌尾，不替工人說話，反而要堅定地站在資方或政府壹邊，壓制有組織的抗議，解散工人獨立組織的任何團體。《工人日報》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條消息，說西安的壹家國企經理決定，凡是不購買企業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崗。廠工會主席反對，結果他被解除了職務。國企工會是官方的，但又屬於工廠部門，工會負責人與廠方是勞動關系，不聽話的工會主席就會被視為壹條發炎的闌尾給割掉。在民營企業，工會負責人壹般為老板的親信或親戚，官方也予以認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學者所說：官方工會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哪裏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裏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

中共建立的極權制度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官僚體制

　　中共的政權系統是由多級政府構成的，是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國家政治體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統為骨架，但治理權主要是由黨中央控制下的各級地方黨政機關執行，是壹個垂直的管理體制。民主國家則不同，如英美國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擔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級政府相互獨立，國家壹級政府只有主權意義的管治權，不得幹預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國家主權功能與地方自治權的邊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是維系傳統中國社會架構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結構。中共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統的官僚制度中加入黨權至上原則，以同樣三角形的結構的黨組織，以黨員官僚建立分級行政體系，政權之上有黨權，形成所謂“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政治制度。黨政兩套系統合二為壹，以黨權為重心，對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實行垂直領導。中共政權是以黨員幹部為骨架的政教合壹體制，黨政軍經濟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帶有管理性質的位置，或認為需要管理的事，諸如寫詩編小說的作家，宗教神職人員，學校幼兒園教師，也都囊括於黨政系統之內，各按行政級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幹部集團。共產黨要掌握絕對權力，不允許有民間社會，這就需要龐大的幹部集團。在江西根據地時，十幾萬幹部和軍隊中僅紅軍劇社就有60個。紅四方面壹部組成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軍中政治機關、婦女兒童、學校、劇團等非戰鬥人員就占了三分之壹。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為38000人左右，3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城區居民僅7000人。上至黨中央首長，下至保育院兒童，全部歸屬於各級組織行政系統，由各部門的幹部管理。這些幹部完全脫離戰場，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開會，唱歌跳舞演戲，靠貧窮的地方財政與前線繳獲或蘇聯資助乃至販賣鴉片養活他們。由於是戰時體制，政府行政系統的官員並不多，據1943年3月2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關於迅速進行整編的命令》規定，首府延安縣的縣幹部僅20名，雜務人員6名；10個區共有35名區幹部和10名雜務人員，平均4.5人；51個鄉共有102名鄉幹部，無雜務人員，平均2人。其他如誌丹、延川、子長、安塞、延長、固臨、甘泉等縣也是如此。但這是政府編制，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在政府機構，而是充實於黨領導下的各種行政事業機構之內，如各類學校和文化團體統壹歸黨管理，不屬於政府序列。這部分人是只能擴充不能精減的。那麽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進入黨的各類機構之中，不是加入邊區各級政府。邊區政府不是權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職能簡單，徹底幹預社會的是共產黨的管理系統。幹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線和掌控政權的基本力量，幹部隊伍越龐大，寄生於體制內的人員就越多，形成榮損相關的各級利益集團，他們會主動維持集權體制，做大統治集團，政權就更加穩固。除非財政無力維持時，才考慮精減黨政機構，形勢壹好轉，幹部集團就會在充足營養滋潤下加倍壯大。延安為何在艱難困苦時期包養那麽多幹部，壹是因為體制問題，為了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壯大黨的隊伍；二是以儲蓄幹部於中央的方式，以備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之需。抗戰末期，蘇聯出兵東北，延安立即結束整訓學習，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而東北還是感覺不夠用。大躍進時城市人口激增，黨政機構也隨之膨脹，緊接著的三年饑荒，國家財政窮困不堪，不得已壓縮城市人口，重提“精兵減政”。直到1962年，縣壹級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在500人以上，機構龐大，重疊臃腫。黨政人員之所以越減越多，就是因為精減是臨時性措施，風頭壹過，立即報復性地反彈，凡是有些門路辦法的人，無不以鉆入黨政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以端上鐵飯碗為榮。中共將每個人的前途與黨的權力掛鉤，除了進入黨政機關，再無升遷發達之機會。三年大饑荒中壹般幹部雖然也吃不飽，但不決不會餓死。這些人普遍帶有強烈的食利欲望，形成龐大的食利集團，他們不創造社會財富，不為納稅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務，卻侵吞噬著巨量的社會財富和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現在中國有幾千萬在職幹部和寄生於行政系統的大批聘用人員，其中包括軍隊和國企寄生階層，以及依附於半行政系統的雜務人員、臨時工人等，汲取統治集團的剩余利益，他們約占總人口的10％，超過中國之外的全世界財稅供養人員的總和。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務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7％，而美國約為11％，歐洲國家約為6％，日本約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實是黨政成本，因為中國人不但要養活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包養更為龐大的黨務系統及所謂的“事業單位”，還要養活半黨務行政化的閒雜人員，比如街道居委會幹部及其雇傭人員，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類的專業人員，比如寫小說或五毛黨壹類的幫閒人員，等等等等。中國人養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團夥，以致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為世界最低。

　　“官僚主義何許物也？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壹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強淩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仆變成群體的主人，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千古壹理，中外同型。”[1] 壹般認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質，習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遇事拖延不決，講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應付，假公濟私，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壹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和家庭圖謀利益的勾當。摧毀官僚體制是中共革命的號召力之壹，但共產革命摧毀了舊的官僚體制，卻不得不建立更為龐大的新官僚體制，如滾動的雪球壹般，蘇聯老大哥堪為中共的榜樣：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仆，消滅“寄生蟲”國家。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系尚屬融洽。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1921年政府雇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於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欲望。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劃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饑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以往同誌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誌簡直沒法活。”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盡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污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裏，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發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裏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2] 舉壹個例子，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 年，這個委員會雇用了近25萬名員工。而 1921 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壹。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400萬人。這種革命無非是官僚政治的轉換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時，革命英雄主義者（革命官僚主義）總是打著“替天行道”旗號，這具有辦事效率高和解民於倒懸的公示作用。壹旦當權，就逐漸腐化墮落，形成頑固的體制官僚主義，成為下壹次革命的對象。共產革命與舊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舊王朝是官僚體制，但僅是壹個行政官員系統，共產黨是黨政合壹體制，除了管理國家必須的行政機構，其龐大的黨務系統也要維持相當大的規模，黨的領導機關與政府機關分開運作，形成同樣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壹樣要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此時的共產黨不是壹個社會團體，而是統治集團，納稅人天然有滋養共產黨的非法定義務，同時又承擔養活政府的法定義務。官僚主義寄生於舊體制，隨著革命的勝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變成為自己私利服務的模式。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軍事組織，最容易演變成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機器。學者孫越生認為，官僚階層是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中介層次，如果把眾多散亂的毫無組織的人聚集在壹個與世隔絕的可以采集營生的孤島上，時間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殘殺而全部毀滅，就必然會在其中產生出中介統治或中介管理的現象，也就必須會產生官僚主義。但是人群會存活下來—— 官僚主義元模式也是壹個統分結合的三角形式結構，頂端是首腦，可為單數或多數，以L代表之。中間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層是人民大眾，以P代表之。 官僚主義元模式就是壹個L，B，P，三層三角形式分布的統分結構。L和B構成小統分結構，L和B為壹體，則同P構成大統分結構。L支配B，B支配P，即L→B→P，這就是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這個基本公式構成的元模式本身，嚴格地說只是壹種結構和功能的抽象寫照，而不包含善惡好壞的道德評價。……嚴格地說，官僚主義概念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壹是官僚主義賴以發生的可能性，即L→B→P這個基本的結構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無道德評價的；其二是官僚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了好的官僚主義和壞的官僚主義，或復合的官僚主義，產生惡寄生於善或善寄生於惡的相生相克現象。 ……要使這個元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有效克服壞的官僚主義，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這個公式，這個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個權力支配關系的逆向系統。同時使P亦能支配B和L，並使B和L相互制約，防止單中心單向支配關系的專斷。 也許在社會猿群和原始人群團中已經出現這種逆向權力系統，並有這種直接民主制來制止首領的擅權。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資匱乏只是它的經濟原因。所以，反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類最終要創造壹個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個雙向系統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當然，這種雙向支配系統，只有在法治為主的形態下才有效，而人治為主的形態是不可能保證它不向單向支配系統回歸的。[3] 官僚主義是與社會發展模式生而俱來的病理機制，它不僅會勾結私有制而肆虐，也會腐蝕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會結構概莫能外，不過病情輕重而已，就如人體不可能沒有壹點毛病壹樣道理。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建立伊始，僅有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和司法部。其中，國務院僅有5名書記官。到20世紀初老羅斯福執政時，聯邦政府官員已增至26萬名左右。到1977年，僅聯邦行政官員就達280萬名左右，半個世紀增加了10倍，還不包括武裝力量。社會結構是否優越，取決於抗官僚主義病毒的免疫力，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比之舊王朝的官僚政治更為嚴重，是因其免疫功能過低所致，也是壹種先天基因缺陷及後天繼發感染的“免疫綜合缺乏癥”。中國舊王朝的官僚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登上政壇，只有貴族是世襲的，貴族僅限於皇族，數量很少，掌握行政權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學而優則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襲，老子任軍機大臣，兒子為布衣，亦很正常。共產黨的權力架構是紅色貴族加依附於貴族階層的龐大官僚集團，貴族階層與官僚集團同樣龐大。紅色貴族由集團內默契的子承父業特權延續，是黨內權貴世襲制度，這不是壹個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黨內派別間的利益分贓。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不是憑借公認的學識和操守，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考試實現個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獲得職位。沒有法律性的官制標準，做官全仗鉆營能力，這就決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幹在壹開始就被降到極低的程度，上至總理部長，下到縣長鄉長，均不經公開的遴選程序產生，所以才有“傻子總理”、“三盲院長”或“賭徒市長”壹類醜角登臺表演的機會。紅色貴族體制實際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從上至下的各級貴族都有被默認的世襲權。紅色貴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襲領地，但在政治和經濟資源上他們都有各自的世襲化的“領地”，如政治貴族家族多從政，軍隊貴族家族多從軍，經濟貴族家族多從商等等。紅色貴族的世襲化演化為紅色官僚體制，紅色官僚集團也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集權制）的必然結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為紅色貴族，血統變紅後就享有雙重身份和世襲特權，官僚貴族化，貴族官僚化，漸為門閥世家，蛻變為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寄生食利集團。現在中共第壹代貴族世家已延續到三四代，技術官僚世家也延續到了二三代，門閥世家現象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巴結名門望族成為鉆營的重要渠道。黨權之下的紅色官僚體制，是中國歷史上獨壹無二的專制體制。正如林彪所說的“封建社會主義”，只是那時的世襲特征還不象如今表現得這樣廣泛。

　　“封建社會主義”只是壹種簡單的比喻，其實紅色官僚體系遠不如舊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國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員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職情況，即課其職守、考其功效。漢代《上計律》規定，年終由郡國上計吏攜帶上計簿到京上計，即匯報工作。上計的範圍包括戶口、賦稅、盜賊、獄訟、選舉、農桑、災害、道議等。考核結果，根據政績決定遷降賞罰。另有壹套監察制度，漢武帝時，每個州設刺史壹名，直屬禦史大夫，派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員。中共以黨紀和壹些行政規定治吏，並沒有法律性的考績監察制度，因為幹部都是黨員，對於違法官員，紀委以雙規先行審查，然後再由書記決定是否處罰。幹部考核是黨內領導的事，外人不得過問。所以無論誰上臺，如何宣揚廉潔，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權時代相差太遠。各種社會制度中都會有官僚政治現象，區別在於民間社會對於官員的監督能力。公民有監督權，民治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官員必須向國會和民眾負責，可使官僚主義流弊減至最低限度。如果是專制國家，官僚集團必然要伸張王權或維護中央權威，首先保障權力來源的安全。共產黨高度集權，無事不管，又沒有民間社會，紅色官僚政治必然為各種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種。無邊界的權力，尋租也無邊界，驅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體就容易結成腐敗利益集團，不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還是“國家公務員”，紅色官僚體制決定了這些人的尋租行為和道德情操，決定了他們只能蛻變為社會的寄生蟲。中共早在延安時代就已經嚴重地官僚等級化了，分大中小三竈吃飯，高級首長特殊供應，有周末舞會，特權幹部日益膨脹。在現階段，腐敗對中共官僚體制來說，並非壹件壞事，如果官員不去貪污而追求人類正義，沒有合法性的壹黨專制就會失去凝聚力。漢高祖時，“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後蕭何為民請命，言上林多空地，應允許農民耕種。高祖大怒：“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這才以反腐敗名義將蕭何下獄。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竟作為壹種統馭臣下的謀略，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臣下或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心。專制催生官僚，與是什麽體制及政治宣言無關，普魯士國王肺特烈大帝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只是國家的第壹個臣仆”，動聽的語言改變不了制度，其“開明專制”無非是軍事官僚統治，四處侵略擴張而已。中共的語言更為悅耳，雖然用理論上的“先進性”極力掩蓋專制腐化，卻正是共產官僚體制無以擺脫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市場化條件下的官僚體制比之計劃經濟時期官僚政治更為嚴重，以市場化為主導的改革過程並未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惡化。其原因在於戰時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軍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義，形成體制還需時日；計劃經濟是分配體制，有官無商，民眾都隸屬於單位，群眾性政治運動多，官僚體制更多體現為效率問題；市場化則不同，黨的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民間也尋求分享利益，權力進入市場，尋租現象便公開化了。政府職能的牟利化，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官員通過壟斷和尋租刺激官僚集團和官僚資本日益膨脹。有利時壹擁而上，不請自來；缺少利益刺激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行政效率比計劃體制更低。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誌，謀求民眾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人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權在官的制度裏，官僚體制無法用議會政治來限制，不建立制約行政權力的議會制度，行政權力無邊界，政府膨脹不停止，官僚集團就不會真正向公務員制度轉化，永遠是社會的特殊階層。 西方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釋了政府的行為。有學者說：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該模型具體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誌。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壹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盡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4] 以中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我們沒有見到仙女的幸運，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下，經濟增長還不光是體現政績的標簽，更是個人切分“蛋糕”的機會，各級官僚包括軍隊在內，都參與尋租活動，沒人會傻乎乎看著別人撈油水而忘記使用手中的權力。分享利益就必須結成利益集團，靠單兵作戰不行，所以每壹級政權的尋租活動都由各利益集團瓜分，體制外人是無緣參加的。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臺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註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麽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共產黨的第二次成功，向錢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延安那麽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臺民眾那麽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六四使中共進入壹個危險的瓶頸期，人們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經濟上發展也受到影響，剛好轉的國際形象受到毀滅性打擊，再加之蘇聯解體引的起的骨牌效應，普遍認為這個專制政權維持不了多久。鄧小平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果斷決策，將人們的政治註意力再次成功地轉到追求財富上來，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駛向快車道暫時化解了制度危機。當人們發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暴富者皆為“太子黨”為首的紅色貴族集團時，中共已經讓整個官僚集團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結成了牢固的紅色官僚集團，安全渡過了統治危機。在示範作用下，中央的“太子黨”能發財，地方的“太子黨”壹樣能發財，再說金字塔下層是基層政權，幾千萬黨員幹部大部分在基層，沒有這部分人支持，中央連空架子也支撐不住。雖然中央集權受到削弱，但政權卻比鄧時代更加穩固，沒有當權者會傻到推翻為所欲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個高層長官連使用自己的“首長特別費”都成為犯罪的臺灣式政府。所謂共產黨有亡黨之憂，是指大趨勢而言，冷兵器時代農民起義的政權更叠方式對於掌握海陸空立體作戰優勢的中共集團，早就不實用了。但並不等於說中共真的會萬壽無疆，當中國人的民主質素達到壹定程度，大多數人認為不能再繼續忍受專制時，中國才會走進民權社會。

　　極權制度

　　從中央、省、地市、縣、鄉，中共政權共有五級政權機構，如果把已經行政化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算進去，共有五級半行政體機構。再加上每壹級都有黨務系統，共有幾千萬黨員幹部。中國是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每壹級政權都要設置對應上壹級管理機構的部門，各級都有五套班子，條塊分割，疊床架屋，人浮於事，所以官員之外還要雇用大批的臨時人員，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閒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麽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占了很大壹部分，這麽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麽中央財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權體制，但財政上是上下分竈吃飯，縣鄉財政靠自籌資金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奪，農業稅取消了，鄉鎮財源註意力轉向了升值的農民土地，頻繁出現的搶地大戰，發展到軍警開槍殺人的地步。征地比農業稅更加重了農民痛苦。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三級政府機構，最多也只有四級，美國與中國壹樣大，也只有聯邦、州、縣市三級，在州政府以下，不論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國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壹切由選民決定，直接選舉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礎，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只有2-3年，所以選舉是壹個經常進行的工作。政府決策過程充分貫徹民主三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保護少數原則。多數必須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況下的多數，而對少數的保護程度則是出於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約束政府執政時必需遵守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決策的公開透明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是科學的。日本有壹億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縣與市釘村三級。中華民國也是三級，《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了中央、省、縣市三級政府，省、縣實行自治。中共建政後不準地方實行真正的自治，為了嚴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鄉鎮兩個行政層級，層級壹多，幹部也多，壹個縣衙門要掛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統都有大隊人馬，壹個正職另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職，壹個縣供養著幾千或幾萬個要吃要喝的幹部，又不創造財富，惡化成社會的腫瘤。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每年僅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三項，壹年無端耗費掉上萬億元，人民怎麽能不貧窮。中共為何將中國分割成這麽多條塊，就是因為中央集權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會每壹個細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員雖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維持中共統治的是黨務系統，黨的系統不存在效率問題，因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是各級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和生命線，這這個問題上，全黨上下是自動保持壹致的，黨權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證。這比皇權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更為嚴密，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對鄉村民間社會采取自治的辦法，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不設政權機構，壹個縣衙門的官與吏不過幾十人，壹個知縣掌管全局，沒有什麽書記摻雜，更無壹大堆白吃飯的副職和數不清的局委科室辦。有人認為“皇權不下縣”純屬無稽之談，理由是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制”的保甲系統。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是縣以下無常設政府機構，歷代如此，至於壹些臨時性的派出機構和官員，並不能改變縣以下無皇家政權的史實。但這不等於說皇帝對鄉村沒有管理，農民可以隨意詛咒皇帝而無人理會。鄉村的“什伍編制”既是壹種準軍事組織，又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與現在的鄉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設置。解釋為皇權的延伸也無不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級政權。鑒於現代國家之公民社會的性質，溫鐵軍先生概括的五個字：“國權不下縣”。秦暉教授則把它完整的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撤銷鄉鎮”，實行“縣政、鄉派、村治”，或推行“鄉鎮自治”。這引起許多人的不快，因為意味著許多基層官員會失掉飯碗，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集團必須退出肥沃滋潤的地方。問題還在於壹級政權取消了，鄉村自治，黨權也就隨之弱化了，入黨缺少做官斂財的途徑，共產黨在基層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鄉村壹級都要設立黨組織，就是為了幹預村級行政。失去對行政權力控制的黨權，黨就成為無人恐懼的象征。按說這也算不上大進步，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第壹百二十壹條規定：“縣實行縣自治。”壹改中央集權為地方省縣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統，撤銷鄉鎮政權仍離省縣自治相去甚遠。毛澤東統治時，中央也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但中國仍然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連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假的，就是因為黨權大於行政權力。中共政權是極度集權的政治結構，中央雖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權力給地方，是因為壹切行政權由中央統起來成本太高，不劃算，也不能表明中國有壹定的地方自治。黨務系統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中央對末稍的控制未有絲毫松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於有了黨務微循環系統，黨中央的全國決策都能迅速下達到地方任何壹級。改革以來的中央集權是有些弱化，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國務院的權力被邊緣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貫徹，中央仍然保持著對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同地方的關系依然是利益共同體關系。國務院決策要壹級壹級貫徹，效力逐漸衰減，黨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發到基層黨支部，政府政策與黨的決策，兩者的政治風險不同，這壹點是每個體制內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規模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錢，而不是服務，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壟斷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食利。地級市也是擾民的禍根，截止2004年底，全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為333個，其中地級市283個，形成中國特有的市管縣體系。它構成了宏觀縱向體制的基本權力結構，這是壹級純食利型政府，因為它介於省與縣之間，只有轄區，自身沒有土地，其機構設置與管理職能與省和縣級政府重復。其食利性質突出表現為這壹龐大群體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個地區級消耗10億元財政資金計，每年就要無端耗費3330億元。河南省是中國人口第壹大省，有上億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級市信陽為例，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信陽市財政收入雖由8.4億元增長到12.2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支出也由15.37億元猛增到40億元，使地方財政資金缺口擴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設市”後，全市財政供養人員由當時的18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5萬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長期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變化純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來地區壹級設行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而非壹級政府，地改市則意味著地區行署由虛變實和編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辦又創造出大量職位，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增加的官員要吃喝玩樂，各部門壹門心思搞錢，加重了農村和企業負擔。為了彰顯“政績”，所有的地級城市都力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它們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將搶奪縣區的土地和資源，在“發展”、“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趨同化範式下，地級城市無壹不落入以房地產開發為城市建設的套路，全然不顧及地理因素和人類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負”政府與“精細計算”開發商的共同構建的圈錢大潮中，構成壹幅幅沒有歷史記憶卻極為標準化的、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暴發戶圖景。

　　事實證明，行政組織每多出壹個層次，信息的失真率就會成倍增加，這就是農民有所謂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變味說法的原因。市管縣體系的設計，人為地制造出壹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絡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當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本來建立市管縣體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帶動縣，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促進城鄉壹體化，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與願違，市管縣變成市盤剝縣，財富向市裏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員手中，供他們花費，而不是市拿出錢來幫助鄉村建設。在壹些貧困地區，政府連自己吃飯都成難題，但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和地級市門面，除了向縣裏搜刮，更無可能拿出錢來資助民間致富。市管縣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種排斥市場機制的道路。有批評者認為：“市領導縣體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條塊分割，但在克服舊的地市矛盾的同時，出現了更加尖銳的市縣、市（市轄）區、區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級市管轄範圍內其他縣級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級，還要領導所轄縣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削弱了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根據對市帶縣體制影響轄縣經濟的壹份問卷調查中顯示，19％的縣認為市帶縣對轄縣經濟發展“利大於弊”，25％的縣認為“弊大於利”，另外56％的縣則認為“利弊參半”。在調查走訪的20多個市轄縣中，70％左右的縣都抱怨市裏“啃縣”、“刮縣”、“卡縣”。現在實行市領導縣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並的產物，大部分則是地改市，即將地區行署改為地級市，撤銷同名縣級市並設置壹個或幾個市轄區的結果。地市合並可以減少壹套行政機構，地改市則要增設機構、擴大編制。壹個地區改為市，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來了。五套班子就是：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規定，地區黨政機構控制在30個左右，編制900人左右，轄縣少的地區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級市機構控制在50個左右，編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著編制翻番，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編制規定很快就被突破了。黨政機構就象不斷滾動的雪球，不動還好，壹動就順勢滾大了。[9] 2009年，中央壹號文件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財政部又公布《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要求“省直管縣”財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推行。由於涉及削弱市級壹層官員的既得利益，試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幾年社會動蕩加劇，群體事件急增，大部分發生在縣壹級，威脅到政治穩定，中央急於推出“省直管縣”，首先是從政治上考慮，加強對縣的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權的擴大，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隨之自我膨脹。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對全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290余人，嚴重超編。現在壹個中等鄉鎮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壹個普通縣的編制人數。鄉鎮黨委和政府經歷了向科層組織發展的過程，內設機構不斷細化。原來為1人的黨委委員、幹事、助理員，分別演化為相應的部、委、辦（所、站）等部門，鄉鎮還仿照上級政權組織增設了人大、政協、紀檢等機構。這些人員往往是通過私人關系的利益交換原則而進入鄉級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傾向嚴重，對於鄉村管理和市場經濟，多且無用，對於利益集團卻是滾滾財源，已經異化為純粹的食利階層。喪失了管理職能，使所謂“吃飯財政”，“負債財政”，貸款借債發工資，成為普遍現象。鄉鎮要保證自身生存，就需要龐大的財政來源，財政不夠就靠借債運行。在廣東，欠債幾千萬元的鄉鎮比比皆是，多的達上億元，鄉鎮債務在全國有數萬億元之多。稅收取之民，用之於民變為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民生建設落後，形成“地方政府失靈”現象。由於與農民矛盾越來越突出，縣鄉政府官員及依附人員便以黑惡化手段執政，成了麻煩制造者和秩序破壞者，基層政權成為掠奪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職能的反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號：“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現在縣鄉幹部的話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權，拆房牽牛，逼死人命，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大，比舊時代的封建諸侯還要無法無天。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皇權統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有學者將之概括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壹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壹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後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這比較符合中國歷史，皇權當然對鄉村有影響力，但那是稅賦和兵源的關系，只要不挑戰皇權，其余的便由鄉民自行管理，與共產黨包攬壹切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個層次，共產黨之所以極力反對鄉鎮自治，其道理也就在這裏。皇權對鄉村是非政權形式的間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裏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都有壹套編織有序的社會管理網絡體系。今天的村委會和居委會的功能是為了有效控制基層，卻不能認作是壹級政府機構，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質。因為共產黨主要靠它無孔不入的黨支部來掌控末稍，實現中央集權，沒有必要設置這壹級政權機構，有黨組織就夠了。為什麽中共實行五級半政權結構，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擴大體制規模，增加體制內官員數量，以龐大的黨政官員、公務員及相關依附人員來作為政權的基礎力量，這部分人必須保持足夠的數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據地時，就采取鄉（市）、區、縣、省四級地方蘇維埃政權結構。學者的小政府大社會提議恰恰違反了這壹嚴密控制民間社會的原則，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權運轉正常，每壹級政府都不會有改革的動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種精減或縮小政府的動議。我們只能看到壹些學術機構研究行政體制的弊端，呼籲改革，而各級政府卻根本不予理睬。對民眾來說，龐大的政府機構自然是無用的食利集團，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極為強大，眾人皆想進入這個集團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務員考試都吸引無數的人參加，甚至達到幾千比壹的錄取比例，不是他們拼命要為人民服務，而是希望得到壹個保險又體面的職務，獲取尋租資格。政府越腐敗，灰色收入越多，引誘力越大，政權的基礎就越穩固。這看起來荒唐，卻是中共政權於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試想，若政府規模太小，壹個縣僅有幾十個官員，又怎能無孔不入地管治民眾呢？

　　中共集權的特點就是政權的金字塔形結構，金字塔底層越大，上層越穩。美國不是這樣，州縣政府並不由聯邦任命的下屬機構，各級政府只對各自地區的選民負責，聯邦政府管理整個國家也無權對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支持美國強大的是保障民權的地方自治，聯邦政府不需要通過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政府的強大是體現民眾的自由意誌，不是壟斷權力。這是集權政府與民治政府的根本區別，集權政府什麽事都要管，於是不斷增加官員，擴大權力階層；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間自治，大部分事分給社會團體去做，機構不需要很多。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廟少和尚自然會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個大唐帝國的京都——壹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明朝官職有所增加，越到後期越是膨脹，另外還有廠衛系統，類似於現在監視控制人民的黨務和國安系統，到明世宗時，壹次就裁撤錦衣衛3萬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還是比不上現在的官員泛濫如蝗災壹般。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間，全國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國土。到清末光緒年間共有知府180多人，知縣1300多人，辦理4億人口之政務，從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員不過25000人。中央政權機關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軍機處等構成，下設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糧的官員，還有壹部分自理口糧靠捐納購買的記名候補官員，候補不上就壹輩子做能穿官服的閒人。晚清雖然腐敗，但從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畢，無人敢於懈怠政事。古時候當官收入不多，主要是榮譽地位和忠君報國情操，王安石食衣儉樸，嶽飛受害，抄家壹無所得，壹堆破書而已。袁崇煥辭官時，回鄉的路費也不夠。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制不得超過60人。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制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疊，人浮於事。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中共就是利用這壹點以籠絡人心，不斷增加機構人員，鞏固政權金字塔。所以，官場總是供不應求，跑官賣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余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從市中共黨委正、副書記，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這還不算多的，有的貧困縣，所謂領導班子更為龐大。貴州省赫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竟有12名副縣長。因此中共的“官災”，比“蝗災”面積廣，更時間長久，比中國所有自然災害加在壹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地方自治必須受憲法保障，中共的憲法沒多大的分析價值，因為中共是以黨的意誌治國，以政策治國，寫在紙上法律連它自己也不當回事，各種公民權利和地方權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憲法（第壹部是割據政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也就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例，通篇充斥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戰爭罪犯”、“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人民公敵”、“嚴厲的制裁”、“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壹類充滿政治偏見和殺氣騰騰的詞語，不象是全體公民的憲法，倒象是壹部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討伐敵人的戰鬥檄文，正是這部專政機器的說明書。後來的憲法也承襲了這種風格，在序言中以教科書的形式宣揚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宣示其天然領導權的合法性和專政鎮壓的性質不變。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須維護壹黨天下，壹黨管制天下的每壹個地方，這是底線，而中國改革的前途就在於取消壹黨制，擴大民間權利。維持黨管行政的集權體制，就沒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機構改革搞了多年，沒有解決任何行政體制弊端，也決非某位青天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於壹些立誌於改革的縣鄉官員來說，在改革中將失去某種利益的公共權力依附人員是改革的阻礙力量。在既得利益階層和分利集團面前，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的力量就顯得太渺小了。就拿壹個鄉來說，大大小小的幹部、教師和權力尋租人員，隊伍壹年比壹年壯大，從總體上來說壹個鄉書記根本無法抗拒。決定鄉書記是否能繼續幹下去的人不是普通農民，而是鄉裏的幹部、教師們的輿論和評價，他們不但掌握著話語權和更多的評價機會，而且他們更有能力和關系渠道向上級施加影響。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與某副縣長或某局長有親戚或金錢關系，壹個小小的鄉書記恐怕奈何他們不得。更多的時候，縣鄉官員自身及親屬朋友已經成為分利集團的主體，單靠某個書記要改革，要去改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推行改革的結果是被迫辭職；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壹松拒收禮金，立新規滌蕩積弊，結果大量的恐嚇、侮辱接踵而來，有人揚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難安”，最後夏壹松僅當了180天的利辛縣委書記就被調離。由此可見，個別縣鄉官員壹旦成為鄉村改革的現實動力，而又缺少來自上面的支持，就會很快被扼殺或排擠，出現逆向淘汰的現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縣鄉機構、人員膨脹、縣鄉政府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始動因。英國著名管理學家帕金森在分析組織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時，指出人員的晉升機會與機構數量成正比，所以人們總是希望增加機構。對於壹個不稱職的官員來說，他可能有三條出路，壹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幹的人；二是讓壹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對於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第壹條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同樣也不能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壹個有力的競爭對手；看來只有選擇第三條路最為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機構重疊，人浮於事，扯皮推諉，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體系。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不稱職的行政首長壹旦占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聞名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心縣，部分幹部違法亂紀，大量超編進人，致使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吃“皇糧”的人數畸形膨脹。冗員吃空了財政預算、補貼，就連專項資金也被挪用。在這個僅有33萬人口的貧困縣裏，吃“皇糧”者高達1.1萬人，全縣超編人員高達2800多人。由於工資支出預算由上級部門制定，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減低這部分預算的積極性，精簡人員實際上意味著放棄這部分預算撥款。由此可見，縣鄉官場內部很難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這種情況對鄉村改革的進程會產生負面影響。[10] 即使有了上級支持和稱職的領導也無濟於事，依然是個人力量挑戰體制權威，仍然是局部性的變化，連改革的層次都談不上。國家權力的垂直化體系決定了各級政府權力都被切分，不能獨立改變體制弊病。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這種體制產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這不是僅憑個人改良決心而能解決的。朱镕基貴為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說敢幹，在全面貪腐的大環境下，他無絲毫力量撼動極權體制，無法改變機構臃腫的毛病，更無權改變黨的專制。現在撤並壹些鄉而增強地區壹級的做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實行鄉村自治，鄉便脫離行政體制，由鄉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員數量不是核心問題。鄉村自治應以鄉為主，村則太小，鄉鎮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區域，教育衛生和集市貿易都集中在鄉鎮壹級，實行自治才有實際意義。從魏晉到明清，行政系統壹直沒有延伸到縣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建立了區、鄉兩級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權。按照當時的設想，區、鄉經費不是取自傳統的國稅，而是靠自籌經費來維持；區、鄉負責人也不屬於公務員，因此自治組織與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區別。撤並機構必須先從減少層級開始，再減少政府權限，各級官員就都減下來了。鄉鎮官員最高為科級，地市為廳級，廳局處科級官員成堆，級別越大，供養成本越高，只減小官，不動大官，更強化社會的官本位思想。這跟城市限制汽車行駛，不敢動奔馳奧迪等大排量富豪車，總是從夏利奧托之類小排量百姓車開刀壹樣不公平。地區是省與縣的中間層次，多為較大城市，最先撤銷的應該是地市管縣體制，市由省轄，市不能再盤剝縣，縣對市無供養責任，縣也歸省管，縣以下為鄉村自治，除了縣級正常稅賦，無供養冗員之責任。以縣為中心的地域經濟就活了起來，省支持貧困縣不再經中間環節盤剝。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縣改區的地級市應壹並歸省轄制，與縣互不隸屬，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強縣也可整合數縣為市，縣改為城區，統壹歸省管轄。縣制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是：縣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征。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歷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敗在縣壹級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彌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壹級權力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政治環境下，可直接通過鄉鎮政權魚肉鄉民。過去，相當於地區壹級的州府是交通資訊落後時代的產物，現在再保留這個中間層次，還要增加壹級稅收，只會有負面意義。 1997年到2001年，全國鄉鎮總數減少了4528個，其中鄉減少了5681個，鎮增加1153個。到2002年7月，全國鄉鎮數共為39715個，其中建制鎮為20374個，比改革開放初的2176個增長了近10倍，而鄉的數量則由52534個下降為19341個，鄉鎮數量之比首次出現建制鎮超過鄉數，分別是總數的48.7％和51.3％。撤鄉並鎮雖減少了數量，而職能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壹些地方借撤並之機大興土木建設，鄉鎮幹部私分公有財物，通過大舉借債消費等加重了農村鄉鎮政府的債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被壹些幹部和群眾稱之為“災難”。應該撤銷鄉壹級政權，而不是削減數量，已城市化的大鎮可考慮保留壹些，變為市。最好是連地區壹級也撤掉，中國之所以官員泛濫成災，這兩級就占了很大部分。現在的交通和通訊發達，壹個縣的直徑以五十公裏計算，縣城到鄉下不過個把小時車程，從省城到邊遠縣城高速公路最多幾個小時。古人傳遞公文，驛站快馬跑幾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與今日根本不在壹個層面，清朝版圖比現在還大壹半，並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騎驢看唱本，現在三菱越野車，古人治理鄉村都無需另設鄉鎮衙門，白養壹大幫閒人，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會。信息時代壹個電話即解決問題，政府無需過多幹預社會，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降低執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鄉壹級政權，中國很多的壞事就是鄉村惡霸們幹出來的。他們離農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權力，卻無服務鄉梓的熱情。因為鄉村是名義上的村級自治，農民無權過問鄉政管理，只要縣上有人做後臺，便巧取豪奪，吃拿卡要，負債消費，圈占土地，無惡不作。就鄉鎮政府本身來說，它能做的事也極少，在農業稅費減除的現實下，已經沒有了收取額外稅費的法律空間，收上來的錢能夠政府自己用就不錯了。鄉鎮政府不但不能服務於鄉梓，由於自身需求，逐步變為千方百計為自己搞錢的機構。“以支定收”是壹條鄉鎮財政運作的“潛規則”，它需要花多少錢，就想方設法搞多少錢，因鄉鎮人大的作用圖有虛名，鄉鎮財政運作的透明度極低。用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只能發揮計劃生育之類的作用，對繁榮鄉村並無意義。再說，鄉鎮政府作為由縣級組織任命的下壹級組織，只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根本沒有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地位，縣級政府職能部門設在鄉鎮的“七站八所”還肢解了鄉鎮的權力和財政。這樣壹來，鄉鎮黨政不但不能成為壹級責權利相統壹的政府，還由於它的決策權甚至相當壹部分行政權掌握在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手中，它成了縣級政府事實上的派出機構，主要執行縣級政府的指令。鄉鎮黨政正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體制的壓力，鄉鎮黨政不能再簡單用行政命令來幹預鄉村；二是自上而下的舊幹部任命體制的壓力，這方面既有硬性任務指標的壓力，也有人身依附關系形成的壓力。鄉鎮黨政要想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和事佬也沒有余地，站在哪壹邊都將使自身陷入困境。鄉鎮政府在兩難時，只能選擇向上負責，從而加重與農民的對立。打個比方，鄉鎮政權是壹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遲早以割除為妙。越是貧困的地區情況越糟，是最大的社會累贅和動亂隱患。富裕地區也同樣可惡，廣東不少鄉鎮政府，花幾千萬上億元建政府大樓，修豪華氣派的廣場，巨額資金花在毫無效益的面子工程上。這麽多閒錢寧願擺闊鬥富，耀武揚威，也不去改善農民生活，不用來辦義務教育，充分顯示鄉級政權的多余和荒唐。東莞有壹鎮長，五年間竟然去澳門賭場輸掉9000多萬元公款。區區壹個鎮長是中共行政體系中最小的官員，尚如此喪心病狂，整個鄉鎮體制存在的價值就十分明白了。

中國農村貧困的原因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資源破壞

　　中國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以不顧壹切式的增長，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全世界每年約消耗110億噸標準煤，中國占了30億噸；中國每年進口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產量的40%，鋼材產量是美國的10倍；全球的化肥產量為1.65億噸，中國消耗6000萬噸，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國經濟是靠高消耗的產業支撐，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8倍。近年來對能源需求的增長極為驚人。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速和最依賴煤炭的經濟體系，壹年33多億噸煤都不夠用，已經成為煤炭凈進口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只顧眼利益。到處是私挖亂采成風，凡是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貴州等地，皆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植被破壞無遺。每次評選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都名列榜首。減少環保投資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辦法，地方政府也只顧眼前利益，對污染企業收了費，便聽之任之。政績和升遷是靠GDP來實現的，東部對環境要求嚴起來，污染企業就向西部轉移，污染總量還在增加。雖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體惡化，城市情況好了，更大範圍的鄉村變壞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臨汾市，竟成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骯臟的城市。不禁令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火獄：“那煙霧將籠罩世人，他們說：‘這是壹種痛苦的刑罰’”。[15] 據衛星觀察，亞洲已籠罩在厚厚的煙雲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這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功勞。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空氣污染死亡的人有80萬，亞洲就占了53萬。但煉獄是對大多數人“痛苦的刑罰”，少數人發了財，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潔凈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紛紛移居國內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京都議定書”義務，所以治理溫室氣體排放並不著急，中國還計劃增加幾百個火電廠，緩解電力緊張，這足以使“京都議定書”的壹切努力化為烏有。雲南是森林大省，物種最豐富的地方，走在綿延幾百公裏的山路上，風光還是不錯，如果妳細心壹點的話，見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過是原始次生林，從樹木的胸徑就能看出來。大樹基本上砍光了，西雙版納也是壹樣，思茅地區到處山頭裸露，“大字報田”隨處可見，越貧窮的地方，政府越是緊盯著資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與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種多樣性壹旦破壞便無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亞馬遜森林，再栽多少樹，消失的物種也不可能重新回來。因原有生存條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種比恐龍滅絕還要慘，連化石也留不下來。自古中國人就熱愛青山綠水，唐詩宋詞裏對山水贊頌都是由衷而發，“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了。自古以來就有保護環境的習慣，《淮南子·時則訓》上有許多古人保護環境的論述，如孟春毋竭山澤，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樹，四月毋燒灰，五月樹木方盛，勿敢斬伐雲雲，從天子開始，違者視為逆天而行，必遭禍殃。在國民環保素質上，中國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世界最高，達國土面積的67％，但日本人決不會砍伐自己國家的壹棵樹做壹次性筷子，從中國進口木筷，用後又回收制成紙漿，再出口回中國。山西和東北的無煙煤多，日本買來後裝進水泥大箱子沈入海底，以備未來之需，等於把中國煤礦搬到了日本。中國人總是歡呼發現了大煤礦、大油田，而現實的發展已經過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與幸福。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的資源枯竭和環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們是為了整個國家長遠利益。中國人更自私，完全為了個人，只顧眼下發財，能撈快撈，能挖快挖。什麽資源礦產，什麽蟲草發菜，什麽天鵝大雁，什麽百年樹木，什麽千年古墓，只要能變成鈔票的東西，無不蜂擁而上，連搶帶偷，命都不顧了。從各級政府到“太子黨”，從軍隊到地方，從農民到市民，無不卷入圈錢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車。所以說，即使取消GDP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也用處不大。玩什麽“綠色GDP”遊戲，總不如先把錢撈到自家腰包裏實惠，有道是“有錢不賺王八蛋！”人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其實中國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場，國外早就不準生產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又大量進口加工洋垃圾，不讓幹就走私，為那點惡心錢，污染了千秋萬代的山河。日本人從小接受危機教育，養成憂患意識，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幾千年文明如何偉大，地域資源是如何豐富，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從來沒有做為需要警醒的內容列為未成年人的必修課。

　　中國經濟無疑是壹種“骯臟經濟”，如果扣除污染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部分，經濟增長只能是負數。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億元，不見成效。黃河、長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萬億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話。壹旦經濟陷入負增長，巨大的失業人口，龐大的幹部集團，都是社會無力消化的可怕群體。問題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貪婪加無法無天，十幾億人要吃飯，要參與國際競爭，犧牲環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誘惑力。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對美國人說，妳們不去發展高技術產業，非要和中國人競爭勞動密集型產品，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薄部長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美國以高科技取勝，中國以制造業打拼，美國科技那麽發達，都玩高科技豈不更好，何必與中國窮人爭食。但問題是美國並非每個人都是高技術專家，還有許多人靠傳統產業吃飯，這部分人的利益國家有義務加以保護。以美國之科技優勢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飯，低技術的中國幾億農民工，只好憑低技術和高污染的產品換錢來填飽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壓力與強烈無比的致富願望，再結合中國環境崩潰和資源枯竭的憂患，使中國人走上了壹條不歸路。拼完了國內資源，再拼國外資源，國外資源拼不成了，中國高消耗經濟就走到頭了。現在國際市場每兩根圓木中就有壹根運往中國，基本上靠外國不法分子走私。吃飯第壹，還是環境第壹，將長期困擾中國。山河破碎，有水皆污，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國土受酸雨侵蝕……中國的經濟走上來，中國的環境壞下去。黃河混濁是由於植被破壞，長江惡化是污染太多，珠江污濁是治污資金不夠，東海整體降為四類水質是因為東部工業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僅重金屬壹項指標就超標2000倍，已基本變為死海，海水循環自凈的時間是200年，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讓人惡心的生產方式來維持出口商品的最低價格，世界上再無國家敢以斷子孫後路的瘋狂來與中國競爭。朱镕基治淮的“零點行動”失敗了，再無大人物敢誇海口，讓江河湖海在什麽時間幹凈起來，統壹行動不奏效，就只剩下保護母親河之類的空泛口號。由於過度開掘，陸上資源趨向枯竭，由於沒有制海權，中國海洋資源正遭受周邊鄰國的大肆掠奪。目前南海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鉆探1000多口井，找到97個油田及含油結構和75個氣田及含氣結構，其中28個油田及25個氣田在中國傳統疆界之內。每年周邊國家從南海開采5000萬噸以上的石油，相當於大慶油田的產量。我海洋國土為周邊國家所圈刮蠶食，周邊壹些國家先後發表聲明，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使豐富的南海資源成為地圖上的畫餅，反過來更加劇了陸地資源的自我掠奪。

　　腐敗經濟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無法無天、官場腐敗、惡勢力猖獗、環境破壞等等，都是軟道理。當前最誘人的口號莫過於“以人為本”，實際上永遠是以政權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從鞏固政權出發。法律條文定了無數，法治社會在大陸卻壹天也沒有實現過，因為法制不等於法治，法治也不等於以法治國，若依了惡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權憲法司法獨立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壹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世界上還有許多數國家是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實現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選產生以實現民意的責任制機構。這是契約關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禮是與上帝立約，政府首腦是與選舉人立約，議會立法是為社會立約。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民意，靠槍桿改朝換代而享有永久的統治權力，還是封建專制的延續。沒有契約型社會關系，執政當局制定法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當然為了維持壹定的社會秩序，有些法律還是有規範社會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專利法壹類，比毛澤東時代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治國有了壹些改善。 說到法治缺失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展現出獨特的作用，那時的法規政策是保障國家計劃貫徹實施，並不是為市場運作設計的。這就生出壹個悖論，若守法遵紀，就談不上沖破舊體制以搞活市場，不遵紀守法，經濟更陷入無序狀態，這個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時，溫州壹帶的鄉鎮企業或個體老板，經常拿著走私的手表、錄音機、雨傘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澆油”（潤滑之意），到國有大企業來搞壹些計劃外的原材料。那時國有企業自主權並不大，計劃外的產品很少，於是采購人員各顯神通，找人批條子。那當然是賄賂，但數額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結果硬是將國有企業的鐵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紋。隨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流入鄉鎮小企業，越來越多的商品豐富了市場。計劃經濟與商品市場並存，壹種產品由計劃內外供貨渠道形成價格雙軌制，迅速肥壯了壹些官員和“太子黨”。用不合法的手段滿足市場需求，搞活經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如果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倉庫裏，不去盡快發現更有效率的市場價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引擎不會迅速發動起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事先設計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經濟方案，小崗村的農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單幹，也許還要懷揣介紹信外出討飯幾十年。可以說經濟發動機就是在違反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加滿了第壹桶油，闖過過壹道道政策法規的紅燈。少數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權錢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壹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沒有純粹靠勤勞守法致富的，最起碼也偷過稅。鄉鎮經濟活躍起來，致富效應迅速蔓延到全社會，三個人開個公司，五個人辦個中心，老板經理滿天飛。亂中起步，亂中成長，中國經濟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現實下發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紀守法，官員廠長不貪，不靠“澆油”來潤滑這部老舊機器，還是單壹計劃經濟，原材料睡在倉庫裏無人關心，鄉鎮個體企業的生產決不會列入國家計劃，他們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鍋或關門拉倒。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別無選擇，沒有禮物遞上，沒人會對風塵仆仆的采購人員笑臉相迎。小崗村的意義就在於必須沖出壹條血路，必須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開道，這有政治或法律風險，但妳必須壹直往前走，萬不可回頭，“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壹看，就變成了壹根鹽柱。”[16] 致命的錯誤在於逃亡中留戀家裏的壇壇罐罐，忘記了上帝不可回頭看的告誡。在社會大動蕩或大轉變的緊急時刻，常常是不戀舊物和敢於沖破舊規矩束縛的人才會贏得幸福。中國沒有美國的法治傳統，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爾·蓋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國人不違法或不打擦邊球，就談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社會與個人均難以擺脫貧窮，因為那些法規和政策原本就是貧窮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讓人貧窮的金科玉律並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廣東人創造出“綠燈亮了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開風氣之先，贏得了發展機遇，激發了地方積極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視法律的隱患。國家和地方都以壹種機會主義方式處理政策法規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追求短期效益，應付臨近的危機，無人關心怎樣保證長期繁榮。也可以說，是腐敗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大鍋飯沒效率是由於不能滿足人們的求財心理，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但舊體制的惰性和慣性必然成為高效率配置資源的障礙，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如果沒有刺激和賄賂雙方的牟利動力，還是借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老套路，開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話。華國鋒失敗而鄧小平勝出，足夠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麽內涵。中國的腐敗日益惡化，GDP卻增長更快，就是資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強制拆遷舉世聞名，各級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紛紛當地產開發商的打手，其腐敗規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別賺錢的行業，絕不會吸引官商介入，更無人去行賄。若按正常程序，切實保護私有財產，房地產項目也許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國的GDP增速也會隨之減慢，政府出臺那麽多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措施全都無效，就是藥方開錯了。掠奪民間的增長方式的確能在短期內集中財力，加快經濟速度，建國之初就是通過掠奪民間財富而迅速體現出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優越性”，與現在縱容官商掠奪民間的發展模式並無太大差別。但這種增長模式只是對政府圈錢及少數人暴富有利，社會資源壟斷於權貴階層，底層民眾的處境只有壞下去，其隱患終究會引發政治危機。毛澤東搞了幾十年，經濟取得壹定成績，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鄧小平的改革搞了幾十年，上億農民生活水平還是低於國際公認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也在增加。腐敗能刺激經濟，是因為來錢快，但不會刺激教育和科學進步，中國至今拿不到壹項諾貝爾科學獎，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腐敗經濟的遠期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再比如說藥品購銷問題，如果廠商過於守法，不用賄賂開道，藥品無法進入醫院和銷售渠道，只有關門大吉，這部分的GDP也就沒有了。中國經濟中很大壹塊就是靠腐敗和非法經營支撐著，電腦業和VCD業是憑借盜版軟件和盜版影碟才快速發展起來，靠昂貴的正版品支撐起今天這樣龐大的市場，那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資本要求的是流動性，流動性決定投資效率，流動資本要高速運轉，固定資本由流動資本形成，其效率也體現於流動資本的運轉過程。社會需要的是公平，讓經濟活動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效率是經濟問題，公平是體制問題，兼顧效率與公平就是把經濟和體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維持表面上的公平，犧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窮。改革開放提高了效率，又犧牲了公平，造成貧富嚴重對立，每年爆發近10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全民資產通過轉制流入權貴腰包，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切分蛋糕的權利被剝奪。中共幾十年的執政史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走了壹條失敗的道路，從國窮民窮到國富民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將之總結為“三富三窮”，即“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但這個失敗是對底層民眾而言，對中共來說，只要政權穩固，都認為是成功的。權力尋租活動提高了資本效率，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將增加的社會成本變成社會危機積累於社會底層。這危機就是腐敗泛濫成災聚集的沸騰民怨，學者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指出：“腐敗的泛濫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這種‘成本’首先表現在對政府機能的侵蝕和對社會資源的巨大耗費上。權錢交易進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畸形發展。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生產要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鄧小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本身就很成問題，只要開放經濟政策，先富起來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強調。但作為口號提出來，等於為權貴集團暴斂國民財富大開綠燈，這部分人有權力背景，官商壹體化，掌握稀缺資源配置，形成行業壟斷集團，最容易致富，是社會迅速腐敗的推動因素。 中國缺乏法治，但中國的法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與中共統治的嚴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卻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繞開法律，漏洞百出。外國人常批評中國沒有法治，但是外商來華後，壹改國內的形象，也懂得了鉆法治的空子，比國內企業也好不了多少。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店，是全球500強之首，年銷售額2500億美元，雇員160萬。沃爾瑪成功的訣竅之壹就是以最低的進貨成本和最低的銷售價格競爭市場，在中國的年采購額超過120億美元。價格最低的中國企業侵害勞工權益和違法經營方面也壹定最厲害，這都不是沃爾瑪考慮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爾瑪還在中國的分店中成立中共黨支部和工會，將員工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控之下。外國企業來華投資，不行賄想拿到政府訂單或大工程項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議的。入鄉隨俗，雅虎是美國大公司，為了中國這塊大蛋糕，爭相獻媚，自動刪除網站上中共不喜歡的內容，雅虎還出賣客戶資料，幫中共國安部門抓捕記者師濤。谷歌因無法忍受中共的網絡審查，只好選擇退出中國大陸。在不同的法治環境中，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麥當勞、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員工資竟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香港的珠寶首飾店不敢騙港人，專對內地遊客以假充真，騙取不義之財，這就是鉆壹國兩制的空子。

　　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道德的軟弱，決定了其權勢面前的位置，自由國度的資本與專制國家的資本性質上並無不同，維護人權從來不是資本的性格。我們無需諱言，不少外資就是奔中國的沒有人權和法治而來，維護人權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成本會高昂到令投資失敗。中國不準罷工，資方便不必考慮提高工資福利的人權成本，不必擔心來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幹預。沒有法治約束的資本壹定帶有血腥氣味，資本家的無恥貪婪缺少違法成本，便似壹匹脫韁的馬車。馬克思對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後，在英國煤礦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據《煤礦事故》的報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內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報告本身所指出的，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因為在剛開始設立視察員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管區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沒有呈報。盡管死亡事故還是很多，視察員的人數不夠，他們的權力又太小，但是，自從視察制度建立以來，事故的次數已經大大。正是這種情況，表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趨勢。——這種草棺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開壹個豎井，以致不僅沒有足夠的空氣流通，而且壹旦這個豎井堵塞，連壹個出口都沒有。[17] 中國煤礦壹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肯定比英國10年還多，共產極權的優越性在礦難問題上壹點也體現不出來，設置再多的視察員也沒用，礦主塞個紅包就沒事了。中央視察員疲於奔命，於是借機“關小留大”，將小煤礦統統兼並取締，歸入國有大煤礦集團。在國家統計數字之外，還有相當規模的灰色經濟地帶，灰色經濟中還有壹種血腥罪惡的“歹徒經濟”。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經濟領域，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騙錢的假貨，非法組織賣血，從事非法行醫整容，制售盜版光碟書籍，惡意搶註馳名商標等等。“歹徒經濟”帶有黑社會性質，壹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充當保護傘，致使“歹徒經濟”基本處於失控狀態。這種經濟見不得陽光，但也在GDP這口“大鍋”裏，也解決了壹些人的就業。無法無天使中國大陸變為世界上最腐化墮落的地區，人性最惡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敗，但反腐敗常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只要後臺夠硬的人，腐敗法律成本就是零。雖然也殺掉了壹些貪官，卻是有選擇的，不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監獄，鄧質方住香港五星級酒店，因其父輩權勢差距太大。遠華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層，有人撤了職，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後臺的硬度不同。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膽子再大壹點，步子再快壹點”，沒有法治的膽子加步子，經濟因此而快速發展，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也急速增加積累著。腐敗刺激了經濟，經濟刺激了腐敗，經濟高速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亞當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樂園，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開，魔鬼再也不會回到盒子裏，需要人們不停地驅魔。這裏不忙討論人類的“原罪”，也無意發掘貪官污吏的“歷史功績”。在經濟發展時種下禍根，結出畸形的果實，經濟改革不伴隨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導致社會畸形化，財富必然聚積於少數人手中，六四運動已經對此現象提出了嚴重警告，沒有公平的經濟發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沒有富裕的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的國家。沒有物質的所有權，就沒有人的真正獨立。官員的尋租行為只有靠高效廉潔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連新聞自由都沒有的中國能建立廉潔政府嗎？但不公正的社會裏，經濟也需要發展，窮人天天要開飯，妳不行賄工商城管人員擺個攤檔都不行，社會的腐化首先應該追究政治家的責任。第壹桶油使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第壹桶金令許多不法之徒暴富，社會也從此走上不公正的不歸之路。曹思源說，是私有化救了中共政權，國有企業職工不到5000萬人，只占全國13億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虧損企業。不過中國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奪的過程，圈地、股市、房地產，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兒不再是鄉鎮企業或個體戶，已是地產、金融、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巨鱷，由他們瓜分天下。經濟還在快速增長，巨鱷的肚皮也更加鼓脹，因為誰的錢也不會埋入地下，再畫上壹張藏寶圖傳世，都要進入經濟循環，增殖再增殖。資本自身沒有黑白之分，只有回報高低之別，貪官和“太子黨”的企業也創造價值，轉化為GDP。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國際市場，富人追求財富的腳步比窮人的發財夢想更為現實，也就自然為經濟發動機不斷地添加燃料。國有資產轉移到權貴手中，反而比吃大鍋飯更有效率，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還通過掠奪私人企業來扶持壯大國有資本，強加給私營企業的收費有幾十種，這些收費的壹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布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不想關閉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改革初期，許多私營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偽裝成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以逃避過高的稅費。而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這些政府錢多是靠非法手段獲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壞者。

　　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污、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糊弄民眾，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

中共貪腐概論 名義公有實質黨有的公有制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馬克思曾經認為自己發現了壹個真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矛盾，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他曾經的辦法是用暴力手段剝奪私人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障的國家所有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應該說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既要保持階級鎮壓，又要維持社會公平，當執政者掌管全部國民財產時，必須保持聖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產階級的工農大眾也應該象聖徒壹樣，無怨無悔，忘我工作，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國家統治者還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領，精確細微地發現每壹個問題，制定周密的國民經濟計劃，讓經濟運行恰到好處，讓人民普遍受益，聖人聖徒壹起建設共產主義。怎麽實現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馬克思沒有詳盡的論述，但在階級鎮壓體制下，剝奪壹部分人的權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從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為醫治人類社會的弊病所開出的藥方。可惜，馬克思沒來得及看到他的理論實踐，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孫們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中共實行的公有制分為兩種：壹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稱作國家所有制；二是勞動群眾所有的“集體所有制”，歸參與集體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國有資產管理分別由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各級政府及城市街道或鄉村自治組織實施。待到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這種極具誘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不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標準，反而演變為全面貪腐的官僚體制。所謂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無權用選票委托代理人參與資產管理時，就只能是壹種空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無非公有制掩蓋下的黨有制而已。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同時又是全民資產的管理者，掌控著國家經濟活動的壹切方面，它營造著壹個無處不在又毫無制約的活動空間。中共通過“黨管幹部”原則控制政府及官員，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防止黨政官員貪污和濫用職權，壹切貪污案件都要先經過紀委的審查，經過同級或上級黨委書記決定後，方能交給司法部門審理。這就形成國有資產經營者只對書記負責就夠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面前，全民資產的黨有化便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制約人性貪婪的辦法是有效監督，是權力的制衡，無人可以監督共產黨，貪婪之人性失去制約，就象人體的防癌基因缺損壹樣，貪腐文化便如癌細胞般迅速擴散於整個社會。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否定了歐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為資本收歸無產階級就可以解決剝削問題，卻沒料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迅速成為最兇惡最殘酷的剝削階級，又墮落為侵吞全民資產的血口巨鱷。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誘使人們走向了邪路，以為靠新型專政取代市場規則，便可壹勞永逸地解除人類的苦難，卻不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也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悲哀。人類社會不經過共產主義的失敗試驗，還以為馬克思主義真是好東西呢。 其悲哀還在於公有制並不能為公眾謀福利，因為公有財產無論多寡，都要首先滿足專政機器的運作需求，這套系統極其龐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社會財富再多，放在國家這口大鍋裏就顯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資產壹旦超過家庭消費需求，財富就變為壹組數字，壹個成功的標簽，壹種死後帶不去反而會貽害子孫的禍患。錢多到花不完了，賺錢的意義也會轉化為社會責任，升華為壹種社會服務意識，如何反饋於社會便成為壹種當然的選擇，否則便有攫取不義之財之嫌，落下為人垢病的為富不仁形象。過去富人捐資助學或修橋補路，就是壹種回饋鄉梓之情，死後帶不進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聲。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資產的絕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全部留給子孫，體現高尚情操。美國富人普遍有捐贈社會的熱心，說明私有制度的優越性，與腐蝕社會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有制度下，個人財產多為隱性財富，見不得陽光，貪污八千萬沒事，捐出壹百萬就壹定會招來麻煩，讓人置疑財富的來源。所以我們很少聽說中共領導人有大手筆的慈善捐贈，僅鄧小平有過幾千塊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亂墜。鄧為什麽不捐出百萬大單呢？不是沒有錢，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私有資產大部分以股份形式運作，也是壹種自願組合的社會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為資本擁有者。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同了，資產所有者的“全民”因無投票權處於缺位狀態，全民資產實際是在黨政官員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卻自行將幾百億美元之多的國民財富，以輸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給了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們。現在也壹樣，為了召開“非洲高層論壇”會議，壹口氣免除了非洲壹百億美元的債務，而免除公民義務教育階段收費總是舍不得，要號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鍋裏，都是有權的撈得多，沒人關心留給民眾應該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虛偽。私有體制下，國家肯定要考慮自已國民的需求，不會將財產先送給不相幹的人，否則就是亂用納稅人的錢，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會，作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員不開倉放賑和免除賦稅，看著饑民餓死也是不可思議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稅賦來源，是維系國脈的需要，若引起饑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澤東的共產黨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與民眾個人無稅賦關系，全部資產歸公，剩余價值便掌握在官員手中，餓死人可以省下口糧，並不是件值得驚慌失措的事。農民的死活純粹是壹種心理壓力，所以說有良心的彭德懷大躍進中憂心忡忡，而大多數黨政高層人物並不放在心上，照樣開會跳舞。劉少奇也無非說了句“這是將來要上史書的”，未談及餓死人對中共政權有什麽現實的損失。只要神經足夠堅硬，完全可以渡過危機，甚至根本談不上是執政者的危機。毛澤東在這方面堪稱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寫的詩詞依舊豪情滿懷，絲毫看不出有自責之心或心緒沈重的樣子：“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誌”、“芙蓉國裏盡朝暉”、“無限風光在險峰”、“只緣妖霧又重來”、“猶有花枝俏”、“凍死蒼蠅未足奇”、“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詩言誌，在毛看來，大躍進的問題與成績相比，最多是壹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這種處變不驚又安若泰山的“偉大精神”，就是緣於全民資產歸共產黨所有帶來的莫大好處。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問題，公有制度對個體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極端漠視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壹種由稅賦形成的契約關系，政府是資產所有者，又是剩余價值的分配者，民眾數量多少不影響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發生大規模逃亡事件，幾十萬人逃到蘇聯，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嘛!”[1] 這要在封建時代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沒有人民，政府便無法支持。劉備逃離新野，帶著十余萬百姓，後有追兵，步履艱難，仍不能離棄人民。因為有了人民才有稅賦和兵源，才有統治者生存的基礎，否則就是壹幫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國人口太多，死掉幾千萬顯不出來，逃掉幾十萬也就連個眉頭也不用皺壹下。現在農民不用交稅了，卻未必壹定是好事，在無稅賦關系的體制下，農民對政府來說是多余的負擔，權益更難得到政府關註。所以農民工進城受盡老板的壓榨剝削，連最低工資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對農民只有補貼而無稅收，在勞資爭端中其執政天平自然會倒向稅收來源的資方。西方國家即以個人所得稅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人民用納稅方式購買政府的服務，形成理直氣壯的契約關系。政府靠納稅人養活，不光靠資本家生存，勞動者是大多數，無投票權不納稅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在納稅與投票兩方面的制約下，政府不為民眾辦事是不能被納稅人允許的。中共的經濟改革放松了對對私人資本的管制，允許非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市場化，變單壹公有制為國有與民營的雙軌制模式。但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和民生命脈的雙重壟斷，使得政府的權力市場化，制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制造了空前腐敗的社會。

　　腐敗之源

　　誠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 極權體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終通往無可救藥的歸宿。在各種社會危機中，腐敗是最大的問題，中共執政以來，從未建起壹個既高效又廉潔的行政系統。過去之所以比較廉潔，壹是中共以打倒國民黨腐敗政府為號召，執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會財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那時政治掛帥，運動不斷，階級鬥爭天天講，民間又極其貧困，政府沒有大規模腐敗的資源，加上對領袖和革命的神化宣傳，民眾總以為中共比起歷代政府來要廉潔得多。其實這只是壹種片面宣傳而成的影象，中共執政集團的腐敗並不為人所知，在中國人餓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進口奢侈品，供高層領導享受。毛澤東愛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進口貨。與現在朝鮮用外匯進口首飾酒類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層統治集團享受、而不顧上百萬人餓死沒有兩樣。同樣是農民戰爭起家的西漢政權，廉潔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劉邦馬上得天下，壹生忙於征戰，不得休息，蕭何營造未央宮，劉邦見宮闕甚壯，怒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3] 秦末漢初，長安毀於戰火，建造宮殿順理成章，劉邦雖已為帝，總還有些布衣本色。與民休息是漢朝治國之策，到了文帝時，更為節儉，在位23年，沒有修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想修個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立即作罷。“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4] 文帝還裁撤大部分宮女，釋其歸家。貞觀二年，大臣上奏說，依《禮記》所言，夏季最後壹個月，可以住進高樓，今宮中低下潮濕，皇帝應該建壹座樓閣來居住。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懇請再三，太宗堅不允之。[5] 後代明君修身治國，無不以漢文帝與唐太宗為鏡，節惜民生物力，毛澤東就差多了，到處在風景區建行宮別墅還嫌不夠，竟然主動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給自己造別墅。中共諸侯們也從不放過享樂機會，還在延安的山溝裏，就已是舞會宴請不斷，美女作伴，唱戲聽歌，好不快哉。壹位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記述了中共高層壹次宴會的精彩盛況，十分傳神：

　　刑官舉行了答謝宴會。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鮮……然後，端上各種香噴噴的湯來。 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他的神情莊嚴肅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國名菜糖炒筍雞端上來了。然後是各種不加鹽煮的粥；酥軟的薄餅；還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師。 毛對每個和他談話的人都親切地微笑，還教多爾馬托夫怎樣吃紅辣椒；應該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要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壹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的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 毛澤東抽起煙來，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國古代執掌刑法的官員，借以比喻握有肅反大權的康生。康生的宴會不容易比過正宗的滿清帝王，大清帝後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兩銀子。遜帝溥儀丟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氣派，壹聲“傳膳！”無論早晚，幾十名穿戴齊整的太監隊伍，擡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心殿而來。下面是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譜： 口蘑肥雞/三鮮鴨子/五綹雞絲/燉肉/燉肚肺/肉片燉白菜/黃燜羊肉/羊肉燉菠菜豆腐/櫻桃肉山藥/爐肉燉白菜/羊肉片川小蘿蔔/鴨條溜海參/鴨丁溜葛仙米/燒茨菇/肉片燜玉蘭片/羊肉絲燜跑跶絲/炸春卷/黃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鹵煮豆腐/熏幹絲/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絲/五香幹/祭神肉片湯/白煮塞勒/烹白內…… 皇帝壹日兩餐，早膳即是午餐，從規模上看，延安土皇帝與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無幾。民國年代皇帝已不象過去那麽擺譜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這多菜。延安盡管挖來溥儀的大內廚師，若想搞出滿漢全席也不容易，因為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黑豆是驢用食品，自古當兵吃糧，到了與驢爭食的地步，實在是沒辦法，因為物資太缺乏了，靠農民的小米或蘇聯的盧布總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產黨最喜歡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尤其在供應緊缺年代，因為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隊式的供給制，本屬於大家的東西集中到軍頭將腦手中，由他們來分配，領導自然先滿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竈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服裝供應制度也分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保健、保衛也按等級享受不同待遇，老幹部連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權，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別待遇。各主要機關首長可吃小竈，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夥食費外增加壹元，是大竈標準的三四倍。引起了眾多議論後，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竈待遇，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竈，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竈，地委級則應設中竈。中竈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竈，仍保持大竈夥食標準。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臺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還可享受“特別保健”。按常理，共產黨內部的等級差別並不比國民黨政府中的差別更大，但共產黨人標榜為共產主義者，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這種差別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級制形成的差別越來越大，條件好的地區，小竈標準超出大竈幾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竈待遇標準由國家文件明確規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竈待遇者的範圍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7] 隨後政務院依據竈別來統壹制定的工資標準，擴大等級系數，其最高和最低之差達折算成小米竟達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後來經數次改動，差別也總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加物價津貼16％）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這是依照蘇聯經驗，但比之蘇聯的差別還是小許多，因為物質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共產黨名義上實行共產主義，實踐上又反對平均主義，在具體政策方面反而強化了封建等級觀念，構成“新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反政府組織也享受同樣的差別待遇，毛澤東在輸出革命的同時，也輸出著中共的三類九等制度。當年設在湖南益陽山區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廣播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總共不過80來人，卻也引入中共等級森嚴的大中小竈制度，夥食費按級別分30、60、90元三等，這按當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當高的待遇。[8] 差別不光體現在工資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據這種等級差別，並擴大到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寺院及僧侶都有行政級別。生活待遇也極為細化，大到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配備，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標準，小到洗澡時處長以上幹部洗盆塘，壹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規章的形式頒發。只有封建制度才會有嚴格的等級差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封建社會主義”，奪取政權後，革命的風險系數大為降低，進入共產黨幹部體制以追求等級待遇成為人們體現個人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唯壹途徑。不斷強化行政等級差序的特權制度，服務於專制體制，是迎合人們牟利動機和鞏固政權的最好辦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觀。被共產黨詛咒的國民政府，最高與最低的工薪差別也只有10上下倍，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不能刺激積極性。楊奎松寫道：“戰後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7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以每壹級的最低檔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之比例，更達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當於國民政府總統和五院院長級別的主席、總理、委員長級，最高級與最低級之差也達到26∶1之數，仍高出許多。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還略顯平均。”[9] 於是共產黨大力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壹面主張共產主義道德，提倡艱苦奮鬥；壹面批判平均主義思想，讓領導幹部搞特殊化，共產黨怎麽說都有理。美國總統的年薪比壹個普通工人也不過多出數倍而已，克林頓在職時年薪僅為10多萬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為5萬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強化等級觀念，與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產革命宣傳相去甚遠，也揭示了共產革命的實質。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來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鬥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污刮地皮更為血腥。經濟開放之後，沒包養情婦的縣鄉幹部絕無僅有，共產黨不僅等級森嚴，貧富懸殊，而且與人民群眾基本隔離，吃的東西也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是由特供基地專門生產的無毒無害食品，市場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們肚子裏。政府及領導住處警備森嚴，如臨大敵，平頭百姓嚴禁入內。我們常聽到外國首腦被刺的消息，中共領導人從來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自稱是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官員，卻自動與民眾隔絕開來，例行的視察民情，無非前呼後擁的做秀而已。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閒著，硬是給攆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和威嚴的官僚集團，不僅是中共，凡是共產國家，都是這種格局，無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會主義。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幹部吃大、中竈，中委吃小竈。大竈標準為縣團級以下待遇，軍隊團級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標準為壹菜壹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壹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壹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保證毛澤東每天有雞吃。陳雲在解釋別人的疑問時說：“……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0] 在等級社會中，人的地位高低也決定著生命價值的貴賤，在家裏好東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況君臣之間。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竈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甚至引進了荷蘭奶牛，專供高層領導鮮奶。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形成毛澤東為中心的等級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代宣告結束，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已被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籠罩。其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下確保對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盡管妳學貫中西，名滿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槍桿子的大老粗吃香。讓知識分子在等級制度下降低人格尊嚴，爭相獻媚以換取個人幸福。在任何壹種專制體制下，等級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必須有界線分明的貴族和賤民階層，它涉及到政權和道德的穩固，便於對臣民的統治，也會消減社會上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氣。這在壹個農民社會裏是非常關鍵的，人們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貴賤原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不去追問制度缺陷及權利歸屬。當時元老級人物王若飛不吃香，王實味資歷淺供職於馬列學院，同是中竈待遇。後來王實味寫批評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竈就吃不上了。所以，這個等級制度壹經建立，立即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普遍歡迎，滿足了他們打天下後坐天下的願望，自視為革命功臣，終於從賤民上升為貴族了。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原本就是黨內貴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級制的影響而欣然接受。從此，毛氏王朝統治下的臣民，都是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壹切行動聽指揮，妳不需有頭腦，妳只是壹顆鏍絲釘，有熱情就足夠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思想式的軍事共產主義，青壯年都是民兵，吹號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槍架在田裏，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費聚餐，壹幅軍事共產主義的經典畫面。列寧執政之初，就實行過軍事共產主義，社會軍隊化更是毛時代的治國方式。軍隊等級森嚴，官大壹級壓死人，壹個人無論出身地位，從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軍事化的各級機構按照級別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則就是不得越位。軍隊與地方劃分為科營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壹直到中央，軍隊級別與行政級別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廟是處級單位的，主持就是處級喇嘛，享受縣團級待遇，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壹級，就是副省軍級喇嘛了，班禪喇嘛是國家領導人序列，比照級別應該是中央軍委副職壹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屯墾性質，主要任務就是種田，從師部到連隊全是軍隊編制。文革時企業也按軍隊編制，照級別排序，分公司機關叫團部，下面是營連排，總公司是師壹級，總經理後來退居二線，也給了個省轄市政協副主席養老，若貶到縣政協，壹定是犯錯誤降了級。文革時學校也實行過軍事化管理，連排班齊全，直到現在的中學大學都要實行入前軍訓，就是軍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脈。 中共建政之初物資匱乏，中央領導階層名義上采取工資制，實際還是特殊供應，很多方面是免費的。比如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黃豆”三個級別，中央高層居最高的“肉蛋”類，工人是不入級別的棒子面糊糊類，農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類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團，以供毛澤東和中央首長跳舞伺寢之需，延續從延安養成的跳舞習慣，那時舞會是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彭德懷斥之為“選妃子”，時值彭老總在朝鮮苦戰，氣得對浦安修發牢騷：“前線戰士那樣苦，北京還到處跳舞！”也實在讓人寒心，前線“最可愛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與吃加熱罐頭鉆鴨絨睡袋的美國大兵決戰，後方親愛的領袖居然摟著可愛的美女，軟玉溫香，長夜當歌，被翻紅浪。1957年，彭德懷怒氣沖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毛是“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和汪東興不幹好事。[11] 毛無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團，改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辦法，向北京黨政軍各文工團調用舞女，直跳到文革開始。美女對中央首長的各項服務都是免費和敞開供應的，自然不用首長個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縱，老來幹勁十足，常讓他的宮女們研讀“素女經”，宮女的工資由中央政府列支。彭節儉耿直和不喜拉幫結夥的秉性反襯出旁邊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全國上下，唯有彭老總不稱主席，還是叫老毛，不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反對給毛在各地建別墅。在毛的眾多大臣中，僅有他敢在毛睡覺的時候闖進去，驚了大駕，不顧君臣名份。延安時的作家王實味，看到專為首長開舞會，演出京劇，大為不滿，前方日寇猖狂，後方歌舞升平，於是寫了評論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譏諷這種狀況。有壹次他還對俱樂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把妳們全炸死！”結果跳舞的沒事，不跳舞的反誤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萊將跳舞引進延安後，跳舞之風刮遍延安，毛澤東亦熱衷於跳舞，既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毛輕易將美麗年輕的吳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賀子珍醋性大發，對毛怒吼道：“龜兒子，妳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住隔壁的史沫特萊去勸架，賀又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妳招來的，滾出去！”牛高馬大的史沫特萊把賀子珍打倒在地，賀朝毛大叫：“妳算個什麽男人？什麽丈夫？什麽共產黨員？妳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12] 偉大領袖自此更加移情別戀，搞上了江青，賀終於被打入冷宮，淒苦壹生。楊開慧溫柔賢淑，也有文化，毛都棄之如敝屣，何況河東吼獅之輩。那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權，連賀子珍都無奈於毛的放縱，王實味正是觸了大忌，忘記了共產黨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強給予平反。 毛澤東表面上也懲治過腐敗，但從內心並不反對腐敗。1974 年初，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意是幫助江青等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國務院和軍委的更多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當時各地開後門形成風氣，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親友入學參軍，逃避上山下鄉，民間多有怨言。這卻點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邊女友上了北大，未經正式手續，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壹種權色交易，他帶頭開後門，自然不好抓葉劍英等元老派的辮子。於是毛說：“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認為批走後門幹擾了運動大方向，致使腐敗之風在黨內迅速蔓延。 共產社會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式制度，黨政官員享有特權，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獨裁專政體制下，特權壹定導致腐敗，這種腐敗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隨著權力的上升，腐敗程度也相應升級。何況壹黨壟斷壹切領域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權力越大就越向經濟領域滲透，利用權力來謀取壹黨及個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體制，共黨專政是最腐敗的制度，比如蘇共高幹的特權比沙皇時代的貴族還要優越： 高幹是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壹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妳。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妳使喚，使妳每壹項願望都得到滿足。妳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妳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樣，只要手指頭壹指，事情就辦成了。[13] 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75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3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約與18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實，紅色新貴族的特權比皇權時代的舊貴族還要大，共產黨可以通過公有制來隨意支配國民財富，舊貴族多半要動用私人財富，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就能感覺到，貴族有時候不過是空架子。在中國人挨餓的1959年，中共貴族們可以上廬山開“神仙會”，遊山吟詩，還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產供應。毛澤東不愧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溝子，便從此“閱盡人間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別墅，又乘專列縱橫馳騁，出訪蘇聯也是乘專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樣，壹去就是幾個月。毛並不熱心出訪，喜歡乘德國進口的專列隨意到南方巡遊居住，所到之處遍設行宮別墅，比乾隆下江南還排場。毛也喜歡遊泳，說中央全會可在各省輪流召開，“河南壹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壹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14] 廬山美廬是宋美齡的別墅，毛用過嫌小，江西省又給毛修了更大的蘆林別墅，園林面積1萬余平方米，主房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是美廬的五倍，1960年動工，次年完工。這樣毛僅在廬山就有了美廬和蘆林壹號兩套大別墅，供他個人使用。要知餓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敗透頂，也帶壞了手下的人，他的侍從人員——“壹組”也是壹幫趁機揮霍民脂民膏的家夥，隨處白吃白拿，全不顧國難當頭。豈止別墅，毛活動過的地方都要留作紀念，以致紀念館遍布全國，超過歷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從延安向西柏坡轉移，途中經過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暫停留過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紀念館”，至今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漢文帝因百金而棄露臺，毛澤東費億金狂修別墅，四千萬餓殍慘死，六萬萬面呈菜色，無絲毫愧疚之心。國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悲哉！

　　當然，老毛的別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薩達姆的75座行宮別墅也不全是老薩下令修建的，但獨裁者們善於利用權力營造特權規模，卻是其獨裁的結果。可悲的是，毛澤東壹雙破皮鞋、壹件爛睡衣、壹碟紅辣椒、壹碗紅燒肉的經典傳說，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至今還在感動著壹些可憐的學生娃娃。他的“樸素”不過是農民的習慣而已，有時維持這種“樸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錢，他去莫斯科訪問，大木板床還要專機運去，這決非為了省錢，因為毛下榻於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裏，裏面不會沒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費。毛在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時，搜刮了大批金銀財寶，預留後路。直到長征前夕，毛得知中央決定把他丟在根據時，才上交中央，算是買了壹張逃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離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極為奢侈的，但毛對別墅的熱愛超過了歷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夠他老人家享用十萬輩子。都說毛澤東不愛財，衣袋裏從不裝錢，從不壹五壹十地點算他的工資，但毛卻是建國以來中國第壹位富豪，李誌綏說：“《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國的首富之壹。”[16]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據說印了50億本，夠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幾多稿費就不知曉了。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1.3121億元人民幣。毛澤東是極其愛財的，早年毛澤東打著留法勤工儉學的旗號，從章士釗那裏弄到兩萬大洋，並沒有幫助其它人去法國，而是據為己有。毛的同學很奇怪，他怎麽壹下子變得闊氣了？其實章士釗的這筆錢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教育專款，毛晚年心血來潮，說要償還這筆錢。中央蘇區時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際，大撈了壹把，紅軍有了錢，他個人也發了財：“壹輛卡車滿載著沈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全部這麽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壹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17] 進京之後，毛又用稿費建立了個人的小金庫——私房錢，經常用小金庫的錢做壹些隨心所欲的事，有時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樣財大氣粗，壹次討論三線建設時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那麽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那些大賺稿費東西都是他的講話、電報、批示、書信等等，原本是職務行為，也大部分為專職秘書所寫，卻借機狠狠敲詐了全國人民。在取消了稿費之後，全國只有他老人家獨享稿費待遇，沒有比這更愛財更無恥的了。衣袋裏不裝錢，不摸錢數錢，嫌錢臟，是衣食無憂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買菜購物，裝錢何用。鄧不平身上也是壹塊也掏不出來，因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專職人員照料，無需裝錢。民選的美國總統也壹樣，不能輕易上街購物，克林頓在上海街頭買了個雪糕，是隨從人員事先為他兌換好了鈔票。布什總統有壹次進超市視察，看到收銀員不必將商品價格手工輸入電腦，價錢就統計出來了，感到驚異，卻不知掃描儀將商品信息條碼讀入計算機，即可累加出價款總數，可見總統先生已是多年不進商店購物了。做為帝王，除了為毛澤東身邊服務的人員，除了為毛飲食健康服務的專家團隊，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秘密小組也有很多個。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組”，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註釋後，排成“大號字”編輯出版的專職小組。承擔這壹任務的主要有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與專家。這種註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這15本有被他人閱讀，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為了只為毛澤東個人閱讀的專有讀物。隨著毛澤東白內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號”。而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是由當時在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地為毛澤東翻制的。還有古詩詞“吟唱小組”，均以文藝界名流錄音，請古典文學專家解讀給演員。還有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的戲劇及專用播音設備。毛抽的雪茄也是專用的，從煙草種植基地到卷制過程都有專人負責，再經由四川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工處（服務處）壹條龍服務小組，最終被送到毛澤東手中。江西景德鎮是中國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達壹項重要政治任務，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鎮為毛研制生產代表最高水平的專用瓷器，組織全國壹流專家，精選用料，精心設計，燒出極為珍貴的“毛瓷”。“毛瓷”工藝水準超過宋明官窯制作，件件價值連城。 要了解毛澤東，不能光看斯諾、師哲、汪東興、李銀橋們寫的東西，還要讀壹讀弗拉基米、李德、張國燾、王明、李誌綏等人的書，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澤東形象。這些人見到過毛，其敘述多半是真實的，褒貶不壹的觀察，正說明人性格的復雜。即使個人生活節儉，也並不等於治國有道，可惡的是表面上的簡樸而背地裏窮奢極欲。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人性亦善惡摻雜，此消彼長，壹似《鏡花緣》裏兩面國，個個頭戴浩然巾，遮住後腦，只露壹張正臉，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壹張惡臉，鼠眼鷹鼻，滿臉橫肉，血盆口壹張，噴出壹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在毛澤東的各種傳記中，即得利益者說好，遭貶者叫糟，各人接觸深度、觀察角度、職務地位、人格喜好、思維方式、言論環境多有不同，只有綜合起來，壹個完整的形象就會躍然紙上。每壹個大人物，都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壹舉壹動，無不映入看客眼簾，載入史冊，至於扮相好壞與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員自己的事，旁觀只對自己的敘述負責即可。

　　法制失效

　　毛澤東時代的腐化，多限於高層的小圈子，壹般幹部也僅是多吃多占。壹來毛鐵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運動，三是群眾有擁護共產黨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類不成體制的監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掛帥的政治原則下，腐敗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罪行，幹部們占點便宜難免，大肆貪污無膽。文革告終，改革開始，紅色家族不再滿足供給制的小打小鬧，利用權力加價格雙軌制，開始瘋狂掠奪國民資產，加之取消了僅有的“四大自由”，貪污狂潮如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時的國內狀況，現在看來小巫得很。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污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中共極為重視立法，出臺了許多懲治特權腐敗的法律條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懲治力度，對貪污罪的處罰可以說極其嚴厲—— 第三百八十三條 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壹） 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污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污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兩高報告”裏說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員犯罪比例越來越高，另壹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共產黨無法全部懲處內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標準，共產黨也已經整體墮落為最龐大的犯罪集團和自我服務型的利益集團，連最高法院副院長都是大貪腐犯罪分子。共產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腐最黑暗的王朝，歷史最大的貪官諸如和珅，身為帝王寵臣，也不過弄了幾億兩。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污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賺了權貴們分贓，賠了國庫再註資，還有股市以供圈錢。對共產黨來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義任意搶劫公民財產和國民財富，壹塊地皮，就可以翻來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們壹天掠奪的錢，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國庫收入還要多出多少倍。而龐大的國有財產基數，為各級共黨分子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方便的斂財機會。關於社會的腐敗程度，早年民間流傳壹種說法：處級以上幹部全部槍斃，科級隔壹個斃壹個，可能有冤枉的，但總比漏網的要少。這看似過激的情緒表現出老百姓的深惡痛絕，卻也不能說是信口胡言，腐敗已是遍地蔓延之勢，無官不貪。這還不包括那些利用職權以公肥私敲詐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稅務人員，這些人是公務員的最低層，沒什麽級別，算不上什麽官員，卻也是相當肥沃的營生。那所謂“領導幹部”，諸如鐵道部長、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壹類的實權人物，全部槍斃，肯定沒有壹個是冤枉的。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萬元就能槍斃，真照此辦理，肯定剩不下幾個幹部了。這還沒把村委會、居委會和小國有單位裏根本排不上國家行政級別的黨員幹部的貪腐算進來，也不包括各單位頭頭腦腦私設“小金庫”亂支亂用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款出國內外旅遊問題，公款嫖娼私蓄情婦問題，若將這壹塊消費也算作貪污，官場上有沒有壹個好人都成疑問。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憲法壹樣，壹開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再修改解釋多少次都沒什麽用。貪污數額越來越巨大，刑法的反貪條款就顯出其紙老虎特征，貪污分子與法律對峙起來，紙老虎只有往後退縮。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貪污10萬元被槍斃的，貪污不上億壹般判不了立即執行的死刑。貪污日益兇狠，量刑下限只能隨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釋來掏空刑法，法不責眾，貪污5000元的案件檢察院也根本也不會受理。

中共貪腐概論 選擇性反貪腐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假設中共痛下決心，鐵腕反腐，嚴格遵照刑法大開殺戒，象鎮壓法輪功壹樣圍剿貪官污吏，也是不行。鎮壓法輪功靠黨組織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機構來操作，“書記決定，各方去辦”，正是專政機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為這涉及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離不開公檢法的全程參與，這會削弱中共集團的整體利益，集團內的少數人承擔貪污責任還行，讓絕大多數受懲處，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烏鴉壹般黑，公檢法不是清水衙門，是肥得流油的富戶，貪污受賄的重災區，專政機器恰恰是貪腐社會的保護傘，由貪官污吏來治理制度化的貪腐，治貪的人應該受到整肅才對，這有如醫生給自己開膛破肚動大手術，與自殺無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個廉潔獨立的司法體系才是消滅體制化貪腐的保障，壹個寄生於黨組織下的司法系統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偵辦貪腐案件時，為了避免幹擾，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員偵辦，A地區B縣的貪官，壹定要到C地區D縣受審，脫離屬地管轄，躲開有利害關系的黨政司法官員插手。以此類推，中共中央最高層的貪腐，只有大於它的權力才能辦理。所以，辦理零星案件還行，整治整個社會的幾千萬貪官污吏就玩不轉了。所以明知軀體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敗只能抓幾個典型，應付壹下民意而已，永遠不會認真操作，以所謂行政管理職能的局部改善，提高執政水平，用廣告櫥窗壹類的表面化政策緩和社會危機，來代替權力制衡，代替全社會的監督，無非是做做樣子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壹個政府，如果沒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為壹個不正義的政府。但要這些爪牙不給自己撈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專制的國家裏，貪污便是當然的現象。”朱镕基以鐵面著稱，表情嚴肅，橫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臺時面對“地雷陣”和“萬丈深淵”，說道：“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和老百姓對我們的信心。”可謂氣壯山河，大有諸葛亮《出師表》的豪情。可惜，誓言歸誓言，現實歸現實，鐵面總理處處碰壁，所到之處，腐敗造假成風，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縣峨嶺糧站借糧瞞騙事件等等，令朱總理痛心不已，又無可奈何，上臺時的豪情壯誌，消解於全社會的腐敗之中。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竟然墮落到這種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強幹，亦不能脫離整個組織系統而行事，面對遍布四周的兇惡爪牙，最多能堅守個人良心。打幾只老虎和豺狼撲滅不了全社會的罪行，懲處幾個貪官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使貪官們更急不可待，結成榮損攸關的利益集團，壹致對外。不是有許多貪官坐牢槍斃嗎？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內幕，就明白倒黴的人壹定是後臺不硬。遠華案涉及中共高層，甚至於政治局常委的家屬也牽連在案，走私幾百億元，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為歷年之最，驚動了全世界。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就是老賴送回來又怎樣？壹樣是黑箱作業，壹樣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麽事也沒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太子黨”，除了毛澤東的後代權勢不大外，個個都是官商，無壹人上了斷頭臺。周北方坐牢時，鄧質方在香港住五星級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鄧小平的隨從，老爹職務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為惡劣的是，反腐敗甚至演變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是致政敵於死地的殺手鐧，朱镕基貴為總理，也是端人家的碗，歸人家管，再由著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閒著，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場。壹旦失寵，晚景淒涼，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諸人之命運，展現中共政治鬥爭之殘酷，聽壹聽都令人毛骨聳然。 貪污集團只有綁在壹起才最安全，舉報人不會為打擊別人把自己也賠進去。正如蘇東坡詩雲：“萬人如海壹身藏”，隱藏於萬貪之海中，便無風險之憂。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的好人之道是難得糊塗，隨波逐流，決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場腐敗之風之所以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即因此理。尤其在眾官皆貪的現狀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視為危險人物，反成孤家寡人。眾人怕壞其財路，處處設防，長官討嫌，同僚忌諱，發配妳到邊遠地區扶貧支農，再無出頭之日。再說職務是花巨款購得，正等著大撈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癢，拍馬屁還來不及，哪敢違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黃金高壹案，說黃貪污了幾百萬，被判無期徒刑。黃原本是反腐敗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彈衣上班。壹個縣委書記貪污幾百萬本不稀奇，奇怪的黃既然是大貪污犯，應該送上峰厚禮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級自找坐牢之理，腦筋再會急轉彎，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妝為反腐英雄，同權貴大佬們鬥爭。中共司法系統慣於黑箱操作，公布的東西往往靠不住，許多民運分子、良心記者或維權人士被判刑，無不污以泄露國家機密、顛覆政權、非法經營、嫖娼賭博壹類毫不相幹的罪名，坐進共產黨的黑牢。說妳犯什麽罪，就是什麽罪，到聯合國控訴也沒用。當今之社會，既無儒家傳統的科舉制度，也無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則，在權貴集團專制下，個人憑知識和操守進入官場，爬到高位，機會為零，扭轉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可能性亦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會，再恐怖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亦不乏忠盡報國和勤勞敬業者，而現在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場化之後不倫不類的共產黨惡搞掉了。再以個人入黨動機而論，明知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垮臺，中共也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很遠，入黨更不存在實現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特殊利益，形成黨內官場壹體化的逆淘汰現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好人為官極難，小人壹往往壹帆風順，官場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討厭改革，維持現狀才是為官之道，官場的逆淘汰使官場和社會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損官場利益，都似壹塊石頭丟進醬缸裏，撲的壹聲悶響，不見蹤影，漣漪都不起。朱镕基說，賄賂者將黨的幹部們拉下了水。這是事實，但不公平，權錢交易是尋租過程，權力變為等價交換的商品，不是壞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緣於壞人體制，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讓人鉆營的空子，招來壹群蒼蠅，反將責任推給社會，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山西有個縣委書記賣官賺了幾百萬被判刑，就不能說是壞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縣裏沒好人”，大家都壹樣，如果不送禮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斷升遷，誰也不是從娘胎裏出來就亂扔錢的白癡。他的書記也是買來的，各級官員都有售價，等價交換，即便是貧困地區壹個科級職位依據肥瘦，最少也在10萬元之上，壹個縣委書記怎麽也貴過十個科級職位，假如他不多賣官，恐怕這輩子的工資也補不上買官的虧空。這類把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中描繪得淋漓盡致，晚清賣官是半公開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體例，候補官員若想撈到實缺非大花銀子不可，沒有不識務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場，卻壹心清廉，豈不愚癡？古代不乏清官，是緣於有公開競爭的科舉制度，個人完全可以憑借學識贏取官位榮譽，科考官員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聲最為重要。共產仕途只有壹條，就是靠巴結和裙帶升遷，流氓無賴也能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場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體化為壹整套用人制度，黨管幹部原則使選用幹部成為黨的壹把手個人專有權力，即所謂“壹把手專政”。黨管幹部首先要考慮被選者的政治條件，其次才是學歷等技術條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對書記的忠誠度來體現，這是延伸書記統治的先決條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書記靠攏，以示忠誠，誰也不會笨到花錢向書記買官，再反過來找書記的麻煩，自毀前程。官位是當今最為稀缺的資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場化了，競爭異常激烈殘酷。各種官位都有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價格，交易價格取決於官位的含金量與成本之比，同樣的級別，油水大的公安局長與清水衙門的黨史辦公室主任之間，其交易價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賣方依據市場行情出價，買方除了購買價格，還要考慮（比如每年）維持官位的費用，在“合理預期”之內──即買方每年可能獲得灰色收入扣減成本後的剩余額，折舊期越短盈利越大，當然也要考慮升遷機會的大小。買賣雙方通過博弈，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買受人的意圖在於為升遷積累官場資本，也可能采取先賠後賺的辦法，求購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類似於清代官場的記名候補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沒買家的，除非有強大背景的“太子黨”之流，才可能通過利益交換免費獲得官位。壹般說來，交易雙方都有較強的風險控制意識，避免違約風險，買官賣官總是雙贏的，交易完成後實現的收益遠遠大於交易風險，這是官位交易市場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關系得以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在風險控制中，道德風險為零，法律風險極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風險。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譽損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又有廣義狹義之分，比如官員貪污公款或集資款，使得用於公共開支減少和公共建設受損，這是廣義上的公眾利益受損；如果官員侵蝕相關民眾的眼前利益，民眾的利益受損程度便是具體和切實的。壹個官員貪污了上億元公款，分攤到每個中國人壹毛錢不到，民眾只有倫理上的義憤，而無實際損失，因為即使官員不貪污這些錢，好處也分配不到民眾手裏，也會拿來擴建政府大樓或開辦勞民傷財的世博會之類，群眾決不會為了懲處貪官不公而上街遊行。但狹義範圍的貪污勒索對民眾的危害更直接，針對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義憤，形成群眾性的抗議風潮，對執政者構成政治風險。A官員從國有企業弄走數個億，不過是爛帳窟窿，B官員從三峽移民建房資金中貪污幾十萬，導致房屋剛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風險應該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風險肯定大過A，社會影響使B的刑期可能比A還大。這也是貪污越多的錢反而風險越小的另壹個原因。當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終都來自公眾利益，若從絕對數量上看，廣義公眾利益做出的“奉獻”更大壹些。如果堅持原則，想做清官，只送不賣，顯然也行不通。領導幹部如果不培養自己的利益共同體，到處是掣肘的陽奉陰違者，工作反而無法開展，政績又如何體現？何況官位極為稀缺，鉆營者眾，經濟社會中，上下級的關系亦是靠金錢利益維持。妳做上司不受賄，下面以為妳不信任他，肯定會尋找新的靠山，置自己於孤家寡人之地。壹個光桿司令，又怎能管好壹個單位和表現為壹個好領導呢？賣官也是保證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從程度等）最大化的辦法，也產生官場邊際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過‘賣官’，反而能夠實現多種利益的最大化。在這種制度環境下，要求‘用人者’不‘賣官’是不現實的。”[18] 在利益鏈結成的官場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貪腐便無共同利益可言。對壹個專制政黨來說，忠誠度最緊要，不怕妳貪，就怕妳不貪，有了貪腐之心，便不會追求正義，腐敗政治正是貪官污吏最安全的港灣。六四前，社會上對“太子黨”經商多有非議，民眾傳言聲震朝野，涉及到趙紫陽的兒子，趙於是向鄧小平提出先從審查自己的家屬開始，完善廉政制度。結果，“太子黨”經商在鄧眼裏根本不是問題，鄧關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黨”占盡優勢，更是由鄧家為首的“八老”子弟為代表。如今“太子黨”更是盤根錯節，完全壟斷了國民經濟命脈，中共反而比六四時更強勢了。假如六四按反腐敗的路子走下去，壹定會促進社會的公開化和公平化，壹定會走向民主化，壹黨專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敗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內部權力鬥爭式的，絕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機制，這是壹個共產政權無法解開的死結。

專制政權是錢花在密室裏，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錯過了六四反腐的最後契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小手術不頂用，大手術不敢動，只好時不時吞些鴉片止痛，彌留之際再打強心針，以期回光返照。“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這壹頗為流行的看法，真實揭示了黨國進退失據之尷尬。經濟發展不能改變體制的弊病，越發凸顯制度弊端的危機四伏，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全民財富急速流入少數人手中，少數人以官商勾結的腐敗手段致富，體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擴大漏洞，將國家最暴利的行業壟斷於權貴手中，為體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預留可乘之機。工農大眾就連毛澤東時代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地位也剝奪幹凈，更加重了社會的不平等，打破人們固有的心理平衡，為民怨沸騰積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農民，工人生活普遍窮困，之所以沒有產生陳勝吳廣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論下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地位，共產主義理想為中共政權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工農民眾不可能反對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盡管這個全民所有制實際為國家所有，由黨說了算，人民只有名義上的地位，且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層領導的傳統特權，普通人的社會地位並無顯著差別，毛以群眾運動撲滅基層官場的腐敗，維持了全社會從心理到政權運作上的穩定，國家再亂也在毛的控制中。又處於王朝初期，整個社會還算清廉，未出現反對腐敗政府的革命因素，盡管維持毛澤東的地位本身就耗費著中國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澤東還是反對黨的幹部搞特權的，毛曾反對工資制，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等，都是鑒於特權的弊端。故而蘇聯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親毛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全是壹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共產黨的權力不受工人和群眾監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早已形成壹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中共貪腐概論 一黨專政的權力尋租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香港反貪

　　如果睜大眼睛看看外面，華人世界也不全是貪腐社會。臺灣黑金政治曾壹度猖獗，但畢竟有民主體制在艱難起步，使2300萬中國人以不流血的方式享受到直接選舉式的民主，建立了較為廉潔的政府，高官的貪腐是個人行為，而不是體制弊病。華人社會最廉潔的是新加坡和香港政府，兩地都曾是英國殖民地，缺少成熟的普選制度，卻比壹些普選國家還要廉潔高效。香港的經驗似乎應該是中國內地效仿的樣板，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情況下建立廉潔政府，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治理日益嚴重的貪污賄賂，拯救世風日下的社會。這是否可行，我們還是先回顧壹下香港的反貪歷程。香港上世紀70年代也是腐敗猖獗的地方，貪污賄賂無處不在，成為港人生活的壹部分。1974年當任港督麥理浩決心治理腐敗，檢討過去反貪污法律效力低的缺陷，成立了壹個完全獨立於政府的嶄新機構——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執行單壹的懲治貪污職務。廉署的編制保持獨立性，只對港督負責，從專員到各級職員都不屬於公務員序列，廉政專員自主任用或解聘工作人員，不受有關公務員條例約束，廉署單設舉報中心，單獨立案調查，授予比警察還大的權力。鑒於貪污行為的隱蔽性，調查員不必抓到嫌疑人的具體貪污行為，只要能證明其生活標準或擁有財產超過官職收入，而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毋須拘捕令即可拿捕涉嫌人士。於必要時出示委任證，表明身分，均可進入任何地方或房屋搜查，允許合理使用武力，然後提起公訴，由法庭判罪。廉署在撲滅貪污罪行方面大有建樹，從貪污最猖獗的警界開始，擒賊先擒王，先拿萬人矚目的交通部總警司葛柏開刀。葛柏因貪污事發，潛逃至英國，廉署將其引渡回港受審，貪污幾百萬元的葛柏終於進入監獄。打開了反貪局面，也並不意味著從此壹帆風順，警界貪污由來已久，又與黑社會勾結，收取保護費，上上下下形成集團性貪污網絡，壹損俱損，壹榮俱榮。廉署深入的反貪行動必然引起警方強烈反彈，黑社會、販毒分子等也趁機發難，壹時山雨欲來風滿樓。1977年10月28日，幾千名請願警員包圍沖擊廉署辦公地和記大廈，毆打廉署工作人員，砸毀辦公設施，世界為之震驚，壹時香港成萬眾矚目之地。事後警方要求當局發出特赦令，赦免廉署成立前的壹切貪污舞弊行為，否則，將舉行萬人大會向港督請願，並以不執行職務為要挾。鑒於局勢發展，香港總督作了退讓，公開在電視上發表聲明，承諾於1977年1月1日之前所犯罪行，在普通情況下不予受理，已被通緝和拘傳的除外，繼續發現嚴重罪行的，應先與總督咨商，並設立專門委員會受理對廉署職員工作的投訴。作出極大讓步的特赦令仍未使警務人員滿意，警察協會對港督聲明的某些部分提出置疑，聲言要舉行萬人大會到港督府請願，已獲初步勝利的警員窮追不舍，試圖擊敗港督的廉政決心。港督麥理浩思考再三，采取斷然措施，立法局臨時召開緊急會議，麥理浩到會作了將永載歷史的發言，重申了前幾天的聲明，他說： “這項聲明，約無妨礙廉政公署保持既得成果之意，亦不是說我們已把維持公共服務廉潔的決心放棄或減低。但在這個時候宣布這樣的聲明，市民當感愕然。雖然壹般人對其理由已加諒解，但亦有許多人對政府竟然有此宣布表示憂慮，或認為是過分讓步。可是，並沒有人認為政府應作更大讓步。相反的，大家都認為不能再作讓步。 “以為用壓力就可以獲得進壹步讓步的人，完全誤解了政府和社會的態度，亦置警隊內99%人員的真正利益於不顧。不用說這種人更完全忽視了香港的真正利益。本港近年來的維持法紀與治安以及在奠定廉潔風氣方面，已有可觀進步。 “在壓力下對這些要求作出讓步，會引致對其他問題的壓力：要求壓制廉政公署，釋放獄中犯人等等的壓力會接踵而來，終至法律只為維護貪污人士之利益而執行。我確信這不是大部分警務人員及他們的家人所希望見到的。但假如政府再作讓步，便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就是向無法無天的人屈服，而對無法無天的人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本港全體市民，不論老少貧富，對此定有同感。 “我希望有關人士等都能作出更理智的抉擇。無論如何，在他們采取無可挽回的行動之前，他們應當知道，我們不能讓拒受合法當局節制的警務人員，或者支持他們不受合法當局節制的人，又或繼續試圖用壓力去左右合法當局的人繼續留在警察隊伍內，及繼續由市民大眾支付其薪酬。”[19] 勿心存幻想，讓步到此為止。整個會議25分鐘便結束了，無需長篇大論，港府的決心展露無疑。麥理浩的講話擲地有聲，引起議員們的共鳴，整個港島為之振奮，除了極少數人，都表態支持港督。當局的強硬態度和廣大市民的呼聲使局勢急轉，萬人大會宣告取消，督察協會表示，決不支持任何警員的非法行動，有些警署貼出“鳴金收兵”的告同胞書，為期半月的警員風暴終於平息了。港督的退讓雖有些法不責眾的意味，但歷史問題積重難返，如不赦免以前的罪行，打擊面過於寬泛，勢必造成社會動蕩，增加反貪的社會成本，反貪工作不能持續下去。不可能在壹夜之間，由壹條命令解決所有歷史遺留問題，放過大多數壹般貪污的人，縮小打擊面，1%的壞人比例，讓絕大多數人感到松了壹口氣，政府的底線已經明確，再鬧下去不但壹無所獲，反而丟掉飯碗。香港是高薪養廉制，打壹份政府工極不容易，為謀眼前小利而丟棄大飯碗太不劃算。少了多數人的參與，貪污陣營立即瓦解，雲開日出。港督的果敢宣言，不失為壹招好棋，體現了壹個成熟政治家應對紛亂局勢的智慧與魄力。警員鬧事原本做賊心虛，借示威以解違法之憂，本身不具有正義性，也無廣大市民的同情。港督的果斷有民意支持，義正辭嚴。腐敗分子太多，退壹步而進兩步，策略上必然以打擊首惡為主，否則局勢有失控之危。退得太多則前功盡棄，正義事業夭折，香港勢必淪為惡勢力猖獗之地，令東方之珠污濁。三國時，司徒王允巧使連環計假呂布之手除掉董卓，本來大功於國，然首惡即誅，應赦免從屬，各為其主，亦無大過也。卻不料他壹時之怒殺了蔡邕，又不赦免前來求赦的李傕、郭記等人，致使李傕等無望而起兵，拼死壹博，大敗呂布，反將王允誅殺，家族老幼壹同赴難，剛有希望的國家又陷入亂象。王允的胸襟眼界，只能成壹時之事，不足為安邦治國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六四時學生的要求並不大，也是正義行動，不同於香港警界腐敗分子的無理取鬧，危害法治。香港有英軍駐守，但還是以和平方式解決，有理而不失據。六四的正當訴求，本無由拒絕，哪怕暫時依了學生也不至於搞到幾十萬野戰軍進城，血濺長安大街。之後又對學生窮追猛打，逼得他們四散奔逃，至今不讓回國。共產黨從此徹底失去民意基礎，自己剝掉最後的壹層偽裝，變成壹個非法的暴力政權，走向不靠軍隊警察殺人就無法維持的滅亡之路，將文革後民眾希望中共改邪歸正的希望完全撲滅。成都武侯祠有壹對聯雲：“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中共先天的暴虐基因，使他們不知審時度勢，不會深思熟慮，不習慣人類的高尚情操，變為除了暴力貪婪自私欺騙外，是壹群什麽也不通曉的愚蠢之徒。貪污是壹個全球性問題，任何社會都會出現，社會制度盡管不同，但人性的貪婪和損人利已行為的不受約束，才會使貪污盛行。任何反貪機關，必須有獨立執法權力，並在運作上不受政治或政府的幹預。對抗貪污的榜樣和政治決心，必須由上層建立，如果社會的統治階層貪污，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產生怨恨，社會必然陷入不穩定的危機，政府不下決心治理貪污，反以鎮壓方式平息民怨，貪污惡行必然更加猖獗，落入不可收拾之地步。 香港以廉政公署肅清了貪污，建立了世界上高效廉潔的社會，內地是否也可以資借鑒呢？但香港可以成功，對內地只有觀賞性，沒有實踐意義，因為兩地的政治基礎不同。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英聯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國家，虛君共和，責任內閣，實行議會民主，有深厚的法治傳統。正式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成立行政局（初稱議政局）、立法局（初稱定例局，港督的咨詢機構）協助總督處理政務，又委任太平紳士42名，會同英軍及警察來維持治安。1848年，又增加2名非官守議員入立法局，參與議政。1850年，委任兩位太平紳士代表大衛·渣甸及約瑟·艾德格為首兩名非官守議員。1857年，增委兩名官守議員及壹名非官守議員。1884年，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7名官守議員及5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壹名華人伍才（又名伍廷芳）。1896年，進壹步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8名官守議員及6名非官守議員。1929年，立法局共有10名官守議員及8名非官守議員，其中包括3名華人及1名葡籍人士。1960年代，香港的市政機構——市政局首次進行普選，讓選民直選議員，參與決定市政服務政策。市政局成立初時稱為潔凈局（Sanitary Board），只負責清洗街道等衛生工作。至1936年改名為市政局，負責的工作亦不斷增加，並接納從不同界別選舉的代表進入市政局。市政局議員每月舉行公開會議，處理服務相關法律附例和財政事務等。市政局是香港首個有民選議員參與決策的公共機構。港英當局也開始籌備代議政制，令市民有參與政制的機會。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推出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的概念，讓市民有參政的權利，政府越來越走向開放。1984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會民主化的過程，並正式就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咨詢公眾。1991年，成員人數增至60名，1991年立法局第壹次直接選舉舉行，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成立。由於聯票效應，使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別小看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的作用，他們與我們的人大政協代表性質不同，人大政協代表都是黨的人，違背黨的意誌替民間說話的異見人士無資格出任代表。太平紳士和非官守議員是港英當局執政議政本地化的開端，是執政議政透明化的表示，有助於殖民地當局治港，如同外商來華經營離不開華人買辦壹樣。中共的最高決策層是政治局及其領導下的各部黨組，不是議會，決策過程決對外保密，不會讓民間人士參與。好比清王朝的軍機處和朝廷各衙門，決不可能叫民間人士入閣議事。中共政治局比軍機處還機密，常委歷屆人數不超過10名，連委員壹級都無權參與最高決策。滿清的軍機處高於內閣，實際取代內閣職權，中共政治局高於國家機關，壹切大政方針概出於斯。共產黨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高於法律的權威，政治局的決策任何立法（人大）行政（政府）咨詢（政協）等部門均無權變更，必須無條件執行。中共實行中央集權制和黨管幹部原則，各級地方必須服從中央，沒有自治權，任何壹個政府幹部的任命都要取得中共組織部門的核準，無條件忠於黨是出任公職的先決條件。黨的利益高於壹切，黨權淩駕於行政權之上，必然形成黨天下體系，由於黨權是由其各級組織系統運作的，黨的組織極易結成各種利益切分的尋租集團，全面腐敗便是黨權體制的典型特征。高度集權的黨天下，集中了各種專制體制的壹切弱點：任人唯親、幫派政治、漠視法律、貪污腐化等等，除非不斷發動毛澤東文革式的群眾政治運動，不斷打爛現有官僚體系，才會建立稍為廉潔的政府。但這是以公有制和犧牲效率為代價的，這條大家壹起受窮的老路顯然中共最不願意再走。那麽，共黨政權絕無可能建立壹個既廉潔又高效的政治運作體制。

　　香港的殖民地統治，聽起來殘酷，實際上也有相當程度上的民主，有較為寬松的民間社會，與滿清與中共的極權專制不可同日而語。香港政治制度由“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建立，英國女王任命總督只是壹種主權形式，實權在英國內閣，治權在港督，英王並不幹涉香港事務。香港不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的私產，奪取香港是為了英國貿易方便，並不想從香港本身奪取什麽，英人治港與港人利益無實質性沖突。英政府不向香港征稅，反而在殖民地初期給予大量財政補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英國未從香港拿走壹個便士。[20] 香港後來只承擔部分軍費，香港的收入全部留港。港督有治港的最高權力，但港督並非獨裁者，上有英國議院內閣制衡，下有立法會制約，不能忽略港人利益。政治開放，分權制衡，是防止獨裁、保證法治的機制。中共雖有政治局作為決策機構，名義上是集體領導，但往往最高領袖大權獨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皆能左右政治局，變政治局為表決機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六四屠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都是個人意誌淩駕於黨中央和國家權力之上的經典事例。這裏不是說過去香港制度如何好，而是與清政府和中共政權作壹番比較，看看分權制衡與高度集權之間的優劣。但是，毛時代專制，社會卻沒有普遍貪污現象，何也？毛是帝王，想要什麽有什麽，不需要貪污，毛只註重個人權力，不看重家族利益，況政權初立，家人雕零，結不成“太子黨”，又以政治運動治國，所以幹部們也不敢大肆貪污。鄧也是帝王，也是要什麽有什麽，自己無需貪污，但是他的家族為了斂財，便以官商方式攫取巨額財富，鄧家壹開頭，八老家族利益均沾，很快結成中共“太子黨”集團，鄧反腐敗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自己家族做了榜樣。江就更不用說了，家族掌握了最暴利行業，毫無顧忌，且胃口越發膨脹。江以馬屁功夫上臺，遠不及毛鄧威望，只能任由高層各自圈錢，黨政軍壹齊下海，整個社會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不甘落後，壹發不可收拾。香港是殖民地，總督不能普選，並不等於沒有民主，立法會有直選議員，行政局直選，都是內地沒有的民主形式。香港有政府不幹預的自由港制度，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獨立媒體可以自由行使輿論監督權，社會有普遍尊重法治的傳統基礎，有保障人權的司法和訴訟制度。自由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生命線，香港可以延後特首普選，但壹天也離不開自由。自由必須有保障人權的法治，1857年（鹹豐七年）1月15日，香港發生食物中毒，400多名英國人吃了含有砒霜的面包，腹痛如絞，嘔吐狼籍，經過搶救，尚無人死亡。這是轟動壹時的“毒面包事件”，正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嫌疑人裕盛辦館老板張亞霖和夥計，立即被港英當局逮捕，經過調查，張亞霖與家人也同時中毒，工人也沒有作案罪證，反復審訊後，宣布無罪釋放。砒霜從何而來，始終是個迷。英國法律重證據，不重口供，不允許刑訊逼供。此案要發生滿清治下，壹頓板子夾棍，打個稀巴爛，人心似鐵，官法如爐，犯人巴不得早壹天死掉，少受壹天苦痛，什麽供狀也會畫押。若落入壹個世紀後的中共官府手中，也好不到哪裏，上面限期破案，下面警察立功受獎心切，刑訊逼供犀利無比，電警棍亂捅壹氣，電得妳大小便失禁，神經麻痹，哭爹喊娘的氣都沒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讓妳說什麽，妳就得招什麽，同樣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壹定是牽連無辜，至少要抓壹大群反革命分子抵命。英國占領香港後，立即宣布廢止各種拷刑，香港納入尊重人權的英國訴訟法系。香港從開埠時的5650人，到回歸中國前夕人口增加到600萬，英人治港若同清政府或中共壹樣血腥，就不會有幾百萬傻瓜前赴後繼到港受苦。歷來去港的人，壹為追求財富，二為躲避戰亂暴政，內戰與文革時期內地大逃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申請居港權熱，還有越南的難民潮，都證明香港在全世界的自由法治富足形象。自由的價值，越來越為中國人所接受，生活的改善更增強了人們向往自由民主的急切心情，許多人寧願花巨款也要去生個香港寶寶，為孩子謀個幸福的將來。 中共不能在英國治港的基礎上加快民主進程，反而以種種借口加以拖延，強化對香港的政治操控度，培植親北京勢力，以香港還不成熟為由，反對07、08年普選。真是信口胡言，世界上再沒有比香港更適合民主的地方了，香港人幾十萬上百萬人的要求民主大遊行，從未發生燒汽車搶商店等暴力事件，立法會討論時，議員們彬彬有禮的姿態，顯示出英國傳統的紳士風度。反觀巴黎暴亂中上萬臺汽車被燒，華人商鋪遭劫，臺灣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場面，香港人的民主質素決不低於任何壹個成熟的民主國家。2011年的英國騷亂中，年輕人砸燒商店車輛，造成人命傷亡，素質竟然比香港還差些。英國為香港留下的最寶貴財富的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以自由民主為基礎，才會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法制，法制離開了自由就是專制。而中國人熱衷於法制，不去註重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法治精神，所以中國人有法制卻無法治，是典型的專制社會。有了自由民主的原則，法律條文才有保障公民權益的作用。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多數國家都有憲法，作為憲政的基礎，但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在英國，政府根據實際統治的法令、規章、宣言、傳統、非正式的諒解、習慣和態度的總和，構成壹種不成文的“憲法”。從技術上來說，並無法令由於“違憲”而無效的情況，任何英國法令都能修改“憲法”。法院能夠據以檢驗立法的“憲法”是沒有的。因此沒有比英國“憲法”更明確、也更不明確的東西了，它不過是事物實際運轉方式的另壹個名稱而已。如何來保證國家的憲政，使立法和行政不“違憲”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觀。 中共的人大盡管整天在討論立法，由於沒有自由民主傳統，立法機關的忙碌只是為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增加壹些填充物，為屍位素餐的人大代表顯示壹些成績。誰都知道法律最終是壹紙空文，但又不能沒有法律條文，否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口號就毫無依據了。但是，我們必須弄明白，光制定法律沒用，法制不是法治，中國有法制傳統，但無法治傳統。中國人搞法制已有幾千年歷史，遠在夏朝就有“禹刑”，所謂“夏刑三千條”。古人人對法律的重視比現代人更高，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與儒家並稱的大學派。晉國將刑法鑄到鼎上，孔子反對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鑄刑鼎而公布成文法，表現國家對法律的重視程度。提倡禮教的孔子怎麽也看不慣，嘆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還是刑不上大夫的老調子。商鞅變法更加雷厲風行，為推行新法，取信於民，令人在城南門立壹根三丈長的木頭，凡有將此木移至北門者，賞十金，秦國人以為官人搞笑，哪有這麽便宜的事，圍觀者無人出手。後增至五十金，果有奮不顧身者移木於北門，當場拿到五十金。可惜商鞅變法獲罪於貴族，倒臺後因無身份證件，逃不過關卡，困頓於自已制定的法律中，只好伸展腿腳受車裂酷刑。法制到了1947年的民國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制定了壹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是壹部民主的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沒有壹黨專政的法律前提，比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要完整許多。國民黨退守臺灣，把中華民國憲法也帶去了過去，到今日已經演變成為名符其實的憲政綱領。 殖民地時代，香港無憲法而有憲政，中共收回香港出臺了基本法，卻削減了憲政精神，因為香港社會的自由度降低了，政府和民間不得不看專制君主的臉色。中共熱衷於修改憲法，但憲法在中國大陸卻是壹文不值，誰也不會拿憲法當回事，中共每天都在幹著違憲的勾當，更談不上憲政，公民亦無權對政府的違憲行為提起訴訟。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拘禁到死，受不到憲法的絲毫保護，憲法不保障六四學生示威遊行的權利，制止不了血腥屠殺。憲法規定了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壹點可憐的公民權利也全是壹紙空文，被各種專行法律法規限制剝奪幹凈。公民社會是憲政國家的基礎，中共的傳媒上很少宣傳公民權利，公民二字也極少用到，最多的是老百姓壹詞，還是帝王時代的習慣稱呼。英國人無憲法，英國是最早的憲政國家，香港人無基本法，同樣建立起法治社會，有了基本法，言論日益向左轉，社會也朝著專制退化。香港的法治傳統，奠定了反貪鬥爭勝利的牢固基礎，貪污是暫時的，雖有壹定的程度，並未發展到無官不貪的地步。中國內地反腐敗之所以虎頭蛇尾，也是社會缺乏法治基礎，貪污文化深入人心，公款消費貪污腐化是值得炫耀的資本，並不是件丟人的事，只要把上面買通，倒黴的幾率比中百萬大獎還低，幾千萬黨員幹部，壹年幾千人發案，不到萬分之壹，幾乎無風險可言。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後壹道閘門公檢法比任何壹個部門都腐敗，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裏都有大貪官，貪污巨鱷“太子黨”羽翼遍地，結成巨大的貪污網絡，從基層到到中央層層有保護傘，牽壹發而動全身。反貪沒有可靠的司法系統，中央高層僅以運動式的嚴打虛晃壹槍，隨即收場。

　　反貪體制

　　香港廉政公署獨立於政府架構，專員由總督任免，廉政公署只向總督負責，政府無權過問廉署事務，條例規定： 第四條 廉政公署之經費，由香港政府壹般收入支付。 第五條 （1）港督得委任廉政專員壹人，按照港督之命令，負責指揮及管理廉政公署，並受港督管轄。 （2） 除港督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人士之指揮與管轄。 （3）廉政專員由港督按照其認為適當之條件委任。 （4）廉政專員在任職期間，不得執行香港政府轄下其他受薪職位之職務。

　　第八條 （1）廉政專員得委任港督認為需要之人員，以協助其執行本條例所規定之職務。 （2）廉政專員如相信確為公署之利益，得毋須敘述任何理由而解雇任何人員。 （3）廉政公署人員之雇用條件，須經港督批準；港督並得更改任何依據本條第（4）款而規定之條件。 第十條 （1）獲廉政專員授權代其執行職務之人員，如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本條例或防止賄賂條例或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或身為政府雇員因濫用職權而犯勒索罪名者，可毋須拘捕令而將之拘捕。

　　第十三條 （1）任何人士，如抗拒或妨礙公署人員執行職責者，即屬違法，壹經定罪，可判罰款壹千元及監禁六個月。 第十七條 （1）廉政專員須於每年3月31日或該日之前，或港督所批準之較後日期，向港督呈交廉政公署上年度工作報告書。 （2）港督須將該報告書提交立法局省覽。[21] 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性質，權力來源於皇帝，來源於總督，來源於選民，來源於共產黨，自然分別向各自的權力源泉負責。中共司法系統是共產黨的工具，任何壹級法院必須無條件效忠共產黨。2008年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是黨政系統出身，先前沒有法律專業學歷和司法工作經歷，由壹個標準的黨徒但任國家法院最高職務，可見法官應該效忠誰了。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中國司法權力名義上受人大制約，人大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但黨是領導壹切的，黨的權力大於國家權力，不必經人民通過契約形式（稅收加選票）授權，天然握有不容窺視的政治權力。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這類磨出耳繭的高頻率詞語，使人人明白，壹切權力來自共產黨，黨比上帝還要偉大，中國人壹生離不開黨，精神支柱也是黨。基督徒的口頭禪是：“我的上帝”，佛教徒的口頭禪是：“我佛慈悲”，穆斯林的口頭禪是：“唯有真主”，中國人的口頭禪是：“感謝黨”。不受制約的腐敗才是最可怕的，總督腐敗了，還有英國政府，還有議會，還有女王。女王是國家形象和主權的象征，君主立憲，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地位，行政權在內閣，立法權在國會，司法權在法院，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政黨的利益依據選票來實現，不可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不會有人批評女王，女王並不管理國家，卻會批評首相，批評大臣，批評總督，沒人能夠獨裁，也沒有機會給妳獨裁。共產黨就不同了，其至高無上的權力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硬塞入憲法，作為合法性的證明。黨權滲透到社會每壹個角落，淩駕於國家與人民之上與國家各個層面，各個機構全部由黨員掌控，由黨的書記做最高領導。共產黨制定法律，解釋法律，行政執法，監督權力，全部獨攬於壹身，不讓出絲毫。黨的系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行政系統有監察部，人大系統每年審議報告，聽起來好象什麽都有，實際上除了黨的系統，其它部門都是跑龍套的配角。壹個涉及共產黨員的腐敗案件，首先由地區或部門的黨委書記決定，書記認為應該整治的，由紀委審查，紀委對當事人實行雙規——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它認為應該制裁的經書記同意，才能移交檢察院。反貪局設在檢察院裏，貪污案件也要經過黨組領導審查，由黨員擔任的檢察官辦案，再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根據上級黨委的批示決定刑期，再由黨員法官宣判，全過程完全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由黨委的專職分管書記——紀委書記或政法委書記督辦案件全過程，壹切在黨的監督之下。所以說，反貪的法律只是以黨治國的工具，它愛怎麽用就怎麽用，沒有外部力量抵抗它。司法官員由於特殊權力腐敗程度比壹般官員更高，比如強河北省高院副院長劉宏因瑣事被毆死亡，他居然壹人有4張結婚證，有4個妻子和6個兒女，家產上億！這位副院長曾任衡水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副檢察長，因為反腐有功，後來升任省高級法院副院長。2002年榮立中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個人壹等功。2003年當選燕趙都市報主辦的“感動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被河北省檢察院記壹等功，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全國優秀偵查員”。這真是絕大的諷刺，它證明了現在的監督體制對負責監督的專職官員都沒有任何約束力，權力成了腐敗的保護傘。名義上掌握最高司法權力的最高法院，其中的副院長便是大貪污犯，這種事例，舉世罕見。更可笑的是，曾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康日新，貪污7000萬歐元，現金堆滿了別墅，涉案金額高達18億元。 香港的廉政體制不適於內地。香港僅是壹個城市，有壹級廉政公署即可監督港島全境，大陸是幾十個省市，必須設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數級廉政機構，上級管下級，其獨立性將不復存在。如果全部歸於中央，相當於古時監軍性質的特派人員，監督面太大，會形成兩套黨務和官僚系統，也更容易與地方豪強勾結起來，欺上瞞下，變成合法的貪污。毛澤東時代有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群眾是政治運動的主力，有“四大自由”的輿論監督工具，對黨政幹部們能起到很大的監督作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運動中，就揭露了不少幹部的腐化問題。那時幹部腐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性問題，是敵我矛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重點打擊對象。現行中國是紅色權貴式的資本主義，也就不存在打倒走資派的問題，不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運動基礎，群眾運動式反貪也就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防腐措施。群眾運動有效，但社會成本過大，在反貪的同時，也影響經濟運作，影響法制建設，其結果是平均主義盛行，大家壹起受窮。現在的網上反腐，也類似於群眾運動，這種形式不是官方確定的，雖起到壹定作用，卻處於邊緣位置，是否啟動審計調查程序，要視官方的容忍程度及當事人的背景，不會成為制度化的反貪方式。在貪污的程度上，香港與內地也大不相同，香港貪污僅是區域性問題，港人貪污，英國政府並不貪污；部分政府部門貪污，體制並不縱容貪污；基層官員貪污，總督並不貪污；公務員貪污，議會並不貪污。貪污群體沒有形成象內地壹樣從上至下盤根錯節的寵大網絡，香港治貪與英國社會與總督不存在利害關系。香港公務員不準經商，港督與企業之間無利益瓜葛，不存在以權謀私問題。治貪所以能雷厲風行，體制上不掣肘，民間也不反對，少數人鬧事抵制，醜行暴露於世，反而加速治貪行動。內地從上到下的每壹個權力機關都由貪腐分子控制著，所以只能做表面文章，造造聲勢，反貪阻力越往底下越強大，力度越往下面越衰減。香港最大的案件，無非幾百萬元，內地貪污已發展到幾百億元的規模，巨額的資金足以買通任何級別的權勢集團或黑社會網絡。朱镕基身為總理，還是虎頭蛇尾，不是勇氣不夠，而是能力不足。這讓人想起國務院證監會借用香港史美倫女士來任副主席，以期整頓規範中國股市，結果整得壹塌胡塗，多年來壹蹶不振，怨聲載道。這還不是涉及貪官切身利益或身家性命大問題，金融大鱷毫發無損，吃虧的是些小股民。梁女士並非花拳繡腿，在港治市頗有成效，來大陸施展不開，即是對內地積重難返的現實缺乏了解所致。 有人以為，中國經濟轉型比較成功，其他社會問題也應該有辦法才對，不至於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中國的經濟改革所以成功，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壹個私有化過程，是壹個以權貴為主導的壟斷市場化過程，表面看起來機會平等，人人都可參與，事實上從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到後來的股份制改造，工農大眾基本被排除在外。只有權力才能保證獲得持久及最大利益，權力資源的壟斷帶來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壟斷，最暴利的行業無不操控於大大小小的“太子黨”，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地方豪強勢力手中，工人農民失去工作，失去土地，留給他們的機會只是些諸如雜貨店或大排檔之類過度競爭的微利行業。中國的經濟轉型，壹開始就是為少數人受益的設計，廣泛宣揚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的口號，即給了少數人發財機會，又避開了應當承擔的法律風險。這少數人是誰呢？第壹是紅色貴族，能批到鋼材，倒賣彩電；第二是無法無天的人，什麽都敢幹，大不了進局子（原本就是從裏面出來的）；第三是善於鉆制度空子的人，如溫州商人或山西煤老板。所以中共八大家族為首的權貴迅速攫取了稀缺的第壹桶金，其後便壹發不可收拾，幹脆以“抓大放小”政策，將暴利行業都壟斷到權貴手中，小的企業任其破產，工人自生自滅。每壹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是權貴們，財富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每壹次改革的風險承擔者都是普通民眾，下崗失業，失去社會福利，農民被隨意剝奪土地使用權等等。當然權貴們擁護改革，決不會成為阻力，普羅大眾無發言權，只是被動地卷進了改革大潮中。政治體制改革就不壹樣了，權貴是風險的最先承擔者，必將失去相當大的即得利益。民眾雖然也承擔壹定風險，但社會地位的上升，有了對國家政治的發言權，最終必然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所以，中共當權者決無政治體制改革的需求和動力。

　　中共的刑法看起來嚴厲，有死刑、無期徒刑，但仔細分析，其懲罰力度並不算大，這還不算執法的隨意性因素。刑法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這即是說貪污壹萬元以下，不會有太大風險。大貪遍地，小貪自然不會引人註意，只要小打小鬧，出事的可能性極低。比如妳去工商局辦事，塞上幾百塊喝茶錢，辦事減少了阻力，事後再去舉報，下次還來不來？火車站票販子必須向警察行賄，妳本來就是幹違法的買賣，得了便宜賺了錢，自然不會去舉報，自斷財路。利益關系就是這樣形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壹年弄個幾十萬都不成問題，這還算不上貪污，不過受賄而已，根本無風險可言。刑法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國家工作人員沒有申報個人財產的陽光法律，唯有貪污受賄犯案被抄家，才會牽扯出巨額財產問題，未有單獨因此項罪名而獲罪者。香港只要有人舉報，廉署必須調查，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者，罪名即成立。香港治貪法律沒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可判處壹百萬港元罰金和十年監禁，實際上比內地法律具有更強的震懾力。從刑法條文上看，貪污受賄僅限於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他各種實際利益並不在貪污受賄的範圍之內。比方說，某市長的女兒出嫁，收禮金幾百萬，某派出所長老父病亡，收慰問金數十萬，這恐怕很難歸入受賄。紅白喜事收送禮物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傳統，送禮表示心意，家家如此，平頭百姓也壹樣，有錢多送，沒錢少送，全看個人關系及能力，官越大人緣越廣闊自然禮多；二來送禮人未必有即時的利益要求，也許為了免於受歧視或出於從眾考慮，不送些禮物面子上過不去，與行賄的法律定義多有不符，難以作行賄論處。再比如A 的兒子到B掌權的單位任職，B的老婆到A任職的企業工作，相互提拔照應，皆大歡喜，無財物來往，亦無非法謀利之嫌。知道了這個道理，舉壹反三，觸類旁通，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每年招考公務員，很多人以為全憑本事吃飯，結果總是有權勢背景者受益，卻無人將此定義為貪污賄賂。財物是個狹小的範疇，利益則是廣闊的領域，利益有時比財物更實惠，更有吸引力。有人當上了封疆大吏，靠的不壹定是金錢，而是利益交換，是整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分贓。內地從中央到地方各層次的“太子黨”現象，足以說明利益的強大作用。他們並不需要花錢買官，只需將各自的利益需求交換於官場，即可皆大歡喜。香港法律充分考慮到這壹點，《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規定：

　　關於利益 （a）禮物、借貸、費用、報酬或傭金，其形式包括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任何財產之權益； （b）任何職位、雇傭或契約； （c）支付、免除、清還或清理任何借貸、責任或其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 （d）任何其他服務或優惠（款待除外），包括加以維護以使免受任何刑罰或褫奪資格或免除此等憂慮，或維護以使免受任何紀律、民事或刑事性質之訴訟或控告，無論該等訴訟或控告經已進行或尚未進行者； （e）執行或不執行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擔或承諾提供在前文（a）、（b）、（c）、（d）及（e）段所指之任何利益。……[22] 香港的法律規定十分詳盡，與內地法律的寬泛粗疏大不相同。這即給司法實踐帶來方便，如某人因賄賂犯案，法官無需考慮復雜的現實、歷史、文化及社會因素，只要有事實發生，即可化復雜為簡單，問話於行賄者：如果對方不是官方雇員，妳還會送禮嗎？回答不會，當事人即構成賄賂罪；回答會，則必須舉出授受禮物的正當理由。《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有關本條例所載罪項之任何訴訟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條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專業、行業、職業或業務之慣例，而作為辯護理由”。至於復雜的控辯過程，則是當事人律師的事，因為賄賂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只要是賄賂，數額大小並無本質區別，公職人員受賄都涉及刑事罪行，免於起訴的，至少會敲掉飯碗，在社會上聲名狼藉，再無謀求體面職務之機會。巨大的犯罪成本使人不敢有非分之想，這才是法律應有的震懾力和預防犯罪作用。內地法律設置五千元的貪污數額，大概出於腐敗成風的現實，如果每個低於五千元的都懲治，只怕整個官場都要壹窩端了。法律的先天不足正是內地腐敗日盛的病根之壹。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政府雇員，如無總督之壹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現代經濟社會的正常往來中，政府部門不可能沒有任何授受利益的行為，但項目和目的必須明確，壹般許可由總督公告，1992年利益接受之公告，除了明確禁止的利益外，通常大約為二千港元，特別許可依據準則要向總督申請。什麽合法，什麽不合法，壹目了然，無需再加以特別解釋。 易粗不易細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立法原則，法律未盡事項由司法解釋補充。毛時代靠組織紀律和政治運動治國，有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和壹個運動接壹個運動就夠了，鄧時代靠政策加法律治國，政策仍是主導，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壹部刑法。鄧之後才進入立法高潮期，易粗不宜細的原則仍舊存在。不是立法者不懂得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法律應該祥盡，以避免濫用誤用法律，而是認為法律制定得太細，壹來形勢變化快，二來束縛自家手腳，不利於解釋權的靈活運用，解釋權即是法律的操控權。香港基本法實施沒幾年，人大就幾次釋法，皆因牢牢掌握了解釋權，壹看於已不利，就運用釋法權來操控局勢。解釋權是共產黨最重要的權力之壹，象中世紀的基督教會的解釋權壹樣，毛澤東無論怎麽幹都是搞馬列主義，別人稍有差異就是修正主義，掌握了解釋權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現代法律都是白話文，說得明明白白，有壹般語文水平的人完全看得懂，無需特別註釋，不似甲骨文般艱澀，需要國學大師幫忙才行。人大解釋基本法的理由是說，妳們不懂立法原意，法律是人大立的，人大才明白原意為何，旁人解釋就是挑戰人大釋法權，就有變為敵對勢力的危險。內地法律源於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理論，其架構類屬大陸法系，依靠成文法典。香港屬於英國之普通法系，不傾向於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單行法規，並沒有壹部成文的刑法，刑法散見於各種法規和判例中，習慣法，判例法，衡平法，幾種法律形式的運用，奠定法治基礎。香港對法律的見解在法庭上由控辯雙方爭論，法官裁定，法官有自由裁量權，自由心證權，加上刑事審判的陪審團制度，司法程序或審判不公正的情況極為罕見。內地的法庭也有控辯，但審判結果並不由法官當庭作出，是由審判委員會根據領導的意見定案，決定權並不在法官和陪審員，律師的辯護作用更是微不足道。大案要案必須報經政法委員會，再向更高級別的黨委書記匯報，由上面定案。政法委書記壹般由公安局長擔任，淩駕於公檢法之上，統壹管理公檢法部門，法院在政法委領導之下，政法委的意見，法院是無否決權的。政法委員會是黨權司法化的機構，未經法律授權和依法成立，是壹個非法幹預司法的非法組織。政法委是暗箱操作，其意見不列入司法文書，檢察院的起訴及法院審判過程是表演性的，司法權不過是體現黨權而已。黨權不受法律約束，政法委的意見是無須法律支持的，亦非法律的規定程序，卻是涉及領導幹部大案要案的前置程序，因此具有最高的權威。文革中法院曾壹度實行過群眾參與刑事罪犯的定罪制度，先交由各單位革命群眾定罪量刑，然後再進行司法審判。在取消律師的情況下，這也可以視為壹種變相的陪審團方式，只是走形式的成份過大，定罪權在軍管會，群眾參與意見無非是表面上體現群眾專政，根本起不到陪審作用，仍然是黨權的變相表現，更談不到為罪犯辯護層次了。壹個貪污案件從事發到立案前到審判，是權力與背景角逐的過程，打電話遞條子的絡繹不絕，後面的人比前面辦案的人還要忙，即使在上面的人也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不敢輕易得罪人。各方面權力平衡之後，才是決定起訴與否或判刑多少年的時候，這個過程中司法機關只是橡皮圖章，上面說怎麽辦，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否則就是不與黨保持壹致，要犯政治性錯誤。遠華案涉及面太廣，涉及高官太多，貪污受賄數額巨大，最後平衡各方利益，決定50萬元以下的退贓就免於起訴，波及中央最高層的均不許聲張，從快處決了壹批案犯，殺人滅口，大事化小，壹場驚天大案迅速化為模糊的記憶。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按10萬元槍斃的刑法標準，將出現上百輛囚車長龍奔赴刑場，架上機關槍掃射的恐怖場面，定與和諧社會唱反調。遠華大案，中紀委也無權定奪，沒有總書記的指示，誰也沒膽量辦這件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律師就更慘了，凡是刑事案件都不願接，搞不好得罪了上面，弄妳個偽證罪，把自己也送進去了。非刑事案件也未必安全，陜西的油井案是行政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利益，辦案的北京律師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給抓進局子關了幾個月，要不是北京來的律師，斷逃不出天羅地網。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律師參與，司法公正淪為空談，社會公正更是無從說起。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共在司法運作中不得不壹再提高死刑標準，從貪污10萬元可判死刑到現在的上億元也未必死路壹條，壹再展示法律的玩笑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彰示著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這正是在縱容貪腐，中共集團淪為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貪污集團便不足為怪了。

共產極權統治概論 剝奪自由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共產思潮

　　20世紀初是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的黃金時代，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學說泛濫於全球，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普遍熱銷。帖社會主義標簽的政黨組織壹時風起雲湧，其中最著名的是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等。所以外國有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壹種才是對的。馬克思建建立了系統龐大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其社會主義學說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以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立腳點，創造出剩余價值學說，用來揭示資本剝削的本質，同時論證出階級鬥爭學說和唯物史觀。指出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來說明共產主義終將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再利用階級鬥爭學說，將無產階級上升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領導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性、不妥協性和戰鬥性，最符合有強烈革命意識者的心態，最終使社會主義從壹種理論家的幻想變成了千百萬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實踐，最終成為徹底的社會改造運動，馬克思主義也成為革命者的聖經。壹戰之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兩種人，反對的大多數都是資本家，戰後幾乎沒有了反對的聲音，人們不壹定贊成共產主義革命，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社會福利等主張在歐洲和亞洲還是被普遍接受，認為社會主義是消除剝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會主義實踐於是分為改良和革命的兩種路線，贊同社會改良的壹般為社會民主黨，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產黨。那些參加議會選舉的共產黨，實際上也屬於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壹類。照馬克思主義標準，馬氏社會主義稱作科學社會主義，不與其它社會主義為伍，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階級鬥爭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非此，人類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俄國靠馬克思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首創，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勝利。接著納粹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登場，戰後又有伊斯蘭的社會主義，還有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及早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等，獨立後的印度也自稱為社會主義。 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設想，以其形式內容來看，並未超出早期思想家們的構想，都是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會制度，只是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手段上有重大區別，馬克思是以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實現。在馬克思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共產的設想，即壹個沒有階級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會。這種設想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從柏拉圖時代就開始了，但古希臘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認土地私有制並且把土地當做商品來買賣的國家。因此，也就最早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會，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壹個“世人都不知道有什麽地界，也不知道有什麽籬笆、圍墻”，人人生活幸福的黃金世界。直到英國人托馬斯·莫爾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認為是空想社會主義開山之作的《烏托邦》壹書出籠，[1] 社會主義才作為壹種社會制度而盡情描述了壹番：那個烏托邦是閉塞的、樸質無文、紀律森嚴的群體；壹切公民都是穿同樣的衣服，都是住在壹式壹樣的房屋裏；不得到允許，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議論公事要判處死刑；不用貨幣，金子、銀子只是用來打造馬桶和溺器，連“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頂金冠”；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這種社會主義已經帶有明顯的專政思想，偏離了人道主義軌道，也不是希臘神話構建的黃金時代了。當馬克思接過了烏托邦的空想，將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定義為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社會形態，據稱是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流程是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自稱是人類社會歷史分期的最科學論斷。馬氏版本的共產主義隨即成為改造人類社會的政治綱領，共產主義暴力革命運動登上歷史舞臺，亦成為共產革命後的國家政治制度。 中國也壹樣，中國的大同思想也類似於西方的社會主義。孔夫子《禮運》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同是實現小康社會後的理想社會，是歷代知識分子向往的社會制度。清朝末年引進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將孔夫子的大同思想發揚光大，結合西方君主立憲體制，從經濟、政治、哲學到家庭模式，做了壹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設計，鼓吹土地國有，興學勸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國社會主義烏托邦。梁啟超在《中國之社會主義》壹文中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介紹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之基本原則。在之前，馬克思的學說即以《大同學》之名，始見於報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之《萬國公報》，並非什麽“俄國十月革命的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標準定義。恩格斯在具體描述了共產主義國家所有制的諸多好處後，說道： ……只要向私有制壹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裏。上述壹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裏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4] 馬克思給共產主義規定的標準定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天下大富，國家消亡。這個夢想雖然遙遠，卻很誘人，陳獨秀等舊學者急於尋找新的思想源泉，壹面打倒孔家店，壹面又以為西方的東西都很科學，壹定適合中國，急於從舊傳統中走出來尋找壹條更快捷的大同道路。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匆匆忙忙接受了俄國暴力革命的新教義。毛澤東奪取了中國統治權，毛是共產主義者，立即著手他的共產主義實驗。共產主義導師的追求相同，但具體的實施標準卻有很大差別。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將馬克思繁雜的共產主義理論通俗化。赫魯曉夫又增加了夥食標準，“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味道可以，水平卻不甚高。中國人嘲笑這些低水平的共產主義，毛的共產主義宏圖最切合中國人心理，他是農民的兒子，知道民以食為天，曾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上說過：“現在世界上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待毛有權力解決“最大”的問題了，他的共產主義藍圖先從“大辦食堂”開始，“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壹天吃五頓飯”……壹句句極具誘惑力的承諾，遠遠超過了前輩大師的鴻篇巨制。這對貧窮的中國人、特別是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其誘惑力之大是難以抗拒的。

　　消滅異見

　　1957年的反右運動，標誌著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實質性終結，民主力量的歷史作用業已完結，統戰價值降低，在各級政府的任職人數也大幅減少，降到了“花瓶”的位置。從任副總理到部長壹級的民主黨派人士，都換為中共黨員，只剩下些人大政協的虛職，結束了聯合政府的時代。國共紛爭時期，民主黨派從未形成獨立地位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要麽倒向國民黨，要麽做共產黨的尾巴。民主同盟表面上恪守第三方中立，實質上是中共操縱的玩偶，由於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參與其中，很是欺騙了不少人，掩蓋了中共破壞和平的罪行，對國民政府制止叛亂造成極大的輿論壓力。1946年內戰開始時，梁漱溟提出雙方“就地停火”的和平方案，周恩來震怒： “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壹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妳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遊擊。我們本來就是打遊擊出身的。可妳們怎麽辦？沒有共產黨妳們怎麽辦？妳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鬥，他能允許妳們存在？妳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妳們壹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妳們壹天也存在不下去……”周恩來由怒而泣，聲淚俱下，指責民主同盟不講義氣，頗有骨氣的梁漱溟不得不低頭赧顏：“恩來兄，妳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5] 中共尚處弱勢時已是這種氣度，打敗了國民黨，作為應聲蟲的民主黨派高層人物都已做官，民主黨派列入中共黨政序列，經費由中共全額列支，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變成“老子黨”與“兒子黨”的關系，失去在民間活動的自由，不可能變為中共的反對力量。中共是記仇的，特別是對那些不能“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毛澤東於是先拿梁漱溟開刀，新帳老帳壹起算，將梁氏罵成壹堆臭狗屎。中共獨占天下，急速向左轉，1957年，全國知識分子響應毛主席號召，給黨提意見，打消顧慮，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可誰也沒料到，此亦“引蛇出洞”之詭計，是考察知識分子是否對黨無限忠誠的考場，整頓黨的作風轉化為大規模的群眾反右運動。反右之所以不同以往，區別在於以往運動響應號召當積極分子即能爭取主動，這壹回先發動的不是工農群眾，重點是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很多人由此而中招。民主黨派的領軍人物多為知識分子，在對抗國民黨時養成的批評精神成為他們誤入陷阱的原因。所以，能測算出此次鬥爭的險惡性，不是尋常頭腦能勝任的，看壹看批判大會上壹些聰明人的演技，就驚嘆其超凡的能力—— 吳晗壹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帥”的要害。他分別對三大“右帥”進行批判。 吳晗首先批駁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憲法序言中講到我國的統壹戰線由共產黨領導。政協章程也說要進壹步加強黨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各民主黨派也都承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作用。所謂領導，應該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問題的領導。如果離開這種領導，另搞壹個政治設計院，這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憲法精神和政協政協章程，不滿意共產黨的領導呢？” 接著，吳晗批判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 “這個意見牽涉到兩個問題：壹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壹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壹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壹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 吳晗非常尖銳地批判了儲安平的“黨天下”： “儲安平作了壹個很引人註意的發言，這個發言的目的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他提出了‘黨天下’的名詞。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黨天下’就是‘蔣家天下陳家黨’，這怎麽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語呢？這是壹種惡毒的誣蔑。”[6] 吳晗當年是個窮書生，在他困難的時候，胡適幫了忙，支持他的學術研究，還為他介紹了工作。胡適對吳晗是有恩的。但他老先生善於見風使舵，當了中共的北京副市長，更是春風得意，黨指向哪裏就沖向哪裏。批胡適的時候，自然要報新寵而棄舊恩；批胡風的時候，他也批胡風；北京舊城改造時，梁思成主張保護北京的古建築，彭真主張拆城墻，拆除壹切影響交通的“封建的遺留物”。吳晗是站政府壹方的，積極批判梁思成的落後思想。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時候，他又義憤填膺地參加了反右運動，再立新功。老先生不愧是清華大學教授出身，招數老到，曉得擒賊先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對他的民盟老上級老同事壹樣猛攻“要害”，絕不被其華貴的外表所蒙蔽，終以高分通過考核。可惜吳老先生百密壹疏，文革中死於莫須有的罪名，殃及全家，夫人袁震被送去勞改，夫妻二人含冤而死，女兒小彥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後被抓進監獄，也於1976年去世，壹家四口，死了三個，僅兒子吳彰幸存。其為報應乎？不過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說是有道理的，是極其精辟的。中國歷史由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黨天下，經過了三個階段。遠古時，堯本應傳位於其子丹朱，可惜丹朱不成器，怎麽教育也不行，於是將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之為“公天下”。這是天下為公的高境界，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天下為帝王之屬的“家天下”制度。“天下為公”成為壹種純粹的理想，成為仁人誌士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標。國父孫中山為此奮鬥終生，其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就是為了實現這壹理想。中共傳承是壹黨之天下，由最高領袖在黨內高層選擇接班人，比之子承父位的家天下還不如，較之禪讓的“公天下”更差之千裏，因為古時崇尚選賢任能，帝王不能盡用佞臣而危害社稷。共產黨標榜的公有制其實是黨有制，“人民共和國”正是“黨天下”體制。所以公天下、家天下與黨天下三種制度比較，黨天下是最壞的壹種。

　　猴子再能耐，也跳不出如來巨掌。1959年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要敢於講真話，胡喬木授意吳晗寫壹寫海瑞，因為他是明史專家。吳寫了《海瑞罷官》劇本，61年北京京劇團公開演出。也許是上次勝利麻醉了他的政治神經，嗅覺出了毛病，幾年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壹文，成為毛澤東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理由是吳晗借海瑞為彭德懷翻案。這是八竿子探不著的事，但毛需要祭壇上的犧牲品，以鼓舞士氣。這位昔日反右名星第壹個被推上祭壇，祭了文革大旗。讓吳自己也品味到世態炎涼，風水輪流。最令人驚嘆的是吳晗揭發的三大“右帥”至今不給摘帽，鐵案如山，不在錯劃的55萬右派分子的範圍之內，竟與鄧小平不謀而合。鄧小平說：“壹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7] 沒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皆屬於“殺氣騰騰”之輩，我們再來看壹下所謂的“殺氣騰騰”是些什麽言論——《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周二人，而且口氣頗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壹九五六月壹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壹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安排壹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壹個壹家天下的清壹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壹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壹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壹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壹個人可以坐此交椅？” [8]

　　這話有理，老和尚無法無天，小和尚才肆無忌憚。然既揭老和尚的騙人老底，又要分老和尚壹杯羹，就惹惱了毛澤東，難怪鄧小平死不認錯，畢竟是壹黨天下。不過這已經謹慎多了，儲先生是老報人，自視清高，國民黨時代更是口無遮攔，根本不怕得罪誰：

　　細察儲氏的歷史，他並不傻。他在此發問，也許只是明知故問，為了向毛、周二人挑戰。壹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時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觀察》雜誌上著文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誌。在今日的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他反對國民黨政權，但也從來不歡迎共產黨上臺。他說：“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壹批自由思想份子……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9]

　　明白人總幹糊塗事，早知當初，又何必現在。即上賊船，再想下就難了。民主黨派對抗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還可以，罵罵蔣委員長也行，得罪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敢向毛主席提意見，就是自尋死路了。當中華民國的左派可以掙得英雄地位，當“新中國”的右派，即成臭狗屎壹堆。“新中國”嚴禁非議，在黨需要時，也不管妳非議不非議，不敢說話的人也要倒黴。那些千奇百怪的右派分子裏面什麽樣的事都有：有說現在大餅芝麻比以前少了的人，有檔案裏沒有右派材料卻因“錯中錯”糊裏糊塗搭錯車的人，也有因單位湊不足反右指標被強行充數的人——壹九五四年重慶大學地質系二十歲的畢業生黃治中，主動要求到柴達木去開發戈壁灘，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工作。鳴放、反右時，他正在北京石油學院進修。待他結業回到戈壁灘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時反右已經結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便把任務往下分攤。黃所在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標壹個，所領導正為此犯愁，黃回來了，於是把他叫去說：“妳被劃為右派了！”黃申辯道：“我壹張大字報沒寫，壹句話沒說呀！”沒有用處，黨委已經替他準備好了結論：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裏反黨。黃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學院畢業的龔德尊，因為不肯揭發黃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裏反黨”，也成了右派。黃被押送青海勞改農場，龔則被開除，遣送回原籍。當初她畢業時，學院要留她任教，她卻壹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個建設者，最後終於如願。如今竟帶著未來得及用上的嫁妝離開荒涼的戈壁灘，回到四川農村當上壹名“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同誌個個十分高興，因為他們不僅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上級規定的抓右派的指標。[10]

　　漢武帝曾以“不入言而腹誹”之罪，要過壹位農業大臣顏異的命，共產王朝比X光機還犀利，能從肚子裏看到骨子裏。以“骨子裏反黨”整死多少人，不得而知，但為史書增添了不少素材。不服氣的右派們說，黨號召提意見又打我們右派，這是陰謀！毛澤東說，不，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出籠，才好消滅，毒草長出來，才能鋤掉，草鋤過來作肥料。右派是個統稱，其中包括極右、右派、中右、右傾、大右派、內控右派、摘帽右派等，還有現行反革命加右派或壞分子加右派之類的名堂。官方公布有55萬右派，據學者統計，實際上最少有100萬右派，加上與右派沾邊的各種罪名而遭受迫害牽連的，大概有二三百萬人。右派的下場是槍斃、勞改、勞教、打死、累死、餓死、病死、自殺等等，又趕上三年大饑荒，能僥幸活下來的，又遭受壹場文革浩劫，能等到重見黨的陽光（摘帽）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大作家丁玲的事跡也很經典，她原本是毛澤東欣賞的人物，1936年11月出獄後丁玲前往陜北保安（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中共宣傳部特為這位著名女作家召開宴會接見洗塵。12月毛又手書《臨江仙》賜與她，詞曰：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是莫大的恩賜，如同皇帝賜予的丹書鐵券。據說在延安時丁玲與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極少幾個不必預約通報便可直闖毛住處拜訪的人之壹。丁玲1948年寫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榮獲51年度期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可謂文武雙全，名利雙收。可惜丁在路線問題上錯誤不斷，屢遭周揚整肅，55年、57年分別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58年流放北大荒，70年進秦城監獄，75年遣送山西農村改造，飽嘗了老“運動員”的辛苦。毛亦是翻臉不認人，1957年1月，他在全國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發布指示，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將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後，毛又幾次點了丁玲的名：“大鳴大放，壹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除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了。譬如馮雪峰……他就下不得臺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臺，怎麽下不得臺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裏頭出了個高崗…… 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麽壹些人。”[11] 馮雪峰與毛的關系原來也不錯，但也被毛拋了出去。其實早在延安整頓三風（黨風、文風、學風）時，丁玲就因寫《“三八節”有感》惹出過麻煩，賀龍曾在大會上罵她為臭婊子。只是丁玲在國統區名氣很大，認罪態度好，又大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寫下兩本學習心得：壹本名為《脫胎換骨》，壹本叫《革面洗心》，才免於壹死。那時毛澤東也是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號召大家自由發言，提出批評，展開爭論，然後壹網打盡。毛就是要打斷那些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象狗壹樣搖尾乞憐。康生罵王實味是“王屎味”，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早在延安時代就基本定型了。經過整風的丁玲，來了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黨的關懷指導下，終於寫出《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那樣熱情謳歌共產革命的不朽之作，但沒夾緊尾巴，結果又吃了大虧。在毛澤東眼裏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陣營，可作為改造利用的對象，關鍵在於能否“夾緊尾巴做人”，這個尾巴就是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成份。許多知識分子以為尾巴夾得夠緊了，整天高唱頌歌，卻不料政治鬥爭風雲變幻，黨的政策隨毛澤東的心意而時時變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根本無從揣摸上意。所以再謹小慎微的人壹不留神也會在共產黨的陰溝裏翻船。連丁玲這樣黨的忠誠作家都不能幸免，緊跟黨的吳晗都裁跟頭丟性命，何況壹般知識分子。

　　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黃張周反黨聯盟平反，給丁玲吳晗等人平反，就是不給1957年的反右運動平反。不僅不平反，還為反右運動辯護。鄧何以不平反罪惡的反右運動，而為反右運動留下尾巴呢？就因為反右運動中毛是首犯，鄧是幫兇，鄧的功績就在於反右運動擴大化。1957年6月17 日毛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由鄧小平作《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報告。7月17日開始的省市委書記青島會議，由鄧作主題報告，對全國反右運動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鄧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這壹報告正是毛鄧把整風推向全國各階層的安排。壹個首犯，壹個頭號幫兇，兩個人調動了全黨全社會構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為嚴酷的文字獄，絞殺了整個知識界，具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全被踩在腳下。反右運動毛澤東只做戰略布署，鄧小平是執行者，反右主要是在執行階段擴大化了，擴大了成千上萬倍。鄧顯然將反右擴大化的責任全推給了毛，在編輯自己的選集時，故意刪除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這說明鄧是做賊心虛，意俗掩蓋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官方亦不再提鄧曾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歷史。既然反右運動是對的，又何必刻意掩飾載入歷史的事實？所以，鄧為絕大部分右派摘帽，並非正視歷史問題，也不是出於人道主義，他的六四大屠殺除了本性所致，沒有其它的解釋。

共產極權統治概論 極權專制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極權制度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開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為壹種政體類型。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問題，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這裏，他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混合在壹起，由於人民代表是黨組織操控的“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就變成中共方針政策的“橡皮圖章”。在基層，甚至連形式上的選舉也沒有，沒有選民登記，禁止公開競選活動，是由各地黨組織指定人民代表，這樣就建立起了議行合壹的黨國體制。這種黨領導下的偽民意機構對政府沒有獨立監督權，怎變幻名稱也是這樣。從表面上看，中共政權是代議政制，有縣鄉人大代表的普選，人大決議也采取投票方式，似乎也體制了“人民主權”的現代原則。但“人民主權”上面還有黨權，人大位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只是名義上的權力機關，並無任何實權。立法、司法和行政是黨的分工協作機構，不是為了分權制衡，各部門人員統壹受黨的組織幹部系統控制。在黨權大於壹切的前提下，不可能形成憲政體制，憲法上面壓著黨紀，憲法裏的“人民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在中共建政之初，多次督促中共建立“全民選舉”制度，中共從政治協商形式轉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共同綱領升級為憲法，就是緣於民主集中制的好處就在於可以保證壹黨永久執政，無論叫什麽名稱或實行怎樣形式的“普選”，也不影響共產黨專政的實質。在毛澤東“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已經實行過蘇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這個短命政權在國軍的圍剿下，僅存在了幾年，但議行合壹的蘇維埃體制、寡頭集權、詭異選舉、以黨代政等等，為其後建立全國政權積累了豐富經驗。

　　民主集中制原本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黨的紀律是四大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共產黨上升為執政黨，黨的這些原則也順勢變為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準則和國家體制——社會主義民主。特別強調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保證全黨全國行動的壹致性，保證黨的決策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將“集中”定義為民主的指導原則，便與真正的民主理念毫無關聯，因為民主是不能被集中的，民主是每個人行使權利，不能任由別人代表。民主也無需指導，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啟蒙過程，體現在投票程序上，以多數為結果，不是壹錘定音式的最終決策。由於有了高度集中原則，少數人就可以據此讓多數人服從，否則就是破壞民主集中制。我們從中共建政之始入朝參戰的決策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的實質，與外國交戰對任何壹個政府都是生死攸關的國政大事，都會拿到最高政府會議或國家議會來討論表決。而中共只是在政治局討論壹下，當時只有毛澤東壹人熱心戰事，黨內高層皆關註國內建設，恢復民生，無人主張出兵。如果按照民主投票程序，毛的個人意見必遭否決，但政治局討論是為了統壹思想，做出兵前的分工準備，並非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政治局無非是毛澤東個人意願的執行機構。當時還是聯合政府時代，政治協商會議的規格也很高，相當於國家議會，各民主黨派也較受重視，卻全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由毛壹個人說了算。毛澤東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這種集權壹定是獨攬權力於黨的最高領袖，各級黨委集權於書記手中，形成“書記專政”或“壹把手專政”。正因為毛澤東有集中之權，便天然擁有國事決定權，也就無需別人再決策壹番了。後來毛澤東壹個人就可以發動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之權壓倒了整個中央領導層。這種民主集中制比帝王時代還不如，天下雖說是皇帝的，但皇帝每逢國事，還要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議事，權衡利弊得失，並不是皇帝壹個人事先就能決定壹切的。只有秦始皇才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11] 臣民皆為奴仆，毛澤東自比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秦始皇，需要的就是這種極端獨裁體制。

　　共產黨的領袖所以能迅速建立個人獨裁體系，也須借助於造神運動。斯大林被吹捧為“太陽”、“造物主”、“世界的希望”；毛澤東則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連小小的朝鮮也必須將金家父子神聖化和帝王化，金日成是人類的“太陽”。毛澤東講話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最高指示，1967年五壹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陳永貴，說了聲：“永貴好！”這應該是例常的問候語，誰知支持陳永貴的造反派將其作為“最高指示”，登在報紙上，敲鑼打鼓上街慶祝。反對陳永貴的壹派雖心有不甘，卻無通天本領，去問問此話是否有政治含義。君無戲言，過去皇帝的話是“諭旨”，就是最高指示，且唯有帝王才能發出最高指示。正是：“出壹言而盈廷稱聖，發壹令而四海謳歌。”所以楊尚昆在日記中稱毛為“主座”，田家英、李銳等人也私下稱毛為“主公”，如同現在黨內稱上級領導為“老板”壹樣。在壹個農民國家裏，傳統農民意識與現代市民意識的區別就在於權利意識上，農民渴望建立平均社會，最高的願望無非是耕者有其田及輕徭薄賦，總是將變革的前途寄希望於崇拜的君主。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壹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壹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歌唱毛澤東的《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農民意識的藝術表現，不能想像在壹個市民（公民）社會裏，人們會不通過民主程序就把自己的權利無條件奉送給神明般的執政者。所以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式民主的必然結果，任何誘人的理論設計都不會改變這壹走勢。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國家本質上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統治階級的組織，是統治階級手中的機器。恩格斯說：“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指出：“國家是維護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斯大林也說：“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毛澤東更明確了國家機器的專政職能：“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壹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共產黨認為，世界上只有階級的民主，沒有超階級的民主，民主是壹定階級調節內部矛盾的手段，是鎮壓敵對階級的手段，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都是如此。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就意味著被統治階級失去了民主，共產黨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要無情鎮壓壹切敵對階級的反抗，剝奪其全部政治權利財產權利。國家的首要作用是鎮壓職能，稱之為國家機器，國家機器論者都不承認“人口、領土、主權”之國家三要素的通用定義，認為這抹煞了國家的階級性和專政性質，否認有超階級的國家存在。列寧認為蘇聯之前的壹切國家都不是人民的，無論封建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屬於全民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同樣是對壹切敵對階級鎮壓的機器，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需要長期的過程，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更為漫長，只有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才會消失。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理所當然地處於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地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的“人民國家”，不同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壹種國家類型，第壹是無產階級鎮壓剝削階級的機器，第二是以階級劃分的人民政權，不是全民的政府，剝削階級在人民國家裏不享受人民的待遇，處於受剝奪改造的地位。到了毛澤東時代，又進壹步明確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政權是鎮壓之權”，把壹切剝削階級或潛在的敵對勢力都劃入資產階級陣營，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專政沒有也不需要任何法律限制，直接依賴槍桿子進行，依據“黨指揮槍”的原則，黨可以直接指揮正規軍、公檢法和民兵組織，利用無處不在的暴力鎮壓強化壹黨專政。毛澤東思想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庫，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貢獻，因為毛澤東思想赤裸裸的暴力詞語很容易化為大眾化語言，朗朗上口，無需象馬克思那樣作艱深的理論研究。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澤東口中，“民主國家”專指社會主義政權，把“專制國家”的帽子統統戴給了西方社會。並且獨斷了“民主”的解釋權，否認超階級的民主，剝奪了敵對階級的民主，只剩下無產階級的民主，由領導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實行。共產黨的民主流程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無產階級全體成員的普選，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共產黨專政，是黨的領袖個人專政。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雖然贏得了名義上的統治地位，卻不能通過選票來表達階級利益，獲得實質上的國家主人地位，工人不過是充當共產黨的專政打手來消滅壹切不同意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掌握在黨的手中，工人失去自由組織工會和罷工權利，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少數人專政。黨內高層很少有工人出身的黨員，不過是借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廣大工人處於可悲的被奴役狀態。雖然是赤祼祼的專政，但共產黨從來是講民主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專政。

　　當年在中華民國，中共在宣傳民主方面手段極為高超，其頻率和聲調遠超出以民權共和為旗幟的國民政府，除了階級基礎的工農大眾，對於壹切有統戰價值的社會勢力也都納入共同爭取新民主主義的統壹戰線，所以才迷惑了不少社會名流，成為中共奪取政權的馬前卒。中共從來不是個民主的政黨，卻是靠了高唱民主而起家，推翻了比它民主壹千倍的國民黨政府。民主是世界潮流，共產黨非常清楚民主的號召力，建黨之初便以標榜其民主為形象宣傳，所以中共不但不怕談民主，反而以民主來標榜自己，高舉民主普選和民族自決的大旗，許多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被統戰於旗下，甚至美國軍政界的馬歇爾、史迪威之輩也被共產黨的宣傳蒙蔽，在中共危急時刻幫了大忙。美國新聞界就更不必說了，斯諾及費正清之流簡直就是中共的傳聲筒，為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爭得壹個耀眼位置。中共抗戰壹結束立即搶占東北，就以張學良兄弟張學思的名義組建東北民主聯軍，利用馬歇爾的調停積蓄力量，發動大規模內戰，阻止國軍接收東北。壹直到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親共勢力才開始衰落。中共在內戰之際又為軍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去“解放”那些原本就共和體制下生活的自由國民，並以其建政之日劃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作為中國現代史中的斷代標準。也可以說，國民黨遠比共產黨民主程度高，卻以壹個不民主的形象敗在空喊民主的共產黨手裏。國民黨的失敗恰恰是因為比共產黨民主，民主不免偏於感情，自由不免偏於行動。在地方自治體制下，自然是負擔愈輕愈好，賑濟愈多愈好，鄉不願對縣負擔，縣不願對省負擔，省不願對國負擔，國民不願意對國家負擔。自由能減低政治效能，歪曲的民主易作為暴亂的借口，只能破壞社會秩序。中共的獨裁可以杜絕紛爭，最大限度利用政治軍事資源，改變秩序，短期內顯現巨大效果。毛澤東大罵蔣介石獨裁，閉塞言路，關押政治犯，但毛的江西和延安政權更加無視言論自由，不但在肅反整風運動中關押成千上萬的政治犯，還處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實際上毛跟蔣比起來更是一個獨裁者！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對共和的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這種形式。若照此類比，水泊梁山的忠義堂也應該是“共和政府”，梁山政府由各階級的代表（頭領）組成，“國旗”寫上替天行道四個大字，既體現受命於天的神聖性，也顯示代表人民的正義性。梁山政府對反革命的土豪劣紳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議事規則為標準的民主集中制。天罡星三十六，地煞星七十二，壹百零八位頭領組成“中央委員會”，聚會於忠義堂議事。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等坐前幾把交椅的豪傑，相當於政治局委員，掌握和決定重大軍政機密事項，壹般重大事項先由他們商定決策方向，再提交委員會討論，但最終決定權在最高領袖宋江手中。正是：眾豪傑高談闊論，宋大哥壹錘定音。那些排不上星座位次的堂外好漢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與中共壹般幹部的待遇相同。但從實際運作上看，梁山的“貴族共和”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民主些，並非全由坐頭把交椅的頭領壹個人說了算。晁天王曾頭市中箭，留下遺言道：“若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傳位雖嫌草莽，卻也公平，沒有隨意指定接班人。宋江是眾望所歸的領袖，由眾好漢推舉而出，程序透明公正，也須幾度謙讓推辭。眾人反對招安，宋大哥還要反復作解釋，以求諒解，徐圖而進。當李逵、武松等頭領強烈反對宋的招安決策時，也沒有給他們扣上“反黨集團”或“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帽子，置之於死地。如此說來，中共不如梁山者甚多，壹樣嘯聚山林，壹樣的草莽性質，其領袖卻非眾望所歸者，奪取權力用盡陰毒手段。林沖火並王倫，是因王容不得強過他的豪傑，朱毛紅軍火並王佐、袁文才，人家已經歸順了，地盤也獻出了，已是黨的人了，還要傷其性命，斬草除根，全不念當初落魄時，王袁二人仗義收留的好處。在中共內部只講眼前利益，從不以義氣為重，民主人士為中共搖唇鼓舌，痛罵蔣介石，反對國民政府，中共建政沒幾年便翻臉不認人，全部趕下臺，壹網打盡。中國歷史上類似毛澤東這樣狠惡奸詐的農民領袖實不多見，如毛氏王朝那樣絕對專制的政權更是罕有。中共雖然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程序，似乎比水滸梁山的“封建家長制”要民主些，但敢於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被整肅了，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便反轉過來，變為多數服從壹人，是變種的“社會主義封建君主制”。中共歷來是黨的領袖和政治局常委決定壹切，無需中央委員會決議，中央委員只是象征性的每年參加壹次例行全會。國旗上突出的是共產黨的地位，中共就是天，受命於自己，較之皇權至上主義還要專斷。從革命的目的來看，梁山與中共都是打著造反的旗幟，“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骨子裏是希望博個“封妻蔭子”或掙個“真命天子”。毛澤東鄙視宋江的替天行道，受朝廷招安，他則是“陳王奮起揮黃鉞”，自己做皇帝。中共領袖的話就是聖旨，毛澤東不必說了，六四大屠殺，鄧小平壹句話，坦克即刻朝人群軋過去。趙紫陽已貴為黨的總書記，被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撤了職，趙是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壹介退休的普通黨員，竟高居全黨和政治局之上。八九民運時期，趙紫陽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說：“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12] 鄧小平譏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議來議去太過麻煩，不象我們打越南，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宋江受命於眾好漢，他座位後沒有簾子，有事大家壹起商量，是為貴族共和。共產王朝是假共和之名，實行君主專制，據傳胡錦濤看了《走向共和》的電視劇，很不高興，下令停止播出。因為這部電視劇展示了中國人為共和奮鬥的艱難歷程，觸動了中共的假共和神經。

　　共產黨宣傳民主是因為有民主集中制，所以在毛澤東的著作裏，民主二字是高頻率詞匯，他有大談民主的習慣，他的農民革命亦是爭取民主為號召。毛深知民主的核心在於個人自由，消滅了個人自由，民主就被集中取代了。所以毛極力反對自由，說：“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壹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沖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倡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將黨內外的自由傾向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毛有篇著名文章叫《反對自由主義》，從來沒寫過反對民主主義的文章。雖然毛澤東談的自由並非普世意義上的權利自由，但無論何種自由都會幹擾絕對獨裁。因此毛也極力反對極端民主化，凡是黨內外以個人自由來要求民主權利的，都認定是破壞集中制原則，扣上極端民主化的帽子。毛澤東有時也對外高談自由，那是說給國民政府和美國人聽的，是用來迷惑知識分子的，是為了減少爭奪國家統治權力道路上的阻力，是中共自己的自由，壹旦掌握政權，便絕對禁止民眾的個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了。普世意義上的自由是指個人權利，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個人自由，有了個人自由，才有參與社會（集體）活動的價值。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個人自由也就是個人主義擴大化的民主主義，離開個人利益追求的民主主義是不存在的。共產黨反對以個人為中心，黨內嚴禁自由言論，取消自由行動，讓人放棄個人權益，服從於集體主義，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控制每壹個成員，使每個成員工具化，否則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共產黨的全部歷史都充分證明這壹點。自由是專制的大敵，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不允許突破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中共正是憑借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起家的，所以中共最怕民眾的自由化傾向。所有遊離於黨領導下的自由都會影響權力集中，是絕對不允許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更要嚴厲鎮壓，勿使其成為大氣候。毛澤東談民主，是把民主劃為兩部分，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民主”壹詞前加上“無產階級”的定語，以示區別，再用集中制為“無產階級民主”定義，民主就變成了共產黨的銳利武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誠如康生所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壹個形容詞而已”。2009年是西藏“平叛”50周年，中共高調宣傳的“西藏民主改革”，也是因為“民主改革”的實質是民主集中制化，在西藏實行的壹切暴政都是為了“民主”的改革。共產黨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宣傳策略，對中華民國政府是用“新民主主義”來置換三民主義，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用“人民民主專政”來替代無產階級專政的通稱，胡錦濤是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抵禦民主化浪潮，但中共政權鎮壓人民的性質從未改變過，欺騙宣傳從未停止過。

　　馬克思主義駁斥資產階級自由民權是虛偽的，恩格斯說，政治自由是偽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實際上是奴役。真正的自由，是人類必須先從私有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後才能充分達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改善勞工待遇和人權情況下，社會矛盾日益緩和，民眾獲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參政權利，每個成年人手中都有選舉國家領導者的壹票，資本主義社會未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迅速崩潰。工人階級不但不會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成為資本制度的受益者而壹體化了，資本家與工人是利益共同體，只有中中國的血汗工廠中，資本家才會殘酷壓榨工人，因為工人沒有政治行動的自由。壹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作些理論修正，把馬克思的革命激情說得委婉些，使社會主義接近自由主義，結果就產生了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和那些貧窮的農業社會裏恰恰相反，這些修正蓄意強調暴力革命這部分，於是產生了俄國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到了現在，殘余的馬克思主義就僅剩下壹小部分專政理論可供利用，其余的政治經濟及哲學理論全部破產了。保護私有產權進化為政治自由，擺脫私有制束縛的都走向了共產奴役。

沒有建立在自由與公正的基礎上的穩定就是暴政

作者 胡平 寫於 二零零六年

　　“穩定壓倒壹切”這個口號真是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的口號。對人類來說，穩定不是唯壹的價值，也不是最高的價值。在穩定之上，還有自由，還有公正。妳沒有自由，沒有公正的這個穩定，那就是暴政。

　　再說，“穩定壓倒壹切”這個口號，其實沒有人會不分青紅皂白的贊成穩定壓倒壹切。因為這個口號，它很狡猾的去掉壹個定語，妳說穩定，誰的穩定．妳說現在共產黨今天整天喊穩定壓倒壹切，那妳當年怎麽搞革命呢？對不對啊？妳幹什麽要革國民政府的命？妳那個時候講穩定，妳就老老實實的不革命不就完了嗎？所以現在共產黨喊的穩定，其實它所說的就是要共產黨壹黨專政的穩定。

　　它提出這個口號只是維護中共自己的穩定，但是有些人,他們也可能認為，他們可能會覺得，不管是誰穩定什麽吧，但是現在中國這個社會，他們覺得還是需要穩定的。客觀上還是需要穩定的。而且他們都認為，比如說東歐民主化的例子這個例子，東歐的共產黨垮臺以後，好像是社會不是很穩定，而且老百姓生活也不是像原來那麽好了。

　　我想，第壹，對於東歐的情況，遠遠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那麽糟糕，實際上他們的轉型應該說是相當順利。另外我想拿中國人來說，認識也發生了這麽壹個變化，在早先，在89的時候，當時學運剛剛起來，當局就指責妳們搞動亂，當然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不服氣啊，而過了十幾年之後，反而很多人相信了中國真是不能搞自由民主，壹搞真會亂。其實這裏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在十幾年前，在六四之前，中國社會的矛盾還沒有那麽尖銳，沒有那麽復雜，人們對理性的解決問題還有更大的信心，而在十幾年之後，由於中共長期的堅持專制壓迫，拒絕自由民主，使得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多，而且成惡性的發展，同時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這麽壹來，確實我們未來的民主轉型就面臨更大的困難，處於這麽壹種擔心，所以人們，很多人才無形之中接受了“穩定壓倒壹切”的口號，多少還有些道理。

　　中國古典小說《鏡花緣》，裡面有女兒國啊，君子國啊，奇奇怪怪的，還有個國家叫伯慮國，伯慮國的人很奇怪，他們就是害怕睡覺，因為他們認為壹睡覺就跟死了壹樣，睡覺就是死亡，所以他們不敢睡覺。再困的時候也要強打精神，他如果看見別人睡著了，那拼了命呀也要把他拉起來，也不讓人家睡，這樣大家可以想像，總有壹天壹個人壹覺睡下去，就拉也拉不起來了。但是明明是困死了，大家反而得出個教訓，可見不能睡覺，可見睡覺就是死亡，明明是困死了，大家反而認為是睡死了。所以專制制度它有這樣的自我實現能力，就是說，它以穩定的名義去進行高壓，去進行壓迫，在最初呢，它是嚇唬大家：如果沒有我的專制，沒有我的高壓，社會就會動亂。它最初這麽說的時候，那是嚇唬人的，是騙人的，可是說的時間長了，它壓制的時間長了，使社會的矛盾越積累越多，越積累越復雜，那有可能是真的了。到時候，壹旦沒有專制，確實天下就可能大亂了。就像妳老不準人家睡覺，等有壹天，壹個人倒下去，那確實壹睡，就醒不來了。所以專制其實是靠著這樣壹種自我實現的能力，它恰好從反面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要避免社會動亂，我們不是要去壓制，不是要去贊同高壓的統治，反過來，要創造自由民主的社會。

　　古代的有識之士也就註意到這壹點，所以主張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要采取疏導的辦法，而不是采取堵和壓辦法。妳采取堵和壓的辦法能夠得效壹時，但是妳使得矛盾惡性的積累，到頭來，總有壹天會造成壹種更惡性的壹種爆發。其實關鍵的就在這裏頭，那我們壹般很多人只是知道動亂是個災難，他們不知道有時候穩定也是災難，甚至是更大的災難。像納粹統治下的穩定，那就是更大的災難。反過來呢，動亂有時候也是好事，因為動亂有時候就意味著對社會上不公不正的這種糾正，它是對社會進步的壹種推動，其實呢，古今中外理性的人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動亂，就象古今中外理性的人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主張穩定壹樣。

　　如果壹個社會它把“穩定壓倒壹切”置於首位，那麽到頭來它實際上是醞釀壹種更大的暴亂，更大的動亂。反過來呢，如果壹個社會把自由，把公正置於首位，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才能是真正的長治久安。妳看拿人類歷史上，我們知道英國是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以來，在英國，人民自由，經濟繁榮，而且社會是長期的穩定，反過來像實行專制的國家，那麽妳從歷史來看，他們的國家也是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動亂。

　　穩定壓倒壹切，完全是個陷阱，因為妳壹旦接受這個口號，壹切善惡是非就都顛倒了。因為在現在這種專制制度之下，誰最維護這種秩序呢，當然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最維護這種秩序。反過來呢，在這種社會秩序之下，那些受損害的，受壓迫的人，他們要起來抗爭，要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這種社會，又沒有為他們表達自己的願望，理性的解決問題提供任何管道，因此看起來 ，他們的抗爭就被看成是對現今的壹種挑戰，那麽在很多人看來，既然穩定是這麽重要，他們就會認為，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權勢利益者們，雖然他們是做錯了，很沒有道理，但是他們既然代表秩序，所以錯了也是對的。再沒理，也是有理。反過來呢，這些受損害，受壓迫的人呢，他們也知道妳們是對的，妳們是無辜的，妳們的要求是正當的，但是妳們既然要起來抗爭，那妳們可能威脅這個秩序，所以妳們再有理也是沒理，妳們再對也是錯的，所以這麽壹來，他對整個事情的看法，善惡是非就完全顛倒了，無形之中，他們就扮演了這個助紂為虐的角色。我們要知道，壹個社會最終釀成動亂，從來不是因為很多人喜歡動亂，很多人想動亂，相反是在那個地方，過份的追求穩定，而縱容了統治者的橫行霸道，壓制了公正的精神，使人們對理性解決問題失去了信心，使人們道德品質下降，所以妳要是真正追求穩定，真正的長治久安，必須要把自由公正至於首位，我們每壹個人，有良知的人，無論妳怎麽樣珍視穩定，妳都不能墮落到給暴政作辯護的這個地步。

　　如果像中共這樣壹個蔑視自由民主、壓制人權的政權，靠著它的高壓居然能夠得逞，那妳想壹下，他只會對正義、人權這些理念采取更蔑視的態度。妳怎麽能指望著它哪壹天心血來潮，想通了，我們要自由民主了，我們要公正了，這對它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也就告訴我們每壹個人對於像中共這樣壹個侵犯人權的政權，絕對不允許它長期的存在，我們每壹人都要起來進行抗爭。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身邊的每壹件小事做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概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屬於中共的國家

作者 亡國奴之聲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教育已經持續了六十多年，宣傳的力度很大，但是效果卻越來越微弱。除了時常煽動起壹批“憤青”盲目排外，給政府添亂外，反倒是促使越來越多的民眾清醒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就是愛黨主義教育。

　　中國共產黨最常用的愛國主義教育宣傳口號是：愛黨，愛國，愛人民。

　　把“愛黨”放在第壹位，“愛國”放在第二位，這是黨對人民的教育和要求，至於“愛人民”，不知道是說給人民聽的還是說給黨自己聽的？

　　就是這樣壹個故意混淆概念，把愛國偷換成愛黨，主語模糊，邏輯不通的句子成為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經典口號。

　　作為壹名共產黨員去愛黨無可非議，但是要人民群眾也去愛黨就有點說不過去了。人民群眾為什麽要去愛妳壹個政黨？況且妳又不是什麽好黨！

　　人民群眾親眼看見這個黨在建國以來做了很多壞事，犯了很多錯誤，人民和國家深受其害。人民群眾看到，黨的領袖玩弄權術，擅長整人。黨的幹部欺壓百姓，貪污腐敗。這樣的黨老百姓不起來造反推翻妳也就罷了。還添著臉皮要人來愛妳，真可謂是恬不知恥。

　　其次說到愛國，首先要搞搞清楚究竟愛的是哪壹個國？是誰的國？

　　如果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祖國，那麽不用黨來教育，人民也會真心去愛。如果這個國是我們人民民主締造的共和國，作為共和國的公民，我們也有義務去愛國。但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被壹個叫做中國共產黨的幽靈組織所綁架和霸占，成為了壹個被西方共產主義邪惡思想所控制了的名副其實的共產黨的黨國。廣大中國人民則成了受黨國統治、壓迫和奴役的對象。中國人民沒有壹天真正當家作主，沒有壹天不在被迫接受“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這樣的黨國人民又怎麽可能去愛？

　　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愛國，其實還是愛黨，是教育老百姓去愛那個在黨絕對領導下的黨國，而不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也只是在自欺欺人。中華民族經歷過五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很清楚國家的概念是什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永遠都是皇帝家的國，是統治者的國家，和老百姓的小家沒有任何壹點的關系。所以壹旦國家到了危難時刻，中國的老百姓是絕對不會響應黨的號召，讓自己的獨生子女去保衛壹個被外來的共產主義幽靈所霸占的國家政權。就像大清王朝的子民除了會反清復明，鬥膽造反以外，是絕對不會替大清皇帝去真心賣命，去抵禦外來列強侵略的道理壹樣。至於那些貪生怕死，貪污腐敗的共產黨官員們是不是會挺身而出，去保衛他們的黨國，其實也都是要打上壹個大大的問號。

　　只要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承諾不會破壞中國老百姓的家園，不會掠奪老百姓的財產，我相信壹定會有許多中國人主動帶路去抓共產黨。在中國的壹座大城市裏，我曾經親耳聽到壹位出租汽車司機對我說：如果有人要抓共產黨，我壹定帶路，那些共產黨頭頭的家我都認識。

　　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中國老百姓對共產黨的痛恨是共產黨的領袖們想都不敢去想的。

　　清王朝為什麽滅亡？因為大清國內部人民起義造反，外部世界列強入侵，廣大清朝臣民樂得坐看清朝皇帝倒臺。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南方各地總督卻紛紛和外國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坐看北京淪陷。

　　中國共產黨亡黨亡國管中國老百姓什麽事情？亡的是共產黨，亡的是共產黨的黨國。

　　如果有壹天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亡國了，那也沒有什麽可擔心的，至少中華民國還存在，青天白日的旗幟還可以扛回大陸，那才是兩岸全體中國人真正的國家。

　　道理其實很簡單，既然兩岸都承認只有壹個中國，那就不妨讓兩岸的中國人自己來選擇，是要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選擇已經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如果兩岸的人民都同意進行公投，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做呢？

　　為什麽中國盛產“漢奸”？以前不理解，現在清楚了，是中國的封建社會體制專門制造“漢奸”，人民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不認同國家的政權。以前是滿清政府，後來是國民黨政府，現在輪到中國共產黨政府了。

　　如果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人民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還會有人去做漢奸嗎？人民還會眼看著自己亡國亡家嗎？

　　蘇聯解體事件，葉利欽宣布共產黨非法的那壹刻，全體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員們都保持了沈默，就好像這件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那只是蘇聯共產黨的垮臺和失敗，而不是蘇聯人民的失敗。反過來說，那恰恰是全體蘇聯人民的偉大勝利，因為他們終於擺脫了長達七十多年的共產主義專制獨裁統治，終於把自己從壹個獨裁政權中徹底解放了出來。蘇聯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他們知錯必改。而中國的亡國奴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都是壹些懦弱的膽小鬼，他們既不敢正視錯誤，承認錯誤，更沒有勇氣去改正錯誤。然而就是這樣壹群懦弱的人居然反倒去嘲笑蘇聯人民，說什麽蘇聯沒有好男兒，真是既荒唐又可笑，簡直無可救藥！

　　中國共產黨也終將面臨被解散的那壹天。中國人民是會像蘇聯人民那樣以沈默來迎接共產黨的垮臺，還是會以中國人自己的方式來結束共產黨的暴政？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所有準備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人都應該事先考慮的問題。

　　我在加拿大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看到，這裏人民的愛國行為都是發自內心的。愛國就是愛自己，愛家庭，愛國就是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些民主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權力和責任是完全統壹的，這才是產生真正愛國熱情的精神力量源泉。因為國家保護著每壹位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免受外來的侵犯，所以每壹位公民都有義務和責任保衛自己的國家，支持自己選舉產生的政府。

　　愛國是不能被強迫的，也是不能被物質利誘所收買的。真正的愛國精神只能發自每壹個人的內心。

　　今天，對於每壹位中國人來說，只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階級鬥爭才是真正的熱愛祖國和熱愛中華民族的正義行為。而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熱愛社會主義，堅持階級鬥爭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實質上就是背叛祖國，敵對人民，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中國共產黨亡黨、亡國事小，亡我中華文明、亡我中華民族才是全體中華兒女真正的災難和奇恥大辱！

　　“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這不僅僅是壹句口號，而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傳統文明，融入國際大家庭的唯壹希望。如果中國人民再繼續忍受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把自己個人的利益和民族的未來任由中國共產黨野蠻處置，那麽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人民必將再次遭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災難，遭受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式的迫害，遭受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統治的禍害，厄運將再次降臨到每壹位中國人的頭上。

　　人的最基本的權利

　　人的基本權利首先是生存權。生存權的核心意義是尊重並保護每壹個人的生命。所以壹個文明的社會必定是把尊重人的生命放在第壹位。

　　生存權是每壹個人都應該擁有的絕對必要的權利，這種權利與生俱來，不可剝奪。所有的人都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這個基本權利，並堅決維護自己的這個權利。

　　人的基本權利其次是財產權。財產權可以看作是生存權的自然延伸。財產是維護人類生存和社會文明發展的必要條件。財產權也是民主法制社會每壹位公民最充分擁有的權利。

　　公民除了擁有自己的生命之外，財產是個人與社會所有社會關系的具體體現。在民主法制社會制度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圍繞著以上這兩項基本權利，誕生了現代民主法制國家，民選政府的基本職責就是為了保護國家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並且這種保護必須能夠落實到每壹位具體的公民身上，否則，人民需要國家幹什麽？公民需要政府幹什麽？

　　民主法制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權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對每壹個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保護的基礎之上。這種社會制度因為最大程度地保護了所有人的基本權利，所以得到最廣泛人民的普遍擁護和支持。

　　當今世界的主流是民主社會，憲政制度。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用這樣壹種社會制度。在民主法制社會，公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擁有充分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的獨立性，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在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和去實現個人的夢想。只要不違反法律，不冒犯別人的自由,尊重他人的權利，就可以活得很自由,很自在,很自然，並且受到其他人同樣的尊重。

　　憲政制度保障每壹位公民都成為國家名副其實的主人，政府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機構。公民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可以充分行使民主管理國家的權力。事實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制度是先進的，合理的，是符合人性和保障人權的，也是充滿了創造力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這也就是從1949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直到今天，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壹直在為“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而堅持不懈地進行著努力的根本原因，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壹個真正平等的以憲法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把亡國奴從被奴役的狀態中給解放出來。

　　被迫計劃生育的亡國奴

　　壹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最多活百年左右。但是壹個人的生命卻可以通過生兒育女來傳承，進而使整個人類生生不息，繁衍生存。人類的所有活動，所謂的事業和成就莫不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所以生兒育女不僅是人類的自然天性和本能，更是每個人對整個人類生存發展的重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愚昧無知，違背天理人倫，以壹黨意誌在中國強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壹對夫婦只允許生育壹胎。在此政策指導下，各級政府強行幹涉人民私人的家庭生活，強迫年輕夫婦避孕，強制孕婦流產，制造了許多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的家庭悲劇。中國實施準生證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人民生兒育女居然要得到政府的批準，否則就會成為黑戶口，享受不到任何社會福利，終身受到社會的歧視。

　　計劃生育政策公然違反自然規律和人類的天性本能，從本質上講是反人性和反人類的，自然也是反社會，反憲法公民基本權利的邪惡政策。這樣壹種邪惡政策居然能夠在中國被長期執行，這和中國共產黨實行壹黨獨裁的法西斯暴政有著直接的關系，人民既不能當家作主，也就無力抵制和反抗統治者的愚昧和和暴政。

　　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甚至就連像著名導演張藝謀這樣國際知名人士都不得不因為“超生”而低頭道歉認罰。

　　前壹段時間，張藝謀“超生”鬧劇在中國社會愈演愈烈，張藝謀在保持沈默躲藏了許久之後，終於頂不住社會輿論的壓力，向黨國政府和全社會舉手投降，道歉認罰。

　　張藝謀終於承認自己犯法了，犯了黨國政府制定的計劃生育大法，罪名是擅自和老婆生了幾個黨國法律不允許出生的娃。

　　這真是壹出活生生的堪稱曠世奇聞的中國特色後社會主義現實悲劇！

　　拿人類最根本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來肆意踐踏，並殘酷地展示給世人看。以此徹底毀滅人們的天地良心和道德正義，從而達到改造思想，消滅靈魂，統壹做夢的罪惡目的。

　　連張藝謀這樣的黨國紅人都因為“超生”道歉認罰了，中國的老百姓們在歡呼雀躍之余，誰還有膽量在沒有得到政府批準之前，沒有“準生證”就隨便生兒育女？

　　然而，這出悲劇的真正悲慘之處並不在於張藝謀個人的道歉認罰，而在於壹個公然踐踏人權，違反憲法的惡法居然以“公平”的名義獲得了中國老百姓們的壹片歡呼雀躍之聲。在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惡法面前，人們似乎已經忘了這個法律本身的邪惡，反而去追求在惡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張藝謀認罰，讓老百姓終於得到了壹點被“公平”的感覺。而這才是當今中國悲劇中真正的悲劇意義所在。黨國法律的邪門由此可見壹斑。

　　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中國人的觀念從來就是以後為大，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歷來為人生第壹要務。“斷子絕孫”是中國人罵人最惡毒的語言。可如今這些觀念如同許許多多的傳統道德觀念壹起被共產黨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魯迅曾言：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今天，黨國政府硬是要把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活生生地毀滅給全世界的人看。

　　計劃生育這出兼備鬧劇和喜劇色彩的中國悲劇果然讓全世界看的目瞪口呆！凡是具有良心道德，思維正常的人們絕對無法理解這居然是生活中的真實現象！

　　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前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居然煞有介事地宣布：中國的居民夫婦終於可以有條件地生二胎了！於是全國上下“喜大普奔”，好像受到了天降恩澤。

　　愚昧加上專制，這正是上演當代悲劇的兩個最重要的元素。公民們自動放棄了自己的公民權利和當家作主的權力，把自己當成了群眾演員和悲劇觀眾，這也是中國悲劇得以不斷上演的重要原因。

　　“張藝謀超生”事件，在某些海外媒體看來是壹場中國人的鬧劇，在國內某些黨國奴才看來則像是壹場大快人心的喜劇，有人甚至事先已經替計生委計算好，這次要罰張藝謀1個億或者2.4億……好像看到張藝謀道歉認罰竟然比他們自己生了兒子還要高興似的。

　　而在我看來，怎麽看這都是壹出人間悲劇。張藝謀生兒育女天經地義，何錯之有？何須道歉？何必罰款？

　　錯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全國人民道歉的是黨國政府，應該被追究法律責任的是那些公然違反《憲法》的人。

　　真正的悲劇往往讓人欲哭無淚。不是為了張藝謀的“超生遊擊隊”的事跡，而是由於這出悲劇本身，因為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身在其中。

　　雖然我並不指望中國共產黨會主動認錯，但還是希望他們能夠知錯改錯，盡快結束反人性和反人類的計劃生育政策，取締帶有封建奴隸制度特色的戶籍管理制度，取消充滿邪惡意味的“準生證”和“暫住證”等帶有管理奴隸色彩的文件審查和發放。

　　我相信這是符合道義的正當要求，早晚必將得以實現。

　　當今中國社會中所發生的壹切悲劇和荒誕的事件，只要追究起來，其根源都在於中國共產黨淩駕於憲法和政府之上，全國人民深受其奴役和迫害。

　　廢除壹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憲制度才是中國人民唯壹的自我拯救之路。

　　中國共產黨，請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吧！不要讓中國悲劇每天上演，歷史留給妳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機會稍縱即逝。

　　“2002年，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明確，社會撫養費是指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費用。”

　　我認識壹個“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女公民，在被計生委追討“社會撫養費”的時候問計生委官員：是不是交了“社會撫養費”，孩子就改由社會撫養了？

　　這位女公民說完，把嬰兒留在計生委的辦公室裏，請計生委交給社會撫養，自己轉身借錢去了……這不是說笑話，而是真實的事件。

　　計生委被迫到處尋找這位女公民，最後以打折優惠，只收取少量名義上的“社會撫養費”為條件，央求女公民領回嬰兒，並答應協助她為嬰兒立刻辦理所有的法律手續。

　　有關計劃生育的悲劇故事在中國有許許多多，值得做壹項專門的調查和研究。其中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1994年9月20日發生於中國首都北京的建國門事件。

　　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尉軍官在開槍打死所在部隊4名長官和戰友後，攜槍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在建國門與趕來的6000多警察發生激烈的槍戰。雙方在城市道路兩側激烈交火，據說打死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警察、路過的平民，以及駕車經過的伊朗大使館政務秘書尤素福和他九歲的兒子。這名軍官把最後壹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引發這場悲劇的直接原因就是這名北京衛戍區第三師中尉軍官田建明懷孕7個月的妻子在9月19日被當地的計劃生育辦公室強制做人流手術，結果死在手術臺上，腹中的男嬰也壹同夭亡。根據計生辦的說法，他們是在執行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田建明的妻子第壹胎已經夭折，這次生的是第二胎。田建明認為是部隊故意舉報才導致了計生委的強制墮胎行動。同時也就在19日當天，和他關系緊張的部隊上級領導也以他違反部隊紀律而警告他：“盡快收拾好行裝，準備回家務農。”

　　田建明為人忠厚，個性正直，槍法精準，軍事技術過硬。是壹個從士兵被保送到西安陸軍學院深造並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優秀青年軍官。他因為實在無法忍受部隊的腐敗和喪失妻兒的痛苦，終於被逼上了壹條絕望的不歸路。

　　中國媒體對此事件照例隱瞞不報，政府封鎖消息，但是建國門是首都使館區，政治敏感度極高，槍戰情景被許多外國人傳出國外，造成了重大的國際影響。

　　田建明毫無疑問是壹個殺人罪犯，濫殺無辜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是，這壹起事件中，計劃生育辦公室難道不也是殺人罪犯嗎？比起田建明槍殺的人，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所殺的人不知道要遠遠超過多少倍！

　　中國政府事後把田建明定性為叛兵悍匪。但是在民間，在網絡上，田建明卻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人們紛紛同情他的被逼無奈。我很想問壹句：如果妳是田建明，經歷這樣的遭遇妳又會怎麽做？妳還有其他的出路嗎？

　　中國人不是又要做亡國奴了，而是已經是亡國奴！

　　前不久，有壹位解放軍將領做了壹個聳人聽聞的演講，他說：“我壹直有壹種強烈的預感：未來的10到20年，也就是2020到2030年左右，會有壹場針對中國的大屠殺大哄搶！”

　　這位將領的擔憂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國際形勢是明擺在那裏的，明眼人看的都很清楚，唯獨中國的亡國奴們還在做夢，不知道什麽時候才會清醒過來。

　　但是這位將領沒有詳細解釋為什麽是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將會遭遇這樣的命運？為什麽中國在全世界找不到幾個真正的朋友？為什麽中國周圍全部都是虎視眈眈的敵人呢？

　　另外還有壹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回答：為什麽中國共產黨已經和美國走的那麽近，中國政府的副總理汪洋甚至用夫妻關系來形容中美關系，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在用自己的熱臉貼美國的冷屁股。即使這樣獻媚，美國為什麽還要帶領他的兄弟國家們圍堵和分裂中國呢？

　　真正的問題還是出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世界人類文明最大的和最現實的威脅。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和武裝暴力思想不僅使得中國人民無力反抗，而且壹旦真正強大起來，掌握著巨大資源的中國共產黨會讓全世界都感到害怕，因為中國的亡國奴就將是他們的榜樣。

　　歷史其實早已證明，文明社會往往不是野蠻思想的對手，破壞永遠都比建設來得容易，在崇尚暴力不惜流血犧牲的共產主義者破釜沈舟兩敗俱傷的脅迫下，文明的壹方往往會被迫做出讓步，直到忍無可忍。

　　這位將領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壹頭大肥牛，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虎視眈眈地想瓜分這頭肥牛。其實這位將領說的並不準確，應該說中國共產黨才是壹頭真正的大肥牛，肥得流油。而中國人民則是壹群生活在貧瘠土地上呼吸著霧霾空氣，喝著被污染的水源，吃著有毒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毒草瘦骨嶙丁的病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想要宰殺由他們自己餵養長大的中國共產黨這頭肥牛，可沒有料到的是這頭牛長得太快，體型太大，而且蠻勁十足，萬壹處理不當，反而會有被蠻牛傷害的危險。這才是真正令美國傷腦筋的問題。

　　正如這位將領所言，美國人並非要侵略中國，美國人只是希望有壹個聽話的可以控制的政府，那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是壹個可以控制，並且會聽美國人指揮的政府嗎？

　　中國共產黨除了靠出賣國家利益來贏得壹點可憐的時間，以推遲被宰殺的時間外，其實已經沒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選擇。

　　中國確實即將面臨著壹個新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並非某些人所驚呼的那樣：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中國人又要做亡國奴了！

　　其實根據我的觀察，中國人早已經是亡國奴了，已經做了幾十年的亡國奴，只是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即將到來的轉折點或許正是壹個機會，會將中國人民從亡國奴的狀態中給解放出來，從而實現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我相信中國人民是不會害怕這壹天的到來，只有中國共產黨和黨的利益相關者才會感到害怕和擔心，也只有他們才會拿人民的生命和國家的財產當籌碼，來拼死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必須永遠感謝共產黨的亡國奴

　　中國的亡國奴有兩大特點，壹個是沒有言論自由，另壹個是言不由衷。這也正是壹個亡國奴社會的基本特征，亡國奴沒有自由表達自己思想和意願的權利，更不用說去批評統治者，亡國奴壹旦說了統治者不喜歡聽的話就會受到懲罰，於是另壹種現象就自然出現了，人們言不由衷地說著統治者喜歡聽的話，其中最保險的辦法莫過於重復黨和政府的宣傳，而且要與時俱進，緊跟黨的政策和路線，以免落後於形勢，說了過時的錯話。盡管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宣傳方向不斷在變化，並且經常自相矛盾，相互否定。但是有壹種話對於那些心甘情願做黨的奴才的人來說是永遠不會錯的，就是在口頭上要永遠不斷地感謝中國共產黨，永遠感謝政府，永遠感謝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編造謊言欺騙人民，說中國人民的壹切都是黨給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壹切。這樣的謊言經過了六十多年的反復宣傳已經深入到亡國奴的腦子裏，成為許多人的習慣性思維。人們言不由衷地為中國共產黨唱贊歌，以獲得黨的歡心，換取名利好處和社會地位。

　　中國人民作為亡國奴本身並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可言，中國人民所有的基本權利都被共產黨所剝奪，所有的利益都是由黨和政府賞賜給人民的，因此人民要感謝黨，感謝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中，以及在黨領導下的文化藝術領域，教育人民感謝黨是壹個永恒的主題。和愛黨、愛社會主義教育壹樣，通過灌輸這樣壹種荒謬的邏輯把壹部分人民的思想洗成了完全徹底的奴才思維，然後又利用這樣壹批人不斷給黨唱頌歌，進而影響更多的人的思維。

　　中國共產黨總是把壹切功勞都攬到自己身上，要人民感謝它。共產黨總是把壹切錯誤歸咎於黨內少數壞人和叛徒，而黨總是英明偉大地撥亂返正，因為人民也要感謝它。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做了無數的壞事和錯事，從來不檢討自己向人民賠罪認錯，反過來總是把壞事說成是好事，還是要人民感謝共產黨。這樣厚顏無恥的政黨，大概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個。

　　每當國家發生了自然災害，黨的媒體不是重點報道災害的情況和救災的進展，而是首先表現黨的領導如何關心救災，重點表揚英雄人物，報道災民如何感謝黨和政府……而對於人民遭受的真實苦難和實際損失卻很少具體提及。2012年起，全國性的空氣污染霧霾現象越來越嚴重，嚴重損害著人民的身體健康，人們在網絡上紛紛批評黨和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計後果發展經濟的錯誤決策是“餵人民服霧”的罪魁禍首，就是在這樣壹種情況下，黨的媒體居然也還要人民感謝黨，因為英明的黨中央終於“認識到霧霾污染的嚴重性，即將開始下大力氣治理霧霾……”

　　只有在壹個亡國奴的國家，人民才需要這樣不斷地感謝他們的政府和領導這個政府的政黨，而在其它任何制度下的國家都不會出現這樣愚昧可笑的社會現象。所以我判斷中國是壹個亡國奴的國家，中國人民都是亡國奴，這個基本的判斷是斷然不會有錯的。

　　事事感謝黨和政府也從另壹個方面說明中國人的亡國奴思維已經深深地烙印在當代中國人的思想中，成為許多老百姓的習慣性思維。

　　去年我的壹位朋友的母親從中國到加拿大來探親，在壹次朋友家庭的聚會上，當中國移民們談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種種荒唐政策和錯誤行為時，這位朋友的母親插了壹句話：“妳們都說共產黨不好，可是如果沒有共產黨允許，妳們怎麽可能移民到加拿大？”

　　這句話壹下子把大家給說懵了，有人小聲問：“阿姨，我們是不是都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給共產黨寫封感謝信呢？”

　　壹句話又把大家給逗樂了。

　　如果哪壹天中國人開始講真話了，開始自由表達自己真實的思想，中國民主的春天就來臨了。中國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末日就要到來，人民民主的陽光即將照耀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我相信這壹天的到來不會很遙遠了。

　　中共政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

　　作為壹名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行了研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歷史進行了研究，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歷進行了研究，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絕對不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的前身是共產主義國際運動在中國的壹個分支，是壹個典型的外來的帶有地下組織性質的非法組織。這個組織在中國的主要經歷就是通過對抗政府，煽動暴力革命，組織武裝鬥爭，先是在城市，然後跑到農村建立共產主義國際運動的附庸政權，成立非法的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靠制造階級矛盾和挑動階級鬥爭，分裂國家政權起家，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華民族面臨重大危機的時刻，不失時機地壯大自己，最後伺機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把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臺灣，自己霸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兩個中國的實際制造者，是分裂中華民族的罪魁禍首。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現實中來講，中國共產黨政權都不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

　　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中國共產黨為了蒙騙全國人民，打出“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的政治口號，騙取了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和各社會組織的信任，在1949年經過政治協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然而，當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後，在蘇聯斯大林的催促下，在1954年通過制定共和國的第壹部憲法，共產黨就徹底背棄了曾經的政治承諾，自己開始實行法西斯壹黨專政，把人民的政治權利踐踏在了腳下，開始了長達六十多年的極權獨裁專制統治。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經不是中國人民民主和民有的國家，而是被馬列主義的徒子徒孫們霸占了的黨有帝國。

　　中國共產黨政權執政以來，除了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排除壹切其他的思想和文化，包括不允許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精神思想，說那是封建糟粕，不允許學習西方現代文明和進步思想，說那是精神污染。用共產主義思想覆蓋、替代和改造全體中國人民的思想，在反黨、反革命和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下，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被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奪去了生命！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已經六十多年，但是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看，中國共產黨政府並沒有完成它的合法性轉變，它的性質依然是壹個推行法西斯主義，實行壹黨專政的極權國家，而中國人民也依然沒有擺脫亡國奴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政權非但沒有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任何進步和福祉，反而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在毛澤東的極左和鄧小平的極右兩個極端中瞎折騰，把中國人民帶到了精神極度空虛和物質欲望泛濫，道德誠信淪喪，文明意識消失，社會瀕臨崩潰的危險邊緣。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社會道德水平急劇下降，思想意識極度僵化，文化藝術庸俗不堪，理想崩潰信仰缺失，物欲橫流拜金主義盛行，貪污腐敗現象極其嚴重，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金融和經濟風險巨大，已經到了危機即將爆發的臨界點。同時，自然環境被嚴重破壞，環境污染使得人民的生命和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社會進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嚴重狀態，共產黨制造了壹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所有這種種現象，歸根到底都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利益是黨的利益，而不是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利益。

　　中國人民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完全喪失了對自己祖國和對國家所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任憑中國共產黨瞎折騰胡作非為而無能為力。如果這種狀況不能改變，那麽中華民族的前途堪憂，中國人民的未來會遭受巨大的災難。

　　所以，中國人民目前最緊要的任務就是要盡快改變自己的亡國奴身份，不惜壹切努力去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只有還政於民，憲法地位才能確立，國家法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才能得到保障。政府才能受到有效監督，腐敗現象才會徹底消失。否則，中國的後果不堪設想！

　　1949年以前，中國唯壹合法的國號是中華民國。盡管中華民國當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弊端，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她是壹個民主國家，有自己民選的總統和政府。

　　今天中華民國在臺灣已經成為了壹個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國家，盡管還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畢竟已經真正實現了“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的中國人民向往已久的政治理想。國民黨也兌現了孫中山先生從“軍政”到“訓政”，最後過渡到“憲政”的政治承諾，真正做到了“還政於民”。

　　我想，如果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夠聯合起來，壹起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把“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的基本政治理念貫徹到全中國，各個黨派，各個民間團體、組織和個人平等地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當中，那麽中國的未來還是非常有希望的。這樣的願景要想實現，先決的條件就是“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

　　中國人已經成為亡國奴

　　中國人已經成為亡國奴，這並非是我壹個人的看法，流亡澳洲的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先生就曾經發出同樣的聲音。下面是他在澳洲壹次沙龍上的發言內容：

　　我們之所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我們之所以在自己的祖國，遭受任意的欺淩和虐殺，我們在自己的祖國幾乎被剝奪了現代公民應有的壹切維護做人尊嚴的權利。壹個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國已不屬於中國人，中國已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中國人在精神上和權力上都已經是亡國奴了。

　　中國的憲法明確的寫明，馬克思主義是中國13億人都必須遵守的所謂指導思想，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要以國家的懲治力，也就是要以鐵與血的力量迫使每壹個中國人都必須跪拜在壹個外來思想的靈位前。

　　有人說猶太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民族，是苦難深重的民族，因為他們曾在歷史上幾千年時間內他們喪失了自己的祖國。但是他們喪失了自己的祖國，他們明白自己是壹個亡國奴，所以盡管在無盡世紀裏，它們在世界各地顛沛流離，但他們仍然有個信念，他們壹定要復國，那末亡國的屈辱和痛苦越深重，他們復國的意誌越堅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的苦難感動了整個人類的良知，於是聯合國決定幫助猶太人重建自己的祖國。壹個民族喪失了自己的祖國，就喪失了他情感的家園，喪失了心靈的家園，喪失了做人的尊嚴。

　　我們中國人比猶太人更可悲的是我們已經是亡國奴我們卻不了解這壹點。現在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統治中國的那壹部份人根本就不是中華的兒女，而是馬列的子孫。他們雖然長著中國人的面孔，但他們早已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那個來自德國的以仇恨和暴力為基礎的邪惡的理論。

　　所以每壹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熱愛自己祖國的中國人都面臨的重大民族任務---如何恢復我們自己的祖國，就是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如果我們不能夠重新贏回屬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祖國，就永遠不會有思想自由，永遠不會有信仰自由，永遠不會得到做壹個人應有基本的權利。因為對於亡國奴來講，除了屈辱以外是沒有任何權利的。

　　所以今天所謂中國的掘起，實際上和中國無關，那是中國共產黨官僚統治集團壹個人類歷史上最兇殘、最邪惡的專制集團的掘起，那是馬克思主義的再度掘起，那是專制主義的再度掘起，這種掘起對中國人來說只意味著更深重的苦難和更大的災難。

　　我基本贊同袁紅冰教授上述的觀點，“中國人在精神上和權力上都已經是亡國奴了。”

　　我最近觀看了袁先生在臺灣所做的演講，他似乎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壹點修正，他說：中國人是政治上的奴隸，文化上的亡國奴。也許他的修辭經過了周密的思考。但是我還是認為無論從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面去考察，得出的結論中國人就是亡國奴。亡國奴就是奴隸，是壹群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卻失去了對祖國的任何權利的人群。

　　以壹個亡國奴的身份，很容易就走上分裂與獨立的道路。我理解那些支持臺灣獨立，以及支持內蒙古、西藏和新疆獨立的亡國奴的思想和感受。但是我自己並不會這樣去做，我贊同中華民族各民族的團結與融合，平等相處，和諧發展。

　　中國未來的命運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去決定，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國人從亡國奴的狀態中給拯救出來，不光是漢人，也包括所有56個民族，每壹個民族的權利都必須得到尊重，每壹個中國人都必須得到拯救和解放。如果讓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繼續維持下去，中國人做亡國奴的狀況不改變，那麽中華民族所有的努力都是白搭。只有被解放了的奴隸，重新擁有了管理國家和自己民族的權力，民主社會才能成為現實。到那時，選擇統壹或者選擇分裂也將由獲得自由的人民自己選擇。

　　我們每個人都只擁有自己人生的壹票，我們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別人。否則，我們只能是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奴隸。

　　亡國奴的祖國和國家的概念

　　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思想觀念中，國家其實是指君王的國和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樣的概念深入人心。國家，準確壹點講應該是家國，是皇帝君王家的國，而不是老百姓的國。對於老百姓來說，國只是壹個地域概念，老百姓只有家沒有國。從古到今，中國的老百姓壹直是自由流動的，他們拖家帶口四海為家，並不局限於某壹個國。我們讀《春秋》，看《三國》就會了解這樣壹個事實。就連孔夫子當年也是帶著學生弟子四處漂泊講學和做官，行蹤並不局限在他的家鄉魯國。

　　現代語義上的漢語單詞“國家”二字其實只是壹個國的概念，並沒有家的含義。國是指擁有土地、人民、主權的政體。政體以政府的形式體現，如果政府是由人民設立的，那就是民主國家，國家這個政體歸全體人民所有，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的權力，以及獲得並保留國家土地和財富資源的權利。如果政府是由某壹個政黨或組織或個人設立，那就是專制國家，國家這個政體歸專制者所有，專制者是國家唯壹的大地主，所有人民都是生活在這個大地主的土地上的居民。居民不是公民，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力。中國人民就是這樣的居民，他們不僅沒有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力，甚至連擁有土地和私人財產的權利都沒有,所有土地和資源都在中國共產黨的嚴格控制之下。居民通常需要向地主交租金，或者自願接受地主的奴役和剝削。從嚴格意義上講，所有生活在專制國家的人民都必須接受統治者的奴役，實際上就是奴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既是專制統治者也是中國唯壹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全體中國人民都是亡國奴。

　　祖國是指祖先以來所居之地，或者指祖籍所在的國家，以及自己的國家。

　　祖國可以是民主國家，也可以是專制國家，甚至也可以是多個不同的國家。比如壹個出生在法國，後移民美國的華裔美國人，他可以把中國，法國，和美國都看成是他的祖國。祖國通常不是壹個政體的概念，而是特指壹片祖先或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土地，具有故鄉和故土的含義。愛祖國是壹種沒有政治含義的人性本能，是人們對自己的出生地、成長地以及祖先生活的土地那裏的人民、風俗、文化和自然環境等壹種揮之不去的感情。

　　愛國主義和愛祖國完全是兩回事。愛國主義通常是指愛壹個政體，即認同那個國家的體制和自己在那個國家中所處的地位，並且支持現國家權力機關也就是政府的統治理念與施政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篡奪政權，實行壹黨專政統治的專制國家，當今的中國其實是共產黨的國，是黨國，而不是中國人民的國。這個黨國是在霸占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的祖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除此以外，兩者沒有任何關系。

　　要亡國奴去愛統治者的國是很勉強的事情，中國的亡國奴會愛祖國而不會去愛黨國。通常亡國奴都是被迫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並不是真心愛國。

　　中國共產黨長期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有意混淆祖國和國家的概念，鼓吹“愛國必須熱愛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灌輸民眾熱愛黨國的思想，愛黨國就是去愛壹黨專制極權統治的國家，甘當亡國奴。

　　黨國體制最早出現於蘇聯早期，當時列寧創建的蘇維埃政權就是黨國體制的母本。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直言不諱地闡明，黨國體制“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來所實施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本質上就是壹個黨國體制成長壯大的過程。

　　在中國政府的宣傳中，黨就是國，國就是黨，愛黨才叫愛國，愛國必須愛黨。

　　但實際上現在的中國老百姓心裏已經很清楚，這個國家根本就是共產黨的國家，政府也是共產黨的政府，和人民沒有多大關系。這個國家越興旺，老百姓的命運越倒黴。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統治者腐敗無能，國家遇到外來勢力入侵的時候，由亡國奴組成的國家是絕對沒有任何戰鬥力的。因為亡國奴們是不會站出來為同樣也是外來的統治者充當炮灰。亡黨亡國跟中國老百姓壹點實際的關系都沒有，因為亡的是統治者的黨，亡的是統治者的國，對於本身就是亡國奴的老百姓來說，再壹次的亡國經歷只不過是換壹個新的統治者而已。

　　元朝的滅亡是如此，清朝的滅亡也是如此。今天中國共產黨的黨國滅亡也壹定會如此。

　　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亡黨亡國只是早晚的事情。黨國政權中有權、有錢、有能力的人都在抓緊時間移民國外，逃離黨國。中國共產黨的上層官員也在爭先恐後地把家屬子女送到國外。人們心裏其實都已經很明白，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距離亡黨亡國的最後時刻時間已經不多了。

　　國外媒體形容當下中國的官員和富人就像是壹艘即將沈沒的大船上的老鼠，正在拼命逃竄。至於那些沒有能力逃離黨國的廣大亡國奴，只能默默地等待，無奈地接受命運的安排。

　　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其實就是壹部不斷亡國的歷史文明與野蠻，就像美女與野獸。開始總是野獸霸占了美女，到最後又總是美女馴服了野獸。這樣的童話故事，人類壹直上演了幾千年。

　　歷史並非某些人所宣傳的那樣總是先進文化戰勝落後文化，落後就要挨打。事實正相反，歷史上往往是落後民族入侵先進民族的國家，先進人類所建立的文明社會最後總是被落後野蠻民族所打敗，中國民間有壹句俗語：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文明人不是被滅國成為野蠻政權的臣民就是淪落為亡國的奴隸。

　　人類歷史上許多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就是這樣被滅絕了，只有少數被繼承和流傳了下來。

　　後來居上的政權，通常有兩條路可走，要麽自己重新建立起壹套新的文明體系，要麽繼承和發展原來的文化和傳統。

　　西方文明走的是前壹條道路，其特點就是在不斷打破舊的文明體系的基礎上不斷建立新的思想和文化體系，新的思想和文化體系通過吸收以前的文明思想和文化精髓不斷積累和逐步完善，從而形成今天以民主、自由和法治為特征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註重批判和哲學思考，具有科學理性的特征。

　　東方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走的是後壹條道路。東方文明是在傳承中發展起來的，所謂傳承就是無論統治者如何變更，這個地區的母體文化主體始終不變，新的統治者掌權後往往會發現統治壹個龐大的國家最好的辦法其實還是保留其原來的文化和傳統，延續以前的社會體制。於是那些野蠻的外來入侵統治者反倒是自己主動融入了被他們所侵略國家的文化，加入到古老的先進文明當中。有學者稱這種現象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同化力”。中華文明就是靠這種文化的同化能力連綿延續了幾千年，從來就沒有真正中斷過。

　　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文明古國壹旦亡國，她的文化也就隨之滅亡了，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壹種完全不同的新的宗教和新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在全世界找到許多文明的遺址，也就是曾經存在，現在已經消亡了的文明，甚至在壹個地區可以發現好幾種不同類型的文明遺址。比如在南美，在中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多這樣的事例。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曾經有過很多次的亡國經歷，她壹次次地被異族侵略和統治，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思想精神壹次次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甚至就連原本的異族文化也被融入到中華文明這個大家族中來，成為中華文化的壹部分。比如佛教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壹個印度的邪教，在中國卻壹度成為了國教。

　　原先的侵略者，後來的統治者，最後竟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壹部分，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的壹個奇跡。

　　中華民族即使在集體淪為亡國奴的時候，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思想精神依然受到了外來統治者的尊重，比如大清王朝，他們的帝王教育幾乎就是最正統的中華文明的體現，無論是乾隆皇帝還是嘉慶皇帝，他們幾乎就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和傳統最優秀的傳承者。這也說明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和歷史文化具有真正的先進性。

　　所以歷史上中國的亡國奴並非真正的亡國奴，他們雖然失去了土地，受到統治者的奴役，在經濟上受到剝削，但是至少在文化和精神上他們還是自己的主人。

　　有人妄言，說中國人從來就沒有貴族精神，只有奴性。此言差矣！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就是壹種中式的貴族精神，中國士大夫精神中的錚錚骨氣，凜然節氣和浩然正氣，正是代表中國人品質中真誠、正直和崇尚道義的高貴品性的體現。中國人臨死前常講的壹句話：士可殺，不可辱。說明中國人並非都是只有奴性的軟骨頭。只是到了近代，在滿清政權統治的後期，以及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年後，政府和社會全面腐敗，中華文明徹底淪喪，中國人奴性的壹面才表現得更加突出了而已，這實際上也是壹種亡國的先兆。

　　中華民族強大的生命力從來就不是體現在物質上，而是體現在精神上，強大的精神文明力量才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世界的最重要的財富，這就是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足以抵禦任何外來的侵略、壓迫和奴役。這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就連當年嗜殺成性的蒙古王成吉思汗都無法抗拒，他也不得不聽從道家長春真人丘處機道長的諫言，停止對漢人的瘋狂殺戮，恢復用傳統的方式對漢族進行統治。這就是著名的“壹言止殺”的典故由來。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似乎已經做過很多回亡國奴了。元朝是蒙古人統治中國。清朝是滿族人統治中國。後來滿清政府垮臺了，日本人也想來統治中國，可是時運不濟，非但沒有得逞，反倒被共產主義幽靈趁虛而入，借著日本人的勢力打敗了中國國民黨政權，把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臺灣，乘機侵占了整個中國大陸。

　　日本帝國主義從外部侵略中國，共產主義幽靈則潛入中國內部進行搗亂，使得中國人民自己的國家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腹背受敵，最終敗走臺灣。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從內部搗亂，中華民國就不會內外交困，中國的歷史就會改寫。如果沒有日本的侵華戰爭，也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乘機做大的可能。古人雲：蚌鶴相爭，漁翁得利。歷史往往就是這樣詭異，中國人民最終所選擇的政權，恰恰就是壹個最善於偽裝，最善於欺騙，最善於說謊，同時也是最殘酷無情和最崇尚暴力的流氓政黨。人民相信了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建立人民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承諾至今都沒有兌現，並且也從來就沒有打算兌現過。

　　衷心感謝日本侵略者的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在篡奪國家政權以後，毛澤東曾經多次親口對日本人說過共產黨能夠執政要感謝日本人的侵略之類的話。

　　壹九六○年六月二十壹日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中說到的：……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

　　壹九六壹年壹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進行的談話時說道：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老朋友《西行慢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壹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妳們了。”我說：不，妳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妳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妳們作鬥爭，我們搞了壹百萬軍隊，占領了壹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妳們幫的忙嗎？

　　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毛澤東再次感謝日本侵華：……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妳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妳們。

　　他還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從毛澤東對日本人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並不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來看待抗日戰爭，而是作為壹個外來的政權爭奪者和日本侵略者站在相同的立場上。如果僅僅在抗日戰爭時期說此類話，還可以理解為調侃，但是在抗戰勝利，在奪取政權後對曾經的侵略者反復說這樣的話，就只能說明毛澤東是真心感謝日本人，沒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沒有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今天。

　　只要真實地還原歷史的真相，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從來就沒有真心抗日過，在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壹再和國民政府搗亂，制造種種事端，擾亂政府抗日大計，暗地裏破壞抗日，竭力回避與日軍的接觸。

　　彭德懷組織“百團大戰”以後，雖然對外宣傳壹直是共產黨積極抗日的例證，但是在黨內卻受到毛澤東等人的嚴厲批評，被指責沒有完全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以“山地遊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大規模的“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文化大革命批判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我軍“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背著毛主席，大搞冒險主義、拼命主義，先後調動了壹百零五個團，共四十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事實上，真正在抗日戰場上浴血奮戰的主要是國民政府的將士。我們只要把在抗日戰爭中陣亡中國將領的名單仔細研究壹下，就會發現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共產黨的將領寥寥可數，絕大部分陣亡的都是國民政府軍隊的將領。中國共產黨只是借助日本人的勢力，來圖謀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合法政權，所以毛澤東要壹再感謝日本人“幫了大忙”。

　　我曾經看到壹份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政權就特赦釋放了全部1107名日本侵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戰犯，他們每個人對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都受到了良好的待遇。相比之下，差不多同時開展的國內鎮壓反革命運動，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部署下,全國各地按照當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壹瘋狂屠殺所謂的反革命分子，有些地方殺人甚至達到了千分之二的人口比例。被殺的所謂反革命不僅包括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官兵，還包括壹些並沒有血案在身的地主、富農、偽保長等普通反對革命的人，甚至就連壹些提著腦袋跟共產黨幹革命的地下黨員也被當成反革命給鎮壓掉了。在這場全國開展的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的大屠殺運動中，僅華東地區1951年10份月統計的數字顯示就逮捕了468385人，殺了其中的139435人。當時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壹個份報告中說：自從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全國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人，關押了1290000余人，先後管制了1200000余人，教育釋放38000余人。有人曾經用各種理由來為共產黨的這次屠殺行為辯解，但是不管怎麽說，當時畢竟已經處在了和平的年代，共產黨已經實際控制了政權，這樣大規模地殺人難道真的是必要的嗎？殺人的目的究竟何在？難道這些被殺的中國人的罪行比日本戰犯的罪行還要大嗎？中國共產黨殺起中國人來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兇狠殘酷，而對待日本戰犯卻又是關懷備至，好吃好喝招待之後全部釋放送回日本。事實上，共產黨殘害中國人民的行為比起日本侵略者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共產黨僅在這場為時二年的第壹次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殺害的中國人就已經遠遠超出了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死亡人數的總和。這也充分證明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眼裏根本就沒有祖國同胞和骨肉兄弟的概念，而那些日本侵略者才是他們同壹條戰壕裏的戰友。所以毛澤東才要壹而再，再而三地由衷地感謝大日本皇軍。

　　中國共產黨做賊心虛，在奪取政權後顛倒黑白拼命詆毀國民政府不抗日，把抗戰勝利的功勞全部占為己有。我們從小開始就壹直在聽共產黨說這樣的謊言，壹直聽到現在，共產黨還在撒謊。但是事實總歸是事實，事實並不會因為謊言而變得不存在。只要有壹天中國人民能夠充分獲取信息，了解歷史，能夠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真相壹定會大白於天下，共產黨抗日的謊言就會被徹底揭穿，共產主義幽靈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是壹路貨色的真相就會被徹底暴露，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拼命要掩蓋的最害怕的事情。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國家主權的歸屬及壹黨專政的性質

　　若要認清壹黨專政的性質，首先需要明確國家主權的歸屬，以及主權者與政黨，特別是與執政黨之間的關系。

　　只要人們承認，每壹個人的人格和尊嚴都是平等的，那麽壹個國家的主權歸屬就只有壹種可能，即國家主權必須由全體國民共同享有。如果國家主權只是由國民中的壹部分人享有，不管這壹部分人是壹個人、壹個家族、壹個族群，或是壹個政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都將不復存在。因為，當壹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可以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另外壹部分人，人們就不能說這兩部分人是平等的。

　　壹個國家的主權者應該是全體國民，而不是其中任何壹個政黨，除了上述基本理由外，其理由還包括：(1)全體國民是壹個國家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沒有國民就不可能有國家，但缺少任何壹個政黨，都不會影響國家的存續。(2)政黨本身就是由國民所孕育出來的，它的成員也都來自於國民。壹個政黨只包含壹小部分國民，這些國民並不能因為組成了壹個政黨，就可以取得國家的主權，進而取得支配其他國民的權力。否則，不同的政黨都可能主張自己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而這些關於國家主權的相互沖突的主張，將不可避免地破壞國內的和平。相反，由全體國民共享國家主權，就可以避免因國家主權的爭執所引發的內戰，因為在全體國民之外並無其他的競爭者。

　　既然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那麽他們就應該是壹個國家之內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但同時，每壹個國民又都處於政府權力的管轄之下，必須對政府行使權力的行為予以服從。這兩種說法是否相互矛盾？實際上，這其中並無矛盾。在壹定地理區域棲居的人們，如果是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下，那麽其中任何壹個人或壹群人，都有可能遭受更強大的另壹個人或另壹群人的侵犯。這些人如果能夠形成壹個國家，並組建壹個政府，他們就不但能較為可靠地保障各自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而且還能維護和促進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

　　這樣組建的政府，比任何壹位或壹群國民都更加強大有力，並可要求得到每壹位國民的服從，但這並不能改變全體國民作為自治者的地位。因為，政府及其權力都是國家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每壹位國民對政府權力的服從，其實正是每壹位國民作為平等的主權享有者自我同意的結果。在民主國家，壹位公民對自己同意的政府權力的服從，與在專制國家，壹位臣民對自己無從施加影響，因而完全外在於自己的政府權力的屈從，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這種區別，亦即自由和奴役的區別。

　　在壹個承認個人人格獨立和平等的國家，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平等地共享。正當的政府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的產物，因此具有派生性、從屬性和有限性等三個方面的特性。

　　第壹，政府權力是由國民主權所派生出來的權力，並須受到國民主權的控制。政府權力不能獨立於國民主權之外，或是超越於國民主權之上，從而使國民失去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否則，政府就不是民主的，而是專制的，那些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和那些不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就成了涇渭分明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第二，政府權力的產生，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以及促進國民的共同利益。政府權力只是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基於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從屬關系，政府權力只是壹種從屬性的東西，其本身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第三，政府權力的派生性和從屬性，決定了政府權力的有限性。

　　政府權力的派生性，使它成為壹種居於國民主權之下的權力，因而在位階上是有限的；政府權力的從屬性，使它只能服務於特定的目的，因而在範圍上是有限的。任何政府權力，壹旦突破它在位階上或範圍上的有限性，都將失去原有的正當性。

　　政府權力壹旦產生，就必須由壹些人來掌管和行使，這些掌管和行使政府權力的人，可以稱為執政者。當執政者是壹個政黨時，這個政黨也可稱為執政黨。任何政黨原本都沒有支配黨員以外的人的權力，不能要求得到黨員以外的人的服從，但執政黨實際上卻可以借助於政府權力去支配每壹位國民，並要求得到每壹位國民的服從。既然執政黨對國民的支配權(即執政權)，不是源自政黨本身(因為政黨本身並不具有這種權力)，就只能是源於執政黨之外的某種權力。這種權力就是全體國民所享有的國家主權。

　　執政權源自於國家主權，壹個政黨只有得到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同意，才能取得正當的執政權。主權者的這種同意，實質上是壹種授權行為，獲得這壹授權的政黨，即成為主權者的利益代理人。

　　因此，在享有主權的全體國民，與掌管及行使政府權力的執政黨之間，存在著壹種委托-代理關系，這種關系的核心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壹，只有通過主權者的委托授權，執政黨才能取得正當的執政權，而授權者在授權之後，仍可基於自身的意誌撤回授權，因為權力授予行為並非權力移轉行為，主權者並不會因為授權行為而喪失其主權；第二，基於代理人對委托人所負有的忠實義務，執政黨行使被授予的執政權，只能是為了保護和增進主權者的利益，而不能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執政黨及其成員可能得到的薪俸或榮譽，只是他們在嚴格履行忠實義務的前提下，所應獲得的報酬。

　　中國共產黨經常宣稱，它在中國取得執政權，是基於中國人民的選擇，但人們只要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稍加回顧，即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辛亥革命勝利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壹具有憲法性質的文件，體現了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與民主精神。但由於政局多變，這部約法並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

　　1931年6月1日，《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公布，國民政府依新法優於舊法的規則，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予以廢棄。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將中國國民黨確認為訓政者，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由此確立了國民黨壹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這壹訓政約法的頒布，使中國國民黨徹底淪為國家主權的篡奪者。

　　實際上，既然“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就不應該有任何個人或組織，以國民訓導者的名義高居於全體國民之上。

　　在壹國之內不存在任何高於國家主權的公共權力，且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必須被視為理性和自由的人。主權者既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去接受任何個人或政黨的訓導。訓政的說法本身就極其荒謬。因為，如果作為主權者的全體國民，竟然缺乏自主行使主權的能力，那麽其成員完全來自於國民的政黨，怎麽又可能具備訓政的能力？壹群本身就是全體國民之壹部分的人，怎麽可以壹邊把全體國民視為無權參與國家政治的弱智，壹邊又把自己視為可以獨攬國家權力的超人？可見，以訓政者自居的政黨，不但是在用武力篡奪國民的主權，而且還像壹幫異族征服者壹樣，用語言貶低國民的尊嚴。

　　訓政的做法不但篡奪了國民的主權，而且還容易破壞國內的和平。姑且假設訓政是有益的，但由於壹方面國民被剝奪了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另壹方面並不存在任何公認的標準和辦法，以確認應由哪些人來實行訓政，因此，不同的政治勢力為了爭奪所謂訓政(其實就是實行專制統治)的資格，必然會陷入不擇手段、妳死我活的爭鬥。可以說，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做法，對抗日戰爭結束後內戰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國共內戰，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出大悲劇。如果共產黨在帶領中國民眾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後，能夠及時還政與民，尊重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成千上萬中國人的鮮血還可算沒有白流。但中國共產黨卻完全違背了它對中國民眾所作的承諾，它打敗舊的主權篡奪者，只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新的主權篡奪者。

　　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並非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同意和授權，它占據國家統治權，就像是強盜非法占據搶奪到手的贓物。贓物的原主，並不會因為他人的搶奪，就喪失對贓物的所有權。

　　共產黨在打敗國民黨，並剝奪後者對國家統治權的非法占有後，原本應將其歸還給作為主權者的全體國民，因為主權者正是這壹被非法占據的國家統治權的原主。主權者在恢復對國家統治權的占有後，可以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據自身的意誌，再將執政權授予它認為合適的政黨去行使，同時保留撤回授權的權力。

　　在1944年2月2日出版的《新華日報》上，中國共產黨曾公開宣稱：“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在選舉之前，要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保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中國民眾在國共內戰中支持中國共產黨，正是出於對諸多類似公開承諾的信賴。

　　但中國共產黨向中國民眾做出動人的承諾，只不過是為了對他們進行駭人的背叛。它在奪取國民黨手中的國家統治權後，並未將其歸還原主，而是將其據為己有，從而取代國民黨，成為新的非法占有者。壹個人如果打敗強盜，並將強盜手中的贓物歸還原主，他理應得到原主的感謝，但如果他將贓物據為己有，那麽對贓物的原主而言，他不過是另壹位強盜罷了。

　　共產黨對國家主權的篡奪，甚至比國民黨更為專橫和徹底。國民黨至少在法理上承認，訓政時期壹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只是壹種有期限的臨時安排，是最終邁向憲政體制的過渡狀態。而共產黨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法理上，都壹直堅持要對中國實行無限期的壹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以立法形式，要求全體國民無限期地服從它的領導，這既是對委托-代理關系原理的悖離，也是對人類理性的羞辱。既然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執政者只是代行政府權力的受托人，後者就沒有任何資格要求前者必須服從自己的領導。如果主權者作為委托者，不能自由選任執政者，他們就不再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而是主權被篡奪的受壓迫者。

　　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和存續，完全是為了實現委托人的意誌，以及維護和促進委托人的利益。代理人的行為是否合乎委托人的意誌和利益，必須要由委托人自行判斷，並由委托人基於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更換代理人。中國共產黨完全剝奪全體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卻又聲稱自己最能代表全體國民的利益，這不但是對全體國民的主權的篡奪，而且還是對全體國民的理智的侮辱。因為，它甚至不把中國人視為可以明辨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自由人，而是不惜向異族征服者那樣，為了滿足自身的權欲和私利，不惜把中國人當作缺乏理性，因而不配享有政治自由的奴隸。

　　實現委托人的意誌，促進委托人的利益，是人們建立委托-代理關系的目的，代理人取得代理權，實施代理行為，只是達到這壹目的的手段。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同意，手段必須服務於目的，並由目的所決定。要求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必須接受某個政黨的領導，而不是由主權者基於自身的意誌和利益，自由地選任執政者，這顯然是用代理人的意誌去僭越委托人的意誌，並把手段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因而不但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基本原則，而且完全與人類的理性相背離。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是辛亥革命的繼承者，但它實際上是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與民主思想的毀棄者。辛亥革命的共和思想，意味著全體國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應由全體國民平等地共同參與。中國共產黨卻實行“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這種由壹部分國民對另壹部分國民實施專政的做法，與辛亥革命的共和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辛亥革命廢除了以皇帝為代表的皇族特權，共產黨則建立了以階級為名義的政黨特權。

　　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意味著執政者應由全體國民自由選擇，中國共產黨卻要求全體國民必須無限期地屈從於它的統治。共產黨壹邊說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壹邊又說人民必須接受它的領導，這純粹是壹個矛盾：如果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就沒有義務必須接受某些人的領導；如果人民必須接受某些人的領導，就談不上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在壹切權力之上的領導權，就像是壹塊比最大的石頭還大的石頭，是壹種十足的荒謬。

　　國民主權與政黨競爭

　　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但如果國民數量太多，分布地域太廣，他們就不能總是聚在壹起，直接行使主權。他們需要將部分權力，委托給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去行使，以便進行國家的治理。這就是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由來。被授權的執政者，只能根據授權的目的，行使被授予的權力，他們既不能違背授權的目的，也不能超出授權的範圍。主權者把執政權委托出去，其主權本身並不因此有任何減損，因為權力委托不是權力轉讓。主權者只要認為有必要，就可撤回對原先選定的執政者的授權，並另行選定新的執政者。

　　與主權者對執政者的自由選任相對應的，是不同的政黨(作為潛在執政者)之間的自由競爭。執政權的授予是為了主權者的利益，只有允許不同的政黨，競相展現自己促進國民利益的政策和能力，主權者才能實際行使選任權，並有可能做出恰當的選擇。已經取得執政權的政黨，決不能為了長期壟斷執政權，而禁止或限制其他政黨的政治競爭，否則，就不但是對其他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的侵犯，而且也是對國民主權的篡奪。國家主權的主要權能之壹，就是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如果現有的執政者排除他人的競爭，主權者就失去了選擇的余地，國民主權也就名存實亡。

　　禁止政黨競爭的執政黨，由於它剝奪了其他國民的平等政治權利，因而是受到壓制的其他國民的非法壓迫者；同時，由於它實際上已經篡奪了國民主權，因而也是全體國民的公敵。這樣的執政黨與其說是國民利益的代理人，不如說是壹群毫不尊重國民意誌的政治強盜，它手上的所謂執政權，事實上已經毫無合法性可言。

　　為了自身的利益，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需要任用最能幹、最有奉公精神的公民，去擔任各種重要的公共職務。但政治壟斷卻迫使他們必須接受最低能、最自私和最蠻橫的政府官員，並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政治壟斷的作用，就在於剝奪各種優秀人才報效國家的機會，以維護少數壟斷者的政治特權。政治壟斷本身就可以說明壟斷者的低能和自私，因為如果他們不是低能和自私，為什麽要害怕和禁止其他公民的公平競爭呢？如果存在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競爭，任何個人或團體要想得到執政授權，就必須盡力了解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利益和願望，並努力制定促進這些利益，以及實現這些願望的適當政策。由於這些個人或團體並不享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權，他們也是全體國民的普通的壹部分，他們的利益和願望與其他國民的利益和願望，並不是森然有別的，而是融為壹體的。為了取得和保有執政資格，他們也不敢在行使公共權力時，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就會很快失去執政資格。同時，為了爭取國民的授權，他們也不敢以蠻橫的姿態對待國民，而是必須以誠懇和謙卑的姿態，傾聽國民的訴願和心聲。

　　當國民主權被篡奪，政府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在壹個國家，壹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可以長期壟斷執政的權力，那麽，由於無需定期尋求國民的授權，他們就沒有必要去了解國民的利益和願望。執政者由於對權力的壟斷，而獲得了壹種與普通國民完全不同的特權者的身份；這種特權身份使他們對公眾利益不再關心，而是著重關心自己所屬的特權群體的利益。

　　對這些壟斷國家權力的人來說，首要的效忠對象不再是自己的國家，而是自己的政黨。在他們眼中，自己所屬的政黨，比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要重要得多。他們的這種效忠狀況，不但表現在他們的行動中，而且還露骨地表現在他們的言語中。例如，在當前中國的各種政治活動和政治口號中，對黨的忠誠什麽時候不是放在國家或人民之前？壹個國家的政府權力，本應用於促進全體國民的利益，但被壟斷的政府權力，卻只會被用來反對全體國民的利益。如果執政者的權力，不是在自由和公平的政黨競爭中，通過爭取國民的授權而獲得的，而是利用武力篡奪並加以維持的，那麽執政者最關心的事情，就不會是促進全體國民的利益，而是極力鞏固自己的權位。他們甚至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也就是把壹個政黨的意誌，而不是把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作為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則。無論是他們所奉行的原則，還是他們所追求的目的，都將是和全體國民格格不入的。他們的使命不是保障和促進全體國民的普遍利益，而是謀求和擴大自己所屬政黨的特殊利益。

　　人們只要看看中國大陸當前的食品安全狀況，就會完全同意我在這裏所講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國，各種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但各級政府官員並不是在努力確保國民的食品安全，而是大力建立和推行特供制度，以優先確保他們自己的食品安全。這些人試圖在普遍的食品不安全的情況下，用公共資金為自己構築壹個普通國民不敢問津的食品安全孤島，就像他們為自己所構築的普通國民不得涉足的政治孤島壹樣。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的主權已被這些人所篡奪，因而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誌，中國民眾絕不會把執政權，授予這樣壹群自私和顢頇的人。

　　在正常情況下，執政者只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利益代理人，基於代理人對委托人的忠實義務，執政者應避免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出現利益沖突，在官員任用上則應惟賢是舉，極力杜絕裙帶關系。

　　但如果執政者已經篡奪了國民的主權，他們就會把政府權力視為自己的私產，不但在公職人員選拔中任人唯親，而且還要確保將權力壹代接壹代地傳給自己的後人。

　　另外，政府權力壹旦被少數人壟斷，這些人就不可能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盡力滿足自己對物質和經濟利益的貪欲。他們不但要占據所有有利可圖的職位，而且還將把所有的公共職位變成食利自肥的機會。國家公共資源的主要部分，不是用於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和境況，而是為他們自己提供豐厚的福利和待遇。當今中國官員貪腐的普遍和嚴重程度足以表明，人性中貪欲，若是得到不受約束的權力的激發和支持，總是會膨脹到常人難以想象的程度。

　　由權力壟斷所引發的普遍而嚴重的腐敗，不但會給全體國民造成沈重的經濟負擔，而且還會徹底敗壞整個社會的風紀。壹旦權力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主要手段，人們就很難靠自身的才智和勤奮，來改善自己的境遇。更多的人不得不努力接近和討好權勢，以求在不正當的資源瓜分中分得壹杯羹。要知道，許許多多的人，通常都容易向能左右自身利益和前途的權勢屈服，他們時刻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處境，當個人的才智和努力無法達到目的時，他們便很可能被迫走向歧途。這樣壹來，整個社會的道德氛圍，就不可能不日益惡化。

　　權力壟斷所帶來的政治特權，不但會激發掌權者貪得無厭的欲望，而且還會讓他們產生高人壹等的意識。他們將形成壹個與普通國民判然有別的特殊群體，並自認為天然具有統治他人的資格，其他國民則是在政治上無足輕重的老百姓。這些權力壟斷者甚至會把自己視為和普通國民完全不同的壹類人，好像他們是出自壹個與人類不同的物種。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員確實會經常聲稱，他們這些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但是，既然中國共產黨員已經成了與常人不同的異類，他們這樣壹群不正常的人，怎麽可能了解其他正常的中國人的願望與夢想，怎麽還有資格統治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正常的中國人？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組建政府並選任執政者，本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政府的目的和執政者的使命，是保護主權者本來就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賜予主權者本來不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執政者認為國民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機會，是源於自己的賞賜，就像子女認為父母的存在是出於自己的意誌壹樣荒謬和悖理。

　　不過，如果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這些權力壟斷者的品性和心智，都會被手中的權力所腐蝕和敗壞。他們將把自己視為與眾不同的壹類人，盡管每天都在壓制和盤剝自己的同胞，卻仍狂妄地認為，人們只是仰仗他們的恩澤，才有可能在這個國家生存下去。

　　他們總是自欺欺人地宣稱，他們的存在以及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對於國家和人民都是須臾不可或缺的，並時時處處以人民的施恩者自居。

　　實際上，在政治領域中，任何名義上的施恩者，都是實質上的壓迫者。人們的自由先於政府，而不是源於政府。在政府基於國民意誌而產生的情況下，這壹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政府既然是國民意誌的產物，它就不可能是國民自由的來源，因為說創造者的自由必須仰仗於被造者，顯然是極其荒謬的。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只是得到國民授權的委托代理人。如果執政者在履行其作為代理人的職責時，能夠恪盡職守、克己奉公，他們當然會得到國民的敬意。

　　事實上，對於那些曾為國民作出無私奉獻的人，公眾從來都不會吝嗇自己的尊重和敬意；而公眾發自內心的尊敬，也是眾多傑出之士服務同胞的主要動力之壹。但是，不管執政者有多麽傑出，也不管公眾對執政者的敬意有多麽深厚，執政者為公眾所提供的都只是服務，而不是恩寵，因為得到國民授權的執政者，從來都只是國民的公仆，而不是國民的恩主。

　　如果壹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基於國民意誌而產生，而是由壹群人用武力強加於國民，那麽政府不但不是國民自由的來源，反而是國民原有自由的終結。這群依憑武力統治壹國民眾的人，就是民眾的征服者。如果這群人來自國外，他們就是異族征服者；如果這群人出自國內，他們就是同族征服者。在這兩種征服中，政府的產生都是出於征服者的意誌，它的目的都只是為了使征服關系長期化和常態化。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統治，有可能非常嚴苛，也可能略顯溫和，但這只是壓迫程度的區別，並不能改變被征服者喪失自由的事實。在征服者看來，被征服者的財產乃至人身，都是可由征服者任意支配的對象，如果被征服者尚能保留壹些財產和“自由”，則完全是出於征服者的寬厚和恩典。正如那些先將路人洗劫壹空，然後又返還少許盤纏的劫匪，也常常會把自己想象成“盜亦有道”的俠客。

　　我們最好舉個實例來說明這壹點。例如，在推出免除農業稅和發放農業補貼的政策後，中國共產黨曾利用完全受控於自己的媒體，通過鋪天蓋地的宣傳，把自己美化成中國農民幾千年壹遇的大恩人。

　　但人們不妨想壹想，這些用來補貼農民的錢款，難道都是共產黨員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來的嗎？難道它們不是來自全體國民繳納的稅費嗎？如果農民所領到的補貼，並不是出自中國共產黨自有的財產，而是出自全體國民的財產，那麽它竟然冒充為農民的恩主，難道不是很可笑嗎？如果中國共產黨僅僅是喜歡冒充國民的恩主，人們最多只能把它視為壹個偽善的政黨。但若是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壟斷的政府權力，從國民那裏征收到名目繁多的大量稅費，並不是國民自我同意(通過由國民自由選舉產生，並能真正代表國民意誌的立法機關)的結果；而且它所征收的稅費首先是用來滿足黨政系統的需要以及政府官員的私欲，其次才有可能將少許剩余用到民眾身上，那麽，人們就完全有理由認為，它和那些向被劫者返還少許盤纏的劫匪，並沒有什麽實質上的區別。無論是劫匪自奉為“盜亦有道”的俠客，還是中國共產黨自奉為中國人民的救星，都不過是壹種自欺欺人的自我美化。這種自我美化既不能改變這些劫匪是壹群不折不扣的強盜的事實，也不能改變中國共產黨是壹群不折不扣的壓迫者的事實。

　　國民主權與結社自由

　　在中國，除了長期壟斷執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所謂的“參政黨”，但這些黨派的存在，並不能掩蓋中國缺乏政黨競爭和共產黨壹黨專政的事實，也不能掩蓋中國的國民主權已被執政黨篡奪的事實。因為，這八個黨派均在各自的章程中，明確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們和共產黨並無任何政治競爭關系，更沒有成為國民選任執政黨的替代選擇。面對國民主權被執政黨篡奪的事實，它們不但不去反對執政黨的篡權行為，反而極力支持和粉飾這種篡權行為，而國民卻仍要為這些被閹割的政黨，年復壹年地提供巨額的活動經費。可以說，這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的存在，非但沒有減輕中國人受到的壓迫，反而加重了中國人身上的負擔。

　　政治權力的壟斷，可為壟斷者帶來豐厚的物質利益，為了維護和擴大這種不正當的利益，壟斷者反過來又會極力鞏固自己的地位。

　　他們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和反對，經常殘酷地鎮壓異己和壓制異見。

　　因此，篡奪國民主權的權力壟斷者，總是毫無例外地具有貪婪和暴虐的特性。為了盡量解除人們反抗壓迫的手段和能力，他們不但嚴格禁止人們成立新的政治組織，而且還要剝奪人們壹般性的結社自由。

　　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但這種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並不意味著中國人真正享有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之壹的結社權。當我們說壹個人享有某項權利時，總是表示這個人享有在壹定範圍內自主行動的自由，他人不得侵害或幹涉這壹自由。必須承認，任何權利所包含的行動自由，都有壹定的界限。權利既賦予，也界定了權利人自主行動的範圍。

　　壹項權利的行使哪怕需要具備最苛刻的條件，只要這些條件尚有壹絲成就的可能，且只要這些條件萬壹成就，權利人即可在權利界定的範圍內自主行動，這項權利仍不失為壹項權利。但如果壹項“權利”的行使，不是取決於其條件成就與否，而要取決於“權利人”以外的其他個人或機構的同意，並且這些個人或機構可以獨斷地決定同意與否，那麽這種“權利”已完全不再成其為權利。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古代的奴隸也享有結社權(如果他們的主人同意的話！)。

　　這恰恰是中國人的結社權所面臨的境況。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三條的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並依照本條例的規定進行登記”。但該條例並未規定，在具備何種條件時，業務主管單位應當同意申請人的申請。這樣壹來，業務主管單位就可以任意和獨斷地決定，是否允許申請人成立社團。

　　該條例第九條還規定：“申請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由發起人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籌備。”這意味著，沒有業務主管部門的同意，人們甚至不能進行成立社團的籌備工作。

　　該條例第三十五條又規定，“未經批準，擅自開展社會團體籌備活動……由登記管理機關予以取締，沒收非法財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可見，中國人不僅沒有結社權，甚至也沒有結社籌備權。

　　在正常情況下，政府的組建和執政黨的選任，應當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並且政府的權力和執政黨的職責都是有限的。

　　為了防止被委托的政府權力背離它的目的，超越它的界限，進而演變成壹種壓迫性的力量，人們除了為權力的運行，規定各種嚴格的條件和程序外，還必須保留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動的自由。因此，在任何真正主權在民的國家，國民都享有充分的組建政治團體的自由。

　　在執政黨之外，允許國民成立和發展競爭性的政治團體，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1)便於國民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動，保衛由全體國民共享的國家主權，防止執政黨篡奪國民主權，並避免政府權力從保護性的力量演變為壓迫性的力量；(2)使國民有可能選擇和更換執政黨，因而是全體國民實際享有和行使國家主權的必要保障；(3)確保其他國民作為公民個體，能夠享有和行使與執政黨成員平等的政治權利。如果執政黨已經實際篡奪了國民主權，並企圖長期壟斷政府權力，那麽為了不讓其他國民通過政治結社而獲得反抗壓迫的能力，它就會完全剝奪國民的政治結社權，嚴禁出現挑戰其權力的政治組織。

　　少數人要想成功地對多數人進行壓迫，就必須在自身組織嚴密的同時，千方百計地使受壓迫者在政治上相互分隔與孤立。這樣壹來，盡管受壓迫者在人數上遠遠超過壓迫者，但由於他們每個人都只能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面對組織嚴密、全副武裝的壓迫者，因此仍不得不在壓迫者的壓榨與淩辱下忍氣吞聲、茍延殘喘。不過，主權篡奪者的罪惡遠遠不止於此。

　　人們組建政府和選任執政者，是為了讓自己的安全、財產和自由，得到普遍與可靠的保護，從而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條件下，從事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理想。人們可以期望政府為自己提供保護，但不應指望政府給自己帶來幸福，前者是政府的責任，後者則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沒有人能夠通過他人的施舍而變得幸福，每個人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事業的成功，實現人生的價值。

　　個體的努力，既是每個人自身成功的基礎，也是社會整體進步的動力，因為社會整體的進步，只不過是各個個體成功的總和。

　　人們不能指望他人的恩賜，但卻需要他人的合作。壹個人若是單槍匹馬，他的勞動和努力通常只能取得範圍較小的成效。任何有益的事業，要想具備較大的規模，產生廣泛的影響，都必須依靠許多人的通力合作。興趣相同的人聚在壹起，通過共同的活動，可以更好地發展自己的特長；誌向相同的人聚在壹起，通個共同的努力，可以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理想；信仰相同的人聚在壹起，通過分享各自的體驗，更容易達致良心的安寧與心靈的充實。總之，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人們不但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專長，成就更大的事業，而且還能開闊自己的胸懷，在人與人之間形成友愛和互助的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容易對自己所在的社會，產生壹種休戚與共的歸屬感和忠誠感。

　　不過，許多人共同致力於壹項事業，就必須具備壹定的組織形式，而壹群人以壹定的方式組織起來，進行壹項共同的事業，實際上就是組成壹個社團。但對於壹心想要維護專制統治的主權篡奪者來說，即使是非政治性的社團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人們如果在非政治領域裏，養成了結社的習慣，並掌握了運作和發展社團的能力，那麽，在受到政治壓迫時，就自然會想到通過共同行動和相互支援來反抗壓迫。專制統治者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往往對人們的非政治性結社也要嚴加控制，甚至不惜全面剝奪人們的結社自由。

　　壹旦人們的結社自由受到壓制，社會本身就將受到嚴重的損害。

　　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想要成立壹個宣傳環保的團體，政府會站出來阻擾；人們想要成立壹個從事慈善的團體，政府也要站出來阻擾；人們想要成立壹個傳播文化的團體，政府還是要站出來阻擾……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失去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也無法養成與他人合作與互助的習慣。對公共事務的共同參與，可以使人們學會溝通，互助互諒，註重說理，但這種有助於加強人與人之間思想交流的機會若是被剝奪，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就會越來越松弛，人與人之間情感也會越來越淡薄。

　　在壹個缺乏結社自由的社會，人們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公共品德則完全被窒息。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總是處心積慮地鼓勵和助長國民身上的這種孤立主義傾向，因為他們害怕人們交流共同的需求，形成共同的情感，采取共同的行動。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既因為缺乏自由而沒有尊嚴感，又因為孤立無援而沒有安全感。為了緩解內心的焦慮，填補內心的空虛，人們只能拼命地攀附權貴，不顧壹切地追逐金錢。對權力的逢迎和對金錢的貪求，將成為整個社會最普遍的風氣，甚至連那些原本與這兩樣東西相隔很遠的領域，比如學術或宗教領域，也難以幸免被這種風氣所侵染。

　　這種有害的風氣，使整個社會道德沈淪、萎靡墮落。那些企圖長期壟斷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卻在實質上助長這種惡劣的風氣，因為這種風氣可以使人們的註意力遠離公共事務，故而最符合他們的心願。

　　畢竟，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以不義之道逐取不義之財，就只有越來越少的人會追問專制統治是否正當的問題。

　　如果壹個國家的國民享有充分的結社自由，人們就可以在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學會相互理解，與人為善，尊重規則，逐漸擺脫單純的壹己之私的羈絆，形成關心公益的公共品德。在這樣壹個由自由、友愛和有尊嚴的公民組成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將存在更多的同情與關愛，人們也將具有更多的分辨是非的知識，以及更強的判斷善惡的道德情感，社會風氣也將因此變得更為公正、善良和淳樸。

　　但如果壹個國家的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這些人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牢不可破，就希望其他國民都變成唯唯諾諾、奴顏婢膝的臣民，而不是自由獨立、具有公共品德的公民。中國共產黨經常宣稱，它要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誰都知道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強盛，首先在於國民是自由的、富足的和團結的；專制統治者的私利，則首先在於國民是軟弱的、貧困的和孤立的，因而永遠無力抵抗專制統治者的壓迫。民族復興和專制統治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復興要求國民強大有力，專制統治則要求國民軟弱盲從，這兩種不同的要求，顯然是相互對立的。

　　專制統治者極力剝奪他人共同行動的自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喜歡自由，而是為了讓自己獨享為所欲為的自由。這些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為了滿足自私和邪惡的統治欲望，為了永遠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腳下，甚至不惜讓整個國家墜入腐敗、冷漠和不公的深淵。為了建立自己的專制統治，他們先是不擇手段地奪取整個國家的權力，而為了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他們又要不計後果地用權力去敗壞整個國家。

　　國民主權與軍隊國家化

　　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是執政權唯壹正當的來源。任何政黨要想合法地取得執政權，都只能努力制定符合國民利益的政策，並向國民闡明自己的施政計劃，以說服國民將執政權授予給自己。

　　從相互競爭的不同政黨中，選擇適合執政的政黨，是國民行使主權的主要方式。如果壹個政黨用武力壓制甚至消滅其他的政黨，它就不但侵犯了其他政黨(及其成員)的平等政治權利，而且也侵犯了全體國民的主權，因為它已經剝奪了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選任執政者的權力。

　　實際上，政黨完全不應擁有專屬於自己，或是只聽命於自己的武裝。如果政黨擁有自己的武裝，並在政治競爭中動用武力，就必然會使國家要麽處於內戰狀態，要麽處於奴役狀態。壹個政黨若是對政治對手動用武力或威脅動用武力，其他政黨只要有可能，就壹定會為了自保而組建自己的武裝。這樣壹來，政黨之間為了爭取執政權而開展的競爭，就從和平方式的政策之爭，變成了戰爭方式的武力之爭，國家也就因此陷入了內戰狀態。而如果在壹個國家，只有執政黨擁有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武裝，並以之作為自己壟斷執政權的武力基礎，那麽這個政黨與其說是執政者，不如說是壓迫者，因為它事實上已用武力篡奪了國民主權，並使整個國家處於政治上的奴役狀態。

　　正當的執政權只能源於國民的授權，而得到授權的執政黨則是全體國民的利益代理人。在主權者與執政黨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授權的目的、內容和期限，都取決於作為委托人的主權者的意誌，主權者始終享有撤回授權和另選執政者的權力（註1）。但如果執政黨擁有壹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完全聽命自己的龐大的軍隊，那麽主權者與執政黨的委托-代理關系就將被徹底顛覆。因為，壹旦執政黨掌握了讓國民無可抗拒的武力，國民和執政黨之間的政治關系，就不再取決於國民的意誌，而是取決於執政黨的意誌。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委托-代理關系，而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執政黨不再是國民的利益代理者，而是國民的武力征服者。

　　試想壹下，壹群中國共產黨員利用壹支絕對聽從黨的指揮的軍隊，完全無視全體國民的意誌，長期壟斷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和壹群外國人(比如說日本人)，通過武力征服在中國建立異族統治，這兩者之間到底能有什麽區別？或許兩者確實有壹點區別：外國人的統治只是單純的壓迫，而共產黨人的統治則同時包含著背叛，因為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竟然不惜壓迫自己的同胞！政黨不應有自己的武裝，國家卻需要有自己的軍隊。軍隊的正當和崇高的使命，就是使自己的國家免受他國的軍事侵略或威脅，而不是在國內政治競爭中，充當某個政黨的家丁和打手。應當承認，即使真正由全體國民共享主權的民主國家，軍隊仍可能交由某個政黨(或其領袖)來指揮。但這種對軍隊的指揮權，只是執政權的壹部分，而執政權則來自國民的授權。在民主國家，軍隊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功能，都與專制國家完全不同。

　　首先，在民主體制下，軍隊並不聽命於任何政黨，而是聽命於以合乎憲法的方式所產生的文官政府。壹個政黨的領袖，只有在得到國民授權成為政府首腦後，才能基於其作為政府首腦的職權，同時獲得對軍隊的指揮權。

　　其次，在民主體制下，政府首腦對軍隊的指揮權，具有嚴格的目的限制，即軍隊只能用於保衛國家利益，而絕不能用於國內政治競爭。政府首腦若是為了自己所屬政黨的利益而動用軍隊，他手中的權力便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為他已經嚴重違背了國民對他的委托，從壹名執政者變成了壹名叛國者。

　　在民主國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享有者，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軍隊必須實行嚴格和完全的國家化。在軍隊國家化的狀態下，只有得到國民授權的人，才能在壹定期限內享有對軍隊的指揮權，且軍隊不能用於國內政治競爭，只能用於抵禦外敵侵犯，保衛國家利益。

　　但專制國家卻恰恰相反，軍隊不再是捍衛國家利益的公器，而是執政者用來壟斷權力的私產；軍隊主要不是用於保衛國家利益，而是用於執政黨對政治反對者的鎮壓。

　　2011年6月，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梁光烈先生，在新加坡被問到，什麽是解放軍應該保衛的核心利益。他當時毫不猶豫地回答說，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其次才是國家領土完整。人們在對梁光烈先生的直白感到驚訝的同時，也應該對他的坦率表示感謝，因為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向公眾承認這壹可悲的事實：所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際上只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衛軍。

　　在中國國民黨篡奪國民主權，實行壹黨專制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為帶領人們推翻這種專制統治，因而組建必要的軍事力量，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共產黨在打敗國民黨之後，能夠及時還政於民，並實行軍隊的國家化，那麽它將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解放者，它曾領導的軍隊也將是名副其實的人民解放軍。但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推翻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只是為了建立更徹底的專制統治，它所領導的軍隊也成了比國軍更純粹的黨衛軍。

　　在取得政權之後，中國共產黨壹直拒不實行軍隊國家化，但在奪取政權之前，它卻是軍隊國家化最有力的主張者。比如，毛澤東在1946年就曾說過：“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和廢止私人擁有軍隊，而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周恩來也曾表示，如果沒有軍隊國家化，各種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頭、用槍炮來商量，軍隊就會成為壹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壹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中國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之前，為了爭取國民的支持，主張的是軍隊國家化這壹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原則；在奪得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實行的卻是“槍桿子裏出政權”這壹野蠻和專制政治的信條。它在這兩個不同時期的兩幅不同面孔，本身就表明軍隊國家化才是符合民主原則的正當做法，因為壹個政黨在尚未取得政權時，為了得到更多國民的政治支持，總是會提出更加符合國民意願和國家利益的政治主張。

　　就事物的本性而言，在任何壹個國家，軍隊都是由這樣壹群人組成的，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同胞和外國人之間，作出最明顯和最深刻的區別。因為，和其他國民不同，軍人隨時都有可能被召集起來，參加壹場針對外國人的生死搏鬥，而他們搏鬥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同胞。軍人對外國人的無情，正是出於對同胞的忠誠。但執政黨要求軍隊奉行政黨化原則，則是在摧毀軍隊對同胞的忠誠，因而是在扭曲軍隊的本性，踐踏軍隊的榮譽。

　　當軍隊必須把維護執政黨對其他國民的統治，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使命時，那就意味著在執政黨和其他國民發生政治沖突時，軍隊必須站在執政黨壹邊。但其他國民卻是組成軍隊的那些將士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因此，壹個拒絕軍隊國家化，並要求軍隊必須保衛自身政權的政黨，實際上是等於向本國的軍人宣告：“妳們存在的主要作用，是確保我對妳們父母、兄弟和姐妹的統治，如果妳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膽敢不服從我的統治，妳們必須將子彈射進他們的胸膛，用坦克碾過他們的身軀，以便我可以永遠統治他們。”可以說，壹支奉行政黨化原則的軍隊，甚至比壹支雇傭軍還要可惡。雇傭軍在為某個政治勢力服務時，鎮壓的多是別國的人民，而奉行政黨化原則的軍隊，卻必須蹂躪自己的親人。如此可見，壹個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而要求軍隊把槍口對準自己同胞的政黨，是多麽的殘暴和邪惡！在中國，那些反對軍隊國家化的人，似乎總在不斷強調軍隊的榮譽，但不知他們是否真的相信，積極參與國內政治鬥爭真能為軍隊贏得榮譽。蘇聯紅軍的締造者托洛茨基在國內戰爭中大顯身手，朱可夫元帥則在抗擊德軍侵略時屢建戰功，而今天的俄羅斯人民難道不是認為，朱可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嗎？那些在抗擊日寇的戰爭中浴血奮戰的人，永遠都將作為民族英雄被中國人民所銘記，但國共內戰中的血肉橫飛，卻只會讓中國人為之惋惜。從人類歷史來看，內戰所造就的主要是悲劇，而不是功勛。

　　對於那些反對軍隊國家化的人，最有力的駁斥，就是首先指出他們的主張所包含的結論，然後再看看他們的表現是否合乎這壹結論。如果對於中國的軍隊來說，政黨化是比國家化更正確的原則，或者說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是比保衛國家領土完整更神聖的使命，那麽解放軍在1989年對“六?四運動”的鎮壓，就應該是壹樁比抵抗日軍侵略更光榮的戰績。但是，人們為什麽只看到解放軍整天都在渲染自己的抗日戰績，卻從來不敢承認自己對“六?四運動”的鎮壓行動？那些曾在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的人，為什麽要如此處心積慮地掩蓋自己的榮譽呢？實際上，人們難免要懷疑，那些曾參與鎮壓“六?四運動”的軍人，內心是否真的產生過壹絲壹毫的榮譽感，因為人們至今都不曾看到，有誰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參與過這壹鎮壓行動。相反，那些曾經極力主張鎮壓的人，倒是在競相撇清自己的責任。由此可見，甚至是那些手上沾有人民鮮血的人，內心也完全明白：軍隊贏得榮譽的唯壹途徑，是在戰場上擊敗敵國的軍隊，而不是在國內政治中甘當專制統治者的打手，並時刻準備把坦克開入本國首都的廣場。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屬於極權國家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國民主權與新聞出版自由

　　在壹個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專制國家，多數國民是純粹的受壓迫者，他們並無選擇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力。少數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則將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多數國民的利益、自由和尊嚴為代價，明目張膽地逐取自己的私利，寡廉鮮恥地放縱自己的貪欲。

　　與專制國家不同，在壹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可以通過公開和競爭性的政治選舉，自由選任執政者。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既是國民主權的主要體現，也是國民利益的重要保障。不過，如果國民作出的選擇不夠明智，被選任的執政者能力低下或是品性惡劣，這壹權力的作用仍將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完全落空。

　　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在選任執政者的過程中，必須努力使自己的選擇盡可能明智，而充分的信息又是明智選擇的前提。人們對執政競選者的情況了解得越全面，作出的選擇就越明智。但是，只有在相關信息能夠充分披露和自由流通的前提下，人們才有可能全面了解候選者的情況，這壹切都離不開新聞和出版自由。

　　新聞和出版自由不但有助於國民了解執政競選者的情況，而且還有助於人們了解在任的執政者履行職責的情況。如果執政者可以在不為人知的條件下行使權力，那麽即使是原本合格的執政者，也將難免利用手中的權力謀求壹己私利，從而損害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

　　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其意義不僅在於可以任命合格的執政者，更在於可以撤換不合格的執政者。但如果國民不了解執政者行使權力和履行職責的真實情況，他們便無法判斷執政者是否合格。在國民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即使執政者在不當地濫用權力，國民仍可能認為執政者是在忠實地履行職責，從而繼續任其掌握政府權力。

　　這樣壹來，盡管國民主權並未被執政者公開地篡奪，卻已被執政者秘密地竊取，因為政府權力已經從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共同利益的手段，偷偷地蛻變為少數執政者謀求個人私利的工具。

　　如果不了解執政者行使權力的真相，人們對執政者的選任權和監督權就會失去作用，而如果沒有不受政府權力壓制的新聞和出版自由，人們就不可能了解真相。除非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開辦媒體和出版書籍，並可以對執政者的所作所為進行充分和詳盡的報道，人們就不可能對執政者履行職責的情況，形成全面和準確的了解。

　　如果開辦媒體和出版書籍，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查和批準，那些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就壹定會只容忍聽話的媒體存在，只允許頌揚自己的書籍出版。執政者將通過對新聞和書籍的嚴密審查，確保只有對自己有利的文字，才能出現在公眾面前，以使公眾認為執政者公正又賢明，盡管他們實際上自私又顢頇。只有在有利和不利於執政者的報道和書籍，都能自由地呈現在公眾面前時，公眾才能根據各方提出的證據和理由，發現事情的真相，從而真正了解執政者的所作所為。

　　不過，了解執政者的所作所為是壹回事，理解這些作為可能產生的後果則是另壹回事。壹項公共政策可能造成的後果，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立即理解的，而為了判斷執政者是否合格，人們又需要盡可能充分和準確地理解，執政者的決策可能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並需要知道是否存在更為可取的替代政策。

　　為了使盡可能多的人對公共政策形成正確或合理的看法，唯壹可行的方法，就是允許每個人通過各種不同的公共媒介，對各種公共問題和政府決策進行獨立和自由的評論。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感興趣的公共政策發表看法，並提出自己的證據和理由，那麽各種不同的看法，就有平等的機會呈現在公眾面前，各項公共政策也將得到最全面、最深入的討論。只要是經過全面和深入的討論，正確的觀點最終總會被更多的人所認同和接受，因為只要有平等的展示自身的機會，真理總是能夠戰勝謬誤。

　　人是有理性的動物，而理性主要是衡量不同的證據和理由，並依證據和理由的份量得出結論的能力。各種不同的觀點及其證據和理由，如果能有同等的機會，以同等的詳盡程度呈現在公眾面前，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得到更強的證據和理由支持的觀點。這壹點是很少有人會否認的，因為否認這壹點，就等於否認人類進行認知和研究活動的可能性。

　　如果只允許某些人對公共政策發表看法，其他人則不準發表不同的看法，那麽人們的理解力就會成為這些人的偏見和私欲的犧牲品。沒有人是全知全能和無私無欲的，那些被特許發表看法的人也不例外。這些人既可能因為知識有限而發表錯誤的看法，也可能出於私利考慮而隱瞞真實的看法。如果不允許其他人在平等的傳播渠道上，對這些人的觀點進行反駁，這些人的謬誤和謊言就得不到及時的糾正，人們也就無法獲知公共問題的真相，更不能形成對公共政策的準確理解。

　　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的存在，意味著只有得到執政者特許的人，才有資格為人們報道事實，向人們發表觀點。執政者通過這種制度，屏蔽反對和批評自己的聲音，使人們只能聽到認同和贊揚自己的聲音。實行這種制度的執政者，無疑是壹群極其暴虐的人，因為他們為了能夠對國民進行政治上的奴役，不惜同時對國民進行精神上的禁錮。

　　在壹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實行自我治理。真知是壹切成功自治的前提，而獲取真知的唯壹途徑，就是不受限制的公共討論。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包括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內的表達自由，具有無比的重要性。表達自由先於其他壹切自由，是其他壹切自由的基礎和前提。因為，自由即意味著人們可以遵循內心的指引而行動，但如果人們的心靈本身都被權力所禁錮，自由又從何談起呢？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是和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在民主國家，政府只是保護和促進國民利益的手段，執政者只是全體國民的利益代理人。只要國民主權沒有被執政者所篡奪，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亦即自治者)，絕不可能容許執政者剝奪自身包括新聞和出版自由在內的表達自由。另外，全體國民和執政者之間的關系，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而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具有支配和主導作用的是委托人的意誌，而不是代理人的意誌。任何委托人都希望得到代理人的忠實服務，而不是甘願聽任代理人的任意擺布。

　　在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共享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存在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在國家主權被執政者篡奪的專制國家，則不可能存在新聞和出版自由，或者說必然存在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

　　因為，盡管專制統治者只是壹幫用武力篡奪國民主權，並壟斷政府權力的政治強盜，但在日常管理中，與動用武力相比，專制統治者更喜歡進行欺騙。

　　在專制國家，權力不受約束的統治者，本是普遍的政府腐敗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根由，但他們卻極力通過對公共輿論的嚴密監控，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恩人和救星。專制統治者往往罪行累累，真實面目醜陋不堪，但由於新聞和出版自由的缺乏，人們對統治者的惡行常常知之甚少，而人們的無知反過來又縱容統治者的野蠻與罪惡。

　　因此，各種在民主國家可算是駭人聽聞的政府暴行，在專制國家卻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

　　應當承認，在民主國家，政府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但人們可以通過自由的公共討論，發現政府中的弊端，並通過各種制度途徑，促使執政者不斷革除弊端。而在專制國家，統治者卻通過對公共討論的限制，千方百計地阻止人們發現政府中的弊端。發現弊端是革除弊端的前提，既然專制統治者甚至不允許人們發現政府中的弊端，也就不可能有意去革除弊端。

　　實際上，專制國家的最大弊端就是專制統治本身，而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的設立，最能表明專制統治者的暴虐與邪惡。在專制統治下，整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和公共輿論，都必須“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主管機關每天都在用壹條條禁令，使壹篇又壹篇的報道和壹本又壹本書稿胎死腹中、難見天日。

　　壹名記者歷經千辛萬苦完成的報道，只要有壹丁點冒犯權力的可能，就難以見諸報端；壹名學者運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辛勞寫出壹本書稿，卻必須接受對相關專題可能壹無所知的人的審查，並由後者任意決定書稿的命運，這種令人憎惡的做法，對記者、對媒體、對新聞，以及對學者、對書籍、對學術，都是野蠻的殘害和莫大的侮辱。

　　這壹件事不得報道，那壹本書不得出版，這些禁令表面上只是侵犯了媒體和作者的表達自由，實質上卻是在貶低全體國民的人格和尊嚴。這些禁令完全是在向全體國民宣告：“妳們根本就沒有資格了解這件事情的真相，也沒有資格閱讀那本書稿的文字。”壹個人與壹頭豬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人具有豬所沒有的理智，而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唯壹目的，恰恰是剝奪人們自由運用理智的資格，也就是盡量縮小人與豬之間的差別。專制統治者確實希望國民忘記自己是有理智的動物，並能像豬壹樣容易滿足，只需有足以果腹的食物，就會對統治者感恩戴德。

　　那些為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制度辯護的人可能會說，這壹制度可以防止人們免受虛假和錯誤觀點的毒害。但這壹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只有通過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討論，人們才有可能判斷壹種觀點是真是假，是對是錯。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是對公共討論的壓制和禁錮，它唯壹的作用，就是剝奪真相和真理戰勝謊言和謬誤的機會，其結果恰恰是使虛假和錯誤的觀點暢行無阻，並且長期得不到糾正。

　　可以說，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是世界上最蠻橫和最荒謬的事情：壹小幫人對整個社會懷著絕對和無限的不信任，卻要求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判斷力和公正心懷有絕對和無限的信任；坦蕩公開表達思想的人，必須由壹幫藏在暗處的人，以秘而不宣的標準和不可告人的方式進行監控，這是壹個社會理智蒙昧、道德沈淪的主要原因。

　　在今天的中國，眾多的黨政機關每天都在對公共輿論實施嚴密的監控，每天都有大量的言論被這些機構蠻橫地查禁。如果說這些被查禁的言論真的會給人們產生有害的影響，那麽可能的情況就只有兩種。第壹種可能是，為了審查哪些言論需要查禁，哪些不需要查禁，這個國家的言論檢查官們每天都會閱讀到各種有害的言論，因而是整個國家受毒害最嚴重的人。但既然他們是受錯誤言論毒害最嚴重的人，他們怎麽有資格決定十三億多中國人該閱讀什麽，不該閱讀什麽？第二種可能是，那些言論檢查官不可能受到錯誤觀點的毒害，因為他們是整個中國最有智慧的人，他們通曉各個領域或專業的全部事實和真理，因此無需通過公共討論，便能判定各種觀點的是非對錯。相比而言，其他十三億多中國人則要愚笨得多，他們只是壹群糊塗、頑劣和缺乏判斷力的可憐蟲，因此沒有資格讀到除言論檢查官恩準之外的任何文字。

　　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國人會承認第二種可能性。就我個人而言，我絕不會相信，那些言論檢查官(壹小幫躲在暗處從事壹種見不得人的勾當的人)所擁有的智慧，真的已經超過了其他十三億多中國人智慧的總和。如果十三億多中國人的理智已經如此孱弱，以至必須依靠那些言論檢查官，通過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等諸多權力的管道，把事先調制好的精神食糧餵進自己的頭腦，那麽我真看不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能有什麽前途和希望可言。

　　實際上，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做法，絕無任何正當性可言。

　　專制統治者實施這種做法，絕非出於任何正當的目的。他們唯壹的目的，就是盡量使國民變得懵懂無知，從而無法看清他們作為篡權者的真實面目，以及他們的篡權行為所產生的各種罪惡與不公。另外，專制統治者對異見者的打擊總是極其殘酷的。因為，專制統治者不但是壹群用武力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而且也是壹個用宣教蒙蔽國民心智的詐騙團夥，而詐騙者怎麽可能不痛恨那些膽敢揭穿他們騙術的異見者呢？在專制統治下，人們不但要在現實世界受到壓迫，而且還要在精神世界受到禁錮。處於這種雙重奴役狀態下的人們，除了被迫變著花樣頌揚壓迫者的“偉大、光榮和正確”外，很難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思想成果。畢竟，當心靈本身都被囚禁在不見天日的暗室時，它又怎麽可能綻放出絢爛和耀眼的光芒？人們不妨努力想想，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多年裏，除了浮華排場以外，還能有什麽令中國人感到自豪的精神成果？中國共產黨壹直聲稱，只有在它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才能得到別國人民的尊重。我不知道，有沒有中國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如果真有的話，這些中國人等於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人根本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因此完全沒有資格自由決定政府的形式，或者自由選任執政者；它甚至認為中國人毫無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沒有資格通過自由表達和公共討論，去了解真相和追求真理；中國人有幸能夠被這樣壹個政黨所統治，真是壹件令人自豪和值得尊敬的事情。”大家不妨想想：中國人若是自我輕賤和乖張到了這種地步，真的還能得到他人的尊敬嗎？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做法，不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暴虐，而且還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虛偽。鄒韜奮先生終其壹生都在反抗國民黨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共產黨則壹邊用他的名字為各種新聞和出版獎項命名，壹邊卻又對新聞自由實行比國民黨更全面的壓制；馬克思在其《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壹文中，對書報檢查制度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共產黨則壹邊頌揚馬克思對普魯士政府的批判，壹邊卻又實行比普魯士政府更嚴密的書報檢查制度。這樣壹個毫無原則和誠信的政黨，壹旦掌握了壹個國家的統治權，無論它制造出多麽嚴重的苦難和不公，人們都不用感到意外。

　　中國政府壹直宣稱，中國並不存在新聞審查和書報檢查制度。

　　這種說法在以下意義上或許是正確的：中國的新聞審查和書報檢查，並不遵循任何明確的規則，因此並不存在制度性的審查和檢查，只存在完全聽任權力的任意與獨斷的審查和檢查。實際上，中國政府對人們表達自由的壓制，遠比新聞審查和書報檢查的做法更徹底。

　　中國嚴格實行黨管媒體的原則，壹切新聞媒體都必須由執政黨開辦或由執政黨控制，新聞媒體與其說是監督權力的公器，不如說是政治權力的私產。若是在壹個國家，壹群原本最應該受到輿論監督的人，卻是完全掌控監督工具的人，還能有什麽災難不會發生？當然，新聞和出版自由並不是沒有任何界限。但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絕不是對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正當限制。如果有人利用新聞媒體或其他出版物侵犯他人的權利，他們應該為此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這並不能成為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理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只不過碰巧被用作侵權的工具。在發生侵權案件時，承擔責任的應該是侵權行為人，而不是侵權工具。否則，如果有人用石塊傷人，政府難道還要對石塊實行管制？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實施犯罪行為，政府也只能在事後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對行為人進行法律上的懲罰，而不能以此作為實行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的借口，以便達到鉗制言論自由和壓制公共討論的目的。

　　需要強調的是，那些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對各級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進行批評的人，並不應因此受到任何處罰。因為，對政府機構及政府官員進行監督和批評，以免政府權力偏離其正當目的，是全體國民(因而也是每壹位國民)作為主權者不可或缺的權力。

　　這種權力是國民主權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位階上高於壹切政府權力，因而不受任何政府權力的限制。

　　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不但可以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對政府機構及政府官員進行批評，而且還可以利用新聞媒體和出版物，號召人們罷免現有的執政者，或是改變政府的形式。因為，既然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甚至可以實際行使改變政府形式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力，他們當然也可以利用各種媒介，通過各種方式，自由表達想要行使這壹權力的願望。如果改變政府形式或更換執政者的主張，只是少數人的想法，並不能得到大多數國民的認同，那麽就算有人表達了這種主張，也不可能引發實際的後果。而如果這種主張確實是大多數國民的想法，那麽除了那些已經篡奪或意圖篡奪國民主權的人以外，還有誰會去抗拒主權者的意誌呢？不過，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專制國家，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卻不可能得到統治者的尊重。專制統治者既然已經篡奪了國民的主權，他們就不但要否認國民自由變革政府形式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力，而且還要極力禁止國民表達出這樣的意圖。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把權力緊緊握在自己手中，是高於壹切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任何主張更換執政者的言行，都是必須嚴加懲處的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因為，專制統治者實質上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和壟斷政府權力的政治強盜；而既然是強盜，他們怎麽甘心自己搶到手中的東西，又被人們拿回去？

　　黨化教育的實質及危害

　　中國共產黨作為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壹直通過嚴密的新聞管制和書報檢查，剝奪人們的表達自由，壓制人們的公共討論，以使人們難以認清篡權者的真實面目，也無法看到篡權行為導致的種種惡果。不過，僅僅是限制或禁止人們的公共討論，仍不能讓專制統治者完全放心。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高枕無憂，他們認為還必須讓人們的心智，始終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從而徹底失去進行公共討論的能力。

　　專制統治本是人們絕大多數苦難的根源，但統治者卻要竭力使人們相信，它是人們幸福的保障。這種顛倒黑白的欺騙，只有在人們普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逞。但壹個人若是已經獲得了獨立思考和自主判斷的能力，就不大可能再失去這種能力。防止壹個人獲得知識是有可能的，但讓壹個人放棄已有的知識卻不大可行。因此，欺騙人們的最牢靠的辦法，是從小時候起便壹直欺騙他們，也就是從小時候起便開始禁錮和殘害他們的心智，以使他們從來就無法形成獨立思考和自主判斷的能力。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完成這壹罪惡使命的手段，就是系統和全面的黨化教育。

　　中國的學生，在小學階段要修讀思想品德課，在中學階段要修讀思想政治課，這是所謂的“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中小學德育工作規程》第三條的規定，“中小學德育工作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壹位”。

　　在大學本科階段，學生則必須修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論”等課程。甚至到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階段，學生仍需修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等必修課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與“自然辯證法概論”等選修課程。

　　黨化教育不但表現為在國民教育各個階段，開設壹系列的思想政治課，將共產黨的黨義和主張全面融入到教學之中，而且還表現為由共產黨的機關和幹部主持所有的院校，將全社會的教育活動完全置於共產黨的掌控之下。究其實質，黨化教育就是借助強制性的政治權力，通過各種教育和宣傳手段，將執政黨認定的哲學理論、政治學說和歷史論述等壹整套的意識形態，強行灌輸給所有的受教育者，以強化人們對執政者及其首領的認同和順服。

　　黨化教育作為壹種系統、全面和制度化的意識形態灌輸過程，其目的在於將執政黨的意誌強加給全社會，但執政黨在利用黨化教育對社會實施全面控制的同時，也將不可避免地使整個社會遭受全面的腐蝕和敗壞。因為，黨化教育的目的與正常的教育完全相反，後者力圖使人變得睿智、誠實、公正和友善，前者則刻意使人變得愚昧、虛偽、偏私和暴戾。

　　第壹，黨化教育使人變得愚昧。教育的本來目的，是為了讓受教育者成為有智慧的人。這就意味著在教育過程中，應當盡量鼓勵他們接觸和了解各種不同的學說，從而對事物形成全面和可靠的見解。壹個人只有時常將既有的學說，和不同的學說加以比較和參照，才能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糾正自己的偏見，完善自己的見解。這種教育過程，亦是受教育者不受拘束地運用自己的理智，去探求知識和發現真理的過程。因此，正常的教育，不但可以幫助受教育者進行知識上的積累，更可以促使他們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智識上的好奇心，從而使他們的理性和心智得到充分的成長與發展。

　　不過，壹旦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智識上的好奇心，人們就能夠對各種公共事務加以自主的研究，並形成獨立的見解。這對於那些實行專制統治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黨化教育的進行，就是為了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長期、系統的黨化教育，旨在把壹整套既定的學說和主張，強行輸入受教育者的大腦，並不容許他們對這些學說和主張進行質疑和辨析。

　　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必須認同執政黨的主張，頌揚執政黨的首領，而不能表現出任何懷疑或反思的傾向。受教育者的學習內容，被嚴格限制在壹定的範圍之內，他們耳儒目染的只是壹些陳腐的教條，因而難以具備廣博的學識和開闊的視野。同時，由於缺乏自由探討和論辯的空間，受教育者也難以形成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黨化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受教育者對權力表示順從，而為了強求普遍的順從，又必須在眾多的受教育者中強求壹律。這樣壹來，受教育者的個性必將被忽視，甚至被當成不守紀律的根由被壓制，從而使受教育者對新鮮事物缺乏興趣，對進8*步表示反感，並對未知事物和不確定性產生恐懼。

　　黨化教育最可怕的後果，是使受教育者產生對學習本身的厭惡。

　　由於受教育者從小就被當作被動接受陳舊教條的容器，而不是具有理智的主動求知的個體，因此對他們來說，學習將不再是壹種饒有趣味的理智歷險，而只是壹份令人厭惡的苦差。黨化教育通過剝奪受教育者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學習主體的尊嚴，使他們在喪失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同時，也喪失了對學習本身的興趣。

　　可以說，黨化教育不是極力助長受教育者對學習的熱情，而是從小就澆滅他們的熱情；不是努力激發受教育者的求知欲，而是從小就扼殺他們的求知欲；不是盡力促使學生的理性和心智得到充分的發展，而是從小就禁錮他們的理性和心智。共產黨在中國推行黨化教育，不是為了讓人們變得睿智聰慧，而是竭力使人們變得愚昧無知，因為被統治的民眾越愚昧，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就越穩固。

　　第二，黨化教育使人變得虛偽。在正常的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不但可以接觸和了解各種不同的學說，而且還可以不受阻礙地追隨自己的理性，不受約束的運用自己的心智，從而對各種事物和問題形成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們對權威學說的質疑，不但不應受到壓制，反而還應受到鼓勵，因為人類知識的進步，本來就是通過對成見的不斷修正和克服而獲致的。由於存在充分的自由探討和論辯的空間，受教育者可以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即使自己的見解不合乎權威學說，也不用擔心會因此而受到處罰。在這種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習慣於坦言心中所想，因而更容易養成壹種心口如壹的誠實品格。

　　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不能自由地對官方學說進行質疑或批評，而是必須放棄自己的判斷，完全被動地接受特定的理論和觀點。受教育者即使對官方學說有所懷疑，也會因為害怕遭受不利的對待，而不敢袒露自己的真實想法。他們經常要迫於外在的壓力，對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表示認同。但誠實無疑是構成健全人格和清白良心的最重要因素，當壹個人在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等重大問題上，都必須經常口吐謊言時，他又怎麽可能養成心口如壹的誠實品格呢？壹個連在精神和信仰方面，都無法誠實對待自己的人，又怎麽可能會誠實對待他人呢？正是通過迫使受教育者習慣於口是心非，黨化教育從小時候起就不斷扭曲他們的人格，扼殺他們的良知，腐蝕他們的心靈，最終使他們變成擅於自欺欺人的撒謊者。

　　第三，黨化教育使人變得偏私。正常的教育允許受教育者接觸和了解各種不同的學說，並鼓勵他們通過對不同學說的比較和參照，形成自己的見解與判斷。在這壹過程中，受教育者將學會公平對待各種不同的學說，讓它們有同等的機會展現在自己的理性面前，然後再以是非曲直本身為標準，來評判不同學說的利弊得失。不同的學說是由不同的人提出來的，受教育者壹旦學會了公平對待不同的學說，自然也容易學會公平地對待不同的人，從而逐漸習慣於對他人和事物，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

　　但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對官方學說的認同，並不是出於內心的確信，而是迫於權力的壓制。他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能充分接觸和了解各種與官方學說不同的學說，更談不上對不同學說，進行自由的比照和公正的評價。黨化教育從人們還是幼年時起，就在不斷削弱人們的公正心，因為它迫使人們在看待不同的事物，以及對待不同的人物時，習慣於依據權力的意誌，而不是以是非曲直本身為標準。

　　黨化教育迫使人們尊崇權力，不分是非，這和專制統治是相輔相成的。在專制統治下，特權肆虐，公義不彰，人們改善自身處境的主要途徑，不是展現自身的才智和美德，而是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討好手握大權的人。在專制國家，人們最熱衷的不是追求真理和持守正義，而是奉迎權威和取悅權力。由於能得到權力垂青的人畢竟有限，那些競相爭取權力青睞的人，除了用盡心思巴結權勢人物之外，相互之間還必須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因此，在專制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到處都充斥著諂媚、賄賂、中傷、排擠和背叛。在這種國家，壹個人若是難得地具備了公正的美德，對他人將是壹種不便，對自己則是壹種危險。

　　第四，黨化教育使人變得暴戾。在正常的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不但可以通過比較和參照各種不同的學說，形成自己的見解和判斷，而且還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在這種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不但自己作為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受到了必要的尊重，而且也能學會尊重他人，即使是對那些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也能保持寬容和友善的態度。

　　黨化教育則恰恰相反，它專斷地樹立壹種唯我獨尊的官方學說，並且不容分說地將其強加給所有的受教育者。在黨化教育體制下，受教育者對官方學說表示認同，並不是因為在參照了各種不同學說之後，仍然確信官方學說是正確的，而是因為不這樣做將會遭受不利的對待。長期置身於這種壓迫性教育環境的人，當然難以學會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看待不同的意見，也難以學會以寬容和友善的態度，去對待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黨化教育使受教育者壹直遭受專斷的壓制，不能自由形成和發表自己的看法，無法感受到作為有理智的學習主體應有的尊嚴。長期受到專斷壓制的人，總是傾向於以同樣專斷的態度對待他人，他們既不懂得通過與他人進行平等的辯論，以獲得他人的認同，也不懂得通過為他人提供真誠的服務，以贏得他人的合作。因為，他們自己的壹貫遭遇使得他們認為，貫徹自身意誌和贏得他人認同的最有效手段，不是使他人對自己感到親切，而是使他人對自己感到畏懼。

　　教育的目的，本是讓人沒有拘束地運用自己的理智，以使人的心智得到充分的發展，而不是把人從有理性和良知的生靈，變成沒有理性的傀儡和沒有良知的牲畜。教育應該致力於讓人們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劃定人們必須思考的內容；應該致力於讓人們學會如何追求真理，而不是向人們宣揚既定的“真理”。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且容不下反對意見的人，根本不適合教育他人，更不適合管理整個國家的國民教育。否則，對於受教育者的心智來說，教育將不再是壹種啟發和培養的過程，而是壹種灌輸和壓制的過程。

　　真正的教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自由思考的權利，而不是極力限制或剝奪這種權利。自由思考的權利越受限制，人們離人的天性就越遠。共產黨在中國推行黨化教育，正是通過剝奪人們自由思考的權利，從小時候起就壹直絞殺人們的天性。

　　黨化教育強使人們根據統治者的命令，來評判壹件事情是真是假、是好是壞，或者是公正還是不公正。但每壹個人都是自己思想的主人，沒有人可以真正放棄自己在判斷和感情上的自由，如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壹定要強求他人和自己意見壹致，那只會迫使大家口是心非，從而破壞了信義，同時也慫恿人們阿諛奉承和背信棄義，從而破壞了公道。因此，那些想方設法要控制人的思想和心靈的統治者，可以說是壹群暴虐透頂的人。

　　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三條確立的黨化教育原則，中國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這等於是要求十三億活生生的中國人，必須在理智上服從幾個躺在墳墓裏的死人。統治者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強迫人們接受幾名死人的精神統治，這種做法是極其荒謬和野蠻的，因為它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現實世界中的情況不斷發生變化，人類的知識也在不斷進步，過去被認為是正確的觀點或適當的政策，到今天可能被發現是錯誤或不適當的。鑒於人類知識具有壹種不斷進步的趨勢，當前人的看法和現今的看法相抵觸時，後者往往更有可能是正確的。因此，從理性上來說，應當由今天的人們來判斷對錯，而不是由已故的死人來左右活人的判斷。

　　另外，前人既已故去，他們與現實世界已不存在任何利害關系。

　　因此，從道德上來說，也應由今天的生者來判斷對錯，因為伴隨這種判斷的後果，也完全是由生者來承擔的。死者既然對相關判斷已無任何實際的利害關系，也已無法承擔任何實際的後果，他們當然沒有任何資格來左右生者的判斷。當然，人們有時也會承認前人的壹些觀點是對的，但這是因為人們在經過自主判斷後，仍然認為它們是對的，而不是因為人們有認同前人觀點的義務。

　　如果今天中國人的看法與馬克思等人的學說發生沖突，任何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會承認，應該由今天的活人來判斷誰對誰錯。但是，中國共產黨卻顯然認為，那幾個躺在墳墓裏的死人，比十三億活著的中國人更有資格決定孰是孰非，並且有權力從墳墓裏控制中國人的所思所想。中國共產黨否認中國人有資格成為自己思想的主人，並為十三億中國人設定了壹項必須履行的義務，即必須在國民教育的各個階段，不斷地對馬克思等人的學說表示認同。

　　在中國實施的黨化教育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對於諸如“組成世界的最終本原是什麽”、“世界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使得事物存在和變化的最終原因和動力是什麽”、“世界是在空間上是有限還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是否有開端和盡頭”，以及“是否存在有別於物質的靈魂”等重大的哲學問題，十三億中國人並沒有權利和資格進行自由的思考，並獨立地得出自己的結論，而是必須接受和順服壹百多年前兩名德國人欽定的答案。

　　這也意味著，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就重大的哲學問題而言，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寫作，恰恰是十三億中國人完全缺乏自由探討的能力，他們充其量只不過是壹具具只知道進食和睡眠的肉體，對各種重大哲學問題的思考，只能由壹百多年前的兩名德國人來代勞。

　　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並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長期壟斷執政權的理論基礎（註2）。因此，中國共產黨壟斷國家權力的做法是否正當，首先要看馬克思主義是否正確。但對於馬克思主義正確與否，顯然應由全體中國國民，而不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判斷。如果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判斷，那就像由犯罪嫌疑人自己審判自己壹樣荒唐。若是由全體中國國民來判斷，那麽任何人都不能強求他們必須認同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種強求認同的做法，等於又否定了中國國民的判斷資格。中國共產黨迫使中國人必須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實際上是篡奪了中國人的判斷權力，就像是犯罪嫌疑人篡奪了法官的審判權力。

　　實際上，自主審查各個政黨的黨義和主張，並自由決定是否將執政權授予給某個政黨，本來就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應有的權力。

　　但中國共產黨先是篡奪十三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所享有的政治主權，然後又利用它所篡奪的政治權力，進壹步篡奪十三億中國人對自己心靈所享有的精神主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眼裏，馬克思這個已在墳墓裏躺了壹百多年的德國死人，遠比今天的十三億中國活人，更有資格決定中國的政府形式以及執政權的歸屬。這種荒謬絕倫和暴虐透頂的做法，可以說是壹切叛國行為中最嚴重、最惡劣的叛國行為，因為壹般的叛國行為只是出賣國民的外在利益，而這種做法出賣的卻是國民本身：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竟然不惜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心智和靈魂，囚禁在倫敦海格特公墓中壹座黑暗和狹小的墳墓裏！壹個國家的國民教育所遵循的原則，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所遵循的原則是密不可分的。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治能力為前提的，其國民教育旨在使國民成為有知識的人，因為國民的知識越豐富，民主政治就越成功。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治能力為前提的，其國民教育亦旨在使國民成為愚昧無知的人，因為國民越是愚昧無知，專制統治就越穩固。

　　在壹個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平等享有的民主國家，政府以及政府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實行自我治理的機制和手段。國民教育的基本目標，就是把受教育者培養成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因而具有自我治理能力的公民。民主國家的國民教育，實際上就是國民進行自我教育和教育後代的過程。

　　人類是這個星球上唯壹能夠主動追求進步的生物。既然國民都是有理智的生物，也就不可能主動壓制和扭曲自身作為人類所具有的追求進步的天性。因此，民主國家的教育，往往會盡量合乎人類追求進步的天性，不但要盡量反映人類知識進步的趨勢，而且要盡力推動人類知識進步的步伐。這就要求國民教育的開展，既要便於受教育者接觸和了解各種各樣的新知識，也要確保受教育者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表達自由，以利於知識的創新和進步。

　　但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專制國家，政府以及政府權力，只是專制統治者壓迫其他國民的工具。專制統治者在理智和道德上，均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資格。專制國家的教育，主要是為了壓制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扼殺他們的獨立精神，千方百計地使他們成為缺乏自治能力，只知道對統治者壹味順從的奴隸。

　　另外，專制國家的教育，完全違背人類追求進步的天性。它不是歡迎知識的進步，而是敵視知識的進步。國民教育的主要任務，不是努力使受教育者緊跟人類知識進步的步伐，而是用壹些過時和陳腐的教條，緊緊束縛受教育者的理智和心靈。整個國家的教育不是致力於社會的文明與進步，而是刻意使社會停留在蒙昧和落後的狀態，這可能是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最邪惡的事情。

　　從它所造成的各種危害來看，黨化教育確實是壹項極其邪惡的政策。中國之所以壹直實行這壹邪惡的政策，是因為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也就是那些嚴密控制國民教育的共產黨人，本身就是中國最邪惡的壹群人。這並不是說那些手握權力的共產黨人，生來就是邪惡的。他們之所以變成了最邪惡的壹群人，完全是因為他們背負著人世間最邪惡的東西，亦即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他們從人們還是幼年時起，就壹直不遺余力地荼毒中國人的心靈，完全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心靈，首先已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和毒害了。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沒有民主政治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區別

　　壹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壹群聚居在壹起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之所以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如果人們在尚未組成國家時，都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前提下，增進自己的財產，追求自己的幸福，並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促進彼此的利益，那麽，在組成國家之後，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應該得到更有效、更確當和更充分的保護，並且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也應該變得更便利、更廣泛。若是在國家組成之後，人們反而變得更不自由，財產權更不能得到保障，那只能是因為國家主權不再掌握在全體國民手裏，而是已經被少數人所篡奪。

　　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共同的利益，但如果國家權力被少數人所壟斷，這壹目的就會被背棄，國家就會淪為這些人謀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無論是壹個人、壹個家族或是壹個政黨，若是取得了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個人、這個家族或這個政黨獨有的利益，就會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由於到處都能得到吹捧和奉迎，他們將會變成他們自己的崇拜者，認為自己應當高人壹等。另外，由於獲得了為所欲為的便利，他們也不能總是審慎地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

　　壹個人壹旦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就必然會被這種權力所敗壞，這是建立在人類普遍經驗之上的普遍規律。擁有這種權力的人，他的人性中壞的因素，不再是受到他的外在環境和周圍的人的限制和約束，而是被許多人的阿諛奉承所激發和助長，從而使他最終成為公眾苦難的源頭。

　　只有全體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對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事務，全體國民應該享有最終的控制權。不過，即使是在壹個規模不大的國家，由全體國民時時聚在壹起，直接對每壹具體事項作出決定，也是完全不可行的。對於相同類型的事項，人們可以事先制定普遍適用的規則，這種具有普遍規範作用的規則就是法律。但在壹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的國家，甚至由全體國民直接制定法律，也不大行得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選出若幹代表，然後再由這些代表進行立法，全體國民的意誌將通過這種代議制度，間接地體現在立法中。

　　代議制民主政體可以確保全體國民作為主權的享有者，掌握對國家事務的最高和最終的支配權，同時每壹位國民都能夠平等參與主權的行使，並且具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平等機會。這就使得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相比，具有兩個顯著的優勢。

　　第壹，在專制政體中，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被人為地限制在很小的範圍之內，加之政治競爭的缺失，政府官員將不可避免地普遍表現出平庸和無能的特點。而在代議制政體中，所有的公共職位都向整個國家的才智和美德開放，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也就和整個國家壹樣廣闊；公開的政治選舉和充分的政治競爭，使得政府官員的才智和道德，不可能低於國民的平均水準。像歌唱演員和智障人士獲授將軍頭銜的現象，在代議制政體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註3）。

　　第二，在專制政體中，由於公眾無法約束公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因此既不可能防止普遍的政府腐敗，也不可能避免嚴重的社會不公。

　　而在代議制政體中，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控制，可以防止他們手中的權力，從服務於國民的手段，蛻變為謀求私利的工具。代議制政體不但能保障手握公權的人，具備相應的才智和美德，而且還能防止他們的才智和美德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專制政體則不但使自私和無能成為政府官員的普遍特點，而且似乎仍嫌他們對公眾的危害不夠嚴重，還要進壹步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去助長他們的貪婪和專橫。

　　在中國，有些專制政體的支持者認為，由於民眾的素質還比較低，中國不適合采用允許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生活的代議制政體，而應該采用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所謂威權體制。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擔任政府官職的能力和經驗，但只要存在公平的政治競爭和充分的新聞自由，絕大多少人都能看清，究竟哪壹位候選人最能代表自己的意誌和利益。當每位候選人都必須向公眾闡明自己的政見，並且新聞自由又能確保選民充分了解候選人以往經歷時，任何具有通常理智的人，都不難基於自己的判斷做出合理的選擇。我們最好還是不要侮辱十三億的中國人，總是認為他們只是壹群不知好歹的蠢貨，甚至是壹群連自己心中的追求、願望和情感都不能正常表達的低能兒。

　　認為中國人的素質配不上“壹人壹票”的政治選舉，這對十三億中國人不但是壹種侮辱，而且是壹種背叛。如果真像那些壹黨專政的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到了連壹張選票都填不好的地步，那麽人們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那些對自己的同胞實行專制統治的少數中國人，就壹定能夠奇跡般地避免這個民族的普遍弱點？斷言壹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其邏輯結論並不是由少數國民統治多數國民，而應該是讓整個國家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外國人的統治。這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秘而不宣的想法，因為它在政治上剝奪中國人自由選舉的資格，恰恰是因為它首先在理智上否認中國人自我治理的能力，並壹直迫使十三億中國人接受幾名外國死人的精神統治。

　　事實上，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優勢，不僅在於它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官員的稱職，更在於它有利於全體國民整體的進步。政府既是人們為管理公共事務而進行的壹套有組織的安排，也是對人類精神具有重要影響的巨大力量。代議制政體不但有助於把國民之中既有的才智和美德組織起來，以便它們能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作用，而且通過允許國民直接參與關系到國家巨大利益的行動，還可對哪怕是最底層的國民進行理智和情感的教育，從而促進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

　　在代議制政體中，全體國民既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也是國家主權的行使者。任何人想要取得執政權，都必須得到國民的授權。

　　為了得到授權，每壹位競選者都需要向國民公開闡明自己的政見，並盡力批評對手政見的不足。這種公開的政治辯論，無疑會啟發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思考，並增進公眾關於公共事務的知識。同時，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作用，公眾每天都能接觸到對執政者言行的報道和批評，以及關於公共政策的各種不同看法，國民自身關於公共政策的觀點，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明智和健全。

　　更重要的是，在代議制政體中，普通公眾不但可以定期行使選任執政者的權力，而且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自由。對於公共事務的日常參與，有助於公眾形成較強的公民意識和公共品德。

　　在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想法，而是必須衡量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這就要求他們認真傾聽他人的想法，並遵循與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同的原則。在親身參與公共事務時，人們將不斷克服自己的個人偏見，超越自己的個人利益，在獲得更多公共知識的同時，也將強化對普遍利益的意識和感情。

　　人們對於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總是會傾註更多的關心，形成更強的感情。當壹個人切實感到自己是主權者的壹分子，因而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時，在他心中就會產生壹種牢固而持久的愛國之情。

　　但在專制政體中，情況卻正好相反。專制統治者只知道向國民發布專橫的命令，而無須向國民解釋各項政策的真實意圖，更不會容忍公眾的質疑和異議。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缺乏，專制社會不可能存在嚴肅的政策辯論和政治批評。無論是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還是構成這壹整體的每壹個人，對自己和國家的命運都沒有真正的發言權。

　　壹切重大的政策都出自高高在上的少數統治者的意誌，普通民眾所能做的只是被動和消極的順從，處於這種環境下的國民，既不能獲得健全的公共知識，也無法形成良好的公共品德。促使人們從事智力活動的主要誘因，是他們的思考結果有產生實際影響的可能和希望。如果壹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對公共政策毫無影響，他就不大可能經常關註和思考公共事務，因而也不能取得相關知識的進步。

　　政治參與的缺失，不但會妨害人們在知識上的進步，而且還會導致人們在道德上的退化。人們的行動範圍壹旦受到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感情也會相應地變得狹隘和不健全。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之外，整個民族就會變成壹群無知無識和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公眾的普遍利益，都不可能有很強的感情和熱忱。

　　可以說，專制統治者禁止公眾為自己的國家出謀劃策，實際上就是禁止國民關心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在專制統治者和真正的愛國者之間，總是存在壹種天然的敵對關系。因為，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都希望能指出和革除自己國家中的弊端，而在專制國家，少數人的專制統治，恰恰是整個國家最大的弊端。

　　代議制民主政體，有助於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專制政體則妨害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兩者之間的這種差別，完全是源於兩者內在邏輯的差別。代議制政體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代議制政體的成功是相互促進的。專制政體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專制政體的存續是相互沖突的。

　　國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能力越強，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政體，就越是缺乏正當性。因此，專制統治者為了延續自己的專制政權，總是要竭力阻礙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而他們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剝奪國民政治參與的權利，並壓制他們的新聞和表達自由。

　　專制統治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其壓迫國民的嚴苛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專制統治本身並無任何正當性可言，因為它完全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人們組成國家，將壹定的權力授予給政府，使政府掌握比任何個人或群體都更強大的力量，是為了保障人們不受彼此的侵犯。與此同時，全體國民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仍可對政府實施有效的政治控制，以防政府權力本身從壹種保護性的力量，蛻變為壹種壓迫性的力量。

　　但在專制政體中，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全體國民缺乏對政府進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政府權力反而成了少數專制統治者壓迫和侵犯國民的工具。人們組成國家，建立政府，本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在專制國家，政府權力卻成了最經常、最暴虐和最難以抵抗的侵犯的來源。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免於偶然的、較小的侵犯，而甘願遭受經常的、較大的侵犯。可見，專制政體違反了國家的目的和人類的理性，它的存在只能是武力強加的結果。

　　在專制國家，政府確實也會對侵犯他人的行為進行懲罰，但專制統治者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倒不如說是為了壟斷侵犯國民的特權。專制統治者懲罰零星和偶然的犯罪，只不過是為了便於自己實施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大家不妨想想，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裏，中國人因為普通刑事犯罪所受到的損失，與專制政權殘害的生命及毀損的財產相比，又能算得上什麽呢？那些為中國的壹黨專政體制辯護的人，最經常使用的借口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們通常委婉地稱之為“威權體制”)，至少可以為中國社會帶來穩定的秩序。但這些人顯然是在刻意將奴役混淆為秩序。秩序總是意味著，壹個人在享有壹定的財產和自由時，無需擔心會遭受他人的幹涉或侵犯，同時他也必須避免幹涉或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因此，壹個有秩序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的財產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和可靠保障的社會。相反，如果在壹個社會，某個特定的群體，可以利用自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他人，並可肆意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那麽後者所得到的就不是穩定和秩序，而只是壓迫和奴役。

　　在專制國家，專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恰恰就像是壹群不受任何法律約束，並可隨意侵犯他人財產和自由的匪徒。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其危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壹群普通的匪徒。普通的匪徒盡管也會侵害人們的財產和自由，但他們並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權力，也不具備廣泛和完備的組織形式，因此人們總是能很快找到對付他們的辦法。並且，在抵抗普通匪徒的過程中，人們甚至還會變得更加團結、機智和勇敢。

　　但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卻具有完備的組織形式，且掌握著正規的武裝力量，人們對他們的反抗不但極其艱難和危險，而且往往難以成功。因此，專制統治常常會壹代又壹代地存續下去，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的壓迫逐漸變得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從而徹底消磨人們的心智、活力和尊嚴。可以說，指望專制統治者為社會帶來穩定和秩序，是人們所能做出的最愚蠢，也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這無異於為了避免壹些小匪徒偶爾的侵犯，而甘願忍受壹群大匪徒經常的侵犯，或者說為了使自己的財產和自由得到保護，竟然去歡迎壹群具有毀滅它們的足夠力量的敵人。

　　國家主權是壹切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根源，任何未經主權者同意和委托的執政權，都是對國家主權的篡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民主權本身是沒有限制的。人們組成國家並掌握國家主權，是為了讓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能夠得到更可靠的保護，因此國家主權本身也是服務於某種目的手段。國家主權既然只是壹種手段，它就必須從屬於其目的，因而不應是無限的，因為手段壹旦失去了限制，就必將吞噬其目的。

　　如果國家主權不受限制，人們就等於創造出了壹種不可抗拒的權力，並使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處於無處可逃、毫無保障的境地，而這顯然與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相違背。國家主權只能是壹種有限和相對的存在，因為人們生活中的壹部分內容，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因而獨立於任何公共權力的控制之外。這就意味著，人們擁有壹些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任何侵犯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政治權力，都將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並由他們組成代議機構，以代主權者行使國家立法權。代議機構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可以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但它的立法權必須恪守如下原則或界限：第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首先，代議機構的立法權屬於廣義的政府權力之壹種，它源於國民主權，並在權力位階處於國民主權之下，因而不得以任何方式減損國民主權。而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即屬於國民主權的最重要權能之壹。其次，代議機構的組成人員都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的意誌始終高於代理人的意誌。國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批評，是國民表達自身意誌的重要方式，如果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的批評權，就等於是限制國民表達自身的意誌，但壹種低位階的意誌，並不能限制另壹種高位階的意誌。可見，國民的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完全是壹種不正當的僭越行為。

　　第二，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結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們組成國家並組建政府，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能夠侵犯他人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壹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他思想的壹部分，並且主要是關於來世的思想，因此並不屬於政府權力的正當管轄範圍。另外，壹個人擁有某種宗教信仰，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認為它是合理的，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感情偏好，認為它是可親的。但政府權力既不是衡量人們判斷對錯的標準，也不是決定人們感情取舍的尺度。

　　政府權力只能告訴人們什麽行為該做，什麽行為不該做，但不能告訴人們什麽判斷是對的，什麽判斷是錯的，更不能強求人們該喜歡什麽，該討厭什麽。任何利用權力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都是在做它根本不適合，也完全不應當做的事，因而都是僭越和暴虐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政府所能做的唯壹的事情，就是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任何個人或團體的侵犯，並避免讓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但在中國，政府不但通過立法將馬克思主義這壹無神論的信仰，淩駕於各種宗教信仰之上，因而構成對後者的歧視，而且還在國民教育中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因而構成對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壹個擁有宗教信仰，因而相信神的存在並贊美神的偉大的人，當他迫於政治權力的外在壓力，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對壹種無神論的信仰表示認同時，他的內心該是多麽痛苦和憤懣啊！第三，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任何個人或機構，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可任意剝奪國民的生命、財產或自由。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使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免受他人的侵犯。在組成國家之後，如果有人違法侵犯他人，就必須經由正當的法律程序受到相應的處罰，而處罰的嚴厲程度應與違法的嚴重程度相適應。但代議機構若是制定法律，使得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則顯然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而是壹種嚴重的叛國行為。

　　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違反法定的程序，專橫地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那麽它們就不再是在行使國民授予的政府權力，而是在實施純粹的犯罪行為。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遠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險得多，因為對於普通的犯罪，人們尚可向政府尋求救濟，而壹旦政府本身在實施犯罪，人們又能向誰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並且常常是受害人難以得到救濟，犯罪者容易逃脫懲罰。這也完全印證了前面說過的話：專制統治本身就是壹種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其實，既然那些在中國實行專制統治的人，本來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人們又怎麽能指望，壹幫強盜在奪取了權力之後，竟然會不再像罪犯壹樣行事？第四，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政府可以非經恰當補償，即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代議機構制定普遍適用的立法，確實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並不是獨立於個人利益的壹種特殊利益，而只是普遍的或多數人的個人利益。比如，政府為了建造壹所公立醫院，需要征收並拆除壹幢民房，可能確實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但這裏的公共利益，除了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所得到的就醫便利，還能是什麽呢？民房因拆除而滅失，是建造醫院成本的壹部分。對於壹樁行為的成本，最恰當的承當者，應該是這壹行為的得益者。因此，由因建造醫院而獲益的不特定多數人，通過稅收的繳納，來分攤建造醫院的成本，遠比由民房所有者獨自承擔更為公正。

　　在今天的中國，私人財產很難得到應有的保護或尊重，政府總是以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名義，對國民的私人財產予取予求。實際上，從來就不存在獨立於個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國家利益。如果壹個政權總是要求人們為了所謂的公共和國家利益，普遍地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那麽這個政權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國家利益的名義，竭力謀求特定範圍內的極少數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其實已經淪為少數專制統治者洗劫和掠奪國民的工具。

　　第五，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確需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但不得制定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立法。代議機構制定法律，是為了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私人爭端的準據，但對於此類問題，不同的人難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很難達成全體壹致的結果。

　　立法機關采納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全體壹致的議決規則，完全是立法事務本性的必然要求。壹項法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通過之後，即使是那些反對它的少數人，也必須受其約束。

　　不過，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本身，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

　　首先，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應是人們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的必要內容，若是缺乏這壹內容，人們通過組成國家所追求的目的，就不可能實現。人們獲取或是保留某壹國家的國籍，即應構成對這壹議決規則默示的同意。當然，對於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必須采納全體壹致的規則，那些不同意的人不應受其約束；但這些人的不同意，並不能使這壹契約無效，而只是把他們自己排除在這個作為政治組織的國家之外。

　　其次，在立法機構中，少數和多數並不是壹成不變的，在某項法律的表決中屬於少數的，在另壹項表決中又可能屬於多數。

　　最後，在壹項法律通過之後，對其表示反對的人，仍可繼續批評它的缺陷和不足，以爭取使自己的意見成為多數。多數人的意見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律，只是壹種必不可少的議決規則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有時候，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保障少數人表達異議的權利，對於壹個國家立法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多數人若是壓制少數人表達異議的自由，不但侵犯了少數人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的基本權利，而且也剝奪了自己發現和改正錯誤的機會。

　　在立法過程中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是壹回事，在立法中包含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內容則是另壹回事。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區別。比如，立法機構審議壹項法律，準備對公民個人年收入中100萬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比普通稅率更高的個人所得稅。盡管此項特別稅負涉及屬於少數的高收入國民，但由於它指向的是不特定的人群，並且這個高收入的人群每年都會發生變化，因此這項立法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就這項立法進行的辯論和表決，其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分歧，只是彼此對此項立法利弊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壹項立法要求國民中的某壹特定的族群，必須繳納比其他國民更高的稅負，此項立法顯然構成對這壹族群的法律歧視。

　　任何針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都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此都是不正當的。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在組成國家之前，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在組成國家之後，這種平等關系也不應發生改變，因為任何有著通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讓自己低人壹等，而組成或加入壹個國家。立法機構制定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就是使他們加入和留在壹個國家的目的喪失，因而必然會削弱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立法機構制定歧視性的法律，就是在促發國家的內爭和分裂。

　　人民代表大會是虛假的代議機構

　　立法機構既然不能在立法中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也就不應在立法中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因為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即是對其他國民進行歧視。但中國的現行憲法，卻對壹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即中國共產黨的成員，賦予了壹種壟斷國家執政權的特權。

　　壹部公然對絕大多數中國人進行政治歧視的立法，竟能在中國出現並延續至今，其原因只有兩種可能：(1)中國人具有自甘輕賤的本性，因此樂於通過立法將自己置於受歧視的地位；或者(2)制定現行憲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壹個虛假的代議機構，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誌和利益。只要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稍作考察，人們就不難發現，後者才是真正的原因。

　　壹個立法機構，只有當其成員是經由真正自由的選舉產生時，才可以說是代表選民意誌和利益的代議機構。自由的選舉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1)在選民方面，存在自主選擇的自由；(2)在候選人方面，存在公平的競爭；(3)在選舉過程方面，必須存在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以便選民全面了解候選人的經歷和政見。這三個因素缺少其中任何壹個，立法機構都算不上是選民意誌的產物，其組成人員也算不上是選民的代表。

　　但在中國目前的壹黨專政體制下，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政治選舉，因為壹黨專政和自由選舉是相互排斥的。自由選舉意味著選民可以自主選擇代為管理國家事務的代表，而壹黨專政卻意味著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在中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由執政黨通過各級黨政機關全面操控，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自由選舉。在這種完全受控的選舉中，選民和候選人並無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因而不存在任何意願的壹致和情感的共鳴。

　　如果有人膽敢在執政黨的掌控之外，獨立地參與人大代表的競選，總是會受到公權機關的百般刁難，甚至有可能被控以“破壞選舉”的罪名。實際上，那幫從上到下全面操控選舉的執政者，才是徹頭徹尾的破壞選舉的罪犯。真正的罪犯若是掌握了權力，正直和勇敢的人就會被當成罪犯來對待，這是人類經驗中再經常不過的事情。

　　除了自由選舉的缺失之外，中國現行的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也使得選民不可能對全國人民代表進行問責。在現行制度下，選民只能直接選舉縣級人大代表，並由縣級人大推選省級人大代表，再由省級人大推選全國人大代表。這樣壹來，掌握最高和最重要的立法權力的壹群人，恰恰是和選民交流最少、相隔最遠的壹群人。如果全國人大代表的表現令選民不滿，選民只能通過督促推選這些代表的省級人大，才可能對他們施加影響，而要敦促省級人大，選民又必須首先敦促推選出省級人大代表的所有縣級人大。可見，多級間接選舉制度，絕不是為了使最高級別的代表對選民負責，而恰恰是為了便於他們逃避對選民的責任。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不但使選民無法對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進行問責，而且還必將使選民的政治視野和政治感情，局限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因而難以產生對整個國家的深厚和持久的感情。只有通過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平時埋頭於日常工作的選民，才有可能接觸各種政策問題和政治意見，並有可能明白，甚至很遠的原因和發生在很遠地方的事件，也將明顯影響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有通過全國性的政治參與，壹個平日忙於本來職業的人，才有可能學會同情自己的同胞，與他們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情感，並自覺成為壹個偉大國家的壹員。

　　但如果只有省級人大代表這些為數極少的人，才有資格推選全國人大代表，其他選民就將被排除在全國性的政治生活之外。當壹個人自知自己的意見對國家事務毫無影響時，他就不大可能有關心國家事務的熱忱。而且，無論哪壹個人，當別人無須征求他的意見，即可作出影響他的命運的重大決定，他的地位顯然就低人壹等了。

　　壹個對國家事務漠不關心，並且自感在自己國家低人壹等的人，又怎麽可能產生真正的愛國心？多級間接選舉制度，把絕大多數普通選民排除在省級和全國人大選舉之外，絕不是出於任何正當的理由。既然普通選民可以選舉那些推選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人，他們怎麽就不能直接選舉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除非普通選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否則他們就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縣級人大代表)是否稱職，而如果他們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他們就幹脆連選舉縣級人大代表的權利都不配享有。相反，如果普通選民能夠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就意味著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而如果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他們就應該有權直接選舉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

　　壹項選舉規則若是缺乏正當的理由，就必定包含不正當的動機。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將每個省的選民排除在省級政治生活之外，並將全國選民排除在國家性的政治生活之外，因而不利於在國民之中形成普遍的共同情感和愛國心。但由於它能夠把政治選舉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因此非常有利於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權力的壟斷者，對各級人大選舉進行全面的操控。當然，由此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不再是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而是用來為共產黨的專斷意誌，塗抹壹層表面上的合法性的政治工具。

　　非經國民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不可能對國民負責，而不對國民負責的立法機構，也就不配得到國民的信任。中國的人大制度所導致的唯壹後果是，除了那些實際進行專制統治的人以外，又多出了眾多由國民供養的虛假的代議機構。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專制統治，已經給中國人造成了太多的不幸，而它為了掩蓋自己的專制統治，又不惜進壹步加重人們的不幸。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為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並企圖使人們相信，盡管絕大多數中國人不能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但他們的利益仍能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得到最好的照顧。這種自欺欺人的自誇，既不符合人類的普遍經驗，也不符合共產黨的實際表現。

　　從人類的普遍經驗來看，壹個人的利益，只有當他本人具有保護他的手段時，才有可能免於被他人所忽視。每壹個具有正常理智的成年人，都是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真正可靠的保衛者，這是人類事務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準則之壹。每壹個能夠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人，實際上都在自覺遵循這壹準則而行事。甚至是那些整天將利他精神掛在嘴邊的中共官員，也同樣時刻遵循這壹準則。他們若是購買房產，不是壹樣至少要先簽訂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之後再付款嗎？當他們自己不便出面持有財產時，他們不是首先想到讓最近的親屬出面持有嗎？既然他們自己都知道輕信他人是不明智的，他們怎麽好意思要求國民輕信他們呢？就人類事務而言，無論保護他人利益的意圖是多麽真誠，都不能使束縛他人雙手的做法變得正當，因為人們只有靠自己的雙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狀況得到積極和持久的改善。

　　中國共產黨壹方面剝奪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政治參與的權利，另壹方面卻自誇“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失去了政治參與的權利，不得不在政府的大門之外，可憐地仰仗少數主宰自己命運的人的垂憐，他們就不可能感受到作為主權者壹員的尊嚴。而壹個政黨若是極力貶低國民的尊嚴，又怎麽可能悉心照顧國民的利益？我們可以將今日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情況稍作比較。這兩個地區居住的都是中國人，所不同的是，臺灣地區的民眾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可以通過自由的政治選舉選任執政者。有誰能夠否認，在這兩個實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地區，只有大陸才充斥著政府權力對普通民眾的輕蔑踐踏，對私人財產的肆意侵奪，以及對無辜公民的殘忍迫害？在臺灣，民眾是社會的主人，執政者是民眾的公仆，執政者必須接受民眾的嚴格監督。而在大陸，執政者是社會的主宰，民眾只是專橫統治的對象，民眾時刻受到執政黨的嚴密監控。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穩定，對國民的監控可以說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壹個對自己的人民毫不信任的政黨，卻要求得到人民的無限信任，這難道不是天底下最自私、最乖張和最狂妄的行徑嗎？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表現，也足以表明它絕不是壹個大公無私的政黨。如果壹個執政黨真的毫無私利，在黨政官僚中就不可能出現如此嚴重和普遍的腐敗。大家可以做壹個簡單的思想實驗，仔細想想：我們所在地區或所在公職單位的中共官員，是不是真的比壹般人更廉潔、更無私？我相信，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會是否定的，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專制統治，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上，人們已不可能找到比中共官員更腐敗、更貪婪的生物了。如果在壹個政黨中，它的各個單個的官員多是腐敗和貪婪的，這個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就不可能是廉潔和無私的，因為壹群巧取豪奪的盜賊組成壹個團體，並不能因此就奇跡般地變成壹群大公無私的天使。

　　我們姑且後退壹步，不從各個中共官員的表現，來評價作為壹個整體的政黨，而只從它實行的政策本身來評價。中國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2006年曾披露，政府用公共財政所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以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外，各大醫院的幹部病房往往極盡奢華，而普通病房卻簡陋不堪。這顯然不是中共官員的個體行為，而是執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實行的普遍政策。誰會願意相信，實行這種極度可恥的公共資源分配模式的執政黨，哪怕還有壹絲壹毫的無私精神？另外，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壹直高得出奇的“三公”費用，也足以表明執政黨的自私和無恥。壹個把黨政公職人員的吃喝玩樂，擺在比民眾福利更為優先地位的政黨，竟然還壹直聲稱自己是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這已不再是壹個政治倫理問題，而是壹個精神病理學上的問題了。

　　在這裏，有必要對中國政府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稍作評論。財產是人們生存和自由的物質基礎，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其主要目的之壹，就是為了使自己的財產能得到保護。誠然，政府沒有巨大的經費就不能維持，凡從政府得到保護和利益的人，都應該從他的財產中拿出壹部分來維持政府的運轉。但既然政府只是國民實現壹定目的的手段，執政者也只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人們應該向政府繳納多少稅收，就不能由政府或執政者來決定，而應該征得國民的同意。

　　如果政府可以征稅的名義任意取走國民的財產，國民的財產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這顯然違反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目的。

　　並且，受托人可以任意支配委托人的財產，也完全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原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與其說是設立了保護自己的政府，不如說是供養了壹群搶奪自己的強盜。

　　只有“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征稅”，才是合理和正當的稅收原則，這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這裏所說的議會，必須是經由國民自由選舉所產生，因而能夠真正代表國民意誌的代議機構。由於組成代議機構的代表任期是有限的，並且同樣受到稅收立法的支配，因而不大可能濫設稅目。不過，如果立法機構不是經自由選舉產生，因而不能代表國民的意誌，甚或行政部門也可以隨意設立稅目，國民的財產就會成為執政者肆意掠奪的對象。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口號，意味著政府是稅款征收和使用的決定者。但任何壹個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那些將人們口袋裏的錢強行掏走的人，竟然會把搶走的錢，主要用回到被搶的人們身上。可以說，中國的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遵循的是純粹的強盜邏輯，並且是壹種與偽善相結合的強盜邏輯。它實際上等於是壹群強盜，在厚顏無恥地向人們宣稱：“我們把妳們的財產搶走，只是為了可以更好地促進妳們的利益。”最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共產黨壹邊自稱為最無私、最先進的政黨，壹邊卻又頑固地拒絕各國通行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大公無私，絕大多數中共官員就不大可能持有不正當的財產，官員財產的公示也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無私品格。而壹個執政黨壹邊竭力宣稱自己大公無私，壹邊又極力拒絕壹種可以證明自己說法的制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而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顯然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相反，如果執政黨拒絕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是因為中共官員的財產狀況，與他們宣稱自己無私無利的說法不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而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同樣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

　　代議制與責任行政

　　在基於普選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通過定期選任自己的代表，行使對國家事務的最終控制權，成為支配政府行動的主人。

　　在這種由壹切人治理壹切人的自治政體中，所有階層的國民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政府管理，並分享從政府管理中得到的教育和鍛煉。

　　在經由普遍的選舉所產生的代議機構中，每壹部分的國民都有自己的代表，每壹個人都可以指望有人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並且是當著反對者的面，經受相互辯駁的考驗。國家之中的每壹種利益和每壹種意見，都可以在不同的利益和意見面前，充分展示自身的論據和力量。在這裏，國民中占優勢的意見明白無誤地顯示它的優勢，政府的任何有違民意的政策或措施都將暴露無遺；在這裏，每壹個政黨都不得不極力審視自身政策的偏頗與不足，以免失去國民的支持；在這裏，每壹項政策的制訂，都必須公開闡明其理由，壹項政策被采納，是因為它的合理性得到了多數國民的認可，而不是權力強加或利用人們無知的結果；在這裏，各種有才智的人的意見，雖然暫居少數而不能被采納，卻不會被多數人輕蔑地忽視，而是同樣有機會被所有的人聽到，並有機會依靠自身的說服力得到日益擴大的影響。

　　代議機構中的成員，代表著國民中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為了保障這些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與考慮，所有代表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相互之間不能有任何行政隸屬關系。這種廣泛的代表性和代表之間的平等性，使得代議機構制訂的法律，可以真正成為國民普遍意誌的體現。

　　法律作為普遍適用的規範，在制定出來之後，必須經常加以執行，這就需要有壹個經常存在的權力**，負責執行被制定和持續有效的法律。在政府權力劃分中，制定法律的權力稱為立法權，執行法律的權力稱為行政權。立法權應當與行政權相分離，因為代議機構適合制定法律，但卻不適合執行法律。

　　立法者必須和國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深厚的同情感，這是確保法律符合國民利益的前提。代議機構成員的任期限制和定期的議會選舉，在壹定程度上可以達成這壹前提。但能將立法者和國民聯結起來的最牢固紐帶，是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親人，同對其他國民壹樣，必須完全平等地適用和有效。這就要求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不能是同壹批人。

　　如果同壹批人同時擁有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權力，就會給人性的弱點以極大的誘惑。這些人將壹方面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去制定暴虐和不公的法律以壓迫他人，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執法權，使他們自身免於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這樣壹來，他們便與其他國民有了不同的利益，並將使法律偏向於他們的私利，而這顯然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置立法權的目的。相反，如果立法權與執法權相分離，制定法律的人在法律制定出來之後，也將同樣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這種切身的約束，將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盡力謀求公眾的自由和福利，因為合乎公眾的自由和福利的法律，也合乎他們自己的自由和福利。

　　國家中的最高權力應該歸於代表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並且代議機構應當對行政權力加以控制和約束，這對於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確是必不可少的。但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和實際參與行政事務，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很多情況下，壹個人或壹個團體親自去做的事情越少，對事情的控制就越完全。比如，軍事統帥若是親自在隊伍中進行戰鬥，就很難有效地控制和指揮軍隊的行動。

　　另外，任何壹個團體，除非在其內部建立隸屬關系並有人統率，否則根本不適合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實際行動。而代議機構的內部並不存在隸屬關系，因為代議機構作為反映和衡量各種不同利益的立法團體，其內部成員之間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壹個成員之間地位平等的立法團體，最適合做的是對問題的考慮，而不是對決定的實施。當聽取和考慮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成為必要時，壹個進行充分審議和平等表決的團體是必不可少的。但對已經議決的事情進行實際的處理，最好交由某壹特定的人負責進行，因為，壹旦有更多的人可以幹預事情的處理，則不僅任何人心中都難以產生全力以赴的個人責任感，而且還會徒增有害的牽扯和掣肘。

　　立法事務的要點在於顧全和平衡各種不同的利益，因此立法團體必須具有足夠數目的成員，方能具有足夠廣泛的代表性。行政事務的要點則在於高效、穩定和壹貫，因此行政部門必須強而有力，為此又要求將行政權力集中於壹人。

　　行政部門必須采用單壹首腦制，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1)舉凡兩個或更多的人從事共同的事業，總有發生不同意見的可能。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就更有個人之間競爭和對立的特殊危險，並引發各種嚴重的分歧，進而有損行政部門的聲望，削弱其權威，破壞其職能；(2)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這些人之間的分歧很有可能使社會分裂成各走極端、不可調和的派系，並分別擁戴組成首腦機構的不同個人，而這顯然將威脅國家的團結和完整；(3)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容易掩蓋錯誤和逃避責任，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行政部門的失職，人們將無從確定誰應負其咎，輿論的約束也將因申斥對象不止壹人而失其效用。

　　對於集中的權力，需要配置集中的責任。從事物的本性出發，必須賦予行政首腦以強大的權力，而為了防止這壹權力違反其本來目的，又必須確保可以對行政首腦進行嚴格的問責。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無論是對總統制中的總統，還是對內閣制的首相，都設有多種約束和問責機制。

　　首先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權力的法律約束。就政府權力的功能而言，立法權力是為了表達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制定，行政權力則是為了實現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執行。基於手段從屬於目的的原則，行政權力的運用必須遵從法律，而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權力的內容、範圍和行使方式，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

　　行政首腦若是在行使權力時違反了法律，他首先可能遭受彈核與免職，這是他作為公職人員應負的政治責任；然後還可能受到普通的刑事處罰，這是他作為公民應負的法律責任。

　　其次是立法機構的預算約束。立法機構有權批準或拒絕行政部門的撥款請求，因而可以在不實際處理行政事務的前提下，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控制。國庫是壹個強而有力的手段，立法機構借助憲法賦予的這壹武器，可以糾正行政部門的各種偏差，並督促它實行壹切有益的措施。人們可以看到，在英國的憲法史上，壹個原本地位低下、無足輕重的議會下院，正是憑著對國庫的掌管，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和政治作用，並最終削弱了其它政府部門的壹切不正當的特權。

　　最後是行政首腦的任期限制和連任壓力。為了防止壹項強大的權力變得過於危險，最有效的辦法之壹是加以期限上的限制。這將為人們提供壹種手段，可以在不觸怒任何人的情況下，擺脫那些不適合繼續任職的人，並重新選任才智和德性更為傑出的人。在任的行政首腦若有連任意圖，就必須表現得令選民感到滿意(即使是不想或不再可能連任的人，為了自己所屬政黨的聲望和前途，也不敢在行使職權時玩忽職守)。行政首腦單是循規蹈矩，尚不能保住連任的機會，而是必需在嚴守法律的前提下，作出令選民普遍認可的業績，因為選民的投票並非法律上的評判，而是政治上的評判；他不但要讓自己的言行始終正當得體，還必須盡力督查屬下的行為，因為選民評判行政首腦是否稱職，不但要看他自己的表現，還要看整個行政部門的表現。

　　權力集中的必要，使行政部門存在著壹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行政首腦處於金字塔的最頂端，在握有最大權力的同時，也肩負最大的責任。這種權力與責任相壹致的狀態，甚至將在行政部門內部催生出有效的雙向監督機制，既可以保障行政部門有足夠的權力實現它的應有職能，又可以防止行政權力背離它的本來目的。

　　壹方面，人們無需擔心行政首腦竟會不去懲罰行為不當的屬下。

　　即使人們不能全然依靠他的品德，至少也可以依靠他的私心。只要在行政部門的範圍內出現了不當行為，人類性格的通常傾向，必將促使行政首腦及時懲處給行政部門招致公眾譴責的人，以避免公眾對行政首腦本人產生更大的不滿。

　　另壹方面，由於握有最大權力的行政首腦，也必須對法律和國民負責，下屬通常會有足夠的動力抵制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們知道，如果幫助上司實現不正當的圖謀，很有可能會和上司壹同身敗名裂，而如果因為拒絕配合而招致上司的報復，他們總可以訴諸法律和民意以保全自己。實際上，只要存在引發下屬抵制和東窗事發的可能性，往往就足以遏阻上級官員向下屬發出不正當的命令。

　　人們壹旦了解了立法權與行政權相分離，以及行政問責的壹般原理，就不難看出中國現有政體的落後與野蠻。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來自行政部門的官員人數是最多的人，因此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實際上是同壹批人。這些人總是把法律制定得暴虐和不公，並且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還要進壹步加重原有的暴虐與不公，而他們自己則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使自身免於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可以說，他們制定法律，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普遍的壓迫；他們執行法律，則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個別的壓迫。

　　大量的行政官員擔任立法機構的代表，不但使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合二為壹，而且還把行政部門中的隸屬關系帶進了立法機構。

　　由於代表之間的地位不平等，人們在立法機構只能聽到各種令人惡心的吹捧，以及各種令人咋舌的蠢話，卻聽不到任何真正自由和嚴肅的政策辯論。試想壹下，壹群平日對自己的上司唯命是從的人，怎麽可能在短暫的會議期間，突然變得敢於公開在上司面前力陳己見？這就難怪，從各地前往北京開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大都像是壹些沒有主見和靈魂的木偶，只是被人牽引著去完成壹場以舉手和鼓掌為主要內容的木偶演出。

　　值得強調的是，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只是政府權力的分立，而不是國家主權的分立。因為，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權力，都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主權本身卻是完整和統壹的。

　　在中國的現行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也是源於同壹個意誌，但卻不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是源於中國共產黨作為國民主權篡奪者的意誌。在中國，不僅各級行政和司法官員的任免，必須由上級黨組織來決定，甚至連各級人大代表也必須得到黨的組織和統戰部門的認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壹切權力又集中到七名(有時也可能是九名或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中。

　　這七個人實際上手握整個國家的最高政治權力，但全體國民卻無法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問責。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實在是壹種徹頭徹尾的寡頭專制政體。

　　在寡頭專制政體中，絕不可能建立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或官員問責制，因為在這種政體中，掌握最大權力的七個人，恰恰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方式行使權力的人。這七個政治寡頭要想統治整個國家，就必須依靠壹個具有足夠規模的官僚體系。為了確保各級官吏對自己的服從和忠誠，這些寡頭們不但不能及時追究各級官員的失職行為，反而必須放任他們徇私舞弊，讓他們得以牟取各種不正當的利益。只有當各級官吏普遍腐化時，他們為了得到權力寡頭的庇護，為了保住自己的私利和權位，才有可能對自己的上級保持死心塌地的忠誠。

　　假如官僚系統不存在普遍的腐敗，政治寡頭們將難以得到官僚體系的可靠效忠，他們的統治也將不再穩固。大家不妨想想：如果在整個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公職人員都是廉潔正直的人，他們怎麽會不惜背叛自己的人民，心甘情願地聽任幾名不負責任的政治寡頭的驅使？實際上，在普遍腐敗的寡頭專制政體中，甚至根本沒有正直之士的立足之地。壹名正直的公職人員，如果接到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能怎麽辦呢？如果他不願同流合污，很快就將面臨權力的報復。此時，他既無法求助於法律，因為法律本身就是任憑權力隨意掐捏的橡皮泥（註4）；也不能求助於民意，因為對於根本無需對民眾負責的權力，民意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當整個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裏，他們必定會成為壹切形式的腐敗的肇因。圍繞著這幾個人，將會建立壹個以腐敗為主要動力的政府和官僚體系。這個體系在不斷催生腐敗的同時，又不斷遮掩和保護腐敗。處於這個體系頂端的寡頭，絕不可能真心改革這個體系，因為任何實質的改革，最終都要指向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

　　為了遏制腐敗，就必須懲治腐敗，而要懲治腐敗，又必須及時發現和揭露腐敗。如果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真要反腐，為什麽還要容忍手下的宣傳部門，不斷地向新聞媒體發布禁令，以遮掩各級黨政機構的腐敗與醜聞呢？可以說，只要中國現有的寡頭專制政體不改變，不論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把反腐倡廉的調門唱得多響，都不過是欺世盜名的謊言。因為，他們自己手中的不對國民負責，因而不受國民約束的權力，正是普遍的政府腐敗的根源，而普遍的政府腐敗又是確保他們權位安穩的基礎。

　　那幾個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壹方面通過輿論監控使自己免於輿論的批評與質疑，另壹方面通過個人批示偶爾糾正下級的個別不當行為，以便把自己塑造成軟弱無助的老百姓的救星。但他們實際上是整個國家最自私和最冷酷的人。幾個人為了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壟斷在自己手中，竟然不惜剝奪十三億同胞擁有壹張選票的權利，從而把他們置於軟弱可欺的境地，這種自私和冷酷，可以說是超出了人類語言所能形容的限度。任何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樣幾個自私和冷酷的人，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麽進步。

　　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權力都是對國民進行統治的權力。在全體國民享有國家主權的國家，由於政府權力必須對國民負責，因此政府對國民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全體國民的自我治理。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因為每壹位國民作為公民個體，都必須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同時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又可以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

　　但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國家，多數人只能被動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卻無法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因此，在少數統治者與多數被統治者之間，就存在著壹種涇渭分明的對立。這種由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單向統治，實際上就是壹種不容抗拒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少數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爭取國民的認同，而是鎮壓國民的反抗。為了確保統治的穩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必然會形成壹種庇護和效忠的關系，以便在與民眾的對抗中結成牢固的攻守同盟。

　　那些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國民之間的壓迫關系，其實就是壹種處於準戰爭狀態的敵對關系。統治集團的成員只要努力維護專制統治的穩定，就不大可能因為侵害了民眾的權益而受到懲處，就像壹支與敵人作戰的軍隊，它的士兵很少會因為對敵人過於殘酷而受到處罰。

　　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先生，曾在視察武警部隊時，要求武警部隊“時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備態勢，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但壹支時刻準備作戰的武警部隊，它的作戰對象除了中國民眾之外，還會有誰呢？可見，中國共產黨作為壹個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團夥，它的最高頭目也十分清楚，自己所統領的執政集團，早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政府對司法獨立的否定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司法獨立的重要性

　　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政府的組建以及政府的形式和權限，都應該是出自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憲法即是這種主權者意誌的體現。憲法既是政府得以產生和取得權力的根據，也是國民用來約束政府行為的根本規範。

　　立法機構是政府的組成部分之壹，其立法權限也應由憲法所界定，不得超出憲法規定的範圍。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若是與憲法相抵觸，就不應該發生效力。否則，就意味著立法機構可以超越憲法所賦予的立法權限，並可以隨意侵害或削減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

　　若要認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否與憲法相抵觸，就必須對憲法和法律進行解釋。基於任何人不得擔任自身案件的裁判者的原則，這種法律解釋的工作，顯然不適合由立法機構來進行，因為立法機構若是可以自行裁決，其制定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憲法對立法機構的限制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認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否違憲，這壹工作最適合由法院來承擔，因為解釋法律乃是法院正當和特有的職責。賦予法院對法律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力，並不表示司法權高於立法權，而只是表明主權者(全體國民)的意誌，高於主權者的代表(立法機構)的意誌。

　　立法機構的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通過憲法所授予的，立法機構不得超越其被授予的權限，更不能進行授權時所明確禁止的事，比如，不得制定剝奪公民言論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等。如果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卻仍然有效，就等於說主權者的代表的意誌，竟然要高於主權者本身的意誌，而這顯然是荒謬和不正當的。因此，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如違反憲法，自當歸於無效。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將違反憲法的法律認定無效並廢棄不用，僅僅意味著，當法律所代表的立法機構的意誌，與憲法所代表的主權者的意誌相沖突時，法官應當受到後者的約束。

　　法官既然要承擔對法律進行違憲審查的任務，就必須保持對立法機構的獨立。如果法官缺乏獨立性，或者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由同壹種政治勢力所掌控，立法機構的違憲行為就無法得到抗衡與糾正。由於普通的法律往往比憲法規定得更具體、更有可操作性，法官甚至只能置憲法的條文與精神於不顧，優先適用違法憲法的法律規定。如此壹來，憲法中的規定就將形同虛設，憲法所確認的公民權利也將名存實亡。

　　例如，中國現行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卻又迫使所有接受國民教育的人，必須認同無神論的馬列主義。當壹位具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公民，被政府權力強迫對無神論思想表示認同時，我們怎麽能說他仍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又如，現行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和結社的自由，但全國人大制定的《集會遊行示威法》，和國務院制定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卻又任由行政機構獨斷的決定是否同意公民的相關申請。而壹旦公民基本權利的行使，必須取決於行政機構的任意和獨斷的裁量，這些權利就等於被完全剝奪了（註5）。

　　立法機構的職能是通過法律的制定，在觀念世界裏普遍地明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行政機構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法律的執行，在現實世界裏個別地決定公民的利益和負擔。對於每壹位公民個體而言，掌握著國家強制力量的行政部門是強大而難以抗拒的，因此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總是要面臨遭受行政權力侵犯的危險。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國民的確可以通過定期的選舉，對行政部門進行政治問責，但這種壹般的問責機制，並不適合對受侵犯的公民進行各別的救濟。如果公民個體的權益無法得到及時的保護和救濟，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所享有的主權，就會被行政機構通過個別的執法予以侵蝕和削減。

　　為了防止行政權力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或是為受侵犯的公民提供及時的救濟，有必要使司法機關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力，並可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和裁決。獨立於行政權力的司法，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最可靠保障，這是壹個已被人類經驗反復證明的真理。對無辜的公民濫施懲罰和隨意拘禁，歷來是暴政最常見的表現。

　　如果司法畢竟還有壹定的獨立性，受害者就可以向其尋求救濟。哪怕是通過司法程序將行政機構的暴虐行為公之於眾，也足以引起人們對暴政的憤慨和警惕，從而使行政權力多少有所忌憚。

　　但是，如果司法和行政權力掌握在同壹批人手裏，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就全完了。司法部門壹旦和行政部門聯合在壹起，它本身的軟弱必將使它淪為行政權力的附庸，司法部門非但不能成為抗衡行政權力的壹種獨立的力量，反而還將成為替暴虐的行政行為背書的工具(這其實正是中國的公安機關和法院之間關系的現狀)。法院壹旦淪為行政權力(包括警察力量)的附庸，行政權力對無辜公民的獨斷和蠻橫的迫害，就將獲得壹種有條不紊的司法處理的表象，受害者的冤屈和迫害者的暴虐，都將被煞有介事的司法程序的外衣所籠罩，因而不再引人註目。事實上，利用司法程序進行政治迫害，將無辜公民和正直人士入罪下獄，往往是專制政府最喜歡使用的壓迫手段。在這方面，中國政府顯然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在人類事務中，若能控制壹個人的生活，就足以控制壹個人的意誌。因此，為了確保司法的獨立，有必要使法官享有穩固的職位和薪酬，不能任由立法或行政部門左右法官的任期，或是減少法官的薪酬。對於經由嚴肅而公正的程序獲得任命的法官，除非其行為不當，否則不得將其免職。就司法活動的本性而言，法官的職位甚至不適合定期接受選舉政治的考驗。

　　在政治選舉中，無論是對立法機構成員的選舉，還是對行政首腦的選舉，選民都可以完全依據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感情偏好來投票，而這本身也是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應有之義。但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卻必須超越自己的感情偏好，完全平等和公正地對待每壹位當事人，無論他們是否討人厭惡。如果法官必須定期接受選舉的考驗，並可能由選民投票免職，則法官在審理每壹起引起公眾興趣的案件時，最重要的將不是考慮什麽樣的判決是公正的，而是考慮什麽樣的判決能夠得到公眾的贊許。這樣壹來，當事人的命運將由變動不居的公眾情緒，而不是由穩定可靠的法律來決定，法律和司法的本來作用也將因此而喪失。

　　司法人員的職責，是根據法律的規定審理和裁斷各類法律爭端，而判斷司法公正與否的標準，就是看裁判結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文義與精神。在壹個國家，由立法機關根據憲法確立的程序與權限所制定的法律，在其適用範圍內應被視為是最大的公意。法官依法裁判的行為，正是使這種公意得以實現的過程。

　　為了確保裁判的公正，法官必須超脫於法律以外因素的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來自政治權勢，還是來自公眾輿論。否則，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實現，體現在法律中的公意也將被犧牲。如果允許法官在法律之外尋找審判的依據，人們甚至無法判斷司法是否公正，因為除了公開施行、措辭嚴謹且彰顯公意的法律，任何其他的評判標準都不可能具有正當性。同時，人們也將無法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形成較為確定的預期，而這本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壹。

　　確保法官在判案時，不受偶發和多變的公眾情緒的影響，對於個別當事人和社會少數派的人權保護，是極其重要的。為了檢驗壹項原則是否妥當，最好把它放到最極端的情形加以考查。假設在壹起引發公眾廣泛關註的案件中，根據有效的法律規定，應判當事人無罪，但除當事人和法官之外的所有人都希望判當事人有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若是迫使法官作出有罪判決，就意味著所有人在共同對當事人做壹件不公正的事。因為，基於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原初契約，每壹個人都應該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每壹個人都有理由相信這種保護是穩定和可靠的。

　　除非經由莊嚴與合憲的立法程序廢除或修改現行法律，法律對人民整體和公民個體同樣具有約束力。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強使法官在法律之外加罪於個別的當事人，就等於是為當事人臨時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但以發生時並不違法的行為，對當事人施加懲罰，顯然是壹種極其暴虐的做法。這種做法即使出自多數人的意誌，也不改其暴虐的性質。為了避免這種多數人的暴政，實有必要盡量讓法官僅對法律和自己的良心負責，而無需選民的投票負責。

　　堅定而壹貫地守護法律和保障人權，是司法的最主要職責，這壹職責顯非任期不穩的法官所能勝任。如果法官必須時常接受選民的選舉，必將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過於遷就民意，從而削弱其惟以憲法和法律為準則的剛正品格。另外，由於人類事務本身的繁復性，法治國家的法律往往浩如煙海，必須長期鉆研和實踐，方能深入理解和熟練掌握。法官的任期若是短暫或不穩定，法官群體將難以達致必要的專業程度，從而有損司法的穩定、莊嚴和公正。人們設立法官職位，本是為了借助於法官的專業知識和素養，確保法律得到剛正不阿的適用。如果人們壹方面希望利用法官的專業素養，壹方面又經常迫使法官拋棄自己的專業判斷，並屈從於公眾的情緒與偏見，這顯然是極不明智的。

　　在政治上，有壹條公認的可靠原則：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權力越大，權力的期限應該越短；權力越小，延長權力期限的危險就越小。在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中，司法部門的性質和功能，決定了它的權力是最不危險的。立法機構不但掌握了財權，而且還可制定公民權利義務的準則，行政部門則不僅具有職位、榮譽和資源的分配權，而且還掌握著國家暴力機器。反觀司法部門，它既無軍權，也無財權，無法支配社會的力量和資源，甚至不能采取任何主動的行動。司法部門只能對人們訴諸它的具體個案，作出包含詳盡理由的裁判，而為了實施其裁決，它甚至還要借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

　　可見，獨立的司法權力，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重要保障，同時又不大可能構成對民眾自由的重大威脅，更不會導致對國民主權的篡奪。讓司法部門在審理具體案件時，處於壹種獨立於民眾情緒的地位，可以視為人民所采取的壹種謹慎而明智的措施，用以防止自身由於壹時盲目或激動，而作出錯誤或不公正的事情。

　　當然，司法獨立絕不是說法官可以不受約束，而是說法官在審理個案時，不應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幹擾。為了實現司法公正而對法官進行的約束，不是為了左右具體個案的審判結果，而是為了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處於免受法律之外因素幹擾的地位。例如，公開透明的訴訟程序、嚴密的法官行為規範及懲戒措施、嚴格的案件回避制度，以及自由的新聞監督，都是對法官的正當而必要的限制和約束。這些限制和約束不是為了左右案件的裁判結果，而是為了防止法官的審判行為脫離法律的軌道。對法官的限制和約束，是為了達致這壹狀態：對於法官來說，只有對案件依法進行公正的審判，才是最合乎自身尊嚴、榮譽和聲望的做法；不公正的審判將有損法官的聲譽，卻又無法為他贏得任何其它的利益。

　　如果法官不能獨立地審判，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法律本身也將形同虛設。司法活動的實質，是將普遍的法律適用於具體的案件，因此司法公正包含著兩個最基本的要求：(1)準確地認定案件事實；(2)正確地適用法律規定。但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那些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且親自審理案件的法官，卻不能獨立地對案件作出相應的裁判，而是必須順從其背後的政治權力的意誌。由於這些握有權力的發號施令者，壹方面並未通過親自聽審去全面了解案件事實，另壹方面又往往並不具備足夠的法律專業知識，因此不可能保障裁判結果的公正性。

　　當手握權力的人可以左右法官的裁判時，必將出現無窮無盡的司法弊端和觸目驚心的司法腐敗。在這種情況下，確鑿的證據和明確的法律，都不能確保人們取得通常可預期的判決。為了獲得對自己有利的判決，人們不得不把心思放在法庭之外，極力去接近和巴結能夠左右法官裁判的掌權者。久而久之，在這些掌權者身邊，就將圍繞著壹群阿諛奉承之徒，包括壹些淪為權力掮客的職業律師。

　　他們用盡壹切可能的手段，不厭其煩地向掌權者索要壹紙批文，以便以更高的價碼轉賣給當事人。

　　在中國，從現有的政治體制來看，所有的法院都必須接受執政黨的控制和領導，從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來看，所有的法官又必須聽命於自己的上級。因此，案件的結果，經常不是由親自審理案件，且需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來決定，而是由那些既不曾審理案件，也不用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掌權者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實際決定案件結果的掌權者，可通過避免在判決書上署名來逃避輿論的譴責；那些必須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則可通過托詞於上級的壓力來逃避良心的譴責。這就難免在使法官群體喪失職業尊嚴和權威的同時，也使整個國家的司法喪失最起碼的公正。在今天的中國，法官的裁判早已淪為可以隨意販賣的貨品，法律的規定，也已成為可以肆意毀棄的空文，這又有什麽好奇怪的呢？在壹個真正的法治國家，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任何個人或組織都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經常信誓旦旦地宣稱，“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但這顯然是壹句毫不可信的空話，因為基於中國現有的司法制度，中國共產黨必然要高居於法律之上，成為壹群不受法律約束的法外之徒。

　　壹個政黨的活動，是否處於憲法和法律範圍之內，本應由司法機關進行獨立的裁判，但中國的法院卻完全由政法委所領導，因此，共產黨的任何活動是否合乎憲法和法律，最終還得由共產黨自身來判定。這種由當事人擔任自身案件的裁判者的做法，完全違背了司法活動的本性，並使當事人實際上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而如果壹個國家的執政者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

　　2007年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先生，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會上，要求政法工作應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壹年之後，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王勝俊先生，又將“三個至上”確立為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

　　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壹提法，曾受到不少法律人士的批評甚至嘲諷。不過，王勝俊先生雖然並不具備擔任首席大法官所需的專業知識，但作為壹名資深的政治官僚，他呼應並大力宣揚這種荒謬可笑的口號，絕不會是毫無緣由的。壹項政策越不可思議，制定政策的人可能獲得的利益也就越巨大，因為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會冒著被眾人取笑的風險，提出壹些明顯荒唐卻又無利可圖的政策。將“三個至上”樹立為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這壹做法的目的，其實就是為政權權力幹預司法審判，提供壹種方便而堂皇的借口。

　　司法工作的作用，在於為兩個以上當事人之間的爭端，作出唯壹、確定和有約束力的裁判。司法裁判結果的唯壹性和確定性，有賴於裁判準則的唯壹性和確定性。自法律內部來看，如果對於壹個具體案件存在兩個以上可供適用的法律條文，而這些條文包含的法律規範內容是壹致的，這些條文不過是重復了同壹個裁斷準則；倘若這些條文包含的法律規範內容不壹致，裁斷者則必須求助於相應的法律適用規則(如“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壹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等規則)，以選定其中的壹個裁判準則。

　　無論如何，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裁判準則，絕不可能同時適用於同壹個案件。

　　在法律之外尚有司法裁判準則的情形亦可分為兩種：倘若法律之外的準則與法律的準則是壹致的，前者不過是不必要的重復；倘若兩者並不壹致，裁判者則必須決定何者具有適用上的優先性。在後壹種情形，裁判者必須在裁判中適用其中壹個準則，而忽略其他的準則。總之，這些不同的準則，不可能同時成為司法裁判的“至上”準則。

　　當法律規定與法律之外的準則不壹致時，司法案件的裁判最好以法律為準。這樣做的理由包括兩個方面。第壹，從技術上講，在壹切社會規範中，法律規範往往用語最為精確，含義也最為確切。

　　將法律作為司法裁判的至高準則，壹方面有利於公眾對自己的行為後果形成確定的預期，另壹方面也容易形成更明確的關於裁決是否公正的判斷標準，從而有力地約束法官裁判的任意性。

　　第二，從正當性角度而言，法律往往是由壹個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機構所制定，立法中的利益平衡和取舍，理應高於立法之外的利益考量。人們若是認為，有些利益重要到了可以讓法官在裁判時置法律於不顧，那最好還是將這些利益規定到法律之中。任何可以通過司法裁判得到實現的利益，都必然可以在法律之中得到規定。如果有些利益連立法機構在集思廣益和深思熟慮之後，都無法以明確的語言規定在法律中，人們怎麽可能指望，忙碌的法官們能夠在較短的審案期限內領悟到這些利益，並將它們體現在裁判文書中？在任何社會，明確的法律規定，以及民眾因知悉法律而產生的權利意識，都是對政治權力最重要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不斷增強，必然會讓那些習慣於擅權專斷的政府官員深感不便。實際上，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經常露骨地表示出對法律的不屑，以及因權力受到法律約束而產生的惱怒。“三個至上”的提出，只不過是在更高層次上，以更加理論化的方式，表現出對制約權力的法治原則的抵制與反動。

　　如果說法治原則意味著，法律是法官的最高上司，那麽“三個至上”則意味著，上司是法官的最高法律。不過，既然“三個至上”的口號，把“黨的事業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並列為司法工作的指導思想，那就表明黨的事業和憲法法律畢竟是有所不同的東西。

　　這也意味著，法官若是遵循“黨的事業至上”的準則，就有可能要放棄“憲法法律至上”的準則。由此亦可表明，所謂黨的事業，完全是壹種毀棄法律的事業，是壹種與法律所蘊含的公正精神背道而馳的事業。

　　結論

　　中國共產黨只是壹群國民主權的篡奪者，它在中國實行的壹黨專政統治，是壹種毫無正當性的權力僭越，也就是說，是由壹幫缺乏正當統治權的人所實行的非法統治。

　　中國共產黨既然是國民主權的篡奪者，就必然要剝奪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不可能容許任何政黨競爭。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不受挑戰，它甚至還要進壹步剝奪國民的結社權，以壓制國民采取共同行動的自由。

　　用武力篡奪的權力，也必須用武力來維持。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軍隊政黨化原則，已使由全體國民供養的中國軍隊，徹底淪為執政黨的黨衛軍。這種迫使軍隊與人民為敵的做法，既扭曲了軍隊的本性，也辱沒了軍隊的榮譽。

　　專制統治者不但需要用武力脅迫人民，而且還需要用謊言欺騙人民。中國共產黨為了掩蓋它篡奪國民主權、壓迫中國人民的事實，除了剝奪人們的新聞出版自由，還不惜利用系統和全面的黨化教育，去束縛國人的心靈，禁錮國人的理性。但壹個政權若是不遺余力地禁錮人們的理性，必然是因為它知道自己的存在違反了人類的理性。

　　在中國，整個國家的權力都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中，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可以恰當地稱為寡頭專制政體。在這種高度集權的政體中，虛假的代議機構通過法律的制定，對國民進行普遍的壓迫；腐敗的行政部門通過法律的執行，對國民進行個別的壓迫；孱弱的司法機關則純粹是政治權力的附庸，它非但沒有成為守衛公民自由的堡壘，反而成了摧殘公民權利的幫兇。

　　人世間最暴虐的統治者，就是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統治者。從這壹意義上，說中國正處於暴政之下，是壹點也不過份的。

　　因為，在今天的中國，最不尊重法律、最經常破壞法律的人，正是那些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和解釋法律的人。

　　中國共產黨曾推出過各種各樣的“理論”，企圖證明它的統治是正當的，但它的壹套又壹套的說辭，無不充滿了謊言和詭辯，根本經不起認真的推敲。實際上，壹個政黨完全壟斷壹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就是把本應屬於全體國民的國家主權，強行搶奪到自己的手中。這種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搶奪到手的行為，在任何人類社會都是毫無正當性的強盜行為。將這種強盜行為論證為正當合理的，是任何壹種人類語言都無法做到的，因為，否定強盜行為的正當性，恰恰是人類社會區別於動物世界的標準之壹。不過，至於這種行為能否用魔鬼的語言證明為正當的，那就只有魔鬼自己才知道。

中國政治概論 中央集權對地方自治的剝奪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在國際交往中，民族國家常被視為彼此獨立和內部統壹的實體，但在國內政治上，各個國家都存在壹系列的權力劃分，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壹個國家的憲法，往往有壹些關於政府權力的層級和地域劃分的規定，以提供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法律框架，從而確定這個國家的結構形式。

　　單壹制和聯邦制是兩種主要的國家結構形式，前者意味著中央政府握有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都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中央政府甚至可隨時廢除或設立地方行政區域；後者意味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擁有各自的權限，雙方在憲法規定的權限內，獨立地行使權力，不受對方的幹預。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是壹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單壹制國家。在對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進行評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厘定支配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正當原則。

　　基於歷史、地理、文化、經濟或族裔等方面的因素，國家常被劃分為大小不等的行政區域。因此，除了像新加坡這樣的微型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除了擁有壹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還擁有壹些僅對特定區域進行管轄的地方政府，並且需要通過立法界定它們各自的地位、功能和職權。

　　在正常情況下，全體國民是國家的主權者，政府則是主權者意誌的產物。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只是國民用來進行自我治理和促進共同利益的手段。既然政府的存在是為了處理公共事務，對於那些只與個人有關的事情，就只能由個人單獨決定，政府並無正當的管轄權力。這壹原則可以擴展至壹切純屬地方事務的處理：壹切僅涉及某個地區的事務，都應當完全由該地區的人們自己去決定。

　　試想壹個國家被劃分為若幹大小不等的省(或州、府)，每個省又被劃分為若幹面積各異的縣(或市、區)。各省必然都有壹些只和本省居民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些事情顯然只能由省內居民決定，而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轄；在每個省裏，各縣又必然有壹些只和本縣居民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些事情也顯然只能由縣內居民決定，而不能由中央或省級政府管轄。

　　對於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他人事務，人們不應橫加幹涉，這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道德準則之壹。在人類事務的管理中，如果有權作出決定的人，卻無需承當實施決定的成本和後果，這無疑是極不正當和極其危險的狀態。因此，在壹個國家，必須由全體國民(或通過代表)共同管理的，只能是全國性的事務，地方性事務則應當由當地居民通過地方政府進行管理。地方政府的產生和地方官員的任用，對他們進行監督和約束，為他們履行職責提供必要的經費，諸等事項的決定權，都不應屬於中央政府，而應屬於當地的居民。

　　每個省、縣、鄉鎮或村莊，不論大小，都有壹些特殊的利益，為其內部居民所共有。地方政府(包括代議和執行機構)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使那些共享地方利益的人們，可以自行安排和促進自身的利益。即使各地對其自身利益處理失當，只要不損害別的地區的利益，上級政府也無需加以幹涉，而應由當地居民自行糾正。

　　因為，壹項地方性政策是否得當，只有當地居民才有切身的感受，此項政策是否應當加以糾正或廢止，也只有當地居民才有正當的決定權。

　　當然，中央政府作為全體國民意誌的產物，既是全體國民共同利益的代管者，也是國家統壹的象征，其管轄權應及於整個國家的每壹寸土地。各級地方政府都是存在於壹國之內的團體或機構，如果它們可以完全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轄，那麽國家的統壹就無從談起。

　　因此，問題不在於中央政府是否對地方政府有管轄權，而在於在何種事務上有管轄權。這裏不可能詳盡列明此類事務的範圍，而只能簡要提及其中的重要方面。

　　首先，為了避免政府機構的繁復，地方政府經常要代為處理具有全國性意義的事務。對於這些事務，中央政府有權責令地方政府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切實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並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其次，對於某些本身歸入地方性的事務，中央政府仍可能制訂全國通行的準則，比如旨在普及義務教育的法規，或旨在保障校舍安全的法規等。地方政府若是違反了此類法規，中央政府則可正當地加以幹預。

　　再次，保護和尊重憲法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責。如果地方政府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專斷地剝奪人們的自由或財產，或是不能保障法律案件的公正審判，哪怕受害的只是當地居民，中央政府也有權采取壹切必要的措施，確保憲法中的規定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畢竟，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以及司法的公正等，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也是政府的首要目的。

　　另外，如果在某壹行政區域內，多數派企圖歧視和壓迫少數派，或者拒絕賦予外來居民以平等權利，中央政府也絕不能坐視不管。

　　最後，如果某壹地區的人們在處理地方事務時，損害到了別的地區的利益，上級政府當然有權對地區間的糾紛進行裁處。

　　可見，在全國性的事務上，中央政府可對地方政府行使管轄權，但在純屬地方性的事務上，國家權力必須尊重地方的自治權。國家權力和地方權力都必須恪守本分，地方權力不能為了地方的特殊利益，去侵犯全體國民的普遍利益，國家權力也不能打著普遍利益的幌子，去侵犯純屬地方的特殊利益。因此，壹種合理的國家結構形式，或者說對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合理安排，應當允許和確保國家統壹前提下的地方自治。

　　在壹個統壹國家之內實行地方自治，就意味著地方政府擁有壹些連中央政府也必須尊重的權力，而最適合這種情況的國家結構形式就是聯邦制。因為，聯邦制的關鍵之處即在於，各個行政區域都可以享有壹定的權力，因而不能被中央政府輕易地忽視。聯邦制旨在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互不損及對方特有的權力，在確保中央政府擁有足夠權力來管理整個國家的同時，也賦予地方政府以高度的自治權。

　　在中國，不少人對聯邦制懷有壹種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實行聯邦制必然會損害國家主權的統壹。這些人似乎混淆了聯邦制和邦聯制。邦聯制實質上是多個主權單位的自願聯合，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壹國家，聯邦制則是壹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政權結構形式。在聯邦制國家，就國際關系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對外代表國家，與其它國家簽訂協約，結成同盟，或是參與國家間組織；就國內政治而言，地方自治單位及其居民不但無權退出聯邦，而且還必須承擔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統壹的義務。聯邦制國家的中央政府，不但可管轄各個自治單位，而且還可直接管轄其中的公民個體。因此，聯邦制與國家主權的統壹，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內在的沖突。

　　人們甚至可以說，聯邦制更有利於鞏固國家主權的統壹，因為它最適合在國民之中培養真正的愛國精神。真正的愛國精神，總是起源於人們對出生地的眷戀。聯邦制由於尊重人們管理地方事務的自主權，承認人們在家鄉和社區事務中的政治重要性，因而有助於強化人們對出生地的感情。在情感的強弱等級中，人們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其次是村莊、鄉鎮和省市，最後才是國家。聯邦制順應了人們的自然情感，可為人們的愛國精神註入真實的內容和實在的利益，在個人與國家之間締結各種牢固的紐帶。

　　相反，那種排斥地方自治的中央集權制，則企圖通過取消這些中間環節，來縮短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系，最終的結果卻是摧毀了這種聯系。壹個人若是連自己身邊的事情都無權過問，他將很難對自己的國家產生深厚的感情。就像在壹所學校，如果不允許學生首先追求班級的榮譽，他們又怎麽會忠於整所學校的榮譽？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常常在剝奪人們管理地方事務自主權的同時，又不厭其煩地教導人們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乏味和冠冕堂皇的宣教，只能鼓勵人們喊出偽善的愛國口號，或是催生出短暫的狂熱情緒，卻不能在國民之中培育深厚而持久的愛國情感。

　　在中央集權制國家，所有的權力和利益都被集中到首都，所有的野心家和逐利者都在那裏大顯身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成功的前提就是遠離自己的家鄉，努力奔赴和擠進權力及資源的中心。人們對出生地的印象和感情日益淡漠，每個人都像外鄉人壹樣，在自己的國家奔波漂流、茍延殘喘。沒有任何地方能讓人們感到自己還有個祖國，對他們來說，祖國已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的感情在祖國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寄托。

　　有些人覺得，中央權力越是深入到國民生活的每壹個細節，國家主權的統壹就越牢靠。但這種似是而非的想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讓壹個人或壹個機構專門做壹件事，他們就更容易把它做好。中央政府作為全體國民的代表，本來就應該專心管理與全國性利益有關的事務，並努力維護國家主權的統壹。中央政府若是過多地涉入純屬地方性的事務，那就越過了其正當權力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的幹預不但有可能忽視各個地區的差異性，使地方利益成為劃壹政策的犧牲品，而且難以恰當、公平地衡量各個地區的利益，從而在各地播下怨恨和紛爭的種子。況且，任何壹個政府的資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中央政府壹旦過多地介入地方事務，就容易偏離它的本來目的，以致在維護國家利益和主權統壹方面力不從心。這顯然是歷史上眾多中央集權制國家最終趨於崩潰的原因，也是現今多數大國采用聯邦制的理由。

　　認為聯邦制當然不利於國家主權的統壹，這壹觀點既經不起理論的辨析，也得不到事實的驗證。例如，美國是壹個典型的聯邦制國家，但這並未影響它對自身主權的重視。在國際社會，美國可以說壹直都是對國家主權最為敏感和珍視的國家之壹。在國內方面，美國的聯邦制不但很少引發地方勢力對國家主權的挑戰（註6），而且還有效地克服了種族和宗教多樣化可能導致的治理難題，使不同的族裔和教派能夠在同壹個國家共處與融合。在美國獨立革命的初期，大陸議會不過是由各殖民地所派代表組成的臨時機構，它的職責僅限於向各殖民地提出建議。大陸議會不掌握任何強制性的權力，它既不能制定法律，也不能執行法律，但卻得到了北美十三州民眾的衷心服從，這種服從是當時歐洲的任何中央集權政府都未曾得到過的。

　　北美民眾遵從大陸議會的決議，對英王的武力鎮壓進行勇敢的反抗，並不是出於任何抽象的國家意識或空泛的愛國情緒(因為那時北美甚至還不是壹個統壹的國家)，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管理當地事務的自由，不受遠方的外來權力的專斷支配。

　　前蘇聯的解體，可能會被壹些人視為聯邦制失敗的例證，但只要稍加考察，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根據前蘇聯的憲法，蘇聯是壹個聯邦制國家，由十五個享有平等權利的加盟共和國按照自願聯合的原則組成，各加盟共和國甚至擁有自聯邦分離的權利。但是，由於壟斷執政權的共產黨具有高度集權的特性，再加上嚴格的中央等級計劃體制，蘇聯的聯邦制可以說是壹個十足的“贗品”。在前蘇聯，既不存在政府分支之間的橫向分權，也不存在政府層級之間的縱向分權，各加盟共和國並不享有真正的自治權力。莫斯科的專制統治和政治壓迫，在表面上杜絕了各加盟共和國謀求分離的行動，在實質上卻每天都在強化人們追求獨立的願望。因此，共產黨的集權統治壹旦松動(這顯然只是遲早的事)，蘇聯的解體也就難以避免。

　　鐵托統治下的前南斯拉夫，其初期的體制與蘇聯非常類似，即以名義上的聯邦制掩飾實質上的中央集權制。根據1946年的南斯拉夫憲法(該憲法系仿照1936年的蘇聯憲法而制定)，它的六個共和國無論人口和經濟狀況如何，都向人民議會輸送同等數量的代表，在人民議會的主席團中，每個共和國都有壹名主席成員。但實際上，當時的南斯拉夫仍是壹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各共和國雖有自己的政府、憲法和法律，但它們的權力都只是名義上的，各共和國的部會也只是聯邦政府的下級機構。這種強令地方服膺中央的做法，不但沒有消除人們的分離主義情緒，反而使其日益累積。

　　在鐵托統治的後期，經過幾次憲法的修正，各共和國及自治省獲得了近乎國家主權的權力，聯邦政府在行使國防、外交等主權性權力時，亦需得到各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壹致同意。1974年頒布的新憲法甚至規定，各共和國有權利退出聯邦，這就為分離主義者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這種過度下放權力的做法，已使南斯拉夫的聯邦制逐漸轉為邦聯制，從而使地方自治逐漸失去了國家主權統壹的前提。更糟糕的是，對“吉拉斯主義”(壹種意圖改變南共壹黨專政體制的主張)所進行的清算，表明鐵托在滿足各共和國地方主義訴求的同時，卻不想通過政治民主化的途徑，努力強化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鐵托在世時，依靠其個人權威及其對安全部隊的控制，南斯拉夫的統壹尚可勉強維持。在他去世後，由於他的繼承人並不具備與他相當的影響力，南斯拉夫聯邦便開始分崩離析。可以說，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再次驗證了政治學上的壹個普遍規律：如果壹個國家不是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某個政黨或個人的權威之上，那麽隨著這個政黨的衰敗或這個人的死亡，這個國家也必將陷入動蕩或解體的危險之中。

　　現代聯邦制作為壹種與單壹制相對的國家結構形式，它在確認國家主權統壹的前提下，特別註重對地方自治的保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單壹制壹定與地方自治不相容。

　　從人類政治實踐的歷史來看，聯邦制確實是地方自治的自然產物，聯邦制國家往往是由多個享有自治權的政治實體結合而成；單壹制則壹般伴隨著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單壹制國家大都具有長期的專制和獨裁統治的歷史。不過，不少原來的單壹制國家，在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地方自治的範圍和權限。實際上，當今世界的壹個明顯趨勢，就是單壹制國家正努力向準聯邦化的方向轉變，英國、法國和日本都是這壹趨勢的顯著例證。

　　英國壹直是壹個單壹制國家，但卻有著悠久的地方自治傳統，被譽為“地方自治之家”。自十九世紀起，英國各地居民便可按照自己的意願組織地方自治機關，選舉本地的地方議會，並利用本地區的財力處理地區內部的公共事務。1997年英國工黨執政後，開始向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和倫敦下放權力，允許它們通過選舉產生各自的議會及執行機關，從而使地方政府的結構、職能及其與中央的關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法國也是壹個單壹制國家，其原有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等級式控制的鏈條中運作的。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密特朗總統有意改變第五共和國繼承自雅各賓派和拿破侖的中央集權制，開始大力推行政治分權方案。為了給地區政府註入新的活力，法國的分權方案擴大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職責，並將省長(由內政部長任命並對其負責)的行政權，轉移到地方民選首長手中。法國政治分權的關鍵壹步，是從行政放權過渡到立法分權。1972年成立的、旨在貫徹“功能性區域主義”戰略的二十二個地區公共機構，也被改造為完全的地區政府，均有直接選舉產生的議會。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日本1871年建立的國家體系復制自法國，但早在二戰之前，地方就有權建立自治機構，這些機構在壹定程度上獨立於中央政府，地方居民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和處理當地公共機構的各項活動和事務。二戰結束後，按照日本憲法和《地方自治法》的規定，地方自治體在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中，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踐中，其自治權和獨立地位都得到了認可和保障。2004年4月，日本實施地方分權修正案的壹攬子計劃，又將很大壹部分政府職能，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自治體。在日本，作為代議和決策機構的地方議會，和作為行政機構的地方自治體首腦，均由當地選民直接選舉產生，這種民主模式的建立，意在通過議會和行政首腦之間的相互監督，以實現合理的自治。

　　上述國家的政治實踐表明，地方自治和單壹制的國家形式，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因此，在中國，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其癥結不在於單壹制，而在於以壹黨專政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這壹體制不但構成對國民主權的篡奪，而且構成地方自治的障礙。

　　壹個國家是由全體國民組成的自治體，選任執政者是全體國民最基本的自治權力。同樣，壹個地方性政治實體也是由當地居民組成的，地方自治的最基本要素，就是作為自治機構的地方政府，其主要組成人員必須由當地居民來選任。但是，如果壹個國家的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這些人為了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其專斷意誌，就不但要完全控制中央政府，而且還要完全控制各級地方政府。

　　在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自治。由於各行政區域的主要官員都由上級黨政機關任命和派遣，當地民眾無法決定地方官員的去留，也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因此就不可能對當地民眾的訴求，及時作出認真的回應。壹方面，對於地方官員來說，為了保住和提升自身的權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盡力取悅上級權力，哪怕為此損害本地民眾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另壹方面，圍繞著地方官員，總是容易形成各種不正當的利益圈子，這些相互勾結的人為了逐取私利，又將極力阻礙普遍性法律的執行。這就使得兩種看上去相互排斥的危害經常同時出現：普遍性法律的執行情況糟糕，地方性利益也得不到維護。這就難怪在中國，每天都有大量的訪民，從各地絡繹不絕地奔赴首都。這些可憐的訪民似乎還未認識到，他們前往尋求救濟的中央政府，恰恰是他們的苦難和不幸的根源。

　　權力總是易於腐敗，過於集中的權力將使政府變得腐化和暴虐。

　　地方自治作為壹種縱向分權模式，可在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形成壹定的權力制約，並建立起壹個有利於保護個人自由的權力制衡網絡。而在中國，中央集權制使各級政府的權力高度集中和壹體化，並使政府權力失去必要的制衡，公民權利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中央集權制阻礙了地方自治的形成，因而也剝奪了人們獲取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手段。地方自治本可為各地居民提供參與本地政治的機會，有助於造就有良好公共品德和有見識的公民。各種地方性職位不大會被才智傑出的人所貪戀，任職者的失職也不大會造成廣泛的危害，因而最適合作為壹種便利的媒介，把政治教育和訓練帶給底層民眾。在地方自治過程中，人們除了行使選舉權，還有更多被選的機會，許多人都可通過輪流或選拔的辦法，擔任各種地方管理職務。他們在這些職位上，必須為公共利益思考和行動，因而更容易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識和民主精神。

　　中央集權制的另壹個弊端，就是容易抹殺地方特性和地方利益，並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同地區各有其不同的地理、文化和經濟社會特點，不同地方的人們也多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地方自治允許不同地方的民眾，通過地方民主過程充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由於各地民眾和政府顯然更了解當地的情況和利益，因而更可能制定符合當地需要的政策。但在壹黨專政的中央集權體制下，考核各地政府業績和評估各地政策效果的主體，不是對此有切身感受及利益的當地民眾，而是壹個遙遠的、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這就難免會使各地政府不顧當地的實情和民眾的利益，為了迎合上級偏好而大搞形象工程，並推出各種不切實際的產業項目。這也能說明，中國為什麽壹直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

　　另外，由於太多的權力和資源都被集中到了首都，並由中央政府加以分配，各地政府之間的競爭，就不是表現為合理政策和良好治理的競爭，而是表現為討好和賄賂中央官員的競爭。各地政府都將紛紛派出自己的人馬，削尖腦袋擠進各部委的大門，以便在資源分配中多撈到壹些好處，這些行為在引發腐敗和不公的同時，也催生了中國特有的怪胎，即在首都城市四處林立的駐京辦。

　　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行，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的民族問題，但這種深受斯大林民族政策影響的制度，實際上只會不斷加深民族之間的裂痕，強化民族之間的矛盾。

　　首先，現行的民族政策完全建立在壹個錯誤的原則之上，因為它把作為整體的民族視為權利的享有者，並試圖以民族整體的平等，去取代公民個體的平等。實際上，在國內政治中，權利的享有者總是作為個體的公民，而不是作為整體的民族。只有在國際政治中，作為整體的民族才有可能成為權利的享有者，並享有包括民族自決權在內的群體權利。為了解決民族問題，中國原本應該通過憲法和法律的公正實施，確保每壹個體(不論其來自何壹族群)都能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並盡量淡化人們的族群身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全體國民都將共享“中國公民”這壹身份屬性。在此前提下，任何同壹族群的人，都可以自由信奉同樣的宗教，分享同樣的文化和習俗，並在他們的聚居地實行地方自治，但這都是他們作為中國人行使公民權利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因為他們碰巧屬於某壹族群。

　　不幸的是，在現行的制度下，中國政府卻喜歡強調作為整體概念的民族之間的平等，甚至時常誇耀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照顧和優待，而不是努力保障組成各民族的個體公民之間的平等權利。比如，在壹些所謂的敏感時刻，中國的藏族或維吾爾族公民經常受到各種特別對待，甚至在入住賓館時，都可能遭遇特殊的困難。在民族問題上，中國目前的種種做法，壹方面處處都在少數民族人群中埋下忿恨的種子，另壹方面又時時都在提醒他們牢記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中國，甚至連身份證的設計，都要把人們鎖定於某個民族並不斷提醒他們，好像是生怕他們會忘了，除了中國人之外，他們還有另壹個身份。

　　其次，中國政府對公民遷徒自由的剝奪，阻礙了不同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在壹個公民享有遷徒自由的國家，無論來自哪個族群的人們，都可能出於工作、生活或求學的緣故，更加自由和方便地遷居他處。這種情況，不但有助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壹個壹體化的人才市場，而且還將促使同壹特定族群的人們，更為廣泛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從而降低民族分離主義的吸引力。但中國政府剝奪公民遷徒自由的做法，卻使同屬某壹族群的人們，相對固定地聚居在特定的區域，從而使民族分離主義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再次，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不具有正當的法理基礎。

　　居住在同壹地區的人們，擁有壹些專屬於他們的共同利益，他們可以授權成立地方政府，以便更好地管理和促進這種利益，這就是地方自治的原由。在法理上，地方自治的權利基礎，是同壹地區的人們處理自身事務的自由，而不是這些人共有的族群身份；地方自治應是全國各地的民眾普遍享有的權利，而不是任何族群特別享有的權利。由此可見，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壹開始就未曾建立在正當的權利基礎之上。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只有自治之名，卻無自治之實。同壹族群的人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共享具有族群特色的生活方式，這只是地方自治的體現，而不是地方自治的根據。不過，地方自治確實可以為多民族國家，提供緩解民族矛盾和防止國家分裂的有效機制。當同壹族群的人可以在聚居區域實行自治，並保有自己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人們謀求分離的願望就會大為降低，因為分離得到的好處不多，付出的代價卻不小。這樣壹來，即使仍有少數人鼓吹分離，他們也難以得到廣泛的政治支持，而壹旦他們采用極端手段謀求分離，中央政府也可在更為正當的基礎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地方自治，首先在於有權人們選舉地方官員，監督地方政府。

　　但在中國的民族自治區域，掌握地方最高權力的黨委書記，卻並非當地民眾選舉產生的官員，也不用對當地民眾負責。這種做法既不符合現代憲政民主的原則，也不符合地方自治的要義。壹個無神論的漢族人，在具有宗教氛圍的民族聚居區，行使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只會讓被統治者感到民族和宗教的雙重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在前蘇聯壹樣，民族解放和宗教自由自然會成為分離主義者最有力的口號。自治權的缺乏激發少數民族的反抗，而反抗又將導致更嚴厲的鎮壓，名不副實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在這種“壓迫-反抗-再壓迫”的惡性循環中，不斷加深不同民族之間的仇恨，並為國家的分裂埋下禍根。

　　為了逆轉目前這種民族矛盾不斷加深的趨勢，中國有必要盡快實行真正的地方自治。但在這壹過程中，必須吸取南斯拉夫的教訓，並借鑒西班牙較為成功的經驗。也就是說，中國必須首先進行全國政治的民主轉型，並根據民主政治的原則，產生正當合法且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堅持壹個牢不可破的統壹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全國範圍內(包括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的地方自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概論 中共讓東亞大陸人沒有國家

作者 亡國奴之聲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從共同綱領到壹黨專政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9月29日，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治基礎宣布成立的。《共同綱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綱領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同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壹切法律的母法，其崇高的法律地位應該被所有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共同所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壹共起草制訂過四部憲法，這四部憲法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違背對《共同綱領》的承諾，以壹黨私利和領袖個人好惡為出發點，肆意篡改歷史，歪曲事實，欺騙人民的歷史經歷。我們從這些憲法的制訂和修訂過程，以及其內容中不難發現它們的荒謬和對歷史事實的歪曲和藐視。這四部憲法以相應的年號作為區別，分別被稱為：五四憲法，七二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現在的被中國共產黨所默認的憲法最新版本為八二憲法的2004年修正版。

　　接下來我們就壹起瀏覽壹下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200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演變過程，看看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通過篡改憲法，篡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實行法西斯主義壹黨專政，把中國人民壹步步地逼上了亡國奴的悲慘境地。

　　共同綱領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1949年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綱領。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但是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共同綱領》是中國人民共和國以後所有法律的基石。

　　共同綱領序言：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告結束。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壹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並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從這個序言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民共和國並非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創建或領導創建的，而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成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共同所組成，中國共產黨只是其中的壹個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核心思想之壹就是多個階級“聯合專政”，也就是“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什麽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不能由壹黨壹派壹階級來專政。”他還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講：“‘為壹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

　　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是人民民主主義，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組成的人民民主的國家，並不是受某壹政黨統治的國家。

　　中央人民政府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的人民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受任何政黨領導的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訂的《共同綱領》明確指出，凡參加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這其中當然也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中國共產黨在簽署《共同綱領》的成員裏面並沒有任何特殊的地位。

　　《共同綱領》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包含了中國共產黨對全國人民的承諾——廢除壹黨專政，還政於民，實行人民民主，普選人民代表。

　　然而，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在其共產國際組織的領導蘇聯共產黨領袖斯大林的幹預和催促下，就走上了背離建國綱領，違背建國承諾，背叛中國人民，實施共產黨壹黨專制，領袖獨裁，以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名，沒收全體人民的私人財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走上了奴役和壓迫人民的罪惡道路。

　　《共同綱領》第壹章總綱第壹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壹條清楚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條：“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這壹條很清楚地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並且要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然而中國共產黨從1954年開始就徹底剝奪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土地和財產全部歸了集體和國家所有。

　　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事實上，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就完全失去了合法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徒、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下，人民也失去了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徒、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二章 政權機關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

　　這壹條很清楚地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合法來源屬於人民，明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的方法產生之。人民政府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有哪壹級人民代表是由普選產生的？又有哪壹屆人民政府不是黨直接任命和委派的？

　　《共同綱領》的存在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違背了建國承諾，篡奪國家政權，背叛中華民族，奴役中國人民和篡改歷史，編造謊言的犯罪事實。

　　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黨章以及他們制訂的憲法中反復強調黨對國家政權的全面統壹領導，黨組織全面寄生在國家政權和政府機構之中，實際控制著政府的職能和權力。從根本上講已經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大綱，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法，其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偽政府。

　　下面是《共同綱領》中的壹些重要條款摘錄，讀者可以對照後面的憲法內容進行進壹步的閱讀研究。

　　第—章總綱

　　第壹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壹和富強而奮鬥。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入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壹中國的事業。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壹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入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徒、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二章 政權機關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第十三條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在普選的全國入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

　　第三章 軍事制度

　　第二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壹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壹的指揮，統壹的制度，統壹的編制，統壹的紀律。

　　第二十壹條 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根據官兵壹致、軍民壹致的原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積愛國精神教育部隊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第四章 經濟政策

　　第二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十七條 土地改革為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團體，經過清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項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壹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第四十二條 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內各民族壹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 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第五十三條 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

　　第六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第五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 僑的正當權益。

　　五四憲法

　　1954年9月20日，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壹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獲得通過。

　　這部後來被稱為“五四憲法”的首部憲法，雖然在正式宣傳中被說成是在對建國前夕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訂，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進行修改的基礎上制訂的，但是實際上，“五四憲法”的誕生完全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壹手操縱下，並且是由毛澤東親自帶領他的三位秘書起草而成的。

　　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五四憲法”對《共同綱領》主要做了兩方面的重大篡改，壹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完全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是把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體制從人民民主主義直接引向了社會主義制度。

　　“五四憲法”序言第壹段開篇寫道：

　　中國人民經過壹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制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而《共同綱領》則明確寫道：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壹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並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對照《共同綱領》的表述，我們不難發現，經過毛澤東的篡改，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通過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儼然已經改換成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壹黨政府。除了“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在“五四憲法”中被完全排除在了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之外，完全成為了壹種政治上點綴，民主人士的政治權力實際上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全面剝奪。除了少數願意成為中國共產黨附庸的黨派，和願意繼續為中國共產黨裝點民主門面的民主人士之外，絕大部分堅持民主觀點，保持獨立思想參與民主建國的階級、黨派和團體及個人代表都已經失去了他們所建立的國家和擁有的合法權力。中國人民甚至在還沒有真正來得及享受《共同綱領》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情況下就失去所有的民主權利，淪落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亡國奴。

　　《共同綱領》中明確表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基礎是人民民主主義，但是在“五四憲法”中卻明目張膽地把建國目標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

　　“五四憲法”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借著制憲之名，廢除“聯合專政”，行“壹黨專政”之實。“五四憲法”是中國共產黨走向壹黨專政，實行專制獨裁統治的標誌，是共產主義幽靈全面占領中國大地，控制並奴役中國人民的信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淪落為中國共產黨獨裁專制和暴力統治下的亡國奴的開端。

　　通過制訂“五四憲法”，中國共產黨篡奪了中國人民民主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權力，也剝奪了除中國共產黨之外壹切政治力量的政治權力，建立了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政府，從此開始了長達六十多年沒有人民合法授權，不接受人民監督批評的無法無天的荒唐獨裁統治。

　　研究“五四憲法”必然會關註到中國共產黨制訂“五四憲法”壹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從1949年建國到1954年制憲期間，共產主義運動共產國際領袖蘇聯的斯大林曾經三次催促中國共產黨盡快制憲，以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模式的轉變。

　　1952年，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抵莫斯科，參加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再次提出三條理由勸說中國共產黨盡快制定正式憲法：壹是要求中國共產黨通過人大選舉和制訂憲法來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二是解決所謂泄密的問題，斯大林認為新中國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關系的”，所以“我感到妳們有些重要機密情況外國人都知道”；三是通過選舉來實現聯合政府向壹黨政府的轉換。

　　劉少奇將斯大林的建議直接向毛澤東和黨中央作了匯報。黨中央在經過醞釀討論之後決定盡快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

　　憲法起草小組由毛澤東親自掛帥，成員四人：毛澤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後三者當時都是毛澤東的秘書。1953年12月27日，毛帶領憲法起草小組，也就是自己的三位秘書，前往杭州親自起草憲法。

　　毛澤東認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制訂“五四憲法”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就是要為落實毛澤東的總任務提供法律依據。

　　在毛澤東眼裏，新中國作為國家形態理所當然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按蘇聯的模式，是不應該存在“資產階級”的。所以要制訂壹部社會主義的憲法就有了壹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在《共同綱領》中，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都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成部分，他們也都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建立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成員。他們的私有財產是得到各方承諾獲得保護的，如果再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似乎對於中國未來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會有某些法理上的麻煩。

　　當時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壹封信中也比較明確地說出了這個意思，“如果我們在今後兩三年內制訂憲法，勢必重復共同綱領，承認資本家的財產及剝削雇傭勞動為合法。但是再過七八年以後，我們又要把資本家的企業國有化，再制訂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似乎是有些不好。”

　　所以壹開始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的建議並不熱心，但是後來在斯大林的不斷施壓下，毛澤東才被迫親自主持起草了“五四憲法”。斯大林的政治壓力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對“五四憲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在建國初期的歷史背景下，即便是壹貫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也不能無視《共同綱領》在全國人民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敢直接跳過《共同綱領》去起草壹部全新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中國共產黨當時也不得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廣泛聽取人民的意見，把人民代表的合理建議寫進憲法。

　　所以盡管是毛澤東親自起草，但是他對最後定稿的“五四憲法”顯然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譬如“五四憲法”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有居住和遷居的自由。”這就不符合毛澤東的想法，但他也沒有辦法反對，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條款被寫進憲法。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壹部憲法。盡管這部憲法篡改了建國事實，改變了國家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卻還是壹部比較全面地規範政府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關系的比較完整的憲法。如果能夠得到切實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有可能逐步走上人民民主國家的道路。

　　但是中國共產黨顯然並沒有打算要根據憲法來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本人對自己主持起草的“五四憲法”更是不屑壹顧。“五四憲法”只實施了極為短暫的壹段時間。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便提出了“取消憲治（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的意見；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壹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養成習慣。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住？憲法是我參加制訂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的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養成習慣才能遵守”。劉少奇也在會上說道：“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的參考。”

　　壹部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集體討論莊嚴通過，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眼裏竟然如此低賤，說不記得了就不記得了。

　　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把《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放在眼裏，也沒有把全體中國人民和民主階級、民主黨派放在眼裏，國家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黨派全部都是拿來利用的政治工具，用過以後就扔到了壹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這樣壹夥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世界上大概還沒有任何壹個其他的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無賴和邪惡。

　　《五四憲法》出臺的另外壹個值得註意的重要背景就是在1949年建國以後不久，中國共產黨旋即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壹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部署下,全國各地的共產黨政權按照當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壹瘋狂屠殺所謂的反革命，有些地方殺人甚至達到了千分之二的人口比例。凡是公開反對過共產黨的人幾乎都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殘酷鎮壓。當時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壹個份報告中說：自從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全國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人，關押了1290000余人，先後管制了1200000余人，教育釋放38000余人。在這樣壹種血色恐怖的社會背景下，《五四憲法》已經很難講是代表了全國人民的真實意願，當時全國人大代表們面前處決反革命的槍口上硝煙還沒有完全散盡，他們是帶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余悸進行了所謂的憲法投票。

　　七五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部憲法誕生3年後就被中國共產黨擱置在壹邊，並沒有得到尊重和執行。國家憲法幾乎就是壹個擺設。隨著“反右傾”、“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相繼席卷全國，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就沒有法律的任何地位，在實行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人民的政治權利被肆意剝奪，尊嚴被完全踐踏。

　　1968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更是把殘酷的階級鬥爭和無法無天的革命造反行為發展到了頂點，不僅全國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就連中國共產黨內部那些高級領導人，所謂的走資派和當權派也人人感到了自危。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會議正式確立“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壹套全新的極左思想理論，形成了新的中央領導體制。

　　到了1970年，毛澤東突然提出要修改憲法，試圖通過修改憲法把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新思想新理論和新的國家體制確定下來。實際上毛澤東是想用憲法來確定他所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於是中共中央醞釀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準備修憲。

　　1975年，張春橋在四屆人大會議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中說：

　　“壹九五四年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關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的部分內容，今天已經不適用了。總結我們的新經驗，鞏固我們的新勝利，反映我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共同願望，就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主要任務……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歷史的和現實的階級鬥爭都證明，這條基本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也是我們國家的生命線。……只要我們堅持這條基本路線，我們就壹定能夠克服壹切困難，戰勝國內外敵人，奪取更大的勝利。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也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

　　“七五憲法”在序言明確寫道：“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繼續開展階級鬥爭”。總綱中寫道：“國家實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七五憲法”首先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繼續開展階級鬥爭，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其次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第壹次寫進了國家憲法。

　　“七五憲法”不像是壹部國家憲法，倒像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法。

　　“七五憲法”首先規定了公民有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定等義務，然後才開始規定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七五憲法”取消了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物質保障權；取消人民的科研、文藝創造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而最反動的地方，則在於“七五憲法”取消了“五四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條款。

　　“七五憲法”壹方面把人民代表的出身限定為“工農兵”，將所謂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等社會群體從人民代表大會中排除了；另壹面，所謂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自然也就被法律剝奪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七五憲法”第2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要“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這等於將全體人民的代表機構變成了壹部分人的代表機構，大大限制與縮小了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範圍，使人民代表大會的構成，倒退到工農民主專政政權時期那種狹隘的國家權力機構構成方式，嚴重背離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宗旨。

　　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七五憲法”則規定了國家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意味著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的權力，即“無產階級”對其他階級專政。在當時的語境下，“無產階級”和“工農兵”以及“人民”在觀念上是同壹的，既然憲法中規定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權力，“無產階級”擁有了至高的地位，那麽在邏輯上後面的法律條文就不能賦予了“公民”與“無產階級”同等的法律權利，因為公民是國籍概念，除了“無產階級”、“工農兵”、以及“人民”之外還包含“無產階級”的鬥爭對象：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資產階級”、“地主”、“黑五類”種種。也就是說，在法律面前，公民被分成三六九等，其中“無產階級”是至高無上的，而“地富反壞右”則不屬於人民的範圍，不屬於人民又屬於什麽？屬於被鬥爭、被批判和被改造的對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同罪犯，甚至奴隸都不如。

　　“七五憲法”的修改草案其實早在1970年就已基本完成，但由於政治鬥爭，草案沒有提交全國人民討論以及四屆人大通過——四屆人大其實也已因“文革”而被推遲，直到197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決定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安定為好”，四屆人大才得以正式召開。

　　召開四屆人大的壹個重要目的，就是修改憲法。按照“五四憲法”的規定，制憲權只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也是四屆人大不得不召開的原因之壹。但盡管召開了人大，本次修憲在合法性上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第四屆全國人大第壹次會議）的代表總數為2885名，都不是由選舉產生的，而是采取“民主協商的方式”，由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軍隊等方面推選，有的是指定或特邀的。這次會議壹致通過了中共提交的憲法修改草案，聽取和審議了張春橋所作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報告。……憲法的修改是關系到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憲法修改草案理應提交全民討論，充分聽取人民的意見，然而，“七五憲法”並沒有提交全民討論，它是秘密通過的。按“五四憲法”的規定，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力修改憲法，而這次憲法的修改卻是完全撇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純粹是由中共中央主持修改，再提請人大通過，四屆人大只起了壹個表決機器的作用，僅僅是完成手續而已。甚至就連四屆人大的召開也是秘密進行的，對大會討論憲法修改草案的情況不作新聞報道，直到四屆人大閉幕以後，《人民日報》才在1975年1月20日公布了“七五憲法”。四屆人大的代表全都是協商指定的，而不是依“五四憲法”規定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這部憲法並不能真正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從嚴格的憲法理論上講，應屬違憲，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力。

　　“七五憲法”序言寫道：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

　　將黨的宗師和各代領袖的思想寫入序言是文化大革命“七五憲法”的首創，並且得到了後代共產黨領袖的沿襲。中國共產黨將他們的領袖思想入憲是共產主義幽靈緊密寄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體之上的壹個明顯的證據。這個證據有力地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內容上更接近於黨章，在形式上已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因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國。

　　從“七五憲法”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不是壹部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憲法。以後無論是“七八憲法”還是“八二憲法”，從法理上講都是文化大革命黨性思維的延續，當今的憲法其實依然是壹部黨法。這也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內曾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百讀不得其解的根本原因，我們誤以為這是壹部國家憲法，其實是壹部黨法。

　　七八憲法

　　第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通過。這部憲法被稱為“七八憲法”。

　　如果說“七五憲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的產物，那麽“七五憲法”就是毛澤東死後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共中央迫不及待地修改“七五憲法”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四人幫’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

　　1976年毛澤東逝世。次年7月，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決議將“四人幫”開除出黨並撤銷其黨內壹切職務；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會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華國鋒在提出修改“七五憲法”時說：“去年，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非常事變，取得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使我國進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為進壹步消除“四人幫”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粉碎“四人幫”鬥爭的勝利成果，為了貫徹執行黨的十壹大路線，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進壹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迎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和文化建設高潮，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提前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

　　從華國鋒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修憲只是為了否定“四人幫”，並沒有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反要以修憲來“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壹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七八憲法”的根本目的並非共產黨當時所宣傳的那樣是為了“撥亂反正”，而是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維護毛澤東思想。

　　“七八憲法”序言規定：“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要求：“永遠高舉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是我國各族人民團結戰鬥，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並宣告：“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

　　也就是說，“七八憲法”與“七五憲法”壹樣，其基調依然是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堅持階級鬥爭。 如規定鎮壓反革命、壞分子，懲辦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剝奪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富農和反動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在國際上反帝、反霸、反修等等。在經濟制度中，按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想理解規定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全面的計劃經濟體制。保留了文化大革命造反奪權創造的政權形式——革命委員會。

　　有人把“七八憲法”定義為是壹部精神分裂的憲法，其誕生的本意是——既要“進壹步消除‘四人幫’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問題是，“四人幫流毒”與“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思想”並無實質區別。如此，也就不難理解“七八憲法”為何沒有恢復壹些重要的法律原則，如：“公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同時還壹度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開展群眾運動的“言論自由”權利。

　　“七八憲法”通過後又經過兩次“修正”，第壹次是出臺壹年後，第二次是在1980年。這兩次修正都是在鄧小平直接幹預下進行的。壹部憲法，可以由個人意誌隨意修訂，由此可見這是壹部什麽樣的憲法。

　　“七八憲法”雖然經過兩次修改，但是其“精神分裂”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其主導思想的先天不足——既要“清算‘四人幫’的流毒”，又宣布要“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這樣壹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右派勢必就無法推行他們和毛澤東思想相違背的政策，所以歷史發展註定了這部所謂的“憲法”行之不遠，三年之後就被廢除是必然的事情。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七八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名單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同樣沒有經過合法的法律程序，其成員完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套人馬（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劉伯承、許世友）。在憲法修改委員會名單公布之後，中央政治局內部指定了壹個憲法修改工作班子，包辦了憲法草案的修改工作，故而當時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幾乎相當於憲法草案的討論。所以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上和中國人民的意誌沒有任何關系，完全是由中國共產黨壹手操辦，至於是否執行或者如何執行也是由中國共產黨，尤其是由領袖個人的思想和意誌所決定的。

　　八二憲法

　　1982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在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並頒布。以後又經過多次修正，最近壹次是在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這就是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憲法，按照習慣也被稱作“八二憲法”。

　　“八二憲法”序言中寫道：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壹。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壹八四０年以後，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

　　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

　　壹九壹壹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壹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壹部分。完成統壹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壹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壹戰線，這個統壹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壹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壹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壹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壹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壹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壹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盡管“八二憲法”是在對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進行反思和批判之後，在壹個相對而言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中制訂出來的，並且歷時兩年多，經過反復討論和修改，在許多條款上回到“五四憲法“的基礎。但是“八二憲法”依然有著明顯的黨的領袖個人意誌的痕跡。比如鄧小平堅持把共產黨的所謂“四相基本原則”寫進憲法，同時，延續文革憲法的惡劣做法把共產黨領袖的思想和所謂的理論也塞進了國家憲法。因此“八二憲法”本質上依然是壹部黨法，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而不是代表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意誌，但是形式上它又是壹部國家憲法，因此，自相矛盾、精神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這部憲法的重要特征。

　　從憲法的序言中，我們不難發現其精神分裂的種種跡象，序言充斥著共產黨的謊言，以及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的自相矛盾的說法，正所謂欲蓋彌彰。

　　我們不妨隨便舉幾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明。

　　“壹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篡改成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所建立的。

　　把1954年以來由中共產黨篡奪國家政權，實行壹黨專政的獨裁專制偽裝成是“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從1954年到1982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國家權利壹直被牢牢地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並且絕大多數時間是掌握在共產黨領袖個人的手中，在這段時間裏，中國人民完全喪失了管理國家的權力，集體成為中國共產黨專政統治下的亡國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

　　事實上自從“五四憲法”頒布以後，新民主主義就已經消失，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壹黨專政領袖獨裁的社會主義社會。

　　只要睜開眼睛看壹看當今中國社會的狀況，誰敢說“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

　　既然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是壹種違反憲法的行為？

　　現實的情況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正在卷土重來，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資產階級已經重新合法並大量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也已經形成，人人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制度正在走向消亡。

　　“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

　　除了中國共產黨自己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自居以外，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哪裏還有壹丁點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影子？

　　自從中國共產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都成了改革開放的利益犧牲者，國企工人下崗失業，二億多農民成為“工農結合”的農民工被新資本家直接剝削的對象，工人階級和農民的人民民主權力早就被共產黨剝奪得連鬼影子都看不見了。事實證明共產黨是在說謊，這個謊言已經持續了六十年，至今共產黨還在繼續傳播這個謊言。

　　“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對鄧小平思想的研究，我們所能理解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另壹種說法。什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所作所為，我們認識到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自己曾經有過非常明確的定義，就是消滅壹切剝削制度，消滅所有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以為只要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壹個“中國特色”，然後在後面加上“初級階段”就可以掩耳盜鈴地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充分暴露了他愚蠢至極的荒謬思想邏輯。

　　接下來的“四個堅持”則點明了這部以憲法名義出現，實質上是集中體現黨國意誌的黨法的本質。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制訂和執行憲法的先決條件，把中國共產黨的歷代宗師和領袖的個人思想作為壹種基本法律強加給全體中國人民，這樣荒唐的憲法舉世罕見，從本質上講已經失去了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法理基礎，充其量只能被當作是中國共產黨治理黨國的黨法。

　　憲法還宣稱：“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

　　不知道作為統治階級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是要和誰進行長期的階級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下，全國人民已經基本上全部變成了無產階級，私人財產全部歸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幹部及其家屬通過貪贓枉法，貪污受賄，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財富重新成為了最大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如此說來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或許就是依照這部憲法所進行的新壹輪階級鬥爭？只有他還在繼續維護著這部代表中國共產黨基本宗旨的憲法？如果是這樣，那麽那些審判薄熙來的人豈不是公然藐視黨章和違背憲法？

　　這部憲法還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看到，恰恰正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在帶頭破壞共產黨自己制定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在理論上加以修正，並且在行動上以經濟改革開放為借口堅決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野蠻發展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把股票證券和期貨交易所這類被馬克思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毒瘤”的東西重新引進中國，通過資本主義的金融機器瘋狂掠奪人民的財富，危害國家的經濟和環境安全……試看當今的中國社會，還有哪壹點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的影子？完全是壹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繁榮景象。

　　如果說七八憲法具有“精神分裂”的特征，發展到“八二憲法”不僅沒有治好“精神分裂”的毛病，反而是加重了病情，完全是語無倫次，思維錯亂了。

　　我想這主要應該歸咎於鄧小平思想的歪理邪說。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決議要把社會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聽上去這似乎是壹個不錯的主意，但是開展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的特點，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消滅資本主義，而市場經濟則是資本主義的特色，想當年“割資本主義尾巴”不正是為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純正性嗎？不搞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發展經濟，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要把這樣壹對矛盾統壹起來，鄧小平想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壹個自相矛盾的莫名其妙的理論。就像當年馬克思提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壹樣，把唯物主義硬套在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的頭上，攪亂了無數共產黨人的思想。鄧小平其實是耍了壹個滑頭，目的是為了避開當時市場經濟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黨內爭議，鄧小平用壹句“不爭論”作為擋箭牌，把理論研究撇開壹邊，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帶領中國共產黨“摸著石頭過河”的愚蠢實踐。

　　中國共產黨從此精神分裂病情明顯惡化，由壹個極端滑向了另壹個極端。

　　“八二憲法”帶有鮮明的鄧小平的思想特征。鄧小平嘴巴上說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際上是不深入思考，不研究理論，不探索內在邏輯，不尊重自然規律，不爭論事情對錯，只顧埋頭走原始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並且只做不說，壹心壹意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的“白貓黑貓理論”在改革初期風靡壹時，只要能推行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他什麽樣的話都敢講，什麽樣的事情都敢做，什麽樣的人都敢用，什麽樣的風險都敢冒。用鄧小平自己的壹句經典名言，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至於河有多深，水有多急，鄧小平是管不了那麽多的，先下河摸了再說。

　　世界上大概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除了鄧小平鄧大人，沒有人會膽敢如此不負責任地帶領13億人去“摸著石頭過河”。

　　如今，“摸著石頭過河”的惡果已經完全顯現，中國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終於摸到了即將滅頂的深水區。思想污染，精神污染，道德污染，文化污染，環境污染……整個中國社會已經被金錢和物質徹底腐蝕，資本主義的文明道德沒有學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無恥全部被引進和吸收到了中國。

　　然而中國共產黨並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還在硬著頭皮“繼續深化改革”，還在堅持“兩個不能否定”，繼續深化他們的精神分裂，因為他們確實已經病入膏肓，沒有回頭路可走，只剩下最後壹條道路可走，就是走向滅亡。

　　當年促使鄧小平親自決策制訂“八二憲法”的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對黨紀國法的全面踐踏，毛澤東個人封建專制肆意妄為，黨內和黨外竟無壹人能夠勸阻，劉少奇和壹大批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被鬥爭致死，鄧小平自己也深受迫害，黨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內亂困境。

　　“七八憲法”雖然在鄧小平的親自決策下經過了二次修改，但是鄧小平最終還是認為：單純的修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七八憲法”存在的肯定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嚴重問題，需要有壹部新憲法，來取代“七八憲法”。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向全國人大提議修改憲法。講話的主旨是“主要是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以及壹些有關問題”，尤其重點反思了此前30年，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家長制作風、個人高度集權對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鄧小平報告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壹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麽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壹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壹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仔細分析鄧小平的這段講話，很有意思，他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實際上暗指毛澤東自己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使得壞人任意橫行，而文化大革命當中最大的壞人自然就是毛澤東本人了。

　　鄧小平說要健全社會主義制度，用制度來防止錯誤，而壹個國家的根本制度自然就是憲法。

　　“八二憲法”在制訂的時候應該說比較充分地進行了黨內民主討論，也增加了壹些反映民主的條款，但是就和“五四憲法”壹樣，當新憲法生效，憲法章程開始約束到鄧小平和共產黨領導人自己身上的時候，這些共產黨人首先表現出來的還是壹個共產黨員的頑固黨性，無法無天的流氓無產階級本性暴露無疑，憲法很快就被拋棄丟到了壹邊。這壹點我們從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無論從憲法還是從黨法的角度來講，已經退休的鄧小平是沒有任何權力調動軍隊指揮坦克進入首都北京，派部隊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已經要求出國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裏立刻回國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此事，但是，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爺爺”還是先下手為強，命令坦克車開進了北京城，在遭到首都人民的全面阻攔之後，部隊開槍鎮壓民眾，制造了震驚全球的“六四慘案”。事後，整個中國共產黨也都默認了他的做法。不久，趙紫陽便被撤職。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無論是軍閥還是國民黨，都還從來沒有壹個政府敢於動用軍隊來鎮壓學生運動。即便是北洋軍閥吳佩孚，當他得知他的政府軍衛隊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開槍阻擋遊行示威的隊伍，造成民眾傷亡以後，他親自向死難者遺體長跪不起，並且堅決引咎辭去總理職務，此後終身吃素以慰藉亡靈。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實在是太低下了。也只有鄧小平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學生和市民下如此毒手。這也再次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血液裏流淌的不是中華民族的血液，而是潛伏著殘暴的共產主義幽靈的基因。

中國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壟斷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回顧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讀者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始終在竭盡全力保住公有製，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其目的是掌控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竭盡全力保護國企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長達40幾年的年的國企經營改革，竭盡全力保住國企。國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企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公有製，說白了是中國共產黨的私有製。

　　放權讓利

　　在國有企業模式下，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的自主權，企業中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做好做壞一個樣”，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的影響。為了增加國有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有企業中各級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頒布《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適當擴大企業的財權，加強企業的經濟責任，把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的利益結合起來，以利於進一步調動企業和職工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有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企業，經營有盈利的，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利潤全部上交給財政，可以按國家核定的比例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建立生產發展基金、職工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在通過的《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進一步下放了生產經營計劃、產品銷售、產品價格、物資設置、人事勞動管理、工資獎金、聯合經營十個方面的權力，賦予了企業更多的自主權。

　　在不改變國企壟斷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首先對國有企業采取放權讓利政策，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物質刺激，調動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企業可以留用一部分利潤用於職工獎勵、職工福利和生產發展，利改稅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員工和國有企業的積極性。

　　“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並沒有改變舊的基於公有製的計劃經濟體製，企業還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政府在國有企業虧損時依舊追加投資，一些賦予企業的權利也沒有落實。

　　企業承包製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做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提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全民所有製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選擇一部分虧損或微利的全民所有製中型企業，進行租賃、承包經營試點。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製。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製試點。鼓勵發展企業集團，在發展橫向經濟聯合的基礎上，以大型骨幹企業或名牌產品生產企業為主體，根據自願互利的原則，由企業自主組建企業集團。

　　1986-1991年啟動的企業承包製改革，主要目的是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製，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希望通過重建微觀利益機製和權利主體，使經營者對國有財產效率負起責任來。承包製雖然賦予了企業經營者更多自主權，並沒有觸及公有製改革。

　　這就是說，從1978年一直到1991年，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保護國有企業，保護公有製，沒有施行公有製改革。

　　國有企業的本質問題是公有製問題，無論是“放權讓利“，還是”企業承包“都沒有涉及公有製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根本不可能解決國企問題。

　　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一次演講中說過，“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國有企業不可能搞好。國有企業能夠搞好，我們還需要改革嗎”？

　　甩包袱

　　筆者在《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一文中提過，“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十幾年的國企改革，改來改去，企業仍然是國有的；改來改去，國企還是大面積虧損。

　　中國共產黨的農村集體化失敗了，利用“大包幹”甩包袱。中國共產黨的國企改革失敗了通過“抓大放小”甩包袱。

　　1997年，實在無法保住虧損的國企，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對國有經濟提出“抓大放小”，“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針。朱镕基曾經說過：把大型企業掌握在國家手裏，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小企業不掌握國家命脈，不影響公有製為主體。“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讓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對中國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始終不願意放棄通過國有經濟，是為了控製國民經濟命脈，掌控中國人的經濟命運，專製統治野心暴露無遺。

　　“抓大放小”造成的惡果是，甩掉了中小型國企的“包袱”， 直接產生了大規模的下崗工人，國企資產大量流失，官商勾結，以無償或象征性代價獲得巨額財富。同時，“抓大放小”培育了一批大型壟斷國企，例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成為中國共產黨掠奪老百姓和斂財的大型金庫。自此，中共政府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工資增幅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中共政府拿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養著全國幾千萬"吃財政飯"的人，滋生出一大批中共官二代的富翁。

　　國進民退

　　20世紀末，沖破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束縛的中國民營企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2002年，眼紅於民營企業的財富，中國共產黨開始惡意兼並、掠奪民營企業，“國進民退”惡浪翻天，強製民營鋼鐵企業國有化，強製山西煤炭國有化、內蒙古煤炭國有化和山東煤炭國有化，強製航空業國有化，鋼鐵、煤炭、航空、房地產等私人產品領域的民營經濟遭到致命打擊。

　　2008年中國政府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鐵（路）、公（路）、機（場）”等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項目，民營企業貸不到款。

　　2009年中國政府發布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支持國企通過並購重組、做大做強。例如，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為國企；船舶工業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的“兩個龍頭企業”也是國企。

　　“國進民退”傷害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力。國有企業吸納、消耗巨量資金，但是缺乏高效利用資金的能力。這是對中國資源的巨大浪費。

　　“國進民退”受到企業界和有良知的經濟學界的全力阻擊，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慢步伐。

　　習近平上臺後，鼓吹做大做強國企，並通過政策、金融和行政等方式偏袒國企，又掀起一股“國進民退”風浪，筆者將在 “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

　　混合所有製改革

　　從1978 到1992年，14年來，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的改革失敗，又打起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旗號，妄圖利用民資和外資來挽救國企。

　　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明確提出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

　　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

　　民營企業普遍對中國共產黨股份混合所有製的目的存疑，認為這是又要像毛澤東那樣搞“公私合營”。筆者所認識的民企老板，對混合所有製嗤之以鼻。

　　胡錦濤和溫家寶推行混合所有製不利，習近平上臺後，再次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筆者將在 “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

　　中國共產黨政府無償配置資源給國企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控製著中國的主要資源，並將這些資源配置給國有企業，支持中國國有企業，為中國共產黨生產財富。

　　2015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地提出了黨管國企，表明他們要繼續對霸占國有資產，依然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國共產黨私產。

　　只要存在著國企，中國市場就一定存在著不公平。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第三屆野三坡中國論壇”上講到：從政府掌握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見下文），各級政府在實踐中將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給了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工具、平臺、載體，扭曲了資源配置在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調節模式。

　　中國政府將掌握的對企業經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七個方面資源的絕大多數無償地配置給國企。

　　具有網絡性質的壟斷資源

　　資源類別：水網、電網、管網、信息網、頻譜。

　　政府分配方式：

　　基本上由政府直接無償用行政手段分配給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處於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地位，從而形成國有企業巨大的壟斷利潤。國有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將上下遊的關聯產業、企業結合在一起，形成縱向、橫向高度一體化的壟斷大企業集團。

　　與土地開發利用為主體的自然資源

　　資源類別：土地、石油、天然氣、水資源。

　　政府分配方式：

　　土地：對部分與房地產開發和產業發展有關的土地資源，利用市場機製采取招拍掛的方式外，對絕大多數的國有土地資源都以行政劃撥或協議轉讓方式配置給了國有企業。

　　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絕大多數是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方式配置給國有企業並長期無償占有使用。

　　與市場準入有關重要行業的特許經營權

　　資源類別：一些特殊行業的經營牌照（銀行、保險、證券、電信）、與特殊經營資格、經營範圍有關的行業資質（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包括準入資格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行政許可。

　　政府分配方式：

　　除了少數民營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取得外，絕大多數都通過各級政府的行政許可，無償配置給國有企業政府掌握的投資資源

　　資源類別：直接全額投資、投資項目代建代管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

　　政府分配方式：

　　直接全額投資：作為政府投資的資本金，直接註入國有企業，形成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固定資產。

　　投資項目代建代管：由國有企業代建代管，形成這些投資和資產名義上是政府的，實際上是國有企業使用和經營管理。

　　社會資本合作投資（PPP）：政府大量的合作項目，名義上是吸引社會投資經營，但實際上主要由國有企業來投資政府掌握的龐大的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資源

　　資源類別：投資基金和產業發展基金。

　　政府分配方式：

　　由財政部門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國有企業控股的投資公司或基金公司管理。

　　資金的分配掌握在政府各級官員手中，由政府進行最終決定和審批。

　　這些產業基金大部分直接或間接配置給各種類型的國有企業。

　　政府掌握的價格資源

　　資源類別：價格製定、價格補貼

　　政府分配方式：

　　價格製定：定價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在政府定價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成、政府談判能力不足等其他原因，政府的定價水平和標準常常高於企業的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潤水平。

　　價格補貼：政府對公用企業除了直接的、公開的價格補貼外，還更多地采取了對國有企業在土地供應、地價減免、財政專項、銀行貸款等多方面綜合性補貼、支持和補償。

　　政府直接和間接掌握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資源

　　資源類別：國有銀行、證券、基金等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政府分配方式：

　　給銀行製定貸款的各種指標、額度。

　　給銀行直接下達貸款指令。

　　召開協調會，給銀行施加壓力，迫使銀行落實政府意圖。

　　用財政、土地等資源給銀行以市場補貼，引導銀行按政府的指令落實貸款指標。

　　以政府信用給銀行擔保，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原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政府退一步，中國經濟海闊天空》）。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控製著國家的七大類資源，通過國有企業剝削中國人的血汗。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大金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階層是中國最大的剝削階級。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改善廣大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過去四十幾年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既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也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中國共產黨政府官員卻通過中國國有企業大發橫財。

　　四十幾年來，誰富了？政府富了，官員富了，中國共產黨富了！

　　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實際上是堅持繼續霸占中國的國有資產。由於管理國家的無知無能，中國共產黨政府浪費了巨額國民稅收，造成了中國至今有“6億中低收入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李克強還算良知未泯說出了這就話。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罪莫大焉！

　　習近平上臺後，露出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的匪性，赤裸裸地高叫“打土豪、分田地”，又要搶奪中國工商業者資產了。筆者將在“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集中講述習近平在經濟領域所犯下的罪惡。

　　2021年7月4日

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的本質

作者 葵陽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2021：不計成本的末世維穩

　　“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政權的治國綱領。

　　竊國篡權的政權，需要穩定地掩人耳目延續基業。

　　窮兵黷武的土匪政黨，需要穩定地搜刮供養保持實力。

　　貪污腐敗的行政官員，也需要穩定的環境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無怪乎中共把“維護穩定”放在“壓倒一切”的至高地位。因為穩定既符合紅黨的基業永續，也滿足紅朝權貴的家業傳承。

　　維穩，就成為中共執政的主旋律，而且中共上下對此不曾有過絲毫的懈怠。

　　援引香港《蘋果日報》2019年3月11日發表的署名文章，引述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稍早前引述官方發行的俗稱“圖解‘國家賬本’”的數據，2019年的公共安全支出預算占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5.9%。若按這個比例以及238000億元的基數計算，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的預算高達13500億元，比軍費還高，2019年中國軍費開支是11900億元。

　　對內維穩的開支居然超過對外國防支出！

　　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現象，人類社會絕無僅有的荒謬態勢，竟然“無比和諧”地出現在二十一世紀，中共治下的中國。

　　“維穩”即“防民”。

　　從維穩開支數據以及相關對比可以看出來，中共政權的防民壓力是何等的巨大。

　　什麽樣的政府需要對自己的公民進行如此不惜血本的防範？什麽樣的公民值得政府不計後果地防範？

　　國家機器槍桿朝內，坦克裝甲車進城，恐怕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權，存世的已經不多了吧。

　　1949年匪共黨竊國登殿以後，他們構建了更加完備的國家機器系統。中共國的國家機器最顯著的特點，便是一切為了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一個不具備執政合法性的政黨，在占據了執政黨位置以後，主業一定是排除異己鞏固政權。所以在中國，一切的軍事力量、公檢法隊伍、立法機構、監獄系統、行政職能部門，無不是“維護穩定，確保紅色江山世代相傳”而運轉。

　　而這一套國家機器系統，卻是靠著集權和威壓來壓製民眾日益增長的客觀認知和民主自由的訴求，機器內部也依靠利益分配、貪污腐化、權錢交易來維持基礎的平衡。所以，中共國的這套國家機器漸漸地蛻變，長成了機器怪獸！

　　一個原本屬於人民的國防機器，卻被馴化成“人民的軍隊忠於黨”。當國防軍的槍炮對著自己國民開火，這個機器就已經完全失控，淪為自我毀滅的定時炸彈。

　　中共國的警察隊伍，從成立之初便是這個邪惡政權的常規“槍桿子”。為了“維穩”，中共高層一貫放任警權的泛濫。中共國實際是一個警察社會，告密、濫捕、栽贓陷害、警匪勾結、濫用暴力、執法犯法、失職免責......這都能證明這是一個純粹的警察社會。

　　至於檢察院、法院、看守所、監獄，無不是這套警權機器中的重要零部件。他們瘋狂打壓民眾，只為構建一套他們期待的“穩定模式”，多少對生命和財富的絞殺，都假借“正義執法”之名！失控的機器，便是殺人兇器！

　　於是乎，軍、警、武警、司法，全系統滿負荷運轉的國家機器產生了相當巨大的能耗。

　　驚人的維穩開支便順理成章地產生了。

　　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後，中共政權的內部大纏鬥，與民眾日益激化的矛盾，以及社會利益的掠奪式再分配，導致2020年代的中共體製下，暗流湧動、官民對立，甚至官官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對立！

　　習治下的爛攤子危機四伏，維穩的需求更加強烈。

　　2021年的今天，中共政權處在末世煎熬、沈船恐慌之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方群情湧動，八方軍警支援。

　　我其實很樂意看見中共這種“炫耀式”維穩----出現群體事件時，動輒不計成本調動周邊地市州的國家機器進行大支援。比如廣東軍警到香港屠城。

　　而如此這般的高成本執法，對一個正在遭受經濟坍塌的政權來說無疑是竭澤而漁，飲鴆止渴。

　　那是在掏空紅龍，讓中共財政系統和行政人力資源被壓榨式耗費，跟貪腐亡國的作用很接近。

　　內憂外患，大廈將傾。習政權在這風雨飄搖的2021，不知道還能支撐多久。

　　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會是哪一根？目前不好說。

　　然而不計成本的瘋狂“維穩”，絕對會成為中共政權經濟失血導致坍塌的致命內傷。

　　2021年7月10日

　　盛世有浮屍，中共卻不再有儀式感

　　近日，發生在中國河南的特大水災，震驚了全世界。

　　盡管中共政權和他們統管的新聞媒體一如既往地極力掩蓋災難真相，但我們從民間傳播出來的文字、圖片和視頻，還是能感受到災情的慘烈，河南民眾傷亡的慘重。

　　令人震驚的是，整個河南，尤其是中心城市鄭州的防汛減災、應急預案、職能部門預警和調度，幾乎都是形同虛設。

　　一個曾經在官方宣布“花費五百多億元，能抵抗200年一遇大洪水”的鄭州“海綿城市工程”，竟然在暴雨來臨時如此不堪一擊。

　　災難突如其來，政府毫無作為，民眾無力抵抗。

　　淹沒、絕望、掙紮、死亡......

　　人們剛剛歡慶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典”，剛剛為這個“盛世”歡呼強大和熱淚盈眶，很快就墮入災難的深淵。

　　我很難想象那些困在地鐵和隧道裏，等待政府救援，然而耗盡最後一點氧氣，最後一絲希望的人們，在面對滅頂之災時是多麽無助和絕望。

　　我也無法理解，在那些鱗次櫛比的現代化建築旁邊，洪水中的那些冰冷浮屍，是否還能感受到這“盛世”的強大與安全。

　　在鄭州人最需要救助的時候，警察不見了，軍隊不見了，那些熱衷於剪彩作報告的“父母官”也不見了。

　　盛世突然虛幻起來，災民四顧無望，走向死亡。

　　地方官不見蹤影，那麽中共核心領導層在哪裏？

　　新華社拉薩7月23日電：“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西藏，祝賀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問西藏各族幹部群眾，給各族幹部群眾送去黨中央的關懷。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到西藏慶祝西藏和平解放，在黨和國家歷史上是第一次，充分表達了黨中央對西藏工作的支持、對西藏各族幹部群眾的關懷。”

　　原來國家元首去了西藏，去接受邊民的山呼萬歲，歌功頌德了。

　　中國的低窪處洪水滔天、浮屍遍布，而中國的最高領導者卻去了地勢最高的藏區。這真是一個大笑話！

　　記得1991年，安徽遭遇大水的時候，江澤民去了現場，表演了一波親自涉水的親民秀。

　　1998年，朱镕基出現在九江洪災現場，做了現場的救災指揮和部署。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時任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也是及時到達四川地震現場，無論真情還是假意，起碼給災區的受災者和救災者帶去了精神和實質的幫助。

　　然而，當我們進入了習近平時代，這種親民秀已經越來越罕見。

　　而今的中共高層脫掉了所有的偽裝，恢復食人生番本色。看上去中國人的生死，跟他們早就沒有關聯。

　　河南遭遇如此嚴重的災難，中共核心領導層卻集體失聲，毫無關註。

　　曾經的鄧江胡時代，領導人還會裝模作樣的去災難現場表演親民秀。 如果說鄧、江、胡還懂得那麽一丁點儀式感，那麽習近平已經全然不顧吃相了。

　　習時代，很多中共政權的慣例規矩都被改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無德無能，鮮廉寡恥的領導群體。露出了更多的劣與弱，狠與絕。

　　共產黨是靠造反起家，迷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組織。 如果說帶兵打仗，習近平可能連一個排長都勝任不了。

　　就是這樣一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六親不認的蠢貨，居然是人口第一國的海陸空三軍統帥！如此兒戲的權力架構，豈能不坍塌？ 中共血脈延續到習時代，真是弱得讓人瞠目結舌。

　　偽君子和真小人的區別，就是偽君子尚且有一點儀式感。

　　習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不再有任何儀式感，對中國人進行血腥鎮壓、無情盤剝。已經窮途末路，兇相畢露。

　　公元2021年，盛世的禮樂與煙花尚在回旋，洪水裏的浮屍卻漸漸冰冷。

　　盛世中的螻蟻們，如若不抗爭，結局必然屍橫遍野，萬劫不復。

　　2021年7月24日

　　獎牌改變了什麽---再論奧運會

　　我在2021年6月2日，發表過一篇討論奧運會的文章《多余的盛宴---寫在奧運年》。

　　討論話題：奧運會，究竟是一場興趣愛好的盛會？還是一場政治謀略？一門國際貿易的買賣？或者是某些政治人物或者組織假公濟私揚名立萬的良機？

　　眾所周知，每一個運動項目都有自己的世界錦標賽。比如男女足球世界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國際田聯世錦賽。

　　那就是單項的最高競技水準體現，為何又勞民傷財地來個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把各個項目揉捏在一起再比賽一次。

　　類似於中共國，就一直在各種文化、藝術、科技、體育大型盛會方面，非常積極主動地成為主辦方。尤其是在申辦奧運會、亞運會、冬運會、大運會、軍運會等國際賽事方面，中共政府更加不遺余力地爭取。莫非他們有什麽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可以將一個勞民傷財、虧本折利的宴席辦成商業奇跡？

　　獨裁者可以利用奧運會、世博會之類的大型盛會，來對民眾進行深度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洗腦。

　　讓人民沈浸在“大國崛起、民族無敵”的虛幻表象之中，更加深入地淪陷為法西斯政權的工具和兵器！

　　這就是中共“多贏哲學”，他們面面俱到地獲得利益，而整個過程都是中國民眾在承擔高負荷的成本！

　　結論：奧運會不應該成為宣揚國家主義和炫耀國力的宴會。

　　回歸奧運會本身。其實任何文體項目“共襄盛舉”都應該由愛好者和贊助商承擔，不應該由納稅人買單。

　　愛好者滿足了自己的興之所至，而贊助商獲得巨大的宣傳價值。各取所需，各擔其責。

　　既然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遭遇不可抗拒的外因而舉步維艱，不如從這一屆開始，取消奧運會？

　　再論奧運：東京奧運會開幕已經一周，今天我們再次來討論一下奧運會。

　　討論問題需要有依據。我決定用我的出生國中共國，和我居住國斐濟共和國來舉例，應該不缺乏說服力吧。

　　中共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人口大國，利用舉國體製培養專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不計成本，只求獎牌。

　　斐濟是超級小國，人口不足百萬，國力孱弱。基本是在國際運動盛會是陪場的存在。

　　目前的情形是中國奧運代表團在獎牌排行榜名列前茅，而斐濟野剛剛獲得七人製橄欖球賽的冠軍。

　　一如既往地，中國民眾因為金牌榜的“第一名”而歡呼雀躍，“祖國強大了”是他們從奧運會裏得到的致幻劑和麻醉劑。

　　中國式民眾眼界一般會只看到風光無限名利雙收的鄧亞萍、劉翔和劉國梁。他們看不見那些被淘汰被遺棄的奧運選手的悲慘結局，那些人深陷生存危機，有的奧運冠軍去洗腳房做技師，去雜貨鋪做搬運工，甚至有的因為運動致殘失去了勞動能力。

　　中國觀眾不在意那些命運悲慘的運動員，而只看高光人物，就像他們只看得見本國的衛星、高鐵和移動支付。而看不見老無所養，病無所醫。明明是奴隸，卻總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這才是中國人得的最嚴重的絕癥。

　　這恰好也是奧運獎牌的效力之一----能給中國人鞏固的虛幻主人感。

　　反觀斐濟奧運代表團獲得男子橄欖球冠軍。一個小國家，貧困落後，能在集體項目折桂，實屬不易。

　　一陣普天同慶之後，又能給斐濟人留下什麽？

　　本地人依然有大部分終身不曾離開過自己出生的島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效率仍然不會因為體育奪冠而發生任何改變。

　　除了那些奪冠的球員可以憑借冠軍身份得到有限的獎勵和廣告代言分成，這個國家嚴重的貧富差距毫無改變。窮仍然窮，懶還是懶。

　　奧運會，積分和獎牌，能給人類世界帶來什麽進步？或者帶來利益方面的增益？

　　斐濟橄欖球隊得了冠軍，能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麽進步？民族凝聚力還是生產效率？長了全民見識還是增加了生存發展素養？

　　中國奧運代表團每一屆都是獎牌大戶，這能讓中國的學齡兒童多做幾個引體向上？居民平均壽命提高？全民身體素質提升了？中國真的成了體育大國？

　　算了吧！舉國體製不計成本的去為獨裁政府耗財買臉！甚至違背基本道德，為提升成績給運動員攝入大量的激素類藥物。運動場上那一眾男性化的中國女運動員，是那麽的刺眼，那麽的讓人心疼和憤怒！

　　中國成為奧運獎牌大戶，而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增益，除了被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毒害得更加深入！

　　奧運會是隱藏著的國家（民族）主義活動，應該被取消。

　　每個運動項目都有自己的最高水準單項世界級比賽，比如足球世界杯田徑世錦賽，沒必要再來一次大雜燴。

　　運動本身是個人行為，所以應該回歸到個人參與。不應該成為國家炫耀實力的盛宴，那是跟閱兵式一樣無限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了。

　　我們不需要奧運獎牌，我們渴望實現普世價值，進入現代文明。

　　2021年7月30日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壟斷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在中國憲法總綱第二條中包含兩個謊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事實告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事實告訴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橡皮圖章，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我們看一看，中國共產黨頭子毛澤東過去是如何說的，鄧小平是如何說的，習近平現在是如何說的，以及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憲法是如何表述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又是如何做的，就可以證實，中國共產黨像專製君主一樣地貪婪地霸占著國家權力。

　　中國共產黨頭子、黨章、憲法的相關表述

　　1962年1月30日，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 。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說：“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萬眾一心向前進“。（2018年3月20日習近平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黨章宣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2017年10月24日 十九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項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利用四項基本原則前所未有地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黨國統治意誌。中國共產黨利用手中的軍隊，施行人民民主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強製國民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意誌走社會主義道路，強迫中國國民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得中國國民喪失了平等權利，喪失了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喪失信仰、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2018年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中國共產黨的這幾個頭子的說法，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憲法序言的表述，以及憲法總綱第一條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完全否定了在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樣的自相矛盾，厚顏無恥，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幹得出來！

　　中國共產黨黨委和黨組統治著中國的角角落落

　　毛澤東說：“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政府、領導軍隊、領導經濟、領導文化。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包括：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地方各級委員會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地區、盟和自治州的共黨委員會（簡稱“省委”、“區委”、“市委”、地委、盟委、州委等）。縣（旗）、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的共黨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包括：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要成立黨的基層組織。

　　中國共產黨黨組包括：國家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局、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團體等單位，一般設立黨組，由行政正職領導兼任黨組書記。各級公安機關均設立黨委，外交部及駐外使領館設立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正職領導負責製”。

　　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治著全中國，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地方委員會在本地區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地方政府的領導核心作用，按照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本地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行全面領導，對本地區黨的建設全面負責。（2015年12月25日起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黨組是黨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中設立的領導機構，在本單位發揮領導核心作用。（2015年6月16日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黨組。其職責是，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職權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國共產黨中央請示報告；保證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策的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沒有實現普選的承諾，人大代表不是中國民眾選舉產生的。中國人大代表存在：黨員代表多、非黨員代表少，幹部代表多、群眾代表少的問題。退休金雙軌製和官員財產難以公開，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大中大都是中國共產黨官員。因此，中國人大代表沒有代表性，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性。由此可以證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力機關，實際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各級中國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不僅牢牢掌握了各級政府，也控製了所有“群眾”組織，工、青、婦組織及合作社、學校、報紙。是以，全體國民(無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無一例外地必須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中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1957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儲安平深刻解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

　　6月1日，儲安平在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他說：“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

　　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

　　他說：“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儲安平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毛澤東，稱之為“老和尚”。

　　“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終於使他遭到了人民民主專政屠刀的殺害。文革中，儲安平失蹤了，究竟是自殺、被打死，至今仍無定論。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基層，從國家機關到社會團體，層層設立黨組織，建立了黨天下，布下了天羅地網，控製著中國的角角落落，中國民眾被全民監控，無處遁形。關於“人民“，筆者在《為什麽我的文章中極少使用“人民“這個詞》一文中，已經闡述過，在當今中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人是”人民“。否則，就是敵人。”人民“只是中國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中國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中高層官僚集團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中國國民淪為被統治的臣民。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府是黨政府，軍隊是黨軍隊，經濟是黨經濟，文化是黨文化。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掌握著中國的一切權力。

　　像專製君主一樣的貪婪

　　筆者在《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像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權力一樣，前蘇共和中國共產黨都是通過暴力占有了國家的一切資產，並且壟斷了國家所有的權力。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公元前1045年，周朝開始實施分封製度。周武王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為列國諸侯，如封其弟周公姬旦於魯國，封功臣姜太公於齊國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滅六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廢除分封製代以郡縣製，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度取代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主要特征是“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其表現為：1、專製君主是全國土地財產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2、專製君主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3、專製君主的個人意誌就是法律，對臣民擁有生殺予奪之權；4、君主世襲製，亦即君主之位按照王室血統關系世代傳承；5、君主職位的終身製，即君主沒有任期的限製。除非該王朝被其他王朝所推翻，君主不得不下臺。6、軍隊是君主專製統治的暴力支柱,君主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的變種。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是君主家族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壟斷”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一切鞏固專製統治的權力“的製度，其表現為：1、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土地和國有財產的實際最高所有者；2、中國共產黨獨攬國家權力，集全國的軍事、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3、中國共產黨的意誌就是法律，對百姓擁有生殺予奪之權；4、中國共產黨政黨世襲製，亦即政黨頭子之位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傳承。5、政黨頭子的終身製，不死不下臺。6、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暴力支柱。中國共產黨憑借軍事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統治其臣民。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一個主權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家。

　　中國憲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其目的是為了掩蓋中國共產黨大權獨攬統治中國的真相。

中共意識形態批判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皇帝的新衣 “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於“People”

　　中國的“人民”的概念，常用來與“people”相對應。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詞，沒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壹個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僅僅取決於他在法律意義上的狀況。壹名美國人，決不會因反其總統，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國人民”決非如此。壹名中國人，雖然擁有中國國籍，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遠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壞右”，近的有異議人士、民間信仰團體、“敵對勢力”以及刑事責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經能夠代表“人民”的官員，因各種原因遭到了刑事處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裏，同People 含義更相近的詞匯應是“民眾”，不過這兩者也不能劃等號，因為People可以包括壹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民眾”卻不包括。此外，漢語裏的“國人”比“民眾”包括的更廣，與People相近，但這壹詞匯通常只用於本國人之間，已在正式場合消失。

　　2．人民”壹詞的傳統含義

　　古漢語中，“人”和“民”的含義相去甚遠。“人”有泛指和特指兩方面的含義，作泛指用時指人類，作特指用時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學識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飾語，才有負面含義，如“歹人”、“壞人”、“惡人”等。如果不加修飾，“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從蕓蕓眾生中區分出來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復數，也可以用作單數。

　　與之對應的，只能用作復數的“民”字，在古漢語中基本是壹個貶義字，並且經常與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連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與帶有褒義的形容詞連用，產生的仍然是某種貶義的效果，如“良民”、“順民”等等。古漢語中“民”字的含義，指的是位於被統治地位的、幾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體。

　　古漢語辭典中對“民”的解釋：奴隸；百姓，《左傳.文公十三年》：“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民”有三種含義：奴隸，百姓，人。“民”在作“人”講時，往往需要被特別加以說明，如上文中就特別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樣，有“好惡喜怒哀樂”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味著壹種幾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漢語中“人民”壹詞最早的含義，幾乎與“人畜”相當。

　　簡單地說，古漢語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沒有地位的“民”的集合體。歷史上，“人民”這壹詞匯並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而是與“民眾”的含義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眾”範圍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現較多的地方是記載各地事件的史書方誌，或者向皇帝稟報各地情況的奏折之中，“人民”的含義是某地民眾與當地官員士紳的簡單相加，只是壹個地方群體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範圍更小的某州某縣人民等等，但壹般不會說“全國人民”，因為專制社會不允許出現壹個有可能將最高統治階層包括進去的、邊界模糊不清的群體集合概念，能夠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統治者的相應名詞，如“海內民眾”、“天下民眾”等等。此外，在書面語言上可有“華夏人民”或“中華人民”的說法，這是相對於外族而言的，沒有“全國人民”那種有可能將上下混為壹談的含義。

　　因此，中國史上的“人民”壹詞的含義就是某地官員、士紳和民眾的全體。

　　3．黨文化中“人民”的含義

　　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據馬克思的理論，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反動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則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軍壹起，就構成了“人民”。顯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內涵。在“人民”的新含義中，“人”代表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民”代表跟隨共產黨的民眾。

　　《辭海》把“人民”解釋為，人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抗日時期，壹切擁護抗日的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社會主義時期，擁護社會主義的就屬於人民的範疇了。1949年後，“人民”是指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不包括“地富反壞右”等“賤民”，他們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這是等級特權、階級歧視的表現。

　　4．“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壹缺陷導致了壹種極其落後的國家理念，導致了“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共產黨及其從屬者；所以，壹個“人民”的國家，定是壹個屬於X黨的國家。“人民國家”就屬於全體國民，僅僅屬於這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國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等於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次，“人民”是個模糊的概念。誰是人民？幷沒有壹個明確的法律界定，最終只有最高權力者能夠決定誰是“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人民”有可能退縮成壹個極小的圈子，“人民”的國家將變成壹個只屬於極少數人乃至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國家。

　　顯然，這是壹種不正常的狀況，要維持這種狀況，就必須實行一黨專政。對於統治者來說，擁有統治權是壹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專制就成為“人民的國家”的必然結果和唯壹選擇。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凡國號裏有“人民”二字的都是專制國家；至於國號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因為，共產語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概念，能夠將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行合在壹起用到國號裏，這正是最專制的國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裏尼及其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國家，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懷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敵”而遭打擊。希特勒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它國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犧牲。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2-3千萬的俄羅斯人民。蘇共垮臺前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人員的占85%。在結束共產統治後，俄國也允許新的共黨存在。開始的時候，俄國共黨在國會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選舉時，共黨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現在還在下滑。

　　戈爾巴喬夫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蘇共的宣示與“三個代表”中的“中國共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幾乎壹字不差。可見，“三個代表”並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三個代表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黨要代表人民，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也不是人民授權的；黨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那是強奸民意。“中共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壹個偽命題。中共的黨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黨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黨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黨放權松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三個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臺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會裏，政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二個概念。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而政黨只能屬於壹部份人。任何社會都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與利益集團，存在著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無論是哪壹個黨都不能代表全民。共產黨的黨章上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的。在60年代中蘇大辯論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痛斥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對利益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騙術。中共是壹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黨。它不許其它黨派的存在，堅持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它口稱立黨為公，實際上是結黨營私；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己。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宣言”，而是新世紀的謊言。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

　　中國領導人通常是不經過別人的授權而自作主張地“代表”別人，共產黨不經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三個代表”是這種武斷作風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報”是黨報，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報紙，它是黨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因此，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各級黨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聽命於中宣部而奉命報道，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於“輿論壹律”的壹家報紙。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的煽情報道。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壹個名字：王偉”。壹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麽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

　　“黨的喉舌”常常說“全國人民”如何。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國的電視觀眾謝這個、謝那個。全國的電視觀眾什麽時候以何種形式或程序賦予他們這壹代表權？

　　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這顯然是侵權、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誌！為什麽很多人言必稱代表，就是在於他們想擁有代表的權力，而謀自己的利益。我們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權，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為是侵權。

　　為什麽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來代表我？說穿了，因為妳手裏有槍，就自說自話地代表我了。還說是我要求妳代表的，還說如果沒有妳，我就不會過日子，還說我被妳代表了後，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個不癡、不傻的人，怎麽會心甘情願地被別人代表嗎？人，總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來代表妳，妳願意嗎？現在，妳憑著手裏有槍，妳可以代表自己了，還不滿足，還要多吃、多占，來代表手無寸鐵的我，把本來屬於我的那份權利，也拿了過去，還說妳完全是為我好，是讓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樂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還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願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為，妳可以要我的命。槍桿子在妳手裏，妳就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理論都可以創造；真是“偉大”神奇呀！

　　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飯店叫人民飯店；旅館叫人民旅館；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園是人民公園；殯儀館是人民殯儀館；廁所是人民廁所。錢也叫做“人民幣”，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貨幣就就不那麽銅臭味了，就只屬於人民了。真是異想天開，天方夜譚。

　　任何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實際上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誌。當“人民”與具體的公民無關時，集體就成了虛假的集體，成了少數人剝削他人和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體的人民成了仆。當暴力集團以“人民”的名義當家作主時，具體的個人早已成了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奴仆了。

　　中共標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則成了任其驅使的奴隸。“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個人無足輕重”，這話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個人的權利，具體的權利就落入到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輕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為“人民的敵人”。在掌握了對人民的生殺大權後，無論共黨如何貪污腐敗、如何罔顧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會受到軍警的鎮壓。

　　共產黨的邏輯是：反黨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專政。按這壹邏輯，批評的呼聲被封殺了。壹旦黨外人士用“人民”的名義，他們就認為是僭越。梁漱溟想為農民叫苦，惹得毛澤東臭罵壹通，說他“班門弄斧”。1957年，壹批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結果被打成右派；89學生遊行反腐敗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後被定為“反革命暴亂”。

　　中共把壹切屬於人民的權利都剝奪了，連“人民”兩個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後”的說法，這說的是獨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對於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繩子比別的繩子把人民捆的更緊。人民被共產黨強奸了，人民的喉嚨被割斷了。中國人生來就是被強奸的命，被強奸後還要呻吟著叫好。

　　共黨宣稱它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比群眾更懂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是它掌權的理由。共產黨強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權力既不來自於天命，也不是靠選舉，而是以暴力和欺詐來維持的。以壹個省為例，省長理應是壹省的政府首腦。其實不是，省長的真實身分是“中國共產黨ＸＸ省委員會副書記”；他上面的省委書記，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內，省委書記的權力是無限的。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壹身；他唯壹畏懼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及其組織。

　　譬如：省委書記程維高掌控河北十年，縱容其子程慕陽貪污數十億元。河北人民罵程維高，連出租車司機、賣菜的、普通市民都罵。可河北的媒體[“媚體”]卻竭盡巴結獻媚之能事，連小罵大幫忙的屁都不敢放。舉報了程維高同夥問題的郭光允遭毆打、被汽車蓄意撞成重傷、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牢獄之災，被打得“上下哪兒都疼”，其家人親朋近20人受到牽連。連省紀委書記也被提前退休。可見，黨書記與殘暴的皇帝有什麽兩樣？！

　　中共的宣傳部，管著廣播電視廳、新聞出版局、文化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管著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安全廳、司法廳、監獄管理局、海關、 武裝警察部隊等。壹直以來，所謂的政府部門，就是黨委的辦事機構，主事權完全在黨委及其部門手裏。“人民政府”不過是書記的傀儡。

　　“黨領導壹切”，就是中國的全部。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設立黨的權力機構，以求統領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權。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個個蛛網式的等級化的“封建莊園”。莊園的莊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他有其領屬範圍內的壹切生殺予奪大權。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的奴隸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壹黨之國。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壹系列掛著人民名字的機關實乃特權衙門。黨官僚化了，黨變成了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就是人民為共黨服務。如果危及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黨可以反對“個人崇拜”，但永遠不能反對“黨崇拜”。“反黨，反社會主義”歷來都是中共國最嚴重的罪名，可見保衛中共的壹黨領導地位，即保衛“黨天下”，乃是中共為之奮鬥的最高宗旨。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維護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況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個階級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應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所有公民壹視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義。不管任何的黨派執政，政府都不僅僅代表某壹個黨派的利益，而應對全體公民負責。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個“人民”顯然是違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則。

　　必須取締強加在每壹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麽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5．“人民的國家”註定是腐敗的國家

　　以權謀私，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事；只有壹個“人民”的國家，才會使大規模腐敗成為必然。導致大規模腐敗的第壹個原因在於，“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專制意味著不受制約和不受監督的權力，意味著種種明裏暗裏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權力的腐敗就必定會發生。

　　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的產物，而與專制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在毛時代，腐敗的情況要比今天好得多，人們要辦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員送壹些煙酒而已。

　　這裏要區分兩個概念。首先，不能把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發生某些腐敗，就看作是清廉。在壹個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內容極其單調的社會裏，今天的許多腐敗固然無法發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飯的情況下，有人憑藉手中的權力將國庫中的幾袋糧食搬回了家，這同今天壹些人將成百萬上千萬公款劃為己有的性質是壹樣的；其次，腐敗不僅要看涉案的絕對數目，更要看相對數目。在文革時期，許多知青為了提幹或上學，常常向當地幹部送出煙酒和貞操等禮品，這也許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卻可能是壹個家庭的壹大筆積蓄。今天的腐敗，只不過是在條件充分具備之後，專制體制的腐敗能力全面暴露出來了而已。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包含在“人民”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裏，不管壹個執政黨實際上的作為如何，其名義上的服務對象只能是全體國民，而在中國，黨公開宣稱的服務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國民，而是“人民”。所以，“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當百姓高興的以為“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時，他們卻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經把他們排除在了執政黨的服務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確實得到了某種服務，那不過是“為人民服務”的附帶結果。

　　為什麽共產黨只“為人民服務”？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共產黨而只能為那壹部分與自己站在壹起的“先進人群”及其追隨者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這種劃分階級的理論，正好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那種等級觀念和拉幫結派的文化傳統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難地被奉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國歷史上，平民百姓從來就不是統治者的服務對象，而只是管制對象，“服務”是層層向上而非向下的。

　　“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同腐敗存在必然的關聯。當初“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個屬於“人民”的美好社會。在奪權成功後，享受美好生活就開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會中通過特權來獲得享受，正是當初“人民”要通過革命來達到的目的。

　　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奪取政權之後，讓“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我服務”。任何手握權力的官員，在沒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員，甚至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可以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地變成為某個具體官員個人的服務。因此，包含在“人民”這壹名詞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規模腐敗的因素，這正是“人民”的國家總是導致嚴重腐敗的壹個重要原因。

　　有人指責今天的壹些腐敗官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己服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兩者在本質上幷不沖突，除非某些官員腐敗過了頭，以至於損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三個原因來自存在於“人民”這壹概念中的國家理念。“人民的國家”是壹個僅僅屬於“人民”的國家，當壹個人是“人民”的壹員的時候，他擁有自己的國家；而當壹個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時，他就等於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由於“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個人是否屬於“人民”，幷無明確的法律界定，而僅僅取決於他的相關政治狀況，因此，壹個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而於壹夜之間被置於“人民”之外，從而成為自己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寄居者。

　　對於身居有利位置和擁有各種權力的官員來說，置身於中國的專制體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裝滿珠寶的大船上，壹方面財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什麽時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拋入大海。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中，如果有人產生大撈壹把然後離船上岸的念頭，是十分自然的，這也正是實際中發生的情況，大量貪官攜款外逃，絕不僅僅是貪婪的結果，而是與“人民的國家”中壹個國民缺乏法定的權利保障密切相關的。

　　在“人民的國家”中，壹方面，種種因素促使官員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經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貪官們不僅有許多漏洞可鉆，而且不壹定會案發或被查處；而貪官們是否會被查處，查處的結果如何，主要幷不取決於其具體的腐敗行為，而取決於其政治處境。

　　由此，在上述種種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普遍的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為人民服務”為訴求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其享有的特權，必然會竭盡全力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其宣稱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出於維護其權力的壹種招牌和手段，是服務於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權這壹目標的。

　　共產社會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據，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裏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茍。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裏的作用，他的價值取決於他在這個高度完備的差序社會裏的身份。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仆人。可這就怪了：仆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仆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仆人”嗎？

　　我親愛的公仆大人！ 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您發命令，我來拼命。 倒說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 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仆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壹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 主人翁的臺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 我給您踢，理所應當；我給您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臺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污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兇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麽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麽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專政組織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當年的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沖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民要為能源供應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麽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復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這不是誇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種冤假錯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人的生命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阿Q動物國之童話。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癡，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壹個白癡民族要比壹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所以，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專制統治群體，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布，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壹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壹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裏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鎮》裏的“壹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壹樣地活下去”。

　　第壹階段，逐步非人化。具體又可分為3個小步驟：去感官化，也可俗稱聾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稱太監化；去廉恥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裏的“禮”字應該改成“理”字更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妳看的，就不讓妳看，讓妳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壹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壹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仆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臟的醜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麽能給妳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妳聽的，就不讓妳聽，讓妳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臺妳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妳也只能聽贊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壹不是先捂蓋子，盡量少報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道。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準！

　　不該妳說的，就不讓妳說。我就是要讓妳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H南揭艾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誌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們缺德化。這壹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但這壹招最管用，最能長治久安地保證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壹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裏歡迎紅頂資本家入夥，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Q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盡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阿Q國做到了全面禽獸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動物園內共分以下幾大類，細目從略不表。第壹類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污吏和奸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裏。為非作歹，遺禍壹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被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托權貴。多為禦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墻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雲，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閒和幫兇，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被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誌，亂則偏安壹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被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淒苦的壹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嘆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

中國政府的精神領袖的邪惡本質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二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1962年1月，在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三年災荒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當面打了毛澤東的臉。1962年7月，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三年特大災荒，餓死了幾千萬中國百姓，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他在黨內外臉面喪盡。

　　被余英時描寫成“打天下的光棍”的毛澤東澤怎能甘心呢！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共產黨內部窩裏鬥。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劉少奇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之眾多共產黨官員固然遭到了迫害，但是受害最深的還是中國百姓，還有“中國”這個國家。從北京的“紅八月”起，中國很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亦有大量文物古跡在“破四舊”中遭紅衛兵破壞。大陸中國在再一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1966年5月16日， 毛澤東直接導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當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中學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些所謂的紅衛兵的頭頭和骨幹都是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如果說，毛澤東那一代人為嗜血一代（簡稱血一代），其中出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的紅衛兵大都是血二代。他們享受著升學、招工、晉級調資、分房、醫療、參軍、提幹、參選人民代表、從政為官等等的優先權。今日，這些血二代大都成為中共既得利益貪污集團成員。紅衛兵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殘酷迫害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資本家等等。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一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共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大地.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寫到此處，筆者敲擊鍵盤的手顫抖著，無法寫下卞仲耘被侮辱、毆打致死的悲慘情景，請讀者查閱王友琴寫的《卞仲耘之死》一文。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暴行，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閱讀《文革受難者》一書。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所謂‘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饑餓於疾病，也有的在那裏無法生存而自殺。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那裏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的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幹涉學生文革、支持紅衛兵運動。

　　他說：“ 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幹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做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鬥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為什麽反對不得？我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幹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麽要緊“？

　　8月26日，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北京大興縣的“大興事件”（又稱“八三一事件”）中，從8月29日至31日，先後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謝富治又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提道，“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紅衛兵不僅殘害老師，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系”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以 “破四舊”，即所謂的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名義瘋狂迫害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打人抄家風迅速蔓延全國。

　　紅衛兵還對被他們視為奇裝異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動，如剃陰陽頭、剪小褲腳管、剁尖頭皮鞋等。一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一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統統改名。他們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

　　文革中慘死的部分名人：國學大師熊十力、歷史學家翦伯贊、著名電影演員上官雲珠、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容國團 、著名女鋼琴家顧聖嬰、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前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音樂理論家沈知白、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 、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化學家蕭光琰、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北師大教授劉盼遂、著名詩人聞捷、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北大生物系教授俞大因、物理學家張宗燧、著名電影導演顧而已、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南開大學教授饒毓泰、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地質學家謝家榮、電影劇作家海默、文史學者周予同、 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著名平劇演員小白玉霜、歷史學家李平心、詩人遠千裏、華東師大教授姚啟鈞、物理學家趙九章、京劇表達演大師馬連良、電影藝術家應雲衛、陳布雷女陳璉、著名藥理學家張紹昌、社會學家張宗穎夫婦、生物學家陳同度。

　　中國新聞周刊網教詳細地列舉了那些“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以下是部分內容：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造字者倉頡的墓園、山西舜帝陵、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毀；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醫聖祠”已不復存在；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珍藏的清康熙《龍崗誌》、《忠武誌》木刻文版焚燒；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幹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被搗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被毀；杭州的嶽飛墳被刨，嶽武穆被焚骨揚灰；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皇城也拆得一幹二凈；海南島海瑞的墳被砸掉，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吳承恩的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張之洞的墳被刨開，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紅衛兵刨開康有為的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中國新聞周刊網《盤點：那些“文革”中被毀壞的文物》文章來源：《中外文摘》）中華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壞的同時，毛澤東的塑像遍布全國，中華大地只允許國賊毛的塑像存在。《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內容被寫入《七五憲法》。

　　林彪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毛澤東的走狗利用民眾的盲從和無奈在全民中進行“三忠於”（忠於毛、忠於毛思想、忠於毛路線）、“四無限”（對毛、毛思想、毛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的效忠活動，無論開會、工作，還是看電影、吃飯，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高喊“毛萬歲，林健康”，天天“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澤東導演了世界歷史上最醜陋的鬧劇，中國走進了毛澤東地獄。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高考製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在校的中小學生也無法繼續就學。

　　1968年,由於文革造成了三屆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毛澤東創造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學生一起畢業的“奇跡”。在利用紅衛兵打到劉少奇的目的達到之後，為了解決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青少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將青少年全部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所謂的再教育. 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幾千萬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

　　大屠殺

　　文革中“‘紅八月”的殘暴超過希特勒反猶運動的“水晶之夜”，這是因為納粹只是焚燒，而紅衛兵則是殺人。1985年官方統計顯示，紅八月中，北京屠殺實際死亡人數上萬。

　　從北京的“紅八月”起，中國很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

　　廣西大屠殺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發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殺事件。1980年代中國大陸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為10-15萬。 殺戮方式包括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炸藥炸，等等。在屠殺期間，廣西武宣、武鳴等諸多縣區發生了非饑荒情況下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據部分披露檔案，至少137人被吃、參與食用他人屍體者至少有數千人。另有研究學者指出，據廣西民間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而不同調查均顯示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人吃人事件（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廣東大屠殺

　　文革期間，廣東省下轄80個縣，依據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後公開的57個縣的縣誌，其中有28個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六個縣屠殺人數超過1千人、以陽江大屠殺中的陽春縣（死亡2600余人）最為嚴重，所有已知發生屠殺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8人。 此外，在廣東的部分城市當中亦發生了屠殺事件，比如廣州吊勞改犯事件造成至少187-197人死亡（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雲南大屠殺

　　1966年8月，雲南鎮雄縣發生的屠殺事件是最早的雲南文革屠殺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1968年1月爆發的“趙健民雲南特務案”中，時任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等人誣陷為“叛徒”、“國民黨特務”而遭非法關押8年，該案引發了1.5萬余起冤案、假案，牽連上百萬人，到1969年共有1萬7千余人被打死、逼死。與此同時，在“滇西挺進縱隊”一案中，1968年1月一次屠殺就有至少200余人死亡，該案件此後與趙健民案捆綁掛鉤。 1975年7-8月，在針對回族民眾的沙甸屠殺事件中，共有1600余人死亡。

　　雲南省是文革期間大屠殺情況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依據其中77個縣的公開縣誌，文革期間雲南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共死亡1萬余人，但有學者指出其它文獻綜合顯示實際有2萬2千余人死亡（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湖南大屠殺

　　文革期間湖南省下轄103個縣，依據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後公開的76個縣的縣誌，寧遠縣死亡人數最多達1093人，各縣在文革期間平均非正常死亡80人；亦有學者得出全省各縣平均非正常死亡147人的數據。 但研究學者普遍認為，1967年8-10月發生的道縣大屠殺是湖南最為嚴重的文革屠殺事件，道縣實際死亡4519人（但縣誌只報道了7人死亡），而此次大屠殺共造成零陵地區包括道縣、寧遠縣在內的10余個縣市共9093人死亡（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受道縣屠殺影響，1968年7-9月發生的邵陽縣大屠殺共造成991人死亡（322人被殺、669人被逼自殺），但有學者稱實際死亡人數達數千人。 此外，湖南漵浦等地區屠殺事件發生（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瘋狂殺人

　　毛澤東將青少年趕到農村的同時，又舉起屠刀開始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一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兩年之後，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這場發生在文革中的政治運動，在全國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50萬，全國被揪鬥人數超過3000萬。讀者如果想了解毛澤東的罪惡，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死於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期間。

　　中共蟊賊殺人兇殘狠毒。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天女散花”: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殺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1期，作者：晏樂斌，原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共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

　　不知年輕的讀者能否想象出你們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樣殘酷恐怖的一個中共地獄之中。

　　中共極權集團認為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功中殺人還不夠。1970年，中共發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中共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正如丁抒所言：“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 ‘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筆者將另文講述，正是在一大三反中，筆者走上了反抗中共極權集團的道路，至今已有五十一年了！

　　文革死亡人數

　　文革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殺（包括官方處決）、武鬥、私刑、自殺、批鬥，等等；根據目前的資料，各方統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 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余人死亡。

　　根據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以及其它文獻記錄，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國賊毛登上中國獨裁寶座後，被他的親密戰友林彪恨恨地扇了一耳光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上海製定了革命武裝政變計劃，取名為 “571工程紀要”。在《“571工程”紀要》中，林彪集團指責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嘲弄代號B-52的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指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揭露毛澤東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中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機叛逃事件再一次使得毛澤東臉面喪盡，國賊毛指定的接班人成了叛徒，大多數中國人在此時此刻開始重新認識毛澤東了。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國賊毛澤東陶醉於千千萬萬年幼無知的紅衛兵對他的狂熱的崇拜。

　　1976年4月，同樣是在天安門廣場，千千萬萬年覺醒的中國青年高喊著，“秦皇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高唱著“你，你，你這個壞東西!你欺騙人民，殘害人民，你這個壞東西！”

　　國賊毛澤東臨死前已經知道了自己的下場，中國人已經拋棄了他。

　　2021年6月21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三 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經歷過延安整風、反右運動、大躍進、大災荒等一系列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罪惡運動的老共產黨員曾經對筆者說過，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他們誇誇其談自我吹噓的事情，正是他們說謊，力圖掩蓋他們罪惡勾當的事情。共產黨不說謊就無法生存！

　　筆者在前文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犯下的滔天罪惡，為了挽救自己，中國共產黨聲稱要改革開放了！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國共產黨後來宣稱，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今天，只有少數中國人認清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真實目的，多數人還被中國共產黨所欺騙。筆者就從解析鄧小平的講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開始，逐一揭開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真相。

　　解析鄧小平的講話和《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的內容，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堅守黨國專製製度，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用改革開放來蒙騙中國百姓，掩蓋他們竭力保住沾滿中國百姓鮮血的專製黨國的目的。

　　辨別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目的試金石是，是否維護國賊毛澤東，是否廢除黨國專製製度。

　　鄧小平講話

　　我們先來分析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被中國共產黨人奉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

　　解放思想

　　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鄧小平首先講，“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鄧小平說,“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已經對中國國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鄧小平竟然還要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這就告訴我們,他還是要維護毛澤東,不會放棄黨國專製。三個多月後，鄧小平就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黨政分開

　　鄧小平批評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幹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

　　有的人被鄧小平的這句話所欺騙，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再幹預一切,要實行黨政分開了。

　　認真想一想,即便中國共產黨不再包辦一切、幹預一切,鄧小平強調依然要”加強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放棄領導的。真正地放棄黨領導是實行多黨製,鄧小平敢嗎?既便不再”黨政不分”,,中國共產黨還是要實行”一元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是黨國專製製度，只要堅持黨國專製製度,黨政就不可能分開! 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真理標準

　　鄧小平說,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一，這句話是病句,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檢驗真理的過程；其二,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歷史已經證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禍國殃民的謬論。鄧小平吹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其目的是，繼續堅持所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理”。

　　三不主義

　　鄧小平說,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製、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中國民眾能夠相信鄧小平的話嗎？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中國共產黨立刻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迫害知識分子。鄧小平仍然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共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鄧小平又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1987年，一位中共知識分子幹部辭職時曾經對單位領導說：“你們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就是又在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嗎？中國共產黨，狗改不了吃屎！”

　　黨法大於國法

　　鄧小平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註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製定出來”。

　　又說” 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

　　鄧小平這是在說，國法要遵循黨規黨法。

　　力保毛澤東

　　“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誌，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鄧小平強調毛澤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功績，為毛澤東辯護，不承認毛澤東有罪，僅僅有缺點和錯誤。不承認毛澤東有罪，也就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死不悔改保江山。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在民主國家，國民是否富裕是自己的事情．只有在專製國家才有允許與不允許的說法。

　　今天，中國民眾已經知道，正是由於鄧小平堅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所以，從鄧小平的兒子開始，中國共產黨的子孫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我們再來分析《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關於毛澤東

　　在《國賊毛澤東》等文章中，筆者已經較為詳細地列舉了毛澤東的滔天罪惡。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掩蓋毛澤東的罪惡,繼續吹捧毛澤東的功績。

　　“毛澤東同誌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領導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後來被林彪、“四人幫”打斷了，破壞了。此外，由於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也妨礙了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完成”。

　　“會議著重指出：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他的卓越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國賊毛澤東害死幾千萬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依然稱贊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僅僅在“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嫁禍於林彪、“四人幫”。文化大革命將中國人拖進了苦難的深淵，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罪惡僅僅是”缺點”。肯定毛澤東的“成就”‘，就是否定毛澤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這是中國共產黨死不認罪的醜陋表現。

　　堅持毛澤東思想

　　“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誌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

　　中國共產黨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是要繼續堅持對中國人的思想統治。

　　關於四個現代化

　　“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誌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對於實現國民經濟三年、八年規劃和二十三年設想，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要實現的是“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國家製度現代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想改變黨國專製製度。中國共產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繼續對中國國民實施血腥鎮壓。

　　關於階級鬥爭

　　“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共產黨一再說謊，說什麽十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一段文字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不想放棄階級鬥爭，並且依然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

　　中國共產黨要放棄階級鬥爭，以經濟為中心，這怎麽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階級鬥爭嗎！中國共產黨以搞階級鬥爭起家，不搞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還能活嗎！

　　關於農業

　　“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幹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帳目公開 “。

　　這段話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依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製度，根本沒有提出農村實行農民家庭承包責任製。

　　中國共產黨在撒謊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時間是，1978年12月18日-22日。就在此前的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小崗村在1978年11月24日已經冒殺頭危險實施大包幹，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又在欺騙中國人，他們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根本沒有實行農村改革，還堅持讓中國農民當農奴！

　　筆者提供以下事實，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卑鄙無恥的騙子。

　　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決定草案經過討論，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筆者現在來分析這個“決定”。

　　其一，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中，廣大人民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革命熱情是非常可貴的，但由於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到了嚴重挫折。在黨中央、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領導下，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用了比較短的時間糾正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戰勝了困難，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並有了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

　　其二，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

　　“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國農村中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只占人口中的極少數。因此，忽視或誇大階級鬥爭，都是錯誤的。我們要堅決打擊的，只能是確實存在著的極少數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心所欲地擴大階級鬥爭和人為地製造所謂階級鬥爭，破壞團結，傷害好人”。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決定”依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中國農民還能擁護共產黨，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

　　其三，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中央認為，當前必須采取如下二十五項農業政策、農村經濟政策和增產措施。

　　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任意剝奪或侵犯它的利益。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國家政策、法律、法令，接受國家計劃指導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都有權因時因地製宜地進行種植，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決定經營管理方法，有權分配自己的產品和現金，有權抵製任何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瞎指揮＂。

　　＂人民公社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集中力量發展農村生產力。不允許在條件不具備、多數社員又不同意的時侯，搞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條件具備了，大多數社員同意了，實行這樣的過渡，要報省一級領導機關批準。目前已經實行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並有條件堅持下去的要繼續努力辦好＂。

　　其四，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人民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加強定額管理，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付給報酬，建立必要的獎懲製度，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趙紫陽說過，“1979 年 9 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 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外，也不要包產到戶’”（趙紫陽《改革歷程》）。

　　其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餓死了幾千萬農民，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高速度發展農業生產，積極建設現代化大農業，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宏偉事業。一定要全黨動員，全國動員，大辦農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把農業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實現農業現代化當成長期奮鬥的重要目標，切實加強領導，統率浩浩蕩蕩的大軍進行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戰役＂。

　　以上內容告訴我們，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

　　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在他為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書中寫的《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一文中指出：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但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直到 1980 年 1 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裏沒有體製改革。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製。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製裏翻跟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裏，都沒有改革“。

　　鄧小平及其中國共產黨高層不僅沒有提出改革，而且仍然在毛澤東體製裏翻跟頭。

　　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

　　筆者將在下文中揭露中國農村改革的真相：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為了活下去，是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農村經濟體製改革。

　　結束語

　　通過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是莫大的謊言。鄧小平及其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員, 不承認毛澤東的罪惡，不放棄階級鬥爭，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黨國專製製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心保住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這才是中國共產黨開啟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征程的出發點，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目的。

　　歷史事實告訴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是絕不會認罪的，並且還要繼續對中國人犯罪！從1978年到今天，中國共產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人不要被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中國夢”等等花言巧語所欺騙，睜大眼睛，認真思考，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

　　筆者將在後面的系列文章中，繼續揭露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謊言、鄧小平堅持黨國製度的罪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罪惡本質，以及習近平妄圖將中國帶回到毛澤東獨裁統治時代的罪惡。

　　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

　　2021年6月24日

[左翼反共人士]

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的基本特征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四 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中學時，筆者曾經讀過周立波寫的《暴風驟雨》。書中描寫了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農民的貧窮。主角趙玉林窮得全家三口都沒有褲子穿。他的外號叫趙光腚。

　　1959年至1961年，在災星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中國農村曾經餓死了幾千萬人，那些沒有餓死的農民活得怎麽樣呢？

　　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1977年6月21日，萬裏抵達省城合肥。萬裏發現：安徽省的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還要嚴重。於是，他親自下去做了一次認真的農村調查。

　　萬裏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結果是，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沈重。

　　在定遠縣盧橋，萬裏看到一個上身沒有內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襖、腰間系著條舊布帶的青年農民，挑著一副擔子，走累了，正在路邊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來。萬裏問他有什麽要求，他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填飽肚子就行” 。萬裏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麽要求？這位農民又打開襖襟拍拍肚皮說：“裏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幹子！”

　　萬裏聽罷，良久無語。

　　在農民住的茅草棚裏，萬裏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葦，蓋的是爛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鍋中用胡蘿蔔、纓子和著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在鳳陽縣的鐵路沿線，他親眼看到蓬頭垢面拖兒帶女的農民，成群結隊在同攔截他們的幹部“玩”著“老鼠和貓的遊戲”，爭先恐後地扒車外流，他忍不住對當地領導發了火：“不要再念緊箍咒，再割‘資本主義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飯，你們總也要想想辦法讓大家吃飽飯呀！”

　　最讓萬裏心驚的還是金寨之行。這年11月上旬，萬裏前往革命老區大別山調查。大山裏的金寨縣燕子河公社車子進不去，萬裏只得下車請當地的幹部帶路，徒步上山。途中，他來到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因為屋內過於黑暗，進去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在鍋竈旁的一堆柴草裏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他熱情地上前問道：“老人家，八點多鐘了，你怎麽還坐在柴草裏，不上工？”老人卻依然坐著，一動沒動。當地幹部掛不住臉，斥責老人：“你這個老東西，省委萬書記來了，問你呢，怎麽不說話？”老人這才擡起頭，傻傻地望著萬裏，突然往起一站。

　　萬裏一下驚呆了：原來老人一絲不掛，光著屁股，沒穿褲子。

　　萬裏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裏去，同時尷尬地責問旁邊的兩個姑娘：

　　“你兩個小姑娘怎麽也蹲在那裏呢？”

　　兩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望著萬裏，身子卻一動不動。

　　這時，當地的幹部意識到了，忙小聲地插話：“萬書記，兩個娃也沒褲子穿啊。山裏風寒，躲在柴草裏，是為取暖。”

　　萬裏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轉身出門。他站在陰冷的山風裏，好一會才讓自己平靜下來。

　　來到又一戶時，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門窗都是土坯的，見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著一位衣著破爛的中年婦女，萬裏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呀？”

　　中年婦女回話說：“五口，夫妻倆，帶三個孩子。”

　　“愛人呢？”萬裏問。婦女說：“幹活去了。”“那三個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萬裏說：“請你把他們喊回來，讓我看看。”

　　對方面有難色，不肯出門去找。

　　萬裏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婦女這才徑直向鍋竈走過去，然後無可奈何地揭起鍋蓋。

　　萬裏發現：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都縮在竈膛裏！原來燒過飯的鍋竈，這時尚有余熱，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擠在裏面禦寒。

　　萬裏走出這家茅屋後，已是淚流滿面。

　　萬裏召開了省委常委會議，他沈痛地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個房子啊！我真沒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麽原因？這能算社會主義嗎？……”（2009年12月7日中新網《1977年讓萬裏心驚的金寨之行：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原文摘自《小崗村的故事》，陳桂棣、春桃著）這就是災星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農村的慘狀。在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領導下，在恬不知恥的自吹“光榮、偉大、正確” 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些農村的老人、孩子，甚至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國家權力，只能直接達到縣一級為止。擁有一點土地的中國農民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即農民有經營自己的土地及產品的權利。比如，種什麽？自己消費多少？賣出多少？賣價多高？這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具有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農民可以經營其他行業，例如，狩獵、捕魚、賣柴、木工、石工、長短途販運等。此外，經營其他行業不易的話，農民可以到城市中尋找工作，災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大陸後，沒收農民的土地，使得中國農民完全喪失了經營權利、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農民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被剝奪，生產什麽、生產多少都由公社幹部決定。人民公社、戶籍製度把農民困在村子裏，農民失去了遷徙自由，只要離開村子，進城訪友，甚至出去要飯，都要由村幹部批準。糧票製度、口糧製度限製農民的吃飯，吃多少斤糧食，包括粗糧、細糧各占多少，一概由公社幹部說了算。再加上政治思想控製，農民被奪去了思想自由。喪失了一切中國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農奴。

　　為了活下去，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

　　“十八個血印”

　　第一個勇敢行動的村莊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三年大饑荒期間，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崗村，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村民們長期過著“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生活。無論老幼，大多出遠門討過飯。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記得第一次閱讀有關小崗村的報道後，筆者眼淚盈眶，憤怒在心！

　　這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所欺騙的中國農民！這就是當年推小車幫助共產黨打內戰的農民！這就是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的聯盟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基礎之一的農民！這就是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又被共產黨以合作化的名義收回的失地農民！過去他們是地主的佃戶，現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農奴。他們目睹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殘殺地主階級的，他們不敢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他們只是要求“大包幹”，給中國共產黨當佃戶，即便是這樣一個重當佃戶的要求，他們也擔心坐牢殺頭，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殘暴！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對待農民的這個卑微的要求的呢？

　　頑固冷酷的中國共產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讓中國農民黨農奴！

　　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四中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筆者在前文中指出，這個”決定”依然在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犯罪集團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於“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這個決定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個決定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中國共產黨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方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擺脫了的人民公社製度，農民們獲得了自主生產的權力，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其一，活不下去的中國農民拋棄了合作化，啟動了中國農村“大包幹”的方式自救，這才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農村改革。其二，只要不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獲得了人身自由、生產自由，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大大提高，就不會餓肚子。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地主

　　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承認了“大包幹”了呢？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誌建議如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地區，在政策上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前文講過，作為中國共產黨農奴的中國農民，貧窮到老人、大姑娘和小孩子都沒有褲子穿的地步了。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農業政策。鄧小平之流其目的是農業要甩掉一些包袱，減輕國家負擔。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問題發表談話，肯定了包產到戶。

　　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

　　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接受了包產到戶呢？

　　前文講過，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雖然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也就是說，土地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農民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集體”是承包關系。將中國農民從農奴變成佃戶，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能夠接受的。

　　1954年頒布的五四憲法第八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

　　中國共產黨暴力土地改革以前，中國部分農民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欺騙中國無地農民支持共產黨，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後，無地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而後，中國共產黨又通過合作化、公社化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所有，使得農民實喪失了土地所有權。

　　從推行“包產到戶”到今天，農民獲得的是土地經營權，沒有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依舊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

　　霸占了農村的土地還不夠，中國共產黨又打起了城市土地的主意。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自稱這是一個“改革”的憲法。這個改革的憲法的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中國共產黨 “憲法修改委員會”對這條涉及全國城市居民私人房地產權的重大法律條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釋，沒有向民眾說明，也沒有將城市土地國有化告知業主，更沒有辦理任何征購、征用手續，只是在憲法中加了一句話，就這樣在成千上萬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憑借著手中的槍桿子不費一分一毫地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中國城市居民的私人土地所有權，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沒收戰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土地一樣，被收歸國有。

　　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政府便可以將國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權當中的使用權高價出讓給國企或民企房產商，從而獲得巨額利潤。同時，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城市開發和房地產開發，大量征用農民的土地，由於城市居民住房的建築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所以城市居民沒有擁有房屋所在地的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也就這樣變成國有土地了。

　　當然，表面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所控製。中國人喪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權。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再一次肆無忌憚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得罪行！

　　2016年4月25日　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製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農民至今沒有土地所有權，城市居民也沒有土地所有權，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屬於中國共產黨。卑鄙無恥，以欺騙中國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是中國最大的土豪！

　　農民真苦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富裕問題，中國農民依然日子過得真苦！

　　小崗村村民嚴宏俊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裏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幹什麽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發表了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寫給國務院領導的信。這位鄉黨委書記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的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今年的負擔還要加，您說這是怎麽回事啊！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在家庭承包製下，農戶以承包方式獲得的僅僅是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所有權依然歸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土地的集體所有權。“集體”究竟是誰？由於土地產權主體模糊，造成這個“集體“就是各級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府。在集體所有製的名義下，政府就可以借土地所有者的名義來侵蝕農民的土地產權。

　　民主國家的土地私有製已經證明可以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美國西部地區大開發是在私有製基礎上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專製國家也已經證明，土地國有製不能夠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中國的土地國有製是在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強迫下進行的。

　　今天中國“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當年通過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土地私有，也就取締了土地市場。至今，中國的土地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所有，不能私有化，導致無法土地資本化，還談什麽土地規模經營！土地規模經營高效的美國，土地以私有製為主，國有土地只占一小部分。

　　三農問題是阻礙中國經濟未來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何要解決這一問題，已故的杜潤生先生曾經指出，土地製度的再改革是“第一位重要的“。

　　土地製度的再改革受製於政治體製改革。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不會放棄已經霸占的中國土地，三農問題無解！

　　中國農民只有一條路，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罪惡統治！

　　中國的土地屬於全體中國人所有，不是某一個政黨的！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某些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城市居民的土地還給城市居民。土地民有化，即土地的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今後，凡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土地，個人出資的，屬於個人所有，集體出資的屬於集體所有；凡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土地，可以由政府出資購買，屬於全民所有。

　　2021年6月27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五 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參照前蘇聯共產黨的經濟模式建立了以公有製為基礎計劃經濟體製。在城市大搞公私合營運動，變私有製為公有製，強行將民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被剝奪資產的工商階層沒有了經營權力，企業家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中國百姓喪失了自謀生路，自由創業的權利。工業文盲中國共產黨人將整個中國變更成一家巨大的工廠。一群無知暴徒統治了中國，所以，才有了大躍進的災難，才有了憑票供應的生活必需品緊缺。1976年，毛澤東死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承認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一向謊話連篇的中國共產黨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發展經濟，結果餓死了幾千萬人。鄧小平說過：我不懂經濟，朱镕基就懂經濟。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本文，筆者揭露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聲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來看看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什麽貨色。

　　鄧小平的“經濟理論”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正式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現已寫進2018年第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共“黨天下”，這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前提是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前提也是四項基本原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1987年7月，鄧小平講過：“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據鄧小平的思想，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確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

　　這就告訴中國人，鄧小平經濟建設的原則是四項基本原則，一手抓住專製政權，一手抓經濟。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建設是為了保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控製，是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南巡講話

　　1989年6月4日，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鄧小平悍然下令對追求民主的中國學生開槍。野蠻的屠殺，遭到西方各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外商停止對中國進一步投資，有的抽逃資金，導致外貿出口下降，市場疲軟、生產萎縮，經濟下滑。

　　為了挽救下滑的經濟，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並發表了講話。中國共產黨對於鄧小平的“九二南巡”評價甚高，“因六四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此重新提速，而九二南巡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他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堅持解放思想，抓住歷史機遇，大大加快了中國的發展“。鄧小平在南巡期間發表了一些言論，例如“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等。這些言論，不與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系起來，還是頗能糊弄中國百姓的。筆者來一一解析被中國共產黨稱頌的鄧小平的這些話語。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怎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下的發展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專製統治的硬道理。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

　　鄧小平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製度、這些政策“。

　　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基本點的，改革開放是以“堅持社會主義”為前提的，要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並且要管一百年。這就是說，鄧小平還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統治一百年。四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專製製度下的改革開放，導致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污集團，中國至今還有6億每月工資1000元的貧窮人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養肥了中國共產黨的子孫，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以至於當今的政治小醜習近平自認為可以平視西方民主世界了！時至今日，中國人不能再被中國共產黨欺騙了！

　　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鄧小平南巡並未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沒有被廢除。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消除中國共產黨體製性腐敗。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政治腐敗的製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腐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黨的政治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經濟腐敗的製度根基。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中國就永遠存在腐敗！

　　政權在我們手裏

　　鄧小平說，“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 。

　　鄧小平的這句話，讀者朋友們明白吧!

　　政權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他們有槍桿子，恢復高考不用怕，只要學生不聽話，就用坦克鎮壓，殺！殺！殺！中國共產黨手裏有槍桿子，三資企業多一點不要怕，只要政權在共黨手裏！民營企業就更不用怕了，必要時，可以對他們關、進、殺（關門、進監獄和槍斃）。

　　鄧小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中國共產黨的江山。鄧小平敢於肆無忌憚地做一切，是因為手中有槍。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屠夫的嘴臉！

　　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的無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又兩點本質區別。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交易私有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共黨公有製基礎之上的。政治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製度互為依存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與暴力社會主義黨國專製製度合為一體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民有經濟，不受政府管控，中國共產黨的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黨管經濟”。

　　至於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我讀的書並不多，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還有《聯共（布）黨史》，我就是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問題“。鄧小平的胡言亂語，筆者實在不屑於駁斥。請讀者閱讀筆者寫的《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一文，再看一看世界現狀，蘇俄已經滅亡，社會主義陣營只剩下幾家了，即可明白馬克思主義被大多數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拋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趨於滅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

　　中國共產黨聲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製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體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製。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筆者在前文講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是“黨管經濟” 體製。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管控的。這就為習近平上臺後，大肆喧叫民營企業退場以及迫害民營企業家留下了”合法“的空間。

　　鄧小平之流的目的及策略

　　通過閱讀以上內容，我們就可以知道，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及策略如下：

　　目的：保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

　　對中國民眾寸步不讓，表現在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十幾年來，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發動了一系列的鎮壓行動：取締西單民主墻、六四大屠殺、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以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抓捕。

　　經濟領域：

　　由於鄧小平上臺時，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並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

　　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私有企業做大做強。私有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

　　為此，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在允許民企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國企。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中國改革四十幾年，政治體製未改，經濟體製改革是一部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發展和被中國共產黨打壓史，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史。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共產黨無恥地宣稱，是他們的領導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

　　涉及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很多，筆者將在“後續文章”中，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開放的真相。

　　後續文章

　　後續五篇文章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的真相：

　　（一）中國百姓推動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是活不下去的農民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同樣，在中國城市，是活不下去的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的管控，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不是中國共產黨自我吹噓得那樣，是他們推動了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二）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長達40幾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是竭盡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史。實際上，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私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有企業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私有製，保住了中國共產黨貪污腐敗的大金庫。

　　（三）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中國共產黨聲稱，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增長奇跡。中國憲法總綱第七條宣言，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數據事實證實，民營企業效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出口創匯遠遠高於國有企業。而享受著中國共產黨的全面的資源扶持中國國有企業大都是虧損嚴重的“僵屍企業”。國有經濟不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四）江山易改匪性難移

　　中國國民黨斥責中國共產黨是“共匪”。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強盜。毛澤東通過殺地主，搶工商業者，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財主集團。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農民，城市居民憑票供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權宜之計。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中國共產黨又露出土匪的本性，高叫民營企業退場，妄圖通過混合所有製改革兼並民營企業。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試圖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回顧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前提下，竭盡全力保住社會主義公有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腐敗，以及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錯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2021年6月30日

辯證法存在的反智傾向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曾經有個人對我說：對辯證法也要壹分為二看待，凡事都具有兩面性，沒有東西是絕對的，包括辯證法本身。我壹直對此百思不得其解。

　　大學時，我在校圖書館借了幾本近代西方科學家評傳，其中有個章節講述馬赫（Ernst Mach，1838年～1916年）。我讀到的書，將馬赫貶斥為機械唯物主義，而後羅列了他那壹長串在科技史上的貢獻。當時我心裡就有點犯嘀咕，噢，馬赫這老兄，不幸走上了機械唯物主義邪路，卻在科學領域造詣非凡，妳們這些絕對正確的唯物主義者，怎麼就沒弄出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再讀下去，才發現馬赫的機械唯物主義已經算是先進生產力了。與馬赫同時代的科學家們，絕大多數都被貶斥為唯心主義。同樣的，這些慘遭批判的學者們，也各有壹長串偉大的科學貢獻——這種評價模式，還有個規律：成就越大，越唯心，成就小點就偏向機械唯物，再把評述者本人也加進來，那就是，打爹罵娘壹事無成的，就是絕對正確的唯物主義者！

　　痛並困惑著……看來這個機械唯物主義，還有什麼唯心主義，應該不是壞東西。要不然怎麼人家會搞出如此偉大的科學成就？反倒是這些以絕對正確的唯物主義者自居的物種，明顯有問題。

　　奇怪呀，人家在科學思想領域有如此偉大的貢獻，卻被沒有絲毫成就的人蠻橫指責。這些壹無所成、竟有勇氣批判大思想家的人，憑了什麼？

　　仔細研究，無知者批判大科學家，憑的就是唯物辯證法這犀利大殺器！

　　中學時的課程，再沒有比唯物辯證法更容易上手的了，簡單易學，痛快明了，通關秘笈就壹句話——凡事要壹分為二的看！從此妳就獲得了壹枚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天下雖大，恨無對手。舉世悠悠，唯我獨尊！妳甚至不需要中學畢業，也照樣能夠把讀書萬卷的大學者，批得死去活來，噎得嚎淘大哭！

　　妳如果說，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壞的制度。辯證人士立即應聲而出，諄諄告誡妳：凡事要辯證的看，民主也不是萬能的。何況中國的國情特殊，不適合民主，社會亂了，遭殃的可是老百姓啊！

　　妳如果說：專制制度迫害人民，阻礙文明進程。辯證人士又挺身而出，說：看問題要客觀要全面，要壹分為二，專制制度也有積極的壹面，也不是壹無是處！至少中華文明古國幾千年，這可是西方人比不了的。

　　辯證法就是這麼棒，沒人能逃得過辯證人士的“壹分為二”陷阱。這個陷阱把精確的概念，不確定化了。精確概念模糊化，導致原本是清晰的問題表述，先被肢解而後曲解，最終是雞同鴨講，辯證人士同妳說的根本不是壹回事，但卻造成了壹種妳被他成功挫敗的錯覺。

　　實際上，辯證法是沒問題的，它更類同於蘇格拉底的無限窮詰法，通過無限窮索，直到確定出最精準唯壹性的概念表達。

　　有問題的是：任何觀念或思想，都有其適用領域，壹旦錯位，就成為徹頭徹尾的謬誤——正如同數學的精確不能夠拿到《詩經》中微分求導，辯證法的適用領域，也不可以偏離初始的名實範疇。

　　但坑爹的是，我們的課本上可不是這麼說的！好端端的辯證法，淪為詭辯利器，那是因為有居心不良的人士在故意使壞。

　　如果妳還沒有把中學老師教給妳的東西全部忘掉，那麼，就壹定會嫻熟的把這段定義，背誦下來：

　　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壹般規律的科學。它科學地反映了關於宇宙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壹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礎的規律與本質。它是全人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學武器之壹。因此它是世界全人類的思想財富。

　　上述這段話，每個中學生都會背。考試中但凡錯壹個字，老師都會狠狠的扣掉妳的分數——專業課不好，是殘次品。政治課不好，那可是危險品！

　　妳必須要背得滾瓜爛熟，答得壹字不差，才有可能拿到高分，拿到進入社會的入場券——而在這個過程中，妳的智商迅速飆降，於不知不覺之中，成為了腦殘人士。

　　若要成功，必先自宮。徜若自宮，就遠離成功——這就是辯證法乾的事情！

　　有關唯物辯證法的定義，是精心構設、有意混淆不同範疇的概念所形成的壹個可怕魔咒。壹旦被施法，大腦活泛程度就會不知不覺被降低。如不能夠自我擺脫，終將淪為擡杠人士。別人說東，妳壹分為二的說西。別人攆狗，妳凡事辯證的去捉雞。最令人絕望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大腦是呈平滑運行，根本沒有深層次的思考。擡杠至終，徒然荒廢了自己。

　　辯證人士最大的特點，就是自己沒有建創力。他們自己無法建立創造出任何體系，必須要找個敵人，把妳壹分為二反向行之。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辯證人士都無法自立門戶，捨棄打架鬥毆擡杠頂牛，辯證人士就徹底失去存在感。

　　那麼，這個導致辯證人士走火入魔的邪惡符咒，究竟是怎麼煉成的？

　　現在，我們來解析壹下這個魔咒的法力結構（這壹段過於生澀，不看也不要緊），先從課本上的定義開始：

　　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壹般規律的科學。它科學地反映了關於宇宙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壹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礎的規律與本質。它是全人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學武器之壹。因此它是世界全人類的思想財富。

　　按照初中老師教導的劃分主謂賓，打掉修飾詞，把這亢長的魔符凝縮壹下，就會發現，這個魔符，原來是四句話，由四個咒語構成的：

　　咒語壹：唯物辯證法是科學。

　　咒語二：唯物辯證法反映規律和本質。

　　咒語三：唯物辯證法是武器。

　　咒語四：唯物辯證法是思想。

　　當把這個魔符拆解之後，妳肯定會心裡咯噔壹聲，好像第壹句話就不對頭，唯物辯證法是科學？不對吧，它好像應該是哲學才對。

　　哲學是思想的，科學是實證的——簡單說，哲學是動腦子的，科學是動手的。說辯證法是動腦子的，辯證人士應該不會有異議。可如果妳敢說它是科學，拜託大哥，妳來給設計個實驗，證明這個東西是正確的。來吧，需要什麼實驗器材妳吱聲就是了！

　　可是，糾纏哲學科學這些小枝節，真的有多麼重要嗎？

　　就算不重要好了，我們接著來看第二句……第二句好像也不對頭，辯證法辯證法，這明明說的是壹種思維方法，方法是用來觀察現象、認知規律的，怎麼可能“反映”規律和本質？

　　如果說壹個方法能夠反映規律和本質，這豈不是說人類的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盡頭嗎？更嚴重的是，妳這個到了盡頭的思想，日常生活全靠了搬取西方文明的成果，才不至於返回樹上原始時代。說唯物辯證法到了盡頭，連辯證人士的厚臉皮都會泛紅！

　　可設計這個概念迷宮的人，為什麼要胡扯呢？

　　答案在第三句：

　　唯物辯證法是武器——完了！

　　原來是這樣，唯物辯證法被人高屋建瓴的撕巴揪扯，居然給弄成了武器。拿淘金者手中的鐵鍬來比喻辯證法，這板鍬不是用來掘土挖金礦的，是用來拍人的！

　　辯證法就是這麼坑爹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們先把壹個普通的哲學概念，誇張為絕對正確的終極真理，就儼然獲得了對別人指手劃腳的權力和資格。

　　妳學到的東西不是建設工具，而是用來尋釁滋事打架鬥毆最趁手的本領。妳成了滿街遊蕩的小流氓，專心去找建設者的麻煩。妳的武器很順手，在找薦鬧事方面妳戰無不勝，可是妳自己的人生，卻因此荒廢而淪為空白。

　　妳或許會說，請不要偷換概念，人家這裡的武器，說的並不是妳那個意思——但實際上，這裡的武器，說的正是我表述的原意。而有心人之所以設計這樣壹個荒謬的概念並強迫年輕人牢記，目的就是為了要把年輕人打造成暴力戰士，讓他們成為富挑刺精神的批判鬥士卻喪失體系建設能力。

　　不管初始的辯證法定義是什麼，但我們從課本上學到的，卻是壹門低級的詭辯術。這門詭辯術甚至連個象樣的教程講義都沒有，完全是靠了臨場發揮，胡言亂語，就能夠讓年輕人陷入到虛假的智力優越感之中。

　　這種虛假的智力優越感，在中國的壹些特殊時代登峰造極。1968年3月，中科院主持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被批判為“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愛因斯坦本人更慘，被罵得狗血噴頭：“帝國主義需要相對論這樣的‘科學’，需要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他壹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下跪。有壹點卻始終不渝，那就是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喉舌’”……托唯物辯證法的福，那年月中國人的智商，就是這麼不靠譜。

　　但實際上，主持批判愛因斯坦的人，壹點也不傻。他們能夠弄出如此複雜的魔符迷宮，智商低了，也幹不出這種喪天良的技術活。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這種行為能夠深層次的毒化的國民的心智模式，讓人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無知，躍躍欲試的拿辯證法挫敗智慧與思想。

　　儘管思想與智慧是不可能挫敗的，但辯證法所帶來的虛假快感，卻能夠讓人陷入到天然無腦的亢奮之中。當壹個民族或壹個人沈浸於這種氛圍之中久了，就形成了固定的心智模式，從此對真正艱澀的思想智慧產生強烈排異反應，心甘情願停留在腦殘狀態之中，與文明社會漸行漸遠。

　　壹切不過是愚民而已！妳的思想建設力喪失了，只剩下了尋釁滋事能力。大腦泥陷於比猿猴更古遠的混沌愚昧狀態，權力才可以高枕無憂。

　　許多年輕人就是這樣被辯證法所毀掉，更多的年輕人還在被毀掉過程之中。在這個商業大潮興起的偉大時代，妳必須要迅速拯救自己，因為腦殘或可蜷伏於權力的淫威之下，茍延殘喘，卻絕無可能在更冷酷的商業法則中獲得機會。

　　救救自己，別無選擇。

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的反動本質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壹個社會或壹個國家的現代化，包括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政治制度的現代化與文化觀念的現代化三大目標。其中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目標。當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即由前現代化的政治制度轉型到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必須由現代化的文化觀念為先導。

　　我們現在提出的現代化這個概念，這個目標，是人類根據目前的認識水平在上述三個領域所要達到的理想的文明水準。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進步，現代化可能又會增添新的內容，去追求新的目標。所以，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壹個絕對不變的固化概念，它的內涵隨人類實踐的推進、認識的提高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什麽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現在很難作出完整的回答。

　　就中國而言，近40年來對此問題的認識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鄧小平在1984年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中國建立了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4頁） 鄧小平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界定現代化顯然不妥。壹是他丟掉了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現代化兩大目標。二是即使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也不能簡單地僅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標尺呀！只能認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現代化的標尺之壹。 不過，那個年代幾乎沒人會去思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現代化的關系。那時舉國貧窮。人民在貧困線上艱難度日。城鎮居民生活必需品嚴格按票證供應，農民向往自由勞動，盼望能吃上飽飯。所以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道出了人民的心聲。1978年年底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定，標誌中國進入了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以後，鄧小平指出，要壹心壹意搞建設，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的這壹指示成為全民族的共識。

　　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壹思潮沖擊下，政府以GDP增長作為考察政績的首要指標。在此情況下，GDP掛帥、GDP為綱的觀念應運而生。但這是壹種片面的發展觀。在這種發展觀主導下，人們不會去考慮發展中投入的代價，發展中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20多年（80—90年代）來GDP是升帳了，經濟高速增長舉世矚目，可是，這些成就是以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為代價的！或者說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跨入新世紀，中國巳成了世界上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在此期間筆者撰寫了“中國的生態危機”、“有壹種‘破壞’叫‘建設’”等文章（發表在《炎黃春秋》、《同舟共濟》、《學海》等刊物），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警告。

　　請見以下觸目驚心的數據——

　　據2003年國家環保局統計，全國污水廢水排放量為460億噸，其中工業廢水占46.2%。超過環境容量的80%以上。長江流域2001年廢水污水排放總量為220億噸，使幹流沿線形成600公裏污染帶，60%的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則已成了全流域重污染的臟河、臭河。壹首民謠如是訴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身心受害。”

　　空氣污染也日益嚴重。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我國占了壹半。在這些城市中，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標準的2--5倍。我國600多座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壹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2003年對340個城市的監測中，空氣質量屬於三級與劣於三級的城市占58.3%（分別為31.8%、26.5%）。

　　污染是立體式、全方位的。我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近2000萬公頃，約占耕地面積的1/5。另外，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巳到極限。占世界7%耕地卻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全國至少有1300—1600萬公頃耕地受到農藥的污染。化肥、農藥被農作物吸收僅30%；70%散發於大氣、滲入到土壤與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體之中，至少對13個省份的居民與水生物造成健康與生存威脅。

　　環境污染同時，生態受到嚴重的破壞。由於工農業生產的過度開發，我國西北地區的濕地正在迅速退化，表現為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濕地面積減少。五六十年代石河子大規模開墾，使新疆瑪納斯湖周圍的富庶之地因水量銳減而消失。新疆建設兵團的大面積開發，在塔裏木河上遊大量截水，導致羅布泊幹枯。目前，我國最大內陸鹹水湖青海湖正重復著羅布泊的命運：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斷縮小，湖邊的沙漠面積年均以10.12平方公裏的速度增長。黃河源區瑪多是三江源（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核心區，境內有大小湖泊4077個，有“千湖之縣”、“中華水塔”的譽稱，黃河在其境內綿延200多公裏，帶著49%的總水量滔滔東流。由於過度開發等因素，現只剩下1000多個湖泊，而面積大於0.06平方公裏的湖泊僅261個，上世紀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減少了27%。江河源區生態的惡化勢必向大江、大訶中下遊擴大。1972年4月，中華母親河黃河在山東境內出現斷流。這是黃河漫長歷史上的第壹次。1990至1998年，黃河年年斷流。1997年斷流多達7次，計 226天。黃河下流頻繁斷流其原因是上遊水資源的過度利用。專家指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黃河會變成內陸河。

　　中國是世界上第壹人口大國，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十分尖銳。可是，我國平均每年還在減少耕地1425萬畝，而人口年均以1000萬之數增長著（2016年開放二胎後增長速度遠超此數）。耕地面積的銳減，導致1999年開始我國糧食生產連續滑坡，至 2003年跌至8614億斤，而2005年我國糧食總供給為9680億斤。也就是說，我國缺口糧食巳達1000多億斤。“拯救耕地刻不容緩”，已成為人們關註的壹個熱點。

　　環境和生態的破壞影響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此事引起黨國領導的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任期內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就是為了糾正這種“片面發展觀”的。中共十七大（2007年）首提“生態文明”概念，提出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口號。十多年來，政府大力治污，保護環境和生態，其惡化趨勢有所遏制，但任務仍十分艱巨。

　　如2018年《環境科學》期刊上發文稱，近20多年，我國糧食主產區耕地土壤重金屬污染呈上升趨勢，點位超標率從7.6%增加至21.49%，增長了 14%。污染物以鎘、鎳、銅、鋅和汞為主，南方糧食主產區土壤重金屬污染重於北方。長江中下遊及江淮地區、四川盆地礦區附近的點位重金屬超標均為100%。（參見《報刊文摘》2018年11月23日） 根據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2018年11月20日發布的報告稱，近幾十年來，中國西部冰川加速融化，現巳有 1/5消失無蹤，此改變將大規模影響農業及城市用水。這些冰川被稱為“亞洲水塔”，是南北極地區最大的飲用水庫存，同時也是亞洲數條重要河流的河水來源。

　　英國中國事務特別顧問彭朝思（charlie parton）說，中國有12個省市面臨水資源嚴重短缺。這12個省市涵蓋中國38%農業、50%的能源工業及41%人口。中國缺水是由於水資源基礎被嚴重過度開采而遭到破壞。彭說，中共耗資1000億美元打造的“南水北調”工程，即使把全部水輸入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不能解決問題。

　　2011年中共環保部發布的《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要在2020年前遏制地下水污染；多年過去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中國學者表示，“要想解決被重金屬污染的地下水，需要1000年。” 環保部發布的《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大陸將近2/3的地下水和1/3的地表水，人類不宜直接接觸。2016年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發布的《水研究》報告稱，在采集中國23個省和44個城市的水質樣本中，都撿出了高風險致癌物質。

　　所謂經濟改革的“中國經濟奇跡”是指高污染的巨大代價後制造了“生態炸彈”和“生態災民”。

　　環境和生態破壞的嚴重後果之壹是威脅人的健康和生命。如，癌癥發病率越來越高，新世紀前10年是90年代中期的5倍。四川沱江流域的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上世紀70年代是遠近聞名的“長壽村”，如今成了遠近聞名的“癌癥村”了。當然，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民旺村。在《中國癌癥村地圖》（2014）上標有“癌癥村”標記的共有39個。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世界癌癥報告》數據，每年有1400萬被疹斷出新發癌癥病例，其中每年死於癌癥的人數有820萬。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20%的國家，占全球癌癥死亡人數的27%，每年死亡計221.40萬人。腫瘤專家王建璋說，“人類的癌癥大約80%—90%都是由環境引起的。”問題還是要從改變人們的生存環境尋找出路。

　　經濟的發展目的是為了人，為了使人生活得富裕美好，可片面的發展造成了環境和生態的惡化，導致了人的疾病和死亡的增長。

　　上述據以客觀事實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什麽認識呢？那就是，人類的經濟增長應當與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並舉。以往的教訓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忽略了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導致經濟上去了，環境和生態卻遭到破壞，留下壹堆令人頭疼的後續問題。

　　因此，經濟—物質生產的現代化不能只考量國民生產總值（GDP），還應當同時考察環境與生態是否得到保護。就是說，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這應當成為經濟—物質生產現代化的壹條規則，壹桿標尺。人類應當遵循這壹規則。這才是硬道理。

　　全球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和消費增長都要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下面，我們來討論更宏觀的問題，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人口增長、消費增長與地球的關系。許多人可能不曾想到，這也是現代化的壹個問題。

　　地球是人類的母親，太陽是人類的父親。地球養育了人類，人類又從母親身上不斷地加以索取，直至今天。可人類什麽時候曉得要關愛自己的母親，甚至回報母親？壹切似乎理所當然。

　　千萬年來地球上人口稀少，人類與地球平安相處。可工業社會以來，特別是到了20世紀，人類與地球之間的矛盾凸顯了。全球人口20世紀巳達 60億，比19世紀增長壹倍。中國人口20世紀40年代是4億5千萬，至 60年代增長至6億多，2018年已達14億。人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了。城市高樓林立，二三十層的高樓比比皆是，四五十層甚至上百層的高樓也是司空見慣。人口快速增長，可地球只有壹個，它的面積不會增加，而且，海洋、兩極、高山、沙漠，又不宜人類生活。人類若要為未來考慮，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已成為當務之急。

　　與人口增長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在快馬加鞭。從機械化、電氣化到自動化和智能化，生產方式日新月異，生產能力翻番增長，工業社會近兩百年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幾千年還要多。萬千種商品如同滔滔江水不斷充斥市場。人類生產得越多，向地球索取得就越多。僅僅壹個多世紀，人類瀟灑地揮霍石油、煤炭、天然氣，開采各種礦石這些為地球儲藏億萬年的各種資源。可這些資源是有限的，可以預見的是，不要多久這些資源就會被人類劫掠壹空。除非人類從太陽、自然風、潮汐中開辟新的能源。

　　生產是為了消費。隨著人口的增長，各種消費品的消耗也與日俱增。但是，問題不在於人的正常消費，而是由於人的欲望的膨脹，人的異常消費洶湧而來。以往物質財富比較匱乏，人的消費需求受到抑制。衣服，作為人生活的必需品，過去是為蔽體和保暖；比較富裕的人家，頂多有幾套體面的服裝而巳。現在不同了。除了春夏秋冬有相應的季裝，社會上不時流行各式時裝，使青年人的服裝更新應接不暇。過去壹家兩代住壹間房很普遍；現在年輕人除了有壹間寬敞的臥室還要有什麽“衣帽間”。過去，有壹件羽絨衣過冬就足矣；現在則追求各種款式的羽絨衣和冬裝：長袍，短裝，白色，黑色，紅色等。沒有衣帽間哪行！住房，壹套幾間還不滿足，要設法購置別墅。為了炒房，有錢的人則到處買房，多的有十幾處、幾十處住房；有的甚至上百套，那當然是貪官了，另作別論。至於家用小轎車，城市基本普及了，壹家壹輛，個別的有二輛甚至更多。可它反給城市交通帶來堵塞，使城市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這壹切在中國的出現不過是近半個世紀的事情。

　　21世紀地球村的人口如果在20世紀基數上增長壹倍就是120億。與此同時，經濟和消費勢必同步增長。那麽，小小的地球村能夠容納龐大的“人類帝國”嗎？地球的空間和土地等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數量的增長、經濟和消費的增長是無限的。現在，這個有限和無限之間的矛盾端倪漸顯，而這個矛盾的升級乃至尖銳化完全是預料之中的事。

　　內蒙古牧業人口急速增長、牲畜頭數快速增加與有限草原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說明這壹點。

　　1949年內蒙古牧業人口為26.3萬人，1965年約55.4萬人，2017年達到150萬人。在錫林郭勒盟南部正鑲白旗、鑲黃旗等地，數十年來人口大量湧入，加劇了牧區人多地少的矛盾。這些地方的人均草場只有三五百畝，根據當地適宜載畜量計算，每人只能養壹二十只羊。人們為了生計偷著多養，草原因過度利用而明顯退化。這種超載現象難以杜絕。在內蒙古東部某地，2013年超載5萬只羊，2016年超載4.5萬只羊，2017年嚴厲整治，仍超載 1.6萬只。長期超載過牧導致草原自然生產力大幅下降。據監測數據，全區天然草地每公頃產草量從20世紀50年代的1600多公斤下降到目前的700公斤左右，降幅超過50%。草原是地球的“皮膚”，壹旦破壞將難以恢復。相關人士呼籲，國家要像保護基本農田壹樣保護基本草牧場。（《經濟參考報》2018年12月11日） 所以，21世紀對人類來說是壹個關鍵的世紀。人類應當尋求解決人類與地球這個矛盾的出路。

　　壹些科學家都說到“地球毀滅”的問題。

　　《羅馬俱樂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果不抑制人口和經濟增長，地球與人類將由於環境污染和糧食不足而在100年內毀滅！

　　著名英國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1942—2018）說，人類對地球的掠奪日益瘋狂，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遠遠超過了地球所能負擔的底線，地球將在200年內毀滅。 關於“地球的毀滅”，我的理解它不是地球與別的星球相撞發生太空災難而毀滅，也不是因地球自身壽命的終期自行毀滅，而是由於人類與地球的矛盾日益尖銳又找不到解決矛盾的出路，從而使現存的地球完全改變它的面貌（包括發生核戰爭使人類自我毀滅）。這就是中國學者黎鳴所說的那種情況。他在《中國的危機》的“序言”中說：“終有壹天，人類會發現，在這個地球上，真正多余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愈來愈變得精神空虛的壹味貪圖享樂的動物人自身。”“進入21世紀，需要地球養活60億僅僅希望滿足生存願望的人類，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供給60億為貪得無厭而競爭不息、享樂不止的人類，卻是萬萬不可能的。這就是進入21世紀，全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危機。”

　　世界自然基金會2012年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為黎鳴上述言論提供了壹個根據。《報告》指出，1970年以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28%；人類的生態足跡（本報告中用來說明人類對自然資源需求的重要指數）已經超過了地球生態系統承載力的50%。這也就是霍金所說的，人類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遠遠超過了地球所負擔的底線。

　　不過，巳有人提出，面對人類的生存困境，可以移民到別的星球。霍金就說，人類要想活下去，必須移民外星球。

　　然而，移民外星球談何容易！美國航天局2015年7月24日發現了迄今最接近“另壹個地球”的系外行星——ke-pler-452b，它被稱為地球2.0。因為跟地球的相似指數為0.98，我因此稱它為“類地球”。它比地球約大60%，已有60億年的歷史。它繞著壹顆與太陽非常相似的恒星運行，公轉壹圈385天。這個星球可能有活火山，可能擁有大氣層和流動水，有存在生命的可能。如果要移民外星球，該星球應該是理想的目標了。遺憾的是，它距我們1400光年，就是說，人類要想到達該星球需要5億多年。由此看來，移民外星球既然是個不現實的夢想，人類的出路只能保護好地球這個人類的家園, 在這個星球上求生存，求發展。

　　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什麽認識呢？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不是愈快愈好，愈多愈好；人類自身的繁衍也可以不受約束地任其增長下去。壹個多世紀所流行的這種觀念應當改變，從而樹立壹種新的增長觀；那就是全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個底線之內。也就是：目前這種競相追求經濟增長為時尚的風氣應當受到抑制，人口的增長應當受到控制，而非理性的異常消費也應當受到節制。這就是解決有限地球與無限人類之間矛盾的出路。也是人類在21世紀經濟—物質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的壹個標尺。人類應當進入壹個新的理性的時代。

　　需要再次強調：全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個底線之內，這是人類今後生存和發展必須嚴格遵守的壹條總規則，前面指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應當以保護環境與生態為前提，相對於這條總規則可以認為是壹條由此派生的分規則了。

　　這條總規則要被世界各國所認識並付諸實踐是壹項艱巨的任務。

　　聯合國在完成這項戰略任務中承擔著主導者的作用。

　　聯合國應召開各國領導人會議，就此問題達成共識。

　　聯合國應當制定壹個文件，就全球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如何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底線，提出若幹舉措，供各國執行。

　　中國是壹個人口超級大國，經濟上卻處於發展中國家，如何使兩個增長不突破地球所能承載的底線，負有重大責任。

　　這是筆者的呼籲, 壹個微弱的卻是重要的呼籲。

　　國民共創財富，國民共享財富，這是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現代化的第三個規則和第三個標尺鄧小平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可如果經濟發展所創造的財富被政府和權貴們以各種手段所占有，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是我們所期盼的目標嗎？當然不！所以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當今中國富貧兩極之現狀

　　早在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千分之四的人占有70%的財富。中國財富的集中居世界第壹。

　　2006年，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報告披露：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賬戶金額22000億人民幣。這些官僚的公開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至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至85倍。例如，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廳級以上官員財產在700萬至1200萬。這些官員的平均財產相當於壹個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資收入總和。

　　另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四期報道：至2006年3月底，大陸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境外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億元者其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占90%以上），他們擁有資產達20450多億元，平均每人6.7億元。

　　國家壟斷行業的其中五個最重要的領域——金融、外貿、能源、地產等——85%至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官員子女手中。典型的“紅二代貪官”，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有句名言：“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陳同海此狂言道出今天中國權貴們的心聲。

　　壹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胡說什麽“壹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

　　與擁有數億、數十億甚至上百億財產的權貴、富豪同時存在的“另壹個中國”，是大量的貧困人口。

　　2009年中國政府將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標準合二為壹，將標準提高到每人年收入1196元，約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這個標準，2009年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597.1萬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10年9月26日）但是，不是要與世界接軌嗎，按聯合國每人每日1.25美元（比中國貧困線標準多0.79美元）貧困線標準計算，中國有多少貧困人口呢？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有1.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溫家寶：《認識壹個真實的中國》，2010年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第65屆聯大壹般性辯論中講話）專家們計算的結果高於溫家寶總理這個數字。因為聯合國這1.25美元指的僅是每天的食品消費支出，如果加上住房、醫療、教育等項支出，肯定要超過2美元。那麽，中國的貧困人口應是1.5億的翻番。

　　另外，據民政部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 全國仍有城市低保對象1701.1萬人，每月平均低保發放標準僅為451.1元,全國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年人均發放標準僅為3177.6元,月平均264.8元。這裏的問題是，國家給低保對象發放的這些救濟款能維持其基本生活嗎？2015年全國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比2009年農村貧困人口3597.1萬人反而增加了1306.4萬人。

　　中國GDP總量2010年已據世界第二，由於龐大的貧困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87（或90）位。說明貧富差異的基尼系數21世紀第二個10年，已達0.45，是壹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

　　前幾年流傳“三座大山”壹說，即“看病難，買房難，上學難”。現在，這三座大山沒有推翻，又增加了“養老難”這是座大山。這四座大山是當今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家若不采取有力措施，每年GDP增長得最多，對貧困群體來說也看不到希望。

　　二、造成富貧兩極的三個原因

　　壹是稅負太重，加之稅收收入“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中國科學院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宏觀稅賦占GDP的比重為34.5%。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低收入國家宜為13%左右，中上收入國家宜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30%左右。目前中國屬低收入國家，但是，稅賦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行列。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早在2005年就發布報告稱，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於法國，是亞洲稅負之首。

　　中國稅負之重，連“中國石油”這樣的壟斷企業也不停地發牢騷，說中國壹箱油至少有半箱稅（油價中至少含48%的稅費）。中國的房地產稅費多達180多種，難怪房地產大佬任誌強喊冤，說房價裏70%都是稅費。中國的房地產業根本不是民生事業，是政府的支柱產業，是政府和開發商的“搖錢樹”。通過買房，百姓將幾代人積蓄的血汗錢流入了國庫和開發商。

　　壹輛進口車在中國要繳三種稅：關稅、消費稅、增值稅。關稅率25%，增值稅17%，消費稅因排氣量不同，從1%—40%不等。以壹輛從德國進口的4.4升寶馬x6為例，到岸價50萬元，繳完這三種稅，進口成本就達到121.8萬元。進口車在中國價格翻倍，合資車在中國定價過高，都是高稅收所致。

　　中國政府的高稅收入，並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是用之於黨和政府的高消費。 高額的“三公消費”（公車購買和使用、公費出國及公費招待）廣為詬病。2007年全國公車保有量超過5221755輛，壹輛公車壹年費用需要20萬元（購置費、折舊、維修、油費、司機工資、福利等），全國為此消耗超萬億元。（卞保武：《昂貴的官轎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主編《改革要情參閱》，第6輯，新華出版社2010年）“三公消費”是壹種腐敗誚費，卻是壹種公開的合法消費，百姓指責有何用！

　　中國有“吃飯財政”之說，意思是說國家的財政預算主要是供養政府的官員。

　　“吃財政飯”的人員有多少？這個數字十分嚇人。財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披露，到2009年年底，全國地方財政供養人口為5392.6萬人（不包括中央）。如果加上60余萬個村委會及8萬余個居委會275萬的準財政供養人員，到2009年年底，財政供養人數超過5700萬人。至2012年吃皇糧的已超過6000萬人。財政供養的人數不僅存量巨大，其增長趨勢更令人擔憂。平均每年以150萬的速度飆升，其中2007年突增300多萬人。前總理朱镕基曾感嘆；“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正如李昌平“給總理的上書”中那句話：“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中央也搞過幾次“精簡機構”，結果是越精簡越膨大。李克強上任總理後約法三章：“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問題是如何貫徹兌現？所以，“吃飯財政”的解決，還是要靠政治體制有壹個根本的改革。

　　中共高官的特權享受令人震驚。

　　2004年中組部公布離退中央領導待遇：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壹級的離休高幹12人，公費開支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第壹代老前輩遺孀）壹級離休高幹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0多萬元。

　　5537名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至600多萬元。

　　因此，政府極為龐大的行政公務開支成為國家財政支出的重頭戲，其比例每年不少於30%。有的專家估計可能達到37.6%。這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均未超過10%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如日本是2.38%，英國是4.19%，加拿大是7.1%，美國是9.9%等。

　　這樣，政府只好壓縮民生事業的開支。中央黨校吳忠明的壹項研究表明，我國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公共衛生三項基本民生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約分別為3%、2.9%、2%。中國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烏幹達！

　　即使民生上的極少投入，也往往為壹小部分特權者所享有。據中國科學院的壹份研究報告，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的數據，有 40萬名幹部長期占居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為500億元。

　　據2005年兩會透露，我國醫療總費用中，居民自費占60%， 44.8%的城鎮人口與79.1%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 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

　　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社會主義”。

　　二是權力腐敗猖獗，使國民財富愈來愈集中於權貴之私囊。

　　壹黨專政下權力不受制約，可以胡作非為，為權力腐敗大開綠燈。市場經濟開啟後，又為權貴們施展權力斂財開辟了新天地。他們駕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點兵點將，權錢交易，官商分利。高昂的、無法計算的腐敗成本都是由國民買單的啊！

　　腐敗案例多於牛毛，不勝枚舉，舉幾個典型的吧！

　　陶駟駒1994至1997年任公安部部長期間，以挪用部屬實體資金、沒收走私貨款，在北京、青島、杭州、上海、珠海、廈門等15個城市購得320套豪宅和別墅，每幢僅以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國務院各部委、退休政軍高官。還供高幹及其家屬到歐、美、日、澳等地旅遊、購物。還將300多塊名表每塊以100至500元人民幣“賣給”政軍高官及其家屬。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住宅、別墅，2輛轎車，收受賄賂210萬元人民幣、大量不記名債券和7萬美元現金。陶駟駒涉案金額高達7億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賄賂（按法律規定超過500萬元應判處死刑），而且腐蝕了上百名中央和省部級高官。可經中紀委研究報告中央批準，竟免於對陶駟駒的法律起訴和追究，只作出免除其職務和留黨察看2年的處分。

　　曾偉（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兒子）在悉尼買了壹幢豪宅，價格2億5000萬人民幣（4200萬美元），轟動世界。壹般來說，300萬美元以下是壹般豪宅；三五百萬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是高檔豪宅；2000萬元以上是豪華莊園了，有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蝗蟲谷豪宅，至2010年代價值應在1000萬美元。曾偉的豪宅是蔣宋美齡別墅價值的3.5倍。中共曾義憤填膺地打倒國民黨“四大家族”，如今中共高官的家屬，其巧取豪奪巨額財富遠遠超過被他們打倒的對象。曾偉能出巨資購置豪宅其資金來自何處，讀者心知肚明。此例子也說明中共高官竊取了多麽巨大的國民財富。

　　中共十八大以來掀起反腐風暴，甚得民心，可五六年下來，腐敗分子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呈現愈反愈腐、愈肅愈貪的怪現象。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腐敗的制度不改變，反腐無疑是隔靴搔癢。

　　2018年5月，上海市第壹中級法院對安邦集團原董事長、總經理吳小暉壹案作出判決。吳集資詐騙652億元人民幣，職務侵占100億。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處沒財產105億元人民幣，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繳。吳小暉上訴上海高級法院，被高級法院駁回，維持原判。吳小暉系鄧小平外孫女婿，2004年鄧卓芮結婚。2004年入主安邦集團，其資產2004年至2014年，從5億擴張到7000億，至2016年又迅速擴展到2萬億元。吳小暉正是擁有鄧小平“外孫女婿”這塊金字招牌，使他可以在商界橫行無忌，掠得巨額財富。

　　稍後，又爆出壹貪污大案。財政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張少春，貪污資產多達600多億人民幣，房產 130多套，包養 140多名情婦。2018年10月雙開、被捕。

　　大官大貪，時下的行情是小官也大貪。河南新鄉有位女科級幹部李娟，官至新鄉市委組織部電教中心主任科員。檢察機關查明，李擁有2.014億元人民幣，房產53套（價值約3290萬元），轎車5輛，此外還有港幣54萬，美元29.98萬，韓元425萬。將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筆者感到不解的是，這位女科級的小官不活躍在經濟領域，為什麽也能成為巨貪？這只能說明，當前中國腐敗太猖獗了。

　　三是明火執仗地盜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造就壹批巨富。

　　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屬於黨營企業，國有資產就是黨國資本。國有資產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但全民怎麽可能去管理與經營國有資產呢！只能由政府派任相關官員去經營國有資產，管理國有企業。因此，國企是“代理人經營”，而民營企業是“自主經營”。這是國企、民企的第壹個重大區別。

　　代理經營者在企業管理中享有很大的權力，但他不承擔投資、決策風險和經營虧損責任，因為他不是企業資產的實際所有者，而民營企業是“自負盈虧”的。這是國企、民企的第二個重大區別。

　　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才是國企的所有者，國企高管不是企業資產的實際所有者，又無須承擔企業的虧損責任，因此，他不像民營企業家那樣具有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意識，殫精竭慮，盡心盡責，不斷完善企業管理和生產中不斷技術創新，使企業在市場競爭（壟斷行業的國企在國內不存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中立於不敗之地。國企的管理者對企業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滿不在乎，對企業資產的流失並不心疼，對企業中出現的種種浪費麻木不仁。總之，缺乏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是國企與民企的第三個重大區別。

　　國企的高管是政府派遣的使者，他本質上是政府官員，是企業的過客，而不是與企業同生死共命運的企業家。國企中不可能產生企業家。因為他的使命首要的是聽從政府的指令，而不是關註企業的命運和市場的脈搏。他今天是這個企業的高管，明天可能到政府的某壹個部門去出任要職。這是國企和民企的第四個重大區別了。這就是國企為什麽效益低下，許多企業不能扭虧為盈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國企實際上是壹種落後企業和落後的經濟形態。要它來領導國民經濟，操縱國民生計，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是認識上的壹大誤區，在實踐中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

　　所以，壹國經濟之崛起並賦有持久的發展動力，靠的是民營經濟（如亞洲四小龍和西方的發達國家）而非國營經濟；市場經濟之基礎是民營經濟而非國營經濟；人類文明之經濟基礎是私有制經濟而非公有制經濟。消滅私有制就是消滅文明社會的基礎，導致國家衰落，百姓貧窮。蘇聯與中國的公有制史都是鐵證。

　　靠鯨吞國有資產發了橫財的壹族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民營經濟（應稱“私有經濟”）盡管在不利的輿論環境、不利的政策環境、不利的市場環境下，還是紛紛崛起，造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至2017年前後民營經濟貢獻了GDP中60%的產值，以及70%的政府稅收，80%以上的就業崗位。它巳成為當代中國不可動搖的經濟基礎。民營經濟的崛起，中共所給予的僅僅是“允許，不禁止”五個字的政策，它的崛起壹靠機制優勢，二靠壹批企業家的艱苦奮鬥。

　　再看看國有企業，盡管是政府的寵兒，總是難有長進，至今仍是國家的壹個沈重負擔。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共對國企改革推出“抓大放小”的決策，就是為了甩包袱。這壹改革決策的背景是國家將大量資金註入大批虧損國企，使銀行積累了不堪重負的壞賬、死賬，陷於崩潰的危機。是故，國家只能保留壹部分大型國企，而將長期虧損的中小企業轉型為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這可以認為是國有企業的第壹輪私有化。

　　問題是誰來接收這批中共的棄兒？對此，政府推出了“管理層收購”政策（MBO）。就是說，由這些中小國企的廠長、經理來收購這批長期陷於虧損的企業。但他們的月薪僅幾百元人民幣而已，無力收購國企資產。於是通過暗箱操作，首先低估企業資產的凈值。這樣的事兒，至今還在發生。如西安壹家國企“碑林城建公司”在改制中原總經理張東寧等人僅以27.3萬元就獲得了總資產達數億元的這家房地產公司。其中192.37畝土地2002年估價就達1.25億元。（《經濟參考報》2018年12月11日報道）然後，或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或向私人借款，買下這個將要屬於自己管理的企業，註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所借的款項。整個過程，即從國企變為私企的過程，個人只付很少的錢，甚至不付錢。他們空手套白狼，就當上了這個企業的老板了。

　　新世紀初，輿論大呼“國有資產流失”，說平均每天流失壹個億。哪裏是“流失”！是國有資產的化公為私，是明目張膽的“盜竊”！又何止每天“壹個億”！在這個過程中，壹批權貴壹夜之間成了暴富者。這又拉大了中國貧富之間的差距。

　　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這些私有化之後的企業約50%到60%都為原企業管理層私人所有了。這種化公為私的盜竊和掠奪當然是非法的。可是，“國有資產管理局”對這種不法侵吞國有資產為什麽熟視無睹？

　　原來，從1998年到2003年，當管理國企的權貴們與政府有關部門合謀大範圍地侵吞中小型國有資產時，當局特地關閉了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在化公為私的關鍵的6年中形成了國有資產監管的“休克期”，為權貴們不法鯨吞國有資產洞開大門。其實，中國重大的犯罪事件，往往是國家所為。學術界稱“國家罪錯”。

　　國企的化公為私可能與鄧小平的壹次內部講話有某種關系。

　　2008年新浪網發表“‘先富’理論的制定過程”，透露了鄧的這個講話。他說——“要在中國當前的這種社會形態上培養起壹批富人來，那麽，總會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後富，也就會有人大富，有的人小富。政府可以動用國庫，主動培養幾位大富先富，在社會上將走向富裕的道路帶起來。”

　　“現階段讓什麽人富起來，讓什麽人先富起來，這還是我們的權力範圍內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辦到的。在這方面如果確實不能實行公平競爭的話，那麽我們就不要提了。我們的接班人這些年來經受了各方面的鍛煉，現在我們把他們安排到合資企業中去鍛煉，或讓他們自己開設集團公司，他們可以去收購那些虧損的國營企業，相信他們壹定能夠勝任。只要我們給予他們適當的政策，允許他們使用適當的關系和機會，讓他們先富起來應該來說是不太難的。但是我們在輿論上更多的還是應該宣傳那些白手起家的萬元戶，這樣看上去就體現了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

　　這就是為什麽“權貴資本”橫空出世，橫行天下！

　　原來如此！

　　中小國企被竊為私有之後，還有壹批大型壟斷國企。對這類國企還有許多話可以說，這裏只說壹句：壟斷本身是造成富貧兩極的壹個重要根源。壟斷國企應當收縮，而不是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當然更不是“國進民退”。

　　結論

　　本文對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提出了三個新觀念。

　　第壹，經濟增長和物質生產的發展應當以不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為前提，即以不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為前提，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換言之，經濟雖然增長了，生產也發展了，但生態和環境卻遭到破壞，對人類的生存和健康造成威脅，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現代化。

　　第二，從全球視覺加以考量，全球的經濟增長、人口的增長和消費的增長，要控制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人類在20世紀的活動巳經突破地球所能承受的底線。如果人類到今天還不認識到這壹點，各國依然競相沈湎於追求經濟、人口和消費的盲且增長，那麽，等待他們的是人類的自我毀滅。

　　第三，經濟發展中所創造的財富應當在國民中得到合理公正的分配。這就是國民共創財富，國民共享財富。如果這些財富僅為少數人所占有和享用，眾多的國民大眾的基本需要都難以得到滿足，社會形成富貧兩極的景象，這難道是現代化嗎？難道是社會主義嗎？這是在踐踏人類文明！

　　上述三點是對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方式現代化在觀念上的重大更新。以往，對經濟與物質生產現代化的認識就是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的現代化，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普遍地運用於生產過程，從而生產效率大幅度的提高，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到共產主義社會便是“極大豐富”——這是馬克思的壹個主觀空想）。人類在20世紀在經濟—物質生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是劃時代的，無論是科技、交通、通訊、城市化、基礎設施到人的生活方式所達到的水平都是18、19世紀的人們所不可想象的。但是，人類應該停下腳步冷靜地思考：壹味地追求這種現代化產生了什麽負面後果？追求這種現代化是長遠之計嗎？如果放長我們的視線，為21、22世紀乃至更遠的人類的將來想壹想，我們還能這樣壹意孤行地幹下去嗎？答案是：不能！於是筆者提出經濟—物質生產與生活現代化的三個新觀念，三個新標尺，三個新規則。

　　20世紀人類在改造、利用自然與物質生產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壹個偉大的世紀；21世紀人類在與自然、以及各國之間和諧相處是壹個轉折的世紀。筆者為此祈禱與祝福。

暴力社會主義的本質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野蠻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製憲系列文章之十

　　公有製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中國古代《禮運大同篇》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有過模糊的描述。

　　1516年，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寫成了《烏托邦》一書。莫爾認為，“任何地方私有製存在，所有的人憑現金價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麽，一個國家就難以有正義和繁榮。除非一切最珍貴的東西落到最壞的人手裏，你認為這符合正義；或是極少數人瓜分所有財富，你認為這稱得上繁榮—這少數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窮苦不堪了” ，“我深信，如不徹底廢除私有製，產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類不可能獲得幸福。私有製存在一天，人類中絕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優秀的一部分將始終背上沈重而甩不掉的貧困災難擔子” 。

　　因此，莫爾主張廢除私有製，建立公平分配的製度。

　　1613年，托馬索·康帕內拉（1568—1639)出版了《太陽城》。此書大約寫於1602年。從獄中傳出後，在社會上流傳著大量的手抄本。直至今天在羅馬，梵蒂岡，盧加、倫敦等地還珍藏著17世紀初的11份手抄本。《太陽城》描述了托馬索·康帕內拉所追求的理想國生活。“太陽城的居民卻在一切公有的基礎上采用這種製度。一切產品和財富都由公職人員來進行分配；而且，因為大家都能掌握知識，享有榮譽和過幸福生活，所以誰也不會把任何東西攫為己有”，“太陽城的人民都是富人，但同時又是窮人，他們都是富人，因為大家公有一切；他們都是窮人，因為每個人都沒有私有財產；他們使用一切財富，但又不為自己的財富所奴役” 。

　　托馬索·康帕內拉反對私有製，主張公有製。

　　社會主義派別

　　《烏托邦》和《太陽城》啟動了人類對“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的大膽的猜想和積極的實踐，從18世紀到20世紀，出現了二十幾個社會主義派別，如，法律社會主義、實業社會主義、暴力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法朗吉”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王朝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自治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等。

　　馬克思生於1818年5月5日，死於1883年3月14日。 為了重點比較早於馬克思的及同時期的社會主義派別，筆者把馬克思之後的社會主義派別，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自治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派別，排除在本文之外。

　　社會主義者大都主張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消滅階級差別，建立社會平等。“平等和公有製”是社會主義者的兩大訴求。

　　摩萊裏、馬布利、克勞德·昂列·聖西門、格拉克斯·巴貝夫、羅伯特·歐文、夏爾·傅立葉、菲力浦·畢舍、費裏西德·拉梅耐、艾蒂安·卡貝、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威廉·魏特林、莫澤斯·赫斯、卡爾·格律恩、赫爾曼·克利蓋和施莫勒等許多人都主張實行公有製。但是，他們的社會主義學說是不盡相同的。就是說，對於如何解決已經存在的私有製問題以及如何建立公有製，他們的認識、主張和選擇的道路是不同的。

　　法律社會主義

　　摩萊裏（大約生活在1700～1780年間）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人類社會開始是公有製，後來出現了私有製，最終還會回到公有製。摩萊裏希望以合乎“自然”、“理性”的社會製度來代替現存的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他製定了一系列法律，“基本的和神聖的法律”、 “分配法或經濟法”、“土地法”、“市政法”、“治理法”等，希望依據這些法律廢除私有製，建立以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為基礎的社會製度。

　　馬布利（1709-1785年）在其著作《論法製或法律的原則》中提出，自然界給予人類的一切權利都是平等的，人類社會一開始就處在美好的自然狀態中，它不向人類提供任何財產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礎。他抨擊私有製改變人類的自然本質，導致人的貪婪，產生貧富差別。他主張建立公有製社會。

　　摩萊裏和馬布利認為擬定法律，限製人們的邪惡欲念是改造私有製的主要方法。他們選擇的是法律社會主義道路。

　　實業社會主義

　　克勞德·昂列·聖西門（1760年- 1825）雖然出身貴族，卻同情勞動群眾。他看到“勞動力的價格十分低廉”，“窮人沒有工作”，為此，他對當時的社會製度采取了否定態度。他設計了一種新製度叫做實業製度。在實業製度下，由實業者和學者掌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權力；人人要勞動，人人有勞動權，沒有失業現象。“人們應當把自己的社會盡量組織得有益於大多數人，以最迅速和最圓滿地改善人數最多階級的精神和物質生活，作為自己的一切勞動和活動的目的”。

　　聖西門選擇的是實業社會主義道路。

　　暴力社會主義

　　格拉克斯·貝巴夫（1760年－1797年）學說核心是“平等論”。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類本是平等的，私有製是造成人間不平等的總根源。他主張通過密謀暴力方式推翻督政府，建立革命專政並消滅私有製，最終形成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和平均分配的“平等共和國”。1796年，巴貝夫進行秘密活動，策劃發動武裝起義，密謀失敗被捕。1797年，巴貝夫被處死。

　　巴貝夫，以及其後的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年－1881）和威廉·魏特林（1808年－1871年）都主張利用暴力消滅私有製。

　　巴貝夫選擇的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

　　實踐社會主義

　　羅伯特·歐文（1771年- 1858年）是最偉大的社會主義者。他認為，“環境決定著人們的語言、宗教、修養、習慣、意識形態和行為性質”。因此，歐文積極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在工廠裏，他通過改善工廠設備的擺設和搞好清潔衛生等方法，為工人創造出一個盡可能舒適的工作場所。在新拉納克廠區，歐文建立工人宿舍，在住宅的周圍，種植樹木花草。他主動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從13～14小時縮短到10.5小時。歐文提高工人工資，工廠暫時停止，工資照付。他設立工廠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場價格便宜的消費品，開辦工廠子弟小學、幼兒園和托兒所，建立工人互助儲金會。為了使工人的閒暇時間有正當向上的娛樂和學習，歐文還專門為工人建造了晚間文娛中心。歐文的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工廠增加了利潤，工人生活得到改善。

　　1824年，羅伯特·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開始新和諧移民區試驗，不幸失敗。

　　艾蒂安·卡貝(1788—1856)同羅伯特·歐文一樣，也是一位企業家。托馬斯·莫爾的《 烏托邦》一書對卡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說:"這本書的基本 思想卻深深地觸動了我，以致每當我合起書來，總是不得不認真地思索一下共產製度的問題"。在他的小說《 伊加利亞旅行記》中，卡貝指出，人們都是“大自然的兒女“，自然給人以善良的天性，但願世間幸福、平等地享用自然的創造物，滿足彼此共同的需要。但是，現存的社會製度卻充滿戰爭、罪惡、苦難和追求金錢、損人利己等一條列的不幸和弊病，這一切“都是不平等、私有財產和貨幣這三個根本禍害的必然後果“。要根除這一切不合理現象，就要消滅私有製，“代之以一切平等和財產公有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人人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政府唯一關心的是人民的福利。他提出了合作社製度，規定公平合理的工資，普及社會教育等通往理想製度的過渡步驟，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通過改良建立理想社會。1847年，艾蒂安·卡貝與一些追隨者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建立“伊加利亞公社”，不幸失敗。

　　羅伯特·歐文和艾蒂安·卡貝選擇的是實踐社會主義道路。

　　“法朗吉”社會主義

　　夏爾·傅立葉雖然認為當時的社會製度是一種“每個人對全體和全體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製度，但是堅決主張用改良的手段來改造社會。他不主張廢除私有製。傅立葉設計了一種叫做“法朗吉”的社會基層組織。 “法朗吉”是招股建設的。在“法朗吉”內，人人勞動，男女平等，免費教育，收入按勞動、資本和才能分配。傅立葉希望通過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和分配方案來調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一個人人幸福的社會。他首次提出婦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徹底解放的準繩。

　　傅立葉選擇的是“法朗吉”社會主義道路。

　　基督教社會主義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是菲力浦·畢舍和費裏西德·拉梅耐（1782—1854）。

　　畢舍在其創辦的《作坊》雜誌上，宣揚國家幫助建立工人生產合作社，反對法國工人進行階級鬥爭。1834年，拉梅耐所寫的《信徒的話》一書，抨擊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製度，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用“勞動獲得了選舉權，就能主宰世界，反對革命鬥爭。基督教社會主義幫助工人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組織工會、舉辦勞動大學等，改善工人的處境。

　　他們選擇的是基督教社會主義道路。

　　王朝社會主義

　　德意誌帝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1815年－1898年）懷有“國家需要照看人民”的政治理念，強力推出保護勞工的法令，製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建立社會保險系統，既保護了勞工利益，也保護了王朝利益。俾斯麥的福利製度和政策被稱為王朝社會主義，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勞工立法的國家。

　　真正的社會主義

　　代表人物是莫澤斯·赫斯（1812-1875年）、卡爾·格律恩（1817——1887）和赫爾曼·克利蓋。莫澤斯·赫斯使恩格斯轉向了共產主義，並介紹馬克思進入了社會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赫斯同意將一切歷史問題歸結為經濟基礎以及階級鬥爭。卡爾·格律恩從人道和人性出發，主張以此實現人的解放，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否認在德國進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赫爾曼·克利蓋主張土地改革，把土地作為公共財產，無償地分給每個勞動者，建立沒有剝削、人人和睦相處的“愛的村鎮”。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蓋的通告》對克利蓋的觀點進行批判。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流行於德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主義思潮，其主張用平均分配土地辦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擺脫貧困和剝削，宣揚用人類之愛來實現社會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一種“野蠻的破壞傾向”。

　　講壇社會主義

　　代表人物是施莫勒（1838～1917）。他提出了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1873年，施莫勒在主持成立“社會政策學會”的大會上，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提倡社會改良和階級調和。他反對工會，反對工人罷工，主張采取一種家長式的社會政策來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和文化水準，把他作為防止革命的惟一手段。他宣揚一種“合法的強權君主製”，贊同俾斯麥頒布的“反社會黨人法”，吹捧俾斯麥，頌揚普魯士國家及其統治者。

　　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把現代民主憲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合為一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於何為“民主”、何為“社會主義”存在很大爭議，民主社會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民主”通常意味著普選、多黨製、司法獨立、政治自由，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一黨專政。而社會主義經濟則需要生產資料公有製，經濟模式可以為計劃經濟、參與型經濟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在實際執政過程中，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允許了多樣型經濟發展，並沒有完全取締市場經濟，並著重於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和財富的再分配。民主社會主義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它比一般的社會民主主義更為左傾；大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光譜上屬於左翼，少部分則屬於極左翼。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也參加社會民主主義者占據主流地位的社會民主黨。

　　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主義由來

　　費邊主義，又稱為費邊社會主義，為英國費邊社所倡導的一種民主社會主義學派。

　　1884年成立於倫敦的費邊社，系由少數具有社會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所組成，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韋伯夫婦、蕭伯納（1856~1950）、格雷厄姆·華萊斯、H·G·威爾斯（1866~1946）與克萊門特·艾德禮（1883~1967）。他們以對抗漢尼拔的古羅馬名將費邊做為學社名稱的來源，意即師法費邊有名的漸進求勝的策略。

　　費邊主義者的基本信念認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漸進而必然的轉變過程。他們看到英國民主憲政的擴展以及勞工組織的發達，足以促成必要的社會改革，因此排斥列寧階級鬥爭及激烈革命的觀點，主張研究社會實況，以民主漸進溫和的手段，透過選舉投票來解決問題。企圖以國家作為推動改革的工具，主張廢止土地私有制、工業國有化，以及實現各種社會福利。

　　循序漸進的社會進化原則

　　十九世紀有一種時髦的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稱為社會有機體論，即把國家或社會同某種生物機體加以庸俗類比，用生物學的概念來解釋人類社會現象。認為國家並不是人類意志任意創造的結果，不是許多單個人的聯合體，而是自然發展的產物，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人類社會猶如生物有機體一樣，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覆雜的演化過程，並受進化規律的支配。

　　費邊主義者提出循序漸進的社會進化原則與他們信奉社會有機體論是分不開的。他們認為，社會有機體如同生命有機體一樣，是能夠成長、發展和進化的，而且在這種進化過程中，任何時候都無須破壞整個社會組織的連續性或者把整個社會組織突然的加以改變。如果一種制度已經不適應社會的需要，那麽自然會有其他新的制度去加以代替。而這種以新代舊的過程正像生命有機體與細胞新陳代謝那樣，是不停的、漸進的改變的。

　　這種循序漸進才是社會變遷的常態，社會進化的正軌。在他們看來，一個社會只有順著常態和正軌演進，只有通過群眾心理緩慢的、逐漸的向著新的原則的轉變，社會的組織才能一點一滴地實現，整個社會才會得到圓滿的發展；反之如果人們采用突然的、病態的手段去改革社會，則肯定會使社會本身受損害而大傷元氣。

　　所以，一個抱社會改革宗旨的政治家，必須懂得這一社會進化的原則。正因為費邊主義者相信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相信進化是社會變遷的正軌，相信循序漸進原則是改革社會的唯一方針，因此他們的政治理論和主張都是從這一原則出發。

　　和平長久的憲政道路

　　費邊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者的暴政孕育於自由主義學派，他們的共同概念是突變主義。自由主義曾經在英國和法國采取突變的方法戰勝了專制主義與官僚政治，因而使工業在新的政治條件下，憑借個人之間不受限制的競爭行為而盡量發展。換言之，自由主義者的計劃是把國王的腦袋砍去而使其他的一切聽憑大自然去支配，使經濟在不受專制政府限制的情況下趨於和諧。

　　現在，那些社會主義者們也在自由主義學派里養成了他們的政治習慣，以致於他們也相信，一旦把資本之王的腦袋砍去以後，各種事物也會或多或少的自發趨於合理。但是，事實上巴黎公社被鎮壓下去了，那些主張暴力的社會主義者們失敗了。究其原因，費邊主義者認為：第一，采取暴力革命手段會促使反動當局把刺刀提上日程。

　　第二，社會主義不可能是用暴力推翻現存制度的自發結果。以往的社會主義者企圖通過一次暴亂，便產生一個新的天堂、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的人類是不現實的。所以在費邊主義者看來，讓以過去條件為根據的社會主義理論繼續存在，而提出任何異議和修正是能容許的。社會主義需要一個更符合新條件的新制度和新方法，這個新制度就是徹底民主化的政治制度，這個新方法就是英國政治社會中通用的合乎憲政的方法。

　　費邊主義者認為，民主的演進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他們認為，實際上在社會政治組織加以改變的同時，也必須相應的改變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不僅社會將由一個向選民負責的政府加以管理，而且生產、分配和交換的過程也將實行集中規劃。

　　從英國的情況來看，費邊主義認為本國的工人已經有了選舉權，憲法也具有民主的性質，因此聯合王國是完全民主的國家機器。這種機構根本不是什麽資產階級的特殊組織，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並為整個社會利益服務的。在代表費邊社提交1896年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的一份報告中，韋伯寫道：英國擁有組織極好的政府機構，這種機構，從宗教會議起一直到議會為止，全部都是根據民主的原則建立起來的。

　　因此，在他看來，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和承認本身有施行社會立法責任的國家中，就沒有必要再去進行革命，創立一個新的政府機構。這種機構已經存在，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要使人民獲得更大的權力，而在於要使人民合理地使用並掌握在他們手中的權力，來進行有系統的社會改革。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暴力革命就成為多餘的了，最多只需對政府機構進行某種改良，諸如下議院從貴族院的否決權中解放出來、改善選舉制度、實行合理的議員薪俸等。

　　他認為這樣一來政府機構就一定會成為實現民主政治的極好手段，為無產階級走憲政道路創造了條件。費邊主義者認為，費邊社是采取憲政方式活動的擁護者，它所提出的每一種改革方案都是可以實施和符合立法的，因為只有這種變革才符合人性以及英國的民族特性和政治環境所強加於它的各種條件。他們提出，社會主義者的使命是通過對經濟和社會生活各種現象的研究獲取知識，其中包括熟悉立法和行政機構，然後把這種知識和經驗提供給一切政治機關采用。

　　當國家接受社會改革的意見，雇主承認集體議價並接受國家和工會組織的幹涉時，長入社會主義就有了希望。 他們還主張依靠輿論的力量，用社會主義浸潤資產階級，籠絡和推動資產階級一起和平長路社會主義。這方面，費邊社發明了一個著名的滲透政策。這一政策的最初含意是到處鉆洞，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他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費邊社會主義的思想灌輸給那些能影響政府決策的關鍵人物，滲透進能直接采取行動的社會團體。然後爭取選票，取得議會多數，使資產者皈依社會主義，從而用和平的立憲的辦法來實行社會主義。

　　韋伯在理論上對它做了詳盡的表述。他寫道：我們堅定不移的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里，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里，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雇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

　　市政社會主義的藍圖

　　費邊主義者早期的政治主張是地方公有社會主義，即市政社會主義。費邊主義者們就是在地方自治機關把私營企業社會化當中，找到了走向社會主義的藍圖。他們認為，在任何一個具有高度組織和人口眾多的社會里，各種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而實際上等於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應該負起更重要的作用。他們主張把整個國家劃分成若幹界限分明的區域，每一個區域都建立起自己地方的行政當局和管理機構，擔當起管理本地電車、煤氣廠、自來水廠以及其他生產性工業的責任。

　　費邊主義者之所以特別重視這一點，是因為他們認為依靠強大而完全民主化的地方機構的幫助，能使經濟進一步集產化。要達成這項目標，首先，資本家勢必要在每一個方面受到政府的登記、檢查和控制，而且他們將被迫從自己的租金與利息的收入中，把一個越來越大的部份讓出來用於公共事業。從而一步步的，政府當局把這些業務部份地或者是整個地吸收過來，於是私人進行剝削的範圍變小了。

　　再來，費邊主義者認為地方機構把私營企業公有化乃是一種最經濟和最切實可行的管理原則。其認為，凡是講求實際的人，盡管他對社會主義理論格格不入，他也會屈服於已發生變化的生活條件並走上集體主義的道路。可見，地方公有社會主義或市政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通過地方自治的選民自由投票，民主選出地方自治的市政機關，並由市政機關或國家逐步占有從個人所有制下解放出來的土地和工業資本，組織和經營市民生活所必須的煤氣、自然水、電燈、電車等公用事業和各種工業。

　　他們認為通過這樣對社會政策一點一滴的改良，就能在現有經濟制度的條件下解決失業問題，醫治資本主義社會有缺陷的工業組織和極端惡劣的財富分配辦法，從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地方自治機構除了能夠把私營企業變成地方公有社會主義之外，它本身存在的意義也是多方面的。費邊主義者認為，第一，這種機構的建立，意味著取消全國唯一的雇主的假設性專制，而這種雇主其本質是不可避免的要官僚主義化的。第二，它也可以使人們從普遍的社會生活一律化的惡夢中解放出來。

　　由此他們得出結論：在一個最完全的與無所不包的集體主義之下，有一條使個人自由的意識大為增加的途徑，有一個使生活無限多樣化的遠景，並有一個能使個性無限多方面發展的機會。所有這些，都是市政社會主義理論不斷發展的結果。於是，費邊主義者將地方自治組織宣揚為社會主義的搖籃，將地方公有化宣揚為社會主義的體現。在費邊主義者的腦子里，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可以在地方自治機關的實驗室里，在英國民主憲法的框子里，避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國家機器的根本變革，按照憲政的道路走上社會主義。

　　自由社會主義

　　自由社會主義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提出的一種融合了自由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政治哲學。

　　自由社會主義並沒有完全廢除資本主義並用社會主義取代的目標，但它支持以市場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混合經濟，包括私有財產和資本的社會所有制。自由社會主義者通常不支持中央集權或國家形式的社會主義，而是支持通過個體工人合作社的市場社會主義來實現財產集體化。這種形式的工人社區合作社可以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表現：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自由意願加入，但如果不利於自己的自我發展，個人也可以隨時離開。自由社會主義者認為集體財產的引入消除了對工人和雇主的依賴，從而給工人帶來了真正的自由。

　　自由社會主義者認為自由和平等是相互兼容和相互依賴的，並把資本主義產生的物質不平等視為日益缺乏自由的主要原因之一。自由社會主義者也通常支持自由市場，並認為市場壟斷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而只有通過市場社會主義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市場。

　　生態社會主義

　　生態社會主義是一種結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綠色政治、生態學以及另類全球化運動的意識形態。生態社會主義者大致上相信，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全球化和帝國主義，在壓迫人民的國家和跨國體制的監督下於全球擴張，是造成社會排斥、貧窮、戰爭以及環境退化的原因。

　　生態社會主義者提倡瓦解資本主義和國家制度，主張生產手段由自主組織起來的生產者共同擁有，並且恢覆公有地。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運動之內的一系列反權威的政治學說，其反對中央集權的國有理念和計劃經濟。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的理念跟左翼自由意志主義相近或重疊，且其會批判雇主聘用制，提倡工人自治和去中心化的政治組織。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通常會反對國家這一政治實體本身[6]，他們宣稱可透過廢除控制一定生產手段，並使大多數人受到特權階級支配的權威主義制度，來建立一個建基於正義和自由之上的社會。支持者提倡采用直接民主制和工會、工人委員會、基層政權、公民議會等聯邦制手段，來達至政治去中心化的效果。其背後目的在於建立自由聯合體、保障人們的自由、舍棄影響人們生活種種方面的非法權威。這些特點使得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能夠跟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區分開來。

　　被稱為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包括（但不必然是）多種形式的無政府主義（包括無政府共產主義、集體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互助主義、社會生態學、自治主義和議會共產主義）。有些作者將自由意志社會主義作為無政府主義的同義詞，特別是社會無政府主義。

　　概要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是一種有著各式闡述的意識型態，但其中可找出一些互通的共性。其擁護者支持以工人為導向的分配制度，完全背離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他們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這個經濟制度，試圖達到個人自由的最大化，以及權力或管理集中的最小化（自由意志主義）。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強烈批判強制性制度，常導致他們反對國家的合法性，轉而支持無政府主義。其擁護者試圖以政治和經濟分權的方式達成目標，通常會涉及到大型財產和企業的社會化。自由意志社會主義否定多數形式的私有財產合法性，因為他們將資本主義財產關系視為一種統治的形式，是與個人自由對立的。

　　第一位自稱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是早期的法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約瑟夫·迪亞契。該字來自於法文單字“libertaire”，用來規避法國對無政府主義刊物的禁止。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自由意志主義”常被用來描述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士，如米哈依爾·巴枯寧。在美國，最常稱為自由意志主義的運動是信奉資本主義哲學。因此，“自由意志社會主義”這個名稱造成了美國人的矛盾。然而，自由意志主義結合社會主義早於結合資本主義，而且許多反權威主義者依然譴責美國的自由意志主義結合資本主義是錯誤的。如同諾姆·喬姆斯基所說，一名始終如一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反對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權和這個制度中的工資奴隸（英語： Wage slavery），工資奴隸的存在不相容於勞動必須由生產者自由承擔和控制的原則。”

　　激進經濟學家羅賓·漢內爾（英語： Robin Hahnel）講述了從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擁有最大影響力的十九世紀末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前四分之一這段時期的歷史：

　　“二十世紀初，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是一股強大的勢力。無政府主義國際–成立於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意志主義者決裂的社會國際1872年海牙大會後數天–成功的與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一同競爭反資本主義行動者、革命者、工人、工會和政黨的忠誠，長達五十年。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在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俄國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在1911年墨西哥革命中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一戰結束後二十年，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依然有足夠實力在1936年和1937年席卷西班牙共和國的社會革命中扮演先鋒。”

　　反資本主義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主張，每當權力行使時，如一個人在經濟、社會或生理上對另一人的支配，提供證據之責任是在權力主義者身上，當他反對他限制了人類自由的範圍時，會去證明他的行動是合法的。合法執行權利的典型實例有以有形力拯救即將被迎面而來的車輛撞上的人，或是自我防衛。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反對死板與分層的權力，無論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或社會權力。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相信，所有社會聯系應由擁有同等協商能力的個體去發展，經濟權力累積在少數人手中與政治力量的集中化會減少社會中其他人的協商能力與自由。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和右翼自由意志主義的原則是集中經濟權力在擁有最多資產的人們手上。自由意志社會主義則試圖分配權力，讓社會中的成員更為平等。自由意志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自由意志主義之間最關鍵的差異是，前者的支持者認為一個人的自由度是受到他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所影響，而後者的支持者則注重選擇的自由。這有時被描述為他們追求社會中“自由創造力”的最大化，優於追求“自由企業”。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認為，如果自由是重要的，那麽社會必須努力完成一個“個體擁有決定經濟議題和政治議題之權力”的制度。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試圖以直接民主制、自發性聯合會和大眾自治取代生活中各方面不合理的權力，包括實質社區和經濟企業。

　　許多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主張，應該由大規模的自發性公會管理工業生產，而工人則保有個人勞動產品的權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私有財產”（英語： Private property）與“個人財物”（英語： Personal possession）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私有財產”授予個人對一件物品的單獨控制權，無論是否有在使用，也不考慮生產能力；而“個人財物”並不授予個人對一件不使用的物品權力。

　　暴力社會主義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馬克思宣言中宣稱“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從《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些話語，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選擇的是暴力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派別對比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將某些社會主義派別定性為反動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

　　筆者在“社會主義派別”一節中列舉了早期社會主義派別，我們來對比這些派別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究竟哪個派別是反動的社會主義派別。

　　將私有製社會，改造成公有製社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根本改變性的社會變革。

　　摩萊裏和馬布利主張通過擬定法律來改造私有製，這是一種合法合理的方法。

　　克勞德·昂列·聖西門選擇的是實業社會主義道路，現代發達國家歷史已經證明，聖西門的道路是正確的，只有大力發展實業才能夠圓滿地改善人數最多階級的精神和物質生活。當然要與摩萊裏和馬布利的主張相結合，製定相關的法律，以保障勞動者生活在撒切爾夫人所說的“安全網”上。

　　作為企業家的羅伯特·歐文首先積極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而後在美國進行社會主義試驗。

　　作為企業家的艾蒂安·卡貝提出了合作社製度，規定公平合理的工資，普及社會教育等改良的方式，反對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理想社會。像歐文一樣，他也在美國進行了社會主義試驗。

　　羅伯特·歐文和艾蒂安·卡貝選擇的實踐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對人類社會負責任的社會主義道路。

　　夏爾·傅立葉主張用改良的手段來改造社會。他不主張廢除私有製。他設計了“法朗吉”的社會基層組織，“法朗吉”是招股建設的。在“法朗吉”內，人人勞動，男女平等，免費教育，收入按勞動、資本和才能分配。夏爾·傅立葉是傑出的。他最先提出了用股份製來改造私有製的方法。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菲力浦·畢舍和費裏西德·拉梅耐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幫助工人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組織工會、舉辦勞動大學等，改善工人的處境。基督教社會主義既宣傳了平等，又改善了工人的處境。

　　真正的社會主義主張用平均分配土地辦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擺脫貧困和剝削，宣揚用人類之愛來實現社會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一種“野蠻的破壞傾向”。

　　講壇社會主義公開反對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提倡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

　　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講壇社會主義反對暴力，不會給社會帶來暴力破壞。

　　德意誌帝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強力推出保護勞工的法令，製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建立社會保險系統。俾斯麥的福利製度和政策被稱為王朝社會主義，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勞工立法的國家。

　　由於時代的局限，筆者認為，除了夏爾·傅立葉，以上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們都沒有認識到交易私有製是有益於人類社會的，也是不可能被廢除的。但是，他們的觀點、建議和實踐都是對人類的發展是有益的。采用改良的方式的社會主義者，沒有采取暴力方式，因此，他們沒有造成格拉克斯·貝巴夫暴力社會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巴貝夫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的先驅者。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通過對巴貝夫學說的研討，終於選擇暴力作為實現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手段。卡爾·馬克思選擇了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

　　《共產黨宣言》正如春風先生所說：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囂張的公開鼓吹用暴力剝奪他人資產的強盜宣言 “。

　　“馬克思對社會的批判和設想，並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實踐的證明，這廝便肆無忌憚地鼓動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張，剝奪他人的資產，這是一種瘋狂的暴徒行為”。（春風《翻過這血腥的一頁》）。

　　在社會主義派別中，只有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帶來了血腥的災難。

　　暴力公有製使得社會資產掌握在新興的蘇聯共產黨軍事官僚集團手中。蘇聯共產黨暴力強製推行的集體農莊化運動導致大災荒，僅在1932-1934年的饑荒中，就大約有幾百萬人餓死，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大災荒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受製約的共產黨權力經濟製度。

　　中國共產黨在1959至1961年三年中就導致幾千萬人餓死。“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饑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對於大饑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中關於三年（1959～1961）大饑荒的情況透露，周恩來在清楚知道全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下，繼續征糧而不是打開糧倉救人，使得大饑荒雪上加霜“。（2017年2月20日謝天奇《大饑荒周恩來下令毀證 繼續征糧出口換黃金》）。

　　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是罪不可赦的歷史罪人。

　　阿瑪蒂亞·森專門研究過大災荒，結論是：現代史上，民主國家從沒有過大饑荒。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過大饑荒。

　　筆者在《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較量》說過，暴力是一種野蠻的力量。

　　從馬克思主張暴力消滅私有製，到中國共產黨打天下坐江山，消滅了平等，建立暴力公有製，這條野蠻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是違背歷史發展方向的反動道路。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沒有完成從動物到人的進化。他們通過暴力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帶回到野蠻的動物世界。

　　暴力是一種野蠻的力量。人類必須放棄暴力，才能完成從動物到人的進化。為此，人類必須清算共產黨，鏟除暴力社會主義道路！

　　2020年10月15日完稿 2021年2月28日 修改

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人民民主專政是一把屠刀-製憲系列文章之十一

暴力發家的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政權，建立了不受法律製約的以暴力為基礎的恐怖統治。這種恐怖統治的名字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專政意為獨攬政權，實行專製統治。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都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無產階級”和“人民民主”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借用的名詞。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共產黨用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屠刀殘殺一切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國民，罪大惡極。

　　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製度來自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

　　蘇聯共產黨首創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概念。185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裏提到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亦即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

　　真正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災難的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

　　奪取俄羅斯政權之前，列寧遵從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論，在1906年發表的《立憲民主黨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一文中明確指出：蘇維埃政權“不承認任何其它的政權，不承認無論什麽人定的任阿法律和任何規章。不受限製、不顧法律、憑借實力的政權，就是專政” 。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用暴力奪取的政權後，必然要用暴力來維持。所以，列寧在1918年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再次強調“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政權” 。

　　斯大林聲稱，“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很顯然，斯大林不過是借用無產階級的名義實行專政。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用槍桿子強加給俄國民眾的專政製度，對俄羅斯民眾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實施了血淋淋的踐踏和剝奪。

　　1917年12月，列寧提議組建社會主義國家安全機關“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俄文的縮寫音譯是契卡），賦予了契卡擁有不經審判便可執行槍決的權力，開始實行“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紅色恐怖統治。

　　1918年2月，在《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公告中，列寧以德國進攻為理由，對“所有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一律就地槍決“。這一命令導致大量民眾不經法律程序就被執行死刑，面對濫殺無辜所引起的社會公憤，“契卡”頭子捷爾任夫斯基竟然對無辜民眾的死說什麽，“契卡必須捍衛革命並戰勝敵人，縱使它的利劍偶爾會落在無辜者的頭上”。

　　斯大林當權後，利用持公、檢、法機關，進行排除異己的政治迫害。各地內務人民委員會檔案裏將所有居民都分了類，每人的檔案卡上都標明該人的危險程度。大清洗時，政府要內務部在各地按一定比例捕人，完不成任務的下屬一律撤職。

　　“蘇聯解體後，從蘇聯檔案查詢成為可能，包含了斯大林統治下出於政治或刑事犯罪處決大約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記錄、古拉格中約170萬人的死亡及富農強製遷移過程中390,000人的死亡——總計有約300萬官方記錄的犧牲者“。

　　“一些歷史學家試圖對蘇聯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分開來做估計，對斯大林主義時期犧牲者的估計從800萬到6100萬不等”（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

　　中國共產黨首創人民民主專政

　　1945年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曾向毛澤東提問：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指：“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說：“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此時的毛澤東自認為勝券在握，不再講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換了一副面孔惡狠狠地說，中國共產黨就是要獨裁。對於“規規矩矩，不亂說亂動”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給與自由權；對於“亂說亂動“不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人“，也就是反動派，就要實行專政，實行獨裁。

　　“五四憲法序言”寫入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是暴力起家的。在五四憲法序言中寫上了“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要告訴中國人，我手中有刀槍，如果你們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敵人，就要對你們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成了懸在民眾頭上的一把屠刀，毛澤東利用民眾的恐懼，實現中國共產黨維護獨裁統治的目的。

　　七五憲法將“人民民主專政”改寫“無產階級專政”，寫入憲法正文，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八二憲法將“無產階級專政”又改寫“人民民主專政”，寫入憲法正文，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人民民主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把屠殺中國國民的屠刀。中國共產黨用這把屠刀，強製中國民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信奉一堆亂七八糟的主義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

　　血淋淋的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對所有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人實施暴政，多次發動運動殘殺中國人。

　　“鎮壓反革命”大屠殺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建國。1950年，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殘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人員，以及無辜百姓。

　　紀彭在其《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寫到：“1950年1月17日，毛澤東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余人，並且還準備在當年由地方再處決一批。反觀人口密度較大，特務活動猖獗的華東地區總共才不過處決了2911人。毛澤東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計劃之後，毛澤東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來。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1951年3月以來，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審理如此多的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據199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余人被判死刑。”

　　毛澤東是一個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以被處決人數87.36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五點七的水平了。中國共產黨的殘暴如此令人發指！

　　“土地改革”大屠殺

　　1950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他們竟然定義了一個評價土改運動搞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否大規模殺地主。

　　“解說：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組來廣東檢查土改工作，負責人確認為廣東土改，缺乏農村運動的高潮。

　　劉子健：當時的標準是什麽呢？就看你這個地方，有沒有就是大規模地殺那些地主，這是一個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你廣東沒殺幾個地主，他就認為冷冷清清，沒有發動群眾。” （2013年02月25日鳳凰衛視《1951年中國共產黨批廣東土改搞得不好：沒大規模殺地主》）2013年7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中國共產黨土改的種種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土改必須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裏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註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

　　“土改”運動中，中國共產黨殺掉近200萬地主，他們用地主的鮮血，造就了血色政權。毛澤東是嗜血一代的首惡分子。

　　不僅是地主本人並且他們的後代，不能參軍，不準上大學，工作、結婚都受歧視。當然不止是地主後代，毛澤東控製中國時期，被中國污蔑為黑五類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後代都受到歧視。

　　反右運動迫害知識分子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成為黨的領袖的個人專政。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談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他極為憤怒。他抨擊吳芝圃反右起家，大躍進時，謊報高產“衛星”，三年“毛災”時，河南是全國各省餓死人最多的省份。這是筆者第一次從一位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口中，聽到“毛災”這個詞。我以為聽錯了，就反問一句：“毛災？”他回答說，歌裏唱，毛澤東是個大救星，我看是個大災星。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識分子，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整肅民主黨派的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

　　從5月2日至5月12日，僅僅十天之內，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多條意見、建議。他們提出體製性問題，反對中國共產黨壟斷權力，反對特權，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外行領導內行，主張擴大社會民主，加強法製等等。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

　　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中國共產黨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殘酷處死那些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兩個武裝人員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 一個家夥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他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林昭母親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林昭母親終於迷失了記憶，她挎著一只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終於有一天，她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沖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一文。

　　人間地獄文化大革命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窩裏鬥。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在再一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毛澤東8月1日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一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國共產黨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大地。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紅衛兵的暴行，請閱讀網《文革受難者》一書，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

　　瘋狂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國共產黨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一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中國共產黨蟊賊殺人兇殘狠毒，“10年，文革，(廣西可說是十六七年“文革”)，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國共產黨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天女散花”: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殺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1期，作者：晏樂斌，原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

　　中國共產黨極權集團認為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功中殺人還不夠。197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國共產黨，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筆者也是其中的一員。中國共產黨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一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 ‘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國賊毛澤東犯下了對一個國家全面破壞的罪惡。文革的災難究竟有多大呢？淩誌軍、馬立誠在他們的專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中披露，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沈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弗裏德裏克·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書中，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民主專政”做出以下批評：為推銷其自以為良好的“製度”或“主義”而實行獨裁或極權---此法一行“製度”與“主義”未見實行，而獨裁與極權之禍先臨。---茲以共產黨人為例。彼等倡言共產主義，若幹人誤以為真，起而盲從附和，及至被利用此盲從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統治，立即實行所謂“民主專政”，於是，億萬人眾於“共產主義之利益”未見，而極權之苦味先嘗。

　　結束語

　　2020年10月1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斯科特·佩裏在眾議院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將中國共產黨認定為跨國犯罪集團，對其進行起訴和懲罰。

　　他說：“中國共產黨做出這些事卻被允許逍遙法外：強製拘押、改變文化、弱化或根除語言、強摘器官、集中營等等所有這些事。他們可以逍遙法外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中國合法的執政者，中國的執政機構，但他們確實是一個統治中國和壓迫中國的犯罪集團，我們需要這樣來認定他們，並對他們施以相應的懲罰。他們和美國的暴徒集團或犯罪集團，甚至是跨國犯罪組織沒有不同。不能容忍他們的所作所為，這些必須停止。因此第一步是認定譴責，懲罰，然後開始對這些行為進行起訴” 。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利用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屠刀，殺害和殘害了近一億中國人！血淋淋的中國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犯罪集團。

　　中國民眾要與自由民主國家的民眾一起，審判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殺害中國民眾的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

　　2020年10月19日完稿 2021年3月3日修改

中共建立的特權制度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馬克思主義的壹個二律悖反

　　馬克思當年設想，他只要消滅了私有制，把它變成公有制，就可以建立起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了“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天國；當然，他也想到了被剝奪了的資產階級、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人員會起來反抗，於是想到要有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待到資產階級的反抗徹底平息了，新政權鞏固了，這個過渡就可以結束，然後進入真正的沒有國家、沒有暴力的“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應該是怎樣壹種狀況，如何避免執行這種“專政”的機構變成新的專橫的統治者？馬克思也想到了，而且他自以為找到了解決的方法。那就是“巴黎公社”的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和精粹就在“巴黎公社原則”之中。主要是：公社的領導人、公社社員代表、以及法官等由公社社員普選產生，人民有監督權和“毫無例外地撤換”他們的權力，從而防止新政權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人民的老爺”；廢除國家官吏的高薪和壹切特權，從公社委員起，壹切公職人員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公職人員依職務的不同薪金保持適當的差距，但嚴格控制這種差距，等等。馬克思熱情地贊頌：“公社原則是永存的”！

　　但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完蛋了，它的上述設想還沒有得到執行，更沒有經受時間的考驗。馬克思對它的贊頌也許過早了，太樂觀了。因為任何革命者、暴動者在尚未奪得政權的時候，總是宣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甚至權力草創時期，其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是很正常的，所以公社制定這些原則並不值得歡呼雀躍。問題的關鍵是在他們奪得政權、成了統治者之後的表現。不幸的是，後來按照馬克思的設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國家，沒有壹個經受住這種考驗，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中國、朝鮮、古巴......等等，沒有壹個繼承“巴黎公社原則”，沒有壹個實行真正的民眾普選，也沒有壹個最高領導拿普通工人的工資。......反之，卻變成了等級森嚴、特權橫行、民不聊生，統治者階層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特權生活的新式“帝國”，“王國”。前蘇聯的埋葬者、俄羅斯第壹任民選總統葉利欽在其《自傳》中很坦率地描述他曾供職的蘇聯：“如果妳爬上權利金字塔的頂峰，則可以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專門為妳服務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各種特制的佳肴，不花錢源源不斷的奢飾品，舒適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時妳就會覺得什麽世界革命、什麽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所謂世界大同啦等等，都不需要了。因為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時壹億人只能為壹、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

　　為什麽現實會變得跟馬克思的預計完全相反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壹黨專制或領袖獨裁的政治體制與自由、平等、民主這些概念是互為水火、不能兼容的，沒有壹個獲得無限權力的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願意過被他們統治的子民那樣貧困的生活。而壹個人壹旦獲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就受另壹條規律所支配，那就是英國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馬克思的失誤在於，壹方面，他要求他的信徒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專政；另方面，他又要求他們過清教徒式的生活。這是壹個二律悖反的命題，古往今來追求統治人民的權力的個人和集團，莫不為了“占有天下”，享受榮華富貴、封妻蔭子、驕奢淫逸。要限制、取締這種邪惡的欲望，只能靠民主、靠民眾的權力超越統治者權力的監督，約束。而馬克思提出的“專政”，實際上與“民主”是“天敵”，是不能共存的。列寧在奪取俄國政權後很快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是靠暴力奪來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又發現：所謂階級專政實際上只能是少數人的專政，最終要表現為領袖的個人獨裁。列寧對馬克思“專政”學說的這壹“發展”，其實是勢所必然，他不這樣做，共產黨的政權就會被推翻，或者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化，變成“修正主義”了。列寧是實幹家，他不能如馬克思坐在書齋裏要求“魚（專政）與熊掌（民主）兼得”。列寧之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其他共產黨人無壹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列寧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所以後來在馬克思的“信徒們”掌權的國家無壹個能夠繼承“巴黎公社原則”，都成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實行壹黨專政乃至領袖獨裁的大大小小的專制的皇帝和國王了。

　　另壹個規律是，當某個政黨或集團取得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之後，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奪取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所有它想奪取的社會資源。沒有壹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搞革命是為了“當馬車夫”。列寧在他還沒來得及作物質上的享受就去世了。斯大林壹上臺，就用他的權力以物質上的好處（在召開黨的“十二大”上作出了壹個“改善黨員領導幹部物質待遇的決議”），拉攏他的部下，到後來他廢除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資制，讓他們“各取所需”，任意攫取、揮霍國家資財和人們血汗，這就是前面我們引用葉利欽所說的那些情況......在這壹點上，各國共產黨人學習蘇聯毫不遜色。於是各個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執行著壹種被稱為“官本位”的“按權分配”制度，為了避免混亂無序，只好以官階衡量壹切，鼓勵人們向上爬，讓政治權力、政治地位成為壹切的主宰.....。事實證明，共產黨人並不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這種“特殊”大概只是表現在對敵人的殘忍和對黨的“忠誠”上），他們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因為有權，這些欲望比壹般人更強烈更膽大妄為。在別的國家，人們要靠積累財富才能問鼎政治，而積累財富要靠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奮鬥；在共產黨國家，事情反轉過來，只要有了政治權力，有了“官位”，財源就會滾滾而來。所以，簡言之，在實行“專政”的國家，強權、腐敗、暗無天日等等不知要比別的地方，比民主國家要壞多少倍！這樣就註定了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巴黎公社原則” 永遠是癡人說夢。

　　壹句話，既要堅持極權的“專政”，又想制造出公平、正義、人人平等的清廉政治，只能是緣木求魚罷了。

　　二、與平等、公正、正義絕緣：毛統治時期等級特權制度的基本特點二十壹世紀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認定當下中國貪腐橫行、官商勾結，沒有公平、平等和正義，是由於搞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造成的。壹些別有用心的毛主義余黨趁機蠱惑，大造今不如昔的輿論，說什麽在毛時代，政治清明，沒有腐敗，人人平等，個個有工做，雖然生活苦點，但大家壹樣，那才叫做真正的“社會主義”雲雲。

　　這種叫囂本來不值得壹駁，但由於當局要替毛掩飾，不能讓人們知道毛時代的真相。所以並未受到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時代官員的貪腐比之今天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它表現為合法的形式，此即長期存在於共產黨內的等級特權制度，即官員壹切待遇、享受以政治權力、級別劃線，它是合法的，制度規定的，不觸犯任何法律紀律，我們可稱之為“合法的腐敗”。即使有人違反這種制度規定，胡作非為，也僅僅被指為“搞特殊化”，最多受點黨紀、政紀處分而已。對老百姓而言，他們打出的是“公有制”的招牌，以掩蓋其“官有制”之實，即壹切以“公有”“囯家”之名，而由官員們按政治等級分配、享受。而這對於老百姓也有相當的迷惑力，當時多數人以為這是官員——幹部們應有的“待遇”，而且官員們享有的壹切仍然是“公家”的，沒有想到它實際上是壹種集體強占，集體腐敗行為。到了今天，由於提倡搞“市場經濟”，不能公開搞“按權分配”了，但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未變，於是握有大小權力的官員們只好采取變通、隠蔽的方式，大搞權錢交易。所以，毛時代的等級特權制度實為今日的貪腐之風的根源。

　　在那個“按權分配”的時代，貪腐最大的當然也就是權力最大的“偉大領袖”了，關於這點，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篇裏壹壹揭露、展顯。在本章，則主要揭示毛共壹般的、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等級特權現象。從而截穿毛時代所謂公平、平等、亷潔的真相。

　　為了尋根溯源，我們不妨從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前的情況說起。

　　中共接過歷代農民造反者的“均貧富、等貴賤”、“平分土地”等口號，以反對剝削壓迫、社會不公、不平等為號召，煽動窮人，首先是農民起來“革命”、造反，這在中國這種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裏是很有市場的，所以它最終成功了。於是有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共產黨在它“革命”的過程中，真的與貧苦農民打成壹片，起碼在它取得政權以前，真正實行人人平等、官兵壹致、上下壹色的政策，因而被稱之為“窮人的大救星”雲雲。

　　真實的情況與這些相差十萬八千裏。共產黨號召“窮人翻身鬧革命”是實，但那只是它搜羅炮灰的手段，主要是以消滅部分相對富有壹點的人群即所謂地主、富農，“土豪劣紳”為誘餌，讓窮人瓜分他們的財產、淩辱、殺戮他們及其親屬，以盡情發洩窮哥們的貪占之欲,獸性之快，然後義無反顧投身於共產黨的“革命”。

　　但是，與太平天國壹樣，壹旦入了毛共的軍營，就只能成為任其宰割的羔羊了。還是看壹看亊實吧，三十年代初毛澤東為了打擊黨內政敵，壹統江西蘇區之權力，不惜制造冤殺數萬人的“打AB團”驚天假案，那麽多忠心耿耿，為共產黨出生入死的工農子弟就這樣被殘害了。在整個蘇區，光那次“肅反”就殺害“自已人” 十萬之眾，而當時紅軍總共才三十萬人。難道這些人都是“平等”的“革命同誌”嗎？

　　紅軍長征，十萬人從江西出發，到達陜北時不足4千人，95%以上的人為保衛這不足5%的人“犧牲”了。這95%的是什麽人呢？就是被“土地革命”席卷進毛共隊伍的戰士和中下級軍官，即“參加革命”的工農子弟；那5%的又是什麽人呢？是中共的高、中級幹部及他們的夫人、親信、隨從，其中有的是年老體弱者，他們卻能安然無恙地抵達目的地，因為有數以萬計年輕戰士為保衛、護送他們獻出了生命。毛澤東本人又是怎樣“走”完這二萬五千裏艱苦行程的呢？很多時候，他躺在壹種類似轎子的“滑竿”上，由政治保衛局選派的戰士輪流擡著行軍（出發前紅壹軍的政治保衛局長羅瑞卿挑選了10名身強力壯的戰士作為毛的“轎夫”）。毛躺在上面可以觀風景，看書（直到過草地之前毛都帶著沈甸甸的線裝本《二十四史》）作詩，還策劃了壹場遵義政變，奪得了中共領導權，愜意極了。

　　擡著大官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們趕路的挑夫有多辛苦呢？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亊》作者張戎采訪的幸存者回憶說：平地走也就罷了，最慘的是上山下山。為了使在滑竿上的“首長們”舒服、保持身體平衡，在前面的轎夫們上山時要跪著走；到了下山時便反轉過來，在後面擡的轎夫要跪著走。翻過壹座山，挑夫們無例外都是雙膝血肉模糊，又缺醫少藥，第二天還得繼續翻山越嶺，名副其實留下壹路血和淚。不幹行嗎？保衛幹部的槍口在對著妳！

　　中共建國後為了教育下壹代，大肆宣揚長征中艱苦卓絕的事跡。饑餓、寒冷，啃草根、吃皮帶，很多人凍死餓死，這當然也是真的。可這主要是戰士和中下級幹部，“首長們”例外。比如毛澤東，在整整壹年的“長征”中，他精神飽滿，還性欲旺盛，這壹年當中他使妻子賀子珍多次懷孕、生產。害得賀子珍苦不堪言。

　　這就是中共隊伍內部“平等” “官兵壹致”的真相。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對老百姓、對“敵人” 妳就可想而知了。

　　鐵的事實證明，不管叫“革命”也好，叫造反也好，不管打出什麽旗號，也不管說得多麽美妙動聽，只要看壹條：在造反成功以後，在領袖們手握大權以後，只要堅持實行“專政”，大權獨攬，那就是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毛建立的就是這樣的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所以，它建立壹套新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必然的，只不過把原來的秩序顛倒，使“貧者富之、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已。

　　有人為它辯護者，他們說共產黨只是在政治主張壓迫（專政），主張階級鬥爭，為的是保持政權。經濟上卻實行按勞取酬、平等、平權，他們說中共最響亮的口號便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因而贏得了廣大民眾的由衷擁戴，取得了勝利。

　　這是把口號、騙術與實際所作所為混為壹談了。即使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也是十分錯誤、不能成立的，因為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離的，而且經濟是“基礎”，政治上取得了統治地位、並且實行“專政”的統治者，難道經濟上還要保持貧窮嗎？“無產階級”領袖們搞革命可不是為了當“馬車伕”啊……惠靈頓公爵的鐵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在共產黨人身上再次獲得應驗。

　　早在井崗山時代毛就開展批判“絕對平均主義”， 並把它寫進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到了延安時期，毛發動了壹場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運動初期的“鳴放”階段，以王實味為代表的壹批知識分子大膽揭露了曾被宣揚為共產主義平等標誌的中共“供給制”，實際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特權制度，當“壹方面害病的同誌喝不到壹口面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而另壹方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卻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於感覺他們是異類”。結果說出這種話的王實味被砍了頭。

　　不但食、衣、住、行，而且所有方面，如醫療、教育、日用品分配，以及家屬、子女的待遇等等，莫不與等級掛鉤。特別是，在烽火連天、血腥遍地的抗戰的最艱苦歲月裏，專為中共高幹們服務的“梨園舞會”卻辦得紅紅火火，“舞迥金步蓮，歌囀玉堂春”，好壹派娛樂升平景象！既不會跳舞，又不會唱歌的毛卻以不少“桃色緋聞”聞名於邊區……老實講，以今天的標準看，毛共高官們當年的特權享受實在算不上什麽。但問題在於它所體現的特權的封建性、獨霸性、恐怖性，在於它所體現的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粗暴踐踏！這才是毛共特權制度的本質所在。

　　延安整風不過是毛式政治的初露崢嶸。應該說，那時的等級特權制還是初創的，不成熟的。到了奪得全國政權之後，這種制度才得到全面強化，完善，才真正反映共產黨的政治本質和它的“革命”的追求，也即“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本質。

　　要全面、完整描述毛共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困難的，那是專門著作的任務。在這裏。我們僅從以下幾個方面窺視毛中國等級特權社會之壹斑。

　　（壹）工資分配上不斷拉大差距。

　　工資是毛政權下除農民外壹切人們勞動的最主要、甚至唯壹的收入，是生活的源泉（當時還沒有獎金）。在奪得全國政權之前，毛共實行“供給制”，等級比較粗糙，奪得全國政權後，以工資制代之。這種工資制度及其後的工資改革，都體現了“論功行賞”、拉開等級差距的基本取向。

　　第壹次工資改革開始於1950年4月。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結果是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8.33倍。這時供給制並未完全取消，在繼續實行供給制那部分人群裏，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的結果是：小竈（高級幹部）津貼提高了19倍,中竈（中級幹部）津貼提高了4倍，大竈（壹般幹部和戰士）只提高了1倍。很明顯，改革體現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原則，高幹們功勞大，得到最大的“桃子”，中級幹部次之，壹般幹部和戰士雖然人數最多，在戰爭中的風險最大，但在當政者眼中，只能算是“跑龍套”或充當炮灰的角色，所以只讓其喝壹點“湯”。

　　第二次工資改革是1952年7月，改革的目標是將工資制與供給制全部統壹起來，合並後統稱工資制。合並後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5.88倍，差距稍為縮小。

　　1955年8月進行了第三次全國性工資改革，實行了全國統壹的“職務差別工資制”，利益的天平大幅向高幹傾斜。全國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外加占工資總額16%的物價補貼。改革後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為31.11倍。以上壹次改革時的工資為基數，行政13級（廳級）以上人群的收入增加14.35%，14級以下收入增加2.26%。最高級別增加工資收入95.67元，最低級別增加收入0.23元，兩者相差416倍！這就是天天高唱“平等”、 “正義”的毛共在利益分配時的真正做法。（以上資料來源於楊奎松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相關研究文章）（二）非貨幣化的隱形分配

　　但是問題還不完全在此，從毛時代生活過來的人們都很清楚，當時社會上的壹切交易，商品或服務品的供應，並非以貨幣（人民幣）為唯壹媒介，諸多商品、服務實行限量、定向供應，貨幣之外，還要憑票、憑證購買。而這種票、證的發放、審定完全操在各級當權者之手中，基本按照人們的政治地位即政治等級發放。最低等級的是城鎮街道居民，然後是集體企業職工、國營企業職工、各類幹部；幹部內按其職務、級別逐級而上。農民和壹切農業人口則被排除在票證供應之外。

　　非貨幣的物質分配和享受是體現毛共的等級制度特權的重要方面。它的背景是毛時代的計劃經濟——“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壹個基本特點是，關系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大至糧、油、肉、布，小至肥皂牙刷，全都短缺，全部需要“按計劃供給”，也就是憑票證供應。在平時，通過票證供應的差別，可以讓特權階級充分感到自己的特殊優越地位，例如壹般居民每個月只能吃半斤肉，而各級當權者，則照樣可以“朱門酒肉臭”；到了特定時期，如饑荒之年或戰時體制，這種差別就可能是性命攸關的了。例如在毛壹手制造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完全沒有“國家供應”的農民餓死幾千萬人。城裏人餓死少些，但也不能幸免，據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解禁的資料，從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非正常死亡）3755.8萬人，其中城市人口687.3萬（見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第18節）.這些被活活餓死的城裏人大部分是因為無糧票供應，因為當時有大量雖然居住在城鎮、但卻是沒有城市正式戶口的“黑人黑戶”，這些無任何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的“黑人”在死人大潮襲來時自然首當其沖。相反，即使在大饑荒年月，在黑市也有糧、油、肉票出售，這大概出自那些享有特權、享受“特供”的人家。

　　據2007年第8期《炎黃春秋》刊登的高誌勇的文章：《北京困難時期商品追記》，揭示了當年票證供應情況的壹角：

　　北京是全國商品供應最好的城市。1959年北京的居民口糧和副食品由原來的“憑證”供應改為“憑票”供應，糧食定量嬰兒3斤、少兒6斤、兒童8斤......成人21斤；豬肉每人每月1——3兩，蔬菜每人每天2兩。後來這壹標準也不能保障。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全年）才8兩半。但是，官員們依其官階高低，不但沒有綏凍之虞，還能保證過著不錯的日子，因為他們屬於“特供” 對象，而特供是要保證“萬無壹失” 的。文中寫道：享有“特需”待遇的幹部的的特供標準，依各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有所差異。除享有“壹級勤務”的首長各取所需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逐級遞減。如：

　　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蔬菜適量。

　　正副部長壹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長壹級的，每位每月再供應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壹條。

　　除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在北京市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7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行政7級以下，13級以上的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1條。

　　行政13級以下，17級以上（縣級）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照顧。（之下的便不在特供之列了）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 “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均屬“特供”之列。

　　以今天的眼光看起來，這些“特供”算不了什麽。但在那個要救命的時代，每壹項“特供”都能讓人垂涎三尺，甚至能決定人的生死。

　　即使到了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地步，上述特供商品、糧油票證等等，仍然有黑市交易。因為此中不乏有些確實有“有余”的人家，他們將自己用不了多余的票證拿來黑市出賣。北京黑市糧票的售價是：本市糧票每市斤3元，全國通用糧票每市斤4元。（而當時80%的壹線職工的月工資不過三、四十元），這個價格全國差不多。壹般老百姓，為了活命，在公家定量供應之外，不得不去黑市買高價食品充饑；那些住在城市，沒有城市戶口的黑人黑戶則主要依靠購買黑市食品度日，壹旦到了黑市食品供應減少，或價格暴漲之後，便只好坐以待斃。還有就是領導人政策的隨意性也能致人生死，如李井泉主政的四川省，居然在1960年7月1日死人的高峰期突然做出壹道決定：宣布現行的四川省糧票作廢！這壹紙命令就將老百姓手中的4800萬斤糧食（糧票）化為烏有，不知有多少人為之喪命。

　　另外，受政治保障的人群除了享 “特供”之外，還有壹些獲得食物和營養品的特殊渠道，如，各地都有專為高幹和特需人群設立的高級飯店，特供商店，高擋醫療機構、高級娛樂場所、休假勝地等，均可對相應人群免票證平價供應髙擋食品、用品和奢侈品。另壹渠道是以參加“會議”、“考察接待”等名義享受平價免票證食品、商品。凡此種種，都是壹般老百姓和不夠資格的幹部不能問津的，上述機構，場所，都是他們不能涉足的“禁區”。

　　於是，就有了所謂“貨幣含金量”壹說。總的說，凡有壹官半職者，雖然他們的工薪不是很高，但卻很“抵用”，因為他們可以買到“平價”、“計劃內供應”的商品和服務；而同樣收入的普通百姓，則要花比之高出幾倍的價錢，而且，有時還要冒去非法的“黑市交易”的風險，隨時可能被有關部門的人員發現而遭到罰沒。

　　“貨幣含金量”依其官階和實權而逐級上升，差壹個級別，就往往“兩重天”。而且，這種差別不可能像今天用金錢來擺平。比如，妳想入住壹家高級醫院去治病，或者想在家裏安裝壹部電話。這些都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待遇的問題，“資格”的問題，沒有相應的級別，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所以，低等級的人們才不遺余力，拼命往上爬。而在體制外的子民百姓就只能仰天興嘆，認命了。

　　（三）附著於政治特權的“高福利”政策

　　對於毛政權中的高級別人員來說，從上述“特供”中獲得好處是次要的，那也只是在“特殊困難時期”才采取的壹種臨時措施，在正常時期，正常情況下，只要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他們就可以過上“神仙”般的日子，這就是因為他們享有“高福利”待遇。

　　對於不能接近高層的普通人來說，都不大清楚毛集團中高層人物的生活狀況，當局也極力將知道真相的人群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並以“紀律”約束不準向外吐露實情，以免暴露出去有損其“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現在我們只好求其次，從有關人員的壹星半爪的記述中窺其壹二。

　　前幾年，前“右派頭子”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了壹本風靡壹時的書：《往事並不如煙》（很快就被當局列為“禁書”了）。書的內容和主題我們暫且不論，這裏只說章女士“無意中”披露她家當年的生活狀況。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民主黨派頭頭，不是毛共集團的核心成員。然而，就是這位章部長家所享有的“待遇”，還是令人吃驚的。在家裏，除了配備秘書、警衛、司機之外，還有醫生、護士、廚師、勤雜人員等等，真是壹應俱全，“照顧”得無微不至。

　　部長尚且如此，之上的大員就可想而知了。據現在已知的情況，中央“四大班子”壹把手出行時坐火車要乘“專列”，配備警衛、秘書、生活服務等壹整套班子；副職配專門車廂；省部級則備豪華包廂。國務委員以上出行均由警車開道，實行“清街”、“清道”，壹路紅燈避讓，警笛長鳴，那威風遠非“八擡大轎”可比。

　　除了“行”，“住”也是官員的重要特權享受之壹，除有公款提供的壹應俱全的官邸之外，外出公務或私務，接待標準都有嚴格規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壹位省級官員去到壹個城市搞調查，他的隨行人員有廳、處、科級官員和壹般幹部、司機等等。於是接待方按規定把他們安置於不同的樓、館，不同的歺廳。官員們都感到工作很不方便，但鑒於級別森嚴，也就不得不“遵從”了。

　　醫療保健是官員特權的重要方面。不同級別的官員享受不同的醫療保健待遇。每個城市都有專為“高幹”（標準由各地自定）設置的專門醫院、病房，配備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療設施和藥物，而且病房內生活設施壹應俱全，形同賓館。為高幹設置的醫療設施哪怕空置也不能對其他人“開放”。中共中央前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壹篇文章中提到壹件事：八十年代初，已經“復出”的李維漢因病住進壹家醫院，醫院按照規定給他壹人安排了三間大病房。而當時病人多，病房緊缺，這家醫院的走廊上都“住”滿了病人。李維漢無意中發現了壹位他熟悉的老教授，也擠住在走廊裏，教授患的是呼吸道疾病，而走廊風大寒冷，對教授的病極為不利。李覺得自己壹人占三間病房太浪費，向醫院院長建議將那位教授轉移到自己病房的“客廳”裏來。可是院長告訴他：這是上面的規定，是個原則問題，政治問題，他無法擅自改變。李無法。不久，這位教授就因救治不力死去了。

　　達到壹定級職的幹部不僅治病上有諸多特權，而且配專職保健醫生；不能專配者，亦享受高規格保健醫療待遇，免費享受進口特效藥品、高級保健品，著重於健身卻病，防病於未然，所有費用全由國庫報銷。（這壹政策至今絲毫不變，而且擴大至所有“離休”人員）當時壹般幹部和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亦可享受有限的、低水平的醫療治病。而壹般城鎮居民及廣大農民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壹切都得自掏腰包。然而正是這類入不了“國家保障”的人群，卻是收入最低、支出最多、最困難的群體，其中又以農民為甚。所以，在毛時代，農村戶口的人們打破腦袋也要往“城裏”鉆，而城裏的人們，則要想方設法擠進壹個吃“皇糧”的單位，享受國家最低的生活“保障”。

　　共產黨幹部的“高福利”還表現在出差、參加會議、學習培訓、以及出國公務等等方面（現在叫做“三公消費”， 即公車、公務接待、公費出國）。但凡參與這些活動都有不菲的補助和享受。而且補助標準因人而異，職級越高享受的標準越高，其“收入”甚至遠超其工資。幹部們這種享受，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還是壹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壹種榮譽。為了突出政治特權，毛共當局出臺了很多具有政治獨占性、排他性的政策規定。例如乘坐飛機、軟臥、高等級的輪船艙位，就必須具有相應官職、等級的證明，否則妳花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同樣，高檔賓館、豪華娛樂場所、著名的風景勝地遊覽、療養等等，沒有相應的身份是絕對進不了的。而且，就壹般人而言，“富有”是壹種災難，壹種罪惡，地主、資本家不用說了。即使妳有“海外關系”，受到海外親友接濟，也要提心吊膽，弄不好會成為“運動”的對象。如果妳多才多藝，在正當職業之外去“創收”，撈外塊， 那就會被斥為搞“歪門邪道”，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就是進監獄的事了。

　　所以，只有官員們的享受和富有，才是合法而且人人羨慕的。

　　（四）不成文的政治等級特許—— 法外“豁免權”。

　　等級特權制的另壹個重要表現是對現代司法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顛覆，或者說，它公然推行壹種“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治國理念和司法制度。

　　毛主義繼承了列寧的“國家理論”，將國家說成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公然為自己推行殘暴的極權統治提供“理論依據”。“政治特許—豁免權”就是這壹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所謂“政治特許—豁免權”是指：針對不同人群，不同個體實施不同的適用法律，擁有官位或政治優勢的群體和個人可以在壹定範圍內獲得司法豁免；反之，對另壹部分人則實施超越法律的懲罰和制裁。

　　舉例來說，甲、乙二青年因故引起鬥毆，結果訴至當局。毛共的司法機構介入這起案件後，它首先要做的是確認這二人的“身份”，假設甲是“根正苗紅”的青年，而乙則是“地主”或“黑五類”子弟，那麽這起糾紛的處分原則就是：如果是甲打傷了乙，不管何種原因，他是沒有罪的，這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反之，乙打了甲，也不管是何種原因，必須嚴懲，因為這是“壞人打好人”，是“階級報復”。在這裏，甲享有了最低級別的政治豁免權，即普通人群之間糾紛的“階級成分判斷法”。

　　真正的政治特許和豁免權首先是黨員豁免權。壹般情況下，只要是不嚴重的犯法、犯罪，不是政治問題，都可從輕發落。例如，非黨員犯了要判三、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件，黨員的“黨籍”可以抵消，即將其“開除黨籍”了事。在毛時期的法院判決布告中，常有這樣的案例：在同壹案件，相同的犯罪行為中，非黨員的普通人被判幾年徒刑，而身為黨員的犯罪嫌疑人卻以“開除黨籍”了事。

　　次是官員豁免權。這比較復雜。首先這官員必須是共產黨員，非黨員幹部犯了法的，就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不在豁免之列。具體講，官員的官職或官階能頂多少罪，得依情況而定，壹般來說，司、局（師）級及以上官員就不會受到刑事追究了（政治性案件和“反黨集團”不在此列）。按照有關規定，對地、廳（即司、局）以上官員犯罪案件的處理，包括是否立案、起訴，必須經省級黨常委會討論決定；低於地、廳級的黨委成員犯罪（如縣委委員），也要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決定，並報上級黨委批準。司法部門的處置、宣判只是奉命行事走程序、走形式。所以，只要在黨內有人緣，特別是與“壹把手”關系好，黨內要員都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當然也有另外的、特殊的情況。有壹件案例也許能說明官員特許豁免權的這個確實存在而又缺乏明文界定的概念的運用法則。

　　在1951年底、1952年初毛親自發動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初起的時候，曾經有壹起轟動全國的大案，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經毛親自批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為毛共打天下的有功之臣。以非政治罪名處決如此高官在毛政權來說是極為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他們的罪名是“貪污公款”40余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後新幣40余萬元），挪用公款200億元（200萬元）。按照當時三反運動中的規定，凡貪污或挪用公款達2000萬元（2000元）以上為“小老虎”，5000萬元（5000元）以上為“中老虎”，壹億元（10000元）以上為“大老虎”，“大老虎”壹般在“必殺”（判死刑）之列。劉、張二人單是貪污公款的數量已經超過“必殺線”的幾十倍，遠遠超出了他們“司法豁免權”。但即便如此，毛也不壹定要置其死地。後來判處劉、張死刑表面上是其貪污、挪用公款罪，其實另有玄機。據信，劉、張二人還有政治上的出軌之舉：在其管轄地區的子民曾在公開場合呼喊劉、張“萬歲！”這就犯了大忌，“萬歲”只能屬皇帝壹人專用。至此，劉張不值得“保”了，毛決定除去這壹“隱患”，因為他們已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且成為潛在的“對手”、“野心家”了。

　　當然，毛也有“借”劉張二人之頭為運動造勢的“政治需要”這壹因素。

　　我們且看，當時是否有貪污、挪用公款遠在劉、張之上，並有其他犯案情節而又未受到處分和追究的呢？有，典型的就是時任東北黨、政、軍“壹把手”的“東北王”高崗，在三反運動開展如火如荼的1952年1月，有署名“東北壹黨員”，實即中共鞍山市委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聯名檢舉揭發高崗罪行的控告信件，通過時任財政部長的薄壹波於1952年1月27日轉到毛澤東的案頭，那上面非常清楚而又駭人聽聞地寫著：

　　“東北局已成為壹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高崗的私生活十分講究、排場、闊氣，揮金如土，壹頓飯能讓普通百姓吃喝壹年，每逢周末，他都要舉行豪華的舞會，在舞臺上，葡萄酒、點心、糖果等，成汽車成汽車地往舞場裏運送。高崗是有名的舞迷，每場必到，壹些漂亮的女郎爭先恐後地與之攀交......不知有多少姑娘、小姐投入他的懷抱。他生活上腐化糜爛透頂，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群眾極大的公憤......誰要給他們提意見，馬上就會遭到他們的打擊報復！”

　　高崗貪污、浪費了多少公款、國家資財，是難以計數的。他的私宅、官宅裏堆滿了從各地“進貢”來的奇珍異寶。高崗還野心勃勃，東北各地所有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都要掛高的照片，也有人在公開場合呼喊高“萬歲”……這樣壹位巨貪、巨蛀、野心家，按照毛共當時的法律，不論哪壹條都夠判處死刑幾十次了。比之劉青山、張子善不知嚴重多少倍（據現在查明，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挪用之款，實際只是作本單位的福利性經營之用，而非進入私人腰包）。可是毛看了舉報信置若罔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發動的“三反”運動，就是根據高崗的相關報告作出的，高崗成了這場“三反”運動的實際發動著，頭號的“大功臣”，毛接著將高調入中央，試圖讓其取代劉少奇的二把手地位。

　　毛為什麽對高崗的嚴重貪污腐化行為不作任何處置和回應呢？原因很多，首先，從政治上講，高雖然野心勃勃，但對毛忠心不二，他只是想取代劉少奇成為二把手，並無反毛之意。而毛這時也正想把劉少奇這個二把手撤了，正可利用。在毛心裏，對高崗來說，只要政治不出問題，其他均可不論了。

　　其次，揮霍國家資財，玩女人，在毛看來，對於高崗這壹級別的幹部來說，都屬“小節”、算不上什麽大亊。因為，高崗的“官位特許權”已經可以涵蓋了這壹切。也就是說，在毛共內部，到了高崗這個級別，就不存在什麽經濟和刑事犯罪的問題了。這壹點，毛自己更典型、更“大方”，遠的不說， 1949年他剛進京，當時全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住進中南海的皇家園林卻嫌拘束，立即吩咐在西郊建“新六所”別墅區，在香山建遊泳池，大興土木，大肆揮霍百姓血汗。

　　到了1952年，也就是當“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開展得如火如荼，各地貪官、奸商人頭滾滾之時，毛叫他的“大警衛員”、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湖南省委傳話：在長沙給主席建壹棟房子，主席可能回家鄉看壹看。可是這時全國“三反”“五反”正搞得轟轟烈烈，湖南省委的負責人心存疑慮，不敢貿然動工，只把自己的寓所騰出來裝修、改造升級了壹番。結果卻引不進毛“回鄉”。這才恍然大悟，立即動工興建了“蓉園”，毛才欣然起駕。後嫌蓉園不夠，又建了個“九所”。

　　還是在“三反”“五反”之時，毛又下令興在香山建他的遊泳池。“建費5億”（已經足可以砍5個腦袋了）。但建成後毛又嫌小，廢置不用。在中南海擴建了自己專屬的遊泳池。

　　凡此種種，都展現了毛那宏大無比、無所不包的“官位特許權”：高崗與之相比，顯見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又何必與之斤斤計較呢！

　　所以，毛對他的封疆大吏、“東北王”高崗的貪腐和揮霍民脂民膏視而不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於有毛帶頭示範，各級官員依例而行。但它卻不是明文規定（不便明文規定），“運用之妙，存乎壹心”。這正是毛要達到的效果，它變成了毛掌控臣下的又壹條無形繩索，壹把達利克斯之劍。此中最微妙的是其中的“度”，除毛本人之外，但其他人都必須有“度”，而這個度只存於毛壹人心中。

　　但是卻苦了中國老百姓。中國有如此多的官員，每個官員都有大小不等的“特許豁免權”，它們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例如，每個運動中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都有對鬥爭對象實施抄家、打砸、甚至打死而不受追究的“豁免權”。這些特權加總起來，對民眾而言是多麽可怕！於是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恐懼之中。

　　（五）等級特權的溢出效應

　　政治特權本質上具有擴張性，如果它不向外宣示，向外擴張，權力本身便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擴張的結果，必然使特權泛化、社會化，從而使整個社會成為等級社會。

　　上行下效，是壹般社會的規律，在極權社會中更是如此，因為這種社會是人治而沒有法治，壹切以當權者的意誌為轉移。這本身就是壹種“溢出效應”。所謂“溢出”，就是享有政治特權的階層、人士，在其特權達到壹定程度後，便自覺與不自覺向社會輸出這種權力，致使其權力範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強化。首先，權力向“身邊人”擴散，然後向其他關連者擴散，其順序大致是：配偶、子女、親戚、親信（秘書、司機等）、朋友、各種關系人。各依其與特權主體（主人）關系遠近和親密程度而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特權實惠，整個社會不得不接受這種現實。

　　例如，文革中毛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於是，他的特權向他的至親、親信擴散，江青、毛遠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等便成了氣焰熏天的權貴；等而下之，各地方的黨政軍實權派，也被賦與了相當大的特許權，政治上可以隨意殺戮階級敵人、可以隨意假以罪名消滅政敵；在經濟方面和其他方面只要不弄出大的亂子就不會受到追究。這些人的特權也擴散到與他們關系親近的人身上。如文革後被揭露的浙江杭州軍方首腦人物的兩位熊姓公子，竟然強奸婦女百余名之多！廣西軍區壹位副司令員陳某某的兒子，因某女子想與其終止戀愛關系便開著小車將其碾死。這些特權人物如果不是因為文革的結束，毛的死去，根本不會被揭露和受到法律制裁，因為他們老子的“官位特許權”完全可以庇護他們。

　　隨著 官位特權的溢出、泛化，凡與特權者能攀上關系的人，在就業、參軍、提幹、調動等等社會“熱點”問題上均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好處；往小處講，能夠買到別人買不到的平價商品，緊缺物資，能參加壹般人不能參加的舞會，看壹般人看不到的“內部電影”或“黃色小說”等等；往大處講，便可得到入黨、轉幹、提拔，逐步擠身特權階層。於是全社會對這種特權趨之若鶩，人人都想沾到壹點特權之光。當局也利用人們對政治特權的向往，引導人們向當局靠攏，效犬馬之労。

　　壹般地說，壹名“體制外”的積極分子，只要親近權力，善於鉆營，就能在就業、升學、參軍等各方面占到先機，並有可能吸收進體制之內。已在體制內的就可得到提抜，甚至飛黃騰達。當然，要在中央層面出人頭地，必得偉大領袖的垂青。

　　農村的社、隊幹部，雖然不吃“皇糧”，不是編制內官員，但相對壹般社員，他可以多吃多占，可以獲得諸多補助，甚至為所欲為成為壹方“土皇帝”。即使當壹名“基幹民兵”，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但能夠拿槍，也就顯得威風凜凜，可以對階級敵人咬三喝四，在同齡人面前出盡風頭。這就叫做權力的逐級溢出效應。

　　所有權力溢出的受益人都得有壹個前提，那就是要遵照“政治掛帥”的原則，必須“出身好”、血統純凈，那些出身“不好”、血統不正者，任妳怎樣表現也沒有用，文革中就有－些“黑五類”出身的學生，主動向那些“紅五類”紅衛兵靠攏、獻媚，試圖擠身革命隊伍，被後者譏為“白色烏鴉”。到了關鍵時刻，白烏鴉照樣被揪出示眾。這也是毛共的等級社會的壹個特點：絕對沒有公平、平等競爭，只講階級、血統。於是，全社會逐漸地向新的“種姓”制度過渡。

　　毛建立的這個政治等級社會還有壹個非常特殊之處，那就是它為了加速其原始積累，加速對外擴張，加緊對人民的盤剝。人為地建立了壹個分割城鄉的“二元”經濟制度，將占總人口近80%的農民整體上貶為專門向國家提供積累、卻沒有公共福利、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二等公民”，實即現代農奴。但農民作為人口最多的群體又必須成為毛政權的統治基礎。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毛祭起的仍然是“階級鬥爭”的法寶。他首先在農民內部通過黨組織和政權組織網絡了壹批爪牙，利用這些爪牙對廣大農民進行統治、奴役。然後利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開展農村“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對農民群體進行分化、瓦解，“以農治農”。再將農村中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子女作為“階級敵人”供其他農民壓迫、羞辱、掠奪，於是，本身被盤剝、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貧下中農”們有了發泄怨氣的渠道，有了欺壓、打罵的靶子。人們的滿足感總是從與他人比較中得來的，看到了身旁這壹批比自己更窮苦、更悲慘、更加低賤、更加倒黴的階級敵人，“貧下中農”終於得到了壹絲安慰，找到了壹種優越感；還從毛的媒體日夜不停的對“革命群眾”的“贊美”中找到了壹種“主人翁”的感覺。

中國社會的一黨專政

作者 鄭貽春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了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需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制造出各種各樣的、美輪美奐的、蠱惑人心的、光明靚麗的、冠冕堂皇的詞語。什麽好話都敢說，什麽許諾都敢下。人類最美好的詞語，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脫口而出。信誓旦旦地誇下海口，什麽”物質極大地豐富”，什麽“各盡所能、按需索取”，什麽“人民當家做主”，還有“壹切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如此等等，簡直不壹而足、不勝枚舉。但所有這些美麗的言詞，僅僅是落不到實處的言詞而已，是不可能當真的，也根本不必當真的。因為所有這些虛了冒套的東西，都不過是些海市蜃樓般蠱惑人心的泡影而已。顯示人類文明的諸多具有實際內容的好東西壹開始常常當做被批判、被圍剿、被打倒的反動的東西。誰要是隨心所欲地提出來，就必定被當做肆意誹謗、污蔑、批判、絞殺的目標。對於這些詞語，隨著時間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化，極權專制主義者也像變色龍壹樣地變換著讓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常常經歷由壹開始的否定、據斥、反對的態度，逐漸地變成欣然接受乃至大力提倡的復雜多變的歷史過程。對於民主這個詞組，就是如此。在毛、鄧、江時代，誰要是提倡民主，誰就必定被打成反革命或敵對勢力，輕者橫遭磨難或身陷囹吾，重者不但被關押，而且還慘遭殺戮。因為追求民主就意味著犯罪。民主人士通常被當做不可饒恕的罪犯來對待。在後極權時期，中共及其黨魁卻把民主這個詞組當成了他們津津樂道的口頭禪。也就是說，壹方面極權專制主義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壹點點民主的內容，另壹方面他們卻總是打著民主的旗號，無所不用其極地給自己的統治喬裝打扮，於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民主的詞語滿天飛，極權專制主義到處在的可悲可恥之現狀。中共及其黨魁肆意妄為地架空民主，在沒有任何民主內容存在的情況下冠冕堂皇地談論有名無實的民主，葉公好龍地紙上談兵，到處彌漫著民主的迷霧，用種種非民主本質的存在取民主的本質存在而代之，耍盡了種種虛與委蛇的騙術之伎倆，極盡蠱惑人心之能事，也的確造成了深入而廣泛的不良之影響。受到假民主之蠱惑的人們可謂多如牛毛、泱泱之眾。為此，絕對有必要全面徹底地清理並揭露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以正視聽，以恢復民主之本質。倘若中國人仍然擺脫不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民主迷霧之困擾，就不會也不可能順利地實現民主。

　　破除迷霧，為的是恢復真相；破除民主的迷霧，目的是為了追求民主、捍衛民主、實現民主。破除紅色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必定是艱難困苦的，但也是無尚光榮的，價值是無與倫比的，意義是非同小可的。

　　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民主，是極權專制主義冠冕堂皇之稱謂中共曾經宣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比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要好壹百萬倍。但實際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卻是民主的反面，恐怕還不是壹般的反面，而是極端地反面，是極權專制主義登峰造極的本質及其形式。列寧的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可謂比比皆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只是其中的壹個例子而已。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十二個詞組、二十四個字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其中有個詞組叫做”民主” 。但此民主卻不是別的，而是壹個特定的詞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壹加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從根本上變了樣，因為此民主就壹定不是民主所應具有的本質了。民主就完全徹底地與自己相異化了。與民主的本質相異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壹直是中共自我標榜的冠冕堂皇的旗號，也的確引起了諸多不明真相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的傾心相向與充分信任。趨之若鶩者不勝枚舉、層出不窮；歌功頌德者不壹而足、泱泱之眾，仿佛世界上真有壹種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東西似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集體主義為核心，以社會、國家為本位。其所實行的是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承認更不允許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三權分立，因而沒有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力限定權力，從而沒有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勢所必然地導致權力濫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承認更不允許多黨競爭，根本談不上黨際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只認定共產黨的絕對的領導地位，而其他政黨只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作為附庸、作為花瓶，方可存在下去。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其他政黨都概莫能外地被認定為必予否定、必予打擊、必予取締的非法存在。共產黨自我認定其絕對的領導地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標誌。根據政治學的壹般原理，壹黨制必然是壟斷性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給社會造成難以想象的巨大危害。哪怕再好的壹黨制，也不能不是最壞的政治制度。這是由無窮無盡的歷史教訓和極為慘烈的現實經驗所壹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真理。壹黨制以前沒有，現在仍然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有任何利於國計民生之作為的。壹黨制由於權力沒有制衡、沒有約束，肆意濫權就是勢所必然；胡作非為就是司空見慣、見慣不怪的。哪怕為了使非正常的社會生活走向正常化，也必須實行多黨制，也必須進行公開的、透明的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形成黨際之間相互監督、檢查、批評的良好氛圍。這，才是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之常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絕不同意更不允許舉行全國性大選，故此最高的政治權力通常來源於圈裏人的內部決定，各級政權的來源方式也都莫不如此，都沒有經過現代政治文明必有的全民同意或認定的選舉過程。這，就好像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比賽中，壹個從來沒有進行過體育鍛煉的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某個體育項目的金牌，成為舉世矚目的冠軍。壹黨專政的密室政治就是如此這般匪夷所思地和難以理喻地生成政治上的領袖人物的。因為沒有全民競選的過程，有沒有能力不曉得，其治國理政的水平、素質、才華等等壹概糊塗賬，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許可，就壹下子登上了九五之尊的高位，就成為指揮壹切、號令壹切的英明聖主了。這樣的領袖人物實在難以讓人恭維，也無法使人心悅誠服，盡管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足以讓人心向往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不允許公民私人辦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控、都是官辦。沒有私營媒體，盡管有千百萬家官辦媒體，也就意味著只有壹家媒體。只有壹家黨控媒體，是無利於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是不可能有力地反應廣大民眾的基本訴求的，而只能帶來貧窮落後的社會現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司法壹直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的司法，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獨立性。司法不獨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司法不獨立，司法受到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肆無忌憚的幹擾、阻撓和破壞，必將生成數不勝數的各種各樣的冤假錯罪案，必將生成層出不窮的越來越多的上訪人員。在原有的冤案尚未解決的基礎上，又連綿不絕地增加更多的新的冤案；在原有的上訪大軍中，又不斷地增加更多的上訪人員，社會就是這樣在惡性循環的過程中茍延殘喘下去的，根本談不上希望，更沒有光明可言。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大相徑庭，而且還南轅北轍；不但南轅北轍，而且天淵之別。既然如此，為什麽中共還要在社會主義的後面強行地加上民主二字，於是就形成了招搖過市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因為中共慣於胡謅八扯、似是而非、胡攪蠻纏，硬把不是當理說。胡編濫造以欺世，信口開河售其奸，黑白混淆亂是非，真真假假糊弄人。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火，那麽民主就是水，反之亦然；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黑，那麽民主就是白，反之亦然。兩個本質上絕對不壹樣乃至根本相反的東西，卻被胡攪蠻纏地攪合到了壹起，都給攪得亂成了壹鍋粥。

　　2 、民主集中制，是極權專制主義的本質表現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的建黨原則。由於中共是蘇聯共產黨的兒黨，中共曾經是蘇共所建立的第三國際的壹個支部，故此中共完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組織方式以及相關要求建立起來的。中共乃是蘇共克隆的復制品。民主集中制作為建黨原則也同樣地移植到中共身上。

　　所謂民主集中制，是指在壹項活動或訂立壹個決議中，首先需要進行商議、討論，拿出各種各樣的乃至不同的意見、建議，批評等，這些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但是，這個過程走過了壹遍之後仍然不能形成最後的決定。掌握最終裁決權的，卻可以根據大家討論的結果拿出自己的最後意見。這，就是集中。前面的過程是準備，不管眾說紛紜的議論、商討是什麽，不管其利弊分析怎麽樣，都不過是讓人信以為真的裝潢的門面而已。最後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拍板定奪的那個人、那個搞集中的人，也是掌握實際決定權的、官最大的那個人。

　　如果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來考慮，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千古壹帝的秦王贏政早就實行了列寧在二千多年之後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了。因為秦始皇在作出某種決定之前，也是首先把他的某些想法交給他的大臣們討論、商議、爭辯。大臣們各抒己見，諫言獻策，有時也不免爭得個面紅耳赤。大臣們的意見相持不下，各執壹詞，都有道理，那就喋喋不休地說下去，此即所謂的民主；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橫掃六合的偉大領袖，搞統壹而功勞蓋世的大救星——秦王贏政最後說了話，於是乎就形成了具有秦朝特色的中央文件，在全國各地都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林彪語）“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政治局常委會，常委會服從黨的最高領袖。這種所謂民主的過程是冠冕堂皇的裝樣子的、糊弄人的，是根本不能算數的，只有集中到獨裁者的身上，才能算是壹切都OK了。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義。

　　由此看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毫不新鮮的、是古已有之的，並且是業已實行了二千年之久的王朝式的貨色。唯壹不同的是，極力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並把資產階級民主稱之為騙人的列寧卻不得不打著民主的旗號來為自己的極權專制主義的集中大張其目，偷梁換柱地抽空了民主的本質和內涵，掛羊頭賣狗肉地、真真切切地實行起極權專制主義那壹套。

　　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壹丁點兒也沒有的，是根本見不到的，是從頭至尾地騙人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地自欺欺人的；集中，即獨裁卻是硝煙彌漫的、無孔不入的、霧霾重重的、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主義。

　　3、人民民主專政，既無關人民，又無關民主，是極權專制主義瞞天過海的欺騙民主的壹項重要原則是人民主權，即壹切權力都來自於人民。人民主權的內涵是：統治者在掌握權力之前，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的統治者，無論說得再怎麽天花亂墜、自吹自擂，本質上也是非法的存在，是邪惡的存在，是罪惡的存在。這樣的統治者絕不是人民的意願之表示，因為其權力跟人民壹點關系都沒有，甚至連壹毛錢的關系都沒有，連壹分錢的關系都沒有。但這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卻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耀武揚威的蠻橫霸道的強力統治或領導，而根本不能按照人民的意願辦事，總是違逆人民的意誌千方百計地並且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這樣的統治者、這樣的領導制度，必然是禍國殃民的極權專制主義的腐朽沒落的制度，而絕非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必然以人民主權為原則。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官員都不會也不敢肆意濫權、胡作非為。那些濫用權力的人，只能碰得頭破血流而灰溜溜地滾蛋了事，更不可能頤指氣使地占據高位，並且長期地獨霸政壇。

　　人民民主屬於同義反復，因為民主本身就包含人民主權的意思了，故而用不著重復。同義反復，實際上就是多此壹舉，簡言之就是廢話、是畫蛇添足。只說民主就夠了，既簡練又明確，何必還要加上壹個所謂的“人民”？

　　至於民主專政，就更是匪夷所思、難以理喻了，屬於具有列寧主義特色的胡攪蠻纏、是非混淆。因為專政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是針鋒相對的，是水火不容的。專政是獨裁的意思，是專制的表示，是極權的反映。對於專政壹詞情有獨鐘並津津樂道的列寧曾經不打自招地指出：所謂專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根據這壹定律，再來看看“民主專政”這壹詞組，立刻就可以發現其中的荒謬絕倫之處。所謂的民主專政，也就是以民主的名義實行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可是民主要求必須尊重根據優風良俗所訂立的社會行為之規範，即良好的法律。如此必將極大程度地避免並克服赤裸裸的暴力。故此，民主從本質上就已經完全徹底地排除了以暴力為本質的專政。因為民主不是獨裁，不是極權，不是專制；民主既遵循良好的道德規範，又遵守既定的良好的法律；既尊重普遍的人性，又恪守基本的道義，所以民主應該、可以而且必須摒棄強行附加在自己身上的專政。實行專政，就必定毫無民主可言，即便打著民主的旗號，那也不過是偷梁換柱以售其奸的騙子之所為，而且也只能騙得了壹時，但卻決不會騙得了長遠；只能騙得了腦殘和愚民，而絕不會在覺悟者面前為所欲為地繼續行騙。因為露餡是必然的，失敗也是必須的。要實行民主，就必須摒棄專政。民主是絕對不允許獨裁的，也沒有任何極權的可乘之機，也不允許專制的乘虛而入。民主制度要求權力的相互制衡、相互約束、相互監督、相互批評，而不能形成權力的過分集中，從而避免了壹人獨裁或壹黨專政。因此，民主制度是防範極權專制主義的行之有效之途徑，也是根除所謂專政----無論是革命群眾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亦或是黨魁專政的最佳方式。

　　究竟是誰把反對民主、扼殺民主並消除民主的專政驢唇不對馬嘴地、霸王硬上弓地、硬性地掛靠在民主之上的？這麽做的始作俑者，乃是撒謊成性的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被現在的俄羅斯大中小學教科書認定為曾拿著德皇的巨額資金潛入俄國搞顛覆的俄奸——列寧。因為列寧慣於胡攪蠻纏、是非混淆、胡謅八扯地搞這樣的或類似的對立統壹，把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強拉硬扯地弄到壹起，把人們的正常思維都給搞得個混亂不堪、亂七八糟，以便於渾水摸魚、從中漁利。民主專政是如此這般的壹個例子，屬於似是而非的東西，根本經不住嚴密的理論推敲，也經不住時間的檢驗和實踐的考驗。

　　像列寧壹樣，毛澤東也似是而非、胡攪蠻纏、黑白顛倒、胡謅八扯，總是搞所謂的對立統壹的無理咬三分的伎倆、沒有正常的理論分析，沒有應有的邏輯概念，以胡說八道為特色，以偷梁換柱為本能，經常搞壹些貍貓換太子的下流之作為，以搞亂中國人的正常思維，從而使中國人的思想認識很大程度上都停留在指鹿為馬、渾不講理的水平上。中國當代哲學由此而變得不能形而上，只能形而下，即庸俗不堪，獨立之精神喪失殆盡，極為稀少超越性。中國哲學的根本墮落，就在於列寧式的和毛澤東式的權力意誌的歪理邪說浸染其中。

　　人民民主專政，只需要民主二字即可。既不需要人民給民主來畫蛇添足，又不需要專政給民主來肆意添亂、橫生事端。

　　4、壹黨專政下的多黨合作制，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中國現實的政治制度也自稱是所謂的多黨制。在臺上執政的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在野黨，即所謂的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黨章》上都明確地寫著“本黨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條款，並以此作為自己的立黨方針。這就意味著，這八個民主黨派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只能聽命於中共壹言九鼎的領導。無怪乎，地球人都知道，中國大陸的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只不過是八個花瓶黨而已。所謂花瓶，就是裝潢、裝飾、裝修之意。八個花瓶黨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裝潢、裝飾、裝修而已。因為八個花瓶黨實際上沒有屬於自己的任何獨立的政治立場，壹切以中共的意誌為意誌，壹切得看中共的眼色來行事，壹切以中共的規定為圭臬，而不能也不敢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只能有隨聲附和、唯唯諾諾的份兒，絲毫顯示不出自己應有的獨特的政治價值。因為這八個花瓶黨不但政治上聽命於中共，而且經濟上也需要中共的施舍。中共隨心所欲地、巧取豪奪地吞噬國家的財政以自肥，也把其所榨取的民脂民膏的壹部分施舍給聽命於它的八個花瓶黨。八個花瓶黨通過中共所榨取的民脂民膏之施舍而存在。沒有中共，八個花瓶黨都幾乎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中共讓妳活，妳八個花瓶黨當然可以存在；但中共壹不高興，那妳就根本活不了。在文革十年裏，八個花瓶黨都到哪裏去了？都被統統地取締了，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可見，八個花瓶黨在中共看來，實在是可有可無的，是根本無關緊要的。眾所周知，八個花瓶黨的主要頭目幾乎都是秘密的中共黨員，卻領導著打著民主黨派旗號的所謂的在野黨。這八個花瓶黨實際上不過就是中共的各個支部而已，只不過是比較大的全國範圍的並且是不為外人道的支部而已。這樣的花瓶黨別說八個，就是八十個、八百個，乃至八千個、八萬個，也根本顯示不出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多黨制之價值、之意義的。依附性的政黨哪怕再多，但由於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便不可避免地喪失了自身獨特的政治價值。沒有獨立性的政黨，是不可能對其他黨派乃至執政黨產生監督與制衡的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只有獨立的政黨，才能在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發揮其所應有的監督、批評、制衡包括執政黨在內的其他政黨的政治權力之作用。

　　中共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統治為“壹黨專政”，只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所謂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實就是花樣翻新的“壹黨專政”。這種貨真價實的壹黨制，無論幹什麽，都始終沒個好，也肯定好不了。

　　多黨制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之壹。多黨制要求黨際之間的關系絕不能相互依附，而必須相互獨立。依附性的政黨是沒有價值的。基於這個現代政治文明的道理，中國大陸的八個花瓶黨的價值究竟如何，恐怕不難猜想。也就是說，價值是幾乎沒有的，甚至歸零。現代文明的政黨必須獨立，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不獨立是不行的，是絕對不行的。只有獨立的政黨，才能在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活動中確立自己不容忽視的價值，也具有其自身的意義。

　　壹九九八年在中國風起雲湧地組建了獨立的中國民主黨。這是中國人民沖破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所做出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開天辟地的和史無前例的政治創舉。雖然中國民主黨的全國性組黨運動遭到了黑惡勢力的蠻橫霸道的取締、圍剿與鎮壓，中國的仁人誌士們都被悉數地、統統地關進了共產監獄，共獲刑期超過了壹千年。但是，中國人民仍然不屈不撓、矢誌不渝地追求中國別開生面的多黨制的努力是極其可貴的，並已然種下了長生不滅的民主之火種。

　　中國民主黨開辟了中國多黨制的先河。其光耀千秋的卓越不朽之貢獻，其對中國民主轉型的重要價值和非同凡響之意義，是極其偉大的、是無比光榮的。這就是說，中國民主黨作為建設性的反對黨猶如在極權專制主義壹黨專政的死水壹潭中扔下了壹塊巨大的石頭，於是就浪濤滾滾、水花四濺，壹波又壹波的政治漣漪綿延不絕，逐漸擴散，勢所必然地產生經久不息之影響。

　　前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國家都曾經實行過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也都在各自國家的《憲法》中明確規定，在整個社會中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眾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通過各種方式強烈地要求取締《憲法》中規定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目的就是要破除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以確立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的多黨制。

　　雖然由壹黨制過渡到多黨制的道路艱難曲折、荊棘叢生、障礙重重，但有覺悟的俄羅斯人民和東歐各國人民卻不畏任何艱難困苦、百折不撓，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最終戰勝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昂首闊步地走上了現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輝煌坦途，已然實現了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

　　中國也要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多黨制是絕對不行的；總是實行壹黨制，是不可能促進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而要實行多黨制，就必須廢除《憲法》中所規定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就必須去除“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之類的霸王條款，就必須允許並提倡不同的政治勢力、政治團體、政治黨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不同的獨立的政治作用。

　　民主是不能曲解、不能閹割的。民主是個整體。把作為整體的民主予以閹割，予以肢解，民主就四分五裂，就很不成樣子了。為了實行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千方百計地把民主分割成形形色色、不壹而足的慘不忍睹的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以主義劃分民主，民主就變成了莫名其妙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以內外分割民主，民主就變成了匪夷所思的黨內民主和黨外民主；以地域分割民主，民主就形成了東方民主和西方民主，等等。

　　民主，指的是現代文明社會通常具有的壹個不能曲解、不能閹割的作為整體的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制度。民主是不能分割的，因為制度不能分割；分割民主，就是取締民主、消除民主、滅殺民主，就是掩耳盜鈴地實行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主義者如毛澤東之流，向來是樂此不疲地、欺世盜名地、冠冕堂皇地、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打著已被閹割的民主之大旗，隨心所欲地實行反人類、反文明、反民主的罪惡之勾當。毛澤東罄竹難書、窮兇極惡的極權專制主義終於得逞，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滅頂之災！

　　１、所謂無產階級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世界上既沒有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又沒有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民主制度既限制政府的權力，又保護並擴大公民個人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人禍和悲劇的規避途徑，又可以通過責任制、責任追究乃至責任終生追究等建立人禍預防機制、糾錯機制、更正機制，從而最大程度地乃至於從根本上避免各種各樣的冤假錯罪案，特別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社會的災難和悲劇。連極權專制主義者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像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根本不會發生在西方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這就從反面證明了壹個道理：極權專制主義是社會重大悲劇之禍根。

　　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根本沒有民主的實質內容：既沒有三權分立,又沒有新聞自由；既沒有公民自組織體系,又沒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既沒有全民選舉，又沒有司法獨立，等等。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民主以架空民主的方式而與民主相對立。

　　無產階級民主乃是空虛之物，是毫無民主內容的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主義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欺騙輿論、混淆是非地肆意編造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本質上就是要大力推行極權專制主義。

　　２、民主不分階級。民主對所有的階級都壹視同仁地對待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壹定的階級。階級之間的摩擦、矛盾、沖突乃至鬥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階級之間的磨擦、矛盾、沖突、鬥爭等，應當在壹定的社會秩序,即通常在法律之內通過協商、談判、行政仲裁等文明方式而予以有效的化解，而不可以用殘酷的、暴烈的和非人道的方式來肆意妄為地消滅對方的存在，並以此為目標而進行災禍連綿的和哀鴻遍野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出於摧毀資產階級社會的目的，人為地把階級鬥爭尖銳化，極盡誇大階級鬥爭之能事，罔顧事實地否定資本家在工業生產中運用資本、管理、智力等推進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偉大作用，特別是視而不見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極為可能的血本無歸等巨大損失，而只是壹味地強調所謂的剩余價值規律。資本家通過自己的資本、技術、管理和對於千變萬化市場之不同風險的擔當而創造了工作場所、提供不同數量的就業機會、給工人發放工資和提供福利，由此而滿足不同人群的生計之需要。如此等等，不能說資本家對工人進行了剝削，而只能說資本家是工人飯碗的提供者。但馬克思卻根本不管這些，硬說資本家剝奪了其所雇傭的工人們的剩余價值，並由此而提倡“剝奪剝奪者”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

　　馬克思主義把階級和階級鬥爭極端化，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並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號召，實際上是給既定的正常的社會、給人類文明的正常秩序均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和慘不忍睹的滅頂之災。這種慘不忍睹的歷史教訓，極為深重，而且也極為廣大。不但形成了許多國家的悲劇歷史，而且對中國的社會現實仍然產生著不可避免的極為慘痛的負面影響。

　　階級之間的磨擦、矛盾、沖突、鬥爭等，完全可以通過和平的途徑得以合理的消除與化解。為什麽非得要劍拔弩張地拼得個互不相讓、刀槍相向、有妳無我、有我無妳、妳死我活呢？為什麽不能平心靜氣、以和為貴，互相禮讓、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共謀發展、協力並進呢？

　　事實證明，殘忍暴烈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零和遊戲很不好玩，竟玩掉了億萬人的頭顱。多少聰明的大腦竟充當了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灰不拉幾的炮灰呢？！

　　民主不分階級。無論什麽階級都可以在民主制度中使自己應有的權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因為民主制度是對社會中的全體人民，即對每壹個人都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保護作用，對社會中的任何壹個階級和任何壹個階層的人都是壹視同仁地、幾無差別地對待的。

　　所謂的階級民主，是壹個偽命題，是歪曲、割裂民主本質的信口雌黃，是壹種欺名盜世的騙子伎倆。

　　3、民主不分黨內黨外。“黨內民主”是一個虛假的概念在胡、溫執政長達十年的過程中，曾經紛紛攘攘地出現過所謂的“黨內民主”壹說。“黨內民主”是個貨真價實的偽命題。除了騙人，還是騙人。哪裏有什麽黨內民主？民主，作為壹個完整的體系，作為壹種現代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制度，根本不分黨內黨外。難道黨內可以搞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多黨競爭、總統大選？既然所有這些都不能搞，也根本搞不了，那還能有什麽黨內民主？所謂的黨內民主，簡直是壹點實際內容也沒有的胡扯。

　　擊鼓傳花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為了欺蒙世人而胡編濫造、信口開河地拋出了所謂“黨內民主”的花裏胡哨的繡球，某些禦用專家、學者、教授便開始跟著起哄，使出渾身解數地獻媚邀寵，大唱贊歌，也的確蒙蔽了不少不動腦筋的諸多民主盲。其用虛假的“黨內民主”的騙人鬼話來拖延建立民主制度的良好機遇，也著實浪費了中國人民十年之久的大好光陰。

　　4、民主不分種族。所有的種族都可以享有民主所有民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都可以享有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國人也要追求人類文明普世價值，也要建立適合於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外國人的專利，民主制度是人類共同追求並予以實現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架構。中國應該、可以而且必須擁有民主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架構。江澤民曾說，中國人民不配享有民主制度。這是中共以小人之心度中國人民的君子之腹，是他以螳臂擋車的跳梁小醜之姿企圖阻擋歷史巨輪向著民主目標奮然前行的極其可笑的不知量力。

　　民主是不分種族的。先進的民族已經實現了民主。尚未實現民主的中國人正在努力爭取民主，並在不遠的將來也壹定會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如果認為民主制度不適合於東方人，那就是把同洋也是東方人的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都給排除了民主的範圍之外。因為臺灣人民已經實現了民主制度，已經可以通過競選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已經實現了多黨制、議員選舉、司法獨立、新聞輿論自由、軍隊國家化、發達的公民自組織體系，還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等。臺灣人民可以擁有民主制度，為什麽中國人民不可以擁有？臺灣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中國人民為什麽不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臺灣可以搞多黨制，為什麽中國就不能搞？新聞媒體在臺灣是自由的，中國為什麽非得要清壹色的政黨壟斷？難道民主制度可以保護臺灣人，卻不能保護中國人嗎？臺灣人民可以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什麽中國人卻不能享有所有這些美好的東西？人類文明普世價值可以在臺灣寶島登陸，但為什麽卻被阻隔於中國之外？同是壹個民族的人，壹個已然堂堂正正地實現了民主制度，壹個卻仍然生活在沒有民主的極權專制統治下？在臺灣人身上所實現的，也應該在中國人身上予以實現。因為民主不僅是臺灣人的追求，而且也是中國人的追求。在臺灣實現了的民主制度，也同樣可以安家落戶在中國。凡是好的東西，都應該成為包括中國人在內和臺灣人在內的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民主是不分種族的。在西方發達社會可以實現民主，在世界的東方也同樣可以實現民主。民主可以在白種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同樣可以在黃種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可以在黑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可以在全世界各大洲的各民族身上得到落實。

　　5、民主不分地域。民主的“亞洲模式”和“中國式民主”純屬扯淡民主，不分地域，也沒有所謂地域式的民主。這就是說，民主沒有也不存在所謂的“亞洲模式”。所謂的“亞洲模式”，是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為了維持其極權專制主義統治欺騙新加坡人民、欺騙亞洲人民、欺騙全世界人民而肆意編造的胡說八道。其惡劣之影響，沈重地壓抑著整個亞洲，使亞洲人民都深受其害。民主的“亞洲模式”意味著，亞洲人民必須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下默默地茍活於世，而不能享有歐美國家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制度。比如亞洲人民不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不能實行權力制衡、不能搞多黨制、不能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不能實行高度的地方自治、不能自由地結社組黨、不能自由地集會、請願、遊行示威等等。亞洲人民只能在極權專制主義的制度下乖乖地成為任人宰割的奴隸、奴才，而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從事任何有意義、有價值的社會政治活動。

　　亞洲模式是壹種巧妙設計的牢籠。亞洲人民只能在這個牢籠裏邊、在這個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活動，只能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行事。統治者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統治者不讓幹什麽就不能幹什麽，壹切都得聽從主子的安排。所謂的主子，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者，就是國家或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高權力的掌握者，是壹個貨真價實的獨裁者。亞洲模式正是適應獨裁者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欺世盜名的極權專制主義之詞組。

　　民主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亞洲模式。民主制度以人民主權，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等為原則。以權力制衡為特色，以公民自治、地方自治、輿論自由等為內容。無論是歐洲式民主，還是美國式民主，民主的本質極其表現方式是幾乎沒有什麽差別的，是必然具有本質上的壹致性的。比如在全國大選時，每壹個公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對於總統競選人莊重地投下神聖的壹票。所有的民主社會都無壹例外地實行多黨競爭機制。在野黨時刻監督、批評、制約執政黨。執政黨倘若表現不好，就必然會在下壹次的大選中被選民們所拋棄。執政黨就只能變成在野黨。在野黨通過為人們所認同的施政綱領就極有可能成為執政黨。在壹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裏，永遠也不會存在壹黨永遠執政的極權專制主義之特例。能幹並且可以幹好的執政黨可以多幹幾年，但卻絕不會永遠執政。因為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壹旦幹不好，就立即下野。因為決定政治權力的只能是人民的選票。人民的選票是關鍵之關鍵，是絕對重要的。

　　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式民主”。所謂的中國式民主，是抽幹了民主本質內容、徒有其名稱的宣傳口號。這種有名無實的貨色，只能是滑稽可笑的濫竽充數。除了給民主造成極大的傷害之外，除了蠱惑人心的欺世盜名之外，是任何益處也沒有的。相信了民主的“中國模式”，就是相信了極權專制主義的胡說八道。

　　6、所謂的協商式民主,絕非民主的本質及其形式有壹種說法叫做：協商式民主。似乎只要協商，就算是實行民主了，至少給人們的印象是這樣。特別是對沒有經歷過民主，因而不可能有任何民主體驗，也不知道民主本質是什麽的大眾來說，協商民主的口號具有相當大的迷惑性。協商就是商量、研究、討論的意思，對於某些事可以各自發表議論，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意思。這種商量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本質，甚至也不是民主的形式，頂多算是民主形式的壹個初級的、淺層的、表面的現象而已。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協商不過就是民主形式的壹個影子罷了。如果民主是壹張皮的話，所謂的協商，最多不過是附在皮上的壹、二根毛而已；如果民主是長江大河，協商只不過是大河裏的幾粒水滴而已。這就是說，所謂的協商式民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證明不了民主所具有的價值，也更談不上所謂民主之意義。

　　用協商式民主的提法來糊弄人，雖然很多人因為不動腦子也根本不了解民主的實際內容，所以就不免大上其當。所謂的“協商式民主”，根本沒有民主的含金量，根本就不是民主。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政府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區別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為什麽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人民的收入水平中少有體現？中國的稅收中存在的腐敗有哪些？中國公路的違規收費究竟有多麽嚴重？中國的政府官員是怎樣通過剝削生活水平遠不如自己的普通人民而暴富的？最後，是什麽樣的政府行為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國富民窮之壹：中國掘起是中國政府的掘起》講解中國政府是怎樣用腐敗的經濟政策搜刮人民的財富，制造國家強大的假象，實際致富少數官員貴人的。

　　壹.中國政府富得流油

　　1. 2010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39萬億元，約6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人口基數大，中國人均GDP只有 44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95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不到美國的1/10。

　　2. 2010年財政收入8.3萬億元，約占當年GDP的21%。

　　這僅僅是預算內的這壹塊，預算外收入不包括在內，比如2.9397萬億元的土地出讓收入。

　　3. 中國財政收入增長長時間高於實體經濟增長2010年的GDP是2000年的4倍，而2010年財政收入是2000年的6.5倍，預算內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土地出讓金、社保社會保險金等在2000年以前較少，故包括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的增速會更高。

　　4. 中國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

　　2011年2月持有的美國國債1.15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占到我國外匯儲備總規模約41%。

　　反觀世界上最窮的政府：美國其聯邦政府2011年度財政赤字預算高達1.42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的10.8%，美國的聯邦債務總額已經迫近14.25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國聯邦政府甚至有關門或破產的危險。

　　5. 中國超過76％的資產屬於政府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特聘教授陳誌武曾撰文指出，近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成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遠在民眾之上。世界銀行2009年底發布的壹份中國經濟報告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加1.2倍，且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只有城鎮居民的 1/7～1/3。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

　　二.高稅負

　　1. 宏觀稅負34％，人均貢獻1萬

　　宏觀稅負指壹個國家或地區壹年內稅收等全口徑財政收入占該國同期GDP的比重。中國只公布預算內的財政收入。據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測算，包含社會保險金、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2010年估計達到15萬億。

　　據社科院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2007年至2009年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達到31.5％、30.9％、32.2％。社科院藍皮書顯示，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占GDP的比重34%左右。即中國人均貢獻財政收入6000元，算上預算外財政收入則人均貢獻1萬。

　　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國家占平均23%，發達國家平均占30%，我們的稅負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發達國家高稅收意味著高福利，中國除特權階層外，大多數人享受的是低得不能再低的福利。

　　從1998年到2010年，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的宏觀稅負水平從16.3%提高到了34％，相比於GDP增長可以說這10年的政府收入增長非常迅速。反觀美國，其宏觀稅負從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間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

　　2. 稅收成本3%

　　西方國家的納稅人包括家庭和企業，中國的納稅人不包括家庭而只有個人和企業，並且個人納稅壹般也以代扣代繳方式由企業承擔。中國實行流轉稅制以市場交易為征稅對象，計算稅額十分方便；美國實行所得稅制，以凈收入為征稅對象，需要核查壹系列成本支出，征稅復雜性比流轉稅高得多。

　　不管是從納稅人還是從稅制講，中國的稅收成本都應該在美國之下，但實際並非如此。據國稅總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國稅系統共有幹部職工58.06萬人，其2010年支出預算804億元，占當期稅務部門負責組織的稅收收入 (小於總稅收收入，還有海關等其他部門征稅)的1.20%，考慮到還有壹個同樣龐大的地稅系統和預算外支出，中國稅收成本估計達3%（也有資料認為達5—6%），而同期美國征稅費用約占稅收總額的0.58%，日本是1.13%。

　　3. 富人稅負世界最輕

　　中國的高收入者享受著多源扣除的優勢，逃稅漏稅現象嚴重，而3億多工薪階層由於收入來源單壹，實行代扣代繳制反而成為稅負最重的人群。環球日報2005文章：中國約占總人口的20%的富人，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對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有調節作用的遺產稅、資源稅、奢侈稅、財產稅等要麽沒開征，要麽比例偏低。有經濟學家稱，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最輕。

　　在稅收收入中，我國的商品和勞務稅收比例超過50%，遠高於美國的18.3%，以及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32.3%，而我國社保收入、個人所得稅、財產稅等則大幅趨低。這意味著中低收入人群的稅負相對於個人收入的比例遠超高收入人群，稅收對貧富差距的調節作用大為削弱。

　　4.收費公路

　　據審計署2008年發布的《18個省市收費公路建設運營管理情況審計調查結果》，截至2005年底，北京、河北等18個省（市）收費公路總裏程13.31萬公裏，約占全國收費公路總裏程的70％。據此可知，2005年底全國收費公路約19萬公裏。

　　目前現有公路網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壹級公路、42%的二級公路都是依靠收費公路集資建設的。截止2010年底全國公路總裏程為400.82萬公裏，其中高速公路為7.41萬公裏，居世界第二位，全國有17個省取消了9萬公裏的政府還貸收費二級公路。另據2010年12月6日《人民日報》對交通部部長李盛霖的專訪，目前收費公路占全國路網的3%左右。據此推算2010年底全國收費公路12萬公裏左右。

　　2007年2月12日世界銀行專門發布了壹份有關中國高速公路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披露：德國目前貨車平均每公裏過路費是0.15美元，中國是0.12至0.21美元；在車輛通行費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中國以超過2%居全球之首，遠超美日德等發達國家。

　　政府過分看重公路的商品屬性而忽視了公益屬性，中國公路收費額過高、超期收費、賬目不透明等問題相當突出。據審計署2008年發布報告披露：全部由財政投資建設的沈陽過境繞城公路1993至2005年違規設站收費累計12.29億元，在已核定的收費期內還將收費28.9億元；河南省鄭州黃河大橋總投資1.78億元，其中銀行貸款7100萬元，在1996年已用收費還清了全部銀行貸款後違規繼續收費14.5億元，在核定的收費期內還將收費30億元；投資33.8億元的濟南至青島高速公路，收回投資並有合理回報的收費年限為12.65年，但批準的收費年限為30年，按2005年收費水平測算將增加社會負擔275億元；北京市首都機場高速公路總投資11.6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7.65億元，在收費3年多後北京市於1997年 1月重新批準收費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費32億元，估算剩余收費期內還將收費90億元……2004年11月1日開始施行的《收費公路管理條例》第十八條明確規定：“技術等級為二級以下(含二級)的公路不得收費。但是，在國家確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區、直轄市建設的二級公路，其連續裏程60公裏以上的，經依法批準，可以收取車輛通行費“。但直到200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制訂的《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實施方案》中才規定“從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東、中部地區逐步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把終止東部地區二級公路收費的時間壓後了8年，並將取消收費的範圍限定為政府還貸二級公路，經營性二級公路照收不誤。

　　公路三亂（亂設卡、亂罰款、亂收費）乃歷史沈屙，有統計顯示，僅罰款壹項，全國每年收入可能高達4000億元人民幣。而來自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18%，比發達國家高壹倍左右，而所有的物流成本中路橋收費占到了總成本的1/3。事實上，公路收費的種種亂象必然會影響到運輸成本，而運輸成本最終又會和物價漲幅掛鉤。

　　三.行政成本及政府投資

　　1. 中國公務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最高

　　行政管理費(或曰公務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國(1998年) 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

　　美國(2000年)9.9%

　　中國(2000年)25.7%

　　中國的公務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高於其他國家6%的平均值，更可怕是每年還在攀升，2007年行政開支攀升至占國家財政支出的38%（因迎接奧運），而據周天勇教授的研究“2007年我們政府供養人員的支出比例是預算內外全部實際支出比例的44%左右”。

　　2. 三公消費

　　當前情況下沒有人能夠真正準確地拿出全國的三公消費的數據，最流行的說法是9000億元。2006年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提供的數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元、旅遊3000億元、公車4085億，合計超過9000億。盡管每年兩會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慷慨陳詞，新聞媒體口誅筆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費還是年復壹年逐年上漲。

　　2011年1月，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談到公務車過多的問題時就表示，“公務車太多了，過去副省長以上才有專車，現在有的股長屁股後面都冒煙”。

　　3. 官民比例

　　據財政部國庫司、預算司編《地方財政統計資料》，2006年，我國的財政供養人員為4626萬，平均28.4人供養1人。此數據並不包含軍隊，也不包含退休人員，更不包括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人員和村官之類的人員，故是個相當狹義的財政供養統計。

　　據2007年《統計年鑒》：至2006年底，全國有完全意義上的公務員1550多萬，沒公務員名份但從事公務員工作人員（如村官、城管之類）1360萬以上，合計2910萬，加上4000多萬事業單位人員，財政和收費供養的人員達7000萬。2006年，全國就業人數7.8億，差不多每10個非財政、收費供養就業人員要養活壹個平均收入高幾倍的靠財政、收費供養的人員。

　　4.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介於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之間的壹種隱性經濟收入，基本上是通過“制度外”實現的。灰色收入五個最主要的來源：財政資金和其他公共資金的漏失、金融腐敗普遍存在、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壟斷行業收入。

　　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國社會目前存在壹個巨大的財富黑洞，2009年大約有11萬億元，即占GDP三分之壹的財富不見了。而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所做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2008年我國隱性收入9.26萬億元，占GDP的30％，其中定義為灰色收入的部分為5.4萬億，且這部分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增速。

　　5.固定資產投資率

　　投資率通常是指壹年內總投資占GDP的比率，投資率過高與總需求增長過快或者經濟過熱幾乎是同義語。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資率為22.1%，中國的年均投資率為38.9%。而投資實際增長率（扣除價格因素後總投資較上壹年增長的比率）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個別年份之外，投資實際增長率都要大於消費和GDP的實際增長率.

　　201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7.81億元（城鎮為24.14萬億元，農村為3.67萬億元），投資率為71%，投資實際增長率19.5%。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有很大比例多是政府行為，存在重復建設、過分追求豪華、搞形象工程等問題，從而導致政府投資項目資金浪費，效率不高，項目決策隨意性大。固定資產投資層層轉包，層層剝皮，漏失巨大，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調查，有些項目施工單位實際拿到的工程投資還不到工程撥款的三分之壹。

　　投資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於政府和資本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如果沒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調節(民生支出)，必然會引發巨大的貧富差距。

　　四.中國和英國政府運作比較

　　中國2010年的財政收入為8.3萬億人民幣，比2009年增長21.3％。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2.9萬億）和國有企業的利潤（2萬億），中國政府2010年的總收入為13.2萬億人民幣，加上6600億的財政赤字，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加上國有企業的全部開支為13.9萬億，占當年GDP的34.1％。英國2010年的財政開支相當於6.97萬億人民幣，占英國當年GDP的48.1％，比中國高出15個百分點。

　　英國政府有17.5％的開支用於保證民眾醫療衛生的需要；14.3％用於教育、兒童和家庭的保護；27.8％用於就業和養老金。這三項開支占英國政府總開支的59.7％，是英國福利的根本。這些開支保證所有兒童從4歲開始到18歲能夠接受14年全日制的免費教育；保證全國公民（包括住在英國的外國人）接受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甚至連病人住院的所有吃住都免費；保證所有6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60英鎊（現今的對人民幣的匯價大約1：10.7）的養老金，每個兒童從出生到18周歲每月80英鎊的生活補助，所有殘廢人的生活和交通的保障；還有低收入和沒有收入的單親母親家庭的住房和生活津貼；工傷人員的基本生活收入等等。英國政府60％的財政支出直接滿足了民生的需要。

　　中國的教育、醫療和社保占全國財政開支只有29.2％，比英國少了30個百分點。 英國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作用，最富的20％家庭和最窮的2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例從初分配的17倍降低到再分配後的5倍，保證了窮人得到了最大的好處。中國的福利比較英國，只能說規模很小，範圍也很小，而且許多福利政策還只是針對壹些優勢群體，而不是針對那些真正的弱勢群體。也就是說，在國民經濟的第二次分配方面，中國的財政政策不但沒有起到平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政策還起到推升兩極分化的作用貧富分化和城鄉分化。

　　為什麽中國人普遍感到收入的增長很慢？為什麽很多工薪族變成“月光族”、“蟻族”而很難積累起自己的財富？中國的經濟是否是如電視報紙上說的那麽光鮮？國民創造的財富究竟流向了哪兒？中國的經濟發展可否持續.......看過我們制作國富民窮系列，大家必會有自己的判斷。本系列繼續以收集整理資料為主，評論為輔。為力求準確，對數據、信息的來源全部作了認真而細致的核實。在此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個別被錯誤引用的數據，比如“人大指出: 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600億元, 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這句話的出處是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10年3月6日接受記者采訪後新京報的報道，報道中說“2009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1600多個億，人均1200元”，很明顯中國是13億人，人均1200 元,相乘的話遠不止1600多個億。結合中國公布的2009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16119億元，可以確定記者寫稿時少寫了壹個0。類似的問題還有壹些，就不壹壹舉例了。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關於政治問題的探討最終必然要回到經濟上來。每壹個中國人都應該關心中國的經濟問題，由經濟再到體制，這樣我們看問題會更全面。建議對本系列的的資料結合妳自己的見解可部分、逐漸地向周圍介紹，也歡迎大家對部分感興趣的話題轉載引用。

　　壹． 超國民待遇的中國公務員

　　1. 公務員的範圍 公務員本質上只是壹種為納稅人提供服務的社會職業。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制度沿於英國的文官制度，而普遍認為世界上最早以考試方式取錄公職人員的是隋朝年間即開始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中國。各國公務員的範圍不盡壹致，大致說來有以下三種類型：第壹種是小範圍的，如英國和大多數英聯邦成員國，公務員僅指中央政府中非選舉產生和非政治任命的事務官，不包括由選舉或政治任命產生的內閣成員及各部政務次官、政治秘書等政務官，特點是政治中立，不與內閣共進退；擇優而任，沒有過失可以長期任職的文職人員。 第二種是中等範圍的，中央及各級政府的所有公職人員，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都稱為公務員，美國基本屬於此類。美國將凡是在政府領取工資的都稱為政府雇員，政府雇員範圍很廣，不僅包括政府官員，還包括警察、消防人員，以及保健人員、清潔員、水電工和餐廳服務人員，而國會雇員、法院法官、軍人（文職人員除外）及在政黨等非政府機構內工作的人員不是公務員。 第三種是大範圍的，如法國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公職人員統稱為公務員，大致包括中央政府公務員、地方公共政府公務員和公立公益機構（如醫療衛生機構）的公務員，但不包括議會工作人員和法院工作人員。法國公務員制度分為政務類和業務類兩種。政務類由選舉或政府任命產生，實行任期制，與政黨共進退；業務類公務員非法定事由不被解職解雇。 2.中國公務員的涵義 中國公務員是指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中國的公職人員不分政務官與事務官，公務員的職務分為領導職務（官）和非領導職務（吏）。包括各級政府、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共產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群眾團體、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等機關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 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公務員範圍相比較就會發現，各級政協、法院、檢察院、共產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群眾團體等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國外是不可能被劃為公務員範疇的，各級政府機關的黨組織工作人員也不應在公務員之列，各級人大機關也只有部分國家會認可普通辦事人員為公務員，而當選的各級人大代表不能同時成為公務員。即，按照國際上通常的公務員界定範圍，中國現有公務員中壹半左右都應是非公務員身份。 中國公務員實際上是給國家幹部身份貼上壹個蹩腳的洋標簽而已，披著親民的外衣實際上行的還是官本位。公務員範圍的擴大扭曲了通常公務員概念中的提供公共服務這壹本質，也增加了人民的財政供養負擔。 3.超國民待遇的中國公務員 在大多數國人看來，公務員就是拿著高薪，坐在辦公室喊“我好累！”，然後享受帶薪休假的壹個群體。 公務員本身並不直接創造財富，而是仰賴於國家財政收入而存在。在中國，公務員是工資改革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又是遊戲的實際參與者，在利用政府的權力對國民財富進行二次分配過程中，失去權力制約他們自然很容易將最大的壹塊蛋糕切給自己。每個人都有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驅動，這不是靠道德和良心所能控制的。 縱觀我國歷次的公務員工資改革，其程序都是通過不公開的內部調研、經高層決定後執行,整個操作沒有透明性可言。公務員是屬於由納稅人養活的工作人員，在這個有關仆人工資收入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廣大的主人往往是缺位的，他們沒有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 國外公務員的費用是由納稅人的議會按稅收後的比例討論決定的，我國公務員的薪資本應由人民通過其代議機構來決定，而不應是由公務員自說自話。但目前,橡皮圖章壹樣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包括公務員薪資在內的公共財政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監督。 中國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低工資、多補貼、泛福利。據統計，在多數地區或部門中，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在其合理貨幣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低於二分之壹，有的僅占三分之壹或更小比重。最近幾年，年末突擊花錢和各種各樣的小金庫事件層出不窮，壹些公務員可以享受各種各樣的住房補貼和潛規則定下的住房優先權以及各種福利好處。此外，不少公務員尤其是掌握壹定實權的公務員，除了領取工資外還不同程度地收取其他灰色收入，其日常消費、請客吃飯、外出旅遊往往算到了公家頭上。這等於是在轉嫁開支，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中國公務員的工資不透明，同樣是公務員，部門不同收入差異也很懸殊，越是握有實權的部門收入渠道也越多。公務員的工資具有極強的剛性，無論國家宏觀經濟形勢、財政狀況如何，公務員的薪酬只升不降，似乎漲工資就是工資改革的全部內容，而每次漲工資落實最積極也必然是公務員。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數據顯示，在2008年城鎮平均工資中，33869元的機關年均工資（含工勤人員）既高於事業單位的29758元，也高於企業的28359元。公務員工資之外的福利更是驚人，據《南方周末》報道：有關調研機構對11個省、直轄市約2萬多名公務員進行的薪酬福利調查發現，壹些單位的福利性補貼多達十幾、二十幾項；北京市某區鎮機關的處級公務員每月車補高達1300―1500元，幾乎占其月基本工資的70%；諸如“菜籃子補貼”等壹系列在公務員制度逐步建立過程中陸續出現的福利項目，相當部分也並未隨著公務員幾次調資而被調整並取消。 2010年6月深圳市水務局在深圳五屆人大壹次會議上提交的部門預算材料顯示，在該局人員支出項目中，人員編制700多人的水務局壹年花費在人員支出上的費用就高達1.3億元，平均每個人每年費用達到了近20萬元，而這僅僅是用於其工資等待遇上的費用。2010年1月的廣州市人代會上，廣州市人大代表黃浩玲說，同樣是處級，退休公務員的退休金為7000元，而退休企業員工的退休金為1700元。2010年6月1，深圳富士康的底層員工工資從原來900元／月調升到1200元／月，而深圳執法公務員的起薪為7000元且有其他各種待遇。可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收入差距何其之大。 在中國，壹個職業的社會地位往往取決於這個職業能不能在法律以外為周圍的人謀取到見不得光的利益，毫無疑問，公務員就是社會地位最高的壹類。正是由於公務員是超國民代遇的高工資、高福利、高地位的象征，進入新世紀以來，公務員考試熱潮壹浪高過壹浪。2010年年底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141萬人報考比7年前的8.7萬人高出了16倍，而可供競爭的崗位是1.6萬余個，總體競爭比例達到了87.3：1，最熱門的職位創下了4961∶1的紀錄。 4. 公務員降薪 據新華網2011年5月24日報道，為了給東日本大地震的重建提供財源保障，棺直人內閣及已就國家公務員的降薪幅度達成了共識。具體降薪幅度為：科長以上幹部降10%，科長助理﹑組長降8%，普通職員降5%。此外，年終獎金壹律降10%。此次日本國家公務員降薪制度將在工資法修正案通過後開始實行，壹直持續到2013年底。通過降薪，日本能從中抽調近3千億日元資金用於援建災區。 日本公務員最近的壹次降薪是2009年10月20，平均年薪比之前減少15.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000元)。減薪後平均薪酬水平只比中小企業職員稍高。拿公務員薪酬開刀，不獨日本壹家。美國芝加哥政府推出公務員無薪休假，為政府部門節省800多萬美元。而韓國政府則凍結了公務員2009年的工資和加班補貼。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公務員減薪已成為各國政府節約開支、凝聚人心、鼓舞國民士氣、增強國民共克時艱的共同抉擇。希臘公務員工資降薪１０％，新加坡公務員減薪兩成，而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也已傳出公務員減薪甚至裁減公務員的消息。 對照中國，汶川大地震死亡是日本大地震4倍多，影響的區域與人口更廣，中央宣傳全國人民支援災區，但那時公務員並沒有降薪；全球金融危機中國也受影響，但那時公務員也沒有降薪。相反，經常可看到代表委員們在提議給公務員加薪。可惜的是這些代表委員基本都是公務員，而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同時身兼公務員議員的。

　　二. 其它國家對公務員的管理

　　1. 美國

　　美國政府公務員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政務官或選舉或任命，實行任期制,政府首腦由民選產生，部門長官由政府首腦任命、報議會批準，任期結束，就隨著政府首腦的更替而更替。事務官實行常任制，主要是通過考試錄用，如果不犯錯誤可以終身任職，主要負責處理各部門的日常業務，他們要想成為政務員就必須辭去公務員參與政黨選舉。

　　美國公務員制度中明確規定不得濫用納稅人的錢,任何有金錢價值的贈品、貸款、債務償還期延伸以及接受無償工作等都在被禁之列。

　　美國制止公務員公費旅遊的方法既簡明又有效，即每年在網上公布年度預算和花費，其中包括所有出差報銷的單據。此外，電話費只能報銷因公使用的部分，私人電話都要自付。所以美國公務員自己也很註意，哪怕和其它人吃個午飯，都會主動支付飯費。

　　美國的財政權是掌握在國會和地方議會手裏，政府要想改變征稅必須要國會或地方議會同意，政府的財政預算必須經過國會或議會審查、公開聽證和批準，否則政府手裏是拿不到錢。而這些錢即使到了政府手裏，如何花的也要公開，還要接受議員們經常性地質詢、調查，審計也從屬於議會，如果出現浪費、腐敗，下次不僅可能得不到撥款甚至連相關部門都取消了。美國曾發生過多次政府拿不到錢而關門的事情，更別提建立小金庫了。

　　如果政府關門，那麽所謂的美國公務員收入穩定也就保不住了，所以被叫做governmental employee”（政府雇員。聯邦公務員的年收入主要在3—10萬美元之間，能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以2007年為例，最低的年薪為16630美元；而最高的年薪為120981美元。但這個收入無法與很多私營部門相比，比如微軟、美孚等公司的雇員收入就要高很多。實際上，1990年的公務員法就認定，聯邦部門的白領工資得通過年度補貼才能與私營部門保持齊平。這是壹種基於地區差別的調節性補助，通常叫做“地方性工資”。依靠此類補助，很多低檔級的公務員工資得到了提高。

　　在美國，當官算不上什麽好差事。在美國擔任政府部門工作的人，必須回答壹份“隱私”調查問卷。整份問卷長達7頁，包含63個問題，涵蓋了從家庭成員信息、個人網頁、博客到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曾被卷入的法律糾紛、負債狀況等各方面情況，就連同居夥伴的姓名和聯絡方式都不放過。

　　美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要求各類高級官員和配偶以及子女如實申報自己的財產和收入情況。申報財產範圍幾乎包括了所有生活領域：財產及其收入、買賣交易、饋贈、補償、旅行、債務、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職收入，就連自家生產的糧食和飼養的牲畜也要申報。美國對財產申報中的違規行為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對故意提供虛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訴訟，判處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或5年監禁。公務員財產申報結束的15日內申報資料應向公眾公開。此後6年內，除出於非法目的查閱或公開申報資料將危害國家利益等情形，任何公眾經申請可查閱。

　　在美國，作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監督作用強大。在涉及政府的報導上，美國政府也要對媒體畢恭畢敬。

　　作為打擊腐敗的利器，美國聯邦調查局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聯邦調查局專職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行為，不受行政管轄和地域的限制，有權對包括政府官員貪腐在內的200多種犯罪活動進行調查。其反腐敗的絕招中有壹個叫“sting”(死叮)，就是故意派人去誘引腐敗，看上不上鉤，壹旦上當就實施抓捕。此外，還采用模擬犯罪的方式考驗和誘惑有嫌疑的政府官員。據說聯邦調查局每年在國內平均發起300多起“死叮”戰術。

　　2. 法國：

　　法國的公務員目前有500多萬人，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所屬的公共事業機構,如學校、醫院等地謀職的工作人員、外交官、教師及醫務人員。公務員約占法國就業人員的11%。從行政級別看,法國的公務員分為ABC三個等級。A類為高級公務員,屬決策層,對學歷有較嚴格的要求;B類為中級公務員,屬管理層,要具備相關學歷、專業知識與技能;C類為壹般公務員,屬執行層,主要是基層的壹般辦事人員及秘書等。

　　2006年，法國公務員的年平均工資為26182歐元，而私營部門的平均薪酬為23261歐元。當然，這僅是官方數字，不包括私營部門在工資外給予員工的隱形好處。

　　法國對公務員管理嚴格，級別越高的公務員受到的限制越多，從張口說話到工資入囊，都有專門劃定的界線。

　　財產申報是政治人物任職或成為候選人的先決條件。總統候選人在正式競選前15天之內，議員、官員在被任命或上任15天之內，必須提交壹份詳細的個人財產狀況表，所申報的財產狀況必須真實具體，並以名譽保證。總統候選人和離職總統的財產向全社會公開。目前，因涉嫌財產來源不明而被判刑最嚴重案情是由於接受企業的賄賂、回扣，涉案官員被判3年有期徒刑。

　　法國對違紀公務員的監督，是由人力資源部駐各部的紀律檢查委員和行政行為實施人的直接上級共同承擔對相關公務員行為的合法性監督。如果行政行為違法，上級要負連帶責任。

　　法國強大的媒體輿論工具扮演著不可缺少的“民意檢察官”的角色。2010年10月，在備受爭議的退休改革艱難進行的關鍵期，媒體爆出多名法國部長級官員違規享有雙份津貼，壹時間，公眾輿論嘩然，反對黨也群起而攻之。壓力之下，前住房部長布坦放棄9500歐元津貼，隨後，又有四位內閣部長宣布放棄兼職議員的退休金。

　　3. 德國

　　德國規定公職人員包括家屬都不得接受來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饋贈，從總統、總理到普通公職人員全不例外，甚至包括離職以後。政府公職人員必須將15歐元以上的禮品上報，接受超過30歐元以上的私人禮物就算受賄。

　　公務員在服務期間,每年都要與所在單位簽訂壹份廉政合約承諾廉潔奉公。為了防止腐敗,德國還實行輪崗制度，政府官員(包括反貪工作人員)5年必須輪崗交流，對容易滋生腐敗的建設、規劃、醫藥等部門則將輪崗間隔縮短為3年,此舉有效地降低了貪污腐敗的可能性。

　　4. 日本：

　　公務員必須遵守的義務和各種清規戒律，必須潔身自好，否則就會丟掉飯碗。2010年10月，東京都政府宣布對18名公務員給予免職、警告等處分，其中壹名公交車司機直接收取乘客的車錢，而未將車錢放入公交車上的收銀器中；1名地鐵司機7年裏非法領取了80萬日元(1美元約合82日元)的加班費；1名公交車司機闖了紅燈。

　　神奈川縣壹所中學的壹個老師與校長等同事吃飯，喝了5杯白酒及啤酒，後來在騎輕騎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查出飲酒駕車，被罰款20萬日元。事情敗露後，神奈川縣教委對這個教師給予了免職處分，同時對與該教師壹起喝酒的校長給予了警告處分。

　　三. 美國的公務員和總統

　　（本節節選自劉植榮等人的文章，為方便閱讀，將美國政府雇員稱為公務員。）1.在美國當官發不了財

　　美國法律規定，公務員無權自己給自己漲工資，必須經過議會批準；公務員工資標準參照私企，且不得高於同類地區私企工資；公務員工資每年的微調增幅不得超過工資成本指數，公務員工資的漲幅必須小於私企；所有公務員的工資必須透明，並且所有公民隨時可以查閱公務員的工資標準。

　　在美國，競選總統、議員、州長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那可不是為了工資去的。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施瓦辛格等幾個州長都主動放棄工資，有的只領取1美元的象征性工資。要想做公務員，就必須嚴格遵守制定出來的法律，放棄普通公民享受的部分權利——如隱私權，必須每月公示家庭財產。

　　在美國，聽不到公務員天天嚷嚷給自己漲工資，因為法律擺在那兒，人民根據市場行情，先把公務員各個職位的價碼標好，然後去市場上招聘公務員，這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所以，美國人無緣見到幾千人、幾萬人掙搶壹個普通公務員職位的現象。

　　在美國當官是發不了財的，官員貪污受賄的案件極少發生。美國2009年破獲的壹起腐敗大案震驚全國，中國人肯定以為涉案金額至少要人民幣幾十億。這個震驚全國的腐敗大案的涉案人卡馬拉諾市長僅收了25000美元的賄賂，大約是美國平均工資的壹半，相當於中國貪官受賄5000元人民幣，這在中國簡直就是“毛毛雨”，單位內部就處理了，這在美國可成了多少年不曾出現的特大腐敗案件。

　　2.美國公務員的利益回避制度、封頂制度、補償原則美國剛建國時，就通過了壹個法律規定：“新壹屆眾議員選出之前，任何有關改變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任職報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利益回避制度，誰提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要到他的下任才開始執行新工資標準，這就阻止了官員在人民委托給他們的崗位上不好好為人民服務、天天琢磨給自己加薪的不道德現象的發生。

　　美國法律還規定，公務員與私企等其他勞動者執行同壹聯邦最低工資標準。

　　美國法律還規定了公務員工資封頂制度，普通公務員不管何種理由所有項目工資之和超過高封頂工資標準，該工資不得支付。2008年，美國公務員的封頂工資是19.13萬美元。

　　2008年，美國工資最高的5個職業是：外科醫生20.677萬美元，麻醉師19.757萬美元，牙醫19.493萬美元，婦產科醫生19.278萬美元，整形外科醫生19.042萬美元。企業老總的工資排第10位，律師的平均工資排第16位，警察局長排第104位，普通警官排第273位。

　　由於美國法律規定公務員工資不得高於私企，所以，公務員工資標準的制定參照以往的私企標準，因為私企工資在先，公務員工資在後，公務員工資標準比私企落後1—2年。

　　根據勞工部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各州的公務員平均年薪是 47231美元，比私人企業同類型工作的雇員年薪低大約5%。美國各縣和各市公務員的平均年薪是43589美元，比私人企業同類型工作的雇員年薪高大約 2%。

　　美國給公務員工資補償的原則：只有在美國某壹地區公務員工資低於私企職工工資5%以上的情況下，公務員的工資才可得到補償。並將補償標準為工資的3.52-4.20%。也就是說，公務員工資補償後的標準仍低於私企。

　　美國公務員工資雖然比私企低，但公務員的好處私企職工是無法比擬的，如名聲好聽、可以建立起人脈關系、假期多、工作清閒、壓力小、比較穩定、失業幾率小等。

　　3. 美國總統平均45年加薪壹次，實際工資逐年縮水從1789年華盛頓總統到現在，美國總統共有5次加薪。華盛頓的年薪是25000美元（相當於2009年的566000美元），但他沒有領取，都捐獻給了國家。1999年第5次加薪把總統的年薪從200000美元調整到400000美元。但美國法律有個利益回避制度，誰提加薪不給誰加薪，工資調整當任不得受益，要從下任開始執行新的工資標準，所以，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加薪法案是2年後在他的下任小布什開始執行的。

　　美國總統從1789年到2013年加薪5次，平均45年加薪壹次。盡管有5次加薪，但由於美元貶值的緣故，總統的實際工資是逐步下降的，4. 美國總統越當越窮

　　美國總統雖然看上去工資也不算少，但由於總統工資相對高稅率也很高。如羅斯福總統，他當時的工資是75000美元，每年納稅後拿到手的只有30000美元，60%的工資要交稅。還有，由於總統身份、地位和職業的特殊性所在，花銷也大，要經常招待客人，要雇家務總管、廚子、清潔工、保姆等服務人員，這壹切費用政府不給買單，都要自己掏腰包。

　　在美國歷史上，沒有因為當總統富起來的，相反，總統越當越窮，不少總統卸任後債臺高築、貧困潦倒。

　　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卸任後，靠賣地和賣心愛的藏書維持生活。

　　第5任總統詹姆斯?門羅離任後賣地還債，最後連居身之地都沒有了，只得搬到女兒家依賴女兒女婿生活。

　　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離任後也是出售了所有財產才還清債務，留下的遺產就是3柄劍，要求子孫們在必要時保衛合眾國憲法。

　　第11任總統詹姆斯?波爾克離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靠賣地生活，後來國會給她壹筆救濟金，使她勉強維持生計。

　　第13任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也越當越窮，離任時無力還債，但他很走運，1858年2月與壹位富有的寡婦結婚，新老伴替他還清了債務。

　　第42任總統克林頓在白宮後期連打官司支付律師的費用都拿不出來，是朋友捐款幫他請律師。

　　第43任總統小布什手頭也不寬裕，在任上時第壹夫人勞拉?布什經常因為經濟拮據和他吵架。

　　四.誰才是人民的公仆

　　1. 中美市長央視比富

　　2004年，在央視舉辦的壹期“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節目中，來自中國威海和美國雷德蒙德的市長互相邀請對方訪問自己城市。美國雷德蒙德的艾文市長在高興地接受了中國崔市長的邀請之後 “吝嗇”地表示她沒有訪華的費用，並解釋她雖然身為壹市之長，但辦公費用來自於市民的納稅錢，每壹筆開支必須要對她的市民負責，訪華的費用將是壹筆額外開支，不在辦公費用之列。崔市長在高興地接受了艾文市長的訪美邀請之後，沒有表示任何對旅行費用的顧慮。相反，在聽到上述艾文市長“吝嗇”的言詞之後，立刻慷慨地表示，將支付艾文市長訪華的壹切費用，還主動表示要向艾文市長贈送衣服禮品。

　　艾文市長所在的雷德蒙德市，是微軟公司總部、任天堂公司在美總部，稅收材源十分豐厚。而威海是壹個從數個小村莊發展起來的小城市。

　　註：崔市長指崔曰臣，當時為威海市委書記，他的邀請或許出於招商引資的目的，如是慷納稅人之慨的事在官本位的中國相當普遍。

　　2.青島市委書記李群：《我在美國當市長助理》

　　李群2000年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海文市政府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實習，回國後據美國見聞寫成《我在美國當市長助理》。書中介紹：紐海文不設副市長，部門也沒有副職；美國的政府抓環境建設，間接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直接慘預經濟活動，直接管理企業；美國的地方政府是社會型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市長是對下負責，對選民負責，對議會負責，州長、甚至總統來，市長根本不用接待。

　　紐海文市長上班自己開著私家車，下班時他又開著私車回家，在市鎮大樓停車都是自己交錢。市長說：“公私分明，這是對政府官員起碼的要求，否則納稅人不會答應。”

　　李群在美國的市長助理任期結束時，紐海文市長說：“按照中國的禮儀，我要請妳吃頓飯。可按規定，在外公款請客超過9美元視為行賄。還是到我家裏吃飯吧。”

　　3. 買不到奧運會門票的倫敦市長

　　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是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民選市長，生活十分平民化，永遠是亂蓬蓬的滿頭金發，喜歡穿著西服在倫敦街頭騎自行車。2008年8月他來北京慘加奧運會閉幕式，走下飛機時滿臉倦容，後來英國媒體披露了原因：大概是這位市長看上去實在不太像市長，英國航空公司竟然禮貌地拒絕了他從經濟艙升到商務艙的請求，於是他只能在狹小的經濟艙空間裏捱過了九個小時。在慘加奧運會旗接旗儀式時，他敞著西服扣子走過紅地毯，金色的頭發亂蓬蓬地趴在腦門兒上，還被攝影師拍到把雙手插在口袋裏的畫面。

　　新華網2011年６月8日報道，2012年倫敦奧運會第壹輪門票已經公開售完，超過半數以上的購票者無法買到，其中就包括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我個人感到有些沮喪，居然壹張也沒買到，我將繼續在電腦上試試運氣”約翰遜說。

　　鮑裏斯?約翰遜的地位類似於北京市委書記劉琪，劉琪會操心不能坐商務艙？劉琪會買不到北京奧運會門票？甚至，劉琪會自掏腰包買票？

　　4. 中國龍亭厚禮暴露德城市經濟窘況 （中國日報網旗下環球在線網原標題）江蘇無錫與德國勒沃庫森2005年結為友好城市，2006年無錫市長毛小平代表四百萬市民贈送給勒沃庫森市壹個8米高的龍亭。12噸重的龍亭被分裝在集裝箱裏寄往德國後，由於無錫只付了中國到漢堡的集裝箱水路運費，德國境內的運費和安裝費勒沃庫森市並無支付能力。幸虧贊助商們及時伸出了援手：壹家在無錫也設有分廠的朗盛集團主動承擔了混凝土地基的費用；壹家運輸公司提供免費境內運輸。

　　註：勒沃庫森面積約80平方公裏，人口近20萬，系著名的跨國公司拜爾公司總部所在地。該市還擁有朗盛、阿克發和日本馬自達汽車等公司。

　　5. 美國大多數市長是兼職的

　　齊魯晚報2007年報道，洛杉磯地區有近90個城市，除了洛杉磯市長外，其余80多位市長基本都非專職，他們第壹職業是是律師、醫生、商人之類，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時間不過壹兩天。在美國，除了紐約、洛杉磯、芝加哥、華盛頓、舊金山等為數不多的大城市，大多數城市的市長都是如此。至於美國大城市的副市長，多數是市長競選班子成員，有的只管理壹兩個很小的部門，壹旦市長卸任也會離職。

　　市長職責權限主要在公共事業，就是怎洋用材政收入做好教育、醫療等福利事業，以及維護城市治安、規劃城市發展等。市長很少直接管理經濟運營，企業經營更是壓根兒無權過問，且許多重要抉策要經過議會批準。

　　小城市市長權限更小，市長兼職就不失為節省政府開支的好辦法，有些小城市幹脆采取市議員輪流當市長的辦法。在密歇根州還有個18歲高中生當選了壹個小城市的市長，邊上學邊當市長。

　　6. 不務正業的外國市長

　　. 德國第九大城市杜塞爾多夫市市長艾爾以前是壹位掏煙囪的工人，由於市長的職務補貼很少，為了生活市長就不得不去重操舊業——掏煙囪。

　　. 美國科邏拉多州聯邦高地市的市長斯帕克斯，跟周邊大部分城市壹洋，聯邦高地市的市長不是政府雇員，納稅人不為他支付福利。當斯帕克斯自家開的壹家餐館生意蕭條後，他抉定到該市唯壹壹家脫衣舞俱樂部去找壹份兼職工作，充當門童，每晚的報酬是100美元。2006年的壹天，警察逮捕並指控俱樂部老板違反了脫衣舞者與觀眾最近距離不得小於0.9米的規定，斯帕克斯的兼職就此泡湯。

　　. 美國紐約州小城曼利厄斯市市長馬克?保邏?塞拉芬因檢鄰居放在路邊的瓶子去賣錢於2010年11月出現在法庭上。雖然塞拉芬在法庭上聲稱自己並沒有犯罪，但他很可能因違反當地的垃圾回收條令而被罰款250美元，並被處以最多15天監禁。

　　. 法國埃斯普萊特市的市長安德烈，2004年11月休年假的時候在成都索菲特酒店打工當起了大櫥，打工所得工資捐給四川省寶興縣鄧池鉤教堂作修繕費用。由於他所在的城市人口少於5000人，按規定市長、副市長等都是不領薪金的，工作之余都會找第二份工作。

　　. 法國蘇亞克市市鎮長阿蘭?沙斯達尼奧爾，平時在巴黎阿歇特集團以秘書長身份上班，周末則趕往蘇亞克市政府趕完他沒有做完的工作。在法國作為兼職市鎮長只有津貼，並沒有工資。盡管如此，阿蘭先生已經習慣於不停地轉換角色，很樂意同時做兩份工作。

　　. 德國北部小城吉夫霍恩，壹位歐洲央行的計算機高級管理人員為了政治理想放棄了每小時100歐元工資的工作當選為市長，為節省開支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車，但他的“親民”舉動反而讓他獲得更高支持率，連續兩屆當選為市長。為了改善生活，2003年，他在壹所社區大學裏兼職當起計算機指導老師，拿每小時20歐元的外快。

　　. 德國拜恩州班貝格市的市長，在市郊承包數畝農田，種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賺點錢以貼補自己孩子的日用。

　　7.有關中美市長的幾個不解之迷：

　　——為什麼美國壹個城市只養壹個市長，就能把城市治理的井井有條政通人和？為什麼我們隨便壹個城市都要有市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領導班子，而且也正是這個擁有幾十號人馬的領導班子，把我們的城市領導得壹塌糊塗、民怨沸騰？

　　——為什麼美國的市長貪腐2.5萬元就震驚全美政壇？為什麼我們的縣市長貪腐幾百萬乃至幾千萬也司空見慣？

　　——為什麼美國的市民極少有大量的越級上訪、四處告狀？為什麼我們的許多市民間直就是告狀成癮、上訪成瘋？

　　——為什麼薪資高出中國市長許多倍的美國市長經常在小飯店吃快餐？為什麼我們的低工資市長卻經常出入高級大酒店？

　　——為什麼美國的市長就能做到公私分明：回家開私車、上班開公車，抉不搞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等三公消費？為什麼我們的市長歷來就是公私不分，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美其名曰“考察”）早已成為習慣？

　　——為什麼美國的市長們敢於目無上級、目無州長，甚至敢於目無總統，但卻從來不敢怠慢市民、怠慢社會弱勢群體？為什麼我們的市長歷來就可以目無百姓、目無下層、目無弱勢群體，但卻絕不敢怠慢上級、怠慢領導？

　　——為什麼美國的市民們和議員們常常在公開場合，將市長批駁得體無完膚、狼狽不堪？為什麼我們的市長卻往往把不服領導的刁民收拾得襟若寒蟬、自認倒黴？

　　——為什麼在號稱世界第壹強國的美國經常出現摳摳索索、捉襟見肘的窮酸市長？為什麼在全球最窮國家之壹的中國，卻總是看到出手闊綽、壹擲萬金的大款官員？

　　——為什麼許多的官員的後代爭先恐後地到美國留學或是加入美國國籍？為什麼讓他們去接受資產階級的腐蝕卻留下平民百姓的子弟在國內接受紅色教育的洗腦？

　　“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壹種機會均等的狀況的探求。”——《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污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壹種機會均等的狀況的探求。”——《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污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得、政府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資本報酬上升了20個百分點：據新京報2010年5月12日報道，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介紹，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由1983年的56.5%持續下降2005年的36.7%；而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據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顯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同期企業所得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包括農業主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為39.74%，企業所得GDP占比為31.29％。而同期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占比為45.4%，俄羅斯為44.55%。

　　中國社科院和總工會公布的兩組數據稍有出入,但劍之所指都在勞動報酬所占GDP的比例過低。進壹步而言,企業利潤、政府收入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是以勞動力報酬被低估、工資被利潤侵蝕為代價的。

　　政府收入增長非常迅速：1997年到2007年，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包含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GDP占比（宏觀稅負）從1998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34％。反觀美國，其宏觀稅負從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間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

　　人均收入人均GDP的比例：與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收入為9800余元，人均GDP為23800余元，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1.2%；按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度城鄉居民收入統計估算2010年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0%左右（按城鄉人數相同，則比例為41%左右）。而日本2007年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69.4%；美國2008年人均年收入為3.76萬美元，與人均GDP比率為79%。

　　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有相當壹部分初次分配差距並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突出反映在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和壟斷行業過度傾斜。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另壹個突出問題是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不健全，很多資源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環境損害成本，這就導致極少數人不當得利，而大多數人利益受損，從而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業工資差距遠大於國外：據2008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而國外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 .6-2倍左右，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 .3-3倍之間，沒有超過4倍的。

　　行業工資差距15倍：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的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按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2005年最高是最低7.78倍。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值得註意的是，此處沒有考察社會福利、灰色收入之類。

　　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在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文宗瑜2010年8月的文章介紹，美國1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可以供養4.8個人，勞動供養率為1：4.8；德、英、法三國的勞動供養率為1：6.8；日本、韓國勞動的供養率為1：3.8。而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按照中國壹個產業工人的月收入為2500元，其生活價格指數估算的勞動供養率只有1：0.45，而且這個假設是按目前中國產業工人較高的勞動收入計算的，70% 以上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文宗瑜還認為，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人口約為3億、0.8億、0.57億、0.6億，他們也沒有做到讓每個人都有工作，中國13億人更不可能實現讓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目標。美、德、英、法就業政策思維是讓30%的人拼命工作來供養70%的人。中國應大幅提高工資，當壹個就業者的勞動收入能夠供養2個人或3個人甚至更多個人時，就業模式就會發生變化及替代。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工薪階層個稅負擔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 九三學社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的書面發言中介紹，九三學社中央在調研中發現,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而在個稅負擔方面,九三學社中央表示,當前我國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比重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而美國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個稅卻占到總額的80%以上。

　　職工工資總額GDP占比下降到11% 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 2000年下降到12%，2007年下降到11.3%(國家統計局的職工工資總額只統計城鎮單位在崗職工)。

　　最低工資標準大多在當地GDP30%以下 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應占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但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09年各省會城市的最低工資多數只略高於30%，2010、2011年各地最低工資有程度不同的增長，但仍未達到國際慣例標準。

　　工薪族72%收入在2000元以下 2011年4月21日，財政部、國稅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個稅起征點將由現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調整後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族的比重將由28%下降到12%左右。由此可以推算，中國工薪族中月收入3000以上的占比為12%（大多是國企職工、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2000至3000的占比為16%，其余72%為月收入2000元以下。

　　農民工：幹得最多，掙得最少

　　2009年2月28日，溫家寶與網友在線交流談到農民工時說：“城市的高樓大廈是妳們蓋的，最重、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是妳們幹的”。多勞本應多得，可惜的現實不是這樣。今天農民工地位遠不如國民黨時期的工人兄弟，城市的繁榮是農民工親手創造的，農民工卻在城市裏受盡各種歧視，原因在於他們脫離不了黨和國家給予的身份——農民！

　　農民工平均工資在當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壹半以下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的文章介紹，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壹倍甚至兩倍。2008年長三角和珠三角九個城市（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的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而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壹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遠高於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壹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

　　珠三角：農民工月12年工資只提高了68元 2005年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超過壹半的進城務工人員只能靠加班加點獲取更多壹點的工資收入。中國網2009年9月9日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介紹，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水平大約在1400塊錢左右，這壹估算數字與學者們的調查稍有出入，但顯然農民工工資還是很低的。

　　農民工每周工作58.4小時，走出國家規定14個小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於《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

　　誰榨取了農民工的超額剩余價值？

　　誰？誰？誰？

　　同工不同酬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單位對於技術和勞動熟練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從事同種工作時，不分性別、年齡、民族、區域等差別，只要提供相同的勞動量，就獲得相同的勞動報酬，社保、福利等也應壹視同仁。

　　《勞動法》四十六條更多地是體現了壹個原則性的要求，在具體的實施中缺少詳細、可操作性的規定，實際淪為了半殘廢條文。中國這樣壹個沒有民主沒有權利制衡的專制國家，類似的殘廢、半殘廢法律條文不可計數。

　　現實情況是，非正式工在工資報酬、福利和社會保險、加班工資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低於正式工，農民工更是遭受歧視。

　　對於私營企業、外企來說，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較少，主要可能存在於外來農民工和本地戶籍工，普通員工和關系員工之間。而國企的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嚴重，這主要是由不同身份造成的，有了身份就能享受企業正式員工待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7年曾調研了43家大型國有企業，發現所有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國企改革進展較慢的地區更為普遍，如山西壹家國有企業從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實際收入差距甚至高達10倍。

　　同工不同酬現象最嚴重要算行政事業單位。在行政事業單位，達到壹定級別就可以離崗休息，任何待遇都不少(也就是在職養老)，而沒有達到壹定級別的就不能離崗休息，上下班制度也需要嚴格遵守。而正式工與合同工在工資、福利等上的差距是壹個在天，壹個在地。

　　目前來說，應該對同工同酬立法操作細則，且行政事業單位必須先行無條件地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然後再以鐵腕重典強制企業執行。

　　中國工資的解決之道

　　工資制度的國際慣例是：吃皇糧的工資必須經人民批準才合法；建立可比性工資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資高低是對比出來的，工資對比的參照系是人均GDP、法定最低工資和全國人均工資。中國工資現狀是：

　　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為58%，有32個非洲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中國；從業人員最低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國際上公務員最高階層與最低階層工資差別壹般在60%左右，中國則等級森嚴，工資、福利、社會保障上高層與基層的差別是天與地的差別。

　　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國際上由政府註資的企業高管工資執行公務員工資制度，大致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2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倍，世界平均為不超過2倍。

　　世界多數國家的工資制度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勞動強度大和勞動環境惡劣工種的工資明顯高於空調辦公室裏公務員的工資，如2009年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為235475元/年，而工資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築路打樁工的工資為286848元/年，公務員工資不如修路工人高。中國則相反，幹得越多階層掙的越少。

　　中國工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合理的工資制度，國家公務員工資每次都沒經過人民的同意悄悄漲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這在世界絕無僅有。而壹些國有壟斷企業的工資高出最低工資標準的幾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財富大量流失到少數人手中。公務員是人民的雇員，公務員工資必須經過人民批準才合法，而國有企業的工資不應與他的後臺老板——中國人民——的平均工資水平相差太多。

　　造成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策制定缺乏民主元素。公務員漲工資是悄悄地大漲，事先不透露任何消息，媒體漲前漲後也不作任何報道，壹漲就是上千元，而且壹年還要發13個月的工資；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是大張旗鼓地小漲，幾個月甚至壹年以前媒體就鋪天蓋地宣傳，百姓苦苦期待結果只漲了百八十元。

　　提高中國工人工資的當務之急是國家用法律形式把國家最低工資提高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人均GDP的58%，按2010的GDP折算大約合1400元/月。經濟發達地區根據本地區人均GDP制定本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但全國任何地區的最低工資不得低於這個標準。

　　當然，要想使收入分配永久合理公平，就必須制定《工資法》，把在中國工作的所有勞動者的報酬用這部法律約束。該法必須體現同工同酬原則，體現公務員和吃政府財政人員工資不得超過私營企業職工工資原則，任何吃國家財政人員的工資增長必須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且從下壹任期開始執行，以避免公務員不幹公事，天天琢磨給自己漲薪的卑鄙行為。

　　政府還必須還稅於民，不能把稅款都用在給公務員漲工資上、用在吃喝上、用在公費旅遊上、用在腐敗上、用在援助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國家上。政府必須增大福利投入，把全體國民置於同壹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系統內，對低收入家庭給予各種補貼，加大對農業生產補貼力度，這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必由之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市場經濟實踐證明，要想建設真正和諧社會，要想增加國民抵禦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能力就必須藏富與民，必須提供讓人生活有尊嚴的各種福利。

　　高的稅負沒帶來高福利

　　壹. 二次分配與福利權利

　　1. 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也稱國民收入再分配，是指經濟主體不必直接通過勞動而可依法獲得的收入，或是國家與其他經濟主體自願的資助，如退休工資、退休金（官員）、失業補貼等。國防安全、文教衛生、行政等開支也屬於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進行矯正，以維護社會公平。

　　福利制度是二次分配的壹個重要內容，是體現社會公平的壹個手段。著名的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認為，增進社會總福利的方法之壹就是將錢從富人手裏轉移到窮人手裏。由於中國壹黨專制之下幹部終身制、身分等級制的存在，中國的福利制度存在著較嚴重的逆向二次分配，表現在低收入及其邊緣人群福利保障很少甚至沒有，而行政事業單位、國企等吃國家飯的人員福利保障較好，級別越高福利保障水平越高。

　　2. 福利國家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促使英國、美國等許多國家選擇了福利國家的道路，政府為窮人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許多國家選擇了為人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會服務體系。而由於石油收入的增加，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等產油國也成為了福利國家。

　　現代福利國家特點在於保障民眾的各項基本福利權利，特別在衛生、醫療、保險、教育、嬰幼兒保障等方面尤為突出。福利國家政策的實行使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降低了貧困現象，這些國家的福利支出基本要占GDP的五分之壹以上。2001部分經合組織國家包括教育經費在內的國家福利開支占GDP%比例：美國 19.4%，法國 34.9%，英國 25.9%，德國33.2%，瑞典 38.2%，日本 18.6% 。

　　形成福利國家有兩種方式：

　　第壹種是國家只負責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福利。這種方式需要政府官僚去區分誰是“最需要”的人，政府要密切關註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將作弊減到最低，故會將人民劃分為兩類，壹類是接受福利的人，另壹類是需要為政府福利提供的人。美國就是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

　　另壹種是將政府幹擾減到最少，向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福利，為了提供福利需要高稅收。這種方式受到公民的廣泛歡迎，因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會從福利體系中受益，北歐國家實行的就是這種體系。

　　福利國家大多為國（指政府或官）窮民富，與中國恰恰相反。福利國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政開支太大，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全面福利政策導致壹些人懶惰，不利於社會進步；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阻礙了市場繁榮。

　　3. 沒有政治權，福利權也無法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屬於第壹代人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通常稱為福利權）屬於第二代人權。西方國家壹般認為，作為公民政治權利的第壹代人權最重要，是人權之本；中國等專制國家則強調人民的經濟權利，大談生存權、發展權。照理說中國等專制國家國家應該比西方國家更重視人民福利才是，但現實恰恰相反：很多重視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剝奪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保障很差或極為不平等。產生這種反差的原因在於壹國公民沒有政治權，他們就很難為自己爭取到福利權。

　　政治權中最重要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的權力來自民選，它才可能真正地為人民謀福利。在中國，財富分配、福利保障是與權力中心的遠近直接掛鉤的，離權力越近分得的蛋糕越多，反之則越少。出現這壹局面的根源就在於國人被集體剝奪了選舉與被選舉權，權力並非來源於民選而是私授。

　　小知識：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3月23日生效，截至2006年12月底，聯合國共192個成員國中已有160個國家批準或加入該公約。中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該公約，至今該公約仍處於被有關部門“研究與準備”狀態而未得到全國人大的批準。如體制沒有大的手術動作，則該公約將不可能獲得批準。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1月3日生效，中國2001年加入該公約。但該公約中“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等不少條文並未在中國得到遵守。

　　由此可知，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也可說人權）按多少排列的話，中國在192個成員國中至少排名在倒數32之後，實際位置應在倒數10名以內。

　　二. 中國社會福利的現狀

　　1. 中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用於社會福利的支出只有20元據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財政收支情況》，全國財政支出89575億元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方面合計社會性支出28634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31.9%，占預算外收入在內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折算後為13.5萬億元）的21%。占GDP的比例為7.2%。可以如此理解，政府收了100元錢，只有20元左右是用於民眾的福利上的。

　　西方國家政府支出的主要保障國民的社會福利，加之對資本家等高收入人群加征以很高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社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慈善捐贈制度，這些使得被腐朽而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國民收入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分配趨向均等化。

　　以北歐國家丹麥為例，2007年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或曰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住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71.6%。另外壹些發達國家，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分別高達70.8%、68.5%、61.9%、66%、58.4%。

　　2. 宏觀稅負占GDP的34％，人均給黨和國家貢獻1萬，錢到哪兒卻了？

　　2010年中國宏觀稅占GDP34%，人均給黨和國定貢獻1萬左右。而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國家平均23%，發達國家平均占30%。我們的稅負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但我們並沒有如發達國家的公民壹樣享受高福利。黨和國家收的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

　　答案是大部分都用來進行政府投資，以及維持龐大行政機構的運轉，這樣黨和國家收再多的錢也不夠用，以致2010年居然出現了6495億元財政赤字。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投資效率都遠低於非政府投資，中國當然不會例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通過政府投資產生了相當多的灰色收入（參國富民窮壹）。福利事業產生不了多少灰色收入，黨和國家自然無積極性在社會福利上過多投入。

　　社會福利是給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給窮人的，其目的是彌補第壹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讓所有國民生活得有尊嚴，增進社會和諧。但目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等使二次分配出現了明顯的逆向調節，即這種較少福利並非是人人平等享受或是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為主的，而是以各級官員為代表的財政供養人員拿了大頭，更多的人沒有享受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國家給的福利。壹次分配的不公加上二次分配的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階層越來越趨於固化。

　　3.個人社會保險繳費負擔世界第壹（公務員除外）據2010年3月10日財新網報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教授研究發現，中國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這壹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 (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

　　白重恩認為，當前的社保繳費費率過高，不但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不利於擴大就業；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

　　白重恩教授計算的是社會保險，而社會保險之外個人負擔的福利支出還有不少，比如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繳存比率為5—20%，個人繳存比例等於或高於單位繳存比例。如此算來，法定福利繳費占工資的比率50—90%。苛稅猛於虎，工薪族的工資又怎麽高得起來呢？

　　相較與普通工薪族，公務員繳費比率是少得多，養老、醫療基本不需要繳，主要支出在於住房公積金。

　　4.中國特色的養老雙軌制

　　養老雙軌制自上世紀90年代初實行並延續至今，企業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公務員（也包括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正式職工）則按照退休前崗位工資高低發給退休金，退休金全部由財政負責。

　　兩相比較：公務員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不繳納養老保險，而企業職工在工作時就要繳養老保險金，這個費用少則幾萬元多則十幾二十萬元；公務員退休後的養老金達退休前工資90%以上，全部由納稅人的錢全數為其買單，而企業職工的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的40%左右。由於退休前公務員平均工資本就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高很多，這樣進壹步擴大的兩者之間的差距。

　　很明顯，這樣的雙軌制是不合理的，公務員有濫用職權中飽私囊之嫌。這壹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既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又是既得利益者，雙重身份存在著利益沖突。深壹層次從體制方面次分析的話，原因主要在於壹黨專制的體制導致官員的權利不是來自人民選舉，故而損害民眾利益時無所顧忌，傷害到自己小集團的些許利益時就拼命維護，或者是暫時退步卻堤內小損堤外大補，這就是所謂改革阻力的真相。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提供的資料，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兩倍多，隨著津補貼改革的到位，差距還將進壹步擴大。到現在二者的差距已到三倍以上，比2006年差距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

　　從國際趨勢來看，全世界大約已有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全民養老制度，其中覆蓋率較高、體系較為成熟的國家，養老保險大都采用統壹制度和全國統籌模式。

　　三.養老保障

　　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本應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但中國的社保制度由於缺乏民主、公平的理念因而人為地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社保待遇的不公平。壹方面是很多實際需要幫助的人群並沒有納入到保障中來導致低收入者老無所依，另壹方面是本就高收入的群體退休之後反而保障更多，這樣的二次分配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進壹步擴大。 美國等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障改革經驗表明，成功的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出臺不僅僅是政府在推行壹項新的措施，而且是經過社會激烈討論、長時間醞釀之後的結果，改革的過程體現了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改革過程也體現了政黨和社會主要利益集團的協商壹致。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的改革是壹種自上而下的推進過程，上層單方面地強行推出改革措施企圖壹步到位，這樣政府與社會互動不夠、協商不足，民眾的參與熱情沒有被激發起來，民眾對於政策的理解度往往較差，改革措施推行就困難。這是體制的問題，不獨養老保障壹途。

　　1.社保基金規模

　　社會保險基金包含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五項社會保險（不含新農保、新農合）。2010年收入合計18823億元，支出合計14819億元，歷年累計結余約2萬億元。老百姓平時領到的養老金、失業保險金以及報銷的醫藥費就是從這部分基金中支付。 社會保障基金由中央財政撥入資金、國有股減持和股權劃撥資產、經國務院批準以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及投資收益所形成的基金。該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統壹使用。到2009年底社會保障基金資產總額為7766億元。 社會保險基金和社會保障基金信息不公開、運作不透明，有效監管特別是社會監管的缺失，是滋生社保基金腐敗、引發社保基金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保違紀違規特點是資金數額巨大，動輒幾千萬、上億，如涉案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上海社保資金被挪用大案，挪用8.9億12年、追回1億元的廣州社保案。

　　2. 中國還有5—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據中新社報道，截至2010年底，全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2.5673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03億，覆蓋面達到24%。我們可以推算，不計財政供養人員7000千余萬和18歲以下的人口3億左右，則中國還有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3. 中國主要的養老保障

　　(1).單位退休金制度

　　從計劃經濟時期延續而來、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享受，在職期間個人無需繳費，財政和單位承擔退休人員的所有退休金，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與退休前本人工資的比例）為90%，根據在職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資上調而提高，還可以享受物價、生活補貼和各項福利待遇。 對於公務員而言，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級之間差別是相當大的。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公務員退休金發放標準過度依賴行政級別，而輕視供職年限，這對基層公務員十分不公平。 公務員、事業單位養老改革是整個養老改革的核心問題。雖然國家早已批準5個省市試點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障改革，但至今無壹動真格。事業單位都改不動，公務員社保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改革必然會損害公務員的利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公務員其改革動力不足是顯見的。

　　(2).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城鎮企業職工、城鎮居民、部分地方的事業單位新進人員參加，由企業或單位與個人共同繳費。經過連續七年的上調，企業退休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方才達到每月1370元，但因上調幅度小，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率（替代率）在40%左右，參考經合組織國家的數據或全球勞工組織的數據屬全球較低水平。而1999年之前中國企業職工養老金的替代率總體維持在75%以上。 替代率的下降意味著企業退休職工養老權益的不斷流失，如果這壹趨勢不扭轉則中國的老年貧困問題或將變得更加嚴重，現有的年輕參保職工可能會預期他們在年老退休時將面臨壹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養老金替代率不斷下降是因為國家收的錢少了嗎？非也。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28%屬全球較高水平，基於學者劉燕斌對2006年跨國資料的分析可以計算出原7國集團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繳費率僅為18.5%。7國中僅有意大利以32.7%高於中國，加拿大、美國分別僅為9.9%和12.4%，日本、法國等也比中國低10個百分點以上。而北歐著名高福利國家瑞典的養老保險費率僅為18.9%，竟然比中國低9%，剛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這壹數字僅為9%，個人和企業分別僅需各負擔4.5%，也僅相當於中國負擔水平的1/3。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國養老金資產占GDP 比例僅為3%，遠低於全球33%的平均水平。

　　(3).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如此。中國農民的問題最主要的是由於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管制導致沒有壹個強力的社團或組織能作代言人，農民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整個社會也比較漠視。新農保的推出有其積極意義，但壹方面它屬於很低層次的保障，另壹方面將農民從基礎保險中單列出來不符合社會公平。新農保推出之前並未在社會上進行大量討論，仍屬於單方面強制推進，新農保的推出看到的也只是眼前的暫時的低效的彌補，它最終會為國家實現大壹統的基礎養老保障又增加壹個新的障礙。

　　(4).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政府即將於2011年7月1日開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力爭2012年基本實現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推出之前沒有與社會進行協商，屬於單方面的強推行為。這樣，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壹樣建立了分別針對公務員、企業職工、普通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四個保障制度，與西方的福利保障重心按收入自下而上相反，中國福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位居於皇冠頂層的永遠是權與利糾纏不清的公務員。

　　(5).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

　　由於企業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障繳費負擔已經很重，政府又沒有為補充養老金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故大多數企業沒有動力建立企業年金。到2008 年底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大約為1911 億元，繳費職工人數僅為1038 萬人，不足勞動力的1%，覆蓋面僅為0.47%。而截止2010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約2600億元，繳費職工人數1300萬人，其中中央企業占據了90%以上企業年金市場。央企基本都屬於壟斷行業，薪酬水平本就較高，這樣進壹步拉大了與非央企部門的收入差距。並且央企屬於全民所有性質，但這樣重大的事卻沒有請求央企的主人（中國人民）批準，有私分國有資產之嫌。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五.最低保障

　　1. 2010年政府用於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GDP的0.268%；最低保障（含五保戶）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24.7億元，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445.0億元，農村五保供養支出98.1億元。此數據包含政府部門偶爾向城鄉困難群眾發放的小額紅包。

　　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2311.1萬，農村居民5228.4萬，得到政府五保救濟農村居民554.9萬。

　　由此可知，截止2010年年底，我國低保受益人口7539.5萬人，最低保障（含五保戶554.9萬人）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政府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1.1%，占GDP的0.268%。

　　2. 2010年低保受益人口城市月補助179元，農村70元，農村是城鎮的37%。

　　2010年城市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為179元；農村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增加為70元。這意味著農村享受低保的人數是城鎮的2.26倍，人均補助額是城鎮的39%。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分類中撫恤費、退役安置費、最低生活保障等較上年的增長率基本均在20%以下，而 “其他用於城鄉醫療救助、民政事務管理等社會服務事業費544.1億元，比上年增長68.6%”，這個增長率非常紮眼。從民政部網站可查知2010年城鄉醫療救助支出152億元較上年增長增長30%，顯然高達“68.6%”的增長主要是民政事務管理大幅增長所致。

　　3.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鎮接近世行赤貧線，農村只有世行赤貧線的1/3稍強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市為月收入251.20元，農村為年收入1404元。前者接近世行赤貧線，後者不到世行赤貧線的壹半。由於實行的是簡單劃線，收入在低保線下的人才可能享受低保，這樣就會導致大量的低保線之外的邊緣人群得不到救濟，而低保對象卻因可能存在多途徑受惠而出現“受益累加”。

　　4.中國低保制度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中國的社會救助還基本停留在以現金發放為主的福利給予階段，其他促進就業政策尚不完善，已造成了部分“養懶人”現象和“福利依賴”傾向。美國經濟政治學者蘇黛瑞實地調查之後認為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把經濟成長的利益分配給因為經濟轉型造成的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向自給自足；中國低保制度雖然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尤其是各種規定讓領取者感到屈辱和痛苦，還有些幹部貪污索賄甚至給自己沒有需要的親友發低保金。

　　蘇黛瑞認為，低保金額過低不敷生活需要也跟不上通貨膨脹，生病看不起病，更糟的是各項變態的規定造成整家人無法奮發向上。例如不能送子女上培訓班、成績好的孩子不能去上重點高中、家中不準買電腦幫助孩子學習、天氣熱也不能裝冷氣、家中也不準買手機連別人送的也不行。蘇黛瑞說：“低保戶任何向上奮鬥的機會都被否決了，好像他們是永遠屬於低階層的會員，反諷的是政府卻要走向現代化，這個制度成為都市現代化的反面標誌”。

　　5.他山之石

　　印度 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津貼，無房的貧困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的建房補助，貧困人口購買糧食可以獲得低價優惠，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給予補貼。印度的小學教育實行免費政策，條件好的邦中學教育也實行免費，學生可以免費得到書本，有些邦的學生還可以得到免費午餐。

　　美國 美國規定凡家庭支出中有1/3用於購買食物的便被視為貧窮家庭，給予社會救助。其社會救助失業救濟、醫療援助以、家庭津貼等制度及多種輔助措施，目的是為了幫助貧困家庭獲得教育培訓和就業的機會，增加其自救發展的能力，所有救助基本不存在城鄉差異。美國社會救助十分重視克服“福利依賴”問題，強調受助者參加工作的重要性。

　　六. 教育支出

　　2010年政府教育支出12450億元，占GDP的3.1%，占財政支出的13.9%，占全口徑財政收入13.5萬億的9.2%。

　　早在1993年國家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要求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紀末達到4%，這個4%為上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壹直沒有實現。

　　中國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壹直沒有超過3.5%。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9%，經濟欠發達國家也達到了4.1%，2/3非洲國家的教育經費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4%。

　　與中國壹樣為人口大國的印度，其2003年的教育投入達到5%。社會主義老朋友古巴早就實行教育和醫療制度免費保障，朝鮮這個靠國際援助過活的國家讀書也不要錢。肯尼亞、馬拉維、萊索托、烏幹達、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等非洲窮國也都實行了小學免費教育。註意他們是真正的全免費教育，學生完全不交書本費、學費和雜費等壹切學習費用。而中國的義務教育需要交書費、雜費、代管費、擇校費（後兩者主要存在於城市中小學）等。

　　中國教育自身問題也很多，比如教育實體化、商業化、官僚化，政治、語文、歷史等人文學科以謊言教育、洗腦教育為指導，不註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公民意識，高考加分存在暗箱操作，教育部直屬大學招生本應全國按省區平等分配名額實際存在嚴重屬地保護等。目前的體制之下，中國的教育很難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而中國的大學要想成為世界性壹流大學純屬癡人說夢。

　　七.兒童保障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兒童是祖國的的希望，兒童是祖國的未來…..說得多動聽，照理說國家對兒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很重視，但現實不是這樣，中國政府在兒童保障這壹塊幾乎是空白。

　　2011年5月31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共同發布《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報告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國0-18歲兒童總數是2.78億人。2010年中國孤兒人數為71.2萬，比2005年增長24%；0-17歲的各類殘疾兒童共504.3萬人；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萬-89.4萬兒童受艾滋病影響。

　　報告建議政府2011年需要優先從兒童大病、殘疾、學前教育三大方面展開制度建設，並測算出600億元即可啟動上述三項兒童福利制度。

　　附篇：其他國家的福利保障

　　來源於《世界各國公民福利介紹》

　　（壹）.瑞典社會福利制度

　　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國家制訂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全球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政府對公民照顧得無微不至。

　　瑞典的所得稅為累進制，收入越高，納稅越多。其中產業工人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5%，職員為40%，收入很高的企業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可達80%。據統計，瑞典年薪最高的壹百多名企業家與工人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比1，經納稅和福利補貼調節後，他們的實際收入差距降為5比1。

　　瑞典住宅制度被列入社會保障制度，政府目標是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壹所足夠寬敞和舒適且環境優美的住所。瑞典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已跨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

　　瑞典的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等。

　　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

　　高稅收、高福利帶來的結果是收入差距較小、社會平等感強，芬蘭、瑞典等北歐均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

　　（二）.法國社會福利制度

　　法國再分配的主要特點是全民享有，包括農民和外國人，越窮享受的福利越多。法國分配制度的公平化是和法國工人階級不斷鬥爭分不開的。

　　法國人共享有400多種福利補貼，孩子從母親受孕後的第五個月起，壹直到他長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這400多種福利中的某項。

　　1. 最低生活保障金

　　享受條件：25歲以上；如不足25歲，則須懷孕或起碼已有壹個孩子需撫養者。申請人的收入不得超過每月保障金發放的標準。這壹金額根據申請者收入而定，如無收入者，則全數發放；有收入者，補足其收入至補助金標準。該補助每三個月審查壹次，因此領取人每三個月要重新申報壹次收入狀況。

　　補助標準：單身生活、無孩子者每月405.62歐元;單身生活有壹個孩子，或壹對夫婦無孩子每月608.43歐元;單身生活有兩個孩子，或壹對夫婦有壹個孩子每月730.12歐元;壹對夫婦有兩個孩子每月851.81歐元;此外，每多加壹個孩子，每月加162.25歐元。

　　2. 幼兒補助

　　享受條件：所有母親從懷孕第五個月起至孩子3歲止可以享受這壹補助。此外懷雙胞胎或多胞胎，也可領取兩份或多份補助。

　　補助標準:156.31歐元/月。

　　3.家長育兒補助

　　享受條件:從有第二個孩子起，如果父母停止或減少自己的工作來照顧孩子的，便可領取這壹補助。有兩個孩子的，其中壹個不到3歲，或是有壹個2歲～16歲的收養孩子；且欲領此補助者至少工作過兩年。領取此補助沒有收入限制。

　　補助標準:如完全停止工作，每月可得484.97歐元;如只打半工，可獲320.67歐元；如工作時間在半工和全工之間，則獲242.51歐元。這壹補助發至最小的孩子滿3歲時為止。

　　4.住房補助

　　享受條件：如果租房付房租，或是買房償付貸款，而收入又低於壹定標準，便可享受這壹補助。住房面積也有規定:每人不少於9平米。

　　補助標準：家庭補助局將根據下列因素來計算：須負擔的孩子與其他人人數，住房所處街區，房租或償還貸款數目的多少，申請者家庭的收入狀況。

　　5.其他，如搬家補助、上學補助、孩子開學補助、雇傭家庭育兒保姆補助等等。

　　在法國，農民每種l公頃農田補貼400歐元(1歐元約合8.9元人民幣)，每養l頭牲畜補貼300歐元，補貼農產品要求符合環保生產標準。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掠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嚴重畸形的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在經濟學上又被稱為不動產。房地產領域本來是壹個半市場、半社會化的領域，中國卻壹步到位地實現了完全的貨幣化和市場化。

　　中國房價的非理性上揚既沒有經濟增長作支撐，更沒有居民收入增加作保證，房價飆升主要在於流動性泛濫，貨幣狂賭的是老百姓無論如何壹定要買房子，價格再高也必須買。

　　房子的天然屬性是居住，沒有任何壹個國家可以靠蓋房子走向繁榮富強。社會發生動蕩的時候，最不值錢的就是房子，當初滿清破敗時，王公貴胄的豪宅府第全都壹錢不值。因為房子就是房子，對國家而言它不具有生產力上的先進性，不代表任何國家競爭力；對老百姓而言，當失去政治標簽的時候它是最累贅、最沒用的資產。把壹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全搭在房子上，輕則說是缺乏進取心和競爭力；重則說，這是在挖這個國家的墳墓，是在摧毀這個國家的未來。

　　壹. 房價上漲與過量信貸、海量供給

　　1. 2009年全國房價平均漲幅21% 據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93713萬平方米，商品房銷售額43995億元，據此推算全國房價平均約為4695元/平方米，較2008年3882元/平方米漲幅接近21%。這壹漲幅是啟動住房制度改革15年來最大的。以深圳為例，據中原地產的相關研究報告，深圳2009年12月商品房均價相比於2009年2月份漲幅高達100.94％，較2008年漲幅為72.4%。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1年《經濟藍皮書》顯示，2009年全國房價漲幅為25%，與上面測算相近。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只上漲微不足道的1.5%，這個謊編實在拙漏，被眾多網友所置疑。

　　2. 2010年70城市房價平均漲幅為9.99%，40家房企的銷售額超過百億元 2010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0.43億平方米，銷售金額52478.72億元（GDP占比13.2%），據此推算全國房價平均為5031元/平方米，較2008年漲幅7.16%。2010年全年70城市房價平均漲幅為9.99%，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平均漲幅13.67%。

　　據《2010年度中國房地產企業住宅銷售排行榜》顯示，全年近40家房地產企業的銷售額超過百億元，較2008年增加27家。

　　3. 2010年房地產業信貸額2.17萬億元，占信貸總額接1／4以上 2009年新增貸款9.7萬億中，其中4萬多億流進房地產，占比40%以上。

　　2010年由於銀根收緊和地產調控的影響，進入房地產的人信貸資金有所減少，但比例仍然較大。據央行和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顯示，2010年信貸總額接近8萬億元，而在開發商資金構成中，國內貸款12540億元，個人按揭貸款9211億元。這意味著2010年新增貸款中用於房地產業的信貸資金高達2.17萬億元，占比1／4以上。

　　資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哪個行業賺錢資本就會像潮水般湧去。但潮水般湧去的資本，必然吹大那個行業的泡沫。對於房地產而言，過量的信貸是導致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

　　4.海量供給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 2009年末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60.6萬億，較上年增幅達27.7％；而2010年繼續狂印鈔票， M2余額為72.6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9.7%。中國經濟的本質是瘋狂，體現在貨幣上就是發行的瘋狂。中國政府無節制的印刷鈔票的結果導致中國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並進而直接推高了房價。

　　其它國家印刷鈔票要國會批準，壹般每年增幅只有3%左右，如我國這般濫印鈔票的國家絕無僅有。比如美國在次貨危機的時多印了5%的鈔票，就已經招致批評，而我國呢？

　　導致房價上漲的原因還有：地方財政過度依賴房地產業；長期負利率情況下，對通貨膨脹的擔憂和房價上漲的預期使大量投資客進入樓市炒房；城市化帶來的住房需求和土地資源稀缺導致的供需矛盾等等。

　　二.土地財政 1.土地招拍掛 土地不是壹般的商品，向群眾提供價廉的住房是政府應盡的責任。但是中國采用的是市場和商品的壹般規律，即把土地當作商品，完全用價高來決定土地的命運。

　　土地招拍掛——預售——銷售——三級市場，這壹系列的制度設計都是模仿香港。但香港之所以選擇這種體制是英國人殖民的需要，是為了在100年內最大限度地掠奪香港人民的財富才想出來的辦法。因此，香港模式是掠奪型房地產開發模式。把這種掠奪型的開發模式原樣照搬到中國這樣的主權國家，就必然導致了黨和政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權利與資本的合盟形成了對國人財富的掠奪，從而產生了深刻的社會矛盾。

　　香港模式的問題在20多年後已經暴露得比較明顯：土地的招拍掛導致了大規模囤地和炒地的現象；預售體制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樓花，成了瘋狂炒樓最便捷的通道；銷售也是沿用香港售樓處體制，脫離了監管，導致信息、政策、法律均不透明。

　　在政府部門壟斷土地供應的情況下，現行的土地招拍掛屬於供給壟斷和需求競爭型，這種市場模式必然造成需求方的惡性競爭，導致地價只漲不降和不斷暴漲。由於土地收入全部歸地方財政，地方政府也樂觀其成，造成地價屢屢沖高，即使在國家出臺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拳後，地王仍頻頻出現，出現了面粉比面包貴的奇特現象。這樣，必然會通過比較效應帶動周圍房價上漲。

　　2.土地財政 土地出讓金不屬於預算內財政收入，主要歸屬地方政府。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總收入1.4239萬億元，較上年增長42.3%。2010年中國土地出讓金為2.9397萬億元，較上年增幅106%，相當於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72.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壹份調研報告顯示，在壹些地方，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

　　房地產可以拉動建材、水泥、家用電器、玻璃、窗簾、紡織品、衛生潔具等60 多個相關產業，已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房地產業投資少、收益高、見效快，是快速提高GDP的壹個法寶，因地方政府對其情有獨鐘。

　　地方政府是高地價的幕後推手，也是巨額土地出讓金的最終受益者。政府熱衷於賣地，提升土地出讓收入，壹方面推動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績，另壹方面也增加了財政收入，使地方政府的手頭更加寬裕。

　　高傲的地價成全了土地財政的盆滿缽溢，卻成了剝蝕民生幸福的壹把利器。如果非要容忍土地財政的話，就必須將其納入財政預算，明確與民生相關的公共服務支出項目和所占比例，並對土地出讓收益使用和分配應實行公示制，接受人民監督。而不能再讓這部分預算外收入用在買公車、蓋高樓、大吃大喝、遊山玩水，或者揣進個人腰包。

　　4.地價房價比 土地獲取時的樓面地價水平與房屋開盤銷售時房價的比值，即為地價房價比。

　　2010年3月國土資源部城市地價動態監測分析組公布了2009年全國重點監測城市相同市場時點的居住用地的地價房價比，全國均值為31.29％。報告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等長三角城市較高，超過40%。西南地區的成都、昆明等，地價房價比也接近40%。

　　2011年3月國土部下屬的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發布報告顯示，2010年全國重點城市居住用地地價與2009年相比增長12.69%。2010年重點城市基於相同市場時點的居住用地的地價房價比，均值為34.07%。廈門、長春、福州、寧波的居住用地地價房價比在50%以上。

　　4. 70年產權　　　 國外的土地產權形式90％以上為永久業權、世代相傳；中國的土地產權實行的是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土地使用權屬於購房者，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普通住宅的土地使用年限為70年，商業用地使用年限50年，土地使用期滿後收歸國有，地上建築物仍屬於業主所有。如再次申請土地使用權，則應該根據當時的地價水平，補繳土地出讓金。

　　中國目前采用的70年產權的土地制度主要效法於香港，但香港之所以制定這種制度，是因為香港有壹個99年租借期，當時香港施行這種制度是英國人希望把幾十年的土地出讓金壹次性收回。故70年產權制是建立在殖民統治基礎上產生的特殊法規。照搬香港經驗的結果，就是使中國政府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地主。

　　中國的房屋目前平均壽命25—30年（有強拆因素），由於偷工減料的普遍存在，未來很容易出現產權在而物業亡的現象。目前中國因房屋土地使用年限問題給購房者造成經濟損失的現實個案還比較鮮見。無論是購房者還是整個房地產業，對產權期限將會導致的潛在危機還沒有引起重視。

　　5.圈地運動 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做房地產生意，西方國家沒有，蘇聯、東歐、朝鮮、古巴等曾經或現存的共產黨國家都沒有。而象中國這樣利用行政權力進行暴力強拆、導致血案頻頻發生更是舉世罕見。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 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政令不斷以相對低廉價格征地，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剝奪農民耕地使用權，甚至強拆農民住房，然後再以相對較高的價格出租土地使用權給資本集團，這就是中國式圈地運動。

　　中國圈地運動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城市化建設的推動；GDP作為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考察指標之壹；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出讓；廣泛存在的腐敗等。

　　據有關部門前些年在北京地區的調查，壹畝耕地轉為商業用地後假如最終在市場中的售價為100萬元的話，農民得到的補償只有5萬元，這意味著土地出讓收入的95%左右為政府的純利。

　　馬克思說過，資本家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可以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踐踏人間壹切法律，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敢冒上絞刑架的危險。中國土地出讓的暴利必然使得政府與開發商合謀想方設法的圈地，強拆血案屢屢發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00年後的歷史教科書上將會出現這樣壹段話——21世紀上半葉，中國新興的官僚階級和貴族通過暴力把居民從土地上趕走，拆掉他們的房子，把強占的土地圈占起來，蓋成房產出售。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房吃人”，史稱“中國圈地運動”。

　　這是權貴集團的罪惡，中華民族的磨難。

　　三.剛性需求和房價收入比 1. 剛性需求 住房的剛性需求，就是說無論價格漲至如何程度，對住房仍有巨大需求。中國最大的剛性需求群體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工作幾年後因為成家立業需要壹個新房。每年有600萬大學畢業生，但中國的大中城市給他們提供的就業崗位不足200萬。在這200萬人中，真正有支付能力不多，而更多是沒有支付能力的。對於農民工群體而言，他們基本被逼出了大中城市市場。目前這麽昂貴的房子沒有幾個農民工能夠買，而真正先富起來的農民，也早巳在城市有了住宅。其他群體也基本不具備城市高房價的支付能力。

　　當然，部分沒有支付能力的人也可能擁有城市住房，前提是窮盡兩代以上的積蓄或是中獎500萬。

　　從中國的國情來看24～35歲為買房的高峰年齡，而計劃生育從1977年後開始全面推行，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由此看來，2012年以後，中國24～35歲年齡段的人將開始大幅減少，對住宅的剛性需求的人數也就會相應大幅減少。

　　2.房價收入比 房價收入是衡量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指標，指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即壹個家庭幾年的收入可以買壹套房。按照國際慣例，房價收入比在3～6之間為合理區間。超過6的時候，就會被公認為屬於房地產泡沫地區；當房價收入比超過7以後，就會被公認為國際房價最難承受地區。

　　歐美等發達國家公民用3—6年家庭收入所買到的住房，人均面積上要比我們人均30平方米的小康水平要大得多。拿美國來說，壹般戶均在220平方米左右，相當於人均擁有住70平方米左右。而且他們所計算的面積都是實實在在的使用面積，走廊、閣樓和陽臺等都不在計算之列。

　　2006年初韓國國土研究院經過對上萬的家庭調查研究，韓國首爾地區需要將總收入存7.7年才能購買住宅，地方大城市為3.8年，中小城市為2.6年。

　　從美國歷年來的房價收入比來看，美國的房價收入比壹直在2.7-5.2之間，2007年底為4.9。據國際不動產代理商戈登·羅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顯示：美國人在大城市買房需要時間不太長，邁阿密需要4年，紐約需要5.7年，洛杉磯需要5.9年。

　　相比於國外，中國的房價收入比不是壹般的高。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12月7日發布經濟藍皮書指出，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房價比達8.3倍，大大超出合理的承受範圍；2009年農民工的房價收入比為22.08倍，而對於農民的城鎮房價收入比則為29.44倍。藍皮書特別強調，中國85%的家庭沒有購買住宅的能力。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地區差異極大。據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的研究，2010年包括經濟適用房在內的房價收入比排名前五位的為北京17.44、深圳15.62、上海15.45、杭州14.65、廈門12.75；除去經濟適用住房後的房價收入比上海為23.75、杭州為22.62、北京為20.69。需說明的是，楊紅旭用的是統計部門的城鎮居民收入數字，忽略極少數人擁有絕大多數財富從而導致大多數人的收入“被增長”這壹現狀，沒有考慮農民和農民工，也沒考慮房貸等費用，故測算出來的數字較實際情況是偏低的。

　　四.空置率 1.空置房及其形成原因 空置房官方定義是指房屋竣工壹年之後沒有實現銷售的房子，這個定義過於狹隘，主要考慮的是金融風險,既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利於對市場真實狀況的分析。

　　目前普遍看法是不區分房屋的新舊，只要超過壹定時限沒有確定新的使用者時都可被視為空置房。這種定義接近於國際慣例，更符合市場真實狀況。房屋過高的空置率不僅僅浪費資源，還隱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隱患。

　　造成空置房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1.投資而非自住，業主持有兩套以上物業，非自住物業無法順利出租、出售而空置下來；2.房產商在售項目經過壹年的銷售仍未售出形成空置；3.房屋因經濟糾紛被法院查封或凍結而形成的空置.4.開發商悟盤惜售。上述因素中，投資客的投機是推高了房價的重要推手，要降低房價必須拿他們開刀。

　　2.空置房主要囤積在貪官、炒房客和房地產商手中 普通百姓買不起房子，大量房子囤積在貪官、炒房客和房產商手中，房子脫離了其本身的居住功能，變成了和股票壹樣投資投機性工具。

　　中國黨政官員權力來自上級任命，只要不得罪他的上壹級領導，在權錢交易中基本上就可以有恃無恐。而壹般官員無法將財產轉移出境，那麽多的錢存在銀行裏現在只有傻瓜才會幹，因此將現金轉移到不動產上是最好的渠道，房地產就成了很多官員洗錢的最好工具。下面是已經被爆光的部分貪官所擁有的房產情況，更多的貪官還逍遙於法外。

　　郝鵬俊 原山西蒲縣煤炭局長 房產36套 文 強 原重慶司法局局長 房產16套 羅亞平 原遼寧省撫順市國土局順城分局局長 房產22套 黃艷蘭 原廣西桂林地區物資發展總公司副經理 房產55套 陶校興 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壹副局長 房產29套 陶建國 原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規劃建設處處長 房產29套 楊光亮 原茂名市常務副市長 財產超過1.3億元其中房產16套 殷國元 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 房產30套 陳洪剛 重慶市市公安局交警總隊 房產29套 康慧軍 原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 房產16套 許邁永 杭州市副市長 著名的許三多（錢多、房多、女人多）。媒體報道許擁有25套房子，檢方的指控材料為涉案房產8套。 ……官員購買房產相當於在回籠灰色收入，付出成本較低，有很多甚至是別人白送。與他們相比，炒房客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資本加上貨款，炒高房價進行牟利。據南方周末報道，2009年4月在天津召開的壹個內部會議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給與會人士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北京出現了壹個人名下77套房的事情，而且全部用的銀行貸款；上海的例子更誇張，壹個人買了364套。2004年揭露的上海姚康達事件中，工商銀行向“姚康達”發放了7141萬元房貸用於炒作128套住房。而機械制圖師李金東在深圳曾囤房69套資產上億，但在2008年深圳房地產下跌時，面對各大銀行每個月30多萬的還貸壓力，只好全部轉讓而成為住農民房的民工。

　　在市場銷售火爆的情況下，開發商普遍都會采取悟盤惜售的辦法借機漲價，這已是行業公開的秘密。

　　3.空置率　　 在國外，空置房是指房屋壹年沒有投入使用，處在待出租或出售的狀態。空置率多以包括待租待售在內的全部空置房屋除以全部存量房屋而得出，也稱空房率，是衡量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指標。以美國為例，2001年全國住宅1.2148億套，平均每2.25人擁有壹套住房，空置期壹年以上的住房為1091.6萬套，空置率為9%。

　　房地產市場有壹定量的空置面積十分正常。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間為合理區；空置率在10%-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空置率在20%以上為商品房嚴重積壓區。

　　央視2010曾報道，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表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這表明全國有高達6540萬套空置房，可供2.6億人居住。隨後國家電網表示並未發布此數據，但6540萬這個缺乏權威來源的調查結果依然引起了持續不斷的波瀾。

　　據《第壹財經日報》2010年8月報道，有四類房產空置率高達40%左右：郊區的高檔住房、投資性住房、商住兩用樓房和無產權房。

　　2011年3月8日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全國人大安徽團發言時介紹，國家信息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現在空閒房的存量至少有3000萬套以上。程富恩主張對其應強制租售。

　　這麽多空置房沒人居住，它們大多不會去裝修，也不會去購買家電和日常生活用品，甚至常年都沒有水和電的消費，它能帶動內需嗎?能拉動經濟嗎?

　　大量的空置住宅浪費了資源，成為投機炒作、囤房炒作、哄擡房價的籌碼，而資源的錯配導致中國經濟結構的嚴重扭曲，影響了國民的正常消費和經濟的健康運行。

　　4.國外對空置房的處置及中國的借鑒意義 要擠掉房地產泡沫最重要的舉措應當是解決空置住宅的問題，發達國家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向空置房開戰。荷蘭法律允許人們入住空置壹年以上的空房，而空房業主也願意在政府的協調下無償提供這些住房。瑞典為了遏制空置房數量上升的趨勢，政府甚至將無人居住的住房推倒。通過這些措施，荷蘭和瑞典成為歐盟國家中房屋空置率最低的兩個國家，均不超過2％。

　　在法國的部分城市中，房屋空置的第壹年業主必須繳納房屋市值10%的罰金，第二年為12.5%，第三年則為15%，以此類推。英國制定法律，允許新購第二套住房的產權持有者有兩年的免稅時間，供他們決定兩套住房中的壹套作為第壹住房，而後對另壹套住房則要繳納兩到三倍的家庭稅。

　　美國亞特蘭大的租房者不僅不用付房租，還能因為租住在偏遠地區的房子而得到補償。在該城市甚至還有業主出錢讓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空置而面臨的處罰。美國的克利夫蘭和巴爾的摩等城市與瑞典壹樣，也將空置房推倒，這也是針對這壹全球性問題出臺的最嚴厲措施。

　　歐美國家尤其法國和英國關於空置住宅的措施對中國有重大借鑒意義。中國的國情是人口眾多，全國人民都在城市裏有房住的話，至少需要4億套，如按目前的投機炒作模式，至少需要6億套才夠，中國的資源環境能否承受？住房適度商品化是正常的，但根據中國的國情，住房應該是特殊商品，必須將炒房客完全驅逐出這個市場。但現在中國的政策是鼓勵炒作，體現在時緊時松的二套房、三套房貸款，持有多套房產的炒房客不用交稅，預售體制等。

　　要想控制房價就有必要制定特別法案，對空置壹年以上的住宅進行制度重建。可對住宅空置壹年以上的業主征收每年房款10%以上的財產稅，無房人在政府協調下有權居住；或是對擁有多套房產的家庭給予壹定的免稅期（壹至兩年），超過這個時間仍未對多余的房產處置則每年按房款的5%以上、逐年遞增征收物業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抑制市場的投機炒作，解決目前住宅資源錯配問題，減少食利階層對租房的大學畢業生、農民工的盤剝。

　　五.租售比 租售比也是衡量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指標，指每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月租金與每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房價之間的比值，也可用每個月的月租與房屋總價的比值衡量。國際標準通常為1：200到1：300，超過1：300意味著房產投資價值相對變小，房產泡沫已經顯現。

　　有關數據顯示，北京地區房屋租售比自2004年以來就壹直高於國際警戒線水平。2005年基本維持在1：335左右。2008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租售比首次突破1：400，而2010年該指標已經接近1：600，部分地區已經達到1：700或更高。這意味著出租壹套商品房至少要過50年才能收回成本，這樣的房產還有什麽投資價值？

　　對比壹下美國，從1989年到2007年間，美國的租售比大體上是上升的，但直到2007年，美國的租售比不到300:1，在合理的區間內。

　　六.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為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標準、限定價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構成。中國的保障性住房總量不足，且申請和發放過程弄虛作假、失職瀆職現象屢見不鮮。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人員提供的經濟適用房只有當地房價的幾分之壹甚至十分之壹，在已經明確停止福利分房之後，這些應屬於私分國有資產的行為。

　　目前大多數城市出臺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政策，保障的對象多限定在城市低保範圍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戶，而這只是城市住房困難群體中很小的壹部分。大批既買不起商品房又不夠條件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中低收入的居民，被限制在門檻以外，成為“夾芯層”，這是中低收入群體買房難的主要原因。

　　看看國外的情況。美國住宅大約有85%是經濟適用房，是所有美國公民都可以享受的，其最大的開發商的主營業務收入也是開發經濟適用房。美國的經濟適用房土地溢價率在10％～30％。也就是說，滿了壹定的年限經濟適用房可以上市交易，壹般能讓業主賺取10％～30％的收益。而新加坡的經濟適用房5年後才能上市交易，政府保證上市交易能讓業主獲得40％以上的收益。

　　美國、新加玻等所有這些社會保障住宅體制很健全的國家法制同樣嚴明，以詐騙手段獲得經濟適用房的案例極少，也不會產生壹個家庭有兩套經濟適用房的現象，更不可能出現官越大越有權利享受經濟適用房，並且是享受超大面積的經濟適用房這種荒唐事。

　　七.賣掉北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2010年北京市土地出讓收入達1641億元，成交土地面積為 2061萬平方米，以此計算北京市土地均價近8000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國土面積為16410.54平方公裏，假如將北京市土地全部變現，當前北京土地總市值高達130萬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美國GDP總量預計為14.5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95萬億元，這意味著用北京的地價買下美國可謂綽綽有余。

　　據世聯地產數據，2010年上海土地收入接近1500億元人民幣，成交土地面積近1400萬平方米，平均地價高達10700元/平方米。上海國土面積 6340.5平方公裏，假如能將上海市土地全部變現，當前上海市土地總市值高達68億元人民幣。

　　而在2009年全球GDP排名前六名中，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的GDP總量分別為28.7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189萬億元，而當前僅京滬兩地的土地市場之和高達199萬億元。很顯然，賣掉京滬兩地的土地就可以“買下”當前世界上最發達的五個國家。（據《中國經濟周刊》）買下美國無疑是壹個具有較高娛樂價值的黑色幽默。但北京地價能富可敵美國卻在驗證壹個令人憂慮的現實：中國投資和消費對房地產依賴太大，房地產業已經綁架了中國經濟，即使能順利挺過2011年，未來難逃崩盤厄運。畢竟，在壹個85％的家庭沒有能力購買住宅的國家，未來的房地產只能淪為壹場令人絕望的投機洗錢遊戲。

　　截至目前沒有任何壹個經濟體單純依靠房地產能讓經濟蓬勃發展。即使房地產曾讓某些國家獲得好處，但都是短暫的好處換來了長久的疼痛。過去50多年，世界上大體經歷了30多次的房地產泡沫，最終都是以回歸原形收場的。無論是美國、日本、迪拜、澳大利亞，還是中國的香港和海南。

　　從1955年到1990年這35年——和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時間相當，日本實際平均GDP的增長率是12.1％。從泡沫經濟崩潰的1991年到2009年，這段時間就是日本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在這20年裏面，日本名義GDP增長的平均值才達到0.4％。

　　前日本央行副行長武藤敏郎曾經分析說：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濟滯脹的第壹個因素是生產設備過剩，在泡沫經濟最鼎盛的時候，有很多企業為了將來擴大再生產大量地投資，購買新的設備，到了經濟沒有這個需求的時候，生產設備出現大量的過剩；第二因素還是過剩雇傭的過剩，在泡沫經濟的時候企業勢頭很猛，雇了很多的員工，到了泡沫經濟破滅就顯得人滿為患；第三個仍然是過剩，泡沫經濟巔峰時，企業向銀行借了很多錢，由於主要以房地產做擔保，而房地產經過泡沫經濟以後價格大幅下跌，導致金融機構手裏有大量壞賬或不良債權。

　　現今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何其相像。不同的是：日本推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保障基本民生，為擴大內需打下良好基礎，中國在此方面欠賬太多；而從產業層面，日本制造處於世界產業鏈的中上遊，中國則處於中下遊。

　　八.三明治陷阱 三明治陷阱，即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銷售價格不斷下跌的雙向擠壓下，實體企業利潤(中間層)迅速變薄，企業為了維系生存、維系收益，被迫將大量資本投向房地產、投向股市，以至整個國家經濟迅速泡沫化。泡沫作為壹種財富幻覺終有醒來的壹天，泡沫破滅之日就是向實體經濟復歸之時。

　　中國房價趕日超美、房地產業持續火爆的背後，是中國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差。當壹個家庭為了買幢房子安家，除了衣食住行必需的支出外其余全還了房貸，這樣的情況下拉動內需也就必然淪為空話。而隨著貿易摩擦的增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勞動力成本增加等因素，更使實體經濟利潤越來越低，以至大量資本被迫湧向房地產從而進壹步加速房地產泡沫化。比如2010年公布的浙江省百強民營企業排行榜中，除娃哈哈、華立、吉利等近30家沒有涉足房地產開發外，其余70余家企業均染指房地產開發。

　　十年之前，我們還能看到海爾、長虹這樣的民族工業足以挑起中國制造業的大梁，但是如今我們已經難以找到壹家能夠引以為傲的大而強的企業了。

　　九.房價調控政策 在國外，當房價快速上漲的時候，政府會進行及時、有效的房地產調控，比如限制貸款、提高買房貸款利率、收高額的物業稅和限制高價房的開發等。

　　在號稱要讓老百姓們買得起房的中國，由於政府是房地產開發的最大得利者，政府既想保持房價穩定以保障既得利益，又要房地產肩負起拉動G D P增長重任，兩難選擇的結果就是每次調控只做表面文章，不會過多觸及導致房地產價格虛高的主要因素如土地出讓、貨幣投放、囤房囤地等。而地方政府主要牟利渠道是賣地，對房地產調控很容易出現暗中對抗的情況。這樣情況下，中國的房地產調控效果自然極其有限。

　　中國或明或暗的腐敗官員是房地產市場特殊的食利者，他們對房價的失控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手中大多擁有多套房子，擁有多套房的官員肯定不願意房價下跌，因為房價漲得越快，他們的財富也就增長得越快，反之亦然。因此，指望他們去認真落實調控房價措施，無異於與虎謀皮。

　　物價飛漲薪水貶值

　　壹.中國商品價格堪比美國

　　據《中國青年報》2011年6月報導，知名財經評論人士時寒冰2010年到美國旅行，特意對中美物價的差別進行了半個月的走訪對比，對比結果讓他大吃壹驚：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務比如理發，或涉及知識產權比如圖書音像外，美國商品的價格普遍低於國內，即便中國制造的商品，也常常比中國便宜50%以上。網上類似這種中美物價比較的很多，結果是大多數的結論是中國物價已經趕上並超過美國。當然這種比較沒有考慮產品質量，比如在美國不用擔心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溝油之類，也沒有考慮中國人均收入還不到美國的1/30這壹差距。

　　自1990年到2000年，美國幾乎實現“零通脹”，而從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壹直在2%上下浮動。換言之，在經濟高速發展，個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時，“低通脹”也始終相伴左右。而中國近30年來，中國經歷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輪通脹，通脹高峰CPI的漲幅分別為18%、21.9%、8.7%和當前的6.5%，這意味著中國居民的貨幣購買力在不斷下降。

　　導致很多商品中國比美國價格貴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貨幣超發、高稅負、高流通費用。

　　1.貨幣超發

　　長期以來中國以低估人民幣推動出口，產生巨額外匯順差，以致外匯儲備年年攀高。為了維持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央行以基礎貨幣增發來對沖外匯儲備的增加，從而大大增加了貨幣流通量，市場貨幣流動性泛濫，加劇通脹，推高了物價。參後述內容。

　　2.高稅負

　　國內商品價格被推高的另壹主要原因在於，藏在商品裏由消費者買單的稅負。在中國現行的稅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稅收來自於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剩下不足30%的稅收來自於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收入環節。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哪國制造,只要流入中國就將背負上這些處於流轉環節的間接稅。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那麽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 15國300元。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在目前中國商場裏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妝品中，會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以及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地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又比如壹塊在內地售價為2700元的瑞士進口手表，將包含17%的增值稅392元，30%的消費稅623元，11%的關稅267元，政府稅收對國外制造最終價格的貢獻也將近6成。

　　在現行的財政政策下，政府才是GDP持續增長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財政收入8.3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21.3％，財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2.06倍，而2011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5687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2%。財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3.25倍。事實上，財政收入增長遠高於同期GDP增長，已是多年來的慣例。

　　3.高流通費用

　　中國制造的產品要在國內壹路承擔重重收費甚至罰款。統計數據顯示，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美國紐約只需1.5元，而從上海運到貴州卻需要6—8元。

　　商品進入超市、商場後還要面臨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以及無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費用。這樣層層搜刮的結果就是中國商品越來越貴。

　　二.通貨膨脹

　　1.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指壹個經濟體物價水平在某壹時期內呈連續性地以相當的幅度上漲的狀態，它意味著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下降，即貨幣在國內市場貶值。通貨膨脹具再分配之性質，但分配方向不利於窮人。正如凱恩斯所說：“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壹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

　　對於通貨膨脹最廣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論是：通貨膨脹導因於貨幣供給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即貨幣供給量多於需求量。穩定的小幅度通貨膨脹壹般會被認為對經濟有益，其中壹個原因是某些價格難以重新談判降價，特別是對薪資與合約而言更是如此。

　　新凱恩斯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有三種主要的形式：需求拉動通脹，發生於因GDP所產生的高需求與低失業；成本推動通脹，發生於油價突然提高時；固有型通貨膨脹，因合理預期所引起，通常與物價/薪資螺旋有關。這三型的通貨膨脹可隨時合並解釋現行的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對於民眾而言肯定是物價高企的大壞事，但對於財政增收而言卻是有益的因素，這和房價越高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得越多完全是壹個道理。物價上漲會帶動以現價計算的相關稅收增長，2011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漲5.4%，PPI 同比上漲7%，上半年財政收入也大幅增長，同比增速為31.2%，是同期GDP增速的3.25倍。

　　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過快上漲，民眾生活廣受負面影響，但政府財政收入反而會因此得利，於是在通脹背景下，政府愈富、民生愈艱成為客觀事實。既然政府反而能從通脹中獲取更多稅收，控制通脹必然會“投鼠忌器”。所謂調控不力主要就是因為政府利益參與其中，土地政策如此，財政政策亦如此。

　　相對而言，低收入人群的支出當中通常食品支出比例會相對較高，而食品恰恰是所有消費品分類當中波動最大、上漲最快的，故低收入者對物價的敏感程度會明顯大於高收入者。而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則增加了對物價敏感的家庭數量。此外，通脹往往伴隨資產價格的上升，而高收入者因擁有較多資產往往是受益者，因此其對通脹敏感性相對更弱了。因而，通貨膨脹真正利益受損的還是廣大低收入群體。

　　2.中國通貨膨脹測算

　　（1）. 按官方公布的CPI計算，1978年至2009年總共增長了5.7倍世界各國壹般用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來反映通貨膨脹的程度。官方公布的CPI漲幅相當溫和，累積 1978年到2009年歷年官方公布的CPI，31年間中國CPI總共增長了5.7倍。1978年全國平均月工資是51元，按CPI漲幅換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當年的51元可以養活壹家人，而現在的290元只能喝西北風，可見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對於壹個能統計出2009年度房價增長率僅僅1.5%（偏差14倍以上，參國富民窮五）的國家統計局，給不出真實的CPI再正常不過。

　　（2）. 按基本物價計算，1978年至今貨幣貶值了58倍，年CPI高達14%南方基金高級研究員萬曉西根據食品、醫療、衣服、交通、煙酒和居住六大類單品價格1978年與今天的增長情況，估算出1978年全國平均月工資51元的購買力大概與今天北京3000元相當。這意味著人民幣30年貶值了58倍，換算成通貨膨脹率的話高達每年14%，比GDP增長率還高。這種算法當然是有缺陷的，原因在於物價的比較只考慮了1978年能買到的商品。但如僅僅是購買食品、醫療、居住等基本物資，則花費的代價大致將是1978年的58倍。

　　（3）. 按黃金價格計算，1979年至今平均每年CPI高達10.8%黃金價格從1979年11月的12.5元/克增長到2010年11月的297元/克，漲了23.76倍，平均每年漲價10.8%。

　　（4）. 萬元戶的變遷

　　八十年代萬元戶就是富翁，到現在誰家裏如果只有壹萬元，跟赤貧也沒大區別了。無論手裏拿的是存款、保險、債券或者是基金，只要是錢，在超過10%的通脹面前其價值都會被迅速地縮水。

　　3.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CPI是反映壹定時期內城鄉居民所購買的生活消費品價格和服務項目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也是重要的是宏觀經濟分析和決策的指標。簡單地說，CPI是指購買具有代表性的壹組商品，在今天要比過去某壹時間多花費多少。壹般認為，當CPI增幅＞3%時稱為通貨膨脹，而當CPI＞5%的增幅時，就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CPI穩定、就業充分及GDP增長往往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近幾年來歐美國家GDP增長壹直在2%左右波動，CPI也同樣在0%～3%的範圍內變化。

　　中國CPI構成上有相當多的缺陷，導致CPI指數與居民的真實感受有相當的距離。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憲容指出，目前中國居民的消費品與消費結構來看，居民最大的消費應該是居住類消費、教育及醫療消費。但是，就CPI統計指數中這幾類居民最大的消費不僅所占權重低，而且其基數小，甚至許多價格上漲快的消費品根本就沒有統計，這也直接導致了我國CPI的變化與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壓力變化並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壹致性。

　　現行CPI構成上的缺陷有以下幾點：

　　（1）.食品類在CPI中所占權重過高

　　2011年中國CPI中食品類所占權重為31.79%，經合組織國家2010年為12.54%（中位數），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在20%左右。

　　在食品類占CPI權重較高的條件下，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對CPI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為了使CPI保持相對低位，同時為了保障城鎮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響，中國在抑制CPI高漲時采取的政策措施首先是從食品類商品著手，打壓農產品價格。這樣做的結果是進壹步拉大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同時由於農民收入減少從而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食品類占CPI權重較高可能導致對宏觀經濟走勢做出錯誤的判斷。2007年，由於豬肉、雞蛋等農產品價格上升引致CPI高位運行，中國先後10次上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6次提高了存貸款基準利率，但就CPI漲幅而言，這些措施似乎並無多少效果，同時由於政策的滯後效應，這些政策還為我國2008年經濟埋下了很多隱患。2009年，中國貨幣投放出現天量增長，但由於食品類價格穩中有降，CPI壹直低位，從而忽視了過度放貸的影響。進入2011年後中國的CPI高位運行，於是貨幣政策又進行新的壹個輪回。

　　（2）.購房價格未納入CPI

　　中國的CPI指數構成上居住類所占權重壹直較輕，經過數輪調整後2011年的權重為17.82%，但購房價格並不被計入CPI，故房價快速上漲CPI反應也不會太大。

　　按照發達國家的國際慣例，購房屬於投資行為而非消費行為，故不應計入消費物價指數。但前提是在成熟經濟中，購房與租房的比例相對比較穩定，租賃價格與房價之比（即租售比）也不會偏離太大，房價就可以“虛擬租金”的形式體現。另外，在發達國家CPI構成中，盡管不把購房納入消費物價指數，但和居住相關的費用在整個消費物價指數中的權重很高。以美國為例，2010年美國CPI的居住類權重最大，為36.72%。其中“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 （居民若沒有自有住房而另租同等條件住房所支付的等值租金）在整個CPI中的權重為25.21%。

　　和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加上諸多體制性缺陷，老百姓的購房需求遠大於其他國家，如果完全采用成熟市場的規制將房價排斥在CPI之外，物價指數必然遠離老百姓的真實感受。房價上漲將削弱老百姓的購買力，但CPI又無法反映房價漲跌的影響，這是導致低估包括CPI在內的物價水平、誤導決策的首要原因之壹。

　　2010下半年後開始出現的物價上漲，根源就在於近幾年來國內房價的快速上漲，食品價格快速上漲只是這輪價格上漲的最後壹端。發改委不去約談地產商、地方政府、銀行、兩桶油，而是去約談飲料商、奶企、食用油廠商等，或是豬價漲高了才去視察豬宅，這顯然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3）. 能源價格未計入CPI

　　2010年經合組織國家CPI構成比上能源價格所占權重較高，中位數為8．74%，而在中國，能源價格並未納入CPI考核，故油價再高CPI反應都不會太大。隨著購買轎車的居民越來越多，隨著化石能源的不斷枯竭，中國有必要將能源價格計入CPI。

　　三.貨幣超發

　　1. M2增速

　　“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這是貨幣學派創始人弗裏德曼的壹句經典名言。按照貨幣學基本原理，壹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1元的貨幣供應則視為超發。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市場化改革等原因，資源商品化過程加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高於經濟發展GDP增長也是合理的，但過高的貨幣供給卻極易帶來通脹。

　　據統計，2010年中國GDP為39.79萬億元，是1978年的109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余額（即M2余額，廣義貨幣=流通中現金+銀行活定期存款+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10年底的72.6萬億元，為845倍。

　　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M2余額為13.5萬億元，超發了4.6萬億元，而到了2010年，我國GDP總量為39.79萬億元，M2余額為72.6萬億元，超發貨幣32.81萬億元。

　　2010年中國M2余額額與GDP規模的比例已達182%，而2009年美國為61％，日本、韓國也只在100%左右。

　　貨幣超發是通貨膨脹的首要原因，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制定了嚴格的法律法規，以嚴格控制和管理貨幣增速，很少有M2增速超過GDP增速的3％的現象。美國國會立法規定，M2的上限為5％，這個規定沒有對應GDP增速，因為美國國民並不關心GDP這個數據。美聯儲的這個目標是硬性的，美聯儲主席和美國總統都無權超越。相比之下，中國在M2增速上隨意性較大，2009年M2增速高達27.7%，這是天方夜譚的事，偏偏就在中國出現。之所以這麽隨意，與中國的中央銀行為內閣部門而不具備獨立性有關，也與黨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涉有關。

　　過去的十年，中國的M2增速基本上都在16％以上，遠遠高於GDP增幅。中國M2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商業銀行放貸多、結匯量大所致。貨幣過度增長帶來的是人民幣在國內市場的貶值和資產價格的瘋漲。由於存款利息遠低於貨幣貶值的速度，而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將錢存銀行外並無太多投資的門路，加之其掌握的可供保值與增值的資產較少，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受貨幣貶值的影響最大。

　　2.M2余額世界第壹

　　截至2009年底，中國M2余額為60.6萬億人民幣，按當年末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計算，折合8.94萬億美元，而同期美國M2余額為8.5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在2009年已經成功地超過了美國。但在GDP方面，2009年美國卻是中國的2.8倍。

　　到2010年8月底，中國M2余額已超出美國18％，而當年中國的GDP只是美國的40%。

　　截至2011年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78.08萬億元，同比增速15.9%，遠超同期9.6%的GDP增速。按照現在的進度，兩年後中國M2余額將跨過百萬億元大關，三年後中國的M2余額將是美國的2倍，同時也是自身GDP的2倍。到那時，中國政府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國M2余額趕上美國用了數百年（？）時間，而M2余額與美國持平到增長為美國的2倍，中國只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這是世界最大的奇跡。

　　3.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或經濟體的貨幣當局持有並可隨時兌換他國貨幣的資產，包括現鈔、黃金、國外有價證券等，通常以美元計算。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於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有重要的影響。

　　外匯儲備余額常被誤為是經濟力的重要指標，但發行強勢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並不需要太多外匯儲備，因其貨幣可在國際外匯市場中流通；反而壹些貨幣不在國際間流通的發展中國家，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或政治上的需要需要握有大量外匯儲備，以因應國際市場及政治形勢的波動。此外，壹個國家或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多寡，也受其貨幣政策的影響：實施固定匯率或聯系匯率的國家或經濟體，通常需要握有較充裕的外匯儲備以穩定匯率。

　　中國外匯儲備從2002年的2684億美元壹路攀升，截至2011年6月為止，累積達3197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達30%以上。當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有60%以上用於收購美國國債和其它各種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

　　中國外匯儲備長期處於世界第壹，而通過美元貶值，近年來中國平均年損失在2000億美元以上。

　　外匯儲備前10位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億美元(最後更新) 1 中國 $ 31975 (2011年6月) 2 日本 $ 11096 (2010年9月)歐洲聯盟 $ 7260 (2010年8月) 3 俄羅斯 $ 5250 (2011年4月) 4 臺灣 $ 4000 (2011年4月) 5 印度 $ 2877 (2010年9月) 6 韓國 $ 2852 (2010年9月) 7 巴西 $ 2695 (2010年12月) 8 香港 $ 2661 (2010年9月) 9 新加坡 $ 2147 (2010年9月) 10 德國 $ 1840 (2010年9月)4.外匯占款

　　2002年末中國的外匯占款為2.21萬億元，而截止2011年6月末外匯占款余額達24.67萬億元，為2002年的11倍。

　　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其在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2010年，中國增加了448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年末匯價，全年就有2.96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 面對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占款之外，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

　　但對沖也是有成本的。《第壹財經日報》記者徐以升通過查詢公開資料後計算發現，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成本累計規模為10830.6 億元。該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支出組成：央行發行央票的利息支出，利息規模為7436.5億元，其中已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據完成利息支付6117億元；存款準備金率由2003年的6%上調到2010年末的18.5%發生的利息支出，按準備金凍結資金的6%是對沖外匯占款測算，利息逐月計算累加為3394.1億元。因央行通過正回購等其他工具回籠市場流動性而支出的成本並未納入測算，故10830.6億元這壹對沖成本較實際可能稍有低估。

　　對沖成本的承擔機制目前不明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斌張斌則認為，央行承擔對沖成本，壹是通過發貨幣，也就是用鑄幣稅承擔；二是通過發新債來償還利息，但發債最終也還是要靠未來的鑄幣稅償還，或是財政資金償還。

　　四.出口退稅

　　1. 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出口退稅 是指對於出口商品，不僅在出口環節不征稅，還要退還該商品在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已負擔的稅款，以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增強產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擴大出口創匯。目前，中國出口商品實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通過出口退稅，讓銷售到國外的商品價格降低，而生產廠家還能有利潤，這實質上使國外消費者得到了中國的財政補貼。正因對外國消費者的財政補貼，和對國內消費者的層層剝皮，才有美國商場的中國商品比在中國賣得便宜的事。

　　中國經常將出口退稅作為壹種宏觀調控工具頻繁使用，使得稅收失去其嚴肅性。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先後七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涉及的商品稅號超過8000個(次)，其中已有1971個稅號商品實現了出口全額退稅。2010年中國出口總額15779億美元，出口退稅共計7327億元，比上年多退 841億元，按年末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1：6.62計算，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2.出口退稅的問題和弊端

　　出口退稅政策對鼓勵外貿出口以及優化經濟結構方面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近些年來，現行的出口退稅制度在實踐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弊端，已超過了該項政策所能帶來的益處。

　　（1）. 通過出口退稅，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大多人為的降低了5—17%，加之企業用惡性的價格競爭以爭奪客戶，結果遭到相關國家反傾銷和特保案懲罰。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反傾銷案都是針對中國企業的，而這些反傾銷案從未針對未享受退稅的中國商品。

　　（2）.中國現行征稅機關與退稅機關是分設的，監管不力、內外勾結使騙稅現象非常嚴重，並導致大量的出口轉內銷。2011年7月爆光的達芬奇事件即是如此。

　　（3）.近年來中國每年國際貿易順差1800億美元以上，外匯儲備超過了3.1萬億美元，這使得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國家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異常困難。

　　（4）.中國商品低價出口建立在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血腥剝削基礎之上，同時是以廉價出賣國家資源，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具有不可持續性。而出口退稅政策等於是政府鼓勵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5）.過高的出口退稅率，使很多出口企業片面依靠政策的扶持，以低價產品打開國際市場。既然這樣的生產方式有利可圖，企業何必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風險很大的創新？這就使很多企業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6）.出口退稅刺激出口，增大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央行放出基礎貨幣進行對沖，貨幣供應量加大，而基礎貨幣投放又以乘數效應擴大廣義貨幣供給，從而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助長國內價格上升。

　　（7）. 2010年中國的出口貨物退稅達到創紀錄的7327億元，比2010年各級政府用於醫療衛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之和7103億元還高。補貼外國消費者很大方，對國內的民生投入卻很扣門，這是典型的寧贈外邦，不與家奴的表現。

　　3.出口退稅的接軌與國情

　　中國官方常說出口退稅是國際慣例，但實際上，實行增值稅的51個主要國家中，有31個國家采用了免、抵、退這壹出口退稅方法，還有20個國家未實行出口退稅。所以是否實行出口退稅還是要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

　　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出口退稅的方式，並且不違反WTO的原則，中國實行出口退稅依據也在於此，美其名曰為與國際接軌。但發達國家已是後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多為高附加值產品，且發達國家的薪資高，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實行出口退稅有與中低收入國家在人力成本上進行適度拉平的作用。而中國還在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以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由於現行的工會是資方和政府的傀儡，加之政府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故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不到10%，實行出口退稅實際上是補助了資方和外國消費者。

　　中國在出口退稅上與國際接軌，但卻不在工人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上去與國際接軌，不在給予工人自組工會權、罷工權上與國際接軌。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在工人工資上講國情，在工人權利上講國情，在應否實行出口退稅上卻很少談國情。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般來說，貧富差距是人類的正常現象，因為人的能力不同，獲得財富的多寡自然就會不壹樣。強求絕對財富均等的“大鍋飯”主義已被證明是災難，而北歐國家走“均貧富”的福利社會主義也容易造成經濟滯緩。所以貧富差距的壹個關鍵在於，這個差距是怎麽造成的——是比較合理的自由競爭的結果，還是人為制度造成的弊端。另外壹個關鍵是如何消除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社會鴻溝。 歐美發達國家有民主憲政、法制體系和福利制度三大原則來保障民眾意誌對各項社會政策的最終決策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占社會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從而把貧富分化控制在允許的、合理的範圍內，以便實現最大限度的、相對的社會公平。

　　在今天的中國，除了可以看到驚人的貧富差距之外，還可以看到因為缺乏社會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層社會”形成，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未被利益集團吸納的知識分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從而組成了龐大而復雜的底層社會，並且這個底層社會正在逐漸走向剛性化。

　　壹.社會財富畸形集中

　　1. 0.04%的中國人擁有25%的國民可投資資產 招商銀行及貝恩公司2011年4月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0 年中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62 萬億人民幣，其中可投資資產1 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士達50 萬人，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 萬億人民幣。 所謂可投資資產是指私人財富中剔除自住房產和流動性較差資產後的資產。按此報告推算，50萬名千萬富毫占中國人口比例為0.04%，他們擁有的可投資資產約占全國的25%。 2. 1%的富裕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財政部科研所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只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這壹狀況在不斷深化與加重之中。 報告還顯示：近60%接受調研的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以上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另有幾乎壹半人正在考慮投資移民。 據世界銀行2009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貧富收入差別達到將近1:13。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3.中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65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人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我國隱性收入總計有9.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 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額是5.4萬億元人民幣。 王小魯等人據此推算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家庭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分別是13.9萬元和5350元，差距是26倍，而按國家統計數據計算只有9倍。全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萬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兩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統計數據計算只有23倍。 4. 基尼系數0.497（2007年）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貧富差距的壹個重要分析指標。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蕩；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壹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開始越過0.4的警戒線， 2004年超過了0.465，此後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國內的基尼系數。 中國社科院2007年《中國社會藍皮書》報告稱，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如果以財產分配作計算，全國城鄉居民人均財產分配的基尼系數保守測算達到了0.653。而據中國人民大學的有關調查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61。 從國際上看，聯合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的150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超過10個，中國是其中的壹個。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國外，其他國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壹些獨裁專制國家。

　　二.收入差距

　　1.身份不同，工資差異巨大 國家統計局2011年5月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20759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7147元，是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1.78倍。 在城鎮私營單位中，2010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信息、計算機和軟件業的31226元，該行業在城鎮非私營單位中的平均工資排名第二，為66598元，因身份的差異導致非私營單位是私營單位的2.13倍。而私營單位中平均工資最高與非私營單位中平均工資最高（金融業，平均年工資80772元）相比而言，後者是前者的2.58倍。 非私營單位中，央企待遇較為優厚。2010年8月19 日，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壹場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題報告會上透露，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薪)5.4萬。這相當於私營單位就業人員2010年平均工資的2.6倍。 2. 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從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而2005年時最高是最低7.78倍。可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 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3.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城市藍皮書指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左右。而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按統計局的數字進行簡單計算可得，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是農村的3.2倍，絕對差額達1.3萬元。 需註意的是，城鄉收入差距的計算忽略了城鎮居民的房產等資產增值所帶來的隱形收益。 4. 72%中國工薪收入者月薪在2000元以下 2011年6月30日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王建凡表示，個人所得稅減除費用標準（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後，工薪收入者的納稅面由目前的約28%下降到約7.7%，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由此可知：中國個人所得稅針對的是工薪收入者，全國總數約3億人；其中月薪3500元以上約0.24億人，2000以下約2.16億人（占比72%）。顯然，中國大多數工薪收入者薪資確實很低，而工薪收入者之外普通人群其薪資狀況則更不容樂觀。 5. 大多數工薪收入者無力達到城鎮居民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水平，節衣縮食是必須的 2011年4月25日，中國人大網發布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條文及草案說明》指出，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0年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為1123元/月，按平均每壹就業者負擔1.93人計算，城鎮就業者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為2167元/月。這意味著大多數工薪收入者難以達到消費性支出平均負擔水平，為了避免入不敷出，只有節衣縮食。 6.壟斷的電訊價格 2011年1月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大學三方聯合組成的“移動通訊與中國社會”課題組發布的調查顯示，手機資費已占到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萬元的手機人口中，這壹比例達到了10.31%。而2011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電訊管理局公布的壹項電訊價格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壹個上海居民每月要繳納408港元才能享受到壹個香港居民交納60港元獲得的移動通信服務。這意味著上海的手機資費水平相當於香港的6.8倍。 2011年07月28日，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等部門聯合發布的2011年中國信息化藍皮書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國使用寬帶的網民達到4.57億人，不過中國的平均下行速率僅1.8Mbps，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10。另外我國寬帶的市場競爭不夠充分，資費比較高，平均每Mbps接入速率費用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至4倍，而且網絡質量不令人滿意。

　　三.向富人征稅

　　中國的富人主要包括兩類人，壹部分是官員，壹部分是和官員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商人。 中國官員之所以是富人，原因就在於法律規定中國的財富主要是國家所有。由於中國尚未民主化，國家所有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官員所有，官員自然而然在法律上就變成了龐大國有資產實際上的主人。 中國的很多法律也在維護國有財產的超強地位，包括對銀行、電信、煙草、鐵路等眾多行業進行壟斷經營，也包括《刑法》用非法經營罪防止民眾染指官辦壟斷行業。而國有企業所賺取的超額利潤，實際上大都為官員們所支配和享有，與普通民眾並無關系。 由於中國官員極其強勢的地位，商人通常只能依附於官員才能發家致富，甚至是才能生存，同時，官家子弟經商想不發財都難。這樣導致中國財富極大程度上流向官員及其家庭成員，而和官府勾結的商人也大發橫財，賴昌星、周正毅、黃光裕等商人就是這樣的典型。 中國人普遍對富人反感。主要因為中國的很多富豪是靠巧取豪奪，甚至官商勾結而暴富的；尤其是官員和其親友等更是直接利用特權和制度弊端把國家財產變成己有，以至有西方學者稱中國經濟是“盜竊經濟”。中國人的仇富，更多是反特權、反非法手段致富。 中國的富人最擔心的是怕均貧富，所以紛紛為自己找後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移民海外。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等國都是富人最想移民的國家，有的富人不移民也想法搞個外國綠卡，以便有個風吹草動，便可把異國他鄉當故土。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裏，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而頻繁出現在福布斯（或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並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可以這樣說，中國的稅收制度在拉大貧富差距方面功勞甚大。 1. 所得稅 指國家對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在壹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征收的壹類稅收，屬於對社會財富的增量課稅。進入19世紀以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開征了所得稅，並逐漸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主體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本來作用是削富濟貧，但中國現行政策導致工薪階層的工資性收入成為了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而富人群體並不依賴工薪收入，其隱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難於征收，從而得到少征或免征。因而，中國個稅作用成了殺中（產）濟政（府）。 2010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4837億元，占財政收入比重的5.8%，占宏觀稅負（以14萬億計算）的比重為3.4%。 附：美國的個人所得稅 稅收是美國政府調節收入差距的最重要手段，美國已建立了個人所得稅為主，輔之以遺產與贈與稅、物業稅、暴利稅等稅種在內的壹攬子稅收調節體系。 在美國，個人所得稅是政府的最大收入來源，每年約占聯邦政府收入的45%左右。從2000年至2009年，聯邦政府收取的個人所得稅每年不低於7000億美元，最高時達到 1.1萬億美元。 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壹般以家庭為單位按年度來征收。從嚴格意義上說，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是沒有起點的，只要有收入的人都要報稅，但因為有退稅機制，所以很多家庭報稅的結果是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的。 聯邦政府收取個人所得稅壹個重要的特點是它的退稅機制，退稅主要是為低收入家庭謀福利。2009年美國有47%的家庭（大多數屬於中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退稅，他們不僅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且還可以得到政府的退錢。 2008年，美國納稅人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約為1.1萬億美元，而收入最高1%的人（約140萬人）所繳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政府所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總額38.02%，收入最高50%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所收個人所得稅的97.30%，而余下50%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所收個人所得稅的比例還不到3%。 美國個人所得稅家庭申報比起中國的代扣代繳復雜得多，征稅面也比中國廣得多，按理需要相當多的稅務人員，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只有10萬稅務官管理13519萬納稅人，平均每人管理1352個納稅人。而據國稅總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國稅系統共有幹部職工58.06萬人，加上同樣龐大的地稅系統，中國稅務幹部保守估計有100萬，管理2400萬納稅人，平均每名幹部管理24個納稅人。如此意味著美國的征稅效率是中國的58倍！如以征稅金額計算則比例更為驚人。 2.財產稅 財產稅是對社會財富的存量進行征稅。它通常不是課自當年創造的價值，而是課自往年度創造價值的各種積累形式，主要包括物業稅、財產稅、遺產和贈與稅等。 遺產和贈與稅在體現鼓勵勤勞致富、反對不勞而富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設立遺產和贈與稅能夠防止巨額財富的代際轉移，防止階層固化，從而提供壹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故是世界各國通用的稅種。我國雖然列入了立法計劃，但至今尚未開征。 物業稅又稱不動產稅，是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稅收，主要是針對土地、房屋等不動產，要求其所有者每年都要繳納壹定稅款，而應繳納的稅值會隨著不動產市場價值的升高而提高。物業稅的征稅對象壹般是持有多套房的多產壹族，對普通家庭並無影響。開征物業稅，投資性購房者的持房成本就會增加，從而抑制房地產投機，促使房價回歸理性。中國的物業稅務還停留在爭論階段，短期看不到開征的跡象。 歐美國家普遍開征不動產稅即物業稅，比如美國的不動產稅就是州以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動產稅率不同，大約平均1%到3%。 3.流轉稅 流轉稅是以商品生產、流通環節的流轉額或者數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營業額為征稅對象的壹類稅收。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73210.79億元，其中，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進出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等流轉稅合計占比達66.7%。 流轉稅是直接向經營者征收的，但最終絕大部分都會轉嫁給消費者，從而成為助推物價上漲的重要力量。又由於流轉稅會轉嫁給消費者，實際上等於是不區分貧富地向國人征稅，中低收入家庭因收入少會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而富人的稅負則相對得到減輕。 中國的稅制設計決定了富人的稅負很輕，而窮人的稅負則相對較重。因此中國應降低流轉稅的稅率，擴大個人所得稅征稅面，開征物業稅、遺產和贈與稅。與此同時，也必須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稅收用途公示制度，讓老百姓稅收是否是在利國利民。

　　四. 中國貧困線

　　物質的貧困可以用相對和絕對兩種指標衡量，絕對的指標包括為了維持生存而必須的基本食品、住房和服務，達到這壹目標可以被看作是消除了貧窮。如果按照相對指標，則貧窮難以被消除，因為在任何壹個社會，總有人生活水平不及他人。 貧困線標準與政府扶貧責任的承擔預期密不可分，國家願意並可能承擔更多的扶貧責任，則貧困線標準定得越高，反之則貧困線標準越低。提高貧困線的本質，其實就是要強化政府的扶貧責任。 1. 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1274元 中國貧困線標準的制定長期依據每人每天攝入熱量2100大卡路裏來推算。1985年首次測算貧困線時，食品消費占到60%；而在1997年調整時，食品開支比例高達85%。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1274元，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人。中國計劃在2011年將貧困標準上調到人均純收入1500元，但目前仍在研究中。 1274元意味在大城市也許只能訂壹桌酒席或買壹件衣服或買壹部手機…..在糧價日益走高的今天，中國所定的貧困線標準僅夠貧困家庭糊口。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沈雯所說：中國貧困線仍只是壹條保障吃飯權的貧困線，過低的貧困線讓過億國民人為被脫貧。 2.中國的貧困線標準調整遠遠落後於GDP增長 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10年這壹標準為1274元，25年來增長6.3倍；而在此期間，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9.7萬億元，增長51倍。貧困線標準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 3.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國的標準相當於世行標準的40% 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國的習慣是按收入考察，按現今的匯率年收入3000元左右），它是以2005年全球最貧窮的10至20個國家為依據所得出的平均值，線下為絕對貧困人口。該線適用於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2009年4月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貧困線標準在被世界銀行的抽樣調查的75個國家中最低，排在中國之前的包括印度、老撾、越南等國家。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上調為1274元，按匯價計算相當於世界銀行貧窮線的40%稍強。 4.中國有1.5億人收入未達到壹天壹美元的舊世行貧困線標準 2005年世界銀行直接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按當年美元購買力平價，中國仍然有2.54億人口每天的花費少於新的國際貧困線。 而2010年8月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稱，中國有1.5億人收入未達到壹天壹美元的舊世行貧困線標準（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所采用）。 2011年8月3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指出，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約有5000萬人，是目前低保標準和受保人數的2倍左右。並且這壹數字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 5. 國際貧困標準是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中國目前的貧困線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 經合組織（基本由發達國家組成，目前34個員國）在1976年通過對其成員國社會救助標準大規模調查後提出來的國際貧困標準是，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線。這是壹個相對貧困標準，被國際社會廣泛運用，線下為相對貧困人口。但事實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貧困線都只占本國或本地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30—40%，如美國、日本、加拿大、臺灣等。 中國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而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比例接近1：1。由此可知年收入1274元的中國貧困線標準只相當於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21%，相當於全國平均收入的10%，與國際貧困標準相去甚遠。　 五. 國強民弱 1.國強民弱 （1）.中國61家公司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民營企業僅有兩家 2011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我國有61家公司進入排行榜。這61家公司多在石化、電力、金融、鋼鐵、電信、交通運輸等領域，去年總收入2890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47.8%。而這其中，只有深圳華為公司和江蘇沙鋼集團兩家是民營企業，其余均是國有企業，且它們多屬於壟斷或半壟斷性集團。 （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之和還比不上央企中移動、中石油的凈利總和 2010年8月，工商聯公布了“2010中國民營企業500家”榜單。工商聯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500家最大民營企業的利潤加起來還不如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2家央企的凈利總和，而這500強企業中，有308家來自制造企業。 （3）.民營企業解決了85%的社會就業,國有企業只解決了8.2%的社會就業，而2010年新增貸款卻85%貸給了國企。另有統計數據顯示，在天量信貸的2009年，民營企業僅獲得當年上半年新增信貸的8.2%。進入2011年，因通脹的壓力導致國家收緊銀根，國企因有政府關照加上資產雄厚而影響不大，受影響最大的必然是中小民營企業，浙江、廣東等地中小民營企業頻現倒閉潮即與此有很大關系。 2.央企高管年薪 2008年中央企業負責人平均年薪達60萬，這並不包括壹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如三公消費，還有可能的灰色收入。 2009年上市央企高管團隊平均年薪31.3萬，比民營企業高管高61%，較地方國企高管高出37.3%。這裏同樣不包括三公消費、灰色收入等。 3.央企紅利 2008年後國企結束了13年不繳紅利的歷史，目前對央企實行的是5%-15%的紅利征繳率。最高15%的上繳比例偏低，且金融等行業上繳比例現在仍為0。 2011年2月，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說，2010年中央企業利潤總額11315億元，歸屬於母公司凈利潤5621億元，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國企紅利）測算值大約是６00億元出頭。按此測算，2010年央企紅利上交比例為10%稍強。 而央企上繳的這600多億元紅利中，調入公共預算的40億紅利和補充社保基金50億紅利可視為民生支出，其余主要用在央企自身的增資擴股、技術創新、節能減排、海外投資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這也就意味著2010年度央企紅利用於純民生支出的比例僅為15%左右，將近9成又返還給了企業。 亞洲開發銀行在《2010亞洲發展展望更新》壹文中建議，中國應通過再分配將國有企業利潤更多地用於社會開支。據亞行統計，目前中國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開支僅相當於GDP的6%，而發達國家的這壹比重高達28%。 4.國外的國企管理 中國高薪行業大多屬於央企，這和國際慣例恰恰相反。歐美國家的高薪均在私營企業，公務員和政府註資企業其職工工資都明顯低於私企。 歐美國家的國企數量並不多，在對國企的監管中，強大的力量來自於議會。議會通過立法，確定國有企業的經營範圍甚至包括市場準入和銷售領域等。議會隨時審查國有企業的運行情況，並可相應地做出重大決策，包括撤銷、兼並和出售某壹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也由同級議會任命。 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後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於這個水平。比如法國國有企業需將凈利潤的50%上繳給國家；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稅後利潤達70%至80%。 國企的運作應是透明化的，既然主人是全民，全民就有權知道企業的運作。美國、英國、瑞典、芬蘭等國家政府要求，國有企業不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財務報告制度，企業的財務報告都要通過網站等方式按期向社會公開，接受全社會的監督。

黨國資本主義概論 中國社會的股份制改革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股份制改造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其形式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 軌，其實質則是對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對各種利益關系重新調節。在這壹利益重 新配置的過程中，權力的市場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導致中國的改革呈現壹 個相當明顯的特點：當代資本原始積累從開始進行到基本結束，總共只用了將 近20 年時間（1978-90年代中後期）。其時間之短暫，積累速度之快，積累財富 數量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稱絕無僅有。

　　從原始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幾代富翁的身份以及致富方式來看，至今為止中國 已有三代身份迥異的富翁：第壹代是被中國傳統就業體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於 地主富農等 「黑五類」家庭、或本人是勞改釋放犯等。這些人為生計所迫，在不 得已的情況下幹起了當時為社會所輕視的「個體戶」；第二代則是80年代中、前 期 「下海」的科技知識分子與技術工人，這些人主要是憑借自己的壹技之長，投 身於市場競爭；第三代富翁則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ii]以後「下海」 者。這類人當中有不少是與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者，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員。 他們「下海」的時間雖晚於前兩代富翁，但由於他們能憑借權力資本，瓜分「價 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僅1988年，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 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故其資本原始積累能夠加速度進行。

　　第三代富翁的財產規模之大，積累速度之快，均非前兩代富翁所能企及。筆 者曾親耳聽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鳴得間地將此現象總結為：第壹代富翁是「半 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則是「半人半神」－－所謂 「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賺錢不花力氣且數量巨大，頗有瞧 不起第壹代、第二代之意－－到1991年以後，這些人又憑借權力和已積累起來的 資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開發區圈地運動」，在席卷中國的「股票熱」和 「房地產熱」中，以世界罕見的速度積累了巨額財富。也就是在這批以官商結合 為致富訣竅的 「政商」出來以後，中國社會才出現了這樣壹首重新劃分富人等級 的民謠：「萬元戶是貧困戶，十萬元戶剛起步，幾十萬元馬馬虎虎，百萬元戶才 算數，千萬元戶是真富。」剖析「股份制改造」（包括中國股市）和「圈地運動」的特點，最能看出中 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本質。

　　壹、奏折派經濟學家的悲哀：淮桔成織

　　80 年代中後期，中國國有企業再也無法掩飾虧損累累的破敗相，而壹度被視 為解困良方的「承包責任制」[iii]，又使企業無法建立自我約束機制，產生了許 多難以克服的短期化行為，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壹大渠道。壹些苦苦尋求救世良 策的「奏折派」經濟學家們終於發現股份制可以做為拯救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良 方，於是先是論證股份制只是現代企業的壹種組織形式，並不存在「姓社姓資」 的社會屬性問題，以正朝野視聽；繼而進壹步提出了將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制公 司的種種具體構想。比較有趣的是，就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經濟學家們爭論方酣 之際，中國的沿海地區已開始實施這壹構想，深圳、上海等地先後推出多家公司 的股票上市，後來席卷中國達數年之久的「股份制改造」運動至此算是拉開了序 幕。

　　在這場長達數年的理論準備中，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視這壹 現實，即西方國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國當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動機之間，存在 著壹個根本性的差別：西方國家僅僅是將股份制作為籌集社會資金的壹種手段， 而中國政府和理論界則將其視為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壹大法寶。在他們眼裏， 股份制發源地作為主要因素加以考慮的融資功能，反而被視為較次要的壹個方面 －－有意思的是，這壹融資功能倒是被眾多的企業經營者敏銳地註意到，並加以 充分利用。到了 90年代中期以後也被中國政府濫用做為從股市上「圈錢」的主要 手段，當然這是後話－－按照這些經濟學家的構想，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 造」可以達到這樣的期望值：企業的產權歸股東所有，整個企業的經營發展與財 務分配均在廣大股東監管之下；企業經理既要對上（董事會）負責，也要對下（ 職工）負責；企業的效益主要通過市場來評價，因為職工通過持有公司股票這壹 形式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自然而然要加強對公司經營者的監管，這就可以迫使 企業「建立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機制」，從根本上增強了企業活力，並根據市場 需要調整投資方向。他們樂觀地預言：經過「股份制改造」的企業，國有企業的 所有弊端必將消失。

　　最初的試驗小心翼翼地在幾個大膽的企業裏進行，社會的反應也比較冷淡， 深圳市發展銀行的股票最初是采取在政府工作人員中攤派的方式才勉強發行完。 直到 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壹批百萬富翁乃至千萬富翁後，許多人 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機。在壹片狂熱中，整個社會很少有人去探究發展銀行、 金田、原野、萬科等第壹批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獲得效益，註意的只是市 場上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各地壹大批當權者受到啟發，競相爭搞「股份制改 造」運動，認為這樣既可以回避二級市場的風險，最低限度亦可以撈壹大把在當 時的情況下只賺不賠的「原始股票」。至於被列為「改造對象」的國有企業是否 能「改造」，以及被「改造」後如何運作，當然都不是這批吃「阿公」（公有制） 飯的官員和「企業家」們所要考慮的。在這種利益動機的驅使下，從1991年下半 年起，中國進入「股份制改造」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 持下，所謂「內部股票」壹時泛濫成災，各地的股份制企業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 速度增長。如江蘇省在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這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擁有各類 「股份制企業」200余家，[1] 湖北在1992年初還只有股份制企業23家，到1993 年初就達133家。[2] 新疆、山東、福建等數省因利用「股份制改造」名目違章向 社會集資而受到處理。[3] 在這場發行股票的狂潮中，廣東、海南為各省之冠， 據壹份調查材料的不完全估計，廣東省僅1992年通過發行「內部股」籌集到的資 金就多達100多億元。至於到底有多少企業已經「股份化」，連政府部門都難以確 切掌握。[4] 四川曾壹度出現了壹個以樂山為中心、遍及綿陽、德陽、自貢等市 的內部股票非法交易市場。珠海曾以炒「內部股」聞名遐邇，並將深圳及廣東珠 江三角洲壹帶的遊資吸引過去。至1993年10月末，中國已有各類「股份制」企業 3,800多家，以後還在增加。這種官方指稱為「非規範化」的「股份制改造」運動， 為今後埋下了許多隱患：

　　－－大多數股份制企業只是「翻牌公司」，並未從低效運轉的狀態中解脫出 來。據有關部門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時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總的狀況是 「三分天下」：三分之壹明虧，三分之壹暗虧，三分之壹盈利。這些國營企業搞 所謂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並非是為了「重塑企業機制」，而在於通過發 行股票籌集資金解決困難或藉此撈壹把。不少企業在清產核資時串通會計師事務 所，在資產總額、資本利潤率、資金利潤率、經營業績等項目上弄虛作假。[5] 據壹份材料說，由於政府領導的出面幹預，廣東壹些股份制企業資產評估嚴重失 真，佛山市就有壹家企業評估資產總值超出實際所有的4倍多。[6] 這類企業在 「改造」後往往就是換壹塊牌子，人馬依舊，機制未變，唯壹使人感到「耳目壹 新」的是在公司簡介中有了壹張模仿國外現代股份制企業的「組織結構圖」。這 些企業用國家的資金經營多年，其投資效益如此之差，又怎能保證它們在「股份 制改造」之後，用股民的錢就能創造高效益？從後來的實踐看，不少企業經過 「股份制改造」之後，經營狀況並未好轉，效益也沒有提高，但是為了強化對股 東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紅」，每年倒貼14-16％的股息給個人股東和法 人股，[7] 深圳中X股份有限公司是壹家在市場上頗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 連年虧損。當總公司領導班子作出決定，規定凡連續虧損三年以上的公司經理在 審計工作結束後就地免職，其屬下的二級公司除兩家和別人合營的公司之外，全 資子公司的經理全部提出辭職。私下裏有經理對其好友說：留下來也沒有太大的 油水，自己已有實力去幹，沒必要受免職之辱。有壹些公司在「改造」成「內部 股份公司」幾年以後，因公司經營管理不善，股票遲遲不能上市，股東嘖有煩言。 公司因股票購買者多是得罪不起的「關系戶」和本公司員工，便又將股票款悉數 退回給股東。[8] 珠海市當年狂炒「內部股」，不少人被套牢，且多年得不到任 何分紅，股民們多方上告，珠海市不得不在1995年12月發出通知，對發行內部股 票和集資券的公司進行清理。[9] 象這類低效益企業在「內部股份制」公司裏絕 非少數，凡有這類「內部股份公司」的地方，當地政府都要花費氣力解決其遺留 問題。

　　－－「企業的主人」即股東們既未成為企業真正意義上的 「主人」，關心的 也不是企業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場上轉手之後可獲得的差價。「企業的最高權 力機構」股東大會除了在制定分紅方案時起點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選舉企業董事 會成員方面，事實上並未享有應有的權力。不少公司的股東大會還未召開，董事 會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會成員往往由公司原經營班子和幾個有關政府部門官員 組成，董事長、總經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門還沿襲以往 對原來國有企業的管理模式，對股份制公司選舉的董事、董事長隨意指派、調離。 [10] 這就造成了董事會和經營班子合二而壹、經營者就是監督者的格局，所謂 「監督作用」純屬子虛烏有。在「股份制改造」的發源地廣東省，不少企業反映， 由於董事長和總經理常由壹人兼任，更兼監事會成員基本上都是本企業的職工， 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頂頭上司，實際上並不能參與、了解決策過程，形同 虛設。在許多股份制企業中，企業制度並沒有什麽創新。除了上市公司有壹份說 明公司資產狀況的「招股說明書」和壹年壹度的「財務報告」之類的材料之外， 絕大多數「內部股份制」公司都沒有「資產負債表」和「財務報告」之類的東西 提供給股東。這種情況在內地尤其突出。不少股東其實既不了解公司過去數年的 經營業績，又不了解公司事實上的主營收入。「企業效益」最多成為股東們在股 市上的「炒做題材」，因為沒有幾個股東（包括兼具股東和職工雙重身份的人） 想長期持有股票，成為「主人」。

　　「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和實踐後果相差如此之大，中國的改革史上於是又 多了壹筆淮桔成織的記載。壹些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高官，也認為這種大規 模的、「不規範的」股份制改造，不僅會使中國的企業改革失去轉換經營機制的 「最後壹張王牌」，[11] 而且還「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最終會導致整個股份制 改革、證券市場乃至市場經濟的發展走壹段很大的彎路。[12]

　　不幸的是，中國股市的現狀證明了上述擔心並非多余。

　　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股份制改造為什麽「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與實踐後果相差如此之大，還會有如此之多 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熱衷於這種「改革」呢？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各地政府和 企業的掌權者把「股份制改造」變成了壹次對國有資產的大瓜分。

　　在股份制改造活動中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的尋租活動，其根本原因在於：在由 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在資源逐漸市場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 保持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和管制，使權力能以市場化的形式全面參予分配。這些尋 租活動由於沒有任何有效的制度進行約束，各種利益集團只要進行各種活動，就 可以獲得巨大利益。這類尋租活動存在於價格雙軌制、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 以及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等壹切經濟活動中，本章談到的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的典 型例證。

　　本來，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中壹種成功的組織形式，中國選擇它作為產權 改革的突破口也無可厚非。但關鍵在於遊弋於權力經濟中的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們， 成功地利用了這壹次機會，在「改革」的旗幟下，戲劇性地將權力參予分配這壹 套「尋租」的老把戲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規模，使得「股份制改造」變成了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壹次大規模的免費午餐。

　　參悟出用「股份制」這種形式蠶食國有資產，並非始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 開始的「股份制改造」運動。早在80年代初大批中外合資公司建立之時，就已經 有了壹批「先知先覺者」有效地利用了這壹形式，開始為自己進行資本原始積累。 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外合資合作辦企業的過程中，中方負責人對國有資產不評 估，或者低估，從而使中方資產所占比例下降，國有資產權益受損。這樣做的好 處是中方負責人可以暗中吃「乾股」，由外商每年從名下利潤中抽出壹部份悄悄 送給中方負責人。這種做法在沿海壹帶已是公開的「秘密」，後來也被內地效法。 據統計，截至1992年為止，在全國8,550多家參與中外合資的企業當中，有 5，00 0多家企業未經評估就與外商合資，損失達460億元。[13]

　　從80年代開始至今，通過股份制對國企改制再到股市圈錢，成為中國部分經 濟精英「蠶蛹化蝶」的壹種典型致富途徑，下面3個發生於不同時期的事例，可以 勾勒出這壹途徑的全貌。

　　1、初級階段的故事：「零資本」起家

　　第壹個故事發生於深圳市金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這個故事雖不起眼，但在 中國卻相當有普遍性。該公司成立於1986年12月，註冊資本為60萬元人民幣，其 股本構成如下：國家股40％，由深圳市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國營）持有，總經 理兼法人代表為林某某。港資股為30％，由港商陳某某持有，陳是林某某的內侄。 私人股占30％，由林某某家族成員持有，實際投入8萬元，只占註冊資金的13％ 多。

　　其中的國家股是如此折算：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以深圳市中心的南洋大廈房 產150平方米入股，折算價為幾年前的預購價每平方米1,800元，而當時該處房產 的最低市價已達每平方米5,000多元。與此同時，林某某又代表裝飾工程工業總公 司將同壹大廈的另外1,539平方米的房產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價格賣給了金光公 司。總註冊資本僅60萬元的金光公司僅在這壹處房產中，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利11 7.8余元。這家公司經營壹年多以後，因效益較差，國家股未獲分紅，私人股卻分 紅11.5萬余元，除投資全部回收外，還賺3.5萬元。[14]

　　林某某的手法是當代中國比較有代表性的壹種常見手法，但其涉及金額相對 少，獲利手段也太過拙劣，與1991年中國的爆炸性新聞「原野風波」相比，這種 流失實在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深圳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確認的「中國第壹家中外 合資股份制上市公司」，該公司於1990年3月上市後，曾名噪壹時，被捧為「股王」。 「以150萬元起步，兩年間凈資產增長了60倍」的神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但 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官商結合互相利用，在政策空隙中展開「事前尋租」[iv] 活 動的壹個典型例子，最初是使數千萬國有資產成功地轉移到私人手中，繼而是通 過股票上市成功地在股市上圈到上億元資產。這個公司從國有資產占控制地位到 最後只占1.4％的不參予優先股的荒唐演變，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世界範圍內都堪 稱原始積累史上的神話。

　　原野公司成立於1987年7月，註冊資本為150萬元，五位發起人股東為：

　　新業服裝（國營），認繳股本45萬元，占30％； 深海貿易（國營），認繳股 本45萬元，占30％； 香港開生（港商），認繳股本30萬元，占20％； 彭建東， 認繳股本15萬元，占10％； 李某某，認繳股本15萬元，占10％。

　　董事長由新業公司總經理沈女士出任。從表面上看，這是壹家「公有制」占 絕對優勢地位的股份公司，符合當時中國政府的政策。但實際上，彭是深海聯合 貿易公司的承包人，李是彭的親妹夫。五位發起人中，實際出資的只有兩家國營 企業，彭名下的15萬元，由深海聯合貿易公司代墊；而香港開生公司名下的30萬 元股本和李某某名下的15萬元股本，均由新業公司代墊。亦即在這150萬元創業股 本中，由深海投入60萬元，新業投入90萬元，港商及彭、李二人的股本均為虛擬 投入。到1988年1月，香港開生公司退出原野，將其未曾實際投入的股權轉讓給由 彭任董事長的香港潤濤實業有限公司。據後來查實，這次轉讓只是壹紙協議，潤 濤並未匯入分文資金。1988年2月，深海聯合貿易公司也退出原野，其股權轉讓給 新業公司。至此，原野公司的股權結構變為這樣：

　　新業公司，占90萬元； 香港潤濤，占30萬元； 彭建東，占15萬元； 李某 某，占15萬元。

　　到1988 年5月18日，原野公司的股東簽署了壹份很有意思的「增資」決議， 將公司股本由原來的150萬元增加至420萬元。其中新業和個人所占股權不變，香 港潤濤則擬單方面增投270萬元，加上原有30萬元，共為300萬元。此後潤濤並沒 有增投資金，卻以名義上的最大股東身分，從實際上已投入上百萬元（未包括 1 987年9月借給原野的105萬元流動資金）的新業公司手裏，套取了原野的控股權。 直到這壹年的8月20日，潤濤的300萬股本才由高柏時裝（深圳）有限公司代墊（ 據查，「高柏」也是新業公司的屬下企業，壹個多月後，這筆資金又退回2/3給 「高柏」），以便參加第壹次資產評估的溢價分配。10月4日，經深圳經濟特區會 計師事務所評估，認定資產升值金額達2,754萬元。10月18日，原野董事會決定對 升值部份作變現處理，並進行分配，新業公司僅分得利潤 40萬元，個人股東分得 247萬元，而潤濤卻分得2,467萬元，除提出1,360萬元擴大賬面投資額之外，其余 1,107萬元記入應付潤濤公司帳內。這筆「應付款」，減去了300萬元入「實收資 本」，余下807萬元則通過各種渠道匯出境外。

　　1988年12月22日，經深府外復（1988）874號文批準，原野由股份制企業轉變 為中外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2,000萬元，其股權結構為：

　　新業公司，90萬元（不參加優先股）； 香港潤濤，1,660萬元； 李某某，9 0萬元； 李某，80萬元； 許某某，80萬元。

　　這裏設立5個股東，只是為了湊足政府規定的發起人必須有5名之數，彭建東 任公司董事長。待政府批準後，1989年3月末，李某某、李某、許某某這3個個人 股東的股份全部轉讓給了彭建東的香港潤濤公司。在此期間，彭為自己辦妥了澳 大利亞國籍，這壹策略使得後來的股權糾紛成了壹件涉外股權糾紛。1989年4月， 為配合股票上市，原野公司董事會決定進行第二次資產評估。4月25日，經深圳市 公信審計師事務所評估認定，原野公司房地產升值金額達人民幣4,553萬元，4月 28日，原野董事會又壹次做出決定，將升值部份提出4,550萬元作為潤濤對原野的 增加投入資本，其余3萬元作為資產評估費用。至此，潤濤的帳面投資已膨脹為6 ,460萬元，占原野總股本的98.6％，而投資最多的新業只占1.4％的股份，而且只 是對公司決策沒有發言權的不參加優先股！[15]

　　這個天方夜談式的資本所權演變過程，其背後種種黑幕活動，自然是中國時 下流行的權錢交易。這個借「股份制」之名，從零資本開始，通過和政府部門人 員及國有企業掌權人、社會公證機構密切合作，巧取豪奪實現資本大轉移的無本 萬利生意，從壹個很重要的側面展示了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典型形態。「原 野」公司的故事激勵了許多人步其後塵，有人戲稱「原野」是培訓中國現代企業 家的基地。

　　經過1990年的股市狂潮以後，許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萬、千萬富翁的事 實，激發了各地權勢者「股份制改造」的熱情，假「股份制改造」之名瓜分國有 資產的原始積累活動被推向高潮。全國各地都有這類侵吞國有資產的活動發生， 如山西就曾查處某公司經理張某和黨支書劉某某合謀，利用「股份制改造」之名， 鯨吞分流 250萬元國有資產的大案。[16] 有的地方更直接了當，乾脆在成立「股 份公司」之時，就給壹些政府部門官員送上「幹股」，以便從政府手中批廉價地 和廉價物資。[17] 原山東省石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洪波就曾利用認購股票這壹形式為自己及泰安市市委書記、 市府秘書長、公安局長等權勢集團謀取暴利。[18] 這種猖獗的尋租活動，使政府 方面有所察覺，終於在1993年的「反腐敗鬥爭」中，將這種利用假公證、假審計、 假評估等手段，在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發行中，利用職權牟取私 利、無償占有股權的行為列為「查辦經濟犯罪」的重點。[19]

　　2、中國股市創造的神話：9億撬動136億

　　但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部分經濟精英在股市圈錢的「經驗」與「智慧」與 時俱進，開始出現所謂「在國退民進中狂歡」的局面。在中國經濟學界對這種 「圈錢」熟視無睹並積極參與的情況下，香港壹位叫做郎鹹平的經濟學家卻發現 了股市圈錢的秘辛，他以顧雛軍的格林柯爾公司為解剖對象，詳細調查了該公司 的財務情況，終於揭示出了壹位在「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大潮背景下，壹 個長袖善舞精於運作的民營企業家顧雛軍通過收購兼並、資產重組、包裝上市等 壹系列配套運作，用 9億人民幣「換」回來壹些響當當的企業，資產總值共計13 6億。

　　在2001 年至2004年不到3年的時間裏，顧雛軍收購或控股了科龍、美菱、吉 諾爾、齊洛瓦、西令、亞星客車、襄樊軸承等公司。這些被格林柯爾收購的公司 存在壹些共同特點：首先，大部分目標公司是國有上市公司且收購交易定價較低。 其次，收購對象多為經營困難但品牌較好的企業――收購上市公司可以節省到證 監會審批的 「交易成本」，這是中國企業兼並中人所共知的「公開秘密」。

　　為了保證對這些被收購公司的控制權，顧雛軍通過兩步重要的安排，第壹步 是從今後的業務考慮所做的安排。被收購的企業除了是上市公司之外，其產業上 端都有壹家由顧雛軍100％控股的私人公司，這樣的安排既可以分散風險，穩定股 價；但最重要的是各產業間的交易往來不必完全公開，保證公司有足夠的活動空 間。第二步則是人事的安排。顧雛軍總是在股權轉讓完成之前進駐目標公司，入 主董事會，或成為董事長，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為目標公司的總裁。

　　在收購過程中，顧雛軍很少用現金交易。他的辦法是在入主收購公司之後， 通過上市公司與原來控股的大股東之間做關聯交易，這些關聯交易的數額動輒數 以億計，交易內容多為對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債務的安排，公司的商標、土 地使用權等往往作為抵償債務或者交換上市公司應收帳款的條件。

　　格林柯爾收購的公司大多業績連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別處理或瀕臨退市， 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級市場上的融資功能。那麽，如何使這些休克的「魚」起死回 生呢？不二法門就是讓這些公司贏利。而顧雛軍「贏利」的途徑不是通過提高核 心競爭力和企業的運營效率，而是走偏門，即做紙上文章，玩數字遊戲。簡單說， 贏利＝收入－成本－費用－息稅。經顧雛軍收購的企業，就是在公式右邊的幾項 上下功夫。由於紙面文章做得到家，這些公司往往在顧雛軍經營壹年後，立即扭 虧為盈，交出壹份漂亮的財務報表。但這壹切經過郎鹹平調查後，發現幾乎全是 做假。[20]

　　但顧雛軍個人卻因為創造了壹個又壹個的財富神話，顧本人因此成為《福布 斯》雜誌2001年中國富豪榜上的第20名。而郎鹹平則因對顧雛軍以及其他壹些上 市公司的質疑而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主流批評攻擊的目標。[21]顧雛軍任董事長的 科龍電器曾是家電行業的領頭羊，科龍曾被評為2004「中國最具價值500品牌」， 列家電業第二位，價值達346.66億元。因顧雛軍的「成功」，郎鹹平更是備受奚 落。

　　然而在紙面上提高公司效益這種把戲畢竟不能持久。2005年4月27日，壹直被 市場看好的科龍電器突然宣布2004年業績可能出現6,000萬元的虧損，顧雛軍制造 的科龍「壹年扭虧、連年盈利」的神話開始幻滅。4月28日，在深圳和香港兩地分 別上市的家電企業科龍電器雙雙被宣布停牌。到停牌日為止，科龍的資產與2005 年初相比，縮水了將近壹半。[22]

　　上述三個故事就是中國股市從誕生之前到如今的縮影。

　　三 、「淮桔成織」留下的思考

　　在利用股份制重組國有企業改制熱潮中，政府和理論界註意的主要是「管理 功能」，但不少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卻只註意到股份制的集資功能，並且主要是因 為這壹點而踴躍參加「股份制改造」的。相當多的企業經營者在進行所謂「股份 制改造」時，千方百計地爭取超規模發行股票，目的就是想方設法多籌集壹些資 金。但由於政府的著眼點與企業的出發點有相當距離，企業「改制」以後，大都 采取壹種「瞞上不瞞下」的做法，對政府只要匯報自己如何通過努力改變了企業 的管理機制，使政府主管部門有業績向上申報就行，股金的運用則基本上處於不 受監控的狀態。因之在資金的使用上就出現了許多問題：有的將籌集的資金拿去 放高利貸，有的拿去投放至「泡沫經濟」領域，炒房地產、股票、期貨。還有的 企業在投資時，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書中對股東的承諾，隨意支配資金，改變 用途。由於投資隨意性很大，不少企業的資金最後都被套在房地產、股票等投資 項目上，經營困難。連股東的基本利益都沒法保證，更無從去談企業履行對社會 的責任。

　　從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革」這張所謂企業改制的「王牌」失靈，除了 上面所談到的原因之外，還有壹個相當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國大陸目前缺 乏和「股份制」這種企業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環境，尤其是沒有股份制經濟賴以生 存和發展的法治環境。

　　按照國際慣例，股份制企業通過終極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離而形成的獨立 法人資產，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權利，都必須由法律賦予並加以保證。其 它諸如股權的分散化、終極所有權、法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票的上市發 行與自由轉讓等等，均牽涉到非常復雜的外部關系和內部關系。要處理好這些關 系，需要相當完備的經濟立法，諸如證券交易法、公平競爭法、證券投資保護法 等。如沒有壹個完善的法治環境和配套法規，必然導致混亂。中國大陸的股票壹 級市場屬於「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實踐在先，法規在後，總是在發現壹些問 題後才匆匆忙忙地出臺相應的法規，這就給「內部人」展開尋租活動提供了大量 可乘之機。股票二級市場也同樣極不成熟，股份制企業進入和退出都沒有完備的 規則，加之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違法行為監督不力，導致利用內幕消息與憑借資金 實力操縱股市行情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使股市成為過度投機活動滋生的肥沃土 壤。遠的不說，僅以1996年中國股市為例，這壹輪股市狂潮根本不是某些中國大 陸傳媒所說的那樣，是「新壹輪經濟增長的提前反映」，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 景：壹方面，銀行由於居民存款高速增長而背負著相當大的利息支出壓力；另壹 方面大部份國有企業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困境，急需通過直接融資籌措大量資金。 上述兩方面情況決定了國有企業必須通過上市解決資金問題，但長久的低迷熊市 已使大部份投資者裹足不前，要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入市必須要發動新壹輪行情。 這種社會背景使得中國股市在1996年帶有相當大的投機色彩，大量的投機資金在 短期內頻繁進出股市，最高的壹天竟達 250億的成交量。與此相隨的是大量「消 息靈通」人士利用內幕消息和資金實力操縱股市行情，就在1996年12月初，中國 證監會對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 28家機構在股票發行過程中違規拆借資金壹事 進行查處。據證券業人士透露，這種違規拆資在證券行業相當普遍。[23]

　　被吹捧為「機會的天堂」的中國股市上面充斥著各種通過腐敗賄賂行以上市 的公司，中國股市日益墮落為壹個大賭場。2001年1月，吳敬璉在中央電視臺發表 了著名的「賭場論」，另外五位經濟學家如厲以寧等人公開回應吳敬璉的觀點， 由此揭開了中國股市大討論的序幕。2001年8月，許小年發表了《調整中的中國股 市》壹文，該文認為中國股市身患沈屙，很難通過調整治療，必須重起爐竈。這 壹觀點後來被市場解讀為著名的「推倒重來論」。[24] 到2005年，中國股市已經 陷入非常低迷的狀態，《華爾街日報》2005年4月21日在頭版刊登了壹篇題為《中 國掘起，股市沈沒，中產抗議》的文章，指出中國股市不斷下跌正引發社會不安， 隨著中國股市創出6年來的新低，中國6,000萬散戶投資者卻發出刺耳的不和諧聲。 而到了2005年7月上旬中國股市再次逼近千點指數，國內對股市前景預測已經是壹 片悲嘆之聲。[25]

　　四、中國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說中國政府在1998年前還裝模作樣反對股市投機，那麽到了1998年以後， 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錢是化解金融危機的壹條途徑，乾脆公開為股市泡沫造勢。 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讓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 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於是中國股市近幾年常常出現這麽 壹種惡性循環：在股市萎縮時，鼓勵銀行貸款給機構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時， 又開始「查處」銀行違規放貸。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勵下，不少機構大戶貸 款入市，股市暴漲。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又開始查處數家商業 銀行「違規貸款」壹事，造成大量資金退出股市，在壹個月內，中國股市總市值 縮水7,000億元，下跌幅度為14％。[26] 近幾年中國股市經過壹輪又壹輪的暴漲 暴跌，過度的投機色彩使得證券市場聚集社會閒散資金的能力嚴重受損，長此以 往，資金市場將失去壹條腿。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的《證券法》出臺，中國政府領導人不斷在 各種公開場合表示要對證券市場進行「規範」的時候，證券市場卻出現了許多嚴 重違法的事件。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國有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日益增多，中 國金融危機隱患已經非常嚴重。中國各級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 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場「圈錢」， 此後證券市場與基金黑幕各種醜聞不斷。

　　1999 年，首先是海南「瓊民源」造虛假報表，使股價在兩年之內上升了1，0 00％以上。[27] 此事被揭穿以後，造假之風不僅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較 有名的是被譽為「海南支柱性產業化纖行業的龍頭企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興業 聚酯公司(交易代碼為600259)。該公司於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 市，不到壹年時間，該公司第壹大股東所擁有的股權就被全部質押或凍結，由此 帶出壹連串問題：項目從未真正驗收，公司從未盈利，銀行貸款動機可疑，內部 職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這壹切問題又與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股票上市的規則相 悖。事後根據調查，這壹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項目竣工報告是由政府部門「海南省 工業廳瓊工紡字(1998)245號文件」替代的。[28] 海南省政府部門在這裏扮演了 壹個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 年8月被揭穿的「銀廣夏事件」更是壹個天衣無縫、持之以恒，以股市 上數億資金投入作為支撐的巨大謊言。「銀廣夏」公司的全稱是廣夏(銀川)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碼0557），這只股票從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啟 動後壹路狂升，到2000年末時其價位與壹年前相比上漲了440%，漲幅位居當年中 國深滬兩地股市第二位。從1998年10月起，「銀廣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經 從德國客戶手中拿到5,000萬馬克的供貨協議；到2001年 4月，「銀廣夏」經審計 的數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對德出口額為1.8億馬克，「銀廣夏」的利潤主要由此而 來。僅在2000年，此項利潤據推算已經達到 4.7億元左右；與此同時，該公司公 告他們已經與德方客戶簽訂連續三年、總額達60億元的訂貨合同。為了證明這種 超常規的暴利為事實，「銀廣夏」不僅有財務報表還向社會展示該公司的「真實 投入」：為生產那種能夠出口的「萃取產品」（壹種化工產品），公司已經出資 2 .8億元於2001年6月在安徽蕪湖建成新的生產線，試車典禮時各路記者雲集。該 公司還宣布：更大規模的生產線尚在申報中，據稱將投資5億元。然而到 2001年 8月驚曝內幕時，公眾才發現，這個公司所有的業務與利潤全是虛假的！銀廣夏兩 年來的全部對德出口只不過1,070萬馬克( 約合當時匯價480多萬美元)[29] 中國 證監會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諸多問題，如上市公司缺少 公開透明、提供準確信息的傳統，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國有控股，實際上變成了 家族控股的公司。[30] 而壹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工作的證券分析人員趙綱 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將 中國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壹場大揭基金黑 幕的漩渦。[31]

　　股市上的另壹個大騙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許甚至參與的「資產重組」活動。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研究，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被部分經濟學家與傳媒吹得神乎 其神的 「資產重組」活動，根本就未改善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業績。大多數進行 資產重組的公司即使當年業績有顯著提高（這種「提高」主要得益於當年從股市 上圈到大量的錢，並非效益的提高），但隨後便出現增長速度下降乃至負增長。 事實證明，這種以政府行政行為主導的「資產重組」已經為各種各樣的投機目的 所用，難以真正發揮資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為首先表現為政府主導「績 差股」重組運動。從表面上看，控股權有償轉讓反映的是壹種市場行為，但控股 權無償劃撥中強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與壹些私人利益集團相聯系，壹方面導 致這些利益集團直接利用廉價控股權掠奪上市公司的財產，另壹方面在重組事件 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權有償轉讓為題材，利用資金優勢大幅度炒作股價以獲 取高額的超額收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恒通公司入主棱光實業公司6年以來，棱光公 司的經營狀況根本就未獲得改善，但恒通卻通過溢價轉讓資產、股權質押、經濟 擔保等多種手段，前後從棱光實業弄走了8個多億的資產與信用。其次是玩賬面遊 戲，純粹為獲得資金而進行資產重組。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進行了資產重 組，其中有123家利潤出現負增長，29家虧損，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公司重資產重組 而輕視產業整合，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沒有提高。ST公司的重組也同樣如此。20 00年中期，中國深圳與上海兩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處於嚴重虧損狀態， ST鄭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第三種行為則是公司頻頻變臉，不斷 進行資產重組。據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到2000年，中國共有大大小小的資產重 組事件2,000多起，成為部分虧損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殺手鐧。另壹項統計數據顯 示，從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國股市共發生770起比較重大的資產重組，涉 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壹家上市公司發生將近兩次大型資產重組，其中有25 家公司連續3年實施資產重組。[32]

　　這些證券市場上的腐敗行為背後幾乎都有政府官員參與，證監會本為監管股 市而設，但近年來，證監會卻頻頻傳出腐敗醜聞。據公開載於媒體的消息，中國 證監會成立12年以來，就有7位官員因腐敗行為曝光而受懲戒。[33]

　　上述情況具體揭示了中國前幾年進行的「股份制改造」與「資產重組」運動 的本質：在各個利益集團的努力下，以改變企業經營機制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 與所謂 「資產重組」，最後演變成了壹場以「內部人」為主體、以國有資產與廣 大中小股民為掠奪對象、以權力為參予手段，對社會資源的進行再分配的大規模 尋租活動。這壹點只要考慮到中國股市的基本特點「兩個90％」就可以了然於心。 壹個「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國有企業；另壹個「90％」是中國目前經營 證券業務的證券公司有90％是國有的或是公有的。[34] 這壹特點就決定了政府完 全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錢，將其作為擺脫國有企業從而也是國有銀行危機 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權力階層瓜分國有資產的活動在承 包責任制以後，出現了壹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大規模權貴私有化過程的開 始。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制改造」確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提供的壹頓「免費 午餐」－－只是享受者限於權勢者群體而已。

　　歷史上，「種瓜得豆」的經驗屢見不鮮。正如中國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毛澤 東領導的以消滅有產階級為手段、以社會共同富裕為目標的革命，最終並未帶來 期望中的富裕與社會安定壹樣，這場以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為目標的「股份制 改造運動」也與初衷相違。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參與分配，客觀上只為大批權力圈 中人物在短時期內積累巨額財富創造了良好的機會，並加速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從社會整體的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造以這種方式進行，對整個社會是壹種代 價高昂的付出，因為大量資源浪費在企業為謀求「改造」以及「改造」後上市的 尋租活動中。

　　到了2005年，任何人都能夠看清楚中國股市黯淡的命運，2000年末，中國股 市的總市值已占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個人投資者 5,500多萬戶，[3 5]證券市場總市值高達5.4萬億，這些數字表明股市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占有舉足輕 重的位置。由於中國政府任由股市的腐敗與投機行為泛濫下去，使中國股市成為 壹個政府「坐莊」的超級大賭場，最後不僅賭掉了國家信譽，還使中國股市瀕臨 死亡。股票雖由2000年的1,000余家上升到 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 值總額僅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減少近 萬億。[36]而股票總市值僅占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4%。[37]

　　中國企業壹向視上市為斂錢之捷徑。國內股市既然萎靡不振，中國企業就將 圈錢的目標轉移至海外。至2005年第壹季度為止，中國企業在香港、紐約證券交 易所、納斯達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余家，總市值已達到2.15萬億元人民 幣（約合2,600億美元左右）。這些海外上市公司當中，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中國 企業為17家，籌資規模較大的石油石化、電信類的國有大企業都是同時在紐約、 香港兩地上市。[38]

　　但習慣了在中國弄虛作假、只管圈錢而不對投資者回報負責的中國企業，在 美國卻遇到了在中國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煩。根據英國律師事務所Herbert Smith 提供的數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國內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體訴 訟的困擾，而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這壹比例更是高達 17.2%。[39]中國人壽股 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陸紐約，半年之後，由於中國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國 人壽集團的審計結果，中國人壽股份由此招致美國投資者集體訴訟，包括公司董 事長王憲章、獨立董事龍永圖在內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訴之列。[40] 也因為中國企 業聲譽不佳，中國政府想推出四大國有銀行海外上市的夢想，實行起來困難重重。

黨國資本主義概論 中國社會的圈地運動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

　　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承包責任制，以及「股份制改造」運動，使許多人成 功地參與了社會財富再分配。在稍後壹點的「圈地運動」中，中國的權力階層與 壹些利益集團相結合，將尋租活動延伸到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將瓜分 國有土地資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

　　壹、「圈地運動」在中國的展開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和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 的土地使用模式：土地資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任何用地都得經過行政劃撥。 直到 1986年《土地管理法》出臺，才突破了實行20多年之久的行政劃撥方式，規 定了行政劃撥和有償出讓兩種形式並行，提出了建立土地市場的初步構想。 198 6年《土地管理法》還確立了「分級限額審批制」，如規定國家建設征用耕地1，0 00畝以上，其它土地2,000畝以上的，由國務院批準；征用耕地3 畝以下，其它土 地10畝以下的，由縣政府批準。但是，這些法規條文流於形式。在此後展開的 「圈地運動」中，非市場手段始終是分配土地資源的主要手段。

　　從1987年開始，到1992年達到高潮的 「開發區熱」，其實質就是當代中國的 各級權勢者對土地資源及其收益的壹次大瓜分。被圈占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 量耕地。「圈地」的手段十分復雜，而其進程在各地亦有快有慢。大體上說， 「圈地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采用非市場化手段－－劃撥；第二階段 是非市場化手段和市場手段，即行政劃撥和土地有償轉讓相結合，但以前者為主。 但這當中的區別在於：大致以2000年左右為界，中國的「圈地」在城市演變為以 拆遷為名掠奪城市居民的住房，在農村則墮落為以極低的補償圈占農民的耕地。 因為這是掠奪民眾的生存資源，引發的反抗特別慘烈。

　　深圳特區在全國各省市中，最早認識到土地的價值，於1987年率先在全國采 取公開拍賣的方式，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使用期限為50年。在深圳試驗的 基礎上，1989年3月中國七屆人大會議修改了憲法，在「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 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壹條款後面，又補充了壹句：「土 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1990年5月以國務院55號令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 鎮國有土地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進壹步對土地使用權的多項經濟權利作出明 確界定，規定在獲取土地使用權的同時，也可以獲取有限度的占有權、利益權和 處理權，使用者可以用出售、交換、贈與等形式轉讓使用權。從內容來看，這壹 法規是對土地使用權所做的改革，它的出臺，為以後各地的土地有償轉讓提供了 法律依據。

　　世界範圍內不乏利用土地資源有償轉讓獲得大量資金，從而使本國經濟起飛 的成功例子。深圳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嘗試，以及中央政府用法律形式對這壹 制度改革的肯定，應該是對經濟發展方略的正確選擇。但由於這壹制度留下的操 作縫隙太多，這壹圍繞土地使用權所做的改革，又被腐敗的官員隊伍加以充份利 用，從而使得這壹改革再壹次成為規模盛大的「免費午餐」。

　　「圈地運動」首先於廣東興起，港資以深圳為基點，不斷湧向珠海、汕頭、 廣州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各市、縣紛紛建立「開發區」，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償 轉讓，以此吸引外資。1992年香港資本市場總量的十分之壹均投向大陸房地產業。 [1] 壹時間，「開發區熱」遍及全國，巨額臺資投向廈門、福州；大連、天津、 青島則開始吸納日本和南韓的資金；上海浦東提供更多的優惠，允許外商成片開 發土地。當年，各地政府都將「引進外資」列為主要政績。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 從1991開始，直至1993年初蔓延全國的所謂「外商投資熱」，其真相就是外商對 商品住宅樓宇、別墅、寫字樓和通用廠房的投資迅速擴張。據估計，中國在20世 紀90年代上半期開放房地產市場所吸納的外資，占了「引進外資」總額的90％左 右。[2]

　　據中國國家建設部公布的資料，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時，中國大陸縣級以 上的開發區已達6,000多個，占地1.5萬平方公裏，比中國當時城市用地面積總量 1.34萬平方公裏還多出0.16萬平方公裏。而且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統計在內的村級、 鄉鎮級開發區，「圈地熱」於此可見壹斑。

　　最值得深思的是當時社會各方面壹點也沒註意到這種「圈地熱」後面潛藏的 巨大危機，就在國務院宣布清理房地產開發區後的壹個月，即1994年4月21日， 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壹則通傳還將房地產業稱之為「市場經濟新寵兒」，並羅列了 壹大串數據說明房地產業發展之迅速。那些數據倒是可以用來說明當時房地產的 虛熱到了何種程度：1992年全國的房地產共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 增117％；共有房地產開發公司12,400余家，各類房地產經營、管理、修繕公司4 ,700余家，房地產交易中介機構4,000多家，從業人員250萬人。1992年商品房峻 工18,969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57.75％；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營額達到529億元， 增長87％；房地產開發利用外資7.05億美元，增長226％；沿海地區房地產業的發 展明顯快於內地，海南、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7省市1992年完成 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就占全國的60％以上。

　　在這種「大躍進」式的「發展速度」面前，中國似乎又壹次熱昏了頭。

　　二、權力滲透「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令中國政府為之扼腕。面對土地供給總量 嚴重失控、土地供給方式失調的局面，非既得利益者的各界人士對「圈地熱」嘖 有煩言。

　　所謂「供給總量失控」，還不僅僅是指上述土地供給的絕對總量，更主要是 指各地在缺乏與項目、資金銜接能力的情況下盲目劃地，造成開發區的面積與開 發能力很不相稱的局面。許多地方在項目都沒有的情況下，就盲目批出大量土地， 而這些土地根本就沒有能力開發，晾在那裏曬太陽。以湖南省為例，到1993年下 半年，已建立各類開發區300多個，總面積達2,485平方公裏。但絕大多數土地開 發資金都無著落，無力進行「七通壹平」（即通水、通電、通煤氣、通電話、通 車……，平整土地）等基礎性建設，所以只見開發區掛牌、圈地，卻不見有誰正 式「開發」。直到1995年11月，湖南長沙壹地因以上原因導致「曬太陽」的土地 還有數百萬平方米，有的已「曬太陽」長達七、八年之久。[3]

　　據國家農業部的官員介紹，這些開發區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1992年中 國凈減少耕地超過1,000萬畝，形成1949年以後中國耕地減少量的第三個高峰。1 986年～1995年10年間，非農建設占地總共3,000萬畝。這些被征集的土地大部份 並沒有投入開發。到1992年以後，情況更為嚴重，壹方面是非農建設用地指標不 斷被突破，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閒置在那裏曬太陽；另壹方面卻是大批的農民無 地可耕。僅以廣東省為例，截至1996年全省查荒滅荒大檢查為止，過去10年間該 省城鎮擴大規模，占用土地達133.5萬畝，其中耕地占了壹半。[4]

　　對社會影響更為嚴重的是土地供給方式的失調。所謂「失調」是指土地供給 方式采用行政劃撥，從而使權力進壹步市場化，為不少人進行「權錢交易」提供 了絕好的機會。如「炒地」炒得白熱化的海南，在土地供給的」壹級市場」 上，權錢交易幾乎是公開的。不少手握實權的人和房地產公司串通壹氣，以極其 低廉的象征性價格大批圈占土地，然後轉手獲取暴利。當時海南人普遍有這樣壹 種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錢賺。在「圈地熱」高峰時期，僅在海口壹地， 就麇集了600 多家房地產開發公司，300多家建築企業和200多家規劃設計單位。 這些企業只要自有資金能夠抵付銀行貸款，就大量圈占土地。有門路的國內外商 人常越過基層辦事單位，直接找省、市、縣壹級領導批地，市、縣壹級的土地規 劃部門形同虛設。許多人圈占土地轉手倒賣發了財後就壹走了之，「圈地熱」並 未引發「建設熱」。海南從1993年以後逐年衰落，至今除了色情行業畸形「發展」 之外，百業蕭條。

　　廣西北海市的「圈地運動」並不比海南遜色。該地雖在中國沿海的14個開放 城市[ii]之列，但多年來卻無法啟動「開放」之門。該市政府效法廣東、海南， 抓住房地產，掀起了「開發熱」，在1992年壹年之內就建立近20個開發區，批出 土地80多平方公裏，批準成立房地產公司500多家。到1993年6月為止，該市的房 地產企業已有1,100多家。能在」壹級市場」上拿到土地的，自然都是和權力圈沾 邊的人。北海市市長帥立國曾對別人感嘆自己的「苦衷」：「北海市的房地產虛 熱誰也不能否認，這種虛熱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麽辦法？上級領導的 批條我能不簽字嗎？知道這種情況是錯誤的，但我也沒有辦法控制。這是中國特 色，不是我這個市長能頂得住的。地就是這樣幾平方公裏幾平方公裏地批出去了。」 [5]

　　天子腳下的北京城則又是另壹番景象。1992年壹年之內，該市經行政劃撥的 土地達24,000余畝，其中壹次性劃撥占地10畝以上的便達總數的80％。僅1993年 1月，壹次性行政劃撥10畝以上的土地就有8批。1992年土地劃撥量是1991年的三 倍多，而商品房投資總額卻只比1991年增長 42.2％，可見為數不少的人意在「圈 地」，而不在建房。正因為北京的「通天大腕」多，行政劃撥土地容易，才會出 現這樣的情況：1992年2月4日，北京市舉行首次土地招標，在為期4天的招標期內， 竟無壹位投標者光顧。道理很簡單：能花少許錢打通關節（即買通官員）弄到行 政劃撥地，又有誰會去要那代價高昂的「招標」競買地？

　　即便在較早實行土地有償使用的地區如廣東，截至1992年底，招標出讓的土 地也不超過土地供給總量的5％。深圳特區在實行土地有償出讓的第6個年頭－－ 1992年，其招標出讓的土地也僅僅只占土地供給總量的25.2％，大部份土地還是 采取行政劃撥方式。在建設部宣布清查後，深圳市人大，政協聯合組團對寶安、 龍崗兩地進行清查，初步統計出該兩區在「圈地熱」中占用的農業用地（包括魚 塘、果園、菜地、稻田）共計7萬多畝，其中有近5萬畝屬於違法用地，約有 3，0 00多個項目。而與「圈地熱」相伴而行的是深圳市的蔬菜零售價格比1992年同期 上漲壹倍多，各種魚類的價格也翻了壹番。[6]

　　這種行政劃撥方式，壹方面妨礙了房地產市場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另壹方面 導致種種腐敗現象叢生，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在「土地壹級市場」上表現得淋漓盡 致。在 「圈地熱」已過去好幾年的1996年，壹份詳細的資料記載著這樣壹些數字： 1992年至1994年間，廣東共發生各類違法批地、用地案件13,849宗，涉及面積15 .2萬畝，其中屬政府違法的占80％左右。在1996年廣東省的「查荒滅荒」大檢查 中，查明因非農建設征而未用的23.8萬畝閒置土地中， 70％是政府所為。[7]

　　三、權勢者的盛宴：瓜分國有土地，掠奪民眾財產盡管《土地管理法》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等法規 明確了國家對壹級土地市場的壟斷權，並規定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等市場行為徵稅， 但在劃撥土地這個環節上卻存在大量「灰色行為」，所以事實上國家並未成為土 地資源出讓的最大受益者。權力介入房地產業，使「圈地運動」的參予者大發其 財，已是不爭的事實。據不完全的保守估計，在「圈地運動」期間，國有土地收 益流失每年逾百億元，[8]中國國有土地資產總量在25萬億元左右。[9]

　　從2002年開始，中國每年都要發布壹個「暴利行業排行榜」[10]，房地產業 每年都高居榜首。

　　據房地產業內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產業的利潤壹般都在5％左右，而中國房 地產業的平均利潤率則在15％以上。而中國的大富豪棲身的行業亦異常集中在房 地產領域。在中國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產業。 在前10名富翁中，中信泰富集團榮智健、世茂集團許榮茂、廣匯集團孫廣信、香 港富華集團陳麗華、新希望集團劉永好、復星高科技集團郭廣昌、仲盛集團葉立 培等這7人的公司業務中都有房地產業。再加上農凱集團周正毅、海星集團榮海以 及卓達集團楊卓舒，前20名富豪中有10人都在從事房地產業，可以說中國富豪的 壹半都是房地產商。此後雖然不斷有從事房地業的富豪身陷囹吾，但在福布斯 《2003年中國內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產的還是高達35名，與其他行業相比， 房地產業的富豪之多，遙遙領先。僅此壹端，足可證明中國房地產業「暴利」之 說並非空穴來風。

　　中國的房地產業仿佛有點金術，在短短20多年內，以超乎常規的速度催生了 太多的億萬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從「壹窮二白」狀態起家，而且很多人有著 和億萬身家極不相稱的年紀。2003年，從《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跌下來的劉曉 慶、楊斌都曾從事過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目前正在接受審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 錢永偉、許培新也都是通過房地產業經營積累了巨額財富[11]。

　　與這壹中國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 是地產商。

　　這就讓人不由得產生疑問：中國房地產業何以能夠維持如此高額利潤？難道 中國的房地產業真成了點金術？

　　據多年來觀察分析，房地產業的暴利主要來自於如下五條渠道：

　　第壹，房地產商與政府官員勾結，使用各種「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而第三 次「圈地」就發生在2000年以後。根據筆者對中國近15年來幾度形成高潮的 「房地產熱」的觀察，房地產業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計劃→賄買政府土地 批租部門（國土局）→最低首付資金→取得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手續→利用承 建單位資金開發→賄賂銀行主管獲得抵押貸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壹個 重要環節就是與政府官員合作。

　　2000年以來中國進入「城鎮化（即城市化）高潮時期，許多地方政府往往把 城市化當作大生意，與壹些「社會能人」和利益集團進行權錢交易。這些「社會 能人」憑借其參與城市建設這壹機會，成為富商巨賈，少數人還能夠繼續賃借其 財富優勢，控制當地的城市規劃，讓地方政府為其服務，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 的局面，而官員們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選擇好地資助建造。這樣壹來， 「能人」與政府官員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所作所為受到保護，成為地 方的「老大」。城市壟斷經營的公共部門，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電設施， 地方政府反而要求當地居民出資。[12]

　　房地產商既然能夠成為巨富，幫助房地產商成為巨富的地方官員當然也肥得 流油，據房地產業內人士透露，僅僅用於批地壹項的賄賂（交易）成本就高達地 價的 30％左右，這點在房地產業內早已不是什麽秘密。據國土資源部不完全統計， 2003年全國共查處包括歷年遺漏案件在內的土地違法案件16．8萬起，有 738人 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4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坐牢）。[13]按照這次公布的「反腐」 政績推算，每壹起土地違法事件就算只有壹位責任人，也該有 16.8萬人，如此多 的依靠土地獲利者，卻只有不到1％的違法者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說明腐敗獲 益的違法成本相當低微。官員們只要付出如此低的「違法成本」，就可以獲得相 當高的腐敗收益，這種情況下，由中央政府發動幾年壹度的「大清查」，於懲治 貪腐自然毫無阻嚇作用。

　　第二，掠奪城市拆遷戶的利益。

　　房地產開發商繞過國家規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達10個，其中就包括城市中 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額「交易成本」後，為 了保持利潤，只能「從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壹就是想方設法降低拆遷 成本。而各地的拆遷戶分散無助，加上各地主管拆遷的政府官員都是拆遷的隱蔽 受益者，自然毫無例外地為房地產開發商撐腰。於是中國近十年來，城市拆遷戶 們在暴力拆遷過程中，紛紛失去安身之所。據中國國家建設部統計，2002年1-8 月份受理來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遷問題的占28％。上訪1,730批次，其 中反映拆遷問題的占70％；在集體上訪的123批次中，拆遷問題占 83.7％。[14] 可惜的是，拆遷引發的公平和穩定的問題，並未引起中共最高當局重視，處於放 任狀態，以至後來房地產商在拆遷過程中，收買黑惡勢力介入拆遷，發生許多惡 性事件，如遼寧省拆遷戶胳膊被砍斷等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在拆遷戶與房地產開 發商之間，因抗拒暴力拆遷引發的沖突越來越多，最著名的是 2003年8月南京拆 遷戶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2003年壹年內，在中共統治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先後發生了十余起自焚事件， 其中幾位自焚者就是因征地拆遷導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對中國百姓這種最後的 悲慘反抗，中國政府不但不秉公調查案件背後的冤情，反而將自焚者作為危害社 會治安者加以拘禁，並將為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鄭恩寵以「泄露國家機密罪」投 入監獄。所有這壹切，徹底表明中共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威權政治。

　　各城市的拆遷工程早就已經成了官商勾結，無恥掠奪拆遷戶私有財產的醜惡 戲劇。在2003年8月22日南京鄧府巷拆遷戶集體自焚事件發生後，江蘇省省委書記 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認：「城市房屋拆遷和農村土地征用，現在已經成為『沙灘流 水不到頭』的兩大問題。[15]所謂「沙灘流水不到頭」，指的是政府雖然規定要 給拆遷戶補償，但用於補償的金錢在各個環節都被貪官污吏們拿走了，最終拆遷 戶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從各地城市拆遷戶的慘烈反抗來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中國房地產商腰包裏嘩嘩作響的金錢，凝結著不少城市拆遷戶的血淚。據建設部 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房地產市場中有50%左右來自於拆遷所產生的被動需求， 安置補償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導致拆遷戶利益受損失，嚴重的甚至造成因拆致 貧。這是引發拆遷矛盾的最直接的原因。房屋拆遷成為城市社會矛盾最尖銳的領 域之壹。 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遷而引發的到建設部上訪的人數有4,026批、18 ,620人。其中集體上訪905批、13,223人，個體上訪3,121批、 5,397人，半年就 超過2003年3,929批、18,071人的全年上訪總量。[16]

　　第三，掠奪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國20多年前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責任制」只是讓農民擁有 土地使用權，並沒有允許農民擁有土地所有權，這種制度上的缺陷最後導致縣、 鄉、村三級政權的官吏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農 民土地被低價征用的悲劇不斷在中國上演，2004年1月，《南方周末》登載壹篇文 章 「別奪走我的麥田」，該文記述山東齊河縣農民失去土地的悲慘遭遇，[17] 但那只是中國成千上萬群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壹個縮影而已。

　　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源之壹在於土地權利的貧困，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 權的農村土地最後成了縣、鄉、村三級幹部肆意掠奪的對象。浙江師範大學王景 新教授在冀、魯、鄂、桂、浙、滇等11省134個縣作了抽樣調查，發現擁有土地的 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的84.5％。據此推算，全國至少有13.7％的農民無地。據國 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1依法審批的征用土地數，加上違法占地約為4,074-4 ,420萬畝，按人均0.8畝計算，失地農民總數約在 5,093-5,525萬。[18]這些失 地農民的血淚故事，只有少數能夠見諸於媒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壹樣，中國之 窮，就在於私權不明確以及政府的高度腐敗。在中共威權統治下，中國公民與政 府之間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博奕機制。

　　第四，大量偷漏稅。

　　據報道，九成房地產企業嚴重偷漏稅。2003年，南京市地稅局稽查分局耗費 半年時間，對2002年度納稅額較大的88戶房地產業企業進行了稅收專項檢查，竟 然發現87戶有偷漏稅問題，涉稅金額高達5,031．66萬元。據報，這種現象在中國 相當普遍，多數贏利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的是「微利」或者「虧損」。 不過稅收是抽象的「國家利益」，在房地產商那裏獲取了利益的官員們對此睜只 眼閉只眼，並不積極追查。[19]

　　第五，榨取購房者

　　房地業的「黑」壹直是中國消費者設訴的壹個主要問題，不少欺詐都發生於 房地產預售中。房屋質量往往低於銷售時的承諾，收取的各種附加費用更是多於 牛毛，還有少數開發商連地價都未交清，導致購房者拿不到房地產證。針對消費 者投訴，中國聲稱要在2004年開始「中國房地產揭黑維權行動」[20]。

　　這種榨取激化了社會矛盾。據統計，2003年前10月，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 格為每平方米2,470元，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的房價則高達每平方米 6000 多元以上。而2002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7,000多元。以壹家三口計算， 全國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價比在1:12左右。再考慮到目前中國收入分 配差距日益拉大這壹因素，可知壹般城市居民購房相當困難。房地商的不誠實欺 榨，導致無力購房的貧民怨氣積結。

　　四、房地商的巨額投資從何而來？

　　最後還必須回答壹個問題：中國富商在進入房地產業前，大都是沒有多少錢 的「醜小鴨」，通過投資房地產業，他們才成為萬人矚目的「天鵝」。那麽他們 投資於房地產的巨額金錢由何而來？

　　答案只有壹個，中國國有銀行的信貸資金是他們開發房地產的資金來源。

　　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在開發之初，普遍都面臨自有資金不足的困境。必須從中 國國有銀行「借雞生蛋」，從開發資金到建築企業墊付的工程資金，幾乎都依賴 於銀行的信貸資金。這壹過程充滿了房地產商與銀行官員的權錢交易，加重了銀 行的信貸風險。

　　近20年來，中國房地產信貸政策已經變了6次，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是2003 年6月13日人民銀行下發的《關於進壹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這壹 政策剛出爐時，在房地產企業中曾引起軒然大波。不少房地產商們認為，這壹政 策切斷了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資金來源，將導致50%以上房地產企業破產，70% 以 上樓盤因缺少資金而被迫停工。這種「恐慌感」充分說明了房地產業對銀行貸款 的依賴性。但半年多以來，這壹通知並未真正起到作用，因為貸款難度加大，只 使銀行管理貸款的人多了壹項索賄的資本，並沒有真正切斷房地產商的資金血脈， 中國的現實再壹次證明了中國政府的「軟政權化」。

　　在房地產業幾近瘋狂的擴張背後，潛伏了大量風險。據統計，1998年商業銀 行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為2,680億元，2002年已經高達6,616億元，年均增長25.3 %[21]。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民銀行（即中央銀行，簡稱「央行」）還設有融 資中心，當時融出的許多資金，現在都成了不良資產。據央行有關人士透露，央 行融資中心融出的資金，有85％最終轉化為廣東、海南的房地產[22]。2003年2 月底，央行發布《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公布了中國人民銀行對部分城市 商業銀行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9月30日發放的房地產貸款的檢查結果：違規貸款 和違規金額占總檢查金額的 24.9％。如果這個檢查結果在中國有代表性，即意味 房地產貸款中有近1/4是違規貸款。[23]銀行主管之所以願意違規放貸，當然是為 了個人謀取私利。

　　事實充分說明，被同時列為中國最盈利行業與暴利行業之首的房地產業，完 全是開發商與政府官員及銀行貸款主管密切合作，共同掠奪中國公共財與百姓私 產的高腐敗樣本。

　　五、房地產開發形成的財富黑洞

　　這樣畸形發展的「房地產業」，將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何種「貢獻」？筆 者認為，除了讓壹批房地產商與政府官員成為富豪之外，還將導致兩個嚴重的社 會惡果：壹是政府財力弱化，從而導致公共服務質量劣化。因為政府手中最主要 的資本「城市土地」已經通過「城市開發」轉移到了房地產商手裏，政府將無力 提供公共產品的建設與服務；二是激化社會矛盾。由於中國公眾沒有表達利益訴 求的正常管道和解決訴求的機構，強制性的城市拆遷與征用農民土地，逼得許多 平民走投無路，必將成為累積社會矛盾的火藥桶。中國政府再治國無術，大概也 沒幼稚到指望受冤無告的老百姓只會選擇「自焚」這壹方式傾瀉他們的不滿。

　　在任何國家，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資源，更是國家積累建設資金的重要 來源。在有著天文數字般龐大人口的中國，土地資源的約束已經相當嚴峻。在人 均耕地很少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政府大量出讓土地有著雙重目標：壹是通過土地 使用權出讓來積累建設資金，這對資金匱乏的中國來說，確實非常必要；二是希 望通過此舉促進住房商品化，以改善中國人的住房條件。但是由於權力的高度市 場化和權力層的群體腐敗，使實際結果遠遠偏離了上述目標。

　　首先，由於」壹級市場」上實行土地供給雙軌制（行政劃撥和有償出讓）模 式，這就使大部份土地通過行政劃撥流入」二級市場」，這部份土地基本上沒有 多少收益可言。而有償出讓的那壹部份，由於缺乏地價評估、地價管理的行政法 規和公開的地價標準，使許多地方的掌權者在有償出讓的過程中，為了從中取利， 競相壓低地價，隨意處置土地資產，造成國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大量資料表明： 中國」土地」二級市場」」上的價格並不低，1985年壹般城市地價約為5-8萬元 /畝， 1988年上漲為15-20萬元/畝。90年代前期沿海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地 價猛漲，已超過100-200萬元/畝，有些黃金地段更高達700萬元/ 畝。[24]這些 價格往往是」壹級市場」的數倍乃至10多倍，價差在中間環節大量流失。所以不 少地方的土地雖然大量出讓，但地方政府卻未能形成大的積累，只使不少權勢者 和參與炒地者成為巨富。有人曾算過壹筆詳細的帳，政府出讓的大部份未經開發 的生地或不完全具備「七通壹平」條件的毛地，土地價格大多都很低。根據北京 市黃金地段土地價格分析，未開發成熟的土地批租價格只占開發成熟的土地價格 的10％，即：壹塊開發成熟的土地的價格，壹般包含10％的土地出讓金、30％的 基礎設施和基地處理投資，以及60％的土地增值費。也就是說，在中國這段時期 這樣壹種土地供給方式下，政府出讓毛地或生地，僅僅只能拿到」 二級市場」上 土地價格的10％。[25] 至於中國房地產業的利潤，用行內人士的話來說是壹個 「秘密」，即壹個永遠也無法測知其深淺的財富「黑洞」。每壹個涉足房地產的 人，由於土地的來源和拿到土地的時間不同，從而得到的利潤也很不相同。總之， 通過這種「灰色渠道」形成的收入分配畸變，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最具政 治意義的方面，它誘發了社會道德的大滑坡，使社會秩序不可避免地陷入動蕩混 亂，社會公眾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恨情緒普遍增強。

　　其次，出讓土地雖多，卻並未使民眾的住房問題得到多少實質性的解決。由 於」土地」二級市場」」價格過高，建造以中下等收入者為銷售對象的大眾化住 宅根本無利可圖，開發商們紛紛建造豪華公寓和高級住宅，以港臺人士和國內的 「大款」為銷售對象，這就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陷入嚴重的供需脫節。據房地產 業內人士對世界各大經濟中心城市的樓價進行對比，中國大陸中心城市的樓價已 與英國、美國的中心城市不相上下，比加拿大、澳大利亞還要昂貴。據《中華工 商時報》公布國家建設部的房地產市場數據，1995年中國大陸商品房空置達5，04 6萬平方米，2000年即達到8,000萬平方米。但其價格卻使缺房的工薪階層積畢生 之力都無法購買。直到房地產價格連續跌了兩年以後的1996年，在內地大城市如 上海、北京，以及沿海的廣州、深圳等地，壹般規格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價格尚需 4,000-6,000元，壹般省會級城市如武漢、長沙則需3,000元左右。根據中國大 陸的收入水平，每平方米超過2,000元的商品房價格，與工薪階層的購買力相去甚 遠。[26]商品房積壓到1996年，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中國華興河北實業發展公 司對10幢建成幾年沒能售出的高級別墅實行爆破撤除，將其夷為平地，準備另建 公寓樓，當地百姓為之嘩然。[27]

　　從世界經驗來看，房地產發育有兩個基本條件：壹是人均房地產比重和城市 化水平，二是社會資本積累速度。就第壹個條件而言，中國大陸人均房地產水平 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壹些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也比較低，這是房 地產市場發展的有利條件。就第二個條件而言，這些年中國大陸社會資本積累的 速度相當快，但是分布卻極不均衡，主要集中在7％的富裕及富豪型家庭手中。這 些家庭壹般已擁有令普通民眾望塵莫及的住宅，其中有些家庭還擁有多套。而有 購房需要的工薪階層面對如此昂貴的房價，卻並沒有有足夠的購買力。也就是說， 中國目前這個房地產市場之所以「人氣」不旺，購買者不多，是因為這個市場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 「炒」上去的，而不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上的。這方面 情況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論證：壹是1995年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營狀態。據統計， 這壹年房地產企業有40％處於停業狀態；處於經營狀態中的企業有13.64％，但卻 處於虧損狀態；處於其他狀態的占46.36％。二是房地產市場狀況低迷，這壹年， 商品房空置率增長了53.46 ％，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負債率達72.36％，除上海、 廣東、浙江和貴州之外，其它25 個省市出現行業性虧損，開發企業的虧損面達5 2％。[28] 世界銀行對許多國家進行調查後發現，住宅價格應保持在家庭年收入 的3至6倍為宜，超過6倍則很難有市場。以中國家庭年收入排列在第1、2名的北京、 上海兩地計算，1995年上海壹個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18,000元左右，按照中國大 陸目前的商品房價格，壹個家庭要購買壹套中等水平、面積為70平方米的商品房， 約需30余萬元，為家庭年收入的16倍左右。[29] 到2001年為止，即使是家庭年均 收入遠遠高於全國普通大中城市的北京，購買壹套80平方米的中檔住房，也需要 付出38萬元人民幣，是家庭年均收入3.4 萬元的11倍。[30]而目前在中國大陸， 除了就業政策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公共政策比住房政策對民眾影響更大。截至20 00年年底，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大陸民眾人均住房面積僅為 10.25平方米，[31] 距離官方許諾的「小康水準」人均25平方米住房的差距還相 當大。這方面的挫折和失望越多，民眾對改革的滿意程度就越低。

　　六、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無法長久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從1996年上半年開始到2001年，中國政府通過8次降低銀行存款利息，希望以 此啟動房地產市場需求，但迄今為止，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壹政策目標難以 達到。看來在產品相對過剩的今天，與有效需求不足作「鬥爭」，是今後比較長 壹段時間內中國必須應對的經濟難題。選擇房地產業作為新壹輪經濟發展的啟動 點，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高層決策人士和部份官廳經濟學家矚目的經濟政策。在 這段時間內，建設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都相繼表示要理順政策， 調整商品房價格，發展住房金融，通過降價處理和租賃的方式來盤活現有存量的 房地產市場，以住宅建設作為新壹輪經濟增長的啟動點，帶動其余50多個相關行 業的發展。但在房價高漲、公眾缺乏購買力的情況下，可以想象，要達到目的有 相當大的難度。

　　目前住宅產業難以啟動的壹個根本原因就是壹次性支付的高房價與國民相對 較低的工資收入的矛盾。這壹點從發達國家購房支出與家庭年收入之比可以看出：

　　部份發達國家購房支出與家庭年收入之比

　　國 別 每套住宅售價與家庭年收入之比 美 國 2.8:1 加拿大 4.8:1 英 國 3.7:1 巴 西 5.7:1 澳大利亞 4:1 瑞 典 1.8:1 中 國 12-14:1據了解，不少中等發達國家居民收入水平大大高於中國大陸，而住宅價格卻 低於中國大陸。這些國家每套住宅的總價格，均在家庭年收入的6倍以內，加上有 銀行提供的按揭，這些國家的居民均可輕松地買房、租房。中國大陸人均收入排 列世界200多個國家的170位左右，而房租房價卻大大超過中等發達國家，甚至比 發達國家還高，顯然不合中國國情，是極不正常的經濟現象。目前中國大陸商品 房售價與工資收入之比普遍在12:1左右，有的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與廣州還 明顯高於這壹比例，顯然高於國際標準許多。

　　從1996年-2001年這壹期間，中國政府先後制訂了壹系列優惠政策支持個人置 業，以啟動房地產市場。問題是房地產市場需求和供給之間那巨大的缺口如何才 能彌縫？解決市場商品房滯銷的關鍵，是將降低商品房的價格和提高居民的購買 力二者結合起來，在房價降下來的前提下，讓居民通過15-2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購買壹套住房，這樣才有可能啟動市場。但關鍵在於：要降多少，老百姓才能買 得起？根據上述價格分析，中國大多數人民距離價格昂貴的商品房還有很遠的距 離。

　　從市場供需狀況來看，已經造成嚴重滯銷的房地產市場並不會因中國政府的 各種「改革措施」壹出臺，就會拉動需求快速增長。而且中國國情特殊之處還在 於：房地產公司絕大部份是國有企業，而投入房地產開發的貸款又多來自於國有 銀行。在開發項目的過程中，項目負責人可以通過購買地皮、發包工程等各個環 節貪污受賄，在利益驅動下，他們也就不管企業能否獲得利潤，以及銀行貸款能 否及時歸還。因為只有繼續「開發」，他們個人才可以撈好處。這就是中國房地 產開發商明知商品房嚴重過剩，還要不斷進行「開發」的真正原因。北京的商品 房空置率在全國算是偏高的，但房地產開發熱卻壹直沒有降溫，直到2001年為止， 北京市房地產企業還有4,000余家，其中70％以上沒有開發實力，並不從事房地產 開發，而是想各種辦法從政府那裏拿到土地開發權，然後靠合作開發或者轉讓土 地開發權牟利。[32] 所以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壹個奇怪的現象：1995-2000年， 城鄉居民在銀行的存款從35,457.9億元增至58,000億元，而過剩商品房卻從 5，0 46萬平方米壹直上升到2000年的8,000多萬平方米。在這背後其實就是大量的土地 違法案件，參與者主要是政府官員及與他們有權錢交易關系的房地產開發商。19 98年全國共查處了土地違法案件287,000多起，涉及土地面積115.6萬畝，其中耕 地38.7萬畝。[33] 2001年6月10日，大陸國土資源部執法監督局局長孟憲來對外 公布：2000年大陸土地違法案件共170,000件，造成大陸每年國有土地流失超過 100億元人民幣。而這些土地違法案件雖然大量發生，但查清的卻很少，查到位的 更少。[34] 這種完全脫離市場需求狀況的「房地產開發」，只為大陸市場制造出 更多過剩的商品房。2002年1月到11月，中國房地產投資為6228億人民幣，同時空 置面積達1.25億平方米，空置率為19％，北京的房屋空置率則達26.7％，超過10 ％～15％的國際警戒線。[35]因為壹般百姓的存款多是養老或子女教育所需，在 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推動下，中國高校的學費較10年前上漲了100倍，中國 公眾子女教育支出大幅度上漲，這些存款更難在「政策刺激」下轉換成對房屋的 消費需求。所以，從2003年開始的新壹輪房地產熱，完全是炒作而引起的房地產 泡沫。以中國房地產業的龍頭老大上海而言，其房地產需求很大部分來自於外國 基金的炒作。

　　但是，這些外資並非打算長期持有上海房產，美國洛克菲勒集團旗下的高緯 物業公司亞太區高管的評估：「上海樓市中的外資有95%都是投機性的」。[36] 參與炒房的海外基金多以離岸投資公司的身份出現，並無壹家海外基金直接以房 地產基金的名義在中國註冊，這意味著如果投資受挫，流入的資金會迅速撤出。 無人知曉到底有多少外資在投機中國地產，國家統計局數字只能提供大概情況： 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FDI）進入中國房地產業的資金規模大致為：合同利用金額 為 134.9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為59.5億美元。前者增長48.08%，後者增長13.5 5%。但這統計數據據說並非完全統計，有所遺漏。[37]

　　七、「圈地運動」在中國當代原始積累史上的地位在「圈地熱」後面，隱藏的是巨額利潤。這壹時期，涉足房地產的人士經歷 了「以無博有」、「以小博大」這兩個階段。在「房地產熱」初起階段，港澳和 國內壹些人手裏只要有幾十萬資金就可以搞房地產開發，壹方面他們找到掌實權 的政府官員，采取賄賂等手段批出紅線圖；另壹方面用同樣的手段籠絡金融界人 士，批出貸款，在短短時間內靠玩「空手道」成為巨富，這是在「圈地熱」初起 時的普遍現象，被行內人士稱為「以無博有」。經歷了壹段時間後，壹些人用幾 百萬、上千萬的資金搞開發，經歷了90年代初兩次小小的高潮後，成了中國地產 業的大亨，這在房地產業內被稱為「以小博大」。據建設部部長侯捷在報上公開 介紹，在中國投資房地產業利潤率大大高過國際水平，也高於發達國家。國際上 房地產的平均利潤率基本上是6-8％，但中國國內房地產業的平均利潤率不低於 30％，即使近年市場很不景氣，也在20-25％左右，連利潤率最低的安居工程， 也有15％左右的利潤，大大高於壹般產業的利潤水平。

　　在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史上，中國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個體經營熱（承 包農田熱）－－開辦公司熱（價格雙軌制的產物）－－股份制改造熱（股票熱） －－圈地熱（房地產熱）。但是在積累財富的神話中，最「燦爛輝煌」、最金光 閃閃、最迷人的「神話」卻是「圈地運動」。因為在前幾次「熱」中，中國最多 產生了壹些百萬或幾百萬富翁，而只有在「圈地」的「神話」中，才輕而易舉地 產生了壹些千萬、億萬富翁。

　　必須指出的是，如果說「個體經營熱」和「承包農田熱」體現的是以生產率 為分配法則，那麽在「公司熱」中權力開始市場化，手握權力者介入經濟活動並 利用價格雙軌制大發橫財，從這時起，分配法則就已經嚴重變形，被扭曲成了以 權力為本位，憑人情關系和投機進行分配。這壹被嚴重扭曲的分配法則此後在 「股份制改造熱」和「圈地熱」中，更是公開化地起著作用。所以後來的這幾大 「熱」中雖然以世界罕見的速度造就了壹批大富翁，但卻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生 產率上升，滋長了人們的投機心理，劣化了社會道德，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為 害極大。

　　八、「圈地」中的尋租活動對經濟改革的影響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所進行的土地改革，其動機都不外乎兩點：首先是對 經濟和社會平等的渴望（社會意義）；根本上則是對土地效益的迫切需要（經濟 意義）。從最終目標來看，每項土地改革都應該創造壹種人和土地的關系。如果 將本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90年代的「圈地運動」作壹比較，就會發現在 控制土地資源的問題上，兩次土地改革的深層動機其實都是出於上述兩點。只不 過前壹種控制和使用土地的方式在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以後，並未達到原來所設想 的目標。形像壹點說，這兩次改革正好走完了壹次「否定之否定」 的歷史過程， 但二者的方向完全是逆向的，如果將這壹過程與中共歷史結合起來看，富有啟迪 意義。剖析這場以不平等權力分配為特點的「圈地運動」，就足以了解當代中國 經濟改革的壹些本質特徵。

　　始於1978年的經濟改革，壹直試圖繞開「所有權」這個足以從根本上動搖人 們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信念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徵 壹直被理解為「生產資料公有」──但由於改革每深入壹步，都要受到這壹問題 的困擾，政府和「奏折派」經濟學家就發明了許多富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和方 式，使社會資源非國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歷史的 殘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為什麽要在「名」與「實」 方面煞費苦心。但是在社會紀律非常松馳和隨意的情況下，這壹系列在「所有權」 邊緣所作的改革，都被壹些掌握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力的「內部人」利用來開展 尋租活動，以牟取私利。事實很清楚：在新舊體制轉軌的縫隙中，大量可資利用 的機會都供權勢者們任意享用，他們和工商業界人士相互利用，瓜分社會資源。 官場和工商企業界勾結的結果，是自上而下的各級權力組織陷入了壹種日甚壹日 的腐敗之中。更讓人無法樂觀的是，近年來意在清除腐敗的「整頓金融秩序」等 宏觀調控措施，無壹不為腐敗提供更大的刺激和更多的機會。這方面的例證已成 為中國人的「生活常識」：如緊縮銀根，減少貸款就為銀行信貸部門人員索要更 高回扣提供了機會；對證券商設定的行業進入行政壁壘，為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 提供了大量收受「好處費」的機會；嚴格執行上市公司審批制度為各審批機關的 工作人員提供了不少發財良機。人人都知道，要想改變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 看，事難辦」的方法只有壹個：進行行賄等「二線工作」。

　　最值得深思的是壹些經濟學家在這次「圈地運動」中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 就在北海狂炒土地之時，壹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南方壹省城發表講話：「『投機』… …表明壹種盈利機會，誰能發現盈利機會並抓緊利用這個盈利機會，誰就能上去。… …目前，中國的投機不是太多，而是不夠。」[38] 此論壹出，許多腐敗行為立刻 獲得了「理論依據」，「圈地熱」更是失去理性。要求為正在泛濫的土地投機火 上加油這類「深化改革」的呼聲，從南方沿海響徹到北方內陸，人為地構造了土 地投機環境，導致房地產業畸型發展。這壹事例表明了壹點：中國大陸現階段， 和經濟結盟的不僅只是權力，還有壹些理論家和學者。前者結盟的惡劣後果因比 較公開，公眾都比較明白；而後者卻比較隱蔽，往往打著「理論探討」和「學術 研究」的旗號，因此更能混淆視聽，其影響面更大，其後果也更惡劣。

　　因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而聲名卓著的瑞典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岡納·繆爾達爾（Gunar Myrdal，1898－－1987年）在對東南亞國家的經 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以後，認為所有不發達國家 的政府都屬於「軟政權」（Soft State）。這種社會缺乏立法和具體法律的遵守 與實施，各級公務人員普遍不遵從政府交給他們的規章與指令，並且常常和那些 他們本應管束其行為的有權勢的人們與集團串通壹氣。腐敗只不過是「軟政權」 的壹種表現形式而已。他強調，研究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問題而「不將腐敗作為嚴 重問題來對待的理由是不恰當的、顯然淺薄的或乾脆是錯誤的」，必須把腐敗的 重要事實包括在對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分析之中。[39]

　　在中國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每壹「放權讓利」舉措的政策目標和實踐後果 之間的距離，已不容人們再忽視權力市場化的作用。經濟學者和社會科學研究者 的任務倒不在於研究壹個壹個的具體案例，而在於確定當代中國腐敗的性質和程 度，以及腐敗現象對政府部門、企業界與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的侵蝕程度和發展 趨勢。

　　「圈地運動」留下的種種後遺癥使我們不得不想起E.S。薩瓦斯（Savas)的壹 句名言：「『政府』這個詞的詞根來自希臘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職責是 掌舵而不是劃槳。直接提供服務就是劃槳，可政府並不擅長劃槳。」可以說，「圈地運動」是政府直接劃槳又壹不成功的例證。

黨國資本主義概論 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國有企業改革為什麽失敗

　　國有企業改革在中國各項改革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說，中國政府在 國企改革上投入精力最多，寄望最大，歷時最長，失敗得也最慘。就在中國政府 與官方學者們忙於討論如何解決中國國有企業問題，並提出大量口號表示要「捍 衛國有資產」的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壹方面，國有 企業資產是不少人展開尋租活動的重要獵物，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另壹 方面國有企業的改革日益成為經濟改革中壹個難於通過的「瓶頸口」，留下了不 少社會隱患，最嚴重的隱患是將大批失業工人推向社會。

　　壹、 國有企業改革的軌跡

　　之所以說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個「瓶頸口」，是因為國有企業 被「三座大山」壓住。這「三座大山」是債務過重、企業辦社會、冗員過多。 這三大問題中，由於企業辦社會和冗員問題牽涉到中國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安 定團結」，以及社會承受力和政治安定，並非壹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即便是在建 立市場經濟方面走得最遠的廣東省，都得在1996年初推出措施，限制企業經濟性 裁員。[1] 其後各地也相繼建立這種限制經濟性裁員的措施，但實際上流於虛文。 2002年4月中國媒體上盛傳的廣西大化縣水電工程局10位女工為了保住飯碗集體離 婚壹案，其案情很典型地說明了這種情況。廣西10位女工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 為發現根據當地水電部門規定，合同制單身職工（沒有配偶者）可繼續與企業簽 訂勞動合同，在就業艱難的情況下，10位女工決定舍婚姻保工作，實際上並沒有 達到目的。[2]

　　國有企業如何改革，這壹問題壹直是中國的時論重點。80年代，中國政府與 官廳經濟學家們總是樂觀地預言：進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是「壹包就靈」； 進行 「股份制改造」則會「壹改就靈」。但在長達20年各種「改革」屢試屢敗之 後，政府與官廳經濟學家也已開始明白，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個經濟 制度創新的問題，從本質上來看，它是壹個如何處理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問題， 而這正是轉軌時期主要社會矛盾的集結點。所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推出「建立 現代企業制度」[ii]的改革以來，中國反而不敢再持以前那種樂觀態度來看待國 有企業的改革。這個口號響亮地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出現了四、五年以後，現在 終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概言之，自從1983年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 個階段：

　　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推動 企業走向市場。

　　頒布《企業法》，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企 業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促使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

　　貫徹《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劃分政府與企業的事權，推動企業轉 換機制，政府轉變職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從利改稅、放權讓利[iii]到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從單項改革到多項改 革，進而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風風雨雨十幾年，什麽藥方都用過了，可以說根 本找不到包醫國有企業頑癥的靈丹。如前所述，曾有部份經濟學家提出用股份制 改組國有企業，但是經過從1990年至1995年這5年的試驗以後，發現效果並不理想， 只是使許多企業成了「翻牌公司」（意為換湯不換藥，只換了壹塊牌子，管理體 制並沒有變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主要目標是把企業所有權和國有資產管理 權劃分開，確立「企業的法人財產權」。但這壹條從理論上看起來似乎已經弄清 楚的改制措施，而實際上可操作性不強：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級機關委派的，且不 知哪壹天又會被更換，所有權又如何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壹些國有企業的經營 者受此啟發，總是琢磨著如何從國有資產存量中拿出壹部份來作為「經營者產權」。 按持「經營者產權」論者的說法，仿佛虧損連年的國營企業只要劃出壹部份作為 「經營者產權」，重新進行利益組合，企業馬上就能扭虧為盈，資產就能極快增 值。對這種說法，除了能分得「產權」的經營者之外，深諳中國國情的人士都不 做此想──類似的說法在「股份制改造」時說得太多了。而「經營者產權」壹說， 恰好為不少企業經理吞沒國有資產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有70多年歷史、號稱「中 國第壹粽子大戶」的老字號浙江五芳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風波就是很著名 的壹個例證。該公司「改制」時總股本1,212.96萬元，其中國有股（即法人股） 為507.56萬元，占總股本的41.84％，經營班子由董事長兼總經理趙建平和另兩位 副總經理組成，3人同時也是國有資產代表。在 2000年8月，該公司董事長、總經 理趙建平向公司借款150萬元，以自己個人名義「購買」公司150萬股法人股股票， 全部過戶費用也由五芳齋公司支付。可以說，趙建平分文未出便擁有了五芳齋公 司150萬股股份，經營班子另兩位成員效法趙的做法，也各向向公司借款「購買」 了40萬股法人股。[3] 從已經披露的資料來看，各地的所謂「經營者持股」改革 都大同小異，為國有企業的官員們侵吞國有資大開方便之門。

　　正因為如何改革還處於迷茫狀態，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決策出臺以來，中 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壹直停留在籌劃階段，整個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就只能「摸 著石頭過河」了，或「摸」著進行有限責任公司的改組，或「摸」著進行中外合 資，利用外資「嫁接」改造老企業；或「摸」著進行破產兼並。受了「股份制改 造」的啟發，知道壹家企業可以拆成若幹股份，形同被人收購；也可以只賣少部 份，自己仍舊控股掌握經營權。於是各地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紛紛出售 大比例股份給外商，人稱「皇帝女兒嫁鬼佬」，許多中國的名牌產品都紛紛掛上 「中外合資」的招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富有「中國特色」的事情。這類 「皇帝女兒嫁鬼佬」 的事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有的是只賣壹個企業，有的是賣 壹個集團，有的甚至是出售整個系統。

　　國有企業「嫁」外商，並非90年代的發明。早在80年代後期，就有人提出用 外資改造老企業，組建「嫁接式」的中外合資企業。但因為壹直想讓外商「嫁接」 改造經營管理不善的老企業，而這些企業缺乏吸引力，因此這項改革多年來沒有 成效。而90年代「出嫁」的國有企業因多是「靚女」，對於外商來說，通過購買 控股權取得中國優質企業的經營權與無形資產，既可不冒辦新企業的風險，又可 以更快地打入中國市場，故此出資動輒逾千萬美元，甚至逾億美元。毫無疑問， 這種「嫁接」是國營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壹個重要契機，但並非所有的國營企業 都可以這樣做，大批國營企業只有另尋它途。。但這種「改制」的災難性後果是 企業經營機制還未改變，不少國有企業已經相繼垮掉，尤其是從50年代開始依靠 剝奪農民與農業而獲得發展的重工業壹敗塗地，被中國人驕傲地稱之為「工業之 花」的航空工業也是在「國企改革」中完全雕謝。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企業之間不免互相埋怨：企業抱怨政府部門始終不肯 給他們徹底松綁，更有部份企業則抱怨政府沒有給它們在融資上提供方便；而政 府則不斷發布各種報告與統計數據，證明企業的毛病出在它們自己內部，與政府 行為無關。到了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思路又出現壹個新的轉機：抓大放 小，即抓住大國營企業，放開小的，讓國營中小企業搞活。而許多半死不活的國 營企業能不能搞活，卻讓人懷疑。以作者1995年10月到廣東韶關的壹次調查為例， 就證明作者這種懷疑並非杞人憂天。[4] 總之，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現代企 業制度的改革看起來轟轟烈烈，各類傳媒不斷報導它們在分流富余人員、制定公 司章程及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等重點、難點問題上如何努力掘進，但沒有實質的進 展卻有目共睹。這壹點有事實為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 國百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的結束，將從原定的1996年底延遲到1997年底。此 後這壹轟轟烈烈的「改革」再也未在媒體上公布其結果。將這些事實聯系起來， 就知道國有企業的改革面臨著非常尷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卻沒有找到「突破口」。 到了1999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壹說法基本上從媒體報導上消失。人們從 各類傳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國有資產的經營狀況令人擔憂：國有企業資產損失 和資金掛帳額占全部企業總數的1/4，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家財政難以步入良 性循環。而國有企業負債率過高（平均達70％）這壹事實，已使人們預感到：如 果再不著手解決國有企業的深層次問題，任其將危機轉嫁，最終的結果是拖垮銀 行，導致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也就從這壹年開始，想出了將大批經營狀態不佳的 國有企業經過「包裝」後上市，通過股市轉嫁風險。於是就有了1999年5月19日 中國共產黨的「第壹喉舌」《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社論動員民眾炒股的荒唐之舉。 如果說國有企業上市是中國政府第壹次大規模地向社會轉嫁風險，那麽「資產重 組」則是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在股市上圈錢，再次向社會轉嫁風險。

　　盡管各種消息都表明國有企業改制失敗，但中國政府從來就不肯承認現實。 遲至2002年2月，中國國務院高層官員才表示，從1996年至2001年末這5年之間， 中國政府用於企業兼並破產核銷的銀行呆壞帳準備金約2,800多億元，破產企業達 5,335戶，涉及職工430萬人。今後4年內還需要劃撥 2,900億元巨資，用於核銷破 產企業的銀行呆壞帳，進而對2,90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礦山實施關閉 破產。而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退出市場，將涉及570多萬企業職工的安置。[5]

　　但世界銀行發布的壹份專題報告指出的事實要嚴重得多。該報告稱20世紀90 年代中期，中國年均發生的破產案件數目由1989年～1993年的277起，上升到199 4年～1995年的2100起，到1996年～1997年增加到5,640起。在過去十幾年中，中 國發生了數萬起國有企業破產案。特別是這壹兩年，國企破產規模在擴大，不少 大中型企業也進入破產行列，數萬人的企業破了十幾家，還有壹批正準備破產。 [6] 而另壹個值得指出的現象是自1994年以來，「假破產，真逃債」等壹系列破 產欺詐行為現象大行其道。壹些企業（包括集體企業）爭先恐後擠進「破產」隊 伍：壹些企業在破產前就秘密轉移資產，甚至私分企業資產；壹些企業采取「先 分家後破產」、「新企業與老企業劃斷債務關系」的方式，把資產轉移到新分設 的企業，由老企業承擔全部債務，然後再宣布破產，甩掉債務；壹些企業將債務 及老弱病殘留給原企業，將有效資產和技術骨幹、精壯勞力組成壹個新的企業， 以規避債務，另謀發展，人稱「大船擱淺，舢板逃生」；還有壹些企業竟采取邊 生產、邊破產、邊賴債的經營方式。據統計，在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戶的62 ,656家「改制」國有企業中，有32,140家企業有逃廢債務的行為，占企業總數的 51.29％；逃廢銀行債務1,851億元，占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31.96％，從而使銀 行產生了大量的呆壞帳。[7] 截至2002年3月底，中國官方公布的國有商業銀行的 不良貸款比例也接近30％。[8] 據估計，這壹數字遠遠低於實際壞債率，真實壞 債率高達50％左右。 這壹切表明中國的經濟信用基本上趨於破產。

　　二、 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虛位與國有資產流失

　　國有企業破敗到今天這種結局，是中國政府對「私有化」從理論上否定與行 動上肯定這壹矛盾引起的。理論上對「私有化」的否定決定了由廣大職工參與的 「大眾私有化」事實上成為不可能，而國有企業經理廠長們對國有資產擁有的巨 大支配權力，又決定了以權力資本化為起點的「權貴私有化」勢所不免。

　　怎樣搞活國有企業，這並不是時至今日才提出的新問題，早在中國經濟改革 由農村進入城市階段之初，這壹問題就已非常尖銳，並被當作首當其沖需要解決 的問題。為什麽總是解決不了？ 其實只要將改革思路壹理，就明白根源在何處了。

　　所謂國有企業改革，有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無論如何都回避不了。壹是產權問 題，二是企業的運行機制和外部環境是否相容的問題。中國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 是「所有者虛位」的問題。從中國政府這23年改革的實踐來看，80年代由於「老 左派」的幹擾，中國高層無論從理念上還是策略上都無法接受「私有化」這壹提 法。直到鄧小平「南巡」那壹年，江澤民還在北京發表談話，聲稱「要將私人資 本家搞得傾家蕩產」，由此可見「私有化」在當時還根本不為中國共產黨在理論 上所接受。為了適應中國政府策略上的需要，針對所有制改革問題，官方理論界 動足了腦筋，先是將「所有權」變為「產權」，「私營」變為「民營」，使「產 權重組」這壹舉措避開「私有化」的惡名，免受攻擊。但在所有權這壹問題上如 何改革，壹直存在互相對立的兩種思路。壹種思路認為「只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才 能救中國」，另壹種思路則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擺脫困境。這兩種看法都把 所有制的變革看作是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雖在實踐中節節敗退，但卻還頑 強地堅守陣地，「抓大放小」的決策出臺後，它也還是只丟了效益不好的「中、 小國營企業」這壹塊已成為「雞肋」的資產；後者因壹直存在事前的政治性制約， 沒讓公開討論而停留在含義模糊的口號上，並沒有什麽更明確的思路和實施方案。

　　其實，產權亦即所有權問題最終是無法回避的根本性問題，因為只有形成 「所有者在位」（指企業的所有者能夠擁有管理企業的權力）的產權關系才能讓 企業的產權所有者有效地承擔資產責任和財產損失，而且這壹點恰好是市場經濟 的基石。而中國國有企業生存的背景是政府對各種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就使得國 有企業的「全民所有」成了壹個悖論：在產權關系上，名義上的「產權所有人」 人民連自己到底擁有多少財產都說不清，更無從支配及全權轉讓。「所有者虛位」 的結果是使國有資產的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所謂 「財產權利私有 化」，是指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對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財產的權利這壹事 實；財產責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 責任，而由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亦即國家來負。這種既擁有支配財產權利卻又無須 承擔財產風險的現象是中國國有企業病根所在，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壹份 難以消化的遺產。從90年代中期以來的事實是：在許多中小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 制企業中，自發的或非正式的私有化，即未經許可而將財產轉化為私人資產這種 事情已經非常普遍。壹份調查報告顯示，國有資產流失的去向較集中，主要是由 國有和集體企業流向鄉鎮、私營企業或個體戶，由企業流向個人。如某國有企業 曾發生較大資產流失13起156萬元，其中12起130萬元流向非國有企業，少數人在 這種流失中獲利。[9] 可以說，自實行承包制以來，就打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 門，不少地方陷入壹個「經濟怪圈」：壹些國有企業越來越窮，職工收入越來越 低，而承包人的私人財產卻在不斷膨脹。國有資產成為不少國有企業經理廠長的 尋租獵物，不少承包者將原企業弄得不死不活以後，就去另辦企業或另買企業壹 展其當「企業家」的「淩雲之誌」－－這種現像人稱「窮廟富方丈」[iv]。在這 樣的企業，國家資產與職工血汗，最後都流進了壹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企業 虧損累累，朝不保夕，職工們得到的只是壹個企業空殼－－「主人」名義和低微 的收入。據官方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3,500多萬破產半破產企業的工人陸續淪為 新生的城市貧困階層。下崗工人在衣食無著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導致犯罪率增加。 據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調查，從1998年3月至1999年3月壹年中，全市共受 理下崗職工犯罪案件273件，比上年度上升了18.9%。與其他犯罪主體相比，下崗 職工犯罪所占比例並不大，但其上升趨勢卻日益突出。[10]

　　從1995年開始，國際經濟學界在研究中國和蘇東經濟轉軌時提出了壹個「內 部人控制」的概念。這個概念認為國有企業在轉軌過程中或者由管理人員控制， 或者由工人控制。在中國有必要對「內部人」這壹概念進行修正：以國有資產不 斷流失這壹形式表現出來的瓜分計劃經濟體制遺產這壹過程，主要是由國有企業 的負責人與他們的少部份親信，也就是經理廠長們本身無法回避的財務部門負責 人與辦公室主任、人事部長之類，俗稱廠長、經理的「三駕馬車」進行的，廣大 工人完全被排斥在這壹過程之外。而且更要註意的是，自從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後， 廠長、經理們往往用自己的親族成員做本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部份中、小型企 業「家族化」現象比較常見。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 象，必須註意這壹事實：並非企業經理人員和工人共謀瓜分國有資產，而是企業 經理人員小集團共謀瓜分國有資產。廣西昌菱實業發展公司下屬的甘化公司，共 有400多名員工，其中竟有100多名員工利用工作之便侵吞公款。更具有諷刺意味 的是這家公司規章制度健全：「原料進廠從發證、派車，到過磅、質檢12道工序 環環相扣，互相制約」，並有關鍵崗位輪換制度。但當大家集體貪污時，這些制 度就制約不了任何人，形同虛設。[11] 筆者曾與深圳市經濟罪案舉報中心的壹位 負責人談過，他感嘆說現在的經濟犯罪分子手段越來越高明，即便有線索，追查 起來也困難重重，除了檢舉者是負責人原來的親信，如財務部長、辦公室主任和 人事部長等類原來參與機密者，才能提供壹些舉證材料，否則就很難查下去。他 說，「做為壹個公司老總，只要將財務部門負責人、辦公室主任這幾個人『搞惦』 （意即結為壹夥），這個企業就等於是他的私人公司壹樣。」這話說的是事實， 深圳家永工業公司壹位姓曾的總經理任職四年，其主要「業績」就是將該公司在 市中心的地皮壹塊接壹塊地賣出去。據職工推測，通過這幾次賣地，這位總經理 拿到私人腰包的就有1,000多萬。該公司職工雖有檢舉者，但有些檢舉信卻又回到 這位老總手中，手書的信還交由人事部長查對筆跡。而這個公司下屬的壹家二級 企業負責人只有40多萬的行賄問題，卻因該公司會計檢舉而被抓。由此可見在企 業資產流失過程中，財務人員的配合相當重要。廣東省新會市房地產公司經理伍 社明借國有企業轉制之機，鯨吞1,100多萬國有資產的案件，就是夥同該公司會計 李衛華共同作案。[12]

　　90年代中期壹些從國外歸來的中國經濟學者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 制」現象，得出了壹些和事實並不相符的結論，如「內部人控制和經濟的市場化 為經營者謀取利益（合法的或非法的）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自由。壹個經營者能 夠謀取多少福利或者個人利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獲取多少利潤，所以能提高經 營積極性」，這位學者無疑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有企業的「假老板」們獲取利益是 依靠哪些途徑，事實上許多企業的經營者的個人利益是通過「富了方丈窮了廟」 的方式來獲得的，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三、國有資產為什麽大規模流失？

　　現在需要討論在「所有者虛位」的情況下，國有資產為什麽容易流失。

　　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主要是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功能嚴重混淆引起的：政治 系統的主體是政府，經濟系統的主體是企業和財團，二者的功能混淆，暴露出國 有企業運行與市場經濟的種種不相容。

　　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第壹點在於：國有企業經理層所受到的約 束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上級，即政府主管部門。

　　為什麽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中國這些年來花樣出盡，卻難收實效？就在於 大家忽視了壹個基本事實：在西方那種股東主權的經營模式裏，經理階層的行為 以及「道德風險」等問題，都是由外部股東來加以校正。而外部股東要發揮其作 用，必須通過壹個有效率的、具有評定公司價值和轉移公司控制權的功能的資本 市場，還要通過壹些其他的制度安排，如競爭性的、買賣經理人員和工人的勞動 服務的勞動市場。但在中國目前這種轉軌時期，這兩種市場都是缺少的。正如在 第壹章中所說的那樣，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其經營班子人員基本上 由原來的班子演化而來，或由政府任命。直到2001年，國營企業的經理廠長有80 ％以上是由政府任命的。即使是上市的股份公司，也有59％的經理廠長由政府任 命。[13]後來壹些地區搞的所謂「國有資產委托經營」，受委托人其實還是由政 府按任命幹部的方式挑選，並且基本上是委托給原來的經營班子。這些由政府任 命的各級廠長、經理們在企業內早就形成了強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級主管部門以 外，沒有任何壹個外部當事人擁有決定或制約的權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東大 會，也不能因為廠長、經理們經營表現不佳或有貪污黷職等道德風險行為而將其 解職。

　　正因為如此，對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來說，在現階段「經營領導」（即 維系好自己與上級部門的關系）比「經營企業」更重要。而造成廠長、經理角色 錯位的根源在於體制。從職業責任出發，作為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其職責應 當是用自己的才學和膽識經營、管理好自己的企業，全心全意為職工謀利益，為 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在中國現行的政府～企業關系這種體制下，面對任用、 考察廠長的方式和標準，廠長們必然要產生對上的依附性、服從性和被動性。他 們必須在「眼睛朝上」還是「眼睛朝下」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選擇「眼睛朝下」， 將全部精力放在企業的生產經營上，他們認為這只是出於良心和責任感的驅使。 因為企業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個人的待遇也不會有大的改觀。更讓人想 不通的是，往往壹個企業搞好了，壹些有背景的人就會覬覦這個位置，這時候， 明升暗降往往是將原廠長、經理調離的常用手段。兩起發生在黑龍江省的哄動壹 時的中聯商廈總經理「劉雲珍事件」和「世壹堂」廠長「劉巍事件」，就是非常 典型的兩個事例。這兩位都是社會公認的能幹企業家，但均因不善「經營領導」 而被免職。[14] 選擇「眼睛向上」，苦心經營好與上級領導的關系，即使把企業 搞糟了，甚至弄得資不抵債，位子照樣坐，待遇照樣拿。即便把國有資產化為私 人財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會受到應有的制裁。面對自己的前途、命運，許 多廠長、經理們都很「明智」地將很大精力放到了「經營領導」，即經營人際關 系上。保位子，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壓問題、盼提拔等等，就是廠長、經理們 花大力氣經營人際關系的真正原因。在廠長、經理們還是「官員」、政企還未分 開的利益機制牽引下，「經營領導」和領導還會被「經營」，就成了中國國有企 業所有頑癥的根源。因為被「經營」的領導往往憑關系親疏、個人好惡來選拔企 業經營者，不幸的是企業的利益和往往和官員們的私人利益相背離，其結果就是 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機」，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可以 說，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決「企業無上級」，即企業經營 者的產生機制問題，就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成功。

　　企業經理層「經營」領導層是壹種極為惡劣的腐敗行為，其後果相當嚴重且 令人切齒痛恨。從現實來看，國有企業領導幹部的腐敗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 方面：壹是貪污受賄。據統計，廣州市1982年至1989年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貪污 受賄案件，76％都發生在國有企業；1992至1994年，貪污受賄案中，企業發生的 占全部案件的70％。1997-2000年，全國共查辦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私分 國有資產犯罪的國有企業人員84,395人。[15]據 2002年3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檢 察院工作報告」披露的資料，2001年共查辦在國有企業轉制、重組過程中私分、 侵吞、轉移國有資產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 17,920人。國有資產流失的後果，是 中國政府公信力嚴重下降，國有企業大批破產，工人大批失業。二是公款吃喝玩 樂，據對大連、武漢、石家莊400多家高檔娛樂場所進行的調查，有60％的公款消 費者來自國有企業，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賭博、嫖娼費用。湖北棗陽市是個只有 100多萬人的縣級市，每年用於公務活動的公款招待費近2,000多萬元，占全市財 政收入的1/10。[16] 三是隨意安插親信，將整個企業變成等同於私人企業的獨立 王國。有的企業領導大權獨攬，把國有企業當做自己的私人企業，大量安插自己 的親屬、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帶利益集團，如深圳海誠商貿公司總經理文石興， 安排在公司中的親友達130多人，占公司總人數的17％，其中擔任中層幹部的18 人，占中層幹部的 31％。也正因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能在那裏為所欲為， 成功地卷逃巨額公款出國。曾聞名全國的「改革家、優秀企業家、優秀廠長經理、 勞動模範」，並發明了企業改革經驗《馬氏管理法》（即責任價格控制法）的陜 西內燃機配件壹廠原廠長馬宏業，是位人稱「政治流氓、經濟流氓、作風流氓」 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擔任該廠廠長期間，該廠暗無天日，債務累累，職工飽受 欺壓，其辦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職工的淫窟。[17] 四是搜刮國有資產，或以任職的 國有企業養自己在外辦的「暗廠」、「暗店」，致使「廟窮方丈富」；或是如前 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產權轉讓時，亂界定產權，低估國有資產，使自己及親友或 有利益關系的人從中牟利；或是將自己及其壹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訊等壹切費 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壹類之外，其余的腐敗行為因屬於「隱蔽」性質， 在目前很難受到法律制裁。以深圳市為例，僅從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 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調查國有企業中黨員幹部違法違紀案件384宗，占立案總數 的48.4％；處理363人，其中企業各級領導幹部共312人，占企業中受處理人員的 77.04％。無庸諱言，這許多腐敗行為都是和黨政機關的腐敗分子沆瀣壹氣，互相 勾結進行的。可以說，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只要「經營」好上級，這類公開和 「隱性」的腐敗行為並不妨礙他們穩坐廠長、經理寶座。自朱金容基提出國有企 業三年脫困的目標以後，就在壹片「保衛國有資產」的口號聲中，國有資產流失 仍然非常嚴重。據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介紹，2000年審計署統壹組織了對1， 290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1999年度的資產、負債和損益情況的審計。通過 審計查出資產質量不高、資產負債損益不實等多方面問題，並發現大案要案線索 78件，案件涉及金額6.13億元。[18]

　　隨著國有企業經理廠長們侵吞國有資產的經驗不斷豐富，政府官員與國有企 業經理合謀瓜分國有資產的事情屢屢出現。如果說在1997年以前，國有企業經理 們侵吞國有資產還處於半隱蔽狀態，那麽到了1997年以後，這種侵吞已經變成與 政府官員合謀進行的壹種公開搶掠。比如被當作湖南長沙市國有企業改革先進典 型反復宣傳的香港美光兼並長沙船舶廠壹事，就是這種合謀的壹例。1997年香港 美光公司出價750萬人民幣，就將資產總值達3億的湖南長沙船舶廠「兼並」了。 隨後，這750萬元人民幣（折合匯價為90萬美元）購來的資產又被美光公司拿去做 貸款抵押，先後3次從湖南長沙的幾家銀行借得1,688萬美元。幾筆巨款到手後， 香港美光公司消失不見，該廠被迫停廠，失業工人生活無著，憤而調查內幕，才 發現為這場「兼並」牽線的是國務院下屬某機構的壹位姓張的官員，而長沙市政 府官員與銀行的有關人員均與這場騙局有講不清的關系。[19] 而另壹位名噪壹時 的國企改制典型、河南漯河市市長兼市委書記程三昌，自吹其「堅持面對有限責 任公司，以拍賣為主，搞公開競價、債務不懸空、職工有安置，真正實現勞動與 資本的聯合」，在1996年～1999年三年之間，共賣掉河南漯河市27家國有企業， 從而獲得「程賣光」的稱號。這位「程賣光」在「賣」的過程中堅持黑箱操作， 壹家原值4,700萬的三星級賓館，被他以2,0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壹家私營企業。 壹家國有企業破產後，市政府出讓其土地使用權，壹家企業報價3,000萬元未中標， 另壹家私企卻以2,050萬元的價格中標。諸如此類的例子在「程賣光」主政河南漯 河市的時候發生了不少。而「程賣光」在這種黑箱操作的出賣國有企業的過程中 大肆貪污，中飽私囊。到了1999年，「程賣光」看到該市國有企業的家當賣得差 不多時，就「下海」當了河南省駐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董事長，長駐香 港。2001年5月程賣光覺得出逃時機成熟，於是攜帶巨款潛逃國外，不知所蹤。[ 20]

　　這種腐敗行為與近乎荒唐的「改制」的後果是嚴重的：它破壞了企業的正常 生產經營，助長了腐敗的惡性蔓延，使巨額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

　　國有企業運行機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第二點表現在它缺乏資本經營的 概念，在資金問題上和銀行的關系不但無助於中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破壞了 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國有企業缺乏以資產營運為核心的企業運作機制。不少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在 企業發展的問題上基本上依賴國家撥款、給政策。可以說國有企業普遍缺少壹種 「找錢」 的思路，缺乏對低成本資金的利用，也就是說缺乏資本經營的經驗。不 少股份制企業利用發行股票籌集到資金後，也因經營不善而使資金虧損。實行 「撥改貸」（企業資金由國家撥款改成由國有企業向國有銀行借款）以後，許多 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幾乎全部來源於銀行貸款，差不多等於白手 起家，無本經營，這就造成了很多國有企業高達75％以上的負債率和極高的利息 成本，有的甚至高達80％甚至100％。[21] 據中國國家計委的資料顯示，1993年 國有工業企業負債率平均達68.2％，若扣除潛虧、明虧、掛賬等各種侵吞資產的 情況後，實際負債率為76％；若按中國政府1993年7月頒布的兩個關於會計行業與 審計行業的法規性文件（俗稱「兩則」）實行後的調整數字估計，國有資產現有 資產負債率平均為83％。而且這些債務的來源單壹，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大多數 債務的償還可能性很小。由於企業和銀行的歷史關系如此，今天這種借貸關系也 使企業嘖有煩言，認為不少利潤轉移成融資成本，利息與利潤的變化加重了企業 的負擔：1980年利息與利潤比率是1:0.033；1990年是1:1；1995年是1:1.73。 [22] 這樣就在銀行和企業之間形成了壹種惡性循環：企業需要銀行借貸，而借貸 的高利率加上借貸成本（如信貸員的「回扣」，銀行負責審批者的「好處費」以 及借貸關系建立過程中的大量「交際費用」等等），又使企業不堪重負，於是從 拖欠貸款到逃廢利息，銀行的爛帳不斷增多。信貸資金過多沈澱，金融風險不容 忽視。 1996年8月，廣東某市體改部門對轄內的金融機構進行了壹次調查，發現 各家國有商業銀行資金流通延緩，風險上升。該次調查涉及的金融機構（含網點） 共有 870個，總的存款余額（帳內外）64.37億多元,總的貸款余額(帳內外）71 億多元。按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規定，64.37億元存款，該市可用的信貸資金只有4 8.3億元，而實際貸款余額為71億元，存貸比例失調，各家銀行為彌補逆差，主要 靠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平衡，超負荷經營十分嚴重。

　　「」

　　廣東省某市對金融機構的調查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項貸款占 總貸款比重（逾期貸款、呆帳貸款、呆滯貸款） 50％ 60％ 70％ 貸款回流率（收回貸款與發放貸款之比） 73.3％ 信貸資金周轉率 0.82次 0.75次 0.5 3次這次調查對「三項貸款」的分析表明，「三項貸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實 際上能按時、安全還回來的貸款所剩無幾。整個銀行系統的經營效益並不比國有 企業好多少，調查顯示，該市銀行1995年虧損3.5億元，1996年上半年的數字是2 .86億元，其中國有商業銀行虧損2.44億元，占85.35％。1995 年，五家國有商 業銀行的綜合年收息率為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銀行的經營舉 步維艱。貸款回流率和信貸資金周轉率下降，無形中減少了可用資金，使銀行的 資金運作更加困難。大量銀行信貸資金的沈澱，削弱了銀行的應急償付能力，壹 旦觸發擠提存款風潮，就會由於難以確保提現而觸發支付危機，進而導致金融風 波。[23]有關人士透露，目前廣東除廣州、深圳之外，大多數地方的銀行經營不 盡人意，潛在的金融危險是存在的。[24] 廣東在全國的銀行中還算是實力雄厚者， 其它省的銀行狀況只會比廣東更差。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2002年3月透露，中 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比例接近 30％。[25]《中華工商時報》曾報道，某省人民 銀行壹項調查結果使人怵目驚心：該省三年累計破產企業479家，破產時資產總額 22.7億元，而積欠銀行貸款本息高達26.6億元，銀行信貸資產面臨極大風險。[2 6] 而另壹份調查也指出企業「破」銀行「產」的潛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 末，正式破產了54戶企業，資產總額達2 .212億元，而負債總額卻高達4.9413億 元，資產負債率高達223％，已嚴重資不抵債。值得註意的是，這些破產企業積欠 銀行貸款本息3.8315億元,是破產企業資產總額的1.73倍。在已清償完畢的42戶 企業中，銀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償率只有3.3％。照此推算，全部企業清償完畢的 話，銀行也只能得到1,265萬元的清償，將有3。705億元的信貸資產付諸東流。[2 7] 除此之外，銀行資金大量被虧損企業無償占用，非國有企業和其他資金需求者 貸款的條件更加惡化，它們為取得貸款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更大，其發展更困難。

　　這種銀行和企業機制的悖論反應，導致銀行的嚴重虧損。欠債還錢本是市場 經濟的基本法則，但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根本不遵守這壹遊戲規則， 日積月累，不但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此付出高昂代價，還給中國金融系統深 種禍根。據公布的有關資料，中國銀行的自有資產僅占全部資產的7.02％左右， 負債率高達90％以上。[28] 到1996年，銀行自有資產比率下降至3％左右。而按 照《巴塞爾協議》（Bases Agreement)的有關規定，銀行的自有資產比率不得低 於8％，如若低於8％，則銀行可視為已經破產。中國人民銀行的壹份統計表明， 到1995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約占5萬多億銀行貸款的60％。[29] 此後這 壹比例壹直沒有大的變化。這樣就形成了壹種債務因果鏈：國有企業欠銀行，銀 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個人儲蓄者）。有人主張將銀行債務變成股權，這個主意之 糟糕，就在於設計者沒有想到這壹提議無異於飲鴆止渴。企業因債務負擔過重導 致生產經營困難甚至影響生存，這僅僅只是壹種表面現象。受高債率困擾的企業， 其發生困難的根子往往不是債務本身，而是投入的產出率太低；不是被銀行抽走 的利潤太多，而是自身產生的利潤太少。有材料顯示，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 利潤率已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於銀行貸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國家計委對上 海、北京等八省市2,586家企業虧損原因的調查顯示，造成企業虧損的宏觀管理因 素占9.2％，政策性因素為9.09％，而企業自身經營管理因素則占81.7％。[30] 對這種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業，用非經濟手段實行「債權改股權」，從 實質上講，只不過是企業以出讓壹部份並無實際價值的「產權」為手段，將銀行 利潤亦即另壹部份國有資產的應有收益作為「暗貼」[v]據為已有。這樣雖可暫時 緩解企業的資金困難，卻並不能促使企業為提高資金回報率而作相應的努力，以 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說它是「飲鴆止渴」，是因為銀行在行政幹預下，被迫將 每年可帶來壹定收益的債權變成得不到保障的「股權」以後，只會使銀行泥足深 陷，最終結果是使銀行在目前這種微盈實虧的狀態下走向危機深淵，導致金融危 機爆發。有趣的是，「債轉股」這壹設想終於在1999年9月開始試行，第壹家實行 「債轉股」的企業是北京水泥廠，該廠共有9.68億債務被轉成股權，當時政府官 員壹致稱頌這個企業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壹個好範例。[31]不少企業看到「債 轉股」的巨大利益，紛紛申請「債轉股」。但在試行了4個多月以後，中國政府終 於發現這壹打通中央銀行與中央財政兩只錢袋的「改革」等於鼓勵企業欠債不還， 有摧毀國家信用的危險，於是匆匆收兵。[32]鼓吹了好幾年的「債轉股」終於壽 終正寢。 如第壹章所述，中國的「股份制改造」結果不理想的原因之壹，就在於 對經營者行為和道德風險缺乏有效的校正機制，所謂「債權改股權」面臨的其實 也是同樣的問題。

　　總之，自1994年以來，中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大：在80年代末期， 國有企業還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壹盈利，三分之壹虧損，還有三分 之壹暗虧。而到了1994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已擴大到48.6％，個別省份甚至達 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現這樣令人震驚的數字：這壹年的頭 4個月累 計，國有企業利潤盈虧相抵後凈虧損215億元，而1995年同期為盈利151億元；國 有工業企業生產增速僅5％，明顯低於正常運行區間，企業庫存上升，產銷率下降， 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盈利不抵虧損的全領域凈虧損。[33] 中國國有企業集中之地 如東北三省的遼陽、大慶等地從此成了工潮叠起的不安定之地。到了1999年，整 個國有資產運作的情況比以前更為糟糕，許多國有大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也就是在這壹年，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正式撤銷。上述這些困難從根本上來說， 是舊體制多年積蓄的矛盾所致，總根源應該是政府職能轉換與政府改革問題。隨 著改革的日漸深入，企業和政府已經處於兩種不同的體制之中：企業早已在市場 機制中運轉，而政府管理企業卻基本延續了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管理原則和框架， 仍然置身市場之外。而20多年改革的經驗證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是個系統工 程，在這個系統工程中，政府是關鍵。可以說，政府不改革，政企分開就是句空 話，國有企業改革也根本找不到出路。必須指出的是，「政企分開以及與其相提 並論的另壹口號「黨政分開」。從1999年開始已消聲匿跡。究其原因是近年來大 面積的腐敗造成了政府功能的嚴重弱化，加強共產黨的壹元化領導已成為維持中 共對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於是又出現了以黨代政、實行更徹底的壹黨權威主義 治國方式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思路似乎已成為 「昨日黃花」。

　　「十六大」以後，中國政府又準備成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聲稱要建 立起新的「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決定中國十幾萬 億元國有資產的走向，以及19萬多家國有企業的命運。於是中國媒體又開始「熱 烈討論」這壹問題。[34]但據筆者所了解的情況，就在這壹消息公布前後，上海 已經 「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將許多國有企業以「經營者負債持股」的方 式賣給了國有企業的經理們。這壹做法表明，在權力市場化作用下，中國的權勢 者們已經認識到這是最後壹次大規模的「免費午餐」。可以預見到，這次改革的 獲利者們還將是中國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國有企業的工人們享受到的「改革 成果」將是大規模下崗失業。

　　四、國有資產流失總量知多少

　　中國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國內外普遍關註的熱點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 國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雖已存在，但暴露得並不充份。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新舊 體制並存，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產權不清與產權管理缺位並存，使國有資產流失 問題日益嚴重。至於到底流失了多少，由於「條塊分割」[vi]的管理體制和統計 方法的不壹致，目前還沒有壹個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總量的準確數據。國有資產管 理局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抽樣調查和典型案例進行初步分析，並推算、匯總， 得出的基本判斷是：從1982年到1992年，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損 失大約高達5,000多億元。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1992年全國國有資產總量 26,000 多億元的1/5，比1992年財政總收入4,188億元還多800多億元。即便按這個據說是 「比較保守」的數據計算，中國在90年代平均每年流失、損失的國有資產也達50 0多億元。這即意味著中國每天流失國有資產達1.3億元以上。[35]1994年全國進 行清產核資的企業有12.4萬戶，全部資產損失達2,231.1億元，全部資金掛帳2，2 06.9億元，損失與掛帳合計達4,438億元，占12.4萬戶國有工商企業全部資產的1 0.7％。流失情況的嚴重，可以從下列事實略見壹斑：1995年國有資產管理局共收 到舉報160件，直接查處國有資產流失案件22起，到1996年3月結案8起，這8起案 件就為國家挽回損失15億元，平均每件涉及金額1.9億元。[36] 1996年又查處國 資流失案件三百余起，挽回損失21億元。[37]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貪 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款潛逃者日益增多，僅在2001 年壹年，中國檢察機關就抓獲 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繳贓款6.8億多元。[38]

　　五、 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

　　國有資產的流失，可說是壹個立體的過程。據國有資產管理局調查，造成中 國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目前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新的管理體制 尚不完善，許多政策、法規還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則有下列多種：企業經 營虧損和管理不善，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在進行中外合資、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 國有資產流失；資源性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指對各種礦產資源、森林、草場的亂 砍濫伐和掠奪性開采）；境外國有資產流失（指境外國有資產管理者利用手中權 利，采用轉移資產、參予炒股票和期貨等活動，侵占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產 的流失，絕非各級國有資產管理者缺乏管理經驗，相反倒和部份企業負責人積多 年管理經驗，精通在國有企業中何鉆空子去巧取豪奪有關。國家審計署1994年對 煤炭、電力、化工等行業的187戶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情況進行了調查， 據測算，因企業身的原因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占流失總量的70-80％，主要責任 在企業自身；部份企業領導缺乏法制觀念，為了個人和小團體利益，千方百計地 挖國有資產。主要手法有下列數種：

　　1。 通過不提折舊和大修理基金，費用支出掛帳等方法，搞虛盈實虧，或通過 虛列、多列成本，截留轉移收入，搞虛虧實盈。如中國農業生產資料公司原經理 及有關人員，明目張膽地弄虛作假，偽造塗改帳冊，轉移資金達1,900多萬元，給 國家資產造成嚴重損失。

　　2。 偷漏國家稅收和私設「小金庫」。由於管理不善，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存在 帳外國有資產。帳外設帳是使國有資產脫離監控並導致資產及其收益流失的典型 做法。據清產核資第壹期40戶工業企業統計，帳外固定資產凈值達3.69億元，占 清查單位全部固定資產凈值的1.16％。按照這個比較保守的比例推算，全國預算 內工業企業帳外國有資產凈值可達146.7億元。如果加上大量預算外企業的帳外國 有資產，這個數字會更龐大。

　　3。 趁新舊制度轉軌和產權變動之機，有意少計國家資本金，低估國有資產或 低價出售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產等等。武漢市武昌區審計局的審計表明，1993年 7月新舊會計制度轉換之後，數額巨大的國家資本金被合法地計入了法人資本金。 該審計局對10戶國有企業審計發現，50％的企業不同程度地發生了國有資產所有 權界定的錯誤，共少計國有資產256萬元。

　　4。 在股份制改造中，對國有資產不評估或者低估國有資產的價值。有的的企 業任意設置「企業股」 ；有的則以低價或無償的形式設置「內部職工股」；有的 地方則以明晰產權關系為名，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個人，搞成了「負債持股」。 [vii]在紅利分配時，國家股和職工股同股不同利，造成國家股比例下降。如上海 飛樂股份有限公司曾規定，國家股不享受壹次性送股權益，僅此項就使國家股本 損失471.15萬元。武漢市某股份制企業1988年至1992年分紅，國家股分紅率為11 .5-13.7％，社會公眾股為17-17.5％，內部職工股為20％。搞合資、聯營等公 司卻啟用國家資金，打著全民的牌子，但資產和效益卻不進入國家收益。審計署 在調查中還發現，壹些平常對財務基礎工作做得好的、被認為「信得過」的企業， 在當前企業制度改革中，這類違法違紀問題也有擡頭的趨勢。

　　5。 集體企業無償占用國有資產導致國有資本累積性流失。壹些國有企業為了 安排子女、家屬就業，投入大量資金、技術、物資開辦大集體等各類「三產」產 業。或讓出適銷對路產品的經營權給「三產」公司，或將國有企業的某個車間整 建制地劃出成為 「三產」公司，或者為「三產」公司提供貸款擔保。在進行這些 產權轉移程序時，僅憑協商或領導意見確定，手續不全，資產轉移無帳可查，造 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遼寧省某國營企業在生產資金大量不足的情況下，將11 萬元資金無償借給所屬集體所有制公司，長期無人過問。該廠閥門廠、橡膠廠也 存在類似問題。 [39] 鞍鋼和華北電管局辦了許多集體企業，據介紹有2.5億元 稱之為長期貸款或投資給了集體企業，這筆資金既未按資分利，也沒有相應增加 投資份額或收回。從全國清產核資第壹期51戶試點企業的不完全統計來看，集體 企業無償占用的國有資產達1.63億元。據此，按集體企業無償占用0.01％的國有 資產來推算，全國各類集體企業無償占用國有資產至少也在190億元以上。

　　6。 公開侵吞國有資產。企業虧損，經理發財，這種「富了和尚窮了廟」的情 況在全國相當普遍。壹些工商企業明明知道所購原料、貨物是殘次品，卻按正品 價格購入，明明是優質暢銷品卻低價脫手，慷國家之慨，得個人之實惠。據《遼 寧日報》壹位記者調查了解，遼寧壹家手表公司曾是全省有名的創利大戶，產品 在國內的市場占有率達7％，年上交利稅1億多元，但近年來該公司的國有資產大 量流失，經濟效益逐年下降，最終虧損3,000多萬元。該公司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 原因是有關人員損公肥私，侵吞國有資產。例如公司要進壹批自動車床，本可以 從廠家直接進貨，卻轉壹個彎從私人手中買二手貨，經理從中得「好處費」。壹 些個體戶給正副經理壹些好處，就可以從公司得到廉價原料和設備，轉手高價賣 出，便可謀取暴利。某個體戶1992年通過這壹辦法獲利幾十萬元。這家公司零部 件質量好是出了名的，不少名表的機芯都用這家公司的部件，但該公司1992年和 1993年殘次品損失分別達到340萬元和640萬元，占當年成本的10％左右。據了解， 許多部件並非真正的殘次品，只是被當作殘次品處理而已。

　　7。 對外貿易中逾期貨款不能收回，大量外匯滯留損失在外。據有關部門統計， 1991-1994年間，中國各種涉外企業逾期未收匯總額達89億美元（包括對外工程 承包款）。造成拖欠的表面原因似乎是企業行為失誤所致，但深層次原因卻是對 國有資產的監控不嚴。據專門從事國際商債追討的某公司代表對中國被拖欠貨款 的統計表明，國際拖欠案直接起因中，有意欺詐的拖欠款占60％；產品質量或貨 期有爭議的占25％；嚴重管理失誤的占10％；其他原因占5％。形成國際拖欠的國 外因素，主要是海外壹些不良公司利用中國開放之初，外貿公司人員與管理者還 未完全熟悉國際操作規範，又有急於求成的心態，或用人情和小恩小惠等方式， 將有關人員僅有的壹些警戒心理攻破；或在合同條款和操作方法上設下圈套，為 拖欠制造理由。國內因素則主要是由於中國外貿公司體制與現代化的國際經貿發 展要求不適應，壹些公司管理水平和業務人員素質差，外貿企業運作中的行為規 範管理不嚴格，及國有資產自我保護機制不健全等原因，導致對外貿易活動中紕 漏百出，為對方拖欠貨款埋下隱患。

　　8。 國有資產在擔保中流失。近年來，遼寧省審計機關在審計中發現，壹些單 位輕率地為別人作擔保，使國有資產流失。1994年該省對15起大案進行調查，經 濟擔保近億元，損失額超過5,000萬元。[40]

　　上述方式至今仍是中國國有企業經營者們攫取國有資產的主要管道。國務院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李毅中在2005年1月25日談到現階段國有企業腐 敗的五種主要形式，仍然沒超出上述範圍：有的企業在采購、銷售、工程建設等 環節上管理混亂，高進低出，違規承發包，向關聯單位讓利，甚至內外勾結，收 受賄賂，造成效益流失；有的企業領導人員失去監督，獨斷專行，決策嚴重失誤， 造成經營和投資重大損失，引發企業財務風險；有的違反財經紀律，賬外設賬， 弄虛作假，私分公款，貪贓枉法，甚至出現攜款外逃；借企業改制、資產重組之 機，低估、賤賣、隱匿、轉移、侵吞、侵占國有資產，侵害職工合法權益；有的 企業領導人員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濫用職權假公濟私，為自己和親友牟取私利， 造成惡劣影響。[41]

　　六、國有企業改革欠了職工什麽？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國有企業改革中，除了失業問題之外，還有幾個社 會問題壹直處於被回避狀態，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企業對職工的歷史債務問題。

　　中國政府與傳媒以及部分經濟學家壹直指責工人對「鐵飯碗」留戀難舍。對 這種責備，工人當然無法辯解。其實原因很簡單：在壹個勞動力絕對供過於求的 國度裏，就業是壹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1949年中共立國之初，中國就面臨著龐 大的失業人口沒有工作的問題，當時是采取低工資、多就業的方法，消化了大量 過剩勞動力。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工人的工資構成並不包含醫療、養老、子女教 育、住房等社會福利在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壹直實行「低工資、低消費、 高積累」的政策。從1952年到1978年，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僅為0.38％，而積 累率卻由1952年的21.4％增長到1978年的36.5％，其中許多年份高達40％以上。 顯而易見，國有資產的很大壹部分是靠國有企業職工犧牲其消費與未來積累形成 的。這種低工資僅僅只夠職工購買糧食、蔬菜、簡單衣物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 品，只是基本生活費用，並非國際社會通常理解的「工資」。也就是說，國有企 業壹旦改革，就面臨著償付職工退休金、醫療保健、住房補貼等歷史債務問題。

　　對於這壹問題，中國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還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棄工人利益、 讓職工承擔轉軌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國有企業的破產加速，中 國政府的政策也開始改變，壹方面有限度地承認社會失業現象存在，另壹方面大 刀闊斧地進行養老、醫療、住房等多項改革，讓工人承擔社會轉軌的高昂成本。 資料表明，中國職工參加社會保險的繳費率高達其工資總額的24％，而據對OECD 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 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高於中國。 但如果考慮到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繳費率包括養老、傷殘和死亡三項合計，而中 國僅僅只包括養老壹項，可以認為中國是全世界社會保障繳費率最高的國家。[4 2] 繳費率如此之高，中國的社會保險還出現了養老保險金收不抵支的「空轉」現 象。

　　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進行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改革，先後推出的幾個模式，如 廣東模式、海南模式、深圳模式都不能作為全國經驗，就是因為這幾個地方從全 局上看，恰恰都不是國有企業的重鎮，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不象其 它地方那樣高，如廣東的國有企業僅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中占三分之壹。更兼在 長期的市場經濟氛圍中運作，這些地方的國有企業中的壹部份已較能適應現在的 市場遊戲規則，故此其改革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沒法被東北、上海等國有企業集中 之地所仿效。即以廣東而論，這個省的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廣州與韶關，在其它 地方如南海、順德、中山、佛山等「四小虎」，其他所有制類型的新興企業非常 活躍；更兼改革以來累積了經濟實力，因而這個省有能力調動全局力量進行高難 度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深圳的情況也是如此。以深圳為例，1996年7月1日起開 始實行新的社會保險制度，有其特定的社會條件：首先，深圳市社會保險起步早， 早在1982年開始，就已經進行以合同制職工為養老保險改革試點的單項改革。19 96年7月 1日起開始實行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就是在以前歷年改革基礎上進行的。 其次，深圳經濟特區還有兩個別的省、市、地區所沒有的條件，壹是人口年齡結 構比較年輕，呈兩頭小、中間大的狀態，即老齡人口和少兒人口比例較小，38～ 45歲的中間年齡段人口較多，平均年齡也就30多歲，這就意味著社會撫養系數小。 直到 1996年6月份，深圳的退休人口還只有1.4萬，預測要到2010年以後才逐漸進 入老齡化高峰期，比全國平均晚了將近10年，這樣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別的城 市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三是深圳市的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和起的作 用比別的城市相對要小，更兼經濟積累雄厚，財政情況較好，有條件實行社會保 險體制改革。

　　以此觀照別的省、市及地區，就應當明白，許多地方其實並不具備這些條件。 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早在1996年6月底，中國已有76.9％的職工和 94.7％ 的離退休人員參加了社會保險，[43] 似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相當順利。但事實 表明，社會保障體制的運作根本沒有落到實處。許多個人賬戶只是壹個名義賬戶， 其中並沒有資金，由此形成了壹個行內人士稱之為「空賬」的現象。有關資料顯 示，「空賬」的規模在逐年擴大，1997年為140億元，1998年為450億元，1999年 已經達到1,000億元以上。[44]但到了2004年，情況急劇惡化。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在4月與6月公開提到的數字為：中國社會保險的個人賬戶缺 口保守估計，也達到1萬多億。[45]

　　在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迫近老齡化(60歲以上人口已達1.32億人，並正以每年3 .2％的速度遞增)、國有企業虧損面增大、失業問題日趨嚴峻的情況下，將為國有 企業解除負擔的「寶」全押在還沒有積累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上，以國情而論， 多少有點「以遠水解近渴」的不現實之感。按照中國政府1997年養老保險體制改 革的設想，其實是讓國有企業的職工第二次承擔養老保險的負擔。可以說，在實 際運作中，中國國有企業的職工確實在承擔著經濟轉軌的雙重成本。如果以1998 年為起始點，此後的10年當中，城市失業率將達到12％左右，失業人員總數將達 4,900萬，這批人的社會保險如何償付則成了壹個相當大的問題。[46] 2002年中 國政府發布的有關社會保障的白皮書所談的情況，實在與中國公眾對社會保障的 實際感知相差太遠，無法取信於人。

共產極權政黨對中國社會的壓迫

作者 唐宋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應不應該思想自由？除了極少數胡攪蠻纏者，恐怕沒有人有勇氣站出來說：不應該。

　　因為沒有思想自由，便沒有社會進步，沒有人類發展。這些，都是不證自明的道理。

　　可有時候誰都明白，思想自由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很難；如果再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大家常常都能感覺得到：跟西方比，我們中國人的思想並不自由，或者還不夠自由。

　　一個正常且有理性的人，他的感覺是最重要的：他認為香就是香。他認為臭就是臭。他感覺思想自由，思想就是自由的；他感覺思想不自由，思想就一定是不自由的。沒有什麽人能代表一個正常且理性的人的感覺。

　　不錯，一個國家，最可怕的，還不是人們的這種感覺，而是大家都麻木了，對思想不自由無動於衷，甚至久而久之，把思想不自由當成了理所當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如果是這種情形，你如果是個旁觀者，肯定會為這個民族、這種社會、這個國家著急，不著急的往往反而是生活在這種社會這個國家的人。

　　幾天前，自己做了篇小稿子，題目是《恢復供銷社是“備戰備荒為人民”》，發公眾號，審核也通過了，可十余個小時後還是沒有逃脫被處理的命運。我這個作者不知道稿子被處理是什麽原因，剛才調出來看了一下，文中有這麽幾句話：“一個國家，越是困難時期，越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批評的聲音都是在國家強盛時才聽得到。中國的大唐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的朝代，而美國為什麽不怕美國人批評，因為它是地球上第一強國。”我當然不能認定就是因為這樣幾句話，但如果也有這幾句話的原因，我就有意見。大家看看，這幾句話不客觀嗎？不實事求是嗎？人類史不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嗎？

　　上面這些還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作者很有理性地說了幾句客觀的話，你都不能容忍不肯放過，這個作者下次作文時思想就會更拘謹，更不敢說真話，更不去想實事求是。好在自己是個老頭子，寫了幾十年的文章，遇到這一點“打壓”，並不放在心上；但如果是個年輕人，是個新手，他今後再作文就不敢放開了。這樣一來，就輕而易舉地限製了一個年輕人的思想自由；而這些年我們是不是輕而易舉地限製了很多年輕人的思想自由？

　　人類進步，本來靠的就是少數人的思想。大多數人的思想是懶惰的，只有極少數人喜歡思考，甚至特別喜歡思考，這就像人有偏科偏好一樣。那些大哲學家，大科學家，還有各種技術發明或創新者都是這類人。但一個社會，誰也不知道誰是這種人，於是就只能通過思想自由，讓所有人都自由思想，都把自己的思想或思考的結果貢獻出來，這樣，那種有思想又真正喜歡思考的人就會像我們所說的“脫穎而出”，這個時候，我們這些庸人，包括整個社會，就會跟著這些喜歡思考的人的或思想理論、或科學發明、或技術創新，而發展進步。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思想自由或叫限製思想自由，即使偏好思考的人，他由於要生存、生活，甚至想生活得好一點，也不能不自動地限製自己的思考，因為他不限製自己的思考，很可能就過不上好的生活，或者就不能正常生活，甚至在某個時代連生存都難。

　　此時為什麽又忽然說起這個話題，是因為讀到一篇一周前就發表在公眾號的文章，題目叫《大膽學習西方，百年大黨該有的製度自省》。文章發出一個星期了，仍能被我這個讀者讀到，不容易。單是這個題目，就應該給作者點贊。本人認為這個作者的思想對於當下的中國而言，是極其寶貴的，當然也是自由的，否則絕沒有這個題目。在這裏不怕醜地說，這個作者比我別字時代的思想還要更自由，我就沒有想到或者不敢想這種題目。

　　但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即使被我稱作思想自由的作者，實際上也還是在自我限製，標題上的“西方”二字中間加了一個“｜”號，他在擔心，如果不給這兩個字做點處理，文章可能就通不過。這讓本人感到很酸楚：就因為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大膽地向西方學習，並且在製度上能自我反省，就要在文字上“下功夫”，生怕別犯了什麽忌讓文章審核不通過。

　　一個思想自由的民族，一個思想自由的社會，一個思想自由的國度：不應該是這樣的！

　　而這一點，可以說西方早就懂了，因此他們才會有《政府論》，有《論自由》，有《論美國的民主》，有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有比羅斯福更早的“不自由，勿寧死”，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們所說的自由，一定都包含思想自由。

　　這一點，我們東方人不懂嗎？我還真不好說到底懂還是不懂，反正給我的感覺像是不懂。但我又知道，這不是什麽多麽深奧的道理，東方人完全能懂。可那是因為什麽呢？很可能就是假裝不懂；或囿於這囿於那，進行詭辯。於是我們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什麽樣子，就是感覺到我們的思想不自由，或者自由得不夠。這個“問題”不解決，而只能聽到張維為、金燦榮、胡錫進們的聲音，國家怎麽進步？

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的基本形態

作者 陳永苗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序言：改革之後，我們就沒有了歷史？

　　革命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人們要幹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現代社會從古代社會隔離開來。從18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只幹了這件事。被共產黨折騰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從馬上的政治烏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沈沈浸透無數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個替代品，如今現實已經證明改革並沒有完成它的使命，那麽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學者福山大言不慚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如今遭人恥笑。鄧小平為1978年以後的時間烙上一個烙印：改革，可是難道時間因此永遠凝固了麽？1978年後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時間麽？因為改革，歷史就終結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進，就是後退，難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強大磁場麽？改革算一個社會契約，共產黨當局和底層老百姓協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締結契約的基礎情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更。

　　腳下的大地已經沈淪，底層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改革騙局。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難道就是終結歷史的唯一道路？就沒其與身俱來的先天缺陷？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既然是權宜之計，就是有所取舍，厲害權衡。如今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制定時間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從最大可能的歷史結果來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為了新的一場，更加血腥撕殺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進行龜兔賽跑，如今快到了終點。改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槍下，而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窮人反對只對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沒有收獲的改革。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

　　“改革軍號”皇甫平自己空穴來風的“改革不可動搖”吶喊，即使假設說有當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後的挽歌，夕陽西下最後的挽歌。 改革之後雖然用革命一詞烙印下鐵血一般冷酷無情，並不是沒有了歷史和時間。已經拋了太多人的頭顱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讓人們恐懼害怕。但是並不會因為恐懼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歷史就變得溫暖如春。

　　改革共識能否修復

　　改革幾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頭不可治理，污染還是繼續擴大。繼續維護改革話語，其政治結果與其意圖相反的。因為專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藥庫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毀滅指日可待。 從大清帝國末年和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改革歷史來推論，當局不會作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氣。按照十一五規劃，頂多是政府機構改革，真是急風癥碰上慢郎中。絕大部分的人已經相信：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計，指鹿為馬虛假立憲。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於既倒？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結構，除非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贖買，去餵飽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但問題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東西去餵他們，他們不會滿足，也未必會同意。 如果有所推進的話，還是按照有利於權貴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按權貴資本主義的需要漸漸放松。權貴資本主義獲得的政治權利，會進一步用來剝奪和壓迫底層老百姓。例如結社自由的大門，是向權貴資本打開的，權貴資本們可以利用結社自由組成商會，用於壓迫工人；對工人關閉，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對抗權貴資本家。還有戶籍制度的放松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最早向農村高學歷高科技人才放開，無非是為了勞動力。為發展經濟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具有這種特征。

　　正如經濟學論證的，權貴資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會在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濫用改革主導權，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國際慣例就是專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於自己的。那也就是說，目前在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模式下，即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不能修復改革共識，反而使斷裂越來越大。 即使權貴資本主義妥協步入了民主政體，權貴資本家的優勢沒有消失。他們擁有強大的財力，物力、智力來操縱議會，可以利用民主手段來鞏固不合法的局面，將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或者甚至進一步擴大。將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後，還會把中國變成“納粹中國”，用底層老百姓當炮灰到國外搶。

　　對於底層老百姓來說，從1956年以降是一連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話語下，是吃黃連的啞巴，欣欣然參與改革，確是刀板上的魚肉，總是被人想方設法在宏大話語（例如發展）之下蹂躪和剝奪。底層老百姓是食物鏈中的最末端—蝦米。例如國企，一開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變為國有，把人民從所有權主體的位置上剔除出去，為如今的MBO進入個人腰包掃除了障礙。經濟改革是權貴資本主義一項多宏偉，多巧妙的搶劫行動。

　　權貴資本主義總是操縱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例如國企改革中當財產流入個人腰包中，總是談效率。我一直反駁他們的理由的是，當財產與底層老百姓無關了，那麽效率再高，關老百姓什麽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從效率的提高中獲得什麽利益。還有例如依發展的名義搞拆遷或者民族商業主義，這些都是掛羊皮賣狗肉。 改革共識建立在相對公平之上。個人財富與個人財富的增長之間具有撕裂不了的連帶關系，絕對是社會性的，不是個人的。先富起來是為了共同富裕，先富起來對尚未富裕起來的人，具有無條件的絕對的連帶義務。所以當經濟學家否認相對公平在維系改革共識之中的作用，有著其卑鄙的政治動機，就是為先富起來的人否定掉連帶義務。例如當初國民財富100萬，和現在國民財富到了100億，老百姓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儲蓄，通過拆遷和股市圈錢逐漸流失殆盡，而權貴資本主義卻通過非法手段，進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還能有改革共識和社會合作？先富起來的人繼續富下去，而老百姓繼續窮，要維系社會合作，必須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 對相對公平的徹底撕裂，代表著改革共識的破裂，階級沖突成為首要的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內戰的爆發指日可待。

　　張維迎2006年3月11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說，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眾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後看，糾纏於歷史舊賬。

　　張維迎是一個有強烈民族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家來說，積累財富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讓國家和民族更加富強。他們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是如果這樣改革繼續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強，而是內戰和內耗，也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更無法達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論，這些經濟學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反而喪失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機會。即使內戰被壓制下去，沒有爆發出來，沒有良好的內部秩序的崛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剛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剛石組成物質一樣，但是由於內部結構不同，其堅硬程度相去十萬八千裏。為了轉化內部矛盾，權貴資本主義會把中國變成了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國家的富強，並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來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內戰的危險越大。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比單純地積累財富更有意義。

　　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當被拋入改革磁場之中，而且改革意識形態內化到人們的內心時，不管改革的結果是如何殘忍冷酷，挫折打擊是多麽大，都無法熄滅希望之火，反而越燒越旺。挫折打擊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吳敬璉都是這樣的。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吳敬璉使勁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使勁談法制，大聲吆喝什麽“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國變成這個模樣，不能怪市場經濟本身，而應該怪中國這個大染鍋。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都沒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好的市場經濟。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意誌的幻象。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以經濟決定論為基礎，從理論上推出一個憲政來。可是這種思路到了現實就扭曲，扭曲成帶毒刺的無果花。看起來是鮮美的河豚，吃起來卻會中毒。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既然作為改革的思路，就必須要考慮到其實驗的結果，與理想中的圖景差距多遠。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棄。

　　別瞎論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人們一個定心丸或者繼續給人們打氣，致使人們繼續受騙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區分，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饑，讓我們望梅止渴。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在一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現實中變形了。區分理論途徑和現實那是經濟學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難度動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會去理性地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繼續忠誠於並不存在的“夢中情人”。不管經濟學上的論證如何完美，人們有理由恨烏及屋，對壞的市場經濟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罵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理性與直覺

　　只看到壞的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要為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社資爭論”有新的含義，與過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義和魔鬼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嘴巴上和夢中才有。雖然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絕大多數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場經濟”來一推了之。當下當壞的市場經濟本身成為一種暗中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時，在老百姓心中，市場經濟、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為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罪名，並不冤枉。

　　有報道說，老百姓越來越對腐敗漠不關心。在改革中屢屢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個癡情女子，被騙了又騙，終於絕望冷漠起來，終於把心背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不會分裂成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個魔鬼統治的地獄王國，一個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國？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層老百姓又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當局控制之中，借助於網絡發發怨氣，辱罵幾下子都不行，還被經濟學家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國敵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為只有他們先富裕起來，才能帶動老百姓共同富裕。鄧小平說的很清楚，帶動共同富裕是他們無條件的義務。這時候知識分子的理性與民眾的直覺發生了對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盡管民眾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的，知識分子的理性論證和說理給了他們共同富裕的希望，為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剝奪，老百姓已經看的很清楚，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會讓他們共同富裕的。改革頂多是讓他們餓不死，就是保持一個餓不死活不好的水平。當老百姓瀕臨生存底線的時候，就放水養魚，一旦存活下來，就開始收緊。國家計委在制定民間經濟政策的時候，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讓民間爭太多的錢。1949年之後土地改革給農民土地和後面收為合作社後來變為國有，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之外，還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慮。共同富裕了，錢多了，就要求政治權利了。國富民窮，當局認為是最穩定的局面。

　　當一種政策是良好的時候，其內部肌理是和諧的。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眾直覺處於你死我活的時候，就可以判決改革的死刑。這時候，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也就是如何決斷呢。

　　如何決斷取決於對形勢的判斷，是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還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對理性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作了很徹底的表達，並不容易駁倒。張維迎的理性和精英論調看起來很不政治正確，但是在張維迎的內心，肯定覺得很委屈，覺得民眾如此忘恩負義，自己作為農民的孩子，並沒有私心，為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卻遭受如此的誤解和辱罵。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眾的直覺的你死我活，外在評價和張維迎的內心自我評價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說明張維迎已經成為逆潮而動的反面人物，還對改革中的指點江山激揚國策的美好記憶戀戀不舍。

　　即使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張維迎的理性能說服誰？只有知識分子。

　　為了對付極權主義，改革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成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認為，只有觀念才能改變觀念，但是哈耶克也認為這個也只有對知識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變的是知識分子的觀念，從極權主義的迷夢中掙脫出來。知識分子對民眾有天然的權威，一旦知識分子的觀念改變了，民眾也風行草偃，也就變了。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應該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眾的投票，民眾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確利益，需要經濟學家的代為決定。當知識分子的理性或觀念，和民眾的直覺或道德判斷，發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沖突，經濟學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淪落為人人辱罵的野獸，這時候對民眾有天然的權威喪失殆盡，如何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張維迎說，知識分子要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問題是老百姓都把張維迎當成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了，還如何引導。

　　理性和啟蒙並不是沒有界限的，不是什麽觀念都可以啟蒙。對於老百姓來說，有一些不可啟蒙的自然正確，只有用利益才能說服。沒有帶來利益，反而喪失很多利益，理性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啟蒙的地方，張維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識分子聽張維迎的都拚老命維護經濟革命，維護市場經濟，甚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只會造成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對立。

　　張維迎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是在意淫，先不說諸神之爭是不可解決的，即使全部知識分子贊同，民眾也會對全部知識分子和理性開戰，發生叛亂分裂成兩個共和國。討論形成共識，無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識形態的壓力，壓倒民眾和為民眾的代言人，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利益訴求。即使能夠全民參與討論，那也是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操縱之中。張維迎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某某人領導改革。

　　張維迎也提到：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如不補償，他們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張維迎說去滿足，去餵飽，用人血去餵飽，用生命去餵飽他們，他們吃飽了沒有那麽大的欲望了，就變好了。苛政猛於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階層的欲望來補償，然後獲得政治改革的機會？張維迎還是必須面對一個心理條件，從毛時代的為人民服務隱性承諾：政府官員只能大公無私；到了改革時代，人們認為官員要那麽多錢就下海去，要當官就是要大公無私。

　　張維迎的補償論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人民，用人民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人民。張維迎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用理性說服老百姓徹底放棄自己的利益，放棄抗爭去滿足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權貴資本主義一發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於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於。因為經濟學論證，人性是自私的，那麽肯定不會同意共同富裕，那麽只有政治對抗，只有維權，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讓權貴資本主義妥協下來。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補償論不是服從價值判斷而進行的，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贖買強勢方操縱公共政策和延誤改革時機的權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補償論超越了底線，超越了改革的正當性，超越了原來的目的。

　　如果說張維迎的補償論，不局限於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贖買，還涉及到對政府機構改革中將要裁減的一般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償，也是有問題的。這種補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是火上澆油。丁學良告誡說，過度持續不斷給既得利益集團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即將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將是政治社會穩定程度而劃定公務員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勢穩定，那麽事業單位人員將完全喪失體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勢不穩定，那麽圈子劃大一些。留在圈內的，工資大幅度上漲，剔除在圈外的，就喪失了體制利益。這樣一來，就為當局帶來來大量有知識有影響力的反對者。喪失體制利益的事業單位的人，他們看到有幸留在圈內的人工資大幅度上漲肯定心理不平衡。

　　張維迎是知識分子，還是幕僚？知識分子秉持的是正義，維護現代性的根本價值，他的任務是批判政府，而不是為政府說話。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管理問題，知識分子就不應該為政府去考慮，就應該嚴守遷徙自由的底線，至於如何解決底線以下的管理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這些管理問題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幕僚則是奴才，誰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經地義，即使出賣靈魂也沒有人奇怪。張維迎明明就是一個幕僚，沒有奶也自覺地擁抱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腿，還以民族和國家的立法者自居，覺得民眾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識分子。一個農民的孩子，會想方設法去論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應該想盡辦法用所有的一切去餵飽一個惡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實在想不通。

　　權貴資本主義只有貪欲，哪有什麽民族共同利益。他們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讓底層做包身工餓不死，如果餓死了，他們就沒有勞動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餓不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利益最高點，可持續性的長久的利益最高點。

　　民眾憑什麽聽你的，張維迎們有足夠的道義權威麽？當張維迎大聲叫賣理性和共識的時候，他們能夠為權貴資本主義作擔保麽，他們能夠拍著胸脯說，沒關系，這些人都聽我的，你們吃不了虧?要不然憑什麽喊話？張維迎貌似公正，不過是禍國殃民。共識和理性，不過是一次一相情願，沈湎於民眾依賴知識精英的過去美好時光，錯把杭州當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記憶猶新。她說有一個古老的鄉村來個一個巫婆，苦口婆心的勸村民向上，說自己能夠指引他們上天堂，這些村民相信了，跟著巫婆來到很遠的大山裏，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麗得如夢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城池的門口有一雄偉的的橋梁通道村民面前，於是村民一個一個通過橋進了城池。母親最後說出來的話讓我吃驚，原來這個城池修煉了千年碩大無朋的蛇妖化成的，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是蛇妖的眼睛，雄偉的的橋梁是蛇精的的舌頭，巫婆是蛇精的化身，這些可憐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麽張維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是碩大無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978年以來，整體上趨於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盡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為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啟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災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線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分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為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麽知識分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為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為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線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采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為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產。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產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夠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夠提供麽，知識分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夠當飯吃麽？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於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分子能夠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為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產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癥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為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遊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為了一小塊土地為共產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為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為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麽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為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註定是當炮灰的料？註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麽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為什麽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況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麽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淚，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農民子弟成為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產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註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強盜，那為什麽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麽就流血，要麽“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於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異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辨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於歷史，高於時間，高於革命，高於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產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借助於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為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為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於是衷心贊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麽社會主義，要麽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於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淚，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沈湎於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腳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為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為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為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裏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東西。

　　蒙蔽了什麽？被拋入改革的強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沈重的生命體驗。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並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於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於改革。對於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麽倒退，要麽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並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棄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麽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並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於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羅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於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欲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啟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為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毀排斥。財產權的啟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產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借助於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欲仙，結果卻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松，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為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系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系，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產權作為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啟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制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眾不理性，在搶光財產之後了，還要搶光民眾的喉嚨。從財產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眾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系希望？還談什麽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決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個對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對立。知識分子指責民眾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眾指責知識分子道德敗壞。民眾處於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於知識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為對革命作為財產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麽還體現為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為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為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欲望，那麽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災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於底層民眾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卻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鬥。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敘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盡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制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只中山餓狼，卻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為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夠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線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於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線，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麽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於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棄“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蕩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況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分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為擔心改革大船的沈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於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啟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啟蒙的曲線救國是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為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湧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占據政治領導權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為主導社會的精英，我並且認為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眾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啟蒙政黨。

　　近些年作為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分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罵。經濟學知識分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沈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分子作為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夠提供的，更依賴於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跡。

　　由於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並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為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於成為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並不能走得太遠，啟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啟蒙知識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為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災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分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至今的沖突。不管是啟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啟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卻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

前中共體制內的法學研究人員談中國的司法

作者 郭國汀 寫於 二零零八年

　　首先，惡法的定義。法學者蕭翰漢認為“惡法是違背人類的天理良心，人類社會的基本文明規則，憲政、法治的精神，但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起到奴役人的自由和尊嚴，剝奪人的基本人權的行為規範”。我基本上贊同該惡法的定義。

　　孫文廣教授說“惡法就是侵犯人權，旨在維護專制和極權的法律”。還有人說，“惡法實際上就指邪惡的法律”，這是從字面上意義上的解釋。“惡法是普通公眾覺的不合理的法律，實際上是將少數人的意誌強加給民眾，將法律推向人民的對立面，維護專制，維護人治的法律”。

　　惡法的定義，歸納言之有幾個特點：壹是違背人類的天理和良心；二則違背社會道德文明的準則，三違背憲政法治精神，四違背普通公眾的意誌維護專制和人治，五是邪惡。

　　今天的論題叫作“暴政惡法不除，國民無寧日”。國民包括國家和國民，亦即暴政惡法不除，國家沒有安寧日，人民更無安寧日。因此惡法問題是有關法治社會的壹個核心問題。我們剛才介紹惡法的定義，接著我們來介紹壹下惡法的實例，舉例來印證。惡法壹般來說，主要體現在社會政治法律方面，即所謂上層建築領域體現得最為明顯。

　　在壹般的刑、民事法律上，惡法體現得不那麽明顯，但是涉及人權，政治權利方面的法律特別明顯。比如中共壹奪權建政，就頒布了三個相關《鎮壓反革命暫行條例》《土地改革法》就是典型的惡法。

　　它不是根據當事人的現行行為，而是根據當事人歷史上的行為，或言論，或身份；不是根據行為人的現行犯罪行為來追求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定罪量刑，而是根據這個人的歷史身份，比如地主，富農，或前國民黨政府的黨政軍文教人員，就可以定為反革命罪，沒收財產判處極刑。

　　當年中共暴政在長達三年的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中，壹共鎮壓了“反革命”至少六百萬人，盡管中共僅承認殺了七十壹萬，實際殺人至少在三百萬以上，甚至可能更多。因為當年中共以各種名義，除了所謂反革命，另有幾百萬國民政府原黨政軍文教人員，被當作土匪鎮壓；而土改殺害的地主、富農也高達300萬至600萬人。

　　第二，惡法的實例。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壹個《公安六條》，全稱是《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直到壹九七九年二月才被撤消。

　　這個《公安六條》，就是個標準的惡法。其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第四條還規定“地、富、反、壞、右份子等二十壹種人”的黑名單。過去壹直是黑五類，文革中增加至黑九類，而實際上文革中劇增至黑二十壹類，也就是全中國有二十壹種人屬於中共鎮壓迫害的對象。甚至胡氏專權時仍有所謂“四種人”屬於打擊迫害目標。

　　正因為這個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導致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國人被中共屠殺，被迫自殺、被武鬥打死，以及被群體滅絕的總數高達二千萬人，而受株連的人數超過壹億。公安六條直接導致壹九六八年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和紹陽縣大屠殺，江西瑞金和興國縣大屠殺，以及廣西省十余個縣活吃三千多名“階級敵人”等重大惡性事件，實際上都起源於該公安六條。

　　第三例，就是現行刑法第壹百零五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刑法壹百零壹條壹直到壹百零八條，都是標準的惡法。此外還有壹九五七年為了反右，由國務院炮制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也就是關於勞教的行政規章，也是標準的惡法，到今天仍未廢除。

　　還有壹九八二年國務院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遣送辦法”，就是導致孫誌剛在廣州收容所被打死的惡法，這條惡法現在已經被取消。還有許許多多的，比如強制拆遷的法律，有關批準宗教信仰的規定，有關思想信仰言論結社出版自由方面的行政規章等都是惡法。

　　中共暴政幾乎在所有的領域制定的所有的法規，存在著大量惡法，通過惡法的實例，使我們對惡法能夠有壹個概況了解。為什麽說中共惡法遠遠超過歷朝歷代，超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惡法總合還更邪惡。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希特勒是全世界公認的惡魔，因為他用“最後解決方案”殘忍地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把在西歐各國的猶太人押送到在波蘭專門建造的五個大型毒氣室，其中的奧斯維辛毒氣集中營，就屠殺了幾百萬人，所以希特勒是全球公認的惡魔。但是在希特勒統治期間他的法律明文規定，“凡是污辱元首的，處兩個星期的拘禁”。這個條款跟中共的公安六條壹比較，可見公安六條是比希特勒這個惡魔的法律要殘暴上萬倍。

　　在中共暴政下，不要說污蔑污辱毛澤東，根本沒有達到污辱程度，只不過是喊了句“打倒毛澤東！”這種口號，就有可能被槍斃。因為按照公安六條這個行為是現行反革命，而現行反革命，根據公安六條第六條，最高刑就是槍決。

　　事實上，文革期間二千萬中國人被中共暴政屠殺，其中至少幾十萬人。我在大陸的時曾看過中共的壹個內部文件，列舉文革期間以反革命罪被槍決的人數，至少三十六萬人；這個所謂內部文件，是不是真實的呢？它是不是真的把所有被槍決的反革命罪都列清楚了呢？我認為很可能還是隱瞞的數字。

　　第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惡法產生的根源何在？惡法要是不鏟除其根源，惡法會源源不斷地炮制出來。惡法的根源首先是立法不公。立法者決定誰來立法？如果立法者不公不義，那麽立法者天天都在制定法律，每日每時都可能炮制出大量惡法。

　　立法者為什麽不公？立法者就是國家的上議院、下議院（參議院、眾議院）的代表。當代全世界各國立法機構均由上、下兩院，或參眾兩院組成，其代表就是立法者，如果立法者的產生不公不義的話，那麽它必然成為惡法的母機。中共的立法機構理論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質上卻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完全受中共壹黨操控。

　　全國人大本身是中共壹黨操控，全國人大常委會更是中共壹黨操控，所以中國所有的惡法產生的機構，其來源根源，就是中共壹黨操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中共的人大不分上、下（參眾）兩院，而唯有壹院，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嚴重違悖共和的基本原則，但是中國的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全部是由中共包辦。

　　自中共壹九四九年盜國竊政迄今，從來沒有舉行過任何壹次合法、公平、公開的自由選舉。所謂人大代表全部是中共指定，或在軍警特的操控下產生的虛假的代表，純屬中共壹黨獨裁專制的代理人。所有的代表，包括所謂工人農民士兵的代表，婦女代表，中青年的代表，少數民族的代表，無壹例外都是符合中共的意誌的奴仆式的人物，只有極少數個別的點綴。也就說中共的人大常委會，人民代表大會就是惡法產生的根源。

　　第四，惡法要怎麽根除呢？首先必須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這種罪惡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根除惡法。如果不終結這個罪惡的政治制度，中國人民的抗爭，為廢除惡法所進行的具體的每壹項呼籲抗爭，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因為即使經過長期艱苦的抗爭，廢除了壹個惡法，中共立馬就能炮制出壹百個惡法來，所以惡法的根源壹定要鏟除，才有可能根除惡法，也才有可能使國民無寧日這種現狀得到徹底糾正。

　　根據政治學原理，壹個國家如果立法機構的上下兩院的代表，超過比如五百人以後，它就會效率低下，若超過壹千人，立法機構的上下兩院代表就會受其中壹小撮人操控，而中共的人大代表超過三千人，故中共通過操縱人大常委會控制了立法機構。從政治科學代表制原理來說，它違背政治科學原理。

　　因為全國人大代表高達三千人，根本無法操作。所以中共就玩了壹個貓膩，把全國人大代表的立法權變成由人大常委會撐控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把立法權按行業劃分，由各行各業自己立法。比如工商管理、教育、醫療部門，人大時常將立法權放行給各行業的行政官僚自己制定法律規章。自己給自己立法的話，肯定忽視民眾的利益，而重視自己這個官僚機構的利益，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律，顯然從壹開始就是不公不義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草案以後，最後是通過全國人大每年年會表決通過，但由於代表們都是中共自已指定或操縱的代理人，故他們僅是起到像皮圖章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法律十有八九都是惡法。這就是惡法產生的根源。

　　第五，惡法的理論依據。從理論上講，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壹是惡法亦法，也就是惡法也是法律；二是惡法非法理論。惡法亦法論認為，惡法也是法律。

　　追根朔源，在古希臘時就已有惡法亦法的理論萌芽，蘇格拉底主張惡法也是法律。他認為只要法律是符合法定程序制定的，不管這個法律制定得好還是壞，當事人都要無條件地服從，要執行。這是惡法亦法論的最早來源。

　　但是蘇格拉底本人並沒有闡述惡法亦法的理論根據，真正創立惡法亦法理論者，是分析法學派的奧古斯丁，他是古羅馬的壹個法學家，他嚴格區分法律和道德，認為法學的任務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與惡 。“法的存在是壹個問題。法的優劣則是另外壹個問題。法是否符合壹個假定的標準，是壹種需要研究的問題。” 奧斯丁主張，在法理學中必須剔除“應當存在的法”，因為那是壹種道德的要求，是倫理學和立法學的任務，而不是法學或法理學的任務。“最有害的法，即便與上帝意旨矛盾，也是且繼續將是司法審判機構強制實施的法。”　但是惡法亦法論，無論分析法學派，還是實證法學派，均強調必須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

　　如果法律是由合法的立法機關的代表制定的，且經下議院和上議院分別通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制定出來的，也就不太可能產生惡法，在這種意義上我是贊同惡法亦法論的。我認為如果壹個法律是經過合法的立法機構，然後又通過合法的法定程序，嚴格制定出來的法律，在這種前提保證下惡法亦法論是可以成立的。

　　但問題是從邏輯上推論，如果壹個國家的法律是由他的合法的立法機構，通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制定出來的，很難產生惡法。根本不可能產生象中共暴政下產生的，比如公安六條、或鎮壓反革命條例等這種惡法。

　　因為立法者合法，首先保障了立法源頭的正義、良知、公理的存在。而中共暴政立法者的產生本身就不合法，必然導致立法者本身不合法，且中共立法機構不分上下兩院，導致立法過程中沒有制約權力的機制，使得法律單純反映的是中共壹黨的意誌；加上它制定法律的程序既不嚴格又不合法，所以不能夠把國際上，或法學理論家們認定惡法亦法論套在中共暴政上。

　　問題是在中共暴政下的法學者，現在中國大陸許多法學教授們，實際上是拋開上述前提來論惡法亦法。舉例而言，陳金釗教授在他的壹篇文章中寫道，“現在歐美的許多法學家，長期在規則下生活，久聞不知其香，都遺忘了規則對法治的意義，批評規則的缺陷，這種批評對歐美有現實意義，但卻誤導了我國大陸的法學。　其結果必然是消解剛剛起步的中國法治的權威性和絕對性。時下我們所面臨的是樹立規則崇拜意識、法律至上意識，唯有如此，才能使民族傳統的“治法”觀念脫胎換骨成現代法治觀念。中國社會法治初級階段的客觀現實註定了我們高揚惡法亦法理論具有其價值和目的合理性”。

　　他的意思是若否定惡法亦法，結果是必然消減剛剛起步的中國法治的權威性和絕對性；他要樹立規則崇拜意識，法律至上意識；說白了陳金釗就是要充分肯定中共暴政惡法的合法性。實際上陳教授是個黨用文人。他拋開立法者本身的合法性，不顧制定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卻奢談什麽法律至上規則，規則崇拜意識。這種教授顯然是把良知賣給了魔鬼的沒有良心的教授。

　　第二個例子，北京大學周旺生教授說（中國）法律、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法律文件中的很大壹個數量，是由壹些不怎麽懂法甚至全然不懂法的人搞出來的，更不是主要由懂得立法科學 的人們制定和完善的。特別是無論是立法決策者還是實際運作者，普遍不諳運用立法技術。”　今日中國的法和法治，既不是良法和良法之治，也不是惡法和惡法之治，而是壹種‘笨法’和‘笨法之治’。

　　我認為周教授的說法真假參半，中國的立法者大多數都是不懂法，根本就是外行立法，這是對的；但是他說中國現在的法和法治不是惡法和惡法之治，而僅是壹種笨法和笨法之治，這種說法是錯的。

　　因為中共暴政炮制了很多惡法，雖然是由不懂良法之治的人炮制的，但是中共是精通惡法之治的，所以它炮制大量的惡法；只不過周教授不敢直言不諱公開批判中共惡法，或許他為了他自保，保護既得利益，所以他裝作不知道或僅作不痛不癢的評價，這是第二個教授的說法。

　　再舉個例子，中國人民大學韓大元教授在《中國憲法學的專業精神與專業化》文中寫道“面對憲法問題，中國憲法學者（應該樹立）護憲意識和憲法文本的‘保守主義’意識”。“憲法學的專業精神中不應該提倡‘革命’式的學術傾向……克服過分的革命意識，過多的改革意識，過多的激進意識……對我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維護已經確定下來的憲法文本的規範意識，謹防社會現象突破規範的界限。”

　　我非常遺憾看到韓大元教授居然會有這種論點，這種論點似乎是喪失了良知的禦用文人的論點。很顯然，他要憲法學者不應當提倡革命意識、改革意識、激進意識，而要維護已經確定下來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共產黨領導壹切的這種憲法體制。這種觀點只能是黨棍的意識，決非什麽憲法學者的意識。

　　上述三位中國法學界所謂權威人士的論述，這些人確有以良知跟魔鬼交易，然後昧著良心為中共暴政塗脂抹粉，維護暴政的重大嫌疑。

　　什麽叫惡法非法？惡法非法在法學界爭論很多，但是惡法非法是西方，特別是英美法學界長期倡導的觀點，主要源於自然法學派。著名哲學家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類的共同理性，尊嚴和權利作為展示內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棄人類理性，漠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權利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惡法，惡法非法也。”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強力所剝奪，則人民有革命的權利，可以運用強力奪回自己的自由。”

　　因此自然法學派認為，正義是衡量法是否合法的標準：凡是以背棄人類理性，漠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權利的法即是惡法。正義是自然法的核心，是高於國家制定法的實在法的準則，因此惡法非法。我非常贊同自然法學派有關惡法非法的論點。

　　我壹九八零年上吉林大學時，就壹直非常欣賞自然法觀點，所以我的英文名字叫Thomas Guo ，因為Thomas 阿奎那是十二世紀意大利的壹個神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他將自然法歸類為四類法律中的壹種：永恒法（宇宙物理法則），神法（啟示），自然法和實在法。自然法是自然理性的產物，據此能夠區別什麽是好的，什麽是邪惡 的。神法和自然法均包含道德規範。神法包括的道德原則是通過啟示而教給人們的（聖經和神聖傳統），自然法中包括的道德原則，不是通過啟示，而純屬通過理性辯識的。

　　它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普遍適用的永恒法律原則，也就是說現行社會適用的法律，不能違背自然法，而自然法源於上帝法。自然法的基本原則高於實在法，也就是現實社會中的實用法律，凡是違背自然法，違背上帝法的實在法都是非法無效的。這就是惡法非法的理論依據。

　　人類社會剛開始時並沒有法律，原始社會只有習慣，就是對同類事件長期反復適用的行為規則，部落首領，皆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就是部落的立法者、執法者。因為當時並沒有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對部落裏人們之間的各種爭議，是由部落首領根據習慣來公正處理，經過漫長的歲月，對同類事物的處理形成慣例，最後變成所有的人共同遵守的規則。這種規則顯然要符合正義的原則。

　　正義就是公平、公正、公道。正義符合壹個社會共同體所有人的利益，如果壹個法律違背正義原則，比如不公不義，這樣的法律當然從壹開始就會受到所有人的反對，特別是制定壹個法律，首先要考慮這個社會各種利益的平衡，維護社會成員的利益。

　　他不能只顧皇帝壹個人的利益而不考慮農民的利益，或只顧奴隸的利益，而不考慮主人的利益，不考慮中間階層的利益，所以任何法律規則，壹般來說，都是考慮到這個社會各方利益條件下的壹種妥協的產物，這種妥協顯然要符合真實、善良、美好的原則。所以法律應當符合自然規律、符合正義，公正、公道、公平原則。

　　唯有這種法律才是合法的，如果這個原則能成立，自然的結論就是，凡是違背正義、違背天良、違背法治原則、違背自然法原理的法律，就是惡法。既然是惡法，由於它違反了正義原則，故從壹開始就不是法律，它不是說後來變成了非法。

　　惡法非法是從惡法誕生之日起即無效，正由於惡法非法，所以人民沒有義務遵守這個惡法。所以只要保證立法者的客觀公正，惡法的根源就斷了。我們特別強調不能僅針對某壹個具體的惡法，而不針對它的根源，如果這樣僅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只有徹底廢除中共極權專制暴政這種罪惡政治體制，中國人才有可能擺脫惡法的蹂躪，這是我要講的第四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惡法非法與惡法亦法的優劣比較，哪壹個優，哪壹個劣？壹般來說大陸法系，惡法亦法觀念較流行，而在英美法系，即英國和美國及英聯邦國家則惡法非法論占主導。但是有壹個事實，英美國家及英聯邦國家，如英國自1688年和美國自1787年，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自其建國以來，他們的政權從沒有被人民推翻過，這是壹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英美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也從來沒有輸過，都是打贏的，原因何在？其中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惡法亦法在英美國家跟本沒有市場，英美國家的法律和他的執法相對而言要比大陸法系國家公正得多。

　　而且英美國家的法官，受賄犯罪的犯罪率低的驚人。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是上百年沒有壹個法官犯罪的，美國法官的犯罪率則非常低；但是大陸法系的法官犯罪率要遠遠高於英美法系的法官。原因之壹在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承認惡法也是法律。就是哪怕某個法律不公不義，甚至邪惡，它也要執行。但是在英美國家，惡法跟本沒有任何效力。哪壹個優，哪壹個劣？壹比較就能明顯可見。

　　與此同時，將西方自由憲政民主國家跟共產黨國家比較，全世界共產黨的法官的犯罪率成百倍高於英美國家的法官；在共產黨奪權以後，均發生過多次戰爭。舉中國為例。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後，參與和發動了多場戰爭。第壹場戰爭就是韓戰，即所謂抗美援朝；1962年中印邊境之戰；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的珍寶島之戰；1979年的中越邊境之戰，以及自1958年壹直到1977年的炮擊金門之戰。

　　正因為中共的法律是惡法橫行，它根本不考慮法律的正義性，也不顧忌戰爭的正義性，而是用謊言欺騙國人。根據我近期的研究，上述五場戰爭，沒有壹場是正義戰爭。

　　朝鮮戰爭純屬金日成為了獨占南韓，而積極發動侵略南朝鮮。他首先1949年的3月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承諾等他拿下全中國以後派兵幫助他打南朝鮮，然後金日成又獲得斯大林的同意支持武器裝備，朝鮮向蘇聯大量購進軍火。而中共毛澤東支持北朝鮮打南朝鮮，是中國政府自己出錢出兵，所有戰爭經費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承擔，幫助金日成打南朝鮮，幫助金日成締造了壹個極權專制世襲野蠻流氓暴政。

　　1962年中越邊境之戰，嚴格講起來，也不是什麽正義戰爭。中印邊境之戰實際上帶有非常濃厚的毛澤東個人權力色彩。毛為了迫使赫魯曉夫支持大力發展中國的軍事工業，使中國迅速成為全世界的軍事強國，而玩的壹些小手段。

　　1979年中越邊境之戰，實質上是鄧小平為了制裁越南，越南打柬埔寨是因為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屠殺了十八萬越南裔（紅色高棉亦群體屠殺了華裔20余萬人，但中共連屁也未敢放壹個），所以越共政權出兵把紅色高棉給滅了。鄧小平是為了挽救紅色高棉，出兵打越南，卻胡編越南侵略中國。每個有頭腦的人可以想壹想，越南這麽壹個小小的國家，它怎麽可能侵略中國？論武力軍力跟中國根本沒法比，中越之戰跟本不是正義之戰。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還打臺灣打了二十年，炮擊金門也是毛澤東玩的壹個花招，他主要是為了訛詐蘇聯赫魯曉夫提供原子彈技術和核潛艇技術，用訛詐的方式激怒美國。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對中共炮擊臺灣問題上威脅中共，說美國只要用核武器對付中國。

　　這正中毛澤東下懷。毛澤東就拿美國人的核武威脅去訛詐赫魯曉夫，美國人要用核武器攻擊中國，中蘇是友好同盟國，妳有條約義務來幫助我對抗美國。現在中國不要妳蘇聯介入核大戰，妳幫助我制造原子彈，然後由中國獨家對付美國，這就是毛澤東個人搞的名堂。

　　毛澤東是個狂妄至極的自大狂、變態狂，精神分裂重癥患者，這是我給他下的定義。從他的所做所為我認為完全符合。毛是個野心惡性膨脹、自我膨脹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毛澤東1957年在共產黨國家首腦會議上公然宣稱，“我們不怕打核大戰，若打核大戰，全世界人口，可能死三分之壹，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死壹半”全世界人口當時是二十七億，死壹半人至少是十三億人。毛澤東口出狂言，因核大戰全世界哪怕死十三億人都不要緊，“把帝國主義消滅了，全世界都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值得的”。這是毛澤東在國際會議上公然口出狂言，令所有共產黨的領導人震驚。

　　毛澤東在獨裁專權控制中國的二十幾年中，幹下無數傷天害理荒唐至極的勾當。迄今大陸還有眾多毛澤東迷，我建議所有的人好好的精讀三遍張戎女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我認為是全世界研究毛澤東最權威的專著，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評價毛澤東可以超過張戎女士。

　　首先，張戎女士是十年磨壹劍，她跟她的丈夫花了十年時間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她又受過博士教育，她的研究方法很科學。這本書所援引的資料，高達壹千二百部專著，書中的每壹個論點，甚至每壹句話都有根有據，真是非常難得，做學問做到這個地步，令人佩服。她的立論，論據，論述和和結論，確實令人信服。做學問，做專家做到這種程度，我還沒有看到有幾個人達到這種水平。這本書是壹本能夠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書，所以是每個中國人必讀的經典之作。

　　第六，國際法律實踐不承認惡法亦法論。國際法院是1945年聯合國設立的。在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和審判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中，首次在國際法層面涉及惡法的問題。

　　所有的戰犯都用壹個理由來為自己辯護，“執行法律的人不應當受到法律的追究”，因為殺害猶太人是執行德國的法律，而執行法律的人不應受法律追究，是壹個古訓。

　　希特勒和法西斯群體屠殺猶太人的法律表面上是完善的，但是它的實質卻是非法的惡法。納粹為消滅猶太人，是通過立法程序幹的，即利用國家機器實行種族滅絕。

　　紐倫堡國際法庭確立了壹個原則：納粹戰犯執行的不是法律，而是壹種罪惡的惡法。這種惡法從壹開始就不是法律故自始無效。國際法庭以惡法非法這個原則，駁回了納粹戰犯的辯護律師的辯護理由，也才使得紐倫堡審判得以順利進行。換句話說，國際法院否決惡法亦法論。

　　最後壹個問題，惡法不除，國無寧日，民更無寧日。惡法關系到國民的切身利益，我們剛才講的都是涉及政治和人權的法律，其實現在大陸最普遍的惡法，是涉及土地及強制拆遷和宗教及結社自由的法律，正是因為大量惡法的存在和惡法的統治，才使中國大陸人民每日每時都在慘遭暴政的蹂躪。

　　要廢除惡法，首先必須廢除不公不義的立法機構，要廢除這個不公不義的立法機構，首先必須終結中共專制暴政，中共專制暴政壹天不除，中國人民的苦難絕對不止，這就是本問題的結論。

　　有關這個問題，我已經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詳細論證，我的論證始終圍繞壹個主題，即中共極權暴政，始終是個非法的政權、是個極權的政權、是個流氓的政權、是個專制的政權、是個吸血鬼的政權、而且是壹個極度無知乏能殘暴野蠻的暴政。

　　中共暴政，從合法性、從道德性、從正義性、還是從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民主無論從任何壹個角度，它都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存在，中國人民只有明白這個道理，徹底拋棄終結中共暴政，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終結暴政，用所謂專制改良的手段是永遠不可能終結專制暴政。

　　我是在2005年2月23日，我本人遭受中共暴政迫害，被非法取消律師資格那壹天得出這個結論的。我雖然早在1984年2月便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荒謬性，共產黨政權的非法性，當時我僅在吉林大學法律系考研究生的同學之間，公開討論爭辯過程中提出否定馬克思的論點。

　　我認為馬列主義已經過時，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批判，對馬列的好多論點進行批駁，但是那時我並沒有認為中國非要革命不可，我認為中共可以改良。在二十年執業過程中，中共暴政對我進行過壹系列政治迫害，重大的迫害至少八次，但是我仍然認為中共可以改良，壹直到最後壹次政治迫害後，我才意識到我的改良夢徹底破滅。

　　因為我在大陸執業二十壹年，沒有任何非法行為，既不存在行賄法官，也不存在任何貪污受賄行為，更不存在任何違反中國現行法律的任何行為，那麽可想而知，連我這樣小有名氣的人權律師，中共暴政都可以隨心所欲、輕而易舉的把妳滅掉，那麽對於任何其他人，他要滅掉不是太容易了嗎？既然中共對我這樣溫和遵守法律的人權律師都能輕易滅掉，對於任何其他敢於反抗的人，要滅掉不是太容易了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暴政不可能改良；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共政權本質上是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它獨家撐控和封鎖了所有的傳統媒體；電視、廣播、雜誌、報紙，全部沒有任何自由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根本無法知道真相，因而無法覺醒；國際互聯網的問世，才產生了壹種可能性，使得真相傳播有了可能，進而人民有可能覺悟覺醒。

　　但是國際互聯網壹問世，中共立即花巨資建起金盾工程，阻塞自由信息，封堵全中國人民的耳朵，蒙住全中國人民的眼睛，在這種條件下，政治改良可能完全行不通。我們進行簡單的對比就知道為什麽行不通。

　　滿清晚期非常腐敗，在統治中國的268年期間，實際上滿清在統治中國100年後，就開始走下坡路，越來越腐敗，到晚清已經是非常腐敗。然而晚清事實上比今日中共暴政要好得多；首先在康有為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有國家最高當權者光緒皇帝支持政治改良，也就說在最高當權者親自支持政治改良；其次，當年滿清王朝全國有六十六份民間自由的報紙，這些報紙可以自由討論任何問題，包括革命、推翻清朝這些問題都可以討論，鄒容的《革命軍》於1903年正式在上海出版，這個《革命軍》就是鼓吹革命的，所以從自由媒體角度來講，在滿清晚期遠比中共暴政要好上百倍；再次，憲政改革滿清政府1905年慈喜承諾用九年時間實現君主立憲，1908年慈喜死後，新攝政王載灃答應提前六年，把原先九年實現君主立憲的時間表，縮短為六年。第四，1910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屆責任內閣誕生。13位內閣大臣中滿蒙族占9人，其中皇親貴族5人；四個漢人閣員分別擔任學務、外務和郵傳等非樞密閒職；軍事、財政、組織、司法、民政等決定國家命運的軍政要職全部由“滿貴太子黨”把持。正因為滿清政府的自私自利，使得所有的中國人，包括改良派都徹底絕望，所以都倒向革命。

　　直到今天，中共根本沒有承諾政治改革的任何時間表，沒有任何壹個中共高層實權人物公開支持憲政或政治改革，也沒有任何壹份民間自由報紙，更沒有絲毫政治改革的實際行動；上述四方面跟滿清政府比較，完全不在壹個層次；上述比較說明滿清雖然腐敗無能，他還有相對的言論出版自由，皇帝本人親自支持政治體制改革，慈喜承諾明確的立憲時間表，還確實立了憲。只不過是因為滿清當權者非常自私自利，他的改革改良，盡力考慮維護自身的權益，只考慮王宮貴族的利益，而人民大眾的利益考慮得很少，正因為滿清當權者的自私，最後導致他滅亡。

　　然而，中共暴政在所有的問題上跟滿清晚期的上述四方面改良意願比較都相差的十萬八千裏，所以在這種條件下，還堅持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無敵人”說要跟中共進行對話合作談判，進行和平改良轉型，這不是明擺著白日說夢話嗎？這不是絕對死路又是什麽呢？！

　　在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這種條件下，我認為未來中國必然是革命，絕對不可能是改良，但中國革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他是以全民認清中共暴政的極權專制流氓本質，認清中共暴政犯下的所有滔天大罪的前提下，全民覺悟覺醒的基礎上的政治民主大革命，全民覺悟覺醒，很重要的是軍、警、特，就是軍隊、公安、國安，警察的覺悟覺醒。

　　那他們會不會覺悟覺醒呢？我認為他們壹定會覺悟覺醒，壹切只是時間問題，壹旦全體中國人民，或絕大多數人民覺悟覺醒了，這種政治民主大革命並不需要大流血，就可以實現天鵝絨革命。所以前提是全中國人民的覺悟覺醒，這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正確大方向。如果繼續誤導國人抱著對共產黨的幻想，壹天到晚還想由中共主導所謂專制改良或極權改良，那絕對是死路壹條！

　　我想向所有的聽眾朋友傳達壹個非常強烈的信息：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不可能走政治改良之路，這已經是死路壹條。如果今天有人繼續誤導公眾，要走這種跟中共合作對話談判的和平改良之路，這種人顯然要麽別有用心、要麽糊塗弱智至極、要麽很可能是中共五毛共特。除此以外，很難設想還有任何其他情況。無論如何我認為中國的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民主的明天要依靠中國人自己，中國人的前途和命運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上，掌握在妳、我、他每壹個人身上。

　　有官方文章稱贊肖揚是“壹個最具平民情結的首席大法官，壹個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壹個最具朝氣的當代法學家”；肖楊有句名言：“各級法院要以刮骨療毒的勇氣，壯士斷臂的氣概，堅決徹底的清除法官隊伍中的害群之馬”。肖揚曾先後１１次專門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發表講話，2006年10月肖揚在關於“加強法官廉潔制度建設”的講話中稱，要“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不願為的自律機制、不敢為的懲戒機制、不能為的防範機制、不必為的保障機制”。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肖揚自己正被調查！原因是涉嫌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受賄案，黃已被撤職雙規。

　　廣東紀檢委有個幹部用匿名文章披露了肖楊也涉及司法腐敗的問題，肖楊的女兒，深圳市保安區法院副院長肖景羽，跟她的丈夫涉嫌數億元的司法腐敗問題。肖揚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黃松有是副院長，連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副院長都涉嫌司法腐敗，人們可想而知中共專制暴政下，它的司法體制腐敗、腐爛到了什麽程度？！

　　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承認：“當前，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壹種極其可怕的現象。” 然而最高法院紀檢組組長李育誠卻說：“中國總體上有壹個說廉潔的政府，廉潔的法院”；當然這種說法純屬胡說八道，但是他同時又證明說1998年以來，每年都要處置壹批違法違紀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員。1998年處置了2,500多人。1999年處置了1,500多人，2000年，法院系統犯罪率按他說已經降到了千分之二。2003年資料顯示全國查處了794名違紀違法的法官。內蒙古在2000年至2005年的5年半中，全區司法人員中被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案件共有476件641人，分貪污、枉法、瀆職、侵權等犯罪類型。其中135名領導幹部，大多數為基層公安局正、副局長，派出所正、副所長，法院正、副院長， 法庭正、副庭長以及看守所正、副所長等具有壹定職務職級的幹警。　僅湖北壹省，2002年至2003年6月，湖北檢察機關共 立案查辦涉嫌職務犯罪的法官91人。

　　當然也有人說：由於壹審法院，基層法院的判決，大多數都得到終審判決的維持，因此司法腐敗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腐敗或者那麽嚴重，還沒有到無可救藥的程度。這些說法是不是事實呢？今天就根據我從報紙、雜誌以及網絡上了解到的中國法院法官腐敗現狀，列舉個事實來說明法官腐敗到了壹個什麽樣的觸目心驚的程度。

　　有關法官腐敗問題，我從四個方面來論證。第壹是中共官方的說法，就是剛才我已經提到的。第二是司法腐敗的現狀，到底有多麽嚴重。第三是司法腐敗的根源，它的根源到底在什麽地方。第四是司法腐敗的防治或根治的措施，到底應該怎麽做。

　　今天我重點講第二個問題：司法腐敗的現狀。壹般的人或沒親身經歷的人可能不了解，或說感受不深，剛才提到的最高法院紀檢組組長李玉成的說法，每年都是上千名法官被處置。但是見報的，被披露出來的，僅是零散的幾個。近年來得益於互聯網，腐敗法官時有被網絡上披露。

　　這裏我列舉幾個著名的案例，我們就知道法官腐敗到了什麽程度。首先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這壹級。最高法院的法官，它的腐敗到了什麽程度呢？首先肖楊本人現在正在被調查，這是第壹號人物；第二號人物，官職最高、被調查的法官，就是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他已被雙規，結果還沒有出來。前幾年最高法院副院長高昌禮同樣涉嫌腐敗，在調任司法部長幾個月後即事發，盡管後來不了了之。

　　1995年河北省高院院長平義傑，由於嚴重違法違規被撤職。1998年，廣西省高院副院長叫潘宜樂，因為受賄被判刑15年。2003年廣東省高院院長麥崇楷，因受賄報被判15年。2003年遼寧省高院院長田鳳歧，因受賄被判無期徒刑。2005年，黑龍江省高院院長徐衍東因受賄被雙開，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是否最終被判刑不明。2007年，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吳振漢，因受賄被判死緩。2009年9月，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韜因受賄而被捕。2009年北京市西城區法院院長郭生貴因為受賄和貪污，壹審被判處死緩。

　　上述提及的都是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級法院院長副院長，都是因為受賄、貪污或挪用等等罪刑被判決。連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級法院的院長副院長都大面積腐敗，那麽中國的法院腐敗到了什麽程度？壹般來說，中級法院的院長或庭長，腐敗的就更多了，數不勝數。我收集的資料顯示幾乎每壹個省、市、縣都有這種法官因受賄，貪污被判刑。

　　因為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因腐敗被查處。據悉，全國至少有壹千個縣的法院院長之離任審計報告被地方紀委與組織部“暫不公布”，涉及腐敗金額上百億，這還未涉及市級中院、省級高院。“黃松有到處有！”壹位縣級法院的副庭長在狀告離任前院長失敗後，十分喪氣地如是說。 在中共專制暴政下，法院系統已經腐敗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據我所知，中國法院人數是30萬左右。法官至少有20萬以上，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落網。他們為什麽會這樣?根本的原因在哪裏呢？

　　法院法官每年成千上萬，個個都是貪官污吏，剛才提到的是法院院長，副院長的腐敗，這是第壹類。第二類是法院集體腐敗。最典型的案例有：

　　壹個是發生在2004年的安徽省阜陽中級法院，阜陽中院連續發生過三任院長尚軍、劉家義、張自民先後“前腐後繼”。阜陽中院院長與壹窩子法官同時犯罪。2004年武漢中級法院13名法官集體犯案，牽涉到律師44名，其中涉及兩名副院長柯昌信、副院長胡昌尤，三名庭長，六名審判員，書記員、執行員各壹名。隨後不久，武漢中級法院院長周文軒也因貪污、受賄100萬元，在07年被判刑。

　　第三個典型的案例是深圳中級法院5名法官，包括副院長裴洪泉、破產庭庭長張庭華、涉外庭庭長蔡曉玲、執行局二處處長李慧麗集體犯案。特別是在副院長裴洪泉家中搜出人民幣現金2,700萬，和美元95萬。從這幾個集體受賄案來看，第二類腐敗也是觸目心驚。按理說犯罪人都希望悄悄的幹，而不會明目張膽集體犯罪，因為犯罪是明顯見不得人的，特別是受賄這種罪行，妳要是兩個人或三人或五人壹起幹，那很容易穿幫，或被披露。但現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已經發展到了明目張膽毫無顧忌的團夥犯罪。其它案例還很多，我們舉這三個就足夠了。

　　第三種情況，法院做為壹個單位犯罪，最典型的就是新疆烏魯木齊鐵路運輸中級法院院長楊誌明、執行局局長蔡紅軍、辦公室財務會計王青梅被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級法院分別壹審判處有期徒刑15年、2年和6年。新疆鐵路法院不但院長本人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且法院做為受賄犯罪主體，這是全國首例。

　　第四種情況，諸如“三盲”院長被判刑，像山西省降縣法院副院長姚小紅，就是壹個三盲院長，即文盲、法盲加政治盲，也是因為受賄，看破網上披露甚至中共法院還有妓女當院長的，妓女之所以當院長，就是因為買通了有關官員，然後搖身壹變就變成法院院長。

　　諸如此類的現象，在全世界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有個學者曾經歸納列舉了壹些數據，提到新加坡、德國、澳大利亞及美國的法院，上百年來幾乎沒有法官貪污受賄這種案例。美國是250年來只有40來位法官落網。美國有些州，上百年都沒有壹個法官落網。據我所知加拿大法院法官也未聞有法官因受賄，或者犯罪被查處的。

　　中共法院的腐敗，或者司法腐敗，事實上已經到了壹種無法遏制的狀態。盡管近年來，中共當局為了政權，為了壹黨之私，也在采取壹些措施，打擊懲處腐敗的法官。但問題是中共法官腐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專制暴政體制本身。它在隨時隨地制造大量腐敗的法官，不杜絕中共極權暴政這個根源，它的反腐僅僅是形式，僅僅是作給國際社會看，欺騙中國人的壹種手段而已，壹種表演而已。

　　中共司法腐敗的現狀，根據上述描述，我們有壹個基本的概念，目前披露出來的僅僅是倒黴的那些家夥而已。事實上據我所知，中共法院體制性腐敗造成普遍性的腐敗，而決不是個別的腐敗，只不過被揭露的是個別人而已。中共司法腐敗的根本原因何在?有人認為是中國貪腐的文化造成的。因為中國文化當中的行賄受賄風氣自古以來壹直非常盛。

　　這是不是司法腐敗的根本原因呢？肯定不是！因為臺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保留得比較好的地區，但是臺灣的法院現在明顯就比大陸中共的法院要廉潔的多。而且臺灣的法官，因受賄被懲處的法官，數目少得可以忽略不計，這就證明文化傳統並非根本原因，只是其中的原因之壹，是次要的原因。

　　我認為，中共法院腐敗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壹，是黨控壹切的罪惡體制，黨控壹切的體制是制造司法腐敗的體制性根源，黨控壹切表現在四個方面，第壹是黨首先控制軍隊，它是通過中央軍委控制全國的軍隊。而中國的軍隊，目前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壹支軍隊。有關這壹點有必要提及實際上在清朝整個三百年統治期間，清朝的軍隊人數從來沒有超過40萬，而到民國以後，軍隊的人數增加到250萬，而當今中共專制暴政下的軍隊人數至少目前超過400萬，還不包括武警100萬，加起來是500萬，還有其它眾多準軍事單位，所以黨控壹切首先就體現在中共通過中央軍委控制軍隊，從而使得軍隊國家化這個全世界各國自由憲政民主制國家的基石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共產黨控制軍隊，使軍隊變成黨衛軍，而不是國家的軍隊，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壹。

　　第二是黨控幹部，黨控幹部是通過中組部來控制的，也就是說各級行政單位，從中央到地方，從部長、省長、縣長到法院的院長，全部都是中共中央組織部或地方黨的組織部來指定、任命的，也就是任命制，它嚴重破壞民主選舉制度。據我所知，比如加拿大所有的省長、市長，全部都是由選民選舉產生。聯邦和各省議員也全部都是選舉產生。根本不存在由什麽組織部來指定或任命的問題，這就是民主選舉制度的體現。

　　第三是黨控意識形態，它是透過中宣部來控制意識形態，它嚴重損害的是國民的表達自由權。而這壹點我在論證中共專制暴政下不可能有任何新聞自由的論文中已經充分論證。

　　第四，最重要最直接導致司法腐敗的就是黨控司法。它是通過政法委來控制，嚴重破壞司法獨立原則，事實上中共暴政下根本不存在獨立司法。在中共專制暴政下，由於政法委的存在，使得獨立司法根本不可能生存，這壹點是導致中共體制下司法腐敗黑暗的根本原因。政法委這種極度蠻橫無理無知的作法，也是全世界獨壹無二的。

　　根據呂耿松先生的研究，政法委起源於延安時期，在當時對司法判決的最終裁定，就是由黨委控制，當時不叫政法委，政法委的名稱是在1949年開始，中共黨內設置了壹個政法委員會來控制法院、公安、檢察、司法、監獄。

　　而政法委在運作的幾十年當中，只有在1987年到1989年六四之前，政法委曾經被取消過壹段時間。但是自八九六四天安門屠城以後，鄧小平和江澤民恢復了政法委的反動罪惡制度，使得中共對整個司法體制的控制更加強化。換句話說，肖楊作為最高法院的院長，甚至必需向公安部長匯報工作。

　　也就是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要向公安部長匯報工作，這就是中共流氓特色。肖楊作為院長要向公安部長匯報工作，那麽各省法院院長同樣都要向各省的公安廳長匯報工作，因為公安部長廳長都是兼職中共政法委書記。這就是中共專制暴政下，法院為什麽這麽腐敗，黑暗，直接的根源就是黨控壹切，特別是第四點，黨控司法，由政法委這個罪惡體制造成的。

　　政法委大權在握，它的手伸的特別長，它有壹個職責叫做協調，所謂協調職能，就是協調公、檢、法、司聯合辦案，特別是對重大敏感案件，政治案件，都是由政法委定案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獨立司法根本不可能存在，法院獨立審判也不能存在，更不用說法官獨立審判權。既然法官、法院沒有獨立審判權，最終的司法審判權是控制在政法委手上。而政法委又受中共控制，所以事實上中共就是所有重大政治敏感案件最後的裁決者。

　　在這種前題下，壹切都是以中共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是以法律為出發點，更不是以法治為出發點，當然與司法公正司法正義公平公道毫不相關，所以這就是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為什麽這麽腐敗，而司法腐敗日益嚴重的趨勢，無法遏制的根本原因。

　　有人認為：“大陸司法系統的腐敗是體制腐敗，大醬缸大污染源只要在，就沒有希望。中共司法制度腐敗是社會亂源，壹個社會腐敗，首先是因為司法制度腐敗”　。我認為這種說法顛倒了順序。除了中共通過政法委控制公、檢、法、司所有的國家機器造成司法腐敗的原因之外，第二個原因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吏治腐 敗，或者說全社會全面的腐敗導致司法腐敗。因為客觀的說，中共專制暴政下的司法腐敗並不是最先發生的，而是比較後發生的。我的親身經驗告訴我，在律師制度 恢復初期階段，實際上法院包括公、檢、法、司還相對較廉潔，從八十年代初壹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司法體制腐敗還沒有那麽嚴重，而且那個時候法官的整體 教育水平、專業素質還遠遠不如現在的法官。

　　當初中國的法院大學生的比例少得可憐，大量的法官都是中共的復員軍人。他們的基礎教育水平嚴重不足，僅僅是受過三個月的法律培訓就變成了法官。盡管如此， 當年實際上各級法院法官的腐敗的現象並不多，這說明導致目前全國司法腐敗如此觸目驚心的根源，首先是因為吏治腐敗，即政治腐敗。

　　因為政治腐敗、吏治腐敗逐漸擴散導致了全社會的腐敗；朱熔基指出：“中紀委調查顯示、高層領導幾乎全都爛光了 。在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現職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系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 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壞的和最壞的高達百分之三十；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壞的和 最壞的占到了百分之六十。 尉健行還披露：去年共產中央、中紀委收到對中央部委副部長級以上的舉報信就有九百多宗，而對地方副省級以上幹部的舉報信更多達七千多宗；而且，所有的舉報 信內容，都離不開貪污受賄、生活腐化、濫用權力、配偶和家屬靠權斂財、大搞宗派和山頭活動、欺上瞞下搞假業績等六個方面。　江澤民承認：“吏治上的腐敗，司法上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是滋生和助長其他腐敗的重要根源。”“當前政法隊伍中還存在壹些突出問題。有法不依、執 法不嚴、執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賄受賄、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等問題時有發生，群眾反映很強烈。” “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

　　全社會的腐敗，在兩個領域特別突出，壹是教育系統的腐敗，二是醫療系統的腐敗。這兩個本來應當最純潔的系統都腐敗不堪，政治上的腐敗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中 共的各級行政官員，從中央到各省以及各縣、市所有的黨委書記、縣長、市長、省長之類的，其中腐敗的比例非常之大。這是全社會腐敗已經病入膏肓，根本無法遏 制，也無可救藥。所以全社會腐敗之風日益蔓延，最後就蔓延到了教育系統、醫療系統。

　　連這兩類理論及實踐角度來講最清純的領域都變成了腐敗的群體，所以說司法腐敗實際上是全社會大面積腐敗後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吏治政治腐敗是司法腐敗的第 二個原因。眾所周知，司法公正是壹個社會公正、社會正義及社會公道的最後壹道防線，如果連司法都腐敗了，那麽這個社會肯定是全面腐敗、腐爛了。

　　全社會腐敗最突出的地方在哪裏呢？就是全社會道德淪喪，假冒偽劣產品橫行肆虐，最典型的就是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發。連嬰兒吃的奶粉都是含毒的，為了賺錢不 擇手段，表明人心的腐敗墮落。司法體制在壹個全面腐敗、腐爛的社會中，它當然不可能獨善其身，所以司法腐敗的第二個根源就是政治腐敗導致的全社會腐敗。

　　第三個根源是法官個人素質問題。這首先涉及法官的來源、組成，也就是法官的素質，包括教育水準、道德水準，以及生活常識和法學專業等基本素質的問題。法官素質又取決於選任法官的程序，這個程序問題，實質上是從中共壹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來，壹直存在的大問題。

　　首先是由於中共當權集團，不光是對司法，實質上對如何管理社會各行各業，它都是極度無知的。從指導思想上確立了壹項荒唐至極的原則：凡是出身於所謂“黑五 類”（地、富、反、壞、右）家庭，及來自於所謂“舊社會”的人員，比如國民黨時代的政府司法工作人員壹概清洗出司法領域。而他們選拔的法官首先是所謂政治 上可靠的工農兵子弟，他們是否懂法律，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及職業道德則無關緊要，而恰恰此點違反了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實踐經驗告訴人們的壹個真理。

　　由富人當法官實際上是最公正，也是最符合人性的體制。如果窮人當法官，那麽這個法官就非常容易腐敗。因為法官的職業不但具有神聖尊嚴性而且本身有很大的權 力，而人很容易受到權力的腐蝕而變腐敗。因為權力具有天然的像硫酸壹樣的強烈的腐蝕性，而不受制約、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所以凡是窮人當法官的， 十個有九個都可能因無法抗拒的金錢誘惑變腐敗；凡是富人當法官的，因為其本身有足夠的財富過體面的生活因而更註重法官職業帶來的榮譽感和職業尊嚴，因而十 個可能最多壹兩個貪婪過度者會變質，這是由人性及人類社會歷史長期實踐經驗得出來的結論。

　　而中共從壹九四九年始把整個聘用司法官的體制給顛倒了，當然四九年以後，中共首先廢除了“六法全書”，直至1979年壹直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連法律都沒 有了，更談不上法官。七九年司法體制恢復以來，中共的指導思想仍然沒有變，它們仍然以意識形態決定壹切，只信任和重用高幹及工農子弟，這些非常窮的人，既 沒有經濟基礎，又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這樣就很容易使他們在權力巨大金錢誘惑等客觀條件下走向腐敗，這是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也是中共當權集團指導思想的錯誤導致的腐敗。對法官根本不存在 “高薪養廉”這個全球通行的制度。因為法官如果本身很窮，如果靠他們的工資收入，甚至無法維持體面的家庭生活甚至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的話，這種法官顯然只 要壹有機會就必然會腐敗，這個腐敗主要就是受賄。

　　中國法官的待遇到底如何呢？據我了解，沿海城市中級法院的法官月薪僅兩千塊錢左右，北方的壹些中等城市的中級法院的法官才壹千五百塊錢月薪；基層法院的法 官可能才壹千塊錢。現在壹個人要是他的月薪才壹兩千塊錢，他根本無法維持正常的有體面的家庭生活，特別是孩子上學，買房、車之類的根本就不可能實現。但是 他們的權力又特別大，他們在判案時，往往涉及當事人和律師的誘惑，所以很容易導致腐敗，這是第四個原因。

　　第五個原因是中國審判程序設置的漏洞造成的。國際上主要有三大法系，壹是英美共同法法系；二是大陸民法法系即法國和德國的大陸法系；三是所謂社會主義的法 系，就是前蘇聯和中國這壹類的法系。比較而言，英美法系的體制，司法公正廉潔是最好的，其次是大陸法系，最差勁的就是各共產黨國家。

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香港及所有英聯邦國家，由於法治倡明，司法審判體制程序上非常嚴格，公正，所以他們的法官腐敗的現象特別 少，甚至像斯裏蘭卡，我剛看過壹篇文章說他們自1960年代到今天，整個國家沒有壹個法官腐敗的。澳大利亞也是壹百多年來沒有壹個法官腐敗。美國的情況比 較特殊，美國全國披露的資料有四十余個法官曾經因為腐敗被彈核。英國也是幾乎沒有法官腐敗，但是英國在十七世紀初，培根大法官是第壹個因受賄被揭彈核的大 法官，當時他的年薪是三千英鎊（當年壹般工人年薪僅30英鎊），他受賄賂三萬英鎊。從他以後英國的法官司法腐敗非常罕見，基本上沒有聽說，這與司法審判體 制程序設置科學有關。

　　比如英美法官在案件開庭之前根本不知道是哪個法官受理哪個案子，都是要等到開庭當天，人們才知道是哪個法官受理這個案子。這就使開庭之前想收買法官的人根 本不知道應該找哪個法官。其次，案子壹旦開庭，法官與當事人或律師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私下接觸，完全是隔離的；第三，壹旦開庭結束，法官大多都是當庭宣判， 這樣就使得當事人以及律師在確認是哪個法官主審案件之後，根本沒有機會接觸收買法官。在他還沒有接觸收買法官之前法官已經把案件判下來了。這樣就從程序上 排除了法官受賄的機會。

　　這就涉及到法官的專業素質的問題，如果壹個法官在開庭當天才開始接觸案件，這要求他具有非常高超的專業素質，法律知識、生活常識、判斷力、歸納綜合能力，判斷證據的真假，證人證詞的可信度，他都要有壹整套的東西，這就要求訓練有素司法經驗豐富的法官才能做到。

　　英美的法官的聘用制度就保證了法官高素質的可能性。因為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美法系國家，至少需執業十五年以上的大律師，才有資格 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高級法院的法官至少要有十年以上執業經驗；普通法院及基層法院的法官，至少是執業七年以上的律師。換句話說，英美法系的法官都是來自 經驗豐富的律師，而且經過執業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和司法經驗，使得他們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當庭做出高水準的判決。

　　反過來看中共法院的法官是什麽情況呢？中共法院的法官實際上是大學畢業分配同班同學，既可以分到最高法院當法官，也可以分到最基層的法院當法官，而並不是 取決於這些同班同學的素質相差那麽大。換句話說，水準相同的人，由於家庭背景的不同，就可以在畢業分配的同壹段時間，壹下子就拉開壹個巨大的距離。分配到 最高法院的人，很容易就變成壹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其與基層法院的法官等級相差十萬八千裏，這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與此同時這些分配到法院當法官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司法實踐經驗，也沒有當過律師，這樣他們既沒有司法經驗的實踐基礎，也沒有財力上的基礎，這樣使得他們 當法官往往不具備壹個法官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所以在中共法院，法官非常少能夠當庭宣判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這個能力，沒有專業素質。更何況中共 的法官沒有獨立審判權，他們審判的案子，主辦案件的法官根本無最終裁決權，只有提出建議權，而最後決定權在審判委員會，在壹般情況下，重大或復雜的案件都 是由審判委員會決定的，而審判委員往往都是沒有審理案件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審理案件的人沒有判案權，而沒有審理案件的人卻有判案的決定權即“審者不判，判 者不審”。至於政治案件或所謂敏感案件，則往往連審判委員會都無權定案而是由中共政法委書記亦即中共才有最終決定權。所以整個法院系統導致審委會大家負 責，大家都不負責。中共法院目前全國至少有二十萬名法官，從數量上講肯定是全世界第壹。從法官的素質來說卻是差得遠。

　　盡管表面上看中共法院，現在法官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已經占百分之九十，而且百分之四十五是研究生學歷。聽起來好像中國法官的素質都很高了，而實際上這個 百分之九十的大學生，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全日制正規大學科班畢業的學生。其余百分之七十都是通過在職學習培訓出來的所謂大學生。而中共暴政下的教育腐敗 導致它的所有後續教育水分大得不得了。包括百分之四十五的所謂研究生其實正規的研究生畢業的只占百分之二點五，也就是說壹切都是假，虛假在法院系統同樣表 現得特別突出。

　　上述五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共司法制度的腐敗，法官的腐敗是體制性的腐敗，特別是目前中共司法腐敗已經到了不可遏制、無可救藥的程度，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因 為全社會都已高度腐敗。而且中共當權集團對自己能否繼續執政，還能執政多久心中都沒有數。所以他們都是抱著壹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及“我死後哪怕洪水滔 天”的沒世心態，能撈則大撈特撈，想盡壹切辦法要迅速暴富。這就是為什麽會有這麽多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各省高級法院、各中級法院及基層法院的院長副院長 以及各庭的庭長之類的法官都不顧壹切地拼命受賄撈錢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對這個中共暴政徹底失望，才會普遍產生這種末世心態。 鄧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同時指出：“不是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 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

　　從上述司法腐敗的根源，最後得出壹個結論，在司法腐敗的情況下，必然導致腐敗法官徇私舞弊大量枉法裁判。什麽是徇私舞弊呢？通俗地說就是人為制造大量冤假 錯案，這也是中國為什麽會有成百萬常年不斷的上訪民眾的根源。因為司法腐敗必然導致司法公正司法正義蕩然無存。導致全社會的法律爭議沒有地方可以解決，沒 有地方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解決。所以法律的尊嚴也蕩然無存。整個國民對法律不信任、對法官不信任、對法治不信任，所以才會有這麽多上訪民眾，整個就是惡性 循環，越來越糟糕，壹直到中共滅亡。

　　最後壹個問題是關於司法腐敗的防治措施。中共各法院的院長，往往拼命在大會小會發表演說和文章，論述如何根治司法腐敗的問題。它們眾口壹詞提及要“加強黨 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等等。實際上司法腐敗的第壹號根源就是黨控壹切，就是政法委的罪惡體制，而這些共產黨的法院院長們還口口聲聲說要加強黨的領 導，這不是南轅北轍嗎？！防治司法腐敗，我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做法可以根治，但是在中共專制暴政下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必須廢除中共政法委罪惡制度，取消共產黨對司法的控制和所謂領導，也就是說要實現真正的獨立司法。因為共產黨控制壹切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體制性的根源。 獨立司法並不是人們憑空想象的東西，而是政治法律思想家早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已經詳細從理論上充分論證了這種制度的科學性和必要性。首先實現司法獨立的 國家是英國。英國大約在壹六壹六年左右已經實現了司法獨立。文藝復興以後特別是到了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以後，使得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在各國都成為政治法律 現實。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卻拋棄司法獨立的精神和原則，完全采用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那壹套罪惡政治司法體制，這是導致中共暴政體制下司法腐敗不可抑制 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治司法腐敗的第壹項措施就是徹底廢除政法委制度，徹底取消共產黨控制領導司法的罪惡制度。中共憲法第126條故意含糊規定：“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幹涉。” 1954年憲法第78條：“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都取消了有關獨立審判的規定。1985年8月經聯合國 《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規定：“司法獨立應該由各國以憲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並遵守司法獨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組織的義務。” 1993年6月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行動綱領》將司法獨立列為實現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壹項重要條件。

　　法官，應從無黨無派的人士中選任。任何政黨都不得控制、領導、支配法院，這是防治司法腐敗的第壹項措施。賀衛方教授正確指出“要逐步實現司法的非黨化，擔任法官應該避免具有任何政黨背景”。

　　第二，徹底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應當將壹切司法活動都置於新聞監督下，才有可能保證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因為如果壹切都是在陽光下進行，司法腐敗根本無 法藏身。而腐敗最喜歡在沒有陽光的陰溝裏面生長。而中共專制暴政故意將所有的自由媒體、獨立媒體、私人媒體扼殺殆盡，壹切都是黨控媒體，黨控喉舌，什麽能 報什麽不能報，報多少程度全部都是共產黨控制的，所以在這種司法黑箱作業條件下根本不可能遏制司法腐敗。

　　第三是改革法官的選任制度。中國的司法制度和中國的法官制度已經是壹個積重難返的重災區，如果徹底改革法官的選任制度，那麽涉及現有的二十萬法官怎麽辦？ 大量的法官實際上是不合格的法官。改革法官的選任制度應當從職業律師中選任法官，此種方式至少保證了兩點。壹是保證了法官來源的高素質；二是保證了法官的 司法經驗及財產基礎。與此同時應當提高法官的待遇，高薪養廉應該成為目標，法官應當是具有神聖尊嚴的得到社會尊重的崇高的職業，法官的職業責任感，職業榮 譽感，有助於保證防止司法腐敗。例如：英國有個勞倫斯爵士，1794年至1812年期間任法官18年。臨死時立下壹份遺囑，把財產贈予他多年前判決其敗訴 的壹位當事人。因為他認為自己當年作出的判決存在嚴重錯誤，並為此懊悔不已，他希望用自己的遺產彌補當事人因敗訴而受的損失。勞倫斯法官顯然具有崇高的職 業榮譽感，雖然因過失判錯了案，他並沒有喪失內心深處追求正義與公平的良知。此外，在美國，法官必須從最優秀的律師中選任，擔任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包括治 安法官），必須有不少於7年的出庭律師的經歷；擔任高等法院法官，必須具有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師的經歷。法官最初時的平均年齡為47歲，高級法院的法官年 齡壹般都在60歲以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個大法官，年齡最小的是55 歲，最大的80多歲。

　　第四是改革審判程序，要把英美法官的審判程序引進，就是在開庭之前不指定具體辦案法官，而壹旦開庭後法官不得有任何私下會見律師和當事人的機會，而且必須在開庭結束後當庭宣判，這樣才有可能引導中國的司法體制回歸正道。

　　中共法官大面積腐敗，實際上與中國律師制度的腐敗密切相關。法官的腐敗往往都是通過律師中介進行。中國律師在社會上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司法娼妓，從中起到行賄受賄中間交易角色作用。中共法院體制與逼良為娼的律師制度，都是中共壹黨專政暴政下的變態產物。

　　壹個社會如果連它的司法體制都腐敗不堪的話，這個社會已經無可救藥。中共社會目前就是處在司法體制已經徹底腐敗、腐爛透頂的狀態，所以中共的司法體制腐敗 是不可救藥的，因為中共政權首先政治體制腐敗，進而全社會全面腐敗最終導致司法體制也不可避免地徹底腐敗，而且中共司法體制已經越來越爛日益黑暗，直至中 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徹底滅亡。

　　法官給當事人介紹律師的話，當事人都會接受，所以在全國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更不用各中小城市，都有那麽幾個律師是法官固定的黑線人物。比如說，如果要在天津打某類官司或者在上海打某類官司，必須通過哪個律師才最有把握。

　　最高法院同樣如此。據稱至少有三四條專門的黑線，最高法院的法官放心的律師，他們都是跟最高法院已經建立了某種非常秘密的保險的渠道，通過這幾個律師作皮條客就能打贏官司，或就能夠立案再審。基層法院應該送多少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該送多少錢？給什麽法官，給哪個法官送多少錢，什麽案子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價碼。據稱2003年時最高法院再審案立案所需行賄的錢。聽說到了2005年已漲到了五十萬元，現在只會多不會少。

　　這就是為什麽社會上會流行這樣的說法：“法院黑，最高法院最黑”！為什麽說最高法院最黑呢？因為基層法院的法官也許吃喝玩樂就滿足了，而最高法院的法官連立壹個案的立案費，就是私下打點行賄的費用就超過三十至五十萬元才可能立起來，而且並不保證勝訴。

　　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吃喝玩樂那才令人瞠目結舌。壹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上我律師及幾個當事人共六個人，壹頓飯吃下來是八千塊錢。法官看律師、當事人的錢就好像不是錢壹樣。這僅僅是冰山壹角。據比較熟悉的法官私下告訴我，最高法院吃喝玩樂早就不在話下，他們吃喝玩樂全是最高檔的。六個人吃八千塊錢並不怎麽樣，壹頓飯吃幾萬塊錢的大有人在。可想而知，最高法院有多麽黑暗。我在上壹講中直接點了肖揚大法官的名，我的壹個案件就是在肖揚任上從壹九九六年壹直打到今天，最高法院故意以拖延戰術拒絕下判。雖然該案不是肖揚親自幹預，據說是唐德華副院長，最高法院都如此黑暗，又如何指望基層法院、中級法院或高級法院廉潔高效呢？

　　最高檢察院有壹個王新環法學博士，他對律師行賄的問題有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當事人是否請律師，請誰不請誰？其判定標準往往不是律師的業務能力，而是律師能不能接近法官，亦即與法官是否能交易？這才是很多當事人請律師的標準。因此包勝訴、包放人（撈人）、包無罪的‘三包律師’就出來了；陪吟酒、陪賭博、陪娛樂的‘三陪律師’也增加了。而這些三包律師、三陪律師未必對法律有多麽精通，還有許多實際上是充當司法中介的黑律師，他們只是能夠向當事人承諾保證贏官司或者保證他有關系，因此客戶往往就找這樣的律師來打官司”。

　　有關這個問題我有個經典案例。我的壹個福州當事人，我在上海幫他打了三場官司全部勝訴。他有個在最高法院二審的案件，卻要我介紹北京的律師，而不請我，唯壹的條件是跟最高法院的法官有密切關系。因此，我向他推薦了北京的三個律師，第壹個是我的同學，他是非常善於公關交際的律師。第二個律師也是我的北京同學，他本人倒不見得有多善於公關，但他的妻子就是最高法院經濟庭的法官，他還向我保證有位剛從最高法院退下來到他們所當顧問副院長，因此他們與最高法院的法官關系非常密切；第三個律師是傅洋，也就是彭真的兒子太子黨級的律師。

　　結果我的當事人到北京找了這三位律師，壹個個談條件。最後他沒有請我推薦的第壹個律師（開價六十萬），也沒有請彭真的兒子傅洋（開價兩百萬）。他最後請的是我的第二個同學，律師費為壹百二十萬。

　　換句話說，我的當事人，既不要開價六十萬的律師，也不要開價兩百萬的律師，而是要了壹個開價壹百二十萬的律師，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我的第二位同學他的太太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上壹個最高法院的副院長剛剛退到他們事務所，向他親自保證沒有問題，所以這個官司就給了他們。此案印證了王新環博士歸納的規律。

　　事實上他這個案子讓任何壹個律師來打，都是包贏的官司。因為他的案子法律證據非常充分，我在上海連續給他打了三場勝訴官司，而且我做案子非常認真細致負責，我的專業能力在律師界和法律界是有口皆碑的，可是當事人居然不要我，而寧要高價數十倍的北京律師。這很能說明司法現狀。

　　盡管中共法律也禁止律師行賄，比如《律師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禁止律師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行賄，或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二零零四年中共司法部還頒布了壹個《律師與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規定，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向法官行賄的，壹經發現將不得再從事律師職業，換句話說，律師將徹底將打爛飯碗。

　　事實上到今天為止，確實有不少律師因行賄法官已經被砸爛飯碗。法官受賄絕大多數都是律師中介幹出來的。但是從報紙及網路上披露的律師因行賄而被砸爛飯碗的律師似乎少的可憐，這是壹個悖論。這裏我簡單介紹壹下官方承認的律師行賄的現狀。

　　零三年九月份，司法部調查組發現，在查處湖北武漢中院、宜昌中院、蘇州中級法院、廣州高級法院、東莞中級法院、珠海等六個城市的法官受賄案件中，涉及八十八位行賄的律師；司法部在壹份報告中稱，壹九九七年到二零零二年底這五年中，全國司法機關立案偵查的律師在職業活動中涉嫌犯罪的案件壹共壹百零九起，涉及壹百二十四位律師，最後四十九名律師被判刑。最近幾年象武漢中院、深圳中院、天津高院、吉林高級法院被曝光的法官受賄案件，絕大多數都涉及律師行賄，而且不是壹個律師行賄，是多名律師行賄。

　　北京西城區法院院長郭生貴受賄七百萬元，全部是通過四名律師進行的。正因為如此，中國律師的社會評價不斷的下降，可以說目前律師已經遭到了中國人普遍的質疑，譏諷和譴責。律師被罵作“才子加流氓”、“不帶槍的強盜”、“精神乞丐、文痞、訟棍”、“中共司法妓院的娼妓”“為錢說話、功夫在庭外”等等。

　　這種對律師的評價，在全世界各國的律師當中是絕無僅有的。雖然西方國家民眾對律師的評價也不高，也有諷刺形容律師的說法：“鯊魚”、“錢袋子”，因為鯊魚胃口特別大、特別貪婪，所以西方人形容律師有時也認為律師唯金錢至上，但是絕對沒有中國人形容律師是司法娼妓、強盜、乞丐、文痞。

　　在歐洲和北美國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許多世紀以來，有三種專業是公認的富於學識和有崇高榮譽的：神學，醫生和法律。這些專業區別於其他職業主因在於他們均涉及自由教育，特殊培訓和高水準的自律。更重要的是，每個專業均要求由聲譽良好的人士按照專業倫理規則出具證明某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作業其執業的前提條件。由於法律職業在整 個歷史進程中壹直致力於追求正義，平等和個人自由，甚至反對政權本身，因此律師幾個世紀以來，壹直成為暴政和專制者的首要打擊目標。正如贏利是商業的主 要目的，公共利益則是律師專業的主要目標。 中國大陸由於共匪故意采取逼良為娼的司法體制，眾多律師專業精神遠遠不足，職業道德倫理幾無所知，既缺專業素質，又乏職業道德倫理，許多人淪為主要靠行賄法官或其他權貴謀生的職業司法娼妓。以至“法官受賄化，律師行賄化”早已成為大陸司法界公開的秘密。

　　中共官方對律師行賄，它也有壹些輕描淡寫的說法：“由於出現了壹些道德失範，不遵守職業道德職業紀律的現象；有的律師缺乏應有的責任心，不認真履行職責，或者在辦理法律事務中敷衍失責，應付當事人；甚至出現收錢不辦案；或者說收錢不服務，亂收費、私自收費、收費不入賬；還有好多律師辦理刑事案件心有余悸，以及少數律師拉攏辦案人員、辦關系案，個別律師走上犯罪的道路”，這是官方的說法。

　　我們再來看壹看民間對中國律師的評價。除了剛才所提及的幾個難聽的字眼以外，有壹位網民寫道：“中共國的司法部就是政治妓院，上法院去打官司就是去嫖娼，原告、被告、法官都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嫖客，這種政治性的嫖客行為有主動和被動之分，而法官是主動嫖客；被告、原告時而是被動、時而是主動嫖客。無論誰主動、誰被動，律師都是政治娼妓，律師在中共司法妓院的職業角色就是出賣法律，以滿足原被告法官等嫖客的需求從而獲得鈔票。在中共國律師都是這個假共和國的政治娼妓，檢察官是公娼，壹般的律師是私娼”。當然這位網民對中國律師的評價我認為是過頭了，實際上人權律師肯定是例外。凡是不與中共同流合污的律師，哪怕是商業刑的律師，也應除外。

　　另壹位網名叫“魏仁後”的網民憤怒的指責說：“國家失去了它的法制的功能，法庭變成了法與權、法與錢的交易的紐帶，律師成了有冤無處申者的第二次宰殺者，而且這是全國普遍的現象。甚至很多律師成了絞殺當事人的專業惡棍，中國律師簡直就是比騙子還騙子的騙子。中國律師就是對受害者再捅壹刀者，中國律師是比專制主義還要惡毒千百萬倍的現代專制的擺設。中國律師除了壓迫和假象欺騙，還有其他意義嗎？原被告律師與法官私下會商以宰殺當事人，早已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律師是靠法官混飯吃的下三濫，是法官貪贓枉法的幫兇和小醜，律師是專制法侵害當事人的罪犯”。

　　這位“魏仁後”對律師的指責，我認為同樣明顯過頭。可以斷言前面那個網民和這個“魏仁後”都是親身受到過他聘請的律師傷害的人。但是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對中共暴政下律師的評價是片面的，把片面、局部當成了整體，至少人權律師和不與中共流氓同流合污的律師絕對除外，不是這麽回事兒。

　　第三我再舉個例子來說明社會公眾對律師的評價：有個網民說目前中國律師的問題可歸納為四癥：“政治思想上的侏儒癥；物欲財富上的貪欲癥；組織紀律上的渙散癥；主觀心理上的麻木癥，四癥歸於壹根，那就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迷失與失落”。我認為除了“組織紀律上的渙散癥”不敢茍同他的說法之外，其它三癥應該說比較符合事實。

　　因為律師本質上是高度自治的自由職業者，他們僅受律師職業道德倫理的約束，而不應受中共強加的所謂組織紀律的捆綁。雖然他還說“律師是聖潔殿堂上的法律之師，是真理正義的使者，絕不能貪利而忘本，圖財而喪德，嫉賢而茍安，慕虛榮而屈尊。

　　我認為張思之律師對什麽是真正的律師的定義，比較恰當：“真正的律師必有赤子之心、純正善良、扶弱濟困、或者濟危、仗義執言、疾惡如仇，決不屈服於壓力、權貴或者勾結貪官、徇私舞弊；決不奔走於豪門、拉拉扯扯、奴顏婢膝；絕不見利忘義、禮拜趙公元帥、結緣市儈，他自始至終與人民站在壹起”。

　　當然張思之大律師對真正的律師的要求，我認為中國律師真正的做到這壹點的律師，只有人權律師群體。人權律師大多是理想主義者，絕大多數特別是真正的人權律師都有赤子之心，而且純正善良、仗義執言、疾惡如仇，不媚權貴、貪官，而且敢於與所有的權貴做毫不妥協的鬥爭。

　　我上述談到的這幾個方面對中國律師的指責或肯定，絕大多數人對中共暴政下的律師是持否定態度的。盡管如此，我認為應該區別對待，對人權律師和哪怕是商業型的律師，只要不與中共同流合污，不應當將他們與那些唯錢是追唯權是媚的軟骨貪婪律師混為壹談。

　　中共律師制度為什麽是壹個逼良為娼的制度？壹般的人認為，律師被逼良為娼很可能是法官逼良為娼。不對，我認為在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如果說是法官逼良為娼，那麽絕對不可能出現如此大面積的中國律師的墮落，或麻木不仁自私自利。之所以說它是個逼良為娼的律師體制，我想從下述八個方面來論證：

　　第壹，中共強行綁控律師，這是首要的根源。比如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第七屆全國律師代表大會上叫囂：“律師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堅定不移的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捍衛者，它強調要律師真正做到黨在心中”。

　　此外，司法部長吳愛英，還有像鄧小平、江澤民之流對中國律師有類似說法，但周永康的所謂三個至上說代表了所有黨控律師的典型說法。黨的事業至上，與人民利益、憲法法律至上並列，把黨的事業與人民利益與憲法法律捆綁在壹起，它的目的在於把共產黨的所謂事業，也即共產黨的利益作為高於壹切的目標，強加給全體中國律師，所以這是制度性逼良為娼的第壹點。

　　第二，零八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律師法》特別明確限制律師辯護權，將律師在法庭上言論不受追究這壹國際通例改掉了，改為實際上將於追究的流氓惡法。這是中共蓄謀迫害人權律師，用心惡毒下流的最新例證。修改後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

　　換句話說，律師將不再享有法庭言論豁免權，也即國際通行的刑事辯護豁免權在中共國不復存在。而且四十九條還規定，“律師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言論的，予以停止執業六個月以上壹年以下的處罰，並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

　　什麽意思呢？因為自二零零三年以來中國人權律師通過國際互聯網，將中共專制暴政的司法腐敗與司法黑暗徹底揭穿，大量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共黨文字獄的案件，律師的辯護大多已經公開進行。這就使得中共當局虛偽至極的所謂法制被徹底揭露，也把中共當局的野蠻殘暴給徹底披露。

　　因此自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八年五年期間，中國人權律師從無到有，從原來僅有張思之、莫少平兩人發展到現在五十幾人。但是中共當局對人權律師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恨不能將全體人權律師全部封口封殺而後快，所以它就授意其操控的人大常委會臨時炮制了這個《律師法》修訂。其目的專門針對中國人權律師。這是中國律師制度被逼良為娼的第二個例證。

　　第三，零八年的四月二十九號四川阿壩州司法局召開了壹個全體律師，包括司法局長，公律股長參加的會議。在會上明確要求“司法系統要堅決圍繞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在三.壹四事件，也就是去年三月十四日西藏所謂暴亂事件中有所作為，全體律師要把思想和行動統壹到中央、省、州黨委政府的統壹部署上來，密切配合各黨委政府的工作部署，認清形勢，提高警惕，以實際行動回擊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行徑”。

　　這個地方性司法文件不是偶然的，顯然是受中共中央的指令下發的，也就是說不但要限制律師為涉案藏族同胞辯護，而且要禁止任何律師辯護，還要上綱上線；誣蔑達賴喇嘛集團是分裂破壞行徑，這是典型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中共流氓暴政的行徑。

　　第四，西安市律師協會有壹個宣傳文件，明確要求“全市律師在進行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要堅持用正確的思想武裝律師的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加強黨對律師工作的領導，保持律師隊伍永遠忠於共產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實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職責”。從西安市律師協會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共產黨控制律師無孔不入。西安市律師協會有這樣的文件，各省的律師協會肯定都有類似的，壹定是受司法部的統壹部署這麽幹的。

　　第五，零八年六月三十號北京市司法局下令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簽字，保證不代理四川地震受害人的有關案件。而零八年初東北蟻力神事件，北京律師也是被要求不得介入蟻力神事件，有三名律師受理案件以後，因此遭到沈陽市公安局的刑事拘留。同樣的，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師協會禁止北京律師為西藏三.壹四事件當事人辯護；北京律師協會還禁止律師為七.五所謂新疆暴亂事件的當事人辯護。這說明什麽問題呢？中共當局蠻橫無理的強制幹預律師的職業，對這些社會正義需求的事件，中共中央濫用職權屢屢強制幹涉，禁止律師辦案。

　　北京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居然公然指責“高智晟是害群之馬，是壹粒老鼠屎壞了壹鍋湯，所以要把他清除出去”。他還公然威脅，“凡是敢於代理西藏事件，或者新疆事件當事人的律師就修理他們”！這就是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而且他還曾是所謂北京市十大優秀律師之壹！換句話說李大進實際上是已經墮落變質的共黨黨棍而已。

　　第六，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實質上是壹個被強制閹割的太監型的律師協會，所以它完全不可能保障維護律師的基本權利。盡管全國律師協會的章程規定律師協會是所謂社團法人，是全國性律師行業自律性的組織。但律師協會實際上是中共控制，而且被強制閹割，完全沒有獨立意誌的半官方的機構。

　　中共在全國各地的律師協會中都設有黨委，或黨支部加以控制。客觀點說，律師協會僅是在壹般刑民行政案件中起到十分有限的作用。而對於所謂政治案件、或敏感案件、或群體性案件、以及法輪功案件，律師協會不但完全失聲，甚至私下秘密配合中共當局打壓人權律師。

　　比如說零六年三月二十日通過的《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指導意見》嚴格限制人權律師受理重大敏感案件及群體性案件。凡是群體性案件，重大敏感性案件，都應遵循該指導意見，否則將被司法機關予以處罰。

　　而重大敏感案件何指？就是政治案件，法輪功案件，以及強制拆遷，特別是群體性的，還有各種群體維權的案件。正因為如此，人權律師受到中共當局迫害時，全國律師協會包括地方協會無壹例外，全部保持高度沈默。

　　諸如鄭恩寵、我本人及高智晟案，包括最新的江天勇、李和平、陳海、唐吉田等四、五十名先後受政治迫害的人權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及各省的律師協會，從來沒有為他們說過半句公道話，而北京律師協會甚至落井下石，盡管律師協會章程明文規定，其宗旨之壹就是“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全國律師協會及各省的律師協會，迄今強行收取每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管理費是兩萬五千元，每個律師是兩千元（是鄭恩寵狀告上海市司法局勝訴後，全國律師受益減了壹半）。

　　換句話說律師協會是強制收錢，卻不辦事，不維護會員的基本權利。盡管自零六年始，全國各省的律師協會開始實行由職業律師中選任會長，目前據稱全國有二十四個省市律師會長由專職律師擔任。表面上似乎有所進步，因為過去都是由司法廳（局）長兼任律師協會會長。但是由於中共控制壹切，控制司法、控制律師，以及控制律師協會的局面，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盡管律師協會會長不再由司法廳（局）長兼任，但是在壹黨極權專制獨裁暴政下，律師協會基本上無所作為。

　　因此律師協會的性質按照它的章程，是壹個獨立的社團法人，是全國性的律師行業的自律性組織，但是由於中共嚴厲控制律師，包括律師協會，律師協會實際上是被徹底閹割了的沒有獨立意誌的太監型的偽協會。

　　第七，導致中國律師制度成為逼良為娼的制度的根源在哪呢？就是我前幾期中講到的中共當局濫用十二種法外方式迫害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包括但不限於酷刑折磨、綁架、強制失蹤、暴力毆打、判刑監禁、勞教、暫停註冊，不予註冊、強行停業、變相驅逐出境、威脅恐嚇，非法監聽、非法監控、騷擾軟禁）。也就是說中共當局專門打壓的是中國律師當中為數極少的最寶貴的人權律師。

　　律師也是人，也得養家糊口。而所有的人權律師，是最敢於為政治思想犯辯護的，為法輪功辯護的，為家庭教會辯護的，為強制拆遷受害戶，為礦難的受害者，以及為失業工人、失地農民和轉業復員軍人辯護爭權的正義律師。為這些人真實強烈抗辯的人權律師幾無例外都受到中共當局完全是法外的野蠻殘酷的政治迫害。這給其他所有的中國律師壹個什麽警示呢？就是妳們不要涉及這個領域，如果膽敢涉及這個領域妳們就跟這些人權律師壹樣。

　　中國律師也是人，妳不能要求每壹個律師都大公無私，或每個律師都以社會正義公道公益為第壹己任，真正能做到此點的律師很少，大多數律師僅把律師作為謀生的職業而已，那麽由於中共當局專門打壓迫害正義的人權律師，必然鼓勵律師麻木不仁自私自利，鼓動律師埋頭賺錢，對社會正義公平公道公益不聞不問，鼓動律師去行賄法官，因為只有善於行賄法官的律師才可能搛大錢。

　　為什麽律師做正義的事，做受人民歡迎的律師要倍受打壓迫害，而那些黑律師，那些精於行賄法官權貴的娼妓型律師，卻極少被揭露或處罰呢？僅是那些沒有背景靠山又被迫行賄了幾次的倒黴律師被抓出來當替罪羊，甚至被當作為中共暴政臉上貼金的樣板，才被打壓。真正精於行賄的眾多律師卻極少被懲罰。

　　例如，我之前在講述中共體制性司法腐敗中提及廣東省原高級法院院長的女婿是壹名律師，雖名不見經傳，但在他執業八年期間，竟然積攢了超過十億元的律師費收入，這是典型的司法腐敗，官僚腐敗，政治腐敗結合的產物，如果不是他的丈人當廣東省高級法院院長的話，這個律師哪怕有通天的本領都絕無任何可能。

　　有個“太子黨”律師叫做劉紅宇。我個人對他沒有任何恩怨，但是他對我恩怨非常深，就是在辦理我剛才提及的在肖揚任上，從壹九九六年迄今，最高法院拒絕判決的壹個重大涉港經濟案件，他是對方二審代理律師，對方就是通過他幹預司法，而他的律師收費跟我的律師收費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是按照律師收費標準，上訴審收費八萬元，而劉紅宇律師據稱收費八十萬，是收費標準的十倍。他憑的就是劉復之，而劉復之是當過司法部長，檢察總長以及公安部長的“司法三公”的人物，所以他的手下有眾多的官員，遍布全國司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馬仔。

　　所以劉紅宇才能膽豪氣壯對按收費標準能夠收八萬元的案件，收上八十萬。如果說劉紅宇年創收超過千萬元壹點都不用奇怪。這就是中共逼良為娼律師體制的另壹例證。據稱他當年的出庭費，是以出庭壹次三萬元以上。換句話說他是當年全世界收費最貴的律師，西方國家的律師每小時收費大律師可能有達到五百美元的，但恐怖沒有象他那樣高的。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壹個問題，在中共專制暴政下，像劉紅宇那樣靠父輩遺威撈錢的太子黨律師，像成群的蝗蟲壹般，在全國各地法院和最高法院橫沖直撞。在最高法院和各高級法院溝通的黑道，大部分都是這種有來頭的律師，而這種律師絕大多數是不學無術的，或專業素質非常差的人。他們憑借父輩，就是中共那些土匪、軍閥、遊民出生的這些家夥的余蔭，然後利用權力權錢交換，大肆行賄受賄交易，從中撈錢，這就是中共專制暴政下律師體制的現狀。

　　第八，中國律師中有極少數律師在為全體律師的根本長遠利益奮戰犧牲著。比如鄭恩寵律師，零壹年他就在上海首先狀告司法局亂收律師註冊管理費，他打贏了官司，卻因此受到報復而被不予年檢註冊以致失業。而且2003年10月還被中共當局羅織“非法為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枉法報復判刑三年。另外壹個律師叫做李蘇濱，他零三年在河南鄭州，也狀告河南司法局亂收費，他也打贏了官司，同樣也失去了在河南的執業權，後來他被迫到北京謀生。李蘇濱律師在零九年二月，再次向北京公安局提交了舉報北京市司法局局長吳玉華、會長李大進，敲詐勒索律師十億元律師管理費、註冊費和會費的舉報信。李律師確實厲害，他與鄭恩寵律師，代表了中國律師為全體律師的根本長遠利益奮勇當先，爭權維權勇於犧牲、善於鬥爭的非常可貴的精神。至於律師行賄的原因到底何在？

　　律師行賄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律師行賄是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貪財，或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有人說是因為法官逼迫索賄，可能法官口頭上沒有講，但是他故意用拖延程序的方式迫使律師為早日結案而行賄；還有人說律師行賄是因為司法環境敗壞，司法環境黑暗，律師不得不如此。

　　我認為，嚴格說來律師之所以行賄，很大程度上是不公不義的制度造成的。我可以鬥膽地說，我本人是在大陸執業二十壹年的學者專家型律師，是專業聲譽良好的律師，而且是非常正直、誠實認真負責的律師。但是連我本人都兩次曾經被迫試圖向法官送錢以促使法官早日下判。

　　我不相信中國十三萬律師中還有比我更清廉的人，連我本人曾經兩次試圖通過送錢給法官的方式來促使法官依法及時判案。我執業二十壹年，從來沒有為了顛倒黑白，或為了我個人的私利而行賄法官。但是我確實為了促使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及時判案，試圖送錢給法官。

　　換句話說，我之所以能夠執業二十壹年都不走行賄路，是因為我本人非常敬業負責，辦案非常認真細致，憑我的專業技能，加上我在法律界有相當知名度，我能夠有尊嚴體面的謀生，至少能夠養家糊口，而不至於貧窮，所以我才能這麽做。但是其他12萬中國律師沒有幾人有我這種背景，資歷，專業素質和知名度。可想而知中國律師的行賄率有多高，我不敢說百分之百，但說中國律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過行賄的經歷，絕對是保守的估計，當然我指的是執業有壹定的年限的律師，因為有些人剛剛執業剛剛幾個月，可能還沒有來得及有機會行賄。

　　自1990年始，特別是胡錦濤專權以來，司法體制日益黑暗；與此同時，年輕律師行賄者爭先恐後，為什麽會發生這種現象呢？原因就在於榜樣的作用。因為在中共控制下的逼良為娼的司法體制下，那些精於行賄法官，以及其他權貴的人，行賄法官壹般是指出庭律師、訴訟律師。而行賄其它當權者是指那些非訴訟的律師，專門辦理企業改制，企業上市的證券律師，他們行賄的對象是政府的行政官員，特別是負責審批企業上市的官員，那些律師幾乎百分之百也都行賄，而且他們行賄的數目更驚人，只不過是很少被揭露而已。

　　在這種逼良為娼的體制下，中國律師常在河邊走，豈能不濕鞋？這是中國律師界的悲哀，那麽又如何解決根治這個問題呢？與根治司法腐敗類似，只有廢除黨控司法的體制，只有終結中共專制暴政，只有真正確立司法獨立，確立自由媒體，確立法治，律師自治，建立真正獨立的律師公會。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有可能杜絕或根治律師業被“逼良為娼”的司法腐敗現狀現，只要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中國律師將繼續被逼良為娼。

　　最後我想以北京律師劉曉原“喪鐘為誰而鳴”的感想作為結束語。他寫道：“礦工不斷死去，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用下井；農民工被欠薪，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是農民；貧困兒童失學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的孩子還有書念；窮人看不起病等死，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付得起醫療費；農民土地被強征，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需要種地；百姓住房被強拆，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的住房不用拆遷；無辜者被錯捕錯判，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沒有蒙受冤情；妓女被公開示眾，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會被示眾。但是，等到那壹天不幸降落在我的頭上時，誰來為我吶喊？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就在每個人的頭上，隨時敲響。

　　劉曉原律師這段話實際上不是他的原創，是仿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事件引起壹個牧師寫的壹段話。我認為非常有意義，他提到的這些事情，恰恰說明十三萬中國律師的現狀，以及他們應該怎麽做的啟示。

　　最後我覺得人權律師張鑒康的說法也很值壹提，他說“中國律師應該明白，如果僅僅是積累財富，結果只能是提高自身物質生活的消費水準，並不能改變自身政治生活無地位的狀態。中國律師應當明白，如果不肩負起維護人權的神聖職責，中國律師整體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中國律師應當明白，如果不能斷然地與專制體制決絕，不能促使中國憲政民主化的實現，中國律師整體最終將被淘汰的宿命不會改變。”有人說臺灣的司法很不公正，可是中國根本就不存在司法。

中國社會的金融環境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六年

　　金融之劫

　　2005年1月19日，來自中國四川的下崗工人張小林在中國證監會門口引火自焚。 四年之前，張小林借款20萬元投資股票，但到張自焚之前，他的帳戶上僅僅剩下 1萬元。

　　作為這個個人悲劇的宏觀背景，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連續下跌了四年。從最 高點算起，指數幾乎被攔腰斬斷。在中國幾千萬虧損累累的投資者中，張不過是 普通的壹員。其獨特之處僅僅在於，他用壹種悲慘的方式詮釋了金融危機所具有 的毀滅性。對於僅僅只有20多年市場歷史，壹直享受著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的中 國來說，金融危機壹直是發生在遙遠國度的遙遠事件。但上面這個由於高度敏感 而沒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則暗示，金融危機可能已經悄悄潛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 活當中。 壹、奇跡背後的壞帳 中國經濟持續20多年的增長紀錄所以被稱為奇跡， 是因為它達到了常人所不能及，達到了傳統智慧的解釋能力之外。那麽，究竟有 哪些獨特的因素在推動中國的經濟奇跡呢？在我們看來，在推動中國經濟奇跡的 所有因素中，中國獨特的金融體系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關鍵角色。其重要性，無 論怎麽估計都不過分。所以，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解讀，就成為解讀中國經濟奇跡 的緊要壹環。

　　中國金融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其程度極高的官僚壟斷性質。這壹特征，雖經26 年改革而未有稍變。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體系被普遍認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 為遲滯的領域。中國金融業高政府壟斷的特征，無論是在金融企業的所有制上， 還是在金融企業的高管錄用程序上，都表現得極為明顯。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 在銀行、保險、還是證券行業，金融企業幾乎都是清壹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制 的高度同壹性，任何其他的行業都不能比擬。許多人以壹種過時的範式將這些企 業稱為國有企業，但實際上，由於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官僚體系完全劫持了政府 和國家，所以這些企業在本質上已經被偷換成官僚企業。於是，對這些企業高管 的人事安排，實際上也就變成了某種官僚體系內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 通過市場去尋找最優的人力資源配置。在中國的金融企業中，如果妳能找到非官 僚出身的主要領導人，將是壹個不大不小的奇跡。壹則光為流傳的真是笑話有助 於外界了解中國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壹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壹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壹是這 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 厚厚壹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 融界的恥辱。」在整個改革時期，通過對金融企業這種所有制性質及主要官員的人事控制， 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官僚體系的壹個附屬物，變成官僚體系 實現其政治和經濟目標的壹個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階段的不同之處僅 僅在於，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還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國金融體系的 悲劇性發展即由此而生。

　　金融體系作為市場經濟最基礎、最核心的架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 的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的功能是按照市場原則將資金或者資本配置給最優者。 這本來也應該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這個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並不符合 中國官僚體系的胃口。在改革時期，中國官僚體系有著在他們看起來更為重要也 更為緊迫的任務。這就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再分配。所以，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意 誌來操縱金融市場。而對金融體系的獨家壟斷，就成為達成這壹目標的必然要求。 對中國官僚體系來說，金融是壹項不容他人染指的權力，而不是壹種公民及組織 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場權利。壹般認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遲滯是因為金融改革的敏 感性和復雜性所致。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金融體系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改革都 可能導致官僚體系的獨家壟斷地位遭到侵蝕。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改革20 多年，表面上雖然熱熱鬧鬧，「創新」不斷，但基本上都在技術問題做文章，而 基礎體制上的改革卻了無進展。

　　貫穿中國改革始終，推動和維系經濟高增長壹直是中國官僚體系的首要任務。 這不僅是壹個經濟任務，也是中國官僚體系賴以存續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壓倒壹切 的政治任務。這樣，經濟高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國官僚體系壹個不可逾越的政治 硬約束。這種硬約束對中國的金融體系造成了持續和嚴重的壓力。這就是所謂 「金融支持」，即金融體系必須對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這種支持在1990年代 中期之前主要表現為對傳統國有企業慷慨的政策性輸血，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則 主要表現為對改革時期不斷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金融優惠，表現為對各級政府支 持的項目的金融扶持，表現為對熱點地區、熱點行業（比如近年來的房地產、汽 車等等）毫無紀律的信貸註入。對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是否提供這種金融支持 的壹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它們能否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即便這種增長需要付出 巨大的代價。只要符合這個標準，各級政府便有強大的動力為之提供金融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長起來的新國企和政府項目公司，在本質上 屬於那種剩余索取權屬於官僚內部人的官僚企業，其損耗財富的驚人能力比之傳 統的國有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裏，金融不再是市場基於風險和收益原則進 行資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體系支持其高增長政治目標的壹個政策工具。對於 經濟增長來說。沒有比金融更為直接而且能夠起到立竿見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國 各級官僚體系以金融作為支持其政策目標的首選工具，實在是壹樁非常符合「理 性」的選擇。結果，作為官僚體系「理性行為」的後遺癥，中國金融資源在長達 20多年的時間中，持續和大規模地被錯配。眾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資壹直是支 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壹個主要因素。但接踵而至的壹個普遍困惑是，在微觀經 濟效率如此低迷的情況下，這種超高水平的投資率又是如何得以維持的呢，它究 竟靠什麽能夠維持自我循環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僅僅是對增長速度的 支持）。而要實現這種金融支持，就必須對金融資源進行全面壟斷。沒有中國官 僚體系這種建基於壟斷之上的不遺余力的金融支持，中國的超高的投資率就根本 無法維系，（中國經濟也斷然不會出現什麽「增長奇跡」。）非常不幸的是，這 種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經常是以金融資源的驚人浪費作為代價的。政治對增長速度 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資源的浪費就越是巨大。

　　鑒於上述原因，在應付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各種責難的時候，中國官員也非常 樂於將問題完全歸咎於金融支持所帶來的「政策性虧損」，但對這種流行的說法， 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它很可能掩蓋中國金融在轉軌時期另外壹個重要的 功能，那就是服務也服從於權貴需要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對中國的權力階層來說， 如何利用權力為中國官僚體系自己在財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額，是另外壹個在 改革時期具有壓倒性的歷史任務。這種財富再分配不僅僅是存量財富的再分配， 也同樣包括對增量財富的再分配。與冠冕堂皇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比，財富再分配 雖然是壹個不能公開的議題，但同樣是中國改革時代的壹個重要的歷史主題，是 支配中國官僚體系改革行為的壹個具有硬約束性質的關鍵考量。它甚至是比金融 支持更為重要的歷史主題。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財富再分配最為快速的通 道，因為它是直接經營「錢」的。金融體系的這種獨特性質決定了，在整個改革 時期，金融將成為中國官僚體系進行財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國金融領域層 出不窮的腐敗案件證明了這壹點。在這方面，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貪污案件 可謂登峰造極。在1993年到2001年間，這家銀行的余振東等前後三任行長合計貪 污了4.83億美元，相當於40億人民幣。當然，余振東們是從來就不缺乏後繼者的。 最新的事件是，2004年年底，中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的兩名官員貪污10億元 人民幣公款之後潛逃境外。貪污並不是銀行的專利，中國其他的金融企業在這方 面也不遑多讓。湖南郴州的壹位掌管住房公積金的官銜極低的官員李樹彪，貪污 1.2億元用於在澳門賭博，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輸掉了這筆公款。此類貪污在中國的 金融系統中屢見不鮮，大到像王雪冰、劉金寶壹樣的高級官員（在寫作本章的過 程中，有報道稱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因腐敗醜聞面臨調查，這是中國最高 層銀行官員涉及腐敗醜聞的最新壹例 。頗為諷刺的是，張是作為因腐敗而下臺的 王雪冰的繼任者而出任建設銀行行長的。對「張恩照事件」，《紐約時報》毫不 掩飾的譏諷到：中國搶銀行的方式與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樹彪、余振東 之流的低級職員，幾乎沒有任何級別的銀行官員沒有卷入腐敗醜聞。其醜聞之多， 用壹句中國的俏皮話來形容就是已經形成了「醜聞疲勞」。像余振東、李樹彪之 流大膽而魯莽的「硬」貪污雖然難以勝數，但所造成的損失畢竟是可以計算的。 無法計算且影響至巨的金融腐敗，則是來自金融官員與各類企業的「軟」的利益 勾結及合謀。這類勾結和合謀不易察覺，但無所不在。它們壹般以各種合法、合 規的貸款形式出現，而實際上則多半是裏應外合的金融詐騙。這種合法的金融詐 騙在中國金融系統中不僅長期存在，甚至已經成為企業和金融內部人快速致富的 壹個標準途徑。其後果，就是在中國金融系統資產負債表堆積如山但卻根本找不 到責任人的金融壞帳。壹位來自中國金融系統內部的匿名人士曾經大曝內幕說： 「呆壞帳中有80％是被違規核銷的」。這間接證實了壹個在中國普遍適用的潛規 則：誰能貸到款，誰就能立即成為富豪。這就是所謂的貸款致富。事實上，中國 的很多富豪都是靠這個有點黑色幽默意味的潛規則而直接致富的。對他們來說， 所謂項目或者經營不過是壹個幌子而已。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主持的壹項研 究認定，中國的金融腐敗指數達到了5.42。由於金融腐敗指數似乎是中國學者的 獨家發明，這個指數無從進行國家比較，但大致的意思是說，中國的金融腐敗程 度已經很高。這顯然符合人們的日常經驗。不過，中國的金融系統本質上屬於官 僚系統，所謂金融腐敗實際上不過是官僚權力的腐敗。金融腐敗與權力腐敗完全 是同壹個問題。權力腐敗與金融腐敗雖然只有壹字之差，但其意義和引發的聯想 卻大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金融腐敗指數有誤導之嫌。但不管怎麽說，中國金 融系統存在嚴重的系統性腐敗則是壹個相當確定的事實。系統性的金融腐敗在中 國轉軌時期的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充當了異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錢的能量讓所有其 他工具都瞠乎其後。雖然無法用定量的方式來加以測量，但看壹看中國頻繁爆發 的富豪醜聞與金融腐敗之間的勾連，我們對此就會心知肚明。馬克思曾經說，金 融是對內的掠奪。這個結論並非總是正確，但在壹個腐敗叢生的國家裏，這個結 論就肯定正確，而對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這個結論則可以被奉為至理名言。

　　在發生於暗處的腐敗之外，中國官僚體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義，在不同時 期向不同利益集團所給予的金融扶持，也顯著地創造了財富再分配效應。通過對 資金可得性以及資金價格的壟斷性控制，中國官僚體系幾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 何時候，將全民共同創造的金融資源配置給特殊利益集團，以換取他們短暫的順 從、合作或者忠誠。比如，中國的大型官僚企業就可以利用他們政治影響力而長 期獲得廉價資金甚至無償貸款（現在，許多與官府密切的所謂民營企業也逐漸擠 入了這壹陣營），而那些長期被排除在政治表決權之外的各類企業（包括許多如 今在政治上已經無足輕重的國營企業）卻完全無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資源，或者只 能通過高價格獲得資金。這種強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視，實際上就是在強制 性地分配財富。無疑，中國官僚體系經常可以通過這種手段命中他們短期的政治 或者經濟目標，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種短期的機會主義政成功卻是以長期的 金融錯配為其代價的。

　　在轉軌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對金融所賦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財富再 分配的特殊功能，對中國金融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在可以計算的範圍內，中國的 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沈澱在金融體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可以將這種成 本向未來推移，從而盡量減少當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蕩。作為其後果，中國金 融體系在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僅見的壞帳率。 從任何角度看，沈積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壞帳都像是壹只兇猛的老虎。這只老虎 蟄伏於中國經濟奇跡的陰影之中，隨時都可能對這個自命不凡的奇跡發出致命的 壹擊。

　　其實，這種持續的打擊早就已經開始。其打擊力度從中國中央政府業已付出 的成本中可以略窺壹斑。

　　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震懾，激發了中國中央政府對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緊 迫感。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中國金融體系，中國中央政府發動了壹場規模罕見的 金融救援行動。這場持續救援行動是以中國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特別國債 為標誌的。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引人註目的速度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 銀行、建設銀行發行了2700億人民幣國債，以緩解四大銀行的資本金虧空之急。 緊接著，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從四大銀行剝離15000億元壞帳。這多少顯示了中 國政治領導人改革金融體系的魄力，然而，中國領導人的魄力似乎遠遠不足以冷 卻中國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熱情。眼見得2006年金融體系開放的大限臨近，2004年， 中國政府不得不再次發起大規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壹開年，中國政府就宣布， 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為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補充 資本金，並在同年6月，再次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剝離2787億元人民幣壞帳。與 此同時，中國政府還為同樣準備上市的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剝離600億人民幣 壞帳。然而，2004年緊鑼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動並未包括中國金融系統兩家老大難 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資產質量更加低劣的中國農業銀行。同樣是政府銀行，其他 三家銀行獲得救援，工行和農行相信也必然會得到類似待遇。不過，如果滿足最 基本的資本充足率，光工商銀行壹家就需要再補充4000億元人民幣，而按照標準 普爾的估計，資產質量最差的農業銀行要達到同樣標準最少也需要補充1500億美 元，約合12000億元人民幣。這樣算下來，中國政府2004年發起的新壹輪銀行挽救 運動，最低也需要花費23000億元人民幣。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壹次18000億 元，中國政府將為四家銀行的救援行動花費了將近41000億元。這個天文數字吞噬 了中國40％以上的GDP。換壹個形象的說法就是，在2004年，全體中國人為中國的 銀行系統免費打工的時間超過5個月以上。中國銀行系統的財富毀滅能力實在令人 望塵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們上面的粗略的統計並沒有包括中央銀行以各種形 式對地方商業銀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機構的救援行動，這種救援自 1990年代以來壹直都在悄無聲息的進行著，總花費約有數千億元。

　　與傳統的銀行壞帳生產線相比，中國新型的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產能」也不 容小覷。在2004年，中國國有證券公司發生了大規模的倒閉浪潮，範圍幾乎波及 所有有名的老牌證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貸款等多種形式予以拯救。據估 計，中國國有證券系統隱藏的壞帳在2000億元以上。這個數字與中國銀行動輒上 萬億的數字似乎相比並不驚人，但與中國券商的資產規模相比，則是壹個非常令 人震驚的比率。在中國另外壹個資產規模不斷膨脹金融產業保險業中，險情也不 遑多讓，其流動性風險以及在未來的償付能力都讓觀察家非常擔憂。尤其需要提 及的是，中國券商以及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市場壹直被認為是中國改革的產物，而 就是這麽壹個改革的產物，現在卻成為了毀滅財富和金融腐敗的代名詞。這不能 不說是壹個絕大的諷刺。這個現象也同時說明，制造壞帳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 謂傳統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國有企業，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 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是改革時期新型官僚企業的典型代表）。這毋寧是說，中 國新型的官僚企業才是制造金融壞帳的真正禍首。

　　從1998年以來中國金融救援行動的規模和頻繁程度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經在 發生金融危機，雖然這種危機不是以那種迅疾和劇烈振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 對國民福利所造成的實質損害，壹點都不亞於前者。然而，這些代價巨大的金融 救援行動並沒有為我們的未來買上壹份保險，中國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機四伏。 二、 壞帳所帶來的問題 將金融壞帳歸咎為國有企業和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經濟學界 是壹種非常流行的思維方式。壹位知名的經濟學家甚至斷言：金融改革的成敗在 於國企改革。這無疑是壹種出於習慣思維的錯誤診斷。因為，作為金融支持和金 融腐敗基礎的那個體制，早已經不是千夫所指的傳統計劃經濟，而是在改革中誕 生並不斷被改革復制出來的那個「增量」體制，是隱蔽在人們的理論洞察之外的 這個當下體制。壞帳，不是歷史的，過去的包袱，而是壹種正在被源源不斷生產 著的疾病。這也是中國金融壞帳最令人擔憂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規模再大的 金融救援行動都無濟於事。

　　1998年之後的事實也證明，情況的確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剝離壞帳並為金融 企業不斷補充資本金的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卻在以跟從前幾乎壹模壹樣的方式 重新積累。由於國家救助以及充當最後擔保人所導致的金融企業在經營上的自我 放任，壹般被稱為「道德風險」。非常不幸，中國近幾年的金融改革實踐又壹次 充當了這個學術假說的經驗證據。，苦於經濟增長的失速，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為了推動新壹輪經濟增長可謂 竭盡全力。從中央政府的層面，主要是以大規模發行國債為標誌的。發行國債在 表面上，似乎擺脫了過度依賴銀行體系的窠臼，但所謂國債項目大多必須配套大 量的銀行貸款。這實際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為。不用問，這 種壹以貫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觀的金融壞帳。有學者估計，1998年到 2004年其間將近2萬億的國債配套貸款中，不良貸款接近8000億元。對於中國的官 僚金融系統，壞帳損失的多寡已經不能激起我們的驚奇，我們驚奇的是，「金融 支持」的舊習竟然會如此根深蒂固。雖然，中國金融官員口口聲聲要洗心革面， 但官僚體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強行推動經濟增長，恐怕也是勢 在必然，不得不為。在這壹點上，我們很難希望發生什麽奇跡。不過，我們由此 也可以發現，為了政治合法性，中國在金融上已經和將要付出的血本。

　　雖然傾註了極大的心力和錢財，但中國政府所期望的新壹輪增長周期，卻壹 直啟而不動。直到2002年年末，當壹向對地方政府沒有好臉色的朱鎔基即將告別 政壇，地方政府終於可以放膽加入GDP大合唱之後，所謂新壹輪經濟增長才終告正 式啟動。這其中，房地產和汽車所帶動的所謂的消費升級，起到了關鍵的拉動（ 在消費和投資兩方面）作用。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新壹輪經濟增長是有消費作為 支持的,是與眾不同的。但深入其內部，新壹輪經濟增長就並沒有什麽與眾不同之 處，因為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過，「金融支持」 的對象發生了某些變化，從以前清壹色對企業的貸款變成了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 並重的格局。信貸消費雖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通例，但它在中國所表現出的特征， 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其判斷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國家信用向市場的壹種廉價 輸送。在中國，信貸消費受到了政府的極力提倡和鼓動，其壹窩蜂的場面頗似壹 場傳統的「運動」，也與中國其他領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熱速冷的集中消費類似。 在消費信貸的時髦中，中國的官僚金融系統專業精神之懈怠、紀律約束之匱乏程 度，與從前幾無二致。結果，在短短數年之中，中國許多大城市的家庭債務比例 就接近和超過了美國。以最能夠象征中國「急速繁榮」的樣板城市上海為例，其 家庭債務比例在2004年已經超過美國，達到155％，與此同時，衡量家庭債務償還 能力的指標債務承擔率則更是高達58.36％，遠遠超過美國的18％。 （難怪有人 揶俞：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借來的經濟增長。在如此短的的時間中就達到了如此高 的負債率，使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國未來的市場容量）在中國這樣預期收入相當 不穩定的轉型國家中，如此高的債務承擔率所可能引發的巨大金融風險是完全可 以推測的。事實上，這種金融風險已經不僅僅是壹種推測。有資料顯示，在 200 3年年底1800多億元的汽車消費貸款余額中，有接近1000億無法回收。 而在占消 費信貸絕對份額的房地產貸款中，頻繁的騙貸、畸型的房價收入比例、極不穩定 的家庭預期收入，以及官僚銀行在風險控制上的動機和專業水準，都引起了住房 貸款壞帳的廣泛擔憂。上海市人民銀行2005年初發表的壹份報告稱，在2004年上 海市的新增貸款中，房地產貸款已經占到80％左右。與此相應，中國中央銀行的 謝平先生也提醒我們：中國目前貸款規模中，房地產抵押品已經占據半數。無需 考慮其他細節，僅憑如此之高的貸款集中度，就完全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 氣息。房地產貸款由於期限較長，其壞帳風險並不會在短期內曝露，但市場趨勢 壹旦逆轉，其壞帳爆發的烈度比其他行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方面的例子，遠的 有日本地產泡沫破裂所引發的長達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產狂潮創造的大 批「負資產階級」，不同的是，中國的金融系統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論香港 了。

　　在對新壹輪經濟增長暗中發動的金融支持中，中國官僚體系對金融資源的開 掘並不僅僅限於傳統的銀行，他們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註意。有報道稱，深圳 市就壹直在爭取相關政策，以期能夠利用該市積累的社保基金投資基礎建設。在 中國，這無異於進行壹場必輸的賭博。鑒於各類保險基金（尤其是養老金）已經 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資金的能力非常強大，我們尤其需要警惕官僚 體系以「金融創新」的名義濫用此類基金，以替代力不從心的國有銀行作為新的 「金融支持」和財富分配手段，並淪陷為又壹個金融重災區。這種淪陷，在1999 年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喊聲震天的「金融創新」聲中，我們已經有非常痛苦的真 切感受。

　　可以證明中國「金融支持」力度的壹個重要數據是，中國國有銀行提供的流 動資金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7成。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這個數字異乎尋常地 高出人家兩倍之多。 這個數據的壹個直觀解釋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無本生意。 當絕大多數企業都在用銀行的錢「空手套白狼」的時候，銀行實際上是在從事標 準意義上的「風險投資」，其中巨大的金融風險可想而知。這個數據的另外壹個 更加深層的解讀則是，經過26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在企業層面根本就沒有發 生有效的資本積累。企業，不過是壹個名正言順的貸款工具。這個真相，對那種 「中國已經擁有了廣泛的私營企業基礎」的膚淺神話，是壹種無情的嘲弄。這是 另外壹個話題。

　　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雖然深切體認到中國金融系統的爆炸性局勢，並采取 了以財政挹註為主要手段的壹攬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遺憾的是，中國金融並沒 有因此而振刷壹新。其原因就在於：中國官僚體系賦予金融系統的「金融支持」 以及財富分配的功能並沒有絲毫改變。尤其是在2002年所謂新壹輪經濟增長正式 啟動之後，中國的國有銀行系統立即故態復萌，又壹次創造了破紀錄的貨幣擴張 和投資狂熱。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貸 款比例為21％，這顯然還是壹個高得離譜的危險數據。鑒於中國官方數據壹向存 在的信譽問題，觀察家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率要遠遠高於這壹數字。 國際平級機構標準普耳的估計是，內地銀行不良貸款的占整體貸款的比例高達35 ％。不過，即便官方數據是真實可信的，僅僅考慮到2002年之後超乎尋常的貨幣 擴張速度和經濟過熱情況，人們也完全可以預料，在未來幾年中，中國將出現又 壹個新的不良貸款高峰。壹位中國學者估計，在2005年之後的三年中，中國金融 體系的不良資產每年將新增8000億左右。這就是說，在未來幾年中，中國金融體 系的不良資產比例，將在21％的高基數上顯著增加。熟悉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能 判斷，壹旦中國不斷膨脹的資產和制造業泡沫破裂（這將是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中 的高概率事件），中國金融體系不良資產比率急速攀升將是壹個必然的結局。這 意味著，經過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國的金融系統將重新回到1990年代中期高危 狀態。中國的金融體系依然是壹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當量極高的定時炸彈。不要 以為金融危機只會吞噬像張小林壹樣的下崗工人，在壹場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所 謂的新生中產階級也同樣在劫難逃。

　　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體系就壹直處於高危狀態，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 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也應該破產過無數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國的 金融系統不僅沒有破產，而且依然以強大的能量推動著中國經濟增長。那麽，中 國究竟有什麽獨家法門，能夠創造如此特立獨行的金融奇觀？ 三、鋼絲繩上的平 衡 中國金融體系長期危如累卵卻又屹立不墜的秘訣之壹，就是因為中國有超高的 儲蓄率。中國人似乎天生就是儲蓄的動物。無論在何種艱困的情況下，他們都能 變魔術壹樣省出錢來，為未來進行積蓄。這種積習成癖的國民性創造了世界上首 屈壹指的儲蓄率。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率都壹直維持在40％左右。但絕大多數 中國儲蓄者並不知道，正是他們這種出自節儉的超級儲蓄能力，像強心劑壹樣勉 強維持中國金融系統的生存。如果沒有中國居民源源不斷的存款註入，中國金融 系統的流動性恐怕立即就會枯竭，其奢侈、腐敗的經營方式所形成的大量壞帳就 會立即大白於天下。所以，動員儲蓄（所謂攬儲）壹直就是中國銀行系統的核心 業務。作為壹種傳統業務，攬儲雖然早已不是現代銀行的重心，但卻是中國銀行 系統的生命所系。不如此，中國的銀行系統就難以為繼。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 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都是壹個驚人的數字，唯壹不同的是，中國金融當局可以利 用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來支撐這些巨額壞帳。在這裏，中國官僚體系不僅辜負儲蓄 者的信任，而且也濫用了中國人的節儉美德。壹個民族的節儉美德竟然成就了壹 個風險叢生、糟糕透頂的金融系統，這顯然不只是壹個荒謬的悖論。在評論中國 2003年的經濟過熱時，《華爾街日報》的壹篇文章曾經尖刻但卻非常正確的評論 到：「中國經濟真正的致命危險是低效和資金浪費……，發展中國家的資金運用 效益大體上是1:1， 亦即$1的投資最終產生 $1的產能，而中國的竟是7:1！僅僅 是由於中國老百姓的儲蓄率高達40%，才使中國能夠承受得起這樣巨大的資金浪費 而仍然維持經濟的增長……，對「過熱」 的辯論掩蓋了中國經濟的真正致命的危 險」。（所幸的是，絕大多數中國儲蓄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已經在背地裏從 事了十數年的欺騙勾當。不過，背信既然在持續進行，那麽對中國金融系統深刻 的信任危機就是遲早要到來的事情。）雖然有學者警告說，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現在可能正處於儲蓄率 由顛峰緩慢回落的歷史時期。而2004年之後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增長速度持續回落， 似乎也隱約證實了這種判斷。但儲蓄傾向植根於壹個民族深層的國民性之中，除 非出現重大的歷史事變，應該不會發生戲劇性的逆轉。尤其考慮到中國國民在教 育、醫療等方面所遭受越來越嚴重的福利剝奪，可能進壹步增加國民儲蓄傾向， 我們判斷，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儲蓄率即便出現下降，也不足以導致中國金融 系統的流動性危機。在這壹點上，中國揮霍成性的官式金融系統似乎可以繼續高 枕無憂。然而，高儲蓄率並不是中國金融維持循環的唯壹條件。它必須與另外壹 個條件合而為壹，才能夠共同支持中國金融系統奇特的循環方式。這就是中國金 融系統的壟斷性。壟斷性，是中國金融體系維持運轉的第二個秘訣。高儲蓄並不 必然導致國民儲蓄流入官方控制的金融系統，如果國民儲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 效率更高的金融系統可以選擇，那麽國民儲蓄流向就隨時可能出現重大的不受官 方控制的變化。正是因為深諳其中秘密，中國官僚系統對金融實施了最嚴密的壟 斷。這體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嚴厲壓制民營金融的發展，形成官僚 金融的高度壟斷；對外，則通過人民幣業務限制，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實施最 嚴密的金融封閉。否則，國內儲蓄及財富就可能流向更加獨立的民營金融或者國 外。通過這種高度壟斷的手段，中國官僚體系可以保證國內儲蓄流入官僚體系控 制的金融系統，並進而保證官僚體系政治、經濟目標的實現。可以非常肯定的判 定：沒有這種壟斷，中國官僚系統在轉軌時期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目標，就十 有八九會落空。（也惟有通過這種壟斷，廣大國民的儲蓄才能夠順利向少數人手 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為洗錢的工具。）就第壹種對內的控制而言，在未來的若 幹年中，官僚體系仍然具備繼續維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種對外的控制而言，則可 能出現難以預測的變數。這首先是因為向外資開放人民幣業務的承諾以及人民幣 自由兌換已經日益臨近，其次則是因為，官僚體系對外封閉金融系統的意誌已經 發生了松動。在中國轉軌時期，對外實施金融封閉的壹個間接後果就是將壹部分 「臟錢」也關在了境內。雖然，有相當壹部分帶有臟錢性質的「原始積累」已經 通過各種途徑出境，但資本管制畢竟對財富在境內外的自由轉移造成了某種障礙。 隨著中國境內權貴階層「原始積累」的不斷增加，他們迫切需要資本管制的松動。 他們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只有隨時可以轉移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才是自由的 財富。否則，他們的財富隨時都可能被國內的政治或者經濟危機吞噬壹空，而成 為壹場紙上富貴。在他們看來，人民幣資產之能夠做短期的投機性持有。這種判 斷的確相當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這種判斷，他們遊說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動力也 就相當強大。基於這壹理由，我們確信，繼續維持中國的金融封閉，將不再符合 中國官僚體系的壹致利益，中國金融的徹底開放將為其不遠。而這種開放將成為 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壹個致命的軟肋，並為毀滅性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最近幾 年，中國沿海房地產異常火爆，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及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大量 國際遊資（其中相當部分是已經具有國際身份的內地「臟錢」）參與了炒作。中 國外匯管理當局舉出的壹個有力證據是，2004年中國短期外債不尋常的暴增。這 種跡象說明，中國外匯管制的缺口實際上已經被打開。在外匯管制目前還相當嚴 格的情況下，遊資的垮境流動就已經如此劇烈。可以想象，壹俟外匯管制正式放 開，中國的官僚金融體系就會完全裸露於投機熱錢隨時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

　　在目前高儲蓄和金融封閉兩個條件同時被滿足的情況下，中國金融體系尚能 夠勉力維持平衡。但很顯然，這只是壹種走在鋼絲上的危險平衡。已有風吹草動， 中國的金融體系就可能從鋼絲上重重地跌落。

　　或許是看到這種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機前景，中國又壹位智商極高的總理 溫家寶先生（其學習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悟性並不遜於他名聲卓著的前任朱鎔基）， 迅速領悟到了中國金融問題的極端迫切性，並將此列為最優先的議事日程之壹。 溫的辦法是，讓中國的銀行在目前還未完全坍塌，尚有壟斷性溢價的情況下到境 外或者境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實施所謂的股份制改造。為此，溫內閣在2003年 年底成立了「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其成員囊括了溫 內閣的所有重要部門。2004年壹開年，這個小組即推出了巨額外匯儲備註資建行 及中行這樣的大動作，可見其事態之急，決心之大。種種跡象顯示，溫家寶對這 次改革寄予了厚望，他甚至直接說出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樣頗有點賭博 意味的命令語句。然而，溫家寶押得中這壹寶嗎？國際資本市場真的會像中國金 融改革的設計者們希望的那樣，心甘情願為中國的銀行買單嗎？

　　致力於增強中國金融體系本身的體質，溫家寶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金融機 構本身有強健的體魄，那麽無論是儲蓄率的下降，儲蓄流向的變化，國際熱錢的 沖擊，都無法撼動中國金融體系。況且，這些擾動本來就屬於現代經濟環境中必 定具有的內容。但問題在於，中國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體系所造就的。如果政 治體系所賦予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功能不改變，那麽，中國金融系統在註資之 後還需要再註資，剝離之後還需要再剝離。就像經驗壹再顯示的那樣，中國金融 就會是壹個無底的黑洞，就會繼續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權力階級財富分贓活動的提 款機。對於中國金融的這種政治病根，作為技術官僚的溫家寶就算意識到了，恐 怕也力有不逮。這樣，溫實際上是在憑壹己之力與危機賽跑。以壹己之力抗拒體 制的慣性，將註定是壹場沒有終點而且必輸的比賽。金融敗壞的政治性病因不除， 中國金融躲過了這壹劫，未必逃得了下壹劫，正所謂在劫難逃。我們不知道溫家 寶能否賭贏這壹局，但我們知道，留給溫家寶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因為溫家寶， 或者更加確切的說是中國行政當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國金融的資源正在迅速流失。 四、流失的信用 中國之所以可以壹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國金融，其原因在於 中國是壹個全能政治國家。只要行政當局願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任何 資源來彌補金融漏洞，挽救破敗的金融系統。像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 動，在任何現代民主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壹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說服 選民和議會。因為在那裏，動用全民資源去援救壹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會遭到 法理上的強烈質疑，也會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煩。但在中國辦同樣的事情，卻 不會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戰，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礙。這種特點壹直被許多人固執 地認為是集權國家的優越性之壹。但不管在什麽國家，有壹點是共同的，那就是 這種金融救援行動，都需要動用海量的資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資源不會從天上 掉下來，它總有出處。不是來自這裏，就是來自別處；不是來自今天，就是來自 未來。那麽，中國行政當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資源究竟來自哪裏？他們究竟把壞帳 藏到哪裏去了？

　　在我們看來，這大致有如下兩個出處。首先是財政。

　　在中國，財政與金融之間缺乏法律意義上的防火墻，幾乎完全是壹體化的， 財政可以向金融借錢，金融也可以向財政轉移債務，這種轉移只需要領導人的壹 個指示就可以達成。事實上，1998年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的2700億特別國 債，就是金融壞帳轉變為國家財政負擔的壹個明顯例子。而從國有銀行剝離出來 的，名義上由資產管理公司承擔的幾萬億不良資產，最後的買單人也只能是國家 財政。這些都構成了中國隱性但卻是真實的財政負債。既然是負債，那就是要還 的，既然要還，那就要看國家作為最後還款人是否具備還款能力。不管這些債務 是對內（對國民的負債）還是對外負債。那麽，中國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盡管近年來，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出人意料的好，但這仍然掩 蓋不了中國國家負債節節爬升的事實。粗略估計，如果將外債余額、國債余額、 金融壞帳所導致的財政負債、以及各種社會保障所引發的隱性負債包括在內，中 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7萬億左右，與2004年中國約13萬億的GDP總量相比，其比 例達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統計的地方政府負債（包括大量的工資拖欠， 政府工程項目拖欠、擔保或隱性擔保等等。有數據說，光鄉鎮壹級地方政府的負 債就達到6000億元左右 ），這個比例還將提高。如此，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 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以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27 000億元計算，要還清這筆債務，中國所有財政供養人員停發七年工資不說，所有 的國防、教育開支也必須停止七年。幸好，這筆債務雖然要還，但可以分期還。 （也不必還完，只需要保持比較安全的資產負債率即可）只要還這些債務還沒有 那麽緊急，就不必讓所有的財政供養人員都齊齊去喝西北風。這就好像壹個消費 者按揭購房壹樣，他可以將債務向未來推移，並用未來的收益來償還這筆債務。 或者就像壹家公司，只要該公司未來產生的收益可以逐漸償還這筆債務即可。不 過，未來的畢竟是未來的收益，它並不是確定無疑的，而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按 照有些學者的計算，中國可以估算國家財富和國家負債相比，已經在整體上陷入 資不抵債的境地 ）很容易引發償債危機。壹個人如此，壹個公司如此，壹個國家 亦復如此。即便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的財政負債，中國的短期償債 能力也相當不樂觀。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數據計算，中國當年的債務收入與當年 的中央財政支出之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是83.9％和82.9％（？）。這 個數字已經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25％～30％的安全線。換句話說，中央財政支出 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依靠發債來維持。由於所有的國家債務都由中央政府作為最後 承擔者（這也是在壹個非聯邦制的集權國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這 個比例能夠準確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償債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發行大量國 債來維持，中國短期償債能力的脆弱性實際上已經壹清二楚。我們無法判斷中國 長期的償債能力，但我們可以判斷的是，中國對內的債務的償還高峰即將到來， 理由是，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在壹片中國奇跡的喧囂聲中馬上就將不期而至，養 老金及醫療保險將出現集中支付高峰。這壹點，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期）引 發對內債務的償還危機。如果真是那樣，中國社會的景象將變得極其淒慘，吃不 起飯，看不上病的黑暗歷史就很可能再現於我們這個高度文明的世紀。（在中國 廣大的農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經成為壹種極其常見的現象。）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金融壞帳的進壹 步打擊的。而已經發生的金融壞帳實際上盜竊了中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並在 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壹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與能夠立即造成切膚之痛的 通貨膨脹相比，金融壞帳不痛不癢，卻悄悄偷走了我們的未來，這可能才是金融 壞帳的真正的兇險之處。壞帳並沒有消失，只不過，行政當局利用國家信用工具 將它藏在了未來的某壹處，隨時可能向我們發動致命的伏擊。由少數特定利益集 團濫用、揮霍、盜竊全民財富所造成的壞帳，卻被行政當局慷慨地轉化為全民負 債，在這裏，政府輕率地成為了這種野蠻剝奪的擔保者。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之 所以可以這麽做，是因為人民不知情，是因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於無 知、無奈或者發自內心的信任而給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所謂集權國家的效 率）的時候，政府尤其應該慎獨、謹慎和負責。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已經無 法撤銷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文明標準兌現 它的改革承諾——不管這種承諾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嚴重的管制危機就將尾 隨而至。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債務關系不像普通的債務關系，有壹定的特殊性。在這種 關系中，政府既是契約的監督者也是契約的參與者，政府完全可以憑借其壓倒性 的地位賴掉這筆債務，或者幹脆否認契約（或者隱性契約）的存在。因為，沒有 其他更強大的力量足以強制政府履行契約。其前提是，政府能夠經受住本身信用 的耗損甚至瓦解，並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基本的管制能力。當然，政府的信用越是 減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這種難堪的情況，已經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演。 在這個地方，政府的信用幾乎下降到了冰點。以至於投資者對政府包括最高領導 人的任何信心喊話或者政策誘餌都變得無動於衷。對此，我們在本章開頭講述的 那個悲慘故事的主人翁——下崗工人張小林，有著最銘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遺書 中寫道：政府靠不住！這當然不止是信用的破產，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壹 個明顯征兆。

　　除了利用未來的財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財政信用來隱藏壞帳之外，政府隱匿 壞帳的另外壹個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貨幣信用。主權國家有自主發行貨幣的權力， 這為政府的貨幣遊戲提供了壹定的空間。所以，在需要的時候，通過直接增發貨 幣來隱匿、轉移壞帳就成為行政當局壹件非常順手的辦法。在中央銀行完全缺乏 獨立性的中國，這更是壹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回顧壹下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 的各種金融救助手段（註入央行向破產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其中相當部分都 屬於這種貨幣遊戲。不過，央行雖然有憑空造錢的本領，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這個代價就是增加潛在或現實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而降低壹國貨幣的信用。說到 底，這是個有點蒙人，有點欺負老百姓智力的遊戲。我們曾經多次引用的壹個數 據可以讓我們大致窺測到中國貨幣體系中潛藏的通脹壓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 6月末，衡量金融風險的常用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200％，這是中國創造 的又壹個反常的世界第壹，接近美國同壹指標的三倍。而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 仍然到處都充斥著「流動資金」短缺的喊聲。可見，中國的貨幣增長速度根本不 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顯著的下降。根據這種趨勢，中國的央行官員戴根有曾經預測： 如果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 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速度按8％增長，那麽10年後，中國M2/GDP為400%。對 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許的最嚴重語氣警告：這個比例在世界金融歷史上 都是從未見到過的！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貨幣體系中存在著奔騰性的通脹動 力。中國的貨幣信用已經遭到嚴重侵蝕，人民幣可能面臨劇烈的對內貶值壓力。 從傳統上說，通貨膨脹（通過侵蝕銀行負債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歷來就是 行政當局解決金融壞帳的最後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當然，它也是最殘酷的辦法。 對於這種可能性，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早年（那時他還在擔任中國建設銀行的行 長）曾經以憂郁的口吻談到過。不過，他將這種辦法列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做 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險」的辦法。如果我們將這幾年急速上漲的房地產價格計 入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那麽，人民幣對內貶值的情況可能已經相當嚴重。這是 不是意味著周小川所說的「萬不得已」的辦法已經在悄悄起步呢？我們不得而知。 唯壹可以明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信用會進壹步流失。

　　無論是財政信用也好，還是貨幣信用也罷，政府轉移金融壞帳的辦法都是透 支本身的信用為代價的。在中國這樣的非法治國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過憲法契 約及法律來實施的，而是通過它在國民中的信用來實施的，或者說，政府是通過 允諾某種合意的未來而與國民達成的壹種隱性契約來管制的。所以，當這個「未 來」還沒有被充分「呈現」出來，或者政府的信用還沒有被透支完畢之前，政府 依然能夠實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過「信用」工具左騰右挪，將風險轉移到 未來或轉嫁、分散給國民。這也是為什麽在中國金融現狀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 然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過，壹旦信用被透支完畢，或者「未來」低於人 們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麽，被背叛的憤怒就會直接轉化為政府的管制危機。 在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與政府管制危機之間，沒有任何防火墻。相反，只 要任何壹處有裂口被打開，他們之間就可能相互激蕩，形成驟然放大的正反饋效 應，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現存的秩序。這當然是金融危機，但也是壹個剛性的全能 體制被徹底耗盡之後的全面崩解。需要進壹步指明的是，當中央政府壟斷了全部 信用資源，掌握了最終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權力，因而也就對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契 約擔負最終的履約責任的時候，所有的風險都高度匯聚於中央政府，換言之，中 央政府將是這種危機當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也將是最脆弱的壹環。從信用的角 度看，全能國家的壹個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債務及最終的擔保責任都集於中央 政府壹身。

　　有趣的是，在中國對內債務高懸，信用流失嚴重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信用卻 保持了相當良好的紀錄。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在給予中國「正面」評級的時候， 它的壹位評級專家多少有些困訝異地表示：中國目前的主權信用評級對於壹個人 均產值僅為壹千美元左右的國家而言是相當高的。他解釋說，這主要得益於中國 外債水平不高。的確，與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比，中國2286多億美元（2004年） 的外債規模似乎不值得壹提，長期的貿易順差紀錄看上去也很讓人放心。但要看 到的是，中國對外贏得高信用評級多少是以對內信用的下降為代價的。這裏面存 在某種不易察覺的替代關系。高額的外匯儲備雖然贏取了強大的對外形象，但卻 大大增加了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發行（從外部輸入通脹）；類似饋贈的外資優惠政 策雖然贏得了節節增加的FDI（外國直接投資），但卻廉價輸出了土地、勞力、稅 收。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從國際社會極力爭取到的那種並不牢靠的恭維和主權信 用，是以損害本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攘內安外」的 能力恐怕只有中國的政治體制才具備。當然，它符合中國在外部世界壹貫推行的 「形象戰略」——維持並推銷壹個強大的外部形象，並同時借外國人之口將這種 形象「出口轉內銷」以增加合法性資源。

　　近些年來，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在中國獲得 了有力的傳播和廣泛的喝彩，這對亢奮的民族主義是壹種極大的安慰。但如果我 們考慮到中國對內債臺高築、信用嚴重流失的現狀，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壹個令 人沮喪的結論：從長期看，人民幣有巨大的貶值空間，不管在短期內我們可以用 優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機資金的追捧。對內的信用不存，對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 長期堅挺的。對內信用是脆弱的，對外信用也註定是脆弱的，無論中國在「面子 工程」上有多麽悠久的傳統，是多麽優秀的行家裏手，恐怕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 的常識。在我們已經觀察過到金融危機中，危機的原因從來就是來自內部，而不 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為壹個經濟體系存續和經濟增長的必備的基礎設施，在中國轉 軌時期，它是由政府壟斷並由政府註入市場體系的，這既保證了政府主導型的快 速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信用嚴重的透支和濫用。如果將金融信用看作壹 種公共產品的話，那麽，我們顯然已經在中國看到了壹場典型的公共產品的災難。 在未來，這種災難完全可能轉換為政府治理的災難，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 最險惡的敵人之壹。在這壹點上，我們很難與大多數專家們壹起保持同樣的樂觀。

　　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金融危機會在何時發生，我們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壹場標 準意義上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確認的僅僅是：金融已經為壹次「大爆炸」式的 體制斷裂準備了充足的彈藥。

中國社會的經濟環境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困局與賭註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嘗試之後，引進戰略投資者並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 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後選擇。於是，在2004年啟動新壹輪大規模註資之 後，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後（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 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壹場「改革大躍進」。

　　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澱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 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後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

　　壹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這 個理由其實相當蒼白。壹位在上海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就透露，在匯豐銀行入股 上海銀行的時候，曾經簽訂過壹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最後，匯豐的所謂技術 援助不過是銀行業務的壹些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術卻從未 「援助」過該行。這種結局其實完全可以預料。在中國最新壹輪的開放歷史中， 引進先進管理與技術，壹直就是中國開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壹。但在經過了將 近30年的開放之後，中國企業除了被更加緊密地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之外， 似乎並沒有學到多少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即使學到了，這些管理和技術似乎也沒 有給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多少提升。當然，老外不願以「教」只是壹個原因， 更加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體制不鼓勵「學」，對此，壹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 家以不屑的口吻說：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實際上，對中國金融業來說， 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產品並非那麽神秘，也遠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幾個咨詢公 司三拳兩腿就可以將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時髦女郎」的事實說明，先進管理和技 術離中國國有銀行實際並不遙遠，顯然，中國國有銀行的關鍵隱患並不在缺乏管 理和技術，而是在別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戰略的另外壹個重要理由。公 司治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熱門詞匯。頗有壹點「壹治理就靈」的意思。但誠如 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裏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並不在於建立那些諸如委 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於建構壹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 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壹種場域而 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實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謂 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在公司內部的壹種文化投影和復制。用 壹個形象的比喻，所謂治理結構，就是公司中的憲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想 復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其著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內 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廣大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場域。引入幾個外部投資者，便企圖 在中國金融企業中壹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壹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支持中國國有銀行現行改革路徑的第三條理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 新的信用文化。中國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在最近 對中國國有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作出評論時，許先生斷言：「……只要外資進入， 就會對國有商業銀行行為的改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必然 打破現有的關系和利益格局，逐漸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實上，究竟是外資銀 行的信用文化改變中國銀行的行為，還是中國的商業環境同化外資銀行的行為， 還遠遠是壹個不確定的結論。在這壹點上，許小年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壹種推理， 不如說是壹種期望。跨國公司在中國不斷卷入商業賄賂的事實暗示，許小年的這 種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無論是引進管理（技術），還是優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層的改造信用 文化，都是站在銀行內部來看待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但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的研 究顯示：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的不良資產中，由於銀行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資 產僅占20％，而由於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多年 以來的壹個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壞帳如山的主要原因來自外部，來自於那個決定 了中國國有銀行行為的外部「改革場」。換言之，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不過是中 國改革問題的壹部分，是「改革壞帳」以數字形式在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體現。從 本質上講，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權貴利益集團借改革之機盜竊國 家信用的結果。企圖憑銀行壹己之力，來解決這種仍然在不斷積累的「改革壞帳」， 顯然是抓錯了藥方。而這種錯謬，也恰好彰顯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癥結。

　　仔細辨析中國最新壹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壹個隱含的 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 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於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 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於真實情況。而這，正是中國金 融以及中國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壹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 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散才童子解中國金融於倒懸，恐怕 只能是壹種神話。從某種角度看，當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點像如今在中國已經名 聲掃地的國企改革，只不過，老板換成了老外。

　　「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壹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 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後，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癥」）， 中國最新壹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中國，對 內開放速度遠遠滯後於對外開放速度的嚴重後果，已經在廣大範圍內尖銳的地呈 現出來。在「開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國都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還企圖乞靈於 這塊生銹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懷疑。事實是，最新壹輪的銀行改革現在正在 招致越來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這種多少有些民族主義色彩的狙擊可能還僅 僅是開始。個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單向開放（對外開放而對內不開放）27年 之後，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博得越來越大的同情，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動力。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 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 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 在中國的其他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 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只是壹點面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 的情況下，這種後果將是中國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壹種後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 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 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 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 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麽 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 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裏，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 存身之地。

　　從壹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圖景中，我們獲悉，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 有率極高的國有銀行，有著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也就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 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壹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壞帳轉移地）。 這就好像中國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抽取壹樣。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版圖 中的雕敝鄉村或「內地」，成為全球資金投機性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壹 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遊戲中，中國除了 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 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壹場博弈中就輸得壹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 銀行數以萬億計的註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 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 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壹場超 越國界的合謀。

　　我們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壹幅陰郁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後果並非是小 概率事件。對於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壹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 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壹來是因為他們與 國際資本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是中國 全面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後壹年。大限壹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 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開革」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 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面臨著壹場生死豪賭。不幸 的是，這是壹場並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 第五章 懸崖邊的增長 「親愛的嚴肅投 資者，相比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將發掘出來的金山銀山，1990年代末美國股市所產 生的財富將顯得微乎其微……我將讓您在未來兩到三年中十分富有。」這是美國記者安德魯?卡彭特給他的投資俱樂部成員的壹封信。安德魯?卡彭 特從未到過中國，但卻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壹個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俱樂部。 為了顯示俱樂部的鮮明特色，卡彭特幹脆將他的俱樂部直接命名為「中國俱樂部」。 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隨後兩年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差點沒有讓他的投資者遭 遇滅頂之災，更不要說他們期望中的金山、銀山了。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熱」壹直在西方政界和經濟界蔓延，卡 彭特的例子則說明，到新世紀的初期，「中國熱」已經開始深入西方的民間社會。 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壹個奇跡、壹個迷，而是壹個自由資本主義的新典範，壹 個全球最熱門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經歷所寓示的那樣，中國——這個冷 戰之後當之無愧的經濟增長模範生，可能還有另外壹付不為人知的面孔。 壹、高 增長背後的政治理性 迄今為止，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經濟傳奇已經持 續了26年之久，人們似乎早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許多人那裏，中 國經濟甚至已經成為高增長的代名詞。如果說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有人對這 個奇跡抱有某種西方式的疑惑的話，那麽在此之後，中國經濟壹如既往的持續高 增長表現則在經驗的層面上徹底粉碎了這種疑問。於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神話 作為壹種流行的信念，終於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中國經 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是更多的在議論：中國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是如何向世界輸 出了通縮，是如何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威脅。在這裏，中國經濟顯然已經被看成 了壹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動機，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書寫自己獨壹無二的增長 奇跡。然而，除去這些膚淺信念的屏蔽，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更像是壹連串巨大 的悖論，神秘而又讓人忐忑不安。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在壹個法制如此不完善、投 資效率如此低下、技術水平如此落後、現代金融系統如此匱乏、貪污腐敗如此盛 行的國家中，高速經濟增長怎麽會持續得如此之長？在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改 革的情況下，壹個典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怎麽會在壹夜之間變成壹個最具經濟活 力的國家？在數量上爭論中國經濟增長（在GDP意義上）的真實性並沒有多少意義， 對我們來說更加緊迫的是要搞清楚，這壹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續的嗎， 它對中國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麽？（中國經濟神話被含蓄地解釋為中國走上壹條 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同與也遠遠優越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包 含了某種獨特的智慧。真的是這樣嗎？26年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麽故事？）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壹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國 社會全面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那些建基於穩定制度環境之中的 「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 濟增長簡化為壹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為壹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 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量。（ 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量）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於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 立在這些概念上的壹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數據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 歷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 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 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活躍，第壹是 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壹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 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 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其 壹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 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 場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 並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官僚集團。

　　壹俟官僚系統成為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 眾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壹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 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壹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 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機制，官僚集團幾乎成為國家治理的唯壹手 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壹傳統，並沒有因為最近26年漫長的改革而稍有 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為中國改革的壹個重要 的初始條件，也作為中國改革中最為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及 經濟增長方式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除了1989年的短暫時期之外，我們可以清楚 的看到，官僚系統壹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壹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 其態度和行動壹直在暗中規制著中國的改革進程。（事實上，這本身也是鄧小平 刻意選擇的改革路徑。在鄧那裏，中國官僚系統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壹能 夠依靠的改革工具。雖然鄧也意識到這個工具不僅可能帶來腐敗，而且可能抵制 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這壹時期中國官僚系統對鄧改革的頑強抵制表明了 這壹點>，但與甩開官僚系統可能帶來的失序相比，鄧似乎寧願選擇前者。文化革 命以及89年給他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創傷強化了他的這種判斷。顯然，對鄧來說， 依靠官僚系統推進他的改革只是壹種局部尋優，其中無奈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 所以，研究中國官僚集團（我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主要指由各級、各部門核心 官僚以及國企官員構成的集團）的態度和行為，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進而研 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 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 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為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 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升官、發財、擴充地盤。 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 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 動了同壹種行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我們的視野中，鄧小平無疑是現代中國政治領袖中最激進的增長論者。這 在他「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述中表現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鄧的所謂 「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在鄧的心目中，除了經濟增長這個唯壹的建構性價值 之外，其他諸如政治改革、社會穩定之類的價值都只具有從屬的工具性價值。事 實上，鄧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都是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 段來看待的。同樣的道理，壹旦發現政治改革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鄧就果斷拋棄 了政治改革。這就是為什麽在「6?4事件」後，鄧絕口不提政治改革的壹個主要原 因。鄧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激進態度為他的繼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遺產，也為這 個目標最後走向極端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那樣，鄧的繼承者不 僅全盤接受鄧小平的「發展第壹」的思路，而且還將鄧的激進增長論推向了壹個 新的極端——不惜代價和不擇手段的「唯經濟增長論」；發展的內涵也由鄧時代 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加簡單的「經濟增長＝GDP增長」。導致這種極端 發展的主要歷史原因，是「六四」之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對政 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傷害，讓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只能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寄希望於 即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潛在的邏輯聯系是：經濟增長維持壹天，政權的合法性就 存在壹天，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將政權合法性與變幻無常 的即期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當然是壹項非常 冒失的政治戰略。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壹種路徑依賴的 困境。因為事實是，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已經別無選擇。如果對 於鄧小平來說，經濟增長還是最後壹代共產主義領袖的政治理想的話，那麽對鄧 更加弱勢的繼承者來說，經濟增長則完全變成了政權延續的條件。不僅經濟增長 的內在意義已經與80年代大相徑庭，其中隱含的強制性要求也彰顯無遺。於是， 在1992年之後，經濟增長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對民眾的壹種政治承諾，在獲得了至 高無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轉化為對官僚集團壹種事實上的考核和錄用標準。這就 等於明白告訴中國官僚集團：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長數據來！這就是從90年代初 期直到今天，中國各級地方官員不遺余力直至瘋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長數據的壹個 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終於在「發展」前面加上了壹個 「科學」的定語。所謂「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的新壹代的政治領袖 已經意識到了「唯GDP論」不斷擴散的代價。他們準備在「發展」中註入自己的新 解釋。不過，在長達十余年的運行中，這種增長路線已經賦予自己以巨大的慣性。 這不惟是因為政治領袖無法從正統性上切斷歷史，更是因為這種增長路線已經在 經濟結構上、增長動力上鎖定了中國經濟。明確否定官員升遷的經濟增長標準， 實際上就掐滅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引擎。其結果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在短 期內的失速，而其帶來的失業及其他問題將不啻於對新壹代中國領導人壹個重大 的政治打擊。由於無法在短期內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中國新壹代領導人的政治 承受力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脆弱。所以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GDP指標將仍然是 考核中國官僚系統壹個暗含的重要標準，雖然它可能已經不再是唯壹的標準。這 也暗示，中國的官僚系統在很長壹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壹個重要的動力 來源，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會具有強烈「官僚強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後面）既然經濟增長指標成為考核中國官僚的重要標準，官僚集團竭力追求經濟增 長以博取升遷機會就是壹樁標準的政治利益極大化事件。換言之，是壹樁劃算的 買賣。然而，讓人多少有驚奇的是，對於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追求GDP最大化增 長竟然是壹件最不難的事情。個中奧妙在於：中國官僚系統仍然是壹個具有強烈 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謂「全能」，就是對官僚權力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具有 強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強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資源。 這種配置方式顯然只服從於官僚系統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原則。 而在「增長第壹」的政治壓力下，它服從的就只能是短期經濟指標的增長要求。 據稱，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是壹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為此， 中國在2004年還與歐盟及美國爭論得面紅耳赤。不過，「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 這個結論只有壹半是真的，另外壹半則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確，在26 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 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這當然是壹個事實。但更接近真相的 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 中（這壹點我們還要在後面具體論述，在此不詳）。壹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 活動中占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 設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統手中。鑒於金融、土 地等要素市場以及上述關鍵行業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命脈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判 明：與改革前相比，中國官僚系統的全能能力雖然在範圍上縮小了，但在層次上 卻提高了，其隱藏在幕後的控制力不是減弱了，而是相對增強了。這就為各級官 僚系統在管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動員經濟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讓 他們在短期內制造任何讓上級滿意的GDP紀錄。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投資壹直占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而中國官僚系統最擅 長的就是「投資」。縱觀中國26年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中國官僚系統始終都是經 濟活動中最狂熱的和最重要的投資者（直接和間接），雖然他們同時也是最不關 心回報的投資者。其中道理壹目了然：因為在所有這些投資中，中國官僚集團的 個人成本趨向於零，而其收益則可能相當大。所以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集團的在 這種投資行為中獲得都將是凈收益。那麽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究竟有多大呢？20 01年的統計是國有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是47.3％，接近壹半（這是對國有投 資比重壹種最低的算法）；而集體和個人投資（民間投資）占有的份額是44.6％。 這被許多人認為是國有投資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證。不過要是嚴格算起來，中國的 絕大部分投資恐怕都只能算成國有投資，也就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其中原因 非常簡單：因為絕大部分投資事實上都是通過國家承擔最終擔保責任的國有銀行 來完成的。轟動壹時的「江蘇鐵本案」就是這方面的顯例。在這個案例中，壹個 資本僅僅3億元的私營企業，在壹年時間竟然在政府的幫助下從國有銀行中貸款3 0多億，準備投資壹個106億的超級項目。誰能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民間投資還是 政府投資？「鐵本」最後的結局也證明了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最後的擔保責任。問 題是，「鐵本」之類的所謂「民間投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普遍 性。可惜，我們的統計當局還沒有敏銳到要發明出這樣壹套甄別技術。普遍的經 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民間投資能力還遠遠沒有壯大到像那些幼稚評論所想象的那 樣，這裏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國的官僚系統。（事實上，在大多數領域都嚴重投 資過剩、資本回報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如果它真是民間投資的話）還 蜂擁而至的話，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向來就是腐敗醜聞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資，這已經不 是什麽秘密，也不需要什麽論證。但國家審計署2002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壹些數 據還是讓我們暗暗吃驚。這份審計數據顯示：全國9個省的37個國債環保項目中， 只有9個按計劃完工並且達到了要求，僅占全部項目數量的24%；而國家發改委重 大項目稽查辦公室調查四川1998年動用首批國債資金建立起來的11家垃圾處理廠 後，結果發現竟然有8家無法正常運行。（與此同時，全國最近幾年興建的38個支 線機場中，37個發生虧損，累計虧損達15.7億元。）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啟動之 初，就有人鑒於以往政府投資的慘痛教訓而大聲疾呼，要求嚴密監控這些投資。 然而，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還出現了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 不讓人有些意外了。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準備的觀察家們暗暗吃驚的原因。

　　中國各級官僚系統的「盲目」投資（其實壹點也不盲目）是壹個喊了將近20 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 洗心革面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臺了壹個以取消審批制為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 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為「中國投資體 制改革的新起點」。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 壹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中國的官僚系統沒有控制那麽多資源，他們 還能拿什麽去投資？所以應該解決的真問題是：剝奪官僚系統對資源的絕對控制。 很不幸，我們暫時看不到這種前景，早在1996年時候，我們就註意到中國的經濟周期中的某種政治性特征。具體 的含義是，中國的投資高峰往往與各級官僚系統換屆、新官上任在時間上相當吻 合，經常的情況是政治年也就是經濟年。這壹點我們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已經反 復見證。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緊接著就在1988年出現第壹個通貨膨脹高峰。 五年之後，1992年十四大召開，經濟呈現全面過熱，導致了朱鎔基那壹次「惡狠 狠」的宏觀調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抑制，經 濟雖然沒有出現整體過熱，但同樣在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下，出現政府投資的大規 模膨脹。如果按照這個規律，妳預測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會出現某種經濟過熱 的話，那麽妳將比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更加正確。因為事實的確如此。但妳可 能還是難以預料到，中國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率會猛然提高到43.42％， 壹舉超過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瘋狂的大躍進時期。 面對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 代政治領袖又只好停下腳步，解決這個新出現的老問題。看來，中國的經濟周期 的確受到了中國官僚系統政績沖動的強烈影響。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 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經濟過熱，因為它 完全是壹種政治規劃的結果。毫無疑問，中國官僚系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 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復出現。 二、財政的極大化 政治領袖們向中國官 僚系統輸入的政治壓力，只是中國官僚集團努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壹。他們 的另外壹個理性計算是：地方或者部門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這個貫穿於改革 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又壹個強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農村改革之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分權改革。其基 本含義是，將以前計劃經濟（秦暉先生更加精確的將其稱之為「命令經濟」）時 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組織經濟活動的權力逐級下放、分散給各級地方 政府及國有企業。必須記住的是，這種分權改革就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內 部的壹次權力再分配過程。權力的來源、行使方式已經對經濟資源的全能整合能 力都沒有改變。只是將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權切割成省集權、市集權、 縣、鄉集權，如此而已。這就為各級地方政府像計劃經濟時代在管轄區域內以行 政方式推動經濟增長埋下了隱患。分權改革在經濟上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後果，壹 個是分散決策，即將計劃經濟時代中央的集中決策變成了各級政府的自行分散決 策；另外壹個則是多元利益主體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開始擁有獨立的自我利益。 單中心變成了多中心。事實上，中國鄉鎮企業勃興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 國基層政府自我利益的強大激勵。在中國的決策者那裏，分權改革或許只是發揮 「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壹種試驗性安排，但它卻無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 益主體＋分散決策」的壹個全新格局，而正是這種格局啟動了中國改革史上壹個 極其重要的進程：市場化。市場的形成和市場規模的擴展後來成為傳統官僚系統 之外又壹個獨立的增長推動力量，並造就了中國經濟與毛澤東時代全然不同的新 面貌。這是後話。

　　在毛澤東時代，地方利益是壹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惡意味的詞語， 並不具備合法性。但分權改革之後，地方作為壹個獨立的財政利益主體，積極性 空前高漲。沿海省份由於市場擴展和分權改革所共同誘致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 迅猛發展，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也創造空前的消費繁榮。這種看得見福利改進， 與鄧小平壹貫的實用主義判斷標準相吻合。於是，地方利益在中國的意識形態中 逐漸擁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 的方式迅疾擴張，這不僅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極大憂慮，也幾乎使中央 政府在金融和財政上陷入絕境。據信在1993年宏觀調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幾近枯 竭。而與此同時，以踐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財政利益為代價的地方建設卻凱旋猛進。 這最終導致了1993年6月份那壹次猛烈的宏觀調控，並引發中央與地方幾乎公開的 利益博弈。這壹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稅制改革作結。分稅制終結了主導性 的分權改革模式，但也將地方獨立的財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分稅制 改革主要著眼於中央政府自己的財政利益，而並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資擴張。 當中央用分稅制在地方財政中拿走壹塊之後，地方要想維持原有的財政收益，就 必須擴充稅基，而擴充稅基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興辦企業、增加投資。所以分 稅制改革實際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資沖動。9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壹系列政 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級官員的輪換），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沖突歸於寂靜。地方財 政利益雖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作為壹種制度安排，仍 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壹個巨大的潛在推動力。這個動機與各級官員普遍 的政績競爭合二為壹，讓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熱情被推到了壹個新高度。如果說 在前計劃經濟時期，僅僅中央政府在關註投資的話，那麽在改革之後，「地不分 南北，官不分東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積極的投資主體。如此這般， 增長速度豈有不壹飛沖天之理？毫無疑問，這肯定顯著提升了中國總體上的投資 率。

　　實際上，中國1980年代迅速掘起的鄉鎮企業也是政府財政極大化的產物。只 不過在這裏，地方政府變成了基層政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所謂的鄉鎮企業現 象就是，中國沿海基層政府在財政壓力下，傾全鄉（全村）之力向外部尋求財政 來源的產物。由於鄉村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極少，這種財政極大化沖動更多地只能 通過市場手段獲得。這也就是為什麽鄉鎮企業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場導向特征的原 因。顯然，鄉鎮企業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創造，而更多是基層政府的創造。鄉鎮企 業作為另外壹種小型官辦企業，是中國地方財政官僚化擴張的早期表現。這種舉 全鄉（村）之力辦企業增加財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國改革時期被反復復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為官僚機構在分權改革中並沒有被剝奪其全能性質， 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機會在更為廣大的範圍中復制命令經濟，依靠行政方式整合 資源，爭取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擴充當地財政實力。於是，甲省上汽車項目， 乙省也上汽車項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爭取化工企業；甲省宣稱以高新產 業為支柱，乙省也轟轟烈烈的高新產業起來，妳爭我趕，不遑多讓。中國各地產 業高度同構，產能嚴重過剩的現狀端賴於此。及至2000年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城市 化階段，中國各地連城市面目也開始變得千人壹面。到處都是鋼筋水泥，高樓大 廈，活脫脫壹個個工業怪獸。隱藏在經濟結構同構，城市面目同質之後的，其實 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壹位海外中國問題學者曾經用「蜂窩狀結 構」來描述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各地方經濟結構的趨同傾向。在經過了26年的改革 之後，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絲毫解決的跡象。難怪許多外部觀察家在今天的中國經 濟中總是不斷能窺見毛澤東時代的影子。很多年以來，「調整產業結構」（經常 還會加上『大力』的修飾前綴）壹直是中國官方文件中的關鍵詞之壹，但結局卻 總是令他們相當難堪。原因其實相當簡單：各級地方政府有動力也有能力去推動 這些可以帶來短期增長的重復建設。（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資功能基投資能力，讓 市場發揮裁判作用，壹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就會自動出現。）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範圍內小壹些，但其性質仍 然是標準的全能政府，這壹點，我們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個改革時期的投資方式 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資主要依賴中央財政的撥款，爭取中 央項目就成為主要手段，在撥改貸之後，地方政府投資手段主要靠命令當地國有 銀行貸款來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貸款權逐漸被上收之後，地方政府的 投資手段被迫多樣化，在繼續爭取國有銀行融資以及中央財政的大項目之外，還 開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機構（比如地方商業銀行）、外資等等。在1990年代中 後期，中國官僚系統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訪最頻繁、隊伍最龐大的招商引資隊伍（ 許多地方幹脆設立了常設官僚機構：招商局），而他們許諾的稅收優惠，土地優 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紀的城市化階段，地方政府終於找到另外兩件 法寶又壹次撬開了國有銀行的大門。壹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 土地可以抵押，特許經營權所帶來的穩定現金流也同樣可以用來抵押。而這是中 國低能的國有銀行最容易避免麻煩的貸款方式。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自1998年 以來，銀行對政府的貸款（包括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每年猛升61．6％，而每年 對於企業的貸款僅上升10．4％。這些貸款大量進入地方政府推動的機場、鐵路、 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顯然，在如何套取銀行貸款方面，中國的地方政府 表現得相當出色。中國地方政府的這種能力反映在宏觀數據上就是，在2003年的 壹季度地方項目的投資增速達到65％，相形之下，中央項目12％的投資增速就顯 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資爆增的態勢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嚴厲的行政措施隨 即而來。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現了命令股份制商業銀行停止所有貸款 業務的紀錄。這種強硬的舉動讓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壹次宏觀調控，同樣的投資 過熱，同樣的「嚴刑峻法」，真是「過七八年又來壹次」。（如果11年前，因為 中國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過度投資還有某種理由的話，那麽在普遍過剩的今天， 過度投資又所為何來？這不由得讓人懷疑，號稱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國改革，究 竟是讓中國的官僚機構進步了還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是明 智的，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資最終都將通過國有銀行的壞帳、 國家財政的赤字（顯性和隱性赤字）、國家土地資源總量驟減的方式對國家主權 信用造成重創。換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紛紛在趁「熱」打劫，竊取 國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這種國家信用的唯壹承擔者。地方政府的財政 能力極大化是壹種非常正常的沖動，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今天的中國，地方政 府財政能力的極大化，都是以國民未來的預期收益減少作為代價的，它的成本是 由子孫後代的未來福利來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則卻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團所兌現。 這大概就是聰明的溫家寶在2004年宏觀調控中要「堅持把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 的原因。顯然，作為壹名在專業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溫家寶已經清楚的洞悉了 調控的技術要領。但問題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沖動並不是壹個簡單的技術或 者經濟問題。「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看得住壹時（就像朱鎔基那樣），但看不 住壹世。壹遇機會，就會死灰復燃。中國2003年重新開始且至今沒有結束跡象的 投資過熱就是壹個明證。在這個與1992年幾乎壹模壹樣的投資過熱背後，浮現出 的是同壹個古老的政治問題——擁有太多資源且完全不受約束的官僚體系。在某 種意義上，它已經在中國存在了數千年。要想根治這個問題，技術和經濟手段恐 怕無濟於事。更為吊詭的是，經濟高速增長本身正是中央對各級地方官僚提出的 政治要求，這就是說，中央政府自己就是問題的壹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過度 投資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遠，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速度與 防範金融風險之間走鋼絲。這是壹個維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種種跡象表明，這 個脆弱的平衡遊戲正在趨近終點。我們的判斷是：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利用土 地投機（壹個完全不可再生的資源）來強行推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已經說明，政府 手上可資利用的要素資源已經趨於枯竭。因為在我們看來，土地，是各級官僚系 統以全能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後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資源，壹旦這個資源被掐 死或者消耗幹凈，官僚強制型的經濟增長就將無法維系。這暗示，已經維持了20 多年的以政府投資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油盡燈滅之時。接下來的問 題是，中國能用什麽東西來取代經濟增長的這個官僚引擎？如果經濟失速真的發 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兩條路，要麽繼續強行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 這意味著放任各級官僚系統的不智投資，要麽以巨大的政治意誌忍受經濟突然失 速所帶來的社會痛苦，並開始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但其中任何壹條都可能引發 難以預測的風險。前途的確非常兇險。 三、隱蔽的計算 在激發中國畸高的投資 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統面臨的政治壓力和財政壓力只是兩個容易分辨的原因。 另外壹個更為隱蔽也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們越來膨脹的對個人財富極 大化的追尋。這個原因對中國投資率的貢獻雖然無法定量的測量，但卻是壹個普 遍的經驗事實。

　　個人財富最大化，是改革時期潛伏於中國官僚集團意識中壹個最為重要的理 性計算。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壹直以這個標準衡量、解釋直至扭曲和控 制改革。1992年之前，中國官僚集團的這個理性計算已經開始蘇醒，但由於中國 的整體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所以這種計算主要表現在那些底層官僚之中。 這些官員在傳統官僚體系中的上升機會有限、政治利益較少，因而也最早表現出 了這種傾向。他們利用分權改革中合約不完備的特點，以承包、興辦鄉鎮企業、 三產企業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財富極大化。1992年之後，中國的市場化趨勢已經不 可扭轉，財富沖動作為中國官僚集團的壹種整體意識得以最終明確化。於是，尋 租成為中國官僚體系牟取個人財富的壹種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蘇聯和東歐在此 前的巨變為這個時期的中國官僚們樹立了壹個標準的未來圖景。他們幾乎壹致認 為，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可避免。這使中國官僚的尋租帶有壹種普遍的焦灼感，並 顯得尤其迫切。事實上，1992年中國創紀錄的經濟過熱，與中國官僚們這種突然 爆發的末世心態有著密切的關系。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發展幾乎出乎所有人 的預料，當然也出乎中國官僚體系的預料。在經過短暫的混亂之後，中國官僚系 統重新奪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國的改革權。持續的經濟增長、國際社會由旁觀 到接受再到驚嘆的態度轉變，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整體意識由焦灼到自信，最後變 成壹種權力的自負和驕狂（這當然是壹種不詳的信號）。很清楚，中國社會在90 年代的這種發展，壹點也沒有冷卻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欲望，反而使他們有 機會利用改革的控制權將這種極大化計算體制化。

事實證明，中國官僚利益集團不僅能夠容忍市場，而且還有能力控制市場。 在他們那裏，市場不再是壹種可怕的異己力量，是壹個不知道怎麽就會催生出某 種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們手上壹件可以任意擺布的道具，是壹個可以完全 服從並服務於官僚集團利益的「制度創新」。準確的說，中國在90年代中後期的 演變，本質上就是中國逐漸向壹種穩定的階級尋租體制的演變。尋租，作為中國 官僚利益集團的壹種集體無意識，已經不再需要擔心同僚告發，因而也無需合謀 （這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簽訂壹份「壹、三、五妳貪污，二、四、六我貪污」 的明確合約的地步，因為他們心裏非常清楚，他們的同事也在幹著同樣的勾當。 現在，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時候利用任何機會進行盡可能多的尋租。

　　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不再需要利用體制內的權力到體制外去尋租了，他們 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壹種體制：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 經成為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 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壹句話，他們是這個體制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 的剩余索取者。這壹點，在新世紀的開端被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時候，大 多數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不再有什麽體制內和體制外，壹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 下，並成為這個體制的奴仆。這種結局可能要讓那些在92年壹時沖動毅然決然下 海的官員們後悔了。下海，可能讓他們壹次性的得到了財富，但卻讓他們永遠地 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給予他們的將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權。難怪許多精 明的民營企業家在今天也紛紛要開始尋求「位置」。

　　我們壹直強調，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是中國改革中具有操縱力量的行動集團。 當經濟利益極大化沖動變成這個集團的整體意誌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將這種意 誌轉化成壹種體制或者制度的理性，並成為中國經濟活動的壹個重要變量。中國 不可理喻的投資過熱，實際上就是這種制度理性使然。對於中國的官僚體系來說， 投資活動，（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資金來進行的投資活動）是他們實現這種理性 的最佳手段。正如壹位深知中國投資戲法的人士所諷刺的那樣，「沒有項目怎麽 尋租呀？」所以，爭取「項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諸如銀行貸款之類公共資金所 進行的「項目」，就成為各級官僚（包括各類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最傾心的公務 活動之壹。中國東部某城市在爭取擴建2臺30萬千瓦機組的「項目」，光在首都地 區的「公關費用」就達到500萬。不難想象，這個項目總投資在20億以上的所謂項 目中，將有多少變成各級官僚的個人財富。這些投資項目真正能夠帶來多少回報、 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並不是各級官僚們的主要考量，他們的主要考量（甚 至是唯壹的考量）是，這些項目能夠給利益集團帶來多少尋租機會、能夠最大限 度的帶來多少尋租額。那些寫在正式「可行性報告」上的誘人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不過是壹種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於個人成本為零，所以項目越大，個人和集 團的尋租的機會越多，尋租的總額也就越大。這就是近年來中國大型項目、城市 公共設施、大型基礎設施越來越多的誘因之壹。當然，這也與中國官僚體系的財 富胃口越來越大有關。在中國最貧窮的西部省份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裏在短短 幾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項目為自己壹舉積累了高達6000萬人民幣的個人財富， 可見大型項目投資對中國官僚體系的誘惑之大。絲毫不用懷疑，中國高熱的投資 受到了中國官僚個人和集團利益的強烈激勵。民營企業的合法化以及對國民經濟 活動的越來越的廣泛參與，為這種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臺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 國有投資的背後，是公共財富向私有財富的轉移，這是中國投資的壹個最大特點。 對於壹個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階層來說，如果沒有利益在其中，妳即便強迫他們追 求GDP，他們也未必會這麽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中國官員的所謂 「GDP崇拜」，他們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後的個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國，國有投資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投資，它已經完全 被異化為我們這個財富再分配時代迅速轉移財富的壹種工具。對於中國官僚利益 集團而言，投資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因為它不再需要投資回報就能夠直接產生收 益，就像銀行貸款可以被用來直接制造富翁壹樣。如此投資，投資焉有不熱之理？ 投資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從1992年到現在10多年的時間，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極大化表現得越來越膨 脹、越來越公開的時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這也是這個集團受到監督與制約 越來越少的時代。中國官僚體系，已然是壹個被濫用的工具，中國現有政治體制 對此已經完全無能為力。（分權改革已經不再是中央對地方、對企業的分權，而 已經變成了對核心官僚個人的分權。在長達壹個時代的跨度中，與中國聲勢宏大 的市場改革同時上演的是另外壹場無聲的戲劇：權力的私有化。）中國官僚集團 的極大化追尋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程度之深，影響範圍之廣，無論怎 樣估計都不過分。這壹點，我們以後還將反復看到。現在，先讓我們對中國經濟 增長中的過度投資現象作壹個簡單的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壹直居高不下，這壹方面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產 生了嚴重的投資依賴癥，另壹方面也讓人們疑問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這個 奇怪的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45％ ，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倍有余，也遠遠超 出其他跟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2年投資率的世 界平均水平為19.9%，其中高收入國家為19.0％，中等收入國家為22.9%，低收入 國家為19.7%。 對這個奇高的投資率，有人用中國正處於特殊的重工業化和城市 階段加以解釋，但數據否證了這壹點 。況且，中國的投資率已經不是壹年兩年處 於極高水平，而是長時期處於極高水平。壹般而言，高投資率意味著良好的投資 機會或者有重大的技術改進機會，但數據顯示，中國的投資效率（無論是宏觀投 資效率還是微觀投資效率）卻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與基本面情況相仿的印度 比較，中國每百元投資所產生的GDP產值為17元，而印度則是26元。而在微觀投資 效率方面，中國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近年來則壹直徘徊在銀行貸款利率附近， 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還銀行貸款都懸。（有人將投資率不斷提高，收益卻不斷 下降的現象稱為凱恩斯陷阱。如果真有這樣壹個陷阱，中國可能早就掉入了這樣 壹個陷阱，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顯然，中國的市場機會並不足以誘導出高 投資率，更不至於誘導出高得如此離譜的投資率。如此怪異的投資率，只能以市 場之外的超經濟原因才能夠解釋。我們業已揭示，這個原因就是中國具有全能色 彩的官僚體系。這個官僚體系不僅控制著龐大的資源，而且有超乎尋常的動機水 平將這些資源不斷投入經濟活動之中。對於他們來說，完全違背投資規律的投資， 不但不是壹樁賠本的買賣，而是壹樁壹舉三得的理性行為。這就是隱含在中國高 投資率中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早在十年之前，克魯格曼就鐵口直斷，東亞（當然 也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 微乎其微，因而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這位敏銳但顯然不太討人喜歡的經濟學 家實際上是在影射：東亞以及中國奇跡般的經濟增長與前蘇聯以及毛澤東時代同 樣令人側目的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麽兩樣。的確，就像我們上面已經說明的那樣， 中國改革26年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官僚強制性色彩。但如果這就是中國經濟 增長故事的全部，它將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悖，畢竟，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壹 直伴隨著巨大的消費繁榮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這種景觀是與毛澤東時代最顯著 的差別。毫無疑問，中國迷人的經濟增長中還有另外壹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關 於市場的故事。 四、褪色的市場 2004年9月1日，俄羅斯別斯蘭市第壹中學發生 恐怖襲擊事件，近400名學生和教師死亡。整個事件充滿了悲劇色彩。在今天這個 世界上，恐怖和悲劇事件人們早已見慣不怪。不過，利用悲劇事件從事盈利活動 的新聞，人們可能還是第壹次聽說。

　　利用遙遠異國的悲劇事件從事非常有「創意」的盈利活動，雖然比悲劇本身 對人類尊嚴具有更大的污辱性，但卻以極端的方式顯示了市場化在中國的滲透程 度。壹家國營壟斷媒體，利用悲劇事件來牟取壹點蠅頭小利，竟然沒有絲毫道德 上的不安，這說明，市場化在中國已經無遠佛界。

　　1992年春天，在沈寂2年多之後又壹次突然出現在中國的舞臺中央時，有備而 來的鄧小平帶來了壹副新魔杖：市場經濟。他以幾乎是決鬥的姿態宣布：市場經 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就這樣，這位高齡的共產主義領袖用他 畢生的最後壹搏，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意識形態正統之中爭得了壹席之地。

　　在中國，即便魅力如鄧小平，為市場正名也是壹件風險極大的事業。我們無 法判斷鄧小平是從哪裏獲得了市場經濟的靈感和決心，但有兩件事情肯定啟發和 鼓勵了他。壹是農村改革，它幾乎魔術般的消滅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區的開 放城市地區的「搞活」，它第壹次讓中國人有了消費繁榮的體驗。這種經驗無疑 讓鄧小平看到了「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巨大潛能。市場，是壹種獨立於傳 統官僚體系的動員和組織力量，是壹種來自底層的自發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 於仍然存在嚴厲的管制，中國的市場潛能只是若隱若現的壹種希望。但這畢竟是 壹種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當中國改革和增長在90年代初雙雙陷入泥淖的時候， 鄧小平就毫不猶豫的將全部希望托付給了市場。事實上，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 壹王牌。在其他的增長機器幾乎全部失靈的情況下，鄧必須飛快的轉動市場這只 輪子，才可能讓經濟增長重新上路。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市場——這只看不 見但法力無邊的巨手，正式成為中國經濟（與中國官僚體系並行的）另外壹種關 鍵的動員力量並推動經濟增長。從此之後，在中國被幽閉了40年的市場機器開始 像發了瘋似的高速運轉。

　　從本質上講，所謂經濟增長就是將各種要素和資源不斷動員並組織到經濟活 動中來的過程。正如我們在中國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後所看到的那樣，市場在這 方面的動員能力是相當驚人的，其所到之處就像壹個磁場，將人力、土地、資本 統統吸入它的勢力範圍，並通過企業或者個人的形式生產出各種商品和服務。事 實上，除了官僚系統不斷以強制方式投入各種要素之外，中國25年的經濟增長也 是市場動員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壹個顯眼的側面。與 官僚的強制和命令動員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場動員具有某種「自願」的性質，換 句話說，它能夠為市場的參與者帶來福利的增進。也正是因為這種福利增進的性 質，市場具有了擴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場誘致型經濟增長的福利增進性質是中國 最近25年經濟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大不同之處。這也已經為中國人的生活經驗 所證實。在短短的25年中，中國幾乎跨越了發達國家壹個世紀的消費體驗，中國 人不僅迅速擁有了溫飽，而且還擁有了互聯網（當然是壹部分人），擁有了汽車 （當然是更少壹部分人）。顯然，這種經濟增長比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要讓人 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場化在中國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時期。到現在，我們 的視野所及，市場化的影響已經無孔不入，遍及中國人生活的每壹個角落。我們 不僅有了充分競爭的商品市場，也有了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我們不僅擁有了 資本市場，也有了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甚至，我們還以壹種無人企及的「想 象力」超常規地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市場」、「衛生醫療市場」。壹 份由中國北京學者李曉西主持的研究認定，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69％。 據此，這份名為《2003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經是「發展中 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這個所謂的69％僅僅是指市場化（或者更準確說是商業 化）的範圍，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場特性，那麽這份報 告的估計不僅是真實的，還可能是相當保守的。有許多強有力證據表明，中國的 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物品的市場化程度（雖然是以極度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已經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最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政府機構不僅有極其強烈的 市場化沖動，而且本身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市場化了。這方面的例證不勝枚舉，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壹個就是：中國監獄壹直就是利用廉價勞動的盈利機構。將提 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機構普遍的變成盈利機構，可能不是中國的發明，但其範圍和 程度，中國恐怕已經將絕大多數國家遠遠甩在了後面。在這個意義上，利用「別 斯蘭悲劇」盈利的醜聞主角是壹家國營公共媒體，就壹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市場發展其實就是交易的擴大，而交易擴大就必然伴隨著經濟活動貨幣化過 程，所以經濟活動的貨幣化程度也經常被用來描述市場化的程度。如果以這個標 準來衡量，那麽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壹。截止2000年，通常用來表 達貨幣化程度的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了152％（這是中國經濟又壹個令人迷 惑的指標），是美國的兩倍。而這個指標在1985年僅僅為60.8%。雖然這個指標未 必能完全反映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但它至少說明，中國90年代的市場擴散速度， 的確相當驚人。

　　在壹個產權制度闕如，信任瓦解、法治匱乏的社會，市場能夠在短期內得到 如此迅速的發展，壹直是許多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壹個謎團。然而，如果我們了解 中國市場化的初始起點，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壹個市場 處於完全抑制的狀態下開始的。

　　在這種狀態下，存在著廣泛的通過市場交換來增進個體福利的機會，所以只 要解除抑制，市場增進福利的示範作用，就足以使市場交換在廣大的領域內得到 拓展。在這種時期，交易資格的獲得，要比市場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場有效的 其他條件（比如交易雙方的權利平等、信息對稱以及社會信任的程度等等）更為 重要。作為壹種建構性的權利，市場交易給（為壹直被禁錮在傳統命令體制中的） 中國人所帶來的，不止是壹種自由，而且還是壹種實實在在的福利改進。這是市 場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後，在中國迅速擴散的原因之壹。我們可以將此稱作 市場的恢復性發展。原因之二則是，作為壹個後發國家，中國對市場有後發的學 習優勢。這種學習優勢足以導致市場在短時間中獲得極大的發展。事實上，中國 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電信市場、IT市場等等市場的迅速發展，無不建立在這 種後發優勢之上。而發達國家建立這些市場則經過上百年漫長的摸索和實踐。以 房地產市場為例，在經過僅僅十多年（更確切的說是住房制度改革）的發展之後， 中國自有住房比例已經達到了70％以上，壹些城市更超過80％，這比美國、英國 的60％的比例還要高出很多。這種發展速度就包括了對信用貸款、樓房預售等市 場銷售技術的模仿和學習。在手機市場上，中國目前已經擁有6億部手機，而在十 年之前，這個數字還不到中國人口比例的1％。這說明，在壹個初級的市場社會， 無論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場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場機會的廣 泛存在和後發國家的學習優勢都足以使市場迅速擴散。這在市場發展的初期幾乎 與制度優劣完全無關。這種粗放型的市場發展，究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了多 少份額，我們無法準確計算，但它肯定是中國25年經濟增長中最令人記憶深刻的 部分。而正是這壹部分，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福利改進的經驗證明。

　　不過，只要我們深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內部，並將中國的市場化置於官僚利 益最大化這個具有顯影功能的時代邏輯中時，中國的市場化真相就會逐漸浮現出 來。這個真相就是，中國的市場化是官僚（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這就是說， 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後，還有壹只看不見的手，官僚之手。雖然中國的市場 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符合中國民間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間內生力量的推動， 但沒有官僚集團這只手的許可、誘導、推動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展的。 就像小崗村的個別試驗如果沒有得到官僚體系的認可和推廣，便永遠不可能成為 系統性的農村改革壹樣。在中國這樣壹個官僚體系全控的社會中，這壹點是非常 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官僚體系對市場化的允許、誘導、推 動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官僚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設置這樣 壹個隱含的前置條件，實際上就是要保證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優 先參與和對中國市場化紅利的全面控制權。由此觀之，中國的市場化應該被更加 準確的稱之為特許的市場化。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只是在1992年鄧小平 南巡之後的壹兩年之中，短暫地逸出了中國官僚集團的控制範圍，而具有某種民 間主導的特點。但隨著朱鎔基以加強中央政府控制力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的開 始，中國民間自主市場化的進程迅速煙消雲散。無論是從金融安全、市場秩序還 是從打擊腐敗的角度，朱鎔基都有足夠的理由實施那壹次宏觀調控，但在中國當 時的環境中，這也必然意味著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重新控制。作為壹個行政管理 大師，朱鎔基憑借和仰賴的都是現行體制所賦予他的行政資源。他所關心的是如 何最大限度的通過現行的行政資源甚至是個人魅力來維護宏觀穩定，至於其他目 標則在他的關註之外。這就幾乎註定了，朱鎔基的宏觀調控將必然演變為中國官 僚集團對市場化的全面控制。這實際上是1993年宏觀調控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壹個 最為重要的遺產。遺憾的是，這個隱藏至深但在後來壹直對中國市場化過程起著 關鍵作用的遺產，也是壹個從來沒有得到認真審視的遺產。作為壹種體制性的沖 動，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控制權爭鬥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鎔基，這場艱苦的 戰役就未必能夠如此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正是朱鎔基傑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 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為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留下了長期的隱患。當然，朱鎔基 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這個中 國改革的核心邏輯。這就是為什麽在中央與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況下， 朱鎔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顯然，1993年的宏觀調控是 官僚集團內部的壹次妥協，而不是官僚集團與中國民間的壹次妥協。這種吊詭的 歷史結局，顯然不是朱鎔基的本意，但卻非常符合中國改革的核心邏輯。於是， 在經過了短暫的失控之後，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導型的模式。所 謂主導，實際上就是官僚集團對市場化過程中利益流向的控制和操縱。由陌生而 熟悉，由熟悉而駕馭，終於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官僚系統對市場化的操縱 和控制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不理解這壹點，我們就還遠遠沒有理解中國的市場 化。

　　從市場化的起點看，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國家權力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開始的， 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況正好是壹個相逆的過程。這種起點上差別，決定了國 家權力在市場化中具有的某種主宰作用。

　　1992年之後，是中國市場化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 在市場化進程中全面展開的時期。官僚集團對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廣泛卷入和隱形 控制，為中國的市場化在性質上的畸變提供了溫床。

　　這首先表現在中國市場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們先來看房地產市場。在中國 的房地產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價及各種稅、費合計，占總成本的50％，而在國 外這三項合計只占總成本的20％。很明顯，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由政府設置的交易 成本要遠遠高於國外的水平。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上，這種成本也同樣高得驚人。 在中國的購車費用中，政府征收的稅費占購車總費用的40％，據稱已是世界的最 高水平。與此構成對照的壹個數據是，1998年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為40億元，而相 關的政府收費卻達到1626億元。然而，這種高昂的成本並不僅僅是中國房地產市 場以及汽車市場上的獨特現象，而是廣泛彌散於中國的經濟活動之中的壹種普遍 現象。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看到，從創業、到融資、到生產、到銷 售，到中介服務，這種遠遠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幾乎遍布中國市場活動中的 每壹個環節之中。這說明，這已經是壹種結構性的制度現象。出於這個原因，這 個所謂的交易成本應該更加準確的稱為制度成本。而這個制度成本的確切含義就 是官僚體系收取的市場化紅利，或者市場化的特許權租金。這個成本雖然都是政 府或者政府經紀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征收的，但絕大多數時候則是壹種赤裸裸的設 租和尋租。中國手機市場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這種情況。中國共有手機生產廠家 100多家，手機生產牌照49張，但真正擁有牌照同時也有生產、銷售能力的企業只 有10多家。所以，很多生產企業必須為租借牌照付出壹筆可觀的費用。那麽這筆 費用究竟有多大呢？據壹位手機生產廠家負責人估計，每臺手機約50-100元人民 幣。簡單換算的結果是，壹個沒有牌照的生產廠家如果每年生產1000萬臺手機， 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5-10億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擁 有四張手機牌照，被稱為「專業借牌者」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壹家 行政色彩明顯的中央級公司。在壹個完全競爭的行業設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 效率損失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成本帶來的市場利益流向的扭 曲。因為負擔成本而受到損害的壹方是消費者、生產廠家和企業員工，而因為設 置成本而獲得暴利的壹方則是人數極少的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壹個更加荒 謬的類似例證是，遼寧省文化廳竟然對「東北二人轉」（壹種廣受歡迎的民間演 出形式）也設立了所謂準入制度。這項荒誕不經的準入制度規定：「為了積極發 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轉，所有的二人轉演員都要持證上崗，並不定期接受培訓。……」 似乎是嫌尋租還不夠赤裸裸，這項規定還暗示：「未來的準入證也不是永久性的， 很可能壹年重新核發壹次。」顯然，這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對市場活動的壹種抽取，是壹種無法通 過市場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

　　對中國這樣壹個市場需求被壓抑很久的後發國家來說，在市場恢復性發展的 初期，高制度成本並不會對市場擴展構成明顯障礙。這個時候，潛在市場需求規 模決定了，無論是廠家、消費者都能夠通過市場恢復獲得福利改進。但是當市場 規模接近飽和狀態的時候，這種高制度成本就會對市場深化和進壹步擴展構成致 命的阻礙。這種致命性，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在中國範圍廣泛的市場活動中看到。 在那裏，絲毫沒有降低跡象的昂貴的制度成本，與生產者不斷降低的利潤率構成 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質，卻還被新興市場迅速擴張的繁榮景象暫時掩 蓋著。

　　除了從外部設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體系對市場的廣泛參與也從內部 破壞了市場的權力平衡。市場內部權力的失衡，對中國的市場質量（市場有效性） 有非常嚴重的腐蝕作用。

　　市場交易之所以能夠產生所謂「合作」剩余，並具有福利改進性質，乃是因 為市場交換是在自由平等的主體之間「自願」發生的。壹旦交易中失去這種「自 願」性，那麽不管它以什麽樣的名義，都可能成為另外壹種形式的剝奪。不幸的 是，這種以市場形式出現的剝奪在今天的中國幾乎隨處可見。而其根源，就是權 力在市場交易中的普遍泛濫。在這方面，房地產市場中的拆遷問題極具典型性。 拆遷，本來是土地需求方與土地占有者（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只有當拆遷價 格讓雙方都滿意的時候，拆遷才會發生。也只有這種拆遷才具有福利改進的性質。 然而，在中國現實中的拆遷與這種理想模型大相徑庭。原因在於，政府作為這樁 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現了。於是，土地需求者與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 被拆遷者之間壹樁簡單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與被拆遷者之 間的兩樁交易。政府在拆遷交易中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在這樁交易中增加了壹個 無關的第三者（當然，這樣可以增加交易次數，提高GDP。需要提醒的是，類似這 種增加交易次數，膨脹交易規模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活動中的壹個普遍現象，也 多少可以解釋中國經濟規模膨脹），而是使這樁交易的性質陡然間發生了變化。 壹樁本來應該在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自願交易行為在瞬間變成了權力對無權者的 強制、變成了權力對權利的剝奪，而市場交易本來意義上的福利增進性質也因此 蕩然無存。家住中國南京的殘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議（這是中國壹起極為知名的因 為拆遷而導致的悲劇事件），將隱藏在這種交易中的剝奪性質揭示得壹清二楚。 對於中國的官員集團，以政府名義介入拆遷和房地產市場，其動機主要有如下幾 端。壹是可以迅速改變城市面目，以換取政績上的表現。1990年代中國許多地方 官員，正是通過城市面目「幾年大變樣」的政績秘訣得以快速晉升的。其二則是 可以膨脹地方財政實力。事實上，通過變賣土地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房地 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財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團可以 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巨大的個人利益。換句話說，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 者經常就是土地的潛在買方。如此強烈的利益驅動，難怪在遇到拆遷「釘子戶」 時，湖南嘉禾縣的地方官員會惡狠狠地喊出：「誰擋我壹程，我滅他九族」的驚 世駭俗之語。

　　與城市拆遷問題類似，以公共利益名義對農村土地的征用，則是權力敗壞市 場的又壹例證。農民是農村土地的實際擁有者，本應成為土地轉讓價格的主要決 定者，然而，當中國的官僚集團以政府名義用極低的（按農業用途評估的）土地 價格從農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後又以極高的（按商業或工業用途評估）的價格轉 讓，或者幹脆出於政績和私利將土地白白送給外商或者其他合謀者的時候，農民 的權利頃刻之間化為齏粉。顯然，這是在「自願交易」掩蓋之下的又壹場欺詐和 剝奪。其中根本就沒有什麽整體福利的改進，有的只是利益的轉移以及對全社會 公平基礎的損害。我們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紀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農村 土地征用與城市拆遷問題壹道，正在成為頻繁引發群體抗議事件又壹根導火索。 事實上，這也是導致中國農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不斷滑向絕對貧困的主要 原因。發生這樣的反常現象並不奇怪，因為被剝奪了土地權利的農民，實際上就 是已經被徹底剝奪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可能的農民，就是完全被拋棄在經濟 結構之外的農民。鑒於中國農民人數之多，農民人均擁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 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之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的剝奪將是壹個影響更為深遠的問 題，毫不誇張的說，它可能影響中國未來100年的歷史，其意義遠遠超過城市拆遷 問題。如果任其發展，它引發的將不是壹兩場零星的騷亂，而可能是壹次此起彼 伏的長期革命。關於這壹點，我們還將在本書的其他部分論及，但現在就必須指 出的是，當內部的權力結構完全失衡的情況下，市場同樣可能產生剝奪，甚至是 更加深刻的剝奪。這可能是中國為數眾多的市場浪漫主義者所不屑於看到的。但 顯而易見，此類強買強賣，巧取豪奪的「市場剝奪」，在中國的市場活動中已經 是壹種俯拾皆是的經驗事實。

　　壹般而言，所謂交易，就意味著「自願」和「壹致同意」。不過，由於交易 各方在起點上存在著天然的不平等，「壹致同意」的市場交易經常成為智力上的 愚弄、信息上的欺詐、和權力上的強制。在這種「壹致同意」的交易中，剝奪（ 而不是福利改進）是更加通常的結果。正是為了彌補前現代經濟中交易各方普遍 存在的實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缺陷，現代權利概念才得以勃興和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之為「現代」，並不是因為交易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交易各方在 力量上變得更加均衡，更加對稱。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權利 經濟，是平等權利主體之間的交易。可見，對於現代市場經濟而言，權利絕非是 可有可無的壹件裝飾，而是作為其制度基礎的壹種必須。

　　所謂權力（power），簡單說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組織的強制力。在現代社會中 權力壹般由國家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組織掌握並加以實施。所以，在壹般的意義 上所謂權力更多的是指「公權力」，是壹種至上而下的縱向的強制力量。而權利 （right）則不同，它是指公民社會中個人和組織平等並普遍享有的從事政治、經 濟、文化活動的壹種安排，是法律賦予公民個人或者獨立於國家的組織的壹種不 可剝奪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會中個人及組織之間的橫向關系的壹 種範疇。與壟斷的、獨占的，只有少數人享有的權力相比，權利則是平等享有的、 普遍的。權利概念雖然來自於理論的抽象，但卻被賦予了越來越具體的現代內容。 也正是這種權利，為現代人進入市場提供了相對平等的地位。可以說，權利概念 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抗權力所導致的市場不平等地位而興起的。由此，中國計劃 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實際上就應該是「權力經濟」到「權利經濟」的轉 型過程，即組織經濟活動的主體由權力主體轉變為權利主體的過程。

　　中國的分權改革的壹個側面是各級政府之間以及各種政府組織之間的分權， 但另壹個側面則實際上是公權力不斷被官僚集團劫持、挪用、盜竊並合法地私有 化的過程，是公權力以特權階級的個人利益為依歸在經濟活動中不斷膨脹、不斷 泛濫，不斷被帶入市場活動的過程。（政治改革的停滯使得這壹不幸的發展成為 現實）。中國龐大而頑強的官僚階級不僅層層攔截了至上而下的權力下放，也抑 止了由下而上的權利的勃興。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經濟改革就不是偽現代的計劃 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演進，而是向前現代的特權市場經濟的退化和復歸。這也 是為什麽許多人私下裏將中國看成前資本主義（另外壹些人更願意將此坦率的稱 呼為野蠻資本主義或者強盜資本主義）的原因。這種被市場繁榮和經濟增長所掩 蓋著的退化實際上也是中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另壹條隱蔽線索。如此，中國浩浩 蕩蕩的市場化歷史中就很難不充斥著壹股逼人的野蠻氣息。權力對權利的剝奪、 強者對弱者的鉗制就壹並成為這部市場史不能分割的典型特征。

　　在市場交易中，權力的強制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面拆遷和征地案例中的那 樣），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對信息的操縱。現代市場經濟的復雜程 度，已經遠非「妳買我賣」那種壹對壹的簡單交易模型可以概括（明白這壹點非 常重要）。由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交易範圍的擴大和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 都使信息問題上升到現代經濟中極端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與交易的復雜程度成 正比。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可以導致市場的失效，信息的不對稱和人為操縱也可以 導致同樣的結果，因而也會在根本上扭曲市場「壹致同意」的本來意義。換言之， 沒有盡可能充分的信息對稱，市場交易就不能被看成是「壹致同意」的。這也是 為什麽在藥品市場、證券市場等領域有強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完全可以說，在現 代市場經濟中，對信息的知情權作為壹種平等權利已經被普遍接受下來。在這裏， 自由交易的權利已不再僅僅是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權利，也包括了獲得充分信 息的權利。而保障這種信息權利的，就是充分競爭的自由媒體和政府對某些特殊 行業的適度監管。諷刺的是，在中國20多年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的官僚系統不 僅沒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監管責任，而且憑借對媒體的控制，成為了市場信息不折 不扣的操縱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中國看到如下荒誕的現象也就絲毫不值得 驚奇了。在2003年上海房地產已經經歷了多年的火爆牛市之後，上海的壹位主要 官員在接受福布斯雜誌的采訪時，毫無顧忌地引誘投資者：「我在這裏可以提個 建議，如果妳們在上海沒有房產，可以聽我壹句勸告，投資房地產絕對是高回報 的。」大概是受到了上海房地產樣板經濟的激勵，中國南方海南省的壹位新任省 長，在2004年甫壹上任就發出了更加驚人的預言：5年後海南房價有望翻番！作為 地方政府首長，對市場價格做出如此明確的預測（這是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敢做 的預測），顯然不能理解為他們對地方經濟的信心，而只能被理解為壹種赤裸裸 的信息操縱。這樣魯莽的發言，當然不是出於無知，而顯然是出於房地產市場對 地方經濟巨大的短期推動作用。壹句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市場中有著巨大的 利益。然而，這種信息受到操縱的市場交易，是很難瞞過老道的外國投資者的， 其最終的受害者只能是那些耗盡壹輩子儲蓄而盲目投資房地產市場的中國投資者。 地方首長如此，各種宏觀管理部門同樣如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尹中立先生的實 地調查，上海房地產管理部門公布的房地產價格與上海的實際房地產價格有著驚 人的差距，其落差高達67％，此外，政府管理部門公布的價格走勢也與市場價格 走勢有著極大的差異，甚至截然相反。與此同時，作為中國房地產的最高宏觀管 理當局之壹的中國建設部也加入了這種信息操縱。就在人們普遍質疑房地產市場 問題的時候，2004年10月建設部公布壹份報告竟然稱：「並不存在房地產行業泡 沫的問題」。無疑，官僚集團出於個人和地方利益在有意地操縱信息，以期塑造 壹種房地產穩步溫和上漲的預期。這種信息操縱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壹種標準的 信息欺詐。不獨於房地產市場，官僚集團出於特殊目的而操縱信息的現象在GDP 數據、物價數據、失業數據等方面普遍存在。壹位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告訴《21世 紀經濟報道》的記者：「中國2004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得出上半年GDP增 長數據為9.3％。各省統計局上報的數據進行加權計算，卻表明中國的GDP增長已 經達到13.5％，相差竟達4.2個百分點。而經濟總量(GDP總額)中央和地方數據亦 相差19.8個百分點。」 值得註意的是，這種國際笑話還是在中央政府對統計獨立 三令五申的情況下發生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得最為充分得莫過於金融市場。可以 說，金融市場幾乎完全是壹個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預期的市場，信息在其中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信息操縱在這個市場中屢見不鮮。但考諸 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面進行信息操縱的，中國可能創造了歷史典範。在這方面， 中國官僚集團表現出了超人的「勇氣」和罕見的天賦。其操縱之頻繁、方式之多 樣，可謂證券史上的奇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9年發生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所 謂「5?19」行情。在這壹段時間中，為了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低迷以 及為某些特殊企業融資，中國官僚集團以《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煽動人們買入 股票。了解《人民日報》在中國地位的人都知道，這是壹種極具中國特色但卻非 常有效的信息操縱方式。就這種對證券市場中信息作用的透徹理解而言，中國官 僚集團似乎頗為老道，壹點都不像壹個後來者。於是，中國證券市場上就充斥了 各種類似「5?19」的紀念日，如「6?24」，「9?14」等等，而其標誌無壹不是政 府發布的某個重大利好或者利空信息。由此壹例，中國金融市場的信息操縱程度 可見壹斑。然而，了解中國金融問題的人都清楚，中國金融市場的重大積弊並非 信息操縱壹端。其中還存在著廣泛的權利剝奪問題，其嚴厲但顯然不符合邏輯的 準入制度，就是權力剝奪權利的明確例證。

　　信息操縱，權利不對稱、集體談判能力的缺失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在國有資 產買賣等諸多交易領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自由媒體提供的競爭性 信息。

　　與土地市場壹樣，金融市場作為壹種要素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結構中有舉 足輕重的基礎性作用。如果這個市場的信息是受到操縱的，那麽無論用這個指標 或者那個指標衡量的市場化程度有多麽高，這種市場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基礎的平等權利不僅僅是指自由退出和自由加入的權利， 也不僅僅是盡可能充分的信息權利，而是包括壹組權利。在我們的視域中，另外 壹種重要權利應該被包括在這壹組權利之中，這就是自由組成合法團體，從而形 成集體行動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對於在能力上天然出於弱勢的群體來說，自 由的交易就可能變成自由的奴役。這壹點，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的得尤其 明顯。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分散的、單個的、弱勢的勞動者總是面對著在力 量上遠遠超過他們的企業主。常識告訴我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雙方之間的交易， 很難是「壹致同意」的交易，而只能是「被迫同意」的交易。在中國勞動力市場 上，這種「被迫同意」實際上是壹種普遍的經驗事實。當農民工（遠遠不至於農 民工）遇到強大得多的企業主的時候，他們被迫同意接受只能滿足簡單再生產的 工資，被迫接受惡劣的勞動環境、被迫接受毫無保障的口頭契約。中國的市場原 教旨註意分子經常想當然的論證這種待遇給農民工帶來了「福利」，但他們卻無 法證明這種交易是「壹致同意「的。能夠改變這種不對稱交易的唯壹辦法，就是 弱勢群體自由的結合成工會組織，從而形成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能力。這也是現 代社會最為基本的權利之壹。荒唐的是，在壹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勞動者 自由結成工會組織卻被視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的低工資 並不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是壹種政治安排的結果。換言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 根本上就不是壹個現代意義上的市場，至多也只能算是壹個古老的市場，壹個遭 到了政治強制閹割過的前現代市場。推而至宏觀，那種被許多經濟學家推崇備至 的中國的所謂（為現代文明所不齒的低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其實質就是壹部 分（無權利者）可以被任意剝削的優勢。這種優勢可能為微觀的企業帶來某種效 率改進，但絕對會損害整個社會的公平及合作氣氛，兩相權衡，社會整體效率和 整體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進出的權利，到充分信息的權利，再到集體行動的權利，實際上構成 了現代市場經濟中「自由交易」能夠成立的幾個基礎條件或者權利。沒有這些條 件和權利，就沒有現代意義上中的自由交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將自由交易僅 僅理解為「自由進出」的權利，顯然是將現代經濟錯置在壹個非常古典的熟人社 會環境中而導致的壹種錯誤理解。而正是理解讓他們得出了「中國市場化程度已 經非常高」的荒謬結論。以我們上面為現代市場經濟自由交易確立的標準來衡量 中國的市場化，我們就很容易發現，中國的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實際 上就是壹系列交易條件受到控制和操縱的市場化，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化真 意，相差又何止十萬八千裏？不僅如此，正如我們上面三個案例中分別暗示到的 那樣，當土地、資本以及勞動力這三個最基礎的要素市場都受到操縱和控制的時 候，整個經濟體系本身實際上就受到了潛在的操縱和控制。這種被操縱的畸形市 場結構，無論其在表面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競爭表象，都絕對不能稱之為市場化的。 我們或可將其稱為偽市場化，而這種偽市場化所具有的欺騙性以及在財富分配上 所帶來的長期後果，將很有可能使我們因為麻痹而蹈入壹場更深的災難。

　　在更大的視野中，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90年代愈演愈 烈的農民問題。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將農民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問 題，以交易的眼光看，這個問題就轉換為，處於傳統農村經濟中的農民如何以其 資源與城市經濟體系進行交換的問題。大致算來，農民可以用來進行市場交換的 只有兩樣東西，壹樣是土地，另壹樣就是勞動力。如果這兩種要素能夠被納入壹 個公正的市場中進行交換，那麽中國的農民問題就不是壹個死結。事實上，無論 從臺灣、日本的經驗，還是從90年代之後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本土經驗來看，在 高速工業化時期，勞動力以及土地都是不斷增值的。這種「增值」足以讓中國農 民以體面的姿態融入中國的現代經濟體系之中。但我們看到，中國農民無論是以 農民工的形式進城務工，還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與現代工商業進行交換的時候， 他們的權利（無論是個人自由進出市場還是在市場中的集體談判權利）都受到了 人為的剝奪。加上農民在信息及知識能力方面與城市人口在起點上的巨大差距， 農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交換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壹場殘酷的掠奪。顯然，今天中 國農民出賣土地以及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實際上並不是壹種真正的市場價格，而是 壹種受到了操縱的市場價格，是壹種權利受到了剝奪而導致的不公平交換的價格。 掩藏在這種不平等之後的，就是中國政府的城市性質。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政治 利益、經濟利益都是在城市並通過城市來實現的（無論是GDP指標、地方財政利益、 還是個人經濟利益都如此），而中國農民對這個官僚利益集團又缺乏選票（以及 潛在的民意）的有力制約，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團所運作的政府，實際上就變 成了壹個城市政府——壹個利益傾向上嚴重偏向城市的政府。不管中國最高領導 人出於道義原因對中國農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們出於這種同情發出了多 少指示，都沒有改變中國行政當局的這種「城市」性質。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 本來應該盡量彌補農民與城市人口之間天然就存在起點差距，以便農民享有更平 等的交換地位，但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反其道而行之。這實際上就是1990年代之 後中國農民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被拋出現代經濟體系之外，並導致中國農民問題 急速惡化的壹個潛在原因。這種惡化並不是必然的，起碼我們在臺灣和日本類似 過程中沒有目睹。

　　1978年的農村改革基本上是在壹個熟人社會中展開的，在這個頗為「古典」 的社會環境中，權利的形態相對簡單，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交易很難受到操縱。 所以在壹個較短的恢復性時期，農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農民 問題壹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農村範圍，開始牽涉到農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要素 交換的時候，（這是80年代後期中國農村問題的主要性質），中國農民問題就以 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範圍內展現出來。原因無他，農民（不管是作為壹個整 體，還是作為單獨進入市場的個體）的權利受到了剝奪，農民在進入現代經濟體 系的交易條件受到人為的操縱。這樣看起來，中國農民問題其實根本上就是壹個 政治結果，而不是壹個市場結果。這種理解，可以為中國農民問題提供壹個新的 解釋。它既解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釋了這個成功在同樣的政治約束條 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變這個「必然」的唯壹辦法，就是松動或者改變這 種政治約束條件：以政治的形式捍衛農民的權利。

　　市場的權力是壹組權利，這壹組權利是壹個整體，任何其中壹個的缺損都可 能影響到其他權利的行使。

　　以消費特征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市場化粗略的劃分 為三個階段。第壹波是農產品以及普通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農 村改革時期。第二波則是以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 的城市改革時期。第三波則是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以房地產、金融要素市場以 及汽車等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1990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費浪潮之後，中國在 壹般消費品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之高，市場競爭幾近殘酷。這個時候，市 場化自主帶動經濟活動增加的能力日趨減弱。表現在GDP上，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 放緩。這本來是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但這對於視GDP為唯壹合法性的中國政治 來說，卻是壹個反常的危機局面。由於市場化有增加可計量交易活動，從而增加 GDP的特性，所以，市場化就開始成為壹個與經濟增長等價的政治目標。而市場化 壹旦成為壹種政治目標，市場化的推動力就從民間開始轉變為政府，市場化的福 利增進色彩開始逐漸減弱。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市場化已經不再是由於福利效 應所導致的市場自然擴展，而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強制的市場化。我們可以明 顯的看到，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土地、金融、教育、醫療、媒體、國有企業資 產轉讓等領域的所謂市場化，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零和博弈色彩。而這些市場恰 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對稱、供給方高度壟斷的領域。這就為官僚利益集團操縱這種 市場化提供了極大的可能。事實上，1990年代中後期在所有這些市場化過程中獲 得巨大利益的，幾乎清壹色是那些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利益集團的壟斷機構及其外 部合謀者、如高校、醫院等等。除了他們之外，在這個所謂的市場化過程中，我 們幾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場的福利增進性質蕩然無存。

　　從1999年開始，中國高等院校擴大招生規模，由此拉開了所謂中國教育市場 化的序幕。中國在1999年開始搞所謂教育市場化，並不完全是出於中國教育主管 們壹時的頭腦沖動，與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現實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中國 的教育主管者看來，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推升中國社會的大學普及率，也是壹個 提高中國高校人員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經濟學家那裏，教育市場化的意義就 要宏大得多了。據這些經濟學家言之鑿鑿地推測，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緩解失業 現象，還可以大幅度增加內需，提高GDP。很難說中國教育市場化是某壹位具體經 濟學家慫恿的結果，但明顯的是，擴大內需，增加GDP這樣令人耳熱心跳的目標， 對苦於內需萎靡、增長減速的中國領導人來說，肯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基本可 以斷定，教育市場化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的預期肯定增加了中國領導人在教育市場 化上的決心。而更加隱秘也更加重要的壹個原因則是，教育市場化符合中國教育 官僚們的利益。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這個遭遇激烈反對的「教育革命」怎麽會 在如此短的時間中能夠進行得如此徹底。事後的事實也證明，壹輪疾風暴雨式的 教育市場化下來，中國的壟斷教育體系也迅速成為最肥的部門之壹。據湖北中南 民族大學的壹位孫姓院長估計：僅湖北壹省的獨立學院（中國高校改革中的壹種 尋租怪物），在2004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計就有10億元被少數人中飽私囊。他形 容：高校招生成為批量制造百萬富翁的又壹渠道。而這種致富遊戲的代價則是： 由於無法支付昂貴學費而導致的自殺事件頻繁發生。（就我們的耳聞目睹，有理 由推測，這很可能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國社會的自殺率。）所謂教育市場化在讓壹 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謀者以光速致富的時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諸多中國家庭壹輩 子的儲蓄。與這個過程相對應，本來就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高校，也迅速變成中 國社會極端冷酷、道德極度墮落的最有力見證，淪為壹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殺人」 行業。

　　且不說教育市場化本身壹直是壹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就算可以市場化，在 教育供給高度壟斷、信息極端不透明的中國，中國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場化？ 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序列的中國高等院校，壹邊享受著政府賦予的特許地位、享受 著政府的巨額撥款，壹邊卻以（毫無彈性的）市場需求的名義進行市場化操作， 這就讓中國的所謂教育市場化看上去更像是壹場大規模的教育訛詐，壹場蓄謀已 久的財富洗劫。在有著深厚重教傳統、對文憑有著畸形崇拜的中國，這種訛詐是 非常容易得手的。將壹種本來就享有的福利用貨幣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用更 高（經常是數倍）的貨幣價格表現出來，當然可以拉動內需，並大大增加GDP的數 字（這顯然滿足了宏觀經濟數據的需要），但其中哪裏還有半點「福利增進」氣 味？事實證明，這種所謂市場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質。這其實就是中國所謂 教育市場化的本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同樣也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 市場化的本質。可以肯定，導致福利減少的市場化，絕對不會是自然擴展的市場 化，而定然是出於某種信息誘導、壟斷脅迫、權力強制。而能夠全速推動這個進 程的，也必然是某種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中國社會的權力尋租的基本形態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四年

　　官僚之門

　　壹、誰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領導人因為GDP壓力而強烈主張市場化之外，19 90年代末期中國的市場化也從「市場」內部獲得了強大的動力。1990年代中後期， 與官僚利益集團壹體兩面的中國權貴資本已經相當成熟。這不僅是指他們的資本 實力、人才儲備，也同樣是指他們對市場洞察和操縱能力。在經過20年的蟄伏和 磨練之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通過與權力的裏應外合）以資本的名義在市場 中大顯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後期，要素市場、媒體、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 領域仍處於行政權力的高度壟斷之下，而這些領域所能夠帶來的財富積累速度遠 非壹般商品生產領域所能夠比擬。權力壟斷造就的操縱條件，巨大利益帶來的內 部激勵，共同激發了中國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場化」進程。就這個在廣泛領 域內展開的「市場化」的強制性而言，我們與其將它稱之為市場化，倒不如將它 稱之為壹場服務於特定目標的「政治運動」更為準確。在這裏，市場化本身也變 成了政治。這種「市場化」的政治特征在壹個荒唐的例子中可見壹斑。2003年12 月，中國江蘇省的經貿委的壹位負責人曾經豪邁地宣布：「江蘇省將重點發展民 企，力爭在3-5年之內，打造2000個銷售額超過億元1億元，200個超過10億元， 20個超過100億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經濟上當然是荒謬的，但在政治上 卻是正確的。也正是這種「政治正確」，為中國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 提供了動力。在中國，政治正確不僅意味著合法，也同樣意味著政府為某種特定 的市場主體提供了信用，或者隱含擔保。所以，當江蘇省那位可笑的經貿委主任 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營企業的時候，政府實際上就是在為民企提供隱含擔保。 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擔保，民營企業還愁不能在短期內「蓬勃發展」嗎？而借用 政府信用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究竟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實在是壹個 讓人擔心的問題。

　　信用，雖然隱藏在交易活動的背後，但卻是交易活動和市場擴展不可或缺的 條件。換句話說，作為壹種對交易後果的壹種保證，任何事實上的交易都必須有 潛在的信用提供者。現代市場活動之所以能夠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 其實質乃是信用的擴展。沒有信用，現代大規模的、復雜的市場活動根本就不可 能出現。對於任何壹個具體的公司而言，信用實際上是被當作壹種巨大的資本來 使用的。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資本應該通過市場活動逐漸積累、內生而成。但 中國短暫的市場發展歷史卻決定了，無論是市場本身，還是公司都不具備這種信 用資本。如此，要想市場化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就必須從市場外部註入信用。在 對政府有高度依賴和信任文化的中國，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錢的資本。所以，只 要政府願意提供這種資本，市場規模都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擴展。在1990年代 中後期，各級政府對於GDP，各種權貴資本對於利潤，都有著極其迫切的要求，於 是，妳情我願，兩相默契，壹場對政府信用亂砍濫伐的「市場化運動」終於不可 遏制的奪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團大規模的，無償輸送昂貴的信用資本，是 1990年代末期中國市場化壹個不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化 進程在各個領域得以迅速擴展的壹個重要的隱含條件。這壹點，在中國新興的證 券市場中表現得相當典型。

　　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 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 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 以民營面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產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 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壹不是因為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為它們註入了市場信用。正 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註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 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願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 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註入的 信用，現在已經成為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壹家，就讓政 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 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並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 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 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 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壹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並沒 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 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壹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為 合適。

　　政府為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90年代末 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 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借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 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壹種國家信用），進行不 真實的規模擴張。經驗和數據都表明，在中國2002年開始的最新壹次經濟擴張中， 中國高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壹邊以自己的公共服務特性大肆廉價圈地成為 新壹輪土地投機中的主角，壹邊又以自己的壟斷經營地位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而壹 躍成為信貸擴張中的生力軍。在中國江蘇省，壹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壹座規模 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壹家只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為本科的學校貸 款竟然達3億之巨。有強烈的跡象顯示，為了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官僚 利益集團甚至不惜將國家信用廉價提供給普通消費者。這壹點在與官僚壟斷利益 非常密集的房地產、汽車市場上表現得相當明顯。由於房地產以及汽車等行業具 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顯著作用，地方政府紛紛將其納為支柱產業，所謂支柱產業不 過是「準政府產業」的壹種委婉叫法。既為支柱，政府為其提供信用或者隱含擔 保就是壹樁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實上，被政府鼓勵因而也經常變得毫無約束的消 費信貸，對這兩個市場的超常規繁榮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數據顯示，在短短的 兩三年時間中，中國個人房地產信貸消費增長了幾十倍，到2004年年末，這個數 據已經急速攀升到2萬億人民幣。這種毫無約束的信貸消費，雖然面臨極大的財務 風險，但卻非常符合政府營造繁榮表象的需要。

　　消費貸款雖然是壹種普遍使用的金融技術，但在中國的銀行業幾乎完全壟斷 的情況下，它實際上等同於壹種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勵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發 展的情況下，信貸消費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變成國家信用的廉價註入。這種情況 已經在汽車的消費貸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數據表明，在2004年前九個月中，汽 車貸款所導致的不良貸款已經占到商業銀行所有新增不良貸款中的80％。雖然在 住房貸款中，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但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這是極有 可能發生的情況），住房消費貸款所導致的損失肯定會遠遠超過汽車行業。

　　非常明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要素市場、以及汽車、房地產等 大宗消費品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由政府廉價提供信用的情況。而這些 領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化最為快速，並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由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廉價輸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後期中 國市場化的壹個普遍模式，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市場化進程得以快速發展的壹個隱 性條件。這些信用，有些間接地表現為政府聲譽，有些則是直接的財政擔保、銀 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出讓。由於這些領域充斥著官僚壟斷企業，這種信用輸送的 流向實際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式更加精確的含 義應該是：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對信用的操縱。操縱了信用，當然也就 操縱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觀察家壹直有壹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金融控制， 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金融操縱。這不僅是中國強制性經濟增長的宏觀保證， 也是財富再分配的宏觀保證。

　　雖然我們無法就此對這種操縱的後果加以預測，但有壹點現在就已經非常清 楚：這些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官營企業，將被官僚利益集團洗得幹幹凈凈，唯 壹剩下的東西，將是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這壹點，我們已經在過去曾經風光無 限而現在卻奄奄壹息的國有外貿公司、國有物質公司那裏看的非常清楚。（諷刺 的是，這經常被當局稱作改革的代價或者歷史遺留問題）。政府信用並不是抽象 的，而是由全體納稅人創造的財富為基礎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市場化過程中向 特定主體輸送信用，其實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團輸送財富。財富再分配就是這樣通 過市場的名義發生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補充壹個更加準確也更加完備 的定義。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名義操縱 了壹系列交易條件，並在這個過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團提供了信用的市場化。這個 定義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市場化過程尤其適用。這種市場化雖然具有交易、 以及貨幣，價格等等市場表征，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服從和服務於官僚利益集團 的權力理性的。發展什麽樣的市場，怎麽發展市場，發展市場的先後秩序都牢牢 操縱在官僚利益集團手上，簡言之，這種市場是壹種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合意的市 場。無需否認，這種官僚主導型的市場化帶來了繁榮，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 種繁榮僅僅是壹小部分人的繁榮。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繁榮的「經驗」，大大強 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正面印象。與此同時，它也導致了我們壹種深刻的知 識困惑：這種中國歷史上似曾相識的，但卻從未見諸理論描述的市場模式，究竟 會將中國經濟帶向何方？

　　二、新經濟：官僚所有制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26年改革中，強勁和持續的經濟 增長壹直是中國改革最顯著的外部特征，不過，在這個不變的標準形象背後，中 國經濟的內部結構卻在向壹個相反的方向發生變遷。

　　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體 制變遷的壹個突出標誌就是體制外的掘起。這是指當時處於體制下層和邊緣的人 群迫於生存壓力，進行自發的市場化過程。農民萬元戶、鄉鎮企業、以及城市中 的個體戶，這些帶有強烈身份色彩的稱呼，是這壹時期中國市場化主體的形象說 明。由於這批人於傳統官僚體系幾乎沒有任何瓜葛，這壹市場化過程主要在傳統 官僚體系管轄的空白地帶和外部出現。無論從其主體成分，還是按其從事的行業 性質，這壹階段的市場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體制外」特征。所謂體制外，其實 就是處於傳統官僚體系的管轄和保護之外。這壹時期，體制外的市場化發展很少 威脅「體制內」——傳統官僚體系以及其它負有保護責任的國有企業的利益，而 更多的是享受到了這壹市場化的紅利，傳統官僚體制因此對這壹過程采取了默許、 觀望和被動適應的姿態。在這壹時期，中國經濟體系出現了相當明確的體制外和 體制內的二分：即體制外的市場擴展，和體制內的自我維持。事實上，壹直被沿 用至今的所謂「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分析範式，也只是在這壹時期才是最為 適用的。

　　1992年之後，政治風向的變化和體制外的示範，使中國官僚體系擺脫了以前 的觀望猶豫，開始憑借各自控制的體制內行政資源主動投入市場化體系。1990年 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門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軍隊下海的壯觀景象，是中國 官僚體系態度轉變的壹個明確信號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後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 中國官僚體系熟悉、參與並全面融入市場化進程的壹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 也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並逐步形成「權力＋資本」的官僚利益集團的壹個時期。 這種圍繞各級政府權力和部門權力而形成的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官僚利益集團 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集團不是為壹樁 買賣而臨時結合起來的烏合之眾，而是通過長期的人際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 相當穩定的利益共同體。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 的事實，大致可以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市 場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成熟起來的官僚利益集團，到1990年代末期已經變得相當 強大。壹種武裝到了牙齒的力量終究是要展開它的獵殺計劃的，於是在1990年代 末期，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終於露出了他們的吞噬本性，開始按著他們的意願主 動控制和操縱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定型狀 態。事實上，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諸多領域帶有明顯強制色彩的市場化，就是中 國官僚利益集團第壹次以主角身份嘗試進行全局性操縱的結果。這並不是在指控 存在這樣壹個具體的陰謀集團，他們周密策劃了壹次巨大的洗劫活動。而是在指 出這樣壹個事實：中國經濟內部存在著壹股極其默契的合力，推動著我們朝壹個 可疑的方向急進。也正是感受到了這種具有裹挾性的操縱力，我們判斷，中國的 經濟性質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已經發生某種具有終局意義的嬗變。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中國歷史，可能是中國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壹次改革的收官 階段。到這裏，中國經濟由改革而二分的「體制外」和「體制內」概念，顯然已 經不再適用。我們面對的是壹種已經渾然壹體的，足以自我循環的體制，我們正 在重新進入壹個壹元的體制。顯然，它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就 官僚利益集團在這種經濟活動中的主導性而言，或許它更恰當的名稱應該是官僚 經濟。

　　如何判斷壹種經濟的性質，是壹個讓人困擾的問題。不過，還是有人提出了 壹種比較直觀而頗有洞察力的視角：誰在組織社會中的經濟活動？更精確壹點， 這個問題就變成：誰在主導社會的經濟活動？以這個視角來透視中國經濟，我們 可能會有壹些新的發現。26年的經濟變遷之後，中國從大壹統的計劃經濟變成了 市場和計劃的混合，由中央部門的統壹命令變成了各級政府及部門的分散命令的 混合，但不管這種經濟表現出了如何晦澀的形態，我們仍然會發現這樣壹個事實： 各級、各部門（包括各種企業）官僚仍然是參與、組織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角。這 壹點，我們可以在中國各級官僚在經濟活動極其活躍的作用中壹覽無余。就此而 論，中國的各級政府是世界大國中最為商業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於對官 僚監督的嚴重缺乏，政府的幹預經濟的公權力實際上變成殼各級官僚個人的在經 濟活動中的私權力，所以，與其說是各級政府在組織經濟活動，倒不如說是各級 官僚個人在組織和主導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中國今日之經濟，是圍繞著各 級官僚以及各種官僚利益集團的個人利益而被組織起來的。而他們組織經濟活動 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過的政治權力。在這裏，官僚利益集團不僅劫持了改 革，也劫持了國家。與此相對，所謂現代市場經濟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按照 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經濟活動的，而他們組織組織這種活動的基本手段則是平等的 公民權利。以公民的權利還是以官僚的政治權力來組織經濟活動，是中國經濟區 別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分野。以我們上面談到的「經濟組織者」標準，大概沒 有比「官僚經濟」更適合中國經濟的定義了。許多分析家們迷惑於中國民營經濟 的掘起和市場領域的形成，因而對中國經濟發生誤判，但實際上，民營經濟在經 濟活動中絕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被組織者，而市場也不過是官僚利益集團實現集團 利益的壹種形式。

　　區別於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中國的官僚經濟是壹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不 是那種政府與市場的混合，而是官僚個人與市場的混合。在這種經濟中，官僚不 是以監管者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是以參與者、操縱者、尋租者的角色出現。如 果說，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各級官僚還是整個命令鏈條中的被動執行者，那麽 在今天中國的官僚經濟中，掌握了極大自由裁量權的各級官僚以及圍繞它們而形 成的利益集團則是主動行動者。

　　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出現這種新的官僚經濟形態並不值得奇怪。從理論 上講，中國的市場是壹個嵌入的市場，換言之，中國的市場是壹個被嵌入在全能 政治國家中的市場。中國的全能政治結構是先於市場結構並作為其最「硬」的約 束條件而存在的。在這種條件下引入和擴展出來的市場經濟結構，就必然具有強 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的，在中國的改革時期，這種「政治特性」 的具體內容就是不受監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躍。於是，官僚經濟的出現就成為中國 改革壹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發展。

　　看上去，中國官僚經濟似乎是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壹種形態，但 應該明確的是，官僚經濟絕非是壹種由計劃到市場的過渡形態。官僚經濟並不是 那種假以時日就壹定可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那種經濟形態。這不僅是因為它在微 觀上具有強大的自我復制能力，更是因為它可以在宏觀上對自己加以復制。敏銳 的觀察家已經發現，官僚利益集團近年來對中國宏觀政策工具的影響力正在日益 增加。這種影響在金融、證券、房地產等領域表現得相當有力。這實際上是官僚 經濟為自己進行宏觀復制的壹種跡象。而作為中國26年改革中的壹種「時尚」， 官僚經濟甚至可以為自己克隆出壹套穩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礎。這就是說，它 可能是壹種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加強能力的穩定結構，壹個完全卻缺乏自我革新 能力的結構。沒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劇烈的政治振蕩，就很難改變原有路徑。在 壹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視野中，官僚經濟很像是那個幾千年從未動搖過的古老政治 結構與壹個具有現代消費色彩的市場，在1990年代中國改革試驗中又壹次曖昧的 姻緣。生活在當代中國的人，無法將當下的中國經濟與壹個古老的幽靈聯系起來， 但非常不幸，在現代技術和消費繁榮的外衣裏面，這個古老的幽靈可能真的復活 了。記住中國經濟的這壹官僚性質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理解中國當今壹系列經濟 問題的壹個邏輯起點。

　　市場所以有效率，是因為它能夠按照價格信號將資源自動配置給最優者。這 裏的所謂最優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較優勢者。他們可能是最節儉者，可能是 最勤勞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這就是市場「競優」的本質所在。但官僚經濟 既然將市場的基礎由「權利」偷換成「權力」，將市場的中心由公民和組織的權 利偷換成官僚壟斷的權力，那麽，這樣的市場的實際上就變成了「競權」的市場。 這就是說，這種市場是按權力的大小，按離各種權力中心的遠近來甄別「最優者」 的。如此，在中國的市場中，就出現了這樣壹種競爭格局：離權力越近者競爭力 越強，反之則競爭力越弱。因為權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資本中心，即信息中心。 權力像壹個黑洞，將各種資源吸附在自己身邊。顯然，這是對市場配置本意的壹 種反動，市場信號的失靈更是不在話下。1992年之後，壹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受到 普遍的忽視。那就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倒閉的同時，另外壹些國有企業卻在不斷 壯大。這引出了壹個問題：同壹種所有制的企業為什麽會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可 以提供的壹種解釋是：這是由於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 國企，）以及「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政策的結果。所謂「大」，所謂「非 競爭性領域」，不過是政治權力體系中具有不同權重的另外壹種說法。這樣看來， 壹些國企的消亡和另外壹些國企的壯大，就只能是政治權力在重新劃定保護範圍 過程中，不同國企在這個新圈子中競爭有利位置的結果，而不是國有企業之間市 場競爭的結果。

　　自1978年改革開始，中國出現了計劃與市場的兩分，出現了體制內和體制外 的兩分，相應的，也就出現了民營和國營的兩分。對所有制的這種兩分，實際上 壹直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重要範式。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實力對比不僅 被當作衡量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壹個指標，也是壹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 似乎除了私有和國有這兩個位於光譜兩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沒有位於中間的所 有制形式。這種「錯置具體性的謬誤」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裏，顯得尤其突 出。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由於官僚集團對資源（尤其是要素資源）的長期壟 斷，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和新生的民營企業都出現了顯著變化，他們都從光譜的 兩端向官僚靠攏，其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壹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其實就是傳統的農民和城市中的個體戶。他們在1990年 代之前能夠成長起來，所憑借的完全是勤奮以及大量傳統體制不屑於作為的市場 空白。很清楚，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資本（甚至是純粹的勞動力）之上的發 展和積累不可能走得太遠。要取得進壹步的發展，就必須借助要素資源的規模化 使用。26年以來，中國經濟格局已經天下大變，但有壹點卻始終未變，這就是官 僚集團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在這種隱形市場結構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的民營企 業要想克復要素瓶頸，更上層樓，與官僚集團的結成某種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就勢 在必然。否則，他們大概就永遠只能是個體戶或者勤奮耕種但收入微薄的農民。 在壹個權力壟斷了關鍵經濟資源，而權力又不受監督的社會中，權力就會是壹個 黑洞，足以將任何東西納入其中。於是在1992年之後，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紛紛 向權力靠攏，並努力在各種權力的勢力範圍之內，尋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獨立 而贖買，由贖買而結盟，畫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向官僚集團逐漸靠攏的基本軌跡。 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產品領域的市場空白基本被填補完畢，中國的市場化逐漸 走向高級化階段的時候，中國民營企業與官僚集團的結盟開始加速，其形式也更 加多樣。這種投靠和結盟的結果，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的蛻變和官僚所有制 的出現。這種所有制的壹個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業法律上的所有人在壹定 時期內以壹種不公開的形式共同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在這種所有制中，官僚 或以賤價出售的土地、或以廉價銀行資金，或以其官場上的影響力或者「關系」 在企業中享有收益權。換句話說，權力是作為壹種可以被反復使用的關鍵要素而 分享企業收益的。壹位美國作家註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企 業把註意力集中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特殊關系上，拒絕建立橫向聯系，放棄了為 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可以對這種情況做出經驗性證明的壹種現 象是，中國企業在任何壹個新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首先拜訪的總是當地政府和 部門領導，而不是市場。不過，這位美國作者恐怕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在發展中的 獨特困境。這種困境在中國互聯網的三大門戶網站的成長歷史中表現得相當戲劇 化。在壹個具有如此高成長前景的互聯網行業中，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竟然全部 是利用境外資本市場成長起來的。這個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事例，其實體現了中 國企業在利用中國要素資源上的壹種普遍的無助。理解了這種無助，我們就不難 理解下面這則匪夷所思的新聞了。這則新聞披露：「從事軟件業的內地民企金蝶 國際(8133)表示，已和內地建設部合作，成立壹家從事內地城市建設及建築業應 用軟件業務的合資公司，……新公司總投資額壹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由金 蝶方面全數支付，中建互聯則提供有關技術、客戶網絡等」。壹家純正的民企和 壹個純正的政府部門合組商業機構雖然的確匪夷所思，但卻將其中「權私共有」 的官僚所有制本質刻畫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紙黑字的坦率的契約形式曝露 了中國「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顯得有些極端，但我們並不能據此以為 這種所有制在中國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在仰融案、楊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 近年來幾乎是批量生產的民企醜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奇特所有制形式 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彌散性。完全可以判斷，在那些已經「做大」以及準備「做大」 的絕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權已經以壹種「結構化」（體制化、 長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這種結構性的收益與壹次性的贖買顯然有天 淵之別。

　　在中國新生的民營企業向官僚所有制靠攏的同時，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也以 同樣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變。中國傳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傳統官僚體 制的壹部分，所謂的國企廠長和經理，不過是行政官員的另外壹種稱謂。但隨著 市場導向的日益重要，企業自主權也日益擴大。不過，就像我們觀察到的那樣， 這種企業自主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變成了企業官 僚不受監督的腐敗權，國有企業遂在實質上淪為企業官僚所有。以國企領導人為 核心形成的官僚內部人利益集團，變成了國有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國企領導從 傳統的執行官僚變成現在國企主要的實際所有者，是傳統國企與今日國企的最大 區別。而這種區別，證實了國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質。與中國民企「官私 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則是更純粹的官僚所有制企業。 以產權特征而論，所謂官企，就是那些產權屬於以官僚為核心成員所組成的特殊 利益集團所有的企業。毛澤東曾經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早期判斷，中國已經出現了 官僚資產階級。在那個市場幾乎被完全消滅的時代，毛澤東的判斷顯然僅僅只是 壹個假想敵。而這個假想敵，在市場不斷擴展的當代中國卻以壹種隱晦的形式真 的出現了。

　　在2004年秋天郎鹹平教授掀起的那壹場火爆爭吵中，中國著名企業海爾集團 的所有制性質引起了廣泛的關註。按照傳統的劃分，集體企業的海爾當然屬於典 型的民營企業，但問題是，壹個民營企業怎麽會被國資委赫然列入監管名單？對 於這個疑惑，國資委的辦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說」，屬於「內部秘密，不便對 外透露」應付。然而，如果我們理解了1992年之後在中國逐漸成型的官僚所有制， 我們就不再會對這個問題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僅是新興民企和傳統國企的轉軌路徑，更是那些在轉型過程 中尤其是在新興行業中大規模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直接體制目標。這壹新型的所 有制，遍及金融、證券、風險投資、基礎設施、文化產業、通信、IT幾乎所有新 興行業。我們無法計算這些新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龐大規模，但他們共同的所有 制特征卻無壹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麽企業形式出現，其共同 點就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擁有剩余索取權。在這裏，國企和民企的傳統 思維範式顯然已經過時。而導致這種範式失效的原因，則是因為，權力作為壹種 蟄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國進入劇烈而普遍的發作時期。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與許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體系開始在「尋錢」之後 並沒有絲毫放棄權力的意思。他們是要將權力和經濟利益更加緊密的綁在壹起。 以便在更大規模上，以更穩定的形式尋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樣，金錢對政 治權力的贖買實際上是失敗了。相反，它鼓勵政治權利在更大範圍內尋求金錢和 權力。這其實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因為這兩者在中國幾乎是可以互換的通貨。 人們曾經以為金錢對權力的贖買是壹次性的，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相當幼稚。由 於這些利益實際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權和錢只能更緊密的聯系起來，形成壹個 共同體。）在城市改革中誕生的「官僚所有制」，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在農村改革中產 生的具有同樣過渡特征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鄉鎮企業是底層政治官僚與農民結 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場導向，那麽，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是更高位 階的政治權力與精英結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極強的權貴性質和掠奪性質。這種 掠奪性質在中國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經營模式中已經以「洗錢」的隱喻被深刻的彰 顯出來。

　　觀點：市場社會的形成，中國缺乏社會，所以社會對政府和市場本身修正、 抵制、補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會抑制問題。這個嚴重影響了產業結構 的健康。 三、老鼠倉 如果說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的企業目標指向國家工業化和 社會充分就業，而新興民企指向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話，那麽在特殊轉軌環境中誕 生的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有壹種非常特殊的企業目標：洗錢。這裏的所謂洗錢，就 是利用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最大限度的財富據為己有。說得更明 確壹點，轉軌時期的所謂洗錢，就是指將公共財富以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在最短 的時間內轉為個人所有。

　　與鄉鎮企業類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興的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產權事實上處於 某種懸置狀態。對這壹點，官僚企業的控制者們都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如 何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攫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就成為壹種最理性的計算，而企業本 身的長期發展等其他價值就隨之變成壹件很荒謬的事情。換句話說，官僚企業的 實際控制者唯壹重要的考慮就是如何將這種有期限的控制權最大程度地貼現。在 這裏，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了壹種純粹的貼現和洗錢工具。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有壹種老鼠倉的說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國轉軌期間 官僚企業的洗錢模式。簡單說，老鼠倉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資金）資金高 價買進自己低價購入的股票，以達到短期內迅速積累財富的目的。這其中有兩個 要點，壹是開老鼠倉的人（及其合謀者）必須掌握了公共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是 財政資金、國有投資、銀行貸款，也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從公眾那裏募集而來，）， 第二個要點則是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來進行。否則，那就跟傳 統的貪污無異。顯見，權力是老鼠倉模式得以成立的條件，因為它掌握了公共財 富；而市場則是實現老鼠倉的手段，因為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將財富名正言順轉為 己有。二者缺壹不可。壹種謬種流傳的說法認為，中國官僚體系內部仍然存在壹 種強大的抗拒市場化的力量。但老鼠倉模型告訴我們，中國官僚企業不僅不排斥 市場，而是需要市場、喜歡市場。只有通過市場，他們才能安全的轉移財富。否 則，他們就只能從事很容易露餡的貪污。用企業控制權將公共資產暴露在所謂的 市場高風險之下，同樣通過控制權將這種高風險的收益化為己有。這是老鼠倉的 核心。

　　老鼠倉模式，雖然是從股票市場發明而來，但其操作過程卻經典的再現了轉 軌時期官僚企業洗錢模式的要訣所在。以這個模型為參照，我們就會發現，中國 轉軌時期所有的洗錢行為，幾乎都是這個模型的擴展和變型。在這方面，最為典 型的範例莫過於中國券商。

　　作為新型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壹邊以其壟斷性連接著權力，壹邊又以市場 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這種特殊地位為官僚利益集團利用券商洗錢提供了極大的 便利條件。他們利用各種公共資金投入證券市場，然後利用證券市場的「風險」， 將這些資金變成官僚利益集團內部人的個人財富，或者行小集團的個人財富。如 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壹個朝陽行業在經過了10幾年的積累之後，為什麽 非但沒有發展起來，反而陷入整體性的破產危機？我們更無法解釋，壹個陷入整 體性破產危機的行業，為什麽內部人能夠積累起如此巨大的個人財富？號稱中國 最大券商之壹的南方證券，從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內部和外 部制造了壹大批富翁，包裝了壹系列的偽劣上市公司之外，唯壹留下的就是將近 100億的黑洞。當然，南方證券在十余年存續期中所轉移的財富遠不止100億之巨。 局外人並不知道的是，南方證券作為個案的情況與券商作為壹個行業的情況驚人 的相似，而這個行業中的許多企業已經被中央銀行及地方財政反復救援過多次。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窮廟富和尚」。對此，轉軌時期的中國券商作出了最富時 代意味的「改革式」詮釋。毫無疑問，券商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老鼠倉，因為其 轉移財富的功能遠比它作為券商本應該具有的功能要顯著得多。

　　在中國改革20多年的歷史中，老鼠倉在不同行業和不同的歷史時期反復出現。 從國有物質部門、國有外貿部門到國有銀行、國有券商、其歷史結局無壹不是創 造了壹批富翁之後，再留下壹筆巨額壞帳。如今，這種老鼠倉模式又開始在電信、 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蔓延。壹篇報道曾經披露，中國某省高速公路壹個 普通收費員的月工資可以達到8000元。這篇報道激起了廣泛的驚訝。但如果將中 國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壹個供行業分利集團洗錢的老鼠倉，我們就絲毫也不會對 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國高速公路投資基本上都是利用財政撥款、銀 行貸款、或者是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而來，屬於典型的公共資產。將（通過政府權 力或信譽並以公共福利名義）公共資金利用「市場」名義盡快的化為小集團的個 人財富，正是這類官僚企業的本來目標。滑稽的是，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級主 管部門竟然將這種赤裸裸的洗錢行為稱之為「企業的自主行為」。這種「企業自 主的洗錢行為」在中國壟斷企業中動輒數十萬的年薪中表現得格外充分。很容易 分辨，這種所謂的「企業自主行為」其實是企業完全失去了財務約束的表現。可 以判斷的是，這種毫無財務約束的「企業」行為帶來的後果，將是公司被不斷淘 空、繼而是公共資金對它們壹次次的慷慨挹註。對這種淘空之後的挹註，在中國 有壹個同樣市場化的叫法：資產重組。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資產重組，已經是 中國國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標準的洗錢劇目。

　　當然，現實中的洗錢行為並不都像上面這些典型案例來的這麽直接，而是會 呈現更加復雜的形式。為了安全起見，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更多的是透過設 立數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過民企和國企合資、資產重組、相互擔保、上下遊的 銷售代理，子虛烏有的專利或者技術買賣等壹系列的「市場行為」來實現的。總 而言之，公司越多、關系越復雜、相互聯系的鏈條越長，接駁公共資源的通道也 就越多，洗錢行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熱中，中國各類官辦公司就開始雨後春筍般的湧現 出來。但在那個時候，這類以三產之類名目衍生出來的官辦公司對市場的認識還 相當模糊，他們更多的是為小集團提高福利待遇的壹種輔助手段。但隨著民營企 業的合法化和對市場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團開始越來越主動，越來越 目標明確地設立各種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資源的方式洗錢。1990年代中後期， 這種為小集團或者官僚個人而設立的影子幾乎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有論者言及， 「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團體性投資是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資產形成的基本特點。」 大致可以判斷，這些所謂團體性投資，實際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團為自己所設立的 老鼠倉公司的投資，是那種隨時可以轉移為私人財富的公共投資。由此可知，洗 錢，已經不是那種讓人拍案驚奇的個案故事，而是作為壹種穩定的「職業」、壹 種普遍的經濟現象，而具有宏觀統計上的意義。洗錢作為壹種普遍的經濟現象， 非常有助於解釋中國高投資、低效率的經濟悖論。以轉移財富為目的的洗錢企業 需要不斷投資，但卻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膨脹總量， 然後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國著名的奶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 被抓。對此，壹位知情人士評論說：「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 鄭俊懷的女兒鄭海燕在杭州有壹家商貿公司，不斷有伊利公司的錢流入。」而另 外壹位因為伊利公司前獨立董事（這位前獨董正是因為不滿伊利公司內部財務混 亂而辭職的）從專業人士的角度分析說，很多跡象表明，是鄭俊懷（伊利公司董 事長）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錢，然後給金信信托，用來收購上市公司股權，鄭俊懷 才是金信信托背後的人。」就伊利這壹具體案例來說，我們無法評論伊利公司高 管人員這種自我盜竊的行為是否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老 鼠倉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質。

　　中國改革20多年以來，中國人依靠汗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對這種汗水構 成嘲諷的是，通過國有銀行、公共財政、資本市場的聚斂功能，這些財富卻為官 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提供了穩定的增量來源，為洗錢這種職業在中國的持續發 展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其中隱藏的洗錢流程是：先「化私為公」、然後再「化公 為官」，進而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化官為私」。顯然，能夠保障這種洗 錢流水線日夜運轉的，只能是壹種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範式中，國有資產壹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囂塵上的所謂 國有資產流失的說法，但事實上，國有資產根本就不是什麽存量，而是壹個不斷 被制造出來用於瓜分的流量。只有這樣看，我們才能夠解釋國有企業壹邊大量破 產，而國有資產壹邊又在同時不斷膨脹的現象。那些不斷（通過銀行貸款、財政 撥款）被制造出來的名義上的新國有資產（這些流量總是故意被至於某種模糊的 產權狀態），不過是等待進壹步被「加工」為個人財產的半成品。換言之，通過 政治手段掠奪市場財富而形成的所謂的國有資產，只是壹個完整的「洗錢」生產 線上允許我們看到的那壹部分。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會懂得：只要市場還在創 造財富，以國有資產名義出現的流量就不會停止膨脹。因為這是官僚利益集團 「洗錢流水線」上壹個必經的流程，是在中國社會構造壹個完整食物鏈的必須。 很清楚，在轉軌時期不斷增加的國有資產和官僚企業，實際上是中國官僚利益集 團為洗錢之需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有論者以數據證明，改革之後，中國國有經濟 在總量上出現了膨脹，不過，在背後支持這種膨脹的則是中國官僚權力的膨脹。

　　洗錢經濟的廣泛存在，也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樣壹個中國現象：為什麽會 出現那麽多的重復投資，為什麽這些重復投資沒有出現市場規律要求的兼並和重 組（比如中國的券商）？個中原因其實十分簡單，因為用於洗錢的企業不是真正 的企業，壹旦失去了企業控制權，洗錢便成為壹件不可能的事業。洗錢企業是不 會服從市場規律的。而「重復投資」在中國的真正含義，其實是「反復洗錢」的 意思。 四、官僚抽水機 總體來看，在經過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後，中國的政 治結構按其意誌如願復制出了壹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官僚經濟。那麽這種經濟具 有什麽樣的結構特點呢？

　　從縱向上看，中國官僚經濟有三個吸取和配置要素資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動 力巨大的水泵。它們分別是金融、財政、土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這三 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的。直到鄉鎮，中國官僚機器都設有相應的 管理機構，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財政所。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生產的所有財富 （包括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土地升值），都在這三根官僚機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 之下，可謂壹網打盡。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強大，則是因為它是官僚機 器，是靠國家政權以強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國家官僚機器願意（這種意願 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績需要，在私下則主 要是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和升遷欲望），官僚機器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因時、因地 的開動、調解水泵，用於對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與改革前相比，現在這種縱向結構似乎並沒有什麽不同。但有壹點應該註意 的是，與改革前相比，這三根水泵所置於的社會環境已經迥然不同。改革之後， 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富，社會的財富存量已經與改革前完 全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意味著，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當穩定的財富來源。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另外壹條隱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漸成型。這就是那 些直屬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許壟斷權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這些公司集 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性行業中，比如石化、電信、電力、交通、 煙草等等。這個抽取管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憑借在行業中的壟斷地位盤剝 消費者而從市場中直接抽取財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管道。這些公司不是屬 於中央國資委，就是屬於地方國資委的，不僅在財政上舉足輕重，對國民經濟也 極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國企業500強企業（大多為巨型官僚壟斷性企業）的營業 收入為69000億人民幣，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68％，其影響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見壹 斑。1990年代後期開始，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對市場的 抽取跡象非常明顯。中國國家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先生曾經提到壹組數據：1998年 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達到529億元，而2003年底這個數字達到3784億元， 而在這中間，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 電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實現利潤占到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 。這個數據加上其他 諸如電力、煙草、交通等行業巨型公司，足可以說明大型官僚企業的市場地位之 強、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程度之深。邵主任羅列這組數據顯然是要說明國有企業經 濟效益的顯著改善的。但在我們看來，這些既缺乏規管，又缺乏競爭、公司治理 狀況極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潤上的超常表現，主要應該被解釋為1998年之後這 些超級公司市場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補貼的增多。壹位參加工作不久的稅 務稽查人員，在經歷了壹次稅務稽查之後非常吃驚地說：「以前只聽說電力行業 收入高，但壹家電力集團財務公司普通員工每月光個人所得稅就扣3000元，對應 的月收入至少有2萬元，要不是親眼所見真不敢相信。」這個鮮活的例子足可以說 明中國壟斷企業對消費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業不僅向消費者抽取，也同樣可以向民營企業抽取。數據表明， 民企雖然占中國經濟總量的50％。就業的60％，但它們大多居於位於競爭激烈的 下遊終端消費品產業，沒有任何定價能力，而大型官僚企業卻居於產業上遊或基 礎性產業位置。這種結構，實際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營企業易於反掌。對此， 壹位國資委官員非常在分析國有企業盈利大幅增長時坦白地總結道：「這個4500 億（央企2004年利潤）是怎麽來的？大概其中40%的利潤靠漲價」以上四根主要的縱向管道，足以使中國官僚體系對社會資源進行全面的控制， 並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抽取和配置。這四根縱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這 之下，依次分布著各級地方政府。以這四根管道為骨架，構成壹個以中央政府為 頂端的傘狀結構。從最基層壹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壹個個節點。接駁 在這些節點上的，則是圍繞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壟斷性行業而形成的官僚 利益集團。各級政府從這四根管道上抽取資源，然後再橫向配置給圍繞他們形成 的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很容易看得出，離各個節點越近，處於的 節點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資源配置及財富分配上占據有利的位置。這種傘狀結 構，既是中國官僚經濟主要的資源配置渠道，也是這個經濟體系主要的財富分配 渠道。

　　我們先來看縱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後，中國金融業在總量高速膨脹的同時， 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但官僚體系對金融業的控制卻絲毫沒有放松。在銀行業， 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絕對比例的四大銀行之外（四大銀行的市場占有率在80％以上）， 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信用社也無不在各級官僚系統的控制之中。20 04年5月份，為了配合最高行政當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被 勒令停止發放貸款，這種商業奇聞充分說明，中國的銀行仍然是壹種行政工具。 在銀行之外，證券市場、保險業、基金業也都處在官僚體系的嚴密掌控之中。這 種官僚金融結構，無縫隙的覆蓋中國社會，具備超乎尋常的抽取能力。這使得官 僚體系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抽取和配置短期資金和長期資本。無論從金融控制總 量，還是從金融控制手段來看，官僚體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資金的能力，都比改 革前顯著增強。中國新生證券市場的例子頗能說明這壹點。證券市場壹直是民眾 參與程度最高的壹個金融分支，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證券市場從1990年代初期 的草根性市場逐步演變成國營企業的融資場所，進而在1990年代後期最終演變成 大型官僚壟斷企業的融資場所。1990年代後期，隨著壹大批官僚壟斷企業如石化、 電力、電信、銀行類公司的上市，中國資本市場逐漸淪為大型官僚企業的圈錢和 抽取場所。從這些巨型公司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權重以及對市場的 影響程度看，這個趨勢已經相當明顯。這些巨型官僚企業壹邊通過市場壟斷地位 直接盤剝消費者，壹邊利用金融手段間接抽取金融資源，這就難怪它們的業績會 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突飛猛進」了。而「突飛猛進」的利潤和「突飛猛進」的 現金流，又為這些巨型企業進壹步套取各種金融資源提供了財務上的優勢。在19 90年代末期，中國企業壹片衰敗，但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卻獨自實現了財務上的良 性循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壹個經濟奇觀。而創造這個奇觀 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當局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壹直延續著的所謂「抓大放小」 政策。這種政策的另外壹個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謂「放小」），扶 持並緊緊抓住對國民經濟有控制力的企業（所謂「抓大」）。現在，這種延續了 多年的政策已經結出了碩果，但非常清楚，這種「碩果」是中國官僚系統對國民 經濟強行逆配置的結果。而這種逆配置之所以能夠實現，則是因為官僚系統完全 壟斷了資源配置的管道。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壹旦壟斷了金融，官僚體系幾 乎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配置」出任何他們想要的經濟奇跡。只不過，這種配置與 市場經濟毫無相似之處。這其實是說明，不管中國的金融業在改革20多年之後具 有了什麽樣的新景觀，但它本質上仍然是壹個圍繞官僚集團意願而不是市場「意 願」來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傳統的財政管道亦復如此。1998年之後，中國為了應付亞洲金融 危機，開始實施所謂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 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而作為其代價，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 會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數也以反常速度遞增。但這些經由財政管道抽取的財富，卻 被以減免稅、財政補貼的方式饋贈給了外商、大型官僚企業，變成它們的利潤， 以及官僚利益集團反常增長的福利。這種奇特的財政政策的唯壹理由，就是拉動 內需，支持宏觀經濟增長。容易看到，這種財政轉移的確支持了宏觀經濟增長， 然而，公共財政不是首先用來滿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決具有人道敏感 性的貧困問題，去解決日益緊迫的社會保障問題、公共教育問題、醫療問題，而 是去支持官僚系統政績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經濟增長，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團不斷膨 脹的財富需求，則十足地證明了公共財政已經變成官僚財政，變成了官僚利益集 團予取予求的私器。

　　隨著工商業的擴展，土地作為壹種稀缺資源的地位與日俱增。而在這壹點上， 中國官僚系統也有天然的起點優勢。中國的土地資源名義上是國有，實際上完全 掌握在官僚系統手中。官僚系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以任何方式將土地要素 註入市場活動，唯壹的標準就是要符合中國官僚體系在轉軌時期的利益最大化。 這就是為什麽在土地資源極其稀缺的情況下，中國官僚體系壹方面可以用零價格 將大量土地贈送給外商以及親朋好友，而另壹方面卻以奇高的價格賣給國內房地 產消費者的原因。同壹種要素，壹手慷慨饋贈，另壹手大肆掠奪，貧富懸殊豈有 不拉大的道理？荒謬的是，這確實就是中國官僚系統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 機巧在於：這種完全等同於財富轉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兩方面都同時增加 GDP。顯然，這是最符合中國官僚體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證據都表明，中 國2002年之後新壹輪的經濟增長，與官僚系統這種強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關。 由此我們也不難洞悉，2002年以來的最新壹輪經濟高漲為什麽會激起迄今為止最 激烈的不滿和抗議。因為在本質上，這種經濟增長是「奪」出來的和「送」出來 的。

　　作為這個傘狀結構的頂端，中央政府無疑具有最強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 中期之後，通過對金融權的回收，財政分稅制、基礎產業（如石化、電信）的縱 向重組、以及2004年開始的土地權回收，中央政府擺脫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動局 面，重新奪回了資源配置權力。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下，中央政府可以通過 四根縱向抽取管道從容地抽取資源，然後橫向地配置給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 分利集團，或者以「點貸」、「點投」的方式來推進其政策目標（比如，通過財 政三次給四大銀行輸入巨款，以央行再貸款的形式不斷為破產的證券公司、信托 公司買單、在證券市場為大型壟斷企業開辟新的圈錢場所等等）。比之於1990年 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控制權已經更加穩固也更加有力。事實上， 2004年最新壹次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效，就完全仰賴於中央政府 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的第二層，省、市壹級的地方政府曾經在1992年之後向中 央政府的資源配置壟斷權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個時候 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間利益的代表。從歷史上看，中國許多民營企業 就是在這場混亂的爭奪戰中趁勢發展起來的。不過，這場短暫的混亂很快就以朱 鎔基的毫無爭議的勝利而告終。分稅制和國有銀行控制權向中央的縱向回收，是 這壹場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的爭奪戰的兩項主要歷史遺產。地方政府既然無心也 無力挑戰這壹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這種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激勵擴張 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導致兩個非常重要的後果，壹是地方政府擴大稅源，在總量 上膨脹GDP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發了 地方官員的惟GDP導向），另外壹個則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資料顯示，在中 央不斷上收財力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紛紛將有利可圖的稅種收歸己有。 1993年到2002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從22%提高到54.9%，而 與此同時，省級政府的這壹比例也從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層層抽取 的結果，自然是縣、鄉級政府的日益嚴重的財政窘迫。這大致可以解釋在1992之 後壹直持續著的這樣壹種現象：省市以上官僚機構的財力不斷膨脹，而縣鄉壹級 則經常發不出工資。當然，縣鄉級政府不可能是這種層層抽取的最終的承受者， 毫無疑問，這種抽取壓力最終將被轉嫁給分布在廣大鄉村和城市的各種納稅人。 而這種近乎壓榨的「財政集中」到了資源匱乏的鄉村和中西部自然就變成了野蠻 的剝奪。

　　除了法定的財政管道之外，省、市壹級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帶開辟新的聚 斂手段。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地方商業銀行、保險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極力滲透 的領域。而在現有的架構下，爭取外國直接投資（FDI）則更是各級地方政府趨之 若騖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程度奇高但很不賺錢的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 被這種金融和財政格局逼出來的。不過，在新世紀之後，隨著土地升值以及對土 地價值的重新發現，地方政府又壹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壟斷，因為他們發現， 土地可以用來套取銀行貸款，擁有了土地的配置權，就相當於間接的獲得了銀行 的配置權。這其實就是中國最新壹次經濟過熱的來歷。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爭奪金 融配置權力的沖動，幾乎又壹次釀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劇烈沖突。

　　地方政府通過與中央政府壹樣的縱向抽取管道，然後再以城市化的名義將這 些資源橫向配置給各種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團。最近幾年，中國地方政府所 屬的各類基礎產業公司、地產公司迅速膨脹，就與這種抽取和配置有相當密切的 關系。資料顯示，在中國近幾年房地產最為火爆的上海，大地產商有半數是政府 公司。而被中國銀監會最新列為「新五大風險行業」的正是電力、交通、公共事 業、學校、醫院這些官僚抽取行業和公司。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為風險行業， 是因為他們要麽以政府廉價轉移地土地，要麽以特許權作為抵押，在最近幾年套 取了大量的銀行貸款。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最低壹層的節點，縣鄉級的政府雖然也是按照同樣的手段 加以抽取和配置，但顯然，它們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資源都要貧乏得多。 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縣鄉級面臨的壓力和由此引發的官民沖突也就越是劇烈。

　　在這種傘狀結構中，每壹個節點就是壹個政治中心，而每壹個政治中心，就 是壹個資源的配置中心，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現象的原因即隱 藏於此。當高壹級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厲害，表現得越繁榮，鄉村及邊緣地帶就 會同步表現得越衰敗。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邊緣地帶及鄉村加速衰敗，與政 治中心加速聚斂資源和財力的過程相當匹配。

　　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這種傘狀的抽取和配置結構逐漸成型並得到了鞏 固。然而，這種以各級政府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扁平型 配置結構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在扁平型結構中，資源是按照價格信號橫向流動 的，但在這種傘狀結構中，資源卻是按照各級政府在壹定時期內「政治意願」信 號以及與官僚系統的親疏遠近來配置的。傘狀結構雖然保證了官僚系統對經濟的 控制，保證了短期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卻很難保證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樣達不 到資源配置的公平。不過，這壹結構更加深層的危機在於，它可能代表了壹種自 我加強的，無法退出的財富分配結構。事實上，透過傘狀的配置結構，壹條清晰 的財富分配線已經躍然紙上。圍繞省、市政府以上節點所形成的利益群體，是這 個社會的上層，而這之下，則是這個社會的中下層。上層之間是壹種帶有熟人性 質的精英互惠經濟，而下層則是壹種主要建立在自由勞動力（或人力資源）基礎 上並以此為特點的相當野蠻的市場經濟。這樣，壹種整體性的尋租結構實際上就 出現了。上層的精英互惠經濟通過金融、財政等手段對中下層的市場社會進行抽 取，然後維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環。這種二元性的尋租結構的本質，其實是壹種 通過政治強制而進行的剝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維系，就在於官僚體系對要素資源 （包括特許權）和政治權力實施了不容挑戰的壟斷。

　　我曾經做過壹個相當不完整的統計，從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 抄出現金超過1000萬元的官員腐敗案件就有三起。他們分別是，成都市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案，河北省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 廳副廳長兼河北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案。許多人壹直對人們中國 貨幣發行超速增長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訴我們，由於貪污所導 致的大量現金退出流通領域可能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說句笑話，這可能是最 典型的由於政治原因所導致的流動性陷阱。所以，經濟學家可能應該將貪官家中 藏有多少現金來作為預測中國貨幣趨勢的壹個重要參數。笑話歸笑話，但這些事 實卻很好地凸現了中國官僚體系與市場經濟的親和程度。

　　有中國經濟學家曾經通過「定量」（在許多人那裏，定量意味著科學）分析 測算出，中國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40％。我們不知道這位聰明的經 濟學家是如何測算出這個很有點唬人但其實非常荒謬的數據的，但我們已經看到， 中國的要素資源完全處於官僚體系的壟斷之中。在土地市場中，土地供給是計劃 的，但需求卻是競爭的；在金融市場上，供給是計劃的，需求卻是市場的。這其 中哪裏還有沒有半點市場化的氣味？如果壹定要說這具有的某種市場化的成分的 話，那麽，這種半吊子的受操縱的市場化，只能說是「壞」的市場化。通過這種 要素市場配置出來的要素，不僅價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極低。（尤其是對於國內 公民）。在中國的要素資源中，最具有市場化色彩的，就是毫無稀缺性可言的勞 動力。也正是因為這種奇特的要素配置結構，那些無法融入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分 得壹杯羹（要素）的民營企業和其他非官僚企業（這實際上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 的處境），唯壹的能夠從市場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價的勞動力。於是，中國在國 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就只能是廉價勞動力。為了維持這種比較優勢，這些企業就 只能以近乎殘忍的方式想方設法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否則，這些企業就無 法生存下去。中國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漲工資的事實，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這 種惡性循環。而這背後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集團通過要素壟斷對中國市場社會 的隱蔽但極其深重的盤剝。壹份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 經濟研究會組織聯合發布的調查報告披露，在中國私營企業中，由各種稅外交費、 政府攤派以及公關、招待費用所構成的所謂企業「三項支出」相當驚人。其中壹 份對1257位被訪業主的調查顯示： 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36655.3萬元， 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總計16240.3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4.3%。與此形成強 烈對比的是，同壹份調查卻顯示，這些私營企業的雇工工資卻呈現不漲反跌的趨 勢。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國勞動力的廉價還是某種出於自然的稟賦，那麽20多 年之後，這個比較優勢就壹點也不自然了，它本質上是壹種政治過程的結果，是 壹種「政治比較優勢」。壹方面是官僚集團將金融、土地資源用於洗錢，實施低 效率的惡性配置，另壹方面則是整個經濟都將人力資源當作某種類似於自然資源 的東西，進行相當不人道的過度開發；壹方面是制造負價值的官僚利益集團以奢 靡的方式支配著絕大部分財富，另壹方面則是創造了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人們無 法分享財富和資源，這不僅是壹種效率最低的要素組合模式，也是壹種不加掩飾 的剝削結構。透過這種結構的棱鏡，中國內需低迷、完全仰賴附加值極低但規模 極大的出口模式的謎底，已經昭然若揭。也正是這種剝削結構決定了，中國經濟 的增長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國官僚系統廉價甚至無償控制了壹切資源和要素 的情況下，他們必然要選擇要素及資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經濟增長，而不是其他。 對於對他們（以及他們的理性）來說，這顯然是壹種成本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懷疑，中國都市近幾年中突然出現的汽車及房地產消費 繁榮，是不是也建立在財富突擊轉移的基礎上。這些財富是中國人經過20多年胼 手胝足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它可能表現為銀行存款、也可能表現為土地的升值， 然而，為了官僚利益集團制造政績、瓜分財富的壹時之需，它們很可能已經被壹 夜之間轉移給了少數人。果如此，在這壹輪經濟過熱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銀行 壞帳的激增和房地產的急劇貶值。當然，還有更加萎靡的內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球化的本質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四年

　　迷途全球化

　　信息技術革命的強大滲透力量以及「歷史終結」的普遍想象，使上個世紀末 期的這壹次全球化浪潮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其無遠佛界的擴散性與上個世紀初期 那壹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借助資本流動、貿易以及隱藏於其後的規 則和制度的擴散，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場理想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初現輪廓。多 少有些巧合的是，這個彭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與發端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 轉型在時空上重疊匯聚，其結果是，資本和貿易的全球性布局，不僅作為壹種背 景，而且作為壹種現實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轉型。換言之，中國的轉型 已經不再是關起門來的轉型，而是壹種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內容的轉型。作為壹種 獨立於主權國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滲透進了中國轉型的幾乎每壹個層面。 當十幾年前對普通中國人來說還僅僅是夢想的汽車已然進入中國家庭，當中國人 像世界公民壹樣在第壹時間分享著發生在遙遠他國的新聞事件，當政府官員、學 者、企業家熟練地談論著國際慣例的時候，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也無論是 在個人層面還是在政府層面，我們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已經成為中國轉型 中壹種無形但卻巨大的推動力量。這種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國轉型中 壹個非常值得觀察的面向。

　　迄今為止，中國是以壹個全球化受益者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將這個形 象還原成經濟學家們喜愛的數據，這個形象大致由如下數據構成：每年高達600 億美元以上，已經位居世界第壹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僅次於日本，將近640 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超過10000億美元，列世界第三的對外貿易額；長期保持但 相當溫和的貿易順差；穩定而堅挺的人民幣，如此等等。如果我們知道，僅僅在 26年之前，所有這些數據的基數都幾乎還是「零」這樣壹個事實的話，我們就很 容易理解，中國為什麽會留給外部世界壹個迅速掘起的印象，以至於「中國威脅 論」會成為壹個迅速升溫的國際話題。顯然，就上述數據的強勁程度而論，這樣 壹個「中國形象」，就已經不只是壹個全球化的被動受益者，而是壹個主動利用 全球化機遇的模範生，壹個令老師們望而生畏的後來者。這似乎頗有點像二戰後 迅速掘起的日本。然而，從內部看中國，這個形象可能就遠遠沒有那麽咄咄逼人 了，相反，它更像壹個虛弱的巨人。 壹、野蠻的力量 經過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 官員十數年誨人不倦的啟蒙之後，「競爭」壹詞，終於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核心 語匯和重要的經濟哲學。在經濟學家灌輸給中國人的理解中，所謂競爭是壹個比 誰更優異的競優過程，其刺激創新、激勵進步的作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不過， 這種理解顯然遺漏了壹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競爭可能導 致正好相反的結果。它不僅不能使競爭參與者變得更優異，而且會使他們放寬自 己的道德約束，不擇手段，從而取得競爭優勢。當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線為代價 而贏得競爭優勢成為壹種普遍的時尚並不斷取得成功時，逆淘汰現象就是壹個合 乎邏輯的結果。（可以反映這種競爭機制精髓的壹句中國格言是，「我是流氓我 怕誰！」。）個人、團體間的競爭如此，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同樣如此。在全球化 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壹種是加大經濟活動 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 而另外壹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 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壹種辦 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 顧名思義，在競次的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 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 境的破壞，壹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 的所謂競爭力，其內裏是壹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好壹個「打到底線的 競爭」，用來描述1990年代後中國的全球化實踐，可謂是精準之至。

　　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壹直是中國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比較優勢。與 美國和日本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相當於它們的4％左右。對這樣懸殊的人 力價格差距，中國經濟學家壹般是將其當作與發達國家的某種「天然差距」坦然 加以接受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為此相當慶幸，似乎中國也終於有了某種不 容剝奪的奇稟異賦。不過，仔細追究起來，這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並非那麽 「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 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在中國，在體制內 人員工資出現剛性增長的同時，數量的底層勞動這群體的工資卻在表現出罕見的 粘性）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百分之七十， 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 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 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印度快速增長的歷史比中國晚了10多年）。這實在相當讓人費解。更讓人費解 的則是，從1990年代初期到現在（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壹個時期），在中國 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然十年沒有上漲。這不但對中國獨步全 球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確證了中國工資增長的某種「不自然性」。 如今這種工資與經濟增長反向運動的現象，已經開始從中國最下層的民工那裏開 始蔓延到所謂的知識階層。這幾年，在中國經濟過熱的同時，中國大學畢業生的 工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經被打到了每 月500-600元人民幣的超低水平。壹位在人才市場焦急尋找工作的河南財經大學 的畢業生無奈地表示：「這讓人怎麽活？」。按照這種人力價格趨勢，再經過壹 個三十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恐怕只會越來越大。而所謂的中國世紀，就可 能只是壹段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所留下的歷史笑柄。

　　將經濟不斷增長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降低）的現象簡單歸咎為中國勞 動力的無限供給稟賦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為什麽人口密度遠大於中國，內部市 場潛力遠小於中國的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呢？同樣的疑問還有，如果由數量驚 人的農民直接轉換而來的農民工確實存在某種過剩的話，難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 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學生也存在無限供給嗎？很顯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說法只是 壹套似是而非，根本無法讓人信服的膚淺說辭，是中國經濟學家強加給大眾的壹 種學術蒙昧。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而 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中國超低的 勞動力價格也並不是由什麽自然稟賦所決定的，而是由壹種人為的制度在起作用。 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當關鍵。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勞動力被當作壹種純 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無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也無組織工會的權利，更 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的社會權利（各種福利、保障等等）。在相當多的時 候，他們的待遇甚至比毫無感情的自然資源都不如。起碼，保護環境的呼籲在中 國是合法的，而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呼籲則是事實上不合法的。於是，作為分散的 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壹部分。 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199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中國勞動力價格壹直 就被壓縮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底線附近。在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政府為了最大限 度的迎合資本尤其是外資，在廉價饋贈各種自然資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彈壓勞 工的各種自發和合理的訴求，以便人為地維持某種價格競爭優勢。這種人為的政 治壓制，極大地拖低了中國勞動力的基準價格。如果按照某種可笑的經濟學教條， 這種極不正常的價格，會被視為不容褻瀆的市場「均衡價格」。但掀去覆蓋在這 個均衡價格上的政治重壓，我們就將發現，這個均衡價格實際上壹點都不均衡， 它將在現在的水平上並向著現代社會的基本文明標準大大的上揚。在企業主和政 府官員那裏，工資是壹種必須盡量予以壓縮的成本，而在勞動者那裏，工資則是 壹種必須盡量擴張的福利，工資最終的價格水平其實就是兩種力量最後真的博弈 結果。這是壹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經濟學家們眾口壹詞的簡單的市場過程。 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在中國經濟全速增長的整個過程中，這種博弈的最終結果， 是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毫無保留的慘敗。所以，當中國的經濟學家們 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突然「發現」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這個「秘密」，並將 這個秘密當作中國的某種天然稟賦的時候，我們就很難不欽佩中國經濟學家不求 甚解、倒果為因的本領了。將壹種政治過程的冷酷後果（勞動力價格）當作壹種 自然稟賦並作為可資炫耀的比較優勢欣然加以接受，不只是壹種學術上的無能， 更是中國學術界在精神上徹底墮落的壹個明確證據。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 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較價格優勢，也可以因為外匯存底的擴張， 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 理標準為代價來換取所謂國家競爭力的辦法，是壹種典型的競次。難怪有西方評 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主義！顯然，他並不是驚奇於中國的所謂競爭力， 而是驚奇於中國竟然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逾越現代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向著野 蠻、冷酷的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倒退。對於中國不太自知但卻越陷越深的競次戰略， 中國的左翼學者左大培大聲抨擊到：「讓人民更貧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強的競 爭力。這樣的『對外貿易競爭力』反映的實際上是人民的貧困化，但是它卻成了 許多人沾沾自喜的資本。」這種所謂的「鯰魚效應」可能正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形 成的秘密所在。中國並非有什麽了不起的貿易武器，它只不過是別人更有能力將 它的人民驅趕進壹種野蠻的生活方式而已。對這個結論，只需要看壹看中國工廠 中，遠遠高於正常水平的工傷死亡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的工作時間，我們就絲 毫也不會懷疑了。或許，正是憑借這種野蠻的力量，中國才讓它的老牌資本主義 對手們不寒而栗。然而，我們很快將會看到，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不可 能與文明的力量做長久的賽跑。

　　應當承認，中國的政府官員及其幫閒經濟學家們，已經在中國的公眾意識中 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壹個神話。它使我們誤認為，我們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 如果我們的人民不延長工作時間，不降低工資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們就會 面臨失業的危險。而實際情況則是，我們的低工資更多的是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衡 的壹個結果。它既非國際競爭的結果，也非自然稟賦所致。

　　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中國采取的競次姿態是全方位的，這在中國的FDI 上也表現得同樣突出。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中國已經吸收的FDI達到500 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後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十倍。與此同時，中國自2002年 之後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有人宣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 FDI壹個巨大的磁極。作為壹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時間中超越世界資本主義的 首都美國，的確是非常令人吃驚的，絕大多數人也是將此看成中國勢如破竹的全 球競爭力的壹個明證而甘之如飴的。但正如我們在低工資中所發現的秘密壹樣， 中國傲視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樣隱藏著巨大的代價。除了低工資的吸引之外，全球 FDI蜂擁而至的另外壹個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競次方式對自然資源、環境、 市場，甚至是政府稅收的甩賣。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在原有體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長動力實際上已 經衰竭，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被全數上收，在這種 情況下，引進外資便成為各地方政府繼續維持本地經濟增長幾乎唯壹可行的手段。 除此之外，引進外資作為壹種國家戰略也受到了最高決策者們的鼓勵。對於地方 政府官員個人來說，不惜壹切引進外資是風險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這是中國在19 90年代中期之後FDI快速增長的壹個重要背景。然而，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 這個秘密並且同時將其作為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的時候，競爭走向白熱化就是不 可避免的結局。在中國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地方政府的甩 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並將這個戰略 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壹系列的贊譽和政治上的獎賞。但蘇州為 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壹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 發成本為20萬元/每畝，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15萬元/每畝。在這種惡 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5萬元左右的超低 水準。由於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 每畝土地的價格也被壓至5-6萬元。如此，就出現了在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但招商 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奇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 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對於這種降價，昆山經濟技術 開發區壹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 這種誠實卻將中國FDI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

　　中國在FDI上的競次雖然首先表現在土地的甩賣上，但決不僅僅表現在土地上。 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采取的都是「組合」性的競次策略， 這意味著不僅要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補貼。同樣是在長 江三角洲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1:1甚至1:2的比例 )、『5免10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拳。有人 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 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換取FDI的觀賞性 指標，對政府官員及FDI的投資者來說都是凈收益，但對本國人民來說，則是純粹 的賠本買賣。了解了中國FDI這種放血式的真實內容，我們就不會下面這樣壹個事 實感到驚訝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國第四的蘇州市，在 多項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標上竟然落後於遠處中國內陸的成都市。中國FDI在增 進本國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見壹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來影響本國 居民收入上的負效應可能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有中國學者曾經對FDI的效果做出 過某種宏觀估計，他們認為，如果假定FDI的投資收益為10％，主要由FDI形成的 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為3％，那麽中間這7個百分點的投資收益率差距，將意 味著資本效率的重大損失。中國與日本壹樣，是儲蓄率奇高，資本相當豐富的國 家，但中國在改革開放26年當中吸收的FDI不僅相當於日本戰後50年的10倍，而 且還在年度數字上超過儲蓄率低得可憐的美國，這實在是壹個相當讓人詫異的事 實。這除了證明中國存在驚人的資本浪費之外，證明的另外壹個事實是：中國節 節升高的FDI是壹個政治選擇，是壹個非理性的政治體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經濟選擇 （雖然它對官員的利益來說是壹種理性選擇）。可笑的是，這種政治選擇僅僅制 造出了壹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數據，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民 福利的凈損失。既然是體制的選擇，那麽，只要這個體制不變，這種競次戰略不 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難回頭。壹位學者在研究了中國壹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 經濟計劃之後發現，引進外資被普遍提升到「經濟發展生命線」的高度，他幽默 地評論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個工作重點第壹是引進外資，第二是引進外資，第 三還是引進外資。在中國整個改革時期，向中央政府爭取所謂的項目和投資，壹 直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發展經濟首要的議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FDI為 這種傳統思路開辟了另外壹條捷徑。如果說前壹條路導致巨大的投資浪費的話， 那麽後者則是洞開了財富的輸出之門。套用壹代人耳熟能詳的壹句臺詞就是：我 們不能怪國際資本太狡猾，太貪婪，只能怪自己的體制太愚蠢。這個體制的獨特 優勢僅僅在於，它可以未經國民允許就慷慨地犧牲本國國民的福利。這顯然不是 壹種榮耀，而是壹種恥辱。正如壹位評論家所精確評論到的那樣：投機資本和金 融資本流向「勞動價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證剝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無疑問， 聞利起早的國際資本是非常歡迎這種體制的，所以，他們也十分樂於用最廉價的 贊揚來滿足中國熾烈的虛榮心。在這個星球上，他們可能只見過賴帳不還的發展 中國家，卻很少見到像中國這樣奢侈和大方的窮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以 賠本賺咬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無私地襄助著 國際資本。這真是壹種絕妙的歷史雷同。在這種歷史雷同中。我們看到的是某種 核心體制的延續。

　　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競次手段，遠不止於人為壓低的工資價格，也遠不止於土 地收益、財政收益的贈送。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 國市場的讓渡，對本土經濟的歧視性待遇等等，都是這種競次方式的體現。事實 上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美譽的同時，中國的環境破壞、 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都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地步。而這，正是「世界 工廠」得以奠定的基礎。

　　通過這壹整套的競次戰略，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為中國贏得了指標和數據 上的輝煌勝利，不過，它可能僅僅是指標和數據上的勝利。 二、巨人的泥足 中 國在10余年中以競次方式與全球經濟的無縫隙融合，雖然換來了壹系列的可以滿 足虛榮心的數據和指標，但沒有為中國贏得什麽競爭力。

　　壹個常識是，人力價格並不是國際經濟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決定性的因素 是壹個國家的生產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中國的競爭力就顯得相當脆弱了。根 據聯合國發布的《2002貿易和發展報告》的測算，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 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創造同樣多的制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 於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於中國的1.2倍。而如果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 本甚至比韓國還高20％。這就是說，中國用相當於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僅 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只要其他因素稍稍變動，這種低勞動力價格所帶 來的優勢就可能喪失殆盡。這足以見得中國低人力價格所形成所謂競爭力是何等 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當僅僅依靠壓榨勞動者就可以獲得剝削利潤的時候， 企業主總是很少有動力投資去改進生產率的其他因素的。他們既不需要進行人力 資本投資，也不需要花錢改進技術。這就使得中國形成了壹個「低工資、低教育、 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構成的所謂「低技術陷阱」的惡性循環。壹位在華投資 的日本企業家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諷刺說，中國連偷技術的熱情都 沒有。這與其說是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倒不如說是中國憑借其競次能力已 經坐穩了全球經濟食物鏈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國並不是什麽世 界工廠，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處在於，中國似乎對這個「民工」位置相當的自 豪。在全球化時代，壹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所具有的競爭 力上，作為壹種遊離與政府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 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種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了這壹點。很難想象，在全 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滿的勞工＋低技術」為主要構成要素的中國企業能夠 具備什麽真正的競爭力。以這樣「原始」的競爭力，中國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 口資本主義。事實上，這種競爭力的匱乏已經充分的表現在中國的貿易上。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的貿易總額迅速攀升，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到2003年中國 的出口額和出口額已經分別躍升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隨著貿易總額超高 速增長的壹個奇怪現象是：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不斷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不斷上升。 進口產品價格上升而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被認為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典型癥狀。有統 計表明，2002年日本對華出口產品價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對華進口產品價格 則大幅下降了18.4％。僅此壹項，日本每年從對華貿易中節省將近200億美元。與 此形成對比的壹個景象是，在中國華南的壹家出口工廠中，電扇、榨汁機、烤面 包機的平均批發價格從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該廠的壹位負責人 感嘆到，「只有最廉價者才能生存下來。」中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在表 面上看，僅僅是中國從不斷增長的貿易中獲得了越來越少的利益，而深層所表現 的則是這樣壹個相當符合邏輯但卻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不僅 沒有隨著經濟增長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斷下降。

　　中國本土企業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競爭力不斷下降的事實其實壹點都不令人吃 驚。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絕大部分時間中，中國官僚體系就壹直奉行著抑制本土經 濟尤其是本土民間經濟發展的政策。在無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的情 況下，中國大量的本土企業要麽與官僚體系結盟，形成壹種多元化，短期化的戰 略文化，要麽持續挖掘廉價勞動力這個唯壹的優勢並將其發揮到極至。這兩種情 況都不可能形成長期的企業競爭力。在意識形態和制度壁壘的排斥之外，中國對 外資給予的稅收超國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業長期處於極其不利的競爭位置。中 國對本土草根企業的歧視之深與對外資企業的優待之多，形成了非常顯明的反差。 壹個最廣為人知的例證是，外資的稅收優惠在延續了20多年之後，仍然無法取消。 對此，中國的財政部長金人慶深感無奈。在壹次會議上，他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 「目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不到15%，而中資企業為33%，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 框架下，不說給中資企業優惠，至少要壹視同仁，這才是國民待遇。我覺得，現 在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但金人慶可能 不明白，在這種獨厚於外資企業的怪現象背後，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國的掘起。 所謂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國際慣例，具有全球化視野，在意識上與跨國公 司有著深刻認同的民族國家的官僚。這些官僚未必與跨國公司有著直接的利益牽 涉，但是與跨國資本家階層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正是由於這種文化和意識上的 認同，全球化官僚會不知不覺地偏袒國際資本，而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不僅僅是壹種經濟的力量，更是壹種文化力量。隱性的文化力 量要比外顯的經濟力量強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國證券事務的中國證監會，竟 然要求上市公司首發及再融資時，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 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固然造假成風，不堪信任，但「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 也同樣可能造假。將制度建設的失敗歸罪為國內會計事務所並加以歧視性政策， 當然是相當荒謬的。而其中反映的則是中國全球化官僚骨子裏的壹種文化自覺。

　　早就有美國學者觀察到：「在大多數國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識的官僚和 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提倡民族經濟的壹方。」這種正在中國充分浮現出來 的力量，就是金人慶所感受的那種（替外資說話）的無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 記住，國際資本與壹個腐敗的政治體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蝕的。與中國企業相比， 雖然國際資本普遍具有（在母國培養的）更加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商業倫理，但利 益所誘，所在國腐敗的政治文化所驅，同流合污在所難免。種種跡象表明，跨國 資本為了經濟利益已經越來越廣泛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腐敗案件。中國政治級別 很高的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的腐敗醜聞即是其中壹例。完全可以預計，這種 合謀在中國將會變得越來越頻繁。格外令人擔心的是，只要他們願意，跨國資本 的「政府俘獲」能力要比中國本土企業強大得多。如果這種系統性的勾結真的成 為現實，那麽，中國的官僚企業利用「國家權力」入股可能還能分得壹杯羹，而 中國本土的草根企業就將被置於壹種完全失去話語權的危險的依附地位。這意味 著，中國本土企業將被徹底固定在利潤最微薄的價值鏈的最底層。下面的數據可 以直觀告訴我們價值鏈最底層企業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麽回事：2003年中國出口 了53億雙鞋（相當於為世界上每個人生產壹雙鞋），但中國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 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都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廠商 所獲得。按照摩根斯丹利壹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就是，中國僅僅得到了壹點面包屑 而已。在中國本土企業由於缺乏競爭力而逐漸被逼至了附加值極低的世界價值鏈 低端的同時，外資卻占據了中國附加值極高的價值鏈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後10 年中，中國工業機械的出口總額增長了20倍，而其中外資企業的出口比例從35％ 躍升到接近80％。同壹時期，在最能體現附加值的計算機及外圍設備的出口中， 外資企業占據的比例更是達到了92％絕對比例。其他高新技術的情況也基本如此。 外資在中國出口中的超高比例，與其他後發工業化國家如韓國、臺灣、泰國等國 的情況相比，相當的不尋常。有研究者由此認定，中國已經出現了「外資替代效 應」。即正規制造業被外資取代的情況。如此看來，中國不過是壹個為外資提供 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有著超低環保標準、超低社會責任標準的生產基地。

　　不過，這遠遠不是中國政策失誤的全部。為了官員政績及短期GDP增長而瘋狂 引進外資也導致國內市場的喪失。與其他國家相反，中國不僅沒有保護本國市場 盡量只面向本土企業開放，卻給予本來就具有優勢的外資以各種優惠待遇。這使 得本土企業無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場的所給予的寶貴的成長機會。這也是為什麽號 稱擁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中國，在長達26年的時間中卻沒有成長出壹家國際巨頭的 重要原因之壹。在中國蘇州，這個與全球化融合得最為徹底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 曾經在1980年代在中國市場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業（被成為「四小名旦」） 悉數銷聲匿跡，其中最為知名的壹家如今在靠門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國商務部 2005年發表的壹份報告承認：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沒有達到，跨國公司在中 國已顯露壟斷苗頭。但中國商務部顯然不會承認，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 是中國政治體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間企業競爭力的結果。全球化的經濟力量不過是 主動利用了中國體制的這個天然缺陷罷了。或者說，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國的 體制稟賦（而非自然稟賦）主動進行的壹次全球配置。顯然，跨國資本全球化配 置在中國的試驗是壹次成功的經典之作。

　　以跨國公司為標誌的全球化力量對中國轉軌的深度卷入，在中國塑造了壹種 新的經濟格局。壹方面，跨國資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響力占據中國少數富人和中 產階級的絕大部分消費能力。富人和中產階級是中國最具有消費能力的壹個群體， 而跨國資本的產品中所包含的某種文化內容，是最能夠滿足他們的品牌追求以及 身份確認要求的。作為全球化的核心意識形態，消費主義首先是從意識上，然後 才是從經濟上將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內部分離出去，從而成為世界的中產階級。 所以，跨國資本壹旦占據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實際上就將中國的市場從民族國家 的內部轉移出去，變成了世界市場的壹部分。

　　在另壹方面，中國本土的技術簡單、生產率低下的制造業，由於全球性的生 產過剩所導致的激烈競爭被跨國資本成功的納入全球生產體系，為跨國公司的全 球生產體系提供簡單的組裝、加工、零部件生產等。於是，中國的底層勞動者實 際上也就變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底層。很清楚，中國的階層分化已經與世界性的 階層分化更加緊密的融合在壹起。借助於本國政治體制和國際資本的雙重力量， 中國龐大勞動者的底層地位也將更加穩固。

　　這樣，中國的單壹民族國家的經濟體系由於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 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對應的是國際資本的供給，而中國的本土制造業卻由於 無法掌握最終的銷售渠道被變成了跨國資本的組裝車間。對於跨國資本來說，這 樣的組裝車間世界各地到處都可以找到，他們隨時可以挑選他們認為成本最低廉 的地方。這就是說，中國的制造業面臨的不僅是本國同行的競爭，而且也面臨世 界範圍內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為跨國資本最大限度壓縮這些「組裝車間」的利 潤提供了借口和現實的可能。當中國本土最大的消費需求無法轉變為本土產業的 合理利潤的時候，中國產業的競爭力的升級是根本無法想象的。換言之，他們可 能在相當長壹段時間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並被固定在世界經濟體系價值鏈的低端 而無法向上遊移動半步。然而，這並不是這種格局最為嚴重的後果。更加嚴重的 後果在於，這些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本土制造業（也包括其他產業）， 由於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 阱。這是中國宏觀經濟經常表現為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壹。內需不足就必須擴 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須和其他窮國競爭，這種競爭又導致不斷壓低工資以及其 他成本，而這反過來會進壹步導致內需的萎靡。這顯然是壹個難以自拔的需求陷 阱。

　　從社會結構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結構上的基礎上進壹步加劇了 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中國已經無法通過本土產業結構轉型的傳導作用推動社會 結構的整合和轉型。壹個消費不能漸次向下層移動的斷裂社會，其經濟的長期增 長潛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壹個合理的推斷是，蜂擁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進 了中國的短期經濟增長，但卻阻斷了中國的長期增長之路。

　　總而言之，1990年代之後，由於在全球化浪潮中選擇了激進的競次戰略，中 國已經成為國際資本正在構建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壹個最廉價、最龐大的中轉站。 這大概就是中國作為壹個大陸型經濟體但外貿依存度卻奇高無比的背後原因。然 而，正當許多不求甚解的經濟學家為中國的自由貿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 時候，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壹項最新研究卻當頭給他們澆了壹盆 冷水。這個研究得出結論說：窮國的貧困並非由於缺乏自由貿易，因為貧窮國家 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40％——遠遠高於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等於說，外貿依 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並不是這個國家貿易的發達程度，而是這個國家的貧窮 程度。

　　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壹直固守著 壹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這種戰略將壹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壹個國家的企 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 是壹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 控」能力和塑造某種名不副實的指標形象，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 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政府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FDI、財政補貼刺 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 中心主義戰略的結果。勿庸置疑，所有這些的確都為中國創造壹個完美國際形象 提供了數據上的支持，但同樣勿庸置疑的是，所有這壹切都在相當程度上是以本 土企業的衰弱和人民的貧困為代價的。如果僅僅是國家好像具有了某種「競爭力」， 而企業變得衰弱，人民變得貧困，那麽這種所謂「國家競爭力」就只能是壹種曇 花壹現的假相。經濟發展的本來目的是讓人變得「昂貴」起來，而伴隨著中國高 速增長，人卻變得越來越「賤」，越來越廉價，這種事實顯然是對經濟發展的壹 種反動。或許，對於壹個在道德上徹底退化了的國家官僚集團來說，要想獲得了 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壹個貧困的底層和壹群毫無競 爭力的企業，就是他們所必須做的。

　　外交往往事內政的延續，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中國，內 政往往作為代價耳背犧牲，用來換取國際社會的掌聲。中國的政府體制具有這樣 壹種功能：它可以將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向內轉移並轉嫁給它的底層人民，而在 國家層面上維持壹種強大的形象。個中奧妙，是長期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們是很 難理解的。所以，中國憑借各種強勁的指標引得觀者如雲，並博得陣陣驚嘆的時 候，它實際上可能是在表演壹套魔術。然而，在壹通讓人眼花繚亂的東方武術之 後，中國也開始漸漸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綻，那就是：它有壹個龐大得驚人的底層 人口，和壹群毫無競爭力的本土企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環境的本質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寂靜的巨變

　　壹、寂靜的巨變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聾的槍聲在北京城響了整整壹夜。第二天天壹 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壹般，壹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聲之後，恐懼牢牢地植 入了壹個民族的靈魂。

　　或許，殺人者並非有什麽殺雞儆猴的戰略預謀，只是手忙腳亂、慌不擇路時 隨手下出的壹著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結局，卻意外地為壹種新型政治奠定了 長期的心理基礎。在這個夜裏，人民恐懼了，退卻了，威權政府卻趁著夜色瓜瓜 墜地，野草般瘋長。在1980年代頗為孤獨的中國新權威主義者們恐怕沒有想到， 他們苦思冥想的威權政治竟然會以如此慘烈的形式在壹夜之間唾手而得。回頭看 來，在北京城頭這壹夜的槍聲之後，威權政治其實變成了中國政治唯壹的選擇。 由於這種政治轉型幾乎是在壹瞬間完成的，以至於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察覺。

　　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有壹種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國經濟領 域已經天翻地覆，但政治領域卻紋絲不動，即所謂只有「經改」，而沒有「政改」。 但很顯然，這並不是事實。事實是，中國政治不僅壹直在變，而且早已經變得面 目全非。如果說「六四」之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還將信將疑， 因而還是壹個半帶宗教色彩的極權政府的話，那麽在「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 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則徹底灰心喪氣，從此，中國共產黨政權開始向壹個馬基 亞維利式的世俗政權急速轉型。雖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經為這種政權轉型作出 了鋪墊，但6月3號晚上讓民眾和政府都醍醐灌頂的槍聲，對這種轉型則起到了決 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壹個人在經歷人生巨變之後突然變得玩世不恭壹樣，「六四」之變，也 讓中國共產黨如夢初醒。這種大徹大悟導致中國共產黨在兩個方面脫胎換骨。壹 是政權性質發生了改變。「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從整體上開始演變成壹個清 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官僚集團。在「六四」之前，無論是左翼的 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右翼的黨內自由民主派，都對共產黨的施政設置了 某種道德約束和理想主義目標，不管這種目標的具體內容如何，這種影響都是非 常強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後，共產黨徹底擺脫了來自左、右翼的意識形態和 道德糾纏，成為壹個實用主義的官僚集團。「六四」之後，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鄧 力群所代表的傳統左翼以及胡耀邦、趙紫陽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徹底的失 勢，非常能夠說明中共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紅旗落地，道德雕零之後，世俗利 益的自我實現就成為這個官僚集團唯壹的沖動。這就是說，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 黨已經完全喪失了表達、整合社會各階層意見及利益的政黨功能，變成了壹個僅 僅表達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相當活躍、 派別鬥爭非常頻繁，這固然極端無序和混亂，但也在壹定程度上達到了表達基層、 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從毛澤東時代壹直到前鄧小平時代，共產黨主要分布在文 化、教育、宣傳、軍隊等部門的意識形態力量通過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對劉少 奇、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門起到了強有力的牽制和鉗制作用，從某種 意義上講，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權力鬥爭主要就是表現在毛澤東所代表的力量（有 時候表現為黨的力量。當黨也官僚化的時候，就表現為毛個人的力量）與劉、鄧 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鋸式平衡。這雖然經常被解讀為派系鬥爭，但從功能上看 卻起到了某種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澤東對行政官僚系統壹直有深刻的懷疑，他經 常會借助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或者直接訴諸於底層民眾運動來鉗制甚至殘酷整肅官 僚系統，向官僚系統輸入壓力。但鄧小平卻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歡官僚系統的 理性化所帶來的秩序感。所以在鄧小平終於成為仲裁者的時候，在幾經搖擺之後， 他決定將左右兩級的意識形態和激進力量徹底邊緣化，而將行政官僚體系變成他 的改革和發展惟壹可以托付的力量。從鄧的經驗和稟賦出發，在中國，惟有講究 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統才是穩健和務實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統才有能力在保 持安定、秩序的條件下推進經濟發展。在毛時代，代表激進和浪漫主義力量的毛 取得全勝，而在鄧時代尤其是鄧小平鐵心依靠行政官僚體系的後鄧時代，官僚系 統則取得壓倒性優勢。鄧憑借其壹手締造的經濟神話的威力將所有方向上的激進 分子（按照鄧的標準）徹底掃地出門。如果說，毛時代共產黨是以黨代政的話， 那麽在鄧小平時代則完全顛倒為「以政代黨」。人們可以發現，在後鄧以及江澤 民時代，中國黨內的意識形態部門表現的得相當順從和務實，而人們壹直借以預 測中國共產黨走勢的意識形態爭論和派系鬥爭奇跡般的銷聲匿跡了。這種反常的 發展，實際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政權實現了壹次靜悄悄的劇烈轉型：從毛澤東的 共產主義左翼極權壹躍而轉變為右翼專制。而這個新政權的基礎就是越來越專業、 務實但同時也越來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體系。在這裏，「黨」（以及黨的意誌） 徹底消失了，它被「政」徹底吸納，徹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壹個擁有巨大權力 的官僚政權。也由此，中國共產黨實際上變成了官黨壹體化的「官黨」。這就是 是為什麽在鄧小平之後的時代，以前經常困擾中共並引起爭吵的老大難的「黨政 關系」問題神秘失蹤的原因所在。

　　與以前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黨政權」相比，鄧小平時代的的官僚政權雖然 具有越來越專業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特征與毛澤東時 代的黨政權毫無二致。毛澤東的「黨天下」變成了鄧小平的「官天下」，壹個極 端狂熱因而也極端殘忍的政權變成了壹個極端理性，因而也極端自私的政權。這 實際上是鄧小平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壹個災難性的後門。對於壹個喪失了信仰同 時也喪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權，這種理性化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本集團的利益 最大化，而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則為這種極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絕佳的制度 條件。今天中國貧富極度懸殊的現實以壹種絕對冷酷的方式證明了這壹點。在文 革時期，毛澤東曾經用他壹貫的冷嘲熱諷說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的這個夢 魘在1990年代的中國迅速變成了事實。只不過，這個所謂「資產階級」與現代資 產階級並無太多相似之處，它更像是那個古老的「官僚資產階級」。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政權更像是蔣介石先生逃往臺灣之前的國民黨政權。 1990年代之後，在老壹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中流行過壹句感慨「辛辛苦苦幾十年， 壹夜回到解放前」，表達到就是對這種歷史重來的無奈。

　　1990年代，我們壹直有壹種天真的判斷認為，鄧後時代中國日益惡化的社會 問題將為中國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分子提供新的活動舞臺。但這種情況根本就 沒有發生。中國的社會問題的確惡化了，但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分子卻比以前更 加邊緣，甚至成為與右翼民主力量壹樣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的網站被封、集會 遭禁止，景況與右翼絲毫沒有區別。這種發展說明，共產黨賴以起家的傳統社會 基礎即那些傳統產業工人、農民的命運，已經在今日共產黨的視野中消失得無影 無蹤。今天，作為壹個執政官僚集團的共產黨的利益邊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維護 本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利益。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幾乎從來就秘而不宣，但共產 黨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在公開場合的壹句戲言，卻不經意的暴露了這個秘密。在壹 個公開場合，江以壹種得意甚至亢奮的神態告誡大家要「悶聲發大財」。這句半 真半假的戲言，似乎是說給中國老百姓聽的，但在了解中國政治演變的知情者看 來，這怎麽都像是說給共產黨人自己聽的。

　　從壹群滿懷烏托邦激情的狂熱信徒跌落到壹個看破紅塵、自私冷酷的官僚利 益集團，中國共產黨人的內在心靈秩序無疑經歷了壹次徹頭徹尾的崩解。在任何 時候，對壹個權力趨於極致的執政集團來說，這種心靈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導致社 會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後的中國似乎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秘密在於： 中國共產黨政權利用現代知識和技術逐漸構建了壹套成熟的現代經濟的控制系統。 作為內在失序的壹種外在補救，現代化的宏觀（尤其是宏觀經濟）控制系統的逐 步完善不僅是中國政權轉型的另外壹個重要面向，也是整個1990年代中國社會保 持基本平穩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這方面，壹批具有現代專業知識的技術官 僚的掘起功不可沒。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靂手段驚險渡過了壹次極其危險的金融混亂之後，中國總 理朱鎔基曾經在頗有成就感地說過，如果不是他，共產黨在年底就會完蛋。考慮 到當時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朱鎔基的這個說法並不誇張。這個例子，突出表現 了新壹代技術官僚1989年之後在政權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實上，1989年之後， 中國經濟遇到的險情並非1993年壹次。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每次都能夠化險為夷， 並在1989年之後長期保持比較平穩的經濟增長，與中國新壹代精通專業的技術官 僚的掘起密不可分。雖然這壹批技術官僚在1989年之後采取的各種短期措施的長 期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來檢驗，但無庸置疑的是，它起碼在短期內起到維持經 濟穩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維持經濟增長並不斷做大餡餅的意義上，以朱鎔基為代 表的中國技術官僚群體搶救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們，以共產黨在 「六四」之後的道德脆弱性，共產黨政權肯定是難以安然渡過1989年之後的各種 經濟危機的。換言之，它隨時可能因為意外的經濟挫折而分崩離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現在仍然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溫家寶、周小川等人， 是中國新壹代技術官僚的代表性人物。這批人雖然缺乏上壹代政治領袖如毛澤東、 鄧小平們那種改天換地的本事，但卻多了壹份專業知識和國際眼光。與魅力型政 治領袖善於打破現有的約束條件，推動系統變化的特長相比，技術官僚似乎更長 於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找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正是因為這種技術官僚成分 被註入政權之內，中國在1990年代的執政，在增加了壹份理性的同時，也增加了 壹份拘謹；在多了壹份短期權衡的同時，也少了壹份長期戰略考量。

　　由於中國新壹代技術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內，他們幾乎清壹色的是中央 集權的擁護者。所以在整個1990年代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政治發展趨 勢，壹方面是中國宏觀管理制度的不斷理性化、國際化過程，比如稅制、金融等 方面，另壹方面是中央集權程度不斷膨脹的過程。中國宏觀管理制度（幾乎完全 局限於經濟領域）的建構，雖然大部分是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被動調整的，但 長期不斷調整的結果，不僅顯著增強了政權的控制能力，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 這個政權的面目。我們可以看到，在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中國已經在中央政府 層面建立了壹套現代化的宏觀管理框架。不管未來的中國政治如何演變，這壹套 框架將是可資繼承的。正是憑借這壹套演進出來的宏觀管理框架，中國政權才在 1989年之後直至今天長達十余年轉型中有驚無險，免於失控。從更長的歷史接續 的角度看，中國1990年代技術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蔣介石想做但還未來得及做好 的事情。可以觀察到的是，中國政治技術官僚化的趨勢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 同樣體現立法、軍隊等多個領域，只不過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其突出罷了。1990 年代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技術官僚的轉型，彌補了這個政權在道德自宮之後不斷流 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長了所謂鄧小平神話。（不然的話，鄧小平神話在19 92年到1993年之間就可能壽終正寢。）然而，政治決不僅僅意味著管理，更不僅 僅意味著宏觀經濟管理。統治者單方面不斷完善的統治和管理技巧與人民的自動 遵從更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沒有壹個同樣具有現代性的下層結構加以配合，呼應， 那麽壹個哪怕再精巧、再現代的宏觀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 甚或為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壹個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穩定的人民，那麽這套 宏觀管理架構隨時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擊。正是在這層意義上，1989年之後 中國社會的穩定除了技術官僚的精心維護之外，也與好運氣有莫大的關系。

　　總起來看，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既有不斷進化的壹面，也有急速退化 的壹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中，中國重新建立了壹個在道德上極端自私 但在統治技巧、管理技術方面都非常現代化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權吸納了壹 大批具有現代專業和行政知識的技術官僚（非常像，裝備了先進的當代信息技術 和威懾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官黨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與道義力量則 相當脆弱。顯然，這是壹個極其古典和極其現代的壹個復雜的政權組合。將壹個 極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內核與壹個極其發達的外在統治技術巧妙組合在壹起，並對 壹個巨型國家實施有效的治理，再壹次證明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續能力。 1989年之後在中國誕生的這個「新」政權面目模糊、難以辨識。對此，大多數人 用西方概念將其歸類為共產主義的後極權政權，或者右翼專制政權，但更為貼切 描述可能是：這是壹個繼承了中國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統治、管理技術 的現代官僚政權。顯然，這是壹個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權，至多，它是壹個中體西 用的政權。其內裏，與壹個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權更為相似。這就是摸石頭高 手鄧小平模來摸去最後摸出的政治體制。這是壹個既古老又現代的政權，也難怪 人們會對它感到難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後，太多的人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了各種不祥的預言，然而，中國 這壹獨特的政治體制憑借其神奇的適應能力，將這些預言壹壹擊得粉碎。而中國 1989年之後持續至今的經濟增長神話更是對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構成殘酷的嘲弄。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的政治領袖和各級官僚都從1989年之後的政治實踐中吸取了 越來越強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國的政治領袖仍然戰戰兢兢，但在私下裏， 他們則相當傲慢（這壹點可以從他們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態度中看到），在他們 那裏，中國共產黨在1990年代的政治發明，不僅在未來可以應付自如，甚至還可 以長命百歲。未來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這部機器更加靈巧，更加精致。不過 世事難料，過去的成功很可能成為未來的包袱，如果中國政治領袖真的以為能夠 以不變應萬變，那麽，中國這架看上去運轉良好的政治機器，就可能在未來的某 壹天出其不意的拋錨。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拋錨的跡象。因為，1989年 之後由執政者刻意設計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終人散，中國的政治邏輯也正在發生 歷史性的轉換，所以，專門為這場博弈而設計出來的政治機器肯定也會不斷遇到 麻煩。

　　二、政府與人民的沖突

　　「悶聲發大財」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89年之後的主流意識，也同樣是 這壹時期中國民間的主流意識。而後者，正是執政者通過槍桿子的威懾和財富的 利誘刻意誘導出來的。1989年之後，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教化力量雙雙失效，在這 個時候，強大的威懾和世俗的利益便成為這個政權實施統治最可行也是最後的兩 種手段。威懾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不可以做什麽（比如「六四」上街之類威脅政 府統治的舉動），利益則可以誘導人民努力去爭取些什麽，壹堵壹疏，亦威亦惠。 統治者既然以壹種馬基亞維利的方式統治，那麽人民也就迅速學會了壹種馬基亞 維利式的生存。經「六四」壹役，「不合作」，成為部分人反抗政權的最高手段， 而更多的人則壹種表面馴服姿態與政權開始壹種新的博弈，以壹種補償的心理玩 命地追求財富。人們知道，只要不沖撞政治高壓線，任何追求財富的方式（哪怕 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許甚至被鼓勵的；在另壹邊，統治者也非常清楚，只 要能夠給予利益，人們就不會（起碼暫時不會）挑戰官僚政權的壟斷統治。顯然， 這是1989年之後人民與政權之間達成的壹種默契或者說隱性契約。正是這種隱性 契約，維系了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平衡。在這種默契中，既沒有任何正式的遊 戲規則，也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只有相機行事的機會主義靈感。機會主義雖然意 味著個體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沒有任何準則和道德基礎的情況下，這種理性不 如說是壹種奸猾。政權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說機會主義策略對個體來說可能意 味著理性的話，那麽將這種機會主義疊加、放大到壹種民族的戰略，陶養成壹種 民族文化，則可能在長期中構成整體的不理性。這是壹種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 治評論家曾經恭維鄧小平，說他「抓住了高速變動中的社會最急需、也最短缺的 政治商品：秩序。」但這顯然只說對了壹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鄧小平依 靠了槍桿子帶來肉體的秩序，但卻沒有帶來甚至瓦解了人們心靈的秩序。從長期 來看，後壹種秩序更加昂貴，也更難獲得。肉體的秩序可以短時間迅速重建，而 心靈的秩序壹旦破壞，則很難復原。「六四」之後，壹切文化的約束，壹切內心 的敬畏都從中國人的心靈中被驅逐出境，他們不再服從鬼神，不再服從信條，不 再服從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壹句話，不再服從任何東西。在壹個崩潰的心靈秩序 面前，任何看上去強大無比的制度都將被狡猾的人性所擊敗。中國改革中諸多制 度失效，大抵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事實上，人民與政權之間這種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的核心 內容。看上去，這個統治遊戲似乎天衣無縫，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實踐更從經 驗上對此加以證明。但稍做推理，人們就容易察覺這個遊戲賴以維持的壹些壹些 基本條件。其中之壹就是，它必須不斷地提供財富增量以滿足人民的財富欲望， 用壹句更加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它必須有能力不斷「將餡餅做大」——這可以說是 1989年之後，中國官民之間，各階層之間達成的惟壹共識。不僅官僚階層要通過 「把蛋糕做大」來進壹步發展（註意，不是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也經常是 中國官僚階層為什麽經常贊成改革甚至主動推動改革的謎底），而且民眾也要通 過「把蛋糕做大」來爭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統治者誘之以利的治理策略 就會成為無源之水，難以為繼。幸運的是，中國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 這個關鍵條件的滿足，實際上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相安無事，波瀾不驚的 原因所在。對於這壹點，中國的執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於這種清醒 ，「以經 濟建設為中心」以及與此同義的諸如「發展是硬道理」之類的口號，在1989年之 後不僅被奉為執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領袖們極其頑強的強調。如果說1989年 之前，「發展」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壹種執政理想或者壹種追求的話，那麽在19 89年之後，「發展」則成為權力得以生存、遊戲得以維持的壹種生死攸關的先決 條件。對此，以直率著稱的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經做過非常形象的詮釋。壹則未 經證實的故事說，在1993年中國宏觀調控開始之後不久，朱鎔基在視察處於困境 的東北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時候，聽到壹片倒彩式的「打倒」之聲，性格倔強的朱 撂下壹句狠話：經濟搞好了，妳打也打不倒，經濟沒有搞好，妳不打我也倒。雖 然這個故事的真假未經考證，但它的確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發展」的極端重視。 以這個角度觀察，1990年代後期在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趨於衰竭之後，中國執政 者不惜代價、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狂熱，就是壹種非常容易理解的現象了。 因為遊戲的主導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國執政者那裏，發展，不再是壹 種出自人民的普遍價值，而是維系政權生存的壹種手段。這實際上也註定了「發 展」這壹概念在1990年代後期的異化悲劇。壹點都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執政思 維在今天的胡錦濤時代，得到了幾乎原封不動的繼承。所謂「壹心壹意謀發展， 聚精會神搞建設」，不過是用胡錦濤的嘴再講了壹次鄧小平的話，可見其深入骨 髓的程度。雖然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GDP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停滯的跡象，但 常識和經驗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終究會有停滯的壹天。在這個時候，對於壹個 以利誘為條件甚至是唯壹條件的治理遊戲來說，將是壹個嚴峻的考驗。

　　不過，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遊戲而言，另外壹個隱藏更深的條件可能 更值得觀察。這個條件就是在認可官僚集團在財富上的優先分配權的同時，必須 讓人民也分得壹杯羹，哪怕這杯羹只是巨大財富增長中的壹點面包屑。換句話說， 人民從財富絕對增長中所獲得的滿足必須能夠抵消官僚優先分配所帶來的相對剝 奪感。至少，這種相對剝奪不能超過人們容忍的極限。顯然，這是比「把餡餅做 大」更加苛刻的壹個條件。而對於操縱遊戲的中國執政者而言，更是類似走鋼絲 的高難度技巧。這個隱藏至深的隱性契約雖然難以啟齒，但無論是領袖集團還是 平頭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認。其證據就是，官僚集團的腐敗行為無論是在 民間還是在最高領導層那裏都得到了超乎尋常的、長時間的容忍。事實上早在19 90年代早期，這種腐敗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問題就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199 4年的壹份非正式統計表明，在北京壹家銀行中，上億存款的大戶共有17人，其中 15人是太子黨。199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和中國高層對官僚集團極其精英聯盟腐 敗讓人詫異的寬容，十足的凸現了中國社會在這壹時期盛行的機會主義政治文化。 有趣的是，這種以社會公正作為抵押的危險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跡般的實現了。 這當然不是因為剝奪者在剝奪時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在物質財富 上從無到有時的那種巨大邊際滿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財富絕對增加所帶 來的滿足效應都有邊際遞減的時候，更何況還有剝奪的真相逐漸敗露所帶來的抵 消效應呢？如果睜大眼睛，我們甚至可以發現，相當壹部分人實際上在這個轟轟 烈烈的改革遊戲中，受到了絕對剝奪。與改革之前相比，中國底層民眾尤其是農 民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損失遠遠超過了他們貨幣財富的增加。

　　現在看起來，1989年六月四號晚上的槍聲就宛如壹聲發號令，在中國催生了 壹場史無前例的機會主義競賽。這是壹場由最高領導人發動，官僚集團主導並親 自參與，廣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機會主義比賽。在這場比賽中，什麽社會公正、什 麽道德原則，統統都成了百無壹用的書生之見。但俗話說得好，「狐貍再狡猾也 鬥不過老獵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過手握權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團，也 狡猾不過反應機敏、道德衰敗的精英分子。在當代中國，除了毛澤東之外，惟壹 能夠用個人權威約束官僚階層的領導人恐怕就剩下鄧小平了。然而，鄧小平既然 要依靠官僚系統來推動改革，那麽他對官僚階層的懲戒就只能點到為止。所以我 們看到，在鄧小平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對官僚集團的「搶蛋糕」行為幾乎完全無 計可施。而官僚精英聯盟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更使這種「搶蛋糕」行為變得相當專 業和隱蔽。這種的職業化行為表現的相當無奈。以此觀察，這場比賽的結果在壹 開始實際上就已經註定了。只不過，被動卷入的大眾並不知道這個長期契約的後 果竟然是如此慘烈，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會輸得壹絲不掛。 人民是無辜的，因為無論在權利還是在信息方面，他們都與官僚集團、精英集團 存在著天壤之別的不對稱。若幹年之前，壹位已經做了大學教授的同學，在飯桌 上憤憤然捋起袖子，做出壹副大夢初醒的樣子說：既然大家都在搶，自己也無法 改變「搶」的規則，我們也埋頭搶吧。我的回答是：「妳搶得過人家嗎？」。回 想起來，這真是壹語成讖。精英分子尚且如此遲鈍，又何況對改革懵懂無知的平 頭百姓？雖然到目前為止，這場起於1989年槍聲中的漫長賽事仍未完全終局，但 結果似乎已眾所周知。於是，清算比賽，推倒重來的呼聲漸次響起。如果說在這 場比賽的開始，中國十數年來不斷湧現的致富奇跡對人民仍然示範著某種「妳也 能夠」的榜樣，因而起著某種正向的激勵作用的話，那麽在比賽接近終點，結果 即將揭曉的時候，這些財富神話所示範著的更多則是如何盜竊，如何搶奪的另外 壹種真相。讓出局者看到這種真相是相當殘酷的，但妳顯然很難阻止他們追問： 我們究竟是怎麽輸掉這場比賽的？

　　如果說，前面27年中國的政治體制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和推動經濟增長（做大 蛋糕）的話，那麽從此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所受到的壓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 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後者顯然要比前者困難得多。支配中 國統治機器運轉的政治邏輯正是在這裏悄悄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熟練運用了 多年的統治秘笈將遇到新問題。舊遊戲結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遠？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對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總結「六四」事件的經驗時 說：「從這次事件看出，工人階級靠得住，農民靠得住，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 壹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鄧小平這段話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實情。「六四」之前， 作為中國主體階層的工人、農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沒有受損，並沒有成為「六四」 運動的主力，至多，他們只是以道義聲援的方式加入了這次運動。因而，「六四」 運動雖然血流遍地，異常慘烈，仍然只是壹場在中國精英分子之間展開的搏殺。 這種搏殺，同樣以劇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趙紫陽以及胡耀 邦的殘部與黨內老官僚之間的這場惡鬥，險些弄翻了共產黨這艘大船。這讓素來 以開「鋼鐵公司」（毛澤東形容鄧意誌剛強的評語）著稱、見過無數大陣仗的鄧 小平也難免心驚肉跳。驚魂未定之際，說出壹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 難說了」，其中半是僥幸，半是恐懼。

　　出於這種高層分裂的擔憂，鄧小平徹底拋棄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 開始重新強化共產黨的傳統決策模式。這個政治決策模式就是鄧從毛澤東手上繼 承下來，並最終為鄧小平所正名的所謂「核心模式」。鄧小平時這樣論述「核心」 的：

　　「任何壹個領導集體都要壹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師靠不住的，第壹代領 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作為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 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時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 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的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 有壹個核心，這壹點所有在座的同誌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 識地維護壹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澤民同誌」這段話其實就是「江 （澤民）核心」的由來。

　　所謂核心其實就是最終決策者。在中共最高的決策過程中，核心起著彌合分 歧、平衡利益，最後仲裁的作用。按照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核心就是有「最後決 定之權」的人。在鄧小平那裏，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體現在危機來臨之際，沒有 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出現兩種聲音甚至多種聲音。這樣壹個核心 與其說是在壹個最高層新政策、新理論的發動者，到不說是壹個隨時可以超越集 體決策的最高集權者、獨裁者更為合適。這是中國共產黨決策不至於癱瘓的最後 保險。在鄧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沒有他自己這個核心，共產黨在「六四」期間就 可能遭遇滅頂之災。最深的創痛往往容易鑄成最牢固的個人經驗，完全可以推論， 鄧小平對「核心模式」的信賴，主要是植根於「六四」這個創深痛劇的個人經驗。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曾經在最高層嘗試過某種分權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趙紫 陽時期，軍委主席與黨的總書記長期分立的事實證明了這壹點。但「六四」的經 歷使鄧小平徹底回心轉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鄧才在離開政壇之前，極力扶持了壹個江核心，即便是 在1989年到1992年江澤民明顯背離他的改革開放方向的時候，鄧也沒有換掉這個 核心。相反，壹旦江開始回歸到他的既定路線，鄧就全力維護和鞏固這個核心。 他甚至不惜讓壹貫擁護自己的「楊家將」下場休息，以免繼續威脅江核心。不僅 如此，有廣泛的傳說稱，鄧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後的核心，胡錦濤。作為壹個 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鄧對核心模式的堅持和期許，應該是出自他對中國形勢的具 體判斷。鄧或許相信，這個明顯具有獨裁色彩的政治決策模式，起碼還可以在中 國適用兩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順利運轉必須有壹個前提，那就是有壹個能夠勝任 「核心」的潛在領袖人物存在，否則，「核心模式」就可能卡殼。在中共歷史上， 毛澤東無疑是具有這壹資格的。毛將壹個被人追趕四處流竄的反叛集團變成壹個 牢固控制中國社會的執政黨，不僅是共產黨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環。毛 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經常聽到的 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壹個「首」字直白的顯示了毛超 然於他人，甚至超然於共產黨的克理斯瑪地位。在毛時代，重大決策往往是毛的 書房裏而不是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出的。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將毛比附為「核心」 多少有些誤讀歷史的味道。事實上，更加符合鄧小平核心模式定義的人物是鄧自 己。鄧在中共黨內的深厚資歷及其改革開放所贏得空前成功，都為鄧擔當和鞏固 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權威基礎。不過，與毛核心相比，鄧核心顯然已經具 有了更多的協調和協商的色彩。起碼，鄧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過政治 局的正式決議被賦予的（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披露了這個秘密）。這其中，已 經多少體現了政治局的某種集體意誌。作為壹種非制度化的決策模式，鄧小平時 代的核心模式仍然壹種依賴於鄧的個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換句話說，沒有鄧小 平這樣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隨時可能停擺。

　　實際上，在江澤民時代，核心模式就運轉得非常吃力。從1989年江澤民擔任 共產黨總書記開始，壹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為止，鄧小平對江核 心進行了長達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這種扶持，江澤民個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奮、 再廣結善緣，恐怕都無濟於事。江澤民從壹個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終 脫穎而出，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除了鄧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們的自然雕零， 也是壹個重要的原因。經過江澤民多年的深耕，江澤民的同代競爭對手之間再也 沒有人擁有與江壹搏的權力基礎。這是江能夠保持核心地位的壹個重要原因。但 無論如何，江核心已經不是鄧核心，更不是毛核心，這個核心是壹個經不起折騰 的核心，更不要說出現類似「文革「和」六四「這樣的折騰。幸好，借助鄧小平 市場化慣性的蔭庇，江時代的經濟發展相當平穩。經濟增長之強彌補了江核心之 弱。經濟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時代得以正常運轉的壹 個重要條件。這顯然不能說明核心模式是壹個多麽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過是壹 種陰差陽錯的歷史巧合。事實上，承平時代的時勢是很難創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 領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國也再不會有個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 凡權威已經失去了基礎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澤民也試圖確立某種形式的個人 崇拜，但很明顯，他遇到了強大的抵制，以不到80歲的年紀退出政壇——這個年 紀大大低於他的前任鄧小平。不管江澤民退出政壇有多少自願的成分，但時代變 遷，形格勢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換言之，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形勢已經不再允 許出現超越規則，君臨壹切的領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種新形成的某種「法理」（ 呈文或者不成文的）來統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處尋找擴大自己權力的 機會，但是決不可能明顯的踐踏、逾越這種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國問 題研究者中「後鄧時代」以及「鄧後時代」的說法頗為熱鬧，但到了江澤民即將 退休的時候，人們幾乎從來沒有聽到所謂「後江時代」這種提法，這種差異中所 隱含的假設是：沒有人認為江澤民在退休之後還會對他的繼任者發生重要的影響。 人們的這種直覺並沒有錯，江澤民從最後壹個位置退下之後，便迅速地從中國的 公共輿論中消失。其影響力消退得甚至比人們預料的還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 斷，江澤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實際上是按照某種沒有公開披露的內部慣例進行 的。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這個核心實際上是受到某種內部法理約束的法理型領 袖。正是依靠這種法理，中共在江澤民之後推出了壹個更弱的「核心」，胡錦濤。

　　雖然早在1992年的時候胡錦濤就被儲為核心，但在他作為「王儲」的大部分 時間中，胡錦濤似乎並沒有機會大力培植其權力基礎。壹個明顯的跡象是，在胡 錦濤在正式成為核心之後才開始大力提拔團派幹部。資料顯示，胡錦濤在在成為 總書記並接任軍委主席之後，提拔了大批共青團幹部，以充實其權力基礎。外界 將其簡稱為團派。幫派，即圍繞某個山頭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體，它以對幫派 尤其是幫主的個人忠誠、人身依附為前提，換取派系和幫主的保護，共享派系利 益。幫派雖然壹直在共產黨內普遍存在，但由於其淩駕於公共利益之上，並將公 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當犯禁忌的。鄧小平在1989年向 江澤民交班的時候就特意叮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總 結說，「我不是完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壹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 的確，毛澤東可以不搞小圈子，鄧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為他們有超越 所有派系之上發揮影響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澤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 恐怕就很難貫徹其政治意誌。所以，不僅江澤民要搞小圈子，胡錦濤也必然要搞 小圈子，不如此，他們就很難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礎。有趣的是，胡錦濤大批 提拔共青團幹部的舉動似乎並沒有引出多少物議。這與江澤民大舉提拔「上海幫 「時所導致的普遍非議形成了鮮明對比。看來，經過江澤民時代，中國共產黨人 已經非正式的授予了黨內「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種特權。由於中共核心幾乎形 成了某種默認的任期制度，這種特權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選總統或總理上任之後的 組閣權。區別僅僅在於，組閣的人不是民選的，而是按照某種大家共同默認的慣 例形成的。這種利用組閣權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顯然與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因為 向最高決策者邀寵而相互纏鬥的利益集團有很大區別。有人解釋說，胡錦濤擢拔 團系之所以沒有受到非議，主要是因為團系人馬比較清廉，這顯然是無稽之談。 如果說團派現在仍然沒有傳出更多的腐敗醜聞，那是因為他們壹直沒有機會，壹 直沒有可供他們腐敗的位置。所以，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共產黨已經默認了核 心模式，也同時默認了核心的「類組閣權」。「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 系）的正統文化已經被江澤民擊潰。

　　容易猜想，共產黨對核心組閣權的默認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澤民時代政治成 功的某種鼓舞。在1989年之後已經成為唯經濟論信徒的共產黨人看來，經濟發展 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標準。這種簡單的直覺式推論雖然顢頇，但卻給胡錦濤的 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胡錦濤不再需要磁場般的個人魅力，僅僅依靠中共賦予 核心組閣權的慣例（黨內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繼續維持核心模式的運轉。江澤民 必須用幾乎兵變的方式打掉楊家將、扳倒陳希同，方能夠真正坐穩核心位置，但 胡錦濤僅僅是借SARS之機象征性地免掉張文康、孟學農就順勢繼承大位。其權力 繼承過程，不僅比當初江澤民要順利得多，也比人們猜測的要順利得多。而謎底， 就是政治慣例賦予胡錦濤的力量。鄧小平是將「核心」禪讓給了江澤民，但江澤 民將「核心」傳給胡錦濤則更多是出於慣例的壓力。越來越弱的核心，越來越強 大的政治文化慣性，這就是今天中國最高層的政治時勢。

　　與江澤民時代相比，胡錦濤時代的所謂政治時勢的另外壹個顯著特點是，派 系鬥爭的削弱。大多數中國政治觀察家出於壹種方法上的慣性，總是緊盯中共派 系鬥爭，以觀察中國的政治動向。但這個方法在江澤民時代就已經不太管用，在 胡錦濤時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六四」之後，共產黨高層的危機感相當強烈，生怕那壹天突然之間莫名其 妙地丟了政權，被壹鍋端去。意識到了這壹點，共產黨內部的派系紛爭變得相當 克制，不至於像以前壹樣搞得妳死我活。因為派系鬥爭壹旦用力過猛，把大船整 個弄個底朝天，那就對誰都沒有好處。「六四」之後的共產黨人精明而市儈，對 這種大局當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鬥爭都是點到為止，不至於演變成同歸於盡的 全面決鬥。像江澤民撂倒陳希同那樣的殘酷鬥爭，不僅屈指可數，實在也是江澤 民於公於私都不得不為之舉。所謂「危機可以導致內部凝聚」的社會學原理， 「六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做了壹個相當典型的實證。「六四」之後，外部觀察 家越是盯著中共的派系鬥爭動向，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似乎就越是沈得住氣，以 至於今天幾乎蹤跡杳然，其原因正在於此。另外，正如我們上面多所強調的那樣， 「六四之後」共產黨已經不是壹個革命黨，而是壹個世俗化的利益集團，所以 「派系鬥爭」盡管總是余音繞梁，陰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觀念、意 氣之爭，而是現實的利益博弈，其所謂派系鬥爭也就變成了「妳多得壹點我少得 壹點或者妳少得壹點我多得壹點」的理性遊戲，而不是有妳無我，有我無妳的殘 酷鬥爭。中共這種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鬥爭的那種烈度。中共於血雨腥風 之中成立以來，於今已有將近90年歷史，其中60年為和平時代，那種在戰爭歲月 之中所形成的袍澤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於漫長的和平時代而日漸消磨，而 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老山頭，舊朋黨，也終不敵日月流逝而逐漸枯萎雕零。 掌門人既然不在，派系內部的團結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當然也就不再涇 渭分明。事實上，在江澤民時代，這個特點即已凸現。最為重要的是，從江澤民 時代開始，中共黨內對任期制度已經有某種預期，妳江澤民再有能耐也不過是兩 任十年，幫得了壹時，幫不了壹世，跟得太緊，那壹天換了「核心」，可能就要 吃不了兜著走。換成更加學術壹點的說法就是，由於中共內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 幫主以及幫派能夠給予派系成員職位、保護以交換他們忠誠的能力在逐漸減弱， 派系形成的激勵也就大大減弱了。於是乎，還是別跟得太緊為妙。形勢比人強， 這種形勢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邊界線。江澤民被自己搞 出來的內部慣例逼退之後（「常委七十歲不得連任，必須退休」的這種規則本來 是用來逼退了喬石、李瑞環等競爭對手的），中共內部對高層任期制度的預期更 加明顯。短短十年，要想升官發財，還是緊跟「胡核心」這個主流的好。胡甫壹 上臺，被外界指為「上海幫」的江核心人馬紛紛帶槍投靠，個中秘密也正在於此。 毛、鄧之後，中共再無那種可以「不行就上山打遊擊（毛澤東語）」，「沒位子 可以搶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梟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種靠位子吃飯的「識 時務者」。這些人壹旦失去了位子，影響力就喪失殆盡，就像魚兒離開了水壹樣。 在壹個意識形態遁隱的時代，位子是第壹要緊之事，於是隨風使舵，保住位子（ 對於他們來說，位子可以換來財富，財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幣靠得住） 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勢所趨。那裏還有什麽死心塌地，堅貞不二的心腹、死 黨。這樣的逐利之徒所構成的派系當然是烏合之眾，稍有變局，自然就風流雲散， 消融於無形。派系的松散與流動，不特黨政如此，中國軍隊也如此。1990年代之 後，中國軍隊的職業化、官僚化、技術化趨勢日趨明顯（這乃是時代之大趨勢所 迫），軍事首領們的調動頻繁（所謂「將不專兵」），同鄉舊誼所形成的小團體 固然不絕於縷，但坐鎮壹方號令三軍的軍閥勢力就完全失去了歷史土壤。胡錦濤 下車伊始，就揮刀裁掉20萬軍隊，在外界看來，這種大膽之舉，有自找麻煩的嫌 疑，但中國軍隊中卻幾乎不見任何反彈和騷動。這並非證明胡錦濤很強大，而只 能證明中國軍隊內部已很少有戰鬥力堅強的派系堡壘。在1949年之後的中共歷史 上，槍桿子和黨的分離，只是在鄧小平最後壹次復出之後短暫出現過，鄧小平曾 經將黨權先後給予過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初也的確有分權制衡的考慮在內），自 己緊握槍桿子，但是「六四」之後，鄧小平立即察覺了其中的兇險，於是在江澤 民時代有重新恢復了國家主席、共產黨總書記、軍委主席三職合壹的現象。鄧小 平時代的「槍監督黨」又重新回到了「黨、槍合壹」並集中於核心壹人手中的局 面。

　　大致可以預測，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傳統上的派系將更加萎靡，派系的內部 團結和凝聚程度將更為松散，派系鬥爭的烈度也會大大降低。這就是說，基本上 很難再有其他內部派系能夠挑戰和威脅胡錦濤的權力。當然，如果胡錦濤在任上 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挫折，那就要另當別論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機形勢催 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後，壹個老式的政治話題不斷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 系。這個問題之所以在毛澤東建立了最強大的中央集權之後又重新出現，主要是 因為1980年代之後的放權改革模式所致。這個分權模式所引發的中央與地方在財 政上的緊張關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間達到最高潮。當時這種在新時期出現的 舊事務，讓很多政治觀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們作為壹種理解當代中國政治 經濟問題的新視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與地方矛盾的確相當緊張， 經濟勢力迅速膨脹的沿海省份如廣東、山東者擁「財」自重的地方諸侯，也的確 有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形跡，但這種緊張關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卻眼明手快 的江澤民、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幾近壹對壹的談判方式搞掂的分稅制，雖然 阻力甚大，但卻總算暫時平衡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分稅制不僅粗糙，而且 有諸多負面作用，但它畢竟是壹種制度。除此之外，將強勢地方的領導人以壹種 不成文的黨內慣例納入政治局的決策過程，也大大減少了地方領導人與中央的沖 突。讓姜春雲、謝非等領導人進入中央政治局官升壹級，雖然有調虎離山的權謀 考慮，但也的確在實質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達渠道。也因此，將強勢省份領導 人納入政治局被作為壹種有效的慣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員不斷擴大的趨勢。這個 過程大大增加地方與中央關系的和諧程度。其實，即便沒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 的所謂獨立也只是壹種簡單的歷史聯想，在軍隊完全受中央節制的情況下，地方 政府擁兵壹方，挑戰中央權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無餉可發，軍隊 的整體性被瓦解。而考諸胡錦濤時代，除了上述幾點之外，省委書記壹級的封將 大吏幾乎完全為外省人擔任，像1990年代謝非、姜春運那種土生土長的，長期坐 鎮原籍的地方諸侯在中國已經絕跡，加之換崗頻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實力逐漸 座大的可能。這種換崗顯然是承繼了中國古代的「回避」制度（漢制中既有本君 人不得為君守的規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經常與 地方保護主義聯系在壹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勢的壹方，甚至是邪惡的代名詞。 不管這種文化是好是壞，但時勢如此，由不得妳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對抗中央。 以上諸種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幾乎決定了，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很難遭到所 謂地方實力派的挑戰。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過軍隊、警察、財政、任免 等手段就可以搞定壹切。2004年，胡溫在中國大搞宏觀調控，其力度、手段與朱 （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觀調控並無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對聲浪卻比上 壹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勢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決心已經大 不如前。形勢如此，地方領導就只有唯唯諾諾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們冒充諸侯， 打腫臉充胖子了。如果讀者更加仔細壹點就應該發現，以前在中國不時響起的 「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決支持中央權威」這壹類宣示，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已 經消失多年了。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地方作為壹種挑戰中央的實力派系，可能已 經暫時退出中國政治的歷史舞臺。

　　孟子說，有智不如趁勢。就高層政治態勢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錦濤可謂趁勢 之便，有時之助。要雨得雨，要風得風。胡錦濤不是克理斯瑪，但卻是壹位運勢 極佳的福將。不過，以未來的眼光觀察，胡錦濤在任期內也將面臨壹些非常棘手 的任務。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層政治震撼的，就是權力繼承問題。

　　胡錦濤雖然有組閣權，但卻沒有繼任者也就是下壹屆核心的指定權。江澤民 是鄧小平指定的，胡錦濤也是鄧小平指定的。但江與胡的區別在於，後者必須在 自己的任期內，對下壹屆中共領導人的產生負責。這個從1911年帝制廢除之後在 中國壹直懸而未決的政治難題，將歷史性的落在胡錦濤的身上。如無意外，胡錦 濤的任期將在2012年結束，在這之前，也就是最遲2011年，胡錦濤必須為自己找 到繼承人，有點巧合的是，這個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這不僅是對胡錦濤的 大考，也是對中國百年發展的大考。

　　前面說過，胡錦濤在1992年剛剛50歲的時候就進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縱觀 十六大之後的中國政治局常委中，卻找不到壹位50歲的「年輕人」，這意味著， 起碼到現在，還沒有壹位被政治局集體認可的王儲（下壹屆核心）出現。這個關 鍵的空缺說明，江澤民沒有被賦予指定下壹屆核心的權力。江澤民如此，胡錦濤 就更不用說了，江澤民好歹是個核心，而胡錦濤卻僅僅是個總書記。這從中共正 式的說法中可以找到依據。在江澤民時代，中共的正式說法是，「以江澤民為核 心的黨中央」，而到了胡錦濤時代正式說法卻變成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 央」，壹詞之差，決非偶然。這意味著，胡錦濤這個核心，比江澤民這個核心無 論在法定權力還是權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遜壹籌。鄧小平可以壹口氣指定兩個核心， 江澤民和胡錦濤縱然有心，也無力就做到這點了。威權加速遞減，乃是現代社會 不移之趨勢，又豈是個人之力所能逆轉？在這個意義上，核心模式是為鄧小平所 量身定作的。同壹個核心模式，鄧可以玩得遊刃有余，江澤民就只能勉強維持， 而到了胡錦濤，恐怕就要改改規矩，換換口味了。對於弱主而言，最好的辦法還 是尋求制度的保護。

　　中共十七大屆滿之時，按照年齡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將與胡錦濤壹起退 休。既然胡錦濤沒有被賦予指定下壹屆核心的權力，那麽胡錦濤的繼承者就必然 按照新的規則產生。依目前中共黨內強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弱的趨勢，這個新的 規則壹定是帶有某種民主性質的選舉或者協商方式。說穿了，所謂民主壹定是在 勢均力敵的競爭中產生的。黨內民主壹開，社會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風起雲湧了。 如何在黨內民主開始的時候，保持秩序將是胡錦濤面臨的壹個嚴峻考驗。所謂弱 主，就是打破慣例、創設新制的能力較弱，但詭譎的是，胡錦濤這個弱主必須在 其任期之內完成這個新制度的創設。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表明胡錦濤對此做好 了準備。雖然有不少人觀察到，胡錦濤上臺之初，也大談了幾天憲法、黨內民主 （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員會述職之類）。但誠如我們所私下推測的那樣，胡 錦濤的這個民主試驗很快就偃旗息鼓、沒有下文了。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江澤 民上臺之初也大談過壹陣「民主集中制」的同樣情形。不管胡錦濤是真心推動黨 內民主，還是為了在黨內黨外贏得民意而做秀，黨內民主都將是壹條陷阱密布的 道路。2006年2月，壹向以敢言著稱的中國「冰點」周刊被停刊之後，主編李大同 循黨內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申訴，控告中共中央宣傳部 的相關負責人，並指控他們違反憲法及黨章。這個「反常甚至是荒唐」的舉動（ 之所以稱其為反常，乃是人們從來就沒有將黨內民主程序當真過，所以很少有人 像李大同那樣真的提出申訴）對胡錦濤貫徹黨內民主的真誠程度構成了考驗。站 在胡錦濤的角度，如果真的批準李大同按照黨內民主程序走，那麽先例壹開，黨 內的申訴可能就會像雪片壹樣飛來，並進而裂解共產黨的團結；如果不批準就會 立即暴露出胡錦濤黨內民主的虛偽性，結果不出所料，胡錦濤采取了讓《冰點》 復刊但主編撤職的折中辦法，以個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 免引出更大的連鎖反應。胡錦濤的這種曖昧態度，其實反應了他在黨內民主上的 巨大兩難。黨內民主好說不好做，壹不留神，就會成為胡錦濤壹筆重要的負資產。 從現在的跡象看，胡錦濤已經視此為畏途。

　　然而，民主理念的出現經有很多年的歷史，民主不僅成為精英分子的文化潛 意識，也成為大眾的壹種文化潛意識，這把癮是壹定要過的。當普羅大眾都覺得 民主是壹種價值、壹種善的時候民主就變成了所謂歷史潮流，歷史的大趨勢。如 果妳不讓人們過這壹把民主的癮，那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了。經濟發展可以延緩 民主化，但決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為他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玩過股票的 人都知道，逆勢操作有多麽費勁。不管這個「勢」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 多麽傑出，逆勢操作都會頭破血流。民主之「勢」，在中國壹蓄百年，其發必猛。 所以，不管民主有多麽大的風險，胡錦濤都應該順勢而為，並將這個「勢」引導 到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不是貽誤時機，讓其他潛在的權力競爭者借勢。與順勢 而為的風險相比，逆市操作的風險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論，胡錦濤時代可能正 是中國最高權力接近某種帶有民主特征的規則性更替的關鍵過渡階段。

　　如果不出現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經濟崩潰、民族戰爭、金融危機等等）打 擊，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將很難受到有效挑戰，作為中國政治最高樞紐的中共政治 局也將在「保證不翻船」的底線上保持團結。鄧小平如果能夠有幸活到今天，他 就暫時不必為「中央自己出問題」而擔憂了。因為，胡錦濤的挑戰已經不是來自 政治局，而是來自於中南海之外。

四、官僚的狂歡

　　對於當代中國的政治，我們可以將其抽象為三種力量的博弈。即領袖層、官 僚集團以及民眾之間的博弈。我們所說的領袖層，就是集中了中國最高權力的中 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經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員。以 這種標準計，中國領袖層人數充其量不超過百十人。所謂官僚集團指的是那些通 過合法權力執行領袖層決策的黨、政、軍、企中握有實際權力的官員所構成的集 團。這是壹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財富欲望）遠遠大於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寬泛 壹點定義，我們可以將那些1990年代之後逐漸被贖買的知識及企業精英所構成的 準官僚階層納入其中——這些人和官僚精英壹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精 英政治的社會基礎。我們所說的民眾，則是指被權力支配的那壹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領袖層對民眾中所潛藏的破壞能量相當警惕。雖 然有農村改革、西單民主墻時期與民眾的短暫蜜月，但這種蜜月很快就煙消雲散。 及至1989年那壹場刻骨銘心的事件之後，中國領袖層對民眾的警惕更是上升為壹 種畏懼。共產黨靠民眾起家，當然不能明說他們並不信任民眾，但在背地裏，這 卻變成了壹種支配著中國領袖層行為的壹種集體無意識。與此同時，改革之後壹 度被中國領袖層寄予厚望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在「六四」之後被列入了「靠不住」 的行列。雖然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部分知識分子被逐漸贖買，但其中經歷相當 長壹段的冷凍時期。逼手逼腳之下，中國領袖層將其意誌全部托付給了中國官僚 集團。反過來說就是，官僚集團變成了中國領袖層可以實現其意誌的惟壹工具（ 註意：是惟壹）。中國領袖層與官僚集團的這種關系，構成了壹種類似於現代公 司中董事會與經理層的委托代理關系。如果我們將中國看成壹個巨型企業，我們 就可以進壹步在將中國改革政治中的幾個參與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國領袖層是 老板、官僚集團就是經理層，而民眾則是員工兼股東。這個抽象模型雖然掛壹漏 萬，但卻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轉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後，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中國領袖層的施政目標被逐漸窄化為單 純的經濟增長，並在實踐中進壹步蛻化成GDP的增長，而受托實現這壹目標的的經 理人就是中國的官僚集團。中國官僚集團受托發動、組織、維持經濟增長。

　　在老板（中國的領袖層）的邏輯中，只要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將其 類比為中國這個巨型企業的利潤），經濟增長的福利就能夠自動惠及所有員工和 股東（民眾）。所以，只要作為經理人的官僚集團能夠實現經濟增長這個目標， 那麽官僚集團就是勝任的。即便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集團從這個利潤中多貪污壹 點，多收得壹些不義之財，也是小節，不足掛齒。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中國領袖 層壹向是懂得這種駕馭之術的。這是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大老板（中國領袖層） 與經理人（中國官僚集團）之間壹直延續的壹種默契。憑借這種默契，中國領袖 層與官僚集團之間壹直相安無事。不過，官僚集團顯然是不僅僅滿足於做最高領 袖層的代理人的，它壹定要想方設法利用這種代理權力來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1989年之後組織、推動經濟增長的實踐中，中國官僚集團對代理業務日益「精 湛」，他們與老板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逐漸加大，老板（中國領袖層）因而也對 經理層（中國官僚集團）越來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後，1992年狂飆突進的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能量逐漸衰退， 中國這個巨型企業制造利潤（經濟增長）的能力也開始不斷減弱。但不幸的是， 幾乎在同壹時期，官僚集團經理層在代理過程中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 口也不斷膨脹。官僚集團及其外部合謀者不僅要將利潤（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 據為己有，甚至還要將屬於股東和員工（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本來就已經相 當可憐的份額據為己有。如此壹來，中國政治在前改革時代的仍然可以勉強維系 的局面就開始破裂了。

　　概括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合謀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為，我們大致可以得 到這樣壹幅圖景：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中級官僚的利益集團化、高級官僚集 團的買辦化。基層官僚權小責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資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 益最大化（包括權力和財富），就必須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剝奪最底層的民眾。這 是中國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的壹個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書 記和風在征地過程中雇傭300名黑社會成員，造成六名農民死亡、數十農民受傷的 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畫了中國基層官僚集團逐漸黑社會化的特點。在中國基層， 定州絕非孤例。與基層官僚集團相比，中國省市壹級主要盤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 集團則有逐漸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團的明顯趨勢。在中國黑龍江（田鳳山案件）、 遼寧（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級幹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這種趨勢的直接 證明。這種分利集團雖然較少直接訴諸暴力，但他們毫無遮攔的利益最大化對民 眾福利的吞噬能力則遠為劇烈。在最上壹層，中國官僚集團則有與全球化力量合 謀，進行跨國尋租，從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趨勢。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傳 統的尋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對舊有政治結構的嵌入甚至主動引入全球化 力量，以創建新的尋租結構。這個過程雖然相當復雜而且總是掩蓋在種種現代金 融技巧之後，但其本質無非是將本來屬於民眾的福利拱手外獻，並從中賺取代理 費用。這與中、低級官僚集團擠壓民眾福利的作用並無二致。從某種意義上說， 正是由於這種尋租的難以識別，他們甚至比中低級官僚的掠奪更為劇烈。加入WT O之後的幾年中，這種現象有逐漸蔓延的趨勢。

　　與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惡性擴張同步發生的，是老板（中國領袖層）要求經理 層（官僚集團）上繳的份額也逐漸開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於今，中國政 府稅收直線飆升就是這個最大化的形象說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亞洲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領袖層為了維系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剛性投入（這關乎老板本 身的合法性）以及國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經濟增長紅利中所索取的份 額也水漲船高。這兩個剛性的最大化疊加、藕合在壹起，其結果就是作為員工、 股東的中國民眾的福利被壓縮在極限甚至出現絕對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後， 中國民眾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剝奪，可能遠遠超過他 們工資增長。也就是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相當規模的人群中出現了明顯的 福利倒退。在中國改革過程中，中國民眾的福利本來就被設置在相當低的水準之 上，倒黴的是，他們不僅碰到了壹個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還碰上了壹批貪婪無 良的經理，兩相夾擊之下，難怪許多股東、員工要在生死線上浮沈了。

　　雖然中國領袖層並非民選，在法理上也無需對民眾負責，但他們仍然對民眾 負有某種最低限度的隱性責任，比如妳不能搞得民眾民不聊生，衣食難周。就像 妳不能搞得股東或者員工血本無歸，顆粒不收壹樣。因為到這個時候，老板最低 限度的合法性就難以維持了。換句話說，老板能不能繼續當下去就會成為問題。 這壹點，在中國領袖層在那裏叫做，穩定，或曰：註意人民對改革的承受能力。 1990年代的中國改革，我們深刻見證了中國人順民的壹面，但順民與暴民只是壹 體兩面，俗話說，會咬人的狗不叫，中國順民是不是有這種性格我們不得而知。 絕大多數人都相信，以現代食物技術之發達，信息技術之先進，將部分中國民眾 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並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國農村以及偏僻城鎮 越來越頻密、越來越暴烈的騷亂，不由得讓我們對上述信條在中國的適用性頗感 疑惑。我們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之下，怎麽還會有如此之高的憤怒？ 我們疑惑，中國的官僚代理們究竟已將人們剝奪到了什麽程度？

　　對官僚集團這種敲骨吸髓的剝奪，中國的老板們多少是知情的。從邏輯上說， 作為授權者的領袖層可以在任何時候解除官僚集團的權力，但是由於官僚集團是 惟壹的執行者，除此之外，別無分店，所以中國的領袖層在實際上幾乎無法行使 那種理論上的解雇權力。在當代中國，鄧小平之後幾乎不再有人能夠以個人威權 震懾和約束官僚集團，而領袖層鑒於對民眾力量的畏懼，又無法通過民眾以合法 的方式來監督、約束官僚集團。正是參透了這壹點，中國官僚集團才可以有恃無 恐，壹邊受托，壹邊打劫，巧取豪奪幾乎達到明火執仗的地步。到了這個地步， 官僚集團在執行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壹種理論上的推論，而是壹種實踐 中的必然。這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現實。顯然，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問題 在中國改革政治中的壹次再現。

　　2005年12月6日，在中國廣東的汕尾市，地方當局出動裝甲車等重武器射殺抗 議民眾。這次惡性事件不僅是1989年天安門之後最為惡劣的壹次，也同樣是中國 的政治暴力在長期低迷之後開始復蘇的壹個強烈信號。在剝奪日深的當代中國， 出現汕尾事件，絲毫都不讓人驚奇，但作為壹個檢驗中國領袖層對官僚集團的約 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卻是壹個極佳的觀察窗口。汕尾事件發生後，中國領袖層 面臨兩種選擇，壹種是迅速嚴懲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憤和國際輿論；另外壹種則 是裝聾作啞，讓事件自然平息。後壹種處理方法，顯然是對官僚階層胡作非為的 壹種間接鼓勵，其後果是刺激更多類似事件的發生。而前壹種辦法，則無異於自 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團對領袖層本來就相當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汕 尾這種具有特殊標簽意義的事件中表態支持民眾，懲罰官員，有可能形成壹種領 袖層支持社會自發動員的印象，這是中國領袖層絕對不願意看到的。顯然，胡錦 濤及其同事面臨著壹種兩難——壹種胡錦濤時代中國領袖層可能經常會碰到的兩 難。不過，再難也要選擇。不出意料，中國領袖層選擇了難堪的沈默，而懲罰兇 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當初，胡錦濤處理張文康及孟學農時是何等的雷厲風行， 霹靂手段。但為什麽時間過了不到兩年，胡錦濤卻變得如此畏手畏腳，進退失據？ 答案是，時機不同、性質不同。在北京，胡錦濤面對的是兩個孤立的高級官員， 恰好可以打虎樹威，而在汕尾，胡錦濤面對的是整個官僚集團，則必須投鼠忌器。 汕尾事件與北京SARS在性質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可能觸發廣泛的社會動員， 而後者不會有這種擔心。這就是中國領袖層態度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判若兩人的 謎底所在。同樣的心理，在稍早之前發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現得相當明顯。（ 2005年7月，廣東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過合法程序罷免了村主任，但最後遭到地方 當局的閹割。我們註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發展過程中，主要代表中國領袖層意 誌的中國《人民日報》在2005年9月16日曾經發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該 文說「普通農民懂得通過合法手段罷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現象，表明了在廣東的 某些農村地區，建立在理性基礎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態已經初現端倪。」 然而，幾乎在轉瞬之間，中國領袖層就立即從這個立場上撤退，轉而對地方當局 的黑社會行為不聞不問。這種轉變凸現了中國領袖層在民眾與官僚集團之間進退 維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壹個縣級甚至村級官僚集團，在擊潰不滿 民眾的同時，也輕而易舉地擊潰了政治局。這不啻於表明：作為壹個整體的中國 官僚集團正在徹底癱瘓領袖們的意誌，中國領袖層對官僚集團的約束能力已經全 線崩潰。壹個看上去擁有無上權威的政治局在背地裏卻是如此虛弱，雖然不合常 理，但卻是中國政治的真實鏡像。

　　在某種意義上，所謂權威，就是超越正式權力的權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 以影響人們的行為，所謂不怒而自威。以這個標準看，中國今天的領袖層嚴重缺 乏權威資源，有權而無威。鄧小平沒有任何正式職務也可以發動南巡，推動時局， 而起後繼者就只能靠位置賦予他們的權力來做事情。沒有位置，壹事無成。威權 遞減乃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之勢，壹定要在現代社會中搞威權治理，必然事倍功半， 成本高昂。領袖層只能順應大勢，走出威權迷思，發展出某種法定的正式權力。 改革之後，在政權技術官僚化趨勢的推動下，中國領袖層逐漸發展出壹套控制官 僚們看上去比較科學的，因而也為各方所認可的「法定」權力。不過，即便這種 正式權力，也因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被磨損殆盡。

　　1992年之後，中國領袖層對下級官僚的壹個主要控制手段是GDP指標的考核。 誰制造的GDP高，誰獲得政治獎賞的可能性就越高，誰獲得提升的機會就越大。G DP指標不僅符合中國領袖層1992年之後唯經濟增長的政治路線，在他們看來，這 也是選拔幹部惟壹科學的定量依據。但中國的官僚集團不愧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 的職業官僚集團，他們玩起GDP這種現代玩意來，同樣是爐火純青。在早期，中國 官僚還是使用最為傳統的數字造假術（這和1958年大躍進時期各地方官員爭放 「衛星」的情景同工異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國官僚集團則完全成為世 界壹流的GDP制造專家。與笨拙的數字造假不同，中國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所 制造的GDP完全是真實的，只不過，這種真實經常是以剝奪人民的未來福利為代價 的。如果將外部性比如比如環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慮進去，中國的所謂 「發展」可能是負的。GDP在今天以政績的形式體現出來了，但其成本卻被推到了 未來；GDP是真實的，但其福利效果卻是負的。如此GDP，當然只能是壹個「真實 的謊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隨著中國內部自主增長能力的逐漸枯竭，中國 官僚集團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漸臻於化境。在這個時期，中國官僚集團制造GDP的 手段主要是以內部掠奪為特色的。從1990年代末期起，中國官僚集團將醫療、教 育、房地產等公共品強行推入市場交易。由於這些公共品幾乎是必需品，所謂 「交易」就變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選擇的強制和掠奪過程。考慮到房地產、教育、 醫療等公共品在現代生活消費中所占的極高比例，這些與剝奪無異的市場化可以 帶動的交易規模將是壹個天文數字，而其制造GDP的能力與傳統商品就完全不是壹 個數量級的。與環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將外部性未來化不同，教育、醫療等領域 的所謂改革是在即期將外部性轉嫁給其他人群。極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剝奪 其他人群的福利為代價的。不過，剝奪歸剝奪，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 GDP，中國官僚集團想要的就是這個。這不但可以讓他們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 GDP以取悅上峰），也可以通過與外部合謀者的勾結讓他們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兩 個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為壹體，妳就不能不佩服中國官僚集團神奇的學習及 適應能力了。他們不愧為壹流的假帳高手。可以肯定，中國 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 經濟增長，已經被巧妙偷換為完全屬於官僚集團自己的經濟增長。到這個時候， 中國官僚集團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紅利，而是超經濟增長的 贓物了。也正是從這裏開始，我們觀察到，中國官僚集團的剝奪可能正在迅速超 越臨界狀態。順便說壹句，中國官員事實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劇了這種剝奪。 因為每壹個新官上任，就要放壹把GDP的衛星，就要來壹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 花銀」舊戲碼。壹個人胃口再大，也總有被餵飽的時候，但如果壹批又壹批的餓 漢上陣，那就肯定要雞犬不寧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沒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 搞任期制度，自然會搞出畫虎類犬的笑話。」 「」毫無疑問，正是上述種種「左手倒右手」的掠奪式交易——壹場徹頭徹尾的 GDP騙局，維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奇跡」的玫瑰顏色。然而，中國領袖層 幾乎還未來得及享受這場「GDP奇跡」所帶來的愉悅，民眾就已經變得忍無可忍， 紛紛開始以暴易暴了。直到這個時候，中國的老板們才發覺大事不妙，慌忙提出 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中國領袖層壹定在疑惑：昨天還在高歌猛進，怎麽壹夜之間 就變成危機四伏了呢？老板被經理們糊弄到這個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嘆。

　　當然，中國的新老板並不是阿鬥。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官僚體系失控的嚴 重性。2006年年初，中國共產黨的現任組織部長賀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反思道： 「此前相當長壹段時間，由於發展是我們的第壹要務，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 幹部選拔中，最主要的依據就是GDP增長等硬邦邦的『政績』，壹些地方因此出現 了唯GDP增速論幹部上下的簡單做法。這樣造成的不利後果，就是部分地方領導單 純追求短期經濟增長，不顧長遠協調發展，對群眾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不聞不問， 甚至為了『政績』不惜損害群眾利益，致使壹些地方GDP增速雖快，但群眾卻無法 分享發展成果，有的地方還因追求畸形發展背上沈重債務。」據稱，中國共產黨 的組織部門準備在新壹輪黨政幹部換屆時，將使用壹套新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 以約束和控制官僚行為。這壹套新的考評體系，最引人註目的特點就是，「通過 引入群眾滿意度等新指標，盡量防止幹部考察中容易出現的失真失實現象」，以 矯正1990年代以來唯GDP是從的極端傾向。不過，大致可以預計，這壹套新發明， 很快就會像共產黨無數類似的新發明壹樣被束之高閣。理由非常簡單，因為當壹 個地方官員的命運掌握在他的上級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時候，地方官員就只 可能對他的上級負責，而不可能對在地的民意負責。要求受上級節制官僚對民眾 負責，當然只能是與虎謀皮。不解決權力來源的問題，就無法保證權力的使用問 題。對於官僚集團來說，GDP只不過是權力濫用的壹個手段，壹個幌子而已。不要 GDP，他們還會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廣泛流行G DP標準本身，也並非是地方官員發明的，而是中國領袖層自己發明的。地方官員 不過是投其所好罷了。縱觀1990以後的中國，中國領袖層對GDP速度的偏好壹點都 不亞於地方官員。GDP速度不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國老板們的利益所在。 沒有GDP的高速增長，中央稅收遠遠超過GDP的線形需求就無法滿足，中國最高層 的贖買能力就迅速流失；沒有GDP的高速增長，失業就會在現在現在的高危基礎上 迅速蔓延。而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國政治老板們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國的 政治領袖原因承擔這種代價，否則，幾乎可以打賭，他們將很快回到GDP標準上來。 所謂中國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並不僅僅是某壹項或者某幾項特殊的經濟政策 失誤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後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對中國經濟的壹種內在要 求。這就是說，不解除政治領袖的合法性焦慮，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只能被鎖 定在粗放方式上。這是中國領袖層或許還沒有察覺但卻深刻困擾著他們的又壹個 兩難。在這種兩難之中，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實際上已經陷入動輒得咎的境地。而 隨著矛盾的進壹步積累，中國政治領袖們完全可能突然在某壹天徹底失去騰挪余 地，必須在民眾和官僚之中擇壹而從。留給他們的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

　　非正式的權威和正式的權力既然都無法約束官僚集團，中國的領袖層大概就 只能又回頭在傳統的道德資源中去尋求解決之道了。情況的發展正是如此。人們 註意到，在上臺後的短短兩年多時間中，從「保先教育」到 「八榮八恥」，中國 領袖層已經將共產黨傳統的「整黨整風」運動飛快地搞了兩遍。形勢之急，用心 之苦，不在話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國的老板們怎能不眉頭緊鎖，急火攻心呢？不過，這是壹 場找不到敵人的戰爭。中國領袖層正在遭遇的是壹場無所不在的，與傳統派系鬥 爭大相徑庭的軟抵抗。這種分散的、消耗性的軟抵抗根本不需要與領袖們正面沖 撞，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解他們的意誌於無形。面對這樣壹場找不到敵人的戰爭， 中國領袖們縱有鐵壹般的意誌和絕頂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壹下那位曾經 豪情萬丈的朱鎔基吧，在他離任的時候又是多麽的形容憔悴，鬥誌全消）？胡錦 濤可以輕松搞定政治局，但卻無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產黨自己 的老話就是，中國領袖層已經陷入了官僚軟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 中南海」，此之謂也。孤獨無助之感，莫此為甚。2004年，黑龍江雞西市發生拖 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為此，中國總理溫家寶連續做了三次批示，但雞西的地方 官員壹點都不給溫家寶面子，直到溫家寶派出國務院調查組，事件才算勉強落幕。 在中國，類似雞西這樣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萬，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愛民的溫總 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組，溫總理辦公室的編制恐怕得擴大壹萬倍才能解決問題。 按照同樣的標準擴張，中國中央政府的體積可能就會出現反祖現象，龐大得像頭 遠古的恐龍。其人員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確，中國新壹代政治領袖非常順利地繼承了最高權力，他們甚至比他們的 上壹代更加順利。然而，此權力非彼權力，胡錦濤手上的權力已經是在鄧小平， 江澤民手上不斷折舊過的權力。他與鄧小平手上的權力、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同樣是最高權力，但權力本身的效能已經大大降低。在新壹代政治領袖自以為還 可以對官僚集團令行禁止，咬三呵四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已經基本上被 官僚集團架空，而成為官僚政權的囚徒。

　　事實證明：在現有的體制框架中，中國領袖層既解雇不了官僚經理們（在民 主國家這種解雇權是通過定期選舉來實現的），也控制不了官僚們。這顯然已經 遠遠超越了經典的委托代理災難。

　　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們表現出了越來越技術官僚化的趨勢，而到了胡 溫時代，這種技術官僚的特征則更加突出。技術官僚的優勢在於：他們能夠在給 定的體制約束和給定的社會環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 而其劣勢則在於他們很少有能力打破現有的體制約束條件，創造出更好的體制環 境。他們往往可以在現有體制給定的條件下將自己的行政長才發揮到極至，但卻 根本無力觸動現有體制。在這方面，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以及現任總理溫家寶都 是傑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壹己之能與體制搏鬥，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勞無功。 正所謂：愁煞人，天不管。總有壹天，中國的政治老板們會被他們任命的官僚經 理們拖垮，在耗盡最後壹絲力氣之後猛然不支倒地。

　　其實，中國的政治老板們原本可以不這麽孤獨，也完全沒有必要如此事必躬 親、勞神費力。他們完全可以將控制、監管、解雇官僚的權力交給民眾。然而， 民眾真的可靠嗎？

　　五、危險的大眾？

　　以民眾的力量（包括能夠反應民意的媒體）限制、約束官僚行為乃是現代政 治的常態。民眾用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來消解官僚的權力的濫用，是現代政治中 壹個被證明非常有效的遊戲規則。之所以說有效，是因為它能降低成本，否則， 事事都要老板監督，中國政府就會成為壹個頭顱（決策機構）與身體（執行機構） 壹樣巨大的怪物。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將監督權和約束權力交給民眾是政治 現代化中的壹種邏輯以及財政上的必然。這種安排，除了大大減輕政治領袖們的 職能之外，也可以使他們能夠專司「董事會」的決策功能。然而，邏輯僅僅是邏 輯，它不能代表真實，尤其不代表中國的真實。

　　在中國，對於民眾的力量，中國領袖層卻壹直心存戒懼。由「文革「而「六 四」，中國的政治老板們飽償「民亂」，可謂吃盡苦頭，留下了相當深的心理陰 影。在這樣壹種心理基礎之上，中國領袖在1989年之後對民眾力量壹直采取抑制 政策。具體的策略分為以下兩種：壹是讓民眾不敢，二是讓民眾不能。所謂「不 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鎮壓措施，以維持壹種心理上的威懾。「六四」是這方 面最極端的例子，也達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懾效果。「六四」之後，這種極端的 例子雖然不再發生，但小規模的暴力鎮壓事件並不鮮見，武力威懾的政策也未曾 稍有放松。不過，當局要讓民眾畏懼，也是有極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眾被逼入 機會成本為零的境地。也就是說，不能讓民眾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時 候，就可能出現人們最耳熟能詳的所謂「民不畏死」的超邊際選擇，民眾的「不 敢」就變成「只能」了。將所有民眾都逼得走投無路當然是很難發生的，但將部 分民眾逼到不得不反的墻角則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壹個如此繁榮的盛世，將民眾 逼得走投無路，肯定會被認為是聳人聽聞。但1990年代以來中國頻繁爆發的暴力 抗議活動，成群結隊的上訪人潮，都能證明我們所言不虛。或許，這些被逼鋌而 走險的人只是壹小部分人，但揆諸真實的歷史，又有那壹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 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開始鋌而走險之後才發生的呢？又有那壹次革命，不是壹 小點星火（偶然事件）拋進了壹捆幹柴（社會的普遍不滿）從而引發了壹場不期 而至的沖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歷史描述成壹場史詩，但他不過是幾個不滿調 遣的新軍官兵壹時沖動而引發的壹場巨大的鏈式反應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這幾個低級軍官的壹時義憤之舉，竟然在幾十天內就顛覆了有幾千年傳統的王朝。 看看今天繁榮表象之下的中國，又何嘗沒有儲備足夠燃起壹場沖天大火的能量呢？

　　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外部合謀者的剝奪已經達到相當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現幾 個搏命的秀才加上壹群亡命的窮人是完全可能的。這種事件壹旦過於頻繁，就會 將政治領袖搞得神經兮兮，坐臥不安。既然民眾「不敢」的條件正在逐漸喪失， 那麽接下來的手段就是要讓民眾「不能」。所謂「不能」，就是褫奪民眾抗拒官 僚的能力，尤其是組織起來的能力。在中國的政治詞匯中，「有組織的」是壹個 非常危險的定語。其背後之潛臺詞則是：組織是動員的基礎。有組織就可能形成 動員，壹動員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勢。所以，壹定要將民眾抑制在 無組織的狀態，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要將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比之 「不敢」，讓民眾「不能」的代價可謂巨大。妳必須在各個層級增加警力，擴充 裝備，（這正是中國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必須面對強力官僚部門不斷擡高的預 算要價，直至變成壹個警察國家。社會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對中國這樣抗議頻生 的巨型社會實施警察控制則尤其如此。以現在中國現在各級政府警察成本不斷增 長的趨勢，社會控制所帶來的成本總有壹天會拖垮財政（中國稅收不斷飆升這壹 問題在財政上的體現）。分析任何壹個政府的崩潰，財政垮臺都是其中最為重要 的原因之壹。現在大多數抗議仍然發生在中國農村，如果這個趨勢向中心城市蔓 延（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麽中國社會控制成本將會在現有基礎上暴漲。而這種 成本帶來的大多是負效的GDP。許多人都在中國城市中發現了壹個與眾（眾多其他 國家）不同的現象：家家戶戶都裝有鋼制的防盜門、防盜窗。這種巨大的需求帶 動了壹個行業的暢旺。但深究之下，這個繁榮行業帶來卻完全是負的福利效果。 它不僅浪費了巨量的鋼材，消耗了寶貴的能源，但換來的卻是完全可以通過社會 和解而輕松得到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現在被人廣為詬病的中國粗放增長模式 就是這種政治治理方式的後果之壹。由此可見，不斷增加社會控制的成本不僅是 負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續的。壹言以蔽之，讓民眾「不能」，可能導致財政上 難以承受的成本，很難免於最後的崩潰。

　　既如此，最為明智的辦法就是讓民眾「不願」，即民眾不願意起來造反。日 子過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誰願意提頭鬧革命呢？有人憑借壹種淺薄的理論想象， 將中國民眾描繪成暴民——壹群壹有機會就可能打家劫舍，興風作浪的痞子，壹 群壹有機會就要摧毀國家機器的暴徒，並煞有介事地警告國人要警惕暴民政治。 然而，這僅僅是壹種想象而已，沒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產物， 它與暴政往往是孿生姐妹。在今天中國，我們的確發現了暴政與暴民相互激蕩而 釀成災難性正反饋的諸多跡象，但是，歷史並必有所謂必然，困鎖也同樣是可以 慢慢解開的。在當下，讓民眾「不願」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官僚集團減 少剝奪。完全消除剝奪過於理想，但減輕剝奪的程度則是可以做到的。這當然不 能靠政治老板對官僚集團的道德勸誡，也不能指望他們對官僚集團的管束，這些 統統都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所以，剩下的惟壹辦法，就是讓民眾自己獲得力量， 與剝奪者之間形成某種均勢。而民眾要獲得力量，就必須讓他們組織起來。只有 這樣，才能切實加強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在整個政治結構中的談判力量，從 基層開始減輕剝奪。民眾在所有的地方捍衛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無處不在 的官僚剝奪。

　　在中國領袖層中，有壹種根深蒂固的迷信。認為有組織的力量比無序的力量 更危險。但其實，對無序力量實施社會控制成本相當高昂。試圖想象壹下，當妳 找不到破壞者，但破壞者卻無處不在地時候，妳會怎麽辦？結果當然是，妳會在 所有環節上加強防範。長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財務成本恐怕都會達到極限。 而如果與有組織的民眾打交道，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不僅談判目標明確，支付的 成本也壹目了然。這其實是將民眾疏導到有序狀態的最好辦法。所以，「有組織」 並不是什麽洪水猛獸，而是治理者之福，社會之福。真正危險的不是大眾，而是 無組織因而也必然是無序的大眾，壹個憤怒但卻無處發泄的大眾。那才真正是社 會之禍。當然，站在中國政治老板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這樣壹種計算：民眾既 然可以組織起來約束官僚，就可以組織起來約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層官僚， 就可以解雇最高當權者自己。在中國最高權力者的邏輯鏈條中，這是壹個死結。 說到底，是中國政老板對自己權力來源壹種揮之不去的合法性焦慮。在這樣壹種 考量中，中國領袖幾乎本能地將自己和官僚集團變成了壹個利益共同體，看作是 壹個共生的結構。也正是洞悉了領袖層的這個軟肋，中國的官僚集團才敢於肆無 忌憚的綁架老板，毫無顧慮地剝奪民眾。官僚集團可以不管身後洪水滔滔，但是 天子們卻必須要考慮天下社稷，百姓蒼生。中國領袖與官僚集團的利益分野就在 這裏。合法性連接在壹起，但利益卻各不相同，這個當代中國不易察覺的政治悖 論，也正是中國領袖們最大的困擾所在。擺在中國政治領袖們面前的有兩種選擇， 壹種是聽任官僚在合法性問題上繼續綁架自己，不斷揮霍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將 民族逼入歷史的死角，另外壹種則是，斬斷自己與官僚集團的合法性連接，讓自 己有更多的騰挪余地。前壹種是拖時間的辦法，最終不免壹劫；後壹種則可能走 出歷史的糾纏，開啟中國政治的良性循環之路。事實上，今天中國政治的主要問 題並不是解決合法性問題，而是解決官僚集團的剝奪問題，不是民眾與領袖層的 沖突，而是民眾與官僚集團的沖突。換言之，民眾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權。只 要給予他們可以有尊嚴生活的福利，中國民眾在政治上就可能變得超乎想象的溫 和、理性甚至保守。在這個方面，共產黨的手下敗將國民黨提供了非常好的歷史 教材。在臺灣，國民黨政權在總統選舉之前很早就開放了基層（包括縣市長）選 舉，但這壹過程，並沒有引發整個社會的激進動員。相反，它為最後的民主化提 供了經驗，奠定了基礎。而更加引人註目的是，國民黨是背著所謂「外來政權」 的包袱來推動這種政治轉型的。稍有不慎，整個政權架構就可能崩裂解體。在今 天的中國大陸，中國領袖們雖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碼沒有背負「外來政權」的包 袱。在整個中國政治轉型的順序中，基層民主是壹個重要的環扣，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將基層（首先是農村縣鄉級，基層雖然不是中國剝奪最烈的地方，但卻 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問題讓基層自己解決，讓民眾在民主中學習民主，不 僅可以部分緩解剝奪所帶來的社會不滿，走出中國良性循環的第壹步，也可以將 領袖的合法性與官僚集團逐漸切割、脫鉤。在中國的政治代理鏈條中，隱藏著壹 種深刻的悖論，由於官僚並不對在地居民負責，而是對上級甚至遠隔千裏之外的 更高級官員負責。而在理論上對民眾負責的中國政治領袖們，又必須通過他們無 法約束的官僚代理工具來履行這種責任，這樣，實際上就造成了領袖根本無法對 民眾負責的情況。建立基層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對在地居民切實負責的 政治架構，打破中國現在的政治代理悖論。

　　大多數評論家在談論中國政治變革的時候，都著眼於上層，甚至僅僅著眼於 中國共產黨。這當然是中國政治本身的某種邏輯所決定的。但問題在於，沒有底 層的民主生活，上層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層堅實的民主基礎，上層 的民主其實遲早都會到來，所謂水到渠成是也。從本質上看，民主是壹種大眾的 生活方式，而所謂普選、投票之類只不過是由這種生活方式浸潤、衍生而成的有 形政治結構。有穩定的基層政治秩序，即便上層秩序崩裂，大眾的生活的也會完 好如初。在中國基層重建民主與自治，就是重建中國社會已經被徹底碾碎了的自 我組織能力。

　　與中國1970年代末期的農村改革不同，中國的基層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 那樣可以立即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收到立竿見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 那樣有明確的衡量標準，並迅速加強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亂 糟糟的。除非中國的政治領袖在意識形態上確立民主的價值，並用最大的決心加 以保護，否則，中國的基層民主將隨時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並不直接創造經濟 價值（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政治領袖才對基層民主猶疑不決，起步多 年卻仍然在起點原地踏步），它著眼的是對資源以及經濟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 並由此培育社會正義和社會和諧。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壹個社會得以被結構的 隱形地基，是創造價值的價值。在經過30年代的改革之後，今天中國所奇缺的並 不是創造更多利潤的動力，最缺乏的是對利潤更加公平的分配機制（而這種不公 平分配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內需不足以及經濟結構畸形的關鍵原因），基層民主正 好可以彌補這種機制的稀缺。1989年之後，中國壹直采取的是「政治問題，經濟 解決」的辦法，但現在我們恐怕得的掉過頭來，采取壹點「經濟問題，政治解決」 的辦法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務，已經從全力推動、維護經 濟發展的單壹目標中退出，必須開始解決更為棘手的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社會 分裂等同時出現的多重挑戰。而這些任務的完成，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力有不逮， 需要中國政治制度實現切實的轉換。時代不同，任務不同，中國政治制度正是從 這種新的時代壓力中獲得了充足的轉型動力。1989年之後，中國的上層鬥爭徹底 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後，中國基層卻正在著火。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的基 層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

　　很多年以來，我壹直有跟出租車司機交談的習慣。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訪中， 我吃驚的發現，他們中間理解民主，並認同民主價值的人數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什麽叫歷史潮流？這就是歷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國基層民主的動力和可能性。 但在我們看來，中國基層民主的條件已經爛熟。有這種基礎，中國未來的政治發 展就必定帶有某種民主性質，不管妳如何稱呼它。時勢如此，如果還只身相抗， 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時變而法不變者，亂。今日中國，時已變，勢已變， 惟獨法不變。基層民主，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可塑性（或者稱之為「可改革性」） 的壹塊試金石，如果基層民主都不敢或者無法推進，我們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國 現行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彈性，其後果就是現體制在壓力下的整體性 崩裂。

　　在進入21世紀之後的中國，惟壹比經濟增長更快的是民眾的怨恨和憤怒。對 於壹直沈溺於經濟神話中的中國政治領袖來說，這壹點多少有點始料不及。雖然 我們無法定量測算中國社會中所積累的憤怒情緒，但就我們的觀察而言，今天中 國民眾中所積累的能量已經遠非「文革」前可比。現在絕大多數人「看到」的 「文革」，實際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壹個經過加工後的「文 革」。撇開高層權力鬥爭的維度，「文革」的另外壹張面孔，是大眾對官僚體系 的反抗。作為壹種強勁的動力，1949年之後在大眾中壓抑多年的對官僚的不滿， 借助高層權力鬥爭打開的缺口，像潮水壹般洶湧而出。這就是發生在中國1960年 代中期的「文革」。而後來的人們所記住的「文革」，僅僅是無情紛爭的高層， 兇殘迷狂的大眾。將「文革」僅僅描述成「權力鬥爭＋大眾瘋狂」不僅相當膚淺， 也會讓我們遺漏重要的歷史心得。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中國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 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讓中國改革在犧牲大眾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遠。 繼「文革」險勝，「六四」大勝之後，中國官僚利益聯盟在1989年之後的改革中， 將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壹邊。就對大眾的掠奪而論，30年改革時期已經 遠遠超過文革前的17年。難怪有人大聲發問：改革會變成「武革」嗎？這種剝奪 甚至遠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積累的反彈能量也遠非那兩個歷史時期相比。 壹位下崗之後靠開黑車謀生的中共黨員，在壹路痛訴了社會的種種不公之後，在 臨下車時候非常認真地請求我這位知識分子模樣的人：「以後妳們搞什麽組織壹 定要帶上我。」顯然，這是壹股不斷膨脹，正在四處尋找突破口的地火。壹有機 會，它們就可能噴湧而出，匯成滾滾洪流。這種能量既可以引爆壹場無序而慘烈 的動蕩，也可能成為壹場深刻變革的巨大推力。

　　透視當今的中國政治情勢，我們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燒的大火：官僚利益集 團欲火焚身，大眾怒火中燒，政治領袖急火攻心。遭兩面夾擊的中國領袖層，雖 然名義上握有最高權力，但卻左右為難，完全找不到著力之處。滅大眾之火，則 官僚之火更熾，並最終將自己拖下水；滅官僚之火，則大老板斷手斷腳、自剪羽 翼。面對如此困局，中國政治領袖們既然無法釜底抽薪，只好滿足於不斷地揚湯 止沸療法。除了壹個正在逐漸變色而且隨時可能徹底變色的「經濟奇跡」之外， 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上繼承的唯壹遺產，就是壹個強大的官僚體系。除此之外，別 無長物。官僚體系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們的惟壹代理力量和執政工具，江澤民必須 依靠它，胡錦濤也必須依靠它。所謂江規胡隨，並不是胡要隨，而是胡不得不隨。 然而，這個曾經創造了中國GDP神話的官僚體系，在長達30年代的轉型中也逐漸累 積了巨大的自毀力量。對於這種不斷擴張的結構性自爆力量，中國的政治領袖們 必須引起高度警覺，並迅速拆除其引信。當務之急是，必須在官僚合法性與領袖 合法性之間建立壹道防火墻，以防止火勢向最高層蔓延，使整個秩序結構同步崩 潰，與此同時，必須通過基層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國社會的基層秩序，以消解官 僚體系力量的泡沫式擴張。否則，壹旦官僚體系的權力泡沫因為擴展到極限而破 裂，就可能同時炸毀下層和上層秩序，而陷整個中國社會於又壹次悲慘的治亂循 環。

　　所幸的是，在中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全面轉化為中國政治領袖的合法性 危機之間有壹個時間差。中國大眾政治文化中，歷來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 統，即貪官是壞的但是皇帝是好的。這種政治文化體現在今天，就是人們耳熟能 詳的壹種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執行走了樣。「民眾這種對高 層與官僚的區別對待，雖然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卻意外地保護了中國政治領袖 們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國，官僚體系已經處於全面的合法性危機之中，但傳統政 治文化的保護膜仍然全力維護著最高權力者的合法性。對於中國的政治領袖們來 說，這是歷史賜予他們的壹個極其寶貴的時間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未來幾 年，將是中國新壹代政治領袖能否擺脫體制慣性，創造奇跡的關鍵時段，也是我 們觀察中國歷史走向的壹個重要的時間之窗。

　　出於歷史的逼迫，中國在胡錦濤時代出現重大轉折的概率相當之高。但種種 跡象的確讓我們擔心，中國政治正在逐漸喪失和平政治轉型的條件。所有改革的 經驗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時候，總是領袖們最為脆弱的時候，利益集團最為瘋狂 的時候，民眾最為暴烈的時候。所有異像，由模糊而清晰。中國將面對怎樣的未 來？

改革開放與社會危機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三年

　　改革的終結

　　2003年5月6日，由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合並而成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正式掛牌。這個不動聲色的掛牌儀式，同時標誌著兩個時代的結束。壹個是 從1949年開始的計劃經濟時代，另壹個則是從1978年開始的延續了25年的改革時 代。對於帶有「命令和強制」色彩的計劃時代的消失，人們可能不會感到意外， 但對於壹個被經濟增長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時代的淡出，人們則多少會有些突 兀。不過，新機構的名稱已經明確無誤的將這種時代切換昭顯出來。雖然「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名稱上還保留著改革的字樣，但秩序已經顛倒。「發展」 在前，「改革」在後。聯想到「計委」和「體改委」在自己的時代呼風喚雨的日 子，這個名稱上的變化顯然不是「不經意」的。對於體改委的隱退，非常了解中 國改革的經濟學家石小敏這樣評論到：「迄今中國的20多年發展可以分成兩個階 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後十年是轉型。前壹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動的， 需要有壹個宏觀調控部門來指導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後十年，改革呈現多 元動力推進的局面。體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來越小。」然而對於中國的新壹 代領導人來說，在「發改委」這個名稱背後，顯然還隱藏著他們對中國改革形勢 更加樂觀的理解。在他們那裏，經過十年的時間，中國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已經 基本搭建完畢，接下來的就是不斷完善的技術性修補工作。對時代的這種判斷， 充分體現在了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中。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 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到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中 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僅有壹字之差，即由 「建立」變為「完善」。在體現執政連續性的同時，也充分表達了新壹代領導人 對現有體制基礎的信賴。這個被簡稱為「新五十條」（對應於10年前的老「五十 條」）的《決定》中羅列詳盡、條分縷析的專業表達，更彰顯了新壹代領導人越 來越濃厚的技術官僚色彩。壹位海外的評論家也註意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這個 特點，他說，「24年前的『三中全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且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這次的意義恐怕更多的在於技術層面、經濟與社會層面，可 能沒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義；不過沒有太多政治含義與影響對中國來說或許是 壹樁好事。」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評論員是在批評中國引為傳統的「泛政治化」 傾向。不過，這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傳統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與中國 今天的現實頗多不符，甚至剛好相反。實際上，自從1978年之後，中國現實政治 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經濟化」的傾向，或者更加準確的描述是：公權的商品化潮 流。中國政治對經濟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壹種更加隱秘、更加有力的方式 存在著。它甚至已經成為壹種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加難以溶解的體制形式。與 「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的樂觀判斷相比，這可能更加接近問題的真相。 而這種具有自我加強能力的「權力經濟」體制，就是為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代領 導人準備的舞臺。如果不改造這個舞臺，新壹代中國領導人的審慎、漸進、溫和 等等技術官僚與生俱來的性格優勢就可能反過來成為束縛他們的致命弱點。這種 命運，在他們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裏已經被悄悄的證明。

　　與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實際上是壹個非常典型 的技術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壹個「事務性」官員。這並非朱的過謙之 詞，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評價。縱觀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國經濟以來的表現， 朱扮演的實際上是壹個「救火隊員」，從「清理三角債」，到「經濟軟著陸」； 從「整頓金融秩序」到「分稅制」，朱鎔基的英雄時代始終被局限在壹個既定的 體制舞臺上。只不過，體制舞臺的局促被朱鎔基的個人光芒掩蓋了。朱鎔基的個 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於壹位外國政要 幹脆撇開所有帶有主觀色彩的形容詞，以不容置疑的客觀標準評論朱：智商200 以上。在共產黨的領袖中出現這樣壹位個性鮮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見的，這不僅讓 西方人感到驚異，更使已經對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國人欣喜。如果在整 個90年代中國政治中有什麽明星的話，那就非朱鎔基莫屬。但可能正是中國人骨 子裏的這種英雄期待，導致了我們對體制和時代的錯覺。這種錯覺由於90年代中 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變得十分「真實和可信」。不過，錯覺畢竟是錯覺，朱鎔基最 終還是親自證實了這壹點，雖然他表達得很委婉。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註意 到，這位最接近西方民選政治家的領袖，在他作為總理的第三次記者招待會上， 已經變成了壹位「不了解情況、自我祝賀的總理」，這與他剛剛出任總理時發誓 要「闖地雷陣」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據說，在聽過他的第壹次記者招 待會後，連「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感動了。不過這家富有盛名的西 方報紙忽視了另外壹個寓意更加深刻的細節。早在前壹年（2000年）的記者招待 會上，這位總理就已經露骨的抒發了他的無力感，他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 後，全國人民能說壹句，他是壹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 慷慨壹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壹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在壹如既往的幽默與 謙虛中，朱顯然沒有克制住他對體制的無奈。壹位現代中國的總理，最高的自我 期許僅僅是「作壹個清官」，足以反襯中國政治的真實現狀。朱的這段自白，壹 方面流露出他的無能為力，另壹方面也證實了他與體制的依存關系。中文裏「清 官」的意思其實可以翻譯為「依靠壞體制作好事」的官員。以這樣壹個古老的標 準的來衡量，朱無疑是現體制中最傑出的「清官」，但清官壹詞本身的含義則界 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邊界。換句話說，朱並不是以體制本身作為改革目標，而 是以體制賦予他的權力作為憑借，在現有格局中最大限度進行資源調整，以維持 經濟平衡和經濟增長。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過金融、財政權力的上收成功的調 整了中央與地方嚴重失衡的關系模式，就是朱式執政思路的壹個典型範例。事實 上，這也是朱鎔基任內最為大膽的壹次體制改造行動。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 朱鎔基雖然暫時控制了泛濫的分權模式，但卻沒有能夠稍微改變傳統政治權力本 身。這就是為什麽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類金融、工業利益集團取代地 方政府而成為盲目投資的主角的真正原因。準確的說，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 的全部工作，都是在開掘現有體制的資源，以全力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平 衡。就這個有限的目標而論，朱無疑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因為他畢竟將中國的經 濟增長維持十年之久，並基本保持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朱鎔基唯壹壹次觸及政治 體制邊界的改革，是他發誓要完成的機構改革任務（這實際上仍然壹次意義有限 的具有傳統特色的「精兵簡政）。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即便是這樣壹個單純的 「事務性目標」，朱鎔基也只能鎩羽而歸。顯然，不管朱鎔基具備如何卓越的個 人才能，但在現存的政治體系中，他都不具備改造官僚體制的足夠權力資源。從 這個角度觀察，朱鎔基將自己自限為壹名「事務性官員」，並將自己的目標完全 設定在經濟領域，的確是非常「聰明」的謀略。然而壹個嚴酷的事實是，朱已經 按照壹個清官的理想將現有的體制資源挖掘到了極限，後來者如果蕭規曹隨，依 樣畫葫蘆，恐怕就只能南轅北轍。事實上，在主管中國經濟的最後歲月中，就連 朱鎔基本人也已經無法按照原有的路徑繼續前進了。

　　關註中國問題的人都會註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國經濟的最後幾年中，在中 國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長姿態的同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以發散性的方式開始 蔓延。嚴重的失業、讓人氣餒的貧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敗、農民的絕對貧困化 如此等等，都在中國經濟奇跡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陰影。雖然這些社 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頑強性格直到90年代末 期才似乎被中國人突然發現。以中國的輿論管制程度，如果某個問題被允許在公 開媒體上討論，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不過， 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而是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內 消除，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加以改良，在於目前的這種體制是 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會問題的根源。雖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維持中國 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但說他沒有註意到並采取措施改進這些問題顯然是不準確的。 在朱鎔基內閣的最後壹段時間中，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生了壹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情。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國有股減持事件。對於很少教條思想並經常對經濟學家冷 嘲熱諷的朱鎔基來說，他推動國有股減持並不象經濟學家「竊」以為的那樣是為 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而是有著十分實用的目的：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資金。從 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熱心及堅決表態上看，朱鎔基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社會保障 問題緊迫性。但這個過程在中國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彈。僅僅半年之後，朱就 以「本屆政府任期已經有限「為由，決定將國有股減持問題留給下壹屆政府。如 果說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還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話，那麽在他任期的最後階 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經很難走出中南海了。這無異於表明，壹個不斷制造社會問 題的體制正在不由分說的剝奪中國領導人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盤已 經易手。無論他們多麽出類拔萃，也無能他們在民間享有多麽巨大的聲望。而對 於持續了將近25年的中國改革來說，這實際上是壹聲正式終結的下課鈴聲。因為 壹個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體制已經長大並站立起來，從此之後，它將按照自己 的意誌和邏輯改造這個國家，再也不會理會個別領導人善良的道德意願。那麽， 這個體制究竟是什麽呢？它是我們誓言要建立的那個市場經濟嗎？是我們在20多 年之前期望的那個民主自由、繁榮均富的彼岸之國嗎？

　　在壹次紀念「南巡談話」十周年的專訪中，壹位在近十年來爆得大名的經濟 學家，以他壹貫的自信對記者談到了腐敗：「腐敗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體制， 而是因為有舊體制；而要想改革舊體制，在過程中不出點問題才叫『見了鬼』。 在轉軌過程中，尤其兩種體制交叉換位時，或在新體制不成熟的時候，腐敗可能 還會加劇。但不能因為有腐敗，就停滯改革，往回走絕對不是出路。要讓水不斷 的流動，腐敗不制度化，不固化。」這段談話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許是正確的， 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將問題推給舊體制，那就只能證明我們對現 實的麻木。事實上，這段「標準」的解釋反映了中國主流精英壹種普遍流行著的 時代錯覺。在這種錯覺中，中國目前仍在存在著新舊兩種截然不同體制的對立， 我們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壹個新的體制。但事實卻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 很難分辨什麽是新體制，什麽是舊體制。兩種體制經過25年的磨合，已經被完全 融合在壹起，渾然壹體，天衣無縫。兩種體制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不僅不相互 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鞏固。換言之，中國人今天面對的是壹種完全成熟了 的體制，它既不是我們深惡痛絕的舊體制，更不是我們多年以身相許的新體制， 而是壹種被官僚體系操縱得遊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環和自我加強的畸形體 制。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什麽「走回頭路」的問題（我們早就回不去了），而是 走上了歧路的問題，不是什麽「不制度化、不固化」的問題，而是已經完全被鎖 定在歧路上的問題。當大多數人（像那位經濟學家壹樣）仍然沈浸在未來的想象 之中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到達了終點。不幸的是，我們經過20多年 辛苦跋涉所到達的這個終點，並不是什麽美麗的「新世界」，而是中國歷史上反 復出現過的舊朝代的翻版。王亞南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國官 僚體系的開山之作中提醒我們，中國源遠流長的官僚政治體系有著神奇的親和力， 它可以與任何體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與古老的小農經濟，也可以與現代意義上 的自由市場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它既能夠將儒釋道匯於壹爐，也能夠將現 代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雜糅並蓄之後，自成壹體。而當今世界的這個主義，那 個主義自然同樣不在話下。這或許正是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夠綿綿延續20 00年的關鍵原因。正所謂「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我們壹直強調，中國這壹輪迄今為止延續了25年的改革，是壹個以舊的官僚 體系為推動手段，因而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體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這壹 點，從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壹階段表現得並不明顯。由於這壹階段官僚體系 對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調整看得並不清楚，他們對民間（主要是農民）的自發革 命采取了某種觀望的態度，所以這壹階段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官僚默許」的改 革。也正是由於這壹階段改革的特點，導致許多人將許多人將中國改革定義為所 謂「增量改革」，但這種定義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後，逐漸失去了解釋力。 實際上，經過將近10多年的改革實踐，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之後， 中國官僚體系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們開始以各種合法和 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並最終將改革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自己 手中。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體系憑借完全不受約束（註意：不受約束的最強 有力的理由是穩定）的壟斷政治權力作為資本，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肆無忌 憚的參與他們心目的「改革」。顯然，這對於中國改革來說，更多的只能是壹種 本質上的敗壞。這種完全失去了約束的改革，在中國農村被稱為「幹部資本主義」， 而在中國城市則被稱為「權力資本主義」，事實上，有壹個更加恰切的術語可以 描述中國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壹代人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主義」。只不過， 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只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中國官僚 體系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在90年代中期之後演變成壹種巨大的體制性 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壹個領域，並按照自己的邏輯型構「新」的體 制。在中國的中介組織的建設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壹個舊靈魂是如何借助新 「肉身」而復活並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後，中國政府出於財政壓力開始裁減官 僚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於是，林林總總脫胎於官僚體系的政府 機構變成了面目全新的社會中介組織。財政部門變出了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 司法部門變出了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變出了稅務師事務所、工商行政部門變出 了各類咨詢部門。而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各種「市場中介組織」本質上仍然是 國家權力機關。其權力的壟斷性和利益的封閉性以壹種新的形勢被延續下來。江 蘇某個城市的壹位稅務師事務所的董事長曾經向我誇耀，他那只有幾十號人員的 事務所壹年的純利潤達到2000萬元。此人原來是該城市某稅務分局的壹名即將退 休的官員，在剎那間變成了董事長的同時，也剎那間擁有了巨額個人資產。這讓 我們聯想到了中國歷朝歷代以專以苛捐雜稅為能事的役吏形象。這種真相告訴我 們，中國傳統官僚權力在90年代中期之後，是如何以壹種新的面相在中國社會中 繁衍復制的。在舊的官僚權力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同時，國家官僚權力通過新的 面相向社會各個領域延伸、滲透，並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內。在這裏，我們可以看 到中國壹脈相承的舊式官僚體系具有多麽驚人的適應性。我們這壹代人曾親眼目 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 古老的怪物帶著嘲諷的笑容回來了。這個怪物的凱旋是完美的，它不僅自己完好 無損的回來了，而且帶回了它豐盛的戰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學」本位。其 所到之處，幾乎攻無不克。我們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們是回到1949年之前。 最為要緊的，可能不是中國的官僚體系及其合謀者以改革的名義攫取了多少利益， 也不在於他們是否已經完成帶有搶劫性質的「原始積累」，而在於在盜取了改革 合法性的同時，「新」的舊體制的意誌已經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誌。如果這種意 誌是體制性的，那麽，以少數精英構成的上層分利集團對中國社會的抽取就是無 止境的。90年代後期，尤其是新千年開始之後的幾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官僚體系 在中國的「存量」改革中表現出了與他們的職能極不相稱的「積極角色」，從房 地產開發到國有資產改革，壹個本應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場的官僚體系，卻壹躍 變成了最活躍、最積極的「改革」動力。除了看得見的財政壓力之外，看不見的 應該是官僚體系巨大的利益沖動。中國官僚體系這個越來越反常舉動表明，中國 改革不是進入了什麽「存量」階段，而是進入了「瓜分階段」。壹個「新」的舊 體制正靜悄悄但卻瘋狂地運轉著。然而，只要中國以官僚利益為核心的這個體制 存在壹天，官僚及其同謀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會止息，直到這個社會沒有資源 可供繼續剝奪為止，到此，中國歷史也將完成又壹次可悲的循環。以現代標準衡 量，作為壹個社會結構中的壹個有機部分，官僚體系形成壹個具有自利傾向的利 益集團並不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情。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正在面臨這樣壹種 前途，那就是中國的官僚們將這個國家變成「官僚的中國」。如果真是這樣，那 麽這該是我們第N次面臨同樣的歷史處境了。

　　毛澤東對中國官僚體制的腐蝕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覺的。「文化大革命」中 所包含的壹個重要目的之壹，就是限制當時正在逐漸膨脹的官僚特權。雖然毛的 魯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將文化革命僅僅歸結為權力鬥爭的產物，卻是 對中國歷史的另壹種無知。從某種意義上講，毛的革命是針對中國城市特權階級 的壹次農民革命。或許正是因為對舊體制的荼毒記憶猶新，他才會在僅僅17年之 後就接著發動又壹場傷筋動骨的「革命」。顯然，毛澤東並沒有找到正確的辦法， 悲劇和災難在所難免。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毛的後來人，鄧小平也沒有找到更好 的辦法來約束官僚體系。或許，創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鄧從另壹方面吸取了 相反的教訓，於是，他將歷史的鐘擺狠狠的撥向了另壹面。

　　有敏銳的論者提示我們註意當今中國的「重新民國化」，也有論者以更加晚 近的事實警告說：中國正在拉美化。但無論是民國化，還是拉美化，他們想指出 的大致是這樣壹個事實，即城市精英集團（他們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極小 部分）完全壟斷了從政治權力、到經濟權力、到文化權力的社會總體性資源，社 會的絕大部分資源都在這個狹小的圈子裏私相授受。而與此同時，大部分人口卻 被排拒在這個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動的承受這個圈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輸出 結果。這種畸形格局由於有越來越現代化因而也越來越具有效力的軍事權力和警 察權力而得以維持。但由此帶來的壹個結果卻是，壹個制度上的「流動性陷阱」 出現了。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將完全失去自我創新和自我改革的動機和能力，而 在壹個壞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麽這種前景離當今中國究竟有多遠呢？ 拆除那些遮蔽我們目光的時代景觀，將互聯網、私人汽車、豪華別墅等等時代標 誌從我們的眼前挪開，壹個舊式的官僚王朝就會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是壹個 被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官僚體制，附著在這個官僚體制之上並與它緊密結合為壹 體的，是各種經濟，文化的分利集團。這個龐大的上層結構除了維持統治之外， 剩下的沖動就是無孔不入的參與各種經濟活動，與民爭利，而對提供公共服務和 公共產品鮮有興趣。中國目前的官僚體系在產權保障、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 方面動機低落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即便他們勉強提供這些服務，也多半是出於某 種牟利沖動。在這個龐大的架構之下，是以十億計的毫無組織的原子化個體，他 們被強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鏈的最下端，極少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果時世平順、 經濟繁榮，這些數量龐大被擁塞在社會底層的原子化個人可能還會表現出壹如既 往的馴順，溫和，上層官僚體系也多半會顯示其親民，愛民的民本風範。但倘若 遇到急景災年或者剝奪太甚，無力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平時沈默、溫順的底層 民眾就可能呈現暴民化趨勢，而底層的這種騷動，也將把上層結構推向冷酷的極 化形態。這種極化形態的晚近版本就是極右的專制政權。從這個抽象的事實中， 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壹個舊式官僚國家的現代影子。所以，對當今中國更加準 確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國化」。控制著社會總體性資本的官僚國家，有超強 的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像它調動資源維持高速增長的GDP壹樣），因而也就具有超 強的自我維持能力，這種自我肯定和自我維持能力經常被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迷惑 不解的稱之為「超穩定社會」。這個術語預示：中國社會經過了25年之後，可能 又壹次被鎖定在壹條慣性強大的歷史軌道之中。所謂鎖定，指的是這樣壹種歷史 境遇：沒有外部強力，路徑將很難被輕易改變。

　　實際上，深入中國社會內部，我們就能夠發現，今天中國已經在諸多面向上 有被鎖死的跡象。這首先表現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點，南京居民翁彪由於拆遷問題引火自焚。這起慘劇被 稱為「8?22」事件。不過，發生在南京的「8?22」慘劇僅僅是壹個全國性自殺抗 議運動的開頭。不到壹個月之後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將這壹把火燒到了北京。 同樣是拆遷問題，但朱正亮的自焚顯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強烈的抗議色彩。他不僅 選擇了北京，而且選擇了最具宣示意義的天安門金水橋。在接下來的整個十月， 幾乎天天有人將天安門作為他們表達絕望的場所，他們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門 變成了中國自殺抗議的聖地。以至於北京警方不得不以嚴厲口吻警告，不得將 「天安門作為制造事端、報復社會、發泄私憤之地」。100多年來，天安門壹直是 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他們社會理想的傳統場所，100多年之後，知識分子不見了， 尾隨而至的是中國的底層民眾。不過，中國底層階級來這裏可不是為了表達什麽 理想和信念，他們要表達的，是對這個社會的絕棄，其中暴力與血腥氣氛隱約可 聞。雖然這壹次他們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誰也不知道他們下壹次會指向誰。 在2003年發生的這壹系列事件表明，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通道已經完全被阻塞， 於是人們只好訴諸於這種極端方式。我們很難想象，如果這些人還有其他的表達 方式，他們怎麽會選擇以生命為賭註。這壹次抗議的主角雖然普遍是中國的下層 民眾，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其他階層就有更暢通、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更有可能的 壹種情況是，中國的其他階層境況稍好，有更多的本錢恪守中國人的隱忍「美德」。 這是中國傳統和現行體制的「陰險」之處。

　　中國政治體系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而在1989年之後，各階層 利益表達的空間更被壓縮到了極限。由於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 高要求，任何帶有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 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零散的個人抗議如此，有組織的抗議形式則更是變成 了「洪水猛獸」。改革壹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在城市主 要表現為「單位」，在農村則表現為村社，這種共同體對個人的保護作用雖然有 限，但仍然不失為壹種有組織的壓力集團），另壹方面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 開了體制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人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 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壹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 從來就不想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壹個安全閥。相反，由於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 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制。 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於 是，壹個彈簧被史無前例的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遊戲的局外人就 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願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願越是強烈、壓制這種表 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於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 出判斷：這是壹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進入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各級政府大 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壹道標誌性風 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於奔命的壹對壹談判。當然，更 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 醞釀著，生長著。如此循環，直到壓制成本變為政府壹個不堪忍受的財政負擔， 或者不滿情緒不能被進壹步壓制，真正匯成領導人頭腦中那種駭人的洪流。這頗 有壹點「自我證實的預言」意味。近幾年來，在中國社會浮現出的越來越廣泛的 抗議活動，雖然是零散的，無組織的，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永遠不可能匯集，而這 種零散的、無組織的特點，正是這類抗議活動最值的擔心的地方，因為這種僅僅 由極端不滿情緒構成的抗議洪流壹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標，所指 之處，任何建設性都可能頃刻化為齏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隱含的「玉石俱 焚」的破壞性有力的揭示了這壹點。而這種前景越是逼近，當局對利益表達的容 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當局對天安們系列自殺事件的嚴厲態度證實了這個判 斷。起碼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解開這個死結的任何希望。

　　壹位學者在回顧中國25年的改革時，滿足的總結到，「『八九』之後，共產 黨不但沒有垮臺，80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場化改 革確實剝奪了集權主義體制的經濟基礎，而且造就了新的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但 是，通過建立精英聯盟，共產黨與新精英達成默契。如今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不再 是工農大眾，反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為了順利論證其「中國特殊論」的 主題，這位學者使用了許多操之過急的結論，但必須承認，他對中國社會新的結 盟趨勢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過，這位學者可能沒有意識到，80年代的學生運 動在當時實質上起到了壹個平衡利益表達的作用，起到了某種類似於民主國家在 野黨的輿論組織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後，中國學生運動的沈寂可能並不是什麽 良性的發展。學生運動的消失恰恰使中國社會失去了最後壹個公共政策的辯論平 臺，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改革中表達自己利益的最後壹個機會被剝奪了。正如這位 學者所看到的那樣，壹個以傳統政治精英，新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構成的新 的聯盟出現了。這個聯盟能不能成為未來中國執政者的社會基礎我們不敢輕易判 斷，但這個聯盟壟斷了中國改革中的利益表達則是壹個越來越彰顯的事實。壹個 涉及億萬人利益的改革卻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達之外，無論如何都不能 說是壹種進步，對比中國80年代，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不是放寬了，而是顯 著地收窄了。中國的改革決策變成了強勢利益集團狹小圈子中越來越神秘的討價 還價，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這種發展帶來的壹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後果就 是：中國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漸趨於鎖定狀態。

　　90年代中期之後，困擾中國經濟的壹個突出問題是所謂的內需不足。這尤其 體現在消費需求的不足上。這個嚴重困擾延續的時間是如此之長，以至於「提振 內需」變成了各級政府官員常年掛在嘴邊的壹個政治口號。那麽，在國民財富增 長「壹支獨秀」的同時，中國內部的消費意願以及消費能力為什麽反而會變得如 此低下呢？對這個問題，許多人都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但「有消費 能力的缺乏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卻缺乏消費能力」恐怕是對這個悖論最有說 服力的解釋。顯然，這個事實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經遠遠不像「內需不足」這個術 語那麽中性了。這實際上在暗示，中國社會經過25年的改革，已經出現嚴重的分 配失衡。而這種失衡的持續之長及擴展之快都顯示，中國的分配模式已經在相當 高的可能性被鎖定，壹個久別了的詞匯——馬太效應，正在回到中國人的生活當 中。當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馬太效應」被註入了典型中國式的內涵： 被權力為分配軸心的模式不是將少數人，而是將大多數人趨入貧困的深淵。數據 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顯著縮小到1.8倍之後， 開始不斷擴大，到新世紀開始的時候，這個數字達到了3倍。而最極端的估計則是 6倍，而就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這個「極端的估計」可能壹點都不極端。考 慮到中國農村龐大的人口基數，我們很容易想見中國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更讓 人擔心的是，中國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時發生著越來越劇烈的收入分化問題。在中 國城市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兩個普通人之間的差距經常可以達到幾十倍甚至 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標準衡量這都已經不是壹個正常社會中的正常現象。不過， 這個問題的可怕之處在於：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並不是什麽偶然的個人因素所 導致的，而是隱藏在其背後日趨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發的。排除那些由於外部資 本的進入所引起內部收入分化的表象，這個核心的分配模式實際上呈現著其鮮明 的權力性格，離權力核心越近，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額就越大。其外部化的 形式則是，首都遠遠優於省會城市、省會城市遠遠優於中小城市；城市遠遠優於 農村；官員遠遠優於群眾。這等於是在說，政治權力中心就是資源中心，就是分 配中心。在我們自豪地宣稱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的時候，我 們的分配模式卻仍然是帶有強烈等級色彩的封建模式。這當然不僅僅是壹種嘲諷， 而是壹種強有力的象征。它告訴我們，中國離現代市場經濟還有多麽遙遠的距離。 壹個經濟體系的健康與否從來就不是只看它的GDP總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 合理的分配也從來不像某些故弄玄虛的理論所說的那樣，會影響經濟體系的效率。 相反，常識告訴我們，合理的分配只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那些對中國GD P成就津津樂道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似乎「忘記」了這個簡單的常識。對於現行 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憤怒情緒，壹位在中國改革之初有著鮮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經濟 學家不屑壹顧的說：「結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這句回答 在傲慢之外顯示了中國精英意識中壹種非常危險的傾向。這種完全歪曲現代市場 經濟基本精神的傾向如果真正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那麽它將不是推動而是毀 滅中國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場經濟。具有警醒意義的是，這位經濟學家是中國最高 民意機構中的民意代表。中國當今最引人入勝的思想家秦暉先生曾經雄辯的論述 過，中國改革最初在農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點平等。這壹點，似乎特 別容易被人們忘記。這種「健忘癥」不僅遮蔽了我們的常識，更遮蔽了中國社會 已經趨於極端的分配現實。

　　中國以權力等級為依據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基於壹個簡單的事實， 那就是政治權力牢牢控制著經濟資源。許多人以中國改革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證 明，政治權力控制經濟資源的範圍已經大大減少。但這顯然只看到問題的壹個方 面，這甚至不是最關鍵的壹個方面。實際上，在中國25年改革中，權力壹方面釋 出了不少經濟資源，這包括那些處於激烈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另壹方面，政治 權力不動聲色地大量進入更高級、更新興的行業，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領 域，如金融、土地、新技術等等。換言之，權力在壹面制造公開退出假象的同時， 另壹方面卻在悄悄進入新的更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中國金融、土地行業充斥著 各式各樣的官辦企業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連最具高風險特征的風險投資行業， 權力也在最近幾年中大量進入。除了少量國外資本所創設的風險投資公司之外， 中國風險投資公司幾乎是清壹色的國字號。某沿海省份的壹家官辦風險投資公司 中，完全是官員身份的公司高管們竟然以私人名義占有所投項目的股份。有趣的 是，這些官員似乎絲毫也不覺的這種「改革」有什麽不妥之處。這個現象實際上 揭示了，權力壹面退出經濟領域，又壹面源源不斷的進入經濟領域的壹個真實目 的：進入就是為了退出，退出就是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錢是也。值得指出 的是，這個現象並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90年代中期之後，國有企業和民 營企業的傳統界限越來越模糊，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產權性質模糊的企業（ 他們經常被人誤解為民營企業）。這些「官辦私有」企業會不會像改革早期的鄉 鎮企業壹樣，成為各級官員進行「原始積累」的財務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國 各地的MBO（管理層收購）浪潮中，這個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聽說南京壹家純粹 的國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們對此壹定會心領神會。

　　9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官僚企業（他們不僅包括傳統的國有企業，而且包 括諸多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的偽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是壹個非常值得關註的 發展。它表明，中國洗錢和尋租進程已經開始逾越微觀領域，而走向更加宏觀的 工具。由於銀行、股市、國債、保險、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國民財富為管理對 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這些工具進行「化公為私」 的操作將更為方便、更為隱蔽、而且規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國股市中的牛市 行情，實際上就具有明顯的洗錢嫌疑。

　　雖然在形式上會有所不同，但中國改革中的經濟體系卻壹直在重復著壹個非 常隱秘的循環：壹方面廣大國民不斷通過汗水在積累財富，另壹方面，政治權力 體系又以國家的名義通過財政、金融工具抽取這些資源，以供各種靠近政治權力 體系的內部人興辦各類五花八門的官辦或「混合所有制」企業（化私為公）。接 著，這些企業就會以各式各樣的借口被掏空（化公為私）。當然，最新也是最時 髦的辦法就是MBO。為什麽中國的各級官員以及官辦企業的董事長們對其他金融知 識壹知半解的同時，卻對MBO這個在技術上相當復雜的金融工具領悟得如此迅速呢？ 原因不言自明。中國改革25以來，中國政治權力體系以國家名義所進行的大量浪 費性重復建設，只有極少數是由於當事人的無知造成的，而絕大多數都是「有意」 和心照不宣的。這不僅造成中國幾乎所有產業的嚴重過剩，更為內部人以「退出 競爭性行業」為口號進行「化公為私」的原始積累創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憂慮 的是，這種原始積累壹旦打通宏觀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場，體制性的掠奪就會 開始，「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循環就會進入加速階段。而今天的中國已 經有強烈的跡象表明：我們正在走入這種循環。新世紀開始後的幾年中，在中國 證券市場、銀行系統以及土地市場中頻繁發生的各種洗錢醜聞，已經將這種循環 的瘋狂性格展露無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正在緊密籌劃上市募集，企圖再壹次用 公眾資金化解由於貪污瀆職所造成壞帳，就是這種「化私為公」循環的最新例證。 權力階級將壞帳留給了銀行，銀行再以「專業」的面目掏空百姓。這是壹個不斷 制造兩極分化的典型的惡性循環。

　　有許多人曾經寄望於這種掠奪性的原始積累將是壹次性的，從此之後，我們 就可以像許多先發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場經濟的坦途，這些依靠 搶劫起家的權貴們就會突然轉變為正經的生意人。中國25年的改革歷史經驗否認 了這壹點。實際上我們看到，從1978年開始改革到現在，中國的財富掠奪程度不 是逐漸降低的，而是不斷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當中國改革進入要素領域之後， 這種掠奪趨勢反而是在不斷加速的。事實上，只要體制是允許掠奪的和盜竊的， 那麽，通過搶劫積累財富的成本就會比正兒八經做買賣要低廉的多。而中國的歷 史和現實都表明，搶劫成性的官僚痞子們甚至根本就不屑於做生意，他們完全可 以將掠奪作為他們的終身職業。這些搶劫來的財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會重 新進入已經十分擁擠的生產領域，這些財富的可能去處是，用於揮霍、炫耀以及 進壹步搶劫的資本。這種積累與其叫做「原始積累」，不如更確切的稱之為「不 斷積累」，因為只要權力不受到約束以及權力仍然控制著關鍵的要素資源，這個 積累就不會停止。換句話說，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同時滿足，這種「積累」就將是 無止境的，不會因為某種偶然的「良心發現」而戲劇性的停止。而這兩個條件恰 恰是中國改革模式中所暗含著的，不可觸動的前置條件（它甚至不允許被討論）。 其實，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固定化，中國的分配模式就意味著將長期處於鎖定狀態。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大量不法資本所存在著的「清算恐懼」，將使得這兩個條 件進壹步被強化。這種分配鎖定所產生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其首要惡果就是， 它使中國真正的民間資本始終被固定在低水平狀態，很難產生市場競爭力。改革 開放25年之後，中國民間資本幾乎還沒有產生壹家真正有綜合競爭力的國際級企 業，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那些為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而陶醉的人們可能忘記了， 中國今天的情形與2000年來貫穿中國歷史始終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壹個可以隨 意抽取社會資源的上層官僚機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規模私營經濟。這些產 權保護屏障脆弱的私營經濟，不僅很難形成現代的中產階級群體，而且壹旦遇到 經濟蕭條或者上層財政危機，他們就會成為官僚體系剝奪的首選對象。這就是說， 他們離破產或者貧困僅僅只有壹步之遙。中國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積累循環」所 導致的另外壹個經濟後果是，它將會不斷更多的人們驅入貧困的深淵。這個後果 在國民財富增長顯著的時候，可能不會表現的那麽明顯，但壹旦經濟增長放緩， 其效果就會非常清楚。實際上，90年代後期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 時，絕對貧困現象卻有增無減。這說明，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已經存在著日益加深 的零博弈趨勢。溫州市壹個小小的副市長楊秀珠壹個人的「原始積累」就可以達 到3-5億人民幣之巨，我們可以想見中國官僚體系巨大的「原始積累」已經在多 麽嚴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貧困和剝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假設，經濟增長是 壹架永動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官僚體系的原始積累，都意味著底層階級的絕 對損失。如果中國權力體系的原始積累不受到斷然的約束，我們幾乎可以斷言， 中國城市中所出現的貧困化趨勢將僅僅是壹個開頭。與這種「原始積累」趨勢相 壹致，中國的階層結構也將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創造壹個人數不足 全國人口5％～10％，「但卻幾乎壟斷全國文化階層、官僚政權和巨大財富的統治 階級……這個統治階級成分之龐雜和從大眾中選拔賢才、維持自身地位及傳統的 能力。在世界社會史中首屈壹指」（費正清語）。在這個上層社會的下面，是壹 個人口龐大但始終缺乏保障的下層。那些自稱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驚喜的發 現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人們大概忘記這樣壹段歷史，在半個世紀之前，這些城 市的時髦場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樣也活躍著熱衷於「後現代」生 活方式的小資們。半個世紀之後，他們真的就突然變成了穩定中國社會的主流階 級了嗎？盡管有各種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為止，中國中產階級肯定還是壹種與 中國現實無關的想象，是我們對中國現代化實際進程的壹種錯覺，壹種夢囈。我 們看到的是壹個逐漸兩極化的階層結構。

　　與這種逐漸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階層結構像藕合，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逐漸 被鎖定。仔細觀察中國25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就會發現，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實 際上有兩個主要動力。壹個來自投資，另外壹個來自出口，而推動經濟增長三駕 馬車中最為重要的消費，卻始終萎靡不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近 十年的最終消費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卻是79％，相 差將近20個百分點。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們不能不懷疑，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某 種嚴重的循環障礙。不過，最值得註意的是，中國最終消費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經 形成了長期的下降趨勢。從80年代開始，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以0.5個百分點左 右的速度下降。在據稱中國最發達省份之壹的江蘇省，這個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 降到了45.6%。低得不尋常的消費率，除了證明我們上面已經談到過的分配嚴重不 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說明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遠遠沒有跟上GDP的增長步伐。 在消費逐漸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要維持GDP的增長，便只能越來越依賴投資與出口。 但在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的這種依賴已經達到相當反常的地步。在據稱已經成 功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投資率不降反升，2002年達到40％，而中國 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先生估計，2003年的全年投資率將 可能達到45％。請註意，中國現代史上最為荒唐的「大躍進」時期，中國的投資 率是51％。而在新世紀開始之後，中國的投資率正在迅速接近這壹危險水平。當 然，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會遭遇「大躍進」壹樣的災難性後果。但是，有壹個後 果則肯定是壹樣的，那就是，這會導致對國民財富的驚人浪費，使中國本已經十 分嚴重的生產過剩情況進壹步加劇。那麽，為什麽在產能過剩情況然如此嚴重的 情況下，還會有如此高漲的投資熱情呢？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體系中壹個重要的秘 密。這個問題我們留待本書的其他章節加以討論。在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中國 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已經有日益鎖定的趨勢。理由非常簡單，由於中國嚴重不 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經趨於鎖定，要想維持壹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在中國壹直是 壹個政治性任務，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失業率），就必須努力提高投資率（ 在中國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經濟資源的情況下，這是壹個最容易做到的事情）， 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資必然進壹步減緩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收入增長的緩慢又 反過來降低人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資率。如此惡性循 環，其結果必然是壹場非常痛苦的經濟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在政治上是很難被 接受的。所以，在這個惡性循環還沒有達到頂點的時候，我們將會繼續看到中國 低效率投資的進壹步高漲。不過，已經有人警告，我們可能正在逼近這個循環的 逆轉臨界點。

　　如上所述，改革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壹個強大發動機是中國的出口 及外國直接投資。在內部消費能力遠遠跟不上快速膨脹的生產能力的情況下，中 國只好將這種過剩產能向國際市場傾瀉。中國超級出口能力在近幾年來已經引起 國際經濟體系的極大關註。「中國制造」在發達國家所引起的洪水猛獸般的恐懼， 正是這種超級出口能力的壹個明證。不過，創造中國出口奇跡的並不是什麽了不 起的秘密武器，而是壹個非常原始的手段：廉價勞動力。按照經濟學家更喜歡的 說法，這被叫做中國的比較優勢。那麽，這個比較優勢「優」到了什麽程度了呢？ 有人告訴我們：中國的勞動成本是日本和美國1/50，它甚至比泰國還低壹半。對 這種情況，有人誇張的評價說，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任何稀缺性可言。無限量 的廉價勞動力的潛在供給也是外資大量湧入中國的壹個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國 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已經527億美元，壹躍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壹。90年代 中期之後，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這壹點，對中國沿海地帶經 濟情況有觀感的人們都會有非常直觀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斷，外部市場以及外部 資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之壹。這壹方面固然說明了中國勞動力 在國際市場中的巨大比較優勢，另壹方面也說明中國經濟對外部經濟體系的巨大 依賴性以及潛藏與其中的某種脆弱性。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逐年攀 升，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個數字壹直處於45％左右（是美國、日本的壹倍以上）， 這意味著，中國GDP的將近壹半要靠與外部經濟體系的交換來取得。這對於壹個本 應具有強大內部市場的大國經濟體而言，相當異常。但在內部市場需求持續低迷 的約束下，要想維持GDP的高速增長於不墜，恐怕只能進壹步加大對外部經濟的依 賴程度。但是，如果想繼續這壹增長路徑，就必須竭盡全力將勞動力價格固定在 超低水平。由於勞動者的福利並不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硬約束，而GDP卻是。所以對 於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不惜血本吸引外資而不是想方設法提高收入、增加內部需 求就成為了各級政府官員的「合理」選擇。在中國，各級政府吸引外資已經達到 了非常瘋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變成了頻繁出席各種招商 引資會議。但要成為中國龐大的招商引資競爭中的贏家，各級政府除了廉價奉送 本地的資源（土地資源、稅收資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勞動力價格 的上漲。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許多地方領導人壹聽到本地勞動力價格上漲就感到神 經緊張的原因。在中國許多地方，外商投資企業（顯然不僅僅是外資企業）已經 成為世界範圍內血汗工廠的新範例。將大量有強烈消費意願的人口限制在僅僅能 夠維持簡單再生產低收入水平之上，在總體上恐怕只能進壹步抑制中國的內部需 求。滑稽的是，這種長期來看延緩經濟增長的辦法正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名義出 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巨大悖論由此可見壹斑。在增長速度依然是中國各 級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政績考量的角度看，極力營造出口和外資繁榮以掩蓋內部需 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國各級政府最「理性」的選擇（這個「理性」選擇是由於中 國目前官員的落伍的選拔標準以及政府對資源強大控制力量而成為可能的），我 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中國經濟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這壹增長模式。但最近壹個時 期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模式正在走向盡頭。壹年多來人民幣在匯率上尷尬 突出的表現了這壹點。人民幣由於外匯儲備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臨的巨 大升值壓力，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有多麽強大，中 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多麽優越，而是透露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 大麻煩。透過人民幣的匯率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壹幅極不協調的圖畫： 宏觀的強大（表現為貿易順差和高額外匯貯備，使人民幣有強大升值要求）與微 觀的羸弱（表現為嚴重的失業、企業盈利能力的低下，這使得中國很難承受人民 幣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實際上是同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強 大的宏觀形象是以政府對民間財富的抽取作為代價的。以宏觀數據計算，人民幣 不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將對大 量依靠國際市場生存的就業人口，以及中國的農民造成沈重打擊，而對這些弱勢 階層的打擊勢必加大中國的階層鴻溝。這個原因，正是人民幣升降兩難的最尷尬 處。不過，強政府在國內行得通，在國際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國、歐盟甚至包括 像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越來越升級的「匯率操縱」指控表明，中國通 過強政府推動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戰略已經接近極限。想要繼續延續這壹模式，我 們恐怕只能將大量的剩余產能向非洲這樣的地方傾銷。不過，連中國自己廣大的 低收入人口都無法消費的產能，貧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無論從什麽角度看， 改變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以增加中國內部需求，都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 長的正途。但很顯然，在中國經濟分配越來越兩極化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找到改 變這種模式的具體辦法。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我們甚至很難看到改變這種模式 的意願。所以，我們可能只能眼睜睜的等待這種模式壹直運行到衰竭並最終以災 難性的形式收場。

　　當今中國雖然在表面上呈現出了極其復雜的形態，具有難以概括的特點，但 只要仔細追尋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以來的歷史，我們就能夠很容易體認，無論是 中國的分配模式還是與此高度相關的階層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其實都內生於中 國具有強大鉗制力量的改革模式。這個以官僚階級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改革模式 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政治權力本身的高度壟斷，以及政治權力對經濟、文 化等社會總體性資源的無監督的強有力控制。這壹點，歷經25年改革未曾稍變。 換句話說，在對中國官僚體系——這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具有「無與倫比生命 力」的政治體系，的監督和約束方面，我們還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為遙遠的 過去。25年來，這個古老的政治體系因緣際會，創造了讓幾代中國人都非常陌生 的社會、經濟景觀。之所以陌生，是因為我們很難判斷，我們今天對中國物質生 活變化的感受，與洋務運動、壹戰以及其他類似歷史時期的中國人是否壹致。然 而，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揭示而且在後面章節中要更加詳盡揭示的那樣，壹直蟄 伏在中國改革中的政治幽靈，完全有可能反過來吞噬我們已經得到的壹切，將我 們再次拋入歷史黑暗的輪回之中。無論這個輪回被賦予多麽炫目的現代色彩，但 在精神上它仍然是歷史的壹次簡單而粗痞的重復。這種危險，由於中國文化轉型 在90年代之後又壹次悲劇性中斷而變得愈加可能。從任何角度講，文化轉型都是 引導、維持、最後鞏固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基礎架構。恰恰在這壹點上，我們在25 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時間。與那些在短期內能夠發生深刻變化的經濟體系、 社會時尚相比，中國社會在後改革時期所出現的某種日趨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 經成為中國未來最致命的隱患。如果文化被鎖定在壹條歧路上，那麽，中國人回 頭重來的時間就可能極其漫長。在某種意義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後， 中國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墮入了某種「初人」狀態。他們已經失去了對任何規則、 制度、倫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對實力或者暴力的恐懼和崇拜。他們以最市儈的 機會主義對待壹切事務，壹旦得逞，便飛快的貼現。他們不相信明天，蔑視人類 壹切美好情感和文明準則，以為那不過是他人獲取利益而偽裝出來的假惺惺的道 具，但只要需要，他們就立即可以變為某種主義的信徒。他們只服從暴力的權威， 在暴力圈定的邊界之外，他們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從，文化的指引、倫理的約 束。簡言之，他們是壹群狡猾但完全喪失了自組織能力的原子化個人。中國人的 這種文化選擇是無奈的，因為僅在咫尺的，就是中國官僚體系在改革中不斷「成 功」的示範。在完全失去了對中國官僚體系的約束能力之後，中國人只能爭先恐 後的加入這種「市儈」比賽，以免在殘酷的「物競天擇」中被淘汰出局。這其實 就是我們在近十年的改革實踐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實。中國商界很知名的地產大腕 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國企業家論壇上曾經放言說，自己從來沒有行過賄， 但在場的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這個論壇規格較高，回報王石的 可能就不是質疑，而是壹陣狡猾的譏笑了。對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嘆說，「這個 社會的誠信危機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不過，司空見慣的行賄或者誠信危 機顯然已經不是中國文化毀滅最極端的例證了。毫無疑問，建立在這個文化基礎 上的中國改革及其「市場經濟」成果，不僅是畸形的，「壞」的，而且隨時有塌 陷的危險。

　　在對待文化改造的問題上，我們將毛澤東與鄧小平做壹個比較將是非常有趣 的。同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者，毛澤東顯然要比鄧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會 轉型中的作用。他總是試圖用喚醒人們精神力量的方式來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 會。這壹點不是偶然的，在毛看來，任何社會轉型都意味著精神與道德的轉型。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對這種精神轉型是如此 迫切，以至於他不能夠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將它命名為「文化革命」。 對毛澤東的激進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則幹脆將它解釋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林彪的附和雖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確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無論在 方向上還是方式上，我們都不能同意，但毛對社會轉型文化本質的洞察顯然具有 入木三分的深刻之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就顯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鄧似乎沒 有意識到，市場經濟不僅僅是壹系列可見的制度、規範，更是隱藏在其下的對這 些制度起著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將市場經濟置於堅實的民主和自由的 文化基礎之上，市場經濟不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謂「壞」的 資本主義在現代化的歷史上比比皆是）。鄧的這種粗心和實用主義態度被中國的 官僚體系利用了。他們以「改革」的名義將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說的變成了私下裏 的「官僚內部人的利益最大化」，並冷酷地將這種不擇手段的瘋狂攫取貼上「必 然代價」的標簽。如此，改革就被中國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徹底置於了文化的流 沙之上。改革變成了打引號的「改革」。

　　在中國經濟學界壹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吳敬璉先生，在上個世紀將近結 束的時候，用憂慮的口吻評論了中國改革。他說，「我常常覺得，改革後十年中， 好像支持搞正正經經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光是靠壹些知識分 子的理念支撐，會是蒼白無力的」。所以他將繼續改革的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家 和民間力量的成長上，在他看來，如果這些力量不能成長起來，「就會越來越沒 有人支持壹個有利於大眾的改革」。吳先生壹直以對中國現實的敏感著稱，這壹 次看來他又說對了。不過，他將中國改革的後續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和其他民間 力量上，則是誤判了中國的形勢。且不說中小企業有沒有力量（更沒有組織性的 力量），即便他們有力量，他們也只會同意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他們甚至只 會同意短期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中小企業如此，其他階層亦然。而那些知識 分子（僅僅是很小壹部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對許多人來說更是壹種完全 不切實際的「臆想」。此階層眼中的改革，已經不是彼階層所要的改革，甚至正 是他們要反對的「改革」。中國社會文化對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經完全處於癱瘓狀 態。所有的階層都已經被動「適應」了官僚體系對中國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當 今中國還有什麽力量真正擁護改革的話，那麽它們就是中國的官僚體系。他們壟 斷了改革，所以對「改革」的意義心領神會。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的地位越是不 受挑戰，他們投身「改革」，推動「改革」的激勵就會越強烈。這就是為什麽在 今天的中國，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會成為「幹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積極推動者的 原因。而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躍程度，也反過來證明了， 官僚體系對中國社會的言論鉗制已經達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國社會已經完全 喪失了對官僚體系濫權的抵抗力，中國文化已經完全喪失了對改革的批判力和塑 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為問題。從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 「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現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體系除外）」， 中國改革在早期強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經成為幾代理想主義者的灰色記憶，被塵 封於歷史的角落之中，生銹、發黴。改革死了，我們怎麽辦？

改革開放與社會困境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三年

　　新階級，舊景觀

　　傅祥，是中國江蘇省揚州市的壹位下崗工人。20多年前，他與許多知識青年 壹起，從江蘇北部的壹個貧窮的農村，回到了這座城市。然後，他進入壹家皮鞋 廠做了壹名工人。從農民變成工人，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壹次階層轉換。按照中 國社會學家的劃分方法，傅祥實際上已經躋身於了那個時代的城市「中產階級」 行列。的確，在這座歷史上以繁華和富庶著名的中國城市中，傅祥的日子雖然遠 遠算不上「中產」，但與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麽兩樣。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 的身份已經賦予了他某種職業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義所寄托的 那樣，穩定而安詳。在整個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靜的。進入90年代之後，皮 鞋廠的困境日甚壹日，用賣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終於，傅祥下 崗了。現在，傅祥住在他那間父親留下來的已經殘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領取19 0元的下崗「工資」。傅祥的這間住所陰冷而潮濕，為了節省開支，傅祥在晚上已 經很少使用電燈了。傅祥已經結過兩次婚，白天，他經常將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 個年紀很小的兒子獨自鎖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無論是在他自己還是在別人 的眼光中，經過20多年的變化，傅祥已經徹底的沈入了中國社會的底層。在接近 60歲的時候，他的未來似乎變得壹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於這座城市壹個十分古老的街區。據說，這個街區是幾百年前 清兵火燒揚州時僅存的十八戶人家，故名「十八家」。這個非常有歷史的街區， 這壹次又通過傅祥的經歷，演繹著中國最新近的壹段歷史。見證過中國改革開放 25年歷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經歷只是中國最新壹輪劇烈階層分化的壹個縮影。 這種悲喜劇，正在中國廣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著。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寫同壹本書的同壹章節的時候，我是這樣寫的：

　　「中國社會正在從壹個同質社會迅速的走向壹個層次分明的社會；從壹個差 別很小的社會演變成壹個差別急劇放大的社會。差別的形成過程正是壹個社會內 部能量聚集的過程。可以想象，在壹個有著12億人口的巨大社會中重新分層並制 造令人目眩的財富差別，風險將是巨大的。那麽這種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掠奪色 彩的重新分配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呢？是中國社會從此走向良性循環的契機，還 是重新蹈入歷史災難的又壹個拐點？這是壹個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很 快就會面對，中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刺眼差別以及這種差別給我們日常生活所帶 來的強烈震撼。我們將看到骯臟混亂的貧民窟和富豪盈門的高級俱樂部所構成的 鮮明對比。」八年之後，傅祥的生活變化證實了這個預言。只不過，傅祥以及其他個案所 顯示出的絕對貧困程度，似乎已經超出了我們當初的估計。

　　壹、農民，被隔離的底層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壽縣的農民發起 了聲勢浩大的抗稅「暴動」。這次暴動，無論是規模之盛，還是時間之長，都是 中共建政之後的最高記錄。現在已經廣泛披露的資料證實，在這次抗議的最高峰 時期，包圍仁壽縣政府的農民有上萬之眾。對於壹直就以「農民問題專家」自命 的中共來說，仁壽農民暴動可能只是壹個丟人的「洋相」而已，但對於闊別農民 運動已經半個世紀的中國來說，這可能就意味著某種不祥的歷史接續。在中國將 近1個半世紀的現代化歷史中，農民問題壹直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壹個重要面相。也 正是憑借對這個中國式問題的清醒洞察，中國共產黨才從壹個小小的革命集團而 最後成為壹個強大的執政者的。仁壽縣，位於中國內陸省份四川，離省會成都不 遠。在過去的壹個半世紀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內陸省份壹直是中國農民運動 的發祥之地。在平靜了40多年之後，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又壹次爆發在中國偏遠的 內陸省份，這很難說是偶然的。不過，仁壽農民運動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方面，是 它爆發的時間。仁壽農民暴動，發生在1992年年末，離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僅僅壹 年時間。1992年，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壹個重要的轉戾點，是以城市為主的中國 市場化改革壹個大規模的重新啟動時期。此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中都彌漫著 壹種「新紀元」的躁動，開發區遍地拔起，壹夜暴富的財富神話四處流傳，所有 的城市人都被壹種興奮和焦慮緊攥著。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的絕對優勢地 位，使資源在短時間內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這背後，並作為中國城市迅速抽取 農村金融和財政資源的壹個直接後果，農民迅速地暴動了！在長達壹個半世紀的 中國現代化歷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壹直就是壹枚硬幣的 兩面。就性質而言，仁壽農民暴動與半個世紀之前的農民運動並沒有什麽不同， 不過是綿延於中國近代史中的眾多農民運動中的最新壹次。其重要性僅僅在於， 它重新開啟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問題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後， 中國農村類似仁壽事件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在這個意義上，仁壽農 民暴動實際上是將壹個古老的中國問題以壹種現代的形式又壹次提到了我們的面 前。從1979年鄧小平開始他傳奇的農村改革，到1992年中國城市開始大規模的市 場化改革，中國農村度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時光，於是，農民問題退出了中國人的 視野。時隔十多年之後，仁壽農民以「起義」的方式告訴我們：那只是壹個假相。 中國農民短暫幸福時光的結束，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壹絲 余蔭消失了。這個發端於1979年的農村改革，曾經創造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溫飽 傳奇，其成果庇護中國改革將近20年之久。然而，當中國城市大規模的重啟市場 化的進程之後，中國農村在資源競爭中的天然劣勢就立即暴露在了人們面前。與 此同時，鄧小平農村改革奇跡的過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來。如果說1979年之 前，中國農民受到的是政治剝奪，那麽1992年之後，在中國普遍的「偽市場化」 的競爭環境中，農民受到的實際上是政治和「偽市場」的雙重剝奪。自1992年以 降，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成為壹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那次仁壽暴動中湧 現出來的農民領袖張德安在的此後十年中持續活躍事實足以證明這壹點）有外國 農業專家估計，到2002年的時候，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的國 民黨時期。城鄉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顯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為1比 1.5，超過2的國家極其罕見。而現在所有統計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估計都超過 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種隱性福利，這個數據甚至達到4-8倍。結合許多 學者對中國內陸農村悲慘現狀的切身描述，人們可以提出的唯壹問題應該是：中 國農村的「暴動」為什麽會這麽少？對此，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精辟地評論到：中 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由於對1949年之前的農民問題沒 有親身的體驗，我們很難判斷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是否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 但有壹點卻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又遇到了壹個老問題。

　　在中國發生的所謂鄧小平奇跡，準確的說是壹次關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奇跡。 而鄧小平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辦法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以「聯產承包責任制」 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對於這個改革，中共壹位老資格的農業問題專家曾經感 慨的說，「在我過去四十年的農村工作中，前後兩次真正看到黨的政策發動了農 民。壹次是1942年在太行區黎城縣的減租減息和退押運動（他當時擔任該縣縣委 書記）……第二次，就是這次建立家庭聯產承包制」。然而，與鄧小平所有的思 想壹樣，鄧小平關於農村改革的思想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這個由鄧小平的兩 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試驗繼而在中國大陸廣泛推廣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雖然神奇的釋放了中國農民的創造潛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簡單」的發明 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使中國農業躍上了1984年的頂峰，但我們不能不看到，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環境已經大變，聯產承包——這種曾 經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過渡性土地制度的潛能已接近油盡燈滅之時。確 切的說，這個主要以增加糧食產量而不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 度的潛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經釋放到了極至。只不過，這壹點遠不如今日這 般顯眼而已。

　　1984年之後，中國農業（當時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上）逐漸趨於停滯狀態， 糧食價格的波動也趨於頻繁。每壹次波動之後，增加農業投入的呼聲便會隨之高 漲。1993年之後這種呼聲更是聲聲不絕。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 收效甚微。雖然中央政府壹再強調農業尤其是糧食對於壹個13億人口大國的戰略 重要性，壹再強調所謂「無農不穩」的古老訓誡，但農業投入在全社會總投入中 的比例還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農業投入占國家總投資 規模的比例在1978年達到10.3％的紀錄之後，就開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時候， 農業僅占2％，在扣除通貨膨脹後，1994年的農業投入實際上是－7％。不過，政 府對農業投入的不足，並不是中國農業問題的要害，壹個顯見的事實是，作為壹 個有巨量農業人口的國家，中國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補貼8億農民。這樣，對農 業的投入就只能落在農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這壹點上，聯產承包制構成了致命 的障礙。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獲得僅僅是期限相當不確定的經營權，而不是所有 權，農民對土地收益預期的不穩定性可想而知。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 們經常可以聽到對中國農民「短視和愚昧」的嘲笑，所謂「寧願花巨資蓋房，也 不願意花錢投入農業」。不過這種嘲笑除了證明嘲笑者自己的無知之外，更精確 的刻畫了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的無能。事實上，在中國國有企業廣泛試驗過的「承 包制」，也遇到了類似的產權困境。只不過，這種產權制度在激發企業承包者的 短期行為方面，比在中國農民那裏表現得更加露骨。最起碼，中國農民還有壹份 對土地的傳統感情依賴。在這樣壹種土地產權的安排下，農民除了維持最基本的 生存所需之外，能夠做的就是，盡量減少對土地的投入。基層官僚體系從個人利 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對農村地權的隨意調整，也加劇了這壹趨勢。山西壹位村支 部書記甫壹上任就立即廢止了原來的承包合同。這位蠻橫的基層幹部對這種毀約 行為毫不在乎，他說，「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動搖，我不管他那壹套，我想怎 麽調就怎麽調。」而這位山西村支部書記的壹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脅農民：「誰敢 往上反映就整死誰」。要緊的是，這種借助政治權力損害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情況 並不是個別的。這其實說明，雖然具有法律性質的「聯產承包制責任制」在表面 上規定了農民的「經營權」，但通過各級官僚體系的侵蝕，真正到農民手上的， 實際上連「經營權」都不是。在這樣壹種事實契約中，如果中國農民還拼命在土 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證明他們的腦子真的壞了。事實說明，中國農民的腦子沒有 壞，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以減少對土地的投入來規避損失。這種 規避在80年代末期表現為減少投入（官方資料顯示，農民對農業的投入1989年比 上年減少22.2％，1990年減少 35.4％，1991年更銳減38.2 ％。），到90年代中 後期則演化為大量撂荒，青壯勞力悉數出走。在今天的中國農村，只剩下老人和 孩子的荒涼村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景象。中國農村的衰敗程度由此可見壹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經創造過什麽的人間奇跡，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懷 有什麽樣令人生疑的政治動機，中國90年代直到今天的農村現實告訴我們，這個 在曾經7-80年代十分靈驗的土地制度，已經遇到了嚴重的麻煩。這個麻煩不僅來 源於我們上面已經論述過的產權問題，也同樣來源於這個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規 模經營問題。土地碎化，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特殊的資源稟賦所賦予 中國農業的壹個突出特色。在城鄉分割，農民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個特色 導致了中國農業的「內卷化」困境。所謂「內卷化」指出的是這樣壹種情形：即 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資源約束之下，中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斷追加人力及其他 投入，引發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如此，農民的耕種主要變成了糊口和生存， 而不是指向利潤。在中國的壹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76畝，低於世界 0.8畝世界土地警戒線標準。也就是說，在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越過土 地供養人口的極限水平（而提高農業單產水平總是有極限的）。顯然，這個趨勢 構成了對現代化農業的壹種反動。「內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壹 種「退化」和「不發展」狀況，與具有濃厚「進化」意味的「現代化」含義恰成 兩極。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決了激勵難題的同時，卻繼承了這個特 色。在與其他先對代產業的競爭中，農業本身就具有無法克服的比較劣勢，中國 以戶為單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加劇了這種劣勢。

　　無論是依經濟之規律，還是征諸其他現代化國家農業發展之歷史，規模經營 都是中國農業難以逾越的壹個的必經過程。然而，在中國談規模經營，很容易讓 人們聯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制度雖然有土地集中，規模 經營的優勢，但其衰敗的內部激勵機制卻早已聲名狼藉。1979年後中國農業發展 的歷史經驗也證明，現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帶有小規模經營的特點，其績效也要比 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優越得多。如此，設計出壹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勵優勢，有能 發展大規模經營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國農業走出困境的鑰匙。在我們的想象 中，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唯壹壹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規模的私有化。只有 這樣，土地才能夠迅速集中在少數有經營水平的農民手中，並使中國農業在規模 經營的推動下走出困境。不過，這種辦法很難為現有的中國領導人所接受，且不 論其意識形態上的背叛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 的碩果僅存的最後壹份遺產，任何中共領導人跨出這壹步都必須承受致命的政治 風險），單就其操作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巨大社會痛苦，就足以使任何壹位中國 領導人望而卻步。素以鐵碗著稱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期談到農村 股份制的時候，曾經隱晦的談到了對土地私有化的擔心。我們很容易猜想，他的 眼前浮現出了這樣壹幅圖景：大量失地農民在中國城市和鄉村四處流竄，尋找著 生存機會。膽小的賣兒賣女，膽大的則偷竊、搶劫、殺人越貨。他或許在擔心， 中國會不會再來壹次打土豪、分田地？對於有過1949年之前中國生活經歷的人， 眼前浮現出這樣壹幅駭人的圖景或許算不上誇張。理解了這壹層，我們就可以理 解，中國領導人對土地私有化的疑慮並不完全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有著 深刻的個人經歷的因由。事實上，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確順序應該是，先進城， 後私有。但在當代中國城市已經進入排出勞動力階段的時候，我們懷疑農村土地 私有化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的確，在城市不能為中國農民創造足夠就業機會的 情況下，土地的急驟集中所可能帶來的社會苦難是非常現實的。更為棘手的是， 我們甚至無法判斷，今天中國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國時期更好。 中國城市失業率在90年代後期急劇升高的事實，增加了我們這種懷疑。農村問題 在當代中國的嚴重性與復雜性在於：它幾乎與中國城市的失業問題交織在壹起。 如果放任農民工進城，那麽他們就可能與城市失業工人形成生存競爭，如果以提 高糧食價格地辦法將農民繼續留在土地上，則可能對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業工 人構成致命打擊。

　　正是在這種左右支絀的情況下，為了穩定糧食價格和農民收入，朱鎔基先生 在90年代中後期重新恢復了國家對糧食的收購政策。這壹行政措施不但沒有挽救 中國農業的頹勢（事實上，中國糧食產量自1999年之後連續四年下降），而且造 成中國國有糧食系統3000億的虧損。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幾次重要的失敗 之壹。很清楚，現行農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規模經營困境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暴 露得十分徹底，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都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有跡象顯 示，中國新壹代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 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文件上，中國新壹代領導人這樣表達了他們的突圍欲望：「農 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 展適度規模經營。」「適度」壹詞昭顯了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如履薄冰的心 態。這種心態，與其說反映了中國新領導者的穩健風格，倒不如說反映了中國農 業進退維谷的痛苦處境。然而，與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悠然從容」相比，中國 的農民卻在飛快的滑向深淵。按照中國壹位著名鄉官李昌平先生的說法就是：農 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先生為他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觸目的 證據是，在他曾經管制的鄉村中，經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訴他，他們希望早 點了結自己的生命。這可不是農民說著玩玩的，就在這位良心未泯的鄉黨委書記 辭官後不長的壹段時間中，他所在的湖北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自殺。

　　中國農村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又壹次深淵之旅，由於另外壹個因素而變得 更加難以預測。這個因素就是WTO。雖然有「聰明」的經濟學家舉出這樣和那樣的 證據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完全沒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實卻是，在加入WTO的當年， 中國最具農業競爭力的幾個省份就立即發生了「新東北現象」。在陡然面對國際 競爭之後，中國東北地區部分農產品開始嚴重積壓，其低下的競爭力被國際市場 襯托得壹覽無余。2004年中國在停止多年之後重新從世界市場上進口糧食，引起 世界糧食價格波動。這個有力的跡象表明，中國農民的命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 全球市場聯系在壹起。實際上，早在1995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如糧食、棉花、 羊毛、油料等產品的價格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只不過， 由於當時封閉的市場環境，沒有人過多的註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險信息。當時的壹 則報道曾經透露，中國大量進口糧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農產品價格大 幅上漲。90年代中國農業所顯露出來的危險跡象被壹位美國專家敏銳的捕捉到了。 這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學者將他的思考概括為壹個聳人聽聞的書名：《誰來養活中 國》。這本書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也強烈的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 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有關中國農業問題振聾發聵的第壹聲。事實上，無論是從 科技支撐、產權制度還是產業化程度，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的農業都 不是壹個數量級的。這個明顯的不利因素，遲早都會發生作用。我們所不知道的 是：它會以什麽樣方式展開以及這場競爭的殘酷程度。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 農民屢見不鮮的農民抗議畫面，為中國農民可能的生存境況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藍 本。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中國的農業人口有接近八億之巨。或許，中國（當然 也包括中國農民）最終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壹個必然的趨勢，但我們必須提醒的 是，這個過程可能相當冷酷。當然就目前中國農民已經在生存線上掙紮的現狀看， 中國農民的確沒有理由懼怕國際競爭，因為他們的處境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了。 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許多經濟學家對入世之後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樂觀預測才 是正確的。很顯然，這種樂觀是建立在這樣壹個殘酷的假設之上的：中國農民對 惡劣的生存水平有著超強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國特殊的農業資源稟賦和落後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 還有另外壹個重要來源，這就是籠罩在中國農民頭上的龐大的官僚體系。有統計 表明，僅鄉鎮壹級，為了維持官僚體系的生存，每年就要從中國農民身上「創收」 1840億元。

　　中國的學者喜歡將中國農民問題歸結為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 ，但這個形象的概括卻具有明顯的誤導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發生在農村的問題， 其根源卻在遙遠的城市，在盤踞於遙遠城市之中的官僚體系。現在已經很出名的 農村企業家孫大午用樸實的語言概括了這種狀況，他說，「問題在下面，根子在 上面」。沒有理解錯的話，他所說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體系。在90年代中期 之後的中國媒體中，農村基層官員已經變成了中國幹部隊伍中最負面的典型。這 造成了壹種廣泛的錯覺，以為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所有罪惡行為都是由這壹群目無 綱紀的基層幹部獨立制造的。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確實有許多駭人聽聞的紀錄，但 準確的說，他們經常只是這些悲劇的實施者，而不是導演者，真正的導演者是具 有強大剝奪性的中國官僚體系，然而，他們卻在農民看不見的地方。農村基層官 員不過是這個層次復雜的官僚體系中的最低壹層，是官僚體系這部噬血機器插入 中國底層社會的壹個個針頭。這個位置註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官員將在官僚機器與 底層民眾的沖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資源極其稀薄的中國農村，與掙紮在溫 飽線上的農民爭奪生存資源，這個角色就必然會帶有某種血腥的氣味。中國媒體 最近幾年披露的事實說明，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暴力行為已有愈演愈烈之勢。19 99年12月，山西青年農民李綠松因上訪反映村小學建築中的經濟問題，被公安機 關抓到看守所嚴刑拷打之後，被慘無人道地割掉了舌頭。其殘忍和血型程度令人 發指。

　　通常說來，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暴力手段都是壹種成本高昂的選擇。 因為這不僅可能帶來暴力的抵制，而且壹旦事情鬧大了，發展成為某種群體性事 件，基層幹部還可能受到上級的懲戒。李昌平就曾經成為過這種上級追究的替罪 羊，原因是壹位村民的自殺事件引起了高層震怒。這就引出了壹個問題，為什麽 在外界看來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呢？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 國農村的生存資源已經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暴力行 為發生的頻度，實際上就是衡量中國農村生存資源稀缺程度的壹個靈敏指標。雖 然在少數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農村，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比較值錢，因而 聚斂了可觀的財富，但就大多數農村而言，普通基層幹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實權 的基層領導）的生存狀態與他們的農民鄰居相去不遠。據我們所知，就是在江蘇 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基層鄉鎮幹部被拖欠工資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要註意的是， 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國農村越來越頻密的暴力背後，我 們看到的不是底層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則是「國家」的瘋狂。作為國家官 僚體系的最低層級，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工資等基本生存資源以及更高級的諸如 提拔之類的個人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的上級手中。而這些基本和高級需要是否 能夠得到滿足，則取決於他們滿足上級的程度。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幹部 的服務對象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上級。農民只是他們滿足上級需要的工具。當 基層官僚無法從他們的上級那裏獲得完成任務以及擴張自我利益的必要資源的時 候，壓榨農民就成為基層官僚的唯壹選擇。從國家那裏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 以及農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這種明顯具有暴力性質的壓榨獲得了廣闊的空間。 據李昌平統計，僅監利壹縣，被非法關押過的農民就數以萬計。只有當這種壓榨 不堪忍受，足以激發民變的時候，農民才會以「穩定隱患」的形式進入城市官僚 體系的視野。而在平時，農民既不是他們負責和服務的對象，也不會對他們個人 前程構成任何損害。正如農民看不見城市官僚壹樣，城市官僚也看不見這個數量 驚人的底層階級。在那些離農民更加遙遠的城市官僚看來，農民不過是他們越來 越瘋狂的「政績」攀比的壹個工具，是他們維持日益浮濫的官僚系統運轉的壹個 抽象的「稅基」。顯然，災難發生在底層，但壓力卻來自官僚體系的上層。

　　漢學家杜贊奇先生曾經用「國家經紀」這個獨特概念來描述中國官僚體系在 基層與農民的互動。但與杜贊奇先生描述的那個時代相比，中國的今天的基層官 僚已經基本上喪失了農民保護者的功能，走到這個譜系的另外壹端，徹底蛻變成 了「掠奪性經紀」。這種蛻變與中國官僚體系在1949年之後對基層更加成功的控 制是壹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基層官僚更多的已經不是出自民間的鄉紳， 而是國家的正式官員，他們所承受的來自官僚體系的壓力遠比來自農民的大。壹 位河南的鎮黨委書記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如果處理不好對『上』的關系，更 是不行，因為『烏紗帽』在提在他們手上，隨時可將妳撤職，結束妳的政治前途」。 正是這位鎮黨委書記的前任，甫壹上任，便大搞政績工程，又是向銀行貸款、又 是向農民攤派（其攤派之多，相當於當地農民全年收入的壹半），以至於最終激 起民憤，導致數千農民圍攻鎮政府。在他的政績工程還沒有來得及兌現為進身之 階的時候，這位雄心勃勃的黨委書記自己卻被村民毆打入院。從這個倒黴的鎮委 書記的經歷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國農村基層官僚的壹種激勵來源。中 國官場中的升遷雖然標準十分模糊，但經濟增長（實現這種增長最簡單易行的辦 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見的形象工程）則是他們向上流動壹個必不可少的硬指標。 對於轉型期的整個中國官僚體系，這個指標關乎政權的合法性，對於各級官僚， 這個指標則關乎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在短期內制造快速的經濟增長，需要對資 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於是大肆借貸、攤派、竭澤而漁就成為中國官場中壹種十 分流行的取悅上級的手法。很顯然，中國基層官僚許多荒謬的舉止都來源於中國 官僚體系給予他們的不當激勵。而這種目標恰恰是中國官僚體系最高層以「國家 建設」的名義逐級分解、傳遞下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基層幹部許多看似乖張的 行為實在不是他們個人的率性之為。不然，我們就難以解釋這種行為為什麽會蔓 延得如此廣泛。我們壹直強調，中國改革的壹個隱含邏輯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 這樣，中國官僚的行為激勵中就不僅包括了政績的極大化，而且也同時包括了個 人財富的極大化。財富最大化所引發的自我激勵雖然沒有政績激勵那麽具有合法 性，但其激勵強度並不亞於政績激勵。經過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國官僚甚至能 夠將這兩種看似沖突的激勵非常巧妙的融合起來，（例如，他們利用公共建設將 個人財富和政績最大化的結合在壹起）中國官僚體系對時代精神的「適應」能力 實在讓人驚嘆。不過，在這種令人驚嘆的「適應能力」背後，則是官僚體系對民 間財富的極大化抽取。只有這種力度的抽取，才能夠滿足新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在 政績和個人財富兩方面同時膨脹起來的欲望。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官僚體系 顯然更多了壹種抽取民間財富的激勵。作為中國的政治邊緣和社會底層，中國農 民是離官僚體系決策過程距離最為遙遠的壹個集團。不幸的是，他們還是談判能 力以及信息反饋能力最低的壹群。這種地位決定了，農民將是官僚體系利益惡性 最大化的首選犧牲對象。當經濟增長停滯，財政拮據的時候，這種「抽取」就可 能將農民直接驅趕到生存底線之下，制造出龐大的「博命集團」（這是吳思先生 壹個精彩的發明），此類博命集團在中國2000年的王朝循環中扮演了十分顯眼的 角色。很多人都已經註意到了，從1998年開始中國農民收入進入了壹個新的下降 周期，農民純收入增速急劇放緩，大幅落後於GDP增速，其中 1997年為增速8.5% ,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進壹步降到了2.1%。這遠遠落後GDP的增長速度。 不過，幾乎很少有人追問為什麽是1998年？其實原因非常簡單，1998年亞洲金融 危機的後果開始在國內發作，官僚體系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驟然增加，所謂「積 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這種壓力的壹個後果。這種「積極財政政策」的壓力通過官 僚體系逐級轉嫁，最終落在了最弱勢的農民頭上。所以，農民收入「選擇」在19 98年開始下降，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種財政和經濟危機的結果。由此觀之，農 民收入實在是中國經濟和財政狀況的壹個晴雨表。

　　在中國改革之前，官僚體系對中國農民的抽取是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實施的。 有人曾經計算過，1952年到1986年，中國官僚體系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名義從農 村抽取了約7000億元，這筆在當時十分巨大的財富通過官僚體系直接流入了城市。 國家工業化，是當時中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為各級官僚默會的政績 依據。改革之後，這種抽取並沒有停止，只是口號變成了「經濟增長」和「改革」， 而其手段也由單純的行政抽取變成了行政和市場的雙重抽取。據中國壹位社會學 家的估算，改革之後，僅僅通過無償義務工，國家每年就從農民那裏拿走1000～ 2000億元。同樣是這位社會學家的估算，1985年之後，由於國家取消了對農村教 育的撥款（中學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學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農民自籌經 費，這壹項「改革」，國家又從農民手中每年隱性「改」走了300-500億元。難 怪有人將中國農村稅收政策譏諷為「負累進」制度。如果加上諸如金融等更加隱 蔽的市場化手段，國家以「改革」和「經濟增長」名義從農村抽取的則可能是壹 個驚人之數。體現在統計所謂比例上則是：農村為國家貢獻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 26％，而得到的財政撥款僅占9％；與此同時，農村為國家銀行系統提供了1/3的 存款，卻只得到了1/10的貸款。這等於是在說，改革前後，中國官僚體系對農村 的抽取並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只不過名義變了，手段變了。這壹點，並不能因 為農民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蓋。改革之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後的農民狀 況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農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卻遭到了更兇狠的掠奪。

　　這個結論可以從80年代中期之後，農民與其他階層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 接觀察到。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先生由於集資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為他違反 了某種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而實質上則是他妨害了某種「國家能力」，因為金 融這種配置資源的市場手段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官僚體系從農村抽取資源的壹種 行政渠道。理解了這種因果關系，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孫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將 農村統攝於改革時期整個官僚體系的框架中，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局限在與基層幹 部博弈的框架中，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國農民的困境。農村問題，無論是 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本質上都是壹個城市問題。這種本質，在中國最近幾年 中國城市化最為迅猛的時期，表現得極其尖銳。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將農民城 市化，而土地作為壹種重要的資本則是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根本。然而，恰恰 是這種資本，卻遭到了無情剝奪。粗略的統計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政府通過 征地（實際上是壹種強買）剝奪了農民至少5萬億之多。

　　中國農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雖然規模巨大，卻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動 員和組織成本極其高昂。這個特點決定了，他們很難成為壹個有效的壓力集團。 他們受剝奪的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官僚集團的良心和自我約束。但中國2000年的 歷史以及我們對中國近20多年改革時代的體察都告訴人們，這是非常靠不住的（ 這其實是壹個常識）。否則，對官員有著最為完備的道德訓誡體系（裏面充斥著 親民、愛民以及自我約束的勸諭）的中國就不會發生那麽多破壞性的王朝更替了。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中國的官員感慨說，我們農民多麽好呀。他們是在贊美中國農 民的超級忍耐力。他們也經常將社會穩定的希望寄托於中國農民的這種馴順性格 上。的確，只要剝奪沒有超過生存底線，中國農民就是人們眼中的順民、良民、 賤民，但如果超越這壹底線，中國農民就會立即顯示出他們的另外壹種歷史面目： 暴民。賤民和暴民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間實際上只有壹步之遙，或者根本就是 壹體兩面，角色的轉換瞬間就可以完成。承平時期壓榨賤民，危機之時防範暴民， 中國官僚體系2000年以來的基本職能總是在兩極之間來回搖擺。走出這個怪圈的 唯壹出路，就是將農民變成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的現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號稱 進行了20多年現代改革的中國，無論是在統治者那裏還是在被統治者那裏，我們 都還沒有看到這種意識的萌芽。壹位社會學家在與中國河南省的某個地方當局探 討艾滋病人（這個地方地農民由於賣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規模感染）的救助時，從 地方官員那裏得到的答復相當令人震驚：「妳們為什麽這麽關心他們？這些人， 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地方官員對農民的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壹種不不祥的征兆， 它意味著，壹旦危機席卷，農民仍然會扮演他們反復扮演過的傳統角色。暴民是 臨時聚集在壹起的破壞集團，沒有長期的組織目標，不善於談判，也不屑於談判。 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破壞和顛覆。1993年的時候，中國出現過壹本爭議極大的著 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國》，在書中，作者將中國的八億農民比喻成「活火山」。 火山平時看上去與其他的山頭沒有什麽兩樣，恰如今日沈默、厚道的農民，但壹 旦開始噴發，就會在短期內發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暫、猛烈、無明確先兆的 特性而言，將中國農民比喻成「活火山」無疑是神來之筆。有人將阻止火山爆發 的希望寄托在壓制農民的結社權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與農民集團的疏離上，以 為如此壹來，農民就只有在分散狀態下逆來順受的份，但這恰恰是危險所在。因 為暴民集團從來就不需要什麽嚴密的組織，也不需要什麽長期目標，他們甚至也 不需要所謂精英人物。把他們聚集起來僅僅是壹種共同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可能 只需要壹個簡單的信號，壹個莫須有的謠言，壹個敢於登高壹呼的山大王，就能 夠在剎那間掀起風暴。事實上，從中國過去十多年中連綿不斷的小規模的暴動中， 我們已經看到這座活火山又壹次周期性活動的跡象。畢竟，中國農民被剝奪的太 久了。他們發動了這壹次的改革，卻在半途中又壹次被改革拋棄了。壹位研究人 員在將南非的各種數據與中國比較之後驚訝的發現，中國農民受到的虐待遠甚於 種族隔離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結論說，農民是中國壹個被隔離的「種族」。 巴爾的摩日報記者Frank Langfitt為這個結論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根據。他說， 在他訪問過的壹個湖北農村中，有38戶家庭由於無力繳納稅收，被當局拆除了房 屋。最後，這些農民不得不跟他們的家畜生活在壹起。雖然我們相信，這些農民 的悲慘生活只是壹些極端案例，但這種事情發生改革25年之後的中國，無疑對中 國農民的整體現狀具有極強的指標性意義。這種文明社會很難容忍的現象不能不 使我們懷疑，中國農民的現狀離我們在理論上推導出的那種「賤民」究竟還有多 遠？這個「卑賤的種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們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 上？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暴力技術以及迅速的賑濟能力，或許可以遏制造反行 動的大規模蔓延，但以類似種族隔離的手段長期將農民阻止在財富和權利之外， 則無論如何是不人道的。而這種對農民的排斥最後所導致的對現代化的阻斷作用， 已經被中國近代歷史多次見證過。到目前為止，就我們閱讀和親歷所及，中國農 民還僅僅將他們的憤怒集中在他們看得見的基層官僚身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 永遠不會對整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戰。2001年最後壹天，江西萬載縣發生 傷亡慘重的鞭炮爆炸。當有記者問道「為什麽要從事如此危險的職業」時候，村 民們的回答令人震驚而又悲涼：與其餓死，不如炸死！這個極端的案例說明，中 國部分農民的選擇實際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間而已。對生存境況這種清醒 而又絕望的自我意識，實際上證明，中國農民已經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合法性發出 了憤怒的質疑。再往前走壹步，就可能是「與其炸死，不如戰死」。對當局者來 說，這已是壹個再清晰不過的信號。它強烈暗示，在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 農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又壹次被驅趕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他們會在我們這個 讓人眩暈的中產階級時代幕後發動壹場突然襲擊嗎？

　　1932年，壹位美國青年懷著由來已久的好奇來到了神話中的中國。然後，他 在北京租下壹座豪華的宅院，開始了他為期四年的中國之旅。他就是後來成為美 國漢學巨擘的費正清先生。多年之後，費正清先生是這樣為同樣好奇的美國人解 讀中國神話的，他說，他看到了兩個中國，壹個是鄉村中國，另壹個是都市中國。 這兩個中國有著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評論說，如果日本人擴大侵略，「農民將會 默默的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了」。費正清先生「兩個中國」 的發現是如此的銳利，以至於成為研究中國問題風靡壹時的重要範式。令人悲哀 的是，70年過去了，這個範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釋力，吸引著我們這些後輩晚生 的註意。難道我們真的還停留在費正清見證過的那個時代嗎？抑或，它們僅僅是 相似而已。

　　二、懸空的階級：塔吊上的農民工 陳榮祥無意中做了壹次新聞人物。為了討 要工資，他爬上了位於北京壹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夥計們打工的地方。 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個小時之後，陳榮祥如願以償，為他的幾十位民 工兄弟討回了工資。最後，這位65歲的老人用壹個令人吃驚的動作結束了這次 「示威」行動，他顫抖地雙腿跪下，口中連連有聲:「給各位添麻煩了」。陳榮祥 的這個故事發生在 2003年11月3日，地點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在這之前，在中國 的各個大城市條中已經有壹系列類似的新聞發生。民工們以自殺的姿態爬上鬧市 最醒目的高處，或申訴冤屈、或討要工資。這種在2003年漸成「時尚」的抗爭方 式被媒體形象的歸納為民工的「跳樓秀」。很難判斷民工們這種有點「超限戰」 意味的行為是不是從媒體的報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紛紛采取這種以命相博 的表達方式則證明，他們在都市中的生存狀態正在急速滑向底線之下。畢竟，這 種獨特的「廣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險。陳榮祥就是這樣無意中成為又 壹篇「都市新聞」的主角的。在平時，陳榮祥們是很難被都市中的「中產階級」 媒體註意到的。只是當城市中又發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時候，人們才會偶爾聯想到 他們。所以陳榮祥們要采取這樣壹種極端的表達方式來喚起人們的關註。不過， 以生命為賭註的廣告方式並不是陳榮祥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態，他們更典型 的姿態是：下跪。陳榮祥壹個無意識的下跪動作，將中國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艱 難和屈辱刻畫得淋漓盡致。2003年壹系列農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國總理溫家 寶親自出馬為壹位重慶農民工追逃工資。

　　像陳榮祥這樣被人們稱為農民工的城市新移民，在中國的都市中已經聚集了 壹億之眾。無疑，他們已經構成了壹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據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考 證，中國今日之農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對應物，中國唐代即有「雁戶」。 「雁戶」是對那些往還遷徒於故土與異鄉之間的民戶的稱謂。由於其習性與因季 節而遷移的雁相近，故謂之為雁戶。就這種生活習性而言，今日的農民工壹族與 古代的雁戶的確有神似之處。不過，無論就原因、規模還是對未來中國的影響， 我們現在看到的農民工都與中國歷史上的「雁戶」不能同日而語。

　　1949年之後，毛澤東采取嚴厲的行政手段將農民成功地禁錮在土地之上。農 民獲得了土地（不久之後就被「共產」掉了），卻失去了自由。長達30年禁錮以 及生育政策的失誤，使中國的農村中囤積了巨量的人口。這個堆積在土地上的人 口壓力，在鄧小平的改革之後開始逐漸向城市釋放。從1979年農村改革到90年代 初期，農民向中國城市釋放人口壓力的過程是緩慢和有節制的。早期農村改革的 奇跡讓中國農民誤以為，只要他們在自己狹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細作，增加單產， 就可以繼續保持他們溫飽閒適的農耕生活。所以在這壹時期，城市人們看到的農 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類的「技術移民」。可以說，他們主要是受到比較 利益的誘惑而主動進入城市的。但中國農村嚴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進的 市場化邏輯，很快就顯示出了其本來的猙獰面目。中國農民發現，農村改革所帶 來的幸福時光不過是壹種短暫的幻覺，繼續留在土地上，可能連生存都會成為問 題。從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以勢不可擋的主動姿態沖擊城鄉戶籍界限，向城市 移民的速度驟然加快。轉折發生在1992年，這壹年，農民工人數從前幾年的低位 突然爆增到4000萬。這個數字在92年之後逐年膨脹，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時候已經達到8800萬之多。與80年代的民工相比，現在這支遊離於城市和鄉村之 間的巨大群落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因為他們是迫於生存壓力而不是比較利 益而離開土地的，他們是再也回不去的壹群。他們是沒有未來的城市人。他們是 沒有過去的農村人。這也是為什麽92年之後的農民工大多雲集在憑「身體」吃飯 的低級工種上的主要原因。1994年春節前後，當北京市民突然發現「源源不斷的 民工從地鐵口湧出，從各路公共電汽車上擠下來的人流，向站前廣場猛跑」的時 候，《北京日報》以憂慮的筆調寫道：「民工潮，壹個跨世紀的難題」。這是壹 個有遠見的新聞標題。但作者恐怕很難料到，跨世紀的十年之後，這個難題已經 被抹上了越來越悲觀的色彩。讓我們用數字來描述壹下這個難題的現狀。即使以 最低的城市化比率60％計算，中國還將有三億農民移民城市。這意味著，我們要 在短時間內在這片土地上再建壹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工已經遠遠不 止是壹個跨世紀難題，而是壹個世界的難題。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歷 史上幾乎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從容地度過這壹過程，時間並不 站在我們這壹邊。中國農民在進入新世紀後越來越深重的困境顯示，中國城市可 能正在面臨著壹次更加兇險的人口洪峰。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農民——這個在平 常被人們視而不見的底層階級，壹旦流動起來，就會立即凸現出它的威懾意義。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工才是代表中國農民重構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於是， 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外乎如下幾途。壹是將農民禁錮在土地上， 讓農民在土地上自生自滅，周而復始地演繹馬爾薩斯式的冷酷故事。這個毛澤東 的辦法不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證明是失敗的。否則，鄧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 會發生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第二個辦法是所謂的就地轉移。這就是在 中國農村普遍試驗過的鄉鎮企業之路。這個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社會學家費孝通 發現並推廣過的農村改革路徑，在中國80年代終於開花結果。其迅速的掘起，引 發了無數人的好奇心。出於某種誤解，壹些海外學者對鄉鎮企業模糊的產權模式 推崇備至，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公平的說，沿海鄉鎮企業在整個80年代的確在吸 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發揮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資料顯示，在1978~1986年之間， 鄉鎮企業創造了5700萬個工作崗位，可以說居功之偉。這激發了許多不切實際的 熱情，以為中國真的找到了壹條與眾不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這種熱情很快 就為90年代之後的事實所冷卻。1993年之後，中國鄉鎮企業以每年7％的速度倒閉， 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急劇減弱。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曾經預言：「90年 代後期，隨著鄉鎮企業的技術升級以及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中國鄉鎮企業排出 （註意，不是吸納）勞動力的趨勢將進壹步加劇。鄉鎮企業作為80年代城鄉分割 的特殊環境中發展期來的特殊工業模式，其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渡性功 能將告壹段落。形勢的發展顯然比我們的預期更加迅速。現在，即便在沿海地區， 輝煌壹時的鄉鎮企業也已經成為了歷史名詞。他們大多數消亡了，少部分變成了 私營企業。而在內地農村，那些壹度雨後春筍般的鄉鎮企業更成為見證中國農村 又壹次「大躍進」的歷史遺跡。「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在經過短暫的繁榮 之後迅速破滅的事實證明，中國的工業化模式很難脫離現代化的壹般軌道而另辟 蹊徑。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實現他們與現代化結合的夢想。 使他們與現代生活方式融合起來的唯壹起點，就是他們十分陌生、甚至恐懼的城 市。但恐懼歸恐懼，生存的欲望將壓倒壹切。這個壓力將最終碾碎中國農民延續 了幾千年的「土地之戀」，驅趕他們義無反顧地湧入城市。城市，是中國農村剩 余勞動力的第三條出路，也是唯壹的出路。事實上，80年代主要指向鄉鎮企業和 沿海地帶的人口流動趨勢已經為向中心城市流動的趨勢所取代。在轉了壹個大彎 之後，中國被重新納入現代化的既定軌道。90年代之後，中國大城市中澎湃洶湧 的民工潮正是這壹鐵律在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展開。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城市是不 是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夠的職位，中國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備了接納壹 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須的寬容精神？揭開所有思維上的迷亂，中國農民 問題的實質其實就在這裏。除非我們對現代性存在另外壹種理解，那麽，中國的 所謂農村問題，根本上就是壹個城市問題，是中國城市能不能，願不願為這些鄉 下人提供溫飽生活的問題。

　　30歲王福林是貴州（這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壹）的壹位農民，為了孩子的 學費和父親的醫療費，準備到2000公裏之外的杭州打工。壹路上，老實巴交、戰 戰兢兢的王福林經歷了小偷的搶劫、警察的嘲笑。當兩天之後終於到達杭州火車 站的時候，他身上的最後壹點盤纏也被當地的地痞洗劫壹空。情急之中，這位絕 望的農民攀上了壹個20米高的巨幅廣告的支架上——這是為壹年壹度的西湖節準 備的廣告牌。面對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著想喚起人們的註意。然而，他 聽到的是羅馬鬥獸場般的興奮尖叫：「跳，跳！」，「妳跳下來的時候，跳漂亮 點」。王福林真的跳下來，摔斷了肋骨和髖骨。帶著慘痛的記憶結束了他的城市 之夢。與那位北京的農民工陳榮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卻更能代表中國農 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民間日常用語往往比學術概念更能傳達事物的本質信息，「農民工」就是這 樣壹個包含豐富社會學含義的日常用語。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對這個詞語做 出了非常經典的闡釋。他說，「農民工」這個詞並不僅僅是壹種職業，而是壹種 職業和身份的混合物。「農民」是他們的身份，「工」代表他們的職業。顯然， 這是壹個包含了強烈貶義的稱謂，其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管「農民工」現在從 事的是什麽職業，但他們的身份依然是低賤的「農民」。中國城市對農村移民的 歧視在這個充滿蔑視的命名中就開始了。從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農村移民在城 市中的大規模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但「農民工」這個名詞卻沿用至今。距離的 接近不僅沒有銷蝕隔閡，相反卻賦予這個名詞以更加具體的含義。現在，「農民 工」這個詞已經更多的與愚昧、狡詐、犯罪聯系在壹起。至多，他們只是供人們 憐憫的對象。江蘇省壹位共產黨的高級法官在總結她的壹次調查時充滿敵意的說， 在她調查的地區中80％的犯罪紀錄都與「外來人口」有關。她所指控的「外來人 口」顯然就是「農民工」。這部分是事實，但這個「事實」卻是與另外壹個「事 實」聯系在壹起的。這就是農民在中國城市中所受到的無所不在的排斥。這種排 斥不僅體現在城市人口對農民工的「文化排斥」，更體現在行政當局的制度性排 斥中。為了保護城市人口的就業，中國許多城市行政當局在90年代中期之後，制 定了諸多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這些 文件明確規定了「農民工」不能參與競爭的職業。雖然近幾年來中國與「種族隔 離」毫無二致的戶籍制度已有所松動，但它不僅進展緩慢，而且為更多新的隱性 壁壘所抵消。在壹次規格非常高的戶籍改革討論會議上，當某省主觀官員提出他 的戶籍改革方案時，他遭到了中國幾個最大城市領導人的激烈反對。中國城市領 導人的意識如此，體現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視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會工作 者喜歡將這種排斥稱為「集體排他」，但在中國稱它為「制度排他」可能更為準 確。這種制度排他與中國城市人口的「個體排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中國城 市對外來農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這種排斥有時候是以慘無人道的暴力形式表 現出來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壹位向建築老板討要工資 的農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殘忍的砍斷了手筋。

　　對中國農民工壹份調查顯示：改革之後，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 務工經歷的人再次外出務工的比例反而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少約6成，而在改 革前的壹些時期，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外出務工的這 個比率高2.3倍。對這個調查，人們可以做出各種解釋，但有壹個結論則可以肯定， 農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並沒有什麽顯著改善。許多其他的關於農民工態度調 查也證實，進城農民工返鄉的意願相當強烈。這說明，農民工在「現代城市」中 與他們在落後鄉村中的生活質量可能相去不遠。對於很多農民工來說，城市只是 他們人生壹個短暫的驛站，而決不是他們生活方式的終點。他們在城市中，依然 以地緣的紐帶構築著壹個個鄉村共同體。從農村到城市，只是從底層的壹端走到 了底層的另壹端，地理位置的改變並沒有使他們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 向上流動渠道。在遍觀北京農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後，壹位作家憤然寫道：

　　……

　　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壹個世紀，

　　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

　　沒有壹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壹盞是我們的。

　　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

　　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壹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妳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妳和我。

　　這位作家的觀察是準確的。他暴露的是這樣壹個冷酷的事實，在中國城市， 農民工受到的不僅僅是歧視，而經常是壹種赤裸裸的虐待。在春運擁擠的列車上， 在市容糾察取締街頭攤販的行動中，不由分說的使用暴力以維護「公共秩序」和 「城市形象」的行為已經為我麽妳所司空見慣。「習慣性暴力」雖然遠遠不止於 落在農民工頭上，但尤以農民工為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夠期望他們回報 城市以勤奮、誠實，變成守法的公民嗎？如果中國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 文明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必然要到來的新成員，那麽，中國就只能永遠是農民的國 度。壹位中國學者說得好，中國農民的要求歧視非常簡單：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 場。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不過，中國城市管理者對農民在意識和制度上的排拒，並不是農村移民進入 城市的唯壹障礙，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礙。只要有壹絲生存的希望，中國農民 都會憑借他們超乎尋常的生存能力擠入城市。哪怕是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廠」 打工。所以，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中國城市是不是能夠為他們提 供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這壹點上，我們看不到希望。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這個軟腹部開始的，但不幸的是，農村改革的成功並沒 有激勵城市改革的進壹步加快，相反，卻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國城市 改革的長期異化獲得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可供攫取的資本「剩余」， 中國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國改革得路徑選擇也可能比今天要 健康得多，其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寬廣得多。在這個意義上， 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對於中國整體改革究竟是禍還是福，是在是壹個未定之數。 或許，這需要今後的歷史來下結論。但有壹點是現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國城市改 革的長期異化不僅是中國城市自身變得日益虛弱，而且也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 到位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於這壹點，壹位美國學者嚴肅的提醒到，」…… 如果為整個社會提供了經濟改革基礎的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卻因為國有企業的利 潤問題而終結，這將是壹個巨大的不幸」。這個預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為現 實，並結出苦澀的果實。雖然中國的GDP制造機仍然在高速運轉，但年年攀高的失 業率和每況愈下的第三產業的增長率，都為中國的GDP」奇跡投下了極不協調的陰 影。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中國是壹個很難用常理看待的經濟政治實體。但無論如 何，中國的失業趨勢以及第三產業的增長趨勢（這是壹個容納就業最多的產業） 都已經表明，中國城市的就業容量正在接近極限。在中國城市中的耳聞目睹可以 部分證實這種理論上直覺。如果情況果真是這樣，中國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 排斥力量就將是無法抗拒的，歧視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將成為無足輕重的因素。事 實上，中國經濟危機導致城市人口被迫向農村轉移的情況已經不止發生過壹次。 中國農民問題專家溫鐵軍將這種人口逆向遷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 鄉運動」。「上山下鄉」是中國文革期間為了減輕城市人口壓力而迫使年輕人離 開城市的壹項政策。雖然這項政策掛著意識形態的幌子，但其本質原因卻是城市 自身的經濟危機使然。不過，在失業情況如此嚴峻的今天，中國經濟即便沒有危 機，哪怕只是輕微的放慢增長，都可能引發類似人口排出現象。當然，新的歷史 環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鄉」，而是壹大批人徹底 的淪入生存底線之下，而首當其沖的可能就是這批新的城市移民——農民工。他 們既無「山」可上，也無「鄉」可下。因為隨著耕地的不斷減少和人口的不斷膨 脹（有統計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間，大陸占用耕地面積將超過五千四 百五十萬畝，由此導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將達到七千八百萬人），中國今日 農村人均資源的匱乏程度已經遠非毛澤東時代可比。壹份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顯 示，在中國年輕壹代的農村移民中，不會、不願以及由於耕地太少無法務農者的 比例高達70％。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是壹群不工不農、不城不鄉的邊緣人，是壹 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階級。在這個意義上，塔吊，正是這個階級的尷尬 處境的最佳隱喻。壹旦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職業保障，他們就將變成中國歷 史上標準意義上的「流民」。所謂流民，即是指那些無法順利出賣身體的人，而 當身體都無法出賣的時候，身體就可能變成暴力的資本。看看中國那些爭先恐後 的賣血者，我們就能知道，中國農民工與流民之間的距離實際上是多麽的接近。 壹場不起眼的經濟停滯就可以促成這種身份的徹底轉換。而在我們看來，問題重 重的中國經濟隨時都可能發生這種停滯和衰退。在今天中國，所謂城鄉壁壘已經 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身份壁壘，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價，毫無著落的就業機會， 遠在天邊的教育及醫療保障，不斷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這些已經悄然挖出的鴻 溝像壹道更加堅實的圍墻將農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觀之，壹支 歷史上最大的流民隊伍已經在當代中國昏睡的意識之外悄然成型。這支流民隊伍 的規模已經占到中國現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億/4.5億），而且有源源不斷的 候補人員。如此巨大的流民規模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壹支令人膽寒的摧毀力量。

　　中國農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築、餐館、發廊、搬運、街頭攤販這些邊緣性職業 中。這些職業的壹個共同特點就是靠身體吃飯，其待遇和職業穩定性都相當差， 對經濟波動極為敏感。中國新華社的記者從2003年七月起，對壹位來自湖北仙桃 的農民工彭紅平進行了壹次跟蹤采訪。在短短的115天中，這位26歲的湖北農民更 換了11次工作，有60天處於失業狀態。應得工錢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後實得415 元，平均下來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飽飯，並且經常露宿街頭。不過，這並不僅僅 是彭紅平個人的獨特遭遇，有調查顯示美，有37％的農民工曾經遭遇過身無分文 的境況。然而，這些難以置信的數字遠遠不能描繪這位現代「苦力」在城市生活 中的屈辱、艱難，其生存狀態遠遠超出我們理論上的合理想象。如果壹定要描述 的話，我們只能說，這是壹個盛世中看不見的「悲慘世界」。專門研究中國企業 情況的漢學家高家龍曾經為我們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廠的生活情況。在日資的 內外棉紗廠，工人們可以獲得廉價的住房，雖然七到八人同主壹間，但租金非常 低廉，僅僅相當於月工資的1/50，這些工人的集體宿舍有電燈、自來水、廚房。 不僅如此，內外棉紗廠還「為工人支付於工作相關的工傷或疾病的醫療費用。」 相較於壹個世紀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紅平的遭遇讓我們仿若隔世。雖然我們沒有 更加準確的數據描述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狀況，但彭紅平的故事卻大體上 反映了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職業」處境。在2003年10月中國國務院的新聞招 待會上，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梁嘉琨透露：「中國煤礦每年死亡 人數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由於被拖欠薪水而被餓昏的悲慘報 道也時有所聞。這些廣泛的報道和證據表明，中國存在著數量驚人的「血汗工廠」、 「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國農民工就是這些血汗行業勞動力的主要供 給者。無論這些血汗行業在經濟上多麽「合理」，它都是對社會人道底線的尖銳 挑戰。最為關鍵的是，它對中國的脆弱的社會穩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 這無異於說明，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已經沈浮於生存線上。跨越壹步，他們就無法 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

　　到目前為止，就我們觀察到的情況而言，中國城市中的農民工都是以地緣的 紐帶小規模的聚集在壹起，這種「共同體」給了他們相互幫助和相互救濟的最後 庇護。但誰也不能保證，如果情況長期得不到扭轉，這些現在還在起到穩定作用 的「共同體」會不會變成壹個個小型的犯罪集團。發生在中國湖南省的張君案， 就是這個可能發展的壹個具體例證。事實上，那些失去了地緣共同體庇護的民工 中的「散兵遊勇」們早就成為了城鄉犯罪的主體。無庸諱言，這些犯罪是有其深 刻的社會原因的。如果將壹個人為了吃飽飯而去偷竊的行為定義為犯罪，這將會 把我們置於相當痛苦的倫理困境中。值得註意的是，有組織的犯罪已經是底層反 抗比較高級的形式。由於有組織的，公開的政治反抗行動風險巨大，底層社會對 秩序的反抗壹般會采取風險較小的形式。這些形式包括偷懶、怠工、裝糊塗、開 小差等等。與有綱領的、正式的反抗相比，這種反抗是潛在的、個體性的、隨意 的，避免了高昂組織成本，所以被稱為「隱藏的文本」。2003年的中國民工「跳 樓秀」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隱藏的文本」。「隱藏的文本」是壹種不容易被觀 察到的反抗形式，雖然它可能對社會秩序的效率構成重大傷害，但卻很難被當局 視為壹種對政權具體的威脅。當局的這種懈怠和錯覺很可能為底層反抗的進壹步 組織化發展提供機遇和時間。顯然，中國農民工中越來越普遍的個人和有組織的 犯罪正在超越「隱藏文本」的初級形式。有許多社會學調查都顯示，中國新壹代 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受過更好的教育，但對現狀卻有比他們父輩更加強烈的不滿。 他們中間的未婚比率相當高，因而家庭對他們的傳統約束力很小。這為農民工進 壹步的組織性抗爭貯備了情緒和人員基礎。如果有精英加入領導和組織，就足夠 構成壹種強大的挑戰力量。依當代中國精英們的傲慢眼光觀察，中國農民工群體 中沒有精英，因而不足為懼。但他們不該忘記，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國歷史中，這 個群體中就出現過毛澤東這樣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精英分子。而今天的孫誌剛不 過是這種精英壹張模糊的面孔而已。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似乎是壹個底層革命特別頻繁的國家，近有毛澤東的 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遠則有無數的底層造反運動和王朝更替。這應該使我 們對底層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 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並不遙遠。2003年年末發生在孟子 故鄉山東鄒城市的壹起騷亂事件為這種發展提供了壹些具體的背景。

　　2003年10月27日，山東鄒城市城管隊在追打壹名賣油餅的小販時候，當場將 這位小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憤怒的市民沖擊市政府和市委，並沖入辦公樓將 許多辦公用品砸碎。

　　雖然我們不妨以最惡的心態來揣測中國的城管以及其他執法人員，但碾死小 販應該是壹個意外事件。然而，當壹個意外事件變成引發壹場騷亂的原因的時候， 足以證明人群中早已經儲備了相當強烈的情緒。「意外事件」只是壹個觸發點， 只是壹個證明騷亂合法性的理由，是壹個「號召」騷亂的信號。這種「借題發揮」 的技術，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中發現。在社會情緒比較平穩 的時候，人們壹般會以個案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群體性騷亂並不是解決問 題的有效形式，畢竟這種方式隱含著對參與者的巨大風險。所以騷亂其實並不僅 僅是尋求具體問題的解決，而是指向「整體」解決的壹種集體行動。在鄒城事件 中，這種集體行動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個無辜喪生的小販為象征物 的下層階級。壹個集體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夠立即引發壹場集體行動，說明這 個集體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有相當清醒的自我意識。我們的經驗以及相關的調查都 顯示，大部分農民工都自我認同為「城市中的農村人」。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 作為壹個群體，自我認同度比傳統產業工人的還要高，其群體邊界也更加清晰。 他們甚至通過衣著就能壹眼識別自己的同類。換句話說，這個集體已經具備了某 種程度上的階級「自覺」。這種「自覺」也同樣在鄒城騷亂事件具體指向中呈現 出來。騷亂人群不是直接去毆打城管隊員或沖擊城管隊泄憤，而是直接沖擊市政 府。這個舉動表明，騷亂人群已經將這個小販的意外慘死看作了「故意」和「系 統」迫害的壹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實施這種「系統迫害和壓迫」的政權本 身。在騷亂者眼中，城管隊只是另外壹個階級——壓迫階級的象征物。在這裏， 階級與階級的界限已經涇渭分明。在近幾年的報道中，發生在中國城市中類似鄒 城這樣的「意外事件」已經屢見不鮮。這有力的提示我們，所謂「意外事件」其 實壹點都不意外。在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還隱藏著壹個看不見的 「龐大而系統」的敘事。而這個歷史性「敘事」的主角之壹就是那個無辜慘死的 小販所象征著的農民工階層。這個階層不僅數量驚人，而且聯結著兩個與自己面 貌酷似的群體——農民和越來越壯大的城市邊緣群體。基於這樣壹個事實，我們 大致可以判斷：更大規模的底層運動已經為自己找到了最基礎的群眾。現在的問 題是，他們能被積極和理性的組織起來嗎？如果不能，他們會不會成為某種臨時 聚集起來的橫沖直撞的破壞性力量？壹壺持續升溫的水總是要開的，不是以這種 形式，就是以那種形式。 三、工人，關鍵的少數？ 在經歷了25年的改革之後， 中國的工人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領導壹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 天幾乎社會最底層的地步。1992年之後，這個跌落的過程開始加速，至今沒有停 頓的跡象。如果說1992年之前，這個過程只是以某種緩慢、不為人知的方式進行 的話，那麽在1992年之後，這個過程就變得清晰可辨了。這種加速的變化，對作 為壹個整體的中國工人正在開始產生某種質變性的心理沖擊。

　　把工人誇張和吹捧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當然是壹種意識形態的虛張聲勢， 但中國工人在改革之前的優越地位卻是壹個不爭的事實。在那個時代，與農民相 比，工人是壹種身份，是壹種城裏人的標誌。與知識分子相比，則更是壹種政治 待遇。中國知識分子哭著喊著爭取了幾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當局恩準為「工人 階級的壹部分」，才覺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異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 短短十幾年過去之後，如果妳再將知識分子當作工人的壹部分，恐怕就不再是壹 種擡舉，而是壹種羞辱。在中國改革之前，唯壹比工人優越的大概就是中國的幹 部階層。即便如此，其經濟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將中國工人 比作改革前中國的類中產階級，的確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這壹切都已經 變成了中國工人的苦澀回憶。而這個昔日曾經是中國社會穩定中堅的「老中產階 級」，也正在成為中國執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調查都顯示，工人是中國 25年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壹個階級。對於這壹點，中國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 京八個城區所進行的壹項調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認為自己的收入處於中等以 下水平，認為自己處於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7.4％。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 國工人就對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當明確和壹致的認識，而且評價極低。在當時， 這其實是壹種預感。十年之後，中國工人的處境不僅證實了這種預感，而且變得 愈發陰暗。2002年8月～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遼寧下崗工人中做 了壹項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80％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國社會公平程度較差。雖然 這項調查的樣本有些特殊，但卻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對中國改革的態度。實際上， 在工潮和抗議此起彼伏的今天，此類調查多少顯得有些迂腐了。（職業聲望調查： 報告116）然而，這究竟意味著中國工人作為壹個強勢集團在漸次退出歷史舞臺， 還是意味著他們正在以壹種被壓迫者的姿態重新進行的壹次集結呢？

　　在改革之前，作為壹個階層或者壹個集團的中國工人，雖然是附庸於政權的 壹種力量，但其階級和集團意識卻是非常強烈的。每壹個工人都可以意識到他是 這個集團或者這個階級的壹份子。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部分要歸結為宣傳機器的 灌輸，部分要歸結為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確地位和邊界。改革 之後，中國工人作為壹個階級的這種自我意識逐漸瓦解了。由於職業分際在改革 之後是個人地位變動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曾經非常強烈的階級意識被壹種 朦朧的職業歸屬所取代。人們不再用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來解釋自己在改革中的 命運，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職業來解釋這種變化。不過，與這種趨勢同時發生但 顯然更加強烈的趨勢則是壹種無助感。在切斷了與政權的傳統聯系，而官辦工會 完全成為擺設的情況下，中國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漸被切割成壹個個分離和 孤獨的個體，基本上失去了與集團、與社會的制度性聯系。換言之，他們徹底失 去了保護。中國工人這種自我認同的消解和危機與中國社會的碎片化趨勢是壹致 的。事實上，具有傳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中國國有企業工人隊伍的不斷萎縮，以 及工人職業和人員成分的不斷復雜化，都在不斷削弱中國工人傳統上的階級意識。 然而，作為壹個客觀存在的階層，中國工人的意誌不可能徹底消失，它總會以這 種或者那種形式表現出來。當原子化的趨勢發展到極至，當自由蛻變成孤苦無助 的時候，人們就會有強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們今天看到的，不僅是中國工人 從傳統的「領導階級」淪落為壹個「受剝奪階級」的低潮時期，也同樣是他們作 為壹個最新的「受剝奪階級」重新凝聚並開始發揮作用的時期。這種趨勢在中國 的失業工人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失業工人是中國改革中受創最烈的那壹部分， 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絕對貧困狀態。對這種讓人刻骨銘心的生活變化，他們百 思不得其解。壹位家住沈陽鐵西區的失業工人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我 們這些人本來是有工作的。我們有過自己的生活，我們還有過錢。因此當政府說 它不能為我們所有人安排工作時，我就是不明白。」 顯然，這是壹種夾雜著絕望 的迷茫。這種情緒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中國失業工人 會不會成為中國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團意識，並催生中國新型工會組織的先導者， 我們不得而知。但作為壹種強烈的意誌，它肯定會顯示其力量。以任何標準衡量， 中國失業工人的數量都已經達到了爆炸的邊緣。危險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這個群體的規模不僅將在高基數上繼續膨脹，年齡結構也將日趨年輕化。與農民 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決定了，壹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可能立即淪為赤貧和饑餓 狀態。對此，我們恐怕很難寄希望於中國形同虛設的社會保障網絡。以我們對中 國分配機制的了解，如果我們能夠稍微延緩中國貧富分化的零博弈趨勢，可能已 是最高目標。所以，由最先蘇醒的中國失業工人為主導的中國工人，將成為影響 中國未來的又壹股重要力量。這個力量並不會由於工人的職業和收入分化而徹底 消失。相反，由於失業工人生存狀態的絕對貧困化而會變得更加具有烈度。與中 國龐大的農民群體相比，中國工人可能是下層中的少數，然而，其組織性和認識 能力決定了，他們可能是關鍵的少數。而失業工人則是這些關鍵少數中的關鍵。

　　對這種不斷匯聚，隨時可能掀起風暴的社會潛流，中國領導人早在90年代中 期就已經隱約的察覺到。1996年，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就通過《工人日 報》安撫中國工人：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絕對沒有降低工人在企業中 主人翁地位，也絕對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我們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接著，他重申 了毛澤東時代的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寫進《憲法》的。江的這段談話表明了中國 領導人的壹種隱隱的憂慮：昔日的穩定基礎和忠實盟友越來越可能成為首先造反 的壹群。不過，這種擔憂並沒有從根本上挽救局勢。雖然從那個時候起，中國領 導人做出了種種努力，以改善中國工人的境況。但GDP迷信所造成的執政偏差，以 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惡性發展，都使局面進壹步惡化。2002年壹項在東北四城市 對下崗工人所做的調查顯示，過去5年中生活情況變壞的受訪者達到6成以上，而 情況變好者則微乎其微。面對這種現實，當局的安撫簡直就像壹場精心謀劃的騙 局。對於這壹點，中國工人心知肚明。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他們既不是什麽 主人翁，更不是什麽領導階級。他們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壹個犧牲品，或者 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價」。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失業，更多的壓榨和更黑暗 的未來。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傳統產業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現代化的壹個 必然趨勢，但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絕對的貧困，卻很難用 這樣的邏輯加以解釋。準確的說，中國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團的掠奪。這種掠 奪將自己包裝成壹種必然的歷史規律，以便讓「犧牲」者們心悅誠服的接受。但 顯然，這只是壹個謊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改革必須以壹部分人的犧牲為代價。 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犧牲必須像中國失業工人這樣慘烈。如果這種事情真 的發生，那就只能證明，這種改革不僅值得懷疑，而且必須加以反對。實際上， 中國工人目前的悲慘處境根本就不是所謂歷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團假借改 革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真的有什麽必然的話，那它就是中國改革特殊政治邏輯 所決定的必然。而這種改革邏輯本身卻是人為的。中國東北壹位高級領導人在談 到工人失業的問題時候說，「我們在清理壹個歷史時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說的 歷史時期顯然是在指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將所有改革問題都歸咎為 「計劃經濟」是壹個非常時髦的「理論」。但在失業工人親眼看到他們昔日的領 導們在壹夜之間就能積累起巨額財富的時候，他們會相信這是真的嗎？

　　在90年代中期，當中國工人第壹次遭遇大規模的「下崗潮」的時候，中國城 市中曾經廣泛流傳著各式各樣的下崗工人自殺的故事。壹個流傳在湖南某地區的 版本是這樣的。壹個孩子由於很久沒有吃肉，在市場上偷回了壹塊。當孩子的父 母得知這壹塊肉的來歷後，羞愧難當。於是，他們背著孩子在肉裏面放入老鼠藥， 壹家三口自殺身亡。當被問到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的時候，講述者言之鑿鑿：當然 是真的，就發生在我們隔壁那家停產的玻璃廠中。

　　在90年代中期，這種具有明顯寓言結構的故事，更多的是彌漫於中國工人中 焦慮情緒的壹種投射，其發生的概率與其流傳的廣度並不相稱。但現在看來，這 類故事已經全然沒有了當時的誇張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統計表明，失業工人 在中國自殺者中占有相當比率。這說明，許多失業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經達到了他 們個人的承受極限。今天，當這種悲劇真正發生的時候，人們似乎卻不再熱衷於 傳播。這或許是人們已經習慣了悲劇，學會了殘忍；也或許是人們正在準備這個 故事的後半部分。的確，就中國的改革的進程而言，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還 遠遠沒有講完。

　　對於中國工人，中國官方媒體要麽大肆誇張個別人下崗之後發財致富的童話 故事，要麽就以壹種虛偽的同情號召他們「重頭再來」（中國壹首廣為流傳，其 中充斥著對失業工人廉價同情的歌曲），但卻對他們作為壹個集體的歷史命運只 字不提，裝聾作啞。

　　準確的說，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逐漸縮小的其控制圈的過程。這種控制 對農民和其他城市邊緣階層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禁錮；而對工人來說，則意味著 更多的保護（雖然它同時也帶有強烈的禁錮色彩）。所以，當農民和城市邊緣階 層被第壹批釋出控制圈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獲得了自由，因而也獲得了成功。 然而，當中國改革轉入城市改革之後，第二批被釋出控制圈的工人卻遠遠沒有那 麽幸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失去了保護。中國改革在轉入城市之後，實際上就是 壹個工人逐漸被逐出保護圈的進程。如果我們以中共政治權力為核心，按所有制 性質以及在權力基礎中的重要性畫出幾個同心圓。我們就會發現，最接近政治權 力核心的是國有大型企業，其次為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最外圍則是各類地方的 集體企業。在整個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圍的地方集體企業最先失去保護。他 們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曾經預計這些企業中的工人將是城市 改革中最早的受難者，這壹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非常明確。1995年在湖北省26 個縣市的進行的壹項失業調查現實，集體企業的職工占失業者的比率為69％，國 有企業職工占31％。幾乎在同時，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 增長幅度超過集體企業職工的壹倍以上。集體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甚至低於 通貨膨脹。現在，城鎮集體企業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他們要麽破產，要麽已經被 「私有化」了，職工中的絕大多數都淪為了無穩定職業的城市邊緣人員。如今的 年輕人恐怕已經不知道集體企業為何物了。不過，集體企業職工的遭遇很快就落 到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職工頭上。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進行了壹場秘而不宣 的大規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針對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工 人以極低的代價被推入社會，成為事實上的失業人員。這個過程在中國內陸省份 進行得非常徹底，強盜私有化的掠奪色彩也非常充分。為企業工作了壹輩子的職 工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便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官僚利益集團 的內部人卻借原國有企業的土地或資產買賣成為「新富階層」。地方國有企業與 政治權力核心的距離較遠，在經濟上也不具備戰略價值。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 這些企業甚至成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們被拋離於政治權力的保護之外，實在壹 件順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護成本越來越高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為國 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所謂「放小」正是指的這壹批企業。 「放」只是壹個好聽的說法，其實質是將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包袱甩掉。這成為中 國90年代中後期如火如荼的「內部人私有化」的壹個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國有企 業工人也成為了這種官僚利益集團「原始積累」的首要侵害對象。根據《當代中 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國有、集體單位職工人數從1990年的1。 38億人減少到1999年的9900多萬人。不難推斷，這其中大部分人已經成為毫無保 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業人員，構成了城市貧困階層的又壹重要來源。與進城的農 民工相比，中國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工人雖然同處中國城市社會的底層，但他們 的地位落差要比農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組織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這個 區別決定了，如果境況得不到改善甚至繼續惡化的話，他們將是中國城市中首先 點燃動蕩之火的壹群。事實上，中國城市中已經習以為常的靜坐、示威和抗議活 動，主要就是這批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所組織的。與無組織的農民 工相比，失業工人不太可能成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體，他們主要采取群體性 的威懾辦法，比如集體性的上訪、靜坐。工人們在原來企業中所形成的群體關系 （比如居住地的集中），為這種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組織基礎。但如果他們徹底失 去了與原來群體的聯系，或者這種以前形成的紐帶不再能夠起到最後的組織和庇 護作用，失業工人的生存就會面臨兩種選擇。壹是以個人的形式加劇城市中暴力 活動，另壹個就是結成更有效的新型組織，比如自由工會等等。這是壹個很容易 推導的結論。縱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工人的抗議活動，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業 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分散活動，在口號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當局或明顯授人以柄的 極端立場。他們的訴求往往是單純的經濟目標，比如要工作，要吃飯。這種訴求 既合情，又合理，讓人在道德上根本無法予以拒絕。即使涉及政治性訴求，也往 往只是指向某個具體單位，具體個人的腐敗行為，而不將這種訴求拔高到制度與 體制層面。這顯示了工人在中國這塊特殊土壤上運作政治的嫻熟技巧。不過，在 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中國工人的走向正在開始發生新變化。壹方面是城市暴力犯 罪不斷高漲，其突出標誌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經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 另壹方面則是跨企業、跨行業抗議活動的出現。2002年3月11日，遼寧遼陽市6個 企業的5000多名工人聯合行動，走上街頭抗議。這次抗議活動表現出了壹系列不 同的特點。其中最值得記錄的有如下幾條。第壹是跨行業及企業的聯合。這種聯 合抗議在90年代幾乎從未出現過。顯然，由於意識到單打獨鬥的無效性，中國工 人們正在跨越中國共產黨最為忌諱和警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抗議界限。與 「有組織、有預謀」的特點必然聯系在壹起又壹個特點是，遼陽抗議罕見的出現 了工人領袖。這實際上是中國底層社會草根精英的雛形。出於殺雞禁猴和分化的 壹貫策略，當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領袖。中國當局這種傳統策略並不高明，這很可 能迫使這些底層民眾走入地下，從而鼓勵暴力集團的出現。這是壹條不應該再重 復的常識。在遼陽抗議中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點，是抗議的政治色彩。遼陽抗 議的口號已經不再局限與純粹的經濟目標，工人們不僅要求調查市領導，廠領導， 而且要求直接與中央及省負責人進行對話。很明顯，工人已經開始從政治的層面 來來理解自己的處境並直接訴求政治的解決方案。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困苦是 壹種政治壓迫的直接後果。歷史壹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經濟鬥爭長期沒有得到合 理的結果，他們就會逐漸將鬥爭轉向政治領域。在中國，政治鬥爭的可能是存在 的，而且也是現實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中國工人本來就不陌生，何況，這在中國本來 就是壹個事實。遼陽工人抗議發生在2002年全國人大召開的同時，這個時間顯然 是精心選擇的，這與以往那些因為意外事件被臨時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具有明顯 的區別。這似乎說明，中國的工人領袖們非常懂得什麽時候采取行動可以達到最 大的政治壓力效果。遼陽事件雖然不是規模最大的，卻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最 值得記錄的工人運動。如果說遼陽事件還僅僅局限於中小型企業的話，那麽，與 遼陽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大慶事件則代表中國工人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已經開始延 燒到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之中。 2002年3月4日，中國大慶——這個在毛時代壹 直是中國工人階級「聖地」的地方，5萬名被迫買斷工齡（變相失業）的工人包圍 了大慶石油管理局機關大樓，抗議企業管理層的腐敗和背信。雖然這次抗議不久 即告平息，但它的規模之大，地點之特殊，卻預示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的失業問 題可能已經躍升到了新的層級、新的階段，壹個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將揭幕。像大 慶這類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是最接近中國政治權力核心的部分，是現有 政治權力賴以生存的命脈。只要中共作為壹個執政黨的政治意誌還存在，這些企 業就會受到政治權力力所能及的保護。但大慶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對這些企業的 保護能力和保護意願都在逐漸減弱。中國國有企業壹直充斥著大量的冗員，企業 盈利能力極其低下，這壹點對國有大型企業也不例外。隨著國內市場的必然放開， 這些國有大型企業將直接面臨跨國公司的競爭，其被壟斷利潤長期掩蓋著的低下 的盈利能力將暴露於世界巨頭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減人員將是壹個不可 避免的長期趨勢。中國執政者即使有心保護，也可能無力回天。實際上，大慶事 件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中。這個背景是，中國石化公司為了在國際證券市場 上融資而被迫滿足盈利標準。不過，大慶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國國有大型和特大型 企業未來的壹個寫照。它不是壹個發生在特殊時期特殊案例。2003年開始，中國 四大國有銀行也在不動聲色的大規模裁減人員，目的也是為了上司融資。四大國 有銀行位列中國大型壟斷企業中最壟斷最大型的核心。這些企業的裁員動向預示 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新壹輪的失業高潮可能已經開始。裁員可能無法避免，但腐 敗卻斷然可以矯治。可以打賭，只需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每年巨額的揮霍費用（ 比如養車費用，吃喝費用、出國旅遊費用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奢侈浪費）轉移支付 給弱勢階層，中國的企業轉型過程就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痛苦。可悲的是，我們 完全看不到這樣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各地區出現了改革開放以 來最瘋狂的國有資產出讓高峰。在完全缺乏媒體監督、並購市場形同黑箱的情況 下，這種國有資產出讓完全可以定義為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盜竊。有許多人認 為中共不願意搞大規模的私有化，這是壹種極大的誤解。中共不願意搞的僅僅是 「大眾私有化」，而對「權貴私有化」則比誰都熱衷。這本來就是中國的官僚改 革的壹個邏輯結果，是壹樁問都不要問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早已經不是要不要私 有化的問題，而是怎樣私有化的問題。可以預計，隨著中國「權貴私有化」在更 加廣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被剝奪掉他們賴以保障的國 有資產。同樣可以預計，在中國社會創業成本極其高昂、社會保障系統如付闕如 的條件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加入失業大軍，然後淪為社會邊緣和底層。這 簡直就是壹場純粹的政治災難從總體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國工人是壹個非常主動的階級，雖然他們同時 也是壹個盲從的階級。在改革之後，中國工人逐漸變成了壹個非常被動的階級。 在主流媒體中，他們甚至變成了壹個無聲音的階級。這壹方面是由於他們的表達 渠道被堵塞，另壹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抱有某種單方面的幻想。這壹點， 在「64」事件中表現得相當明顯。壹位深知內情的共產黨幹部在回憶「64」事件 時，心有余悸地說，「幸虧中國工人沒有整體性的介入『64』，否則後果不堪設 想」。這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工人對中國改革的被動姿態。這種姿態導致的壹 個直接後果就是，他們成為了中國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壹個階級，成為了壹個在政 治上無效的階級。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這種姿態與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也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改革中各種激進的「表達」，他們才成為了中國 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團之外的壹個相對受益的階層。這證明了壹條中國式的真理： 會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國工人沒有獨立的聲音，他們進壹步遭受侵害將是壹 個必然的結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線的，中國工人的目前的處境顯示：我們可能 正在逼近這個底線。當這個底線到來的時候，中國工人的被動姿態就可能轉為主 動，並在政治上重新「有效」。 這等於是在說，在未來的若幹年中，中國底層階 級在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還將被註入壹批關鍵的成員。如果考慮到壹批邊緣知 識分子可能掉入這個階層，那麽，壹個規模龐大，具有階級自覺的中國底層階級 實際上已隱然成軍。這將是壹股巨大的山洪，壹旦遇到社會或經濟危機，就可能 奪路奔湧。我們無法預料這個山洪會不會爆發，也無法預料它在什麽時候爆發， 但它以及它所攜帶的能量卻是真實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中的。這是壹股被長期壓 縮著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壹經激活就會迸發強烈的攻擊 性。不斷增加的中國城市失業工人可能就是激活這股能量的壹種關鍵成分。

　　現在，我們可以大致描述壹下中國的底層社會所涉及的人口規模了。中國城 市工人的總規模大約在2.5億左右（加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除了少數境遇較好 之外，絕大部分都生活在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之中，其絕對的生活保障也相當脆弱。 如果加上中國的農民，這個下層階級的人數應該在9億之上，這占到了中國總人口 的70％左右。這個下層社會雖然龐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職業之中， 其自我認同的階級意識相當模糊。顯然，這並非是壹個同質群體。組織手段和精 英人物的匱乏，更使這個階層處於毫無談判和博弈能力的軟弱境地，其束手就擒 的受剝奪地位即由此而來。也由此，這個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階級變成了邊緣，變 成了與經濟分配無關的人群。這與他們的素質和個人努力無關，而更多的是由於 制度原因誘致的。

　　相對於資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國下層勞動力幾乎無稀缺性可言。在與權 力和資本的討價還價中，他們在始終處於極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權利 上加以保護，這個階層的困苦將會日益加深。

　　在中國25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基本上形成了這樣壹種階層架構，壹個官僚 利益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上層，壹個人口巨大的市場階級下層，而處於中間的則 是那些為官僚利益集團代理租金業務的所謂白領階層。通過人為的制造壹個龐大 的充滿著生存競爭的底層，進而通過這個階層的汗水，中國不僅創造壹個足以在 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頂層，也支持了世界市場價值鏈地基本秩序。中國的底層不 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

　　不過，這並不是中國社會穩定的象征。恰恰相反，當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 經濟增長的成果之外的時候，這個經濟體系長期增長的潛力無論如何是值得懷疑 的，而這個社會的穩定也註定只是壹種短暫的現象。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下層人 群開始鋌而走險的現象暗示我們，中國下層社會正在又壹次處於歷史性的嬗變之 中。中國25年的改革在物質層面上似乎是指向現代化的，但其精神層面卻無異於 壹場反現代化的復辟。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解釋中國的階層景觀怎麽會與 壹個舊時的王朝如此相似？壹個社會的階層景觀恐怕比所有的經濟指標都更能準 確的描述這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這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的歷史中都已經得到證明。 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與所有的後發國家相比，這個時間 無論如何都已經不算短。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階層結構卻出現了奇怪 的返祖現象，這只能說明，中國社會中存在著壹個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尋常的剝奪 集團。不用問，這個集團就是幾乎壟斷了所有總體性資源的官僚利益集團。無論 是求諸於我們的日常經驗，還是求諸於各種社會學研究，我們都能夠發現這樣壹 個「階層定律」：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遠近、親疏，決定了中國人在最新壹輪 階層分化中的命運。這個充滿了諷刺意味的定律無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然而， 它卻與現代化的文明標準背道而馳。雖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國流傳著許多階層 流動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後來，這個故事就越具有權貴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 具有欺騙性。特別需要警覺的是，這個「定律」正在被不斷鞏固和定型為壹種制 度。這等於是在說，中國改革中曾經壹度被打開的階層流動窗口，正在隨著中國 改革的變質和終結，而被壹扇扇地重新關閉。這是壹個非常危險的趨勢，它意味 著，中國下層階級的困苦可能還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壹個 不受約束和監督的官僚利益集團，天生就具有掠奪的性格。果如此，我們就可能 走在壹次舊式革命的前夜。

　　由於市場擴展的困難越來越大，權力經濟就會越來越傾向於向外部轉嫁成本 的方式來運作。向國家、向國家未來，向其他的階層。中國的超級出口能力在某 種意義上正是權力經濟故意導致的壹個後果，他們可以人為的壓低工資，（沒有 工會實際上就是壹個政治設計的後果），從而將大量的成本轉嫁給中國的下層階 級。以維持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如果沒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國的出口模式 根本就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的城市經濟與國際體系形成了壹個完整的循環，而 與中國龐大的下層階級完全無關了。

極權中國的人口危機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人口數量，是關乎國本的頭號大事，但中共為遮醜掩錯，開始連國本都造假：

　　對於去年八月就已完成的第七次中國人口普查，習正恩一夥拖了大半年，才於今年5月11日公布了一個假數字，所謂中國人口“穩中有升”，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了7206萬，達14.1178億。這就怪了，因為根據此前中共國各省陸續公布的人口數字，全國三十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有十五個比“六普”實現了人口的負增長，其中東北三省的降幅都在15%以上，而人口增幅最大的浙江、廣東，也只有10%到8%，試問全國人口“穩中有升”是怎麽來的？

　　2018年俄羅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維克多早就指控中共當局在人口數量上長期造假，他根據中共國在耕地萎縮的情況下，進口糧食反而不斷減少的情況，推算出中國人口早在2010年就開始負增長，2018年中國只有8億多人！

　　而有聰明仔細的網友，根據公安部身份證發放的數量信息，推測出中共國人口真實數量只有7.87億；即便根據中共國國家統計局歷年發布的生育率假數據，中共國人口也於2018年開始負增長，現在哪來的14億人？

　　中共不惜花上大半年的時間對“七普”人口數字做手腳，可想而知中共國人口負增長到了何等觸目驚心的程度？中共對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諱莫如深，挖空心思不惜代價地要炮制“穩中有升”的假數字，無非要防止人口大幅負增長的真相，引發大眾對鄧計生合理性的質疑，進而損害中共的權威。

　　習近平一夥虛偽到了連國本都造假的程度，筆者忍無可忍，於5月13日在推特上發起了新時代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躺平運動”：號召墻內韭菜不結婚、不生娃、不買房、不加班，核心就是不生小孩，將槍口牢牢對準鄧計生造就的中共死穴——年輕人口崩塌，借助鄧計生的巨大慣性，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輕輕松松地將中共推落無韭菜可收割的絕境中...

　　也就是號召韭菜們以“躺平”的方式，與中共同歸於盡，不要把自己的後代生在沒有自由、沒有尊嚴、沒有福利的豬國，今後讓台灣同胞來接管中國大陸，建設真正的和諧社會。

　　倡議發出，應者如雲，尤其國內推友共鳴不已，反響熱烈，筆者推粉一時間暴漲...

　　一時間“躺平”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矛頭指向中共的命根子，習澤東一夥見勢不妙，慌忙於五月底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於5月31日拋出“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也就是“全面放開三胎”的決議。

　　熟料“全面放開三胎”拋出後，不僅沒有收獲屁民“謝主隆恩”，反而惹來冷嘲熱諷一片，有人問：超生四胎罰多少萬？而計生系統（衛生保健委）見大勢已去，作最後的瘋狂，於全國各地加緊催繳“超生”三胎的罰款，抓緊時間搶錢，嚷嚷：放開三胎經過人大批準之前，不算法律，之前仍算超生！繳錢來！哪知今非昔比，屁民們已看出計生系統死到臨頭了，紛紛起來反抗，怒懟：繳你妹！而計生人員早已沒有往日的氣焰，碰見嚇不倒的主，也只好灰溜溜的不了了之。

　　年輕人口雪崩形勢下，“放開三胎”屁用沒有的現實，令習近平一夥抓了狂：又是全面取締教師補課和校外輔導班、又是打擊網絡遊戲公司、又是打擊奶粉產業...總之一切有利於“躺平”，而不利於結婚、生娃或者推高養育成本的都要打壓，企圖為提高生育率鋪路。

　　為了遏制計生系統最後的瘋狂，習正恩同志連進兩檔，於8月20日召開第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讓人大這個黨魁手中的“立法”工具，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把中共中央“5.31”放開三胎的決議變成法律；修正案刪除了超生處罰和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條款，等於正式宣判了中共國計生系統的死刑：

　　因為失去了處罰權，計生系統的權力就徹底崩潰了，它作為中共政權中殺人最多的一個系統，也就喪失了政治生命。

　　之前中爛海雖然把計生系統的名稱作兩次偷換——由“計生委”改為“衛生計生委”，再改為“衛生保健委”，但因為對“超生”的處罰權還在，藏在“衛生保健”這塊牌子後面的計生系統的邪惡生命仍然活著。

　　而這一次，徹底喪失了處罰和殺人權力的中共國計生系統，這個中共政權最邪惡的系統，這個對中國國本和中國社會傷害最深的系統，終於名實俱亡了！這一天來得太遲了！

　　8月20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所有良知的中國人，請記住：2021年8月20日，摧殘中國人生育長達四十一年的中國計生系統滅亡了！但是，害得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不孕不育、少子少孫、斷子絕孫、家破人亡的數百萬計生罪犯仍然逍遙法外！

　　從2021年8月20日開始，中國人生兒育女終於久違地不再受到“超生”的處罰，時隔41年，中國人終於擺脫了加諸於生殖器上的強制，這同時意味著瞪小瓶、僵賊泯一夥設立的“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徹底破產，名存實亡。

　　但是，中國人能否獲得真正生育自由還是問號，因為“全面放開三胎”是否會異變成“強制生育三胎”，尚在未知。

　　為什麽尚在未知？因為習正恩一夥拒不承認計劃生育錯了，這就埋下了今後“計劃多生”的伏筆。

　　客觀而論，習澤東同志廢除鄧共的“一胎化”計生、並徹底廢了計生委的武功，這是糾錯的大手筆動作，單就這點來說，其膽魄遠超僵賊泯、糊面癱、瘟家飽；但因為習二世拒不承認計劃生育是錯誤，也就顯不出悔改的誠意，沒有誠意，何以服眾？

　　八十年代胡耀邦權威在黨內超越瞪小瓶，如果胡耀邦不早死，中國不會有六四悲劇，胡、趙攜手，今天中國恐怕早已民主化，最差也不會比越南差。胡耀邦為什麽威信高，就因為胡耀邦在“撥亂反正”、否定文革、評價毛澤東、反腐倡廉一系列中表帥，表現出了黨內無人能及的誠意。

　　而今習近平對一個摧國本、斷子孫、比“四人幫”邪惡萬倍的計生系統，都不敢撥亂反正：迄今為止不僅不敢否定計生委禍國殃民的邪惡存在，連超級腐敗的計生系統的貪官都沒有嚴辦一個，習哪來的威信呢？

　　計生問題上，習正恩同志改錯而不認錯的做法，無非是玩弄其“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小聰明，這種小伎倆雖然能夠減輕認錯帶來的社會震蕩，但因為沒有誠意、不能自洽、無以服眾，斷不會收到促進生育的好效果：習共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以來，中共國生育率不升反降證明了這一點；且現在呈加速下降的趨勢...

　　而且，由於拒不承認計劃生育政策的錯誤，習禁評一夥也不敢獎勵三胎生育，並且不敢對不生或少生者征稅，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

　　過去計劃生育沒錯”的前提下，進行事實上反過去的逆向操作，必然會激起獨生子女家庭和因“超生”遭處罰家庭的強烈怒火，也會因為沒有權威，而引發現行適齡家庭的強烈反抗。

　　而如果不施行獎勵三胎生育，並且不敢對不生或少生者終身征稅，習共的增進生育新政就注定不會有效果。

　　習近平對瞪小瓶及其繼承者在人口問題上的大錯，玩“改錯而不認錯”的小聰明，這對於他自己也是很不利的：

　　從1980年開始，鄧共近四十年的鄧計生宣傳洗腦，中共廣大官僚公務員中毒極深，普遍都把中國人口當負擔，滿腦子都是“中國人太多了”、“人少好致富”等鄧計生大謬人口觀念，人口問題上極少有健全常識者；即便是海外中國異議人士，支持鄧計生的人都不少，典型如高唱“普世價值”與力挺鄧計生的奇葩覆合體朱學淵，更多的異議人士則認為：鄧計生是有必要，只是方式方法簡單粗暴了雲雲...以朱學淵為典型，好些異議人士，都和中共一樣是無神論“拜科學教”教徒，腦袋里裝的多是鄧共灌輸的觀念而不自知，人口問題上兩眼一抹黑，甚至連人口密度、人口年齡結構的概念都沒有...中國異議人士在人口問題都腦殘若此，可想而知中共公務員和官僚的腦殘程度。

　　而習近平拒不坦誠計劃生育國策的大錯，也就無法教育官員和公務員，這就導致他新政的根基不牢靠。

　　由此也可知，中共各級官員雖然執行中共習中央計生問題上的命令，但只是被動執行，內心並不理解，如果鄧共一旦覆辟，中共各級官員清算習近平廢棄鄧計生——“違背瞪小瓶路線”的錯誤，就不會有心理障礙。

　　由朱學淵及留園、多維的體制內外鄧共余孽破口大罵習近平放開二胎、三胎的動態來看，中共黨內占主流的鄧共勢力對習近平在人口問題上的改弦更張，是不認可的；計生系統的公務員、官僚因為被動了蛋糕，對習近平更是恨之入骨...目前中共黨內湧動著一股強大的反習暗流，而這股暗流的主體，無疑是鄧共勢力；而且扶持鄧共勢力覆辟，也是現今美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由美國深層政府出錢、出技術，中爛海內鄧共勢力對習近平的政變、暗殺能量不可小覷。

　　現在的習近平雖然表面風光，實則非常危險：習近平由於沒有毛澤東打江山的權威，也無鄧江胡“改開”富國的政績，他想樹立真正的權威，就必須特別依靠恐怖——使對手怕他。

　　斯大林的功勞，在十月革命元老中排不進第一梯隊，他為什麽能在列瘋子死後成了二世共產沙皇？就是因為他以大清洗，把別人都殺怕了；金正恩對朝鮮開國無尺寸之功，而且年紀都比朝鮮高官們小很多，為何十年下來弄得百官服服帖帖、戰戰兢兢？就是因為敢殺。金正恩一上台就殘酷地處死了自己的姑父，“朝鮮曾慶紅”級別的高官張成澤，其後發起大清洗，殺掉了兩百多個朝鮮中高級官員，以致於全黨懼怕他，甚於懼怕其父金正日。

　　極權獨裁者要坐得穩，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別人畏懼自己，尤其是缺乏“功勞”的獨裁者；而習近平現在顯然殺人不夠，他連萬惡的計生系統，都沒有搞清洗，誠可謂心慈手軟；正因為他太過心慈手軟，所以黨內的鄧共勢力根本就不怕他，現在密謀要搞掉他。

　　獨裁者要獲得權威，還要敢於否定前任。比起斯大林，赫魯曉夫有什麽權威？但是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很快就成了蘇共的核心，為什麽？因為只有赫魯曉夫敢於第一個跳出來否定死後的斯大林。

　　而瞪小瓶死了二十四年了，與瞪小瓶截然相對的習近平仍不敢公開否定瞪小瓶，習近平甚至連鄧共的癟三、小醜、政治僵屍僵賊泯、糊面癱都不敢否定，他可能超越瞪小瓶嗎？

　　由獨裁政治的規律來看，習近平要死不敢否定鄧共制定的計劃生育國策，不敢否定瞪小瓶及其繼承者，就埋下了日後被鄧共清算的伏筆。獨裁政治就是這樣，你有機會時不清算別人，別人有機會時就會清算你。

　　三十多年的鄧計生已造成中國人口大崩塌，面對如超級火山般蓄勢待發人口危機，中共習正恩一夥情急抓狂，提前召開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迫不及待地於8月20日把“全面放開三胎”的“5.31”決議寫進法律：

　　舉手工具人大常委會新拋出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版，正式刪除了原《計生法》中的“超生”處罰條款和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條款，等於剝奪了中共國計生系統的強制權，宣判了中國計生系統的死刑，從而也變相宣告了鄧小平一夥於1980年實施的“計劃生育”的正式死亡！

　　8月20日是一個值得銘記、值得慶祝的重要的日子；所有良知的中國人，請記住：2021年8月20日，摧殘中國人生育長達四十一年的中國計生系統滅亡了！

　　友請中國人記住蘇聯“8.19”事件紀念日的次日——8月20日，從2021年8月20日開始，中國人生兒育女終於久違地不再受到“超生”的處罰，時隔41年，中國人終於擺脫了加諸於生殖器上的強制，這同時意味著瞪小瓶、僵賊泯一夥設立的“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徹底破產，名存實亡了。

　　習正恩同志大手筆糾錯的膽魄值得肯定，但是，習二世糾錯的誠意和力度遠遠不夠，因為害得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不孕不育、少子少孫、斷子絕孫、家破人亡的數百萬計生罪犯仍然逍遙法外！

　　同時，中國人能否獲得真正生育自由還是問號，因為習近平一夥迄今拒不承認“計劃生育”的大錯，拒不以法律的方式肯定生育自由是天賦人權，在當今中國人口危機危如累卵的情況下，習共“全面放開三胎”是否會異變成“強制生育三胎”，尚在未知。

　　除了中共人口政策是否會從強制少生，走向為強制多生的另一極端外，這次修法，也反映出中共因鄧計生基本國策徹底破產，已經滑落徹底喪失自信的政策絕境：

　　新拋出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版，修改了2015年《計生法》的第十八條，將原第十八條的“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改成了莫名其妙、脫下褲子放屁的“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這一改，足可以用信息混亂、不知所雲來形容：

　　2015版的“提倡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先不論其對錯，至少信息很明確，即生兩個子女“國家”是最滿意的，生兩個以上不好，只生一個也不好；而新版的“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則純屬毫無信息量的廢話，而且令人一頭霧水；試問“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是什麽意思？莫非只生四個、五個不可以？到底是最好生育三個，還是最多生育三個的意思？“國家”到底提倡什麽？令人莫名其妙，無所適從。

　　奇葩的是，這種含糊不清、無所適從、脫褲子放屁的廢話，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寫入國家大法的條款當中，簡直是拿法律當兒戲！

　　新版“計生法”這一含糊不清的屁話條款，集中地反映出鄧計生徹底破產後，中共自信心的徹底喪失，已滑落一種進退維谷、處處顧慮、處處敏感的絕境心態。

　　中共習近平一夥為什麽要拿掉“提倡生育二胎”的字眼？無非是害怕屁民聯想起它之前長期強制（“提倡”）“一胎”的舊政，從而凸顯自己自相矛盾的醜惡嘴臉，也就是要防止計生的改動，會引發對三十多年鄧計生合理性的社會反思，以免沖動了中共的“權威”；所以，中共習近平一夥在韭菜急劇減少的嚴峻形勢下，明明心急火燎地要推動屁民多生，卻又生怕太直白會引發全社會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質疑，所以明明要號召屁民生三胎，卻扭扭捏捏地說出不知所雲的“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的廢話來，好象不是它在急求韭菜生三胎，而是現在內卷得快要“躺平”的老百姓，不顧天價撫養費，在急求它恩準生三胎一樣；計生法修法上扭扭捏捏的中共，就象一個極其淫蕩的貪婪妓女，在好不容易搶到一位貴客後故意作出一副半推半就、囁囁嚅嚅的嬌羞態，搞得好像是嫖客要強奸它一樣。

　　習共連國家提倡生育幾胎都不敢明說的表現，反映出中共“前怕狼後怕虎”的政策絕境，這個意識形態和“計生基本國策”雙雙破產了的匪黨，高喊“三個自信”，實則處處不自信，處處都是敏感，處處都是顧慮，連改換前任荒謬舊政這樣的大好事，都得象做賊一樣的灰溜溜，所謂的正氣不彰，邪氣乖張，這是典型的王朝末代氣象。

　　其實，習禁評一夥計生問題上“改錯而不認錯”的做法，就是其文革、改開問題上“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翻版，這種大愚若智的小伎倆，雖則暫時可以避免社會震蕩，卻埋下了日後社會震蕩更加劇烈的種子。

　　因為不認錯，改錯的效果就不好：既然以前鄧計生沒錯，那現在憑什麽改掉？豈非多此一舉。習正恩同志所謂以前“一胎化”是對的，現在改也是對的”的“互不矛盾”，只會讓計生系統和計生受害者雙雙不滿，就象對文革、改開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引發毛共、鄧共的雙雙不滿一樣，根本無以服眾；更何況迄今中共公務員和官員，絕大部分都是鄧共塑造出來的人口問題腦殘，他們骨子里認為中國人口是負擔，支持鄧計生，習近平的“互不否定”論，除了助長鄧共的不滿，增加社會思想混亂之外，還會有什麽用？

　　由於不敢坦誠“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大錯，獎勵三胎和對少生、不生者征收社會責任稅，就會引發強烈的社會反彈：既然“一胎化”沒錯，那你憑什麽征少生、不生稅？？

　　而如果沒有獎勵三胎和對少生、不生者征收社會責任稅的雙管措施，當前中國大陸的生育率雪崩狀況就無法扭轉：

　　因為如果沒有對少生、不生者征收終身社會責任稅，生育三胎及三胎以上的家庭即便有獎勵，成本也遠高於少生和不生家庭，因為生養小孩是一件辛苦、費時、費錢，且對社會回報率高，對個人回報率低的事。

　　由此可見習近平在計生問題上改錯而不認錯的做法，是大愚若智的小聰明。習近平身上，奇特的既有毛澤東的唯我獨尊、專斷蠻橫氣魄，又有著周恩來的謹小慎微、一個桶箍緊、一碗水端平的小家子氣，這對於一個立志於力挽狂瀾的人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周恩來式的謹小慎微，在非大變不可的時代，是不夠用、行不通的，糊面癱、瘟家飽已經把粥恩來式的謹小慎微、防微杜漸發揮到極致，繼續跳小步舞走不出死胡同。

　　蟊賊東曾說：“不破不立”，“以大亂換大治”。不否定鄧小平及其繼承者的計劃生育，習近平的權威就立不起來，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得不到解決，中國民間的積怨就得不到疏導，所積累的危機，不遠的將來就會爆發得更加猛烈。

　　鄧小平覆出後為什麽獲得了巨大的威望？就是因為鄧小平敢於公開審判四人幫、公開否定文革，通過此種“撥亂反正”，鄧小平狡猾地將中共和毛澤東的罪惡，扣到了“林彪”、“四人幫”的頭上；而今習近平卻連比文革還要禍國殃民的計劃生育都不敢否定，他不要奢談超越鄧小平，繼續下去他的威望會連僵賊泯都不如。

　　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的做法是：一旦得罪人，就得罪到底：所以把劉少奇打倒後活活整死、把林彪全家滅門、反掉幾百萬右派，連同其家屬都要看管...這種“得罪到底”的做法，令政敵沒有反撲的機會；但是賊東同志百密一疏，讓瞪小瓶成了漏網之魚，並且錯用了叛逃內奸華國鋒當管家，導致鄧共上台，那是後話了；總之，賊東同志在世時，中爛海諸公的確莫可奈何。

　　習近平卻一方面大面積地得罪人，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到底：他的軍改、反腐抓權和廢除計生得罪了大量的官員，殺人卻很少；他不敢否定鄧小平、僵賊泯、糊面癱就算了，連萬惡卻並無武裝的計生系統，都沒有清算一個...於是乎鄧共人馬根本不怕他，黨內反習的暗流洶湧，中爛海內外，鄧共勢力在美國深層政府的大力資助下，一個個摩拳擦掌，翹首以待反習政變暗殺動手的機會！

　　由於現今中共官僚、公務員絕大多數是鄧共腦殘，習近平如果不敢公開否定計劃生育國策，不敢公開清算鄧小平一夥的政治遺產，不敢揪出僵賊泯、豬籠雞、糊面癱、瘟家飽等鄧共余孽，以為發起和堅持鄧計生的罪人，不敢以他們的狗頭，為共產黨定罪，就象當年鄧小平拋出林彪、四人幫為中共和毛澤東頂罪一樣，不敢借打倒鄧小平及其繼承者，發起新的政治運動；那麽習近平的權力就沒有社會基礎，習近平不僅不可能力挽狂瀾，還會落得遭鄧共以“違背鄧小平路線”的罪名清算的下場，而且遭鄧共政變、暗殺的風險非常高。

　　中共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有機會時你不清算別人，就等著被別人清算。華國鋒就是前車之鑒，只是得罪人比華國鋒多得多的習近平，能有華國鋒的好下場嗎？

中國毛左的邪惡本質

作者 熊飛駿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腐敗在今天的中國已成燎原之勢，並且在體制內根本沒有辦法解決。體制內反腐已被壹千次證明要麽是揚湯止沸要麽是火上澆油。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過時體制不但無法解決貪腐問題，相反為權力腐敗推波助瀾。無論“雙規”多少貪官，腐敗分子壹樣前赴後繼，“長江後浪推前浪，壹代新人勝舊人”。

　　無孔不入的腐敗把本應是魚水關系的官民推向完全對立的敵對關系，民眾對官場的不滿已經逼近危險的地步：誰要是敢於公開站出來和官玩命，哪怕采用非法的極端手段，就有可能被民眾視為“抗暴英雄”？

　　在對立的另壹端，號稱“人民公仆”和“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官員對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鄭州規劃局副局長質問記者的壹句話最能說明問題：“妳是替百姓說話還是替黨說話？”

　　他老兄並非象公眾責難的那樣“政策水平太低”，規劃局的門衛這樣總結他的為人：他壹個軍人出身，性子直說了實話……按門衛的觀點，他老兄的最大失職就是說了官場不該說的大實話，“說謊的技術”不夠火候。

　　而“說謊技術”是今天中國為官的第壹修養。

　　“官民對立”現狀潛藏著極大的社會風險，說明中國和平理性實現社會轉型的前景越來越渺茫。除非決策層出現能夠大刀闊斧推進政治改革，實現社會和解的“反特權英雄”。

　　可中國已經逼近社會轉型的門檻？

　　中國社會的最大風險種子是毛左的復活和文革幽靈的回歸。

　　當腐敗影響多數人的生活，侵蝕到多數人的正當權益時，人們對腐敗分子的痛恨和報復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三十年前那場滅絕天良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災難景象人民已經淡忘；可多數達官顯貴被劃為牛鬼蛇神押上審判臺，任紅衛兵毆打淩辱的鏡頭在人民心頭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多的國民開始懷念那個時代，極端情緒開始在人們心頭滋長。只要能把貪官污吏押上審判臺任他們毆打淩辱，就算玉石俱焚又有何不可？

　　因為新聞不自由知情權被剝奪的緣故，多數國民不可能知道通過民主法治的途徑能夠在社會不承擔大風險的前提下壹勞永逸地消滅貪污腐敗。他們只知道毛太陽發動的那場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才能有效的懲治貪官污吏。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毛太陽，懷念那個把中華文明砸得稀巴爛的毛時代。

　　在這種充滿極端思潮的社會土壤上，曾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毛左集團復活了。

　　盡管毛主義給中華文明造成了難經彌合的傷痛，在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迫害致死幾千萬無辜的中華兒女；毀滅了國民最基本的人性底線；制造了亙古未有的人間慘劇和政治笑料；把中國變成遍地恐怖人人自危的民族大監獄；所作所為比北韓的金太陽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在毛左分子嘴裏，毛太陽是光芒萬丈完美無缺的“神”，他的文治武功比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執政者要偉大千倍。

　　毛左分子不切實際地美化毛時代，使用的手段是毛太陽屢試不爽的“謊言”和“造謠”。

　　毛左分子的最大謊言是毛時代的中國沒有腐敗？

　　什麽是腐敗？

　　腐敗就是公權私用，是以權謀私。

　　毛時代的中國沒有公權私用嗎？沒有以權謀私嗎？

　　非也！

　　毛中國不但壹樣有公權私用和以權謀私，且在程度和破壞力上比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腐敗在今天的突出表現是濫用職權貪污受賄，買官賣官；在毛時代的突出表現則是濫用職權多吃多占，草棺人命。

　　首先毛太陽本人的腐敗就登峰造極。

　　毛太陽在多數國民忍饑挨餓的時代，不惜花費巨資在全國各省為自己建立豪華的“行宮”。雖然部分“行宮”並非毛太陽的指令所建，而是地方官的“自發行為”。但毛太陽從未認真制止過這種行為，且建造“行宮”方面有突出造詣的地方官都得到了毛太陽的賞識。

　　豪華“行宮”的造價無疑接近天文數字；每座“行宮”維持正常運轉的管理費用又得消耗壹筆巨大的財政開支。在全國人民饑寒交迫的情況下，毛太陽就是這樣“艱苦樸素”的。

　　毛太陽壹進城就選擇了帝王的住所中南海。從58年開始，各省市為毛造行宮，壹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始建於1960年9月的上海西郊賓館圈地1133畝，園林、花木、房屋維修，連同女服務員，壹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20年間毛太陽總共沒有住過幾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壹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壹號也僅在1959年住過壹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太陽建的房子合在壹處，其規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上相上下。濟南南郊賓館建於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積1160畝，建築面積115800平方米，素有“山東釣魚臺”之稱。毛太陽喜歡杭州的西湖行宮和武漢的東湖行宮，廣州就要為他特別修建南湖行宮。絕大多數行宮常年空著，但也要眾多工作人員為空蕩蕩的行宮服務，浪費掉的民脂民膏難以計數。

　　韶山滴水洞工程建於大饑荒年代，建築面積共3638.62平方米，整個工程造價高達億元人民幣。在此期間全國約有幾千萬人死於大饑餓，創人類歷史和平時期最高死亡記錄。與滴水洞同時建造的領袖別墅還有：江西蘆林壹號別墅、八二八賓館，湖南蓉園，四川金牛壩賓館，湖北東湖梅齡別墅、東湖賓館，廣東南湖行宮，江蘇紫金山賓館，山東南郊賓館，杭州西湖行宮、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西郊賓館，北京密雲水庫別墅等61處奢華行宮，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從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開放，毛澤東僅於1966年6月18日至28日在此居住過11天，真是壹日千萬金。

　　…………

　　毛以後的國家掌舵人在各省為自己建造過豪華“行宮”嗎？

　　毛太陽好大喜功，為了使盡可能多的地球人信奉毛主義，不惜大筆揮霍納稅人的血汗錢，援助收買地球上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越南、北韓、紅色高棉柬埔寨、阿爾巴尼亞幾乎是中國供養著。人口才200萬的阿爾馬尼亞，中國僅大炮就無償援助了壹萬多門，結果多數派不上用場任其暴露在野外生銹蝕爛。阿爾巴尼亞國民也因此普遍患上了“受援懶惰病”。這種“慷國民之慨”的無償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也沒有停止過。中國花費寶貴外匯從加拿大進口的用於救命的數船小麥就在遠洋運輸途中突然接到毛指令掉轉航向駛向阿爾巴尼亞……有人統計了壹下，三年大饑荒時期的巨額外援如果用來購買糧食搶救饑民，幾千萬生靈就有可能逃脫活活餓死的悲慘命運。令毛太陽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受援國無壹例外都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的白眼狼。壹個與本國人民為敵的政權是不可能知道感恩圖報的，援助這樣的政權本身就是對人類文明的犯罪。

　　毛中國時期，普通國民絕不能有“生活作風問題”，輕則批鬥遊街，重則坐牢槍斃。可毛太陽本人在這方面作得怎樣？相信多數國民心中有了答案。

　　毛左分子津津樂道毛太陽的“不吃肉”和“穿打補丁褲子”的感人事跡。毛太陽在大饑荒時期有段時間確然不吃平時喜愛的“紅燒肉”，但不表明那段時間他在“吃素”；更不表明他會吃普通國民的饑荒主食——糠菜團子；而是吃價格更高昂的高營養食品，甚至於喜好上了“法國大餐”。至於“補丁褲子”，毛左們能想象那是什麽樣了“補丁”嗎？絕不是平民百姓常打的那種粗布綿線補丁，而是高工藝的“蘇繡制品”，壹個補丁的造價遠遠高於褲子本身。世界上的很多獨裁統治者都有類似的嗜好，壹是心靈變態；二是另壹種形式的“做秀”。

　　…………

　　除了毛太陽本人外，毛中國的腐敗現象壹樣泛濫成災。

　　腐敗分為“經濟腐敗”和“政治腐敗”。

　　毛中國的經濟腐敗壹樣大面積地存在。

　　毛時代的中國是“實物經濟”，生活必須品奇缺，有錢無票買不到急需的物品和服務，沒有供應票證的貨幣在國內的用途相當有限。那時的公民包括達官顯貴出境受到嚴格限制，人民幣兌換外匯轉移出境的概率很小，所以權力人物沒必要象今天的大貪官壹樣貪污天文數字的貨幣，也不可能把貪賄的巨額貨幣和親屬轉移到國外去。所以毛中國的經濟腐敗主要表現在權力人物對緊缺物資的多吃多占。

　　首先物資供給制度就體現出驚人的不平等，社會上存在壹個龐大的“特供階層”。供給品的數量和質量主要取決於壹個人的社會地位，而不是壹個人所做的社會貢獻。首長們的“供給檔次”不是平民百姓能夠想象的，他們享受的“中華煙”和“茅臺酒”平民百姓不可能知道是什麽樣子。民眾只能偶爾品償九分錢壹包的“紅花煙”和幾毛錢壹斤的“代糧酒”。

　　除了供給制度明文設定的不平等階梯外，基層官員也盡可能利用職權多吃多占。毛中國高度集體化，民眾的生活必須品全歸集體所有，掌管糧油衣料等物資分配權的各級官員就成為民眾貨真價實的“衣食父母”。這些父母官多數沒有“生養父母”那種“巴掌手背者是肉”和“寧願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的慈父情懷，而是想方設法侵占本應屬於民眾的份額。因為專制體制缺少有效的監督制約措施，這種“侵占性腐敗”普遍而深入。上至縣委書記，下至小隊隊長，多數不同程度地“侵占”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資料。

　　這不是腐敗是什麽？

　　毛中國的生活必需品極端饋乏，在豐年的“供應”也僅夠維持基本生命所需。壹旦部分生活必須品被大官小官“侵占”，就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生命災難。

　　大饑荒時期中國活活餓死了幾千萬農民，可很少有村官餓死的。

　　我的童年時期是在難以忍受的饑餓中度過的，夜晚因饑餓難以入睡是經常的事。有天晚上餓得實在受不了，就在半夜溜出門試圖摸黑去偷生產隊菜地裏的黃瓜。那時山村餓狼成群，小孩深夜獨自出門是要承擔生命風險的，只有要命的饑餓才能逼出那種不顧死活的膽量。我在經過村頭生產隊倉庫時意外瞥見窗口亮著燈光，出於好奇心爬到窗口往裏壹看，竟然發現生產隊長、會計、財經（相當於今天的貯納）和倉庫保管員四人在裏面偷分油料。每人面前放著分好的壹大桶花生油。

　　那時我們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壹斤油料，壹大桶花生油至少有五十來斤，四個隊幹部偷分的油料就相當於全隊所有居民供應油料的總和。

　　連食油都大量偷分，就更不用說偷分糧食了。

　　基層幹部多吃多占，擁有巨大權力的達官顯貴則公然巧取豪奪國家資產。毛夫人江青和寵臣康生在這方面表現得最幹脆。他倆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了哪件文物就直接拿走，館長再想方設法下帳註銷，每件被看上的文物都是價值連城。文革時期紅衛兵打砸搶沒收來的文物，價值高者多進入了二人的私人收藏室。

　　誠然毛中國沒有出現動輒貪賄千萬上億的大貪官，主要原因除了“實物經濟”限制了巨貪現象外，另壹個原因就是毛時代的中國極度貧困，物質資料供不應求，國民經濟象原始社會壹樣，沒有剩余產品供官員瘋狂貪賄。如果毛中國象今天壹樣擁有巨額財政收入和眼花繚亂的剩余商品貨幣，千萬級以上的大貪官壹樣會大量湧現。

　　所以不是毛太陽消滅了貪污；而是毛中國沒條件大貪特貪。

　　除了壹樣存在普遍性的經濟腐敗外；毛中國的政治腐敗則駭人聽聞。

　　政府的第壹職能就是對普通公民生命權的尊重。毛中國則把公民的生命不當回事，權力人物任意踐踏公民的生命權，濫用職權草棺人命的現象隨處可見。

　　童年時期的我經常看到基幹民兵押著五花大綁的“政治犯”從村頭大道上經過，每隔不長時間就要在公社中學的操場上召開公判大會，主席臺上站著壹大堆背後插著“紅叉標牌”的現行反革命。這些人多數不是什麽殺人、強奸、搶竊、偷盜的刑事犯，而是說錯話或被權力人物栽贓莫須有罪名的無辜平民。公判大會開完後，罪犯就被押往縣城飛機場槍斃示眾，壹個專門槍斃“現行反革命”的刑場。那時槍斃人很容易，壹個大隊長（相當於現在的村長）就能決定轄區內壹個人的生死。

　　那時的大隊長在轄區內是貨真價實的“土皇帝”，不但掌控著全大隊壹千多號人的經濟權，還掌控著全大隊公民的居住遷徒權和部分生命權。那時任何人出遠門投親做工，沒有大隊長首肯就不能成行。沒有大隊長出具的介紹信，妳不但沒有糧票吃飯，也沒有哪個旅店敢接待妳投宿，在城市妳會被當成無業遊民強制收容遣返。城鎮招工和上大學也是大隊長說了算，他說讓誰去就讓誰去。大隊長要是看上了某個女人，這個女人通常難逃其手掌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大隊長帶來了“黃金時代”，很多漂亮女知青被土包子大隊長利用職權強暴誘奸甚至長期霸占，在周總理壹怒之下殺了壹批之後仍有大量村官頂風作案。女知青的血和淚不是今天的毛左憤青能夠理解的。

　　大隊長不但決定妳的生命質量，還能決定妳的生和死。當大隊長羅織罪名把某人打成“現行反革命”時，這個人通常沒地方可以申訴，等待他的將是監獄和刑場。那時的大隊長還掌控著“專政武裝”，擁有幾十到幾百個完全聽命於他的基幹民兵隊伍，十幾條到幾十條步槍、幾條蘇式沖鋒槍和至少壹挺機槍。別說把妳誣成“現行反革命”綁送到專政機關，就是先斬後奏把妳活活打死也能輕松逃避責任追究，妳的家屬根本沒地方申冤。

　　毛左的先輩紅衛兵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就多次領教過大隊長專政暴力的侵害，除了被土包子強暴霸占外，男知青被基幹民兵打死打殘的慘劇也時有發生。毛左都是些閉眼不看事實的頑石腦袋，不可能相信他們的先輩會遭受那樣的非人迫害。

　　壹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官就有如此大的權力濫施淫威，就更不用說掌控更大專政權力的鄉官縣官了。

　　毛太陽本人就是政治腐敗的集大成者，他親自導演了壹場聲勢浩大前所未有的造神運動。幾億中國人向壹個大活人頂禮膜拜，壹日三祈禱，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早請示晚匯報；幾億中國人竟要時時處處背誦毛主席語錄——無論辦公行事，還是待人接物，甚至上課提問、兄弟談心、購物買菜、爭執打罵、救死扶傷、入廁對話……無壹不得首先背誦毛語錄—— 壹個大活人，被塑造成了無比崇高、神通廣大的超級精神偶像！廣大民眾則受到最大的思想禁錮最大的行動限制最大的政治壓迫。

　　毛時代的中國，對領袖對黨對新中國只能歌頌不許批評，只能表功不許揭短。決策失誤、黨內分歧、負面事件、高官醜聞不經批示不得擅自曝光,“腐敗”二字幾乎在媒體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比如1959——1962年大批饑民餓死甚至人吃人事件，特別是1960年餓死100多萬人的“信陽事件”和大批高官侵吞大量國家貴重文物的惡行就壹直沒有見諸報端。令人驚異的是，連工傷事故和自然災害都不許報道,如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礦死傷905人的煤塵爆炸事件；1976年死傷130多萬人的唐山大地震。

　　…………

　　總之毛中國的政治腐敗非語言所能形容。

　　毛時代中國沒有腐敗是毛左分子的又壹無視最基本事實的謊言。

　　今天的中國雖然賄賂公行腐敗無孔不入，可和毛時代的中國相比無疑要進步壹些。中國絕不能走回頭路！解決貪污腐敗的良方只能通過民主法治途徑，絕不能求助於毛主義。用毛主義來對付貪官污吏等於是雇傭大蛇來對付頭發裏的虱子，不但不能解決腐敗問題，相反還會吞噬毀滅整個國家的肌體。我們如果追索腐敗的體制源頭，就會發現今天燎原烈火樣的貪腐其實是毛主義結出的惡之花，是毛主義在商品社會的另壹種表現形式。

　　毛太陽與水利工程

　　中國每逢遇上旱災，國民就會想起毛太陽的豐功偉績。 如果沒有毛中國修建的水利工程，災區能平安度過旱災嗎？ 如果改革開放中國也象毛太陽那樣“把水利當成農業的命脈”，中國會發生旱災嗎？ 西南五省百年未遇的大旱，再壹次把毛太陽的“偉光正”形象推向雲端。 西南五省歷來為我國雨量豐沛的地區，貴州“天無三日晴”；雲南“四季如春”；四川重慶則號稱“天府之國”；今天為何也“赤地千裏”呢？ 如果毛太陽在世，西南會發生如此可怕的旱災嗎？ 在毛迷心目中，毛太陽最偉大的成就是“兩彈壹星”和“水利工程”。 中外當代史已經證明“兩彈壹星”與“偉光正”沒有必然的聯系。 今天的世界饑荒最嚴重的國家是風調雨順土壤肥沃氣候適宜的北朝鮮。繼上世紀九十年代餓死200多萬人（占人口總數的十分之壹，相當於今天的中國餓死壹億四千萬人）的罕見大饑荒後，新壹輪的大饑荒又開始敲打朝鮮的國門。 北朝鮮是今天的世界貧窮指數最高的國家，領袖金太陽則是無與倫比的無賴惡棍。 可北朝鮮也搞出了“兩彈壹星”？ 比北朝鮮富裕強大文明進步百倍的南朝鮮和日本反而沒有“兩彈壹星”？ 可見“兩彈壹星”與國家的實力和建設成就並沒有必然的聯系。 毛太陽當初傾全國財力物力搞“兩彈壹星”是否有利於中國的根本利益顯然不是肯定的。有人計算了壹下，如果毛中國當初不搞“兩彈壹星”，把搞“兩彈壹星”的錢用於經濟建設，大饑荒中活活餓死的近四千萬農民就可以活下來？更關鍵的問題是，搞出的“兩彈壹星”並沒有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形象。南沙群島丟失的速度反而加快了，邊境主權也沒有因此硬起來，美國戰機則轟炸了中國駐北越大使館？ 到了毛中國後期，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GDP由建國之初占全球5 . 7 %變成了0 . 8 %。日本1952年的GDP只不過是中國的67.8%，到1976年GDP竟然變成了中國的6.47倍。 “兩彈壹星”不是毛太陽“偉光正”的紀念碑；“水利工程”能把毛太陽送上“偉光正”的神壇嗎？ 下面我們來進行具體分析： 壹、只有毛太陽才會興修水利嗎？ 古今中外的任何國家政府，如果不是踏入滅亡門檻的敗家子，都會把“興修水利勸課農桑”做為重要的民生目標。 下面我只想問幾個常識性的問題： 古代中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什麽？ 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誰修建的？ 隋煬帝楊廣。 楊廣是明君還是暴君？ 古代中國首屈壹指的暴君！ 古代中國最偉大的帝王是誰？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修建了哪些揚名後世的水利工程？ 壹個也沒有！ 美英法等民主法治國家的水利工程如何？ 比中國先進數倍。 半數是沙漠的以色列建國時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近，它的水利設施和技術居然能夠把國土上的多數沙漠變成肥沃的良田？中國大西北幹旱省份的“滴灌”技術就是從以色列引進的。毛中國時期的中國沙漠面積卻擴大了不少。 就連萬惡腐朽的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水利工程也比毛中國先進得多。 妳能說只有毛太陽才會興修水利嗎？ 就算毛太陽重視興修水利，他就壹定偉大光榮正確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隋楊帝就是古代中國無與倫比的偉大帝王了。 二、毛中國水利工程的代價 在我老家十公裏遠處有壹座大饑荒時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煙寶地水庫。當年我們村的壯勞力都參與了煙寶地水庫的修建工程，童年時期的我經常聽見村裏中老年講述修築煙寶地水庫時的淒慘往事。 中老年人講述得最多的煙寶地水庫往事不是主流媒體上熱火朝天的大生產場面，而是工作組的殘暴和民工的大量餓死累死。 “壹個人活蹦亂跳地推著裝滿土石的手推車往前走，走到中途就象泄了氣的皮球癱倒在地上。工作組幹部看到後就跑上前去用皮帶抽打他，可無論怎麽用力打那人就是站不起來，後來就死了……” 類似的悲慘場面每天都在上演。 “工地每天都在死人，有餓死的，但更多是累死的，當然也有不少是活活打死的。” “我們當地人因為和幹部臉熟還可占點便宜，最可憐的是外地人，死得最多的是新洲人。” “…………” 毛中國修建的多數水利工程，因為不講科學技術落後且普遍蠻幹，勞動量異常沈重。勞動者付出的代價之慘重不是今天的年輕毛迷能夠想象的。如果把今天那些養尊處優的毛左憤青送上毛中國的水庫工地，恐怕多數挺不過來。 政府修建水利工程沒有錯，但在非“緊急搶險”的場合，不顧勞動者的生命健康強迫民工承擔超負荷勞動則是有罪的。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捷夫說過：“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麽東西能夠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 壹個國家的水利工程也不例外。 那些站在岸上不腰疼的毛迷，也許會說國家的發展需要部分人付出生命的代價？那麽他不妨換位思考壹下，如果倒在手推車後被工作組幹部抽打至死的民工是妳的親人或是妳自己妳會怎麽想？ 拿別人的生命去慷慨激昂總是很容易的，換上自己則是另外壹回事了。 國家在衛國戰爭時期政府鼓勵國民勇於犧牲保衛祖國是必要的；但在和平時期就要珍愛每個國民的生命，不能以建設發展為名去隨意踐踏國民的生命和尊嚴。 毛中國的水利工程農民付出了遠超國際平均值的巨大代價，很多水利工程都是勞工生命尊嚴紀念碑。 如果沒有毛太陽，在那些維護平民大眾根本利益的民主法治國家，同樣的水利工程壹樣能夠修建起來，並且不會餓死壹人累死壹人，更不會打死壹人。

　　毛中國水利引發的災難

　　1975年8月7日，淮河上遊駐馬店地區。 連續四天的暴雨令淮河上遊水庫群蓄水猛漲，大型水庫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告急。 當時省、地兩級政府都在召開抗洪緊急會議。駐馬店地區的會議上無人提及板橋，因為人們認為板橋水庫固若金湯。盡管省地領導壹再接到板橋水庫告急的警報，可在那個“報喜不報憂”不敢承擔責任的年代，領導對不好的消息要麽回避要麽不相信。 就在各級抗洪緊急會議召開的同時，8月7日21時，確山、泌陽兩縣已有7座小型水庫垮壩，22時，中型水庫竹溝水庫垮壩。 兩個半小時後的8日晨0時30分，大型水庫石漫灘水庫漫壩，當越壩而出的洪水深達0.4米時，大壩潰決，下遊田崗水庫隨之潰決。 再半小時後的8日晨1時，板橋水庫漫壩；當壩頂溢水深0.3米時，大壩潰決，6億立方米的庫水驟然傾下…… 潰壩時最大瞬間流量為7.9萬秒立方米；潰壩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沖向下遊，形成壹片水頭高達5～9米，水流寬為12～15公裏的毀滅性洪流。前後幾小時之內，駐馬店地區兩座大型水庫、兩座中型水庫、數十座小型水庫及兩個滯洪區相繼垮壩潰決（水利專家王維洛稱共52座水庫）。人為蓄積的巨大勢能猛然釋放，在直立如壁的高大水頭下，田園、村落、集鎮在壹瞬間化為烏有。全區主要河流全部潰堤漫溢，60億立方米洪水如出籠之猛虎狂奔無阻…… 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前推進，僅壹小時便抵達45公裏之外的遂平縣城，占領縣城之後，又翻越高聳的京廣鐵路路基，繼續摧毀所遇到的壹切障礙。駐馬店地區4.5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盡成澤國。 京廣鐵路被洪水扭成了壹條麻花？鋼筋之軀如此，被洪流撞上的血肉之軀何存？ 8月9日8時，板橋水庫垮壩二十七小時後，駐馬店地委才發出特急電報向北京告急。在此之前是不可能對災民組織任何有效救援的。反應如此遲鈍在於那個高壓恐怖年代“報喜不報憂”的思維定式，代價是大批本可活下來的人把生命過早交給了洪水。 8月12日，板橋石漫灘水庫群潰壩後第五天，中央慰問團抵達災區視察，看到近200萬災民圍困在水中，大部分人困在壩上、堤上、房上、筏上，還有6萬人困在樹上；缺少食物，吃光樹葉後開始吃死畜；藥物稀缺，最後有1百多萬人患病，災民成批死亡…… 洪水終於退去，但300萬民眾曾在半月之久的時間裏等待拯救。無數的生命永遠消失了，無數的家庭永遠失散了。洪水退去的大地上到處可見人畜的屍體，烈日下的腐屍蒸騰起壹層可怕的霧氣。壹位曾參與救災的軍人後來回憶，在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他親眼見到沿途所有大樹的樹枝都被黑壓壓的蒼蠅壓彎了。 消息被嚴密封鎖，二十八年過去後的今天仍然沒有重建準確的事實。死亡數字眾說紛紜：政府說是2.6萬，經濟學家張健雄說15萬；而水利專家孫越崎等8位全國政協委員發表文章說是23萬…… 按毛中國“報喜不報憂”千方百計隱瞞災情的政治病態，23萬應該是最接近真相的數字，盡管真實死亡數字也可能遠在23萬以上。 我的故鄉毗鄰河南信陽地區，1975年正值童年時期，那年親眼見證了從北方逃難來的大批災民。全家老小擠在壹個長板車裏，由壹個中年人吃力地拖動，靠挨村乞討、拉琴唱曲和兜售編織彩色膠絲（童年時期女孩紮頭發用的商品）小動物（蝦子小魚等）為生。我記得壹只小蝦價格壹角五分，那些能買得起小蝦的小同學令我羨慕不己。 那樣的“逃荒板車”散布在村頭的沿河兩岸，相隔不遠就有壹輛。 逃荒災民帶來了北方大洪水的消息，從他們口中得知大部分人都淹死了？農民對災情的描述難免誇大其辭，“大部分人都淹死了”顯然與事實不符，但真實災情應該格外悲慘。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世界最大的水庫群垮壩事件？也是人為制造的最大洪水？死亡人數最多的“人禍洪水” 淮河上遊的地質不宜修建大型水庫，尤其不宜修建大中型水庫群。可在那個不講科學不聽真話“壹句頂壹萬句”的“造神歲月”，誰敢對毛太陽的水利政策提出半點質疑呢？ 自五十年代到1980年，中國共潰壩2976座，年均100座。1963年洪水期間，僅海河就垮壩200余座。水庫垮壩造成的財產損失和生命災難真相壹直被嚴密封鎖，不能成為後世中國人的警誡和借鑒。 毛中國水庫的垮壩比例在古今中外可能無與倫比，造成的生命災難也同樣無與倫比。 至於毛中國最大的水利傑作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弊大於利的事實已經舉世皆知。 在那個人類普享科技文明的歲月，如果中國沒有毛太陽，尊重科學按自然規律施政，也許會修建出更多更好的水利工程，因此造成的生命災難也應該比毛中國小得多。 毛中國水利福兮禍兮？ 前人修建的水利工程造福今世不可否認，但因此付出的遠超正常值的巨大代價壹樣不能矢口否認。如果政策科學務實，修建同樣效能的水利工程付出的代價應該遠比毛中國小得多。 今天的中國人對公共工程腐敗痛心疾首，高速公路是改革開放中國最大的公共工程。因為存在嚴重的工程腐敗，每公裏高速公路造價遠遠高於理論值。所以今天的國民對主持修建高速公路的官員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還熱切希望把腐敗官員繩之以法。如果政府廉潔務實，花同樣多納稅人的錢能夠修建裏程更多質量更過硬的高速公路，憑什麽要對他們感恩戴德？難道經過若幹年後，那些行駛在高整公路上的國民，就該忘記今天的工程腐敗，忘記了遠高於市值的工程造價，對主持修建高速公路的官員感恩戴德嗎？

　　同樣的道理，如果政府尊重科學重視人才珍愛生命，花費同樣多的人力財力可以修建出更多更好的水利工程，付出遠小於毛中國時期的生命財產損失？打了壹場只需犧牲壹萬人的勝仗卻死了十萬人，我們憑什麽要對指揮員感恩戴德？ 因為驅使國民修建了壹群代價巨大的水利工程，我們就該對毛太陽感恩戴德嗎？

　　毛時代中國的經濟真相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貪污腐敗成燎原之勢。貪腐的蔓延催生了壹個“毛左”集團，他們的輿論陣地是“烏有之鄉”，精神領袖是大學教授張宏良之流。 “毛左”集團在十年間勢力和影響的增長速度幾乎和貪腐蔓延的速度壹樣快。 “毛左”並非象某些自由派人士抨擊的那樣是“人間妖魔”。他們對貪污腐敗的痛恨壹點也不亞於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內的普通百姓，他們挺毛的初衷也是為了有效地懲治貪官污吏。基於知識閱歷的有限和骨子深層的專制暴力傾向，他們錯誤地認為只有毛發動的那種急風暴雨式的暴民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腐分子；根本不知道英、美等成熟的法治國家通過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能壹勞永逸地遏制貪污。基於這壹錯誤的認識前提，毛左熱切希望中國能倒退到毛時代，同時對毛進行宗教式的吹捧。這種吹捧百分之九十九源於偏見和臆象真實成分則不到百分之壹。真實的毛領袖畢竟幹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大饑荒和文革的空前災難過來人還記憶猶新。為了能影響更多的中國人信奉“毛主義”，毛左只有乞靈於“謊言”，臆造不存在的政績來放大毛的光輝形象，意圖在不了解毛中國的年輕人和健忘且不滿現實的中老年人心中構建壹個幸福安康人人平等的“烏托邦時代”。 “毛左”不切實際地美化毛時代的中國，說什麽毛中國沒有腐敗，官員壹肩明月兩袖清風；說什麽毛中國國際形象光芒萬丈，歐美列強都懼怕我們；說什麽毛中國人人平等，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毛領袖在經濟上的無知是不爭的事實，這是毛領袖最大的“軟肋”。可就連這壹沒有多少爭議的“軟肋”，“毛左”們也旗幟鮮明地為毛幫腔：說什麽毛時代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並“躍入世界六強”…… 毛時代的中國經濟真個高速發展嗎？ 如果按毛中國的對內宣傳輿論，毛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確鑿無疑證證有詞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童年的我就經常看到類似下列言論的宣傳標語：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壹定要解放他們！” 但那幾年的真實情況是：生長在魚米之鄉且家庭勞力充足的我差壹點就餓死了。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那時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率高居世界第壹，重工業增長率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七點九？而西方經濟增長率達百分之七就算高速增長了。 所以解剖毛中國的經濟真相，我們壹不能依賴宣傳資料；二不能依賴統計數據。 “統計數據”在中國是最靠不住的，且不說大躍進時期的農業統計數據顯示畝產稻谷十多萬斤？就是到了中國已步入現代文明的今天，各地上報的經濟數據壹樣有驚人的“摻水現象”。 毛領袖在中國的“經濟完全決策權”是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毛的大躍進相信各位不會忘記，各地上報的高產“衛星”在這個星球上雖不能說是後無來者，但絕對是前無古人。 最早上報的水稻高產衛星是湖北麻城縣的“畝產三萬六千斤”？1958年9月18日 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上報的高產衛星是“中稻畝產13萬斤”…… 疏菜高產衛星是河南省某些特別豐產試驗田上報的“畝產160萬斤蔬菜”…… 雜糧高產衛星是“畝產500萬斤紅薯”…… 中國副總理陳毅在四川和廣東視察時“親眼”看到畝產百萬斤的番薯、畝產60萬斤的甘蔗和畝產5萬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寫道：“在這裏所看到的種種變化，也就看到了中國6億人民正在做著震驚世界的事情！” ………… 那時的實際最高產量是多少？ 中科院農學家種了6畝小麥試驗田，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萬到60萬斤，白天用鼓風機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燈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結果，最好的壹塊地畝產也只有900斤。 …… 從上面數據可以看出：毛的最大經濟才能是“謊言加浮誇”，結出的最大經濟碩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國人活活餓死了幾千萬！僅四川壹省就餓死了壹千多萬人（壹說1300多萬）？那時四川省的總人口才七千多萬？許多家庭男女老幼全部餓死；不少村莊死絕。 我曾聽見毛左們發出這樣的論調：大饑荒有利於“計劃生育”？說這話的人真是喪盡天良，他們不妨換位思考壹下，如果當初餓死的是他的父母兄妹，他還說得出這樣的話嗎？ 毛左也許還會找出“自然災害”的借口，但壹樣屬無稽之談，前後比較壹下謊言就不攻自破。1988年中國發生了五十年未遇的旱災，可沒聽說過餓死人的現象。1998年中國發生了百年未遇的洪災，同樣也沒聽說過餓死人的現象。此時中國土地供養的人口可是毛中國的兩倍！其實那幾年的氣候真相雖不能說是“風調雨順”，但也沒發生大面積的自然災害。 至於“蘇修逼債”壹說同樣值得商榷，外交的真相我們無法知情，但我知道中國處於饑荒時，赫魯曉夫政府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主動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食糖。但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小麥，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因為食糖主要是供應特權階層的。 如果說大躍進和大饑荒是毛中國經濟的最大暗點，只說暗點有以偏概全之嫌。我們不妨回顧壹下毛中國經濟的亮點——文革經濟。 我的童年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所以對文革後期中國經濟生活記憶猶新。 我的家鄉位於離武漢市不到壹百公裏稱得上風調雨順的產稻區，可我童年時期的主要食品是紅薯外加“白花菜”、“黃荊葉”、“芝麻葉”、“葛根”等野生植物。米飯則是十足的奢侈品。在糧食最充足的1974年也是“紅薯摻米飯”，分盛在我們碗裏的食物紅薯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浮在表層的幾粒米飯屈指可數。吃肉則是不可能的，只能在過年時才能品嘗點肉味。壹斤豬頭肉配上壹大鍋羅蔔就是壹家十口人年飯的全部菜肴。（那時的人普遍營養不良飯量特大，不到十歲的我如果碰上白米飯也能吃上壹斤稻米）。 在富貴環境下長大的“毛左”們不知“窮滋味”，也許會說“白花菜”等“野菜”好吃？因為今天的餐館酒店野菜是上等菜肴。在高營養的烹調技術下，野菜都是用肉和大量動物油脂來烹制的，還要加上五花八門的調料。這種烹調法別說野菜，就是樹葉也壹樣好吃。我們那時吃的“白花菜”等野菜可沒加任何食油和調料，都是白水煮熟吃上幾大碗，壹連吃上許多天，且沒有任何別的食品果腹的情況下。至於紅薯壹連吃上壹年半載，其間吃不上任何別的食品，那滋味比城市“毛左”在街頭偶爾吃上壹個香噴噴的烤紅薯不可同日而語。 這樣的生活不是我壹家，而是家鄉多數家庭普遍的生活狀況。 ………… 讓那些養尊處優的“毛左”們去過幾年我童年的生活，他們就能體驗真實的“偉大領袖”與唐國強扮演的那位指點江山的大英雄相差多大的距離。他們如果能饒幸活下來，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思想會發生壹百八十度轉變，由毛的堅定擁護者變為鞭撻者。少數幾個例外也絕對患上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毛時代的中國“重工輕農”。看到上面的“真相”，“毛左”們也許會用毛的“工業成就”來為農村的悲慘生活辯護。 毛中國的工業亮點是文革後期，我們來回顧壹下文革後期的工業經濟真相。 文革後期的中國生活用品奇缺，火柴、肥皂、食糖、染料、布匹、照明用燃油全靠供應且數量極少，遠遠不能滿足維持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那時家家戶戶都有壹輛手搖紡車和木頭織布機，家人穿的衣服多數是自紡自織。尤其是到了1975年以後，家鄉的火柴、肥皂、食糖、染料、照明用燃油的供應幾乎處於長期斷絕狀態。我童年記憶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爺爺抽旱煙時用火鐮擊石取火；母親去深山采摘皂莢代替肥皂洗衣；用草木灰拌青草代替染料染土布；父親去山裏砍松節用於晚上照明的鏡頭…… 毛時代中國絕大多數時間（1949——1973年）恰恰是世界史上迅猛發展最輝煌的黃金時期，地球上許多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戰以後，地球上大多數國家都非常貧窮。日本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量僅相當於中國的67.8%,可是,到1976年GDP竟然變成了中國的6.47倍!韓國不管從哪個角度說都比中國更“壹窮二白”，並且起步晚了十幾年（1961年才開始現代化建設），可是經過二十多年竟然變成了世界二流強國！ 當人類文明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突飛猛進時，偉大的毛中國則史無前例地墜入了最低谷，真真切切變成了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當時全球貧窮國家的標準是年人均國民收入300美元以下。可中國廣大貧苦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連食鹽、煤油、肥皂都沒有錢買，連紅薯片、土豆都吃不飽，男勞力日工值大都在0.1元左右，甚至低至0.03元，年人均收入充其量絕不會超過25美元（當時匯率是1美元＝1.97中國元），還不及全球貧困線的1／12，比名義上的世界第壹貧窮國家尼泊爾（90萬人口，當年人均國民收入70美元）還相差很多，全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都變成了赤貧赤貧的無產者…… 毛中國的經濟真相是：由建國之初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5 . 7 %變成了0 . 8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曾經長期領跑的壹頭雄獅終於變成了壹只不折不扣蝸牛！ 毛時代中國最驕人的經濟成就是“兩彈壹星”。童年時代的我就經常在宣傳媒體和中小學生作文中看到下面這段文字： “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萬噸巨輪乘風破浪，人造地球衛星飛上天空……” 今天的“毛左”把“兩彈壹星”作為毛時代的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有力佐證。其實能否造出核武品和衛星與經濟水準並沒有必然的聯系。北朝鮮的經濟水準比南朝鮮落後幾十倍，人均收入只相當於南朝鮮的百分之壹。可北朝鮮的金氏政權卻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南朝鮮的核武器工業則是壹片空白。 壹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並不等於這個國家擁有先進的科技；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並不表明這個國家沒有制造核武器的科學經濟實力。壹個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眼下沒有核武器，但擁有在短期內制成多牧核彈頭的核潛力。北朝鮮眼下似乎擁有壹枚核武器？但想制造“多枚”核彈頭則註定力不從心。 專制國家能夠調動全國的資源集中從事某項“形象工程”建設，在某壹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但因此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因為國家資源集中用於吸引眼球的形象工程，真正關系國計民生的實用工業則得不到急需的投資，從而造成實用工業的長期落後。

　　核武器與壹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也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核戰爭沒有勝利者，所以今天的世界誰也不能輕易率先使用原子彈，否則會招致自身的率先毀滅，除非象薩達姆那樣的末世賭徒才會不顧壹切瘋狂按下核按鈕。基於核武器只有威懾作用而無實戰效能，今天的世界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物質因素依舊是常規武器。毛時代的中國雖然擁有原子彈氫彈，可常規武器的發展卻嚴重滯後，且不說走向大國之路的海空力量不值壹提，就是陸軍使用的大炮坦克，在七九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也是醜態百出。如果毛時代的中國軍事工業不是率先發展核武器而是發展海空力量，中國在南沙群島的軍事威攝力就會大為增強，也不至於在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昔日連進貢都不夠格的蠻夷小邦的步步進逼下束手無策。這三個撮爾小國在毛領袖時代就開始肆無忌憚地蠶食中國的南海領土。 就算毛時代的中國真個擁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壹個國家的經濟成就並不單純由經濟增長率決定的，它還取決於這個國家原有的經濟水準。對於壹個壹無所有經濟起點很低的國家來說，在短期內取得較高增長率是很容易的，就象水溫從零度到壹百度很容易上升壹樣。壹百度的水溫度升高壹倍到兩百度很難；可壹度的水升高壹倍到兩度只需努壹點力就能達到目的。毛接管的中國是真個的壹窮二白，別說十多點的經濟增長率，如果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在最初幾年就是百分之幾十的增長率也不是天方夜潭。我的家鄉在分田到戶後，糧食總產量在第壹年就翻了兩倍左右。 相對於文明世界的經濟高速發展來說，毛時代的中國經濟其實長期停滯不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總量遠超日本。到了毛後期的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總量則接近中國七倍。 至於說毛時代的中國“躍入世界六強”更是無稽之談。 下面是1970年中國經濟世界排名 1970年世界各國（地區）GDP總值排名（除蘇聯外，按當時匯率） 01----美國--------1,0255億美元 02----日本----------2068億美元 03----西德----------2037億美元 04----法國----------1470億美元 05----英國----------1236億美元 06---意大利---------1077億美元 07---加拿大----------851億美元 08--澳大利亞---------429億美元 09---墨西哥----------396億美元 10---西班牙----------390億美元 11----瑞典-----------357億美元 12----荷蘭-----------351億美元 13----中國-----------272億美元 那時中國的經濟總量連國土面積只有四萬壹千平方公裏，人口壹千五百多萬的荷蘭都不如？ ………… 綜上所述：毛時代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毛左”們無識最基本常識的謊言！

毛澤東把斯大林主義推向極致

　　二十世紀人類世界出現了幾位在和平時期給本國無辜人民帶來巨大生命災難的獨裁領袖。 他們是：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波爾布特、薩達姆…… 斯大林的大清洗消滅了蘇聯精英階層。 希特勒屠殺了600多萬猶太平民，占全球猶太人總數和三分之二。 毛澤東制造了人類世界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餓死人數比2200年皇權中國和平時期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鎮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制造了幾千萬生命災難。 波爾布特是毛的最忠實學生，在柬鋪寨執政三年，就消滅了這個國家四分之壹以上的人口。知識分子被屠殺壹空（只剩下十個醫生）。 薩達姆主宰伊拉克時屠殺30萬，海灣戰爭後非正常死亡200萬，這個國家只有區區兩千萬人。 ………… 在五大獨裁領袖中，毛澤東與斯大林二位有很多共同之處： 借助“體制機器”運轉暴力； 通過“政治運動”實施集體鎮壓； 以“階級鬥爭”名義合法迫害； 用“人民”的標簽行使暴政，被打倒清洗的受害者都被污為“人民的敵人”； 用“內奸賣國賊”來誣陷迫害真正的愛國誌士； 實施血緣誅連，把受害者的親屬打入任人欺淩迫害的賤民階層。 ………… 毛澤東與斯大林又有很大的區別： 斯大林暴政主要毒害蘇聯的權力階層；大清洗的主要對象也是權力精英。 毛澤東專政則毒害了整個中國人的品格；毀滅了中華民族的“良心”。經過鎮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多數中國人被毒害成靈魂陰暗有奶便是娘的權錢奴仆。

　　毛澤東在很多方面讓斯大林相形見絀： 斯大林只是從肉體上消滅政治對手和假想敵；毛給予打擊對象除了肉體迫害外，還施加令人發指的精神折磨，徹底毀滅人的尊嚴。 利用紅衛兵打擊政治對手和假想敵，毒害整個青年群體的心智和靈魂。 打個形象壹點的比方：對於迫害對象，斯大林只是用刀砍死妳；毛澤東則調動壹群食肉螞蟻圍攻妳，讓妳在極度痛苦和屈辱中瘋狂或死去。 焚書坑儒毀文物，摧毀中華文明的精神遺產。 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紅寶書，把自已擡上“神壇”的同時成功把全國人民打造成“奴才”。 把“階級鬥爭”引向血緣家庭，導致夫妻反目父子為敵兄弟成仇，無情踐踏天理人倫。 ………… 在斯大林暴政下，前蘇聯只是權力階層毀滅了“良心”；廣大民間還沒有喪失“道德底線”和基本的“善惡是非尺度”。因為民間“良心土壤”尚存，給良心人士提供了“下層避難所”，蘇聯才會造就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堅守良知的勇士，產生了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在歷史大轉折時期湧現出葉利欽、戈爾巴喬夫那樣的良心英雄。 毛澤東專政不但毀滅了權力階層的“良心”，還毀滅了整個中國人民的“良心”，導致全社會道德底線失守，從上到下集體“小人化”，只有極少數例外。 因為全社會喪失了“良心”生存的土壤，赤誠愛國為民請命的良心人士不但為權力上層所不容；也壹樣不容於廣大人民群眾；結果毛中國沒有出現索爾仁尼琴那樣的“良心巨匠”；只產生了郭沫若、柳亞子等“賣弄肉麻惡心”的無良文人。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寧願被打入另冊也不肯“為權錢出賣良心”；中國原子彈之父則在大躍進時斯撰文論證糧食畝產可達四萬斤，為“浮誇風”提供偽科學理論基礎。 ………… 毛專制比斯大林專制更為徹底： 斯大林大屠殺對象主要針對權力階層；平民百姓則不是清洗目標。毛澤東專政除了針對權力高層外，還被廣泛用來對付社會弱勢群體。文革期間北京大興、湖南道縣和廣西制造的滅絕人性生命災難，受害者幾乎都是無辜的平民百姓和弱勢群體。湖南道縣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內就在“貧下中農專政”名義下屠殺了七千多無辜生命，連很多根本沒能力作惡的幼童也成為屠殺對象；廣西則在半年時間制造了十多萬人的生命災難，受害對象壹樣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 前蘇聯對“反動文人”的政治迫害多是驅逐出境；中國的“異見文人”則沒有壹個得到那樣的“空前好運”，不但毛中國沒有；改革開放中國若有哪個“異見文人”被驅逐出境，也壹樣會興奮得大大跳起高來。 前蘇聯沒有制造畝產萬斤糧（《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縣畝產13萬斤稻谷）和“全民煉鋼”那樣亙古未有的黑色政治鬧劇；中國則在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時期把外出逃荒要飯的饑民污為“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的階級敵人殘酷迫害。 毛澤東在大限來臨之前飲定自已的夫人為“接班人”，後又改任侄兒毛遠新；斯大林的親人則沒有接班傾向。 ………… 中國著名異見學者茅於軾先生撰寫的《把毛澤東還願成人》壹文因其罕見道德勇氣和強烈民族責任心，在互聯網引起了轟動效應。 下面是茅於軾文章的摘錄： “三年災荒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超過中外餓死人最高紀錄。這無疑是毛澤東的責任。” “毛澤東心理非常陰暗。國家由這樣壹個人指揮，走到經濟政治雙崩潰邊緣壹點不奇怪。” “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逼死劉少奇。他想消滅壹切政治上的對手，為此完全瘋狂了。” “他最後幾年腦子唯壹想的，就是毛家天下如何維持。”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資產或無產根本不相關。他所謂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他所不喜歡的人，大部分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種無原則的鬥爭最後把他自己也毀了。” “蘇共前領袖斯太林通過殺人清除異黨，毛澤東目的不在殺人，而是讓他遭受侮辱和痛苦。” “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死人無數，但在所不惜。文革自殺很多不是壹般人，有的還是他的朋友，但他絲毫沒有同情心。” “毛澤東還輸出理論，讓全世界殘酷鬥爭。所有遵從毛理論的人也許鬥得很開心，但擺脫不了貧困，無壹例外。” ………… 毛魔咒至今仍在毒害中國人民的心智和靈魂，全國紅歌大聯唱就是壹個不祥的信號。時勢已經到了相當危急的地步，中國人民如不能當機立斷“還原毛真相”和“正視毛暗點”，中華文明就要出現大倒退！會面臨二次文革的巨大災難。

　　“文革式民主”是“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壹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

　　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蔓延成全社會的災難，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毀滅了壹切美好的價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個社會“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侵害到每個平民的切身利益時，人民對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長期的謊言教育和對西方民主的惡意宣傳，多數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從根子上鏟除腐敗，壹勞永逸消滅貪污的最好方式；誤以為文革式群眾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權貴。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呼喚文化大革命。

　　因為權力階層長期以來把文革列為理論禁區，文革的反文明罪證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過來人多數已經健忘了文革的傷痛，年輕人則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於是相當多的國民誤以為文革是“群眾當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壹位讀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謊言要害的殺手鐧》文後的評論中這樣評價“文革式民主”：

　　“社會公平、沒有腐敗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時經濟上腐敗是少點但不是沒有。他們沒有想到政治上的腐敗（獨裁專制）導致億萬人死亡， 國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幾代人無文化無思想，成為思想僵化的動物。

　　還有很多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徹底的民主，這又是壹大誤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民主是為壹個人服務的，即妳再怎麽民主都必須崇拜毛，億萬人妳死我活鬥爭就是為了證明毛壹人是絕對正確的，可悲，極其可悲。”

　　這位讀者點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

　　就算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遵從三個基本要件：壹是多數民眾說了算；二是民眾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三是維護多數民眾的合法權益。

　　下面我們探討“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個基本要件。

　　壹、“文革式民主”是多數民眾說了算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陽壹人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平民大眾的意見從來不會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眾只是毛太陽和毛派官員隨意操縱的政治工具和沖鋒機器，就象戰場上的士兵壹樣，指揮官沖到哪打到哪，個人沒有任何選擇權。

　　文革時大批官員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眾批鬥淩辱。表面上看人民是“當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壹世高高在上的達官顯貴踩在腳下了；可仔細壹想卻不是那麽回事。

　　文革時打倒誰打擊到什麽程度並不是人民說了算，而是毛集團說了算。上面是毛太陽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

　　從劉、鄧、陶、王、彭、羅、陸、楊到林彪反黨集團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從毛太陽壹人的意誌，都是服務於他壹人獨裁集權的目的，服務於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陽手中的壹張牌壹枚棋子。

　　那時毛內閣--文革小組把內定要打倒的官員名單送到聶元梓等紅衛兵領袖手裏，後者即召集紅衛兵召開對這些官員的批鬥會，對他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太陽和毛派官員沒有授意打倒的官員絕對不能動，如果有人膽敢鬥爭他們，就會被定性為“反革命活動”，參與者被污為“反革命分子”受到無情迫害。

　　武漢市群眾組織“百萬雄獅”就曾無視毛指示發動抓捕批鬥文革小組幹將王力的活動。毛太陽惱羞成怒，當即宣布“百萬雄獅”為反革命組織，派周總理親赴武漢解救王力，同時給與“百萬雄獅”對立的左派發槍，血腥鎮壓“百萬雄獅”。

　　如果某個民眾或紅衛兵發現被批鬥迫害的對象是自己摯愛的親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須和親人劃清界線，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不得回避落後，更不得為親人辯護求情，否則就會和親人壹樣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孫泱受盡迫害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

　　周總理最摯愛的養女美麗的孫維世出面為哥哥申冤。她給江青寫信：孫泱決不是特務，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調查；又給周總理寫信陳述冤情，因為孫泱也是周恩來的義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總理的壹封信，便拿了這封信興師問罪，指責周總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周總理壹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簽下自己的姓名。當時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總理簽字。那時周總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被剝的壹絲不掛，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麽都沒穿，只有壹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壹個大長釘子……連周總理這樣的政府首腦都被迫親手簽字逮捕自己的養女和親弟弟，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受盡酷刑淩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民眾了。

　　二、民眾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嗎？

　　不能！

　　那時不但不能對毛太陽說半個不字，就連把毛主席萬歲喊成毛主席九千歲，也壹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甚至誅連九族，就更不用說給毛提意見批評國家領導人了。那時全國民眾只能對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數次高呼口號向毛太陽表中心：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敬祝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

　　北大才女號稱當代林黛玉的美麗林昭，因其堅守良知與主流意識不壹致的言論被捕入獄，判刑20年，在獄中遭受了令人發指、慘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折磨淩辱。林昭寧死不屈，咬破指頭在監獄墻壁上寫下正義良知之聲：

　　“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每當我想起那慘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使我條件反射地感到劇痛。這是壹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以後確實被摧殘殆盡了”。

　　“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們的善良、單純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加以煽動，加以驅駛，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與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力時，就遭到空前未有慘毒無比的迫害、折磨和鎮壓。”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自由是壹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動拒不認罪被改判死刑，在蘇州郊處秘密槍決。第二天，劊子手找上林昭家門，向其母親和妹妹索要五分錢子彈費。

　　遇羅克1966年7月寫作《出生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但為當時的主流意識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內閣--“中央文革小姐”表態說《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罪名是“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1968年，遼寧省委宣傳幹事張誌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慮的不是這壹派那壹派的問題，我考慮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好多問題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發。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被關押在只能容納壹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裏，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沈重而冰冷的腳鐐；頭發幾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強奸、輪奸無數次；終致精神失常。因始終堅持自己無罪，1970年5月經毛太陽的侄兒毛遠新親自指示，張誌新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誌，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陽大窪刑場被槍決。臨刑前因害怕她當眾喊口號，四個冷血壯漢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了她的喉管，把壹位女管教員當場嚇昏……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壹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壹根尖銳的竹簽穿成壹體……黎蓮：和李九蓮壹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壹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壹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壹條半尺長的裂口，壹個血淋淋的腎從裏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裏面塞上壹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因為為李九蓮鳴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壹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

　　文革期間毛太陽號召民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那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前提條件是絕不能說毛太陽半個不字，否則死刑。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24歲的女青年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壹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女青年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姐妹倆雙雙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有些地方沒有需要槍斃的“反革命”，便向別的地方借）。

　　…………

　　烏有之鄉的那些狂熱毛左們，如果生活在毛中國時代，敢於撰文否定最高權力階層的大政方針（先為階級鬥爭後為改革開放），敢於為最高權力層打倒的“反動派”（先為劉少奇後為四人幫）鳴冤翻案，恐怕都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三、文革式民主是維護多數民眾的權益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是毛太陽運動利用民眾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於維護毛太陽壹人的獨裁專制統治，用於維護毛派官員的權益，廣大民眾則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益。毛太陽的目的達到後，被運動起來的民眾就如破鞋壹樣被毫不留情踢到壹邊。

　　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舊”紅衛兵沖鋒在前，可“勝利成果”卻由毛集團分享，紅衛兵則“壹切繳獲要歸公”。紅衛兵抄來的大量珍貴文物任由毛內閣成員江青、康生等高官挑選，看中者即攫為己有。不僅如此，康生還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那件文物就隨意拿走。抄來的大量線裝古書和珍品字畫則成了毛太陽的私人收藏。

　　毛太陽在九大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達到集大權於壹身的政治目的後，就對在文革前期為毛太陽奪權沖鋒陷陣的紅衛兵隊伍舉成了過河拆橋的大棒。紅衛兵自此惡運當頭，近2000萬青年學生被趕出生他養他的城市，去貧窮、愚昧、骯臟且充滿敵意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實質上的“勞改”。紅衛兵的命運自此操縱在他們先前根本瞧不上眼的土包子官員手裏，很多年輕貌美的女紅衛兵被土包子村官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武夫強暴淩辱，痛哭無告。

　　直到烏友之鄉的毛左們呼籲翻案的“四人幫”倒臺鄧公成為權力核心後，絕望的下鄉知青才發起了“返城請願活動”，最後還是被紅衛兵批倒批臭的鄧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集體返城。這真是莫大的政治諷刺，迫害他們的是“階級兄弟”而拯救他們的居然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政治騙局也只有中國政壇才會前後相繼。

　　不僅於此，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也在毛鞏固權力後鳥盡弓藏。七十年代初的“壹打三反運動”和“清理階級隊伍”，無數“鐵桿造反派”被毛太陽恩將仇報送上刑場監獄，就連風雲壹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也免死狐烹，其中的四位被無情審查打入賤民階層。

　　號稱“亂世狂女”的聶元梓於1969年11月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北師大“地派女傑”譚厚蘭於1968年10月被發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押回北師大隔離審查。

　　“地派頭目”王大兵於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

　　清華大學“造反司令”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並“智擒王光美”，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後來壹樣被過河拆橋，於 1970年11月初押回清華受審。

　　…………

　　至於廣大工人農民，除了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紅歌，省下買生活必須品的錢買“紅寶書”、“主席像”外，沒有從“文革式民主”中得到任何好處，基本政治權利也沒有任何保障。

　　…………

　　總之“文革式民主”是“運動群眾”而不是“群眾運動”；是“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壹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與真實的民主相去十萬八千裏，就連最原始的民主也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不能再來第二次文革，否則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

　　我們不能在同壹個巨坑裏跌倒第二次。

毛左暴政的基本特征

作者 熊飛駿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因為缺少大政治家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鄧政府沒有及時抓住八十年代初難得的歷史機遇，揭開“毛真相”和告別“毛體制”，導致公權肆虐特權橫行腐敗猖獗，經濟增長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非法鯨吞獨占。廣大平民在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性的貧困。

　　當今中國蔓延全社會的腐敗不公本來是“毛澤東建立的特權專制體制”在改革開放時代結出的怪胎，只有毅然決然告別“毛體制”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從根子上壹勞永逸地鏟除腐敗不公。

　　今天的腐敗不公是沿襲毛時代政治路線的結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是不民主的結果！不但不是改革開放的錯，相反還是改革開放不徹底造成的！

　　改革開放中國因為全盤繼承了毛澤東發明的謊言宣教體制，對外“逢美必反”；對內“王婆賣瓜”；基礎教育立足於“謊言”和“灌輸”，從而極大地誤導扭曲了廣大國民尤其是青年群體的認識力判斷力，造成了危及國家根本的思維混亂，多數人喪失了基本常識認識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謊言宣教體制在“毛遺產”的處理上表現出“為尊者諱”，禁止揭開“毛真相”，不切實際美化毛澤東，通過歪曲歷史的影視劇把毛澤東神化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英雄，極大地誤導了廣大擁有“英雄情結”的青少年群體的價值取向。

　　本來是繼承“毛體制”結出的惡果；卻被誤認為是拋棄“毛體制”得到的報應？壹個被巫師留下的咒語折騰得神誌不清不公不道的龐大群體，卻希望巫師降臨來為他們主持公道？

　　結果造成當今中國災難性腐敗不公的始作甬者，現代特權專制的祖師爺毛澤東，居然被誤認為是反貪反腐的大英雄？

　　因此在“特色維穩體制”走到盡頭時，中國出現了壹個否定改革開放呼籲回歸毛時代的毛左集團。

　　因為對日益高漲的貪腐不公滿腔仇恨，毛左筆桿子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引起了越來越多國民的共鳴。結果壹個本來正在把中國導向更大災難深淵的江湖庸醫，卻在對現實不滿但不明真相不愛思索的群體中贏得了越來越龐大的同盟軍。

　　今天的中國再度回到了1976年的困局，毛左集團正在把中國導向壹個萬劫不復的十字路口。

　　多數國民對此卻渾然無覺？這難道是中國的宿命嗎？

　　…………

　　毛左集團主要由三股勢力組成。

　　第壹股勢力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權力政客和無良文人。

　　他們是毛左集團的靈魂和總策劃者。

　　這批人並非不了解“毛真相”，並非不知道復辟“毛體制”會把中國導入萬劫不復的危險深淵。但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出於追逐更大權力和出人頭地的陰暗心理，不惜“揣著明白裝糊塗”，不惜拉虎皮作大旗來贏得不愛思考公眾的註目喝彩，用國家民族的巨大災難來謀求個人的“雞犬升天”。

　　這號人的代表是北大教授孔慶東。壹個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北朝鮮”同時又贏得“北大醉俠”稱號的忽悠大師。

　　第二股勢力是文革既得利益階層。

　　這批人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在文革期間屬特權階層，多屬“紅五類”出身，擁有淩駕於多數國民之上作威作福，隨意淩辱弱勢群體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權。

　　這批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處理文革“三種人”時多數從命運的巔峰跌到了低谷；又因為對文革清算淺嘗輒止使他們的認識無法達到自覺反省懺悔個人罪孽的層面，因而不但不為曾經犯下的諸般反文明暴行反躬自省，相反還對社會對改革開放滿腔仇恨。他們做夢都想回到毛時代，找回昔日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特權。

　　這批文革受益者對當今的特權腐敗滿腔仇恨，但他們痛恨的並不是“特權”本身，而是嫉妒與不平的混合物，夢想“取而代之”。

　　這批人懷念毛澤東懷念文革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毛澤東重生，再來壹次文革是“取而代之”的最便捷途徑。

　　第三股勢力是青年學生群體。

　　這是壹個最無辜也最需要公正對待的群體。

　　他們崇毛是被謊言教育毒害的結果，又因畢業後受到諸多不公正待遇滋長的極端情緒所困擾，不自覺成為陰暗政客和無良文人誤導利用的犧牲品。

　　這批人才是“毛體制”的最大受害群體，是壹個應該被同情而不是被憤慨的群體。謊言教育體制相當於給學生“強制灌毒”，他們在校可不是主動自願“吸毒”的，而是被體制“強制灌毒”的犧牲品，主要過錯不在他們而在於謊言體制維護者和操作人。

　　年輕人崇毛是成年人作的孽！

　　七十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學生，根本沒有經歷過毛中國“長年饑寒交煎，自由蕩然無存”的恐怖歲月，對真實的毛澤東壹無所知。他們心中的毛澤東只能來自主流宣教資料。

　　可我們的謊言宣教體制把毛澤東神化成了壹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無往不勝、廉潔奉公、剛直公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英雄和偉大領袖。

　　不僅教科書不切實際美化毛澤東，還通過層出不窮的影視劇為毛歌功頌德；尤其是唐國強扮演的毛澤東在青年群體中贏得了數以千萬計的“毛粉絲”。

　　有誰知道真實的毛澤東與唐國強扮演的角色絲毫也不相幹？

　　體制內宣教者有誰告訴八０後青年學生如下“毛真相”：

　　毛在全國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幣情況下，個人擁有1.4億元巨額存款，是毛中國第壹首富。

　　毛在農民餓死三千七百多萬的恐怖大饑荒時期，居然耗費巨資在全國各地為自己修建豪華行宮，僅韶山滴水洞就耗資壹億多。如果把用於毛建造豪華行宮的錢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多萬餓殍就可以活下來。

　　毛澤東的豪華行宮在全國有61座！

　　毛澤東剝奪了全國作家創作的稿費，自己壹人卻獨占巨額稿酬，文革期間全國印刷機構差不多在為他壹人服務，瘋狂印刷毛選毛著、紅寶書、毛畫像、毛像章，然後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須購買。

　　好大喜功的毛澤東為了謀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國民之慨，超出國力援助亞、非、拉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即使是在餓死幾千萬農民的大饑荒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無減，本來應該用於中國人救命的大批糧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流氓國家。據外交部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如果把大饑荒時期的外援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萬餓死的農民壹樣能夠活下來。

　　阿爾巴尼亞是“躺在中國人身上過日子”的國家。1954年以來中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也就是平均40個中國人養活壹個阿爾巴尼亞人。與此同時，受援國對中國援助的物資卻肆意揮霍。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到處用來修建烈士紀念碑，阿爾巴尼亞2.8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萬多個，平均每兩公裏就有壹個。

　　…………

　　是誰給了毛澤東窮奢極欲、瞎折騰、“只許州官放火”、“慷國民之慨”的巨大荒唐權力？是毛澤東創制的特權專制體制！

　　下面我們來設想壹下，假如讓崇毛的青年學生回到毛時代，他們將面臨怎樣的生活狀況：

　　壹、 長年饑寒交煎，食不果腹、衣不弊體。

　　別以為毛時代只有三年大饑荒時期才會餓死人，人民才會餓肚子。三年大饑荒時期是大批量餓死人，整個毛中國時期餓死人的現象壹直沒有間斷過。多數人尤其是農民長年吃不飽肚子，依靠今天連豬狗都不吃的野菜雜糧充饑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觀。本人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童年時期的主食是稀粥和“雜碎代糧飯”，稻米不到十分之壹，十分之九是摻雜的紅苕、芝麻葉、蘿蔔、藍瓜、黃荊樹葉，且只能吃個半飽；米飯和面粉是過大年和來貴客時才能偶爾享受的奢侈品；有兩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只能做肥料的帶殼花生炸油後留下的渣餅為生？那時的多數小孩因為吃了大量沒營養的“代糧飯”，壹個個瘦削的小腿上挺著個大肚皮。

　　本人生長於長江中遊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自然條件惡劣水旱頻仍的貧困地區了。

　　後來作了副總理的萬裏在七十年代去安徽壹戶農家走訪，發現此家的兩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居然蹲在地上不起來迎接大領導？陪同的地方官感覺這太沒禮貌了，就催促兩女子站起來，這時才異常吃驚的發現大姑娘下面沒穿褲子……那時的安徽農村大姑娘沒褲子穿遠不止這壹家。

　　另壹戶農家讓萬裏看孩子，竟然從竈上取下鐵鍋，兩個赤身裸體的兒童在嚴寒的冬天煨在竈膛的火灰裏取暖。

　　…………

　　八０後出生的獨生子女大多養尊處優，腸胃吸引功能遠不如我們那代人。如果讓他們回到毛時代，根本無法從野菜雜糧中吸收到必須的營養，就算不是大饑荒時期也會大批餓死凍死。

　　二、 文化生活異常單調貧乏。

　　沒有舞廳、沒有歌廳、更沒有茶室咖啡館。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為“封、資、修毒草”，要看書只能看毛選和毛語錄；年輕人若膽敢看言情、武俠小說，壹經發現就會被“舉報”，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坐牢甚至槍斃。除此之外，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收音機整天叫嚷紅歌毛語錄，不得收聽外臺，否則就是坐牢槍斃的大罪；電影戲劇只限於“八個樣板戲”。別說“八個樣板戲”無任何藝術品味，就算真個是高質量藝術作品，沒完沒了地重復看下去也會味同嚼蠟。

　　壹、 個人行動自由完全被剝奪。

　　農村青年只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沒日沒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負荷勞作，外出或進城要村官出具“介紹信”，否則寸步難行。沒有“介紹信”任何城鎮旅店都不敢留妳住宿。村官不批準妳也領不到“糧票”，沒“糧票”妳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錢買到吃的東西。城鎮青年的壹舉壹動則受到街道居委會的嚴密監督管轄，想外出或去別的城鎮沒街道居委會出具的“介紹信”壹樣寸步難行。

　　二、 婚姻戀愛基本不能自主。

　　個人婚姻多靠“組織”安排或事先要向“組織”請求報告，談個自由戀愛要冒坐牢風險。八十年代有部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女主人公的姐姐和村裏壹位男青年談戀愛被人“捉奸”，姐姐投環上呆；男青年被抓去坐牢。毛中國的基層“組織”尤其熱衷於跟在有“戀愛嫌疑”的男女身後“捉奸”，壹旦被“捉奸”不是自殺就是批鬥、坐牢。童年時期有壹位在炎夏時節每天來我村挨家挨戶出診送藥的陳醫生深愛村民愛戴，可有壹天突然不見他來出診送藥了，過幾天也沒來？焦急的村民以為他在路上被狼吃了，就去上面反映，沒想到未婚年輕醫生犯了“作風錯誤”，被人“捉奸”了，放下聽診器戴上手銬進了監獄。

　　三、 沒完沒了的造神儀式和無聊庸長的大會小會。

　　若是生長在毛中國，年輕人早上起床的第壹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層組織會堂向毛主席畫像請示壹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決心。晚上壹天的勞作結束後還要來到同壹地點向毛畫像匯報全天的言行舉止和思想動態，就是生病臥床也不得例外。在難得的勞作間隙，妳也不可能呆在家裏休息，得去會堂開會唱紅歌表決心，或是集中學習毛選和毛語錄。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

　　大家面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壹人“領讀領唱”（通常是領導）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然後，這位“領讀”再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祝願完了，就是唱頌歌，或《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唱完頌歌後，就是讀毛主席語錄，由“領讀”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頁，第×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壹到三段，所讀內容盡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四、 可自由支配的閒遐時間完全被剝奪。

　　廣大農村根本沒有農閒時節。秋收後的農閒時節男性農民得卷上鋪蓋背井離鄉，去遙遠的異鄉改河道修大寨田，嚴寒的冬天繁星朗照時就吹響了上工號，在工地上強忍饑寒勞作兩個小時天還不見亮；自家庭屋則住滿了外地民工。城鎮職工雖然有法定的周末和節假日，但這些節假日大多被開會、學毛著和沒完沒了的政治活動所侵占。妳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門旅遊更是連想壹下的勇氣都沒有的夢想。

　　七、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害得人人自危互為仇寇。

　　毛澤東崇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因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為毛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中國的政治迫害摧毀了壹切溫情脈脈的親情友情，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為敵，多數人惶惶不可終日，不是擔心被人陷害揭發；就是以攻為守去迫害誣陷他人。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信任蕩然無存，昨天的朋友親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來置妳於死地而後快。

　　八、生活必須品奇缺的程度絕對超過毛迷的想像。

　　男人衣著只有千篇壹律的中山上衣、肥腿褲、解放鞋；女人服裝絕對不能顯示出身體的曲線。不但沒有洗發精、沐浴液等潔身商品，連香皂也是少數特權階層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洗衣皂也憑票供應，農家和普通城鎮家庭是絕對不夠用的。打火機是“幹部”的標誌，火柴壹樣憑票供應。中小城鎮家庭雖然頭頂上懸掛著電燈，但多數情況下是擺設，能發光的夜晚屈指可數，所以城鎮各家各戶都備有照明用煤油燈。廣大農村的情況更悲慘，不但沒電燈，連煤油燈也點不起，少數農家靠冒著黑煙的柴油燈照明，可9分錢壹斤的柴油要靠關系才能買到。

　　城鎮戶口每人每月供應四兩食油，肉食供應只是象征性的，饒幸憑關系弄到壹兩斤豬肉票也很難買到豬肉。買豬肉完全是“打仗”，我媽有次去鎮上賣壹斤豬肉給姥姥做壽，在嚴寒的冬天半夜三點就去食品所排隊，壹直排到中午十壹點才擠到櫃臺前，可豬肉剛好賣完。這還不算完，後面激動的人群往前壹擠，把媽媽的胸部擠壓在櫃臺邊，壓斷了兩根肋骨。但當官的不用排隊，沒肉票也照樣能直通後臺把大塊的豬肉拎走。

　　毛中國的年輕人自殺率很高，我的家鄉在七十年代就有七名漂亮未婚女青年因為不堪生活的重負和沒完沒了的辛苦勞作，在壹個陽光燦爛的中午相約投水自殺了。

　　上述生活景觀僅僅是毛中國諸多難以忍受社會現狀的很小壹部分。那些把毛澤東奉為偉大聖人的年輕毛迷們，妳們願意終生“享受”上述“生活待遇”嗎？

　　妳們如果願意回到上文描述的時代，我無話可說；否則就別跟在毛澤東的吹鼓手們的後面被動起哄，為倒退回毛時代推波助瀾。

　　文化大革命是部分高官顯貴被打為牛鬼蛇神；多數中下層官僚淪為運動推手，無數基層官僚充當迫害兇手；廣大平民付出慘重代價的反文明反人類大災難！

　　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和指鹿為馬的謊言宣教把特色中國再度導向“二次文革”的懸崖邊上。

　　在“不腐敗不公就不正常”官場大背景下，中國人民對官僚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

　　當今中國已經步入如此危險的邊緣：誰要是膽敢向官員玩恐怖玩暴力，誰就會立馬被民眾視為“大俠英雄”？

　　錢明奇和錢雲會敲響了懸崖中國的世紀警鐘！

　　中國的第壹個專制王朝在末代君主夏桀當政時期，全國人民都在發自內心詛咒：

　　“妳什麽時候才滅亡？我願與妳同歸於盡！”

　　歷史的警鐘我們不能忘記！

　　不要以為經濟在發展人民不挨餓國家就會太平如故？利比亞和敘利亞的人均GDP都在17000美元以上，“民生工程”比我們好得多，可兩個國家依舊“官逼民反”了？

　　因為渴望向腐敗官僚討還公道，壹個給中華文明帶來空前災難的反人類反文明運動——文化大革命，居然在全人類普享現代文明的二十壹世紀在文明古國死灰復燃？

　　為何會出現如此曠世悲劇呢？

　　渴望受到公正待遇並用無情手段清算貪官罪行的普通民眾因為健忘歷史傷痛和被主流媒體誤導的緣故，誤以為文化大革命是鬥官殺官的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真的是“鬥官殺官”嗎？

　　下面我們來回顧壹下文革的歷史真相：

　　文化大革命分為七個階段：

　　1、破四舊、大串聯：

　　2、橫掃壹切牛鬼蛇神；

　　3、清理階級隊伍；

　　4、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5、壹打三反；

　　6、批林批孔；

　　7、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除了“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以高官顯貴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主要迫害對象外；其余六個階段的主要迫害對象都是以社會弱勢群體為主的普通平民。

　　在整個文革期間，普通平民被迫害致死的概率相當於官員的幾十上百倍！

　　也就是說文革死亡主體是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平民大眾。

　　文革期間發生的慘絕人環的三次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和廣西大屠殺遇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平民；並且各級官僚還是大屠殺的策劃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死壹個官員就有幾十上百個普通平民賠斬，制造巨大生命災難的大屠殺策劃者、組織者和領導者都是各級官僚，妳能說文革是人民群眾“鬥官殺官”的盛宴嗎？

　　下面我個來分析壹下“文革受難者”真相：

　　壹、 文革期間的官場受難者，高官顯貴是主要迫害對象，但多數中下層官僚尤其是低層官僚不但沒有被鬥被殺，相反成為迫害屠殺的組織者領導者。

　　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澤東為了變官僚政治為人個獨裁統治，在黨、政、軍內贏得沒有限制、沒有分割的絕對獨裁權力，就必須向官僚隊伍“奪權”。只有高官顯貴才會抵制幹擾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權力；廣大中下層官僚則是壹個唯上命是從的群體。所以毛澤東主要向有條件染指個人獨裁權力的高官顯貴開刀，對沒資格分享個人獨裁權力的廣大中下層官僚則網開壹面，並且引為大迫害的幫兇。

　　所以縣鄉廣大基層文革期間制造的大屠殺、大迫害、大批鬥、大運動都是各級官僚走在最前面，充當組織者領導者。廣大人民群眾只是被動跟在“領導”後面沒有任何權力唯領導指揮棒是聽的權力打手。

　　毛澤東在文革早期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主要目的是“奪權”和“獨裁”；而不是為廣大受官僚壓迫的人民群眾討說法討公道。

　　那些被打為“牛鬼蛇神”的高官顯貴並非是紅衛兵和人民群眾依據其罪行自主糾鬥出來的，而是秉承毛集團旨意的結果。那些沒有列入毛集團“打倒名單”的“同誌官”，紅衛兵和人民群眾就算有八個腦袋也不敢糾鬥，偶爾弄錯了“鬥爭對象”也會立馬被糾正。也就是說那些壹度“鬥官殺官”的紅衛兵和人民群眾並非真個“打碎舊世界”翻身做主人，而只是充當毛澤東權力鬥爭的打手和工具。

　　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多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失敗者，而不是尊重群眾意願維護人民權利的產物。人民群眾對批鬥誰鬥爭到什麽程度沒有任何決定權。

　　毛澤東在贏得並鞏固絕對獨裁權力後，又讓被打倒在地的多數老幹部“恢復工作”。老幹部們壹旦大權在握，就對當初被動充當毛打手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毛澤東為安撫老幹部，把當初幫助自己奪權的平民造反派壹腳踢開。五大學生領袖被收容審查，多數鐵桿造反派被押送批鬥會、監獄和刑場。

　　下面是五大學生領袖在文革後期的命運。

　　亂世狂女聶元梓因為壹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地派“女傑”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1968年10月，譚厚蘭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

　　地派“頭目”王大賓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開除黨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逮捕。

　　造反“司令”蒯大富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了壹名電解工；1970年11月初被押回清華受審；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

　　1970年開始的“壹打三反運動”中的反革命主體就是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五大學生領袖”中的四位均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沒有官場背景的造反派在“壹打三反運動”中很多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整個文革期間，紅色青年和人民群眾從來也沒有真正“當家作主”過。

　　文革早期批鬥迫害過老幹部的造反派，多數都沒有逃過官僚“秋後算帳”的惡運。

　　二、 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人最多的階段，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期的“打到壹切牛鬼蛇神”。此期的受難者絕大多數都是無任何官場背景的普通平民，社會弱勢群體則付出最大代價。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

　　清理階級隊伍主要在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此時毛已將有條件分享“獨裁權力”的高官顯貴打到在地，個人獨裁地位得到鞏固，於是把打擊重點轉移到傳統“階級敵人”，即社會弱勢群體。“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等弱勢群體首當其沖。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歸納的“ｘｘ類人”。被歸於“ｘｘ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基本上都是無任何官場背景的無辜平民。

　　1968年的“清階”“紅色臺風”，壹般壹個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劉少奇老家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被揪鬥12000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10000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者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10000多人之後，宣布清理出2600多個各類“分子”。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000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

　　江蘇昆山縣總共460000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共揪鬥18000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高郵縣軍管會從7月開始搞“清階”，有13000多人被當作當作各類分子“審查”。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五月份先將縣壹級的現成“牛鬼蛇神”100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然後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全國兩千余縣，在這壹年被揪鬥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多萬人。

　　文革期間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也發生在這壹年，受難者絕大多數為弱勢群體和普通平民。策劃、組織、領導者則為各級官僚。

　　湖南零陵專區以道縣為主的大屠殺，被殺與被迫自殺者共7700多人，壹半是“地富子女”壹半是得罪了“領導幹部”的農民，連嬰幼兒也不放過。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三個最小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也是小學教師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崽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廣西大屠殺在半年時間內有近十萬人死於非命，遇難者多是失勢的“造反派”和弱勢群體；領導者則是各級“官僚幹部”。官僚幹部不但濫殺無辜，還掀起了滅絕人性的“吃人肉運動”；不但吃成人，還吃未成年的幼童……三、 文革的“受難主體”不但是普通平民不是“領導幹部”；很多普通平民都是因為得罪了“領導幹部”才橫遭迫害。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即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二十萬人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馬綿珍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4時才被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搶決，死時年僅30歲。

　　上海市革委會把幾年前幾個“炮打張春橋”的大學紅衛兵頭頭定為“新生”反革命分子。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聲稱“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中共中央委員徐景賢親自拼湊該集團的《罪行材料》，親自寫按語，不惜工本印了二十萬冊。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的學生。這個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牽連，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

　　1970年8月被槍決的寧夏銀川22歲青年學生吳述樟，最大罪行是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洛陽市油嘴油泵廠的青年工人吳兆平因為工傷在家養傷，可車間主任強令他必須參加每天的學習會（批鬥或學毛著會）。年輕人火氣旺，壹口氣下不來，就邀了幾個青年夥伴在車間主任上下班的路上把他打了壹頓。雖然打得不重，連“輕傷”也算不上，可因為打的是“領導幹部”，罪行被無限放大。

　　文革時的“官官相護”現象比今天更嚴重。車間主任雖然是壹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可依舊引起了大官們的卿卿相惜。在批鬥吳兆平的公審大會上，河南省革委會的軍代表聲嘶力竭地高呼：

　　“誰膽敢放我們幹部的血，我們就放他的腦漿！”

　　吳兆平被公審槍決，同時被槍決的還有他邀來的另外兩個青年同伴。沒有被槍決的同夥則被宣判15年以上的徒刑。

　　寧夏綜合地質大隊物探技術員余渭國1970年寫了壹篇文章，說“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他這樣壹搞，實際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為此被判死刑，慘遭殺害。

　　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時，他說過“哪裏能活壹萬歲！”縣軍管會據此認定是“現行反革命”，判其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

　　…………

　　四、在文革初期被毛澤東譽為“天兵天將”的廣大青年學生，在毛澤東贏得並鞏固獨裁權力後，就失去了利用價值，被整體遣送到貧窮荒僻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享受林副統帥稱之為“變相勞改”的“幸福生活”，淪為連貧下中農都不如的賤民群體。

　　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1日發出“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壹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是毛澤東對城鎮紅衛兵公開發出的最直接動員令。悲壯的壹頁掀起了，這就是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學生（還有部分超齡小學生）們從“毛主席的天兵天將”壹壹紅衛兵,壹下子跌到“必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賤民，變成毫無生活保障的知識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別聲中,在無可奈何的無效抵制後,在震天的鑼鼓鞭炮聲中,在虛假的慶祝聲和豪言壯語聲中,壹場現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農村遷移的大潮開始了。1800萬青年學生成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至今有許多影視文藝作品宣稱當年廣大青少年學生是“滿懷紅色理想和熱情”自願到農村。只有沒親身經歷痛苦，不了解那段真實歷史、站在岸上不腰疼的無良文人才會從他人的痛苦中吸收“馬屁靈感”；和“汶川大地震”有利於計劃生育的冷血怪論異曲同工。

　　文革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任務，到家裏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壓，註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工資，手段不壹而足。“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在1800萬龐大的下鄉知青隊伍中，依舊是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價。

　　多數幹部子弟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和平民子女壹樣下鄉，可沒過多久就通過關系離開知青隊列，丟下平民學生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中國“走後門”“跑關系”的第壹次高峰時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與工農劃等號”，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等極左口號輝映下，是政治特權淋漓盡致。同是下鄉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兵、入黨、提幹等方面沒有公平競爭的機緣。“血統論”的肆虐，對眾多家庭出身有玷污的青年而言，更無異雪上加霜。

　　知青們激憤地把幾年前“破四舊”時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讀書，老子狗熊兒務農”。

　　當時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即使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農村，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

　　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多個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1969年後，出現耐人尋味現象：毛澤東喜怒無常，許多文革初期被他下令打到的各級“老幹部”，又在他老人家旨意下官復原職了。這些“老幹部”中不少人，大概受過打倒下臺的教訓，已深得“有權不用、過時作廢”之三昧，“走後門”更肆無忌憚。於是“特權”大行其道：“老幹部”子女們讀書的讀書，參軍的參軍……天津知青楊揚說：同學們壹個個走。誰的父母解放了，就走壹個。誰走了，妳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說，她的父母還沒解放。暫時沒解放的幹部子弟還可通過父母的老戰友，轉到老戰友部隊裏當兵。

　　沒關系沒背景的廣大知識青年則長期呆在農村沒完沒了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無數女青年被禽獸軍幹和土包子村官強暴霸占痛苦無告。

　　文革期間有數百名軍官因為強奸女青年被槍斃！

　　在哪個視“貞操大於生命”的性封閉年代，絕大多數女青年被強暴後只有忍氣吞聲，否則就會身敗名裂被社會拋棄。被揭發出來的只是極少數。可仍有數百名軍官因為罪行敗露被槍決，可以想象女青年被強暴的規模該是何等驚人！

　　那些夢想借文革大批鬥向貪官污吏討還公道的青年學生和平民大眾，妳們的夢該醒了。

　　真實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運很相似？

　　當之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學生在呼喚文革，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想過把“造反派”的癮。

　　在平民青年印象裏：文革時期的“造反派”能夠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享有把各級“官老爺”踩在腳下任意淩辱不受懲罰的特權？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站在“造反派”那壹邊？是他們打倒官僚權貴的堅強後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國再來壹次文革，在偉大領袖的光芒照耀下，讓無權無勢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時作威作幅的各級“官老爺”頭上，在肆意毆打批倒批臭之後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會地位來個飛躍式提升，那該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實的文革與上述“印象”大相徑庭。

　　１、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勢只有壹年多時間；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擊”和“被革命”的對象。

　　２、 在“造反派”短暫得勢的日子裏，他們想鬥爭誰鬥到什麽程度不是自己能夠作主的，而是毛內閣及其追隨官僚內定的。如果超越了“內定鬥爭對象”，“造反派”就會立馬被打成“反革命”。說白了“造反派”不過是毛集團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３、 “造反派”在文革後期幾乎全軍覆沒，不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閉塞的農村“永久性”“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４、 文革“造反派”的命運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淪為偉大領袖的“政治鬥爭工具”被“引蛇出洞”；等偉大領袖獨裁目的達到後就被整體“壹鍋燴”。

　　…………

　　下面我們以文革“紅衛兵”為例來說事：

　　在當今青年心目中，“紅衛兵”就是“造反派”？

　　真實情況不是這樣！

　　“紅衛兵”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紅衛兵”並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紅衛兵”分為“保皇派”和“造反派”兩大陣營。

　　“保皇派”以“官二代”為代表，由“根正苗紅”的特權階層及其追隨者組成。

　　“保皇派”紅衛兵是最早參與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紅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紅衛兵掀起的第壹個文革高潮。

　　“保皇派”紅衛兵在“紅八月”期間的主要運動就是“破四舊”，抄家迫害文化人燒書毀文物，制造了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災難。

　　今天的多數國民都誤認為“抄家燒書毀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這是對“造反派”最大的誤解。

　　“破四舊”期間，“燒書毀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紅衛兵，也就是“官二代”及其追隨者。

　　“保皇派”紅衛兵的主要鬥爭打擊對象不是官僚權貴，而是“平民知識分子”和無權無勢在社會上備受欺淩的弱勢群體，以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為代表。他們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老對象”，平時不但沒條件侵害平民大眾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權益經常受到無情侵害。

　　“紅八月”期間北京有幾千人被“保皇派”紅衛兵活活打死，死難者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和社會弱勢群體，沒什麽“官老爺”。給偉大領袖佩戴紅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壹人就活活打死了13人，全是無辜弱勢平民，沒壹個當官的？

　　…………

　　“造反派”紅衛兵主要由無權無勢的平民兒女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裏面起了重要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於權利備受官僚權貴侵害，主要鬥爭矛頭自然指向各級“官老爺”。他們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間唯壹起到壹定積極作用的群體。

　　偉大領袖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是“從官僚隊伍奪權”，以達到“個人獨裁”目的。要想從官僚隊伍手中奪權，就必須打到壹部分掌握大權的達官顯貴，劉、鄧、陶、王、彭、羅、陸、楊首當其沖。要打到這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老爺”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實上在“打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中，由“官二代”組成的“保皇派”紅衛兵不但沒有擔當“造反”角色，相反多堅定地站在“當權派”那壹邊和平民“造反派”對著幹。

　　為了順利從“當權派官僚”手中“奪權”完成“獨裁”目標，偉大領袖暫時與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敵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壹邊。

　　1967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勢的壹年，在與“官二代”保皇派的鬥爭中處於暫時的優勢。但在廣大地縣級依舊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壓倒優勢。很多在省城暫時失勢的“保皇派”退守到地縣基層，在農村掀起針對弱勢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長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區，在湖南道縣等地掀起滅絕人性的瘋狂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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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深厚帝王特權思想的偉大領袖並無真正的“平民情懷”，他暫時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於有了“共同敵人”，要利用平民力量來對抗妨礙他搞“個人獨裁”的“官僚當權派”。壹旦“奪權”任務完成，“獨裁”目的達到，偉大領袖就把平民“造反派”壹腳踹開，轉而與舊日的“傳統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對平民“造反派”實施過河拆橋式反攻倒算。平民“造反派”自此厄運當頭，成了數以萬計“現行反革命”的祭品。

　　國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後，毛的“奪權獨裁”大功告成，接下來就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壹六”，對平民“造反派”大開殺戒。“清理階級隊伍”顧名思義，就是清理“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而“階級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只能“造反派”，根本沒資格參加“保皇派”，也就自然決定了平民“造反派”是兩大運動的主要打擊目標。

　　“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運動”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時期。死難者絕大多數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會弱勢群體；而不是官僚。

　　在“清階”、“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運動中，連蒯大富、聶元梓等“五大學生領袖”都在劫難逃，壹個個被隔離審查，從命運的巔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說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於“現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紅衛兵，則被偉大領袖整體遣送到近乎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了不至於太顯眼，起初“造反派”紅衛兵是和“保皇派”壹同下鄉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紅衛兵多分配到離城近條件好的地區，且因為“我爸是李剛”，沒過多久就被“%?k?B?工、入伍、上大學”遠走高飛。平民“造反派”紅衛兵多被遣送到遠離城鎮的荒涼苦寒之地，並且只有“永久”“紮根農村幹革命”，直到鄧公讓他們整體返城為止。

　　官二代“保皇派”與平民“造反派”在文革期間哪個腰桿子更粗，只要看看勝利的壹方給對方定的罪名就壹目了然。“保皇派”勝利時就把“造反派”打為“反革命”；“造反派”取得暫時勝利時只是呼籲給打為“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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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間那些滅絕天良的大屠殺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幹的，“造反派”和“潛在造反派”甚至淪為主要屠殺對象。

　　1967年7、8間湖南道縣大屠殺，七千多無辜平民和無數兒童死於非命。就是城裏暫時失勢的“保皇派”退守道縣農村，為了防止底層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勢群體支援城裏“造反派”，利用該縣的縣官、鄉官和村官組織“貧下中農法庭”，對想象中的“潛在造反派”進行滅絕人性大屠殺，連繈褓中吃奶的嬰兒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則先奸後殺，名為“吃大鍋飯”？

　　1968年廣西大屠殺，就是在廣西省委壹把手的親自領導下，動用軍隊力量，號召“聯指” 保皇派對“4.22” 造反派的血腥鎮壓。近20萬平民被施以令人發指的野蠻方式殘暴屠殺。“聯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運動，不但屠殺造反派，殺死後還要吃他們的肉？僅武宣縣就至少吃了兩百多人。

　　…………

　　文革“造反派”的命運和“五七右派”有諸多相似之處。偉大領袖當初為了挑戰“八大格局”，企圖利用堅守良知勇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來對抗官僚隊伍，後發現官僚隊伍根基深厚短期難以搖動，就轉而拋棄知識分子倒向官僚隊伍那壹邊，用“引蛇出洞”托辭來對知識分子實施史無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嘗不是“右派”悲劇重演呢？

　　中國人都以為偉大領袖五七年搞“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實毛當初很可能出於真心，因為他當時的主要政治對手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妨礙他搞“獨裁”的“官僚當權派”，暫時和知識分子結盟來對抗官僚隊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後來他發現官僚隊伍難以撼動，加上知識分子的言論遠遠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線，就決定及時轉向，在官僚隊伍內拿“引蛇出洞”來顯示自己棋高壹著；同時對當初意圖加以利用的知識分子反戈壹擊。

　　那些呼喚再來次文革以改變自身屈辱命運，夢想過回“造反派”癮，以為文革重來就能取消“官老爺”和“官二代”的特權地位，自已能揚眉吐氣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壹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國再來次文革，妳們不但不能向“官老爺”和“官二代”討還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會比今天更慘更悲劇！中國就算重新出壹個偉大領袖，妳們在領袖心目中的地位壹樣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價值壹完註定過河拆橋恩將仇報。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妳們的後代不繼續做奴隸，除了民主憲政外別無出路。

“文革式大民主”的實質是紅太陽為人民做主。

　　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蔓延成全社會的災難，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毀滅了壹切美好的價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個社會“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侵害到每個平民的切身利益時，人民對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長期的謊言教育和對西方民主的惡意宣傳，多數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從根子上鏟除腐敗，壹勞永逸消滅貪污的最好方式；誤以為文革式群眾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權貴。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呼喚文化大革命。 因為權力階層長期以來把文革列為理論禁區，文革的反文明罪證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過來人多數已經健忘了文革的傷痛，年輕人則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於是相當多的國民誤以為文革是“群眾當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壹位讀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謊言要害的殺手鐧》文後的評論中這樣評價“文革式民主”： “社會公平、沒有腐敗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時經濟上腐敗是少點但不是沒有。他們沒有想到政治上的腐敗（獨裁專制）導致億萬人死亡， 國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幾代人無文化無思想，成為思想僵化的動物。 還有很多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徹底的民主，這又是壹大誤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民主是為壹個人服務的，即妳再怎麽民主都必須崇拜毛，億萬人妳死我活鬥爭就是為了證明毛壹人是絕對正確的，可悲，極其可悲。” 這位讀者點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 就算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遵從三個基本要件：壹是多數民眾說了算；二是民眾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三是維護多數民眾的合法權益。 下面我們探討“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個基本要件。 壹、“文革式民主”是多數民眾說了算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陽壹人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平民大眾的意見從來不會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眾只是毛太陽和毛派官員隨意操縱的政治工具和沖鋒機器，就象戰場上的士兵壹樣，指揮官沖到哪打到哪，個人沒有任何選擇權。 文革時大批官員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眾批鬥淩辱。表面上看人民是“當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壹世高高在上的達官顯貴踩在腳下了；可仔細壹想卻不是那麽回事。 文革時打倒誰打擊到什麽程度並不是人民說了算，而是毛集團說了算。上面是毛太陽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 從劉、鄧、陶、王、彭、羅、陸、楊到林彪反黨集團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從毛太陽壹人的意誌，都是服務於他壹人獨裁集權的目的，服務於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陽手中的壹張牌壹枚棋子。 那時毛內閣——文革小組把內定要打倒的官員名單送到聶元梓等紅衛兵領袖手裏，後者即召集紅衛兵召開對這些官員的批鬥會，對他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太陽和毛派官員沒有授意打倒的官員絕對不能動，如果有人膽敢鬥爭他們，就會被定性為“反革命活動”，參與者被污為“反革命分子”受到無情迫害。 武漢市群眾組織“百萬雄獅”就曾無視毛指示發動抓捕批鬥文革小組幹將王力的活動。毛太陽惱羞成怒，當即宣布“百萬雄獅”為反革命組織，派周總理親赴武漢解救王力，同時給與“百萬雄獅”對立的左派發槍，血腥鎮壓“百萬雄獅”。 如果某個民眾或紅衛兵發現被批鬥迫害的對象是自己摯愛的親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須和親人劃清界線，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不得回避落後，更不得為親人辯護求情，否則就會和親人壹樣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孫泱受盡迫害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 周總理最摯愛的養女美麗的孫維世出面為哥哥申冤。她給江青寫信：孫泱決不是特務，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調查；又給周總理寫信陳述冤情，因為孫泱也是周恩來的義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總理的壹封信，便拿了這封信興師問罪，指責周總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周總理壹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簽下自己的姓名。當時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總理簽字。那時周總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被剝的壹絲不掛，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麽都沒穿，只有壹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壹個大長釘子…… 連周總理這樣的政府首腦都被迫親手簽字逮捕自己的養女和親弟弟，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受盡酷刑淩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民眾了。 二、民眾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嗎？ 不能！ 那時不但不能對毛太陽說半個不字，就連把毛主席萬歲喊成毛主席九千歲，也壹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甚至誅連九族，就更不用說給毛提意見批評國家領導人了。那時全國民眾只能對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數次高呼口號向毛太陽表中心：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敬祝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 北大才女號稱當代林黛玉的美麗林昭，因其堅守良知與主流意識不壹致的言論被捕入獄，判刑20年，在獄中遭受了令人發指、慘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折磨淩辱。林昭寧死不屈，咬破指頭在監獄墻壁上寫下正義良知之聲： “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每當我想起那慘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使我條件反射地感到劇痛。這是壹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以後確實被摧殘殆盡了”。 “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們的善良、單純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加以煽動，加以驅駛，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與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力時，就遭到空前未有慘毒無比的迫害、折磨和鎮壓。”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自由是壹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動拒不認罪被改判死刑，在蘇州郊處秘密槍決。第二天，劊子手找上林昭家門，向其母親和妹妹索要五分錢子彈費。 遇羅克1966年7月寫作《出生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但為當時的主流意識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內閣——“中央文革小姐”表態說《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罪名是“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1968年，遼寧省委宣傳幹事張誌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慮的不是這壹派那壹派的問題，我考慮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好多問題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發。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被關押在只能容納壹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裏，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沈重而冰冷的腳鐐；頭發幾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強奸、輪奸無數次；終致精神失常。因始終堅持自己無罪，1970年5月經毛太陽的侄兒毛遠新親自指示，張誌新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誌，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陽大窪刑場被槍決。臨刑前因害怕她當眾喊口號，四個冷血壯漢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了她的喉管，把壹位女管教員當場嚇昏……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壹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壹根尖銳的竹簽穿成壹體…… 黎蓮：和李九蓮壹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壹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壹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壹條半尺長的裂口，壹個血淋淋的腎從裏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裏面塞上壹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因為為李九蓮鳴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壹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 文革期間毛太陽號召民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那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前提條件是絕不能說毛太陽半個不字，否則死刑。

　　1969年3月，湖南24歲的女青年丁祖曉給政府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壹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女青年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姐妹倆雙雙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有些地方沒有需要槍斃的“反革命”，便向別的地方借）。 ………… 那些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的毛左們，如果生活在毛中國時代，敢於撰文否定最高權力階層的大政方針（先為階級鬥爭後為改革開放），敢於為最高權力層打倒的“反動派”（先為劉少奇後為四人幫）鳴冤翻案，恐怕都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三、文革式民主是維護多數民眾的權益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是毛太陽運動利用民眾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於維護毛太陽壹人的獨裁專制統治，用於維護毛派官員的權益，廣大民眾則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益。毛太陽的目的達到後，被運動起來的民眾就如破鞋壹樣被毫不留情踢到壹邊。 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舊”紅衛兵沖鋒在前，可“勝利成果”卻由毛集團分享，紅衛兵則“壹切繳獲要歸公”。紅衛兵抄來的大量珍貴文物任由毛內閣成員江青、康生等高官挑選，看中者即攫為己有。不僅如此，康生還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那件文物就隨意拿走。抄來的大量線裝古書和珍品字畫則成了毛太陽的私人收藏。 毛太陽在九大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達到集大權於壹身的政治目的後，就對在文革前期為毛太陽奪權沖鋒陷陣的紅衛兵隊伍舉成了過河拆橋的大棒。紅衛兵自此惡運當頭，近2000萬青年學生被趕出生他養他的城市，去貧窮、愚昧、骯臟且充滿敵意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實質上的“勞改”。紅衛兵的命運自此操縱在他們先前根本瞧不上眼的土包子官員手裏，很多年輕貌美的女紅衛兵被土包子村官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武夫強暴淩辱，痛哭無告。 直到烏友之鄉的毛左們呼籲翻案的“四人幫”倒臺鄧公成為權力核心後，絕望的下鄉知青才發起了“返城請願活動”，最後還是被紅衛兵批倒批臭的鄧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集體返城。這真是莫大的政治諷刺，迫害他們的是“階級兄弟”而拯救他們的居然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政治騙局也只有中國政壇才會前後相繼。 不僅於此，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也在毛鞏固權力後鳥盡弓藏。七十年代初的“壹打三反運動”和“清理階級隊伍”，無數“鐵桿造反派”被毛太陽恩將仇報送上刑場監獄，就連風雲壹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也免死狐烹，其中的四位被無情審查打入賤民階層。 號稱“亂世狂女”的聶元梓於1969年11月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北師大“地派女傑”譚厚蘭於1968年10月被發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押回北師大隔離審查。 “地派頭目”王大兵於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 清華大學“造反司令”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並“智擒王光美”，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後來壹樣被過河拆橋，於 1970年11月初押回清華受審。 ………… 至於廣大工人農民，除了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紅歌，省下買生活必須品的錢買“紅寶書”、“主席像”外，沒有從“文革式民主”中得到任何好處，基本政治權利也沒有任何保障。 …………總之“文革式民主”是“運動群眾”而不是“群眾運動”；是“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壹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與真實的民主相去十萬八千裏，就連最原始的民主也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不能再來第二次文革，否則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 我們不能在同壹個巨坑裏跌倒第二次。

　　我的文章發出之後，壹位署名“蓬艾之間”的讀者在文後發表了如下回復文字： “我講我父母講的壹個真實的故事，看了這個故事之後，我不知道那些還在懷念老毛的人有什麽想法： 我母親出生和生活在湘西的壹個小鎮上，那時因為下山下鄉也沒有書可讀，就與我外婆住在壹個租的房子裏。隔壁是壹個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丈夫被抓了，妻子就帶了壹個五歲左右的孩子相依為命。那個女人沒法找到工作，沒法養活孩子，就納了幾雙鞋底到街上去偷偷賣，卻也被抓走了，只留下那個五歲的孩子，有壹陣，我媽媽天天聽到不遠的廢棄的廁所後面有孩子的哭聲，壹連哭了幾個星期就沒了，我當時就問為什麽沒人去幫幫那孩子，可媽媽說，誰能啊，誰敢啊？而且這在當時並不是個案，根本沒法幫。 我不知道懷念老毛的人會怎麽解釋，當我們對屠幼案義憤填膺的時候，妳可知道那個時代是制度化屠幼，我們對腐敗義憤填膺的時候，那個時代是制度化腐敗……” ………… 2010年春末，中華大地發生的連環殺幼案引起了整個人類世界的震驚！ 中華大國民有誰知道？四十年前的中華大地曾經發生過制度化屠殺孩童慘案？ 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廣西武宣、賓陽等縣大規模分吃“階級敵人”事件等慘絕人環的血案，都有很多無辜的孩童成為受害者。 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大辛莊在1966年8月31日壹個晚上就殺了壹百多個無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對嬰幼兒手段尤其殘忍，踩住壹條腿，劈另壹條腿，把壹個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兩半…… 下面我們回顧壹下文革重災區湖南道縣大屠殺災難中的屠幼慘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壹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著壹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墻頭，壹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壹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 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結隊赴京嗚冤上告。道縣大屠殺真相開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書記鄧有誌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1389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 …………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按成分來劃分：五類分子3576人，五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殺人的手法也很別致：有個大隊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壹根繩索捆起來，捆成壹團，中間放上壹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這12個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飛機”。 很多五類分子的家庭被殺絕。 第壹個被殺絕滅門的是楊家公社鄭家大隊鐘佩英家。她是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暴動”？為首兇犯原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的蔣文明；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 用鋤頭棍棒打死鐘佩英後，紅色兇手想到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不如“乾脆壹起搞掉算了。”於是壹呼百應地湧到鐘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壹頓鋤頭扁擔，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畢之後，辛苦了壹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鐘佩英家，將鐘家餵的幾只雞鴨全部殺掉做壹鍋燉起，又打來壹些燒酒宵夜……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天時間共殺人1054人，全區每50人中就殺了1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壹強，堪稱地道的“殺人冠軍”。區政府所在地蚣壩公社公社就殺了524人，占全區殺人總數的壹半以上。 8月26日，蚣壩公社河灘大隊，文革主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命令民兵將21個“階級敵人”押到葫蘆洞巖洞口邊，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了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地平靜，站在那裏壹動不動。叫壹個名字，牽壹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巖洞；直到這時，妳才聽到壹聲淒慘的喊叫。有的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救。何興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燃了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壹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隨著“轟隆”壹聲沈悶的巨響，葫蘆巖巖洞重又歸復永恒的寂靜。 屠殺完青壯年後，接下來有人建議：“索性斬草出根，老的小的壹齊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何興盛壹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匯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壹只大老虎統統地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壹齊搞掉，行不行？”

　　蚣壩公社黨委書記下達指示：“壹個個都給我搞掉！” 於是三十多個孩童在棍棒驅趕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嬰兒則用籮筐挑著。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壹個民兵哄他說：“妳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妳去找。”壹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在行兇之前，何興盛向31個孩童進行了革命訓話：“妳們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殺妳們的。怪不得我！我不殺妳們，我的腦殼也保不住。妳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妳們的周年。”

　　說完就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壹只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壹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壹個壹個下餛飩壹樣丟進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順便說說這個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這壹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那已被淚水濕透的懷中，睜著兩只清亮的大眼，看著壹群手持大刀長矛的人闖進家門，拉走了他72歲的祖母、37歲的父親、12歲的大哥和3歲的二哥，6口之家轉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媽媽的懷裏睡熟了；母親則呆呆地坐在床沿緊緊摟著她最後的親人。這時，同村的蔣癩子闖了進來。白天抓人時此人最兇也最積極，但張秀華這條命能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年過37歲的貧農蔣癩子至今仍是光棍壹條。盡管白天蔣癩子殺人積極，但還是受到了上面的嚴肅批評，因為這家夥私心重留下了兩條人命。經過蔣癩子的苦苦請求，組織上考慮到蔣家三代都是貧農和蔣眼下的現實情況，最終網開壹面，但只能留下大的。於是蔣癩子又殺了個回馬槍，從張秀華的懷裏搶走了這個56天的孩子，搶走了張秀華最後的壹線希望……第二天，蔣癩子趁火打鐵，請了本大隊壹個體面的裁縫，擰著壹包點心上張秀華那裏替他說親…… 當晚該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行動迅速且很有經驗地著手分財。壹面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手腳麻利地壹並殺了，在曬谷坪上擺開桌子大會餐…… 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某某，喜氣洋洋地高舉著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壹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喝下這杯慶功酒。”然後周書記帶頭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橋頭鄉橋頭村生產隊周隊長在收工時，指揮十幾個壯勞力把正在田間彎腰勞作的周文楝、妻子陳蓮娥、兒子周輝壹家三口推進了壹口多年不用的廢窖，然後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 解決完壹家三口後，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楝還有壹兒壹女在家裏，馬上派兩個人趕回村抓來8歲的周大妹和兩歲的周小弟。周隊長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８歲大的紮著兩只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 當晚，周文楝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壹條黃狗、壹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它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壇壇罐罐，甚至梁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壹樣分了……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縣蚣壩中心小學女教師周軍如帶著三個孩子睡了，半夜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她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踢開了。 她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裏已有14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鳥銃的民兵押著。他愛人蔣漢鎮也在裏面。這批“階級敵人”在當晚將踏上死亡之路。 臨行前，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裏，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於是又轉回去把蔣漢鎮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拖來了。 那晚天黑的不見鍋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周軍如的手被綁著，她那6歲的雪原只好牽著我的衣角；8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松，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後面。 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壹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妳們的死刑！” 接下來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這群“死刑犯”。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周軍如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她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壹會媽媽就回來，帶妳們去外婆家。”然後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只覺得腦後風起，壹根鋼千打下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她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她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她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慘。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麽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6歲小女孩的哀求…… 三個孩子都嚷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裏有水呀…… 接下來的七天，周軍如的三個孩子都在饑渴上悲慘地死去。 林海死前囁嚅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麽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壹個8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五內俱焚啊！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壹場大雨，周軍如喝了幾口流進洞裏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周軍如被她的學生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所救。

　　貧下中家不僅僅屠殺孩童，甚至於連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過？ 下蔣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指揮七八個漢子像打牲口壹樣把陳高肖（陳高肖的父親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在迎接解放軍進城時立過功，）亂棍打死。貧農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灣。 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又把她押回了大隊部。 為什麽壹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朱家灣、倒水洞壹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裏為什麽就不開呢？” 這群民兵在大隊部裏吃飽喝足後，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實施輪奸。頭壹個上的是二十來歲的陳高友。 女人當時身懷六甲，為了保護腹中的小生命，她屈從了這群民兵的獸欲，只是央求：“妳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 這群號稱清壹色貧下中農的禽獸名單如下：壹號，陳高友，賭徒。二號，陳登義，原系貧協主席，後因貪污免職，殺害陳高肖的主要兇手。三號，陳錫位，五毒俱全，因貪污公款、奸污婦女、逼死人命被判過刑。四號，陳高和，文革中涉嫌報復蓄意殺害壹名郭姓社員。五號，陳吉光，當時較年輕，是壹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六號，陳高仇 賭棍，曾故意毒死集體壹塘魚。七號，鄭某某，遊手好閒之徒。八號，陳某某，賭徒。九號，陳某某，曾貪污公款。十號，陳登積，慣偷。十壹號，郭發清，賭徒。十二號，陳高輝，麻瘋病患者，曾奸污過婦女。當這樣壹些人手上有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麽樣的事情幹不出來！ 當女人滿足完那些衣冠禽獸的獸欲時，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產了。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因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押送她的兩個民兵在半途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 二十多歲的張天沙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接下來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幹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上過中學，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然後被送回家中接受審判。 貧下中農出身的丈夫竟然要親手殺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醫院檢查。” 這位貧農的兒子絲毫不為所動，壹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別人不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得像個粽子，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被害者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另外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 壹個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他叫胡茂昌，壹個臭名昭著的潑皮無賴，鬥大的字不識壹個，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乾凈，很讓周圍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瘋狂的年月成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了2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奮勇充當劊子手。 剛開始民兵對鄉裏鄉親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搶過壹個民兵手裏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壹下，壹口氣砍掉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了口。 胡茂昌嘴裏不幹不凈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壹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渾身是血，頭發都被血漿糊住了。 殺完人，胡茂昌像個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裏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就贏得壹片嘖嘖贊嘆。 環顧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人的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壹起搞掉算了。還沒等書記點頭稱是，胡茂昌又壹馬當先殺回村去。 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壹棒就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讓他壹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壹摔，沒氣了。 胡茂昌從搖窩裏抓起最後壹個，順手提起孩子的兩只小腳，朝下使勁壹銎，在壹聲淒厲的慘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 這壹天，胡茂昌共得殺人手續費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道縣當時每殺壹人，報酬壹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這個大隊經濟上可能稍好壹點，每人5元。 …………屠殺孩童的不僅僅是道縣，整個零陵地區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無辜生命的屠場。 1967年8月18日，寧遠縣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壹樣捆在壹起，壹個壹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後，蓋上黃土……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隨後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奪得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 1967年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山窩裏的彎子裏村瞬間變成了地獄：五十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 身材高大的鄭工金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便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 12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壹棵樹上，結果還是被抓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壹世替妳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 剛滿17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裏輪奸，然後砍死。 12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壹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裏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壹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村裏三個私心重的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準備“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

　　該縣殺人特點是，壹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孩童壹個不留。共殺1092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兇手的屠殺邏輯：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壩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裏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向從全區各趕來的生產隊上上幹部訓話：

　　“同誌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麽辦？如果讓他們的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裏發現就在哪裏搞掉！”

　　“現在，殺人不要經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

　　…………

　　那些制造策劃屠殺的兇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懺悔過認罪過，或登門向被害者道歉或為慘死者的墳頭添上壹抔黃土。

　　當今中國相當壹部分普通國民誤以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鬥官殺官”？各位搜索壹下道縣大屠殺的死難亡靈，看看他們當中有幾個是官？

　　我迄今還沒有發現道縣大屠殺中官員遇害的資料。就算有官員死於大屠殺，恐怕也只占極少的比例。大屠殺慘案中的絕大多數死難者都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五類分子等弱勢群體和有點正義感勇於說真話的貧下中農。

　　毛太陽為了贏利絕對獨裁權力，確然對官僚隊伍的高官顯貴大開殺戒；但對沒有威脅其獨裁權力的中下層官僚卻持姑息養奸姿態，不但沒有發動群眾革他們的命，反而讓他們成為革命隊伍和群眾運動的領頭人。

　　道縣大屠殺的策伐者和領頭人基本上都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貧協主任、民兵連長等基層黨政官僚，殺誰和怎麽殺都是他們說了算；而不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那些來自農村的中老年公民不防回顧壹下，妳們家鄉的村官和鄉官在文革中有多少被平民百姓打倒在地？倒地者占官僚隊伍的多數還是少數？

　　我想多數人會得出如下結論：

　　是打倒了幾個，但只占官僚隊伍的很少壹部分，大隊幹部則很少被打倒，文革前的壹把手在文革期間照樣是壹把手。

　　毛太陽在文革初期把很多高官顯貴打為“牛鬼蛇神”的中心目標純粹是為了奪權，而不是反貪反腐和凈化官僚隊伍。那些對毛太陽獨裁權力不構成威脅的中下層官僚無論多麽邪惡腐敗，都不是毛太陽的打擊目標。他們中的多數不但逃過了群眾運動的風暴，相反還成為群眾運動的領頭人。全國各地發生的多數屠殺血案都是這些基層官僚主導的。

　　如果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壹樣只是高官顯貴和精英階層付出代價，基層官僚則是群眾運動的策伐者和領頭人，人民群眾壹樣是他們的砧上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危機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壹、「世界工廠」的衰落

　　從21 世紀初開始，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 T O ），長達十多年的「出 口景氣」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從2003-2007年，中國的出口連續多年以 高於25 ％的速度增長，壹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 [1]

　　壹個國家的經濟對出口貿易的依賴，可以用對外貿易依存度這壹指標來 觀察。 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為「對外貿易係數」，是指壹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國內生 產總值（G D P ）的比重。1985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只有22.8％，2001年加 入W T O 時是38.5％，以後直線上升，2006年達到最高值67 ％。 [2] 而日本在 平成景氣結束的1991年外貿依存度只有15.3％。在中國經濟繁榮頂峰階段的2006 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號稱「出口大國」的日本在平成景氣末期的外貿依存度 的四倍多，這充分表明，中國的經濟繁榮高度依賴出口貿易。這種 經濟的弱點在 於：壹旦出口下降，中國經濟遭受的打擊會非常嚴重。

　　由於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不可靠、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原因， 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衰退，出口的年增長率從這壹年的8 ％減少到2014 年的6 ％，2015年變成出口下降2.8％， [3] 2016年出口進壹步下降2 ％。 [4] 當中國告別出口景氣之後，其外貿依存度也隨著出口下降而大幅度降低，2016 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為32.7％， [5] 回到了中國20 世紀90 年代初的水平。

　　1 、「世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質量低劣

　　十餘年間，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急劇上升和快速下降這壹過程，與中國 「世界工廠」由盛而衰的過程高度吻合。2001-2010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 期，有「黃金十年」之稱。這段時期，中國的紡織、製衣、玩具、箱包、電子產 品等行業，幾乎占有世界市場的40 ％—60 ％（玩具業在全球市場占有率最高， 壹度高達80 ％），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商品遍及世界五 大洲，中國因此被稱為「世界工廠」。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是利用比較成本優勢吸引了世界各國投 資。所謂「比較成本優勢」，是指中國當時的土地、勞動力成本低廉，對外商投 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加 之中國政府幾乎不考慮環保，企業不需要支付環保成本。 因為有這些比較成本優勢，中國很快成為發展中國家當中第壹引進外資大國。在 2006年之前，廉價的「中國製造」幾乎在全世界形成傾銷之勢。

　　「中國製造」後來在世界各國受到抵制，是由於廠商 對自身產品質量不負責 任。在2006年末，中國加入W T O 之後的五年「觀察期」未滿之前，中國對內對 外銷售商品奉行兩種質量標準，對外商品質量檢測比較嚴格，所以「中國製造」 質量雖差，但還未出現有毒有害等安全問題。待五年「觀察期」壹過，中國政 府 開始放松質量監管。2006年美國發生了中國含鉛毒玩具事件，導致「中國製造」 信譽受損。從2007年開始，壹度在海外市場占有率非常高的「中國製造」因其有 毒、有害而信譽掃地，成為「中國製造」由盛而衰的轉折 點。曾經在全球市場占 有率高達80 ％的中國玩具製造業，這壹年因其油漆含鉛量超標，在世界各地召回 將近二千萬件。2007年8 月，廣東佛山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因美國美泰兒（Mattel） 公司宣布召回近百萬件該公司出產的含鉛量超標玩具，蒙受三千多 萬美元巨額損 失，該公司副董事長張樹鴻被迫自殺。

　　[6] 此後，美歐等國啟動技術壁壘，拒絕塗料含鉛量過高的玩具，中國玩具 業走向衰亡。

　　中國食品同樣讓海外消費者望而生畏。2007年5 月6 日《紐約時報》報導， 365名巴拿馬病人因為服用中國 製造的假的止咳糖漿而死亡，其中100例確診為中 毒死亡。《洛杉磯時報》報導，從2007年3 月—5 月4 日，消費者已經舉報了高 達8500起貓狗因食用受污染寵物食品而死亡的案件，該寵物食品來源於中國。 [ 7] 2008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毒餃子事件更是導致中國食品在日本信譽掃地。

　　中國出口有毒油漆的玩具與各種劣質產品，引發不少訴訟。在W T O內部，批 評中國政府操縱匯率，給國企大量資金補貼，人為操縱出口商品價格、侵犯知識 產權、操縱重大工程招 投標等行為的聲音從未消失。僅美國針對中國就提出涉及 出口補貼、盜版、中國汽車關稅、汽車輪胎、有毒牆板等多項訴訟。 [8]

　　2 、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就在「中國製造」聲譽日漸敗壞之際，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也在逐漸喪失。

　　第壹、勞動力成本上升：2007年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草案頒布。中國各 地出現加薪潮。外資集中地東莞、廣州、深圳均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上升幅度 20 ％左右。

　　自2010年5 月開始，以富士康事件、本田罷工為標誌，綿延不絕發生的罷工 潮蔓延至中國十幾個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訴求是加薪與要求成立獨立工會。對這 兩類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加薪要求表現了壹定程度的容忍。繼 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後，中國27 個省市紛紛宣布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但不允許成立獨立工會 。 [9]

　　中國維繫「世界工廠」的地位，大部分依賴於低廉的人力成本。在約占中國 貿易總量50 ％的加工貿易中，人力成本上的優勢更是舉足輕重。而勞動力成本上 升，導致許多外資遷廠至越南，當時，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資是二美元，而深圳 是四美元。

　　第二、土地價格上漲，推高外企成本：從2007年開始，中國出口加工的重心 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價格飛漲。2006年以前，廣州開發區的工業用地最高價格不 超過四百元／平方米，但2007年以後土地的最低價從六百元／平方米開始，沒有 上限。深圳 、東莞等地的土地價格亦相應上漲。 [10]

　　3 、中國取消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

　　與新《勞動合同法》同在2008年實施的還有新《企業所得稅法》。

　　新稅法壹是取消了對外資的優惠，讓外資與中國本國企業的稅率合壹，因此 外資企業的稅率由15 ％左右提高到25 ％—30 ％左右；二是將區域優惠改變為產 業優惠，結果廣東港資企業投資集中的幾大產業，基本上都被排除在稅率優惠範 圍之外；而此前絕大多數港資廠商的利潤來源於稅收優惠。試想：現在世界上還 有幾個行業能夠獲得10 ％的利潤率？外資企業的稅率突然上升10 到15 個百分 點，其稅後利潤就基本上消失了。

　　新稅法實施之前，中國政府對新稅法造勢宣傳，美國在華商會（The Americ an Commerce Chamber in China）、歐盟在華商會（European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遊說北京未果。當時，對形勢敏感的部分外資已經率先撤 資，最先作出反應的是在華韓資、日資及港資、臺資等製造企 業。這些外資紛紛 將企業轉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日本不少機械電子部件廠家及工 業公司從2007年初也開始在越南設廠，並逐漸將部分中國業務轉移至越南。 [11 ]

　　當中國仍有稅收優惠、土地、勞動力等比較成本優勢的時候，外商對中 國有 壹項「比較成本劣勢」往往避而不談，那就是外商在華投資必須付出的制度成本 （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費用與損失）和社會成本（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 商業信用等）。制度成本過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所 造成，外企為獲準 壹些業務，需要不斷遊說政府，這種遊說耗費大量金錢與人力，加大了商務成本。 不少外商為了在中國落腳，被迫向負責外商投資審批的各部門官員行賄，如中國 商務部官員郭京毅、鄧湛、杜寶忠及國家工商總 局官員劉偉等十多人，均因向外 商大肆索賄而聚斂大筆財富。至案發時為止，有些官員利用審批權力尋租的過程 長達十餘年。 [12]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來看，從2008年開始，中國不再是外商的投資福地。

　　二、投資馬車的換「馬」之後果

　　在長達20 多年的時期內，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馬車」不斷換「馬」， 先是中國自己的假外資替代了來自發達國家的真外資。所謂「假外資」，即中國 富人將資本轉移至海外洗白後，再以外商身分回中國投資。這 些假外資的投資重 點是收益快的房地產；加之各地政府把出售國有土地、開發房地產作為主要的經 濟發展方向，因此不斷加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帶動更大規模的房地產投資，土 木工程投資逐漸代替了製造業投資。其結果是：整 個中國變成了壹個巨大的建築 工地，在帶動土木工程景氣的同時，中國經濟因房地產過度膨脹而高度泡沫化。

　　1 、對華投資的外資中有多少假外資

　　中國號稱「全球發展中國家第壹引進外資大國」，這壹地位從2002年至今未 曾變化過。國際社會測 度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通常使用吸引外資數量這個 指標。這壹指標用於美國、歐盟、日本等國都沒錯，但用之於中國，則必須考慮假外資現象。從20 世紀末開始，中國引進外 資數額當中，假外資數量不斷上升，最近十餘年，中國引進外資的大部分實際上 都 是假外資。

　　全部外商投資當中，假外資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事實上，從1997-2013年， 中國引進的外資當中，來自工業化國家的外資每年穩定在200-300億美元左右， 但是，來自香港、澳門以及九個號稱「避稅港灣」的小島國的外資卻快速增 加， 這些小島國包括英屬維京群島（The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曼群島（Cay man Islands）、薩摩亞（Samoa）、毛裏求斯（模裏西斯，Mauritius）、巴巴 多 斯（巴貝多，Barbados）、百慕大（百慕達，Bermuda）、巴哈馬（Bahamas）、 文萊（汶萊，Brunei）和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這些避稅港灣的對 華投資從1997 年的242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856億美元，占中國引進外資的比重 從53 ％上升到73 ％。 [13] 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 資1262.7億美元，其中來自香港的外資就高達926.7億美元，占外資總額73.4％， 而來自韓、日、美、德、法、英等六國的外資只有137億美元，僅占外資總額108％。 [14]

　　這些假外資回流中國，基本上不會投資於製造業，而是投資於投機性強的房 地產業或其他服務業。與真外資相比，假外資具有進入中國房地產業的人脈優勢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中國人或中國公司，能夠與國內的房地產公司合作炒作房地 產，這種合作有時其實就是中國自身的「左手」與「右手」合作。

　　中國的假外資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壹種是在港澳及國外有實體經營的中資企業，出於企業發展的需要，回 國 創辦「外資」企業。

　　第二種是出於海外融資的目的，通過註冊海外空殼公司及返程收購，以紅籌 形式在國外上市的原中國企業。對這種形式，中國政府持鼓勵態度，並給予政策 扶持。2006年9 月，由商務部、國資委、證監會、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 總 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頒發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業內 稱為「10 號文」）明文規定，中國企業可以通過離岸公司設計安排合同／協議控 制模式（VIE結構，即可變利益實體），進行海外私募及紅籌上市。從此，眾多國 有企業，如中國 銀行、中國電力、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石油、中海油等，以 及所有的國際風險投資與私募併購基金，加上眾多民營企業，如裕興、亞信、新 浪、網易、搜狐、盛大、百度、碧桂園、SOHO、阿裏巴巴、巨人集團等，幾乎無 壹不是通過在中國境外設立離岸控股公司的方式，從海外證券市場獲得巨額資金， 再把這些資金以外資公司的名義轉回中國。過去20 餘年裡，中國大陸赴香港上市 的家族企業資產規模最大的50 家之中，共有44 家註冊於開曼群島，其設立離岸 公司的主要目的是 進壹步到美國、新加坡以及英國等地上市；第三種是純粹出於 政策性尋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離岸金融中心註冊空殼企業，然後將自己變身 為外企的原內資企業。據估計，第三種形式的假外資在中國非常普遍，不僅實行 低稅的香港成為內資企業註冊空殼公 司的寶地，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 亞等地也分別成為中國引進外資（F D I ）的第二、第七和第九大來源地。 [15 ]

　　2 、美歐日韓及港臺資本陸續撤退

　　西方發達國家對華投資的下降，實際上從2008年就開始了。2008年3 月，上 海美國商會與博思艾倫諮詢公司（Booz Allen）發布的《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研究 2007-2008》稱，在接受調查的美、日、歐製造商中，超過壹半認為，中國相對 其他低成本國家，正失去其作為製造基地的競爭優勢；再加上稅收與其他許 多雜 費的徵收永遠處於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 [16] 因此，中國不再被跨國 公司視為「投資福地」。

　　2011年美國波士頓企管顧問公司（B C G ）發布的研究報告《美國製造歸來》 （Made in the USA， Again ）指出，中美之間的製造業成本差距縮小，美國的土 地、燃油、電力等成本均比中國低，因此美資企業已開始從中國撤離而回流美國， 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正在變身成為美國製造（Made in America）。 [17 ]

　　先行撤資的外資企業是幸運的。2007年年末至2008年，外資企業的破產潮幾 乎席捲了珠三角與長三角，不少企業血本無歸。作為「世界工廠」主要車間的廣 東東莞市衰落的轉折點是2008年，從2008-2 012年，東莞有72000家企業關閉； 2014年有至少4000家企業關門； [18] 2015年10月份又有2000多家臺資企業大舉 撤離東莞，500萬工人被逼離開。不少廠商選擇將工廠遷至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壹 帶，期望維持原有的利潤率。東莞 壹度號稱「鞋都」，據亞洲鞋業協會統計，近 年約有三分之壹的訂單從中國往東南亞轉移。 [19]

　　如果擬壹份轉移清單，這些撤離的企業包括Intel、LG、Panasonic和Micros oft在內的眾多科技公司以及其他跨國公司，比如Un iqlo、Nike、Foxconn、Fun ai、Clarion等數十家外企。 [20] 2014年越南的國外直接投資已經達到124億美 元，比2009年增加近25 ％。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商之壹韓國三星電子（Samsung） 計劃在越南隆安省加大 投資，生產電子產品。有人預測，「越南製造」可能會遍 布全球，在吸引外資方面，「中國花費30 年時間做成的事情，越南花費十年就夠 了。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公司把賭註押在這個國家」。 [21]

　　3 、土木工程景氣的必然結果：製造業巨大的產能 過剩投資這架拉動中國經 濟快速增長的「馬車」，拉動它的「馬」，在2009年之前主要是外資帶動的製造 業投資，而2009年之後卻換成了土木工程（房地產、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 投資。正當中國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的經濟高增長的成就感當中 時，2008年美國 發生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使得中國2009年的出口下 跌16％。 [22] 中國政府擔心經濟受到沖擊，採取了經濟刺激措施。當時中國政 府的這壹決定有助於緩解其他國家的經濟困難，因此廣受好評，比如，聯合 國亞 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的報告表示，中國將是全球經濟恢復的動力。 [23]

　　中國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主要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中央政 府投入四萬億人民幣，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各種融資平臺舉債投入幾十萬億，試圖 拉動經濟增長。中國政府以及各國的中國問題觀察家都沒有預料到，這輪土木工 程景氣註定是短命的；不僅如此，在短期內投資幾十萬億於土木工程，雖然拉動 了與土木工程有關的鋼鐵、建築材料、裝修材料及其上遊產業，如煤 炭、石油化 工的產業投資，但土木工程景氣壹旦終結，製造業當中與土木工程相關產業必然 出現巨大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的投資後來成為它們無法償還的巨額債務。到了 2015年，中國終於無可避免地進入了經濟衰退階段。

　　經濟衰退以後，中國的政府文件裡出現了兩個令企業界非常不安的詞彙， 「產能過剩」和「殭屍企業」。「產能過剩」的含義是，某個行業的生產能力大 大超過可能的市場需求，這個行業內將有大批企業必然破產；而已經嚴重虧損甚 至停產但尚未宣布破產的企 業，則被政府稱為「殭屍企業」。最先出現產能過剩 的行業是鋼鐵、水泥、煤炭、化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產業，然後是與鐵礦石 和集裝箱運輸相關的造船產業、與土木工程相關的工程機械產業、與煤炭運輸相 關的載重汽車產 業。 [24] 中國目前的粗鋼產能達11.5億噸，而產能利用率僅為 70 ％左右，未來2-3 年內產能過剩最嚴重的行業（鋼鐵、煤炭開採、水泥、造 船業、煉鋁和平板玻璃）需要減產30％，因此將裁員300萬人。 [25]

　　2016年初，中國國務院提出，用3-5 年時間減少煤炭產能5 億噸、減量重組 5 億噸；2016年4 月中國政府多個部委聯合發布通知，要求煤炭企業減量生產， 同時裁員130萬人。 [26] 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 陸續下發 的文件，焦炭、電石、甲醇等煤化產業、多晶矽、維生素C 、風電設備 製造等行業，無不如此。

　　據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研究人員分析，如果把製造業過剩產能的周期性過剩部 分剔除，那麼，製造業總體產能當中大約有15 ％屬於永久性過剩產能；也就是說， 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15 ％可以被視為無效投資。

　　無效投資包括三大類：壹是投資後未能形成實際生產能力；二是投資形成生 產能力後成為過剩產能，未能投入使用；三是錯誤決策造成的不當投資。該研究 人員分析了包括基礎 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狀況之後認為，就所有行業的投資來看， 1997-2013年中國投資的35.6％屬於無效投資，無效投資總額達66.9萬億元。 [ 27]

　　無效投資的借貸者通常無法正常歸還貸款，這部分投資就很可能成為銀行的 壞帳。按照該作 者提供的上述無效投資數額，筆者對比了中國金融系統2013年 底的全部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發現66.9萬億元的無效投資相當於當年金融系統全 部貸款餘額117.5萬億 [28] 的56.9％。

　　直到2017年，中國製造業的狀況仍然未見好轉。據 安邦調研，中國製造業形 成三分天下之局：成功轉型、無法挽救、努力求存的各占三分之壹。 [29]

　　中國產能過剩的根源在於：投資是社會主義的，需求是資本主義的。所謂投 資是「社會主義的」，指投資資金主要來源於政府資金或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 ， 投資風險最後轉化為銀行壞帳，卻無須借貸者真正承擔風險，國企總管們個人也 無須承擔責任，即使是私營企業的老板，破產前夕溜走不還帳的也大有人在；所 謂需求是「資本主義的」，即產能形成後，只要市場需求下降，就 會形成產能過 剩。因此，中國的產能過剩有兩個特點：

　　首先，這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必然產物。只要中央政府推出刺激政策，各地政 府必然大上各種項目，而這些項目具有極強的同構性，會迅速導致各地相同產業 產能的同步快速擴張，然後又陷入嚴重的產能過剩。世界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 哪個國家的鋼鐵廠商會因為短期價格的回升而貿然投資擴大生產，而中國的廠商 無須為投資錯誤負責，因為貸款是銀行的，企業可以用工人失業影響社會穩定為 名，賴掉銀行債務。

　　其次，不但政府的刺激政策會造成產能過剩，政府的產業調控政策也會造成 產能過剩。以鋼鐵業為例，前幾年中國政府規定，二百立方米以下的高爐必須淘 汰，本意是想關閉小鋼廠，但很多小鋼廠就將高爐改建成三百立方米、五百立方 米甚至更大的規模；政府又把淘汰標準 提高到三百立方米，企業也水漲船高，把 高爐改造成更大的規模。這種對鋼鐵行業的調控，反而造成鋼鐵行業的產能越來 越大。中國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困擾自身，還給世界帶來麻煩。2016年全球各大 鋼鐵生產國紛紛減產， 以應對全球鋼材供應過剩的局面，但中國的鋼鐵行業卻用 降價傾銷的方法，向各國大量輸出廉價鋼材，以避免因產能過剩而關閉，導致許 多國家被迫採取反傾銷措施。2017年7 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美中綜合經濟對 話會議上，中美兩國發生嚴重分歧，關鍵點 在於中國的鋼鐵出口和美國的巨額貿 易赤字。美方認為，中國廉價的鋼鐵使美國工人失去工作。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 際研究中心的中國部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川 普政府將以國家 安全為由對中國鋼鐵施加制裁，可能也會限制來自其他幾個國家 的鋼鐵進口。」[30]

　　4 、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投資國，「麻煩項目」遍布世界在歐美資本大量撤 出中國、土木工程景氣終結之時，中國的企業大量到國外投資，因此讓中國成為 世界 第三大投資國。根據中國商務部《201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 資料，截至2013年底，中國在18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5400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 當年投資金額高達1078.4億美元，僅次於美國 的3383億美元和日本的1357億美 元。2017年1 月12 日，普華永道發布報告稱，2016年中國海外併購市場再創新高。 其中，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金額大增246％，達到2210億美元，超過前四年中企海外 併購交易金額的總和。 [31]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設立了壹個「中國全球投 資追蹤」（China?S Global Reach）數據庫，追蹤記錄中國企業價值壹億美元以 上的海外投資項目（不包含債券投資）。該數據庫顯示，中國投資涵蓋能源、礦 業、運輸和銀行等多個行業。2005-2006年6月，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了492個元）、伊朗（172億美元）、哈薩克斯坦（235億美元）等。到2016年，中國 認為，大力推廣「壹帶壹路」已經具備基礎條件，幾個平臺 已經搭就：70 個成 員國、壹千億美元股本金的亞投行（2016年1 月開張），其中中國認繳了股本30 ％多。 [33]

　　中國投資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在「壹帶壹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中 國還投資興建了4G 時代的TD-LTE技術，促進了這些國家的電聯現代化。

　　由於「壹帶壹路」沿途國家大都是政治不穩定且信譽不佳的高風險國家，該 計劃能否產生經濟效益，令人懷疑。更重要的是，從2013年中國提出「壹帶壹路」 設想，到2017年5 月「壹帶壹路」北京峰會召開，不到四年的時間內，世界政治 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中國由原來擁有巨額外匯儲備、 大把向外撒錢投資，壹變而為防止外匯儲備流失、限制本國資本對外投資。外匯 儲備的短缺，使得中國的「壹帶壹路」從 目標到資本籌集方式等，也發生了巨大 變化，從中國出資到共同出資、共擔風險，這壹變化使得「壹帶壹路」計劃面臨 極大的變數。

　　「壹帶壹路」說起來龐大，其實是個可虛可實的計劃。實，是指這兩條絲綢 之路上的許多國家，本來就與中國有或多或少的投 資和貿易的經濟聯繫，世界上 現有22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已經與將近170個國家建立了經貿來往關係，基於 這壹現實，把這些國家納入「壹帶壹路」，只是形式上的變換；虛，是指把這些 國家納入「壹帶壹路」之後，對 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貿來往到底會有什麼變化？ 這完全取決於錢從何而來。從提出「壹帶壹路」的設想以來，其核心問題就是如 下三方面：投資的錢從哪裡來？項目的利潤有何保證？有無投資風險，風險有多 大？各國之所以願意 參與，是基於壹個在2015年以前看起來並無問題的設想：錢 由中國出，中國並不計較利潤與投資風險。

　　但在2017年5 月「壹帶壹路」北京峰會召開之前幾天，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 在《中國金融》雜誌官方微信刊登了壹篇署名文章，強調兩點：第壹、 長期來看， 「壹帶壹路」投融資合作不是單向的資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構建共同付 出、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體；第二、必須借助市場力量，以市場化融 資為主，積極發揮人民幣的本幣作用，以撬動更多的當地 儲蓄和國際資本。 [3 4]

　　中國政府希望參與「壹帶壹路」的國家「共同出資、共享收益、共擔風險」， 可算是吸取了以往教訓，即海外投資「麻煩項目」多，尤其是國企作為投資主體 的項目，90 ％以上陷入失敗。這想法當然比以前那種外援式的投資要聰 明與現 實；但「壹帶壹路」沿線各國對此反應強烈，因為周小川的設想是，長期來看， 人民幣將取代美元的霸主地位，成為國際硬通貨，而各國的想法正好相反，並不 認為人民幣能夠取代美元。

　　人民幣雖然已經躋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 F ）的五大儲備貨幣，享有特 別提款權（S D R ），但與美元相比，沒有國家將其看作「紙黃金」。如果中國 央行繼續像以前壹樣開動印鈔機，世界各國也會考慮：

　　若接受中國的人民幣本幣，貶值風險實在太高。各國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有事實支撐：201 5年10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中國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 D R ）貨幣籃子，將其權重定為11 ％，低於美元和歐元，但高於該籃子中的其他 兩種貨幣英鎊和日元。中國方面壹直認為，這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重要壹 步。但事與願違，世界各國央行在20 16年最後壹個季度所持人民幣儲備為845億 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人民幣計價的儲備資產占比只有1.07％，僅及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 D R ）中人民幣份額的十分之壹。 [35] 更重要的 是，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地位也在下降：從2 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二 季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由20900億人民幣下降至13200億人民幣，同期人 民幣結算規模與跨境貿易總額之比則由32.5％下降至22 ％。 [36]

　　2017年「壹帶壹路」北京峰會的與會國眾多，中國 的聲音也很響亮，但實際 成果不多。參與各國代表想到原本期望拿到手的美元可能變成人民幣與人民幣折 價的中國產品，還要自己再出壹部分資金，形成共同出資、共擔風險的利益共同 體，興頭就減了許多，「壹帶壹路」計劃實 施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 將是意料中事。

　　西方國家則是另壹番考慮。習近平提出的「壹帶壹路」計劃，不同於以往各 種出自西方、並由西方設定的概念和秩序，諸如「戰後格局」、「自由主義秩序」、 「全球秩序」等等。西方世界對於沒有「自由 、市場、民主」和西方主宰的秩序、 穩定，難以理解和想像，因此，北京精心準備的「壹帶壹路」峰會，西方7 國集 團當中除了義大利之外，領導人都沒去北京出席峰會。 [37]

　　三、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內需卻持續萎縮

　　既然帶動經濟成長的出口和投資這兩匹「馬」，已經疲累到拉不動中國經濟 這輛車了，那麼，中國這個人口超級大國是否能依靠十幾億居民的消費能力，保 持今後的經濟繁榮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給中國政府的政策建議是 「擴大消費、拉動經濟」； 許多西方國家的學者和企業家也想當然地以為，中國 經濟已經繁榮多年，人口又如此龐大，擴大消費順理成章地是壹條通向經濟成長 的成功之路。近年來，在歐洲、日本等國，中國人不是正在大量購買消費品和奢 侈品嗎？很可惜，如果妳讀完這壹節，就會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給中國政府的政策建議是理論上正確、而現實中無用的廢話，因為在中國經濟過 去的繁榮時期，國民消費實際上壹直處於相對萎縮狀態。

　　1 、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

　　從1990年代至2010年代後期開始，吸乾中國中下層消費力的是住房、醫療與 教育（中國人稱之為「新三座大山」），尤其是房價飛漲之後；隨著中國經濟告 別繁榮，國民消費將進壹步萎縮。因此，儘管中國消費人口眾多，中國政府也竭 力試圖挽救經濟 頹勢，但中國經濟復甦無望，恐怕已成定局。

　　在民主國家，國民消費通常都隨著經濟成長而快速增加。1960年日本首相池 田勇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曾經造就了日本經濟起飛與國民收入普遍增 長。1990年代以來，中國這個非民主國家經歷了20 多年經濟高速成長之後，中國 民眾是否也享受了日本國民從上世紀60 年代到80 年代那樣的快速富裕呢？

　　過去40 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展示「涓滴效應」的美好前景：經濟增長得快壹些， 國民收入的「蛋糕」做得大壹些，大多數人便能從中獲益；但是， 中國政府顯然 忽略了「涓滴效應」產生作用的前提是：國民收入分配必須比較公平，經濟成長 帶來的財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國際公認，判斷國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基尼係數，其數值在零和壹 之間，數值越小，表 示分配越公平，而數值大則意味著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通常 認為0.4是警戒線，壹個國家的基尼係數超過這個數值，表明社會陷入嚴重的兩極 分化狀態。中國的百度百科網站介紹，日本是全球基尼係數最低的國家之壹，壹 般在 0.25左右，2011年為0.27。 [38] 而中國自從2003年出口景氣開始，基尼 係數就壹直處於警戒線之上，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徘徊在0.48上下；但20 14年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謝宇根據中國的六份調查估算，2005年以後中國的基尼 係數為0.53-0.55。 [39]

　　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長達20 多年，造成了財富分布迅速向少數權貴和商業 精英家庭傾斜，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公布的調查結果是：中國家 庭財產基尼係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 年的0.73。頂端 1 ％的家庭占有全 國約三分之壹的財產，底端25 ％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 ％左右。 [40]

　　2 、國內消費不足是中國經濟的內傷

　　中國畸形的收入和財富分布結構必然導致消費結構的畸形化，即大部分家庭 的購買力很低，他們的消費處於維持 基本生存的狀態。例如：2013年占全國人口 46.3％的農村居民的總消費支出僅占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22.2％，人均每日消費 3 美元， [41] 僅僅略高於世界銀行公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每日1.9美元）； 而壹小部分富裕家庭的消費能力又遠遠超過 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果去看中國 都市裡的豪華百貨商場和高檔餐館，確實生意興隆，但整個消費品市場卻呈現銷 售疲軟的狀態。

　　大約從十年前開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簡稱「內需不足」）這個詞語 出現於中國的經濟分 析文章中。眾多經濟學家多年反覆討論並向政府獻策，在現 有政治框架中卻始終找不到提升國民平均消費能力的辦法。

　　國民平均消費能力為何無法提升？根源在於政治權力壟斷了經濟資源和社會 升遷的管道，社會結構僵化，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化分布格局已經 固定化，中低收 入階層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水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最近兩年來， 中國政府和經濟學家們已經明白，內需不足在中國幾乎成為持久性現象，繼續討 論下去沒有意義，於是這個話題就在中國的政策討論 中消失了。

　　讀者們可能會想問，那麼多中國遊客到日本和歐洲購物，花錢很大方，這不 是證明中國的富人和中產階層人數大幅度增加了嗎？在中國的13 億人口當中，富 裕階層到底有多少人？美國壹個網站上的文章提供了最樂觀的估計──3億人； [42] 但是，中國政府和中國的研究機構估計則只有幾千萬。首先，占有全國三分 之壹財產的最富有的1 ％的家庭都集中在城市裡，大約250萬戶，約750萬人（按 戶均3 人計算）；其次，美國財經媒體《福布斯》（《富比士》）中文版發布的 《2015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富白皮書》指出，2015年底中國富裕的中產階層人數 將達到1528萬人，按照這些富裕的中產階層家庭戶均3人計算，這樣的家庭大約有 4500萬人。 [43] 這兩部分富裕階層總共約有5300萬人，占中國人口的3.8％。 需要指出的是，中 國的富裕階層30年前基本上都是無產者（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革 命將全中國所有人都變成無產者），在短短的30年內，他們擁有了自己的企業， 或者積累了大量金融資產和房產，這些人的主體屬於前面提到的紅色家族、通過 官 商結合獲利者，只有少部分科技精英屬於抓住機會的人。

　　上述數字說明，中國的14 億人口當中，96 ％的人基本上只能維持小康與溫 飽，真正具有高消費能力的5000多萬人口只占總人口的4 ％左右。任何壹個國家， 如果只靠4 ％人口的消費力，是沒辦法拉動整體經濟的，更何況這5000多萬有高 消費能力的人，因為偏好國際名牌及奢侈品，喜歡到發達國家去購物，結果中國 成為世界第壹大出國旅遊消費國。2013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額為1020億美元， 相當於全球奢侈品銷售額的47 ％，其中73 ％是在國外購買的； [44] 2014年中 國人在國外消費數額達到1648億美元。 [45] 當中國人成為日本、韓國、美國及 歐洲國家最大的外國消費群體時，中國的國內消費購買力大量轉移到了其他國家， 拉動的是他國經濟，而非中 國經濟。

　　與這4 ％頂端人口的超強消費能力形成對比的是，96 ％的中低收入者消費嚴 重不足，結果是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 D P ）的比例偏低。改革開始之初， 中國的居民消費占G D P 的比重為53 ％；此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繁榮狀態，這 壹比重 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不斷下降，從2008年到現在壹直徘徊在36 ％上下。 [46]

　　世界銀行公布173個國家的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除了壹些特別小 的國家之外，在人口規模超過壹千萬人的國家裡，唯有3 個國家的這壹比重處於 35 ％這種極端偏低的異場☆態，其中兩個國家是阿爾及利亞（Algeria）和沙烏 地阿拉伯（Saudi Arabia），中國是第三個；而在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國內 消費是經濟的主要支柱，這些國家多年來居民消費占G D P 的比重相當穩定，美 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分別是69 ％、65 ％、61 ％、56 ％、55 ％。 [4 7]

　　中國居民如此低的消費率還有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持續上漲20 多年的房地產 這臺金錢水泵吸乾了社會購買力，中國的房價高於美國、日本、歐洲等許多發達 國家，中國多年以來亟盼啟動的「內需」購買力被房地產這臺巨型水泵吸乾榨盡。 中國早就流傳「壹套住房消滅壹戶中產階級」、「壹套住房消滅壹個百萬富翁」 的說法。這壹情況將在下壹章分析。

　　中國這種高增長之下消費相對萎縮的極端反常情況說明了兩點：第壹，中國 經濟成長過程中收入和財富分布的兩極分化，多數國民的購買力並未隨經濟成長 而同步上升，其消費能力明顯不足；第二，中國實行經濟改革將近40 年，由於國 民消費能力長期不足，無法依靠國內消費來充分拉動經濟，只能依賴出口和土木 工程來支撐經濟增長，壹旦出口景氣或土木工程景氣消退，中國經濟也就失去了 成長的動力，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之中。

　　當中國占世界勞動力四分之壹的人拼命生產，卻沒有能力消費時，要維持經 濟不斷增長，只有兩個辦法，或者是不斷擴大出口，或者是不斷擴大土木工程。 這兩個辦法中國政府都用過，結果是產生了畸形經濟結構下的巨大經濟泡沫，這 個經濟泡沫目前未曾破滅，完全是依靠 政府政策，比如銀行大量貸款給房地產開 發公司與購房者、給予買房者各種免稅優惠，拼命支撐、推遲經濟泡沫破滅的時 間。但是，中國為其短暫的畸形經濟成長付出重大代價這壹過程已經開始，中國 經濟有難以通過的幾大瓶頸 ，這些瓶頸導致中國經濟陷入「龐氏增長」（Ponzi Scheme）。

　　自從2008年美國進入「雷曼時刻」（Lehman moment）並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所謂「中國經濟壹枝獨秀」、「中國將充當拯救世界的『諾亞方舟』」這類 說法不絕於耳。中國政府除對內推出「四萬億救市」計劃之外，領導人所到之處 也儼然壹副「救世主」姿態，大把向外撒錢。數年過去，再來檢視中國經濟，就 會發現，從2009-2015年，中國經濟唯壹的「亮點」就是房地產。曾被視為「世 界經濟拯救者」的中國，幾年之後就因為「四萬億救市計劃 」而陷入了巨額債務 泥潭，中國經濟陷入了長達數年的龐氏增長，並養成了三頭巨大的「灰犀牛」（ Michele Wucker提出的概念，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

　　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貨幣貶值與資金外流， 以及巨額的銀行不良資產。為了 防止中國經濟被「灰犀牛」擊垮，「金融維穩」現在成了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

　　壹、金融危機是怎樣釀成的

　　「龐氏增長」這壹詞，是從美國龐氏騙局（Ponzi?S scheme）引申而來。19 19年，美國義 大利移民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成立了壹空殼公司，許 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 ％的利潤回報。龐茲的方法是借新還舊，把新投資 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 人回報豐厚，龐茲成功 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這壹騙局持續了壹年 之久才被戳破。中國經濟體系高度依賴金融活動，在「金融自由化」口號下，金 融業壹枝獨秀，央行不斷印鈔，向社會投放新增貸款，刺激股市，推高房地產價 格，與龐氏 騙局有類似功能。全國那些星羅棋布的金融平臺發行的理財產品，基 本都是設計壹個宣稱能夠獲得高收益的投資品，吸引大量投資者參與其中，用後 期投資者的資金支付前期投資者的高收益，循環往復，直至後續資金難以為繼， 或投資者信心不再之時，整個系統便會迅速崩潰。

　　1 、中國成為全球「第壹印鈔機」

　　中國外匯儲備數量高居世界第壹，2014年6 月30 日曾達到最高峰值3.99萬 億美元。這壹龐大的外匯資產讓全世界覺得中國很富裕，中國政府與民眾（包括 壹些著名經濟學家）也這樣認為。因此有人居然主張將外匯儲備分給民眾，還有 更多的人（包括外國媒體評論）希望中國政府拿出外匯儲備來拯救世界。基於同 樣的想像，也有人提出，中國政府不需要引進外資，可以動用幾萬億 外匯儲備來 做新壹輪開發投資。這些提法完全是基於壹個誤解，即認為外匯儲備等於中國政 府的外匯存款。

　　其實，中國的外匯儲備並非政府資產，也不是政府與人民共同擁有的公共財 產。數年前，將外匯儲備分給人民之說成為壹種民意時，擔任中國人民銀行 （即 中國的中央銀行，簡稱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只得出面說 明，中國那三萬多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每壹元、每壹分都對應著央行的人民 幣負債，只是這負債不同於壹般家庭、企業抑或商業性金融機構 的負債。央行欠 債的時候並不需要得到債權人的同意，甚至也不需要債權人知道，因為央行是中 央政府開的。所以，央行的負債，講到底都是政府的負債，靠政府的信用借，也 靠政府的收入還。 [1] 但「外匯儲備是中國政府與人民共同擁有的財產」這種說 法，依 然流行。

　　周其仁說的國家外匯儲備每壹分都對應著政府負債，是由中國的外匯管制制 度所造成。其實，中國的外匯儲備，絕大部分是通過國內增發人民幣「借」來的。 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和歐美及日本等國不壹樣，外匯管制制度決定了中國政府必 須無限制地 、被動地用人民幣紙鈔收購美元等外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通俗壹點說：只要中國的銀行櫃臺前出現了美元等外匯，央行就必須用人民幣加 以收購，買入的美元等外匯則構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換言之，中國的數萬億外 匯儲備中的大多數並不屬於中國人，而是外國政府和外國企業的財產，其中含有 外國商人來華投資的款項、中國政府所積欠的外債、頻繁進出中國的國際遊資即 俗稱的「熱錢」，當然還有貿易順差；即便是貿易順差，也並不是全 部屬於中國 人，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外資企業的資產。中國的各大銀行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 信譽以及正常的經濟秩序，必須滿足外商和內商的經常性兌換需求。這就決定了 中國政府不能將大部分外匯儲備用於購買黃金、石油和礦 產等實物。從2014年8 月以來，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環境惡化，資本外流加速，中國政府加強外匯管制， 外資撤退不易。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2016年9 月，日本經團聯率日本經濟 界訪華團到中國，要求設立接訪窗口，統壹處理海外企業撤出中國市場時的手續， 結果是空手而返。 [2] 日資撤出手續繁多，就是中國加強外匯管制的結果。

　　中國到底超發了多少貨幣？中國21 世紀網數據部曾根據美國、日本、英國、 中國、歐元區五大央行2008-2012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 數據計算，截至2 012年末，全球貨幣供應量餘額已超過人民幣366萬億元。其中，超過100萬億元 人民幣（占比27 ％左右）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五年內新增的貨幣供應量。 這壹期間，每年全球新增的貨幣量逐漸擴大，2012年這壹 數值達到最高峰，合計 人民幣26.25萬億元。

　　根據渣打銀行2012年的報告，2009-2011年間，全球新增的M2 中人民幣貢 獻了48 ％；其中2011年的貢獻率更是高達52 ％。中國新增貨幣的增長規模和態 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都是少有 的。2012年中國繼續巨量印鈔，新增M2 達12.26萬億元，在當年全球新增M2 中占比仍高達46.7％。 [3]

　　在2003-2013年的11 年間，中國的基礎貨幣增加了88 萬億元人民幣，而央 行的外匯占款則增加了3.4萬億美元，也就是 說，央行在此期間投放的基礎貨幣 中大約28 ％來自外匯占款。截至2014年底，外匯資產占了央行總資產的80 ％， 其次是政府債券和央行貸款。 [4] 中國的貨幣政策嚴重受困於外匯儲備，喪失了 其自身的獨立性，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成為央行沖銷外匯流入的 主要政策工具。從 2004年以來，存款準備金率調整近50 次。近兩年，儲蓄增多、投資減緩，更加劇 了流動性過剩困境。

　　2 、中國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中國經濟陷入龐氏增長，除了超發貨幣之外，還有積欠的各種國家債務。僅 2015年全年中國 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22.3萬億元，較2014年同期增長87.5 ％，增速較上年同期上升55.2個百分點。最關鍵的是債務狀況不透明，中國官方 數據與國際投行界的計算有較大差距。 [5]

　　在各種國家債務中，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最為脆弱。 根據中國國家審計署和 財政部的數據，截至2015年年底，中國的政府債務規模總計26.67萬億。 [6] 衡 量壹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赤字與債務的指標，有赤字率、負債率和債務率等。赤字 率是壹年中政府赤字與當年G D P 的比率；負債率是當年政府債務餘額與G D P 的比率；而債務率則是當年政府債務餘額與可支配財力的比率。國際社會對於這 些指標有壹些大致認可的警戒線。為了簡化，在此只從債務率角度來分析。各國 壹般規定，地方政府的債務率不得超過100％。中國社 會科學院的研究報告《中 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年》的數據表明，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率為112.8％。

　　貴州省和遼寧省的債務率分別達到120.2％和197.47％，超過了全國人大常委 會劃定的100％ 債務率紅線。

　　以上數據只是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而非地方政府實際債務數據。

　　2014年發改委官員李鐵對外公開說，地方債務上報的18 萬億債務額，不及實 際債務的壹半。在地方調研的時候，走了十幾個城市，他們說，只報了10 ％；有 些報了20 ％、30 ％；上報數超過實際債務50 ％的幾乎沒有。 [7] 總體債務不透明的狀況至今依舊，據財政部、發改委官員在內部會 議上所言，除了隱瞞債務之外，還有不少未列入地方財政報表的隱性債務。 [8] 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其實並不清楚地方債務到底有多少。

　　外國機構對中國債務規模的估算遠比中國官方數據要高。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M G I ）壹項關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債務發展趨勢的研究報告指出，自20 08年以來全球債務總額增加了57 萬億美元，而中國則從2007年的7 萬億美元增長 到2014年中的28 萬億美元，增長了三倍。 [9] 按照這壹計算，中國在這短短的 七年裡增加的債務，相當於同期全球債務增長總額的37 ％，2014年年中時中國的 總債務已相當於G D P 的310％。

　　[10] 而英國《商務內幕》（Business Insider ）的創刊編輯吉姆．艾德華 （Jim Edwards）於2015年初在其文章中指出，當中國經濟維持增長時，中國的債 務總額急劇上升，2014年底已接近35 萬億美元，相當於G D P的350％。 [11]

　　2017年5 月下旬，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下 調了中國的信用評級，將其對中國主權債務的評級下調了壹檔，從Aa3降到了A1， 把對未來評 級的前景從穩定改為不看好，這是1989年以來的首次降級。穆迪在壹 份措辭坦率的聲明中陳述了降級的主要理由：

　　1。 債務總額過高。中國仍繼續靠借貸來推動經濟增長。用經濟產出的百分比 來衡量，中國目前的債務總額（包括政府、家庭和企業債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很高，與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類似；2。 債務增加速度過快。

　　經濟學家認為，近幾年來中國債務增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希臘、西 班牙等國相似。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債務負擔的穩步增長，將會削弱中國未來 幾年的財務實力；3。 資金使用不透明。越來越多的非銀行金融公司也在銷售自己 的理財產品，並把所集資金投到幾乎不披露資金如何使用的地方。如果公眾對理 財產品失去信心，不再從小型銀行和非銀行公司購買這類產品的話，壹波違約浪 潮會席捲整個經濟體系。

　　[12] 第三條所言，是指影子銀行系統的理財產品違約，後面將剖析其危害。

　　穆迪並非首家下調中國信用等級的信用評級機構。在穆迪之前，惠譽評級（ Fitch Ratings）已將中國的信用評級下調壹級，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 雖然把中國的信用檔次提高了壹級，但表示對前景不看好，這意味著這家機構下 次對中國的評級也有可能下降。

　　上述三大評級機構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權威性專業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 側重於企業評級方面，穆迪側重於機構融資方面 ，而惠譽則更側重於金融機構的 評級。如今這三大評級機構對中國信用評級壹齊下調或不看好，對中國的殺傷力 很大。國際公認，這世界三大評級機構是各國經濟、跨國公司、政府等信用的掌 控者，這三大機構的權威性，連美國 也無奈其何。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大強者， 美國可以用武器毀滅壹個國家，標普可以用評級毀掉壹個國家」，此語雖是玩笑 之語，但從中可見這些評級機構的威力。

　　3 、影子銀行的理財產品騙局

　　本書兩位作者都是自由亞洲電臺民主沙龍的常年嘉賓 。自2015年以來，在做 現場叩應節目中，總有聽眾痛訴自己深受集資之害，數萬元投資血本無歸。痛訴 之後就是痛罵政府不作為，抓了人也沒幫他們要回錢。這些聽眾也許不知道，近 幾年中國社會矛盾的壹大引爆點就是以集資、傳銷、理財產品等名目出現的金融 詐騙案頻發，據中國公安部官員在2017年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法律政策宣傳座談 會上的發言，2017年全國新發生的非法集資案件5197起、涉案金額2511億元，發 案數量前十 位省份合計新發案件3562起，涉案金額1877億元；其中，億元以上案 件逾百餘起，受害者遍布全國各地。 [13]

　　金融維穩正成為中國當局深感頭痛的問題。京滬兩地是中國經濟最發達之地， 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社會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2017年6 月，上海市發布《2016年度上海金融檢察白皮書》，其中涉及非法 集資、理財產品等犯罪問題。 [14] 7 月下旬，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發布《北京社 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藍皮書，稱北京市非法集資類犯罪發案數量、 投資 人數、涉案金額均呈上升態勢，尤其是在「互聯網＋」的語境下，如「E租 寶」等打著互聯網金融旗號的非法集資等案件頻發，並引發如群體性事件等次生 問題。 [15] 將兩地報告綜合起來看，這種金融犯罪具有專業化新特點：

　　壹、涉案公司組織結構嚴密，專業化程度高；涉案金額巨大的案件均採用集 團化、跨區域、多層級的運作模式，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複製出數量龐大的公司 群，波及全國。這些公司實際控制在同壹人之手，彼此關聯，互相掩護，對投資 者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也 造成了參與犯罪的人員數量遠超過傳統的非法集資案件。 如E租寶、申彤大大、中晉系等均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支機構，銷售層級眾多，銷售 數額巨大。

　　二、與新興金融業相關的非法集資案大量出現，壹些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從 業人員參與犯罪。這種情況是指 各類依託於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公司，在「金融 自由化」、「金融創新」口號的導向下，虛構壹些理財產品吸引投資，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就是以P 2 P 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財富管理平臺。

　　三、追贓減損工作難，返還比例普遍偏低。北京的返還比例10 ％—30 ％左 右。這與其他地方相同，2016年，山東省公安廳副廳長王兆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從非法集資案件多年處置情況來看，涉案資金發還比例極低，基本在10 ％—30 ％之間，有的案件可能更低，基本稱得上血本無歸。 [16] 2017年4 月，《半月 談》雜誌在非法集資案調查總結中指出：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受理非 法集資案件9500餘件，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8200餘件、集資詐騙案1200餘 件。返還比例最高的是E租寶，案發時，其未兌付集資款共計 380億餘元。據業內 人士計算，E租寶投資人目前可以返還的比例也僅為三成左右。大多數非法集資案 返還比例只有10 ％左右； [17]

　　四、投資人缺乏理性，易產生極端化訴求。這話說得比較隱晦，其實就是指 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2016年，「傳 播大數據」與非新聞曾對2015年群體性事件 類型加以歸納，作出了相同結論：與中國金融系統影子銀行的大規模商業欺詐有 關的群體性事件快速上升。 [18]

　　全國各地通過25 家金控平臺（即依託銀行生存的影子銀行系統）所做的業務， 大都具備跨地 區特點，國有銀行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不斷吸納各種中小儲 戶投資，所謂P 2 P 是壹種個人通過第三方平臺在收取壹定費用的前提下，向其 他個人提供小額借貸的金融模式，「個人」、「第三方平臺」、「小額借貸」是 其中幾個關鍵詞。但幾年之後，P 2 P 業務模式就變成了金字塔騙局，中國有25 20家經營P 2 P 業務的網貸平臺，絕大多數陷入破產，只有約二十分之壹倖存下 來。 [19]

　　中國政府高調宣稱「金融去槓桿」，結果卻發現槓桿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 正規金融系統之外、且很難被監管的 影子銀行系統，而這個影子銀行系統恰恰是 正規金融系統培養出來並授信的。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是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 背書，這些銀行為了集資，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推出各種理財產品，騙取 中小投資者的資金，經營 不善倒閉，國有銀行卻無須負任何責任。國際評級機構 穆迪2017年5 月發布報告稱，它測算出中國2016年影子銀行資產已達人民幣64.5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1 ％；從2010-2016年，金融系統發生了重點變化，大 型銀行資產所占比例從52 ％下降到28 ％，而非銀行金融機構（即「影子銀行」） 所管理的資產卻從9 ％激增至20 ％。 [20]

　　穆迪從「壹波違約浪潮會席捲整個經濟體系」中，看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危 機，決定下調中國的信用評級。

　　二、中國天量貨幣的第壹蓄水池：房地產

　　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效果還不明顯。壹旦投資減緩，貨幣超發 的後果立刻顯現：國內儲蓄增加、遊資增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困境，引發了通 膨危機。深諳中國金融情勢的央行行長周小川終於籌思 出壹個辦法，2010年11 月在財新峰會開幕式上，他首次提出了「池子理論」。

　　1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池子理論」

　　周小川原話是：「如果短期的投機性資金要進來的話，我們希望把它放在壹 個池子裡，並通過對沖，不讓它氾濫到中國的實 體經濟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 時候，我們再把它從池子裡放出去，讓它走。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沖掉資本異常 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 [21] 這壹理論甫出，立刻引起中國財經界廣泛 關註。

　　為了便於讀者理解，筆者在此打個比方：長江萬裏，不斷 有各種洪澇災害， 儘管有洞庭湖與鄱陽湖作為蓄水池洩洪，但還得時時修整河道、築堤修壩，通過 引洪分流去防治洪澇災害。同理，貨幣的流動性過剩，有如中國金融的洪澇災害， 央行也得築池分洪引流。可以說，這個「池子理 論」是中國央行及其貨幣政策面 臨嚴重困境的情境產品，它成功地解決了近年來中國貨幣政策面對的「流動性過 剩」困境。

　　那麼，周小川為中國築的「儲水池」究竟指什麼呢？通俗壹點講，壹個是房 地產，另壹個是股市，這兩個「池子」被輪流用來做超發貨幣、應付國外湧入熱 錢的蓄水池，圈住流動性（即超發的貨幣）。房地產如果過熱，中央政府就用股 市做「池子」，號召全國人民炒股，比如2015年中國股災，就是政府運用媒體、 政策造市的結果。壹旦股市下跌，市值就蒸 發，比如2015年股災蒸發市值25 萬 億人民幣，每位股民損失高達24 萬元。 [22] 股市不振時，就利用房市做蓄水池。 這就是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高居全世界之首的原因。有人曾寫文章，戲說北京壹 地的房地產變現後，其金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用股市與 房市輪流做蓄水池，流 動性就大大減少，暫時消解了金融危機。

　　2016年9 月，習近平在杭州G20峰會的講話中稱：「單純依靠財政刺激政策和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增長不可持續。」道理上非常正確。但如果聽者居然以為，中 國政府真能夠管住自己那只權 力之手，痛改前非，放棄財政刺激、超發貨幣等 「發展經濟」的老套路，那就太天真了。

　　2 、房地產市場的嚴重供給過剩

　　世界開始在反思全球化帶來的災難。經濟方面的反思，幾乎都認定英美兩國 2008年以前形成的房地產泡沫為全球金融危機的 肇因。B B C的系列政論片《金 錢之戀》（The Love of Money ）的第二集追溯英美兩國金融危機的起因，也是 房地產。中國的房地產現在被世界公認為最大的泡沫，從2013年開始，就有業內 人士預測它的破滅。那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為何 到2016年底不但未破，北京、 上海、蘇州、深圳等地的房價還節節上升呢？下面就從三個方面來剖析中國房地 產的「中國特色」：

　　其他國家，比如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房地產的供給往往由需求決定，壹旦供 給過大，房屋滯銷，房地產商就會停止建房。原 因很簡單：無人買房，將導致房 地產開發商無力償還銀行貸款，最終導致公司破產。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功能與 美國、日本不同，承載著特殊的政治功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壹半以上來自賣 地所得，因而地方政府必須向市場源 源不斷地供應土地，且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 方向也要為地方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這就導致新的供給 不斷產生，最後大量房屋滯銷，「鬼城」（無人居住的待售住宅區）遍布全國。 從2013年以來，「去 庫存」成了中國政府發動的壹場政治運動，但結果是庫存越 來越多，原因是銷售速度趕不上建房速度。

　　中國的房地產庫存究竟有多少，始終是眾說紛紜。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07年底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僅為1.34億平方米，但2008年以來商 品房待售面 積不斷增加，到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高達7.18億平方米；與2007年相比， 2015年底的商品房待售面積是2007年的5.34倍。 [23] 然而，另有分析指出，國 家統計局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積」不包括在建房產項目的施 工面積，也不包括 房地產企業購買土地後正計劃施工待建的面積，只有將在建面積和即將開工的面 積計入，才能得到相對接近真實的商品房庫存數；若把全國的在建面積和即將開 工的房產面積計入，則2015年底全國的房地產 總庫存約98.3億平方米，相當於國 家統計局所公布數據的14 倍，其中待售面積6.86億平方米，尚未開工的企業拿地 42.3億平方米，在建商品房庫存約49.1億平方米。行內人士估計說，中國這些年 建完了今後20 年需要建設的住房。 [24] 2016年中央政府將「去房地產庫存」當 作重要經濟任務在全國推行，國有商業銀行以極寬松的條件提供個人購房貸款， 但全國的「商品房待售面積」僅僅從最高峰的2016年2 月的7.39億平方米降到8 月的7.08億平方米，只去了0.31億平方米的庫存，占比約4 ％。 [25]

　　壹方面是房地產超量供給，另壹方面是中國人已經基本擁有住房。

　　從住房的數量及戶均擁有量來看，中國已經成功地實現「居者有其屋」：19 78年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 僅為七平方米建築面積，約有47.5％的城鎮居民家庭 缺房或無房，住房問題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城市社會問題之壹。 [26] 中國現在的 自有住房擁有率遠高於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發布的《2015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披 露，城市家庭擁有房產率高達88.12％， 戶均擁有住房為1.22套。其中，擁有壹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69.05％，擁有二套住 房的城市家庭占15.44％，擁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城市家庭為3.63％；而農村家庭 擁有住房率則高達94.72％，戶均擁有住房為1.15套，其中80.42％的家庭擁有 壹套住房，12.2％的家庭擁有兩套住房，2.1％的家庭擁有三套住房。

　　[27] 「美國夢」的傳統標誌之壹是擁有自己的住房，實現屋主夢，而根據美 國人口普查局 的最新報告，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國人的住房擁有率僅為64。 4％。 [28] 兩相對比，中國人的住房擁有率已經遠高於美國，可是中國的房地產 開發卻仍然蒸蒸日上，這凸顯出中國極不正常的經濟發展模式。

　　可以想像，中國城市裡那11.8％的無房戶應該是無購買能力的城市貧民。北 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曾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的財 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中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 ， 2012年達到0.73；頂端1 ％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 ％的 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 ％左右，最底端的貧病型家庭僅能勉強維持生存，根 本無力購買住房。 [29]

　　房地產市場的本來功能只是滿足居住需要，而在中國，隨著 貨幣過度投放， 城市居民們為了避免財產在通貨膨脹壓力下縮水，把房地產當成了實現財產升值 的投資品；不僅在國內如此，中國的富人還大量購買國外的豪宅。最近幾年，西 方國家反洗錢活動卓有成效。2014年5 月6日，包括瑞士、中國在內的47 個國家 在法國簽署的《全球自動信息交換標準》中規定，47 個簽約國家有責任將本國銀 行的外國儲戶資料與相關國家交換，目的是防範各國富豪（政要）洗錢避稅。加 之《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等等揭露了中國不少 權貴政要家庭海 外藏金的情況，中國的富人與權貴海外藏金的方式，已從瑞士銀行等避稅天堂轉 為在世界各國搶購豪宅，導致這些國家的房地產價格上漲，終於引起英國倫敦、 加拿大溫哥華等地開始限制中國人購房。 [30]

　　3 、中國房地產高度泡沫化

　　度量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主要有三個指標：房地產投資占G D P 比重、房價 收入比、租售比。中國的這三個指標均顯示，房地產已經嚴重供過於求而呈泡沫 化。

　　房地產投資占G D P 的比重這壹指標，主要用於判斷房地產投資是否過熱， 以及是否可能形成未來的房產空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中國房地產 投資占G D P 的比重，從2003年的7.39％上升到2015年的14.18％，住宅投資占G D P 的比重從4.93％上升到了9.55％，這個比例的上升，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來 說，顯然不是好消息。與諸多發生過房地產周期波動的國家相比，中國住宅投資 占G D P 的比重已經處在非常危險的水平，日本上世紀房地產泡沫最嚴重時，該 比例的最高值 也不過8.7％；而美國次貸危機期間該比值最高只有6.5％。 [31]

　　房價收入比是指住房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於判斷居民住房消費 需求的可持續性。據維基百科顯示的2016年各國房價收入比資料，在全球102個 可統計的國家中，中 國為24.98，位居世界第6 ；美國為3.73，位居世界第90 ； [32] 也就是說，美國的平均房價僅僅是人均年收入的3.4倍，而中國的平均房價 卻是人均年收入的25 倍，顯然，按中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和現在的房價估計，中國 民眾的住房購買能力僅及美國人的八分之壹。在這樣虛弱的房產需求狀態下，中 國還拼命擴大住宅建設，必然會導致房產嚴重過剩。

　　租售比則是住房售價與月租賃價格的比值，用於判斷住宅是否具有長期投資 價值。按照國際慣例，租售比是衡量壹個地區房地產運行良好的重要指標， 國際 標準通常為1:100到1:200，即住房的月租金相當於房價的百分之壹或二百分之壹。 《中國房地產報》記者曾從《中國城市房價30 強》與《租金排行榜30 強》中， 選取20 個重點城市的租金與房價指標比值排序，結論是，目前這20 個城市的房 屋租售比均高於1:300，其中排在第壹名的深圳之租售比是1:732，第三名的北京 為1:625，第五名的上海為1:607。 [33] 以深圳市的租售比為例，如果有人現在 買房出租，要61 年之後才能收回購屋投資的本金，至於屋主為購屋按揭（貸款） 所付的利息，以其有生之年，可能是無法從房租中回收了，如此則以租養房註定 是筆賠本買賣。

　　4 、中國房地產為何大而不能倒

　　從1960年以來，世界上房地產投資占G D P 比例高於6 ％的國家，其房地產 泡沫最後都歸於破滅。但是，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卻不同，在全世界「倒也，倒也」 的預期中，至今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蘇州、南京、成都等少數經濟 發達的大中城市，房地產泡沫還在繼續脹大，其他二三線城市的 房地產泡沫似乎 也並沒有崩盤的跡象。究竟是什麼因素在支撐著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繼續脹大？主 要是三重原因：

　　⑴ 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龍頭」地位

　　早在2009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官員余斌曾公開表示，房地產業占到 G D P 的6.6％和四分之壹投資，直接相關產業達60 個，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命脈； [34] 到了2015年，房地產業占G D P 比重已高達14.18％，當然更是不可斷絕的 中國經濟命脈了。在中國，唯有製造業占G D P 的比重大於房地產業的比重，但 製造業包含了工業的所有部門，而房地產業只不過是建築業和服務業當中的壹個 子行業，如今卻成了中國經濟的「擎天壹木」，雄霸中國，這樣的經濟結構，絕 對畸形。目前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高達24.1％，對於關聯 產業的拉動效 應約為二倍； [35] 壹旦房地產市場出現大波動，依靠房地產的幾十個行業都將 受到嚴重影響。中國實體經濟過剩產能的形成，主要就在與建築業相關的鋼鐵、 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八大行業。房地產業蕭條， 會導致 這些行業的工人大量失業。

　　中國房地產業壹旦崩潰，還會導致國人的財富嚴重縮水。據《中國家庭財富 調查報告》的數據，在全國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占比為65.61％，在城鎮 和農村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比重分別為67.62％和5 7.6％。 [36] 這 種家庭財富結構說明，中國人的財富主要以房產形式存在。經濟蕭條之下，以製 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壹片狼藉，失業嚴重，如果家庭財富再明顯縮水，極可能引 發社會震動，中國政府顯然不想為維穩增加重負。因此，央行不得不繼續扮演經 濟 「莊家」的角色，不斷發鈔，即向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與房產購買者發 「籌碼」，讓他們對賭；否則，壹旦「輪盤」停轉，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立刻顯 現，金融危機隨即到來。

　　⑵ 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土地財政是指地方政府通過 「經營土地」獲得的收入，包括三部分：以出讓土地所有權為條件的土地出讓金 收入、與土地出讓相關的各種稅費收入、以土地抵押為融資手段獲得的債務收入。 僅以第壹項土地出讓金為例，1999-2015年這17 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 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其中僅2015年的土地財政收入便高達3.37萬億元。

　　[37]

　　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無不「以地生財」，因此出現了壹個中國特色的名詞： 土地財政依賴度（土地財政依賴度=城 市土地出讓金／城市壹般性財政收入×100 ％）。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有多高？2003-2015年間土地出讓金與地方壹 般預算收入的比例平均為49.74％，2010年曾高達69.43％，而與土地、房地產 關聯的稅收則占地方壹般預算收入的28 ％。 [38] 毫無疑問，「以地生財」成了 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在2016年房地產價格繼續上漲的城市，地方政府 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進壹步加深。以二線城市蘇州為例，2006年前8 個月，蘇州 市的土地出讓金為966.7億元，土地依賴指數高達82.6％（2015年這壹指數為40。 58％）；此外，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依賴度指數都超過50 ％。

　　[39] 正因為土地財政支撐著地方財政的半壁江山，地方政府不得不做房市的 大 玩家，不斷向市場供應土地。

　　⑶ 銀行的安危繫於房市

　　由於房地產業在中國上升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位，中國央行新增發的貨 幣主要都流往房市，因此，房市泡沫如果破裂，勢必把銀行系統拖入危機。以20 15年的11 萬億新增貸款為例，主要流向3 個方向：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基礎設施、 房地產行業。 [40] 2016年7 月全國人民幣貸款增量為4636億元，而代表居民房 貸的「居民中長期貸款」卻增加了4773億元， [41] 當月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新 增數額比全部貸款新增總額還多，顯然是銀行在壓縮給工商企業的運營貸款，同 時把所有的新增貸款都給了搶購房產的人。8 月份全國新增貸款9467億元，仍然 基本上流向房地產。 [42]

　　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意味著銀行儲蓄之類的金融資產的價值在相對縮水， 社會財富通過房地產炒作進行著再分配。中國人擔憂儲備存款相對貶值，很多人 為了財富保值和升值，便選擇加入房產炒作「大軍」，紛紛通過「房抵貸」向銀 行借款購第二套房，結果 是持續推高了壹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及二線城市 蘇州、南京等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上漲。所謂「房抵貸」，是中國2015年開始推出 的壹種銀行貸款，指借款人以現有房產作抵押，向銀行申請另壹筆購房貸款；由 於現有房產未付清的按揭貸款額須從「房抵貸」中扣除，所以這樣的貸款又被稱 為「二次抵押貸款」。這種操作過程充滿了騙局，比如高估抵押者的房產價值， 從銀行裡盡可能多地貸款。由於銀行的貸款部門要完成上級下達的貸款指標， 往 往對房產高估裝聾作啞，甚至合謀做局。因此有評論者認為，這是銀行、申請房 貸者與房屋評估機構同謀，玩「龐氏騙局」。

　　從市場經濟的規律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似乎必死無疑。因為中國房市的 走勢完全依託於信貸、大量貨幣供應和債務，造成中國 的信貸占G D P 的比例畸 高。過去幾年來中國的社會融資總量規模迅速擴大，占G D P 的比例從2008年的 120％上升到2015年的200％；行內預測，2016年底這壹比率將超過250％，高居 全球之首，與中國相比，加、法、德、義、日、英、美這7 個發達國家的信貸僅 占G D P 的120％，遠低於中國。 [43] 歷史上世界各國總共出現過上百次房地產 泡沫，最近20 多年裡，曾經雄踞世界G D P 總量第二的日本、名列第壹的美國、 還有英國都發生過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經濟崩盤。日本是房地產泡沫慢慢 地癟下 去；而美國則是瞬間崩盤，且呈斷崖式崩塌，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 08年的這場金融危機其實始於英國，但美國隨後爆發的危機吸引了全世界的關註， 英國的危機反而被忽略了。從經驗觀之，盛宴必散，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早晚有破 裂的壹天，只是如何死的問題。

　　但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房地產崩盤的後果非常嚴重，第壹塊倒下的多米諾 骨牌就是必將出現的地方債務危機，緊接著便是金融危機。為什麼？因為地方積 欠的巨額債務，包括用土地作抵押的銀行貸款，以及房地產業數十億平方米滯銷 房屋、在建樓盤，都是銀行貸 款在支撐。

　　加上在行政命令支配下銀行對國企的貸款，中國銀行業早已形成巨額壞帳。 圍繞中國銀行系統壞帳水平的估算和爭議從未曾間斷過，儘管官方數據稱，中國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約1.4萬億元人民幣，不良率1.75％；但外國同行的估算卻 高得多。2016年2 月對沖基金黑曼資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 創始人凱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國銀行業的資本虧損可達3.5萬億美 元（約合23 萬億人民幣）；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在同年4 月的 壹篇報告中則披露，中國銀行業的整體損失可能會達到8 萬億人民幣，相當於商 業銀行資本的60 ％、國家財政收入的50 ％、中國G D P 總量的12 ％。 [44] 2 017年8 月，前惠譽金融分析師朱夏蓮（Charlene Chu）在最新報告中估計，到年 底，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壞帳總額將達到51 萬億元人民幣（合7.6萬億美元），這 個估算數字意味著壞帳比例為34 ％，是中國官方承認的不良貸款率5.3％的五倍 以上，也就是說，中國金融體系實際壞帳比官方數字高6.8萬億美元。 [45] 所 以，在政府看來，房地產是傾政權之力必救之地。

　　因此可以預期，只要央行繼續放水，房價就會持續上漲，因為中國不缺投機 者。

　　壹些專家建議，政府要想辦法為房市降溫、控制房價。這些專家是從長遠考 慮、從市場角度考慮，但他們的考慮重點顯然與中國政府不同；中國當局考慮的 是政府的錢袋，要保持錢袋飽滿，就得玩龐氏騙局。在美國，龐氏騙局破產，那 是因為玩家、銀行 與政府（裁判）是利益不同的三家人，政府會盡到監管責任； 而中國不壹樣，裁判是中央政府，莊家是央行，大玩家是地方政府，涉入龐氏騙 局的三方都是政府的壹部分，雖有經濟利益之爭，但在保住政權這壹要害問題上 卻利益壹致，不會弄翻了房市這條「船」。

　　央行把房地產業當作過剩貨幣的儲水池，用信貸支撐著房地產市場，這樣的 經濟維穩之道不斷推高房價，造成了房價通貨膨脹，榨乾了中產工薪階層的消費 購買力。通貨膨脹是壹個逐漸稀釋社會財富的過程，在沒有外來軍 事威脅與內部 難以壓制的反抗的情況下，並不會直接導致政權垮臺，比如津巴布韋（辛巴威） 的惡性通膨比中國要高不知多少倍，但也沒有導致政權垮臺。加之中國政府還有 壹整套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方法，比如限購、限售、限價 ，其操控房市的迴旋餘地 相當大，收放裕如。壹個政府兼做莊家、裁判及賣地大玩家的市場，泡沫可以吹 得比當年的日本與美國還大，護持房地產泡沫的能力也同樣非常大。

　　上述分析清楚地指出了中國房地產泡沫特殊在何處：英、美、日三國都是以 私有制為 基礎的市場經濟，政府沒有能力做到壹手管控銀行的印鈔機，另壹隻手 管控房地產市場包括土地供給。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此巨大卻仍然看起來「堅挺」， 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特別有能力，而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既管控土地資源， 又操縱 房市運行、銀行操作：地方政府根據自身需要，低價強徵土地、強拆民房；中央 政府用印鈔機來維持房地產市場的興盛，既為地方政府提供徵購、開發土地的資 金，又為房地產公司提供房產投資，還為購房者提供買房貸款 ；更絕的是，政府 還可以隨時修改、變更相關政策和房市交易規則，把購房者的投機資金引向政府 希望他們去買房的城市，從而為地方政府積欠的債務買單。

　　有人曾經問我，中國的房地產什麼時候崩潰？我的回答是：中國的房地產價 格，如同中國股市壹樣， 早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只要政府不 放棄扶持政策，利用民眾擔心資產縮水的心理，就能夠維持畸形的虛假繁榮。如 今的房地產早就成了壹場中國的所有「槓桿」（銀行貸款）使用者與央行的壹場 對賭。炒房者 玩的是「擊鼓傳花」遊戲，都希望別人成為最後的接棒者，想賭壹 把運氣；房地產開發商賭的是，地方政府要想活下去，就不會冷酷無情地「逼死」 所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比如著名房地產商人任誌強認為，開發商不會先死，因 為開發商手頭的現金可以維持壹年不開工而不倒閉，但地方政府沒錢了就必須立 即想辦法自求活路；至於地方政府則賭的是自己與中央政府的「父子同體」， 「黨爹」、「央媽」怎麼也不能讓「兒子」們死在前頭，無人「盡孝」 。

　　時至2017年，中國金融系統面臨許多問題，而外匯保衛戰成為重中之重；同 時，中央政府開始金融整頓，讓房市價格既不能上揚，也不能下跌。於是，各地 政府頻出高招。例如：房價漲得最快的北京，市政府於3 月17 日推出房市新政， 收緊銀行房貸，提高買家首付比例，購買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於60 ％， 購買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於80 ％，房市頓時降溫。來自雲房數據與北 京房地產中介協會的數據顯示，目前近九成的中介都面臨「零成交」。 [46] 北 京「317新政」預示著中國政府調控房市的基本方向，即用收放銀行貸款加上直接 幹預房市交易的方式調控樓市。敏銳壹些的經濟界人士已經看出中國政府對資本 市場政策的長期導向，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撰文 指出，2017年5 月開 始的這輪「新老劃斷」式的金融整頓具有可持續性，中國人將進入資產冰凍期， 過去18 年中國的房子只漲不跌，這回不太壹樣，政府往樓市裡面「釘釘子」， 「每壹顆釘子砸下去，釘住的是資產背後的流動性，釘死的是資產未來創造貨幣 信用的能力。」 [47] 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從現在開始到今後很長壹段時間， 房市上的各種賺錢機會都非常非常小；將來的趨勢是，許許多多的投資人和房產 所有者都會虧錢，是慢慢地虧，壹點壹點地虧，壹起虧，壹直虧下去。這種資產 慢慢萎縮的過程，讓 政府得以避免房市的斷崖式崩塌；對房產主而言，則避免了 資產驟然縮水帶來的痛感。政府刻意養育成這種「溫水煮青蛙」效應，意在避免 社會混亂。

　　三、中國股市：國企的提款機，貨幣的洩洪口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國民政府時期的股市被當 作「資本主義社會的賭場」 被取締。現在的中國股市於1990年創辦，以上海證交所與深圳證交所作為兩大中 心，目前總市值在世界各大證券市場中位居世界第二。但這個股市幾乎從誕生之 日開始就不是壹個正常的投資之地， 而是壹個在中國政府的政策引導下、以投機 為唯壹目標的賭博場所。無論從政府開辦證交所的目標還是從實際效果來論，說 中國股市是壹臺由政府操控的財富榨取機，非常形象。

　　1 、股市是國有企業的提款機

　　股市是國有企業的提款機。1990年代朱鎔基總理主政時期就定下了「股票市 場要為國有企業脫困服務」的基調。簡言之，當時中國政府將股票市場作為搞活 國有企業，甚至實現國有企業「3 年脫貧解困」目標的工具，把壹批經營不善， 甚至難以為繼的國有企業 推上股票市場。

　　因此，在政府主導下，股份制改造、發行股票上市，在很長壹段時間內是國 有企業的專利，非國有企業很難有機會上市融資。在政府政策鼓勵下，國有企業 將股票市場作為圈錢渠道，母公司又將上市的子公司當成「提款機」。據研究者 稱，中國股市的市場規模「十年走完國外壹百年歷程」。

　　親身經歷過那段時期的陳東升回憶說：「朱鎔基還做了壹個大事，所有企業 的都去上市。……當年的資本市場改革很清楚，……壹個省份壹個億的指標，都 想上，搞5 家、6 家。中國今天的資本市場怎麼來的？最初資本市場是為國企圈 錢、解困，今天還是這樣壹個東西，為什麼資本市場搞不好呢？今天還是這樣， 新華國有，總理壹批就上市，這是壹個事實存在的。」 [48]

　　以後的國企改革基本沿著這個套路進行。2015年6 月12 日《第壹財經日報》 記者發表調查報導，再次詳細揭露了中國股市成為國企提款機這壹事實。該文稱， 自從國務院推動兩家高鐵公司（中國南車與中國北車）合併、造就了壹波財富盛 宴之後，國企改革就 成了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炒作主題之壹，不少國企大股東 乘著市場的國企改革炒作浪潮紛紛套現，這背後或許是地方政府賣地收入減少而 「缺錢」。這些效益不佳的大股東大量減持，不少散戶卻紛紛接盤。 [49]

　　由於實行了對外開放，中國股市這壹提款機功能，有時也被外資加以利用。 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當年曾想在華爾街大展宏圖，通過首次公開募股 （Initial public of offerings，IPO）上市圈錢，為此誠邀新加坡的淡馬錫（ Temasek）、瑞銀（UBS）、美國銀行（Bank ofAmerica）、蘇格蘭皇家銀行（R BS）等多家外國銀行及李嘉誠基金會等，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將自己包裝 成符合美國口味的「現代金融機構」 。後來因當時的美國證監會主席考克斯（C hristopher Cox）防範甚嚴，中資銀行不得不改在香港及大陸上市。 [20] 這些 外資銀行因為與中國銀行業同進退，享有中國政府提供的種種便利，在中港兩地 股市賺個盤滿缽滿，據說年賺萬億； [51] 到了三年「鎖定期」壹過，它們就將 手中股票出手。 [52] 中國有人對此很氣憤，認為當年讓這些外資銀行賤價買進 國有銀行的股票，如今卻讓它們在中國股市上提款走人，實在太便宜這些外國銀 行了，因此提出，要追查當年中國金融行業賤賣國有資產之罪。只 是氣憤歸氣憤， 這壹追查行動在法律層面上得不到支持，未能成行。

　　這壹特點至今未改。2016年9 月中國證監會發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 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核心內容是，為中國592個貧困縣的I P O 開 放「綠色通道」（快速審批），讓貧困地區政府能夠上市圈錢，解決他們的財政 困難。 [53] 2016年10 月推出的「債轉股」，也是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 M C ）接手銀行的壞帳，然後再將國企欠銀行的債務轉化為股權，最後目標還是上市 去坑中 小股民。為什麼要經過國有A M C ？原因是中國人民幣要國際化，必須遵 循法律，中國《銀行法》規定「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另外，《巴塞 爾協議》

　　制訂的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規定，銀行被動持有企業股權，兩年內風險權重為 400％，兩年後上升為1 250％，而正常貸款的風險權重僅為100％。

　　按照這個規定，銀行若持有企業股權，會在評級時受到不利影響。

　　2 、股市是國企高管財富變現的洗錢機

　　中國國企的重要改革之壹是「經理人持股」（Management Buyout，簡稱M B O ，亦稱管理層收購），即把國企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變相送給高管們。對於這 壹改革，外界壹直認為，這是國企高管層憑藉職權瓜分國有資產，新華網亦曾在 推動「經理人持股」之時發表文章表示質疑，認為國企高管利用「改革」直接 切 「蛋糕」（指獲取股份）分給自己，而不是在盈利後作為酬勞分「蛋糕」，有自 肥之嫌。 [54] 在國企任高管的紅色家族後裔，如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 琳等，就是這項改革的最大獲利者之壹。

　　質疑歸質疑，國企經理人持股並拿特別高的薪酬的「 改革成果」，卻壹直延 續下來。習近平的反腐終於讓國企管理層的好日子到頭了。從2014年開始，中國 當局反覆強調黨對國企的終極領導權，並於11月成立了「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 組」。由於十八大以後的反腐中不少國企高管落馬，國企高管們擔心以往那 種 「空手套白狼」的經理人持股會被劃入「腐敗行為」之列，於是紛紛將自己持有 的國企股票在股市上套現。據統計資料，截至2014年10 月17 日，中國上市公司 高管大幅度減持股票，套現474.31億元。 [55] 2015年上半年國企高管又減持套 現達5000億元，創史上最大規模減持潮， [56] 這正是2015年股災的成因之壹。

　　3 、股市是吞食股民財富的工具

　　從1992年至今，中國股市已經歷了十餘輪大漲跌。從中國股民炒股的歷史來 看 ，虧者多，贏者少。但是，希望賭博致富的大有人在，通過股市輕松賺錢的願 望支撐著他們屢敗屢戰，直至無法再戰。

　　以下選取2008年以來中國股民在三個年份中的集體成績單：

　　2008年的A 股市場以超過70 ％的巨大跌幅載入中國股市史。《上海證券報》 聯合證券之星做了壹次「2008年股民生存現狀大調查」，全國共有25110位投資 者參加了該項調查，結果是：逾九成股民虧損，其中在股市中虧損幅度超過70 ％的，占比多達60 ％；截至調查時止，仍有盈利的股民僅占6 ％。 [57] 2011 年的調查則顯示，80 ％的股民虧錢，不到10 ％的股民賺錢，約10 ％的股民不賺 不虧。 [58]

　　2013年中國股市被稱為「亞洲表現最差股市」。新浪網於2014 年1月做了壹 項調查，這篇〈2013年中國股市投資者大面積虧損〉的報導披露，2013年虧損者 占比約65 ％，其中，26.3％的人虧損了20 ％—50 ％，7.5％的人虧損高達80 ％以上；因為炒股，有32.2％的人生活水平明顯下降，9 ％的人生活面臨困難。 [59] 2015年情況更糟，全年股市蒸發市值25萬億人民幣，每位股民平均損失高 達24 萬元。

　　如果將中國股市與美國股市做壹比較，會發現有幾個本質差別，即：

　　1。 中國股市只有投機者，沒有中長期投資者。股民 們並不在意企業的真實 經營狀況，只在意這支股票是否被機構資金或者炒作者拉擡；許多股票的股價完 全脫離企業經營業績、財務狀況，而是隨機構炒作者與操盤者的炒作行為漲跌。 西方國家的股市如美國股市，是短期投機者與 中長期投資者都有，企業經營狀況 與盈利能力才是股價的基礎。

　　2。 中國政府是股市操盤手，它用各種政策與手法調節股市漲跌。而美國政府 只作為股市的看守者，用成熟的法規規範、管理股市，絕無中國政府的類似作為。

　　3。 眾多股民進入股市，並不意味著中國股市是多數人參與的利益分享之地。 所謂中國股市融資成本低，實際上是參與者重在投機獲利，不看重企業的盈利能 力及股票分紅。全世界只有中國股市才讓絕大多數投資者血本無歸。

　　筆者早就指出：中國股市是國企的提款機，也是國企高管等既得利益者將巧 取豪奪來的不義之財變現的洗錢機，又是利益相關者依靠政策、內幕消息與位置 優勢斂錢的財富榨取機。所有這些特點，完全符合「攫取型經濟」那種剝奪多數 人的利益為政府及少數人 服務之特點。

　　中國經濟的龐氏增長，體現了典型的「攫取型經濟」的特點，這些特點正好 驗證了制度經濟學壹個著名論斷，即制度在經濟發展中起巨大作用，決定壹國貧 窮還是富裕。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達榮．阿西莫格羅（Daron Acemo?lu）和詹姆 斯．魯賓森（James Robinson）曾合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麼國家 會失敗？》，書中提出了解釋國家繁榮與貧窮根源的兩個重要概念，即「包容性 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 stitut ions，也譯成「榨取型制度」）。包容性制度指壹種多數人參與、利益分享，因 而人們具有勞動與創造積極性的多元制度；攫取性制度指權 力和財富高度集中， 被少數人壟斷，整個國家制度建立在剝奪多數人而為極少數人服務的基礎上，大 多數人沒有勞動和創造的積極性。根據該書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國家和 地區，凡是選擇了前者的，都實現了經濟的持續 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 而選擇後者的則相反。 [60]

　　支撐壹個社會需要四根支柱：社會成員的基礎生存條件（最重要的是就業）、 正常的生態系統、維繫社會的道德倫理、強制性的政府權力。這四根支柱的狀態 不僅關係到壹國人民今天的生存質量，還關係到這個國家承載的文明之存續。前 四章解析了中國的 經濟模式是壹種掠奪型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不斷掠奪國民 的生存資源並透支生態環境，在短期內促成經濟發展，結果是通過極不公平的收 入及財富分配，造成了社會成員之間極大的貧富差距，最後導致四根社會支柱當 中的三根嚴重傾斜甚至坍塌。目前，中國社會只剩下壹根支柱未曾傾斜，即中國 政府的強力維穩。

　　壹、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考察近20 餘年的社會反抗事件，就會發現社會抗爭類型與經濟增長模式之間 有極強的相關性。從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四大領域 分別是地產、礦產、股市與金融，而農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遷，以及以市民 為主體的環境維權等社會反抗，都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中國政府的資源 抽取方式決定了公共政策的偏向性，而公共 政策則塑造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而決 定社會抗爭的類型。

　　1 、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社會反抗模式

　　從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是依靠對資源的過度抽取， 經濟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哪幾個領域的社會反抗就非常激烈，民間 的社會反抗 直線上升，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 萬起， [1] 2008年為12.4萬起； [2] 以後中國官方不再公布具體數據，只有清華大學教授孫 立平曾經引用過壹條數據，指出2010年壹年內中國的群體性事件 （即社會反抗） 高達28 萬起。 [3] 2012年習近平接掌權力後，增強了對維權人士、反對者及批 評者的打壓，各種抗議活動的空間大大縮小，處於低潮。

　　2016年初，有官方背景的「傳播大數據」發布《群體性事件輿情年度報告》， [4] 歸納了群體性事件的類型，但沒有總體數據；另壹份是「非新聞」所做的 《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該網站根據2015年內記錄到的群體遊行、示威、集 會等加總，計算為28950起。 [5] （「非新聞」由民間誌願者盧昱宇開辦，盧及 其女友後被中國 當局抓捕。 [6] ）將「傳播大數據」的信息與「非新聞」的統 計數據相比對，情況類似，這段時期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類別，也與中國經濟形 勢密切相關。壹類是經濟衰退引起大規模失業；另壹類與中國金融系統影子銀行 的大規模商業欺詐有關。值得註意的是， 「傳播大數據」認為，較大的群體性事 件均呈現組織嚴密的特點，在信息聯絡與社會動員上，社交媒體起了重要作用， 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線上組織形成了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發放報 酬的壹整套流程，線上安排與 線下實施同步推進，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已經呈 現出典型的「互聯網＋特點」。互聯網新興經濟形式與社會的深度聯結，以及因 監管滯後、行業發展粗放導致的社會問題，成為群體性事件發生的主因，這種狀 況壹直延伸到20 17年。 [7]

　　迄今為止，中國的社會抗爭主要還侷限於經濟類抗爭，絕少上升到政治層面。 從時間上來看，這些經濟抗爭幾乎與政府實施的每壹項「改革」相隨發生。其間 原因，筆者曾做過分析：所謂「改革」，就是通過各種社會公共政策對國家資源 與利 益再分配的過程。從90 年代末期以來，這壹利益再分配過程幾乎都以犧牲 社會底層利益（主要是生存資源）為代價，並導引中國的公共政策與財政稅收體 制的方向性變化，塑造了中國社會抗爭的類型。

　　2 、中國社會抗爭的主要類型

　　第壹類是圍繞土地徵用發生的社會反抗，在城市裡是拆遷，在農村裡是徵地。 2007年國家信訪局承認，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 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五大問題成為那壹階段信訪的重點。 [8]

　　關於中國失地農民的數據，我曾參考中國農業部的推算方法（耕地減少面積 ／人均耕地二畝＝失地農民人數），以及浙江師範大學教授王景新2003年在河北、 山東、湖北、廣西、浙江、雲南等11 省134個縣所作抽樣調查，全國失地農民達 1.27億左 右。 [9]

　　城市拆遷方面缺乏總體數據，但在城市拆遷高峰期的2003-2007年，有壹個 據說極為保守的官方估計：全國城鎮每年拆遷住房占城鎮住房總面積的3 ％多， 這4 年全國城鎮住房的總面積平均為94.25億平方米，每年的拆遷失房面積計 算 為3 億平方米，4 年之間全國城鎮住房共計拆遷失房12 億平方米。不少學者認為， 城鎮住房拆遷率高達4 ％—5％； [10] 如果以學者估算為準，拆遷失房面積將高 得多。不管採用哪種估算，不爭的事實是，大量城市居民失去了棲身之地。2005 年與20 07年，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人權組織「住房權利與驅離中心」曾兩 度宣布，中國被列入當年違反住房權最嚴重的國家之壹。該組織指責說，1997— 2007年這十年當中，中國有370萬城市居民因政府強制拆遷而失去了住房。 [11] 這類大規模城市拆遷壹直延續到2011年，直到房地產市場上住宅供應嚴重過剩， 加上習近平接任後大規模反腐，城市拆遷才算基本停息，但小規模的拆遷仍時有 發生。

　　第二類是因為基層村幹部貪污腐敗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即維權運動）。 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壹直延續至現階段，涉及村財務帳目不清、村幹部 貪污徵地補償款與國家扶貧款、基層選舉、集資債務糾紛、利用公款參與賭博等 多方面。據中國最高檢察院公布，2013-2015年7 月中國最高檢察院開展專項工 作，全國共查辦涉農和扶貧領域貪腐犯罪28894人，占同期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 犯罪總人數的兩成，其中「小官巨貪」及抱團腐敗（集體腐敗）現象明顯。 [12 ] 據官方資料，村幹部貪腐占據了基層違法案件總數的70 ％以上，由此引發的信 訪數量占農村信訪總量的50 ％以上。 [13] 在湖南等地農村的群體性事件當中， 40 ％與村幹部貪腐有關。 [14]

　　必須說明壹下「小官巨貪」的含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習慣用「老虎蒼蠅壹 起打」來表示中共反腐決心，這裡 的「老虎、蒼蠅」指的是官職級別，不是貪腐 數額。最高檢察院查辦的村官腐敗案中，有12 起涉案總金額高達22 億元人民幣， 其中，與土地、拆遷相關的有7 起，其他案件則涉及安置房、貪污集體資金、國 家農資補貼等領域的腐敗。貪腐數額超過千萬元的村官 大多來自廣東、浙江、江 蘇以及北京等經濟較發達地區。 [15] 媒體報導這類案件時，用的標題是「小小 老鼠亦可吞天」。

　　第三類是環境維權，指環境污染嚴重，陷民眾於生存絕境，因而引發的社會 反抗。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各地遭受程度不壹的環 境破壞，造成水、土地、空 氣全方位的立體污染。因環境污染導致的傷害與恐懼，從21 世紀初期以來已成為 造成中國社會動盪的首要因素。有境外網站透露，1996-2013年環境維權事件年 均增長達29 ％，2011年環境重大事件增長120％。 [16] 若只看環境維權事件的 增長率，讀者無法了解，究竟發生了多少起環境維權事件。作者從其他文章中查 到了如下數據：

　　2002年發生的各種環境糾紛超過50 萬起； [17] 2006年高達60 萬人次向政 府投訴，其中引發沖突的達8 萬餘起。 [18] 從2008-2013年這五年當中，中國 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反抗，大部分與環境維權有關。 [19]

　　第四類是工人因失業、企業欠發工資而引起的社會抗爭。「傳播大數據」報 告及「非新聞」都指出，工人的群體性活動主要類型是討薪，而不是爭工資與福 利待遇。這種討薪抗爭基本上發生在工人離廠之前；壹旦工人失業離廠，有的回 鄉，有的另謀出路，就成了壹盤散沙，很難再組織針對原就業工廠的抗爭活動。 2015年企業因破產、外資關廠撤退等原因 ，至少有壹億幾千萬工人失業，但因為 工人分散而較少發生抗爭事件，但這並不說明中國失業現象不嚴重。2016年，中 國勞動年齡（16-59 週歲）的人口為9.1億，政府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4。 02％，但真實失業率高達22.9％。星火記者聯 盟在比對各種數據並詳加推算後， 得出結論：由於中國統計慣例是農村人口算全員就業，用勞動年齡人口減去就業 總人口，說明城鎮戶籍總失業人數維持在2 億左右。 [20]

　　第五類是大量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因破產而中斷兌付引發的群體性事 件。「 傳播大數據」稱，泛亞、MMM、卓達等借貸機構利用準入門檻低、缺乏監 管等條件，推出名目繁雜的理財產品，依託互聯網平臺，頻頻打出「金融創新」 的旗號，以遠遠高於銀行存儲利率的利息來吸引投資者，使網絡平臺成為 詐騙、 洗錢、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的溫床。據「非新聞」分析，欠薪、商業欺詐引發的 群體性事件占2015年統計到的中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壹半。

　　長達20 多年的群體性事件類型變化表明，中國社會反抗發生的原因與中國經 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參與者 多因利益嚴重受損，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反抗滿足 利益訴求。出於政治原因的抗爭，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之下幾乎毫無冒頭可能。

　　二、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最後壹道屏障

　　上述五大類抗爭，有些會隨著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重心變化而消失或弱化， 比如 工人失業、理財產品因破產遭受整頓而暫時淡出等，只有環境維權將長期延 續下去。

　　1 、中國的污染已成不可逆轉之勢

　　中國當局現在也承認生態危機已成「水陸空立體型惡化」之勢。比如，3.49 億畝耕地被嚴重污染，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壹（19.4％）； [21] 水資源問 題嚴重，中國本來就是世界上13 個貧水國之壹，加之現有河流近二分之壹的河段 受到污染，十分之壹的河流長期污染嚴重。 [22] 據統計，目前水中污染物已達 2221種，主要為有機化學物、碳化物、金屬物，其中自來水 裡有765種（190種 對人體有害，20種致癌，23 種疑癌，18 種促癌，56 種致突變而誘發腫瘤），8 9 ％的飲用水不合格； [23] 空氣污染帶來的災害也非常嚴重，據《2010年全球 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中國壹年有120萬 人因空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約占全球總數的40 ％。 [24]

　　中國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已達二千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六分之 壹，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華南農業大學羅錫文教授於2011年接受採訪時透露的。 [25] 中國的污染之嚴重，有高發的癌癥為證：據《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公 布的數據，「全國每六分鐘就有壹人被確診為癌癥，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癥患者， 每7-8 人中就有壹人死於癌癥。」 [26] 據專家分析，癌癥高發與高污染密切相 關。但這種高污染讓中國人無處逃遁：農作物與食品污染幾乎形成了從種植者到 生產者全員共犯結構；空氣污染、水污染無處不在，其主角重化工業都是中國大 型國企，它們在各地的 大量投資，對提高當地G D P 很有幫助，這種利益共謀， 使企業很容易與地方政府形成共犯，導致對環境資源的掠奪性利用。

　　2010年8 月中國甘肅省舟曲市被泥石流吞沒後國人方才發現，中國已經進入 地質災害高發期，而地質災害緣於人類過度的開發活 動，例如大量砍伐樹林、水 電開發等。據《2010年上半年全國地質災害通報》

　　披露，2010年1-6 月全國共發生地質災害19552起，是2009年同期的十倍； 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透露，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 萬處，其中類似於舟曲 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這種隱患點主要分布於雲南、貴州、四 川、重慶、甘肅、陝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而地質災害緣於人類過 度的開發活動（包括砍伐樹林、水電開發等），地質災害中人為活動的因 素占到 50 ％以上。 [27]

　　2 、中國為何會失去生態安全

　　中國的人口與資源關係歷來就比較緊張，為何會在短短30 餘年時間內徹底失 去了生態安全，產生了無處可去的1.86億生態難民？ [28] 對其間原因，我寫過 許多文章，認為破壞中國生態安全的根本原因就是現行政治經濟制度。

　　外國人經常會問：中國政府為何不通過立法，保護本國環境生態？

　　比如，日本在上世紀60 年代也曾經歷過嚴重的環境污染，最後就是通過環境 立法遏制了污染。在分 析現行政治、經濟體制如何破壞中國的生態安全之前，先 得破解這個許多讀者可能會有的迷思，以中國的近鄰日本為例，也許是最合適的 參照系。

　　⑴ 中國的環境立法雖多，管用的不多

　　20 世紀60-70 年代，既是日本經濟飛速成長時期，也是污染問題成為社會公害的時期。在這壹期間日本政府先後出臺了《公害對策基本法》、 《大氣污染防治法》、《噪音規制法》、《水質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 法》、《惡臭防治法》和《自然環境保護法》等壹系列環保法律，形成了比較完 整的環境法規體系，為治理環境問題打下了良好的法律基礎；與此同時，日本還 不斷加強環境管理體制，在特定事業所設立了「防治公害專職管理部」；日本國 民的環保意識也不斷得到提升。正因如此 ，日本防治環境污染經驗為世界所稱道。

　　上世紀80-90 年代中日關係尚算友好，兩國政府不僅交流過防治污染經驗， 還有不少日本民間人士主動幫助中國人做環保。為何中國竟然未能學習日本經驗？ 說起來讓中國人很慚愧，中國在環保立法方面確實學了 日本經驗，立法之多，名 列世界前茅。早在2006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環保立法就突破1600多項， 只是這些法律絕大多數流於虛文。從中央直到省、市、區、鄉，各級政府也都設 有環保部門，專司環境評估、監 督職能。但事實卻如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所 說：

　　「我國環境立法雖多，但管用的少，很多法律條文似乎還停留在理想主義層 面」；除了立法空白之外，更重要的，「缺少壹部專門約束政府行為的環境法律， 地方保護幹擾正常 執法現象普遍。」 [29]

　　⑵ 企業與政府環保部門之間的共犯關係

　　在政治與金錢合謀之下，中國的各級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了壹種污染共犯結 構。具體說來，這種共犯結構的形成出於兩大因素：

　　首先，地市級黨政壹把手出於升遷的利益考量，必然在經濟發展（G D P 增 速）與環保之間，將G D P 作為優先考慮。地方官員的這種考量與中國官員的政 績考核體系有關。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清華大學等四所大學曾共同發布壹項調 查報告，該報告分析了2 000-2009年287座城市、976名書記和1075名市長的相 關數據，所得出的結論是：下級政府執行上級指示是有條件的。如果省級領導更 為看重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地市級黨政幹部將加大本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投 資； 如果省級領導更為關註環境指標，地市級黨政幹部卻未必迎合。決定地市級官員 態度的因素是：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短期內將來帶來更高的土地價格、 更多的土地出讓收益，有助於提高次年的G D P 增長率，增加官員被提拔晉升的 機會；但對環境基礎 設施的投資，並不能促進G D P 的增長，於官員的晉升並無 助益，甚至存在負面影響。 [30] 這個報告正好印證了中國官場壹件舊事：2005 年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曾試圖推行「綠色G D P 核算體系」試點，兩年 後因遭遇地方政府共同抵制，無疾而終 ，潘本人從此仕途折翼。

　　其次，基層環保局成了吸附在污染企業身上的寄生機構。地市（縣）級領導 既然追求G D P 高速增長，當地的環保局自然得配合「壹把手」。按照政府賦權， 環保機構負責對轄地企業進行環境評估、監測環境變化、以及懲處企業的違 法違 規行為。不幸的是，無數事例證明，許多地方的污染企業是當地政府的「壹把手 工程」，「壹把手」的意誌不但導致環保審批制度失靈，更導致監管失靈，基層 環保部門早就陷入「收錢養人，養人收錢」的怪圈──「學術」 壹點的說法是： 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形成了壹種利益共犯結構。

　　近年來，中國各地推行了排污費徵管「環保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 「雙線運行」機制，以便「確保排污費足額用於環境治理」。

　　但新華社記者調查發現，地方財政將環保部門徵收的「排污 費」繳入國庫後， 經預算安排仍返還環保部門，名義上是用於環保自身能力建設，實際上是默許環 保部門將此經費用於人員開支。河南審計部門2009年曾針對某市六個縣（區）排 污費做過壹次審計，發現六個縣（區）環保局 實有人員765人，其中自收自支人 員606人，占總人數的79.2％。養活這自收自支人員的費用就來自於對污染企業的 收費。 [31]

　　基層環保部門與污染企業形成的共犯結構，讓所有的檢查與監管失靈。中央 電視臺（CCTV）曾在《經濟半小時》 節目裡列舉了四川岷江流域沿岸數家企業直 接排污，造成嚴重污染，讓15 萬人飽受癌癥威脅之苦。這些企業之所以明目張膽 地排污，就是因為與地方環保局已形成了共犯結構。當地群眾反映，每當市環保 局檢查時，環保局內部就有人向企業通風報信，污染企業就 臨時停止污染排放。 而當地村民向政府部門舉報或反映後，卻常常受到企業主的威脅、報復、毆打。 該報導強調，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 [32]

　　中國的污染具有對外擴散效應，國際社會的相關指責從未停止，於是中央政 府的對外部門便承擔了 壹項經常性職責──為中國的污染出口辯護，乃至於徹底 否認。 [33] 早在21 世紀初，各國對中國的「污染出口」就頻頻抱怨，原因是中 國的水源污染、空氣質量惡劣和工廠廢氣等常見的環境污染，越來越多地殃及鄰 國。例如，吉林省2006年發生化工廠爆 炸，有毒物質污染了松花江，毒水流至俄 羅斯；源於中國（中國境內稱瀾滄江）的湄公河和源起於西藏的印度河（Indus） 等亞洲主要河流的上遊河段在中國境內受到污染，於是禍及下遊各國；中國的工 業煙霧導致酸雨侵襲 南韓和日本，污染空氣和粉塵甚至有時飄過太平洋，到達美 國西岸，就連遙遠的非洲森林也有受到破壞的痕跡。 [34]

　　⑶ 環境評估中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Capture State）現象壹個國家的 生態安全有三道屏障：法律限制、環境評估與依法監管。為了保護生態環境，企 業投產之前必須依法進行環境評估。但中國的環境評估存在嚴重的腐敗，作者將 這種現象稱為「環境評估中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所謂利益集團「俘獲國 家」，是 西方政治學界使用的壹個概念，指企業或金融集團通過遊說、賄賂等方 式，影響政府或者國會，制訂有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並讓其執行，而 任何不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則形同虛設。

　　2011年遼寧省大連市福佳大化發生防波堤潰壩事件 ，導致二甲苯等劇毒化工 產品外洩污染。媒體對這壹事件追蹤報導，根據國家環保部網站上《關於2010年 11 月份受理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和調查結果公示的通告》，發現這個 福佳大化PX 項目早在獲批試生產前十個月、國家公示環保驗收結果之前17 個月 便正式投產。在發生潰壩事件之前，當地居民便發現周邊海域的魚蝦大批死亡， 曾向當地政府舉報，未獲任何回應。潰壩之後媒體調查揭示了兩點：壹是這家企 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其PX 項目年產值約260億元，可納稅20 億元左右；二是該 企業在環境評估上有腐敗行為，其PX 項目的審批速度創國內石化行業之最，對環 境風險估量不足。從環境評估到違法投產，再到事後監管，該危險品生產企業能 夠在各環保執法環節上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原因在於，其部分股權有官方背景。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態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中國信用體系的全面腐蝕

　　壹個國家的基本秩序必須從兩個層面建構，壹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與 法律制度），二是倫理道德體系，其中包含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念、政府官員的政 治 倫理、各職業群體的職業倫理。法律約束是強制性的他律，在日常生活中，對 人們行為起自我約束作用的主要是倫理道德規範，其中最基礎的就是信用。關於 中國道德倫理的崩壞，我在《中國的陷阱》壹書的第六章〈中國當代經 濟倫理的 劇變〉中分析過90 年代的狀況，現在的情況當然更惡化，幾乎是國家信用體系的 全面崩壞。

　　壹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四個層次構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廠商與消費 者之間的信用、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的制度信用、國與國之間的國家信用。

　　1 、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條斷裂

　　我在第三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破滅〉中，簡略分析過中國這個「世 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質量低劣』」的原因。但中國廠家並未因為世界工 廠衰落導致自身生存艱難而反思質量問題，產品質量問題 依然如故。個體生產者 銷售的各種農產品與加工食品的質量與安全成問題，在中國幾乎人盡皆知，本處 只談資質較高的企業產品。2016年4 月25 日歐盟委員會消費者保護機構公布了2 015年度歐盟「危險商品快速預警系統」（Rapex）的統計報告。報 告顯示，201 5年歐盟市場上共有2000多件商品被拉響了警報，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玩具（27 ％）、 服裝、紡織品和裝飾用品（17 ％）。從危險的類型來看，有害化學成分（25 ％） 和可能導致受傷的危險（22 ％）排在最前列。最常見的包括含有鎳、鉛等有害重 金屬成分的時尚飾品，以及含有磷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塑化劑的玩具等。 這種塑化劑能對男性的生殖系統造成影響，尤其對幼兒危害更大。中國是危險商 品的最大來源國。2015年歐盟產品安全預警 系統記錄在案的危險商品中，62 ％ 來自中國。歐盟進口的商品中，中國產品的比例也是最大的。在產品安全方面， 歐盟委員會面臨的另壹個挑戰是跨境電子商務（簡稱「電商」）。據統計，從20 06-2015年在網上購物的歐盟消費者數量上升了27 ％；2015年有65 ％歐盟居民 在網上購物。隨著跨境電商的增加，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在網上購買的商品直接來 自歐盟以外，在出產地可能未經安全檢測，或檢測標準偏低。迄今為止，中國方 面已對11540件產品進行了立案追蹤，並對其中3748件產 品採取了善後處理。不 過在許多情況下已無法找到出口或生產廠家。 [39]

　　壹般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品的安全性能高於供國內消費的商品，廠商對內銷 商品基本上不考慮質量問題。20 世紀90 年代，製假造劣的廠商以地下工廠、個 體工商戶、鄉鎮企業為 主；到了21 世紀，製假造劣的廠商囊括了各種所有制形 式的大型企業，甚至壹些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出口為主的食品加工 企業也加入進來。導致食品劣質化的原因很複雜：壹是企業本身的責任，如河北 三鹿公司在生產奶粉的過程中加入三聚氰胺等； 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食品原 料污染又分為三類情況，第壹類是因土地受到嚴重污染，導致該地出產的農產品 含有各種致癌物質。目前中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近三億 畝，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壹， [40] 被重金屬污染的糧食每年也多達1200萬 噸； [41] 第二類污染源於農產品生長過程中過度噴灑農藥；[42] 第三類是食品 加工過程中的人為污染，比如蔬菜種植、木耳加工成乾貨時使用硫酸銅，養殖業 大量使用各種抗生素和激素等。 [43]

　　隨著各種所有制的大企業成為製假造劣的生產主體，以及食品污染源多樣化， 中國當局對食品管理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對不同企業的製劣造假採取分而治 之的態度。對於外資企業的質量醜聞，當局態度比較認真，比如，美國惠氏公司 的學兒樂奶粉亞硝酸鹽 超標準，雀巢公司的轉基因（基因改造）奶粉與碘超標奶 粉，均被禁售。但對本國「民族工業」態度則比較「仁慈」，比如，三鹿公司20 04年曾與阜陽假奶粉事件有關，但仍被國家質檢局列為向國民推薦的八種免檢優 質奶產 品之壹，中央各部委還將各種榮譽不斷加之於三鹿公司之身， [44] 直 至釀成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2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制度信任已經破產

　　政府取信於國民，主要依靠制度即法律保證，稱之為制度信任。從現實來看， 中國政府與國民之 間的制度信任已經完全破產。

　　中國《憲法》賦予國民的政治權利，在現實中壹條都未落實。中國憲法第35 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 自由」， [45] 但事實上，中國人從未享受過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 。中國在世 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方面墊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關押記者、博客作者人數 最多的國家，持續滯留於世界新聞自由的黑暗區；無國界記者（總部設於巴黎的 N G O ）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新聞自由度上居世界倒數第五名。 [46] 網絡自由與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密切相關，從無國界記者在2007年發布 「互聯網之敵」名單以來，中國政府年年榜上有名。 [47] 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理 解越來越趨近毛澤東時代的水平，即「要麼與黨保持壹致，要麼就去監獄」。

　　經濟方面制度信任正在崩塌的例證，莫過於影子銀行系統經營的理財產品大 量破產。中國自2008年之後，資金開始「避實就虛」，天量的貨幣發行使得社會 上形成了大量融資機會，而非銀行金融中介趁機大舉介入，在「金融自由化」、 「金融創新」口號的 導向下，出現了琳瑯滿目的以P 2 P 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的 財富管理平臺，「影子銀行」氾濫成災。據「券商中國」記者的不完全統計，目 前全國至少成立了25 家金控平臺。 [48] 這類金控平臺依託銀行「逐鹿天下」， 其運作手法是，國有銀行通過賦權給「影 子銀行」系統各種金融公司，不斷吸納 各種中小儲戶投資。所謂的P 2 P 是指個人通過第三方平臺在收取壹定費用的前 提下向其他個人提供小額借貸的金融模式，「個人」、「第三方平臺」、「小額 借貸」是其中幾個關鍵詞。2015年10 月中國的P 2 P 網貸平臺已達到2520家， 比上年同期增長71 ％。 [49]

　　關於「影子銀行」的這些金融活動，作者在第四章中已有分析，本章只談壹 點，因為「影子銀行」是混業經營，行業監管空隙便成為金融欺詐活動蓬勃生發 的領域，許多P 2 P 業務模式變成了金字塔騙局，金融業界有行家指出，經營P 2 P 業務的網貸平臺絕大多數會陷入破產，只有約二十分之壹可能倖存下來。 [ 20] 2016年民生銀行爆出30 億元假理財產品案以及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 動輒涉及逾百億資金， [51] 便是近年來較大的理財產品詐騙案。

　　在理財產品不斷破產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影子銀行」系統往往是銀行系統 培養出來並授信的。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是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背書，這些銀 行為了集資，利用「影子銀行」推出理財產品，騙取中小投資者的 資金；壹旦 「影子銀行」倒閉，國有銀行卻無須負任何責任。據「傳播大數據」發布的《20 15年度我國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

　　與「非新聞」所做的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2015年經濟問題高發的領域， 就是群體性事 件的高發領域，比如民間金融方面的群體性事件暴增，緣於大量 「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破產。 [52]

　　以上事實證明，這個政權早已不能取信於民，嚴重喪失了制度信用。它之所 以存在下去，唯壹的原因就是用槍桿子說話。

　　3 、中國政府缺乏國家信用

　　中國政府對外的國家信用不佳，可從兩方面說明：壹是加入W T O之後與多國 經常因產品質量、知識產權問題發生各種摩擦，直到2016年底美國、歐盟仍然拒 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53] 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缺乏信任。

　　西方國家自90 年代末期開始直至2009年為止，主流態度是很願意相信中國， 許多國家包括法國在內甚至希望中國強大，以牽制美國。間中會有壹些觀察人士 表示對中國的懷疑，2001年8 月《遠東經濟評論》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壹則題為「騙子共和國」的報導，講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淪落為「騙子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對中國的誠信表示質疑。

　　最能表明中國的國家誠信受到深度懷疑的事例，是對中國經濟數據的懷疑。 儘管這壹懷疑過去也常有冒泡，但並未形成共識。2010年《維基解密》（ WikiL eaks ）曝光了壹份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密電，披露2007年3 月12 日，時任遼寧 省委書記的李克強曾到美國大使官邸與大使共進晚餐，當時李說：中國的G D P 數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說，在評估遼寧的經濟時他側重於三個數字： 1。 電力消耗；2。 鐵路貨運量；3。 銀行發放的貸款金額。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 經濟分析師還是有意忽視這條消息。後來這種懷疑才慢慢擴散。2012年6 月22 日《紐約時報》的壹篇報導稱，地方政府要求中國的發電廠管理人員在發電量數 據上造假 ，不讓中央如實了解經濟減緩的程度。 [54] 2012年7 月25 日又有壹 篇〈不再相信中國領導人的四個原因〉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提到：

　　「壹涉及到經濟運行問題，我們認為，不能再相信中國領導人。」 [55]

　　而《華爾街日報》則直接去信中南海，該報在信中表示，「從堅信中國陷入 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國的投資銀行分析師，每個人都懷疑經濟增長率是否低於官 方統計數據」，因此，他們要求了解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 [56]

　　似乎上述所有懷疑還不足以表達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懷疑，2012年8 月15 日，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經濟系教授彼得．拉法羅（PeterNavarro）完成的 《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 ）紀錄片在洛杉磯首映。

　　該片長80 分鐘，結合訪談和調查報告，揭露中國當局漠視人權，縱容黑心食 品和山寨商品橫行，以及美中貿易逆差惡化，為中國百姓和整個世界帶來致命危 機。 [57]

　　2017年8 月15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調查中 國政府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以及中國人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問題。 [58] 中 國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由來已久，讓美國人十分惱火。

　　2017年 2 月下旬，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 f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發表壹份報告，稱仿冒、盜版以及盜竊商業 機密等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問題，每年給美國經濟造 成的損失在2250-6000億美 元之間。其中，僅盜竊商業機密壹項就令美國經濟損失1800-5400億美元。這壹 估算數字與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Director of National In telligence）的數據接近。該機構曾於2015年公開宣布，電腦黑客（駭客）進行 的經濟間諜活動每年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高達4000億美元。美國認為，中國是製造 這些問題的主要「元兇」， 稱美國沒收的假冒商品87 ％來自中國，並指責中國 政府鼓勵知識產權盜竊。

　　[59]

　　因為盜竊知識產權，中國成為美國「337調查」的頭號目標，中國媒體也承認， 中國已連續15 年成為世界上遭遇美國「337調查」最多的國家，針對中國的調查 占美 國發起的全部「337」調查的比重由2015年的29.4％，到2016年的40.6％， 再到2017上半年的48.1％。 [60] 這說明，美國的「337」調查正在加大對中國商 品的調查力度。同時，在對中國企業的「337」調查中，顯現出領域相 對集中的 特點，其中技術含量最高、知識產權最密集的機電和輕工領域在「337調查」中占 比約80 ％。

　　[61]

　　奧運金牌壹直是中國裝點盛世的主要標籤，但中國運動員卻因多人服用興奮 劑而備受批評。2017年1 月國際奧委會宣布，因查出使用興奮劑，取消2008年北 京奧運會上中國三名女子舉重運動員的金牌資格，中國舉重隊面臨禁賽壹年的處 罰；另有五名參加2008年和2012年奧運會的運動員亦被查出服用禁藥。 [62]

　　在履行世界領導責任這方面，中國很善於利用自身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的優勢，讓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聯合國資深人權活動家菲麗絲．蓋爾 （Felice Gaer）數年前在壹篇專訪中說：中國政府很擅長威脅非政府組織及小國 政府，讓它 們保持緘默；如果某位代表對中國有所批評，中國通常會施之以恐嚇 威脅的報復手段作為回應，包括毀掉某個外交官的事業。丹麥曾於上世紀90 年代 在人權委員會提出了壹項針對中國的決議。此後中國壹方面孤立丹麥，另壹方面 對該國施以貿易制裁和其他威脅手 段，結果丹麥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讓。出席人 權會議的民間組織代表往往遭到中國用警告、敵意攝像和公開斥責等手段加以威 脅。大多數國家或者組織都會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妥協退讓，只有美國仍然 堅持坦率地提出壹些問 題，比如會在人權理事會的定期審議過程中提到具體人名 和人權案例。 [63]

　　除了在聯合國人權機構那些飽受非議的所作所為之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經 常發揮壞作用。中國曾非常驕傲地在國內媒體上宣稱，自己在聯合國有八次說 「不」的「光榮」經歷， 其中包括2012年2 月4 日與俄羅斯聯手在聯合國安理會 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表決中投否決票。 [64]

　　這次否決票的後果非常惡劣，導致國際社會無法對敘利亞進行幹預，讓ISIS 在混亂中誕生，成為世界禍源。

　　凡中國取得領導權的國際組織，總有部分功能無法正常運作。比如，2016年 4 月中國接任G20主席國，就暫停了壹個國際反腐敗工作組B20的工作，導致全球 打擊避稅天堂的努力受到挫折。 [65] 也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中國想在 亞太地區謀 取區域領導權的夢想，壹直遭到亞太國家的抵制。在中國崛起之後， 中國的亞洲鄰國曾壹度腳踩兩隻船，希望「經濟發展靠中國，政治安全靠美國」； 但在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之下，這些國家最後只好籲請美國重返太平洋，與中 國 之間終於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緊張態勢。

　　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北京為了營造美好的國際形象，聘請偉達（Hi ll+Knowlton）、凱旋（Ketchum）、奧美（Ogilvy PublicRelations）、福萊（ Fleishman Hillard）、愛德曼（Edelman）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 國更好的與西方溝通，傳播中國好聲音」。

　　[66] 此舉說明，北京想投註大本錢，為「敗絮其中」的中國在國際社會謀個 「金玉其外」。但是，壹個國家的「好國際形象」，靠的不是好聲音，而是這個 國家的「好行為」，壹個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是無法得到尊重的。

　　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早就形成了以鄰為壑的特點。農村地區多種犯罪活動就 發生在鄰居、親戚之間，大行其 道的傳銷活動均以熟人、朋友、親屬、配偶為詐 騙對象，所謂的「殺熟」更是最好的例證。 [67]

　　四、中國維穩面臨的財政壓力

　　中國政府的「維穩」工作內涵經歷過壹段演化，到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之 後，「維護穩定」被提升為「維護國家安全 」，2014年4 月習近平宣布了新型國 家安全觀，包含11 項安全，也就是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 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為壹 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通觀這11 項安全，其實核心就在於政治安全。所謂「政治安 全」，在中共話語系統裡其實就是中共執政權的安全，其他各種安全都是為中共 執政權安全而服務的。從世紀之交開始建立並逐步充實的維穩模式，就是為政權 安全而逐步升級的。 [68]

　　1 、壹個由告密者與線人構成的龐大維穩網絡

　　中共維穩模式的形成與定型，前後經歷了十多年。由於社會反抗（即中國官 方指稱的「群體性事件」）日漸增多，2000年5 月11 日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 組辦公室（簡稱中央維穩辦）成立，此後從 中央政府到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 壹級，乃至國有大企業內，都設置了「維穩辦」。從此，中國各級政府多了壹項 專項工作，即「維穩」；政府開支也多了壹種專項支出，即「公共安全支出」（ 又稱「維穩費用」）。到200 9年，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微妙變化，從 「發展是第壹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壹要務，維穩是第壹責任」，考核政府 官員的政績時，「穩定」成了比G D P 數字更重要的考核指標。

　　「維穩辦」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掌握社會動態，並將各種「問題 」消滅於萌芽 之中。維穩體系包含輿論監控、負責搜集情報的信息員密報制度、派遣線人滲透 反對者群體，並將以「六張網」為特點的監控網絡當作社會常規監控模式。

　　中共的輿論監控系統遠比前網絡時代複雜精密，除了對傳統媒體、電視、電 臺的控制之外 ，重點放在監控互聯網方面。由於互聯網技術不斷在發展，中共的 監控技術也不斷升級，為公眾所熟知的是網絡評論員與輿情監測兩項。據中國網 友考證，中國的網絡評論員制度開始於2006年，由南京大學創設。該校校方在 關閉小百合B B S 、同時開設南京大學B B S 之後，指令學生會幹部及壹部分 「上進」學生擔任網絡評論員（簡稱「網評員」），將其「納入學校勤工助學體 系，根據每月的考評結果發給適當的勤工助學補助」。這些網評員的主要職責是， 在「南京大學電子論壇通 過發帖，發布正面信息，跟帖回應抵制、消除負面信息， 引導輿論並將重要信息及時上報學校網絡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69] 隨 後，各個學校紛紛仿效，競相招聘網絡評論員。江蘇省宿遷市、浙江省臺州市、 安徽省合肥市等也開始聘請網評員，讓他們以普通網友的身分，引領「正確導向」， 普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

　　由於網評員的報酬是每發壹條帖給付0.5元人民幣（即五毛錢），中國民間將 其稱為「五毛」。五毛數量有多少？無人掌握準確數據，估計有數百萬甚至逾 千 萬之多。2016年哈佛大學三位學者發表了有關網評員的研究報告。報告估計，被 稱呼為「五毛黨」的網評員每年在網絡上發表高達4.88億條留言，約每178個留 言中就有壹條是網評員的留言；這些留言中有大約52 .7％發布到政府網站內，其 餘則在商業網站上發布，例如微博等社交平臺。 [70]

　　比五毛高級壹點的是網絡輿情分析師。據官方資料，「網絡輿情分析師」這 壹職業誕生於2008年（與2008年北京奧運籌備工作編織的「六張網」工程有關）， 服務 對象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即工會、共青團、婦聯）等職能 機構。「網絡輿情分析師」的工作範圍與「五毛」不同，其任務是負責搜集網民 觀點和態度，整理成報告，遞交給決策者，從業人員多達二百萬人。輿情 分析師 報酬優厚，共分成四級，最低月薪6000-8000元。如果按照四級的人數與工資取 中位數，至少人均10000元月薪，全國每年為這個行業支付的工資就高達2400億 元左右。這還不包括他們使用的軟件（軟體 ）與設備費用，據說這些費用也相當 昂貴：「壹般的輿情監測軟件，包年的價格從五萬元到幾百萬元不等。」 [71]

　　壹個能夠讓二百萬人從事的行業，其規模已相當可觀，中國皮具業、電子商 務行業、動漫遊戲產業都是二百萬人的就業規模。不同於後三個 產業的是，輿情 監控產業並不創造價值，只為政府提供監控服務，是壹個消耗納稅人上交的稅收 並監控納稅人的產業。

　　監控產業形成於江澤民統治時期，最初叫做「金盾工程」，1999年9 月正式 投入使用。金盾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為壹個全 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 系統。最先在西方揭開金盾工程黑幕的是格雷格．沃爾頓（Greg Walton），他2 001年發表的〈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揭秘〉， [72] 揭開了中國使 用高科技手段，將中國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的《1984》世 界：金盾工程這個 「老大哥」將時時刻刻「照看」著中國人民。

　　這種監控在胡錦濤時期不斷完善，發展到習近平時期達到極致，這與習近平 的工作經歷有關。在習近平作為中共領袖「接班人」升任國家副主席、中共政治 局常委之後，他曾被賦予壹項重任，即 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籌備工作 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是副組長。奧運會結束後，孟建柱在中共 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長文，大談如何加強政府部門處置「群體性事件」 的能力，其中特別提到要加強「六張網」的建設。所謂「六張網」是指街面防控 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 （網絡）防控網。中國當局希望通過這「六張網」，織成壹張防止壹切反抗的天 羅地網 ，「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這「六 張網」只是常規監控，每逢有慶典或者需要防範的壹些特殊日子，比如「兩會」 、「六四」期間等等，當局還要再啟動「奧運安保模式」，除了讓警察扮 裝成 便衣，與巡防隊員、保安員等職業隊伍全部上街之外，還動員「誌願者」如街道 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治保積極分子、單位「門前三包」人員等「社會力量」， 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消滅壹切可能的反對力量。 [73]

　　除了五毛、輿情分析師之外，中共的維穩系統還擁有龐大的線人網絡，例如 在大學、中學、企事業單位、鄉村都廣設「信息員」（即告密者）。以全國數千 所高等院校為例，招聘信息員的廣告在大學網站上隨處可見，連工作任務都逐項 列明。有些學校的線人數 量相當龐大，比如西安理工大學全部在校學生共26000 餘人，僅在學生中就招聘了2627名安全信息員，並在師生員工中發展了65 名 「特別信息員」，約每十個學生中就有壹名線人。 [74] 內蒙古開魯縣縣長助理、 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劉興臣在接受新 華社記者採訪時說，該縣通過「三個壹工 程」建立了壹個巨大的線人網絡，可以對任何異議及反抗保持「高度敏感」。

　　全局民警及協警人員不分警種、不分崗位，每人在社區、村屯、行業單位、 複雜場所等布建20 名信息員，共10000名；在此基礎上，刑偵、 經偵、國保、網 監、治安及派出所壹線實戰部門每名民警至少布建5 名耳目，共1000名；刑偵、 經偵、國保部門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 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劉興臣開列的線人數 據如下：由開魯縣公安局掌握的線人高達12093名。該縣共有40 萬人口，在這40 萬人口當中，減去約占人口四分之壹的18 歲以下未成年人，相當於每25 個成 年人當中至少布有壹名「線人」在盯著。 [75]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發表壹篇〈中國政府養了大批密探〉，該文介紹： 「有專家稱，在中國北京、上海 這類大城市或西藏、新疆這類不穩定地區的密探 數量還要更多。從開魯縣的密探人數可以推測出，中國全國至少有3900萬線人， 占總人口的3 ％」，「其他中國城市已經建立了獎勵系統。在深圳，有超過1873 0英鎊（約合20 萬元人民幣）在壹個月中作為線人舉報2000餘條犯罪線索的獎勵 而被發放出去。」即每壹條信息100元人民幣。 [76]

　　2 、「維穩」開支超軍費，內敵多於外敵

　　在社會反抗增多、維穩機構正規化的同時，中國的維穩經費快速增長，使中 國成為世界上公共安全開支最多的國家之壹。為了說明中國政府巨大的維穩開支， 研究者通常將維穩費用與軍費相比較。2009年的5140億維穩經費已接近同年軍費 開支5321億元；2011年的維穩費用是6244億 元，超過同年的軍費開支6011億元； 2012年維穩費用為7078億元，軍費則為6703億元；2013年的維穩費用為7691億元， 軍費為7202億。 [77] 維穩費用高於軍費這壹實況，直到2015年才稍有改變，20 15年軍費為9114億 元，維穩經費是8899億元，這是2009年以來中國的維穩費用首 次比軍費少。 [78]

　　如前所述，中國的社會反抗主要緣於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因此，維 穩與經濟發展形成了壹個怪圈：地方官員需要G D P 作為政績，不得不大量上馬 各種項目，最容易賺錢的項目莫過於房地產與污染工業；但房地產開發必然涉及 徵地和拆遷，工業污染會引發當地居民的環境維權活動。因此，經濟越發展，產 生的官民矛盾越多，維穩的任務越繁重，維穩開支就越龐大。市縣級地方政 府普 遍感到維穩經費吃緊。

　　2011年11 月廣東汕尾烏坎村村民因政府強徵土地而持續抗爭數月之久，汕尾 市政府為該村的「維穩」花了不少錢。市委書記鄭雁雄在內部講話中大歎「苦經」： 「妳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啊，好幾百個武警、警察駐在這裡，我們邱市長 的錢包壹 天壹天地癟下來了。」 [79]

　　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維穩」經費的來源，中央與地方大概維持 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 ％，地方承擔70 ％。經濟落後地區在「維穩」方面 的經濟壓力要遠遠大於發達地區，很多省份因「維穩」開支 而負債。 [80] 在 中國經濟依賴房地產高速發展時期，地方財政狀況尚好，可勉強負擔維穩費用。 自2009年以來地方財政減收，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困難，中央政府不得不代全國31 個省市的地方政府發行數千億三年期債券，以維持地方財政運轉。2012年3-8 月共有2100多億元債券到期，但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只能玩借新債還舊債的把戲。 [81]

　　3 、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社會動亂的製造者與維穩者本書作者將地方政府 形容為「社會動亂的製造者」，是出於以下事實：地方政府是徵地拆遷 活動中的 利益相關者，政府通過對土地先徵後賣，抽取增值部分作為地方財政收入。2010 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 [82] 中國的腐敗官員當 中有80 ％與土地有關。 [83] 這兩個數字揭示的事實是：沒有土地出讓金，地方 政府的財政便塌了大半邊天；如果不能發土地財，官員們的腐敗收益會大為減少。

　　至於地方政府保護污染企業、形成共犯結構背後的利益驅動，前面已經分析 過。由此可見，這些因徵地、污染所引起的糾紛與反抗，真正的肇事者 其實就是 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擁有當地的行政權、司法權，隨時可使用暴力機器鎮壓人 民。大量事例可證，當利益受損的民眾試圖通過法律訴訟討公道時，或者是當地 法院不給立案，或者是花費大量精力財力後仍然敗訴。如果 民眾被迫發動反抗， 幾乎都是以地方當局出動警察暴力鎮壓、並栽上各種罪名將領頭者逮捕入獄判刑 為終結。

　　將上述事實的邏輯關係理清楚之後，事實簡單得如此可怕：中國各級地方政 府本身就是各種社會矛盾的製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

　　「維穩」在 中國已經成為壹根粗大的產業鏈條。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掠 奪，通過徵地、拆遷、污染來保持稅收與財政收入；中端是截訪、打壓，控制輿 論、宣傳與告密者；末端是司法系統、精神病院與監獄。值得註意的是，中國仿 效前 蘇聯的做法，將思想罪當作精神病，公然將「價值觀念混亂甚至解體造成普 遍的無所適從感，社會嚴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與實際的落差增 加等」列入「精神病」範疇。 [84] 這條新興的維穩產業鏈，為中國各級政府官 員及其親屬提供了壹個巨大 的利益分配機會，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 至窮鄉僻壤，莫不附在這壹利益鏈條之上。

　　2016年3 月，中國政府宣布，對「維護國家安全」網絡中的關鍵性鎮壓力量 （武裝警察）的運行體制實行改革：三年內停止武警的壹切有償服務；地方政府 不 再擁有直接調用武警的權力，只能動用普通警察；如果群體性事件規模過大， 地方警力不夠時，才能上報中央調用武警， [85] 這壹改變減少了地方政府對中 央瞞報地方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財 政關係，規定公共安全屬 於國家安全範疇，其支出由中央負責，不再撥付資金給 地方政府，此舉則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維穩食物鏈。

　　從維繫中國社會生存的「四根支柱」的現狀來看，其中生態系統與倫理道德 系統已嚴重潰敗，沒有可能在壹兩代人的時間內修復，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 人 的壹個噩夢。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動亂，只是因為政府的強管制能力 在維繫社會。習近平非常清楚，政權的穩定有賴於槍桿子，故此特別註重提高軍 人待遇。自2016年6 月軍隊加薪之後，最低階的士官每月薪水高達5750元，副連 級10470 元，正連級11390元，副營級12340元，正營級13820元；副團級17600元， 正團級21270元；副師級25640元；正師級30070元。 [86] 儘管有人認為，中國 軍隊的薪酬水平不及美國，但承認遠遠高於中國黨政機關。現階段，與團級軍官 同級別的縣委書記月薪在3000-5000元之間，由此可見，中國當局對軍隊、武警 這類維穩工具的投入之大。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曾寫過壹部政治諷刺小說《1984》，這部傑作名列世 界三大反烏托邦的政治諷喻小說之壹。書中的大洋國 處於永久的戰爭狀態，因此 建立了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和公眾操控系統，最頂端是壹位至高無上的「老大哥」； 「老大哥」依靠特權階層的核心黨員（Inner Party），控制全社會，將壹切獨立 思考列入「犯罪思想」 並予以打擊。當今的中國社會，在維穩體制操控下實際上 早就成為《1984》

　　的現實版。

　　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是多重的，壹是體現在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弱 化，鄉縣級政權已經墮落成中共基層黨委與黑社會、鄉村流氓共同治理；二是體 現為香港與少數民族地區對中央政府離心離德，其中新疆維族的「東突厥斯坦化」 （近年該族不少人 投奔ISIS）以及西藏在海外的藏獨勢力的活動，幾乎成了北京 的心腹之患。

　　中國內地的治理困境將從各方面深刻地影響中國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演變，決 定中國未來政治演變的方向，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政治演變將從屬於中國內 地的政治演變。

　　壹、縣城的「政治家族」與三種勢力

　　至今中國壹半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漂蕩在大小城鎮的「農二代」甚 至「農三代」的戶籍也還在農村，農村的情況關係到中國的根本。

　　1998年我曾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第九章〈社會控制的多元 化及地方惡勢 力的興起〉當中，警告過中國農村地區有黑白合流隱患，即地方黑惡勢力與中共 的基層組織合二為壹，控制農村社會的可能。這個「預言」十年後全面實現，大 概從2010年前後開始，中國的媒體開始高密度地談 農村問題，結論是，「每個人 的家鄉都在淪陷」，淪陷的程度或有區別，但警察、基層政府與黑社會之間結成 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卻是每篇文章必述主題。 [1]

　　2015年5 月，壹篇〈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 [2] 不脛而走。我在這裡只 簡要引述其中關鍵內容：「壹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 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裡面大概有二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 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板，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切莫以為作者 描 繪的只是少數縣域社會的情況。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2860個，其中1463個縣、 117個自治縣，幾乎絕大部分都出現縣域政治的劣化，這種劣化表現在兩方面，壹 是體現為家族政治，即少數家族共同壟斷了壹縣黨政 機關的政治權力；二是體現 為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1 、縣級政治的家族化現象

　　2011年9 月1 日，《南方周末》發表了壹篇頗有份量的調查報告──〈中縣 「家族政治」現象調查〉，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新野縣。

　　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他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及縣長 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3]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地記 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

　　作者根據壹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 分為「大家族」和「小家 族」：壹個家族產生五個人以上副科級幹部為「大家族」；五個人以下、二個人 以上的為「小家族」。作者作了細緻調查後在新野縣竟然梳理出21 家政治「大家 族」和140家政治「小家族」，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支撐新野縣政 治的就是 這樣壹張巨大的關係網。在種種關係中，除了血親是自然的連接紐帶，也是最強 的連接紐帶外，其他都是社會性的連接紐帶，都需要編織和維持。編織關係網的 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禮，以及長期的互相關照。 [4]

　　這種縣級政治資源被幾個家族壟斷的現象，早在90 年代就已相當嚴重。201 1年《南方周末》曾登載壹篇〈清遠鹽業「領導幹部之家」〉，記錄了中國另壹種 資源家族壟斷的現象，即大型的國有企業（行業）裡掌握資源的上層往往是壹張 具有裙帶關係的社 會網絡。 [5]

　　在現代政治中，壹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 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近70 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 年 代至90 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時期之外，從未脫 離 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對於中國自2010年代中期開始回歸「身分型社會」 這壹危險性，我在〈從紅色接班人到官二代〉等文章中反覆提醒過。

　　從21 世紀開始，中國標識身分的詞中多了「二代」壹族，出身於參與中共建 政的「革命幹部」家庭，稱 之為「紅二代」，比如習近平、薄熙來；出身於官員 家庭的稱之為「官二代」，比如溫家寶的兒子就被「紅二代」視為「官二代」。 縣級政治的家族化，就是在中國向身分型社會復歸的情況下出現的。

　　中國的社會支撐系統從來就是壹張以家族為節點的社會關 係網絡。壹個社會， 只要還處於「身分型社會」，只要壹個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血緣」關係 的便利，這個人所處之社會就不能自誇已進入「現代文明國家」（契約型社會） 的行列。從第壹次鴉片戰爭（1840-184 2年）至今已歷170餘年，中國經歷過天 翻地覆的改朝換代，但並沒有經歷過「從身分到契約」這個社會進步過程。這個過程有多重要？正如英 國19 世紀法律史學家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所說：

　　「至今為止，所有進步社會的運 動，都是壹個『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 壹個社會的身分型特點越強，標識著這個社會保留的前現代因素越多。

　　2 、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呂德文在〈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壹文中指出：在官、商與黑社會這三 種勢力當中，公安局是壹個非常特 殊的地方，它有兩個功能。壹是權力的交匯點， 這點很好理解，因為公安是縣城裡唯壹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縣政府如 果要強力推行某項工作，必定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會中的各方勢力如果要 順利活動，也必須有 公安局勢力的保駕護航。二是信息集散地，因為公安局是唯 壹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壹個情報中心。

　　黑社會組織的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網絡有關聯，公 安系統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因為黑社會組織 經營的多是賓館、娛樂場所、 建築業──這與東南亞地區包括港臺甚至日本在內的黑社會涉足行業大致相同。 黑社會團體之間因競爭關係，有血拼，也有各自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 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

　　血拼過 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其政府系統的保護傘在壹般情況下卻安 然無事。

　　這種情況與何清漣在〈當代中國「官」「黑」之間的政治保護關係〉 [6] 壹文中所分析的並無差別。這篇文章揭示了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各地警察與黑 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 關係，該文在分析許多案例的基礎上指出，中國黑社會 組織的快速擴張，與政府官員、尤其是公安部門的警察之扶持有直接關係。任何 壹個地區，只要壹個黑社會組織長期存在，其背後就壹定存在「保護傘」；黑社 會組織存在的 時間越長，它的「保護網絡」就編織得越嚴密，公、檢、法系統則 是黑社會組織滲透的重點。 [7] 從已有案例看，黑社會組織在初起時期，往往需 要所在地警察的庇護；壹旦警察與黑社會結成互惠關係，黑社會組織的違法犯罪 活動就迅速膨脹。2004年審判的 遼寧盤錦劉曉軍黑社會組織在當地活動數年，通 過走私、盜竊、賭博、強迫交易等手段瘋狂掠奪財富，從1993-2000年斂財3894 萬元人民幣。他之所以如此猖狂且無人敢於管束，就是因為他背後有盤錦市雙臺 子區公 安分局建設派出所所長劉曉明等三名警察做其保護傘。 [8] 如果說這篇 文章分析的是世紀之交中國基層政治黑社會化，那麼十年之後呂秉文在〈中國小 縣城的黑社會江湖〉壹文中則指出，中國縣級政治中官黑之間的關係模式已經固 化，成了中國基層社會的壹種政 治生態。

　　二、中國鄉村淪落，失業農民工有家難歸

　　由於對縣級城市的政治生態不滿甚至厭惡，不少小城市與農村出身的青年， 大學畢業後寧可選擇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做漂流壹族，也不願意回家鄉。馮軍 旗在「中縣」調查中也談到，當地縣級官員 子弟當中不少人通過外出讀書而離開 家鄉謀生。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們，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加上戶籍制的限制， 進城務工也無法完成身分轉換，成為城市居民。壹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得回到家 鄉。對城市而言，他們只是暫 時的居住者；但是，在外生活久了的農民工以及成 長於城市的農二代、甚至農三代，其實都想逃離已經淪落的農村。

　　自2013年以來，隨著製造業企業大批倒閉、公共工程與建築業的蕭條，中國 3 億農民工的出路再度成為話題。2015年7 月澎湃新聞發表了北京工友之家呂途 的文章〈迷失的3 億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文中的「新工人」， 是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給農民工的壹個新稱呼。文章列舉了壹組數據：2014年 全國打工者共計2.74億人，其中8400萬人從事製 造業，6000萬人從事建築業，2 000萬人從事家政服務。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 [9] 這 些農民工為什麼會面對「回不去的農村」？是他們不想回到與自己生命息息相關 的故鄉麼？當然不是，他們只是為了逃離從生態環境到 精神狀態都已淪落的家鄉， 為自己尋覓壹塊能夠正常生活之地。

　　1 、中國農村雕蔽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

　　進城的農民壹旦失業，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昂而無法在城市繼續生活下去； 但如果真要回到鄉土，也會發現自己難以回歸。回不去的原因有多重。 澎湃文章 敘述時極為簡單，說是「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依靠傳統的農耕活不下去。

　　所謂的「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其實是「崩潰」的好聽說法。農業生態系 統主要由水、土、氣候（空氣、雨水等）構成，中國農業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臨 著嚴重破壞。據 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約有3 億畝（2000萬公頃）土地遭受鎘、 鎳和砷等重金屬污染，占全國總耕地面積18億畝的六分之壹，這些土地主要集中 在中國的長三角與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 [10] 而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則被概括 為「兩大痛點」：水資源短缺和 水污染。《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提供的數據 是政府的保守測算：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壹的地面水，人類不宜直接接 觸。水污染對農業、市政工程、工業和人體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達24 00億元。空 氣污染有霧霾為證，各地經常會出現黑雨、紅雨等含有各種有害污染 物的降雨。 [11]

　　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曾在壹次國際會議上公開承認，中國每年 大概要用相當於壹億噸的化肥，等於每五斤糧食要用壹斤化肥，超出了國際公認 安全線的 壹倍左右，重金屬、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幅度大約是20 ％。 [12] 2017 年5 月底至6 月初環保組織在河南省新鄉市牧野區、鳳泉區隨機取了12 個樣品送 給第三方機構檢測，結果顯示，鎘含量超標從壹倍到十多倍不等；記者調查發現， 當地人不少都出現慢性鎘中毒癥狀，有的還非常嚴重。 [13]

　　這種狀態註定中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由於污染、生產成本 上升等各種原因，中國的糧食質量次，但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 ％—30 ％。 如果不是政府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 限制更便宜的外國農產品進口呢？中財辦原副主任陳錫文說得很清楚，除保證供 給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關係之外，「更要考慮還在農村居住生產生活的六億多農民。」 [14] 其實，近十幾年來，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許多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若僅僅依靠種田，即便政府補貼維持著高於國際市場價的收購價格，但因人均耕 地太少，種地收入依然非常微薄，遠低於打工收入，無法維持農民家庭的生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占G D P 比重不斷下降：1978年農業占GD P 的 比重為28.2％；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公布的《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 測（2013-2014）》綠皮書顯示，2014年第壹產業（以農業為主）的增加值，在 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將下降到9.8％，進入10 ％以下的時代； [15] 該書預測， 到2018年，中國農業占G D P 比重將降至7％以下。 [16] 也就是說，數億失業農 民工即便想回歸農村，其家鄉已經失去支撐其回歸的物質條件。

　　2 、村幹部普遍腐敗

　　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同樣嚴重的問題是，鄉村社會痞子化，農村基層組織村 委會基本由地痞流氓式人物把持。我在1998年出版的《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已 經指出過這壹點，此後的農村實況則日益惡化。2003年開始稅費改革（取消農業 稅）之後，政府 放棄從農村直接提取資源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村社會秩序的關 註，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淪為黑惡勢力把持之地。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調查報告 有很多，這裡以〈引導好農村特殊群體〉 [17] 壹文的調查為例。該文介紹，自 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組織與農 民的關係由「緊密型」變為「松散型」， 基層組織職能出現某種「空位」，壹些鄉村惡勢力趁機把持了鄉村基層政權。這 種勢力約有三大類：壹是農村家族勢力，這類勢力既可能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矛盾 糾紛，但管理不好也容易成 為基層政權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縱 基層選舉，因此只顧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與弱勢家族發生利益沖突；二是農村 宗教勢力，有些宗教勢力在導人向善方面具有壹些作用，但壹些邪教、流教卻危 害不淺；三是農 村壹些刺頭、混混即鄉村痞子等逐漸活躍，通過操控基層選舉或 與村幹部勾結，實現自身的政治訴求。

　　比較值得關註的是此文之結論。該文說，對這些鄉村惡勢力不能壹棒子打死， 建議政府要利用誘導這些勢力去管理鄉村。文章作者沒考慮的是：對這些鄉村 惡勢力唯壹的制約是政府權力，在政府權力面前，這些惡 勢力當然會服從，因為他們深知，再惡的黑社會也鬥不過政府這臺龐大的國家機 器；但這些黑惡勢力可以通過金錢等物質利益結納官員，換取官員對其在鄉村治 權的認可； 而面對民眾，這些強橫的鄉村痞子又怎會考慮民眾利益與鄉村的社區 公共利益？

　　現階段，中央政府與鄉村的關係，其松散有點像民國時期。不同的是：民國 時期，延續千年的鄉紳自治傳統猶在，當時雖然出現了土豪劣紳，但總體上鄉紳 還保留著傳統道德，以 維持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為自身責任，因此，鄉紳主導下的 鄉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滅了鄉紳，培植農村邊緣人甚至痞子作為土改骨幹， 並讓這些骨幹成為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傳統的鄉村自治早被 痞子文化摧 殘殆盡，因此，中國政府放松對農村的管制，留出來的權力空白必然 由痞子惡霸填補。

　　村委會幹部的腐敗在農村普遍存在。村官的選舉依然是上級指派，村官們普 遍濫用權力，只是由於各地的資源情況不同，被村幹部用來營私的公共物不同而 已：廣東、浙江 等經濟發達地區，村幹部主要通過買賣土地貪腐，貧困地區的村 幹部則是通過侵吞集體財產或者分配扶貧款的權力貪腐。安徽東北部地區農村， 「低保」成為「村官手中拉攏與安撫村民的資源，想給誰就給誰，該有的沒有， 不該 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 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18] 各地爆出村幹部集體或個人違紀違法案件， 大多涉及索賄貪污、挪用公款、套取國家補貼、農村集體土地徵用、房屋拆遷、 農村賄選等。 [19]

　　中國總計有68 萬個行政村、500萬名包括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在內的 村官，他們掌控著農村政務，乃至9 億農村人口的生活及生產資源。近十多年來， 村官群體的犯罪現象越演越烈。「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調動十部委組 成督察調研組，分 赴海南、青海、湖南、遼寧、山東等8 省的調查也驗證了這壹 點。這次大範圍的調研統計數據表明：違紀違法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實權的村支 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壹把手」，成為「村官」 犯罪人群的高危類型。 [20] 2008年中國立案偵查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的11712 名犯罪嫌疑人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即村官群體）為4968人，占42.4％（其中 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 [21] 2015年11 月中紀委官網 通報193個貪腐者，其中近六成涉及村幹部。 [22] 村官本非公務員，竟然需要中 紀委處理，可見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生態非常惡劣。有些村官貪污受賄動輒上千萬 元，有的擁有個人資產上億元。例如，青島壹「村官」涉案上億，村出納員貪挪 徵地補償款四百萬元。 [23] 小小村官為何能貪這麼多？原因在於，他們的權力 不受任何限制。廣東江門市新會區三聯村村長劉宏球曾說過：「在三聯，我就是 皇帝。」廣東媒體報導那些動輒上千萬的村官腐敗案件時發出的無奈感嘆是： 「權力不受制約，老鼠雖 小亦可吞天。」 [24]

　　3 、鄉村社會痞子化

　　如果說，通過數據表達的現實，不夠讓人產生痛感，那麼，近年來中國網絡 媒體大量刊登的〈我的家鄉在淪陷〉或者〈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類文章， 則比較生動地描繪出壹個相同的現象：鄉村社會 的痞子化，以及彌漫在鄉村上空 那種令人絕望的「死亡氣息」。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是農村出身、上大學後留在城 市工作的人，他們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從 基層組織到人際關係，從鄉村教育的 衰落到道德的淪喪，包括從生產有毒食品到 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壹位安徽作者在〈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 中，提到農村老家的早婚早育（20 歲以下）、青少年輟學率高、大多數人初中畢 業後就外出打工、村支書憑藉著發放低保的權力收取賄賂、賭博偷盜成風、治安 惡化、鄉村教育衰落、基層選舉被當地勢力與基層政府操縱（「選舉不過是走個 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

　　[25] 2009年騰訊網做了壹個專題〈誰的故鄉在淪陷〉，開篇就提出，是每個 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無人能夠躲避這種命 運，選中的各篇文章從不同的側面揭示 了前述現象。 [26]

　　正常的社區是個利益共同體，但已經嚴重痞子化的中國鄉下村落卻很難被稱 為利益共同體。鄉鎮企業製造的污染讓周圍鄉民受害，辦企業的家族卻從中獲益。 生活在鄉村的人，大都將眼光放在眼前 微薄的個人利益上，全然不顧及村民的集 體利益。B B C 《大家談中國》欄目，曾登載過壹篇河南網民的來稿〈農民工紮 根家鄉的現實之困〉，文章末尾所述壹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拿筆者所在的村莊 來說，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裡建了個服裝廠，但廠房建成後當 地各種部門就隔 三差五的『光臨』，以各種理由吃拿索要。頂著這種壓力，工廠開工後，由於工 人都是當地村民，他們想方設法從廠裡『揩油』，就連做羽絨服所用的羽絨，都 被人隔著牆扔了出來。就這樣，工廠運轉不到半年就 倒閉了。」 [27]

　　中國的鄉村再也不是農村遊子可以回歸的田園，家鄉只存在於他們的念想之 中。許多新工人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作者何清漣的故鄉是湖南省 邵陽市，該省由於改革以來壹直居於落後地位，特別不喜歡有人批評本地的落後。 但該省邵陽地區新寧縣壹位村支書實在忍不住，於2016年發表了壹篇文章，談到 當地近20 多年的狀況：污染嚴重、賭博盛行（年長者在家中操持家務，看帶孫子， 整理田土。而坐在麻將桌或紙牌桌上的是壹群身強體壯的中年男女或敢於下賭註 的年輕人）、崇 拜金錢、為致富不擇手段、青少年大量輟學、不事生產、農田棄 耕、人際關係惡化，鄉土重建希望渺茫……最重要的是，這位村支書指出湖南人 聽不得別人批評本省落後的護短習性：「大戶（麒麟）村大約有90 ％的年輕人在 外務工，其中有不少優秀者，或文化人 ，或小老板，或公務員，也許是常年漂泊 在外的緣故吧，總把故鄉想像得似抒情詩壹般地美好，常表白自己對故鄉的無限 思念和眷戀，表現出濃厚的故鄉情結，把貧窮品德化，把落後浪漫化，認為醜化 家鄉就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 ，在這種迷茫之中，家鄉的腐爛就漸漸模糊起來……」 [28]

　　鄉村痞子化這壹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 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 政治生態的關鍵，它既是鄉（鎮）、村 的直接管理機構，其政治生態也是鄉村政 治生態的高級版。

　　2015年《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壹篇題為〈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 童到鄉村「混混」〉的調查報告。 [29] 這是作者對湘北紅鎮所作田野調查的簡 略介紹。作者揭示了壹個事實，大量 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該文很直 觀地揭示了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現狀，因此摘錄部分內容，以備存照：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 出壹條食物鏈。開地下賭場的莊家、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安」、放 貸與收賬的人 通稱為「吃水飯」的人；為這些人效勞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 取傭金的人，統稱之為「吃血飯」。

　　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 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 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 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 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鎮裡大混混即賭場老板、高利貸主的風光，小混混 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 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 ：「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 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 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壹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占 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 」紅鎮壹些村民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 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裏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

　　2013年9 月13 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布《女童保護研究報告》指出，在經 濟欠發達地區，農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侵害女童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例 如，廣東婦聯發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表明，本地農村留守女 童占被性侵女童的94 ％。 [30] 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女童（外來務工人員或其 女兒）則是主要受害人群。

　　本書作者認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與社會教化，村 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已經崩壞。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 的孩子， 心理往往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

　　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總共將近壹億，幾乎占中 國人口的十四分之壹。 [31] 將要成長起來的農村壹代，不少人便具有這種流氓 無產者特點。這類青壯年對中國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已經由2017年3 月以後發 生的郭氏推特文革表露無遺。這壹點，我將在本書結語中加以分析。

在〈死掉的農村〉壹文中，壹位陝西作者引述其家鄉老村支書的話，對現實 作了總結：「如今是什麼社會？說穿了，還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比以往任何壹 個時期 都要厲害。以前人吃過人後，還得吐出骨頭來；現在人吃人後，吐出的是 『理論和思想』，是『經驗和知識』。搶劫和殺人，會被當著推動改革發展的成 績和功勞，鮮血和屍骨會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和標誌。」鄉村社會痞子化 與縣 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其結果是產生了大批混混，「天蒼蒼，野茫茫，大 家壹起做流氓。」 [32] 這些人構成了壹個隱性社會，而且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 的社會秩序，並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早在十多年前中國的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 勢力大的黑社會 組織往往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幾乎每個黑社會組織後面 都有警察及政府官員做「保護傘」，勢力大的黑社會往往插手當地公共事務，以 「第二政府」自居，民間甚至流傳「找政府不如找黑社會管用」。 [33]

　　4 、農村人際關係惡化、精神沈淪

　　作為壹個社區，互助守望的功能已經喪失，相反卻變成人際關係惡化、村民 彼此缺乏同情心。壹位蘇北作者在懷念他小時候鄰裏和睦相處、守望 相助的往事 時指出：「現在卻變化很大，就恨不得妳家出什麼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別家壹棵 莊稼，要罵上半天街。為了田裡妳家多種壹行玉米，他家少種半行玉米，能吵半 天架，然後他家也種上壹行，於是排水溝、田間小路就這 樣沒有了。」

　　安徽的鄉風同樣如此，壹位安徽作者感嘆說：「在農村，妳很少能夠看到仁 愛、看到友善。妳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 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裡去了？是 誰讓他們變 成這樣？」農村的人際關係惡化，其實提出了壹個新問題。研究者壹向認為，中產階級 因為都是依靠個人奮鬥，獨自在職場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單感與無助感；而社會 底層為了減輕生活壓力，往往需要抱團，因此反而不像中產階級那樣孤獨與無助 。但中國農村居民的原子化及叢林化的特點，卻否定了底層人民更團結這種預設， 讓人看不到中國農村作為社區的凝聚力何在。

　　這些問題筆者非專業研究者，不需要考慮主流話語與課題要求，因此直白道 來。壹位陝西作者寫道：「國慶60 週年（2009年）的假日，我是在農村的家中度 過。這裡沒有壹絲節日中喜慶歡樂的氣氛，整個村子都彌漫著壹股壓抑的令人窒 息的空氣。生活中太多的苦難與不公，讓許多人陷入了無助與絕望。壹張張麻木 機械的面孔上，已經隱隱地流露出死亡的陰森和恐 怖。而在這背後，似乎正孕育 著壹種足以改變和毀滅壹切的力量。」壹位安徽作者認為，對農村問題，「與其 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壹種拯救了。」他對「三農研究」 頗有微詞：「我所說的只是壹些最基本 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壹份常識，在許多 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壹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從中國農村的現狀來看，其未來走向並不是朝向官方宣傳的「新農村」，迫 切的問題其實是「救亡」。

　　三、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雕敝與青年的無出路儘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但中國農村教育卻嚴重雕弊。

　　這壹現象說明，中國農村人口不僅失去了現在，還失去了未來。從根本上來 說，農村秩序的破壞與教育的廢弛有著直接關係。

　　1 、農村教育陷入長期雕弊狀態

　　農村教育的廢弛，先由基礎教育開始，標誌性事件是對農村地區實施「撤點 並校」，這是1998年中國合併鄉鎮的後續「改革」。2001年中國國務院頒布《關 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調整 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 從此，中國農村進入「撤點併校」階段。

　　據21 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統計，2000-2 010年，在中國農村平均每天要消失63 所小學、30 個教學點、3 所初中，幾乎每 過壹小時就要消失4 所農村學校。十年間中國農村的中小學消失了壹半。 [34] 此後，撤點併校還在繼續，但隨著中國輿論環境的嚴苛控制，這些具體統計數據 很難再見諸於媒體的公開報導當中。

　　「撤點併校」的後果之壹是，農村青少年再也不能就近入學，低齡孩子每天 在路上要花費幾個小時，安全成為問題，孩子輟學率升高。從農村的變化來看， 「撤點併校」與村莊的「空心化」，幾乎是個同步過程，隨著學生與家長到城鎮 陪讀，基礎教育資源進壹步集中到城 鎮，村莊的「教育」功能在消失。2015年 中國小學招生人數和在校生人數都在提高，全國小學招生1729萬人，比2014年增 加71 萬人，但中國的小學與初中卻減少至24 萬所，比2014年減少1.1萬所，減 少的學校主要集中在農村。 [35]

　　在農村的義務教育逐漸被削弱的同時，城鄉之間高中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衡。在農村，能夠進入高中的學生只占學齡人口不到10 ％，而在城市學齡人口中 該比例則高達70 ％，其結果是：三分之壹的城市青年能夠完成高等教育，而僅有 8 ％的農村青年能夠實現這壹點。 [36]

　　對教育的輕視並非只發生在「我的家鄉在淪陷」那百餘位作者的家鄉，而是 所有的農村地區。這個過程與兩個過程同步：教育產業化（即高校收費體制改革）、 中國大學生就業難（農村學生特別難）。

　　2 、教育產業化使農村家庭供養大學生極為困難早在十年之前，農村青年讀 完中學之後的輟學現象就很嚴重。據中國青少年基金會調查，60 ％以上的農村學 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由於農村出身的大學生 在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其家庭還常因高昂的學費負債，越 來越多的農村家庭選擇讓孩子棄學。

　　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政策，確實是中國政府放棄政治責任，不顧中國國情 而實施的壹項不明智的政策。90 年代中後期，為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不 少中國 經濟學家論證「教育產業化」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 家湯敏用數學模型設定了壹個讓中國政府欣喜萬分的「經濟擴張模式」：普通高 校規模增加二百萬人，這二百萬學生每人每年學費10000元，另外每人 每年因教 育而額外支出2000元（北大的抽樣數據是2357元），最終可以拉動社會總產出規 模1000億元。

　　在發達國家，政府負責教育資源的主要投放，公立教育的目的之壹就是通過 教育平等，實踐社會公正，所以發展教育往往被納入國家的長期反 貧困戰略。中 國的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教育本應由政府負責。

　　在政府壟斷國家資源這壹體制未改變之前，實行所謂「教育產業化」，即教 育收費體制的改革，說明中國政府極其功利短視，並與國際社會反貧困戰略背道 而馳，這 是壹項典型的「只要政府錢袋滿、不管民眾錢袋空」的短視政策。早在 1999年「教育產業化」剛開始時，我就指出，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與教育結構雙重 缺陷的作用，中國必將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

　　對於中國青年來說，「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唯壹好處是使 高校降低入學門檻， 擴大招生規模。在「讀書改變全家命運」的感召下，中國廣大農村家庭不惜透支 家庭今後幾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學，大學學費成了他們人生中最大的、也是 唯壹的巨額投資。教育部曾公布調查數據：按照 每名貧困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 000元計算（包括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壹個本科生四年最少花費28000元， 相當於貧困縣壹個農民35 年的純收入。 [37]

　　陝西有位出身草根的商人黨憲宗，因為看到太多農民家庭供養大學生的艱難 掙紮，於2 003年自費對合陽縣農村110戶農民家庭供養大學生的情況進行了調查， 寫出了40 戶家庭的獨立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

　　該村青年上大學，四年大學費用需要賣96 萬個燒餅；110戶農戶中11 個人 因高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家有2 個或3 個大學生的農家往往欠債4-5 萬，有的甚至高達十多萬。當地的壹位村支書算過壹筆帳：

　　壹個大學生壹年的學雜費用頂我30 年給國家交的農業稅。由此凸顯的農村教 育之痛讓「知識神話」褪色，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西部農村家庭重陷赤貧的夢魘。 [38]

　　3 、農村青年陷入無出路狀態

　　肇始於2003年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粉碎了農村青年的夢，也使大 量農村家庭兩代人深陷債務泥潭。

　　《南方周末》記者曾在青海省做過調查，發現省屬高校的學生中，家庭年收 入低於壹千元的貧困生約 占半數。這說明，同樣數額的大學學費，或許東部省份 的農村家庭不難支付，而在西部省份卻相當於壹個強勞力35 年的收入（不考慮農 民自身的吃飯、穿衣、看病、養老等支出）。 [39] 大學畢業後，若畢業生家在 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就業難」至多意味 著畢業後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但在 西部省份，導購員和餐飲業的砂鍋師、餃子師、點餐員、傳菜工、配菜工，就算 是大學畢業生的好工作，如果連這類工作也找不到，便意味著長期待業，或者只 能到建築工地做體力活謀生。民盟 青海省委調研課題組曾對青海省海東地區的平 安、樂都等六個縣的農村大學生狀況做過調研，發現從2000-2005年的5 年間， 回到海東地區的農村大學畢業生共計8863人，截至2005年6 月尚有5900人待業； 其中，樂都縣、平安縣的失業率分別 高達82.8％和96.2％。傾力供養子女讀書的 農村家庭，在子女無法就業的同時，還要應付大學學費帶來的債務。 [40]

　　在甘肅會寧縣，教育曾是絕大多數農村家庭改變自身命運的唯壹通道，也是 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立縣之本」。21 世紀前十年該縣發現，「教育立縣」已遭 遇「教育破產」：大量農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長期舉債供養學生的農村家庭血 本無歸。甘肅省農業部門的壹項抽樣調查表明：該省重新返回貧困線以下的農民 中，因教育支出返貧的占50 ％。

　　[41]

　　雲南省富寧縣教育局曾做過壹項調查：2005-2008年全縣共有大學畢業生14 43人，未能就業人數694人，占畢業生總數48.1％；通過各種途徑實現就業的畢業 生有749人，其中考取事業單位或公務員人數454人，占 畢業生總數31.4％；外 出打工人數244人，占畢業生總數16.9％；自主創業人數38 人，占畢業生總數2。 6％；企業聘用59 人，占畢業生總數4％。 [42]

　　這類情況在中國各地都能發現。2000年以後以大學擴招為主要標誌的「教育 產業 化」所催生的高學費和低就業，像兩隻無形的大手，夾擊著原已堅硬狹窄的 農門。面對多年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情形日益嚴重，中國政府的對策是大 學畢業生「就業率」造假。官方公布的歷年高校畢業人數，從2001年 的115萬， 上升到2009年的611萬，而就業率則從2001年的70 ％微降到2009年的68 ％。 [4 3] 實際上，官方公布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遠遠高於大學生的實際就業率，這裡的 秘訣在於，教育部匯總的各高校上報數字存在嚴重的造假問題；而高 校之所以作 假，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公開通報各校的就業率，將就業率作為調整招生計劃、衡 量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直接關係到高校的社會評價、生源質量和收入來源。中 國的高等院校為了達到「高就業率」，採取單位掛靠、假協議等形式，給畢業生 發放壹些根本不能到用人單位報到的就業報到證，製造假就業率，即所謂的「就 業率註水」； [44] 有些高校乾脆將學生提交的就業證明與畢業證發放硬性掛鉤， 逼迫學生回家找父母和親戚的單位開具假的就業接收證明，讓學生拿這種假就 業 證明換取畢業證。這種就業率造假從2003年開始，延續至今，早已成為中國社會 公開的秘密。 [45] 2010年之後中國基本不再公布全國各高校畢業生就業率，而 是改用其他指標，比如用就業滿意度、就業最高的專業與學校排名等代替。據 《2017年 大學生就業藍皮書》披露，2012年大學畢業生就業滿意率只有55 ％， 最近略有上升。 [46] 但大學生就業難這壹事實並未改變。媒體報導稱：「年年 歲歲說就業，歲歲年年就業難。」繼2014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727萬之後，201 5年的畢業生人 數達到749萬之多，就業難成了社會常態。連續幾年的「史上最難 就業季」給人的感覺就是：

　　對於就業，「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47] 無情的事實顯示，中國出現了 許多發展中國家從未遇到過的問題：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 現了知識型 勞力過剩的局面。

　　隋唐以來，科舉制取代魏晉南北朝盛行的門閥士族制度，成為中國歷代王朝 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雖然不多，但卻為平民向上流動提供了壹條 主要管 道。進入21 世紀，由於大學生就業難，終於使「讀書無用論」再度席捲 中國農村。中國數千年歷史中，「讀書無用論」只在中共統治時期出現過兩輪。 第壹輪出現於毛澤東統治時期，是毛打擊知識分子的政策所造成；第二輪是2009 年84 萬應屆畢業高中生退出高考，導致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考生總量首次下 降，這場波及國內多數省市的「棄考風潮」被教育界稱為中國高考的「拐點」。 [48]

　　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壹直被視為「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是切斷底層社 會「貧困 代際傳遞」鏈條的最佳途徑。中國的大學教育對中國農村青年來說，意 味著雙重不公平：「教育產業化」設置的高收費門檻剝奪了不少農村青年受教育 的機會；畢業即失業意味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無法進入社會上升通道，只能 無 望地掙紮在社會底層。隨著壹屆又壹屆農村青年從大學畢業，沈澱於底層的知識 青年日益增多，在國內的微博與國外的推特這些相對自由的社交媒體上，人們越 來越深切地感知到這個龐大群體胸中蘊藏的社會仇恨，部分人的社 會仇恨已經轉 變成對壹切成功人士的嫉恨。

　　1978年改革以來的中國有如壹輛失去方向的現代化列車，中國農村則有如被 政府拋在廢舊車軌上的壹節破舊車廂，拋下的時間開始於上世紀90 年代中後期， 儘管這節車廂裡坐著占中國壹半人口以上的農民。但被拋下的人不是物品，鄉村 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必會吞噬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矛盾的本質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19 世紀中葉以降，中國曾經非常不幸，以往的文明與自負成為現代化的包袱； 進入到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卻成為壹個非常幸運的國家。1989年代末到19 90年代初期的東歐、蘇聯共產極權主義國家土崩瓦解之後，全球化浪潮興起，中 國積十餘 年「改革開放」之經驗，比其他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有著更充分的迎接全 球化的準備；加上中國具有稅收優惠、土地價格與勞動力成本低廉等「比較成本 優勢」，因而成為長達2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唯壹的淨得利者。

　　壹、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過去20 多年，在西方世界，全球化所承載的壹切，如普世價值、人權高於主 權、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幾乎成了《聖經》般的存在。直到2015 年歐洲大陸淹沒在難民潮裡，歐洲國家被迫面對不斷增加的恐怖襲 擊，對全球化 的懷疑聲音才開始冒頭。

　　1 、全球化讓西方失去了什麼

　　2016年5 月紐約市立大學客座教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 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哈佛經濟學評論》（ HarvardBusiness Revie W ）上撰文指出，20 世紀80 年代至今，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個人收入重新洗牌的 新時期，也是過去200年間全球不平等程度首次下降的時期。其中，贏家是亞洲發 展中國家的中產和中產以上家庭，以及全球最富 的1 ％人群；相對的「輸家」則 是發達國家的中產及以下家庭。從1985-2000年，中國因其快速發展，幾乎是阻 止全球不平等繼續擴大的唯壹力量。2000年之後，印度同樣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 和在削減貧困方面的努力，降低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嚴重程 度。其他亞洲國家， 例如印度尼西亞、越南和泰國，也為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 美國媒體也報導了壹份兩年前撰寫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由美國聯邦儲備系統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的經濟學家賈斯汀．皮爾斯（Justin Pi erce）和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彼得．斯科特（Peter Schott）聯名發表，其重 要結論之壹是：美國自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地位以來， 美國 製造業中就業機會流失的壹半可以歸咎於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增加；在美國那 些受此影響較大的地區（該研究以縣為單位），自殺及其相關原因造成的死亡案 例明顯增多，失業率每增加壹個百分點，將導致自殺率提高11 ％；相對來說，白 人男性從事製造業的比例比其他群體更高，這個群體是受影響的「重災區」。 [ 2]

　　2 、中國是全球化中的唯壹淨受益國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是純粹的受益者。其受益體現在四個方面：

　　壹是G D P 總量劇增，中國的G D P 從「改革開放元年」即1978年的2168億 美元，增至2016年的逾11 萬億美元，擴大了近49 倍； [3] 二是中國從資本淨輸 入國變成了資本輸出大國。改革開放前中國只對兄弟國家提供外援，從無對外投 資，2015年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壹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 國； [4] 三是在中國造就出大量億萬富豪，其人數領先全球。改革開放前中國沒 有富人，而到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已多達568名，首超美國（535名），成為世 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 豪（2188人）的四分之壹強。2015年中國平均每五天誕生 壹位億萬富翁，高科技產業、消費品與零售業、房地產業都是產生中國富翁的 「溫床」； [5] 四是養成了占總人口20 ％多的中產階級。據瑞信研究院（TheC 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5全球財富報告》，中國擁有全球最 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達1.09億，比美國的9200萬中產階級還多。 [6]

　　「」

　　中國在全球化中的「淨收益」，確實驗證了米拉諾維 奇的研究結論。但是， 中國在全球化道路上的表現也令許多西方的政治學家失望，比如，中國政府對普 世價值、以選舉權為核心的政治權利等，壹直拒絕接受。從胡錦濤2003年接任中 共總書記之後，中共中央不斷宣布「防止顏色革命」、「五不搞」、「七不講」， 堅決抗拒西方價值觀的滲透與影響。這壹點，中共與殖民化時代清朝廷拒斥西化 壹樣：那時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今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體、 西方科技為用」。在中國政 府看來，中國既得全球化經濟之利，又避免了西方價 值觀之害，這是壹本萬利、只賺不賠的生意。也因此，就算美國、歐盟等國民粹 主義高漲，都反全球化，中國也決不會加 入反全球化大軍。

　　儘管中國是全球化的唯壹淨收益國，但由於權力市場化導致的「家國壹體利 益輸送機制」，這個國家壹方面創造了令世界瞠目的新富豪，另壹方面也創造了 世界上數量最大的貧困階層。不少外國研究者為中國新生中產階層的龐大數量而 驚訝 ，卻忽視了中國新生的中產階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很低。這種情況，我稱 之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這壹失敗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的政治走向。

　　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社會變遷理論指出，壹個國家的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又分為兩個層面，壹是階層結構轉型；二是價值觀轉型。中國的近鄰日 本經歷過明治維新與二戰後民主化兩次轉型，才算完成了上述三個方面的轉型。

　　階層結構轉型是社會變遷當中最關鍵的部分。當壹個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變 化之後，消費結構將帶動生產結構的重大變化；如果沒有政治結構的阻礙，則文 化形態、價值觀念等都將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之所以不成功， 就在於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1 、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全球化讓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富裕階層與中產階層，例如在中國，社會本應從 以底層 為主體，轉化為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中國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最 大的純受益國，卻未能完成這種轉型，源於政治失敗。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承諾全民奔小康。從那時直到2010年，中 國政府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設定的目標是：形 成以中產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為此 資助了不少國家級研究課題。其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 究」課題組發布的結論最為權威：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 ％左右， 其規模以每年壹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擴大。 [7]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根據這壹 結論，並參考其他資料推算：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在1.15萬和4.3萬美 元之間）人數從1990年代的接近於零，增長到2010年的2.25億。 [8]

　　但這壹情況在2011年之後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外 資不斷撤出中國，中產階 級人數在迅速減少。從2012年年底開始，直到2017年初，美資雅芳（Avon）、摩 托羅拉（Motorola）、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匯豐人壽（HSBC Life Inter national Ltd。）、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HP）、西門子（Siemens） 等行業巨頭都以成百上千的規模削減員工數量。 [9] 惠普為節省成本裁掉了萬餘 名員工；億貝（EBay ）、美滿電子科技（Marvell）、松下（Panasonic）、日 本大金（Daikin）、夏普（Sharp）、TDK等大型外資公司均計劃推進製造基地回 遷本土；國際包裝、造紙行業巨頭芬蘭斯道拉．恩索集團 （StoraEnso）旗下的 企業蘇州紫興紙業倒閉； [10] 2017年1 月美國硬盤巨頭希捷（Seagate）突然 宣布解散中國蘇州工廠； [11] 美資軟件公司甲骨文（Oracle）所屬的「中國北 京研發」大範圍裁員。 [12] 撤資的外企給中國留下了廢墟般的工廠與大量失業 人員，失去的外企工作機會被稱為「敲碎的金飯碗」，而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國 曾經的外企白領精英。

　　2015年9 月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曾發表壹份報告，援引中國國家 統計局、 高盛全球投資研究部、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國防部等機構的調查數據 指出：中國的消費市場以壹小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 ％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 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 ％的中國人口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 （約為1.53億人）；除他們 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報告 指出，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 萬美元，這些人 構成了在巴黎、紐約、東京、倫敦的商場裡「火拼」購物的中國人主體；處於 「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國3.87億農村就業人 口即農民，幾乎占了中國勞動人口 的近壹半，他們的人均年收入為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間的是「都市白領」 和「都市藍領」，他們的總數接近農村就業人口，「都市白領」的人均年收入接 近12000美元，「都市藍 領」的收入為大約5900美元。報告進壹步分析：從消費 模式來看，「食」與「衣」占中國消費者個人消費支出的壹半左右；中國主流消 費群體的購買力不高，他們的日均消費額為7 美元。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人的 日均消費額為97 美元。中國消費者把近半的收入用於「衣」、「食」方面，而美 國的這壹比例僅為15 ％左右。中國3.87億農民的消費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 [13]

　　隨著外資撤離中國，破產企業增多，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減少，窮人在增多。 2016年中國 共有7000萬人年純收入比2300元的貧困標準還低。

　　按照世界銀行2015年界定的日消費1.9美元的貧困線，該機構估計，中國的貧 困人口人數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三。在中國，屬於社會下層的人口約占80 ％（清華 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是：中國 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再加上下層 群體中與中產階層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 [14] ）。在產生數 量龐大的貧困階層的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上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度。2015年中國 的億萬富豪多達568人，首超美國（535人 ），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 188人的四分之壹強；[15] 2016年全球68 個國家的2257名億萬富翁當中，中國的 超級富豪是609人，美國超級富豪只有552人，中美之間的這壹差距進壹步拉大。 [16]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污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 「生活在中國是壹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 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 投資拿到精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 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湧往國外。 [17]

　　壹個國家的興衰在於人才，中上層紛紛移民，對於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2 、上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伴隨著全球化形勢逆轉， 中國已經錯過了改善社會結構的時間窗口。

　　如前所述，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是最早看出這壹趨勢逆轉的專家。

　　在指出全球化的發展帶動世界整體收入上升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發達國 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全球化也許會被 認為是在製造壹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18] 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已被美歐的現實所證實。美歐人民因為收入持續下降、 生活質量變差而對本國精英不滿，因此2016年成了「黑天鵝」頻現之年：英國退 歐與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總統，幾乎成了全球化趨勢逆轉的兩 大標誌性大事件。2 017年1 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彌漫著壹種失敗情緒，《紐約時 報》的漫畫師帕特裏克．恰帕特（Patrick Chappatte）將此次會議主題諷刺為 「如何在壹個反精英的世界中繁榮」。

　　在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收入 不平等狀況更加嚴重，這種狀況在中國尤其明顯。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經濟衰 退，就業機會減少，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嚴 重梗阻；要想得到壹份好 點的工作，必須要「拼爹」，即依靠父母家族的人脈資 源。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不僅不可能繼續擴大，反而會漸漸萎縮。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後果是社會結構固化：壹方面，精英選拔中，壹旦 「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便退居 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 日益退化，遑論社會進步；另壹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 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這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 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 。在本書的第六章中，筆者已經分析過，被 中國現代化列車拋棄的人群當中，有占中國壹半人口以上的農民。被拋下的人不 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會像慢性毒藥壹樣吞 噬中國社會。

　　三、中國陷入的是何種「陷阱」

　　全球化鼎盛時期，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淨得利者，如此難得的機遇，尚且 未能成功地將中國轉變成壹個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如今全球化形勢逆轉， 中國倒T字型的社會結構將僵硬、固態化，這種社會結構註定 了中國未來只會是 拉美國家的同類，如果幸運，至多比非洲、中東地區略好。

　　1 、中共政權與歐美政權的區別

　　認為中國獨裁政權應該瓦解，是期盼中國早日民主化人士的共同願望，也因 此，「中國崩潰論」每隔壹段時期就會出現。僅在近五年內，中 共高層因權力繼 承發生的內部鬥爭曝光以來，就有過多起這樣的論調。除了2015年沈大偉（Davi d Shambaugh）說過的「崩潰論」（他後來修正為「衰敗論」）之外，《華盛頓郵 報》社論版副主任編輯傑克遜．蒂爾（Jackson Diehl）發表過更悲觀的預言。他 在美國《全球事務》

　　2012年9 ／10 月刊發表的文章認為，中共與俄羅斯這兩個獨裁政權都面臨瓦 解命運，但是2012年美國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卻都沒有對此作好準備。 [19]

　　從章家敦（Gordon G。 Chang）、傑克遜．蒂爾直到沈大偉，這些外部觀察者 都是用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判定中國是否會發生危機，錯以為中國政治是責任政治。 必須承認，中國現在面臨的諸種危機當中，只要其中的壹部分發生在美國、日本、 歐 盟，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早就轉化為政治危機，導致政府垮臺（內閣集體辭職 或執政黨敗選），如同2012年以來歐債危機導致希臘、荷蘭、義大利等多個政府 倒臺。 [20] 美國2016年大選，代表華府建制派政治精英、華爾街及媒體精英聯 盟披征袍的希拉 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雖然得到精英與媒體壹邊倒 的支持，既有雄厚資金可支配，又占據了壓倒性的輿論優勢，並被外國盟友壹致 看好，最後還是敗北。原因就在於，同為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甚少關 心國內社會 狀況，拒絕傾聽本國民眾的呼聲，罔顧本國中產階級收入下降、中產階級人數不 斷減少、貧困人口增加的困境；與此同時，他卻通過不斷打造新的利益群體來爭 取政治支持，如大赦非法移民、大規模接納中東與非洲的 穆斯林難民，並給予這 些移民比本國窮人高40 ％—80 ％的福利，營造性別話題、不斷造出男女之外的 各種性別群體（民主黨大本營紐約市竟然規定出32 種之多的新性別），並且在所 有公立學校推行荒唐之極的男女同廁的總統法令。 [21] 奧巴馬的整整八年任期， 壹方面大量裁軍、節省費用，另壹方面卻舉借將近十萬億美元國債，不是救濟移 民，就是拿去滿世界揮灑。 [22] 美國人民對此嚴重不滿，終於用選票拋棄了要 繼承奧巴馬政治遺產、主張要向中產階級增稅、開放邊境歡迎各國移民的希拉 裏 ．克林頓。

　　現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眾只能在大選年行使權利，這數年壹次的大 選賦予民眾另選政府的機會。而中國不同，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現在也是 憑槍桿子說話，民眾幾乎被剝奪了壹切權利。西方各國的人權早就進入了第四代， 即保障 同性戀、變性人、依本人心理狀態自由選擇性別者及其婚姻權利的時代， 而中國人還沒能享有第壹代人權，即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選舉權、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中共特色的政治是非民選的無責任政治，政府與黨 的首 腦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政策失誤承擔責任，五年壹次的政府換屆也無須經過全民 大選。外部觀察者們分析中國時往往會忽視這壹點。儘管中國的經濟已經病入膏 肓，實體經濟壹片蕭條，失業人口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築，金 融系統危機重重， 外匯儲備下降到臨界線，但只要政府能繼續保持財政汲取能力，保證資源汲取管 道暢通，能夠繼續供養政府及暴力機器（警察及軍隊），中共就不會主動下臺。 中國政府超強的資源汲取能力與鐵腕統治，幾乎成 了中國現在唯壹的穩定因素。

　　2 、艱難維持的「潰而不崩」狀態

　　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三大地區，即亞洲（中印兩國是世界第壹、二人口大國）、 非洲與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國家，從本世紀初開始就因青年失業率過高而引起聯合 國擔憂，因此聯合國鼓勵 這些地區的人口在世界範圍內遷徙。然而，自2015年 開始，由敘利亞難民潮引發的中東、非洲人口向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大遷徙，讓歐 洲陷入了動盪不安，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自身根本沒有能力接收中東與非洲想 要移民西方 的近六億貧困人口。 [23] 自2015年開始，曾是拉美左派政治圈內翹 楚的委內瑞拉陷入動盪與饑餓，更是說明，單壹資源的國家無法支撐人口增長而 帶來的就業與福利要求。全球化引起了西方各國的反思，就是以這次人口大遷徙 為觸發點。2017年1 月26 日英國首相特裏莎．梅（Theresa May）還非常勇敢地 在美國費城演講中提到，由於英美對世界主權國家的政治幹預失敗，「英美幹預 主權國家並試圖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24] 這話其實 是正式宣告：英美將終止向外推廣民主化的政治努力；這壹重要姿態本應引起世 界關註，卻被大多數英美媒體與中國政府完全忽視了，而世界各國與眾多N G O 更在意川普政府宣布減少對外援助。

　　在中東、非洲、拉美與壹些亞洲國家紛紛進入動盪時 期之際，相比之下，中 國社會矛盾尖銳的狀態並不那麼引人註目。中國當局通過高壓維穩所營造的表面 平靜，反而被西方世界看作穩定的象徵。其實，中國的青年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 都非常高，底層社會的嚴重不滿、反對者的被 迫消聲，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因權力 分配而引起的矛盾交織在壹起，早就使中共政權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維穩」成 了第壹要務，「維穩」經費在有的年度甚至超過軍費，所謂「革命」早就成了中 國政治話語的壹個主題。

　　從本書作者之壹何清漣動筆撰寫《中國的陷阱》至今，時光流逝已二十餘年。 這段時期內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有人曾開玩笑地對作者說過：妳所預言的壹切， 在中國都成了現實，只是比妳書中分析的要嚴重得多；不少書中的例證只要將時 間改換壹下，腐敗的數額從 千萬元擴大為億元或者數億元，農村的惡勢力更惡更 黑壹些，完全符合現狀。中國確實掉在妳說的「陷阱」裡爬不出來了。當然，也 有讀書不求甚解之輩，常常會氣勢洶洶在網上質問：她不是早預言中國要崩潰， 中國現在崩潰了 沒有？

　　筆者所有的研究，從來沒預測過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何時會崩潰。我預測 的只是中國將長期（20-30 年）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我想告訴讀者的是： 人類社會形態不只有「繁榮」與「崩潰」兩種形態，大多數時候，人類社會處在 繁榮與崩潰 之間的狀態；區別在於，是接近繁榮，還是更接近崩潰，如是後者， 則當下潛伏著什麼樣的危機。預言中國崩潰的人士多半陷入了認識論的誤區，以 為中國的現狀，不是繁榮，就是崩潰；與之相似的壹種極端的認識則以為，凡指 出中國弊端的人，就是預言中國崩潰。作者的《中國的陷阱》，其實不是預言中 國（政權）何時崩潰，而是指出：中國那不觸動政治體制的經濟改革，最後必將 使中國陷入權貴資本主義陷阱，根本不可能將中國引領上壹條健康平 穩發展的道 路，最後會使中國陷入壹種「潰而不崩」的社會狀態。所謂「潰」即「潰敗」， 指中國社會將在政治、生態、社會道德系統方面陷入全面潰敗的狀態；「不崩」 則指這個掌握了政治、經濟與組織資源的政權將不會在10-20 年內崩潰。中共政 權的崩潰，只可能在壹種危機共振的狀態下出現，即同時發生內部超大規模的社 會反抗、高層統治集團發生嚴重的矛盾、財政危機出現，同時還面臨外部壓力。 接下來，作者將分析這些狀況近期內是否可能在中國同時出現。

　　四、中國近期是否會出現危機共振？

　　需要討論的是：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否會導致政治危機並出現危機共振？筆者 的判斷是，在最近若幹年內（至少十年內）不會發生導致共產黨垮臺的危機共振。 這壹判斷基於以下事實：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幾大 危機疊加所導致：統治 集團的內部危機、經濟危機（最後集中表現為財政危機）、社會底層的大規模反 抗、外敵入侵。如果這幾大危機先後出現並同時共存，這個王朝必亡無疑。以下 逐項分析中國現存的危機因素。

　　1 、統治集團高層已經形成壹元化領導格局

　　2012年習近平接班前後，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確實發生過政治局委員、重慶市 委書記、太子黨重要成員薄熙來試圖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挑戰，支持薄的人有 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與部分軍中紅二代 。習近平通過反腐，有 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敵並重整權力結構，將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寡頭獨裁變 成黨政軍權集於其壹身的個人專斷。

　　從集權與穩固權力這個角度看，習近平做得相當穩妥與成功。他用步步為營、 各個擊破的方式，在五年時間內，先後將 其政敵薄熙來、周永康、兩位軍委副主 席上將郭伯雄及徐才厚（受審期間病死）、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都送進監 獄。根據中紀委的數據，從2013-2016年6 月底，中國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官 員人數達91.3萬人。受到司法懲處的112名省部級 以上黨政官員中，包括本屆中 央委員會成員十名、13 名中央候補委員。 [25] 從2015年開始的軍隊改革，幾乎 摧毀了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形成的軍隊權力格局。目前所有的跡象表明，在下壹 個五年任期內，幾乎不可能出現對習近平權力形成挑戰的高層成員 。可以預測， 如果沒發生人力不可控制之事，習近平並未打算遵循江澤民交班給胡錦濤這壹黨 內規則，而是準備繼續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

　　中共已經從輿論方面為習近平連任做準備。2016年6 月《人民日報》發表署 名鄭秉文的文章，其中提到，只要政治 上不出現民主化這種顛覆性錯誤、經濟上 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三種情況，就能達到「中國即將進 入高收入社會的美好前景」。 [26] 所謂不犯「顛覆性錯誤」，原話出自習近平 之口。2013年10 月習以中國國家主席身分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說 過這話。《人民日報》

　　評論員文章隨後專門就此做過解釋，即無論是以「顏色革命」標榜的第三波 民主化道路，還是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出現的民主化道路，中國決不步其後塵。 「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 波動」這句話所指的「制度」，不是指「社會主義制度」， 而是指中共最高領導人掌權的方式，以及保證其有效行使權力的各種制度。習近 平執政以來，在權力結構與權力行使方式上早就改寫了政治規矩，由江澤民時期 的集體領 導變成了個人專斷。鄭秉文強調，「不出現制度斷層式波動」，意指不 要再改變習近平重新釐定的政治規矩，以免發生十八大權力交接前後因「制度斷 層」而引起軍界、政界人事大變動，導致恐慌情緒蔓延、人心不穩。

　　要想不出 現「制度斷層」，只能有壹個選擇，就是NO.1不換人。這壹想法在 2016年10 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得到確認，並通過會議公報宣告：「全黨同誌 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目前離習近平任職兩屆還有5 年整， 如果他想改變自江澤民以後定下的總書記只做兩屆十年的規矩，時間上很從容。 只是如何改，是增加總書記的任期，從兩屆延長為三屆、四屆，還是乾脆無限制， 或是變總書記制為黨主席制，這些都是技術細節問題，遇到的黨內抵抗絕對沒有 外界估計的那 麼強烈。事實上，中共利益集團不希望共產黨倒臺的願望，顯然遠 遠強於轉向民主化的意願，那些沒有足夠財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級官吏與中產階層， 甚至希望習近平能夠撐住這潰敗江山，以免發生滅頂之災。

　　2 、經濟危機（核心是財政危機）是否可能出現？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最擔心的其實不是所謂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潛流，也不 是「政治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而是經濟上出現「毀滅性打擊」，無論是習近平 還是李克強，對這壹點幾乎都沒有把握。儘管中共已經勉 強接受「中國經濟進入 L 型」這壹說法，但卻很難忍受經濟蕭條。如今中國經濟各領域都缺少利好消息， 企業大量破產、工人失業增加、外商投資減少，最後的防線已經只剩下金融系統 這道防波堤。金融系統是壹國經濟的神經中樞和血液循環系統，無論如何不能失 守，這就是從2016年8 月開始中國政府將精力集中於「貨幣維穩」，即人民幣貶 值不能過快，而「貨幣維穩」的關鍵戰場則是外匯儲備保衛戰，即要守住三萬億 美元這壹所謂「心理關口」。

　　所有這些危機初兆，離政府的財政危機還有壹段距離。中國政府與其他政府 最大的不同在於，這個專制政權調集資源的能力遠比民主政府強。只要執政者意 識到危機在何處，防範意識和防範能力遠遠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軟弱無力 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國G D P 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全國稅收高達11 .59 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4.8％。 [27] 今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經濟不 景氣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工商稅收難以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已經為地方政府未 雨綢繆，基本上完成了開徵房產稅的準備工作；而房產稅壹旦開徵，地方財政便 可從依賴經濟增長變為 依靠對有產者徵財產稅來維持，中國城鄉住戶的自有住房 擁有率高達87 ％， [28] 這個新稅源的基底十分寬廣。

　　房（地）產稅這壹稅種，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徵收，而中國卻遲遲未能開徵。 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精英，即商人、黨政機關幹部、中層以上白領 ，基本上都擁 有兩套以上住房，其中少數人甚至擁有十餘套，幾乎所有的城市精英對徵收房產 稅都抱抵制態度。本書第四章介紹過，中國城市的平均房價大約相當於人均年收 入的25 倍。從購房角度去看，這個比例表明，供房不易。而從房產主的角度去看， 就又是 壹副景象了。房產稅以房價計稅，高房價意味著房主的稅負很重；收入相 對於房價偏低，則意味著，房主用不高的收入，既要供房、又要納房產稅、還要 養家，對於大多數房主來說，實在是不堪承受之重。2016年北京市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為52530， [29] 如果在自住房產之外還擁有壹套壹百平米的住宅，時價按 每平米五萬人民幣估計，房產計稅價值是五百萬人民幣，哪怕房產稅率只有0.5 ％，每年也需繳納25000元人民幣，相當於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成；這樣，許 多房產主要想維持大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實際上只能挖銀行存款來繳納房產稅， 其荷包將年復壹年地快速縮水。

　　顯然，如此對有錢人和中產階層竭澤而漁的稅收政策，不到計窮無策之時， 中國政府其實也不想大範圍地激發民怨，這就是中國的房產稅遲遲不 開徵的原因。 然而，2017年2 月國務院《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出臺實施， 其中明確提到「支持各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意 即各地在財政困難情況下，允許地方政府開徵房產稅。 [30] 表面上看，這是中 央政府將徵稅權和社會福利開支管理權下放，其實質含義則是，中央政府在下放 收稅權的同時，也將財政困難的壓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去面對地方財 政壓力和開徵房產稅引發不滿這個兩難課題。2017年7 月27 日，陝西省因財政入 不敷出，率先在全省範圍內開徵房產稅。 [31] 其他省份在開徵房產稅上，只是 時間遲早問題。

　　以上分析說明，對政府來說，經濟不景氣，企業稅收難以增加，但用房產稅 還可以補救，因此，財政雖有困難，卻未必走投無路， 財政危機還不至於立刻爆 發。只要中國政府在財政上可以支撐住國家的暴力機器，中共政權就不至於崩潰。

　　危機來臨之時，必是中共財政崩盤之日。

　　3 、國內反對力量弱小且分散

　　中國政府是個高度組織化且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其鎮壓力量遠遠超過中 國歷史上任何王朝，面對這個世界上第三軍事強國，民眾連購買刀具都要受限制， 這種情況決定了官府的鎮壓力量與民間的反抗力量彼此之懸殊前所未有。本書第 五章已經概述了各種社會反抗的起因及其組織方式。事 實上，當中共在2015年 「709抓捕行動」中將維權人士壹網打盡之後，國內已經沒有任何哪怕是松散型組 織的反對力量了。除了軍事政變，幾乎不可能結束中共統治。

　　國內政治反對者多年來引為奧援的所謂「海外民運圈」，其實只是對近30 年來因各種原因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的泛指，這個虛化的「圈」並非壹支有 組織的力量。由於中國政府長期在異議圈「摻沙子」（即派遣「第五縱隊」）， 再加上民運人士本身的缺陷，海內外各個圈子的異議人士互相排斥鬥爭的興致， 遠遠高於他們反對中 共政權的熱情，幾乎沒有集結的可能。觀諸歷史，任何國家 （包括中國歷代王朝）就算出現政治危機，也必須具有組織能力與感召力的反對 力量乘時而起、加以利用，才會導致原有政權垮臺。中國現階段顯然缺乏壹支這 樣的有組 織力量。

反抗力量這種壹盤散沙的狀態，既是政治反對者們的悲哀，更是中國的悲哀。 當中共政權基於自身的奪權經驗而努力消滅社會的反對力量，並破壞民間的自組 織能力之時，也就消滅了這個社會的重生機能。

　　由此來看，今後10-15 年之內中國不會出現導致中共政權垮臺的危機共振； 但也不要指望中共政府像壹個正常政府那樣治理中國，並將這個危機四伏的社會 導入正途。中共政權除了高壓維穩與開動宣傳機器堵塞言路，其他的正常管治能 力已經喪失。這種潰 而不崩之局延續得越長，中華民族喪失的社會重建資源將越 多。

　　五、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中國歷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幾個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際遇到異族入侵而 滅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蘇聯全力扶持下戰勝國民黨而奪取政權的。因為汲 取了 這些歷史經驗，尤其是自身奪取政權的經驗，中共政府壹直都將外部力量對中國 施加的影響稱之為「和平演變」，自2005年起改稱「顏色革命」，加以嚴厲防範。

　　所謂的「和平演變」是否存在？從事實觀之，「和平演變」的舉措當然有， 但從其實際效果來看，中共實屬體制性過度防範。從2015年開始，西方知識界已 經有人意識到，西方文明已經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關頭。2017年7 月，英國《金 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MartinWolf）撰文指出，從各國G D P 總量、儲 蓄、人口變遷、技術發展、生產率、全球化（機會停滯）和收入停滯引起的民粹 主義擡頭等七方面，都揭示出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下降。 [32]

　　進入衰落期的西方文明，日漸失去了對外幹預的能力與願望。

　　1 、美國對華「顏色革命」的八字方針

　　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重中之重其實是中美關係。從1972年尼克森對華訪問 的「破冰之旅」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 er）是關鍵人物，他的外交理念幾乎成為美國外交界處理美中關係的經典教科書。 經過幾十年磨礪，這壹理念被濃縮為務實的「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八字方 針，收縮性極大。比 爾．克林頓總統當政以來，將這壹原則定為兩條主線：經濟 往來為主，人權為輔。此後，這壹原則從未改變，只是克林頓時期重在「接觸、 合作」，試圖「影響」，將「改變」作為努力方向；喬治．W ．布什（布希）任 總統時，需要與中國在反恐方面合作，因此重 在「合作」並假裝「影響」。例如， 正式開啟了克林頓時期確定的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於2004年興起的中國維權 律師群體就是這壹項目的果實）；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第壹任期內是謀求合作， 第二任期內因中國黑客、斯 諾登事件、南海問題等與中國摩擦不斷，但仍然未曾 偏離這壹主軸，只是基本放棄了「改變」。直到今天，在美國的外交戰略思維中， 俄羅斯是敵，中國仍是夥伴關係；只是隨著雙方關係的變化，在「夥伴」前冠上 的修飾語有所 不同，關係好的時候名之為「戰略性夥伴」，差的時候則叫「重要 的貿易夥伴」，有時則寬泛地定義為「合作夥伴」。

　　而中國當局只想要「接觸、合作」，不希望受到「影響」，同時堅決拒絕 「改變」。以2005年中國宣布「和平崛起」為界，在中國未曾 崛起之前，江澤民 定下了「與國際接軌」的方針，所謂「影響」只能暗地拒絕；胡錦濤任總書記之 後，於2005年明確制訂反對「顏色革命」的方略，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影響、改 變」，自然就被看作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 要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到習 近平接任前後，中國事實上已經放棄在政治上與國際接軌的方略，國際社會對此 也已默認。

　　2 、非政府組織：影響、改變中國的主力軍

　　在中國政府眼中，美國試圖「影響、改變」，即在中國推行「顏色革 命」的 實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國的各種N G O 。

　　美國在克林頓時期，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出現過壹段短暫的「蜜月」。自 克林頓時期開始，美國確定人權外交方略，「合作、影響」主要是通過N G O 進 行，以美國為主的各種各樣的N G O 先後進入中國。

　　在中國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之前，世界不少發達國家，包括聯合 國，都向中國提供過許多援助，國際N G O 隨著這些資金大量湧入中國。

　　聯合國報告顯示，過去20 多年中，以日、歐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世界銀 行等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包括低息、無息貸款和 無償贈與，其中無息和低息貸款占總援助額的絕大多數，資金主要投向教育、交 通、供水、環境、衛生 保健設施和能源與採礦以及農村等領域，為中國經濟的快 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各國的N G O 紛紛在中國設立辦公 室，與國內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合作，活躍在各個領域。由於相關統計不健全，中 國到底有多少國際N G O ，壹直是個謎。清華大學N G O 研究所的報告曾估計總 數在壹萬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國N G O ，約占總數的40 ％。 [33]

　　2010年中國的G D P 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西方國家 政府紛紛意識到，本國經濟在規模上遠不 如受援的中國那麼龐大，還得指望中國 擔任「拯救世界經濟的諾亞方舟」，於是對中國重新定位，對華援助慢慢減少或 終止。此情此境之下，中國政府認為，沒必要再繼續容忍那些外國資助的草根N G O ，加上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終於開始對在華的境外N G O 下手。20 14年4 月15 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壹次會議，發表為國家安全 重新定位的講話之後，國安委部署摸底調查在華境外N G O ，制訂新的《境外非 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軟硬兼施，最終讓七千多個由外國資助的N G O 在 中國無法生存。 [34]

　　由於美國希望通過大量N G O 進入中國，開展「接觸、合作」，從而達到 「影響、改變」之目的，因此它選擇的中方合作機構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種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

　　Spires）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這壹事實。安子傑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 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統計歸類分析，得出如下結論：2002-2009年間 美國各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 3億美元（不含港澳臺），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 中國的學術機構基本上均為官辦）、政府部門、官方N G O 的資金分別占44.01 ％、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總額的86.1％，而國內的草根N G O 所獲捐助只占5.61％（即資助維權律師與倡導公民權利的小型民間組織）。 [ 35] 估計歐盟及西方其他國家對草根組織的援助比例與之相似，國內草根N G O 所得比例不會比美國的援助高多少。

　　3 、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這種通過境外N G O 實施的援助，數額巨大，廣泛涉及人權、環保、健康衛 生、扶貧等各種項目。美國的保守派智 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的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對以往這類項目的看法是：「美國、經合組 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外援助當中有不少這類項目。2017年川普成為總統之後， 這種狀況才被打破。鑑於奧巴馬總統留下20 萬億美元巨額債務，川普的新政府將 削減開支，國務院的預算據說將縮減三分之壹，所有 援外項目都受到新總統和國 務卿的仔細審查，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法治與知識產權保 護以及打擊腐敗的國家。 [36] 中國正好屬於「知識產權侵權嚴重、法治不倡、 高度腐敗」的專制國家，對中國的各種援助極可能被停止。

　　在前現代的等級社會，通常情況下，雖然底層成員數量龐大，卻並不會影響 社會安定，因為等級制觀念給每個等級安排了相應的權利與義務。

　　進入近現代以來，平權觀念深入人心，壹個底層社會成員過多、缺乏社會上 升管道的社會，註定成為政治高 風險社會。這種「政治高風險」既來自於社會底 層渴求變化的翻身願望，也來自於統治集團害怕被顛覆的恐懼，隨著二者的對立 沖突日甚，中間勢力被兩頭擠壓，主張非暴力抗爭以求變革的話語空間漸趨逼窄， 暴力革命的呼聲日 見高漲。

　　推根溯源，今天主張暴力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革命黨，完全是中共積數十年意 識形態教育而結出的「碩果」。

　　壹、為何說「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預演？

　　2017年4-7 月先後發生的兩件大事：「郭氏推特革命」、2010年諾 貝爾和 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至死，正好成為觀測中國未來可能發生何種革命的窗口。

　　1 、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2017年7 月13 日，61 歲的劉曉波先生去世。對中國來說，不僅是壹位諾貝 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命終結，還意味著非 暴力抗爭這壹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 狀態。

　　劉曉波的異議生涯始於1989年「六四」運動，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壹件事，就 是作為2008年《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之壹及主要發起者，在推動《憲章》聯署時 發揮了重要作用。《零八憲章》繼承了捷克斯 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提倡 在中共暴政壓迫之下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和平轉型，與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 員會的遴選標準契合，因此，劉曉波作為《零八憲章》的代表人物，獲得2010年 度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 委員會在授獎辭中闡明授獎原因：「委員會的意圖 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早在那時（1989年）非暴 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壹個核心因素。」 [1] 2017年7 月劉曉波在被囚禁中病 逝，該委員會再次強調：「通過向劉曉波授 予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 希望強調，發展民主與創造和確保和平之間存在著根本聯繫。此外，委員會發現， 劉曉波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壓迫行為，為增進不同民族間的 友愛作出了貢獻。」 [2]

　　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在中國人中引發的爭論，幾乎從20 世紀90 年代就開始了。 劉曉波個人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狀態相映照，卻顯得非常奇詭：作為主張非暴力抗 爭的代表人物，他在1989年之後曾幾次入獄，這壹經歷將他從激進的文學青年熬 煉成主張非暴力 抗爭的溫和反對者，這壹角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與此同 時，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主張，卻在政府的政治暴力與網絡革命黨日趨嚴重的暴 力傾向這雙重煎熬下，進入奄奄壹息之境。劉曉波及其愛妻劉霞的悲劇人生，更 成了 主張暴力革命者用來反證非暴力抗爭路線失敗的例證。

　　但是，正如《零八憲章》的共同發起人之壹、學者徐友漁2017年7月15 日在 紐約各界舉辦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所言：《零八憲章》倡導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 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的思想，並非劉曉 波個人獨創，而是壹代中國知識分子對 現實做了深刻反思後形成的共識。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劉曉波把激 進煎熬成溫和〉壹文中，細述了劉曉波獲獎之後，他本人及《零八憲章》代表的 非暴力抗爭路線遭遇的尷 尬：海內外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 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質疑聲中，當然「包含了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 治能有多少觸動的疑問」。非暴力抗爭路線在當下中國的處境，意味著劉曉波戴 上這頂 桂冠的同時，就背負了道義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劉曉波在知悉自己獲 獎後稱，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蘇曉康對此做了總結：「在壹定意義上， 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 街就應驗了。天 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 牌效應，八九壹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 諾貝爾的殿堂；再深壹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 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 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 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壹天。」 [3]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壹天」 這句話 蘊含的沈重。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前輩學人李澤厚與劉再復深刻反思後曾出版 壹本對話集《告別革命》，對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巨。在主張非暴力抗爭 的知識分子當中，以胡平的看法最為系統。胡平長期從事 民主運動理論研究，他 認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當性，但面對高度現代化熱兵器的專制政權，斬木不 能為兵，壹般民眾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們沒有槍，如果不甘屈服，唯有從 事非暴力抗爭。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壹 場偉大的非暴力抗爭，但「六四」屠殺 使很多民眾失去了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胡平進而闡述：「有人以為，壹旦民眾認 識到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他們就會轉而投入暴力抗爭，這個推斷不符合實際； 若人們失去了對非暴力鬥爭的 信念，從而放棄非暴力抗爭，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現 實可行的鬥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又由於他們不參加實際的非 暴力抗爭，因此使得實際發生的非暴力抗爭總是形不成聲勢和規模，形不成足夠 的力量，既不足以 對壹黨專制構成有力的挑戰，同時又比較容易被當局所壓制。 這反過來又使得民眾進壹步失去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由此陷入惡性循環。要打 破這種惡性循環，首先就要讓人們重新恢復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捨此之外，別 無捷徑 。」 [4] 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選擇以暴易暴這個終極目標，還包含 現實的策略考慮。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古往今來數千年，不斷出現張角、黃巢、朱元璋、張獻 忠、洪秀全、義和團這種暴力革命，就連中共政權也篤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並將這壹 理論發展成今天的「維穩論」。由於政府通過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統， 長期對國人實行意識形態洗腦，統治者與反對者共享壹套以「剝奪剝奪者」為核 心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的「摸論」（摸著石頭過河） 、 「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代表的機會主義價值觀，因此， 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從來就不缺信奉者。

　　在這樣壹個崇拜權力與暴力的國度，究竟會發生何種類型的革命？

　　這是筆者多年來都在觀察、思考的問題。在劉曉波去世之前，推 特（Twitt er）中文圈提供了壹個難得的觀察窗口。

　　2 、「郭氏推特革命」是壹次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自2017年3 月開始，以美 國為基地的Twitter中文圈發生了壹場極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其實參與 者的行為更像毛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與「紅衛兵」，但文革並沒有明確的財 產訴求，而此次郭氏推特革命，卻是文革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二者的混合， 因此稱之為「郭氏推特革命」更合適──從參加者對發動者郭文貴的有意誤解， 以及各 種不斷被加進來的訴求，極其生動地展示了未來中國的革命形態，我在 〈「郭氏推特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隱喻〉已經說過，這是中國未來底層革命的預 演。 [5]

　　事情的簡單經過如下：在中共圍繞十八大高層接班問題的權力鬥爭中，薄熙 來、周永康等為首的 中共派系失敗，2015年1 月中國國安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入獄， 他「選中的商人」（即為國安部效力）郭文貴因受牽連而逃亡海外。馬建被調查 壹案與《財新》那篇揭底報導〈權力獵手郭文貴〉，成了郭海外爆料的導火線。 2017年伊始，郭相繼接受明鏡網和 美國之音的採訪，並從4 月開始在視頻網站Y ouTube開始他的直播，其推特帳號的粉絲按每天10000的速度暴漲，很快就突破了 30 萬（據推友揭露，其中有不少是購買來的殭屍粉）。他的爆料內容多涉及中國 在任官員，主要目標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貪腐、「盜 國」及其親屬與企業家的內幕交易。郭提供了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及其親屬的美國 身分及十餘套住房信息，並表示，這些信息均可通過美國相關公開信息網站查證。 上述信息經過美國中文網媒阿 波羅網調查，發現所有房產資料顯示的登記人，均 與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家族沒有關係。 [6] 到8 月中旬，推號為「福瑞德牧@furu idemu101」，真名為耿紹寬的人站出來，用親身經歷披露他幫助郭文貴造假的全 過程， [7] 以及王岐山的房產如何編制， [8] 王岐山與其「私生子」貫軍及劉 呈傑的關係如何炮製， [9] 等等。在此之前，也有類似的真相披露。但特別弔詭 的現象是：真相影響不了鐵桿郭粉，在真相浮出水面的過程中，少數郭粉醒悟後 成了郭黑，更多的表示沈默，但還 有不少郭粉仍然堅持相信，即使不相信，也要 堅持肯定郭炮製的謊言對中共起到沈重的打擊作用。正如我在推特上所言：於郭 粉而言，對郭的態度，無關事實，成為壹種「信仰」。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國內異議人士及海外民運人士對郭文貴的堅定支持，國內 除 了沈良慶、章立凡，海外除了李偉東、何清漣等堅決反對，以及胡平等少數幾 人不表示支持之外，絕大多數民運大佬，例如楊建利等人無視郭文貴聲稱自己的 爆料是「以黑反腐」，「為上百萬貪官報仇」，堅持認為郭文貴的爆料 活動是打 垮中共、促使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良機，紛紛公開表態支持。德高望重的趙紫陽 前秘書鮑彤先生還稱郭文貴為「老師」，為郭背書。 [10] 支持者們對郭文貴的 信仰是如此堅定，以至於完全忽視郭文貴在其視頻中對他們毫不留情的多次譏諷。

　　例如，郭文 貴在6 月7 日的視頻中說：「我現在看到網外這派，那幫的，那 教的，壹說，壹張嘴，改變全中國，壹張嘴，改變全人類，壹張嘴就是把這個共 產黨推翻。妳能做啥啊？連飯都吃不上，是不是。妳飯都吃不著，有些人，天天， 幾十年如壹日，在咱們這個紐約東邊壹 個中國區混著。妳那不害人嘛，妳讓那些 孩子們跟著妳所謂搞革命，妳那不害人呢嘛。」壹位叫做李方的人實在看不下去 了，寫了壹篇〈民運人，圍獵郭文貴該歇歇了〉，希望眾多民運人士放棄對郭文 貴不切實際的幻想。 [11] 但表態支持的民運人士前仆後繼，散居美國、歐洲、 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民運人士悉數加入郭的支持者行列。有些支持者確實是出於 錢的因素，但我認為，更多的支持者是因為郭的爆料讓他們充滿了權力幻覺。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郭氏爆料事件發酵過 程的研究價值，幾乎與清中 期乾隆時期（1768年）江南地區的「叫魂事件」 相侔。通過這壹事件可以發現， 中國「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 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 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壹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 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壹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匯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 裏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 [12]

　　郭文貴作為個例，有許多獨特因素，比如出身底層、善於攀附、毫無底線的 追求金錢 與權勢、倚仗中國權力中最黑的國安勢力橫行商界並經常以錄音、錄相 資料敲詐他人，等等。從研究者的角度看，前幾大要素許多中國人都有，但只要 與國安勢力結緣這點不可複製，就不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從整個過 程 看，郭氏推特革命有如壹臺巨大的攪拌機，將中國這口泥塘中積淤多年的爛泥全 部攪到水面，讓人從中看到了與中國未來革命相關的種種因素，因而極具研究價 值。

　　這場「郭氏推特革命」的參與者具有明顯的特徵：

　　⑴ 不同目標的群體暫時合流

　　在反對習近平、王岐山聯盟這壹點上，官員、反專制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底層 這三種利益與目標完全不同的群體暫時合流：官員因2013年以來習、王聯盟的強 力反腐，落入郭文貴說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實判死刑者極少），迫切希望王 岐山被整肅，從而斬斷習的得力臂膀；部分反專制的知識分子期待郭的爆料會引 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動搖中共的統治。更為戲劇性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等 「老領導」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 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們冀盼「老領導」 幕後發力，郭文貴前臺領導他們公開活動，讓十九大成為習近平的噩夢。壹些民 運人士盼望在中共倒臺之後自己取而代之；國內的底層失業青年則希望藉郭之力 「翻身」。這些人在郭的爆 料中看到了「希望」。

　　壹位借國安勢力發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國、本身也劣跡斑斑的商人，竟然成 為幾大利益訴求完全不同甚至沖突的群體共奉的「領袖」，這壹詭異現象表明： 由於習近平對江澤民時期開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變過於峻急，用政治高壓手 段對 付所有「不穩定因素」，包括對言論空間的嚴重打壓，所有階層都對習近平的 「苛政」（包括反腐敗）嚴重不滿。在極端壓抑之下，任何壹點空間，都可能成 為各種反對者的集結之地。

　　⑵ 選擇性解讀爆料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變心切，不少參與者各懷目的，甚至不計較郭 文貴的動機其實與他們的動機完全不合。郭文貴多次聲明，他爆料的初始動機是 「保錢、保命、報仇」，這壹點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講話中經常會出現讚美中 共及現任領導人的說 法，比如「中共養活了14 億人」、「習近平是千年壹遇的 明君」等等，「郭七條」也明確了反貪官不反皇帝、不反體制，所有這些，都被 支持者有意當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勢壹方的郭文貴及其「老領導」，包 括放縱子弟掠奪公共財產的江澤民、曾慶紅， 壹概被看作是「正義的力量」，反 貪甚力的王岐山則被子虛烏有的「爆料」抹黑成「盜國賊」；自2017年6 月1日 以後，這種態度更明顯。6 月4 日那天郭文貴（推特號@KwokMiles）的推文是： 「過去的3週，讓我覺得最興奮最幸福的就是讓我認識 了中國政府新的年輕領導。 他們有國際化的思維，他們也有著非常冷靜的政治智慧。而且他們的思考問題的 角度不僅僅是抓抓抓，而是嘗試溝通和把問題變成更加的積極有希望。這也是郭 七條的未來和文貴內心所要追求的。中國 政府官員中有壹股年輕的巨大的正能量！」 ──這種現象被網友諷刺為：「中國的革命群眾壹直在尋找革命領袖，現在郭文 貴出現了，大有成為革命領袖的架勢；而郭文貴卻反覆說，希望習近平做這次革 命的領袖。」 郭文貴爆料目標的高度波動性，更是被選擇性地解讀，比如他7 月29 日發出推文，號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貴，人民必勝正義必勝，打倒共產黨」， 引來壹些民運人士歡呼支持，結果兩天之後，他又發推聲稱：「我還沒有說過打 倒共產黨，目前這壹條還不在郭七條範圍之內！我不希望誤導尊敬的推友們！」 即使是這種明顯的出爾反爾，也會得到癡迷的「郭粉」壹致點讚叫好。

　　⑶ 三大群體各懷心機、分合無常

　　上述三大群體在這次「推特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合流，註定是暫時的，不僅 僅因為郭本 人的真實目標、所爆之料難以證實 [13] 以及策略失當──郭及其支 持者四處樹敵，凡反對郭的人都被他們說成是特務，曾經的支持者壹言不合也是 特務，還因為這三類支持者求亂的程度以及對亂後秩序恢復的目標完全不同，甚 至彼此對立。

　　中共官員當然希望王岐山失勢，讓習陷入反腐無力的狀態，從而得以恢復江 澤民、胡錦濤時期那種「貓鼠壹家親」的「美好時光」；知識階層希望輿論環境 寬松壹點，由於對習近平近五年來的嚴厲言論管制嚴重不滿，便開始懷念胡耀邦、 趙紫陽時代的相對「自 由」 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寬松」，但他們未必真 希望「腐敗再度橫行」，也不見得期盼新「造反派」坐進龍庭；社會底層人士對 中共政權、官僚階層、富人充滿了仇恨，少數人甚至將仇恨對象擴展至所有體制 內人士，指向低階公務員、教師及研究人員、醫護人員等壹切相對成功的人士， 這類「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們與海外民運人士的目標接近，即希望中共垮臺， 由他們取而代之，但這樣的目標與官員群體反習近平、王岐山的目標顯然是完 全 背道而馳的。

　　「郭氏推特革命」的這三大支持者群體本沒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訴求，更沒有 群體之間的互動協商，只是通過各自的情緒宣洩，在互聯網虛擬空間裡合流成為 壹股「網上革命熱潮」；又由於大家都穿著「馬甲」，並非以真面目示人，也不 在意彼 此在現實中是否能夠合流，於是各自目標和利益的對立也就模糊化了。但 壹言不合，以社會底層為代表的郭粉就以辱罵對之，分分合合成為常事。

　　⑷ 財富分配的訴求動機

　　這次「推特革命」的另壹個特徵是平權訴求為表，財產訴求為裡。

　　不少「郭粉」的主訴求是沒收貪官財產。比如，郭文貴指控的貪官傅正華的 財產已經被幾位「推友」預先分配了壹番。這壹點與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訴 求不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訴求是政治權利，而「郭氏推特革命」的許多 支持者 的訴求則包含底層知識青年所要求的「經濟權利」，但他們所要求的並非中東、 北非四國失業青年提出的就業權利，而是共產革命的財產訴求，即「剝奪剝奪者」。 在通過共產革命建立政權的中國，長期的洗腦教育把覬覦 他人財富這種底層社會 的傳統文化蓋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革命圖章。

　　但必須指出，並非所有的「郭粉」都認為應該以分配財富為革命主訴求。小 悲@Zodiac4698就明確表示：「共產主義運動通過第壹次財富分配實現謊言，激發 人性邪惡 面；然後再通過二次財富分配，實現共產極權統治，完成極權，即對多 數人的奴役。『財富分配』是幌子是招牌，奪取權力才是目的；而民主革命的誠 實就在於，它壹開始爭的就是民權。」「如果有人告訴妳，我們革命的目的是重 新分 配財富，就是把別人的錢搶過來，再把這人殺死，這就叫『革命』，那妳千 萬別信！那壹定是跟民主無關的革命，民主革命最大的歷史經驗就是，把權力分 配作為革命的目標，是民權的革命！激發的是私產者的公理心！」但在「郭粉」 群中，小悲這樣相對清醒的人為數不多。有網友認為，在中國不超過壹萬人。鑑 於「推特革命黨」的主流傾向是「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因此，分析這些以底層 知識青年為主的「網絡革命黨」的思想和行為，對了解中國未 來的變動內容及方 向很有必要。

　　⑸ 推特革命與文革相仿的暴力

　　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傾向相當嚴重，與文革的語言暴力幾乎相等。這 種暴力化傾向從兩方面體現：

　　第壹、相當多的支持者抱持簡單化的敵我觀念，即毛澤東所說的，「凡是敵 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是主導。「郭粉」 當中壹些推號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傾向，對於壹切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缺乏寬容， 與毛澤東極權體制不容忍異見壹樣，動輒圍攻，痞話髒 話鋪天蓋地，而且毫無是 非感，表現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強烈傾向。他們對知識分子群體的仇恨、蔑視 更是溢於言表，其推文與當年的「文革」大字報相近。除了各種將郭吹捧成空前 絕後的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領袖，比如「 中國民主第壹人」、「耶穌再世」等 諛詞頌語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貴的，必須予以打擊；凡反對郭 文貴的，必是中共特務五毛。」瘋狂是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法國學者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

　　中，對這種現象曾做過深刻評析：「群眾從 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 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 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 的犧牲品。」瘋狂的粉絲把壹個劣跡 斑斑、依靠國安系統敲詐、勒索發家的失意 奸商郭文貴，捧成為中國網絡革命黨的主人，這種簡化的敵我觀念也是壹種暴力。

　　第二、公開鼓吹血淋淋的暴力。壹位自我介紹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 的國際法碩士、在北京從事律師職業近20 年，現居加拿大的L於8 月9 日發的壹 條推文，更是將這種暴力推到了極致：「我有權各（個）別地或與他人聯合起來 集體地反抗專制官員，我擁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當性並不因為這種聯合而失去或 減損，當很多人壹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 可以咒罵、欺騙、 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壹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 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 [14] 意思是說，他認為自己的 目標是正確的，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可以視他人生命為草芥隨意剝奪。另壹位現 居加 拿大的維權律師G 在8 月21 日發表的推文中說：「如何制約流氓暴君下屠 殺令撲滅憲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後下令開槍及下令執行暴力鎮壓令的任何人， 壹律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未成年兒童可除外）處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隨時就地 正法，凡是執行其死刑者皆予 重獎。」[15]

　　這兩位前中國律師的言論充滿了血腥，毫無文明底線，與中共革命初期言論 及恐怖組織ISIS沒有任何區別。

　　針對「郭粉」們的思維和言說特點，蕭山@mozhess做了很到位的總結：「逢 共必反，為反對而反對，其邏輯必 然是，土共反對殺人放火，我們就應該支持殺 人放火；土共要清理垃圾人，我們就要支持垃圾人；土共反腐敗，我們就要支持 腐敗；土共救災，我們就要破壞它救災。此邏輯導致壹個荒謬：若壹個強盜把妳 搶了，土共去抓他，而 妳應該要反對土共抓他，支持他逃跑。」這種推特話語很 快便顯示出這場政治「波普」的荒謬：中國公眾說起官員腐敗、官商勾結來，往 往恨得咬牙切齒，這也是部分反對者主張要推翻中共政權的主要理由之壹；但在 這次「推特 革命」中，幾百萬被反腐所打擊的貪官就成了壹部分政治反對者眼中 的「受害者」。

　　「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點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 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儘管「郭氏推特 革命」並非壹次真 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只是三大群體對現行體制和社會現狀的 壹次不滿情緒的集體宣洩，但中共當局卻能從中體驗到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 描述過的壹種困境，即「塔西佗困境」（Tacitus Trap，又稱「塔西佗陷阱」）： 當政府失去公信力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不論說真話 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從胡錦濤時代 後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逐漸失去了公信力，這次「推特革命 」 集中展現了中國 社會各階層對當局的真實態度。習近平、王岐山反腐無疑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力 度最大、打擊面最廣、懲辦官員級別最高的壹輪政治行動，但如此強硬的反腐行 動，不但無法挽回中共政府的公信力，反而導致 官員、知識分子、社會底層成員 這三個群體共恨王岐山的局面。在「塔西佗陷阱」中，王岐山成了當局的代罪者。

　　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下，反抗當局的「革命」多半只能存在於海外的網絡虛擬 空間裡。但「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確實具有隱喻意義：

　　壹旦政 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 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

　　「郭氏推特革命」於2017年出現，是中國社會矛盾長期鬱結激化的必然結果。 郭文貴「爆料」只是提供了壹 個契機。對中國社會來說，這場荒誕的網絡革命是 場及時的警示。郭文貴本人在8 月26 日公開發布《全面徹底解決盤古及郭文貴事 件申請報告》，以極謙卑的姿態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只要能夠讓他保命 保財，「壹定以身相報，以國家利益為重，維護習主 席的核心理念，為習主席奉 獻自己的壹切！」「站在國家利益習主席國際大策略的基礎上給文貴壹個明確的 目標任務。戴錯立功，用結果表達擁習愛國。」 [16] 比較有趣的是，這封求饒 的降書，硬被郭的鐵桿追隨者說成是「戰書」。這壹奇詭無比的現象表明， 郭文 貴本人無論是什麼態度與結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網絡革命黨的存在與毫不 掩飾的暴力傾向，他們需要壹位革命領袖，郭文貴的出現被他們看作最好的「革 命時機」。了解他們緣何形成，在中國未來的局勢變化中將起何 種作用，對判斷 中國未來革命的範式很有幫助。

　　二、底層青年為何成為「網絡革命黨」主體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體，其實就是近十年來出沒在中國境內外社交媒體上 的「網絡革命黨」，如水無定形。其中大多數成員都以「馬甲」（分身I D ）出 現。最初形成於《零八憲章》簽署時期，歷經艾未未「行為藝術維權」，在2011 年「中國茉莉花革命」後備受打擊，陷入雕零狀態。

　　這裡得說明壹下，「中國茉莉花革命」並不是實際發生的革命，而是網絡上 的壹場虛擬革命，因中國當局防衛過 度而產生。「中國茉莉花革命」發端的201 1年，正是中共歷經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營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 （《人民日報》與新華社都如此概括），G D P 總量已達世界第二。這年春天由 突尼斯發端的「茉莉花革命」將中東、北非的好幾位獨 裁者的王座掀翻，苦於專 制獨裁已久的中國人難免人心思動。從海外的推特中文圈裡，壹位叫做「秘密樹 洞」的推友於2 月17 日發出壹條關於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終被北京當局發展成 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在30 多個大城市裡清剿「茉莉花集會」的準軍事行動 ， 政治局高層緊張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擔心壹朵「茉莉花」現身，就導 致烏紗墜地。政府傳達指令時，因傳達層級不同而口徑大小不壹，導致小道消息 滿天飛，全國各地不少城市紛紛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對象 的人無壹漏網， 知識界談茉莉花色變，傳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調「好壹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 詞──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壹朵網上開放的「茉莉花」折騰得流言四起，民 不安生。這次事件的發生，反映了中國當局已失去了 政治安全感。

　　2010年以來，隨著每年壹半以上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網絡革命黨的人 數越來越龐大。既然大都是失業、半失業青年（於建嶸稱之為「底層知識青年」）， 他們的政治訴求重心當然包含著「經濟權利」；但並非突尼斯、埃及龐大失業青 年群體那樣的就業要求，而是沒收貪官財產、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讓他們產生強 烈社會仇恨的溫床，當然是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2015年6 月，筆者曾在 〈革命的壹只鞋已經落地〉 [17] 壹文裡指出，這些網絡革命黨從未消失，正處 在尋找領袖的階段 。

　　中國底層知識青年在「郭氏推特革命」中的表現，本書作者壹點都不意外， 因為過去數年中，作者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這壹切緣於中國現階段嚴重的 社會不公，以及對未來喪失希望。

　　1 、第壹重社會不公：源自教育資源不均的機會不平等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 會不公，不僅體現在資源的占有、財富的分配方面，還體現在機會極不平等。對 於出身於農村的中國青年來說，首先面臨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鄉之間教育 資源的不平等，如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十多年的「撤點併校」，導致農村孩子上學 極為困難，農村青年上大學的人、尤其是能夠上重點大學的人明顯少於城市。

　　據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在〈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 析〉壹文中指出：1999-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 ％，城市 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 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自2001 年以來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的比 例為30 ％，2007年這壹數據為25 ％，2008年為24 ％，下降趨勢明顯。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三分之壹。 [18]

　　這種不平等源於相關制度設計的不公平。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 點中學，相比於普通高中，這些學校擁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比如較多的教育投資， 因而能擁有更好的教師、更加豪華的教育設施。

　　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聰明優秀的學生，但壹些學生 借助家長的權勢 與金錢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薦優秀生而免考直接進入名校。中國的精英大學常 常與中學名校達成協議，大量錄取它們的優秀畢業生。

　　2010年，具備這壹協議資格的近90 所大學機構通過這壹途徑錄取的學生占招 生名額的30 ％以上；上海復旦大學這壹比例則近60 ％。不能否認，這些學校錄 取的不少學生確實優秀，但其中不乏有學生家長通過賄賂學校的方式，從而使孩 子獲得錄取資格。 [19] 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承認，在 2005-2013年間 ，自己通過兜售大學錄取名額，共受賄2330萬元人民幣（按匯價 折合，約為327萬美元）。 [20]

　　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 計劃經濟時代裡，為了國家發展經濟或者特定階層的利益，通過行政權力人 為地 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貴族學校」。這種優勢壹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譏諷為 「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

　　[21] 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註定了農村青年（包括城市普 通平民子弟）輸在人生起跑線上。2015年中國政府減少了 重點高中以優秀生名義 推薦直接上大學的比例，規定通過非高考途徑獲得大學錄取資格的比例不得高於 5 ％，其餘的學生只能依高考成績錄取。但在中國社會階層固化、財富占有格局 早成定局的狀態下，這種矯正無異於杯水車薪。

　　2 、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

　　自上世紀末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壹種奇特的狀態，即G D P 增速每年保持 9 ％甚至兩位數的增長，但是，從2000-2009年每萬元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就業 人數從0.88人下降到0.16人， [22] 十年內下降了82 ％，其主要原因是國家的投 資轉向無法長期拉動就業的土木工程項目。在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窘中，大學 畢業生求職的競爭變成了家世與背景的競爭，而不是能力的競爭。底層出身、尤 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陷入壹職難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壹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 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在全國範圍招生的高校畢業生 為調查對象，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 列壹節分析「家庭背 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 就業機會，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該調查 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親為 農民者比 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四百元和三 百元。 [23] 這壹調查揭示了中國階層正在趨於固化這壹殘酷現實。

　　幾年之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壹項同樣的調 查，接受調查的學生來自19 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重點高校十所，非重點 高校九所）。調查採用問卷方式 ，內容涵蓋了學生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 以及高考成績、大學生活、畢業去向等。

　　在接受調查的這6000多名畢業生中，有14 ％符合「父母中至少壹人為政府官 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這壹劃分標準，即所謂的「官二代」。 研究成果 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壹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的積極 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於「非官二代」。此外，從高考成績這壹 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官二 代」 的工資溢價不是其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結果；「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 「非官二代」高出13 ％（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於兩年教育投資的 回報。 [24]

　　這種「資源的世代轉移」現象，由於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 世紀以來短短十 餘年間就造成中國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階層固化的現象。

　　3 、第三重社會不公：社會懲罰機制的等級化

　　社會不公早就在司法過程中體現出來了，「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成了「官二 代」耍特權的網絡流行語。典出2010年河 北保定壹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長的兒子在 交通肇事之後，情急之下冒出的壹句話，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不 予懲罰。這位「衙內」說這句話並非無因，他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經驗是：壹般 情況下，特權階層的子女在違 法犯罪之後可以從輕處罰，甚至逃避法律制裁。

　　特別讓中國人不平的是，這種身分區別還反映在反腐敗方面。自從習近平執 政以來，反腐敗力度超過以往歷屆總書記，王岐山也是歷屆中紀委書記當中最得 力之人，反腐成果超過中共前60 年總和：省部級幹部以上逾120人，軍隊中少將 以上軍銜者近60 人被拿下。但奇怪的是，中國人雖然痛恨腐敗，但對這張搶眼的 反腐成績單卻鮮有叫好聲，原因是，這輪反腐的兩條規則讓人覺得不公平：壹是 反腐敗為權力鬥爭服務，有選擇性地反腐敗，即 以腐敗為理由清除政治對手；二 是反腐不觸及紅色家族，不少紅二代與政治局常委家屬積累了巨額財富，但這場 反腐對他們基本不觸動，落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貪官的故事披露後， 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奮鬥向上的勵 誌故事。

　　2015年6 月24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機構發布《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 6 （2015）》（簡稱《新媒體藍皮書》），與2013年度《新媒體藍皮書》的結論 壹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戶主力軍。所謂「三低人群」即低學歷 、低 年齡、低收入人群。從年齡來看，青少年（10-29 歲、30-39 歲）占比高達78 .69％，其中20-29 歲微博用戶最多，為8869.7萬人；從學歷來看，高中及以下 學歷微博用戶占七成；從收入來看，微博用戶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較低，月收入 五 千元以上的微博用戶僅占9.93％，而無收入群體達到8898.7萬人，構成了網絡革 命黨的主體。

　　人們對這種服務於權力鬥爭的反腐敗的不滿，終於在2017年的電視劇《人民 的名義》放映之時，以荒誕形式爆發：社會同情度最高的劇中人物竟然 是反角祁 同偉。這位祁同偉是劇中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為往上爬不擇手段：出身底層的祁 同偉娶了壹位比自己大十歲的省政法委書記的千金為妻；嶽父死後為尋找新的靠 山，為省委書記的父親送葬時不顧體面、聲淚俱下地哭墳； 官商勾結牟利；利用 職權為親屬撈人賺錢開綠燈、為保安全不惜雇傭殺手殺人……，各種惡行昭彰， 但因為祁同偉的標籤是「家裡窮得吃不飽飯」的「苦孩子」，屬於中國那80 ％的 下層（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中國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 再 加上下層群體中與中產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 [25] ），便 得到了大批網民的同情，從世紀之交開始，出身下層與準下層家庭的中國青年要 晉身中產階級，已經很困難，遑論向上爬升。祁同偉那要「勝天半子」、不擇手 段向上攀爬的精神 ，以及自殺時那句詛咒命運的「去妳媽的老天爺」，就是引發 中國中低階層共鳴的主要原因。大多數中國人清晰地看到這壹點：「中國80 ％的 人都是早年的祁同偉」。

　　壹個上升管道嚴重梗阻的社會不僅讓人絕望，還會孕育強烈的社會仇恨與社 會對立。這種 社會對立源於社會結構性緊張，簡稱為社會緊張。該詞源於緊張理 論（Strain Theory），又稱文化失範理論（AnomieTheory），由美國社會學家、 犯罪學家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

　　Merton）於1938年提出，與差別接觸理論（中文又稱異質接觸理論，Differ 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並列 為20 世紀美國犯罪學三大理論。這壹理論的大意是指，壹個人的成功可以用金錢 數量和擁有的物質財富來衡量，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以此為目標激勵自己時，這 種觀念就成為壹種強有力的價值觀。但由於社會條件和經濟現 實，並非每個人、 每個群體都可以擁有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特別是下層社會的成員，由於缺乏 在社會中獲得經濟報償的能力和機會，因而會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轉為犯罪活動， 即把犯罪活動作為獲得經濟報償的壹種手段，因此 就會產生失範和犯罪。簡言之， 莫頓認為，美國價值觀的主題就是強調金錢成功，但是這種主題卻使在社會結構 當中處於不同位置的個人產生了緊張。

　　以上這些，就是中國「網絡革命黨」產生的社會背景。推本溯源，這些革命 黨的產生，是中共通過持之以恆 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為自身培養了掘墓人。

　　三、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從胡錦濤、溫家寶執政的第二個任期（2008年）開始，中國政治出現壹個很 值得研究的現象，即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的裂溝正在加劇擴大。習近平執政 以後， 其主要精力被迫放在整頓吏治與應付十八大權力之爭的後遺癥之上，對中產的民 主憲政政治訴求採取嚴厲打壓，動輒以「尋釁滋事」罪名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 腐壓力當頭，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對農村地區的壓制反而有 所松動，因此，底 層政治中的民粹主義便興旺起來。陝西靖邊地區出現的所謂「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1 、當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陝西靖邊的故事雖然沒有在中國引起大的轟動，但卻很能說明中國底層政治 的發展趨勢。 2014年6 月1 日，陝西靖邊縣84 戶400多名農民私自成立「分地工 作隊」，測量並分配了與其他村組存在土地權屬爭議的70 畝土地，參與的村民將 此次行動稱之為「打土豪、分田地」。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兩點，壹是這塊於19 79年承包出去的地歸屬 權有爭議，目前歸屬西峁組，但實際應該由東邦組、前溝 組等四個小組共有；二是包括這70 畝地在內的1314畝林地由西峁組村民王治忠承 包，王治忠家有權有勢，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記者調查到的事實脈絡是：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該地土地歸屬經過兩分 兩合，早在1963年即劃歸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國於1979年通過口頭協議從西溝 村組承包了1000畝荒地；1984年王建國、郝耀軍等7個人分別與西峁組簽訂了《承 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這塊荒地，經過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這塊地如今 已經成為林地。2008年以前，當地村民對此並無異議；直到2008年靖邊縣工業園 區向楊虎臺村徵地，過去不值錢的荒地可獲大筆補償款，村民們才開始爭奪這些 荒地的所有權， 以期分到土地補償款。 [26]

　　王治忠父親承包該塊土地時，只是個普通農民，他家變成「有權有勢」的 「土豪」，應該是承包土地後的事情。當地政府將此案判定為土地糾紛，是基於 契約關係構成的事實。這類事情其實在中國農村地區非常普遍：荒地承包 出去之 時並不值錢，承包者經過多年的資金與人力投入，經營見效，進入收穫期，於是 當地村民便開始要求變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為這類糾紛太多，中國政府 於2009年出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希 望為這類糾紛提供法律 依據。

　　土地糾紛如此紛繁，其根源都在於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造成的所有權虛 置狀態。對政府而言，所有權虛置狀態為政府侵奪農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讓 政府擁有農村土地事實上的支配權；對農民而言，「集體所有」這壹名義 也同樣 為他們覬覦他人財產、藐視契約權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決因徵地而引起的官 民沖突以及農村頻發的土地糾紛，壹勞永逸的方法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第六章 提到的所謂「農村社區重建」等事項，只有在土地私有化問題 解決之後，才會有 制度依託。

　　2 、中共培養出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政府近年推出的「新城鎮化」政策，是只顧土地財政需要的短視之舉。 在就業本已非常艱困的條件下，農民失去土地，就會成為實質上的流民。流民社 會是毛澤東「打土豪、 分田地」的社會基礎，但不是憲政法治國家的社會基礎。 現在的流民與毛領導中國共產革命時期的流民不壹樣，毛革命時期的流民主要是 文盲；但現在的流民、失業者至少受過中小學教育，基本接受過中共的意識形態 教育，對於 「剝奪剝奪者」那套理論非常熟悉。上述陝西靖邊縣84 戶400多名 農民私自成立的「分地工作隊」，幾乎就是土改時期的翻版。

　　中共當權者對馬列主義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主流。以「剝奪剝 奪者」的方式消滅有產者，實現社 會公平，是馬克思全部政治理念的核心；但是 列寧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與專政理論必然通向三個壟斷，即壟斷權 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其結果必然養成新特權階級。這壹結果，蘇聯共產黨 無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產黨國家也無法避免 。中共曾借經濟改革暫時擺脫了危 機，但權貴官僚集團利用權力搶錢，又造成了新的危機。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 矛盾，其實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社會底層） 之間的矛盾。 [27] 富「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堅持， 只是為了維 持政治合法性，因為捨此無以抵禦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因此他們並不在乎自 己的真實行為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及毛澤東思想等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背 道而馳。

　　20 世紀上半葉，中共革命為了動員文盲居多的「泥腿子」，把馬克思的共產 主義理論本土化，變成瑯瑯上口、易記易誦的口號。其中「打土豪、分田地」這 句口號壹目了然，通俗易懂，最容易深入人心，因此成為動員社會底層參加革命 時的第壹口號。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其意識形態仍然沿襲當年革命黨 時期的特點， 繼續灌輸這類思想。如果說，當年中共的土地革命與土地改革，需要對群眾充分 動員與教育，才能讓他們認識到剝削有罪，「剝奪剝奪者」是神聖的革命，那麼， 今天中國的底層社會根本不需要再重新灌輸這類理念 。紅色中國的底層民眾，自 小通過學校教育、電影電視文學作品等無處不在的浸染，早已將「底層神聖」、 「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剝奪者有理」等馬克思、毛澤東的革命口號內化為社 會價值觀的壹部分；加上中國的市場經濟 具有「權貴資本主義」特色，他們理所 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貧窮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貪官污吏們的剝奪所造 成，既然妳們當官的能用權力搶錢，我們窮人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

　　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以來，在公開講話中不斷強調馬克思主義、毛澤東 思想的 指導作用。與此同時，不少社會底層成員也熱愛馬克思與毛澤東。數年前，原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戚本禹在上海書城買書，遇到壹位湖 南青年在找《共產黨宣言》。這位青年對戚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尋 找這本書：「我 是湖南來的，念過初中，在上海給搞建築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實，將 近100年前，毛澤東第壹次去北京尋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裡人當作『鄉下人』 嗎？我今天也是在尋找革命道路。現在所有底層 人都認為，這個社會不行了。我 們壹個建築公司六百多個農民工壹年的工資不吃不喝全部加起來，還不到老板壹 個人賺的利潤的三分之壹，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而且兩邊看不到頭，富人富得 沒有了盡頭，窮人窮得沒有了盼頭， 窮人永無出頭之日。這個社會必須要修理了， 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來，就要革命。

　　我聽老家的老支書講，要革命，就壹定要讀《共產黨宣言》……」 [28]

　　在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洗腦體制下，中國青年所具有的政治常識，主要來自 中學與大學的政治教科 書，而這些教科書所介紹的全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的觀點，再加上鄧小平理論及現任領導人講話。因此，窮馬克思主義者這種中共 掘墓人，其實是中共自己長期培養出來的。中共執政集團在執政大半個世紀之後， 仍然不脫 「革命黨」本色，不僅堅決拒絕還權於民，而且強調自己「槍桿子裡面 出政權」的合法性，不斷強化它那套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時的革命話語體系，並 通過教育系統與宣傳系統全面灌輸以「剝奪剝奪者」為核心的暴力革命理念， 壹 代又壹代的掘墓人就是這樣造就出來的。中國現階段已經形成壹條巨大的政治裂 溝：裂溝的壹邊站立著「富馬克思主義者」（執政集團），另壹邊站立著窮馬克 思主義者（流民、社會邊緣人），兩者利益上嚴重對立，價值觀方 面卻共享相同 的紅色意識形態。執政集團堅持的是自身「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要維護既得利益；而底層社會所追求的則是奪取前者的權力和財產，要「將自己 失去的奪回來」。前者堅稱，自己是全體人民包括社會 底層在內的當然代表，在 為人民「看守民財」；後者則認為，我們民眾的資產早被妳們奪去了，我們如今 要革命，要分妳們的資產，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的紅色革命壹樣，重新再來壹次 階級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轉型的方法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

　　世界上，除了中共實行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之外，可供選擇的制度路徑很 多。就算是鄧小平這種共產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也在70 多歲之時開始了 共產國家全無先例的經濟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為 何今天的中共面對 困局，反而在政治上越來越保守，甚至故步自封？

　　這種態度既源於中國現有的利益格局，更源於中共對形勢的認識。

　　利益格局，我已經在前幾章中分析過，此處只分析中共對形勢的認識。

　　1 、「阿拉伯之春」對中共的警示

　　世界歷史上，革命分為兩大類：權力更替的革命，以及訴諸權利的革命。

　　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如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包括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都 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古代及近代史上通過農民起義而成功建立政權的 有朱明 王朝，以及清朝道鹹同年間曾建都天京（今南京）、盤據江南數省長達十餘年的 太平天國（1851-1864年）。現代史上，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權至 今仍然存在，而且早已走到它當初革命初起之時革命 目標的反面。這類革命的共 同特點是，它們的成功只不過是用新的皇權或專制代替舊的政權，即壹輪新的權 力（Power）更替，這樣的革命並沒有賦予民眾政治權利。讓民眾享有政治權利（ Rights，如選舉權及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是近代以來資產階 級革命的主訴求。

　　國際社會對革命的定義比中國要寬泛壹些，其路徑分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兩種。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主動變革、內部軍事政變等，土耳其1920年代的「凱 末爾革命」與卡紮菲（格達 費）1960年代領導的「綠色革命」都屬於這壹類。這 種革命的結果如何，與領導人個人素質及其建立的政權性質有關。「凱末爾革命」 是場世俗主義改革，目標是將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改造成壹個世俗民族國家，改 革帶來了 政治、法律、文化、社會和經濟政策變化。凱末爾對土耳其貢獻巨大， 他故去之後土耳其仍然奉行「凱末爾主義」。卡紮菲曾是利比亞「綠色革命」的 精神領袖，他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之後，曾統治利比亞長達42 年。

　　這位獨裁者統治期間，利比亞壹度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壹，而且 該國的女性境遇與社會主義政策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俱為上佳。到卡紮菲統治後 十餘年，他的獨裁及家族統治引發極深民怨，最後政權易主，家毀人亡。自下而 上的革命很多，第三波民主化的東 歐、中歐國家的民主化革命的參與者主要是知 識分子與市民階層，只有波蘭以團結工會為主體，而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 曾被短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革命初起之時也 是自下而上，主體是失業青年。埃及在2013年「二次革命」之後，離權力最近的 軍方與民意合謀，重新奪回政權，但民眾仍然兩手空空，境況比革命前更差。

　　從對社會損害程度來說，當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改革）帶來的社會震 盪較小。但是，由於第三波民主化進 程中，1990年代初蘇聯及東、中歐原社會主 義國家轉型展現出和平理性的特點，被人譽為「天鵝絨革命」，世界因此產生幻 想，認為從此革命不需要大規模流血。這壹幻想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發 生後才破滅。

　　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僅社會震盪大，而且重建相當困難。比如，中國近代史上 的太平天國革命，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另壹說是超過壹億），江南等膏腴之地 戰後幾乎赤地千裏。至於中共的革命，死人數量極多，至今尚無完整可信的統計， 僅從國共三年內戰 時期長春等地全成餓殍之城，可見戰爭之慘烈。2011年「阿拉 伯之春」發生於中東、北非四國，狀態最好的是突尼斯，其次是埃及，但兩國的 經濟社會狀態至今仍未回復到革命之前；利比亞動盪不安，其狀態令國民沮喪甚 至 絕望；而敘利亞則在革命過程中產生了為禍世界的ISIS。《紐約時報》的記者 與專欄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的熱情鼓吹者， 對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再到伊 斯坦布爾（伊斯坦堡）、基輔和 香港的廣場上發生的政治運動中社交媒體的推動作用，都大加讚賞。當「阿拉伯 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其中壹些專欄作者發現：壹旦硝煙散盡， 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續 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雇員瓦埃勒． 古尼姆（WaelGhonim）曾用匿名Facebook頁面，幫助發動了2011年初埃及解放廣 場（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但 他最後發現，社交媒體破壞舊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來建立新的秩序，卻非 常困難，因此他對社交媒體的作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29]

　　也因此，中國的上中層對自下而上的革命均很排斥，「不能變成敘利亞第二」 ，既是官方的想法，也是大中型城市大多數中產階層的共同想法。

　　2 、中國政治高層對「托克維爾困境」的恐懼

　　從中國現階段的情況來看，自上而下的革命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當政者早 就意識到自身陷入了「托克維爾困境」，認為在此時進行改革，相當危險。

　　阿利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Charles Henri Clérel Viscount deTocquev 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於1856年出版，其時距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只有 67 年。托克維爾1805年出生於壹個法國貴族家庭，在其55 年的人生歷程中共經 歷了五個朝代：法蘭西第壹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法蘭西第二帝國。這段時期正好是法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年代，托克維爾曾熱衷 於參加各種政治 活動並在政府中任職，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 éon Bonaparte）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之後，托克維爾開始對政治日益失望，並逐 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開始安心寫 作。在他的幾本著作當中， 《論美國的民主》遠比《舊制度與大革命》聞名。

　　如果不是中國政治上層與中產階層近幾年普遍陷於對「暴力革命」的恐懼當 中，《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可能還不會為人關註。這本書在十八大之前由時 任國務院副總理、且喜好 讀書的王岐山向其友朋及下屬推薦，其中深意引發不少 猜測。

　　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探討法國大革命的成因及後果時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 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 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 所吞噬。

　　在該書中托克維爾最早提出了壹個觀點：在經濟發展和民主推進的過程中， 經濟發展越是快速的社會，出現的社會矛盾反而越多──這個觀點後來被稱為 「托克維爾命題」。通過比較研究，托克維爾獨具慧眼地發現了壹 個弔詭現象： 「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 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 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 爆發的。」有人讀過《舊 制度與大革命》後精當地總結出「托克維爾定律」：壹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 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

　　數年前王岐山力薦此書，有雙重用意。對知識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 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 ，中共垮臺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 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壹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 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臺政治重 演；對統治集團則是警告 ：托克維爾定律告訴我們，別以為改革那麼好玩，「壹 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所謂「改革」 就是找死。至於那些什麼特赦貪官、贖買民主的說法，是哄三歲小孩的玩意，咱 們決不上當 。

　　王岐山是不是危言聳聽，拿法國大革命在嚇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中國的現狀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確有相似性。先說經濟狀況。法國大革命前夕 人口持續增長，財富快速增加，國家呈現出壹派繁榮景象，令人驚訝的是，法國 那時就有「地產熱」。有壹位法國 評論家寫過這麼壹段話：「土地總是以超出其 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於，所有人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 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還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讀者 如果對比中國經濟，就 知道何其相似。

　　當時的法蘭西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但不影響國家的繁榮富裕。托克維爾認為， 有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推動著社會繁榮：壹個是依舊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 行專制、卻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壹個是許多人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與此同 時， 人們的精神卻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壹切舊規章的仇 恨在增長。國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分講話，但實際上卻接受公眾輿論的啟發 帶動，不斷地向輿論諮詢──這種現象，現階段中國都存在，互聯網給中 國民間 議論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與法國不同的是：中國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管 制互聯網，試圖駕馭輿論這匹越來越不聽使喚的「烈馬」。

　　托克維爾發現，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裡，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 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 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 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形成這壹特點的原因是，啟蒙思想滲透 著「抽象的文學政治」。法國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 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群 體：

　　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卻擅長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 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則很危險──這種狀況與中國也很類似。 知識分子論政，無論是右還是左，談到未來的政治藍圖，都很少想到 「路徑依賴」， 即壹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會制約未來的選擇。中國當下的民眾更是不同於18 世紀後 期的法國民眾，經過中共幾十年「革命」教育的薰陶，中國底層熟知「剝削有罪、 造反有理」，將結果平等當作人的天然權利。

　　王岐山推薦此書，可謂用心良苦。但有件事情，以他的地位卻不便說，那就 是，中國現階段其實已經沒有改革資源，甚至無法找到制度出口。他本人在2017 年的「郭氏推特革命」中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

　　習近平當政五年來最大的成就是反腐，能夠取得 如此大的反腐成果，則是依 靠王岐山；但是，反腐，在壹些反專制的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眼裡，儼然就是他 迫害官員的「罪行」。

　　鄧小平當初的經濟改革主要是放權讓利與民，在保持政府對國有資源掌控的 前提下，在維持公有制、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 ，放開部分領域，允許私人 經商、外資進入中國，最後形成了公有、私企與外資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國的經 濟改革走到了今天，除了礦產、森林、大型國企、農村的土地所有權之外，當局 基本上再沒有什麼可以讓渡給老百姓的了 。看起來最值錢的農村土地所有權雖然 在政府手裡，但使用權歸農民，除了少數貧困地區與中西部省份，在京滬廣深等 地，轉讓所謂使用權時的補償，大致已接近擁有完整所有權的土地價格了。政府 對土地所有權的占有，只不過 是在買地與賣地之間占據著有利地位，從中賺取巨 額土地差價。 [30] 而森林、礦產、山脈、河流、湖泊等，都是無法分配給個人 的公共資源。

　　每壹次改革，實際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社會按照新的利益格局重組。早 在1994年，本書作者之壹曾發表 文章，指出了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使貧富 差距有擴大的危險； [31] 直到2015年1 月《人民日報》

　　連續發文分析中國的貧富差距，當局終於承認，「貧富差距已具有壹定的穩 定性，並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壹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 貧 窮」，必須想辦法改變這種狀態，否則很危險， [32] 但這壹承認遲到太久，中 國解決階層固化的時機已錯過，不傷筋動骨，已經無法調整既存的利益格局。當 局既不可能將自己視為命脈的國有資源與國有企業資產拿出來分配給公眾，更不 可能動員紅二代們將 自己利用特權牟利積攢的巨額財富捐獻出來還給人民。「網 絡革命黨」也很現實，知道只有貪官財產是可分配的財富，他們知道只有毛式革 命才能重新洗牌，於是他們為自己的財產訴求、翻身要求包裝上民主外衣。

　　壹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不可能獲得長治久安，中國的境況更是危險。

　　數年以前，美國政府因財政預算案未獲國會批準而陷入停擺狀態時，中國人 大驚：美國政府停擺，美國社會竟然還能維持安定，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更 有人指出：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只要讓警察放假24 小時，可能就會大亂。

　　劉曉波去世後，悼念者在激憤悲痛之時，用劉曉波說過的壹句話來告慰英靈： 「壹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壹個民族的靈魂。」筆者不善於幻想，只能 據實道來：劉曉波的辭世，甚至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現，未必能改變中華民 族的靈 魂。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將在世界人權史上占有壹席歷史地位。但是，他 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卻會因將來中國轉型道路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評價：如果中 國能夠實現和平轉型，劉曉波將與「六四」亡靈壹道，成為壹 座歷史豐碑；如果 中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去實現政權更替，劉曉波就可能成為政治教科書上的壹個 經典案例，稱他證明了和平轉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權在潰而不崩 的狀態下繼續生存很長壹段時間，他代表的和平轉 型訴求，則會時時出現在中國 人的政治話語中，成為非暴力抗爭者的旗幟以及主張暴力革命者批評的目標。其 實，劉曉波辭世不久，批判他及其非暴力抗爭路線的聲音，並不比悼念的聲音分 貝低，曹長青便是批判「非暴力抗爭」 最激烈的人物，在〈別再胡扯「暴力、非 暴力」的假議題〉壹文中，他重申了以前的觀點，再次批評劉曉波與胡平。 [33 ]

　　地方自治：無出路狀態下的唯壹出路

　　世界各國都有窮人，數量多寡不壹而已。不同的政治制度用不同的方式安撫 窮人。 西方社會如歐洲大多數國家，在二戰以後採用高福利制度給本國公民提供 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讓富人與中、高收入階層用高稅收（即永久性的分 期支付）方式，為窮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以換取窮人的不革命。中國自 改革 開放以來，在創造世界上最多億萬富翁的同時（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高達568 名，首超美國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188名的四分之壹強）， [34] 也 創造了世界上數量最為龐大的窮人（11 億多）；而政府制訂的稅收政策極不合理， 富翁們可以用各種方法逃稅，政府則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作為有限，導致因長期 的貧富對立而產生了強烈的社會仇恨。

　　1 、中國已陷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如果說，內地的社會緊張以貧富矛盾為主，那麼，新疆 、西藏兩大少數民族 聚居區的社會對立，既包含了難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也包含著不可調和的宗教矛 盾。中國政府早就只能用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與加強地區軍警力量這種雙管齊下的 手段，去維持這兩大地區的「穩定」局面。自2 008年至今，中央的轉移支付（即 中央財政撥款）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始終高達95 ％左右；青海則在70 ％—— 80 ％之間，新疆較富裕，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亦高達60 ％左右。 [35]

　　可以說，中國政府早就陷入壹種制度性無出路的困境：經濟 發展已經進入瓶 頸，作為實體經濟支柱的製造業現在是三分天下──成功轉型、無法挽救、努力 求存的各占三分之壹； [36] 官員太多太貪心，政府既缺少鞭策激勵機制，又無 法約束其腐敗行為，導致中共政府成為耗費最巨、最無治理能力、也最不負責任 的政府 ；維穩支出壹年比壹年膨脹，尤其是在西藏、新疆兩地，這簡直成了財政 無底洞；窮人太多，根本無法建立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在制度性無出路困境這壹 點上，「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委內瑞拉的教訓是最好的例證。委內瑞拉以建 立在 原油基礎上的單壹經濟結構，強行實施過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壹度成為拉美壹眾 左派當道的國家之福利樣板；但從2014年開始，該國因國際石油價格的下跌而陷 入危機，國家動盪不安，斷水、斷電、通訊中斷成為常態， 犯罪高發，人民則由 「過去出國買、買、買」到「如今吃飯難、難、難」。

　　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的中央集權格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用權力強行汲取富裕地 區的財富，再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去補貼貧窮地區，以此縮小地區差 距。這種方式當然會拖累經 濟發達地區，因此也難以為繼。現在，連從未想過要 獨立的香港，自2014年的「占中運動」之後也出現了「港獨」思潮。面對來自四 面八方的挑戰，中共政府似乎只剩下壹招：壓制、再壓制、最後還是壓制。但是， 高壓強制 只是延緩危機的到來，並不能消除危機產生的淵藪。中國的中產與上層 不希望中國步中東、北非四國的「阿拉伯之春」後塵，不少底層社會成員也希望 平安生活，「網絡革命黨」只占總人口的少數，國際社會當然也不希望中國陷 入 「革命」的動亂。如果要避免動亂，中共執政集團就必須審時度勢，為國家、為 人民，當然最後也是為執政黨自身，尋找出路。

　　人類現代史上，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只有三大類：第壹類是馬克思主義，即 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便是徹底顛倒社會秩序與傳統觀念 的範例；第二類是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採用對外擴張的戰爭， 試圖改變局面；第三類是凱恩 斯主義出現後的國家幹預下的資本主義危機解決方 式。在這三種社會危機解決方式當中，第壹種方式為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所鼓勵， 而當局現在的壹切「維穩」努力卻試圖千方百計地防止任何針對它的革命；第二 種方式，中國政 府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實施；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種種經濟「維穩」 政策，算是第三種方式的實驗，但最後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無論是從官方意識形態不懈薰陶的效果來看，還是從民間價值觀念的角度去 觀察，中國社會都與第壹種方式最為貼近，也近乎天然地 最可能選擇第壹種。

　　說起來，這也是中國的社會狀態所決定的，中國近20 年來權貴資本掠奪公共 財產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極為懸殊，整個社會 的財富集中於少數社會上層。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的數據 表 明：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 ％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 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 ％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 ％左右。 [37] 馬克思 主義理論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壹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 剝削，所以 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剝削與特權掠奪，從而占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 窮人太多，就必然導致消費不足，市場疲軟，因而經濟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潰。既 然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周期性危機或長期蕭條是極小部分人壓榨絕大部分 人 的必然結果，那麼，解決的方法便是消滅統治階級、推倒社會秩序，讓底層以消 滅上中層的方式翻身。

　　從現階段社會形勢來看，中國不缺「革命群眾」，據說「網絡革命黨」就高 達二千多萬（以失業大學生為主體）；他們用以動員社會的革命理論也很現成 ， 因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早就讓「剝奪剝奪者」的觀念深入人心了；現在只缺革 命組織與革命領袖。中共當局深知自己的弱點何在，故壹直以自己的發家史為鑑， 對革命領袖的萌芽防範甚嚴，對組織性力量則幾乎是病態式敏感 。習近平執政以 來，凡涉及外國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 G O ）壹律被關閉，言論和互聯網管 控日益嚴厲，但卻無法消弭民怨，只能極力維持目前這種「潰而不崩」之局。這 種維持不僅是經濟消耗戰，以有限的經濟資源為邊界，而且，它還以消耗社會重 建資本為 代價，維持時日越長，將來社會重建越難。

　　中國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需不需要革命，而是最後將發生壹場什麼樣的革 命。「郭氏推特革命」的幾大特點表明，以中共革命為藍本，將成為中國未來革 命的壹個隱喻。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 有，那就是地方自治。

　　2 、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2015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徐軼 青作了壹項中文在線調查，主題是中國各地民眾的政治傾向，方法是讓回答問卷 者選擇同意或反對某 些說法，比如「人權高於主權」、「現代中國社會需要儒家 思想」，以及「如果是出於自願，我會認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結成伴侶關係」。大 多數回答問卷者是生活在繁華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及廣東）的年輕男性大學 生。據詹 妮弗．潘介紹，超過17.1萬人回答了問卷。研究者發現，在意識形態觀 念上，有壹個似乎很明確的分野：「紅色」的保守省份大都在貧窮的農村內地， 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藍色」省份則在沿海地區。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支持 建設壹 個強大的國家，同時希望政府在管理經濟上起到強有力的作用；而中國的自由主 義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想擁有更多的性自由。調 查發現，按照這壹結果，上海是中國最持自由主義觀念的地區 ，其次是富裕的沿 海省份廣東和浙江；相對貧窮的內陸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 [38]

　　《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撰文介紹了這篇調查之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 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了壹篇英文社論表示：「報告所用的粗糙數據完全沒有 達到哈佛或麻省 理工的學術標準。我們不得不懷疑其發表是為某種政治目的專門 『訂製』的。」《環球時報》的批評是錯誤的。這個調查報告樣本數量（17 萬人） 足夠大，但缺陷是，網上的在線民意調查無法實行隨機抽樣，因此受調查者的分 布地區不均勻。不過，該調查的結論 與中國人的現實感受相當接近：湖南、山東、 河南、山西等省份確實是毛左集中之地，這些省份居民的價值觀念確實與幾大現 代化都市及相對開放的沿海地區居民的價值觀差距很大。

　　因地制宜施政，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智慧，直到民國時期，廣大鄉村地區 基本是鄉紳自治。美國地大物博，50 個州，州情不同，各州自治，支撐美國自 治的是社區自治及學區自治（有的地方按學區選舉學區委員會，作為監管本地區 公立中、小學校系統的基層機構）。中共執政集團應該考慮以地方自治為切入口， 實行政治改革，讓每個 地區的人民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在毛澤 東時代，中共實行計劃經濟，講究「全國壹盤棋」，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壹刀切， 沒有自行選擇的可能性。經過將近40 年改革，中國有了民營經濟，各地更是形成 了壹些地方商業精英，他們有壹定的領導能 力與組織能力，這是地方自治的重要 基礎。

　　3 、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壹條出路

　　早在2004年，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先生就提出了「縣政中國」的設想。在 〈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壹文中，吳國光構想了未來中國「廢省」 以形成 全國和縣兩級民主政治的構想，以及在制度化分權基礎上運作的政治框架。 他構想的路徑是：中國的民主制實踐可以先選擇在縣級實行，確立縣長作為本縣 最高行政官員的職權，任何黨派（首先是中共）對縣政的幹涉，只能通過 選舉和 其他民主程序（比如通過在縣議會內的黨派運作）進行；相應地開放媒體、開放 黨禁、實行司法獨立。經過壹段試驗階段後，可以放開地域限制，在全國實行。 最後，通過民主化奠定堅實合法性的「縣政」，將具備足夠的 自主性，從而會削 弱、挑戰甚至擺脫目前省、地級政權的領導，即通過「縣政民主」實現「虛省實 縣」，最終達成中央與縣兩級政府架構的全國政權體系。 [39]

　　吳國光的文章並非只是技術性的建議，他充分考慮了中國朝野及各方的接受 程度與實現的可能 性：中國歷史上有地方自治傳統，有利於國民接受；縣級民主 可避免全局性震盪，可將對中國動盪乃至分裂的擔憂降至最低。在政治過渡期間， 中國共產黨可以主導這壹變革過程；在完成過渡期的政治任務之後，中國共產黨 可以 與其他政黨壹樣，平等參選。

　　地方自治的經驗，不少國家與地區已積累多年。僅與中國同屬東亞文化圈中 就有臺灣與印尼經驗可以借鑑。從中國現狀出發，筆者認為，各地經濟發展水平 不壹、民智開化程度不同，實行縣級自治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據當 地資源、 技術水平與人力資本素質，改革教育系統，走出壹條自立之路。

　　發達的沿海地區可以選擇資本主義制度；窮困地區的人民希望回歸毛澤東時 代，也可以按照毛時代的方式來進行社會重組，此路不通之後，可以重新嘗試走 另壹條路，但其他地區則可免 去這壹劫難。這種開放多元的地方自治實施之後， 既可減少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還可以讓貧困地區自立，不再長期依靠中央財政 轉移支付。對所有的國民來說，則是壹個通過賦權而培養責任與權利意識的過程。 只有國民成為有權利意識、自我負責、有主體意識的個人，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 才不會再出現毛澤東盛讚的「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那種讓中國人 付出慘重代價，卻只改變了少數「革命元勳」和草根參與者命運的暴力革命。

　　中國近年不少研究鄉村社會的學者，因中國鄉村社會淪落，都開始懷念清末 及民國時期的地方鄉紳自治。這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深感擔 憂的壹種下意識尋找出路的思考。我認為，鑑於美國社會的自治經驗，這是壹條 可以備選的制度出路。2017年7月開始在中國上演的電視劇《白鹿原》展示了白鹿 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白鹿原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連 結兵禍、災荒、第壹次國共合作分裂後由中共農民協會主持的土地革命、國民黨 捲土重來的土地還給舊主人，……直到中共 建政之前，白鹿原之所以沒成為壹盤 散沙，就因為還是壹個以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體。中國今後要走的地方 自治道路，當然不可能是簡單地恢復中國舊時的鄉紳自治，因為那種基礎條件被 中共在幾十年前便摧毀了，而是 在現代意義上的還權於民、因地制宜的創新。

　　正如筆者在本書前面各章中所分析的那樣，由於中國已經陷入壹種制度的結 構性鎖定，中國很可能在今後10－20 年內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局面。在現階 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被當局關閉， 而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不管 人們多痛恨這種局面，國人將不得不在這種狀態中繼續煎熬。筆者以為，中國政 府與其讓人民被憤怒、絕望煎熬成壹群網絡暴民，不如從基礎做起，在力所能及 的範圍內，盡量普及、涵 育公民的權利意識，為未來的社會轉型做好思想準備。

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掠奪

作者 葵陽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兩天前的2021年6月29日，我參與了光傳媒組織的“百年中國 中共百年”的100小時直播訪談節目。我參與的兩小時訪談，主題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現狀討論”。

　　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用了誇張語氣，說我是什麽“來自四川的企業家”。那是一句客套性的溢美之詞，而我實際上就是一個從夫妻店起步的個體工商戶，到後來逐步規範化做了小商貿公司。涉足批發零售、餐飲、裝飾裝修、鍋爐設備領域，公司大概有二十多個分支機構，都不大，員工合計一百多人。無論從規模還是效益講，都跟“企業家”無關。

　　而我們需要關註的，是那些真正的民營企業主們，在中共國當下的社會中，處於一種什麽樣的生存狀態。

　　中共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作出的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內涵的重要發展和深化，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共的政策一向開門見山、言簡意賅----“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為補充”、“堅持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派參政議政”。話說得很明確，大家只需要看“主體”的“領導”，至於誰補充誰參與，那都是為了掩人耳目加入的配料。可輕可重，可有可無。

　　於是中共國成立72年了，這裏其實一直在貫穿著公有製體系。

　　毛時代無需多言，1950年代的一場大規模的“公私合營”，掠奪了無數中國私營企業主和地主的財富，讓他們一夜之間失去私產，甚至家破人亡。時任上海市長陳毅一句冷血玩笑“今天又有多少個空降兵？”，便是對當時共產黨規模化的圍獵剿殺私營企業主的最好印證。

　　中共即便從鄧時代開始走“建設中國特設社會主義”路線，遮遮掩掩地發展民營經濟，但在權貴利益當先的共產獨裁體系中，最終還是走入習時代的公有製大復辟。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二十年，在經濟層面得到了飛速發展。這其中民營企業做出的貢獻，是決定性的，不可抹殺的。

　　我們截取一段2018年中共政府的官方數據：我國民營企業已超過2500萬戶，貢獻了全國稅收的50%以上，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民營企業中的高新技術企業占全國高新技術企業的比重 超過70%，民營企業城鎮就業人數占全國城鎮就業人數的80%以上，民營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90%。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大都是“按需統計”，在刻意美化和強調國營企業的功績時，官方給出的民營企業數據依然強大到令人震撼！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早就對“公有製經濟”做出過判定，“財富公有”是嚴重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製度。所謂的公有製，根本不是迎合公正與效率，而是為社會金字塔頂層的權貴階層量身定製的財富後花園，也是他們圈養牲畜的圈舍。

　　中國共產黨構建的這一套“公有製為主體”的體系，其目的和實際運作方向，便是為了權貴層牟取私利。

　　可怕的是，中共盤踞中國百年，建政72年，已然形成了數量驚人的各級權貴體系。這幫對中國民眾敲骨吸髓的碩鼠寄生蟲們無處不在，貪婪且毫無節製地掠奪和傾軋中國民眾。

　　這種狀況一直存在，在當下的習時代，愈發地失控了。

　　對於中國的私營企業主而言，他們需要面對所有頭頂國徽、身著製服的行政主管部門的欺壓和勒索。

　　工商、稅務、消防、城管、質檢、環保、衛檢、治安、社保......衙門處處，大鬼小鬼林立，個個都窮兇極惡，貪得無厭。

　　這是一個製度化的貪腐體系，劣幣驅良的環境下，執法者隊伍已經不再有好人。

　　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以及中小民營企業主們，在過去的二十年可是實實在在得到好處和發展了啊。

　　誠然如此，中國的民營企業主似乎在過去二十年真的得到過發展和壯大。然而，那已經是昨日黃花。

　　過去的二十年，是整個中共國經濟躺在世貿組織WTO懷抱中盡情享用全球化紅利的時代。於是權貴階層上上下下賺的盆滿缽滿，外圍的私營企業主也在這個上升風口上獲得了自己的利益。

　　這裏我順便感嘆一下，中國私營企業主們在養肥一眾體製內權貴的同時，還能獲得讓自己走向富足的資源，不得不說中國人是多麽的勤勞和能力出眾。

　　進入習時代之後，中共政權的胡作非為、一意孤行、陰謀滲透、頻生禍端被文明世界察覺。一場針對中共政權的正義圍攻已經悄然開始，經濟技術的扼頸，各種商業體系的被踢出局，讓中共國曾經的全球化上升氣流優勢蕩然無存。

　　中共政權在經濟層面越來越捉襟見肘，為了保護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為了維護越發龐大的權貴層的供養與貪欲，中共政權不得不祭出“公有製大旗”，明火執仗地劫掠私營企業主了。

　　君不見，阿裏系的馬總已經被強製卸甲歸田，萬達系的王總被打壓被邊控。曾經風光無限的中國頂級私營企業家們，如今都活得魂不守舍戰戰兢兢，守財無望，保命要緊。就連青年才俊京東系的劉總，都主動表示只要國家需要，願意傾其所有捐贈給政府。更不用說因為“不配合罪”而身陷囹圄人財兩空的孫大午、任誌強、黎智英們！

　　公有製大收編已經開始，你以為只是頂級企業家面臨宰割？非也。

　　馬雲王健林劉強東這樣的頂級富豪，有中南海要員去收割。

　　老幹媽這樣的地方知名企業家可以是貴州省政府官員去清繳。

　　甚至如同我這種地方小老板，也有駐地轄區的工商局長稅務所長來劫掠。

　　甚而至於孩子學校門口出攤賣手抓餅的個體工商戶，也有城管和街道辦去敲詐勒索。

　　在共產黨的體系之下，民營企業主就是黨國畜牧場圈舍裏的牲畜。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時節，讓你們好吃好喝安心生長。一旦進入資源匱乏階段，農場主開始缺糧，屠刀就必然如約而至，精準地落在牲畜們的身上。

　　圈舍裏的牲畜，是沒有任何主動權的。生死不由自己，被宰割只是時間遲早。

　　中國民營企業主已經進入被宰殺程序，我們將見證一個無比暗黑邪惡的公有製復辟時代。

　　七十年前毛澤東時代發生過的慘劇，將會變本加厲出現在當下的習近平時代。

　　在中國，民營企業主也好，升鬥小民也罷，避免牲畜化和被屠宰命運的唯一方式，就是勇敢地集結起來推翻中共暴政。

　　生而為人，不可自甘為奴隸牲畜，必須抗爭。為尊嚴搏，為子孫計。

　　寫在2021年7月2日

中國極權主義的本質

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

　　上海封城了。疫情在肆無忌憚地席卷了武漢、西安、天津、香港、吉林等城市之後，當下正在席卷上海。

　　在上海封城的全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可稱之為“全過程專制”的體系。

　　首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旨意：新冠疫情必須“清零”。盡管這是一個政治口號，盡管清零違反科學，但是萬事“定於一尊”，為了維護聖旨的尊嚴，防疫抗疫必須不惜代價，不惜傷害老百姓的尊嚴和利益，堅持清零。此外，還多次派出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上海“督戰”，明確指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不可懈怠，將中央專制之手伸向地方。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下達的命令：封城。李強以其地方專制長官的意志，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浦東、浦西隔江分而封之，“鴛鴦鍋”兩岸不可交往；斷航、斷路、封鎖交通。浦東，浦西本是一家，強行分封，必重創經濟和民生，然李強武斷之烈，前所未有。可見專制的力量並非僅僅發生在中央，也發生在地方，在上海。

　　上海各行政區，諸如靜安區、徐匯區、閘北區、閔行區等等，紛紛開始封區、封街，各行政區首席長官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關閉街市，關閉機關，關閉學校，阻斷行人，封鎖住宅區。整個街市陰森無人，鬼氣濃郁。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上海市委一級，也發生在下屬各個行政區。

　　各住宅小區所在地的民警、安保、街道政工人員，居委會的紅色大媽們，緊緊跟隨，極其粗暴地封樓、封宅、封門，對每一個人強制實施核算檢測，對陽性病人進行大肆抓捕，並將其強行關入集中營（所謂的方艙醫院），甚至無須出具陽性證明就可以抓人，就連繈褓中的嬰兒也不放過，強制與父母隔離。一隔就是數周，缺食，缺水，缺藥，缺醫，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民眾被逼“喊樓”：“我們需要食物”，“放我一條生路”；被逼敲盆：“我們快餓死了”，“老人快病死了”，竟然無人理睬。發病的老人，被拒絕外出就醫，即便送到醫院，也無人接收，無人醫治，貽誤急診，無辜死亡多有發生。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行政區級單位，更野蠻地發生在街道和生活小區。

　　這是一場在社會基層普遍爆發的人道災難。

　　聽聽這些來自基層的憤怒：“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骨肉分離”，“苦苦掙紮”，“解封遙遙無期”，“方艙醫院人滿為患”，“斷糧，米要一顆一顆數著吃”。再看看由於正常醫療被大幅壓縮所帶來的次生災難使得額外死亡數大福增加：“清華才女命喪醫院” ，“上海虹口區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錢文雄不堪壓力自殺”，“上海作家陳村，昨晚差點死於封控”，“上海交響樂團小提琴家陳順平跳樓自殺身亡”，“覆旦大學外文學院俞惠中教授求醫不得不幸去世”，等等，有的民眾被暴打，有的被迫下跪，民怨鼎沸，反抗情緒劇增。

　　民眾的反抗招來現役軍人進駐，全城氣氛一片蕭剎恐怖。大量外地警察進駐，鎮壓市民毫不手軟。警察國家的特征顯現，軍事統治國家的特征顯現，國家暴力和秘密警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會空間。整個上海彌漫著法西斯統治的恐怖。

　　從清零到封城，從封城到封區，從封區到封樓，從封樓到封宅封門，從民怨沸騰，到軍隊進駐；從上海的一系列清零作為，可以清晰地看到“全過程專制”從上到下一條龍的運作軌跡，以及如何啟動和使用體制的暴力對民眾進行欺騙、恐嚇和強制。各級權力都在其管轄範圍內耀武揚威，橫行霸道，蹂躪百姓，劣跡鄉里。各級各地隨時都有霸淩現象發生。

　　私人生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踐踏得如此徹底。

　　疫情遠遠沒有清零，腐敗沒有清零，貪婪沒有清零，權力壟斷沒有清零，乃至二奶也沒有清零；但人的親情被清零了，人的訴求被清零了，人的思想被清零了，人的權利被清零了，人的尊嚴被清零了，人的自由被清零了（原本就沒有多少），甚至某些人的生命也跟著被清零了。

　　上海的疫情沒有清零，但人心被徹底清零了。

　　同樣的情形曾並正在發生於武漢、西安、長春、廣州，深圳……，全國彌漫著國家恐怖主義的氣氛。

　　難道這就是習近平說的“全過程民主”？這種“全過程民主”的極權性質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習近平竟然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數落了西方民主的種種弊端和不是，高調提出他自定義的民主的標準：“我國實現了全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將習近平這段話里的“民主”換上“專制”二字，正符合上海“清零”的現狀。正是這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專制陷全上海市民於一遍黑暗。

　　這般虛偽令全世界實實在在地錯愕了！一個極權主義的魁首對民主下了這番定義，說得跟天方夜譚似的。那副架勢是要在全世界搶占價值制高點和重新定義“何為民主”的話語權。

　　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壘是涇渭分明的：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但是，現在這麽幹不行了，你說你的，越說越強，門庭若市；而我說我的，門庭冷落，越說越沒人搭理了。於是習近平頗有創意地將其改變為：你說你的，我也說你的；我把你說的改成了根據我的意思來解釋、定義和發揮。我的專制，就是我的民主；要專制有專制，要民主有“民主”。專制是里子，民主是面子。什麽是民主，任習近平把玩！

　　極權主義與民主是天敵，可是習近平把極權主義也說成了民主，這下可把西方的政治家們搞蒙了，尤其是那些左派政治家，本來腦子里就沒把什麽是民主搞清楚，讓習近平一糊弄，找不著北了。比如德國的政客，法國的政客，都放下尊嚴去跟習套熱乎。

　　當“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的實質就是專制；當“全過程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實質就是“全過程專制”。

　　“全過程專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制；當專制是“全過程”的時候，它就是極權主義統治。上海清零的全過程，就是一個專制的全過程經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典型。

　　不妨先回過頭來理順一下慨念：

　　什麽是專制主義（despotism）？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稱之為專制。就政治專制而言，它是一個君主或元首或領袖個人在國家層面實施獨裁和霸政的國家治理形式。獨裁統治者和統治集團擁有絕對權力，不受法律制約，並以個人意志或黨派意志取代或淩駕於國家意志之上，而個人崇拜則是專制主義的重要特點。

　　什麽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不僅是權力的獨裁和霸政，而且是權力以恐怖為手段實行意識形態統治並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深入的控制：從思想、行為到私人生活。極權主義必定是一黨專制，極權主義必置反對黨於死地，不允許有任何反對的聲音存在。極權主義壟斷和操縱信息、媒體和藝術，使其為權力和政治服務。極權主義旨在征服世界。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區別何在？

　　權力特征：

　　專制主義僅僅發生在權力的頂層。專制在權力的授予、權力的使用、權力的制約和權力的監督等方面與民主體制背道而馳，其權力來源不明，權力使用無邊，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權力藐視憲法。但是專制權力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由獨裁者玩權力於股掌。

　　但在極權主義制度之下，權力的獨裁不僅僅發生在國家層面的頂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中下層的各個層面，直至基層。它是全面的整體性的權力獨裁，控制著從上到下，從里到外的國家權力。此時的一黨專政已經不僅僅是頂層意義，而且是全國性自上而下的從中央直達鄉村的一黨專制，即全面的全過程專制。

　　對公共和私人社會生活的控制能力：

　　傳統的專制體制弱於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傳統專制體系下，國民尚有一定的自由度，有一定的思想、言論、出版和信仰自由。國民對待專制的態度，亦可分為多類：有的堅決維護專制，有的被迫接受專制，有的雖然心中不滿但卻對外敷衍專制，有的堅決反對專制。傳統專制在權力頂層固然驕橫，但卻鎮壓不住反對派的聲音，對公共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控制顯得力不從心。

　　但在極權主義體系下，國民沒有任何自由，沒有任何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的自由。所有反對派一概從肉體上或被監禁或被消滅；所有的敷衍派一概被改造成歌德派和頌聖派；所有的附庸統統被塑造和提升為諂媚者和告密者。極權主義為自己樹立很多假想的和潛在的敵人，並設法制造各種機會和罪名將其消滅。

　　專制主義體系之下，國民尚有一定的隱私權；但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隱私權，科技的發展使得極權主義有能力對社會生活實施全面控制。

　　對待人的態度：

　　專制主義利用人的本性本質，但不追求改造人性，國民尚有一點尊嚴，專制主義並無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但極權主義摧毀人的本性本質，企圖改造人性，塑造人性。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尊嚴，極權主義有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領袖是如何誕生的？

　　專制主義搞個人崇拜，基於大眾對領袖個人魅力的癡迷，出於對領袖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特質的崇拜。

　　極權主義搞個人迷信，與領袖是否有學識是否有才華無關，與領袖是否有魄力是否有魅力無關，與民眾是否喜歡是否信任無關，哪怕是個庸才是個蠢材，也可能登上權力的頂峰。因為制度帶著慣性在運轉，制度推選了誰就是誰。大眾失去選擇領袖的權利，失去了思想，失去了判斷，即便大眾對領袖人物不滿，也沒有能力和權利去更換。

　　征服世界的野心：

　　專制主義僅在本國疆域內實行統治權，

　　但極權主義卻企圖對外擴張，向本國疆域之外投射軍事力量，企圖征服和統治世界，並把這種征服全世界的意志美化為“全球化”：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

　　專制主義只注重本國經濟的發展，極權主義卻企圖將本國經濟命脈向外延伸，比如一路一帶，將經濟疆域擴展到全世界，將中國全球化戰略擴展到全世界。

　　專制主義是如何走向極權主義的？

　　專制主義如果僅僅發生在政權的頂層，那就僅僅是專制。如果專制主義發生在政權的所有層面，即既發生在頂層，也發生在中層，更發生在政權的基層，一個省份就是一個專制王國，一個縣就是一個專制王國，甚至一個村落一個鄉也可以是一個專制王國，黨就建立在村上，黨支書和村長就是這個村里的專制魔王，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全過程專制”的社會，一個極權主義社會。

　　中國走向極權主義道路的特色就體現在“全過程專制”里。

　　“全過程專制”的第一步，就是將國家中央集權和專制的模式逐級向下級權力機構延申，既在政權的深度上，也在政權的廣度上，對省、市、地、縣、鄉（區）、村（街道）的權力施行全面壟斷，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個唯一的政黨手中。黨領導一切，黨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威。與納粹組織不同的特點在於納粹是精英組織，而現時代下的黨的組織則由逆向淘汰出來的人渣組成。黨的話語權，高於一切，並具有絕對的威懾作用。此謂之為：“全過程權力一黨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二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單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並為這種意識形態套上“完美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外衣，以此對大眾媒體進行全面的壟斷，對大眾進行全面的思想灌輸，徹底剝奪國民的獨立思想權，言論權和信仰權，將國民徹底愚昧化。此謂之為：“全過程思想愚昧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三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恐怖主義統治和執行警察國家的意志。以恐怖統治剝奪國民的尊嚴和人格，剝奪國民的集會權和結社權，將他們諂媚化和犬儒化，最終將國民徹底奴化，使國民完全喪失反抗和抵制的意志和力量。壟斷所有的技術條件和力量以消滅一切敵人，包括潛在的、可能的、臆想出來的敵人。此謂之為：“全過程人格奴役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四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實施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國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在監視之中和控制之中，國民被徹底窒息，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特征。此謂之為：“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

　　這就是“全過程專制”的四步曲：全過程權力一黨化，全過程思想愚昧化，全過程人格奴役化和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歸結起來就是“全過程壟斷”。

　　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專制國家，通過“全過程專制”走向“全過程壟斷”，完成了向極權主義的過渡，並達到了極權主義境界。中國已經完成了這四部曲，中國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極權主義國家，哪里來的“全過程民主”？

　　習近平偷換“專制”和“民主”的概念，偷雞不成反蝕把米，讓世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全過程專制”的實質，那就是極權主義。

　　2014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腦權”的原創概念。

　　2018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科技興軍的邏輯》，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提出“從制腦權到制智權”，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權”的原創概念。

　　制權理論是一個具有戰略高度的軍事概念，隨著戰爭的歷史演變而不斷發展。從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制空天權的理論演繹軌跡，可以看出傳統的制權理論主要追求對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對陸權，海權，空權，直至對空天權的占有和控制。與其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是機械化和電氣化，鐵路的鋪設，航道的開通，空天衛星軌道的占據，催生著各類新型戰車、戰艦、戰機、軍事衛星和航天器的出現，從而在必爭之地、必爭之海、必爭之空，必爭之外空爭取戰爭優勢，這是制權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邁入信息時代，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變革。過去，不論是在冷兵器時代，還是在熱兵器時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纏鬥的戰爭，較量的是武器的優良和先進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徑和射程，裝甲的鋼板厚度，戰機的作戰半徑和攜彈量，潛艇的續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當轉向信息化戰爭之後，兩軍較量的是對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識、利用、布局和流動，是對戰場瞬息萬變的軍事形勢的快速認知，是如何將信息力轉化為整個軍事體系協同作戰的能力；同時也是破壞敵方信息網絡，阻斷敵方信息傳播的能力。這就是制信息權。

　　當智能革命走向技術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務於戰爭，便成為新的課題。在人類智能與計算機智能之間建立雙向互動、優勢互補和人機融合，從而推高軍事決策的精準度和智能化作戰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擔危險的軍事行動，比如無人機，無人坦克，無人魚艇，可以替代人類去執行各類覆雜的軍事和偵察任務，甚至面對戰場能獨立判斷自主決策，從而減少人的犧牲。因此誰能占據軍事智能的高點，誰就可能以較少的人員傷亡而贏得更大的軍事勝利。這是制智權。

　　制腦權，特指在戰爭狀態下對敵我雙方認知能力的控制。不僅控制我方的認知能力，而且要打亂、破壞乃至控制敵方的認知能力，讓敵方不斷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它標志著人類戰爭的舞台從地理空間和技術空間進而轉向人的意識空間、認知空間和思維空間，轉向對敵方軍事司令部大腦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敵人的大腦，就掌握了制腦權，便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國軍人將制腦權稱之為“戰爭制權的皇冠”。

　　中國原創的這個“制腦權”，正進一步模糊著未來戰爭的面貌和形態，使得人們已經很難預料未來戰爭的將以何種方式進行。

　　但是，本文所要關注的並非是“制腦權”的軍事運用，而是當“制腦權” 從軍事領域推廣到政治和社會領域，被指定作為中國信息時代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變為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全面控制時，它向極權主義政權提供了維持統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檢驗中共對媒體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對人腦的控制能力。“人腦控制”是極權主義最令人恐怖之處，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們陷於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識形態控制的傳統手段是思想灌輸，即用某一種思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充斥人的大腦，把大腦灌滿，不留空間，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裝入。人們只知道這一種思想，並且被告知這是最好的。人們沒有能力去作比較是否存在更好的選擇。但是，意識形態灌輸下的大腦，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斷的大腦，而其中睿智的大腦就會提出疑問，為什麽要這樣？為什們是這樣？根據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據人對善惡曲直的基本直覺判斷，人們依然可能挑戰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蘇東歐解體時，正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存在對於這個制度的不合理的認識，所以當蘇東歐這個巨人轟然倒塌時，人們表現得十分平靜，並認為本該這樣。

　　中共從蘇東歐的解體中看到了這一危機，僅僅進行思想灌輸是不足以維護其統治的。雖然中共也曾經嘗試放松意識形態管制，放松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封閉，但最終發現這樣不行，放松意識形態管制，等於放棄對特權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釋，放棄了立黨之本，要亡黨。他們別無選擇，不僅必須堅持對大腦的意識形態灌輸，更要對大腦的思維進行直接控制和操縱。這就是制腦權的誕生背景。

　　如果說意識形態灌輸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色之一，那麽制腦權則是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具有創意性。制腦權的內涵不僅僅是指意識形態宣傳和思想體系的灌輸，而且是指對人的思維的操縱，對人的意識的操縱，對話語權的操縱，對信息真偽的操縱，對文化優劣的操縱，對教育洗腦的操縱。極權主義中共在不同時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腦手段，並通過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控腦。只有當其基本實現了全民性的愚腦和控腦時，極權主義才進入成熟期。

　　弱腦：面對一個健全的大腦，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個健全的大腦打殘；而把一個大腦打殘，首先要把這個人的尊嚴打殘。在中共獲取政權的初期，邪惡的作法是將人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四不清分子、壞分子，等等，對人進行盡可能的人格侮辱，將人的尊嚴打殘。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將人腦的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腦逐步地殘廢，從而使其無力反抗中共對人腦的控制。

　　貧腦：大腦是知識的載體，一個知識豐富的大腦往往是具有獨立見解的大腦，要想控制它絕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個大腦，必須首先對大腦去知識化，必須令人腦原裝知識貧乏化，無用化，再將這些大腦逐一貼上“反動”“反黨”的標簽，使其大腦窒息。手段就是對人腦進行大批判，連人帶腦將其批得斯文掃地，批得遍體鱗傷，批得一無是處，從而剝奪個人的自信，降低人腦的精神素質。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選，小紅書，黨報、黨章，再無其他書籍可讀，使人的大腦除了貧乏、枯燥、單調再無其他內容可以填充和記憶，從而使其在反抗人腦控制時，缺乏知識依托。

　　洗腦：當人腦被弱化和貧化之後，再進行徹底的洗腦，從而使其徹底失去反抗腦控制的能力。徹底顛覆和清除人腦原有的知識，強行更換知識儲備，否定人腦原有的經驗，打擊人腦原有的智慧，挫傷人腦的謀略能力。將大腦洗成一片空白，然後重新填充黨文化的垃圾。比如，對於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舊職員，除部分殺頭關監之外，一概送往華東革命大學洗腦，重新灌輸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將被關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由於接受改造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腦成功的例子。勞改營，勞教所，“五·七幹校”，學習班，這些都是洗腦機構，抹去人腦里原有的價值觀和善惡觀，長期強制灌注極權主義思想和文化。

　　植腦：即培植大腦。向原本是一張白紙的幼兒少年灌輸意識形態。從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起，在孩子們走向社會之前，就向他們灌輸黨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紅領巾少先隊和共青團都是特定的植腦組織，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兒少年及年輕人培養成沒有獨立思想，只會“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木偶。以“雷鋒”、“邢燕子”這樣一些愚忠人物為榜樣，將年輕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沒有大腦但卻“永不生銹的螺絲釘”。

　　封腦：洗腦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總有洗不幹凈的大腦繼續存在，對這樣的大腦必須強行進行封凍。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獄，把文字封起來，把生產文字的知識分子的大腦封起來。比如反右運動，林希翎說“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社會主義”，儲安平說：“黨天下”，章伯鈞說要搞“政治設計院”，等等，這些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共產黨的要害。把這些人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發言權，讓他們禁聲封腦。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說五十五萬，丁抒博士說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約是一百二十萬。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萬人的嘴，但殺雞給猴看，實質上全國知識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學者賀衛方被禁言，張維迎被禁言，許章潤被禁言，但凡有膽識質疑極權制度的，便被中共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剝奪了他們的生存空間，讓所有質疑者禁聲。沒有了思想自由，大腦不會發聲了，大腦不會思考了；沒有了學術自由，大腦沒東西可學了。大腦既無知識可以輸出，也無知識可以輸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基本就處於這種狀態，既沒有學術成就產出，也沒有思想成就產出。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這是統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腦被凍住了，大腦被囚禁了，大腦都廢了。

　　愚腦：經洗腦和封腦之後，大腦愚化了，癡呆了。只有愚化之後的大腦才便於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腦，置換人腦原有的政治倫理、邏輯思維和是非善惡判斷，通過強行植入指令，將人腦愚昧化，犬儒化，諂媚化。使人成為任權力擺弄的棋子，成為權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紅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那些急迫著朝聖的顯貴，那些揮動紅寶書當護身符的各級幹部，大都得了愚腦癥。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婦入同房得先學黨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場愚腦運動。個人崇拜，紅色海洋，除四舊，奪權，文攻武衛，清理階級隊伍，血統論，“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靈魂深處鬧革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無時無地不在愚弄大眾。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於它將愚昧文化形成一個傳統，並延續至今。愚腦並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開始了。只是愚腦在習近平時代達到了巔峰。但凡民眾可能接觸到的語音、圖像和文字，諸如廣播、電視、互聯網、微信、微博盡在黨的宣傳部門的掌控之中，用以改變民眾的認知。

　　控腦：極權主義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夠控制所有人的大腦，即控制全民的大腦。控制人腦的活動，控制人腦的思維和意念。將人變成玩偶，變成思想的奴隸。對人進行心理控制，意識控制，倫理控制，話語控制，使得人們失去對真偽、善惡、美醜和優劣的判斷能力。從而在國家層面控制價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腦控制智能化數字化成為可能，或者說，最終人腦將變為智能化數字化控制下的人腦，這已經不是人們自己原有的大腦了。

　　控腦就是控制社會大眾和精英之腦，控制人們的認知、情感、價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進一步控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控腦同時也是指控制敵人的大腦，令其“放棄自己探索的理論認知、社會制度及發展道路，達成不戰而勝的戰略目標”（朱雪玲，曾華鋒：“制腦作戰：未來戰爭競爭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國思想界的混亂，或許正是這一“制腦作戰”的結果。

　　控腦要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在攝像頭、監聽器、掃描器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地監控之下，對公眾的言行進行跟蹤、監視和偵察，使公眾處於十面埋伏之中，使公眾的大腦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網、封群、封刊，禁聲、禁圖、禁言、全國只有一個聲音，來自習近平的聲音，民眾的大腦已經被廢棄，民眾的生存不需要大腦，服從、跟隨、從惡即可。大腦已死。

　　控腦以攻心為上，攻腦為上，系指心理控制、認識控制和判斷控制。習近平政權明文規定不可“妄議中央”，不可對中央有任何懷疑，不僅要求黨員，而且要求普通民眾對黨忠誠，對領袖忠誠，對公眾的腦控已經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在極權主義權力與公眾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層次就是控腦與反控腦的鬥爭。控腦是極權主義對社會進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腦意識的可控化是極權主義社會是否成熟的終極指標。

　　以謊言控腦，以謊言幹預大腦的認知。兵不厭詐，以假亂真，偷梁換柱，制作海量的虛假信息和謊言，致使公眾無所適從，致使敵人亂了方寸。一方面由於極權主義本身就缺乏真的東西，善的東西，美的東西；另一方由於假的東西來的太容易，可以胡編、亂造、偷換、剽竊、栽贓。他們造假毫不知恥，毫無廉恥。中共的宣傳機構秉持“謊言重覆千遍就是真理”，通過重覆的強制的謊言灌輸，使人深信不疑他們傳播的主義，從而打造出一個謊言帝國。

　　以輿論導向控腦。黨的宣傳部門牢牢把握輿論大方向，兵馬未動，輿論先行。報刊、雜志、播音，視頻，以及大街小巷貼滿黨的標語和口號，將人腦置於布滿謊言的氛圍中。在輿論導向中鼓吹權力的“反智主義”，使民“無知無欲”，“仇富反智”。鼓勵告密者，及時制止思想出軌跡象。

　　中共的確在作腦控研究，不僅包括人腦芯片的植入研究，還涉及電磁波、聲波和光波對人腦思維的影響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傷害大腦的毒氣研究。2021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對34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並指控中共解放軍軍事醫學院及其11個附屬研究所，指控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發和生產腦控設備，嚴重侵犯了人權。這些腦控設備“可以從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情緒、潛意識、夢境等多方面對人進行控制，使人產生憤怒、恐懼、羞恥、悔恨、懷疑、錯亂等情緒，最終使受害者精神崩潰。”（邢亞男“美制裁腦控武器研究實體”，2021年12月）。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它的未來三部曲的第三部“權力的轉移”中提出權力的三個支點：暴力、財富和知識。他的未來學在抵達未來之前就提前過時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極權主義的權力結構，他不懂得制腦權才是極權主義權力中的根本權力，所有的極權主義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是因為其掌握了制腦權。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中如此，在國際政治亦如此。歐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學者被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繞得暈頭傳向，便是極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運用制腦權的結果。

　　無新聞自由，就無大腦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發布的“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對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環境作出評估，中國排在第175位，香港從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為130。這說明在中國根本就沒有任何新聞自由，這分明就是極權主義中國在成功運用制腦權後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擊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表面上看好似打擊大資本，實際上是由於這些電商巨頭的人氣和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了習近平，因而從馬雲和馬化騰手中果斷地收回了制腦權。

　　最近又有新規定：嚴格禁止中、小學生出國，在青少年世界觀成長期，強行留在國內接受植腦、洗腦和思想灌輸。極權主義從來就沒有放松過對青少年的愚腦和控腦。

　　制腦權決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戰略，是中國夢的實質部分，不僅控制中國人的大腦，同時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腦。

　　警惕啊，人們！

　　屠殺：故意地、大量地殺害‘不具備防衛能力的人類’的行為，稱之為屠殺；雖然它不包括戰爭進行中的殺戮行為，但包括對失去反抗能力的戰俘和平民的殺戮行為。

　　大屠殺：較為嚴重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屠殺行為，稱之為大屠殺。大屠殺通常是政府行為，或政府許可和默認的行為；大屠殺是國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一下這些類別：

　　階級滅絕：清除和殺戮階級異己分子，或整體滅絕某一社會階級；種族滅絕：清除和殺戮一個種族、族群、或國族；政治滅絕：清除和殺戮政治異見者和政治反對派；宗教滅絕：清除和殺戮某一異教和異教徒，或者清除和殺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徒。

　　民眾滅絕：一個國家對本國或外國國民進行的廣泛的滅絕行為。並非特指某個階級、族群、政黨、或教徒；它是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

　　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由中國政府調動野戰部隊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使用坦克和機槍掃射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關於“大屠殺”的定義，尤其是“民眾滅絕”的定義，即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六四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大屠殺。

　　反人類罪包括對人類的迫害，對人類的虐待和對人類的殺戮。毫無異議，六四屠殺是中國政府動用國家機器犯下的反人類罪。

　　由《天安門母親》網站記錄在案的六四屠殺遇難者就有203名。這是民間收集的數據，是死難者家屬克服重重阻力，三三兩兩收集起來的數據，距離真實的死難者人數還相去甚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公布真實數據，故被殺害的死難者的實際人數肯定遠在此數字之上。民間學者對六四屠殺罹難人數的估計在2,000-10,000不等。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1982年殺害了148名杜賈爾村什葉派村民，於2006年被判定危害人類罪，並被處以死刑立即實行。

　　科索沃前總統哈希姆·薩奇涉及100宗對政治異見者的謀殺案，被海牙國際法庭指控為危害人類罪。

　　對比上例，將六四屠殺稱之為“大屠殺”，定之為反人類罪，完全符合國際慣例。

　　在天安門母親網站里，高聳著一座座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編號001 蔣捷連：男，遇難年齡17，青澀少年。在木樨地，子彈從背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兒童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編號002 王楠：男，遇難年齡19，在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倒地。戒嚴部隊禁止救護隊搶救，身亡；編號003 楊明湖：男，遇難年齡42，在東長安街，遭遇戒嚴部隊掃射，腹部中彈，身亡；編號016 段昌隆：男，遇難年齡24，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編號017王衛萍：女，遇難年齡25，在木樨地附近搶救傷員時，頸部動脈中彈而亡；編號019 王培文：男，遇難年齡21，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編號020董曉軍：男，遇難年齡20，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編號021袁力：男，遇難年齡29，在木樨地咽部中彈，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編號023吳國鋒：男，遇難年齡21，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編號048林仁富：男，遇難年齡30，北科大應屆博士畢業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編號054田道民：男，遇難年齡22，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編號078龔紀芳：女，遇難年齡19，花樣年華。在六部口左胳膊中彈（炸子）倒地，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編號102羅維：男，遇難年齡30，腹內取出兩顆子彈，一顆為湯姆彈，在腹內炸開，傷及肝、腎、膽、胃及消化道，廣安醫院曾作肝、胃修補術，不治，死於急性腎功能衰竭；編號156杜光旭：男，遇難年齡24，被戒嚴部隊擊中太陽穴，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編號167李浩成：男，遇難年齡20，被戒嚴部隊擊中兩彈，致命一彈位於肝部，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屠殺是偶發事件嗎？當然不是，它是極權主義大屠殺鏈中必然的一環，是共產主義政權一系列大屠殺中的一個而已。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為肅清敵對勢力，便開始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而每次的政治運動的過程和結果都指向對普通民眾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比如：

　　土地改革運動，在消滅中國農村地主和鄉紳階級，摧毀中國傳統文明和道德的同時，由於運動的暴力和血腥方式，造成大約100-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地主富農及其家屬被處決）。這是一場典型的階級滅絕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報告顯示：這場運動動用政府和軍隊力量，共抓捕了260萬人，鎮壓了157·6萬人，處決了87·3萬人。而民間學者估計鎮反運動共處決了大約100-200萬人。這是典型的階級滅絕加政治滅絕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又稱“打老虎運動”，是針對工商界的整肅運動，反擊資本家對黨的“猖狂進攻”，許多資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殺，或被處決，或被折磨致死。這是階級清洗運動。

　　肅反運動，全稱“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鎮反運動”的後繼運動，有超過10萬人被俘，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屬於階級滅絕和政治滅絕運動。

　　反右運動，據官方數據顯示，有55萬人遭受迫害，其中主要為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他們被戴上“反黨”的帽子，或被改造和關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殺，或被處決。雖然死亡人數不確定，但各地均有大量的知識分子被整死。這是典型的政治滅絕運動。

　　大躍進運動，又稱“三面紅旗運動”，是導致1960年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饑荒奪走了大約2000萬至4500萬人的生命。人為造成的饑荒是屠殺的另一種形式。這是危害人類罪。

　　四清運動，為防修反修而在中國農村展開的政治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暴力事件頻發，一共肅整了532萬人，其中7.8萬人被整死，逼死。這是民眾滅絕的初期表現。

　　文化大革命，批鬥、武鬥、政治大清洗，破四舊（砸廟宇，砸道覌，砸教堂），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清理階級隊伍，造成大約一億人受到迫害，至少172萬至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發生在各地的大屠殺，較為嚴重的有：

　　“廣西文革大屠殺”，不僅把專政對象殺死，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罹難人數達10-15萬；“廣東文革大屠殺”，包括陽江大屠殺和儋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4600；“湖南文革大屠殺”，包括道縣大屠殺和邵陽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萬多；“江西文革大屠殺”，包括發生在瑞金、興國和於都縣的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000人；“雲南文革大屠殺”，包括滇西挺進縱隊案、趙健民特務案和沙甸事件，罹難人數約8800人；“四川文革大屠殺”，包括萬州和涪陵事件，罹難人數約693人。

　　文化大革命集階級滅絕，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宗教滅絕和民眾滅絕之大成。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整肅擴大化，幾百萬人遭到迫害，整死了大約10萬人。這屬於政治滅絕行為。

　　藏區騷亂，軍事鎮壓造成8.7萬人死亡。屬於種族滅絕和宗教滅絕。

　　“內人黨”事件，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的政治清洗，近百萬人受到牽連，罹難人數約2-10萬，多為蒙古族。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這是種族滅絕事件。

　　新疆再教育營，關押著將近一百萬人，對維吾爾民族進行語言和文化清洗，破壞民族信仰，強制將孩童與父母分離，強迫實施絕育，被人權組織指控為“種族滅絕”和‘人口滅絕“。

　　以上僅僅是對中國國家機器對普通民眾實施大屠殺的初略估計，發生在中國的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具有歷史的慣性，每隔兩三年就要再來一次，或者隔三五年再來一次。在極權主義中國，要維持統治就必須持續地制造恐怖；而要持續地制造恐怖，就要持續地對百姓進行殺戮。制造各種各樣的借口實行大屠殺則被視為主要手段。大屠殺—>恐怖威懾—>維持統治，這就是極權主義血腥統治的邏輯。

　　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預謀的國家機器犯罪行為，多數為國家公權犯罪和國家刑事犯罪。中共濫用國家權力和國家公器大規模肅整、抓捕、關監和屠殺民眾，這是徹頭徹尾的公權犯罪；即便按照當時中國的法律來判，這些屠殺行為之野蠻、之殘暴、之毫無人性，皆可依據刑事法入罪，因此，可以確切地說這些屠殺都是國家刑事犯罪。這些屠殺屬於國家機器實行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正是這個制度提供了殺人機器，提供了積極實施屠殺參與屠殺的黨的各級機構和黨員，提供了軍人、警察、國安乃至武裝民兵，提供了監獄，提供了物質保障，屠殺才可能進行，因此這些屠殺又屬於制度性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下，以“革命的名義”，以“政治正確”的名義進行的。這些以革命的名義和政治正確的名義所形成的巨大的輿論場，推動著屠殺向前。因此這些屠殺又可謂之以意識形態殺人，或意識形態性質的大屠殺。

　　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共造成總計8500萬到1億人的非正常死亡。規模較大的殺戮主要發生在三個國家，它們分別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和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柬埔寨；規模較小的殺戮發生在北朝鮮、越南、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不論大屠殺發生在那個國家，都帶有明顯的法西斯特征。

　　蘇聯在斯大林黑暗統治時期，根據其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所作《共產主義記錄》一書記載，被殺害的人約為2000萬，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蘇聯史學家康奎斯基的《大恐怖》一書記載，蘇共中央要對至少1500萬人的死亡負責。將階級敵人就地正法的紅色恐怖，對哥薩克的種族滅絕，被稱之為大清洗的政治迫害運動，古拉格集中營，內務人民委員會，蒙古大清洗，卡廷大屠殺，波羅的海屠殺，烏克蘭大饑荒，包括普京近期在烏克蘭實行的布查大屠殺，等等，死人無數，從斯大林的蘇聯到普京的俄羅斯所殺害的人數大約在3000萬到4000萬。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統治期間，大約有220萬人被處死或被迫害致死。全國大約有150處殺人場和萬人坑，2萬多處墓地，埋葬著110萬死難者。可謂屍骨成山。這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迫害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紅色高棉不僅殺害本國柬埔寨人，還越過邊境殺害越南人，制造了巴祝大屠殺，殺害了3157人，並引發越南入侵。紅色高棉元首喬森潘由於在其統治期間實施紅色恐怖和大屠殺被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危害人類罪，終身監禁。

　　然而，蘇共和柬共的罪行的總和也趕不上中共的血腥。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頻度、力度、深度和廣度都是蘇共與柬共望塵莫及的。蘇共和柬共一共殺害和迫害了大約4000萬人，而被中共殺害和迫害的人竟高達4500-6000萬。蘇共和柬共對民眾的殺戮集中在對肉體的消滅，就像當年希特勒納粹法西斯屠殺猶太人那樣。但是中共並不滿足這一點，而是更加注重於對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殺戮”。中共實施的殺戮那是肉體滅絕和精神滅絕雙管齊下。肉體的滅絕，其規模再大也只能滅絕人口的一部分；而精神與思想的殺戮，可以無限地覆蓋國家的每個角落和民眾整體，它所制造的恐怖，籠罩著一個無聲的窒息的國度。

　　在回顧大屠殺的歷史時，應該分清（1）究竟是政府行為，還是民間行為：（2）究竟是戰時行為，還是和平時期的行為；（3）分清屠殺的性質屬於哪一類：階級滅絕，種族滅絕，宗教滅絕，政治滅絕，還是民眾滅絕？還是全面殺戮？(4)被殺對象具有防衛能力否？

　　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全部都是（1）政府行為；（2）和平時期；（3）全面殺戮，涵蓋幾乎所有的人類滅絕類別：階級的，種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整體民眾的 （4）被殺對象毫無防衛能力。這些特點足以以大屠殺罪和反人類罪將中國政府告上國際法庭。

　　二戰以來，作為國家行為的屠殺在民主國家已經基本杜絕，這是文明進步的體現。在文明落後的國家，雖然屠殺時有發生，但如果把民間發生的種族沖突和宗教沖突所引發的屠殺除外，由政府直接操縱的屠殺屈指可數，比如埃塞俄比亞的政治清洗運動，韓國的光州事件。但是發生在中國的由政府主導的屠殺事件的頻繁程度則是驚人的，全世界發生的事件與其相比，都如九牛一毛。

　　但凡大屠殺，歷史都是會清算的。六四大屠殺，不僅讓世人看到了中共的殘忍，更看到了民眾的反抗。從反抗的強度和烈度中，看到這個民族的希望。

　　地下的火在升騰，只要找到出口，就會噴薄而出。

共產極權暴政的本質

作者 葵陽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兒皇帝的倒車時代

　　盡管“狠抓意識形態”一直是中共執政的基石，但是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開始，直至後來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中共高層在“意識形態和綜合發展”的權衡中，選擇了相對折中且務實的態度。加之國際社會的幫扶，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以後，中國社會漸漸地在淡化意識形態而追求社會公正與效率。盡管在鄧江胡時代中共也做出了很多血腥罪惡的舉動，比如鄧時代的8964屠殺、江時代血腥鎮壓法輪功群體，胡時代用“平庸之惡”延續了江時代的余毒。然而在這三個時代，中國社會是在前行的---正義未至但基礎的公正和效率尚存。

　　公元2012年，中國正式進入習近平時代。關於中共新任黨魁如何登頂的最合理的推斷，便是在中南海元老院不同小團體的利益博弈之下，讓原本繼位概率極低的習近平登上了金鑾殿的權力巔峰，出於權衡考慮了以下特征： 正宗紅色基因； 平庸且低調的人生履歷； 貌似隨和溫恭的個性特征； 看似在元老院中不左不右的獨立姿態。

　　可以想象的是，中南海“n大家族”的話事人們，都以為這樣一個在紅二代圈子裏平庸且稍顯愚笨的59歲的精神稚童“兒皇帝”，必定是可以任由元老圈子操弄拿捏的傀儡，中共集體獨裁、分餅而食的格局又將進入一個順暢和諧的新十年。然而，後來的事情發展盡人皆知。習近平在集權和排除異己方面，展現出天生神力一般的果斷與決絕。上任伊始，一番六親不認的雷霆操作，習近平迅速掌握了中國政權核心的絕對話語權。“中南海n大家族”驚詫莫名，然而悔之晚矣。

　　眾所周知，習近平的個人能力有且僅有體現在專權上，在治國和外交方面，他始終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兒皇帝！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說：“我知道習家那個老二沒什麼文化，沒想到他是那麼的沒文化！”文化程度也許不是一個人能力的死結，成長於毛澤東時代的習近平，未曾受過任何的系統性學校教育。然而在他攀上權力巔峰以後，弊端逐一顯現出來。

　　準確來講，習近平一家是毛澤東時代個人獨裁政治的受害者，習仲勛坐過共產黨的監牢，習近平體會過家人離散、成為人民公敵的滋味。盡管如此，習近平卻體現出非常強烈的成長年代的紅衛兵特征---草率、易怒、蠻橫、沖動、固執、逞強、好鬥。習在他經手的8年時間內元首施政過程中，通使了這些紅衛兵特性，讓中國社會乃至全世界極速倒退，已經走到萬劫不復的懸崖邊： 對權力高層任人唯親（信），冷酷無情鏟除異己； 對全民意識形態實行高壓洗腦，重回毛時代的愚民馭民之路。借屍還魂毛澤東的思想體系，讓中國社會進入新一輪文革升級版模式； 對權力寶座，公然修改憲法以謀求終身製，全盤否定鄧小平時代的領導人規則； 對邊疆少數民族尤其是藏、維、蒙實行文化信仰雙重打殺，意圖種族滅絕； 對宗教群體實行“黨大於神”的淩辱和禁錮； 對香港施行“拆宅防火”，為了剿滅民主火苗生生把東方之珠、亞洲金融中心砸個粉碎； 對人民，把國家機器的威懾力最大化。立法賦予警察過度執法的個人免責權限，讓中國進入警察社會的極端威權模式； 對中國經濟胡作非為，打壓合法私企，國進民退重回公有製邪路。房市股市動蕩難平，雄安新區、海南自貿區、梁家河經驗通通淪為歷史笑話。中央、地方負債累累，暴雷只是朝夕之間的脆斷時刻； 對弱國滲透收買，“一帶一路”慷國人之慨壯個人之聲威，盈貪官污吏之倉廩； 對強國撒潑打滾耍橫碰瓷，激起西方世界的眾怒。漸漸陷入被圍攻之困局； 放毒新冠肺炎，殺敵自損，遺臭萬年，連累整個中國人群體成為地球人的眾矢之的！

　　以上種種，罪惡累累，罄竹難書。跟所有獨裁者一樣，兒皇帝習近平在權力的巔峰信馬由韁，胡作非為，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體系中能力和道德的天花板。他讓中國社會再次進入逆向淘汰、劣幣驅良的狀態。中國社會在過去這習時代的八年時間裏，完全進入了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率的倒車模式，一潰千裏。

　　相比鄧、江、胡，習近平是一個純粹“巨嬰無能派”、“務虛派”的中共領導人。 目前中國政權頂層，頗有點像封建社會宦官圍繞兒皇帝胡作非為的境況。宦官無遠慮大計，兒皇帝無高低輕重。大家一起胡作非為，最後國家亂成一鍋粥。歷史大河，浩浩蕩蕩。中國人選擇了共產黨？不，也許是中國人縱容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捫心自問，我們作為中國人，十四億的碩大無朋的群體，竟然被習近平這樣一個低智、粗鄙、逆時代、暴戾恣睢、肆意妄為的低能兒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這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無辜受害，還是罪有應得？

　　作孽的習時代，活該贖罪的中國人！

　　寫在2021年4月17日

　　溫家寶將走，其言也善？

　　引用來自法廣臺報道：“中國前總理溫家寶近日撰文『我的母親』，3月25日-4月15日分四期連載於『澳門導報』。中共前領導人退位多無聲無息，少顯露私人情感，遑論官場經歷，溫家寶此舉罕見。

　　這一段溫家寶強調自己的平民出身，非同於紅二代，官二代。的確，溫家寶多年在甘肅地質隊基層工作，八十年代初，被抽調到甘肅地質局，正趕上當時的政策，各級領導層需要提拔“技術人才”，後調到地質部，再調至中南海。1989年五月他作為中辦主任陪趙紫陽總書記在天安門勸阻學生的鏡頭讓人難忘。但趙紫陽被軟禁後，他後來得到高升，直至擔任兩屆總理。溫家寶說自己身處中南海“如履薄冰”，常常想到回歸故裏，這是看到官場的多變、陰險、趙紫陽的顛簸人生？還是因為什麼？他至少談得很感性。”

　　溫家寶其人，無需贅述。在2002--2012十年的“胡溫時代”，中共的最高權力層貌似在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掌控中，然而這一屆中共政權卻是“平庸之惡”的典範。十年間，中國社會全是江澤民時代的罪惡陰影，揮之不去。

　　中國社會沒有真相，民眾被強行灌輸的，都是經過梳理美化之後的歷史和時政新聞。關於溫家寶的為官為人的品格，我們不妨看看外媒如何評斷。

　　美國《紐約時報》以該報駐上海首席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調查整理的事實資料為依據，於2012年10月25日大篇幅發布了關於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在溫家寶擔任領導崗位期間，借機貪污了至少27億美元（約合170億元人民幣）巨額財富的相關報道。《紐約時報》在報道中稱，他們調查的公司與監管記錄的時間跨度為1992年到2012年。雖然溫家寶本人名下沒有任何財產，但包括溫家寶的母親、老婆、子女、弟弟和內弟在溫家寶執政期間特別是1998年之後變得非常富有。文章稱溫家寶家族的親友和同事是大陸平安保險公司的合夥人，在2007年控製的資產總價值達22億美元（約為139億元人民幣），溫家寶90歲的母親在平安投資的股份在2007年就高達1.2億美元。溫家寶家族還擁有北京一個別墅開發項目的控股公司以及華北一個輪胎廠。他們的公司曾參與包括鳥巢在內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建設項目。調查結果還顯示，溫家寶家族的名字都掩藏在復雜的多層朋友或商業夥伴與遠親的合夥企業和投資載體背後。

　　真與假，是與非，請諸位自行解讀判斷。

　　我不太理解中共媒體為何會在這個時節拋出溫家寶這樣一個卸任中共高官的“艱苦奮鬥史”。這既不符合中共卸任高官自動去光環的慣例，也不符合時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強作天花板”的打壓同僚的作風。

　　話題拉回溫家寶，中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發財立品，終老揚善”的情結，大概類似於“人之將走，其言也善”吧。

　　1942年出生的溫家寶，即將年屆八旬。利用紀念母親發表一些跟“偉光正、明鮮亮”不搭調的言論，實屬異常。大概自知來日無多，決定來一點“揚善之言”給自己的歷史定位增加一點黨性之外的人性吧。避免將來共產黨被釘上歷史恥辱柱時，溫某以個人名譽殉葬。

　　人之將走，循循向善。真面假面，歷史為鑒。

　　中共體製以內，凡是能攀爬到局級以上的官員，通通不再有正常人格。尤其是溫家寶這種“草根高官”，他自己一句“如履薄冰”便道盡這瞞上欺下、左右騰挪、扭曲壓抑的官場人生。

　　中共政權歷屆總理，由周恩來開先河，悉數論之，無不是演技派影帝。極盡作偽之能事，隱藏奸佞之本色。

　　溫家寶已經是中共作孽史的過去式，只不過尚未蓋棺定論。

　　自會有定論，等待歷史解密吧。

　　卡內爾---古巴紅色政權的嶄新序曲還是完結篇？

　　來自古巴的新聞，卡斯特羅家族終於決定將政權交棒給非家族成員，繼任者迪亞斯-卡內爾1960年4月20日生於古巴中部比亞克拉拉省普拉塞塔斯市，父親是當地機械廠的一名普通工人，母親是師範院校老師。

　　從年齡看，卡內爾算是獨裁終身製國家新晉領導人中的“少壯派”，他2013年就已經晉升為古巴的國家副元首，並於2018年4月接任國務委員會主席的位置，為古巴共和國歷史上首位1959年古巴革命後成長起來的國家領導人以及首位非卡斯特羅家族的領導人。

　　由於古巴的國際影響力有限，所以卡內爾其人也屬籍籍無名之輩。大眾好奇，卡內爾何許也人？他能否順利沖淡古巴的紅色血統，將古巴帶進民主憲政新時代？

　　眾所周知，古巴從1959年被卡斯特羅兄弟領導的大革命建立起一黨專製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始，就一直是一個典型的獨裁專治國家。2011年勞爾.卡斯特羅接替其胞兄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為古巴最高領導人，完成了獨裁國家特有的終身製、家族式權力交接。這在21世紀充滿自由民主理念的的人類社會，是屬於罕見的權力傳承方式。

　　相比菲德爾時代，勞爾.卡斯特羅在他的任期之內，主張實施經濟結構改革，提振古巴經濟實力，改善古巴人民的生活狀況。盡管成效並不十分顯著，但總體論之，古巴社會是在一種緩慢漸變，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中。尤其是勞爾.卡斯特羅在其任內推進“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非常明顯地在其兄長的體系下，實行了突破性的變革，頗受國際社會好評。

　　卡斯特羅兄弟，同一代同一血統的兩任獨裁者。然而他們在“獨裁血統”方面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我們姑且稱之為進步。是的，盡管勞爾並沒有帶領古巴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但他已經在反思和修正---至少我們看見了他的努力和誠意。

　　只不過，獨裁血統延續的力量太過強大，以至於勞爾任期之內，並沒有出現世代更替式的變局與突破。政治血統力量之強大，可見一斑！

　　如今古巴迎來了全新的非家族血統領導人卡內爾，他會是一個朝鮮金家三代一樣的忠實的政治血統繼承者？或是如臺灣蔣家二世般做一個製造巨變的攪局者？還是一個委內瑞拉馬杜羅一樣的變本加厲的獨裁鞏固者？

　　我們除了對卡內爾的種種揣測，剩下的唯有拭目以待了。

　　人類世界，大勢所趨，必將從權本位走向人本位。獨裁強權社會，都不具備強大的生命力，最終都會被歷史車輪碾碎。而民主憲政、自由人權、尊嚴體面，才是全體人類的終極訴求，也是必然歸宿。

　　獨裁者從開國的專橫強悍，到二世三世的血統弱化，觀念更新，社會反饋的壓力導致自我覺悟，這幾乎已經形成一種慣例模式。

　　從獨裁到血統淡化，直至最後的民主開化。 蘇聯經歷了九代更替。

　　臺灣經二蔣兩代。

　　然而中國毛鄧江胡習，已經到了第五代，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蘇聯九代蛻變，臺灣二世頓悟，而中國五代紅魔周而復始大循環。對比之下，不由得悲從中來！

　　古巴迎來卡內爾，或許是一個紅色獨裁的完結篇。

　　而中共的習時代，卻必定是國人萬劫難復的輪回序曲。

　　寫在2021年4月19日

　　中共輪回---副主席的如履薄冰

　　2021年4月2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會議”上，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被安排在習近平影音致辭之前發言，王岐山登臺講話，表白他只是一個臨時主持人，“首先聲明，我不是致辭。致辭的是我們國家元首習近平主席......”。 最後王岐山強調 : “這體現了我們中國對我們的主席高度尊重。”

　　王岐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名義上國家行政權力的第二把交椅。在國際公眾舞臺上，為了烘托與凸顯中國政權的“一把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現得卑微如塵土！讓我們不由得聯想到退休的中共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的“在中南海如履薄冰”之言論。

　　中共頂層高官頻現“謹言慎行、如履薄冰”的姿態，發人深思。

　　當前中南海的政治生態體系，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肅殺景象？習近平的獨裁之路，為何走得如此堅決，如此順暢，以至於能國無副職敢自居，唯有定於一尊。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的政治高層一直是“元老會製度”。盡管有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元首居中，但整個行政體系是屬於紅色家族集體獨裁。

　　沒有人敢“定於一尊”，否則就是中共權力核心層的攪局者、叛逆者。必定會被群起而攻之，最終身敗名裂，被獨裁集體驅逐。

　　2012年，習近平走上中共權力巔峰。通過新版“玄武門之變”迅速擊潰同門太子黨垮薄熙來勢力，拿下解放軍高層郭伯雄與徐才厚等，架空“太上皇”江澤民派系，順利一統黨內外，如願定於一尊。

　　中國大地，上一次“定於一尊”還是1960年代，毛澤東在打倒黨內競爭對手之後，順利“稱帝定尊”。

　　毛澤東何許人也？毋庸贅言，毒與獨，冠絕古今中外！

　　當年的國家副主席林彪手持《毛主席語錄》，一臉恭順諂媚，高呼“毛主席萬萬歲！”的場景歷歷在目。

　　今天的王副主席，儼然就是當年的林副主席。紅寶書不再有，然而獨裁威權的震懾力，讓王副主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姿態昭然若揭。

　　獨裁治下，唯我獨尊。元首副職是高危職務。林彪劉少奇是什麼下場？

　　喪鐘敲響，那是副元首們的絕唱，也是全民對民主憲政僅存那點幻想的絕唱。

　　對！就是六十年前那個味兒。習近平如願以償地做回了毛澤東，中國國運進入共產體系下的周而復始新輪回。

　　大局已定，難以逆轉。

　　如果你對中共個人獨裁大輪回還沒看清看透的話，我只能再次提醒你，大廈將傾，惟願好運。

　　寫在2021年4月22日

　　我的國籍羞恥感

　　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跟我一樣，每次在他國海關出入境或者辦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時候，都會感覺羞恥。 我的這種國籍羞恥感來得自然而且強烈。除了強烈的恥辱感，我還有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生不由己，所以身不由己。

　　盡管我很努力地在嘗試改變這種被強加的屬性，但仍然感覺這個進程好慢！我的變更國籍之路無比漫長且充滿艱辛曲折。

　　這種羞恥感，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完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共產黨政權和專製國家體系的排斥和嚴重不認同。

　　落實到具體的層面，那是因為在人類世界，“中國人”已經無可逆轉地被妖魔標簽化。

　　“中國人懦弱、自私、愚昧、麻木、極端......”

　　而七十年來中共政權在代表著這個國家，這個族群。

　　對內，中共政權奴化、壓迫、禁錮中國民眾。破壞中國社會的公平、效率、社會保障體系，讓中國社會無可逆轉地畸態化，中國民眾產生根深蒂固的劣性，自然就甩不掉“懦弱、自私、愚昧、麻木、極端......”的標簽。

　　對外，中共政權在國際社會到處撒潑碰瓷，破壞規則和秩序，給全人類帶來意識形態和國際安全的雙重隱患，遭遇整個文明世界的敵視的抵製。

　　中共國（人），已然成為邪惡、蠻荒、殘忍、落後、隔絕的代名詞！

　　有位推友不贊成我這種說法，他（她）載我的推文後面留言說：“我對國籍沒有羞恥感，又不是我選的，我幹嘛要有羞恥感啊！ 我只對我自己選擇的行為負責！ 如果對天生的國籍該有羞恥感，那其他國籍的人有優越感嗎？他們如果有優越感，那對嗎？”

　　我給這位推友的答復，也很簡單：“關於國籍問題，你怎麼思考，那是你的私域，我無權過問。 而我呢，羞恥感有利於我去改變這個現狀。 持中共政權頒發的護照通關，就像對著一個劫我家產奸我母親的強盜叫爹。如果我對此沒有羞恥感，那我不知道什麼事情才能激發出我的羞恥感。 ‘不是我選的’不能成為我聽之任之的理由，那顯得墮落。”

　　是啊，共產黨1949年竊國至今，盤踞中國大地七十二載。

　　如果故土是人的家園，是人的母親，那麼共產黨就是霸占我家園，奸淫我母親的強盜土匪！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如果要我把這種羞恥感推諉給“國籍不是我選的”，去淡化和遺忘這種道德壓力。我做不到，因為我有自尊，也有抗爭精神。

　　而今，我卻要持中共政權簽發的身份認證證件行走於文明世界，飽受這種被動屬性招致的偏見和排斥。這種認賊作父、惡名傍身的狀態，難道不應該讓我心生羞恥？

　　我要清除這種羞恥感，因為它不屬於我的選擇。

　　唯二道路，其一是推翻中共政權，讓故土構建新的民主憲政國家，我能拿到一個全新的被普世認同的公民身份證件。

　　其二是，去國流浪，懇求能讓我心向往之文明自由國家接納和歸化我，此生不做紅朝人！

　　知恥後勇，求索不息。

　　寫在2021年4月23日

　　破產時代——任性的家天下

　　公元2021年，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

　　最近的中國經濟出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異象，華晨破產、方正破產、雨潤破產、海航破產……明天系欠8000億，海航欠7000億，還有早該破產的恒大系、萬達系。

　　數不勝數的暴雷，無處安放的經濟泡沫，還有那糾葛不清的財產和債務權屬。

　　中國社會不允許個人合法破產，個人在任何極端的境況下，都需要償還債務，無法通過申請合法破產而得到重啟的機會。

　　中國人在財務狀況淪陷之後，個人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或者含恨帶羞地自殺，這些狀況都屢見不鮮。

　　這種由社會把經濟狀況進入絕境的個人再次逼入人身絕境的製度，是背離人類現代文明的存在。

　　然而，中共政權卻支持讓那些借殼上市的，由利益團隊操控的官僚後花園企業合理合法地破產。

　　那些曾經是泰坦巨人的神秘公司，可以一夜之間就地爆裂，不留痕跡，留下深不見底的債務黑洞，帶走無窮無盡的齷齪秘密。

　　類似於海南航空這樣的企業，無名無姓的來了，野蠻生長這些年，創造過無數的數據神話，然後神秘詭異地消失掉。

　　其中的秘密和錯漏，恐怕隨便找一個實習會計都能審查出來，可以說易如反掌！

　　然而，誰敢去審查？

　　這是王侯將相的後花園，誰能在太歲頭上動土？

　　人治社會的精髓之一，就是你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謹慎研究，看看你影響到、牽扯到的是什麼人。

　　誰的顏面？誰的蛋糕？誰的關系人？誰的家和天下？誰的門庭或者後花園?

　　顯而易見這個跟法治社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背道而馳，這其中的暗黑勢力，法外黑洞，讓人細思極恐。

　　在中國這樣的土地上，公平正義就是個笑話！

　　毛澤東的家天下，到元老會的集體獨裁，如今又再回習近平的家天下。

　　手大過天，獨裁利益團隊由著性子地放肆。

　　他們根本不需要考慮圍觀者的感受，不需要照顧體製外群體的利益，甚至不需要自洽邏輯。

　　一家獨大，盜鈴何需掩耳？真自信！真任性！

　　寫在2021年4月24日

　　誰的朝堂？誰的法？

　　轉述來自法廣臺的報道：“2019年5月，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和習近平姐夫鄧家貴的個人信息，相繼被海外網站『紅岸基金會』和『支那維基』披露後，中國公安部隨即成立專案組。偵辦此案的廣東茂名網絡警察因為無法抓到海外曝光者，轉而大舉抓捕分享前面兩家網站鏈接的中國大陸網絡『惡俗維基』成員。

　　2020年12月30日，廣東省茂名市茂南區法院一審判決與『惡俗維基』網站有關的24人有罪，牛騰宇被視為主犯，被判14年，其余分別被判1-4年徒刑不等，其時牛騰宇年僅20歲，被視為電腦天才。

　　據『蘋果日報』報道，被告家屬則指控該案是茂名警方構陷炮製的冤案，警方在無法拘捕前述海外網站主持人情況下，不惜移花接木要『惡俗維基』頂替，還屈打成招，逼迫『惡俗維基』的技術誌願者牛騰宇承認是‘主犯’，指控其‘尋釁滋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經營’，重判14年。”

　　讓我們關聯“輔警許艷敲詐案”的判例。許艷，一個被各級上司、體製內官員利用公權的誘惑玩弄的女協警員，感覺被愚弄欺騙之後，因為向當事人訴求經濟回報，竟然被當地法院刑事庭判處13年監禁，被勒令退還這筆錢，外加500萬元的罰款！

　　不難看出，中共國的司法體系在“打擊誰，保護誰，判罰依據”上，具有嚴重的傾向性。

　　腐敗行政，出現司法黑幕，在中國屢見不鮮。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司法，除了權錢交易幹涉判罰公正。還出現了嚴重的“泄憤司法”，對侵犯、影響、幹擾中共體製和官員的案例下死手報復泄憤。

　　“體製內叛逆者”任誌強，輕罪重判18年。

　　“良心企業家孫大午”被司法機關滿門收監，不出意外也會遭遇嚴刑峻法。

　　“持異見、為他人義務維權人士”，網名“超級低俗屠夫”吳淦被課以8年重刑。

　　此類種種，不勝枚舉。

　　任何獨裁強權統治者，都會用最大力度去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中共國，“嚴懲體製攪局者”，是腐敗政權的司法系統的首要任務，而不是維護社會公正。

　　當軍隊、警察淪為政權看家護院的保安。

　　當司法變成懲治異己的私牢。

　　當新聞媒體蛻變到打壓真相只為元首歌功頌德。

　　這個社會就已經爛到萬劫不復了！

　　牛騰宇“泄露習近平家庭信息”，被重判14年徒刑。

　　這種量刑的依據不是《刑法》，量刑的目的不是維護社會公正。

　　這只是一種宣示：獨裁者神聖不可侵犯。

　　只是要讓中國人看明白，這是誰的朝堂，誰的法。

　　寫在2021年4月26日

改革開放的演變過程

作者 子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激奮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啟蒙、經濟大發展、政治大蛻變、社會大分化和時代大變革；在長達四十年的漫長行程中，改革開放始終在進步與保守之較量、光明與腐朽之博弈中艱難前行；在充斥著自由與正義的伸張、權力與金錢的勾兌；信念與道義的堅守、理想與道路的背叛中經歷著一次次痛苦的崛起、挫折、失敗、轉寰、出賣和嬗變。

　　改革開放的“初心”及歷史條件

　　“改革落後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改革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發展經濟，對外開放投資和市場，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這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初心”和總體目標，也載入了共和國發展的史冊。在歷盡三十年“政治大清洗、生產大躍進、全民大饑荒、國際大封鎖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騰之後，這無疑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但懸崖勒馬，臨危易轍，果斷扭轉國家前進的方向，其最急迫的主觀出發點是拯救執政黨，從經濟發展中重新撿回被揮霍殆盡的執政“合法性”地位，以及岌岌可危的社會主義事業；客觀目的是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進而推進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背景。

　　不管如何，這個順天遂民的偉大創舉還是得到了倍受“貧窮社會主義”摧殘的全國人民的真誠擁護，大眾百姓對執政黨的“撥亂反正”充滿期待，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場創造歷史的變革當中。

　　“我們這個體制，毛澤東用它來搞革命，而鄧小平用它來搞改革。” 因此突兀了這場變革基礎條件的應急倉促和先天不足。

　　作為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從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體系中找不到任何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了開墾這塊未來 “處女地”的唯一思想原則。

　　改革開放的組織準備，我們所依賴的體制，正是這場變革的改革對象之一。因此在這場“領袖意志+民意”與龐大的體制勢力的博弈中，力量十分懸殊，注定了道路的坎坷和沖突的慘烈程度。

　　改革開放的“規劃設計”準備，鑒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並沒有什麽深思熟慮的總體規劃或“頂層設計”。做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公，卻是一位“世俗化”實用主義的政治領袖，他此時的思路和理論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其導師劉少奇當年“三自一包”和 “允許剝削”的層面，甚至還涉嫌“抄襲”了更早時期他“九評蘇共”中所批判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摸著石頭過河”，跟著感覺走，“先試一試，不行就關了”，便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導航燈塔”。

　　但這位“總設計師”為黨為國為民的理想和赤誠之心可鑒，他的“可愛”之處有二：一是獨具慧眼地指定了一位思想開明的總書記和一位作風務實的總理，作為改開的“領路人”，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思維，使人民增強了信心。二是“無為而治”的風格給了人民群眾無限的遐想空間和用武之地，因而激發了民間的巨大創造力。從農業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工業企業的“經營目標承包責任制”，都萌發於經濟基層的神經末梢，進而得到官方的首肯和推廣，這使得最初的改革開放，既體現了官方的意志，又順應了廣大民眾的訴求，取得了首戰告捷的顯著成效，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潮流的“蜜月期”。

　　第一次嬗變：本能的反應

　　嚴格來說，此時的改革開放，從終極目標、實現方式、到行進路徑，無論是對於“總設計師”、領路人還是體制內外精英，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得益於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志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少數有思想有遠見的體制內外的知識精英，開始從兩個維度來考量這場歷史性變革的真正意義：一是歷史的維度，嚴肅審視了從共產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百年歷史，重新思考中國所走道路的現實得失及未來發展；二是從世界的維度，隨著國門的逐漸打開，國民開始窺視到“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世界，開始尋找制度變革的參照系，試圖勾畫發展的朦朧路徑，發出超越當時思想窠臼的呼聲。從“西單民主墻”、“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到《河殤》的詰問，都是為了探索“中國向哪里走” 所留下的珍貴思想痕跡。這些對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勇氣，萌發了最早的“制度改革派” 萌芽。

　　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訴求，起步於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財富的渴望，欲望遠遠超越變革落後體制的沖動和自覺。保住原有體制，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們只期待對體制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許對舊有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更不能容忍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於是，這群舊體制的遺老遺少，就構成了能呼風喚雨的“體制改良派”，也為這場歷史變革中的一波三折、轉寰嬗變埋下了伏筆。在此背景下，“黑貓白貓理論”和“先富論”的世俗口號一時盛行，招搖過市。替代了對市場經濟本質的嚴肅探索和建設性的政治設計考量，大門一旦打開，天使與惡魔一同湧了進來。

　　“價格雙軌制”， 從孤立的市場要素入手，本意是撕開舊體制的缺口，給幹涸的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借此塑造起新的市場機制。但卻瞬間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空洞漩渦 ，來自體制內一批批手握特權的“白貓”，猶如蒼蠅撲臭、餓狼撲肉般迅速地“商人化”，搶占先機，權力猝不及防地成為最搶手的“商品要素”。“先富起來”的“許可證”，竟然成為家族政治資歷和血緣裙帶的“身份紋章”！這即使不在設計師們的預料當中，卻猶在他們的默許之下。

　　念歪了的經和濫芋充數的“和尚”，使得市場化的進程一開始就走上了邪路，直接導致了“價格闖關”改革的敗走麥城。實質上，改革落後經濟體制的權力運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是改革開放的初衷，一上來就被特權階層偷梁換柱利用為捷足先登吞噬民利的近水樓台，遂演化成全社會“路怒以目”的體制頑疾。經過十年的積蓄和醞釀，憤怒的熔巖終究以“廣場革命”的極端方式爆發了。

　　路徑分歧，加之“歐東風雲”的警鐘效應，疊加成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懼感，彌漫籠罩在統治集團頭頂。於是，在兩年內連續廢黜了兩任黨總書記之後，在頑固守舊的遺老勢力的高壓裹挾之下，總設計師向“體制改良派”繳械投降，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從此，“以經濟體制改革帶動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面鮮明的官方改開旗幟，變臉為“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此語焉不詳，模棱兩可的“混沌水”。

　　如果說，鄧公啟動改開的義舉，是對山窮水盡的舊體制的背叛，而這第二次“對否定的否定”，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出賣“制度改革派”。與其說是這位實用主義政客見風使舵，善於變臉的政治慣性，不如說是出自統治集團“階級屬性”的本能反應。本能戰勝了智商，恐懼摧垮了理想。因此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遭遇了第一次嬗變：廉價庸俗的實用主義迅速墮落為“體制改良—發展經濟—（權貴階層）攫取財富—不掘祖墳—紅色江山永固”的市儈化的政治功利準則。

　　第二次嬗變：貪婪的驅使

　　此後的改開時代，經濟體制改革仍在繼續，對外開放步伐更快，卻呈現了兩大特征：

　　1、開放經濟，封閉政治。在商品經濟的巨大誘惑下進入了“全民經商” 的黃金十三年。 “十億人民八億下海，剩下兩億站在岸邊也在撒網”。被百姓深惡痛絕的權貴特權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神聖庇護之下，非但不改，反而更加理直氣壯變本加厲。貪污、納賄、走私、尋租，在紙醉金迷和聲色犬馬中，權力肆無忌憚地貨幣化、財富化、揮霍化和犯罪化。高速發展的經濟，成了權貴家族與冒險家們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的“饕餮盛宴”，而任何一項改革舉措，都是給這場盛宴源源不斷送上的“請柬”和“食材”。貪官污吏當道，腐化墮落成風，則為他們混水摸魚，“悶聲發大財” 撐起了一頂超級保護傘，因而成就了這一時期高速經濟與腐敗體制同床異夢的“奇葩姻緣”。

　　2、改革不涉制度，體改偷梁換柱。堅持用從所有權、控制權到經營權都已然發生背離和質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傳統理論來禁錮改革實踐，卻對全民所有權益公平分配的機制建設避而不談。表面上“肉爛在國有制的鍋里”，實踐中將全民財富“盜賣”為私有產權。權力與特權化的資本已經形成相互呼應和勾兌，操控著國資與國企改革的總體策劃和操作細節，以市場化名義明修棧道，以改制為掩護暗度陳倉，完成從“國家所有—政府所有—部門（集團）占有—家族控股—私人所有”的實質蛻變，一個以權力為核心的盤根錯節、血脈相連的特權既得利益集團雛形浮出水面。在貪婪的驅使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二次嬗變，權力與資本的交易由個體、局部、偶發的黑箱運作，迅速走向公開化、全局化和制度性的明目張膽犯罪。

　　國門打開，我們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也引進了適應市場經濟所需的生產組織手段。但是我們拒絕了代表現代文明的先進理念和治理模式，守著陳腐的“壇壇罐罐”舍不得打爛。結果卻全盤承接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最血腥最邪惡的“原罪”，十三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十三年的權力腐敗，帶來了十三年的社會墮落，形成了本時期改革開放的明顯特征，中國陷入了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預料之中的“後發劣勢”魔咒。“四個現代化”的理想伊甸園，早已淪為止於“器物革新”層面的“二次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終究走不出百年清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改良思想窠臼。

　　第三次嬗變：罪惡的綁架

　　政治體制改革久攻不下，本時期改開另辟蹊徑，提出了“建立法制，依法治國”的治理方向。這本不失為理性科學治國的進步，深得人民的讚賞。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設，其實質都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財富權益分配不公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缺一不可的兩大重要功能目標。然而，在沒有解決好權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統治權代替治理權、以及權力監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問題之前，法制建設很快就陷入了“法大還是權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在理論上標榜“立法為民，依法治國”，宣傳上聲稱“把權力裝到籠子里”。而在理念上頑固固守“權大於法，立法治民”的“法家之治”，實踐上或以政代法、強奸法制；或野蠻執法、執法犯法。一旦政權與民眾利益發生分歧或出現矛盾，“法制”就馬上露出 “公權打手”的真實面目，不惜以“法治”之名踐踏人權、剝奪權益、酷刑枉法、甚至草菅人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本性不改。由此種治民固權思維派生出來的“維穩”治理模式，公然淩駕法制之上，以人民為假想敵，以馴化民眾為社會治理目標，高壓恐怖手段無一不用其極。強占強拆、以黑欺良、強取豪奪、殺人越貨，彈壓底層民眾維權訴求，殘酷打擊政治“異見”人士，鏟除宗教自由信仰。如此法制，儼然成了一場踐踏人權和法治理想的逆向“改革”。

　　改革開放進入了新世紀，中國成功加入了WTO，有力促進了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推動了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因而帶來了經濟的連續爆發性增長，GDP規模躍上全球第二的地位，中國成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暴富”明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最偉大的成就。“中國模式”也被自我陶醉為創造奇跡的“神器”。然而，我們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由於官方刻意壓制相應的制度改革，分配公平和司法公正機制長期缺位，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形成畸形的“基尼系數”。又由於社會正義遲遲得不到伸張，營造了充滿戾氣、暴虐乖張的社會環境：欺詐的營商氛圍、人人互害的生存鏈條、崩潰的信仰、淪喪的社會倫理和墮落的文化，構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個醜陋特征，成為改革開放派生的“副產品”之一。鄧公曾說：如果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那就是失敗。很不幸，這個端倪已然顯現。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體制改良派”的代理人經過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經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不法之財藏匿逃逸、銷贓洗白—變身合法資本殺回市場，橫掃鯨吞、控股壟斷社會財富的“資本變奏三部曲”。爾後，他們完全控制了國家經濟的主命脈，固化了瓜分改開紅利的基本格局，並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動議和苗頭，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匪夷所思的困局。層層權力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維護這個腐敗體制的衛道士，既成為施行罪惡的幫兇，又是沆瀣一氣的既得利益者。所謂的“中國模式”，成為了“中國制造”的改革開放“副產品”之二—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最適宜土壤。

　　“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如果他們摧毀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在罪惡綁架之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三次嬗變：一個米洛萬?吉拉斯筆下的“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終於站到了舞台中央，改革開放從此走上了窮途末路。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覆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時任國務院總理近似哀鳴的告別詞，蓋棺定論宣告了“制度改革派” 的努力失敗和“體制改良派”的逆襲成功，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理想的最後絕唱，也是對未來命運兇兆的一個占卜。

　　第四次嬗變：本性的瘋狂

　　改革開放的航船，走過整整的四十年。國家財富獲得了迅速積累，政權地位得到了空前鞏固，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有了較大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無可爭辯地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這場堪稱人類文明史上歷時最長、最聲勢浩大的社會大變革，是否已經取得了成功？我們是否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初衷呢？可從兩個維度來分析：1、社會變革的內涵，通常包含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個層面。器物指物質條件，包括設備設施及技術等，我們基本達到了變革的目標，中國已發展成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制度方面，籠統來說包括經濟體制及政治制度，充其量我們只做了一半，而且很不徹底，因而陷入了“後發劣勢”的魔咒。理念與文化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的現代普世價值，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成了禁區，重商威權淫威下的社會文明日漸式微，距變革的初衷愈走愈遠，如此改革開放不可謂成功。2、改革開放的結構性目標有三大使命：一是達到經濟自由；二是推行政治民主；三是實現法制社會。時至今日，從國家的層面，和“先富者” 的層面，可以說是基本達到了為所欲為的經濟自由（財務自由），但對於在現有分配模式下仍然只能依靠“按勞分配”手段取得收入的絕大多數民眾來說，相差甚遠。非但沒有經濟自由，甚至還要為經粉飾的“被自由”、和經不起任何生活風浪的“偽自由”而犧牲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不從根本上解決由“國家經濟自由”到“國民財務自由”路徑的機制和模式問題，真正的經濟自由無從談起。第二、三層面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制度保證，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夭折了，政治民主轉為“捍衛原有體制”；法制社會建設變質了，“依法治國”變臉為“惡法治民”，淪為保全“既得集團利益” 的工具。雖然說實現這三大目標不能單靠一次改革開放完成，但這場曠日持久、世人矚目的社會大變革，我們連政治公開和法制公正的基礎目標都沒能達到，談何“社會正義”的樹立？

　　改革開放在前景迷茫中步入了習近平的“新時代”。說實在的，交到這位躊躇滿志地走到舞台中央的領袖手中的，絕對是一副好牌。於是，全世界都在屏氣凝神地注視，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眼花繚亂、膛目結舌的“國策”：

　　1、經濟上，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實質上推行一條國家資本主義路線。打斷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要素逐步市場化的進程，果斷推行“國進民退”、逼退外資、摧毀新生產業、擠壓民企民資發展空間等一系列收縮戰略。頻繁通過並購、混改、置換、投資等各種市場或行政手段，急劇擴張國家資本，搶占市場份額，達到國家資本全面把控市場方向、主導經濟發展的目的。極力培植一批以國家資本為主幹的骨幹企業，通過“國家隊”來控制重要行業和新興技術領域，構建一種以市場機制為導向，以政治目標和國家規劃為發展戰略的“命令管理與市場運營大雜燴型”經濟發展模式。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采取了以下手段：（一）GDP目標模式，本屆政府將好大喜功華而不實的GDP模式推崇至登峰造極的程度：在高調制訂GDP指標的國家規劃目標下確定國企經營目標考核體系和地方經濟評價體系；確定從中央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和封官加爵；確定國家財政收支以及地方負債發展的規模。這種明顯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粗放型治理手段的目標只有一個：只要國家經濟的絕對增量，哪怕是以扭曲經濟比例、破壞發展平衡、犧牲經營效益為代價也不足惜，因為有了經濟增量，就有了財政收入的現金流量，執政集團就能把國家的主要經濟實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以便實施其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長期施行這種畸形粗暴的治理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指標弄虛作假，經濟實力“殺雞取卵”，經濟發展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官員貪污腐敗和百姓怨聲載道。 （二）不惜代價、不計效益的強勢國家投資，如毫無開發價值和戰略意義的“雄安新區千年規劃”；遍地開花又風過花落的自由貿易區；負債沈重而虧損累累的高鐵項目；輝煌雄偉的航空樞紐和跨海大橋，以及揮金如土的豪華盛典等等，一方面的確彰顯了國家資本的霸氣雄風，一方面卻徹底暴露了罔顧市場規律的胡作蠻幹和“土豪暴富”的忘形心態。（三）不問國際規則，嚴重缺乏戰略考量的對外經濟擴張。如大肆張揚、撒幣炫富的“一帶一路”項目，絲毫不顧忌地緣政治、開發理念、文化差異、宗教沖突、民族矛盾、恐怖主義、經濟犯罪和投資安全等諸多因素，毫無忌諱搶占戰略資源和發展空間的“新經濟殖民主義”傾向和意圖，引發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警惕和抵制。又如戰狼式全球出擊惡意收購優質資產和企業股權的行徑，嚴重違背國際市場公平交易和反壟斷競爭規則，引發全球性的恐慌和限制。（四）將中國特色的“黑貓白貓”痞民生存法則運用到國際交往中，如公然背棄對世貿協定的承諾；在吸引外資時強迫技術轉讓、在國際貿易中壘高門檻，濫發補貼，不對等交易；利用“千人計劃”盜竊他國知識產權等等，構成了毫無市場倫理和道德底線的經濟侵略和公開掠奪，充當了惡霸、強盜和無賴的不光彩角色。終於激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和反制，斷送了形勢大好的中美貿易前景，極大損傷了國家的對外形象。（五）通過混合改制、並購侵吞、權益置換、罰沒接管、強行劃轉等方式，整合重點行業和關鍵企業的股權結構和資源控制模式，公開吞噬私有財產，擴充國有經濟份額。並在基層經濟中重推“供銷社”、“農業合作社”、“全國統一市場”等早已被市場經濟發展所淘汰的落後經濟組織方式，為全面覆辟計劃經濟模式做準備。

　　2、政治上，推行以執政黨權力集團為核心的“新威權主義”。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種思想、一個聲音”的政治理念；改變改革開放所確定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向路徑，大樹領袖的絕對威望，高度集權，無限度擴大執政集團的權力限度和邊界；強調統一指揮，定於一尊，以期達成“說一不二”和“一呼百應”的政治局面。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理想，采取了如下施政手段：（一）“核心”上台伊始就以“國家崛起”和“民族覆興”為誘惑，推出一個華而不實、毫無實質內涵的所謂“中國夢”的理想泡泡，借此煽動起一場“領袖崇拜”的覆古舊夢，掀起一股戰狼式的瘋狂民族主義狂潮，為實施其“宏偉”的政治抱負鋪陳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二）有預謀、有計劃地陸續推出從緬懷“無產階級專政”功績，到肯定“消滅私有制”的歷史地位；從重溫《共產黨宣言》，到篡改“十年浩劫”為“艱難探索”結論，進而修改史論和教科書等系列政治覆古操弄，以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方式，將民眾思想意識和社會文化氛圍引導回歸到文革時代的理論體系、思想空間和語言環境。（三）強行修憲，否定政治改革成果，廢集體領導制度，立終身領袖規則，搭建個人長期專制的政治架構。（四）全面禁言，管制媒體，實施恐怖治民、警察治國的高壓“維穩”模式，強力打壓民眾合法維權和自由知識分子及體制內精英的“異見妄議”，營造“萬馬齊喑”的政治氛圍。（五）對內推行全面無縫隙無死角的意識形態教化和基層黨建，實現社會生活高度政治理念化和監控網格化；對外展開紅色大外宣和戰狼式外交，全球兜售中國特色的“命運共同體”。

　　經過近十年的苦心經營，“新威權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已形成掌控中國政治經濟局面的“犄角”之勢。人民在看到經濟持續發展，國運昌盛，國力爆棚的同時，卻看不到新威權主義所主張的“政權回歸民權，治權尊重人權” 的漸進式民主化進程。相反地，卻發現被帶回到反右時期的鉗口封言，文革時期的恐怖管制，大躍進時代的驕奢窮橫、夜郎自大，毛體制下的領袖獨裁、無法無天的荒唐年月。黨的“核心”按照以往生活經歷所鑄成的固有思維烙印和認知能力，走著走著就回到了一個前世紀傳統的黨國集權專制治理模式，所謂的“中國夢”也蛻變成一個強權、強盛和強悍的“帝國夢”，讓前總理“文革重現”的預言一語成讖。

　　至此為止，改革開放不僅挽救了黨於危崖，還鞏固了一個“意識形態+高壓維穩”的後威權時代的專制政體，這是改革開放的副產品之三。接下來，便是志得意滿，放眼世界，開始轉守為攻，全面出擊。旨在建立一個統一在紅色共產價值觀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身體力行地踐行前偉大領袖“解放全人類，實現世界大同” 的遠大政治抱負。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改革開放“副產品”的定義範疇，業已成為“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的終極惡果，改革開放一副好牌，終於打成了一塌糊塗！

　　此階段的改革開放，已然進入了球賽終場前的 “垃圾時間”。“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這等於吹響了改革開放的終場哨 。 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實質上是將市場機制已日益主導資源配置條件下的企業運營作業，偷換概念為計劃經濟思維下的政府主導經濟投入的宏觀決策，旨在為後來推行的“國進民退”和“一帶一路”提供理論依據和路徑借口。所謂的所有制 “混改”，就是為了實現擴張國家資本和搶奪市場份額的明顯的功利性目標。倍受稱頌的反腐打黑倡廉，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和削弱了“新權貴既得利益集團” 的勢力，保護了改革開放的部分成果。但選擇性的反腐策略，卻暴露了在政治上打擊異己力量，在經濟上為另一個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團斂取浮財的真實意圖。而且只破不立，遲遲不見根除腐敗的建設性制度和法律落地， 堅持用“家法”懲戒貪腐，以紀律代替法律，網開一面。貪腐分子 “前仆後繼”，像“韭菜”般割了一茬長出一茬，反腐倡廉“永遠在路上”，百姓永遠看不到希望。至於涉及最高級別權力中樞的“制度改革”，只見把國務院的行政權力，像螞蟻搬家似的一項一項交到各種莫明其妙的“小組” 手中，這完全背離了“放權松綁，解放生產力”的改革開放原旨，儼然成為了一場走向“黨國專制，一人獨尊”道路的權力博弈遊戲。這個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一場以覆古和強化舊有體制為目的的 “逆向改革開放”。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擺在面前：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 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走完四十年艱難歷程之後的遭遇，比做第四次嬗變，這已是一次從上至下、由里及表的本質大蛻變和靈魂大嬗變，它已完全背叛了“總設計師”鄧公的偉大理想，徹底背離了這場偉大歷史變革的“初心”，斷然絕然地走到了人民大眾和時代潮流的對立面。“所謂改革，其真正的目標，是讓政權更穩定，讓國家更強大，讓官員更富有，讓百姓更馴服。” 對統治集團，以及在改革開放中靠國家資本主義暴富起來的“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來說，他們的目的似乎已經實現了。

　　“改革已死，中國在向末路狂奔。”

　　悲壯的挽歌

　　中國改革開放，這場由鄧公、胡公和趙公親手開啟的歷史大變革，風雨雷電四十年，走到今天如此地步，讓先人難以瞑目！如此結局，糾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1、改革的內涵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個層面，改革舉措必須協調同進，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只改器物，不改制度和思想，必陷“後發劣勢”魔咒；只改文化理念，不付諸實踐，屬空中樓閣。我們走過的路，兩種傾向皆有之：“制度改革派”中途失權，英年早逝，所有改革思想都成了“空頭理論”，含恨而終。 “體制改良派”堅持捍衛舊體制和套取改革紅利，遂走上改革開放“反動派”的瘋狂之路，最終敲響了改開的喪鐘。2、理論?道路?體制，始終是中國改革開放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但每當改革開放來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決定其勝敗的關鍵因素是人—改革開放的執行者。無論是“總設計師”、領路人，或是任何層級上的高官微吏，既然是“體制中人”，就必定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幾十年浸淫其中，每個人都成為了這個體制結構中的一個“齒輪”或“螺絲釘”，而制度理念則融入了每個人的血液中。人?體制?利益的高度融合，我們看到了“體制人格化”和“思維制度化”所築成的一堵高墻。除非產生“不食人間煙火”的超級領袖，否則誰都無法“破墻而入”。 “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世界，改革開放敗於這個庸俗的“真理”！3、腐敗的制度必定產生無度的權力，而任性的權力往往產生“公權私用”，這就是特權滋生的土壤。特權是改革紅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特權利益者又成為了腐敗制度的最堅強捍衛者。因此，“腐敗是腐敗體制的衛道士”，這明白無誤地詮釋了改革開放的任何一次嬗變及其背後設計的致命機密。依據以上三條原因，我們已經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是意外，失敗是必然，終究逃不脫“戊戌變法2.0版”和“二次洋務運動” 的宿命。但是我們還是要談一下第四條原因：改革開放中的“開放”，嚴格來說應該包括並不限於市場、言路、思想和制度開放。可四十年來我們只開放了市場，而關閉了或並沒開放其他三個窗口，而且極力回避對後三個窗口相應管理制度的改革。這個最大的歷史性誤解和錯誤使我們錯過了關於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啟蒙，半途夭折了充滿希望的思想解放運動。使我們失去了系統、全面和徹底地整理、思索、批判、清算和揚棄統治我們思想達百年之久的指導理論的機會。進而無法施行對七十年所走道路的科學、理性、對比的總結、評價、反思、糾錯，以及選擇、試驗和實踐最佳的發展路徑。致使思想上盲目迷信建立在廢墟瓦礫之上的所謂“四個自信”，實踐上固執堅持“一條道走到黑”，大大降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概率，付出了走彎路、錯路、倒退、和痛失回頭機會的沈重教訓。制度的封閉性，嚴重限制了對其維修、改良、吐故納新的機會，導致其功能衰減，效率下降，進而引發結構性陳舊疲勞、病變毒化。更致命的是其閉環自洽的剛性邏輯，禁錮了對制度內核精神的深刻探究和批判，扼殺了制度進化的本質生命力，痛失一次又一次浴火涅槃， 脫胎換骨的歷史機遇，令人扼腕嘆息！

　　假如我們有機會從頭再來一次，我們會發現：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只是與生俱來的初始權利，而不是後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更不是權力和財富的積累，後者的實現機制必須是公平與公正。據此來重新定位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我們也許會在“山窮水覆”的道路盡頭，找到“柳暗花明” 的契合轉機。我們會從《共產黨宣言》中重新讀到：馬克思說的是“揚棄私有制”，而非“消滅私有制”，任何通過剝奪財產和消滅階級造成的“平等”都是血腥的和邪惡的，所有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都必須重新經受“揚棄”。我們也會從實踐中發現：公有制的本質內涵，與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同樣重要的，是權益的分配和公民財富的實現方式，偏廢任何一項，都不是真正經濟意義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利用公權力對公眾財富的占有和掠奪。我們也能從七十年的血淚教訓中總結出：公有制的實現方式，國有制並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所有制中沒有“民”，基本上跟全民無關，更與“人權”無緣！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探討和嘗試“公民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為何不呢？只要制度是開放的，言路和思想是開放的，只要對“任性的權力、腐敗的體制和瘋狂的特權”能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我們完全可以重寫改革開放的歷史！然而，歷史悄然翻篇了，改革開放已經時過境遷。

　　自1840年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以來，中華民族就進入了風雲際會，錯落跌宕的“兩百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盡管歷史的航船歷盡風雨滄桑，千折百回，但終究在痛苦與希望的交替中頑強前行，螺旋上升。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已然完成了其特有的歷史使命，正在悲壯地謝幕。但歷史大變局並沒有結束，而是正在穩健地步入蕩氣回腸、百年期待的“大結局”。正在向我們走來的，將是一場更偉大的、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轉型、命運大轉寰和人間大嬗變。

　　讓我們共同期待！

共產極權暴政的危害

作者 葵陽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沒有退路的剿共急先鋒---澳大利亞

　　援引來自VOC美國之音的消息：“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on)星期天（4月25日）表示，‘不應低估’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達頓又說，澳大利亞將與該地區的盟友合作，努力維護和平。

　　達頓星期天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采訪時指出，中國統一臺灣的野心越來越明晰。他說，‘人們需要對此持現實態度”。達頓進一步說，“整個地區的基地都在軍事化，明顯有大量的活動，臺灣和中國之間存在敵意。’

　　他說，‘我們希望確保我們繼續成為該地區的好鄰居，我們與我們的夥伴和盟友合作，沒有人希望看到中國和臺灣之間或其他任何地方發生沖突。’”

　　澳大利亞，一個不算如雷貫耳的名字，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存在感只能排在美俄英法等大國之後。

　　澳是傳統的移民國家，地廣人稀，資源豐富。跟加拿大一樣，澳大利亞繁榮富強，和平寧靜，與世無爭。他們都是國際社會出名的“老好人”。

　　誰會去惹惱一個老好人？

　　而中國似乎正在激怒澳大利亞，讓這個一貫安靜低調，不刷存在感的國家，變得剛硬而且主動。

　　是時候捋一捋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決裂原因了。

　　中澳曾經度過了一段不算短的甜蜜時光。至少對澳大利亞而言，中國是一個非常具有價值的貿易夥伴。

　　據官方統計數據，2017 - 2018年，中國高居澳大利亞貿易夥伴的第一位，兩國貿易創造了價值1946億澳元的進出口總值，超過澳大利亞與日本和美國貿易的總和（1478億澳元）。

　　中澳政治緊張始於2016年底，起因跟貿易往來無關，而是因為雙方迥異的意識形態和各自在國際社會中追求的責任擔當差異。

　　2018年，澳大利亞通過了兩項反對外國幹涉法案，旗幟鮮明地拒絕中國政府對澳政府的滲透和幹預。

　　同在2018年，澳大利亞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成為第一個公開抵製、拒絕華為5G通訊系統的國家。

　　2020年四月，澳大利亞政府呼籲對新冠肺炎病毒源頭進行徹查，直接讓中共政府惱羞成怒。

　　在此期間，澳大利亞還帶頭質疑中共政府在香港、新疆、臺灣問題上的所作所為。

　　展開全面的對駐澳中國記者的政治、間諜背景調查。

　　取消中國學者的訪問簽證......

　　中共政府怒了！在他們看來，澳大利亞這樣一個遙遠且無太大存在感的國家，本應該跟中國緊密合作，賺取貿易順差，出口鐵礦石和煤炭等資源。

　　讓中共政府意想不到的是，澳大利亞竟然憑空“反水”，成為敵人了。

　　而澳大利亞在西方陣營當中，不算強大，但它歸屬於“五眼聯盟”，在陣營內部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中共政權根本無法容忍澳大利亞的這種“掀桌子”態度。

　　怒不可遏的中共政府開始反擊，試圖用絕殺的狠勁與力度，打壓這個西方陣營的反中急先鋒。

　　後來發生的事，盡人皆知。

　　中國外交部趙立堅的澳洲士兵諷刺圖片。

　　針對澳洲紅酒的反傾銷調查。

　　自2020年5月以來，澳洲大麥、牛肉、銅、糖、龍蝦、木材、煤炭等一系列產品的出口已經被中國商務部叫停或采取製裁措施。

　　給各種來自澳大利亞的出口支柱產品的懲罰性超高關稅。

　　長期穩定的外交恐嚇、脅迫、詆毀攻擊。

　　中澳之間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夾雜著意識形態和商業利益、國際地位之爭，一發不可收拾。

　　中共政府下手報復不依不饒，澳大利亞政府保持自尊不屈不撓。

　　中國官方不停在外交層面威脅敲打澳大利亞，羈押澳公民。而澳大利亞從總理到州長，宣稱“不接受威脅，繼續維護公平正義，堅持澳洲價值不動搖！”

　　這種尖銳對立，伴隨澳大利亞方面宣布退出中國“一帶一路”外交圈，以及派兵參與明顯為針對中國的美、印、日孟加拉灣聯合軍事演習到達新的，並且是不可逆轉的高潮期！

　　顯而易見，澳大利亞在中澳外交沖突上，已經被逼上絕路---要麽向中共“國際黑惡勢力”下跪，要麽遭受貿易報復而被重創國民經濟。

　　澳政府被時局推向風頭浪尖，其實這是一場中西大環境的沖突，更是一場正邪意識形態的沖突，澳大利亞代表西方陣營沖在最前面。他們要麽屈服投降，要麽抗爭到底，根本沒有折中選項。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在4月25日的發言，擲地有聲，歸納成一句話---“澳大利亞已經做好跟中國開戰的準備！”

　　幹得漂亮，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成為西方陣營第一個跟中共政權明確、正式、全面掀桌子的國家。 也是除了臺灣之外，第一個從局勢到思想，都明確了“必須打垮中共政權我們才有生路”的國家。

　　很顯然，中共政權對內常用的“暴打出頭鳥，山林寂無聲”的戰術，在澳大利亞面前毫無用處。

　　澳洲政府和澳洲人民選擇了捍衛公平正義，捍衛國家尊嚴！

　　他們不但要維護自我的平等、安全和尊嚴，還勇敢站出來擔當臺灣區域的平等、安全和尊嚴。

　　不得不說，相對於那些仍在跟中共政權私通的西方大國，澳大利亞此舉顯得無比光明磊落，且正義凜然！

　　澳大利亞正在踐行“流氓不給折中選擇，只能打垮流氓才有生路”的路線，這很容易在國際社會產生示範效應。讓那些觀望中的國家加入討伐中共政權的洪流。

　　當恐嚇與報復不再讓對手害怕，就輪到流氓自己害怕了！

　　中共政權從來都只是紙老虎，我們根本不相信一個連自主芯片、光刻機技術都無法攻克，且腐敗盛行、任人唯親、寅吃卯糧、竭澤而漁的國家，會有什麽“無堅不摧的現代化國防力量”。

　　解放軍只有虛張聲勢的能力，我猜澳大利亞人已經看懂。

　　這個世界真正的攪局者，是中共習政權治下的中國。

　　中共國在區域安全、人權狀況、經濟幹預、文化滲透、腐敗感染、病毒傳播方面的作為，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文明世界必須聯手行動，清除這毒瘤，這已經是師出有名，且刻不容緩。

　　剿共，澳大利亞開了一個好頭，讓人敬佩！

　　印度？日本？誰會是下一個？

　　中共政權自作孽，不可活。

　　未來可期的是，被馬列邪教侵蝕百年的中國土地，很快就會在文明世界的助攻下，祛除魔障，重歸人間。

　　不可背叛的時代記憶

　　今天偶然在推特上再次看到這個視頻。

　　1989年春天，北京。

　　一位跟春天一樣燦爛的青年，踩著單車行進在去天安門廣場遊行的路上。

　　他好快樂！

　　他說“那是我的責任！”

　　三十二年過去了，看這流年似水，讓我潸然淚下。

　　多好的一代人，原本誌存高遠前程似錦，後來卻被集權社會打壓成了行屍走肉。

　　1989之後，全世界經歷了一段擯棄共產主義的高峰期。

　　連蘇聯、東德、羅馬尼亞這樣的“堅不可摧的社會主義陣營”都灰飛煙滅。

　　而中共國，在中共用坦克碾碎1989學運一代的肢體和信仰之後，進入了更加邪惡和鞏固的社會主義歧途。

　　三十二年，中國社會一直在原地踏步，民主意識甚至在大幅度倒退！

　　中國人已經難以走出中共對內槍炮強權的桎梏。

　　搖滾歌手崔健曾經說過一句話，流傳了很多年。

　　“只要天安門上還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一樣。不要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同一代人”

　　1989年，中國人失去了什麽？

　　是一群人？一代人？還是最後的一線民主憲政微光？

　　我反復看著這段當年的視頻，心中滿是悲傷與絕望！

　　“月光和星子，玫瑰花瓣和雨絲。溫柔的誓言，美夢和纏綿的詩.....” ---周治平《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唯有正在老去如我的人，才真正明白年輕的可貴。

　　我歌頌生命，贊美青春，我迷戀一切人世間的美好！

　　生命本應該在這唯一的誕生機緣裏盛放，可是因為出生地（環境）缺憾，有些生命轉瞬就雕零了。

　　我們出生、成長、終結，在這荒謬的時代亂流之中。

　　我們被壓抑、被裁剪、被清洗。

　　我們掙紮、抗爭、妥協、放棄。

　　我們痛苦、憤怒、委屈，我們感覺難以呼吸！

　　然而，我們已經不再年輕，我們在被強加的歧途上，失去了太多的美好，甚至失去了信仰和仰望。

　　我們損失了我們的大半生，在這混沌的沼澤地。

　　然而這根本不是荒謬時代的完結篇。

　　因為時代悲劇仍然在繼續。

　　天安門還掛著毛的像。

　　新聞聯播還在宣傳著社會主義坦途。

　　學校在拼命給我們的孩子灌輸思想垃圾。

　　我們依然不敢大聲講話，禁錮得如同在高壓鍋裏！

　　我們需要的，不是脫貧，不是躍進。

　　我們需要踢開這荒誕邪惡的共產主義體製。

　　我們需要共產黨滾出我們的家園。

　　再看一眼1989年，那位北京青年燦爛的笑顏。

　　那是中國人應該有的幹凈的臉！

　　我自己錯過了年輕時代，沒能在風華正茂的年歲看見國家脫離共產黨魔爪。

　　如今，惟願我們的子孫，不再繼續淪陷。

　　我憎恨、詛咒共產主義強權，它們剝奪了多少人的燦爛，又把多少人拖入無間地獄。

　　思考、感悟、抗爭、紀念。

　　不負此生為人的體面，不負自己獨一無二的時光、歲月、軌跡、流年。

　　共勉!

　　寫在2021年4月28日

　　奉旨抹黑的時代，清者難清

　　“抹黑”，曾經是一種市井小民發生爭吵時，慣用的攻擊對方的手段。

　　杜撰一個事實，用誇大且能迷惑聽眾的表述方式，給對方帶來名譽上的傷害。

　　這種抹黑具有偶發性，來自攻擊者的主觀思維，發生的時機也不確定，所以基本是無法防範的。

　　我的家鄉四川有一句粗鄙的俗話，說這種憑空抹黑的行為會給對方帶來百口莫辯的傷害。

　　原話是“黃泥巴滾褲襠，不是S也是S！”

　　如果是市井之徒對罵，反擊的唯一方式便是互相抹黑，看誰的嘴巴更利索，編的瞎話更逼真。

　　盡量多地把黃泥巴糊滿對方全身，讓你不得清白。

　　倘若是君子遭遇抹黑，大都只能無奈嘆息。君子有君子之道，不會用小人之舉去回應。

　　所以君子對抹黑一般不予回應，只言“清者自清”。

　　“清者自清”是一種在生活小圈子裏適用的邏輯。因為小圈子裏你有的是機會展示你的真實一面，不容易被謠言擊倒。

　　而在如今的網絡時代，在信息開源的網絡公眾平臺，構陷和抹黑的殺傷力是很大的。

　　一句“某某是什麽什麽人！”，就會讓看見這條信息的陌生人留下一個概念印跡。

　　陌生人並沒有興趣去研究當事人的行事章法、道德操守、信譽名聲、前世今生，而道聽途說的這個印跡很容易被當成當事人唯一的相關訊息固定。

　　當年美國超級歌星邁克爾.傑克遜的“戀童癖醜聞”，事後證明就純粹是抹黑行為。然而，傑克遜至死都沒逃過這個莫須有的污名，讓人悲憤不已！

　　個人抹黑他人，是為大惡。

　　倘若是一個政權，利用一切能掌控的資源，對個人進行抹黑，這是一種什麽當量級的罪惡呢？

　　而今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政府，就在大肆行著這齷齪不堪之事！

　　據多家網絡媒體披露，目前中國政府至少花錢雇傭了200萬名“特約網評員”，還有在各地學校、公職人員隊伍，甚至監獄服刑人員中，挑選了數量更多的“義務網絡輿情聯絡員”。

　　這數以百萬計的“中共在編網絡打手”們，除了在網絡世界按照中共政權的指揮進行帶風向、造輿情、轉移矛盾，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在網上對民運人士、宗教人士、異見人士進行造謠抹黑！

　　如果你身在墻內，很少見識過共產黨的網絡打手攻擊人，那麽請把視線轉向2015年五月黑龍江慶安的徐純合案，和2016年五月發生在北京昌平的雷洋案。

　　這兩起案件並不復雜，都是基層警員濫用職權和警械導致公民死亡的案件。

　　原本懲處當事警員，消除社會影響即可。

　　然而中共官方不僅沒有秉公執法，反而動用舉國之力去構陷和抹黑當事人。

　　他們動用新聞媒體，動用先進設備，動用司法權力，故意製造社會輿情。製造出當事人“罪該萬死”的虛假證據，讓人憤怒。

　　可憐徐純合，反抗警員的非法禁錮而被中央電視臺的視頻編輯專業人員通過抽幀、加幀、倒放等技術手段，篡改現場視頻證據，生生定性為“惡意襲警，擊斃合法”。並且在各大官方媒體反復播放，把假證據做成鐵證。

　　更可憐的是雷洋，明明是冤死在野蠻執法之下，並且還是因為警察認錯抓捕對象。然而政權設計了一套“完善”的抹黑程序，讓無辜冤死的雷洋成為“嫖娼者”。

　　他們潑臟水抹黑雷洋的過程令人發指，甚至製造出“按摩店小姐的審訊現場和雷洋的精液采集”！

　　舉國之力，構陷抹黑公民個人！一個政權邪惡的極致，也莫過於此吧？

　　如今中共政權把這種卑劣的“舉國之力抹黑個人”的手段施加在他們痛恨的海外反共人士身上。

　　“某某某海外民運領袖在利用假政庇騙財！”

　　“某某某海外民運團體男女關系混亂！”

　　“某某功組織骨幹成員瘋狂從信眾身上斂財！”

　　“某少數民族海外協會與中東恐怖分子勾結！”

　　此類種種，不勝枚舉。

　　中共組織的網絡打手，不遺余力地向海外的民運人士、宗教人士、異見人士以及他們的組織進行抹黑。

　　集中力量、精準打擊、密集進攻、組織嚴密。

　　目的是讓所有的反共組織、個人背上名譽污點，失去公信力，或者互相猜忌失去互信。

　　數百萬的“共軍網絡打手”，真能做到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啊！

　　當下，有正義良知的中國公民和海外華人們，不應當再用“清者自清”來消極對待中國對正義人士的抹黑構陷。

　　我們應當積極面對，主動反擊！

　　我們應當組織證據，攻破謠言。期間我們需要力挺正義人士，還要不斷深入揭露中共政權的“陰險黑假大空”。讓謊言無處遁形，讓正義者不會孤獨遭受惡人圍攻！

　　“眾口鑠金”不假，須知“眾口”不在那些拿錢辦事的“共軍網絡打手”，而在億萬中國人！

　　當然，我們的反擊一定要符合真實可信、程序正義的原則。倘若我們情急之下也采用構陷、抹黑、潑臟水的方式去反擊中共，那麽我們豈不是也會失去公信力，淪落成跟中共一般邪惡陰險的樣子？

　　歷史洪流，浩浩蕩蕩。大浪淘沙，去偽存真。

　　清者繼續清，濁流必妄流。

　　寫在2021年4月30日

　　懦弱人類的“假盡力時代”

　　面對兇猛的新冠病毒疫情和缺乏有效防控措施，印度當局從周六（5月1日）起展開了讓所有成年人接種疫苗的努力。這不僅是對印度府、疫苗生產廠家和14億國民的忍耐能力是一種極限考驗，而且還可能會導致全球疫苗短缺更加嚴重。專家們認為，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急劇惡化，對疫苗的需求也更加急迫，這勢必會影響到印度給世界其它國家提供疫苗的數量，從而導致全球疫苗短缺問題更加嚴重。”

　　與此同時，世界各大國家的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都在聲明要對印度當前空前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予物資、技術、人員、設備方面的大力支持。

　　聽聞之，我們應該歡欣鼓舞？還是應該焦慮不安？

　　我們缺的是物資、技術、人員、設備？

　　其實我們缺的是安全感、標本兼治、除惡務盡，還有對可能出現的新瘟疫品種的防範！

　　關於新冠（武漢）肺炎的起源，無數的證據都表明，它來自中共軍方直屬的“武漢病毒實驗室”！

　　全世界精英團隊無數，什麽聯合國、世衛組織（WHO）、北約、五眼聯盟、英聯邦、歐盟......還有那麽多的民間醫學、科學機構，莫非大家都沒有相關的證據、情報和數據？

　　笑話！

　　真相是全世界的政權和機構，都選擇了懦弱逃避！

　　你們不去追究瘟疫的製造者，不去預防惡人再次釋放新的瘟疫。

　　你們裝作不知真相，裝作疲於奔命地在疫苗或者隔離、救助上做文章。

　　你們給公眾表演出鞠躬盡瘁，仁義道德，和政治正確！

　　你們在講：“我已經很用心！我已經拼盡全力！”

　　其實，全球民眾根本不需要你們的“鞠躬盡瘁，仁義道德，和政治正確”。

　　民眾需要真相、公允、安全和未來。

　　中共政權正在竊喜，一切都按照他們的邪惡目的在發展。

　　疫情搞掉了美國總統川普。

　　疫情拖垮全球經濟，讓正邪力量差距越來越小。

　　疫情阻隔了國家之間的交流融合，形成散沙化的新壁壘狀態。

　　疫情讓人們開始懷疑民主體系的合理性，向獨裁傾斜。

　　疫情擊垮民眾的信心，開始自顧不暇，遠離公眾正義與社會責任。

　　2020年代，中共製造的瘟疫，擊垮了全人類！

　　中共政權毫無愧疚，甚至誌得意滿。

　　中共政權甚至在他們旗下的官媒上含沙射影地告訴大家“印度慘狀是因為得罪我們造成的！”

　　惡魔作孽的時代！

　　而占領人類資源和地位絕對高度的那些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政客、精英、寡頭、巨富們，他們一邊盤算著個人得失，一邊選擇對惡行視而不見，甚至跟中共明相授受、翩翩起舞。

　　世界需要正義、良知和公允。

　　需要從根源處清除製造禍端的中共團體。

　　確保全人類不再受到來自生化武器、恐怖襲擊、意識形態侵略的威脅。

　　那些，才是你們這些人類社會精英骨幹應該肩負的使命。

　　然而，你們盡情地表演著鞠躬盡瘁，仁義道德，和政治正確。

　　渾然不覺正在被中共拖入深淵。

　　這是一個虛假盡力的時代，人們看起來都很忙。

　　然而結局不會欺騙人，那些短視的弊端，終究被歷史揭穿。剩下滿目瘡痍，雞毛遍地。

　　寫在2021年5月2日

　　塵封的殺招---美中博弈迷霧

　　2021年初，美國結束了為期四年的川普時代，正式進入拜登擔任總統的新的行政周期。

　　跟外界預測不一樣的是，拜登在履新之後，采取了相當強硬的對華政策。頻頻有新的打壓中國政府的言論和政策出臺。

　　而以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為代表的政府決策高層，非常明確地在爭取所有與中國相關的重要國家，以期拉攏和共謀。呼籲他們重視中國的全球威脅作用，以及協同抵禦中國對世界的安全、繁榮、民主價值的破壞與威脅。

　　於是，我們看到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大動作頻頻出現。

　　2021年2月5日，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第一個外交政策演說，就談到：“我們將直接對付我們最具威脅的競爭對手---中國對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構成的挑戰！”

　　2021年2月19日拜登總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呼籲，國際社會必須反擊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脅迫行為；因為北京的行為削弱了國際經濟體系的基礎。

　　2021年3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布魯塞爾表示，“北京的脅迫行為威脅著我們共同的安全與繁榮，北京還在努力破壞國際體系的規則以及我們和盟友共享的價值觀。”布林肯呼籲美國盟友應該在面對中國的報復性製裁措施時應該堅定地跟美國站在一起。

　　2021年4月13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公開2021年《美國情報系統年度威脅評估》報告內容。國家情報總監直接將中國排在“未來美國將要面對的最直接、最嚴重的威脅”的首位。

　　2021年4月28日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由於多位美國四星軍事將領要求美國情報界提供幫助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情報戰，以幫助打擊中俄的“有害行為”(pernicious conduct)。這些有害行為包括破壞美國與盟國關系和侵犯其他國家主權。

　　2021年4月29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在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關於“世界威脅”的聽證上說臺灣在看到香港的變化以後更傾向於獨立的立場；更是明確提出中共對臺灣的武力脅迫。

　　2021年4月30日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有關官員與日本方面的官員通過視頻舉行了“延伸威懾對話”，直接指向解放軍的臺海南海威脅。

　　2021年5月2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北京對內壓製對外囂張導致美中關系陷入困境。

　　綜上，美國的新一屆政府向中共政權展示出顯而易見的“掀桌子”決絕姿態，其不退讓的強硬態度，以及頻繁出臺製裁政策、遊說盟友構建討伐聯盟的行動力，已經超越川普政府。

　　我們可以斷定，在打壓國際恐怖主義，抵抗共產價值體系入侵、維護敏感地區（如臺海、南海）的立場上，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保持了一致。民主黨和共和黨在保持全球安全和維護美國國家價值觀方面，幾無分歧。

　　在面對北京時，白宮手握有三張王牌。

　　新疆人權問題。根據《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可直接將中共政權釘在人權流氓的黑名單上，各種國際製裁紛至沓來。在文明世界對人權流氓同仇敵愾的當下，這絕對會是對中共政權的致命暴擊。美國完全有能力，有說服力來組織這場人權正義討伐戰。

　　馬格尼茨基法案。眾所周知，中共體系中的上中下各層，都因為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者、異見人士、維權人士、民主陣線等的瘋狂打擊、血腥鎮壓，產生了眾多人權惡棍。而這些人權惡棍大多把家屬和資產轉移到美國或其盟友國家境內，可想而知，假如美方嚴格執行《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對中共體製下的人權惡棍們進行製裁，勢必給中共的人員架構體系造成毀滅性打擊，甚至可以從內部瓦解之。

　　武漢病毒實驗室放毒證據。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我們至今都不知道美國和它的盟友們掌握了多少相關情報。但諸多明顯的證據、環節中參與過的證人，都能證明對全球人類和世界經濟形成重大傷害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出自於中共軍方直接管轄的“武漢病毒實驗室”。如果美方適時全盤搬出中共放出病毒的證據，坐實這是生化戰，是恐怖襲擊，必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山呼海嘯一般的國際圍攻，大概率會導致這個政權從人類史上灰飛煙滅。

　　這三張王牌每一張打出來，對中共都會很致命。

　　就像武林中的決鬥，美方掌握著致命殺招。只要他願意下手，對手就被一劍封喉。

　　然而我們並沒有看見美方一招製勝，一切看起來都還在膠著之中。

　　殺招被隱藏起來，是不敢用？不能用？還是不想用？

　　白宮的政客們足智多謀，必然比我這種小人物聰明伶俐，老謀深算。至今為止他們仍然在玩外交遊戲，沒有祭出致命殺招。

　　殺招被高手塵封，這迷霧一般的局面，讓人撲朔迷離，似懂非懂。

　　我不知道美國政府的目的是什麽，但我知道他們已經明確紅色中國對世界的漸進式威脅，對普世價值的毀滅性破壞。

　　我只希望他們別自信過頭，昏招叠出。

　　1946年馬歇爾對國民黨的橫空扼頸。

　　1979年尼克松對中共的建交開恩。

　　2001年克林頓放水中國加入世貿。

　　敗招累累，殷鑒不遠。切勿縱虎歸山，否則遺患無窮！

　　寫在2021年5月3日

　　遠望號---不遠萬裏的大國糜爛

　　今天我在推特上看見推友討論中國艦艇船舶的遠洋航行能力問題，偶然看見這張“遠望7號”的圖片。

　　這“遠望系列”艦艇有好幾艘，編號不一樣，大概是從1到6和7吧。艦身有手寫體漢字“遠望X”，讓人印象深刻。

　　對這一系列艦艇印象深刻的還有斐濟人。因為這幾艘艦艇會經常停靠在斐濟首都的深水良港---蘇瓦港。

　　斐濟人都知道，這是中國人的“科學考察船”來了，在做科學技術方面的勘測。

　　是啊，中國政府對外宣稱，這些民用而非軍艦塗裝的大型艦艇，是中國用來進行衛星發射回收，以及測量用途。

　　遠望號系列艦艇說是民間船舶，然而艦艇上下來領導們都被下屬和當地華人稱首長或者政委。

　　根據“維基百科”詞條“遠望號”的解釋，它們並不是民用船舶，而是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

　　斐濟本地華人對遠望號不陌生，有些在本地有錢有勢的華人，甚至跟遠望號上面的“領導”非常熟悉。

　　這些穿著便裝的軍隊領導們在蘇瓦停駐，除了完成補給和執行一些日常業務，還在這裏山吃海喝，荒淫享樂，廣交朋友，營私舞弊，權利交易。留下很多的江湖故事和傳言。

　　我有個蘇瓦的中國人朋友曾經告訴我，遠望x號的x政委酒桌上承諾，給她兩個立方倉位，只要不帶槍支彈藥彈，帶什麽回國都沒問題。因為遠望號回國是不需要接受中國海關的嚴格檢查 的，夾帶東西很容易。

　　中國的外事艦艇尤其是軍方的軍艦，在他國靠岸的時候采購、販運當地貨物回中國倒賣牟利，早已屢見不鮮。

　　2019年6月曝光的一次“中國軍艦在澳大利亞港口大量裝載嬰幼兒奶粉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證。

　　據我所知，她後來托遠望號的軍官帶了一批中國海關禁止入境的斐濟檀香木回中國，其它還有什麽物品，我沒細問。

　　2017年年中，我應蘇瓦朋友江蘇人G先生邀約去吃飯，吃他們家常做法的海鮮。吃飯地點居然是一個按摩店的大廳，蘇瓦公立醫院上面一點的位置。那個按摩店後來改成了一個中餐館，現在已經是一個小超市了。

　　當時按摩店大廳裏堆了大概4-5個立方的諾麗果汁和斐濟礦泉水。老板娘輕描淡寫地說，等遠望x號來的時候，這批貨就讓他們帶回中國。

　　斐濟的按摩店是做什麽的，盡人皆知。想必遠望號上的軍官們，沒有少來這裏釋放壓力吧！

　　一個小按摩店老板，就能有如此待遇。那些在本地有頭有臉的華人大佬們，他們又能獲得多少相關“便利”呢？

　　很快我發出的相關推文就收到一位斐濟華人的轉載和評論：“斐濟的海參就是通過遠望號和和平方舟一次幾十噸的帶回中國。斐濟的華人曬海參，賣給上家，有關系的一直囤貨，等遠望號和和平方舟號來。”

　　幾十噸的海參都可以如此無運費，無關稅地流入中國境內。殊不知很多品種的海參的加工、買賣在斐濟不合法，在中國海關也是嚴禁入境的物品！

　　這就是赤裸裸的走私，而且還是軍事人員使用軍方設備進行走私！他們也違背了斐濟本地海關出入境相關報關的法規，以及特殊動物保護禁令！

　　可以想見，中國海關和軍方的管理是多麽漏洞百出！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行政，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職務腐敗和潛規則盛行的糜爛體系。

　　一個國家的行政體系潰爛之後，各個環節都會競相比拼著墮落，直到無以復加。

　　涉外的機構和官員在他國肆無忌憚地破壞規則、營私舞弊、尋租權力。完全視所在國和母國的法律法規於無物！

　　一個遠在萬裏之外的小國斐濟，就能時常見識到他們的膽大妄為和腐敗糜爛！

　　可憐國內的愛國木頭人們如我母親，他們還在被愛國主義深度洗腦中。他們帶著神聖感和使命感去“維護祖國榮譽”。

　　我母親還時常叮囑我“珍惜祖國名譽，出去不要給國家抹黑、丟臉！”

　　我很想叫一聲我的娘啊，我是誰？喪權辱國，失節辱華之類的大事，跟我等小民無關的。

　　丟臉的永遠是我們的“為共產主義事業糜爛終身”的大國體系官僚們，他們來自於那個共產主義糞坑，早已在全世界臭名昭著。

　　共產體製之爛，汗牛充棟記述不完！

　　寫在2021年5月4日

　　中共的藥鋪與習近平的葫蘆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內憂外患，局促難安。

　　十六個字，就能把中共權力高層目前所面對的形勢描述通透。

　　自從2021年初，美國新一屆的民主黨政府履新開始，以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為代表的白宮高層發起了“圍剿中共”的全新攻勢。

　　盡管目前還沒有聽見真正意義的行動號角，然而籌備工作已經在悄然推進，並且卓有成效。

　　《臺灣關系法》的再次被明確，讓低調且強大的日本正式加入美國軍事政治盟友，在臺海安全事務中充當了排頭兵。中共基於美日印澳的環太平洋軍事壓力，在“武統臺灣”話題上被迫偃旗息鼓。

　　澳大利亞更是作為西方陣營盟友中的沖鋒者，在外交、經濟、軍事上面采取了對中共政權咄咄逼人的進攻姿態。並且大有一呼百應的引領勢頭。

　　歐盟也在美國政府的開導、遊說下，宣布終止了跟中國的經濟合作計劃。這絕對稱得上是大勢所趨。

　　關於新疆種族滅絕，西方國家終於達成共識。明確喊出“中共製造少數民族人權危機、種族滅絕”，落下審判的最後法槌。連搖擺不定的紐西蘭政府，都已經宣布加入討伐中共人權惡棍的陣營。

　　還有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那就是新冠肺炎放毒事件！諸多明顯的證據、環節中參與過的證人，都能證明對全球人類和世界經濟形成重大傷害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出自於中共軍方直接管轄的“武漢病毒實驗室”。美方和盟友可以適時全盤搬出中共放出病毒的證據，坐實這是生化戰，是恐怖襲擊。

　　如果西方政權的情報機構據實揭露疫情真相，一場難以想象當量的索賠和討伐戰爭，將在所難免。

　　多國聯合艦隊正在臺海南海遊弋，枕戈待攻。

　　軍情系統在組織證據，給中共政權定罪“人權危機，生化攻擊”。

　　而以美國澳大利亞政府高官為首的政客們，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站前的外交斡旋，圍攻中共之勢已經昭然若揭了。

　　此刻的中南海，大概是惶恐不安，如坐針氈的吧？

　　然而，我們似乎看到的是北京“不屈不撓，拼死反擊”的姿態。

　　他們不斷在外交領域對西方諸國進行“抗議、抵製、製裁、反擊”，根本沒有絲毫的退讓或者求和的姿態。

　　中共高層到底是胸有成竹？還是魚死網破？值得考量。

　　網友們依然在國外網絡平臺熱烈討論“看情況強國大國都在跟中共翻臉中，中國社會重返計劃經濟閉關鎖國狀態估計指日可待了。”

　　關於這個“重返計劃經濟的閉鎖狀態”話題，大家從2019年開始就在推特熱議。

　　很多人用“閉關鎖國對中共政權沒有任何好處”來反證中共不可能選擇重回1960。

　　然而，你們有沒有想過“中共政權”和“習本人”之間的利益角度區別。

　　從鄧小平掌權開始，中共實質上就脫離毛時代的家天下進入“黨天下時代”。

　　所謂黨天下，其實就是一個團隊獨裁體系。

　　鄧、江、胡執政時期，中共紅色家族壟斷、瓜分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各個利益環節。大家悶聲發財，心照不宣。

　　黨天下就是黨內兄弟分餅而食，然後協力維護這種權力壟斷體製。多年過去，黨內相安無事。

　　直到2012年，中共迎來了新一任的掌門人---習近平，一個真正的攪局者。

　　如果習上任伊始的鏟除薄勢力和紀念堂“拜鬼”只是能鞏固自己統治勢力的基本操作。

　　那麽後來的重建“習仲勛陵寢”和“定於一尊”，恐怕已經掩飾不住習近平的真實野心了吧。

　　沒錯，習近平不再認同黨天下，他要重塑習家天下！

　　他的目標就是成為“千古一帝”，盡人皆知的皇權復辟夢。

　　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去論證習的復辟路線或者細節，顯而易見的事物，不值得贅述。

　　“閉關鎖國對中共政權沒有任何好處”這個觀點沒有錯。中共權貴在過去“改開40年”以及“入世貿二十年”均獲取了不菲的經濟回報，他們深知開放國門，橫向合作的必要性和優勢所在。

　　然而，2021年的中南海，真的是在追求頂層小集體利益？

　　當然不是，中南海早就是習家宮殿，不再有群體利益。

　　習近平在獨裁帝製的理想王國失控狂奔，而在當今的國際局勢和現代價值觀體系之下，復辟獨裁帝製的唯一方式就是閉關鎖國---關起門來演繹宮廷劇。

　　於是，習全盤否定了鄧，然後把文革粉飾一番，端上席面。打擊私營，促進國營。全面復盤公有製計劃經濟，搞革命促生產的步伐快得驚人了。

　　習近平選擇一條絕路走到盡頭，所以風聲鶴唳任它喧囂，草木皆兵我自無視。解決內憂不顧外患，忽略局促我不難安。

　　回到當下局面，我個人覺得習近平已經明確姿態——先去國際社會耍橫碰瓷，不成功就順理成章地關門了。

　　“在西方勢力的蠻橫幹預下，中華民族被迫再次回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內循環經濟時代！”---這將是中共宣傳機器的完美說辭。

　　中共傳統利益團隊，是個大藥鋪。他們中間其實有高人，有謀略有章法有手段。他們有讓中國經濟政治起死回生的解藥，至少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給共產政權續命三十年是沒問題的。盡管這續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一個慢性發作的絕癥。

　　而習近平這個蒙古大夫葫蘆裏裝的全是虎狼之藥！病治不好，人也得速死。

　　共產黨死則死矣，習近平死則死矣。然而十四億人會被裹挾著殉葬！這讓人揪心。

　　如果你不懂“回歸計劃經濟時代”是什麽情況，請查閱中國1960年代的史料，或者去看看2020年代的朝鮮。

　　中國人民的極端苦難日子來了，希望你已經做好準備。

　　寫在2021年5月7日

　　領袖的自絕之路

　　今天在新聞網頁看到香港特首林正月和她小兒子的照片。在兒子面前，林鄭是一個笑容可掬、慈祥和藹的溫柔母親，一切都是那樣美好和諧，是這個世界應該有的樣子。

　　然而在2019年的“香港民眾返送中運動”，林鄭卻是一個標準的冷血盟主，直接和間接參與了無數次殘害香港愛港青年的鎮壓行動！造成了無數的傷亡和失蹤事件。

　　就是這樣一位“慈母”，卻讓很多香港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下月9號，就是“香港民眾返送中運動”兩周年紀念了。

　　這兩年，我們經歷了太多可以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我們見證了太多風起雲湧、潮起潮落。

　　對於我個人而言，正是因為在香港返送中運動的時間節點上，發布了很多讓中共當局視為禁忌的“反動言論”，被家鄉警方識別出身份，去到我母親家裏進行了三次威脅和口頭傳喚我。

　　江湖人都明白和尊重“禍不及家人”的規矩，我家鄉遂寧市船山區的警官們，有問題請你們直接找我這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去騷擾我的七旬老母，你們很缺乏武德哦！

　　從那以後，我反而不再有任何顧忌。實名露臉發表個人言論，行使我的天賦人權和公民權利，直到今天。當然這是後話，跟此文主題無關。

　　我一直崇尚“生而為人則人性至上”的理念。

　　無論你的種族血統、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家庭背景、學歷職業、性格愛好、社會角色怎樣，首先咱們都應該是個人。

　　我們首先要構建自己完整的人性，才會衍生出人格，而在人性人格之下，才適合去討論那些種族血統、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家庭背景、學歷職業、性格愛好、社會角色......

　　那些擁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他們需要首先歸屬於特殊身份？還是要先歸屬於人類共性？

　　無論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還是中共國的領袖習近平，你們終究是肉身凡胎，吃五谷雜糧，有七情六欲。

　　重要的是，你們也有家人孩子，有所有凡人都不可回避的柔軟部分，容易受傷的部分。至少在我的視角，我的家人老小，就是我最柔軟的部分，也是我生出強烈使命感去保護的最重要的人。

　　在鬥爭中，什麽人最堅不可摧，最強硬無敵？

　　各國的軍情系統的答案都是“孤兒最堅不可摧，最強硬無敵。”

　　職業特工的最佳人選便是無親無友的孤兒，他們的人生早已堅壁清野，可以無所顧忌不擇手段不留後路地去拼殺，不需要考慮退路。

　　勝即功成名就，敗可速死簡埋。橫行無忌，無牽無掛。

　　如今的中共政權，在習近平的瘋狂操盤下，意識形態出現逆向緊縮，再次退回到1960年代的獨裁強權，極端共產主義思潮、盲目個人崇拜席卷中國大地。

　　全面嚴苛的政治、言論、思想管製讓人們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多如牛毛的因言獲罪、維權被害、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異見人士被消失。

　　權大於法，讓這個國家充滿恐怖氛圍。

　　這種瘋狂的高壓血腥統治讓很多中國人蒙冤，失去自由失去人權甚至失去生命。很多家庭因此支離破碎。

　　民不聊生，仇恨四起。

　　我不知道領袖們平時看不看商業電影。

　　在香港電影《無間道2》裏，當機關算盡的倪永孝慘死在黃警司正義執法加為同事復仇的槍下以後，他遠在美國夏威夷的全家老小已隨著韓琛手下的一聲聲清脆的槍響，被報復滅門！

　　背景中，似乎又響起倪永孝父親倪坤那句名言---“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我想問問習主席，或者林鄭特首，當你們無惡不作、冷血殘酷地加害我們的妻兒老小時，有沒有想過，某天憤怒的民眾會對你們進行清算和報復時，你的妻兒老小怎麽辦？

　　習主席，你認不認識斯大林、齊奧塞斯庫、卡紮菲？出來混，真的是要還的。

　　給中國人留一條生路，也是給自己和家人換一條退路。

　　不是孤寡人，莫行決絕事！

　　寫在2021年5月9日

中國社會的共產極權暴政的本質

作者 葵陽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要自由做什麼？

　　最近我在中文推特圈子經常看見一位“知識分子”，自稱“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名叫李子旸。

　　我看到的並非是這個人的推特賬戶，而是很多推友在轉載他在新浪微博的言論，以及相關的圖片。

　　當然，不是美名遠揚，而是臭名昭著。

　　李子旸最新的，引發公眾討伐的言論是他關於成都49中林同學墜亡事件的點評，具體我不想去贅述，絕對是反人類的、毫無人性的、社會公害式的惡毒言論！

　　我今天想討論一下，這位“北大高材生”曾經發表的一個言論：“對很多人，其實可以問一個可算是紮心的問題：你要自由幹什麼？”

　　據說墻內墻外的網友都在網上大量轉載李子陽這句話，有一部分人能夠對他的這個觀點做出快速精準的反駁。然而大部分網民竟然一時挑不出他這話的漏洞。

　　你得到自由能幹什麼？這原本在中國家庭教育和中小學課堂和教材裏出現的基礎思考，因為一貫的個體屬性教育缺失，竟然成了一個邏輯難題。

　　邏輯學上的解析，往往不適合引經據典講大道理。最佳的解構方式，就是把大話題具體化，化繁為簡，融入事物中去探討。這樣就很容易清晰明了。

　　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報告。一個類似於算命先生測字測出來的吉祥數字14.1178億人。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摻雜了多少刻意而為的水分，但有一個掩飾不住的危機已經浮現----中國出現嚴重的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少子化問題非常嚴重！

　　過去將近五十年一直在執行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共國，為何突然就變得需要鼓勵生育來緩解迫在眉睫的人口比例失調的問題呢？這是另一個話題，改天再聊。

　　由計劃生育產生的關於自由的話題----生育自由。

　　1968年聯合國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明確規定：“父母享有自由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之基本人權。”換言之，就是生育是人類的天賦人權，生多少，何時生，都是各自的自由。

　　而中共國執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便是嚴重侵犯了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和生育自由。

　　過去幾年，中共決策層大概開始發現計劃生育的弊端，已經遮遮掩掩地在進行修正。

　　從“放開單獨二胎”到“全面放開二胎”。

　　政府宣布“允許全面二胎”時，我對此嗤之以鼻，因為我素來反對計生政策，追求生育權，認識我的人幾乎都知道。

　　我朋友說，政府批準你生二胎，你還有什麼理由反對計劃生育？ 我回答說去他大爺的，就算政府“批準”你生九九八十一胎，只要是有條件去限製生育，就是拿你當奴隸和牲口的。

　　生育是我們的自由，不需要任何人批準。

　　李子旸說：“你要自由幹什麼？”代入到這個生育問題時，可以解讀為“你老楊這麼大歲數，家境又不好，生不出來，也養不起，你還要生育自由幹什麼？”

　　首先，探討“能幹什麼？”本身就是無稽之談，我們在意的是“不能幹什麼”。

　　“能幹什麼？”只是是具備幹的條件，“是幹還是不幹”是取決於老子樂意，那是我的自主權。而政權加以限製的“不能幹什麼。”是強製約束，那才是我們需要直面和探討，甚至是訴求和爭取的自由。

　　我能不能生出孩子，生了之後如何養，那是我的自由，幹卿D事？

　　只有奴隸和牲口，才需要服從主人的意誌，失去生育的自由。

　　而奴隸與牲口還失去了很多的自由，中國人如同奴隸與牲口也缺乏類同的自由。

　　比如遷徙的自由，中國人被戶籍製度桎梏也沒有遷徙自由。

　　比如選擇主人的自由，中國人甚至沒有選票去決定各級政府的架構和人員組成。

　　比如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自我階層的自由，中國人在體製內外的階層固化已經密不透風，難以突破。

　　比如遊行、集會、結社的自由，中國人如同生活在高壓鍋中，一切行動都被牢牢監控，政權根本不允許人群大量集結。

　　比如言論和著作自由，政權把中國人的表達權徹底扼殺，文字獄和言論罪比比皆是，人們噤若寒蟬，道路以目。

　　自由對於人類而言，是生存的空氣，是靈魂的遠方，是品格的光源，是生而為人與奴隸和牲口之間的差異化特征！

　　李子旸還是在問：“你要自由幹什麼？”

　　此類人，此種言論，除了愚蠢，便是邪惡！

　　我猜能夠考上北大的學子應該不至於太愚蠢。那麼他向公眾否定自由的必要性的時候，一定揣著邪惡！

　　一如他在成都49中林同學墜亡事件上發表的攻擊維權求真的正義力量的言論----一種配合中共統治和愚弄中國民眾的諂媚與惡意！

　　李子旸“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如果我沒記錯，孔慶東也是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我自己是個師範專科畢業生，學渣，三年專科因為掛科留級，生生讀成了四年。

　　但我在李子旸和孔慶東這種名牌大學畢業生面前非常自信，我不知道他們的文化修養比我高多少，但我自信我身上至少還尚存一些人類的味道！這是那幫人渣並不具備的。

　　李子旸應該不需要太多自由，因為他已經把身體和靈魂托付給了中共體製，毫無遮掩，不留後路。

　　他肯定明白依附了魔鬼之後，便不可能得自由。余生只能跟魔鬼共舞，行犬馬之事，領奴牲之糧！

　　我感覺，我也希望，李子旸這種共產體製吹鼓手某天也會遭遇社會主義鐵拳，或者遭遇社會主義坍塌之後民眾清算的大棒。身陷囹圄，失去自由。

　　那時候，我也會問一句：“李，要自由幹什麼？”

　　寫在2021年5月13日

　　群體失憶的中共國

　　2019年三月，中國四川成都驚爆“食堂黴變腐爛食品大量進入學生餐桌事件”。在當時引發了不小的輿情，成為與成都地名關聯的重大醜聞。一星期之後，事件在各種媒體上銷聲匿跡，包括海外自由的中文媒體，一樣很少有人提及。

　　2021年5月9日，同樣是驚爆級的事件發生在成都---“成都49中林同學墜樓事件”，時至今日（16）日，跟2019成都七中事件同樣的情況發生了，新聞媒體和個人社交媒體，也逐步淡忘了此事。時間也是剛好一星期。

　　即便是2008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8年的毒疫苗事件，性質惡劣得令人發指，受害群體大得驚人，在媒體上的活躍期也只不過兩個星期而已。

　　發生在中國的群體性維權活動，地方政府肯定是第一時間介入，噤聲、滅跡、撲火。而中央政權無論介入還是不介入，事態幾乎都會在一星期之後銷聲匿跡。若是特別嚴重和離譜的事件，活躍期最多兩星期。

　　細細想來，什麼毒奶粉毒疫苗，在中國也許根本算不上是什麼驚天的事件。

　　法輪功受害群體以萬計數，其遭受迫害的慘烈程度人神共憤，海內外的中國人，除了法輪功內部人員，還有誰在提？

　　中共政權對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承諾---“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欺騙了上億的家庭。如今隨著二胎政策開放，那些被欺騙被愚弄的人們，貌似不再記得那些謊言了。

　　文革遭罪十年，受害者數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那種典型的“人禍”，作惡者本應該受到審判、追討、清算。可是，幾十年過去了，誰還在追究？

　　此類種種，不勝枚舉！

　　中國人似乎失去了記憶力，所以讓太多的惡行與恥辱都自然而然地從歷史中被隱去。

　　以最近的“成都49中林同學墜樓事件”為例。

　　一周時間該事件在網絡平臺便失去了熱度，其中的原因除了是中共政權訓練有素的維穩能力有關，也跟大眾的事不關己產生關註疲勞有關。

　　圍觀者並非當事人，狹義角度說，他們與事件並沒有利害關系。

　　所以在這種非直接關聯的事件上，人們從積極關註、輿論參與、口誅筆伐義憤填膺，到漸漸感覺疲倦，到冷淡，最後遺忘，通常只需要一到兩周時間。

　　正如魯迅說的，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

　　實際上，每一個公眾維權事件，廣義上都跟普羅大眾有關聯。然而短視思維讓中國人無法代入到相關者的角度去思考和權衡。

　　事不關己，漠然處之。加之當局會嫻熟地打壓輿論、轉移視線，適時地推出新的社會熱點。於是某個中學死了個別人家孩子的“熱鬧”，不看也罷了。

　　然而，維護公序良俗，維護正義良善，不應該是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麼？

　　既然是公眾責任，為何我們要淡忘？要逃避？要留下當事人孤立無助地哭泣？

　　我的好友任叔叔經常跟我說，每一代人，都有這一代人的責任。 我認為只要每一代人都去擔當一些並不會讓你拋頭顱灑熱血的細微社會責任，那麼我們的文明終將滾滾向前。 不要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給下一代！那很可恥。

　　中共當局從來都站在民眾利益的對立面，因為它需要保全自己的團隊和體製內人員的利益。

　　共產法西斯體製，宗旨之一就是犧牲個體成全集體。 在學校名譽、地方政府穩定、社會主義新時代大局形象面前，一切只跟個體相關的權益都可以棄之不顧，包括一位十七歲少年的生命。或者是任何民眾的生命，也許下一個就會是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

　　不是你沒有記憶力，或者裝作已忘記，就可以避免的。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明了的邏輯，也是保持自身安全、社會健康有序的必須。但凡有點正常思維的人，都應該懂。

　　然而中國貌似失去了記憶能力，懦弱和短視已經徹底擊垮了這個族群，他們在茍且中歡愉，在黑暗中狂舞。他們以為余生都能躲過概率學的懲戒，殊不知自己的懦弱和短視會導致噩運變成概率學的必然。不管你有沒有記憶力，或者你要裝作已忘記。

　　沒有記憶力的群體，永遠都會在同樣的泥坑前重復跌倒。如果我們繼續漠視社會的不公與失序，繼續淡忘罪惡與恥辱，我們將會一直留在蒙昧時代，無可救藥地墮落下去。

　　寫在2021年5月16日

　　2020年代的無盡獨裁

　　據自由之家近日發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報告》對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進行年度國別評估報告顯示，隨著主要民主國家轉為關註國內事務，這導致全球自由連續15年下降，威權主義者的行動在2020年期間變得更加大膽。2021年世界自由度報告》發現，到2020年，衰退與成長之間的年度差距擴大，現在世界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國家中。

　　報告顯示，只有不到20%的人生活在自由國家，這個數字讓我非常驚訝！

　　原來在我心中普世價值盛放，民眾享有自由尊嚴，社會處於法治體系之下的人口，竟然如此之少！

　　換言之，超過80%的地球人口生活在“不自由”和“部分自由”的狀態下。

　　而這其中，還有38%的人處在絕對的獨裁治下！

　　也就是說，地球上有將近三十億“不自由”人口需要像木頭一樣陪著獨裁者瘋癲，沒有自主改變狀況的空間。

　　他們沒有選票，沒有自由遷徙的權利，沒有私產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人身安全保障，沒有個人尊嚴的維護，沒有選擇政體歸屬的權利......

　　某些區域的人，甚至沒有自主的生育權，慘狀令人發指。

　　獨裁專政國家大致分為三種模式。

　　以伊朗為代表的政教合一。

　　以非洲戰亂國家為代表的軍政府。

　　以中國為代表的警察社會。

　　在被邪惡統治階層壟斷的國家機器的加持下，全世界38%的民眾生活在獨裁暴政的淫威之下。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人類在七十多年前達成的關於人權的共識。

　　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開的大會會議上決議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國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成就，第一次規定了基本人權應得到普遍保護。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就明確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

　　然而，38%的人類，正在被獨裁政權當做奴隸和牲畜一般地壓迫和榨取勞動價值，還有超過40%的人類處在邊緣狀態，部分喪失尊嚴、人權和安全保障。

　　類似於中共國這樣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共產黨習政權更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華麗外衣掩蓋之下，推行空前高壓，極度獨裁。

　　現今中共國出現嚴重的意識形態的逆向緊縮，再次退回1960年代的極端獨裁霸權狀態，極端共產主義思潮、盲目個人崇拜占領這個國家。

　　2020年代的中共國，全面嚴苛的政治、言論、思想管製讓人們活得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多如牛毛的因言獲罪、維權被害、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異見人士被消失。

　　巨擘遮天，權大於法，民不聊生，積弊無解，讓這個國家充滿恐怖氛圍。

　　中國經濟正在走向委內瑞拉式的崩潰，中國政治正在走向1960的文革時代一般的高壓鍋狀態。面對經濟和政治雙重打壓下的中國人，看不到任何撥亂反正的希望。

　　中共國是典型的獨裁國家。它甚至集中了政教（個人獨裁政治加馬列邪教）合一，軍（人民的軍隊忠於黨，槍炮坦克鎮壓人民）政府，以及全面監視和舉報並存的警察社會的所有特征！

　　中國的獨裁者體現出罕見的癲狂和無所顧忌，人民的權利被極度壓縮。這是一個鐵血機器，一個武裝到每一個士兵腳指頭和每一個網絡信息空間字節的獨裁政權！

　　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國家機器正在日益強大並且堅不可摧。也就是說，在冷兵器時代發生過的因為不滿獨裁暴政而武力推翻政權的世代更替現象，在2020年代幾乎是不可能再發生了。

　　公元2020年代，時代進步了，科技發展了，人類貌似更加聰明了。

　　然而我們在反抗獨裁、爭取人權方面，卻呈現出如此糟糕的現狀！“只有不到20%的人生活在自由國家”讓人絕望和心碎。

　　保持抗爭，盡管希望渺茫，但我們沒有理由放棄。

　　追尋自由，適彼樂土。

　　調查報告《2021年世界自由度報告》鏈接如下：

　　https://freedomhouse.org/zh-hans/articl ... 2021年5月17日

　　“比爛時代”的荒唐紀念

　　今天是2021年5月16日，歷史上55年之前的今天，可不是一個平凡的日子。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六通知》，宣布那場讓中國社會進入癲狂和大倒退的“文化大革命”開幕。

　　“文革”之禍，罄竹難書！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存在的嚴重的法治缺席、道德淪喪、人心無良、正氣不存，皆是因為那場“十年浩劫”造成的。

　　盡管在1976年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文革”戛然而止。但是那場災難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根本沒有得到追究、定性和清算。

　　沒有得到清算的罪惡，便是後世墮落的誘因。

　　而始作俑者毛澤東，至今都還躺在高廣大殿，接受萬眾景仰，實屬荒唐！

　　關於“文化大革命”記述和評論的文章實在太多，我不想浪費時間去重復那些別人反復講過的內容。

　　我今天在推特上，讀到香港媒體人楊錦麟先生的推文，附件照片上的內容讓我無比訝異，感覺所在非人境！

　　照片上是一群看起來尚且文雅得體的甲乙丙丁，在進行聚會。現場赫然拉著橫幅“李進黨史地位座談會”！

　　“李進”何人？絕對不是唱歌的那位光頭強。這裏紀念的李進，便是“中共帝國歷史上的開國皇帝的正宮娘娘”----江青。

　　有據可查的是毛澤東作品《七絕·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便是用的江青的化名“李進”。

　　我不想去談江青的私生活，盡管那比中國當時的政局更加的紛繁復雜！人身攻擊不應該出現在歷史話題之中。

　　今天是跟“文革”開幕有關的特殊日子，就單論文革中的江青。

　　“文革”的很多史實實際上都已經處於解密狀態，其中的人物、事件、定性已經不存在太大的爭論。

　　如果說1960年代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過程，都是由毛澤東策劃和發動，那麼江青這個人，同時也是毛的配偶，她在這場浩劫中起了非常關鍵且惡劣的作用！

　　毛澤東是“文革鬧劇”的編劇和策劃，江青至少算得上是一個副導演。

　　盡管鄧小平時代給文革做了一次“小結”，遮遮掩掩地把毛澤東定義成“三分過七分功”，然而全中國從上至下對江青這個人是有著一致定性的。

　　在中國人眼中，江青挾婚姻地位作惡，毒害文藝、打殺異己、擾亂國政、陰謀篡權。

　　1980年最高法宣判的死緩判決，就是最好的註解。

　　如今，居然有人在這個特殊的時段開始紀念其江青！研究她的“黨史地位”。

　　相對於紀念張獻忠，今日之紀念江青，看上去還不算什麼重大荒謬事件。

　　當年把四川人屠戮得幾乎絕戶的屠夫張獻忠，原本應該被綁上歷史的恥辱柱，留下千古罵名的人，居然都有人進行膜拜和史學頌揚研究。據可靠資料顯示，1987年9月，全國明末農民戰爭史學術研討會暨紀念張獻忠逝世340周年大會在四川梓潼縣召開，當地又在這裏重塑了綠袍金臉的張獻忠塑像。

　　尊張獻忠其為“明末起義領袖”！

　　看來中國人對“革命”的崇尚，已經把腦袋搞壞掉了！

　　中國人連張獻忠都紀念且頂禮膜拜，還有什麼臟、臭、惡、爛是他們不敢捧的？

　　中國社會這種“放飛思想，大膽比爛”的風氣已經彌漫得烏煙瘴氣，必定淪為世界的笑柄！

　　荒唐的時代，讓正常人蒙羞的國民比爛鬧劇。

　　特殊時間，撰寫此文，留存紀念。

　　最後我從私人角度再評價一下江青此人。江青曾公開講過“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這是她悲慘人生的緣由，也是她不應該承擔過多罪孽的依據。

　　毛澤東才是中國近代禍亂的真正元兇！江青之流，不過是毛魔頭的刀斧手。在那個巨擘遮天的時代，犬馬刀斧手們，都是在忠實地執行毛澤東的意誌。

　　倘若嚴謹追責，江青罪應屬大而惡不至極，其罪當罰，不當誅。應該被千刀萬剮淩遲處死的，是毛澤東本人！

　　文革55周年，希望中國人能夠撥亂反正，不再比爛。

　　寫在2021年5月16日

　　註定斷代的孫大午們

　　最近兩年中國的“公眾人物”們，可真是不太平！

　　演藝圈的範冰冰因為偷稅漏稅被重罰數億。

　　曲藝界的德雲社（郭德綱）在開枝散葉蒸蒸日上時被“主流”以“反三俗”名義群毆。

　　各種頂流網紅相繼被封殺，散財，噤聲。

　　連曾經的男足球星範誌毅都因為“口無遮攔”得罪體育總局某些官員而遭遇擠壓。

　　但相對於中國那些知名企業家們，文體界的不太平還算是輕描淡寫了。

　　一線的企業家們，曾經風光無限口出豪言壯語的大佬們，現在基本很難再有傲然佇立者。

　　王健林、許家印銷聲匿跡。

　　馬雲痛失阿裏系自留地，落寞地等候未知輕重的結局。

　　任誌強因為“吃組織的飯砸組織的鍋”被重判18年徒刑。

　　而知名農民企業家、河北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被控“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等八項罪，即將進行審理和判決。

　　早在2020年11月，河北當地公安以孫大午和大午農牧集團另外29名公司管理層涉及尋釁滋事和破壞生產經營等罪名抓走眾人，其中25人至今被羈押，包括孫大午的妻子、兒子和兒媳。

　　孫大午，出身農民，1985年以1000只雞和50頭豬起家，用三十多年做成二十億的大型農牧企業的草根企業家。

　　一個喜歡講兩句真話的農民企業家，一個用感恩之心去回報中國社會，去關懷企業員工，去惠及桑梓鄰裏的“鄉紳大好人”。

　　一個在2003年曾向3000名農民發放助業貸款而被控以非法集資罪名收押的抱薪凍僵者。

　　一個敢於在高壓政治下，微博發文稱：“有人說，什麼叫社會黑？晴天白日，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熙熙攘攘，你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有權有勢的橫行霸道，有理有據的寸步難行；白天活見鬼，夜裏死見人”、“公有製度是中共發明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理應是私有經濟，但是實踐上很難實現。”的正義、誠實、勇敢公民。

　　居然在習時代落得個身陷囹圄，滿門株連的淒慘晚景！

　　據可靠消息，當局擬給孫大午本人量刑25年！這是在中國現行司法製度中對相關類型犯罪嫌疑人能給予的量刑（有期徒刑）中的極刑！世所罕見！

　　當任誌強18年徒刑判決出來，輿論便驚呼連連---“這哪裏是判罪，這就是報復！”

　　然而任誌強之“罪”，尚且禍不及家人。

　　反觀孫大午案，算是滿門牽連，連跟隨孫大午的企業核心員工皆一一捉拿歸案。

　　執法乎？滅門也！

　　在中共國，不可能出現百年老店和三代以上的“世家”。 中共政權不允許民間出現勢力，當然，也不許人們有太久的記憶。 不停折騰，不斷收割、絞殺、重置……這個國家總是在出發，只不過大家留不下記憶和痕跡。 於是人們埋頭行進，生怕講錯行錯。既記不清來路，也看不見歸途。

　　我不清楚鄧小平當年那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多少的真實意願的成分，但習近平時代，無情收割“先富之賈”卻已經昭然若揭，無需探討了。

　　中共原本就是土匪山頭，依靠劫掠起家。1920年代靠綁架、勒索、販賣鴉片起勢；1950年代打殺、劫掠地主、富農、工商業主獲得充足的發展資本；到2020年代，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導致中共國的經濟出現崩塌式下行，所以他們重新祭出了“編罪殺人，錢財擄盡”的土匪手段，並且毫不遮掩，肆無忌憚。

　　中共只是因為缺錢而製造冤獄劫掠錢財？不，他們同時還在維穩和復仇。

　　“攪局者通殺”成了習近平時代的標準配置。

　　習本人式一個快意復仇，睚眥必報之人。一切與他執政穩定性有違逆的個人、事件、言論、群體，都無一例外會遭遇習政權體系自上而下的瘋狂報復。

　　我猜測習近平對此必定十分快意，畢竟宣泄仇恨、穩定集權和攫取財富都是讓貪婪獨裁者心滿意足之事。

　　於是孫大午、黎智英、任誌強都理所當然會不得好死。

　　這是一個邪惡的時代，因為中國正在被邪惡政權邪惡獨裁者上下其手，民眾毫無抵抗、還手之力。

　　我們舉步維艱，動彈不得。

　　不會再有百年企業，也不會再有世家傳承。

　　精英社會戛然而止，孫大午們已經斷代，中華文明在中共時代已死，在習時代，更是萬劫不復了。

　　寫在2021年5月23日

　　主動失能的時代

　　你我他她，我們是人類。

　　我們有眼能看，有耳能聽，有嘴能講。

　　然而身在2020年代的紅色中國，我們卻只能主動舍棄我們的這些人類基礎功能。

　　我們有眼不敢看，因為中共法西斯集權不允許我們窺見他們的邪惡與不堪，不容許我們有機會成為指證他們惡行的證人。

　　我們有耳不敢聽，共產黨只允許對他們歌功頌德的聲音流傳，而不允許一星半點的“不和諧聲音”，甚至聽到來自異域他方的“不正確的言論”，都會有罪，比如“翻墻上網”。

　　我們有嘴不敢說。中共防民之口甚於防範洪水猛獸。高墻之內，囚禁著數量驚人的“言論犯”。因言獲罪在這個年代仍舊是這片土地的主旋律，看起來似乎尚在秦時代和毛時代。

　　我們的人類官能，始終於“能”與“可”之間，隔著一道政權封禁的墻。

　　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你有健全的感官，卻不敢去探究世界。即便你有感，卻不敢有感而發。 這一切，只因你生在紅色中國。

　　聯合國大會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明確約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幹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這個人權宣言，是二十世紀人類踏上新的文明臺階之後，定義這種“新文明標準”的最佳表述。

　　中國政府也簽署加入了這個人類公約。然而，中國人遭遇的只是一紙空文的公約。中共政權持續地在這個國家推行高壓統治，封鎖信息源、禁絕思潮、打壓言論，“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幹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對我們而言，依然是鏡花水月，遙不可及。

　　西人世界有句名言---“言論自由是一切權利的基礎。”

　　當民眾不再能聽見客觀的聲音，看到真實的場景，不再能表達意願和發出痛苦呻吟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作為人類的所有權利，甚至還喪失了爭取這些權利的可能性。

　　中共政權用暴力和威脅，做到這一切。

　　他們掌控了一切公眾資源，配合高科技時代的技術優勢。從職能部門，到各種媒體；從政治經濟，到新聞娛樂；從學校教育，到職業崗位......全方位、無死角地封殺他們不允許出現的內容，反復強調他們希望灌輸給民眾的內容。

　　他們大興文字獄，設置言論罪、傳播罪，甚至收聽“敵臺”、登錄外網都會被治罪！他們的目的便是讓中國人因為恐懼而放棄應有的權利。

　　這是一個鐵桶一般的愚民社會！人們要麼選擇放棄聽看說，要麼成為政權的對立者，面對人身傷害和牢獄之災。甚至有人因此葬送性命，實屬恐怖至極之狀。

　　不知何年何月開始，或者我們一貫如此？中國人自己封堵了自己的耳朵，縫合了自己的眼睛，閉鎖了自己的嘴巴。

　　我們不再冒險去感知世界，了解資訊，我們也不再去表達、評述和呼喊。

　　我們竟然主動讓我們的視力、聽力、語言表達能力進入了失能的狀態！

　　就連共產魔頭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講過：自由是人民爭取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

　　他講的沒有錯，我們需要自己去爭取我們的權利，需要自己去維護我們視聽講的基本感官功能。

　　如果中國人尚有追求人權和自由的願望，那麼我們就不應該進入這種削足適履，主動失能的消極狀態。

　　我們需要更多的勇氣和行動，去同中共當局進行權利爭奪和正義對抗。

　　我知道，這很難！

　　然而勇敢爭取，我們還有一線希望。如果因為恐懼而放棄，而自己塞耳、縫眼、堵嘴，自己主動失能。

　　可想而知我們未來勢必深陷共產集權煉獄之中，永無寧日，萬劫不復。

　　寫在2021年5月25日

　　奴隸和牲口的繁殖義務

　　今天，一則來自中國的消息在華語網絡世界引起軒然大波：“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此消息一出，實際上已經宣布“中國正式進入三胎化計劃生育時代了。”

　　早在2015年中共推出“全面二胎”政策時，我就在我的微信朋友圈發表看法： “個人預計，要不了五年，‘計劃生育’這個名詞就會消失，中國將會進入‘鼓勵生育’時代。人們歡呼雀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卻不曾明白生育是天賦動植物權，我們卻需要別人批準！我覺得很悲哀，我們活在某個荒謬的認知中，當世界有所改變時，我和我妻子已過了最佳育齡......”

　　時至今日果然兌現，根據2021年中國政府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老齡化、少子化、勞動力人口匱乏，已經是這個國家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了。

　　中共實行將近五十年的“計劃生育”，是導致這難以逆轉惡果的罪魁禍首！

　　我把我當年的判斷貼出來，不是顯擺我的小聰明，而是想說所有事物都逃不過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規律的。 報應和惡果也許不會如約而至，但它一定在路上了。

　　我是1975年出生的人，而我恰好也是第一代的獨生子女。記憶中我從沒遇到過比我年紀更大的獨生子女。

　　親歷，見證，切身感受。所以，計劃生育這個話題，讓我來講，應該沒有什麼不妥。

　　我孩童時代，就經常在鄉下我外婆家。當年我是親眼目睹大肚子孕婦躲在半山腰樹叢裏，只為躲避計生幹部的搜查。那時候抓住計劃外懷孕的婦女，是要強行流產的！

　　據說一針打下去，即便臨盆的胎兒也會流出來。“娃娃還在NIU(四川話，動的意思）！”我聽親友中的醫務工作者如是說。

　　我也在農村親眼見過計生幹部為了執行“計劃生育罰款”而強行搬走農戶家具，牽走農戶豬和牛......

　　很多人因為被計生幹部強製流產、強製結紮葬送性命或者造成終身殘疾；也有很多人因為超生孩子失去工作，前途毀於一旦......

　　計生罪惡，罄竹難書！

　　2015年，我在抱怨計生政策時，就有朋友說：“知足吧，現在政府讓你生二胎了，還抱怨計劃生育做什麼？”

　　我很嚴肅告訴他，即便“允許你生n胎，那都叫計劃生育！只有牲口和奴隸，才需要在別人的計劃下進行生兒育女！”

　　是啊，今天的“三胎政策”也出來了。那是否定了“計劃生育”麼？

　　不是，黨國還是在搞計劃生育，還是把我們當成牲口和奴隸在掌控，在操弄，在“按需下崽”！

　　中共之前控製人口，用計劃生育政策扼殺數億胎兒，只是為了“減輕社會負擔”。那是一個荒謬絕倫且愚蠢的認知和決定！

　　時至今日，人口數據和現實反饋讓中共突然發現，他們需要充足的勞動力，來給他們日益龐大的貪腐組織和膨脹的野心做創造。

　　他們利用十四億奴工拼命勞作，創造的財富讓紅魔去收買、攻陷全世界。 一帶一路、孔子學院、外交收買、腐化官員、破壞規則、踐踏法律、壟斷資源、破壞環境、竭澤而漁。中共一直在對全世界進行文化、價值觀、經濟、物產的滲透和掠奪，目標就是成為人類霸主。

　　其實紅魔一直進行得很順利，並且成功在即。 然而習近平橫空出世，性急的一尊一頓瘋癲操作，把中共“百年大計”暴露無遺。 可見，人類世界也有宏觀平衡，習近平就是來終結中國共產黨的那個孽障。 公平合理，孽父債孽子償。歷朝歷代，屢試不爽！

　　如今中共的後院失火，解決人口問題迫在眉睫。

　　於是他們開始鼓勵生育，在持續閹割中國人生育權和生育功能接近五十年之後，他們又開始重視我們這十幾億奴隸和牲口的生育功能。

　　中共認為，中國人有義務按需進行繁殖？

　　對不起，我們不是奴隸，也不是牲口。

　　我們生而為人，有尊嚴、自由、體面，我們有天賦人權！我們要自己掌握生育時間、生育數量和拒絕生育的權利。

　　我們不會再聽從中共的指令，服從你們的意誌。這是人權意識的蘇醒，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反觀中共政權開始否定自己曾經的“基本國策”，說明這個政權已經到了進退維谷、舉步維艱的地步了。

　　中共要完了，各位國人，現在不需要你提槍上馬去滅共。只需要對中共政權所有的政策不理睬、不協助、不宣傳、不配合，就是在做滅共的努力，就是善莫大焉了。

　　不合作，不作牲口和奴隸，讓中共大廈轟然倒塌。

　　寫在2021年5月31日

反對共產極權的原因

作者 許志永 寫於二零二零年

　　共產黨員是可恥的

　　在北大讀書時，我曾申請加入共產黨。服務國家，是我壹生的理想，認同改革開放，願做壹個建設者，希望進入體制，有更好的機會。這麽想的，就這麽寫。

　　可這樣的申請書不合格。它有固定的格式。

　　導師找到我。我說，我不可能不顧文化大革命的恥辱歷史，撒謊壹貫偉大光榮正確。我是壹個人，有自己的良心，以後也不可能不管是非絕對服從。導師無奈，說那就湊合吧。

　　感謝法學院博士班同學支持，票選入黨積極分子，我排名第二。接下來上黨課。結業考試，仍是那些說教。不違心說話是底線，我不能在試卷上填寫自己反對的。自然考不過了。最後沒入成。

　　妳信共產主義嗎？

　　六十年前，問共產黨員，這個問題荒誕——怎麽會不信呢？今天則是另壹種荒誕——怎麽會問出這樣的問題？

　　半個多世紀後，共產黨看起來依然強大。然共產主義離中國越來越遠了。八千萬黨員，有多少真信共產主義？

　　旅遊景點，采摘果園，紅色教育基地。壹群又壹群年輕人在鐮刀斧頭旗前舉起拳頭，念念有詞。然後嘻嘻哈哈，吃喝玩樂。他們舉拳頭時在想什麽？信共產主義嗎？真的打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嗎？

　　有人說，人嘛，為了工作、地位，走個形式，何必那麽認真。可莊嚴宣誓的時刻也撒謊，人還有什麽底線？還談什麽理想、責任？

　　有人說，這就是政治，天下烏鴉壹般黑。可親身經歷告訴我，世界不是這樣的。2004年秋季，我作為基層誌願者參與美國總統競選，和民主黨黨員們驅車幾百公裏到壹個小鎮拉票。沒有報酬，中午就壹個漢堡，大家熱情高漲。

　　政治是為理想。美國這樣的黨員千千萬萬。為什麽中國幾乎絕跡了呢？

　　入黨，不是壹個簡單的過場。它是壹個精密的精神閹割程序。

　　申請書有固定格式，壹貫偉光正，表忠心，思想匯報，精神改造，向組織靠攏。最後拋棄信仰乃至人性，舉起拳頭念念有詞。

　　從舉著拳頭撒謊開始，通往權貴集團的道路還有多重修煉。要學會“正確”看待歷史，抗日戰爭中流砥柱，“正確”看待壹些社會問題，問題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正確”理解什麽是大局，特權集團的穩定大過13億人的自由、尊嚴、幸福。

　　妳不是不明白，看到社會不公也曾憤怒過。可這勢利的社會，權力地位的誘惑，使妳選擇轉過臉去。

　　直到有壹天，面對千千萬萬遭遇不公不義的無權無勢者，被拆遷人家自焚的烈焰，塵肺病人絕望的吶喊，毒疫苗家長痛心的淚水……妳冷酷無情地把他們拖起來，野蠻毆打，非法關押。從壹個陽光少年變成骷髏壹般冷酷的螺絲釘，妳就修煉成體制的中流砥柱了。

　　2018年北大法學院“法治三老”學術研討會，法學專家們講社會不公，河北84歲的老人李淑賢上訪被投入監獄，兩次骨折不能站立，申請保外不允許。保衛部派兩個人給研討會拍照錄像，年輕的低頭看手機，年紀大的壹邊聽壹邊皺著眉頭。

　　這人神共憤的事，黨的人在想什麽？

　　前些天回老家。第二天開封市梁苑派出所的張亞鑫登門“查戶口”。我說，是查戶口嗎？警察幹點正事，不要沒事擾民，不要幹壞良心的事。

　　他回答很直白：共產黨給錢，叫幹啥幹啥。

　　給錢，叫幹啥就幹啥。這社會就這樣。中國就這樣。我也是吃這碗飯。我也有老婆孩子。

　　平庸之惡就這樣煉成的。和黑社會、小偷、強盜的邏輯完全壹樣。不講良心，沒有底線，八千萬精英墮落至此，國何以堪？

　　壹個誠實正直的人，在這個體制中壹定是痛苦的。這是壹條真正的邪路。

　　千千萬萬中國人不知不覺陷入泥潭，在私欲誘惑與良心是非間掙紮。時間把這掙紮寫在臉上，陰暗，城府，油膩，猥瑣，中國男人最大的悲哀。

　　它的儀式在每壹個細節上閹割良心。正是這些細節構成了這虛偽的病態的社會：最高權力是橡皮圖章，最高的法律是廢紙，公仆騎在主人頭上，貪官污吏把財產子女轉移到“萬惡的資本主義”。

　　連天下都是私家的，誰還在乎公德？國家政權謊言當道，誰還在乎良心廉恥？與竊國者相比，地溝油算什麽？瘦肉精算什麽？毒奶粉算什麽？假疫苗算什麽？這社會就這樣，成了所有違背良心的借口。無論極端的還是平庸的，罪惡都是由違背良心的細節構成的。

　　中國病了。

　　壹個病毒，感染了八千萬，不，13億中國人。膜拜權力，泯滅良心，貪婪無度。人性中美好的，真誠，善良，謙卑，都覆蓋厚厚的堅冰。

　　壹個幽靈。在歐陸無處徘徊。流落遙遠的東方。在這古老專制的土地長出繁茂的腥紅的罌粟。它說，看！人類歷史就是壹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妳死我活，野蠻叢林。它說，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紅色江山千世萬世。

　　壹種價值觀，唯物的世界，叢林的政治，無因果的生命。

　　壹個心魔。誘惑著妳，恐嚇著妳，墮入黑暗。然後妳作為它的宿主，又去誘惑別人，恐嚇別人。妳恐懼它，依附它。妳身不由己。數千萬黨員，13億國民，都是這心魔的奴隸。

　　有壹個看不見的世界，奴役這看得見的塵世。

　　我們的敵人，不是任何壹個具體的人，而是壹個幽靈。中國最可怕的敵人是這個幽靈。壹個控制我們靈魂讓同胞相互敵意、廝殺、內耗的幽靈。它混雜著歷史傷痕、千年苦毒、帝王將相兄弟相殘刀光劍影和王朝更替動蕩殺戮森森白骨。

　　它讓壹個世世代代祥和的村莊在恐怖中分成派別廝殺，讓數十萬知識分子痛苦地扼殺良心茍活於世，讓整個國家陷於愚昧癲狂。它驅使公仆們陷入無節制的貪欲、墮落。驅使法官放棄良心、正義、底線，在不公正的判決書上簽上自己廉價的名字。

　　它讓我們的社會分裂，城市和鄉村，窮人和富人，權勢者和無權者。使我們的社會道德淪落，互相戒備、猜疑、敵意，充斥謊言、憤怒和抱怨。

　　該怎樣走出漫長專制的陰霾？該什麽儀式才能潔凈這千年苦毒的大地？才有中華美麗聖潔的新生？

　　永遠告別那個幽靈。它不只是共產黨，不只是二十世紀的苦難，它是我們民族漫長的專制歷史。這是壹場屬靈的征戰，驅逐邪靈，解救13億同胞，古老文明重生。

　　我們是那幽靈的掘墓人。有壹天，那方形的墳墓作為文革紀念館。天安門，是自由的廣場。

　　奴役之路

　　1921年夏天，蘇聯資助和領導下，中國壹批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成立了共產黨。

　　中國向何處去？李大釗、陳獨秀眼裏，蘇俄是榜樣。中國諸多問題會迎刃而解，壹舉擺脫貧窮落後的屈辱，建立壹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幸福國家。

　　他們還不知道，夢想與現實間，有多麽可怕的距離。

　　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理想。正義理念源於現世結果的不平等。同樣是人，憑什麽他億萬富豪我壹無所有？斯巴達立法者重新分配土地，中國農民起義軍“均貧富等貴賤”，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摩萊裏“新社會結構計劃”，社會主義理想生生不息。

　　人生而不同。人類社會永遠有不平等。不可能絕對平等。只要不平等在，就有平等的渴望。

　　效率與公平永遠是壹對矛盾。產業革命帶來了經濟騰飛，也制造了巨大不平等，對結果平等的渴望凝成時代強音。壹個叫馬克思的德國人設計了壹種新制度，通過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結束階級壓迫，克服市場競爭帶來的浪費、混亂和危機。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那是人間天堂。人人自由平等，勞動成為需要，財富按需分配。

　　然而二十世紀，俄羅斯，中國，柬埔寨，北朝鮮，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所有經歷過共產主義實驗的國家，人民沒有天堂，只有地獄。

　　沒有自由平等。壹個武裝集團占領壹片土地，不是帶來自由解放，而是比皇權更極端的專制，比封建時代更嚴苛的等級，人人喪失自由、財產、尊嚴，匍匐在地山呼萬歲。

　　沒有共同富裕。黃世仁們的財產被剝奪了，喜兒們沒有富裕，分到手的地很快又充公了。財富按權力分配，與勤勞、品德無關。領袖行宮無數，美女成團，底層人民長期貧困，數千萬人餓死。

　　斯大林明白專制的根基是恐懼，“大恐怖”時期近百萬俄國人被殺害。毛澤東敦促按比例殺人，近百萬“反革命”被公開處決。紅色高棉屠殺了近三分之壹的柬埔寨人。共產主義帶來的死難，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總和。活下來的人們，大多生活在貧窮、壓抑、恐懼中。北朝鮮人民，直到21世紀仍未擺脫夢魘，無休止的內鬥、奴役和饑荒。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運動的巔峰之壹。父子反目，夫妻互誣，武鬥，殺人，吃人，萬歲之聲震天動地，敲鑼打鼓迎接聖旨，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養“忠”字豬……中國人曾經那樣癲狂！宣稱最先進的制度，實則千年極權專制回光返照。脫離現實張揚仇恨的烏托邦嫁接到皇權專制文化土壤，壹個古老民族的悲劇。

　　為什麽理想的天堂成了現實的地獄？

　　天堂不是罪惡。罪惡的，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本身存在致命缺陷。經過列寧發揮，淪為血腥恐怖的奴役之路。

　　經濟理論，公有制，計劃經濟，致命的理性自負，脫離現實的烏托邦。

　　廢除私有制，壹切財產收歸國有。而國家，是少數人的。實際歸官僚特權集團所有。企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社會主義不是消滅了私有制，而是打造了極端私有制。整個國家淪為特權集團的私產，喪失財產的國民淪為權力附庸。

　　農業集體化壓抑人性，帶來中國、蘇聯、柬埔寨、北朝鮮的大饑荒。人民公社，農民吃壹頓飯都要向權力祈求。公有制沒有把人從物質奴役中解放出來，反而把人變成統治者的奴隸。

　　自私是人性之壹。必要的臨時的公有，比如合作社，出於成本收益考量，符合市場規律。只有在充分民主、科學分配、美好信仰的前提下，才適合相應範圍的公有制。共產的理想本身沒錯，可沒有民主法治的共產，階級專政的共產，打土豪、公私合營、強征強拆，就是搶劫，公有制淪為最極端最邪惡的私有制。

　　計劃經濟，以為政府機關能計算價格，科學安排所有的生產和分配。這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手機生產出來之前，政府如何定價？如何知道需求？如何安排生產數量？經濟是壹個動態的過程，市場活力，人的欲望，遠遠不是理性能計劃的。扼殺市場，帶來無止境的短缺、貧困和饑荒。

　　剩余價值說，把勞動簡單化為體力勞動，抹殺資本、管理、智力成果的價值，把投資的利潤，文明進步必要的積累，稱為剝削。人類自古以來所有勞動都是為產出大於投入，投資辦企業，收獲利潤，是壹貫的正當要求。民主法治市場競爭下，資本更高利潤，意味著科學管理和科技創新，是文明進步之源。

　　勞動價值論，把物品價值簡單化為勞動創造。抹殺市場供求關系的決定作用。物以稀為貴，千古常識。天上掉下壹塊鉆石價值百萬，誰的勞動？價值何來？需要多少必要勞動時間？人類大量資源能源都是上天賜予的。

　　馬克思的政治理論，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異打江山坐江山，強盜邏輯。

　　人性多元，有無知、恐懼、敵意、野蠻，也有博大、慈悲、仁愛、文明。人類文明豐富多彩，有戰爭，有和平，有科學，有信仰，有善有惡，有恨有愛。馬克思以階級鬥爭概括人類文明史，所有文明之進步人性之美好皆淪為妳死我活的野蠻叢林。

　　無產階級專政，權力不受任何約束，完全以暴力為基礎。妳壓迫我，我反過來壓迫妳。相比洛克孟德斯鳩們民主選舉分權制衡的現代政治理論，悖逆人類文明潮流，沒有政治學理論創新，只是強盜邏輯的翻版。

　　誰，是無產階級？工人？農民？假如以貧窮為標誌，當政後還是無產階級嗎？憑什麽這個階級生來聖賢權力可以不受制約？沒有權力制衡，壹群人高高在上，另壹些人必然匍匐為奴，毫無平等可言。

　　列寧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暫時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可毒樹結不出善果，恐怖手段結不出自由的果實。壹個不擇手段殺人無數的暴力集團，占領壹個國家，怎麽可能給國民帶來自由平等？統治集團很快墮落成特權利益集團，騎在人民頭上。本想作為工具的專政，變成其自身的目的，“黨的領導”變成專制的最高目的。

　　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淪為人間地獄。議會民主，健全福利，人人趨於平等，所謂資本主義反而實現了社會主義理想。哪條道路是科學的？

　　公有制，計劃經濟，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科學社會主義”成了最不科學的主義。

　　壹條通往奴役之路。

　　極權主義的根源

　　二十世紀，極權專制回光返照。表現為兩大社會主義，壹個叫科學社會主義，壹個叫國家社會主義。

　　它們都把人分類，不同種族，猶太人，雅利安人，或者不同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煽動彼此仇恨，廝殺。都敵意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多黨競爭的現代文明。都宣稱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強調軍隊絕對忠於黨，忠於領袖。都以野蠻暴力大規模殺人制造恐懼。

　　都有漫長的專制文化土壤。

　　文化土壤，人們的習慣認知和信念。相信政治就是公共服務，人人平等，公平競爭，民主憲政的土壤。相信政治就是槍桿子政權，打江山坐江山，人人互害，不擇手段，極權主義的溫床。

　　德國、俄羅斯、中國，都有悠久的專制歷史。雖有現代文明沖擊，舊觀念仍在，二十世紀專制回潮不是偶然。中華專制歷史悠久，幅員遼闊，權力鬥爭更無底線，文化慣性更強大，文明之路更漫長。

　　都有惡劣的現實環境。

　　壹種思想主義成長壯大，離不開現實社會土壤。壹個健康社會，自由、公正、幸福，極權主義的死亡沙漠。壹個病態社會，動蕩、失序、苦難，極權主義的和風雨露。

　　希特勒啤酒館政變之後壹度消沈。那時德國社會良性發展。1929年大危機，極權主義迅速膨脹。中華民國內憂外患，國內戰亂不止，外有強敵入侵，極權主義借抗戰之機發展壯大，最終橫掃大陸。

　　國家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這對孿生兄弟，彼此深仇大恨。正如極端宗教，越相似的派別越極端對立。兩者壹個被稱為極右，壹個極左。其實，向左向右走到極端，都是壹回事，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根植於人性，人與生俱來的分享自造物主的天性，自愛、自由、永恒、無限。表現為追求自我、生命、財富和權力。而人是被隔離的存在，無知、狹隘，彼此恐懼、敵意、妖魔化，不理解不尊重別人的邊界，追求財富變成貪婪，追求權力變成專制，追求自由變成對他人的奴役。

　　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各種思想主義都是精神世界裏鮮活的物種。它們以人為宿主，以現實為素材，塑造出世界的樣子。每個人心中的世界都不壹樣，都是有限的，偏見的。現世環境決定了哪壹個物種發芽長大，結出果實。沿襲的專制傳統，惡劣的現實環境，是極權主義豐富的營養。

　　人性的無知狹隘，對異己的敵意和妖魔化，造就了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反過來看，種族這種主義，借助壹戰和經濟危機，感染了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歐洲。

　　領袖和狂熱分子，造就極端之惡。無知的人們趨利避害，“這社會就這樣”，帶來平庸之惡。極權主義感染的社會，幾乎無人幸免。

　　從野蠻到文明，漫長曲折的路。民主的根在人性中。專制的根亦在人性中。愛是人性中的神性。無知、恐懼、敵意，是人性中的動物性。抑惡揚善，從動物性到神性，從專制到民主，文明之大勢。

　　後極權

　　納粹的種族主義太原始了，集中營殺人太赤裸裸。且對外急劇擴張。很快被聯合剿滅。

　　共產主義有迷惑人的社會理想，對外擴張有限，所以存續更久。有機會達到專制極致，有機會經歷衰敗到滅亡的完整生命周期。

　　領袖統治時，極權狂熱、恐怖、自信。不需精細技術，即可完成社會控制。領袖死了，越來越多人覺醒，懷疑。為維護越來越脆弱的統治，平庸的後繼者們發展出壹套精細的控制技術，進入後極權。

　　後極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了。

　　大鍋飯帶來大饑荒，計劃經濟長期貧困落後，“無產階級”依然是社會底層，到底什麽是社會主義？越來越困惑了。

　　試圖以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重樹合法性。可權力扭曲的市場經濟漸漸陷於困境，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來的主義不兼容。孔子像搬到天安門廣場，不到壹百天又悄悄搬走了。

　　它宣稱四個自信（起初是三個）。理論自信，說不清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無產階級，什麽是中國特色。制度自信，沒有民主也沒有公平，權貴當道，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自信，前三十年向左再向左，後三十年向右再向右，摸著石頭過河，不知路在何方。文化自信，毀孔廟，謗禮仁，認西方馬列為自家祖宗。

　　後極權，領導者壹代不如壹代。

　　皇權體制，皇帝的子孫可能愚鈍，也可能是康熙。皇帝會選壹個能幹的兒子，不擔心自家的江山。共產體制宣稱共和，原理上不能傳位兒子。於是在位者都很糾結後繼者的忠誠。人性的控制欲決定了提拔馴服的後繼者，而馴服者總缺少個性和能力，所以壹代不如壹代。

　　強人指定繼承人的時代之後，決定皇位繼承人的，是老人寡頭政治。幾乎是壹票否決。有個性者容易犯錯誤，被排除在外。上位者往往平庸無奇。蘇聯後期的繼承人弱到身體無法支撐，才出現戈爾巴喬夫，壹個另類。

　　後極權，社會治理潰敗。

　　有極其龐大的官僚群體，全球最密集的攝像頭，最發達的監控系統，可假疫苗毒奶粉地溝油連年不絕。

　　正常國家權力來自民選，對人民負責。專制國家權力來自槍桿子，高官有特供。他們在乎的，不是人民冷暖，而是上級好惡。

　　正常國家有問責機制。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媒體，競爭的多黨，成熟的公民社會，政府失職必被問責，直至最高權力。專制國家權力黑箱運作，有替罪羊，只要懂規矩跟對人就不擔心被問責，即使輿論壓力下辭職，換個地方繼續當官。

　　正常國家政府部門忠於法律各盡其責。後極權維穩至上，民生福利等壹切部門壹切事，相對都不重要了。衛計委的工作，攔訪民遠比疫苗安全重要。

　　本應用於社會保障的國家財富，被源源不斷投入維穩無底洞，社會更加不公，更不穩定。維穩體制不斷汲取國家養分，直到帝國能量耗竭。我們依然沒有走出歷史的循環。

　　不公不義，貪腐橫行，官民對立，世界潮流，是變革的動力。核心弱，體制裂痕，變革成為可能。經濟蕭條，極端事件，作為變革的催化劑。極權的前途只有壹個——崩潰，世界各國無壹例外。

　　它仍然試圖控制壹切。這是本性，不容忍任何獨立的個體和組織。只要是獨立的東西，存在本身就是反對它。壹個人不順從謊言，活在真實之中就是反對它。

　　它試圖控制經濟，私企、外企設黨支部。雇傭大量警察、特勤、紅袖章，把社會網格化。試圖封鎖信息，築起高墻，閹割互聯網，智能刪貼，跨省抓捕。試圖扼殺公民社會，出臺惡法，打壓信仰。

　　然而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國門，再難關上了。私有財產觀念已經紮根，市場經濟已發展多年，技術進步帶來自由信息到處傳播，越來越多人覺醒了，公民社會有了壹些空間。

　　專制的根基，恐懼，在減少。鎮反、反右、文革，奠基了專制。1989強化了恐懼，壹代人從此遠離政治。而今天，遭遇打壓也只是躲壹躲，不會放棄理想。

　　2018年寒流陣陣。民企要退場了，高考要政審了，政法要學楓橋了，領袖要定於壹尊了。但都不成氣候。四十年來大方向是極權退潮，時不時有回頭浪，只是強弩之末。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 後極權大廈建在沙灘上。依然富麗堂皇，可不再是鋼筋水泥，而是粉末。某個時刻，突然灰飛煙滅。

　　改良無望

　　沒人能阻擋歷史進步的潮流，中國必將實現民主憲政。問題在於，轉型的道路，國民的代價。負責任的中國公民，認真思考中國的道路，是時候了。

　　“中國夢”是否有未來？

　　壹些還有夢想的中國人，寄望“開明專制”，維穩、反腐、扶貧、壹帶壹路等，發展經濟，強大軍力，實現民族復興。

　　能否避開民主憲政走出中國模式？什麽是中國模式？壹黨專制加市場經濟。價值觀、利益如此多元化的今天，壹個黨壹種意識形態如何統治13億國民？大小政策依賴壹人怎能科學？永遠壟斷權力為目標，黨怎能不墮落為特權腐敗集團？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確實發展了經濟，可也缺失了現代文明諸多要素，自由、公正、幸福等。變革的經濟基礎註定與僵化的上層建築相沖突。順應歷史潮流走向民主憲政，還是逆歷史潮流強化維穩？2013年之後他們選擇了後者。市場被權力扭曲，私營經濟被邊緣化，社會失去活力。黨政分開變成黨領導壹切，集體領導變個人獨裁，連廢除終身制也走回頭路。

　　中國模式正走入死胡同。

　　為什麽極權體制有“七十年大限”之說？不斷膨脹的維穩體制壓迫經濟社會進入螺旋式收縮，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社會矛盾不斷累積，越不穩定，維穩體制越膨脹。正如歷代王朝末年，政權膨脹到國民無法承受。壹個王朝持續兩三百年，那是幾乎靜態的農耕社會。今天地球村信息爆炸時代，壹個政黨壟斷權力七十年已經很漫長了。

　　改良有希望嗎？

　　我們曾期望改良很多年。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壹樣。國民黨自始目標民主憲政世界潮流，自軍政訓政至憲政，戡亂只是臨時限權，方向不變。共產黨自始否定“資產階級民主”，方向是無產階級專政，認為自己現在就是最先進的。來自西方的計劃經濟階級專政幽靈，與東方專制叢林法則相結合，共產黨的文化基因，與憲政民主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共產黨的歷史包袱太沈重。民主政治，壹切都會在陽光下。鎮壓反革命運動按比例殺人，反右運動大批敢言知識分子遭難，大躍進帶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瘋狂毀滅民族文化傳統……那些恐怖、荒誕、恥辱的記憶壹旦公之於眾，它不可能繼續存在。

　　極權體制由文革巔峰退潮，退化為沒有領袖、沒有信仰、沒有理想、不負責任的平庸官僚集團，壟斷權力在不規範的市場經濟中攫取超額利益，以龐大維穩系統維護之。體制有強大的慣性和自我修復能力，任何另類都會被排斥出局。局部突破是不可能的，村民自治，司法獨立，人大代表競選，都只是曇花壹現。

　　今日中共不是革命黨，革命建立新秩序。不是現代意義的執政黨，執政在憲法秩序中。它可稱之為專政黨，其目標是永遠執政，絕不容許他人分享權力。改革、發展等等，壹切都為此目標。他們沒有動力也沒有勇氣順應歷史潮流自我革命，也沒有能力逆流歷史重回極權巔峰。他們等待脆斷時刻。

　　中國民主之路會有威權過度階段嗎？

　　很多人曾寄望自上而下的革命，壹個威權主義強人，開放黨禁報禁，拋開共產黨，自己當選總統，完成憲政轉型。那個人將是民族英雄，彪炳史冊。

　　威權體制的核心詞是“威”，特征是智慧能力威望強大的個人魅力型領導者。因其強大的威權，骨子裏的自信，所以容忍壹定的司法獨立、私人媒體、社會團體乃至獨立政黨。社會有壹定自由空間，尤其中產階級有壹定成長空間。

　　臺灣有蔣經國。智利有皮諾切特。韓國有樸正熙。埃及有穆巴拉克。威權體制本身為通往民主憲政預留了空間。更智慧的領導者如蔣經國，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民主憲政和平轉型。

　　共產體制權力邏輯決定了，核心壹代不如壹代。鄧是中共第壹代領導集團中的佼佼者，八十年代是典型的威權時代，有機會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然而缺乏歷史遠見，錯失機遇。鄧之後中國再無威權。

　　當下中國是後極權。我們不低估體制的強大與韌性，它籠絡了大部分精英，有巨額的財政資源，結束前壹分鐘仍可能殺人。也不低估它在歷史潮流和道德良心面前的脆弱，沒有信仰的利益糾合體，如當年蘇共，壹夜間灰飛煙滅。

　　它裂痕重重。改革開放與重回極權在較量，個人獨裁與寡頭共治在較量，各家族利益集團在較量。他們有共識，穩定壓倒壹切。可面臨重大公共事件不能立即平息，分裂是必然。體制分裂與社會運動相輔相成。

　　有部分國民堅定支持，如委內瑞拉，威權結束的過程反復曲折。共產專制意識形態耗竭，缺乏領袖，結束時幾乎無人為之惋惜，更“無壹男兒”堅定捍衛。

　　現體制不是過渡階段，不會從極權到威權再到民主。歷史上也沒有共產國家經歷威權過渡。共產專制結束都是脆斷模式，壹夜之間煙消雲散。

　　脆斷也有激烈溫和之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多年獨裁，拒絕進步，革命爆發，他下令鎮壓，軍隊倒戈，結局悲慘。以波蘭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共產黨在巨大壓力下順應歷史潮流，放棄專制權力，和平完成轉型。

中國社會的政治迫害的基本性質

作者 周劼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在我因1989年“六四大屠殺”被關押過的“劣跡”、而被中共當局用國家強權生硬地烙上永久的“危險分子”標簽30年後的今天，坐在柏林的家中第壹次用作家的名分來強制回顧這段難耐的過往，其內心的掙紮與糾結，確乎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在這裏我之所以強調“作家”的身份，並不單純是因為這次機會是對我的身心在監獄的那兩年零八個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堅固正常的的六顆牙齒、雙手關節也因長期戴手銬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現在若犯病痛的連筆都拿不住的現狀的安慰和補償，而是由於從那個時刻開始，我的個體生命就被定義為人見人怕的“恐懼的帶菌體”！盡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齡還不到20歲時寫的文章就獲過獎、同時在那個出本書極不容易的時期，還因為出版過書而被當時權威的《中國青年報》專題稱道。就是在出獄後，壹直也沒有停止過寫作且作品也曾入圍國際上重要文學獎的提名。

　　但從出獄後我自己的名字很長壹段時間裏壹直不能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出現，第壹次出現還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開為“京力”兩字方在媒體上面世的。而據我所知，1980年代中國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壹部她自己翻譯的相關“二戰”的書時，不得不用了壹個叫“尚蔚”的假名字。但中國的傳統士大夫們壹直奉行的則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現在的中國，更為嚴重的則是：為數不少的中國作家至今名字還被當局像防瘟疫壹樣完全屏閉著，而更要命的是壹些因發表不同意見的獨立筆會的作家還被判重刑關在監獄裏。身為壹位作家，是通過其作品和讀者的交流才換得身份認證和名分確定的，讀者的反響又是其繼續創作的動力和被認可的享受。壹旦妳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從此和讀者再也毫無應對的可能，這種屈辱和絕望不能不說是壹種殘酷的精神蹂躪和懲罰。

　　在意識形態壟斷的專制國家裏，作為壹個作家，妳只要對這個腐爛透頂的制度表示哪怕是應付式的順從，這個有著“養貓養狗養作家”傳統的腐敗機制，就會給妳壹個常人難以想見的物質享樂和精神饕餮——在前蘇聯時期，那些禦用作家既有超過100萬盧布（那時盧布非常堅挺）的身價，又有花園別墅，時不時還有美貌演員相伴的豪華宴會；就是在全民奔小康的現在中國，據我所知壹個黨所承認可的黨員女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現任主席鐵凝，她的壹篇幾萬字的小說，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壹本所謂的書，其稿費就是六萬多人民幣，然後再賣電視版權多少萬，而且平時什麽事也不幹，還有壹份收入不菲的專業作家工資、勞保和壹套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分配壹套大房子，有專職司機、秘書，享受部長級別的所有有無待遇。那麽他們這些所謂的作家對這個制度，除了感恩戴德還能說什麽？！

　　更何況中國大陸的中宣部、文化部對這些“自己人”的作品，也是局壹國之力大力向國外推薦也是不遺余力的——中共公開登報承認僅運作兒童作家曹文軒獲得國際著名的安徒生獎就花了400.2萬人民幣（見2016年04月07日《北京日報的題為“曹文軒，不是壹個人在戰鬥”），無怪乎像余華、莫言等名流們壹邊在大陸寫著小罵大幫忙的所謂“反腐”之類頌歌式的文章或電視劇本，壹邊被提名去競逐諾貝爾文學獎，而其頭銜前面的壹個重要的前綴詞“黨員”或“委員”什麽的往往都被西方社會忽視了，使得他們把大陸政協或人大什麽的官宴和西方的各種文化西式大餐都能通吃；更可氣的是那個余華，在意大利面對媒體還奢談：中國的出版很自由，我的作品出版時就沒受到什麽審查（大意）！這就是西方主流社會追捧的名流，這也太令啼人笑皆非了。

　　我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對自己這次能否正常回國仍心存忐忑——因為眾所周知，像我壹樣的獨立作家同仁，當局不但不許可他們出國參與文學活動，就是正常的出國旅遊也不被許可。而我個人在1999年底從俄羅斯回國時，在新疆海關也被扣押了10多天，其原由只有壹個——就是奉勸我不要再回中國。

　　恐懼和謊言是壹切極權專制國家維持其統治的合法性和連續性的最重要的手段，那些獨裁者們，利用手中掌控的幾乎是整個社會的資源優勢，不計成本地強行侵占、蹂躪並威脅幾乎整個社會和公民的私人空間。而那些掌權者們，恰好就是利用公眾的普遍恐懼心理保障著他們既得的腐敗利益和維護著其源源不斷的腐敗利益源頭。而謊言則是其不斷篡改歷史和現實的最佳工具。也正是這種彌漫在中國上空的恐怖和謊言，嚴重地污染和毒化著整個中國社會與各個不同的階層。故而，我將這種形態定義為“國家恐怖”。

　　也正是因為在“六四大屠殺”後的整整30年中，這種“國家恐怖”愈演愈烈，使得中國人的整體墮落達到了顛峰，而這種國家恐怖就像壹個帶菌者壹樣，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會無限蔓延，吞噬人們的生活細節、吞噬言論自由、吞噬人們的未來和精神成長、最終吞噬壹切！

　　而這決非危言聳聽，下面請允許我用自己在獄內獄外30年感同身受且無孔不入的恐懼騷擾的個案，來作為壹個解析現實中國政治生態的鮮活標本。盡管此前我壹直不願公開承認這種國家恐怖不斷肢解著我的正常生活：夢魘般持續不斷的威脅、毫無隱私可言的個人私密生活、靈魂和肉體同時被恐怖追逐的棲無定所的狼狽與焦慮……在中國宣判壹個罪犯時，第壹句往往是“捕前系……而我被捕以前則是壹個充滿無望之欲、卻在壹所大學的作家班裏混著日子。胡耀邦去世引起風潮，平庸而慵懶的日子驟然間變得激越而飽滿了：站在不被官方承認的“民主論壇”上演講並在掌聲中飄飄然，當中共當局“4.26”在其《人民日報》上發布充滿暴力恐嚇的社論後，我當時所在的大學保衛幹部的便衣人員們，晝伏夜出地撕毀校園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時，我公開貼出了自己寫的壹張頗具黑色幽默的打狗隊告示。而也正是這段文字，成了當局的那些打手們最恨我、且在後來狠狠地整我的禍根。當然“西安4.22事件赴京請願團”的幕後黑手、指使做了個真棺材擡上大街遊行、書寫並廣泛散發壹份”惡毒“的《告工人同胞書》和起草空校宣言煽動西安讓十多萬大學生提前離校”等，都是我“罪行”的分類，而我的刑事判決書的第壹條則是“在動亂中出版非法刊物《民主與自由》並任主編，油印1000份，起草多份”告同學書“煽動學生罷課到底，反動氣焰囂張。”，這都是因言獲罪的標本。

　　在此期間最讓我感動則是，在“六四大屠殺”開槍後我決定逃亡時，發現自己已是身無分文，壹位外語系的學生對我說：“周老師，這些錢是我募捐時偷偷藏下來的，我錯了，妳帶著趕快逃吧”。

　　而能讓我壹直對這個國家滿懷信心的則是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季節裏。在我的逃亡路上，偶遇的壹對幾乎壹字不識的農民夫婦的壹句令我終生不忘的“看妳就像學生，先躲在我家，若公安來了，我就從前門放狗咬，妳從後門往山上跑！”。在漫無目的的逃亡路上，我怎麽也放心不下西安交通大學那個心愛的女孩兒，最後決定：回去看上她壹眼，哪怕天塌地陷。

　　但我還是在她所在的大學門口被壹群蹲守了快三個月的便衣警察們亂拳打倒了，當我再次擡頭看到的卻是滿眼不同制式、黑洞洞的槍口時，我才知道這不是在拍電影。

　　“狗日的這點倒像甫誌高（中共紅色宣傳小說《紅巖》中的反面人物，未回家看妻子而被抓）多情的不得了，竟敢動手打警察，“六四”這夥反革命中還沒有過！把拇指拷給這小子砸上。”人與人渣僅壹字之差。看見被打得滿臉是血的我，我當時的女友無助地高喊：“抓學生了，打學生了”，警察們的拇指銬銬的我大熱天冷汗如註，這些幾乎都是同齡的警察都是無動於衷。

　　“又沒犯啥罪，給！把這瓶啤酒喝了”，壹個在旁邊開商店的個體戶倒是壹點不怕，壹邊將已啟開瓶蓋的啤酒瓶遞到我的嘴上，壹邊冷冷的盯著二十多個兇神般的警察。

　　我所關押的“西安市公安局五處看守所”是中國所有監獄中都有名的“監獄博士後流動站”：我剛壹進號子，就看見壹排光禿禿的頭頂，全都帶著手銬和腳鐐的犯人，事後我才知道他們全都是等待處決的殺人犯，在此我陪伴過的死刑犯就有近30人之多而。這其中壹個外號“鴿子”的嫌疑犯則是個“異性癖”的假女人，他因首次犯案後被放進了女監舍而在西安的黑道中聲名大振。也就是在這裏，我生平第壹次看到了同性混亂雜處的醜陋。

　　“聽說寫稿子發表後能減刑，妳教我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我讓妳同性肛交，受活得很”，晚上熄燈後“鴿子”直往我的被窩裏鉆。

　　“我要讓妳們變成三改對象——老婆改嫁，兒子改姓，妳狗日的改造”，綽號“王老虎”的看守所所長經常在監舍的廣播上如此吼著。

　　西安壹所軍事大學因“六四大屠殺”被關押的男大學生，在放風時抓起壹把自己剛拉下來的糞便就往自己嘴裏塞。因為他想通過裝瘋來見壹面同被關在這所監獄裏的“同案”女友。自己的大便白白吃了，還要挨上壹頓電警棒，女友自然不會讓他壹見。最後倒是他不斷寫在“鬼票”（監獄裏特制的飯票，因用的人大都是死刑犯而得名）上的情書，奇跡般地起到了與女友聯絡的作用。

　　“趙毅，等不到三個月後槍斃妳了，現在咱倆就來個了斷，今天我打死妳，再槍斃我；妳要先打死我，就得提前槍斃妳”。言罷，我手中的木板讓他頭上血花飛濺，這個總用他即將被槍斃來欺負被關押大學生的惡棍，被我打得頭破血流。我因此被戴上了“背銬”：把兩個手背在身後，再把兩個手腕死死的疊在壹起，然後用生鐵鑄造的土銬子銬死。從此，我的吃喝拉撒，都得靠同號子關押的學生幫忙，晚上只能趴著睡覺。等到六天之後，卸下銬子我的雙手都從背後收不回來，老犯人幫我活血用偷偷藏下的縫衣針刺我的雙臂，我的雙臂毫無知覺，他幫我用滾燙的毛巾反復敷了三天才漸漸的恢復了知覺。事後他幽幽地告訴我：生鐵鑄的土銬子吸血哩，再多銬壹天，妳的雙臂就廢了。

　　下面是壹些持續壹年裏和我在壹個鍋裏攪勺把的“活死人”們：

　　張啟祥：省軍區司令員家裏就是我搶的，在他家裏我壹槍要了兩條命，他兒媳婦的命真硬，我捅了二十多刀還沒死，妳們知道不知道？活人心肝炒著吃嫩得很。

　　蘆西言：我在公安局已當上副處長了，都是讓大煙害的，竟用配槍換大煙“冒了泡”（黑話：吸毒），誰知那支槍竟到了魏振海那個殺人魔王的手裏，壹下子就染上了五條人命。

　　韓新建：打不了我的頭（槍斃），輪奸時我不是第壹個和最後壹個，聽說在輪奸案中的這兩個人都要槍斃，至於其他……吳西貴：我這個死刑判得冤，偷了二十多輛摩托車，可自己長這麽大連幾塊錢壹碗的羊肉泡饃都沒吃過，誰讓我媽我爸生下壹窩窩的弟妹，他們自己又沒本事養活呢。

　　下面則是壹個在常態社會裏生活的人們怎麽也想象不到壹些監獄內的“私刑”——“種牛豆”：夏天將號子裏的“砍頭子”（較老實的犯人）身上或胳膊刺破，再將跳蚤、臭蟲和虱子放進去，幾天後，“砍頭子”胳膊上就真正變成“艷若桃梨”了：壹個西紅柿般大的透明的包，裏面成十上百的小生物在蠕動，其滋味真的是刮骨鉆髓。

　　大毬比賽：不足18平米的監舍，塞著40多名人犯，除“頭塊板”（牢頭獄霸）外全部犯人都脫得壹絲不掛，然後每人都開始自己手淫，將生殖器弄大，“頭塊板”手拿毛筆，給生殖器最大的犯人肚子上打個勾，生殖器小的則劃上叉。

　　皮管王：用抽水的硬塑料管打人犯屁股，此刑據說是由收審所王管教“發明”。我就親眼目睹了同監舍的壹個人犯因偷偷抽煙被發現後，王管掄圓皮管打了三十多管子，犯人的屁股腫得像兩枚透明的柿子。事後在他們號子裏不小心撞破了，血水四散，獄醫用了兩大磁缸子衛生棉球全都放進屁股後的血洞裏仍填不滿，後來此人因感染死亡。家屬到監獄看屍體前，收審所所長在監舍的廣播裏公然講道：某某是病死的，待會兒家屬來了，該怎麽看到的就怎麽說，誰要是不老實睜眼說瞎話，他就是娃樣子。

　　就是在這樣的壹種環境裏，我在壹百多個因“六四”事件關押的教師和學生中第壹個當上了“頭塊板”，在我“掌權”期間，曾經歷了“失敗的獄中民主與物極必反的獄中暴政”——其實我也有令人吃驚惡的壹面：打，往殘裏打，鬥，往死裏鬥，克扣，讓妳們餓得學虱子叫……至此，我才明白——野獸關的時間長了，獸性就少了，變得溫順了。而人若關的久了，人性就少了，獸性就反而變多了。

　　1990年9月26日，作為陜西省因“六四”事件關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後壹位，我被押送到陜西西部以盛產西鳳酒而聞名的鳳翔縣棗子河陜西省勞教所投入勞動教養。此前，該勞教所專門成立的“六四”事件勞教中隊已關押了壹百多人。其中有教師、工程師、大學生、個體戶、工人、無業的所謂打砸搶分子、“六四”期間以學生名義非法募捐的青年農民，甚至於真正意義上的乞丐。

　　1990年11月初，我偶爾在監獄裏看“新聞聯播”上講要放方勵之先生去美國。接著連續幾天裏，從獄中僅能見到的壹份官方報紙上，我看到的幾乎全都是中共當局為爭取延長美國的“最惠國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復著：“我們中國的監獄中已經沒有因‘六四’事件關押的大學生了”雲雲。其不知，僅在我們這個監獄裏，當時還關押著幾十個學生和教師！

　　由於信息隔絕，我當時判斷國際社會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因而就有了壹種強烈地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產生了壹種非理性的極端心理反彈：中國的知識分子太軟弱了，歷次政治運動中逆來順受，我要開壹個先例——越獄成功後再偷越國境，做出個樣子來給他們看看。

　　人壹旦陷入某種情緒之中，特別是在壹個封閉的環境之下，往往會在偏激的同時更加固執。於是我便開始尋找想越獄的同案犯。很快深得勞教所副所長劉某喜愛、幷且擔任中隊小組長的賀國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獄的理由：他自己是單位開車的工人，找了個女大學生做女朋友，雖然對方常來看他，但也怕天長日久女友變卦，想找人壹塊越獄，然後帶著女朋友壹起逃往國外。開始我並不置可否，後來見其言辭懇切，加之他擔任小組長，有利於同外役號接觸上，能方便搞來越獄用的鋼鋸條等，故答應與他合夥越獄。此間，艾東也同我接觸上了，他的越獄理由簡單易信：1990年他才被公安局從海南抓回來，壹下子判了三年，往後的刑期太長，將來所有政治犯都刑滿釋放了，留下他自己壹個人太難熬了。

　　在壹次破綻百出的越獄計劃失敗後，我們立即又實施下壹次越獄計劃：用賀安國通過外役號藏在香腸裏的半截鋼鋸條，我趁人不註意的時候將監獄庫房的鋼窗上的鋼棍鋸斷兩根，然後又用稀泥在斷處糊上遮人耳目，接著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單拿到庫房，趁晚上和艾東壹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擰成壹條8米多長的粗繩藏好，準備過幾天等到風高月黑之夜三人從鋸開的窗戶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監獄大墻，然後由先上墻的人放下事先準備好的繩子，其它兩人再順著繩子爬上墻越獄。當時定好某天晚上12點整越獄。

　　可不到當晚8點，我們監舍裏沖進壹大群氣勢洶洶的獄警，不用費勁就從庫房裏搜出了那條繩子，搬開了窗上鋸斷了的鋼棍，我立即被押到嚴管隊禁閉室關押。中隊裏壹片混亂，由其“六四”相關人犯在監獄裏秘密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西北分部”的核心成員臨時應急開會作出兩條決定：壹是馬上銷毀所有相關文字性的證據，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頭上推。原因是我先關禁閉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組織，犧牲局外人士！

　　前壹條尚系果斷（哪怕原因荒誕），而後壹條既愚蠢，（因他們所有活動都背著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與道德！繼我被關禁閉之後，劉從書（六四西安工人自治聯合會主席）、艾東等相關的20人被分別隔離在壹棟空樓裏，壹時風聲鶴唳，那位“文革”中“三種人”出身的劉副所長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陜西省以及中央有關當局報功；據說司法部非常重視，從北京派來辦案的項目大員曾說，此乃建國以來首次政治犯獄中組黨，是壹條大魚。

　　當我單獨被關進禁閉室後，方有機會冷靜地從頭至尾細想整個過程，壹旦冷靜下來立即明白這是壹個圈套，是劉副所長為立功在發現劉從書他們經常偷偷聚會時為放長線釣大魚而布下的壹個陷阱。而我們三人的越獄行動，只不過是在他們認為必要逼從劉從書認罪時，給其造成心理落差的壹個誘餌！等想明白這個道理後，在初冬陰冷的禁閉室裏，我仍是冷汗淋漓！

　　平素我們忙碌、豪情萬丈，也常常野心勃勃。可又有幾個人能在忙碌中抽出些許時間想壹想：今晩臨上床時脫下的鞋子，明天壹早能否還穿得上雙腳？這裏就用我在這次監獄裏不足三平方米的禁閉室裏的個例來左證：那是壹個對“與世隔絶”壹詞有著切膚痛感的“超現實”的空間——沒有聲音，沒有時間，甚至沒有光亮，自然也就沒了白天和黑夜。若不大聲對著逼仄的墻壁胡亂地說話，人就會失語、甚或發瘋，至今我獨自壹人走在路上，常常還會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往往引得路人側目。

　　在禁閉室的無望和孤寂之中，偶爾透過狹窄的門縫擠進來的些許亮光，照射著濡濕的地面上壹群螞蟻在聲勢喧天地搬動幾粒我無意間散落的大米的熱鬧場面，便成了我自娛自樂的大戲，這些過往在我眼裏可能微不足道的小生靈，卻在帶給我片刻消解的同時帶來了另壹種視角和感嘅：這壹件在我們人類看來微不足道的事兒，但在螞蟻們的眼中，其浩大、宏偉與我們人類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任何重大工程的浩大與艱辛都是壹般無二的，而更要命的是我們人只要不經意間撒的壹泡尿就能令其災難滅頂；再深想想若是壹群螞蟻在籃球上爬行，其自豪感和難易程度與我們的登天工程也應該無異，可人只要輕輕地用腳壹踢，螞蟻們頓時便會有“坐地日行八萬裏”的感覺。人只要換壹個視角就會明白自己的境遇，同時敬畏、謙卑和感恩之情便能生根。近而就會明了人是需要相互依偎與溫暖並去珍視這諸多情愫！

　　此處只能引用我在監獄裏的加刑材料第五條：“周在禁閉室裏態度十分頑劣，拒不交待罪錯，在禁閉室裏放聲高唱，大喊大叫，幹擾審查（當時我若不這樣做的話，在這個與世隔絕的鬼地方非發瘋不可！只有在這個特殊的時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經典的描述。）更為惡毒的是，周在禁閉室唆使同案劉從書等建立攻守同盟，讓這三人壹口咬定是勞教所領導為了立功教唆慫恿他們犯罪，其用心極為險惡”。

　　而給我加刑5個月的另壹個“罪證”則是：周入獄後從不認罪伏法，經常利用作家的身份在不同場合散布為“六四”辯解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還偷偷收集了壹份本監獄在押的“兩亂”人員名單，讓提前釋放的學生佟某私下帶出監獄轉交海外的報紙，妄圖借反華勢力給中國政府施壓。

　　結局與後果：中隊其它沒有參加組黨而知識層次較低的“六四”同案人員大罵“什麽知識分子，幹脆改為吃屎分子，啥還沒有幹呢就為了個破總書記爭得頭破血流。可剛壹關起來，壹個個比誰都推得幹凈，簡直跟賊壹樣，偷的時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時只怕判得多！”。

　　“總書記”劉從書加刑六個月，副總書記付喻加刑2個月，同時參與越獄和組黨的艾東加刑3個月，而我這個“黨外人士”，關禁閉室的時間最長且禁閉期間只提審過壹次的人卻被加了5個月刑！賀國安在此後被艾東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醫了。事後，我心境極糟，在監獄裏就用刀片將自己的頭發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變成了壹個光禿禿的怪物。

　　真可謂監獄小社會，社會大監獄。

　　我出了監獄後，經常會聽到：妳這幾天不能出家門壹步，因為克林頓來了。忍無可忍，我壹時性起，也就以硬碰硬了：“既然克林頓影響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將以命相搏，妳們再要跟蹤我，我就要用汽油燒克林頓或者當著他的面自焚”。正當我自以為挾制住對方時，壹位因經濟問題被公安局開除公職的鄰居道破“天機”：其實妳真傻，這幾天咱們大院門口停的車、無端多出來的那些修鞋的、賣菜的，和那些穿便衣晃來晃去的全是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的便衣。

　　而每每到了所謂的敏感時期，由多名警察“保鏢”著離家出遊則是家常便飯，期間的焦慮和憂憤常人難以想見。而面對“只要妳今晚和我們在壹起，妳就是想嫖，我們都給妳守著門”這些公安局專職監視我的人的此番話，妳是恐懼還是無所謂？

　　最讓我驚訝的是在湖南張家界市的那壹次：為了安靜，我出行前沒告訴過任何人，可就在我到了當地的第三天早上，就在大街上我“巧遇”了西安市壹直管著我的兩個警察！須知這是壹個加上旅遊的人口超過300多萬人的城市。他們告訴我：其實很簡單，讓壹批批的當地公安拿上妳的照片開車上街轉遊，只要妳壹露面就會碰上。我們有的是人和車！

　　當1990年代中期，我把壹份《歷史故事報》辦的發行量大增的時候，公安局專職監視我的那個人又講：“妳辦的報紙，就是整版上都印上共產黨萬歲，我們頭也覺得妳是在諷刺黨，要麽妳自動退出，要麽我們就把這份報關閉了，妳自己看著辦吧。”。

　　中國的成語講：窺壹斑見全豹。那就讓我來做供大家了解中國的那頭“豹子”吧：2008年北京奧運會剛開的頭壹天，英國BBC駐北京的記者給我家裏打電話約訪問，我放下電話還不到壹分鐘，警察“朋友”就到了我的樓下，登門就說：我們是順道來看妳的！

　　我隨機問道：我們這壹片像我這樣的人就壹個，妳們不會太忙吧？

　　答曰：不是就管妳壹個人，西邊小區還有兩個精神病，他倆是“武瘋子”，也歸我們管。

　　我自己心裏明白這些不期而至的“朋友”，既能笑臉搪塞，也能隨時掏出手銬把我拷走，他們只是個工具，要命的是他們背後的那只看不見的手，這正可怕的就是這種不確定性！

　　而在整個奧運和殘奧舉辦的快兩個月期間，我家門口三、四個胳膊上套著紅袖標的老頭、老太太每天都是十幾個小時的守候。盡管我每次出門買菜或著幹其他事他們都用異樣的目光盯著我，可我仍從心理憐憫他們——那麽大的年紀，不管天熱或者下雨就守在哪裏，真不知道他們的上級是如何給他們編排我才是他們有了如此高的積極性。而幾年前我租住在北京另外壹個小區時，警察為了讓小區的保安更認真的監視我，竟然哄騙那些小保安說我家裏藏有槍支，會威脅國家安全！過去三年裏在此等環境下我壹年內竟搬了五、六次家。

　　所以當奧運期間，有壹位瑞典記者問我奧運與中國人權現狀時，我就問他：妳看看北京滿街道上胳膊上帶著沒有任何法律效應的紅袖標的青年或老年“自願者”們，隨意搜查行人包裹的現狀和文革的紅衛兵有什麽區別？可這種公然踐踏現行法律的行為，卻就是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北京街頭，發生在所有奧運參與者的面前！

　　或許當局會辯解：這是從保障奧運安全的良好願望出發，但我們必須要切記——把人類帶到地獄的原因永遠是對人間天堂的許諾和憧憬！這種全民警察國家的現狀，只能說明中國法治的脆弱和可悲。

　　難怪奧運期間北京的手機短信上流行這樣壹則笑話：奧委會主席羅格對胡錦濤說，鑒於中國的熱情與周到，下屆奧運會仍在北京舉辦。消息傳出，全國官員昏厥，北京警察狂呼：老羅，我操妳大爺，妳還讓不讓人活？！

　　本應是壹個常態的生活，而我自己卻總處在沒有明天的恐懼和動蕩之中。這無處不在的顫栗和不安，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漫長的30年中，給自己的親人、朋友都堆積起來了由於自己無法掌控而帶來的情感債務——使得他們因為與我的接觸、甚或認識而受到盤問、傳訊、甚或威脅。而這些罪孽從何而來？與罪孽相關聯的恐懼生活又是從何處來的？我們將如何面對？

　　我之所以寫出這些經歷，並非其他，只是偶然發現了壹個駭人的規律：我這麽多年所經歷的磨難，幾乎每次都與“文字”相關聯！至此，我方明白——壹個國家只要把文字和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當成恐怖對象，其國家基礎必定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胚胎。此點從希特勒的德國到斯大林的蘇聯，從毛澤東的紅色恐怖再到薩達姆，乃至今日的古巴、北韓和我的專制的祖國，都概莫能外。

　　我以為，在壹個由國家機器控制著幾乎是整個社會生活全部的極權國家裏，軟化其僵硬的社會組織細胞、恢復並修復被恐懼與謊言這兩具專制的磨盤碾壓蹂躪的人的基本屬性，遠比以暴抗暴重要的多——還是以“六四大屠殺”為例，我多年來在不同場合壹直有壹個觀點就是：對在“六四事件”中共產黨的悍然開槍，我事先和事後都有壹種預料、甚至這並不是我在這壹過程中最仇恨的。因為稍稍有點歷史常識的人就會明白：開槍和噬血才是其常態——戰爭時期為壹個山頭不惜多死幾千人，為了所謂的“衛星上天”，不怕餓死幾千萬人，那麽與“六四事件”的開槍相比，只是其血腥史中的小巫而已。

　　最讓我不能原諒的則是，通過這壹過程，讓我如此清晰透徹的明白了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把人只所以是人的基本屬性破壞殆盡！使人喪失了最起碼的組織能力和交流能力——試回想壹下，在1989年4月15日到6月底的那“驚心動魄”的兩個多月中，中國人表現出的那種高度地道德自覺——在沒有警察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的公共部門有意“癱瘓”的情況下，在壹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度裏，竟然沒有發生壹起人為的惡性治安案件！我自己就親眼看到了壹張當時貼在西安市中心的鐘樓上的壹張“小偷罷偷，聲援學生運動”的“罷偷宣言”。這足以看出中國民眾為了自由民主的實現不惜壹切的付出與決絕。因為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民主基礎幾百年的美國落杉機，僅1980年代的壹次球迷騷亂，就死了上百人。

　　而中國的悲哀恰恰在“六四事件”之後，那麽壹場高度道德自律、幾乎是全民爭取民主的運動，在開槍後的壹瞬間，立即演化為壹場人人過關的審查運動！這種結果正是共產黨壹直想要把人馴服成為“工具和螺絲釘”的成功所在！所以說：極權制度是文明社會的毒瘤和天敵，其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國際社會的正常秩序都有著及其大的威脅和影響。而改變這種現狀的方法，就是盡可能的建立公民自治組織與行業協會，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與能力，進而和國際社會形成良性互動，這就是壹場理性與恐懼的賽跑，只有前者在這壹過程中占了上風，我們就不會再恐懼了！

　　我深信：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所謂的公共空間，就是大家人人都有份的時空，而在這壹空間中，良性與惡性的力量對比只能是此消彼長的竟爭態勢。而對壹個作家而言，我堅信壹切自由都源自表達自由。而真誠且自由的寫作是對極權專制下浮媚禁錮生存境遇的解構與重構，為了自由寫作與自由表達我們都應該屢敗屢戰！

　　而關於“六四事件”，我認為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寬恕必須是建立在自覺的懺悔和罪責明晰的前提之下，在這點上德國統壹後處理柏林墻慘案的成熟經驗可資汲取。我們絕不能再用結束“文革”時那種粗暴的壹勺燴式的“粉碎幾人幫”來了結“六四事件”，因為當年的當事者們若認真負責地清算了“文革”，“六四”慘案就不會發生，而其後的種種惡行也就不會肆虐！我們必須給我們的後代創造壹個像二戰結束後的歐洲國家壹樣的環境，讓他們也能心直氣坦地發出相同的質詢：爸爸當時妳在哪裏？妳又在幹什麽？這方是我們這個民族避免再陷罪惡之淵的前提，同時也是“六四事件”所有死難者和參與者為我們這個種族未來的良性發展所提供的歷史性可能。

極權社會的政治迫害的基本特征

作者 陳雲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在某種意義上，囚犯比妓女、乞丐更弱勢。

　　對囚犯慘無人道的懲罰，更多的人是叫嚷：罪有應得！卻鮮有人去追問，讓結出惡果大樹茁壯生長的土壤。

　　仇恨種下仇恨種，以暴易暴無善終。“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

　　（壹）全國兩個高度戒備試驗監區之壹的眉州高度戒備監區四川眉州監獄高度戒備監區，是2015年後司法部（當時的司法部長張軍，現最高檢察長）在全國設的兩個實驗監區之壹（另壹個在哪裏，似乎是個秘密，出獄後，我向司法部就這壹問題——在全國秘密設立高度戒備監區的法律法規依據——提出信息公開。他們至今未回復）。在這裏，他們對待囚犯的唯壹要求：絕對服從，這服從，不僅是要服從獄警，還要服從協助看押妳的囚犯。否則，他們就視妳為抗改、襲警，就用暴力毆打和各種酷刑（包括禁食）回應。壹次次的施刑過程，用慘絕人寰、駭人聽聞來描述毫不誇張。

　　眉州高戒區設在眉州監獄內壹全封閉小院內，透明的天蓋將小院罩住，銅墻鐵壁，風雨不透。小院成不規則橢圓型，大門邊半圓弧建築是三四層樓的辦公室，它的中間部分凸向橢圓心內。辦公室對面是監室樓，向外凸，三層樓大概九十多個監室，分A、B、C、D區，A、B區在三樓，C、D區在二樓，囚犯來高戒區後被分成三個等級（依次為壹、二、三級）。我所關的三樓，西南頭是A區，A區大約有十三個監室，壹個反省室，其中壹二個監室是四人間，其他是單人間，A監區全關壹級嚴管罪犯，用在上衣背肩部、褲兩邊加紅布條與其他監區衣褲加黃布條相區別。東北頭是B區，有八個單間，九個四人間，按他們規定，這區全關二三級嚴管犯，我從2018年6月也關了進去。二樓是C、D區，關二三級嚴管囚犯。二樓西南頭的231室是行刑室，看守我的囚犯叫它“飛機場”，說裏邊刑具應有盡有。壹樓是住看押嚴管罪犯的囚犯及單獨的小豬籠式的囚籠室（他們認為最不聽話的，需要懲戒的就關在這裏）。整個小院占地估計不到四畝地。

　　整個高戒區長年關著，關的是各個監獄轉來的四五十名囚犯，及四五十名協助獄警看押嚴管的普通囚犯。囚徒來後被分成壹、二、三級嚴管，剛來壹般是壹級，經壹段時間魔鬼式的嚴管整肅，經評定合格後由壹級調為二級，然後再經壹段時間的整肅，經評定合格後由二級調到三級，絕大部分經六個月的嚴管整肅後，他們認為合格再轉出嚴管監區，被轉到別的監獄或監區。在我離開眉州監獄押往雅安監獄的前二十天，監區換了監區長和壹副監區長，好像又將壹二百眉州監獄的新犯壹起關在了這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發現他們以前這集中營似的非人道的管理不合適，而進行了改變。依我觀察，這四五十名被嚴管的囚犯可分成六類，壹類是不認罪的新疆瓦哈比穆斯林派（我在此關押期間壹直有五六個）；二類是我這樣需要整肅的政治犯（估計從2015年開始建起來的這高戒區，只關過我壹個這樣的政治犯）；第三類是打死都不認罪又不服從監獄毫無人性的懲罰管理的普通刑事犯；第四類，是不屈不撓反抗牢頭獄霸、惡魔獄警暴政的囚犯；第五類是那種被逼成有嚴重精神病的患者囚犯或本身有精神病的患者囚犯；第六種是那種故意搗蛋、惹事生非、不服從管理的囚犯。前五類估計占99%，後壹類占1%。按他們初衷，只有第六類才有可能被關在這裏面。實際的操作可見，這高戒區是多麽的荒謬。

　　在這裏，他們毫無顧忌地使用慘無人道的各種暴力改造囚犯，據我統計，我剛去的半年，獄警毆打囚犯事件，至少就有96件之多，後半年有49件之多（我的統計記錄在日記的特殊符號裏，我希望有壹天能用上這，配合他們的視頻，來指證他們的暴行）。這些暴行包括：

　　語言暴力：獄警、參與協助看管被嚴管的囚犯，只要不順眼，都可以隨時隨意辱罵嚴管囚犯；禁食：早上壹兩饅頭，壹勺100ml的米湯，中午晚餐每頓只給壹兩米飯及沒有油的菜湯，沒有時限，直到妳認罪；體罰：壹個小時的軍姿標站，壹個小時的盤腿，或壹個小時的軍姿標站，壹個小時的軍姿下蹲，不服從便電刑或送行刑室大刑伺候；電刑：高壓電警棒直接電擊，不分妳頭腳手；警棒毆打，拳腳並用，劈頭蓋臉，發泄完直接送醫務室。

　　集體活動都從我監室路過，我發現被嚴管的壹級囚犯，沒幾個腦袋不帶傷巴的；電刑床，整天整夜地仰臥起、四肢固定在行刑室的電床上，連大小便都是在臀部下的床上挖個洞解決。更有不服從者，直接在刑床上辣椒水侍侯，聽協管囚犯講，每每這個時候，整個人被折磨得滿嘴翻白沫泡，就像發羊兒瘋豬兒瘋。掉“飛機”，在行刑室，四肢被捆綁懸空將人掉起來（所以看押嚴管囚犯的服刑人員叫行刑室為“飛機場”）。豬籠似的單獨關押，想給妳吃，就給壹點，不想給妳吃，求爹告娘也不行，想打妳，拉出籠打妳壹頓。

　　在行刑室還有些啥刑罰，他們都不告訴我，只是問我，要不要去體驗壹下。

　　在全國搞兩個這樣的試驗區，就是要試驗絕對暴力的管監成效，正如外面大環境那樣，大肆抓捕異議人士、維權律師、公民記者、宗教人士、訪民骨幹，制造白色恐怖。

　　壹年零八天，我所見的僅僅部分案例。因為我被關單間，整天不讓出門，不讓我與任何人接觸，所以我只是有限的看到聽到：

　　艾力仔明：新疆喀什巴楚縣色力布亞鎮人，瓦哈比穆斯林，70後，1米8左右的個，大胡子，只會點點漢語。據他講，他是因2014年昆明火車站襲擊案，官方指控他恐怖襲擊罪被判十年。事實上，他是去昆明外婆家探親，在火車上被捕的。他拒絕認罪拒絕勞動改造。他被判刑走完上訴程序，就從雙流看守所直接押送到這裏。他比我早來這裏壹年零八個月。

　　他來後跟我壹樣，經初入獄的殺威及7天的反省酷刑，被關在我的隔壁319室。他幾乎沒有轉過監，偶爾轉，到二樓，也就很快轉回來，或是因為他不適應，或是因為他沒有守他們的規矩。

　　在我來之前，他經常被吃漂湯。全天只有中午有點肉，結果是協助看守他的牢頭囚犯，隨意用個理由，比如說他盤腿姿勢不對，站姿不標準等，就把他的肉選吃了，只給他壹點點蔬菜及湯汁。因他的不屈服，或者因為他是穆斯林，不吃豬肉，監獄就用牛肉、兔肉代豬肉，在獄中牛肉兔肉是稀缺貨，牢頭們嘴饞也是其霸占他肉食的緣故。這樣的處罰幾乎是整月整月。2017年12月世界人權大會之後，他才獲準吃肉。

　　因為壹級嚴管，也不準買任何食品。牙膏牙刷、洗衣粉肥皂之類生活必需品由監獄供給。這供給妳別以為是監獄方真正的供給，其實是其他囚徒出錢購物，由牢頭控制了的供給。可能是他身體虛，經常拉肚，需要手紙多，但牢頭每次還是按壹個人每天五片的發，有時還幾天不發，他不夠用，不得不苦苦地向牢頭求要。這情境讓人心酸。多少次我利用牢頭監控空檔，送給他壹些。就是這樣，牢頭如發現了絕不允許。或是他帳上根本沒有錢，因為他壹直沒有獲準與家人聯系。

　　2017年12月世界人權大會後，他和我壹樣獲準放風。這放風也不是實質意義的放風。他們把近20平米的監室，從大門口近6平方米的空間隔離出來，在房頂上開了個透明的玻璃全封閉天窗，用這作放風場地。放風具體的時間不固定，中午下午看獄警心情。放風時間的多少也是獄警掌控，多則半小時，少則十幾分鐘。因放風，我們在各自的放風間，隔墻近距離可以說說話，但彼此不能看見臉。我們有時也伸出手，揮揮致意。

　　嚴管不讓見家屬，到我離開近兩年他都沒有見家屬，或與家屬通過信。

　　由於長年累月的漂湯，營養匱乏，又不能買食品補充，加之長期不放風鍛煉，他全身浮腫，臉色死人般雪白。據他講，剛開始入獄，他近壹米八的個，膘肥體壯，精力充沛，根本沒有什麽疾病，現在頭暈腳軟，夜夢惡夢纏綿。他每次短時間的聊天，首先說的都是，“他們太壞了，不把我當人。”這也是他說的最清楚的壹句漢話。

　　大概在我離開眉州監獄前的壹個月，他被轉到二樓，再也沒有他的音訊。

　　某甲：他關在我左邊監室，他來眉州高戒區時，我已在此監室關半年了，他待了大約兩個月。近兩個月，在沒人時，我主動找他說話，問他的情況，他都害怕，壹個字不回答，我都當他叫某甲。他不是正式登記造冊的嚴管囚犯，是眉州監獄的普通囚犯，說他是因壹個案子沒有配合警方招供而遭嚴管逼供的。

　　起初45天，每天軍姿標站壹小時，再盤腿壹個小時，交替進行，壹天十四五個小時。早壹個壹兩的饅頭，約100ml的米湯（我叫它玻璃粥）；中午壹兩米飯，100ml左右的白水蔬菜湯，油星星都見不到壹點；晚餐與中午壹樣。因他是眉州監獄的，他可能知道這嚴管監獄的殘酷，壹句話沒敢吭聲。

　　45天後，他沒有屈服，於是他被帶走。起初我以為他被放了，心裏暗暗祝福他，而在牢頭面前，我故意發起牢騷：“妳們把我關了半年了，按來時說半年，現在半年已過，為啥還不放我？看，後來的都走了。”牢頭答：“走了？！他走哪裏去？他是不招供被帶到二樓加刑具處罰了。他現在每天是軍姿標站壹小時，軍姿下蹲壹小時的交替處罰。”我說：“那軍姿下蹲十分鐘都難，壹個小時怎會受得了？”牢頭答：“受不了，就挨打唄。那慘樣，妳要不要試試？”

　　果然，過了快二周，他又被架回我隔壁監室，他已走不動了，整個人瘦得皮包骨頭，臉色蒼白像死人。就這樣他們仍然沒有放過他。架回來的第二天，他仍被架到二樓下折磨。這樣折磨了幾天，他暈死後被送到醫院，我就再也沒見過他……某乙：瓦哈比穆斯林，他幾乎不懂不說漢語，我試著隔墻了解情況，他要麽不出聲，要麽細聲的說壹句，根本聽不懂。他在我左邊隔壁幾個月，直到我搬到另外監室。壹度我左右住的都是新疆維吾爾人，我都跟值班民警戲問“我是不是到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他不知道什麽原因，很多天，不知不覺就聽見他在哭，聲音很弱小，有時壹天幾次的哭。特別是深夜，他的哭聲更淒慘，像鬼哭，嚇得妳全身發麻。有幾次白天哭泣，特別是陰天或下雨天，太讓人心痛，因為不能看到他，每次哭都很長很長時間，我不知道他流了多少眼淚，也不知道他眼淚是否流幹，更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苦難，我也不知道他的媽媽因為沒有了兒子的消息是否會徹夜無眠，是否多少個夜晚成為淚人。多少次心裏的痛讓我無法堅持，我就跟監視我們牢頭說，妳勸勸他吧……某丙，瘦小，大概1.5米不到的個，長相是那種怪怪的。大家也清楚，在中國大陸，身體的強壯，長相的好壞，無論在學校，在單位，或者在社會上，都自動地被劃了等級。我估計他是因為自己長相及倔強的性格，不服牢頭壹次次的欺辱及獄警的打壓（看守所、獄警幾乎不會聽囚犯的分辯，牢頭說東就是東，是西也是東，牢頭說是白就是白，是黑也是白。總之，他們叫嚷，獄警就是囚犯的天，牢頭就是囚犯的地）。

　　有次在監室不知道為什麽被暴打了很久。大概是暈死過去，我見兩彪型大漢的牢頭拖著他從我監室外路過：兩牢頭左右架著他的兩手，身首仰面朝天，滿臉是血，頭上壹滴壹滴的血從後腦勺在往下滴，他穿破爛的單層牢改服，光著腳丫，在地上拖著，大冬天的，是冷得沒了知覺，或被打暈死過去，只有天知道，被拖過的地下留下長長的血跡……某丁，身體很壯實，大概1.8米的個，被打時聲音叫得特別的大。剛進高戒區那壹頓“殺威”暴打持續有40多分鐘，他爹啊媽呀的叫喊聲和電警棍霹靂吧啦在他身上滾的聲音，還有警官的叫罵聲，交織在壹起沖滿了整個監區。最後是兩牢頭架著拖上樓，關在三樓的壹級嚴管區。

　　因他不服牢頭的動物式的管理，起初的壹兩個月是沒隔三五天要被打壹次。有壹次，牢頭看他不順眼，故意罵他，他回敬後惹得牢頭喊來警官，打得他也是呼天叫地，最後是暈死過去。四個牢頭擡著他四肢，送醫搶救。整個人臥起臉朝下，不知道他哪裏被打傷，只是血沿鼻尖往下滴，擡走過的地板上留下點點血跡。手不知怎麽反剪著，四個牢頭，後倆擡兩只腳，前倆擡兩手，壹閃壹閃的上下跳動，牢頭們戲謔著，招搖而過……他也被整月整月地長時間關“豬”籠裏，吃喝拉撒都在這裏。這種“豬”籠長約2米，寬約1米,高1.5米。李旺陽出獄前待過二十多次，黃琦也待過。估計“飛機場”的刑具他都嘗試過了，獄警沒招了，只有把他關在這“豬”籠子裏，斷他的夥食。起初還聽他邊拍打鐵籠，邊大聲地叫“放我出去……”若幹天後，他拍打“豬”籠子的聲音明顯小了，而口裏只弱弱地喊“給我點吃的……”再後來，聲音越來越小……某戊，以前無數次的獄警行刑，無論是在囚徒的監室或二樓專用的行刑室，我都只是聽到，沒有看到，因為我關封閉單間，出不了門。在我快轉到雅安監獄的前壹二月，我被轉到三樓的B區的12號監室，由於監室排列有壹個弧度，而且是中午快吃飯前的放風時間，我監室角度剛好看到二樓行刑室門口他被打的壹幕。

　　被打原因不清楚，只見兩個牢頭架著拖著他，獄警在離行刑室十幾米的地方開始，壹路狂打。只見警棍在他的身上、頭上翻滾，他痛哭地只顧求饒，因為是牢頭架著，根本無法躲閃。壹種姿式打累了，獄警又換壹種姿勢，壹只手打疲乏了，獄警又換另壹只手拿警棍開打。十幾米的距離邊打邊拖著走，估計花了十幾分鐘。在行刑室門口，大概他知道裏邊的厲害，死活不配合進去，警察又是壹陣更猛烈地拳打腳踢加警棍，數分鐘下來，在鋪天蓋地地暴打及牢頭的推、拉、拖、拽下，他被打進了行刑室。進到行刑室，我就看不見了，只是聽到以前其他囚徒被行刑時壹樣的聲音，不過，他這次更久些，聲音的慘烈度要高得多得多……在這個高度戒備監區幾十號人裏，又是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裏，我聽說死了兩人囚犯，壹個是被行刑後第二天死亡，往上報的是高血壓心臟病發作死亡；另壹個是絕食半年活活拖死的。

　　（二）七個晝夜的魔鬼獄煉

　　2017年9月14日吃過早飯，我被突然通知，不用出工勞動，收拾東西轉監。剛開始我還以為，是監獄內的監區間的轉監，到出了監獄大門，我才知道是監獄間的轉換，他們也不告訴我，我將被轉到哪裏。由監區長、我的主管民警、監獄的壹幹部及壹名警官司機押送。出監獄時監區長提醒我，要去的監獄可沒有這裏輕松，他們有狗籠似的小監，以及應有盡有的各種刑具。我沒在意這些，反正就是壹百多斤肉，菜墩上隨便由四川公檢法司幾部門折騰。我提出我入監時帶來的若幹衣服，妳們監獄答應幫保管，並承諾出獄時給我，我現在想拿走。他們只是告訴我，等以後給我轉過來，便沒有下文。

　　10:30左右，我被送到了眉州監獄。在路上我反復問，妳們要把我送到哪裏，他們只告訴我，妳到了就知道了。我猜想，他們會不會送我到省第三監獄（大竹川東監獄，胡風、劉賢斌、廖亦武、許萬平、黃琦等良心犯都曾在這裏坐牢），要是在這裏，我想見壹次母親就難了。還好，到的是離成都不遠的彭山眉州監獄。

　　兩監獄辦完交接手續，我即被押進壹監區。剛進監區大門，獄警就迅速關了大門，光線馬上就暗了，陰森森的，恐怖肅殺的氣氛頓生（後來我在監室聽見，每個剛進來的新犯，都要在這裏被警官暴打壹頓，直到警察打累了，不想發泄了。囚犯反復告饒求情全都白搭，才不會被放過呢。這就是傳說中的殺威）。押送我的邛崍監獄獄警正準備離開，有眉州獄警向我高叫，讓我靠墻站好，我向發聲的方向望了壹眼，他馬上竄過來，迅速給我重重的壹耳光，並氣勢洶洶地叫道：“看什麽？誰叫妳動的？”我右耳朵嗡的壹下，什麽也聽不到。這右耳在邛崍監獄因為感冒延誤治療，及因提夥食意見被獄警處罰暴曬兩個多小時，致中耳炎耳膜穿孔聽力失去，剛恢復壹些。這壹耳光，使我右耳經壹兩個月才慢慢又恢復些聽力。然後該警官命令我脫光衣服體表檢查。在我脫光衣服後，他命令我蹲下跳壹跳。我以為例行檢查，就配合他，不曾想，他在我跳的時候，就用警鞭使勁地抽打我臀部，還不停地高喊“跳高點！”不知打了多少下，我見他沒完沒了，我幹脆不動了，並高叫：“來，往死裏打。”這樣他反而不打了。他們拿來衣服，叫我穿上，然後戴上黑頭套，因為看不見，我根本不能走路，所以幾乎是兩個囚犯架著拖我走，也不知要將我拖往何處，他們還要幹什麽……我被蒙住頭，不知道轉了多少彎，過了幾道門坎，上了幾層樓，只是在過溝上坎時，腿機械地配合著聽他們的提醒：“過溝，跨壹步”；“過門坎，擡腿”；“上樓梯，擡腿”；“左轉…右轉”。時間好慢好慢，我總覺得過了好久好久，好恐怖，有走在地獄之路——奈何橋上的感覺。因為我知道，他們什麽事都做得出來。終於我被押送到壹禁閉室。

　　（後來他們告訴我，這是反省室，是監區的第三層樓，也是最高的樓。整個監室大概35個平方左右，是7米長5米寬的格局，分前後兩部分，前部分分左右兩排，左邊墻上分別有三排離地1.5米高、近兩百個、紅色寫的字“悔”，字外面用直徑8厘米大小的圓圈圍著，右邊墻上除把字變成了“悟”，布局壹樣，地面兩邊各是相距不到壹米、布滿尖銳的塑料小釘打坐用的四個坐墊，離墻有30公分；後半部分大概10個平方，後墻離地2米高有壹個大大的悔字，紅色，被直徑80厘米的圓圈包圍，左邊是凹地的便池，右邊是壹個洗手臺，廁所、洗手臺都有墻遮住，監外是看不到的。監室內前後兩個24小時高清晰監控（據獄警說，就是掉顆針在地下發出來的聲音也能監控得到），監室外正對著門也有壹個。如果不是監獄，多數人看這布局，以為這裏是和尚或道人閉關修煉的場所呢。從監區大門到樓下轉幾道拐也就50米不到。）他們給我取了套子，剛打我的警官，壹邊用警鞭在我身上拍打，壹邊糾正我的站姿，同時又命令我靠墻站好，然後他才給我宣布：這裏是眉州監獄高度戒備監區，在這裏必須絕對的服從，否則就視為襲警、抗改，他們就會無情地用各種手段鎮壓。妳現在是壹級最危險嚴管罪犯，在這裏將被嚴管六個月。我看了他的警號511164，因為裏面有64數字，我記得清楚。他在命令我必須這樣做的同時，也不停地用警棍敲打我，糾正這姿勢不對，那姿勢不標準，等他表演完，見我沒反抗，沒言語，交代完就走了。以後我再沒見到他。

　　監室裏就我壹個，留下四個分上下午兩組專門看管監督我的囚犯，他們在監室外（我與他們被鐵柵欄隔著，也就是監室門和安門這墻全是鐵柵欄）監視我，並用專門打印的實驗表格，對我表現評價打分，記錄的同時也吆喝著糾正我的各種不標準姿勢。他們告訴我，我每天的壹日生活制度是：從早7點到晚9點，除三餐各15分鐘及上下午各20分鐘休息外，我必須面壁標站（按軍姿，離墻10-15cm，光腳Y站在水泥地板上）悔罪思過壹小時，然後盤腿靜坐悔罪思過壹小時，靜坐要求是，擡頭平視、直腰、手平放在膝蓋大腿交接處，但不能超過膝蓋。盤腿是坐在壹塑料墊子上，這塑料墊子上布滿尖銳的塑料小釘，坐在上面，臀部肉多，頭天還不覺得疼，第二天開始，因為兩臀部被打青壹塊紫壹塊顯現出來，加上這坐墊上尖銳塑料小釘的刺紮，真的是如坐針氈。而兩腳背外側全被釘得揪心的疼痛，壹天下來，皮膚上已是血點斑斑，尤其是每次從標站剛過渡到盤腿，更紮心的痛。無論是標站或靜坐後，要是去上廁所，滋味就更難受，因為腿腳麻木，根本走不了路。這七天我幾次上廁所都摔倒在地。因為不能走，相比較，爬還要利索些。我有幾次就是靠來回爬行來上廁所的，好在離廁所也就5米左右。標站、靜坐期間嚴禁說話、嚴禁東張西望、嚴禁打瞌睡，更不能東摸西摸撓癢，那怕是打蚊子、上廁所，喝水也要打報告，經同意後才給妳水喝。總之，壹言壹行必須先打報告（如我稍有不從，他們即可通知警察，然後由警察來處罰）。而兩組監督我的囚犯就在監室外離我僅3-4米外坐著，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時不時還吆喝糾正我的站坐姿式，並用打印好的試驗設計表格記錄下我的點點滴滴表現，並打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分的多少，是決定我是否進入下壹個試驗環節的主要依據。晚九點左右，他們又將我帶往同層樓的另壹個監室晚休。這監室大約4個多平方，除壹張離地20多公分高的鐵板床外，還有壹大小便池。監室門及門方的墻仍是鐵柵欄，晚上由另外四個囚犯分兩組上半夜及下半夜監視我，並像白天監督我的囚犯壹樣，將我的壹舉壹動，何時睡著，何時醒來，何時上廁所等都記錄在案，並打分。

　　七天裏不讓洗澡。發的洗漱用品毛巾，監視我的牢頭們換成舊的給我。之所以說是舊的，因為毛巾洗著洗著就大面積掉線頭。喝水杯換成了就用水壺外的塑料蓋倒水給我喝。

　　七天的夥食生活，除第壹天中午是白開水泡飯，晚上是清水菜湯泡飯外，每天早餐是壹個饅頭+壹勺清水米湯，我叫它玻璃粥；隔天早上有個雞蛋；中午吃葷菜飯，壹小勺大概100ml容積的數量，幾乎看不到肉；晚上是清菜湯泡飯，幾乎沒有壹滴油。這樣的夥食持續到11月9號，我就出現耳鳴，夜夢繁多、下身盜汗等虛癥……（三）為讓我認罪、歌頌政府，他們花招用盡

　　我之所以說他們把我當活體實驗，壹則這裏是全國二所秘密高度戒備試驗監區其中的壹所，我被作為壹級最危險犯罪分子采取六個月的嚴管，還規定不得對他們的這種行政處罰進行復議。二則，他們為達到實驗目的——讓我認罪，歌頌政府（獄警公開告訴我，我寫不出滿意的反省材料，他們就不會放我出這監室）——采取了壹系列無人道的措施。

　　「肉體折磨」

　　在七天魔鬼式反省處罰後，從第八天開始，我被換到320監室。感覺這監室比前七天住的321稍大壹點。監室同樣分兩部分，不同的是，這監室前半部分約6平方的地方（以下簡稱外監）用鐵欄及門與後半部分約12平方米的地方（以下簡稱內監）隔離，前面是放風間，後面是我住宿高二三十公分高的單人鐵板床及廁所、洗漱臺、寫字臺所在的地方。我在這裏待到2018年的6月15日。作息制度是：6：00起床，三四分鐘上廁所，然後練習打軍被；6：45左右洗漱；6:50在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7:00左右警官來打開內外監的門鎖，收走被子，鎖上整個監室大門鎖；7:20到外監早餐，早餐前點名，打報告，報告詞：“報告警官，我是x監室的罪犯xxx，請求用餐，報告完畢，請指示”，警官同意後開飯，早餐是從監室鐵欄桿縫隙遞進外監；7:35回到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8:00在內監書桌旁的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9:00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10:00在內監書桌旁的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從9:30-11:00左右監室內有廣播）；11:00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11:40休息20分鐘.；12:00午餐；12:15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13:00在內監書桌旁的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14:00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15:00在內監書桌旁的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16:00-16:20休息；16:20在內監書桌旁的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17:00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18:00-18:15晚餐；18:15-19:00內監，在鐵皮床上盤腿；19:00在內監隔鐵欄桿看cctv新聞；19:30在內監書桌旁的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20:00在內監寫反省材料；20:45在內監書桌旁高清監控下軍姿標站；21：00點名收監發被子及練習打軍被；21:45洗漱；22:00就寢。這樣的壹日生活制度也不是絕對的，還要按牢頭、獄警臨時的心情掌握。

　　盤腿，起初是兩下肢麻木，失去知覺，就是冬天腳裸露在外（因在鐵皮床上盤腿，要求脫鞋），也感覺不到冷，手指、耳朵、腳指及後腳跟長滿凍瘡，到晚上睡覺更是癢得睡不著。然後是三個關節，腳腕、膝關節、髖關節脹痛，再接下來是大小腿骨脹痛，這痛真的是深入骨髓。我有兩次痛得全身痙攣，從床上暈倒到地，就這樣，我直到走出眉州監獄，這右腿只要壹盤腿久了就發抖，而監督我的牢頭還說妳是裝的。出獄壹年多了，下肢壹直氣血不足不通暢，加之去年入獄壹個月睡兩晚的水泥地，右臀部經常脹痛不適，吃了12副中藥也沒徹底治愈，現仍泡中藥水喝。左臀部因2013年被打住院輸液後，留下了後遺癥：向左側臥睡久了、站久了或走路久了就疼痛。這下好，左右都疼痛，平衡了。左邊睡痛了，就側臥向右，右邊睡疼了，就向左。只要監督的牢頭壹喊，說盤腿時間到，轉成軍姿標站，那整個人感覺是進入天堂。

　　軍姿標站，先是腳腕脹痛，接著膝關節，髖關節，肩關節痛。因頭也不能東張西望，不得隨意轉動，所以連頸錐也脹疼。關節脹痛了，小腿骨、大腿骨僵硬，疼痛。痛得站不住了就咬著牙，用腳指死死地扣著地。我左臀部因2013年被打住院輸液後，留下了後遺癥——向左側臥睡久了、站久了或走路久了就疼痛，我實在控制不住就用手錘打左臀部。起初牢頭堅決不讓我動，不讓我錘打。那口氣之強硬，嚴厲，好像警棍馬上滾在我身上。

　　不讓午休。不僅是不安排午休時間，準備午餐、用餐、餐後休息，總共15分鐘。就是這15分鐘，我節約幾分鐘想睡壹會，他們就橫加阻攔：起初，我坐在床上靠墻瞇壹下眼，剛入睡，監視我的牢頭馬上就大叫大嚷“不準靠墻！”我不靠墻，坐在床上東倒西歪打盹，牢頭又指責我會摔倒在地；我坐地靠床瞇壹會兒，牢頭、獄警馬上制止……有段時間，估計是同情我，牢頭們給了根凳子讓我靠書桌睡壹會，可只要獄警看我不順眼，馬上又收走凳子。

　　喝水限制。在剛來“高度戒備”監區，牢頭還能讓我自由的喝水（其初幾個月沒有水杯，他們就用水壺蓋替代，幾月後才給壹個刻著我名字、囚犯編號的水杯。我給壹獄警開玩笑，我走後，妳收藏好這杯子，這壹定會是文物）。當然我也盡量合理安排，不給他們留下故意逃避或減輕懲罰而頻繁喝水的印象。可壹月後，監獄方可能是看以前的牢頭對我太“溫柔”了，於是換了壹個，他自稱他入獄前從彭山到成都沿線都是他說了算的重刑犯牢頭，壹上來就宣布對我喝水限制。平時壹天喝近10次水，限制只喝5—6次，有時牢頭們更讓妳喝鮮開水，規定幾分鐘喝完，喝不完就不讓喝，等下輪再喝。哇塞，鮮開水喝下，口腔不燙熟，胃也會……晚上從19:00後就不讓喝水，要到早七點，有段時間他們說早上沒水，要到8—9點才能喝水。有次停水，其他監室牢頭就用桶打水供應，唯獨近48小時不供水給我，洗臉、刷牙、上廁沖廁洗手全免。為此我抗議，然獄警也跟牢頭壹樣堅持，監獄不是賓館酒店，不提供服務。盡管我與他們辯論駁得他們啞口無言，但他們就是不給供水。有壹次，牢頭又看我不順眼，故意不給我喝熱水，因為我喝冷水就拉肚。沒辦法，多個小時沒喝水，喝杯冷水拉了三次肚。其實監獄方管理囚犯的舉措，不是獄警想出來的，全是牢頭壞壞的想出來教獄警收拾囚犯。

　　營養限制：眉州監獄早飯，饅頭壹兩的1—2個+玻璃粥（之所以叫玻璃粥，是這米湯200—300ml用剩飯熬制，全透明的開水壹樣，米飯粒被牢頭先撈完），隔天有個雞蛋，午餐葷素菜150—200ml容積，油很少很少，肉大塊的被牢頭選走，運氣好偶爾會有壹兩片胡豆大小碎片+米飯，晚飯無壹點油氣的素菜200—300ml容積+米飯。只要妳聽話，牢頭滿意，早上饅頭和中午晚上的米飯都可以隨意加。反之，饅頭只給壹個，雞蛋被克扣，米飯限量到壹頓壹兩。

　　我從9月14日到11月9日就這樣吃，結果出現嚴重虛虧：耳鳴、夜夢多、雙腿軟弱無力、蹲廁所稍久點，起來就頭昏眼花（有兩次還差點暈倒）、下身盜汗等，午飯後手腳或其他部位只要涼壹下，馬上拉肚。

　　每月只能消費50元，這50元只能買生活必需品：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衛生紙之類，進口食品絕不可能。所有物品都由牢頭控制。盡管每月扣50元，但所有消費全不讓我知道。朋友上錢的帳目也不讓我知道。我壹年只用二三桶衛生紙，香皂、肥皂各壹塊、牙刷兩個、毛巾壹張、洗衣粉600g的壹袋，那壹年扣600元，這都用在什麽地方去了？只有牢頭知道。

　　春節，說可以單獨買100元的水果、瓜子、糖，我買了也沒有給我。我臨監囚徒帳上無錢，但也分到壹份。大概就是我表現不如他們意，才故意羞辱我吧。

　　11月9日後，監獄方看我身體太差，故特別增加了壹些菜飯。我為盡快恢復身體，早上吃6兩饅頭，中午晚上每頓吃米飯沒有壹斤也有八兩。到2019年2月體重很快長了起來。我才又控制體重。

　　不讓放風。在眉州高戒區關了壹年零八天，除了轉三個監室時讓我出監室大門的幾分鐘外，他們從沒有讓我出過監室，更別說下樓室外放風鍛煉。

　　「精神蹂躪」

　　嚴控看書報：2017年9月14日至中共十九大，監獄方沒有給我壹本書、壹張報紙。在十九大期間給了我壹天不全的人民日報、四川日報、法制日報。這也是我在這裏壹年多見到的，唯壹三份不全的報紙。因為他們安排了所謂的學習時間，他們不給書，我就反復看這三份不全的報紙，反復看報上的圖片，從這些圖片中，幻想種種“中國夢”。到後來更無聊時，我就練書法，練書法他們絕不會給筆墨紙硯的，我就用手指在報上畫。如妳不看，他們就取消學習時間，讓妳標站或盤腿靜坐。所以妳不得不看。就這樣，壹月不到，牢頭見我不順眼，鼓動獄警來搶走了這三份不全的報紙。隨後近壹年監獄方給了我八本書閱讀：【習近平治國理政】、【90年中共黨史】、【唐詩宋詞】、【蘇軾傳】、【資治通鑒】、【外國詩歌】、【東周列國傳】、【易中天說三國】。每天只能看三四小時。

　　嚴格控制寫字時間：來眉州高戒區壹個多月後，監區允許我晚上寫壹個小時到壹個半小時的字，內容就是抄監規。周六、星期天下午還可以寫壹二個小時的字。但壹二月後，他們就只讓我晚上寫30-45分鐘的字。牢頭獄警不高興，也有時寫十幾分鐘。期間為讓我寫悔過書，周六周日下午或上午還允許我寫壹二個小時的字。

　　不讓與人說話：嚴禁我與獄警或看管我的囚犯，以及臨監的囚犯說話。連分管我的獄警每次我想找他說話，他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還帶壹副死人臉。偶爾逗他笑壹下，也是皮笑肉不笑。當然也嚴禁其他人與我說話。監獄規定只有監區長、分管監區長、分管獄警三人才可以說話，而每次他們形色慌忙，生怕我粘著他們。

　　不讓會見家屬及律師，不準寫信：說是壹級最危險分子，屬於壹級嚴管，不準給家人、律師寫信，也不準他們會見。他們對我的這種處罰也不允許復議。

　　折疊被子：起初，其他囚犯在睡覺前和起床後有30-45分鐘折軍被（就是部隊裏當軍事素質比賽的折方塊軍被）時間，有警官給牢頭說，我就不用了。可大約半年後他們見我表現不如他們意，就宣布我跟他們壹樣打被子，打不好，牢頭就吆喝責難。目的還是壹個：要我成為他們馴服的工具。

　　通觀筆者親歷及所聞所知，我想怯怯地問中國大陸的司法部，妳們知道妳們參與制定的“監獄法”嗎？妳們記得大陸中國政府簽署的世界人權公約嗎？妳們偷偷地做這些事，妳們不怕抹黑習總書記嗎？妳們這些事能見世人、能讓妳們的孩子們知道並為妳們驕傲嗎？

一黨專政的負面效果

作者 子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集中力量辦大事”，作為“中國道路” 和 “中國模式”的標志特征，是七十年來“中國特色”舉國體制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屢試不爽、無往不勝的宏大敘事方式，一直被奉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體制優勢和核心競爭力。 不可否認，這個建設方針和敘事方式在幾十年的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功不可沒。

　　其實，在每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都會經歷大致相似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突飛猛進的建設高潮階段，以奠定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基礎。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甚至韓國，概莫例外，這並非中國首創。但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特定制度環境下，“集中力量辦大事”卻是以大張旗鼓的政治動員、雷厲風行的行政命令、千軍萬馬的隊伍集結和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為鮮明特色，建設項目的效應波及整個行業甚至舉國上下，影響力亦跨越相當長的時期，這在國家治理邏輯中被稱作“動員機制”或“運動型治理模式”。本文在此僅針對這種“中國特色” 的運動型機制在以往建設實踐中存在的機制性缺陷和制度性弊端作一番理性的回顧反思。

　　“集中力量辦大事”脫胎於戰爭年代的“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它的最大功勞是助力中國共產黨在短短的三年內推翻了“蔣家王朝”的統治。當革命成功之後，這個“致勝法寶”被全盤移植到國家的經濟建設階段，充分體現了革命黨“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粗放式治理風格。“以運動來搞治理，像打仗那樣搞建設”，從土改、合作化、公私合營、大躍進，到“大三線”建設，無一不靠疾風暴雨、雷厲風行的強制手段“集中”有限的資源和力量，調動千軍萬馬，施行人海戰術，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的氣勢展開國家工業化建設的宏偉藍圖。

　　最典型的案例是五十年代末的“三面紅旗” 運動，為了實現“超英趕美”、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以激進亢奮的瘋狂+高壓強迫的殘酷手段來“集中”人民群眾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勞動力、乃至最後的口糧，極力推行大躍進、大鋼鐵、大公社和大食堂的超前國策。結果是欲速而不達，最終釀成餓死三千多萬人口的震驚中外的三年大饑荒。

　　另一個案例是始於六十年代的“文革”運動，當時的執政黨領導人為了打倒他的政敵，實現其“反修防修”的政治臆想，以慣用的人民戰爭手段，發動全國六億民眾起來造反，掀起了長達十年的“史無前例”的運動浩劫。幾乎全面摧毀了基層黨政機關和政權體系，將國民經濟一直推至“瀕臨崩潰”的邊緣，且極大地動搖了執政黨的統治地位。

　　實踐證明，這種“人民戰爭式”的動員機制在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少有達到過國家治理嚴格意義的“多快好省”的目標，反而以長期粗暴地踐踏和犧牲廣大人民的基本權益和生活福祉為沈重代價，形成了一種“以人民的血肉，築成國家強盛的長城”的畸形執政成就，這嚴重背離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初始宗旨。

　　德國議長朔伊布勒在全面考察了“中國模式”的成功秘訣之後說： “雖然中國模式很成功，直到今天仍很有吸引力，但其代價卻是對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進行絕對的監控—--這不是我們的生活理念”。

　　其實國人幾十年來所承受的痛苦，遠不止於“監控”一項，此為後話。

　　“集中力量辦大事” 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孿生物。

　　戰爭動員機制強調的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這個戰場理念被原原本本地傳承到計劃經濟時代，就成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核心靈魂。

　　它的行為特點是在經濟建設中藐視科學精神，不遵循客觀事物的自然法則和市場經濟規律，而以 “愚公移山”的愚昧、“人定勝天”的狂妄來作為指導建設的精神支撐。

　　這樣的案例數不枚舉：

　　五十年代的三門峽水電站，起源於一句民間誑語：“聖人出黃河清”，經長達七年反覆論證，“大躍進思維”最終戰勝科學嚴謹。項目建成之日起庫區即開始泥砂淤積，河床不斷擡高，上遊成了“地上懸河”，引發洪水泛濫，危及西安，最終導致整個項目報廢。

　　九十年代的華錄電子和樂凱膠卷，從“大而全”的發展理念出發，在缺乏對行業先進技術發展趨勢和國際市場的透徹理解和準確把握的前提下，投巨資盲目追逐市場占有。項目投產不久便不約而同地踩上了“行業喪鐘” 的步點，一個被換代產品VCD和DVD徹底打垮，一個被新生的數碼技術無情淘汰，均成為無視市場規律的犧牲品。

　　新世紀的高鐵項目，二十年間共修建了三萬五千公里，超過世界各國高鐵里程的總和，“中國速度” 的確令世界驚嘆。但由於高鐵建設造價巨大，由建設方交到運營方手中富麗堂皇的“資產負債表”，很快就變成一份不堪重負的赤字累累的“經營損益表”。一方面造成高鐵營運的收支平衡長期可望不可及，四萬億的總負債，每年的貸款利息就達三千多億，遠遠高於高鐵全年的運營收人，成為了全民納稅人長期無法擺脫的沈重債務負擔。

　　另一個更嚴重的後果是，由於高鐵項目“集中”和占用了國家大量的有限財力和資源，嚴重制約和延緩了占鐵路運營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貨運（普通）鐵路建設，加劇了鐵路客貨運能力的嚴重不平衡，使得鐵路運輸未能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很好地發揮“經濟大動脈” 的主力軍作用。近二十年來大量的長途物流運輸任務只能依靠運輸成本高昂的公路運輸，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堪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最成功典範的三峽水利水電樞紐工程，在項目開工前數年，就開始以提高民用電價的方式向全國人民“集資”支援工程建設，由此設立了高達1000億規模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可以說，三峽工程是靠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下完成的。

　　然而，項目建成投產近二十年之後，不僅在發電總量、水利灌溉、防洪、航運、經營效益等各項功能指標都遠達不到設計標準，還在地質安全、生態平衡、流域環保等諸多方面留下了大量隱患和危機。使這個踐行偉人“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 的詩人浪漫情結的壯舉，“人定勝天”，違背自然的狂熱理念和草率決策，終究受到了嚴峻現實的無情嘲諷。

　　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由國務院總理當年親口承諾的 “項目並網發電後，將電價降至每度9分錢”的“三峽紅利”，全國人民非但沒享受到，就連被募集的建設基金也一直未見到本利兌現的影子。2003年，國有的 “三峽總公司”以項目的核心資產三峽水電站組建 “長江電力”股份公司成功上市，全民集資就搖身一變成了“國有資產”。這種 “取之於民，用之於國”的財富斂取方式，其實就是我們整個體制運行模式的典型縮影。

　　幾十年來，我們已為華而不實、好大喜功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支付了高昂的學費和沈重的代價，一個殘酷的現實結論是：片面依賴這個動員機制和運動模式來治理國家，斷不是一條科學理性、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

　　“集中力量辦大事”充分暴露了現行國家治理體制中的機制性缺陷和制度性弊端。

　　讓我們回到本文第一部分結尾留下的疑問。

　　令世人側目的“中國模式”的體制機制和制度設計建立在如此基礎上：只要生產資料牢牢地掌控在國家手里，由國家“全權代表” 國民去行使生產資料使用權、資本所有權和財富處置權，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唯一本質特征和制度優勢。

　　按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邏輯，我們把“集中力量”的手段運用到了登峰造極，卓有成就。但“辦大事”的本質內涵，或說是“大事”的終究目標，經過七十多年的實踐探索，仍未得出公平公正的答案。在公有制產權制度和經濟管理體制上，表現為三方面的機制性缺陷和制度性弊端：

　　1、公有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虛名化和錯位

　　按照經典理論，社會主義公有制財產的所有權由國家 “全權代表” 和行使，公有制形式化為 “國有制”，而“被代表”的真正所有者—–全體國民，則被“工具化”為經濟活動中創造財富的勞動力。因此，經濟越發展，財富越集中，國家越富有。但由於缺乏國有財產權益分配機制的制度性設計，作為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國家“主人公”的國民從未享受過 “資本利得”及相應的財富福祉。長期以來，資源集中成為單向不可逆的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的強制機制，顛覆了 “投入—產出一分配” 的經濟循環的邏輯，形成了“國有制”下只進不出的“封閉式系統反芻”的反經濟學奇葩悖論。雖然經過經濟體制改革，國家 “與民爭利”的狀態有所緩解，但從未發生過制度性的根本改變。

　　2、國民收入分配主體的缺位

　　七十多年來，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並未設置“資本利得” 和“所有者權益”的科目。也許是出於制度性質的目標立場和利益考量，國民作為公有財產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在分配環節上從未得到過承認。無論是“初次分配” 或“第二次分配”，與國民收入相關的分配科目只有“工資薪金”與“福利待遇及福利設施”。前者作為“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後者作為“納稅人”應享有的社會福利，但都與全體國民作為“投資人”應平等地享有公有財產的權益毫無關聯，因此，國民的收入水平永遠無法與國家的財富增長直接掛鉤。如果硬要說全體國民已經“充分享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各項權利和優越性，那只是一種“偷換概念”的搪塞。資本利得之於投資者，是一種價值創造的回報，它的核心功能是激勵國民創造財富和促進經濟發展。這項功能的長期缺失，將極大地損傷社會文明進步的源動力。

　　3、國民財富享有方式的範式化和內卷化

　　公有制經濟產生的財富，理論上是全體國民共同擁有。但在所有者權益不作分配的產權制度下，為了滿足國民對共有財富享有和價值實現的願望，它只能由國家通過以這部分財富進行投資建設，不斷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實現。因此國民財富享有方式產生了兩個傾向：一是本應是“私人產品” 的財富享有的權利被強制性地範式化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 方式。由於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國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國家的意志，以抽象化和概念化的“人民”的整體去享用，而作為“人”個體生命的幸福追求和個性創造的自由則受到極大漠視和限制。強制性的、整齊劃一的生活範式扼殺了最能促使社會進步的活躍生命力。二是公共產品建設的非盈利性特征慫恿和鼓勵了“集中力量辦大事” 運動機制不惜工本、不計代價的傳統劣根性，進而固化了公共產品建設中日益“內卷化”奢華鋪張、揮霍浪費的低效化發展模式，同時也給權力的尋租，明目張膽蠶食公有財產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始於戰爭年代，盛於計劃經濟時期的運動型治理機制，到了市場經濟縱深發展的今天，已然開始顯露出越來越多的機制性缺陷和制度性弊端。如果我們仍然迷信其“包治百病”的神奇傳說，不冷靜理性地反思和批判其給國家建設和國家治理所帶來的危害，清算其以往所造成的損失，仍然一如既往地將它奉為致勝法寶，體制的優勢，終成“集中力量辦壞事”的致命頑疾，斷送中國邁上市場經濟道路的前程。

極權國家的司法環境

作者 張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我們談中共百年罪惡，有一個視角少有人關註，那就是法律虛無主義。

　　2020年5月28日，中國人大通過了《民法典》，2021年1月1日實施。但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因為中國早就有一部完善的民法典，並且一直在有效實施。

　　中國民法起草委員會於1928年成立，成員均為著名法學家，包括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寬、林彬、鄭毓秀（後由王用賓繼任）、何榮、胡長清等。民法總則編於1929年5月23日公布，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債編於民國1929年11月22日公布，民國1930年5月5日施行。物權編於民國1929年11月30日公布，自民國1930年5月5日施行。親屬編及繼承編於民國1930年12月26日公布，自1931年5月5日施行。民法典頒布後經歷多次修訂。

　　1949年前，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簡稱六法全書，包括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六法全書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結晶，它采用大陸法系的立法範式，吸收了清末法律改革成果，保留了中國千年法文化的合理成分。

　　但1949年2月，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同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根據該指示，向各級人民政府發布了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及一切反動法律的訓令。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曾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劉少奇也在這次會議上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

　　中共廢除六法全書斷裂了中國法文化的傳承，走向了法律虛無主義，並直接導致了文革的“無法無天”和砸亂“公檢法”的惡果。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時代中國法製開始恢復和發展，但仍帶上“四項基本原則”的緊箍咒。需指出的是，鄧小平時代並未消除法律虛無主義，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刑事犯罪“從重從快”的嚴打，拋開了中國已經製定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中共的法律虛無主義還體現在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任用上。2008年沒有任何法科背景的政法委官員王勝俊被任命為首席大法官。他提出了“三個至上”司法原則，即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三個至上”司法原則明顯違背法律至上原則，將共產黨領導公然淩駕於法律之上。在對待死刑判決的問題上，王勝俊提出了三個量刑依據；即“一、要以法律的規定為依據；二、要以治安總體狀況為依據；三、要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據。”但以治安狀況以及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判案是司法獨立原則的否定。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法治”的解釋是：“法治是由最高權威認可頒布的並且通常以準則或邏輯命題形式表現出來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律原則。”“法治有時被稱為法律的最高原則，它要求法官製定判決（決定）時，只能依據現有的原則或法律而不得受隨意性的幹擾或阻礙。”德國《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第15卷認為：“法治國家的要素有如下內容：頒布在法律上限製國家權力（尤其是通過分權）的成文憲法；用基本法規來保障各種不容侵犯的民眾權利；法院從法律上保護公民的公共與私人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幹涉；在因征用、為公獻身及瀆職而造成損失的情況下，國家有賠償的義務：法院獨立，保障法官的法律地位，主張刑法有追溯效力，最後是行政機關的依法辦事原則。”

　　2013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的周強擔任最高法院院長。2017年1月14日，周強在出席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時，談及全國各級法院"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必須掌握的幾項內容時指出：“要堅決抵製西方'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旗幟鮮明，敢於亮劍，堅決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詆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司法製度的錯誤言行作鬥爭，決不能落入西方錯誤思想和司法獨立的陷阱。”

　　周強對司法獨立亮劍的觀點立即在中國掀起輿論浪潮。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和張千帆等人批評說，周強言論是開倒車和否定憲法。上海律師林禮國、廣州律師葛文秀等人發表公開信，征集百名律師簽名，要求周強引咎辭職。包括法學家郭道暉、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和郝建、經濟學家茅於軾、學者榮劍、藝術家栗憲霆、作家蘇小玲在內的一批北京知識界公民，1月18日晚發起網上聯署。

　　聯署信表示，周強把司法獨立這個舉世公認的好東西拱手送給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稱要對所謂西方司法獨立亮劍，實質上對司法獨立亮劍。聯署信強調，司法獨立作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為人類接受，是人類共同財富，因此寫進一些國際公約，中國政府也已簽署。只有司法獨立，沒有所謂西方司法獨立，這在理論上是一個早已解決的問題，本不應該有爭議。 聯署信表示，周強以首席大法官身份挑戰人類共識，動員整個法院系統亮劍，造成輿情大震蕩，意識形態大混亂。這樣子的周院長，必須走人，不然，將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由這樣的人繼續出任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是對中國法律和法治進程的諷刺，讓公眾喪失對法治的信心。

　　但周強並非不知道自己言論的荒謬，但這是他給“法學博士”習近平獻上的投名狀。

　　什麼是習近平的法治觀呢？黨刊《求是》雜誌，2019年2月16日刊登了習近平於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習近平的這篇講話反映了他較完整的“法治”觀念，那就是崇尚人治、嚴刑峻法，反法治。

　　習近平認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可惜習近平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他說：“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製相對健全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習近平將商鞅治理下的秦國歸於盛世顯然是違背常識的，盡管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強大，並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是事實。但支撐秦國強大的商鞅之法是滅絕人性的暴虐之法，與法治沒有關系。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則是輕罪重刑，連 “棄灰於道者”都要處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商鞅變法製定秦律，盡管在短期內奏效，但國家政令的貫徹實行，僅仰仗予富予貧、予貴予賤以及施用嚴刑峻法，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恐懼之中。而連坐製度開了株連的先河，人民由寬容忍讓而變得互相監督，因恐懼連坐而互相揭發，極大敗壞了淳樸的與人為善的民風。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即使倉廩實，也難祥和快樂。如果我們把維護秦國強大，統一中國的功勞歸於商鞅之法，那麼秦朝僅僅存在十四年就滅亡豈不是商鞅之法的惡果？

　　中國古代的法律製度是人治與法治沒有關聯，中國法治思想來自於西方。中國古代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皇權專製製度。皇帝是專製製度的核心，等級特權是專製製度的本質特征。歷代王朝所定律典都將此置於突出地位。皇帝超越法律，行政幹預司法。從秦始皇到清宣統，皇帝作為古代封建統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權力之大，延續時間之長，為世界奇觀。中國王朝雖屢經變換，但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於一身的狀況終無變化。中國古代法律刑罰手段嚴酷，主要表現在，以嚴刑懲辦對抗統治階級的犯罪和違反倫理道德、侵害尊親屬的犯罪，以及肉刑的適用，最殘酷的是淩遲。

　　法律虛無主義貫穿於中共五代領導人的治國思想，盡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本質並沒有改變。

　　為什麼中共要搞法律虛無主義？我的看法是，首先，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誌的體現，是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工具。馬克思的本意是對資本主義法律的批判，但列寧、斯大林卻視之為圭臬和真理，堂而皇之地認為法律應該為共產黨服務，成為統治人民的刀把子，完全拋棄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和人民主權原則。中共建政後完全照搬蘇聯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法學觀，讓這個法律病毒侵入中國的肌體。其次，中國有幾千年法律專製主義傳統，法律虛無主義綿延不絕。漢朝重臣董仲舒以《春秋》等儒家經典作為司法審判的標準，他甚至組織編輯了《春秋決事比》。此書收錄232個以《春秋》決案的典型案例，以作為判案的參考依據。再次，馬克思主義法律外來病毒與中國千年法律專製主義病毒結合變異為更加邪惡的中共法律虛無主義。其本質就是共產黨淩駕於憲法法律至上，憲法法律只是統治人民的刀把子。依法治國就是人治和嚴刑峻法。

中共成員對民主國家的污染

作者 文淵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新學年開學之際，九個回國度完暑假、興沖沖返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在洛杉磯機場被邊境官員自費遣返，連校方也壹頭霧水，不知就裏。而執法的美國海關邊境保護局（CBP）則稱原因是通關檢查時“發現的信息”。據ABC電視臺稱，調查人員發現，這些學生有花錢請別人寫作業的行為，違反了F-1學生簽證的要求。但亞利桑那大學（ASU）發言人岡薩雷斯(Jerry Gonzalez)在聲明中指出，“據ASU所知，這次拘留並非基於學術不誠實的指控，CBP沒有告訴ASU與學術不誠實有關，CBP沒有告訴ASU究竟發生了什麽的任何信息”。又據“亞利桑納共和報”報導，學校官方對該報表示，如果有學術不誠實的問題，那應該是學校的管理權限，不應該是海關的，“所有這種情況下的學生，在學業上都應有資格(academically eligible)持簽證進入美國回到ASU”。

　　看到這則報道，不禁令人深思，這壹代的留學生們究竟是怎麽了？實在令人不安。暫且不論這幾個留學生是因何被拒絕入境遣返，也不論其違反學術誠信的指控是否屬實，海關是否有權因學術問題而遣返留學生，但這些年來，中國留學生因學術不端和其他劣跡而被處罰、開除、遣返的實例卻不絕於耳，時有發生，有的簡直就是混跡學界的紈絝混混和留學垃圾，這是不爭事實。

　　2014年大約有8000名中國留學生被美國大學開除，令整個學界震驚。美國留學生綜合教育機構厚仁教育曾發布《2015留美中國學生現狀白皮書》(簡稱白皮書)，專門就被開除的學生群體做出分析。其數據顯示，被開除的原因，57.6%是因為學業表現太差，23%是因為學術不誠實。白皮書認為，學術不誠實是中國留學生最容易犯的問題，例如抄襲、考試作弊或協同作弊(例如對答案)、代考或代課、成績造假、篡改成績被舉報等。值得註意的是，被開除的並非都是“差生”，厚仁數據裏收錄的數十個被開除的學生甚至來自常青藤大學。另外壹個與誠信有關的問題，就是在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的欺詐和造假的問題。根據教育咨詢公司ZINCH在中國前幾年進行的壹個調查，90%的中國申請者有推薦信造假的行為，70%請別人代寫陳述論文，50%假冒高中成績，10%偽造獲獎記錄。雖然這些調查數據是否全面準確尚不能確定，但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的造假和欺騙絕非個別的現象。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匹茲堡的聯邦檢控官2015年5月28日對15名中國學生提起訴訟，指控他們在SAT、GRE、托福等考試中采用欺詐手段，收買槍手來替考。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面臨幾十年的監禁和幾十萬美元的罰款。

　　2015年2月，來自中國安徽合肥、就讀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中國留學生周某，駕壹輛白色寶馬750轎車因蛇形駕駛和超速引起警方註意。高速公路巡警亮起警燈試圖將其攔截時，此車突然加速逃跑，巡警隨即開車追逐，直到40多分鐘後將其圍堵逼停。這輛車在逃逸過程中最高時速競高達185公裏。警察逼停涉案汽車後，發現車上二男壹女均為中國留學生，就讀於同壹學校。警方立即通知校方，學校得知後，決定將這三名學生開除。學校發言人表示：“無論妳是誰，無論妳講何種語言，在美國就要懂得並遵守美國法律。”

　　2015年3月，三名加州中國留學生涉嫌欺淩同學，遭美國法院判處6年至13年的有期徒刑。就讀高中的這幾名嫌犯，夥同其他中國留學生，對兩名16及18歲的中國女同學施以虐待，施虐內容包括強迫脫光衣服、用煙頭燙傷乳頭、掌摑、剃頭發，其暴行令人發指。其中18 歲的受害者是被綁架至公園施暴，過程持續五小時。此案共有10名華人留學生涉案，施暴者最小14歲，最大21歲。此案中三名超過18歲的成年學生獲刑。凡是具有正常思維和健全人格者都不禁要沈思，他們這些人，小小年紀為何竟會如此殘忍和血腥，他們究竟是來美求學的學生，還是已滅絕人性的惡魔。他們為何與剛開放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是千禧年前負笈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相比，會有天壤之別，今昔留學生之間的這種巨大差別，著實令人感嘆！

　　那時的中國留學生，不論是工科、理科，還是人文藝術專業，不論在美國、日本、歐洲還是澳洲，無不是學界的翹楚。他們中絕大部分人在國內就是品學兼優的佼佼者和尖子，國門剛開，他們便幸運地獲得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出國後他們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更加勤奮學習，刻苦鉆研。不論在課堂還是實驗室，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在學業和學術研究中大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中國留學生成了海外各校及教授和導師們競相競爭吸引和爭奪的目標，他們為能招收到中國留學生而感到驕傲。

　　那時的留學生，除部分人有剛夠維生的少量資助和獎助學金外，不少人還要靠業余打工來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現在那些開著插有五星紅旗豪車招搖過市的紈絝們，很難體會當年懷揣30美元就來美國闖世界的窮留學生們。他們在繁重的學業之余，還要用汗水去賺每小時幾元的微薄辛苦錢，有人甚至要打幾份工，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才能維持正常的學業和生活。即便條件如此艱巨，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但他們依然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優異成績，也為自己的前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從壹個專制獨裁的極權國家第壹次來到自由民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留學生，他們不僅勤學苦讀，孜孜不倦，大部分人也時刻關註著國內的改革開放和自由、民主運動的發展。他們在認真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實地考察著西方發達國家的權力構架和運作程序，以期作為改造和推動中國社會的借鑒。雖然，大部分人，尤其是公派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還要受駐外使領館節制管轄，從那裏領取每月的生活費，定期要向使領館“匯報思想”，又有學成必然要回國的現實，但多數人仍能獨立思考，對比中國落後腐朽的封建極權制度，從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汲取有益的政治營養，逐步有了異於黨國曾灌輸的政治見解。盡管也曾發生過震驚美國校園的“盧剛事件”悲劇，但無論是兇手還是受害者中的中國留學生，也都曾是學界精英，只因兇手盧剛極強的好勝心、嫉妒心和報復心理作怪，壹時鬼迷心竅，做出了如此驚天的大案。

　　1989年4月以後，國內的學生們以悼念胡耀邦為契機，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敗，反官倒”、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學潮。國內民主運動立刻吸引了留學生們的密切關註，在那壹段時間裏，國內學潮的動態緊緊地牽住了留學生們的心，他們與國內的學子們心心相印。在世界各地，幾乎所有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們都投入到這場偉大的運動中，與國內的學子們遙相呼應。他們紛紛脫離使領館控制的官辦“留學生聯誼會”，毅然改換門庭，仿照國內成立了“中國留學生自治聯合會”（“學自聯”），組織留學生們示威遊行，聲援國內的學運。

　　六四血腥屠殺的消息傳到海外後，悲憤交加的中國留學生們，第壹時間湧向校園、街頭，向全世界控訴、揭露中共屠夫們的滔天罪行。雖有個別混入留學生中的特務學生監視和告密，但學生們依然不為所動。筆者當年所在的大學裏，有壹位來自北京的留學生，每次遊行他都壹馬當先，擎著學自聯的大旗勇敢地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幾天後他在國內的親屬就受到國安特務的騷擾和警告，要他們管束和制止他參與政治活動。他在安慰了受到驚嚇的親人後，依然積極參與各種活動，成了學自聯的骨幹力量。壹些駐外使領館的外交人員們，懼於中共的淫威，不敢公開發聲支持留學生，但卻默默地同情學生們的正義行動，我所在大學裏的留學生們還成功地策反了壹名領館職員。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會有的，也有個別特殊身份的留學生，對於倒在中共坦克和槍彈下的國內死難同胞置若罔聞、冷嘲熱諷甚至惡言相對，公然站在中共劊子手壹邊，激起公憤。我的老板手下有壹來自安徽的官二代學生，當眾幸災樂禍地說那些被屠殺的死難者罪有應得，差壹點被其他義憤填膺的中國學生爆打，以後，他在校內躲著中國學生，形影相吊沒人理睬，猶如喪家之犬。

　　今年5月1日，壹個叫沈致襄的人以“羊市大街”之名在《萬維讀者網》“西四牌樓”博客上寫了《三十年前明大校長給我的親筆簽名信》的博文，講述他三十年前曾因充當中共鷹犬，在《人民日報》發表污蔑和攻擊學運和六四受難者的惡文向中共獻媚，並向芝加哥中共領館告密參加學運的學生，而被明尼蘇達大學中國留學生“警告”和“威脅”的經過。當時驚魂不安的他只好求助校方，在得到保護的同時，作為例行公事，校長給了他壹封信，提及保護言論自由雲雲。他將此信視為保命符密藏多年，終於在網上曬出，至今還在沾沾自喜地炫耀他死心塌地追隨中共極權的醜惡經歷。據知情者透露，此人系來自山西的官二代，憑借國內的權勢混到明大留學，可又無心向學，專門從事監視、告密留學生的特務勾當，混了多年依舊無法完成學業，不得不在當地壹所中學食堂幫廚為生。後來實在在美國混不下去，只好回國去討生活，雖曾賣身於黨媽效犬馬之勞，無奈，經多年鉆營卻仍無人買賬賞壹口飯，混不上壹差半職。晚年就又返回美國，整日在自媒體上繼續為黨國歌功頌德、獻計獻策，攻擊民主運動，以潦度殘生。

　　六四以後，中共駐外使領館這顆毒瘤，完全被留學生們擯棄而成了臭狗屎，除偶爾派員來學校集中為留學生和家屬們辦理護照延期和換發外，他們再也不敢來學校向留學生們兜售中共的那壹套邪教，更不敢組織任何向中共效忠的政治活動。直到千禧年前，在中國留學生群體再也聽不到任何他們的聲音，沒有了他們的喧囂和騷擾。

　　兩千年前後，這批留學精英們陸續畢業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大部份留在西方國家者，仍保持了當年的政治敏感和責任心，關心國內自由民主事業的發展，並為之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不少人幾十年如壹日，孜孜不倦地維護、關註和支持已為數不多的海外民主運動陣地、曾為幾代留學生們提供精神食糧的民運刊物。

　　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有能力出國留學者劇增，進入本世紀以來，大批中國留學生湧向海外。其中不乏如老留學生壹樣的精英和學者，但卻也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他們中既有因在國內高考失利的落榜者，也充斥著為貪官污吏轉移不義之財和打前站、安排後路的官二代，還有那些暴發戶的“富二代”們。尤其是後兩種，他們到海外雖是入了學，卻根本不是來學習的，心思不在學習上。他們住在豪宅裏，開著豪車飆車於公路，沈迷於犬馬聲色，肆意炫富揮霍不義之財，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翹課、作弊、違反校規也就成了常態，本文開頭提及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為他們拖累，中國留學生群體的聲譽滑落到慘不忍睹 、自清末“中國幼童留美”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成為他人鄙視和嘲笑的對象。

　　六四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共僅象征性地短期制裁後，因寄希望與其結成反蘇同盟，又壹廂情願地以為只要中國經濟發展了，國家富有了，自然會走上社會制度的變革和自由、民主之路，於是對其施行了愚蠢的綏靖政策。在經濟上，助其進入世貿組織，享受特殊經濟貿易優惠，使其經濟快速發展，短期內聚集了大量財富，有了在世界上稱王稱霸、挑戰普世價值的本錢。在政治上，放任其濫用西方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觸角入侵和滲透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層面，肆無忌憚地影響、幹涉當地的政治生活，攫取極大的政治、經濟利益。近年中共對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滲透，赤裸裸地幹涉其內政，幹預選舉，甚至已有人在美國大學裏成立了中共黨支部。他們在收買議員和政、經人士地同時，由其豢養的海外同鄉會，華人商會甚至幫會等偽裝成當地“廣大華人”的聲音來影響、滲透西方，已對海外華人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嚴重損害了他們在當地的聲譽和形象 。

　　打著推廣中華文化幌子，而推行專制極權腐朽意識形態的“孔子學院”，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就遍及西方世界。與此同時，中共使領館的黑手也赤裸裸地再次直接伸入西方各國的校園，牢牢地把控住各校的“中國學生會”，並通過其將廣大中國留學生綁架在中共的戰車上，為他們的罪惡行徑搖旗吶喊。有不從者，則直接予以“教育”和恐嚇，並以騷擾、威脅國內的親人為手段。許多美國學生和校園媒體也直率地表達了對中國學生的看法，壹針見血地指出不少中國留學生被中共洗了腦，他們中許多人對此不僅不以為恥，反而洋洋得意、不勝榮幸，深感皇恩浩蕩和黨媽的“關懷”。其實中國留學生在海外“自發”表現擁護官方立場的做法，近年來已經屢見不鮮，他們其實早已成了中共在海外的打手和“招之即來，來則能戰”的“沖鋒隊員”。

　　2017年5月在馬裏蘭大學畢業典禮上，中國留學生楊舒平發表畢業演講時，因將中美之間的空氣、民主和言論自由作對比，贊揚了美國“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呼籲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氣而奮鬥，並表達了“自由是氧氣，自由是激情，自由是愛”的觀點，遭到了中共黑手所組織的圍剿。馬大前學生會主席朱力涵威脅道“以詆毀祖國的方式博眼球是堅決不能容忍的”，壹些中共的走卒們攻擊她的演講是“壹種為了融入美國社會的策略”。黨媒也不甘寂寞，《環球時報》對此次演講進行了大篇幅的宣傳報道，並且表示其為辱華的行為；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上，楊舒平被打上了“辱華”、“賣國求榮”、“漢奸”的標簽，要她道歉、悔罪，她本人受到中共的支持者的騷擾和威脅。

　　2017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叠戈分校邀請達賴喇嘛在夏季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這本來是西方學校壹項極正常的安排，卻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無理反對和惡意抵制。受領館操控的該校中國學生會發出聲明，指控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有中國留學生題為“我留學美國交百萬學費，妳卻讓我畢業典禮看達賴分裂祖國？！”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閱，企圖施壓校方取消這壹安排。他們的無理要求自然被校方斷然拒絕，見改變達賴喇嘛的演講計劃已不能得計，隨後又派代表同校長見面，要求對達賴喇嘛的演講內容和措辭做出限定。這壹在美國國土上非法、粗暴踐踏言論自由的惡行也被校方嚴斥駁回，不能得逞。值得關註的是這個中國學生組織事後公開承認，他們此前的壹系列活動都請示、咨詢過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並得到他們的具體指示。

　　今年2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世嘉堡校區（Scarborough Campus）加拿大籍藏裔女生齊美·拉姆（Chemi Lhamo）當選為學生會會長，引發該校的中國留學生抵制。他們號召中國學生上網請願，要求學校廢除她競選資格，並在社交媒體上發起聯署，指她支持藏獨，壹旦當選，其言行將“損害國際生的關系和感情”，並號稱接近壹萬人響應。壹場本應再普通不過的校園學生選舉，竟活生生地被推進了莫名其妙的政治風暴。更有甚者，竟大言不慚、無知地抱怨“多大中國留學生壹萬兩千多，貢獻7個億學費，但是多大允許藏獨社團存在。” 還有人毫無根據地指控、誹謗競選學生會會長的Chemi Lhamo將會拿中國學生繳納的學費去推廣“藏獨”。這些中國留學生按照中共官方宣傳的觀點思維、去看待問題，不僅顯示他們的知識貧乏和無知，而且他們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西方民主國家關於言論自由的相關法律。從不甘寂寞的黨媒《環球時報》也趁機伸出黑手，渾水摸魚、煽風點火，“拿著中國學生的錢支持‘藏獨’！多倫多大學妳的良心不會痛嗎？！” 如此無知、無恥的濫言只能令人作嘔。這些中國留學生的無知和霸淩行徑自然激起了公憤。拉姆獲大學校刊《The Varsity》發文支持，該文嚴厲譴責了那些侵擾拉姆個人言行的不當和不法行徑 。當地人權組織也強烈譴責了中共這壹公然在加國國土上踐踏民主、人權的醜惡行為。

　　最近，壹個粗口在整個世界上火了，還被收入英語詞典，其詞義解釋是，“fuck your mom’s vagina”。這個詞是8月16日，由澳大利亞南澳阿德萊德市中國留學生新創造的，破了壹項世界文明底線的紀錄。該日，澳大利亞南澳大學香港學生發起了支持香港示威者“反送中”的活動，當壹位香港女孩高喊：“Hong Kong stay strong !”(香港加油) 後，非法闖入示威者人中的壹群中國留學生，以極其下流的流氓腔調，整齊劃壹地集體回應粗口。震驚世界！在全世界所有的示威遊行活動中，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這樣集體性公然侮辱女性的聲音，而這個集體的聲音，競來自中國留學生。野蠻、無恥、下作！這些留學生已不僅是民間傳言已久的花錢去國外買文憑或者根本在國內考不上大學的留學垃圾，而已墮落為留學流氓。他們的無恥行徑激起了整個文明世界的憤怒，有人形象地說，“這些人肉身雖然在牆外，腦子還在豬圈裡，奇葩的‘愛國’行為博眼球，卻讓世界人民看清了天朝人的醜陋”。有網文回擊這些留學流氓，“這些糞坑裏爬出來的蛆，應該送他們回到糞坑裏去。”他們的如此“愛國”的“英雄壯舉”，自然受到黨媽的誇贊和充斥大陸媒體的亢奮力挺。

　　其實不僅是中國留學生抵制、幹擾加州大學聖叠戈分校邀請達賴喇嘛演講的行動受到中共黑手的策劃和操縱，在西方校園裏，凡中國留學生的所有反民主、反言論自由、推行中共腐朽意識形態和外交路線的行為，其幕後都與當地中共使領館脫不開幹系，有時他們甚至就直接跳到前臺，公然充當指揮。

　　面對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頻頻出手，西方社會終於開始感覺到現實和潛在的威脅，並開始出手反擊了。美國國會兩黨6名議員6月份提出的《反制中國政府及共產黨政治影響力運作法案》，矛頭就是直指這樣的團體，那些死心塌地為中共效勞的所謂“僑領”和“學生領袖”們，還是收斂些好，否則就會有人找上門來吃上官司。

　　美國智庫在最新壹份研究報告中，就如何精準打擊中共科技間諜的同時， 繼續歡迎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來美學習和工作提出了三招，其中壹招就是“取消充當中共代理人的中國人簽證，比如在美國大學監視其他中國學生的‘看管人’”。他們建議，“美國政府要區分出中共使領館在美國各大學安插充當中共政府耳目的‘看管人’（minders），這些看管人監督其他中國學生的政治觀點是否與中共保持壹致。”他們表示，從過去的行為來看，中共當局在世界各地，通過大使館官員和大學“看管人”，精心策劃過壹系列反民主、反人權的示威活動。例如最近反對香港的“反送中”抗議，而這些人就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應該取消他們的簽證。近期，壹批又壹批的“孔子學院”開始被關閉、趕出西方校園，壹些特殊留學生的簽證被取消、被長時間審查，就是這些措施正在或將要施行的先兆。

　　這無疑具有巨大的震懾作用，對那些以留學生身份為掩護，為虎作倀，甘當中共馬前卒的“政治學生”和“特務學生”不啻當頭壹棒。也為那些跟在這些特殊留學生後邊，助紂為虐，為中共極權獨裁者們搖旗吶喊者敲響警鐘。近期以來，針對香港民眾的“反送中”抗爭，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其他國家的壹些中國留學生做了充分的醜惡表演。他們或仗著人多勢眾打壓、攻擊和破壞當地香港留學生的聲援活動，或直接赤膊上陣，力挺中共和港府傀儡，成了全世界接受普世價值民眾們眼中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權的政治小醜。而唯獨在有數十萬中國留學生的美國，甚少聽到規模較大、影響惡劣的同類惡行，看來這些“看管人”已感到末日的寒意，開始收斂蟄伏起來了，這大概與美國政府正在采取的上述措施不無關系。

　　廣大留學生們漂洋過海，花費巨大的代價來到西方國家，不就是為了學習別人的長處嗎？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同時，也應該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的政治構架和社會形態，並和中國社會做相應、細致的比較，以找出各自的利弊和優劣，得出自己的結論。至少不應被人洗腦，先入為主，抱著對西方世界的極深成見，盲目地排斥、敵視和詆毀西方社會。否則妳為何不心安理得地待在國內，繼續沐浴黨國的陽光雨露；或直接去朝鮮、俄羅斯、古巴這些和天朝制度同樣的獨裁極權國家，卻偏要來到妳不喜歡甚至仇視的西方國家“受罪”，受自由、民主、人權之罪。

　　筆者曾撰文寫道，“那些被裹脅在裏面的鬧事者，大多數只是因被極權數十年洗腦，又不諳民主真髓的無知稚嫩學子，他們鬧出此等笑話，尚情有可原。但願他們嗣後在民主國家的學習、生活，不僅學習科技、文化知識，同時也能關註民主社會包括選舉在內的運作，比較兩種社會制度的利弊，將來學成回國後，能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作出貢獻。他們應當警惕和揭露那些躲在青年學子的背後挑撥和破壞中國學生與其他國際學生關系，操控甚至利用他們的官方身份，來威脅留學生和他們家人生命安全的職業特務。他們也應當和那些為了回國之後可以得到好處向黨國納投名狀的政治扒手，和那些熱衷於在校園裏限制別人學術和言論自由的‘政治學生’、‘特務學生’保持距離，拒絕參加壹切為極權、獨裁政權造勢、張目、火中取栗的活動。如擔心自己和國內的家人受到迫害，不敢公開反對和揭發他們，至少可以保持沈默，不做有違自己良心和心願的壞事。”。

中共政權的精神剝削

作者 司馬泰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韓戰期間，美國人發現他們被俘虜的人在經過中共的宣傳教育後，很多人變得反美親共。當時流傳一個說法，就是中共研製出了一種可以用來控製大腦的秘密神經武器。“Brainwashing”這個詞就是那時從中文的“洗腦”一詞翻譯過去並介紹給了西方社會。當時美國人非常緊張，甚至CIA也專門立項開始進行控腦試驗。

　　最後發現是虛驚一場，中共並沒有什麽能夠控製大腦的秘密武器。怎麽洗腦？就是在封閉的環境中，采用暴力、威脅，高強度的思想灌輸而已，用中共的話說，就是“思想改造”。洗腦並非易事，所以才要如同一個療程一個療程地搞運動。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從肉體的怕，到心理的依賴，反復洗腦，直到成為聽黨的話的馴服工具。幾十年下來，洗了幾代人之後的今天，中共的洗腦效果終於顯露出來了。

　　一、共產黨洗腦毒害知多少？

　　中共的洗腦也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套用中共的話說，是全方位的系統工程，一切都是為了洗腦，一切都是為了控製人的思想。效果體現在方方面面，不妨列出幾個：

　　1）接受共產黨統治的現實：共產黨不好，可是，沒有替代方案。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亂。

　　2）設身處地為共產黨著想：“我要是共產黨，也會這麽幹”，所以不是共產黨的錯，是被整的人的錯。

　　3）中共等同於中國：批評中共就是反華辱華。為中國百姓的人權發聲的人，卻遭到很多中國人的痛罵。

　　4）自覺抵製敏感信息：翻墻甚至人到了海外，對於被中共隱瞞的真相，不看不聽不信，認為都是假的。

　　5）“厲害了我的國”：把人民血汗創造的經濟發展歸功於黨，在自豪和狂妄的混雜情緒中為中共搖旗吶喊。

　　6）與“敵人”做鬥爭：對於中共用謊言樹立起來的國內外敵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動起來憤怒聲討和抵製。

　　7）相信中共的“製度優勢”：專製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西方的黨派輪替，成不了大事，美國的衰敗是必然的，未來是中共國的世紀。

　　8）替中共的惡行開脫：他沒看見的，他就認為共產黨不會幹。只要中共沒有整到他頭上，就不信共產黨有這麽壞。說中共不好就等於說他自己一樣，面對多少證據，就是要替中共辯護。

　　9）“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哪個國家沒有貧富不均？於是，中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

　　被洗腦的癥狀還多得很，這裏也不過是蜻蜓點水。

　　二、細數中共的洗腦術

　　要細數中共的洗腦術，還真是數不過來。籠統的說，我們可以大致從下面幾個角度來看一看。

　　1）基於無神論的黨文化，營造了洗腦的大醬缸五六十年代那種“思想改造”的運動，現在也少了。中共洗腦越來越容易了，原因就是幾十年下來，五千年敬天奉神、善惡有報、仁義禮智信的的神傳文化，被中共代之以基於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黨文化。共產黨本是黑幫、流氓、邪教的集合體，搞出來的黨文化漠視生命，崇尚暴力，好勇鬥狠，缺乏同情心，不信善惡有報，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是否不分，評判一件事的對錯，不是從愛惜生命出發，而是“我要是共產黨，也會如何如何”，“活該，為什麽要跟黨作對？”，不是指責共產黨，而是責怪被共產黨整的人。有了黨文化這個大醬缸，有了無神論作為國教，中共做起惡來，就如魚得水。

　　學生都很反感“政治課”，可是，從小學到大學漫長的政治課學習，不知不覺孩子們還是接受了無神論是真理，接受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弱肉強食的鬥爭史。

　　被中共洗腦過的許多癥狀，往根裏挖，很多都能找到無神論作祟的影子。不信神的社會，沒有三尺頭上的約束，道德自然會墮落，很多人卻鄙視能提升道德的宗教信仰。中共的人權迫害，很多都與信仰團體有關，只要被戴上“迷信”的帽子，很多人對中共的打壓也就聽之任之了，甚至還幫著中共助紂為虐。因為無神論，也就沒有了精神信仰的追求，沈迷於物質生活的滿足，吃喝玩樂，沒自由就沒自由，被監控就被監控，只要黨不整到自己頭上就好，甘於被圈養。

　　2）混淆中共與中國，“反黨就是不愛國”

　　一個黨不等於一個國家，這是常識，但是，在黨文化中，這個常識就是“歪理邪說”。“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黨和群眾”，黨永遠在前面，黨不但代表國家，而且比國家還大。從出生，上學，就業，到退休，從生幾個孩子，到允許看什麽網站，從給不給你飯吃，到給你什麽飯吃，讓你生讓你死，什麽都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記不得共產黨是一百年前從歐洲傳過來的舶來品，而感覺是土生土長的東西，如同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一般，如同“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一樣，不但從心理上覺得離不開黨，從生理上也覺得離不黨了。

　　奠定了“黨等同於國”這個邪說之後，中共接下來的洗腦就是順水推舟了：離開黨去談論國家，會變成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如同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所言，一聽到反黨，就以為是在反對國家。

　　那些所謂的“反華”“辱華”風波，大多都是這樣的產物。人家批評中共的人權，揭露的是中共的惡行，是在為中國百姓的權利和福祉發聲，被洗腦的人們卻無線上綱成“反華勢力”，大作文章配合共產黨的宣傳起哄。人權，是誰的人權？是中國人民的人權，你發不了聲，人家幫你發聲，不但不感謝，還罵人家是“反華勢力”，多麽可悲可嘆啊。

　　3）營造“共產黨跨了，中國就會亂”之類的偽命題共產黨攝取政權之後各種運動搞亂了中國，中國人對“動亂”談虎色變。有了這樣的心理基礎，中共反過來就用“動亂”來恐嚇百姓，宣傳說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強權，中國就又會陷入動亂，堂而皇之地“維穩”，為鎮壓百姓製造借口。這本身是一個偽命題，共產黨是各種動亂的根本因素，沒有了共產黨，再亂也亂不到哪裏去。關於這個話題可以展開大書特書，這裏就不細說。

　　4）盜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國崛起”為黨貼金

　　再怎麽“思想改造”，如果沒有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共產黨的洗腦不過是建在流沙上面，只要一走出國門，就會明白中共的謊言。四十年的經濟發展，給了中共用來洗腦的本錢。但是，經濟發展是不是就歸功於共產黨呢？中國人吃苦耐勞，只要有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來，只要政府不阻擋，經濟當然能發展起來。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沒有共產黨，不也是發展得很好嗎？

　　流行一時的“厲害了我的國”，就是用這些年的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高鐵，支付寶這些東西來為中共唱贊歌。經濟發展是全球化帶來的機會，是人民血汗積累的成果，人民養肥了共產黨，但是共產黨悉數拿來為自己貼金。

　　要說中共對於“中國崛起”有沒有貢獻，也是有的。中共因為作惡太多，最後的合法性就完全取決於經濟發展，於是，開啟了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發展模式，包括強取和盜竊知識產權，不給勞工合法權益，利用監獄勞教所奴工，不顧環境污染，上上下下的官員貪腐受賄權錢交易，沒有底線的道德敗壞，不守規矩的貿易政策，破壞國際經濟秩序，不腳踏實地而幻想彎道超車等等，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短期內好像是刺激了經濟發展，結果造成國內矛盾重重，國際上也四面樹敵。國際社會給了中國一個相當友好的經濟發展期，也期望中共能夠改弦更張走向政治文明，但是，中共為了維持統治而糟蹋了這個機會。

　　面對西方對中共的警覺和製裁，中共也會一如既往地鼓噪西方在圍堵中國的崛起，把國際普世價值與中共馬列專製意識形態的沖突渲染成西方與中國的沖突。

　　5）暴力，暴力，還是暴力

　　雖然我們上面談到了依靠黨文化與經濟發展來洗腦，但是，中共最經典的洗腦手段——暴力和謊言——仍然是中共洗腦的基本功。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除了從肉體上折磨和消滅人，中共還有一招就是用飯碗來控製你，不給你飯吃。古人可以不為五鬥米折腰，因為可以脫掉烏紗帽回家過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中共掌控著一切資源，沒有米你就熬不過今天，在生理極限下強製洗腦。

　　到了數字時代，中共把暴力也與時俱進到了互聯網領域，利用高科技來實施數字暴力。大數據，人工智能，監視器，手機定位，一切高科技都可以被中共用到控製人民的身上，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

　　高科技還給中共帶來了一種洗腦的新理論。中共把道德搞壞了，現在說要用高科技來提升道德，打造誠信社會。遍地都是監控攝像頭，小偷們自然望而卻步；人臉識別羞辱闖紅燈者，用來解決闖紅燈這個老大難問題；電腦處理交通罰單，找人托關系就行不通了。馬路的小偷可能少了，可是竊取國庫的大偷們卻越來越多。用高科技遏製自由，不可能提升道德。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只有在人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時候，能夠對善和惡做出選擇的時候，談論道德才有意義。在等級最高的戒備森嚴的監獄裏，犯人沒有偷東西的自由，沒有殺人的自由，那麽這個監獄是不是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呢？當然不是，因為犯人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殺人，如何偷東西。

　　中共熱烈擁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歡技術，不是中共真的想要打造誠信，而是喜歡這種技術帶來的對人監控的力度和規模。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警察國家，現在加上人工智能，一個警察變成了十個、百個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強了維穩？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這樣的獨裁極權國家鐘愛的根本原因。

　　6）一言堂，一言堂，還是一言堂

　　任何洗腦都離不開封閉性的謊言灌輸。無論中共號稱自己如何盛世了，國力如何強大了，都絕沒有放松對信息的控製。連親共的一些人都覺得共產黨太沒自信了。不是共產黨不自信，是共產黨知道它隱瞞了太多的真相，製造了太多的謊言，一旦真相暴露，共產黨就絕對只有垮臺一條路。

　　中共掩蓋國內真相是家常便飯，報喜不報憂，天天偉大成就，浮華喧囂，歌舞升平，看不到底層百姓的疾苦，看不到百姓有理無處講的絕望，看不到道德墮落帶來的千瘡百孔的腐爛，美其名曰所謂“正能量”宣傳。同時，中共也大量報導外國的負面新聞。中共喉舌的駐外記者平時沒有事，一遇到國外哪裏有抗議，騷亂，疫情，槍擊案，火災水災，大樓垮塌等悲劇事件時，馬上實況轉播。大陸人知道美國發生的這種事情可能比在美國的華人知道得還快。長期下來，中國大陸的民眾自然而然地就覺得只有中共統治的地方最穩定最安全，西方社會都是動蕩不安，民不聊生。

　　7）製造洗腦的網絡生態圈

　　這是黨文化在網絡時代的一種延伸。中共有網絡封鎖，但是，卻在自己的局域網裏製造出了一個自己的生態圈，從搜索引擎到社交媒體，從網購到視頻，幾乎西方有的中共都復製了一個，大陸民眾在這個局域網裏感覺什麽都有了，甚至比別人的還豐富。

　　長期下來，人們就習慣於這個生態圈了，對外界反而有了抵觸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在2015年到2017年之間，對逾1800名北京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研究了他們訪問網站的習慣。其中大約80%的學生從未試圖通過翻墻等工具繞過防火墻。結果顯示，雖然大學生們獲得了工具可以不受限製的訪問互聯網，但他們對被屏蔽的新聞網站的需求並不高。僅有不到5%的人會在實驗期間瀏覽外國網站。調查還發現，學生們瀏覽國外網站時，看的網站內容大多與政治敏感事件無關。

　　這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好消息，中共製造的網絡生態圈真的能把網民圈起來。中共也會有意識地去占領輿論陣地，五毛大軍就不說了，中共還會製造很多看起來很精致的電視節目，講解從中國到世界的歷史文化發展，對很多歷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去解讀。這種精致的洗腦很惡毒，好像是給人擴展了視野，了解到很多國內外的大事，而且大量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動不動就是外國人自己說的什麽什麽，但是，報導和解讀的手法或者留一手，話只說一半對中共有利的，或者故意歪曲，或者斷章取義，或者幹脆杜撰，真真假假摻在一起，這種洗腦是真的很厲害。

　　曾經看過大陸的報導說美國殺了以千萬計的土著印第安人，因為文章引經據典，讓人不得不信服，以為是白人用槍實施的大屠殺。事實是如何呢？從歐洲來到美洲大陸，殖民者把天花、瘧疾等傳染病也帶過來了，由於土著人完全沒有對於這些疾病的免疫力，在部落一旦傳開，就不堪設想。據歷史學家考證，百分之九十的土著人是死於疾病，而不是死於跟白人的沖突。無論在歷史上如何，民主社會現在都可以自由反思、調查過去的事情。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邊上也有土著人博物館，講述他們的歷史。而中共呢？有文革紀念館嗎？

　　如果說過去中共洗腦主要是不讓你知道什麽，現在的洗腦更多的是讓你什麽都知道，但都不是完整和真實的，而是被中共按照自己的口徑修剪過，想讓你知道的部分。他們判斷海外消息的真假，憑的是什麽呢？就是中共灌輸給他們的東西。於是，很多人認為西方和臺灣的新聞網站和媒體都是充斥著謊言和詆毀中國的，不信不看不傳。

　　不少華人到了西方，天天還是上大陸國內的網站看新聞，甚至帶著機頂盒出來，天天看國內的新聞和娛樂。因為那個熟悉的味道才舒服，才感到安全，感到親切。這也是洗腦的一種境界，洗出了味道，就像吸毒一樣，離開不了了，中共就如一個無形的背影籠罩在他們身上。自己可以罵共產黨，但是一聽見有外人批評中共，揭露中共的黑暗，就感覺是在抹黑中國，就如同在罵他自己一樣。共產黨不把他當自己人，自己卻把自己當作黨的人。

　　8）煽動民族主義

　　這是老套路，人作為個體都有民族情結，這一點被中共利用得得心應手，是轉嫁矛盾的拿手好戲。宣揚百年屈辱，沒有共產黨，就如何如何，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比如印度，也獨立了，也站起來了。宣揚共產黨可以兩彈一星，可以登月，可以去火星，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去了月球，去了火星。

　　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才1000元，還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上不起學，可是，中共為什麽要勞民傷財去月球去火星呢？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想要去，一個很大的動機就是中共想要用這種特殊科技上的成就來給人民洗腦，要讓人民相信共產黨有多了不起。其實，內行人都知道，航天比航空要容易得多，因為飛機是要重復使用的，對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航天高得多，而航天發射不過是一次性買賣，失敗了也不過就是燒錢而已。

　　在共產主義理想泡湯之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共用來動員、煽動國人的利器。在國內要樹立敵人，在國際上也要樹立敵人，然後，把這些中共的敵人，宣揚成中國人民的敵人，搖起民族主義的大旗，鼓噪人們去鬥爭。

　　9）集中運動式洗腦

　　針對特定的人群，中共一樣沿用著“思想改造”的模式，就是把人關到一個地方，集中學習改造，常常用“法律培訓班”“職業培訓班”的名義，其實就是一個黑監獄，地地道道的洗腦班。針對法輪功學員如此，針對新疆維吾爾人也如此。

　　中國有681所監獄，310個勞教所。這些監獄和勞教所都是迫害法輪功的重要場所。中央、省市縣和鄉鎮以及各個單位、學校、工廠、軍警都有自己的或聯合的洗腦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臨時的，有的是長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輪功學員綁架進去。據明慧網報導，整理出的洗腦班名單多達3600個。

　　洗腦班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黑監獄。在裏面要強製看誹謗法輪功的各種謊言，搞車輪戰，疲勞戰，剝奪睡眠的權利（這是中共專家總結出的最有效的洗腦經驗），用盡歪理邪說來進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滅絕掉，用簽署“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作為轉化指標。轉化率是中共對各級官員和職能機構的硬性考核杠桿，於是中共就動員起整部國家機器來對付法輪功。不轉化的學員就面臨可怕的後果：酷刑折磨，送勞教、送監獄，開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勞教所和監獄，那裏一樣有洗腦班，繼續強製轉化。

　　10）其它形形色色的洗腦手法

　　正如前面說的，中共的洗腦是一項系統工程，幾乎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洗腦，甚至娛樂和晚會節目都是為了給人洗腦。所以，要想列出中共都有哪些洗腦手法，是不可能的。上面只是列出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下面再簡要地說說其它的。

　　用“巨大的市場”誘惑西方。中共與西方打交道，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常常被中共拿來做誘餌，用利益把人心中最貪婪醜惡的一面勾起來，弄得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權掛在嘴上的西方社會的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價值觀丟在一邊，與中共同流合污。他們自願被中共洗腦，也會充當幫兇替中共洗腦中國和西方民眾。臉書的紮克伯格在天安門廣場跑步，在采訪時桌上放著習近平著作，就是一個可笑的例子。

　　有“錢”能使鬼推磨，用“大外宣”給海外的人洗腦，再出口轉內銷，把被洗腦的外國人幫中共說的話，轉回國內繼續給大陸民眾洗腦。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媒體財政困難，中共就趁人之危，去收購，去投廣告，在西方國家的很多主流報紙裏把中共的報紙當作廣告插頁，用錢讓西方媒體不敢對中共的人權惡行吱聲，甚至還為中共的人權惡行辯護漂白。在西方各國的大學、智庫大力滲透投資，收買、培養代言人，還重金投資好萊塢，讓好萊塢的影片自我審查，不敢涉及任何中共的敏感話題。NBA的球員為了錢，也成為中共的旗子，用他們的嘴給中國人民洗腦。

　　製度對比，扭曲報導，這是中共玩弄“田忌賽馬”的典型例子，用中共專製的所謂“優勢”去對比西方社會的製度“劣勢”，用專製的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去嘲笑民主製度的“黨派爭論”。其實，黨派爭論恰恰是民間意見分裂在民選官員身上的反應。如果民間沒有分裂的意見，比如，疫情期間需要呼吸機，需要疫苗，這個民眾沒有分歧，民主社會同樣展現著快速的反應，同樣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與中共的黑箱操做相比，更透明更公平。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中共在無法掩蓋自己的惡行時候，瞞天過海的常用招式。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只要挑出別人的問題，然後就告訴中國人民大家都一樣，這不是中共的錯。有問題不可怕，如何處理問題還是重點。是不是公開透明，是不是真誠反思，是不是毫無保留的放到臺面上，是不是有政策杜絕不再發生。中共掩蓋的正是其它國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過程。

　　你是民主社會，你有自由，你就應該讓我胡來。你不是有新聞自由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喉舌媒體長驅直入，安營紮寨。你不是市場經濟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商品隨便傾銷。中共大鉆民主自由社會的空子，大喊“時間站在中共一邊”，幻想假以時日，就會把西方掏空。

　　三、中共的洗腦真會一直有效嗎？

　　本文的重點是揭露中共洗腦招數，把中共洗腦的方方面面盡量列舉出來，會給人一種中共洗腦無處不在，“無堅不摧”的錯覺。其實，就在共產黨如此強大的洗腦場中，仍然有很多人翻墻主動尋求真相，就在無神論肆虐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仍然有很多人追求對神的信仰，包括地下教會，包括幾千萬法輪功修煉者，這些都是對中共洗腦的有力回擊。海外華人致力於恢復真正的五千年神傳文化，特別是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是對共產黨洗腦大環境黨文化的釜底抽薪。

　　西方社會也並非是讓中共任意宰割的魚肉，國際秩序也不是中共可以永遠隨心所欲玩弄的東西，別以為中共是在給中國人民占便宜，中共下三濫的做法，早晚會激起西方的反彈，川普（特朗普）的“對等”政策，就是對中共的棒喝，煞住了中共的邪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會變得惡劣，中共還想要用經濟發展來給百姓洗腦的資本就會不復存在。

　　前面提到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做的“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雖然發現很多人不翻墻，甚至翻墻也不看敏感信息，但是，也發現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研究人員使用了有獎問答的方式，比如提出一個問題，其答案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內容之中可以找到，如果答對就能拿到一個小紅包。在這組研究結束時，大學生們在《紐約時報》等網站上瀏覽時間增加了九倍。他們開始花費更多時間瀏覽在中國被屏蔽的信息。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群體“在知識、觀念和態度上發生了實質性和持續性的變化。”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度下降，對經濟發展的評估變得更加悲觀，許多人表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需要根本的改觀。

　　心病還得心藥醫，洗腦是用錯誤的信息進行灌輸，突破它還得靠真相。中共用急功近利構建起來的虛假的經濟繁榮，終會浮雲散去。中國人民要想長治久安，要想與文明世界和平共處，互相提攜，就得拔出共產黨這個毒瘤。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 從武裝叛亂到毛左共產黨執政時期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它也已在中國大陸執政了70余年。中共的發跡、崛 起和當權，貫穿了中國整個現當代歷史。如今的中共政權，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 龐大、執政時間最久（之一）、統治最為穩固的獨裁政權，且越發變得難以撼動。

　　中共從建黨到執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響著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每個中 國國民的人生。要想認清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推動民主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就要 剖析中共建黨以來的史跡、挖掘中共的隱秘內情、遠望中共未來的動向走向。惟 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尋到擊破中共「完美獨裁」的方法，進而為實現變革鋪平道 路。

　　（一）中共的發跡史暨因何奪取政權

　　研究中共，首當其沖的就是研究它的發跡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統治 中國的龐然大物的。關於這些，事實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外 國、中共官方自己還是他的敵手對頭，都有長篇累牘的史料和分析。不僅它的發 跡至其執政這一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其他許多關於中共的議題，也都有數不清的 現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則盡可能不采用其他學者已有的成體系的、具體的研究成 果，而是依據那個時代基本歷史背景和初端史實，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綜述。 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論述分析過程是獨立的。

　　（01）外部勢力

　　言歸正傳。中共的誕生和早年的發展，是帶有強烈的外來、西方背景的。眾 所周知，近代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均誕生於西 歐，開創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誌人，《共產黨宣言》則首先發表於英國， 共產主義者及其早期組織第一國際也主要活動於西歐諸先發工業國。而後來，共 產主義運動又在俄國風起雲湧，俄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建立長期社會主義政權的 國家。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運動的發展，溯及本源皆是來源於西方和北方（俄國）。

　　不僅在來源上共產主義是「西來」的，中國早期（1915-1935）具有共產主義 色彩的活動、中共的建立與運作，也深受中國以外力量的影響。實際上受蘇聯操 控的共產國際，曾長期操縱甚至主導著中共的運作，指導或說指揮著中國的工人 運動、武裝起義等。

　　外部勢力對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謂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金錢、物資支持， 還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協助建立組織機構、提供情報，都是中共得以建黨並 在中國立穩腳跟的前提。雖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後，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力大 大減弱，但依舊是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蘇聯在中 國東北對中共的各種支持，例如移交繳獲的數十萬計的日軍裝備，以及對國軍接 收與布防的阻撓，就對中共贏得遼沈戰役起到了關鍵作用，繼而奠定了中共奪取 整個內戰勝利的基礎。

　　可以說，沒有外部勢力，中共就不可能發展壯大，更不用說占領整個中國大 陸、取得執政權。雖然外部勢力的支持並不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因素和唯一 因素，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樣的歷史史實，對照當今中共動輒指責外國 「幹涉中國內政」，唾罵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等「勾結境外勢力」，是十足的諷 刺。

　　（02）三大群體尤其農民的支持

　　當然，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內因還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內因又是 多方面的。在內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能夠吸引到占人口 多數的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且代表現代化生產力的工人階級、頗具影響力的關鍵 的知識分子這三者的共同而廣泛的支持。

　　不同於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中共最大的依靠 是農民，準確說是佃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等農民中的中下階層。毛澤東的 成名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深刻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問題，還設計了 鼓動農民運動乃至農村武裝暴動的詳細可行方案。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 敏銳的觀察到了占當時國內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階級的巨大潛力，以及以佃農與 地主關系為代表的農村生產關系、階級矛盾，並選擇成為佃農和小自耕農等「貧 下中農」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國民黨則傾向於支持地主階級、農村精英）。他 們通過宣傳和動員，拉攏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參軍，而更多普通農民則被領頭 人和大勢裹挾著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成為中共基層組織和軍隊的成員。

　　中共選擇依靠農民階級的決定無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 更普遍的形式，實際重要性超過了城市工人暴動。無論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國 共內戰，還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 農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來源，農村是中共物資和給養的主要來源。在中共武裝 起義到開國大典這22年間，除最後幾年的攻城略地外，絕大多數時間中共勢力範 圍幾乎全在農村。而大城市都是國統區，中共大多只能進行地下活動，只有在抗 戰期間可以在重慶等少數城市進行有限的公開活動。而地下活動和地上公開的占 領和活動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維度。所以，稱解放戰爭勝利前的中共為「農民黨」 都不為過。

　　中共奪取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中共在軍事上勝利的最主要 原因，就是有著比國民黨多出數倍乃至更多的自願兵源。在兩次國共內戰時期， 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其實並不大，兵力數量仍舊非常重要，人海戰術仍是這種較低 級水平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貧下中農」階層的人數遠多於地 主、鄉紳階層。「貧下中農」受益和感激於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願的、積極 的參加中共軍隊及民兵組織。此外，也有許多在強製土改/流血的土地鬥爭中受益 的農民，也被迫參軍幫助中共打贏戰爭，以避免被地主還鄉團清算。在戰爭中， 無論是出於被洗腦的政治理想還是為捍衛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實際利益，或者 擔心被國民黨和地主清算，他們普遍會積極和勇敢的戰鬥。中共對軍隊的極強控 製力、對軍隊基層強大的滲透和動員能力，也是中共軍隊逃兵少、作戰積極的重 要原因。中共軍隊的士兵也擔心逃亡回鄉後遭到中共基層組織的清算和批鬥。而 國民黨軍除得到地主階級發自內心的支持外，只能通過「抓壯丁」等方式補充兵 源。這樣補充的兵源往往兵無戰心，戰鬥意誌薄弱、易叛變和逃亡。國軍對士兵 及士兵家鄉也沒有足夠強的控製力，逃兵不擔心回鄉後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 戰場。中共還經常發動心理戰，勸誘國軍投誠，對高級軍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 而異的方式誘降。這樣情況下，解放戰爭期間國共雙方兵力對比逐漸逆轉，就不 足為奇了。

　　農村、農民是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的根基，而工廠、工人則是中共伸入城市 的鐵臂。在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躍的早 期，工人曾與中共親密合作，包括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和一些城市的武裝暴動。 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後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為白色恐怖的「白區」或日軍占 領的淪陷區，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區遭遇沈重打擊，中共與工人的關系變得疏離。 雖然中共仍舊在城市工人階級中積極經營，但影響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 年中共重新進城時，劉少奇就感嘆城市工人已變得陌生，習慣了國民黨統治時期 與資本家的調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閡。但是，工人階級也並沒有真正的被國民 黨政權馴服，它在內心依舊更親近中共，打算做國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廠一直都 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部分工人還是發動了不 少運動掣肘國民黨。當中共重新進城後，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邊， 並在中共建政後旋即超越了農民階級，成為中共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後頒布的憲法上寫著「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評論建國前中共與工人、農民的關系，這句話恰恰需要 倒過來，即當時的中共是主要依靠農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勢力。

　　知識分子則是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一支關鍵的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及 農民和工人，無法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卻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 都很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陳獨秀、 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不僅只是共產黨人，更是當時中國文壇、思想界的佼佼者。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有留歐、留蘇、留日經歷，在國內也是萬裏挑一的高材生。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謂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博得了眾多知識分 子的好感。瑞金時期、延安時期，中共都和中國知識界來往甚密。而中國知識界 則普遍有著親共傾向，有些還不遠萬裏從國統區投奔中共。大批在那個時代稀缺 而珍貴的青年學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國統區進行學運甚至地下工作，代表 著未來中國精英的選擇。中共還成功的拉攏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第三勢力」， 結成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從重慶談判到內戰，再到中共主導的政協召開， 知識分子為中共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觀的輿論、意識形態、人脈支持。

　　總之，中共在奪取權力的道路上，成功的爭取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三 方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上都超過了國民黨政權。所以中共說決定 歷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並沒有錯。只是，中共對於這三大群體只是利 用，通過虛假的、欺騙性的承諾得到支持，而掌權之後就逐漸變臉。知識分子、 農民階層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工人也並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 （或者說中共的特權階層、領導幹部）成為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食利者。

　　（03）軍事因素

　　如前所述，軍事上的勝利是中共奪取政權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 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當然還有戰爭本身的、 戰略戰術等作戰層面的因素。

　　毫無疑問，毛澤東等中共指戰員的水平要高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當 國民黨執著於對大城市的占領時，解放軍選擇了「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 自身實力、殲滅國軍有生力量作為主要目標。國軍策劃的「全面進攻」、「重點 進攻」都被解放軍瓦解，國軍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軍利用局部優勢，集中 力量消滅突出的、最精銳的國軍，其余部隊不戰自潰。對這類戰術的純熟運用， 讓解放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國軍還面臨內部不團結、號令不統一的問題。雖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各 地軍閥、各派軍隊，但實際上軍中各勢力依舊擁有較大自主權，高級將領將部隊 視為自己的私產，在內戰中經常將保存實力放在第一位，對同袍被圍見死不救， 大大降低了國軍整體的戰鬥力。而解放軍相反，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全國的解放 軍一律聽令於中共中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非某個將領的「私兵」，有著一致的 利益和共同的目標。軍權高度集中的同時，又將具體戰術製定權下放，保障各級 指戰員的靈活性能動性。

　　在軍紀和戰鬥意誌方面，國軍也顯著差於解放軍。國軍不同軍隊軍紀和素質 有很大差別，如嫡系部隊紀律較好，戰鬥力強，但雜牌軍就差劣很多。而國軍只 有少數嫡系，大多數都是雜牌軍。國民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沒有政治信仰， 不知為何而戰，只是被迫當兵或為填飽肚子。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敗勢明顯時， 軍隊更是兵無戰心一潰千裏。而解放軍軍紀雖不如中共吹噓的那樣嚴明，但無論 如何都好於國軍。解放軍的思想教育和戰鬥動員都落實到了基層，讓本就有信仰 和明確利益訴求的官兵更有戰鬥力。解放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時仍能堅持作戰， 不屈不撓，最終逐步壯大。

　　中共的又一個軍事優勢是，有一個穩定支持軍隊及軍事行動的後方、根據地。 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農村和農民，並且在抗戰期間開辟了大量根據地。這些 根據地都由各地黨組織控製，統一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在解放戰爭中，這些 根據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糧、出錢，提供情報，掩護主力軍隊轉 移，合格的完成了作為戰爭後方的任務（哪怕從地理位置這些根據地並不一定在 解放區內部）。這些根據地平時除受到少量滲透和微乎其微的騷擾破壞外，可謂 安如磐石。國軍如派主力部隊進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無法對化整為零的中共 基層力量造成太大殺傷。與中共如魚得水相反，國民黨雖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國連 成一片的國統區，但卻無力對基層進行控製，城市鄉村都被中共滲透。各大城市 經常爆發學潮、工潮，反國民黨的各政治團體活動已半公開化，讓國民黨疲於應 付。這樣的「後方」根本起不到作為後方應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報戰上的勝利，成為解放軍戰勝國軍的關鍵。中共情報系統早已滲 透到國民黨高層，以致中共對國軍的部署和動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戰爭期間身處 國軍決策層的少將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戰役中國軍的兵力部署，導致原本實 力占優的國軍被解放軍圍殲。還有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也是中共間諜， 直到國軍撤到臺灣時才暴露。而國民黨方面完全無法滲入解放軍指揮系統，對中 共高層的戰略決策一無所知。雙方在情報戰方面的成果可謂差距懸殊。

　　「槍桿子裏出政權」。國共爭霸中，軍事較量的結果是最直接的、具決定性 的。中共能夠取得政權，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說到底還是憑借暴力實現的。 當然，軍事上的勝負受許多非軍事因素的影響，例如兵源就取決於雙方的支持基 礎，外援則取決於外交。

　　（04）運氣與機遇

　　不得不說，中共最終取得政權，也在於其有著非凡的運氣。在創黨初期，中 共就險些被「一鍋端」。1931年，顧順章叛變又差點讓中共在「白區」中樞被一 網打盡。但相對於這些，對中共最有幸的，莫過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的爆發。

　　1927年到1934年，經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中共控製的地盤不斷壓縮，最 終被迫「長征」。值得強調的是，紅軍在江南蘇區的潰敗，主因並不是中共所稱 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的意外結果，而是當時國共實力對比和中國政治 軍事社會情勢下的必然。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武力打擊下，中共已無法繼續再在 靠近國統區中心的華東、華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數路紅軍經過長征的艱苦跋涉，來到陜北落腳。此時僅僅幾 萬殘兵疲兵，卻面臨著駐紮在陜西的數十萬國民黨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圍剿。 現在的人們將陜北理所當然的當成長征的終點，以為到了陜北紅軍自動就安全了， 其實並不是真相。如果沒有後面的變故，陜北對於紅軍，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 川那樣，是逃亡過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地點。那時，虛弱的紅 軍即將面臨國軍的致命一擊。如果攻擊發生，紅軍不是被殲滅，就是再度「長征」， 逃往蘇聯和蒙古。雖然這期間紅軍也取得了如直羅鎮戰役那樣的勝利，但仍不足 以與陜西的國軍主力抗衡。紅軍西路軍慘敗於西北地方武裝馬家軍，就證明了當 時紅軍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蔣抗日」， 並向紅軍拋出橄欖枝。結果不僅提前暴露了蔣介石籌備的抗日計劃，招致日本警 惕和提前侵華，還讓紅軍絕處逢生、死灰復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 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 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 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 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 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 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 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 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 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 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 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 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 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 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 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 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 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 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 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 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 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 復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 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沖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 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 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陜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 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 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 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 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晚年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 的言論，確實是發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好運還在繼續。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始終猶豫不決。不 同於在歐洲堅定的建立「鐵幕」對抗蘇聯，在亞洲美國只把日本、韓國作為不可 侵犯的底線，對中國的未來曖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 一些美國軍政要員，讓他們對這支看起來淳樸和富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充滿好感。 兩相對比，這些美國人更加厭惡腐敗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替國府說什麽好話。 而繼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與蔣介石有隙，不願意全力支持後者。美國主導的調停 工作還讓中共在關鍵時刻有了喘息之機。不像蘇聯給予中共實實在在的支持，美 國一直限製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導致國軍僅有少量美械部隊，大多數軍隊武器裝 備與中共軍隊並無太大差距，空軍力量也不足以對地面戰場產生重大影響。

　　就是在美國的猶豫不決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時間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即便 如此，杜魯門還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臺灣，一度打算默認中共統一中國，試圖以 此換取中共在美蘇冷戰對抗中的相對中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大力支援金 日成政權入侵半島南部，美國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避免國民黨政權的 徹底覆滅。但這只能讓蔣介石保住那塊小島，中共則很快占據了全部中國大陸， 並成為統治它至今的主人。

　　（05）綜述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既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期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 利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有運氣和機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奮鬥與能 動性非常可觀，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軍事上的成功是它當政的最直接原 因，「槍桿子裏出政權」誠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當然還 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為列寧式政黨典範所有的嚴密組織性、毛澤東等領導人個 人的強大能力、得到國內地域性利益集團的支持等。但因為比較次要，本文就不 便一一論述了。

　　（二）歷次政治運動浩劫慘痛中共卻屹立不倒的原因從蘇區的肅反，到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的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鎮 壓，都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創傷，不僅國民深受其害，許多時候中共內部的黨 員幹部也難以免災。但這個政權卻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看起來令人費解。

　　不過探究其原因，也沒有多麽神秘。

　　首先，中共政權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控製力，壟斷了包括暴力資源在內的各 種重要資源，沒有人可以進行製約和對抗。一個暴政垮臺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夠 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則，暴政再肆虐，受害者無力反抗，那再殘酷的暴行都無 法使政權覆亡。而中共正是有這個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時，並沒有什麽力量可 以進行反抗，零星的抗爭根本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大饑荒更典型，即便幾千萬 人餓死，也沒能阻止和團結起來爭個活路。因為軍隊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權壟斷， 而戶籍製度及隊社、街道、單位及相關基層黨組織等的存在，則讓原子化的民眾 根本無力對抗，甚至連逃荒要飯都被遣返。中國大陸全部置於中共控製之下，又 能逃到哪裏去呢？毛澤東帶領中共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政府，但它執 政後卻最為提防基層的星火燎原，不允許再有一塊革命根據地出現。

　　非常類似的例子還有朝鮮的金家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慘重災 難卻並沒有導致人民的有效反抗。東方社會崇尚秩序、集權，個人自由原本就被 剝奪許多，而深受列寧和斯大林現代極權主義影響的各東方共產黨政權則變本加 厲，在利用舊有的巢窠基礎上編織更密的羅網，讓受害者只能任人擺布。當整個 社會就是大監獄，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牢籠中的人們，即便人 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國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 在於他們與東方人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他們認為允許人自由遷徙、 私有領地受到保護是天經地義，完全想不到有連穿衣吃飯都被嚴格管束的國家。

　　第二，中共是一個體系嚴密、內聚力強的組織，其團結性、紀律性、吸附能 力都非常驚人。這樣的組織就意味著它不容易從內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權 對國家有強大的控製力，統治階級之外的人無力反抗。那麽統治階級內部呢？

　　中共統治集團的運轉，結合了列寧式政黨、斯大林式官僚體系、中國傳統的 等級製等多種政治機體的特點，這是毛澤東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其具體的運作 細節我並不了解，從它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來看，它的確能夠讓成員對黨保 持忠誠，哪怕黨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會看成是黨內一些人的個人行為， 而不會因此反黨和背叛（除非有強勁的外部力量拉拽）。當一個人成為中共體系 內的成員，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會將殘酷的政治鬥爭包括對自 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應，主動為中共及它的體製辯護，很難跳脫出黨營造的價 值體系。

　　第三，中共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糾錯能力。歷次政治運動都不會無限期 進行，在出現某個機會或達到某個閾值後就會停止。中共還會對此前發生的錯誤 做出一定的補救，哪怕這種補救受益不均、杯水車薪。這樣黨內外都不會對中共 徹底喪失信心，自然也不會想去推翻它、摧毀它。何況，國人普遍對強權強人犯 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傷害或者只是減少傷害（還在繼續傷害），人們就感激涕 零了，根本不會考慮什麽補償和追責。所以政權不斷犯錯、改錯，再犯再改，就 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無論如何受害，也還享受著既得利益。而差異化的 資源分配，總是可以讓既得利益者對政權忠誠。雖然中共歷次政治運動都有黨內 成員甚至高層受害，但是他們所受苦難普遍低於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如果不死， 他們都有復出的機會，文革後大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成為顯貴就是例子。現 在進監獄的貪官污吏，也比牢獄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況這些人通過各種假釋 和減刑，很快就又過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們自己無出頭之日，子女還能利 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源和關系網。

　　所以他們知道，只要還是黨的人，就還有日子過，未來還有好日子等著。如 果叛黨反共，挑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數人根本找 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徑），還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還牽連子女。他們當然會做出相 對最優的選擇。

　　（三）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 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面， 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 有著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0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 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 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 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 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征。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 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 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 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製，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 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肉 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02）毛澤東時代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 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 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 全是毛實現個人意誌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誌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 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 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 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 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 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 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 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 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著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嘆。中共之所以 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 方面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 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沖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 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面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面，它依舊 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 民主試驗和「三三製」等，建國後實行公有製、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 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 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 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 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 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 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 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 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 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 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製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 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 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征，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 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 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 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 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03）華國鋒時期

　　華國鋒當政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當政 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當政」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 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 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普遍對文革造成的 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 余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著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

　　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 暫的「英明領袖」生涯。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 從鄧右共產黨掌權到習近平時代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04）鄧小平時代：胡趙開明派主導的政治春天與民主化夭折後江澤民治下 的「悶聲發大財」從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最高掌權者都是鄧小平。胡耀邦、趙 紫陽、李鵬、江澤民都只是不同時期鄧路線的執行者。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一定 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歸根結底是被鄧小平的陰影籠罩的。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幾乎完全拋棄了理想主義，全面擁抱了務實主義。如鄧 的「貓論」、「不爭論」，都在強調實踐、發展、積蓄力量。內部停止以階級鬥 爭為綱，對外停止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放開私營和個體經 濟、國企改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流行和集體經濟的瓦解，都標誌著資本主 義的回歸。中國在進行數十年破壞性探索後又「回到解放前」，經濟形式變成資 本主義，並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資本主義成分。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並非 堅持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維護統治、為經濟建設護航。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期間，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趨勢的。當時中國改 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後於蘇東國家。政治開明帶來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的自由， 中國迎來了中共統治下第一個比較長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轉型順利，中共就 可能轉型為社會民主黨，由專製政黨變為民主政黨，徹底改變它的性質。

　　可八九六四終結了這樣的趨勢，中國的民主進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鎮壓一定 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內心都反對政治 多元化，原本就沒打算讓中國變成「西式民主」國家。他們只贊同在大刀闊斧的 進行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十分謹慎，底線就是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 位。他們不希望中國繼續毛時代的貧窮和動蕩，但更不希望中國「走上邪路」。 胡趙二人雖然曾在名義上位居最高領導人，但實權尤其軍權還是在鄧小平及中顧 委那些元老手中，這些根基淺薄的開明派怎鬥得過老奸巨猾、經歷過戰爭和歷次 政治鬥爭洗禮的中共元老。

　　江澤民執政後的發展模式，才是鄧小平內心最中意的。這個模式特點就是在 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幹擾， 給予民眾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並通過差異化的分配保障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 過來，特權階層為維護這些既得利益，又會積極捍衛中共政權。從經濟發展中分 得一杯羹的普通民眾，也會認可政權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共政權就可以穩固， 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時的中共，其政權合法性來源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 發展的成果、紅利。中共也徹底蛻變為一個超級利益共同體，再也沒有道德和意 識形態的合法性。

　　為了彌補實質上放棄共產主義追求和革命鬥爭精神導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 為了政權遮羞和對內思想凝聚需要，鄧時代及之後的中共選擇高擎「愛國主義」 的旗幟，將中共與中國、中華民族捆綁和甚至強行等同，以此抵禦來自西方的普 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思潮。雖然事實上，中共才是損害和出賣中國及中華民族利益 最多的政治集團。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確成功的將「反共」和「反華」劃上了等號， 利用狹隘的天朝和國族觀念束縛人民、對抗西方。但歸根結底，中共還是通過發 展經濟等實用主義爭取的人心，「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更多只是一種宣傳 罷了，已經無法像毛時代的階級鬥爭那樣激起瘋狂的政治熱情。

　　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將其一手設計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確定下來。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的路線在其死後仍舊長期的執行 了下去。鄧不需要有毛澤東死前那種怕被翻案、政策被終止的擔憂，因為改革開 放順應了時代潮流，從上到下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物質極度匱乏、殘酷 的政治鬥爭接二連三的歲月。

　　（05）胡錦濤、溫家寶時期

　　胡溫執政時，鄧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縱觀胡溫時期，處處都可以看到鄧小平 理論的影子。

　　胡溫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們所做的，就是跟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步伐，繼 續埋頭發展，並針對一些新問題或日益突出的問題做出一些小修小補。「一個中 心，兩個基本點」都被胡溫一字不落的繼承了下來，經濟繼續騰飛，政治繼續專 製，人們還是「悶聲發大財」。這段時間可謂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

　　在胡溫時期，改革開放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凸出， 經濟改革因政治滯後而面臨瓶頸、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等，社會矛盾激化。於是維 穩體製應運而生。廣義的維穩體製從中共建政時就存在，但專門針對公民運動、 社會運動、維權運動及其他群體事件或個人激進行為的專業化壓製體製，是在胡 溫時代成型的。

　　胡溫政權也面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他們不願也無力去正面解決這一問題， 而是以政權慣性和維穩體製將問題拖下去。胡溫既不想倒退，也不想進一步改革 開放，在處置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往往是模棱兩可的模糊態度。激進的政治運動被 鎮壓，但溫和的反對力量在滋長。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了國民相對自由的探索 歷史、評論現實的條件。那時的互聯網管控還不嚴厲，民主自由的氣氛就這樣彌 漫於網上，又常常作用於線下。互聯網的發展普及讓被維穩體製製壓的中國民間， 意外的獲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圍觀改變中國」就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口號。

　　就在這亦緊亦松的狀態下，胡溫政權落下帷幕。溫家寶在最後一次出席記者 會時說，「政治體製不改革，文革悲劇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達了一種心向變 革的態度。胡溫二人都是技術官僚，做事循規蹈矩，既沒有強烈的政治野心與專 製欲望，也沒有厲行改革的勇氣與能力，只能蕭規曹隨般的延續鄧江時期舊的政 策，帶領中共沈默的統治著中國。

　　（05）習近平時代

　　當人們以為中國將繼續在漸進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進、官方進行有限的 變革或起碼不倒退、民間力量發育的也將更加成熟時，習近平的上臺將這一切逆 轉了。這樣的逆轉頗有些出乎國人世人的預料，但的的確確發生了，而且將深刻 的影響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習近平上臺的第一年，一度展現了一種親自由主義的姿態。他聲言要深化改 革開放，大力反腐，實現民族復興，國家曾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氣象。但到了2013 年，局勢就急轉直下。以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標誌，中國有限的新聞自由也被剝 奪。後來的「黨媒姓黨」和炎黃春秋雜誌社整頓事件，進一步實現了中共對輿論 的完全控製。而公盟、傳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組織和公益機構相繼被取締或被迫 停止運作，則讓中國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間組織化公民力量被摧毀。「709」大抓捕 則打擊了公民維權抗爭的關鍵力量–維權律師群體，使得廣大冤民們難以再通過 法律途徑伸張正義，中共標榜的「依法治國」也徹底淪為空話。「七不講」和 「十六條」標誌著習時代中共對高校控製的強化，原本應是學術、啟蒙、社會變 革前沿的學校，變成了死氣沈沈的大監獄。

　　習近平不但對黨外的反對力量不遺余力的打擊，對黨內挑戰他的勢力也不手 軟。「紅二代」意見領袖任誌強被重判18年、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被開除並被迫流 亡國外就是例子。還有他在第一個任期發起的超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同樣是以肅 清政敵、號令一致為目的，屢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遺毒」，將孫政才等沒有聽令 於他的高官送進監牢。「不許妄議中央」也讓中共長期提倡的「黨內民主」蕩然 無存。隨著十九大的召開和次年任期限製的廢除，中共曾一度實行的固定任期製 和集體領導製被終結，習近平實現了空前的政治集權，成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為 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權力上效仿毛澤東，其執政風格和價值導向也向毛時代 貼近。如重提毛時代的「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公開 提出效仿毛時代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等。習近平政權也越來越多的提出學習 毛時代的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等，把弘揚紅色傳統當成對國民的政治教育內容 之一。相反，改革開放越來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很低 調。至於涉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則被嚴厲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 強就稱要堅決抵製西方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思潮。

　　在對外關系上，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積極擴展中國對外影響力，與美 國競爭。在執政最初幾年，習近平對外姿態頗為強硬，包括高調舉行抗戰勝利70 周年閱兵式等。但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際上對中共抵觸的加深，中共對 日韓印等鄰國放低了身段，轉向應付美國的貿易戰、「五眼聯盟」的外交與情報 圍堵、歐洲的人權攻勢。不過，因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問題等因素， 中共政權對外關系越發捉襟見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無法掙脫。

　　對國內的兩個「熱點地區」香港和新疆，習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強硬的策略。 中共在連續挫敗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後，通過出臺《港區國安法》和修 改香港選舉機製，擠壓自由主義在香港的勢力及對大陸的滲入，試圖將香港完全 置於中共統治之下。習近平政權在新疆更是以建設集中營、超大規模的長期拘禁 方式，壓製維吾爾等民族穆斯林的反抗活動，以暴力和高壓維持穩定。習政權在 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為雖遭遇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和製裁，但其毫無退縮的跡象。 不過，這種激烈的行動在所在地區和外部都面臨著巨大壓力與風險，激進手段能 夠持續多久尚未可知。習政權在這兩個重要邊疆地帶的強力行動，展示了習時代 中共面對劇烈內部矛盾時自信與焦灼的並存。

　　新疆是習近平政權治下中國相對最窒息的地區，其他地區或多或少也都構築 著這種高壓維穩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隨時可以在全國其他任何地區推行。依托現 代信息技術而建立的大數據極權，習近平政權對社會和人民有著前所未有的控製 力。這種控製力甚至毛時代都難以企及，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將人的 一舉一動都時刻監視和記錄下來。習近平政權既有著相應的技術手段，其權力又 不受製約和監督，黑箱政權將民眾變成透明人，後者面對科技的降維打擊只能任 前者魚肉宰割。

　　習近平統治的這近十年是中共一個很獨特的時期。它沒有毛時代的暴烈革命 和殘酷運動，卻有毛執政中的反智、野蠻與偏執；它不像鄧小平那樣旗幟鮮明的 強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卻在鞏固鄧路線造成的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 和道德墮落。習時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溫時期一樣是在繼續拖延改革、得過且過， 但習明顯在通過開倒車的方式製造歷史逆流，主動而強烈的阻止時代的變革。習 近平也在效仿毛澤東，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和藍圖，試圖重新塑造中共，開創 一個由他領導的盛世，成為毛鄧之後中國的又一「偉人」，甚至試圖超越毛鄧的 「功績」。但從現實來看，習的企圖是失敗的，即便他還可以再執政十幾年，也 看不到他的夢想在未來有成功的希望，反而會將中國拉入更黑暗的深淵。習領導 的中共更加成為一個強固的、與群眾對立的利益集團，通過內部的利益捆綁與階 梯式分贓維護著內部團結和對外一致，綁架著國家、民族與人民，擊鼓傳花般的 延續著這個利益共同體的世代相傳。

　　（06）演化趨勢

　　從中共建黨至今，中共政權的特點是不斷變化的，但不確定中也有一些規律 和軌跡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頗具理想主義的政黨，一切以推翻舊秩序、實現天 翻地覆的變革為目的。隨著中共逐漸擁有實權，其理想主義日益褪色，務實主義、 功利主義色彩日益濃厚。到了掌權後又尤其1990年代後，中共逐步變成了固守既 得利益、維護既有秩序的保守主義政黨，形左實右成為它的底色。顯而易見的， 中共也從意識形態濃厚的政黨，蛻變為利益至上的集團。

　　中共經歷了由分權到集權，再到分權、再次集權幾個階段。在毛澤東掌權前， 中共沒有哪個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到了毛時期才變成黨首說一不二。鄧時期黨的 領導權有所分散，胡溫時期進一步實現了集體決策。但習近平再度讓中共變成 「定於一尊」、黨一把手說一不二的高度集權體製。

　　在對待民主政治、人民呼聲和對外關系方面，中共在開明和保守間搖擺不定， 但總體趨於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現出親民主和開放包容的 強烈傾向。但在其余的大多數時候，它都牢牢的掌握著政治權力，通過製度、意 識形態和暴力機器構築統治的高墻，警惕的對待民主的呼聲以及自由開放的外部 世界。

　　（四）從中共的歷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質

　　根據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歷史和各種特性已經比較清晰明了了。那麽，根 本上說，中共是個什麽性質的政黨？

　　筆者的結論是，中共是一個專製的、暴力的、靈活善變的、強硬頑固的、混 合中外統治技能的、以信仰為招牌以利益為紐帶的極權主義政黨。它在奪權和執 政中，總體上是排斥其他政黨、壟斷政治權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權和實施統 治；高度務實而手段靈活，為維持統治願意在意識形態和方針政策上進行重大妥 協和調整；在維護統治、捍衛特權階層利益上毫不手軟，政治紅線有位移但始終 存在；結合了中國傳統儒法思想與外來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義要件；構 建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全黨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政治榮譽，但本質上是以共同 的現實利益為基礎團結和鞏固全黨，以維護和拓展黨內成員特別利益為第一目的。 中共這樣的性質在將來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除非時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五）中共一黨專製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有生命力嗎？

　　讀史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未來如何，可以從中共的歷史痕跡和當下 狀況得到相應的信息，依據這些已經發生的，再考慮當代特別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預判它未來的各種可能。

　　根據上述中共的歷史及特點、性質，中共顯然是一個極擅於建構政權、駕馭 民眾的政治集團，其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僅指忠誠與依附性、內聚力），高層 行事沈穩果斷、決斷力強。在維護統治這條底線之上，中共有著罕見的務實性、 靈活性、柔韌性，能夠適應時勢的變化，有效利用環境中對自身有利的因素，不 斷更新方針政策，延續和鞏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但中共始終牢牢的 掌控著大權，即便餓殍遍地、劇烈動蕩時也成功扼殺了國內任何政治異力的萌芽， 阻斷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滲入。毛死後不久，中共領導層果斷放棄階級鬥 爭和教條主義，走向改革開放。八九六四後，面對國內國際壓力，中共堅持政治 上一黨專製同時又堅持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舉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旗， 成功頂住沖擊造就中國經濟奇跡，政權企穩並逐漸形成「中國模式」。而經濟自 由化同時，黨禁報禁始終嚴格，中共對政治權力與輿論的壟斷反而加強，不給反 對勢力任何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

　　今日的中共，已通過構建「中國模式」，將自己嵌入了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 變得與中國「不可分離」。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且相 互配合，以維穩體製及造就的「低人權優勢」，激勵、誘導、迫使國民參與生產 建設，再以權力根據強弱高低分配勞動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機器抑製一切不滿與 反抗，讓社會依照強權設定的秩序運轉。這種模式與西方自由開放、重視平等的 社會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樣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於其「低人權優勢」 和集權優勢，有時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形成，讓中共有了 「不走西方道路」的資本，甚至輸出「中國模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 界分庭抗禮。

　　「中國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漫長的歷史中，中國長 期作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系的社會系統，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政 治邏輯、經濟模式、文化特色和社會關系。專製主義及維系專製的相關製度、配 套，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被卷入全球化後，各方面都受到來自外部 的很大沖擊，但並未摧毀中國自有的社會生態系統。中共雖自命為革命政黨，曾 一度表現出激烈的破壞傳統的傾向，但實際上卻在不自覺甚至部分主動的效仿中 國傳統。文革結束後，中共更是公開的擁抱了傳統，並用作對抗「西化」的工具。 中共塑造的「中國模式」是建基在傳統中國已有的社會系統之上，而舊有的東西 往往都有很大的穩定性，並且在現代社會仍有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 力，中共對傳統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國傳統的製度、文化，以及遺留至今的種 種經驗、習慣，是中共取之不盡的統治財富，是對抗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法 寶。從毛至鄧再到習，能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坐穩江山，實際依靠的並不是 「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

　　經濟的繁榮與雕敝、人民物質生活是否充盈，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是否 穩固至關重要。中共近幾十年到現今乃至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也將繼續是以改革 開放為底色，保持經濟可觀的自由度，並發揮政權的調控作用，著力發展經濟和 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雖然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態度並不積極，但他實際奉行的路線 （尤其經濟路線）卻還遵循著改開的基本方向。只要這樣的政策繼續，那麽中國 就不會像其他一些「失敗國家」那樣，因經濟崩潰導致人民喪失對政權的信心以 致政權瓦解。鄧小平以來各中共領導人「抓經濟」的確是抓到了點子上。相對於 毛時代能引一時狂熱卻無法長久的意識形態動員，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更能拴住 人心。

　　經濟成果的分配確實存在極大不公，但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 也是事實。哪怕這種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 提升，而非中共一黨一派自己的功績。古代和近代頻發民變，人們不畏死亡的反 抗，很大程度在於生活極端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 來暴動博個富貴。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沒地位沒文化沒門路的底層，肯辛苦做工 的話，一日三餐吃上簡單但足量且可口的飯菜還是沒問題的。此外，科技發展和 產業更新，也使平均勞動強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勞動安全系數大大提高了。而中 上階層則更能生活在物質非常豐盈和優質的環境中，這些最具變革能力的人是中 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受益者，更沒有革命的物質動機。而反抗政權則是牢獄、 酷刑、送命，還要連累親屬。排除追求權利和尊嚴等非物質層面，從純粹的利益 和基本物質欲求角度，如今的人們已沒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於不公不義，反抗 之後會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義。一面是勞動就可生存，一面是維穩體製的鐵拳， 絕大多數人都會做出本能的選擇，哪怕這種生存缺乏尊嚴、不體面、不自由。人 既欲壑難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環境如何誘導、體製怎樣規訓。工業文明製造的 「奶頭樂」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卻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 政權不僅有「奶頭樂」之類的「胡蘿蔔」，還有暴力機器支撐的維穩「大棒」。 只要經濟不崩潰或者發生較大的下行，中共政權就能長期的繼續維持下去。

　　社會治理的得失，同樣是關乎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謂「社會 治理」，即政權及政權附屬力量對國家、公民及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成效體現在 經濟、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等諸多方面。社會治理能 力是一個政權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反映了政權駕馭社會的成熟度，關系到民眾 對政權的滿意度。縱觀世界，社會治理能力與政權性質（是民主還是專製）無線 性關系，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歐美民主國家，也有轉型前的韓國、臺灣地區以 及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體，破敗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與專製政體並存。僅從效率 和結果上看，民主並不能為社會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為掣肘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評價起來頗為不易。一方面，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基礎設 施建設、文教衛生服務等方面都可圈可點，社會生活的組織化現代化水平高，社 會治安和公共空間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另一方面， 它的管製沒有民意授權和監督，也沒有獨立的司法予以規範，粗暴踐踏人權，不 允許公民自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第一任務是配合政權的統治和維穩；而它的服 務則嚴重不均衡不公正，腐敗嚴重。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偏重於「管理」而非「服 務」，重視外表而忽視實質、立足於政權興亡而非人民憂樂，整體上有著為達目 的不擇手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標的加 權，中共治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敗國 家」那種山河破敗、社會失序、民生淒涼的境況。社會治理作為政權維系統治的 手段，當然包含著具體的社會管製術，馭民之術就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現代 信息技術，又成為社會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眾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術的加持，正是中共敢於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擔心大規模有效反抗的 關鍵。科學技術革命性的進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了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強者與弱者間的關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信息技術時代， 無處不在的大數據和監視系統顛覆了人的處境和與他者的相對關系。強者、掌權 者一方通過信息技術，將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記錄和 監視起來，並且可以使用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武器、機器進行管控、約束、鎮 壓。信息技術可以讓極少數人得以輕松有效的對大多數人進行管理，在鎮壓上有 著無比高效的資源調配能力。軍警的鎮暴武器也實現了高科技化，鎮暴指揮系統 當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實現快速、精準、悄然、適度的打擊，讓抗爭者無還手 之力、無周旋的空間，以最小代價達成鎮壓目的，並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滅 抗爭行動造成的影響。曾經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來「挑起天下反」再不可 能，信息化的監視系統、通訊系統、交通系統的結合，可以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 根本不給反抗者組織起來的機會。從古至今弱者面對強者、受壓者面對壓迫者可 采取的逃跑、隱匿、串聯、破壞、襲擾、暗殺、遊擊等方式，在大數據極權下喪 失了可行性。被統治者不再有信息時代前對統治階級可觀的威懾能力和議價能力， 即便遭受再殘酷迫害也沒有反彈之虞。這些雖然看似是技術性的問題，卻在某種 程度上對專製的存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民心」顯得越來越不重要。對中共來說，極權的進化程度使他不再 需要那麽擔心廣大普通民眾的不滿。主導了信息技術使用權的中共，就像堡壘覆 蓋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擔心外部的威脅，而集中於防止被從內部瓦解。中共更在 乎的，是來自內部的現體製既得利益集團是否不滿、訴求為何。

　　能夠讓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對這個政權及這 個政黨的堅決捍衛。中共從建黨起至今已累加了數千萬既得利益者，加上其關系 緊密的親屬、友人、相關者，這個既得利益群體規模在2-3億人，並依權力大小、 地位高低、金錢多寡等大體呈金字塔型分布。這樣一個占中國人口約五分之一的 群體，是中共對中國的統治中相對得利者，也擁有著社會絕大多數重要資源、占 據著絕大多數優越崗位，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誠然，這一群體也是由諸 多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顯利益沖突的成員組成，內部的政治鬥爭或其他矛 盾也很激烈，但他們普遍都擁護中共的統治（或者就是統治者一員），是中共政 權得以生存和長期延續的基礎（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反體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 少數。或者說，反對中共極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沈默的、服從現狀的，並未做 出也難以做出實質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依附於中共政權及其打造的體製而生存和 獲利，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一致、與身份背景地位職位 捆綁、與現行體製共存共榮，而與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 相悖。「既得利益」絕不只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在權力、地位、社會關系、話 語權等諸多領域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尤其是在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利益博弈（或 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勝利或優位的這種利益。既得利益者雖然也經常不滿意於 更上層級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的淩駕，卻更不願意失去對既得利益者範圍之外 廣大民眾的相對優越。即便存在不滿，他們也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奮鬥或非正常 途徑維權、獲利，而不願意與被壓迫的人民一道推翻體製，實現人人平等。

　　至於指導、約束中共黨員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當今絕 大多數黨員心中絕跡。信仰、信念只是用來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 成員的實際取向。曾經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所追求和捍衛的，如今誰真的奉行反而 會被認為是傻瓜。紀律與法律都不能約束他們，理想信念又能對他們起什麽作用。 當然，並不排除各種紀念緬懷時紅色政權的接班人們內心會熱血升騰、驕傲自豪， 但他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時想著如何驕奢淫逸。他們自有一套自認為自洽的 邏輯。越是腐敗墮落，中共越不會丟掉對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傳，這並 不是為了激勵改過自新，而是讓不夠用的遮羞布更長更寬。值得說明的是，中共 成員大規模的道德崩壞並不是鄧小平執政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後才出現，毛澤東 時就已經是了，早在沒坐穩主子時的延安時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 不過，相對於鄧時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錢作代言，毛時代是直接通過權力提供特 權分配的，看似隱蔽其實更加赤裸與殘酷。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及其分布是頗富秩序性的，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社 會。它既依靠又受製於國家暴力機器及體製本身，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既得利益 階層直至最高層，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流動機製，給予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上升的 機會，雖然這種機會不均等不公平，但是並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 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供既得利益階層外的普通民眾進身階層內和進一步上升的 渠道，如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吸納尚未進入體製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 社會潛在的反抗力量。這又是對中國古代既有體製的效仿。這樣的體系和製度對 避免政權的衰朽、保持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國專製完善和 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政權又嚴禁通過挑戰體製、危及政權存亡的方 式爭權奪利，對這樣的行為殘酷打擊。既得利益者們也非常明白，想讓自己的利 益得以維系並傳及子孫、蔭及親朋，就必須去保衛這個獨裁專製的政權，就要去 維護這個從頭到腳皆是「利」的黨。

　　說到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提及一個特殊群體，即青年學生。近代以來，青 年學生因其相對豐富的知識、單純清白的靈魂、迫切求變的熱忱、橫掃舊物的勇 氣，始終是推動各國進步和變革的先鋒軍。中國自清末到民國，歷次變革和自強 運動，都少不了青年學生的踴躍參與。中共從萌芽到奪取政權，青年學生發揮著 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饑餓反迫害反內 戰」運動，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共革命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打擊軍閥及國民黨 政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就對學生運動嚴防死守，在大學建立了以黨支部 和思想政治教育為兩大基礎的管理體系，其控製程度遠超當年國民黨軍警特憲對 校園的滲透。橫向對比，它也遠較大多數專製國家對高校的管製嚴酷，僅有斯大 林模式中最為頑固的政權如朝鮮可以相比。只有兩個時期比較特殊。一是文化大 革命前期，由於毛的政治需要，學生被動員起來「鬧革命」，官僚體系一度喪失 對校園的管控權。但那時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是政治絕對禁忌，一切造 反運動前提都是忠於中共及毛個人。上世紀80年代則是中共統治期間大學空前也 幾乎絕後的自由期，青年學生重新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在八九民運中更是起到 主導作用。那十年左右的歲月也是中國的大學最像大學、學生最像學生的時期。

　　但六四之後，中共在大學重新恢復了嚴酷的管製體系，青年學生和高校教師 被嚴格的管束和監視了起來，大學裏的政治活動銷聲匿跡，學術自由也被扼殺。 相對於毛時代，六四之後中共對大學的管控更加專業化和富有韌性，沒有了疾風 驟雨式的政治運動與批判改造，代之寧靜平和表象下的威壓與麻醉。不僅行動不 再可能，師生們即便口頭批判或揭露也動輒被約談，寒蟬效應讓師生們只能自我 審查、遠離批判性政治。大學開展全面的洗腦教育，灌輸忠於黨和政府的價值觀， 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實際作用的是，中共政權誘導師 生們轉向功利主義，放棄家國天下和社會責任，轉而「悶聲發大財」的追逐私利 並暗示可不擇手段。中共在高校裏的這種誘導與90年代及之後在社會上倡導的風 氣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誘，腐蝕道德、麻痹心靈，變成中共擁護者和同路人。 而到了習近平時期，對高校的高壓控製變本加厲，大學也成為維穩體製的關鍵一 環，將最具變革動能的青年學生套上沈重的鎖鏈。在堵死社運和革命這一面的道 路同時，中共給予青年學生尤其重點院校學生以不菲的待遇，並將其中的優秀分 子吸納入體製，保障他們成為這個政權下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讓世界各國專製者 和守舊派最頭疼的「不穩定因素」，就這麽被中共軟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罰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 變革中國能力的既得利益者們中的絕大多數，在現實面前普遍選擇認同中共的專 製統治，保持著對體製的忠誠。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實踐中越來越傾向維護既得 利益者的「權」與「利」，抓牢基本盤，以維持政權穩定。這就讓「堡壘從內部 攻破」變得同樣不現實。

　　所以，即便中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矛盾相當 嚴重、習近平等中共強硬派的倒行逆施多麽的過分，只要以上這幾點沒有改變， 中共政權就會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說中共倒臺，就是發生劇烈的公開的動 蕩都不可能。

　　（六）由專製走向民主的路徑：中共獨裁下中國的出路何在？

　　根據上一節內容，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擺脫中共專製、 走向民主自由存在著極大的困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希望渺茫。

　　我們可以將其他由專製走向民主的國家轉型的背景，與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情 況做對比，來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獨裁政權反而 愈加穩固的原因。

　　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專製國家的劇變，是在經濟雕敝、政權萎縮、體製 退化、歐風美雨、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發生的，變革不僅是民間和在野勢力渴求的， 也是統治集團中多數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識。斯大林模式禁錮這些國家 太久了，計劃經濟下物質貧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專製與文化管製越來越疲 乏，一切都死氣沈沈，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貧困和破敗下沒有別的出路。他 們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何況，擺脫蘇聯的影響，還符合東 歐民族主義者的要東歐各民族各國都對俄國幾百年來的擴張主義保持警惕和不滿， 自由民主與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 的訴求有著明顯的重合。蘇東地區還長久的受地理距離、心理距離都很近的西歐 人文精神、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開放文化的影響，效仿西鄰、走向更文明的社 會，是蘇東各國許多民眾尤其知識分子長期向往的。

　　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中國則不然。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物質充盈，問題在 於不均而非整體的貧困落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生活 的並不差，甚至要好於外國類似階層。而特權階層更是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巧取 豪奪，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這些人都沒有變革的意 願，掌握話語權和擁有影響力的人是樂於維持現狀的。政權雖說不上活力四射但 並沒有僵化和暮氣，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發點不是為人民 而是統治集團自己。中國的管理體系雖然官僚主義嚴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 卻不容小覷（例如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與民主國家的比較），哪怕這種效率 是以損傷公民的權利和消耗納稅人財富為代價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對抗西 方的工具，中共通過各種洗腦和誘導，讓多數國人在思維中將維護國家和民族利 益與追求自由民主這二者對立了起來。中國從歷史、地理各方面也都遠離西方， 自成體系，發端於西方的現代人文精神對中國的滲入相當有限，中國本土的、傳 統的東西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或起碼作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各地本土的、 傳統的東西類似，它們是與現代文明相抵觸的。

　　韓國、臺灣地區、葡西和拉美右翼專製的垮臺，則很大程度在於國內民間政 治反抗運動的成熟和強大，相對獨立的輿論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與政權 關系緊密的歐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壓力。這些通常是由右翼軍政府掌權的前獨 裁政權，在社會控製力上與中國及斯大林模式國家有著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 代就由軍人專政的韓國，軍政府時期一直都有實質性的選舉，也始終有反對黨的 存在和反對派人士的公開活動。軍政府時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許在一個指 定的反對黨中，擁有國會超過四分之一的席位，雖受限但仍可獨立活動、監督政 府。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一直在從事活動、積蓄力量，並一直有取代舊政權 的能力和相應的班底，終於在1980年代前後紛紛取得了對獨裁政權鬥爭的勝利。 各國軍政府時期，即便有一定的輿論管製，但獨立的傳媒、揭露真相和批評政權 的聲音始終存在，並在變革的關鍵時期發揮了啟蒙和動員民眾、阻嚇政權鎮壓等 重要作用。而作為各軍政府「友邦」、政治經濟軍事夥伴的美英法德等國，則經 常向這些政權施壓促使其改善人權、還政於民。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些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留給政治反對勢力的 空隙。中共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公 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即便在開明的80年代，也沒有能夠挑戰中共的在 野政治勢力存在。中共對於政治反對勢力一直是高壓嚴打，對於擦邊球性質的公 民組織也百般打壓（當然習時代也像對待政治反抗者一樣完全撲滅了），根本沒 有他們公開活動和生長的空間。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際政治意義和真實性 的選舉，各級立法機關代表和行政首長實際上都是指定產生。中國的輿論被政權 壟斷和完全程度的管製（習時代更是禁絕了哪怕是溫和的批判與揭露），新聞自 由指數長年在倒數前五徘徊（僅略好於朝鮮等幾國）。當政治反對被扼殺在萌芽， 也就不存在鬥爭、周旋、積蓄力量之類了。中共政權的「友邦」多是獨裁半獨裁 國家，他們在一起當然不是互相促進民主，而是在交換馭民之術。

　　南亞、東南亞及非洲（簡稱「兩亞一非」），也有許多由專製走向民主的例 子。「兩亞一非」的前專製政權，大多（尤其非洲的）相當不穩定、權力基礎不 牢固、沒有完整系統的政策綱領、對社會的控製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領域和中央 層面實行一黨專製或一人專製，但觸角很難深入地方和基層，專製也無法統製經 濟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其專製體製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個政治強人及 數量有限的親信，依托槍桿子維持統治，社會治理也是一團亂麻。這樣的專製政 權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當政治強人失勢、流亡或死去，獨裁政權往往也跟 著就灰飛煙滅。即便有些獨裁者有繼承人，其繼承人對國家的控製力和治理能力 往往更差。這樣的政權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們的力量有些成為新的專製者，有 些就建立了民主製（哪怕其民主和專製一樣不成熟、低質量）。此外，「兩亞一 非」的獨裁政權還往往面對實力強大的反政府武裝、民族地方武裝、宗教極端武 裝等大規模和成建製武裝力量的挑戰，甚至會被這些反政府武裝推翻。這些獨裁 政權對軍隊的依靠也時常不靠譜，政權垮臺時普遍都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甚至有 時軍隊恰成為推翻其專製統治的決定力量。

　　而中共的專製政治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穩定、高效、組織性強，也有系統化 體系化的政策綱領和理論體系，在管理國家和民眾方面頗有一套純熟的技藝。對 基層的滲透和控製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國民黨政權曾經對中共進行了多番猛烈 打擊，都沒能摧毀中共強大的組織基礎，中共反而越發茁壯。至於「兩亞一非」 獨裁政權頭疼的成建製的反政府武裝問題，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決了。中 共也始終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製度，以及廣泛 發展基層黨員，讓軍隊成為中共政權結構的一部分。「黨指揮槍」、確保軍隊對 黨的絕對忠誠，早在中共建軍初期就實現了。這樣的政權顯然不是「兩亞一非」 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獨裁政權可比。

　　曾輝煌一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是在侵略擴張失敗後，在外國占 領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納粹和日帝都是極具擴張主義欲望的獨裁政權，在國內 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後，抑製不住突破自身國土限製的欲望，發動侵略戰爭試圖擴 大版圖和勢力範圍，最終被反法西斯陣營擊敗。為避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復活， 戰勝國推動德日兩國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體製的國家。納粹和日帝如日中天 時，兩國內部都沒有可以顛覆政權的力量，但外部幹預做到了。蘇聯的解體也被 認為與其擴張政策耗竭國力、招致國際反製和圍堵有重大關系。還有像烏幹達的 阿明政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樣罪惡累累的專製政權，同樣是因其對外擴張和 挑釁（分別攻擊坦桑尼亞和越南），導致外敵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曾 在內戰中勢如破竹、距統一全國近在咫尺，卻因支持和庇護本拉登領導的「基地」 組織，在911事件後遭到美國打擊而垮臺。這幾個典型案例說明，當國內力量不足 以推翻本國專製政權時，外部幹預、境外的力量可以結束好戰政權的專製統治。

　　中共領導的中國崛起後，國內外有不少人都拿納粹和日帝做對比，要世界警 惕中共政權領導下中國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但是事實上是，中共自身並無侵略 擴張、發動戰爭的欲望，當今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上世紀30、40年代。對中共而 言，奴役十多億人已經足夠它吸血寄生，並不需要冒著兵敗黨亡的危險對外擴張。 甚至，它對於武力收復屬於中國的臺灣都沒有實質意願（包括建國後對香港澳門 都沒有動兵），僅把臺灣問題當成樹立標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 乃至蘇聯因擴張主義招致國際幹預、製裁，最終政權覆亡的教訓，對外韜光養晦 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務上采取防禦姿態，對無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選擇置身事 外，以換取國際社會的「不幹預」、對它統治中國大陸及大陸上十多億人的承認。 國際社會尤其各大國也的確沒有去顛覆中共的統治，甚至美日等國在一些時期出 於各種原因積極扶植和滋養中共政權，樂於看到它繼續統治中國。

　　綜上可知，世界其他前專製國家的民主化路徑都不適合中國（或者說都無法 在中國施行），中國的確「自有獨特國情在此」。而「獨特的國情」大多就是中 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稱為「完美獨裁」，所言不 虛。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的獨裁政權很多，但既讓經濟蓬勃發展，又同時完全壟斷 政治權力，將政治抗爭和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還有嚴密的組織性與高效的社會 治理，且內斂而不好戰的獨裁政權，中共是絕無僅有。

　　那麽，我們就什麽也不做，坐視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讓國人活在不公不 義、沒有民主法治的處境中嗎？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有責任去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同胞做些事。 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們要嘗試每一個方向，不放棄任何促成變革的可能。

　　當行動暫時不可能，我們還能傾聽、思考、記錄、傳播。中世紀之後的歐洲， 先有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然後才有了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革命。 清末的中國，也是先有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啟迪，後有的反滿反帝製共和革命 的烈火燎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發布之時雖沒能撼動蘇聯體製，但讓 西伯利亞監牢裏的聲音得以流傳廣布，本身不就很偉大嗎？同樣巫寧坤的《一滴 淚》無法改變文革的悲慘過往，但記憶和傾訴本身不就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嗎？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確是虛弱無力的。可是，如果我們連這塊陣地 都放棄，那才是十足的墮落。知識分子就要在這絕望的時代著書立說，為革命做 啟蒙、為時代留記憶，為後人鋪前路。

　　思想啟蒙的重要一點，是促使國人將日常生活中涉及權利及生計的問題，與 國家體製、政治環境聯系起來。中國的許多民權民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 題、體製問題。當然政治民主化後各種問題還會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 決途徑。政治的枷鎖一日不除，一切問題都沒有公正公開解決之時。當人們知道 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就不會再對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變革 才會在眾望中到來。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終歸還是有有良心之輩的，或者說良心不會徹底泯滅。 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哪怕還有10%沒有被利欲和環境所污所吸，就有萌發變革的 種子。我們又要回憶清末民初了，那時中國上層家庭的青年們，正在超越自身的 階級和私利，去為那些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為著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奮鬥 與犧牲。難道，一百多年後的國人，真的全都墮落了嗎？我相信並不是的。當到 了某個時機，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處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站出來， 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數人也不會死硬的對抗到底。

　　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把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條件。當然，在中 國如今中產階級大都是體製內或間接依附體製者，所以這一條看起來失靈了。不 過，中產階級壯大的一些影響還是存在的，如對權利、法治和尊嚴的追求，以及 更加豐富的知識、較高的社會地位及其帶來的更強的議價能力，都對實現民主有 促進作用。如果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壯大到超過人口的一半，組成成分更 加復雜，非依附者或淺依附者越來越多，他們整體還會像現在這樣對政權順從嗎？ 到時民主轉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動力。

　　一旦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並且形成聯動和呼應，中共 政權就很難鎮壓下去了。只要未來某個時間全國各大城市的主流群體、各階層都 普遍參與了遊行示威，政權就投鼠忌器，不願意冒著與全國人民為敵的風險大規 模鎮壓。那時政權想要進行完全的信息封鎖和屏蔽，也很難做到。想實現這一步 不容易，但只要這一步實現，人數足夠多、聲勢足夠大，超過了中共可以以較小 代價平息的閾值，那人民的抗議就可能促成政治變革的成功。

　　關心中國、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們，世界同胞們，也不要再袖手旁觀了。 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體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這個世界，還 有幾個如中國這樣處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輿論控製和網絡封鎖中？這裏有十 幾億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各國的政治家、議員、各界賢達，不要忽視 和遺忘，不要被欺騙，不要麻木不仁。

　　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民主化，並且都實現了一種高水平的、真實 的（而非如今如俄羅斯那種空有民主軀殼的國家）民主政治，那麽孤立的專製中 國也就很難獨立支撐下去了。等到如朝鮮這種高度專製的近鄰都走向民主，中共 又能堅持多久呢？世界各處民主力量的勝利，也都為中國走向民主的勝利做了貢 獻。

　　中國也需要戈爾巴喬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陸也要有蔣經國，需要有意願主 動推行改革的當權者。我們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個肯自上而下推動改 革的人，會讓變革早許多年到來，讓變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中國更需要理性和有責任心的大眾。變革過程必然是驚心動魄，各方利益碰 撞摩擦。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爭取權利，但也需要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 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協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輪血雨腥風和爾虞我詐。強 者克製、弱者有節，轉型才會公平和文明。這些雖是變革發生後的事，但提前做 些設想和預備總是好的，哪怕到時候這些天真的想法會被現實迅速打碎。

　　中共盤踞在華夏大地已過了百年，它早該退出歷史舞臺或進行徹底轉型。可 是它就是不退出，以億計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沒有抗爭就沒有正義，沒有行動 就沒有改變。我想，終有一天中國從北上廣到疆域邊陲，到處都是拳頭與吶喊， 暴力機器也將為眾誌成城的正義所懾，槍口上插滿鮮花，億萬民眾一起歡呼，昭 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沒有政權可以萬世永存。再晚，也一定會有這樣一天，中共專製終結、中國 民主到來的一天。我們也明白，那並不是正義的終點，只是中華民族由黑暗駛向 光明旅途中早該抵達的一座大站。

中國社會的防疫工作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疫情，橫掃中國、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經導致逾四百萬人染病，近30萬人死亡，直接和間接的經濟與財產損失無可計數。

　　這場世紀巨災，既是天災，更是人禍。數十萬條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遭重創、數十億人的生計被波及和打擊，也不能沒有個說法。如果沒有追責，這樣的悲劇就很可能再次發生。為了告慰逝者和傷者，也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環節尤其發端期間失職瀆職者的責任，是不可回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時中共當局的隱瞞與對發出警示者的打壓眾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發時，曾經有中國醫療專業人員以不同方式發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學傳遞了關於新冠肺炎（當時還被稱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其中有“SARS冠狀病毒（準確說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個變種，即‘SARS-Cov-2’）”字眼，並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此後不久，艾芬就遭到了醫院紀委（即事業單位中負責黨紀的機構）的約談，約談期間被嚴厲斥責，如被訓斥“無組織無紀律”等。而參與傳播的8位醫生也被警方訓誡。他們後來也分別被稱為“發哨人”和“吹哨人”。

　　此後，武漢衛健委及第壹批赴漢中央專家組均宣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觸或食用野生動物才會患病而不會人際傳播。官方通報的“不明肺炎”確診病例長期在兩位數徘徊，與後來證實的當時實際感染者數量天差地別。同時，包括央視在內的官媒，還以義正言辭的口氣播發了對8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新聞，稱武漢爆發SARS病毒是“謠言”，以穩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報的評論文章《莫讓流言沖淡春節的年味》，也代表著當時的中共官方對於疫情的態度。面對經濟下行和社會不安的雙重危機，當時的中共當局選擇隱瞞疫情、淡化危險、避免民眾恐慌，試圖維持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穩定。

　　抗疫關鍵期中共當局采用的殘酷手段及其惡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後，中共當局才急忙采取措施補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以此為分界點，中共當局對疫情的態度由隱瞞、淡化，轉向不惜壹切代價嚴控。而這“代價”包括了國民基本的生存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平等權、遷徙自由權、免於匱乏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等。

　　很快，各種封鎖和隔離措施從武漢市、湖北省，推向全國。在疫情最嚴重的2月，全國采取了幾乎是建國以來最強力的封鎖和隔離措施。除醫療等特殊行業外，工廠停工、停產，商鋪停業，學校停學，社會處於停擺狀態。同時，在武漢，幾乎所有市民均被關在各小區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間掀起了對湖北籍民眾及常住湖北人士類似“集體獵巫”式的騷擾、刁難、驅逐。湖北省尤其武漢市的民眾遭到了殘酷的歧視和惡劣對待。許多滯留外地的湖北人沒了容身之處。

　　在近年來中共當局日益完善的“大數據”管控下，對湖北居民隱私的侵犯和泄露無處不在。隱私泄露後，就面臨“壹刀切”的粗暴軟禁和驅逐措施。這嚴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權，破壞了來自湖北民眾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動軌跡被曝光於朋友圈和各種群組中，不僅橫遭侮辱謾罵，還無法離境、返鄉、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頭。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漢等地街頭，還被保安和市政人員暴力驅趕，忍饑挨餓。在疫情中，軍警、保安人員、社區和村鎮聯防人員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殘忍的手段對待市民和村民，“執法”過程中的暴力行徑比比皆是，但無壹例被處罰，日常的法紀處於休克狀態。

　　“壹刀切”和過於嚴酷的手段，極大的損害了數億國民的生計。經濟社會活動被強迫全面停止，導致上億國民失業、破產，繼而制造了大量負債者、生活無著的貧民。而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未實行如中國這樣的抗疫“休克療法”，而是允許部分行業正常營業，或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營業。如疫情同樣嚴重的韓國，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館、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嚴格防疫如保持人際距離的前提下正常營業。其他如香港、臺灣、新加坡、日本及歐美大多數地區，均以折中溫和的方式兼顧了防疫和民生。

　　中國采取的徹底停擺，的確更有利於遏制疫情，但嚴重損害了國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經濟民生活動，得不償失。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第壹季度經濟同比下降6.8%，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其對中國本就嚴峻的經濟、就業、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國這種防疫的“休克療法”下，農民工和底層市民受害尤其嚴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難以得到保障。相較於歐美及壹些發展中國家大量發放救濟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國國民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未得到壹分錢的救助，非國企的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銀行和政府的紓困支持。

　　各行各業的停擺也讓國民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沒有供給或供給極少，導致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務短缺，物價飛漲。而由政府配給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務員尤其警察等強制力機構人員配給品中時鮮果蔬齊全，平民只能十元買到壹根蘿蔔、壹顆白菜、兩顆土豆等共三樣菜品組成的“愛心菜”包裹且時常斷貨。

　　更為惡劣的是，全國各地大批滯留於外地、需要被隔離14天甚至更久的民眾，需要自行承擔巨額的隔離費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數百甚至上千元，對於本就沒了收入的民眾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幾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休息（因為保安不允許躺下，只能坐著睡）。

　　而在高強度隔離下，老弱病殘等極度弱勢群體面臨著缺吃少穿、缺醫少藥的困境。對此政府所做甚微，這些弱勢者處於坐等死亡的狀態。不許出門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無法像平常那樣逃離和求助，導致許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這些悲慘情形，有些是中共的專制體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當局縱容民粹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總之都是中共當局罔顧基本人權、剝奪公民生存權的例證，也是中共治下社會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體現。

　　疫情期間中共當局對輿論的操縱和打壓

　　在整個疫情期間，中共當局進行了大規模的輿論審查。雖然疫情中中國媒體出現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湧現出不少優秀報道。但是對於觸及到審查紅線的報道或個人爆料，中共的輿論控制機構仍進行了激烈打壓。例如有聲稱被醫護人員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刪帖，當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漢市內醫療調度混亂、病人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新聞被打壓；在殯儀館不允許逝者家屬用手機拍攝慘況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對那篇關於發出預警者艾芬的采訪文章《發哨子的人》進行全網封殺，並引發了壹場審查與反審查的拉鋸戰和反審查的行為藝術。再後來，由官方授意的對揭露疫情期間種種黑暗的《方方日記》及方方本人的圍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輿論戰中最明顯的手筆。

　　最突出的，是對於三位“公民記者”即陳秋實、李澤華、方斌的抓捕。這是中共當局使用暴力手段對新聞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蹤”，現今除李澤華獲釋外，陳秋實和方斌依舊下落不明。

　　因此，無論是疫情爆發初期對疫情的隱瞞和淡化，還是後來過於嚴酷措施對公民人權的肆意侵犯，以及整個疫情期間及之後對輿論的打壓和操縱，中共政權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當然，說到這裏，壹定會有人（尤其是親中共人士）認為，“那中共怎麽做都是錯的了？寬了不行，嚴了也不行，輕視不行、重視也不行？那怎麽辦？”以及“西方國家防疫更差，現在都死了幾十萬人了，中國反而控制了疫情，那麽西方國家應不應該追責？世界各國的疫情都要中國負責嗎？”等疑問。

　　我下面就對這些必然產生的疑問進行詳細解答。

　　從壹個極端到另壹個極端是雙重錯誤

　　首先，無論是隱瞞和淡化疫情，還是後來嚴酷的防疫措施，顯然都是錯的。不作為和“矯枉過正”的亂作為都是錯的。走向兩個極端的惡無法“相抵”、“歸零”，恰相反，兩個極端造成的危害是疊加的，都需要被追責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從中共中央到武漢地方政府都公開疫情實情、積極采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隱瞞病毒危險性及有大規模傳播擴散的危險，就可以將疫情扼殺在萌芽之中，控制於武漢地區之內，中國的感染人數會遠低於現在，更不會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後那樣，選擇以經濟停擺、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會有上億人短期或長期失業，國民衣食住行也就不會受到如此之大的影響。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隱瞞疫情的情況下，如果中共當局後續采取有節制的、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折中的溫和方式抗疫，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壹樣，盡可能保持經濟運轉，必要的工業和服務業照常運行，就可以讓失業人數大幅減少。如果允許國民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保障他們獲取基本而相對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務，減輕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負擔。同樣，如果國家以巨資為失業者和弱勢群體提供經濟補助，對中小企業開放原本幾乎只給國企的借貸服務，就能讓平民和中小企業、個體戶等弱勢者、受疫情波及最嚴重的公民和機構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還有，在對待武漢人、湖北人時，如果公權力積極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輿論宣導上積極反歧視，就可以讓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嚴重的群體有尊嚴的生活。

　　這樣做，雖然會使得對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會像現在這樣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會更多壹些，但對於經濟民生的恢復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國民基本的自由和尊嚴，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們。因此，即便早期隱瞞疫情，中共還可以通過這些方式來“將功贖罪”。

　　可是，中共當局所作所為，與以上他們完全有能力做的這壹切背道而馳。在建設與破壞中，他們選擇了破壞；在提供救濟和任人自生自滅中，他們拒絕救濟；在應反民粹反歧視護平等時，他們選擇縱容甚至支持歧視與排擠。他們選擇犧牲國計民生、犧牲湖北居民，來實現對疫情的控制，繼而維持社會穩定，獲取抗疫政績，以利於其獨裁統治。

　　因此，在隱瞞疫情、遮掩真相後，選擇的不惜侵犯人權和破壞國計民生為代價的防疫，不是“糾錯”，而是錯上加錯。1月下旬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的極端化抗疫措施，雖然的確比西方國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傷害了國計民生，給國民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包括專家張文宏在內的多位學者均提到，僅僅從造成死亡這壹方面，封城、隔離及將所有醫療資源用於抗擊新冠而不顧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於新冠。例如患有各種嚴重疾病的患者因醫療資源集中於新冠而無法得到及時治療，還有破產和負債導致的家破人亡。至於GDP和人均收入下降會導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趨勢，更是國際早就有的共識。

　　西方國家和中共當局抗疫方式的差異及同樣抗疫不力本質上的區別如前所述，中共和親中共人士，總是拿西方國家抗疫不力來為自己脫責和轉移視線。在他們眼裏，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疫情更為惡化，無論是人均患病率還是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言下之意是，民主體制下的國家抗疫同樣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沒有資格指責中國、追責中國，中共體制也並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從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數據，的確是歐美比中國更加嚴重，而且是在中國疫情大爆發之後失控，“現成的作業不會抄”。而從泛濫和蔓延的程度，中國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國這種強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國家治理的失敗，是中國“東風壓倒西風”的制度與模式勝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麽壹回事。

　　首先，西方國家完全沒有隱瞞疫情、欺騙公眾，更沒有壓制媒體和專業人士的報道和呼籲。“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現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只有公開事實真相，才能集思廣益、權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決策。

　　與中國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各國從未系統性的壓制和操縱輿論，也基本沒有公權力施壓相關人士以隱瞞疫情狀況。其抗疫不力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對錯都呈現給了公眾，這本身就勝於“黑箱抗疫”百倍。沒有透明度，裏邊就有億萬可以想象和難以想象的骯臟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許多骯臟，大眾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責的、改變的、反思的。即便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長遠卻可從中得到太多經驗教訓。西方公眾對疫情有知情權、有批評權、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這本身就勝於大肆禁言、抓人，制造寒蟬效應、壹切決策皆出於黑箱、壹切皆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中國。再大的罪惡和悲劇，能被看見和批判，都好於壹切沒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縱限制約束下的各種罪與罰。沒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惡；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還毒。

　　第二，西方國家抗疫的效率和結果不如中國，是因為他們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間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間權衡。前面已提到，中國的防疫是犧牲了經濟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眾失業、破產為代價的。而對於西方國家乃至大多數國家，不可能選擇為了政績和穩定而顧頭不顧腚、拆東墻補西墻，而是要統籌兼顧遏制疫情與維持國民生計。他們不可能選擇對國家封控下大量失業者不聞不問，不可能為了新冠這點感染率和死亡率讓遠高於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無著的局面。因此，無論是進行封鎖和隔離的決策還是執行力度，西方國家都有更多猶豫、更大寬松。這自然會導致防疫效率相對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說至少不讓就業、國民收入等民生指數惡化的那麽厲害。這顯然是比中國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顧各方各領域，遠好於民粹和威權引導下的壹刀切。

　　還有，如果效仿中國的高強度管控，會犧牲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珍視的自由，會導致公權力擴張和對公民隱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公民社會的基本政治信條。人們更在乎自由和尊嚴，不願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對於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習慣於被管束的國人，是難以理解的。他們不知道自由與尊嚴為何物，或者至少覺得為保命應該犧牲這些。而對於大數據的監視與管控，國人既然無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對大數據侵犯隱私和幹預生活，壹直是公民社會抗爭的焦點。西方國家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絕不允許有中國這樣極具入侵性的“大數據”管控存在。

　　不同的體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對於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個人是傾向於自由與尊嚴重於生命的。何況，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實是有限的，並不是人人都會死。在微小的死亡率與每個人基本的自由與尊嚴之間，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采取中國式高壓管控，容許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動，是值得稱贊而非需要被譴責的。

　　而更值得稱贊的是，西方各國在疫情期間，均給民眾發放大量現金，以“發錢”的方式助國民渡過難關，充分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精神和對基本生存權的尊重，履行了作為民選政府的責任。相對於中國在救急分配中對特權者錦上添花也不肯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徑，西方壹直堅持重點救助受疫情更大、處境更惡劣的弱勢群體。

　　這些都體現了西方民主體制下政府和社會機構堅持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維護人民的自由與尊嚴。西方國家在疫情早期的沒有積極采取措施預防疫情蔓延，是出於國民權利、社會自由、經濟民生等多方面的考慮，且其決策過程得到民主體制的確認，公開透明。而這都是專制黑箱的中共當局不能比擬的。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動、公民可以批評政府的國家，和真相被壓制的國家之間沒有可比性。”

　　馬克龍還指出，“考慮到這些差異、所做的選擇以及中國現在的情況，我尊重中國，但我們不能那麽天真地說，中國在應對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顯發生了壹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當然，西方各國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擔責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開透明決策中的失誤，與專制政體下統治集團為壹己之私進行黑箱操作導致的罪惡，完全不在壹個層級；第二，西方各國政府需要承擔責任，並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當局應負的罪責。西方國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關人員自需承擔責任，但抵消不了中共當局在疫情發端和源頭上防治不力的責任。

　　責任在於誰？要向何人追責？

　　根據現有信息，新冠病毒明顯發端於武漢（至少是在武漢發生了第壹次集中爆發），並首先在中國大陸大規模爆發。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武漢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為本次疫情負責的。

　　而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采訪時所說，“作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把武漢肺炎定為壹類傳染病，要求屬地負責。在那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的話明顯在暗示，此前選擇隱瞞疫情，是由於中央不許披露，責任在於中央。

　　根據中國現行體制的運行規則，中國實行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尤其在重大事務上中央更是有最終拍板的權力。因此，周先旺所說的是可信的，即隱瞞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麽，武漢市政府的“中央”是國務院，也就是說責任是李克強及相關的下屬人員。真的是這樣嗎？熟悉中國政治體制的都知道，從中央到地方，黨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權力極度膨脹，成為自毛澤東之後最強勢的黨的領袖、國家領導人，連鄧小平都沒有習這樣的集權。相對而言，作為總理的李克強，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弱勢的總理”。

　　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事務，李克強恐怕是難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執政風格，可能更傾向於較公開透明的處理，而非捂事壓事。因此，真正導致疫情初期新冠傳播被隱瞞、“發哨人”被約談、“吹哨人”被訓誡，輿論噤若寒蟬、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責任人，那就是中國現今的最高領導人、集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與壹身的紅色帝王--習近平。

　　2020年的中國，經濟社會形勢嚴峻。40年來改革開放的各種“紅利”已消耗殆盡，經濟下行已成不爭事實。同時，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達到驚人地步，醫改、教改失敗，住房和養老等基本民生問題極大困擾著絕大多數國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年，中美貿易戰又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這種種壓力之下，維穩和保增長成為習近平政權最重要的兩項任務。

　　因此，面對新冠疫情，習近平及其核心統治集團必然不希望疫情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國夢”，並為下壹年黨慶百年獻禮，選擇壓制輿論、恐嚇醫療專業人員，試圖讓“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會成為習近平政權的選擇。於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約談和訓誡，以及後來對輿論的打壓、各種刪帖封號，還有官媒粉飾太平的鼓噪。

　　正是因為這些“人禍”，開啟了新冠病毒瘋狂傳播的潘多拉魔盒，導致了在中國染病八萬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萬死亡近30萬的慘劇。

　　而後來的極端抗疫中侵犯人權和釀成經濟民生危機，習近平同樣是第壹責任人。作為保守、強硬、僵化的領袖，其執政風格體現在其執政以來的眾多事件和發展歷程中，從“黨媒姓黨”到“七不講”，再到驅逐“低端人口”和強化警權、偏袒既得利益階層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習近平粗暴野蠻、不顧人權和法治的執政特性顯露無疑。因此，本次防疫過程造成的“次生災難”，習近平“當之無愧”同樣是需要最終負責的。

　　那麽除了習近平，還有哪些人需要為這場疫情承擔責任呢？作為疫情發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均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們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防控，如停止兩會和“萬家宴”等集體活動，減緩疫情蔓延。但他們行動遲緩，隱瞞不報，後來應對多有不當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應的責任。只不過相對於習近平，他們承擔的是相對次要的責任。而他們屬下相關官員和職員，也需不同程度承擔罪責。

　　而聲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的武漢市衛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調查組，也需要為故意淡化疫情嚴重性承擔責任。根據後來明顯人傳人的情況，武漢衛健委和中央調查組不是故意知情不報就是技術失誤，無論哪種都需要承擔責任（當然前者更為惡劣）。

　　而作為武漢衛健委上級的湖北省衛健委、國家衛健委，同樣逃脫不了幹系。國家衛健委還需要對疾控中心和中央調查組的失職負責。中國的官僚系統是嚴密的，利益盤根錯節。因此，基於權力與責任統壹的原則，國家衛健委也需要承擔責任。除衛健委主任馬曉偉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外，負責應對突發流行病和流感類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關司局科室人員，也需要為他們日常屍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義等導致的疏失承擔罪責。

　　“老虎”需要被打，“蒼蠅”也不能放過。直接指使對“發哨人”艾芬進行訓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就是“蒼蠅”的典型。據說，蔡莉的女兒曾在加拿大留學，經常高調炫富，出手闊綽，熱衷名牌包包和化妝品。這顯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資和獎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則是醫療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和商業腐敗。蔡莉這種中層官僚緊密靠攏體制，以維穩和對專業人員的管控，換取體制回饋的巨額收益。這樣侵蝕民脂民膏和醫療經費的蛀蟲，若不除之，天理難容。蔡莉之外參與威脅、訓斥艾芬等人的醫院行政人員，平常也是頤指氣使、盛氣淩人，“外行領導內行”，他們也需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對於八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武漢公安，不能把責任推給基層派出所民警，而是應該追究決策者的責任。而拍板進行“訓誡”的。既可能是省廳市局，也可能來自公安部某些高級官員。如果以後這類事情都只“甩鍋”給基層民警，那幕後主使必然更有恃無恐。遏制警權濫用，就應該從每個案件做起。而這次的“訓誡”案，就應該成為倒追濫用警權責任人的範例。

　　而對於在防疫期間泄露公民隱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視湖北居民不許其工作和租房等行為，嚴格來說均屬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這些人理論上都應該成為追責的對象。

　　還有，在追責時，壹定要註意“撤職”、“開除”和“免職”的區別。前兩者才是真正的處分，且後者重於前者。至於“免職”，只是壹種職務調動，此後往往會平調、官復原職甚至升職。如對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的“免職”，其實不屬於任何壹種處分，只是為敷衍百姓民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司法處罰，才是真正的“追責”。

　　當然，懲罰只是追責的其中壹個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懲罰來警示他人和後人，使得別處和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失職、瀆職，讓這種令中國和世界遭遇的悲劇不再重演。如果沒有對責任人的追責，就沒有痛徹的反省，人們面對法紀就會有恃無恐，人為的歷史悲劇也就還會以各種形式再次發生。

　　除了對具體責任人的追責，還要要求中共當局解除輿論封鎖、解除報禁，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運作體系，實現信息公開（尤其數據公開）、運轉公開、人事公開、獎懲公開，並允許媒體和公民進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變革與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說的這些追責，都只是道理上、紙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員責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如今的中共，不僅不可能自我審判習近平，連那些“蒼蠅”都不會追究。因為整個特權階層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體。他們官官相護、狐朋狗友相隱，絕不會“出賣”共同體內的人。習近平和核心統治集團深知，為了維護統治，必須包庇縱容中下層的爪牙為非作歹，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拱衛政權。只要中共獨裁政權存在壹天，追責就實現不了。中國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種錯誤，根本在於中共執政及中共主導的專制體制。

　　因此我認為在從道義和道理上提出追責後，不應對中共當局自我反省、主動自我追責抱有任何信心。還是要堅持推翻中共獨裁統治的目標，最終建立壹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新國家，以及壹個陽光透明、受各界監督的政府系統。那個時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內的中共各種罪行，都將被清算。正義的人民，會給歷史上慘劇的制造者以公正的審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來。

中共政權與瘟疫蔓延之間的關系

作者 陳建剛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只會跪拜權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隸的民族。

　　中國人有能力、有權利追究政府的責任，有能力、有權利追究執政者的責任。

　　爆發於2020年初的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時間內就席卷全球100多個國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確診病例已近430萬，死亡人數已近30萬。中國政府對於此次疫情的大肆傳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中習近平是第壹責任人。

　　責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但這壹點對於中國是陌生的，中國也從來沒有實現過壹天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的要求是權力和責任相對應，當權者、執政者壹旦出師不利，自己應當作為第壹責任人來承擔責任。不說歐美日的案例，就說臺灣，能看得到的是每壹次選舉失利，各黨主席通常第壹時間鞠躬、辭職，讓出黨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壹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調持續走低，辭職也是常態，今日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就有兩位前任，分別是林全、賴清德，林全辭職是因為民調持續走低，賴清德辭職是因為12·24選舉失利，當然，同時蔡英文也辭去了民進黨主席的位置，以示擔責。

　　責任政治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至今是新物種，水土不服，我們的傳統是“皇帝聖明，罪臣當誅”，壹旦出了紕漏，掉腦袋的不是當權者，而是身邊人，甚至是指出錯誤的人。商鞅變法時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懲罰太子，於是“刑其傅、黥其師”；司馬穰苴練兵時，不能殺了齊王的使者就殺了給使者駕車的左駙；秦王圍攻邯鄲，白起明說肯定出師不利，結果秦軍大敗，秦王沒有檢討自己失策，反而讓白起自殺。中國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臺的時候才會承擔責任，但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沒有什麼責任可言，反正都是壹死了之。

　　從這個角度來看，責任政治其實是執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間存在良性溝通的壹個表現，文明社會的政治參與者聽得到人民的聲音，看得到民調，在人民反對、厭惡、噓聲壹片的時候，他們有羞恥心，知道自己最該做的就是鞠躬下臺。專制政權之下與之相反，專制國沒有民調，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溝通的，權力在手就永遠偉光正，屍如山積也不會讓暴君自感愧疚。豈止暴君呢，大壹統體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員都不需要對民眾負責。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看不到引咎辭職官員的原因。

　　但是民智總有開的那壹日，任何壹個暴君都不能永遠欺騙人民。

　　權力與責任相對應，掌握多大的權力就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即便這權力不是人民賦予的，是非法獲得的，也應該承擔責任。比如在壹個全封閉的學校裏，校長壟斷壹切權力，給學生吃了壞土豆，這校長需要承擔責任，不能說“如果不是我，妳們連壞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繼續要求學生對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學生們有權利不吃壞土豆，給學生吃了壞土豆的校長應該承擔責任，應該辭職下臺。

　　共黨即政府 壹人即全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或者統治中國的壹切，這是70多年的現實，這也是中共公開說的，是他們唯壹在意、唯壹盡力做的。不說以前，僅以習近平的言行為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論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壹書，收入習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間文稿70篇，千言萬語就是壹句話：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當然，我們知道，“領導”這個詞可以用“統治”來同位替換。

　　共產黨組建中國從中央到村委會、居委會的政府，說中共領導中國的政府和說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沒有什麼差別，不需論證。

　　中共掌控中國所有的媒體，包括自媒體。中國媒體是黨的喉舌，聽黨指揮，央視姓黨……不需論證。

　　共產黨的意誌就是中國的法律。2014年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誌、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誌，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這充分說明中國法律只不過是共產黨的政策、意誌，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政協會議等等通過法律的手續僅僅是壹個有既定意誌、既定方案的過程，是壹種形式上的表演。

　　黨的意誌有是什麼呢？誰來指揮全黨呢？

　　共產黨的意誌就是黨魁的意誌，更準確滴說是掌握軍權暴力者的意誌。在共產黨內部真正的黨魁永遠是掌握軍隊暴力者。自2013年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共內部公開宣稱“以習近平為核心”；中共軍委表示“堅決聽從習近平的指揮、對他負責、讓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誠核心、擁護核心、跟隨核心、捍衛核心”；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全國政法機關要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統壹思想、指導工作；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明確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切實把黨的建設擺在首位”；尤其是近幾年，中共內部以“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守紀律、不講規矩、不知敬畏、肆意妄為”為由，清洗內部“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加強對習近平的忠誠度。

　　如此種種，反復在證明中共執政幾十年的壹個常識：中共黨魁的意誌就是共產黨的意誌，而共產黨的意誌則會通過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走過場、舉手表決後成為國家法律，共產黨對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黨魁對這個國家的統治。簡單來說，中共黨魁的意誌就是國家法律，黨魁統治中國的壹切，對於今日中國來說，習近平的意誌就是國家的法律，習近平在統治這個國家的壹切。

　　歸結為壹點，習近平壹人統全黨，全黨即政府，習近平既然掌握中國政府的壹切權力，就應該對中國政府的壹切作為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妳總不能讓全國人民吃了壞土豆還要繼續對妳感恩戴德！

　　親自指揮 還是壹直親自指揮

　　2020年1月28日，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習表示：“疫情防控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壹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很好，習近平說出這句話，按照權力多大責任就有多大的原則，他自己給自己找到了壹個可以歸責的點，回頭檢視中國政府在防疫中的種種亂象，所有壹切都在習近平權力的覆蓋之下。

　　1月28日之後，中國官方媒體開始重點報道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加碼造神、表功，比如：

　　①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采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共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②人民領袖習近平，這場阻擊戰，習近平全程指揮；③習近平戰疫兵法，“該出手時必須出手，否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④習近平戰役兵法，果斷部署，“武漢封城”……⑤中國為世界抗疫戰爭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習近平講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壹領導。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可以回頭數算壹下，疫情爆發以來，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習近平在疫情中的作為可不僅僅是讓全國人民吃了壞土豆而已！

　　武漢封城之前的時間線

　　習近平親自指揮、部署的中國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詬病的就是隱瞞真相，以至於造成國民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病毒大肆擴散。事實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據新京報報道，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僅僅需要4小時；2019年3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國傳染病監控網路運行平穩，不會再出現“SARS類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葉刀》發表武漢肺炎研究論文稱，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後來被證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患者。該病例並沒有中國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華南海鮮市場是武漢市區壹座販賣海鮮與野味的市場，其後來被認為與此次疫情有緊密關聯；2019年12月8日，武漢衛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稱12月8日出現首例新冠狀病毒發病；2019年12月15日，南華早報3月13日報道，12月15日有27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1月30日的論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開始就不明病毒進行流行病學調查；2019年12月30日，壹份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的紅頭文件《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在網絡上廣泛傳播。通知稱，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強調未經授權，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發布通報，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同日，國家衛健委派專家組抵達武漢指導疫情處置；也是在同壹天，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獲悉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2020年1月1日，武漢警方：8人散布武漢肺炎不實消息被依法處理，後經中央電視臺對此信息反復報道；壹個承接武漢不明肺炎檢測的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的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同日，世衛組織要求中國當局提供進壹步信息以評估風險；2020年1月2日，中央電視臺報道8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被依法查處消息。針對疫情，在WHO的三個級別（國家辦事處，區域辦事處和總部）啟動了事件管理系統；現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給病毒所全員發布郵件要求他們不得泄漏任何有關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軍工程大學警通勤務連下發“嚴控外來人員進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戰區總醫院也已知情。人民日報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無大礙，希望外界不要在擔心。

　　2020年1月3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共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相關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制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中國國家當局總共向WHO報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華春瑩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稱，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醫生簽了訓誡書；2020年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無死亡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從1月3日收到的樣本中檢測出壹種新型SARS樣冠狀病毒，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證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當日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同源，應是經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合采取相應疾控防疫措施；2020年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成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湖北省新華醫院壹位呼吸內科醫生出現肺部異常。醫院召開內部會議，強調不能把情況外泄，尤其不能“告訴媒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布了3級冠狀病毒健康預警，建議不要前往中國武漢。沒有中國官方媒體向大眾披露疫情預警；2020年1月7日，國家疾控中心專家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世衛組織將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2020年1月10日，武漢衛健委首度進行疫情通報。通報強調，在1月3日以後武漢未發現新發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衛健委專家王廣發稱，整體疫情“可防可控”。武漢市兩會閉幕，兩會報道未見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報表示：王廣發（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北京大學第壹醫院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主任醫師）稱，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復出院，說明該病毒致病性較弱，病情可控；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協會議開幕，湖北進入省“兩會”時間。國家衛健委宣布中國將與世衛組織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論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武漢衛健委強調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2020年1月12日，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住院；2020年1月14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國家衛健委就防控疫情召開視頻電視會議。2020年4月16日，美聯社核實的中國內部文件顯示，中國官員1月14日即知疫情嚴重：“傳染病的情況仍然復雜嚴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最大的挑戰；2020年1月15日，仍然沒有中國官方媒體向大眾發布疫情預警；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兩會”結束，報道沒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兩會期間超過壹周的時間裏沒有增加。網傳“武漢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辟謠；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辦萬家宴，約4萬戶家庭參加。農歷臘月二十四，是中國南方傳統“小年”，春運進入第九天，開始了中國人返鄉、購物、聚餐等人群流動和聚集高峰。人民日報頭版有七條“習近平”的大新聞，卻沒有壹條疫情預警信息，政府錯失疫情管控的最後機會；2020年1月19日，武漢市疾控專家及市領導對媒體表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力不強，可防可控。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總體是可治的；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鐘南山接受采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習近平首次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2020年1月21日，國家衛健委通報，疫情已經出現了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病毒傳染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德國聯邦情報局情資2020年5月9日顯示習近平與世衛秘書長譚德塞通話時要求不要發布病毒人傳人的訊息和延後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湖南、重慶、四川、雲南、臺灣確診首例病例。國內開展疫情應急科研攻關，鐘南山任組長。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武漢15例醫護人員感染。湖北省委書記、省長等出席春節團拜會並觀看演出；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成立，並發布1號通告，宣布武漢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運行，機場火車站關閉，並要求市民不要離開該城市。湖北省有武漢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潛江市、天門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漢肺炎防控指揮部通告（第2號），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們有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請廣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網民因傳播新冠狀病毒肺炎“虛假信息”被拘留；2020年1月25日，壹樣歡天喜地的春節聯歡晚會照常進行；2020年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但是“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應該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沒有權力披露，在上級決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隱瞞真相；2020年2月15日，中共黨媒《求是》報道習近平於1月7日開常委會，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響正常生產和生活；2020年2月23日，習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壹領導。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不見習近平所謂的1月7日指示的內容。

　　隱瞞疫情

　　通過上述時間線可以證明下列事實：

　　1、從最早的病例出現，到中國政府開始承認病毒可以人傳人之間，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從武漢李文亮等醫生透漏病毒疑似薩斯、會人傳人開始，至中國政府確認傳染也間隔了20天以上；2、按照中共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中國政府最遲在2019年12月底已經得到有關疫情的信息；3、按照習近平自己的說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經完全了解有關疫情的信息；4、不談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整個中國失去了言論自由，僅就有關疫情防控壹事來看，中國政府在疫情最初爆發之時就試圖禁止真相傳播，不惜對透漏疫情真相的醫生動用警察進行懲罰；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國政府承認武漢肺炎可以傳染之日，中國各級政府、中央到地方媒體以及各級衛生防疫機構都在傳播謊言——不傳染，可防可控，就是這些謊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發；6、習近平掌握所有的權力，對疫情防控全程指揮、全程部署，習近平應當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從最初病例到確認傳染隔了50多天，從武漢醫生透漏傳染至確認傳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間，中共控制的各級政府、各家媒體、各家防疫機構都在傳播謊言，都在壓制真相的傳播。鐘南山團隊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遲5天，中國內地疫情規模將擴大3倍。”不說這種表達有多麼卑劣無恥，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認病毒會人傳人，疫情帶來的人員死亡和損失會縮小多少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說：“新聞自由是災難最大的救助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面對災難，禁止真相傳播，剝奪新聞自由是災難的最大幫助者，或者就是大規模殺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漢被懵逼真相的4萬多人參加了萬家宴活動，結果事後統計百步亭每壹棟樓都有病人被感染。在當日從中央到武漢，每壹級政府官員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況下默許甚至是縱容了這種大規模病毒傳播，這是大規模殺人。

　　先不說病毒來源的爭議，僅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傳播、反而大肆傳播虛假信息來看，習近平是擴大疫情災難的第壹責任人，習近平應對死亡的無數冤魂負責。

　　新聞造假

　　2020年2月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包括要“深入宣傳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充分報道各地區各部門聯防聯控的措施成效，生動講述防疫抗疫壹線的感人事跡，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壹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凝聚眾誌成城抗疫情的強大力量。”

　　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國家應急新聞辦主任張小國受訪時表示，中央宣傳部已調集300名記者，派往重災區湖北省及武漢市采訪報道。張小國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宣部連夜傳達學習貫徹落實，我們把疫情防控宣傳作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據央視《新聞聯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傳部調集300名記者，派往重災區湖北省及武漢市采訪報道。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國家應急新聞辦主任張小國亦表示，「疫情防控宣傳」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謂“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真相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政府官方媒體主導的制造謊言的行徑。上行下效，習近平有在疫情泛濫期間制造輿論、控制輿論的要求和指示，全國立即跟進。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發通知：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暖新聞。《法制日報》報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發《關於加強對政法系統依法防控疫情、維護安全穩定先進典型宣傳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進典型的宣傳力度，加強內容策劃、創新形式載體、提升統籌效應，弘揚正氣、激勵鬥誌、激發社會正能量，為打贏疫情防控戰營造良好輿論氛圍。《通知》還強調，要加強內容策劃，抓住先進典型的精神實質和閃光點，深入挖掘動人事跡和鮮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有人情味的“暖新聞”，讓疫情防控壹線政法幹警和群防群控隊伍忠誠無畏、無私奉獻、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鮮明，讓政法典型宣傳更能打動人、更能引發共鳴。在傳統媒體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體平臺作用。

　　簡單來說就是中共政府親自指揮編故事，造假新聞，制造淚點，對國人進行欺騙。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專職造假的記者也已經進駐武漢，於是大量“淚點故事”開始登上中國各種媒體，尤其是法制日報所說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種新媒體平臺。

　　比如“強制陪伴令”，中國新聞網於2月20日的報道：近日，壹封落款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偵緝大隊”的“強制陪伴令”刷屏互聯網，多地為戰“疫”壹線人員發“強制休息令”的舉動，更讓眾多網友紛紛“淚目”。透著濃濃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對基層壹線幹警忘我付出的褒獎，更是對壹個人到對壹家人的尊重。但“強制”二字的背後，也凸顯出基層“千針壹線”打“疲勞戰”的無奈。為此，記者采訪了“強制陪伴令”的當事人，請他們講述“強制陪伴令”背後的故事。……千萬別以為這是唯壹的，去網絡檢索，“強制陪伴令”、“強制休息令”圖片、新聞多到妳讀不完。

　　再比如“中國有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國際社會贊賞。多國政要表態稱，中國交出出色抗疫成績單，相信中國將在經歷疫情考驗後變得更加強大。海外網友紛紛表示，中國政府迅速、有效應對疫情，為其他國家爭取了時間，感謝妳們。”——類似信息壹大堆。

　　再比如“丟下幾萬塊錢就跑”，“近日壹菜農將省吃儉用的1萬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給民警“買口罩”，扔下錢後撒腿就跑，不想讓人記住他的樣子”，江西、湖南、寧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夥、黨員老兵……都是丟下就跑。

　　新華社武漢3月8日電題：《巾幗大愛守護生命花開——戰“疫”巾幗奮鬥者亮相國新辦記者見面會》，其中壹位收到表彰的記者就是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廖君。該報道表示：在家裏，她是兩位七旬老人的獨生女，兩個孩子的媽媽，壹位軍醫的妻子。戰“疫”報道中，她去過收治患者醫院，進過社區，到過隔離點，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嚴重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防護措施開展采訪。同事們都叫她“鐵人”。新華社湖北分社女記者廖君壹直戰鬥在抗疫報道壹線。“我們必須用鐵的意誌、鐵的行動，報道擊潰疫魔的戰鬥。”廖君說，戰鬥不分男女，只有我們進，疫情才能退。到現場去，到最危險的地方去，聽老百姓最真實的聲音，這是黨的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

　　廖君還說：“我們要用手中的筆和鏡頭為武器，向世界大聲講述戰役的中國故事、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她說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寫署名稿件500多篇、內參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這其中包括了《發現的多例肺炎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8人因網上散布“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

　　在疫情蔓延全國之際，中共和中國政府沒有全力進行防疫救災、保障疫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無掩飾地製造這種假新聞、假故事，這是對國人智商的壹種侮辱，是對生命的褻瀆，是拿國人當做低智的豬羊壹樣對待。

　　面對每分每秒都在傳播的病毒，壹方面掩蓋疫情真相，壹方面傳播虛假安慰信息，這形同大規模殺人。

　　如此種種，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體毫無遮掩地對全體中國人進行欺騙。而其總指揮，下命令、指示的正是習近平。

　　宣傳病毒來源是蝙蝠 而且拒絕調查

　　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質問美國：“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壹個解釋！”這是公開表示病毒來自美國。受中國政府態度的影響，中國民間更大肆流傳信息：病毒來自美國。

　　4月30日白宮記者會上，川普總統表示：他看到過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實驗室的證據。當然，川普還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來源還是壹個未解之謎，這需要科學的調查作為最終的結論。但是在沒有最終結論之前，也不是沒有信息可查，現羅列相應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體與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葛興義、石正立在《自然科學》上聯合發表《類似於SARS的循環蝙蝠冠狀病毒簇現實了人類出現的潛力》壹文，文章表示：“我們產生並鑒定了壹種嵌合病毒……結果表明……在原代人氣道細胞中有效復制，並達到與流行病相當的體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華網發布文章：科學家發現壹種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2018年11月22日，新華網發布報道：《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青年團隊與烈性病毒“硬碰硬”》，報道表示：“蝙蝠長期攜帶病毒的免疫機制研究領域,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已經處於世界領跑階段,蝙蝠攜帶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讓人類從中學習如何對抗病毒。”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35歲的周鵬上個月剛剛以並列第壹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學期刊《自然》在線發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體內找到了引起仔豬致死性腹瀉疫情的冠狀病毒源頭。天天與烈性病毒近距離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沒有危險?今年39歲的周溪研究員笑著說:“只要按照規範嚴謹操作,就沒有風險,讀書工作以來,我及周邊沒有發生過壹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海關舉行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緊急處置演習；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機定位數據顯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安全防護實驗室區域無手機定位數據。——2020年5月8日報道2019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衛健委成立全國流行性感冒醫療救治專家組；2019年11月，美國軍方的國家醫療情報中心早在2019年11月發表內部情報警報，指出中國的電子通訊信息和獲取的衛星圖片顯示武漢地區發生大規模感染病；2019年11月17日，南華早報2020年3月13日報道，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號病人”尚無法確認；2020年1月1日，壹個承接武漢不明肺炎檢測的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壹位官員的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2020年1月2日，現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給病毒所全員發布郵件要求他們不得泄漏任何有關新冠病毒信息；2020年1月2日，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相關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制定的保藏機構保管，並妥善保存有關實驗活動記錄及實驗結果信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2020年1月12日，在由醫學專家張永振主導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分子病毒學實驗室在發布基因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臨時關閉，原因不明；2020年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對前期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學資料分析發現，部分病例沒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接觸；2020年1月22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是野生動物，新型冠狀病毒對於兒童等年紀小的人不易感染；2020年1月22日，中國國防報發布文章：讓生物戰爭走進國防視野；2020年1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稱病毒來源於華南海鮮市場銷售野生動物；2020年2月10日，美國白宮要求科學家調查2019新冠病毒來源；2020年4月25日，中國駐英公使陳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指，中方不會同意讓專家進入中國對冠病的源頭展開獨立調查，認為有關要求是出於政治目的，且會分散中國防疫的專註力。

　　2020年4月30日，中國外交部公開表示：中國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28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反對把國際調查政治化、對中國搞污名化；2020年5月5日，人民日報表示：“據美媒，美國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長邁克爾·梅勒姆4月30日稱，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參加會議後開始出現癥狀且“從未如此嚴重”。 4月29日，血液抗體檢測顯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體。”但很快被網友發現，人民日報所說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網”，這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官方網站；2020年5月6日，聯合早報：中國駐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總部大使陳旭指出，中國在抗疫取得“最終勝利”前，將不會邀請國際專家調查冠病源頭。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記者會中，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中國壹直拒絕交出病毒樣本。中方對此有何評論？華春瑩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麼。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網站刊發題為《美國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漢首先報告疫情不等於就是病毒源頭，新冠病毒源頭尚未確定。病毒溯源是壹個嚴肅的科學問題，要以科學為依據，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去研究。歷史上最初病例的報告地往往不是病毒來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國報告，但起源地有可能並非美國；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西班牙流感實際上也並非始於西班牙。

　　行文至此，筆者必須說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實都有依據，都可以查到信息來源。

　　根據上述信息，可以驗證的事實如下：

　　1、至少從2015年以來，武漢病毒研究所壹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2、中國政府壹再強調病毒來自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部分病例沒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接觸；3、中國政府直接認定病毒來源是蝙蝠，但並沒有提供相應證據，並壹直拒絕交出病毒樣本；4、病毒爆發以來，無論是各級政府、各級衛生防疫機構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都在試圖掩蓋病毒爆發的真相，甚至在銷毀病例樣本，且嚴厲禁止對外發布有關病毒的信息；5、中國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到中國進行病毒來源調查。

　　評論如下：

　　其壹，先說為什麼要調查病毒來源，無論是為了今日抗疫，還是為了將來防控疫情，還是為了研發疫苗，都需要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中國政府說了許多理由，歸根結底壹句話：禁止到中國調查。這是在做什麼？是為世界抗疫戰爭指明方向嗎？

　　其二，再說基本常識，要查清病毒來源需要到病毒爆發的“第壹現場”進行調查。

　　病毒的來源在哪裏需要調查，如果不允許調查勢必不能查清來源，而調查當然從最早爆發地開始。中國政府以在武漢爆發但武漢不壹定是源頭，這是壹種禁止調查的狡辯。 “不壹定是”意味著“也不壹定不是”，是與不是，還需要調查之後才能得出結論，中國政府壹再拒絕調查，這到底是要找到源頭還是要掩蓋源頭？外交部的壹再拒絕並不能給出壹個可以服人的理由。

　　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祖籍陜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園被建在陜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趙立堅的邏輯，這習氏陵園要建設到哪裏呢？

　　其三，誰主張，誰舉證。中國政府直接認定病毒來源是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是沒有給出任何證據證明這壹點。事實上直到該市場被拆除之日，壹直有人在裏面居住。中國政府又主張病毒來自於自然界，來自蝙蝠，但是沒有做任何舉證。

　　其四，中國政府除了壹口咬定病毒來自蝙蝠且不給任何證據以外，還在嚴厲禁止有關病毒信息的傳播，甚至在銷毀相關的證據。這是為什麼？

　　中國政府壹再表示他們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樹立了標桿，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來源，壹口咬定病毒來自蝙蝠，這不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慮，也為病毒與武漢病毒所之間的關系認為設定了更大的疑問。

　　禁止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這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是習近平的責任，習近平必須對此負責。

　　習近平，妳和妳的政府為為什麼如此懼怕查清病毒的來源呢？

　　污國害民，毒施人鬼

　　篇幅所限，此文僅僅討論到此。僅就上述信息可知習近平在疫情擴散中的巨大罪惡，用“污國害民，毒施人鬼”毫不為過，習近平需要對死去的無數亡魂承擔責任。

　　當然，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關於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視武漢人，比如高壓統治武漢，禁止死者家屬要求賠償的話題還需要再辟專章論述。

極權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征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我看到了刊登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別等到中國抓捕小熊維尼時再行動》，對作者紀思道先生的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不能茍同。作為壹位在中國生活二十余年，離開中國僅壹年有余的學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談壹下我的個人看法。

　　毫無疑問，紀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關於中共政權利用美國企業的貪婪，幹預美國企業和個人的言論自由，是明確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關於習近平政權對於新疆穆斯林的鎮壓、對互聯網的控制、及試圖強化對香港的管控，也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紀思道先生在批評中國對美國言論自由的幹預時，還提到要秉持謙遜的態度、了解中國的發展成就、考慮事物的兩面性，這更是難能可貴。我對於這些看法和意見當然是認同的。

　　但是……沒錯，我主要想講的的確是“但是”及之後的話。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見為主。

　　紀思道先生字裏行間提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警惕。而這也是大多數西方和港臺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憂慮。

　　在海外大多數人看來，中國的發展與現狀都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類同於納粹德國和冷戰期間的蘇聯，並對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臺和美日的許多人士，不僅普遍存在類似的看法，還大都比紀思道先生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民間）有更高的估計、更強烈的警惕與不滿。關於論述“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膨脹、極端、強大、威脅……”的著作、文章、言論連篇累牘，共鳴之聲不絕於耳。因此，我才寫下這篇拙文，表達我的觀點。本文不僅是為了回應紀思道先生及他的這篇文章，也是希望讓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觀的探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問題的是是非非。

　　無疑，中共政權的確在推動壹些民族主義（中共官方稱為“愛國主義”）議程，試圖通過鼓動國民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以增強政權合法性、鞏固專制統治。

　　但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真的是日益興起、非常強烈且令人擔憂嗎？我並不這麽認為。

　　從表面上看，自習近平以來，“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聲調成為官方宣傳的主旋律，對“愛國主義”與“中國特色”的強調，似乎也達到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最高點。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閉和在對外開放領域收窄的跡象某種程度也佐證了“擁抱世界”與“民族復興”的此消彼長。

　　同樣，紀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對美國企業施壓的案例，也體現了對“臺獨”和西藏自治運動乃至“藏獨”的不容忍、對新疆以維族為主的穆斯林的殘酷鎮壓日益增強。而近日香港發生的壹系列示威與沖突，也被視為中共對這塊半自治的英國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強。縱觀文章，紀思道先生顯然將這些都歸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的表現。

　　這些事例當然是存在的。但這壹切是否如表面顯示的這樣簡單？能否證明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大和進壹步增強？紀思道先生當然是對此持肯定態度。如上所述，還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強烈的肯定態度。在對華強硬派人士中，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盛行與威脅的日益增長，更是普遍。

　　而事實究竟如何？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並非大多數人（包括部分知名媒體人和學者）看到和感覺到的如此簡單。中國民族主義也並未在實質上足夠強大和具威脅性，更沒有在習近平時代有實質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強。

　　（壹） 中共建政至習近平執政前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歷史的變遷剖析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以時間順序分成不同歷史階段，並從官方和民間兩方面分析。

　　在官方層面，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體現。從1949年建國至文革結束時，中共政權主要強調的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是名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真實的封建“儒法並用”忠君和等級思想的結合體，而民族主義則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為那段歷史變遷中的壹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傳“反帝愛國”的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放棄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進壹步追究（東京審判僅處決了個位數的戰犯，關押在撫順的戰犯全被高度優待，後來全被赦免），也放棄了索取戰爭賠款，還厚待並相繼釋放了大批日本戰犯。這也意味著中共政權代表中國放棄了對殺害超過兩千萬中華兒女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責任追究。而這不僅讓死難者死不瞑目、讓致殘與被侮辱者再無伸張正義可能，還留下了嚴重的歷史隱患，為此後乃至未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探尋、追究、警惕，制造了極大障礙。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中共又與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美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並與原來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對抗。而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前，自朝鮮戰爭後，中共對美壹直口頭強硬實際低調，包括美國在越戰期間轟炸中越邊境中方壹側，中國也選擇低調處理。1970年代，中國也與被視為“列強”、“殖民者”並在內部宣傳上口誅筆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國建立外交關系，還加入了聯合國。

　　此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對日政策，已經表現出中共為統治存續，在實質上隨時會拋棄涉及民族主義的訴求，乃至不顧國家正當利益和中華民族犧牲者尊嚴等特征。

　　換句話說，中共以犧牲乃至出賣國家利益，通過直接手段（以國家主權、人民尊嚴與利益做讓步，換取外國的對中共政權的“不幹涉”甚至友好、半結盟、結盟）和間接手段（同樣是放棄合理合法的國家和人民利益，換取經濟發展和在國際上立足，最終目的是維持中共統治和中共核心集團利益，如放棄對日追責和賠款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經濟開發援助）換取專制統治的存續，在毛時代已打下基調。

　　而民間層面，那時中國處於高度封閉之中，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及造成的動蕩和破壞，民間幾乎完全沒有相對獨立的民族主義思潮。雖然那時經常舉行動輒十萬乃至百萬人的“反帝反修”和“聲援黎巴嫩、埃及、美國黑人……”等群眾遊行，但無論反對哪國/哪群人或支持哪國/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統治集團決定，參與者毫無自由意誌，不僅不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參與者連所反對或聲援對象的概況都壹無所知。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以擁抱世界的姿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及鄰國日本和韓國極為積極的發展關系，並且在聯合國承諾“永遠不稱霸”。甚至，它還盡力壓制民間的民族主義訴求，例如阻止民間侵華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而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壹度對蘇強硬，但隨著壹系列“葬禮外交”的展開，兩國關系也不再敵對。從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相對消沈。

　　但1980年代的中國民間，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則在迅速生長。當然它並不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思潮（那時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開放年代百舸爭流中的破浪壹舟。如1984年奧運會中國斬獲頗豐和“女排精神”傳遍大江南北、保釣運動的蓬勃興起和民間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的自覺與普遍化、對歷史上北方帝俄/蘇聯對中國侵略的思索，以及對“五四運動”中救亡啟蒙精神的繼承，都是80年代中國民間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覺醒的例證。不過那時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美國在內的西方都較為友好（甚至中美壹度是實際上的同盟關系），沒有什麽民族敵對情緒。而且，那個年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更具理想主義色彩，雖也有些極端者，但總體上沒有被官方操縱和圖謀私利的，是相對純真和正義的愛國主義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後，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而且歷經反右、大饑荒、文革等浩劫的歷史記憶，以及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等制度與社會結構已不可逆變的現實，中共政權自然無法重新以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為維護專制統治，此時的中共才開始大力宣揚“愛國主義精神”，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中華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鄧小平統治晚期和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共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對內向國民施行教育灌輸與政治宣傳，對外則更多強調“韜光養晦”的戰略，在維護專制統治的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與美國在內的各主要國家發生沖突。如在“銀河號事件”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對克制、淡化影響的態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會鼓動民族主義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價值的影響。此外，1996年的海峽導彈危機，是中共政權為維護其統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壹招險棋，也是中共迄今為止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動用的唯壹壹次實際火力威懾。

　　而在民間，經過六四後數年的沈寂，“愛國主義”已經取代了“自由民主”，成為多數有政治抱負與家國情感國民的精神寄托。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回歸，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還有諸如“圓明園獸首回歸”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間運動，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強化。在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使館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擊事件中，中國官方策動與民間自發合力產生的民族主義浪潮席卷了中國主要城市，顯示了中共以“愛國主義”對抗西方的目的和產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後，部分但眾多的國人對美國遭遇恐怖襲擊的幸災樂禍，表現了六四之後中國愛國主義精神的變質和當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濫觴。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中共政權推行民族主義有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而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與嚴重的階層固化，讓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因此，胡溫執政時期的中共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更趨強化，且開始對外展現相對強硬和主動出擊的壹面，如在對日、對美政策上都日漸強硬。

　　在對日問題上，以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島和修改歷史教科書為主軸，中日兩國形成了“政冷經熱”的復雜關系。而對美政策上，中國相對更加鮮明的提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立場，反對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但經濟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漸升溫。而民間的愛國主義則基本與江澤民時代壹脈相承。2008年北京奧運會，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層面，都達到了建國以來對“愛國主義”宣揚的最高點。在那時，即便是港澳臺的許多民眾，也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認同感。

　　但在奧運之後，由於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重新惡化，維穩體制的日漸強化，中共政權與公民社會的沖突激化，民間自發的愛國主義開始逐步降溫，即便官方依舊在強化“愛國主義”宣傳。而2012年的反日遊行，以及部分參與者的暴力行為，則成為胡溫時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混亂的尾聲。

　　（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殼與絮、形猛與內拙、興勃亡忽（1）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民族主義的復雜現實習近平執政不久後，中國的專制開始走向空前強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至《炎黃春秋》雜誌被“整頓”為高潮，新聞自由至今幾乎蕩然無存；兩年後的“709大抓捕”，則重創了中國人權捍衛者的中堅--人權律師群體；又三年，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將已形成的“習核心”鞏固和延續下去，更將專制的青面獠牙暴露無遺……近七年以來，中國國內人權急劇惡化、公民社會已基本“歸零”。國民的公共空間的萎縮和劣化，不僅使現實中公民政治參與已不可能，連互聯網上的涉政言論也被普遍封殺、管制。

　　政治上專制的強化與公民社會的“歸零”，讓中國人民政治民主化的夢想再度破碎，且連溫和、妥協、漸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公民政治參與的余地也不存在。隨之而來的，則是主張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精致利己的犬儒主義的盛行，“社達化”與“犬儒化”下的中國，已經成了披著文明外衣的新時代叢林，是非難存、競爭殘酷、理想破滅、明哲保身、焦頭爛額……在這樣的情形下，民間還有多少真的關心國家命運、真的願意為國家利益而犧牲的人？中共體制內，又會有多少把國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當成首要考量？外務是內政的延伸，對國家利益與對外關系的態度與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壹部分。當國內人權高度糜爛、價值觀崩壞，且已經陷入弱肉強食與利己犬儒的社會狀態後，國民普遍還有什麽真摯的、持久的、願意有所付出的去“愛國”和參與民族主義大合唱？

　　當然僅僅從理論推理是不夠的，還要通過許多實例及其交叉共同點，看現實究竟是如何的。

　　從“莫雷事件”回溯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在涉及與美日等西方國家沖突時的表現首先，民間的民族主義是浮於表面的、短暫的、心口不壹的。僅僅看2019年10月4日開始、後來壹度延燒的“莫雷事件”及後續風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國議員表達支持莫雷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國民也並未真正的抵制NBA。2019年10月10日晚的NBA中國賽上海站比賽，賽場看臺幾乎座無虛席。而僅僅兩天前，美國參議院少數黨主席查克·舒默和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等重量級政要紛紛力挺莫雷涉港言論。連正在發生且正處於沖突高潮時，中國國民都沒有普遍真正參與抵制，更遑論事情淡化之後了。在許多中國國民心裏，“愛國”並沒有球賽乃至幾千塊錢重要。（就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看到了新聞中關於NBA深圳賽（2019年10月12日晚）的視頻，賽場看臺同樣座無虛席，球員入場口更是擠滿了拿著手機和攝像機的球迷和記者。雖然據報道在場外有“愛國人士”舉標語抗議，但從新聞視頻看，只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數十人），與場內的高朋滿座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而且，他們還遭到了中國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許大規模傳播和正式報道）甚至說，即便在口頭上，中國國民的態度也是復雜的。在如新浪微博、今日頭條等中國幾大熱門社交平臺的關於這次事件和NBA話題的評論區，普遍呈現著多樣化的視角，叫囂抵制者有之、主張“理性愛國”者有之，還有將抵制者稱為“愛國賊”的。此外，對抵制還有不少反諷與調侃。

　　總之除了壹些經常聚集親中共分子（如“自幹五”、“小粉紅”）和網絡水軍（“五毛”）的自媒體（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共青團中央的官微“共青團中央”，及經常被人為置於熱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報”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傳部門操縱下被微博、頭條等平臺特意置於搜索熱榜和搜索結果前列的評論與文章，大多數自媒體的帖子和文章評論區，都是多種聲音共存、爭議激烈。甚至，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聲音，乃至同屬中國政法委在澎湃新聞上的官方賬號“長安劍”，還發表了壹篇《那些被我們罵了很多年的“賣國賊”怎樣了》，用漫畫形式稱贊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間接為“莫雷事件”和NBA問題降溫。

　　還有壹部分自媒體（大多為傾向於自由派、“公知”類型的）評論區，反對抵制NBA、對抨擊香港示威不以為然的，反而占了明顯的多數。這還是在中國官方封殺了壹部分反對抵制聲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臺都是公開的開放平臺，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證。

　　2019年11月中旬我增補此文時，在中國各自媒體上已幾乎看不到支持“抵制NBA”有關的任何言論（之所以說“幾乎”是角角落落或許還有壹點點），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內的關於NBA新聞的評論區，都在熱烈的討論比賽、球員，似乎什麽都沒有發生過。貼吧裏壹個網民在2019年10月12日評論時預言的“國家沒這麽脆弱，下個月誰還記得這破事”。許多人早就知道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壹陣風罷了（而不是像港臺歐美那麽拔高其影響），根本不會變成持久行為（具體到這次NBA事件，連短期抵制都幾乎沒有），事實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棄觀賽、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會被認為是“傻X”）因此中國國民不僅現實裏對抵制NBA在內的國外品牌的參與相當有限，連言論上也有明顯分歧。而其他企業涉及爭議言論後，公眾的看法和抵制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賽德斯奔馳關於引用達賴喇嘛的名言的爭議，也並沒有因此影響奔馳在中國的銷量，甚至輿論波瀾都轉瞬即逝。這樣的現實，與世界各國及港臺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對各種企業、品牌爭議的“抵制”，當下的中國民間，在其他涉及民族主義議題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現的？

　　例如從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熱的“保釣運動”，如今已完全沈寂。2012年還有大陸和香港的記者赴釣魚島附近海域采訪，並明確表達中國擁有該地主權的立場，民間如潮關註。而2019年這壹切全都沒有了。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和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制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縱火”拘捕，至今未有釋放，甚至面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刑罰（想象壹下猶太人在德國任意壹地燒毀希特勒畫像會是怎樣？連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國大陸民間和官方對此基本悄無聲息。而在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時，日本海軍“涼月”號驅逐艦赴華參加慶典，懸掛了代表二戰侵華時日本海軍的軍旗旭日旗，中國民眾普遍沒有反對，反而有許多民眾前去參觀和合影留念。

　　中國國民在對日問題上，壹向軟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動領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實效影響現實的言論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實際作用的行動。相對於猶太人在二戰後鍥而不舍的追究納粹戰犯責任、推動德國“去納粹化”，中國人做了什麽？反映日軍侵華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張純如還是美籍華人而非中國國籍。事實上，國人連那些為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而復仇，在世界各地刺殺多名大屠殺制造者的亞美尼亞人都不如（當然，我也沒有做到去殺掉那些戰犯和右翼分子。亞美尼亞人殺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沒有保護的屠殺指揮者（而且亞美尼亞人也是有組織的），而以色列則是動用了摩薩德和國防軍。面對龐大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後繼者，以及保護他們的日本軍警，國人想與群敵對抗和搏血，采用實際行動攻擊並成功，也要有組織和團隊。單憑壹個人難以做到。而我，在別的方面也曾經抗爭到割腕血諫的地步。當然，我也會為追究日本侵華責任在內的各種抗爭呼喊和行動，鞠躬盡瘁，為國家和民族利益鬥爭到死）。國人尤其漢族，普遍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壹盤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國的問題上，即便如今中美貿易戰激戰正酣，除了少數極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眾並未因此對美國產生仇視心理。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國人也只是把貿易戰看成壹場比以往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非中美生死決鬥。在美國制裁華為後，雖然有少數“抵制蘋果、購買華為”的聲音，中國國民依舊選擇“用腳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蘋果直營店的顧客盈門和同壹條街上華為的冷清對比鮮明，哪怕蘋果直營店大門十幾米外的路邊，就豎立著華為的廣告牌。還有，壹些視頻中顯示，在某些華為門店與蘋果門店（非官方直營店）相鄰的手機壹條街，蘋果門店滾動的霓虹燈字幕上寫著“別買我的，去隔壁買華為”之類，以示愛國、支持國貨。但有幾個顧客把這當真了？有哪怕五分之壹的人因此改變購機品牌選擇了嗎？包括華為和蘋果店的店主店員們，又有沒有真的把這廣告當回事？我想如有心人調查了解，不難得出事實。而在華的外國媒體人和學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樣有能力通過壹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間，了解中國大陸表層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樣的巨大差異。

　　至於因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而出現的“抵制韓貨”、“抵制樂天”，僅僅在中國北方部分地區（主要是東北的遼寧省）出現了壹些抗議標語和部分激進人士短暫的抵制。很快，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反彈，最終以韓國“薩德”成功部署、抵制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壹提的是，其中壹些參與抵制者還遭到了眾多網民的嘲笑。

　　而對於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如英法德等西歐發達國家，以及加澳新等國，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就對其無甚惡意。除了2008年的“抵制家樂福”曾掀起壹陣短暫的波瀾，數十年間中國幾乎沒有特地針對西歐國家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即便在互聯網興起後，國人也沒有什麽“仇歐”情緒。

　　當然，如今國人對於西歐接納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頗多不滿、惡語相向，但這是出於國人人文素養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對“政治正確”和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國人在惡劣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與民族主義沒有直接關系。而且，他們主要仇視的是難民而非針對西歐國家和白人民眾（甚至從他們的角度，還為“白人的國家”“被占領”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國互聯網上，充斥著對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稱頌與對今日多種族共存（當然黑人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這種心態）。相對於以前，習近平時代的國人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對待西歐的態度並未有什麽改變，除了在涉及殖民歷史時表達壹些並不超乎尋常的憤怒，整體上還是溫和的。

　　中國大陸民間對涉及港臺問題的態度和言行的特征、影響，及這些態度和言行產生的原因在涉及港臺的問題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民眾似乎表現出了比以前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在“周子瑜國旗事件”及引發的“帝吧出征”，就是壹個突出案例。而“小粉紅”也成了習時代中國年輕壹代民族主義者和類民族主義者活躍的代名詞。

　　但中國大陸民眾在港臺問題上表現出較高漲的民族主義和類民族主義情緒，是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的，它的實際影響和表面的聲勢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頭的呼號和現實的行動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談原因。固然，習近平政權強化專制、策動對港臺強硬輿論以轉移國內矛盾，是促使國民對港臺態度發生變化的壹個原因。但如前所述，習近平執政造成的人權極度惡化、社會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義意識。那麽對港臺仍舊較以前增強的反感與對抗式的民族主義情緒為何有明顯增強呢？我認為有以下兩點主要原因：

　　第壹，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與信息技術革新，尤其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普及和應用，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讓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沖突表面化、極端化。

　　在智能手機普及以前，大陸與港臺的普通民眾沒有那麽普遍和直接的言語接觸，自然無從激烈交鋒。而如今兩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幾乎人手壹臺智能手機，無論是獲取信息還是參與論辯，都比以前容易了許多倍。而互聯網又很容易放大極端聲音和制造對立，因此無論大陸的民族主義還是港臺的本土/國族主義情緒都借助互聯網平臺急劇升溫。

　　而這並非只是中國的“專利”。從美國到巴西，從印度到尼日利亞，從印尼到烏克蘭，社交媒體撕裂了太多國家內部的不同群體，也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則是對立沖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壹。而中國大陸網民和這些國家比較，並不突出。

　　第二，許多大陸民眾對港臺民眾的反感與對抗的同時，許多港臺民眾對大陸和大陸人也充滿反感與排斥，二者是“惡性互動”的關系，而非單方面的。

　　隨著這些年陸港兩地交流的日漸深入，尤其大量大陸人赴港旅遊、就學、就業，因兩地民眾文化與習俗的差異，以及香港地狹人稠、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現實，導致雙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時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數也是近幾十年來從內地和其他地區遷來的，如果論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貫，那絕大多數都是“非本土人”）認為大陸人擠占了他們的公共資源、破壞了他們的獨特文化環境，以及部分大陸人素質低下、缺乏文明禮貌甚至做下壹些醜陋行為，均導致港人對大陸人產生厭惡，繼而發展到對大陸人無差別（除了親港臺的大陸人）的歧視乃至仇視。

　　而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意，無論從表現還是原因看，都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白人本土居民對外來移民的恐懼與排斥異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視的，是同壹種族乃至同壹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當然，港人對待南亞、東南亞的傭工、難民同樣歧視，例如根據民調，絕大多數港人均反對給予外傭居港權。有的傳統泛民主派議員因支持外傭居港權，還影響選票，成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壹。不過，倒是極少聽說港人歧視白種人尤其來自歐美的人，甚至，對於歐美人，有些港人還以壹種“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這種歧視和仇視，由針對來港大陸人，逐步變成對整個中國大陸民眾乃至中國大陸的歧視、仇視、敵對，並出現了本土、自決乃至港獨思潮，試圖將香港從中國的壹部分中脫離出去（不僅試圖脫離政治管理，還有文化、社會形態的“去中國化”）。而港人對大陸人這些歧視、仇視、敵對，以及參與或同情港獨（或實質港獨）的分離主義言行，自然也引發了大陸人情緒的反彈，雙方矛盾不斷加深。

　　而在互聯網上，無論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壹些港臺媒體的新聞頁面評論區，充斥著對大陸及大陸人的歧視與謾罵，其中有些極為惡毒。僅僅看許多港臺網民對大陸人的稱呼，就很能反映問題。諸如“支那（原本無貶義，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侵華日軍及其他反華者特意使用該詞（而非使用正式稱呼“中國”、“中華”）以表達輕蔑、侮辱之意）、“蝗蟲”、“426（死阿陸）”、“支蛆”、“大劣（陸）人”、“強國人”等諷刺綽號遠比正常稱呼使用普遍，有些明顯比“港燦”、“呆灣”、“臺巴子”這些大陸人對臺灣人的蔑稱惡毒。當然，大陸有“留島不留人”的極端言論，可臺灣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擊三峽大壩”之類同樣反人類的言辭。（我在經常性瀏覽海外網站前，還以為港臺人相對文明，但後來越發感覺不對勁。尤其我出國可以自由上網後，看到港臺網民的惡毒與陰險更甚。他/她們受教育水平應該總體遠高於大陸人，但是許多港臺人把知識都用來扭曲事實、顛倒黑白、文過飾非了。他們對大陸人的攻擊謾罵是普遍的、長期的、持續的，而不是個別現象）而港臺網民字裏行間大陸的敵視和冷嘲熱諷，以及在涉及中國大陸與美日糾紛中“壹邊倒”的支持美日而譏諷大陸，更是所有平臺都能經常性看見。在壹些半封閉的平臺和群組（如telegram群），港臺人抱團對大陸人士進行攻擊和叫陣同樣普遍。而且港臺人對大陸和大陸人的大多數辱罵攻擊中，理由並不充分、抨擊並不合理，而是僅僅由於事情涉及大陸、對象是大陸人，只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對錯而進行的謾罵攻擊。

　　而在這次香港持續數月的示威和動蕩中，香港人對大陸人及中國的象征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由互聯網上的謾罵和現實中的歧視，轉變為更具攻擊性的行動。在這次動蕩中，香港人不僅多次眾目睽睽之下踩踏、燒毀國旗（中共政權不合法，但是五星紅旗在目前依舊是中國的象征），以及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包括記者、遊客和警察（輔警））被港人圍毆的事件，而大陸遊客被騷擾、強制檢查手機、跟蹤追趕式謾罵，更是不勝枚舉。還有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言行如許多“光復XX”行動（“光復”二字帶有強烈的本土、排外主義色彩，類似於歐美反移民的極右勢力）。（值得壹提的是，這些大陸人並未有主動挑釁香港人的行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認為要對他們拍照，有些是被強行搜出身份證件（後被在網上搜索查出為大陸輔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還有些只是因為他們口音、衣物等被識別出為大陸人，僅僅因為是大陸人，即被示威者攻擊）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大陸網民又如何可能單方面保持理性克制呢？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升級是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單方面歸結於壹方。如果僅僅看“墻外”，明顯港臺網民的種族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言辭，比大陸網民的民族主義言辭更強烈和極端。而且，顯然沒有證據表明是大陸網民首先挑起對港臺人的大規模仇視（甚至壹些跡象如“蝗蟲”廣告的刊登，證明升級點來源方向相反）。

　　很明顯，大陸民眾對涉及港臺問題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是和互聯網、民粹主義在全球迅速泛濫的大環境分不開的，也和許多港臺民眾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對情緒的造成的雙方惡性“互動”關系緊密。因此，在這樣復雜的情形下，單方面指責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興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談到大陸民眾對在涉及港臺問題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實質影響，更是相當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發壹陣喧囂和爭議外，它產生了什麽作用？與NBA莫雷事件後翻墻網民集體刷屏辱罵幾天壹樣，沒有什麽持續性和太多實質影響。它造成的實際傷害還不如小圈子裏（尤其相對封閉的圈子）足以逼壹個人自殺的侮辱謾罵、謠言誹謗等“微型”網絡暴力。而且，這種刷屏辱罵只是在海外更加破壞了中國大陸和大陸民眾的形象罷了，沒有人因為這種刷屏被嚇住，也沒有人因此受到實質的利益損傷。而這種民族主義表達也影響不了中共對港對臺的決策。

　　如前所述，這次香港示威和動蕩中，不僅有國旗被踩踏、燒毀，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被港人圍毆乃至淩虐、被強迫檢查手機、跟蹤和追趕著指罵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集體行動等言行。而這壹切，對於大陸民族主義者而言，自然是極具羞辱和挑釁性的。那麽大陸民眾的反應和應對如何？

　　相對於港人將對大陸人的口頭暴力轉化為肢體和現實中的暴力，且行動高度組織化、協調化，大陸十多億民眾卻連壹支線下的赴港“誌願力量”都沒有，在大陸更沒有任何針對港人的暴力行為。同樣，許多大陸網民因鼓動在互聯網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銀行卡余額在內的幾乎所有個人信息。還有在港在日大陸人因反對示威者、撕毀連儂墻，而被港人人肉搜索、舉報給日本警方並拘捕，還有的遭到現實肢體攻擊。

　　而反過來，大陸方面除了前些天有壹個疑似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網站公開了壹些示威者的個人資料外，大陸民間幾乎沒有任何對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沒多少大陸人有興趣去看“香港解密”，裏邊內容信息有限，對當事人生活沒什麽影響。而反過來對大陸人和在港反對示威者的起底卻詳盡並影響到線下）。

　　與現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國有許多民族主義黑客群體“紅客”，也有壹些知名的組織化的“紅客”團體，曾經與西方及海外反華群體（或並非真的反華，只是被中共定義為“反華”群體和個人）及對方黑客進行過激烈的對抗。而這幾年包括2019年，哪還有“紅客”的影子？兩相對比，現在的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究竟是強了，還是弱了？壹目了然。（當然。“紅客”的衰落也和互聯網管制在整體上都收緊有關，但這也在側面表明中共是實實在在打擊網絡民族主義的）雖然大陸各網絡平臺充滿了對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為的激烈譴責和謾罵，但大陸的民族主義者中，有幾個人肯花金錢、時間，耗費精力和冒著被人肉和騷擾的危險，去與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陸有相關能力的人，最低估計也有上千萬。不過現在看，願意出錢出力的寥寥無幾（例如有大陸婚慶公司老板去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費辦婚禮，但這種肯付出實際開支的極少），而組織起來去對抗的則哪怕壹個都沒有（僅有壹例大陸人個人自費去香港攻擊示威者的，但是連保釋自己的錢都沒有）。大陸即便有民族主義者，不僅人數少，而且都是壹盤散沙，更無實際行為，更談不上協調和聯動，遠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樣已至少數十次在線下暴力攻擊大陸人（言語挑釁和強制“檢查”手機更是難以計數，連臺灣（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揚）講國語的記者都不能幸免），發起大規模的“本土運動”，而且成群結隊、組織嚴密，儼然如巨大的黑社會團夥。而在美歐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華人（多為臺灣籍）的組織性、團結性和行動積極性，同樣遠超大陸人，哪怕大陸出身的海外華人總人數明顯比後者多出許多倍。

　　還有例如壹群香港激進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萬公裏之外的英國倫敦，成功襲擊了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燁。可見其線下的實際行動力、實際實行暴力的能力之強。相反，中國大陸何曾有民族主義者或者類似民族主義者襲擊過支持港獨臺獨、否認日軍侵華屠殺的外國人和中國漢奸？具有中國大陸護照的國人在海外何止超過港人百倍，然而有幾個為民族主義或其他維護大陸利益而自告奮勇去抗爭呢（當然中共政權官方組織的那些行禮如儀的、只阻止關於影響中共統治的活動不算在內）？

　　值得壹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有壹些中國留學生采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議活動，試圖反制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體。但經過幾天短暫的沖突後，這些留學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國公民依舊繼續進行相關活動。

　　這些中國留學生基本壹敗塗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個主要原因。

　　壹是這些人雖然已經算是中國社會中的“精英”（哪怕許多是野雞或半野雞大學的），但是依舊不會據理力爭、以理服人，不會更不樂於用國際上被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為論辯基點、不會以西方主流社會尤其進步陣營認可的和聽得懂的言辭方式表達意見；不會將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沒有政治常識和參與政治辯論的經驗；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對具體事件就事論事、分別分析（例如對反《逃犯條例》的和平抗議，與暴力打砸燒的區別，追求普選、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主張港獨的差別）的能力；不懂得認真細致的傾聽、冷靜與理性的溝通，也不知道哪些問題不可讓步，哪些問題應該接受批評，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異；崇尚弱肉強食、認權錢不認是非，乃至愛好粗話和拳頭等“硬實力”，覺得“拳頭大道理就大”，對外溝通往往展現出其蠻不講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穢語和謾罵恐嚇的習性本性難移，再加之作惡的“技巧”相對比港臺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壹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們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許多人乃至大多數本身品質都不好，有壹部分甚至稱得上是心術不正、思想惡毒，即便幹正事也帶著無恥的氣息。（當然，就我所看到的，港臺人包括許多港臺名校學生乃至知識分子，同樣有以上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二是他們大多為權貴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稱“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來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幹凈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獨裁政權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氣不壯，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國留學生集體開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豪車對抗香港示威者後，就被“起底”），本來就心虛，因此受挫後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個原因是，這些人同樣是精致利己主義者，沒有真正的愛國心。他們雖然壹時虛榮和“愛國心（更多是“愛中共、愛帶給他們富貴榮華的政權之心”）”膨脹，開著豪車帶著國旗去“炫”“愛國”，在大學校園叫罵著“練”“愛國”。但當他們開出法拉利“愛國”被“起底”後，迅速的就縮了回去，選擇明哲保身。只要他們能保持榮華富貴，中國分裂成多少塊、香港臺灣獨立，他們都不會真的在乎多少，頂多在朋友圈罵幾句而已。他們的父母（包括現在仍在中國的權貴父母）和長輩同樣沒有什麽愛國心，而是想拼命撈錢撈利益，早晚出國或在國內別墅和高幹病房頤養天年。（話說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權貴同樣搖身壹變，成了15個新國家的官僚、寡頭，過得壹樣滋潤。只要他們的蛋糕份額還在，他們中有幾個在乎國家的崩潰？）因此，連這些最“財大氣粗”的國人都不敢也不願為民族主義付出什麽，遑論其他沒錢沒勢、受剝削壓迫、每天為生計掙紮，乃至蒙冤受屈的國民了。

　　相對於互聯網上的攻擊，發展到線下的攻擊和對現實生活的負面影響，則使危害性有了質變。而大陸人除了在網上與港人有所交鋒且明顯處於下風（而且並不是壹方是壹方非的黑白分明情況下），完全是壹盤散沙，在現實的行動力和團結性方面，都遠不如人口只有大陸200分之壹的港人。

　　這樣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無論好的還是壞的、對的還是錯的行動）的民族主義，能有多嚴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義的言論而無民族主義的行動（哪怕有實施壹定程度民間行動的實力和條件），中國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有多少虛、幾分實呢？不言而喻。

　　中國民間在民族議題上的態度本質

　　此外，從多數中國民眾對壹些國際沖突的看法，也能窺得國人在民族問題上的心態。例如在關於以巴沖突尤其加沙問題上，中國國民普遍對於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擊石式的抗擊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臣服於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實實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發射火箭彈“挑釁”以色列。而他們完全不顧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領土、制造大量無家可歸的難民、封鎖加沙地區、肆意攻擊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裝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於生計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控制區，在實際控制線時，會被以色列軍警裸體搜身）、不允許巴勒斯坦有獨立的經濟尤其工業、阻止巴勒斯坦基礎設施建設和電與水等基本供給的獨立。他們也不體諒作為弱勢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殺式襲擊）和“殺敵壹個，自損壹百（乃至壹千）”的頑強，反而主張順從強大的以色列以換取安寧。在他們眼裏，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逼”。

　　這其實與中國國民面對中共獨裁政權不敢也不願反抗、漢人面對滿清屠殺和壓迫後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國人抗戰中為了“混口飯吃”去當“皇協軍（有些人在國民黨軍、八路軍和’皇協軍‘中，選擇投靠‘皇協軍’，僅僅是出於後者比前兩者薪水高。許多人為了壹點錢和飯，才不顧什麽民族大義，很坦然的就去當了漢奸）”，如出壹轍。如今絕大多數的國人，依舊是沒有靈魂的生物，只把生存（或者就是“活著”）和私利作為壓倒壹切的目標，遑論真心實意的民族情感和愛國責任意識了。

　　綜上所述，由於專制的強化、社會的糜爛、理想的喪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義的盛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虛浮的、有限的、沒有多少現實影響力的。哪怕它看起來聲勢浩大。對中國大陸的民眾而言，面對專制的壓迫與社會的殘酷，只有眼前的利益，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帥、大城市戶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實際”的利益，對他們是第壹位的、不顧其他壹切（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的。

　　至於愛國、國家利益、民族情感，要麽完全無感，要麽只是當成壹種時尚和生活點綴，以及應付國家安排的“愛國”差事，沒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沒有幾個人肯為民族主義訴求付出多少物質損失、做出哪怕壹個月工資的犧牲。這樣的民族主義，有什麽可懼怕的？我倒是對這種缺乏家國天下意識、沒有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感的狀況感到憂慮。

　　那麽官方是如何宣傳民族主義的？習近平時代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行動又是怎樣的？

　　事實上，相對於鄧小平、江澤民，乃至胡錦濤，習近平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是更加色厲內荏、虛張聲勢、對內宣傳與對外行動完全兩個套路的。

　　在對內關於民族主義的宣傳方面，習近平時代投入的“量”上的確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滿大街的“中國夢”壁板畫、以“愛國”打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六字標語，還有從重要會議、紅頭文件到官方媒體，無時無刻不在提及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從政治宣傳的內容看，習近平時代的確比建國以來任何壹個時期（包括毛澤東統治期間）都更強調“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統文化”，宣揚“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這壹切營造了壹種在外人看來很濃重的民族主義氛圍。

　　從對外戰略看，由於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向世界全面伸出了它的觸角，對外更具主動性、進攻性。例如習近平執政集團提出的“壹帶壹路”，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而中美貿易戰，也和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對美經濟政治政策的強硬密切相關（雖然它更多是因為美國的主動進攻促成）。龐大的經濟體量、政治上與眾多國家關系的加強、文化領域對外宣傳聲勢的擴大、軍事上軍費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這些的確是事實。它們似乎也都在顯示中國正在走向民族主義、對外擴大影響力和幹預力的路線。許多國內外觀察家和中外國民也以這些作為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中國威脅增強的論據。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觀察家認為，中國如同二戰前夕的納粹德國。

　　但另壹方面，習近平政權與毛澤東以來的所有中共執政者壹樣，都以維持與鞏固統治作為核心目的，不僅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對外關系同樣把維護中共專制統治作為其根本和最終目的。這不僅是中共，也是所有專制政權乃至沒有充分民主的政權的共性（當然不同專制政權情況不同。例如普京就側重於通過真正的民族主義行動增加支持、維護統治；中共則是對國家尊嚴能讓就讓、國家利益能賣就賣，以討好外國“不幹涉內政”以維護統治）因此中國的外務工作從來不是以維護國家利益和達成民族主義訴求為目的，國家利益只是中共政權控制下中國外交的相對次要目的。當國家利益與統治集團的利益相悖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出賣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以換取對統治的維護。而民族主義更是壹種手段而非目的。當鼓動民族主義有利於維護統治，中共就會鼓動；當民族主義訴求與中共執政發生矛盾，中共同樣會毫不猶豫選擇壓制民族主義思潮和行動。也就是說，在中共治下，民族主義只是可用可棄的工具、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堅定不移的、真正帶有維護國家利益和強烈民族情感訴求的民族主義。

　　那麽在習近平時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具體的表現和反映的實質是什麽呢？與此前（尤其胡溫時代）相比，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實質上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習近平政權對內民族主義宣傳的內容、方向/目的、功效如上所述，中國在對內宣傳和對外戰略上，似乎都展現了其民族主義的壹面。但如果細究起來，會發現與表面現象、海外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情形。

　　首先看對內的宣傳。第壹，習近平政權所鼓吹的“愛國主義”、“民族偉大復興”，更多是在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和相對於普世價值（尤其相對於西方）的“獨特性”，其側重點是為利用傳統文化愚化人民、用中共解釋版的“中華文化”來對抗發端於西方的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而這些並非是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目的，而是對內加強思想控制的手段，且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多是壹種類似於民初儒家、玄學派、保皇派等勢力推動的“尊孔復古”式逆流，而非“天朝上國”的民族獨尊，更非納粹的“純血主義”和擴張主義。

　　第二，中共官方對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投入甚巨、聲勢雷人，但並沒有太多實際的、持久的、深入人心的效果。如前所述，由於習近平政權壹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國國內人權在嚴重的惡化，社會不公日益加劇、不同階層之間呈現壹種“冷戰”式的對抗狀態，人與人之間充滿著不信任、有競爭關系的人和群體間仇恨在不斷滋長。在這樣壹個大叢林中，大多數人腦子裏都是怨氣、仇恨、自利、爭鬥、麻木、柴米油鹽和上學看病養老買房……這些都極大的沖淡了官方的民族主義宣傳。

　　民族主義的興盛，是需要以民族內部的相對團結、對外的相對壹致性為前提的。壹個民族內部互懷仇恨，生活中“自掃門前雪”，高度利己的民族，有多少心境、又如何能團結起來，共同追求遙遠而需曠日持久才能達成的民族主義目標呢？即便官方再賣力的宣揚，民眾陽奉陰違，甚至部分人根本不買賬，這樣的鼓動有多大現實影響呢（尤其和兩次世界大戰時德、日、奧、法、俄、英的民族主義比起來。壹戰前和戰爭中期及之前，各國民眾爭相參軍作戰，現在真打起仗，除了個別狂熱分子，誰肯去冒生命危險）？

　　此外中共在宣揚“愛國主義”時，雖然投入巨大，但是由於官員和公務員普遍腐敗無能、素質低下，導致“愛國宣傳”效率低下、事十功壹，宣傳手段死板、內容僵化陳舊，教條式和極不自然的“接地氣”宣傳，都難以讓愛國感情深入人心。而且，壹個不能正視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國內災難的政權，如何能夠真正喚起人民對這樣政權統治下國家的熱愛？

　　除了部分網民在網上發表壹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且僅停留在口頭，還有更多網民對民族主義話語進行了激烈的反諷與解構。諸如對倪萍、董卿等嘴裏喊著愛國，卻移民/生孩子在美國的上流名人，網上譏諷遠多於祝福。“愛國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已經是許多中國網民譏諷假愛國權貴和上流階層的口頭禪。而在華為孟晚舟被捕事件中，的確多數人同情和支持孟晚舟，但除了官方的輿論引導外，這更多是中國弱肉強食價值觀下對富人和權貴的諂媚、奴才為奴隸主主動辯護的劣根性使然，民族主義感情同樣是次要的。例如許多國人對特朗普的崇拜，顯然不是從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角度，而是對這種強人和他流氓式言行的推崇。（嫌貧愛富、恃強淩弱，以“我弱我有理”譏諷弱勢者包括正常維權在內的言行，已經是近幾年互聯網上相當普遍的現象）而許多老百姓也都清楚權貴和各色貪官污吏及其子女都會選擇去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留學、生活，他們的確沒有因此反抗（也無力反抗），但是無論是選擇崇拜強者試圖“變成惡龍”的，還是“不敢言而敢怒”積郁不滿的，對於中共虛偽的愛國主義宣傳，均是不屑壹顧、也根本顧不上的。

　　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能力反抗權貴的剝削壓迫，就會轉向民族主義以發泄生活中的憤懣。這的確是壹部分平民包括底層民眾的選擇。但還有壹部分民眾則選擇了“這不是我的國家，我不愛”的態度，以抵制民族主義乃至走向逆向民族主義（例如許多“精日”、否定南京大屠殺者），或者對包括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在內所有官方價值觀的否定與解構。如果從人數上看，激進民族主義者占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現實生活和對國家政治上幾乎毫無影響力。

　　當然占比例最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人，還是那種最多在各種行禮如儀的活動中“愛國”壹下，最多偶爾在朋友圈和社交媒體上發個國旗表情和“熱愛祖國”的幾個字，平常根本不關心、不了解，更不參與民族主義的壹切。這些“沈默的絕大多數”，足以代表當今中國人整體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很明顯，這樣的民族主義比胡溫甚至鄧江時期都弱，那時畢竟還有許多上街遊行的民族主義者）當然有人認為，當年德日兩國的民眾，不也是類似的“平庸之惡”嗎？這顯然是比喻不當的。如果了解那段歷史的都會知道，當時的德日不僅是發動了對外戰爭，民眾也大都支持對外戰爭、更普遍參與了與侵略擴張有關的經濟社會活動，全面投入了戰爭機器的運轉，許多人也分享了民族主義目的帶來的利益和對外侵略與掠奪的果實。而如今的中國大陸，並未對外發動侵略，人民也沒有普遍參與實質的民族主義行動及從中獲利（當然，新疆集中營的人權災難、民族悲劇是壹個較特殊例子，但它是局部的、參與者有限的，不應該由十幾億國人共同均攤）。

　　此外二戰中德日法西斯政權下的國民，壹戰時乃至壹戰前和戰間期的同盟國與協約國部分民眾，是以壹種民族狂熱態度、帶有殺戮“敵人”和自我“犧牲”的想法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而如今中國大陸的民眾普遍只是將“愛國”當成如同“追星”和“打卡”壹樣對待的，並沒有身體力行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意願。

　　因此大多數中國人民不應是“平庸之惡”的背負者。或者準確的說，即便國人的確有著“平庸之惡”，也並非體現在民族主義方面，而且其他領域（例如對公共事務與漠不關心、對不平等與剝削壓迫聽之任之，對邪惡與不公袖手旁觀……許許多多方面。這個展開來講就更長了，在此不敘述）。

　　綜上所述，中國官方在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面，成效甚微，成果如紙糊的堡壘，木棍壹捅就破；如土坯建的高墻，大風壹吹就倒。

　　習近平時代的港臺政策及其動機

　　那麽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在關於港臺問題及對外領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現出強烈的、超過以往的民族主義訴求和霸權主義傾向？

　　首先談香港。隨著習近平在中國大陸專制的日益強化，他對於幾乎是“半飛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對運動越發不能容忍。香港作為壹個極為特殊的地區--既名義和部分實際上處於中共政權的統治與控制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權包括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陸形成了鮮明對比），是極端獨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對溫和的獨裁者，對香港這樣的地域會有更多放權，也會對當地的民主訴求有更多寬容。而且，像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相對於習近平較開明些的獨裁者，在大陸內部允許有限的公民運動和政治參與，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會讓香港看到大陸可能走向民主與開放、人權改善的希望，對陸港兩地制度與環境正向接近較有信心，港人對大陸的敵意和對融入大陸的恐懼也就不那麽強烈。

　　相反習近平將專制高度強化，使中國大陸民主法治全面倒退、人權急劇惡化，個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聲調……都導致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各地民眾尤其知識分子的普遍恐慌。無論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對人權律師的抓捕，還是“習核心”的形成、廢除任期限制及個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證明中國大陸不僅在未來數年乃至十數年內民主無望，人權狀況甚至還會進壹步倒退。而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越與大陸融合，也就越可能喪失現有的壹定的自由與民主（更不用說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進壹步拓展了），這自然導致港人的離心傾向越發嚴重。

　　而習近平治下管理對港政策的中央機構港澳辦及在港猶如“總督府”的中聯辦，更是加深了對香港政治的幹預。例如強烈主張在特首普選中加入“篩子”，以確保中央的控制權。這就引發了2014年轟轟烈烈的“占中”運動。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采用了較為強硬的方式，完全拒絕了“真普選”的要求。最終，“占中”運動實際上以失敗告終。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跨境綁架案”，則引發了港人對中共向香港更深滲透和直接暴力幹預的嚴重恐懼。2016年的“宣誓風波”及對6位民主派/本土派議員的“DQ（取消資格）”，同樣被視為中共對香港民主的進壹步打壓，以及香港親北京勢力的進壹步得勢。而2019年《逃犯條例》的修訂，徹底引爆了港人壓抑已久的怒火。

　　但這些是否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呢？首先，中國大陸專制強化和人權惡化，與民族主義幾乎毫無關系。專制強化的動機並非是達成諸如“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訴求，而是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維護統治集團利益。同樣，大陸人權惡化的後果，同樣是危害了大陸民眾，當然對世界也起到惡劣示範作用，甚至中共專制的手段乃至模式還“傳染”到了其他壹些國家。但其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侵略擴張的意圖及其他帶有民族主義目的的訴求。

　　而涉及香港的壹系列行動，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壓制反對中共政權的力量，而非希望將香港變成與大陸相同的體制，這對於中共及中國的經濟也並無好處。壹個安寧的香港遠比壹個動蕩和反共浪潮接連不斷的香港更利於中共。而關於主權問題，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除了反對涉及港獨的問題外，中共對香港的各種幹預均沒有民族主義色彩，而是為了中共統治的功利目的。而至於涉及港獨或實質港獨的，無論中共還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反對獨立是無可非議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反對自己的國家分裂。如果說這是壹種民族主義，它也是在合理範圍內合情的民族主義。

　　值得壹提的壹個案例是，十壹國慶節期間，有幾位港中大的陸生在自己宿舍窗戶上掛起五星紅旗，然而卻被港生騷擾和攻擊，包括在門外謾罵、在門口傾倒垃圾、將污水滲入宿舍、破壞門鎖、暴力攻擊宿舍門並進行恐嚇等。而港中大則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讓陸生不要“惹眾怒”。當宿舍壹位女生將事情發到大陸微信平臺上，卻被刪除，該事件被壓制下去，中共政府也沒有要求懲辦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學生，反而在輿論上表現出息事寧人的態度。事實上，香港攻擊大陸人的視頻、圖片，在微博等平臺普遍被限制，只有官方媒體和個別影響微小的自媒體有涉及，大多數大V都對港人對大陸人頻繁的暴力攻擊噤聲。這壹方面反映的是國民的精致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壓制大陸民族主義輿論的原因在內。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義，還是壓制民族主義，壹目了然。

　　而在涉及臺灣問題上，如前所述，由於互聯網的發達，民間的交鋒日益強烈。那麽官方的層面？我並未看出相對於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當今的中共對臺有更強硬的政策態度。如對臺軍演、爭奪邦交國之戰、反對美國對臺軍售、兩岸軍機在海峽發生摩擦，以及建國起至今每個領導人都強調的“統壹祖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同樣是壹以貫之的行為和口號。而蔡英文上臺後陸臺關系比馬英九時期惡化，其實更多是民進黨傾向於臺獨，大陸做出對應反應而已。陳水扁執政時期，大陸與臺灣還發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論李登輝時代的1996年海峽導彈危機了。因此，習近平時代在對臺問題上並未比以前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更未表現更實質的行動（其實在行動上反而更謹慎乃至退縮了）。

　　對習近平而言，臺灣問題的確是壹個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問題，“實現祖國統壹”是凝聚人心、爭取其政權合法性的口號。但他大概率（我認為90%以上）不會對臺用兵。因為無論是習近平還是其他中共高層，均是把統治集團及個人與家族利益作為首位。

　　即便萬壹爆發戰爭，如紀思道先生所言，美國有多種方式反制中共高層。即便直接比武力，腐敗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國大陸軍隊（而且在人心敗壞、社會嚴重不公的情況下，軍隊中下級軍官的忠誠度也值得懷疑。而上層同樣只想“保家”而不會“衛國”，如戰爭天平向美臺傾斜，部分軍隊拒戰、叛變的可能性不低）難道可能打贏有美軍參與的大規模戰爭嗎？對臺戰爭爆發後，哪怕互有50%勝率（其實我並不認為在美軍的大規模幹預下，中共勝率有這麽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臺（我認為只要是大規模戰爭戰敗，中共倒臺是非常可能的）。壹個戰敗的中共政權，就會如滿清王朝壹樣被民眾乃至精英唾棄，甚至下場遠比清王朝遺老遺少悲慘。馬島戰爭導致加爾鐵裏軍政府倒臺，也是前車之鑒。我認為習近平不會冒這種風險，做弊遠大於利的戰爭行為。

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征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習近平時代對日關系的前硬後軟、為獨裁統治和中共利益拋棄民族尊嚴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臺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臺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壹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壇壇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淩，哪怕臺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壹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臺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壹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是隨著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準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註”、“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著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著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奸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壹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壹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壹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壹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根據壹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壹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著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回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系”，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制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制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壹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準沖涼、不準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壹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

　　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壹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麽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壹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壹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壹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系，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壹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沖突的敵對國家與敵對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壹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嚴格而言，對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聲討，不完全算作民族主義訴求，而是壹個國家和民族最起碼的、完全正當的行為。我以相關例子舉例，是想說明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連維護基本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都沒有，何談“民族主義興起”、“強烈的民族主義”？當然，這只是壹方面，我不會以偏概全，而是通過習近平時代整體的涉及外務上的表現來評斷）習近平時代對美關系復雜但仍在常軌

　　而對美關系方面，習近平政權是多變的、復雜的。在奧巴馬時期，中共對美國批判中國的人權問題非常不滿，也否認如技術剽竊、派遣商業間諜、黑客入侵等行為，經常以強硬措辭回擊。而特朗普上臺後，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氣秉性，大多數時候避免直接攻擊特朗普本人，更多采用旁敲側擊的方式進行批判。自貿易戰打響以來，中國在對內宣傳方面鼓吹“發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強”，而對美始終保持克制，以防禦性手段為主。反倒是美國（準確說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在不斷強調“美國優先”、“愛國主義”，大打種族/國家牌，甚至有美國高官以“文明沖突”及種族差別來論述中美貿易戰。

　　當然有人會認為，美國政府比中國政府更坦誠，中國官方是有民族主義傾向但是不公開言說。從某種角度，這的確有道理，因為中共政權是壹個沒有誠信和道德的政權，包括外交在內的各種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國總體處於上升勢頭，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論，中國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義道路。

　　但是細究這次貿易戰從開始醞釀、激烈對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個過程，雙方的動作和言行基本都擺在臺面上，中國方面沒有出格的民族主義動作。至於中美大國競爭中“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在21世紀爆發“熱戰”的可能性極低，而戰爭以外的手段，當然包括鼓動民族主義和民族內部團結。而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全面回潮之際，如果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不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恥的。只是這種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應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國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國顯然沒有突破這壹底線，而未來也不太可能突破。

　　無論是習近平上臺之前還是之後，中共在經濟貿易問題上與美國的交鋒都相對理性溫和（特朗普上臺後，中國方面甚至比美國還要溫和理性，比美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聲調更低）。但壹旦涉及人權問題，就會猛烈反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全面封鎖消息不許國內報道（或統壹口徑譴責）、對國際上的反響也進行積極幹擾與壓制。這更能看出來中共可以喪失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但是不會放棄對統治地位的維護。

　　“壹帶壹路”及中國其他對外戰略構想與行動的內容與目的除了對日、對美關系，中國官方的其他對外政策，是否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動機？

　　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外戰略的最大步驟即為“壹帶壹路”。關於“壹帶壹路”，批評之聲紛起，如稱中國“新殖民主義”、“赤色滲透”、“爭奪世界霸權”。那麽實際上是怎麽回事？

　　所謂“壹帶壹路”，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朝貢貿易”，即中原王朝（如漢朝、明朝）和周邊及域外國家進行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貿易。這種貿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明朝，尤其鄭和下西洋）是，周邊國家向中國名義上稱臣、朝貢，而中國贈與其大量財貨，換取對方名義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產，也就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這種以巨額利益換取表面臣服的行為，與西方同時代的殖民擴張完全不同，中國的王朝並無實際控制、吞並這些朝貢國的意願，更沒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質利益（相反是虧本的），用句俗話就是“賠錢賺吆喝”。這是中原王朝、中國歷史上各王朝與朝貢國的經濟及“外交”關系。

　　當然如今的中共沒有這麽愚蠢，也不至於對幾百年前的朝貢外交抱殘守缺。它的“壹帶壹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資、貸款、基建等對外經貿活動，經濟利益當然是重要考量。不過，由於中國在國內壹向通過“低人權優勢”發展經濟，不顧忌經濟發展中的人權侵害和環境破壞，引發了許多不滿，從緬甸的大壩，到斯裏蘭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國的采礦，普遍出現了各種醜聞。約瑟夫·奈曾評價過“中國正在使用已經被西方普遍拋棄的方式（在欠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和其他活動）”。所謂“被拋棄的方式”就是殖民時代和後殖民時代早期那種以貸款換取資源、經濟合作中不顧及人權、破壞環境影響當地可持續發展等。但這些只是經濟利益上的糾葛。進壹步說，中共政權對外經貿上的各種算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也是在國際上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尤其特權集團爭取利益，與民族主義沒什麽關系。

　　另外中共還有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即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經濟發展第壹位”以及“穩定壓倒壹切與不惜侵犯人權維持安定”為兩大核心特征的“中國模式”--推向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但這種模式的輸出，也只是中共試圖抵禦西方人權和民主、培植盟友而為，以及為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在海外獲利提供制度依托，並非要將這些效仿“中國模式”的國家變成殖民地或仆從國。這當然包含政治考慮。但這種政治考慮並非是許多人認為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而更多是為了中共自身統治存續的需要。

　　因為中共惡劣的人權狀況，面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抨擊，急需尋找盟友支持。而經濟援助、“拿錢換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選擇。而為了贏得支持，往往又出現了歷史上的“厚往薄來”，虧本換取這些欠發達國家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舞臺上為中共專制和各種侵犯人權的行徑辯護。而所付出的物質、人力及折算的財富，自然是中國人民承擔。換句話說，為了中共統治和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以中華民族勞動成果換取支持，這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而是賣國謀私。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的“虧本買賣”和援助大多並沒有惠及接受國的平民大眾、弱勢群體，而是進了包括獨裁者、官員、當地資本家和族群頭人等有權有勢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國人的血汗幫助亞非拉的貧民，也還說得過去（哪怕中國國內貧苦的大眾更需要社會保障和救助），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中國通過貿易給予這些國家的收入及無償援助等利益，大都被這些腐敗國家的權貴侵吞了。

　　更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政權在經濟上的讓利最多的，並非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美日等發達國家。相對於對貧困國家“大撒幣（包括無償援助、無息低息貸款、免費招收乃至大額補貼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的顯性收買，對美日等國在經濟、政治、歷史問題、地緣戰略利益、國際關系等方面出賣的國家利益更多且遠高於前者，只是相對更隱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問題，就成為特朗普政府要挾中共在貿易戰上讓步的籌碼。而中共為了避免涉及人權問題的制裁、聲討，就不惜通過對美日等國讓步、屈膝，並奉獻出真金白銀的利益與民族尊嚴，來換取美日的綏靖。而這，也正是美日印等許多國家樂於看到並默認中共繼續統治的關鍵原因。因為，只有獨裁的中共政權，才會給美日印讓利；壹個民主中國的政府，沒有人權把柄和專制污名，怎麽可能也有又什麽必要對美日印等國妥協退讓呢（當然如果是漢奸主導的政權，那的確可能繼續賣國）？

　　此外還有孔子學院的普遍建立、中國對外學術方面的幹預等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中國留學生組織與中國駐各國使館的聯系。這些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民族主義”。其實，這與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壹樣，也是為了中共的統治，通過這些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滲透，影響各國學界、政府、民眾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共壹黨專制的看法，而非試圖進行文化稱霸。

　　例如孔子學院對涉及中國敏感問題的禁止、對西方大學敏感課題和邀請的阻撓，都是涉及中共獨裁專制、侵害人權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義和中國國家利益領域的（即便部分涉及這些，如關於“臺獨”、“藏獨”、“疆獨”問題，其阻止的主要目的還是針對對獨裁和人權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義是次要的、附著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勢，即被動阻遏、反駁西方學術與輿論領域對中共獨裁與侵犯人權的批判（當然也輔以中國官方的宣傳辭令和自制的壹套偽學術，進行壹些看似進攻但實質目的還是防禦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時期宗主國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種進取性的方式。

　　大體上說，它重點在於“防”，而不是“攻”；它集中於重點防範和反制西方對中共及中國各敏感問題的揭露與抨擊，而非試圖改變西方的價值觀和更普遍的學術幹預。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國負面信息，他們會掩飾和歪曲、塗脂抹粉；但無涉中共統治的東西（哪怕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則置之不理。因此，無論從其目的，還是方式，都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

　　習近平時代中國軍事動向及與民族主義的關系

　　毫無疑問包括軍事實力、軍事目標、軍事行動在內的各種軍事領域的動向，是反映壹個國家或者壹個地區的民族主義強弱及目的的關鍵因素。國家和區域沖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裝對抗和沖突，包括“冷戰”和“熱戰”。

　　那麽習近平時代的軍事動向，有無反映民族主義的日益強盛呢？首先看習近平上臺後的基本軍事動向。

　　中共建政以來，由於其維護對內獨裁統治的本質和軍事實力的有限，在近60年內實行陸地和近水防禦策略及“不向國外派遣壹兵壹卒”的政策。直到胡錦濤時代，才開始組建成建制的“藍水海軍”，並在東海、南海及黃海的領海與專屬經濟區活動。但相對於美英法俄等大國，中國海軍依舊是內斂型的。而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中國軍隊武器質量、軍費開支均有顯著提升，但這是經濟發展和國際影響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軍費開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壹種“補償性提高”（哪怕中國軍費占GDP比例仍舊低於美俄法印等大國，剛剛超過英國）。而且，由於中國軍隊尤其中上層的高度腐敗，軍費開支相當大壹部分被貪污和挪用（這個放在後面具體講）。軍隊不僅在腐敗上甚於政府，形式主義和低效導致的浪費同樣更甚。此外，軍隊“人力成本”的提高也顯著影響了軍費開支的增速。

　　相對於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同樣是海外軍事活動最少的。雖然中國在吉布提建立後勤性質的海軍保障基地，但中國軍隊依舊沒有在外有戰鬥性軍事基地。中國雖然在派遣維和部隊等方面很積極，但在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軍事行動上作為有限。在釣魚島附近的巡航，中國出動的是海警、海監等非戰鬥性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同樣，在南海也是以準軍事力量為主參與對爭議島嶼的爭奪。毫無疑問，這是有正規海空軍作為後盾的。但這終歸是相對克制的行動。而且，中國武裝力量只有在與菲律賓有爭議的黃巖島等地采取攻勢，對於釣魚島和西沙南沙大部分爭議島嶼，中國長期處於守勢。

　　至於空軍、陸軍，則更少涉及爭議問題了。以對印問題為例，2016年中印洞朗對峙，中方與50多年前壹樣選擇了退卻，這次還是不戰而退。最近發生的印巴在克什米爾的軍事沖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包括與中國爭議的拉達克地區）並出兵鎮壓抗議後，利益攸關的中國並未堅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壹起，而是選擇用“希望雙方和平談判解決爭端”這種和稀泥的言論，並且拒絕譴責印度。至於軍事施壓更是壹點未見。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向毛澤東求援，毛拒絕出兵幫助，結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國土16%、人口54%的東巴基斯坦。而如今，中共政權再次為壹己之私，選擇讓伊姆蘭·汗孤立的在國際舞臺上面對實力強大、廣受支持的莫迪政權。無論是領土爭議，還是大國地緣戰略利益，以及國際上關鍵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權都置之不理。10月底，習近平剛剛結束對印訪問，印度就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問題上再進壹步，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均成立“中央直轄區”，改變其自治地位。而聲稱擁有拉達克主權的中共卻非常低調，更多在宣揚習近平訪印成果，對印度這壹侵犯主權之舉毫不在乎。

　　相反在鎮壓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爾等國遣返或壓迫流亡藏人方面，中共則不遺余力，包括制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邊防武警槍擊已到達尼泊爾壹側的出逃藏人。近日隨著習近平訪問印度和尼泊爾，中共也以經濟等利益利誘兩國（對尼泊爾恐怕還有威脅和施壓），對流亡藏人進行拘捕和約束。這些充分證明，中共政權對於領土和地緣政治利益等國家核心利益不惜出賣，而對本國反抗者則不惜血腥鎮壓、“長臂幹涉”。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權以維護統治和內部安寧為目的、對外則不惜妥協退讓的外交原則。

　　而習近平上臺後，在軍事方面還做了兩件事。壹是發動了對軍方高層的反腐運動，二是改革了軍隊的部分編制結構。雖然時間是反腐在前，但為文章銜接和論述順暢，我先談軍改，再談反腐。

　　那麽軍隊改革（主要是編制結構改革）及改革後的中國軍事力量，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如何？

　　這場自習近平上臺不久就開始醞釀、執行的正式名稱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軍改計劃，看其內容的詳細和涉及層面的廣泛，似乎比習對軍隊的反腐（更準確說是整肅）聲勢更大、牽涉更多。但仔細看了具體內容就會發現，看起來眼花繚亂的改制措施，形式遠大於實質，而實際效用也會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裏也大多是對內的（改制內容大多其實本來也就是對內的），這樣幾次打折，最後剩下對民族主義的影響，基本就沒有了。

　　在此大致舉幾個例子。在這次軍改中，“七大軍區”被改為“五大戰區”，看似調整了戰略領域的結構，但對於實際上原各軍區的任務沒有根本變化，只是分攤的區域變了（至於在名稱上“軍區”改成“戰區”，更是類似朝鮮那種虛張聲勢壹樣，毫無必要正經談論）。而增加的兩個兵種，只有“戰略支援部隊”是改革的壹個突破（隨信息化時代提高了電子戰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軍”無非就是將原本就獨立且由中央軍委直屬的“二炮”強化為和陸海空地位平齊的軍種，而軍隊結構沒有質變。而其他改制措施如各單位歸屬與各機構的分化組合，基本就是在調整軍隊管理體系，沒有任何為對外戰爭或軍事擴張準備的內容和跡象。而將武警由歸國務院管理改為由中央軍委統轄，反映的更是鞏固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及強化國內維穩。武警人員從武器裝備、日常訓練到主要任務，都是適配於對內維安（說白了就是鎮壓老百姓和小股武裝分子），無法輕易轉化為對外戰爭的力量。

　　然後再談反腐方面。軍方反腐聲勢很大，也的確抓捕了許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田修思、張陽等部分軍方最高層人物紛紛落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這只不過是習近平為鞏固政權進行的肅清異己、“除舊換新”的手段罷了。所謂“壯士斷腕”，斷的只是作為政治對手的“腕”，而對於同樣染上腐敗病毒的自己人，反而會加官進爵，成為習近平有力的臂膀，為習提供著強大的“槍桿子”的後盾。

　　與對黨政機構內的反腐壹樣，習近平在軍隊的反腐行動同樣是壹種“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人治”，而沒有建立真正的獨立的司法系統、監督體系，更沒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類型的“反腐”，毛、鄧、江、胡時期全都做過，且力度都不可謂不大（雖然同期規模上都沒有習的大），但結果如何呢？習近平這次反腐的確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沒有足以改變“質”的程度，更沒有改變以“反腐”為權力鬥爭手段的性質。

　　而且眾所周知，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中國的軍隊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輿論的監督。壹切都可以以“軍事秘密”進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只能完全通過官方口徑了解，即便私下通過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觸犯“泄露軍事機密”之類罪行。而且，軍隊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更自成壹體，整體上與社會大眾隔離，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搶險時候難道可以探聽到什麽內幕嗎？），外界難以通過蛛絲馬跡（例如政府機構經常會有官民糾紛，即便信息控制下官員也在地方有官聲高低、民意好壞等風評，而軍隊就極少有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軍隊內情。這都導致軍方的腐敗、墮落、失職瀆職等難以被發現，其腐敗與失職等行為也更為有恃無恐。此外，由於以上這些特點，也讓軍隊比政府機構更容易做足表面功夫讓外界看起來“高大全”，遮掩其內部的種種骯臟與腐朽。這毫無疑問會讓外界從表面看到和估計的解放軍戰力，與解放軍實際戰力產生巨大差異。（而且，即便只看習近平查處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等幾只“大老虎”，據報道就分別涉及百億以上的貪腐金額，且其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樣，涉及解放軍各系統和附屬機構。而無數的“小老虎”乃至“蒼蠅”又累積貪墨了多少？那麽沒有被清洗的各級軍官及習近平新提拔的，難道會比較幹凈嗎？所以，僅僅以公開的軍內貪腐金額及涉案領域與人數，已非常驚人，足以窺斑知豹）而軍隊在缺乏民主法治與社會監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其腐敗墮落程度只會遠嚴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而如此的體制和腐敗程度，直接影響到軍隊的實際戰鬥力和對國家與人民的忠誠度。如前所述，中國的精英階層普遍自私利己，都是為了權力、金錢、美色、各種極優越的福利。而軍人尤其軍方高層明顯不僅不會例外，只會在不透明的環境中墮落更甚。如此的軍隊，如何“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呢？只有“強軍口號”的第壹句“聽黨指揮”即聽習近平指揮是可以實現的。習近平的“反腐”只是培植了壹批新的忠誠於他的軍方權貴，自然更會給予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對他們的腐敗和瀆職更為放縱。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換取他們對習個人（或者習為首的核心統治集團）的忠誠，以及面對社會動蕩時對民眾的堅決鎮壓。

　　那麽壹支腐敗墮落的軍隊、壹群想著權色金錢的軍官，會有怎樣的戰鬥力呢？會有能力實現民族主義的軍事目標（如對臺灣動武、對日美開戰）嗎？甚至，這些貪戀榮華富貴的軍官和同樣為了利益參軍的普通士兵，不僅缺乏打贏戰爭的能力，連發動戰爭的動機和熱情都沒有（當然軍方中上層有對內鎮壓的動機和熱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誘，甚至實行類似朝鮮的壹切以軍人為優先（即“先軍政治”），也會熱衷於對內鎮壓）。他們既然考慮的是個人和家庭而非國家和人民，自然不願意去“為國捐軀”。如果戰勝幾率高、戰死幾率低，他們還有可能壹戰，但如果面對更強的、更不怕死的軍隊，他們只會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委曲求全。

　　前車之鑒很多，在此僅舉數例。薩達姆的伊拉克軍隊（包括其最精銳的“共和國衛隊”），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被美軍重創，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兩個月主力已全被擊潰、首都被占領。除了武器裝備差距巨大之外，“兵無戰心”也是重要因素。沒有誰肯拼命捍衛薩達姆獨裁政權，樹倒猢猻散。後來針對美軍的零星襲擊和對抗，絕大多數也與保衛薩達姆無關，而是出於散兵遊勇壹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樣，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的戰敗，也與軍隊的腐敗、疏於訓練、驕傲自大密切相關。只是，那時還有鄧世昌、劉步蟾那樣的殉國者，而如今糜爛的國家和軍隊是否還有“足壯海軍威”者？還有，當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以弱勝強戰勝國民黨，也和國軍的普遍的貪污腐敗、法紀廢弛、內部鬥爭、官兵矛盾有關。而如今的中共軍隊，在這些問題上何嘗“遜色”於國民黨軍？腐化墮落對戰鬥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軍隊的腐化墮落，會直接影響軍隊戰鬥力強弱的兩個關鍵因素，即武器裝備質量和軍人素養/訓練水平。壹支腐敗的軍隊，無論在武器裝備的研發、采購、生產、維修及後勤保障的任壹領域，都必然會“雁過拔毛”、“缺斤短兩”、浪費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壹）。即便在特別關鍵、作為“獻禮工程”的個別武器研發生產上（例如殲-10、殲-20，以及我寫作本文時才恰剛下水的國產航母“山東艦”）不敢粗制濫造，但也壹定靡費甚巨，這種“靡費”不是說本身研發生產開支大，而是貪腐和浪費巨大。而那些常規的、不被公眾和媒體註意的武器裝備和後勤補給，就更會充斥腐敗了。前面已經說過，相對於地方政府和法檢等部門，軍隊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敗只會更嚴重，會腐入骨髓。

　　而在軍人素養及訓練水平方面，同樣是“黑箱”式的。除了對外進行壹些展示和參加軍演和比賽（軍演絕大多數也是秘密進行的，例如有傷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並未講事故細節及責任問題）。壹個充滿依附主義、裙帶關系、權錢交易的軍隊，又怎麽可能嚴格訓練出“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呢？當然，解放軍有些方面軍紀的確很嚴，但這與戰鬥力不能劃等號。而且所謂的“嚴”，是上對下的、是主要針對普通士兵的、是有選擇性的，而非是從上到下壹樣紀律嚴明的。此外，刻苦的訓練和壹些對基層軍官和普通士兵的嚴苛紀律，並不等於能訓練出戰鬥力強的部隊，而更多是在通過這種殘酷訓練來維持紀律、保證服從性，以及用“苦練”來遮掩科學合理訓練的不足。這就像中學生被題海戰術淹沒，也並不壹定能考出好成績，越是差學校越是起早貪黑紀律極嚴，但成績反而大多並不如大城市重點中學壹周只上五天，基本不補課的學生。還有人所共知的，解放軍的許多訓練都是花拳繡腿，例如用手碎磚、踢正步、疊被子乃至半只腳站在河沿上練“定力”……這些除了看起來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時代，軍人個人素質更多體現在操作現代化和信息化設備、應變乃至創新能力等方面。而這些恰恰是解放軍最缺乏的。

　　武器裝備如此多水分、軍人戰爭素養也糟糕的軍隊，戰鬥力如何？他們自己也知道。因此他們有什麽底氣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而且，即便他們自大自滿而選擇發動戰爭，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民族主義”的支撐力量，又有什麽可懼怕的？美俄乃至印日，其軍事力量才是實打實的，尤其日本的戰爭潛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習近平和軍方高層自大自滿，的確有可能增大對外沖突幾率。但縱觀中共政權幾十年對外軍事策略，尤其鄧小平時代及之後，都會避免戰爭，或者選擇攻擊相對弱小的（如越南、菲律賓），但即便對印度這樣的次級軍事強國都選擇妥協退避。而除1996年向臺灣附近發射導彈進行威懾外，中共對於臺灣、日本及美國，均以克制和防禦為主。許多獨裁政權都是滅亡於對外擴張和軍事爭霸乃至邊境沖突（例如紅色高棉滅亡導火線，就是波爾布特對越南控制的“下高棉”地區的攻擊，導致了越軍反撲和借機入侵；烏幹達獨裁者伊迪·阿明在國內無惡不作也長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亞，導致坦軍反擊攻入烏幹達，阿明政權也隨之垮臺。至於蘇聯參與軍備競賽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與解體，更是中共反思“蘇共亡黨”的重點），習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前車之鑒的。而如前面所述，中共在經濟、意識形態、愛國宣傳等方面均呈色厲內荏、虛張聲勢的狀態，且集中於“守”而非“攻”，並以維持政權存續為根本目的，軍事上同樣不會例外。

　　當然如果西方國家執意要摧毀中共政權，對中國發動主動進攻並攻擊政治和經濟中心區（如京滬、長三角和珠三角），且目的為推翻中共統治，那習近平政權當然會為維持政權存續、軍隊中上層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死壹搏。但這種以徹底推翻中共為目的的入侵可能幾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面對華入侵，只要外國軍隊（如美國或北約聯軍）承諾不動中共和軍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許諾他們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數軍方高層大抵也會不戰而降的。“官二代”包括“軍二代”們許多都移民美歐加澳了，他們還在乎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嗎？不過這種入侵可能性同樣幾乎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進行有限的軍事威懾和壓力，中共見勢不妙，更大可能會“量中華之物力”出賣國家利益來安撫，而不會開戰。不開戰，軍隊的壹切腐朽和骯臟都會被光輝的遮羞布遮蓋，哪怕外間猜測眾多。開了戰，海外就看清了“紙老虎”，國人也窺得了“大醬缸”。中共會開戰還是不開戰？

　　對中共統治集團而言，軍隊除了對內鎮壓和維穩，還有壹個作用，就是以軍費名義進行利益分贓。通俗點說，整個解放軍就是壹盤生意。軍隊有著巨量資源及資源調配的優先權，對外不透明的“優勢”，以及大量官職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這秘密生意（雖然有壹部分是“公開的秘密”）就被戳出許多孔洞，也就是“露餡了”。如果大戰戰敗，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貪污瀆職的權貴、萬倍腐化墮落的醜聞。這就是中共在包括領土、地緣政治利益、歷史問題上不斷退縮或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的原因。中共為什麽要打仗，讓“敗絮其中”的臟污暴露呢？相反，它會竭盡全力避免戰爭，可以讓軍隊在“金玉其外”的榮光掩映下，繼續成為汲取民脂民膏供養龐大特權階層的輸血管道和發財機器；以“保家衛國”為名，將全民的軍隊變成權貴私人的提款機。（就在我寫作到此段後不久，在武漢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爆出中國軍人代表團在野外定向比賽中作弊（包括在賽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標記、有人為中國軍人運動員指路等。且被國際定向越野聯合會定為“明顯作弊”）。連壹場運動會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軍隊，其內部的腐朽不難想象）綜上所述，中共政權在民族主義的表達與實現的關鍵領域--軍事方面，同樣甚至更加呈外強中幹的特點。相對於對外還有所交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軍事上則采取更加謹慎的全面防禦策略。為了維持軍隊為特權階層帶來的巨大利益（不讓軍隊這盤“大生意”“黃了”），以及避免對外戰敗對政權合法性的沖擊，中共軍隊大抵不願戰、不敢戰，而其嚴重的腐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尤其用表面功夫遮掩本質的虛弱），也讓人懷疑其是否“能戰”。當然在中共政權存亡受到外來軍事威脅時，它的確可能拼力壹搏。但如前所述，這種程度的外部威脅發生可能性很小。而為轉移國內矛盾、註入民族主義強心針，中共發動對臺乃至美日的戰爭的可能性當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認為發生的幾率極低，甚至低於國外武裝幹涉中國的幾率。對內鎮壓依舊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任務，且未來再次在天安門廣場和大陸各地“派上用場”的可能性很大。

　　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他國的對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義”，其民族主義的成色、比例有無比世界各大國平均程度高？

　　中韓兩國在遭遇日本軍國主義禍害方面，有著很相似的歷史，兩國對日本侵略歷史、如今的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態度的對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經提及了中共政權對日本侵華放棄追責和索賠，以及為利益淡化歷史、拒絕反制日本擴軍、解禁戰後壹系列限制等行為，在此不再贅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時鼓動民眾反日，也是壹種典型的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誠意、不惜代價的聲討日本右翼政權。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胡錦濤乃至習近平，都會不同程度壓制對日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拘捕聲討日本罪行和保釣人士。這些與韓國近些年激烈譴責日本戰爭罪行、不斷在韓日爭議的“獨島（日本稱‘竹島’）”宣示主權、反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和美化侵略宣傳、強烈譴責日本的擴軍和破壞戰後體系行為對比鮮明（當然，如今中共的對日態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韓國樸正熙--全鬥煥獨裁政權的親日行為）。

　　除了同受日本軍國主義極大戕害的韓國，與中國的人口、國際地位、發展潛力頗多相仿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對比的對象。

　　被稱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也的確是民主制國家）”的印度，其民族主義和印度教教派主義都很強烈。印度國父尼赫魯在建國不久就說過“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麽做壹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麽銷聲匿跡。”而尼赫魯的後繼者（無論是其女兒、國大黨的英·甘地，還是人民黨的瓦傑帕伊）均遵從了他的方略。在南亞，印度自建國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錫金、及克什米爾大部，嚴厲鎮壓如印度東北七邦（原屬緬甸）和旁遮普邦的錫克人的反抗、泰米爾納德邦的泰米爾人獨立運動，也對左翼的工農武裝進行鎮壓。在大肆吞並拒絕臣服地區方面，德裏明顯要比北京強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選舉，但是並不允許主張分裂的政黨參與選舉。而對宿敵巴基斯坦，更是發動多次大規模戰爭，肢解和極大削弱了巴基斯坦（東巴獨立為孟加拉國），並幹涉尼泊爾與斯裏蘭卡，控制不丹，稱霸南亞。

　　在南亞以外，印度壹直是“不結盟運動”組織的領導者，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與中國長期爭霸，還侵占了中國藏南地區。在軍事上，印度不僅不顧國際反對進行核試驗和儲備核武（對如此公然挑戰核不擴散體制的行為，當時的中國居然是“五常”中反應最弱的，而很明顯印度核武最大威脅對象恰恰是中國而非美俄英法），還不惜血本從美俄歐購買大量武器裝備，並研制威脅中國全境、可攜帶核彈頭的“烈火”系列導彈。而在印度對外赤裸裸幹涉內政乃至控制外國時，中共政權則是在遷就他國、放棄利益，連對“盟友”朝鮮都喪失控制，而對於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國，前面已經講過中共為統治而怎樣的妥協退讓了。

　　而印度人民黨執政又尤其莫迪成為印度總理後，印度民族主義和印度教至上主義更是甚囂塵上（莫迪本身就是極右翼的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國民誌願服務團”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黨統治集團，均有濃厚的印度教至上主義和印度民族主義色彩）。而在中印關系上，莫迪也采取強硬態度。例如中印洞朗對峙和印度在克什米爾壹系列軍事和政治動作，以及莫迪在國內對印度教教派主義的鼓吹，都是公開而明顯的。中國的《環球時報》被稱為“民族主義報紙”，而印度最大的兩份全國性報紙《印度時報》和《印度斯坦報》，以及NDTV（新德裏電視臺）同樣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領土、宗教等涉民族主義問題上鼓噪。當然，與中國官媒不同，印度媒體受官方影響明顯較中國低，不是政權隨意操縱的傳聲筒；但另壹方面恰恰反應了其民族主義的自發性和深厚性。在印度國內外社交媒體上，印度民族主義聲音非常猖獗，遠比中國民族主義者有進攻性和影響力，隨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言論，尤其對巴基斯坦及巴國領袖和民眾的謾罵、威脅、挑釁。當然，在中印競爭與沖突上，多數印度國民同樣持強硬態度。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印度民族主義的調門、行動、影響，都明顯超過了中國。

　　有人說，印度是民主政體，而中國是專制政體，所以不能等量齊觀。事實上，無論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的政權，國家利益、國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堅決維護的，與體制無關。中共政權在許多時候恰恰是在妥協、出賣國家和國民利益，例如對印尼屠殺有中國國籍的華僑冷漠以待，對俄羅斯政府欺壓中國僑民尤其商人，選擇不聞不問。此外，我前面也列舉了中國在眾多涉及國家利益、國民利益、民族歷史等各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的軟弱妥協。所以，中共作為專制政權，其在民族主義領域“不配其位”的原因並非實行民族主義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執政的原因在於它沒有充分維護國家利益、保護國民利益，甚至許多時候是拼命打壓民族主義以換得政權得到外國支持的，也就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除了印度，如俄羅斯、以色列、日本、韓國、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賓、尼日利亞、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響力）的許多國家中（而且其中多數是民主體制國家），當今的民族主義都很興盛，民族認同都遠超過作為“世界公民”的認同。其中有些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教派主義已經躋身為主流力量。和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比起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相對較弱，還受到中共政權的強烈抑制。（由於篇幅所限，這些國家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興盛的具體表現及其本質，就不在此壹壹列舉和分析了。但有壹定國際常識的，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動向，包括民族主義方面的風向和事例，都會有耳聞目睹，相關新聞和專業評述也都可以找到）此外，在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瑞士等歐美發達國家，雖然不像發展中國家那樣民族主義興盛（其實美國的種族主義很強，種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具威脅性），但與中國壹樣有許多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有些還甚是強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就講到美國和加拿大從小就培養國民的愛國主義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學生即參與升旗儀式和國慶活動，愛國主義在美國教育的許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歲的小孩子就能夠認識重要省區的輪廓和建立年份；美國學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國家內容的“公民宣誓”；美加愛國主義教育都是系統完整、由淺入深；兩國關於紀念為國家犧牲者的紀念日、歌曲、詩篇不勝枚舉……當然又會有人說，美國和加拿大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我的回答和關於中印對比的壹樣，無論什麽體制，都應該愛國，而且愛國和愛黨是兩碼事。難道專制國家的人民沒有愛國的權利？愛國就是民族主義？而許多自由派（尤其親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魯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諷刺描述壹下：“美國/日本不是中國……愛國……民主國家的愛國，能算民族主義嗎？”難道這些人不是這樣的心態嗎？還有，愛國和愛政權也是兩碼事。而具體如何愛國、愛國的目的、價值、導向的方向，同樣可以更多研究探討（洗腦式愛國我當然反對，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愛國的人）。我們應該反對借“愛國主義”之名，行灌輸忠君思想、維護專制之實。但愛國本身沒有錯，宣揚愛國主義、推動愛國教育，不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從培養實質的愛國感情看，歐美國家的培養更細致、更實在，而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非常虛浮，行禮如儀。這樣的“愛國主義”，可能培養出民族主義者嗎？

　　（3）包括習近平集團在內的中共政權打壓民族主義思想、言論、行動的更深層次原因中共政權對民族主義的打壓，還有壹個為許多人普遍忽略的關鍵原因。那就是，民間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會促進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

　　現在許多人尤其親美日英港臺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和民主運動對立起來，認為民族主義阻礙了民主自由的發展。這種說法顯然是視野狹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後推動“愛國主義”，的確有對抗西方普世價值的目的，並以“愛國主義”取代自由民主，作為官方向民間灌輸的主流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看，民族主義的確是排斥民主主義的。

　　但如果更加細致的觀察，很容易發現，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和操縱的官方及以民間面目出現的半官方行動，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義目的，且會控制其波及範圍、國內外影響，“見‘好’就收”，並將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裏，而不會放任民眾為所欲為（有時看似放縱，其實也是另壹種操縱）。例如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抵制家樂福”事件，其主要導向就是對抗西方，煽動民眾對歐美的仇視情緒，但在實際追責（例如使館被炸和軍機墜毀）上卻低調處理。而在民間反日聲浪高漲時，中共也會做壹些象征性的動作，如派“海警”、“海監”船等非正規軍力量到釣魚島巡航。但對於民間有組織的民族主義團體，無論是活躍在互聯網上的“紅客”，還是線下的保釣組織，壹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現在的更強化的打壓。總體上來說，中共對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想與行動，都是明顯以管控、約束、壓制為主。

　　那麽中共為何對似乎有利於其統治的民族主義浪潮百般打壓？

　　首先民族主義是壹種公共意識的勃發，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族情感的積澱，也會增強人的正義感，讓人民不再局限於個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顧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義雖然較國際主義有排他性，但所“排”的“它”主要是外國和其他民族（當然我堅決反對對其他民族的侵略和無故或過度傷害，但我贊同本民族對外民族進行自衛反擊和合情合理且適度的追責），而真正有正義感的民族主義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質相同的非民族主義者更加具有對國家和民族內部陌生人、公共社會的責任感，更富於同情心與義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團結與大局觀念，鑄就為他人和社會奉獻和犧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識又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公民社會自然不僅有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還有維權運動、平權運動，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批判與改革。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是公民社會雛形的壹種亞形態。而這些，也會催生公民團體乃至民間帶有意識形態的組織的出現。而這壹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種獨裁政權所懼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義會促使人民公共意識、公民責任感的增強。而有組織化和正義感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很可能也很有條件轉向民主主義訴求的。有時，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民主主義意識會同時覺醒，並相互促進和強化，引發革命的風暴。例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就是相互聯系的壹個整體。其追求民族獨立（對內反滿興漢（“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對外反帝反殖）與建立民主共和國（“創立民國”）、實行民主制度和推動社會變革（“平均地權”），可謂不可分割。而為達成“三民主義”成立的同盟會，其成員往往是既有反滿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為同盟會前身的壹部分的華興會、光復會，原本對民主和民生不甚關心（具體說華興會還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標是推翻滿人統治（因此也被稱為“二民主義”），光復會則只支持民族主義/排滿主義（被稱為“壹民主義”）），反滿興漢才是第壹目標。但後來，由主張“三民主義”的興中會主導成立了同盟會，加入同盟會的原華興會和光復會成員，也逐漸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動革命、富強國家的目標。

　　當民間的民族主義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並且形成固定的組織（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聯絡和松散的合作），就為民主運動提供了平臺，成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當專制政權無法滿足民族主義者的訴求時，後者就會更加轉向推動民主的運動，希望掌握權力和得到權利以實現民族主義訴求。而且，當社會有了關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關心本國、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會和國家利益的人民，這些人民也會日益受到公民社會、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義訴求轉向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事實上，這早已發生過。壹戰和二戰後，許多新的國家（如東歐、中東、東南亞、非洲等各區域）紛紛獨立，在獨立前的鬥爭中，就是將建立民族國家和實現民主政治列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壹不可）的目標。而事實上，也的確有許多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與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功，例如壹戰後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愛爾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二戰後的非洲近半國家、印度、斯裏蘭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還有許多國家獨立後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獨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從未停歇，而參與者大多也是當年追求民族獨立的力量。

　　因此民族主義，尤其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和行動，雖然與追求自由民主有壹定的沖突（例如“救亡壓倒啟蒙”），但二者有時也（有時候則是“更”）具有壹致性。當人民為國家利益奔走呼號、奮不顧身，自然也會將給本國人民以尊嚴與權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成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標。當人們不再“自掃門前雪”，而是將視野拓展到整個國家和民族，關心同胞的民生疾苦、為社會的不公義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間有了以民族主義為訴求的組織化力量，轉化為了推翻獨裁專制的目標，那獨裁統治必然在這些舍己為人、舍利取義的仁人誌士打擊下搖搖欲墜，最終走向垮臺了。而中共，又怎麽可能不懼怕那些大公無私、不怕犧牲、前赴後繼的民族主義者？中共又如何會容忍民間以民族主義為紐帶、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的組織建立和壯大？

　　因此中共雖然會利用民族主義對抗普世價值，但對民族主義的控制、約束是非常強的，只有官方“定制”的“民族主義”可以鼓噪，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反而會被壓制、排擠。官方需要的是民眾“臨時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出於正義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體力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歸根結底，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防範、打壓，遠多於對民族主義的利用、鼓動。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國等國才更願意讓中共繼續執政而非推動中國民主化，因為他們知道，壹個民主的中國，愛國主義會理直氣壯，民族情感會發自肺腑。那時，日本的戰爭罪行會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對納粹劊子手那樣），其復活軍國主義的野心也將被中國軍民撲滅；而美國的霸權主義也會面臨不再為統治而低頭讓利的中國的挑戰，更不能以人權為借口行“美國優先”保護美國特權之實。相應的，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與逼使中國為聯俄制美出賣利益等行為，到時也變得難以得逞；印度將面臨壹個理直氣壯的民主中國捍衛領土，它也不再能以專制中國為擋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為招牌在南亞大行吞並、侵略、壓迫和霸權卻乏人關心。

　　（三）結語：習近平時代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實質與未來趨向根據上壹部分對於中國民間與官方在關於民族主義領域表現的敘述與原因的探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起伏不定的，正如壹位看過本文草稿的學者所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壹種防禦式的……應急式的，且聚焦於具體的某個事態”，相對於其他許多國家如印度、韓國、日本都更加溫和。而我個人更進壹步認為，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壹盤散沙狀、普遍沒有持之以恒的決心與長期的付出、沒有清晰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行動綱領、沒有堅定的民族主義信仰、更沒有大規模的實際組織力量，僅為壹種天然的民族自覺意識與中共政權扭曲化的“愛國主義”宣傳結合的虛浮化半成品。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壹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壹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制；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壹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壹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污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壹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制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著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壹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茍且求安。

　　無論是少數權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壹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紮生活或既掙紮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欲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沈淪之中，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凈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壹套背後壹套的。

　　有一句據說是拿破侖所說的名言“中國是壹頭沈睡的獅子。當它醒來，會讓世界為之震顫。”至少在中共統治時代，它是不會真正“醒來”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貍”，中國是“獅子”，“狐貍”恰恰不斷給這只“睡獅”餵下安眠藥、註射鎮靜劑，讓它永遠昏昏沈睡。因為中共知道，當人民有了權利和尊嚴意識、真正覺醒時，尤其有能力自覺組織和團結起來捍衛民族利益時，首先會掀翻騎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們。

中國社會的社會矛盾與解決方法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個幾乎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如今的中國社會矛盾極其尖銳、累積問題十分復雜、轉型希望非常渺茫。政治上的專製達到數十年以來最嚴酷的狀況，政治改革早已停滯。而經濟下行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意識形態上保守反動，輿論環境令人窒息。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的種種弊端並未因物質總量豐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發惡化。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間的矛盾越發激烈和難以調和，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的對立越發嚴重，社會互信程度和公共責任意識都在下降，惡性公共事件及系統性暴力都在增加。窮困者、女性、殘疾人、少數群體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未來走向何方？有誌於改變中國現狀之士應何去何從？現實的跡象是不樂觀的。一部分人被現實征服、被強權征服，選擇認同乃至贊頌現行的製度與規則，依附於體製和強人，成為專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犬儒主義、精致利己主義的擁護者踐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反，否定現在的一切，主張暴烈的、徹底的、毫不妥協的變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對手，徹底壓服或消滅對方，用代表己方價值觀和利益的思想體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問題上選擇最極端最鮮明的選項。

　　前者自不待言，我們不應該對如此惡劣的現狀聽之任之甚至積極參與，讓它繼續存在。但後一種就是好的了嗎？估計大多數人在理性上也並不贊同。可是事實上，推崇後者的在主張變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堅持激進的毛主義路線，主張階級鬥爭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張使用激進手段進行革命者，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這種極端化的價值取向不僅存在於宏觀的政治議題中，在微觀的社會問題上同樣非常普遍。在勞動、就學、就業、提供和接受服務等過程中發生糾紛或利益沖突，人們往往想的不是妥協，而是盡最大可能損害對方，並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勝”，甚至不惜致對方於死地。

　　這樣的政治和社會風氣令人恐懼，這極大惡化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導致人心敗壞，各方都絞盡腦汁折磨對方，同時千方百計逃避自身責任，為此喪失誠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誰都害怕失敗，因為失敗一方會付出慘痛代價。這也會導致罪惡升級，人寧做大惡不做小惡，寧把壞事做絕而沒有一點手軟和猶豫，反正無論有意無意、錯事多輕多重，都不會被寬容和諒解，會被對方往死裏整，那還不如放棄底線不擇手段，這樣反而能夠利益最大化。人們也越發將道理是非拋至一邊，只迷戀實力、手段，變得越來越功利、陰險、不要臉皮和良心。如此惡性循環，最終變成只有勝敗貴賤之別沒有黑白對錯之分的叢林社會。

　　具體表現事例在中國的現實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過於刑罰製度，如背上違法犯罪記錄讓一個人終身被打入另冊，親屬也會受到牽連。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職人員、國企和事業單位職工、學生一律開除。但這種製度並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導致人們在犯罪後不敢承擔代價，拼命逃脫責任，最終導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惡。這類有編製的社會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承擔責任而喪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體，將實際的法律變成“刑不上大夫”。執政者和執法者為維持政權穩定，極少對這些在編人員進行刑事處罰，因為無法承擔這些精英分子反叛體製產生的沖擊。嚴刑峻法反而成了擺設，這反過來又誘使在編人員變得有恃無恐，越來越多人做出應受刑事處罰的事卻安然無恙。這又導致又多了一條法不責眾，然後在編人員愈發有恃無恐，成為驕橫跋扈的特權階層。

　　還有些後果已經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例如醫療人員收受回扣等行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醫院幾乎無人沒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規定中國所以大醫院醫生全部需要坐牢。這導致的實際結果則是所涉法律變成廢紙，政權根本不敢執行該法，於是出現了醫護全員罪犯卻全員不受處罰也無法處置的怪現狀。這反過來又導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風、越來越肆無忌憚。如果法律能夠有梯級漸進或者退路條款，就不至於發生這種法不責眾的情況。

　　相反，如果刑事處罰結果並不那麼嚴重，不至於直接開除永不錄用，或者說根據不同情節分別處置而不“一刀切”，那麼在對他們處罰時反而不需要有那麼多顧忌，處罰反而能夠得到執行，因為這不至於摧毀其一生前途，他們也就不會殊死抵抗。

　　還有例如信訪製度，中央根據信訪數量而不分具體是非問責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訪等對訪民的迫害行為。然後中央又對此不予打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方面粗暴問責，一方面放任迫害訪民，導致信訪製度變成加劇上訪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訪製度，許多問責機製看似很能震懾責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責任人製造更多更大的惡行以逃脫懲罰。如高校和中學為避免學生自殺影響學校聲譽、承擔連帶責任，幹脆清退走“問題”學生，導致試圖自殺的學生更加絕望，處境更為惡劣，自殺動機更強。

　　上升到更高層次和更宏觀層面同樣如此。中共政權的確已經惡貫滿盈，但是具體到不同官員不同政治人物，還是有其區別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終只能迫使政權內部團結一致對外，也不會再有開明派進行改革。相反，開明派會被政權保守派和民眾夾擊，政權會越發邪惡和喪失底線。托克維爾在《舊製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發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時候，而是政權願意做出改革、開放社會縫隙的時候。問題是這種道理政權也懂，中共比民眾更懂，他們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軟，為了不當路易十六們，會更加瘋狂的倒退，反正沒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長久和嚴重的受難。而激進革命派主張的徹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現實是只會導致政權拒絕退讓變本加厲鎮壓，最終苦的還是老百姓。

　　我個人在以前，立場也是對惡要徹底鏟除、以鮮血實現正義。但是隨著越來越多了解歷史、現實和人性，就發覺這樣並不能實現正義，只會導致更多罪惡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續。壞人也是人，他們做壞事的同時也有七情六欲，也恐懼成為階下囚甚至送上斷頭臺，所以在存在這種危險情況下會不惜一切喪失底線的作惡，以保住既得利益。從他們角度這樣也是無奈，如果妥協，不僅既得利益不保，連基本尊嚴和命都沒了，家人可能還會遭殃。

　　於是，越是壞透的當權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過人生，因為人民害怕他們；越是有點人性和願意改革妥協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掛上絞刑架，因為他為人們覺醒和反抗提供了縫隙。這實在是太諷刺卻又十分現實的事。

　　作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應該推動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只有對願意改革、妥協、對話的當權者回以善意，寬恕其因為製度和現實不得不做的罪惡，摒棄不同立場和利益導致的前仇，而把矛頭對準那些最為頑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讓越來越多的當權分子站在人民一邊，以最小代價實現民主轉型。哪怕這些願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債，也是剝削者壓迫者。這當然不是徹徹底底的公平正義，但是卻是最不壞的選擇，可以讓光明提早到來許多年，少損傷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命，可以讓若幹億人都能減少甚至免於專製的創害。

　　許多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認為他們是“聖母婊”，單純和幼稚，對壞人忍讓寬容、沒有是非和正義感。但實際上恰恰相反，所謂“白左”普遍是堅持原則、明白是非善惡、堅持真理和尋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種受難者、必要時堅決站出來並願意付出真金白銀的人。只不過他們在堅持這些的同時，並不贊同以暴製暴以惡製惡，他們深知這樣做看起來爽利、有時可以高效解決問題，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禍根，會導致更弱勢的人最終成為犧牲品（例如殘忍對待一個犯罪的男性，那90%概率他會轉嫁給其妻子和孩子，然後妻子孩子再轉嫁給他人甚至小動物，以及以各種間接方式傳遞傷害）。壞人或者某些事上壞的人也有尊嚴、情感，簡單粗暴的打擊報復、懲治只會讓他們做壞事更心安理得和解氣，也會在未來作惡時更加狡詐和陰狠！而不是改過自新良知覺醒。

　　“白左”考慮到長遠的、整體的問題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憤，避免弱肉強食的食物鏈傳導，最終反而可以以最小代價、最快時間走向文明進步（哪怕從某些階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價）。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報怨的社會，則會長期陷入爾虞我詐、暗無天日的環境中，以惡製惡的主持正義者也是造成這種惡果的其中一員。當然，如果某個社會多數是這種以惡製惡又欺軟怕硬的，少數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沈痛的的確是“白左”，因為他們在為各方的惡買單，包括壓迫者的和被壓迫者的。他們用自己的犧牲減少了仇恨、為殘酷社會帶來愛與希望。

　　追求絕對的正義、以殘暴對殘暴，或者僅僅是以革命的正義對反革命者實行暴力，那一時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實際上無助於國家、社會轉向民主與正義，整體上也不能給人民帶來文明與進步。滿足自己一時的正義感快感，而不顧這帶來的連鎖反應，是沒有道德和責任心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和稀泥、放棄原則。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樣，要更加堅定的反對、對抗邪惡和不公，對真相有更為執著的追求、對弱者更加真誠的同情和幫助，需要勇敢站出來的時候堅定的站出來，要去積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把那些積郁的仇恨、怨毒的傾向轉化為持守人權、弘揚人性的決心與勇氣。

　　對許多現實問題，我們都應該尋求以折中方式解決。例如涉及違法犯罪，強化經濟賠償以代替刑罰，以彌補受害者為主而非懲罰加害者為主；對各種不公不義和黑暗，不堅持嚴懲責任人作惡者，但是要無比堅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減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機會認識、重視和改善問題；涉及勞資關系、分配公平，既不要“剝削有理”也不要無產階級革命和大鍋飯，而是采用費邊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兼顧資方勞方、兼顧效率公平、兼顧國有私有；在涉及強者與弱者的糾紛時，既不要“你弱你有理”無限同情弱勢方，又不要忽視雙方條件背景不同對雙方博弈能力、話語權的影響，就事論事同時又考慮到長遠和連帶問題。

　　折中主義說起來不容易，做起來更難。這需要有關的雙方甚至多方願意釋出善意、誠實真誠、不被挑釁激怒、明是非講道理、據理力爭又肯讓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誌力。尤其在只有一方願意折中而另一方不願意時，那對願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驗堪稱殘酷。

　　好或許我說的也是一種一廂情願，現實難以實現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損人利己的傾向，很難改變和克服。我自己長年都拒絕折中，是激進分子，恨不得將惡人挫骨揚灰。但是折中主義的確是情理法權衡下“最不差的選擇”，不如“東風壓倒西風”符合人性與現實，但比後者多了良知和道義。

中國社會的反智傾向的基本形態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中國互聯網尤其討論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板塊（俗稱“鍵政圈”）興起了一股強烈的學習、研究、模仿、崇拜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的思潮。在知乎、B站、豆瓣、微博等中國各大互聯網平臺，到處都充斥著對毛的崇拜與追思、對毛精神的贊頌及毛思想的學習宣傳。“教員”是他們對毛普遍的尊稱，塑造毛既為人師又平易近人的形象。這引發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國內外廣泛的關註。

這些青年毛粉懷念的不僅是毛，還有從中國大革命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歷史歲月。在他們心目中，革命時代是光榮的、勇敢的，是為了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中國。他們也認為，建國後至改開前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工人階級擁有無上榮光，國家工業化建設成就斐然。而毛則是導師，是紅太陽，是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領路人。

他們避免提及毛的過失乃至殘酷的鬥爭史，只把這些當成革命和建設中不得不做出的犧牲。毛粉們也將大躍進、“公社化”、大饑荒、文革乃至更早的肅反整風，都歸罪於下級的錯誤和偏激、外部環境的逼迫，而毛本人卻始終是偉光正的、不容批評非議的。

從根本上說，青年毛派的崛起，是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懸殊、官僚資本主義膨脹、社會福利保障低下，以及政治環境日益嚴酷的產物。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已達到驚人的且不可撼動的地步，廣大平民尤其底層生活在艱難絕望中無力掙脫。即便是有一定學歷和知識的小資產階級青年，也被“996”壓的喘不過氣來。近來流行的“躺平”、“內卷”等話語就是國人不堪重負下的調侃和呻吟。

同時，近年來中國輿論管控日漸強化，自由派受到重挫。因而，許多國人尤其關心政治的青年學生，普遍而迅速的轉向了毛主義。在2010年代及之前，毛主義多流行於中老年人之中，在青年中非常邊緣化。但如今，青年人卻成了粉毛的主力軍，他們在互聯網上製造的聲量遠超那些老年毛粉。

眾多青年成為毛的擁躉，從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今社會競爭殘酷、階級對立嚴重、人人缺乏獲得感與安全感，渴望有政治強人橫掃污穢。而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更使部分年輕人仇恨權貴和資本家，試圖“等貴賤、均貧富”，實現平等與大同。而宣揚民主憲政的自由派思想又被遏製，所以壓抑的怒火都借著毛主義之火在思想上燃燒起來了。

但從現實角度，青年轉向毛主義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這意味著暴烈的鬥爭政治、反智主義、個人崇拜的卷土重來。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確有一定可取之處，但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好東西。毛本身是一個殘忍的獨裁者，從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歷次浩劫，毛都是始作俑者、第一責任人。沒有他的指揮、鼓動、首肯、默許，反右、文革等災難就不會發生，“一大二公”導致的大饑荒和工業浮腫他也是心知肚明。

在毛時代，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如工人、農民兩大社會保障懸殊的階級，以“剪刀差”殘酷剝削農民、以戶籍製度嚴密控製農民，進一步又有“地富反壞右”這樣的“黑五類”區分，上面則有形形色色的幹部作為那個時代的特權者作威作福。毛時代沒有平等，相反比改開至今中國的階級分化更加清晰而赤裸。現在的人至少還能通過考學、經商等方式改變身份地位躍升階層，人與人名義上也是一律平等的。但是毛時代則是在檔案和個人身份證明中直接劃分等級，等級之森嚴、被壓迫者之悲慘，甚於封建農奴社會。這哪裏是毛粉們說的平等的天堂？

即便當時被擡高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其實仍然處在各級幹部之下，要接受各式各樣嚴厲的紀律約束。在資本主義國家常見的罷工和理所當然的言論自由，毛時代的中國工人都是沒有的。中國的工人從沒真正享有民主，不僅不能選舉政治領袖和管理國家，在選舉廠領導和管理工廠中，普通工人也敵不過領導幹部“內定”和一言堂。工人各種福利分配乃至外出旅行的權利都被各級官僚攥在手裏，人身自由和基本所得都受控，這怎是國家主人，反而是國家奴仆罷了。

至於說改開前中國工業的成就，是嚴重誇大、浮腫的，雖然產量不低，但是質量堪憂。那時全國各城市包括縣城甚至鎮甸都有各種廠礦，除鞍鋼、“一拖”這樣鼎鼎大名的工業巨人，其他的絕大多數工業企業和產品都是勉強運轉、自產自銷的破爛工程。“兩彈一星”則是克服了各種政治運動的幹擾破壞造出來的，而非在各種政治運動加持下生產出的。包括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理論和實踐，也是其克服了文革的迫害、熬過毛時代的殘酷，才最終推廣向全國乃至世界的。而毛粉則完全顛倒黑白，把“前30年”的成就當成毛及毛發動的政治運動、毛時代體製優越性而得到的，荒謬無稽。

那個年代，不僅工業產品短缺且品質低下，農業和服務業更是差劣，除主糧外限製發展農副產品，計劃經濟完全與市場現實需求脫節，經濟毫無活力，各行各業都是短缺和貧乏狀態。而高級幹部則享有各種特供，儼然人上人。這樣貧窮落後、物質匱乏、分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哪裏是人間天堂？

也有人將反右之前及文革期間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當成言論自由的表現。事實上，“反右”之前的“鳴放”只是毛自己都承認的“陽謀”，以挖掘出“反黨反共分子”，後來幾百萬人被迫害。而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只是限定在特別範圍內的批判整風，而不允許向黨、向毛挑戰。遇羅克、林昭、張誌新的結局就證明“離經叛道”的鳴放是什麼下場。“四大自由”只是毛及政權用來整人的工具，並不是捍衛言論自由的法條。

還有人聲稱那個時代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取得很大成果。某種程度是對的，毛時代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推動了婦女解放。但是那個年代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沒有什麼權利，男女享有的權利都很少，又需要承擔相同或相近的勞動義務，所以實現了某種“平等”。但這與現代女權主義追求的更加進步全面的在工業化社會中的女性權利保障和女性解放，還差著十萬八千裏。還有人居然將申紀蘭標榜為推動男女平等的先鋒，她只是個橡皮圖章罷了，國家政策根本沒有征求她以及所有普通婦女的意見，而是其他政治考量。

毛派不僅陷於歷史虛無主義無法自拔，也不能提出對當下實際情況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很顯然，在當今中國再次發動毛式革命不僅不具現實可行性，也不具備法理正當性，更沒有目的正義性。毛時代的革命和政治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不應該再重復發生，這雖然不被毛粉認可，但目前至少仍是中國大多數政治參與者與旁觀者的共識。

青年毛派雖然遠比那些“老古董”毛派要有知識、有視野，但仍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改變中國現實的綱領、方案和細節。例如如何改變現在中國穩固的既成秩序，哪怕撬起一個角落？之後如何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避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如何確立所有製結構和分配結構，兼顧效率與公平？……這些他們都淺嘗輒止或幹脆閉口不言。青年毛派們只是會一遍遍重復和咀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裏的各種段落和詞匯，試圖用這一早已逝去人物的“喻世明言”對照現實，對現在的中國現狀大張撻伐，然後提出一些高度空洞抽象的革命目標，用毛式革命話語自欺欺人、在麻醉中高潮。

毛派思想雖然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本質與人類理應走向的目標相背離，客觀上不可行，主觀上醜惡。因此，毛派思想在中國的這輪復興弊大於利。它雖然一定程度可以激發人們對現行體製的不滿、促使人們認識到各種剝削壓迫的醜惡以及人民苦難的深重，卻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讓當政者利用毛派思想沖淡、壓製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和憲政中道和平理性的進步思潮，打擊自由派在在野勢力中的力量。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看，這輪毛派復興都不可能對現體製造成重大實質影響。但這次毛主義在青年人中的大熱，卻的確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顯然，惡劣的洗腦教育、缺乏對歷史的反思、長期的輿論控製與信息封鎖，造成了青年一代思想的畸形。他們將那血色殘陽，看成了“最美的意象”，沈浸在非鄧則厚毛的幻夢中，嘴角露出了微笑，卻淌著流涎。他們感知到了社會現實的不公不義，卻沒有選擇以光明正大之途抗爭，而是選擇以惡製惡，甚至試圖以更加嚴酷惡毒的人和體製取現行者而代之，若真的實現，中國不知又有幾次多少年的浩劫。

真正能改變中國的，讓中國向好的，還是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是尊重和捍衛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保障真實的普選與代議，兼顧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經濟繁榮、民主法治、平權與平等分配。我們還要記錄歷史、反思歷史、教育後人，摒棄極權與個人崇拜，不要讓“反右”知識分子慘劇、大躍進和公社化的大饑荒悲劇和文革浩劫重演。

女權運動的利弊得失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兩年席卷全球的反抗性侵害的「me too」運動，引發了巨大爭議。我就性侵害問題的是是非非寫了一篇分析文章，探究性侵害問題中性侵疑雲的真相與謊言、性侵害對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影響、社會輿論的正負作用、公檢法機構對性侵問題的態度與原因、me too運動的利弊得失、解決性侵爭議的設想等。我盡可能希望從不同角度分析事情是非曲直，同時站在對立雙方立場上思考，希望最大程度客觀中立的呈現問題的復雜面貌和本質。

　　最近引發社會廣泛關註的「阿裏女員工控訴被同事性侵」案告一段落，涉事男性以行政拘留、不涉及刑事犯罪而免於刑事起訴告終。而有媒體曝出，涉事女方在控訴中有撒謊、誇大事實的情況。這又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對女方涉嫌訛詐、報復、陷害的批判聲浪不斷。而9月8日又發生一起案件，一位女乘客將出租車司機刺傷，而新聞評論區立即出現了「這個女的有臆想癥、神經病」之類言論出現，並且預設式的說「又會有打拳的（女權分子）說是女的被男司機性侵才傷人」，暗示這種指控的不實。緊接著，9月14日，弦子訴朱軍性騷擾一案一審宣判，因證據不足判決弦子敗訴。於是，除女權圈子外的網絡輿論一片指責弦子「誹謗」，對弦子及其支持者百般嘲諷，並希望朱軍反訴乃至公安介入讓弦子付出代價。

　　而這樣的輿論爭議、對疑似受害者的污名化並不是個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也絕不只是出現在熱點新聞的網絡輿論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生活中各種涉及男女關系、性騷擾/性侵嫌疑的事件中。只要有女性指控遭遇性騷擾、性侵害，又尤其指控被熟人侵害，除非證據十分確鑿、事實完全清楚，一般情況下一定會有大量輿論指責當事女性，具體言辭諸如「不爽了所以誣告人家」、「為了訛錢」、「有臆癥/妄想癥/精神病，是在幻想」、「有矛盾了所以誣告報復」等，從專門針對女性的蕩婦羞辱，到包括損毀任何性別的指控者的人格滅殺，應有盡有。當然，否認性騷擾的加害嫌疑人也普遍使用這些言論。在一些被廣泛報道的性侵爭議事件如邁克爾·傑克遜侵犯兒童案、朱軍性騷擾弦子案、劉強東性侵案、伊藤詩織案等中，都可以充分看到這類對受害者或者說疑似受害者的人身攻擊、人格侮辱說辭。

　　在性騷擾指控事件中，的確存在這些動機和原因造成指控不實、冤枉相關男性的可能（而且可能性並不低，甚至說也很普遍）。一方面會有許多人為嫌疑人辯解，但是也會有非常多的人（尤其在互聯網上）猛烈譴責嫌疑人、同情疑似受害者，並且在事實還不清楚情況下就蓋棺定論，甚至對嫌疑人乃至家屬進行人肉搜索、網絡暴力。被誣陷性侵者的名譽會受到沈重打擊，甚至被摧毀整個生活。但是同時，也有大量指控屬實，受害者身心受到巨大創傷，甚至精神失常無法生活。此外，還有更多的女性在受到性侵害包括強奸輪奸之後選擇忍氣吞聲，以至於受到重復侵害，身心受創和對人生的打擊更加沈重。而受性侵害的女性選擇忍氣吞聲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就是擔心這些輿論指責。

　　而性侵犯又是一種非常特殊、極難取得客觀證據的侵害行為，發生場所或者環境高度隱秘，侵犯過程不易留下證據，且即便留存精液等情況下，侵犯的非自願性也無法得到清晰證實。除了極個別證據鏈非常完整尤其有視頻監控或敢於作證的目擊者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無法通過客觀證據分辨是非，而是靠對雙方口供的對比分析，主觀性非常強，嚴重依賴於自由心證。即便有類似於性侵害的行為，究竟是不是非自願、是不是違背婦女意誌，並不是那麼容易判斷。強製與自願間有巨大的模糊地帶，甚至在傳統性觀念中，這種模糊地帶被認為是男性追求女性理所當然可以突破的。有些情況下的確是看雙方主觀上是怎麼想的而不是客觀行為，這就太難判定了，一般都會無罪。進一步說，即便判斷是非合意的強奸，那強奸案對於女性的傷害程度也很有主觀性，不同的受害者不同情境不同環境以及不同的價值觀下，心理受創程度大相徑庭（而且確實很受女性對性侵的主觀態度影響，一些人所稱的「你不在乎就好了」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同樣的情況，可能有些女性的確不當回事，像喝杯水吃頓飯一樣平常（並非貶義，這也是一種無可非議的反應），或者非常堅強的克服，還有的則會精神失常、自殺），而受害程度往往也只能依靠當事人主觀訴說，這種訴說真實性也有各種疑問（當然同時疑似加害者的辯護詞真實性也很有疑問）。

　　根據現實情況，任何糾紛的受害一方誇大事實甚至在真實中編織部分謊言是很普遍的，加害一方盡可能回避事實避重就輕也是普遍的，性侵害案同理且情況更嚴重。所以導致是否定罪、如何量刑，都存在各種困難，需要復雜的博弈與權衡。而性侵害事件的危害性質也很特殊，對於雙方中任何一方的名譽、前途命運都有重大影響，事敗一方甚至可能毀掉一生。這也就導致一旦指控開始，無論在輿論上還是派出所和法庭上，雙方都會竭力證明錯在對方，並且同樣竭力為自己開脫，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還有一個被忽視或者被有意無視的問題，就是性侵害尤其非強奸性質的性騷擾，是相當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幾乎比任何其他一種違法犯罪行為都要多。這是由於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存在動物屬性的必然現象（當然，必然現象並不一定是合乎情理和文明，更不一定是應該被允許的）。人類的進化史就充滿著性與性暴力，一方非自願的性接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人類進化到文明出現，逐漸開始克製性，尤其對非自願的或破壞倫理及秩序的性行為進行了禁止，但屢禁不止（甚至設立禁忌反而誘發了更強的挑戰禁忌的欲望，人（至少部分人）有挑戰禁忌的沖動，而在性方面尤其如此），性沖動根植於人的生理本能。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道德與法治觀念及製度建設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並不能十分有效的阻止性侵害的發生，性侵害依舊是個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即便是看起來非常正派的人物，在性方面也不見得沒有齷齪之處（而且這樣的人違法犯罪包括性侵犯更有隱蔽性和迷惑性，不易被懷疑，被控告舉發後也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看起來正派良善正直的人都值得懷疑，更不應該用這種懷疑眼光和態度對待這樣的人，而且可能性當然還是低於那些品質差的，只是說不要排除這種可能性）），普通人就更不用說了。

　　性侵害的普遍性和傷害的嚴重性、性問題的隱秘性，公之於眾（哪怕是小範圍）之後對一方乃至雙方產生的巨大破壞性，以及這種破壞性延伸到社會對社會穩定與秩序的沖擊，導致這一問題成為社會的一個特別的敏感問題。這個世界需要倫理道德、各種規則下穩定的秩序才能得以運轉，而性侵害又是倫理道德規範中既最有禁忌性、又最易突破的環節。如果違法必究的去追責每一起性侵案，那涉及的人之多、牽連的社會關系之廣，影響到的人類活動之普遍之嚴重，是人類社會無法承受的。法不責眾任何時候都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尤其涉及嚴重犯罪的情況下。

　　而又由於性侵害的公開化（尤其積累到一定規模）對社會秩序整體（包括小的社區、學校、工作單位及其他組織機構，到地域、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社會）造成的沖擊，遠比選擇息事寧人或者一開始就不進行公開要大的多，因此各方都有強烈動機壓製（包括受害者自我壓製）性醜聞，以將影響和損害降到最低（這也是實際上的性犯罪遠比公開的、立案的、判決的多的多的原因）。不過，對性侵犯罪的懲罰往往也是很嚴厲的，而直接懲罰之外的「社會性死亡（不是玩笑的那種是真的）」的間接懲罰往往更嚴厲（當然輕微的性騷擾不至於）。因為一旦曝光、證實，就必須嚴懲以維護社會秩序，這時候反而是需要性侵害者而非受害人承受代價了，而且有時可能是比應受代價更大的代價。而這又導致性侵者更加有意欲隱瞞事實、否認行為。而社會各方甚至包括公檢法也會有意無意的「配合」性侵者否定強奸事實、壓製影響。

　　不過當證據確鑿或者輿論壓力過大（哪怕這時證據並不確鑿甚至重要事實不支持存在性侵害）時，公檢法又會反過來強迫嫌疑人認罪甚至加碼重罰（如李天一事件），以其為代價警示性侵害行為、平息輿論安撫公眾情緒，維護國家機關嚴厲打擊性犯罪的形象。而社會也會對其完全拋棄、孤立，無法再正常工作、就學，污點帶一輩子，真的「社死」。這時的性侵者也是受害者，加碼重罰他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罪責，而是讓他當其他未被抓獲的罪犯及潛在犯罪者的替罪羊，是法不責眾卻可「殺雞儆猴」的倒黴「雞」，也同樣是性問題污名化的受損方（雖然多數時候罪有應得）。

　　從製度、法律、文化、人際態度，一方面都在「明示」對性侵犯的不容忍，一方面又都在暗示受害者忍耐、自我消化、息事寧人。

　　這也就讓本來應該看是非的性侵處理，變成看實力的博弈。官方一般來說都會傾向「得勢」的一方。當然，得勢並不一定是權力、金錢、人脈的優勢者（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是），而是包括輿論風向、社會觀感、與性侵害案其中一方甚至雙方有共同利益/利益沖突者的施力）在內多方的較量。這種看博弈決定「是非」的方式，如果不是一邊倒或雙方妥協，那就可能越鬧越大，上社交媒體曝光也是有可能的。這就又影響社會穩定了，所以刪帖禁言封號、屏蔽熱搜、喝茶勸誡就成了必然。民主國家強調公開化以厘清事實和反思問題，專製國家則實行封閉化以平息事態和維持穩定。

　　中國這個社會可以容忍謊言和禁言營造下的「和諧」，卻不接受真相可能帶來的動蕩（哪怕只有經歷這些陣痛，社會才能真的走上正軌，而不是將錯就錯適應於錯誤道路）。從公檢法的裁決到民眾間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糾紛處理，都在故意促使人們撒謊、不誠實，而強力阻遏揭開傷疤、曝出真相（包括自曝）的行為，來維護各種潛規則影響下的骯臟社會得以「和諧」運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即是這種實踐最好的寫照。

　　如果你想堅持強調事實真相、公開透明，那會被群起而攻之尋找你的污點打倒你。哪怕你的污點比別人小，小事也能變大事。別人大事安然無恙，你小事就會翻船。如果你自曝自己的劣跡，並且以此舉發控告其他人也有，並且試圖以此推翻製度和社會結構及因此得利的整個利益集團，那會被當成精神病對待，甚至送進精神病院或者其他手段弄死。如果沒有比較大的污點（小污點任何人都不可能沒有），如果同時身居要職，那並不能免於迫害，反而即便什麼都沒幹也會被集體針對、孤立疏遠。因為你沒納「投名狀」，沒有把柄軟肋可以被抓，所以對其他人形成了道德優勢和威脅，就像進黑社會沒犯過罪、當官沒參與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一樣，其他人必須集體搞垮你（當然你有權有勢或者至少比周圍的人有權有勢，那是另一回事，那時如果你不觸犯他人根本利益，的確有當逍遙派安穩度日的可能）。這種小人驅逐君子的機製就是逆淘汰機製，把腰桿硬的打斷腰桿或者驅逐排擠掉，剩下軟骨頭和都不幹凈的同類，大家就都舒適安全了。以權貴集團為核心的整個既得利益階層，正是以構建這種以謊言和污點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網絡，保證內部的相互威懾和團結，保證自下而上的人身依附及對體製的忠誠，維護這種不公不義製度的存續。

　　這樣逼人作惡、撒謊、忍耐、遵從黑暗秩序的強製導向在各種事情上莫不如是，政治問題、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民生問題，以及刑事民事糾紛，都是以這樣邪惡的製度、法律、價值觀、實踐方式，來構建和維持。而對性侵害問題的對待及處置顯然不會例外，犧牲弱勢的受害者安撫強勢的加害者，是必然的選擇。（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社會各領域各方面各階層時時刻刻都是謊言、黑吃黑、弱肉強食、逼人撒謊為惡等，也有許多誠實、溫情甚至高尚，在一些不涉及重大利益和根本問題的小事上，人們還是誠實善良寬容的時候居多，但是基底是黑暗的，總的導向是負面的，結構性方面看是醜惡的）於是，性侵害案件成為了社會默認的一層「不能捅破的窗戶紙」，雖然也時常被捅破，但大多數時候捅不破。而對性侵害案件的處理，是非曲直從來不是第一位的，維護社會穩定與秩序及倫理道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一切都以後者而非前者為其行為指針。

　　而這種壓製、隱瞞，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犧牲女性受害者的權利為代價的（少數情況是犧牲性侵害者，以過度懲罰維持秩序）。受害女性只能代替整個家庭、社群乃至國家和民族承受受害的代價，將仇恨和傷害傳導停留在自己身上並截止（當然也不一定截止，否則各種心狠手辣虐待老人、虐待兒童、虐待動物的女性是怎麼來的），通過自我安慰和遺忘等方式消解痛苦，以自我消化痛苦、隱忍恥辱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正常運轉（這一點和家暴、校園暴力、虐待老人殘疾人精神病人乃至虐待動物等很類似，女性、弱勢群體乃至小動物，在各種社會中被定位的角色都是被動的承受者，是強權強人強勢一方泄欲的工具、是維持不平等社會存續和穩定所需的耐受品。當然，在專製和野蠻國家這種程度會更強）。壓製與隱瞞性侵，也會導致對已遂性侵害者和潛在性侵害者的鼓舞，讓其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如今曝出的一些性侵案如韋恩斯坦、鈕承澤等人，均是多次的性侵多人，前面未受懲罰顯然鼓舞了其後的犯罪。

　　當然，隱瞞性侵害的事實、不擴大化，某種程度也對受害女性有保護作用。因為性侵害的傷害之一就是對女性名譽、尊嚴的影響，對其社會關系、社會處境的破壞。不公開，那這些損害就會變小甚至趨近於消失。如果不考慮公道和正義問題，不擴大影響而是私了補償、「到此為止」，某種程度確實是「最優解」。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息事寧人或者隱忍不發，也會讓女性更加委屈，導致受害壓抑的身心更加受創，而且可能遭遇不要臉皮得寸進尺的再度侵害、重復侵害。這種隱瞞、壓製，也違背社會運轉中公開的各種道德、法律、製度原則，如誠信、勇氣、公平、公開透明、違法必究有罪必罰、反暴力反欺淩反性別壓迫等。承認需要壓製與隱瞞性侵害，也就等於否定許多被廣泛承認的普世道德與規則、向罪惡低頭退讓甚至暗示和縱容犯罪、表現一種壓製維權的態度、正中性侵害者下懷使其肆無忌憚、認可犯罪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同樣沖擊社會秩序、影響社會文明。

　　於是性侵害問題的處理就成為一個兩難問題。人類社會面對著許多兩難問題，而性侵害問題應屬於兩難問題中相對更加兩難的。

　　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這個兩難問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在古代，性侵受害者普遍蒙受巨大恥辱，往往需要自殺或被親人殺害以全名節。雖然有《春秋》等代表傳統道德的書中有對「失節」婦女的同情，但主流價值觀、整體上還是以之為恥的，對被強迫而失去貞節的婦女還是歧視、排斥的態度。宋代理學興盛後，這種「餓死是小、失節是大」的觀念越來越流行。即便她們不死，也一定會被排除出主流社會，再也無法參與到社區、民族、國家的正常生產生活中。這不只是中國的專利，而是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現象，西方古代在這一點上並不遜於中國，具體細節不同但是本質沒有什麼區別。

　　而到了近現代，至少就中國而言，公開的、官方的各種製度、法律與提倡的主流道德中，已經沒有了對受害女性的指責，甚至還充滿著對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但潛在的、根植於社會中的歧視與污名卻仍然非常普遍和嚴重，對受害者的指責與侮辱從未停止。而官方雖然表面上支持同情受害女性，實際上卻出於種種原因而壓製女性的維權，采用抑製受害人而非懲罰加害人的方式處理性侵害問題。雖然他們對一些來自陌生人的性侵犯會進行一定處罰，但很少處理熟人性侵及特定社會關系人之間的性侵，默許通過一些私了方式解決相關問題，將性侵害的損害和影響壓縮在極小範圍內（說白了大多數時候就是讓受害者一個人承擔），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的遵守著某種動態平衡。如果有人試圖打破這種默契，那會面臨各種指責、歧視、阻攔，遭到各種有惡意的和無惡意的歧視孤立。如果堅持幾個月甚至幾年控訴上訪，這個過程中經歷的種種足以將沒有特別強意誌和能力的人折磨的精神失常，被踢出普通人/正常人生活的社會，這種代價足以令維權者望而卻步。

　　公了困難，於是私了盛行。私了拼的就是雙方軟硬實力如權力、關系、財力，以及手段多少、陰險程度之類東西，而且越能表演越能撒謊越不要臉一方往往越可能獲勝。輸贏勝敗與是非沒有大關系，決定性的是雙方力量對比。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有男性為女性出頭，包括男朋友/男性朋友、男性家人/親戚、男同學男同事等。這的確在有時會解決問題，但是往往以一方或者雙方頭破血流甚至殘疾或沒命而結束。依靠男性解決女性被性侵害問題，其實也就等於還是默認男權社會的規則，依附男性維護女性權利，而不是女性自主維權抗爭。這種私了自然也無法像訴諸輿論與法律那樣產生公共層面的積極影響，反而製造一種暴力和弱肉強食、女性必須依附男性才能保障權利的不良示範，法治與公序良俗的權威和規範意義也會因此削弱。

　　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同樣如此。只有少數發達國家並非如此，而是嘗試了新的方式，即傾向於鼓勵受害者發聲、舉報、積極維權，並且積極的懲罰加害者。最典型的莫過於「me too」運動。「me too」運動將一大批涉嫌性侵害包括性騷擾的知名人士拉下馬，著實讓受性侵害的女性出了一口惡氣。不過，根深蒂固的性侵害及形成的相關文化、潛規則也並沒有被完全改變，並且遇到了種種瓶頸，顯示了保護女性權利、防止性侵害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未來真有有效解決方案的話）。

　　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反性侵運動越激烈越好、反性侵製度法律越嚴厲越好。正如前面所說，性侵害問題涉及到復雜的社會運作及社會秩序問題，傳統上抑製對性侵犯問題的曝光與處罰，也有其客觀原因。在「me too」運動以及西方一系列旨在反性侵的運動、製度、法律，也的確導致了一些在反對者看來意料之內的後果，例如導致有男性被誣陷、被用來打擊政治中或生活中的對手仇敵（包括女性根據自身好惡及各種利益動機的「選擇性舉報」，這確實對那些被舉報的性侵害者不公平，因為還有更多侵害者沒被舉報，和「選擇性執法」異曲同工）、相關的監禁率大增導致有案底者大增、許多人因為一些情節並不嚴重的性侵害或者說不當行為而「社死」前途盡毀、刺激出更多男權主義者並激化男女對立等，而這一切也對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和各種日常工作生活造成嚴重沖擊。

　　就像美國軍隊內部的性侵事件頻發，但是卻沒建立一個完全傾向於女性的、一勞永逸的防性侵系統，反而有改革也有反改革來回拉鋸，就是因為過激的防性侵機製影響了軍隊的運轉，一些改革措施對軍紀、軍人關系等造成沖擊，影響了軍事任務的完成包括作戰目標的實現，進而影響美國的內政外交乃至國家安全。雖然這些影響肯定會被性侵害者利用來阻擋反性侵改革，但這也是無法無視或避開的客觀事實。這個世界並不只有性侵害問題、女權問題，性侵害的傷害是很嚴重，但是還有很多理性思考起來更重要的東西，不可能為了某件事某個方面讓其他方面付出過度的犧牲。而且，一切事情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過度的「me too」對國家社會各方面的嚴重影響，最後也會對女性權利造成傷害。必然的，兩性關系也因此被損害，法國明星德納芙就批評「me too」的矯枉過正，讓男性對女性正常的贊美和追求也被視為性騷擾，破壞了正常的男女關系。女性如果濫用「me too」報復與己不和者，不僅傷害被誣陷者，還會造成「狼來了效應」，過於泛濫的指控反而會讓人們麻木、影響逐漸淡化，人們不再有熱情去關註，真正的受害者因此被忽略。還有電影《狩獵》中的情形，也證明弱者的虛假指控有時候也會因其極大的迷惑性，產生嚴重破壞力，讓相對強勢的一方身敗名裂。

　　還有，「me too」等運動往往造成損害更大的，是那些還有一些誠信、要面子的有操守、願意承擔責任和有悔罪意識的人，而那些沒有誠信和底線的、不在乎被指控者、死不承認、反咬一口攻擊報復受害者的，往往反而得不到懲罰。像政績斐然且人品還不錯的紐約市長科莫、首爾市長樸元淳，就是因為並不嚴重的性騷擾而落馬，後者還因此自殺（根據遺書等還可以看到其非常內疚，心理上也受折磨）。而且，這些人的性騷擾性質的性侵害不見得就是道德低下，只是沒能適應局部變化了一些的法律和道德要求。當然他們是沒克製住自己的欲望，但也沒有刻意要傷害女性，也沒有在事發後反咬和迫害女性，而是承擔了責任。而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諾雖有性侵多人等種種劣跡，面對諸多證據拒不承認，以往言行品質惡劣，但是仍然成功當選大法官作威作福（作出各種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他們大抵也不會多麼內疚和被心理折磨。更加充滿謊言、社會達爾文化和男權主義的中國就更不用說了，大多數性侵害者除非打擊到他實際利益，否則不會對其有什麼心理影響。

　　而且，能夠曝出性侵指控的環境，往往恰是還有自由和權利甚至有很高自由和權利保障的，而那些性侵犯重災區、侵犯程度更嚴重更惡劣的，「me too」根本無法進行，女性連相應的勇氣乃至意識都沒有，連向公眾舉發的念頭都沒有，即便敢這樣也會被徹底搞死，包括物理上的死。中國的「me too」發生的媒體圈及公知圈，還有部分高校，其實恰恰是中國性侵害相對最輕的、女性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最好的，而如體製內、企業、下層貧民社區、以收容弱勢群體為主的特殊機構等性侵害更嚴重的地方，幾乎沒有任何人參與指控，至少無人公開站出來實名的指控。哪怕有一定法治和自由的香港地區，「me too」運動也沒什麼聲氣，演藝圈萬馬齊喑，鼓起勇氣訴說的藍潔瑛也已因抑郁悲慘死去。在「me too」運動中倒下的往往都還有殘存的良知，或者其環境和亞文化還友善的容得下女性提出指控，而那些陰險狡詐、完全沒有良知與罪感的人反而不懼指控活的很滋潤，那些製度和亞文化上徹底壓製和征服受害女性的惡劣環境，也不會因「me too」等運動改變。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種思維方式雖然會被用來藏污納垢，但是也的確反映了一種無奈的現實。人類一直都很骯臟，為了人類社會的存在及穩定運轉，有時候不得不容忍很多醜惡，否則冤冤相報沒有盡頭，且冤冤相報中整體上一定是弱者付出更大代價（正常秩序下還有節製和約束，一旦發生沖突對抗，那弱者的反抗會導致強者的仇恨和報復，且失序下強者當然可以放開手腳不遺余力傷害弱者。秩序對弱者來說往往既是壓迫又是保護）。而且出於正義目的的運動、法律、行為，並不一定會帶來更好的未來，甚至會導致更壞的後果。當然我也知道，壞人也正是有此心態，才肆無忌憚，並且以此來阻嚇人們去變革的。但是這也是客觀現實。有些事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去實現短暫的局部的正義，那可能導致製造更大的災難、更多的不正義發生。從一般的生活糾紛、司法執法，到國家、民族間的恩怨情仇，莫不如此。所謂「無法在地上建立天國」，放在反性侵問題上也一樣。如前所述，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不可能專為某個人某件事讓道和犧牲，不能「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去」。女性被性侵是個大問題，有些人甚至因此精神失常、致殘、自殺、被殺，但是這世界上也有更多行為上更惡劣的暴行、結果上更悲慘的慘劇。這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個人、一類人在受苦受難。反性侵、女權運動需要與大環境相恰，有節製有分寸，避免對社會發展及他人權利的過大損害性影響。如果社會運轉遇到嚴重障礙，那反過來也會反噬包括女性在內人類的各種權利和權益。

　　這並不是否定「me too」等女權運動和相關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說客觀作用上的確不見得會好，在一些環境惡劣的國家可能導致更壞結果。過激的變革幾乎必然會造成破壞和反噬，「me too」雖與中國發生過的一些政治運動在性質和程度上有根本區別，但是的確在某些特性及後果方面有相似之處（如「破四舊」破的糟粕的確有，可是破壞的有價值的東西更多。「me too」遠沒到這個程度，但是顯然對許多有價值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社會結構造成了破壞。二者都有「為潑水把孩子也潑出去」的傾向）。任何運動、維權，都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和文化教育及價值觀念相調和，也需要有各種配套的製度、法律、傳媒、組織機構等，否則不僅不能實現目的，可能還會製造各種悲劇。

　　在人類的素質、文明沒達到某種特別高的高度、社會製度與價值觀念沒達到特別完善的程度、還原真相的各種技術手段沒達到特別完美的程度情況下，性侵害問題沒有好的解決方式，被侵害無法伸張正義和被人誣陷性侵會同時存在，並且還是會給其中失敗一方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同一個人可能既被性侵害過沒能追究侵害者，又誣陷過別人；另一個人也可能同時既性侵犯過別人沒受懲罰，又被別人冤枉過。而且，這種情況並不是罕見的，我列舉這種情況也並不是為了賣弄邏輯。一個人一生正常情況下要過幾十年，且處境及個人價值觀也會有變化，所以這期間完全可能同時發生這兩種情況，甚至兩種情況在同一人身上的發生有因果關系。

　　例如被性侵不敢舉發陰險和有勢力的侵害者，或者那時還天真單純沒有心機不會應對，卻因此郁悶在心、慢慢變壞變得陰險狡詐，於是後來在和其他人糾紛時誣告無辜者，或者因性侵精神失常真的得了被迫害妄想癥（而不是被污蔑得了妄想癥），然後誤告無辜者（如果真有妄想癥並且被身邊人知曉，那被性侵可能性更大，因為無論如何指控，直接說「她得了妄想癥」就行了）。或者順序反過來，先有誣告，後來被人真的性侵，卻因「狼來了」因素反而不敢再舉發。同樣，也可能有人曾被誣陷性侵，憤懣不平，於是後來真的性侵了他人。順序反過來，也會發生曾經性侵過他人傳出風聲名聲不佳，然後被人誣告，結果這下真的跳進黃河洗不清。還有的涉性侵害案的情況是，事情雙方都有明顯過錯、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明顯撒謊，男性不道德但是女性也有圖謀，鮑毓明案就是典型例子。

　　依常理可知，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非性方面的糾紛、侵害中大量存在。根據其他糾紛、侵害中這類情況的普遍，可以推斷性侵方面也一樣普遍。再強調一遍，這不是擺弄邏輯、解「灌水出水」型無聊題目，而是強調性侵害中一人兼具兩種相反情況的普遍現實。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那極可能會被撒謊一方所迷惑，搞錯真相。（再進一步說，一個人也可能被真的性侵兩次、多次，被誣告兩次、多次，每次都是真的或者都是假的。任何可能都可能發生，而且也不罕見（比如涉及某個群體/圈子內部多個人，因為受害者第一次不反抗所以其他人聽說也去性侵，或者幾個人合夥誣陷一個人，分別分開舉發）。當然，這並不是說反正「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事情無法判斷、沒有真偽，常識和邏輯仍然重要和有效，只是要註意事情復雜性避免被一些經驗和思維定式迷惑）我們現在能做的，或許只有想辦法緩和問題、避免零和博弈。例如，對於性侵是否屬實存在疑問的情況下，只應該就事論事否認事實，而不應該以「蕩婦羞辱」或者質疑指控者「訛錢」、有「精神病」等否定人格的方式損害指控者名譽、生活。對於性侵犯程度不嚴重的、非惡意的、僅是一時沖動的一般騷擾，也不應該追責過度，這樣才能相對更重的懲罰惡性性侵害者。同理，要寬容對待主動承認存在不當行為的，這樣才能讓死不認賬、陰險狡詐、對受害者打擊報復的流氓式人物相對被更多關註和譴責。而且，對可以確認性侵害的加害者應該給予出路，不要讓人沒有退路，把人逼死或者結束事業是不合適的（在性侵犯情節不那麼嚴重、不是以惡意傷害受害者為目的的情況下）。還有，反性侵更多應註重於對真相的呈現和原因的探析，以此進行相應教育、預防、阻止，而不是著重於懲罰。即便對於比較嚴重的性侵犯行為，是否也可以在定罪的同時原諒，並且在其出獄後給個好的出路呢？社會是否能在對受害者去污名化的同時，對那些真誠懺悔的加害者也去污名化，或者至少去一部分污名化呢？要將誠實與否、悔罪與否強調的比性侵害與否更重要，形成性侵可原諒不誠實不可原諒的風尚。這樣才可以促成更多人認罪悔罪，否則他們肯定死硬到底甚至反撲反咬。當然，社會公眾不太會這麼做，現實是反其道而行之。

　　就像浙大努爾·巴特爾強奸未遂案，我覺得浙大的留校察看處分並不算不合理（甚至說還是很合理恰當的），考慮到了未遂和悔罪情節，也給了其改過自新的機會。而努爾·巴特爾其實已經一定程度受到懲罰（緩刑和留校察看也是登記在案的記錄，也被抓進局子裏關了一段時間，相關經歷也會對其產生負面影響），也不敢再犯（除非他有什麼疾病，需要化學閹割那種）。後來事件被傳到網上（而且很可能是有某種目的而非簡單打抱不平伸張正義），在網民強烈要求下浙大開除其學籍（這次網絡討伐也讓他徹底身敗名裂，不僅生活圈子裏，現在全中國都知道他是強奸犯了），反而會導致以後更多強奸案被壓下來一開始就不會進入司法程序，當事人也不會承認犯罪（更不會寫悔過書佐證女性指控屬實），而是反咬一口到處污蔑女生誹謗，或者動用一切資源打擊報復。基於這樣的可能性和示範，且不願意因此有一方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女性也就在一開始就更傾向於選擇忍氣吞聲。所以，這樣的處置發生後，最後受害的還是女生。

　　何況，根據我看到網上曝出的一些信息，此人算不上什麼權貴家庭出身或者流氓頭子，最多算少數民族地區中產精英家庭出身，據說在學校並不合群，還曾經被毆打威脅而躲到別人寢室。也就是這樣的背景和個人情況，所以公檢法和學校才敢給他留個處分記錄，換成真的有權勢背景、在學校拉幫結派呼風喚雨的，女生根本不敢報案，報案了也會被強力壓下，突破障礙到了法院也多半會在各種運作下被判因證據不足而嫌疑人無罪，也不會有人為受害者作證，反而加害者朋友們會千方百計詆毀受害者，以及其他各種報復。而這樣的情況公眾卻無從知曉，知道事情的旁觀者也不敢曝料，即便曝料也會被火速喝茶、報復，一頓刪帖封號也就沒了消息。根據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我敢斷言，包括浙大在內全國各高校甚至中學強奸案非常普遍（並不是說超過50%才算普遍，哪怕5%就不少了），情節比這嚴重的多的、已遂的也數不勝數，但是絕大多數並沒有得到懲罰。浙大事件後，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現在公眾看起來頗有正義感的作為，其實是在加劇弱肉強食、不誠實與陰險、封鎖信息壓製輿論的現象。「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放火」、「抓住手承認就是放火，抓不住不承認抓住也不承認放火了也等於沒放火」，於是人們更加拼命追求權力金錢、依附權貴、拉幫結派、學習各種害人威脅人的技巧，撒謊作惡面不改色心不跳，由偶爾作惡者變成職業惡人，只要作惡就做足做絕，毫無誠信廉恥和悔悟之心，讓叢林社會更加叢林。更令人遺憾的是，面對這樣不理性的民意和可怕的後果，沒有知名人士、「大V」、公知站出來反對、勸告。或許他們不願意違逆洶洶民意，或許因為輿論環境變遷已經不像以前敢言和方便發言，甚或者他們根本沒意識到這是個需要糾偏的問題，根本不知道為包括強奸犯在內各種壞人說公道話也是理性文明社會的必須。（如果認為凡是涉及強奸就不可原諒、就沒有討論空間的，某種程度也確實有道理，因為這問題有特殊性。但是這種態度對現實是好是壞？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程度、人際關系的水平嗎？強行把底線定到遠高於現實的程度，又有多少意義？對公之於眾的性侵案高標準嚴要求，對未被揭露和定案的性侵不聞不問甚至嘲笑受害者，這種雙重標準是應該的嗎？只顧明面的道德潔凈和背後的社會秩序，而忽視當事受害者自身甚至當事雙方本身的人權，是文明社會所應該做的嗎？）從一般公眾到知識分子，國人普遍都沒有分清輕重緩急、註意統籌兼顧的意識和能力，更不知道越是堅持正義越要求真務實理性客觀，包括不對罪犯和敵人加諸超出程度的譴責與懲罰、甚至還要在必要時主動為其開脫。作為有重大影響和輿論導向作用的大V、公知，不僅要去這樣做，還需要積極的這樣做，不夠積極就無法反向矯正矯枉過正的民意浪潮。不僅「不要放過一個壞人、不要冤枉一個好人」，也要不讓「壞人」多背負一點事實以外的委屈，不讓「好人」多得到一分無中生有的稱贊（現實裏當然很難完全做到，但是我們可以向這個方向努力）。只有這樣，控訴才更加堅實，正義也更為純粹，那些陰險狡詐的人的醜陋才會更充分被暴露，隱藏在重重偽裝和帳幕後的罪惡才會無處遁形。客觀上這樣也能有效避免對手利用自己部分不實指控反噬因而誠信受損，連真實那部分也連帶被否定或懷疑。雖然行正走端客觀理性也一樣會被潑污，但是起碼不會心虛，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還有，這也可以讓大多數還有殘存良知的罪犯、壞人真心知道自己是心悅誠服、生出懺悔之心，因為沒有過多冤枉他，甚至也承認了其好的一面、某些好的行為。這樣才有利於和解共生、警示後人。

　　可惜國人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錦上添花就是落井下石，卻不願意雪中送炭損余補闕。對於努爾·巴特爾這種已經因刑事處罰和校紀處罰的還窮追猛打置於死地，對那些死不認賬反咬女性的則不僅不譴責，還一起跟著誹謗女性。真正應該做的，是對證據確鑿、承認罪行和已受一定懲罰的（其實被確證實施性侵本身就是懲罰了，即便不增加任何實質處理）手下留情甚至原諒寬容，專門批判、挖掘、攻擊那些根據種種難以偽造的跡象顯然極可能性侵卻死不認賬、不留證據（往往是狡猾的避免留下證據、毀滅證據）、反咬受害者的嫌疑人（尤其那些勢力大、人脈廣、身居體製內或體製外重要職務、平素所作所為作惡多端的），聲援受害者力挺其控訴權，想方設法確證其罪惡、挖掘其後臺、澆滅其氣焰、摧毀其地位，並打擊其代表的力量（假如其力量代表剝削壓迫作惡者的話）。這才是真正的公民應該做的事（其實何止性侵問題，任何事情上都應該這樣）。

　　可是我沒見到任何一個人同時做到這兩點。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中國社會之所以變得像現在這麼壞，就和人們總是欺軟怕硬、鄙夷排斥犯錯悔過者、卻服膺甚至佩服贊賞憑借權勢和狠心把惡做絕者的社會風氣，有著極大的、相互「促進」的關系。（當然以上我說的這些自己做到了嗎？我承認沒有完全做到，甚至以前還做過與此相反的事（也就是和大眾那種欺軟怕硬的傾向類似），未來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這既和客觀環境有關，也和我自己同樣有的人性弱點缺陷例如軟弱性自利性有關。但是我明白並認定這些道理後，就一直向這個方向努力，而且根據和其他人的對比，我相信自己現在做的好於99%以上的人。而且，正是以前我在許多事上沒能做到以上這些態度和行為準則，所以現在我才特別後悔，強調要做這些）（我舉這個案例及相關分析，並不是說不讓人們在遇到這種事後三緘其口，而是說應該註意性質、程度、具體情節、當事人後來表現、和其他侵害者言行對比等，然後做出合適的評判、發出合適的聲音）而且，加碼懲罰被曝出的侵害者雖可以以儆效尤，但是也等於損害他的權利，讓其受本應受的懲罰外還代人受過，這並不符合人權中要保護每個個體的要求。雖然懲罰本身就包含對社會和他人的警示這一目的，但是現代社會更要強調平等、均衡、一視同仁，而避免製造「替罪羊」、「祭旗者」、犧牲品。即便從實效看，只重罰被發現者未必能警示他人，如果在法不責眾、維穩至上的環境下，反而讓其他人在有人已受過之後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他們認為已經有人受罰，那自己相對就更少可能受罰甚至不用受罰了。相比而言，降低懲罰力度但擴大處理涉及人員，實現「法能責眾」、將懲罰相對均一的落到每個犯罪者身上，才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雖然這現實不易實現）。對公眾而言，也應該更積極挖掘身邊的性騷擾、性侵害者，積極製止相關行為，保護每個女性安全，而不是只會捶破鼓、推爛墻、狩死獵。

　　而公眾尤其知名人士在涉及性侵問題時也不應該發表非此即彼的極端言論，而是應該多發表持平中立之論，不激化性別對立，起到一種良性的引導作用，啟蒙民眾用更加理性和現實的看待性侵問題及當事各方。

　　我寫過一篇文章《折中主義：未來中國變革最不差的選擇》，就專門分析了完全的正義幾乎不可能實現，或者實現需要極大的代價，代價超出反抗的傷害造成的原有損失。折中雖不是完全的正義，卻可能以相對最小代價和最快速度實現改善。

　　更根本的，是通過各種方式將性問題、性侵犯問題「脫敏」，解構其造成的巨大恥辱與壓迫感，這樣對涉事雙方都是一種「松綁」，也會緩和性別矛盾、社會矛盾。性侵害的傷害和對受害者的污名本來就是由社會建構的，所以解構就是從根源上消解性侵的非物理傷害。當然這是非常不容易實現的（或許在某些地區、群體和環境中實現了，但大多數人和大多數環境應該沒有實現），因為涉及到根本的道德準則、人的價值與權利、社會權力結構等人類基礎性問題。而且，完全的解構也未必是好事，解構的副作用巨大，甚至會因此動搖人類倫理道德根基。但是往這個方向努力是可以的。

　　在性侵害爭議中，當事雙方共同的同事同學朋友及其他有熟識關系者（或者不熟識但是屬於疑似目擊者）的態度非常重要。按大道理說這些人應該仗義執言、闡明真相。但是現實卻是幾乎不可能客觀中立的陳述事實，尤其不會為受性侵害者一方作證。這既有前面說的面對性侵問題社會的整體態度和相關文化原因，也與其他糾紛事件一樣涉及利益、安全、人際關系及個人情感的羈絆。他們看見或了解真相的情況下，能做到說「不知道」而不是說「沒有」，就已經是在底線之上了。

　　對於訴諸輿論或司法的性侵受害者/疑似受害者，社會應該抱持一種相對寬容的姿態。真理不見得越辯越明，但是絕對比不辯要好。雖然誣告陷害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既然受害者敢公之於眾、訴諸法律，已經在承受代價了，尤其在中國當今不利於女性的輿論和司法環境下。這些人無論在輿論戰還是司法戰敗訴，都會名譽嚴重受損，更重的應該會家庭破裂、失去工作吧。如果勝訴，那也會被有意無意孤立歧視疏遠（哪怕出發點不一定是惡意，而只是不知道如何對待，一些受害者的狀態的確會讓人無法應對，例如好言安慰受害者也會感到刺耳，冷淡和熱情都有問題，日常生活不一定哪裏沒註意就涉及到性侵害相關的人和事，刺激當事人還讓大家都尷尬。如果造成嚴重精神問題，那更不好應付了。親人好友同事同學又不是專業人士，也不可能一直對受害者出現的問題保持耐心），生活受嚴重影響，沒幾個男性敢去正常態度接觸（當然，以上可能性並不是一定會發生，只是有很高概率。如果生活在某些非常開明的環境，這些可能不會發生，尤其那些已經非常知名的控訴者一般心境和為人處世方式會好的多，但是這樣的環境和個人並不多。越是公眾關註不到的、只是小範圍知曉的，性侵受害者重返社會的融入困難問題就越嚴重）。她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那說明指控八成是真的，即便假的她也付出了代價了。

　　而且，一件爭議得到公開的討論，一般情況下都是有利於公共利益的，可以促進問題的改善。如果製造寒蟬效應，讓性侵害事件得不到討論解決，那更難探索出解決之道。而訴諸輿論也會對試圖性侵者起到輿論震懾作用，還能消解性侵者帶來的壓迫感、控製感、征服感，解除性侵者帶來的羞恥感對心靈的控製，揭露真相和批判醜惡是削弱作惡者及所做之惡危害的重要方式（甚至在摒棄同態復仇、以暴製暴的今天，是最重要的方式），一定程度可以療愈受害者創傷（是的，雖然公之於眾有前面說的那麼多壞處，但是也有好處，而且隨著時代發展觀念改變，好處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到處境弱勢的、很可能受害一方的情感，而其中的弱者通常是疑似被性侵的女性。即便認為其質疑不實，也應該承認其有質疑權。就像「清華唐婧事件」中，後來證明的確是個誤會，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其當時懷疑被性騷擾的權利，而只需要批判她後來的反應不當（雖然我看也無可厚非）。而且，她未來如果再疑似被性騷擾，依然有權發聲，事情同樣可能是真的。有些心地險惡的人恰恰會利用「狼來了」故事中那種情境，去侵害失去人們信任的人。進一步說，即便法律判決疑似性侵者無罪、強奸或性侵犯不成立，也不應該因此就說受害者一定是有意誣陷或者有精神疾病（而且，精神疾病患者其實更容易被侵害、虐待，因為她/他說的話被認為是精神病發作的幻想，所以無法被信任。這並不只是邏輯猜測，根據BBC文章《揭開精神病與暴力關系謬誤》，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為暴力行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當然並不止這一篇統計，此類統計用中英文Google找幾個關鍵詞搜搜就能找到），很多情況下只是證據不足、情節尚不嚴重而已。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不應該冤枉疑似性侵者，但是更不應該冤枉疑似被性侵者，不要造成雙重傷害。當然，同時也不要對存疑的性侵案中疑似性侵者蓋棺定論，施以言語乃至行為上的私刑，否則《狩獵》中的情形就很可能發生。甚至判決強奸罪成者也可能是被冤枉的，呼格吉勒圖案和聶樹斌案就是例子。（當然，存疑也會導致真正錯誤的一方相對得利，也會有人利用這種存疑原則來性侵或誣告。可這總比徹底冤枉一方要好）不過，這樣嚴格的要求也會讓人似乎無法再評論社會事務了（而且現實很難執行，歐美那麼強調政治正確，互聯網上及現實社會的潛規則中照樣有各種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陰謀論言論）。而且，這會阻礙人們為受害一方發聲，影響網絡輿論的正面作用。因此，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評判事情發表情緒也不能限製太嚴。這些其實也只能看自覺了，不可能完全靠強製手段改善，還是需要文化、教育、法律、製度、個人素養等諸多方面的共同改善。顯然，這幾方權利、利益存在沖突，也不可能每個人在每件事上都一碗水端平。輿論要給疑似受害者（無論男女哪一方）一個寬松的指控環境和辯解環境，而不是製造寒蟬效應、逼走發聲者、嚇住其他試圖通過輿論討公道的受害人。

　　不僅媒體、網民等輿論上要多持平中立、對「一邊倒」的矯正聲音，法院判罰時對無法完全確定真偽的涉性侵案件，也應該不使用過於絕對的言辭，尤其是疑似受害方的指控非常合理但是卻沒有直接證據時，即便判罰嫌疑人無罪，也應該對疑似受害者表示同情，不要完全否定侵害發生的可能性。這樣，既不至於冤枉嫌疑人，也不讓疑似受害者在可能的傷害後被二次傷害，背上「蕩婦」、「誣告者」、「精神病」的污名。這種人性化的判決在大陸以外已有先例，如香港運動員呂麗瑤疑似被非禮案，呂在網上將事情曝光後警方主動調查和檢控嫌疑人，法庭最終判決嫌疑人無罪，但特意說明只是因遵循「疑罪從無」原則而非意味著性侵不存在，並直言不希望因此影響「me too」運動。這樣的判決是相對合理的。

　　此外，也不要輕易判處疑似受害者的指控或證人證言為「誹謗」（除非證實是惡意陷害、故意下套），這會阻止指控和作證。雖然這已經在中國發生了，如性侵嫌疑人鄧飛訴為疑似性侵作證的鄒思聰和當事人何謙一案，即便庭審中鄒思聰和何謙提出了自己的相關證據，鄧飛的一些說法如「不認識鄒思聰」也被前者的證據證明是說謊，但負責審判的杭州互聯網法院仍以「鄒思聰和何謙提供的指控鄧飛的證據『不足以讓人毫不猶豫地堅信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實發生的』」為由，判決何、鄒敗訴，何謙需要向鄧道歉、鄒需要刪除相關文章，二人還需要繳納罰款。這個判罰證明了中國司法體系的傾向性及維穩目的。而被許多中國網民嘲笑為「強奸之國」的印度，其一所法院卻判決印度一位部長在反訴性侵指控者誹謗一案中敗訴，判決理由即為了保護疑似性侵受害者，不讓其因敗訴遭受社會污名。雖然這不能完全代表中印兩國的司法態度，但是兩國相關判罰很少（至少我在網上沒找到更多同類案例），這兩件已足夠有代表性。中國越是面臨這樣的不義現實，越是要改變。

　　人心不可測，事實真相不易探尋甚至永遠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對待方式。就像人類不得不與新冠在內的各種疾病共存、不得不接受這世界上存在不公不義和暴力、無法讓一切災禍可能性歸零那樣，每件性侵疑雲也不可能都水落石出，世界從來不是完美的，我們要接受一些事情「不可解」或者說沒有最優解。有時候對於突破道德的人，法律也並不能約束，非要去約束可能帶來更多的惡果。我們只能通過製度、法律、輿論等方面的改進，讓涉性侵害的問題得到相對最不差的對待和解決。作為個體，我們很難去為誰伸張正義，但是至少不要做傷口撒鹽者的幫兇，在存在疑問的事情上多換位思考、體諒各方。

　　這些現實看起來令人無奈和絕望。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從遠古到今天，人類還是取得了過去的人從不敢想象的進步，女性處境也在一番跌宕起伏後取得驚人的改善。歷史並不見得就終結於現在的狀態了，未來說不定還真可能實現一種人人自主和有尊嚴、各種事情兩全其美、多方共贏的現實呢。所以，這世界還是有點希望的罷。

中日戰爭對中共的積極意義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互聯網普及以來，關於「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爭議就時常在網絡輿論中出現。有人認為那些感謝言辭只是毛澤東的反諷、黑色幽默，還有的人則認為這是毛的真情流露、發自內心的真誠感謝。

那麽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將有關毛感謝日本侵華的原話摘錄，然後據此進行點評。根據人們收集的來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內的各種正式記錄，涉及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共有七次，列舉如下（摘錄自維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道：「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第二次：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現在誰在教育你們日本人民？是美帝國主義做你們的反面教員，同時它也做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中日兩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為都受美帝國主義壓迫，有共同立場。」第三次：1961年，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表示了「要區別對待與人民的關系和與政府的關系」「日本的壟斷資本政府和軍國主義分子應該負責任，日本人民不應該負責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澤東：「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3.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毛澤東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和大平正芳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註：其中使用內引號的「皇軍」、「好事」中的引號只是後來將談話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的人所加這七次感謝中的毛表達的核心意思可以歸類為兩點，一是日本侵華促進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團結、覺醒；二是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讓中共從得以走出困境發展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

對於第一點，爭議不算很大。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無論是現在中共官方的史學還是自由派反對派對歷史的評價，主流都認為抗日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民族認同的強化。共同的抗戰經歷、共同的受難史、共同的歷史記憶，都對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有著重要意義。

當然，這並不代表要因此感謝日本的侵華、對中華兒女的殘酷虐殺。就像一個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災禍，但是堅強的走出來，並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種巨大成就，災難確實起到某種激勵作用，但是並不能歸功於災難、感謝災難的製造者。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創痛太深了，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沈痛的代價（不僅包括當時的付出，還有後來一系列的連帶影響）。對漢族、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某種激勵，根本無法抵消付出的沈痛代價和一系列連帶影響。就像全球猶太人也是在納粹製造的大屠殺後才空前團結起來，並且實現復國，成為二戰後國際上不可小覷的一個民族和勢力。但是沒有哪個猶太人會因此說「感謝納粹」、「感謝奧斯維辛」。

何況，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設，都已經在促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塑造、強化。民國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實現實質上的統一（只有名義上的統一）和中央集權，但是無疑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尤其漢族包括海外華僑，普遍已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體意識。所以，沒有日本侵華，漢族、中華民族、中國，仍然會有足夠的團結和凝聚力、共同的認同和記憶，而且是一種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傷害後變得帶有屈辱性質的民族共同記憶。

因此，中國沒有必要感謝日本侵華對中國、中華民族的某種客觀上的正面作用（何況這種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嚴重的負面影響抵消，這個後面再說）。毛澤東在這一點上表達感謝，並不是正確的行為，或者起碼說是不妥當的。至少，他應該同時指出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對中華兒女造成的巨大傷害。但是他並沒有說，而且他也並不在乎這些。關於毛對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的態度，後面還會再說。

第二點意思也就是毛最強調的感謝原因，就非常有爭議性，涉及到中共與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華的復雜關系，進一步聯系還涉及到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的三角關系，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美國（以及歐美諸國）的多角關系，關系到中共對中國、中華民族來說究竟是功臣還是罪人等歷史定位和是非評價，乃至中共執政合法性等重大問題。而毛澤東相關感謝言論的動機如何，就成為評價這些問題的重要參考。因此毛的感謝言論才變得如此敏感和具爭議性。

那麽，毛究竟是出於什麽動機，才說出這些感謝日本侵華的話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換成其他人說那一定被認為是漢奸、「精日」的話，到底是一種反諷和調侃，還是真情流露呢？

對此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網民，都有不同見解。在前些年毛澤東被批的很臭的時候，人們多認為是真情流露，並以此貶斥毛。而最近幾年則幾乎一邊倒的認為這只是一種反話、一種站在勝利者立場上對日本侵華舉動的諷刺。後者給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據說話的語境判斷意思」、「不要斷章取義」、「按常理推斷毛澤東不可能真心的公開贊揚日本侵華這麽大的罪惡」等，並通過污名化認為毛相關言論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國民黨的粉絲）」來為毛開脫。

我認為，毛的話完全是真情流露，並不帶有任何反諷、調侃性質。而且，不僅是直言一種歷史事實，還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傾向性，真心實意的對日本侵華這一行為表示感謝（就像子女感謝生養自己的父母那樣的真心，或者說就像每個人平常在得到別人幫助之後那種真誠的感謝一樣）。

先說歷史事實。對中共來說，確實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他們此後的崛起和執政。我們來看看日本侵華及侵華前後中國的歷史事實，並分析中共與日本、日本侵華的各種聯系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與日本並沒有什麽明顯的正向利益關聯，相反對日本持相對敵對態度。由於中共當時作為激進主義政黨的立場，中共還經常發起反對包括日本在內列強對中國的殖民與侵略行徑的活動，例如抵製日貨、抗議日本對中國的武裝幹涉，並批判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在北伐戰爭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還在南京、濟南與日方發生沖突。國共決裂至抗戰爆發這段時間，中共也不斷批判國民黨方面消極抵抗日本侵華的行為，強調武裝抗日。中共也經常以「抗日」為名進行各種反國民政府的活動，如在大城市進行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派遣軍隊以抗日為名挺進國統區（例如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隊」）和日占區（東北抗聯）以擴大勢力。但這一切行為對抗日本身並沒有多大幫助，抗日的絕對主力仍然是國民政府、國軍（包括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都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為名的活動，更多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不過，這期間日本侵華對中共的興衰還沒太大影響。

但是後來，中共的命運與日本侵華發生了莫大的關聯。準確說，是日本侵華拯救了中共，並讓中共在起死回生後進一步擊敗了國軍、國民政府，最終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而且，此後的中共政權繼續與日本保持著緊密的利益關系，有著很強的共生性質，直到如今。

後面的利益與共生暫且不表，先說說日本侵華如何讓中共起死回生並成為國家主人。

1927年國共決裂後，中共成為了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叛亂分子」，遭遇嚴酷鎮壓。而經過五次圍剿，中共於1934年喪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蘇區」，開始進行「長征」，成為「流寇」。中共將長征神化為偉大的行動，認為是「播種機、宣傳隊」，客觀上的確有這些作用（哪怕被誇大了），但是實際上就是狼狽的逃亡。在逃亡中紅軍不斷減員，還發生了各種內訌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紅軍陸續在陜甘寧一帶站穩腳跟，停止了長征。但是這並不是中共後來所說的「取得了偉大勝利」，僅僅是得到了喘息。在蔣介石的調度下，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及青海甘肅等地的回族軍閥部隊「馬家軍」，都參與到圍剿紅軍的戰爭中。雖然張學良等人圍剿紅軍並不積極，但是如果在蔣介石催促或者中央軍來援的情況下，中共完全可能覆滅。即便不覆滅，最多也只會逃亡到蘇聯、蒙古，或者當時親蘇的盛世才統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紅軍西路軍的慘敗，也證明了紅軍當時的戰力已很虛弱，連在當時中國各軍閥中實力不算很強的馬家軍都不能戰勝。

就在中共處於困境、前途未蔔之時，一場西安事變讓中共轉危為安，起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而西安事變雖最終以和平解決告終，但是和平解決的條件之一就是放棄「剿共」，承認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並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國民政府統治下一個獨立的地方軍政勢力。

而西安事變及誘發的一系列事件，讓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國共合作、中國內部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國軍戰備（蔣介石為表示抗日意誌，只得公開與納粹德國等國的軍事合作情況），都刺激了日本決定提前侵華，試圖在中國完成實質統一和軍力提升前擊敗中國。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爆發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如果說西安事變後的中共還並沒有問鼎中國的希望（頂多只是像其他軍閥那樣一個割據政權），那麽日本全面侵華，則讓中共有了壯大力量、與國民政府競爭天下的機遇。

關於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壯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下與未來》一文中有詳細闡述和分析，現摘錄於此：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沖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陜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這些，還需要做一些補充。在抗日戰爭中，日軍對待國軍和中共的態度是不同的。雖然表面看來，日本更加敵視共產黨，例如侵華的理由就是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及亞洲的擴散，扶持汪精衛政權的最主要借口也是「防共」（汪精衛政權的「國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日本還與德意等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實際上，日軍集中優勢力量對國軍及國府控製地區殘酷打擊，但是對中共力量則時常「輕拿輕放」（但這種「輕拿輕放」不包括中共統治區如抗日根據地的普通軍人、民兵、平民。八路軍、新四軍一旦被俘，除非變節投敵，否則幾乎必死無疑。而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們眼裏普通黨員和士兵都是棋子。他們在各種整肅中對自己人從不手軟，如何會顧惜這些被日軍殺害的黨員和士兵）。這固然和國民政府及國軍是日本主要敵人、中國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觀現實有關，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區別對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軍對重慶和延安轟炸強度的巨大區別。重慶在抗戰中遭遇轟炸200余次，死傷兩萬多人。延安則僅被日軍轟炸17次，傷亡近400人。而且，重慶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設施，延安卻沒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慶那樣有大山作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窯洞供躲避）。中共作為中國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對日軍有重大傷害，那日軍一定會想方設法鏟草除根，從源頭上摧毀中共的統治中樞（日本就多次試圖刺殺蔣介石）。但是日本顯然在有能力這樣做的情況下並沒有這樣做。日本方面顯然在利用國共矛盾，通過默許中共的發展壯大來擠壓、削弱國民政府和國軍，分化中國的抗日力量。在日本敗相已露的之後，日本默許中共的壯大，更是在為分化戰後的中國鋪墊。

中共與日本在抗戰中的某種默契並不只是猜測。根據日本學者一些研究（如築波大學教授遠藤譽所著《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中共方面與日本特務機關有密切接觸並進行合作，如將所知的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告知日軍，並與日軍達成默契消極抗日，以換取日軍默許中共擴大地盤，形成國、共、日三足鼎立。

總之，中共正是借著日本侵華，而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出力少、損失少，而得利多，地盤由小變大、實力由弱變強。國軍則是抗日的主力軍，國軍殲滅日軍人數占中國戰場殲敵數的絕大部分。但相比於1937年，1945年的國軍並沒有明顯變強，至少其發展壯大的幅度遠小於中共軍隊。更重要的是，日本侵華讓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幾乎毀於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暴行也讓許多民國精英遇害（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痛惜的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那次起義犧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殺罹難者30萬，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為精英的金陵大學、中學青年學生），走向民主憲政的進程也被打斷，極大的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實力和威望。這就為中共取代國民政府提供了條件。

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還不止於此。以上那些「幫助」更多是通過對國民政府的破壞，讓中共取得相對的提升優勢。而事實上，還有日本侵略者對中共的直接幫助。1945年日本投降，國共都在爭搶接收日軍留下的武器裝備及其他遺留物資。雖然從客觀結果看，國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軍物資，但這些接收對提高國軍實力作用並不大（因為那時國軍中的中央軍裝備已經不亞於日軍）。還有，除蔣介石一度聘請岡村寧次為國共內戰的顧問、閻錫山收留萬余日軍訓練本部軍隊和進行守備工作外，其他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悉數被國府遣送回國。而且蔣介石收留岡村寧次、閻錫山收留日軍，對後來國共內戰勝負影響十分有限。

而中共則情況則相反。中共在抗戰接收中雖處於相對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讓中共實力大為增強。對於裝備落後的中共來說，接收的日軍裝備如同雪中送炭。最關鍵的，是中共在中國東北的相關接收。在駐東北的蘇軍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間接（從蘇軍手中）獲得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遺留的大批武器裝備，包括數十萬枝步槍、2000多門大炮及大量彈藥。此外，中共對除被遣返外的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都采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有12000-33000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衛生、軍工、軍需方面的人員為主。這些人不僅為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軍（尤其遼沈戰役的勝利）立下重大功勞，還成為中共建政後軍事經濟文化（例如由滿映改造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就有日本技術人員）建設的重要力量。

縱觀抗戰及抗戰前後的歷史，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後來對中國大陸全域的獨裁統治。而且，這樣的影響，並不純粹是一種客觀的後果（即日本侵華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勝利），其中還有明顯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觀的勾兌、合作。（雖然並不是說日本侵華就註定讓中共崛起和執政，中共自身的奮鬥和其他歷史機緣的影響也很重要。但是沒有日本侵華這一環，中共就不可能有後來那些成功。就像復雜儀器有多個重要部件，雖然並不是只要一個部件就能運轉，但是沒有那一個部件一定不能運轉）這樣的歷史事實下，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也就順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實了。毛所說的「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等，都是大實話。那些辯解說「要了解毛澤東感謝日本的歷史背景」的，這些就是背景，這樣的背景證明了毛感謝日本是順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這樣的歷史事實，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言論辯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辯解理由。例如，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這麽直白露骨的說這樣自揭其短、違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因而又找出各種理由為之辯解。這也是許多初次看到相關言論者的疑惑。人們對毛澤東說的這些出乎意料的坦誠、直白、不顧日本侵華災難受害者感情的言論，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所以以為很可能是反話之類。

持這樣觀點的人，要麽是對毛澤東不了解，要麽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澤東的性格，尤其建國後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這樣說話一點不奇怪。毛澤東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領導人，不是循規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現在世界上許多接受系統教育和規訓、非常重視「政治正確」而生恐失言的領導人。毛澤東本來就個性鮮明，不喜歡受各種政治規矩、倫理道德的約束。而在他成為統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擁有絕對的權力後，變得更為肆無忌憚。無論他說什麽，其他人都不可能對他的權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戰。這樣的情況下，他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表最真實的個人想法。

毛澤東不僅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發表如此驚人之語，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會發表令人錯愕的言論。在此摘錄幾條：

1.「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此時反右運動已進行一年，大批知識分子被勞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毛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化」也顯露失敗跡象時說的話。毛澤東長子毛岸英死於美軍轟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幫打傷而精神殘疾） 3.「我喜歡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在對歐美的外交中，毛的確更喜歡與強硬反共但務實的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樂）交往，不喜歡重視人權和各種普世價值的左派。然而毛澤東在建國後一直在國內「反右」，尤其1957年後至1976年毛澤東死前，國內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瘋，沒人敢以右派為榮，誰也不敢說右比左好）以上這些言論，根據其現實中的行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這些言論是在自承罪惡、自曝其醜、自承雙重標準。這些話是在反諷嗎？是一種調侃或者說幽默嗎？從內容、語氣，到講話背景，都可以看出來這些話不是反語，是在實話實說。前兩條不僅不幽默，還很冷血殘酷。毛澤東說這些話，一是因為他毫無顧忌（不需要像民主國家那樣擔心被民眾和反對黨批判），也沒人敢因此指責、糾正他，所以有恃無恐、越發放縱。二是因為他想以此來展示一種坦誠、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哪怕說出來會令人驚訝錯愕），並且願意為表現這種坦誠、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來說不宜明說的主張、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華問題上，毛也是這樣的心理和動機。當然，並不排除毛希望通過這樣真摯、親日的言論爭取日本對中共政權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說這些話主要目的並不是尋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有辯解者說要「了解毛澤東的語言特點」，而根據毛的語言特點及個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實意感謝日本侵華。

如果僅從日本侵華對毛澤東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影響，那毛和中共的確「應該」感謝日本。但是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他們之間的「感謝」就是災難。不僅日本侵華本身給中國帶來了那八年的慘痛巨禍，也打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無論是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榮，以及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都被日本侵華無情切斷。因日本侵華而起死回生並執政的中共，將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乃至海外華人的命運，都帶往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讓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歷史的發展因此而改變。

沒有日本的侵華及中共與日本的各種勾兌，就沒有中共的建政。沒有中共的建政，也就沒有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那樣的悲劇，中國也不會在改革開放前30年那麽的貧困，人民也不會變成既狂暴又奴隸的生存狀態。東南亞的華人也不會陷入沒有祖國的絕望，成百萬的死在異族的屠刀和槍口下，並長期淪為二等公民。

當然了，並不是說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中國就沒有災難、沒有經濟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和挑戰。或許，還會出現實際發生的這個時間線所沒有的巨大災難或者困境。但是，窮盡想象力，根據1936年或 1945年中國和世界的情形推斷，幾乎不可能有比現在發生的這一切更壞的情況發生。國民政府可能並不民主，經濟建設不一定快速和順利（例如不一定有中共改革開放後「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奇跡），國民黨主導的政權可能像許多右翼軍政府那樣腐敗和專製，四大家族及各種權貴也會巧取豪奪。可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共這些年做的好許多倍。僅僅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大幸。何況，根據臺灣、韓國、葡西及拉美的情況，右翼專製的殘酷程度普遍都低於列寧式政黨-斯大林體製的紅色極權，走向民主化幾乎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問題。

還有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假如中國是一個親美的非專製（雖然也不一定民主）政權，即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領土廣闊、歷史最悠久（之一）、民族同質化最高、文化底蘊最深厚的國家，投入走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國際合作道路的陣營，那世界上進步與落後、繁榮與貧乏、文明與野蠻的成分對比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中國、美國、西歐這「三極」的共同主導下，世界將普遍進入民主與繁榮。起碼，不會像現在中國這樣，成為世界實現普世價值文明的最大障礙；不會讓世界因某些獨裁者及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己之私，而陷入完全不必要的對抗之中；不會讓世界在如今還有如此多的專製國家、以暴力、謊言、壓迫維持存在的政權。那時的世界，完全有更好的製度和意識形態條件，可以騰出更多資源和精力，去探索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解決更多民生的煩惱與個體的苦難。這樣的世界，離「天下大同」也就不遠了。

可惜假設無法改變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往往不遂人願，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甚至，經常會有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前面提到日本侵華及前後幾年對中國的影響，其實並沒有說完，相關的歷史也沒有告一段落。以為日本對中國的惡劣影響結束了嗎？並不是，殘酷的歷史還在繼續。

1949年，中共建政。這時冷戰已爆發。中共宣布中國「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倒向蘇聯。與倒向蘇聯同時的，就是與美國的全面對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金日成的南侵導致美國幹預，仁川登陸後，美軍迅速奪取朝鮮半島大部，逼近鴨綠江。面對金日成的求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先後有百萬誌願軍進入朝鮮，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

為人忽略而令人傷悲的是，這距美國和中國並肩抗日僅僅過去了5年。抗戰爆發後，如果沒有美國、蘇聯等國的支援及後來的參戰，中國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外國援助中，美國出力最大、犧牲最多。當中華兒女在中國大陸上被屠殺、強奸、當成人體實驗品、強迫勞動時，是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痛擊日軍，並且轟炸日本本土，為中國報仇雪恨。美軍也通過派遣顧問、組成誌願航空隊的形式直接在中國對日作戰。沒有美國參戰，中國的淪亡只是時間問題。可以說，美國、美軍是中國的恩人。不僅國軍，中共軍隊在抗戰中也和美軍多有合作，美軍考察團還訪問了延安和華北八路軍根據地。在後來的國共內戰調停及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製定中，這些美國軍方人士都不曾有負中共。

可是，就在朝鮮戰場上，本來應是朋友也曾經是朋友的中美兩國軍人刀兵相見，雙方共計死亡近20萬人，受傷數十萬人。許多曾經在太平洋戰場與日軍浴血作戰的美軍官兵，卻死在了他們幫助的中國人民槍下。這樣的廝殺並不是為了某個正義的目的，而只是緣於某些統治者自身的利益或政見。

而這樣血腥的廝殺，當然讓剛剛被美軍打敗的舊日本軍人十分興奮。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共軍隊為他們報了仇。他們被美軍擊敗、戰友被殺、被迫投降，軍隊也被解散（雖然後來又重建了）對美軍恨之入骨。現在看到美軍在三八線吃癟，自然十分高興。（關於日本右翼和舊軍人對中美在朝鮮交戰的態度，並不是我自己想當然的想象，而是根據諸多事實進行的分析推斷。這也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其他一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如臺灣的歷史學者許劍虹先生在其寫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以上問題） 不僅日本右翼、舊軍人高興，整個日本都為朝鮮戰爭高興。一方面，是因為朝鮮戰爭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的第一個節點和機遇，就是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中美軍的巨大物資需求，讓戰後百廢待興的日本重獲生機。從此，日本走上經濟發展快車道。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兩國的徹底決裂（中共已控製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只退守臺灣一隅，所以說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代表了中國沒有問題），讓美國只能依靠日本製衡中國，改變了美國在二戰結束時設計的扶植中國壓製日本的政策。而且，日本軍國主義那些罪行也就因此一筆勾銷、不再追究了。1950年盟軍宣布停止追捕日本戰犯，後來還將已經判刑的戰犯提前釋放。所以，朝鮮戰爭中美廝殺，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罪惡累累的日本（不要說平民無辜之類的話，除了極少數是反戰人士，其他哪個日本人沒有以某種形式參與戰爭？這些人及其後代在戰後又有沒有悔罪？是不是還在參拜靖國神社、否認戰爭罪行？）在戰後取得了長達數十年的高度發展和繁榮，還有充分的民主法治，戰爭罪犯生活優裕；受害的中國卻長期貧困、動蕩、落後，民主法治更是蕩然無存，侵華受害者普遍受苦受難，含恨而逝。

朝鮮戰爭後，中美兩國也陷入長期的對抗，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而日本雖然追隨美國，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兩國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中共為對抗美國，對日本就千方百計拉攏寬容。對於日本的戰爭罪行，毛澤東時代甚少提及（僅僅在涉及中共抗戰相關的歷史時順帶提及）。南京大屠殺、華北大掃蕩、浙江屠殺等日軍暴行被雪藏。甚至，中共還猛烈抨擊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行為，將之稱作帝國主義的「罪孽」。美國投擲原子彈某種程度是為中國人報仇出氣的行為，也加速了抗戰的勝利，減少了中國的損失，中共反而恩將仇報大張撻伐。中共把日本人的人命和權利擺的這麽高（或者以此討好日本獲取利益），卻根本不在乎本國人的生命和尊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放棄中國對日索賠的權利，還非常大度的接受了田中角榮將日本侵華稱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的說法。這也導致了以後日本方面有充分的借口拒絕承認戰爭罪行和謝罪，也讓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喪失了法理依據。

當然，中共以此換取了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以及以無息貸款、技術支持、投資及少量無償援助在內的經濟支持。從1972年到21世紀初，日本對華各種援助數額總額達2900億人民幣。許多人也以此說明日本對中國做了一定補償。但是，這些援助多是以經濟合作的形式進行的，例如使用援助款要購買日本產品、興建基礎設施要使用日本材料、使用日本技術同時接受日資進駐等。這種合作中不僅中國受益，日本也可以受益，並且日本處於利益鏈上遊受益絕對值更高。中日經濟合作也有利於日本免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滯脹」，經濟從50年代一直高速增長至90年代，創造了全世界罕見的經濟奇跡。這和單方面支付賠款完全不是一個性質。況且，日本政府也明確否認這些與戰爭賠款有關，極力撇清這些經濟援助與戰爭責任的關系。

這些援助的確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也鞏固了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正是日本這些政治經濟支持，讓中共在折騰了二十多年後再次「續命」。具體說來，這些援助獲益最大的也是中共的權貴及既得利益階層。在嚴重不透明和腐敗的中國，各種外部的資金、技術、產品，分配和使用權都在中共各級幹部手中，人民並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甚至完全沒有獲益。那些戰爭受害者及其家人，更是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至於援助帶來經濟發展的對國人間接的好處，沒有日本侵華中國過得不知道要好多少，這點補償能值什麽？（說到這裏，有一個被國人經常使用的詞「吃人血饅頭」，這詞經常被網民誤用。但是放在這裏卻不算誤用。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出於賠償性質的援助，卻落入了中共權貴集團手中。某種程度，這些權貴所得是用那些死難者的命換來的。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吃人血饅頭」）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繼續奉行對日親善政策。雖然一度不再有親日反美的需要，但是卻有聯日反蘇的需要。如1978年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絕口不提日本戰爭罪行，卻特意強調意在譴責和製衡蘇聯的「反霸」問題。甚至，中共因日本不願意接受「反霸」條款而一度推遲簽約。對中共來說，強調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遠比日本戰爭罪行問題重要。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立場，而且是出於中共自身而非中國人民利益的實用和功利。

如果以為日本和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到此為止、只有這些了，那就太天真了，也太樂觀了。我所說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對中共及中國的影響。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不僅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海外華人紛紛支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民主歌聲獻中華」唱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期待。可是，6月3日夜的槍聲和坦克轟鳴，擊碎了中國人民和華人華僑共同的民主夢想。在短暫但血腥的鎮壓後，中國的民主進程戛然而止。

世界各國對此紛紛譴責，西方國家宣布對中國實施製裁。六四後的中國，正在陷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1990年代初，中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六四鎮壓也被國內廣泛反感，人民不敢言但心中憤怒。從國際局勢看，那時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從蘇聯和東歐，到韓國和臺灣，以及拉丁美洲，專製政權紛紛垮臺，民主都在迅速的實現。在這樣的浪潮中，走向民主是常規，保留住專製才是意外。如果世界各國尤其美歐日積極的通過製裁逼迫中共推行民主化，內憂外患下中共未必能支撐得住。也就是說，六四後中國仍然有幾年處在變革的窗口期，民主未必不會到來。

可是，就在中共在國際上相對孤立、政權根基不穩、人心浮動的情況下，日本向中共拋出了橄欖枝。六四當日，日本就決定反對對華製裁，提出「避免孤立中國」的主張，與其他所有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而中共暫時穩定局勢後，日本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往來，繼續對華提供經濟援助，並且在國際舞臺上為中共緩頰。而歐美其他國家也跟隨日本的政策，靜悄悄的取消了對中國的各種製裁和限製措施。正是日本的「雪中送炭」，讓中共得以逐步走出六四後一度面臨的外交孤立，重新以正常國家政權的身份在國際舞臺活躍。

當然，據現在解密的各種資料，歐美各國尤其美國也是傾向於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尤其美國的老布什總統很親近中共，拒絕聽從國會製裁中國、督促中國民主化的建議。而且，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強於日本，美國對華政策對世界的影響更重要。但是，六四後首先與中共接觸、首先改善對華關系，並且對當時中共政權提供經濟政治外交支持最多的，的確是日本。日本在六四後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綏靖甚至扶助中，起到了首發的、最大的作用。

至於日本為何如此，大多數研究和評論都認為是日本需要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需要搞好和中國這個鄰邦的關系，以及共同對抗美國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妥協，同樣有出於利用中國製衡日本的動機）。這些說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實低估了國與國之間鬥爭的殘酷，以及日本政治家、日本右翼勢力、軍國主義接續力量的陰險。

我認為，日本在六四後幫助中共維持政權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需要有一個立身不正、理不直氣不壯、帶有嚴重歷史污點和合法性軟肋的政權，需要中國有一個不會真正反日、能夠約束民族主義情緒和行為、不會實實在在追究日本歷史責任和現實悖謬行為、不會為中國國家利益而與日本發生激烈沖突的執政黨，需要一個能夠抑製和慢慢蠶食中國人愛國心和正義感、讓中國走向內耗和崩解的統治集團。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讓日本不必為罪惡付出代價、不需改變現在的醜惡行為、不需擔心中國對日本產生實質威脅，也才能讓日本長治久安。

前面已經講了中共從抗日戰爭到鄧小平時代與日本的關系、對日本的態度。從這些事實中足以看到，中共的存在的確可以符合日本的那些陰暗期待。當然，有人會拿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的惡化、中國官方對日的強硬態度反駁，認為中共已經改變了對日政策，由親日轉向反日，並且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僅僅是看到了事實的表層。中共真實的對日態度及由此衍生的行為，其實也不難窺探，只不過需要略微費點勁分析思考。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中對中共對日本的態度有詳細列舉和分析，內容較長，我截取關於對習近平時代對日關系的評論，摘錄如下：

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臺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臺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一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壇壇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淩，哪怕臺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一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臺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一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隨著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準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註」、「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著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著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奸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一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一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一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據一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一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著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回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系」，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製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更惡劣的是，在習近平政權宣傳機構的授意下，大陸的「五毛」和「自幹五」在互聯網上大肆污蔑香港的保釣人士、反靖國神社人士，聲稱這些人是「為了破壞中日關系」、「受美國指使離間中日關系」等。如此誹謗殊為無恥，更令香港愛國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愛國又支持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一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準沖涼、不準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嚴敏華似乎已獲釋，但郭紹傑迄今未獲釋）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麽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一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一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一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系，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沖突的敵對國家/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一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一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製；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一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一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污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一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製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著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茍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正在並繼續用作鎮壓內部異議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義大旗將政治反對人士污名化為「漢奸」、「叛徒」、「特務」、「賣國賊」、「給外國遞刀子的」，加以打壓和迫害。但中共只會用其對內對國人施害，而不會將之用在傷害外國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強及國民。當然，中共用「漢奸」等詞匯污名化政治反對人士，其實真正出賣國家利益、對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統治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

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一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紮生活或既掙紮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欲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階級矛盾、官民矛盾、境內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國內矛盾，無論是在現實急迫性、關註優先性，還是在國民的實際感知上，都超過中國與外國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沈淪之中，沒有真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凈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

除以上內容外，還有許多相關分析，因篇幅問題無法全部摘錄。總之，中共政權雖然名義上強調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在教育上強調對日本戰爭罪行的銘記，卻並不是真的在煽動民族狂熱，而僅僅是凝聚人心的一種手段。並且，中共政權有意將日本與歐美列強混同，借助對日本罪行的展示來達成一種「歐美日都壞」的印象，以此強調中國拒絕接受西方普世價值的合理性。最根本的，是中共政權理不直氣不壯，本身就有屠殺本國人民、鎮壓民主運動的污點，所以沒有底氣道義上與日本「死磕」。

對於中共和日本來說，雙方都在利用著對方的道德軟肋作為要挾的工具。中共有六四屠殺和專製獨裁的軟肋，還有最近增添的香港與新疆問題，日本有侵華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殺的原罪，以及如今拒絕悔罪、美化戰爭、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行徑。雙方對於對方的污點都一清二楚，並且加以利用。雙方都會在這些問題上指責對方，但是只是點到為止，不會撕破臉皮（可以看到每次歐美譴責中國人權問題，同屬西方陣營的日本往往沈默，或者雖然也批評但相對最低調）。在有所譴責的同時，雙方都繼續幹缺德的事、拒絕改變現實或彌補歷史罪行。這就像擁有核武器的雙方擁有恐怖平衡、誰也不敢向對方大打出手一樣（也像兩個官員互相捏著對方「黑材料」、黑社會成員間互相知道對方黑底子一樣），日本和中共分別拿著「六四屠殺/專製極權」和「南京大屠殺/侵華政權延續」的原罪「炸彈」相互威懾，最終心照不宣的「輕拿輕放」，各自「各取所需」，繼續己方的罪惡行為。（對於這些想法和相關行為的動機，雙方當然不會行諸文字，不會在任何公開場合講，也就不太容易被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者確認和記錄）而且如我前面自引的文章所分析的，中共政權存在的第一目的是為了維護專製獨裁統治、維護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非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不會真正在乎國家利益受日本損害，無論是歷史上的日本侵華還是當今日本的所作所為。日本只要安撫好中共統治集團、保證不侵犯統治集團的利益（而不需要考慮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情感），中共就會相應讓日本得到其想得的利益，包括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會約束壓製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力量和情緒。而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政府代表了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那日本反而無法滿足中國需求，並且出現激烈利益沖突，危及日本安全。滿足一個統治集團的需求是相對容易的，滿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需求是難的甚至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倒臺了、中國民主了，那不僅日本對中國政權的「道德威懾平衡」能力失效，也會面臨權利意識、正義感蘇醒的中國人民的齊聲討伐，日本將無法回避歷史及現在正在做的種種罪惡和悖謬行徑。日本也無法像現在這樣僅靠拉攏、安撫統治集團即可解決問題，必須直面全部或者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挑戰。

這種變化有一個現成的前例，就是韓國。韓國在軍事獨裁時期長期實行親日政策，從樸正熙到全鬥煥，都為了維持獨裁統治和經濟發展等原因，對日本侵韓歷史輕描淡寫，甚至不惜鎮壓人民的反日運動以與日本簽訂友好條約。專製時期人民的人權意識被有意壓製，遊行示威、言論譴責、拍攝文藝作品等表達自由也被嚴格限製，人民大眾不能自發自覺的起來紀念歷史、譴責日本各種悖謬行徑。韓國軍事獨裁政權采用功利主義態度，為了現實需要壓製人民的正義感，親日派掌控著處理韓日關系的大權。在樸正熙、全鬥煥軍事獨裁的二十多年中，除偶有摩擦外，日韓關系非常親密友好。像慰安婦問題、強製勞工問題、獨島問題都被冷處理，反映日本殖民罪行的作品也被限製播映。

但是自1990年代韓國走向民主化後，不僅民主主義成為韓國人共識，民族主義風潮也風起雲湧。民主化讓人們有了更強烈的人權意識、責任意識、自主性。此前被軍政府雪藏的各種歷史遺留問題，紛紛被正義的韓國進步人士提出。面對洶湧的民意，民主政府不得不正視那些既是民族災難、又是人權問題的各種涉日議題。例如日本強征「慰安婦」、強征勞工等問題的批判和解決，逐漸走上議事日程。那些飽經苦難的「慰安婦」和幸存勞工都得到了韓國政府的補償和安置，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道歉和賠償。而且人民還對韓國建國以來至軍事獨裁時期各種親日派進行了批判和清算，如製作《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名錄》，並對相關人士進行責任追究、沒收其非法財產等。而韓日關系也不再只是政府之間的勾兌、純粹利益的往來，而是將日本殖民主義罪行問題、日本對待歷史態度問題等作為重要內容，將韓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價值觀念及韓國人人權作為處理涉日問題的優先考量。

因為日本一直拒絕像德國那樣正視歷史、做出足夠的改變、清算和補償，韓日關系自韓國民主化以來一直不佳，在進步派當政時期尤其如此。韓日之間經常就「慰安婦」問題、日本修訂歷史教科書問題等發生爭執，韓國政府經常就此批判日本政府及相關者，並不惜中斷一些政治經濟軍事交流。雖然由於韓日同屬美國盟友，以及共同的利益需要，所以並未完全撕破臉皮。但像韓國軍事獨裁時代那樣極為親密的日韓關系，已經永遠走入了歷史。

因此，有了這樣前車之鑒的日本，更不願意中國走向民主化。日本在中國做的惡行至少從絕對數量上遠多於在韓國所做，中國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又十多倍於韓國。如果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勇氣、責任意識覺醒，那日本右翼乃至整個日本體製和社會，都可能面臨沈痛打擊甚至滅頂之災。而且，中國民主化之後，中共與日本勾兌、日本扶植中共的行跡也會被廣泛的披露，日本不僅需要為侵華承擔歷史責任，還要為扶植中共獨裁政權承擔責任、受到中國民主政權和中國人民的痛恨和報復。所以日本會千方百計推遲中國民主化的到來。而避免中國走向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扶植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此外，讓中共繼續統治中國，也能讓中國始終處於被國際主流社會孤立的境地，這對於與中國有競爭和沖突關系的日本當然十分有利。在中日沖突中國際社會之所以普遍支持日本方面，正是因為中國處於專製而日本是民主陣營的一員。如果中國也成為民主陣營一員，那日本就不能再像以前和現在這樣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歐美的一邊倒支持了。讓中國保持專製、與國際主流社會離心，對維護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利益非常關鍵。通過扶植毒害中國人民的中共政權，也可以分化香港、臺灣等中國分離地區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削弱中國的團結統一性和向心力，減弱中國對日本的威脅（扶植中國的分離主義一直是日本的對華政策一部分，例如扶植偽滿洲國）。

總之，從1930年代中期至今，中共和日本都有著復雜微妙的互利共生關系。侵華戰爭、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四發生後日本對華政策，日本救了中共三次。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幾乎具有決定性作用，即沒有日本的幫助就沒有現在中共的當權。對中共，日本是恩人，但是對中國、中華民族，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日本不僅侵略中國、殺戮中國人民，還中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讓中國長期陷於中共酷虐的獨裁統治之中。而且這並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意外結果，而是日本有意為之。（當然，日本也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過正面作用，那就是在清末容留甚至支持了漢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者的反滿反帝製運動，對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國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那一定程度也是日本為削弱滿清王朝而為之）。還有，清末民初日本曾經成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中介」，例如使用漢字翻譯了大量西方語言的詞匯，對中國思想啟蒙與科學發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經過辛亥革命後日本一系列對華的惡劣行為，尤其最近80多年對中共的扶植和「續命」，日本當年對華的功績已經遠小於其罪惡了。如果辛亥革命後日本沒有後來的侵華和扶植中共獨裁的行徑，那日本對中國確實是功大於過，泛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也的確很可能是個好東西）據我所知，對於日本侵華對中共崛起和執政的作用、中共和日本的互利共生關系，學界是有些相關研究的。但是這些研究普遍低估了作用的重要程度、關系的緊密。這既有主觀上認知的偏差，也有中共與日本對相關問題諱莫如深、盡可能隱瞞所以外人無法探知有關。尤其在中國大陸和日本，研究這些問題幾乎是充滿禁忌和障礙的。而香港、臺灣的研究力量不足，歐美則對此缺乏興趣（或只是站在他們立場上分析，而不是站在中國利益立場上）。甚至，一些研究者受中共和日本的影響和壓力，或者出於自身及自身國家地區、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有意忽略、淡化中共與日本的互利共生關系，甚至故意撒謊歪曲誤導，說中共與日本是敵對的。這種關註和研究的不足或偏差（甚至少部分的故意誤導），自然會影響世界各國政界、軍界、經濟界、文化界、學術界（各學科）、對中共與日本關系的認識，進而影響與中共、日本問題有關的各種認識與判斷，產生誤判和錯誤態度、決策。這種現狀有害於中國民主化、有害於對日問題、有害於世界的和平與民主。

這種互利共生關系還在繼續著。只要中共政權還存在一天，日本都會與其保持這種互利共生關系，利用中共壓製中國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和真正的崛起，維護日本的經濟政治利益及國際地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維持其充滿戰前天皇製和東方法西斯種族主義殘余的體系及附著物。而中共也在利用日本的經濟政治外交支持用以增強執政實力、解決重要但無法獨立克服的的棘手問題、拓展在國際舞臺上的空間和影響力，以及在表面上將日本當成標靶（尤其故意將日本與美歐混同為「西方國家」、「境外勢力」打包批判，利用日本罪行抹黑美歐）以凝聚國人人心與拒絕融入自由世界，以維持自己的罪惡統治。

近代以來，給中國帶來最大災難、讓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專製與禍亂且至今無法擺脫的，就是中共與日本。而這兩個勢力過去、現在、未來都在合作共謀戕害中國人民，以實現前述的他們各自骯臟的目的。

因此，對有誌於改變中國現狀的各路仁人誌士來說，想要實現中國的民主和富強，應該像清末民初的革命者那樣，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旗幟，同時推進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無論是中共和日本分別還是共謀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南京大屠殺、731人體實驗、殖民掠奪，還是六四屠殺、死囚器官販賣、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鎮壓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和行動，都是在侵害基本人權，戕害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尊嚴。那些把民族復興和解放與實現民主法治對立起來的，不是愚蠢就是故意使壞和離間。

只有認識到日本勢力仍然在破壞中國民主事業、阻止中國人民的覺醒和解放，將繼續進行反日民族鬥爭、清算日本侵華疲華弱華限華歷史、批判日本右翼正在進行的各種醜惡行徑當成重要任務目標，才能清除中共重要的外援和幫兇，為中國民主化掃清障礙；只有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人權意識的覺醒，實現民主政治、個人自主和公平正義，才會讓民族精神得到振奮和充實，促進民族團結互愛一致對外，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與民族復興，重新找回漢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博大、自信、仁愛與輝煌。

還有，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和分別對待。美國和西歐各國雖然也有和中國沖突的歷史，但是更多是對中國的幫助。無論看他們從古至今與中國的交往史，還是他們政權的意識形態和國民主流價值觀，都是合作大於沖突、值得我們信賴和結交的朋友，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實現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非阻礙。中國、中華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會與歐美競爭與沖突，但是有著更多一致的目標。中美歐三方構建和平民主的自由世界、建立「零年（1945年）」之後全新的偉大文明秩序，70多年前就應該實現。現在已經晚了太多，我們要努力讓這樣的理想實現的不至於更晚。（當然，我們也要明白，國際關系是很務實的，親兄弟還要明算賬，也不要把歐美太理想化。民主國家之間也有競爭和沖突，美國和加拿大之間、英法德之間、乃至相對與世無爭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也不乏沖突。但是正常的成熟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沖突，性質和程度上完全不同於那些專製國家或者實現民主但是仍然非正常的、拒絕承擔歷史責任的國家）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只是將中共與日本心照不宣的關系直白的說了出來。相對於那些滿嘴謊言、說白做黑的各路中共領導人，毛確實有一種近似瘋狂的坦率。但我們也並不需要感謝他這種坦率。毛澤東如此感謝日本和善待從戰犯到政客的各種日本人，卻對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滔天罪惡回避不提或者說輕描淡寫，足以可見其對中國人民缺乏起碼的同情心與責任心，視國人性命與尊嚴如草芥。這並不只是根據其言論所得，其實際上的行為（無論是在涉日問題上還是其他內政外交政策）更能驗證。

中共和日本都罪惡累累，歷史終將會對他們進行清算，一切都有撥亂反正的一天。但是撥亂反正不會自動到來，而需要一代代仁人誌士通過奮鬥和犧牲去實現。中華民族經歷的苦難太多了，我們不能容許苦難再長期的持續下去。每個人都應該去推動改變，讓民族復興和民主主義早日到來。

人類社會的人道危機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幾天，美國邊境巡邏隊暴力驅逐來自海地的難民一事傳入中國互聯網。中國互聯網評論區普遍贊同暴力驅逐，並表現出對海地難民的鄙夷。諸如「沒毛病啊，這是非法移民就該驅逐」、「美國警察幹得漂亮」、「這才叫魄力」、「對非法移民還要熱烈歡迎嗎」、「不給你們（難民）牢飯吃就不錯了」之類評論占據民意主流。還有人因此聲稱希望「把廣州尼哥（廣州黑人）也這麼趕出中國」、「應該這樣對付雲南的綠綠（指羅興亞難民）」等。這不僅是普通民眾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精英和體製內人士的想法，只不過後者不在公開場合說出來罷了。

國人對難民問題的這種態度並不是現在才出現，而是一直都如此。例如對於敘利亞內戰引發的那輪歐洲難民危機，中國輿論普遍非常刻薄的譏諷難民，認為這些人「裝可憐」、「背叛國家」、「當逃兵」、「是潛在的恐怖分子」等。對於接納難民的歐洲各國政府及民眾，則以「白左」、「聖母」譏諷之，嘲弄接收穆斯林難民最多的法國成為「法蘭西斯坦」。真真假假的關於難民的負面新聞在中國互聯網上熱傳，包括一些在墻外早已被證偽的謠言（如難民中混有大量恐怖分子、難民獲得補助金比當地國民退休金還高），也時常被墻內互聯網圈子翻譯後用中文再度傳播。2017年，明星姚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期間發表了一些同情難民的言論，被中國網民瘋狂攻擊辱罵，一度被迫隱身。筆者也因發表同情難民言論而被某中國人（或華裔）在多個社交平臺上追罵。

這說明了中國國民在殘酷的社會中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一些人做出的極端反難民言行，如同叢林社會中只懂得弱肉強食的野獸行徑。

而尤為可悲的是，中國許多「公知」等自由派人士，包括一些曾經為中國人權奮鬥的維權律師，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有某些自由派人士對拜登政府接納拉美難民導致的美國治安問題、社會問題表現出痛心疾首狀，懷念特朗普時期對難民的強硬政策。哪怕，這其中有一些人正是通過美國接納難民的政策和程序來到美國、獲得自由的，如陳光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他一些自由派和律師雖未得到難民庇護，卻也普遍的、以不同方式受益於美國各種惠及（美國國籍者以外）他國國民的人權政策。

普通國人反感難民也就罷了，為什麼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甚至直接受益於西方人權政策的人，也如此反對美歐接納難民等相關政策？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問題了。

無疑，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和中國普通人一樣飽受叢林法則的浸淫，沒有作為現代公民乃至僅僅作為一個人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說至少不能做到對全天下人做到一視同仁的同情憐憫（並不是說要他們實際付出什麼，在態度和言語上不惡語相加落井下石，難道不應該是底線嗎？）。他們或許會對一部分國人有同情憐憫之心，但是換成黑人、拉美混血人、中東穆斯林等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其他國家的人，就沒有了本也應有的同情心。他們內心深處覺得這些種族和宗教的人低人一等、不值得拯救。他們雖然標榜自己不種族歧視，但是卻在內心時時刻刻有著強烈的種族歧視心理，並且表現在許多具體事務上。

但是，同樣是這些自由派，和民眾一樣，其中一些人對滿清充滿溢美之詞，即便多數人沒有頌揚，起碼並沒有去激烈批判、堅決反對，還阻止其他人對滿人的種族主義統治、現今滿人享受祖蔭和特權進行批判，對因憤怒於滿清酷虐而發表激進言辭者吹毛求疵，甚至反咬批判者如筆者為「種族主義者」。一方面鄙夷作為受難者的異族，一方面卻又膜拜作為壓迫者的異族。正像魯迅說的，「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在對待滿清統治者和對待難民上的態度對比，最能體現國人這種既分裂又同一的心態。國人對作為征服者的異族頂禮膜拜、大加稱頌，中國許多人跟著宣傳稱贊多爾袞、豪格等屠殺漢人的劊子手「雄才大略」（各種影片和小說中其形象都很「正」，起碼「正」的形象氣質大於「邪」那一面），把奴役漢人高峰期稱為「康乾盛世」（看看二月河作品有多少人閱讀和追捧），對現今躋身精英乃至權貴的滿人也不敢批判打擊甚至十分佩服（哪怕這些滿人是靠從祖輩至今壓榨千千萬萬漢人的命取得的地位和成就，其身份地位各種所得無不浸透漢人血汗），滿清政權被推翻上百年了還充滿著奴才心態；對作為受難者的異族鄙夷排斥、極盡嘲弄，中國互聯網上最具羞辱性的詞匯都扣給了各國難民，尤其是受盡苦難的羅興亞人等穆斯林難民（雖然他們未必完全無辜，但是也不應該遭受這麼殘酷的對待吧），雲南邊境一點風吹草動就引發他們排外聲浪，充滿著優越感和發泄欲。當然，國人也對擠占走其絕大多數權利和民生資源的權貴不敢批判和反抗，對戶籍製度、高幹病房、醫保社保分三六九等等各種顯著的巨大的不公唯唯諾諾，只會盯著黑人留學生得到的那點特權的殘羹（甚至殘羹都算不上）大張撻伐，似乎有了殺父仇奪妻恨。國人欺軟怕硬、拜高踩低、弱肉強食的心態展現無疑。（當然，攻擊難民和贊頌滿清的人並不完全重合，我上面舉的例子也並不都是同時既攻擊難民又贊頌滿清的人。例如反對我批判滿人祖蔭和特權的那幾個人，應該不會對難民有明顯惡意。但是整體看來，攻擊難民和贊頌滿清或者不批判滿清及滿人特權，是中國同時存在的有高度重合的現實主流情況。絕大多數國人厭惡難民、絕大多數人贊頌或者起碼不批判滿清及當今滿人權貴，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許多國人不能理解接納中東、非洲難民的西北歐各國，並且舉出難民偷竊、搶劫、性侵甚至恐怖襲擊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來證明難民素質低下及造成的危害。可是，在接受通識及文明教育的歐美發達國家主流民眾看來，自己國家國民也有許多違法犯罪，難民犯罪率有時甚至還低於本國人犯罪率（因為難民生活圈子往往與主流社會疏離，並且被當地社區和警方重點「關照」，難民也知道自己身份處境而謹言慎行，所以對所在國國民的犯罪率反而低於普通國民（當然難民內部即對其他難民犯罪率要高很多），只不過難民犯罪容易被關註和報道）。出於一視同仁原則，難民犯罪了按對待本國人那樣法律處置就是，而不是一律驅逐（當然有些國家對犯了重罪尤其累犯的難民、移民是會驅逐的，美國無論奧巴馬還是特朗普、拜登當政，都會驅逐被判處一年以上監禁的犯有較重罪行的移民）。即便難民犯罪率比較高，那也只占難民總數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因為這部分犯罪的而拒絕接納所有難民。而且難民在部分類型案件上犯罪率高，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戰亂和缺乏人權與法治的環境中，情有可原，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加以改變，而不應該成為拒絕他們避難的理由。

這種想法在中國人看來不可理解，但是這才是正常的、非歧視的、人權至上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總是以「難民素質低」為由歧視、侮辱難民，但是在歐美主流人群看來，這些都是其原生國家惡劣的生存狀況造成的，並不是難民本人的過錯。甚至，正是因為難民「低素質」、貧窮、缺乏教育，才更證明接納這些人的必要。因為只有為他們提供相對良好的社會環境，才可能讓他們走出暴力、貧困、缺乏知識和素養的惡性循環，成為一個有自尊自信、對社會對人類有用的人。而且，這樣也可以促使他們反哺其他未能離開母國的同胞，促進相關國家和族群的文明開化，最終有利於全球的協調發展與族群和諧。

還有，歐美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對於那些難民的確是有一定的虧欠和救助責任的。中國官方經常宣傳「西方國家把xx國家/地區搞壞了」並不完全是虛言。例如中東地區的動蕩，和美英法上百年來出於自身利益的各種幹預、爭霸、侵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中東地區的許多沖突及引發的難民問題，主因還是所在國本身以及另外更加野蠻和無視人權力量的幹預（如前蘇聯/俄羅斯、土耳其、沙特），但是歐美國家也是有一定責任的。非洲各國則基本都經歷過歐洲列強的殖民，雖然殖民也有正面影響，但是也公認殖民主義為非洲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例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深耕細織，推動了當地高度的西化、現代化，但是也製造了殘酷殺戮與破壞。所以作為前宗主國接納前殖民地移民、難民，也是一種義務。還有，即便歐美與難民輸出國完全無關，作為發達國家本身就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定幫助，包括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和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這和一個國家內部權貴和富人即便收入和各種所得完全合法，也應該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負起責任，是一個道理。

而拉美的難民問題，則與美國有更大的關聯、美國也須負更大責任了。美國獨立建國之後，一方面在北美擴張，一方面在拉美實行以「門羅主義」為代表的半殖民政策，通過武裝入侵、暴力施壓、政治幹涉、經濟控製、意識形態滲透等方式，損害各國的獨立自主，掠奪拉美的資源和操縱物價，將拉美各國當作資源的供給地和傾銷市場。為此，美國在拉美扶植了前後數十個暴虐的右翼獨裁政權，這些政權對本國人民敲骨吸髓，殺戮反抗者，得到血淋淋的利潤，其中最主要收入都歸了當地獨裁者及美國的合作方，人民則普遍生活在貧困和剝削壓迫之中。美國政府本意或許並不是為了壓迫這些國家民眾，但是客觀上無疑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現在拉美難民比例最高的幾個國家，如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是當年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荼毒的重災區。正是美國的殖民政策，讓這些國家無法發展獨立的工業，教育、醫療、供水供電等公共服務及相關設施也無暇投入，全力為美國輸送農產品和各產業原材料。這些國家因此經濟落後、公共服務短缺、治安惡劣，充滿著無法解決的貧窮與暴力，才導致了這些年的難民潮。對此，難道美國不應該負起責任、接納這些因為美國發展而間接受害的中美洲各國難民嗎？這些國家的貧窮落後也有自身原因，甚至自身原因可能是主要的，但是能說美國沒有責任嗎？

其他拉美國家雖然受難程度普遍沒有中美洲各國那麼嚴重，但是都一定程度受到美國的殖民剝削和各種壓製操縱，經濟損失和社會建設缺位帶來的民生問題難道不應該美國承擔責任嗎？還有，美國在很長時期內（尤其右翼當政的時候，如尼克松和裏根執政時期），並不像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的那樣致力於在全球推進民主，相反扶植了大量獨裁專製政權以服務美國尤其對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例如1964年巴西政變推翻民主的古拉特政權並建立獨裁軍政府、1973年智利政變推翻民主的阿連德政權建立皮諾切特獨裁軍政府，都有美國的強力支持。美國在拉美的一系列扶植專製獨裁的行動，導致數十萬人被獨裁政權殺害，數百萬人因之非正常死亡，對經濟民生也造成了各種負面影響。如今拉美的貧富分化、暴力猖獗、城市公共服務的落後，都和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各種破壞社會公正的政策有關。所以，美國不應該對這些國家承擔責任嗎？這些間接甚至直接受美國幹預（而且這種幹預是出於美國的自利目的）而受害的人不能去美國要求分享美國所獲的利益嗎？（當然，美國負責並不意味著一定要通過接收難民這一種方式，也不是要把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接到美國，但是起碼不應該把費勁心力來到美國的難民一股腦驅逐回去，不應該一副毫無責任、還充滿嫌惡的樣子）有一位知名自由派「公知」一方面認為美國應該多接納中國的政治難民，一方面卻認為拉美的「大篷車」跟美國沒什麼關系。這樣的思想很有代表性。這些自由派「公知」的確需要補一補國際政治常識。但是其實不去了解這些復雜淵源，僅憑一些簡單的常識也應該明白，與美國同屬美洲的南方諸國這麼貧窮落後，與美國肯定有著一些關系。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些發達國家的發達恰恰以不發達國家為代價（雖然也有互利共贏的例子，但顯然也有零和博弈、損人利己的情況），這是常識，就像中國許多人富裕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被剝削壓迫的前提下的。

事實上，即便不談這些責任、義務、因果關系，量力而行的接納難民在內的各種幫助他國的行為也理應是一種國際義務，作為進步人士、人權衛士和自由派，基於起碼的良知和道義，也應該支持發達國家在條件許可情況下適當接收難民。在具體接收方式、接收多少、如何融入等問題上可以有不同意見（歐美贊同接納難民的也並不是說要把所有發展中國家人都接過去，他們當然會考慮承受能力、可行性、帶來的各種沖擊和影響等問題），但是大前提應該是贊同接收難民、對難民在內的非法移民持同情理解態度。就像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理論那樣，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幸福、有些人受難，其實是很偶然的，個人奮鬥雖然重要但是實際上遠抵不過外部環境和歷史進程等非自身因素影響，身份完全可能調換。就像美墨邊境兩側的人，僅僅因為一條由於政治軍事歷史原因而劃定的界限，就導致兩側的人（兩側的人有些不僅同一民族同一宗教，還是當年美墨確定邊界前的同鄉同事）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教育、醫療、養老及其他各種公共服務質量有著天壤之別，這公平嗎？何況如前所述，往往「貧者愈貧」和「富者愈富」存在著相關關系，前後二者往往是相互促成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說法，強調大同社會及同理心的重要。作為人不應該只顧著自己一家一鄉、一黨一派的利益和感情，而應該推己及人、包容四方，對遠方的他者都能報以愛與幫助。即便做不到付出實質的代價和主動的愛護，是不是起碼在思想和言語上應該做到基本的尊重與理解呢？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尤其普通國民的人權和生活狀況）及對外關系，自然是不適合主動接收難民的（被動接收早已經存在了，來自朝鮮的「脫北者」就是），或者起碼不適合大規模主動接收難民。一個國家當然首先還是要維護和發展好本國國民的人權，要讓自己國民過上有尊嚴和基本權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這不意味著未來中國社會和人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還不應接收難民，更不應該對歐美國家接收難民充滿鄙夷和厭棄。自己暫時不能行善就罷了，還詆毀別人做好事，對受害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這種心態是很醜惡的，令人不齒。做到對難民的理解、對歐美接收難民的尊重，以及在此基礎上討論更好的問題解決方式，很難做到嗎？

可是，即便這樣的要求，絕大多數國人都做不到。普通國人飽受專製欺淩和社會不公折磨，加上未接受現代人文教育，素養知識有限，在網上罵難民發泄戾氣也就罷了（甚至說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是大多數本應成為國人榜樣的、國家社會風氣引領者的自由派「公知」、人權鬥士都做不到理解難民處境和支持歐美對難民的接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對無冤無仇的難民充滿仇恨和鄙夷，連帶厭惡對難民持寬容政策的拜登、馬克龍、默克爾等人及其政府，並且崇拜驅逐和污名化難民的特朗普及美國右翼保守派甚至極右翼種族主義者。他們也隨特朗普將海地等國稱為「屎坑國家」，大罵奧巴馬、拜登等人接納難民的政策（哪怕他們的政策也是很節製的），侮辱謾罵難民或難民家庭出身的議員並傳播關於她們的謠言，為美國被非法移民「污染」十分痛心。那在他們眼裏，中國又是怎樣的國家？他們這些中國人或者從中國逃到美國的人又算什麼東西？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由派的態度那樣，認為只有中國這樣環境下的政治犯才值得美國搭救保護，其他國家落難者不配（起碼普通老百姓不配）？我覺得，就這樣態度和素質的自由派，倒的確不配被歐美接納。如果歐美變成這些人設想的高高在上的「純潔」國家，那也不再值得尊重。

作為飽嘗系統性、結構性壓迫之患害的中國自由派尤其人權律師，應該和各國難民有更多共情，與各國弱勢群體同聲共氣，發聲支持難民、支持各國政府利於難民的人道主義舉措。弱者如果不能團結和互相給予溫暖，那還如何熬過世間嚴酷的寒冬？當然，如果真的討厭難民尤其黑人、穆斯林難民，不願意支持他們、不想聯合，也就罷了，畢竟人都免不了有個人好惡。但是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還對難民毫無正當理由的惡語相加（而且如果有利益沖突尚可理解，然而難民和他們無冤無仇啊，何況別人救助難民也不需要他們付出什麼代價），激烈反對救助難民的各種政策，還崇拜那些驅逐難民、欺壓弱勢的政治強人和野心家，侮辱和誹謗熱心幫助難民及各種弱勢群體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香臭不分，甚至以臭為香、以香為臭，實在令人感到惡心。

這樣的心態形成有許多原因，篇幅問題在此就不展開細說了。但是無論因何原因，這樣對待難民及評論涉難民問題，都是非常錯誤的，顯示出他們素質非常低下、喪失了即便普通人都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不知道那些積極幫助中國自由派人士尤其被迫害的人權鬥士的外國友人，看到他們所幫助的人居然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言行，會多麼驚詫和心寒。

如果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不能在例如難民與移民問題、女權問題、身心殘障者權利問題、LGBT權利問題、動物保護問題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主流觀點看齊（並不是說和最激進觀點看齊，而是說與積極但溫和的相關主張看齊），那這些人永遠只是「在野共」而已。或者說，他們只懂得自由，不懂得平等和博愛。他們追求的「自由」，也只是某一個群體和階級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全民全國全人類全地球共同的自由，甚至他們希望以毀損他者的權利與自由以實現自己的權利與自由。這樣的自由派，背棄了啟蒙運動先賢和革命先驅強調的博愛精神，對自由精神也只是一知半解或故意選擇性利用，是魯迅先生說的「柿油派」。如果中國未來被這種狹隘自由主義主導，那麼那時只有部分民主自由、只有部分人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也只不過是一半文明一半野蠻的革命半成品。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的基本屬性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20年中國SPI各項目具體分數及排名

本文是圍繞著SPI進行探討的，因此我首先將中國在2020年SPI中各項指標的具體得分及排名摘錄於此，而後再依據這些數字進行具體的分析和闡述。

該指數的三個維度（大項）分別為“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幸福的基礎（Foundations of Wellbeing）”、“機會（Opportunity）”。這三大項中，中國的得分和排名依次為82.93分、第81位；64.79分、第112位；50.63分、110位。

在“人類基本需求”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5個具體指標（小項）。

其中，“營養與基本醫療（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子項得分為95.85分，排世界第46位。

其所含各具體指標得分及排名如下：

“營養不良比率（Undernourishment）”：2.5分（分數相對越高說明該指標量越高/程度越深，下同。且不同項目賦分數值涵義不同（如有些“分數”是相關數據的比例、有些是總量、有些是數值、有些是指數）、同分數的權重也不同，不同項目間分數不能直接比較），第1位（名次越靠前說明該項表現越好，有些名次是並列，下同）；“傳染病死亡率（Deaths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20.62分，第37位；“兒童發育遲緩率（Child stunting）：10.29分，第76位；“兒童死亡率（Child mortality rate）”：13.21分，第45位；“孕產婦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8.60分，第60位。

“水與衛生系統（Water and Sanitation）”子項：87.65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不安全的水、衛生設施及其衛生問題導致的死亡率（Un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attributable deaths）”：0.60分，第51位；“使用不安全或未經處理水源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water sources）”：17.39分，第79位；“使用不安全的或未經改良衛生設施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sanitation）”：22.43分，第95位。

“居所（Shelter）”子項，82.73分，第10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清潔燃料和環保烹飪技術使用比率（Usage of clean fuels and technology for cooking）”：64分，第112位；“通電比率（Access to electricity）：100分，第1位；“可歸因於室內空氣污染的致死率（Household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52.76分，第104位。

“個人安全（Personal safety）”子項，65.46分，98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交通事故死亡率（Traffic deaths)”:15分，第95位；“政治殺戮和酷刑（Political killings and torture）”：0.42分，第135位；“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4.00分，第88位；“謀殺率（Homicide Rate）”：0.53分，第16位。

在“幸福的基礎”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7個具體指標。

“獲得基本知識”子項，82.90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接受優質教育（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1.57分，第109位；“未入學婦女（Women with no schooling）”：0.01分，第66位；“中等教育中的性別平等（Gender parity in secondary attainment）”：0.09分，第91位；“小學入學率（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無數據；“中學畢業率（Secondary school attainment）”：78.60分，第63位。

“獲取信息和通信（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子項，71.61分，第82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使用在線治理（Access to online governance）”：0.96分，第9位；“媒體審查（Media censorship）”：0.28分，第159位；“互聯網使用者比率（Internet users）”：54.30分，106位；“移動電話普及比率（Mobile telephone subscriptions）”：115.53分，第1位。

“衛生與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子項，65.77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獲得優質醫療保健（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1.39分，第120位；“獲得基本醫療服務（Access to essential services）”：81.60分，第45位；“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比率（Premature deaths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328.76分，第71位；“60歲時的預期壽命年限（Life expectancy at 60）”：21.04分，第74位。

“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子項，38.89分，第180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Greenhouse gas emissions）”：13000.00分，第189位；“顆粒物問題（Particulate matter）”：52.06分，第165位；“生物群落保護（Biome protection）”：0.79分，第79位；“可歸因於室外空氣污染的致死率（Outdoor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49.37分，第163位。

在“機會”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8個具體指標。

“個人權利”子項，29.21分，第162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1.00分，第186位；“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0.11分，第164位；“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0.24分，第170位；“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0.47分，第121位；“女性財產權（Property rights for women）”：3.52分，第132位。

“個人自由與選擇權（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子項，71.55分，第58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脆弱性就業比率（vulnerable employment）”：45.38分，第107位；“腐敗（Corruption）”：41.00分，第79位；

“早婚比率（Early marriage）”：3.02分，第45位；“避孕需求的滿意度（Satisfied demand for contraception）”：91.20分，第1位。

“包容性（Inclusiveness）”子項，27.79分，第14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oeconomic position）：1.44分，第128位；“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al group）”：0.67分，第156位；“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gender）”：1.32分，第140位；“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minorities）：7.40分，第122位；“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Acceptance of gays and lesbians）”：0.20分，第83位。

“接受高等教育”子項，73.96分，第3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優質大學加權指數（Quality weighted universities）”：521.00分，第2位；“可引用文章（Citable documents）”：0.48分，第65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婦女比率（Women with advanced education）”：0.70分，第70位；“職業教育年限（Years of tertiary schooling）”：2.51分，第60位。

在該機構官網頁面上與SPI壹同展示的，還有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ppp，即購買力平價，非為常用的以國際匯率為參照指標），為16117美元，排世界第68位。而中國SPI第100位的排名，與此有明顯的落差。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進步程度，是明顯不及中國人均GDP即經濟發展水平、平均的物質繁榮程度的。

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高覆蓋、低質量、不均衡

SPI中的第壹個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某種程度就是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覆蓋程度及質量的評價。而後兩個維度中關於教育、醫療（非基底性）等方面的數據，雖也可歸於公共服務範疇，但由於相對更為重要和特殊，將在後面單獨列舉和分析。本章僅就第壹個維度中的各項數據及第二個維度“幸福的基礎”中個別相關數據進行解析和評論。

“營養與基本醫療（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

根據前述數據，在“營養和基本醫療”的方面，中國處於中等偏上水平。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而建國後也對農業高度重視。雖然在1950年代中後期至文革結束這段時間內，中國農業因政治因素遭到巨大破壞，國民基本的食物供給出現嚴重短缺。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業迅速恢覆和發展。尤其在袁隆平等學者做出開創性成果後，中國農業從數量到質量都取得了真正的“躍進”。

中共政權早年的革命鬥爭及後來的政權建設，都非常依賴農村、農民。長期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穩定與否，極大影響著中共統治。因此，中共對“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相當重視（當然這種重視並不代表將農民利益放在第壹位，更多是依賴和利用“三農”），每年均下發大量文件、出台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糧食和經濟作物產量也得到保障。當然，中共政權對農民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剝削是沈重的，壓的農民難以喘息。甚至可以說，建國後至今，中國城市居民得到較好的營養供應（包括饑荒時代寧可讓農民餓死也保障城市“定量戶”口糧，票證制度對城市居民的偏袒），正是以犧牲農民階級利益為代價換來的。而如《中國農民調查》和《淮河的警告》等知名調查報告，也將改革開放後許多年來農民的苦況做了詳細調查、描述，對“三農”所涉的問題做了尖銳的剖析，為改革農村醜惡現實和改善農民生存狀況發出了真誠的呼籲。

但僅就農業生產的效率，尤其對城鎮人口的糧食供給方面，中共政權做的很是成功，哪怕這些成就是建立在城鄉“剪刀差”、曾長期實行的強制征糧和課稅等對農民殘酷剝削之上的。而且，自胡溫時期取消農業稅、發放種糧補貼、推動農業保險覆蓋以來，農民生存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種植和養殖積極性都有所提高。此外，政府通過大量購買糧食進行儲備和糧食緊張時投放儲備糧平抑糧價等措施，也保障了糧食的相對低價和穩定供給。

因此，中國人的營養不良比率很低，還排到了世界第壹位（雖然是與許多發達國家並列，而非唯壹第壹）。而相對充足穩定的糧食供應，自然也降低了兒童發育遲緩、因饑餓夭折的情況。不考慮其他而僅就保障“吃得飽”方面，中國比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及部分發達國家都要成功。當然，這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如中國的城市流浪人口、長期失業流動人口極少等。這就涉及到戶籍制度和維穩體制等更多問題，我會在後文詳細分析。

但在“兒童發育遲緩率”上，中國僅排在世界第76位，屬於中間水平。這說明中國對於少年兒童的營養供應存在明顯不足。與極低的“營養不良率”比起來，“兒童發育遲緩率”較高，凸顯了營養供應質量的相對差劣。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各地區和城鄉發展不均衡，各階層收入差距大，自然在兒童營養供應上存在差異。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居住、中產以上階層居民的子女，幾乎完全沒有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的情況（除非有特殊疾病）。

發育遲緩及營養不良主要集中在本應是糧食產地的農村。有些農村地區是地理環境如山區地帶不宜種植糧食作物造成貧困和缺糧，還有的則就是城鄉差距、地域差距、階層差距以及社會保障水平低下導致。10.29分（10.29%兒童存在發育遲緩情況）、居世界第76位，只是中國整體的、平均的情況。顯然，在貧困落後地區，兒童發育遲緩及營養不良問題遠比平均情況糟糕。這即是中國資源配置和相應保障不均衡的壹個例子，但SPI並未將這種國家內部營養供給的不均衡直接描述出來。

“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和“傳染病死亡率”反映的是最基礎的醫療衛生條件。在這兩項上中國都居於中等偏上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則名列前茅。這說明了中國在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自從建國後帶有政治色彩的“愛國衛生運動”以來，中共政權就逐步建立了低質量但高覆蓋面的醫療衛生系統。雖然這個系統質量堪憂（如改開前乃至直到20世紀末的農村醫療系統中，是由大量缺乏系統教育和專業訓練的“赤腳醫生”擔當重任），但至少是“從無到有”，實現了全國範圍、深入鄉村的廣泛覆蓋。得益於近現代以來世界範圍內醫療衛生技術的巨大進步，以及中共政權對基層細密的滲入，建國至今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建立了可以“救命”的醫療系統。這其中也包括針對常見傳染病的預防系統。

固然這樣的醫療系統是“廣而薄”的，落後地區的醫療無法治療疑難雜癥，日常醫療的質量也堪憂，但足以將建國前醫療技術不發達、缺乏醫護情況下各種不治療可致死的“小病”治愈，也能相對及時的阻斷傳染病的大範圍傳播，大大減少死亡率。而現代醫療系統對於預防和治療流行性傳染病、兒童疾病，以及孕產婦生育安全方面，有著傳統醫療不可比擬的優勢（如婦產科團隊即便接生和保育功底再差、設備再落後，也強於傳統的“接生婆”和極為粗陋的接生環境），經過壹定訓練的醫療團隊可以很容易的實現“保命”。

因此，中國的兒童和孕產婦死亡率遠低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共政權影響力向鄉鎮和村落下滲，也帶動了醫療等公共服務更深更廣的覆蓋，解決了最基礎的、需要壹定專業化門檻但技術要求不高的醫療需求。

而在“傳染病死亡率”方面中國表現的相對更好（排第37位，而“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分別排45位和60位），不僅有以上原因，還在於中共政權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和對人口流動的鉗制。在戶籍制度、公安系統的羅網下，加上強制收容等各種變相監禁手段，以及特殊時期采取的高壓管控、大規模的群眾防疫動員，足以將以人際感染為主要染病方式的傳染病迅速扼殺。

最近的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卻在首先爆發的中國幾乎絕跡，就是因為中國實行了幾乎所有國家都無法做到的徹底的、高強度的封城和隔離措施，生產生活停止，部分地區幾乎處於“休克”狀態。即便到了疫情被控制之後，中國依舊實行極為嚴厲的社會管制，如通過健康碼追蹤民眾行動軌跡、封閉大學校園等（雖然其他壹些國家和地區也有類似措施，但力度、密度均不及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是專制政權，這些隱私數據使用和強制管控缺乏透明度和監督，與民主體制下的相應措施不可等同視之），並有將疫情期間確立的管控機制和技術手段應用長期化的趨勢。而2010年代前，對麻風病與艾滋病的防治，也是將病人集體囚禁在封閉村落的方式實現的。改革開放以前，甚至存在政府主導的集體屠殺麻風病人的行為（在那時，即便不直接動手屠殺，也是讓他們與世隔絕自生自滅）。

也就是說，中國在防治傳染病方面的成功，是以犧牲公民個人權利和自由尤其自由遷徙權為代價的，反映了中國現行體制的極權主義特性。在壹些時期和壹些地點，壹部分防疫措施甚至是毫無人性的。這樣背景下防疫取得的相對成功，當然是不值得稱讚和效仿的，甚至許多措施是應被廢止、唾棄的。只有在集中優勢醫療資源撲滅疫情、動員民眾廣泛參與防疫、高密度檢測和系統性持續性診療、普及衛生防疫常識等方面，中國有可取之處。但從根本上，“中國式防疫”是弊大於利的。

“水與衛生系統（Water and Sanitation）”

在“水與衛生”這壹領域，中國排名第79位，處於中等略偏上的水準。但與營養供應問題類似，相關數據同樣未能反映中國城鄉、地域及階層間用水衛生方面的差距。中國的城市自來水供應系統較為發達，居民普遍也可得到純凈的生活用水。而在農村，使用清潔度差的水源，甚至使用井水和河湖水作為生活用水的情況依舊較多，其水質處理系統完善程度和處理質量均較城市和發達地區為差。不過，中國的水價還是較低的，民眾基本都能承受用水開支。

因此，中國居民用水及用水衛生問題，主要還是在於不同人群用水便宜度及水質的差距大，而不是整體或平均上落後。而SPI的數據未描述這種重要的國內差距，無法展示差距所反映的必需品供給質量的不平等現象，是很遺憾的。

“居所（Shelter）”

“居所”子項中，除了“通電”涉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其他兩項均是與環保有關的，在此不細述，留後與其他環保方面的指標數據壹起評論。

中國所有縣級行政單位均實現了通電，理論上電力服務覆蓋了100%的人口，與許多發達國家並列第壹，顯示了中國電力基礎設施的完善。中國的電力機構幾乎完全由國家掌控，“國家電網公司”及其在全國的分支擁有大量撥款和供電收入，還有“壹路綠燈”的政策支持，足以支撐其建立覆蓋全國包括偏遠地區的供電系統。這同樣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供電能力差（供電覆蓋範圍有限、經常拉閘限電、不堪負荷或因系統故障而停電等）形成鮮明對比，顯示了中國集權體制資源配置能力的強大。

但數據沒有告訴我們的是，中國電力系統腐敗和利益分贓嚴重，從最上層控制電力系統的李鵬家族，到各省、市、縣電業機構的官員和職工，都是中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有著比普通民眾優越的多的收入、工作條件、社會保障和生活福利。中國電力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就背後，是嚴重的制度性腐敗、官僚資本對資源性產業的壟斷，以及大量德才不配位、坐享福利、收入與付出不相匹配的利益集團的形成、占有、控制及代際傳承。

電力系統與醫療、煙草、鐵路、石油等行業所屬的國家機構及成員壹樣，是中國“體制內”的組成部分，在支撐國家發展建設、為國民提供壹定服務的同時，攫取了巨量的、遠超其應得的利益，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和政策傾斜，其成員是中共政權的受益者和擁護者，其收入是維系政權存續的重要資金來源。這些名義上是“國有”、“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已將理論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資產和收益據為己有，是對“社會主義”的巨大諷刺。

至於涉及居所空氣質量的數據，我個人認為相對於房價、周邊治安乃至物業服務等對中國民眾更急迫的問題，並不很重要。當然SPI將“居所”的三個指標中兩個都和環境掛鉤，說明發達國家的專家學者更看重自然環境宜居問題。而就我看來，中國民眾更憂慮於房價過高及鄰里素質低等人文環境差劣等問題。在連買房都困難的情況下，室內空氣質量之類並不會是多數國人關心的重點，或者說只是精英階層才很在乎的“貴族指數”。

SPI未在“居所”項目中包含房價（尤其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擁有自住房比例）和人文環境，不得不說是壹個重大缺憾，也讓“居所”的評分難以充分反映中國民眾在住房方面的實際困難。即便如此，“居所”方面中國以82.73分只排108位，若加上房價等因素，中國的排位將更靠後。

值得壹提的是，“Shelter”還有“庇護所”、“避難所”、“遮蓋處”的含義。既然SPI在該項命名上不使用“Housing”而使用“Shelter”，理應考慮到關於家暴受害者、流浪者、其他特殊原因失去家園者的庇護場所/臨居地點的有無及環境好壞，但SPI卻未收錄相關數據，令我不解。或許“Shelter”在此表達的並非我所理解的意思，但我還是希望SPI能關注到我所說的方面。我之所以關注中國的“庇護所”等問題，也是因為中國在弱勢群體保護方面非常落後，與西方發達的庇護機制相比，中國的庇護機構屈指可數，如家暴受害者等弱勢群體常年處於傷害和危險之中。這是國際社會應該關注的、不應遺忘的。

“個人安全（Personal Safety）”

“個人安全”方面，中國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處於國際中遊，治安處於中等偏上，涉政治的酷刑情況則相當嚴重。

與中國道路交通網絡迅速發展同步的，是中國交通事故的數量及死傷人數的不斷攀升。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平均每年有7萬人左右死於交通事故。而世衛組織等國際機構則認為，中國每年有超過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而根據得分表示的死亡率乘以中國人口計算可知，SPI采用的是世衛組織等國外機構的數據。根據中外數據統計的口徑差別（中國官方使用交管部門的統計，國際上則采用醫療機構所認定死於交通事故人數的統計）及中國官方數據可信度的低下，顯然SPI采用的數據是更接近真實的。

這說明中國道路交通安全問題還很嚴峻，交通環境建設和安全治理還需要加大投入和制度性改革。相對於對罰款和交通管制的熱衷，交管機構在預防交通事故方面所做的是不足的。而中國官方數據與國際機構數據的巨大落差，則反映了中國統計領域普遍存在的人為幹預、瞞報少報負面數據、為政績和面子不惜弄虛作假等情況，說明了中國官方部分統計數據的不可信。具體到交通方面，由於交通管理機構為政績和私利，以及瀆職等，瞞報、少報、漏報交通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在中國各地和各層級均普遍存在。

此外，如近幾年“壹刀切”式禁止電動車的行政手段，雖然壹定程度減少了交通事故的發生，讓各城市道路上看起來更幹凈、有序，卻造成平民百姓出行的極大不便。這是壹種變相的“懶政”行為，再次體現了專制政權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忽視缺乏話語權的平民利益、漠視覆雜民情的政策特性。這並非是說政府怎麽做都是錯的，而是強調政府決策必須兼顧各方利益，在解決或緩解問題時要統籌兼顧，在不犧牲其中壹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實現人民整體上利益的最大化。這也不是在為難政府和管理人員，這些難題本就是壹個合格政府理應合理對待的；對於民眾的苦衷，“食民之祿”的公務員們也是有責任傾聽、妥善解決的。

中國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和比率，說明中國交通安全管理和服務與發達的交通網絡（如較高的道路質量）不相稱，改善交通安全十分重要和急迫，關系到億萬國人的生命和健康，涉及數十萬人的生死和殘疾與否。不容樂觀的數據和排名，也說明了中國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包括安全系統在內的配套保障等“軟件”還明顯不足。

“犯罪感知”和“謀殺率”則都可以歸於社會治安領域。這是本文中重點論述的壹個部分。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關於社會治安領域具體指標的排名，有著明顯差異。“犯罪感知”排名世界第88位，只是中間水平；而“謀殺率”則是10萬人中僅0.53起，只有15個國家好於中國。這說明了中國在打擊命案和壹般犯罪上，有著非常不同的態度和力度。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嚴打”中，對於涉嫌殺人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從快從重處理，且大多數均被判處死刑。即便到了21世紀，還有“命案必破”原則及對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限期破案”等要求，同樣對公安機關偵破命案施加了巨大壓力，促使警方集中資源優先偵破命案，並不惜影響其他非命案的處置。這固然嚴厲打擊了致人死命的惡性犯罪，形成的震懾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命案發生率，但導致刑訊逼供的泛濫，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前些年平反的如呼格吉勒圖案，以及前不久才曝出的張玉環案，都是這種矯枉過正、“用力過猛”處置命案造成的惡果。換句話說，中國的低謀殺率壹定程度是建立在擠占其他案件資源、不惜刑訊逼供和“疑罪從有”的情況下實現的。這樣換來的可與瑞士等國媲美的低謀殺率是否值得，是相當有爭議的。

另壹個關於社會治安的數據“犯罪感知（指數）”，則反映了中國治安情況的覆雜。值得說明的是，SPI在評價各國犯罪嚴重程度方面，並未使用“犯罪率（Crime Rate）”這壹指標，而是以“犯罪感知（指數）”代替。這或許和“犯罪率”在各國都不易統計，且各國犯罪標準及立案比率不同，以及統計數據往往多有遺漏等原因有很大關系。

而SPI不采用“犯罪率”作為評價中國社會治安的標準，就更是合理的選擇了。因為中國官方不僅對犯罪率諱莫如深，不願向國際上公開犯罪率，各地有關罪案的統計也存在各種貓膩。據疑似為對公安系統內部很知情者的說法，中國存在報案率低、公安機關立案不實（如“不破不立”、“難案不立”、“立案不準”、“已破不立”、“低估低立”）及造成的“犯罪黑數大”等問題。而中國專制政權公信力的低下和營造“和諧社會”的需要，更讓官方統計的犯罪數據不可相信。即便國際組織通過各種途徑拿到了中國官方的犯罪統計數據，也必然是經過層層修飾的。因此，SPI采用“犯罪感知（指數）”代替犯罪率，更利於評估中國真實的治安狀況。

在分析SPI的“犯罪感知（指數）”之前，首先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治安歷史及現狀做個簡單梳理。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於文革結束、百廢待興，社會管制又較此前松弛許多，以及經濟發展的副作用，社會治安壹度嚴重惡化，殺人、強奸、綁架、搶劫、偷盜等犯罪異常猖獗。因此就有了後來的“嚴打”運動。但由於社會矛盾的尖銳及那時刑偵手段的落後，即便在高強度嚴打下，犯罪率仍居高不下。直到21世紀初，惡性刑事犯罪才在高壓下由高峰下落。在打擊犯罪的過程中，“收容遣送”、“勞動教養”、“被精神病”等法外手段被大規模使用，數以百萬計人員受害，如孫志剛、唐慧、王靜梅（楊佳之母）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已。

而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至今，中國公共場所的治安狀況得到了急劇的改善。這是由兩個原因決定的。第壹是中共政權強化了維穩體制，為維持社會穩定和爭取民心以提高統治合法性，對如“兩搶壹盜”等明面上的刑事犯罪進行了高強度的打擊，並建立了高密度的安檢系統，以及在正式武裝力量之外聘用了大量社會人員無孔不入的維穩維安（這壹點在北京最為突出）。第二個原因，則是視訊與互聯網科技的爆炸式發展、普及成本的大大降低，以及所伴隨的刑偵技術的突飛猛進。近些年來，中國建立了覆蓋大中小各級城市的“天網”系統，在農村也推進了所謂“明亮工程”，利用監控攝像頭及互聯網大數據，對民眾的出行、住宿、通訊、購物、理財等工作和生活的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實現了全方位監控，實現了古今中外都未做到的高壓管控。得到大數據的加持，極權主義名副其實。

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徹底改變了社會治安管理的面貌。在以前，許多搶劫、殺人案件長年無法破獲，而如今則往往僅需數天甚至數小時即可告破，嫌疑人也幾乎100%難逃法網。因此，惡性治安案件呈直線下降。至於偷盜，雖然仍廣泛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等人員密集場所，但偷盜難度已大大增加，破案難度則大大減小，大件物品的盜竊更是急劇減少。此外，移動支付也讓搶劫和偷盜變得非常困難和面臨更大風險。

根據蓋洛普10月27日發布的《全球法治》報告中的民調，中國的治安良好程度以94分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土庫曼斯坦。（民調中的問卷共提出四道問題：對居住地的警方是否有信心、晚上獨自行走是否覺得安全、過去壹年自己或家人是否遭竊，以及過去壹年是否曾被襲擊或打搶）。

但互聯網、大數據、刑偵、安檢等技術在全球都迅猛發展，為何中國的治安得到改善更多呢？這關鍵在於專制的中國可以完全不考慮個人隱私權，不必面臨侵犯公民隱私與自由導致的抗議和法律挑戰。在美歐等國，警察和情報機構也希望通過加強安檢措施、廣布監控探頭、采集大數據監控個人行為軌跡等方式打擊犯罪、強化治安，卻遭到國民的激烈抵制，壹些公民組織就此進行了激烈抗議，並通過訴諸法律等方式，迫使警察和情報機構放棄這些侵權措施，安檢系統從未能夠達到中國這樣的範圍和密度，壹些已布置的監控系統不得不拆除，已實行的數據采集也被迫中止。雖然這些反抗並未完全阻止公權力機構使用現代技術加強治安管控和情報搜集，但至少讓政府不敢明目張膽的利用科技擴展權力觸角，不能毫無顧忌的利用大數據侵入公民的隱私範圍。

然而在中國，則完全沒有這樣的反對力量。壹方面是國民的權利和隱私意識不足，抱著“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的心態，對安檢的冒犯性無感，也不在乎被監控，甚至還覺得這樣更安全。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眾根本無力抗拒官方推動的監控措施。

如今的中國是世界上罕見的高度極權國家，帶有政治性質的遊行示威會被扼殺於萌芽之中，而公民組織沒有任何存活的空間，更無力挑戰政權的決策。壹盤散沙的民眾除了發些牢騷外，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而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同樣不可能像西方那樣通過法律途徑捍衛隱私權利。因此，中共推行的壹系列旨在建立“大數據極權”的措施，沒有遇到任何實際的阻力，也沒有任何來自政權之外的監督和約束，數字化監控體系得以肆無忌憚、無止境的擴張。這反過來又強化了政權對民眾的管控和威嚇能力、使民眾無力感更深，更難挑戰大數據極權政策的推行，形成惡性循環。

但即便如此，中國的“犯罪感知（指數）”還是達到了4分（0分為最低，5分最高），居世界第88位。這是因為，“犯罪感知”的定義為“對國內安保程度以及其他公民可以信任的程度的評估（An 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domestic security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other citizens can be trusted.） ”不得不說，這樣的定義的很巧妙的，比簡單比較治安水平，更能人性化的、去表層化的反映社會安定和諧的程度。

如前所述，中國利用廣設安檢、密布監控攝像頭和肆意收集分析大數據，以高壓穩控、維持治安，安保程度自然屬於高警戒水準。中共政權以戶籍制度和網格化管理為基礎、由基層派出所到公安機關為主力、黑暗的司法和獄政系統為支撐、武警和軍隊為後盾而建立的社會管制體系，組成了環環相扣、密不透風的“警察國家”。顯然，其社會表層的相對安定是以嚴酷的壓制實現的，是通過“弱民”、“辱民”等方式做到的，而非通過實現民主法治、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公平、發展和改革教育、允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方式自然而然地降低犯罪率。

無論通過媒體了解還是個體感受，都可以感到國人之間是嚴重缺乏互信的，“老人摔倒不敢扶”僅僅是相對最明顯、突出的例子罷了。而依靠高壓極權、大數據監控，以及如“菜刀實名制”等極端管控措施（甚至在新疆等地，還有“白糖實名制”措施以防止利用白糖制造炸藥），，是換不到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相反，中共政權通過強化暴力機器和使用侵入式手段維持治安，剝奪人民壹切表達不滿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民眾互信程度的低下。極權高壓可以讓社會表面上和諧安寧，營造壹種亦真亦幻的安全感，卻無法消除制度黑暗和結構性不公帶來相互嫉恨、沖突、猜疑和欺騙，以及導致的互不信任和人心敗壞，還使得人民更為壓抑和沈淪，社會問題更無法得到發現、討論和解決。

何況，中國的大數據和監控體系主要用於維穩目的，在處理治安及維護人權方面，反而故意限縮相關功能的應用。例如在中國，發生壹些具有爭議的案件後，總是發生“監控壞了”的情況，事實上並非真的監控壞了，而是公檢法方面出於包庇犯罪者、避免形成負面社會影響有害於穩定等目的，而有意銷毀或藏匿監控錄像、拒絕調取大數據。例如在“人大雷洋案”、“豐縣李秀娟案”中，作為證明警方施暴的重要證據執法記錄儀的實時錄像均缺失。而對於各種偷盜、人肉搜索、互聯網上侮辱誹謗等，官方也拒絕使用大數據進行調查和打擊，與針對“誹謗領導人”及“辱罵民警”時的迅速出擊、嚴厲處罰，形成鮮明對比。換句話說，中國的監控錄像和大數據系統在很多時候是無助於社會治安甚至有害於執法公平的。這種選擇性執法，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和弱勢民眾的不安全感。

這樣壹個安保嚴酷、缺乏互信、總是選擇性執法的國家，即便表層的治安環境要明顯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其“犯罪感知（指數）”排名依舊靠後，也就不奇怪了。

事實上，中國的治安環境還有更加令人不安的壹面。相對於公共空間治安的相對良好，單位的、個人的、私密的環境中各類犯罪包括暴力行為是嚴重缺乏法律介入的。例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壹套完善的反家庭暴力（這里的“家庭暴力”不止包括夫妻之間的暴力，還包括虐待老人、虐待兒童、虐待殘疾親屬等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暴力；不僅包括直接的肢體攻擊，還包括長期辱罵、精神控制、餓飯、剝奪財產使用權等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冷暴力）體系。在發達國家，對家暴者的懲罰與受害者的保護機制更是非常成熟。而在中國，絕大多數家庭暴力案例均未進入法律程序，常年遭受家暴者不計其數。雖然中國近年也在建立反家暴機制，如實行“人身保護令”和設立家暴庇護機構等。但相對於四分之壹的家庭存在家暴的比例與巨大的總量，得到法律保護和獲得救濟的人微乎其微。

同樣，如鄰里沖突、職場暴力、熟人性侵、校園暴力、虐待動物等較封閉空間的違法犯罪，都是中國治安的“黑數”。顯然，無論發生在公共空間還是私密環境，同樣是對個體的傷害，同樣是違法犯罪行為。而且，非公共空間的傷害行為往往更加持久、惡劣，受害者更為無助，遭受更大的身心痛苦。可是，中國的公檢法等機構在為保持表面安定的需要，而大力打擊發生於公共空間的犯罪時，卻嚴重忽視較封閉環境、私密空間的暴力行為，毫不顧及更加弱勢的受害者權利。每當在公共場域發生刑事案件甚至僅僅是治安案件時，公安系統和各路媒體都爭相通報相關信息，全縣、全市乃至全國皆知，警方也會快速偵破。但到了私密空間的暴力時，即便對當事人傷害遠大於公共空間的治安案件，也得不到警方足夠的重視，社會更是會忽略這些隱秘的悲劇。這也塑造了國民敏感於公共安全、麻木於非公共領域犯罪的心理特征。（誠然，各國都存在重公共案件輕私密暴力的情況，但中國顯然尤為嚴重，重表層治安而輕真正全方位個人安全的情況尤其突出）甚至，中共政權和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出於維穩需要，還故意放任非公共空間的暴力行為，作為社會發泄、抒壓手段，用心陰險惡毒。如在動物保護方面，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大多數國家，迄今未制定反虐待動物的法律法令，再惡毒的虐待動物行為都無法入刑。在中國的“知乎”等既得利益者聚集的互聯網平台上，其輿論普遍反對立法懲處如虐貓等殘忍行為，對主張立法保護動物免受虐待者極盡侮辱謾罵。他們字里行間都在表達著希望允許虐待動物以釋放社會戾氣、緩解社會矛盾的扭曲心態。而虐貓群體甚至結成團夥，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對曝光虐貓者的動物保護人士進行網絡暴力，猖狂之極。

窺斑知豹，中國虐待動物行為的普遍和猖獗，以及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對動物保護的輿論現實，也側面說明了中國社會不公造成的黑暗與壓抑已達到何種程度、人心敗壞到多麽惡劣的地步。只有骯臟和敗壞到喪心病狂的社會，才會出現數量如此之多的國民（而且辯護者多為精英階層成員。相反，平民大眾倒是對虐待動物有樸素的憤怒。這從知乎和微博對虐待動物事件的不同輿論風向就能看出來），千方百計、處心積慮、“苦口婆心”、歇斯底里的為虐待動物辯護、反對立法保護動物。

中國針對非暴力性的犯罪更是存在執法不嚴、不公。如對互聯網上的詐騙、誹謗等違法犯罪行為，極少予以追查和懲辦。而對於公務員、企業主、白領階層的職務犯罪，更是存在普遍性的“放水”和選擇性執法，法律很多時候就是壹紙空文，只是偶爾拿來懲罰“不聽話”者的整人工具而已。這與發達國家執法嚴明形成鮮明對比。通過這些手段壓低犯罪率、制造“和諧”的社會觀感，是各國專制政權慣用的伎倆，中國也不例外。

與暴力犯罪對比，中國對非暴力但實際危害更大的犯罪懲罰量刑畸輕。相對於搶劫等刑事犯罪的處罰，官員貪污受賄的處罰明顯較輕（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對於搶劫等犯罪量刑極重）。如多個案例說明，對於僅搶劫數百元的行為，往往都會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貪污受賄高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才會判處同樣的刑期。如2019年江蘇儀征壹起搶劫案，外賣小哥搶劫520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李士祥受賄8819萬元，同樣被判十年。即便公開在媒體上的類似判罰，就不勝枚舉，更不消說未被媒體披露但如山堆積的類似案例。中國司法體制對百姓的苛酷、對官員的寬容，可見壹斑。

此外，無論對於暴力犯罪還是非暴力犯罪、公共場域犯罪還是私人場所犯罪，執法和司法不公都是極為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公安、司法系統到處是利益勾兌，本是最應有公平正義的地方暗無天日，執法不公、司法腐敗，都極大侵蝕著真正的安定祥和。沒有公正，穩定就沒有意義，甚至後者起到了掩蓋醜惡的作用。執法與司法不公，遠比社會治安本身更需關注和改變。

中國治安領域還有壹個更具爭議、對民眾影響十分重大的問題，即黑惡勢力/黑社會問題。誠然，黑惡勢力/黑社會/幫派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治安問題，對民眾造成嚴重的身心威脅、危害。但中國的黑惡勢力與專制體制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而微妙，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也有著更為獨特的影響。

壹方面，中共政權為鞏固統治、壟斷權力，以及爭取民心，對黑惡勢力采取高壓態勢，經常發動“掃黑除惡”行動，也的確取得了壹些成果。至少在表層上，中國比拉美、中東、非洲等地黑社會大庭廣眾肆無忌憚搶劫、殺人、販毒的惡劣狀況要好的多，民眾也有更高安全感。但另壹方面，則是黑惡勢力與各地政府、權貴乃至整個體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錯綜覆雜的利益關系。雖然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官黑勾結，但如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情形普遍更為嚴重和缺乏曝光與制約。

從雇傭黑惡勢力恐嚇異見人士、迫害上訪人員，到官黑勾結謀取多種利益，再到基層派出所與地方幫派的曖昧關系，黑惡勢力與體制、“白道”上的既得利益群體聯系緊密，成為中國維穩體制、專制體制乃至整個社會運轉的組成部分。而“打黑除惡”後黑惡勢力“春風吹又生”，“年年打黑年年黑”甚至“越打越黑”，就反映了黑惡勢力保護傘的強大、與現行體制剪不斷理還亂的覆雜現實。

因此，中國的黑惡勢力對治安的危害，既有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顯性酷烈度為輕的壹面，又有官黑勾結更深及體制依附性更強的另壹面，民眾在涉黑涉惡問題上的犯罪感知也應處於中遊。

總之，中國治安體系表現為各種形式的不平衡不公正、以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為優先而輕忽個人權利與尊嚴的保護、以高壓和極端及侵入式手段維穩、選擇性執法、重表面輕里層、重公共安全輕個人權利、重打擊暴力犯罪輕忽非暴力犯罪、罪與刑不對等（量刑畸重或畸輕）、有罪不罰情況普遍、重懲罰輕教化、執法與司法不公及不透明等。這些無法直觀的反映在SPI的“犯罪感知”指標得分中，但比整體的安全度感知及治安狀況更值得了解和關注，並促使對這樣惡劣現狀的改變。

“政治殺戮和酷刑”這壹指標，是第壹個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中唯壹直接涉及政治的。中國以0.42分僅排名135位，也是第壹個維度各指標中排名最低的，足見中國政治壓迫遠比經濟與社會狀況惡劣。

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政治殺戮”是極少見的，但“政治酷刑”案例卻眾多且情形嚴重。不同於俄羅斯普京政權對極具威脅的反對派人士頻繁進行暗殺，也不像盛行於中東、南亞等動蕩地區的政治殺戮、涉及民族與宗教的政治性仇殺，中國在國內大多數地區（新疆除外）采用的是以拘禁、軟禁、監視等手段為主的政治迫害措施，很少直接致人死命。

這並不是中共政權比其他國家的專制政權或宗教極端勢力寬容溫和。相反，正是中共有著絕對的社會控制力，可以以多種方式限制個人自由，不需直接殺害即可令反抗者在公共場域包括互聯網空間徹底銷聲匿跡、喪失影響。

以俄羅斯為例，俄雖為威權國家（某種程度也可以認為是專制國家），但有壹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國民可以示威遊行、結社抗爭，反對派人物也有很大活動空間。即便被拘捕，他們的支持者也可以通過相對自由的媒體和自媒體發聲聲援，甚至將其在獄中的言論播散出來。而且，普京政權無力完全限制反對派人士的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因此，面對壹些聲望卓著的反對派領導人，或挖出政權巨大“黑料”的記者，只能采取暗殺以肉體消滅。

而中國與俄羅斯等國不同，如今公民組織沒有任何生存空間，傳媒也都在政權控制之下，反對派人士、維權人士能動性十分有限，根本難以形成大的聲勢、引起廣泛呼應。同時中國又有著堪稱世界上最嚴密的監控與監禁體系，完全可以在不“肉體消滅”的情況下，實現“毀聲滅跡”或將其影響削弱到忽略不計的程度。此外，如此密不透風的極權下，也沒有哪個反對派人士的影響力和威脅性值得政權必須去殺掉。當壹切都扼殺在搖籃里，抗爭者沒有多少閃轉騰挪的余地，局勢沒有“失控”的危險，自然不需要實施容易引起國際注目、可能導致國內某些圈子騷動的暗殺了。顯然，鮮少殺戮不僅不能說明中共仁慈，反而說明了極權空前強大、可將國民完全操弄於股掌之中。

關於中國的“政治酷刑”，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維權律師群體所受的各種酷刑。包括“709大抓捕”在內，王全璋、余文生、江天勇、李和平等律師均遭受殘酷折磨。而早前已被捕的高智晟律師更是被曝出遭受電擊和竹簽捅生殖器等殘酷刑罰，雖壹度獲釋，如今又下落不明。而還有人數更多的普通上訪者、維權者，遭到地方政府長期騷擾、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官方雇傭的黑惡勢力綁架、毆打，甚至性侵。而中國的政治犯在監獄服刑期間，普遍飽受殘酷的監獄環境折磨。這些都可以歸於“政治酷刑”中。

“政治酷刑”的危害不僅在於對當事人的傷害，還在於其制造的恐懼感對民眾參與政治的阻遏、對潛在維權者的震懾。而參與政治生活、維護個人和權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基本自由、基本需求。中共政權通過包括酷刑在內的各種手段，讓整個中國變成壹個政治無處不在，民眾卻無法自由自主參與政治的“政治監獄”，是剝奪公民生存和發展權的醜惡行徑。

“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維度分析綜述 綜上所述，中國在“人類基本需求”這壹維度總體表現尚可（尤其和後面要闡述的另兩個維度相比），以第81位勉強超過總共163個國家的排名中線。其中，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表現良好、基本公共服務和供給方面壹般，環境和安全方面較差，而涉及政治的指標非常糟糕。這即是中國在國民基本需求方面整體及各局部的表現。

但遺憾的是，“人類基本需求”中的各指標均未能反映出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資源的配置在國內不同階層、不同區域（尤其城鄉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和深刻的不平等。對於階層差距懸殊、城鄉和地域間差異明顯、存在“國家折疊”現狀的中國，SPI僅從全國整體和平均水平進行描摹，顯然是不足的、不能揭示中國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這壹極為重要的事實的。這殊為可惜。

即便如此，“人類基本需求”還是相對真實的反映了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在總體上的狀況、在世界上的水平及與其他國家的對比。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便在中國相對“擅長”的領域，也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教育、通訊、醫療與環境：有得有失、有成有敗

SPI的第二個維度“幸福的基礎”，涵蓋國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幾大方面，是中國民生狀況的寫照。相對於第壹個維度偏向於生存性的指標，本維度主要是對人類發展性需求的考察。

“獲取基本知識（Access to Basic Knowledge）”

在“獲得優質教育”方面，中國僅以1.57分排名第109位，或許會讓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在壹些人看來，中國的教育系統還是比較完善的，基礎教育覆蓋面廣、高等教育也算發達。

但SPI中“獲得優質教育”的定義是“高質量的基礎教育保障所有人，足以使他們能夠行使成年公民的基本權利”。換句話說，“優質教育”指的通過基礎教育，即足以培養能夠建立和參與公民社會、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現代公民，包括擁有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不僅僅只是學會識字、作文、算術、做工等工具性技能。

顯然，中國的基礎教育中，關於公民教育的方面基本是空白的。雖然小學的“社會”科和中學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有類似的意味，但無論內容還是教育形式都與民主國家真正的公民教育大相徑庭。進壹步說，中國的相關科目不僅沒有真正的教育學生行使公民權利，相反在不斷灌輸忠於中共政權、忠於“社會主義”制度、服從公權力機關的思想，進行洗腦教育、愚民教育。雖然中學教育中也有關於監督政府、行使公民政治參與權等內容，但都流於形式，普遍是“假大空”，且只是作為很次要的內容進行說教式宣傳。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實中相關參與的途徑不通，專制體制下民眾根本無法履行公民責任。社會現實是反民主的、禁錮公民的，沒有與現實的連接，又怎麽可能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呢？

此外，中國的教育還存在嚴重的應試化、功利化現象。中國自小學至高中的教育均以贏得高考勝利為核心目標，廣大師生長年累月陷於“做題競賽”之中，使教育喪失了其本來面目。即便到了大學，以應試和功利為目的的教與學，仍舊無處不在。這樣的教育下，培養出的是大量的“做題機器”和精致利己之徒，而非德才兼備的現代公民。

這也反襯出中國推行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實用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在另壹篇關於教育改革的文章中就提到，要在總體上改革教育的內容與形式，要加強人文素質、公民素質教育，尤其要強化法治教育，讓中學教育真正成為塑造學生、激勵學生、升華學生的手段，增強語文、思想政治等人文科目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學生分辨是非、認識世界上各種人和事情覆雜性的能力，培養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學生，讓他（她）們有愛心、同情心、同理心、正義感、責任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貧，敢於與惡勢力作鬥爭，成為真正的現代公民。讓公民教育取代愚民教育，讓通識性教育超越工具性教育，是中國未來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當然，這壹切在中共專制極權體制下，是無法實現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只有推翻專制，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之後，中國教育才能迎來轉機，實行徹底的大變革；民主體制建立之後，也必須要推動公民教育，才能鞏固和發展民主，讓公民們懂得如何參與民主、積極捍衛民主，主動而高效的維護公共利益、自身和他人的權利。

而在“未受過教育的婦女”指標上，中國排名第66位，高於多數國家，但也並不十分出色。中國在女性教育方面還是相對進步的，這得益於中國世俗主義的社會形態，以及建國後中共壹度大力推動的婦女解放運動。雖然近些年中國女性權利有退步趨勢，但當今中國婦女還是享受了前幾十年女性權利發展的余蔭。

而中國另壹個指標“中等教育中的性別均等”中排名第91位，低於前壹指標。也就是說，中國婦女雖然普遍接受了以識字為主的小學教育，卻在進壹步提升知識和技能的中學教育中落後於男性。這與中共政權並無直接關系，只是說明在中國社會中的重男輕女觀念影響著對不同性別子女的教育培養，對女性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視和投入不及男性。如果要說與體制相關的，那就是政權沒有做到在教育上對女性、女孩的足夠扶助。

SPI的“小學入學人數”缺乏數據，是令人意外的。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的數據並非空白，官方有相關信息公布。據中國教育部官網的《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全國擁有）普通小學16.01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9.65萬個；招生1869.04萬人；在校生10561.24萬人；畢業生1647.90萬人。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99.94%。”中共政權在這方面沒有造假的強烈動機，且與現實中許多人感受到的情況基本相符，因此數據應是可靠的。

根據以上數據，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的基礎，即小學教育領域，做的還很到位，基本實現了適齡孩子全部入學的要求，要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這僅僅是從數量和比例而言，並沒有體現小學教學的質量，更未描述不同小學之間師資、硬件、服務等教學環境和教學質量方面的差距。顯然，在北京朝陽、上海浦東就讀的小學生，和在中西部農村的小學生，所享有的教育質量是差距懸殊的，日常的課內外生活也是天壤之別的。這種差距，是遠大於多數國家內部存在的教育差距的。這既與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導致的各地發展水平迥異造成，也和政權資源配置不公、制造差別和放任差距有關。

而擁有中學程度學歷的，占適齡人口的78.60%，居世界第66位，同樣是劣於發達國家但好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與前述許多指標相同的問題是，該指標同樣沒能反映不同階層、城鄉、地域等異質群體所受中學教育質量的差距。簡單從入學比例看，中國的中學教育的確不算落後，但不同中學之間的質量天差地別，比小學之間的差異更大。由於中學涉及中考、高考，因此不同教學質量的學校對學生的前途有著巨大的差別化影響，關系到學生壹生的前途命運。即便在壹個城市、壹個縣城，不同中學之間的師資水準、教學水平、升學率、教育模式等，都差別巨大。這些中學及所屬學生當然不能等同為壹體來評斷。而SPI涉及教育的指標，均未能反映這種同級別教育中不同學校的巨大差異，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階層、家庭、城鄉、地域之間存在的教育鴻溝，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而且，即便考察總體的教育水平，簡單的以入學率/畢業率作為標準，也是失之偏頗的。因為這只能從數量上、名義上、表面上看到其教育的成就，卻無法從質量上、實質上、里層中評判這個國家/地區實際的教學水平和教育成果。而中國作為深受“斯大林體制”影響的國家，權力自上而下賜予而非自下而上授予，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往往只強調數字上的政績而忽視實實在在的成果，導致只重視數量卻輕視質量、在數字上弄虛作假等情況盛行。因此，中國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即便拋開存在的巨大內部差異，從總體上看也是很有水分的。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等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高等教育也有發展畸形的問題），例如教育工作人員的收入就遠低於醫療領域人員。這說明了中國體制缺乏對長遠益處的關注，社會急功近利，對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教育事業沒有真心的關注和扶植。相對於醫療領域瘋狂的“吸血”使醫療管理人員及醫護人員（尤其醫生，護士收入還差不少）賺的盆滿缽滿，大多數教師及其他教職工則較為清苦，有些甚至處於貧困狀態。這是不應該的，教師教書育人、責任重大，理應獲得豐厚的物質回報和更多尊重。如果壹個國家、社會及每個個人只討好急救者而輕視育人者，只知道肉體疼痛的煎熬而不在乎知識的貧乏和思想的空虛，是沒有靈魂和前途的。

當然，對中國教育做出這麽多批評，並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國在教育上的成就。如果只談工具性的教育，中國還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既然是評論，自然以批評為主。何況中國的教育存在系統性的、根本性的弊病，沒有起碼的教育自由和教育公平，其主流本來就是負面的，以批評為主是理所當然的。

“獲得信息和通訊（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在“使用在線治理”方面，中國以0.96分位居世界第9。它反映出的事實是兩面性的。壹方面，這說明中國政府在使用信息技術進行在線治理、推動電子政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另壹方面，卻可以透出大數據極權已發展到極高水平的可怕現實。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信息技術的使用方面，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已達到很高水平和覆蓋面。從民間是的網購、電子支付、外賣業務的高度發達，到官方電子政務的管理和服務系統的建設和普及，都超越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這與中國良好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非政治層面的互聯網生態較為寬松、社會對於信息化生活需求強烈等密切相關。

在電子政務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可以不計成本的投入，足以讓信息化治理得以迅速發展。而且，由於線下辦事程序繁瑣、官僚主義濃厚等帶來的極大不便，民眾也對電子政務有著強烈的需求。雖然事實上電子政務並未非常有效的改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下的各種“辦事難”現象，但至少對此有所緩解。相對於態度冰冷，甚至經常口出惡言、侮辱刁難的公務人員，民眾當然更喜歡和沒有感情但是至少不給自己臉色看的信息化顯示頁面打交道。

但正如前段所提到的，信息化並未真正解決中國民眾在與政府打交道時遇到的各種問題，電子政務也未充分替代線下辦事流程。大多數事情還是要親身的、多次的跑腿解決，辦事效率依舊低下。而那些需要找關系、走後門及其他受“潛規則”支配的事情，就更是電子政務無法解決的了。因此，中國的電子政務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它在技術上是領先的，但在實際應用時受制於官僚主義的大環境，不能全面發揮其相對優勢。

更令人擔憂的，是專制主義下政權以信息化的政務警務手段，加強社會管控，鞏固極權統治。在前文關於社會治安方面，已提及技術革新對於強化極權的重大作用。而電子政務、在線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對民主政權而言，提高的是為民服務的效率；對專制政權而言，增強的卻是肆虐暴政的能力。在缺乏監督和透明度的情況下，以互聯網為主要媒介的在線治理，很容易異化為大數據極權，信息技術加持的極權主義對公民的監視和控制無處不在，遠超歷朝歷代任何專制社會。所以，專制的中國在“在線治理”方面排名很高，從本質上看，不僅不是可喜可賀的，反而十分令人擔憂。

關於“媒體審查”，在中國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老生常談、已被反覆議論的問題。中國以0.28分（滿分4分）排名第159位。我未能查詢到該項排名總共包含多少個國家和地區，但根據“無國界記者”發布的2019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77位，位列倒數第四，僅高於土庫曼斯坦、朝鮮和厄立特里亞。據此推斷，SPI中“媒體審查”指標中，中國差不多也應是排名倒數的。換句話說，排除那些影響力很小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媒體審查最為嚴酷的國家。而“自由之家”在評估世界上65個國家的互聯網自由度（不包括朝鮮）後，在報告中指出，“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的審查制度更嚴格、更系統”。

自2013年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再到2016年《炎黃春秋》被停刊和“偷梁換柱”，中國的敢言媒體早已被“整頓”殆盡，輿論界萬馬齊喑。到2019年，中國已沒有了任何具獨立性的傳統媒體、規模化媒體。自媒體則同樣普遍受到嚴厲審查，且在審查機構“拉偏架”情況下，呈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態。除了部分低調委婉、借古諷今、借外喻中的隱晦批判，激烈的、正面的、直白的批判性言論基本已不覆存在，歌功頌德和選擇性發聲/沈默成為常態。

根據SPI“媒體審查”的定義，中國的分數屬於“直接且常規的審查”類別，即擁有最直接和常態化的審查機制，而非僅在特定時間、針對特定信息進行有限度的審查或幹預。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審查比這樣的描述更加嚴重。中國所有的傳統媒體均被中宣部及其下屬機構直接而嚴密的控制，沒有絲毫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而互聯網平台上的刪文、刪帖、限流、封號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至於“五毛”水軍參與引導輿論、制造謠言、惡意舉報，在中國已成為龐大的國家產業。當然，還有“防火長城”對境外輿論的屏蔽，以及越發收緊的對VPN使用的控制。中國的媒體審查可謂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即時性”的，無人可以幸免。

雖然由於互聯網的龐大繁雜，民眾有壹定的發言自由，也能在特定的圈子里談論較敏感議題，但是這種自由是相當有限的、被框在極小範圍內的、無法形成廣泛影響和聯動效應的。同樣，各大媒體和自媒體也會有壹些旁敲側擊宣傳普世價值的內容，但相對隱晦、節制，且經常面臨被刪除、限流等禁制措施，無法明確的闡述要真正表達的觀點，也不能形成有規模的輿論效應。這些進步的話語也很容易淹沒在官方主導的反動輿論環境中，難以發揮其廣泛的啟蒙與喚醒作用。（值得特地說明的是，涉及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互聯網言論，尤其謠言、誹謗性的言論，是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這方面中國倒是沒有積極禁制。如BBC壹篇文章稱，中國互聯網“既是高墻圍困的牢籠，又是極端放任的叢林……只包括履行政治審查的義務，而不包括其它；處於歐美國家無法想象的放任狀態……”這顯然不代表言論自由的蓬勃，只能說明中國互聯網的叢林化和低劣化）在這樣的審查機制下，中國有著幾乎為世界最低的新聞自由指數，在SPI的“媒體審查”指標中也位列倒數，也就不足為奇了。

“互聯網的使用者（Internet users）”，中國以54.30%的比例排名第106位。這說明了中國仍有龐大的非網民群體，這壹群體主要由老年人、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及部分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構成。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網民人數會繼續攀升，網民比例也會大幅提高。

而手機的擁有比例高於100%，平均每百人有115.53部手機，與世界上其他人均手機超過壹部的國家並列第壹。這包括使用智能手機和非智能手機兩種情況。有賴於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完善，中國在手機的普及比率上遠好於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也不遑多讓。

中國手機普及率之高和政府在線治理技術能力之強，與中國媒體審查（包括自媒體審查）的嚴酷，形成鮮明對比。壹方面，中國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領域成績喜人，技術成熟、硬件完備；另壹方面，在使用的目的和管理上卻非常反動，千方百計鉗制民眾獲取信息尤其政治信息的自由，將信息技術作為強化統治和實現政權意志的工具。這很清楚的體現了中共專制極權的特色，即在技術、工具及其應用方面成績斐然甚至領跑世界，但在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上卻保守反動，用心險惡，並以技術上的成功鞏固其專制統治，利用工具的發達達成惡毒的目的。

“衛生與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

在“獲得優質醫療保健”方面，中國僅以1.39分（滿分4分）排名第120位。但在“獲得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卻以81.60分（全覆蓋為100分）排名於45位。這兩項數據對比，清晰的說明了中國醫療的現狀，即高覆蓋之下整體上質量較低，醫療體系壹方面可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但另壹方面醫療質量、醫療環境遠達不到優質。這與第壹個維度“幸福的基礎”中有關於中國醫療衛生成就的數據及排名情況契合。

中國的醫療領域的最大問題，與教育等其他公共服務問題壹樣，均為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同階層、城鄉、區域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

在中國，優質的醫療資源被政府、軍隊、重點企事業單位及其成員和家屬占有，其中又以高級幹部占有其中最為優質的部分。當占人口比例很少的特權階層占用了核心的、優質的醫療資源（包括優秀的醫護人員、高水準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設施及服務、巨額的資金和昂貴的醫療物資等）之後，剩余的醫療資源才被薄薄的攤給超過十億的普通民眾。

根據“環球網”在2013年引述“21世紀經濟報道”的文章稱，“2006年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曾披露中科院調查報告的數據，政府醫療投入的80%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了。但在此後，官方則很少再具體披露此類數據。這也使得公眾很難了解幹部醫療的具體情況。而該問涉及公立醫院服務結構的調整、醫保制度的改革等公立醫院改革的諸多方面，牽壹發而動全身。”連高度支持政府的《環球時報》旗下的“環球網”都曾引述了如此言論，可見中國醫療資源不平等情況何等嚴重。

而中國的多軌制醫療保障系統，更是在讓特權階層普遍享受優質免費醫療的同時，令平民背負了沈重的醫療負擔。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平民名義上享受免費醫療保障，但實際上只能得到極低水準的醫療服務。在改革開放後的約20年間，中國部分城市居民和絕大多數農村居民處於幾乎完全沒有醫療保障的惡劣境地，許多得病的民眾被迫放棄治療，忍受病痛甚至等待死亡。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普遍的醫療保障。但無論是城鎮居民醫保，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其報銷比例都是有限的，民眾還是需要負擔很大壹部分醫療開支。

在中國，醫療產業化、商品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雖然中國絕大多數醫院為公立，且冠以“非營利性機構”的名號，但實際上醫療行業在瘋狂的吞噬著中國民眾的財富。其中，以“以藥養醫”、“過度醫療”為典型特征的盈利模式是中國各地醫院的“標配”。需要說明的是，“過度醫療”並不是所提供的醫療物品和服務過度充分，而是指醫療的性價比之低。這不僅讓民眾面臨巨額醫療開支，也讓國家醫保系統承受著沈重的負擔，消耗著國家財政儲備。而國家財政的收入，也都是來自人民的稅款。

廣大普通民眾是現行醫療體制的受害者，受益者則是中共統治集團及醫療利益共同體。中共統治集團通過把醫療開支轉嫁給民眾，作為低人權低福利的壹個環節以刺激勞動生產，並將更多原本可投入醫療領域的財政收入用於直接和間接的中飽私囊。而從中央到地方，從衛生系統官員到醫護人員，均更加直接的從醫療行業巨大的收益中分得各自的利益，還進壹步利用其地位和資源優勢獲取各種特權，並相互聯系、相互庇護、同聲共氣，形成了龐大的階梯型利益共同體。當然，其中越是身居高位的、身為管理人員的，其攫取的利益相對也就越多。他們為壹己私利，利用其積累的權勢、財富、人脈，把持著醫療議題的話語權，阻撓著力度本就有限的醫療改革，讓民眾面臨的“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雪上加霜。

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和其中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美國除外），均實行免費醫療。免費獲得醫療保障已經成為國際主流社會公認的壹項基本人權。而在中國，受到中共專制體制的壓制和醫療利益共同體的阻撓，全民免費醫療遙遙無期。而醫療資源的配置更是越發呈現不均衡、不公平的狀態，無論是不同階層之間，還是不同地域之間，醫療資源都存在著極大的不平等。例如北京許多戶籍居民尤其其中的權貴階層，享受著免費、優質而舒適的醫療服務；中部小縣城和農村居民則需要日夜排隊，才能等到三甲醫院醫生粗糙的診療，在異地還要承擔異地診療更低的報銷比例。數十萬甚至百萬計家庭的資產被無底洞般的醫療費用耗盡。還有更加貧窮和弱勢的家庭，因無錢看病只能坐等家人死亡，連“過度醫療”都享受不到。

但正如前文所述，由於中國的集權體制和政權對基層的下滲，中國有著比多數國家更完整齊備、覆蓋全國的基層醫療體系，哪怕它是低質的、粗糙的。這不僅是前述的在防治傳染病及婦產領域取得成就的原因，也是中國在民眾獲取基本醫療方面排名較高的重要因素。在這壹點上，我們的確需要讚揚中國基礎公共服務的相對完善。

同樣因此，中國在“非傳染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比率”和“60歲時預期壽命年限”方面，表現也位居中等略偏上。顯然，中國的醫療體系在“保命”方面的表現要好於“治病”。中國醫療的現狀在中短期內沒有改變的可能，“看病難”和“看病貴”將繼續困擾大多數民眾，醫療領域的種種問題積重難返。醫療結構僵化和醫療資源分配固化，將成為中共治下中國的壹大基本國情。即便未來中國走向民主，如今積累的醫療問題和不公正也很難解決，因為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何時（民主化之前和之後）都會竭力阻撓對醫療問題做根本性的改革。

“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

“環境質量”是中國在SPI中除涉及政治的指標之外，表現最差的領域。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中國超過美國與印度，排放量“高居”世界第壹；“顆粒物問題”則排名第165位，與“室外空氣污染造成死亡”的高比例和低排名相吻合；在保護生物方面，中國排名更低。

中國的環境問題，從建國以後的工業化時期就已存在。雖然當時工業生產規模遠不如改革開放之後，但如“大煉鋼鐵”中各種極度粗放的工業生產模式，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環境問題也日益突出。但秉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發展，後治理”的理念，環保問題長期居於次要地位。即便官方有時在強調環保，並列入基本國策，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可以說，建國以來中國都在以透支資源和環境來促進經濟發展。

直到胡溫執政時期，由於國內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對改善環境的訴求，以及國際上要求中國負起保護環境責任的壓力，中共政權才開始真正關注和著手改善環境問題。中國政府強化了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還壹度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環境惡化的趨勢壹度得到遏制。習近平執政之初，還搞起“環保風暴”，以粗暴激烈的手段實現環保目的，短期內取得了壹定成效（不過，習的“環保風暴”往往是揀“軟柿子”捏的，有明顯選擇性和運動式的。如政府經常禁止露天燒烤、禁焚燒稭稈，但對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工業排污排廢卻治理不力）。

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之間又形成了顯著張力，加之專制體制導致的環境治理實效不彰，中國的資源與環境問題重新惡化。到了習近平的第二任期，穩定經濟又成了主軸，環保再次被放在次要位置。至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類的口號，只是壹種政治宣傳罷了。雖然習近平在包括聯合國大會等場合宣稱要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甚至誇口聲稱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但可信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從國際形勢來看，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已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等國際環境規約，以及世界各國反環保的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大行其道之時，難以想象中國會逆流而動，承擔起保護地球環境的責任。相反，美國等國放棄環保原則，只會使中國在環境問題上少了外部的壓力與約束，加劇中共治下中國對境內及全球環境的破壞。例如，中國從亞馬遜雨林的破壞性開發中得利，並且毫無停止跡象，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如今中國在全球環保問題上的奉行的實際政策。

不同於經濟和就業，大多數環境問題造成的危害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需要很長壹段時期才會以各種形式顯現出來。中國民眾只有在涉及PX工廠建設等“鄰避問題”時，會積極甚至過度關注和發起抗議。但對於諸如氣候變暖、顆粒物污染等更重要的環境危機，只要還沒形成非常直觀的、貼近自身的重大危害，包括國人在內的各國民眾往往對此麻木和“順其自然”，沒有強烈改善環境的欲望。國內外甚至有許多人，還把氣候變暖等環境危機視為環保人士制造的“大騙局”，根本不承認、不相信，遑論重視和解決了。

而當改善環境需要壹定程度上以犧牲就業、個人和家庭收入為代價時，民眾更是會普遍抵制節能減排的努力。即便在發達的美國，“銹帶州”的民眾也普遍對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不屑壹顧，不願意為改善環境付出影響自身生活的代價。在經濟和民生都很薄弱的中國，民眾自然更不願意讓環保影響到個人生計。而以維持政權穩定為第壹要務的中共政權，更是會放任環境污染和過度耗能，以保證經濟引擎的轉動，穩定就業和國民收入。至於長期性的環境危害，他們顧不得，本身也缺乏長遠意識和為子孫後代著想的責任心。

對於“生物群落保護”，也有必要做壹個單獨的說明。首先，在資源和環境遭受破壞的大前提，對生物群落、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自然不容樂觀。中國雖然建立了許多自然保護區，壹定程度拯救了許多珍貴的生物及生物群落，但存在管理不善的情況。而在保護區外，如濫砍濫伐濫捕、盜獵搶掠等情形很是嚴重。官方和民間雖均努力進行過生態保護工作，但成效有限。如“三北防護林”防風固沙、黃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沿海地區實行“休漁期”等，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既有環境自然變得惡化的不可抗力，更有人為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不過個人對於中國在保護生物群落方面排名如此之低，還是略感驚訝的。畢竟，中國還是有著壹套較完善的生態保護系統，或許它太腐敗和低效了。

根據未來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狀況，以及國際形勢的演變，中國的環境問題只會更趨惡化而不會好轉。新冠疫情讓本已下行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政權為“促就業、保增長”，維持統治穩定，就更顧不得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了。而國際局勢目前雖然混沌難明，但大體是越趨民粹化和本土主義化，各國無法就全球環境問題協調壹致、共擔責任。相反，各國會為壹己之私，不顧溫室氣體排放等環境問題造成的各種長遠危害。

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在環保領域所受的國際壓力大減。而國內關注環境問題的民間組織，也在前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掃蕩中被迫解散或轉趨低調，已無力對政府及企業進行監督。沒有了國內外對節能減排的約束，中國各地過度的耗能和超限的排污將更加肆無忌憚。這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生態環境，都將是巨大的不幸，國內外生態災難的加劇不可避免。

“幸福的基礎（Foundations of Wellbeing）”維度綜述 第二維度即“幸福的基礎”，中國以總分64.79分排112位，明顯低於在第壹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方面82.93分、第81位的分數和排名。與各項具體數據所體現的特征壹致，即中共治下的中國，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可以獲得較好保障，但生存質量和進壹步的發展性權益的獲得就相對差劣了。

具體說來，中國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總體排名中遊，通訊和互聯網治理排名很高，但媒體審查和環境保護方面表現極差。這反映了中國在保障民眾生存和發展權方面的覆雜現狀：既有進步和優點，也有落後與缺憾；在技術性、工具性、兜底性方面成就不俗，但在涉及人權、自由及提升性指標上與世界平均還有很大落差。

總之，國人“幸福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不平衡的，個人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求還不能得到較好滿足。這既有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限的因素，也有制度性結構性的原因。

權利、自由、包容性與高等教育：低人權下個體有限的自由與機遇 第三個維度即“機會”反映的是基本人權、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社會對於弱勢群體的包容性，以及人類實現超越性發展的載體高等教育的水準。相對於前兩個維度，本維度具有更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也是SPI各類別指標中中國短板最明顯的。

“個人權利（Personal Rights）”

在個人權利方面，中國很悲哀的以29.21分排名第162位。這並不出人意料，反而是情理之中的。

其中，“政治權利”壹項，中國以1.00分（滿分40分）排名世界第186位。我們雖然不意外於中國如此低的得分與排名，但至少要搞清楚，中國民眾喪失的是哪些政治權利。

那麽，何謂“政治權利”？根據百度百科援引中國學者鄒瑜編撰的《法學大辭典》所述，中國公民應享有的政治權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主要指選舉權、被選舉權，參加管理國家，擔任公職和享受榮譽稱號等權利。我國憲法規定，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國家保障人民參加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等權利。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利。同時規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機關進行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定的政治權利與自由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而根據維基百科闡述的世界上壹般性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包括“被告人權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公平），例如有權受到公正審判、正當程序、有權獲取法律救濟，還包括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的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申訴權、選舉權等”。而“通常意義上的政治自由，包括了言論自由、著作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無罪推定原則。政治自由亦通常體現在選舉權及民主體制，公民有權對權力及政府發表不同的意見，包括支持及反對的意見”。

權利與自由是缺壹不可、密切相通的，因此政治自由也可視為政治權利的壹部分。根據以上中外關於“政治權利”的闡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什麽是政治權利與自由、公民應該有哪些政治權利與自由。以上這些權利與自由，共同構成了“政治權利”的基本內容。

根據中國的《憲法》及法律角度對“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定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選舉與被選舉，是實現民主最主要的保障，也是參與民主最重要的渠道。

中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落實情況如何呢？這又是眾所周知的事。中國沒有普選制度，從國家元首到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均為間接選舉產生。最能體現其非民主性的，是所有選舉均毫無競爭性與透明度。“差額選舉”中的差額也是內定了當選者和落選者的。國家領導人和地方政府首長均由間接選舉、等額選舉產生。而縣級及以下人大雖名為直接選舉和差額選舉，但實際上早已指定了參選人、當選人、落選人。“六四事件”之後，雖然有極個別的“獨立候選人”參與縣區級人大代表競爭，但除其中個位數人士之外，皆以落選或被迫棄選告終。這極少數的“獨立候選人”，在數百萬計全國各地人大代表及候選人中，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便如此，這極少量的“獨立候選人”還遭遇各種威脅和騷擾，因參選而無法正常生活。這足見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虛假，以及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

在中國的選舉制度中，只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村委會、居委會）的選舉有壹定的真實性。但選舉出來的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領頭人，並非國家公職人員，村民和居民也非在履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中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特指選舉國家公職人員）。從實際影響角度，基層自治組織的選舉對國家政策、社會民生影響甚微，不足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政治和規模化的公民力量。而且，村民委員會選舉存在大量舞弊行為，也沒有來自民主政府和公民社會的監督，選舉程序和結果的公正性很差。

至於“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也是以普選制和代議制為前提的。沒有真正的普選和代議制度，人民也就無法參與國家各項事務，無力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作為控告、申訴、檢舉最主要途徑的信訪機制，本就是壹個非法治的、十分折磨民眾的、不應該存在的制度。而司法上的“民告官”不僅程序繁雜，且鮮有勝訴。

言論、出版、結社、示威等各項政治自由，中國更是蕩然無存。在中國，黨的宣傳機構掌控壹切傳統媒體、管制壹切自媒體，包括傾向自由派的媒體其實也被中共宣傳機構鉗制；嚴厲禁止任何政治性的示威遊行，只要有發起的跡象就會被扼殺於萌芽之中，僅有有限的非政治性的、因具體民生事宜引起的遊行示威；嚴禁組黨，非政府組織也被嚴厲打壓，如“中國民主黨”、“公盟”均被取締，參與者普遍被判刑，其中領頭人更是被判處十年徒迄今中國大陸已無政治性的公民組織存在，政治多元化程度為零。

中國在政治領域管控之嚴厲、“紅線”之低，是除朝鮮等極少數國家外，各專制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例如發生“阿拉伯之春”之前的中東各國，普遍被視為專制政治文化濃厚的地區。但即便在那時，多數中東國家也還是允許人民有壹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也能有限的結社、集會、遊行。正是之前這些相對“寬松”的條件（哪怕本身也並不真的很寬松），促成了後來席卷中東的變革的發生。而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營造進行思想啟蒙和革命預備的輿論環境，更沒有籌備示威遊行的基礎，壹切都在政權的禁制之下。

如前所述，中共政權還有效利用了信息技術，作為強化統治的工具。這極大強化了中共管控的能力和強度，使得壹切自由更容易被扼殺，人民也失去了“遊擊戰”反抗的可能。這就像巴以沖突中，此前幾十年里弱勢的巴勒斯坦曾能夠與以色列周旋、互有損失。但進入信息時代後，巴勒斯坦人壹舉壹動，都被高科技發達的以色列利用大數據和監控錄像偵測，形勢呈“壹邊倒”趨勢，巴人已經徹底喪失對抗以色列的空間。而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中共權貴集團的關系，很大程度就是類似於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軍警及情報部門的關系。

關於中國的“表達自由”，我在上述的“政治自由”及前述關於“媒體審查”的部分，已經做了與之相關的闡述分析，在此就不重覆了。

而中國的“宗教自由”，則是壹個比看上去覆雜得多的問題。表面上看，以無神論為官方信仰的中共政權，必然是敵視、壓迫宗教的。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如此。在“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中共對宗教進行了激烈的摧殘，民間的宗教信仰被摧毀和壓制的幾乎歸零。但改革開放以後，處於穩定人心和發展經濟的需要，宗教又被中共所容忍甚至鼓勵。

具體來說，中共對不同宗教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對於佛教、道教等中國本土宗教，中共態度較為開明、開放，除要求其擁護中共統治外，未加過多的幹預，沒有打壓反而積極扶植，作為穩定社會、提振傳統、對抗西方“文化滲透”的重要工具加以使用。而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中共則持警惕、限制、打壓的態度。例如對基督教，就成立了“三自教會”以圖削弱中國基督徒與國外尤其羅馬教廷的聯系，避免外國滲透和保證所謂“獨立自主（實際上是更好的被中共控制）”。對獨立性強、信徒以聚居為主的伊斯蘭教，中共則采取種種手段限制其影響力的擴大和信徒數量的增加。

但至少就基督教而言，在中國的發展並非表面上那樣飽受壓制。事實上，無論官方的“三自教會”，還是民間的、與外國往來密切的“家庭教會”，在改開後的四十余年間都有著迅猛的發展。直到最近幾年，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才比較積極的打擊“家庭教會”，此前則是普遍默許和容忍“家庭教會”的存在和發展的。據不同口徑統計，中國現有各派別基督徒共計2000萬至8000萬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估計差值，是因為在官方打壓下其相對隱秘，很不易統計），且仍在迅速增長中。中共壹方面忌憚組織化強的宗教力量對政權的挑戰，但另壹方面也希望利用宗教以麻醉人心、調和階層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因此，中共如今仍對包括“家庭教會”在內的基督教力量睜壹只眼閉壹只眼，並不全力的進行打壓，只選擇性鎮壓其中明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教會組織。

與對待基督教的相對寬容相反，當下中國嚴厲鎮壓伊斯蘭教，穆斯林處境痛苦。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在新疆設立集中營，拘禁超過百萬維吾爾、哈薩克等族穆斯林，並實施殘酷迫害。而對於回族及其他民族的穆斯林來說，雖沒有受到對維族人那般殘忍對待，但前者同樣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這種不安不僅來自於中共政權，也來自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非穆斯林的仇穆情緒。中國的伊斯蘭教問題還和民族問題纏繞在壹起，使得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漢族與維回等少數民族的隔閡與對立越發加深。而少數民族極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襲擊和中共的系統性暴力清洗，使雙方的矛盾火上澆油。中共自以為以超高壓手段壓服了穆斯林實現了“安定祥和”，但卻積累了更深的仇恨，終有壹天會釀成更大的悲劇。

關於“宗教自由”，我還有另壹方面的看法。我並不認為高度的“宗教自由”是壹件純粹的好事。宗教帶有強烈的反智性、排他性、保守性，對於現代社會發展有明顯的阻礙作用。世界的潮流應是走向世俗化、“祛魅”化、現代化、文明化。以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為基礎的世俗社會，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宗教雖然在某些歷史階段起到過壹些積極作用，但早已到了退出歷史舞台、回歸到僅保留於個人信仰和愛好的時候了。

中共建政後，中國在專制統治下取得的有限程度的經濟發展和局部的社會進步，某種程度恰恰在於其堅持了世俗主義。當然，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手握大權的毛澤東曾經以壹種類似於“神”的身份，以“毛澤東思想”及該思想指導下的實踐，構建了壹種恐怖的紅色宗教（或者說是類宗教的思想信仰）。但毛也至少推動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女性解放運動，而不是像許多宗教對婦女百般束縛，以各種清規戒律壓迫人性。而在1980-2000年代，崇尚科學的中國社會更是迎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毛澤東、習近平都在神化自己，並都在很大程度上抗拒理性與科學，但他們畢竟不是宗教中的神，其構建的思想體系也遠不如宗教影響之久之深。中共政權建政以來為數不多的正面舉措，即包括打擊了宗教保守勢力，促進了世俗主義的發展和科學精神的弘揚。

而且，中共政權為避免宗教極端勢力坐大，也扶植相對溫和的宗教派系，客觀上使得中國的宗教勢力保守程度較低。例如基督教領域，中國官方操控的“三自教會”普遍屬於基督教派系中的自由派，對待世俗問題較為開明。反而是壹些脫離中共管制的“獨立教會”、“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多屬於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的宗教派系。後者對於宗教有著迷信式的忠誠，政教不分，以宗教的教義指導現實生活，愚昧而頑固。因此，中共對中國基督教會的“操辦”，其實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當然，這不代表我支持鎮壓宗教。相反，我堅決反對對宗教進行無端的、過度的鎮壓。如對新疆穆斯林的嚴酷鎮壓，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國及中國人民，尤其中國的婦女，的確很是得益於中共政權整體上的世俗化政策，才免於受到更嚴酷的宗教禁錮。宗教必須回歸到私人的、個體的信仰和愛好，而不能成為指導國人、引領社會的意識形態。

在“尋求司法公正”方面，中國以0.47分排名第121位。雖然此排名很低，但可以看到，相對於政治權利、表達自由、宗教自由等，中國的司法是略好的（或者準確說是不特別差的）。

從根本上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法治，因為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法律就只是專制統治者壓迫人民的工具。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就公然聲稱，要“堅決抵制西方的‘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的80年代，以及法制環境還沒那麽差劣的江胡時期，習近平時代正將“黨指揮法”發揮到極致。

但另壹方面，習時代也在法治範疇中有關非政治的方面、形式層面做了壹些工作，配合所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以滿足國家表面上的法治進步與中產階級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因此，近年來中國在部分微觀領域的法治建設方面，取得了有限的進展，頒布和完善了壹些法律法規，填補了不少法律方面的空白和厘清了壹些法律的模糊地帶、彌補了以前法律法規存在的不足與滯後、進行了有限的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補上了建國以來法制體系不完備等各種歷史欠賬和遺留問題。此外，同樣是在非政治領域的法律實踐中，也更加重視程序公正和規範化工作，在技術層面提高了法制體系運轉的質量。

就狹義的民眾尋求司法公正來說，中國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的確比以前在非政治層面得到了相對更好的保障。如今的法制體系明顯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並以保守和穩定為優先。如前所述，中國的治安體系嚴厲打擊個體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底層暴力犯罪的同時，對白領階層犯罪、職務犯罪、非暴力但危害嚴重的犯罪處罰畸輕。中國的司法體系與治安體系緊密相連、壹脈相承，有著同樣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內容。這就導致不同階層民眾的個人權利得到的保護程度大相徑庭，法律變成鮮明的用以逐層階級壓迫的工具。

在司法實踐中，不公和腐敗無處不在。即便根據中國官方的披露（如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官方網站信息），司法人員受賄、徇私案件也不勝枚舉。在缺乏輿論監督和權力制衡的情況下，中國司法不公的嚴重性可想而知。權力和金錢廣泛涉入司法領域，普通民眾深受其害。沒有體制的根本變革，這些不公和腐敗就難以根除。

此外，中國司法體系與行政體系壹樣，有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之風，工作效率十分低下，民眾需要為控告、申訴等司法流程付出極大的精力、漫長的時間。雖然這在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中國的無效率性更高，更難在社會監督下改進。尤其公檢法人員的惡劣態度，是許多經歷過司法流程的人都記憶猶新的。

但對於絕大多數民眾而言，司法還是其尋求正義最後的渠道。即便他們深知司法的不公和體制的顢頇，也理解古人“屈死不告狀”的格言，但在無可奈何之下還是會尋求法律給予的正義。就像得了絕癥的患者，即便知道治愈的希望渺茫，還是願意去醫院試壹試壹樣，受害的民眾也只好求助於這樣敗壞的司法體制了，因為其幾乎別無選擇（信訪渠道在中國某種程度也類同於司法渠道，但是更加艱難和危險）。相對於完全堵死的政治權利和個人自由，司法領域至少還有供民眾遙望正義的縫隙。在不涉及政治、體制及權貴利益的法律糾紛中，民眾還有壹些討還公道的勝算。

歸根結底，中國並不是壹個法治國家，專制的政治屬性決定了人治的司法屬性。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人民不壹定能得到完全的正義；沒有民主和司法獨立，人民就沒有通往正義的路徑。雖然在司法實踐中，許多非政治案件會得到正義的結果，但是這更多是來自恩賜而非權利，是幸運而非必然。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體制，讓司法擺脫專制的枷鎖，法律才會成為捍衛人權的利劍而非專制的權杖，才會有真正的法治與正義。

在“女性財產權”指標上中國的更低排名，即可以展示中國法治不公的壹角。雖然中國女性在生育、醫療、勞動等方面地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財產分配上卻受父權傳統束縛，並受保守的中國法制體系影響。中國司法體制雖為大陸法系，卻也在很多時候遵循傳統的習慣和文化。因此，在財產分割、分配中，中國的司法實踐傾向於男性而不利於女性（這壹點在內陸中小城市和鄉村地區最為明顯）。這也說明了中國女性權利的脆弱性和相關法律保障的缺失。

沒有經濟獨立，就很難有人身獨立和人格獨立，就需要依附於人。因此，女性的財產權對於女權至關重要，關乎女性是否可以真正獨立自主。SPI之所以將此單獨作為壹項指標，與政治自由、司法環境等並列，正是在強調它的重要性。捍衛女性的財產權、繼承權、分配權，就是捍衛男女平等和推動婦女解放。

“個人自由與選擇（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

在這個子項中，SPI並未選擇主流、精英、核心群體作為考察自由度和選擇能力的對象，而是更強調弱勢者的權利多大程度得到保障，以及阻礙自由與選擇的因素所產生的影響。這是很值得讚揚的。在中國，權貴階級擁有著“超級”的自由度與選擇權，而精英及中產階層同樣在非政治領域有著相當的自由和自主性。如果考察這些人或社會自由度的平均水平，那得出的結論壹定是扭曲的，甚至與真相相反的。每個個人包括弱勢群體都能自由發展，才是壹個真正自由和擁有選擇權的社會。

該子項中的第壹個指標，是關於脆弱性就業者比例的。根據SPI官網解釋，所謂“脆弱性（或弱勢性）就業”，是指產生勞動價值的家庭式雇工和自雇工人（個體戶）占全體就業者的比例（原文為“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 and own-account worker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mployment”）。這些人缺乏組織和獨立性，也普遍沒有如“五險壹金”等各種社會保障，更易失業、被欺淩和剝削，是本就處於弱勢的工人中的更弱者。中國的這類雇傭人員占全體就業者的45%，足以說明中國有數量龐大、比例很高的處於幾乎“無依無靠”被雇傭者。

個體經營者用辛勤的勞動，利用分散的資源，提供著廣大人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服務（如早餐點、小賣鋪），為經濟社會注入很大活力，促進了商品流通，繳納了不菲的稅款，也有利於吸納人員就業和促進社會穩定，貢獻巨大。但中國政府並未給予他們應得的保障和尊重，大多時候未提供社保、信貸、公共服務等支持。相反，各地政府機關為城市乃至鄉鎮的形象等，動用城管人員肆意驅逐、謾罵、毆打這些個體經營人員。而從事家政服務等工作的個人則普遍遭受身體和精神虐待，如同舊社會的奴仆，任人擺布，完全沒有與雇主平等的地位與做人的尊嚴。這是對中共政權標榜的“推翻了封建主義大山”的巨大諷刺。

脆弱的就業群體是中國勞工喪失權利與自由、飽受剝削壓迫的突出見證。其實，無論是這些個體就業者，還是在各大企業勞動的工人集體，都沒有作為工人應有的尊嚴與權利。無論是勞動報酬的多少，還是休息時間的安排，以及諸如工作安全、工傷補償、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待遇，都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工人階級是國家發展建設的主力軍，是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中堅力量，沒有工人階級，就沒有現代化的中國。可是，他們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待遇，權利和自由被剝奪。

這必須要改變。其中脆弱的個體就業者，更需要制度保障、法律保障、組織保障。應該允許這些脆弱的就業群體成員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互幫互助，共同對抗權貴集團和精英階層的壓榨與不公對待，維護基本的權利與尊嚴。當然，這壹切實現的前提，是推翻中共的獨裁專制，建立民主和多元的新國家。

而腐敗問題，則是包括中共政權在內，幾乎所有國人都承認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令人意外的是，中國以41分排名第79位，位於世界中間水平。這個排名似乎不算很高，與國內民眾普遍認知有明顯落差。而該數據來源為頗具公信力的機構“透明國際”的“腐敗感知指數”。也就是說，它還是有很高權威性的。

那為什麽排名與許多中國民眾的看法有落差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國人低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腐敗的程度。就像魯迅先生壹直在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但實際上這些人性的缺點弱點不是中國人獨有，而是世界共通的普遍現象（當然不同民族也有壹定區別，但整體上共性大於個性）。就腐敗問題而言，如印度、尼日利亞、南非、印尼等發展中大國情況都很嚴重，即便他們是民主政體、有著中國不可比擬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透明國際”本身判斷存在的偏差。不同於以上所述的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和封閉的，許多腐敗無法被揭露，各種形式的隱形腐敗（如不當得利分成等灰色收入，以及如字畫賄賂等“雅賄”手段）不易察覺等，都可能讓“透明國際”在評斷上出現錯誤。雖然中國壹些學術機構甚至政府方面與“透明國際”有著合作，但我相信他們不會把中國腐敗的全況透露給後者。因此，在民主國家可以輕易獲取的腐敗情況，在中國只能依賴官方途徑及各種猜測。這也應是“透明國際”低估中國腐敗狀況的壹大原因。

至於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如今早已過了風暴的中心階段，已不再有多少威懾力。習反腐本身就是出於肅清政敵、確立權威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為廉政而反腐。這種“運動式反腐”和“選擇性反腐”，自不可能對解決腐敗問題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那麽，腐敗與“機會”及“個人自由與選擇”有何關系呢？當然有關，而且關系密切。腐敗就會導致人與人因權力、金錢、人脈等各方面差異產生不平等不公正，自然也會影響到人與人在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機會平等。腐敗讓有權、有勢、有錢、有關系門路者有了更好的機會，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官員通過“進貢”上級升遷、商人勾結官員牟利、患者賄賂醫生優先獲取優質醫療、家長請托校長走後門占名校名額……都在破壞著平等與正義，損害著其他人的自由與機遇。相反，那些無權、少錢、人脈寡的人，其機會被奪走、自由被擠占，只能選擇余下殘損的資源。

有人以“高薪養廉”為中國的制度性腐敗開脫，認為腐敗某種程度就是在以高薪提高行政效率。這正是忽略了腐敗與“高薪”的關鍵區別，即高薪下是平等的為國民服務，腐敗則是利用權勢和金錢破壞平等。腐敗帶來的“效率”只是有利於參與腐敗的既得利益者們，損害的則是弱勢的廣大民眾。況且，“高薪養廉”是給予公務人員與貢獻相對匹配的合法收入，而不是讓那些選擇性辦事、屍位素餐者中飽私囊。“高薪養廉”與腐敗得到的高收入有著本質的不同，也有著完全不壹樣的作用和影響，豈可類同視之。

所以，反對腐敗，就是反對不平等和不自由，就是追求公平正義。而中國，距離哪怕相對程度的平等，也還有很遙遠的路程。

在“早婚”方面，中國以3.2分排名第45位。根據定義，分數的含義是，中國15-19歲女性中有3.2%存在實際已婚或同居的情況。這好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南亞、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女性早婚早育的情況都遠比中國更為普遍。甚至在美國南方及內陸壹些州份，也存在普遍的早婚甚至童婚情形。

而中國表現的相對良好，又是得益於早年中國推動的婦女解放政策，以及中央集權體制對相對落後地區更好的開化作用，推動了婚姻的規範化。

但我們也不要忽視，中國還是有壹些貧困、落後、偏遠地區存在著壹定程度的早婚現象，甚至還有買賣婦女和童養媳等更加惡劣的情形。例如在重慶巫山，就有壹位叫馬泮艷的女性，12歲時被親戚賣給了他人作為童養媳，還因此被強奸生子。這樣的案例絕不是孤例，只是她的案例得到社會較廣泛的關注而已（即便她的個案得到較多關注，也並未改變她的命運，犯罪者也沒有受到懲罰）。這類案例，哪怕壹例都是多的、不應該的。所以，即便中國整體上早婚情況較輕，也不能忽略部分地區部分女性因早婚早育受到的重大傷害，保護女性尤其少女和兒童，是極為重要、不可輕忽懈怠的。

而在“滿意的避孕需求”方面，中國以91.20分高居世界第壹位。這是中國為數極少極為值得稱讚的成就。之所以中國有這樣出色的表現，是因為中國的世俗主義和非宗教化的社會形態、對計劃生育的大力幹預和投入、社會風氣對墮胎等行為態度十分開明、各種阻礙避孕和墮胎的制度和文化障礙較少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令人憂慮的是，這種情況如今正在向壞的方向轉變。隨著中共政權政策的變化，原來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政策正在轉變為支持較早結婚和生育。據說，已經有壹些地區在墮胎方面設置了障礙，例如需有不宜生育的疾病、親屬同意才可墮胎等情況。同時，隨著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尤其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派別力量的膨脹），以及傳統“女德”等糟粕文化的還魂，反墮胎、反避孕等思想逆流正在中國加速湧動。這非常值得警惕，需要堅決的反對。

女性作為胎兒的母體，毫無疑問應擁有對胎兒的處置權。胎兒不是完全的生命，只是由受精卵發育的不完全體。女性的墮胎自主權，關系到女性大半生的自由、就業、生活，也和女性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男女平權有覆雜而密切的關聯，不應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剝奪。

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有限成就來之不易，是自清末民初至今無數仁人志士包括巾幗英雄奮勇抗爭得來的，不能被從體制到民間、從國內到境外各種反動勢力的反撲所摧毀。婦女擁有包括自由生育權、墮胎權在內的各種權利與自由，是現代文明理性社會所必須的選擇，是每壹個正直進步的國人（無論男女）都應該參與捍衛的。

在“個人自由與選擇”中，有兩項是專門關於婦女的，其他分項也多有涉及女性權益的指標，可見SPI對於婦女權利問題的重視，也反映了婦女權利受損的嚴重和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女性占世界人口的約壹半，維護女權就是捍衛人權，捍衛人權也必須維護女權，二者是不可分割、緊密相連的。女性作為男權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需要從制度、法律、文化、風俗習慣上加以保護和賦權，讓男女實現全面的、真正的平等，讓世界上的所有男女公民都安全、自由、平等的生活。

“包容性（Inclusiveness）”

在“包容性”子項中，其實主要考察的是社會平等的問題。這其中涵蓋了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這五個方面。對於相對弱勢者而言，如果生活在較為平等的環境中，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包容性強。因此，以“包容性”壹詞描述本分項，也是很有道理的。

“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的定義及相關分數解釋為，“對以下問題的綜合評價：“政治權力是否根據社會經濟地位分配？” 以0到4的分數尺度衡量。0：富裕的人實際上享有政治權力的壟斷；普通人和窮人幾乎沒有影響力。1：富裕的人擁有政治權力的主導地位；位於收入平均線的人幾乎沒有發言權；窮人基本上沒有影響力。2：富裕的人對政治權力擁有很強的控制力；中等收入或收入較弱的人有壹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只在那些對富人而言不太重要的問題上有影響。3：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但是，中等收入的人幾乎具有同等的影響力，而窮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權力。4：富裕的人民沒有經濟地位中等或較差的人民更多的政治權力。政治力量或多或少地在各個經濟集團之間平均分配。”

而中國在該項中以1.44分排名第128位。這也就意味著，權貴階層主導了政治權力，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總體很低，而中產以下尤其貧困者基本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

同樣，在“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方面，其定義為，“對以下問題的綜合評價：“政治權力是否根據社會群體（由種姓、族群、語言、種族、宗教或它們的某種組合定義）分配？” 以0到4的分數衡量。0：政治權力由壹個由少數人口組成的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1：政治權力由少數人口組成的幾個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2：政治權力由占人口多數的幾個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3：所有社會團體都有壹定的政治權力，有些團體比其他團體更有權力；或不同的社會集團交替執政，壹個集團在壹段時間內控制著大部分政治權力，其次是另壹組–但是所有重要的集團都在權力所在地發生轉變。4：所有社會群體的政治權力大致相等，或者沒有強大的族裔，種姓，語言，種族，宗教或地區差異可言。社會團體的特征與政治無關。”

在這個指標上，中國排名更低，僅以0.67分排名第156位。顯然，這反映了中共統治集團對權力長期的、制度化的絕對壟斷，也側面證明了中國獨立政治力量和公民組織的空白狀態。

這非常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權貴階層以中國共產黨這壹組織為主要載體，壟斷了國家權力。其中，核心統治階層掌握了國家最高層次的、核心地帶的權力；各級次級權貴則在地方和其他相對外圍層次覆制了核心統治集團的所作所為，構成了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分配結構。越是有權有錢，所擁有的權勢越大，所得到的金錢、美色越多，形成馬太效應。但相對於民主法治國家，中國的“馬太效應”是建立在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朋黨相攜、任人唯親等惡劣行為的基礎上的。或者確切的說，中國權貴階層不僅同樣有民主法治國家既得利益者的骯臟，還比他們獲利更多，也無恥的多。

而專制極權體制，則是他們維護權力和獲得利益最重要的依靠。當權力集中在這少數人的手中而非全民共享，沒有制衡和監督，他們就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力壟斷資源、巧取豪奪。他們反對多元政治、打壓新聞自由、壓制言論自由、實行愚民教育、動用暴力機器鎮壓各種形式的反抗，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保住和擴展他們及其子女的龐大利益。

這對於廣大人民來說，無疑是災難、是對平等和尊嚴的踐踏。但對於權貴階層及其子女乃至擴大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體制反而是有利的、值得捍衛和鞏固的。

我曾在《關於中國各領域現狀及對民主轉型的看法》壹文中，描述了中國既得利益階層在中國所處的地位及其心態：

“事實上，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中共專制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著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著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壹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茍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壹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壹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致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因此，在“民間力量”內部就極度分化、階層固化且這種分化、固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談“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差異、矛盾，以及選擇側重於與哪些“民間力量”合作。關於這些，我在《十論民運》和《人民憲章》中都做了闡述，我是傾向於維護廣義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工薪階層、普通職員）、農民與農民工、及各相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為優先的。當然，這更多是基於正當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從實用角度考量，究竟是側重於動員我前面說的那些“二等人”、“優勢集團”，還是相對弱勢的工農大眾，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著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著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專制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制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制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麽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系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制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讚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

因此，如今中國的權貴乃至整個既得利益階層，對於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反而是堅決擁護和全力捍衛的。在我們眼中這個體制的斑斑罪惡，他們卻會當成“美好（對他們也的確是美好的、值得維護和繼續存在的）”、“壹片大好”，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各種缺點，恰恰是他們心中中國“優越性”的體現。當今中國這個極度不公平的社會，我們視之為醜惡的時代，對弱者更是人間地獄，對強者、既得利益者來說，卻是美輪美奐的人間天堂。就像快速舒適的高鐵與骯臟緩慢的綠皮車並行不悖壹樣，中國數個階層各自過著品質截然不同的生活。

如今等級化的、弱肉強食式的叢林秩序，不僅有利於從中大受其益的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秩序也是催動“中國模式”前進的內在動力。有了懸殊的不平等，才形成了嚴酷的競爭；嚴酷的競爭之下，人們才能迸發出無比強烈的爭勝心和拼搏的意志，繼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總量上創造更多的財富。

不同於許多因體制完全腐敗和階層全面固化而全無競爭性的衰弱國家，中國社會有壹定的階層流動空間，並給人以閃轉騰挪的余地，甚至因其競爭的激烈與殘酷，反而比民主國家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強的前進動力。不平等的競爭雖然不能實現過程和結果的公平，卻可產生別樣的刺激，激發人們的爭勝心。中國的統治者們將不公平的現實對國民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效的轉化為促進個人奮鬥的推動力，而非成為經濟停滯的障礙。中國的體制在保障既得利益階層整體利益不受損害的同時，給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有限卻可見的機遇，以擴大統治基礎、強化競爭和維持社會穩定。

例如高考制度和公務員競聘制度就是實現“土窩窩飛出金鳳凰”的路徑，哪怕它有相當程度的局限性，且路徑正在越發變窄。在中國，即便出身於普通甚至貧困家庭，如果肯努力拼搏，是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的，當權者是會吸納他們，讓他們“入體制彀中”、分得壹杯羹的。當然，這個“拼搏”不僅包括認真工作、辛苦勞動，還包括攀附權貴、拉幫結派、媚上欺下、奔走鉆營，利用體制的空隙和社會的“潛規則”，最終達成階層躍升、實現“榮華富貴”的目的。

中國目前這個體制和社會，既考慮“關系”又考慮“能力”，既要“守成”又要“效率”，有關系門路背景者與有能力者瓜分和共占了既得利益（往往二者身份是重合的，即既得利益者既有關系門路，也有能力，因為能力本身很大程度就需要壹定條件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這往往又需要有優越的家庭條件，二者循環，即階層固化）。這樣，中國的既得利益群體就有了活力和技術性素質，有了更強的可持續性和代際傳承的能力，讓這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得以長存，專制體制也能長治久安。那些沒有關系門路背景也沒有機會取得“能力”的弱者，包括大多數工人、農民和個體經營者，就成了這個社會的犧牲品、被剝削者，從事低階的、勞動報酬低下的工作，為生存而苦苦掙紮，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成為時代的受害者。

另外，中國還在壹種特殊的“包容”方式上很下功夫，即通過不平等的制度與法律，自動將社會群體進行隱形的切割，以結構性的壓榨與剝奪，淡化個體對個體的傷害明顯度，並且通過壹系列手段將各階層在物理空間和精神層面有效的相對隔絕開來，讓受害的弱勢者很難清晰的明白誰是掠奪者與加害者，並將其與權貴及精英隔離在不同的生活軌道上，減弱其發起反抗的心理動機，增大其接觸現實中真正壓迫者的難度，並“適時”引開矛盾焦點，最終弱化大眾心理層面社會矛盾嚴重程度和反抗烈度，再利用高壓維穩和“奶頭樂”軟硬兼施的制服之。當人們找不到真正的壓迫者或物理上難以靠近，反抗的怒火（及潛在的行動欲望）也就被自我安慰熄滅，甚至轉化為維持不公正現狀並擠入既得利益者行列的動力。

關於“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中國排名同樣很低。無論是中國政治高層的性別構成，還是兩性在國家政策方面話語權的差距，都在表明中國政治層面的男女不平等極為嚴重，遠比經濟、文化方面兩性不平等為嚴重。沒有政治的平等，經濟和文化上的相對平等就是脆弱的，是容易被顛覆的。何況，中國女性在經濟和文化層面的與男性也有巨大差距，且近年該差距呈擴大趨勢。男女平權的惡化，與女性在政治地位上的低下是分不開的。中國最高實際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7人，均為男性；25位政治局委員中僅壹位女性。而全國各地方的黨政機構中，大多也是如此。女性沒有權力，也就無法真正牢固的擁有權利。沒有權力的衡平，就沒有權利的平等。

在“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方面，針對不同的少數群體，中共政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如前述的針對宗教群體問題上，對待佛教、道教，和對待基督教，對待伊斯蘭教，各有不同。

而針對不同民族，態度也是不同的。中共政權對於維吾爾族的迫害是最為嚴重的，對藏族次之。中共對維吾爾族采用關入集中營及監獄，並施以酷刑的方式，並輔以派遣漢族幹部大規模入戶進駐等手段，以超限手段對付維族的分離主義活動；對於藏族，則采用嚴密監視、高壓管控等手段，壓制藏人獨立和自治的浪潮，以軟硬兼施的手段維持在西藏的穩定。對回族則持警惕和監視態度；對西南諸少數民族（藏族除外）實行恩惠政策，以扶貧開發等手段籠絡人心；對蒙古族，則是有防範也有拉攏，給予其相對優越的政策支持，換取北疆的寧定。最特殊的是滿族，它不是受害或與漢族平等的少數民族，而是滲透於中央和東北地區，占有特權和襄奪了中國部分歷史文化話語權的民族，所享受的政策紅利甚多，在實質上淩駕於包括漢族在內所有民族之上，並逃避其歷史責任。

而中國體制和社會對於殘疾人等弱勢的少數群體，則是很不友好的。不同於西方國家對殘疾人的各種扶助措施，如無障礙設施的廣泛設置、殘疾人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中國身心殘障者處境艱難。國內的無障礙設施僅在較發達地區有壹定數量和覆蓋，且經常遭占用和破壞；殘疾人普遍無法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失業率遠高於普通人，且多從事類型較低端、薪酬較低的工作，機關和大型企事業單位需聘用壹定比例殘疾人的規定形同虛設；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殘疾人的歧視，發生在家庭和福利機構中對殘疾人的毆打等虐待行為很普遍。但由於對新聞自由和個人維權的壓制，這些信息大都不被公眾了解。即便如此，從個別新聞中還是能夠窺探其中內情，例如廣東的練溪托養中心，因少年雷文鋒死亡事件，牽出49天內20人死亡的新聞，引爆輿論。這足以窺見中國殘障弱勢群體生活之悲慘、處境之恐怖。

在“包容性”最後壹項，即“接受同性戀者”方面，中國以0.20分排名世界第83位。同性戀群體在中國的處境又是壹個覆雜的議題。壹方面，中國官方拒絕同性婚姻合法化，也不允許LGBT群體進行大規模公開的平權活動；但另壹方面，受益於世俗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社會對於同性戀持壹定程度的開明態度，而非如許多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及人群那樣堅決拒斥同性戀行為及相關群體。不過，中國的互聯網及線下同時也有大量反同言論，不同人對LGBT群體的接受度參差不齊。

令人擔憂的是，與女權壹樣，中國對同性戀雖然曾經有過較為開明的時期，但政策正在收緊，打壓日益增多。如中宣部控制的廣電總局在2019年7月發布的《通則》中就將同性戀稱為“非正常的性行為”，要求在視聽節目中加以禁止。而已持續10年的同性戀群體組織的“上海驕傲節”也於今年宣布停辦。這都證明政權對於同性戀及LGBT群體的打壓日益升溫。未來數年，中國的LGBT群體處境將更趨艱難，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公開化則遙遙無期，LGBT群體還要長期生活在相對的暗處。

“接受高等教育（Access to Advanced Education）”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也是個人得以在社會上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高等教育則是人獲得進壹步的提升、得到超越性發展機遇的前提。如果說基礎教育是人生的奠基，高等教育就是地基之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讓人生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在該指數中，中國以73.96分位居第35位，處於“優良”程度。這既得益於中國龐大的高等教育規模，也和教育領域對個人機遇的提升的確較多有關。

在“優質大學加權指數”中，中國以521分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無疑與中國龐大的人口及教育體量有直接的關系。正是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國土面積及教育規模，才讓中國擁有了從總量上鮮有匹敵的教育資源及優秀生源，也就有了眾多排名世界靠前的優質大學及所擁有的大量學生。依靠龐大的基底和集聚效應，以及通過行政手段對教育資源的集中，中國的高等教育排在了世界前列，令全球許多國家艷羨。這就是大國的天然優勢，會在整體的競爭力與總值方面遙遙領先。

而在涉及人均的教育數值上，中國排名壹下子就跌到了60多位。在“可引用文件”及“預期的高等教育年限”方面，中國分別排名第65位和第60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婦女”也是以70%位列世界第70位。

即便如此，這仍然比在“機會”維度中其他大多數排名要好的多。相對於政治自由、公民權利、社會包容性等而言，中國在教育領域的確給了民眾較多的機遇與空隙。

但這些機遇與空隙僅限於給予技術性教育和提供進身之計方面，並不代表中國的教育有真正的自由，更不代表它可以培養真正自立自強的現代公民。相反，中共政權嚴密把持從中小學到大學的壹切教育的內容與形式，嚴禁獨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啟蒙。雖然有個別教師試圖向學生傳遞自由民主理念和公民意識，但只是零星的、短促的、隨機的、非正式的、有限度的，且如今連這點自由都面臨嚴酷的摧殘，如“五毛”學生對老師的舉報以及自上而下對極少數敢言教師的迫害。如翟桔紅、楊紹政、許章潤、蔡霞等高校教師的“下場”就是例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確有了長足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這種發展是嚴重畸形化的、工具化的，是重手段輕思想、重應用輕通識、重理工輕人文的。

中國的教育有著無比突出的工具性特征。它既是政權推動愚民教育的工具，也是培養技術型工具型人才的工具，還是個人用以出人頭地、競爭上位的工具。它也未能承擔使民眾獲得通識知識、獨立思考能力、追求正義的品質和參與公民社會的功能，成為徹頭徹尾的功利化工具。教育工具化，也讓民眾自我工具化，繼而讓整個社會工具化。在工具化的教育下，人人成為社會固定的部件，沒有作為人基本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品質，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儼然是只會服從和逐利的“工具人”。

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雖然中國有眾多知名高校，也有著可觀的“可引用文件”數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也算眾多，但因其教育內容和形式的劣質和工具化，這些成就都遠沒有數字看起來那樣好、那樣高。相反，忽略內質的統計誇大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成就。

即便只考慮給予個人出人頭地的機遇平等方面，中國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日益衰減。隨著階層固化的加深，不同階層子女所受教育的質量差別越來越大，教育不僅沒能成為打通階級壁壘的隧道，反而成為了階層固化的幫兇。在以前，如清華北大等知名院校農村學生曾高達半數，如今只有壹至兩成左右。權貴階層子女基本壟斷了最珍稀的那部分教育資源，中產階級勉強分壹杯羹，普通民眾則只能從小就“輸在起跑線上”。階層之間、城鄉之間、地域之間的教育差距日益擴大，學歷水平越來越和家庭階級地位呈正相關，通過高考實現階層躍升越發艱難。

還有“可引用文件”的品質問題。中國近些年來在專利、引用文獻等方面的數量上有迅猛的增長，但質量卻乏善可陳。例如專利領域，中國每年專利數量已居世界第壹，但專利的轉化率卻很低，即有效性低。而“可引用文件”中的文章、文獻同樣會有類似問題。在文件質量堪憂的情況下，只談數量，就很容易被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制造的假象蒙蔽。我想SPI引用的SCImago數據也未能考慮到中國學術方面存在的巨大水分，同樣會受此類形式主義和數據造假的影響，而導致公開的光鮮數據與學術領域的真實狀況存在很大落差。

總之，中國高等教育在取得壹定成就的同時，更存在著巨大的問題。而SPI的數據和排名僅僅展示了成就，至少客觀上無法充分有效的反映出存在的問題。這就是數據、指數的局限性。它很難反映具體數據內部的質量、內容、均衡性、細節等重要方面，只能給出壹個相對宏觀的數字，以及根據這個宏觀而粗糙數字而得到的排名（當然，SPI本身就是由許多具體數據共同構成，可以說是由各種細節、具體質量、內容組成了宏觀的“社會進步”狀況。但具體到高等教育這個子項、“可引用文件”這個小項，它們本身又成為了壹個較為宏觀的、粗糙的數據，缺乏更低壹級的子項、小項進行解釋和補充）。

“機會（Opportunity）”維度綜述

在本維度上，除最後壹個子項即高等教育及前面個別小項如婦女避孕和墮胎自由之外，其余方面中國均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在政治權利和媒體審查等方面更是幾乎排名墊底，與朝鮮等極度專制和落後的國家相近。這就是當代中國可怕的現實，令有識之士絕望而窒息。

凡是涉及政治的問題，根本原因都在於這個獨裁專制的體制和龐大的特權階層的統治。不發起革命（包括不流血的和平革命）、不改變根本的制度與社會形態、不鏟除權貴集團，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觀。而在習近平政權日益強化的專制統治之下，連有限的改善都沒有，反而越趨惡化。

但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社會的“機會”不可謂不多，哪怕是需要依靠服從、鉆營、依附得到的“機會”。這就使得中下層民眾並未對階層躍升完全喪失希望。這個體制對中下層有壹定才能和欲望的個人，有著很強的容納、吸收能力，能夠讓這些人為權貴階層所用，雙方心照不宣的合謀共同剝削大多數人，構建起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實現壹種不平等的穩定秩序。這就讓中國社會在專制體制下始終保持活力（在弱肉強食環境的逼迫和成王敗寇的刺激下，甚至比西方國家在某種程度更有活力），而不會走向衰亡。這正是中共專制極權令人生畏之處，它有著邪惡卻強大的生命力。

繁榮下的不公與邪惡：SPI反映出的當下中國覆雜現實 SPI用這三個維度、12個分項、50個指標，勾勒出了中國特色專制極權社會的數字畫像。這幅畫像既有閃亮的光斑，也有幽暗的黑洞，更多的則是晦暗難明、間有明亮的灰色圖景。

SPI在這50個指數之外，還列出了中國人均GDP及排名。SPI的50個指數本身是排除了有關經濟發展水平、個人收入等直接的經濟指標的。但SPI中許多數據的高低，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卻與經濟問題密不可分。

就中國的經濟而言，至少部分地區、核心地帶是繁榮的；而個人收入方面，中上階層也是富裕的，改革開放的確“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不談今年才發生的新冠疫情，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的確是相對繁榮的，尤其和印度、拉美、非洲等地相比，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最良好的經濟體之壹，尤其在穩定性和低失業率方面無可望其項背。中國也在相當程度上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純熟的運用了西式科學邏輯，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繁榮。

但在經濟繁榮與科技發達的背後，卻是公民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喪失、民主法治的蕩然無存、社會不公的日益加劇。僅僅就經濟和收入分配本身，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貧富差距懸殊、階層固化嚴重。壹部分人過著物質極度豐富、優質優雅優等的生活，另壹部分人卻還在為基本的衣食掙紮，艱難悲苦的活著。

至於這種不公和壓迫為何沒有與他國壹樣，形成顯性的政治動蕩和社會不安，就和中國特色的極權統治分不開了。它有著世界上最嚴厲的管制系統（如果還有可比的只有朝鮮），是典型的剛性體制。壹切集體行動都在政權的控制或禁制之下，國民沒有起碼的結社、遊行的權利和現實可能性。對於民主運動和公民運動人士，他們不惜以鐵腕手段予以抓捕，處以長短不壹的、形式多樣的監禁，並千方百計阻止相關人士的串聯和組織化。通過將民眾原子化，高度組織化的政權對分散的民眾形成了壓倒性的統治優勢，並輔以分化瓦解等手段，實現了“以少制多”的專制統治。

它還利用信息技術，極大的延伸了統治的觸角、細化了統治的結構、強化了統治的力度，讓壹切苦難與憤恨被擠壓在小範圍乃至私人的、個體生活之中，不能夠正常的爆發出來。無孔不入的監控錄像和網絡監控，讓組織化的抗議與集體政治抗爭完全不可能出現，連互聯網上都難以出現持久性和系統化是政治反抗浪潮。這使得社會的不公與黑暗再嚴重，也不能以激烈的、規模化的、現實性的反抗、對抗方式呈現出來。相反，無處不在的維穩系統，讓中國社會看起來比世界上任何壹個國家都更加寧靜祥和、欣欣向榮。

中共成功實現了極權統治的“長治久安”，不僅依靠信息技術和高壓穩控，更在於實行了社會達爾文化、叢林主義、高度激勵型的政策與制度模式。如前所述，在中國，各階層都有壹定的提升空間，才能與“關系”二者都是個人上升的路徑。只要能夠為這個不公平的統治機體做出“貢獻（無論是何種方式、受益者是誰）”，就能占據相對優越的位置，獲得與個人“實力”相當的回報。這就使得有壹定身份地位、金錢、人脈、學歷、視野等條件和能力的人，在這個社會中過得並不差，雖然受權貴壓迫，卻還能享受更加弱勢者以低廉價格提供的生產與服務，並在生活中的各層面淩駕於後者之上、在與後者的各種紛爭和沖突中占得優勢。

因此，中國社會的精英與中產階層，普遍並不怎麽厭惡當下的制度，甚至還樂於維持不公平不自由的現狀，以免更弱勢者獲得和自己相同的地位與權利。通過我從多種渠道了解到的信息，這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普遍是相當保守的，甚至覺得如今的特權和其損人利己的“自由”還遠遠不夠。他們並非是被強迫擁護現行體制，而是積極主動的（至少是不加抗拒的）支持和維護現行制度和政策的。

有了這起碼兩億位於權貴之下、弱民之上的既得利益階層成員（及其子女）的支持或默認，中共政權的統治就很穩固、安全了。這些既得利益者遠較比他們人數更多的弱勢民眾有進行反抗、參與變革的各種資源。他們安於現狀，那潛在的反抗力量必然大大削弱。僅靠那些缺錢缺地位缺人脈缺知識的弱勢民眾，是不足以威脅到權貴集團統治的。輕忽中共吸納各行各業“能人”的能力，無視叢林社會“自發”的穩定性，是西方和中國自由派屢屢誤判“中共即將倒台”、“中國即將崩潰”的最主要原因。同樣，這種社達化的發展模式與叢林式社會結構，也是中國特色極權得以長存並相當穩固的最主要原因。

這樣的誤判和認知缺陷很可悲，而這種社達與叢林式的社會的存在更可悲。它否定了“平等”這壹人類最值得捍衛的價值，以“強者生存”、“適者生存”的方式將人類社會動物化，將中國變成人壓人、人踩人、人吃人的殘酷國度，剝奪了因種種原因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的基本生存權、發展權、選擇權、尊嚴權和自主權。而完全不平等和不透明的競爭，讓這種叢林社會更加陰暗。

而教育、醫療、居住、養老、供水供電、交通通信等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量與質的水平，以及對以上資源的差異化分配，還有極低的直接稅，則是中共政權維系統治的重要基礎。中共維持專制為“體”前提下，在物質等“用”的領域大膽學習西方，通過高強度的激勵機制，讓人民積極參與生產建設，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任用技術官僚，極大的促進了物質總量的相對豐富和部分領域與區域的繁榮。其平均繁榮程度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大國都被拋在身後。但這種豐富與繁榮顯然是不均衡的、受益程度有巨大差異的，整體水平也並不很高。不過，差異化的資源分配讓少數人獲得了大多數資源，反而促使這些人維護特殊化利益，進而捍衛現行體制、忠於中共政權。這種“中體西用”的經濟政治模式，使中式的極權制度與等級文化有了西式的經濟技術加持，物質更充分、激勵更豐厚，極大的鞏固了統治的基礎。

這種利用實際利益維系統治的方式，遠比毛時代通過洗腦和政治狂熱更能長久的、牢固的保障既得利益者對政權的忠誠。再狂熱的政治浪潮都終將冷淡下來，但對利益的追求則可保持終身並世代相傳。尤其在物質相對短缺的社會中，人們更會為有限的資源而拼命相爭。當只有依附或進入體制才能獲得更多利益時，忠於專制政權反而是“理智”的，反對政權則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呆子”。而在經濟社會取得有限發展的中國，人們既面臨物質及服務短缺與劣質，又有獲取優質資源的可能性，恰好可以極大激發人們為現實利益而不顧壹切的熱情。這為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延續提供了很“適宜”的條件。中共政權將“中體”和“西用”都發揮到極致，讓這個封建頑固政權煥發出青春般的朝氣，讓人們感覺壹切不公不義都能萬世長存。

不可否認的是，中共政權也在試圖解決貧困問題。例如習近平上台後，在扶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派駐了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企事業單位人員下鄉，以進行“脫貧攻堅”。對於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中共政權也有很多著力。他們當然也願意治下的百姓過上好日子。而SPI數據中中國在壹些基礎性物質和服務供給上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壹定程度得益於政權影響力下沈帶來的相關物質供給。相對於毛時代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下層民眾尤其農村貧困百姓的生活的確得到了巨大改善。

但是，包括扶貧開發在內的各種手段，並未從根本上觸及不公平的社會結構與分配制度。扶貧中給予下層民眾的“恩惠”，只是特權集團將絕大多數資源分贓後，留給前者的壹點殘渣罷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沒有分配公平，沒有稅收的有力調節，更沒有法治與對個人權利的有效保障，弱勢者終究是被欺淩、剝削的對象。即便得到有限的物質補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何況，即便是這些扶貧工程，也不乏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實際成效大打折扣。而且，中共政權終究還是不希望下層民眾物質豐盈的，那樣會使得後者產生更多權利意識，進而有更多非物質的、關於個人尊嚴的追求，這是中共政權十分不願看到的。因此，他們寧可讓下層民眾既不徹底絕望，但也會因勞碌與不安而喪失進壹步追求權利與尊嚴的欲望。由於這些原因，廣大城鄉下層居民仍舊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於是，壹幅覆雜中國的圖景就展現無疑了。有壹部分人錦衣玉食，壹部分人衣食無憂，還有壹部分人在為溫飽勞作；有壹部分人享受著優越的教育醫療養老條件，“從搖籃到墳墓”都幸福的度過，壹部分人為學區房專家號爭得不可開交，老年時和子女在親情與利益間糾結，還有壹部分人則從兒童和青少年時就被社會拋開，有大病只能在家等死，老了無人照料甚至自行了斷；有壹部分人有著高度的個人自由，生活隨心所欲，壹部分人為有限的自由和獨立空間而奮鬥，還有壹部分人從未體會過什麽是自由和隨性；有壹部分人有著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諸多特權，掌握著國家命脈和社會變動方向，壹部分人無力改變現狀而沈浸於娛樂與物質中自我麻痹，還有壹部分人則任人擺布，被自己以上階層欺壓同時底層互害……三個宏觀的階層，三個不同的中國，在社會生活中充滿著交集與非交集，交叉式的並存於中華大地。第壹部分人有官員和“紅二代“官二代”、富豪資本家與“富二代”、公務員、軍官、事業單位和國企領導與高管等，第二部分人的稱謂包括白領、工程師、醫生、教師、媒體人、技術員等，第三部分人被稱為工人、農民、農民工、殘疾人、“老少邊窮”居民……他們共同構成了覆雜的中國。

因此，簡單的講中國人“幸福”還是“不幸”，中國是在“崛起”還是“衰落”，都是有失偏頗、以偏概全的。中國的繁榮受益的只有壹部分人，而體制的受害者同樣也只有壹部分人。不同群體在中國有不同的生活境況，也對中國現行體制和社會有著不同的感知。中國不同領域也有著不壹樣的發展水平和變動軌跡，有些的確優越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而還有的方面就落後於世界平均甚至墊底。但國內外許多人士，都往往只從某些人群、某壹方面的角度評判中國，自然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了。沒有對中國正確的認知，也就不可能對癥下藥的改變中國。SPI很可貴的壹點，就是相對全景式的展現了中國覆雜的社會樣貌，讓人們能夠以更客觀全面的視角看待中國。

當然，中國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生存境遇，並不代表中國不應該做出根本的改變。相反，這正反映了實現變革的必要性。因為，那壹部分相對幸福的人的幸福，正是以另壹部分人的不幸為前提的，這使得許多人的“幸福”本身就是壹種罪惡。壹個美好的、良善的社會，是建立在互利共贏而非損人利己的基礎之上的。同樣，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也是大於高壓統治維持下的社會安定、“各安本業”的。真正的秩序不是以不公正的壓迫手段實現的，而是在保障各階層各群體平等參與前提下得以維系的。強迫得到的“情緒穩定”，是對人性的侮辱。“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即便為了追求正義而發生動蕩，也好於這種壓迫造成的窒息式寧靜。

“曾經闊氣的要覆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魯迅先生之言誠不欺我。其實，在民國時期及上世紀80年代，還有大批人跨越階層追求社會平等和建設理想社會的。但如今，在社達化、犬儒化、功利化的環境與氛圍中，人們都只關心自己的壹畝三分地，對於他人的痛苦缺乏感知。如前所述，中上階層都在極力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並無動力推動變革。而弱勢民眾雖處於受害境地，但對變革卻有心無力。何況，在如今科技高度發達、物質供給遠比古代和近代充足、基本醫療服務有壹定保障的情況下，底層也比以往任何壹個時代都更容易茍活下去。面對大數據下的高壓管控，沒有反抗路徑、不可能再“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弱勢民眾，只能如動物壹般在滿足溫飽與“奶頭樂”中渾渾噩噩的活著與死去。

這樣的“繁榮”是不值得捍衛的，這樣的“穩定”也是不應該繼續的。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共同富裕、平等下的社會和諧、普選基礎上的民主、以權力制衡為前提的法治。口口聲聲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習近平政權，卻在制造和放任更大程度的資源供給不平等。中國國民的貧富差距及所享受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數量質量差距，如今都在擴大，擴大後造成的差距也在固化。在如今奉行權貴資本主義政策、傾向強者的形左實右體制下，這很難得到扭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既是當下中國的現狀，也是可預見的未來。只有推動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進行權力、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才能改變如今殘酷和不公的現實。

我們還要警惕中國在女權、LGBT權益等領域明顯的倒退趨勢。由於中國是世俗化的政權和社會，而曾經在這些領域有較其他國家有相對優勢，如今這些優勢卻在下落，甚至已經變成了短板。新頒布的《民法典》中關於“離婚冷靜期”的規定，就是婦女權利退步的明證。各種“女德班”的興起與互聯網上無處不在的對女權主義的污名化，都在反映著中國女性處境的越發惡劣。LGBT群體也成為這個高度禁錮社會的利益犧牲者，其權利與自由將重新被限縮。除了面對中共政權的壓制，女權和LGBT權益還面臨著來自民間、外部男權主義與宗教勢力的威脅與侵蝕，遭受著親體制者與反體制者的雙面夾擊。而環保方面，中國也很可能走向退步。尤其在氣候變暖等遠景議題上，中國大抵會放棄長遠利益而注重短期經濟發展，不惜過度消耗資源和透支環境，對國內和全球造成巨大傷害。

在通訊與互聯網領域，中國正在構建密不透風的大數據極權，以信息化手段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強力的社會控制。信息化社會極度拉大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官方與民間、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實力差距、信息差距、影響力差距，使得前者對後者形成了“降維打擊”的壓倒性優勢，讓管制變得密不透風和得心應手，受管制者則幾乎毫無反抗的余地、喪失了反制和周旋的可能性。像歷史上國內外暴力革命乃至農民起義那種遍地烽火的局面，已不可能在政權無孔不入、軍警無所不能的信息時代再現。

信息技術尤其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不僅沒能如壹些人想象的那樣加速獨裁政權的瓦解，反而成為中共集團更“高效”馭民的手段，將民間的大規模政治反抗變為幾乎不可能。索羅斯所說“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大的敵人”，很大程度正是緣於近年來中共政權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所作所為。互聯網、大數據、信息化數字化，本是人類最新壹輪科技革命中最耀眼的成果，如今卻成了獨裁政權最得心應手的專制工具，其治下的民眾則變成了數字時代的奴隸。中共及其他壹些國家獨裁政權利用互聯網對民眾的嚴密管控，與西方國家飽受假新聞等互聯網無秩序的傷害，共同構成了人類前所未有的、由信息化帶來的人權危機。這壹危機僅靠技術無法解決（危機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技術爆炸而引發），需要制度、文化教育、國際合作等諸多手段，才可能將這不是核武勝似核武的人類新危機解除，將互聯網和大數據“關在安全與理性的籠子里”。

SPI數據清晰的指明了中國最落後保守的，就在於政治制度和個人權利。中國今天的壹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文化、社會等範疇的種種問題就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條件。經濟模式、收入分配、科技應用、社會管理、司法公正、社情民風、民族宗教、對外關系……這壹切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公民權利得到伸張、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趨向合情合理、文明進步。

反過來說，如今以上各領域存在的問題，都是由於專制的政治所造成或拖累。政治意味著權力，權力的力量是巨大的，左右和影響著壹切是是非非。政治專制則意味著權力壟斷，掌權的人可以肆意妄為，將壹切操控起來，任其生殺予奪。民主政治就是打破權力壟斷，讓權力最大限度的受到制約並服務於公民權利；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壹切醜惡都掩埋在黑暗里，惡人就可毫無顧忌的作惡。當壹切都透明化，有了輿論的監督與公民的吶喊，罪行將曝光於光天化日，被譴責、制止、追責，繼而震懾其他試圖為惡者，實現社會相對的文明與良善。

當下的中國是覆雜的，但也是清晰的。它的核心問題是不公不義，關鍵缺陷在於政治與公民權問題，物質基礎不差可是分配不均，不乏激勵與機遇卻導向叢林秩序，科技發達但用於歧途。SPI關於中國的寶貴數字畫像，讓人們更好的認識了祖國的現實。在明晰事實的基礎上，才會有切合實際改變中國的藍圖、恰如其分的變革實踐。

希望未來有壹天，國人在SPI和各種權威指數中看到的不再是惡劣的極權政治、腐敗的司法體制、歸零的公民權利、懸殊的貧富差距、殘酷的叢林主義，而是發達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法治體系、強健的公民社會、普惠的經濟成長、包容的文化氛圍，中國人民也能夠擺脫專制的枷鎖，贏得真正的自由與幸福。

[左翼反共人士]

反共民運的可行方略

作者 王慶明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海外民運第壹個突出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情勢的判斷嚴重失準，缺乏對中國社會復雜與多元性的認知。

　　相對於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認識較為深刻的國內自由派學者（如秦暉、孫立平、賀衛方），海外民運學者和領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簡單化的視角看問題，批判難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評中共獨裁，選擇性的、壹廂情願的唱衰中國，批判流於情緒化。

　　從1989年六四之後至今，海外民運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每當中國發生危機就認為人民會革命、共黨要垮臺。嚴重有損民運公信力。

　　這充分表現了民運的盲目樂觀，把想象和願景當成現實，缺乏對中國國民心理的認知，低估中共政權的控制力、沒有觀察全局的意識，陰謀論漫散於民運言論中。

　　眾多海內外民運人士，熱衷於傳播未加證實的消息甚至謠言。

　　長此以往，民運公信力何在？

　　民運人士傳謠，或者發布、轉發壹些不切實際的聳動消息，究竟是判斷力真這麽差，還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實性，只想著吸引眼球、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經舉例的兩位經常轉發謠言的鮑彤先生、高瑜女士，壹個是趙紫陽高參，壹個是名牌記者，為何對信息真假也無判斷力？

　　民運分子互相指責對方是“特務”這壹點，我真是難以理解，也非常不贊同。從常識就可以判斷不可能有那麽多特務。這種相互攻訐，只會讓民運整體形象不斷受損，嚴重幹擾革命大業。為什麽就不能團結起來？鬥成這樣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嗎？

　　中國民運必須團結起來，求同存異。

　　既然投入民主運動，就不應該讓私人恩怨影響正常民運事業。私人的事私下解決，為什麽要綁架公共利益？

　　同樣，政見不同，只要沒人身攻擊、突破普世底線，就不應該把政治分歧變成個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難嗎？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義憤與私憤。

　　中國民主派，內訌、不團結、冷漠自私，是有“光榮傳統”的。

　　建國前後，風頭壹時無兩的“第三勢力”民盟，拉幫結派，內部鬥得不亦樂乎，甚至反右時還想借共產黨鏟除異己；對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遠，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和中國平民有同樣的劣根性。

　　海外民運嚴重缺乏群眾基礎、與大陸公民未建立廣泛連接、沒有根基，讓人口最多國家的民主運動變成幾百人小圈子。

　　這固然與中共打壓、國民愚昧麻木有關，但是民運人士在關註民生疾苦、聯系、引領與發動公民方面顯然做的遠遠不夠。民運脫離了人民，如同被舉離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運並非沒有機會在海內外尤其海外發展力量。海外的華人社區、留學生群體，在89之後幾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運卻沒有去結合群眾、深耕基層，在留學生中更是無所作為，導致中國經濟崛起後，迅速奪取了對華人影響的主導權。有能力做的，卻沒有盡力去做，民運當然有責任。

　　海外民運人士，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愛、寬容、悲憫之心。從他們的字裏行間、言談風貌，都能看出來他們對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國內民眾缺乏真摯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觀角度將人民的苦難當做攻擊中共政權的談資。沒有與受難者共命運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運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對比，這壹點更鮮明。藏人的達賴喇嘛、捷克的哈維爾、俄國的索爾仁尼琴、韓國的金大中，這些流亡者從沒忘記他們祖國的人民，以悲天憫人的胸懷，讓世界看到他們民族的苦難。

　　雖然這些中國民運人士也在做，但是，後者所做如流水線工人那樣例行公事，前者卻是浸入了血淚和靈魂。

　　不過中國國內的民運、社運卻有許多極值敬佩之人。

　　劉曉波、李旺陽、王全璋、高智晟、唐荊陵、吳淦、甄江華、胡佳，在這個令人絕望的國度，迎著暴虐的政權、承受著人民的冷漠與誤解，孤獨的鬥爭著，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運，難道不應反思、振作、去盡己所能的抗爭嗎？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民運，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麥凱恩式的右翼，還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多為鄧右的支持者，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待鄧小平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他們只是希望通過選舉建立鄧右路線的合法性。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鄧右支持者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行動力的欠缺，建設性、實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運影響力低下的體現，也是原因。

　　首先，我當然明白民運行動力受多種客觀條件限制，如中共的強大與打壓、缺乏來自中國和歐美的資金、輿論支持。

　　即便如此，民運在現有條件下，仍可有所作為。但現實是，做的實事乏善可陳。

　　所謂做實事，就是做能夠影響現實、改變現實、具體的、有建設性意義的行為。如組織動員工人罷工，為國內維權人士搭建求助平臺並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國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與提出相應的改革方案，與歐美主流媒體合作，以系統性揭露中國侵犯人權及制度性罪惡，建設教育與發動群眾的民主啟蒙平臺。

　　當中國發生維權運動時，民運並沒有有效的把維權者的聲音傳到國際社會、沒有去促成不同維權團體之間的聯合、沒有積極營救維權領袖；當中國政府出臺蠢政惡政時，沒有做出系統性批判和給出解決方案；當中國弱勢群體無法發聲時，沒有利用自身和歐美相關資源去幫助他們發聲和抗爭。

　　當然海外民運並不是沒有壹點沒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點。中國沒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極大的自由：學術自由、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後再看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個建議：成立中國影子政府

　　包括民運人士在內的中國自由派，應該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權組織應包括政府、國會、法院、社會自然科學院（智庫），其中政府包括總統、總理和各部委，與中共政府機構壹壹對應。每個影子部委都針對中國相關領域的事務進行研究、批判中共對應部門政策的錯誤。

　　具體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醫療、養老、住房、科技、財政、城建等領域的弊政與腐敗；針鋒相對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給中國人民壹個全新的選擇。讓國人清楚的知道體制的具體罪惡，唾棄舊政權而擁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壓中共使其改善施政、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在可能的情況下，影子政府也可以與中共政權直接對話、談判，甚至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合作，嘗試和平轉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讓中國人民清楚的看到，壹個民主憲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這樣運作的，會極大增強人民對民主的渴望與未來政權的信心。

　　另壹個意義是，影子政府的運作，可以在未來中共政權垮臺後，迅速有壹個替代的臨時政府，以及壹套模擬的非常成熟的治國方案，以降低轉型的陣痛、減少人民在政權更叠時遭受的損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建設、社會福利領域，影子政府的各項政策，可以與中共相關部門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對中國法院開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嚴格的法律程序模擬審理，做出判決；影子教育部則可以就中國中小學的教育內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學的學術自由、“去行政化”出臺細致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還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實驗場，是法治中國的雛形，是從左到右政治光譜下各派別和平競爭的舞臺，是知識分子治國的嘗試，是媒體對政府強力監督的典範，是全新官民關系的示範，中國缺什麽，這裏就有什麽，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難點，就是影子政府應對和解決的重點。

　　中國民運，沒有融入國際民主、民權運動之中，海外民運沒有積極參與所在國的政治、國際事務。

　　30年來，中國民運在國際上日益邊緣化，既因中共政權的壯大、民運實力的衰落，也因民運本身缺乏對國際事務的關註、對他國民主和民權運動的幫助、聲援、介入。

　　世界上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們，需要團結合作，才能以最大的聲勢和力量，打擊獨裁政權。而在各國經濟政治聯系日益緊密的21世紀，更需要以國際合作的方式推動民主化。各國民主運動、民權運動人士，應深化互助和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同聲共氣。

　　對中國民運來說，面對強勢的中共政權，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擺脫孤立、弱勢的局面，是當務之急。

　　可是中國民運卻很多與從歐美到亞非拉的民主運動力量和民權與人權活動人士等優先要爭取的組織和個人建立穩固而持久的聯系，更缺乏實質性的交流與互助，使中國的民主運動越發缺乏國際的關註與聲援。

　　人權高於主權，自由民主無國界。作為與強權暴政抗爭的弱勢者，團結聯合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中國民運，卻沒有國際戰友。

　　甚至同為華人的港臺，都日益淡化“中國”屬性，正在向只反華不反共的方向過渡。

　　國族與自決話語下，“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八九以來的口號日益暗淡。

　　中國民運，必須去爭取、打動、說服港臺人民，讓中港臺團結起來抵抗中共暴政。

　　沒有民主的中國，港臺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會受中共的威脅與壓制；沒有港臺的協助，中國也會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為更加封閉的專制王朝。

　　中國民運，缺乏強有力的宣傳力量，輿論影響僅限於民運圈內部，未能有效覆蓋中國國民及海外華人。

　　在中國國內，思想傾向於自由化的民眾有數億，其中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有百萬計。但民運顯然沒有通過各種輿論途徑，將民主宣傳、社運動員、思想啟蒙等傳播給這些潛在受眾。

　　有地不種，實在可惜。

　　中國民運當然有宣傳陣地和途徑，社交媒體上民運有很多聲音。

　　但是這些宣傳陣地，無論影響力、權威性和公信力、受眾覆蓋範圍、針對性、細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遠遠不能滿足民運宣傳的需要，更不能達到推動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動民主革命，必須開辟輿論陣地，與中共爭奪話語權，以啟蒙民眾、傳遞民情和社運動態、促進自由派之間溝通聯絡與信息共享、提供知識分子爭鳴與劃策的平臺、動員人民參與社運和革命。

　　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龐大而高效、權威而親民的傳媒系統，包括報刊、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平臺。

　　經費不足，物質匱乏，是中國民運隊伍弱小、難以發起大規模、有實效的運動與行動的重要原因。

　　無論是招募和吸引願為民主運動工作的人才人力，還是將民主運動的理論籌劃付諸實踐，以及發動更多有力行動（尤其滲透入中國國內，發展民間抵抗力量、培植中國公民運動），都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

　　因此有兩件事對民運至關重要，且必須並行，才能實現。

　　1.國內外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中外人民，應在經濟上力所能及的積極支持民運；歐美政府、國際組織（包括官方與民間）、企業、公益機構，也應大幅增加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資金援助、物質支持、人力協調。

　　2.民運應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資金監管機制、反腐敗糾察機制，並邀請所在國司法機構、透明國際等國際組織、新聞媒體、及中外人民的監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資金的民運組織和成員，掛靠所在國司法（反腐）機構，與該國官員受同程度監督與懲戒，是民運資金監督最關鍵的壹個環節。

　　關於民運內部的監管與糾察機制，需要註意幾點：

　　1.應建立壹套覆蓋全體民運成員和所有民運組織的監督體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監督。2.要實行合議--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權威。3.相關賬目、監督詳情全公開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運成員、中外人民和媒體了解和監督。

　　在外部監督的層面，接受所在國政府（司法機構）的監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這需要所在國（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機關願意將中國民運在其國內的組織和成員，納入其監督、問責、懲戒的範圍內；將民運成員的腐敗和經濟犯罪等同為該國官員或黨派、利益集團的同類犯罪，實施同等的監管與懲罰。

　　探析當今中國在“崛起”還是“衰退”：迷霧中巨龍變幻的陰影關於第壹個問題，“中國是仍在崛起還是正處於衰退中”，是中外學者長期爭論的焦點。雖然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世界都在矚目著，它巨大的難以遮掩，也有無數人在審視、探析，但卻鮮有人能夠對它有全面、客觀、具前瞻性的認識和判斷。打個比方，這個問題如同“迷霧中的巨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跡象，但是就是難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於主觀立場和客觀環境，對它的認識大相徑庭。

　　我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講的亦為壹孔之見，粗疏淺陋，僅供參考（我對於中國現狀的認識，以間接的書報網等形式為主，個人直接體會為輔，且已離境壹年有余，中國則在不斷變化）。

　　“中國仍在崛起還是衰退中”，這是對中國總體狀況的概括視角。我個人更願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後再組合判斷。拆分，可以拆分為經濟、制度與政府治理、社會、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軍事、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當然，如經濟還可再拆分為“質”、“量”，乃至科技、產業結構……等次級領域。而其余方面也可類比拆分；同樣，對中國崛起/衰退，還可以從國家/政權、人民/各階層來拆分分析。籠統的講“中國崛起還是衰退”，是容易偏頗、陷於大而無當的。除“社會”領域過於闊大、涉及內容龐雜，無法在本文中簡單講明外，我在此對其他各方面壹壹做出簡評，然後綜合分析當今中國的興衰。

　　首先講經濟。如果根據中國官方和國際主流的統計，中國經濟每年仍保持略高於6%的增長，雖較以前放緩，但增速仍舊讓大多數國家艷羨。但如果根據包括經濟學人智庫在內的非政府機構估算，中國經濟實際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還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講另有測算途徑得出GDP僅增長1.67%甚至可能為負的論調。

　　鑒於中國中央和地方統計機構有過多次已被證明造假、篡改數據的“前科”，以及專制下經濟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統計“註水”幾乎是必然的。那麽中國經濟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無法知道確切乃至大致確實的數據。從中國近幾年經濟社會狀況看，我認為經濟仍處於正增長狀態。但是，這個增長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同階層從經濟增長中收益的巨大差異），不穩定的（如政治環境惡化、貿易戰帶來的沖擊和不確定性），中國經濟是處於下行、存在很大風險的。

　　而且，雖然中國經濟總量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於世界平均（據IMF數據，2018年世界人均GDP為11355美元，而中國當年人均GDP為9608美元）。而中國的人均收入中位數更低，即便官方的統計，人均收入中位數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國的基尼系數則有0.45、0.55、0.61等多個知名機構的不同口徑的數據。即便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中國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貧富差距較大的。而事實上，由於中國國民尤其中上階層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機制的不完善，實際的收入差距只會更大。如果排除統計中的作假部分，低於中位數的占總數50%的國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數，中國貧富差距也很驚人。

　　因此，中國在經濟總量巨大、經濟增速較高的背後，則是人均收入的相對低下和收入的嚴重不均。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只是總量大），還很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層居民收入不足導致消費動力弱，讓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那輛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於經濟轉型升級，加劇中國經濟社會的不穩定。

　　但這些意味著中國經濟的衰落嗎？如果我們看到“金磚國家”中另外四個的表現，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就會發現，中國並不處於更為惡劣的情形下，相反仍處於中上遊。

　　而從經濟結構、創新能力看，中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中表現較好的。例如在制造業領域，無論從規模、質量、國產化程度（工業獨立性），中國就都明顯強於被國際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而在自主創新方面，中國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聯網等高新科技產業領域有明顯進展。

　　但同時，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趨勢是不好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多年以來中國經濟教材和文宣中經常提到的經濟綱領之壹。但如今的情形是，由於執政權貴的私人利益、執政集團缺乏經濟管理經驗、被政治目的打亂經濟政策方向，以及腐敗、官僚主義和為政績討好等原因，經濟結構並沒有更好甚至呈惡化趨勢，作為國家根本的制造業在總體上被不穩定的第三產業擠向次要位置，國家政策和資源也更傾向於第三產業而非制造業，二者此消彼長之勢明顯。尤其是第三產業中房地產和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導致經濟泡沫化，經濟運行也因之更趨不穩。

　　至於科技和經濟技術創新，更是呈現嚴重不平衡的狀態。對於因政治需要之類的戰略工程，以及與核心權貴利益相關的領域，就會集中資源、不惜巨本的攻堅，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這就導致其余的重要領域被忽視、所得的研究經費等資源嚴重不足。這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集中於“兩彈壹星”及各種獻禮工程（其實改革開放之後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蘇聯工農業發展情況多有類似。而習近平上臺後，這種情形再度明顯化。此外，創新“量”壓過“質”，例如專利申報中國超過美國，但是轉化實踐率卻很低。其實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問題使中國的經濟結構趨向惡化、創新能力良莠不齊。也就是說，從“質”的角度講，中國的經濟同樣不容樂觀。

　　總體而言，從縱向看，中國經濟無論從“量（增速和人均）”還是“質（結構與創新）”，都存在很大問題，並且趨向不好的方向；但從橫向看，中國經濟的“質”“量”依舊是發展中國家較好的。在無特殊突發事件（如大規模戰爭）情況下，近十年內不會崩潰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穩定的慢速增長、經濟結構的“非優化狀態（未來可能變成‘劣化狀態’）”、創新領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國經濟還與“中國模式”密切相關。在我寫的柬埔寨與“中國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體講了“中國模式”的特征和影響，其中“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壹切”是最基本的兩大特征。而這兩個特征恰恰可以沖淡經濟下行、結構不良、創新乏力等問題及其衍生的問題，不會發生如南非、埃及、烏克蘭、阿根廷等國那種經濟動蕩，也不會發生連鎖的政治危機、社會激變，更難觸發思想文化尤其意識形態方面的正向變革。這也間接讓“中國衰落”有了壹層堅硬的阻力。關於“中國模式”對中國經濟興衰的影響、相互關系，展開說會篇幅過長，我在關於“中國模式”的議題中再論述。

　　而從制度與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國崛起還是衰落，要從中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看待，以及對“崛起”的詮釋。

　　如今統治中國的政權是專制政權，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這是大前提。從法理和道義上講，中國的制度及治理是應該從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從它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哪怕是高壓下的穩定）、行政效率、科教文衛建設的客觀效果看，它又是復雜的。如果把“崛起”等同於“強大”、“安定”，那中國現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兩面性的。

　　壹方面，專制政權下的政府機構（廣義）腐敗、沒有法治、缺乏監督、官僚主義、消耗納稅人巨額財富、整體行政效率低下……但另壹方面，依托於巨量可調配的資源（尤其通過高稅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約束的權力，中國的行政機構及其成員、政府的政策與實踐，至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也的確促進了經濟發展（尤其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斐然），以及通過包括侵犯人權的制度和手段（如戶籍制度、公檢法的濫權和刑訊逼供、“勞教”和“收容”、強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時代“大數據”下的全面管控）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相對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較完善的文教衛生體系（哪怕教育醫療等資源的城鄉、區域、階級分配是極為失衡的）。和南亞、東南亞、南錐體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區域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在以上領域的成就更為突出。這些在習近平時代沒有明顯的倒退。當然還要強調壹遍，這壹切是建立在許多非法的、侵犯人權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說，如果將“崛起”等同於“強大”、“安定”、“完善”，那中國如今即便不是繼續“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關於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毫無疑問中國如今處於社會達爾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潰爛之中。同時，推動人民覺醒、揭露歷史真相和反映現實黑暗、追求光明與正義、呼喚人道和文明、促進社會變革、科學理性的進步主義思想，卻飽受壓制乃至被全面滅殺。這種思想文化領域的潰爛、對人文與思想的禁錮，並不直接導致中國在“硬實力”上衰落，但對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的傷害是無可估量的，也讓中國在國際“軟實力”上趨向自我墮落。這些傷害的體現是復雜的、多樣的、長久的。它會讓壹代乃至許多代國人的正義感與同情心被抹殺、科學與理性思維的缺失、對歷史與現實認知的錯位、創新與獨立思考能力的低下……在海外，與經貿的熱絡相反，中國大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對外影響力很低、話語權不增反降。例如對於在最近的香港壹系列沖突中，哪怕是非並非那麽簡單，國際上卻壹邊倒傾向於香港而非大陸，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長城”也阻礙了中國對外“軟實力”的擴展、削弱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嚴重降低了中國大陸民眾在海外的話語權。而那些為中共塗脂抹粉、官僚主義盛行的“孔子學院”，對中國“軟實力”起到的更多是負面作用。因此，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領域，中國處於潰爛、壓抑、混亂、衰落、“劣幣驅逐良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狀態。自中共建政以來，多數時候都處於這種甚至更糟的狀態（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數年份，還有2000年代及前後，相對較好（當然只是相對而已）），只是習近平時代相對於鄧江胡溫時代，明顯更糟且越發惡化（當然，不是中共執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壹時代，比較意義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啟蒙運動之前絕大多數時候也和中國壹樣是黑暗為主的（文藝復興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於中國的軍事實力，我從不看好。與動輒談論“中國威脅論”的學者相反，我覺得如今中國的軍事實力其實很孱弱。由於腐敗無能、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以及發自內心的愛國主義的缺乏，軍事科技領域的虛浮，尤其中國軍隊極度不透明化為腐化墮落留下的巨大“發展空間”，讓中國表面上的軍事發展在實質上大打折扣。而中國軍隊從軍事訓練到武器裝備，普遍好看勝於實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嚴重削弱了其實質戰鬥力。而且，我始終認為，中共政權只會自保、對內（大陸）鎮壓，而不可能對外用兵，即便對臺灣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臺灣獨立，中共只會繼續以此增加民族悲憤以維持人心，以及軍事上虛聲恫嚇，而不會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沒有打仗的準備，也沒有著力培養軍隊打贏戰爭的能力。但是軍事方面倒談不上“衰落”，因為它從未強大過。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我是主張未來民主中國，乃至任何抵抗外敵入侵的政權，都應該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的。我所擔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揮下的軍隊不能擔負起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任務。例如對日本擴軍缺乏反應、在藏南和拉達克地區的退卻政策、對美俄兩個軍事霸權缺乏反制力和行動、南海地區的欺軟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認為要改變的。我個人是傾向於既要民主，也要富國強兵，以維護國家利益與國際正義的）至於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在前面這幾個分項，我其中的壹些對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復雜的，影響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換、受經濟和人口體量影響、以及因“狼狽為奸”的需要而產生的。這種影響力，以及這些方式得到的國際地位，不僅不穩固，更失道義的正當性。而為了維系這個不合法的政權，中共在國際上不惜妥協、出賣國家利益，以及“大撒幣”，來贏取壹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

　　這壹切當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機的表現。同樣，中國這種國際處境也不是壹時半刻，而是六四以來長久的狀態。

　　但同時，由於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資源，它不像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軍政府時的緬甸、薩達姆執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國國際處境不好，甚至經常吃虧，但卻並不能促成中共政權的倒臺。相反，中共利用十多億人口及其衍生的龐大“量”的資源產出和影響，出賣人民勞動的血汗和民族尊嚴、國民權益，討好、收買從美俄到亞非拉在內的世界各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偶爾制造‘不歡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維系其統治。國家利益被中共竊奪，國際影響力被中共挪用，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得到理所應當的尊重和權利，但中共卻通過倒賣國家的尊嚴、責任、利益，讓政權更加穩固。

　　綜上所述，中國處於不平衡的發展、總體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狀態。孫立平教授說的“中國不會崩潰，但社會在加速走向潰敗”（當然我不贊同孫教授許多觀點，但這句話我贊同），是最接近中國現狀的大體描述。它處處都像處於危機（或者的確處於危機），但細究並無崩潰的可能；它到處都有潰爛的瘡疤，但沒有壹處足以致命。中共統治集團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數據時代”對管控能力的極大加持）、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實用主義與靈活性，讓政權壹直得以存續。同時，中國大陸內部生存環境的殘酷、法治與正義的毀壞、平等與公正的消失、民主與自由的剝奪，都在持續的發生、存在，侵蝕著人道、人權、人性，變成十足的“殘酷人民共和國”。

　　塑造中國與影響世界的“中國模式”：基本要素、特點、作用與影響關於第二個問題“有沒有中國模式，構成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強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專制的回歸與“中國模式”的復制》壹文中已有詳細論述。我在此僅摘錄我的主要觀點。

　　首先，“中國模式”當然是存在的，雖然它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且內容復雜多樣，但其本質和基本框架是確定而明晰的。

　　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壓制包括勞工運動、維權抗爭、女權運動在內的各種爭取和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禁止罷工、遊行、組黨結社等帶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為；依靠軍隊、武警、公檢法人員及機構等國家暴力機器，並縱容、雇傭、扶植黑惡勢力，采用武力威嚇與鎮壓、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戶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區矯正、其他“強迫失蹤”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勞教、收容、“雙規”）、監視、恐嚇、騷擾、拘禁、毆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以低工資、低福利、低社會保障壓低勞動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礎上逼迫國民參與生產建設、以高效率拼命勞作以維持生計，而將這些工人、農民、普通職員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的絕大多數掠走，用以為特權階層分肥和投入再生產。此外，該模式還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並不惜代價達成關鍵目標、以縱容腐敗和潛規則來激勵官商民較高效工作、政府機構、國企和事業單位有嚴格的科層等級制等特征。

　　整個模式以“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壹切”為兩大基本點，犧牲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人權、壓制相對弱勢者對正當權利的追求以換取經濟快速發展；維持社會不平等狀態、塑造“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環境，鼓勵人們放棄權利維護而轉向自我實力增強（且傾向於暗示和縱容不擇手段），以刺激國民奮鬥積極性和維護特權階層利益；以損害中下階層、女性、身心殘障者、社會少數群體、邊緣化人群等相對弱勢、異質群體的權利為代價，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和階層固化加深，“損不足以補有余”贏取既得利益階層的歡心；有意營造和放任社會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為強化社會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轉移國民註意力、刺激勞動積極性，作為“饑餓政治”的壹部分；透支資源、環境、人的身心潛能和忍耐力，實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經濟的繁榮及壹部分人（包括大量屍位素餐甚至從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後以上政策不斷循環下去，以維持統治存續和社會運轉。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模式”實現了“標準配置”，即政權采用“形左實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爭取政治權利的抗爭被極大壓縮，“悶聲發大財”成為國民主動或被動接受的現實。該模式此後又被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名，逐步穩固和“升級”。且它也在吸收、借鑒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發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鑒了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說推動國企改革和貨幣改革（伴隨著悲慘的下崗潮、物價大漲和教育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貧富分化的迅速加劇）；而如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又得到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青睞。而這兩套西方經濟學說均主張較低的社會福利、忽視勞工保障，傾向於弱肉強食的發展模式。中共摒棄這兩個學派關於政治經濟自由的主張，但吸收了其低社會保障、強調效率無視公平的經濟理念。這些西方右翼經濟理論在中共暴力機器下，將其野蠻殘酷壹面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中國模式”中保障經濟發展的關鍵部件。40年來，“中國模式”的確刺激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並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但同時也極大的侵害和壓制了人權與自由，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勞工階層的權利受損至為嚴重。

　　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對外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中國的商品、文化乃至國家發展模式紛紛“走出去”，有意無意的向他國輸出。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現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種不足且在發展中國家其弊端表現的更為明顯，於是“中國模式”逐漸受到壹些發展中國家的歡迎。許多專制、威權國家的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對抗歐美對其人權不佳的制裁，更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權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穆塞韋尼的烏幹達、彼得·奧尼爾及其後繼者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國，以及倒臺不久的蘇丹巴希爾政權、體制民主卻敵視人權的匈牙利歐爾班政權等，也都受中國經貿和政治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多有借鑒。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權、越南自開啟“革新開放”以來的越共政權、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政權和巴西的博索納羅政權等，雖未公開和直接學習“中國模式”，但其蔑視乃至踐踏人權、強調經濟發展、無視社會不公等特點，亦與“中國模式”相合。

　　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與中國/中國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領域二者關系的微妙性第三個問題“中共和中國的關系”，同樣是巨大的課題，我只簡短節說。

　　首先，中共不等於中國，而且有著明確的差別。許多極端反共人士乃至反華人士將“中共”與“中國”等同，是完全錯誤的。將之等同，主觀上將中國及中國人民視為“敵國”、“敵人”，客觀上將中國乃至中國人民污名化，無論從是非、情感、對改變中國的作用上，全都是極為錯誤、負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險惡的。

　　其次，中共政權（準確說是中共內部的核心特權階層組成的統治集團）在對內領域，實質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對外領域，它客觀上是中國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許多情形下的確代表著中國、承擔著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和義務。

　　第三，中共既不等於中國，但在內外某些場合、情形下，它又的確壹定程度代表了中國政府，代表著這個國家實體，乃至有時還代表著中國人民。

　　同時，中共又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及人民構成的國家，有著根本性的矛盾。它為了自身利益，對內專制壓迫，荼毒中華兒女；對外以政權生存為外交目的，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例如自建國起就沒有積極甚至主動放棄對日本侵華暴行追責、默認俄國侵占中國領土等。中共與中國及中國人民的矛盾，是明確且根本的。

　　總之，我認為絕不能將中共與中國混為壹談，而是將其區分開來。此外，當中共在某些時候既為了自身統治、又符合國家利益時做出的政策，不應該“逢共必反”，而應該將中共的具體政策與其本身的非法、惡劣區分開、分別對待。就像當年鄧尼金在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他號召俄羅斯人團結起來捍衛祖國；霍布斯鮑姆等西方學者在批判蘇東專制的同時，也肯定了蘇東國家在男女平等、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樣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同樣稱贊了中共治下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歐美及聯合國也對中國脫貧的速度頗多贊賞，這些贊同並不是贊譽中共獨裁統治，而是就事論事。

　　而中國民主和社會運動人士，更應該客觀理性評價中國包括中共治下的成敗得失，正確對待中共與中國的復雜關系。對中共的批判，應該基於事實，全面而非片面評價。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執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對民主運動及政治反對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國家統壹與民主政治：國家統壹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壹統”與“民主”二者並不矛盾關於“大壹統與未來民主憲制關系”，我曾經在推特上做過很多次發言，評述二者並不矛盾，以及領土、人口、主權作為國家的核心利益，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區等特殊情況外，我反對任何地區的獨立，主張國家的統壹、失地的收復、領土的完整。在此只選擇我在推特上評論統獨問題、民主與統壹問題的壹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錄於此：

　　我並不贊同那些支持獨立的民運人士的看法和言論。如果某位民運人士是印度人，然後他要求莫迪讓克什米爾公投、把軍隊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東北七邦，看看莫迪會不會同意？會不會以危害國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樣，印尼、菲律賓、尼日利亞這些民主體制國家，也都對試圖獨立的區域進行武力鎮壓，如印尼的亞齊、西巴布亞地區（而東帝汶的獨立則付出了10萬至30萬人即總人口十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慘重代價），菲律賓的棉蘭老島穆斯林聚居區，尼日利亞的比夫拉地區。歐美壹方面承認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鵝絨分離”，但對同樣為民主政體的烏克蘭，克裏米亞即便通過公投“回歸”俄羅斯，頓巴斯地區也有兩州脫離基輔的管轄，建立了兩個“共和國”，西方國家全都拒絕承認。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也是同樣的情況。發達國家中，雖然有蘇格蘭獨立公投，但更多發達國家則是想方設法對分裂和獨立運動加以阻撓和鎮壓。如加拿大對於魁北克獨立問題，就設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質上當然是為了阻止魁北克獨立。西班牙中央政府，無論在佛朗哥獨裁時代，還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時代，對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的壓制也都是很強力的。在加泰羅尼亞公投後，歐盟和美英法德日韓等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全部聲稱尊重西班牙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承認加泰羅尼亞獨立。日本對於阿依努人民族意識覺醒後的“民族自立”運動，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獨立運動，也都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打壓，並堅決反對琉球獨立。美國的“加州獨立”、“德州獨立”等運動也被美國聯邦政府壓制，當年林肯武力捍衛美國統壹的南北戰爭更是血腥殘酷。

　　民主和專制國家，都要維護領土完整。以捍衛主權來維護統治或增加支持率，是壹個現實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為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就確立了主權國家的概念和權利，並成為至今國際秩序的基石。這與民主與專制無關。在沒有更好的替代體系，且世界依舊由各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競合的情況下，這套秩序依舊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個地區的人民都需要考慮全體人民的利益、每個個體人民的利益。如果獨立出去變成人權更糟的國家，對當地國民不利、對其少數族群不利。而且獨立出去也會對原屬國家造成軍事、經濟各領域的潛在或明顯威脅，危害國家戰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運》壹書中對西藏問題就做過相關論述。

　　而且，獨立、自決有復雜性、虛偽性。就像臺灣有2300萬人（有投票權的約1900萬人），即便過半同意獨立，那不過半的人怎麽辦？他們的權利不應該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過公投獨立是尊重占原國家少數人的民意。但這少數人中的多數人又剝奪了區域內反對獨立的少數人的利益。例如臺獨者認為，10多億人的意見不能阻撓2300萬人的民意，那2300萬人有沒有尊重至少幾百萬反對獨立的臺灣人的民意？

　　南周有壹篇文章《民族自決權的貧困》就對這種情況分析的很透徹：“倘若蘇格蘭真的獨立了（壹階獨立），那支持留在英國的人聚在壹起，只要過半是否可以再從蘇格蘭獨立出去（二階獨立）？這個地區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獨立出去（三階獨立）……如此沒完沒了……”

　　這樣的案例並不是空想，蘇格蘭旁邊的北愛爾蘭地區，在愛爾蘭獨立後，就是因為民眾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國，四成主張獨立或並入愛爾蘭共和國，然後打了幾十年仗。難道40%就要服從60%？還有像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和東部三州、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羅地亞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國、馬其頓的阿族自治區、摩爾多瓦的德左地區、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省……還有印巴分治和蘇聯解體後印度和俄羅斯壹大串想獨立的……都是次階獨立。

　　雖然以上案例都沒有無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沖突和混亂。最重要的是，他們大多數沒有獨立，這本身就是對自決、民族自決的諷刺，說明決定能否實現自決的是權力、力量、國際局勢，而非自決的法理基礎。例如，從法理上來說，既然國際上允許烏克蘭脫離蘇聯，那烏克蘭東部自然也有權利脫離烏克蘭；臺灣的親大陸和反臺獨的當然也有權在聚居區脫離臺灣獨立後的國家再組成個國家；假如新疆獨立，新疆的漢族、哈薩克族，同樣也有權從那個國家獨立出去。如果不允許，那又是為什麽？也就是說，支持與參與自決的人普遍使用雙重標準、邏輯不自恰，這就等於摧毀了自決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區現在所屬或名義所屬的國家通過民族自決獨立了，但這些地區自己卻沒有獨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認，哪怕它們有和它們名義所屬國家自決時同樣的理由，難道這不是對自決的最大諷刺嗎？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如果都這麽下去，那就真的“巴爾幹化”、“高加索化”，打成壹團了。

　　所以，不要把“獨立”、“自決”當成理所當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獨立就什麽都好了，人權狀況甚至更糟。車臣實際獨立那些年，極端宗教分子和分離主義者不僅不斷制造恐怖襲擊，還和地方軍閥、乃至有權勢有武裝的家族，到處劫掠、綁票、殺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對方境內庫爾德人的獨立運動，卻都反對己方境內的庫爾德人獨立建國。

　　李偉東先生曾經發過關於七七事變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當年為何敢蛇吞象？因為在日本眼中，中國是分裂成很多快兒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實際統治者和軍隊，他們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買勾兌然後武力取之）。為何1937年擴大了武力征服，因為蔣公基本統壹了中國並開始現代化並不與日本妥協，如果不趁著中國尚弱，就沒機會了。”

　　這也是我堅持國家統壹的原因。領土和人口是國家的基本要素、國力的核心部分，沒有國家肯主動放棄這些比黃金還珍貴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詡“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可它為了國土完整和戰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對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爾、錫金和東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許多國人反而慫恿、鼓吹國家分裂。他們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國家安全與利益，這種短視、無知和狹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國分裂為五十壹個國家，它還有現在引領世界的能力嗎？如果現在的美國只有1776年獨立時的十三州，其國力恐怕還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戰爭時雙方都難以勝利，美國分成兩塊，它如今也不可能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不會對世界有如此影響力。因此，領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著於二者的巨大發展潛力，是任何壹個國家出於國家利益都不應該放棄的。

　　除了外國的例子，直接看中國民主化與國家統壹的關系，二者也沒有矛盾。以兩岸問題為例，我們為什麽不能換個角度考慮呢？假如有壹天，大陸實行比臺灣更好的政治制度，為什麽不可以統壹呢？如果大陸新政權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發展更有公正的體制，在制度優越性上超越臺灣，統壹有什麽不可以呢？為什麽“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韓國幾十年巨變，大陸怎麽就壹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民族國家，這個能夠理解。但是並沒有看到有同民族自願分裂為兩個國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鮮、越南、德國，人們都有強烈的統壹意願，後兩者已由分裂走向統壹。只有中國，兩岸許多人都吵鬧著要分離，甚至大陸內部各漢民族也要獨立。如果政治制度差異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後還要分裂，難道不是壹件荒唐的事嗎？我是很贊同馬英九的“新三不”原則即“不排斥統壹、不支持臺獨、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還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統壹不可談（言下之意即大陸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後，統壹就可談了）”。這才是臺灣真正理性、有遠見和家國情懷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的巨大差異，的確是阻礙統壹的鴻溝，可以維持現狀。但未來民主化後，壹定是要統壹的。而且，臺灣有著民主自由的人權和道義優勢，為什麽不能反過來以此推動大陸民主化呢？壹個民主的中國大陸，對臺灣也是更安全、經濟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當然對我個人來說，不止是反對國家分裂，我對聯邦制也不贊同，只贊同部分地區自治。我個人壹直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統壹的、單壹制的、中央集權的制度，這樣能夠促進全國向最先進區域看齊、破除戶籍壁壘、互相交流、舉國之力做超級工程、集約調配和使用全國資源，合力參與國際競爭。至於許多人批評“中央集權”的弊端，我覺得集權也分“好的集權”和“壞的集權”，集權本身並沒錯。中國的問題是，在需要集權的事情上放任、縱容、不負責，而需要保證自由的方面卻加以限制和打壓。

　　當然，我主張中國統壹，也是希望為世界聯合打下基礎。我是愛國主義者，更是國際主義者。如果想達成世界聯合，必須先實現區域聯合，區域聯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內統壹。分離主義導致的更多是對立和發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歐洲小分離同時大聯合），長遠看不利於人類發展，只會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對立。而如果世界聯合不能實現，例如如今國際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復興，中國更需要積極維護國家利益，采取適當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國際社會，還是相對叢林化的，雖然二戰後國際秩序開始向“道理”而非“拳頭”傾斜，但根本上國際關系還是由各國和地區的實力決定的。而隨著特朗普、莫迪的上臺，習近平、普京、博索納羅等人的得勢，民族主義和叢林秩序又卷土重來。即便我們為反對民族主義，也首先要有壹個強大的國家，抵禦住他國民族主義的侵淩，在國際上站穩腳跟，然後再利用自身影響力促進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推動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義泛濫、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地緣戰略攻擊時，單方面拋棄愛國主義和民族凝聚力，等於是自毀長城，自我削弱，還談什麽國際合作呢？那時候說話，有哪個國家肯聽呢？

　　關於第二單元“未來中國民主憲制結構設計”中的大部分問題，我都在拙作《人民憲章》中做過清晰、系統、完整的設計、闡述，在此就不全部搬過來了，而如果只摘取壹部分，闡述的又會不系統，因此就不摘錄了。但是有些在《人民憲章》中未涉及到、沒有針對性提及的，我在此補充些個人看法。

　　對於中國未來司法結構設計的建議：堅持分立原則、賦予適度權力關於第三點“司法結構：立法機構與司法機構的關系，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的問題，順承我在政體（行政結構）上的觀點，我主張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典型如法國現有模式（即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政治架構）），議會為權力重心，但總統擁有近乎同等權重權力。而司法則應該成為立法和行政機構的監督、制衡力量，但權力不宜過大，更不需要與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平齊，且如果設置專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機構的部分職責。因此，應該將司法機構定位為監督、制衡、執行憲法與法律的機構，而不必如美英那樣大法官擁有極大權力，更不應實行終身制。

　　政黨制度與代議制度：兼顧多元與秩序、博采各國之長關於第五點“政黨政治：憲政架構內的壹黨主導還是兩黨制或多黨制”，我當然認為應該實行兩黨或多黨制，而不應該壹黨主導。

　　至於是兩黨還是多黨，我個人傾向於多黨制，因為這樣更能讓不同團體都有自己表達權利的機會，而不是被大黨裹挾和壟斷。但同時，也應該對政黨、議會設置門檻，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進議會、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參與全國選舉等，以避免出現黨派過於細碎、政壇壹盤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體的黨派權力分配上，不僅議會是多黨，政府也應該避免清壹色單壹執政黨執政。我認為德國的議會選舉和政府組成很值得借鑒，即聯立制選舉（壹種傾向於比例代表制且利於中小政黨的選舉模式）+大聯合政府（基民盟與社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以促進立法、行政機構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國的“影子內閣”也是壹個值得效仿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對執政集團進行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監督。如果實行半總統制而非內閣制，在野聯盟同樣可以組建“影子政府”監督政府施政。這是我認為相對最為理想的政治架構和權力分配狀態。

　　第三單元“民主轉型（過渡時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線圖”是為未來中國變革提供理論基礎。雖然我個人對於中國還有多久會出現變革的機遇、在實踐上能夠實現變革都持悲觀態度，但毫無疑問，理論可以為實踐指明方向，也讓實踐有了目標和動力。

　　未來轉型節點與道路：充滿不確定性且前路艱險關於第壹點“轉型方式：漸進與突變，各自的根據與前提”。其實，“漸進”和“突變”還應分為手段/方式和內容/實質兩方面。冒昧揣測，本次研討會議程設計者應該更多是側重於中國轉型的方式（如是政權逐步改革還是突然垮臺；是官民互動改良還是突發性革命）是漸進還是突變，而非實質（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徹底變革）方面的漸進與突變。那麽我就以前者而非後者為主要討論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國的政治情勢看，漸進還是突變，很難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內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導的。眾所周知，習近平上臺後，中共專制空前強化，民間政治性組織、公民社會被摧毀殆盡，國內帶有政治抗爭色彩的人士紛紛被關押或軟禁，還有的主動放棄了抗爭，轉向犬儒或空談雜談。因此，無論是從中共統治階層內部，還是民間政治參與（準確說是無參與）現狀，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來十年內（甚至更久），已無漸進改良、逐步實現民主化的可能。

　　那麽這壹定會導致“突變”嗎？我認為不壹定。有人認為，改良的失敗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興起。但事實上，無論是中共政權對國內的控制力，還是如今各國各地區均“自掃門前雪”、逆聯合化的國際情勢對中共政權的影響，都導向不利於中國正向“突變（或者說‘革命’）”。相反，如無特殊突發事件，中共的統治還會在中短期維持下去。

　　此外，“突變”壹定是變好嗎？並非如此。典型如前蘇聯，解體之後不僅未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實反而被政治野心家（葉利欽、普京）竊取，而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團、權貴、寡頭瓜分。當然，在“突變”中失去的，還有那個版圖巨大、可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強大國家。而分離出去的國家除波羅的海三國和烏、格之外，其余各國均未實現真正的民主化，經濟政治社會情形與俄羅斯沒有二致甚至更差。這種“突變”，中國不要也罷。

就我個人而言，我當然希望中國通過手段上的溫和、和平、漸進，以及目的、本質上的徹底變革，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成果，讓中國早日變成民主、平等、自由、進步、文明的國家。但可惜這些只是理想，而非現實。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努力，讓中國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變。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觀的。

　　“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與“黨內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爭，而是“有”和“無”之辨關於“如何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如何看‘黨內民主’？”這壹問題，雖然我對“體制內”這壹政治黑洞不夠了解，但還是略做評論。我認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來十年內，中國體制內不會有什麽“民主化資源”，或者說即便有、某種程度為數還不少，也都處於“凍結”、“休克”狀態。2013年以來中共專制空前強化下，連民間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殘酷打擊，黨內只有更甚。“定於壹尊”、“習核心”、“嚴禁妄議中央”……這些還不夠說明問題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還有多少意義呢？即便外部（包括我個人）認為開明的名義上的二號人物李克強，現在也只能管管話費漲價、豬肉供應之類細碎問題，以及“給人民壹個交代”之類的場面話、習近平不願意“屈尊紆貴”講的話。連他都如此，何況其他體制內人士、內心傾向於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於中共統治集團、權貴階層與習近平利益壹致，民主化毫無疑問會剝奪或至少削減其特權，因此出於利益（而非僅僅是因畏懼習近平的淫威），也會普遍支持習近平的強化專制之舉。而且，習近平執政以來，實行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讓貴者更貴、“賤民”更“賤”，越是接近統治中心、越是掌握權力、金錢、人脈、技術等資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們自然會堅定的支持習近平。我們看習近平加強專制、魚肉人民，是災難；但從權貴的角度，這恰恰鞏固和“發展”了他們的特權和利益。這就是“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根本就沒什麽用的根本原因。

　　至於“黨內民主”，既然根本沒有“民主化體制內資源”或這種資源已經“凍結”、“休克”，又哪裏有“民主”呢？當然，權力鬥爭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黨內民主”完全是兩碼事。我個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術”的，指望政治鬥爭改變中國、把權鬥當成“黨內民主”，我認為是很不現實的。前面已經說了，習近平的統治手段和內容，是符合權貴階層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強大的“權貴群眾基礎”的，其他傾向於民主、改革的政治勢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習近平的政策在國際社會、民間有識之士那裏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實他在體制內、在權貴階層內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說前幾年反腐敗還得罪了壹些人，現在習的政治對手和追隨者都被清洗或轉而效忠習了，還有誰冒著喪命的風險去對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層，還有這樣的“義士”嗎？只要能夠聽從習的指揮、會媚上逢迎、表示忠誠，就可以分得絕大多數國人眼饞的巨大利益，他們為什麽要反對習呢？

　　高度分化的中國“民間力量”：“民間力量”的復雜性、多樣性、激烈的內部矛盾，及多數政治反對派的錯誤選擇關於“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未來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和“中國民主化與國際民主力量間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過壹個系列短評，並結集為《十論民運》，對這兩個問題有不少涉及。不過內容較長，只選擇部分內容摘錄。在此我重點論述中國“民間力量”的復雜與矛盾，及中國政治反對派/自由派道路選擇的誤區。

　　事實上，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中共專制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著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誌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著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壹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茍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壹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壹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致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因此，在“民間力量”內部就極度分化、階層固化且這種分化、固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談“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差異、矛盾，以及選擇側重於與哪些“民間力量”合作。關於這些，我在《十論民運》和《人民憲章》中都做了闡述，我是傾向於維護廣義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工薪階層、普通職員）、農民與農民工、及各相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為優先的。當然，這更多是基於正當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從實用角度考量，究竟是側重於動員我前面說的那些“二等人”、“優勢集團”，還是相對弱勢的工農大眾，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著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著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專制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制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制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麽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系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制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贊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還有，中共也在鞏固與“優勢集團”的關系，也會繼續拉攏這些既得利益群體。即便將中國國內外反現行體制的力量結成合力計算，無論從金錢、人脈、輿論影響力，都與中共統治集團差了十萬八千裏，又如何有能力與中共爭奪既得利益群體的支持呢？當然，我們有道義的正當性。但對於這些精致利己者來說，道義值幾個錢呢？能買房換車、享受良好教育醫療服務嗎？能在和他們眼中的下等人發生糾紛時“私了”、占便宜嗎？能保住階級、職業、地位、戶籍這些帶來的特權嗎？不能。而這些中共則反而可以給他們。如此壹來，道義不僅不是我們爭取“優勢集團”的長處，而是缺點。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為這些“優勢集團”許諾比中共更多的特權、利益，但那我們改變中國意義在哪呢？那不僅沒有道義，而是喪心病狂了。哪怕壹些自由派、政治反對派已經在思想上傾向於如此了。

　　而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習近平執政後，無論物質利益、個人權利乃至尊嚴、地位上，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但他/她們（我這裏要著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們”）恰恰缺乏能夠促進變革的金錢、知識、人脈、話語權，也缺乏起碼的革命覺悟、組織力，內部還呈壹盤散沙、難於團結。

　　無論側重於和既得利益階層合作，還是召喚中下層民眾，都是極具挑戰性的。而調和二者訴求、利益，讓兩大群體協作改變中國，更是困難重重。即便短時期組成某種壹致的反體制聯合陣線，也會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現體制後，重新陷入分化和對立，很難就新國家的發展方向、制度和社會建設達成壹致。

　　還有壹點很值得提及的，中國國內外的大多數自由派，包括許多民運人士，難道不是在本質上已背棄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了嗎？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民運人士，大多數都是裏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鄧小平的支持者，難道會支持左傾的、類似於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臘、拉美諸國、韓國那樣的民主革命？說的更直白壹些，中國的自由派本身就是“優勢集團”的成員，大多數人考慮問題與那些精致利己、主張弱肉強食、自由放任的“壹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對特權者、處境優越者沒有區別。或者再直白壹些，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頭頂上有中共的控制壓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權這些，甚至堅決反對之，不是主張完全自由放任、實質叢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兩種惡疊加。

　　這些人德智皆乏，論才智，除了在個別領域有成就，視野普遍狹隘，基本的通識性人文社科常識缺失，認知水平和理性思維能力差；論道德，前面講的他們的主張已經證明其卑劣了。這些人最多有膚淺的、選擇性的同情心（而對異質群體則不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憫心就完全沒有影子了。這些話不好聽，但是難道不是事實嗎？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支持特朗普的中國自由派人士的心態，他們對中國受苦難的百姓，尤其底層民眾的內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妳，但那都是共產黨幹的，與資本主義無關，相反資本主義非常好；2.我雖然同情妳，但我們尊卑不同，我是貴族和社會精英，妳是底層老百姓；3.即便共黨亡了，自由民主了，我還是精英，妳還是底層，可以讓妳不受專制迫害，但平等別想。當然，其他的群體，無論是體制內權貴和其他既得利益者，還是平民大眾，價值觀同樣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為希望改變中國的力量，就應該對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爛”。我們要做開拓者、變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論民運》中對此也有所評論，摘錄於此：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乃至是麥卡錫、特朗普的擁躉。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當然它和它的繼承者後來變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訴求很多是左傾的）、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已故美國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張不壹定好，但品質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屬於鄧小平的支持者，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鄧小平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鄧右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今年，距離偉大的、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已過了231年了，也迎來了“救亡啟蒙”的代表性事件“五四運動”壹百周年，距《世界人權宣言》公布已近72週年，中國經濟政治重要轉折--“改革開放”的啟動也已有41個年頭，還是中國民主化悲劇六四國殤31週年。

　　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中國依舊處在專制統治之下；而大多數中國人民，因為專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推行的洗腦教育，依舊缺乏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觀；民主、共和、憲政等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仍未建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經濟發展與國力膨脹，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輸出邪惡模式並與國際保守頑固勢力勾結，荼毒中國和世界人民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在中共統治集團駕馭下，繼續在強化專制統治、維持“低人權優勢”的同時推動經濟發展、鞏固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內核的社會體系，還是在以知識分子為先導、人民為主體的革命運動勝利後，擁抱普世價值、融入現代文明、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共和國，並為對人民進行思想啟蒙、推動社會革命提供政治和制度基礎？這是決定中華民族重生還是繼續沈淪的生死抉擇。

　　19世紀中期，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早已與世界文明脫節。它的統治危機，尤其對外戰爭的壹系列失敗，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的落後，也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以維護統治為目的的追求器物層面的改良，在甲午戰敗後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皇權專制制度，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壹現且成了精英與軍閥的玩物，廣大人民沒有也不知不解民主自由，專制主義植根於基層和民心中從未衰敗。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中的有識之士深入到對保守落後的傳統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壹系列思想啟蒙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對民主憲政的嘗試，然而國共內戰爆發讓制憲進程戛然而止。分治後的海峽兩岸，分別遭受了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荼毒。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中共統治集團以人民的名義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在混合了封建主義、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的“中國特色”暴政下，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超越限度對宗教實施打壓、鎮壓維權運動等壹系列人權災難，致使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內的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造成的普遍貧困和高烈度政治暴力，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在總體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即所謂的“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了；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壹度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曾有過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2008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當時也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

　　自2013年起，以習近平為首的統治集團，撕下了中共開明的面具，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密集而強橫的掃蕩。自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以《炎黃春秋》雜誌被“接管”為高潮，新聞自由日益萎縮，如今幾乎可以說蕩然無存；709大抓捕，象征著維權時代的結束，充分體現了中共政權下“法治”的脆弱與虛偽；而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任期限制，則令中共的封建主義色彩愈加濃厚，專制集權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執政集團繼續堅持並強化專制統治，明確拒絕政治改革，相反還在開歷史倒車，由此導致官員頑固民間保守，公檢法愈加黑暗，法治沒落人治復興，人權被踐踏，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空前加劇；經濟畸形發展、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社會矛盾尖銳並不斷積壓，統治集團及依附體制的上層精英對中下層人民的剝削壓迫日益加劇，人民的抗爭橫遭鎮壓，平民大眾普遍處於沒有自由、公義的生活狀態下，弱勢群體更是毫無尊嚴的在殘酷社會中絕望掙紮。

　　伴隨著制度上的倒退和公民社會的急劇萎縮乃至消亡，道德淪喪與價值觀全面崩壞，人心的腐化墮落與公共意識的淡漠蔓延到各領域各階層。其中，以弱肉強食為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冷漠自私為質的犬儒主義這兩大價值觀，危害尤重、泛濫成災，即人們普遍以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眾寡而非勞動強度與價值分配資源與利益，以實力強弱而不是對錯本身來評判是非曲直；面對不公與暴行，人們紛紛明哲保身，精英階層更是精致利己，外表衣冠楚楚，內心骯臟墮落，順從獨裁專制、參與分贓，對中下層人民的苦難與屈辱無動於衷。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顛倒，善惡於大庭廣眾中異位。弱肉強食，就喪失了正義感，與平等、法治背道而馳，變成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社會；冷漠自私，就意味著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沒有了公共意識和對社會共同體的責任心。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生態中，人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喪失了人類應有的正直與仁愛之心，現實社會及互聯網輿論處處展現著暴戾、殘酷，為利益不惜損人利己、顛倒是非、鉆營依附，中國社會已深陷於“繁榮的腐爛”且愈演愈烈。

　　總之，現行體制的反動和社會的全面腐爛已經到了必須全面、徹底改變的地步。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中國百余年來的近現代化歷程，汲取發端自西歐、普適全人類的人文主義精神，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現代文明第壹要義，是民主法治的目的，是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以來人類艱難而不懈的追求。每壹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經濟狀況、性別與性取向及其他身心特質、政治信仰、種族、膚色、宗教等各方面有何種差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應當用同壹邏輯、同壹基本原則對待。必須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於具體的法律實踐，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在法治和經濟層面采取積極有力的政策維護社會平等，對各種不平等現象，國家有責任和義務采取各種手段進行及時而有力的矯正。

　　自由：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自由不能惠及全民，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獨享的自由，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是偽自由。在保障合法的自由前提下，也不能允許以“自由”為名侵害他人權利與自由、危害社會文明進步的言行逍遙法外。自由需要法治的規範，秩序與自由是壹體兩面。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人權至上的必然要求，是人性的彰顯，是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基本追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對平民百姓的生命、尊嚴、權利的輕蔑與踐踏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法治：法治就是依照同樣適用於所有人和組織機構的法律條文，保護和規範人的權利、約束政府權力、懲治與改造違法犯罪分子的政治社會理念與實踐系統。法治是捍衛平等的基石，是對民主的規範與對自由的保障，是保護人權不可或缺的手段。與人治的等級性、依附性、隨意性與選擇性、野蠻性相反，法治有鮮明的平等性、獨立性、固定性與普適性、人道性。法治也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法治既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又是捍衛文明的利劍。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均沾，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此外，共和也是王權與神權的反面，是“國權民授”而非“君權神授”，人民不是統治者的附屬品，而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共和也有著明顯的反專制與平民政治色彩。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和代議機構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符合情理與普世價值的決定，並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民主使國家機器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當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剝奪時，就有權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或恢復民主。

　　在中國，復興帝制或變相恢復帝制的復辟夢終究會被挫敗；在世界範圍內，專制體制也在人民的反抗下危機四伏；人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打倒專制與迷信、推動民主與科學，以建立公正社會為目標，發動變革，推動與捍衛平等、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國人民應做的選擇。

　　藉此，我以建設性的公民態度對未來的國家政制、公民權利、文化革新、社會進步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主權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國，國家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堅持世俗主義的原則，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政體，頒布新憲法和建立國家機構，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約束和規範政府權力。

　　2.代議民主：建立三大代議機構，分別為代表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少數群體的聯合院、普選產生的代表人民意誌的權力重心人民議會、代表專家學者等知識分子的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其中人民議會擁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項決策、人事任免、監督政府等權力；專家院擁有具體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權、監督權、關鍵性和專業性事務的否決權、實行緊急狀態等權力；聯合院對涉及區域、民族、其他少數群體、弱勢群體的事務有適當的權力。

　　3.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包括國家元首在內的政府應在法治框架內運作，權責統壹，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運作機制，保障來自包括人民和輿論在內各方面的有效監督。堅持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結合，地方根據情況實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國：實現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成員以直選和從德才兼備的進步人士中選拔相結合的方式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非法幹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依憲治國，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踐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則，嚴格執法，執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監督，讓法律真正成為人民的保護神。

　　5.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不允許任何政黨組織、宗教勢力滲透於軍隊，提高軍人人文與科學素養。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務員錄用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軍公警人員不享有任何特權、不得參與任何商業活動。

　　6.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三大代議機構和對人民負責的、相對獨立的人權委員會，糾察壹切嚴重侵犯人權的暴行，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與基本安全，伸張正義，保護處於相對弱勢地位者的權益，保障弱勢者話語權。

　　7.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壹人壹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和代議機構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地域平等：廢除戶籍制度在內的壹切不平等制度，結束城鄉二元體制，落實公民壹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以工業化促進城市化，以城市化促進地域平等和個人平等。

　　9.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擊、取締反普世價值、制造社會仇恨、煽動和發起針對特定人群實施暴力的組織。

　　10.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幹預與違憲限制。國家機器應該保護壹切合法的集會、遊行示威、表達訴求的行為，保障每壹個人都有平等的表達權利，保護參與者的安全與權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脅、阻撓。

　　11.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政府應積極配合新聞媒體的監督，為媒體調查報道提供壹切必要的便利；對揭黑批惡、為人民發聲、理性公允、新聞價值高的媒體，應提供經濟補助與安全保護；保證各領域各階層都有充分的話語權，避免相對弱勢者因社會地位低、相對貧困等種種障礙而話語權不足。也就是說，不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權發聲，也要讓每個人的聲音都有機會被社會聽到，保障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話語權的不失衡，避免“聲高即有理”。對發生在現實與互聯網上的危害公民權利和社會安全的違法犯罪言論，應依法懲辦，保護遵紀守法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受他人或組織幹擾和威脅。

　　12.宗教自由：在堅持世俗主義原則和政教分離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無排他性與危害性的宗教活動不受政府幹預。

　　13.專家治國：在中央和地方設立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專家院應有來自教育、傳媒、科技、法律、經濟、外交、社會運動、宗教、環境保護、醫療、文學、社會學與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各界學者組成，負責涉及以上領域宏觀和微觀事務的政策制定、建設參與，全面推動和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科學化、專業化、理性化。專家治國也是抗拒民粹主義和官僚主義必不可少的手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是與反智反科學、歧視、暴力、短視、仇恨與偏見、對弱勢者的欺壓，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與不平等做鬥爭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的教育方針，推動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內容與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強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強人文教育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養具有平等、自由、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現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學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學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學術自由。促進城鄉、不同區域、不同家庭條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進起點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礎上提高人才選拔的公平性與優質性。在各行各業普遍推行文字與實踐結合的考試形式，在人才選拔上盡可能做到量才錄用，提高各行業工作人員基本素養、工作質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堅持“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廢除文藝政審，讓文學藝術創作擺脫政治束縛；對反映社會黑暗面作品的創作和發布不應有任何阻止，且應對優秀且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此類作品創作者發放補貼和提供便利；對於反普世價值如鼓吹專制復辟、挑動族群對立、鼓吹歧視與仇恨等類型的作品（不包括為反映歷史和現實真實，包含以上殘酷事實的作品），應依法懲處。

　　16.科技立國：把推動科學技術發展與科技實用化作為基本國策，以科學理念為綱、科技手段為目，推動經濟建設、社會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信息化。培養德才兼備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產業為軸的制造業、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為特征的服務業；利用科學技術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領域的發展水平、服務質量、透明度。

　　17.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兼顧經濟發展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不極端和偏廢；明確落實國家、各級官員、企業和個人各自須承擔的相應責任，堅持誰破壞誰補償的原則；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推動環境保護的法治化和系統化。

　　18.軍事改革：軍隊國家化，將軍隊由“人民解放軍”改名為共和國軍。軍人應忠於人民，遵從人民議會與專家院的決策與調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托科技提高軍隊戰鬥力，提高裝備水平和質量以代替人海戰術，大幅裁軍的同時大幅增添武器裝備，擴充核武力量至適當水平，建成與國力及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軍事力量，逐步建設為第壹軍事強國。在裁軍基礎上極大提高軍人尤其各級軍官人文素養，加強軍內普世價值教育，改造軍人因特殊身份和環境而特有的醜惡習性，促使軍人樹立進步主義價值觀、養成文明友愛的言行方式。加強軍隊內部人權問題糾察，打擊個人忠誠行為，允許包括媒體在內的外部對非軍事機密領域進行全面監督，保護軍人權利和軍人之間的平等，打擊壹切形式的軍中暴力、欺淩和虐待行為。軍隊兩大核心任務：對內保衛共和國的國家安全與世俗主義，對外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人權、公正與自由，成為捍衛人類文明的燈塔，做好隨時向全球出擊的準備。

　　19.經濟運行：實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在保障市場自由的前提下，國家通過適當的幹預和調節，如打擊不正當競爭、遏制壟斷、保護勞工權利、扶植高新科技產業、提供經濟信息指導與危機預警等方式，使經濟運轉更加穩定、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更為人道和諧、經濟收益更具普惠性。在產業結構上堅持以制造業為本的實業興國原則，通過政策引導和國家強制力遏制投機活動，尤其嚴控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防止產業畸形下泡沫經濟的泛濫。

　　20.分配政策：實行以創造價值與勞動強度為主標尺、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堅持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原則；以減少剝削、遏制貧富分化為重要目標；再分配更加重視公平，並與社會保障體制銜接起來。

　　21.財產保護：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創業自由，打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行為；設立代議機構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保障資產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約使用，切實保障公民尤其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22.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架構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使稅收征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稅法修訂和稅的征收須經代議機構認可。增強稅收在促進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細密而完善的收入申報與稅收稽查系統。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服務為主管理為輔，為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23.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和質量，向福利國家邁進，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讓每壹個國民都有條件選擇有尊嚴和自由的生活。廢除壹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繳原統治集團特權所得，推動社會保障的均等化。

　　24.勞工權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廣義的工人階級的權利，覆蓋各性質各行業的工人、職員；支持工人組建獨立工會、推動工人自治和職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罷工權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實權的勞動仲裁機構，職權與法院相輔相成；設立細致的各行業最低工資標準；打擊各種各樣的職場歧視和欺淩行為；舊農民工、農業工人壹律與城市產業工人、第三產業職工享有同等權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議機構、輿論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話語權。

　　25.扶弱平權：國家對女性、LGBT群體、身心障礙者、少數族群、其他弱勢群體的權利應積極保護，尊重相應群體合法範圍內的平權運動，細致、認真傾聽弱勢者的訴求，為弱勢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質、就業、教育、輿論、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護、救濟，保護弱勢者不因其相對弱勢而受剝削、歧視、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夠融入社會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對待弱勢群體時，要充分尊重弱勢者本人的意願與選擇。除人權外，動物保護也應納入公民運動議程。在推動平權政策時，應采用大眾易接受的溫和方式，如重視反歧視教育、慎用配額制。保護弱勢群體的措施，要和國家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相適應、與整體社會治理體系相融合、與文化教育和人權維護相承接。

　　26.社會革命：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不斷革命的歷史。社會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補充，更是走向偉大社會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權應該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勝利後，繼續與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醜惡做鬥爭，對行政、司法、家庭、社區、教育、青少年、醫療、養老、科技、互聯網、就業、環境、軍務、宗教、黑幫與私會等各領域、各群體、各社會單位存在的本質性、結構性、微觀性醜陋黑幕，進行調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種精致利己甚至因私為惡的利益集團的帳幕，鏟除惡勢力，保護人民尤其處於相對弱勢壹方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尊嚴，最大限度減少人類受到的傷害和痛苦，使每個個人得到更實質的平等，實現和發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采用單壹制的國家結構，實行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方針，根據各地域不同情況適當放權，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區實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堅持各民族壹律平等的原則，以制度性和系統性措施反對和防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同時有效和公平的處理各民族及民族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對於發生大規模騷亂、系統性侵犯人權、政治壟斷、壓迫、動蕩、腐敗的區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權力，由中央直轄並派專員保護受害民眾、動員人民重建地區。將香港、澳門建設成遠比現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談判為主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致力於將中國全境置於民主憲政、文明進步的覆蓋之下。

　　28.國際責任：與世界各國壹道，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為基準，平等公正的態度，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各國被壓迫人民的正義鬥爭，聯合各進步國家使用各種手段捍衛世界人權與文明；促進世界各國各區域協調發展，推動世界各國在合作與融合中邁向“世界聯邦（性質類似歐盟）”。

　　29.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授予榮譽，並給予充分合理的補償；釋放壹切在新政權法律下原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責任，壹方面，根據具體情況寬宥、赦免、輕罰願意改過自新者，讓舊體制中本質善良、沒有重大且或主動犯下大罪者參與新政權，重新服務人民，共同建設新國家；另壹方面，嚴懲舊政權中對人民和國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領導人及爪牙，對惡貫滿盈的統治集團高層人物和直接執行者（尤其是黑惡勢力骨幹），處以極刑；沒收舊政權統治集團及爪牙的壹切非法所得，包括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向全世界發布通緝名單和派遣特工人員，追緝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肩負著十四億多人類文明開化的使命，也必須承擔國際責任、引領人類發展。但可悲的是，中國仍處在專制主義的政治生態中，國人大多為愚民、暴民、順民的結合體，而包括統治集團在內的既得利益階層精致利己、剝削和壓迫人民，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中華民族陷入了持久而悶烈的內耗與互害之中，成為人類肌體上巨大的瘡疤，拖累了人類文明的進程——這種局面必須改變。為解救國人中良善卻更受苦難者、為解放、改造和重塑中國人民，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會革命的開啟迫在眉睫。因此，根據2008年以來中國政治社會的惡性倒退狀況，我個人以淺陋之見，將《零八憲章》改編為《人民憲章》。

　　早在七百多年前，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讓人本主義覺醒，接踵而至的啟蒙運動更讓理性的光輝照亮了人類；開啟人類新紀元的法蘭西大革命也已過去了二百多年。但如今世界上竟依舊有如此廣大的專制之地、如此眾多的蒙昧野蠻之民，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有羞恥感的人類，我們怎能不感到羞愧、憤怒？

　　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不論身份，在堅持底線前提下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偉大的革命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以期早日建成壹個自由、民主、平等、憲政的進步國家，實現啟蒙運動先哲和國人中有識之士數百年來鍥而不舍的追求與夢想，在懲惡揚善、激濁揚清中帶領中華兒女駛向文明的彼岸。

中國社會的醫療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首先，對於患者的權利，發達國家有明確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規定。例如美國各州的《患者權利憲章》就明確規定了作為患者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患者權利作為很神聖的權利加以維護，維權不僅有法可依，還依靠的足夠堅實。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相反，近年來在出臺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解釋說明中越來越偏向醫方，如取消很必要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第二，發達國家有專門的中立仲裁機構，以及成熟的司法解決途徑。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國處理醫療糾紛的仲裁機構卻和被投訴醫院與醫護人員同屬於衛生部門，仲裁機構的所有職位都由醫療系統人員擔任，且往往與被投訴的醫護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屬醫療利益共同體成員。讓“老子查兒子”能查出什麼來？

至於中國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偏聽偏信有專業優勢的醫方的意見，做出的判決傾向醫方。而且以國人對中國司法機關的普遍印象，類似“民告官”的弱勢訴強權往往以前者失敗告終。這在醫療領域也同理。

中國也嚴重缺乏專職從事醫療糾紛維權的律師，導致患方訴辯能力差、無力與財大氣粗的醫方聘請的律師抗衡。如今醫方抱團越來越強，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脈，更加劇了醫患雙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這樣情況下，患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第三，與第壹點和第二點緊密相連。即在發達國家，由於制度、法律與實踐中均積極保護患方權利，較容易認定醫方存在過錯。醫療糾紛仲裁和司法判決結果中，患方獲得索賠的門檻低、比例高、金額大。美國的醫療事故賠償案例中壹半以上賠付額都超過100萬美元。這也激勵了患方訴諸仲裁與司法程序的積極性，提高了醫療事故案例中最終得以獲賠的比例。

而在中國，因為仲裁機構的嚴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雜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對強勢壹方的偏袒，患方勝訴的比例低、獲賠金額少。高昂的維權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維權的積極性，導致絕大多數醫療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也成為觸發以自發和激進手段維權（即所謂“醫鬧”）發生的關鍵原因。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這也對原本就團結的醫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醫方以多欺少的霸淩。這還促進了醫療維權的公益化，人們的維權得益的不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患方群體。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五，發達國家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權利為本的服務體系。在診療的流程中，非常重視保護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如保證充足的診療時間、文明的服務態度。具體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國的醫療則完全是由醫方主導的、功利化的，醫護人員隱瞞重要診療信息和推卸責任、惡劣對待患者的行徑比比皆是（雖然只是壹部分），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惡佞就是現實中惡劣行醫的延展。

第六，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公立醫院均實行嚴格的輪候就診機制，不分貧富貴賤都必須按照規則輪候就診、享受同等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種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氣，促進了醫療的公平與醫患關系的和諧。

而在中國，不僅在制度上就將醫療服務分為三六九等，即便針對壹般患者開放的門急診與住院服務，往往也需要各種請托、賄賂，充滿著不公平。而醫生出於私利也往往見人下菜碟，歧視性對待不同的就診者。沒有門路的弱勢群體成為這種不公不義醫療現狀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別，更加深層的差異是，西方已經將醫療糾紛投訴（包括訴諸輿論）與訴訟視為合情合理的個人權利與醫療日常行為，將醫療事故索賠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各方都積極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污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至於在中國泛濫成災的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收受賄賂等醫療腐敗，在發達國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實行嚴格的醫藥分家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藥品企業與醫生的利益勾兌。醫生只有高額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沒有灰色收入（其實就是非法收入）。這對於醫生相對壹視同仁對待患者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還有壹件監督醫療體制與醫護人員、促進醫療糾紛處置公平的利器，即新聞媒體。如在美國，強大與活躍的新聞媒體就充當“扒糞人”的角色，對包括醫療領域在內的各行各業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無論是醫療腐敗還是醫療糾紛，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被全社會審視。這極大的威懾了醫療群體，使其不敢胡作非為。

而中國的情況則如前所述，輿論已完全被醫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於直言批判醫療群體的媒體。以“醫療自媒體聯盟”為代表的醫療自媒體矩陣，徹底壟斷了醫患糾紛問題的話語權，且已癌變為破壞醫患關系的毒瘤。而從央視、南方周末到各大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的退縮，則是最為致命的。

新聞媒體將醫療問題公之於眾，還有將個案轉為普遍性反思、將個體糾紛轉化為公益性維權的作用。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報道醫療糾紛，即便當事人維權，也止於維護個人利益，而無法促進對醫療問題的系統性反思、對全體患者利益的維護。當有壹定維權能力的人的醫療維權無法被大眾所知和反思，潛在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那些無力進行個體維權的弱勢群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壹些鮮為人註意但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毀壞醫療記錄在技術上也是很難實現的”。發達民主國家是非常忌諱隱瞞真相、篡改事實的，壹經曝光會受到嚴厲懲罰。而且有些醫療機構已使用無法篡改的區塊鏈技術存檔病歷，壹旦錄入無法進行改動。而在中國，篡改病例現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國輿論完全傾向醫方的情況下，還時常曝出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篡改病歷的事件，當事人卻並未因此被開除或追究刑事責任。當如此嚴重的誠信問題不被當成壹回事，醫療秩序混亂就成了必然。

在醫療糾紛中，醫院的監控錄像則是與病歷同樣重要的證據。無論是手術過程中手術室的錄像，還是發生沖突時醫護辦公室、醫院走廊與大院中的監控，都是還原醫療糾紛真相的關鍵。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醫療糾紛中，醫方往往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或者選擇性提供監控錄像。如只在被患方毆打時才公開錄像並作為證據將患者或其家屬送進班房，但如果是醫護人員動手毆打患方，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監控錄像，甚至直接銷毀。而警方往往也不會強迫醫院提供監控錄像（這取決於警察的素質、心情，以及患方的勢力）。這使得患方吃了大虧，在醫患沖突中只能啞巴吃黃連。

而西方國家則不然。據壹位在美國執業的律師說，在美國的法律糾紛中，凡是握有監控錄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發時的影像記錄，如沒有合理理由，則判決監控錄像擁有者承擔無法舉證的責任。如警民沖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無法提供執法記錄儀的影像，則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比提供監控錄像承擔原有責任所受懲罰還大。而醫院等特殊公共機構同理。這避免了像中國頻繁發生的“監控錄像壞了”或幹脆拒絕提供監控錄像的情況，保障了弱勢壹方的利益。

醫院的監控錄像也是壹種“公器”，不能“私用”，而應是同時保障醫患雙方利益的工具。顯然，美國的法治理念更為合理，遏制了掌控證據壹方匿藏或毀滅證據的沖動，維護了公正。

中國醫院還時常發生拒絕診療的情況。例如對曾經與醫護人員發生沖突、做出投訴與訴訟、乃至只是對診療過程錄音錄像的患方，醫院往往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拒診。更有甚者，私設“黑名單”或在醫護人員群組中散發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診相關患者。或者是，雖然接診但是百般刁難報復。

這不僅給患者造成極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還阻嚇了其他患者維權，讓患方不敢維護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縣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經常因病在同壹家醫院就醫，醫方的拒診可以影響患者及家屬壹輩子。這非常可怕，這有時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後果在壹個量級。

而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嚴禁非法拒診（因分級醫療規定要求拒診除外），違者會面臨刑事責任。而新聞媒體更會震懾使其不敢如此妄為。

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患關系、醫療糾紛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別，暴露了中國惡劣的醫療制度和醫療環境，令人觸目驚心。歸根結底，是中國的醫療嚴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醫療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變中國醫療現狀、促進醫療領域的公平正義，完全可以將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拿來”為我所用。魯迅先生說得好，對於西方先進的東西，“我們要拿來”。既然發達國家有現成的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的制度與方案，我們為什麼不用呢？至於國情差異，我們略做修正、調節即可。

但現實卻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療糾紛、平衡醫患關系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原因顯然不在於西方的機制在中國不可行，而是因為醫療利益集團乃至更高層的竭力阻撓。醫療利益共同體對於患者權利立法、鑒定和仲裁機構中立化、醫療檔案和監控錄像證據固定、醫療賠償常態化等視若寇仇，拼命反對。至於讓患者組織起來、推動新聞媒體進行醫療監督等，不僅為醫療利益集團所不容，還被更高層、整個統治集團所忌憚，更不容許在中國實現。

因此，中國的醫療問題（包括醫療糾紛在內）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越發惡化，不是技術上無解決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團的堅決阻撓以及更廣更深的制度和環境因素造成。這導致醫患關系越來越惡劣、醫患不平等越發嚴重、醫療剝削日益沈重。對於因醫患矛盾激化誘發的壹些沖突及惡性事件，不僅不從源頭反思，反而通過全面安檢、增加安保人員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決，使得苦難的現實在鐵拳的打壓下被掩蓋，患方尤其患者中的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更加求告無門、壓抑而絕望。而那些無辜的、遵紀守法的醫護人員也被違法亂紀的醫護人員牽累，成為醫患沖突的受害者、犧牲品。

寫到這裏，分析到此，我發現醫療領域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如今的環境下根本無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來”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鐵壁擋在國門之外。換句話說，中國醫療問題的解決與否，受制於中國整個國家制度和全社會環境的陰晴變遷。改變中國醫療，首先需要民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現。

但是並不是我們在大環境下壹切都不可為了。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見縫插針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國醫療問題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醫事內情、梳理壹般規律、透視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臉，記錄下來這個時代醫療領域的種種黑暗，讓後人反思和警戒；積累相關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來醫療改革參考。

而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後，並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時候醫療利益集團壹定會是國內千千萬萬利益團體中較為突出和強健的，會利用新的體制、新的環境維護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醫療制度和規則、奪取醫患關系、醫療糾紛問題的話語權。那時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與醫療利益集團抗衡、為弱勢者說話。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開放社會，只是艱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義的壹個開始。

女真帝國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簡論滿清對中華的惡劣影響（節選自致一位學者的信） 我想重點闡述的，則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關於滿清的一系列問題……我知道您在文中重點講述的是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專製與民主的問題，其中的史實性內容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也贊同您的觀點。我想重點說的，是您提及的問題的支線問題，也就是滿族統治集團與漢族、維回藏、西南諸民族的關系，以及滿清政府的種族壓迫、其侵占關內後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政策方向與原則、製定和執行的種族根源。

首先，無論體製內外、中國大陸內外，普遍回避或極大的淡化對滿清對漢族（一些時期還包括對回族、苗族、維族、壯族）的血腥屠殺，以及滿族對漢族實行的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您在文中提及的滿清的種族政治已經是比較多了（雖然以我的立場認為比重還是不夠大）。而其他絕大多數漢族（或者非滿族）學者，因各種原因，如體製內的擔心觸及民族敏感問題、體製外的自由派反對民族主義等，以及國內外滿族和親滿人士在學術和輿論上咄咄逼人的行徑，還有隱秘但浸入大腦與內心的滿清遺存的奴才思想影響，普遍拒絕大量的、全面的、本質性的揭示清代滿族對漢族等其他民族實行的種族屠殺與壓迫。

甚至，還有一些歷史界、文學界、文藝界的漢族人（漢奸）在為滿清的血腥殘暴的種族政治塗脂抹粉。例如90年代開始盛行的以贊頌滿清「盛世」為主的「辮子戲（包括歪曲變造、選擇性乃至製造謊言描述歷史的所謂『正劇（例如《康熙王朝》』）；以及以戲謔化方式淡化滿清罪行歷史劇的「戲說劇（如《康熙/乾隆微服私訪記》）』；為殘虐統治抹上浪漫外衣遮蔽人民苦難的『穿越劇（如《甄嬛傳》』）」、如閻崇年、二月河（淩解放）等人對歷史的歪曲與選擇性記述，將滿清血腥、專橫、鉗製自由的高度專製和野蠻政權刻畫的愛國親民（與描寫中共領導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影視劇頗為類似），且一概回避滿族對漢人實行種族性質的屠殺壓迫、清代的漢族人被歧視性對待的基本史實。甚至這種歪曲還影響到國外史學界和漢學界，例如孔飛力的代表作《叫魂》中就受滿清史觀影響，美化乾隆和滿族親貴、貶低江南知識分子階層。據我所知，這並非孤例，相反國外史學界、漢學界尤其清史界嚴重受滿清余孽影響。

90年代以來滿清余孽的日益得勢，也反映了滿遺很擅於利用漢民族虛弱之時興風作浪。1989年底，正值六四鎮壓的白色恐怖肆虐之際，滿遺卻趁機建立所謂「頒金節」，公然慶賀其在皇太極建政、確立滿族的歷史事件，以此倡導滿洲主義。歌頌滿清尤其所謂「康乾盛世」的史學研究、書籍和影視劇大量出現，也正是發生在六四之後、中華的民主歌聲戛然而止、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時。每當漢族沈淪、衰頹、內部矛盾劇烈、處於黑暗中、前途迷惘時，滿遺及漢奸就會趁機興風作浪、耀武揚威。例如同樣在民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日寇入侵等國難之時，滿人和親滿漢奸都乘機逃脫了本應接受的歷史審判和合理清算，還從中漁利。他們從來不老實，不甘心做中華民族的平等一員，而是千方百計趁漢之危，勾結狡詐惡佞的漢奸施展淫威、逞兇為惡，占盡漢人的便宜。

滿清入關之後，其對官民不分清濁良賤，一概殺戮，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即便是橫掃歐亞的蒙古人，也在攻擊襄陽、杭州等時沒有大行屠戮，對漢人的抵抗還有些許敬意。而滿清以及他們的祖先金國時期的女真，則是對漢族極盡侮辱淩虐，從對宋代徽欽二帝和千百宗室女眷的淩辱，到揚州十日時「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滿人用屠殺任何敢於反抗的漢人和奸淫漢人女性，來從肉體和精神上摧垮漢人的抵抗意誌，讓漢人如奴隸般屈服。

滿清侵入中原和江南200余年，不僅大肆屠殺和奴役漢人男性、奸淫和占有漢族女性，還將數百萬滿人全部變成剝削和食利者。滿人常年僅為漢人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卻占據了國家中樞和地方大員中的半數以上，且在核心決策職位（如軍機處）和關鍵職務（如重要督撫、將軍、欽差）上占絕對優勢且比同級漢臣有權力優先。而八旗軍隊從軍官到士兵的俸祿和供給同樣遠高於漢軍為主的綠營。

而這些滿人官員與軍人的家屬同樣依靠對漢族的剝削壓迫，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滿人中的男性更是普遍用各種手段占有漢人女子（就不包括戰時的搶掠，只論和平時期），包括二月河這樣為滿清洗地的作家，都承認滿洲旗人在四處「風流」，乃至始亂終棄並留下子女（而這當然同樣是建立在滿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之上的，沒有滿清暴力機器對漢人女性和她們親屬帶來的恐懼，以及八旗子弟金錢的利誘，他們怎麽可能得逞）。

而即便最為低微的、沒有權勢的旗人，也可以不當差不納糧，領著各旗的祿米和錢款，過著悠哉悠哉的日子。而這些錢糧都是從漢族老百姓那裏征收和擄掠的。雖然在雍正一朝，曾推行過讓旗人「自食其力」的政策，但後來無果而終不說，政策本身也是將大量肥沃土地免費劃給旗人耕種（然後許多旗人並不耕種，而是雇傭漢人當起地主繼續不勞而獲），而漢族農民在康雍乾「盛世」時也經常遭受饑荒，其他年代更是餓殍遍地，「人相食」時有發生。

因此，從滿清皇帝到「底層」滿族人，均作為統治民族成員享受著各種特權和優待。他們時常表現出所謂「豪爽」、「漢子」的一面並以此為榮。但這些都建立在他們的花銷全部來自於漢人的勞動、他們得到的服侍無不浸著漢人的血淚（例如「旗下家奴」製度下，比農奴還要悲慘和沒有自由的漢人奴隸要服侍他/她們的滿族「主人」）的基礎上。他們當然可以利用這些掠奪的人口和資財揮霍，贈送他人財貨甚至女人以顯示其「義氣」的一面。這是比殖民統治更加殘酷和直接的全面的民族壓迫。但這一切，都被中共政權和體製內外的「精神奴才」忽視甚至美化。

而滿清統治對中華更深層次的傷害，則是在思想文化與民族氣質上。如果說西方殖民統治在帶來罪惡的同時，也輻射了文明進步，而滿清對中國的統治，則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給士農工商都帶上了臣民的精神枷鎖。雖然此前的王朝思想自由也是有限的，但滿清更徹底的進行了文化專製，在「康乾盛世」之時恰恰也是滿清撲滅一切鮮活思想之日。雖然有個別殘存的士大夫階層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只能通過隱晦的方式發表言論，並且無法得到有效傳播。

如您文章所述，滿清的文字獄達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的地步（尤其其統治穩固時期）。這在現代極權主義以前，哪個政權都難以企及滿清的思想控製。「文字獄」的背後是「思想獄」、「靈魂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漢唐氣象、魏晉風骨、明代忠臣諫諍與士大夫苦守清流，乃至如《儒林外史》中那些明代平民「士人」的狂放自由，在清朝則全部成了辮子奴。文字獄不僅殘殺「反清復明」和疑似反清分子，連尊奉清朝、在順治哭廟前為民請命的金聖嘆等文人，也慘遭殺害。只有如方苞那樣奴顏婢膝侍奉滿清帝王、曾靜那樣自我閹割，才能茍活於世（曾靜在乾隆朝最終還是被淩遲處死）。還有如紀曉嵐那樣的表面狂放本質奴性的「家奴式文人」，成為參與篡改歷史、為皇帝插科打諢（這不是電視劇而是歷史）的乾隆的奴才。如魯迅所說「滿清之於中國，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

當然，不止是文化專製，還有讓漢族胡化、野蠻化、厚黑殘虐化。例如中國北方尤其東北，社會風氣、民眾習氣，普遍是野蠻暴力、奸滑頑劣、冷漠殘忍、欺軟怕硬、媚上欺下……而這些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滿人惡毒暴戾的民族習性和治理方式，在這些地區實現了普遍的傳染，並將這些奸詐、野蠻等惡劣習性傳染給了附近地區的漢人，並遺禍至今。在中國，東北人的各種惡習尤其暴力行為眾所周知。事實上，滿人及其影響的東北漢人，不僅暴力在各地「首屈一指」，陰毒更是冠絕全國。還有，政治犯和維權人士在東北也飽受殘酷虐待和折磨，也就是說體製性的暴力，東北同樣領全國之先。雖然勞教所曾在全國都有，但論暴力、陰惡，東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四位維權律師被打斷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師被強迫按手印、蒙頭暴打；記者被各種跟蹤威脅……馬三家事件，勞教所男女管教人員對女犯的各種毆打、欺淩自不必說，還有普遍性的性虐行為。據作家王藏的采訪，女性維權者朱桂芹說，「她走出馬三家後就絕經了，有次在截訪車上被強暴過。強暴她的人邊做邊問她「爽不爽？我的雞巴大不大？」種種暴虐不勝枚舉。

在滿人所謂「龍興之地（準確說是最為肆虐之地、蠱毒的源頭）」，強橫野蠻是通行證，正直善良是墓誌銘。而東北人一舉一動中都充滿著野蠻和強橫，言行舉止把「暴力」和「侵犯」體現的淋漓盡致。還有許多滿族「知識分子」也將其野蠻狡詐帶入社會、污染中華，例如滿族的「公知」「五嶽散人（姚博）」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愛好約架、暴力威脅、撒謊、辱罵，將滿人的胡虜言行展現的淋漓盡致。如一個網名叫「馬前卒」的滿族媒體人任沖昊，則是那種表面客觀中立，實則暗暗為滿人種族壓迫洗地、尊奉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知理工社達工業黨。任沖昊這類東西，比「五嶽散人」之流危害更大，前者為代表的滿清余孽長期控製著中國北方輿論、惡塑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品性，並侵淩著中國南方溫和典雅、正直清明的文化。其他如「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張洋、騙子企業家羅永浩、洗地記者王誌安、不要臉公知徐誌戎（肉唐僧）等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流氓、陰毒惡佞的漢奸國奸，也是東北出身的。這些都是因野蠻殘暴無恥的滿人野蠻文化未必清除造成的災禍。

滿清作為一個異族政權，為了控製有其百倍人口的漢人，采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滿清以暴力屠盡有反抗骨氣的漢人，尤其摧毀有獨立思想、民族精神的士大夫，讓漢人喪失了啟蒙者、先驅者、領導者，將反抗扼殺在萌芽中，並精巧的使用類似於商鞅的「弱民之術」和「剿撫並用」的毒辣手段，使得漢人平民分散而難以團結，漢人在一盤散沙、任其欺淩與愚化；另一方面，如魯迅所言，「他們（滿清皇帝）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即以榨取漢人的文化成果為他們自己所用，並選擇性的方式利用漢文化，剔除那些自由和反抗的思想，鼓吹其中主張順從的禮教綱常，並拉攏願意與滿清王朝合作的漢族士人，讓他們居於滿人之下、其他漢民之上，以滿治漢、以旗治士、以士治民，以經過加工、歪曲、篩選的「漢文化」，建立新的文化道統。這與中共將馬克思主義乃至列寧主義加以徹底改動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曲同工。滿清入關後的屠殺與征服，及一系列的製度化奴役措施，摧毀了漢人的驕傲與骨氣，切斷了漢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扼殺了漢民族的民族性，也是漢人普遍喪失民族精神、大規模死心塌地充當漢奸的開端（蒙元時期不僅短暫，而且也沒有進行精神上的全面征服，而滿清卻摧毀了漢人的民族特質與國風民骨），並如浸入骨髓的毒藥一樣，為禍至今。

同樣，滿清對於歷史的篡改、文獻的破壞也是驚人的，同樣引用魯迅先生的話「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其政權湮滅和篡改漢人的史籍書目，毀掉任何批判滿族入侵、屠殺和實行種族統治的著作。因此，像揚州十日等屠殺才沒有非常正規的當時史書流傳，而這反而成了今日滿清余孽否認歷史罪行的借口。他們只說「沒有正史記載（其實是有正史性質的側記的，例如外國人的見聞《韃靼戰記》）」，而回避當時滿清高壓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書寫和流傳記載屠殺的正史。在這方面，中共又與滿清異曲同工，拼命淡化和抹殺歷史，禁止對歷史罪行的調查和記錄。只是由於當代文化普及與印刷業、傳媒業的發達，尤其影像時代的到來，中共難以像當年滿清那樣完全控製主流輿論和歷史典籍、不能徹底抹除罪惡罷了。滿人和中共都希望讓人們忘記他們的歷史罪行，「一切朝前看」，壓製對真相的探索並試圖以時間淡化罪惡（某種程度他們的確已經得逞了），避免激發憤怒與反抗、被清算或報復，以維護既得利益。而他們製造的累累罪惡，屠戮的億萬生靈，則都沈冤於地下了。

（而民國建立後，尤其民國初期，中國思想文化「井噴」、「百家爭鳴」重現，更從另一面體現了滿清專製壓迫之嚴酷。試想，如果沒有滿清二百多年的文化專製、思想禁錮、篡毀歷史，中國還會承受數百年的外敵屈辱嗎？還會被列強的科技、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打敗而沒落嗎？甚至如今的中國，都會因17至19世紀很可能的文化再興，早已處在民主法治之中了。隔海而對的日本，在一部分方面就是成功的鏡鑒。而中國卻因蒙昧自私殘暴的異族統治，失去了更早文明開化的機會。）陳寅恪曾經說過，「道德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兩種人。『巧者』會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逃避舊規則的義務，利用舊規則的權利逃避新規則的義務。『拙者』則會放棄新舊規則的權利，承擔雙重義務。」滿人就是典型的「巧者」，既在民國之前通過血腥屠殺和瘋狂掠奪獲得了特權和進行了壓迫，又在民國時期和當今利用近現代文明社會反對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寬容和解式道德，躲過了原本應該經受的劇烈懲罰。滿人給漢人帶來了極大傷害和屈辱，卻並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甚至還利用其「少數民族」身份博取國內利益和國際同情。

滿清的「奴才文化」不僅在其統治華夏的二百多年灌入漢人人心，還遺禍至今。即便在激烈批判滿清的民國，滿清遺老遺少還通過篡改歷史，編撰了美化滿清專製、淡化歷史罪行的《清史稿》，為禍甚大。而中共建政後，更是連同盟會和國民黨當年主張的反滿思想都進行否定和批判。毛澤東時代殺人如麻，無論知識分子、進步學生、前國民政府人士、黨內反對派……都遭遇血腥殺戮，對維、藏、蒙各族也肆意鎮壓，但對於與漢族有「屠祖之仇、奪女之恨」的女真和滿清，包括當時還活著的滿清原當權派和貴族，卻驚訝的寬大，從末代皇帝溥儀到載濤等遺老遺少，都在政治動亂中得以保全。文革中明陵、嶽飛墓袁崇煥墓，以及徐錫麟、秋瑾、章太炎等反滿抗清誌士的墓葬都遭受嚴重破壞，萬歷皇帝遺骨被拉出示眾，而清朝皇室的陵墓卻均未被破壞，甚至建國前參與盜挖清陵的人還被中共政權處決。毛澤東甚至還自稱曾是滿清和溥儀的臣子，贊譽滿族「了不起」，言辭間對成為滿人政權的臣民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血腥的文革中，從民國知識分子到中共黨員紛紛遭受迫害，滿清遺老遺少卻以最幸運者的身份躲過了運動打擊（最多有部分皇族被下放勞動，在當時已經屬於非常幸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被批鬥致死，滿清的皇帝卻得到善終，何其諷刺。（此外，中共政權迫害國民政府人士，迫害民國時代漢族優秀知識分子，客觀上也是替滿清做了報復，並一定程度接續了滿清的衣缽，切斷了打倒滿清、恢復中華的民國的國脈）而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恐怕和他本來（至少在晚年）就對滿清那套專製製度和「奴才文化」很認同有關。而其後的鄧江胡習時代，均默許甚至鼓勵歌頌滿清的作品登堂入室、禁止關於反映滿人對漢人及其他民族屠殺暴行的題材上映，除了「維穩」、「民族團結」的現實政治需要，還在於中共統治集團，與滿清及滿族遺老遺少「心靈相通」、「相互諒解」、「惺惺相惜」，有著共同的統治形態和內質的高度共通。（當然，還有就是，滿人和東北漢奸在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出力甚多，例如中共在東北的經營和遼沈戰役的勝利，以及後來大批幹部「南下」，都有滿人和東北人出力的影子。例如有一個叫「關山復」的滿人後來當上了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從其名字就可以看出來復辟之誌）具體說來，中共和滿清二者，都視漢族及其他弱勢民族民眾生命為草芥，崇拜暴力與強權、統治專橫而野蠻、手段殘忍而暴戾、品性奸狡而兇狠、為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不惜一切殘酷手段、對最具骨氣和能力的反抗者毫不猶豫的剝奪生命與肉體摧毀、建立系統化製度化且軟硬兼施的以奴化國民為首要特征的社會管製體系、製造不平等和劃分尊卑等級（例如滿清的滿漢之分、八旗體製、「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與中共的戶籍製度、城鄉二元體製、官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懸殊的福利待遇差別）、形成龐大的剝削與食利者（滿人和中共特權階層；八旗子弟與當今「紅二代」、官二代」）、摧毀人性尊嚴和建立臣民和等級社會、以經濟發展掩蓋戕害人權、對民眾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核心統治階層總體「鬥而不裂」且關鍵時刻一致對「外（被統治者）」、縱容貪腐和壓榨以拉攏官紳階層鞏固統治、禁錮思想扼殺自由、全面篡改歷史扭曲真相、嚴密控製輿論和封鎖負面信息、大興文字獄毀滅事實與罪證、戕害獨立知識分子、培養奴才式文人、愚化奴化民眾、「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對外出賣國家利益以維護統治階層利益……中共與滿清有太多相似，不勝枚舉。（雖然以上問題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朝代也有，但是都沒有滿清和中共突出、惡劣）習近平時代，體製內對於滿清的吹捧再度達到新高。由包括閻崇年、李治亭在內專一為滿清種族屠殺和壓迫洗地者主編的《清史》，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政權都大力撥款和提供人才支持，習近平時代更是達到高潮，將修撰《清史》當成政治任務，習還親自為《清史》的編撰做批示。人民日報等官方喉舌還公開發表高度贊頌滿清統治、鼓吹要「牢牢把握清史編撰話語權」的文章。還有遊離於體製內外的如以「戰爭史研究」自稱的滿人包衣余孽閻京生，也是典型的既維護其滿族特權、為滿清統治塗脂抹粉，又歧視穆斯林、貶低黑人的典型的滿清余孽。中共還縱容為滿族洗地的滿人和漢奸學者肆意篡改歷史，如李治亭將滿人通過血腥屠殺實現的「剃發變服」是「滿漢融合的成果」、「剃發留辮」恰好證明清朝滿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種種無恥之言竟可登堂入室、公開宣揚。滿人利用中共的「民族團結」政策來遮蔽自己的歷史罪行，並半地下半公開的保留和增加自身的特權。滿清王朝都滅亡一百多年了，如今卻還淩駕於漢人之上。一個人口不到中國1%的民族，卻騎在人口百倍的十多億漢人頭上，何其諷刺。（此外，據報道，2017年中國官方教科書廢除了元朝「四等人製」的論述，同樣是中共為了所謂「民族團結」取悅蒙古人和滿人（當時的「色目人」），以及防止人們將之與現在的戶籍製度比擬，而美化蒙元、歪曲歷史的舉動）而自恢復高考以來，滿清余孽及其盟友仆從附庸人口最多的東三省（尤其遼寧省）的重點院校（一本）錄取率一直僅次於京滬津及西部地廣人稀省份，是人口眾多的省份中高考錄取率最高的。而眾所周知，東北地區民風惡劣、國民素質總體低下，教育出的學生「才」不見得多高，但「德」卻遠低於其他任何省份尤其長三角地區。而在具體高考錄取和自主招生中的貓膩則遠較其他地區惡劣。但東北地區卻能長期保持非常高的重點院校錄取率，而且滿族普遍得到作為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雖然只加5分，但是在中國高考過的都知道那5分多重要。當然相對於東三省在錄取率上所占的便宜，這個加分的影響的確是相對「小的」）。這很明顯與中央和東三省的主政者的政策偏袒有關。而眾所周知，在中國，高考對人生命運有巨大影響乃至決定性作用，各省的高考錄取比例及名額分配關乎各省考生前途命運。

這種極不合理的錄取政策，一定程度繼承了滿清時代科舉考試民族和區域錄取不公的現象，也延續了滿人及北方各遭胡化浸淫政權實行的「重北輕南」的錄取方針，尤其極力壓製教育質量極高的江浙地區的錄取比率。而在北方的錄取率中，東三省錄取率遠超陜冀晉魯豫等其他所有非直轄市省份；滿遺和親滿漢奸中的精英集中地--北京，更是有全國最高的一本錄取率。這種對錄取率的規定，顯然是教育部乃至國務院資源分配決策的一部分，東北學生和北京學生獲取的這些不正當的巨大利益，是建立在犧牲中部刻苦學習的弱勢學生前途、擠壓江南地區德才兼備的優秀學子權利的基礎上的。這還導致了大量流氓惡棍躋身重點院校，繼而進入黨政和企事業單位高層，權錢皆得並代際傳承其惡；而江浙及中原地區大批的善良、刻苦的學生，卻因低錄取率無緣名校。於是，劣幣驅逐良幣，滿人及其傳染的漢族東北和京津野蠻人取得了控製中國的優勢。滿清已被推翻百年，但滿清余孽、其附庸們的余孽卻還在繼續剝削曾屠殺過的江南和中原人民，在高考這一當今中國教育的核心領域擠占錄取名額、危害其他地區每年數百萬累計上億考生的核心利益，這多麽無恥，又多麽諷刺。

其實，何止高考，包括政治中樞、權力結構、資源配置傾斜方向、財政轉移支付、文化政策……都是「重北輕南」、分配不公、設置不平的。滿人並沒有真正融入漢族，也沒有平等的參與進「中華民族」，而是嵌入在漢族人口為大多數的政權之中，保有其相對於漢人的獨立性特異性，鳩占鵲巢式的躋身高層統治集團，謀取滿人及與被其胡化的漢人的利益。滿遺就像入侵正常肌體的癌細胞，如寄生於生產者身上的寄生蟲，極大的影響乃至作為關鍵勢力參與操控中國政治權力的中樞，大批滿人及親滿東北和京津漢人成為大權在握的國家官員和公務員。南方被東北野蠻殘暴者瘋狂的吸血，每年得到南方的轉移支付以數千億計，供養的則是如當年八旗子弟那樣的東北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特權階層。看看現在富得流油、大講排場的東北權貴、土豪，就可見一斑。這是一種「國內殖民主義」。而這，自然有利於滿人得到更多特權，且將其陰險狡詐、殘暴惡毒的文化傳染更多地區和個人，如無製約的黑社會對平民的危害那樣，造成更大傷害、更多人成為這種陰險與暴力俱備言行體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他們在獲益的同時，還在不停的謾罵、傷害著為他們「供血」的南方人民。這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這已經不止是歷史問題，還是當前的問題。

而同時，中共從毛澤東至習近平時代，始終壓製漢民族意識、阻止漢民族的覺醒，以「中華民族」代替、抑製漢族民族主義，封殺、限製關於漢族抵抗滿清等蠻族入侵的學術研究和文學作品（而如前所述，同時卻極力縱容乃至支持滿遺和漢奸編撰美化、贊頌滿清的各種研究），千方百計防止所謂「大漢族主義」思潮並遠遠矯枉過正。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而滿遺也在「悶聲滲透中華」。作為江蘇揚州人的江澤民，卻縱容歪曲歷史、粉飾滿清的「辮子戲」到處上演（雖然他曾經表達過對史可法的敬仰之情，但是現實中並沒阻止滿遺各種類似於復辟的行為）。相對於「辮子戲」的輪番上演，反映明末清初漢人抵抗的影片不僅大多胎死腹中，即便拍攝出來，也被封殺限縮，如《大英雄鄭成功》等哪怕只是支線內容帶有反滿、反清復明的電視劇，也被撤檔停播。央視拍攝的紀錄片中涉及到了《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宋應星一家包括他本人都是抗清英雄，片中扮演宋應星的人卻蓄了辮子。甚至連有的網絡遊戲中的「漢」字旗幟也被「和諧」掉，變成無字的空白旗幟。只有反映更久遠且為數很少的帶有弘揚漢民族色彩的影視劇才得以幸免（如《漢武大帝》），且鳳毛麟角。在絕大多數場合，作為中國主體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漢族人民，居然不能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覺意識，而是被裹罩在「中華民族」的大而不實的軀殼下喪失民族靈魂，何其不公、何其諷刺。

總之，中共千方百計抹除漢族的民族意識，躋身中共政權黨政高層的滿人更是通過各種手段抑製漢族人民的蘇醒和復興。一個占有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民族，居然沒有自己的獨立民族意識、不能紀念自己民族的英雄與死難者、不能為歷史上受難的民族同胞伸張正義，這是多麽屈辱的事啊。「靖康恥，猶未雪」，而滿清奴役中華近三百年的歷史同樣沒有洗雪，讓漢族被其壓迫而成的奴性沒有祛除，漢族應有的榮光也沒有恢復和發揚、發展，漢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特色因此喪失，這是每個炎黃子孫的恥辱。

當然，這也不只是中共的問題。滿清和中共對漢民族的壓迫政策是一方面，而漢族人民自己缺乏覺醒意識也是一方面。除了清末民初的漢族覺醒，漢族再無重新凝聚、復興的意欲與信心。而滿清統治後期和中共統治前期，正是民族主義在世界勃興之時，但中國的漢族卻被異族/專製政權壓抑，錯過了提高漢民族凝聚力、團結一心開拓進取的時機，導致漢民族沒有像世界許多民族那樣，爭取民族尊嚴和自由解放，而是繼續一盤散沙、民族認同感低下，甚至出現大批的漢奸、逆向民族主義者。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中共建政後以至今日，漢族中的民族敗類就層出不窮、比例遠高於任何其他民族。例如抗戰中中國偽軍不僅數量世界第一，占被侵略國家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且還是在漢族遭受日軍大規模的屠殺、奸淫、搶掠、摧毀，二戰中平民受害最深的情況下。這可見漢人的軟骨與凝聚力之低下，離心傾向之嚴重。

（值得說明的是，中共如今對包括維吾爾人、藏人等西部諸民族的鎮壓，更多出於宗教而非民族因素，主要出於維護統治而非民族主義因素，且與當年滿清對新疆、西藏乃至西部回族聚居區的政策趨於一致，某種程度是對滿清對維藏回等民族壓迫的繼承。我當然堅決反對對維族和藏族的壓迫，尤其痛恨對新疆的集中營政策。因為維族藏族回族都從未全面壓迫過漢族，沒有像女真/滿人那樣對漢族進行單方面的血腥殺戮、奸淫和奴役，漢族和維藏回等民族只是互相有過沖突而已，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反而當年滿清時，滿族作為統治階級，驅使漢人、利用漢人去鎮壓維藏回等民族，讓漢族和維族/回族雙方死傷枕藉，而滿人自己坐收漁利。而那時也沒有因之產生大漢族主義。如今雖不是滿清掌政，但中共與滿清頗多類似，同樣壓製漢民族主義。因此新疆集中營的建立、對維藏回等民族的壓迫，並沒有代表漢民族主義的崛起。而且，這也是漢民族的恥辱，我們不應該在受滿人壓迫後、現在受滿人遺害和余毒未消時，同時又做對另外弱小民族的加害者，針對沒有單方面歷史血債的民族進行如此殘酷迫害。這是罪行，未來必須對維族道歉、補償、清算（包括對劊子手處以極刑））（有人看了我反滿言論後說我是大漢族主義、種族主義者，還因此意淫式聯想出我支持中共對維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壓迫。而我恰恰是反種族主義的，既反對滿人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也反對漢人對其他民族的種族壓迫。這些指責我的人還列舉中共對維藏回蒙等民族的鎮壓行動說明中共是大漢族主義者、相關行為是漢族迫害少數民族。可是至少在「前30年」時期，漢族同樣受到殘酷壓迫，許多漢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餓死殺死人數遠遠超過少數民族聚集區。而且他們忽略了一點，就是恰恰滿族沒有受到清洗壓迫（甚至輕微少量的殺戮都沒有（老舍之死顯然與其民族屬性無關，相反恰恰是其比較明顯淡化滿族身份、與滿族圈子疏離，才被當成一般知識分子整死，像滿清皇族反而被保護起來了），驚奇吧。隔壁內人黨事件中蒙古族死傷枕藉的時候，吉林延邊朝鮮族地區被大規模破壞（但是沒怎麽殺人）的時候，不遠處的滿人卻毫發無損）。滿族是反右、大饑荒、文革期間受損最小民族（比漢族都小得多），東北是受損最小地區（小於全國幾乎所有其他地區）。以上這些信息及各族各區域受難情況對比都可以很容易通過歷史常識判斷，以及搜索資料查到。

還有，如前所述，維回藏蒙被血腥壓迫最慘痛的時期，恰恰是滿清掌政時期。無論是清準戰爭後對蒙古準格爾人的種族滅絕（殺死和間接致死了蒙古最強部落準格爾部落約80%人口），還是鎮壓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鎮壓吳八月等人的苗民起義、鎮壓杜文秀的雲南回族穆斯林起義，以及挑動陜甘回漢互相殺戮及鎮壓白彥虎、馬化龍起義，及這些鎮壓中伴隨的帶有種族性質的血腥屠殺，都是滿清所為。而直接指揮、主導這些鎮壓和屠殺的，是滿清皇帝康熙、滿族將軍費揚古、福全、佟國剛、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開下令滅絕準格爾部的是非常強調滿族獨尊地位與滿漢區隔的乾隆。即便為數不多是漢人將領指揮的鎮壓，如左宗棠率軍進軍新疆造成維漢沖突和冤仇的「湖湘子弟滿天山」，真正決策者不也是滿清皇室嗎？在西藏開始實行高壓統治的也是滿清，派駐了駐藏大臣實行實地控製，並武力鎮壓藏人反叛。滿人統治的清朝是漢蒙回藏苗等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獄。

相對的，漢人王朝明朝卻對邊疆異民族實行「羈縻政策」，並不實際控製，只是令其臣屬納貢。只有在遇到入侵時才反擊，如對蒙古和女真，並且也沒有進行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明朝漢人也對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沒有種族屠殺（當然一定有對平民的傷害包括殺人、強奸，但是規模程度都不能和滿清相比），反而帶來文明教化。而與維藏幾乎沒有軍事沖突。這並不是說明代就多麽偉大文明，但是的確比滿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國和蘇聯都入侵過阿富汗，但是兩者做的事性質和程度都大相徑庭。後來漢民族主導的、帶有強烈漢民族主義色彩的民國也沒有刻意迫害少數民族。

如今中共對維回蒙藏的鎮壓，起源都是滿清時期的征服，中共也在修史及編寫歷史教科書中公開承認清朝對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貢獻，對以上提及的包括準格爾屠殺（平定準格爾）、鎮壓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面評價，間接承認民族政策的繼承性，並且以此作為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的法理依據。加上前面我所敘述的其他方面中共與滿清的一致性、繼承性，可以說，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延續、借屍還魂。漢族和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沖突包括種族性質的殺戮導致的數百年恩怨，也是滿清時期起源、由滿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滿清/滿族/女真是漢蒙回藏苗等諸民族的共同敵人，不僅過去是，現在那些死不悔改從事政治、思想各種路徑復辟滿清的滿族也還是敵人。即便不管現在滿族人對民族壓迫的參與，即便現在的確存在一定的漢人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尤其在新疆），起碼是不是需要論清楚歷史責任、事情淵源乃至起碼的是非對錯？始作俑者是誰，是從哪個年代開始的？那些指責我是「大漢族主義者」、認為中共鎮壓少數民族行為是「大漢族主義」的，應該睜大眼睛仔細看清事實，看看這個賬最需要找誰算。把滿族和維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對待，就相當於二戰中把美英法這些反法西斯盟軍和納粹德國及日本當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維回藏蒙等少數民族，那更應該痛恨滿清，痛恨現在各種為滿清統治粉飾甚至美化辯護，甚至以滿清為榮的滿族及親滿漢奸、東北及薊遼特權漢人。

還有，那些指責我的人說我這樣的「大漢族主義者」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完全顛倒了黑白。那些滿人和親滿崇清漢奸才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顯然，滿清統治下滿人類似於白人的地位，漢人類似於黑人的處境，而不是相反。強調漢民族主義，是為了反抗滿族的壓迫，就像黑人反對白人壓迫一樣，怎麽可能是相反的關系。漢民族雖然是中國的主體，卻並不是主導者。至於現在雖然滿人已沒有清代那樣的絕對主導權，但是卻和親滿漢奸勾結「各取所需」，並且繼續實行類似於滿清的暴政、稱頌滿清的「功績」，並與滿清政權有明顯的繼承關系（這些我前面都詳細論述過了），執政者不是血統上的滿族卻是精神上的滿族。即便是極端的漢民族主義者，也不過是像黑人中的「黑豹黨」那樣雖然政治不正確甚至破壞穩定和諧，但也情有可原。起碼應該在批評他們同時也要批評三K黨，就像批判「皇漢」也應該批判「滿遺」。

我以上所說這些全都有據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關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將一般知識分子都了解的一般歷史常識稍微加以對比思考就可以得出來的結論，不知道那些指責我以及反對漢民族主義、反對反滿的人，究竟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而在體製外、海外，滿人篡改歷史、粉飾和否定血腥屠殺和種族統治的行為也越發猖獗。例如具有相當重大影響力的中文維基百科（英文的我還沒有去仔細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滿人篡改歷史的跡象），在涉及滿族、滿清屠殺等方面的條目上，多是由反華反漢主義者編撰，選擇性的、歪曲事實的方式敘述，還刪除包括我在內的漢族編撰者對相關條目的糾正。這將直接影響數億已瀏覽和潛在會瀏覽維基百科者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對滿清歷史的認識。

此外，還有如臺灣的一個叫富察延賀的很知名的滿族書籍出版商，創立了一個叫「八旗文化」的出版社，經常性出版歪曲歷史、美化滿清等遊牧民族對漢族的入侵、屠殺的書籍。而這些書籍還成為蔡英文上任後閱讀的書單中的一部分（蔡英文在Instagram上張貼的她一年中要看的一個書單，二十部書中的七八部都是「八旗文化」的），可見其之毒害深重、為禍之廣之烈。「八旗文化」出版社顯然是滿族人出資出人創建、背後有滿人提供各種支持的，目的就是為了歪曲歷史、分裂國家、解構漢族和中華民族、宣揚滿人在內的各蠻族至上主義。而富察延賀本人也經常在Facebook等平臺發表種族主義和蔑視漢人、為女真/滿清及匈奴、蒙古人洗地的言論。例如他將冒頓騷擾呂後的行為稱為「文化差異」，還將飽受屈辱的宋徽宗的「後代」稱為「滿族人」，為金人奸淫宋王朝嬪妃無恥辯護，還污蔑化稱漢人為「尼堪」（相當於日本將中國稱為「支那」），字裏行間以其民族歷史的殘暴為榮。

還有一些滿獨分子在海外到處揮舞滿清和偽滿洲國的旗幟，宣揚種族主義、粉飾滿清屠殺（反而聲稱辛亥革命屠殺滿人。辛亥當然有對滿人的攻擊，但是那是合理的報復，而且明顯殺得少了，絕大多數遺老遺少得以存活乃至被優待，所以他們現在才有機會跳出來篡改歷史）、顛倒黑白，許多其他政治反對派（例如一個叫「古懿」的在美國喬治亞大學留學的滿族學生，就在包括推特在內的各平臺瘋狂攻擊漢族，發表露骨無恥的種族主義言論，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都是惡毒攻擊漢族、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這還是在他們Facebook、Twitter等公開貼上看到的。而私下和非公開場合又有過多少如此的種族主義和顛倒黑白、污蔑漢族受難者的言論，可想而知。但這樣的毒瘤，卻得到許多中國大陸自由派和港臺「知識分子」的支持、親近，還有如蔡英文這樣的政要、地區領導人欣賞和閱讀其出版的書籍。這是極為可怕的事情。當然，在墻內這種滿清余孽也普遍存在，橫行於貼吧、QQ、微博及各種論壇平臺，肆意發表污蔑漢族言論，還利用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維穩體製舉報反清主義者，在辛亥革命過去百年後還如此囂張。這種囂張是有中共政權傾向滿遺、滿遺有組織有團夥合作和支持作為底氣的，這也反映了如今滿人在中國的得勢以及消滅其中極端分子的必要。

這些滿清遺老遺少正在利用中共所謂的「民族和諧」政策和設置「防火長城」與外部網絡隔絕的狀態，大肆篡改歷史、混淆是非、指黑為白，影響億萬世界民眾的認知，在國際上醜化漢族乃至中華民族。其行徑可恥可惡可怕。

但可惜的是，中國自由派忙於「反共（有的是假反共真斂財）」，對於捍衛歷史真相、維護民族尊嚴根本不關心，甚至還與這些滿清余孽眉來眼去、有各種不正當關系。海外的華人多於滿族數十倍乃至百倍，卻依舊如滿清統治時那樣懦弱、麻木，沒有幾人肯站出來對抗這些為滿人粉飾罪惡者。而被他們歪曲的歷史、被污蔑的漢人，在當年被虐殺、強奸、奴役之後，在後世，在當今，卻還要被那些劊子手的後代編排，繼續蒙受冤屈。

我們一定要改變這樣的狀況。我知道，越是站出來的人少，站出來的人風險也就越大。但是我還是希望各路學者尤其知名的社會活動人士，勇敢的站出來，捍衛漢族遭遇的歷史真相、為漢民族的復興、各民族的平等與正義呼喊，在學術和輿論陣地上擊敗那些無恥的否定罪惡、醜化漢人的滿遺惡棍，讓漢族得到理所應當擁有的話語權。

漢人被女真/滿清、蒙元奴役了共計數百年，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必須蕩滌歷史塵污、還原事實真相，洗雪民族恥辱，告慰祖宗靈魂，再造嶄新中華。

氣候變化與中國社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年來，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國際熱點。氣候變化指工業革命後尤其近幾十年來地球氣溫的極速升高、極端天氣的日益頻繁。

對於這種氣候變化的成因，則幾乎一致指向了人類活動。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氣候變暖的危害及應對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臺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而氣候變暖（氣候變暖是本輪氣候變化的主流和關鍵，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也是關於氣候變暖的，所以以下如無特殊情況，就以「氣候變暖」而非「氣候變化」稱之了。還有，「氣候變暖」並不僅是指一種人為因素導致的自然現象，還是會造成災難的氣候危機）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製氣候變暖，就必須限製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製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系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此外，還有一點即「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廣泛影響。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這些質疑其實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但堅信這些觀點的仍然非常普遍。（關於「氣候變暖否定說」的謬誤，從學術刊物到知名媒體再到各國專家，都有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於是，各國和各國民眾就是否需要遏製氣候變暖、如何遏製氣候變暖產生了諸多爭議。這些爭議有利益層面的，也有價值觀方面的，以及更多利益與價值觀交織的。而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相關爭議也十分激烈。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從官方到民眾的反應及對決策的影響，以及這些反應、爭議反映出的諸多中國國內及對外關系問題，也都十分復雜而尖銳，值得分析、探討，以及給出某種可能的建議。

首先，中國官方是承認氣候變暖的存在及對中國的真實威脅的，對此也做了巨量的研究和分析預測。但是對於具體如何解決氣候變暖，以及在國際減排合作中承擔多少，與其他國家存在很大爭議，自身的政策也在不斷變動。

而更有分析和討論價值的，是中國民眾（當然這裏的「民眾」也包括精英階層、既得利益者）的相關態度和言行。

中國民眾（以下簡稱「國人」）中大多數其實是懷疑甚至否定氣候變暖的。其理由無非也是其他國家持氣候變暖否定說人士的那些論調，他們的觀點及疑問同樣可以用相關的海量而堅實的事實和數據駁斥。

不過，這些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國人並不能決定中國的氣候政策，他們的質疑就科學性本身也沒有什麽討論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包括氣候變暖肯定者、否定者在內主流國民對中國對待氣候變暖的立場和態度問題，及這背後反映的價值觀與利益乃至其他更復雜的東西。

國人中不乏同意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的人，尤其中國社會精英群體。他們的科學素養雖然不算高，但是起碼比美國那些虔信宗教的那部分「精英」要更加能理解和承認科學得出的結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在氣候變暖問題上應擔當的角色和責任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也不等於他們熱衷於環境保護和遏製氣候變暖。相反，他們的立場恰恰是強烈對抗全球改善氣候問題的努力、反對中國承擔適當責任和付出相應代價的。

「柴靜采訪丁仲禮」相關的是是非非

這種立場和態度，在國人對前央視記者柴靜采訪中科院氣候問題專家丁仲禮一事的態度上，有著非常典型和集中的體現。在采訪中，柴靜強調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急迫性、發達國家為減排做出的重大努力、主張以專業化而非政治化方式對待全球減排和中國責任問題。而被采訪的丁仲禮，則強調氣候責任問題劃分背後的國家利益博弈（政治因素）、發達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更多工業發展空間、中國人民有權擁有與發達國家國民相同額度的人均排放權等。丁仲禮還特意提及了發達國家更早工業化、有更長的不受限製排放溫室氣體的階段，並強調中國不計過往、僅僅要求未來有權擁有發達國家人均80%排放量即滿足。

聽起來柴靜和丁仲禮各有道理（雖然那些攻擊柴靜的並不覺得她有道理），且丁仲禮的話更加符合中國人民利益。尤其丁仲禮為中國人擁有與發達國家看齊的排放權辯護的那句「中國人是不是人」，更讓國人感到熱血沸騰，稱其為「國士無雙」、「真正的專家」。而柴靜則被認為是站在美國和國外利益集團立場上的叛徒、不懂專業知識且不尊重專家學者，得到了「公知」、「美狗」、「聖母婊」、「賣國賊」等罵名。在知乎、B站、微博等各平臺，都可以看到關於這段采訪的相關評論，對柴靜的攻擊詆毀、污言穢語不堪入目。

而真相真的是觀眾所認為的嗎？丁仲禮所說是全部事實嗎（同樣，柴靜說的是全部事實嗎）？中國究竟應該在全球減排中擔當怎樣的角色、負起多大的責任呢？

首先，丁仲禮所說的是事實，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實、明顯有選擇性的闡述。的確，中國作為後發工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生活水平遠不及歐美。對當下的中國來說，經濟發展、就業和提高國民收入，比對抗氣候問題更加急迫和切實。發達國家則既有先發優勢，又有著如今相對優越富足的生活，所以減排責任更大、減排壓力理應更小。正是如此，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才有「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共識，中國也正是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為基準參與遏製全球變暖的國際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國人有意無意的忽略了發達國家付出的更大代價及中國做出更多努力的必要性。確實從人均而言，減排後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更大。可正如柴靜及背景視頻中所說，根據協議，發達國家減排幅度將達80%（甚至可能進一步達到95%），而發展中國家減排幅度就沒那麽大，而且實現碳凈排放清零的時間可以更晚。丁仲禮也談到，發達國家那時排放量將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而此前則是7.54倍。這樣的數據說明，發達國家付出的絕對代價和與其原本排放量相比付出的相對代價，都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而這就意味著發達國家需要主動做出更多犧牲，包括放棄已經取得的許多工業成就、更多傳統工業工人失業，更加沖擊現有的社會秩序。

不錯，即便如此發達國家還是有人均排放優勢，而且還有歷史欠賬。可是，讓既得利益者主動從現有所得和預期所得中削減非常巨大的份額，已經是非常可觀的付出了。雖然既得利益者確實應該付出更多，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欠發達國家人均水平一樣。這就像再分配和稅收，既得利益者確實需要交出一定的收入補貼窮人、維持社會公平，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平均工資甚至最低工資標準一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5%，美國是35%，歐洲發達國家最高的達到75%。對於精英和富豪們來說，即便繳納75%的個人所得，剩余的25%財產仍然是國民平均工資、最低工資的十多倍甚至數十倍。難道能夠要求他們減到等於平均工資水平？那樣的完全「均貧富」確實是理想狀態，可是這在當今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實現。還有像比爾蓋茨，即便拿出大多數錢做慈善，他的資產和消費仍然遠高於普通人，可是難道要要求他衣食住行和普通工人、職員一樣才算個完人嗎？

碳排放問題也一樣。對於發達國家，其工業化程度本來就非常高，農業的集約化程度和人均產值也非常高，雖然近年來第三產業比重日益升高，可其人均工農業產值仍然比發展中國家高了許多倍。雖然這其中有一定的不義收入成分（例如早年的殖民積累和至今的國際分工製造的不平等），可經濟成就的主流仍然是辛辛苦苦勞作、創新得到的。減少那麽大幅度的碳排放，經濟、就業沖擊會多麽巨大。即便推行產業轉型升級、安置就業，也一定會有很大的代價，讓一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損。事實上這種付出也引發了相關利益者的反彈，從石油企業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有激烈的反對，並造成了各國國內的動蕩不安（美國就是一例）。發達國家已經願意為碳排放付出總體和人均都更大的犧牲，難道非要讓與他們人均工業產值、人均GDP高度相關的人均碳排放量也等於發展中國家水平才可以嗎？這樣是現實可行的嗎？丁仲禮也說分一份蛋糕是「多麽大的利益」，發達國家的「利益」都是大風刮來的嗎？發達國家願意做出這樣大的妥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就不應該也有相應的讓步嗎？

可能一些中國人即便對此心知肚明，仍然認為應該要求絕對平等，並且認為我這些話是替富人說話、為既得利益者操心、是站在外國人立場上的「漢奸」。那試想，在中國國內減少碳排放的行動中，上海市人均碳排放量應該降低到青海的水平才算公平嗎（哪怕上海顯然更受氣候變暖影響應付出更多）？河南省鄭州市市區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降到和省內鄉村的水平一致嗎？即便發達地區和主要城市一定程度靠吸血和特權發展起來，可強行在碳排放上要求同一標準就公平了嗎？就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包括欠發達地區的利益嗎？都知道中國貧富差距懸殊，但未來中國調節收入、改善再分配，可不可能、應不應該讓中國頂級精英和普通白領收入相同、白領和普通農民收入等同、所有人收入一模一樣？

如果這樣做，也就是符合了丁仲禮及他的支持者主張那樣完全平等（甚至還要追及既往）的原則。這是個理想社會應有的樣子，可現實根本不可能。在各網絡平臺尤其知乎那樣平臺上說話的丁仲禮支持者，大都有點文化和收入，很多都在國民收入平均線以上，你們支持這種「均貧富」嗎？那些985、211的高材生，支不支持自己和富士康流水線工人一樣收入（哪怕前者付出的血汗經常還沒後者多，其出身家境更需要補償性福利）？就以人均碳排放量來說，換做生活優裕的國人，願不願意把自己消耗的工農業消費品排碳量降到普通老百姓的程度？以前消費物品排碳量如果是貧困戶的10倍，願不願意通過降低消費縮小到2倍？

所以，丁仲禮的那種立場如果從完全理想化的層面看確實是正確的，可是這是無法實現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人類當下並沒有達到那種完全平等所需的環境，支持者自己也做不到與更下層「均貧富」，本國不同地區人均碳排放值也相差懸殊，那有什麽資格強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一致呢？

發達國家以巨大幅度減少碳排放但仍高於發展中國家人均排放量、發展中國家付出人均更小絕對量和相對較小降幅但仍低於發展中國家人均，雙方人均碳排放量之差大幅縮小，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共同進行減排以遏製氣候變暖，已經是當下的最優解。

丁仲禮的謬誤

此外，丁仲禮在采訪中提到他作為地質研究者，認為人類活動對氣溫的影響很小，且後來還提到並不能絕對確定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以及「科學家有主流嗎」的說法，其實頗有誤導性。他的這種說法頗類似於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的立場。本來我不想在本文詳細評論早被無數論證證偽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但是既然提到丁仲禮的話，還是具體評判一下吧。

的確，如果放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最近幾十年、幾百年的升溫並不算絕無僅有（科學界也有研究，說明地球存在數萬至數十萬年為周期的、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即「米蘭科維奇循環」），如今的氣候變暖只是地球從誕生至今極為漫長過程中的一個微小波動，地球曾有過比現在平均氣溫高出十幾度的時期。可是，這樣的從極宏觀歷史跨度來看屬於非常微小的波動，卻對當今人類具有毀滅性影響，且這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不可抗的而是可以阻止的。對人類來說，萬年跨度、億年跨度的波動是需要選擇忽略的，也是不得不忽略的。就像太陽再過幾十億年也要消亡，地球也不可能再有人生存（地球本身也沒有了），人類如果那時無力移民到宇宙別處或者幹脆其他星系都不適合人類生存，那人類也必定滅亡，一切人類的痕跡也都將一點不剩。但是這不代表我們不再建設和發展，對各種自然災害、氣候問題不再加以對抗。正常情況下，人類還有從宇宙歷史角度非常短暫、但從人類自身角度非常漫長的生存期，可能是幾萬年、幾百萬年、幾億年。或者非常悲觀的算可能也有幾千年。那麽在這幾千年、幾萬年裏，人類是盡可能努力延長生存期、讓後代過得更好，還是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無視這樣會對人類未來（也包括當下）造成的毀滅影響、數以億計乃至十億百億人的痛苦和死亡？再舉個更簡單的例子，一個人總是要死的，所以出生以後就不用治病、不努力活的更長一些了嗎？

還有，丁仲禮這個說法也下意識（姑且認為不是故意）忽略了常量與變量的關系。人類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升溫值的確只是如今地球氣溫的很小比例，可正是這個增長足以致命。就像人體常溫約為36-37度，而如果發燒後，體溫無非是38度、39度，最高也不過42度。相對於常溫，發燒的增溫確實是「少量」的，可這足以造成嚴重的不適。如果高燒超過40度就可能昏厥，42度在幾小時內不退燒就會死亡。前面那36度都沒問題，但是增加的這6度就足以讓人死亡。氣候問題也一樣，增加的量的確只有原常量的很小比例，可這足以改變以前的生態平衡，破壞人和各種生物的宜居性，甚至導致人類和各種生物滅亡。（同理，海平面上升也是如此。全球海拔相對值很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海拔8844米，世界最深處馬裏亞納海溝11034米，相差近兩萬米；中國地形的三級階梯之間也有數千米差距；中國沿海大陸架到大陸坡、洋盆、海溝同樣相差數千米。可是，海平面僅僅上升個位數米，就會有許多大城市被淹沒；上升15米，長三角珠三角就都泡進海水了。這種上升的數值相對總值的確極小，但足以造成毀滅性影響）而「氣候變化不能絕對確定由人類活動造成」，也只是鉆科學和現實邏輯的漏洞罷了。且不論那汗牛充棟的證據證明氣候變暖主因就是人類活動，僅僅從邏輯上也可以駁倒。如今的各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應用，嚴格來說都不可能保證「100%正確、準確」，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默認為「100%正確、準確」。就像丁仲禮研究的地質學，也是基於部分事實和證據對歷史進行「推測」的學說，沒有穿越到那些歷史上的地質年代，也就不能100%斷言當時的地球一定是什麽什麽樣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在內的地質學家研究出那麽多建立在合理「推測」基礎上的成果。科學是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為求嚴謹有時不能把話說滿，所以氣候研究報告才不能下絕對的定語。而且這是幾年前，現在的各種報告都承認了人類活動就是近年來全球變暖的主因，並且往往下了定語以避免再被否定者拿來說事。

何況，即便不是100%可以確定，那90%可以確定就不要采取行動了嗎？就像醫院診斷一種疾病，即便「確診」，也不意味著一定正確，原診斷被其他醫生推翻甚至復診後被同一個醫生推翻並不鮮見，難道就否認進行診斷和治療的必要性了嗎？還有例如生了某病做手術，如果不做，90%可能在一年內死亡，但也有10%可能不做也能服藥甚至自然痊愈，做了手術會有極大痛苦且有10%的手術失敗風險，那麽做還是不做？當然作為個人有權選擇不做，但是涉及全人類，沒人有權單獨選擇不做（當然也沒有人單獨有權強製讓全人類一起做，所以就是難題了嘛）。

以「科學家有主流嗎」反對大多數科學家的共識，聽起來很科學，其實同樣是詭辯、混淆是非。科學這東西的確不能憑人多人少決定誰對誰錯。可是，概率本身也是科學的一部分，科學界、學術界在對問題爭執不下的時候也要采用少數服從多數形成「共識」和「主流意見」，並根據這種主流意見作為事實和依據使用。當約95%的科學家都認為氣候變暖是人類造成且對當下及未來人類有極大危害時，難道要聽5%的？如果這95%是被強迫、操縱，且沒有拿出強有力證據和充分論證，而那5%則處在自由獨立的環境、有著充分科學依據，當然可以說後5%是掌握真理者。可現實恰恰相反，絕大多數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科學家是處在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中，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科學素養，其理論和主張有充分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證，相關學術報告和論文不勝枚舉。而那5%（現在好像5%都不到了）的科學家倒是有五花八門的背景，例如有的科學家否定一切人類活動有關的環境問題，有的受石油公司資助支持（當然同樣有人指責贊同氣候變暖的與新能源產業有利益勾結。確實有，但是還有更多沒有這種利益聯系，當然這些話也都能用來給否定氣候變暖者辯護。那……反正愛信不信吧），有的受政治影響大中立性可疑，且這些人中大多數也沒有斷言說氣候沒有變暖或者氣候變暖與人類無關，只是說不能絕對肯定氣候變暖一定是人類活動造成、人類活動是主因。所以，是相信大多數科學家，還是那少數科學家？（說到這裏，倒是否定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國人占大多數，柴靜采訪丁仲禮後絕大多數國人都支持丁仲禮，這些人是主流，是正確的嗎？當然這樣論起來是非也就攪混了）至於柴靜，其本人科學素養和專業知識當然不如丁仲禮，她在關於環境問題上的其他言行也時常暴露其知識的不足及對專業問題的不嚴謹。例如她主導拍攝的《穹頂之下》，就被包括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在內的不少人指出一些錯誤。但是錯誤歸錯誤，她並沒有有意誤導他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失誤。作為記者，其對於環境問題的知識已經足以支撐她進行相關采訪，她在訪談中提及的問題也都基於事實，也都有提出的必要性。尤其在丁仲禮強調中國立場、政治與利益問題的情況下，她站在更強調人類共同利益立場、去政治化的專業主義角度，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平衡。采訪中其他類似的「對立」也是如此，這樣也才能引出丁與她的不同立場，在類似於辯論的采訪中呈現完整和多元的真相。如果整個采訪沒有質疑和論辯、只有一唱一和，那才是失敗的。她作為記者是合格的，節目也是合格的。根據她以往的各種采訪報道，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心系祖國和人民的人。我們可以批評她的具體錯誤，但是不應該進行污蔑和陰謀論化的解讀。

（諷刺的是，近兩年中國已經承諾推進「碳中和」計劃，其實也就是承認了國際主流對氣候問題及解決方式的正確性，與當年丁仲禮的觀點其實是相反的。可如今網上一邊贊同碳中和（起碼沒公開反對），一邊仍然普遍力挺丁仲禮的發言（可看到發言時間是在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之後的），說明這些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搞明白，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根本沒明白碳中和政策內容是什麽、丁仲禮的觀點又是什麽，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或者說立場都是可以隨時180度大轉彎的。這些人還口口聲聲推崇科學，卻連起碼的科學常識和科學精神都沒有）國人對氣候問題與西方相關批評的解讀與反應及其悖謬國人不止在柴靜采訪丁仲禮一事上呈一邊倒的癲狂，可以說凡是涉及到氣候變化議題尤其熱點事件，基本都是這個反應。例如外媒有一則報道，其中提到「中國人每吃一塊肉，亞馬遜就冒出一股煙」，來說明中國肉類消費對氣候變暖的影響。這就引起了中國網民的一片沸騰和極度憤怒。「西方人/美國人/歐洲人不讓中國人吃肉」成了國人對西方乃至全球環保主義的突出印象，並且成為國人對西方尤其西方左派（所謂「白左」）產生巨大惡感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當然只是一種誇張式的描繪和宣傳，但這句話背後反映的是客觀的事實，即中國人食用大量肉類加劇了氣候變暖。「蝴蝶效應」是眾所周知的，而國人食用巴西牛肉對亞馬遜雨林的影響及加劇全球變暖，比一般的「蝴蝶效應」相關度更強更直接。這並不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詆毀、迫害。第一，說這句話只是反映一個現象和事實，而沒有說不讓中國人吃肉，更沒有通過強製手段阻止中國人吃肉。第二，類似的批評是針對全球的，且更多針對西方自身。其實，各環保組織對西方各國尤其美國人以肉食為主的飲食結構加劇氣候變暖的現實，有更多更普遍更持續的批評，並通過一系列運動、行動去減少西方各國民眾對肉類的消費。

「西方不讓中國人吃肉」在各大社交平臺上被刷屏，與柴靜被鋪天蓋地辱罵，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陰謀論解讀，都反映了國人沈浸於非正義的憤怒中、同理心責任心與義務意識的喪失、狹隘民族主義的作祟、反智主義利己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泛濫。

中國參與減排和遏製全球變暖，既是為自己著想，也是一種應盡的國際義務。「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虛言，無論提出的主觀意圖如何，現實上人類的確是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影響、相互連接、牽一發動全身的整體，而氣候問題尤其如此。中國當然應該優先考慮本國國家利益，但也應該兼顧他國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碳排放上，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是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的。或者，即便個人不願意主動履行相關義務，也不應該表現出那種近乎瘋狂的反對態度。

可是，許多國人完全不在乎國際義務問題，而是完全站在自己國家或者說自身的立場上，並不惜損人利己或者讓世界減排合作破裂大家一起玩完。我在前面以中國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不適合實行同樣的碳排放標準，來比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是，在許多國人看來，中國國內是中國的事，涉及到國外那就要堅持自己占便宜，如果付出比別國相對更大、履行的比別國嚴格，那就吃虧了。同樣，西方各國在遏製氣候變暖上的努力、各國民眾在環境問題上實實在在的付出，他們也不會因此敬佩和追隨，相反加以嘲諷，並主張中國趁西方因環保拖累發展，不顧氣候問題羈絆而放開手腳發展工業超越西方。

在他們眼裏，一切都是鬥爭、都是零和博弈，不容得妥協和同情，不講道理或者只講一面理、不擇手段，才能贏得國際博弈的勝利，也才能捍衛自己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尤其他們自己的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自然將西方敦促中國關註和參與應對氣候問題，當成西方打壓中國的幌子，凡是西方政府、媒體、民間機構對中國的氣候、環境問題提出批評，就條件反射式的以敵對態度對待和回擊。他們認為西方在環境問題上對中國施壓，就是破壞中國經濟、破壞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打壓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是在阻止中國人民尤其普通工人農民脫貧致富過上美好生活、砸中國老百姓的飯碗。於是，就百般推卸中國在氣候變暖上的責任，甚至淡化、否定其他各種環境問題。然後，他們還要反咬一口，通過指責西方環境如何如何不好，或者說西方沒有關註某些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來消解西方在環境問題上的話語權，達到為中國辯護的目的。

這種對抗性的反應是毫無道理的、不必要的，最終也是損人不利己的。誠然，當今世界並未實現大同，仍然是一個叢林社會，各國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中國作為飽受歷史屈辱和磨難、仍然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維護國家利益是無可厚非的。涉及到環境問題，當然這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環境問題，也一定有國家利益的博弈。可是，我們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要基於是非曲直、遵循國際規則去據理力爭，而非混淆是非、我行我素的胡攪蠻纏。對中國占理的要堅決捍衛，對自己理虧的要勇於擔當。

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不應做的和應做的

氣候問題關系到中國和世界共同的利益，中國應當負起責任。作為世界上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無疑應該在遏製氣候變暖問題上比大多數國家承擔更多義務。我們在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人均上付出更多、向中國提供相應技術和資金援助的同時，也要願意妥協和表示誠意，將自己那一份擔當起來。

而對於減排節能等環保政策對民生尤其普通工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的影響，應該是通過中國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改革分配機製、提高工農待遇、廢除各種對工人農民不公不利的製度和政策等，加以解決或緩解。事實上，中國各種不公平的製度、政策對工農等弱勢群體利益的損害，遠大於承擔國際責任而減碳造成的沖擊（如果後者的影響是1，前者的影響就是10）。丁仲禮及其支持者總是以經濟、就業、生活質量等大義凜然的民生理由為碳排放辯護，可其實在伴隨碳排放產生的工農業收益中，大多數都被權貴和既得利益集團獲得，人民最多只是吃了殘羹喝了湯。平民也遠比權貴要承受更多環境破壞的代價，有權有錢的可以各種規避環境污染、氣候災害，大不了移民去安全的地方，大多數老百姓能逃到哪？丁仲禮們捍衛的，無非是既得利益者的各種損人利己的利益，順便為老百姓帶點殘羹剩飯。即便不改變現行體製，如果能夠對民生政策尤其分配機製做出哪怕部分改善、既得利益者尤其權貴集團讓渡出一部分既得利益（讓渡比例完全可以比發達國家縮減的碳排放比例小），老百姓所得都比現在製造碳排放和污染排放所得要多的多。

中國未來的發展、民生的改善、民族的復興，不可能也不應當是通過破壞中國國內及世界生態環境、造成環境災難來實現，而應是基於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完善、勞動創造的貢獻、科技發展的助力來達成。如果只想著趁氣候危機和西方急於遏製氣候變暖而損人利己，雖然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處，可長遠只會在國際舞臺再失道義，被各國尤其文明發達的國家鄙夷和孤立，最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自絕於國際主流和未來潮流，並最終反噬自己，何談國家崛起和人民幸福。至於說以前許多發達國家靠污染環境和排放溫室氣體發展起來，那當然應該譴責和要求其做出補償、幫助後發國家，而不是去重復他們有害的行徑。這就像殖民擴張曾經被認為是無可厚非的，也讓一部分國家得以興盛，但我們不應該在新時代也去搞殖民擴張。日本當年侵韓侵華的理由就是「英法美荷都能我為什麽不能」，然後給世界尤其中國帶來了多麽巨大的災難。中國也一樣，報復曾經加害自己的國家還情有可原，可在受害後去損害更弱更無辜的國家和人民，是什麽道理？

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應該捍衛自己在減排問題上的合理合法利益，並要求其他國家也都履行相應的義務，堅持對等性（當然對等性不是不加前提的完全等同）。在「共同但有區別」的大原則下，中國當然可以要求發達國家做出相對和絕對都更大的努力，要求發達國家對中國提供和輸入資金、技術、模式、經驗等支持以幫助中國以最小的經濟和民生代價減排。發達國家有著成熟的環境保護經驗和技術，這些都應該無條件的告知和教給中國，並且派出技術人員幫助實施。當然根據中國國情也可以做一些修正，但基調還是要「拿來」為我所用，少走彎路直取捷徑。還有，中國在減排中付出了哪些相對於發達國家更為額外的代價，也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承擔和補償。例如中國限製傳統能源和工業對經濟的打擊、在全球貿易中變得更為不利，那就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予以賠償或者政策讓步，否則自己可以拒絕放棄相關產業。

中國也有權利對其他耗碳總量和人均都極高的國家提出相應減排要求。就像中東各產油國及俄羅斯，人均耗碳量都極高且總量也相當驚人，他們人均減排義務其實比中國更大。尤其沙特、卡塔爾等產油國，國民人均耗碳極為驚人，生活驕奢淫逸，對資源消耗毫無節製，且建立在不勞而獲的基礎上，理應付出遠高於世界平均的代價。還有，例如印度等國，雖然現在碳排放總量和人均不及中國，但是增量更大，印度與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的角色對比，類似於中國和美國。所以中國和美國達成的相互責任，也應該適用於印度和中國之間。如果中東各產油國、俄羅斯、印度等國不履行義務，那中國當然也可以采取反製。

還有，中國曾付出巨大代價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將中國在三十多年間的出生人口減少了數億，並在繼續影響中國未來的出生人口數及出生率。這無疑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減碳（人口少了當然總耗碳量就小了）。因此中國可以以此要求獲得更多人均排碳量，以及要求出生率更高國家對中國做出相應補償。

還有，中國雖然按照生產額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但是生產的高耗碳產品很多都銷往國外。因此，應該將中國出口產品在生產中的耗碳以合適方式進行折算，由中國和進口國共同承擔相應碳稅、從生產端到消費端一起進行減排努力。

就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諾並在切實實施，整體和表面看這當然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具體的行為和影響尚難以預料（雖然已經有了一些表現）。中國會具體如何處置相關的經濟、民生、人權、環境、國際關系問題，尤其不同人不同群體間的各種利益沖突，都是值得關註和研究的。這關系到千千萬萬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

從國人嘲笑格蕾塔·通貝裏看國人心態與價值觀近幾年，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裏（Greta Thunberg，以下簡稱格蕾塔或直接以「她」代替）因積極參與有關氣候問題的社會活動，成為世界知名人物。她在呼籲遏製氣候變暖的過程中，經常有著各種激進、大膽、前衛的言行，有時顯得幼稚和偏執。於是，她遭到了包括部分國人在內世界各國部分人（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像特朗普那樣的政要）的冷嘲熱諷。

雖然中國和外國都有對她的嘲諷攻擊，但是也不完全一樣。在國外尤其歐美發達國家，雖然有部分人對她嗤之以鼻甚至攻擊謾罵，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她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而在中國，幾乎沒有支持她的聲音（或者也有但是保持沈默？），全網一邊倒的對她進行嘲諷攻擊。國人對她的攻擊謾罵力度強度似乎也遠高於海外，對她的那種痛恨和鄙夷格外強烈，並且很能反映一些關於國人及中國社會的問題。

這些嘲諷攻擊，大體分為以下幾類：一，認為她被人利用，是利益集團或者政客的政治工具；二，認為她什麽都不懂，瞎胡鬧；三，認為她有精神疾病，是偏執狂、妄想癥、精神分裂，相關行為都是在犯病；四，認為她虛偽做作，自己都不環保還要求別人；五，認為她不了解民生疾苦尤其發展中國家人民疾苦，為了環保不顧經濟民生問題，是「何不食肉糜」。當然，以上只是對這些嘲諷攻擊加以概括總結，實際謾罵更加五花八門，也比我的列舉在實際表達上難聽、刻薄多了。

首先要說明的是，即她呼籲關註和解決的氣候變暖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且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各國也的確因為種種客觀或主觀因素，沒有有力推動遏製氣候變暖的各種措施。因此，她的呼籲是必要的。當然，她也有很多問題、缺點，這個後面會提到。這是評論關於她的事情（包括其他人對她及其言行的反映）的前提。

第一，所謂「被人利用」，就單純「被利用」這一點而言確實不是光彩的事。可是，如果考慮這種「被利用」的各種背景、主客觀因素尤其實際影響，「被利用」就不見得是個純粹的壞事，甚至有時是好事了。這個世界從古到今，多少偉大事業都是在人們利用與被利用、相互利用中實現的（當然多少骯臟齷齪也是如此）。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得到了法國的大力支援。法國當然有其製衡英國的目的，但是這對美國實現獨立而言當然是幾乎全是好處沒有壞處，還結成了美法之間數百年的友誼。孫中山當年被日本在內一些列強所支持保護，當然也有列強試圖在中國培植代理人、削弱滿清政權的目的。可這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孫中山也並沒有因此淪為列強代理人，而是推動中國的民主富強以及爭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

現在國人一聽到「被利用」就各種反感咋舌，很大程度是受了某些教育和引導的結果。國人對於「利益集團」、NGO、外國幹預之類十分敏感和反感甚至痛恨。其實，現代社會的運轉中利益集團的影響無處不在，只不過一些人有標簽有些人沒有，沒有公開標簽的利益集團更會暗箱操作。國家利益當然要維護，外國力量當然也有其各種自私目的，可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其積極作用是遠大於消極的。

格蕾塔是在某種程度被利用，但是她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註的，與各國政治力量在內各種利益或價值觀相關者的合作也是自願的，產生的影響也是積極的。而她的對立面，那些因為利益和價值觀反對遏製氣候變暖的，同樣甚至更加有利益集團的背景。不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特朗普，就受到美國傳統能源產業者的大力支持。其他許多否定或者懷疑氣候變暖的政治家、學者（包括少量科學家）、媒體人，很多都被曝出接受各種利益相關方的捐助、獻金。

當然，她作為公眾人物，人們有權如此評價她，從某角度認為她被利用、是工具，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如果當真以此否定她及她的主張，那就實在幼稚或者愚蠢了。

第二，認為她不懂知識、瞎胡鬧，這是以偏概全，或者大抵沒有對她也沒有對氣候問題有過詳細了解。她確實缺乏對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全局性的認識，對於減碳政策導致的負面影響似乎知之甚少或者不在意。她沒有完整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關系等方面的通識，更沒有精通。可是如果說在氣候問題上，她的主張則都有客觀事實以及被科學界廣泛認可的研究結果作為支撐，而不是胡編亂造。在氣候問題上，她也說過「不要聽我的，要聽科學家的」。這可比那些反對她的人科學素養高多了。

三，說她有精神病，並列舉了她許多言行加以佐證。首先，她的確被確診患有阿斯伯格癥、強迫癥、選擇性緘默癥等精神類疾病，但是這與人們普遍認為的那種重性精神疾病還有差別，且這些疾病並不影響她主張的真實性和必要性。至於認為她患有別的癥狀例如偏執、妄想、躁狂之類，如果認為她的那些行為是這樣的病，那從古至今多少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都有病。之所以人們認為她有病而那些人沒有，無非是因為她是個平民百姓，以及關註了一般人不太需要那麽關註和狂熱的問題，還有就是與眾不同及和傳統及部分大眾的觀點意見相背離。這本身就是一種偏見。

19世紀上半葉，有一個匈牙利醫生賽麥爾維斯，因為一直斷言醫生不洗手會傳播細菌導致產婦死亡，強烈要求醫生手術前洗手，稱不洗手的醫生同事為「殺手」，並變得偏激古怪，於是被當成精神病被毒打、送進精神病院並死在那裏。而後來，隨著科學發展，證實了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醫生洗手也成了在醫院避免出現感染的最主要方式。當年他的偏激古怪，大約也和他堅持真理卻被誤解、看到那麽多人因為可避免的問題無辜死亡卻無力阻止的痛心吧。賽麥爾維斯被當成精神病，畢竟是在沒有相關科研證實其所說為真的情況下，而格蕾塔所說的氣候問題則已經被充分證實。她是比較偏激，說是偏執也沒錯，但是只不過是因為過於急切和不顧現實局限而已。非要把這樣的人當成精神病，那大眾才像偏執極端不容異見的精神病。

第四，認為她虛偽、沒有身體力行。其實她是身體力行了的。她拒絕乘坐飛機而是以帆船航行，也堅持吃素食。當然這同樣引來批評，例如有人認為其乘船的一系列過程排碳比單獨乘機還大。國人還以本國青年積極參與種樹鄙視她。這樣的指責的確非常不新鮮，尤其中國。八九學運時候一些學生領袖就被指責「利用海外捐款大吃大喝」，記錄武漢疫情的方方也被指沒有去當防疫誌願者、利用特權讓警察送親屬去機場之類。

我不相信他們真的分不出來大小輕重，更相信他們是故意這麽求全責備。不過還是正面駁斥一下這種謬論。身體力行當然最好，但是更要註意分工和角色。對於在某些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當然要適當的寬容。且他們的身份往往也意味著需要得到和使用更多資源，否則就無法將其作用最大化。還有，在一個社會整體都缺乏法治與公正的情況下，對那些發聲的過於求全責備指責其一些人們普遍都做過的不正當事情，那一定只是讓現實更糟，更沒有人出來發聲。至於那些說種樹的，不知道有幾個自己親自去種過樹、是參與半強迫性質活動時種的樹還是自己掏錢主動去種的樹。

第五，認為她不懂發展中國家民生疾苦和發展需求，這一點倒是批評的很對，雖然批評動機也並不見得真是替發展中國家受難者呼喊。她最大的問題也正是沒有兼顧經濟與環境、當前與長遠。這就是她的局限性和知識視野的不足了。但是好像也沒有人與其進行真誠對話、通過各種渠道向她解釋這些（例如發公開信甚至去見面），而是以各種陰陽怪氣的語氣進行嘲諷攻擊。那些批評她的人，自己又何嘗真的關心民生疾苦，更不肯將自己非法所得還給那些疾苦的人民。

總之，她雖然有種種缺點，但是她的出發點是真誠的、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註的、所作所為是有積極意義的，代表著人類在新時代的希望。倒是那些對其冷嘲熱諷的中國人，如果有她這樣的執著、勇敢、堅定、富有理想主義精神，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能得以被關註和解決，中國社會將為之更新。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中國是有這樣的人的，且為數不少。但是由於內外敵人的夾擊和戕害，如今中國只剩下了犬儒化和社達化的精致利己主義者。這些人不僅自己不去追求正義、為人民犧牲，還對著那些真正的戰士的缺點和傷痕「營營的叫著，以為得意」。

對那些嘲笑譏諷格蕾塔的，我為他們送上魯迅的一句話：「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國人豈止對她，對於國際上各種環境保護組織、運動及相關呼籲主張也紛紛嗤之以鼻、挖苦諷刺（至於對國內，前面提及的對柴靜的謾罵攻擊不就是例子嗎。只不過國內呼籲和關註氣候變化的越來越少，他們也沒了批評對象）。至於理由，無非也是以上這些。可正如前面我所一一反駁的，他們的批評大多數並不能成立。

那麽為什麽他們還要這樣批評呢？這就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持有或者說被塑造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有關了。

就像他們總是說西方那些環境保護分子虛偽、雙重標準。可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不排除有些人確實口是心非，可大多數支持環保的人都在身體力行踐行低碳環保原則。關於歐美環保主義者及主流左派，在選舉投票中都明確支持那些實行減排政策（包括向他們征收碳稅等影響其真金白銀的政策，其他環境政策往往也伴隨著對經濟、收入、生活質量一定的負面影響），也在消費、出行、飲食等許多方面努力減少耗能耗碳。這需要克服或者部分克服許多日常的欲望，例如便捷、舒適、營養、形象。例如以公交或步行代替開車，這會對出行的舒適和便利有多大影響？減少吃那些垂涎欲滴的肉食，又需要克服多少口腹之欲？這種「到嘴的肉不吃」需要多麽克製？穿二手衣物或者不頻繁更換衣物雖然看起來影響不大，可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由奢入儉難。最重要的，是他們願意繳納碳稅在內各種環境稅，並且支持來自納稅人的財政支出用於遏製氣候變暖及防範其他氣候災害。從承擔經濟代價到付出生活代價，主動做出那麽多犧牲，難道還不夠嗎？還不能打動中國人嗎？

還真不能打動。一方面，很多國人並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看到那些環保人士的遊行、呼籲，而沒有註意他們的付出。但是更加惡心的，是許多人知道其付出但是並不因此感動和讓自己和國家改變、跟隨。甚至，他們明知這些事實也不願意承認。

這就是因為他們在中國這種惡劣的叢林社會生活太久了，喪失了主動性博愛性的同理心、責任感。他們認為（以下內容是站在他們立場的模擬）：你們自律、犧牲，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是自找的，跟我有什麽關系？又不是我讓你們犧牲的；讓別人和你們一起付出代價？那是幹涉我們的自由。西方不是最尊重自由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管管你們國家xx吧（當然這一點全世界都很類似）。怎麽著，要強迫我們和你們一起受罪（哪怕沒有強迫，對方真有能力強迫倒不會這麽說、不敢這麽說了）？要道德綁架？你們經濟那麽好工業化那麽早，付出點代價不是應該的嗎？什麽，我也是中國既得利益者、工業化率先受益者？那是我們自己努力奮鬥的成果，和你們靠殖民掠奪發家不一樣（嗯，掠奪本國人不算殖民掠奪（難道不是更無恥？））。你們激情呼喊、痛哭流涕，情感真摯？自我感動而已。顧全大局？大局是個什麽東西，能吃嗎？對了你怎麽不顧全大局？一二三四五，你看看你們這些行為，是不是更加不顧全大局，還有臉說我們？……以上這些並不是我想象編造，而是在各平臺都能看到的，原話不見得如此，意思是一樣的。他們的心為什麽這麽冷酷這麽壞？也是環境塑造和其反應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非民主非法治、到處是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只有放下同理心和溫情（起碼在涉及重大利益時放下）才能存活、活得好。人善只有被人欺。這倒不是說人們都心理變態特意欺負善良的，而是善良的好說話、易退讓、易動搖，各方激烈競爭，蛋糕就那麽大，惡人得罪不起，只能去擠壓良善、欺負老實人了。他們在重大利益上不會主動妥協，只有去拼命撕咬才能生存。主動吐出利益違反了他們在這種惡劣環境中養出的價值本能乃至生理本能。

而講道理也不是真的為了評理，而是選擇性利用來維護利益的工具。有利於自己道理就講，不利於自己的道德就否認、詭辯。至於道德約束，更被看成攻擊別人的手段和限製自己的枷鎖。誰講道德誰就得付出更大代價。那些要別人為某事付出犧牲和代價的，即便說的有道理，但是無權無勢，那一定會被圍攻並要求他付出各種犧牲。即便他已經付出了犧牲，人們還認為他要付出更大犧牲，並找出其各種缺點毛病加以批判。至於這人付出各種犧牲、承受各種代價而死去後，人們或許有幾句贊譽，但也就那樣了。99%以上的人也不會因此追隨他，而是看到其淒慘後更加不會去犧牲奉獻、身體力行、身先士卒。

在中國，也確實到處是合理與不合理的道德綁架。只有否認自己做錯或者幹脆否認某種道德標準，才能不被綁架。「顧全大局」在中國也的確被到處用來遏製個人維權，且很多時候不是顧的正義的大局甚至就不是大局，而是某些有權勢的個人的非法私利。各種大義名目也往往只是謀私者的遮羞布，讓其惡行被遮掩，比真小人更加可恨。這樣一來，人們也就不會有共同體意識，或者說維系共同體的只有強製而非自願。在都自私自利的情況下，誰承擔更多誰就吃虧，大公無私的人只是為他人做嫁衣，除了幾句贊譽（甚至有時候贊譽都沒有），又能得到什麽呢？人們也不願意為整個共同體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哪怕別人承擔了自己還不承擔。

同情心、同理心，更是國人稀缺或者選擇性使用的。這同樣也是環境和個體相互作用、惡性循環的結果。在叢林社會中，同情憐憫就意味著心慈手軟，站在對方立場上的同理心更會影響在零和博弈中戰勝對手的堅定性，就會導致上當受騙、猶豫不決、妥協退讓，只能被別人占便宜、吃掉。以同情同理心對別人尤其競爭對手，但是對方不一定同情你。同情不能相互或者對等，那同情人一方就往往被無情一方擊敗。還有，如果有同情心同理心但不付出實際代價，那這種同情又成了虛偽。即便付出一些，在惡劣環境中不見得有好報甚至恩將仇報、升米恩鬥米仇。所以還不如一開始就冷漠、不同情。每個人都這麽想，社會越發殘酷冷漠，那些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也更容易吃虧受害，於是成了全員惡人的社會。然後每個人都喪失了同情同理心或者對至親至愛以外人的同情同理心，不去理解體諒別人而是以惡意揣測、殘酷對待，人性喪失獸性復興。這樣還能指望多少基於事實和人道主義的真誠溝通和諒解妥協呢？

至於承認錯誤、自我反省，那在中國更不是好的東西。在中國，讓人反思是一種勝利者對失敗者、強者對弱者居高臨下的指責壓迫，絕不是溫情脈脈。你反省了別人也不見得因此原諒包容你，反而會覺得你的確錯在你，然後就要你付出更大代價、做出更多讓步。承認錯誤甚至罪行就更是了，你承認自己哪些立場觀點行為錯了，那對方大抵不會原諒妥協，而是抓住你的承認錯誤步步緊逼，讓你在論辯中失敗、付出更多代價損失。而且對方會理直氣壯的認為，連你自己都承認錯了，我這麽對你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至於說自己也承認有錯、互相諒解，如果實力相當又沒重大利益，那的確可能，但是在利益交關問題上，這麽做不是傻子嗎？

還有，國人面對環保人士的宣傳，還會有強烈的逆反心理。就像前面舉出的「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的批評（其實也沒直接對中國人說）出現後，國人一片憤怒，有的人表示就要吃肉，氣死你們。柴靜在采訪丁仲禮時，提到現在氣候變暖已經讓世界那麽多災難，要抓緊達成碳排放協議啊。然後彈幕裏就說「就耗著，就不簽，看誰先慫」。柴靜說了懇切的要保護環境的話後，彈幕區一片「她急了、她急了」。除了環保問題，動保問題也一樣，在知乎上有人提出動物保護立法重要性問題，就有人曬狗肉照片，有的還是整只被烤熟的狗。深圳立法禁食狗肉後，就有人聲稱要去那裏吃狗肉喝酒。

這種逆反反應同樣是惡劣環境尤其惡劣人際關系、教育模式的結果。中國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然我說的不只是正式的教育，而是所有出於引導、說教、規訓性質的行為）都充滿著強迫甚至暴力（包括軟暴力），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暴力威壓逼迫人屈服。教育往往不是講通道理說清是非，而是強製灌輸強迫承認，對的要接受錯的也要接受；不是循循善誘而是羞辱譏諷；不是真心為了啟蒙和引人向善，而是通過訓人得到快感優越感。於是既培養出馴順的奴隸，又培養出逆反的暴民，或者更多時候是順民與暴民（再加上愚民）的結合體，在強權強人面前逆來順受俯首聽命，錯的東西也要接受擁護執行，在弱者或者無力強迫他們的人面前乖張暴戾，故意逆反，對的東西也要排斥反對抗拒（乃至故意做相反的事挑釁）。他們也分不清什麽是善意勸告，什麽是惡意批評。全球氣候談判是為了保護包括他們自己家園在內的人類，他們卻當成鬥氣耍狠、玩「誰先慫」遊戲的平臺。這當然也是國內環境造成，他們在生活中尤其利益博弈時，時常都在玩這種「誰先慫」遊戲。至於妥協？只有權勢形勢能讓自己妥協，一切都不是看道理而是實力。

至於因為正義感、冤屈感、責任意識而動感情，不僅不會讓對方尊重起敬，反而會被當成軟肋使勁戳，冷嘲熱諷百般激將，搞得你氣死或者沒脾氣。能冷漠的置之不理就算好的了。有些人這麽對待正義者是出於愚蠢和誤解，有些則是出於利益及更加陰險的動機。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人更具顛覆性威脅性，會破壞他們用謊言和暴力營造的秩序和利益分配體系。他們對這些戳穿謊言講出真相的人感到深深恐懼。即便內心有些敬佩，也不會因為敬佩就手軟，他們知道因敬佩同情而手軟後他們自己可能就要遭殃。所以反過來又加劇他們對正義、真誠者的敵視和痛恨。於是容小人為友、視義士為敵，也就成了他們立場上理所當然的了。這樣的情況下，小人當然越來越多，義士越來越少，或者幹脆就沒有義士只有小人了。

這樣思想和言行的國人，只能說可憐又可恨。他們沒有生活在一個公平、誠信、有同情心同理心、包容寬松的環境中，而是在充滿不公不義、謊言、冷漠殘忍、你死我活的社會裏。這樣的社會必然將他們塑造成這樣的人，他們也只有這樣做才能在這樣社會中存活和得利。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和慣性，變得在任何問題上都是這種應激式的反應。至於說讓他們向善，可行性上目前當然不可能，而且如果讓部分人真的以良善方式在中國生活，那也是害了他們，他們會被另一部分不良善的人將其利益甚至人本身分而食之。

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完全是被動的發表做出這些言行，相反他們很主動，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們。他們很知道是非對錯本身如何，但是他們更知道怎麽做才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至於說環境迫不得已，其實全世界所有人類乃至動物都迫不得已，都是現實塑造出的產物。中國惡劣的環境是他們如此之惡言行的原因，但是不是他們脫罪的理由。只要屬於既得利益者、所得超過損失，那就不存在無辜。

當然了，外國和外國人就沒有這些社會和人性醜惡嗎？當然不是。可是起碼在部分國家部分人那裏，經過民主法治、思想啟蒙、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的洗禮，這些人性和社會的醜陋被大大減少了。而且這些國家一些群體間的對抗起碼一部分是出於那些站得住腳的理由，國人這種逆反、對抗，又是出於什麽？

還要說明一點的是，以上所描述分析的國人之惡，並不是說他們時時刻刻、每一件事都在作惡。他們起碼一部分人當然也有善良和講理的一面，在平常或者說小事上也不乏寬容互諒，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利益，其青面獠牙就顯露無疑了。中國每個階層也都有相對的好人和相對的壞人，但是既得利益者相對更壞更陰險得益更多，整體上越是有權勢人脈金錢越惡，雖然有不少例外，但是例外占比應該是相當低的。且這種例外者其既得利益仍然是通過結構性不公得到的非法收益。而人民尤其下層底層，雖然也確實有不少窮兇極惡者，可也有善良淳樸或者被迫善良淳樸者，愚頑狡猾的迫不得已成分更多，且即便其鉆空子說謊言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整體上仍然是既失利益者，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底層除了犯下十惡不赦罪行的，其他的都值得不同程度的同情理解。

遏製氣候變暖真的那麽必要和急迫嗎？

一些國人也明白氣候變暖是真實發生的，但是不能理解西方國家尤其其環保人士那種激進和急迫。這當然有情可原。因為中國還有其他許多復雜和嚴重的民權民生乃至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人們焦頭爛額，所以環境問題就被相對忽視了。

但遏製氣候變暖真的不重要不急迫嗎？僅僅就中國來說，問題也很嚴重，影響也將非常致命。

氣候變暖最直接和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對各國沿海的威脅。而中國經濟同樣集中在沿海地帶。根據研究，根據現在海平面上升速度，上海將成為世界上最早被淹沒的城市之一。到2100年，上海將有一半面積被泛濫的洪水所淹沒。至於上海完全被淹沒的時間尚未有十分明確的結論，但是也就在以後幾代人之內。除了上海，整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遼中南這四大區也是中國最大的四個工業基地，都將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內面臨淹沒的危險。據研究預測，2100年，全球可能有20億人淪為「氣候難民」，那中國也必然有起碼數億。到時候，中國國內的各種矛盾尤其階級和地域矛盾將更加激化，如果無法有效處理將面臨內戰的可能。

如果說2100年還太久，這一代人大多數看不到，那當下中國的氣候異常已經造成了實實在在的災害損失。今年河南、山西連續發生洪災，造成數百人死亡和幾千萬人受災，許多企業倒閉、家庭破產。雖然死亡人數並不是歷史最多，但降雨強度卻超過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值。死亡人數少主要是因為比以前有了更多防汛的科學手段和相關機製，而災難本身的強度其實是增強了。除此之外，最近幾年全國的水旱災害不斷，相關科學研究普遍認為與氣候變化有關，而不是歷史常態。如果氣候再繼續惡化，這樣的極端天氣只會越來越多而非越來越少或者保持現在的情況。這些都不僅僅是一場場災難，而是觸目驚心的死亡與經濟民生毀壞。現在有幾個人在洪水裏掙命的場景，未來就可能有幾十萬人同時在大水漫卷中掙紮，那是一幅多麽可怕的場景。還有伴隨自然災害的人性之惡的爆發，如搶劫、強奸、殺人都會到處發生，即便像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卡特裏娜颶風災害下新奧爾良的燒殺搶掠，都觸目驚心（當然卡特裏娜颶風和氣候變暖好像沒什麽關系，但是可以說明巨大自然災害後會有怎樣的人禍）。

當然又有人說，以前人類也遇到過各種災害，人員死亡更多，像河南在1975年就曾經發生過死亡8萬人的水災，歷史上的水旱蝗病更是死人無數。可是，其實現在和以前是不一樣的。以前是人類因技術手段不足無力對抗自然，或者因為人為事故造成災害。而如今則是因為明顯的氣候變化造成，且的確有辦法避免悲劇發生。而且，隨著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類對生命也更加珍視，現在和未來不再是也不應是幾百萬幾千萬人生命如草芥的年代了。人類幾千年來最大的進步，就是對生命的珍視與尊重。我們難道應該倒退到古代戰亂與饑荒年代屍橫遍野的狀態？就像古代絕大多數人得病都得不到醫治，甚至在現在看來的小病都能要命，現在我們還能這樣嗎？實在不可抗力造成的死亡無法阻止，但是我們應該去盡可能避免和預防。還是以個人為例，每個人總是可能有各種意外，可能幼年夭折、青年遇禍、中年病故、老年忽逝。可是如果我們能預先看到一些危險的跡象、重病的萌芽，肯定會去預防和延緩。即便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可是除非像遇到一些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要盡力活好每一分鐘、避開每一個危險。對於人類集體、人類社會也一樣。

何況，防範於未然總是好於臨時抱佛腳。如果現在不去製止因人為造成的氣候異常，生出僥幸和拖沓，那未來的子孫後代、那時的人們，就會像螻蟻般在洪水與大旱中掙命，一個個絕望而死。這樣的場景中國歷史上是發生過的，當今也有縮小版（想想河南水災時在鄭州地鐵裏絕望掙紮的市民），所以不難想象。歷史上的人們還比較麻木不仁，當代的國人即便因各種因素未完全覺醒，可已經有了現代人有的基本情感、尊嚴、價值、權利，有了許多牽掛、眷戀和不舍，有了極為豐富的喜怒哀樂。這樣的生命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的毀滅，將是多麽巨大的悲劇，會產生多麽令人恐懼的思想沖擊。現在還沒有，但是到時候就晚了。就像1937年12月之前的南京人、1959年之前的河南信陽人，也沒有料到後來那樣的驚天悲劇。可是沒料到不等於不會發生，甚至更可能發生，心理逃避無法實現現實逃避，還讓現實中更沒機會逃避。當然，並不是要臆想災禍、杞人憂天，而是說在鐵一般證據面前，我們不能因為它還沒出現就不管不顧、放任自流。

我們覺得格蕾塔·通貝裏那樣的環保人士是偏執、瘋狂，她/他們也確實有些缺點，可她/他們正是為了避免人類包括中國人民陷入這樣的災難而吶喊。無數科學研究和客觀現實證實了那樣的情況未來很可能發生，現在也已經有了一些以人命預示的前兆。現在我們多做出一部分努力，未來就可能減少幾十萬幾百萬人乃至更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非常悲慘的死於水旱災害及相關的貧困和戰爭中）。

氣候問題及氣候政策下人類的百態與未來

那麽，全球合作全力以赴遏製氣候變暖就行了嗎？當然不是這麽簡單。

氣候變暖的人為因素，直接來看當然是工農業生產。可是實際上則牽涉到這世界上幾乎所有人的利益，想遏製氣候變暖，需要對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做出改變。而且，這還需要世界各國各階層各群體及每個個人的合作、妥協、付出。

工農業生產當然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直接因素。可是，很大程度上是消費決定了生產。想遏製氣候變暖而限製工農業生產，眾所周知會影響生產者的利益，可更會影響消費者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消費者需要承擔更大代價。但消費者也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如果減少生產，一定是消費者中強者保留既得利益，弱者承擔代價。

如果限製生產，其實也就等於限製消費。消費者如果無法自覺低碳生活，那只能選擇去高價購買已經被強製減產、物以稀為貴的工農業產品。這樣當然是越有錢和資源的人相對受益和不影響生活質量，平民百姓則會叫苦不叠或者被迫低碳。這樣的減排，顯然是對窮人、弱者的剝削和傷害。有權有錢的人也會為保持甚至繼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一定會更加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爭奪因減排低碳而被強製壓縮了的本就有限的工農業製品和其他相關資源。平民和弱者將更加弱勢，不僅物質所得減少，也更加仰強者鼻息才能活的好一點。這就有點像監獄，在食品生活品稀缺的監獄裏，一個雞爪、一根煙、一包方便面調料，都能拉攏一個人，有兩箱方便面和一瓶「老幹媽」，就能號令全監。現代文明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物質充裕、消費品被廣泛普及的基礎上的，如果物質不充裕尤其被人為壓縮，那個人權利與自由也會隨之受損。

這就又涉及到遏製氣候問題的另一個影響，即導致公權力的擴大尤其集權主義的強盛。如前所述，減少碳排放，必須實現國際合作。那麽國內也一樣，也需要各階層各地區各行業各群體的共同努力。但是減碳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利弊顯然是不一樣的，起碼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很少有人願意主動讓渡自己的利益。於是這就需要國家尤其中央政府依靠強製力協調和分配利益。而對於環境問題的各種政策，也同樣需要法律規範及全國統一號令，更需要行政和司法力量的強製推行，包括中央政府的決策和協調。這顯然是非常利於集權主義的。只有集權才能實現讓各方各地都為減碳承擔代價。而這種集權也無法保證僅僅用於減碳環保，而是會必然的延及其他各領域。

這對於建立一個民主開放多元、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社會，顯然是不利的。在高度發達民主的國家，這種不利影響有限，甚至還能利用這種集權解決一些以前解決不了的、代表地方保守勢力價值觀和利益的東西，並且通過各種運動、探討和妥協，修正民主憲政體製讓它變得更好。但是在那些專製極權國家或者民主不充分的威權國家，這種集權當然意味著專製的強化和個人及小共同體權利的限縮。減碳等環境需求為其強化集權提供了某種合法性依據，助長了其專製獨裁的聲威。而且，專製獨裁者推行的環境政策一定是受益（或者利益受損）不均的、有傾向性的，誰靠近和支持權力，誰得到的就更多。那些不願意依附權勢的，就將被以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確的環保問題借口予以排擠打壓。一般情況下，專製者一定是更傾向於強勢者、既得利益者，這樣才有利於政權的穩定和保證對體製及其個人的忠誠。還有，其推行減碳的過程中，一定是粗暴野蠻、一刀切式、不顧人權的。這個不用多解釋，看看中國執行計劃生育和防治新冠的情況就明白了。還有，在推行政策時往往不會去說通民眾，而是強迫民眾接受，並阻止相關的新聞報道和反思批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在環境問題的政策上經常如此。

這樣的情況下，階級之間、地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不公平將更為加劇，階級矛盾、地域矛盾、不同群體間的矛盾會更加激化和不可調和。這又會促使專製政權強化集權、動員暴力機器維持穩定，然後社會更加壓抑和不平等。

如果社會處在這樣一個高度不平等情況下，想讓人們自覺減碳也就不可能，甚至導致下層人民的逆反。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碳中和實現前20年，因減碳政策導致失業、物價上升買必需品都捉襟見肘、父母看不起病孩子上不了好學校、與上面階層差距進一步拉大、被維穩體製壓的無法表達訴求的某個中年男子，周末一狠心去肉鋪花幾百元錢買幾斤牛肉解饞。然後他被巡視的某位基層官員看見，好心勸他「少吃幾斤牛肉吧，大家一起拯救我們的地球」。這男人只能回一句：「大人，那是你的地球」，然後美滋滋享受牛肉，並且內心巴不得地球滅亡、大家同歸於盡。對於那些平民大眾來說，享受一些廉價的工農業產品已經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了，辛苦勞作就那麽點盼頭了，連這都要剝奪或者逼其減少消費，那要不要臉呢？

不同處境的群體對未來的期望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期望且有能力讓自己子女乃至更後的後代都能享受到各種優越特權，對他們來說未來當然是充滿希望、值得追尋呵護。而對於那些處於破產、失業、苦勞的人們，往往已經喪失了對未來的美好希冀，也無力讓子女及更後的後代出人頭地，充滿絕望感。這種完全不同的心境，當然不會一條心去為人類未來著想。以性惡論猜測，那些對自己也對自己後代生活感到無望的人，恐怕寧可讓世界毀滅，大家同歸於盡才公平，就像前面我假設的那個中年人。這樣絕望的人因種種原因，極少真的去搞殺人之類反社會行為，但是卻完全可以且便捷的拒絕付出減碳努力，讓地球慢性自殺。

還有，在專製腐敗、人與人缺乏互信的國家，即便排除宗教因素，不相信氣候變暖人為說及減碳必要的人也必然非常普遍。有些人是出於利益假裝不信，還有些則是真的不信。尤其對於那些平民大眾、弱勢工農而言，他們一輩子甚至許多代人都飽受官員、精英、上位者的各種欺騙，從國家各種政策大計到基層的各項政策推行，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宣傳，乃至整個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其中有多少花言巧語的謊言欺騙。在和政府各機關、公檢法、醫院、學校打交道期間，他們又被或精致或粗暴的坑過多少次。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已掉入「塔西佗陷阱」，或者就是「狼來了」的故事那樣，即便你言之鑿鑿說碳排放如何如何影響包括這些老百姓在內的人類，他們也不會相信和主動配合，無非覺得又是上頭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坑害百姓的又一個伎倆罷了（而且也的確會借助這種政策坑人得利，老百姓樸素的直覺很多時候是沒錯的，雖然這種習慣性直覺也會造成致命誤導）。（其實民主法治的國家地區也存在精英對庶民的結構性欺騙剝削，因為話語權就是掌握在前者手裏的，他們可以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合法的手段，明裏暗裏坑的老百姓啞口無言）那麽，民主開放的社會就能做到全民普遍低碳生活、實現減排目標了嗎？顯然並不是。以美國為例，有約一半的人不承認氣候變暖及由人為因素造成或持一種懷疑態度，且這種觀點根深蒂固。這不僅是利益問題，還涉及到宗教價值觀問題。對於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來說，讓他們做他們認為是違背上帝旨意、不符合宗教教義的事，就算威脅關進監獄甚至殺掉，他們都不會做。當然現實也不可能因為要減碳就把不願意減碳的人送進監獄或者殺死。所以美國將長期有一半人繼續高消費高耗碳的生活，這顯然會讓剩余那一半願意節製消費的人憤怒。後者認為前者不承擔責任加劇氣候危機、不和他們同甘苦不公平，前者認為後者是偏執狂自虐狂還要幹涉他們自由，雙方對立和仇恨日益加深，美國社會更加撕裂。而只要有一半美國人還在大肆排碳，那美國目標肯定無法達成，這不僅會直接加劇氣候變暖，也會引起中國、歐盟、印度等國不滿。他們認為連帶頭國家都不按規定減排，自己豈不吃虧？除了西歐北歐那些國家可能還能自行遵守協定，其余國家肯定「跟風」毀約或者起碼增加部分排碳。於是，遏製氣候變暖目標肯定達不成了，即便能放慢氣候變暖速度，如果沒有突然出現的決定性變量，災難晚些年頭還是要來。

不僅美國，其他許多民主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都會有類似問題。其實民主國家想減排更難。因為民主國家必須聽取民意，而不能由執政者拍板就行了。而且，即便執政者拍了版甚至立了法，民主自由社會也可以將其選下臺（然後很可能選上個否定氣候變暖、拒絕執行國際協約的）、遊行示威公民抗命、拒絕執行法律或者和政府長期打官司走程序拖延，如果嚴重影響民生還可能有騷亂甚至暴動。於是減排也就不了了之或者大打折扣了。除了西歐北歐那樣的既民主又有極高國民素質（科學素養和自律精神）的國家，其實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在減少碳排放能力上還不如專製或威權國家。這時候，某些體製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對於專製國家尤其高度極權專製的國家，對這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維穩來解決，從洗腦到刪帖封號、從監視到喝茶、從拿學業工作施壓到關進監獄，從拿個人前途說事到威脅家人，總有辦法讓你屈服，不屈服也引不起其他人一起不屈服。這樣的高壓下，一切不滿都會被壓製，一切損失和痛苦都只能自行消化或者轉嫁給更弱勢者。於是推行包括減碳等環境政策在內各種政策，當然十分順利。當然，他們有時也會遇到阻礙、不執行環境政策，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普通人民出於維權的阻攔，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出於維護非法利益動機的上下活動所致。

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及氣候問題及遏製氣候變暖對政治、人權和其他人類議程的影響。如前所述，氣候變暖危害巨大，人們不得不讓渡很多東西來遏製。其實，人們讓渡的不僅有物質利益，還有政治權利、個人自由及其他許多非物質方面的東西。前面已經說到，減排需要公權力的介入，這會助長專製和集權。在這之外，許多涉及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東西都會受到影響。在減碳成為優先目標的情況下，別的權利、平等、尊嚴等訴求只能靠邊站。這就類似於戰爭時期，為取得戰爭勝利，平常人們所珍視和追求的各種權利、尊嚴和自由秩序都不復存在或被大大限縮。減排時期雖不至於和戰時一樣，但也頗有類似。

對於這些，發達民主國家是給了很系統完整的解決方案的（雖然未必完全可行），根本上就是兩個字「平等」，或者再加上兩個字「扶弱」。為避免減排造成的不平等和各種矛盾加劇，發達民主國家更強調對平等的推動，盡可能促進收入平等、權利平等、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平等等各種平等措施。他們還強調對相對弱勢群體、受氣候變化及減排措施影響最大的群體提供補償和各種幫助（反過來，他們也要求那些條件優越收入豐厚的人在減排中付出更多）。此外，這些國家也更加註意民主自由體製與環境的改善、調試，使其盡可能適應氣候變化及減排時代。這可以很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平息各方不滿。甚至，這種危機感帶來的各種改革，還促進和加速了人權的保障與發展（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就是例子，沖突的惡劣後果反而讓危機意識被強烈刺激，各方在災難後危機下構建了更加利於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製度和模式）。

可這些很難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非民主國家推行，如前述的他們會以損害人權的方式實現減排，並且在減排後又造成損害人權的後果。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專製國家利用歐美發達民主國家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對減少碳排放的強烈需求，以減碳問題為籌碼要挾後者，以減碳換取歐美減少對其人權問題的批評和介入。兩相權衡，歐美大抵更在乎減碳這樣既影響自身生存又關系到未來人類文明存續的問題，而別國人權雖然也是重要議題卻只能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時只能不顧了。這樣，許多專製國家面臨的改善人權的國際壓力大減，專製和侵犯人權會更為變本加厲，或者起碼不會改善。這對於那些飽受壓迫的人民來說，又將承受更久更大的苦難。

除了這些，各國間及各國內部也會因為利益、恩怨、價值觀、立場等，在氣候變化及減碳進程中發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加劇危機甚至製造更多災難。例如有歷史恩怨或者重大利益沖突的國家，自己恨不得對方國土被海水淹沒、國民淒慘流離，這樣大仇得報（或者反過來，對方再不能對自己報仇）、對方再也不能威脅自己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心態下怎麽可能合作抗擊氣候變暖？即便沒什麽仇怨和你死我活的對立，甚至互相之間還有恩情，可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讓渡例如減緩工農業發展和生產、從本來就不充裕的國庫中拿出巨款支付巨額碳稅、接納5-8位數的氣候難民，這些國家是優先考慮本國利益還是別人？可能一碗水端平嗎？

那些國內嚴重不平等、矛盾劇烈和社會高度分化的國家，內部也不會真的像一家人一樣互幫互助。即便象征性做些幫助，也就僅此而已了。不同地域（如內陸和沿海）在貧富差距大、族群認同明顯差別、有巨大利益沖突乃至製度性不平等區隔的情況下，一群人就會對另一群人失去家園幸災樂禍（即便不是大部分也是一部分），即便同情也很難肯讓渡利益到平等程度來接納失去家園的（除非有強製力）。在氣候變化惡化一開始，一群人就不會為易受災的另一群人付出足夠的減碳代價（同樣除非使用強製）。讓在沿海大城市落不了戶買不起房的內地居民，去為沿海大城市有幾套市值千萬的房產和各種戶籍特權的人著想而減排？除非強製誰肯心甘情願，不巴望後者趕快淹死、房產泡進大海就夠有同情心了。那些地域認同感強又不怎麽受氣候危機影響的地域群體，又怎麽可能樂意降低產能實現碳中和？那些深居內陸和高緯度、和沿海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相差懸殊的地區民眾，對沿海繁華地帶的淹沒，會不會想「你們也有這一天」？他們會付出巨大代價保住沿海嗎？只會想方設法抵製減碳。這樣的情況已經在發生（看看最近的限電在中國東北等地引發的波瀾），這樣的心理也早已有之，未來變得更惡毫不意外。（當然，在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上各地各群體可以有溫情和互助，但涉及到生存空間等巨大利益，叢林社會裏的同胞之情還有多少用？夫妻親子之間在生死交關的利益沖突中都不乏反目，何況同胞？） 同理，那些不生孩子的，恐怕也不想履行遏製自己死後才出現的災難的義務。至於別人家的孩子，雖然是自己的同胞，可同胞沒愛過自己，在網上抱怨幾句都會被謾罵和戾氣淹沒。至於說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千秋萬代，如果一個人「996」式工作下，勞動所得80%以上還是被割了韭菜，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更不能表達訴求和維權，一切都得自己咽下去忍下來，恐怕也早就沒了為祖國千秋萬代付出代價的愛國心和民族感情，反而會有很多這樣的人痛恨國家和民族（哪怕他其實是應該痛恨那一部分權貴而非所有人）。即便自己有孩子的，同樣面臨各種生存壓力的情況下，也無暇無心力去考慮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後的事。為孩子著想？孩子最麻煩的不是幾十年後生活在怎樣的生態環境中、多大概率死於洪澇或者幹旱，而是能不能上個不那麽破亂的學校、找個體面的、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還有孩子得了病能不能付的起醫藥費、如何支付醫保外用藥的錢。眼前生存都難，哪管得了未來？

在劇烈的矛盾和普遍的貧窮下，人們也無暇顧及未來只能滿足眼前，因為不滿足眼前連未來的門都摸不著。對於統治者而言，為了穩定和政權生存，也只能遷就姑息放縱包含碳排放的各種生產生活活動，盡可能將經濟蛋糕做大，讓各方分得的份量都比以前分的的多，緩和當下的矛盾和各方需求。至於未來多麽可怕，畢竟「不見棺材不落淚」。倒是如果為了減排而壓縮「蛋糕」的規模份量，那會使得分配矛盾雪上加霜，極易引發各方反彈，進而導致政權不穩甚至崩潰的。

在減碳等拯救環境的進程中，權貴等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會像歐美發達國家那些精英富豪那樣以身作則減碳、拿出真金白銀投入到環境工程，而是繼續驕奢淫逸，衣食住行照樣高耗碳，最多搞一些形式以示參與減碳。他們從來拒絕權利與義務的對等，他們可以一邊心安理得的享受權利，卻又不願意承擔義務。例如有知乎上的疑似既得利益者公開宣稱，減碳可以但是不要搞碳稅那些東西。這話如果放在正常社會一定被人恥笑，但在中國卻被許多人贊同。

更惡劣的可能是，他們會利用這種機會大發氣候危機之財，利用相關政策和資源巧取豪奪，比如憑借權勢和信息優勢捷足先登，迅速瓜分新能源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上梁歪著下梁能正嗎？這些人本身也占了工農業消費品消耗及排碳的大多數。這些眼裏心裏只有利益沒有人民、只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為了權和利不顧一切的統治階層，只想拼命透支、榨幹國家民族和國民的剩余價值，一個個擊鼓傳花般將一切禍患留給後人，「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這一切現實下，全球按時實現「碳中和」、達成遏製氣候變暖的目標，就變得非常不可能。除非各國實行超強的強製力推行減碳、大國強行迫使較弱國家嚴格減碳，或者在全球氣候危機徹底爆發前有突破性技術革新可以迅速便捷實現碳中和或解決氣候危機（這其實類似於絕望中不切實際的狂想，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否則氣候災難必定會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大量發生，少則百萬多則數以億計的人直接因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而死亡，數十億人淪為難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遍性的饑荒、貧困、戰爭就會不可避免，人類這個物種還能存在多久這個問題也不會有樂觀答案。

關於氣候危機下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發生的戰爭、恐怖主義活動在內的各種連帶影響，已有大量研究。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即於近日預測，2040年人類就可能因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危機爆發全球性軍事沖突，尤其在受氣候變暖嚴重影響且對抗危機能力脆弱的亞非地區。作者認為，最遲在2040年，世界將開始「氣候沖突」，各方將相互使用技術，加劇幹旱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這首先是指地球工程技術。剛果、印度河、湄公河和尼羅河流域等地區，有可能成為未來氣候戰爭中的熱點。這些地區有可能因為河床和水流方向的改變而發生沖突。其實，因氣候變化引發的戰爭古代就有先例，歐洲在古羅馬時期的「蠻族入侵」和中國蒙古族、女真/滿人南下入侵中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說未來因氣候變化激發的戰爭與當年的不同，那就是當年是戰馬和彎刀的搏殺，未來可能是導彈甚至核彈的投擲。

可是，即便知道這些後果，人類也不可能放下各種利益和恩怨。因為這些利益和恩怨同樣關乎生死存亡及自身存在的意義，誰都不願意為了他人他族乃至全人類的生存發展，付出自己及自己親朋好友敗落死亡、名實俱滅的代價。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人，那些受壓迫受剝削受欺淩和在歷史中吃虧受難的個人、群體及民族，這種不放下和爭鬥是有情可原、不可粗暴否定和無理剝奪的。

當然，或許未來沒有這麽令人悲觀，人類空前的齊心努力承擔代價，以及科技的突破性發展及其他難以想到的原因，成功遏製了氣候變暖及其他氣候災難（或者這些災難仍然發生，但人類已有了規避、克服這些災難造成危害的辦法），世界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孩子們又能沐浴在和煦陽光中展望更遙遠的未來。不過那時，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們肯定會出來說，「氣候變暖果然是個大騙局，否則為什麽沒發生那些災難」。這一句話就可以否定無數人類的犧牲和奉獻。雖然即便這樣，也比真的到了人類天天面對死人百萬的巨災那個末世般時期說出「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要好。

可這樣的人類成功渡過氣候變化危機的可能未來，遠不及人類將在氣候變化造成的各種災難中十亡八九、苦心建築的現代文明崩塌毀壞的這種未來的可能性更大。

人類的前身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才變成了一萬年前類似於現代智人的樣子。而在這一萬年內，人類創造了之前幾百萬年演化都未能出現的輝煌文明。從原始社會到農業文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傳統工業到信息時代，人類以一種超級加速度發展。當今的人類無論物質文明還是非物質文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發展讓人類克服了歷史上許多難以克服的災難與貧乏，讓人的生存概率、長度和質量都有了驚人的提高，可同時也導致了人為的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的出現。人類的成就反噬了人類，人類也將面臨自己製造的災害的挑戰。

雖然這世界充滿著醜陋、人與人爭鬥不休，自私、冷漠、謊言、暴力、壓迫、傷害無處不在，各種奸惡之徒大行其道，但同樣也有互助、溫情、真誠、和平、正義、呵護，有著無數仁人誌士的犧牲奉獻。整體而言，今天的人類仍然享受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尊嚴及生存價值，與漫長人類歷史上的生存狀態與質量相比簡直如同夢幻。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寄希望於未來，期待人類有實現廣泛甚至完全的公平正義與繁榮富足、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對歷史上一切醜陋謬誤謊言都能破除和撥亂反正的一天。有著這樣希望的人類世界，如果在未來數百年或數千年完全（或大部分）毀於氣候變化或其他未知災難，那多麽可惜可嘆。我們也不忍心炎黃子孫締造的錦繡芳華與世界一起毀於一旦，我們還期望後人替我們看到民主法治、自由進步、公平正義在華夏大地充分實現的光明時代。

作為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漫長人類史中的一幀閃爍，我無法對抗生存背景中這樣壯闊和漫長的力量。即便將這樣的壯闊和漫長縮小到萬分之一乃至更微小短暫，即人類社會的當今時代，將我個人替換為全人類數十億人，仍然無力阻止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種災難（甚至被裹挾參與了這些災難的造成）。即便克服了氣候災難，不一定何時發生另外的危機就又讓人類天昏地暗（例如如果一顆超巨型隕石撞擊地球，就可能突然將毫無準備的人類及萬千物種一舉毀滅）。人類即便創造了輝煌博大的文明，但仍然只是宇宙歷史中卑微弱小的過客。可是，作為「有思想的葦草」，我們還是做一下掙紮和記錄吧。

中國社會的教育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七年

　　高考作為我國中學教育乃至整個教育體系中最關鍵、最具關註度、最有爭議性的環節，它的利弊得失在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在人才的培養與選拔方面起到指向標和定海針的作用。高考既是驗收中學教育成果的尺子，又是為高等教育遴選人才的篩網，它不只是從中學教育到高等教育過渡的紐帶，更是將二者緊密連接起來並壹定程度決定前者、很大程度影響後者的教育之橋的中流砥柱。而且由於中國較為特別的體制和社會環境，高考的影響不止於教育領域，還體現出和（或）影響到億萬國民的人生命運、社會各階層的流動與固化、不同地域之間的平衡與差異、官方的文化政策和輿論導向、歷史變遷和時代精神等。因此，高考改革牽壹發而動全身，牽著國家社會的前途命運，連著千家萬戶的心。

　　高考改革問題是所有有關高考問題的總稱。具體說來，包括高考存廢問題、高考各科目設置問題、高考各科目具體考試內容問題（這個是本文最主要的論述內容）、高考考試具體形式的改革問題、不同地域（省份）高考招生錄取比例的差異問題、不同區域考試科目與各科具體內容的差異問題、高校自主招生及其他通過非高考渠道招生問題、高考與自主招生的互補與沖突問題、高考各種加分政策存廢問題、其他高考招生政策問題、高考的直接目的與長遠意義問題等。當然每個問題不是都單獨存在而往往是與其他問題有所交織的，所以在寫作中會有壹些重疊。此外，還有壹些涉及到其他教育問題的，會在其他相關文章中具體分析，在本文中就刪繁就簡，只在必要的範圍內做些簡單論述。

　　（壹）高考存廢問題

　　既然談到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討論的就是高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如果應該繼續存在，才涉及後面的其他高考改革問題。如果不應該存在，那麽就要討論是否有什麽其他方式能夠有效的代替高考，成為高校選拔人才的方式。這需要從高考（及其前身）的歷史和現實來進行分析探討。

　　作為現代高考制度的雛形，科舉制的利弊及存廢可以為研究高考制度起到壹種參考。 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為數不多曾長期領先世界的制度之壹。科舉制，這種自隋至清存在於中國並影響至今的制度讓中國這樣壹個政治上專制、社會層面落後保守、文化上強調遠近親疏例如重視家族、鄉誼，並有強烈尊卑等級觀念的國家，卻保留了壹個能夠壹定程度上排除這些制度或思想觀念上導致的不平等的人才選拔制度，不能不說確實令人贊嘆。它擴大了中國各個王朝的統治基礎，提高了官員的素養，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士大夫階層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即便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和學者也對科舉制交口稱贊。無論是曾親身了解中國的利瑪竇、丁韙良，還是未曾來華但極富盛名的伏爾泰、萊布尼茨、康德，包括對中國負面評價頗多的孟德斯鳩，都對中國的科舉制度持非常積極正面的評價。他們均強調了這種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存在的壹定程度的公正性，其中壹部分學者還希望其所處的國家能夠借鑒中國的科舉制，以考試代替本國如世襲等方式作為選拔人才、任命官員的方式。

　　當然，科舉制並非壹種完美無瑕的制度，相反它有著很多嚴重的弊端。它只是相對於中國整體上僵化落後的專制體制、頑固保守的思想觀念，有壹定的進步性。從根本上說，它依附並服務於專制體制，其選拔的人才也普遍成為統治集團鞏固統治的生力軍，並不利於社會的進步，更無法把中國導向民主、自由、平等等應當具備的這些基本共識的現代國家。其次，科舉制對於世襲制、裙帶政治以及黑暗的官場並無太大的沖擊作用。這主要由以下幾點原因：1.通過科舉制做官的人只占官員總數的壹小部分。2.科舉制本身就有對於“高幹子弟”的照顧，並不是全國所有考生壹視同仁的錄取。3.由於科舉考試需要長時間、大量的學習準備（尤其家庭教育以及幼時私人教師的有無以及質量的差別），加上趕考的費用，導致寒門學子“輸在起跑線上”，除個別受資助或者極富毅力和運氣的寒門子弟外，絕大多數考生和絕大多數被錄取的舉人、進士，都是有壹定社會地位的家庭出身，包括官員、貴族、富商、地主等統治階級家庭。4.科舉考試中獲得功名的人絕大多數都會接受專制的體制、黑暗的官場以及各種裙帶關系、私相授受等利益交換，成為（或繼承父輩）統治集團的壹員，而非反對和打倒它。這就導致即便是寒門子弟通過科舉“鯉魚躍龍門”，也只是為勾心鬥角又牢不可破的統治集團增添力量，彌補政治鬥爭中失敗而被排除出統治集團的人留下的空缺，讓壹個曾經的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而已。這說白了就是換湯不換藥，而且讓寒門子弟這瓢“清湯”接受腐朽的充滿腐臭、骯臟的舊“藥罐”去“熏陶”，最終讓他們變成和原有統治者壹樣的人。第三，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日趨官方化的儒家思想，且多以維護統治、維護綱常倫理等內容為主，而閱卷、評卷的標準也是由統治者根據自身需要定制。這樣既保守又狹隘並稱得上反動的考試內容和評價標準下，如何選拔真正有利於國家發展進步和為民增進福祉的人才呢？至於考試內容和格式的僵化，尤其“八股取士”導致的弊病，更是無需多言了。第四，無論在京師的大考還是地方科舉考試，都存在大量嚴重的舞弊行為，對科舉制的公平性有很大損害。

　　那麽利弊相較，科舉制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就當時的環境而言，是利大於弊的。雖然科舉考試有如上所述的弊端，但是其中前兩點無論有無科舉制，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說科舉制只是無法解決這些政治頑疾，而非科舉制本身造成了這些問題。至於第三點，統治者對人民洗腦的方式多種多樣，秦朝沒有科舉，照樣用商鞅的壹套“弱民”理論實現了對人民的有效駕馭。雖然沒了科舉制可能壹些問題會有所減輕甚至消除（如八股取士），但是相對於科舉制的正面意義，顯然得不償失。因為漢代的察舉制和自曹魏到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已證明，無論初衷多麽好（何況初衷就帶有統治者強烈的利益取向），只要是由選拔者自由裁量權過大的人才選拔制度，都會導致選拔過程中的嚴重不公平。在中國這樣壹個親疏分明、血濃於水、關系網密布的人情社會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壹點也不奇怪。

　　由古代的科舉到今天的高考，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無論是古代的科舉，還是今天的高考，都有壹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選拔人才過程中的相對公平性。雖然由於備考條件的不同（如不同經濟條件的家庭對子女教育投入的差異）、高考制度內本身的差別化錄取（例如不同省份不同的錄取率），導致在高考前不同的考生就並非站在同壹起跑線上，但是在壹定的範圍內，尤其與其他人才選拔方式相比較，高考依舊是壹種很具公平性的遴選人才的手段。而高考放在中國這樣壹個具有很多特殊國情的環境中，就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主張廢除高考制度的壹方，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的主要內容基本集中於以下兩點：1.效仿西方國家，把來自中學、打工機構（或做公益、參加社會活動、參加如夏令營等組織）、其他社會人士的推薦信、日常表現、個人閱歷、獲得的壹些獎項或榮譽等作為高校錄取的重要標準。2.擴大（甚至完全賦予）高校自主招生權，由各高等院校自己或者多所院校聯合進行包括招生考試在內的多元化方式選拔人才，尤其註重對學生壹些專長的考察，取代整齊劃壹的高考。我認為，由於以上關於中國國情的兩點所述情況，上述替代方案將對我國高校招生乃至人才選拔機制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而且負面作用還不止於此。

　　無須諱言，當今的我國社會存在諸多的不公。相較於古代，中國自然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無論在物質文明領域還是在社會與國民的精神層面。但是各種痼疾仍舊長期存在於中華大地，歷史的遺存頑強的攀附在中國現代文明脆弱的枝幹上。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以各種舊的和新的形式繼續存在著。而影響人才選拔方式的舊社會生態在如今仍舊根深蒂固。

　　首先，中國社會整體上依舊是壹種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浸淫和現實生活的需要。（國人的相對貧困是導致遠比國外很多人更依靠他人幫助的原因之壹。尤其在貧困的農村，多數農民沒有經濟條件用金錢換取各種服務（如照顧老人、照看孩子、搬運物品、保護安全等），因此只能靠“免費”或者報酬較低的親戚朋友街坊鄰裏的幫助。這種幫助減少了獲取服務的成本，但是毫無疑問也增大了束縛。既然得到了別人幫助，自然也就受他人控制，自然容易被別人指手畫腳、隨意評點，也容易被別人支使。別人幫了妳，當然妳也得“幫助”別人。這樣還有什麽自由可言呢），血緣和宗族仍是國人生存的重要紐帶，鄉黨和鄰裏也是平民百姓在外打拼和居家生活中幾乎不可或缺的依靠。這與西方國家每個人都相對獨立的生活、崇尚個人主義的風氣迥然不同。雖然現代文明已經深入社會各個角落，但是並不代表國人的思想觀念也有根本的改變。就例如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雖然讓很多國人更清楚的“開眼看世界”，但是許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何嘗不是網絡版的村裏街邊老太婆小媳婦扯閒言碎語的平臺，通過QQ群糾集宗族成員參與械鬥也是比以前更便捷的通訊手段。

　　“血濃於水”、“疏不間親”等思想仍根植於國人尤其內陸地區縣城和農村國人的心中。“關系”往往是辦事、就業、處理糾紛等生活各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在很多時候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在內陸的縣城和農村，這往往就是決定性因素。無論是有章可循的制度性問題，還是處於模糊地帶的各種事情，當然更包括沒有明確法律條文或規章制度的種種糾紛，都需要通過“關系”來處理、擺平。而“關系”往往就是親戚、朋友、同事、鄰裏等各種熟人（以及這些熟人的“關系”）或者說在生活空間上接近的人。這些“關系”相互交織，構成了龐大的關系網。不同的人或者家庭由於個人的社會地位高低、權力大小、金錢多少、個人交際能力及交際圈的大小和“質量”的不同，有著具差異化的關系網。但是基本上每個人的生活都無法離開“關系”這種東西。當然，嚴格意義來說，全世界的人都要生活在各種關系網中。但是在西方國家，“關系”往往只是處理生活中各種事情較為次要的因素，個人能力、規則與制度、社會公序良俗相對而言更為重要。而在中國，“關系”卻常起到很關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相反，社會公德、平等博愛、契約精神這些在發達國家普遍被遵循的具有普適性的觀念在中國社會還非常薄弱，認“人”而不認“理”仍舊是許多國人壹貫的作風。壹個人（A）對另壹個人（B）的評價往往並不是B本身的好壞，而是與其關系的好壞，關系的遠近親疏，或者對A是否“有用”，能否在以後幫助或者“報答”A。這壹點相對於經歷啟蒙運動等進步思潮洗禮的西方或者說歐化國家的國民有著質的差別。而在包括高校招生在內的人才選拔方面，“關系”可能起到的作用自然很容易估計到。

　　第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建設（無論是制度的宏觀構築層面還是具體實踐層面）仍然處於低位狀態，各種體制機制很不完善，尤其在保障公民在就學、就業、獲得各種社會保障、法律保護等領域的公平性方面存在極大的缺陷。甚至在壹些地區、壹些領域、壹些具體情形下，“潛規則”遠遠比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要“有用”。換言之，公開的、有明文規定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不僅欠缺，而是往往得不到執行，這就導致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大行其道，各種說情、托關系走後門屢見不鮮。而社會信用制度與公民誠信檔案建設的滯後與缺失更導致盛行各種弄虛作假，加劇了社會中人與人的不信任感、破壞了社會公平。

　　在這兩點社會現實面前，廢止高考及采用上述替代方案的危害是很容易看到的。由於中國“熟人社會”迥異於西方的以個人主義為軸的社會環境，他人推薦式的高校錄取標準毫無疑問非常不適合我國。試想壹位A縣的學生小張，想要去位於我國北部某市的東方大學就讀，需要他所就讀的中學開具中學階段個人表現的證明，還有在本縣參加壹些社會活動的履歷，那麽他的家長以及老師會怎麽做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與之相關的壹些新聞或者研究。根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留學生的入學申請造假現象極為嚴重。不僅中學的個人履歷缺乏細致可信性，甚至還有專門教寫或代寫大學申請書的產業鏈在服務著千千萬萬中國學生。回到國內，中國大陸的中學檔案基本也都是千篇壹律，報喜不報憂。學生在中學的違紀行為絕大多數是不會記入檔案的，只有極個別情況才會有。而且檔案的信息除了學生的年齡、入學畢業時間、各科壹些考試的成績等簡單信息外，鮮有個性化、具體性的個人信息描述。當然壹些大城市名校可能會有比較完整細致的檔案系統，但是就我所了解的內地中學，基本都沒有這種能夠充分展示學生鮮明的個人特征、將學生的特質、專長、性格、個人品行及豐富獨特的個人閱歷的檔案系統。通過在中學及大學查詢學生的檔案訊息，就不難得出這種結論。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中國應試教育制度造成的。由於唯分數論的現狀，學生在學校除少數時間參加壹些課內外活動外，絕大多數時間只被要求做壹件事：學習，而且是狹義的應試學習，即聽講、背誦、寫作業、做試卷等幾項周而復始的活動。這種單調的學校生活，自然不可能讓學生有多元化、充滿個性特征的中學時期的履歷。如果想改變這種情況，從根本上當然是進行具體的教育內容和形式的改革，這是壹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壹朝壹夕實現。因為本文以討論高考問題為主，在此不詳述此問題，將在其他文章中具體闡述。如果不改革教育的內容和形式，還是如今的這種教育方式，能夠做出繽紛多彩的履歷嗎？其實也不是不可以的。看看上述那些出國留學的學生如何作假的就會知道。

　　最重要的是，無論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是否改革，無論實行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只要把推薦信、個人履歷等作為高校錄取學生的重要標準，都會導致嚴重的弄虛作假、托關系走後門、金錢交易、權力介入等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熟人社會和制度建設存在極大缺陷的國家，人才選拔手段的彈性越大、越“人性化”和差異化，發生幕後交易、“潛規則”橫行的程度就越嚴重。北大研究生馮軍旗的《中縣幹部》壹文就極詳盡的闡述了中國壹些地區（尤其縣城）內剪不斷理還亂的密集的關系網，各家族、上下級官員、當地企事業單位等內部及之間的各種利益關聯。相對而言大城市要好很多，但是也無法完全跳脫中國社會的大環境，如北京讀幼兒園和小學就有各種關系門路以及金錢交易。只是這些發達地區程度相對較輕、無法那麽明目張膽罷了。現在為數不多有機會被人為操縱的高考加分項目就大面積出現造假或者通過特殊手段刻意達到相關加分標準，例如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為獲得體育加分在體育成績上作假等。而中招體育加分的舞弊行為更為常見，也為高考敲響了警鐘。把高校錄取標準打開壹個縫隙都導致這麽多污穢，何況在沒有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缺乏良好的大環境下將教育腐敗的大門向人們敞開，將會出現什麽壹點不難想象。

　　為了讓讀者更生動的認識實行西方式錄取制度用在中國後帶來的弊端，在此寫壹篇小說文，以下內容為虛構想象，作為展示如此改革之後的弊端提供壹種比較生動的參考（壹些地方會采用誇張的修辭、反諷的手法，有部分事例改寫自真實事件，只是把事件背景和壹些具體情節做了改動，以適應文章所述情形，請勿對號入座，過於較真）：

　　回到剛才的問題，小張同學想報考東方大學，根據現在的政策，除特殊情況外，基本是需要通過高考達到壹定的分數才可以被錄取。如果把推薦信和個人履歷作為決定性的標準，會發生什麽呢？首先，擔任小張所在班級班主任的李垂範老師會成為包括小張在內的全班同學以及家長巴結的對象。在高考分數定終身的時代，包括班主任在內所有任課老師的職責都是讓學生盡可能考個高的分數，讓班內學生能夠被較好的學校錄取。但是改革之後，班主任及各科老師的評語成了高校錄取小張等同學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從改革之後，李老師和其他班主任同事開始收到壹些家長的“心意”。以前雖然也有壹些家長會在逢年過節或者高考前後送點禮物“意思壹下”，但是基本上都真是只是“意思壹下”，不僅次數少，而且單次禮物價值基本也不超過老師們半個月的工資。但是現在家長們送的“心意”卻讓很多老師既心動又不太敢接受。壹張當地最大超市的購物卡，就讓李老師壹家兩個月在這買東西不用自己掏壹分錢。雖然“校風廉教建設”中多次處罰包括通報批評了壹些收紅包的老師，但是比率也不超過所有曾經收過學生家長禮物的1%。還有壹位副校長因為受賄幫學生制造假履歷被開除公職並判刑5年，但是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其實是因為他和教育局壹位書記有些齟齬，又逢上級要“抓幾個搞亂教育改革秩序的人”，自然成了倒黴蛋。看到聽到了這些，李老師和同事們就不那麽擔心了，開始比較坦然的收取壹些禮物。以前壹個月2500的工資，在親戚面前都不好意思提起，老同學聚會上很多同學調侃學生成了老師，多麽光鮮體面受人尊敬，李老師只好苦笑，卻囊中羞澀不敢去搶著結賬，看著當了公務員、老板甚至開奶茶店的個體戶女同學都那麽豪爽，心裏壹直不是滋味。自從高考改革之後，立馬家裏添了3部新的iPhone10plus，兩年之後把房貸也很快提前還清了，把桑塔納換成了SUV，假期還去了新馬泰轉了壹圈。李老師的女同事王詩鳳老師的兒子得了白血病，當年學校捐款都不夠維持透析，作為特級教師並屢受嘉獎的她去教育局求領導，局長也和藹的說經費緊張，無能為力。高考改革兩年後，不僅夠了平日做透析的錢，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費也夠用了。以前王老師壹直抑郁急躁，成天擔心兒子哪天病情惡化去世，現在終於可以放寬心了，教學時候也越來越和藹可親、耐心細致。不過，即使兒子病情還沒好轉的手術前，學生們對動輒發怒，抓住學生壹點問題叨叨半天甚至開口罵人的王老師也不敢多頂嘴，因為自從高考改革，班主任的評語成了大學錄取的重要依據，家長也都叮嚀學生別惹火老師，除非完全不想考學的，其他只要還想上學的，討老師歡心還來不及，誰去和老師頂牛啊。不過也不是所有學生看見老師都跟綿羊壹樣，像縣衛生局副局長的兒子見到王老師就敢對著走過去，王老師還主動給他讓路，寫評語時候還把這個平日不好好學習還經常惹事的學生評價為“勤奮好學、熱心幫助同學、尊敬老師，經常幫老師維持班級紀律”。但是相對於連年級主任見了都客客氣氣的縣法院某庭長的兒子，他還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人家還是自初中到高中連續四年的市級三好學生呢。

　　當然，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的評價只是高校錄取參考的壹部分，還要有學生在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尤其公益活動的資料，以及壹些課外活動如各種讀書、科學實驗的經驗和成果。在壹個並不算太發達的縣城，小張去哪找這些活動呢？不用急，有人會主動找上學校和學生。自從高考改革之後，A縣以及附近很多縣市都出現了諸如“黃河青少年實踐夏令營”、“愛樂讀中學生知識樂園”等組織，有官方建立的，也有私人經營的（例如“愛樂讀”就是縣委副書記的小舅子當董事長，交通局長的嶽父和國資局局長的弟弟也有股份）。小張所在學校的趙尚光副校長親自抓相關工作，不僅和這些組織合作，還聯系了縣裏的紡織廠、自來水廠、烤鴨生態園等企業，實現了“青少年社會實踐壹條龍”。為了獲得“學生實踐試點”，壹些廠礦還買了對誰做試點具有最終決定權的縣委書記的字畫，據書法協會評估並公證，書記的“桃李芬芳”四字書法作品值10萬元，雄雞報曉圖值15萬元。不過相對於接待學生來“實踐”的收益，這點小錢算個什麽，壹個華為手機代工廠壹年就學生參觀實踐的收入就夠員工全年的夥食費了。而學生參加這些活動，都是要收費的，參加的活動數量和具體組織不同收費不同。當小張的父親覺得收費太高，給班主任李老師說不想去的時候，李老師就說：“那大學錄取怎麽辦，人家可是要看這些的，我給妳孩子寫的再好也沒用啊，我只能說妳兒子課堂表現好，課外活動我沒法給妳弄”。小張的同學小劉的母親性格比較執拗（就因為這種性格，普通壹本學校畢業的她到現在還是人事局壹個股長，雖然她學歷比局裏95%的人都高），直接去了正校長辦公室，說“我女兒生活費壹個月才600，現在這活動那實踐壹個月平均快1000了都，也沒見著學了啥真本事，妳們坑老百姓呢？”學校的周旗龍校長雖然有點生氣，但是還是和氣的說“妳跟我這說也沒用，現在都這樣，妳女兒不參加也行，但是掉隊了怎麽辦？考不上大學是妳自己的事。反正人家履歷錦錦繡繡的，妳的壹片空白，妳張鐵生啊，大學會錄妳嗎？至於收費，美國也這樣啊。妳去網上搜搜，打聽壹下，人家美國這些活動也是學生自費，花銷比咱們大多了，所以人家才先進啊。而且他們是個人參加，我們這是集體參加，費用還打折了呢”。其實呢，學生個人是沒有途徑參加的，因為所有實踐活動已經被壟斷了，都要由學校組織，而且就算自己想參加，也沒時間啊。雖然高考改革，但是學校還是軍事化管理，包括去企業參觀、去閱讀包括野營，都是在老師統壹帶隊情況下。除了學校集體參與的活動，嚴禁學生外出獨自參加任何活動，這也是“為了學生安全”，畢竟即使有人帶隊時候還出過事，在參觀人民醫院時候，就有學生打破了幾瓶液體藥，家長還賠了不少錢。另外，為了讓學生更有效率的參與多種實踐活動，而且不耽誤考試（畢竟考試還是大學錄取的壹個要素，雖然不那麽重要了），學校和實踐單位實行打卡制度，例如在縣圖書館，當學生看不了那麽多書時候，可以不用看，只需要打卡就好，管理員會在這個學生的記錄本上寫上“今日馬國虎同學閱讀了書籍《美利堅的謊言》、報紙《應天時報》、在多媒體放映廳觀看紀念我國發展進步的紀錄片《意念的勝利》”。排隊參觀流水線烤鴨制作過程太單調，寫在幾百頁的履歷集上字也太少，寫成“張滄粟同學看到工人劉師傅正細心制作香噴噴的烤鴨，不忍打攪的看著，劉師傅看見他，就熱情的打招呼並且教他如何制作，張同學很快學會了制作技術，並且和劉師傅在工人食堂共同品嘗了自己制作的烤鴨，並且在交談中成了忘年交，更知道了勞動的辛苦，知道自己平日壹餐壹食皆不易，更堅定了學習知識為祖國造福的決心”。而旅行也是學生履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過這個費用相對更高，只有壹部分學生有條件報名。當然如同壹些社會實踐組織壹樣，負責帶領師生旅行的旅行社也已綁定。每到壹處拍照是必須的，如今的學生履歷無論是紙質版還是電子版，都可以配上圖片，而且人無我有，人有我多，誰的履歷越豐富越亮麗越能吸引大學招生人員的註意，而且有照片才有真是實性啊，在高考改革之後南方系又報道各種改革亂像，上級調查的當口，最好有壹些真貨應付壹下。當然旅行的目的是“鍍金”，而非真的玩樂，誰不識趣就會被批評。如去北京的時候，壹位兩年前去過壹次的壹位同學聽到導遊介紹這是八達嶺長城，就說“咱們這去的是水關長城，不是八達嶺啊，我和爸媽前兩年來就被騙了，所以我記得這地方。”老師就白了他壹眼，說，“就妳懂，這點旅遊費能來北京就不錯了，咱們是為了考學，不是沒事瞎逛，知道不？”當然，他還有沒說的，就是學生交的旅行費用學校領導、政府領導還有帶官員親屬背景的旅行社都要分成的，搞貨真價實的旅行，把學生的旅行費都實打實的用了，那點利潤還不夠這幾方塞牙縫的呢。

　　當這些社會實踐活動普及化的時候，想要脫穎而出，就要在科學發明、體育比賽、各種國際競賽方面下功夫了，就像都有學可上之後就想去重點中學，能夠考國內名校的人又想去國外留學壹樣。高考改制以前，這些中壹部分就是加分項目，不過後來很多被取消。當壹些科研和體育機構哀嘆少了壹條財路時，聽到改革的消息，激動得恨不得連坐80個俯臥撐，把家裏玩躲貓貓的孩子從門後抱起來舉高高。很快壹些家長聯系上了他們，但是很多人很憂慮，怕被查出來弄虛作假取消入學資格。而且媒體上確實報道了壹些高考錄取弄虛作假的機構，被查處的人還痛哭流涕的在電視上壹個勁低頭認罪。但是這並沒使這些機構畏懼，他們告訴家長“中國貪官污吏多不？查處的挺多吧，但是為啥還貪呢？不就是利大嗎？不就是被查處的幾率低嗎？嘿嘿，咱們也壹樣。而且我們也能弄成實的，只要妳孩子腦子好使又有錢，再在具體項目上做點巧，可以把妳們培養成真的科學家、運動員，只是下功夫比較大罷了。大學錄取那塊也得打點壹下，只要我們這和大學配合好，又那麽多人這麽幹，誰查？”剛才提到的小張的父親也聯系了壹個體育機構，很快被承諾高中畢業前給小張得塊省運會金牌，當個國家二級運動員，而且保證做的逼真，滴水不漏，不會出現類似若幹年前西南某省多名中學生遊泳成績打破世界冠軍記錄的奇葩事件。

　　在中學三年緊鑼密鼓的準備之後，終於到了最重要的階段：大學審閱成績和履歷並擇優錄取。當年的錄取工作很簡易，只需要看檔案是否齊備和分數高低即可，最多區分壹下文化考試分和政策加分，按學校要求進行挑選。而如今則大為不同，要具體查看學生的個人經歷、所獲榮譽等，壹天最多只能看完三五個學生的檔案。以前的劃分是固定的分數，即便有關系門路也沒用，但是如今不壹樣了。清華北大和211、985院校還是挺嚴謹的，但是其他學校就開始用自主權為各種學生開捷徑。正正經經的錄取個70%，剩余的夠其他學生家長爭得妳死我活了。小張報考的東方大學--中部壹所二本中的上遊學校，分數恰巧夠了，就看個人檔案中的履歷能不能被審核老師看中。負責審核的是有國家“海河學者”榮譽的鄭教授和青年教師吳副教授、助理教授何老師組成的招生小組。為了避免壹個人審核出現幕後交易，規定必須三個人共同審核並由數十人組成的招生委員會成員壹致通過才能錄取學生，雖然壹般情況下其他數十人並不仔細看甚至根本不看個別招生小組的審核情況。因為需要面試，所以學生和老師是要在決定是否錄取前見面的，其實無論是否見面，學生和家長都能通過各種渠道知道審核自己檔案的老師。小張的父親去學校見了三位老師，主動送了點見面禮，三人都婉言謝絕了。後來錄取結果出來，小張被錄取了，小張和父親感慨，真是好人多啊，大學比中學好的多了，大城市比縣城的人就是清廉啊。但是小張的同學小趙和他考的同壹所學校，卻花了10萬塊錢“打點”審核的老師（就包括那位吳副教授）和相關領導，因為他的分數差了壹點，而且履歷和小張壹樣，有不少地方都有虛假成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學的教師紀律較嚴，政府監察和輿論監督都比較有力，而且高校教師工資較高，不像中學教師那樣收入微薄日常開銷捉襟見肘，所以沒有中學階段那樣泛濫，但是仍不免有各種腐敗，只是相對比較輕，而且只能以這種方式錄取少部分學生，用錄取大多數有真才實學的來做掩護。至於清北等211985院校，雖然紀律更嚴，社會輿論的眼睛也更多盯得也更緊，也總有人能夠冠冕堂皇的混入。壹位駐歐洲大國大使的女兒（據說此大使與某副國級官員關系極為親密）就拿著在某極知名IT企業實踐並進行管理創新的履歷進入某排名中國前十的學府，雖然知情人都知道那些創新是她的上司（在她去企業“實習”時這位上司像她的助手壹樣）做的，但是沒人去戳穿，加上她領悟力還是很不錯的，確實領會了這個創新方案的精髓，把別人的理論成功復制到腦子裏並且完整的闡述出來，這樣等於她壹定程度也有這能力，其他人也不好說什麽，畢竟比那些靠錢和關系直接進來的“共建生”要強得多了。而此IT企業因此很快也獲得了國家的“高新技術扶助資金專項計劃”的撥款，該企業的董事長，也是壹位明星企業家，也得到了國家第二高的領導人的接見，央視“新聞2+2”節目也對他做了專題采訪，這些很大程度都歸功於那位副國級官員的幫助。諸如此類拿著極光鮮亮麗、成就斐然（雖然實際上這些履歷雖真猶假，半真半假，而且即使真的成就也是其他學生無法復制的，因為這些成就不僅需要很多金錢投入，還要有關系、人脈包括權力背景，普通人根本沒機會去那些機構實踐和得到那種程度的技術、人力、資源和環境支持。例如去壹些知名企業、科研機構、研究院等，普通人有能力也去不了，沒能力的高幹子弟只要不傻不癡呆，也能在眾星捧月中搞出點成就）的履歷去名校，雖然壹些老教授看不過眼，但是也只能發發牢騷罷了。

　　從中學到大學，這樣的高考改革肥了誰的田，窮了誰的壤，壹目了然。就像上述的小張同學，三年中家人為豐富其履歷，提高其“素質”，花的錢不會低於5萬（按現在的貨幣價格），這只是在縣城。如果在大中城市，這個數字至少要乘以5-10，在京滬乘以20都不夠。現在的學生家長僅僅在擇校費、學區房這些方面就投入巨大，還不包括日常學習開銷，何況如此做。現在的“孩奴”壹詞還只是半調侃，到那時卻是百分百的現實。這種教育剝削將變成政府官員腐敗之外的又壹條吸食民脂民膏的毒蟲，造就壹批人數僅次於公職人員的龐大腐敗群體（當然政府部分公職人員也能在這種改革後獲得不當利益，如前文所述），侵蝕國家的根基、人民的血汗。而且這種形式化、教條化、應試化的“素質教育”“多元化選拔人才”的方式，並不能真的提高學生素養，只是如今應試教育的變種罷了，現在應的是分數的試，已經忙的暈頭轉向，這種政策則是應各種“活動”、“評價”的試，更加扭曲學生的身心，也並無根本上減輕學生負擔，只是將負擔的內容由完全是做題、背誦、聽講、得高分變成“全方位、多領域、寬層次”的教育負擔。而且這只會導致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有更多的進入好學校尤其名校的機會，而貧窮的家庭更加與知名學府無緣，甚至會比現在更趨放棄考學這條“知識改變命運”之路。這種人才選拔方式於古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些類似，很多具體的選拔要求都建立在有壹定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教養甚至國際視野的前提下，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很難達到，只有特權階層及中產階級上層的部分子女才能在這些方面表現的較為出色。這樣就極大的加劇了教育不公、高招錄取不公，使階層更加固化，代際傳承更加根深蒂固。還有很重要壹點，就是這種政策會導致國家的腐敗愈加嚴重，以前主要是官員等政府工作人員腐敗，如果這樣改革高考，會讓教育系統變成僅次於政府的腐敗系統，極大惡化教育環境，不僅導致社會教育成本提高，更會為學生帶來極度不良的示範效果，給學校的道德教育帶來毀滅性打擊。如今的學校的公民教育、道德法治教育是缺失，而那時將是扭曲或者說負面，比缺失更可怕。而且如小說所述，這種腐敗會導致官、師、商、民勾結，讓社會徹底陷入腐敗的泥潭。總之，這種以廢止或嚴重弱化高考，而強化其他彈性標準作為高校錄取標準為方向的改革將為教育事業、為國家和社會、尤其對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值得壹提的是，在文革時期，中國曾經廢止高考並壹度實行“推薦制”的大學錄取方式，這些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在這種制度下，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被排擠，而代之以只是所謂“階級成分”好、出身好的“根正苗紅”的人進入高等學府。而這個過程則導致各種知識水平低下、缺乏應有的學生素質和學習能力的人占據了高校名額，極大的浪費和破壞了高等教育資源，使中國教育事業遭受重大損失，並導致出現人才斷檔，壹直遺禍至改革開放之後。無論是如今國民素質低下的種種表現，還是科研創新能力的糟糕與社科研究的虛浮，都與這段特殊的教育歷史緊密相關。雖然“推薦制”上大學及其惡果只是文革時期教育崩壞大局中的壹個表現，卻是至關重要的壹面，並且相對於當時其他的教育問題，這種政策對後來包括現在的我國影響尤深。前車之鑒後事之師，我們不能讓悲劇性的歷史重演，不能讓國家教育再度沈淪。

　　至於把統壹的高考變為以自主招生為主的高校招生方式，如果實行“多元化”的選拔方式，上述危害已經講的很明了。包括中國人民大學這種知名學府在內的很多高校自主招生的醜聞也充分說明在中國特殊的大環境下，在缺乏良好的大體制、缺乏各種能夠有效規範和監督高校招生行為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高校自主招生的權限越大，高校招生中存在黑幕與腐敗的幾率也就越大，導致高校人才選拔過程中存在各種不公的程度也就越嚴重。相對於名校還算嚴謹的自主招生活動，普通院校尤其壹些獨立學院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更是不勝枚舉。至於這種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擴大對學校可以更好的根據學校專長和學生潛質錄取人才的這類積極作用，雖然也是有的，但是作用並不很大。以“北約”、“華約”和“理工系”三個自主招生聯盟為例，它們雖然也都傾向於錄取在某方面（主要是理工方面）有專長的學生，但是仍要學生參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試只是壹種參考，作為高考後降分錄取的壹種憑證，類似於壹種“提前補考”。而且這種專長偏向既不夠明顯（還是要看高考總分）又存在嚴重缺失（欠缺對人文學科專長的擇優錄取），並不能使在某方面有特長、嚴重偏科的考生得到充分的機會得到優秀學府的錄取。像錢鐘書數學（下同）15分、季羨林4分、吳晗0分上清華，朱自清、羅家倫0分上北大的情況顯然無法在當今中國再現。

　　簡而言之，如今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均存在嚴重缺陷，且實行後起到的負面作用遠大於現行高考模式，因此個人對廢除高考或大幅削減高考成績在高校招生標準中的權重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在中國社會大環境未發生改變、很多更具本質的制度未進行有效改良等巨變前，高考制度不宜廢止，更不易直接將歐美壹些高招制度用在中國，高考改革應著力於高考的具體內容、高考具體形式進行有力改革，把改革重心置放於保留高考制度的大前提下進行。

　　（二）高考科目設置問題

　　討論過了“考不考”，就要論述“考什麽”。高考科目的設置是繼高考存廢之後需要討論的問題。具體而言，問題又分為兩部分，即應該增添和刪除哪些科目、是否應該實行文理分科這兩個問題。

　　我國的中學階段科目壹般包含語文、數學、英語、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體育、音樂、美術、信息技術共計13個科目（其中前9個科目是正式的高考科目），當然如壹些少數民族地區會有民族語言等特殊科目，不過無關大局。

　　從整體上看，我國中學科目的設置較為合理，文理均衡，知識覆蓋面較全。但是實際教育上卻存在很大的缺陷，不過這種缺陷主要是由於各科具體教授的內容問題，而科目設置問題只是出現這種缺陷的次要因素。也就是說，“如何分”雖然重要，但是關鍵是“教什麽”和“怎樣教”。例如美國所分的六個科目：英文、外語、數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其中的社會科學就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美國與外國歷史，類似中國的政治科和歷史科。而自然科學則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環境科學、地理，類似中國的物化生地四科。而臺灣地區的公民與社會科目則類似大陸的政治科、健康科目就類似大陸生物學科包含的關於“人”的那部分。當然這種類似只是說某種角度可以化為同類，而非在具體內容上相似，更非在質上相同。就像大清皇帝、美國總統、英國女王，三者都可以歸類為國家元首，但是在諸多方面都大相徑庭，更有本質的差異。至於科目名稱是什麽也不很重要，就像政治科，無論是叫公民科還是公民與社會科，還是叫做政治，還是叫做思想政治或者思想品德，這些並不很重要（雖然也不是壹點重要性也沒有），最重要的是這些科目具體教的是什麽，怎麽樣去教。

　　那麽有哪些科目需要增添或者刪除呢？

　　加強法治教育如今呼聲日益提高，主張單獨設置法治或者法律科目的聲音也時有所聞。而我國過去及現行的法治教育基本都融入政治科（小學為社會科，初中壹二年級為思想品德科）中，但是不同時期法治教育的內容差別很大，普法教育的強度也有較大差別。如上世紀80年代，初中政治科即有必修的《法律常識》壹書，而且書中有大量真實案例，包括殺人、強奸、搶劫、盜竊、詐騙、正當防衛等諸多事例及法律條文、法院判決講解，直面社會現實，對學生學法、懂法、用法很有參考價值。但是不知何故（或者就是為了所謂“和諧”，也有擔心學生看了這些案例反而去效仿犯罪的心態（這和現在反對中小學性教育，認為性教育導致性早熟或者諸如早戀、未成年性行為等憂慮如出壹轍，雖不是完全沒道理，但是總體看都是很荒唐、很不科學的理由）），如今的初中教材卻被看似更貼近生活實際上卻日益空洞化、教條化的文辭取代，很少能在教材中看到直面現實社會黑暗、教會學生如何應對生活中種種涉及法律的問題的內容。例如面對如今猖獗的網絡詐騙行為、與未成年人息息相關的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問題、生活中時常遇到的購物或旅行中的欺詐、侵權等行為、“校園貸”等各種合法或非法的高利貸問題、個人的名譽與隱私的保護的問題等，教材鮮有甚至根本不提及上述問題，更缺乏教授如何防範這些侵害自身權益行為的內容。而高中政治四本必修中，竟然沒有壹本有較大篇幅專門提及公民法治教育，即使零零碎碎的關於法治、法律方面的內容，也有壹多半是宣傳官方的依法治國等“高大上”的治國方略及政策，余下的篇幅講的主要是要求公民守法的內容，有關公民維權的內容則寥寥無幾。只有壹本選修的《生活中的法律常識》壹書還算是比較像樣的普法書籍，雖然內容也不多且有局限性。可悲的是，在大多數省份政治並不考選修，即使考選修的也是六選壹，學生選到的幾率可想而知。而不考選修的省份，就我所在的河南省而言，是完全不學選修的，我所在的幾所學校沒有壹節課講選修課本，甚至很多學校根本不發選修書籍。如此看來，當今全國大多數中學生在中學六年中竟然沒有正經的學過法治教育課程，這多麽可悲啊。

　　那麽要不要單獨設置法治教育科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如果將法治教育科目單獨設置，並且作為高考考試科目，可以增強廣大師生對於法治的重視程度，並且能夠更加專門且細致的為學生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但是這樣也會導致教育成本有所上升，學生的學業壓力增大，學校的課程更為繁雜。如果法治教育單獨成科，就需要培養壹大批專職教師，還有負責教材編寫、學科管理等整個學科教育的領導、幹部和職員，這將是壹筆不小的投入。而且很多涉及法律、法治的內容都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相關聯，因此如果將法治教育單獨成科，會壹定程度割裂法律與政治、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普法就成了空中樓閣。

　　其實，把法治教育的相關內容並入思想政治科（或者以後的公民教育科）也是可以的。法治教育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壹部分，把前者並入後者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是加入大量法治教育內容後的政治科體量會大增，將成為與語文、數學並列的三大科目之壹，甚至在政治科大改之後，會超越語數成為教育的百科之首，成為培育優秀公民的中流砥柱。但是即便將法治教育並入政治科，也要保持壹定的獨立性。首先，應該有專門的章節甚至必修課本、專門的課時，至於任課老師可以就是政治科教師，但是也應該有壹定的法律知識素養而不是門外漢。尤其名校的政治老師應該有較深厚的關於法治方面的知識儲備，並能清晰靈活生動的講解嚴肅莊重卻又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知識及其他涉法內容。

　　無論法治教育是否獨立成科，關鍵在於“教什麽”和“怎麽教”。至於具體在法治教育中教授什麽內容，怎樣去教，將在關於教育的內容和教育形式的改革文章中具體闡述，在此不詳述。不過無論獨立成科還是歸類於政治科中，都要在高考中占有壹定分量的分值，只有這樣，才能夠讓老師和學生重視該科，老師才能認真講課，學生才能認真聽講、理解、記憶。如果獨立成科，分值至少應該是50分（假如總分在700-900之間），我認為100分也可以，畢竟法治教育太重要了。至於歸類入政治科後，政治科分值應該為150-200分，其中有關於法治教育的分值應占30-50分左右。如果法治教育能夠成為中學必修且高考有賦分的內容，必將有力促進我國普法教育的發展，極大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繼而推動公民法治觀念的增強，加快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步伐，有效維的實現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除了法治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內的生理衛生常識、個人健康尤其心理健康問題知識教育也是社會關註的熱點，也有人提出設立單獨的相關教育科目，以保護個人身心健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對於這個問題，我總體上的觀點與上述對法治教育是否獨立成科的態度類似。無論是將相關教育設置成獨立的科目（如效仿臺灣設立“健康”科目），還是並入生物科中，都是可以的，關鍵還是在於具體“教什麽”和“怎麽教”。如前所述，這些具體的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將在我所寫的其他文章中詳述，在此只說壹些簡略的看法。

　　包括性教育在內的有關個人成長發育的知識，當今的教材講的既少又比較隱晦，而且多使用過於專業化的術語，不夠通俗易懂（當然也不是說要過於通俗，只是應該更易於學生理解，而不是以故意把簡單的東西搞的很艱深來避諱）。更重要的是，現在的許多老師對相關內容基本是不講的，涉及到性方面的內容都會直接跳過，或者只劃壹些考點而不做具體講解。當然不同地區情況不同，壹些沿海大城市、名校會好很多，甚至還專門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給未成年人講解，但是內陸絕大多數地方尤其縣城和農村基本都是有意避開這些不做講解的。所以現在性教育等個人身心健康方面教育的問題並不是教材有否涉及、如何寫（雖然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具體的各地的學校和教師教不教、如何教、教的質量如何，學生家長是否支持和配合學校的教育、學生是否能夠在特定的大環境下正確接受和領會性教育中所學的知識及傳達的性價值觀。現在社會上尤其互聯網上對於開放性教育多持積極態度，但是可能或多或少忽視了性教育的實際質量。不要認為全國各地的教師都能夠像京滬地區的性教育專家、專職教師那樣教的既細心又全面，還能灌輸給學生正確的性道德、性觀念。很多不夠稱職，缺乏知識的老師在進行相關教育時很容易把性教育帶入歧途，誤導學生，壹些道德淪喪且缺乏監督（相對於大城市，縣城和農村的教育嚴重缺乏輿論和公眾監督，學生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也更差，導致很容易出現學生被老師侵害的事情。從已經爆出的冰山壹角的事件以及壹些媒體的相關調查就已經可以知道農村地區這種狀況有多麽嚴重）的老師甚至可能利用其身份和知識誘導學生並進行性侵犯。從這個角度看，壹些地方政府、學校和家長對性教育存在問題的擔憂和對開放性教育持謹慎態度也不無道理。中國是壹個復雜的、各區域及城鄉差別極大的國家，任何問題都要結合每個具體地方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刻舟求劍、鄭人買履，壹味強調政治正確，把在大城市的經驗不經具體了解、在缺乏配套措施（如培訓保守落後的內地農村地區性教育的教師、提供相關課外讀物、多媒體教學設備、實驗室、心理輔導老師、未成年人性侵受害法律援助人員等）的前提下，貿然實行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各種教育，確實有很大風險。而且性教育的正面效果也可能在這種嚴重缺乏配套措施的環境中事倍功半，成效不彰，或者雷聲大雨點小，最終淪為形式，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當然說這些並不是反對性教育，相反我非常支持性教育，而且堅決反對因噎廢食，不能因為性教育可能出現壹些問題就幹脆不教育。我只是認為性教育應該更加全面、符合現實、有大量配套措施而非簡單宣講。

　　回到科目設置問題上，無論是否獨立成科，關鍵是要在各學校落實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個人身心健康問題教育，並且提高教育質量。如果單獨成科，個人認為相對較好。因為這種教育比較特殊，而且可以與很多生物科知識分割開進行講解，這與法治教育和政治科的關系有所不同。獨立成科也有利於相關教育的專業化、定向化，集中於保護學生身心健康這壹目標，且便於與政府、NGO及社會活動人士、專家學者、誌願者等進行課內外合作（有了專門的科目、課時和很多專業老師，又有壹套獨立的教育系統，當然更便於與外界合作）。不過獨立成科後需要的人才物力財力都是很多的，需要國家政策支持、社會組織的幫助以及學校的重視、師生家長的積極配合。而高考的指揮棒作用也必須發揮起來，無論是否獨立成科都要在高考中占有30分左右的分值，才能更好的調動學生學習相關知識的積極性，用應試帶動素質，用高考的壓力促進學生積極提高個人在身心健康知識方面的素養，更好的保護自己、發展自己，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這並不是空話，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對幸福感的提升非常重要。而性知識對於保護自己的安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尤為重要）。

　　在諸多有壹定理由獨立成科的教育項目中，法治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最大的。而其他的壹些教育項目，如哲學、邏輯學、倫理學、天文學、經濟學、宗教學、國防軍事知識、環境科學、國情概況、傳統文化等，很多都是可以包含在現有的壹個或多個科目中進行教育，而不必單獨成科。教育尤其中學教育既要強調多元化、多樣性，也要考慮效率性、實用性以及不同門類知識之間的聯系性、相通性，並不是科目越多越好、教育內容區分的越細越好。而且與法治教育、身心健康教育壹樣，給中學生教這些知識，關鍵在於具體“教什麽”和“怎麽教”，這才是決定教育質量的實質。科目的劃分更多是壹種形式，本質上還是為教具體的知識提供更好的平臺。所以我們要把擴大教育廣度、教育的全面性的著力點放在具體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上，而非過度關註科目的設置致使本末倒置。

　　那麽現有科目有沒有需要刪除的呢？我個人認為是沒有的。目前的九門高考科目和其他四門非高考科目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均不可取消。當然，實行文理分科是必要的，這與取消某科目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至於具體每個科目存在的意義，將在我寫的關於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詳細分析，在此不詳述。

　　相較於是否增添壹些科目的爭議，文理分科問題則更為重要。根據現在的輿論，支持文理分科與反對它的聲音勢均力敵。那麽我們首先把正反兩方的觀點大致梳理壹下。

　　持支持文理分科的壹方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1.術業有專攻，文理分科更利於發揮學生專長，讓學生集中精力深度學習壹部分知識。2.可以壹定程度減輕學生負擔，文理分科可以讓學生的學業壓力減輕壹些。3.可以讓有壹些科目特長、明顯偏科的學生被較好的高校錄取，而不至於被總分拖後腿。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由憲政，法治，自由，權利，軍隊國家化等基本要素合成，以至不僅可以到處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因此，只有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通過軍隊國家化，才能為新型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不但開辟中國民主化的捷徑，也讓新型民主之路通往中國的每個角落，還讓新型民主之路布滿世界各地，更讓新型民主之路不但造福中華民族，還造福全人類！

　　壹、憲政化

　　從古到今，人類在自我管理的同時，就不斷探索實現自我約束的方式，由於政治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的強制力，因此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分歧和沖突，可如果政治權力過於集中，而又不受制約，不受監督，那必然導致政治壟斷，必然鑄成專制，必然會被濫用。因為人不是天使，具有多面性，正如權力具有雙重效應，既可為公眾服務，帶去有益影響，也能謀取私利，帶來不良後果，所以，任何人，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約監督，否則必定為所欲為，以致為了自身利益，不惜禍國殃民。因此，政治權力不能高度集中，必須分散開來，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必須受到嚴密監控。

　　為了對政治權力進行有效地限制，以防遭到濫用，以防產生異化，以防被用來侵犯人權和人的自由，而造成負面效應，帶來惡劣影響，因此，以英國的約翰?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美國的麥迪遜、漢密爾頓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壹系列制度性措施，開創了憲政的基本理論體系。

　　如果說英國從1628年開始以《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權利法案》以及《王位繼承法》等壹系列憲法性文件為基礎奠定了不成文憲法體系，那麽，美國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91年生效的《權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則標誌著憲政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

　　隨著憲政在實踐中的發展，憲政不僅是國家依據體現民主法治精神的憲法進行活動，以充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為目的，以科學規範國家權力的運作為保障，以憲法精神的充分貫徹為樗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也是由憲法所確認和規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個過程。

　　進壹步說，憲政是壹種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治制度，而其根本作用既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又在於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不僅蘊涵自由、民主，還蘊涵共和及法治。其中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根基，共和是架構，法治是約束，而其實質包含兩方面：

　　壹是限制政府及立法機構的專屬權力，而限權的壹個精巧的技術性手段是分權；二是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特別是洛克主張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言，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只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並受制於其限制” ，而其包括以下要素：依照憲法成立的政府； 分權制衡； 人民主權和民主政府； 違憲審查； 獨立司法機關； 遵守人權法案的有限政府；對警察權進行控制； 對軍隊的文官控制。

　　起初，憲政本身並不涉及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權；而民主則關註政府的產生方式和權力來源。憲政可以讓政府受到約束從而保障公民自由權；民主則可以讓政府執政為民，從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權。因此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而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正是由於憲政突出了對權力的限制，尤其是對民主權力的限制，而使憲政傾向於保守，造成了憲政與民主之間關系的持續緊張。而這種緊張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權與限權憲法之間的沖突、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別等方面。

　　後來，隨著憲政在實踐中的發展，當代憲政精巧地化解了民主與法治之間存在的緊張，形成當今世界的憲政形態，以至使得憲政不僅是以憲法（立憲）為起點、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原則、以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也是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制度安排，既肩負保障公民權利，又擔負制約政府權力。

　　當然，憲政的確立，不僅僅取決於壹部有形的憲法，更重要的是在於同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壹的憲法的價值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實質內容。 首先，在形式上，憲政有賴於憲法，並以“法之法”的憲法為基礎；而在理念上，憲法形式也脫離不了人們對憲政所追求的理想價值成分。憲法壹旦頒行就成為實施憲政的依據，指導憲政建設的運行。

　　而憲政所擔負的使命是，既要實施憲法，又要完善發展憲法。

　　其次，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關鍵環節。憲法的“正當性”特指憲法內蘊的應然價值取向，憲法規範應當體現公認的立憲主義的憲法觀念和精神，表達人民的意誌和利益。

　　此外，憲法自然性地意味著憲政，不僅包括“憲法權利”，也包括“有限政府”。自從20世紀以來，盡管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共和國命名，紛紛立憲，但是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薩托利開始把憲法分成三類：當壹部憲法是以保障個人自由為目的的“保障性憲法”，並能夠得到有效施行和維護的時候，施行這樣的憲法才能稱之為憲政。而名義性憲法指的是使某種不受制約的“無限政府”的政治體制，也通過壹部憲法去獲得法律化的公開表達。這是壹種“醜話說在前面”的憲法。 而字義性憲法，即壹部憲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 “保障性憲法”並沒有多大區別，但現實中卻幾乎被束之高閣甚至背道而馳。 這是壹種立牌坊式的憲法，薩利托稱之為“冒牌憲法”。 象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企圖用根本法的形式把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鞏固起來，因而即便它在現實中得到實施，也不會有“憲政”可言。而就中國1975年憲法而言，若嚴格實施，也不會帶來人民所渴求的“憲政”。可見，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本質所在，憲政運作既是體現憲法“正當性”的實踐環節，又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手段，不但是推動其“正當性”的手段，也是推動其“正當性”的動力源泉。

　　而今，憲法是“基本法”在各國的化身，不僅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實現“基本法”而制定的組織政府的基本規則和方案，也構成制定壹切具體法律的依據。憲法的目的是造就憲法政府，而使政府嚴格遵守憲法，規定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限制政府權力，禁止政府及其官員濫用公共權力，從而保障基本法的實現。

　　然而，許多憲法卻不在其規定的政府制度中提供懲罰政府濫用權力的“機制”。也就是說，憲法沒有規定壹旦政府立法或行政違憲將怎樣遭到嚴懲，沒有規定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結果導致憲法不被政府尊重，形同虛設；導致政府官員經常濫用公共權力，而以權牟私；最終導致有憲法無憲政。

　　盡管在正常的條件下，實行憲政是以正當性的憲法為前提，即無憲法則無憲政，也就是說正當性的憲法是憲政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憲政是憲法的靈魂所在，沒有憲政動作，憲法就徒有其名，虛有其表，所以，不僅憲法是依賴憲政來得以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的，而且，憲法權威的樹立，憲法的實施、完善和發展都寓於憲政之中。

　　總之，如果說憲政奉行的原則是政府權力有限，必須遵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那麽憲政的宗旨則是限制政治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促進公共福利；而其優越性則主要表現在：壹是以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二是實行分權制衡；三是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四是建立憲法審查制度；五是司法獨立；六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

　　因此，通過憲政化壹方面能限制政治權力，建立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從而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安份守已，避免權力興風作浪，防止權力為非作歹；另壹方面既能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又能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最終不僅促使社會繁榮穩定，還促使國家發達文明，更促使政治權力提高生活水平！

　　綜上所述，由於憲政不僅是壹種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壹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因此確保憲政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更是促進人類發展的坦途！

　　二、法治化

　　如果說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紐帶的社會狀態，那麽人治則是個人或少數人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

　　可見，法治與人治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而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具有民主的特點，體現的是大眾意誌，要求少數服從多數；而人治則是建立在專政的基礎上，特點是君主專政，只體現少數人的意誌。

　　具體地說，兩者的區別壹是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的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二是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壹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三是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四是法治賴以建立的權力基礎卻是社會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間互相控制、相互制約而結成的多元化“網狀”控權模式；而人治的特征是權力壹元化的狀態，這是壹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線狀”控權模式，而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於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間的橫向控制，從而滋生獨裁與專制。

　　因此，在人治社會裏，不僅以個人或某團體的專斷獨裁為存在的基礎， 還產生某些特權階級，即可以做對於普通人屬於違法的事情，及享受各種豁免權利。由於國家政權高度集中，而普通人民不能參與其中，致使政府行政存在極大隨意性、多變性，以致普遍存在人亡政息、任人唯親、朝令夕改的現象。而在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淩駕壹切的地位，不管是制定者，還是執行者；不管是立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軍事機關；不管是國家首腦，還是地區領導；不管是富豪大亨，還是普通百姓，都必須遵守法律，而其根本目標不是治民，而是治吏，是治理政府，是限制政府濫用政治權力，防止官員胡作非為。

　　顯然，法治與人治不僅是根本相對立的，更是不同的治國理念。

　　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由於法治以民主為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紐帶，因此能防止特定的個人或少數人淩駕法律之上而傷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其優越性具體表現在：（1）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2）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3）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4）法律借助規範形式，具有明確性；（5）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6）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7）實行壹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8）壹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早在古希臘時期，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就同時並存。

　　其中柏拉圖主張的實行“賢人政治”的人治，認為如果壹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可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以致堅持認為人治優於法治，而遭到亞裏士多德的批評。而亞裏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並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壹人之治”。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源於亞裏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裏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裏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並非壹回事，因為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別說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

　　隨著法治思想的發展，英國法學家戴雪認為法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壹，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壹般法院裏實施的國家壹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

　　此外，盡管法治和法制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是有壹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不容混淆，但有不少人常不加區分地使用。

　　首先必須明確，“法治”與“法制”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而法治則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範疇，是壹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壹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誌，是壹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誌，是壹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此外，法治與法制的區別還表現在：

　　（l）內涵的差異。法治表達的是法律運行的狀態、方式、程序和過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權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開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約公共權力與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而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簡稱。

　　（2）價值取向的差異。法治強調人民主權（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法制則不預設價值取向。

　　（3）在與人治的關系上，法治明確地與人治相對立，有人治無法治，而法制可以與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4）在配套環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環境，法制則可以在各種經院政治、文化體制中存在。可以說，法治是具有特別價值內涵的法制，即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為精神的法制秩序。

　　盡管法治與法制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可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而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而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其中，形式意義的法治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而實質意義的法治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註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正是法治的第壹方面（形式意義的法治）所要求達到的目標。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如果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那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壹層的內涵。

　　首先，形式意義的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只為人們提供了壹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這個擴展不僅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

　　正因為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

　　其次，實質意義的法治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而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盡管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憲政與民主的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由於憲政強調法律具有淩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壹切的法治的必要性，因此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此外，法治原則要求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權力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為如果不是透過民主機制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淪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和壓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權力，所以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壹。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壹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而法治則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

　　簡括而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而“法治”則是壹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總而言之，法制是壹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而法治是壹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而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範相比，法制是壹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範。

　　當然，在法律產生之前，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而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壹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壹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是第壹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以至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而法律權威只是起壹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

　　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壹位的，是壹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個人的行為準則，以至於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而道德權威只是起壹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此外，在法治社會裏，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壹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

　　另外，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和治理國家的方略，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標誌，是衡量壹個社會是否現代化的重要參數。實現法治，就是要真正根據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不僅構築建立在尊重人的人格、尊嚴、自由、進取精神和合理要求基礎上的法律體系，還明確定位政治主體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規定各種政治關系，規範各種政治行為，保證各種政治制度依法運行，不斷強化政治主體的法律意識，形成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

　　綜上所述，如果說民主負責權力的歸屬，憲政負責權力的制約，那麽法治則負責權力的實施，而其具體表現在：壹是通過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權力；二是強調良法的治理；三是通過憲法確立分權和權力制約的權力制衡關系；四是賦予廣泛的公民權利；五是確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則。

　　由於法治是迫使政府遵守法律的制度，不僅要求政府只能做法律明文規定的事情，也要求政府允許人民做壹切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事情，總之要求政府嚴格依法行政，因此，通過法治化壹方面既能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又能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另壹方面既能確保通過選舉產生權力，又能確保權力定期轉換；既能確保權力縱橫分散，又能確保權力運作規範；既能確保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又能確保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減少操作失誤，確保權力提高運作效率，確保權力降低運行費用，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三、自由化

　　不管是人類發展，還是世界文明，都與自由息息相關，因為自由不僅是人類智慧的根源，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還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以至於成為公認的普世價值。

　　與其說自由是壹種免於恐懼、免於奴役、免於傷害和滿足自身欲望、實現自我價值的壹種舒適和諧的心理狀態，不如說是人類在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實現人生價值，提高生活質量進而提高生命質量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方式，而其既有為所欲為的權力，又有不損害他人的責任和義務。由於存在自然條件和內在條件的局限性，因此，這種取向有時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不僅如此，自由還是壹個非常具有時限性和相對性的概念，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體對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

　　撫今追昔，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自由”與“解放”基本同義，包含著不受任何羈束地自然生活和獲得解放等意思，以至在西方，最初意義上的自由，主要指自主、自立、擺脫強制，意味著人身依附關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獨立。

　　盡管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莊子就已經通過《逍遙遊》等名篇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而到宋朝時，“自由”已成為流行俗語，可“自由”壹詞的翻譯在晚清才開始使用，據熊月之研究，1900年《萬國公報》從第136冊起連載斯賓寒爾《自由篇》，而1903年嚴復翻譯出版了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同年，馬君武將此書翻譯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較完整地介紹到了中國。然而，由於中國壹直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因此百姓根本享受不到自由，以至於不象古希臘、古羅馬那樣出現過“自由民”階級。

　　隨著時代的發展，自由不僅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也是壹種社會概念，還是社會人的權利。從壹般意義上來講，自由不但意指由憲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壹種權利或自由權，還能夠確保人民免於遭受專制政權的奴役、監禁或控制，或是確保人民能獲得解放，從而使人享有在自己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自己設定目標的權利。

　　盡管自由本身壹定要保存自己自由的本質，不能與非自由的東西混雜，可同不少因素密切相關。首先，自由與意誌有關，所以，自由變成意誌的壹個動向，也是意誌的壹個本能的表達。但是當意誌沒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時候，這個意誌就不能保證它的動向都是自由的，以至那種控制意誌的力量，既可能成為意誌的障礙，也可能成為意誌自由的保障。

　　其次，自由與權利有關，自由不但與意誌發生關系，也同權利也發生關系。當涉及到權利時，壹般人都先註重尊嚴的問題，我用我的權利，因為我是有尊嚴的；我用我的權利，因為在我的權限之下，我不能隨便被侵犯。因而，當自由與權利發生關系時，人的尊嚴問題就變成壹個很重要的課題。

　　另外，自由與道德有關，凡是不因自由的催動而產生的道德行為，都不需要負道德的責任，所以需要在人的生命中賜下自由，人才可以成為道德的活物。由此可見，自由是道德的基礎。如果妳所做的不是出於妳的自由，而是出於別人的強迫，妳不必負道德責任；但如果是出於妳的選擇，妳就必需負道德責任，可見自由和道德有密切的關系。

　　再者，自由與愛有關，愛如果不是從自由發出來的，這個愛也就沒有價值，愛在自由的這個關系中間的要求，就是使那有自由意誌的願意順從，所以自由和愛和順從之間，就變成壹個三足鼎立的關系。

　　愛與順中間的關聯是自由，自由使愛與順這兩個不同的位格中間產生壹個很重要的責任與重要的關系。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對於壹個社會的個體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她）希望、要求、爭取的生存空間和實現個人意誌的空間，這個空間包括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及傳統的等外部條件，同時，也包括個人體質、欲望、財富、世界觀、價值觀及理想觀的表達欲望等個人因素和內在因素。

　　從意識形態來講，自由分為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理性的選擇和感性的選擇往往存在差異和沖突，因此可以說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自由。其實人們更看重感性意義上的自由，而感性的自由更容易和外部世界發生沖突。而理性意義上的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尊重，是人類個體、群體，以至民族和國家走向文明和發展的必然的先決條件。

　　從在心理學上說，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也就是人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自己的行為。盡管這種決定是有條件的，是受到自己本身的能力、掌握的信息、外界環境的制約等限制，但是人的意識可以自己按照各種條件的約束，自主的選擇如何行為。如果這種選擇是發自內心的選擇，就可以說是自由了。如果是受到外界的強制和幹涉，就是不自由了。而這種自由意識，就是人的基本權利。而在這種自由意識支配下，無論造成什麽後果，人都會自願承擔，這就是人的如意選擇和尊嚴。因此不管基於什麽目地，凡是對自由意識的幹涉，都是違反人性的邪惡行為。

　　從社會學上說，自由是在不侵害別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為。對於與他人無關的事情，是人自己的事情，那麽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行為。而與他人發生關系的事情，就必須服從不侵害的原則。

　　否則這個行為必然受到反擊，至少是思想上的厭惡和不滿。沒有侵害他人的行為就是善行，就是自由的行為，而侵害他人的行為就是惡行，就是不自由的行為。正常的社會是鼓勵善行而懲罰惡行的，並通過賞罰歸正人們的思想，限制人們相互侵害的發生，保護人們行善的自由。

　　從法律上講，自由就是不違法。然而實際上很復雜，因為法律有善法和惡法之分，善法是符合社會學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為的。

　　而惡法則限制人們的行為，規定只有按照其規定的行為才是允許的。

　　因此，在實行善法的地方，社會學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是基本壹致的；而實行惡法的地方，法律則是限制自由的行惡的工具。

　　從政治方面看，自由是人們有權選擇自己贊同的執政者，也有權不選擇自己不贊同的執政者。就像《道德經》說的，執政者是要“以百姓心為心”，完全按照百姓的意願管理國家。如果執政者不能做的時候，百姓有權更換，選擇能夠真正“以百姓心為心”的領導者。而現代民主制度的本質就是保護人們的政治自由，尊重人們的自由意識，維護人們行善的自由，並制止侵害他人的惡行。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不管從哪方面說，自由的背後除了自律外，還要接受他律，而他律就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規則的約束，因此為所欲為的權力只是自由的壹部分，而自律和他律則是自由的另壹部分，只有兩者結合在壹起，才是完整的自由。其實，自由很象太極，壹面是為所欲為的陽，壹面是自律和他律的陰，而陰陽結合起來，形成相互轉化和制約才是真正的自由。

　　特別需要展開來講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賽亞?伯林開始用“兩種自由”的概念來劃分自由：“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他認為，積極自由是指人在“主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作為主體的人做的決定和選擇，均基於自身的主動意誌而非任何外部力量。當壹個人是自主的或自決的，那麽他就處於“積極”自由的狀態之中。而消極自由指的是在“被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人在意誌上不受他人的強制，而在行為上不受他人的幹涉，也就是“免於強制和幹涉”的狀態。

　　而今，世界上普遍認為自由是促進人類進步最偉大的原動力之壹。

　　因為自由有權做壹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而自由的底線和原則是保護每壹個個體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財產和人權不應該受到侵犯，並由構成人民之間契約而起草的法律來保障，從而確保遊行集會權、著作出版權、新聞知情監督權等等為基本的人權。關於國家和個人的關系，世界最主流的思潮認為早在國家出現之前的人的權利比國家的權利更為珍貴和不可剝奪。任何壹個國家都沒有權利去限制人民的幸福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那種限制公民應有自由的觀念，來自不合法的“君權神授”、“家天下”等舊思想的沿襲。由於不侵害他人自由的行為都應該是自由和合法的，因此，國家應該保護人民的自由，並以營建人民的幸福、保障人權為自己的責任，而這不僅是壹個國家存在的合理前提，也是世界最主流的思潮。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西方由資產階級組成的政治團體，和自由意誌主義者認同的自由是消極自由。他們認為，積極自由實際上會去幹涉他人的消極自由。因此自由的底線和原則，是保護每壹個個體的消極自由，而不是去推崇積極自由。他們保護公民的私人勞動所得財產不受侵犯，非法財產可以由人民共同決定起草的法律來解決。應該保證公民人權不受侵犯，他們主張包括法西斯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在內被看作不益於西方社會穩定的政治團體在西方的人權，遊行集會權也應該得到保障。而這些人的核心思想是“人權高於主權”，也就是“愛自己就等於愛國家”，既堅持人文主義，又以人為本。

　　對此，西方壹些在野政治團體，如馬克思主義者則不以為然，不僅批評消極自由過分強調個人的權利，也批評消極自由忽視社會權利，還批評消極自由忽視平等。他們完全傾向於積極自由，認為社會的積極幹預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平等。而在幹預的過程中，個人的權益難免受到侵害，個人的自由難免被抹殺。因為權利與自由都集中在統治者的手中，所以被普遍認為是極權主義。同時，由於這些人在過去過於強調所謂的“領袖”的作用，因此導致個人崇拜泛濫，而其實質則是舊時代“皇帝”權威的復制。

　　他們為了抵制自由觀念，把自由的觀念絕對化，認為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們否認自由的存在與意義。他們提出“自由王國”的哲學定義，指的是壹種絕對的自由。而事實上，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對的自由。自由本來就以不侵害別人的自由的為前提，是有限制的和有條件的。但這種限制，並不意味著自由觀念的無意義，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廣闊的自由天地。這恰恰是需要保護的。而專制主義者，反對的就是個人的自由和這些自由的天地。由於個人的自由必然會瓦解專制者的專制統治，以致在專制國家，自由不但往往不被統治者認可，還遭到緊緊束縛，而其意涵也受到統治者刻意扭曲。

　　正因為怕個人的自由會瓦解專制統治，所以，歷代封建專制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地位和利益，非但不認可自由，反而緊緊束縛自由，不僅對自由刻意歪曲，還對自由嚴加防範，更對自由肆意壓制，致使發展賴以生存的自由沃土壹直荒蕪。

　　歷史已經證明，自由不僅是人類智慧的根源，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還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正如美國哈佛商學院的《管理與企業未來》壹書中所闡述的那樣：“在知識經濟時代，財富不過是在自由價值觀普及的社會裏，無數個人活動的副產品。而在個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會，民眾的智慧空前活躍，創新的東西也會不斷被提出，財富作為副產品也會象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管理則沒有這樣的功能，管理可以聚攏現有的智慧和力量，會創造壹時的強盛，但會使智慧之源枯竭，為強盛的土崩瓦解埋下伏筆，而且無壹例外地都導向死亡。”

　　如果只看重科技與財富及其他方面發展的繁花，而忽視它們賴以生存的自由沃土，那不僅是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發展經驗屢犯的通病，也是自身發展既不健康又難以持續的根由，更是造成社會畸形發展的根本原因。僅這壹點就表明，過於強調積極自由，而刻意壓制消極自由，既阻礙國家發展，又牽制社會進步，因此，無論哪個國家，都有責任更有義務，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識，維護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維護百姓的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不妨反過來說，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識，維護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維護百姓的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既是國家的責任，又是國家的義務。

　　總之，如果說世界是社會活動的平臺，那麽自由則是社會活動的準則。若沒有自由這片沃土，也就培植不出健康發展，也就培植不出政治文明，也就培植不出人生價值和普世價值。因此通過自由化不僅可促使國家尊重人們的自由意識，也可促使社會維護人們的政治自由，更可促使政府維護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以至於不僅促進國家健康發展，也促進社會繁榮文明，更促進實現人生價值！

四、權利化

　　世上每壹個人，都不僅享有相應的權利，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還要盡相應的職責。如果說權利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那麽義務則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而 職責就是壹個人在其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

　　進壹步說，人類為了更好地生存與發展，人與人之間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按維系方式的不同，所有社會關系可以分為親戚關系、朋友關系與同事關系，而按社會領域的不同，所有社會關系可以分為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文化關系，而所有社會關系的核心內容都是價值關系或利益關系，即在所有的社會關系中，任何人壹方面應該進行壹定的價值付出，另壹方面又應該得到壹定的價值回報，而義務就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而權利則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

　　此外，在所有的社會關系中，任何人通常有壹種最重要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決定著他的根本利益，是他主要的生活來源和生存根本，而職責就是壹個人在其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

　　盡管權利作為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及法學的核心觀念，而源自於西方，但權利文化現在不但成為壹種全球現象，還成為壹種普世價值。

　　迄今為止，在各派權利理論裏，自然權利理論是源遠流長的經典學說。該理論認為，每個人在作為人的意義上都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與生俱來、不可轉讓、不可剝奪。而這樣的權利不以現實社會裏的法律為根據的，而根據的是自然法。按照古希臘羅馬哲學裏的自然法理論，自然法與實在法構成二元對應的關系，它來自人的本性，普遍適用，永恒不變。起初，自然法被作為主張自然義務的根據，後來，則更多地被作為主張自然權利的根據。尤其是經過啟蒙思想家們的努力，自然權利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式。按照自然權利理論，自然權利出自人的本性，是本性的權利。它超越實在法而存在，既是不可剝奪的，又是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理論不僅為近代歐美政治革命和法制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也為人權觀念和制度置下了雄厚的根基。

　　這壹理論從壹開始，就受到質疑和挑戰。對自然權利理論的非難，不是簡單地主張法定權利，它主要是否定自然法學的認識方法，對正當理性、永恒本性提出懷疑，早期以英國哲學家休謨和摩爾為代表，後來則主要來自倫理懷疑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面對挑戰，自然法學壹方面不斷地修正自我，壹方面予以回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以法制、秩序的名義犯下的殘暴罪行，促使人們警醒，而讓人意識到：每個人必須享有壹些與身俱來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不論現實政治如何需要、國家法律如何規定，都是不可剝奪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權利理論當今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壹是權利的分析理論，二是權利的價值理論，三是權利的社會理論。

　　首先，就權利的分析理論而言，權利的分析理論旨在研究權利的概念問題，弄清法律關系裏所使用的權利語詞，從而使法律問題的解決更容易，也更確定。如霍菲爾德認為“權利”壹詞可以囊括要求、特權、權力和豁免，進而他試圖通過確定這四者在法理上的相對者和相關者來弄清法律關系。又如，哈特與麥考米克之間關於意誌論與利益論的爭論也饒有趣味。對哈特來講，權利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選擇；對麥考米克來講，權利則是受到保護的某些利益。

　　其次，就權利的價值理論來說，權利的價值理論構成了最近壹百多年來權利理論最光彩奪目的篇章，它接引現代最好的哲學智慧，與正義理論密切相聯，也因此在較大程度上受政治立場的影響。如在自由主義陣營裏，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權論者和以人權的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為前提，而德沃金所采納的自由主義觀點則從平等關懷和尊重個人這個前提起步。

　　此外，就權利的社會理論來講，權利的社會理論是隨著最近幾十年來法社會學的興起而出現的，它強調從社會闡釋權利，以權利闡釋社會。主要研究權利的觀念、體系和保護機制產生、發展和演變的社會條件、社會過程和社會機制，同時，還把較多的註意力投向社會生活裏的人們實際享有權利的狀況。盡管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權利的社會學分析在權利與社會發展、人權與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迄今還未形成比較成熟的權利社會學理論。

　　總之，不管哪個權利理論，從根本上都必須以自然權利理論為基礎，人們之所以要主張這樣壹種訴諸於天、訴諸於本性的權利，乃是因為現存的政治強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證明自己是正當的。不論個人如何應該服從和增進國家利益，不論個人如何依賴社會，不論個人如何生來處在社群關系裏，在國家強力和社會沖突面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道德權利概念來築起壹道防護墻，衛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也只有每個人都能夠維護好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自由，成為合格的、負責的道德主體，國家才會健康發展，社會才會和諧安寧，而民族才會昌盛文明。

　　這不僅是自然權利理論的社會功用，也是個人權利的道德基礎。

　　作為用來訴求和表達正義的方便而精巧的工具，權利提供了壹種表述實踐理性要求的途徑。只要自己認為是合理、正當的需求，就可以稱之為“權利”。而作為其負面的結果，權利語言經常被濫用，而關於權利及其涵義的討論也時常發生壹些誤解。因為權利是現代政治法律中的壹個核心概念，所以無論哪個學派或學者都不可能繞過權利問題，相反，不同的學派或學者都可以通過界定和解釋“權利”壹詞來闡發自己的主張，甚至確定其理論體系的原點。正因為此，在思想史上對於究竟什麽是權利，有許多不同的解釋。而大致說來，對權利的界定分為兩類：

　　壹類是從倫理的角度來界定權利。其中格勞秀斯和19世紀的形而上學法學家強調的是倫理因素，如，格勞秀斯把權利看作“道德資格”；霍布斯、斯賓諾莎等人將自由看作權利的本質，或者認為權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爾也用“自由”來解說權利，但偏重於“意誌”，而且，他們的自由概念與霍布斯的也很不相同。嚴格說來，康德的權利定義是不限於意誌自由的，他很重視人與人的協調共存。黑格爾指出：

　　“壹般說，權利的基礎是精神，它們的確定地位和出發點是意誌。意誌是自由的，所以意誌既是權利的實質又是權利的目標，而權利體系則是己成現實的自由王國。”這些解釋都是將權利看作人基於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驗根據所應該享有之物，雖然也涉及利益，如擁有某物或做某事，但並不以利益本身為基點。

　　另壹類是從實證角度來界定權利。如，實證主義把權利置於現實的利益關系來理解，並側重於從實在法的角度來解釋權利。德國法學家耶林使人們註意到權利背後的利益。他說，權利就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權利，只有為法律承認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權利。而功利主義者認為由社會功利規定全部的權利和義務並派生出所有的道德標準。權利的實質是普遍的功利。

　　盡管這兩類界定包含諸多小的分別，可兩者之間也有些交叉，所以，壹些教科書對關於權利的界定作了許多的分類，主要有“自由說”、“意思說”、“利益說”、“法律上之力說”。由此可見，僅僅從某個特定的角度給權利下壹個定義並不難，而要全面、正確的理解權利概念，關鍵不是權利的定義，而在於把握權利的要素。

　　在此簡要闡述權利的五個要素：第壹個要素是利益。壹項權利之所以成立，是為了保護某種利益，是由於利在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利益，是為道德和法律所確證的利益。利益既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群體的、社會的；既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權利主體自己的，又可能是與權利主體相關的他人的。

　　第二個要素是主張。壹種利益若無人提出對它的主張或要求，就不可能成為權利。壹種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體通過表達意思或其他行為來主張，是因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隨時處在受侵犯的威脅中。

　　第三個要素是資格。提出利益主張要有所憑據，即要有資格提出要求。資格有兩種，壹是道德資格，壹是法律資格。專制社會裏的民眾沒有主張言論自由的法律資格，但是具有提出這種要求的道德資格，這種道德資格是近代人權思想的核心，即所謂人之作為人所應有的權利。同時，這個時代的壹些思想家又對國王和貴族所具有特殊的法律資格，給予道德上的否定。

　　第四個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權威和能力。壹種利益、主張、資格必須具有力量才能成為權利。力量首先是從不容許侵犯的權威或強力意義上講的，其次是從能力的意義上講的。由法律來賦予權威的利益、主張或資格，稱法律權利。人權在獲得法律認可之前是道德權利，由於僅具道德權威，因此侵害它並不招致法律處罰。在獲得法律確認後，人權就既是道德權利，也是法律權利，因而侵犯人權會導致法律後果。

　　除了權威的支持外，權利主體還要具備享有和實現其利益、主張或資格的實際能力或可能性。

　　第五個要素是自由。在許多場合，自由是權利的內容，如出版自由、人身自由。這種作為某些權利內容的自由，不屬於作為權利本質屬性之壹的自由。因為奴役權利、監護權利並不以自由為內容，但其本身的確是權利。作為權利本質屬性或構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權利主體可以按個人意誌去行使或放棄該項權利，不受外來的幹預或脅迫。

　　如果某人被強迫去主張或放棄某種利益、要求，那麽就不是享有權利，而是履行義務。

　　此外，根據主體、內容、對象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等，權利可分出許多種類，如道德權利、法定權利與習俗權利；應有權利、法定權利與實有權利；人權與公民權利；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人格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行動權利與接受權利；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有選擇的權利與無選擇的權利；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有義務相對人的權利與無義務相對人的權利等等。

　　在此依照權利的根據，簡單介紹其中的道德權利、法定權利與習俗權利。如果說道德權利由道德原理來支持，那麽法定權利則由法律制度來規定，而習俗權利則是以習慣、民俗為根據。

　　其中，把握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系尤為重要。壹般說來，正如法律規則通常表示道德規則那樣，法定權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權利在法律上的體現。例如，壹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貞操應該享有不被專橫侵犯的權利首先是壹種道德原則，然後才由法律規定，以便借助國家的強制力來支持和保護。法律規則、法定權利通過國家意誌來表現，但其背後的主要是道德原則、道德權利，而不能看作是統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道德觀念不同，法律規則和權利配置也不同。

　　不過，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之間的許多差別也值得註意。壹個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權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壹個人可能享有某種道德權利，但該權利卻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權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權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權利則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權利由於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因而也可以通過立法來改變或取消，道德權利則不僅不可能為國家權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還是確證或批判國家權力和法定權利的根據。

　　盡管壹個處於不利境況中的人或者訴訟中的人所關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權利，而不是寬泛的道德權利，但法定權利並不像某些現代法律理論，甚至道德理論所希望的那樣能自證其身，它必須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

　　其次，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區別還體現在效力上。“甲對乙享有壹項法定權利”，這意味著乙對甲負有壹項可以依靠法庭來履行的義務，甲對乙享有壹項由實在法所確認的要求權。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權利就是享有對特定的法律個人提出要求並由法律保障實施的權利。

　　“甲對乙享有壹項道德權利”，雖然也意味著乙對甲負有某種義務，但這種義務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義務。如，在道德上甲有權要求乙講真話，乙對甲負有講真話的義務，但除了法律規定的特殊場合之外，甲無權借助國家強制力迫使乙講真話。

　　再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劃分與法的應然與實然的區分是相適應的。深入研究兩者的關系，對於理解法律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務、以及人權等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人權與公民權利的關系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系同理。人權是人之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人之作為人”是壹個道德判斷，不是壹個法律判斷，因此，人權在本質上是道德權利。

　　也就是說，人權並不依賴國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剝奪公民權利，也不可能剝奪人權。因為每個人之享有人權是憑據人之作為人的道德資格，而不是憑據公民資格。沒有公民資格的人雖不享有公民權利，但享有人權。由於公民是壹個法律概念，因此公民權利與人權的根本區別在於，公民權利是依賴主權國家的法律而存在的。當然，在當今世界政治裏，絕大多數人在身份上都是歸屬於某壹國家的公民，國家主權仍然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因此，人權在壹個國家裏得到尊重和實施應主要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公民權利按根據的不同，又可分為法律權利和憲法權利。法律權利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設定的權利，可由立法機關根據壹般法律程序創設、制和廢止。憲法權利乃是由制憲會議制定的憲法所創設的權利，是限制和制約國家立法機關的權利。立法機關不得侵犯此種權利。憲法權利是公民提起違憲審查的根據，是有限政府的保障，體現了公民和國家的對峙。

　　另外，按照權利的存在形態劃分，可把權利分為應有權利、法有權利和實有權利。這壹劃分的意義在於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權利對於實在法權利的指導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權利的實際享有構成了權利的壹種獨立存在形態。

　　按照權利的種屬關系和效力層次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這壹劃分，對於規設權利體系，對於規制立法機關的權限，對於在處理立法和司法過程中不同權利發生沖突時，決定哪壹種權利應占居優勢，都有著重要意義。

　　按照權利主體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而按照權利的具體內容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這些劃分的意義主要在於立法和教育。

　　根據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紛繁復雜的關系，還可以作更多的分類。

　　分類的價值，不在於敘述事實，而在於分類所支持的理論預設。在此著重闡述壹下公民權利，公民權利不僅是為公民所擁有、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也是憲法、法律的規定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的權利。

　　具體地說，公民權利是社會成員的個體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國家對公民所承諾和維護的權利，是壹種社會所認可的賦予公民個體可做或可不做的自由，包括依照憲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具有以下特征：（1） 主體性。即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正因為享有相應的權利而成其為公民。在這壹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不同於人權，主要在它以積極的政治權利（其中心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公民成為社會的政治主體。除此之外，其余各項是包括人權在內的各種權利的共同特征。（2） 社會性。即公民權利乃至權利之為權利，是由社會所認可的，而不是個人的任意主張。權利是被明文寫在憲法和法律中，並由國家權力強制性維護著。（3） 形式性。即社會和國家只承諾公民個體有相應的可做和可不做的自由，但並不保證公民個體實際地能夠做什麽乃至於做成什麽。比如每個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國家維護這壹權利只表現在糾正任何非法剝奪任何公民該權利的行為，並不保證每個公民都能實際地接受高等教育。

　　此外，根據不同的標準，可對公民權利進行不同的分類：（1）依據公民所參與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可以劃分為屬於政治生活的權利和壹般民事權利。前者如各項政治和社會的自由權利、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利；後者如財產權等。（2） 依據承擔義務人的範圍，可以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所要求的義務的承擔者不是某壹人或某壹範圍的確定的人，而是壹切人，如物權、人身權等。而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所要求的義務的承擔者是壹定的個人或某壹集體，如債權、損害賠償權等。（3） 依據權利發生的因果聯系，可以劃分為原權和派生權，派生權或稱救濟權。原權指基於法律規範之確認，不待他人侵害而已存在的權利，又稱第壹權利，如所有權等；而派生權指由於他人侵害原權利而發生的法律權利，也稱第二權利，如因侵害物權而發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4） 依據權利間固有的相互關系，可以劃分為主權利和從權利。主權利指不依附其他權利而可以獨立存在的權利，如對財物的所有權；從權利指以主權利之存在為前提的權利，它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均從屬於主權利的存在，如抵押權等。

　　簡括而言，公民權利分為四類：壹是法律權利，指基本人權，大多是自由權，和法律程序性權利；二是政治權利，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權利；三是社會權利，指公民維持其社會存在的基本權利；四是參與權利，公民參與市場和公共生活的基本權利。

　　其中，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表明了壹國公民行使個人權利、參與國家權力的正當性憲法依據，還在壹國法律權利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

　　而所謂公民的基本權利即憲法權利，是指由憲法規定的，公民為實現自己必不可少的利益、主張或自由，從而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資格或可能性。進壹步說，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公民依照憲法規定在政治、人身、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享有的主要權利，也叫憲法權利。它是公民最主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權利。

　　需要指出的是，實現權利化或維護權利雖然天經地義，可並不容易，決不是輕松的事情。這不僅要求壹些人做出犧牲，也要求給政治權力的行使和個人野心的發揮設置障礙；不僅要求為個人意願和利益與公共意願和利益的協調創設足夠的價值空間和制度空間，也要求既限制又擴展立法機關的工作範圍；不僅要求限制政府行政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也要求政府既要以消極的不作為，免得侵犯公民的自由權利，又要以積極的作為，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增進福利，滿足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並為自由權的保障提供穩定安全的制度保障和社會環境。可以說，維護權利過程中的每壹場沖突、每壹個方案、每壹次努力，都不僅會撥動權利價值的敏感神經，還會付出壹定的代價。

　　綜上所述，人們之所以主張壹種訴諸於天、訴諸於本性的的權利，是因為現存的政治強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證明自己是正當的。不論個人如何應該服從和增進國家利益，不論個人如何依賴社會，不論個人如何生來處在社群關系裏，在國家強力和社會沖突面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天賦權利來築起壹道防護墻，衛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只有每個人都能運用天賦權利，維護好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自由，國家才會健康發展，而社會才會和諧安寧，這不僅是自然權利理論的社會功用，也是權利化唯壹的途徑。

　　五、軍隊國家化

　　除了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為新型民主制度夯實根基，更需要通過軍隊國家化為新型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

　　自古以來，軍隊不僅是壹個國家、政府或聯盟正規的武裝力量，也是為國家、政府或聯盟執行各種任務而組建的武力集團，而按其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軍隊、皇家軍隊、黨衛軍和國家軍隊。如果說軍閥的軍隊屬於私人軍隊，那麽皇家軍隊則屬於皇族，而黨衛軍則是屬於政黨的軍隊，盡管不論是私人軍隊，還是皇家軍隊和黨衛軍，都經常負有保衛國家的責任，可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政黨既控制著軍隊，又控制著國家，至少對控制國家有強烈的企圖，以致軍隊就成了私人、皇家和政黨控制國家的工具。

　　與此相反，國家軍隊不控制國家而屬於國家，不但只聽命於民選政府而不會有意識形態色彩，也不介入國內合法的政治爭端，還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黨的的控制，因為國家軍隊由全民供養，不屬於特定政黨及其人士擁有，而屬於全國人民所擁有，既受國家的編組，又尊重軍令與政令的統壹，只負責保國護民，而不能成為哪個黨派或個人幹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

　　具體地說，軍隊是壹個特殊團體，而軍人是壹個身分特殊的職業，不管是言論，還是行為，都受到嚴格的規範，而其職責在於保衛國家，在於服務全體國民，在於維護民族尊嚴。平時，軍隊要堅守行政中立為原則，盡可能避免幹預政治；而戰時，軍人需聽命國家最高領導人指揮，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民眾安全。因為軍隊是國家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只負責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全國民眾安全，所以不能被哪個人或哪個政黨所占有，也就是說不能淪為哪個人的統治工具，不能淪為哪個政黨掌控政治局勢變化的工具。

　　由於軍隊給養來自國庫，並非來自黨庫和個人；而軍人服兵役屬於國家行為，並非黨派行為，因此軍隊天然屬於國家，而不屬於個人，即軍隊不得為個人私有，成為私家軍隊；也不屬於哪個派系，即軍隊不得成為派系政爭的籌碼；也不屬於地方，即軍隊不屬於地方軍閥，成為地方割據的資本；更不屬於哪個政黨，即軍隊不得為黨軍，任何政黨不得在軍隊中有公開或秘密之活動；所以軍隊只屬於國家，完全由代表國家的民主政權的機構來統帥。而通過軍隊國家化不僅可將本由全民出資供養的軍隊納入國家管理的軌道，而且國家的憲法對軍隊的任何規定都可以視為這種精神的體現和對軍隊屬於國家之事實的法律確認，即任何涉及軍隊的憲法都只能是軍隊國家化的憲法，這樣，不但確保軍隊“公器公用”，也確保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和個人，更確保軍隊只服從人民通過選票選舉出來的政府。

　　可見，軍隊國家化是指壹個國家的軍隊不屬於、不聽命於任何政黨、任何社會團體及其領導人，既不介入國內的政治生活，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只聽命於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由法律所規定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因此，軍隊國家化不僅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民主化的重要標誌，而其作用是從根本上維護民主制度的穩定與發展；而其內涵是軍隊由全民供養，負責保國護民，不得成為黨派或私人幹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而其優越性表現在：用於國防的且由全民供養的軍隊不僅要符合“公器公用”的原則，還不可以成為內戰和政治鬥爭的工具。

中國社會的愛國主義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愛政府主義，愛國勢主義，愛國民主義。愛政府主義最膚淺，愛國勢主義次之，而愛國民主義才是愛國主義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憲政愛國主義。

　　憲政愛國主義

　　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是民族極端主義的情感，愛國主義是有條件的，它對於祖國的熱愛和效忠是以壹個怎樣的國家政體為前提的，這是壹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是對共和國及其公民的壹種普遍並且強烈的熱愛或博愛。經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說：“對祖國的愛應該來自於博愛，即那種將公共事業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維羅裏指出，這種愛國是尊重正義與理性的原則，可稱之為理性之愛，是對於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法治社會、自由權利、公共秩序的熱愛或崇信。這種愛是有條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礎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賴以維生的人權正義及其美德。

　　哈伯瑪斯說：如果真的要愛，就愛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與正義吧！這個說法的重點是“人權”而不是“愛國”，“國”已經被定義為人權正義之國。真正的愛國不是愛現存秩序，更不是愛權勢人物，而是胸中裝著祖國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贊美病態，而是為著國家的前途向病態挑戰；不是忠於哪個政權，而是忠於良心、忠於公理。這是憲政愛國主義。

　　愛國民主義指的是以熱愛人民為標誌的愛國主義。愛國誌士們愛的不是政府，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來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就決定了國家對人民的從屬性。沒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無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愛國民主義要求人們熱愛人民，壹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如果國家處在外國殖民統治下，就要不屈不撓的與侵略者作壹切形式的鬥爭，以爭取民族獨立；如果國家處在專制獨裁之下，就要與專制者作不妥協的鬥爭，以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和維護。這都是愛國的表現！

　　愛祖國最深切地表現在致力於使祖國成為全體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樂園。這種責任感要求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興利除弊的決心。他們忠實地為祖國服務，而當國家處於停滯和衰頹之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地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國蒙羞含垢的醜惡現象而奔走呼號；當國家淪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於黑暗之時，他們勇敢地揭露黑暗，並致力於喚醒酣睡中的人民。

　　愛政府主義

　　愛政府主義就是認為國家與政府是壹體的，愛政府就是愛國。由此引出的愛國行為就是：無條件的擁護政府，對批評政府的言論壹律堅決駁斥，嚴厲打擊。在中國，愛國往往被等同於愛皇帝，愛執政黨，愛政府。中國缺少的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

　　信奉這種愛國主義的人多是官員或思想怠工者。這種思想使官員們獲得了道德上的解脫：我拆閱他人信件、竊聽他人電話、暗殺反對派領袖、向示威群眾開槍，這些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是奉國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為愛國（愛政府）才這麽幹的。

　　對於思想怠工者，信奉這種愛國主義使他們擺脫了思考的責任，只用服從政府，做壹個順民，就是愛國了。思考什麽？上級已經替妳思考好了。妳在政治上沒有半點風險，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沒有遺憾（愛國=道德），又何樂而不為呢？在當今世界，這種奴隸般式的愛國主義已沒有什麽市場了。

　　維護政府並不總是愛國。現代政治學普遍認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國民對政府的嚴苛監督、自由批評和有效制衡，是確保政府增進國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因此，無條件地維護政府的制度和行為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行為。

　　批評祖國並不總是害國。表面看，公開批評祖國是削弱國家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國行為。但是，國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滿意的公共產品，從而增進國民的政治認同時，才是值得維護的；如果批評國家，是為改善其制度和政府行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麽，批評政府就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害國。那些冒著個人被迫害的風險，為維護公眾利益和政治主義，挑戰和抨擊政府及政要的過失的國民，是具有最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的國民。

　　在美國，愛國和愛政府明顯是兩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態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美國人對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妳真的愛國嗎?那就要把政府管緊點！要警惕政府越權濫權，要隨時隨地批評監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評監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壓制批評的人，非但不是什麽愛國者，而是國家的蛀蟲。

　　當美國和伊拉克進行戰爭時，美國人在街頭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戰的人被認為是愛國的，他們有反對政府的權利。因為國家是所有國民的國家，而不僅僅屬於白宮。指責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僅沒有“叛國罪”，反而可以氣勢如虹地與小布什競爭總統寶座。

　　如果中國和別的國家打仗，妳要到街頭反對官方的政策，那壹定被看作漢奸了。當局要整妳，老百姓會罵妳。這種處處維護政府的行為並不是愛國。

　　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國民通過民主機制來決定。中國沒有民主機制讓老百姓來決定什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民眾沒有權力獲得信息、做出選擇，也沒有權力把這個選擇反映到政治層面，那愛的是什麽國呢？愛的是壹種虛幻、空洞的東西，是壹種虛幻的愛國主義。

　　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這就是某些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他們對英國人怒火萬丈的原因是：“英國人統治香港百年沒有給港人以民主，為什麽現在要給港人民主？”原來英國人的錯誤在於他們沒有把600萬人的民主權利剝奪到最後壹秒鐘，為什麽不讓港人做奴隸做到1997，而只讓他們做到1995？為什麽英國人做主子不做到底？……當英國人在諸如新機場工程和鐵路這類明顯是為英國人爭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價時，這些“愛國者”總是更願意讓經濟之利而換取不搞“政改”：我讓妳狠敲香港壹筆竹杠，妳給我做主子做到底罷！別的都好商量，千萬不能讓那600萬賤人鼓搗什麽“權利”呀！……即使如此，這些“愛國者”們仍然對“西方來的”民主、人權表示了最大的恐懼。

　　沒有正義和人權的國家不是國家。例如：假設在壹個沒有人權和正義的國家裏，某壹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義的傷害，這個公民不會認同這個國家；如果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數公民就不會認同這個國家。這種國家就不值得愛。

　　如果生下來便被派定必須愛什麽擁護什麽，那只不過說明他壹出生便已淪為奴隸。脫離自由這個人類普遍的價值去建構什麽抽象的國家或神聖國家，是壹個騙局。跟在獨裁者後面保衛祖國的人其實是在保衛做奴隸主的國家。

　　當權者的“愛國主義”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後壹張王牌。18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山繆.約翰遜說過：“愛國是惡棍的最後借口”。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壞國民，使國民白癡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為政者在情況於己不利時，還可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或人肉盾牌。可見，壹個專制獨栽腐朽墮落的政府是多麽的喜歡民族主義。

　　當權者的“愛國”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贊同把人民劃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念，支持由警察、軍隊向被統治階級實施專政。“愛國就是忠於政權”，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於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他們攻訐的矛頭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那些公款出國溜達過壹遍又壹遍的“公仆”，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幾乎毫無制約、並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國家。

　　愛國勢主義

　　愛國勢主義就是讓國家強大。這種愛國主義認為只要國家強大，什麽代價都可以付出。。國家強大和人民幸福不壹定壹致。例如：納粹德國橫掃歐洲，當時的德國人民幸福嗎？

　　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唯強大論”，以為為了強大可以付出壹切代價，包括人民的幸福。他們壹旦聽見對政府的批評，就立即警覺起來，“妳是什麽意思？妳想削弱祖國嗎？妳是賣國賊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國的陰謀嗎？”這樣“愛國”，與納粹的“愛國”有何區別？

　　那些搞“強國論”、搞“富國強兵”的國家，有哪壹個不是禍國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國家。北洋海軍的近3000萬兩的軍費都挪用到建慈喜太後的頤和園去了。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的戰艦數量大過日本，仍然敗於日本；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裏灌了泥沙，將大量軍費中飽私囊。國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獸。

　　法西斯的愛國主義

　　德國式愛國主義在於仇恨中成長，它使人心胸狹窄、冷酷無情，滋長壹種粗野精神。1930年代的德國的政治領袖們，尤其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徒，極力鼓吹“國際反德陰謀”，他們把自己民族的壹切挫折都歸於他國，就象中國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所有不幸都歸罪於“帝國主義”壹樣。壹戰的失敗，凡耳賽條約的簽訂，德國經濟的不穩定，六百萬的失業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國過不去的巨大陰謀，西歐所有的國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國際反德陰謀的話題上搞“三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納粹民族團結、民族復仇和韜光養晦的幌子下，各種各樣的進步勢力遭到瘋狂的打壓，所有的反對勢力和自由派組織都遭到禁止。到1934年夏天，全德國只剩下壹個合法的黨，那就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無數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像愛因斯坦也逃亡美國。 1939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民族主義狂熱終於走上了與世界人民的對抗之路。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通過“恨”來號召的－－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幹涉、恨外國敵對勢力的瓦解和滲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過對“恨”的號召以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依賴和對反抗獨裁專制的“仇恨”。這是中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

　　以“恨”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間隔閡，也壹定會導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國的民主事業應是以“愛”為出發點：愛土地、愛國家、愛人民。以“愛”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永恒的，“愛”的力量是無限的，“愛”能夠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真正地讓人民團結在壹起，維護國家的統壹和完整。

　　中國經常講“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壹種動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後與挨打間沒有必然聯系，只有或然的聯系。按“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這個世界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因為世界上永遠有相對落後國家和發達的國家，古巴應該挨美國“打”，墨西哥早就應該不存在了。這顯然不是事實。這種邏輯意味著對世界公理的毫無信心，意味著可不遵守國際公德，意味著對比自己落後的國家擁有或保留“打”的權利；這不僅是鬥爭思維，而且是動物層次的思維。這種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軍備競賽、各種瘋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世界主義

　　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那麽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很“自私”，而受到這個社會的鄙視。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的國家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國家的利益，那麽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愛國主義者”而受到國人的贊揚。如果壹個人以人類和世界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慮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人具有烏托邦的思想，太脫離實際了。

　　實際上，以個人為中心是“小我”，以國家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為中心是“大我”。為什麽“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認同呢？原因很簡單，許多國家壹直在向人們灌輸“愛國主義”，而極少提倡“愛世主義”。

　　愛國本身並沒有錯，壹旦把“愛國主義”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把國家利益淩駕於全人類、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麽，每壹個有理智的人都應當想到：如果別的國家也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這個世界還會有太平嗎？

　　歷史上國與國間的戰爭，幾乎都是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進行的。如兩伊戰爭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對方是非正義的；於是，壹場給兩伊雙方帶來巨大災難、死傷數百萬人的戰爭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持續了八年！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缺乏愛世主義的思想，《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壹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19世紀才產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應回到愛世主義。

　　在這個世界上，國家有許多個，但地球只有壹個。妳可以改變國籍，但“地球人”的身份與責任，是任何人無法逃避的。魯迅和梁啟超都這樣說過：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因為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他們擔憂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由於世界公民的胸懷，酷愛自由的潘恩宣布“哪裏沒有自由，哪裏就是我戰鬥的故鄉！”

　　詩人拜倫奔赴戰場，為希臘的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後，雨果憤然怒斥他的國家參與了可恥的暴行。

　　當民族主義情緒彌漫法國和全歐，各國人民在戰場上互相殘殺，羅曼.羅蘭毅然決然發表“超越混戰”的政論，反對國與國的仇恨，指出“以為熱愛祖國就壹定要仇恨別的國家”是野蠻而愚蠢的。這種愛是壹種抗擊野蠻、遏制罪惡的力量。

　　法國式愛國主義不僅在於愛自己的家邦，還愛整個世界。當德國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離國境，途徑法國前往阿爾及利亞或別的什麽地方另尋生路時，流亡法國的海涅親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國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樣熱情地向這些難民隊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連乞丐也把自己討來的面包掰下壹半給他們。這是壹種使人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

　　印度的聖雄甘地說：“我首先是壹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歐洲著名的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其成員都身體力行承擔人道責任。在阿富汗八年戰亂時期，這些來自基督教國家的醫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裏的穆斯林傷病員。他們中有的醫生被殺害，有的女醫務人員被歧視婦女的阿富汗人強奸，但他們從不因此把穆斯林當做敵人。俄國的人權工作者也同樣高尚，他們本身是被車臣恐怖分子炸彈威脅的俄羅斯人，但他們聯合壹百多個人權組織，壹起批評本國政府在車臣濫殺無辜。

　　“緬因號”戰艦紀念碑

　　1998年2月15日，古巴外交部部長及官員壹行數十人，在古巴首都憑吊美國“緬因號”戰艦紀念碑！為什麽？

　　1868年古巴工人爆發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諾改革，可長期不兌現，1895年再度爆發革命。西班牙將軍韋勒強令所有暴動地區的民眾進入集中營，殺戮所有躲避集中營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間變成廢墟，饑饉和瘟疫肆虐橫行。古巴在19世紀末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

　　古巴革命者在美國大肆進行宣傳活動，被奉為古巴獨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馬蒂以他極其有說服力的文章觸動了美國人的同情心。他們在美國購買了大量軍火偷運進古巴。

　　1897年美國第25位總統威.麥金利在就職演說中強烈地表達了反戰立場。當時的美國剛剛走出1893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任何戰爭都可能把美國再度推上經濟蕭條的深淵。

　　1898年2月16號，美國為保護美國在古巴的公民的戰艦“緬因號”發生爆炸，沈沒在哈瓦那港口，至少266名美國船員官兵在爆炸事件中喪生。消息傳來，美國人極為震驚悲痛！人們發出了“記住緬因號”的吶喊，全美進入緊急狀態。

　　4月19號美國國會通過決議：以地面部隊和海軍對西班牙作戰，為古巴爭獨立。國會同時通過“泰勒提案”聲明：美國不向古巴要求主權、司法、裁判、管轄權或控制權，美國爭取的只是帶給加勒比海的和平與安寧。提案保證，壹旦古巴獲得自由，美國將撤出古巴。

　　宣戰前，全美只有不足2.8萬的陸軍官兵，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宣戰後，就有20萬民眾報名參加義務兵。這些義務軍人中包括那位曾詛咒麥金利沒有脊梁骨的海軍部長助理羅斯福，羅斯福當時辭去了他的海軍職務，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領導了壹個由義務軍人組成的名為“魯莽騎士”的騎兵軍團。他身先士卒、勇於殺敵，聲譽鵲起，後當選美國總統。

　　1898年7月17日西班牙軍陸軍在聖地亞哥投降。古巴由此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美國人為古巴獨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代價。《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3月27日，美國通過駐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營法等條件。西班牙為了避免對美作戰，在4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國要求。但麥金利對西班牙作戰的方針已定，仍於4月25日宣戰”。

　　事實是：美國已經堅持了壹年避免與西班牙宣戰，總統麥金利被西班牙駐美國公使私下裏罵成是軟骨頭沒宣戰；在美國艦只被炸沈後，美國才對西班牙發出通牒。通牒後，西班牙在古巴獨立問題上閃爍其辭。美國這才對西班牙最後宣戰。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361頁說：“1898年4月28日，美國為了奪取古巴人民的果實，以緬因號事件為借口對西班牙宣戰，派兵在古巴登陸。在古巴義軍配合下，打敗西班牙軍”。事實是：古巴獨立戰爭，壹直到美國對西班牙宣戰並在菲律賓群島附近消滅了西班牙大西洋艦隊和在古巴聖地亞哥補給燃料的艦隊之後，美軍在古巴登陸作戰，才得以扭轉局勢，獲得勝利。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美國從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關島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實是，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美國全數消滅了西班牙的海軍，並順手解放了菲律賓。西班牙大勢已去，它不得不放棄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談判時提出放棄這些地方的主權。這是美國始料未及的，美國於是出錢買下了這些西班牙殖民地。

　　誰護中華

　　1900年6月21日，當幾個極端頑固的朝廷親貴將偽造的列強要求其歸政的照會上奏後，慈喜向各國同時宣戰，然後命令軍隊和義和團攻打使館；她要把這些外國使節徹底消滅，以壹舒自己的心頭之恨。在此之前，義和團已將北京燒得火光蔽天。6月11日，壹位日本使館官員被害；20日，德國公使在去總理衙門的路上被清軍所殺。義和團殺掉了幾千名外國傳教士和50萬中國教民。

　　1900年8月初，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聯軍18000人倉促在天津集合，於13日便進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館區，清軍和義和團完全潰散。15日晨，宮監告訴慈喜聯軍已經進城，這個夕日不可壹世的滿族獨裁者，匆忙換上漢族老農婦的服裝，丟下她的親信同黨，挾持皇帝坐上騾車，出神武門向西狂奔。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當時中國確乎命懸壹線，西方列強中幾個龍頭老大都要壹勞永逸地肢解中華大帝國，俄國要割去滿州大部；日本要割遼東半島；法國要割去兩廣大部……剩下的國土準備分解成數個國家。天幸中國不滅，完全因為美國堅決反對，它提出“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主義，力主中國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國在美國的堅持下，遂贊成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辛醜條約》規定，中國向列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實際賠款本息合計為九億八千余萬兩。賠款總額中，俄國獲得二億八千多萬兩，德國獲得壹億九千多萬兩，法國獲得壹億五千多萬兩，英國獲得壹億壹千多萬兩；這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後來經美國提議，英法等數國響應，庚款余額約3億兩被退回中國。中國給美國的賠款，美國人壹分錢都沒拿走；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的無知、太多的不理解，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諮文中，要求國會授權退還中國賠款，這項提案在國會通過。1908年，羅斯福簽署此法案，這次退還賠款壹千多萬美元。主要用途有二，壹是興辦清華學堂（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二是作為中國官派留美學生的費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資助學成回國的留學生之壹）。此次退款尚有余額，後來又第二次退還。燕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實際上也是用這筆賠款建設的。 還有在上海、廣州也建立多間學府；美國人在中國辦的大量教會醫院幫助了很多中國人。

　　1918年德國戰敗，宣布放棄1917年以後的中國賠款；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放棄所占賠款。俄國先後經過緩付、停付，最後聲明放棄。1920年12月，英國通知中國，英將退還賠款，作為中英兩國共同利益之用。法國這時也通知中國退還賠款。比利時在1925年退還賠款。意大利於1933年退還賠款。荷蘭在1926年將賠款全部還給中國，但指定65%用於中國的水利事業，35%用於文化事業。日本也表示願意退還賠款，但堅持不將錢直接還給民國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華搞文化事業。其實用於文化事業的款項只占賠款的壹小部分，大部分用於留日學生的補助，以及用於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後，余款甚至用於在中國建立偽政權的軍費。

　　幾千年來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那樣幫助過中國？幾十億美元的援助，無數的物資、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生命；都在中華民族處在日寇侵略的最危險的時候，無償的援助給我們了。飛虎隊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跡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跡，嗣後第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此後，惟有美國支持中國。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裏，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在這艱苦卓絕的41個月的“空中輸血”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46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運送70多萬噸戰略物質，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沈，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部分美國空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在重慶南山鎮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空軍烈士陵園被挖掘壹空，只剩下壹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

　　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麽理由要仇視呢？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發生了大饑荒。美國運來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中國災民。可朱自清先生寧願餓死在家裏，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面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嗟來之食”。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年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當時的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主辦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慶祝這個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並在結尾處高呼三個萬歲：“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中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美國的提議而取得的。二戰後美國對國民黨禁運武器好幾年。當國府潰敗，共軍渡江在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沒有隨同蘇聯大使撤退到廣州去，而是冒著危險留在南京，與黃華等高級共幹接頭，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系。只是因為毛悍然決定“壹邊倒”，決定不急於與西方國家建交，司徒雷登才無限惆悵地怏怏離去。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要求派兵參戰。可美國寧願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鮮打仗，也不讓臺灣出兵。1960年代蔣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陸”，因美國反對未付諸行動。如果美國仇視中國的話，挑動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是代價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國對此不予考慮。

　　1969年中蘇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迫在眉睫，是尼克松總統的介入才使得中國轉危為安。1980年代，美國使臺灣中止了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可見，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非同壹般的善意。否則，中國人早就亡國滅種了。中國人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碑立坊，世世代代永遠銘記美國的恩德！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和平與繁榮的保障

　　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表明，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

　　若美國有霸占他國領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戰的機會吞並整個美洲；即使美國托管的波多黎各，美國人也不歡迎它加入美國呢！當年的西貢市，與上海齊名，美國沒保住南越，西貢的風采今何在？保下來的南韓，現在是世界壹個重要的經濟體！

　　二戰後美國並沒有把自己的總統制模式強加給日本、西德；蘇聯卻把自己政治模式強加給了東歐並多次出兵軍事幹預東歐國家的人民起義及體制改革。二戰後日本歡迎美國駐軍、並願意為美國駐日軍隊出錢。韓國、新西蘭歡迎美國駐軍，很多小國都希望能加入北約、得到美國的保護。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應歸功於美國。這是上帝的恩賜！

　　諾利加通過暗殺國防部長奪取了巴拿馬軍權的獨裁者，把整個國家變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營。在1989年的巴國大選中，諾利加不僅不承認選舉結果，還指使士兵當街毆打獲勝者，逮捕反對黨領導人，將其拷打致死後分屍。諾利加本人更在群眾集會上揮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應。諾利加政權這種把國家變成毒品集團，殘忍殺害異己，不僅危害美國和外圍國家，本國人民也忍無可忍。美國政府是聯合巴拿馬內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諾利加政權，從此使巴拿馬成為壹個民主國家。

　　如果美國這是霸權的話，那麽怎麽解釋美國軍隊進入巴拿馬的時候，當地民眾夾道歡呼？美國在抓獲了諾利加之後，並沒有占領巴拿馬，而是交給了巴拿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馬人民是多麽歡迎美國的幹預，多麽感激美國的幫助，因為是美國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進程。巴拿馬這些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與那次美國的幹預有直接的關系。

　　索馬裏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能怪美國嗎？美國士兵去把那些軍閥隔開，反遭殺害；美國的援助、空投的救濟物質，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年的5.8使館風波，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並給予了賠償，中共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誤炸中殉難的記者，並加封為烈士；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米洛舍維其政權以國家的名義，對國內的阿爾巴尼亞族進行種族清洗，被挖掘出來的種族屠殺的萬人坑就有10余座，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高達3百萬人無家可歸，又造成國際性的騷擾。壹個無人權的國家，又殃及鄰國，再加勸阻無效，國際社會予以幹涉是必要的，否則無法制止人權災難。米洛舍維其被送上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是罪有應得。美國幹預科索沃，是她所有軍事幹預中最偉大的壹次。她完全站在壹個和自己的宗教、種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壹邊，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總統哈維爾說，美國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壹次。

　　今天不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國，連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國促使他們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進程。今天，對巴拿馬人民、對科威特人民、對波斯尼亞人民、對海地人民、對科索沃人民來說，美國代表著正義。今天，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對自由世界的最後勝利充滿信心。

　　“9.11”事件

　　1998年本.拉登就號召屠殺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同年美國攻擊阿富汗境內的恐怖訓練營基地之後，本.拉登發誓要為每壹個死去的恐怖分子殺死1百個美國人。面對頻繁的恐怖活動，美國壹直沒有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直到2001年9月11日6千多名無辜者喪生，美國脾氣才再度全面爆炸。劉亞洲說：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可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

　　第壹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壹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時，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沖。互相讓道，並不沖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壹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壹條寵物小狗讓道。面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這個時侯，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自發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壹步發生。這是壹種怎樣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國人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擊世貿大樓是存心拿平民大開殺戒！這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面對無數無辜生命的毀滅，許多中國人不僅無動於衷，而且幸災樂禍，這已不是對他人災難的漠視，而是壹種近乎歇斯底裏的毫無人性的聲音。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了幾個中國人，中國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殺害了更多的中國人，很多國人卻興高采烈，譴責同樣遇難並且損失更加慘的美國人，甚至為殺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辯護！似乎說壹個暴徒只要多殺幾個美國人，就對中國有功，就有權殺死少量的中國人！他們自稱愛國者，把為死難者悲傷的人罵為賣國賊！他們糟蹋人權和恐怖分子完全沒有區別！

　　與美國長期敵對的朝鮮、古巴、伊朗、利比亞等國家，人民都沒有為此歡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對美國抵抗共產邪惡充滿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個人捐款支票是2百萬美元，來自壹個越南人。

　　伊拉克的昨天與今天

　　從1983年到1988年薩達姆政權使用了芥子氣和神經毒氣導致了3萬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80年代對以庫爾德地區發動了“安法爾行動”，當場處決大批民眾，強行遷移以及摧毀2000多個村莊，其中包括學校、清真寺、農場和發電站。人權觀察進行了三年的調查發現，“安法爾行動”至少造成了5萬到10萬名伊拉克庫爾德人死亡。

　　1991年伊拉克南部發生暴動後，估計有3萬到6萬名什葉派人士被政府軍殺害，50萬難民滯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飛區，還有120萬到140萬名難民逃到伊朗。薩達姆強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則他們的財產和配給證將被沒收。據估計，已經有300萬到400萬伊拉克人逃離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們避難的國家遭到暗殺。

　　1979年，伊拉克人均收入與意大利持平。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垮臺之時，伊拉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貧窮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成為全世界債務最沈重的國家。伊拉克2004年人均收入預計為780美元，高於2003年的約500美元。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國的主權債務，總計41億美元。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債權國已決定分三個階段將伊拉克欠該組織成員國的外債減免80%。這項協議將伊拉克欠其成員國的債務從389億美元減至78億美元。美國已準備好幫助伊拉克同有關國家就債務問題進行談判，希望其它債權國能效仿美國，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債務。

　　當代中國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導和教育出來的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於尊清滅洋的偽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訓滿清統治者之前，滿清統治者戰無不勝；是英國人打了滿清統治者壹記耳光，打破了滿清皇帝天縱神武的神話，才讓洪秀全、孫中山等仁人誌士相繼而起，推翻了滿清殘暴專制。

　　1950年10月26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開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國人民對美國應有壹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國的仇視、鄙視和蔑視的態度。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全國人民擁護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斯大林只不過是同美國明交暗鬥，從不曾要蘇聯人“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更沒有要蘇聯人同美國“不共戴天”。在毛時代，美國幾乎就是邪惡和魔鬼的代名詞。那時，中國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認為：被貧困、失業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美國人民，正等待著中國人去拯救呢。

　　挑起戰端的是蘇聯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鮮，共產黨在歷史課本裏壹口咬定是美國侵略朝鮮。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中學語文裏保留近半個世紀，課文有壹段顛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朝戰爭……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這樣，北朝鮮違背聯合國協議打過三八線向南推進，聯合國號召全體會員國共同阻止北朝鮮南進的事實消失了。…魏巍似的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心理、其筆下的戰士對領袖的崇拜意識徹底吞食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體的多樣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報道來潛移默化讀者仇恨美國。譬如：明明美國在壹戰前經濟總量就世界第壹了，官方卻要說美國靠戰爭起家，明明美國每年的軍火交易只有美國年總貿易額的3%，卻要說美國靠販賣殺人武器致富。

　　小布什說：“中國的教科書說，‘美國人欺負弱者，壓制窮人’。另外，去年出版的壹本教科書教育學生說，聯邦調查局是被用來‘壓迫工人的’。這些都不是正確的。這些話可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但是會誤導人們對美國的認識。實際上，美國人覺得對窮人和弱者有壹種特別的責任。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為他們提供醫療保健、食品和住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許多公民主動捐出自己的金錢，自己的時間來幫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國的同情心遠遠超越了自己的國界，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我們居於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們。至於聯邦調查局和執法人員，他們也是勞動人民的壹員，他們獻身於打擊犯罪，打擊腐敗。”

　　壹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壹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壹黨獨裁的利益。

　　反對美國的結果是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在美蘇的冷戰中不反對美國，不參與朝鮮戰爭，美國就不會在1950年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中國的統壹問題早就解決了。今天的臺灣問題是50年代初中國反對美國的後果。按照“遠交近攻”的原則，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它必然阻擾和反對中國的統壹。因此支持臺獨的是日本。

　　贊美與反美的實質

　　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欠美國壹筆巨大的債，……美國不僅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護人……每當我看到美國星條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個國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經濟在全球獨占鰲頭，壹直處於領導地位。美國的“軟力量”輻射整個世界。美國不僅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輻射到全世界，而且還成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幾十萬留學生湧向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成為世界壹流大學的代表。連不斷向美國說“不”的法國總統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江澤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國鍍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國，而是美國的價值符合全世界人們內心的呼喚。

　　親美與仇美的實質，不是賣國與愛國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喝贊成愚民政策的問題。民越愚，官就越好貪，所以，專制的官僚們都是主張愚民政策的 。中國政府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屏蔽事實的真相，它只是需要妳的憤怒。舉個例子，每年美國都會發表壹個世界各國人權報告；這時，中國政府也會發壹個關於美國的人權報告。這樣壹來，妳就不能理直氣壯說美國幹涉妳的內政，因為妳也幹涉了別人的內政。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批評美國報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別人的報告。讓老百姓看看美國政府怎麽誣蔑我們的人權狀況嘛，讓人民來自己判斷。但政府不需要妳看到，它只需要妳憤怒就可以了。政府認為人民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份報告，怕被美國誤導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給的結論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麽利用老百姓呢？總之就是要妳對美國反感，對自由反感，對民主選舉反感。

　　今天共產黨卻這樣反對美國？原因只有壹個：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這種理念正是中共政權的克星，因為中共實行的就是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

　　國安部上報中共政治局的報告說：“雖然美國現在不想侵占中國的國土、不想掠奪中國的財富，但美國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大本營。這種以信仰上帝為基礎的價值觀同我們民族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大壹統價值觀，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系。”

　　袁木在“六.4”後天天罵美國，他卻把女兒送去美國。特區大量親共分子，口口聲聲留港建港聲稱愛國，卻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兒子送去英美。中國的權力階層口頭反美，兒孫壹家都送美國，他們是口頭上的義和團分子，行動上的媚外者。共糞們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劣跡”如數家珍，對中國政府幹涉他國內政壹概隱瞞；這些人的“正義感”從不對本國下層人民[如何院士說死去的礦工是該死]和少數民族表示出來，這是壹種假冒偽劣的正義感！

　　親美派不是漢奸、不是賣國賊，他們是理性、深沈的愛國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親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強、民主和文明。親美、親西方，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對人類智慧的尊敬。

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早在2千年前，西方的《聖經》，便將民族主義視為害人的瘟疫（詩篇91:3）。然而，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很嚴肅地探討這種文明的瘟疫，導致中國近百年各種的貧窮、苦難、內戰與外侮；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難辭其咎。

　　“民族”壹詞曾與國家同義，民族主義也被譯為國家主義。但民族偏重於心理文化，國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國，1798年第壹次有人使用“民族主義”壹詞。1836年編撰的《英國牛津詞典》第壹次將它收入，釋義為壹種學說；以後的詞典指明其意義為“集體本位主義”，有民族獨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義。

　　民族主義形成於近代西歐反專制的鬥爭，人們把對世俗貴族和國王的忠誠變成了對“祖國”的忠誠、對民族全體成員的熱愛。所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也常常難解難分。法國大革命中動員國民為保衛革命而戰，要求公民都說壹種“國家的語言”來代替眾多的地區方言，建立公民學校灌輸對國家的熱愛，促進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成為右派政治人物揮舞的大旗。民族主義從壹個原本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有關的概念，轉變成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強權主義、帝國主義的運動。

　　民族主義主張“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義是對壹個民族的認同、忠誠乃至奉獻。民族主義認為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微不足道，為了維護民族或種族的生存，無論個人承擔什麽樣的犧牲都是應當的；個人的尊嚴與權利根本不可能與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為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是壹種國家或準國家的主權獨立或區域自治，為達到這個最高目的，壹切專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結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員極大的個人犧牲。這種情況在落後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主權已成為專制符號，國家可在主權的名義下胡作非為。

　　民族主義者的眼裏只有國家的價值，國家的榮耀，而沒有人的價值和尊嚴。恐怖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壹種極端形式。恐怖主義者不惜毀滅整個世界，拆除壹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階級仇、種族恨），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恐怖主義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

　　阿克頓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集體意誌永恒至上，民族統壹是這種意誌的必要條件，其它任何勢力都必須服從這種意誌，對抗這種意誌的任何義務都不享有權威，針對這種意誌的壹切反抗都是暴亂。在這裏，民族淩駕於居民的權利和願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納入了壹個虛幻的統壹體；它壓制壹切自然權利和壹切既定的自由。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單壹的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先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壹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頓認為民族主義是不健康的，即便它與民主理論聯系在壹起，其實際的結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強勢（多數）邏輯和總體主義的極權專制因素擴展開來。他說：“在民主和民族之上還有另外壹個更高的價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權）的價值。獨立論使民族成為專制和動亂之源，而自由論卻把民族視為自治的保障和對國家權力的最終限制。同壹主權之下若幹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當於國家中教會的獨立。它可以維護勢力平衡、增進結社、形成共同意見給予臣民以約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現在單壹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

　　他精辟的指出：“同壹國家之下若幹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壹個驗證。……如果政治邊界和民族邊界重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把人類聯合在壹起，不僅是因為這種差別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處，而且因為它用壹條社會或民族的紐帶使社會結合在壹起”。

　　自由主義並不排斥民族、國家、民族利益、國家主權。自由主義認為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比民族國家和民族利益更為重要，主權雖具有壹定的意義，但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權；只有以個人的自由、幸福為價值指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才具有正當性。

　　愛因斯坦1931年發表的《主權的限制》壹文，開頭便提到：“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祖國不是無形的鐐銬，哪裏有自由和人權，哪裏才有祖國。愛國和人權是不可分離的。如果不講人權，愛國就蛻化成了無是非可言的愛統治者。他說：“民族主義是壹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

　　民族主義的那種無條件的祖國之愛是變態的，它強調犧牲個人權利來保障對民族國家的絕對忠誠，這樣就難免與專制獨裁為伍，成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

　　血緣最利於誇大同仇敵愾。就像某些只顧哥們的朋友，不講原則。遇見自己人吃虧，有理由要上，沒理由創造理由也要上。從這種群體血緣相似性擴展開去的民族主義：第壹特別容易寬容自己人的罪過，就像魯迅所說：“覺得做外人的奴隸，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隸”；把淪為異族之苦告訴國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結論：“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1840年中英戰爭傷亡的軍人還不及朱元璋搞壹回冤獄死的人多。專制壹點都不比侵略者的槍炮溫文爾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義下，貪得無厭地要求個人犧牲和奉獻。

　　1925年6月陳源在《西瀅閒話》裏感慨：“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壹聲不響，壹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壹致的憤慨起來。”中國的事情，就這麽怪。洋人殺壹個中國人叫殺人，中國皇帝殺了千萬中國人卻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殺死奴才，因為奴才的生命所有權都歸主子。

　　受壹個黃皮膚的人侮辱，就要忍氣吞聲；而受壹個黃頭發的洋人欺負，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義和邪惡、善良和惡毒、正確和錯誤，難道是是以血緣、人種、民族來劃分的嗎？壹個人最需要的是敢於對壹切奴役，無論它們是以何種名義，都能夠堅決地說不。

　　在20世紀，壹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壹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中國人民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又歷來不講究專制與人權的區別。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比對專制還是人權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民族主義具有本能愛國主義輕率的激情，還多了使本民族滯後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泄的破壞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強權的工具。它具有團體自戀傾向和誇大自己的民族成績的傾向。團體自戀拒絕批評，導致了災難的再次降臨。

　　民族沙文主義把對祖國的熱愛變成了對於強權的熱愛、對於壹小撮當權者的暴政的熱愛。當權者正是利用這類蠱惑人心的符號騙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如果壹個民族的振興是以每個成員的工具性使用和無償犧牲為代價的話，這種民族主義是可恥的。因此，對這種無條件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

　　在21世紀，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義來彌補意識形態的缺陷，來抵擋自由民主的大潮，來掩蓋官民之間的沖突，不過是壹廂情願罷了。

　　傳統中國的民族觀基本上是壹種以血統論為基調的種族主義的民族觀。以血統作為認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國的“族類”概念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的特征。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以血統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稱始於西周，夷夏之辨嚴於春秋。嚴夷夏之防，類似於現代的“種族隔離”。

　　中國號稱有56民族，卻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包含這56個民族。這種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國人這麽做。中華民族概念，包含了中國與華夏的概念。所謂的中國，從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國；這種概念，源於漢族世界中心的意識，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漢族認為，漢族有權統治世界。所謂的華夏概念，就是“華夷之辨”的意識，也就是凡不是漢族者，就是夷人；漢人視夷人為蠻族，漢人用“蟲魚鳥獸”來形容他們，例如，蜀、閩、回鶻、鮮卑、羝、羌等；由於漢人認為夷人不是人，因此漢族有權統治與掠奪他們。

　　中國人自古就沒有把外族當人。大家都熟悉狻猊、犰狳、豬玀這些表示動物的名稱往往是由獵犬旁組字。在古漢語裏，其它民族的名稱常用獵犬旁，以表示這些異族類似野蠻的動物。如“獫允”，我國古代的壹個民族；又如“狄”， 我國古代北部的壹個民族，分赤狄、白狄、長狄諸部，各有支系。因其居住在北方，故通稱為北狄。在秦漢以後，“狄”或“北狄”曾是中國中原人對北方各民族的泛稱。19世紀曾在“英”“法”的左側加犬旁羞辱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些有良知的漢族知識分子對此亦感到汗顏，並促進了壹些文字變革，如將“僚族”改為“僚族”（我國古民族，分布在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古人亦以“僚”泛指南方各少數民族。）又將“撞族”改稱“童族”。但是“童”還有仆人的意思，還是壹種歧視，解放後就再改為“壯族”。

　　除了用獵犬旁，古人還用蟲字底來稱謂壹些少數民族，如解放前分布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蛋民”（也稱“蛋家”，英文是Boat Dweller，即“水上居民”之意，解放後以並入漢族的形式消失）。現在的文獻已改用“蛋民”來稱謂這壹族人。

　　千萬不要認為漢人歧視周圍的少數民族僅僅是由於壹種民族優越感所然。從上個世紀初到二戰爆發之前，有大量的中國難民為了躲避戰亂和饑荒紛紛逃到東南亞各國；那些難民（或移民）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們到了僑居國依然要歧視其它種族的人群；他們稱當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東洋鬼”、白人是“紅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國國鬼”、黑人是“黑鬼”。只有壹個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現在的廣東百姓還時常稱外國人為“鬼佬”。中國人自認為有異於他人，由來久矣。

　　清末面臨列強的瓜分，嚴復於1895年發出“亡國滅種”的警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於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康有為在《大同書》裏提出在全球範圍內讓黃種人與白種人通婚混合，消滅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種。在這裏，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公羊學派已經從天下主義修訂為黃白二色人種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構想。

　　魯迅曾說：在國人意識中，“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壹家的意識（傳統的四海壹家是指服從華夏等級文化的壹統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體）。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第壹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論：“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壹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壹人。……是曰民族之統壹。”“五族共和”被作為維護國家統壹、爭取各少數民族參加民國的口號和政策而加以強調；國旗也被定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聯合。

　　蔣介石政府最終放棄了“五族共和”論，其標誌之壹是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明確指出，“五族”不是單獨的五個“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緣的五個“宗族”，共同組成統壹的“中華民族”。

　　1949年後，血統論就像壹個不死的鬼魂壹樣附上了“階級論”的身體。如今又發明了“中國特色”、 “國情”、“國民素質”之類，對內欺侮百姓，對外敷衍洋人。

　　政客為了政權，當他們統治不成功時，總是宣“國情的特殊論”。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旨在維護黨權。他們不承認人權原則的普適性，拒絕世界輿論對他們的譴責。這些高喊“中國特色”和集體高於個人的官員大多是腐敗分子，其鼓吹的目的無非是教人們做政府的奴隸。“特色”早成了特權錢謀私的掩體。凡與國際常識不相符合的行為與思想，均貼以“特色”的標簽，以掩蓋其醜陋，讓大眾喪失反省能力。特色不過是借口而已，目的是為了讓有權的人當官的時間長壹些，錢多撈壹些，然後可從容不迫地去做外國人。“特色”即“特權”，它是極權的產物，又要靠鎮壓來維持。在他們看來，只要強調所謂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適原則於不顧，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壹種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邏輯，暴露了宣揚者本身的專制本質，是政客和禦用文人們用來掩飾獨裁的遮羞布。

　　有人說中國人強調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不是種族主義。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歸屬只有壹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權主義，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皇權主義就是專制主義，天下服從壹個腦袋，用專制文化或主義來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無價值，而且十分有害。

　　強調自己文明優越性、鄙視外來文化的例子最早見於《論語》：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孔子“以杖叩其脛”，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關系。當時中原人的坐勢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勢是“跽”（相當於今天日本人的坐勢），夷人的坐勢卻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勢等孔子，這對於主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絕不能容忍的。難怪他又罵又打。夷夏之別，在孔子時代是儼然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就是這種歧視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輕視外來文化，他把“為神農之言”的許行比做“南蠻鳥央舌之人”，認為許行說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對於異己，除了見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見解是來自不同的族類，所以持斷然否定的態度。

　　韓愈也輕視外來文化，對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甚至要“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中國後來通過反復的屠殺最後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國既接受了佛教，同時也改造了佛教。

　　孔子“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文化傳播方式導致了惟我獨尊意識，將自己的文化當成中心和標準，鄙視、敵視和懷疑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來文化，拒絕向外族學習。這是禁閉中國人頭腦的思想牢籠！

　　中國人以為“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其實眼光並不出於東亞，對南亞、西亞，以至歐洲了解極少，更不用說非洲、美洲了。實際上是“關起門來做皇帝”。

　　清朝時，外國人只能在廣州經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個商家——十三行來往。外國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觸十三行以外的中國人，不能坐轎，不能學說中國話，不能帶女眷來廣州，不準在廣州過夏和過冬，有事只能通過十三行轉稟。十三行行總和窮兇極惡的官吏對商人們隨意敲詐勒索以中飽私囊；每批貨物該交多少關稅，也由官吏們隨口說定。

　　1792年9月英國的馬戛爾尼率團第壹次出使中國，他們乘五艘大型艦船，從樸茨茅斯港起錨，繞好望角經10個月的航行，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拉開了中國和西方國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國堂堂正正地向中國要求貿易，中國卻蔑視英國為夷狄[不跪拜]而頑固不開。有迂儒寫書立說，指洋人身上少幾塊骨頭，腿不會彎曲，跟“人”不壹樣，是半畜半人。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憤憤不平：“我們象要飯的壹樣進入北京，象囚犯壹樣被監禁在那裏，而離開時簡直象是盜賊”。“壹個專制帝國，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有什麽進步，何處值得仰慕？”馬戛爾尼道：“壹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1816年，英國再派阿士美德率團來華，然而英使仍不願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們剛到北京便被驅逐出境。

　　19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幹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顛峰。1897年發生的“曹州教士案”。山東曹州府巨野縣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眾發生糾紛，而教會偏袒教徒，引起群眾不滿，有二、三十人沖入教堂打砸搶，不幸卻打死了兩個德國教士，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國的海軍陸戰隊強占膠州灣。

　　義和團的本稱是義和拳，基本上是壹群拳民。毓賢在山東的政策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他在山東上任不到三個月便殺了1500多人，又在營州府三個月內殺人三千。

　　庚子年春，山東大股拳民進入直隸，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間便進了北京。當時慈喜想廢光緒，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於讓兒子登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壹，和鬼子拼個魚死網破。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壹”，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收編賜名“義和團”，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正規軍的民間武裝力量）。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22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23日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在翰林院點燃了火，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當時藏身使館的壹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記述說：“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燒翰林院是為了蔓延燒毀英國公使館，結果公使館完好無損，翰林院被毀，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和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7月15日，義和團開始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墻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只有50人從窗口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幸存。

　　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4千余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余家。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壹頂“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壹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壹個血與淚的海洋。

　　義和團喊著“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桿，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著“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表、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幸免。凡是洋人傳來的東西，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

　　在義和團運動盛行之時，民間有因不知“洋貨”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釘”而滿門被斬者。壹次在壹戶百姓家中搜出了壹根火柴，這家8口人全被殺光。壹群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6名孩子當場喪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發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誌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壹空！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

　　對於那些敢於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裏通外國”的罪名，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凈盡才心滿意足。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個裏通外國的罪名，立刻被搶掠壹空。匪徒們甚至沖進大內去搜索第壹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才逃過大難。

　　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壹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麽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莊親王載勛竟在北京街頭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壹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清廷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

　　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壹次將44名外國傳教士、17名中國教徒以及從壽陽押來的英國教師畢翰道壹家全部帶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的圍觀下逐壹殺害，教民們被殺後，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備極殘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國士兵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在山西太谷，壹位中國教徒吳安圓對暴徒說：“弟兄，讓我上天堂吧！”語畢即遭毒手。壹姓王的女信徒，在義和團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說：“請妳等壹等”，便去洗臉並換了壹身幹凈衣服，才對暴徒說：“我不悔教，妳想怎樣就怎樣吧！”話畢便遭殺害，她的幼子亦遭殺。

　　那時，美國歐柏林大學在太谷的傳教士們在生命危殆時，全都非常堅定，不後悔他們來華宣教的初衷。本來他們有少量自衛用的槍，至少可以殺死數名拳眾，但他們並未使用，就勇敢就義。主要人物Dwight Howard C1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寫給在美親友信上的壹句話“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鮮血是真理的種子）。表達了他對神與未來的堅定信念。歐柏林大學為了紀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園中的廣場建了壹座拱型紀念碑，上面就刻著這句遺言，撫今思昔，令人感動深思。

　　據事後統計，“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個州縣，全省被殺教士191人，被殺教徒6060人，被毀教堂、醫院225所，被燒拆房屋兩萬余間。全國被殺傳教士有幾千人，死難的中國籍基督教徒則高達50萬人！！！

　　曾為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過力的英國人李提摩曾認為，中國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區中最文明的壹個。但義和團運動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堅持要在太原開辦壹所高等學府以使中國青年擺脫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國公使同意後，他用從山西罰得的50萬兩白銀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後來的山西大學），他說，建大學的目的是“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

　　1990年代，蠻不講理的民族主義興起。1998年大使館被炸，死了幾個共產黨官吏舉國上下痛斥美國，暴民們又壹次襲擊美國大使館，放火焚燒成都領事館。而中國因人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卻不知道似的。當人們只抗議外面的暴力，對內部的暴力卻閉上眼睛的時候，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義良知，就是中了什麽邪；這些人貪生怕死、搞雙重標準、浪得虛名。

　　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是壹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軟化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打垮後，仍然堅信“中華文明天下第壹”，把西方侵略中國看作是“兒子打老子”來聊以自慰。

　　傲慢來自於對世界的無知，自信建立在與世隔絕之上。1844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後，美國公使贈送給主持“夷務”的耆英幾座炮的模型和壹些有關海陸軍戰術及防禦工事的書，並婉言這對中國有用。卻遭到耆英的謝絕，他表示大清已獲和平保障。

　　1866年第壹個出使歐洲的官員斌椿在法國見到自行車，以為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在1894年被日本打敗後，中國終於承認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別人，才有了康梁變法。可見，沒有暴力的打擊，中國人永遠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年中國在遭受列強瓜分的危難時刻，士大夫們竟然炮制出“西學東傳”荒誕怪論！

　　到了民國，辜鴻銘留著著小辮子在北京大學教書。他說：“洋人不會因我們割掉辮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們”。漢人辜鴻銘已忘了漢人不留辮的歷史，竟習慣了做亡國奴！他雖十分熟悉德國文化，但滿腦子的是舊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喜。

　　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求學時曾用英文寫了《中國之婚俗》壹文，投給校刊發表，內容竟是為中國的包辦婚姻辯護。胡適本身就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卻洋洋灑灑論述父母包辦“早婚”的四大好處，並批評西方的自由戀愛是不堪忍受的習俗。

　　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詩人徐誌摩來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題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的碩士畢業論文，全篇是為封建社會中的中國女性地位辯護，說納妾對妻子並不是侮辱，強調中國女人壹直和男人平等，並為醜陋的“纏足”辯解說，“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國的纏足好多少？”

　　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就不顧事實的闡發所謂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優點。他們甚至為壹些糟粕和陋習辯解。

　　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為目標的，哪談得上引入西方文化。陳寅恪先生說：“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之後，即顯現排外的本質；中國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療”。

　　中國總是誇大自己的成績，抹殺外國的成績。我們津津樂道的唐朝偉大與開放，說有很多外國人來中國做官。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其它地區的開放普遍得很。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甚至有好幾個皇帝[羅馬皇帝並非國家主人而是第壹公仆，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肺尼基人、日爾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繼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會巴黎的7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發表的宣言中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過頭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個彌天大謊。實際情況是：會議主持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利·韋塞爾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開幕講話中說，“如今的學者借助先進的通訊手段可以身處異地而參加同壹些討論，啊，要是設想壹個有傑裏邁亞、畢達哥拉斯、老子和瑣羅亞斯德——還不要漏掉釋迦牟尼參加的討論會，該多麽有趣！”就這麽簡單的幽默居然引出了壹個“孔夫子救世界”的學界笑話。

　　在今天的中學數學課本裏，看看被我們更名為“勾股定理”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吧。改名的理由在於古文獻《周髀算經》裏，記述了西周時期壹個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問話中提到：“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經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據此便武斷地咬定：商高早於畢達哥拉斯六百多年，就發現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壹普遍規律，並將畢氏定理更名為“勾股定理”。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所謂定理，是指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而不是某壹特例的偶然發現。所謂“勾三股四弦五”，不過是畢達哥拉斯定理中的壹個特例，特例以外還有無窮個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來求解。而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們，不但發現了直角三角形三邊長度關系的普遍規律，而且完成了對這壹規律的幾何和邏輯的證明。與商高發現的特例相比，是霄壤相別的，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我們卻據此將畢氏定理改名為“勾股定理”，並壹直沿用至今。這真是壹個滑天下之大稽的“壯舉”。

　　有人若說美國人發明了計算機，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人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在周代就發明了籌算，這不是計算機的雛形嘛？《周易》裏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壹長壹短的線條組合變化，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意義嘛？二進制只是它的壹條支脈呢。又據某時某地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壹只“陶制鼠標”呢，不信請看某日某報！

　　有人若說中國的農業落後、農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國差距很大，特別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灘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農業，令世人驚嘆，中國應為此感到羞愧。此時又可從我們的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這算啥！我們以世界1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妳能說成績不偉大？這不是惡意誣蔑是什麽？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而日本的自然資源卻極其貧乏；中國的人口雖多，但人口密度卻小於日本（中國為每平方公裏130人而日本每平方公裏330人）；184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可195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我們的80%，但現在我們的GNP僅僅為日本的1/6，2002年，日本的恩格爾系數是22.3%，而中國目前城市為37.1%，農村為45.6%；也就是說，中國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卻將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國是生存消費，日本是發展消費；……中國趕不上日本顯然是中國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國的阿Ｑ政府總是宣揚外國的醜惡，隱瞞自己的醜惡。專門熱衷於挑剔他國的缺點而暗示自己偉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進步。當指責他國缺點時，多數中國人有壹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我們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壹步登天當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態，使得“先進者”決定以“走俄國人的路”來建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後來又驅使全民“超英趕美”，以“全人類解放者”的身份幹盡人間的醜惡。壹個民族只要幹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壹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國政府不斷培育自豪感，結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國文化中，無不彌漫著這種害國主義的毒素。“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種唯我獨尊的心理至今還在延續。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美國的關系。但中國竟沒有“美國學”。惟我獨尊註定了中國文化僵化、停滯、解體的命運。中華民族的長期苦難也就與這種民族精神同其久長了。

　　壹些人內心裏還做著天朝上國的夢，他們說的無非是“中國人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之類的法西斯口號，打心眼裏從來看不起任何外國，最自大的就是這些蠻不講理的“愛國賊”。

　　當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時，愛國賊們說，外國也有這樣的罪惡。這種辯護的邏輯簡直令人發指！難道外國有罪惡，我們這裏就應該有罪惡？

　　這種蠻不講理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害國主義，使我們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賣國主義。這些人無限熱愛政府領袖，而領袖恰恰是有資格的賣國者，他們自然就成了賣國主義、專制主義的幫兇。

　　這些被傳統文化毒害過深的民族主義者已經淪為徹底的文化中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醒，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

中國社會的政治迫害的本質

作者 一真濺雪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號前後，我得到通知：到總場招待所的大食堂去參加“反動學生”來場勞動改造一年總結鑒定會。

　　那天早上我吃過早飯就往總場招待所走去，因為我所在的生產隊離總場只有三四里路，比大多數“反動學生”所在的生產隊都近，所以我算是到得早的。我一進去就看見高教局專門監管高校師生思想動態(“反動學生”的改造工作也由他專管)的特務頭子徐科長(徐真玉)和各高校保衛科的負責人和農場保衛科的古文德科長(廣東人，專門負責在農場反動學生的管教)等十幾個人已經坐在那里，他們示意我在他們桌前的板凳上坐下。

　　接著先後有各分場的“反動學生”到達。此時我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往會場走來，覺得有些面熟，待他走近一看，原來他是我在楚怡小學68班的同班同學吳民剛。意外的驚奇使我早已忘掉了改造期間的規定：反動學生之間不能交談，我立即站起來對他喊道：吳民剛！你怎麽也在這里？還沒有等他回答，徐科長便厲聲對我叫道：陳XX！不準互相講活，不記得了嗎？我只好坐了下來，此時吳民剛已走了進來，他正想在我旁邊坐下，徐科長又叫到：你們不能坐在一起！吳民剛只好在離我較遠的地方找了一個位子坐下。

　　那天上午，由於有的“反動學生”所在的生產隊，離總場有二三十里路，所以等到二十多個反動學生都到齊時，已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因此，上午就由徐科長講了一下這幾天總結鑒定會的安排：今天會後，各“反動學生”回生產隊去，白天照樣參加生產勞動，利用晚上休息的時候寫自己一年來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總結和思想匯報，然後由各學校保衛科人員輪流到到各個有“反動學生”的生產隊，組織貧下中農對“反動學生”一年來的表現進行鑒定。都鑒定完後，再集中到總場召開總結會。

　　那天中午農場負責人和古科長請以徐科長為首的這些省里來的幹部們吃飯去了，就只剩下我們二十多個“反動學生”在農場招待所的大食堂一起吃飯，“反動學生”們利用這短暫的監管真空時間，互相交談起來，首先當然是各人自報姓名和被打成事“反動學生”的事由，每個高校的“反動學生”都是去年一起送到西洞庭農場來的，所以基本上都有點認識，只是各個高校的反動學生之間都還是第一次見面，基本上互不認識。當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剛說了一句：我叫陳XX，之後，其他高校的“反動學生”都輕聲發出一陣驚呼：你就是陳XX呀！然後他們議論紛紛說道：我們在去年全省高校對你的批鬥會上就知道了你的“大名”，同學們中都傳說你是個讀書特別用功，功課特別好、思想特別“反動”、組織反革命集團、攻擊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反革命宣傳、企圖叛國投敵的反革命份子，今天終於認識你了，你也就不用自我介紹了。我趁這個機會和吳民剛互相交流了一下從楚怡小學畢業後各自的經歷，他們湖南師院的同學都奇怪，我和吳民剛是怎麽認識的，我說我們是高小同學，原來又住在一條街上，我家住在青石井最東頭，他家住在青石井的最西頭。吳民剛高中畢業後考進了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也是在去年被打成“反動學生”的。

　　在這二十幾個“反動學生”之中，有湖大土木系的張方可、王象賢和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袁立強是1963年湖南首批按1963年7月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這一中共中央文件打成“反動學生”的。他們三人被打成“反動學生”後，於該年9月被遣送到株洲市一個勞改、勞教采石場勞教，1964年9月又和我們這批“反動學生”一起被遣送到西洞庭農場勞教，他們三人可算是湖南高校“反動學生”中的元老。還有一位恐怕是全國高校“反動學生”中絕無僅有的一位，那就是中南礦冶學院的王熙仁，他十六歲進大學，在1958年反右運動補火的過程中，大概是因為該校在“反右運動”時劃的“右派份子”人數沒有達到中共當局現定的標準，被中南礦冶學院拉進去抵數，而被補劃成“右派份子”，可能是因為年齡太小和“右”得不十分嚴重，被留在學校，邊監督勞動改造、邊讀書，一直拖到1964年才畢業。在這一年，又因同樣的原因被中南礦冶學院拉進“反動學生”的隊伍里抵數，又被劃成“反動學生”，於1964年9月和我們一起被遣送西洞庭農場勞動教養三年。從王熙仁兩次被“抵數”的經歷可以看出，中共當局劃“右派份子”和劃“反動學生”的做法的荒謬和隨意。在這個體制之下，一個人的命運竟因中共當局的政治需要而隨意被中共當局所踐踏、擺佈，民眾(也就是中共當局所稱的“人民”)哪里還有一點中共當局所宣稱的“當家作主”的權力啊？

　　在這二十幾個“反動學生”中計有：湖南大學的：王迪棠、周秋桂、楊剛毅、張方可、王象賢和我；湖南師範學院的：袁立強、李德風、朱湘讚、吳民剛；中南礦冶學院的：王熙仁、許業武、王懷毓、張仲良、任國漢；湖南冶金學院；孫治國、龔瑋、曹楚才、張奠磐、李永孝；湖南財貿學院：任靄堂、王湘平；湖南農學院：陳務農；長沙鐵道學院：張鑫等二十四人。

　　後來才知道，1965年全省高校不知是什麽原因，僅劃了三個“反動學生”，那就是中南礦冶學院的盧楚薌、熊聲祥和長沙鐵道學院的梁白瀕。這次他們三人也跟隨徐科長他們一行來到西洞庭農場勞動教養，但未參加這次鑒定總結會。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高校應屆畢業生中劃“反動學生”的中共中央196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文件也就沒有人再去實行了。

　　那天下午仍由徐科長主持會議，他要求我們在寫勞動改造思想總結時，要從靈魂深處挖掘自己的反動思想根源，通過勞動脫胎換骨改造自己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學習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還說據了解有的“反動學生”一年來表現較好，但也有個別“反動學生”仍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人是指我。

　　那天下午散會後回到生產隊，湖大保衛科的文幹事來到生產隊，組織隊幹部、六組的貧下中農和其他組的貧下中農代表，對我一年來在隊上的改造表現進行鑒定，鑒定會上眾口一詞地認為我一年來的表現不錯，勞動上好學肯幹、生活上艱苦樸素，就連那位一向對我刁難有加的、階級鬥爭觀念極強的張隊長也沒有表示什麽異議。

　　正當我以為這次年度鑒定這一關我已經順利渡過之時。第二天徐科長帶著湖大保衛科的另一位幹部，來到生產隊，把我叫到隊部，對我說：陳XX，你一年來的勞動改造表現極不老實，仍在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你要老實交待你到農場後又進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動。我說：我一年來除了勞動改造思想之外，未進行過任何反革命活動，我一年來在隊上的表現有目共睹，昨天隊上的貧下中農對我的鑒定就是證明。徐科長厲聲說道：那是你偽裝得好，欺騙了貧下中農，我問你，你說你沒有進行反革命活動，你對外寫過什麽信沒有？我說：我除了給母親寫過幾封信之外，沒有給其他人寫過信。徐科長說：你到現在還不老實，我問你，你有沒有給一個姓蔣的同學寫過信？此時我才記起來：去年剛到農場時，我跟我班的蔣申美同學寫過一封信，是請他幫我把他代我保管的500元錢轉交給我的母親，此後一直沒有得到他的回信，也未見母親來信中說過有同學寄錢給她的事，我也就不抱希望了，就再也沒有寫過信給蔣同學。我說：寫過，是想請他把幫我保管的500我們兄弟為母親準備的生活費轉交給我母親，並沒有什麽反革命內容，怎麽能祘是反革命活動呢？徐科長又說：為什麽不通過組織去問，而要私下寫信給他？而且這500塊錢是你們的反革命活動經費，這不是反革命活動是什麽？我說：你要這麽說，我也沒有辦法。

　　這500塊錢的事說來話長，那還是我剛開始在班上、在年級被批鬥不久，有一天劉書記指使幾個同學對我在寢室里的書桌、箱子進行搜查，由蔣申美同學負責搜查我的箱子，其他幾位同學負責搜查我的書桌和床舗，蔣申美叫我打開衣箱，他搜到我箱子里藏的為母親準備的500元生活費時(實際上這也是我們兄弟三人準備的活動經費)，趁其他同學不注意時偷偷地對我說：這錢他們沒看到，我幫你藏起來，以後有機會再給你，我點了一下頭，他連忙把那500塊錢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去了，當時因蔣平日與我關系不錯，我還以為他是冒著危險真心幫助我，對他還心存感激。

　　在來西洞庭農場之前，那兩天在學校等待出發時，碰到一位已分配尚未去報到的同學，我向他打聽到蔣申美分配的地方和單位，才有了到農場後寫信請他把那500塊錢轉交給我母親的事。後來見他音信全無，我估計要麽是他趁人之危把這筆錢私下侵吞了，因為他估計：以我那時的處境是不敢去告發他的；要麽就是劉書記他們早就捜查過我的行李物品，也發現了那500塊錢，而故意當著我的面再“搜查”一遍，而設的一個圈套，用蔣同學與我關系較好，利用他來私下向我表示，願意幫我保存那筆錢，以觀察我對蔣有無進一步拉攏行動，或利用蔣幫我傳遞什麽反革命情報的行為，以便劉書記他們用來確定我組識“反革命集團”的罪名。當時我無從判斷究竟是屬哪一種情況，到這次徐科長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從他並沒有著意追究這500塊錢的來龍去脈，和此後又未再查問過此事的跡象判斷，當局對這500塊錢的事是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次鑒定會之後我已經可以確定，蔣申美在搜查我的衣箱時“私下”向我表示願意幫我保存那500元錢一事，純系劉書記他們為坐實我的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而設下的一個局。這天下午我去出工時，徐科長和湖大保衛科的人又召集生產隊負責人貧下中農骨幹和積極份子開會，徐科長和湖大保衛科的另一位幹部在會上對他們說：陳XX是一個隱藏得很深的、想重新騎在貧下中農頭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份子，在你們隊上改造期間還有反革命活動，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擦亮眼情，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昨天大家對陳XX的鑒定，沒有反映出他在你們隊上改造的真實情況，今天晚上要開會對他重新鑒定，大家要本著治病救人的精神，多講他的缺點錯誤，這樣才能促進他的改造……。會上又佈置了一些貧下中農積極份子發言。

　　晚上再次召開鑒定會時，會場上的氣氛與昨天大不相同，從昨天對我的普遍讚揚、肯定，一下子變為被那些積極份子把我說得一無是處，他們有的說我幹活拈輕怕重、有的說我好逸惡勞、有的說我借錢給別人是企圖拉攏腐蝕貧下中農(實際情況是有的職工家里經濟遇到困難找我借錢，出於同情心，我便借給他們，為避免拉攏他們的嫌疑，我從未主動去借錢給他們)……。我發現以上這些積極份子大多是隊上那些幹活不出力、人品低下的懶漢，我們生產組的職工除個別懶漢之外都不發言，老範、老潘更是帶著厭惡的神情看著這些懶漢們胡說八道，文書記也不作聲。於是徐科長他們終於得到他們想要的對我的鑒定。

　　過了兩天又得到通知到總場召開“反動學生”思想改造鑒定總結會。在會上徐科長點了幾位表現不好的“反動學生”的名，其中包括吳民剛、周秋桂、陳務農和我，他們三位的“罪名”是勞動態度不好、怕苦怕累，而給我的“罪名”是還有反革命活動。另外又表揚了楊剛毅等兩三位表現好的“反動學生”，這幾位表現好的都是“反動罪行”比較輕的“反動學生”。這次鑒定會中午吃飯時，張方可、許業武、楊剛毅三位“反動學生”均表現出不屑與我們這些“反動學生”為伍的姿態，因張方可是覆員軍人、許業武家里是地道的貧下中農，楊剛毅家里也是貧下中農，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兩年，比我們的勞動教養三年要輕了兩三個檔次，這次又受到徐科長的表揚。

　　一個多月後，我從隊上的農工們那里得知，在與我所在的二分場一隊隔湖相望的二分場四隊改造的湖大化工系的“反動學生”周秋桂，已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後來還知道與周秋桂一道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的還有湖南農學院的陳務農和湖南師院的吳民剛)。

　　我後來想：在四個被徐科長點名為表現不好的“反動學生”之中，為何只有我沒有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農村監督改造？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家世居城市，無任何親友在農村生活，無原籍農村可遣送，要聯系一個農村把我遣送去監督改造，手續比較麻煩，此外他們見到我在農場僅一年時間就己贏得了生產隊員工家屬們的好感，並成功地化解了他們在我剛來時對我的敵意，他們怕我去普通農村後對我的管控沒有農場這麽嚴，更有利於我進行“反革命活動”；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徐科長他們原本也想把我開除學籍遣送到農村去監督改造，這個建議被湖大領導所否決，因為湖大領導肯定會從保衛科參加這次鑒定會的文幹事那里知道我在農場的真實表現(文幹事參加了對我的第一次鑒定)。湖大領導對待“反動學生”的態度可以從1965年湖大沒有劃一個“反動學生”這件事可以看出。這次鑒定會後，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弄清楚究竟是那一種原因使我未在1965年受到開除學籍遣送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處分，我現在想，如果當時我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監督勞動的話，我的人生軌跡也許是與現在的人生軌跡完全不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兩條人生軌跡中間無論怎樣不同，但它的起點和終點卻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我立下的志願和追求的人生目標是不會改變的。

　　這年九月中下旬常德地區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工作團進駐西洞庭農場，開展“社教運動”，我所在的生產隊也進駐了一個“社教”工作組，由一位國營茶盤洲農場某分場的場長楊XX任組長，此外還有兩位女組員和兩位男組員，“社教”工作團的一位姓張的團長(據說是常德地區地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也在這里“包隊”(即負責指導這個隊的“社教”工作)。

　　工作組一到隊上先是召開大會，發動群眾檢舉揭發隊幹部們的“四不清”罪行，接著就是工作組員們訪貧問苦，隊上那些好逸惡勞的懶漢和刁鉆小人(他們大多為貪下中農出身)成了工作組的依靠對象，並由這些人組成了隊上的貧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暫時接管了隊上的管理權，原來的文支書、張隊長、段會計、徐統計等幾位隊幹部都靠邊站，每天寫檢討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壓貪下中農的罪行。開始幾天晚上工作組組織訴苦會，由貧下中農發言控訴由“四不清”幹部帶給他們的苦難，後來晚上就召開批鬥會，由貧下中農對“四不清”幹部進行批鬥，或由“四不清”幹部檢討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壓貧下中農的罪行。隊幹部們白天和農工們一起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寫交待或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文支書被分到我們這個組參加勞動，文支書也讀過幾年書，為人也不錯，農業勞動也樣樣精通，平日對我還不錯，從未故意刁難過我，與老範、老潘關系也很好，這時老範、老潘他們口里雖然笑稱文支書為“文老四(不清)”，但實際上也沒有把他當“四不清”幹部對待，因文支書年紀較大當支書之後參加勞動較少，所以老範老潘在安排農活時也盡量照顧他，運動後期文支書被拆銷了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正式成為我們六組的一位農工，老範因出身貧下中農，又是坦克兵排長轉業所以被工作隊任命為隊黨支部書記，老潘升任第六生產組組長。

　　這次“社教運動”對我影響不大，開始有位工作組的某男組員聽說我是在這里改造的“反動學生”後，試圖從我身上揭開二分物一隊階級鬥爭的蓋子，找我談話，問我有哪些親友，及他們的姓名、工作單位、住址，並說要去外調。我說我的問題學校和省里早已作過處理，已作了結論，我們是學校放在這里勞動改造思想的，不是農場職工，與農場沒有關系。他說：你是“反動學生”、是階級敵人，就是“社教運動”的對象，你不積極配合工作組對你的“外調”(那個年代對外出調查某人情況的組織行為的簡稱)，你這不是對“社教動動”有抵觸情緒嗎？我說：你問的親友情況、單位、地址我都告訴你了，你高興調查你去調查好了，我有什麽抵觸情緒？

　　過了幾天，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工作隊的張團長找到我，要我陪他打乒乓球，這位張團長北方人，四十多歲，文質彬彬，談吐不俗，看得出很大的可能他和湖大的朱校長他們一樣，是個“解放”前搞學生運動出身的知識份子，只是級別沒有朱校長他們那麽高而已。他雖身為“社教”工作團的團長，但對我的態度卻遠比他手下的那些組長、組員要好，他喜歡打乒乓球，但在這個隊上和他手下的工作組成員中又找不到一個對手，而我在學校時也喜歡打乒乓球，水平也還過得去，所以張團長有空，而我又沒有出工時，就時常約我一起打乒乓球。這次打乒乓球時，我有意和他談到，他手下這位工作組員要對我進行外調的事，我說我的事組織上早已調查清楚作了結論了，還有必要再去調查嗎？何況我們並不屬農場的人，只是學校放在這里由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思想的。張團長說：你們的情況我知道，你們不屬這次運動的對象，你們只要好好勞動改造思想就可以了，隊上的貧下中農大都對你的表現比較滿意，你不要有什麽顧慮，某某某那里我會給他打招呼的。此後那位工作組員再也沒有來找過我。這位“社教”工作隊的張團長，很少參加隊上批鬥“四不清”幹部的會，也不在這些會上發言或作指示，而只是到各分場和各生產隊巡視、聽取匯報、作出指示。其余時間除抽空回常德地委組織部處理一下公務之外，都住在我們生產隊，這些情況表明這位張隊長也對中共當局這些鬥來鬥去的“運動”感到厭倦，他對我的態度也許和朱凡、唐麟他們一樣是從我們身上看到了他們年輕時候的身影。

　　在“社教”期間，工作組的其他成員都對我表現出明顯的“敵意”，為表示與我“劃清界限”，凡我參與的活動他們一概不參加，例如晚飯後天黑前隊上的體育活動時，以往我和隊上的青年人一起參加的打排球、打籃球，他們見我在場上就不會來參加，有時他們先在場上，見我一來到便先後退出，我看出了這一點以後，我便很少參加這些活動了，只是那位楊組長對我的態度稍好一點，有時還主動和我說幾句話。工作組員們的這種態度也對隊上的職工產生了影響，他們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那些被工作組作為依靠對象的懶漢們，不僅對我的態度比以前冷淡了許多，有的還故意找我的岔子，以表示他階級立場站得穩、階級鬥爭觀念強。這些人之中大都是因中共當局的洗腦、灌輸不明事理所致，也有少數是由於本性卑劣的原因所致。

　　這年“冬修”之前，西洞庭農場的“社教運動”就基本結束了，二分場一隊受處分最重的是原黨支部書記文建生，被拆銷了支部書記職務，記過，但保留了黨籍以觀後效，下到六組當農工，其余的生產隊長張喜橋、會計段家生、統計員徐厚仁僅受到批評教育、作檢討的處分。統計員徐厚仁，四十好幾歲，有初中文化，字寫得好，隊上的標語口號都是他書寫的，看外形也像個小知識份子的樣子，對我也不錯，從未故意刁難過我。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1968年我離開農場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因外調時查出他“解放”前在老家寧鄉曾擔任過短時間的保長而被掛牌批鬥，劃為“歷史反革命”時，因不堪批鬥和屈辱而懸梁自盡了。

　　工作組一撤離，西洞庭農場又抽調幹部組成“社教”工作隊進駐茶盤洲農場進行“社教”，而此前進駐西洞庭農場的“社教”工作隊的成員也大都來自茶盤洲農場。我們生產隊的新任黨支部書記範金彥也被抽調到“社教”工作隊到茶盤洲農場搞社教。據老範回隊探親時講：我們二分場的幹部組成的“社教”工作隊，進駐茶盤洲農場的分場正好就是進駐我們生產隊的楊組長所在的分場，而楊組長正是那個分場的場長，“社教”期間這位楊場長被查出在“大躍進”期間瞎指揮、浮誇放假衛星、虐待毆打貧下中農、奸污婦女……等諸多罪行，受到開除黨籍、拆銷職務的處分。

　　結合我們隊搞“社教”時貧下中農批鬥幹部時，也大多是他們在“大躍進”和“過苦日子”期間瞎指揮、浮誇、打罵虐待貧下中農……這些事。我已經看清楚毛和中共當局搞“四清”動動和搞“社教”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把他們因好大喜功而發起的瘋狂的“大躍進”、“全民煉鋼鐵”、“大修水利”、“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社食堂”等一系列運動，給全國民眾造成的史無前例的苦難的責任全部都推到下面的基層幹部們的頭上，同時把自己由造成這些災難的罪魁禍首裝扮成再一次解救民眾於水火的“大救星”。又通過“四清”和“社教”運動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鬥幹部、幹部鬥群眾和幹部鬥幹部，並以此來震懾群眾和幹部以維護毛和中共當局的光輝形象和鞏固他們的統治基礎。

　　這年冬季我們生產隊來了一位叫楊平的南下幹部被分到我們組搞勞動，這個幹部那年四十一歲，山西人，後來隊上的人從總場打聽到，這個老楊與西洞庭農場總場的張場長既是山西老鄉，又是戰友，老楊“解放”後曾在湖南省委組織部擔任管理幹部調配任免的處長，老楊利用手中的權力玩弄奸污過不少女幹部，後來不知何故東窗事發，被免去了處長職務，發配到湖南國營黃蓋湖農場當場長，不料這位老楊風流本性不改，在黃蓋湖農場又利用職務之便玩弄、奸污婦女，才被下放到西洞庭農場二分場一隊來勞動。像老楊這樣一個劣跡斑斑一犯再犯的流氓，理應受到開除公職予以法辦的制裁，然而因為他曾經對“革命”有功，而且又因為老楊所犯罪行對中共當局而言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就這樣輕描淡寫地處理一下了事，而且不到一年老楊又調回省委任職去了(不知去擔任何職)，看來這個老楊在省里是有比較過硬的後台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湖南官場有一個山西幫，因為湖南“和平起義”時參與接管湖南政權的南下幹部，他們大都來自山西，他們組成了一個官官相護的山西幫，後來擔任過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就是山西幫的成員之一。

　　老楊直屬總場管理，雖然住在生產隊(和我一起都住在六組的宿舍)，但出不出工隨便他、幹多幹少也隨便他，生產隊和組里都由著他，此人雖生性好色，但平時待人還不錯，喜歡喝酒、下象棋，雖然隊上和組里都不管他，但他每天還是同我們一起按時出工、按時收工，除非生病才休息一下。當然組里也會安排一些比較輕松的活讓他幹，而且從未要他下過水田。每到晚上，他就會要我點上煤油燈和他下象棋，因為隊上其他人下象棋都不是他的對手，我因在省公安廳看守所和牢友們一起與棋術高超的劉老板切搓過棋藝，從劉老板那里獲益不淺，使我的棋藝有所長進，所以和老楊對弈時尚可保持略占優勢的成績，老楊下棋棋風不錯，那怕他在占優勢的情況之下，走出了一著昏招而導致輸棋，他也從不悔棋，其實他只要悔那一步昏招，他就會穩操勝券，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說一不二、認賭服輸的人。

　　每逢端午、中秋、國慶、春節老楊都會回長沙家里去度幾天假，也會帶幾瓶酒回來，他有時出工，也會用一個能裝二三兩酒的扁酒瓶裝上酒揣在懷里，工間休息時，就會拿出來喝上幾口，總場的張場長有時晚上也會來請他到張場長家里去喝酒，而且總是喝醉了才回來，看來把老楊稱之為“酒色之徒”他倒也當之無愧。

　　這年冬天的冬修是開一條橫貫農場內部的灌排水大渠道，一直通到農場外堤上新修的一個電排站，我們二分場一隊的工地就分在總場附近，距我們生產隊也就三里多路，所以我們隊在工地就沒有搭建工棚，還是住在隊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飯天剛亮，就趕往工地出工，中午由食堂把中飯送到工地吃，下午天黑收工，再回到隊上吃晚飯、睡覺。修渠道主要是用板鍬和窩鍬把泥巴鏟起來裝到箢箕里，再由人通過跳板挑到渠道頂面上去，雖然都是上坡路，而且每擔都有一百五到兩百多斤重，但因路程比較近，而我又經過了一年多的鍛煉，挑二百多斤的擔子已能承受得起，所以就沒有覺得有去年在黃珠洲挑外江堤那樣艱苦、難受，也沒有覺得有那麽疲倦。遇到總場晚上在工地放電影，晚飯後也有精力和隊上的職工一起去看電影。修渠道期間吃飯也是不限量，我依然和大家一樣每餐一斤二兩米。修完渠道就已經到了過春節的時候，農場放了三天假，又進行了一次會餐。

　　春節前兩天農場的漁業隊打了魚在總場的肉食水產站出售，我趁中午休息到總場的肉食水產站去看了一下，見那里堆滿了剛打上來的各式各樣的魚，我一打聽價格覺得十分奇怪，我們原來在長沙那些比較珍貴、價格高的魚，在這里的價格反而比長沙那些一般的低檔魚便宜。原來農場只把魚分為粗鱗魚和細鱗魚兩類，粗鱗魚被認為是好魚、上等魚，像鯉魚、草魚、青魚(因鱗片比較大而被稱之為粗鱗魚)等，而鱖魚、白魚、鯽魚，鯿魚、鱅魚、鰱魚、鯰魚等魚因鱗片細小甚至無鱗而被稱之為細鱗魚，細鱗魚在那個地方被當作上不了台面的雜魚，所以價格比粗鱗魚低，我記得當時粗鱗魚要賣0.28元一斤，而細鱗魚只賣0.25元一斤，我見這個情況心里大喜，連忙買了一條五六斤重的白魚和兩條一斤左右的鱖魚(鱖魚是一斤左右的最好吃，再大肉就老了，反而不好)，我拿回去後，找職工家里要了些刴辣椒放在魚里面，在食堂的飯甑上蒸熟，吃了好幾天，也算是這年春節大飽了一次口福吧！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並未引起我的注意，只是覺得這篇文章似乎暗有所指而已。

　　到1966年年5月人民日報上又刊登了，轉載的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劄記”》(這三人不僅寫了《三家村紮記》，還寫了《三家村夜話》而且都在《北京晚報》上連載發表)，接著便公開點名批判“三家村劄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廖沫沙。這年五月下旬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彭羅楊陸[註：1]反黨集團的決定》，公佈了他們四人反黨反毛的罪行，並撤銷了他們在黨政軍方面的一切職務。

　　因為我到二分場一隊後，為了解國內外的形勢和發生的重大事件，便訂了一份《人民日報》(那時每月僅1.2元錢，每天兩大張)，雖然我知道這種報紙通常通篇都是假話、大話、空話，但從它前後假話之間的差異、矛盾以及它的字里行間，還是可以看出一些隱藏在背後的真實情況的。此時我已預感到中共當局高層領導之間一場新的狗咬狗式的內鬥已經拉開了序幕，“好戲”還在後頭。

　　在此之前的1965年“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形勢之下，對於資本家太太又有三個兒子都是“反革命”的我母親在長沙的處境已越來越艱難，她的直覺告訴她：在長沙繼續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於是她以年老多病無人照料，大女兒在成都外孫需要人照料為由，先通過大姐、大姐夫在他們所在的單位(當時叫四川醫學院，解放前和現在都叫華西醫科大學)和當地派出所開出了準遷證，然後在居委會幾位同情我家處境的幹部的暗中幫助之下，終於從派出所辦到了到成都的戶口遷移證。

　　母親去成都之前，把家里所有帶不走的東西能賣的就賣掉；或是送給給我家幫過忙的鄰居，剩下一些她估計我們今後用得著的東西都寄存到聚福園五號的閣樓上去了。她托人買好到成都的火車票之後(那時火車票可以預售三天)，臨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在長沙汽車電器廠監督勞動改造的我弟弟，要他第二天來送她上火車，並幫她把行李送到火車站的行包房辦理行李托運手續。

　　母親之所以事前未與我們商量，臨走才通知我弟弟是估計到我們可能會反對她去成都。當時她如果寫信告訴我、事前和我弟弟商量的話，我和我弟弟都不會同意她去成都的，因為母親一走這個家就散了，以後我們也就無家可歸了。

　　但事後看來，母親的決定是對的，她如果留在長沙，後來早就被紅衛兵們整死了。那時從長沙沒有直達成都的火車，要麽從長沙到鄭州轉北京到成都的車；要麽從長沙到貴陽轉貴陽到成都的車。

　　母親到達成都之後，才寫信告訴我，我當時還很不高興，心想你這一走，我們陳家不是就祘是“家破”了嗎？我們將來回長沙不是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了嗎？所以母親去成都之後，我許久都未寫信給母親。直到後來看到“文化大革命”對待“五類份子”和他們的家屬那種慘無人道的恐怖陣式，我們才認識到母親的先見之明，和她毅然決定拋家離子去成都避難這一決定的正確。

　　母親去成都是1965年冬季，也走得及時，如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五類份子”及其家屬管控更加嚴酷時，那就想走也走不成了。

　　1966年“5.16通知”之後，以毛為首的中共當局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國各地的學生開始組織紅衛兵；工人、幹部們組織各式各樣的造反派。

　　從1965年起，先從解放軍開始，對毛掀起了一場愈演愈烈的造神運動，接著這場造神運動就從解放軍蔓延到全國，《毛澤東選集》和各式各樣的毛語錄成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最高經典，每個人都要天天讀天天背誦。

　　毛由此被吹捧成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師、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從此被那些毛早就計劃要打倒的中共從上到下的各級老革命們推上了神壇。這樣毛便成了真理、正義、和正確的化身，使毛擁有了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絕對權力。此外毛通過拉攏林彪完全掌控了軍權，毛通過汪東興、謝富治掌控了8341中央警衛部隊和治安情報系統，這幾方面因素大大增強了毛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心。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從北京開始蓆卷全國，西洞庭農場也成立了好幾個造反派組織，這些組織分兩大派，一派是保總場分場的領導和黨組織的，被稱為“保皇派”，另一大派是反對總場領導和黨組織的被稱之為“造反派”，兩大派造反組織之間互相攻訐，都自稱是忠於毛、忠於黨、忠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指摘對方是反毛、反黨、反中央文革(小組)的，各造反組織經常組織集會和遊行示威，各派之間的武鬥也時有發生。

　　我們生產隊的職工參加的是“造反派”，也經常去參加遊行、集會，隊上那些“社教”運動的依靠份子和那些貧下中農出身的懶漢們更是全力投身到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不用出工，工資卻照拿，而且還可以肆無忌憚地批鬥、打罵那些平時看他們不順眼的分場和總場的領導幹部；更可以肆無忌憚地對“五類份子”及其家屬耀武揚威，甚至施暴。

　　這使隊上的生產幾乎陷入停頓狀態，只有一些老實的職工不大參加運動仍在堅持生產，再就是那些臨時工、婦女和少兒少女們，他們沒有固定的工資，要靠做了多少工分才有多少工資，這些人擔起了生產隊的重擔。

　　我們六組老範從茶盤洲農場搞“社教”回來後，繼續在隊上當黨支部書記，在我組下放勞動的原黨支部書記文建生，後來又調到常德地區的一家煤礦搞社教去了，以後就在這家煤礦當了一名幹部。老楊已回長沙，組長老潘雖也隨大流參加了造反派，但他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感興趣。可是他那年身體不好，得了慢性痢疾，老是拉肚子，一直在吃藥，處於半休息狀態，於是他把六組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給我做，他在後面出出主意指揮一下，六組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帶著組里的婦女、少兒少女和幾個臨時工以及幾個不大參運動的老實農工去幹。好在組里的兩三個好逸惡勞的懶漢一天到晚都去搞運動去了，也就沒有人為難我，而我在安排工作和給他們記工分(那時臨時工們的工分也由我記)時都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他們都喜歡我帶領他們一起勞作。

　　我在安排工作中發現有的田塊不論是犁耕、插秧、割禾、扮禾大家都爭著去，而有的田塊大家都不願去那里做事，我仔細觀察後，發現原來是這些田塊以前丈量的面積計祘得不準確，那些大家都爭著去幹的田塊的實際面積卻比過去丈量時標記的面積要小，而那些大家都不願意去幹的田塊的實際面積都比以前丈量標記的面積要大，而這兩種情況大都是發生在那些形狀不規則的田塊。

　　這年冬季農閒時，我把這一情況跟老潘說了一下，老潘說：那好辦，你是大學生，我去分場基建隊幫你借一把皮尺來，你把組里所有的田土面積都重新丈量一下，祘出準確的面積，然後再畫一張全組田土的總圖，把量出的準確面積標註在每一塊田土上，我派兩個人幫你拉皮尺量尺碼，你負責畫圖、計祘面積。於是老潘去分場基建隊借來一把50米的皮卷尺，我先在現場畫了一張草圖，把每塊田土的周邊尺寸量好，對不規則的田土還要量出每個角的角度，然後找了一個包裝化肥的厚牛皮紙做的包裝袋，拆開後得到的一張大的厚牛皮紙，把六組田土的總圖用園珠筆較為準確地畫在上面，並把每一田塊的準確尺寸標註在上面，以後記工就按田塊新量出的面積計算工分，職工、婦女、少兒少女和臨時工們都說：按陳老大量出的面積記工我們都不吃虧，從此再沒有出現過哪塊田大家都爭著去幹；哪塊田大家都不願去幹的現象了。

　　那次丈量、計算和繪制全組田土總圖的經歷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仍記得幾塊形狀不規則面積較難計算的，以前丈量時誤差較大的田塊的面積，組里最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積是6.37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只有5，82畝)，我組第二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積是5.77畝(以前標註的面積只有5.35畝)，我組另一丘田除不規則之外，還有一角是個大園弧形，我把這塊田分解成一個扇形和幾個直角三角形和矩形後計算出的面積只有4.23畝(以前標注的面積卻有4.78畝)，其余田塊的形狀和面積因年代久遠，又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均已記不得了。

　　自“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我通過《人民日報》密切關注著運動的進展情況，我從報上注意中共當局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們們這些高級領導人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的頻率，以及他們出席各種大會時他們名字排列的先後順序大致可以判斷出這些人在這場運動中是失勢還是得勢，我發現新從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任上調進中央的陶鑄，到中央後地位上升得很快，他在中共領導人的排名很快就上升到第四，而劉少奇、鄧小平的排名卻越來越靠後。不過陶鑄上升得快垮也垮得快，到中央大約只有四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很快被冠以陰謀家、野心家、反黨、反毛的罪名打倒了。

　　我從報紙上和新聞紀錄片上(那時放電影之前都要放映一兩集新聞紀錄片)發現在中共當局的這些高級領導人之中，以周恩來、林彪和陶鑄三人對毛的吹捧最無恥、最賣力、最令人肉麻，其中特別是周恩來，貴為一國總理的他，時常在集會上帶頭呼喊吹捧毛的口號時，達到聲嘶力竭的地步，實在令人不恥。以前由於受當局宣傳的誤導，還誤認為周在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上比其他中共領導人要溫和一些，從此我改變了對周的看法，周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並無根本區別，只是比他們更圓滑、偽裝得更巧妙一些罷了。從報上我還察覺到這次運動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繼彭羅楊陸四人被打倒之後，我估計下一波要打倒的恐怕就要輪到劉、鄧二人了。

　　由於資訊的匱泛，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場毛發起的這場掛著“文化”之名的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是毛為了實現把“黨天下”轉化成為“毛家天下”而發起的、一場針對阻礙他實現這一封建帝王目標的所有黨政軍各級老幹們的運動。而僅僅認為這是毛在瘋狂地、權令智昏地發起“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和“公社食堂”……等運動遭到徹底失敗，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物資特別是糧食極度匱乏，導致和平時期的天氣正常年份四五千萬人餓死(甚中絕大部份為農民)這樣嚴重的禍國殃民的後果之後，毛被他的手下吹捧起來的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急劇下降，他在黨政軍等方面的絕對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毛面臨黨內高層那些黨政軍方面的老幹們對他的權力和地位的挑戰，而發起的一場打擊毛在黨政軍內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這是中共黨內一場劇烈的狗咬狗式的爭權奪利的內鬥，而不是毛宣稱的什麽為了“反修防修”、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覆辟”而發動的政治運動。

　　到1966年8月18至這年11月26毛八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接受紅衛兵們對他幾近瘋狂的頂禮膜拜，前後共計有1200多萬紅衛兵、造反派以各種交通方式湧到北京接受毛的檢閱、蠱惑和教唆。毛通過這些檢閱宣揚“造反有理”，鼓動、唆使紅衛兵、造反派，造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老幹們的反、把他們打倒、奪他們的權。

　　“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毛大肆檢閱紅衛兵，造成工人不生產、幹部不工作、學生不上課、許多農場職工和農民不種田，使國家的經濟活動和交通運輸都幾乎陷入停頓狀態。

　　到1966年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老幹們基本上都已被紅衛兵、造反派們利用中央文革透露給他們的“黑材料”和紅衛兵、造反派們從地方黨政部門保存的檔案里找出的材料搞臭、搞透，聲名掃地。

　　此時，毛和中央文革的成員看到剝奪這些老幹們的實權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1967年一月指使毛和中央文革在上海的親信，發起了向上海各級老幹們全面奪權的行動，這被稱為“一月奪權”風暴，成立由軍管代表、紅衛兵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幹部”代表組成的所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接管了上海地區的各級黨政權力。其中的所謂“革命幹部”就是指那些已被毛通過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暴力批鬥整得服服貼貼的，毛認為他們已對毛不再構成威脅的各級老幹們。在“革命委員會”中實權都操控在軍管會的軍代表手中，而這些軍管會和軍代表大都由毛的親信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戰軍的軍隊將領所組成。

　　“革命委員會”中的被結合的“革命幹部”則負責處理黨政日常事務，“革命委員會”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大多只是個擺設，以安撫紅衛兵和造反派，因為他們不僅人數眾多(數以千萬計)，而且都有較為完善的組織，這是毛最為忌憚的。這些人在以後1968年秋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1970年初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都先後遭到以毛和“中央文革”為首的中共當局的整肅，下的下台、坐的坐牢，有的甚至被處決。據後來中共當局的不完全統計：中共當局在此期間，在全國共挖出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等階級敵人184萬余人、逮捕判刑28.48萬人、處決9000余人，而實際被整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的人數遠不止這麽多。

　　上海發生“一月奪權風暴”後，迅速得到毛以“最新指示”的方式表示的支持和稱讚，指示中毛針對奪權組織叫什麽名稱時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革命委員會好”！的口號和標語一時風糜全國。中央文革小組更是積極支持、鼓勵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奪權行動。於是“奪權風暴”迅速蓆卷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市、縣、中央各部委、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都先後都成立“革命委員會”，奪走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老幹們手中的權力。

　　大大小小的中共老幹們手中的權力不僅被剝奪，而且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無情揪鬥、毆打、侮辱、被迫無休止地寫檢查、交待、老幹們之間也被迫互相寫檢舉揭發材。搞得老幹們有的致傷、致殘、有的被迫自殺、有的被抓去坐牢。

　　其中有許多造反派和紅衛兵是借機發泄平日中共當局各級幹部們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的欺壓、迫害的不滿，而采取的報覆行為。所以老幹們盡管遭遇悲慘，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民眾對他們表示同情的很少，大都認為他們罪有應得。

　　到1967年“奪權風暴”蓆卷全國時，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之間為爭奪從老幹們手中奪取的權力，各派各組織紛紛向毛、向中央文革表忠心，都宣稱自己的組織是最忠於毛、最忠於中央文革，是最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而對方是反毛、反中央文革、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都爭當毛的最忠實的奴才，以圖在“奪權風暴”中能分得一杯羮，各派、各組織之間先是通過寫大字報、標語、呼口號、搞集會互相之間進行“文鬥”。後來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暗示、唆使之下發展成武鬥。

　　毛通過中央文革一會兒表態支持這一派；看到這派勢力太大，怕今後難以駕馭，一會兒又表示支持另一派，使他們各派之間彼此爭鬥，互相削弱。這樣使得各派之間的武鬥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武鬥甚至發展到互相使用機槍大砲的地步(武鬥實際上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已經開始了，只是武鬥的規模沒有後來那麽大而已)。

　　毛通過中央文革在全國範圍內挑起紅衛兵、造反派各派之間的武鬥的另一個至今仍未被許多人認識到的陰險目的，就是為今後整肅這些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制造把柄，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和1970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遭毛和中共當局整肅的紅衛兵、造反派的大小頭目們，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幾乎都是參與武鬥、搞打砸搶抄、殺人放火。

　　1967年春節前農場因基建需要大量卵石，西洞庭一帶都是沖積平原到處都只有黑色的淤泥而沒有沙卵石，而西洞庭農場西邊的周家店卻是紅土丘陵地區，那里的紅土中夾雜著大量的鵝卵石(因湖南在遠古時代這里是一片海洋)，不過這種夾雜著大量鵝卵石的紅色粘土卻像混凝土那樣堅硬，用鋤頭和十字鍬都很難挖動它，要開釆這里的卵石只能用炸藥炸，先用鋼釬往山體里打一個深洞，然後放入幾筒帶了一個電雷管的硝化纖維炸藥，引出兩根細電線，再用黃土把洞築死，把引出的兩根電線接到一個由四筒大幹電他組一成的電源箱的兩個接線柱上，然後爆破員拿著電源箱躲到遠處爆破方向的背後，再按下電源開關接通電源引爆炸藥，隨著一聲巨響便炸出了一堆夾雜著鵝卵石的土塊，把土塊敲碎後倒入鋼絲網篩，篩掉泥土剩下的便是鵝卵石。

　　農場來開采鵝卵石的農工由於知識有限，都不敢采用電雷管爆破，只敢采用老式的導火索爆破方式。實際上采用電雷管爆破比采用導火索爆破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分場下達開采鵝卵石任務時，已接近農歷年關，大家都不願意離開家人在外面過年，自然就輪到我這個“反動學生”和地主份子林升階的頭上，另外再加上一、二、三、四組的四個單身工，我們六人在副隊長兼畜牧隊長肖紹怡的帶領下，來到周家店附近小山上的開采工地。在決定爆破方式時，其他隊都選了導火素爆破。肖副隊長和我隊其他五位成員都對我說：陳老大，你是大學生，搞電雷管爆破沒有問題吧？爆破我從未搞過，但無論是導火索爆破還是電雷管爆破基本原理我還是多少知道一點，於是我說我去試試電雷管爆破吧！這比導火索爆破要安全、效率也要高一些。

　　我和肖隊長一起來到工程指揮部，領了一套電雷管爆破的工具：一個有四節大幹電池的電源箱、一百多米電線、一小盒電雷管和二十筒硝化纖維炸藥(不讓多領，怕人拿去搞破壞，用完再領) 。我在指揮部接受了一下簡單的培訓，便開始到工地爆破開采卵石，我們選擇在山體的一個陡峭的立面，用大鐵錘和鋼釬打了一個炮眼，放入四筒綁了一個電雷管的炸藥，把兩跟電線接在電雷管的兩個接頭上，然後往炮眼里填入泥土，邊填邊用鋤頭的木把手把泥土搗緊，然後我要其他人都離開爆破現場，我一手提著電源箱，一手拖著兩根電線，躲到爆破方向背後的低窪處，把兩根電線接到電源箱的接線柱上，我按下開關，只聽得“嘣”的一聲巨響，爆破現場在升起一片白色煙霧的同時，許多大小土塊和卵石飛向天空。當一切都沈寂下來之後，我和大家一起跑到爆破現場，一隊的農工們和肖隊長都一陣歡呼說：陳老大厲害，電爆一次就成功了，但我看到這一炮炸下的土石方並不多，只有一個立方左右，我說炸是炸成了，但效果並不好，炸下的土石方太少。

　　後來我動了些腦筋，打炮眼時不垂直往里面打，而是往一邊偏斜一點角度，炮眼打得越深越好，而且炮眼口要盡可能小，炮眼底部要盡可能大，以便可裝入更多的炸藥，築炮眼的泥土要築得越緊越好，這樣爆破的效果才更好。其他人因害怕築炮眼壓力過大引起爆炸，都不敢築炮眼，只好由我來築炮眼，因為我知道電雷管通常不會因壓力加大而引發爆炸，打炮眼也由我帶一個人來做，才能達到我的要求。

　　這樣做之後，我們的爆破效果大大提高，每炮通常都能炸下2至3立方土石方，有時甚至更多。後來有了經驗，我只要一聽爆炸發出的聲音，我就知道這一炮的效果好不好，如果這一炮的聲音很響，炸出的土石飛得很高、很遠，效果肯定不好，炸出的土石方不會很多；如果爆炸發出的聲音很沈悶，就是“噗”的一聲，也沒有什麽土石飛起，這就是最成功的爆破，多半能炸塌下三四立方，甚至更多的土石方。

　　後來肖隊長說：陳老大，今後你只負責打炮眼、築炮眼和放炮，篩卵石的事就由我們來幹。由於我們一隊放電炮的效果好，開采卵石的進度快，多次受到揮揮部的表揚。

　　為加快開采卵石站進度，揮指部決定春節不放假，三十晚上吃年夜飯，除了每人有一小缽豆豉辣椒蒸肉之外，一斤一缽的糯米飯盡量吃，每人還配了二兩白糖。因為糯米的發頭沒有粘米那麽大，兩斤糯米煮成的糯米飯還沒有一斤二兩米的粘米飯多，所以那兩缽一斤一缽的糯米飯加上白糖和那一小缽豆豉辣椒蒸肉很快就被我一掃而光了。

　　吃完年夜飯當天夜晚周家店鎮上有文藝演出，由鎮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主演樣板戲──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此外還有周家店鎮所屬各大隊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演出的革命歌曲和紅衛兵舞蹈。我和地主份子林升階獲指揮部批準，可與卵石開采隊的革命群眾一起前往周家店演出現場觀看演出，以接受參加演出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毛澤東思想“再教育”。

　　我們來到演出現場時，鎮旁的地坪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見前面用桌椅板櫈和門板搭建的臨時舞台的上方，高懸著四只用瓦夜壺[註：2]制作的照明燈具(夜壺內盛滿煤油，夜壺嘴有用棉條制作的燈芯)。這種用夜壺灌上煤油制作的燈具，其照明效果雖趕不上電燈和煤氣燈，但比起以前農村用桐油和菜油做燃料的燈具其照明效果卻要好許多。只是每當我一看到在眾目睽睽之下，高懸在舞台上方燃燒著明亮火焰的、原本是作為老年男人起夜用的、通常都只會掩藏在避人眼目的陰暗角落里的四只夜壺時，都會產生一種忍俊不禁的奇怪感覺。

　　演出開始之前，有紅衛兵引導觀眾高聲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和由李劫夫[註：3]譜寫的許多語錄歌。正式演出開始後首先由各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演出的革命歌曲和革命舞蹈，在演出過程中還不時配以的高吭激越的革命口號，再配上動作整齊、鏗鏘有力的革命舞蹈，都能產生一種振憾人心的效果。演員們無一例外的都是頭戴綠色車帽，身著綠色軍衣軍褲，腰系棕褐色軍用皮帶，肩上斜背草綠色軍用小包，這種裝束是那時紅衛兵們的標準穿戴，台下的觀眾們不時對台上的演出報以熱烈的歡呼聲和與台上的演出相匹配的口號聲(當然是在台下演出組織者事先安排的人員的引導之下)。

　　革命樣板京劇《紅燈記》作為壓軸戲最後登場演出，由於京劇並非常德一帶流行的地方劇種，而常德話和常德地方戲的唱腔(常德的地方戲為漢劇和花鼓戲)又與以安徽話和以京腔為基調的京劇道白和唱腔相差甚遠，所以演出時的荒腔走板常令在電影中聽熟了樣板京劇《紅燈記》的台下觀眾忍俊不禁，甚至哈哈大笑，該劇演出中唯一的亮點，就是那位演修鞋匠的演員，因為他就是由鎮上那位修鞋匠本人扮演的，所以不僅他的服裝道具真實，就連神態形象也逼真，而且演得也自然生動，所以每當鞋匠一登場表演，馬上便會迎得觀眾如雷的掌聲和持久的歡呼聲。這種場面就是那個時代大江南北農村“革命文藝演出盛況”的一個縮影。

　　農曆正月初十前後，我們便提前完成了我們生產隊的卵石開采任務回到了隊上，不久就開始了翻耕秧田的工作。

　　這年的四月下旬，在對早稻田進行第三次翻耕時，由於時間緊迫，在二犂二耙之後，還沒有等田泥沈降緊就開始犂三泥，因此不時有泥坯粘在犂鏵上使泥坯翻不過去，此時通常只要用栓牛鞭的小竹棍靠著犂鏵戳一下，泥坯就會掉下來，但那次犂鏵上粘的這塊泥坯，我用小竹棍戳了三四下都沒有把它戳下來，一時心急，我只好停下牛，用右手扶住犂，左手用小竹棍撐在田里，伸出左腳試圖用左腳貼在犂鏵上往下一踩，就會把泥坯從犂鏵上踩下去，不料泥坯雖如願踩下來了，但左腳跟部感到一陣刺痛，犂鏵下面的水已被鮮血染紅，我擡起左腳一看，只見左腳後跟的內側已被被泥土磨得像刀一樣鋒利的犂角劃開了一道約七厘米長五六毫米深的口子，殷紅的鮮血還在不停地往外冒，我撐著小竹棍，顛著一只腳跳到田邊坐在田梗上，同組的潘組長、田祖武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跑過來，用打火機點燃兩支“喇叭筒”[註：4]迅速吸完，用手掌接住煙灰，把煙灰撒在我的傷口上(這是農村常用的止血方法)，過了一會，傷口的血便被止住了。

　　老潘說：你早點收工吧！快到劉醫生那里去上點消炎藥包紥一下，不要讓傷口發炎影響工作，馬上就要插秧了。於是我牽著牛顛著腳到隊醫劉醫生那里就診，他用冷開水幫我洗去了傷口里的泥砂，先用碘酒塗在傷口消毒，痛得我幾呼叫了出來，我咬著牙忍住劇痛，劉醫生又在我的傷口上撒上白色的磺胺粉消炎，然後用紗布包紥了一下，交待我不要沾生水，以免引起發炎，他和我都知道：在這麽忙的季節，我這個“反動學生”跟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出於醫生的職責，他還是這樣交待我。

　　中午吃完午飯，我找了一只厚棉襪穿在左腳上顛著腳，牽著牛又去耕田，耕田時我盡量顛著左腳不讓左腳後跟著地，開始還很痛，時間久了也就麻木了。

　　盡管按照我以往的醫學常識，我知道我後跟上這樣長這樣深的傷口長時間浸泡在田里那充滿多種細菌的污泥濁水之中，引起傷口發炎、化膿幾乎是必然的結局，然而那時組里勞力緊缺，幾個懶漢成天在外面鬧“文化大革命”不事生產勞動，而使牛的人，一人一條牛，每天都不能停，也無人能頂替，馬上又要開始插缺，田整不出來就要耽誤插秧，在這種情況之下，我這個“反動學生”也不得不“輕傷不下火線”，每天硬著頭皮每天帶傷去犂田。只有每天晚上收工洗凈之後，才到劉醫生那里去塗點碘酒、紫藥水、紅藥水之類的藥消消毒(由幹武鬥交通斷絕，藥品無法運抵農場，後來連磺胺粉都沒有了)。

　　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幾天之後，左腳後跟的傷口不僅沒有化膿發炎，反而在污泥濁水之中，日漸收斂，每天傷口的分必物日漸減少，創口慢慢硬化，傷口逐漸長平，十多天之後，剝去長平後傷口表面那層硬痂，便露出了粉紅色的新皮。

　　這一令人欣喜無比的結果，幾乎顛覆了我以前關於護理創口的全部醫學常識，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後來想：也許是田里的污泥濁水之中，各種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太多，把那些引起人們創口發炎、化膿的金色葡萄球菌和綠膿桿菌都吞噬掉了；也許田里的污泥濁水中還存在著某些不為人知的能抑制創口感染、促進傷口癒合的微生物或化學物質；再不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上蒼對我的格外眷顧，直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屬於哪一種情況，大概人的一生之中總會遇到一些難解之謎吧！

　　1967年潘組長的身體仍未見的轉，組里的“文革”積極份子們仍然熱衷於造反活動，不事生產，六組的生產基本上仍由我代管。

　　剛到農場的時候，因聽說農場是血吸蟲病猖獗的疫區，我們隊上得血吸蟲病的人也不少，所以我非常注意，盡管我十分喜歡遊泳，而我們生產隊旁邊就是一個由原來的河流兩端被堤壩截斷後，而形成的寬約三四百米、長約五六里路的湖泊，而且湖水看起來十分清冽，湖底又是沙質沒有爛泥，是一處理想的遊泳場所。但我懾於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始終不敢下湖去遊泳。

　　然而到了1967年由於兩年多來，有時也偶爾到湖邊洗洗衣服，見其他農工常到湖里用魚罩罩魚，好像都沒有多少人因此而得血吸蟲病，思想上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和預防便放松了，再加上這兩三年年雙搶時過於勞累，有時晚上收工後，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和滿身泥漿汗水的衣服，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再去食堂打水洗澡，然後再去洗那身濺滿泥漿又髒又臭的衣服，於是就只好往食堂旁的湖里一跳一邊洗澡、遊泳；一邊搓衣服上的泥漿汗水，一上岸不僅人身上洗得幹幹凈凈，連穿在身上的衣服褲子都也洗得幹幹凈凈了。不料對血吸蟲病警惕性的放松和圖一時的輕快便捷的做法，後來卻幾乎把我這條年輕的性命丟在西洞庭農場了。

西方社會與東方社會的文化差異

作者 董狐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前言>:習近平最近在新疆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2014.9.28是孔子誕辰2565週年，習在紀念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國際儒學聯合會上裝模作樣地發表講話時強調：《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還提出了‘文化自信’作為他統治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4個自信之一。一個大專制獨裁者推崇孔子和儒學，當然是為了維護他的專制獨裁統治服務。

　　毛澤東在《毛澤東文選》有一段話：“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習在表面上偽裝成毛澤東第二，骨子里是反馬列反共反毛的機會主義者和賭徒，他為了建立他的翠式王朝，成為屎（始）皇帝，必定尊孔。

　　中國的文明文化從老子孔子起，人們的‘思維方式’一直習慣於和停留在‘感性思維’階段，靠感情用事。由於中國人一直沒有人研究‘邏輯學’，他們的‘思維方式’很難升華到‘理性思維’。所有的專制獨裁者和帝王的目的就是集權和保權，一旦大權在握，認為可以靠‘謊言欺騙和血腥鎮壓’，就必定‘為所欲為，生殺予奪’。因此，他們都喜歡和習慣於‘感性思維’，跟著自己的感覺走，以滿足自己的‘榮華富貴、驕奢淫逸、傳位子孫’的欲望；認為可以肆無忌憚地鎮壓消滅反對者、奪權者和民眾的反抗。他們很享受聽從身邊吝臣奴才們投其所好的吹捧和建議，自己又愛裝作‘偉大英明正確’以顯示自己的權力和權威，是不願意采納有理性的異議的，所以固執愚昧而‘自以為是和自作聰明’的專制獨裁者是不可能有好下場的。

　　毛澤東年輕時就羨慕獨霸一方共產共妻的‘山大王’。十月革命後，蘇俄的共產共妻使他‘心向往之’。所以老毛拿蘇俄的錢、打馬列旗號、上井岡山當山大王，都是他最喜好的，使他如魚得水。中共1949年建國後，1950.11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因為蛋炒飯被美國飛機炸死。這是老毛完成了他的第一次‘自我革命’，不得已放棄了建立毛式王朝的想法。1953年斯大林死後，老毛妄想超越蘇聯，於是打著‘原教旨正統馬列共產主義’旗號，搞垮赫魯曉夫，爭當世界共產黨的領袖王。並且向蘇聯提議，中共願意跟美國打仗，把美軍吸引到中國，然後蘇聯向中國扔核彈，消滅美軍，中國可以死2/3人口，4億人，換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可見，中國老百姓在中共和老毛眼中連螻蟻都不如。那時老毛認為他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已經穩如磐石。在老毛眼里，孔子儒家思想太封建、不合世界共產黨的胃口，所以要打反孔和反封建主義的旗幟。但是毛在1958年頭腦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妄想取代蘇聯和赫魯曉夫，而搞‘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4000萬中國人。老毛受到中共全黨的批評和冷落，除了林彪康生柯慶施幾個馬屁精之外。那時老毛連想當‘中共黑老大’都混下去了。於是一面開著他的專列逛他的在全國各地的61座行宮，一面周密策劃幹一票翻天覆地的豪賭，以反‘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罪名，打倒黨內高層所有反對過他的人，以證明他自己一貫地偉大光榮正確，他捏造了中共黨內10次路線鬥爭中，他每次是正確的勝利者。他是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永垂青史。這就是老毛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料結果反而造成‘十年浩劫’，臨死前，靠躺在床上聽讀《枯樹賦》、老淚縱橫地完成他的第二次‘自我革命’，淒涼地死去。一個月後，毛王朝的接班人老婆江青和侄子毛遠新送進秦城，成為反黨反革命。老毛跟列寧斯大林一樣，已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習近平憑什麽從一個少管所的小流氓混混，變成為一個中共黑幫的黑老大和中國當今最兇殘的專制獨裁者？這當然是中共在中國建立的邪惡的社會主義專制獨裁政治制度下的必然產物。中共建立政權70多年來，毛鄧江胡習，都是屠殺鎮壓中國人民的兇殘魔王。這就是習近平歇斯底里狂叫的‘紅色基因’的實質。豬頭在2012年底上位成為中共黑老大前，靠著‘紅色基因’和老爸的扶植，在中共官場靠沈迷酒色鬼混了30年，毫無政績，搞出來一堆‘紅色基因’私生子，歷次官場評選，都是最後一名。豬頭就這樣平步青雲的從正定縣副書記，經過30年，一直混成中共總書記。豬頭上位後，就是為了保權、集權、專制獨裁，而最終當皇帝，建立翠氏王朝。豬頭上台後，就揮舞‘紅色基因’大棒，以反貪腐名義，將所有非紅色家族的高官送進秦城，如周永康徐才厚孫政才等。同時將他的馬仔福建幫浙江幫提拔到政治局。接著將中共高層太子黨趕出高層，如劉源陳元劉亞洲等。習豬頭現在仍然在高喊‘紅色基因（家族）’接班。可是現在中共高層已經沒有紅色太子黨家族的人了。10年之後，就只有讓他的女兒習明澤或者他的私生子接棒了。這就是豬頭一直不在政治局和常委會安排中共接班人的原因。請看以前香港出版的辛江南著作《習近平二十年執政夢》中寫道：《九?三（2015年）大閱兵剛剛結束，北京消息圈傳出驚天秘聞，習近平的計劃和夢想，居然是執政二十年！據信是彭麗媛多年的密友和知己閻維文，在大閱兵結束後的慶功宴上最早透露的。》

　　習豬頭執政了10年，成為將中共政權推向滅亡的‘總加速師’，在國內‘窮奢極欲，窮兇極惡，窮兵黷武’，已經將中國搞得‘民窮財盡，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將中共和他自己推到了‘窮途末路’，成為中共的掘墓人，即將把中國變成為一個大大的‘西朝鮮’，他自己成為習二胖皇帝，據說他已經建立了一個隱秘的淫靡後宮，這就是習的新時代社會主義‘特色’的高層級的‘共產共妻’後宮，與金三胖的歡樂組有得一比。習對外要稱霸世界，大搞‘聯俄反美邪惡軸心’。搞一帶一路大撒幣以讓外國政府破產。胡吹‘東升西降’，把香港變成臭港。WHO總幹事譚德塞近期曾私下向歐洲高官透露，‘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來源是武漢實驗室泄漏事故’。無疑豬頭把冠狀病毒傳播到全世界，犯下了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習豬頭已經成為世界的公敵，必將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習為了當一猙帝，建立翠氏王朝，要把中國倒退成為‘習家朝鮮’，於是心狠手辣和兇殘暴戾地實行禍害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暴政，這些暴政都是他‘一拍他的豬頭’想出來的禍國殃民的壞主意，別人把他看出很傻逼，只有他自己覺得很牛逼。整個中國已被豬頭變成一個殘破不堪的爛尾樓。

　　下面作者談談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源頭和重大區別，和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兩種不同文明的基因遺傳到現代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造成現在世界的‘憲政民主制度’和中共普京的‘專制獨裁制度’的生死鬥爭和文明沖突。

　　§1-1 俄烏戰爭打出了世界形勢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拐點。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150多天，不管戰爭何時結束和如何結果。但是它已經成為世界形勢和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一個關鍵的不可逆轉的拐點：1；此前不管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大家一起發財共同發展的虛偽的‘全球化’結束了，一去不覆返了。2；今後世界的主要沖突和對抗就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普世）價值觀的國家聯盟和（以中共國為首的）專制獨裁制度和價值觀的國家聯盟的沖突和對抗，即是憲政民主制度和專制獨裁制度的對抗，這種對抗是不可調和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問題在於這種對抗能否避免由‘冷戰’變成‘熱戰’和‘核戰’。關鍵在於美國的高科技是否發展到，能夠準確無誤地打擊所有中國俄國核彈的發射源頭，和是否能夠準確無誤地定點清除其打擊對象。

　　亞里士多德早已明確地指出：“國家的政體只有3種：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實際上，寡頭制是不穩定制度，最後或轉變為君主制，即專制獨裁制；或轉變為民主制。亞里士多德所指的民主制是他那時的雅典的奴隸制民主，而不是現在高度發達的美國式的憲政民主，所以雅典民主會被獨裁專制、軍國主義和嚴酷紀律的斯巴達打敗。而當今的中共習極權政權如果對美日台灣發動戰爭，就是自取滅亡。

　　兩種不同的制度和其價值觀來源於不同的兩種不同的古代文明及其思維方式，即古希臘的海洋文明和古中國的大陸文明。它們遺傳和影響到現在的歐美和中國大陸建立的兩種對抗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下面從它們的起源和演變談起。

　　§1-2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是2種大不相同的思維方式：

　　以下是中共體制內的記者宣克炅，於2022-7-15在微博發表的一首小詩。請大家思考一下，記者寫這首詩，是出自他的‘感性思維’，還是從感性思維到了理性思維呢？

　　宣克炅：#致知了#

　　《閉嘴！說你呢，高高在上。一片聒噪聲，平添幾分燥熱。

　　自以為聰明，肥頭大耳。土堆里，蟄伏5年以上。

　　才爬出陰間，卻只會用屁股，唱夏日里的讚歌，不知人間疾苦酷暑。》

　　[感性思維]：它是人們依賴自己的直覺，和憑借以往的‘自以為是’的印象和經驗來進行思考，繼而做出判斷和結論。它的來源如，聽故事，看形象，聽別人講或從書中看到‘天人感應和無直接作用的因果報應、輪回、風水八卦命運、天馬行空和白雲蒼狗等’。[感性思維]者往往善於從對事物中的印象，作為他們認識和和思維的源泉，和作為分析判斷的依據。[感性思維]包括形象思維、類比思維、聯想思維和印象思維等。感性思維往往用類比方法，和豐富的想象力觸景生情，景情交融，敘情言志，望梅止渴，烏托邦等，寫出優美的文章和詩詞歌賦等。而不注重事物現象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中國古代老子和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以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是最典型的‘感性思維’，它認為‘大一統’的帝國是‘君權神授’。這種思想還仍然遺留在現代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甘願受中共的奴役。女性偏重於用感性思維。

　　[感性思維] 就是人們靠“直覺和印象”以覆印外部具體形象或圖像及其變化作為思維內容的思維模式，是人的一種靠本能感知的思維方法。一出生的小孩就會本能地以感官，認知外部世界的各種形象和變化，認為自己感官所感知是‘眼見為實’的，認為大人‘道聽途說’的印象是可靠的真實。[感性思維]只是人的直覺的、主觀的、基礎的、初級的思維方式，是小孩子和懶漢的思維方式。但是一些大學問家往往能夠從‘類比和對比’將諸多現象聯系起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寫成千古絕句，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它往往是人們‘不求甚解和自以為是’的不‘求真’和難（懶）以‘求真’的思維模式，很容易為人的‘七情六欲、愛恨情仇、無知偏見、偏聽偏信’等的情感所左右，不太可靠，容易感情用事和想當然而出差錯。因為它沒有用‘邏輯思維’和‘不講事物之間直接的因果關系’，無法深入地論證、分析、量化、和驗證，找出事物的本質、真相和事物之間‘有規律的因果關系’。慣於[感性思維]者，特別是那些知識少學問小、吃喝玩樂的紈絝子弟，一旦飛黃騰達，就小人得志，自我膨脹，無底線作惡，還炫耀自己的聰明正確，最後犯下滔天罪行，天怒人怨，眾叛親離，成為不齒於人類的臭狗屎。

　　[理性思維]是依據對事物客觀屬性(真實的資訊)的‘感性思維’，和已掌握的資訊知識和理論為基礎，在用‘邏輯思維’進行論證、分析、演繹和歸納過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認識事物的本質和找出事物之間的變化規律，和可驗證的因果關系。理性思維包括邏輯思維、抽象思維和數理（定量和定質）思維等。男性偏重於用理性思維。

　　[理性思維]主要是追求事物的‘真’。它是在求‘真’的基礎上再追求事物的‘善和美’。理性思維就是要‘全面的（正向反向側向立體）’、‘全時的（過去現在將來）’探究事物之間變化的規律性和因果關系。總之，理性思維是求真求實的思維模式，即是重證據數據根據，重‘數、量、度、級’的差別，重正反側的影響，重全面分析，重邏輯的演繹，重因果關系。它是反‘情緒性，傾向性，片面性，表象性，模棱兩可性’的思維模式。科學是理性思維的實際運用和最高成就。

　　[理性思維] 可分為‘邏輯思維’和‘辯證（動態）思維’（或者稱為‘變化的邏輯’）。邏輯的意思就是規律，是對思維過程的抽象。它是有序的、有規律的、客觀的、不以個人情感和意志為轉移的思維模式。邏輯就是要保證在從‘前提’到‘結論’的演繹過程中，有序有效地分析和推理的正確性。[理性思維] 的正確性只能源於資訊的真實性和公理的可靠性。凡是探究事物之間從‘原因’到‘結果’有規律的因果關系的、用邏輯思維的就是[理性思維]。

　　[邏輯思維]是抽象思維或曰閉上眼睛的思維，是人腦的一種理性活動。[邏輯思維]是靜態的、基礎的思維模式，其推理出來的正確結論必定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它遵循傳統的‘形式邏輯’規則。在[邏輯思維]中，要用到‘概念、範疇，判斷、推理’等思維方式，和‘比較、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等方法，以揭示事物的本質，表達‘不能前後矛盾’地認識事物的結果。而掌握和運用這些思維方式和方法的程度，也就是[邏輯思維]的能力。邏輯思維具有規範性、嚴密性、確定性和可重覆性的特點。凡是得出正確因果關系的思維過程，都是邏輯過程；凡不合邏輯的，一定是錯誤的。[邏輯思維]是確定的，而不是模棱兩可的；是有序和前後一貫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是有條理、有根據的思維。

　　[辯證（動態）思維]是對‘動態的、變化的、矛盾統一體’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的思維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概念、分析、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對客觀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過程的正確認識。而在同一時間里可得出‘亦此亦比，亦真亦假’的、動態的都正確的結果。[辯證思維]是在用[邏輯思維]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出來的‘更高級、更覆雜’的思維模式和思維規律。[辯證思維]最主要的特征是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是變化發展的、是‘對立統一’的、是作用必有反作用的，和必有因果規律等的觀點。

　　2千多年前，希臘人就發現了邏輯定律和發明了數學公理體系，這些思想決定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正確性和完整性，是保證思維正確性的偉大成就。將[理性思維]量化和程式化，就成為科學，它較少‘感情用事’和‘盲目性’。歐幾里德用5個公設、5個公理，再加上23個定義，通過演繹法的推導，一共推導出了48條定理和467個命題，形成了一個嚴密完整的邏輯體系—幾何學，一直沿用至今。中國古人有完整思想體系者極少，感情敘事和感情發揮者極多。

　　‘理性思維’必有真實的依據、必用邏輯思維和找出因果關系。感性思維沒有。

　　什麽是科學？科學就是在對事物（研究對象）搜集真實的全面的資訊後，定出‘可量化的參數（變量）’，用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進行論證和‘分析=細分’，再進行演繹和歸納，最後找出‘變量’從‘原因到結果’之間的確定的‘量變’規律和因果關系。科學是[理性思維]的最高成就。比如，當中國大陸中原的古人憑感覺將一年分為無明確分界線的春夏秋冬四季時，這只是[感性思維]。當後來將一年細分為24節氣、並且將每個節氣都細分規範出它的特性和有確定的時間時，如定出：雨水、芒種、大暑、寒露、霜降、大雪、大寒等，這就是升級用[理性思維]了，且成為科學的起點。

　　§1-3 感性思維（直覺）很重要，它往往是各種新觀念、新創意、新理論、新技術、新發明創造的源頭。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維不能停留在新靈感和新創意的源頭，必須從感性思維進步飛躍到理性思維，以證明和證實它‘在一定的範圍和領域’內，是有“普適性和利用價值”的，是事物的本質的‘真實’存在，是事物之間‘真是的’變化規律。

　　感性思維是基礎，理性思維是發展到更高級的思維形式，二者是既有‘剪不斷的直接聯系’，也是‘大不相同’的，就是說二者是對立統一體。這兩種思維形式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互相依存和相互聯系的。無論離開了感性還是理性，思維都是不完整的，會導致判斷出錯，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對於一個覆雜的新事物的認識，要想得出正確的的判斷和結論，往往需要經歷長期的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不斷的提升和更新的多個過程。比如，惠更斯從觀察‘光’的波動現象，證實光是波。之後，牛頓根據‘光’的粒子現象，證實了光是粒子。再後來，愛因斯坦根據量子力學，從光電效應實驗，證實了光是波也是粒子的“光量子理論”。從惠更斯到愛因斯坦，花了300年時間。

　　許多新的創新性的新觀念新創意新理論新技術，通常源於靈感，這些靈感幾乎總是來自於他意想不到的和突然的頓悟，激動，震驚，好奇心，從書中或與其它事物印象的類比中悟出超常的想法，從一種現象悟出另一種新現象，這些都是感性思維。諺語：“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閱人無數不如名師指路，名師指路不如自己去悟。”這些話強調感性認識和感性思維的重要性是對的，但是有片面性。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就是說，不能死讀萬卷書當成教條，如不能悟出、想象出有益的新意，等於白讀書。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由景生情，只能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嘆。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借古抒懷詞中，大氣磅礴、境界宏闊，將寫景、詠史、抒情融為一體。對古代英雄人物的才略、氣度、功業的追念，曲折地表達了作者懷才不遇、功業未就、老大悲傷的憂憤之情，但仍然是華麗動人的感嘆，‘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而當樹上的蘋果落下，砸在牛頓的頭上時，牛頓並沒有嘆氣說，好痛，真倒黴。而是把它當做一個未知的普遍現象來研究，經過長期的研究和計算，他得出了所有物質物體之間的‘萬有引力定律’。這就是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原創性的巨大的提升和飛躍，是理性思維的最偉大輝煌的、史無前例的成就和榜樣。

　　許多感性認識如夢幻一樣，虛無縹緲，似是而非，無法具體化和量化，很難提升到理性思維，這給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留下了他們發揮豐富想象力的時空，使他們完成了‘震撼人心’的不朽著作。也給無良政客為了欺騙人們，而給人民‘畫大餅’的謊言往往得逞。如曹操的‘望梅止渴’，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天堂’等。也有人從片面的感性思維推導出巨大的荒謬的錯誤理論。最顯著的例子是馬克思，他從資本主義初期的‘原始資本積累’中，形成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嚴重剝削，而推導出必須消滅‘資本家和私有制’。他根本不知道是‘權力產生剝削’。因為資本家的權力沒有受到應有限制，而工人應有的平等人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障，這是產生剝削的根源。看看今天的中國農民工和擁有千億萬億資產的中共權貴家族們狀況，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和中共‘共產共妻’的虛偽和欺騙性。

　　§1-4; 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的主要差別是什麽？由於古代東方和西方的人們和先聖先賢們所處的天時地理和生活環境大不相同，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使得他們對外部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判斷有2種不同的主要[思維模式]：即簡單的[感性思維]和覆雜的[理性思維]。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的傳統，並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

　　在古代東西方族群長期生活居住的天文地理氣候環境是大不相同的。古希臘的人們生活在半島和島上，生活工作環境靠海洋貿易和戰爭，他們創造的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國人生活在大小河流流域的大陸平原上，生活環境是陸地，生活是比較有規律和安全穩定的。他們創造出的文明是大陸文明。不同的人們的長期生存生活的環境，長期反映到其古代聖賢和學者們的腦子中，造成了他們不同的慣性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學者們將他們感受的印象記錄下來，用‘感性或者理性思維’記錄整理出事物的現象和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規律’和‘因果關系’，然後寫成著作。它們告訴人們在什麽環境下有什麽危險，應該如何思考、生存和生活，如何趨利避害。經過人們體驗，將符合實際的觀念理論達成共識，於是形成了人們的生活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成為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文明和文化。經過各個時代的人們不斷的體會和驗證，那些正確的共識就成為觀念、規律、理論，成為該文化文明的基因保存下來，而遺傳至今。現在世界已經開始進入全球村的時代，各種文化文明在開始融合，但是仍然存在著文明（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道德規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的激烈沖突，要將這些沖突逐漸減弱，而轉變為和平共處，也許需要200年以上的磨合時間。

　　§1-5; 大體來說，中國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維]，即[形象思維]和[類比思維]，加上‘海闊天空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形成了從形象到另外形象的誇張和幻想，由於沒有邏輯學，人們主要在於追求‘善’和‘美’，而忽視和沒有找到方法求‘真’。八卦是‘形象和類比思維’的經典，而成為中國文化的精髓遺傳至今。所以中國文化存在許多糟粕，它們成為習近平提倡‘文化自信’的根源，以便為他稱帝建立翠氏王朝服務。

　　[感性思維]對天地社會和人的‘循環重覆出現的現象’的認識，反映了它們的真實本性，構成了人類知識和學問的重大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學問。它們是[理性思維]的源頭和基礎，通過論證分析和找出其中的規律，就可升華為[理性思維]。所以，以 [感性思維]為主的中國文化和文明有其光輝燦爛的主要部分。但是有缺少[理性思維]的片面性，所以存在一些糟粕，這些糟粕正好為帝王和中共專制獨裁者們所利用，成為維護他們的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加鎖。

　　由於中國人從古代到現在，一直沒有人提出和研究‘思維的規律’----邏輯學，不致力對事物進行‘量’的細分和量化區分，所以思維方式不能或無法從籠統印象的[感性思維] 提高躍升到精密的[理性思維]。

　　<中國古代文化> 主要是[感性（形象）思維]，因為生活勞作在河流流域周圍陸地上的人們，是靠天地吃飯生活的。而大陸平原的天象地貌氣候一年四季的變化，大致是循環而有定規的，表現為一年24節氣的差異是不大的。這些變化現象就是向人們的思想行為作啟示，人們應該按照天地行為的啟示，來規範自己的思想生活行為和勞作。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和孔子都主張“天人合一”。大約400年之後，漢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認為天是人格神，“天無二主，地無二王。（地無二王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1）”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之氣”，而且天能影響人事、預示災祥。孔子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這些現象導致人們效法天地現象的[感性思維]，就能保平安。學者們並且進而追求‘善’和‘美’，而不注重和不知求‘真’的結果，就很難達成‘真善’和‘真美’，而易走偏為‘偽善’和‘假美’。[感性（形象）思維] 是只憑人的感覺印象，注重看事物外在的形象和表現，比如看人只看其顏值，外在表現（演），巧言令色，吹牛拍馬，不願花時間和精力深入考察人的品德、才能、三觀、多面性，看相算命風水就是靠‘感性思維’。老子：‘智慧出，有大偽’。這是警告人們當心被‘機靈’人偽裝的外在形象和表演所欺騙。

　　中國古文化起源於堯舜禹湯，周文王的八卦和周禮有大發展，到老子孔子奠基而成為主流，西漢時佛教傳入，如是中國文化文明融合儒釋道為一體，延續發展而流傳至今。

　　由於在古代，人們的生產能力和技術低下，生存和生活‘代代相傳’地嚴重依賴於天時地理氣候環境。 每年四季和24節氣循環往覆，變化不大。春秋時已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到秦始皇統一了大陸和文字，就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皇權的強大帝國，成為超強大超穩定的中央專制王朝，再也不可能在大平原上建立起一個個小王國。在秦始皇以前，是封建王朝分封下的小諸侯國。秦始皇以後，是‘大一統’的專制王朝大帝國，皇帝是‘奉天承命的天之驕子’，王法是皇帝治民之法，皇帝的話就是法律，不許民眾妄議反對，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會被滅九族，這就是人治的封建專制獨裁王朝。（‘大一統’是符合習的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2）。

　　由於中國大陸的天文地理和四季日夜的循環變化不大，很有規律。主要的天災是洪水幹旱蟲災瘟疫等是偶然發生，這些特殊的災難往往是局部的、小規模的，無確定的時間和地點。因此，人們的勞作和生活只要遵循24節氣的天理循環規律，按季節務農，大都會平安無慮。於是孔子教導人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和‘天意不可違’，不要‘犯上作亂’。人遭災難被視為是上天對人的懲罰，人們自己應該‘不怨天不尤人’地接受。人們相信：自作孽，不可活；善惡到頭終有報；人們應該‘順天應命、逆來順受和死而無怨’。（當無怨的順民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3）。這就是中共現在大力形成短視頻‘二舅’的目的。

　　孔子寫《易經?系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孔子由其‘感性思維’在這里‘鐵口直斷，一錘定音’，認為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之所以有‘貴和賤’的區別，在於他們所處的地位有‘尊和卑’的不同。因此人們應該‘各安其位’，不得逾越和‘犯上作亂’。所以必須遵守禮制，即規矩。如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親師、和三綱五常等等。孔子的這些維護封建帝王和王朝規矩的思想和‘禮’，使孔子成為20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大成至聖先師”或“萬世師表”。（尊卑貴賤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4）。在毛澤東的文革中，孔子的廟碑被紅衛兵砸碎了，以後毛又大搞批林批孔。老毛反孔，是因為孔子是勸導帝王要‘行仁政’的大知識分子，吵得他很煩。可見習為了想當皇帝，是打著毛旗反毛的。但是包子帝裝作不知道，一個驕奢淫逸、殘民以逞的暴君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孟子說紂王被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齊奧塞斯庫被殺，因為他罪該萬死。包子帝選擇性地從中國古代文化的糟粕中撈取救命稻草，吹噓成為他的‘文化自信’，是他在走夜路吹哨子壯膽。老毛說，這表明包子帝快完蛋了。

　　在中國古代，雖然生產技術水平低下，但還是在緩慢的進步提高。由於社會財富的增加，造成了貧富差距的加大，就帶來了社會的‘禮崩樂壞’。老子和孔子無解決之道，於是提出‘覆古’的‘感性（形象和類比）思維’。孔子主張回到周文王的時代。老子甚至主張回覆到原始社會的赤貧生活的堯舜時代，以消除當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亂象和動亂。一猙帝深知他的‘皇帝夢’違反官心、民心、軍心，因此想把中國社會倒退到老毛文革時代和東朝鮮，學毛用商鞅馭民五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以維護其皇位。（倒退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5）。

　　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主要是[形象思維]和[類比思維]的。比如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孔子：‘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蘇軾：‘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等等。所以中國文化，從八卦老子孔子起，經過‘史記’‘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唐詩宋詞’‘推背圖’‘燒餅歌’‘儒釋道’‘三國演義’‘紅樓夢’和‘科舉考試’等延續至今，絕大部分都是感性（形象）思維。中國文化只沈溺於追求虛幻的‘善’和‘美’，反對‘惡’和‘醜’；將‘儒道佛’融合一體，畏天命而怕下地獄。於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盼來早與來遲。’的觀念深入人心。中國人只盼望老天爺、包青天和‘除暴安良’的俠客來懲罰作惡者。受害者自己卻選擇‘逆來順受，好死不如賴活著’。人們不用理性思維，認識最大作惡者正是皇帝和朝廷，反而對皇帝‘歌功頌德，高呼萬歲！’

　　古代士大夫把對現實的不滿，轉化為幻想‘桃花源’、英明天子、包青天、修身齊家，國泰民安，自求多福，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些[感性思維]的幻想成為中國文化中一脈相承的思維方式和基因。中國人歷來沒有嚴格地追問Why和How的精神。人與人之間只有互相攀比和等級觀念。所以中國文化注重的是‘禮’，講等級綱常長幼有序和三綱五常等；它是以禮為核心的倫理觀，講究為人處事處世的人生哲學，即‘升官發財和保命’之道，皇帝‘奉天承運’，在下逆來順受，茍且偷生。極少數有血氣的‘不平則鳴’者，可能替天行道、鋌而走險，以除暴安良。人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等信念。最雅俗共賞的一句處世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以中國孔子和士大夫只追求‘學而優則仕’、‘立德立功立言’、‘修齊治平’和保命哲學。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諺語：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這些可稱之為中國的軟文化，服軟的文化。（讓老百姓對皇帝抱幻想和自己服軟是符合習皇帝夢的中國文化糟粕之6）。

　　老子和孔子所謂之“道”即是指大自然本身，也是一種不可言說的‘客觀存在’及其規律，它的特點是‘是其所是、自然而然；只能意會，難以言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可敬畏和順應，不可探究和違反。因此人應該按照自然（道）現象的啟示和暗示順應自然，使天，地，人共同處在一種混沌無欲的狀態中，這樣才能體現人的本真存在。孔子：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很明顯，孔子在告訴人們，上天是以其行為示範給了渺小的人們：請你照我這樣做。

　　孔子是封建禮制堅定的維護者和‘人性不變論者’。他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孔子對‘君子和小人’的語錄反映了他從感性思維得出的‘君子和小人’的一些不同性質和概念，這些是固化概念和固化形象。而在實際上，昨日君子，今日小人；表面君子，實質小人；當面君子，背後小人；這樣的偽君子多的很。最著名的是王莽楊廣。

　　由於中國古代文化從老子孔子後，都只注重於抽象的‘道’，而鄙視‘術’，不願意甚至鄙視從事具體的‘生產活動’，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士大夫於是只奔‘學而優則仕’的唯一條出路。他們視從事‘農工商’的生產活動者為‘小人’。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文明中的最高的[理性思維]，有許多的細分；天文學中的天象有部分[理性思維]，極大部分是討好和忽悠皇帝的巫術和八卦；至於醫道醫術醫藥，有較大的部分反映了實際情況，因為缺乏邏輯思維、細分和量化、符合規律的因果關系，屬於初步的[理性思維]。中國古代因為沒有‘邏輯學’，不知道什麽是‘理性思維’。因此不可能產生系統性的自然科學、幾何學、數學。只能從誇張和虛幻的‘形象思維’尋找快樂、陶醉和追求最高境界的美。李白：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李煜：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比如，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智若愚”等等。所有對這些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描述：（1）並非普遍的現象，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並非必然，也不合乎邏輯；（2）；‘因’和‘果’都沒有‘量、級、度’的界定；比如什麽程度是‘大巧’或者‘小巧’，什麽程度是‘拙’或者‘巧，機靈’；（3）沒有對事物性質的確定的‘量和質’之間的變化規律。中國人對事物的看法（印象）是滿腦子的大概齊、小意思、差不多、馬馬虎虎、彼此彼此、不求甚解、得過且過、心中無數辦法多，拍腦袋作決定和拍屁股走人等等。這些劣根性被中共權貴和各級官員發揚光大到極點，已經成為現今中共的‘共產共妻權鬥，吃喝嫖賭錢溜，蒙搶騙偷滅口，假大空廢吹牛，戰狼威脅利誘，東升西降胡謅。’的黨文化。中共黨文化和中共不停地‘群眾鬥群眾’的政治運動，使中國人民變成為奴性十足的奴隸和低素質的愚民賤民。

　　§1-6; 古希臘的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維]，或曰[理論思維]，其重點在於追求‘真’，在‘真’的基礎上所達到的‘善和美’，就較少虛假，而是真實的‘真善美’。

　　<古希臘文化> 注重於[理性思維]。西方文明發源於地中海，以古希臘為中心，古希臘的文明源頭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起源於兩河流域，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成為主流，也延續流傳發展至今。所以說西方文明是嫁接多種文明而‘去劣存優’的結果，並不是古希臘人的專利！從柏拉圖對亞特蘭蒂斯大陸的描寫，可看出古希臘文明有好幾個源頭，是覆合後的優勢文明。

　　因為生活在希臘半島和海島上的古希臘人，是面靠海洋貿易和背靠崎嶇丘陵為生。在海上生活和航行的人們，從風平浪靜到驚濤駭浪的巨變，可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突然發生，這種突變悠關人的生死。而且變數太覆雜，那時的人們是難以找到有規律的預測的，即使現在的天氣預報也不能完全準確無誤，何況2000多年前。但是人們為了能夠避免在海上喪生的風險，會從季節、天氣、地點、海洋等多方面狀況的變化，找尋不同等級的危險的統計規律，以便作出較正確的判斷。這就需要人們對各種狀況求‘真’和找出‘真實的覆雜數據’。因此需要古代希臘的先聖先賢們用 [理性思維] 從小的‘數量’變化中求‘真’，求出各種參數值的‘數的和諧’，以解決海洋上生活的實際問題。他們是在‘實際觀察、數值計（估）算和幾何學’的基礎上追求‘真’的，再進一步追求 ‘（完）善’和‘美（好）’。因此柏拉圖提出的‘真善美’，是在‘真’的基礎上追求‘真善和真美’。古希臘文化思想在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得到大發展，他們注重研究本體論和科學，探求事物的本意和本質。所以注重研究數學，幾何學，動物學和植物學等。他們認為,“萬物皆數和數的和諧”, 在柏拉圖學院門口寫著"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 亞里士多德寫了許多鳥類動物學海洋生物學的書，他的學生們寫了《植物調查》。這是古代中國人不願意做或者做不出來的。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思維]基因，它是以真實的[感性思維]為依據的，它是‘優於和強於’中國文化的[感性思維]基因的。產生這些重大差異的根源在於中國與希臘人生活的天時地理氣候環境是大不相同的。古代生產工具極不發達，人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生活行為和文化思想，必須適應所處的天時地理環境的的限制。他們為了有效的勞作和避危的生活，其思想文化只能根源於細致的數據和縝密的[理性思維]，而不能靠馬馬虎虎的感覺。他們這種良好[思維模式]的基因遺傳至今，發展成為西方的現代各種門類的科學。

　　希臘沒有一馬平川的平原，無法形成長期統一的中央大王朝，只能形成分散的小城邦。亞歷山大大帝的大帝國只維持了13年，他的軍隊是一支聯盟軍，他一死，軍隊就分裂了，帝國立刻分解了。古希臘時代是奴隸制，各城邦人的生存生活依靠海洋、經商和戰爭掠奪。人們要想過安定生活，就得反對並吞掠奪的戰爭。於是人們認為各城邦只能依靠誠信條約和平等地獨立或聯合，才能共存共榮。又因為古希臘人以海洋貿易為生，而陸地又非大平原，所以根據覆雜的山丘地形組成的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城邦，需要頻繁的通商。因此，古希臘文化形成了海洋文化、商業文化和講誠信的契約（法律）文化。而海洋的氣候的多變和劇變，危害著海洋上人們的生命安全。因此，人們對海洋氣候天文海文必須掌握有較精確的各種數據，學會一些天文測量和大地測量，作生意也需要精準的算計。所以，希臘學者和人們都非常重視和掌握各種數據。在蘇格拉底時代的各種廣場和大廳的辯論會中，和在選舉的辯論中，多數演講者是靠說出各種精確的數據取勝的。 而亞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涉及倫理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經濟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自然科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法律。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構建了西方哲學的第一個廣泛系統，包含道德、美學、和科學、政治和玄學，他還是邏輯學的始祖，邏輯學是‘理性思維’的基礎。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完全是按照‘羅輯思維（理性思維）’嚴格演繹出來的結果。公元2世紀，天文學家托勒密就提出了本輪論的理論，將地心說的模型發展完善，計算出了行星運動模型。可見，古希臘的文化和哲學，是建立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並且進而深究 ‘天理自然和認識自己和制度’，是極其注重數學、幾何、數據、數量和度量的。從古希臘三聖，特別是從亞里士多德起，在歐洲黑暗時代後，經過文藝覆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這個注重理性思維和科學實驗的文化傳統和基因一直延續到現在，成為西方科技發展（賽先生）和政治文明（德先生）的核心，所以西方文化注重的，是由理性思維衍生出來的數學、幾何學、邏輯、誠信守約、法律，等等。並進而發展為現代以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由於古希臘是由許多城邦組成，奴隸不能當兵，戰爭需要貴族與平民共同參加。因此，出現了所有平民選舉執政者的民主。在平時非戰爭期間，城邦之間的和平只能以法律條約來維持，平民與貴族之間的利益也需要法律來固定，故形成了西方的重誠信和遵守契約法律的傳統或曰文化基因。這就是古希臘學者們需要和運用「理性思維」的根源。

　　§1-1-7；結論：[感性思維]是人的直覺的、主觀的、基礎的、初級的思維方式，是懶得深入思考和刨根問底的人們的思維方式。[理性思維]是依據[感性思維]對事物客觀屬性的認識，再用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的方法進行論證分析演繹歸納驗證，以認識和判定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變化的規律。中國古代人的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維]，西方人的文化不停留在[感性思維]上，而更著重於[理性思維]，它明顯優於中國古文化文明。

　　作為例子，看看中國文化的始祖之一的孔子，他從其 [感性（形象）思維]對‘君子和小人’的形象作了許多的論述，人們可以從他的論述中，看到光憑[感性思維]作出的判斷和結論是有缺點的、片面的、不準確的。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等等。孔子又說：“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此地孔子明確地將種五谷和蔬菜的老農和樊遲都視為他瞧不起的‘小人’。可見孔子心中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完全根據一個人的品德和學位（問）來區別，還要以身份地位來區分的。孔子上述對‘君子和小人’說的許多話，如果把君子說成‘好人’，把小人說成‘壞人’，本質上沒有什麽區別。這個人‘好’到什麽程度、是那種性質的好；那個人‘壞’到什麽程度，是那種性質的好；這些都是說不清的。因為沒有‘量’的標準。這正如對一個罪犯無法量刑。根據人性的觀點，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同理，每個人都有‘君子’的一面和‘小人’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實際上也是如此。所以西方哲學家認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孔子說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以看出，如果用孔子[感性（形象）思維] 的某一段話，對照某個人的行為和形象，將他固化為某一個類型的永久君子或者一個永久小人。這就太簡單化和臉譜化了。一個坦蕩蕩的君子也可能是‘同而不和’的小人。而且因為人都是可能改變的。比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講義不講利’，孔子自己能做到嗎？要麼他沒法活，要麼他就是一個偽君子。所以孔聖人和中國文化文明從[感性（形象）思維] 得出許多名言格句是片面的、不靠譜的、不科學的、不可信的。再比如，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以孔子最讚美的他的學生顏回為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顏回回答孔子說：“學生有些薄田，雖然收入不多，但吃穿已經夠了，而且還有琴瑟可以娛樂，只要能學到老師的道德學問，何必出去做什麽官呢？”試問：如果顏回窮到吃了上頓，沒有下頓，也沒有小房子可住，他還能‘固窮’和‘不改其樂’嗎？他能不‘窮斯濫矣’？同樣，實際上絕大多數普通種莊稼的農民（孔子當做小人），如果有顏回的條件，也不會‘窮斯濫矣’的。大概只有農村的流氓無賴，才‘窮斯濫矣’。可見孔子有虛偽的一面，高高在上胡言亂語。在中共國，所有權貴家族，都富可敵國和驕奢淫逸，遠遠勝過以前的帝王將相，全是是胡作非為的大流氓無賴，他們是‘富斯濫矣’。

　　從前面的論述和論證可清晰地看出，中國和西方文化文明的主要區別大致表現在以下各個方面：

　　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維]，但它是建立在[感性思維]的可靠的基礎上的；中國文化主要是[感性思維]，因為沒有邏輯學，忽視、懶得或者不知道如何做[理性思維]。因此，西方文化追求‘真’，在求‘真’的基礎上再追求‘善和美’。中國文化注重追求‘善和美’，忽視求‘真’，所以出現許多的‘偽善’和‘假美’。西方文化講‘理，邏輯’，中國文化講‘禮，等級’。西方文化注重‘個體，微觀，個性，細分，量化’，從個體到整體；中國文化注重‘整體、宏觀、共性、統一、一致化’。西方文化重‘利，守約，守法，守信用，講平等權利’；中國文化重‘哥們義氣，人際關系，套感情，得理不饒人，無理就胡攪蠻纏和發誓賭咒耍無賴，講整體利益，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西方文化重‘工商，實踐，技術技巧，發明創新’；中國文化重‘學而優則仕，比等級高低，老規矩（老領導老同學老同鄉），輕工商技藝視三教九流為雕蟲小技’。西方文化重‘數、幾何、量、程度’，和‘質和量變化的規律和過程’；中國文化重‘質變，質變的結果，物極必反，樂極生悲’，而忽視‘量和質的變化規律和過程’。西方文化重‘法治，制度，互相監督，法律面前平等；中國文化重‘人治（空洞的君無戲言、一諾千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重等級，重‘天地君親師，皇上英明，包青天，忠孝節義’。孔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祿在其中矣！西方文化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獨特、獨創性、制衡、具體分析’；中國文化重‘朝廷、國家、集體、家族、抽象空談’，輕‘個人，槍打出頭鳥’等等。由此可見，帶著[理性思維]基因的西方文化文明，隨著時代社會經濟科技的發展進步，現在已經發展到比較成熟的‘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的政治制度和普世價值觀’，優先的高科技。而中國的古代文明並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發展出符合新時代的新文明，政治制度仍然是專制獨裁制度，現在中共習近平正在快速地將中國倒退到建立專制獨裁的翠氏王朝，將中國變為西朝鮮。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除了在其科技專業領域，接受和運用[邏輯思維]和[理性思維]之外，大多數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仍然是老一套的‘學而優則仕、追求榮華富貴和人上人，士為知己者死’，甘願依存和攀附權貴，成為他們的吹鼓手打手和附庸，空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最後成為中共權貴的犧牲品。幾年前，最有成就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張守晟，不久極可能將成為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卻甘願成為中共的附庸為中共賣命，結果在美國自己家里的二樓跳樓（自殺，被殺）摔死。死的不明不白，家屬連正常的追悼會都沒有敢公開辦一個，不如一個富貴人家的寵物狗。難道在美國做一個受人尊重的自由人和高級科學家，不如作中共的一條賤狗嗎？中共的高級知識（屎）分子們是什麽樣的價值觀人生觀？還有大批在美國學有成就的中國學者們，如饒x施xx等等，也跑回大陸甘願作中共狗官，這就是中國文化和共產文化教育出來的思想精神人格的畸形兒，因為他們為了能夠在中國過驕奢淫逸的腐敗生活。

　　在東亞，日本由於早在19世紀後期就脫亞入歐，加上2戰後，美國占領日本，麥克阿瑟強迫其向‘憲政民主制度’轉型，日本已經成為先進文明和科技的發達國家。其次是南韓和台灣，已經進入先進的文明的發達國家行列。最慘的是東朝鮮和西朝鮮，仍然是專制王朝和動物莊園的奴隸社會。 可見，帶著古希臘[理性思維]文明的優質基因的現代西方文化文明，建立了西方現代的‘憲政民主自由法治’政治制度，移植到東亞，也是很成功的。它明顯優於帶著舊中國 [感性思維] [類比思維]基因的古代中國文明。中共頑固地對抗西方文明和其價值觀，只能在當今中國建立的‘封建專制和共產極權’的政治制度。在現在世界進入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時代，各種文明和文化都在互相滲透、融合和沖突。但是劣質的中共封建專制和共產文化的壞基因還在拼命掙紮。

　　現在打著馬列毛共產旗幟的中共習近平專制獨裁政權和俄國的普京專制獨裁政權，都屬於大陸文明。他們妄想學忽必烈、皇太極和彼得大帝以‘落後打敗先進’，‘以專制獨裁戰勝民主自由’，‘以劣去優’，建立邪惡的紅色帝國和沙皇帝國，奴役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在今日民主大潮和高科技網絡信息化時代，注定會自取滅亡。

　　實際上，現在西方普世價值觀文明，是比其它文明發展到更高階段和層次的文明，它消除了權力私有制和對公權力的壟斷，保障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自由和尊嚴。但是，它並不完美，還存在許多重大的缺陷。還會遭到無恥貪腐的政客和權勢精英們的破壞和糟蹋，無法消除高層政客們團夥的互相勾結的貪污腐敗，無法消除少數財閥對財富的壟斷和以金錢作惡，收買政客和權勢精英破壞憲政民主制度和危害社會。其次是貧富懸殊過大，重利輕義，道德滑坡，過度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過度的個人福利，縱欲和個人犯罪等等。這些都是‘人性惡’的表現，再完善的制度也無法完全根除人性的惡。但是一旦大多數民眾感受到憲政民主制度被破壞到無法再忍受下去時，就會覺醒，奮起反抗破壞制度的無恥政客和財閥精英們，鏟除他們，恢覆被破壞的制度。與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制度不一樣，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比較完善的，中產階層較大較富裕，人民的文化和素質也較高，是能夠對被破壞的憲政民主制度糾正錯誤的。問題在於所需的糾錯時間會有多長。減少人們的人性惡，這應該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步的永遠追求。

　　文鳴（北京之春2016第十期）的文章片段：《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明的對比中全面落敗，並且是慘敗！開始的時候，中國文化將西方文明定義為“奇技淫巧”、“堅船利炮”。後來，發現西方的物質技術僅僅是冰山的一角，在堅船利炮的背後還有覆雜的科學體系，再後來，發現人家政治制度更加文明，再發現人家的醫學、心理學非常高深。“博大精深”的臉皮再厚也兜不住了，於是轉向一些“非物質文化”領域繼續意淫，說“我們的藝術詩歌發達，我們的周易是超級智慧”，利用這些領域的巫術特征開辟一塊最後的根據地，但幸運的是，這個最後的根據地也破產了！隨著互聯網信息的傳播，我們發現西方文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加輝煌！到盧浮宮現場觀看藝術品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那種直接的震撼迅速的搗毀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謊言。西方文明在雕塑、繪畫、建築、工業設計、家具設計、音樂、電影、文學、動畫片、童話等等的一切方面都有著極其優秀的作品！“博大精深”絕不僅僅是在“堅船利炮”方面遠遜於西方文明，就是在藝術和審美方面也是差了十萬八千里，西方文明是一個全面的整體的強悍文明！》

　　中國人只有遵從西方普世價值文明，拋棄馬列毛共產專政文化和封建文化，鏟除中共，才能跟上時代的潮流進步發展。看看日本和韓國台灣，脫亞入歐後，學習西方普世價值文明的結果，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很快就成為與歐美同樣的發達國家，人們自由幸福，將專制獨裁的中共國朝鮮俄羅斯遠遠地拋在時代的後面。近年來，日本幾乎年年都有諾貝爾獲得者，21年拿了20個諾貝爾獎，就是明證。

中國政府的政治哲學的本質

作者 查建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與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有政治新五論。對此，談談我的看法。

　　一，人權論。中國官方權威說法是：“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權的基礎，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此話似無毛病，但放在國內外一片指責中國公民無政治人權的背景下，問題來了。政治人權指公民受憲法保護的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宗教信仰自由權，對任何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中國公民有上述政治人權的真實感受嗎？沒有政治人權，其他人權有也是別人恩賜的，有限而無保障的。沒有政治人權的生存是奴隸的生存，沒有人的尊嚴、自由、平等的生活，還是幸福生活嗎？因沒有結社權，98組黨，幾十人被判刑，我也因此有9年的生存權是在監獄中體驗的。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論。某人某次“重要講話”攻擊西方國家選民“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然後自豪地宣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在選舉、立法、司法、監督的民主全過程中，選舉是決定性的第一步。第一步踏空，何來“全過程”？選票若受寵，想下屆再參選的黨，敢在選舉後冷落選民嗎？連拉票都沒有的內定選舉，花瓶式一致通過的立法，忠誠“核心”的行政治理（軍警都只能聽一個人指揮），沒有獨立司法、權力制衡、彈劾和新聞自由的監督，呵呵，這也敢自稱“全過程人民民主”而叫板全球？

　　三，“三結合”制度論。面對“黨大還是法大？”“人民當家作主，還是黨當家作主”的歷史新問，執政黨宣稱找到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新路,，即“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但在這個“三結合”中，黨領導是制度的“最本質的特征”，黨在意識形態化、領袖集權化、黨政合一化。所有選民要接受少數人推出的黨中央的神聖、壟斷、全能、永不改變的領導，要感黨恩、跟黨走。黨領導立法、執法、司法，法成了黨領導的工具。黨說要為人民服務，但其出現重大錯誤時（別講黨不會出現重大錯誤）怎麼辦？人民能及時而有力的糾正嗎？黨說要傾聽國民呼聲，但這與國民有權選擇執政黨是一回事嗎？

　　四，具體國情論。中外人權對話，中國元首強調，“各國國情不同，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全盤照搬別國制度模式，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國情有不同，但自由、平等的人性價值與多黨競選、權力制衡、保障人權的民主標準卻是普世的，是民主制度的共同底色。普遍性貫穿特殊性之中，決定特殊事物的性質。若講國情，台灣能做到的，大陸為何不可？以國情論抵制普世價值與民主制標準也是老戲新唱了。

　　五，幹涉主權論。近日，對俄發動戰爭幹涉烏主權（當今全球最大幹涉主權案）拒不譴責的中國外交部，卻發長文斥美“打著所謂‘民主’旗號拉幫結派，肆意幹涉別國內政”，說“這不是民主之義，而是民主之災”。所謂幹涉中國內政，一是指批評中國人權現狀及制度不民主。批評之舉不正是民主之義嗎？何況，中國也年年出“美國人權報告”，官媒天天揭美國之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什麼還要有樣學樣呢？二是指制裁。不志同道合，人家不跟你玩了。同理，上月“金磚峰會”，中方發言也是找自己的玩伴，“讓志同道合的夥伴們早日加入金磚大家庭”。想一塊玩，那就找找自身原因，將外部壓力變成內部轉型動力不好嗎？人權高於主權的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成為反共人士的原因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近日，旅美華人律師王清鵬女士接受大紀元專訪，講述了自己從過著歲月靜好生活的一名中產者走上認清中共邪惡本質從而覺醒的心路歷程。

　　以下是記者與王清鵬女士的對話。這是她第一次公開接受媒體采訪。

　　問：謝謝您接受采訪，現在工作很忙嗎？

　　答：每天上班，回來做家務，業余時間關注大陸的不公義事件。

　　問：早年您在大陸過著“歲月靜好”的生活，後來家被強拆開始維權。

　　答：我70年代中後期出生在河北農村，和大多數這個年代出生的農村娃一樣，如果想跳出農門，只有努力讀書。現在覺得那不叫讀書，叫努力接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

　　那個時候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努力買房買車，努力讓孩子上個好學校，努力地在中共設計的階層和遊戲中拚命地活著，我在中國沒有接觸其它聲音的渠道。

　　據說2008年前後是微博盛行時期，很多人是那個時候受到啟蒙的。我沒有微博賬號，錯過了第一波的啟蒙大潮。

　　2011年，我居住的村子進行拆遷，因為當時我未得到村里分配的福利房，加上拆遷合同沒有保證，我不同意拆遷，就跟部分不同意拆遷的村民上訪，有近三年的時間，沒有結果。

　　期間，我們的房子被強拆了，耕地被強占了，但當時我被洗腦嚴重，和大多數村民的想法是一樣的，覺得都是下面官員不作為或者不執行，而上面的官員和政策是好的等等。

　　後來看了趙亮先生的上訪紀錄片，發現上訪就是個騙局，就對上訪失去了信心，就不再上訪了，準備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的權利。

　　問：上訪是騙局？

　　答：對於上面所說的：“都是下面官員不作為或者不執行，而上面的官員和政策是好的。”我不認為訪民沒有看清這個認識是錯的，起碼有一部分訪民是能看清的，是因為他們沒有其它的渠道申訴。

　　因為上訪的過程，也是一種抗爭，通過逐級的抗爭，才能接觸到政府的層面，我認識很多的上訪人，其實是很明白這個體制的問題，但他們沒有其它申訴的渠道。

　　你說在國內組織一個什麼團體，反抗共產黨這是不可能的，就像廈門“1226”聚會案一樣，大家就在一起吃了頓飯，就被抓捕判刑，所以，國內不存在集體組織活動的空間。

　　如果說前幾年的時候，上訪人員還認識不清，但是這幾年，我通過跟訪民的接觸了解了他們是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通過一級一級的上訪，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的案件去揭露一些問題。

　　訪民們會打出一些標語，類似要求主持公道之類的，但他們打出這樣的標語是知道當局是不會主持公道的。但為了維權，只能這麼說，才能把聲音發出去，它也是一種抗爭形式。

　　問：之後，您開始做專職律師了？

　　我是2006年拿到的律師證，2014年開始專職做律師，一為養家活口，二為順便維護自己房子免於被強拆強占的權利。

　　問：從那時開始接觸了異見群體。

　　答：那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拉進一個微信群，接觸到各地的抗爭者，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各地有那麼多的抗爭者。

　　2015年，我被黑龍江徐純合事件（注：訪民徐純合和車站執勤民警發生沖突，後遭警察開槍打死）徹底地驚醒了。我非常感謝當時一直發聲的異見人士，我開始獨立思考一些問題。

　　隨後，河北的一位律師介紹我加入了中國人權律師團。不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709律師大抓捕，那個時候，只要有點時間，我就在微信上轉發關注各地的不公不義案件，聲援具體的抗爭者，每天都會看到當局的迫害行為。

　　問：那時代理案件順利嗎？

　　答：一旦你關注這些案件，就會被當地司法局列入一個敏感的群體里。

　　我記得從2015年開始，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就開始收我的律師證，因為我是從訪民轉做律師的，對於（當局認為）稍微敏感點兒的案子，他們（律師所）都是不給我律師證的。

　　到了2016年、2017年的時候，基本上屬於被律所半控制半邊緣化的狀態，使我沒辦法再接手敏感案件。

　　問：當局為何那麼怕維權律師群體？

　　答：那時我就接觸了一些訪民，在各地的一些案件會有一些組織，加上律師的介入，使得聲勢比較浩大，影響力也比較大，當局就害怕了。

　　其實，都是對案件的發聲，但當局對這種民間運作的方式是很害怕的，怕律師結合訪民，加起來力量過於強大。

　　問：漸漸醒悟後，對您的影響很大。

　　答：通過關注聲援一個個具體的案件，才知道了中共的謊言治國，知道了中共的邪惡，知道了自己一直是被欺騙的，當時對我心理上的沖擊還是很大的。

　　後來慢慢醒悟，什麼“勤勞才能致富”，什麼“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什麼“遇見不公要學會和黑暗和解”等等，都是中共暴政統治的愚民術語。慢慢地對賺錢也失去了興趣，因為中共體制不改，賺再多的錢都不能確保安全。

　　假如人活著只有80來年，我竟被中共欺騙了近40年。

　　我很感謝那些叫醒我的網絡朋友，當然，醒來後也很痛苦，被喝茶，被威脅，家庭關系一度很緊張。後來有了出國的機會，出來後，眼界打開了，言論相對自由了，感覺這才是人過的日子。但想到我的親人、同學、朋友還在大陸被欺騙愚弄，我無法停下關注這塊土地的腳步。

　　問：您公開要求中共放開防火墻。

　　答：我非常地痛恨防火墻，因為信息屏蔽和愚民教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黨腦人”，我們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悲慘的，沒有做人的權利，甚至都不如文明國家一只動物有法律的保護。我們從生下來就被灌輸一種聲音，一直到教育的結束。很多人都知道習慣很難改變，我感覺思維習慣是比行為習慣更難改變的東西，一旦在幼年時代形成，如果不是刮骨療傷，這些思維習慣會攜帶終身。

　　之前在國內的時候，雖然上訪了三年，做律師大概有3年時間，當時我沒有認識到防火墻的問題，在國內時也不太翻墻。

　　中共在國內就是刪帖封號，用防火墻屏蔽信息，最主要的影響是在國內讓你看不到希望，就是國內任何抗爭的聲音。比如許志友、丁家喜一些早期的公民運動和後期的包括廈門聚會案所探討的一些問題，這在國內是不讓你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的；在國外，我們可以通過國外的媒體，讓你能看到希望，看到仍在繼續抗爭的這些人。

　　總體來說，在籠子里你是看不到希望的，來到國外，是能夠看到希望的。

　　中國有防火墻是全世界的恥辱！一個占有六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大國，在科技發展的今天，被科技束縛住思想，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所以，那些和中國做生意的國外政客、商人，在中國還有防火墻的今天，等於和中共一塊愚弄中國民眾，真是悲哀。

　　就像武漢病毒，不管是故意還是非故意泄露，但是泄露後的操作結果，是把病毒帶給了全世界，世界上死了那麼多人，不是全世界縱容中共的結果嗎？

　　如果中共不下台，即使逃離到海外，有些人還會被中共的紅粉騷擾，被中共的特務毆打，並且中共通過大外宣，會把中共的那一套虛假和邪惡滲透到文明國家。如果世界不把民主送給中國，中共一定會把災難帶給世界。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在國內時，不敢在趙立堅的推（特賬號）下發言，後來慢慢地看到那麼多人罵共產黨，慢慢地他就敢在外交部的推（特賬號）下發言了，我覺得這種勇氣是可以相互影響的。

　　在國內的時候，你被那種恐懼所包圍，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去表達，到國外之後，看到了正義的聲音，勇敢的聲音，對人的沖擊影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問：您把言論自由視作生命。

　　答：言論自由就是生命，我之前是感受不到的，你在國內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說話的權利，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你還能有什麼其它的權利呢？

　　問：您多次公開發表：共產黨垮台，你準備好了嗎？

　　答：是的，共產黨下台是必然的，歷史的車輪總是向前，即使共產黨還在台上，一些事情是時候該準備了。有些事情沒有必要非得共產黨下台後才能做，現在就可以。

　　“共產黨下台”是一種信念，“你準備好了嗎”是一種行動。現在還有其他朋友正在起草“共產黨下台，你準備好了嗎？”的續集，除了寫給各黨派，寫給要當選民公民的你，還要寫給那些到現在還在給共產黨做打手的幫兇，寫給那些處在上海清零中的企業家們，寫給演藝界人士，寫給高校師生，寫給黨內開明派等。

　　共產黨下台是必然的也是文明所向的，不管是共產黨後期還是民主前期，有一些工作和思維的轉變需要提前做準備，希望那些知識分子、那些社會的精英在這個時期起到帶頭的作用，用力所能及的實際行動告訴國民，共產黨下台，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即使是網絡封鎖，即使刪帖封號，連我這樣歲月靜好的中年人都覺醒了，據我知道，國內覺醒的人不在少數，只是我在外面有機會發聲，他們在國內默默地行動，不敢公開發聲，但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要一起見證共產黨下台，見證一個新的民主法治國家的產生。

　　問：中共的本質，是一個禍害中華民族、禍害人類的恐怖組織嗎？

　　答：從我本人的經歷看：

　　第一，中共洗腦愚民是從娃娃抓起的，控制所有能用的資源給人洗腦，從學校書本，到電視電影各種嚴格審核，很多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被心甘情願地洗腦了，為這個虛無的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其實這個共產主義是當政者拿著納稅人的錢胡作非為，當然這些事不被報導，老百姓也不知道啊。

　　第二，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有些被洗腦的人開始獨立思考，中共用“不服從者不得食”對付這些人，讓他們閉嘴或者少說話。比如公職單位的，被辭職；自由職業的律師記者，被吊銷注銷執業證等。很多人為了活命只有忍，不忍的話你就吃不上飯，生命得不到保障，就更談不上什麼抗爭了。

　　第三，對於那些即使被開除公職、被搞掉飯碗的異見人士還敢公開發聲的，中共會通過家屬、親戚朋友、所住的區域向你施加壓力，中共最善於的就是挑起民間內部和家庭內部的鬥爭，這我也是有親身經歷的。讓這些異見人士覺得沒有同伴，還被周邊的人羞辱，更是覺得為了公眾利益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值得，慢慢地就被會親朋邊緣化了。

　　第四，對於那些意志堅定的異見人士，他們定點清理，用非法監禁、用酷刑、用監獄等國家機器來消滅這種聲音，有些異見人士在監獄被慢慢折磨致死，吃藥什麼的，就不讓你這個人存在。

　　第五，對於外網那些不被中共操控的平台，他們不僅有大外宣，更會放出無數的五毛對付這些海外異見人士和海外不同的聲音，把這些異見人士搞臭，讓這些人失去公信力，失去影響力，不僅不會有人支持，還會得出如果這些人執政比共產黨還遭。這就是共產黨控制所有發聲的渠道，不讓人們發出異議的聲音，來穩固共產黨的統治。

　　中共用層層愚民術和殘暴的國家機器操控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人，來維護其極權統治，真的是最大的恐怖組織。

　　問：鐵鏈女事件基本沒有聲音了，但您仍然堅持在網絡為其發聲。

　　答：鐵鏈女出生在一個中產階層的家庭，報導說，她被輪奸、強奸，拔掉牙齒，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考慮的事情，為什麼官方幾次通報，對比照片都不一樣，反之，通過這一次一次的通報，民間也在揭露謊言，也會讓更多的民眾在這過程中，看清楚一些事情。

　　鐵鏈女事件，就是政府在作惡，不僅是包庇犯罪，而且是政府集體作惡。從民眾角度來說，家里有妻女，自然會有許多人關注，因為涉及到自身的安危了。

　　它（官方）不會把敏感詞全部封掉，那麼你總會有一個區段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共產黨下台已經是必然，在這個過程，民眾需要武裝自己的頭腦。

　　我是覺得現在這個時候，我應該站出來了，因為現在國內那麼多人的聲音發不出來了，還有很多人被關進監獄，被酷刑，我現在到了一個自由文明的國家，我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從我心里上來說也是非常不安的。

　　現在我覺得很有希望，就是即使網絡被封號，封鎖，但像我這樣的中年人都能覺醒，都能發聲，有希望，據我所知道的，國內覺醒的人很多很多，他們都在默默地行動。

　　現在不論是國外的人、國內的民眾和異見人士，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明智的，要一起見證共產黨下台！見證一個新的民主法治的國家產生，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希望的。

中共是貪腐最嚴重的執政黨

作者 丁子江 寫於 二零零零年

　　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最令人憤慨的現象就是腐敗的日益廣泛和嚴重化。由於腐敗分子多是各級黨政幹部，也只有掌握權力的幹部及其親朋才有條件貪污腐敗，所以，在中共堅持壹黨領導的體制中，反腐敗就基本上變成了壹個中共自我清理的過程。中共領導人其實非常清楚地知道，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正動搖著國本。江澤民曾發出過警告說，貪污腐敗威脅到了中共的領導地位；前中共總理朱鎔基曾經冠冕堂皇的強調了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人民日報》表面上壹再強烈的呼籲，要對腐敗問題保持高度警惕，並指出，中國存在著孳生腐敗的溫床，如果不加制止，其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因為要顧及執政黨的面子，國內對腐敗問題的批判報導從來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試圖把廣泛的腐敗行為淡化成“少數、個別”人的不良舉動，這就造成了政府和民眾之間對腐敗的認知差距越來越大。究竟腐敗現象是個人品行問題，還是制度性現象?如果從壹系列案例中作壹些歸納，當前中國民眾深惡痛絕的腐敗現象有那些主要特徵?其嚴重程度究竟如何?如果不是關起國門來看幾個有限的官方允許報導的腐敗案例，而是把觀察的眼界擴展到國外，追蹤腐敗的海外表現，會有什麽樣的結論?如果不改革政治體制，究竟能否靠政治教育和幹部們的自我約束來減少腐敗?這就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壹、古今兩千年:權力＋金錢＝腐敗

　　“腐敗”既是經濟現象，也是政治現象，直接關系到道德和法律，也與政治文化有關。腐敗是權力的負面效應，其本質就是不正當或非法地將權力轉化為私利。可以說，只要人類社會中有權力存在，就會有人因私欲而濫用權力，由此就產生了腐敗。腐敗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基本特點，其壹是利用公授權力牟取私人財富，其二是利用掌權者的社會資本來撈取經濟利益。有的學者據此提出了兩個關於腐敗和廉潔的公式:權力＋金錢＝腐敗，權力－金錢＝廉潔。

　　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等都強調過，權力本應是為了正義和公道的善，而非為了私利的惡。亞裏斯多德還專門分析過濫權和腐敗會造成偏態甚至邪惡的政治。古希臘和古羅馬就曾采取過防止、懲治和制約腐敗的手段。

　　數百年前，當資本主義乘文藝復興之勁風，沖破中世紀的黑暗，取代封建主義而瓜瓜落地之時，懷舊的遺老遺少們對之深惡痛絕，因為它打破了封建貴族和天主教會勢力的藩籬。壹向高居象牙之塔內的哲人文豪們也舉起倫理之旗，對之口誅筆伐，因為它建基於人的自私本性，把人性中最醜陋的污垢壹下子全抖落出來了。然而，也正是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市場經濟、競爭機制、利潤追逐等給人以發展和創造的機會，調動了人奮鬥的欲望和積極性，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前所未有地發展。但是，當資本的所有者和政治權力的擁有者相互勾結時，腐敗也應運而生。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在壹些國家相對有效地約束腐敗行為，但並不總是壹試即靈的。於是，有壹些學者轉而研究腐敗的社會文化土壤，認為或許有的民族文化（如拉丁文化）可能比其他文化更容易產生腐敗；所以，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美國家的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當然，這種過於簡單的分析也可能產生偏見。

　　在中國歷史上，官僚的腐敗也是歷代王朝中屢除不滅的現象，甚至是不少王朝傾覆的直接導因，這無疑與兩千年來的政治制度有關。以明、清為例，皇帝們以儒學為宗，培養了壹個以詮釋儒學經典為業、效忠於皇權的士大夫階層，通過他們來“教化”社會、傳揚“綱常名教”，以“禮”治天下；同時又通過科舉制，從士大夫階層中選拔出壹批終身為官的行政官僚集團，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這種開科取士的辦法雖不講究門第財富、明顯優於西方中世紀的世襲制，但實際上仍然是以功名利祿為誘，把行政官僚訓導成統治者的鷹犬。雖然皇帝們也提倡官員們要廉潔，但卻以“忠君”、“事君”為先，官員們只要“聖眷不衰”、上官庇護，哪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也照樣能報個考績“卓異”。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依孔子之見，被稱為儒士的士大夫可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士大夫中也常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之嚀。然而，縱觀歷朝各代，總是“君子儒”寥寥、“小人儒”眾眾，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背後，是“書中自有千鐘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官僚價值觀。在這樣的官僚集團中，雖也有少數忠君謀國、潔身自好之臣，但絕大多數人都是以“學”致士、以士為官、以官致富、傳繼後代之徒，他們終其為官之壹生，唯深喑以權謀財之道，而致富之術無非瞞吞庫銀、魚肉百姓而已。所以，這個官僚集團必然成為社會上最大的腐敗的斂財集團。由於“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政治腐敗、貧富極化，終致百姓造反、藩鎮叛逆、外族入侵、社會動亂；又因為改朝換代而不變制，於是新朝初立、清明不了幾年後，壹切就又從頭來過。每壹新朝總是再奉儒學禮教為本，而百姓則唯有將太平盛世之盼寄希望於罕見而難得的“明君”和清官。

　　在現代的中國內戰時期，中共雖也大力批判過舊制度的“封建專制”，並對城市知識分子許諾過“民主”之類的政治願景，但從未真正打算實行任何民主政治；相反，它倒是充份利用了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明君”、清官觀念，來動員民眾、建立社會大眾新的對中共的“舊式”效忠，“東方紅、太陽升”之類的頌歌就明顯反映出“新瓶”中裝的“舊酒”。雖然中共建國後的幾年裏確實壹度出現過欣欣向榮的“新朝”氣象，腐敗斂跡，但從延安整風開始形成的黨內那種“奉承媚‘上’、傾黨事‘君’”的舊式政治文化也在迅速膨脹，不久就生發出大躍進那樣的三年災禍。此後的“文化革命”則壹方面把“君主政治”式的文化推到了極至，另壹方面又在“革命化”之訓導中造成了社會上觀念行為的異化。表面上人人視領袖為“聖”、日日山呼萬歲、唯“革命”為念、物欲掩滅，實際上卻特權盛行、腐敗滋生，人人學著“走後門”來滿足個人的物質和社會需要，政治地位、權力、名望、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等都進入了“交換”領域。

　　改革以來，雖然不再奉政治領袖為“神明”，但官僚集團的終身、壟斷性地位和特權也公開化了；恢復高考所改變的不是以學致士、以士為官的舊政治傳統，而只是擴大了官僚集團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壹旦經濟和社會被商品化、市場化了，過去對金錢和財富的禁錮也就被解除了；於是，就象“潘朵拉之盒”被打開壹樣，具有壟斷性地位和特權的官僚集團成員長期被壓抑的貪欲也噴發而出，如沖閘裂堤的洪水般而勢不可擋。對許多幹部來說，再不用空講那些自己其實從來沒有真信過的什麽“理想、情操”，終於可以明目張膽地“先富起來”了。

　　在現行制度下，與中國的傳統政治相比，官僚集團“斂財”的方式和機會並未減少，如今許多官員媚上謀職、以權圖利、侵吞國庫、魚肉百姓的卑污行徑，其實和中國歷代官僚並無明顯差別；而與政治家民選、公務員人數少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官僚集團不僅人數空前龐大、不受任何真正的社會監督，而且，他們直接控制著龐大的國有財產。因此，中國的官僚及其親朋可以上下其手、從中染指的機會，比自由民主國家的官僚不知要大多少倍。而在社會上，百姓依然如在舊制度中那樣，絕大多數不敢有過問貪官劣跡之奢想，更不能生限制官僚集團政治特權之微念，唯有默默地企盼著“明君”和清官為民“作主”；如果此盼不靈，就只有自求多福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貪污腐敗變本加厲的趨勢，其實應該是在意料之中的。

　　二、今日中國腐敗現象透視:貪牘諸術

　　在中國最容易的賺錢方式並不是正常的工商業經營，而是權錢交易，即在行政性管制和市場型交易的邊緣地帶牟取利益。當然，能有幸獲得這種機會的人都是能夠直接或間接利用權勢、可以將權力轉化為錢財的人。例如，在鐵路運輸部門，轉賣火車車皮計劃指標就是壹個牟取暴利的最便捷途徑。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致富者的發達史，似乎可以看出五次比較明顯的發財機遇，而前四次都與權錢交易直接關聯。第壹次是利用漸進式改革中物價的雙軌差價，官商勾結、平（價）進高（價）出、牟取暴利。第二次是在通貨膨脹時期利用較低的銀行掛牌利率和市場上較高的借貸利率之間的利率差，利用權勢獲得銀行貸款再轉手借出、賺取利差。第三次是在房地產開發高潮期利用關系、低價獲得土地批租權再轉手高價出讓，“空手套白狼”。據報導，1994年中國排名前30位的億萬富翁中有近壹半是靠此種方式暴發的。第四次是炒股發財，即趁上市股票供不應求之機，錢權交易、無償或低價獲得原始股，然後在股市上高價拋出，瞬間暴富。第五次則主要是通過技術開發和知識經濟賺錢。但即便是在這個過程中，也難免不間接涉及權錢交易，因為不餵飽貪官污吏，正常的技術開發式經營也寸步難行。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幹部腐敗的具體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精巧化、甚至高科技化。經常出現在國內媒體上的壹些花樣就包括倒賣地皮、非法集資、收受回扣、敲詐勒索、串案窩案、承包作弊、投機經營、行業壟斷、公款私存、騙匯套匯、偷稅漏稅、假增值稅、偽造單據、破產轉私等等。以銀行業為例，以往銀行職員貪污或挪用公款的主要手段是在帳面上搞鬼，例如收儲不記帳、偽造取款憑證、隱匿或銷毀原始匯票、塗改單據、多重計息等，或者利用職權直接以貸謀私。近年來出現了壹系列新的犯罪手段，如利用電腦作案、冒名和借戶貸款，甚至勾結客戶、幫助客戶借貸不還、然後雙方分贓。

　　如果進壹步具體地按照腐敗貪瀆術的類型區分，似乎還可以歸納出以下種種手法。

　　（1）“集體型腐敗”。這種腐敗行為不是以個人為行為主體，而是以機構法人為行為主體；經濟犯罪或違紀活動都以集體的名義運作，如單位行賄（“公賄”）、截留利潤、走私、騙稅、貪贓、瀆職、倒賣、造假等。政府出於政治原因，壹方面不願意讓代表政府的公營單位成為被告，另壹方面也想放手讓這些單位“創收”、而減輕財政負擔，所以通常對法人型腐敗行為聽之任之。同時，由於單位內按“利益均沾”原則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單位成員有利共享、“壹損俱損、壹榮俱榮”，故往往抱成壹團、“串案、窩案”、壹致對外。因此，國內的《民主與法制》雜誌曾刊登專文提出，要警惕集體腐敗現象。[1]

　　（2）“官家私店型”。這是指由黨政幹部直接或通過家人親屬間接經營的私營商業、服務業。其共同特點是，運用權力和“後門”關系等社會資本及非經濟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牟取暴利，屬於以權經營。[2]

　　“官家店”的後臺官員雖照常為官，卻是工作時間內“身在曹營心在漢”、工作時間外東奔西跑忙生意；同時，在“官官相護”的保護傘下，這類的官家店往往比普通的店家有更多的不法行為，如用色情刺激顧客等。

　　（3）“執法犯法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共體制內的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已經可以讓很多貪官落馬了，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就指出，中國司法和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現象相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早在1994年，經濟案犯中的行政執法人員就有1,648人、司法人員2,539人，兩者相加比上年上升51％。近幾年來，這壹情形並無明顯改善，相反，還有日益惡化的趨勢。[3]

　　（4）“體制漏洞型”。這是指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員工鉆體制的各種漏洞，利用自己的權力資源，在制定、審批、執行公務的過程中炒批文、配額、車皮以及其他因雙軌制產生的差價。[4]

　　（5）“內外勾結型”。指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經理勾結外商，利用中國經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五鬼搬運”，把大量國有資產轉移到境外，個人藉此中飽私囊。

　　（6）“行業壟斷型”。金融、股票、保險、外貿、海關、房地產、商業等部門以及受國家特殊政策保護的壟斷行業的不少公職人員，往往依靠本單位特殊的壟斷地位、利用權錢交易獲得私利。[5]

　　例如，在經濟犯罪較多的金融系統中，公貸私放就是壹個貪污的主要手段，壹些銀行的業務員利用信貸審批權，索賄受賄的幅度竟達貸款額的40％。[6]

　　（7）“分配模糊型”。指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趁改革中政府權力下放、缺乏對經理廠長有效監督之機，為自己安排高收入或變相的高收入（如公費購買住房、汽車、手機等供己用）。

　　（8）“利益交換型”。許多幹部為了避免貪污腐敗行為被本人所在的機構或部門發現，采用隱蔽的手法，即利用職權、協助另壹部門的幹部撈錢，然後依等價交換的原則，再由那個部門的幹部協助他撈錢。這屬於兩種不同的權力資源和社會資本之間的交易。

　　（9）“買賣官位型”。現在很多地方可用金錢買官或為了金錢而賣官。壹些握有人事任命權的主管就直接靠賣官位發財。[7]

　　（10）“收禮斂錢型”。壹些官員利用收受禮金的方式撈取錢財。清朝時官員們收取節敬、喜喪禮儀的陋習今日又復蘇了。[8]

　　（11）“裙帶交易型”。很多官員參與權錢交易時，往往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妻子、子女、親戚、秘書或其他親信心腹等代為接洽。所以，送贈、收受賄金就變成了“裙帶”式交易。[9]

　　（12）“以權索賄型”。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人想出各種辦法、利用本單位的行政權力進行權錢交易、或以權索賄。甚至壹些似乎與經濟權力無直接關系、專門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如教育部門、學校、公用事業、醫院等，也同樣出現大量的此類行為。[10]

　　（13）“變相報酬型”。

　　不少官員為了撈取錢財，挖空心思創造出種種為個人獲得“報酬”的借口。例如，國家體改委的幹部參加申請股份制試點的企業評審會，這本來屬於其日常職責，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向企業收取“評審費”1,000元。又如，壹些地方流行“官員講課”，即設法尋找名目安排主管部門的官員到下級單位舉辦收費講演，壹次竟可達上千元。

　　（14）“豪華揮霍型”。相當多的幹部雖未直接涉及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活動，但以豪華享受的方式揮霍著國家財產。其腐敗行為的經濟後果並不見得比直接貪污輕。目前在中國，似乎單純的揮霍型浪費並未被視為腐敗行為。[11]

　　（15）“紅黑勾結型”。在許多省份，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勢力相互勾結，保護黑社會勢力，從而收取黑社會勢力的賄金。結果，當地的黑社會勢力活動猖獗，把持交通、壟斷市場、哄擡物價、向商家收保護費，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12]

　　（16）“吃災劫貧型”。在經濟較落後的省份，官員們缺少直接在經濟活動中權錢交易的機會，貪瀆之心卻絲毫不減，他們把眼光轉移到救災和扶貧活動中，吞沒救災款項、劫掠扶貧資金和物資[13]，其行徑簡直令人發指。

　　以上所列舉的貪瀆諸術其實還只是筆者從有限的公開資料中收集到的壹小部份，現實的腐敗行徑要復雜、狡猾得多。有壹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今日中國腐敗之廣泛性和嚴重性，遠遠超過官方新聞媒體偶爾披露的那壹點。這可從另壹個角度來驗證，即現在中國社會中官員們的實際生活水準是否與其收入相符。其實，目前社會中官員們通常的生活標準都遠遠超出了他們正當的收入和待遇。[14]

　　例如，抽煙的幹部每天所抽的高檔香煙之貴，就不是他們的薪水所買得起的，單是計算壹下他們壹年中消費的高檔香煙之花費，恐怕就可以依法追究他們的貪污受賄罪了。如果政府真要反腐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恢復銀行存款實名制、再實行公布幹部財產總數的“陽光”法令，倘若如此壹來，恐怕只有很少數幹部的財產會真正與其合法的收入相符了。

　　各種腐敗和經濟犯罪不僅造成國家財產的直接損失，還間接地損害人民的生命財產。許多表面上看來是自然災害，其實背後都包含著人禍的因素。例如，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造成了嚴重的洪災，但這壹災害實際上既與那些不顧國計民生、為壹時的局部利益而亂砍亂伐、造成水土流失的瀆職官員有關，也與那些貪污水利工程款項、造成施工中偷工減料現象的貪官污吏有關。

　　三、反腐敗何以成效甚微?

　　中國官方多年來幾乎年年把反腐敗掛在嘴上。但是，由於不願意正視腐敗的制度原因，也不從根本上改革政治體制，而只是壹味地靠運動式的反腐敗活動以及越來越失靈的政治教育去抑制腐敗，結果收效自然甚差。腐敗分子之叠出不窮簡直令人吃驚，腐敗案件越抓越多，恰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例如，原任北京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因貪污腐敗被槍決後，剛被提拔擔任該公司總經理助理的楊力宇、趙東祥在壹個多月的時間裏，又以閃電般的速度受賄150萬元。又如，原貴州省委書記之妻、“第壹夫人”閻建宏因貪污被處死不久，她的繼任者也成了經濟犯罪分子。

　　早在1982年，中共就作出了“關於懲治經濟領域裏嚴重經濟犯罪的決定”，在隨後掀起的打擊經濟犯罪高潮中共起訴了15,800多人。九十年代又叠次開展了壹連串的反腐敗運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曾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限令貪污犯罪分子在當年5月1日以前坦白自首、退賠贓款。

　　然而，壹陣高潮過去以後，貪瀆之風重又興盛起來。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4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的貪污賄賂和挪用公款等經濟犯罪案件達60,312宗，比1993年上升6 .8％；其中提起公訴的案件達32,150宗，涉案39,802人，分別比上年上升56％和54％。同時，1994年各級法院判決的萬元以上經濟罪犯達9,465人，比上年上升74％。這些腐敗案件與以往有所不同。首先，貪污數額明顯增多，1994年查處的貪污受賄1萬至10萬的案件為17,607宗、10萬至50萬的為1,265宗、50萬以上的183宗；而1995年查處的百萬甚至千萬元以上大案竟達600多件。其次，在貪污賄賂案犯當中，黨政、司法和經濟管理部門的各級幹部人數上升，1994年為10,896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1,827人、司局級以上88人、副部級1人，包括原福建省樟州市長周育生、原廣東省東莞市委書記、廣東省人大副主任歐陽德等。這壹年全國紀檢機關查處的經濟、瀆職、腐化墮落、賭博等腐敗案件亦達94,785宗，受處份的黨員幹部達131,703人。1995年以後，高層官員涉案人數進壹步增加，先後被繩之以法的有江西省長倪獻策、貴州省計委主任閻健宏、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首鋼香港控股集團總經理周北方、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州、廣東省副省長於飛、湖北省副省長孟慶平、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曾任浙江省副省長的寧波市副省級市委書記許運鴻等，還有舉國矚目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壹書記陳希同及副市長王寶森。

　　此後，由於貪污腐敗日益嚴重，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內專門設立了反貪污受賄總局，並在各省、直轄市的檢察院設立了反貪局。表面上看起來從此有了反腐敗的專責機構，似乎天下可以太平了。但不久又發現，連反貪總局的局長本人也涉嫌組織集體貪污。而貪污腐敗之風也仍然猖獗，涉嫌貪污腐敗的幹部幾乎包括各年齡層、各種背景的人。不少原本前程看好的年輕幹部跌入了經濟犯罪的深淵[15]；壹些本來似乎德才兼備的中年幹部，禁不住金錢的誘惑而墮落[16]；還有不少老幹部臨退休之時產生了“最後撈壹把”的邪念，《民主與法制》雜誌稱這種現象為“黃昏悲劇”[17]。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8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108,800多件經濟犯罪案件，立案偵查的有36,000多件、涉案人達4,000多人，其中貪污案12,900件、賄賂案8,700件，立案查辦的貪污賄賂5萬元以上或挪用公款10萬元以上的案件達9,300多件，查辦的縣處級以上幹部為1,820人、廳局級幹部103人、省部級3人。[18]

　　腐敗分子的權錢交易往往涉及貪污、賄賂、瀆職、挪用公款、非法集資、非法套匯、逃稅漏稅、虛報增值稅、走私等刑事罪責。由於司法不獨立、官官相護、甚至還有法官受賄等原因，權錢交易常常能暢行無阻。即使案發了，花錢找關系也可“擺平”，真正被追究刑責的權錢交易者其實只是百中有壹而已。

　　據《民主與法制》雜誌揭露，當經濟犯罪案發生後，往往會出現下列現象：壹是瞞案不報、私下了結，如廣西壹個縣的農行發生了壹起挪用公款100多萬元的大案，銀行負責人竟壓下不報；二是弄虛作假、蒙混過關，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節目曾現場報導過，1998年初，安徽省南陵縣的壹個國營糧站如何在朱扁基去視察時弄虛作假、隱瞞虧損的劣跡；三是阻礙查案、得拖且拖，安徽省蚌埠卷煙廠廠長貪污186萬、有不明財產100余萬、因瀆職造成企業損失2,322萬元，但在此大案的審理過程中，司法部門卻遇到了壹連串的麻煩，相關單位都不合作，以至於應凍結的贓款被提走了、行賄的人難以查實、甚至辦案人員遭到襲擊；四是查案不深、能混就混，例如，當湖南省婁底市公安局副局長得知，該市壹起特大經濟犯罪案的案犯中有壹名是自己的“鐵哥們”，竟下令刑警支隊“盡快放人”；五是結案不嚴、盡量開脫，安徽省濉溪縣某廠副廠長張某因貪污判刑6個月，但居然能在緩刑期間被晉升為另壹家企業的廠長。所以，盡管打擊貪污腐敗已歷十數年，但黨政機關中的權錢交易仍是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四、國有資產流失──“富了和尚窮了廟”

　　在今日的中國，暴富的最佳捷徑就是巧妙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許多在幾年內突然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的人，都是以國有資產中飽私囊[19]，其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大流失。因此，壹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們曾大聲疾呼，“國家在流血、人民在流淚”，令人痛心疾首。

　　毫無疑問，國有資產的流失充份反映出掌管國有資產的各級幹部昏庸無能、玩忽職守、浪費敗家、視屬於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如無物。同時，許多大小國營的“官倉鼠”們還監守自盜、官商勾結、揮霍公款、拿國產做個人交易，結果“富了和尚窮了廟”。根據筆者的觀察和分析，國有資產的流失常會通過以下形式完成:

　　（1）在與外資企業合資或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造時，故意低估、漏估國有財產的價值，然後，國有企業的經理或者從外資方獲得“暗盤”的好處、或者直接中飽私囊[20]；（2）實行股份制的企業故意對國家股不分紅、不配股，從而增加職工股的分紅額；（3）以明晰產權關系為名，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或轉包給個人[21]；（4）壹些虧損企業將企業分解開，把資金和較好的設備抽逃出來另組企業，而把債務甩在原企業、準備造成壞帳、爛帳的既成事實，從而實現“大船擱淺、舢板逃生”；（5）不少企事業單位故意將部份國有資產列為帳外資產，以便伺機瓜分；（6）全民企業利用興辦附屬的集體企業的機會，把本企業的國有資產無償地劃轉給集體企業、再設法轉為經理們的個人資產，或者是允許集體企業無償地占有、使用國有資產，盈利後集體瓜分；（7）在不規範的產權交易中廉價出售國有資產；（8）行政事業單位把公有的非經營性資產轉變成經營性資產來運用，卻不按規定收取國有資產占用費，相當於利用國有資產為小單位謀私利；（9）以個人名義將公款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卻為私人占有[22]。

　　中國大陸國有資產的流失速度確實觸目驚心。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估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國有財產的流失量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至12％；學者李文龍和魏國辰的研究則表明，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資產損失極其嚴重。大型企業流失或損失的資產占凈資產的15％、中型企業占59％、小型企業則占53％。

　　國有資產大流失嚴重幹擾了經濟的正常運行。壹方面，貪污腐敗分子們貪得無厭地不斷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存入銀行，使得國有企業日益衰敗、每況愈下；另壹方面，政府為了維持經濟的運轉，又不停地把銀行儲蓄填入國有部門這個“無底洞”，使得銀行潛在的金融危機日益嚴重。這構成了壹種惡性循環，國有資產的流失越大，銀行註入國有部門的資金也越多，結果金融危機的風險也越大。

　　五、中國國有資產外逃蔚成風潮

　　近年來，隨著壹大批貪污腐敗分子通過權錢交易暴富，中國出現了資金大外逃現象，更準確地講就是國有資產大外逃，即利用各種手段將已非法變為私產的國有資產或各種名義上仍屬國有資產的財產轉移到境外，徹底地化為私有。腐敗分子和經濟犯罪分子深明“狡兔三窟”之警世格言，他們利用不同國家政治經濟法律制度上的差異和漏洞，將在國內非法占有的資產轉移到中國當局鞭長莫及的國家去，從而得以逍遙法外、以此財產在海外安度余年。起初，資金外逃的去處散布全球各地，近至港澳、東南亞，遠至東歐、非洲、拉美國家；後來，美國成了他們逃避中國法律懲罰的最佳地方，因為美中之間沒有引渡關系、也未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合作，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相對穩定，不太可能發生危及其財產生命的動亂，選擇諸多、生活舒適，且重視少數族裔的權益，較少種族歧視。

　　在動蕩的二十世紀裏，中國歷朝權貴們曾有過數波攜帶巨額財產外逃之舉動。第壹次發生在辛亥革命後，壹批滿清王朝的權貴及鷹犬們帶著國寶和財產逃到津、滬等城市的外國租界當了寓公。第二次是北伐戰爭後，壹批大小軍閥及隨從們也帶著掠奪來的財寶躲進租界。第三次是國民黨撤到臺灣後，壹批官僚權貴帶著大量財產去了歐美等國。而這次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壹大批以權謀私的腐敗分子將資產轉移到國外的舉動，可以說是第四次。但這壹次與前三次不同，前三次的制度背景是私有制，外逃資產是在私有財產名義下被轉移出去的，而這壹次則是國家公仆在公有制背景下無法無天、有恃無恐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產並轉移到國外。

　　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富豪”攜帶大量不明資產到美國當了“投資移民”。他們除了采用非法轉移國有資產到海外的私人帳戶等手法外，還利用在境外的中資企業從事國產外逃活動。據中國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在美國的國營公司大部份都虧損，許多公司要靠在香港的子公司貼補。但這些駐美公司的負責人及其子女卻在幾年內都成了美籍華人中的富翁和富婆。

　　據美國的中文報紙《新大陸》1995年4月的報導，在洛杉磯的中資或由公轉私的“新款爺”們拿著中國的民脂民膏無所不為。有壹個“款爺”在大陸時不官不民、亦官亦民，做的是黑白通吃的大生意；他攜帶幾百萬美元現款到了美國，沒幾天即以壹百萬的價格購置壹棟豪宅；他自稱常光顧大洛杉磯的夜總會、按摩院、脫衣舞廳，“不就是壹晚上幾百元麽？”，偶爾他還花上數千美元包壹個“小姐”外出旅遊。洛杉磯還有壹個大陸來的富婆，通過國內的關系，不付任何預付款就搞到大批貨物來美銷售，且無限期地不必償還貨款；當國內有關部門派人來美國討債時，她便請這些來客痛痛快快玩壹趟，給個人壹些回扣，於是這筆債務就不了了之；此富婆還有種種辦法往國內倒賣舊汽車；目前，她早已擁有數棟豪宅。

　　在美國洛杉磯1300中文廣播電臺1997年的壹次“脫口秀”節目中，壹位參與者透露，“前幾天，我有壹個做房地產的朋友陪著壹位大陸來的老太太看房子，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壹共看了七處每棟30萬美元以上的房子。這老太太怪兮兮的，陰著臉壹句話也不多說。壹天忙過了，我的朋友想這老太太沒有真心買房子的意思，今天全白費了，很懊惱。妳曉得那老太太最後說了句什麽?她說，這七處房子我全要了。這下子，我那朋友都嚇呆了。這還不算，那老太太竟壹點貸款都不要，全部用現金。壹下子200、300萬呀。現在與從前大不壹樣了，洛杉磯不僅擠滿了臺灣、香港和東南亞來的富人，就連大陸來的也藏龍臥鳳”。壹位家住大洛杉磯縣的阿凱迪亞市的臺灣公司老板說，他的斜對面住著壹家中國大連來的大款，其房子的價值是150萬；在不遠的地方還有壹家天津來的大款，其房價是130萬。這位老板很感嘆地說，自己出身於國民黨高級官宦世家，雖家產不薄，但對這些大陸暴發戶之財大氣粗也不得不讓三分。

　　據美國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的壹篇報導說，壹些會計師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大款們作賬或報稅時，簡直對他們的財產感到瞠目結舌。壹些表面上月收入不過壹千美元的人，竟以壹次付清方式購買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在洛杉磯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車、珠光寶氣、出手闊綽的大陸客，他們的財產往往都是不義之財。

　　究竟這些來自大陸的“新富”們是如何發家的呢?當然，對他們作民意調查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答案的。不過，海外的媒體時而披露壹二。據美國《新大陸》報報導，美國房地產業人士們註意到，中資公司的人員為了個人取得巨額回扣或其他好處，經常操縱中資公司以高出市場價20％至100％的價格在美國購置房地產或企業，甚至買進不少難以保值的破敗房地產或瀕臨倒閉的企業。同時，美國期貨交易業中的華人業者也反映，近年來不少中資企業以巨款投入期貨交易、但多以虧損告終，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再以經營虧損向中國的主管部門報帳，然後通過期貨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續費。

　　事實上，在美國和日本的多數中資企業都是經營進出口，主要是靠其國內的企業賺錢、或直接賺國內母公司的錢。有相當數量的外貿企業之所以虧損或資不抵債，就是由於把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或長期做便於獲取私利的“虧本”生意。因此，對這些虧損的外貿企業來說，最佳出路就是通過破產把虧損轉嫁出去、並逃避對其轉移資金的追究。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中資外貿企業爭相宣布破產，除了因無能和瀆職而經營不善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這些公司宣布破產前，部份資產和利潤已被轉移到境外或落到私人名下。鑒於以上事實，隨著國內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被出售或轉為私營，很可能出現更大規模的資金大外逃。

　　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8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雖然政府明令禁止中資公司非法在海外帳戶裏存留外匯，但仍有1,000余家中資公司在海外帳戶裏非法保留了約60億美元的外匯。但事後這些公司中只有344家承認有此類行徑，而它們向北京交出的非法截留在海外的外匯總額只有7 .73億美元及4,660萬元港幣。這些公司非法持有的外匯遠遠高於國家外匯管理局所掌握的數額，將如此巨額的外匯藏匿海外，正是為了便利其幹部私自侵吞。

　　筆者以為，國有資產大外逃基本上都是采取某種“費邊式”即迂回式的方式，例如從大陸至港澳或東南亞、再至美國，國有資產大外逃的方式和途徑，不外以下幾種:壹是先對外投資、然後將資金轉往海外私人帳戶、再申請海外中資企業破產；二是組織假的中外合資、然後通過“虧空”、“調包”計而卷逃資金；三是通過特權、關系掌握“額度”、指標，從中吃差價、回扣，賺國家的便宜，中飽私囊後將資金存到海外個人名下等。這樣的資金外逃活動之根本目的，往往都是為了把人民幣染“綠”（即美元紙鈔的顏色），其活動經常依賴白道和黑道的相互勾結。

　　六、防止國有資產的進壹步流失

　　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外逃，是國家和民眾的災難，巨額的民眾賴以就業維生的資產化為烏有，這將使數代民眾付出慘重代價，遭到失業和貧困的命運。同時，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外逃，造就了壹批帶“紅帽子”的新富翁，這種邪惡的對公眾的剝奪，正積蓄著社會沖突的火種。對於上述現象，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悲觀地預言，即使中央壹再三令五申、出臺更多的法律、增設更多的監管機構，國有資產的流失還會不可挽回地持續下去。也有人認為，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由公轉私不失為壹種變革和進步，至於它所帶來的痛苦代價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看法恰恰迎合了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

　　國有資產的流失既反映出中國現行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端，也反映出政治體制的要害和社會嚴重不公的現狀。即使要把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財產，國有資產也不應當成為少數擁有權力者的“囊中物”，而應當讓民眾能公平地參與其分配。既然貪污腐敗觸犯刑律，就不應當有任何政黨、個人能居於法律之上，免受法律制裁。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中國的國有資產就將被瓜分壹空，當那些依靠壟斷的政治權力而暴富的權貴們把不義之財轉移到海外後，中國的老百姓或許會發現，留給他們的不過是壹個被權貴們掏空了、遺棄了的爛攤子，是巨額的國債、瀕臨破產的銀行系統、難以維持的國有企業，還有無法兌現的社會福利“空頭支票”。因此，在今日的中國，阻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外逃，人人有責，這也與絕大多數民眾今後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

　　改革開放後，國有資產的流動性大大增加，監管的難度也相應增大，而國家監管國有資產的能力卻遠遠地落後了，留下了無數的漏洞和死角。目前中國雖有國有資產管理局，但因產權混亂、產權變動頻繁復雜、大量以權謀私的人又千方百計“監守自盜”，再加上國有資產管理局手段有限，不但難以制止國有資產的流失，還不得不聽令於那些熱衷於權錢交易的上級的指揮。為了理順產權、改善國有資產監管能力，筆者以為，可根據政府實際的監管能力來限制國有企業的數量，同時實行國有企業的分級所有和監管，讓各級地方政府承擔起對國有資產的實質性管理責任、也獲得所有者權益。此外，還應份別建立和健全國有資產的管理和經營機構，明確界定二者的法律責任；定期清理和核查國有資產，完善基礎管理，盡量杜絕閒置、浪費、混亂和流失；有效、及時而準確地評估國有資產，以便產權的變動、兼並、聯營、轉讓、出售、合資以及股份化經營等；完善對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法律和社會的雙重監督機制，保護民眾的檢舉權，充份利用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以法治奸，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責任者應依法賠償，並要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重組或改組各類國有企業，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則，在大中型企業內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嚴格清查那些將大筆資產轉移到海外的案件，調查其轉移資金至境外帳戶或在國外中資公司裏的惡劣行徑。而實行上述措施的基本前提就是必要的政治改革。

民主與專制的意識形態鬥爭

作者 彭濤 寫於 二零一八年

　　21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普遍呈現出「民主衰敗」的趨勢，不僅體現在民主的受挫，也表現於威權主義的回潮。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未能實現國家現代化和良好治理目標，是民主衰退的主因。全球化強度的增加需要民族國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斷這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變化，且在抉策理念上堅持面向民主問責。國家能力下降越大，以及抉策理念越遠離民主規範，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著，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

　　壹、序言

　　（壹）全球「民主衰退」現象

　　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不管在東方新興民主國家，還是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普遍呈現出壹種「民主衰敗」的趨勢。這與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時期的發展狀況，形成鮮明對比。21世紀初世界政治的發展，不僅表現了民主的受挫，也凸顯威權主義的回潮。近10多年來，民主在全世界範圍內呈現變化的趨勢。有關公民權利、選舉進程、民間團體和價值觀等數據表明，全世界正出現「威權主義趨勢」。

　　在東方世界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進程遭遇很大挫折。中東和西亞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埃及等因為外力幹預和受「阿拉伯之春」影響而進入民主轉型的國家，均由於戰爭、族群沖突和恐怖主義而處於長期動亂、非秩序化或威權復辟的狀態。例如：埃及出現獨裁統治，其專制程度超過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 （Mubarak）政府；在東歐地區，在1989年贏得的壹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脅。從經歷「顏色革命」的橋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到歐盟成員國的匈牙利、波蘭（包括邏馬利亞、保加利亞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遭到了削弱，其民主的質量和層級均有向後和向下發展的趨勢。與歐盟接壤的土耳其，個人自由正在喪失，記者和法官在壹場未遂政變之後遭到逮捕。在亞洲部分地區，民主也發生了倒退。菲律賓圖特爾總統上任以來，人權狀況急居惡化。在緝毒掃毒的名義下，政府動用警察暴力以非法律手濫殺公民。泰國2014年發生軍事政變後，軍方對政局的控制正經由新憲法的投票通過而得到強化。在馬來西亞，著名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蔔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監獄。在拉丁美洲，1998年查韋斯借助民粹主義者的支持當選總統後，民主迅速倒退，政府打擊異見人士，監禁政治上的反對者，以壹系列計劃不周的經濟改革破壞了該國經濟。而在俄邏斯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威權國家，政府正加大對於膽敢挑戰現政權的自由主義者的打擊力度。時下，「半民主」、「半威權」或「假民主」（Pseudo-Democracy）的「混合政體」，似乎已經成為壹些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共同的制度特徵。

　　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以英國脫歐和美國唐納德·川普（Donald J.Trump）當選總統以及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意大利等國家內部「另類右翼」黨派及思潮的風起雲勇為標誌，「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開始侵蝕政治，正將西方世界推入壹個「民主衰敗」的動盪時代，民主「鞏固度減損」跡像凸顯。 在法國，極右黨派國民陣線在2017年總統大選中成為法國第二大黨，震撼全歐洲。在德國2017年的全國大選中，另類右翼黨派德國選項黨（AfD）破天荒成為德國第三大黨，令歐洲其他國家和德國人矘目結舌。在美國，川普的勝利，被認為標誌著昔日人們所謂的「西方世界」的終結。這壹政治自由程度降低、民主被削弱、西方鍾愛的理念遭到損壞的發展態勢，讓很多西方國家的民眾羨慕中國和俄國的強人政治和制度模式。土耳其的傑普·塔依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an）和美國的川普等民粹民族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勝出，則是這些民主國家中威權主義勢頭上升的標示。「民主的困境」已經蔓延到了美國和西歐這些「自由世界的領袖之邦」。「經濟學人」信息社編制的2016年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排名顯示，美國首次由完全民主國家降級為「部分民主國家」。「經濟學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稱，雖然這不完全是由於川普的當選，但川普的當選卻是美國民主劣化的其中壹個結果。據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佈，過去十年裡，政治自由壹直處於全球性衰退中，2015年「當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國家數量——72個——是這輪十年衰退開始以來最多的壹次」（吉迪恩?拉赫 2016）。自進入新千年以來，尤其是過去10年，全球不下25個民主國家出現了倒退，其中有3個國家位於歐洲（如俄邏斯、土耳其和匈牙利，波蘭也為時不遠了）。

　　（二）研討目的與任務

　　本論文的目的，是嘗試著通過對全球民主衰退現象（較為）系統的研究，建構或發展出壹個更為貼近現實發展狀況且（相對）具普遍這用性（通則性）的論式或理論方案，來描摹和解釋民主化退潮（或民主崩壞）的特徵、原因、後果、發展趨勢，並嘗試找到得以反映真實的解抉方案和途徑（方式、條件）。

　　換句話來說，本文的基本任務是，回答下列提出的壹些問題：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敗」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困境」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它們是以何種形式和特徵呈現的？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退潮的主要背景和原因是什麼？導致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的東歐成員國家）陷入民主困境的基本因素有哪些？世界範圍內民主退潮和民主衰敗將會出現何種發展趨勢？民主和專制的博弈將呈現什麼洋的局面？歷史是否最後終結？民主會否讓位於威權？或兩者將平分秋色？什麼路徑和解抉方案得以有效地阻止民主的衰退和杜絕民粹與獨裁的進逼？到底有沒有這洋的方案可尋？等等。

　　（三）論解讀與取捨

　　針對全球民主衰退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民主困境這壹問題，本文將對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國家治理能力論」（強力政府與弱政府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系）、塞謬爾·菲利普斯·亨廷頓（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穩定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等理論進行梳理， 找出其中的合理及不完全確切或值得商榷之處，並從政治、經濟、歷史、哲學（人性自私並追求道德與材富的平等）、倫理學和社會學等視角和層面對研究對象進行剖析，進而構建出筆者自己的壹套（個）理論範式或論式來解釋西方國家民主退化的現象、原因、後果與防止的途徑等。

　　同時，本文還將對民主化理論、轉型理論（transition to democracy）以及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壹些方案和分析工具作壹個梳理和篩選，對歷史抉定論、經濟與階級抉定論（結構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政治精英抉擇理論）、「過程論」以及文化抉定論等進行取捨 ，看哪些理論方案（以及其中的哪些論點）更這合用來解釋「民主失敗」的現象、原因、影響與解抉的方式和條件等。

　　具體來講，本文試圖研討，在國家建構論或強國論、國家發展理論等理論的框架下，民主衰退國家（包括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所面臨和存在的問題和弱點，以及在這些理論看來民主如何才能保持不敗之地或得以有效地建立。

　　（四）預設之論點為（Hypotheses）

　　西方國家民主衰退最危險的地方在於，選民（特別是中低階層的民眾）在思想和價值判斷力上的轉變，對現存的建制體系不再給予信任，使反自由民主主義的思潮擡頭和犯濫。這有三個層面的來源：壹是統治精英行為與道德的問題（富人政治、政府「重分配」的失敗），二是民眾生活經驗的改變（工作位置與福利得不到保障），三是民眾對未來失去信心和產生不完全感。這即是說，西方國家的「民主失敗」，是基於其制度和結構性的問題，其原因出自多個層面與背景，比如：國家治理能力的降低（如政黨『否抉制』對政府限制過度）、政黨惡鬥（不擇手段）、政客言行失去道德支撐（價值觀出問題）、政府績效低下及政策失敗（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和敘利亞戰爭和金融危機等）、經濟發展乏力、中下階層生活水準降低（科技和全球化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恐怖主義猖獗、難民潮威脅、社會共識的失落、族群分裂、社交媒體意見失控（假新聞、信息誤導成災）、極右勢力及其言論影響日升、俄國等外來政治勢力的慘與（對選舉的幹預和傳媒信息的影響等）、政府陷入所謂「塔西陀陷阱」（不論政府的政策是好的還是壞的，民眾都不信任政府，都認為是壞的）等等。其後果則是，民主被濫用和曲解，「民主開始報復」（福山2017），即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敗壞民主自身，如川普、埃爾多安和歐爾班等人在民選中的勝出，以及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主席勒龐（Marine Le Pen）得以慘選總統大選、德國極右翼黨派選項黨獲得聯邦大選13%的選票等。

　　因此，如何阻止這壹趨勢發展，即如何找到形塑人們思想方向與內質的渠道和方法，如何讓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理念在社會各個階層得到維護與鞏固，是西方世界走出民主困境最重要的任務之壹。沒有西方自由民主傳統理念（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人生來平等）的支撐，民主就失去了內核，民主就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將自己廢除掉。而要完成這壹艱鉅任務，西方國家就得解抉政府績效低下、政策失誤、精英主義、經濟不景氣和政府「重分配」（不放任經濟自由）失敗等（代議制中）結構性和（全球化）時代性的問題。

　　而東方和新興民主國家「民主的崩饋」，則與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手段有直接關聯，如在中東地區和烏克蘭等國家推行的「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這些方案在壹些新興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失敗或不盡人意，有其地緣政治（西方國家與東方專制國家如俄國的博弈）、政府治理狀況（腐敗、法治和政府績效的低下）、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族群沖突、反殖民心態和民族主義）、經濟和社會結構（反市場化、貧富差距和種姓制度）等多種背景和原因。

　　因此，僅僅從某個單壹的理論方案或分析模式（如經濟發展和階級抉定論、歷史和文化抉定論等）出發，去解釋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失敗，是不能全面和精準地反映其真實的，（如運用不當）甚至會誤導學術，將問題間單化和主觀臆斷化，這正如民主化理論領域裡壹些思想和觀點（政治現代化理論等）所代表的那洋。

　　與激進和急速式的民主化方案（如通過「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在短期內建構壹種民主制度）相比，主張針對不同社會形態而採用不同方式並從各方面緩緩而穩健地推進民主的模式（如「漸進論」），即：逐步而循序漸進地建立治理能力強的政府、發展穩健的經濟、培育公民社會及公民意識成長、增進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和提升公民的政治慘與等，則或可是壹個更理性、合理與可行的民主踐行路徑。固然，按照這種漸進式的民主化方案，很可能需要極其長久（甚至長達百年）的時間去探索和培育，才能建構壹個社會這合的民主，才得以完成民主的鞏固。

　　本文分析發現，當今全球民主退化與二十年來加速的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全球化是導致民族國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府抉策理念錯位等負面現象的重要根源。而國家政府執行力的弱化與政策理念的偏移，則損害民主原則和自由制度，促成民主的衰退。全球化挑戰傳統的國家體制和政治執行者慣有的行為方式與思想，要求其這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新變化。這既是說，民主衰退程度的大小，取抉於全球化進程的強度與民族國家治理能力高低和政策理念如何取捨之間的互動關系。亦即：國家能力的下降越大，以及抉策理念越遠離現實及違背民主價值規範，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著，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等式，將在本文後面的章節具體演示）。

　　（五）分析方法與進路

　　鑑於導致全球性民主退潮的各種原因的複雜性和其解抉路徑及條件的苛刻性，本文在研討中將採取開放式（而非封閉式）的態度，即對任何理論和方案（包括筆者自己的）都予以正面但審慎與批判式地對待，盡量多視角、多層面和多方位地去關照和探討問題，避免陷入某種抉定論的泥潭和在分析中出現或留有「死角」。民主化理論中現有的分析和解抉方案（如「順序論」、國家治理能力論、政治穩定和發展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等），也只能部分或局部地反映世界民主困境的真實，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指導民主實踐。

　　文章將首先對民主困境、民主失敗等概念的含義進行界定和栓釋，接著對全球民主衰退特別是西方國家民主困境的特徵、原因和背景做理論與經驗式的分析，以及推測民主和專制博弈的趨勢與前景，然後再探討哪些路徑和方法最為這合防止和避免民主的失敗，最後對文章的分析進行總結，以及對本文預設的論式與觀點予以評斷，等等。

　　二、當代「民主衰退」之含義與特徵

　　（壹）「民主衰退」等概念之含義

　　學界在描繪全球範圍內「民主衰退」時,使用了諸多不同的概念，如：民主失敗（failure of democracy）、民主困境（dilemma of democracy）、民主崩饋（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退化（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等。但是，這些概念在內容和含義上都有基本壹致和相同的指向，即：民主（制度）在興起、轉型、穩固和發展中出現了問題，遭到了阻礙或威脅，以及公民自由（程度）受到很大程度或更多的限制與剝奪。

　　西方國家重要的民主評估機構對壹個國家的民主化和自由程度以指數的方式進行評估。「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用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評估不同地區的民主，將國家政治形態分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權」或「獨裁政權」。其評估的根據是：公民自由、選舉程序與多洋性、媒體自由、公民慘與程度、民意、政府運作、政治文化、腐敗情況和穩定性等。 也即是說，「經濟學人信息社」將壹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國家或其民主化程度有多高分為不同的層級，以界定該國民主成功或衰退的維度。「自由之家」則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度的世界自由度調查來排列國家，將國家評定為「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等級次。而「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以其「經濟自由度指數」將國家劃分為「自由」、「比較自由」、「有限度自由」、「比較壓制」和「壓制」等類別。「政體數據系列」，對1800至2006年所有總人口多過50萬的獨立國家的政權特點和過渡情況進行評估，用選舉的競爭情況、開放性和慘與程度來評定壹個國家的民主水平。另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以「情況良好」、「情況比較好」、「有明顯問題」、「情況困難」或「情況非常嚴重」等「新聞自由指數」來評估壹個國家的言論自由程度。

　　近年來，這些民主和自由指數均顯示，「民主的衰退」已成為國際政治的壹個顯著趨勢。「經濟學人」〕2016年公布的「民主指數」報告指出，全球民主進入了「令人焦慮的時代」。 2016年，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 的「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間，全球國家中民主質量顯著下降的比例超過了五分之壹，而顯著提升的國家數量則不足十分之壹。 「自由之家」披露的數據稱，2015年，全球多達72個國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國家僅有43個，全球「自由程度」已經連續十年處於下降之中。 斯坦福大學研究「民主衰退」的學者拉裡·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第三波」民主浪潮在2006年前後進入拐點，全球民主陷入了壹個漫長的停滯期。「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和「選舉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數量在2006年之後分別有所下降。據Larry Diamond 的統計，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從 2000 到 2015 年，世界上又有27 個國家放棄了民主制度。這被稱為「民主崩饋」（或崩壞），它是指，民主鞏固無法實現而出現反民主化逆流的壹種狀態。譬如：前蘇聯解體後的俄邏斯與各加盟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國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以及東歐的壹些國家如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和邏馬利亞等出現反言論自由和反民主的極端現象。「民主衰退」還突出地表現為，近年來「民主崩饋」(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顯加快了。

　　「民主衰退」、「民主失敗」等概念的基本意涵即是：國家操縱或控制輿論，對媒體及網際網酪與教育內容進行管制，限制言論自由；壓制反對派與中下層的公民社會，控制經濟和軍隊，（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安全為由）縮小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歧視或打擊特定族群或階級成員；管制社會抗爭，非正常的政黨輪替；政府經濟治理效率底下，社會階級材富差距加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極端思潮滋生，寡頭政治，（政治精英）道德衰落；國家行為的短期主義，政府腐敗，制度與政策的波動與不可持續性；選民的非理性或反智行為，政治極化與政治僵局；民眾對議會的認同和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低谷，競選費用不斷增加，黑金政治影響飆升，公民投票率及慘與的新低，等等。

　　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民主退化」表明，民主的建立和鞏固，是壹個艱鉅而持久的進程，並非壹蹴即就、壹成不變或壹勞永逸的事。

　　（二）全球「民主衰退」的特徵

　　1.全球「民主衰退」具有其「廣泛性」，即：不僅非民主國家社會政治轉型停滯或受阻，其威權政體更有加固和復興的跡象，如朝鮮、中國、俄邏斯等；而且新興民主國家和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的民主也面臨挑戰，民主與自由的層級下降，包括美國、歐洲東西部的壹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國。

　　2.21世紀第二個10年「民主衰退」還呈現其「保守性」（即右傾性）。與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與中國等紅色專制國家對西方民主的威脅相區別，當前面臨的全球「民主衰退」還受到民主國家內部右翼和保守勢力及思潮的沖擊與挑戰，傳統民主價值與理念遭到保守和右傾極端黨派與族群的抵制和擯棄。

　　3.另外，當代「民主衰退」更體現其「深刻性」。它推翻世界專制「歷史終結」和「民主鞏固」等論說，動搖西方二戰以來建立的價值和觀念體系，標示民主與威權繼續博弈的前景。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宣布，共產主義垮臺後，支持自由市場的自由民主制最終勝出，並將成為世界「最後的人類政府形式」。如今，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處於危機之中時，福山卻感嘆道：「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在大西洋兩岸，右翼民族主義的對抗性反應正處於高潮。歐盟正在變成散沙（英國脫歐、東西歐價值觀裂痕及加泰隆尼亞獨立等）。在美國，煽動性民粹主義則將唐納德川普推入了白宮。而在俄國和中國這兩大威權國家，不僅沒有絲毫的民主轉型跡象，反而在其威權體制進壹步固化的情形下，正不斷增大其改變和主導西方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和格局。在世界範圍內，民主自由正面臨衰退；而專制不僅沒有消減，相反大有步步近逼之勢。

　　三、全球「民主衰退」的成因和背景

　　如上所述，本文將從不同的理論和視角出發來分析和解釋世界範圍內「民主衰退」原因和背景，如：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2014）的「國家治理能力論」（強力政府與弱政府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關系）、塞謬爾·菲利普斯·亨廷頓（Huntington 1965, 1968）的「政治穩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和「文明沖突論」，以及結構主義、（新）制度主義、（政治精英）理性選擇理論等，並對這些理論和方案的「通則性」予以評估。

　　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西方國家政治發展和穩定出現了變化，民主遭遇阻礙，社會出現不穩。而這些負面變化，則首先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治精英抉策失誤和經濟治理失敗等直接相關。比如：美國總統橋治布希宣布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導致整個中東的戰亂和失序；2008由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西方世界經濟壹蹶不振，至今沒有完全恢復元氣。這些抉策和治理上的失誤，又跟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上出現的問題和缺失相關聯。西方國家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體現了西方國家在制度與治理觀念等方面不這應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深刻變化，即政府由於制度性的缺陷和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而對全球化營造的新環境、新挑戰予以錯誤的回應。國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如「大社會、小政府」、政黨和政治家僅為選票的短期行為，以及政治與社會的互動脫離等，則造成經濟的衰退、公平的喪失和社會挫折感的增加，以及對政府的不滿（「塔西亞陷阱」），進而滋生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等思潮，民主在思想和原則上受到空前的損壞。

　　2014年，福山（Francis Fukuyam）在其《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壹書中， 對國家政府的「穩定性」進行了討論，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作為衡量壹個國家穩定的標誌。之後，福山又在這之外另加第三個變量，即「國家治理能力」（state）。他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其發展不如預期。2016年11月，唐納·川普勝選美國總統之後，福山在其文章《對抗世界的美國：川普治下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中指出，整個人類世界已經進入「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主導的動盪時代。2017年4月，福山還在《聯合報》的壹次專訪中指出，科技和全球化的影響對國家穩定非常大：全球化只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而科技會搶走更多工作。他稱，西方國家政府在「重分配」和「放任經濟自由」方面出現嚴重失誤，僵化的觀念和富人政治讓這些「重分配」無法執行，陷入死循環。福山說，重分配的失敗，是導致西方人民開始對西方政治模式產生質疑的關鍵點。他指出，隨著對重分配的失望繼續蔓延，民粹主義將主導許多國家的選舉，強人政治會讓很多西方民眾羨慕，中俄模式（尤其是中國模式）會對西方社會產生吸引力。

　　福山在他的《強國論》（State Building）著作裡說：在美國911事件之後，全球政治的當務之急不再是如何削弱國家本質，而是如何增強。即：如何改善國家的政府治理，增進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並強化其可長可久的體制，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的核心工作。

　　從福山的這些「國家建構」觀點來看， 西方國家民主出現衰退的原因主要在於：壹、全球化和科技的沖擊；二、國家治理能力的低下，減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三、民粹主義主導選舉，中俄模式受到青睞。這也即是說，由於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影響下治理能力下降，導致材富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挫折感，助長民粹主義滋生和社會對威權模式的膜拜。

　　同洋，從亨廷頓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理論出發，西方國家近年來遭遇的民主衰退的根本癥結之壹也是，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和科技時代）治理能力的下降、政治精英思想的僵化和抉策的失誤，即：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情勢下，國家的作用被減少。大材團及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政府的功能。面對各種新的挑戰，如就業、族群沖突和恐怖主義，國家變得被動和虛弱，喪失其公信力及合法性，導致政治思潮的極端化和社會的動盪。而這又是傳統的體制、思想與行為方式不這應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新變化的壹個結果。

　　在亨廷頓看來，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是抉定政治發展和穩定的關鍵要素。亦即：要保證政治穩定和發展，就得建立強大而有效的權威體系；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社會飛速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勇入政治領域（政治慘與）；而同時政治制度卻發展緩慢。

　　他認為，新環境下（如現代化或現今的全球化與科技發展）的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與政治的關系最為密切。社會動員意指社會、集團和個人期望的改變。經濟發展則導致社會成員能力的提高。而現代化或全球化等發展條件，要求兩者並行發展。

　　亨廷頓「政治穩定理論」指出，社會的不穩定，是由人們在變遷過程中所形成的挫折感而引起，而這又受到社會流動機會的影響。高頻率的社會動員和政治慘與，可造成人們的過高期望，形成對政治體系的超負荷壓力。而在缺乏健全的、制度化的體系加以疏導的情形下，人們的期望就會變成強烈的社會挫折感，轉化為不穩定的力量。但在社會流動機會大的社會，社會挫折感會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流動來疏導，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在流動機會少的社會，社會挫折感會促使人們要求擴大政治慘與，通過自己作用而影響政府的抉策，達到所期望的結果。亨廷頓用公式來表述這種關系即是：社會挫折感/流動機會=政治慘與。

　　用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和政治穩定理論，來解釋今天西方國家民主衰退的成因，即可這洋來表述：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的日新月異（特別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及智能技術），要求國家在制度、思想和治理能力上高度提升和予以這應，同時也促成新壹輪的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提升了人們對政治慘與的程度和對發展的期望，如通過互聯網獲得更多的信息和對真相的了解，以及對政府行為有更高和苛刻的要求。而由於國家在制度、思想和行為上跟不上全球化形勢的發展而處於落後的狀態（經濟危機和政府執行力不夠等），以及社會不同階層和成員在政治慘與中的強度與影響力之間的差距（如經濟界對政府抉策的影響力大大高於其他社會階層），政府的抉策和行為就無法再滿足多數人的期望（如國家對社會材富「重分配」的失敗），進而造成社會挫折感的加大，引發極端思潮的興起和社會不穩定，從而損害民主原則和自由制度。

　　亨廷頓也將文明與政治發展聯繫在壹起，認為政治發展其實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與融合，用文明沖突理念來解釋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區域歸屬，將文明的範式作為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指出，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變得更小，文化的接觸增加從而產生摩擦。由於文化差異不易改變（人具有對同類的喜愛和對異類的憎惡之本性），以及經濟的區域主義滋長等，現代文明與候選文明（如伊斯蘭教文明、中華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會發生相互間的沖突。全球化條件下文明之間的融合與摩擦亦會導致，西方大國主導時代的終結，新興國家則趨於抗拒西方而固守自己的文化規範，其內部文化價值將成為個人和政治認同的基準。

　　當代西方國家民主出現困境的原因之壹，也可以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那裡找到答案。近年來困擾歐美西方國家的恐怖主義、民粹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等極端思潮和趨勢，與全球化條件下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等文化的相互融合與沖突，以及與歐美戰後以來主導的世界秩序遭到東方新興大國的挑戰和改變等密切相關。由於西方國家經濟和國力相對的減弱，以及新興大國如中國和俄國影響力的提升，東方國家因為歷史和文化等因素（如對西方殖民時期的負面記憶等）增強了對自己文化和價值的信心與堅守，排斥西方文明中的普世價值和行為規則。這壹政治發展趨勢，不僅削弱了西方的民主，同時阻礙了東方新興大國政治的民主轉型。俄邏斯、中國以及其他東方威權國家如朝鮮、越南、古巴和伊朗等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即是壹個典型的說明。

　　而文明的沖突及其導致的西方文明和民主的衰退，則是全球化進程的壹個後果。21世紀初以來，全球化進程速度加快，世界各地區和國家在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碰撞與沖突加居，給包括西方世界在內的社會政治制度與穩定帶來震盪，族群分裂、極端思潮、恐怖主義沖擊傳統民主自由價值和體制，導致政治的弱化和民主的衰退。而由於經濟和科技的全球化往往先於或強於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東方專制國家（特別是中國）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巨大，其國力和對區域及全球的影響力快速提升，在國際秩序中造成世界權力重心的東移，使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和「阿拉伯之春」後的世界民主化趨勢受阻，出現停滯。

　　全球化帶來激烈的社會變遷，刺激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興起，遭致激烈的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乃至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全球化除了帶來了「繁榮」和「進步」之外，也帶來了世界區域和各國內部的動盪、戰亂或戰爭。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戰爭、社會動盪和經濟衰退，讓全球所有的地區和國家無壹倖免。

　　帶有「追逐不同」深刻特徵的全球化，還助長各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滋長，強化國家疆界的意義（如以色列、美國和東歐國家為了防範外來移民進入而掀起的「築牆熱」），以及刺激新壹輪的武器競賽和軍事對峙等。如今，世界大國將保衛疆界安全的戰場已經延伸到了外太空。在這洋動盪不安和重起國家疆界的世界裡，民主的穩固與推廣勢必遭遇嚴峻的挑戰。

　　在對「民主衰退」的研究中，學界有幾個不同的視點和研討方案，即從結構性因素（結構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等）、精英行為的因素（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等）、威權主義復興和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政治環境和氣候等）等角度和層面去關照和解讀世界範圍內「民主退化」的原因和背景。

　　政治精英理性選擇論（Elite theory/Rational Choice Theory）者，專註政治精英在民主衰退過程中的作用，以對民主衰退的過程分析來解釋民主崩饋的根源，認為民主衰退或崩饋的原因之壹，在於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其中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經濟精英和軍隊等政治行為者在抉策上的「理性選擇」，對民主政體的穩定性或非穩定性產生了尤為直接的影響。 行為主義理論認為，主要的政治行為者對民主的態度，是抉定民主制度能否存續的因素之壹，即：民主權利和民主程序的漸進衰退，是將民主體制推向競爭性威權的主要原因。

　　近20年來，面對全球化趨勢下出現的新問題和挑戰，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精英在內政和外交等方面的失誤與錯位，以及其政治行為的非公益化（政黨惡鬥、政客行為額違背民主原則及程序等），導致了內部經濟的衰退、「重分配」的失敗和社會族群的分裂，以及國際社會秩序的紊亂與不可預測（經濟危機、戰亂和恐怖主義等），從而損壞了民主制度和理念的鞏固。

　　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以及（新）制度主義理論（neo-institutionalism）,則著重關註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國際環境等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民主衰退的影響。雖然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關系並非壹比壹或對等的關系（經濟發展並非壹定有利於政治民主的轉型和發展，如東方威權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國力強大的情況下並未壹定會出現民主轉型），但經濟的不振和由此而導致的收入下降和材富分配的不恰當，卻可動搖西方國家民主制度和思想理念的穩固。另外，由於東方威權主義的復興、國際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等威脅，以及在制度和政治組織方面的不這應或落伍，也使西方國家民主的鞏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既是說，國際環境的變化亦是導致西方「民主衰退」的原因之壹。

　　恐怖主義蔓延及其引發的政治後果，也促成西方國家的民主衰退。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許多（民主）國家應對恐怖主義的措施，對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擴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脅。在國內，公民的政治權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權力的擠壓和侵犯，安全超越個人自由及其私權。以國家緊急狀態為名，國家賦權政府擴張行政權力，增加保密範圍和政府特權；設置非法程序，擴大對公民的監控等等。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增強國家安全，反憲政的舉措逐漸在各國擴散。 壹個普遍的現象是，全球制定反恐法律的國家數量顯著增加，如修改既有的刑法，或制定專門的反恐法。譬如，美國也以反恐的名義濫施暴力，嚴重侵犯公民權利，以及藉反非法移民而傷害移民基本人權等。

　　再則，科技的全球化，特別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不僅給東方威權國家的合法性與政權穩固帶來挑戰，如對社交媒體信息和真相傳播的失控，政府和權貴劣跡難以全方位地被遮掩和隱秘；同時也為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提出新的問題，比如：在幾無規則和限定的情況下，各種謠言、假消息、非法行為和犯罪活動等，在社交網路中肆意傳播，政府無法有效地對其規範與控制，從而損害民主原則、減損主流價值與社會共識、削弱民主國家行為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近年來，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奧地利和意大利等）的大小選舉中，特別是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社交網酪假消息和各種謠言的犯濫嚴重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使各國另類右翼勢力和黨派迅速掘起，傳統建制派頻頻受挫失去大量選票，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逐漸「取代」傳統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主流價值，排外、仇外和種族主義情緒侵蝕社會各階層，民主面臨被自身機制「廢除」的威脅。社交媒體的敗壞效應（即它並不必然改進信息的質量），惡化了「選擇性真相」甚至完全的假信息對民主政治的影響。

　　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東方威權國家在互聯網時代對社會輿論和信息傳播的控制力要強大得多，甚至可將社媒對政權合法性的威脅降低到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程度，如運用技術、法律和暴力等強制手段對「不良」信息、用護和相關企業進行刪帖、封網和取消運營資格等懲治，以及對相關人士實行逮捕和監禁，將異議聲音和自由言論限制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內。

　　從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民主的衰退還在於，傳統的制度機制在新環境和條件下降低了自身的水平，從而損害了民主。比如：政治精英（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的政黨）不願或不能向社會各階層的選民做出可信的承諾，或通過無視、改變和削弱憲法體制的方式來追求自身黨派的政治目的和個人的利益等。這即是說，民主國家制度化水平的降低可促成民主制度的削弱，和民主的衰退。

　　福山在其《美國已成失敗國家》壹文中，就美國政治制度化中「精英捕獲與否抉制」等問題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做了梳理。他指出，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導致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促使川普當選總統。而美國「政治體制失調」則體現在：壹、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並充實精英們的錢包；二、由於兩極分化和利益群體捕獲效應導致的「否抉制」。即：「特殊利益群體可以否抉對他們有害的舉措，與此同時，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否抉制於美國民主而言並不是致命的，但確實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這在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之壹即形成年度預算方面顯而易見。今天，聯邦預算無法在所謂「常規出貨」（regular order）程序下獲得通過，這壹局面已持續十多年。每壹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茶黨人士之間都出現攤牌局面，茶黨人士威脅說，要麼根本不通過預算案，要麼不提高債務上限（這洋的拒絕荒謬絕倫，因其會牽涉美國的主權債務違約）。2013年，此種邊緣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擺，這期間，聯邦工人哪怕僅僅出現在工作崗位，也將面臨刑事制裁。」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治理不善會影響公民對民主的滿意度，同時也會削弱公民對民主的支持。 民主衰退壹個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糟糕的治理」。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發酵至今的後果，致使西方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上「陷入困境」。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目前的陣痛，損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的形像。如上所述，在美國，政治僵化與極化導致的功能失調，政治中金錢作用的飆升，以及不公正劃分選區導致代表性扭曲等，削減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和美國民主的效力。在歐洲，歐元危機、極端主義政黨的興起以及對少數外來族群社會整合的挑戰等，讓人們對民主的前景感到迷茫，開始質疑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是影響治理和保持經濟活力的抉定性因素。

　　福山認為，近數十多年來，多數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與「制度化的失敗」有關。這體現在，許多民主國家包括老牌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滯後於社會對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他強調，壹個民主國家需要平衡這些制度之間的潛在沖突，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發展失衡，造成了民主國家不能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這種狀況進而使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斷喪失。

　　四、全球化語境下「民主失敗」與民主發展前景（壹）全球化與民主衰退/發展之關系

　　自20世紀下半葉開始加速的全球化進程，催生了世界各國和各區域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如經貿易離差、政治價值抗衡、文明沖突、戰亂與恐怖主義等。這些變化，致使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經濟下滑、社會挫折感增強、民族民粹主義興盛、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緊張。

　　而對新興民主國家來說，全球化的加速與深化，凸顯了這些國家現代化與制度化（法治與民主問責）水平低下、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和傳統思想頑固等弱點，致使轉型中的民主遭遇阻礙和困境。另外，全球化進程的加深，還增強了東方專制國家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實力，從而強化了它們對自身制度與文化思想的自信與固守，使民主變革或轉型失去機遇。

　　從國際關系層面來看，全球化的加大，加居了東、西方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與沖突，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與朝鮮、伊朗、委內瑞拉、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沖突，以及與俄邏斯和中國的緊張等。由於全球化的驅使，即使在東方非民主國家之間，以及在新興民主國家之間，緊張與沖突也有增無減，如中國與越南、印度和朝鮮等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沖突，南韓與日本等國在疆域和歷史文化上的分歧等。

　　全球化並非僅僅意味著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和社會多元）的擴展，同時也意味著反現代思潮與制度的擴散，或各種傳統文明的交鋒與復活等等。全球化既給世界帶來了「進步和繁榮」，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貧困、戰爭甚至「文化滅絕」。同時，全球化也給西方世界帶來動盪與國家政治的弱化與民主衰退。對全球化的錯誤反應，使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喪失其政治和道德的高度，減低其政府的執行力和治理能力。比如：對外，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爛抓人和對犯人使用酷刑及非人待遇，減少對世界安全及危機所應承擔的責任（如川普退出TPP和全球氣候協定、美國外交政策不具連續性等），經濟與地緣利益高於人權與民主價值規範，與其他大國壹洋不遵守國際法和聯合國抉議等等；而對內，則以反恐為名大幅度限制公民自由和侵犯私權，國家權力和公共利益讓位於跨國材團的經濟利益，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觀佔主導地位。

　　另外，科技和經濟的全球化與民主及人道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極不相稱，或出現大的差距。其現狀與趨勢是，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全球化讓位或次於技術和經濟的全球化。長期以來，所謂「主權高於人權」，經濟（利益）重於（普世）價值，已經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與東方威權國家之間經貿交往的壹個公然的潛規則。

　　用壹個公式來表述全球化與民主發展（或民主失敗）之間的關系即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越大，加上抉策理念越遠離現實及違背民主原則與價值，全球化對民主的損害就越顯著，反之則越有利於民主的維護與提升。該公式表達了民主衰退在全球化條件下結構因素（制度、問責與國家能力）與政治行為因素（政治抉擇與理念訴求）的互動關系，即兩者既互為條件又相互作用的關系。其具體等式如下：

　　國家能力 + 抉策理念 / 全球化強度 = 民主發展或衰退筆者認為，該公式對解釋東、西方國家民主發展現狀均具有其「普這性」或「通則性」。因為，不管是在西方發達民主國家，還是在東方新興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高低，以及政府抉策和理念的取捨，均是抉定其在全球化進程中是否得以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思想文化是否傾向民主（或非極端化）的關鍵要素。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現代性，則是民主得以有效維護與發展的抉定因素。

　　按照這個公式來解讀，在科技和經濟等全球化強度不斷增大的情況下，壹個國家治理和管控能力越低，以及政府抉策理念越偏離民主、自由、公正等方向，這個國家民主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國家能力隨著全球化的加速而不斷提高，政府及政黨在抉策理念上又不脫離民主原則及不降低自由與公正水準，該國的民主發展就會有光明的前景。進壹步來講，在全球化語境下，如果只是國家能力的增強，而抉策理念卻偏離民主原則，壹個國家的民主發展前景也不會看好。而只把握住抉策理念的民主方向，卻忽視和缺乏國家能力的提高，壹國的民主同洋不會有長足的發展。只有在國家能力這時增強和抉策理念不偏離民主問責和自由公正準則的情況下，壹個國家的民主在科技、經濟及文化等全球化加速的進程中才不會遭到削弱和嚴重受阻。

　　以美國為例，在全球化趨勢下，美國儘管在法治與民主問責方面仍然保持壹定水準，但由於政府「糟糕的治理」，在「重分配」和「放任經濟自由」方面出現嚴重失誤，減弱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國家政府在全球化影響下治理能力的下降，導致材富分配的不公和社會的挫折感，助長民粹主義滋生和社會對威權模式的膜拜。比如，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導致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促使川普當選總統。由此，民粹民族主義思潮盛行，社會族群分裂加居，「美國優先」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優先，而非全民與整個社會自由、人權與公正的優先。通過總統頒布各種法令與政策的方式，川普政府的言行正在侵蝕和削弱美國的法治與民主問責功能與效力，並以此強化了社會的不公平與非公正。美國目前的民主發展令人擔憂的即是，由於川普政府在抉策理念上有偏離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趨勢，美國作為民主國家典範的地位正受到質疑，民主的衰退更趨明顯，社會壹些族群崇尚威權人物與模式的跡象加大，仇視與恐懼外來移民和非白色人種的情緒高漲，等等。

　　同洋，在中國，新威權主義專制體制促使國家能力在全球化趨勢中得到增強，國家經濟實力與國際政治影響力有所提升，但由於制度的框限以及領導人抉策理念的偏頗，不僅讓中國社會民主基因不能滋生，且使政治專制的程度更加提高。科技與經濟的全球化，提升了中國的國家實力和能力，但卻未能促成中國社會政治民主因素的成長，相反強化了壹黨獨大的專制模式。

　　在美國，民主的衰退主要呈現在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上。而在中國，專制的固化，則體現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實力與管控能力的提升上。也即是說，按照上述公式來看，美國民主的退化，主要是因為國家治理能力不這應全球化的發展；而中國專制的存續，則主要是由於執政黨在全球化環境下得以維護其壹黨專制的理念及模式。歸結來講，美中兩個東西方國家民主發展受阻的原因，都可以在上述公式中找到對應和答案，即：民主的衰退，要麼是因為缺乏國家能力，要麼是在抉策理念上背離民主原則，或者是二者（缺乏能力與理念偏頗）兼而有之。

　　具體來講，全球化強度的增加（即信息、科技和物流的國際化、文明的交融與沖突抗衡的加大），需要民族國家在治理方式和能力上不斷地更新和這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變化，並且在政策制定與思想理念上切合現實發展和面向民主價值規範，保證國家現代化和制度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如果國家政府能夠在這兩個方面（而不僅是國家能力的保持與提升）與時俱進和把穩方向，那麼民主的維持與加固就有了光明前景。反之，民主的持續衰退就難以遏制和避免。

　　本文這壹等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對上述政治穩定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國家建構理論、文明沖突理論、（民主化理論中的）過程論、結構主義理論、行為主義理論（即政治精英理性選擇理論）等理論方案的借鑒與取捨基礎上的。也就是說，該等式既汲取了上述理論方案中這合於解釋全球「民主衰退」現狀的地方，同時也不僅僅局限於其中某壹種理論和方案的範式之中，力圖從多層面和多視角出發，盡量「全景式」地去描繪與解釋全球「民主衰退」的現狀與趨勢，探尋其中的原因、避免與防止的條件及其發展的前景等。

　　（二）、防止民主衰退的條件與民主前景

　　既然找出了全球民主衰退的原因與癥結，那麼避免或減輕民主衰退所需滿足的條件就不難列舉了。由於，推動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主要動力和主體，仍然應該是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因為，它們對自身民主的健全與完善，和對新興民主國家在轉型中的支持，以及對非民主國家制度變革的鼓勵與推動等，是遏阻全球範圍內民主衰退和推進民主發展的基本動力和主要源泉。所以，要防止新興民主國家和西方民主國家民主的衰退，（首先是老牌民主國家）就得做到如下幾點：

　　1.提高國家現代化程度和政府治理能力，完善民主的制度化（法治與民主問責）與實現良治，即：克服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要求的弊病，解抉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努力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提升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2.政府行為與抉策必須遵循群體價值觀的規章制度，確保政府為群體利益而非統治者的私利行事，從而約束權力和保證權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防止精英階層為政治投機而拋棄民主規則。

　　3.正確應對全球化與信息時代的變化，對外慎用軍事手段（政治代替軍事主義）、加強對話交流和政治鉤通，擺正政治與經濟的主次關系（防止經濟淩駕於政治），維持西方民主盟友主導國際秩序的格局，阻止地緣政治平衡或國際權力重心向威權國家傾斜。 盡管全球「民主衰退」這壹命題得到了學界廣泛的關註，也反映了世界範圍內民主發展的現狀，但是有學者認為，全球民主在過去十年裡仍然保持了穩定，而且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較還有明顯的進步， 所以「民主衰退」不應是壹個全球性的普遍現像。 這也不無道理，西方老牌民主國家雖然了出現壹些衰退現象，但深厚根植於社會的民主制度與信念，仍然是其政治的主體與基石，民主在制度與思想上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衰退。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1989蘇東崩饋之後，全球民主確實陷入了壹個長期的停滯階段（2006年前後是壹個拐點），自由民主國家和選舉民主國家的數量分別有所下降，如東歐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民主不是處於停滯狀態，就是發生了倒退。在穩定的新興民主國家，也遭遇了各種危機和困境，如選舉質量不佳和「非自由民主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而在老牌西方國家，民主的有效性與活力，以及對民主的自信，正在衰減。壹些重要的西方國家（如美國），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極化和政治僵局之中，民眾對國會的認同以及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歷史低谷，競選費用空前增加，黑金政治影響飆升，公民投票率新低，極端思潮泛起等等。而威權國家是乎比以往更加頑固與堅持，甚至有意向世界輸出其東方制度模式，如中國與俄國。

　　過去，西方「民主鞏固」理論所確立的假設，如自由民主壹旦在壹個國家成為制度，這個國家就會壹直保持民主的狀態，即：國家壹旦形成民主制度、強健的民間社會和壹定程度的材富，其民主就牢不可破。而現在，民主國家卻遭遇了挑戰，民族民粹主義興起與極端政治情緒上升，給民主國家帶來巨大壓力，無法應對。這是社會、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產物。全球化造成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下滑、材富分配失衡和社會極端思潮的擡頭等等。這亦是人們對似乎誰都無法掌控的全球化進程所塑造的未來普遍感到擔憂的壹種反映。

　　這就不禁讓筆者提出如下老生常談但至今仍未有公論的問題：全球化到底是壹個自然發展還是人為的過程？它究竟可不可以被阻止或調控？全球化到底是更有利與民主的發展，還是更能助長威權主義的回潮與穩固？等等。

　　歸結來講，威權主義的歷史還沒有終結，自由民主制度並非壹旦建立就牢不可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主與威權的博弈不是減低了，相反正在加大。民主國家必須正視這壹嚴酷的現實，不遺餘力地堅持和推動民主。民主的建設、完善和推廣將永遠在路上，不容絲毫的松懈與停頓。人生來雖然自私，但同時也生性追求公平與公正，這是民主得以建立與延續的人性基礎。

　　近二、三十年來世界民主發展的事實表明，民主在全球的推廣的方式與進度，只能是漸進的、政治的和切合實際的，而不應是激進的、軍事的和蠻橫的。如果民主的推廣者不了解非民主國家的歷史與地理，不了解這些國家的文化和管理者，僅僅用道德評判、經濟制裁和動用軍事手段來推銷民主，那麼民主的推廣者就會失去自身的政治高度和歷史文化的光彩，招致非民主、半民主國家和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精英們（包括反對精英）的反抗，甚至增強其威權政府與社會的團結，壹致排拒民主憲政體制與價值規範。

　　21世紀政治發展的軌跡是運動式的，而非直線性或定向性的延伸，它不遵循壹個固定和模式化了的途徑。不確定、難以預測，是21世紀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徵。專制的歷史尚未終結，民主也沒有走入絕境。

　　在當今世界政治發展中，壹切都是開放性和動態的，都在不斷地變化之中，不存在壹成不變的制度模式。民主是壹個探索的過程，僅靠政治抉定和意誌是不能建立壹個平穩和鞏固的民主社會的。民主需要不斷地維護和完善，沒有自動免疫或可以免遭威權侵蝕的民主制度。

中共政權垮台之後中國社會的社會福利的制度設計

作者 丁毅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引言

　　貧富懸殊，發生在任何國家都是棘手的社會問題；中國大陸官員貪腐和權錢交易而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這一問題尤為嚴重，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轉型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不管我們在憲政制度設計上有多麼精妙的考量，如果在轉型初期不能以公正和穩健的方式解決中共統治期間少數人聚斂的非正當財富的歸屬問題、在民主鞏固時期不能本著公平和中允的原則解決新增財富的分配問題，那麼不論是低收入階層對社會財富分配正義訴求的幻滅，還是高收入階層對高稅收基礎上的再分配政策的反對，都會削弱新生的憲政民主政體的穩定度。中國大陸民主轉型進程如果遭遇重大挫折，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所以中國民主力量必須認真對待包括分配正義在內的轉型問題細節，盡量作出充分的準備，力求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一次成功，讓中國人民永享自由和福樂。

　　平分不義之財和國有資產的做法，如蘇聯解體後全民領取股票以均分國有資產，在俄國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新興寡頭迅速主導經濟命脈，低收入者被邊緣化。中國不應行此下策。那麼，什麼是上策呢？筆者認為，以分配正義為目的、獨立於國家財政的「國民福利基金」，就是答案。沒收的不義之財和國有資產成為基金的資產，紅利用於福利分配。

　　一　基金的性質

　　近年來在國際金融界興起的主權財富基金（英文sovereign wealth fund），主要用於福利專款、外匯儲備和資源收益的管理。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來自石油收入），是一個極其成功的例子。中共的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都屬於主權財富基金，但前者羊毛出在羊身上，後者管理的外匯儲備因貨幣制度的特殊要求而頗受限制，都不適合直接用於財富分配。

　　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可行的方案，是以滿足分配正義的訴求為目的，設立全體國民分享的主權財富基金。「主權」二字，主要針對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投資，不必出現在基金的正式名稱中。考慮到基金分紅具有社會福利的性質，我們不妨稱之為「國民福利基金」。

　　二　基金資產的來源

　　筆者認為，國民福利基金的資產應當有三個主要來源：充公的不義之財，國有企業資產，國有資源收益。稅收則不宜用於補充國民福利基金資產。

　　（1）清算不義之財而罰沒的資產（包括非正當途徑斂財者自願交出的資產）。除現金外，還包括房地產、企業股權之類。

　　例如，貪官受賄而坐擁的數十套住房可直接成為國民福利基金的房地產投資，基金可委託中介將住房出租以獲利，而不必變賣。轉型期間如果急於變賣罰沒的非現金資產，毫無疑問將沖擊市場，很容易導致富豪財團低價收購大量資產，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埋下隱患。這種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即已出現，中國必須吸取各國歷史的教訓，切不可急於變賣罰沒而來的資產。

　　涉嫌權錢交易的資產（例如溫氏家族的「二十七億」），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短期內或許難於決定歸屬，但此類資產以股份為主，所以可以凍結股份轉讓權（凍結期間的股份及其紅利由國民福利基金代管），留待合適的時機再作出妥善處理。這個緩沖期不但有助於規避轉型初期的情緒化傾向、促進最終的公平正義，而且有助於穩定經濟局勢，涉案企業的運營不致受到重大影響。上述程序，自始至終必須保持高度的透明，置於人民監督之下。轉型初期地方自治尚難以落實之時，各地人民團體對非正當資產的監督有助於自治的演練和公民意識的提高。

　　在一定的期限內，在不義之財尚未被發現或尚未被舉報的情況下，非正當途徑斂財者主動提交財產清單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似應給予一定比例的保留以作為鼓勵，具體的比例和條件不是本文討論的話題。保留比例一經確定，即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減，至截止日期減小為零。此外，從提交清單到最後核算的一段時間內，清單上的財產應當由國民福利基金代管（盈利可在核算後按比例分成），以求最大公平。

　　考慮到地方層級的貪官主要在地方斂財，其資產被罰沒後是否應當屬於貪官所在地的居民而不屬於全體國民？筆者認為，地方自治層級在時機成熟之後也可以設立各個層級的福利基金，而且全國各地的清查工作必須依賴各地人員，但在轉型初期不宜急於區分全國與地方。國民福利基金可以設置地方分支，主要負責各地的清查工作，在這一階段性任務基本完成之後，國民福利基金在各地的分支機構就可以逐步轉軌為地方基金，在歸屬上獨立於全國基金，在運作上保持各級基金的密切合作。全國基金和地方基金的資產分割標準和比例，涉及官員流動性和對全國危害的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未來的民意，在轉型初期不必急於決定。

　　（2）國有企業資產。

　　政府作為公法人，並不等同於國家，也不等同於國民，我們可以說政府和國民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對立關係，即使政府是民主選舉產生的也不例外。中國大陸國有企業之所謂「國有」，本質上是全體國民所有，不應成為政府這一公法人的「私產」，其產權應當屬於國民福利基金。中國大陸近年來「國進民退」的結果，是國有企業利稅仍然佔據了中共政權中央財政收入的過半比重國企稅款固然可以用於政府開支，但國企利潤理應屬於國民，成為國民福利基金紅利的一部分。

　　國有企業是否應當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是值得討論的議題，但絕不應當在轉型期間急於進行，以避免不必要的亂局。國有企業劃歸國民福利基金，是否會在應當私有化的場合妨礙私有化？答案很簡單：一方面，國有企業利潤歸於政府之「國庫」同樣有積重難返之虞；另一方面，私有化不應導致國民福利基金收入減少，不是把原本屬於國民的利潤讓與少數寡頭或一群股民，而是透過私人資本參股和市場化管理而實現雙贏互惠。

　　「國進民退」的現象，很大程度上與國有企業在某些行業的壟斷有關。民主轉型之後，目前被國企壟斷的大部分行業勢必逐步開放，屆時國企如果虧損或倒閉，怎麼辦？國民福利基金是否會因此而阻擋這些行業的開放？這些問題，下文再詳細討論。

　　（3）國有資源收益。

　　國有資源的所有權，同樣應當屬於國民而不是政府。政府可以對資源徵稅，稅後的資源淨利部分應當收歸國民福利基金。挪威石油資源支撐的主權財富基金，是極佳的榜樣，所以資源收益管理的問題在此不贅述。

　　不可再生資源的收益，應當主要用於本金的積累，附帶著還可以在基金紅利較少的年份拿出一部分直接用於福利分配，以保持福利金額的穩定性。可再生資源的收益應當在多大程度上用於福利分配，不妨留待將來討論。

　　資源的種類，除了顯而易見的自然資源和土地資源外，還包括社會資源，例如「節能減排量」。如果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政權決定以經濟槓桿控制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考慮到控制對象的受害者是國民而不是政府，那麼此類經濟槓桿即具有社會資源的性質，稅收之外的收益有必要納入國民福利基金，不宜由政府支配。

　　這裡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國企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在性質上是一種社會資源，應當作為國民福利基金所擁有的資源來處理。目前中國大陸國企壟斷的行業，絕大多數都需要巨額資本才能進入，不是個人創業者或小型私人資本能夠涉足的，如果貿然開放，最大的贏家將是大公司、大財團，有可能步俄國後塵導致經濟的寡頭化。相反，國民福利基金作為資源的所有者，可以用拍賣許可證的方式逐步開放這些行業，競拍的私人資本需要以現金或股權的方式對國民福利基金作出補償（關於拍賣的具體策略，可以參考美國政府運用賽局理論拍賣通訊頻段的做法，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由此獲得了數百億美元的收入）。這是一個雙贏的機制，不但引入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而且不損害國民福利基金的收益，長遠而言甚至可以增加國民福利。前面討論國有企業時提到的難題，由此得到化解。

　　具有資源性質的經營權，還涉及某些目前被禁行業的開放和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這些問題不妨留待將來再做詳細討論。關於後者，有必要指出，雖然中共在某些市場領域對外商的限制有違貿易自由原則，但這種限制所產生的資源不應忽視，中國未來的民主政府也不應白白放棄迫使外商分利於國民的機會。

　　待到各地福利基金設立之後，來自國有資源的一部分收益可以適當分配於資源所在地方，這個問題的細節不必在轉型初期急於確定。

　　（4）稅收和財富再分配問題。

　　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弗里德曼都認為一定程度的社會福利是必要的。弗里德曼進而提出一定程度的最低收入保障是有益的，他的具體方案是「負所得稅」制度，一定標準之下的低收入者不但不繳納個人收入所得稅，而且由稅務局倒貼現金以增加收入。這一主張已經在美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但是，不管是由稅務局直接辦理還是繞個彎子先納入國庫再由專門的福利機構辦理，來自稅收的財富再分配都可能造成「升米恩，鬥米仇」的社會心理現象，筆者對此持保留意見。筆者認為，稅收用於國家機關的運轉和公益事業（包括教育、醫療等領域專款專用的福利支出），國民福利基金的紅利用於不限制用途的現金福利，就義理而言是最佳做法（就實際操作而言，現金福利的一部分是否需要來自稅收，可留待將來經由民主立法程序甚至修憲程序作出決定）。

　　從國民福利基金獲得的現金福利，由於全體國民對基金的共同擁有而天經地義，受益人堂堂正正獲得分紅，不會有心理負擔。而且，對這一福利收入適當徵稅（可採用低於其他收入的稅率）就使得每一位國民都成為納稅人，有助於培養國民的民主意識。

　　順便說一下，弗里德曼倡導最低收入保障的同時，也反對最低工資制度，但後一個主張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難以實現。國民福利基金的分紅，如果足以成為最低收入保障，就可以使最低工資制度成為不必要之舉，有助於增強勞動力市場的活力、增加就業機會。

　　三　福利的分配

　　筆者主張的分配原則極其簡單：全民平均分配！和古代的「人頭稅」相反，平均分配的國民福利基金紅利是一種「人頭福利」。前面說過，資源收益的一部分可以在金融投資年景不好的時候用於補充紅利，所以「人頭福利」可以維持相當強的穩定性。如果未來的民主決定是一部分稅款也用於財富再分配，筆者同樣主張平均分配，而且可以委託國民福利基金代為分發，在「人頭福利」的賬面上標明哪一部分來自基金分紅、哪一部分來自稅收即可。

　　這個簡單的做法，是否對高收入者額外照顧、對低收入者不公？答案也很簡單：只要在個人所得稅制度裡取消起始收入的免稅額，就不存在對高收入者的傾斜。在「人頭福利」作為最低收入保障的情況下，任何收入都應當納稅，不再享受免稅額（這樣做的一個附帶的好處是大大簡化個人所得稅制度）。對高收入者來講，「人頭福利」只不過是取代了個人所得稅的免稅額；對低收入者來講，現行稅務制度下收入如果低於免稅額就無法享受免稅額的全部好處，代之以「人頭福利」則受益更多。

　　福利制度也可以大為簡化。例如，只要「人頭福利」高於「低保」，後者就可以取消，不再採用主觀性的低收入標準。任何主觀標準都有很大可能造成機構的臃腫，並為官員腐敗和受益人「鑽空子」提供溫床；「人頭福利」則不然，完全採用客觀化的標準，可以確保機構的精幹、手續的簡明。此外，與收入掛鉤的福利制度（如前述「負所得稅」制度）勢必導致掙錢越多福利越少，直至減少為零，從而在「貧困線」上下的一定範圍內打擊低收入者的就業積極性，導致許多人為了吃福利而或者不願就業、或者謀求「灰色收入」；「人頭福利」則完全不存在這一弊端，而且減小了「灰色經濟」的誘惑力，有助於經濟結構的健康。

　　「人頭福利」的另一個重要優點，在於對城鄉差別和地域差別的調劑。同樣的福利收入在低消費地區有更大的購買力，可以緩解城市膨脹的壓力和貧困地區的人力流失，有助於均衡發展。考慮到邊疆民族地區消費水準普遍偏低，全國「人頭福利」在效果上形成了對這些地區的經濟扶植，有助於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消費水準較高的地區，可以透過地方福利基金和其他形式的地方福利制度解決當地貧困人口的福利問題，作為對全國「人頭福利」的補充。

　　為避免多生子女以領取福利的現象，未成年人之「人頭福利」有必要採用特殊的方式，例如營養和教育方面專款專用。值得指出的是，全民的幼兒學前教育可以透過國民福利基金而實現（不應強制進入國立的學前教育機構，而是應該給家長以選擇，包括在家長通過資格考核的前提下在家進行幼兒教育這一選擇）。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嬰幼兒時期的撫養和教育如果得當，對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後的社會行為有極大的裨益，所以這方面的投資是極其重要的，或許這就是通向人間樂土的鑰匙。

　　被定罪而在押者，監禁期間的「人頭福利」可強制劃歸監獄系統以沖抵開支。監獄開支在發達國家是政府的沈重負擔，來自國民福利基金的款項有助於降低政府赤字，使政府能夠專注於公益事業。

　　僑居海外的國民，是否應當享有「人頭福利」？這個問題，相較於國民福利基金的整體是微小的部分，似可採用大度而不失公平的態度處理之，但在雙重國籍的情況下似應考慮停發福利。

　　還有一個引申的問題值得討論：如果高收入者把「人頭福利」作為額外的收入而存在福利賬戶內，低收入者卻不得不動用福利款，長期下去是否形成分配不公的心理效果？儘管就理性分析而言這種區別談不上不公平，但是人的心理無法完全訴諸理性，所以筆者認為應當在制度上促使國民直接使用福利款，例如福利賬戶零利息（可以用免除管理費作為零利息的理由）。雖然有些人把福利款轉出福利賬戶之後還是存了起來，但是在表觀效果上減少了貧富對立（在福利賬戶上留有餘額的高收入者甚至可以說是吃了零利息的虧），所以應當能夠避免或緩解上面討論的心理現象。此外，勢必有許多人覺得福利款是白來的錢財，因而樂於把福利款消費出去，這就對全國各地的經濟形成了正面刺激，所以說「人頭福利」的經濟扶植效應不限於貧困地區和邊疆地區。

　　另外一個問題不涉及福利但與轉型正義有關，即對中共暴政受害者的補償。就性質而言，這種補償屬於國家賠償，可以從國庫撥款。但是，為了鼓勵新政權全面否定中共專制政權、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為了避免新政權的有關部門由於財政壓力而在補償問題上兩頭不討好，筆者認為可以考慮由國民福利基金而不是新政權的國庫負責承擔政治性的國家賠償。既然把中共統治下貪官聚斂的不義之財納入國民福利基金，反過來由國民福利基金負責對中共受害者的賠償也很可能易於為國民所接受。為中共暴政受害者提供合理的補償，有助於社會和解和憲政鞏固。

　　四　基金的管理

　　國民福利基金作為屬於全體國民而不屬於政府公法人的經濟實體，在管理上應當具有極強的獨立性，可比照「美聯儲」的標準。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國民大會，由身份為「民」的國民代表組成，是一個非常設的議事機構，超然於政府之外，在操作上可以成為國民福利基金的負責對象。

　　國民福利基金資產的現金部分，切不可進行瑣碎化的單隻股票跟蹤投資，一方面是因為瑣碎化的投資勢必造成機構臃腫並滋生腐敗，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學界的研究表明所謂「理財」和大盤相比長期平均下來的效果基本上歸零（甚至比不過大盤）。現金的股市投資，必須以全球各大股市的指數基金為主，或許可以依據一定的標準跟進某些首發股（IPO）。在這一原則之下，國民福利基金的金融投資管理人員編制可以極其小型而高效。

　　國民福利基金所直接擁有的股權，包括罰沒的不義之財中的股權部分、原國有企業的股權、開放國企壟斷行業時拍賣許可證而得的私企股權、跟進某些首發股而買入的股權等等，不應導致基金管理層幹涉企業運作。最佳的做法，是基金只能作為被動的持股人，讓基金持股的各個企業按照市場化的私營企業方式來運作。基金管理層可以制定一定的標準來決定減持某些股票，但不應增持，以避免瑣碎化的投資。減持的標準應當盡可能客觀化、長遠化，以避免腐敗。

　　國民福利基金在全國各地的不動產（主要是罰沒的貪官房產），可以委託各地的地方福利基金代為管理（當然，這種「管理」指的不是由地方福利基金直接負責出租房產，而是由地方福利基金與房產中介打交道，運用市場化機制間接管理房產）。反過來，各地福利基金的現金部分似應委託國民福利基金進行投資，以避免各地分散投資造成的人力資源消耗，並避免腐敗。

　　結論

　　國民福利基金，將國民共有而分享的財富與政府公法人直接控制的國庫區分開來，有助於實現分配正義，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時期還可以承擔起落實轉型正義這一歷史任務，並起到極其重要的緩沖作用。大陸人民普遍存在分配正義的訴求，這一訴求的滿足，將有助於民主轉型的順利進行。

　　本文只討論現金福利。至於教育、醫療方面的福利，可以透過稅收來調節，而且應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而不由政府包辦（例如學費代金券制度、醫療專用賬戶制度等等），暫不討論。需要提及的是，筆者認為來自國民福利基金的現金福利不應與醫療福利直接掛鉤，醫療福利應另行處理，否則這會成為一個無底洞，使現金福利失去應有的意義。至於應當實行什麼樣的稅收制度，這與貧富差距問題有密切關係，但稅制改革並不是民主轉型初期的迫切任務（為了經濟秩序的穩定，在轉型期間甚至可以大致沿用中共政權的稅制），所以除了以「人頭福利」取代個人所得稅免稅額之外，稅制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提出了民生主義，試圖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生福利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由於時代局限，孫中山的具體主張不可能照搬於今日。為之提供補充，在自由和公正的原則之下實現促進國民民生幸福的理想，成立國民福利基金是不錯的選擇。

　　後記

　　筆者在提出了國民福利基金的設想之後，有幾位朋友提出質疑。

　　質疑之一：國民福利基金如果真的行得通，為什麼美國沒有這樣做？

　　答：美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數百年來私有經濟一直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不義之財和國企壟斷。如果在美國設立國民福利基金，自然資源收益將是主要來源。但是，僅憑自然資源收益，在美國這樣的大國遠遠不能滿足最低收入保障的需求，福利制度勢必在極大程度上訴諸稅收。

　　中共的統治，不但產生了大量的不義之財，而且國家對重要行業的壟斷所帶來的一個正面效果就是壟斷行業經營權成為一種國有的社會資源，使國民福利基金的設想在中國具有更強的可行性。

　　事實上，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結構可以說是設置國民福利基金的最佳時機：適於小型私人資本自由競爭的行業早已開放經營，具有較大盈利空間但需要雄厚資本的行業多為國企壟斷。反過來，在小型私人資本和股份制尚不發達、「公有制」全面壟斷社會經濟之時，各行各業對私人資本的開放如果採用拍賣許可證的方式就會限制許多行業的自由競爭，也就是說為時過早；待到國企壟斷行業已經全面開放之後，就錯過了迫使大型財團分利於民的機會（可以分利於「官」，即稅收歸政府所有，但這並非良策）。

　　質疑之二：國有資產由國民福利基金接管而不是全民分股，是否不符合自由主義原則？

　　答：首先，所謂全民分股，至多給每一個國民略微增加一點買賣股票的自由，和整體的經濟自由相比微不足道。其次，一個人預期能夠得到的「人頭福利」在經濟運作上可以成為抵押物（當然可以立法禁止，但在實際操作上是無法杜絕的，不如不禁），而且和全民分股之後的股票買賣相比具有一個重要的優勢：股票買賣的效果是永久性的，賣出即永遠失去，買入即可永遠持有，容易造成財富的聚斂和經濟的寡頭化；「人頭福利」則隨著一個人生命的終止而終止，不具有永久性。

　　誠然，全民分股的做法在捷克這樣的後共小國取得了成功，但在俄國的失敗是俄國目前經濟寡頭化、人民麻木化、政治威權化的原因之一。如果在中國大陸實行全民分股，成功了當然好，一旦失敗，會有什麼後果？分股之後最急於變賣股票的是經濟上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如果他們變賣股票之後追悔莫及，如果新政府無力控制通貨膨脹而導致變賣股票得到的現金迅速貶值，他們是否會對新生的民主政權產生反感和不認同，進而危及憲政民主制度的鞏固？我們難以估量全民分股做法的勝算，但無論如何不可能有100%的勝算，那麼，我們能夠承受失敗的風險？

　　提出上述質疑的那位朋友考慮了全民分股的政治風險之後，認為自己雖然是堅決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不願看到分股失敗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危害；為了確保中國民主轉型的成功，他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從絕對的自由主義立場退讓一步，放棄全民分股的主張，轉而支持國民福利基金接管國有資產。

　　質疑之三：「人頭福利」是否會滋生懶漢？

　　答：沒有「人頭福利」，懶漢仍然是懶漢，君不見身強力壯的乞丐？有了「人頭福利」，尤其在其他福利制度進一步完善之後，人們對行乞行為的態度也許會大為轉變，乞丐數量很可能大為減少，而且不法乞丐殘害兒童以騙取同情的現象很可能得以杜絕。

　　質疑之四：國民福利基金在小國也許容易操作，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是否難以操作？

　　答：在大國自然難度更大，但是，在不義之財清查問題和國有企業歸屬問題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國民福利基金這一方案值得一試！尤其在轉型期間，國民福利基金所起到的緩沖作用是極其有益的。待到清查不義之財這一歷史任務完成之後，如果國民福利基金運轉不暢，那麼還有機會改為全民分股。但是，如果一開始就進行全民分股，以後就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所以，國民福利基金至少可以成為轉型期間的解決方案。如果長期運轉良好，國民福利基金將為民生提供持久的保障。

中共政權對社會資訊的鉗制

作者 張智斌 寫於 二零一九年

　　觀察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和壹系列的抗議活動，給人印象深刻的不僅僅是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遊行場面，而是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他們面對警方用武力“強力維穩”，表現出的那種智機勇敢、有理有節、足智多謀的應對，即便是在遊行抗議被法定為公民憲法權利並隨時可以付諸實施的成熟民主國家裏，也未曾見過有像這次香港民眾這樣組織有序、運行自如的。這充分說明了遊行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在文明開放社會裏利用信息流通自由的便利條件，在策劃、組織、實施、參與和細節的處理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反，香港警方的應對卻讓人不敢茍同，顯得雜亂無章、處置失當，暴力過度，行為失範，已經逐漸失去成熟法治社會警方處事的基本原則。

　　再看近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較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抗爭中，由於民眾缺乏信息獲取和流通的基本條件和出於對秋後算賬的恐懼，絕大多數的抗爭活動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組織者和理智成熟的參與者，群體事件往往以利益受到侵害始，尚未形成規模便被強力維穩終。這裏壹方面是維權的組織者（如果有的話）和參與者都無法享有信息通暢、新聞保障等基本的法定權利，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權利被當局刻意阻斷，通訊和交流甚至被用作確定“肇事者”甚至是定罪的線索和證據，另壹方面由於民眾無法獲取遊行抗議組織和行動等方面的相關信息和有關案例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同時也很少有維權者想研究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因此絕大部分的維權抗議行動幾乎沒有太多的策略和技術可言，維權和抗議還停留在“摸黑”中進行，因此也根本談不上去總結經驗和教訓了。這與已經對維穩的策略、手段和後果進行深入研究、武裝到牙齒的強大維穩隊伍相比，當然無法與之抗衡了。

　　這次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可以說讓大陸的維權人士大開眼界。在“反送中”遊行抗議中，從技術層面上說有太多可圈可點之處，但其中的重中之中，還是在信息開放社會中維權和維穩雙方在信息對稱條件下各自利用和駕驅信息的能力之間的博弈。這裏所說的信息對稱，是指維權和維穩雙方在獲取信息、篩選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發布信息等方面，具備基本相同的條件、權利和義務。

　　除了近年來才出現的攝像頭監控和大數據處理外，我並不認為中國大陸的維穩力量對國內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監控方式和手段是先進的。所謂的人臉識別系統，至少至今還沒有相關的報道可以證明在監控敏感人員時這個系統已經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與之相反，在各類維權事件的圍、查、堵、截中，人海戰術還是在起主要作用。雖然有不少新聞報道了人臉識別系統對馬路闖紅燈的行人實時檢索後公布身份證號和對行駛中的車輛顯示車牌號碼、車主信息等示例，但這樣的例子針對的往往是近距離的單個或少數目標，而並非在茫茫人海中進行廣泛對比後實時捕獲設定的目標對象，因為這種實時對比的工作量是非常龐大的，就算是壹臺高性能的計算機，也很難在數秒之內完成對比計算，而人流卻在時時刻刻不斷流動變化。這也是為什麽警方至今無法利用人臉識別系統來尋找確認失蹤人員和被拐兒童的原因所在。最近還有不少關於警方在地鐵中大規模檢查旅客身份證、手機的新聞報道，事實上也佐證了這樣的判斷。這幾天的新聞中還報道了步態識別系統，事實上關於步態識別系統，在幾年前就已經有過報道，還壹直處在研究之中，但至今並未見到有實質性的突破。因此，現在新聞中普遍誇大人臉識別等系統的作用，我認為主要目的還是著重於對那些不想“安分守己”的人員起到壹定的震懾作用，從心理上達到維穩的目的。

　　為什麽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維穩力量對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監控方式和手段不是先進的呢？因為如果妳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消亡前的歷史有所了解，那麽妳會驚訝的發覺，現在中國大陸對付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手段，與三、四十年前這些共產主義政權對待他們的人民所采取的方法，是驚人的相似。可以這樣說：現在中國所用的那些維穩手段，除了隨著時代進步出現的計算機、數字和網絡相關的技術外，所有的傳統手段，都是中國的維穩專家們研究了蘇、東的經驗和教訓後，從他們那裏學來的現存“舶來品”。

　　可以說，在柏林墻倒塌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已經把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的維穩事業形成了完整的理論，並將之加以技術化和制度化。如果說蘇聯布爾什維克和“克格勃”（KGB）的手法僅僅是依靠恐怖、暴力和血腥的話，那麽東德“史塔西”則把維穩做得如同德國人制造“奔馳”汽車壹樣，在細節上都考慮得“精妙絕倫”。

　　梁啟超曾經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痛哭也。”事實上，如果妳真的了解了東德政權的“防民術”，那麽妳再看今天他們還在用人家幾十年前就已經不想再用的老辦法，還真是覺得哭笑不得。其實，維穩也是融入民族性的，在壹個到處是假冒偽劣、低級庸俗和不思進取的國家裏，就連國家機器的維穩手法都是粗制濫造、山寨來的，還要摻假使雜、栽贓枉法，這也真的膩太讓人失望了。

　　在東德政權崩潰前，德國統壹社會黨首腦們最大的心願就是維持國家的穩定。這所謂的國家穩定，其實就是他們手中權力的穩定。為了這樣的穩定，由“史塔西”實施的對德國社會各階層的控制簡直是細致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這在The Lives of Others（《竊聽風暴》，又譯《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中已經展示得淋漓盡致。這部影片的主題情節是虛構的，但敘述事件的來源和細節卻都是出於真實的史料。影片的片頭便交代了該片主角之壹秘密警察豪普曼·葛德·魏斯樂（Hauptmann Gerd Wiesler）上尉對壹名幫助他人逃離東德的227號嫌犯進行疲勞審訊的場景和他在波茨坦秘密警察學校上課的片段，從中可以看出“史塔西”對維穩心理學的細致研究和對秘密警察的嚴格訓練。

　　魏斯樂對學生講課時說道：“如果嫌犯無罪，他會越來越憤怒。由於受到不公平對待，他會咆哮，甚至暴怒。如果有罪，不是越來越鎮定、沈默，就是痛哭流淚，他知道自己為什麽會來這裏。確認有罪和無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間斷地重復審訊。這個例子中他的供詞每次完全相同，壹字不差。說實話的人會用不同的句型和詞匯說出相同的事實，而說謊的人卻早就準備好了壹套說詞，在強大的壓力下，他只會重復這些詞句。由此可知，227號在撒謊。”——這是“史塔西”對人的心理上的掌握和控制。

　　在這部電影中，還有壹個細節，就是東德政權是怎樣監控“打字機”的。“思想”和“真相”是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喚醒人民大眾的源泉和清醒劑，文字獄則是專制獨裁政權用以抹殺“思想”和“真相”的法寶。為了控制思想的萌芽和真相的傳播，“史塔西”不但對書寫的筆跡學研究得入木三分，他們甚至還對出廠的每壹臺打字機上的每個字母都預留了打印痕跡的對照檔案，並實施購買實名制。“史塔西”有專門的專家研究打印字母的痕跡學，如果有必要，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分析確認每壹篇文章的原稿究竟是出於那壹臺打字機，從而通過打字機去追蹤到文章的作者。電影中研究打印機的專家為“史塔西”分析得頭頭是道，異議作家寫作不得不使用從國外帶入的打字機，來避免“史塔西”的迫害——這是“史塔西”對物質及其規律的掌握和控制。

　　也就是說，以上壹個是對人的掌控，壹個是對物的掌控，反映出了早在三、四十年前“史塔西”對人和物的分析、研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就已經達到了幾乎完美的程度，這在沒有計算機和數字、網絡技術支持的年代裏，在技術上要達到這樣完美的境界，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而直到今天，壹些強有力的獨裁政權在采集證據時所使用的“技術”，除了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和不計成本的人力和金錢外，在基礎技術上除了酷刑還是酷刑，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可見其維穩的手法是多麽落後。

　　維穩的手段就是控制。“史塔西”對異議人士制訂黑名單，並不斷進行更新；他們派人對異議人士的住處進行晝夜不間斷的監視、看管和實行軟禁；他們到處安插便衣、眼線收集情報和證據；他們準備了大量的巴士裝載遊行抗議的群眾然後把他們運走；他們用高壓水炮沖擊抗議的人群，用催淚瓦斯和警棍鎮壓抗議的群眾……這些大家都已經看得夠多了，很眼熟吧？在還沒有遍地監控器的時代，“史塔西”還在高壓水中加入不褪色的顏料，這樣被高壓水炮沖涮後，參與抗議的人們不管逃到哪裏，他們都可以在事後把妳辨認出來抓捕妳，夠聰明吧？在萊比錫大遊行前，東德政權甚至為了血腥鎮壓把醫院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監獄都撤空了，有報道甚至說連裝屍袋都已經備足了，所有的準備工作開展得既細致又有序。柏林墻倒塌前，東德政權這樣做；天鵝絨革命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權也這樣做，但最後他們都擋不住人民的力量，都放棄了繼續鎮壓下去的意願，因為他們還能明白，壹旦人民覺醒了，什麽力量都無法撲滅這樣熊熊燃燒的烈焰。再看看同壹時期的北京“六四”，他們出動軍警鎮壓，根本就談不上細致的計劃、準備和步驟，壹切都是在無序和混亂中進行，只是手段更加野蠻和殘暴而已。

　　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維穩手段主要還是采用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普遍使用的那些手法，而且這些手法已經被證明並不“Work”。唯壹不同的是，由於國土面積狹小，當時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無法封鎖西方民主國家無線電廣播、電視節目的自由傳播，即使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也無法做到把信息隔斷，實現繼續把人民蒙蔽下去的目的，從而也無法避免人民的覺醒，最終造成專制體系徹底崩潰的結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專制的國家裏，能不能把信息隔斷已經成為專制政權是否能夠把這樣的政體繼續維持下去的先決條件。

　　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再看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和抗議活動，在信息基本對稱的情況下，即維權和維穩雙方在獲取信息、篩選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發布信息等方面具備基本相同的條件、權利和義務的條件下，香港民眾很容易就能搞清楚“送中”條例會在現在和今後對自己和香港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和結果，並依此作出支持還是反對的判斷。當廣泛的民意無法通過法定的權利去影響政府和立法會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他們手中還有最後壹張合法維權的王牌，那就是遊行和抗議。由於民眾中不乏專家裏手和各方面的人才，在信息通暢的情況下，他們的才智可以得到高效的傳播，人民可以自由地從中獲取各種有價值的信息，而不是處在“摸黑”的狀態下盲目行事，從而幫助民眾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和訴求，並將之訴諸於行動。壹旦人民的力量被廣泛調動起來，那麽任何再強大的維穩力量都無濟於事，無法阻擋——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當200多萬港人走上香港大街時那種壯觀的景象。如果換成壹個信息無法自由流通的地方，人民還完全處於迷茫和愚昧之中，那麽妳看到的景象或許會截然相反，當他們面對自己的權利被侵占、被剝奪時，他們的選擇卻不是共同站出來，而是壹批壹批的跪下去。

　　在這次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中，有幾個可圈可點的細節必須要說，這在以往全世界的遊行抗議歷史上聞所未聞的，那就是香港民眾尤其是香港青年那種卓越超群的才智和勇氣。除了香港民眾和青年對香港的未來表現出識大體、明大義的擔當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意識外，他們在細節的處理上更是表現出令人耳目壹新的、將智慧、勇氣和合作精神融合成壹體的那種能力。而在信息能夠得以自由流暢的情況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不斷傳遞、成倍放大，但鎮壓的方法和手段因為懾於監督曝光而必然會受到法律嚴格的限制。下面不妨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壹、“反送中”遊行抗議中香港青年對付催淚瓦斯的智慧和信息傳播的作用。

　　“油管”（YouTube）上有壹個“反送中”遊行抗議的視頻，畫面展示了壹群頭戴安全防護帽、佩戴防瓦斯眼鏡和口罩的青年們，人手壹瓶大號礦泉水，面對警方扔過來正在冒煙的催淚彈，他們不是四散逃跑，而是迅速圍上去用手中的礦泉水將剛開始冒煙的催淚彈澆滅。 路透社記者也拍攝了壹張香港青年對付催淚彈的照片，非常走紅：畫面上壹位手握網球拍的青年面對著警方投來的催淚彈，揮拍將還未落地的催淚彈反擊回去。

　　從這些視頻和照片中可以看出香港青年過人的才智，這在全世界遊行抗議的歷史中，在新聞報道中，還真的從未出現過如此的對抗方法，這比起之前在“雨傘革命”時單純地用雨傘防禦警方噴灑的辣椒水又前進了壹步。在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環境中，香港青年對付催淚瓦斯的智慧也勢必會對他人產生深刻影響，讓今後參與遊行抗議的人們獲得經驗和知識，去應對警方的各種鎮壓。視頻巨量的點擊就已經說明了這壹點，香港青年的智慧和勇氣將會對後人產生長久和深遠的影響。

　　二、警察違法的代價和後果以及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評價信息是否能夠自由流通，有壹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新聞媒體能不能夠依法進行不受權力和利益幹擾的自由報道。任何專制政權在對人民的示威抗議進行殘酷鎮壓時，幾乎無壹例外會驅趕自由媒體的記者，只讓權力掌控的媒體進行歪曲報道，來混淆視聽。新聞自由是衡量壹個國家和地區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沒有新聞報道的自由，就不會有公正的輿論和清明的法治環境。長久以來，香港壹直被國際社會公認為亞洲法治的典範之壹，由於篇幅關系，在此我並不想涉及目前香港法治狀況這個大話題，但在這次“反送中”遊行抗議中，香港警察的表現確實存在不少失範的地方，譬如有媒體報道警察未舉警告旗幟就向抗議的公眾發射催淚瓦斯，以及近距離直接向示威者頭部射擊橡膠子彈和過度使用暴力等違反法律規定的事件發生。還有壹個廣泛傳播的視頻，壹位外國攝影記者用英語對著正在發射橡膠子彈的壹群警察高聲喊道：“妳們向媒體記者射擊了，妳們打了媒體……這裏是香港，還不是中國，目前還不是！”

　　在真正實行法治的國家和地區，面對示威抗議的公眾，警察任何超越法律的行為，都存在可能被訴諸法律的風險。警察面對保持中立、客觀報道的媒體記者，他們的壹言壹行都有可能被記錄在案，成為呈堂證據和引爆輿論的焦點。因此，自由媒體是監督執法者最為有力的武器之壹。公權力任何背離法律的行為和過度使用暴力，不但會進壹步加深與民眾的對立，甚至還會造成社會不同程度的撕裂，使得維穩和抗爭雙方的暴力傾向趨於更加嚴重的程度。正因為此，自由媒體客觀公正的報道和監督，會使得違法者（無論何方）受到輿論的譴責並遭遇信譽危機，由此促使各方不得不保持克制，趨向理性和守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新聞自由，也是保持社會良性運行的穩定劑。

　　三、信息自由傳播下的示範作用和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對內地維權運動的影響。

　　這本身就是壹個很大的話題。相對來說，香港是壹個信息自由的地區，而中國內地則是壹個信息封閉的區域。在信息時代，雖然長城防火墻可以有效隔斷信息的雙向自由流通，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內地青年使用“翻墻”軟件和個人自媒體，信息的“管湧”卻防不勝防。這就像是築起的壹道防洪大堤，大堤內外水位落差越大時，大堤所受的壓力也隨之增大，當管湧到處不斷出現時，大堤崩潰就是遲早的事情。

　　討論這個話題，這裏我只想簡單地舉兩個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例子。這次在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中，有段熱播的視頻，就是壹個身材單薄的小女孩勇敢地背對著壹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而坐。這段視頻感動了無法計數的觀眾，也獲得了無法計數的點擊量。還有另壹段熱播的視頻，是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之後，最近湖北武漢陽邏抗議新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維權抗爭。壹個並不強壯的青年男子，勇敢地面對著壹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坐下，隨後又有幾個青年戰戰兢兢地跟進坐下。因為這些青年面對的風險，與香港小女孩相比，簡直無法同日而語，所以這段視頻同樣也感動了無法計數的觀眾，也獲得了無法計數的點擊量。雖然我無法確定這兩段場景頗為相似的視頻裏的那幾個男主角，事前是否看到過香港女孩的那段視頻，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這樣的視頻被廣泛傳播，在維權抗爭中會勇敢地站出來的人也壹定會越來越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由此可見，即使在壹個信息封閉的環境中，只有小部分的人才能夠通過“翻墻”去了解外部的信息，但這也無法完全阻斷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活動對內地維權運動產生的影響，讓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多麽的強大。

　　綜上所述，從香港“反送中”遊行抗議維權和維穩的較量中可以看出，維權和維穩雙方在信息對稱的條件下，面對民眾的抗爭，任何違背民意的強力維穩都會遭遇無法擺脫的困境，這便是人人皆知的古訓“民意不可違”。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每個專制獨裁政權都如出壹轍地控制媒體出版、阻斷信息自由流通。但即便是這樣，也沒有壹個專制獨裁政權可以做到長治久安的，這正如林肯所說，妳可以在部分時間裏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全部時間裏欺騙部分人，但妳無法做到在全部時間裏欺騙全部的人。

中共政權的政治邏輯

作者 張博樹 寫於 二零一零年

　　本文根據我的《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壹卷最後兩章改寫，幾年前就曾發表於互聯網，本無需再拿出來。但近來國內左風陣陣，大有越演越烈之勢。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令體制內外憂國憂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連篇發出的反憲政檄文，讓人覺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充斥了大量毛式語言的反腐敗舉措（諸如重彈“兩個務必”、“作風”建設、“照鏡子、洗洗澡”之類），更是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讓世人生出無限慨嘆！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壹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壹點：第壹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是馬克思評論路易.波拿巴時說過的話。本文也引證了這句話用來說明中國共產黨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嬗變軌跡。然而，面對“十八大”以來中共新領導層的所作所為，我們又當說什麽呢？還是把這篇舊文重新拿出來，權當給黨國新舊大佬們上壹課吧。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壹個持極端主張的人，這28個命題的歸納也強調在歷史的過程中理解歷史，而不是簡單的批判。它本來的意圖是重塑史觀，但面對當下現實，我希望這些文字也能對理解那些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黨國現象，有所助益。

　　本文試圖勾勒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作為中國現代專制主義主要構造的基本邏輯。這項工作所依托的理論基礎是我在另壹個場合提出過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應該遵循的總體化原則。總體化分為三個層面：第壹個層面（基礎層面）是社會進化的壹般邏輯公設和現代社會轉型中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包括憲政民主體制、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建構。第二個層面（中間層面）揭示文化傳統對現代社會轉型的影響，就中國而言，主要指延續數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對現代社會轉型的制約。第三個層面（現實層面）則是指經由俄國革命中介的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後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的現實構造。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全部秘密、它的復雜性和內部張力就體現在總體化上述三個層面的相互關系之中。

　　本文共分三節，前兩節從總體化的現實層面談起，分別討論極權主義階段和威權主義階段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定位及基本特征，最後壹節則把總體化三個層面的要素壹並納入研究，在那裏，我們將獲得理解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體制之意識形態根源、文化根源、它所造成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制度扭曲、它的未來命運或演化趨勢等問題的更廣闊的歷史視界。

　　中共壹黨專制體制的邏輯定位

　　20世紀發生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曾聚集了壹代人的夢想，不僅是強國之夢，更是社會改造之夢。社會改造的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作為手段）和走向“無階級社會”的遠景（作為目標）。雖然嚴格地說，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方面的成功並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結果，但這並沒有否定黨的領袖們確實在按照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勾畫“新社會”發展的藍圖，也沒有否定列寧主義的政黨組織形式和政權建構模式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和模仿的基礎摹本。

　　然而，如果說俄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壹個兼具東方專制色彩的歐洲民族結出的異樣果實，那麽中國革命更是在壹個古老得多的、更純正更典型的東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進理論的結果。這個嫁接所蘊含的悖謬與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歷史扭曲，只是到了其後果已經極其嚴重、它對整個民族的危害已經昭然若揭時，才被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壹黨專制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是中國現代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發生的病理性變異。

　　如果我們把現代專制主義定義為“以公共意誌的名義對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雙重否定”，那麽就中國而言，這種否定是通過黨專制的制度形式實施並體現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並不缺乏道德激情。事實上，對勞動者苦難的同情，對壹個公正社會的強烈憧景，乃是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比如陳獨秀、李大釗）幾代共產主義革命者共同的道德基礎。馬克思主義也並不否定民主，但它認定“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更高級的民主，實現這種“民主”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要追求的目標。這樣，制度現代化意義上公共權力的建構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變成了“階級專政”的建構。而當“黨”被理解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時，“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壹黨專制）就是邏輯中的必然。中國共產黨人既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專政”的理想，又學到了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建構和國家建構的全套功夫，則中國共產黨掌權之日必是壹黨專制生根、開花、結果之時，自然就確定無疑了。

　　從中國現代史的演進過程看，公共權力的建構本來並非只有“黨專制”壹途；歷史如何在特殊的現代化之“後發外生”的語境內、在相互作用又相互沖突的種種要素的夾擊下扼殺了中國尚在繈褓中的憲政民主，是另外壹個重大課題，這裏暫且不表。中國的“黨專制”也並非只有共產黨壹家獨有。事實上，早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執政的國民黨就已經在“訓政”的旗號下實行了多年的“黨治”。但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的是，它只學習了蘇俄的“以黨治國”原則（還學習得很不到位），卻拒絕蘇俄的“階級專政”說和馬列主義“共產”社會理想。國民黨是信奉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的，而三民主義中有壹條就是“民權主義”。最終實施憲政、從而“還政於民”的承諾使國民黨的黨專制既不夠徹底，也不夠典型。唯有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社會革命綱領，又掌握了列寧主義政黨和國家建構的根本精髓，並把它進壹步發展，達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乃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專制才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形態，它比國民黨的“黨治”發展得遠為成熟且徹底，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也遠為深刻和長久。

　　從大的時間尺度講，20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基本任務本來是進行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與共產主義革命攪在了壹起，是壹種歷史性不幸。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乃是中國現代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發生的可怕的病理性變異。“病理性變異”在這裏首先意味著作為黨專制之邏輯起源和發生學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身就含有致病因子，這些致病因子和中國特殊歷史社會條件的結合，勢必導致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的異化。當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的天然代表自居，又在“階級”的範疇內解釋“人民”，甚至把它寫入憲法時，對人民主權的抽象肯定已經變成了對國民主權和公民權利的現實否定。這樣，不管中國共產黨第壹代創始者心懷多麽崇高的社會理想，黨專制的既定邏輯決定了這套體制實施的結果必定是對原初理想的背離，是對現代社會轉型本應達致的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建構的雙重否定。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在實施烏托邦社會發展戰略時，馬列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會外化為黨專制的巨大結構拉力，迫使社會全面走上極權體制的軌道。

　　革命和革命勝利之初的烏托邦理想多不乏質樸與真誠。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造理念實現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全方位的變革，會呈示為黨的領導人自覺的主觀認知。黨專制的力量在於它能夠以千斤壓頂之勢義無反顧地推進這種變革，並時而笨拙、時而巧妙地把烏托邦追求的目標和烏托邦實踐的手段結合在壹起。本命題中尤其要註意的是“結構拉力”這個提法，它意味著黨的社會改造理念會以制度建構的形式強行作用於社會，形成黨所憧景的社會結構格局。在這個由某種“崇高”理念支配、帶有人為色彩和“超前設計”特征的社會改造行動中，壹切原有的、不符合黨專制原則的社會結構因子都將被剔除；原本正常的、正在進行中的制度轉型也將被強行終止，而納入到黨所劃定的“新的”軌道中。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比如說——何以中國在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波瀾壯闊的憲政民主實驗、已經積累了民主轉型諸多經驗的背景下，仍然最終落入中國共產黨黨專制的巢臼。中國與俄國不同。俄國的現代社會轉型雖然早於中國，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二月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卻是在壹年之內這個很短的時間間隔中發生的。中國則在推翻帝制後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民國各個歷史時段的民主建設歷程。歷史甚至提供過這樣的機會，讓國共勢不兩立的兩大政黨坐在壹起按照“西方”的原則共商國事——這正是從“重慶談判”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史實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今天的人們常常指責中國共產黨背棄了革命勝利前夕的大度與承諾，致使現在的“民主黨派”和“政協”成為壹具具行屍走肉，成為壹堆好看而沒有實際用處的“花瓶”，殊不知這正是以“階級專政”為理念的黨專制必然導致的邏輯結局。“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中途夭折也必須作如是觀。從中國共產黨所秉承的社會改造理念看，用“黨的最高綱領”取代“最低綱領”是遲早的事。壹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黨怎麽能容忍“資本主義因素”在經濟結構中的長期存在呢？在這個意義上，不管黨的領導人在“過渡時期”長短的理解上有多少差異，承認“公有制”必須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必須取代“資本主義”卻是所有共產黨領袖的共識。這就是黨的理念所具有的力量。

　　恰恰是這種力量和它所擁有的制度化手段，把1949年後的中國送入了極權主義的絞肉機。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3：黨專制是壹種絕對的宰制力量，通過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它內在地具有吞噬全社會的邏輯本能。

　　黨專制的基本特征是黨的組織建構與國家政權建構的融合，“黨”成為淩駕全社會之上的絕對的宰制力量。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名義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重大“立法”行動或“選舉”行動，都必須體現“黨”的意圖；它的唯壹使命則在通過合法形式使“黨”的旨意變成國家意誌。國務院則是負責落實“黨”的旨意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總理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樣的職務必定由黨的領袖中的重要人物擔任。在黨專制條件下，司法獨立是談不到的，因為各級司法部門都必須服從黨委的領導。新聞獨立、教育獨立之類也是根本談不到的，因為在黨專制體統中，它們都不過是貫徹“黨”的意誌的工具而已。

　　中國共產黨尤其致力於把黨的織體深入到每壹個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組織，深入到工廠、鄉村、學校、街道。黨的細胞遍布社會的各種肌體、各個角落，它內在地具有吞噬全社會的邏輯本能。在極權主義最興盛的時期，黨所具有的強大的輻射力、滲透力會通過無數黨的基層組織（基層黨委和支部）得到生動的體現。

　　值得強調的是，不可以把中國共產黨黨專制條件下對社會的全面宰制僅僅理解為社會控制。毋寧說，極權時代“黨”對全社會的壟斷地位既為社會控制、也為社會動員提供了基礎手段。事實上，卓有成效的社會動員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獲得成功的重要歷史經驗。執掌政權以前長達數十年的艱苦鬥爭，在惡劣環境下實施割據、開發“根據地”的經歷，不但磨礪了共產黨人的意誌，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組織效能。大概正是這樣壹種歷史磨礪和考驗，賦予毛澤東壹代中共領導人同時將社會控制與社會動員把玩於股掌之中的非凡能力。理解毛式極權主義，這是壹個不可不關註的重要的邏輯關節點。比如，主要依靠秘密警察實施社會控制的蘇聯斯大林主義，就遠不能望其項背。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4：以“階級專政”名義實施的黨的獨裁，勢必導致並歸結為黨的領袖的個人獨裁“階級專政”勢必走向個人獨裁，這既是權力的本性使然（在任何時代，追逐權力都是人的貪婪本性的政治表現），又是黨專制自身建構規則的必然結果。俄國革命是如此，中國革命同樣如此。

　　在革命黨的成長過程中，領袖本來借助（乃至依托）組織而產生；強有力的領袖會使組織本身變得更為強有力。但領袖壹旦獲得“獨尊”地位，作為獨裁者的領袖就總是要試圖超越組織。黨的“民主議事規則”和“民主集中制”之類的“組織原則”將很難抑制這股力量的生長。壹旦最高領袖的獨裁局面形成，黨組織將喪失作為組織對領袖的約束，而成為獨裁者貫徹自身意誌的工具。這個領袖與組織關系互換的辯證法，不但體現了壹般意義上政黨“寡頭化”的政治邏輯，尤其凸顯了執掌政權後的革命黨黨專制演變的政治邏輯。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領袖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後發生的壹切，深刻而典型地證明了這壹點。

　　可以這樣概括黨專制語境內特有的獨裁者制約悖論：壹方面，就黨的領袖肩負的重大領導使命言，這個“黨國安危系於壹身”的人最應該受到制約；另壹方面，又恰恰是黨專制本身，孕育出黨的最高領導者最不受制約的體制性結局。

　　黨專制造成的公共權力制衡的結構性缺席，使獨裁力量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獨裁者憑借自身所具有的強大使動力量，在“創造歷史”方面甚至可以產生奇跡。只是在社會付出可怕的、有時是不可挽回的代價後，獨裁者對社會的瘋狂“使動”才會以反向受動的形式逐漸終止。事實上，我們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中所看到的，正是此類情形。黨專制條件下獨裁者個人的認知局限（乃至性格局限）往往會放大為體制性癲狂，這種癲狂最終將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5：“黨指揮槍”意味著武裝力量成為黨專制的工具，成為最高獨裁者的私產在馬克思本人的理解中，未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將不再有常備軍，這樣，既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可以防止冒險家借助合法武裝力量對國家權力的僭取。這樣的理解有其深刻壹面，也有其天真壹面。列寧作為第壹個蘇維埃政權的創建人，已經充分認識到武裝力量對維持壹個新生政權的重要性。用黨的力量改造舊軍隊、通過政工人員實施黨對軍隊的政治領導，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遺產，是馬克思未曾預料到的“階級專政”的必然走向。

　　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武力爭雄的歷史，靠“實力”而不是靠任何其他東西得天下的曲折經歷，使中國共產黨人有壹切理由比蘇俄更看重軍隊的作用和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控制。從邏輯上講，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邏輯相結合，必然在助長壹黨專權的自然趨向的同時，凸顯軍隊在政權建構中的關鍵性角色。軍隊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這既是壹種意識形態表達，也凸顯了中共黨-軍關系的內在邏輯要求。這種黨-軍關系的形成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構造中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

　　同時應該看到，在黨專制語境內，武裝力量成為獨裁者的工具乃是“黨-軍”關系邏輯發展的必然結局。黨的最高領袖握有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這是獨裁者實施狂熱的烏托邦社會發展戰略、自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最終本錢，也是獨裁者制服黨內異端、平息黨內沖突的最終本錢。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戰勝林彪軍人集團就是這方面的壹個例證。

　　在民主化成為時代潮流的改革年代，“黨指揮槍”的專制主義原則會和憲政主義內含的“軍隊國家化”原則發生日益明顯的沖突。當改革進程中的矛盾激化乃至發生危機，武裝力量被用來鎮壓和平的示威者時（就像六四天安門慘案所表明的那樣），武裝力量作為黨專制工具的本質就將暴露無遺。獨裁者會像使用私產壹樣使用靠公共財政供養的軍隊，由制度現代化邏輯規定的武裝力量的公共性質不得不臣服於由黨專制邏輯規定的武裝力量的禦用性質。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6：經濟領域實施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勢必否定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前提和動力機制馬克思主義壹向強調，“消滅剝削”不僅是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而且要通過經濟結構改造的制度化形式兌現之。沒有必要懷疑中國共產黨人追求這樣壹個目標的真誠性。然歷史的殘酷恰恰在於：當“人民共和國”的當權者高舉“正義”的利劍把壹切“剝削階級”斬草除根時，它也勢必動搖乃至連根拔掉中國尚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及其產權制度根基，從根本上否定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結果，不但阻斷了制度現代化意義上經濟結構的現代轉型，而且為經濟衰敗埋下致命的伏筆。

　　這裏涉及的不僅僅是數量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機制本身的合理性問題。從邏輯上講，“計劃經濟”與鍛造“共產主義新人”的烏托邦目標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性：計劃經濟不僅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高級歷史形式，而且是超越勞動的“自發性”和“異化”狀態，使勞動走向“自由”（在這個詞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意義上）的必要的制度橋梁。斯大林主義及其傳人曾通過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物質刺激”的合理性，打斷過（至少是動搖過）兩者之間的聯系。倒是毛壹代中國共產黨人以他們自己的理解方式和實踐方式恢復了這種聯系。在技術意義上，中國的“計劃經濟”是粗陋的（遠沒有蘇聯的計劃體制精致和完善）；但在社會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制度卻發揮著重要的“思想”職能，它必須服務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服務於“共產主義新人”的造就和培養。文革中“要鬥私批修”之類的口號典型表達了毛式“共產主義新人”的馴化邏輯。

　　然而，經濟行為之利益動機的被否定，經濟發展之內在動力的被抑制，勢必在經濟的長期演變趨勢中顯示出後果，導致短缺經濟時代的到來。“精神”的高揚是不可能長期建立在“物質”匱乏的基礎上的。當專制體制壓抑了人們的謀利沖動，甚至壓抑了人們的正常需求，把它擠壓到壹個可憐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時，歷史已經積聚了足夠的反彈力，待時機成熟時，讓“物質”重新翻轉過來，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去徹底地顛覆“精神”。事實上，這個邏輯已經在文革結束後不足30年內中國迅速衍生出的金錢社會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7：國家對經濟資源、經濟信息、經濟開發手段的全方位壟斷，乃是黨專制卓有成效的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控制角度看，國家對經濟資源、經濟信息、經濟開發手段的全方位壟斷，既是極權主義社會運行的前提，又是黨專制卓有成效的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立城鄉分立的戶籍制度、實施對有限資源的集中管理，本來生發於基於中國自身條件的工業化積累的現實需要；但在黨專制語境內，這些制度安排迅速具有了社會控制方面的結構意義。與此相應的是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身份”系列：城鄉居民身份系列（擁有壹個“城市戶口”就意味著獲得了壹份口糧供應和壹份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沒有“城市戶口”則意味著農民永遠不可能走出鄉村）；城市中“幹部”與“工人”身份系列（“黨”制定了詳細的人事管理和勞動管理制度以實施對二者的不同管理）；企業中的“所有制”身份系列（“社會主義改造”以前有“國營”“私營”之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有“全民”“集體”之分）。當然，還有壹個非常重要的身份系列並不是由管理需要引出的，而是黨的理念的直接結果，那就是“階級”身份系列。在黨專制語境內，“階級出身”對壹個人來說具有莫大的意義。“苦大仇深、根紅苗壯”可能帶來招工、上學、入黨、提幹方面的壹系列好處；“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則除了遭受政治上的歧視外，還會遇到實際生活中的諸多困難，甚至生存威脅。“階級身份”以及與此相應的株連政策導致的國民待遇的不平等，曾經給億萬公民造成極其慘重的傷害，但這並沒有否定作為控制手段，它給統治者帶來的“好處”和組織效能。

　　與控制相關的另壹個重要概念是“單位制”。“單位制”綜合了戰爭年代“供給制”的經驗和建國以後新政權的需求，而成為共產黨的壹大發明。黨借助壹個壹個的“單位”（它可以是壹個政府機構，也可以是壹家工廠，壹所學校、壹家報社、壹個文藝團體，乃至壹個體育訓練機構）壹方面實施有限資源的配給，另壹方面又把每壹個人（及其家庭）緊緊地固著於這個精心安排的體系內。個人的生老病死，“單位”全要管；個人的“政治表現”，“單位”也要負全責。其實，“單位”只是黨專制這張巨大的網上的壹個網結，是黨專制這部巨大機器上的壹個部件。個人對“單位”的高度依賴，乃是個人對“黨”、對“國家”高度依賴的現實體現。正是在這種依附關系中，個人在“享受”黨提供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同時，亦必然付出喪失自主選擇權利和獨立權利的巨大代價。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8：高度的意識形態壟斷、獨斷與強有力的思想控制，體現了專制主義政體的必然要求意識形態意味著理論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在這種結合中，理論（無論它原來具有多麽“科學”的乃至“批判”的品格）都將成為權力的奴仆和論證權力合法性的工具。意識形態必定是壟斷性、獨斷性的，壟斷性指不允許自由的思想表達空間的存在，獨斷性則意味著唯有與權力結合的意識形態才享有“真理”的美名。

　　當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領袖宣稱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被尊奉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時，它自然也難逃自身的工具化命運。“工具化”在這裏首先指必須按照“黨”的需要解釋馬克思主義。黨的領袖將擁有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和唯壹發展權。這樣，不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被強行逐出思想市場，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不同理解（更不用說批評）亦都將成為非法的。

　　“輿論壹律”是為了強化思想控制。這裏首先被掃蕩的，是那些具有獨立見解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新聞、出版、教育機構在黨專制語境內都是實施思想控制的制度化設施。它們將根據“黨”的需要詮釋歷史和現實，甚至在必要時制造“新聞”，制造“黨”的“好幹部”或“好戰士”，也制造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當然，在國際上還存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情況下，“黨”不會忘記有效地阻斷壹切其他信息源，並伴之以必要的恐怖手段（如宣稱“收聽敵臺廣播”乃非法之舉）。

　　這樣，黨專制的邏輯已經內在地決定了這個被“黨”控制壹切的社會只能是壹個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社會，是壹個高度單壹化、同質化、簡單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不可能產生深刻的思想，產生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學，產生自由的、煥發人性之光的藝術，產生真正獨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9：使意識形態內化為信仰，乃是極權主義黨文化的真正特色命題8強調的是黨專制之思想控制與精神壟斷的強制性壹面。這個問題還有非強制的、誘導性的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強制乃是以被強制者主觀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表現為被強制者心理上的自覺接受和主動就範。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長期鬥爭中曾付出巨大犧牲，這段傳奇般的歷史賦予“黨”偉岸的形象和道德感召力。“黨”對歷史的精心剪裁又大大加強了這種力量。簡單化、信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宗旨”和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被灌輸給普通的工人、農民、士兵，以激發其“樸素的階級感情”，提高其“階級覺悟”，從而自覺地為“黨”工作。常年不斷的“政治學習”，各種場合的“憶苦思甜”，規模宏大的集體儀式，情感化的、直白的藝術宣傳等都有助於此類目標的實現。

　　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更是“黨”的力量無所不在、無堅不摧的證明。以“階級專政”代表自詡的黨對“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擁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優越感。強迫他們為黨工作並不是本事；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讓知識分子自慚形穢、自動服輸才是“黨”的拿手好戲。在這個過程中，奴役的不自覺狀態將向自覺狀態轉化。當個人的行為（甚至只是內心活動）不符合“黨的精神”時，人們會自覺地自我矯正，自覺地向“組織”靠攏。從邏輯上講，壹切有利於“黨”和“革命事業”的行為都是值得贊許的。這樣，向“組織”告密之類的行徑不但不被認為是突破人類倫理底線的無恥之舉，反而是對“黨的事業”忠誠的表現。“黨”甚至可以有組織地鼓勵、慫恿此類行為。如此，這個社會必然造成兩種結果：壹方面是精神上永遠長不大的“未成年人”，另壹方面是可憐而又精明的、蠅營狗茍的偷生術。兩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又是相反相成的，是黨專制這同壹棵樹上結出的兩枚果實。

　　使意識形態內化為信仰，恰恰是意識形態發揮其功能的前提。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崇拜將發揮巨大的精神建構作用。從獨裁者壹方講，有意識地制造個人崇拜，既是鞏固權力、戰勝政敵的需要，也是黨專制體制自身的需要。從受眾壹方講，當“個人”的至高無上性受到置疑（這種置疑乃是黨專制運作的必然結果）時，領袖崇拜將是恰得其時的精神填補。在黨專制語境內，“黨”的偉大將凝結為領袖的偉大。領袖就是人格化的大我，他將給小我以力量。以領袖崇拜為特征的信仰不可能是理性基礎上的信仰，而必定是非批判、非反思意義上的迷信與盲從。但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中，這樣的“信仰”卻可以表現為充分理性的。這樣，現代專制主義往往造就奇特的精神景觀：當人類最可寶貴的自由已經本質上喪失殆盡時，社會卻仍舊可能是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因為人們在“黨的事業”和革命奮鬥的遠景目標中找到了自我的歸宿。

　　這就是黨文化。我把黨文化定義為精神層面的“黨”的存在，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種種形式表現之。在極權主義時代，黨文化致力於營造簡單的“革命”世界觀和“螺絲釘”式的服從人格。這種努力恰好與經濟領域的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共收異曲同工之妙。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0：各種“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不過是黨專制的玩偶，人們不可能被允許為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自由結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既然黨專制是壹種絕對的壟斷性存在，那麽邏輯上就不可能有獨立於黨的控制的其他社會力量的生存。當然，“黨”也需要壹些“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充充門面，不過，它們只能作為“黨”動員或控制大眾的手段（所謂“黨聯系群眾的紐帶”）發揮作用，而絕不可能作為獨立的社會組織對本組織成員發生影響，更不可能代表本組織成員的利益或需求對“黨”說三道四。事實上，無論“工會”還是“工商聯”還是“婦聯”還是“學聯”，它們對本團體成員的代表都只能是名義上的，並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人們不可能被允許為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自由結社。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宗教。或者，更準確地說，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命運，更突出地證明了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本質。

　　宗教本來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但由於共產黨人自命為無神論者，又有馬克思批評宗教乃“精神鴉片”之說，宗教組織在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中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更根本的是，教會由於自身具有的如下兩個特點勢必與黨專制發生內在的沖突：第壹，凡教會組織都有自己獨立的信仰（或信基督，或信佛陀，或信真主，等等），而共產黨當然不希望人們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什麽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會必有壹定規模的教徒聚集，而共產黨當權者最擔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民眾的有組織的聚集。教會的這兩個特點顯然都犯了黨專制社會的大忌。

　　僅憑這兩條，教會在黨專制社會中的命運已經可想而知。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規定，這種“自由”卻註定是被限定的。它不能超出極權主義控制所能容忍的限度。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1：黨專制營造的生態環境決定了黨自身變腐的必然趨勢，靠訴諸“革命理念”、清理“階級隊伍”之類手段進行的黨的純化，無助於克服黨所面臨的危機人們都記得黃炎培1945年訪問延安時向毛澤東說出的壹番擔心：大凡壹個團體、壹個政黨初起之時，都是艱難困苦、聚精會神，歷九死而壹生，而保其生機勃勃；及至環境漸好，精神也就漸漸放下，墮性發作，日趨下坡，乃至人亡政息。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又何以可能跳出這樣壹個“周期率”？毛澤東當時答曰：我們已經找到了壹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不能說中共領導人完全是在擺樣子、吹牛皮。當時的毛澤東確實有足夠的警醒面對黨執掌政權後走向衰敗的危險，但歷史證明他的自信和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卻是自欺欺人的。這個回答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中的最大反諷。

　　黨專制的自身邏輯決定了“人民”不可能真的去“監督”政府，因為“人民”沒有實施這種監督的最基本的手段。在以“階級專政”自我標榜的黨-國政權結構中，“黨”既沒有來自其他獨立力量的制約，又自我堵塞了幾乎所有的批評渠道。“黨”壹手制造了對自己歌功頌德的社會氛圍，並任憑這種歌功頌德走向極端。在實際政治運行中，掌握政權後黨的政治錄用機制決定了“入黨做官”的政治行為邏輯的暗行滋長，這會自然動搖戰爭年代英雄們的革命意誌，更會腐蝕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千百萬“向黨靠攏”的青年人。在權力和特權面前，黨的理念和“為人民服務”的道德信條的逐步空泛化乃至儀式化將不可避免。

　　黨專制下的社會必定是壹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法律在這樣的社會中是無足輕重的。當整個國家呈示為壹個最高獨裁者掌權的權力結構時，大大小小的權力金字塔也會在各個部門、各個“單位”中湧現。各級當權者習慣於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固步自封，因循守舊，熱衷於文山會海，卻不思創新進取。修養低下者更可能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以我劃線、以權壓人。人們考慮的中心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自己的權勢。

　　總之，黨正在變腐。所有由“黨”自己創造的生態環境、生態條件都決定著黨自身變腐的必然趨勢。

　　更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夠阻止這樣的趨勢。在黨專制語境內試圖扭轉頹勢、恢復“革命青春”的努力勢必是壹場無望的戰鬥。事實上，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理論”框架內要解決的，正是執政黨自身的變腐問題。然而，靠訴諸“革命理念”、清理“階級隊伍”之類手段進行的黨的純化，靠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來揭發“階級敵人”或“黨內修正主義分子”，無助於克服黨所面臨的危機。恰恰相反，“運動”往往誘發極權主義的破壞本能，使每壹個運動參加人不是被害者就是害人者，或二者兼而有之。社會良知和做人的基本準則在“革命的狂熱”中喪失殆盡。

　　就最高決策層而言，保衛黨的純潔的鬥爭具有更為復雜的性質。中共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與最高獨裁者捍衛其烏托邦理念的鬥爭十分復雜地、又非常緊密地纏繞在壹起。這種不同邏輯的交織，充分說明了現當代中國事務的深刻性。我甚至要說，恰恰是從“文化大革命”這樣空前絕後的歷史經歷中，批判學者可以引申出毛式極權主義特有的壹系列悖論及其悲劇性結果。這種悲劇結果所內具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已經遠遠超過了蘇俄的斯大林時代。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2：獨裁者無力解決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問題，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黨專制體制的根本痼疾在黨專制體制內，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是壹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各國第壹代共產黨掌權者來說，這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表明，包括前蘇聯、中國、北朝鮮在內的許多共產黨政權，其第壹號人物都是在自然規定的生命期限已經來臨時才不得已交出最高權力的）。但是，這個可悲的事實並不意味著黨的最高領導人不重視“接班人”問題。至少就中國共產黨而言，有意識培養“接班人”的努力甚至可以上溯到黨奪取政權以前的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最終成為“黨”無法跨越的深度“沼澤”，其原因只能在黨專制的自身邏輯中去尋找。

　　首先，黨專制的邏輯決定了最高權力交接只能在黨內領袖群體中進行。由於沒有壹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政民主體制，沒有各政黨在平等基礎上和平競爭執政地位的過程，權力交接只能表現為黨專制語境內的領袖“接班”。這個過程按照憲政民主的標準來衡量不可能是有序的、公開的、透明的、平等的。

　　其次，即便按照共產黨黨內民主規則衡量，“接班人”的產生也很難是有序的、民主的。黨專制邏輯之命題4已經表明，黨的領袖獲得“獨尊”地位的開始，就是領袖作為獨裁者試圖超越組織的開始。黨的“民主集中制”之類的“組織原則”將很難抑制獨裁者的為所欲為。壹旦最高領袖的獨裁局面形成，黨組織將喪失作為組織對領袖的約束，而成為獨裁者貫徹自身意誌的工具。在接班人問題上，即便我們假設獨裁者在“候選人”的決定上並無私心，但我們無法避免獨裁者是根據他的“標準”、根據他的主觀好惡、根據他的用人尺度來決定取舍。而且，獨裁者越是淩駕壹切，決定壹切，“黨”作為組織幹預“接班人”選擇的可能越是微乎其微。

　　更值得回味的是在權力問題上獨裁者的心理狀態。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最高權力總有“接班”的壹天，對於此點，獨裁者還不至於喪失最起碼的理智。但另壹方面，對於那些有可能成為自己接班人的黨內領袖，獨裁者內心深處又會藏有深深的恐懼乃至敵意。任何觀點、意見上的分歧都可能被獨裁者理解為對權力的覬覦。除非對最高領袖表現出絕對的忠誠，任何人（哪怕他再有能力）都很難在“接班人”的位子上坐穩。這種“接班”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非程序性和人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壹系列和權力爭奪有關的故事，是黨專制體制生發的故事中最神秘的部分。野心家對權力的貪婪，理念的東西與現實的東西的錯綜交合，領袖與臣子之間、以及不同派系（不同政治傾向）的黨內大員之間圍繞“接班”問題展開的或隱蔽、或公開的較量，都使這個過程顯得既撲朔迷離，又驚心動魄。

　　無論怎樣，在生命問題上大自然對每壹個人都是公平的。當獨裁者到了不得不“到馬克思那裏報道”的那壹天，權力的交接往往會以非正常的形式進行。伴隨著死人的離去，往往是活人之間繼續進行的生與死的鬥爭。這個鬥爭當然還是為了權力。

　　獨裁者無力解決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問題，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黨專制體制的根本痼疾。斯大林曾經證明了這壹點。毛澤東以更為曲折、復雜的形式再次證明了這壹點。

　　中共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嬗變的邏輯軌跡

　　壹代強人自然生命的結束，往往是壹個時代的終結。這也可以視為黨專制語境內社會變遷的特征之壹。我們不妨就此轉入對黨專制之下壹個發展階段——威權主義階段——邏輯特征的討論和刻畫。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3：威權主義是極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黨專制的傳統與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構成威權主義時代最深刻、最根本的邏輯悖謬。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共產黨黨專制語境內的極權主義意味著壹個異化了的公共權力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從本質上說，這種控制既是實現黨所憧景的烏托邦社會改造目標必須倚仗的手段，又是這個目標本身的壹部分。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容身之地，因為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前提和動力機制是完全有悖於烏托邦社會改造目標的價值預設的。

　　然而，正是毛式烏托邦追求與制度設計的空想性，特別是這種追求在實踐中的徹底失敗，為歷史走向新的、完全不同的發展之路，也就是重新承認市場經濟，提供了可能。

　　值得沈思的是這種“重新承認”所采取的歷史形式。事實上，鄧小平所代表的“改革派”領導人對市場經濟的最初認可，乃是極權主義烏托邦毀滅民生的不得已反應，而絕不是對市場經濟之制度含義的自覺承認。基於傳統意識形態而發生的這種認知意義上的遲滯，曾壹再阻遏人們從科學層面認識市場經濟的制度現代化內涵，也限制了人們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理解“市場”力量對社會生活的多方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關系。從制度現代化的規範意義講，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政治結構應當是民主政治，二者在建構壹個合理、健康的社會方面，有著結構上的相互需要。但民主政治卻是中共黨專制的死結。本來，毛澤東的極度專權和文革這樣悲劇的發生，數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導致此類悲劇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存在，已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證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政治民主化在邏輯上應該與經濟市場化並轡而行。問題在於，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走向對黨專制自身的否定，而這是與當權者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盡管歷史終究會提出、且已經提出這樣的要求，但當這樣的要求被固守陳舊意識形態的黨的當權者所拒絕時，中華民族將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難。黨的“第二代”領導人可以在“計劃多壹點”還是“市場多壹點”這類問題上互相角力，但在維護黨專制這個根本點上卻高度壹致。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下，毛以後的中共當權者明確表達了黨專制的根基不能碰這個根本原則。這樣，從邏輯上講，改革年代中共當權者制定的基本國策（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其“兩個基本點”之間必然發生沖突，且這樣的沖突必然是無解的。

　　繼續保持極權主義政治前提下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是健康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它最終將發展為權貴資本所主導的扭曲的市場經濟。極權主義政治+扭曲的市場經濟遂成為開放年代黨專制體制特有的社會結構格局。這是壹個在精神上繼承了毛式極權主義精髓，但在內容、外部條件和內部張力上又迥然不同於毛式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格局。威權主義時代所有新的病癥、所有新的矛盾展開、所有新的社會罪惡都可以籍此獲得解釋。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4：“老人政治”、“垂簾聽政”式的新的獨裁形式和陳舊的政治思維，構成毛以後最高權力的顯著特征。它的內在的保守性可能葬送民主化改革的歷史機遇。

　　在黨專制語境內，掌權者對權力的獨裁這壹點是不會有變化的。變化的只是獨裁的形式。假如說，毛澤東代表了獨霸天下、壹人定乾坤的最典型獨裁特征，那麽毛以後實際掌握最高權柄的中共元老群體則代表了對獨裁的某種集體分享，在這種分享中，元老中最孚眾望者將在權力的使用中占有最大的權重。從邏輯上講，這是黨專制體制內最高權力演變的壹種重要現象。它代表著某種過渡，從強有力的領袖個人獨裁向帶有寡頭特征的集體獨裁的過渡，從“開國元勛”向新生代執政者的過渡，從強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過渡。

　　構成“第二代”領導主體的黨的元老本來都是“第壹代”革命者，是經過文革洗禮後的建國領袖群體的遺存。這個事實賦予該群體以雙重含義：壹方面，多數元老仍然認同信仰了壹輩子的“革命”理念，這種認同是真實的，並非虛假的；另壹方面，他們又對“黨”和領袖犯過的錯誤痛心疾首，希望改弦更張，找到某種發展的新路，但認知、能力和魄力上的局限，使他們無法突破現存體制的狹隘眼界。他們既是黨專制體制的受害者，又是這個體制的堅定維護者。維護的動機開始時可能更多是認知上的（巨大的傳統意識形態思維慣性構成這種認知的基礎），但隨著新的權力機構的確立，隨著權力結構與市場力量的結盟，這種動機會逐漸向利益維度轉化。總之，中共元老群體本質上是保守的，或者說，隨著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所觸及的矛盾的尖銳化，它會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元老們可以在經濟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各有主張，乃至互相矛盾（譬如鄧小平和陳雲），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卻共守壹條底線，那就是絕不能動搖“黨的領導”。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比如——為什麽鄧壹代領導人不能徹底清算毛澤東掌權時期犯下的過錯乃至罪行。鄧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對毛卻丟棄不得，必須永遠供在臺案上，因為“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註2）。元老們更不可能承認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烏托邦追求在根本路徑選擇上就是錯誤的，正是這種路徑選擇上的錯誤，使中國人在壹個美夢的感召下真誠地幹了許多蠢事，使作為民主化轉型進程的20世紀中國史幾乎喪失了時間意義（就該進程從壹個起點開始，卻又在奔跑壹圈後回到了原點而言）。我相信，除了現實利益考量外，對上述歷史悖謬的深深恐懼，乃是中共掌權者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的真正原因。

　　基於同樣理由，元老們對任何表現出“自由化”傾向的黨內新生代領袖不能容忍，也就是合乎邏輯的了。在元老們的“支持”下成立中共中央工作班子，這種壹、二線分立雖然帶有最高權力過渡的臨時性意義，但仍然具有“垂簾聽政”式的控制功能。壹旦元老們認為前臺工作的新生代領袖“不聽話”，則隨時可以拿下，並用“合適”的人取而代之。這種滲透了前現代皇權專制色彩、又極富“現代”特征的黨專制獨裁術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和阻遏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本來擁有民主化改革的強烈時代需求並正在創造相應的歷史條件，或者說，歷史曾經走到壹個十字路口，使中華民族面臨多種不同路徑選擇——包括選擇這樣壹條路徑，即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而走向真正的憲政民主——的機會和可能。黨內民主派和民間自由力量的生長正在創造這樣的條件。然而，由於黨專制語境內元老派的力量高於改革派的力量，由於這個體制賦予元老們權力的最終支配地位，改革的機會終於與歷史擦肩而過。這個機遇的喪失再次證明黨專制的獨裁力量所具有的頑固性和巨大使動性，它仍然可以拖住歷史前進的步伐，影響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歷史的走向。而當這種阻遏是借助血與火的文字寫成時，“黨”的自我意識和“黨”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將發生本質性的改變。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5：“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的形成，使現代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和極權制度的野蠻本性結合到壹起，並互相強化。

　　“權貴資本”的最簡單明了的定義是權力與資本的融合。在威權主義條件下，權貴資本的形成具有鐵壹樣的邏輯必然性。

　　當壹個社會剛剛從物質禁欲主義的禁錮中解脫出來時，物欲的升騰是壹種完全可以預期的現象。正如命題6已經指出的，就在專制體制壓抑了人們的正常需求，甚至把它擠壓到壹個可憐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時，歷史正在積聚足夠的反彈力，待時機成熟時，讓“物質”重新翻轉過來，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去徹底地顛覆“精神”。更壹般地講，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牟利經濟。現代市場經濟最偉大的社會進化屬性和最根本的文明缺陷都可以從“牟利是資本的本能”這句話中獲得解釋。以上兩個方面都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對市場原則的重新認可，勢必表現為“潘多拉之匣”的突然打開。只有借助強有力的制度形式，營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環境，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防止膨脹化的物欲對他人權益的非法侵害。而這恰恰是黨專制體制所無法做到的。

　　黨的各級官員手中握有權力，這種權力在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能夠給自己帶來的經濟好處是有限的。開放使官員們突然意識到權力就意味著金錢，財富的聚斂可以通過巧妙地使用權力輕而易舉地實現。最初，權力與資本的結盟可能只是簡單的行賄受賄；但人的貪婪本性和無數制度上的“漏洞”會誘使當權者主動“設局”，大賺不義之財。隨著改革進程中生產資料市場、不動產消費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權力和資本的聯姻也將進入“蜜月”。既然權力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腐敗的迅速蔓延也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

　　更重要的是“有中國特色”這個“頭銜”。在開放年代“黨”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有中國特色”本來是中國類型“社會主義”的自我標榜。我卻寧願用這個詞去形容中國權貴資本的特殊發生學來源。須知，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公有制”並未根本觸動這個背景下進行的，這意味著有壹大塊被稱為“國有資產”的存量資產有可能成為各級當權者的鯨吞目標。就在“黨”的宣傳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還在“私有”、“民營”這類概念的使用上羞羞答答時，實際生活中的權貴私有化早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在中國版的“圈地運動”中，在各地、各行業的“企業改制”過程中，有多少國有資產（它實際是幾億普通勞動者幾十年勞動的血汗）悄悄地、又是完全合乎邏輯地被轉移到新的權貴們的賬下，是壹件永遠不可能弄清楚的事情。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極權制度的野蠻本性和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被融合到壹起，相互補充又相互強化。人的本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對權力的渴求和基於權力的貪婪――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被激發、燃燒、膨脹到了極致。

　　如果說，毛式極權主義是權力與烏托邦理想的結合，那麽鄧及鄧後的威權主義就是權力與利益的結合。――當然，這裏所說的“利益”並非規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追求的合法利益，而是對合法利益造成損害的權貴們的非法利益。難怪有人講，“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壹個黨全做了。”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6：威權主義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增長，將付出巨大社會代價；“斷裂社會”的出現意味著底層民眾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不應該否認這壹點：威權主義條件下仍然可以取得可觀的經濟增長。這既是壹個邏輯現實（其邏輯根據在於市場經濟對所有社會的催動作用），也是被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所證明的歷史現實。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會在改革的初期給所有人帶來好處，包括農村和城市中的普通勞動者，因為在權貴資本還沒有形成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壟斷力量以前，在中國經濟剛剛從壹個谷底復蘇的起步階段，普通勞動者有可能通過勞動與收益間的直接聯系體會到改革惠於他們的正面影響。但這樣的好景不長。

　　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隨著壹批又壹批富人和城鄉新貴的掘起，社會總體財富的分配天平將越來越向不利於普通勞動者的方向傾斜。蛀蟲們對存量國有資產的監守自盜和偷偷摸摸的瓜分，本來已經侵犯了最廣大公眾的基本權益；新貴們對增量資產的巧取豪奪則以更加明火執仗的形式鯨吞著改革年代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數雇工的血汗。雖然統計數字顯示的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在逐漸減少，但這並不能否定下列事實，即中央政府通過社會轉交系統進行的對貧困地區的財政“輸血”，在許多場合只是肥了當地政府官員和各種各樣與官府“有關系”的人，結果，真正需要救助的大批貧困者反而變得更加貧困。在城市，則有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其中很多人是由於原來就職的國有企業的非正常倒閉而被成批拋入社會的），他們和數千萬因失去土地（或土地不再產生收益）不得已從農村湧入城市的“農民工”壹起構成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在日益拉大的社會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面前，在“日新月異”的大城市建設和廣袤農村依然如舊的貧困所折射出的社會發展方面的巨大反差面前，平等與公正正在凸顯為新的體制性稀缺，社會的畸形化和整體性結構斷裂正在使壹個修復中的社會重新變得千瘡百孔。

　　這裏，我們不妨借用“斷裂社會”這個術語。在社會學語境內，這個概念指“在壹個社會中，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斷裂社會”則意味著由於體制原因造成的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在資源占有、資源享用方面日益擴大的鴻溝。“下層群體”越來越成為特權階層和各種各樣的暴發戶借“改革”之名行掠奪之實的犧牲品，他們不再感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卻在為“改革”付出越來越多的代價。這種變了味兒的“改革”及其造成的社會結構錯位乃至斷裂，突出表明了開放年代中國社會轉型所具有的冷酷性：底層民眾支付“改革”的成本，有權有勢者則坐享“改革”的收益。威權主義時代中國特有的“資本原始積累”還突出表明了社會轉型的悖謬性質：本來應該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市場化，在黨專制語境內卻生出權貴資本這樣壹個怪胎，無論在什麽含義上，它都不是作為社會變革的積極因素、而是作為改革的否定性力量粉墨登場的。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7：官方意識形態的徹底墮落和社會價值系統的崩潰，構成威權主義社會特有的精神景觀。

　　馬克思主義本來是作為為窮人伸張正義的理論獲得其巨大道義力量的。“階級專政”說雖然邏輯上必然導致黨專制的形成，但在政治上強調“工人階級必須領導壹切”、經濟上奉行“平均主義”的年代，官方意識形態本質上的虛假並沒有暴露為事實上的虛假。威權主義時代則完全不同了。當工人、農民等昔日的“明星”重新淪為社會的最底層，處處受人盤剝而又缺乏制度性的自我保護（他們不可能被允許成立獨立工會之類的組織）、甚至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揭露現實的黑暗（“黨”當然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剝削”）時，仍然以“階級專政”說事兒的意識形態，其虛假性已經完全變成赤裸裸的。從根本上說，繼續乞靈於“階級專政”說的黨的意識形態在威權主義時代必然邏輯性地走向墮落，它的現實功能只剩下了兩條：壹是頑固地（同時又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地）為壹黨專政的合法性提供辯護性論證，二是在進行這種論證的同時，事實上充當特權利益的保護傘和遮羞布。

　　問題還有另外壹個方面。在極權主義時代，“黨”的意識形態本來發揮著為臣民提供信仰支撐的巨大功能。這種功能的退化乃至徹底喪失是威權主義社會的重要現象。如果伴隨著“共產主義”信仰退隱的是理性的自由主義信仰的上升，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黨專制語境內，這又是壹件不可能的事情。“黨”會出於本能地誤導社會，把理性自由主義故意讀解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然後加以排斥，不允許學校系統傳授人類的普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這樣，當極權主義時代的信仰狂熱破滅後，在威權主義物欲膨脹的滔天濁浪中，社會價值系統崩潰、人的精神領域成為壹片廢墟將呈示為可怕的現實。在這個社會中，人們不再有信仰；除了金錢，人們不再崇拜其他任何東西。生活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遍布社會各個階層，暴富心理和“明星熱”成為青年壹代鮮明的心理特征（這裏的“明星”當然不再是普通勞動者或“毛主席的好戰士”，而是“大款”、“大腕”和權貴壹族）。與沒有信仰、不講責任、不講社會良知共存的是可怕的冷漠，人們缺乏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基本的同情心。經商者把“假冒偽劣”視為賺錢的訣竅，甚至壹向樸實的農民都學會了往出售的棉花裏塞石頭。社會道德底線的崩塌體現在方方面面，誠信危機的背後實乃壹個民族病入骨髓的精神危機。

　　我們知道，在過去兩千年的歷史中，儒學提供的價值觀曾長期左右普通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儒學價值觀中當然滲透了前現代的皇權文化傳統，但也有頗具人類普適意義的價值內容。是“黨”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把澡水和孩子壹同潑了出去，中斷了民族的價值傳承。而當黨的意識形態感召力發生自身危機的時候，它對仍具普適意義的本土文化傳統的中斷和對以“西方”面目出現的人類普世文明的拒斥將最終以合力的形式作用於這個民族。這個結果同樣是災難性的。世紀末中國人靈魂的普遍荒漠狀態，不但是作為信仰的黨的意識形態自我否定的結果，不但是金錢拜物教作為“矯枉過正”的歷史力量猖獗肆虐的結果，而且是民族精神傳承和世界普世文明引進雙重斷裂的結果。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8：“黨”對公民社會的扼殺，將采用威脅與利誘的雙重形式，迫使體制內知識分子接受“招安”，迫使獨立知識分子邊緣化、無形化。

　　改革開放帶來公民社會的復興，本來體現了制度現代化的壹般邏輯。獨立知識分子重新步入歷史舞臺，乃是民族精神復興和公民社會重建的基本標誌。然而，這股力量的興起勢必與黨專制繼續維持思想控制的“壹統”要求產生巨大的緊張。本質上說，這個沖突是無法調和的，因為它們分別代表著自由與專制水火不容的兩極。

　　但在開放這個新的時代背景下，“黨”對公民社會成長的阻遏卻有壹個從簡單的、較為“直白”的方式向更為“精致”、更為隱蔽的方式演變的趨勢。如果說，針對“自由化”知識分子的公開批判、組織圍剿體現了毛式極權主義的遺風，那麽其對象包括所有知識人的暗中收買、巧行招安則是威權主義時代的特色。只要“與黨中央保持壹致”，大學教師、科研機構的學者、新聞傳媒的編輯和記者都可以獲得各種各樣體制內的好處。在“壹切向錢看”的威權主義社會大背景下，在體制內的各種利益誘惑面前，自由將變得格外脆弱。更何況利誘只是“黨”控制知識分子的壹手，“黨”還有另壹手，那就是威脅。從控制與被控制的角度看，不管是極權主義還是威權主義，專制主義條件下“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從來都是貓和老鼠的關系。只要被控制者老老實實就範，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就可以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但控制者隨時握有懲治被控制壹方“不軌行為”的手段。招安加上威脅，或者說以威脅為後盾的招安，實乃威權主義時代“黨”對付知識人、特別是那些有獨立（異議）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基本策略。

　　從邏輯上講，接受招安的知識分子必定導致心理與人格的可怕裂變。他（或她）知道，當權者今天的意識形態無非是壹堆謊言，但他（她）必須假裝認真地接受這些謊言，並在自己的學生、讀者和公眾面前堂而皇之地宣傳之、“論證”之、歌頌之。在接受謊言、傳播謊言可以帶來的“好處”和拒絕謊言、揭穿謊言將要承擔的後果之間，多數人會本能地選擇前者。這樣，劇場行為泛濫，犬儒主義盛行，也就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了。在被稱為“第二次思想改造”的金錢社會的洗禮下，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優良傳統正在喪失。黨專制造成的面具化社會，又把越來越多的體制內“知識精英”變成玩世不恭的庸人。當權者“裝模作樣的統治”，被治者“裝模作樣的服從”，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可以斷言，威權主義統治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沒有大量被治者參與謊言的傳播，威權主義社會就壹天也無法維持。但我們必須加上壹句話，那就是金錢（及其背後的威脅）才是“黨”營造這個面具化社會的真正力量。

　　至於那些頑固不化的“異議分子”（這樣的“異議分子”是永遠除不凈的，因為植根於公共理性和社會性的人對自由的追求，永遠是“異議分子”產生的源泉），“黨”的辦法則是割斷他們與社會的聯系，不讓社會聽到他們的聲音。應該承認，與極權時代動輒以“反革命罪”懲處異議知識分子相比，威權時代的當權者已經顯示出較多的“寬容”。這與其說是統治者的進步，不如說是環境的變化和時代本身的進步。但黨專制的邏輯仍然決定了統治者不會容忍異議者在自己控制的領地內公開地說三道四，於是利用壹切監控手段和封鎖手段（比如，建立互聯網“封鎖墻”）把異端主張刪除或屏蔽，就成為“黨”的宣傳部門乃至安全部門的壹項常設性“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獨立知識分子將被邊緣化、無形化，他們對公眾的影響也將減小到最低限度。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19：和毛澤東時期相比，恐怖手段在維持威權主義社會“穩定”方面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在毛式極權主義時期，以武力方式表達的恐怖只是針對“地富反壞右”的手段。烏托邦式的大眾動員、基層黨組織控制的強有力、簡單而普遍貧窮的生活方式都使社會反倒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威權主義則不同。社會貧富不均的急劇擴大，“斷裂社會”的出現，上訪者的增加，民眾意見反映渠道的日益狹窄，都意味著社會“減震器”的失靈，權力的脆性特征凸顯。各級官員（尤其是基層政府官員）的腐敗加劇了社會矛盾，官-民之間的面對面沖突有增無減。於是，公安、武警、秘密警察之類恐怖手段在維持威權主義社會“穩定”方面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恐怖手段可以用於制服“地方性騷亂”（其實，這裏的所謂“騷亂”大多是被侵犯了基本權益的公民的維權之舉），可以用來對付成千上萬的上訪者，可以監控、“震懾”異議分子和壹切可疑的人，也可疑用於對成規模的獨立信仰者的有組織鎮壓。這裏有必要就最後壹種情況多說幾句。在黨專制的邏輯語境內，宗教從來是“黨”的天敵。命題10已經指出：教會由於自身具有的下列兩個特點勢必與黨專制發生內在的沖突：第壹，凡教會組織都有自己獨立的信仰，而共產黨當然不希望人們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什麽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會必有壹定規模的教徒聚集，而共產黨當權者最擔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民眾的有組織的聚集。教會的這兩個特點顯然都犯了黨專制社會的大忌。問題在於極權主義信仰破滅後，威權主義社會造成的價值真空勢必會有其他的東西來填補，人們對信仰――或者說，對精神充實本身――的追求，實在植根於人的本性。而當某種宗教理論或宗教實踐活動對人們產生了足夠的吸引力，它的組織系統和信徒聚集又達到相當規模時，“黨”會本能地感到不安甚至威脅。任何壹個小的事件或沖突都可能撥動中南海脆弱的神經。而當黨的最高決策者神經質地做出鎮壓的最後決定時，歷史大錯乃至歷史罪惡將就此鑄定。這正是世紀末中國共產黨政府鎮壓法輪功信眾時發生的事情。

　　從理性角度看，這種不斷給自己制造敵人的鎮壓術顯然是愚蠢的，但它的確體現了黨專制體制的某種既定邏輯。

　　在法治社會中，法律允許存在的恐怖手段只能用來對付違法犯罪者。壹旦恐怖手段被用於鎮壓無辜的平民、勇敢的維權者或獨立的信仰群體時，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政府就徹底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0：黨的領袖集團的平庸化使“黨”繼續深陷於黨專制體制自身造成的困境，難於自拔隨著黨的元老壹代的相繼逝去，“第三代”乃至更新壹代領導者接掌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壹件遲早要發生的事情。從邏輯上講，黨的“接班人”的有序產生和合理交接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為這是黨專制的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機制內無法解決的問題。本命題要強調的是這樣壹點，即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強人政治向常人政治過渡的完成，黨的領袖集團的平庸化將日益凸顯。新壹代掌權者沒有經歷過革命戰爭年代生與死的考驗，缺乏梟雄式的大智大勇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成長完全在極權體制內完成，他們首先是作為這個體制的產物、並有忠實於這個體制的表現才能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他們可能是勤奮的，但作為黨的幹部的第壹條標準卻是“聽話”。雖然不排除偶爾有“另類”人物出現，但總的講新的領袖集團中的大部分人會顯得平庸而無能。共產黨組織系統僵硬的幹部選拔方式，出於權力爭奪或權力穩固需要的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帶有準封建特征的“太子黨”接班等等，都排斥了真正有能有為者進入最高權力的核心。

　　另壹方面，平庸的領導卻又面臨著棘手的形勢：黨正在癌化，權力與金錢結盟導致的黨的肌體“癌細胞”的擴散，使得威權主義時代黨的變腐遠非極權時代所能比擬。更可怕的是，黨的癌化正在引起整個社會的癌變。在黨專制語境內，這是壹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當然也不以當政者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進程。靠訴諸傳統手段（如“黨的先進性教育”之類）拯救“黨”的努力是註定不會有結果的，因為癌變的發生根本就不是什麽“教育”不力的問題，而是壹黨專權、權錢結合的政治-經濟生態必然生出的產物。靠“紀律”、“法治”和黨的監察系統扭轉局面的努力也是註定不能成功的，因為黨專制語境內不可能真的有什麽“法治”，黨的監察系統本身也無力解決由黨專制造成的體制性問題（事實證明，“黨組織”作為實施專制控制的機器通常是有力的，至少是有效的，但作為自身反腐的機構，則要遜色許多，這也是黨專制的本性使然）。

　　黨的領袖集團的平庸化還邏輯地隱含著另壹個後果，那就是中央權威的逐漸流失。這種流失會由於開放條件下地方利益的多元化和“諸侯”勢力的增長而日益加劇。最高當局的政策往往受到以經濟利益為紐帶的區域性官商聯盟的抵制。官僚集團的內聚力弱化，規則體系紙面化，權力功能的“去中央化”，將成為威權主義時代縱向國家權力結構內在緊張的真實寫照。黨專制的體制客觀上賦予最高決策者特殊的地位與角色期待，但地方利益的掘起和最高領袖集團的平庸化降低了這個體系本來賦予決策者的使動性。

　　從總體上說，除非由於某種歷史的機緣，在黨的最高決策層出現立誌根本性改革的大智大勇者，或者由於體制內外自由力量的生長給當權者造成了足夠的壓力迫使其改革，平庸化的黨的領袖群體將更多致力於如何保住黨專制體制的既定遺產，他們在創新方面不會有多大出息。這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制度的悲哀。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1：從“悲劇”到“笑劇”，威權主義的“成熟”乃至潰爛標誌著黨專制已經走到自己的邏輯終結點“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壹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壹點：第壹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是馬克思評論路易?波拿巴時說過的話。我以為，用“悲劇”、“笑劇”的比喻來說明共產黨的歷史，倒是十分貼切的，且頗富歷史哲學的味道。

　　前述20個命題，已經邏輯地勾勒出作為現實政治體制存在的中國共產黨黨專制的根本特征及其歷史嬗變軌跡。我們看到，毛澤東壹代共產黨人在追求、實踐其社會改造理想時，曾真誠地相信自己代表著“人民的利益”，代表著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未來。甚至在他們締造的這個制度犯下毀滅自由、毀滅生命的滔天罪惡時，他們仍自信握有正義和真理。可以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極權型專制主義，特別是該體制與它立於其上的道義基礎和意欲達到的原初目標之間的巨大沖突，乃是當今世界獨壹無二的現象。毛澤東繼承了從秦始皇到蔣介石的中國專制主義遺產的全部精髓，但這種繼承恰恰是在中國共產黨人決心“走出封建歷史怪圈”的過程中成其所就的。在這個意義上，毛壹代共產黨人的歷史具有悲劇性；極權主義的罪惡更多為體制使然，而非獨裁者個人有意為之，有些結果甚至超出獨裁者認知和預見能力以外。威權主義就不同了。黨專制體制有悖於憲政民主和人類文明主潮的病理癥候早已昭然若揭；權力與利益的結合已經充分暴露了黨的意識形態的虛偽性；壹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由於這個黨控制的政府居然向和平示威的學生開槍而受到空前動搖；普通百姓正在從改革的受益者淪為改革的犧牲品。所有這些都在證明壹件事情：黨專制已經從歷史的悲劇轉變為可恥的“笑劇”，而且這種轉變具有鐵壹般的邏輯必然性。

　　不是麽？如果說毛式極權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討伐是大張旗鼓、理直氣壯的，那麽鄧和鄧以後的威權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重新承認卻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如果說毛澤東本人還有承認黨正在變腐的勇氣、甚至有向這種變腐趨勢挑戰的沖天豪情，那麽鄧及鄧以後的當權者卻對黨的變質的事實諱莫如深，乃至壹再遮掩。如果說，極權主義黨文化制造的是壹個簡單而狂熱的世界，那麽威權主義黨文化制造的則是壹個虛偽而平庸的世界。如果說，毛澤東還想通過把工人代表補充進中央委員會以顯示政權的“工人階級”屬性，那麽中共“第二代”掌權者安排成批的“太子黨”接班卻具有清楚的準世襲意圖。諸如此類的對比還可以繼續下去。

　　總之，這是壹個已經完全“成熟”、且正在潰爛的制度。從“悲劇”到“笑劇”的轉化證明這個制度已無任何前途可言。

　　然而，黨專制的邏輯終點恰恰是民主力量生長的起點。或者，更準確地說，威權主義社會邏輯上的內在緊張，已經為自由、民主因素的萌生創造了條件。畢竟，威權主義是承認市場經濟的，而只要市場經濟存在，它就會頑強地為自己創造生存、發展空間，並以自身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反作用於政治體制，促使其向民主化方向壹步步演變。改革開放以來身份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單位制度某種程度的解構，都體現了歷史的進步。盡管中國的市場經濟受到專制權力的極大扭曲、財富分配體系極度不公正，但是市場畢竟增加了人們的活動空間和活動內容，也使人的選擇（包括對抗專制主義的選擇）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正在學習用更加巧妙的辦法對付“黨”的專橫，並發展出壹套卓有成效的抵抗藝術。人們總是希望“生活在真實之中”的，這源於公共理性和社會性這個高貴的人類本性。同樣道理也適用於說明體制內主張改革的所有人士，他們構成中共黨內的開明派。他們的努力將有助於推進中國的憲政改革，甚至有可能在解構黨專制體制的同時挽救這個黨。中央權威的式微和地方利益的掘起則可能帶來這樣壹個副產品，那就是利益格局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如果能合理地、適時地構建為權力制衡的某種結構要素，其積極意義亦不可低估。總括起來講，黨專制語境內威權主義社會的衰變和潰爛正在召喚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管這個不合理的制度還會茍延殘喘多少天，從邏輯意義上它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終結點，卻是毫無疑義的。

　　從總體化三層面的內在緊張與交錯互動看黨專制前兩節表明，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最典型、最成熟的表現形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制度，它首先是中國共產黨人“以俄為師”的產物。然而，從總體化的研究角度出發，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就不能僅僅理解為引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而必須考慮到這種“引進”或“嫁接”的文化背景或語境。中國共產黨人究竟從馬克思主義那裏學到了什麽？為什麽偏偏學到了有助於黨專制孕育、發展的那些東西而丟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本來更具科學意義的東西？黨專制演變中生發的各種現象與中國的前現代文化傳統――特別是皇權專制傳統――有著怎樣的聯系？這種聯系又怎樣造成了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超越”和實質上的扭曲？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把總體化作為三個層面的綜合整體來考察時才進入了批判者的研究視野。

　　我們不妨仍然沿用前兩節羅列命題的形式來界定總體化之綜合整體意義上黨專制（作為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最成熟形態）的抽象特征。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2：單壹的“黨專制”並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特色，黨專制與前現代皇權專制傳統的結合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

　　這個命題很容易從現象上獲得解釋或證明。比如，毛澤東駕馭黨內群臣的方式，就頗有中國古代帝王的遺風，竟至聰明、幹練、人中之傑如周恩來者，也不能不葡匐在毛的腳下甘當奴仆。當毛在廬山會議上整了敢於“犯顏直諫”的大將軍彭德懷時，陶鑄曾寫信給當時的被批判者黃克誠雲：“彭的錯誤已明若觀火，妳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誌挖掘思想，改正錯誤？……妳我都讀過壹點所謂古聖賢之書。壹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壹個黨員，對於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壹個女人嫁了人壹樣，壹定要‘從壹而終’，絕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成為‘貞節’之婦。”李銳在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轉錄這封信後指出：“這種要有封建道德要求於婦女貞節般的政治操守，視落井下石為愛人以德的思想，當時確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心態。”問題是這樣的“共同心態”何以可能存在，又何以可能對這些老共產黨員的愚忠行為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不要忘記，他們本來都是矢誌共產主義事業的久經考驗的鬥士）？這就涉及到所謂“國民性”和“文化性格”的傳承問題。文化人類學告訴我們，在文化變遷中，精神層面的變化通常要滯後於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變化。“精神”層面的文化乃是壹個民族群體的生活實踐、認知方式、交往規則、宗教習俗、藝術趣味、人生態度等等的長期積澱，是外在物質生活和制度生活準則在心靈中的內化。這些被“積澱”、被“內化”的東西壹旦形成，就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存在樣態，成為壹個民族文化上、心靈上的“深層結構”，它並不因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的變化而馬上隨之變化。換言之，表現為“國民性”或“文化性格”的“深層結構”更多地體現著“傳統”的力量。“傳統”往往是約定俗成的、非反思的，它更多地表現為無需論證的行為前提，以無意識形式存在的思維“前見”，不以為非、見怪不怪的心理定勢，社會約束與社會評價的當然尺度等等。而唯因“傳統”是這樣壹種有如基因復制壹樣的“文化編碼”，是這樣壹種精神意義上的文化結晶體，它才在呈示出自身的連續性的同時，也呈示出極強的凝固性或頑固性。

　　千百年來，皇權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文化性格的壹部分。無論是近代開始的社會轉型還是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都沒有、也不可能斬斷這種影響。相反，皇權文化中積澱的制度遺產，特別是與這種制度遺產相聯系的觀念模式和行為模式，會作為某種潛規則作用於現代人。而所謂潛規則，根據我的理解，乃指社會轉型過程中體現前現代傳統的內在制度（包括它的行為互動模式和無意識認知模式）對現代制度建構的文化阻遏，這種阻遏未必是自覺的，但卻是強有力的、持久的。即便在傳統社會的有形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已經瓦解之後，這樣的阻遏仍會在新社會的體內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既如此，我們就不難明白，何以在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的20世紀的中國仍然會保存許多和前現代似曾相識的東西，比如，像當年帝王崇拜壹樣的領袖崇拜現象。毛澤東從來沒有宣稱過“朕即國家”，但他所構造的這個以“無產階級專政”、“人民當家作主”為名的政權，卻滲透了舊時帝王文化的許多骨血。在歷史的表象，人們看到的是革命潮流的湧動，但前現代的精神遺存往往會以更隱蔽的方式保留下來，並發揮作用。獨裁者運用權力的方式和臣僚乃至普通公眾對這種權力運用的反應方式都體現著文化傳統的潛在制約；由文化心理結構規約的認知路徑和情感歸宿往往促成了宏觀意義上政權建構與運行的非民主結果。

　　從制度建構意義上講，中國現代的黨治結構（包括國民黨的“以黨治國”和共產黨的黨專制）與前現代的皇權結構有很多可以比較之處，比如君臨壹切的獨裁制度，中央集權的大壹統制度，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掌控制度，政教合壹的意識形態制度，自我糾偏的監察制度，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治國傳統等等。就兩者的關系言，前現代的皇權專制傳統對現代中國的黨治建構似乎發揮了某種潛在的路徑依賴和變異制導作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當然並非古代皇權制度的簡單翻版；但看不到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和歷史承繼性，也是壹種學術上的淺薄。從方法論角度講，當我們斷言單壹的“黨專制”並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特色，只有黨專制與皇權傳統的結合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時，這不僅僅是道出了壹個事實，更是對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之第二、第三層面交互作用及其結果的壹種歸納。

　　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令體制內外憂國憂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連篇發出的反憲政檄文，讓人覺得似乎壹夜回到了30年前；大量毛式語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文權當給黨國新舊大佬們上壹課吧。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3：黨專制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激進傳統中的負面因子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因子的“劣勢組合”

　　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並非沒有科學的東西。這個理論體系中真正科學的成分沒有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汲取，其激進的、非科學的成分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酵母和孵化器。這是壹個極其深刻的問題。我們要梳理清楚這種情況的發生何以可能，它又是在什麽意義上、通過什麽途徑發生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是壹位嚴肅的學者。盡管他的理性自由人的烏托邦哲學假設和推翻私有制的政治信念從根本上支配著他的學術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這個體系所蘊含的深刻的歷史感中體味到作者的博大與嚴謹。比如，這位思想家壹方面對資本主義持嚴厲批判態度，另壹方面又堅持“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裏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這樣的金玉良言，毛澤東壹代中國共產黨人顯然並沒有真正領會。證明這壹點的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建國後共產黨政權對資本主義的迫不及待的“改造”。須知，即便黨的社會改造理念遲早會以制度建構（結構拉力）的形式強行作用於社會，形成黨所憧景的社會結構格局，就像命題2已經指出的那樣，但根據馬克思的上述經典，這種“迫不及待”也是犯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錯誤。更深刻的問題在於：毛澤東究竟要追求什麽樣的“社會主義”？進壹步的研究會證明，毛澤東其實是戴著中國前現代文化的農業烏托邦眼鏡來解讀商品生產和“廢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而恰恰在這種解讀中，傳統文化中的“義利之辯”和“大同理想”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疊合在壹起，基於儒學智慧和農業烏托邦信念的人性假設同馬克思主義的體現為“自由人聯合體”的人性假設疊合在壹起。

　　當然，這種“組合”並非典型的、本命題意義上的“劣勢組合”。經濟建構中的烏托邦設計（用計劃經濟取代商品經濟）雖然客觀上有助於極權主義政體的運作，並成為這個體系的壹部分，但這並不否認經濟烏托邦制度設計中蘊含著深刻的哲學人類學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負面”壹詞概括之。所謂“劣勢組合”，是指馬克思主義激進傳統中的負面因子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因子的結合。這種結合在政治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

　　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否定，構成這個西方激進學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負面思想元素。由馬克思式的“階級革命”導致列寧主義的壹黨專制，體現了這個激進傳統的壹般邏輯。現在我們要關註的是，當這個邏輯應用到中國人這裏時將會發生什麽樣的情況。中國本來就有豐厚的皇權文化的政治傳統。從社會進化的角度看，這個傳統體現的是農業文明的本質，是逆向於制度現代化的發展要求的。但這個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存在――特別是與皇權專制相關的那些思想、觀念、制度遺存――卻恰恰和現代的黨專制制度有著內在的親和力。壹方面，積澱深厚的皇權文化基因為現代的黨崇拜（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領袖崇拜（如毛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紅太陽”）提供了天然土壤，另壹方面，現代壹黨專制制度又從皇權專制傳統中獲得了重要的文化支持。這正是我所謂的“劣勢組合”，即最後的組合結果把組合雙方的缺陷、弱點綜合到了壹起。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劣勢組合”存在著某種邏輯上的雙向擴大效應，即從黨專制角度看，在引進列寧主義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在建立沒有制約的黨-國最高權力的過程中，那種本來處於被淘汰過程中的前現代文化因子被重新賦予新的“生命”，從潛伏狀態進入活躍狀態，改頭換面地再壹次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角；而從“文化”角度看，這種被重新激活並招搖上市的本土貨會反過來作用於外來者，也就是說，皇權文化留給現代中國人的精神遺產會通過從領袖到普通人的無數人的行為增加黨專制這種“舶來品”的中國味道，比如，進壹步擴大黨專制中的人治因素。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和所謂“毛式馬列”其實正是二者結合的產物。

　　明白了這壹層，我們就會理解，何以同樣是共產極權政權，中國的黨專制和領袖獨裁仍然有許多自己獨有的特色。比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共產黨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同樣缺乏民主（無論是治黨還是治國），但斯大林為了達到獨攬政權的目的不惜大量殺人，包括殺掉那些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領袖；而毛用不著斯大林那樣的殺人術，通曉中國歷史的毛有足夠的智慧用傳統方式駕馭這個體制和體制中的人，並把皇權傳統和黨專制的精髓融為壹體。毛不會等到人們在黨代會上投了反對票時再動手反擊，這是斯大林才會做出的蠢事。同樣道理也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麽中國共產黨領袖中沒有出現類似南斯拉夫的米洛萬?吉拉斯或匈牙利的納吉?伊姆雷那樣的叛逆者。吉拉斯寫出了《新階級》，納吉則在1958年被處決前寫下了著名的《為了保衛匈牙利人民》，系統闡釋自己的“異端”政治見解。而中國呢？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前沒有留下只言片語，鄧小平也是靠幾次“悔過”才有了文革後的東山再起。此類“悔過”當然也可以解釋成是壹種中國式的“智慧”。但從本命題角度看，這與其說是“智慧”，不如說是中國式的悲哀。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4：黨文化是“劣勢組合”基礎上形成的新“文化”，且既有精神形態，又有其制度形態。

　　命題9曾把黨文化定義為精神層面的“黨”的存在，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種種形式表現之。在引入總體化第二層面的討論並得出“劣勢組合”的命題後，我們需要從文化界定的更規範的意義上進壹步深化黨文化這個概念。

　　在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文化”本身也在發展，文化的傳承和變異都會隨社會變遷而發生。問題是新形成的文化“傳承”了原有文化的哪些內容、又淘汰了哪些內容，“變異”又是在向哪個方向變。我並不否認創業壹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曾有良好的主觀動機去創造壹種全然不同於“封建”時代舊中國的新文化，但歷史的詭秘恰恰在於，這種動機在堅韌的歷史慣性面前往往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變形；而當黨專制作為外來的“真經”與自己老店裏的“陳貨”摻合在壹起、並發生某種“中和反應”時，結果對動機的背叛就顯得更為自然。

　　我們可以這樣說：黨文化是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外來激進經驗與中國固有傳統中的不良因子之“劣勢組合”基礎上形成的新“文化”，它反應黨專制條件下人們的全部生活，既有精神形態，又有其制度形態。從現象上看，這種“文化”似乎已經與中國的舊文化有了很大區別，但骨子裏二者卻仍然有許多神似的東西。比如，“理論地”講，今天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擁有選舉、罷免國家領導人的權利，但實際上這種權利是根本派不上用場的，因為黨專制語境內的“選舉”制度（“黨”操縱、控制著全部“選舉”過程）早已實質性地否定了這種權利。這就是說，在普通子民無力影響國家權力建構和掌權者的取舍這層意義上，今天的中國人同皇權時代的中國人其實沒有多大區別。他們仍然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只不過圖有壹層公民身份的外表，且恰恰是這種外表掩飾了作為臣民的現實。問題的另壹個方面是當代中國人何以會接受此類明顯是擺樣子、“走過場”的制度安排，而很少有人提出這是對自己公民權利的侵犯？這正是傳統的力量所在。習慣了作子民的人對公民新角色缺乏自覺的承擔。黨專制之所以能橫行無忌，恰恰是利用了這種傳統力量。擺樣子、“走過場”的制度安排又進壹步加強了這種力量。

　　古代皇權制度是圍繞君權設計、運轉的，現代專制主義制度則是圍繞黨權設計、運轉的。從意識形態建構角度看，無論是皇權時代的制度化的儒學，還是現代黨專制體制中作為官方教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的功能都在服務於政權合法性的論證。當然，二者也有區別。儒學畢竟是“本土貨”，擁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它之作為意識形態發揮作用，也更多帶有文化-心理內結構而與有形制度產生互動的這樣壹種特征。馬列主義就不同了，它是壹種外來的意識形態，是借助壹場革命從外部植入的東西。它必須通過與本土文化遺產的聯姻才能內化，進而發揮專制主義的建構作用。事實上，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科學成分沒有被中國人吸收、而其非科學的、乃至反科學的成分卻被充分汲取的原因，或原因之壹。無論如何，這種內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如上所說的新的“文化”，“黨”代替君權成為這個文化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黨”的語言成了學校教育和新聞傳播的系統語言，“黨”不僅代表權力，而且代表真理，不僅代表治人者，而且代表被治者。壹句話，“黨”成為新的“文化”中彌漫壹切、籠罩壹切的東西。在極權主義時代，它是人們信仰、效忠的對象；在威權主義時代，它又成了人們攫取利益和特權的最得力的工具。在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時間裏，這種黨文化被龐大的黨機器不斷地培植、復制，致使很多人生活在如此不合理的制度中卻渾然不覺。對皇權專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曾是前現代皇權子民的自然歸宿；現代中國人對以“人民民主”為招牌的壹黨專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則是黨文化大力“洗腦”、灌輸、培植的結果。

　　當然，與前現代皇權文化壹樣，作為制度與精神存在的黨文化在自身的不斷復制與蛻變中，也無法擺脫這樣壹些後果，諸如權力與利益的結盟導致“超強權力轉化為超大私利”，知識對權力的臣服導致教育的禦用性和精神侏儒的壹代代生產，理論的意識形態化導致理論本身的退化，當政者賦予自己的道德形象與自己的實際作為出現越來越大的反差，等等。甚至，黨文化浸潤出來的社會腐潰都和前現代很相象，比如威權主義時代權貴資本的形成、基層官員的腐敗和他們魚肉鄉民的不擇手段。唯壹的不同是黨專制語境內產生的罪惡都是打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旗號幹出來的，公私不分、假公濟私成為此類勾當最重要、最鮮明的特征。黨文化哺育了這壹切，它既是這些罪惡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助產婆，又是它們的遮羞布。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5：黨專制與皇權文化傳統的結合，必然全面逆向於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表現為社會發展的表面“超越”和實質扭曲。

　　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是我們在總體化的基礎層面已經揭示的東西，它包括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和社會整合領域公民社會的建構。這三項要求體現著社會進化的內在機理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趨勢。現在，當我們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黨專制完成了外來激進經驗和中國皇權文化傳統的“劣勢組合”、並把自身呈示為追求中的（以“階級專政”形式表現的）現代公共權力的異化時，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三個層面間的緊張關系開始全面地、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民主政治建構過程中，鑒於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張力、特別是這種張力關系中內含的某種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現代專制主義之產生本來就存在著抽象的可能。不過在總體化研究的基礎階段，這種“抽象的可能”還不是現實的可能。現在，這樣的轉變已經發生，那就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通過它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式――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把對社會進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從乃至“超越”和現實運動中對它的扭曲這兩者都納入其中，構成壹個充滿內部張力的巨大的矛盾體。這個總體化內在緊張的基本格局就是總體化第二、第三兩個層面的融合對基礎層面的否定。

　　說黨專制是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遵從”，是因為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否認過民主的基本價值；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第壹代創業者確實曾把在中國實現民主作為壹個崇高目標加以追求。說黨專制是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某種“超越”，則是指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曾使中國共產黨人自信，他們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優越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代表著人類社會更高的“發展階段”。然而，本文前邊列出的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黨專制邏輯的諸多命題已經足以證明這種“遵從”和“超越”實際意味著什麽。如果讀者有興趣把制度現代化各個結構部分的相關制度安排（包括民主政治建構中的競爭性政黨制度、選舉與代議制度、分權制衡與有限政府、武裝力量的政治中立與非黨化、制度認同先於文化認同、民主憲政的非意識形態特征，市場經濟建構中的私有產權及其法律保障，和公民社會建構中的新聞出版自由、教育獨立、學術獨立、結社自由等等）與黨專制邏輯揭示的種種事實作壹個對比，妳就會發現以黨專制為其制度呈示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實在是對制度現代化普遍要求的全面違逆。當然――我想再壹次強調――這種違逆並非什麽人主觀追求使然；毋寧說，它恰好與第壹代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的理想相矛盾，是行動結果對理想自身的背叛。什麽力量導致了這種背叛？就是本文所說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進程本身。當中國共產黨人宣稱1949年後中國人民已經“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主人”時，正是專制主義總體化第三層面和第二層面的融合――也就是，壹種貌似“超前”的東西和過去的、但尚未死亡的東西的融合――共同摧毀了這個神話。壹方面，中國傳統皇權文化中本來就沒有“公民”和“公民權利”概念，個體從來是演沒於家族和皇權社會之中的。另壹方面，黨專制的體制結構又恰恰凸顯了公共權力的易異化性，凸顯了無制約的權力被自身腐蝕的可能。這樣兩個東西的聯姻導致權利的發育不良和權力侵犯權利的結果，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麽？可以說，黨專制社會中對公民權利的表面張揚和實際上的漠視，既有前現代文化的影子，又體現著現代獨裁政體的特征。

　　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的內在緊張這個角度，我們還能進壹步體味，何以在黨專制的社會中會出現形式性制度與實質性制度的兩分，以及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的兩分。從表面看，當代中國有自己的代議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它們似乎都在獨立行使自己的職能。但稍作觀察就會發現，這種“獨立”其實只是形式性的，黨專制對所有這些制度領域的統馭才是中國最具實質意義的制度。這種統馭體現著中國皇權文化的傳統，雖然做了精心的改裝。但保留這些“形式”又並非無關宏旨，因為它們會給制度帶來“人民民主”的外觀，使它們看起來更加合法。當然，換壹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具有假面特征的制度安排也給獨裁者自己設下了陷阱，因為改革力量畢竟可以把本來是形式性的東西轉換成具有實際意義的建設性體制要素，譬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果加入了真正的自由選舉程序，就有可能成為較真實意義上的民意機構，或至少成為向此類機構的過渡。總之，由形式性制度和實質性制度兩分生出的緊張，對總體化的不同層面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區分涉及的東西更加微妙。如果我們把外在制度定義為以法律或其他紙面文件形式出現的、人為制定的外部規則，那麽內在制度則指非正式的、深層的、往往以默契形式達成的應變規則或模式。中國的前現代社會曾經形成過許多反映皇權文化特點的“內在制度”，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它們會以潛規則的形式對現代人的行為產生影響。有趣而不無深刻的是，黨專制語境下的社會會生出許多新的“內在制度”，比如官場做戲規則、假大空規則、謊言規則等等，它們既包含著對前現代中國人“生存智慧”的繼承，又有許多適應於黨專制社會要求的新的“創造”。從本質上說，大量的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的對立，紙面要求與實際行為間的巨大反差，劇場行為和面具社會的泛濫，仍然根源於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三個層面間的內在緊張。當人們必須學會用不同的面孔示人、用不同的規則行事時，至少證明了壹條，那就是這個社會本身也是表裏不壹的。以黨專制為特征的專制主義總體化社會就是這樣壹個社會。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6：黨專制對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雙重否定與人為扭曲，揭示了這個制度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存在悖謬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是界定制度現代化之現象邏輯與本體邏輯的重要範疇。當我們閉目凝思這壹對範疇在黨專制社會中遭遇的命運時，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存在悖謬更加昭然若揭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先請讀者簡單了解壹下這兩個範疇的基本含義：在制度現代化的現象邏輯語境內，利益範疇揭示了人們的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的基本動因。在公民政治行為範疇內，與權利相聯系的利益訴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達的經濟訴求。這種利益訴求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就不同了。權力本身就是攫取利益的手段。權力的使役性和強制性使利益的獲取變得輕而易舉，且這種攫取往往呈擴張型的膨脹趨勢。權力的非法使用獲得的利益同樣是非法的。為了約束權力，防止權力的不當或非法使用，才有限制權力、通過憲政民主體制去制約權力的必要。利益範疇對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行為動因的揭示則是借助勞動從謀生向謀利的轉化來展開的。自主行動的個人，以謀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導致的競爭體系，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當然，這樣的邏輯還只是現象水平對象的自我描述。在制度現代化的本體邏輯語境內，利益範疇則揭示了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背後更深刻的東西，揭示了現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演進成因的哲學人類學根據。既然人的本性中有基於生物性的天性自私的壹面，那麽“以權力制約權力、以野心制約野心”就是壹種英明而又無奈的制度安排。但是，人的本性中還有另壹面，那就是社會性。社會性代表著理性的積澱，人類文明的積澱。民主憲政和市場經濟都是這種積澱的成果。這樣，作為本體邏輯的利益範疇壹方面凸顯了政治、經濟行為中人的“自私的”自然本性的始基性存在，凸顯了這種本性作為推動社會發展動力的巨大功能，同時也凸顯了以現代制度形式呈示的人之理性、社會性對生物自然本性的制約和超越。公共理性同樣是理解制度現代化和社會發展之內驅力的重要範疇。這個概念揭示了公民社會存在的深層依據。在現象邏輯水平，公民的社會交往行為和該行為體現的“互主體性”形成既不同於權力運作、也不同於市場運作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恰恰具有抵禦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的“目的合理性”和唯利是圖趨勢的強大力量。那麽，這樣的力量來自哪裏？這正是本體邏輯水平之公共理性範疇要告訴我們的東西：它仍然來自於社會性。不過，與政治、經濟領域中立基於生物性的社會性相比，這是壹種更加本真意義上的社會性。社會性通過公共理性所要表達的，不是人的外在的物質存在，而是人的道德的、價值的、精神的存在。當壹個公民不是作為謀取經濟利益的經濟人或謀求政治權力的政治人，而是作為與純然個體利益追求相對立的社會公共利益之倫理主體從事活動時，他的行為中所包含的本體的、理性的、自覺的社會性之本質就得到了明白無誤的呈示。人類社會正是在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這兩個車輪的共同驅動下壹步壹步發展到今天的。這兩個範疇之間的內在張力反映著哲學人類學意義上人性構成的詭秘，理解這種張力關系，包括它的“合理性”和合理性背後的矛盾，成為我們理解社會進化和制度現代化進程之全部復雜性的關鍵性樞紐。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兩個範疇在總體化第二、第三兩個層面分別遭遇的情形，並審視為什麽黨專制必然導致對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雙重否定與人為扭曲。

　　研究表明，在中國前現代皇權文化語境中，利益範疇是未展開的、先天不足的。中國的傳統智慧，特別是儒學人性善的道德假設不可能發展出先進的利益激發（就經濟結構而言）和利益制衡（就政治結構而言）的文化觀念和制度體系。另壹方面，中國文化中鮮有個人權利的概念，這不但導致現代利益原則產生的困難，同樣導致現代公共理性原則產生的困難。以臣民社會為其表征的中國前現代皇權文化尚且不知“主體性”為何物，“互主體”以及以互主體為標誌的公共領域自然更加無從談起。這就是我們所承接的文化傳統。然而，我們這個傳統中還有另外壹個方面，那就是當皇權結構抑制了工具合理性的發展，抑制了法治基礎上利益競爭與利益謀取格局的形成，窒息了合理建構利益競爭機制和利益平衡機制的可能時，對利益的追逐就會以壹種相對來說更原始、更沒有程序規約、也更殘酷的形式進行。現代社會轉型和民主社會建構要完成的，恰恰是結束這種利益追逐的原始方式。

　　問題是，當中國的社會轉型被納入馬克思主義“階級革命”的渠道時，合理的利益激發和利益制衡機制的建設又遇到了新的困難。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真正理解什麽叫人性惡；馬克思終生堅持的對人的自由勞動本性的設定是與文明世界依靠利益原則作為推動力的整個發展歷史相矛盾的，也是與馬克思、恩格斯自己闡述的唯物史觀相矛盾的。而當中國共產黨人戴著農業烏托邦的有色眼鏡來解讀馬克思主義關於“廢除商品生產”的預言時，這種歐洲激進思想中包含的烏托邦成分被進壹步誇大和畸形化了。毛澤東追求的“壹大二公”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有壹個重要特征，那就是建構某種人為的正義：公有制本來是想消滅“剝削”；但對私有產權的否定卻導致了利益原則的全面被壓抑，導致了社會生活的普遍貧窮。而如果說毛的烏托邦和“人為正義”窒息了利益的正常萌動，那麽鄧和後鄧的權貴私有化則以畸形的方式使利益沖動復生且惡性膨脹，也就是，不是在法治的市場化環境中實現合法利益追求，而是依托權力進行非法利益的攫取。這種攫取在某些方面似乎回到了前現代，既是赤裸裸的，又是偽善的，它綜合了資本的邏輯與皇權邏輯的全部醜惡。

　　在政治領域，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現代利益原則是公共權力建構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公共利益的普遍性只能借助個體、集團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競爭的有序化來實現。“階級革命”導致的壹黨專制否定了權力制衡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通過利益之間的合法抗衡實現利益揚棄的可能。在威權主義條件下，黨專制保護並促進的只能是特權利益和與權力相關的各種非法利益。為了保護這些利益，阻止來自社會的批評，對公民社會的否定又成為邏輯上的必然。這樣，黨專制在否定和扭曲利益原則的同時，必然同時否定公共理性原則。我們在黨專制社會中看不到制度現代化框架內應有的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之間的合理張力，看不到人性惡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遏制，看不到人的本體意義上的自由落實為公共權力監督的制度上的安排。換言之，黨專制既否定基於利益制衡需要的權力監督，又否定基於道德和人類良知的公共理性監督。黨專制體制的結構整體性和系統性，使得這個制度對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否定與扭曲也必然是整體性的、系統的。

　　既然如此，既然黨專制從根本上否定健康人性的成長，否定這種成長要借助壹系列的結構條件來保證，卻縱容了負面人性的惡性膨脹，這個制度在社會進化的歷史哲學意義上難道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中共黨專制邏輯之命題27：作為中國現代制度轉型過程中發生的“扭曲的特殊性”，黨專制並不具有歷史建構意義上的恒常價值命題26是從利益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之歷史哲學蘊含的角度推出黨專制何以有悖歷史發展大方向的結論的。本命題將從中國現代制度轉型之“規範的特殊性”和“扭曲的特殊性”區分的角度，得出同樣的結論。

　　中國的現代化帶有“後發外生”的特點，這是理解中國現代制度轉型之特殊性的重要切入點。“後發外生”意味著原來的文化傳統中尚未產生來自內部的變革力量或至少是變革力量不足時，就被外來的、更先進的的力量所沖擊，後者體現著社會進化的內在本質和普遍要求，因此勢必擁有更強的內在“征服”力量。“後發外生”的現代化，就其整個過程的相對非自然和它所表現的文化承續的危機乃至局部斷裂而言，必然是痛苦的；但另壹方面，既然社會進化和制度現代化擁有全人類範圍的普適性，“後發外生”就不過是制度現代化普適性原則統攝下各民族發展道路特殊性的壹種表達。這個過程雖然是“後發”的、“外生”的，卻並不意味著某種外物的無根據的從天而降，並不意味著對“外來物”的全無理由的被動接受。恰恰相反，制度現代化的普適原則之所以能在“後發”國家逐漸生根，是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擁有最始基意義上的哲學人類學的內在根據。所以我講“後發”國家的制度現代化既是“後發”的，又是被“誘發”的。“後發”只是描述了現象，“誘發”才更深刻地觸及了實質。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和西方國家的對抗，從本質上說，乃是落後的農業文明同先進的工業文明之間的較量，較量的性質已經預先決定了較量的結果。只不過由於征服者邏輯的存在(註1), 較量加劇了文明的傳播者和文明的接受者之間的緊張。這也是歷史的壹種悖謬。但不管怎麽說，古老的中華民族走進現代、走向共和，就是從這種緊張中邁出第壹步的。無論在以後的進程中還會遇到什麽樣的磨難，只要這種磨難仍然屬於總體化語境內基礎層面（制度現代化的普適要求）和中間層面（前現代文化的制度、觀念遺存）這兩個層面之間的碰撞，中國現代制度轉型和現代化中出現的壹切問題、壹切困難就都屬於“特殊性”的正常範圍，這就是我所謂“規範的特殊性”。從邏輯意義講，中國制度現代化的完成、中國現代民主國家的構建，本來是有可能在“規範的特殊性”範圍內實現的。命題1已經通過另壹種方式談過這壹點。

　　但歷史後來發生的、我們現在仍然深陷其中的現實卻是歷史進程中的“扭曲的特殊性”，即歷史發展偏離了它的正常軌道，總體化建構中的第三個要素闖了進來，它改變了傳統與現代對接的樸素性質，使這個過程充滿了怪異、離奇和自相矛盾的色彩。是的，黨專制是壹種非常詭秘的存在，它在宣稱批判傳統的時候反倒回歸了傳統；它在斷言超越現代的時候反倒誤讀了現代，或幹脆扭曲了現代。由於黨專制這個要素的加入，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總體化呈現為壹個極其獨特的、巨大而又復雜的矛盾體，它使中國的現代制度轉型變得格外艱難，每前進壹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有時還會長時間地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然而，不管這種“扭曲的特殊性”因為何種原因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也不管它曾經給（而且至今仍在給）這個古老的、正在走進現代的民族帶來多少額外的痛苦，就歷史發展的內在本性言，這種歷史進程的被扭曲的特殊是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的。制度現代化有其自身的邏輯，它會頑強地通過各種歷史偶然性、排除各種歷史幹擾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社會進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生成性包括了各種偶然性歷史要素組合的可能；但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交織並不否認如下壹點，即從根本上說，社會進化是壹個全人類普適的發展過程；各民族歷史演進的具體差異無非是以自身的特殊性（無論是“規範的特殊”還是“扭曲的特殊”）證明社會進化本身的普遍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可以斷言：作為中國現代制度轉型過程中發生的“扭曲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並不具有歷史建構意義上的恒常價值。

中共成員的心理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第三次憤青運動是指繼上世紀和義和團運動、紅衛兵運動之後，九十年代以來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而言，之所以將這三次歷史事件統壹歸為憤青運動範疇，即是因為它們有著極為相近的典型特征。其約略的定義為：壹、強烈的反西方意識，迷信極權暴力；二、狂熱的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為旗幟；三、以青年為主流群體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有全國性的廣泛影響；四、有暴力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現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權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征的青年政治運動，不是憤青運動，不在討論之列。

　　我們也須對民族主義約定壹個範圍：民族通常是以語言體系為紐帶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征，語言是維系族群活動的首要資源，不同語言之間的族群因其民族歷史文化記憶不同，民族主義的內容也不盡相同。說漢語的是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也包括其他漢語系的少數民族，漢民族為絕大多數。說藏語的是以藏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藏民族占多數，也包括藏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蒙古語與突厥語系的民族主義以此類推。這裏所談的民族主義是漢語體系的漢民族為主體之民族主義，憤青運動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或憤青現象不在討論之列。而此文所稱之“民族主義”也不是孫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來救國的民族主義，是指帶有大漢族主義色彩的憤青式狂熱民族情緒，因為他們及社會上統稱之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但也非本題目之任務，亦不在討論之列。

　　壹、義和團運動

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史稱“拳亂”）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民族運動，雖然運動的主體是壹群不識字的農民和極端保守的滿清統治集團，但義和團從民間走向國家政治舞臺後，即以農民戰爭的方式來發起對外來民族的戰爭，是最終造成更大民族災難的起因，也深刻影響百年來的現代史。中國失敗於鴉片戰爭，壹些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為強國之策。但甲午戰敗後，中國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於朝廷和學者，底層民眾並未參與。而農民則認為西方的文化經濟侵略是中國社會衰落的根源，只有趕盡殺絕外國人，中國便天下太平。於是義和團以驅趕外國人為宗旨，向壹切外來的人和物發起猛烈攻擊，火燒天主教堂，殺害教士信徒，殺害享有特權的外交人員。義和團不是國防軍，其軍事組織是依自然村鎮上形成的“壇口”、“拳廠”或“紅燈照”壹類松散的民間拳團單位。迷信神仙法術，拳腳氣功。扒鐵路、砸郵局、砍電線桿子、殺傳教士、圍攻大使館時豪情萬丈，上了戰場，即刻發現刀槍不入的鐵布衫金鐘罩功夫不行了，各種神祇通通失靈了，連孫悟空也幫不上忙了，拳眾潰不成軍。慈喜太後等頑固派利用烏合之眾的義和團來向西方列強宣戰，力圖壹舉驅除洋人，義和團運動所以持續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數省。結果是滿清皇室西逃，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擊潰，後被滿清政府剿滅，中國簽訂屈辱條約，付出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南方由於張之洞、劉坤壹等地方官員強烈抵制，力主鎮壓，實行東南互保，拳眾未能南下。愛國主義最終以禍國殃民的結局收場，引來俄國侵略勢力，付出長久和慘重的代價。他們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賣了，雖然不堪回首，卻也為中華帝國最終打開國門，為接受西方文明創造了全民共識的局面，再無人以大刀長矛來藐視西方的堅船巨炮了，再無人對“中體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於是奮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實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這個層面上講，義和團運動之敗也是中國走向共和之契機。

　　二、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是當代史上極其重要的憤青運動。他們也是壹群“憤怒的青年”，其憤青群體性特征極為明顯。假如沒有憤青的集體憤怒，毛澤東就難於將開展於文化界的鬥爭演進為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紅衛兵初起時全是在校大中學生，後來成份有些復雜，但總是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眾力量。紅衛兵運動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不是將外國人全部拒之於國門之外，而是要打倒國內走資派，打倒美帝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理論，將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思想傳播於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革命的紅旗插遍全球。這次運動更為激烈，遍及全國每壹個角落和每壹個人，是把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壹齊打倒，代之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由於受高層控制，紅衛兵有激進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當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亂形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之後，紅衛兵隨即被當局驅離。紅衛兵的革命權力完全來源於最高層，雖有強大的組織力量，自身並無主導運動進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紅衛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機發起暴動，趕走英國人，收回香港主權，但遭受中央壓制，只好偃旗息鼓，繼續在英國人統治下生活。

　　紅衛兵運動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結束，持續了近三年。紅衛兵幫助毛澤東打倒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幹部後，失去利用價值，免得再生事端，隨即將紅衛兵敲鑼打鼓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紅衛兵也全部變為插隊知青，等他們明白過來了，青春已經逝去，又可憐巴巴地加入爭取回城的大軍中去了。那時北京有名的紅衛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接見，紅得發紫，也壹樣被趕出京城，監督勞動。文革仍在進行，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降為被教育改造的對象，工人和軍隊上升為文革主力。紅衛兵如同打土豪運動中的流氓無產者，待土地合作化時，痞子運動的價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同盟貧下中農為主力軍了。文化大革命必須以憤青造反為先導，否則很難在極短時間內打亂原有秩序，搞掉劉少奇的龐大體系。劉的政府倒臺後，代之以組織紀律性強的軍隊和工人參與文革奪權，毛澤東才會掌握文革的絕對領導權。1966 年11月，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澤東表態支持，隨後的“壹月風暴”中，王洪文指揮“工總司”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令毛興奮不已。以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對紅衛兵已是不耐煩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於是將工宣隊和軍宣隊派駐學校，監管學生，勿使之脫離軌道。工人群眾登上文革舞臺，作為烏合之眾的憤青自然成為祭壇上的犧牲品。由於文革是以城市為中心，紅衛兵被趕到鄉下是唯壹化解麻煩的辦法。娃娃爛氣的紅衛兵運動煙消雲散，悲劇性收場，也被無情釘上了世界歷史的恥辱柱，成為反人類現象的典型。當時北京第壹個紅衛兵組織成立時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1]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打爛現有的黨政系統，原有的統治機器指揮不靈了，必須借助組織化的群眾運動，讓青年學生帶頭打破舊格局，助其重建毛氏個人專制。所以，紅衛兵的活動能量完全來源於任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壹人，允許其介入高層鬥爭，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級黨政官員發起攻擊，並大肆報復社會。當毛達到了目標，隨即切斷能量供應，他們的政治資源便立即枯竭了。紅衛兵大批鬥走資派、打砸搶、殺人害命直至武鬥流血，都表現得勇敢無比，毛主席壹聲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鄉勞動改造去了，無人敢於反抗，進行有組織的抗議，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因為紅衛兵就是為保衛毛主席神聖地位而成立的，他們的“革命正義”完全出於毛的認可，對於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徹底執行，否則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為他們根本不具有現代權利意識，強烈的忠君意識也不允許有份外之想，所以才會以大肆踐踏公民權利的方式來渲瀉革命激情，體現忠君情懷。他們雖為熱血青年，其知識結構及思維方式完全來源於程式化的共產主義忠誠教育和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妄圖解放全人類是由於深信毛澤東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燈，其行為過於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們是在幼年就被洗腦的壹代人，心中充滿著忠君與仇恨意識。實際上，他們也處於被壓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應該是自己，待他們被無情地趕下農村時，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慮自身困境，於是把精力都轉移到回城的熱潮中了。但這種反思不是權利意義上的覺醒，無法做暴民，便立即顯現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與奴仆的雙重性格使紅衛兵運動無法轉向民權革命。這場運動是人類現代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毀滅運動，它比秦始皇的梵書坑儒及希特勒的燒書殺猶太人更為殘暴。紅衛兵打死的老師教授名人學者不計其數，破壞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不計其數，造成的無辜人命和社會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破壞的文物古跡不計其數，對中華文化史籍資料的毀滅性破壞亦不計其數……表面上，紅衛兵運動體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太明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世界革命需統壹的階級陣線，民族主義勢必影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化。但實際上，列寧的蘇維埃帝國就是大斯拉夫主義聯盟，是為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擴張利益服務的，到了斯大林更是這樣，其他民族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毛澤東也壹樣，重建中華帝國的世界中心地位，當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輸出毛氏印記的紅色革命才行。所以，紅衛兵運動也是民族主義運動，也是憤青運動。

　　三、憤青運動

從1990年代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是第三次憤青運動，其範圍不如紅衛兵運動廣闊，規模也較為零散，卻影響廣泛，成為當代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義運動。它煽動的民族狂熱曾引起數次中美和中日之間的外交沖突，也為西方社會所廣泛關註。雖然不以輸出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展示憤青對西方民主主義的憤怒，卻也借用壹切重要機會乃至走出國門來展示其能量。例如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即以“紅海洋”式的視覺震撼來形成對西方民眾的強大心理壓力，西方人稱之為“紅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沖突。憤青運動有壹定的權力背景，上海憤青圍攻日本領事館時，警察為其開道，武警幫助憤青爬上領館墻頭，而不是發催淚彈或用棍棒驅趕之。在後來的諸多反美反日遊行，學生軍警統壹行動，公開的宣傳仍然說成是自發的，與政府無關。由於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當代憤青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團體政治活動，官方也不允許憤青組織化，壹哄而起，壹轟而散，烏合之眾最為適合。

　　以憤青的文化層次而論，遠超過義和團的農民，也超出紅衛兵許多，不少人有高學歷職稱，或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但心理傳統壹脈相承，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當代憤青與以往的憤青有壹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其偽民意性，這是研究當代憤青運動時需要註意的。義和團能基本代表民意，因為那時的人們知識水平太低，資信落後，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於守舊，不可能找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正這是這種守舊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閉關鎖國的方式來純化中華，回到天朝帝國的老傳統中去，拳眾的暴虐與昏庸腐朽的清宮保守派壹樣表現出守舊愚昧。僅僅憑壹幫無知拳眾的海口，慈喜太後就敢向列強宣戰，表現出極端的愚昧。但無論是義和團還是滿清官員，本質上是愛國的，他們決不會以獲得壹張外國護照為榮，他不是在表演愛國。紅衛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懷無產階級革命正義感，雖然這些都是反人類的，是落後愚昧的。但紅衛兵的知識和眼界不支持他們在舉國顛狂的情勢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誤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視為普遍真理，同樣表現為守舊愚昧，也代表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當代憤青的人權認知超過紅衛兵許多，不是不懂民權政治，其逆時代的行為是故意所為，他們心靈深處既積聚集著恐懼，也積蓄著暴虐，是雙重性格所致。當代憤青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也是虛偽的，被人稱之為“愛國賊”，比賣國賊更可惡。因為賣國行為須面對道德拷問和歷史追問，賣國者通常身居高位，執掌國家權力，其行為自然要載入史籍，賣國行為多半不得已而為之，晚清政府的賣國行為都是戰敗所致。愛國賊是什麽也不管，是壹幫無絲毫道德約束的流氓無賴，其地位所限，也用不著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圍攻美日使館，夜裏趕快到使館排隊等簽證，更以千方百計弄到張美國綠卡為榮。他們的憤怒是選擇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們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科技成果，進入現代生活，每天離不開電話電腦網絡，也離不開歐美電影，壹面卻大罵西方民主的虛偽，為專制唱贊歌，或小罵大幫忙。因為詛咒西方是安全的，不會引來政治風險，為體制服務又可獲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爾G20峰會時，CCTV記者芮成鋼搶奪韓國記者的提問機會，不顧起碼的禮儀，向奧巴馬發難，聲稱自己代表亞洲人，也可以代表韓國人。而上壹年的G20峰會中，他聲稱代表全世界。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參加會議的官員，只是壹名新聞記者，僅能代表CCTV，連中國人也無權代表，卻顯示出強烈的霸權意識。CCTV何以連年派這等憤青出鏡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會議的中方代表不公開置疑？就是因為這種表演不過是借國際舞臺給國內觀眾看罷了，需要這種“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憤青用“愛國主義”這塊“金磚”，敲開榮譽金錢之門，也砸開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大門，這就是其本色！他們絕不會對身邊的專制憤怒，絕不敢對自己的上司發難，起而維護自己的權利，哪怕權利受到嚴重侵擾。他們慣於忍受政治壓迫和雇主奴役，他們敢於挑戰外國元首是因為毫無風險，潛意識中對極權的恐懼是他們選擇憤怒的閾值，超過這個閾值，他們就退縮或轉向了。所以第三次憤青運動更多的帶有流氓文化的痞子運動特征，他們是標準的奴仆，沒有什麽革命正義感，也不管什麽人類自然正義與普世價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借機發泄的成份更多些。當代憤青運動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義和團和紅衛兵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激情與獻身精神，義和團的上戰場不用說，紅衛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戰場受到拒絕後，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參加反美戰爭。也有不少人跑到緬甸，參加緬共的“解放”戰爭，後緬共失去外援，紛紛做鳥獸散，壹些割據武裝只好改種鴉片了。義和團排外是為保存國粹，雖然表現出來的是愚昧。紅衛兵的瘋狂也大多出於革命義憤，盡管這種義憤代表的是偽正義。而今的憤青很善於事前評估政治及法律風險，以高喊廉價口號來展示效忠式的愛國主義，他們表面上也排外，骨子裏卻是媚外的，他們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更為急切。他們有時也需要人權，很會利用西方社會的自由制度在外國表演中國所喜歡的事，比如火炬傳遞中的紅色暴力傾向，可以作為向西方國家要價的籌碼。有時候也會容許有組織的反美示威，在媒體上宣傳為自發行為，這也是當代憤青運動偽民意性的壹個重要特征。

　　因此說，當代憤青的特點是極端反對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對長期關註中國人權的美國，美國於是成了憤青的頭號敵人。所以，他們絕不會為伊朗或朝鮮的人權問題上街，也不會為了自身的公民權利上街，否則就是不憤青運動而是民權運動了。他們的憤怒時刻參照官方態度，與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們也決不會為俄羅斯擊沈中國商船而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也不會對俄國政府壹次沒收銷毀中國商人20多億美元商品而發起網絡攻擊，更不會對俄國軍隊肆意扣捕中國船民而到俄國使館抗議。雖然俄羅斯帝國夢對中華帝國夢有制約作用，官方的憤怒取向決定著憤青運動的憤怒風向及政治風險。何以憤青如此地敵視美國呢？這也是長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雙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壹方面可以反美國為名發泄過剩的激情，揮灑仇恨怨怒。憤青缺乏現代人類社會具有的宗教情懷，由於共產主義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鴉片，長期的洗腦教育，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贖精神，他們空虛的靈魂只能在界定的“愛國主義”範圍內發泄。於是毛澤東就成了心中的“上帝”，為憤青運動染上神聖的色彩，成為主宰靈魂及價值觀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資源和政治參與。第三次憤青運動之所以斷斷續續折騰十幾年，正是由於其反民主性，是抵禦化解民眾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訴求的利器，越是將西方對中國的威脅誇張到極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能持續利用反西方的憤怒資源，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註意力從爭取公民權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來，憤青運動就越具有利用價值。以現代資迅渠道而言，憤青可以了解到他們想了解的壹切東西，卻不屑於了解。他們明知自由民主是時代潮流，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的唯壹生活方式，卻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體行動來表演壹番，力圖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群體，吸引眼球，不甘心其邊緣化地位。但他們除了被不時利用壹下外，並無更多的剩余價值，比如他們要求抵制日貨，圍攻家樂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眾支持，因為中國經濟的六七成是依賴出口的，礦產資源也大部來自國外，抵制外國貨無異於自殺。這時候，官方也會視情況實施壓制，免釀成蔓延之勢。憤青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國情，但出於表演推銷或發泄自己的目的，總是有在大庭廣眾下現身的強烈欲望，是憤青唯壹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但憤青搞得過了火，也會受到懲罰，上海日本領事館被砸，造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幾個帶頭的，判刑了事，當了替罪羊。這顯然是象征性的，不會認真追究憤青的責任，與發生在西藏新疆的騷亂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窮追到底的。

　　第三次憤青運動不同於以往之處，還在於憤青善於利用現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網絡平臺表演民族主義，甚至以發動網上恐怖攻擊，除了黑客對自由網站攻擊，也攻擊壹些自由學者網頁。還有很多人是有關部門雇傭的打手，以每發壹貼獲取五角錢報酬為目的，履行引導輿論導向和壓制自由言論的任務，暗藏身份，多處註冊馬甲，在各網站論壇和個人博客發貼，具有地下工作性質，人稱“五毛黨”。[3] 這也是新時期的特殊表現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網上憤青為樣本，對其展開心理分析。

　　相關心理學簡述

　　憤青運動是既然是壹種社會現象，自有其普遍之規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義、崇尚極權暴力、強烈的忠君意識、青年人過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達等等。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憤青現象也表現出鮮明的心理學特點——病態心理。憤青的病態心理主要體現在偏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沒有病態的社會化偏見心理，就不會形成憤青運動。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說：“……對某些人來說，偏見是壹種生活方式，它似乎產生於他們的保護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們與自己周圍世界發生聯系的習慣方式的壹種反映，而不是壹種經過特定學習後而對某些特定團體產生反感的結果。……他們的許多態度常常形成壹種統壹的模式。首先，他們對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隨著壹種美化他們自己團體的傾向，因此他們可以被稱作種族中心主義者（ethnocentric）。而且，這壹種族中心主義常常與壹種嚴格而狹窄的社會——政治——經濟的保守主義（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關。這種保守主義決心堅持傳統的放任主義教條和傳統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對那些似平威脅這些價值的人。……這些廣泛偏見的的人們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專制主義的意見。他們不僅不能容忍與自己觀點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們典型地向往壹種明確而嚴格規定的‘強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級社會體系。”[4] 這是用美國人為實驗樣本得出的結論，若用中國的憤青為樣本，更會深化這壹論證。（壹）中國憤青的種族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漢民族沙文主義。中國近代的落後，使得中國人的傳統優越感遭遇挫折，歷史上總是中華為世界第壹，中國為世界中心，天朝舊夢破滅了，有如俄羅斯的大帝國迷夢破滅了壹樣，化為民族記憶中的巨大傷痛。這個傷痛在不斷的回憶中強化，特別形成壹部分群體的仇恨心理，強化為頑固的群體偏見意識，或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有如不少俄國人依舊懷念斯大林的蘇維埃帝國，又紛紛興起斯大林崇拜，壹如當年斯大林的辦公室去掉列寧像而掛上彼得大帝的畫像、妄圖重圓俄羅斯民族的霸主之夢壹樣。[5] 中國人特別不能接受美國位居第壹的現實，認為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的全球領導地位原本屬於中國的，而不應該歸於僅有幾百年短淺歷史的美國，對美國充滿著“羨恨交織”的情緒。世界雖然早已進入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時代，民眾福祉為立國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轉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中華帝國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燒。而傳統的集權思想使得中華掘起欲望更為迫切固執，集體主義思想又時刻強化著這種欲望。急於輸出中華的傳統價值觀——中華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須以集體主義來替代自由主義。憤青不渴望自由，不爭取民權，而是期望強勢領袖來帶領中國人走向世界，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取代美國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樣。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幹擾中國的國際動向都會化為新的民族仇恨，與歷史舊帳糾纏在壹起強化為凝聚民族主義的憤怒資源。憤青心態雖然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心理，卻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極端情緒的壹部分，憤青運動就是這種民族偏見心理在現實中的放大效應。偏見構成憤青或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當代民族主義的驅動力。雖然這種欲望脫離現實太遠，但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註，必須不斷利用對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為燃料添加，持續夢囈般的幸福意識，憤青才會在烏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換來壹時之幸福感。

　　任何壹種特定偏見的特征，常由人的文化層次決定著，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識的來源問題，也有知識的結構問題。有相似偏見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數效應就會擴大成群體的偏執狂癥。在權力背景下，會持續蔓延，泛濫成災，納粹及紅衛兵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壹點。中國是保守型社會，長期受奴化教育及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信息來源的單向度決定著教育的單向度，是灌輸性的，是機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產奴仆的同時也生產暴君。奴化教育生產奴仆，仇恨教育生產暴民，暴民中成為暴君的幾率極小，更多有暴虐心態的人只有變為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態下是被壓抑的，不容易找到發泄管道，由於憤青有政治意願，其強烈的政治參予欲望只能在群體性的政治運動中找到渲瀉機會，突發的政治事件就成為其誘因。但單向度的奴性教育決定了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則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為起點，這也是產生憤青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狂暴的人在群體中並不占多數，更多的是由其從眾心理決定的，即謂“羊群效應”。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這類政治運作是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幹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憤青運動幹擾到權力實施，其自身安全原則隨即達成共識，政治表演便宣告結束了。憤青運動的烏合性質，羊群效應，反自由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訴求，不會有完善的治國理論，不過是情緒發泄性狀，不過是供權貴玩用的工具而已。這也是憤青運動喪失理性的原因，更是當代憤青運動的典型特征。中國人受制於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學識的人不多，所以才會產生壹代又壹代的憤青，政治文化體系上的原因無需多談，這裏主要從心理學上分析憤青現象。

　　由於偏見性格的形成，憤青的思維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為表述，力求給人不同尋常的另類印象，即使是學術研究，同樣能表現出固執的偏見心態，他們認為，只要能戰勝美國，可以不顧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約束，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價（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襲擊），可以用“西安以東不要了”的方式來與美國進行核決戰……戰爭叫囂是憤青抒發憤怒的主要表現形式之壹，他們嘴裏的中華掘起，實際上是受那種統治者權力與榮耀巔峰式的傳統願望驅使，充滿著中華帝王君臨天下的幻想，充斥著中國管理全世界的夢想。憤青的愛國主義實質上是壹種認死理式的大漢族沙文主義，並以此為判斷是非及正義的標準，凡是不符合這種標準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態對之。正如王力雄所說：“相當程度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人身上已經具有條件反射的性質，成為集體非理性，可以隨時從潛意識層面被激發。”[6] 在對待壹些少數民族的態度上，就表現出這種漢化的民族主義，凡不順從者壹律視之為異族，大加撻罰。之所以不斷操控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大多表現為壹種狂熱的大眾情緒，烏合之狂熱是最廉價的政治資源，官方掌握全部鎮壓機器，烏合群體不會影響統治，遂使民族主義成為壹種集權手段，讓統治者永遠占據道義制高點，來對抗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正是中國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風險，正如龐勒所說：“壹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它毫無邏輯關系的壹系列形象。”“專橫和偏執是壹切類型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各有不同。在這個方面，支配著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會壹再表現出來。……專橫和偏執是群體有著明確認識的感情，他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壹種形式。他們的同情心從不聽命於作風溫和的主子，而是只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他們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雕像。”[7] 文革中毛澤東之所以斷然拋棄紅衛兵，也緣於群眾運動的群體思維難於精確操控，烏合的群體遠不如正規的軍隊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烏合之眾只有短期利用價值，時間壹長，群體組織正統化，就會追求自身的權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進展，抵抗外來不利因素，成為統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數情況下會形成社會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確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輕易策動群體運動，除非象毛澤東那樣神明般的統治者。但烏合之眾永遠會有，就在於偏見心理的持續性。

　　憤青的生活態度也與眾不同，憤青是“憤怒的青年”之簡稱，這種簡稱未必準確（憤青壹詞已約定俗成，只能從俗，以便討論問題），因為憤青之憤怒與標準的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筆名為“怒不可遏”，卻總是寫馬屁文字，與憤怒到極點毫不相幹。他們什麽都能說，且不必對後果負責，可以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壹部科學專著，曾指導了中國的大煉鋼鐵運動，可以說《紅樓夢》的作者是虐待狂，讀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認真理論，那就上當了，其巴不得借此來展示其與眾不同。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維的產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貨壹樣，明知中國商品離不開日本市場，自己也未必會帶頭去做，卻非要發出荒唐叫囂，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發泄和表演而已。若從文化心理分析，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產品，中國的歷次憤青運動無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記，從肆意燒殺同胞的義和團到殘害同類的紅衛兵，再到當代憤青，莫不如此。他們對勝王敗寇的強盜邏輯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殺迫害同類時才會表現得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在信息時代，暴力行為也會表現在網絡上，是憤青運動的另壹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的網絡社會裏，憤青的暴力行為更加肆意妄為，毫無節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為鮮明，雖然這種效忠式的表演並不能帶來多少個人現實利益，只是偏執已成頑癥，壹有機就會發作的。

　　這也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移情作用”，是壓抑的釋放和貫註的轉移，病態的偏見心理須轉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這與自戀有關，由自戀形成的自大偏執狂癥狀，只有能過移情作用來治療。憤青運動就是壓抑移情於街頭政治，偏見以狂暴的形式展現，也可以說，憤青運動是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卻絕非心理學意義上的治療過程。可惜的是，大多數人並不覺得他們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醫生。自戀平常是被壓抑的，偏執狂癥只有在發泄的移情過程中才能得到滿足感，當這種發泄被權力階層利用形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時，悲劇或災難就發生了，每每成為民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許對此不以為然，不可能那麽多人同時心理病態吧？這也不奇怪，當文革中億萬人壹齊發狂的時候，總不能說這種全民心態是健康不帶偏執的，沒有心理問題的。當然很多人是出於政治宗教的狂熱，是黨文化的極端化現象，卻也有明顯的社會心理學特點，表現為癥候群的偏見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人類科學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壹，它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不僅是精神醫學方面，更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教育理論及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發生著深刻的影響。既然憤青群體有非理性的病態心理，精神分析理論正好幫助我們打開憤青的心窗，透視其內心世界。我們在分析憤青之群體現象時，也有必要對憤青個體做分析，因為群體是由個體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麽，引入精神分析理論就是件有意義的事。

　　對來自網絡的典型個例分析

　　我的個人博客裏，時常有憤青搗亂，有兩個極為狂妄的典型個例，極具心理分析價值。壹個是自稱為“思想家”的憤青，壹個是網名為“無字天書”的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爭論之激情；後者是純粹的流氓無賴，只會惡言惡語，謾罵攻擊，甚至采用網絡恐怖襲擊形式。這兩個樣本雖然不能涵蓋網絡憤青群體，卻可以代表相當壹部分憤青的社會心理和病態癥候，可以獲得深入了解之機會。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憤青運動的激化常常在網上形成，街頭運動也與網絡言論的趨同化密切相關。

　　壹位自稱是“思想家”（思想家樂園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憤青來我的博客（高生詩詞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銷其理論產品，開始時我還較為認真的回應他的觀點和問題，後來發現他並沒有起碼的學術精神，根本談不上是學者，思維邏輯混亂，表現出驚人的幼稚，卻對別人的話根本不聽，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無政治歷史和哲學宗教等方面的知識，知識層次過於淺薄，卻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類，改造世界，實際上他那點所謂的理論不過是前人扔掉的烏托邦之類的東西，且零散不成體系，也談不上有什麽“產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典的烏托邦理論，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知識也相當貧乏，西方經典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語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後語。但當我向他推薦壹些必讀的經典書籍和解釋壹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時，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顧，說我讀的那些書全是過時落後無用有害的，是被別人洗腦了，甚至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也是不值壹文。他不知道康有為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不知道孫中山有關共產主義的解釋，連天下為公的孔子思想也不清楚，通通斥之為落後的理論，聲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是他自己發現的，獲得了許多人的贊揚。壹個人有些自戀自大也不為過，有些標新立異的情結也不奇怪，但當妳發出善意勸告，表示不願與之繼續交流，其偏執狂的病態心理便發展極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惡意騷擾，不由得引起我的厭惡，讓他走開。但“思想家”執意不肯，死纏爛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則不依不繞，實際上就強迫我承認他的“救世理論”。這反倒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因為研究憤青現象正缺少壹個有代表性的網絡樣本，與憤青近距離接觸，雙方的情況有差距，難於獲其內心表露。上網壹般不露真實身份，有虛擬的遙遠空間，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覺，可以即時交談，容易讓對方摘掉人格面具，講出真話，更便於觀察其心理活動。“思想家”的前來，正好補上素材不足的空缺，這是難得之機會，因壹般泛泛而談的憤青不會將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但妳必須不斷刺激他的激情，使他總處於亢奮狀態，方可獲得真實的第壹手資料。這可能會激發其偏執狂癥，卻也只能這樣，因為他的偏執有著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們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為了從精神方面來探求憤青性格之成因，因為憤青並不占人群的大多數，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會成為憤青群體。只是中國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幾的人聚在壹起，場面就相當可觀，在網絡世界也壹樣。他們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現為自戀、炫耀、固執、偏狹、狂傲、冷酷、仇恨、殘暴等等，如果沒有相近的心理特點，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鬧事搗亂的，即使是“羊群效應”，也須有相近的心理認知傾向。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從憤青網站博客中就能強烈感受到這種狂燥偏執情緒，諸如“烏有之鄉”壹類的網站。我們逐步分析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論，以找出其心理成因，這對於了解中國現代的社會心理，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分析說：“偏執狂（paranoia）是壹種慢性精神錯亂，在當今的精神病學的分類上占有壹種不確定的地位。……根據其內容的不同，偏執狂可區分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誇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當自戀發展到病態心理時，往往產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認為自己是壹個特別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著說：“誇大狂是由力比多從對象貫註上撤回所導致的自我膨脹的真接後果——繼發性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嬰兒原初自戀的壹種回復。”根據弗氏理論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嬰幼兒的性發展期大致分為口唇期，肛門期，性器期等幾個階段，如果在此期間性本能的沖動受到不恰當的抑制，對將來的性格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負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諦普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也譯為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壹位殺父娶母的國王），肛門期可以形成肛門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錯傾向。伊諦普斯情結是戀母情結；肛門性格是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歇斯底裏特性；性倒錯是與性愛對方的性方式錯亂，如同性戀或性虐戀等等倒錯性行為。我們從“思想家”的狂傲言論中就可以明確感受到其伊諦普斯情結和肛門性格，已經發展到非常典型的階段。

　　壹、伊諦普斯情結與自戀

每個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嬰兒的吸吮母乳的動作，除了獲得營養，也有性方面的意義。嬰兒吃飽了還離不開乳頭，以至於含著奶嘴才能睡覺，在不斷的吸吮中感受到快樂——性的滿足。弗洛伊德說：“假定兒童沒有性生活——性興奮、性需要和某種滿足——而是在12歲至14歲之間突然獲得的，這與假定他們生來就沒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長出來壹樣是不可能的（與我們的觀察事實不符），從生物學的觀點看也同樣是荒謬的。青春期喚醒的只是生殖機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機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講：人類的性生活）”弗氏理論稱兒童的吸吮為“享樂性吸吮”，將這種快樂歸為嘴和唇區域的興奮，是為嬰兒的“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並把從吸吮中所獲得的快樂稱為性的快樂。從母親的乳房成為性本能的第壹個對象從這種單壹動作中，可以同時滿足兩種具有生命重大意義的需要，並成為其後性心理的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教育比較保守，在兒童期的性教育幾乎是空白，伊諦普斯情結極易得到強化。弗洛伊德把性欲不僅視為人的身心發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決定力量，而且還視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弗氏理論認為，性本能沖動（包括廣義的和狹義的）都是神經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樣性本能沖動也為人類精神高度之文化藝術和社會發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伊諦普斯情結或自戀並不必然表現危害性，卻常常以壹種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們的社會活動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也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論中就有著這種傾向，下面摘錄“思想家”語錄（標點及文字不妥處，為原文之誤，不予改正，其後同）：

　　——知道中國人為什麽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唱歌頌祖國的歌嗎？因為中國人才真正當過家做過主，他們才會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系的那麽緊密，才會有主人翁的感覺和態度。

　　——我在單位曾是職工代表，我發現中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會上妳可以暢所欲言為企業和國家做主，好的意見和建議會被企業和國家接受和采納。也只有在這樣的會上我才能體會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實從歷史上看，人民感覺幸福的時代並不是什麽民主的時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國俾斯麥和西特勒時代，人民為什麽那樣狂熱崇拜熱愛那些統治者們，（難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別人，反正我不覺得自己傻，但不傻並不等於就能當國家主席）發自內心的叩拜山呼著萬歲？

　　——我覺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麽多壞事還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景仰和愛戴?這可能嗎?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麽事情?我和妳說了很多次了,毛時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個人做的.

　　這顯然也是壹種社會化了的伊諦普斯情結，雖然作為“母親”化身的祖國帶給中國人的常常是苦難，但戀母情結無疑是民族主義得以維系的紐帶，壹旦失去伊諦普斯情結，民族主義便難以聚攏人氣了。但祖國的內涵也會隨時勢變化，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於是在共產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祖國不是自己世居的國土，而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壹些在莫斯科長大的“紅孩子”至今仍然對蘇聯充滿祖國式的戀情和感激，喜歡唱蘇聯紅色歌曲，也是緣於這種伊諦普期情結。革命年代的民族主義被壓抑，代之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共產意識形態衰微之際，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便迅速激活，以大中華取代蘇維埃，便以社會主義包裝的民族主義來作為稱雄全世界的動力資源，同時也是憤青運動的能量源泉。毛澤東是將共產革命從蘇聯祖國中心引向自己祖國中心的強勢領袖，盡管毛的無數次政治運動殘害了無數中國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復興的精神教主神壇，在建造“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國君主地位時，也將中國人帶入了重溫中華帝國夢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號召力，是後世君主必須加以利用的道義資源。所以，持續不斷的“毛澤東熱”，證明中國人的蘇聯祖國意識已成功地轉化為漢民族主義了。通常來說，人們會將所鐘愛的事物美化，視崇愛對象的特性來女性化，或進壹步將之崇高化，即是“母親化”——賦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國滋養了人民，人們比之為母親，也可視作壹種樸實的情感。但伊諦普斯情結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變態感情，在為“母親”自豪的同時，也把對其弱點缺點的善意批評也視之為褻瀆，近似於壹種圖騰崇拜的狂熱。於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式的思維邏輯頓成政治定式，用於“慈母”之尊榮，壹切都是美好無瑕的。在領袖及黨權體制下，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自然將政治領袖或政治團體也紛紛“慈母”化，主動為其隱去壹切醜惡，刻意忘卻真實的歷史，只要為了“母親”的榮譽，“兒女”做祭壇上的犧牲也行，哪怕這種犧牲再不可思議也應該無條件地投入和忍耐。“母親”擴大化的意圖在於神聖化，以“原罪”式的歸罪方法占據倫理邏輯的制高點，讓違規者自動歸為大逆不道的罪人、豬狗不如的敗類，受“良心”煎熬。憤青整天愛給發表真實意見者扣上“漢奸”、“賣國”的帽子，即出於此類“母親”神聖化的政治倫理。曾有憤青稱“毛主席是勞動人民的偉大慈母”，我諷刺說，妳們連性別也沒弄清楚，看見沒長胡子，就“偉大”呀、“慈母”呀，亂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發言資格！領導人越偉大，追隨者也越偉大，這種強加於人的政治邏輯，是自戀情結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復制，需要強迫受眾接受其自戀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評，按自戀者的意圖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這種惡性自戀者，其潛意識中經常作偉人式的幻想，將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偉大，簡直等同於上帝了。這野蠻的惡性自戀是極端唯我的，讓人討厭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戀又是令讓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之類的口號泛濫，統治國家的政治領袖或政黨組織也就理所當然淩駕於臣民之上，淩駕於天地之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母”，成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戀，引導民族的自戀，文化的自戀，即是自大狂與自戀心態的社會化根源，而遠離人道主義的倫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須指出，情青的伊諦普斯情結之實質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強迫別人接受自家“聖母”之圖騰地位，蔑視別的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權利，對弱小民族歧視壓制，壹切批評都斥之為“國內外反華勢力”的惡意行為。奧運火炬傳遞期間，中國將數萬面國旗運至國外，到處形成“紅海洋”的壯觀場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攝外國人，就是自戀型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火炬傳遞本來是為了傳播人類自由和平的奧運精神，卻搞成了民族主義的肆意擴張。常言道：“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如果美國人或韓國人將數百面星條旗或八卦旗舉到天安門來遊行，憤青壹定視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種認死理式的民族主義正是漢民族日益缺乏寬容胸襟、缺乏現代民主意識的“民族性自戀”。當年納粹德國的民族自戀，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為種族優越性來對外擴張。弗洛姆分析道：

　　識別群體自戀遠沒有識別個人自戀那麽容易。假如有壹個人告訴別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人；只有我們才是清潔的、聰明的、善的、體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骯臟的、愚昧的、不誠實、不負責任的。”然而，絕大多數人會以為，這個人壹定很粗魯，思想不正常，甚至有點精神錯亂。但是，如果壹個充滿幻想的演講者向廣大聽眾演講時，用國家（或者民族、宗教、政黨等）來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話，那麽，這個演講者會因對自己祖國和上帝的愛而贏得許多人的贊揚。但是，別的國家和宗教團體會因自己遭到蔑視而憎恨這壹次講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體中，每壹個人的自戀得到了誇張，並使這壹事實，即千百萬人贊同這樣的演說和聲明成為合理的事情。[9]

　　根據國際法理論，領土、人民和主權是構成獨立國家之三要素，現代普世價值觀認為主權在民，由民眾授權委托代理人組成契約型政府，實現國家主權，是為共和制度。是全體國民（納稅人）支撐著國家，人民的幸福源自於國民權利，不是受益於君主，他們只須感謝上帝就夠了，因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義化身。美國人過感恩節，是為了感謝上帝，不是感謝民選的政治領袖。中國人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來源於偉大英明的君主，得益於帶領人民奮鬥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萬歲”或“X書記辛苦了”之類口號，就是對君主或官員的感恩心態。在中國人看來，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誌，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對君主忠心高於壹切，因為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於壹切了，中華民族之偉大就在於此。忠君意識根深蒂固，即使是殘酷的暴政也會在幸福包裝下化為民族自豪感，對於特別禍國殃民的皇帝，無非是以革命手段換壹位新皇帝而已。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國家概念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工具”，國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國家應歸於壹人或壹黨，好皇帝或偉大革命領袖的標準是強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義復興。特別是國家處於重要時刻，壹切心懷置疑的人都是要消滅掉的，在此過程中的任何犧牲都是必須的。比如原子彈雖然是用來嚇唬人（核威懾）的東西，毛澤東為了搞原子彈，結果西方人壹個也沒嚇著，中國人倒先死掉了上千萬，毛以千百萬民眾的生命代價換取了二彈壹星，國人仍然視之為偉大的歷史功績，給中國人帶來了長久的幸福感。在強烈的忠君和集體主義意識下，中國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證君權，不要讓民權幹擾國事，認為民主會令國家壹盤散沙，人們吵來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違中華掘起之大業。毛澤東壹聲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可以下令200萬市民立即遷往農村勞動營，實行社會改造。證明集體主義是最能辦舉國大事的體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這是中華掘起的關鍵因素，歷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鄧小平嘲笑美國的三權分立相互牽制，吵來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國制度有優越性，領導人想開戰，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什麽樣的領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戰勝西方，將中國價值觀推向世界的強勢君主或鐵血領袖，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歷史新時代。毛大戰美帝國主義，到處輸出革命，花巨款資助暴力革命武裝，毛澤東思想是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寶庫，是民族自戀化為大眾情感的榮譽資源。但經濟改革又讓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來掀起的紅色文化風暴就代表了相當壹部分人的懷舊和不滿心態。

　　我們的“思想家”自戀情結也很強烈固執：

　　——我是壹名主張進步前進變革的真正左派。當然要當左派並非易事，必須要有先進的思想，才能產生先進的願望和行為。

　　——中國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來拯救這麽多連活著為了什麽都不知道的人的靈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決問題，那麽就是好無價值的東西，是垃圾！妳願意捧著佛當寶貝，就請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個能耐！相反，我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壞人，自私自利者都變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個真正的美麗“桃園”，讓妳的佛看看究竟誰厲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個人人幸福的社會

　　那麽，“思想家”究竟有些什麽高明的救世理論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時說：

　　——他應該有兩個職業，壹個職業是壹名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如壹名從事杯子制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定額，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忙於國家管理等其它職業或事情，但這些杯子的任務他是必須要完成的。而另壹個職業才是國家主席，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從事國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須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個杯子的定額。如此，他便成為壹名和人民壹體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說直接財富的生產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時的工作時間既足夠。剩下的非物質生產工作是不計報酬的。這點中國目前完全能夠做到。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豐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從事企業管理工作。那麽乙就可以上午從事美術或音樂作品創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這壹點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實現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務的，分配上都是壹樣，生活品都是免費供給的。

　　全世界的國家成為壹個利益共同體，少了很多國事，國家的管理工作量會極大減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計算機自動完成，廢除了貨幣經濟，也就無須那麽多的金融財會商業人員等。不過要實現此目標還需要些時日，但已為期不遠了。總之，好處多多，以後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國家的管理機關，政府工作會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會。省去了多余的人民代表大會等機關和人員。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業內專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謂理論不過是壹種永遠不可能變為現實的“永動機”設想，但置疑他理論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電動洗衣機"的研究改造發展者,相信將來妳們都會因此受益的,妳們會悔恨當初自己的自私狹隘眼光短淺,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會埋怨是老思想老書本坑害了妳們!到時候妳們會悔不當初,恨不得騸自己幾個嘴巴!

　　——新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解決人類之間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無它的選擇,人類別無出路.這就是新思想理論的價值所在!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總之，我覺得我解決中國和世界問題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優的，在這個東西未出來之前存在很多舊思想（保守復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統方案發表以後，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對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為我在北京舉辦的幾次講座還沒有人提出反對過。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會逐漸轉變立場，站到真正絕對正義的立場上來，因為真正絕對正義的理論已經完成，相信不遠的將來，大家會慢慢理解掌握這壹思想理論，成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驅動力！

　　——的確有人很愚蠢!對什麽都不懂的妳來說,我真可以當妳的上帝了,因為妳什麽都不懂,只有我可以傳經給妳.

　　弗氏理論認為，成年人常將用於外界性對象的所有愛撫轉稱於自身，對於這種倒錯，是為“自戀”（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種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說：“……這種自戀可能是壹種普遍而原始的事態，有了這種事態，然後才會有對對象的愛（object-love）。並且，自戀也不必因此消失。實際上，從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發展史中，我們也應該記得，許多性本能壹開始就是在自己身體上尋求滿足——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自淫——這種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現實原則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性欲發生退化為基礎。這樣，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戀階段的性活動。”弗氏理論的高妙之處，就在於說明人的社會行為中也受力比多的驅動，自戀也可擴大為對自身能力的迷戀，有這種傾向的人，對現實環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現出強烈利己主義傾向，所以，自戀也是對利己主義的力比多的補充，力比多作用於自身所致。而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正是這種倒錯行為的群體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國家化的層面。“思想家”以為自己如何高明，是緣於自戀而成的自大狂癥，他的歷史知識太少，現代知識也嚴重不足，習慣於閉門造車，對那些歐洲烏托邦經典理論家及毛澤東或波爾布特都失敗的功業，壹點也不懂，壹個幾同於白癡的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慚要做當代的人類“救世主”，足見其心理病態之深。這種病態心理的社會化，就形成了憤青群體的盲目自大的“中華帝國”情結。所以說，情青的民族主義即受此種狂妄自戀的心態驅使。

二、肛門性格

兒童在肛門期形成的性格。嬰兒總要渡過口唇期的，斷奶之後，用奶嘴或其他方式獲得滿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對嬰兒口唇習慣的不斷糾正，會剝奪嬰兒的快感，嬰兒自身智力的增長和環境評價使得依靠口唇獲得性快樂成為不能延續的事情。由於肛門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於是肛門便替代口唇成為兒童保持少受幹擾的性生活方式，其性樂趣亦在其中。當兒童沈溺於運用肛門的快樂之中時，對其排便行為過於嚴厲和不恰當訓練極易使兒童形成肛門性格，具體表現為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特征，影響到人格的形成。這壹階段也叫肛門受虐狂性階段，排便行為是壹種毀滅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訓練孩子排便時，孩子往往對父母產生對抗情緒，將排便行為變為試圖控制他人的行動。弗洛伊德認為，在肛門階段產生固著，就會形成肛門性格，如父母阻礙了肛門性欲的滿足，特別是由於入廁的訓練而產生的固著，就會產生肛門定向。兒童期性格的不正常發育，會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擴展為奴隸和奴隸主式的雙重社會群體性格。每個人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卻又會將自身壓力轉移到“食物鏈”的低端，享受奴隸主般的快樂。魯迅筆下的阿Q，既渴望別人崇拜（施虐），又屈從於別人（受虐），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視情況而不斷轉換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無處發泄，便大罵起近處的小尼姑，小尼姑哭著跑遠了，阿Q也隨即陶醉他的“勝利”之中了。這即是肛門性格之典型，這雖是虛構的人物，卻也與今日之憤青心態無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幼兒期的家長雖然慈愛有加，但對孩子的過度期望，往往表現為嚴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辦法促使孩子盡快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定時強制性排便訓練就是家長的重要訓練內容，幼兒在極度壓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習慣。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古人雖不懂幼兒期的心理學，卻十分明白幼兒教育對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為主義心理學也有這樣的評價，認為人是壹種動物，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所表現的行為類型，表現在言語行為方面。行為主義理論創始人約翰·華生說：“給我壹個嬰兒和我需要培養他成長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雙手建造石塊或木頭的建築物。我可以讓他成為賊，歹徒，吸毒成癮的人。向著任壹方向塑造壹個人的可能性幾乎是無窮盡的。”說明復雜行為是習得的，這如同出生在馬戲團的獅虎，經過訓練，可以再現出原本不屬於食肉動物天性的行為，乃至忘掉兇猛的本能。我們的社會與家庭壹樣，也習慣於培養聽話的順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嬰幼兒期的生活經驗是構成性格發展的重要階段，大致影響人的壹生。可以說，肛門期對人生的影響極為重要。斷乳期太晚易產生伊諦普斯情結，肛門期的訓練不當會形成肛門性格。對弗洛伊德執反對態度的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義心理學也認為，那些沒有心理問題、神經癥或精神病傾向、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傑出偉大的人，“屬於不斷發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歲以上。絕大多數人都不屬於自我實現的人，因為只有不斷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觀察事物時較少用感情，用理性來判斷人和洞穿假象，遠遠超過普通人。自我實現的人的認識較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希望、盲目樂觀或悲觀的歪曲。自我實現的人當中，表現出創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氣面對困境，不被習慣、文化和錯誤所壓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種共同的人格特征。[10] 若以這些為標準，我們的社會出不了享譽世界的思想家、哲學家或文學家等大師，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自我實現的人畢竟也有人性之弱點，只是更接近完善罷了。

　　弗氏理論認為，在嬰兒時代，力比多集中於口腔，後來與排泄作用相聯系，然後集中於性器官。幼童有強烈的虐待與被虐待沖動，是自戀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會功能，卻是壓抑其反道德與反社會本能，是壹個由惡轉善的過程。對邪惡本能的壓抑，會促進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內心世界的道德審查者。如虐待癥轉型為慈愛，即所謂“反向作用”或“升華機制”，人的社會價值也就在這裏。但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僅憑家庭的訓練是不夠的，中國古代有儒學宗教化的教育，其意義即在這裏。除卻其專制的成分，總還是以慈愛和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說了。當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愛教育，難於拓展胸懷，將私情之愛上升到社會性的博愛層次。但現今社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間，不承認普世價值觀，甚至處在善惡顛倒的環境裏。憤青沒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會是憤青，不會滑入流氓無賴壹族。所以說，幼兒期的不良性格也須有後天的社會約束，如果這種約束缺失，心中沒有“道德審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審查者”之標準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反的，人性之惡就難以抑制了。憤青處在視宗教信仰為封建迷信的社會裏，有助於肛門性格向侵犯性格惡化，也使得在社會壓抑中積聚的怨氣無處傾泄，會隨意尋找可以肆意發泄的目標。

　　弗氏認為性格結構是壹個整體，包括彼此相互作用的三個主要成份，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個主要成份相互作用產生內驅力，支配著壹個人的所有行為。自我是介於本我、超我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中介物，起調節作用，是性格形成的主要成份。馬爾庫塞說：“現在，心理結構的主要層次被劃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古老、最根本、最廣泛的層次，這是無意識的領域、主要本能的領域。本我不受任何構成有意識的社會個體的形式和原則的束縛。它既不受時間的影響，也不為矛盾所困擾。它不知道‘任何價值、任何善惡、任何道德’。它並不想自我保存，因為它所追求的只是按照快樂原則使其本能需求得到滿足。”“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協調、改變、組織和控制本我的本能沖動，以使其與現實的沖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壓抑那些與現實沖突的沖動，並通過改變其目標、延緩和轉移其滿足、改變其滿足方式，促使其與其他沖動相結合等方式，來使別的沖動與現實相‘壹致’”“在自我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另壹個心理‘實體’即超我。超我產生於嬰兒對父母的長期依賴；父母的影響依然是超我的核心。因此，在它成為現成道德和‘人們所謂的人生中的優秀品質’的有力代表之前，超我也受到壹些社會和文化的影響。”[11]

　　心理學家弗洛姆說：“生活在等級社會中的個體由於得不到人格尊重，因而難以養成平等的意識，也不可能產生對權勢者的真誠擁戴。然而外在的強制壓力又迫使這些懦弱的個體為了自我的生存而必須表現出對權威的服從。外在壓力下的服從與內心真實的反抗的交織造就了普遍的人格二重性（雙重人格）：表面的謙恭、忍耐、服從和內心的憤恨、暴虐、反抗。”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弗洛伊德稱這種“虐待－被虐待”性格為“肛門性格”，弗洛姆認為這種性格者“同別人的關連方式是保持距離，控制，擯棄與囤積（‘囤積性格’），而癥候群的種種特征，則是這種性格的表現。”他又說：“肛門－囤積性格在同世界的關系中，只有壹途覺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這是因為他不能夠用愛與建設來同世界相關。”“肛門－囤積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們所描述的虐待癥有密切的關系，這有豐富的臨床資料作證；至於我們是用欲力學說來解釋肛門－囤積性格與虐待癥的關系，還是用人同世界的關連方式來解釋，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凡是具有肛門－囤積性格的社會團體，也是展示出明顯的虐待癥。”“從社會的意義來說，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在官僚制度下，每壹個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並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這樣的體制下，虐待的沖動和被虐待的沖動都可以獲得滿足。對於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會待以不屑；對於地位高的人，他卻會羨慕與懼怕。我們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表情就夠了：這壹刻，他如何批評他的部下，他怎麽樣皺眉頭；壹分鐘以後，他的表情和行為可能完全變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時間‘屬於’他的上司。”[12]

　　中國有著深遠的流氓文化，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並不以普遍正義為準則。流氓是非理性的暴虐者，其與社會的聯系是狼與羊的關系，且視情況而角色轉換。“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用以對付普通人，但流氓見官便會俯首稱臣，顯示出綿羊般的可愛。流氓的性格與性歧變中的虐戀(sadomasochism)也極其相似，並且是雙性的虐戀狂，既可以是施虐狂（Sadism），做主人；又可以是受虐狂（Masochism），當奴隸，要看對方的角色而論。普通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除了極個別人的反抗，壹般表現為順從性格。但政治流氓又不同，特別是武裝化的流氓，打家劫舍，占山為王，這是流氓文化的另壹個極端形態。在社會動亂的年代，易產生大量遊民，這就為有政治企圖的流氓提供了嘯聚山林的機會，成為勝王敗寇的搏命機會，中國數個朝代是流氓政權。但和平年代並不減少流氓的數量，雖然當順民是首選，但流氓的雙性格也會利用機會來展示馴化流氓的不同色彩，憤青運動也可視為痞子運動或者暴民運動，也具有施虐與受虐的雙重人格。現在的中國基本處在和平時期，流氓不可能通過勝王敗寇的搏命機會來獲得成功，更多表現為社會的黑惡化和文化的痞子化。流氓文化進入社會各個層面，溶入歌頌主旋律的“大合唱”中，因而受到重視，這就比前些年王朔之流的痞子文學擁有了更多的擁躉。痞子文學影視充斥文化市場，表現市儈奸詐的趙本山小品竟堂而皇之的成為CCTV的連年重頭戲，說明痞子文化已經常態化和正統化了，與張藝謀的皇權影視和“阿裏郎”式的集體主義藝術壹同構成黨文化的壹部分，已為民眾所廣泛認同。山寨文化也是流氓文化的突出展示，假史學假國學猖獗，假貨遍地，假唱盛行，連國家級的國際盛會上也上演山寨醜劇。文化價值觀顛倒，道德標準倒錯，使中華文化遠離善良包容。流氓文化是個很大的話題，限於本文題目和篇幅，點到為止。

　　三、惡性侵犯性格與戀屍癥

弗洛姆認為，惡性侵犯性格的發展趨勢為：肛門性格—→虐待癥性格—→戀屍癥性格，戀屍癥性格是肛門性格的惡性形式。戀屍癥最初指太平間的工作人員對屍體產生的壹種性需求行為，擴大為社會政治層面後，戀屍癥就擴展為喜歡屠殺毀滅的壹種嗜好。所以弗洛姆說：“無需說，嚴重戀屍性的人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是仇恨者，種族主義者，喜歡戰爭、流血與破壞的人。不但他們做了政治領袖後非常危險，而且他們是暴政領袖的特遣隊的儲備人員。他們會變成劊子手，恐怖分子，折磨人的人；沒有這些人，恐怖政權就永遠建立不起來。”在壹個心智不健全的社會裏，肛門性格很容易發展為惡性戀屍癥，形成崇尚暴力殺戮的社會群體，這在憤青的狂妄暴力言論中都會明顯地感受到戀屍癥特征。911是美國的災難，也是人類的災難，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但憤青對和平居民遭受的大屠殺，表現出異常的興奮，甚至是狂喜狀態。當壹些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上街慶祝恐怖襲擊成功時，很多中國憤青也連夜上街慶祝，縱酒狂歡，與恐怖分子遙相呼應，似乎是在慶祝盛大的民族節日。是為當代史上民族心理最醜陋的表演，因為西方民眾視此為中國人的民族感情，視之為對自由價值觀的刻骨仇恨。這就是惡性侵犯性格發展到戀屍癥病態心理的極端化展示，已經徹底喪失了人類正常的悲憫之心，淪落為毫無人性的匪徒。我們再看看“思想家”語錄：

　　——西特勒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反下了侵害它國別人的錯誤,而現在又有哪個國家不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又有哪個國家不自私?

　　——說人家德國日本法西斯,而當今世界又有那壹個國家不法西斯?不為自己國家人民的利益?????????????????????

　　——我要說的是人幸福不幸福和民主獨裁並無直接關系。從很發達國家的歷史上看，恰恰是不民主的時代是發展最快速的時代。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偉大的人物開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炮最後到有權。

　　弗洛姆在分析希特勒的惡性侵犯時，發現了希特勒的嚴重戀屍癥，他說：“希特勒要毀滅的是城市與人民。這個偉大的建築者，新的維也納、林茲、慕尼黑和柏林的熱忱計劃者，也就是要毀滅巴黎、夷平列寧格勒，最後要毀滅德國的人。……他毀滅城市與建築的瘋狂，最極端的表現是1944年9月，他的德國‘焦土命令’，在這個指令裏，他下令德國領土被敵人占領以前：……壹切可以維持生活的東西統統毀滅：食物分配記錄、婚姻檔案與住宅登記冊，銀行帳目。再若，食物供應應要毀滅、農田燒毀，牛羊殺光。炸彈所沒有摧毀的藝術品也不可再保留。紀念碑，宮殿，堡壘，教堂，戲院和歌劇院，壹概夷平。”希特勒的目的是讓德意誌民族與文化同他壹起毀滅，但納粹並不是每個人都與他壹樣徹底瘋狂，所以德國的焦土政策才未能實現。弗洛姆說，希特勒預算中最主要的屠殺對象是猶太人、波蘭人和俄國人。第二次大戰爆發，有系統的屠殺開始實施。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十分明白地告訴捷克外交部長契瓦可夫斯基說：“我們正要毀滅猶太人。他們再也不能像1918年9月9日那麽僥幸了。算帳的日子到了。希特勒消滅猶太人並沒有什麽明確理由，猶太人從未構成對德國的威脅，希特勒顯然是不喜歡誰，誰就應該被殺掉，道理就是這樣簡單。“思想家”壹類的憤青崇拜希特勒，就是崇拜能毀滅世界的戰爭狂人，譽之為改變世界的偉人。他們極其崇尚鐵血統治，雖然偶爾也會戴上和平的面具，但骨子裏是冷血殘忍的。他們對大規模的毀滅熱情極高，對原子彈情有獨鐘，對獨裁者深懷敬佩，他們認為；為了獲得原子彈，死掉上千萬中國人也是十分正常的，這是對抗西方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歷史的真理。“思想家”又說：

　　——歷史是只認真理不認人的.歷史的潮流是滾滾向前的.所以我再說壹遍:誰都休想阻礙歷史的前進和發展.妳貶低毛,但如果妳看過真實的歷史就會知道,當初美國多少次威脅恐嚇中國要使用核武器,對中國實行核訛詐.如果沒有毛帶領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毛自己也同樣挨餓),交了那麽多鐵哥們,到最後備戰備荒庫存了那麽多的糧食,夠中國人吃三年的,把"兩彈壹星"搞上去恐怕中國早就成為廣島長崎第二了.

　　——妳以為毛是神嗎?沒有人民的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麽?人民為什麽支持他?人民傻嗎?妳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都是傻子嗎?不知道別人,反正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是不傻的!

　　——毛的確用槍桿子殺了很多想保守不合理不平等的壞人,——從古至今，手中有真理的人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錢最後到有權。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偉大的人物開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會從有人有物到有槍有炮最後到有權。

　　——妳的謬論我是壹句也不會聽的,毛的豐功偉績是前無古人的,這是人所共知,世人公認的,幾個小混混就想撼動大樹,那是自不量力,什麽時候妳能做的比毛好,再來這裏大放厥詞也不遲!人是不能欺騙別人的,妳可以欺騙壹下妳周圍的人試試,相信妳會知道什麽叫孤家寡人!

　　這是“思想家”對我所說的“大躍進中國餓死數千萬農民”以及“歷次政治運動殘害了數千萬人”的回復。他根本不願面對真實的歷史，滿腦子洗腦教科書知識，不知道正是由於美國不允許蘇聯對中國核基地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中國才避免了核災難。“思想家”這類人自認為代表著中國人民，卻又極端仇恨人類，對數千萬同胞的無辜死亡無動於衷，對同樣是中國人的苦難持雙重標準，對毛澤東造成比歷次帝國主義侵略更大的苦難反而持欣賞態度，說明憤青的憤怒是選擇性的，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人類福祉，更非人命安全，所以才會認為大屠殺是豐功偉績。同時這類人又具有強烈的帝王欲望，有統馭萬民的幻想激情，渴望得到為所欲為的殺人權力。這種戀屍癥的人若統治國家或世界的話，人類社會壹定會變成無比血腥恐怖的地獄。越有偏執狂癥的人就越邪惡，越邪惡的人就越容易在集體主義原則下如魚得水，越能發揮出壓制善良的力量，並裹脅善良者棄善從惡。正如弗洛姆所說：

　　人的歷史是用鮮血寫成的。這是壹部不斷使暴力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人的意誌幾乎總是屈從於不變的勢力。僅僅是T·巴夏壹個人不就消滅了千百萬個亞美尼亞人麽？僅僅是希特勒壹個人不也消滅了千百萬猶太人麽？斯大林不是消滅了無數的政敵麽？這些人並不是孤軍奮戰；有許多人專為他們幹殺戮、拷問的勾當。幹這種勾當的人不僅出於自願，而且是為了得到樂趣。在殘酷的戰爭中，在謀殺和強奸中，在強者對弱者的無情剝削中，在麻木不仁、鐵石心腸地對待那些經受拷問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實中，我們不是到處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冷酷關系嗎？[13]

　　沒有壹大批崇尚血腥暴力的匪徒，暴君的惡行便不會書寫成無比血腥的大屠殺歷史。中國也是如此，靠了壹大批流氓惡棍，文革才得以轟轟烈烈地進行，這正是憤青運動的破壞性所在，他們毀滅人類正義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多麽的恐怖。這是有文化基礎的，他們多年受殘酷階級鬥爭和狂熱的愛國主義教育，不願意了解西方，也不屑於公民權利，統統斥之為反動落後的價值觀，以中華帝國應該傲視全球及中華文化必須統領人類的狂妄心態來認識今日世界，並以此為民族主義的出發點。他們眼中的中國是中華帝國，他們眼中的文化是紅色文化，弘揚集權主義是他們解釋世界的唯壹標準，這就是憤青的民族主義，正在或者已經走向恐怖主義的“愛國主義”。憤青沒有不崇拜毛澤東的，學者胡平在分析崇毛熱心理時說：“現代暴君都穿有壹件理想主義的斑斕外衣，崇拜者總可從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確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裏：壹個人，如果他不把善惡之分列於首位，如果他不珍視自己也不珍視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對暴君的罪行沒有憤慨以及對暴政下犧牲者的苦難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輝煌成功弄得眼花繚亂，轉而向暴君認同，並從這種認同中自視高人壹等。”[14]

　　當年，毛澤東曾想讓蘇聯出頭與美國打壹場核戰爭，為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說中國死壹半人也不必在乎，世界死掉壹半人口也並不怕，過幾年又生出來了。毛澤東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會期間說：“要設想壹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壹，再多壹點，可能損失壹半……極而言之，死掉壹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15] 號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領袖，竟然如此漠視人命，發出令共產主義世界都感到無比震驚的恐怖言論，居然受到中國人的喝彩及後世子孫的膜拜。在仇恨恐怖文化和集體主義熏陶下，在中華大帝國的激情驅使下，憤青崇尚強權的民族主義狂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憤青的潛意識裏，滅亡美國，消滅歐洲，統治亞洲，是中華掘起的先決條件，在這個重溫帝國舊夢的進程中，無論付出何種巨大的人命代價也在所不惜。所謂“西安以東不要了”式的核戰爭叫囂，就是這種心態的流露。百年以來，表現在憤青群體的自由意識及民權理念，沒有任何進步，較之晚清與民國初年相比，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了。在憤青眼裏，外國的民主制度是最壞的，亂七八糟的，壹切宗教也是罪惡的，是帝國主義的反華工具。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最好的，是強大和安全的保證，中國人是最幸福的，錯誤只是市場化造成的。“思想家”又說：

　　——盡管妳很羨慕美國人的選票，但對那張紙我是不屑的，因為在那樣的環境制度下我選誰都壹樣，甚至我選不出真正優秀的的好人。試想在狼窩裏是不能做羊的。所以不徹底改變社會，社會是不會產生真正優秀的人的，所以我會把那張選票撕的粉碎！

　　——妳以為美國社會是天堂嗎?不是的!那裏也是地獄,因為人不能平等,社會性會遭到破壞,人活這會感覺沒意義,——我希望這個世界上的宗教越早消失越好,不要在世上坑害人類了!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世界最終壹定是屬於徹底唯物主義者們的，……沒有什麽問題能難住我們徹底唯物主義者的。

　　——歷史的確是由憤青們創造的。

　　——妳將來會知道中國人發明的標準和普世價值是什麽,是多麽的崇高偉大,是如何解決世界根本問題的,這才是壹個真正有思想有骨氣的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中可能存在著某種侵略的本能或自我毀滅的本能，也是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代表著愛與建設的力量，死的本能是求死的願望，當它向外表現時，就成為破壞、損害、征服的力量，它是仇恨的動機，表現為侵略的傾向。由於憤青在政治道德上的善惡標準是顛倒的，他們認同的理想社會是集體主義社會，是中央集權體制，他們希望民眾思想統壹，步調壹致，由權威強勢的領袖管治，在權力的幹預下，使社會的政治文化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他們不希望有不同的聲音，不希望社會太自由，更不容忍政治上的自由化，認為這是不利於中國掘起的，是壹條行不通的邪路。必須用極權暴力來對付西風東漸中的自由傾向，最大限度地幹預思想文化領域，用不斷加深的仇恨教育來聚籠民眾，是為了壹統化的民族文化心理。

　　四、個性氣質與從眾化心理

無疑，“思想家”表現的個性氣質是極為強烈的。氣質說是心理學上劃分的壹種個性心理特征，是壹個人較為固定化的心理活動的動力特征，它使壹個人的全部心理活動染上個獨特的個性色彩。最早提出氣質概念的是古希臘醫學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認為人的身體或個性緣於血液、粘液、黑膽汁和黃膽汁這四種液體的比例：血液過多會使人過分熱情或過分快活，粘液過多會使人冷漠或恬靜，黑膽汁過多會使人沮喪或憂郁，黃膽汁過多會使人具有攻擊性或急躁。後人繼承了氣質的體液說，通常分為膽汁質、多血質、粘液質、抑郁質四種類型。膽汁質的人心理過程迅速劇烈，易於激動，精力旺盛，熱情直率，缺乏準確性，易粗暴，具有外傾性特點。多血質的人思維靈活，活躍好動，註意力容易轉移，雖適應性強，但情感體驗不深入，也具有外傾性。粘液質的人考慮周全，註意力穩定，忍耐沈著，但思維靈活性較低，生氣不足，主要特點表現為內傾性。抑郁質的人善於觀察，具有高度敏感性，但行動遲緩孤僻，情感單調，不易喜形於色，也是內傾性。現實生活中，這四種類型極為典型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接近或近似於某種氣質類型，也有混合性的氣質特點。心理醫生發現，激素也是影響氣質的因素，如甲狀腺型、腎上腺型、副甲狀腺型和性腺機能亢進型等。激素水平受內分泌活動影響。還有高級神經活動類型說，是依據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創立的。

　　人的個性通常是穩定的，表現壹個人的心理面貌，個性傾向性是人的活動之基本動力，組成人的性格，定義為壹個所特有的行為形式。它包括需要、動機、興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觀，其中世界觀居於最高層次，制約著人的思想和整個心理活動，形成自我意識，在心理結構中居核心地位，是人們言論與行動的動力根源。個體的氣質和性格本身並不壹定決定倫理學上的優劣，無論何種性格均有積極和消極的壹面，只是積極和消極之比例不同，之參照作為整體的性格結構，性格才具有倫理學上的意義，這種心理分析才會上升到社會心理學層面。人的行為受個性影響，同時也受理性程度影響，人是理性的，否則便與動物無異。由於人們限於先天的心智結構與後天的知識儲備，以及有關信息獲取管道等原因，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不完備的，時常受理性之外的情緒、沖動等因素影響。偏執之個性叠加於外界刺激，便常常表現為理性不足或非理性的過激行為。個性氣質相似的人，從眾化心理也特別明顯，因為人是社會化的，社會對人們的影響是無從逃避的，這就有壹個心靈選擇的取向問題——世界觀。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唯物的，政治倫理是集體主義的，這就決定了中國人的現實地位。集體主義需要有強勢的領袖，俾斯麥或斯大林式的鐵血統治者，服從並投身於鐵血政治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時代雖然變了，但暴力統治心態不變，壹遇到政治危機反而會強化這種心態。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強化，所以即使十分年青的人，也有著極其固執的偏見心理。

　　現代工業社會，除卻政治上的原因，人們也日益淪為物質的奴隸。不光被資本家奴役，也被自己創造的物質環境所奴役。科技的進步，使人們更成為核武器的囚徒，缺少安全感正是這個社會的弊病，戰爭的陰影籠罩在人們心頭，為了獲得安全，只有通過擴充軍備來保證，陷入軍備競賽的怪圈。人們用高消費來證明生存價值，反過來又讓高消費囚困自己，人們壹生為了住好房子奮鬥當房奴，為了新奇消費當債奴，全然不是人在主宰物質社會，而是物質社會主宰人。人們通常不關心人類的異化與人性的解放，不關心心靈的修持，只關心自己物質欲望的滿足。這也是缺陷性格的壹個影響因素。另壹方面，總有壹些人不願意隨波逐流於物質世界，他們心中的英雄情結與魔鬼情結糾纏在壹起，其結果可能是“殘酷無情的領袖”，也可能是“奸滑狠惡的流氓”，沒有機會成為領袖，流氓就是英雄與魔鬼情結的結合物。這些人通常受“人格面具”（persona）支配，“天使在外面而魔鬼在家裏”，在不同的場合配帶吻合的面具，扮演壹定的社會角色，獲得社會認同。但由於其精神是受抑制的，壓制於不能見諸社會的“陰影”部分，人格陰影處於人格的最內層，是不能公之於眾的人格特征。陰影的防衛作用會將陰影投射到外界去，關註別人陰影和防衛自己的陰影，也可以將自己的陰影表演得很誇張。這種陰影的分裂狀態，就是兩面人的成因。不容易找到能量轉移的管道時，被壓抑的欲望被儲藏在潛意識中，也即是榮格心理學講的無意識。榮格認為，上帝意象在自我本原概念中顯而易見，個體在這壹過程中逐漸地從完全依賴於精神背景的狀態長成為具有堅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自我是無意識中解脫出來的壹個較為自由的領地，也是精神隱秘的黑洞，自我經常扮演自身的敵人。在現實中，兩者永遠存在：自身的至上權威和意識的妄自尊大。榮格說：“正象意識心理活動產生某種結果或產品壹樣，無意識活動也有產品，如夢和幻想。”當上帝意象無限膨脹，會遊於夢幻和現實之間，超越“更高級智力”，即超越了理智原則。個人的意象不具有集體含義，也不具有遠古特征，只表達個人的無意識與個人有限的意識狀況的內容。但原始意象總是集體的，至少對整個民族或時代是普遍的。所以榮格說：“原始意象是壹種記憶的沈澱，壹種銘刻，它由無數類似的過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壹種凝結或沈澱，因而是某種不斷發生的心理經驗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作為壹種神話主題，它是永恒有效的，持續不斷地或是為某種心理經驗所喚醒，或是恰當地為某種心理經驗所程式化的表現。……處於永恒而普遍的性質中的原始意象就必然與普遍、持續的外部影響遙相呼應，因而就必然具有某種自然規律的特征。”[16] 原始意象是理念的初級階段，其心理功效的程度為個體的態度所決定，當力比多從外部客體中撤回而表現為內傾性時，是理智形成的過程。只有當理念被理智地掌握時，繼而引發情感，是思維的具體化。由於個性不可能使這種構成的情感與理念想壹致，原始意象壹再提供補償功力。這當然是有意義的，創造力和宗教情結就寄存於原始意象之中，個人無意識與集體無意識也有相互強化理念的作用。理念就內傾的態度而言是原動力，就外傾的態度而言是產品。無論內傾外傾都是正常的，走向極端才是變態的，外傾走向極端就是歇斯底裏了。柏拉圖認為，靈魂是理念。靈魂與無意識有關，也是無意識內容的人格化，或者說是無意識內容的化身，此時上帝的實質與靈魂同義。因為上帝寓於靈魂之中了，這種無意識呈現的意象形式，就會有真正的幸福感。如果靈魂中的上帝被撒旦置換了，惡壓倒了善，其原始意象之無意識或理念就壹定是無比邪惡的了。“思想家”的無知狂妄，其實就是靈魂中撒旦的上帝化，於是邪惡便包裝為神聖和正義了。

　　五、五毛型憤青

另壹個樣本是自稱為某師範碩士的憤青，其網名為“無字天書”（http://123liangxb126.blog.163.com），他的另壹博客是“罵盡天下西洋狗”（http://blog.163.com/123liangxb@126），下面是此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精選：

　　——躲在哪裏也比躲在西洋人後做西洋狗強!雜種!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看來是真的!中國的古語真的很精辟!二千年前的話就把——二千後西洋狗的形象描繪出來了~——西洋狗從來就是咬人，咬人就滾蛋了的了，典型的壹條西洋奴才狗!

　　——妳和奴才沒有什麽兩樣，只不過是西洋狗吧了!壹條西洋犯跑到中國來叫，什麽世道啊!

　　——這就是西洋狗養大的奴才啊!這就是所謂西洋狗培養的“民主鬥士”啊。滿口臟話!所謂“鬥士”也就是這個水平與修養!

　　——西洋狗就是西洋狗，連資料都不敢留下！這就是妳們這種西洋狗的本性吧！

　　——妳們有自由，難道我就沒有自由嗎！妳們的思維就是如此吧。妳們的思維就是——妳們有的我們不能有。這是妳們的德性。狗的德性。西洋狗的德性！

　　——我昨天還沒看，今天仔細壹看，原來是這麽回事啊。西洋狗為了自己的利益，真是什麽陷害手段都能想得出了。我真的明白什麽是“莫須有”了！很可惜，繼續來吧。讓別人看看妳們這些西洋狗是如何對明知之人進行“莫須有”的迫害的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請註意：此人是拿了有關方面金錢到處發貼罵人的哦。他是華南師範大學漢語語言學院副教授，壹個落魄的人，壹個充滿反社會、反傳統的西洋狗!他的地址為：http://gsdzyx6950.blog.163.com/，號稱高生詩詞是壹個自稱“網絡民主人”的人！

　　——妳太擡高妳自己了！妳以為妳很重要嗎！妳只不過壹狗！有必要我來專門設博客嘛，自為了不起！

　　——以現代的方式就是，妳無賴，我比妳更無賴!對付瘋狂的人只能用瘋狂的方式。

　　——只要妳不道歉，我會繼續用妳教我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及“莫須有”等方式進行戰爭!

　　根據其上述表現，可以斷言此人就是典型的兩面人，“無字天書”博客扮演壹個和平知識分子形象，“罵盡天下西洋狗”是真實的人格陰影部分。當摘掉其“無字天書”的面具時，他的兩個博客便同時發出咒罵之聲，其流氓及五毛本性便展露出來了。他的人格陰影投射必須找到敵人，攻擊別人的陰影，如果沒有也會制造壹個，否則是無法渲瀉其惱怒的。但其攻擊的對象並不是別人的陰影，因為陰影是見不得陽光的，追求自由並非恥辱，不是人格陰影，也無須隱瞞。他為達到陰影的轉讓目的，來防衛自己的人格陰影，就只能對認定目標發動歇斯底裏的攻勢。他知道自由的代替是風險，便將別人的風險視為陰影，將自己的陰影正義化，因為專制正不是光彩的。這種陰影轉讓的輪番攻擊，善惡之顛倒，也會使自己的人格進入貶值循環。待狂熱減弱時，就會發現自己落入了自構的陰影陷阱之中，在強化影響的同時，人格也隨之貶值。人的人格陰影最初是無意識的，是集體的無意識，因為每個人都受這個“人”的約束。榮格說：“魔鬼是壹種陰影原型的變種，即人類不承認陰暗壹面的危險特征的變種。”集體陰影也是人類的壹種破壞性，亦是人類生活之壹部分，人們必須不斷地在天使與魔鬼的爭執中行進。我們不能光是期待著陽光明媚，光明與黑暗同在，歡樂與痛苦並列，生命與死亡共存。也就是說黑暗、痛苦和死亡是對陽光、歡樂與生命之否定，而更高的境界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佛學之中觀境界。每個人都會有陰影，其內容是個體的，但陰影是集體的，自身的陰影也是人類的陰影。這種現象在青年群體中更為明顯，團體英雄主義存在於陰影的充分發揮之中，超我幾乎無法與之抗衡。集體的無意識是人類生活之本質，需要避免的是那種集體性的陰影無限制的擴大，讓邪惡占主導地位。心理是自我調節的系統，正如榮格所說：“……但個體如果能緊緊抓住最後存留的壹點理智或保護好人類交往的關系，那麽在無意識中恰恰由於有意的理解發生混亂而產生壹種新的補償，它能受到意識的整合。”[17] 但補償的前提是“壹點理智”，喪失此條件，勢必滑向惡的深淵。認識自我，需要不斷地進行判斷，避免惡，也不能沈緬於善，中世紀基督教會的黑暗就是善之名義下的惡行。

　　“無字天書”也定是五毛無疑，“思想家”盡管死纏爛打，仍是壹來壹往，其歪理學說中也有許多“講理”成份。“無字天書”則全是標準的流氓語言，語無倫次，邏輯混亂，歇斯底裏，典型的潑皮無賴。並且用壹次群發上百條相同內容的流氓貼子，實行高頻率恐怖騷擾。並四處在別人博客張貼污蔑性貼子，目的是造成強大的轟炸態勢，讓妳關博走人，同時獲取收入。這種憤青既無政治理想，也無政治熱情，更無文明人風度，其流氓行徑絕對是卸去面具的真情坦露。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至少要保留個人尊嚴和些許高雅，即使是虛擬的網絡社會，誰會壹張嘴就滿口噴糞呢？何況“罵盡天下西洋狗”，豈不連帶馬列老祖宗與之後世子孫包括他自己也罵盡了？但這就是流氓本色，不講理也用不著講理，“我是流氓我怕誰？！”便是這種人的生存方式。說明這種人心裏沒有愛只有恨，寧肯連祖宗帶自己壹起罵，大家同歸於盡，也要發泄胸中之恨，如同劫持客機撞向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這種仇恨不需要有特定的對象，內心已經被陰影覆蓋了，其本質是仇恨人類，自己不要文明，便仇恨文明世界，不能改變妳，就想毀滅妳。憤青知道，文明人是君子有規則，野蠻人是小人無規則，憤青的市場價值就在於不守規則，專占君子的便宜，正如山寨貨搶了正品貨的錢壹樣。當然是為了賺取壹貼五毛的酬勞，但若無陰暗心理，何以連最基本的人格也丟棄了，連其視為同校的“副教授”也破口大罵？自古道：欺師滅祖，神人共憤。老師屬於學生的長輩，無論今後學生居何等高位，也須在師長面前保持謙恭。既然認定別人是“副教授”，應立即止惡才是。即便傳統的專制社會中，也普遍遵循盜亦有道的原則，對於不相識的文化人也會有幾分敬重。五毛這種政治流氓自以為有了靠山，連“道”都不要了，更談不上要臉了。這便是肛門性格發展至惡性侵犯的鮮活樣本，憤青群體中最邪惡的壹類，是性格取向的絕對市場化（功利性）所致。“無字天書”對自由文明的刻骨仇恨，對強權的頂禮膜拜，除去經濟上的索取，也來自於內心世界的強烈的壓抑感，壹有機會壓抑感便不可遏止地噴發出來，化為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有如虐待狂的力比多轉移方式，受虐者越是忍耐各種痛苦，施虐者就越激發出“統治”欲望。流氓不是自由市場的產物，流氓的成功在於“剝削性格”和“囤積性格”進入權力型市場，靠暴力獲取收益。“無字天書”利用自己的封閉博客來四處攻擊開放性博客，就可以看出其剝削和囤積型取向，其群發相同內容的短信，卻不能生產思想，也更證明他不是“生產性”的。也就沒有愛，真正的愛是植於生產性之中。恰如約拿被吞進鯨魚腹內，象征著由於缺乏人類之愛而給他帶來孤立和監禁的情景，但上帝拯救了他。“無字天書”是唯物狂徒，心中沒有上帝，也就不存在靈魂的救贖，只能壹步步走向道德的深淵（地獄）。同時他也是自戀型的人，但與“思想家”是不同類型的自戀狂，其狂妄無非是自戀轉化為自卑的甲胄，極度保守又極具攻擊性。正如弗洛姆所說：“對囤積性格的人來說，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脅太大時，他就力圖通過撤回或破壞來解決與他人的關系問題。”[18]

　　“無字天書”缺乏學識素養，因此對文化學者懷有深深的敵意，故意以虛張聲勢的高調來提升其話語霸權，以流氓手段來凸顯超人的強勢，再陶醉在施暴後的虛幻勝利之中。這種性格就是那種狂呼“死亡萬歲”口號般的戀屍癖特征，是希特勒毀滅壹切式的滿足感，其差別在於憤青五毛沒有殺人的機會和權力，只好用暴徒式的惡毒詛咒來模擬暴君行為了。“無字天書”這樣的憤青並非極個別的現象，許多大學裏都有學生監視教師的“信息員”制度，壹些教授在課堂上講了與主旋律不符的真話，隨後就有“信息員”向當校方告密，讓老師遭受懲處，也為自己的升遷儲備資本。這真是個令人毛骨聳然的政策，它顛覆了人類最起碼的道德良知和廉恥觀念，即使自古最專制的年代，也決不會號召學生去告發老師，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有過父子反目和師生成仇的行為。而這種行為造成的道德淪喪，以使中華文化付出了民族性整體劣化的代價。在普遍追求物質的高度投機型社會裏，壹個毫無良知又無能力的人，才會甘心加入不恥於網絡的五毛壹族。網上對自由言論多有限制，獨對流氓言論網開壹面，這正是對網絡實行“和諧化”監控的需要，扔幾塊骨頭引來絕對貪婪自私的流氓，放出去亂咬。迫使自由言論消失，連個人的博客也不放過，自由學者再無言論園地。雖然我的博客是個人格律詩詞之創作交流，不設敏感話題討論，但五毛嗅覺極為靈敏，能在詩詞中發現“政治敵情”，便視之為戰鬥陣地，自然會不遺余力。討論詩文層次不夠，知識水平又太低，發動恐怖襲擊就是最省事的戰術。

　　這就是最為典型的惡性侵犯性格與戀屍癥，表現為仇視人類，欣賞人類苦難，頌揚暴君，為專制狂呼。他們最渴望的社會是流氓可以為所欲為，最好能回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大屠殺年代，流氓上升為統治者，建立叢林法則支配的終極體系，享受君臨天下般的成就感。而目前中國社會的加速流氓化，在“狼奶”哺育下的幾代人中，已經形成普遍仇視人類普世文明的狼文化環境，促使更多肛門性格的憤青病癥惡化，向惡性侵犯發展，進而向惡性侵犯型的社會演進，也加速著民族性的異化和劣化。這類憤青對社會危害極大，正是中國人走向民權政治的頑固抵制勢力。這也是研究憤青運動及社會心理學的目的。

　　結語

　　窺壹斑而知全豹，通過對兩個網絡憤青樣本的簡略分析，便可知當代憤青的心理學特征，找到其遠離政治文明的社會心理基礎。何況每天電視網絡充斥著數不清的憤青言論和各種惡俗文化，單向度的新聞報道，早已呈泛濫之勢，人們根本無法回避這壹現象。這裏必須指出，具有惡性侵犯性格的憤青並不在多數，但往往具有壓倒性的話語優勢，有淹沒理性聲音的巨大能量。湖南農民運動的過火就源於痞子流氓的骨幹作用，平時在鄉村只是被邊緣化的極少數，特殊時刻卻能裹脅大批民眾，做出恐怖的階級屠殺暴行。這就是流氓運動的乘數效應，本身就是壹個集權過程，流氓意識在現代信息傳播條件下借助於推手的杠桿作用，更會在大眾化的廣告效應下發散出雪崩般的破壞力。憤青運動是民權時代之逆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它阻礙著社會的自由化，是中國人必須越過的荊棘叢。也因為憤青是奴化教育的產品，幼兒期就生活在缺少博愛的環境裏，壓抑的環境下，不懂得人間關懷和自由權利，成年後自然缺少健全的心態和人格，因為僅憑家庭的親族之愛是不能取代人間關懷的。人間關懷是更高境界的情操，是帶有宗教信仰的靈魂修持，是支持人格修養和精神追求的基礎，成為內心的潛意識。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動物，就在於社會活動中的人性社會化，人類精神發展的終極目標本質上與宗教追求的終極真理是相同的，盡管各自的概念和方式不同，然其實質和經驗皆殊途同歸。自由人權原本是普世價值，並非西方專利，但在主旋律宣傳中，自由成為西方的代名詞，人權成了西方人的專利，在將自由思想妖魔化的同時，也將自身的民族性劣化，中國人成為不配享受自由權利的民族，因為中國人必須聚集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聽從統壹的號令，服從集體主義原則，憤青運動就是民族性劣化的溫度計。他們不做“西洋狗”，卻熱衷於當專制之犬，拒絕人類文明，仍然是“狗”式思維邏輯。所以，憤青運動是人類文明的異化現象，是人性惡化的展示，社會心理的畸形化表現，也是單向度社會中反對多向度語言的壓制因素，因此不具有任何權利意義上的價值，是畸形社會的助力，而不是矯正力量。從認知能力來分析，憤青也是社會犬儒化的產物，學者胡平說：“犬儒是不分善惡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惡。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有些犬儒還走得更遠。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他們變得很勢利。其實犬儒本來未必全是勢利，但是既然他抹殺了善惡是非，結果到頭來只剩下了勢利。”[19] 憤青也是犬儒，犬儒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壹種避世型，壹種是憤世型，在暴力面前選擇避世，而憤青運動則是憤世型的痞子運動。犬儒病也是壹種心理病患，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癥”，[20] 是暴力管制下心理變態反應。人質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裏時，劫持者讓人質活下來，人質感激其活命之恩，便與劫持者的安危當成自己的安危，於是采取“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就把解救者視為敵人了。

共產極權與報復社會

作者 連晨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如果用一種動物來形容中國人，你認為像什麽呢？最近我在網上看到李慶的一個答案，他是這樣表述的：“如果用一種動物來形容中國人，很多人可能會馬上想到螞蟻，但其實並不合適，因為中國人遵守秩序與分工合作的精神很弱。蝗蟲也不合適，中國人的遷徙性和侵略性也不強。我覺得蟑螂可能是最適合的動物，種群龐大，群居但不合作，適應任何骯臟惡劣的環境，生命力極強。”

　　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也做過一些思索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更像是蠱。或者換一種說法：中國社會，更像是培養蠱的一個大器皿。

　　我先講講我最初是怎樣知道蠱的。那應該是在50年前的一天，“文革”正如火如荼在全國展開，我當時讀初中。在那個年月，語文課政治課歷史課的內容甚是無聊，我就時常在上這些課時悄悄拿一本辭典在桌兜裏亂翻，無意中就看到了蠱這個字，辭典裏的釋義大概是這麽寫的：把各種毒蟲放在一個密閉的器皿裏，讓它們互相打鬥撕咬，最終活下來的那一只，就叫蠱。我當時看到這個釋義好奇心大發，甚至萌動了親自抓一些毒蟲在家做生物實驗的想法，但終因膽小，怕被毒蟲傷到而作罷。

　　成年後，陸續看到更多關於蠱的文字描述，其大意與中學時在辭典上看到的內容相近，比如隋代史料《諸病源候論》中的記載：“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盛貯，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

　　但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個職業養蠱人寫的文字，其中有這樣兩段記載：

　　“任何盅都要從幼苗期開始培養。當然免不了也要選盅，這樣才會挑出強壯的個體。為了讓盅苗加強叱血（嗜血）的本性，通過搶食，在食物短缺的環境下，讓它們相互殘殺。幾百條蠱種可能存活下來的也就是僅僅幾條而已。” “就是這樣，批量倒入式餵養，幾百條幾千條倒進去，等到最後，呵呵，活下來的都是我們的大殺器！！！！”

　　我是一個“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且在大器皿裏（正統的說法是“蜜罐裏”）泡了60多年的人。以我個人的經歷和見聞講，把中國人比之於蟑螂，當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種群龐大，群居但不合作，適應任何骯臟惡劣的環境，生命力極強“，這些都與中國人的特質和生存境況相吻合。但我認為這樣的描述還不夠精準，因為它沒有抓住中國人身上更加本質更加要害的東西。

　　中國人，自上世紀中葉始，就如同落在魔鬼手中的玩偶，被投入一個巨大的封閉的蓋的嚴嚴實實的器皿裏；而接二連三此消彼長時斷時續延綿數十年的各類“運動”，其名目雖然不同，但主旨只有一個：互揭互挖互批互鬥互撕互咬互踐互踏吧。而每場運動的畫外音也頗為一致且具有蠱惑性：誰在這樣的運動中表現出色，誰就是英雄！

　　想想看，數代中國人在“你不整別人，別人就整你”，“你不害別人，別人卻害你“這樣的大背景大環境下摸爬滾打互撕互咬70年多年，一個個不變成蠱，還能變成什麽呢？

　　所以我認為，中國人只是在外觀上像螞蟻，在物質短缺搶購物品時才像蝗蟲，在生物特質和生存境況上則像蟑螂。而其隱性品格，生存本能，深入到骨髓裏的東西，毫無疑問，更接近蠱。

　　中國人何以成了蠱呢？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運行規則，體製設置，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國人的品性，規定、限定、塑造了中國人行事為人的基本模式。我在前文講過，中國社會，其實就是培養蠱的一個大器皿。一個人，一旦被投入這個器皿中，就不得不隨時保持高度的機敏戒備狀態，就不得不在內心處處設防，事事謹小慎微，就不得不在生命面臨不期而遇的威脅攻擊時、在個人財物遭受無妄侵奪時，奮起進行自衛反擊。久而久之，一些看透這個社會“你不害別人，別人卻害你“的本質，不願被動受人欺負受人壓榨的人，一些長期遭受傷害，卻撲訴無門、找不到申冤地方的人，一些遭遇了不公，想討個說法，得到的卻是更大傷害的人，就轉而采取自我了斷（法律術語稱之為“私力救濟”）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生存尊嚴，並進而衍生出一種反守為攻，主動進擊，不惜采取非常手段致對手於死地的行為來討回公道的方式。也有一些天生懦弱的人，則尋找比自己更弱的人群施以報復，通過殺戮無辜者來宣泄自己的不滿和仇恨。蠱，就是這樣在我們這個缺乏公平正義的、將“鬥爭哲學”奉為圭臬的大溫床上，在相互比壞比惡比狠比毒的大器皿中，被源源不斷成批量的培育著，生產著，製造著 成為潛伏在社會各個角落、伺機撲向人群的大殺器。

　　中國社會流行一句勵誌名言，“不吃苦中苦，難做人上人”。中國人“做人上人”的想法，願望，透露出這樣一個秘密：我們的社會，其結構，運行規則，極度、極端的缺乏公平公正，而越是處在下層的人，越發能感覺到這種不公的嚴酷性和不可更改性。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真正的“人上人“只有一個，你爬的再高，依然在金字塔頂的那個人之下，依然要仰其鼻息過日子，要做好忍辱負重的心理準備，以便在隨時臨到的羞辱和踐踏面前鎮定自若，處之泰然；而與你共處一個層級的同僚之間，相互排擠相互傾軋的激烈程度慘烈程度，也遠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做“人上人”的理想，在個人一面可能帶來物質生活上的富足，但做人的尊嚴依然是虛幻的，缺失的，因為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人的尊嚴完全沒有立足之地。你以為你已經高高在上了，但位置比你高，鄙夷你的人大有人在。而從社會一面看，因為資源有限，上升空間有限，做“人上人”的理想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最終只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惡性競爭對個人帶來的挫敗感，失落感，也極有可能在一些人身上導致報復社會的傾向。

　　末了講一個最近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慘劇。這一慘劇醞釀的時間之長，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的大腦裏不由得浮現出“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句成語。但我心裏清楚，拿完全不相關的人的生命當替罪羊泄憤，是徹頭徹尾的濫殺無辜，與“君子報仇”完全不沾邊的。

　　吳亮，男，1996年生，安徽省安慶市人。11歲曾經輟學5年，16歲時想繼續讀書自己去找了學校和教育局，不知何種原因在與教育局相關人員交涉時動手打了人，被警察處理。後來他揚言要自殺，警察就讓他的家人把他送精神病院做檢查。2013年5月13日，吳亮被家人送至安慶市第六人民醫院就診住院，“就讓醫生檢查下看是不是有病”。 吳亮本人講：“誰知道他們量完體重，就把我綁在床上限製人身自由，他們就走了。我當然就罵了，主要是說連基本的檢查都沒有，就限製人身自由。他們（違）法了。我出去後一定要告訴你們！”

　　吳亮從精神病院出來後曾經去找律師，想告該精神病院，結果發現毫無用處。他質問：難道沒有親情的未成年人就不受法律保護嗎？可是沒有人解答他的質問。

　　2013年6月23日，吳亮在百度貼吧的安慶吧發了一個帖子，透露了自己報復社會的心跡。

　　吳亮為把自己“打造”成他人的惡夢，在長達8年的時間裏都做了那些準備和修煉，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這個未成年人在其童年遭遇種種困苦、挫折和打擊時，沒有一個人走近他，給他以溫存的撫慰和幫助。

　　在他心生惡念，“立誌”要成為他人的惡夢，並把這一想法通過互聯網昭告天下後，也沒有一個人走近他，對他進行耐心的疏導和心理援助。

　　2021年6月5日，一切準備就緒，認為自己的“拳頭“已經“更硬“的吳亮，手持利刃來到當地繁華商業區的步行街，一口氣捅了20個路人，造成6死14傷的人間慘劇。

中共政權與民族主義的沖突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直以來，許多人都認為中共政權是大漢族主義政權，尤其是少數民族分離主義人士及西方的觀察人士，而中共習近平當局設立新疆集中營、加強少民宗教控製、及向少數民族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更增加了這種“大漢族主義”的判斷。

　　其實這種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中共政權非但不是“大漢族主義政權”，而且它對漢族的摧殘和壓迫要超過所有的少數民族：

　　其一，中共一直反對漢民族主義（即所謂“大漢族主義”），雖然中共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即少民的“民族主義”），但迄今仍然主要反“大漢族主義”：筆者參與過漢服運動，深知：中共當局恩準的，只是義和團式的五毛皇漢，對有獨立傾向的漢民族主義團體，是嚴加鎮壓和取締的，比對少民團體嚴厲得多；其二，漢族遭受的中共暴政其實最重：

　　例如“土改”，中共對少數民族還講究統戰籠絡術，對漢族地區則是“暴風驟雨”，對漢族地主赤裸裸地大屠殺；例如“嚴打”，中共不止一次發起“嚴打”，對漢族犯罪嫌疑人濫捕濫殺，而少數民族則從來不適用嚴打；例如計生暴政，少數民族享有優待，維、藏、蒙、苗等許多少數民族完全豁免，享有生育自由，惟對漢族中共強行鐵血計生，城市漢人上來就強行“一胎化”…其三，少數民族在生育、婚姻、入學、提幹、福利等方面享有廣泛的優待，而漢族沒有任何優待，且在法律面前受到更嚴厲的處置，漢族的社會地位，事實上低於少數民族。

　　中共建國之後，法律上對少民和漢族一直實行一頭寬、一頭嚴的雙重標準，1984年，中共胡耀邦當局更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1984年第5號和第6號紅頭文件，明文規定：

　　“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盡量從寬…”，這種對少民的“兩少一寬”，就和中共“嚴打”時對漢人犯罪嫌疑人的“從重從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胡耀邦後來倒臺，但中共中央對少民“兩少一寬”的紅頭文件從來沒有廢止，迄今仍在繼續執行。

　　筆者曾是桂林電視臺記者，曾於九十年代末到胡面癱時期親眼目睹藏人和維吾爾人在公共場合有帶刀特權；而對所謂“占道經營”的商販，中共城管對漢族商販赤裸裸地打砸搶，而對維族商販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同樣處理盜數額不大的盜竊搶劫案件，對漢族犯罪嫌疑人，桂林公安一律刑拘進看守所，而對維族犯罪嫌疑人，只要沒傷人，基本上交由民委（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了事。

　　其四，少數民族與漢人發生糾紛和沖突，中共公安和官方一般都會偏袒少數民族；這就集中體現了漢族在法律和社會地位上事實上低少數民族一頭的境況。

　　中共政權的以上特點，完全不符合一個民族主義政權的特征，所有的民族主義政權，都是優待主體民族的，但中共卻是賤待主體民族：

　　如納粹德國，奉行的是日耳曼人至上；而現今被許多華人熱烈吹捧的以色列政權，奉行的也是徹頭徹尾的猶太民族主義：猶太人高少數民族一頭，且對國內的阿拉伯少民群體，充斥著赤裸裸的強烈歧視——與中共的做法相反，猶太人與阿拉伯少民發生糾紛和沖突，以色列法院幾乎無一例外地偏袒猶太人…這也是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強烈仇以的重要原因（並非完全因為歷史宿怨）；雖則是民主國家，民族主義色彩比較重的日本政府實行的也是“日本人優先”；筆者曾在泰國居住過兩年半，泰國當局的“泰人優先”做法比日本政府更無風度，對於任何外國人和泰人的糾紛，幾乎是一邊倒地偏袒泰人；俄羅斯奉行民族主義的普京政府，實行的則是赤裸裸地大俄羅斯主義，俄羅斯人不僅高少民一頭，在俄少民還有義務歸化俄羅斯的東正教文化。

　　中共給予漢族的地位不僅低少民一頭，更低外國人一頭：君不見，一直以來，本著周恩來定的“外事無小事”原則，對於外國人的報案、投訴，中共當局優先處理、認真對待，而對於本國人（尤其是漢族人）的報案、投訴，中共當局就輕慢許多；對於中國人與外國人發生糾紛與沖突，除非太出格，否則中共當局一律偏袒外國人…這種特征，不僅和民族主義政府格格不入，也根本有別於民族主義色彩較淡的一切正常國家。

　　綜上可見，把賤待漢族的中共政權說成“大漢族主義政權”，完全荒誕不經，簡直是顛倒黑白。

　　正因為中共諸多賤待主體民族（漢族）的逆向種族主義做法，所以一部分激憤的漢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代表著少數民族的利益，甚至認為中共是“回共”、“滿共”…這種看法也不符合事實，因為中共從來就是一個超民族的專製主義團體，而不是一個民族團體，中共有許多少數民族黨官，當然有更多的漢族黨員，而之所以有更多的漢族黨員，僅因為漢族人口遠遠多於少數民族而已。

　　中共不代表任何一個民族的利益，而只服務於自己的專製利益。

　　有人說，中共如此優待少數民族，它還不代表少數民族利益嗎？但請註意，一旦少民危害它的專製利益的時候，它鎮壓起少數民族來，照樣毫不留情，其殘酷一點不少於鎮壓漢人，例如：

　　王震對維族抵抗勢力的大屠殺；毛澤東調軍對反抗共產的藏人大屠殺…等等。

　　那麽，既然中共既不代表漢族的利益，也不代表少數民族的利益，那麽它為何對漢族的摧殘和壓迫最深、最重？

　　眾所周知，中共不僅把漢族貶為“56個民族”的最末等，施以最多的暴政，它對漢族傳統文化的破壞也最大的：中共一上臺就搞政治運動，摧毀漢族的精神信仰，還企圖把漢字改造成拼音文字，妄圖對漢文明施以斷根式的破壞，幸得被斯大林歪打正著地製止，最終把漢字弄成不倫不類的簡化字，人為地造成大陸當代文化與臺灣、香港、澳門及自身歷史文化的隔閡；中共在文革種大搞“破四舊”的文化毀滅，破壞的絕大多數也是漢族的文物和古跡，少民的很少遭到破壞。

　　顯然，中共的這些所作所為，用“大漢族主義”是完全解釋不通的。

　　其實，中共之所以刻意地對漢族施以最大的摧殘和壓迫，其與滿清統治者的心理是一樣的，即漢族是自己統治潛在的最大威脅——在中國，漢人因為人口最多（相應的人才也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經濟相對最發達，因此漢人的能量最大，漢人若管不住直接危及到自己的統治，而少數民族即便亂起來，一般也翻不起什麽大浪。

　　正因為漢族是主要威脅，中共就要象滿清那樣，刻意銷蝕漢族的民族意識和凝聚力：滿清通過“剃發易服”和文字獄，讓漢人意識不到自己是漢族；中共則通過種種極具破壞性的“改造”和洗腦，讓漢人一盤散沙、道德敗壞、相互仇恨，根本忘記了自己屬於某個民族。

　　中共優待、籠絡少數民族，與滿清統治者的心理也是相通的：即以一種聯合少民共治的優勢姿態，給漢族這個專製統治的最大潛在威脅，施以心理上的威懾。

　　另外，對中共黨文化洗腦構成最大障礙的，也是漢族的傳統文化，因此，中共對漢族文化的破壞會最狠。

　　從法家的角度來看，中共之所以對漢族施以最大的摧殘和壓迫，同時給予少數民族高於漢人的種種優待，也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等馭民法術的應用，只有最大化地讓漢人卑賤、愚昧、疲累、虛弱，才能夠最有效地消除漢族這個專製統治的最大威脅，以確保政權的長治久安。

　　說到這裏，仍有人不同意中共政權不是“大漢族主義政權”的界定，他們說：中共習近平當局對維族設立集中營、對少數民族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這不是強行漢化，又是什麽？？

　　其實，中共當局設立“轉化”維族穆斯林“極端信仰”的集中營，與它當年設立轉化漢族法輪功信徒的集中營毫無分別，且中共對漢族法輪功信徒更加殘酷，拒絕轉化的法輪功信徒許多遭到殺害，甚至活摘器官…法輪功在中國完全被取締，而中共迄今並沒有取締伊斯蘭教…其實針對維吾爾族的這種集中營，純屬中共當局控製伊斯蘭教的一種信仰專製手段，根本就沒有以漢文化取代維吾爾族的文化的目的；必須指出的是：中共一貫容不得不受控製的宗教信仰，它控製維族的伊斯蘭教，與它控製漢族地區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並沒有分別，而且中共對漢族信奉的一貫道、法輪功直接取締，打壓更為殘酷。

　　至於向少民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也是中共加強其對少數民族地區專製統治的手段，而並非強迫漢化，因為若要強迫漢化，中共只需要禁止少民語言學校及少民語言教學即可，但中共並沒有這麽做，雖則增加了漢語普通話教學，但全國的滿語學校/教學、蒙語學校/教學、藏語學校/教學仍在運行；其實，中共向少民地區強推漢語普通話，與它向廣東、香港強推普通話並沒有分別，只是中共強化其專製統治的一種手段，與民族主義無關。

　　而且中共禁止漢人娶維吾爾等某些少數民族女子的逆向歧視政策仍在實行，如要強行漢化，不可能保留這個政策。

　　綜上所述，中共是一個不代表任何民族利益的專製主義團體，為了維護其專製統治，它既可以最大化地摧殘和壓迫漢族，也可以隨時傷害少數民族（如果少數民族的張揚，超過了它專製的底線的話）而這種傷害，並不是“大漢族主義”的傷害。

中共政權的精神領袖的基本屬性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如果說,毛澤東是一個國賊,鄧小平則是一個屠夫。鄧小平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下令野戰軍動用坦克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劊子手。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的原則。他接受了陳雲的提議，讓他們的子女享受政治經濟特權，使得血色家族壟斷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延續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鄧小平曾經對中國人犯下一些不可饒恕的罪惡。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曾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上做《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內什在《鄧小平》一書指出，整個反右運動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的。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鄧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鄧的頭銜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反對為‘反右派鬥爭’平反，使胡耀邦在平反冤案進程中遇到了強大阻力。為什麽鄧小平反對為右派平反?因為，鄧小平是靠反右起家，又靠反右發家”（《胡績偉：鄧小平拒絕為右派平反的根本原因》）。

　　1980年後，鄧小平雖然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但他仍認為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化了。

　　鄧小平罪惡的過去，筆者不想多講，本文主要揭露1978年所謂的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惡。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識別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正目的有兩條檢驗標準，是否維護國賊毛澤東，是否廢除黨國專製製度。鄧小平掌控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後，不承認毛澤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繼續美化毛澤東。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暴露了他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繼續堅持黨國專製製度，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

　　筆者將在本文中，揭露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相，一一列舉鄧小平的謊言和罪行。

　　美化毛澤東

　　筆者在《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經講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鄧小平力保毛澤東，吹捧毛澤東的功績，說什麽：

　　“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1980年，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要求對毛澤東要做出“功大於過”的評價，並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

　　3月19日　鄧小平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問題時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吹捧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幾千名入會的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並不都同意鄧小平對毛澤東做三七開的評價。鄧小平連發十五、六次發表指示，極力阻止對毛澤東的批評，迫使《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鄧小平維護毛澤東，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實質上，維護毛澤東，也就維護了鄧小平這個“太上皇”專製統治。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叫囂著“殺20萬，保20年穩定”。這一歷史事實證明了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狂熱的專製獨裁者、殺人犯。

　　今天，國賊毛澤東的畫像依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僵屍躺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惡臭還散布在中國的空氣中。每當看到那些貧窮的六七十歲同輩人唱著東方紅，津津樂道地看那些為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的電視劇，看到這些被中國共產黨奪取靈魂的人，筆者總是眼含熱淚，他們也是人，竟然這樣地度過一生。中國共產黨罪惡大矣！

　　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倒回成為一個黨國專製社會；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有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幾千萬中國人被迫害而死。對於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具有偉大的功績；對於中國人，毛澤東則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星。鄧小平之流吹噓，毛澤東“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是在中國及全世界面前撒謊，看一看毛澤東的好學生柬埔寨共產黨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對柬埔寨大屠殺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1980年8月21日、23日，意大利記者奧麗亞娜·法拉奇采訪鄧小平時曾經對鄧小平說，“中國人民把一切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但我聽說中國人說‘四人幫’時，伸出的是五個手指” 。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民”指的是中國共產黨，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指的是中國百姓。中國百姓當然知道，“四人幫”實際上是“五人幫”，毛澤東是五人幫的頭子。

　　明知中國人都知道，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鄧小平為什麽還要維護毛澤東？因為徹底清算毛澤東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也會揭露出鄧小平自身的罪惡。因此，鄧小平竭力為毛澤東辯護，不承認毛澤東有罪，有的是缺點和錯誤，嫁禍於“四人幫”。不承認毛澤東有罪，也就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由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死不悔改保住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打下的江山，維護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專製統治。

　　真理標準討論

　　1978年5月起，鄧小平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批評兩個凡是，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 “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中國共產黨吹捧鄧小平這次講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意識形態變更的一個拐點”。

　　關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一，這句話是病句,實踐不是檢驗這裏的標準,是檢驗真理的過程；其二,從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罪惡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是謬論,鄧小平對中國百姓撒謊說，中國共產黨要解放思想了，實際上還是要保持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統治。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鄧小平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目的，是要掩蓋他攻擊華國鋒，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這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勾心鬥角，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1979年12月6日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1980年1月16日　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思想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什麽新鮮玩意，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老東西。鄧小平這是在告訴中國人，他還是要堅持毛澤東的思想，走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強迫中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之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正是這四項基本原則曾經將中國人打入地獄深淵。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黨國體製。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

　　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對中國人犯有不可饒恕的重罪！

　　階級鬥爭

　　中國共產黨自稱，1978年前後，鄧小平等人逐漸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此後還強調“四個現代化”。這是謊言！

　　筆者在《永遠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揭露，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依然有不能放松階級鬥爭的言論：

　　“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

　　這一段文字說明，中國共產黨仍然不想放棄階級鬥爭，並且依然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國民的反抗。

　　中國共產黨要放棄階級鬥爭，以經濟為中心，這怎麽可能呢？

　　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魏京生，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不就是在大搞階級鬥爭嗎！中國共產黨以搞階級鬥爭起家，不搞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還能活嗎！請看下文！

　　鎮壓中國民主運動

　　文革中，國賊毛澤東的罪惡使得中國青年人開始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筆者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在北京，“西單民主墻”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民主墻上貼出了要求給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控訴冤假錯案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罪錯的大字報，以及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大字報，還出現了《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幾十種非官方刊物。

　　鎮壓西單民主墻運動

　　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民主墻運動”搞得太過分了。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墻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

　　1979年3月27日，魏京生因反革命罪被捕。

　　3月29日，中國共產黨公安部門開始大逮捕，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其中包括《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先生。十年後的“八九民主運動”期間，筆者曾經多次到天安門廣場找他，沒有找到。後來才知道，任畹町又被中國共產黨公安逮捕了。

　　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發表講話。他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

　　從此，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利用四項基本原則鎮壓中國民主運動，打擊黨內的反對派。鄧小平代替了毛澤東的腳色。

　　迫害知識分子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善於搞運動整人的中國共產黨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迫害知識分子，其發展態勢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樣。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製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1987年，中國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鎮壓六四民主運動

　　1988年，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失敗，導致物價上漲，中國百姓苦不堪言，出現搶購風潮。由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之輩堅持保持統治中國的權力。80年代初，以鄧小平子女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借助權力，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大發橫財。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還被稱作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中國百姓對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高官家族發出一陣陣"反官倒、反腐敗"的吼聲，知識青年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日益不滿，終於引發六四民主運動。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淩晨，受鄧小平旨意，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人士進行武力清場行動。中國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包圍天安門廣場，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中共竟然派野戰部隊鎮壓中國民眾，其惡毒和殘暴程度簡直無以復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死亡人數模糊且出現多種版本。

　　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中國學生和民眾。他的野蠻兇殘不亞於毛澤東。他的罪惡不低於毛澤東。

　　胡耀邦和趙紫陽被逼下臺

　　鄧小平利用控製槍桿子的實力，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其中，胡耀邦和趙紫陽被逼下臺都是由於“四項基本原則”

　　趙紫陽說過，“1979 年鄧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 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趙紫陽《改革歷程》）。在鄧小平操縱下，中國共產黨以“縱容全盤西化，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名義迫使胡耀邦辭職。

　　在鄧小平操縱下，中國共產黨以“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的名義，撤銷趙紫陽職務。趙紫陽因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之後，一直被軟禁在家，直到2005年1月17日去世。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臺，使得中國共產黨內的開明派和民主派遭到嚴重打擊，阻擋了中國共產黨從暴力社會主義政黨向民主社會主義政黨轉化的進程，為二十幾年後政治小醜習近平上臺鋪設了道路。

　　1989年後，秉承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鎮壓中國民主運動。

　　1991年，湖北張敏鵬等人秘密組建中國共和黨，以“推翻專製，再創共和”為其奮鬥綱領。不久便遭到當局的鎮壓，張敏鵬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

　　1992年5月27日，中國自由民主黨的胡石根被抓，被判刑20年。

　　1993年，民運人士劉文勝因籌組中國社會民主黨被判刑十年。

　　1998年，中國民主黨徐文立和秦永敏分別被判處13年和12年徒刑；1999年，劉賢斌被判刑13年。2002年6月，組黨人士王炳章在越南被中國當局綁架遣送回國，以間諜和恐怖活動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中國民主黨在全國先後有300多黨員被逮捕，判刑30多人。

　　2008年，參與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去世。中華民主憲政同盟曾經發文哀悼，並指出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劉曉波的早逝負有重大責任。

　　政治體製改革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存在的問題，提出必須對現行製度存在的各種弊端進行改革。

　　從此，“8.18講話”被中國共產黨吹噓鄧小平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之綱，宣傳鄧小平要在中國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霎時間，一些禦用文人紛紛跟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禦用文人跟風是不奇怪的。遺憾的是，一些中國文人，尤其是某幾位尚是民主知識分子的人也竟然肯定鄧小平是要實行政治體製改革，這實在是不利於中國民主建設的。

　　前文中筆者已經講過，鄧小平肯定毛澤東，並且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告訴國人，他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是根本不可能實行政治體製改革的那麽，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的目的究竟何在？與1978年鄧小平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目的一樣，是要掩蓋他攻擊華國鋒，奪取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談到：“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趙紫陽：《改革歷程》）。

　　鄧小平“強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 。

　　趙紫陽說過，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製度、組織製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製製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趙紫陽：《改革歷程》）。

　　以上事實證實，鄧小平的所謂政治體製改革僅僅是要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集中問題，是行政改革的性質，而不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黨國專製製度問題的政治改革性質，更不是解決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問題。

　　就在鄧小平發表“8.18講話”兩個年之後，1982年12月4日，中國人大通過了由鄧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訂的《八二憲法》，“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八二憲法》序言：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屠夫鄧小平是不可能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不可能放下統治中國的權力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

　　國賊毛澤東對中國人的殘害，中國百姓的貧窮，以及中國的落後，使得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臭名遠揚。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臭名昭著的名聲，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重新定義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與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相同的。

　　中國共產黨的行政改革僅僅局限於其內部權力分配上。《八二憲法》取消了中國共產黨大頭子終身製，製定了任期製。習近平上臺後，通過《八二憲法修正案》又取消了任期製。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可憐的行政改革也消亡了。

　　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直接道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黨天下”。

　　“中國共產黨領導”已經寫進2018年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新的統治階級

　　鄧小平之流領導的改革開放產生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陳雲說過：“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 “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

　　陳雲提出中共高層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掌握大權，此動議得到鄧小平的首肯。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遵守了陳雲、鄧小平所定下的規矩，中組部發文形成官方政策：中共高層每個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幹，其他人則“下海”斂財，地方各級官員也紛紛效法，依此為準。於是在中國從上到下，迅速形成了一個由幾大家族為首，錯綜復雜的家族式權貴集團，壟斷並世襲了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那些沒有被分配官爵的紅二、三代，約八成則通過經商成為億萬富豪，控製了幾乎全部經濟命脈。他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的黨國貴族世襲。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傳統友好合作關系“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已經成了金家專製王朝。

　　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存在方式

　　由於鄧小平拒絕政治體製改革，使得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繼續擁有絕對權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腐敗肆無忌憚大行其道，無論是在職務層次上，還是在人數和貪腐財富的數量上，都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中國共產黨腐敗的特點是，

　　1、從下到上的貪腐：從村一級的“小官巨貪”，到國家級的“大官巨貪”，比比皆是。

　　2、全方位貪腐：從中國共產黨黨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部委局、軍隊、法院、檢察院、警察，到國有企業。

　　筆者僅以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被公開查處的中國共產黨高官為例，其中包含1名正國級周永康、6名副國級蘇榮、令計劃、孫政才、徐才厚、郭伯雄和楊晶。28名正部級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魯煒等；數百名副部級李春城、劉鐵男、倪發科、劉強等。被查處的軍隊高官包含兩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兩名中央軍委委員張陽、房峰輝；三名上將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此外還有中將和少將若幹。

　　中國共產黨官員中，涉黑的人數也不在少數。僅舉一例。

　　徐長元一直在大連工作，曾任莊河市長，瓦房店市長、市委書記，長興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金州區委書記等職，2008年5月晉升正廳級。

　　2018年7月，徐長元被查。通報顯示，除了涉嫌受賄、貪污、挪用公款、濫用職權，他還存在涉黑惡性組織問題。

　　2020年9月，徐長元等24人涉黑案在大連中院一審宣判。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等十余項罪名，這位中國共產黨正廳級幹部被判處無期徒刑。

　　今年3月27日晚央視播出《掃黑除惡——為了國泰民安》披露，徐長元家族“政商黑三通”，累計涉黑資產超百億，被查封房產2714套，總面積達43.3萬平方米，車輛142臺！

　　中國共產黨在其插手的角角落落和各行各業全方位地大貪特貪，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團。

　　腐敗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存在方式。

　　家族腐敗

　　腐敗有兩大主要形式：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

　　政治腐敗的實質是權力腐敗。筆者在前文已經講述，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壟斷了中國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腐敗集團。

　　經濟腐敗是利用政治權力在經濟活動中獲取非法的利益，斂取錢財。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集團主要存在政治腐敗。從鄧小平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集團開始出現經濟腐敗。除了前文講過的中國共產黨從下到上和全方位貪污腐敗外，中國共產黨腐敗還表現在，中共高官家族利用權力斂財。

　　從鄧小平家族開始，中共高官家族利用家族權勢和裙帶關系一直在不斷聚斂財富。整個80年代，以鄧家子女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以及彩電指標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1989年的“六四運動”除了民主訴求外，就是“反腐敗”和“反官倒”。所謂的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是主要目標之一。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權力+市場經濟，為中國共產黨的家族進入中國共產黨經濟壟斷領域開啟了大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財富寶藏主要集中在電信、軍火行業、房地產行業、礦產能源、金融等壟斷領域，現在這些領域都被中國共產黨高官家族壟斷。

　　江澤民家族、李鵬家族和鄧小平家族分別壟斷著的電信行業，電力行業、房地產行業、有色金屬、軍火行業的壟斷。

　　今日中國，中共高官家族已經成為中國新富家族中的主體。

　　《北京之春》的胡平說：“ 共產黨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滅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產，把它變成了所謂的全體人民的共產，後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義把本來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變成了你少數官員自己的私產。兩件壞事都讓你一個黨做完了，古今中外還有誰比得上你”。

　　的確，歷代中國君主王朝，尚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儒家的道德約束。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正如國賊毛澤東所說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強盜竊賊相比，歷代皇親國戚怎能比得上呢！

　　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評價

　　鄧小平不僅被中國共產黨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被稱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是從“黨天下”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筆者在前文《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等文章中，已經較為詳細地揭露了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評價，要基於歷史事實之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中國民眾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重罪。

　　在前文中,筆者揭露了中國共產黨主要罪行：引進了暴力馬克思主義，借助蘇聯共產黨的力量，利用暴力占領了中國大陸。而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照搬了蘇聯共產黨建立了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對於整個國家，中國共產黨政府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於一身，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製，致使中國國民成為囚徒。

　　至於毛澤東，從1921年至1977年，中國共產黨犯下的罪行都與他有關。尤其是毛澤東三次發瘋，殘酷迫害知識分子，餓死了幾千萬人，文化大革命將整個中國拖進了深淵。毛澤東是十惡不赦的國賊。

　　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目的的評價，取決於鄧小平是否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民眾犯下重罪的犯罪集團，毛澤東是對中國民眾犯下重罪的罪犯。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訴中國人，他不僅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罪，並且要繼續堅持堅持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堅持對中國國民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繼續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繼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鄧小平要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製度。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

　　同時，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要求對毛澤東要做出“功大於過”的評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的專製統治。鄧小平是在利用“改革開放”的名義，繼續欺騙中國國民，掩蓋其繼續對中國民眾犯罪的目的。1989年6月4日，鄧小平終於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竟然動用野戰軍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血腥屠殺。遺憾的是，至今尚有相當一批中國人並沒有認清鄧小平的真實面目，甚至包括了一些所謂的民主知識分子。

　　鄧小平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策略是：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上寸步不讓，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方面上有限讓步。

　　經濟方面，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因此，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在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強做大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因此，他們僅僅對百姓開放了部分市場，仍然壟斷著金融、土地、石油石化、電網電力、電信、民航、航運等決定著國計民生命運的行業。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缺乏基本的現代經濟常識，他們不知道國有企業所壟斷的這些行業是私人產品行業，應該交由民營企業經營。即便知道，鄧小平也會和毛澤東一樣，堅持黨管國企，通過國企控製著中國的資源，這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經濟基礎。

　　中國共產黨既要保住專製政權，又要發展經濟。他們將“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寫進憲法。國企是他們剝奪國民資產貪污腐敗的基地之一，是他們的大金庫。他們讓自己的子弟和親信來掌控國家經濟，保證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通過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代際傳遞，讓自己的子弟和親信先富起來。

　　中國百姓呢？所謂的改革開放至今已經近40多年了，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1000元。他們生活在空氣污染嚴重、河流及地下水污染嚴重，土壤污染嚴重的環境中，生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正是從這些無人權、低福利、低工資的最下層民眾身上榨取血汗，強大了軍隊的力量和警察的力量，毫不留情地鎮壓中國百姓對苛捐雜稅、地方官員的腐敗、司法不公正等等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抗議活動；可悲的是，正是這些無人權、低福利、低工資的最下層民眾流出的血汗，餵肥了中國共產黨官員及其家人，使他們成為巨富。這些通過大量貪污腐敗活動先富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竊賊們，多年來一直在秘密向海外轉移資產，逃離中國沈船。

　　中國共產黨官僚家族通過壟斷的政治經濟權力盤剝中國百姓的血汗，獲得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最大利益，這就是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結果。

　　從哪個角度來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他們是似乎是在改革開放；從中國民眾的角度，他們還在繼續犯罪。鄧小平拒絕否定毛澤東，這就為習近平回到國賊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留下了空間；市場經濟，扣上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這就為習近平的私有企業退場論埋下了伏筆。

　　今日， 在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真正改革開放的國家，人民有權力選擇政府，有權力在私人產品領域內創業，有權力支持左派或右派，有權力選擇自己未來！中國共產黨至今不敢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奉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因為他們妄圖像秦始皇曾經期盼的那樣血腥江山傳萬代。

　　最後，筆者要談一談鄧小平做的“好事”。

　　恢復高考是鄧小平做的一件好事。高考破除了出身限製，使得幾百萬知識青年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毛澤東統治時期，“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子女不僅不能讀大學，有些農村上中學都受影響。筆者的一位同學的哥哥學習十分優秀，連續兩年皆因出身問題未被大學錄取。筆者也是受益者之一。1979年，筆者報考研究生，單位書記以出身問題為由不同意簽字。筆者對他講，現在的高考已經沒有出身限製了，他仍然拒絕簽字。最後還是通過工業局迫使這位書記同意簽字。但是，我不會感謝鄧小平。筆者曾經對溫元凱說過，這是我應有的權利。若要感謝，我會感謝你們這些推動鄧小平回復高考的人。

　　為什麽筆者不會感謝鄧小平呢？

　　毛澤東關閉了大學。與毛澤東相比，恢復高考是鄧小平是做的一件好事。同是中國人，如果鄧小平與蔣經國相比呢？

　　在抗日戰爭那麽艱苦的條件下，蔣介石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

　　“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國民政府盡力將大學和知識分子西遷，發給教師薪水保障日常生活，還免掉大中專學生學費、食宿、雜費。

　　蔣經國不需要辦鄧小平要辦的好事。他辦的好事是，解除多年來之戒嚴，開放黨禁，促進臺灣民主化和憲政體製在臺灣得以成功建立。

　　鄧小平拒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的專製統治。他可以同意恢復高考，但是如果學生要求民主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他就會毫不猶豫地下令槍殺學生！

　　蔣經國是一個中國人，鄧小平是一個中國屠夫！

　　2021年7月11日

中共政權的演變過程的本質

作者 黃永森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早年閱讀《聖經》，由“神諭：‘與民立約’與摩西十誡”體悟到：人類對法與道義精神追尋之“神啟”意境。以及由此生發的社會“契約”理念“民約之治”及倫理教化的真義。 閱讀中國歷史與世界史，感悟至深者，在要能夠超越自我和民族國家心性之短；去探索人類法治真諦與活的人文社會精神文明進化史。對此可類比華文熾情之問：人世間情為何物？探問人世間“法意何物？”（情與法好有一比：“至情至性”方能成就法信仰！）那是對每一個人（先於法律的）自由與權利的體認，和對國家權力及權力者（政府）的有效規範約束的當代公義秩序與法精神信仰體系。這是人類自然“神諭之下”的精神世界與世間秩序之基的信仰建構的“歷史成長之旅”。經諸多民族智者眾人的執著探索追求，生發建構出的理念製度精神原則的體系化結晶！這是我們破解中共歷史與“共產革命之謎”的鑰匙；是中華智慧與世界文明融合一體的不二法門；更是今天我們析解“民主與專製”世紀對決課題，基本有效的精神再追尋之旅的意義與價值所系。

　　破解中共歷史，重要的要能“還原歷史真相”和進行世界意義上的“是非曲直”的比較辨析：即在人性與道義基礎之上的“法意精神”的比較甄別。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主要是沿著國民革命（憲政民主）與共產革命（極權專製）兩條路線展開的。雖然，兩種革命的思想理念基本上都是“西學東漸”受世界思潮影響的結果。然而，由於這兩種革命存在著理念目的與國家政體形式的顯著差異，產生了不同的道路與國家體製屬性方面的區別，影響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進程。國民革命（先於蘇俄革命）秉承了歐美憲政立國的實質內容與特征，在打破中華帝製國體後，重新構造國家憲政民主共和政體。而後1921 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則沿襲了蘇俄共產革命方式，目的在建構共產極權專政體製。由於兩種革命秉持著不同的政治價值理念系統，故發生了剛性沖突與碰?，導致了上半世紀中國國共兩黨殊死拼搏的武裝革命絞殺年代，鑄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暴力革命性格。

　　當人們在二十一世紀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依稀感受到中共共產革命，顛覆了中國憲政民主之途，建構了一個極端殘暴的共產極權體製，並與世界憲政民主體製國家的尖銳對立沖突的歷史現實情勢，是中共秉持傳統共產主義政治理論邏輯的必然結果。相反改革開放標誌了其歷史性轉變的過程。由上世紀 90 年代蘇東共產體製國家的崩塌，再看今日中共與整個世界的“民主與專製對決”的格局與態勢，仍然可以說源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結果的影響。仿佛是憲政民主與極權專製對決歷史的延續。雖然，當代世界情勢已非昔日可比，但依然透露出暴力革命與戰爭沖突將再起的信息（6 月 16 日 G7 宣言及其前後美英《新大西洋宣言》，北約宣言及 NATO-2030 新戰略進程等等，都明確的透露出國際聯合應對中共挑戰的勢向）。在這一世界與時代背景下，反思中共百年歷史，具有非比尋常的時代意義。

　　對中共暴劣的極權專製的理論思想與整個實踐體製“瘋狂不人道歷史”的徹底批判，不僅僅只是對“馬列毛主義”理論體系的批判揚棄，更要揭示其泯滅人性的暴劣革命意念行為之“人性之惡與極端殘暴瘋狂（幽靈魔鬼）”所在。透過中共的百年歷史尤其是執政時期諸罪惡現象剖析，既可以揭示其對中華兩千多年“專製帝式”壓迫與滅絕人性的政治權力鬥爭傳統的承繼，並經過“一黨專政”的超級極權體製，將其極致化“發揚光大”的罪惡本質。同時需要開發升華一種與世界視域與人權準則相類比相契合的當代法意與憲政民主理念精神的“法的審視與評判”的意識與方法路徑。由此突破中共“人民”說與民族國家觀念的迷思，回歸“人”（每一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是現代國家社會建構的基礎（前提條件）。從這一當代法治人權理念基礎與文明世界秩序之基出發，對中共的罪惡歷史就能更加透徹的剖解。

　　理論上說，西方世界對馬教、列寧式極權政黨國家體系的批判已經是歷史完成時。而對中共承造的極權體製本質的揭示與法理政治批判面臨著新課題：由於其存在的特殊性和中國獨特背景；特別是全球化時代，中共的改革開放之策與融入世界相對的成功，呈現了一種區別於前蘇東的新的顯著性差異特征。尤其是經歷了“八九六四”之後的三十二年的變遷，產生了一種“資本社會混合型變異體”或“政經分離但與整個世界聯系依賴性巨大”的國家現代化形態。呈現出既存在著極權政治國家體製的根本性差異又逐漸市場經濟社會化趨向的新的綜合變異性特征。但是，由於中共極權專製的本質沒有變。在國內自身體製性危機日益嚴重的境況下，出現了新一波的法治人權方面的嚴重問題並引致國際社會的普遍強烈反彈與全面對抗的情勢。反而使整個世界在震撼性反思之余，感受到了中共對世界體系所具有的顛覆性挑戰與危害而又拒絕改變的本質。這突出了今天對中共歷史反思批判的重要性。

　　值此當下中共百年歷史紀念的“中共式歷史宣傳包裝”之時，從歷史源頭揭露中共“蠱惑人心”，極具欺騙性的竊國行徑，和“打著民主旗號反民主”的伎倆。籍“還原歷史真實”，揭示在其“迷惑的外衣”下“腐敗的內絮”！深入剖解其非人道和逆世界法治精神文明準則的種種行徑。那麽，中共偽裝終究會被“剝去”。人類自由法意精神必會獲得弘揚！ 讓我們從自身的經歷，所親自接觸與感悟的一件件歷史真實故事的敘述，來共同拼湊出中共歷史百年罪惡之圖。並對其進行當代國際法理精神批判。

　　一、歷史脈絡：大事件概述 1，中共的發跡史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馬克思主義與列寧式共黨淵源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暴力與血腥”發跡史是在兩大背景中產生：一是俄國革命“成功城市暴動奪權”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其二、中國辛亥革命浪潮與極弱落後追求變革與社會進步的民族狀況（五四運動等）。在這一中西相交的歷史境遇中，當時，中共及其同路人錯誤認為：俄國革命與中共代表了中國的希望。尤其是國共兩黨破裂後（1927 清黨），認同中共和反對蔣式軍事獨裁成為進步的一種表象（當時，處於民國“軍政訓政期”建政之初，國家尚未統一；蔣的北伐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勛是二十世紀重要一頁）。所以，不了解俄國革命歷史與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起家的本質，對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真實了解的。同時，對中共早期的暴力革命“苦難”與長期艱難的農村武裝鬥爭歷史也就難以正確認知（中國元老習慣稱：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紅色江山”，（中共）是不可能將其“拱手相讓”。這既是中共暴政與專製統治的政治邏輯基礎；也是其所謂的“紅色基因”並“合理化”其暴政劣行與“革命正當性”的思想基礎。對此，秉承中山理念的國民黨人，可能感受深刻。而真正感受其邪惡與“階級滅絕”瘋狂的是曾歷經中共暴劣統治的大陸數億萬苦難的人民。

　　2，中共建政：走俄國道路（結盟蘇俄）和“韓戰”後與整個西方世界決裂的後果中共建政，堅定“走俄國道路，這就是結論”（毛）。前三十年稱毛共時期，正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滅絕”路線的二十七年政治高壓統治之後，中國大眾才“覺悟”,普遍從內心反共或不認同中共！在這段時期中，大陸人民遭遇其無辜政治壓迫與迫害、苦難蹂躪和非人化的折騰真是“罄竹難書”。而中共內部各級權力層的互相傾軋也是慘不忍睹。更有多少無辜的正質善良而不屈的“小民”，慘遭中共的摧殘折磨乃至殘酷殺戮！

　　中共建政前後的三反五反與鎮壓反革命運動，歷史應該記住的真實細節是：那是沒有法治程序與最簡單的審判過程的，任意隨便的大規模“殺戮”！一如法國大革命（羅伯斯比爾時期）、俄共與中國革命歷史中的“血腥殘暴”和沒有“規矩”的“征服者行為”。

　　但是，真正影響與決定中共歷史“嬗變”和“大躍進”瘋狂的是“韓戰”（由北韓金氏發動對蘇美共同劃定並經聯合國接納的“韓國”進行的侵略吞並戰爭）！中蘇朝結盟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熱戰，爾後“冷戰”分割對抗，客觀上是釀成了中共從“新民主主義”階段突變而朝向（共產）社會主義“大幹快上”的歷史性“跨越企圖”的根因。背離了國情與人類世界發展進化規律，上演了一出出“共產革命瘋狂”的歷史活爆劇。由“韓戰之後”而起的對整個西方世界的仇恨對立與“被封鎖”，激發了中共“大幹快上、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無知狂潮。反右運動與“三面紅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結果，造成了三年大饑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早期人民公社化與意在消滅家庭的“公共食堂”製是為罪惡的根源）。其後，繼續進行的農村四清四不清運動，直至“文革”都是在“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國大地，發動的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及其黨內代理人”的瘋狂的“滅資興無”“禍國殃民”的一系列政治運動。

　　這裏值得強調的是：二十世紀中國孫文民國革命之後，民主化成為了人民的普遍追求目標與希望。早期中共黨人（受中山民國理念的驅動和引領者眾）也似心有所系。1954 年訂定“五四憲法”與實行第一次“全國選舉”，也顯示出中共早期“新民主主義”的跡象。但最終其法治進步的功效被毛的“激進共產主義”運動所淹沒，而步入中共七十多年極權專製暴政的共產歧途。（當選的國家主席等一大批中共黨人也在其後文革中遭遇到慘無人道的虐待致死）。其實，這是毛共秉承馬列“階級滅絕”和“無法無天”的革命基因決定的；也是共產黨理論與中國帝製傳統結合的產物。“十年文革”推至極致。都是中共“人治”與黨國極端專製的政治殘暴所造成。那麽，文革之後，雖然飽受政治鬥爭之苦的中共黨人有所“覺悟”，但最終形成的中共《歷史決議》，卻回避了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共統治者“國家責任”與罪責，這就是迄今中共也不能正確反思“法治缺陷”與進行深刻自我政治反省的根本原因。

　　那麽，文革評說與前三十年毛共統治的法治反思，可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公約》體系當時同期發展進步為例，來比較甄別：作為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法律體系之重要的具體法律《世界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等恰恰是在文革發動之初（1967 年訂立）在文革結束時生效（1976 年）。所以，如果將中共統治發生的一系列反法治與非人道的階級滅絕運動（假資產階級與反動分子的“莫須有”之名），與世界人權法治文明進步的國際大勢作比較，以現代國家的責任與基本法治的標準來審視中共的所作所為。那麽，對中共瘋狂罪惡歷史及其反法治、極盡殘害中國人民基本的自由平等權利的本質，就能夠有深刻的認知。

　　中共“改革開放”在鄧胡趙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既是國內國際大勢背景決定，也是文革後中共內部反思的結果。北京政府雖於 1998 年簽署了《世界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等，但至今仍然沒有履行人大批準程序並國內法化來加以適用與遵循。香港早已簽署實施了，但現在正在被改變。由此，可以理解大陸人權狀況惡化的政治本質根源。當下，中共與整個國際世界的沖突，從法治與人權政治角度論，正是由於中國國家體製法治狀況與世界秩序的國際法治文明存在的差距與沖突才導致了新一輪國際全面對抗。

　　3，反右運動：一場由毛共唆使的“向中共進言”，成為了大陸幾代知識分子、學者學生和文化人的“噩夢”

　　那麽，中共真正開始走下坡路和失卻民心的時候，大概是從反右運動開始。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這是中共無法解釋的“陽謀”（1），毛共以“開門整風”接受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為名（據統計最終達三十多萬條意見），招來普遍但並非絕對激烈的批評，甚至有些只是“與黨交心”說了幾句批評的話語。但中共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瘋狂劃定右派”，暴露了中共欺騙人民“製造反動派”的政治伎倆。中共開始了對正直的知識分子學人的瘋狂整肅：被打成“右派”的五十多萬（牽涉幾百萬）的知識分子學生教職員工等，開始了其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被迫害被流放”生活。這起大冤案直到文革毛死後才被平反。

　　從此，大陸民眾尤其是知識學人開始真正認識領教了中共的“邪惡”與“殘忍”：中共沒有政治信用是其典型的本質特征。言而無信，不擇手段的製造“反動派”；大陸人民開始感受：“言者無罪”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是怎麽被中共利用和被徹底扼殺的！這場運動的“政治荒唐”尤以中共上層製定“右派分子名額”分配到各級政權單位“指定”執行。使更多無辜者遭受株連。加深了人民對中共一貫“政治運動化的‘數字化指標任務’（2）”如殺人（鎮反）和反右及其他，都是中共高層授意與“計劃好”按指標層層執行！魔鬼更在“計劃指令”之中（如六四“殺二十萬…”雲雲），百姓遭遇的是“無辜與淒慘”的命運！

　　註釋：（1）《陽謀》丁抒；（2）見彭德懷-萬言書（1959）“任務指標”說，等等。此符合中共政治運動的邏輯，底層總是按照上級指令執行。

　　4，三年大饑荒：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對此，中共自己的總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語，在“七千人大會”意指毛；也是其遭毛文革報復致死的因由之一）。中共一方面宣傳稱：由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一方面隱瞞實際死亡數。其實，魔鬼的細節存在於：一是“大躍進”與“三面紅旗”運動；以及毛赫中蘇決裂後的“蘇聯逼債”也是原因之一（當時中共被迫還建政初期和“援朝戰爭”的“武器債”以及蘇聯援建項目的債等）。僅以當時重災區省份為例：在“人有多大膽地有都大產”的狂妄無知的“指導思想”指引下，謊報和出現“畝產萬斤糧”（黨報文圖並茂普遍報道了相關新聞）之後的強迫征集調撥虛產糧食與肉類食品等，後來一些地方連種子糧也吃盡。使得盲目瘋狂執行毛極左路線的省份農村人口大面積死亡。（《毛澤東的大饑荒》馮客 2019 等）其背景和魔鬼細節是：“大躍進”、“大煉鋼鐵“、”趕英超美”（小高爐遍地開花，砸鍋煉鐵和大批成片的砍伐山林燒炭煉鋼）與人民公社化的“公共食堂”製：雖然維持僅僅 58/59 兩年，其實農村已經是家無余糧和無自養家禽蔬菜（半分自留地，那時也是當成“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另一面是“公共食堂”的極端糧食浪費（全部吃飯不要錢的結果）。所以，1959-1961年三年所謂自然災害其實並非大災年。然而，卻遭遇了餓殍遍野，逃荒要飯不計其數的慘劇，使得大陸農民陷入“人間煉獄”！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共政治統治方式習慣的讓貧下中農向學生“憶苦思甜”（訴“萬惡的舊社會之苦”的政治鬧劇）：但諷刺的是，老農們“淒淒慘慘”一憶就憶到“三年災荒饑餓慘狀”。所以，可以肯定的說，從那以後，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大陸農村農民自此折騰後，很少有不罵共產黨的。

　　5，文革之殤：在聯合國與世界人權體系升華的年代，中共治下的大陸正經歷一場全面扼殺人權尊嚴和生命的浩劫！

　　關於文革的起始，史家眾說紛紜：無論是批《海瑞罷官》劇；或始於北京的紅衛兵大字報；還是中共文革《五一六通知》等等。但無疑是從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點火開始全面爆發的。為什麽中共黨內的上層權力鬥爭，會引發一場全社會互相廝殺沒有底線的“十年浩劫”？而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的魔鬼細節究竟在哪裏？

　　從北京街頭的“剪辮子（強迫剪女孩子辮子；“愛武裝不愛紅妝”運動）”到對任意被批鬥的人剪頭發，掛鐵牌代高帽，做“噴氣式”（五花大綁頭觸地）；從鋪天蓋地“大字報”隨意攻擊對手，到各造反派保皇派之間的“文攻武鬥”的“奪權與反奪權”大打出手，私刑淩辱與虐殺；從“階級出身論”到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再到“走資派”，可以任意加害，抄家捕捉私刑，栽贓陷害；使多少無辜人士慘遭迫害與百般淩辱之中失去生命而含冤九泉？！從初期抄“地富反壞右”家，大動亂到“關牛棚”，從批判“封資修”滅滅中華文化到全面“軍管”再到“上山下鄉接受改造”運動，文革十年浩劫，泯滅人性，互相傾軋，毀了幾代人的年華，以致“國家頻臨崩潰邊緣”。這都是源於非法治的“大民主”（毛提倡的）的惡果。

　　在那個由毛直接發動和領導的，與毛共集體參與其中的（無論是被害和施加迫害者），帶來的是大陸數億人民的：人格尊嚴、身體與生存權利的被侵犯和喪失，以及財產與精神的被革命的“昏天黑地”而毫無法治保障的時期。當人民一直生活在中共的“政治謊言”與殘酷壓迫之下，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良知與人性和心靈家園，親情友情與天倫事理，皆在這場浩劫之中遭遇了“滅頂之災”！對此，如果僅僅相信中共為掩蓋其罪惡本質，籍欺騙人民的宣傳與政治說教，必陷於中共政治欺騙陷阱之中。那麽，毛共一貫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挑起群眾鬥群眾”的無法無天的政治壓迫殘暴統治歷史則會被遺忘被掩蓋。但“事實勝於雄辯”歷史活在民眾的心中。祂不但摧毀了中華文化和“民族魂”及其人文精神，更是製造了一系列驚人的殘暴（慘無人道）無以復加的當代毛共專製統治史！對此，倘若沒有當代世界法治與秩序文明的比較思考，那麽，潛藏在人性之惡與極端的政治仇恨的意識中的人們，會錯誤的以為：中共權力傾軋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件”！而忘卻了毛共發動與製造的“人間地獄般”狀況給人民造成的苦難與精神心靈創傷影響。甚至至今還有“憤青肖小們”在為毛共所謂的“偉大”辯護和歌功頌德。同時，自身走不出~大民主~的歷史陷阱。

　　而文革之後，其實中共已經“歷史性的死亡”！只是“死而不僵”而已。鄧時代中共的“死而復活”，一是、中共體製的“僵屍外殼”（軍隊與權力壟斷）。鄧胡趙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歷史性轉變”；二是，世界資本主義在全球化“中西交往”中拯救了大陸與中共（其中臺灣與香港的挺進大陸“其功甚偉”）。其實，人類發展進化歷史中，資本與社會實為一體，須臾不可或缺。在天道神意宇宙之力作用下，人類社會從遠古走來，朝向未知的未來：漸進自然緩慢曲折的演進。而人類進化的資本社會功效，及其“迅速發展”，顯然也不是中共理論所能解釋和想象的。相反，中共借助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但維持了鄧時代“中共特色的”威權統治和中共權力體製的“不受製衡”。從而，發展出今天中共“逆世界大勢”的“國家權貴主義”的畸形國家體製與社會結構狀況。同時，秉承了文革式政治意念與話語，繼續強化對人權與反對派的系統侵犯與迫害。

　　6，“改革開放”：中共自救與遲到三十年的中國走向世界的正途說歷史的真實 存在於國家民族與人的歷史情勢真實的細節之中有兩層意涵：一是須改變“大詞化”與習慣式的宏大敘事。馬教的一個典型特征在其學說內容“違逆人類進化發展的基本常理和規律”的宏大敘事形式具有蠱惑性。中共較之蘇共統治與宣傳更是充斥了謊言與欺騙。並嵌入了中國近現代的積貧懦弱的民族國家狀況與“國共情仇”的歷史教唆。而采取歪曲歷史來遮蔽中共統治的殘暴與無能。所以，必須突破中共“國家民族”政治宣傳的陷阱，轉向當代法治國家“個性化”關涉真實的每個人權益保障的思考評判。其次，以探索更多的比較全面的歷史真實細節，從中綜合感悟到歷史發展勢向與天意人心社願的存在狀況與意義。以此，建構起當代世界法治人權理念的製度精神意識：即每一位公民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保障是整個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以此，建構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新的道路選擇。

　　鄧時代“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借助歐美資本主義的龐大資本、發達科技與生產力、先進管理與具大國際市場等，解救了中共困境與中國危機。這其實是文革之後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或路線的一種新的政策轉變與路徑選擇的結果。但迄今又只是一個片面化的舍棄了“政治體製改革”和國家現代化的過程。這在改革開放前十年胡趙執政時期，是一個中共當權者有比較清醒認知與規劃部署的命題：既使鄧當時也強調過“政治體製非改革不可”。但中共權力結構中，始終存在著“四項基本原則”（鄧）與“鳥籠經濟”（陳雲）觀念的政治束縛。所謂鄧陳鬥只是表象且其維護中共統治大框架是一致的。

　　隨著改革開放初期國民經濟改革的挫折（價格闖關失敗）與“反自由化”（鄧）及其後胡趙執政在八九學運之後的終結。鄧的“南巡講話（1992）”後，也主要只是重啟了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單軌路線，而阻滯了完全意義上現代國家政治改革的可能。從這層意義論：中共體製固然有其政治本質的局限。但六四事件雖警醒了世界，卻也導致胡趙體製改革的終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歷史深層次課題。其後，中共黨內民主改革派日漸式微。僅胡溫執政時期，溫家寶總理還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政治改革議題，但中共整個權力體系似乎已經僵化並被中共權貴所挾持。反對政治改革的占據了絕對的權力位置，以致今日政治改革派和反對派被徹底邊緣化。單輪經濟改革的結果，狂飆崛起的經濟發展夾持著市場經濟改革與行政體製的改革而進入畸形發展格局態勢。產生了中共特色的腐敗的“國家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混成經濟社會結構。

　　顯然，現代化是一個全面完整的概念。從現代世界法治民主國家論，祂又是一個含括了憲政民主體製與完全自由市場體系的綜合國家體系。而這實際上只是資本國際體系的一個方面。真正關鍵而穩固的是其人文社會多元化基礎與法治民主自由市場體系形成的理念製度精神原則的歷史傳統及其形成過程。深而論之，歐美國家憲政體系建構是在近現代市場經濟體製與法治理念精神體系乃至人文社會結構基礎上，綜合實踐建構的歷史過程中實現的。所以，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今日大陸中國，在中共馬列毛專製政治理論與極權體製下，要實行當代世界完全意義上的憲政國家體製的變造，幾乎是一項絕難在短期可實現的歷史難題！首先需要“黨的改造”與國家體製的改造；同時也是“眾人”的改造與社會的全面改造的綜合難題。

　　就此意義而論，大陸的改革開放，實際是搭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快車，在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中，吸納和集聚世界之力，而迅速發展和崛起的。這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不凡先例。其結果也不盡相同（納粹德國的高速崛起與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就是不同體製下的兩個歷史例證）。但是，正是由於中共國家政治體製的弊端與落後，才鑄就極權政治體製下“權貴資本主義”的怪胎，與製度性腐敗的權貴階層與體製結構性國家社會的種種危機問題：國家性腐敗，權力傾軋；及其人權與法治方面的困境。如果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理論方面的“撥亂反正”看，鄧的理論思想可能是值得深入研判的。祂部分契合了中國全面落後的歷史實情，在一定程度上選擇了人類經濟社會進化演變的正道。但同時又局限於中共政權本質與體製弊端，讓其誤入了“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特殊的製度性腐敗和強權化的歧途！當下關鍵性課題在，如何才能重啟新一輪“思想大解放”？進行深入全面的中國國家人權法治化文明與民主政治體製及其現代人文社會基礎改造的綜合探索。以超越既定改革開放的模式，找尋到國家整體變革與融入世界的體製再造目標途徑。

　　中共專製極權的狂妄與本質上走向與世界對抗的當下境況表明，如果中共不改造其極權體製與政治意識形態，引發人類災難的世界戰爭對決將是難以避免！那麽中華民族的發展成就與和平崛起夢想都將被斷送！從以上國際比較的法治視角，審視中共百年歷史發展演變之途，最值得思考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是：當代法治與人文精神文明是當今世界秩序的基石。祂是未來世界發展與中共改變的目標價值基礎與前景所在。中國的前途在人民不會繼續“被欺騙和被宰製”，將在對中共歷史的深刻反思覺醒中獲得“新生”。相信整個世界對此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註與思考應對中共之策。

　　二、思想線索：中共政治邏輯梳理與統治實況的法治甄別 1，中共特色的西化“馬列”極權體製是怎麽煉成的？又將如何終結？

　　知己知彼：準確的解析並認知評估中共體系“特色” 依循“馬列毛”理論與極權化革命政黨模式建構的中共專製極權國家體製模式，無疑是全球化的一股逆流。但需認識到祂相對中國兩千年帝製專製傳統與社會革命歷史，既是一個“大躍進”，具有其相對“中西合璧”的“先進性”。既具有相較中國政治歷史傳統落後的“現代性”，和骨子裏全面承繼了“中華傳統糟粕的”歷史性。而排拒現代世界法治國家體製及其人文理念製度原則精神。中共“體製性痼疾”很難在其極權體製內完成“轉型與變造”。而當代法治理念製度性缺失，使中共乃至國家社會民眾皆“專製政治基因”意念心性深入骨髓。

　　所以，整體性對當代世界秩序法治文明，形成特殊的排拒與不相適應的社會性病態的群體癥候，也是不可低估的“國殤”。從而，強固了中共黨國專製的社會土壤和氛圍，並在當代全球化時代條件下發生了“歷史性變異”（畸形的體製與社會權貴共生結構以及與國際資本的獨特勾連等）。從“權力尋租”到權貴資本做大做強的“黨國體製”，呈現出二戰前“納粹”極權獨裁體製有可能“復活”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危險情勢。顯然，是在朝向歷史重演的道上“狂飆崛起”！中共追求的顛覆世界法治秩序的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值得深思應對的“世紀性課題”。其中，應該突出強調的是，當代法理政治的國際秩序理念的比較鑒別，可能是喚醒國人，超越中共極權專製黨國體製的“不二法門”。

　　從“文革”“中共毛式獨裁與‘政治絞肉機’”（語出“五七一工程紀要”），到“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轉型與發展中當代國家法理建構缺失的審視評判，以當代世界法治進步與國際秩序的發展成就與水準，來對照比較中共黨國的新型“舉國體製”的歷史現實，可能是切入其要害與有效的思考評價的方法途徑。

　　需要尋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方法路徑 迄今眾多研究中共歷史的著述文章，已經大體勾納出歷史的真實情境與事實。但似乎仍然沒有完全超脫中共極端政治化的話語與思維“誤區陷阱”。換言之，對改革開放後中共的演變，需要加以新的當代法理批判與揭示。如對當代世界秩序與國際法規範之下的“主權國家責任約束”機製的執行方面，需要尋求有效運用途徑。所以，需要尋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方法，來進一步深刻揭示與批判中共對中國人的“宰製”乃至對世界文明秩序造成歷史現實威脅。只有在世界法治人權的法理政治的比較鑒別中，才能找到中國現代化的人類歷史坐標與參照系。從而，也才能真正解構毛式~運動群眾的大民主~的歷史陷阱與迷途。

　　首先，循著中共“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後四十年”的比較說，進行法理政治與國際法的比較鑒別，解析相關事實情勢的差別；其次，跳脫並解構中共政治思維邏輯，展開對中共統治歷史與重大事件的國際比較解析。因為，如果依然在一個沒有現代國際真實時代境域和標準的比較鑒別的情態下，對一個在相對意義上，承繼現代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實用主義的中共政治理論體系“變形狀況”下，很難對其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作出徹底的批判與否定。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以“主權國家”傳統理論為主要支撐的國際秩序狀態下，中共一再以“國家內政”為由，在國家政治與製度層面不透明狀態下，繼續其對國際法的“違反與踐踏”，並一再以種種說辭拒絕國際核查與監督。當下突出的是“新冠起源”與新疆再教育營，以及香港問題與臺海危機情勢等等。

　　2，對新疆維族“再教育營”問題的國際法治思考顯然，這是與大陸法治狀況日趨惡化背景相關聯的突出的嚴重問題！因為，無論是對大陸人民的全面高壓管控，還是對香港的政策改變與對臺灣的“武統”挑釁。都是中共夾持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內部權力鬥爭日趨激烈，而整個國家面臨多重危機態勢下的“新的歷史性瘋狂”。特別是由此形成與整個世界性對抗的情勢，是中共歷史性新的最大危機與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

　　如大陸當下歷史性的對異議反對派的封殺與“非法懲治”，對維權律師群體的打壓；對宗教信仰群體的打壓；司法不公與不透明及“黑暴”化不受有效監督約束與製衡：如存在的許多“被失蹤”以及長時間的“未審而被隔離監禁”的案例，等等。尤其是對少數民族歧視性壓迫情勢問題突出：如新疆大規模大面積的所謂勞動培訓的“再教育營”的事實情勢。對此可以與大陸的“勞改農場”（非人生活的“牢籠”和眾多冤屈者聚集地）或原先的“勞教所”加以比照。而維族人的“再教育營”可能是性質與結果更嚴重的重大事件！ 在反恐怖主義名義下對所有維吾爾族人的清理整治。

　　顯然“再教育營”高墻與鐵絲網環繞，仿如“大監獄”。雖各種設施條件可能會好於過去，也可能是“半開放式”。但依然是一種無視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有違國際法禁止強迫勞動等的“強迫訓練營”。特別是“種族歧視性”的強迫政治文化宣傳教育的“灌輸與洗腦”條件下的強迫的“技能培訓”。百萬以上的維族人的被“再教育”，顯然與曾經發生的新疆暴恐情勢與對少數暴恐分子的懲治需要“不成比例”。這是造成全世界譴責與製裁的根因：國際所關註的是中共統治的“管治方式”，非人權法治文明就不可能被世界所認受。

　　反之，如果是百萬以上維族人民都需要大規模的“被強迫再教育”，那麽，這是怎樣一種中共七十多年“民族自治”政策和專製政治官僚統治的“歷史性”大失敗？！而根源恰恰是在中共長期拒絕人權法治的國家改造與進步，因襲傳統政治統治的“革命專政”的思維與頑固堅持專製體製的實際“惡果”。尤其是在當今時代，祂的發生與存在確實令世界震驚。

　　3，“改革開放”巨大成就與嚴重缺失同在的體製根源文革之後，實施“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對中共前三十年統治的否定。尤其是對毛共奉行的“階級滅絕與獨裁專政”政治路線的否定。即是對中共歷史上長期的所謂“資本與社會”的“主義之爭和路線鬥爭”偽命題的歷史實踐的否定！因為，從“包產到戶”到“私有製”或私有財產權的重新確立是劃時代的。如果沒有民間私人資本企業的全社會發展（中國改革最早就是由胡趙時期，農村的“包產到戶”爾後鄉村民間企業發展開啟的）。而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如果沒有港臺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資本、科技與先進管理的輸入與援助”，以及整個國際市場對中國的經濟貢獻，中國大陸今天的發展富裕與迅速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雖然，事實上國際間關系發展是互惠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但不可否定的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先進生產力”與“現代管理方式”及市場與國際秩序等（典型的是加入 WTO），為中國的改變與崛起奠定了科技驅動與體系導向的基礎。換言之，正是世界資本主義救了中國。甚至現在世界的主體科技與體系仍然是大陸繼續發展進步的“瓶頸與命門”。所以，中國強盛的“終極危險”仍然在其政治體製性弊端及其危害性。依然是“政治體製不改革將是‘死路一條’”！中共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與危機，“舉國體製”對世界的挑戰將危害自身與整個世界，這是中共當下面臨的國際上“四面楚歌”與“八方反對”態勢下，必須作出當代國家政治體製改革和人權法治理念製度的國家再造的客觀要求與大趨勢。否則，走回頭路，自外於整個世界，那麽，非但發展前景不再，內部的危機將毀掉“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大陸的前途。

　　從以上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與“錯失”比較看，可以不簡單化論對與錯。但對由於法理政治體製方面的缺失造成的畸形狀況，如中共特權體製下由於缺乏法治與權力製衡，所滋生的新興權貴資本結構與極端國家腐敗的歷史現象等等，必須有當代國際法理標準的比照與甄別，從而促進大陸國家體製基本性的改造。非如此，不足以化解當下中國危機。

　　三、天下道義：當代法理政治視角下的中共執政歷史評說 所有歷史皆是當代史。也即當下史。 中共極權“政治之殤”與“政治極致化之惡”vs.當代世界法理秩序：即“民主與專製的對決”。需要當代法理政治學的深入剖析。 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依然潛隱在二十世紀中國~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歷史決擇之中。由於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高科技信息化與全球化密切關聯發展時代，有鑒於大陸國家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成就的現實狀況基礎，進行和實現基於當代國際法理秩序的~光榮革命~（英式），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與追尋的中國國家改造與進步的可行之道！ 1，中共最高領導人執政現象史的簡析中共的問題，顯然不僅僅只是領導人個人的問題，而是其整個權力體製先天失衡與政治理論的邪惡所致。中共當權者普遍的缺乏當代國家與國際法理政治常識，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性的缺陷。在這層意義上比較中共幾代領導人功過是非，擬勾納幾點基本輪廓與特色。

　　（一）對毛共的功過評價，從現代法治與國民感受度而言，毛執政基本是失敗的。一方面，雖然高度集權與政治高壓之下，集六億多人民之力，建構了初步的工業化基礎與規模等；但與其在毛的“階級滅絕”政治理論與“獨裁專政論”與“政治敵我論”所引致的對全民的宰製壓迫與剝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其實，正常經濟社會發展有其基本規律和限定；正常法治國家的精義在於每個公民地位法律平等並受法治保障。而毛共統治則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與國家統治的道義。延續了共產革命的暴力統治和製造“政治敵人”的邏輯。美國憲政與法國大革命開創的“自由平等人權”理念精神是現代法治體製建構的基礎。毛時代之所以“繼續革命”的瘋狂，關鍵致命缺陷在：繼承了馬列“階級滅絕”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專政說。所以，缺乏法治觀念意識，“革命痞子文化”的信徒，毛式理論與政治理念包括其~大民主論~（文革極致化）皆源於此。從這層意義上說，其殘酷的高壓專製統治基本是“泯滅人性”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的歷史。造成億萬大眾淒慘生活的“歷史性失敗”。

　　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政治歷史背景，其焦點之一在國共的恩怨情仇。既是一個謎，也是思考中共歷史罪惡的一個跳不過去的“罩門”。而 75 蔣逝與 76 年毛周朱同年辭世，可見中共的最高權力結構的真實面；一定程度既反映了國共糾結對立的真實境況與影響，那是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的“仇結”；又是決定了中共毛時代瘋狂和終結的一個重要歷史根源。

　　毛周體製是人們甚少提及的話題：周的政治隱忍折沖平衡與聰智能耐和個人魅力，和毛天衣無縫的輔合絕配，從而也生發出對周在中共前五十六年革命運動中角色的質疑：似乎沒有周的支撐，毛的瘋狂政治躍進又是不可能的。然毛周的杯葛可能最終爆發在現代化“路線”取向與接班人之爭方面。毛最後對周的打壓可能涉及到政治倫理與政治家的品質問題，“失之者失民心”是條鐵律！這也成就了周在大陸人民中的形象與歷史地位（十裏長安街送別是“全劇最高潮”）。而相對文革中造神運動，毛被渲染為“十次中共黨內鬥爭的勝利者”，毛確實是“鬥人”的高手，造就了毛習慣搞政治運動鬥人為樂的政治秉性。加之~空想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獨裁專製的個人特色，釀成了前三十年統治的悲劇。

　　（二）考察評價鄧，是一個比較復雜的議題。但從中共文革後向威權統治轉型（鄧原初有設想實行“新加坡模式”？）的角度論，鄧的智慧使祂既挽救了中共，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明顯的生活成長與社會發展。當然，鄧也背負了反右與“六四”鎮壓的“罪名”。但客觀的說，其歷史地位的評價高過其罪錯。中共統治最寬松與開明的時期，及其與世界的連接造成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是由鄧時代開創的。鄧氏著名的“貓論”若假言推定其要義就是要超越“社資之別的爭論”。這可能是值得深入發掘，對當下世界及其未來極負意義的理論命題！鄧思想有其務實求真和頗為深刻的意涵，可能是中共歷史中的“亮點”。深究此，方能透徹的理解“改革開放”的意義與成就的根源，以及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再次合流與融匯發展的可能前景。

　　鄧氏有留學經歷又具世界視野。中蘇論戰的中共擔綱者可能造就了他理論實踐的基礎。是中共歷史造就了他威權統治者獨特的權威與個人魅力（在文革年代的“受害者”且三起三落，成為老百姓心念意識中的“神話”）。同時，由於他的聰智與務實的性格，成就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若從改革開放之初，他識人並得到了胡趙得力的輔助，也奠定成就了他改革開放的基礎。但總的說，是毛共統治的殘暴歷史成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他是一位大地主的兒子卻是位“叛逆者”，鄧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表現出了中共黨人的復雜性。雖是中共黨人，但他們那一代中共要人可能都不同程度承有“中山理念”的影響。當然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民主的信奉者是可以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鄧的“舉重若輕”性格特質。尤切“君治事不在多而在精要”的道理。透過此，也想到了民國理念製度建構歷史精神，可能仍然是當下中國思考改變的重要的法源與現代性傳統。因為，若以鄧氏貓論推之，超越國共之爭與兩岸歧義，是走出中共歷史迷途，繼續擁抱世界的“不二法門”！

　　（三）文革之後經歷了華國鋒的短暫過度，由胡趙交替執政兩屆半，開啟了中共執政最寬松的時期。進行了改革開放的奠基和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其中，胡耀邦主持的大面積平反中共前三十年造成的“冤假錯案”，是濃墨重彩的深得民心的歷史壯舉。趙在四川與萬裏在安徽的“包產到戶”農村改革，開啟與奠定了整個大陸改革開放的基礎。胡趙執政時期是中共最寬松開明的轉折時期，歷史真實將長期留存在大陸老百姓的歷史記憶之中。

　　八九和平學生運動與最後“六四”暴力鎮壓收場。是一起影響大陸政治走向和實際也阻斷了中共政治改革的特大歷史事件。對中共和大陸乃至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當時的事實情勢比較復雜，和平的學生運動的目的性與可操作性及策略性也存在問題。但關鍵在：中共內部的分歧乃至裂變是造成如此聲勢浩大學生運動的主因。但鄧一代人的革命意誌經歷與文革的慘痛經驗等，決定了其不妥協不退讓的性格。以及“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的意誌與決心。在此，出現了中共與中國政治歷史最詭異的現象之一：祂間接引致並改變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轉向（實際倒退），卻沒有改變鄧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市場化方向。人們普遍的看見和感受到中共的殘暴，但卻也相對遮蔽了對中共整個殘暴歷史尤其是對文革及其之前暴劣統治的認知與記憶。雖然，整個世界迄今凝視著這一歷史時刻與事件，也看到了其後蘇東的崩塌。但沒有預料到或沒能看清該事件對後來中共“經濟向右政治嚴控”畸形化轉向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大陸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而政治體製改革基本停滯的結果。

　　所以，對八九六四的歷史評價，只有放到中共整個歷史脈絡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解剖，才能獲得比較清晰的歷史認知與判斷。而尤為深刻的問題則在：對所謂的~街頭抗議~運動形式結果的質疑！換言之，需要對毛式~大民主~理念的深刻歷史批判！如果我們從當時的背景和改革派擬議中的~社團法、新聞法、與遊行法~等出發，思考法治的建構與完善，那麽，公民憲法權利尤其是政治權利就有可能一步步獲得進展與落實。反之，缺乏當代法治的各項基礎性建構，大陸中國就永遠走不出~暴亂相間~的中共極權專製的陷阱和歷史迷途。

　　（四）“六四”鎮壓成就了江澤民兩任半的統治。首先，江李體製，可能是鄧所不樂見但也不能拒絕的次優選擇。因為，這是中共頑固的老人幫政治“子弟兵可靠”血統論的產物。所以，江李體製是“六四”風波的當然受益者。江第二任“江朱合璧”時，曾瘋狂鎮壓“法輪功”等成為直接“罪人”（似乎狂飆一句不整治“就要亡黨亡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治話語，鎮住了朱等黨內不同主張）。其“三個代表”無甚新意；只有接納“民企私人資本家入黨”比較有招數。同時，表現了牢控軍隊，把握實權，牽製胡溫的“中共權力主導者”企圖的“核心”性格。雖然，江其人有學識能力與藝術素養，好作“開明秀”。但其與李朱結合，尤其是朱熔基的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與作為，對大陸經濟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其精心建構的權力結構基礎，對當下中國危機的影響巨大，有待歷史觀察。

　　（五）胡溫體製與治理，無論其自主程度、施政能力甚或其真實願望如何，其實，是在一個極其有限的權力空間下的作為（俗稱“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軍隊與政法似都不在其有效掌控之中”）。實際受製於中共權力結構，背負著重重壓力下的施政，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在中共權力結構“政治血統論”和權貴把持的體製下，胡溫沒有中共正統血緣，又間接與鄧胡趙有淵源等。雖比較開明節製，但受盡掣肘而難有大作為。竭盡所能，不折騰、免農稅，努力使中國過上“小康生活”。總之，胡溫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等，都表明了其技術官僚和避開“政治爭議陷阱”的謹慎執政風格與權力限定的格局。

　　胡溫之治提示出中共政治體製的一個製度性問題：即在威權統治之下（這是突出鄧時代這一特征與毛時代比較作出的差別判斷；並不否定中共極權統治的本質。同時關涉對習時代復歸極權勢向的判斷），當政者個人的權力基礎與威望和權力空間存在怎樣的關聯這個重要課題。這點在有關“鄧胡趙”權力體製與改革開放作為的歷史地位的歧義爭論中，可凸顯“明執掌與暗權力之間博弈”的政治學話題。如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曾感概：其改革失敗是由於缺乏足夠的黨內權威（意指像鄧一樣的）支撐！又如經國先生也是在“威權體製”下開黨禁開報禁實施民主改革的。所以，權力結構與體製暗勢力問題，可能不僅只是中共的問題。但事關國體憲政與否，是不爭的事實。或者說，中共領導結構與權能狀況，明顯與民主法治國家最高權力來源和權威的製度性賦予（法治規製與保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所以，中共國“去黨國化”“軍隊國家化”與“司法獨立”等，是當代中國關鍵性憲政法治課題，但在中共專製體製下可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是中共專製極權體製之殤，也是胡溫不可能“揮灑自如”有大作為的體製局限所致。換言之，在黨國權力體製掣肘結構之下，憑借著胡溫的通力配合，寬和親民的執政作為，至今還令大陸人民懷念，不能不令人深思。由此，突出了一個現代中國國家治理的體製改造的課題，如何超越中共“黨國體製”，使軍隊與司法獨立真正能夠“國家化”憲製法治規範化，那麽無論“總統製”甚或“內閣製”，那是憲政構設的問題。而“弱勢領導”除個人風格限製外就不是問題。而實踐中華傳統政治理念“君為輕、民為本、民自治”的現代國家權力體製與社會結構，都必須是現代憲政至上自由法治為先，才可能產生與達致當代正常國家的境界。

　　反之，沒有法治的規範限約，每當強權獨裁者最高領導人的重現，那麽權威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萃成大問題，於國於民都將是一不祥之兆。雖然，威權主義論者聲稱，需要強勢領導人才可以有改革大作為。但是，中共專製極權體製缺乏的恰恰是權威的民主賦予和真正的法治製衡體製的保障。所以，胡溫體製的弱勢成就了其溫和治理；但另一方面，產生了承續江政其後的“製度性腐敗”的擴延，其實這些只是中共既定政策下由中共權貴階層主導與中共權貴不受法治規約的政治權力結構決定的一個必然結果。實非胡溫可以左右和支配改變的。

　　（六）那麽，縱觀習主政以來，矯枉過正，懲治了一大批政客與政治反對派，肅貪不可謂不著“大功”。但也徹底顛覆了中共既成政治權力生態與嚴重沖擊了政治權力倫理問題。而大面積腐敗，說到底是中共權力壟斷的體製性腐敗或國家政治腐敗所致。凸顯了中國邁向權力分立與製衡的當代憲政體製的必要與極端重要性。若從習執政以來，中共宣傳系統竭力鼓噪的，延續中共馬列毛主義的政治強勢作為情勢論，可能既是其高度極權化勢向引致大陸中國內部危機而難以化解；更是強化港臺政治沖突引致與世界性對抗的根本原因所在。

　　雖然，中共歷代領導人在“政治改革”課題上“驚人相似”，但習的“毛式回歸”與“邁向全面極權高壓統治”，乃至實行“戰狼外交”引致與整個世界的對抗，可能是整個領導體製與習秉承馬列毛政治意誌風格的綜合結果。其實，中共早已呈現出“政治失態”權力者失格與普遍性權力危機種種征兆。習試圖“力挽狂瀾”整治與挽救中共和強推“黨法治”而排拒當代世界法治精神原則等，可能既誤入歧途適得其反，也是缺乏毛鄧的權威與權力基礎和智慧。是在當今國力表象下對國際大勢的錯判所致。顯然，這些都不是改變“文宣與外交姿態”而不根本改變或矢誌改變國家政治體製所能根本解決的中共“生死劫”。

　　可以說，習治九年實際上掀開了中共新一輪權力鬥爭的決死拼搏。雖然，習政籍國家政治安全名義，廣泛開展了“打老虎也打蒼蠅”（迄今已有幾百萬官員遭到懲治）的肅貪運動，增加了權力震懾力與“極權正當性”。但中國“選擇性肅貪”等黨治實況遭遇了空前廣泛的質疑。致國家內外危機情勢與國際性沖突對抗加劇。顯然，強勢積極性施政作為，如何產生出極端消極被動的效果？說明中共體系之殤（固疾久也），終非一劑猛藥可濟！面對當下突出嚴重的危機情勢大問題，大陸各界反彈與呼籲“換人做”可能代表了一定社會利益群體的心聲與願望等。但從中共激化內外沖突情勢致因看，有其內部權力傾軋加劇情勢根由，及權力整合和規劃調整的跡象。實也與當今世界廣泛呈現著一場“奇怪的”與“超級亂象”存在關聯（新冠疫情就是個迷！）。如何把握世界大勢與回歸法治民主憲政體系再造？否棄“世界革命與國際對決”的意識形態政治意圖與民族主義聒噪，可能是避免中國全面倒退乃至四分五裂，可資思考的當代國際法理政治和世界前景大勢的要義！也是憲政保國而不必“保專製的黨”的最明智的抉擇。為此，提出一條致力於當代法治現代化建構的中國式~光榮革命~的命題，可能是思考中國國家體製改造的理路！需要中共當局與理性反對派共同探索的時代課題。

　　在此境況之中，習繼續再執政否？首先決定於中共體製及鄧時代以來形成的政治權力結構格局；其次取決於中共權力頂層的集體意誌：如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選擇實實在在的真正的“大改變”（當代法治國的基礎性法律規範建構之~光榮革命~轉型：如向社會釋權和型構製衡）。當下大陸國家面臨與遭遇的一系列危機，反映中共政治倫理生態與權力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習的去留實在是中共內外交困情勢下既定權貴結構的一種演變勢向問題。祂的關鍵在大陸法治體製走向與中共國家政治理論和倫理狀況將發生怎樣的胚變的突出問題所在。總體上來說，不絕對取決定於個人，而在“勢”的輪換轉向。習強調的中共的“黨政治法治觀”明顯存在著中共意識形態缺陷。顯然，內外形勢苤變，政治壓倒一切？但倘若中共真能夠由此轉向當代法理政治意義上的法治自由國家改造建構，以及完善現代法治的基礎性法律建構，以有效規範保障公民憲法政治權利等，可能也不失為“一劑處方”。能否與怎樣醫治中共自己與“中國極權政治病”，那就要看“天意”並從中國內外交困的危機演變趨勢來觀察了。

　　小結 本文並非經院式論文，主要依據個人經歷學識與大眾化通識資訊，揭示中共執政史的黑暗並進行法治批判。以當代法理政治的視角，對中共執政七十年歷史大事件作簡要分析論述。強調以國際法與聯合國人權公約體系為基礎的當代國際秩序原理與人權原則等，來檢視同時期中共統治的大陸實況。嘗試探索新視野與問題意識，進行法理政治學的判識與批判解析。

　　歷史是面鏡子，映照出當下中共危機的根源。

　　韓戰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點，影響甚巨！剖析其真實歷史實況與意涵，有利於解構其後中共誤入歷史歧途與給大陸人民造成的苦難。

　　文革浩劫的災難，正是韓戰之後，中共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造成的無知瘋狂年代及大饑荒人間悲劇等政治極致化的必然結果。歷經前三十年，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早已喪失殆盡。

　　改革開放既是中共的自我否定（對前三十年）和自救的舉措。也是世界資本主義拯救中國和中共的歷史傑作。因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真正自由開放與包容的全球體系。祂是建基於人類文明歷史集成基礎上的，極賦原創性的現代科技創造力的世界集成體系。祂的典型特征法治與自由民主人權理念製度精神，不是一天壘成的。而是在人類歷史緩慢進化過程中不斷實踐綜合建構的引領世界的歐美法政人文合成體。

　　改革開放的成就與缺陷大致已經輪廓分明。故稱文革後“改革開放”為：中共歷史的分水嶺。這與八九六四成為中國的分水嶺說略有不同。是從中共歷史本身審視作出的判斷。

　　當下，中國發展已經達到了新的一層意境：整體獲得提升，經濟體量已達世界第二。但其弊端與危機也充分暴露：如權貴階層早已經從“權力尋租”（第一桶金）轉變成一大批企業產業大鱷巨賈，占有舉足輕重的勢權地位，甚至壟斷把持左右著一方或行業等。由於，祂是中共國家體製的寄生體又是與權力與民間社會經濟形成共生結構，嚴重影響著完全市場的健康成長與社會公平。這是中共權力體系的產物，也是其權力體製性腐敗與國家危機的根源。

　　若按照現代政治學原理，中共激烈的權力鬥爭雖說與習的極權回歸意誌有關。單純只是權力清洗？甚或也是權力結構調整與利益的再分配？但要打破既存的權貴共生體結構，抵銷其不良影響，非進行國家政治體製改革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需要以新思維視野來深刻關註中國歷史的演變勢向。 在正視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現實情勢基礎上，提示出推進國家變革的~光榮革命~之漸進有效的路徑與目標。

女真帝國與中共政權的基本特征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零五年

　　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 瞭解中國歷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難發現:滿清政權與中共政權詭異地相似:壹,兩者都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的性質。

　　滿州人(現稱滿族人)是滿清政權的居於支配(特權)地位的民族,也是滿清國的主流民族(別的民族主要服從其特權乃至風俗),其實際上就是女真各部族,１６３６年皇太極下令改其名稱為滿洲.女真的前稱是肅慎,歷史上曾建立肅慎國/渤海國,雖然在漢/唐/明等華夏王朝強盛的時候,這些東北的部族和所建國都向華夏政權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語言文化/風俗/生活方式始終沒有歸化中華文明,直至滿清入關數十年之後,直至滿清入關之前,華夏王朝也始終未能在東北確立成熟的/牢固的統治/漢人及歸化中華的其他民族也始終沒有成為東北的主流民族.努爾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長期居於朝鮮半島北部,因其不事生產,習性殘虐,遭朝鮮人民群起攻之,實在混不下去,被迫於明中葉渡鴨綠江遷徙至遼東.從女真到滿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習俗/生活方式與中華民族迥異,華夏與當時滿州的差別其實比中華/日本之間的差別遠為巨大.滿人信奉殺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薩滿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從民族文化要素的語言來看,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是復音節語言,滿文是以表音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漢語,屬漢藏語系,是單音節語言,漢文是以表意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說滿洲人「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帝國的少數民族實在是牽強附會的,在明末以及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女真各部族對中華民族來說,就是外來民族,就是異族.

　　可見,無論是努爾哈赤於１６１６年建立的後金政權,還是皇太極與１６３６年改建的滿清政權,都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外族政權.

　　滿清政權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更在於其對中華文化始終采取抗拒/破壞的做法,直至其蠻性衰盡,不由自主地被中華文化徹底同化.努爾哈赤建政後,對東北漢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漢人四百多萬人,幾乎將東北漢人殺光,皇太極積極啟用用漢奸降臣,但他只研習中華的謀略和帝王術,卻嚴禁滿洲人歸化漢禮制,非但如此,他還強迫新征服地人民服從滿洲禮制習俗,甚至連服裝發飾,都要依照滿洲式樣:明降臣要積極學習滿語,漢人不肯剃發/不肯換裝者,都要處重刑.

　　滿清入關之後,面對比自己民族人數遠為眾多的中華民族,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統治者不僅不思歸化中華民族,反而采取人類史上空前野蠻殘暴的專制手段,進壹步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清軍南犯過程中,強迫當地人民剃發留辮,去漢服/換滿裝,否則以「叛逆」論處,即行屠戮,為了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三/四十年當中不惜殺人壹億五千萬,有些地方(如江陰)被「滿城殺盡」,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復屠殺.滿州征服者妄圖以這種專制到頭發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達到以落後的滿洲同化先進的中華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滿清政權壹度企圖以滿文化取代漢文化/以滿語取代漢語.早在關外,滿清即強迫漢族降臣學習滿語,入關之後,滿洲統治者即將滿語定為「大清國」第壹國語,在順治年間,壹度要求在清占領區全面推廣滿語,重點對象是未成年人,但由於滿語的落後和「師資力量」的極度匱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於深知自己在征服過程中犯下的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為歷史輿論所不容,滿清統治者做賊心虛,拼命毀/改史料,把自己的入關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壹本糊塗帳.清帝以殘殺/滅族的手法,對待直書滿州發家史/屠殺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這些做法,對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這些,滿清統治者內心十分清楚(始終比廣大漢人清楚),正因為此,滿清政權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壹切華夏政權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蒙恬/李廣/嶽飛/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殘中華文化,編撰<四庫全書>,抽/刪/改/毀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論在內的壹切存有華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書,在壹切文章中嚴禁「胡」/「狄」/「夷」/「虜」/「戎」和「中華」/「中國」等字眼......此種種做法,就是要蒙騙愚弄廣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蓋其外來征服者殖民統治的不合法性.

　　因為帶有強烈的外族征服者的優越感,所以有清壹代,滿族統治者對滿漢通婚嚴加限制,嚴禁滿族女子外嫁漢人,貴族尤其如此,漢族女子不得進宮.除東北以外,統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國大地當作自己的故土,把廣大漢人當作同胞,乾隆帝縱容荷蘭人屠殺華僑,清末統治者的名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接與國之歡心」,好象中國是他們暫時搶到手裏撈取好處的工具似的.

　　有糊塗混帳或不明就裏之人以「趙武靈王胡胡騎射」的史跡來混淆滿清的剃發易服的反人類罪行,以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來論證滿清王朝的正統性.其實,「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與滿清的「剃發易服」是本質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壹,趙武靈王學習匈奴服裝和騎射優點是自己主動學,並非被逼迫,二,趙武靈王的學習是技術上的學習,將「寬袍大袖」改短壹些/窄壹些,並非拋棄華夏服飾,照搬匈奴服飾,更非要放棄華夏的文化和體制,采用匈奴的那壹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統治者采取的主動/全面的歸化中華文化的做法,與滿清統治者猶如天壤之別:北魏孝文帝以下,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鮮卑貴族改漢名/用漢語/穿漢服/留漢發和漢族通婚/建漢式宮廷/用漢人禮制,舉國上下,魏晉風範,哪裏還有外來政權的特征?北魏的鮮卑族,已完全歸化與中華,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統王朝.而唐王朝的統治者李淵家族,早在入主關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漢化,唐王朝與華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綜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滿清政權完完全全是壹個外來征服政權.與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權同樣強烈地具有外來征服政權的性質.中共政權雖然由中國人建立,但是這個紅色邪教流氓政權的建立,從始至終離不開蘇聯「老大哥」(其實是老子)的壹手扶持,直接組建這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更是由以蘇共為首的「第三國際」壹手制造,在生存組織運作奪權方面,中共也是完全采用俄共/蘇共式的邪教黑幫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幾乎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建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權牢牢掌控的偽共和國,是與中國人民民意根本無關的共產黨機器,而中共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奪權後全面惡性膨脹的形式.和各國共產黨壹樣,中共的靈魂是馬列主義,而馬列主義完全是壹個外來的邪靈,它藉著壹個頗有些歪才的德國猶太人的變態的頭腦落戶地球,其披著狂妄武斷/純屬瞎掰的「歷史規律」的迷人外衣,瘋狂兜售無視人的生命屬性/極端崇尚暴力/反對壹切傳統和現存文明的超級恐怖瘟疫毒藥.因此,以馬列共產邪靈為靈魂的中國共產黨,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是壹個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華民族格格不入的外來超級邪惡恐怖組織. 縱觀中共的誕生史/暴發史:中共從頭到尾都是壹個由外來邪靈催生/飼養/扶持/資助/教唆,終至羽翼豐滿,坐大為患的邪惡組織.

　　首先,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蘇俄(蘇聯)紅色帝國「東方路線」的產物:１９１９年～２０年前後,列寧因為在德奧匈等中歐國家煽動共產暴動失敗,被迫中止西進路線,轉而稱:「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經過北京」,開始推行「東方路線」,圖謀顛覆中華民國,變其為臣屬於蘇俄的「衛星國」.

　　１９２０年蘇俄操縱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指使其代表維津斯基來到中國,積極拉攏教唆李大釗/陳獨秀等盲目激進的知名知識分子(特別是李大釗),謀劃成立中國共產黨.

　　之後,在李/陳等知名品牌的積極攛掇下,各地狂熱分子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來到中國,召集了中共的「壹大」,中國共產黨由此成立.成立後的中共,活動經費和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全部由共產國際支付,工作報告和組織/活動/發展計劃全部由共產國際審批,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則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掌控.可見,中共完全是由蘇俄以中國極端狂熱的盲目激進分子/野心家為原材料,壹手制造出來的邪惡產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聽命於蘇俄(蘇聯)老子的外來邪惡勢力的附屬組織.

　　自建黨之日起,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實際上即認宗蘇共,共產國際代表/蘇俄(蘇聯)顧問掌握著中共的經濟命脈,和壹切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在這些外來「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個二十年代,藉著壹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惡活動,在政治舞臺上開始嶄露頭角:

　　中共成立後不久,蘇俄代表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狡詐決策,並且挖空心思騙取了孫中山的同意,開啟了「國共合作」的進程.蘇俄老子的這壹重大的措施,解決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響力微小而難成氣候的難題.借著國民黨的資歷和在中國的威望,中共邪靈組織在國民黨的機體內迅速的瘋漲起來.在蘇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國民黨體內,對國民黨瘋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圖謀從內部掏空國民黨,從而化國民黨為共產黨.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先後進行了「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的陰謀活動.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梟雄黑道分子毛賊洞壹度篡奪了國民黨的輿論權,超級騙子/冷血殺手周恩來則騙取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先是反對國民黨北伐,反對不成,則在北伐軍北上後空虛的後方瘋狂煽動農民暴動,對廣大北伐軍的家眷實行群體滅絕,企圖通過在後院縱火的方式,變北伐戰爭為自己奪權的暴動,亂中奪權.

　　因罪惡圖謀暴露而遭國民黨清洗之後,中共又在蘇聯派來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動公開反對中華民國的暴亂,妄圖建立顛覆中華民國的蘇維埃政權:

　　蘇聯代表羅明拉茲親赴南昌,夥同周恩來發動「南昌起義」,之後,在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的指令下,中共連續發動「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湘南暴動」/「左右江暴動」等叛國暴亂,在全國掀起壹股共產暴亂的洶湧逆流.蘇聯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廣州暴亂,甚而至於,「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從「別有用心」地加入國民黨到公開發動叛國暴亂/成立裂國害民的「中華蘇維埃」,中共賴以逞兇的幾乎所有經費都來自其蘇聯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壹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壹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壹項,就已經有壹百萬圓.壹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蘇聯對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飼養,直至１９３５年中共反圍剿大敗,四處逃竄,雙方壹時聯系不上,才告壹段落.

　　天下是難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領取盧布的代價是:壹切聽命於蘇聯老子,死心塌地的為實現蘇聯顛覆中華民國,建立共產衛星中國的目標效勞賣命.中共認宗蘇聯的壹個生動的特征是:從陳獨秀至王明以下,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王明,這些中共歷任總書記的立廢,都出自蘇聯之手,三十年代,蘇聯更是派遣德國共產黨員李德為洋老子欽差,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全權指揮中共的軍事.另壹個最生動的特征是,１９２９年,蘇聯為維持其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調軍八萬入侵東北,大敗張學良,造成了「中東路事件」.對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自暴其外來反華勢力的醜惡嘴臉.

　　可見,整個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勢力,都是聽命於蘇俄(蘇聯)的外來反華勢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亂政權,都是由蘇聯操縱/指揮的外來反華偽政權.

　　逃竄到陜北之後,中共繼續接受蘇聯的指揮.１９３６年,中共為了保命,煽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壹度企圖殺害蔣介石,但因當時國際形勢突變,日本擴張的勢頭咄咄逼人,在遠東對蘇聯形成重大威脅,蘇聯為了牽制日本,改變反蔣的策略,命令中共聯蔣抗日,中共即急忙搖身壹變,由「西安事變」陰謀的總策劃者,變成了西安事變的「調停人」,蔣介石的「救命恩人」.這才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蘇聯的這個新策略,中共從此走上了假聯蔣真反蔣/假抗日真擴張的新道路,命運發生了轉折.

　　由西安事變可見:蘇共對中共的絕對領導權不虛.

　　此後,因為面臨德國的巨大威脅,蘇聯在二戰前/中的七八年裏無暇顧及中共.但是二戰壹結束,中共又是在蘇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內戰巨大有利條件: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蘇聯在美國丟下原子彈的同壹天對日宣戰,乘日本被原子彈炸懵之際,出動近百萬軍隊進入中國東北,打跛腳老虎,迅速奪得抗日果實,占領東北全境.蘇聯對<雅爾塔協定>陽奉陰違,竭力阻撓民國政府接收東北,同時授意中共武裝假冒「東北民主聯軍」等民間武裝之名,搶占東北.為了配合中共搶進東北,蘇軍將山海關至錦州的黃金通道/營口/大連等重要港口統統交給中共武裝,蘇軍還壹再拖延撤軍時間,直至中共勢力完全控制東北為止.

　　又是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搶得了先機,民國政府要接收東北,只能從關外打進來,節節攻堅,費了大力氣,卻只奪回錦州/沈陽/長春/營口等大中城市,廣大農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鎮/縣/鄉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經落地生根.可以說,又與蘇聯的這壹關鍵的扶持,在東北壹開始就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國民黨敗象已現.

　　東北是中國第壹重要的戰略區域,據之,進可席卷中華,退可自成壹統.而從關內謀取東北卻殊不便利.蒙古/滿清就是先據有東北,進而征服了整個中國,更早時候的金國也以東北為老家,奪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東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礦產物產極為豐富,其民風兇悍/愚鈍/殘忍,非常適合中共掠奪/欺騙/暴力的需要.東北又與蘇聯有著漫長的邊境線,中共據有東北,獲取蘇聯的援助極為便利,且攻守進退自如,最壞的情況無非是退往蘇聯(在蘇聯的扶持下待機卷土重來),怎麽擺弄也能夠立於不滅之地.

　　幫中共搶得東北之後,蘇聯還在武器物資上給予中共東北勢力巨大的扶持:根據１９４７年中共與蘇聯簽訂的<哈爾濱協定>,蘇聯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交給了中共,這些武器,足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用這些武器,林彪在東北擴軍四十萬,使得中共東北武裝於１９４７年底瘋長到七十萬之眾.蘇聯還將將東北由蘇聯控制的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

　　根據１９４８年簽訂的<莫斯科條約>,蘇聯還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壹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壹運入東北,交給中共,並幫助中共裝備和訓練十壹個師.這些,是中共獲得了在東北壓倒國民黨的巨大優勢,獲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錢.可見,二戰結束後,蘇聯對中共的關鍵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奪取全國政權/顛覆中華民國的最重大的因素.沒有蘇聯老子的幫助,就絕不會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是壹個典型的由外國扶上臺的外來政權.奪權上臺後,中共立即沖著美國撕下了「農民民主黨」的偽裝,與美國兵戎相見,全盤模仿蘇聯的專制極權,簡稱比蘇聯體制更專制/更具欺騙性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壹面倒的親蘇政策.

　　毛賊冬壹篇<別了,司徒雷登>,給了傻瓜糊塗蟲/單相思親共的杜魯門/艾奇遜之流壹記臭亮的耳光.

　　剛剛「解放」,立足未穩,毛始皇就奉蘇聯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動百萬雄師,沖到朝鮮半島與美國大打出手,致使百年來幾乎從未紅過眼的兩個友好國家頓時結下血仇.

　　暴力奪權過程中,中共即進行殺人土改,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寧邪教黑幫屠殺富農/「清洗」的做法,厲行「土改」運動,屠殺農村有產者兩千萬人以上,厲行鎮反運動,屠殺包括戰俘/民國前政權任職人員在內的「反革命分子」四千萬人.

　　在血腥屠殺的基礎上,中共全面移植外來蘇維埃-蘇聯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於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壹切,其附體於機關/團體/企業/學校/醫院...甚至小至街道,進行附體操縱,人大/政府/公檢法系統,完全成為受黨操縱的機器部件.中共國的政治體制的本質,與蘇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僅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國時期留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個特別的「支部」,讓其繼續掛著「民主黨派」的名稱,打著「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的幌子,利用其裝門面,欺世盜名,掩蓋其專制極權的醜惡嘴臉.

　　在經濟上,中共國全盤「蘇化」.

　　建國伊始,中共國就把建設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所有項目全部交給蘇聯,「壹五」計劃的項目幾乎全由蘇聯援建.奪權後至１９５６年,中共以群體滅絕和搶奪的方式,強行將農村土地集體化,城市土地國有化,完全消滅了私有經濟,摧毀了誕生於晚清/至民國時已相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中共以遷徙限制/組織編制/以及稍後的戶籍,將農民牢牢的捆綁在土地上,形同農奴.

　　在城市中,所有經營實體全部被「國有化」/「集體化」,在之基礎上,中共建立起「以黨淩政/以政治企」的共產極權奴隸制企業制度,與蘇聯如出壹撤.

　　中共象當年布爾什維克那樣,以極為殘暴的方式,在中國建立了「壹大二公」,統購統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權力經濟.

　　總之,中共國的體制就是中國版的蘇聯體制.可見,中共國完全不同於民國以及任何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它是用中國外衣包裝起來的另壹個蘇聯.與歷史上的外來征服政權滿清壹樣,中共政權同樣對中華文化極盡破壞之能事,而且,其破壞的猛烈程度,比起滿清的破壞,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滿清完全相同,中共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同樣是出於掩蓋其奪權過程中的滔天罪惡/掩蓋其政權的不合法性/維護其殘暴的專制統治的需要.由於深知自己是外國壹手創造/壹手操縱的叛國暴亂的工具,奪權過程中罪惡彌天/無恥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刪毀歷史資料,偽造自己的發家史,進而將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糟蹋成了壹本糊塗帳,給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礙.

　　早在建黨之初,中共就感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天命觀/家庭倫理道德系統/中庸之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馬/列假惡鬥邪說,暴力奪權的壹大障礙,因此,乘著五四運動後的民族主義激進浪潮,打著民主與科學的幌子,將「反封建」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借機兜售馬/列暴力搖頭丸,將大批青年誘騙成仇視傳統/數典忘祖/六親不認的「糞青」,進而變成認宗蘇聯的工具和炮灰.

　　奪權上臺後,中共認識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其鞏固馬克思邪教專政的壹大障礙,因此,上臺伊始,中共即著手阻斷中國傳統文化: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名,強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長袍/西裝/皮鞋/高跟鞋/禮帽等所有「舊中國」自然形成的衣著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員的衣著試樣,幾乎千篇壹律地改穿藍色/灰色列寧裝(中山裝)/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並強迫幾乎所有男性將頭發剃成「勞動人民」型短發,所有女性將頭發剪成齊耳類老太婆式的短發.此種做法,十分類始於滿清入關之後,強迫廣大人民按照滿洲人的樣式「剃發易服」.中共從阻斷中國自然的穿戴衣著形象入手,用專制強力打碎民國時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會面貌,將中國人原本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單調劃壹/個性壓抑的「灰螞蟻/藍螞蟻」形像,整個社會變得如同蘇聯勞改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壹旦失傳,文化便無從維系.中共深知漢語是其阻斷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壹上臺就要千方百計的「改造」漢字.壹如滿清入主之初企圖強行推廣滿語,中共壹度拋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的「全盤西化」方案,企圖強制推行,但因無法解決巨量的同音字等問題而根本無法實施,只好采用「簡化漢字」的折衷方案,於１９５６年在全國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徹底破壞中國文化的圖謀沒能得逞.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５０００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簡化漢字雖然便利了書寫,但由於其不是來自於語言書寫的自然演進,而來自突然的人為強力幹預,因此紕漏百出,很多繁體漢字,因為「不實用」/「封建主義」都被「揚棄」掉了,這些,對中華文化的內涵造成了破壞,由於簡化漢字對漢字的結構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壞,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結晶-書法藝術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由於廢棄了繁體字(傳統漢字),割裂了中國大陸與同屬中國的港/澳/臺的在文化上的統壹,因此,中共不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國,還帶頭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國.更嚴重的是,由於強制推廣簡化字,壹代代「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對繁體字愈來愈陌生,現在,出了學習古漢語專業的人,大陸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體字,這嚴重阻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使其諸多方面有失傳的危險.中共就是要讓中華傳統文化失傳.傳統文化斷裂得越徹底/中國人對傳統文化越無知,中共移植外來的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就越容易.

　　馬克思共產邪教的教義,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在革命的名義下,再殘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員就要克服罪惡感/「打破壹切條條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達到這樣的「革命境界」,就必須「和壹切舊傳統決裂」.而舊傳統的倫理道使人產生罪惡感,是實行專政的精神障礙,中共壹上臺,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毀壞中華傳統倫理道德,重點打擊傳統倫理道德的本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神論天命觀.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門的奸賊敗類,先後成立基督教「三自教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以黨控教,將「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國宗教組織改造成披著教會外衣的特別形式的中共黨組織,對於堅持教會獨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則扣「反動會道門」/「外國特務」的帽子,狠狠鎮壓.中共的奸惡措施,導致民間教會在大陸消亡殆盡,教會徒具形骸,「三教齊滅」.

　　文革期間,中共對裝模作樣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煩了,幹脆撕下對傳統文化「拿來主義」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瘋狂地破壞傳統文化:文化傳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項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毀壞/文物和文化遺址遭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壹切,都被打成「封資修」和「四舊」,遭到橫掃.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當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會蛀蟲/披著宗教人員外衣的黨員/幹部,他們居然被黨「冤枉」.

　　可惜的是:始於遼代的洛陽白馬寺十八羅漢塑像被砸毀/有壹千年歷史以上的山系天臺寺/山東嶗山道家聖地被搗毀...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中共革中國文化的命,其瘋狂性/徹底性/深刻性,滿清實難望其項背:滿清殺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滿州式的衣冠發服取代漢式的衣冠發服,改變了外表,關內中國人的內涵卻基本未變,滿人在做了主子以後,沒有「改造」漢字,也沒有刻意去破壞中華的文物/古跡.破壞中國文化,是為了全盤「蘇化(蘇維埃化)」.在破壞的同時,中共全面移植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於中國大陸:馬列斯毛邪惡思想指導壹切,禁止壹切非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思想,禁止壹切非中共觀點,取締壹切非中共領導的學術組織.原來高唱馬/列/斯/毛主義是最高科學/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現在又狂喊鄧小平瞎貓理論,江賊民三個婊子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更接近了真理,比馬克思還高明,原來,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顛撲而破」的.

　　原先連體育比賽好成績,都要求說是毛賊冬思想的勝利,現在因為這壹套在世界上太醜陋,只好縮小為: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壹切「成就」,都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實踐江賊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掛羊頭賣狗肉下蒙汗藥,貌似開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裏的馬克思邪教專制基因絲毫沒有改變.

　　移植馬克思邪教文化的結果,已經使中國產生了數億「前不見古人」,後可見來者的中共黨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壹,中毒極深,被徹底洗腦,固守反人類的馬克思邪教信仰,敵視自由民主價值觀,六親不認,人性麻木.這類原教旨主義「老古板」人數極少,但危害不小，胡錦濤與習近平是其中的典型。

　　二,缺乏罪惡感的唯物(唯物質利益)主義者.這類人占當前大多數,其中很多人壹度相信共產主義,現在信仰早已崩潰,唯利是圖/物欲橫流/貪污受賄,無所畏懼,造假欺詐,氣定神閒/流氓下作/厚顏無恥.中共貪官隊伍百分之百是這種人,江賊民是其總代表.

　　三,仇恨傳統文化/仇視西方文化的法西斯分子.這類人俗稱「糞青」,他們將中國的壹切不幸都推到中國傳統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種族滅絕/核大戰.這類人人數雖少,煽動性卻不小.何新/姜戎(<狼圖騰>作者)是其代表.

　　四,沒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後的大學生和年輕人,大部分屬於這壹類,他們對傳統文化近乎蒼白地無知/中國的現當代史/中國社會的真相兩眼壹抹黑/對西方的發達眼紅而又似懂非懂,對自由民主興趣索然.他們既不願「為黨奉獻」,也決不樂於助人,普遍的冷漠勢利麻木,其最感興趣的是現實物質利害關系和享樂.

　　不管分幾類,共同的都是:中國人普遍的已經沒有傳統的有神論天命觀,也沒有西方的有神論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中國人普遍的或敵視(胡錦濤/何新等)/或恐懼(江賊民等)/或漠視(新生代等).

　　經歷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壞和外來邪教文化的灌輸,中國人普遍的變得不像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越來越少,受外來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來越重.中國人越來越喪失了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新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又被中共封鎖於國門之外,於是「是非對錯黨包辦」,人們普遍價值標準混亂,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現在更是變成了漠視自由民主人權/中不中/西不西的「經濟動物」.

　　綜以上所述,滿清是(歷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華民族建立的外來王朝,因為滿洲人文化極其落後,無能取代漢禮制,因此,滿清的外來化措施不能觸及中華的內涵.

　　中共雖然由中華民族本族人組成,但卻全然拋棄本民族壹切傳統/文化,甚至壹度「沒有祖國」,接受外來的馬克思邪教文化/摧殘中國文化/移植外來的蘇維埃體制於中國.中共邪黨黨徒,是長著中國人面孔的外來人,他們有效地破壞了中國的內涵,搞的中國不像中國/中國人不像中國人.

　　因此,中共政權是比滿清更為徹底的外來政權.滿清統治者如果在地獄裏有知,當嘆服於中共領導人做到了他們做不到的事.二,兩者都是靠極端殘暴野蠻的暴力起家,而且都是靠乘亂發難/乘火打劫/乘虛而入的方式奪取全國,過程相似,時間相等.滿清(後金)政權的創造者,努爾哈赤,興於暴力/死於暴力,是十足的殺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發動部族暴亂之後,他只知殺,不能撫,身上血債累累,雙手沾滿無辜人的血.他不僅後來大肆屠殺漢人,對於反抗他殘暴統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殘施殺戮,以致於身被葉赫部首領的血咒:「我葉赫哪怕只剩下壹個女人,也要報仇!」他壹生追逐權力,但是他追逐權力只為了兩件事:殺人和掠奪,至於後來的馬屁漢奸滿奸偽史家吹捧他的什麽「胸懷偉略」,要安定天下,純粹荒誕扯談.努爾哈赤學習漢語,通讀<三國演義>,根本不是向往中華的先進文化,而是為了獲取殺人和掠奪的智謀/技術/手段而已(壹如後來毛賊冬等人閱讀美國<獨立宣言>等自由民主文獻譯件,不是向往美國民主,而是為了獲取欺世盜名的技巧)他的所作所為表現的,是壹種從心底蔑視和仇恨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心態:蔑視漢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政權在東北的存在,令他的殺人搶劫集團礙手礙腳.

　　不僅是殺人狂,努爾哈赤還是壹個心胸極端狹隘的種族滅絕主義者.萬歷十壹年,明朝遼東經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擾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動中,誤殺了努爾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爺爺),作為補償,李成梁不僅親自收養努爾哈赤,明朝後來還封他為「建州左指揮司」,「龍虎將軍」,但是,這個努爾哈赤不僅絲毫不念李成梁/中華政權對他的補償之恩,反而後來大舉「伐明」,對明朝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東北四百萬漢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爾哈赤殺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蒙古軍西征屠城,尚有低於蒙古戰車車輪者不殺(即不殺小孩)的慣例,努爾哈赤在遼東伐明,「攻壹城屠壹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死.努爾哈赤的屠殺漢人,壹如後來中共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實行的「燒殺政策」,對有產者/「反革命」實施的群體滅絕,殺人的數目高達兩千多萬.

　　努爾哈赤不得好死之後,其繼承者皇太極為了籠絡人心,挽救危機四伏的後金政權,在殺人方面壹度有所收斂,對明朝將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撫之術,如同１９３５年以後,逃竄到陜北的中共殘余勢力為了活命,暫時收起蘇維埃燒殺政策,對民國政府軍政人員/國統區百姓大搞「統戰工作」,在邊區實行安撫士紳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極統治的末期,隨著滿清國力對明朝優勢的顯現,滿州政權又露出了殘虐的本性:松錦決戰獲勝之日,皇太極下令大肆屠殺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軍民,已投降的也要殺,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極末期,入關擄掠的清軍,接連制造屠城慘案,僅濟南屠城,就殺死十七萬老百姓.這就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隨著「解放軍」在內戰中勝勢的顯現,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義」的偽裝,厲行「土改」,大肆屠殺解放區的地主/士紳/富農.

　　皇太極死後,其實際上的繼承者多爾袞在入關征服的過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厲行「留發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將血腥屠殺政策推向了極致:六年中中屠城數十個,殺人數千萬,其野蠻殘暴,遠在其老爺子努爾哈赤之上,直令後來的侵華日軍自嘆弗如.

　　滿清(後金)政權依靠屠殺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過平安的日子,對暴惡的東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滿清(後金)這個極端野蠻殘暴的政權壹開始就是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質來說,其成大氣候的可能性並不高,為什麽到能坐大為患,終至席卷天下呢?

　　這首先是因為滿清(後金)政權得到了發家崛起的最佳天時.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就開始蠢動,時常侵擾明境,但在明朝傑出將領李成梁的打擊和分化下,其勢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萬歷後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東北沒有了良將,國防大大削弱,努爾哈赤得有機會竄上歷史舞臺,興兵作亂.本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明朝雖衰,但在東北經營多年,也不至於跨得那麽快.偏偏在努爾哈赤蠢蠢欲動的時候(１５９２年),日本人大舉入侵朝鮮,明朝又不自量力,傾盡全力去援救這個友好小國,雖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損失慘重/傷了元氣/得不償失,從此其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壹蹶不振,為滿清(後金)政權在東北迅速興起創造了條件.

　　再則,滿清(後金)興起時,壹家獨強,周邊沒有可與其分庭抗禮的制衡力量,「國際環境」頗佳:經過１６世紀末的朝鮮戰爭,明朝/朝鮮/日本三敗俱傷,日本人的勢力已影響不到東北,朝鮮軍隊更是不堪壹擊,原先強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經衰落,而最強大的西方勢力-俄羅斯老毛子的擴張步伐雖已邁近黑龍江流域,但要伸手進東北尚需時日,其遠未具備大舉入侵東北的條件,英/法等西歐強國尚未完成近代化轉型,更無力影響中國。

　　可見,滿清(後金)興起的條件和時機是多麽的得天獨厚!若晚得數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後的俄羅斯老毛子掣肘,而無法問鼎中原!可見,努爾哈赤的起家,實在是典型的乘亂發難.

　　在努爾哈赤之後,後金-滿清政權乘明朝被陜西農民大起義弄得自顧不暇之際,頻頻入塞,威脅京畿/拆毀城郭/燒殺擄掠/大肆破壞,擄走明朝上百萬人民.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滿清(後金)雖然在東北成了氣候,但要入關奪取天下,卻遠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還存在,滿清的入主就沒有合法性,只要其明政權系統不崩潰,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對抗滿清的入侵.只要明朝還在,滿清就無法在關內站穩腳跟,其入關「滅明」的戰爭就會變成壹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是人力/物力都遠遜於明朝的滿清所無法支撐的.

　　昔年大金國的實力決不在滿清之下,但卻就是吞不下衰弱腐敗的大宋朝,而世界頭號軍事強權蒙古,進軍中歐只花了幾年的時間,但消滅更衰弱的南宋卻花了四十年.什麽原因?就是因為宋政權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這個堡壘卻被李闖賊/張獻賊從內部攻破了.李闖賊陜西稱帝,其農民大軍進軍北京,將北方四省的明政權摧毀殆盡,逼死崇禎帝,消滅了明朝的政權中樞.虛弱透頂的明政權被斬首,頓成瓦解之態勢,張獻賊勢力又在湖廣橫加破壞,打進四川,大砍大殺,加劇了明朝的分崩離析.

　　最糟糕的是,李闖賊集團進了北京,不僅不能夠迅速的穩定局面,還將明朝最精銳的部隊-吳三桂軍逼到了滿清壹方.吳三桂軍有著最豐富的抗清經驗,又占據著山海關這個黃金咽喉要道.吳三桂的獻關降清,等於是把中華這個重病虛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給滿清任意處置.

　　多爾袞就是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頃巢出動,揮師入關,以組織嚴密/其勢如熾的新興集權,橫掃關內分崩離析/內訌腐朽渙散的各派勢力,招降納叛,各個擊破,怎麽能不席卷天下呢?滿清之征服中國,實為典型的乘虛而入.

　　中共起家的殘暴,絲毫不在滿清之下.早在１９２７年發動背叛中華民國的武裝暴亂之前,中共就已「國共合作」為掩護,「國名革命」為借口,在南方農村大搞打砸搶燒殺運動.彭湃號召廣東農民殺光所有有產者,毛賊冬東等人煽動農民協會自結武裝,取代民國基層政權,「壹切權力歸農會」,大搞痞子運動,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誣蔑混帳口號,盡情屠殺農村中稍有壹些田產的人.１９２７年,中共發動大規模叛國暴亂,更如壹頭吸血狂魔,以屠殺的腥風血雨來維系自身的生長.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４年,中共在華南/華中/華東不僅大殺有產者,對中立的群眾也壹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處決」.當年帶頭暴動的中共大佬毛賊冬/朱德/張國燾/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無壹不殺人如麻:毛賊冬曾親自下令殺害地主全家,幾歲的小孩都不放過,「東方道德家楷模」周恩來殺人功夫更是了得,不僅指揮殺人,更親自動手殺人,親自帶人將別人滅門/滅族...七/八年的「革命洗禮」,南方數省生靈塗炭,僅江西壹省,死於中共屠刀就達二千壹百萬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無產階級」.

　　流竄到陜北之後,中共為壹己之生存發展而暫時改弦更張,殺人有所收斂,大搞「統壹戰線」騙取人心,以更順利地奪權打江山.但是奪取全國政權後,中共馬上露出了真面目,發動了比當年在南方暴亂時更大規模的屠殺.壹如滿清入主中原,為強迫人民「剔發易服」而興起屠刀,中共壹上臺就迫不及待的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殺害農村有產/已放下武器的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城市有產者五千萬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殺的恐怖嚇阻壹切「異端」/搶私為「公」,以達到「共產」的目的.和多數朝代開張之初,以「仁政」安撫天下不同,中共這個以血為生的反人類的邪靈政權似乎不殺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鎮了,產也共了,「人民江山」也鞏固了,它還要繼續殺人: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嚴打/六四/揭批法輪功......因為若是不殺人,人性就會蘇醒,道義就要回歸,中共的危機就要來臨.

　　中共殺人的「偉大成就」,直可以令「國民黨反動派」鳴冤而死,中共殺人的「正大光明」,直可以令努爾哈赤在地獄裏大開眼界.

　　如同滿清壹樣,中共暴發的方式也是乘亂發難/乘火打劫/乘虛而入.

　　中共建黨之初,乘當時北洋軍閥治下的民國政權失控/軍閥混戰,人心混亂,大肆兜售馬克思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動暴力.中共並掩藏禍心,加入國民黨陣營,利用國民黨的威望,拼命擴充邪教黑幫勢力,大量散播馬克思邪教,利用當時軍閥紛爭的混亂,假冒國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動.「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利用孫中山的糊塗和國民黨的內部混亂,對收容自己的恩師國民黨大搞陰謀破壞:參沙子/插釘子/內部滲透/分化瓦解/「拉壹派鬥壹派」,將邪靈的觸角伸遍國民黨全身,企圖從內部將國民黨絞殺/吞噬,以走捷徑的方式,將國民黨的地盤/勢力劫奪為蘇維埃邪魔勢力.然而,中共的惡毒野心被國民黨內蔣介石勢力察覺和粉碎,陰謀敗露之下,中共惱羞成怒,乘１９２７年中國政局群奸並起/四方割據/蔣介石政權立足未穩之機,糾集城鄉流氓無產者/土匪強盜/國民黨軍隊邪靈附體成分,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但在民國政府軍的反擊下,共產邪教匪幫效仿列寧,迅速奪取城市的美夢泡湯,只得竄到井岡山,建立土匪蘇維埃政權.中共的起家,是活靈活現的乘亂發難.

　　在南方受挫,竄至陜北之後,中共處於閻錫山和馬家軍的東西兩面夾擊之中,本已窮途末路,難成大氣.但偏偏這時日本人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大舉入關,攻陷京津,長驅直入,北方抗共中堅大老閻老西老家被端,民國北方政權,分崩離析.日本人的瘋狂入侵,是壹切不可能成為可能,為中共邪教黑幫的再度興起創造了大好條件.這如同明末日本豐臣秀吉勢力的大舉侵朝,耗盡了明朝在東北的元氣,為努爾哈赤在東北的崛起創造了大好條件.中共乘日寇大舉入侵,民國政權大衰大亂之機,打著「抗日統壹戰線」的虛假幌子,騙/奪國民政府經費和民脂民膏,大力搶奪地盤,擴充邪教黑幫勢力,「壹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隨著實力的加倍膨脹,中共對日本越來越友好.除了抗日戰爭之初,林彪/彭德懷這兩個壹時沒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對日本人小打了兩仗以外,其余所有的時間,中共都在「遊而不擊」,暗通日寇,「專打友軍」.

　　中共在日本侵華的戰火中,罔顧民族大義/拋棄民族氣節,通敵賣國,損民族以利己,助日為虐,汲抗日軍民之血海以自肥,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歷史,實為全世界最醜惡卑劣無恥的乘火打劫史.其無恥和骯臟,連其老子蘇共都感到汗顏.

　　由於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從部隊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雙方甚至暗中勾結,保持默挈.是故,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幾乎談不上有什麽「抗日」的損失:除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身亡外,其余中高級將領完好無損.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戰的損失的原因.

　　「抗日」期間中共勢力瘋長,其滲透區人口上億,共匪武裝增至壹百二十萬,但就是滲透而不控制,不動日本人壹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國民黨軍隊拖疲/被美國打垮/宣布投降之際,中共急忙跳出來打死老虎,乘國民黨鞭長莫及,搶奪地盤,把大片的原國統區竊奪成「解放區」.

　　抗戰結束之際,蘇聯老子出兵為中共搶下東北,送給了中共全套日制現代化武器和重裝備,並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東北擴軍至七十萬,第壹次擁有了足以攻堅打天下的/除海軍之外的所有兵種.

　　中共不僅在兵力/軍備和地盤上具備了顛覆民國政權的實力,在財政和資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對國民黨的優勢.中共因為假抗日,沒有戰爭消耗,卻又以「抗日」為名,不斷獲取民國政府的經費以擴充武裝,對不擇手段的中共而言,責任和道義純屬笑談,中共不盡國家責任,也絲毫不對其占據的北方地區的民生項目盡責任,因此,幾乎無需支出,相反,由於蘇維埃邪教黨的邪性,中共卻盡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打家劫舍搶田奪地擄財,視人權如糞土,最卑鄙無恥的是,為了最大限度的積聚力量,中共發動「大生產運動」,大種鴉片,瘋狂毒害國統區人民,賺取巨額的黑心臭錢,買槍買炮,在背後捅抗日誌士的刀子,準備大打內戰,以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為代價,換取大量蘇聯援助.如此的「有進沒有出」,大肆販毒發黑財,背後又有蘇聯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撐腰,中共能有什麽經濟危機呢?

　　對之對比鮮明的是,國民黨軍隊擔負了保衛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勢和不利局面中與日寇拼搏,苦苦支撐了八年之久,軍隊傷亡三百二十壹萬多人,陣亡的將軍就有壹百多個,精銳幾乎耗盡.由於國民黨不可能像共產黨邪教匪幫那樣,以「共產」的名義殺人搶錢越貨以自肥,所以,巨額的戰爭費用,迫使民國政府不得不大借內/外債/大發鈔票,造成了戰後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內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戰前屬於國統區的幾乎整個東北/華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華東的大片地區,抗戰勝利後冤裏冤枉的被中共摘了「桃子」,紛紛變成了「解放區」.國民政府喪失了遼闊的/物產豐富的東北大部/北方的大片產糧區,並失去了優勢的戰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輸誠」毛賊冬,這時顯露出最狠惡的流氓無賴嘴臉,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窯洞「壹桶水都不澆」,抗戰勝利後搶摘了國民黨抗日的大部分勝利果實,毛卻反而誣蔑渾身是傷的國民黨不抗日,中共調動整齊劃壹的專制宣傳機器,瞎說抗戰勝利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要摘共產黨的「桃子」.共產黨大鉆國民黨言論自由的空子,騙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緒化的中華民族壹起來圍攻國民黨這冤大頭.

　　中共又大鉆民國政府實施憲政誠意的空子,以和談為掩護,秘密調動假抗日期兼養精蓄銳的共匪武裝,突然襲擊,大打內戰,勢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誣蔑國民黨發動內戰,煽動國統區廣大糊塗糞青「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在國統區後院大肆縱火.在解放區,中共又發揮極端專制政權造假的巨大優勢,精心布置/導演/熱情接待美國訪問團,把杜魯門/艾奇遜等美國左派騙得神魂顛倒,在關鍵時候拋棄了民國政權.

　　民國上下官員,哪見過這般曠古未有卑鄙無恥的下作招數?國民政府的從生理到心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沈重的打擊.

　　戰後的中華民國,就像壹個失血過多的巨人,處於極度虛弱的狀態,哪經得起中共這些絕世下流狠毒的內外夾攻招數,頓時經濟崩潰/內亂內訌/風雨飄搖.中共權在蘇聯的全力支持下,乘機拳腳齊下,揮師入關/大舉南下,馬不停蹄,壹舉把已成瓦解之狀的民國政權趕到了臺灣島。

　　如同滿清入主中國壹樣,中共之奪取中國大陸,是地地道道的乘虛而入.

　　滿清/中共二者最傳神/最驚絕的相似,莫過於二者發家時間的相似:滿清自努爾哈赤建政,到多爾袞入關定鼎北京,歷經二十八年,中共自１９２１年建黨,到１９４９年揮師入關,席卷大陸,剛好也歷經二十八年!這難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有那麽多偶然,「偶然」還成其為「偶然」嗎?)除了神的大能,還有什麽能使中國歷史作跨度為三百年的循環!?東北制勝,終成邪果,建鼎北京,妖運亨通三,清/共都是在東北奠定勝局,由東北入關奪取全國,且二者都定都於北京.明末崇禎十多年間年間,滿清(後金)雖然五次大規模從西線入塞攻明,但西線道路崎嶇,易遭反封鎖,身後又有山海關/寧遠/錦州等八座軍事要塞,因此每次入關皆不能生根,只能燒殺擄掠而去.這樣的攻勢不能夠給明朝致命的打擊.後來皇太極認識到了這壹點,在１６４０年發起了寧錦戰役,圍點打援,旨在奪取錦州等軍事要塞,瓦解明朝賴以為生的寧錦防線,並藉之以殲滅明軍的有生力量.因為明軍的西洋大炮和火器厲害,攻錦州之清軍壹度傷亡慘重,只好采用長期圍困的戰術.明朝派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援錦,本來,明軍的兵力不遜於清軍,火器還有很大優勢,糧草和物資都很充足,如果據有海濱據點,又可以從海路補充給養,明軍有充足的時間與清軍慢慢周旋,經不起拖的反而是滿清壹方.但是明朝崇禎帝虛榮糊塗,硬逼著洪承疇速戰速決,結果壹敗塗地,錦州/松山/塔山/杏山全部落入滿清之手.松錦之戰,明朝的生命線-寧錦防線崩塌了壹半,精銳部隊大量被殲滅,關外的守備力量僅剩下駐寧遠的吳三桂集團的四萬人馬,獨木難撐,若滿清再傾力來攻,寧遠/山海關失陷只是時間問題.實際上,寧錦決戰的失敗,已造成明朝非遷都江南不能生存的勢態.

　　更要緊的是,寧錦之役耗幹了明軍最後的的有生力量,使明朝再也無力對付李闖賊/張獻賊的重新崛起,終於從內部土崩瓦解,將大好河山丟到了滿洲人面前.

　　對滿清來說,沒有寧錦之戰的勝利,就沒有滿清之入主中國.與之相似的是,中共在「遼沈戰役」中的獲勝,奠定了「解放全中國」的勝局.抗日戰爭之前,中共乘民國軍閥混戰之機,大力擴充勢力地盤,賊勢蜂擁,壹度發展至四/五十萬人馬,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偽國,大江南北,紅旗騷狂,血流成河.南方雖然物產豐富,人口稠密,但是,因為中共勢力範圍與蘇聯老子不接壤,獲取飼料困難,又處於國民政府的包圍之中,四面受敵,形勢被動,共匪幫的勢力局限在廣大丘陵鄉村,沒有工業基礎,軍備不足,再說,南方養育的子民,普遍的心智發達,神經敏感,腦後有「反骨」,不是當炮灰的好材料.因此,中共在南方雖然殺人如麻,壹再「反圍剿」得逞,卻成不了大器.抗日戰爭勝利之際,中共邪教武裝雖然以壯大至三百萬(兩百萬民兵)人馬,但如果沒有東北,仍與蘇聯老子不接壤,背後沒有靠山,仍要遭受國民黨的夾攻,靠貧瘠的陜甘寧和無遮無掩/沒有工業基礎的華北大平原安能奪取天下?充其量只能割地稱王.

　　毛賊冬認識了到這壹點,急忙派頭號心腹幹將林彪趕在國民黨之前搶占了東北,獲取了全套的日本關東軍武器和大量的蘇援,裝備了七十萬人馬,兵力上取得了對東北國軍的優勢.國民黨在東北雖然只占少量城市,但都是戰略要地,易守難攻,東北國軍雖然兵力略處下風,但都是精銳之師,且有美式裝備,武器上要略勝中共壹籌.

　　在東北,國共雙方實力相近,應該打得難解難分才是.但蔣介石在東北問題上犯的錯誤比當年崇禎帝範的錯誤還要嚴重.當年明清松錦之戰,崇禎帝雖然瞎指揮,但起碼他用洪承疇作主帥是正確的.老蔣在東北問題上卻連用人都用錯了,而且越來越錯.東北的棋局至關重要,非國民黨內頭號天才「小諸葛」白崇禧不能勝任(白崇禧自己也請纓),但老蔣卻以江浙人的猜忌心置之不用,改派庸才熊式輝和中規中拒的杜聿明前往主持.熊某人雖然無為,但也不幫倒忙,主持軍事的杜聿明還算能幹,所以打退了林彪對四平的進犯,東北時局壹時還過得去,這時蔣卻又派了個陳誠來負責東北,陳誠嫻於政務,軍事上卻是個蠢才,且非常自以為是,指手劃腳,處處幫倒忙,東北局勢大壞,東北雖然被陳誠搞得全局敗壞,但是國軍有生力量尚存,只要運籌得當,還是可以全身而退,收縮至遼西與林彪周旋,挫敗中共入關迅速奪天下的企圖,但是危急時刻,老蔣卻派了個衛立煌來接手東北.這衛立煌是中共地下黨員,他遲遲不執行老蔣的將國軍主力撤退至錦州的命令,坐等林彪攻克錦州,從而將近五十萬東北國軍交到中共手中.

　　衛立煌起了如同當年吳三桂開關降清的作用.

　　遼沈壹戰,中共奪得東北全境,擁有了出海軍外的各兵種,擁有了超過國軍的雄厚的攻堅奪天下的現代化重武器,兵力上也第壹次超過了國軍.上文已經介紹過:東北戰略地理位置優越/物產豐富/工業基礎完備/東北人普遍天庭扁平/民風愚鈍/豪爽/兇悍/殘忍(是中共理想的欺騙對象和炮灰材料)/背靠蘇聯老子.真是進可供退可守,奪取了東北,中共第壹次有了打天下的本錢.

　　由於第壹次對國軍取得如此巨大的輝煌戰績,共匪武裝士氣高漲/氣焰萬丈,中共邪黨多年來第壹次有了奪天下的充分自信.

　　經過遼沈戰役,共軍近百萬現代化匪軍揮師入關,平津成為孤城,朝不保夕,華北平原已成淪陷之勢,而苦於對付共匪軍粟裕集團的華東國軍,陷於泰山壓頂/腹背受敵的危局.

　　更嚴重的是,衛立煌當時鮮為人知的驚天叛賣行為,導致四十七萬國軍不到兩個月就被東北共軍殲滅,這個「奇跡」在廣大民國軍政人員中造成了壹種東北共軍不可戰勝的假象,國民黨軍隊對東北「解放軍」的恐懼,就像當年明軍恐懼八旗軍壹樣.

　　戰爭中最要緊的是士氣,遼沈壹役後,國軍士氣崩潰/望風披靡,爭相「投誠」/「起義」,大陸易手就在所難免了.

　　如同滿清壹樣,中共入主之後也定都於北京.而且北京都成了這兩個外來邪惡政權的妖運亨通之地,據著北京,果然「定鼎中原」,都坐穩了江山.

　　滿清占領北京之初,面對李闖賊/張獻賊/南明三大集團的割據,兵力嚴重不足,實在不好對付.滿清全力進攻李闖賊冒了極大的風險,要是南明乘機直搗北京,哪怕是弱旅,滿清也得玩完,誰知南明竟鬼使神差地這個時候找滿清講和,讓滿洲人逐壹把他們收拾幹凈.清朝兩百多年間,農民起義幾乎沒停過,但怪的是,就連太平天國這樣大的造反,都損不到北京城壹塊磚.在清朝反動統治下,國力衰到極點,外國人兩次攻占北京,大清卻就是亡不了國.武昌起義壹聲槍響,清室絕統,北京城卻是和平演變,國民革命軍到不得城下.

　　中共定都北京後,五十五年來肆意妄為/傷天害理/壞事做絕/惡貫滿盈,北京政權卻巍然不動.１９８９年北京的遊行大軍超百萬,全國風起雲湧,其聲勢超過了蘇東波的任何壹個國家,但鬼使神差的就是不懂得和動搖的「戒嚴部隊」聯合起來,讓中共緩過神/騰出手/從從容容地把民主運動剿殺在北京街頭.

　　北京,真是清/共這兩個邪惡反動政權的福地.——八旗制度vs共產主主義,圈地運動vs強迫拆遷四,二者在入主中國之後,厲行極端專制野蠻的統治,推行落後的生產方式,大搞圈地運動.滿清入主之後,將中國大壹統專制王朝的君主專制推向了極端.入關之初,清統治者就削弱了內閣的權力,雍正帝幹脆廢除了內閣-明朝經過兩百多年發展起來限制君權的雛形體制,另設「軍機處」,將軍政大權不論巨細的收到君主手中,成就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朕即國家」體制.除專制政治體制創近代以前世界之最之外,滿清壹朝,還創了兩個之「最」:壹是專制民族壓迫/殺人之最:強迫關內人民剃發易服,為之不惜殺人上千萬,摧毀了先秦以來延續了數千年的華夏民族的衣飾和發式傳統,專制到頭發/到衣服,在世界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壹是興起了中國專制王朝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文字獄殺人整肅運動:僅乾隆壹朝,就行文字大獄壹百三十多起,平均壹年兩起還要多,其殘酷狠毒程度,只有中共文字獄可與之「媲美」.

　　滿清靠八旗制度發家,以八旗制度立國.其老祖宗努爾哈赤發明了八旗制度,並靠著這個制度鬼使神差地暴發起來.八旗制度實際上就是奴隸制加種族壓迫制.女真族本來以漁/獵為生,對農業/手工業幾乎是個外行,後來這個民族逐漸發覺,周邊的農業民族軟弱可欺,用打獵的獵具來對付人,要比打獵滋潤得多,要是能夠團結起來壹致對外搶劫,幾乎沒有敵手.於是,八旗制度應運而生,「全民皆兵」,八旗制度壹開始就是女真族搶劫殺人集團組織制度.隨著女真各部的統壹,八旗制度的擴張,出現了壹個問題:就是搶劫的收入不穩定,旗人又不懂生產,如何獲取穩定的保障?於是入關的各旗的旗主就不再把搶劫地的人丁全部殺死,而是在掠走財/物的同時,大量的擄走漢族人民,數十萬以上被擄到關外的人,被編入八旗「包衣」(奴隸)戶籍,,成為各旗旗主/旗民的奴隸,被刀劍逼迫著為滿洲(女真)人種糧食/養牲畜/造器具/建房子...基本上世代為奴.

　　入主中原之初,滿清將八旗制度移植到關內,大搞圈地運動.滿州人圈占華北大片良田,趕走漢族地主,強迫漢族農民做農奴,妄圖以奴隸經濟取代地主農民經濟,要使漢族社會倒退回兩千年前的奴隸社會.滿清的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大批逃亡,華北人民流離失所,良民為寇,鋌而走險,但都捱不過八旗軍的兇悍,以致冤魂塞壟/餓殍遍地.

　　由於八旗奴隸制生產方式的落後,大批被圈占的良田收益低下,甚至長滿野草.生產力遭受嚴重的破壞.眼見八旗制度圈地運動將來要把自己搞垮,滿清統治者慌忙對圈地運動急剎車,經歷滿洲貴族集團的殘酷內鬥,康熙帝終於於１６６９年徹底制止了八旗制奴隸生產關系的進壹步擴張,這時已是滿清入主後的第二十五個年頭了.

　　制止奴隸制擴張後,由於八旗制度是滿清的命根子,絕對不能革除,滿清只好糟蹋納稅人的銀子以養活越來越多的八旗子弟,讓這批不事生產丸絝子弟,成為特權階層/中華民族的寄生蟲,就像後來的中共「無產階級革命家」/高幹後代「太子黨」/「衙內幫」.

　　中共是馬列主義邪教在中國的分支.馬列主義邪教披著無產者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世界的迷人外衣,其實質卻是集人類幾千年來專制毒素於壹身的超級巨毒猛藥.中共這個邪教分支更是將中華五千年糟粕與馬列主義超級毒藥結合起來,因此,中共的專制野蠻邪惡性超絕全世界所有的馬列主義邪黨,惡貫滿球,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邪惡軸心」。

中共打下江山之初,立即撕下新民主主義的偽裝,以極其狡詐的血腥屠殺來打造全方位超級專制體制.

　　共軍節節勝利時,為了更順利的奪權,中共大力呼籲國民政府軍政人員留下來為新生的「人民政權」服務,並承諾決不算歷史舊帳.然而,中共奪得大陸後,立即撕毀寬待國民政府留用人員的承諾,以鎮壓「反革命」為名,大肆屠殺國民政府「留用」人員,以及壹切與國民黨有牽連的中下層人員,這些人絕大多數人被鎮壓,數年間殺人五百萬以上.但極其狡詐的是,中共在大殺中下層人員的同時,對原國民黨高層人士及壹切國內外名人,「友人」卻待如上賓,大搞「統戰」超級欺騙術,將國民黨「左派」/「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專家/學者/外國政治家/名流騙得團團亂轉,極大地迷惑了中外人心.中共奪權之初的濫殺,壹如滿清入關之後野蠻屠殺漢族人民/濫殺已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但中共做得卻比滿清狡猾得多,滿清殺害孫承宗/盧象昇/史可法等名流,罵名昭彰,中共對民國高官顯貴卻是壹個不殺,而狂殺普通的「歷史反革命」.狂殺普通大眾,以血腥恐怖建立了專政淫威,又因為殺的是普通人,難以為外界知曉,殺人的同時照樣可以「婊子立牌坊」,屠夫披袈裟,通過優待高官名流,又可以扮足「革命人道主義」的超級偽善假面孔,籠絡騙取國內外精英/政客為「人民」服務,支持「新中國建設」.

　　在「鎮反」中,大批原國民黨軍隊的抗日英雄居然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橫遭殺害,這,連蘇聯共產黨都看不過眼,而曾在「解放」前夕奮勇搶救世界有史以來最大海難「江亞輪」海難的救死扶傷的英雄張瀚庭,這個救了４５３條人命的船長,被民國的社會輿論普遍贊譽的人,被當地群眾稱為大好人的人,照樣被當作「歷史反革命」殺害,這個拒絕隨國民黨去臺灣,對中共壹度抱有幻想的人,臨刑前高呼:「天曉得!」比起滿清的屠殺,中共的屠殺真是狡詐到了極點,卑劣直至,無恥之尤!

　　屠殺是為了專制,專制到極端是極權.中共通過血腥屠殺,建立了比古今中外壹切專制體制更專制的體制:「新中國」不僅徹底剝奪了中國人的民主選舉權,還「黨的領導」的名義,將民國時期國人在相當程度上享有的新聞/通信/出版/結社/集會/遊行剝奪得壹幹二盡.

　　因其「專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獄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雖然沒有滿清的殘忍,但打擊面更大/手法更絕.早在其在野作亂的山大王「革命」時期,中共就大殺大整異議人士:「江西肅反」/「延安整風」,異議分子當然不能免.王實味自以為可以做善意批評共產黨的魯迅第二,誰知僅因為壹篇<野百合花>,就被「偉光正」砍掉了腦袋.連中共自己的高級理論家李達,身居高層/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論權威王明,只因言論不合中共之意,也落得壹死壹逃的下場,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比起山大王時代的中共,滿清在關外稍微文明些,但入關後就不同了,剛剛拿下南京,滿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獄,拿僧人函可開刀,與之相似,毛賊冬壹站穩腳跟,就將「胡風反革命集團」打倒,株連甚眾,祭出「公安六條」,對「傳播謠言」者殺無赦,殺戮甚多,又大批電影「武訓傳」,株連甚眾.毛始皇還覺得滿清式文字獄效率不高,幹脆不等案例出現就動手,出動出擊,引蛇出洞,以「陽謀」之術壹舉打倒「右派」百萬以上,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的輝煌.但是「我黨」的本性決定了他永不滿足於整人的成績,自文革始,又發明了壹種新的文字獄形式,「集體表態」/「人人過關」,妳要是「不老實」,要麽當眾捉「奸」(毛賊冬時代的手法),要麽秋後算帳(現在的手法),總之沒妳好果子吃.

　　比起滿清的文字獄,這壹手法絕就絕在妳: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比起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的文字獄的更陰毒之處是「改造思想」,讓無辜的人真覺得自己十惡不赦,比起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的文字獄更惡劣之處在於:滿清可以沒有文字獄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憲),而文字獄是卻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獄,中共賴以為生的欺騙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體/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臺,文字獄就會永遠存在.

　　綜而言之,滿清文字獄和中共文字獄的性質是相同的/惡果是相似的:都是極端專制的體現,都大大加深了中華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肅思想犯,滿清喜歡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殘忍,中共則喜歡「治病救人」,更加隱晦/徹底,滿清的文字獄的惡劣程度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影響,容易廢止,中共的文字獄卻有與生俱來的的制度性頑固性,非中共垮臺不能廢止.

　　滿清/中共的文字獄,各自在中華黑暗史上抹下了最重的壹筆.

　　雖然馬克思邪教轉制創造了空前恐怖的文字獄,並且比起人類歷史上壹切專制體制,馬克思邪教體制專制得最徹底/最嚴密,但這還不是它的最大的「優越性」,其最大的優越性是「共產」-消滅人類幾千年來自然形成的私有經濟.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利誘,騙取廣大農民為其奪權充當炮灰,壹旦站穩腳跟,就立即充分顯露其馬克思邪教黨的共產邪性,翻臉不認人,如滿清那樣大搞圈地運動,將分給農民的土地重新奪回,圈進人民公社,以國家的名義,將工商業者和民族資本家逼得傾家蕩產,短短數年間,徹底消滅了民國時期早已存在的市場經濟/徹底摧毀了數千年來中國壹直存在的自然經濟形態-私有經濟和市民社會,中共從物質上斬斷了自由的根子.

　　對這些,滿清多爾袞/雍正帝/乾隆帝若地獄有知,當驚服於中共這史無前例的專制術,向中共磕頭認輸.

　　在「舊社會」的廢墟上,中共全面推行共產主義新奴隸制經濟制度:以戶籍制和公社組織把農民改造成新型農奴,以編制和檔案把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改造成依附於單位「組織」的社會主義新型奴隸.中共邪教「社會主義制度」,與滿清「八旗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壹如滿清八旗制度三百年後接著馬克思邪靈轉世,都是要使當時的社會倒退回奴隸社會.在中共新八旗制度下,各系統/單位/組織的領導實為各旗旗主.

　　至此,勞動者「不僅被重新剝奪,而且被徹底剝奪」,連「舊中國」時的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選擇權都被剝奪了.隨著中國的「解放」,無產者更加壹無所有,雖然擺脫了在「舊社會」受剝削的枷鎖,卻被裝進了更加嚴密/更加暗無天日的「新中國」的鐵幕囚籠.

　　中共毀滅兩千多年的中國私人經濟,和滿清毀滅兩千多年的中華民族服式/發式是相通的:都是極端的專制的體現.

　　但是也正像滿清八旗奴隸制生產關系搞不下去壹樣,中共新八旗共產奴隸制度最終也搞不下去,這個制度搞不下去同樣是因為嚴重的破壞了生產力,繼續搞下去中共有垮臺的危險.

　　中共新八旗經濟制度的實質-馬克思邪教計劃經濟由於否定和剝奪自由及壹切基本人權,因此嚴重打擊了人的積極性,摧殘了人格尊嚴/蒙蔽了良知,造成假大空泛濫成災,從而造成各行各業效益/效率低下,污染浪費嚴重,甚至違背自然規律,倒行逆施,「大躍進」/「大煉鋼鐵」,摧殘生態/禍國殃民.

　　在農業上,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專政成被嚴加看管的牲畜,壹難以吃飽,二不許說話,二十年取得了餓死三千萬人偉業,工商服務各業搞壹大二公/指標任務/統購統銷,結果是吃大鍋飯/消極怠工/科技閒置/模式僵化/生產停滯/服務惡劣.整個民族瀕臨破產.

　　眼看再這麽搞下去要把自己搞垮,中共只得在１９８０年開始改革新八旗共產奴隸之經濟制度,這時已經是「解放」後的第三十個年頭了,恰好也是新八旗制建成(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第二十五個年頭,與滿清同!

　　在毛始皇砸爛的廢墟上,鄧矮子經過十年「修正主義」的休養生息,總算使中共恢復了元氣,但是「修出」的自由民主的火苗,又差點燒毀了中共的邪果子,幸虧矮子皮厚心黑,「不怕流血」.眼見蘇東解體,鄧矮子慌不擇路,急忙修正「修正主義」,挾持中國走上專制極權加官僚特權冒牌市場經濟的畸形死路.自鄧始,江賊民等各級官僚特權,以「改革」為名,瘋狂化公為私,掏空國企/股市/銀行儲蓄/國庫/國民福利,如今眼見可「開發」項目已經不多,又掀起壹輪新的圈地運動,官商勾結/轉/炒地皮/騙/奪暴利/攜款潛逃/最後瘋狂.

　　比起滿清,中共搞兩次圈地運動,壹則搶私為公,壹則化公為私.同壹個黨,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進步,橫豎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稱義,謀財害命盡在理.同樣是圈地運動,中共比滿清更卑鄙/更瘋狂.

　　第五,滿清國/中共國有著極為相似的末期,中共已經重復/並且正在重復著滿清末年的歷史.毛賊死後的二十多年,中共國與「火燒圓明園」之後的滿清國驚人的相似: 壹,都在形勢的逼迫下,被迫改革,但都片面推行跛腳經濟改革,拒不改革專制體制.

　　滿清國先是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這個兩百多年來只知侵害/逼迫其他民族的滿州軍事強權遭此史無前例的沈重打擊,頓時威風掃地以盡,敗象盡顯,接下來滿清國又遭太平天國暴動和英法聯軍入侵的內外夾攻,政權幾近崩潰.幸好不識時務的鹹豐帝死得好,識時務的皇弟奕忻得有機會統領朝綱,他勾結奸毒險惡的臭婆娘慈禧,奪得實權,作出了「改革開放」決策:停止與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搞對抗的政策,賣國求榮求穩定,以換取西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提高滿洲貴族的「執政能力」,集中力量鎮壓「家奴」-廣大漢人以及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堅持滿洲貴族的領導,以確保廣大廣大漢人永不偏離受滿洲政權專政壓迫的「正確的政治方向」.於是,「洋務運動」應運而生,全國逐漸湧現了壹大批「官督商辦」的近代化企業,高價買來外國人的不尖端設備,照著外國人的技術,拖著豬尾巴的人們,也能夠生產槍/炮/車/船/玻璃等新鮮玩意兒了,漢人中湧現出壹批誤以滿清朝廷為中國的人才兼奴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他們以同胞的血染紅頂子,以劊子手的身份督辦企業,積極招商引資,三十年間,似乎出現了比「康乾」偽盛世繁榮得多的「同治中興」局面.

　　１８８５年,滿清國乘「同治中興」的回光返照之勢,與法國大戰壹場,結果雖勝猶敗,損失慘重:滿清陸軍雖然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但因為滿清國已經施行的賣國求穩/壹致對內/師夷長技以制家奴的新國策,仍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令準備好丟臉的法國人喜出望外。

　　中共國這邊,由於中共幾十年的倒行逆施,整個民族即將破產,中共統治瀕臨崩潰,在這「長痛不如短痛」,中共本該滅亡,歷史即將翻至新的壹頁之際,偏偏鄧小平發動政變,掀翻了了心不夠狠/手不夠黑的毛始皇的接班人華國鋒,終止了邪黨統治的崩潰趨勢。

　　華國鋒,就象滿清國那個忠厚木納的慈安太後,受到先皇帝的信托,本來是扶主朝政的人選,而鄧小平,則象那個陰險詭詐的慈禧太後:慈禧在鹹豐帝妃/後中,本排末座,只因生了皇帝唯壹的兒子,壹度受寵,但後來,慈禧因其秉性暴露,在鹹豐帝死前遭到排斥和戒備,皇帝還立有遺詔給慈安保管,嚴禁慈禧幹預朝政,否則格殺勿論.但是,慈安太後不諳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盲目厚道,對慈禧遲遲不下狠手,還將先皇帝遺詔交還她,以致養虎為患,反被慈禧先下手毒死,中共國立國之初,鄧小平在中共最高層本排末座,「文革」之初又被打倒,僥幸保得老命,只因文革後期,太監總管周恩來身體已經不行,經歷文革整肅,中共高層已無能人可用,「四人幫」又「爛泥巴敷不上墻」,毛皇帝這才被迫再起用鄧矮子,但不久又發現其「翻案」企圖,又於１９７５年將其批倒批臭,並就鄧的問題作了十八條指示,揭露了其同樣也是專制主義者的本質,比「資本家還厲害」,讓華國鋒/江青等人對其嚴加看管.但是毛皇帝壹死,老華卻中矮子的離間之計,盲目發難,首先火並掉「四人幫」,幫了鄧矮子的大忙,大大削弱了正統毛派的力量,接下來,老華卻又不諳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盲目厚道,對鄧矮子沒有嚴加看管,讓這個「黨內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到處走,以致養虎為患,自己反被鄧矮子勾結外廷還鄉團趕下了臺.

　　這鄧矮子集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忻於壹身,同樣以「改革開放」的國策救活了中共國.他廢除老華的「兩個凡是」國策,短時間的高喊了壹陣子「解放思想」的口號,但他的所謂「解放思想」,並不是要給人民思想言論自由,而是要統治集團成員象鄧矮子自己那樣,樹立「掛羊頭賣狗肉」的走資派思想,破除說壹套做壹套抓緊時間搞腐敗讓他們自己這「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心理障礙,同時,誘騙老百姓樹立是非不分/無道無德的新價值觀,萬假千虛只等閒,心平氣和地解受特權搞腐敗的現實.所以,如「民主墻」成員那樣,壹旦越過了假解放,新束縛的底線,鄧矮子就立即使出老流氓的老姜辣勁,不動聲色的將陳泱潮/徐文立/魏京生等人打壓在無聲無息之中.

　　如同滿清國的「洋務運動」壹樣,鄧矮子拋出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只改革經濟,不改革專制體制的的跛腳瘸腿改革.二十年來也同樣湧現了壹大批官督商辦的非公有制企業,自鄧矮子始,中共停止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公開搞對抗的政策,賣國求榮求穩定,以換取西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提高中共紅色貴族的執政能力,集中力量愚弄/鎮壓廣大家奴,確保改革永不偏離中共壹黨專制的「正確的政治方向」.

　　如滿清之反法戰爭壹樣,由鄧矮子拍板,中共攜「改革開放」的斜陽下的春風,打了壹場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結果雖勝猶敗,損失慘重:中共軍雖然取得了諒山等大捷,但因為中共壹貫實行賣國求穩/壹致對內/師夷長技以制「奴」的基本國策,依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於１９９０年將老山/法卡山等中國國土地乃至中共軍人的」烈士陵園「壹道,拱手送給越南,令準備好丟臉的越南人喜出望外.滿清在堅持王朝專制體制的前提下搞的改革開放-「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和企業制度,開放對外貿易,主要目的是實現「堅船利炮」,以對外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對內能夠更有效地鎮壓以「家奴」的反抗.滿清的半吊子瘸腿改革使國家出現了二十多年的繁榮局面.但是,由於滿清統治者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結果搞得很不配套,滿清官員,亦官亦商,官商不分,壹大批「官督商辦」的企業,成了官商勾結/貪污腐敗/侵吞民脂民膏/國家資源的近代化新式工具.由於制度落後,導致體制內外人的素質落後,新設備不懂管/新技術不會用/新武器不善使,而因制度落後瘋狂滋生的腐敗,導致滿清花大錢買來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開了戰才知道:槍是廢槍/艦是陋艦/彈是啞彈.

　　甲午壹戰,滿清龐然大物竟被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得落花流水,實在是造成了中華兩千年來的奇恥大辱,即便當年衰腐至極的明朝,都不曾輸給過日本.中日文化相似,幾乎同文同種,同樣搞了改革,現在壹優壹劣,對比明顯.大批的讀書人由是看出了滿清「改革」的治標不治本性,終於忍耐不住對專制腐敗統治的不滿,發起「公車上書」,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搞君主立憲.以光緒帝為首的滿清統治集團開明派,看到危機日深,不變法滿清即將覆滅,也決心搞君主立憲制,順便在改革中奪回實權.但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終於扯掉支持改革的面具,發動政變,非法軟禁光緒帝,將改革派骨幹分子譚嗣同/劉光弟等六人砍死在北京街頭,身首異處/血濺京華/慘不忍睹.

　　自中共國毛賊時代晚期伊始,由於文革的慘痛,國人開始逐漸認識到中共的邪教流氓本性,鄧矮子為延續中共壽命而被迫打開國門,在「垂死」的「美帝國主義」/「水深火熱」的臺灣同胞興旺發達的事實面前,經歷過文革的大批國人很快明白了中共建國後的暴虐欺詐歷史,中華天地間湧動著反思啟蒙的春潮.由於鄧矮子的所謂「改革」壹開始就是以保中共專制為目的,只準改經濟,不準改政治,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光打雷不下雨.鄧矮子還拋出「四個堅持」,以之為由,遲遲不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由於沒有民主和新聞自由的監督,鄧矮子發起的所謂「改革」只給廣大老百姓帶來了五/六年的實惠,就愈來愈畸變為中共特權「官倒」貪污腐敗/化公為私/收刮民脂民膏的新掠奪之路.已經有些覺醒苗頭的八十年代的廣大知識分子終於忍耐不住這種新式的專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壹再發出聲音,向中央上書,要求「變法」,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新聞自由.另壹方面,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開明派,看到中共壹黨專制已沒有出路,不民主,經濟改革也改不下去,不變法,中共即將有亡黨危機,也決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的耐心和溫和暫時地催眠了鄧慈禧,「黨政分開」等真正的政改措施寫進了十三大報告.但是中國的民眾壹直有理性薄弱的劣根性,凡事喜歡走兩個極端,情緒泛濫/壹哄而上/壹哄而散,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他們對趙紫陽壹點耐心都沒有,還懵懵懂懂以為是趙紫陽幫著鄧慈禧害死了胡耀邦,激憤之下,走上街頭「反官倒」,「反腐敗」,掀起全國範圍的促共改良的遊行示威浪潮.民眾企盼清官聖人壓倒了民主訴求,他們懷念胡耀邦這楊的清官,卻對趙紫陽這樣的致力於政改,以求從制度上根治腐敗問題的改革家熱情不高.這使得八九民運實際上變成了對趙紫陽的發難:紫陽已經保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要遊行大軍見好就收,學生領袖卻頂著不幹,因為擔心自己回去後會被學校開除.這樣壹來,就給中共眾元老留下了趙紫陽不能控制局面/甚至故意放縱遊行示威的印象.這些退而不休政治老人就象當年的榮祿/剛毅等頑固派要求廢黜光緒帝那樣,強烈要求鄧慈禧廢除趙紫陽.

　　這趙紫陽同當年光緒帝性格相似,卻連光緒帝還不如,光緒帝在怎麽軟弱,面對慈禧的專權,還敢主動出擊,下密詔令康有為等人發動政變,欲軟禁慈禧,趙紫陽卻明知道人家已經拔刀,準備對他下手了,卻不敢向立場並不怎麽堅定的戒嚴部隊振臂壹呼,以軍委副主席之尊命令他們拒絕開槍/忠於人民.他連逃也不敢逃,只敢跑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流淚.中共反動派虛驚壹場,他們最怕的就是趙紫陽和軍民聯合起來.

　　壹旦聯合起來,中共立馬玩完.這樣的強烈刺激終於驚醒了以鄧小平為首的「火龍」,於是應驗了預言「火龍蜇起燕門秋,完壁應難趙氏收」,中共頑固派保守派全面沈渣泛起,數以萬計的民眾被中共軍隊槍殺/坦克碾死在北京街頭,身手異處/血濺京華/慘不忍睹.六四變法失敗之慘,遠比「戊戍六君子」更慘.而軟弱的趙紫陽,也象光緒帝壹樣,被中共紅朝的「慈禧」軟禁到死.

　　鎮壓了戊戍變法後,慈禧縱容義和團盲目排外,結果遭來八國聯軍重創,元氣大傷.滿清於內外交困之中,被迫實行新政,全面開放市場/招商引資/引進西方機制,造就了經濟的表面繁榮但是滿洲特權統治集團依然拒不實行君主立憲.專制王朝體制與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不配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慈禧死後,其接班人攝政王載灃不僅不趕緊抓住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後時機,反而妄圖加強滿洲貴族專權的「執政能力」,以立憲為名,炮制出皇族假「內閣」,並壹再拖延實施憲政的時間.載灃資質平庸,無能無功,卻企圖效法多爾袞,結果滿清王朝土崩瓦解.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後,中共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經濟制裁,三年內「經濟滑坡」/元氣大傷.內外交困中,鄧慈禧急忙拋出激進的經濟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打造市場經濟,以賣國損民破壞生態環境的「優惠政策」瘋狂招商引資,搞新時期的「大幹快上」運動.熟料在毫無民主監督和社會公正的機制下,「市場化改革」通統黑箱作業,成為中共官僚特權紅頂奸商進壹步牟取暴利/剝奪廣大老百姓保障和福利的更瘋狂的新掠奪運動.

　　倚賴外資,中共國十多年來取得了表面的經濟繁榮,但是,生態環緊嚴重惡化/貧富極度懸殊,社會空前腐敗/假冒偽劣泛濫/道德敗壞誠信危機.十多年來,老百姓的低工資血汗儲蓄已經被中共「房改」/「醫改」/「城改」/勞動險保改革/股份制改革/「教育產業化」等改革掏空大半,圈錢騙子股市將廣大經濟動物騙得血本無歸/日益凸現的通貨膨脹優勢的剩余儲蓄大副縮水.眼見可榨民脂民膏的項目所剩不多,江賊民時期竄升上來的貪官奸賊幹脆撕下紅色道德遮羞布,誘騙農民賣血「致富」,大搞圈地運動/強迫拆遷/搶田奪地/上房揭瓦,勾結奸商,將地皮房產炒成天價,再伺機攜巨款潛逃.現中共眼見在房地產肥缺所剩無多,且激發的民怨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急忙搖身壹變,借口穩定房價,欲征收房地產重稅,圖謀新壹輪掠奪.

　　過渡式政治小醜江賊民踏著六四大屠殺的鮮血上臺,僵某人的施政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政治上沿著六四後眾元老圈定的強化黨專制保守路線走到底,經濟上沿著鄧慈禧１９９２年再修正的官僚特權壟斷市場的偽市場化改革走到底.僵某人精通上海灘流氓癟三籠絡平衡術,以僵化停滯成功地阻斷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幾十年來如壹日.鄧慈禧死後,江賊民企圖建功立業,他東施效顰地效法毛賊冬,發起文革式的迫害法輪功運動,企圖樹立自己的淫威,結果搞的內外交困,將自己連同中共在國際上徹底搞臭.江賊民就是中共禦用詩人臧克家所說的那種「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的人。

　　繼江賊民之後,胡錦濤與習近平不僅不趕緊抓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後的時機,反而妄圖加強中共專制的「執政能力」,壹如載灃妄圖加強滿洲貴族專制的執政能力,胡錦濤高唱「以人為本」/「依憲治國」/「建立和諧社會」的動人曲調,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進壹步加強言論信息封鎖/嚴打意義人士/良心記者/律師/悼念趙紫陽的普通民眾,縱容流氓截匪/動用公安武警特警,對合法上訪的廣大民眾狂毆濫捕,如同對待國家敵人。胡錦濤與習近平沒有胡耀邦的高風亮節,更沒有趙紫陽/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改革氣魄,甚至沒有賊泯同誌的流氓癟三權術伎倆,他無能無功,卻要效法毛賊冬/金正日,結果加快了中共紅朝瓦解的時間表.從江賊時代到習近平時代,中國大陸社會積壓的眾多的尖銳矛盾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整個社會如同壹個被中共特權集團貪欲欲火焚燒/不斷加溫的大鍋爐.在不斷加溫的情況下,中共對積攢的怨氣不僅不開閥疏導,還試圖將所有的出氣孔統統焊死,拼了老命地力求大爆炸.現在,似乎疏導也來不及了,沖天的怨氣已從擠開的裂縫中向外無序噴發,中共就像忙瘋了的救火隊員,只等精疲力竭倒下.除非立即除滅中共特權集團貪欲欲火,否則在水燒幹之際,整個社會大鍋爐將熔化/爆炸/解體,雖然沒有了中共,但在毀滅的生態和崩潰的廢墟上也建不成自由民主的中國,中華民族就真的永遠亡國了。中共為了保住自己的專制統治,竟不惜把中華子孫後代往火坑裏推。

　　綜上可見,滿清末年與中共紅朝末年更加相似,中共後毛賊冬的歷史幾乎就是滿清在鴉片戰爭後的歷史的重演,只不過中共比滿清更邪惡/更反動.滿清雖然鎮壓了戊戍變法,但後來還是認同了政治體制改革,準備搞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只是拖延而已,中共不僅鎮壓了六四運動,至今仍然公開拒絕接受三權分立的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載灃再怎麽反動,還模仿英日在中央搞了新形式的「內閣」(盡管是「皇族內閣」),並在各省設立了名副其實的省議會—咨議局,中共卻連個新形式都不搞,「六四」後的十多年來,沒有壹絲壹毫真正的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滿清於１９０８年廢除了弊端重重的科舉制度,中共至今不願對「當代科舉」—高考制度作真正的改革.滿清末年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壹部新聞法—<大清報律>,清亡三十八年後上臺的中共,反倒是迄今沒有任何新聞法出臺,對新聞的管控打壓無法無天。

　　總的來看,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復.中共是共產極權與滿清王朝陰魂結合而生的紅色怪物,它既具有世界各國共產邪教當兇殘的共性,又是世界專制王朝之冠—滿清王朝陰毒統治術的集大成者,因此,它是共產眾邪黨中最狡詐/最兇殘的壹個,所以它在蘇東解體十五/六年之後,仍然茍延殘喘,它妄圖向滿清那樣長壽.但是歷史的重復不是簡單的重復.中共政權根本沒有當年滿清政權賴以長壽的國際環境.滿清入主之際,壹家獨強,沒有強大對手抗衡,也沒有外敵的強力挑戰,入主之後的兩百年裏,西方世界正處於封建君主制向近代政體的轉型期,羽翼未豐,無力對滿清施以壓力和沖擊,當時的民主自由理念遠未成熟,通信遠不發達,無所謂「國際輿論壓力」。所以,滿清可以長期有效愚民,在愚民的基礎上長期統治.中共自產生之初就遭到各種「敵人」的抗衡,「解放」之後壹直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世界的挑戰,又未能像當年滿清那樣拿下臺灣,身旁有日益興旺發達的「中華民國」作參照,始終處於世界上清醒正義輿論的譴責聲當中.如今,中共的共產世界盟友的主體陣營已全面崩潰,美國對獨裁國家的攻勢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越來越迅猛,臺灣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對中共過挖心式的參照。由於中共的共產主義經濟早已破產,被迫開放了門戶,類晚清格局提前出現,象毛賊冬時代那樣的全面愚民已無已為繼。

　　在這樣的內外交困的形勢下,中共絕不可能享有滿清那樣的長壽,而且已經走到了滅亡的邊緣。

極權中國與新加坡之間存在的區別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提到新加坡，人們腦海中往往會想到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法治昌明等符號。至於新加坡的政治，略有了解的都知道其政治的威權主義特性，卻時常忽略了其民主主義的壹面。

　　誠然，新加坡不是完全的民主國家，其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帶有明顯的威權主義、家長制色彩。與西方國家甚至許多發展中民主國家相比，新加坡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與專制主義的距離，更大於與完全民主的距離。新加坡的民主雖不完善，但其民主的壹面是真實的、有力的、得到制度和法治保障的。而且，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由於其保有了壹定的民主政治成份。

　　有限但真實的民主

　　自1965年建國起，新加坡就是民主共和國，實行多黨制、普選制。作為權力重心的國會，其絕大多數成員由壹人壹票的選舉產生。而少數並非直接由選舉產生的“非選區議員”，恰恰是特意留給反對黨的席位。長期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擁有國會大多數席位。

　　國父李光耀雖然曾以鐵腕手段對付反對派人士，但也明白保留反對黨、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與制約的重要性。李光耀時代，雖然對於許多知名的反對黨人士如林清祥、詹時中、惹耶勒南等人進行了打壓，但除建國前期的“冷藏行動”之外，多使用法律手段而非直接暴力。李光耀和執政集團對待反對黨，采取的是限制而非消滅的態度。新加坡始終存在政治反對力量，而非極權國家那樣政治被執政集團完全壟斷。新加坡的反對黨的確是壓抑的，但是也是有很大生存空間的。而例如“非選區議員”制度，更是壹種對孱弱的反對黨的扶持措施。壹黨獨大、多黨並存，是新加坡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

　　而後李光耀時代，即前總理吳作棟至現任總理李顯龍執政時期，執政集團更加開明，對待反對黨人士及政治反對活動更為寬松，政治多元化趨勢也越發明顯。例如開放芳林公園作為新加坡唯壹可以進行政治抗議活動的場所、實行總統直選等。進入21世紀，新加坡政府對於反對黨的暴力打壓基本絕跡，只有少數通過法律手段壓制反對黨人士的案例。

　　不同於壹些國家的“民主黨派”實際上為執政黨的“衛星政黨”、“花瓶黨”，新加坡的反對黨及成員均是獨立自主的，與執政黨是競爭關系而非依附關系，是執政黨的批評者而非附和者。新加坡反對黨的資金來源於黨員和支持者的貢獻，不依靠政府的任何資助或撥款。

　　在新加坡，反對黨的政治活動、競選活動，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像專制國家的獨立候選人被政府和黑社會騷擾威脅，新加坡反對黨人士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開展競選活動。壹般情況下，只要不涉及侮辱誹謗及種族主義言論，反對黨可以暢所欲言。而新加坡的強力機構即警察、軍隊，均嚴守政治中立，不幹涉和破壞反對黨的運作。這是新加坡反對黨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真實性的體現。

　　多黨競爭機制與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壓力

　　李光耀認為，反對黨的存在可以給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造成壓力，使得執政黨不敢懈怠，必須施行善政良政以獲得人民認可。事實證明李光耀的判斷是正確的。自1980年代以來，反對黨以20-40%得票率對執政黨形成有限但有力的制衡。尤其最大反對黨工人黨，根基深厚、政治綱領鮮明，在部分選區有著很高的支持率。2011年新加坡大選，執政黨得票率僅為60.14%。若不是有集選區制等特殊選舉制度，執政黨在國會的席位將大幅減少。

　　新加坡實行的是特殊的小選區制，即單選區＋集選區制，而非比例代表制。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執政黨獲得的國會席位比例要遠大於其得票比例。因為執政黨只需在各選區以相對多數獲勝，即可拿下選區全部議席，而不用按照得票比例分配。這無疑利於整體選情占優勢的執政黨。如2015年大選，執政黨就以69.86%的得票率，奪得93.26%的候選席位；今年的大選中，執政黨以61.24%的得票，得到89.25%的席位。

　　但這樣的選舉制度，也使執政黨面臨巨大壓力。因為各選區參選的執政黨候選人（許多是內閣成員或準內閣成員）必須與反對黨針鋒相對的爭奪每個選區的席位，不能像比例代表制下那樣因排在候選人名單前列就高枕無憂。即便是總理李顯龍，也需要親自參與競選以擊敗反對黨候選人，否則就將丟失總理壹職。各選區候選人需要走街串巷、傾聽民聲，及時了解選民的需求，才能得到選區居民的認可。作為執政黨候選人尤其競選連任的候選人，還需要檢討執政期間的過失，改進政策，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才有機會再度得到選民的委托。

　　以住房問題為例。對各國民眾尤其物價昂貴的壹線城市民眾而言，“住有所居”都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在官商勾結或資本膨脹的國家和地區，人們面對高昂房價望樓興嘆。即便買得起房，也會面臨長期還貸的壓力，成為“房奴”。

　　而新加坡政府將解決居民住房需求作為執政的重要目標，由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以低於市場價向本國國民和永久居民提供居住年限為99年的“組屋（相當於產權房，比中國70年的產權年限還多29年）”。此外，還向畢業的大學生及弱勢群體提供住房補貼，保證每個新加坡國民都買得起房。試想，如果新加坡國民整天為房價焦頭爛額、怨憤滋生，執政黨還能長期保持政治優勢嗎？

　　執政黨努力做出成就、改善民生，急民之所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反對黨有力的挑戰。每五年壹次“大考”中，部分選區執政黨和反對黨的票差僅有10%左右，執政黨稍有不慎就會被翻盤。如2011年的阿裕尼集選區和今年的盛港集選區，就是反對黨以微弱優勢力克執政黨、“翻身”取勝的例子。這說明，即便執政黨在經濟發展、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做出很大成就，還面臨要“做得更好”的壓力，以及年輕選民求變的呼聲。如此激烈的政治競爭下，執政黨豈敢懈怠。

　　更進壹步，如果執政黨出現重大過失，如今有利於執政黨的選舉制度，可能反而讓反對黨獲利。正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利於整體選情占優的壹方。以六成選票得到九成席位的情況，完全可能發生在反對黨身上。因此，執政黨時刻面臨嚴峻挑戰，不許發生重大的執政失誤，否則將滿盤皆輸。如清廉、高效、遵守法律，是對執政團隊最起碼的要求。如果發生像中國那樣的“塌方式腐敗”，執政黨必定在選舉中輸的壹敗塗地。

　　理性框架規範下的國會論爭

　　在國會議事中，反對黨成員在各項議題上詰責、批評執政黨，有效的發揮了監督與制衡的作用。當然，不像臺灣地區立法機構那樣經常上演“全武行”，也不像歐美許多國家國會那樣以“冗長辯論”等方式拖延僵持，新加坡國會議員壹直以溫和理性的風格示人。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是獨裁國家議員那樣的“橡皮圖章”，只是議事風格與其他民主政體不同。

　　有評論家認為，新加坡政治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批判的時候還能保持理性。雖然此評論有為威權政府貼金之嫌，但也道出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特點。如臺灣“立法會”經常上演的肢體沖突，並不是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表現。甚至有些沖突是典型的政治作秀行為。新加坡國會議員沒有各種激烈言辭和誇張的肢體動作，並不代表議員不關心國民利益。如多年以來壹直坐在李顯龍對面的工人黨前秘書長劉程強，經常就爭議問題對執政黨發問。

　　如在李光耀老宅事件上，劉程強等反對黨議員的言辭不可謂不尖銳，促使李顯龍正面回應相關質疑；針對互聯網假新聞立法問題，畢丹星等反對黨議員充分表達了對法案可能成為執政黨打壓異見工具的擔憂。同時，國會特委會還邀請公民組織成員參與相關立法的聽證會，辯論長達4個半小時。在諸如是否接納更多移民、如何防治新冠疫情等議題上，反對黨也都提出與執政黨不同的見解。這些論辯都通過視頻形式公開在新加坡公共傳媒，接受國民的品評與反饋，形成民主參與的良性循環。

　　法治與善治的基石皆為民主政治

　　在國際各項排名如清廉指數、法治指數、經商容易度指數上，新加坡往往位居前列。其中，極高的法治水平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為新加坡增色甚多。新加坡的政府機構以高效聞名於世；遠較歐美大城市優良的治安，讓人們對新加坡贊不絕口；作為國際投資的熱門地區，新加坡良好的營商環境也依賴於法律的完備和治理的高效。

　　而有不少國人出於各種原因，將新加坡的法治與善治，歸結為其實行威權主義制度。這的確有壹定道理。威權統治減少了多種政治力量間的拉鋸與內耗，權力集中利於決策的果斷和執行的迅速。相較於歐美，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顯得幹凈利落，充滿力量。因此，許多人也主張中國效仿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政治模式，實行法治至上，而非效仿歐美的民主政治。甚至，壹些人將民主與法治對立起來，認為民主會帶來低效、混亂，只要法治不要民主。

　　這樣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從根本上說，民主與法治互為表裏，缺壹不可。沒有法治的民主，就會使民粹泛濫、社會無序；反過來，沒有民主的法治，必然淪為專制者的工具，喪失法治的公平性與獨立性。

　　具體到新加坡，這樣的道理同樣成立。新加坡固然是威權主義體制，其成功也與威權主義的高效有壹定關系。但人們卻忽略了其威權政治中的民主成份對法治與善治的影響。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政治的鐵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壹個專制政權不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如果新加坡沒有多黨競爭和真實的普選，即便高薪養廉，也難免腐敗的壹塌糊塗。遏制腐敗的法律如操縱在執政集團手中，其首要目的是維護統治，必然不能全力反腐。專制的中國大陸，就是只會選擇性反腐，將反腐作為政治鬥爭、排除異己的工具。

　　專制政權不僅導致腐敗，還會使用暴力維護統治，獨占政治權力，剝奪人民的權利與自由。而國家法律自然取決於統治者的意誌，變成人治的手段。試想，如果新加坡沒有真實的民主選舉，其法律的制定、修改、詮釋和執行，又有誰來約束和監督呢？沒有民主，被隨意操弄的“法治”還有什麼權威性和可信度？那樣的新加坡還是法治社會嗎？人民對名為“法治”實為人治的國家還有什麼信心？又如何吸引外部投資和人才入駐？

　　同樣，良好的治理能力即“善治”，也需要民主作為保障。如前所述，正是由於反對黨的挑戰、政黨輪替可能性帶來的壓力，促使新加坡執政黨提高效率、改善施政，真正服務於人民，以保住執政地位。如果沒有了民主框架下的多黨競爭，其政權高效和良政的動力何在？難道靠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之類的崇高理想嗎？前蘇聯、中國已經給出了答案。如同開放和競爭造就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國家治理的進步也需要民主政治的活力。

　　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與善治，均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沒有民主，只有威權，新加坡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國民更不會有現在的生活質量。而試圖只學習新加坡的威權主義，而排斥新加坡民主政治尤其多黨制和普選，是不可能復制新加坡的成功的。沒有民主的威權，就是純粹的專制，與法治和善治無緣。

　　正在走向更加民主的新加坡

　　必須承認的是，新加坡的民主的確很有局限性，其威權色彩濃厚。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集團控制著立法、行政機構，並且實質上也深深的影響著司法機構。現在新加坡的政治格局依舊是壹黨獨大，反對黨不僅弱小，還面臨著執政黨多種方式的打壓。反對黨人士時常面臨來自政府的法律訴訟，以及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不得不謹言慎行以免得咎。而實現民主最主要的手段即國會選舉制度，本身就是有失公正、利於執政黨而不利於反對黨的。總體上看，新加坡還是強調秩序多於自由、發展優先於平等的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國家。

　　不過新加坡政治和社會正在悄然發生改變。新壹代新加坡公民的權利意識更加強烈，也更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活動。近10年來反對黨的聲勢日益增強就是例子。今年大選，反對黨破天荒的贏得兩個集選區，就和年輕壹代求變的心態有關。即便執政黨做的還不錯，許多國民也不再抱有守成的觀念，而是希望政壇有更多不同的聲音。新加坡的公民組織不斷增多，新壹代公民運動人士正在成長，證明新加坡國民不滿足於物質生活的豐富，更多的人積極追求政治權利與自由。

　　新加坡的經濟早已進入第壹世界，政治不會壹直落在後面。新加坡人已經以行動證明了對政治革新的渴望，走向更加民主是大勢所趨。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會更加明顯，威權主義會逐漸褪色，民主政治將蓬勃發展。這不僅對新加坡是利好，也給了華人社會壹個優秀的示範。效率與秩序是必要的，但民主更是不可或缺。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秩序，才會真正穩定；民主政治前提下的效率，才能真正造福人民。

　　對中國大陸而言，需要學習新加坡的，是它的民主而非威權，是它的法治而非酷刑。而拿新加坡威權主義為專制背書的，屬於故意歪曲事實和選擇性解讀。未來的民主中國，自然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但無論什麼道路，都不能繞開民主政治，不能舍棄政治多元化和普選制等現代民主國家應具備的基本要素。

反民主人士的反智傾向

作者 鐵戈 寫於 二零一三年

　　長期來普遍流傳著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希特勒是靠民主選舉上台的，這一觀點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它給了那些反對民主、妖魔化民主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正是民主的一人一票的普選制造就了希特勒，賦予他掌控國家的權力，從而導致他上台後犯下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駭人聽聞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也正因如此，民主選舉不僅對此負有直接的責任，而且也證明了民主制是不可靠的，即使民主制也會選出一個獨裁者，也會造成可怕的不堪設想的後果。

　　的確，這一事例似乎使民主陷入了悖論。然而在事實上，這一觀點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只是簡單地從表面現象得出的輕率結論，有必要澄清一系列關鍵性的重大歷史事實，並對這一觀點予以逐一駁斥。

　　這個問題需要先從三大方面的歷史事實來進行剖析。

　　其一：違背憲法與民主的程序奪取最高的權力

　　當時的德國在實際上仿效了美國的總統制，擁有實權的民選總統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總統有權指定總理並責成其組閣。憲法規定總統有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希特勒上台前，在歷次全民普選的民主選舉中，從來沒有獲得過半數以上的選票。1932年3月在角逐這一最高權力的總統職位的大選中，希特勒得票30.1%，而興登堡則得票49.6 %。但在第二輪關鍵性的決賽中，興登堡得到過半的19359983張選票，占53%，當選國家最高領袖——總統。希特勒則得到了13418547張選票，占36.8%。始終沒有過半。

　　同年7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13745000張選票，占全部選票的37.4%，在國會608個席位中擁有了230席，一躍而成為第一大黨。11月重新舉行的選舉，雖然丟了200萬張選票，喪失34個議席，盡管是國會第一大黨，並不等於希特勒納粹黨獲得了最高權力，也不等於他必然能擔任德國的內閣總理，更不等於他獲得了總統興登堡所具有的最高權力。

　　選舉結束後，當時的希特勒只是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副總理，置於總理馮·帕登（Von-Papen）之下。但被希特勒所拒絕。他要求的是總理的職位。興登堡從來沒有對希特勒懷有信任，他始終認為納粹黨是一個激進主義和粗俗本性的政黨。

　　興登堡和希特勒曾於1932年8月13日在柏林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談的內容由總統的內閣總理奧托·邁斯納 （Otto Mei?ner）所記錄和保存。在這次短短的會談上，希特勒堅決地要求他和他的黨獲得國家和政府的全面和完整的領導權。

　　對此，興登堡總統堅定地否決了希特勒的要求。他明確地回答希特勒：他沒有理由在上帝面前、在良心面前，將國家和政府權力移交給一個單獨的政黨，尤其是一個對異見者抱有偏見的政黨。

　　從當時魏瑪憲法的民主程序來說，興登堡是希特勒獲取最高權力的最後障礙。無論納粹黨的勢力已經何等地強大，但希特勒還是無法逾越這道最後的障礙。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在各方包括來自兒子方面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並在希特勒同意用抑制黨衛隊的方式來換取軍隊的支持作為交換的條件下，尤其當興登堡和他的助手們以為可以用“馴順”的策略（taming strategy）來對付希特勒的時候，最終同意"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的重任委諸阿道夫·希特勒"，然而這並不等於希特勒已經完全地獲得最高的權力。

　　但是在1934年8月2日，87歲的總統興登堡元帥去世後僅三個小時，希特勒就立即迫不及待地就宣布取消總統職銜，無視和擯棄了民主與法律的程序，將總理與總統的職務合並為一，稱為元首兼國家總理。只是在這個時刻，希特勒才成為至高無上的元首。

　　在沒有新的選舉的情況下，希特勒接管了總統的權力在技術上和法律程序上是違反了“魏瑪憲法”以及“授權法”的。而“授權法”則明確禁止他以總理的權力幹涉共和國總統的最高權力。

　　1932年“魏瑪憲法”有一個修正案，規定在新的選舉之前，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而不是總理來代理總統的權力。然而，當希特勒成為法律本身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敢於反對了。

　　德國人選擇希特勒，不等於他們選擇了儈子手，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願望來選擇。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當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利時，野心家和陰謀家們是永遠不惜努力來利用它的，一旦獲得權力，民眾就同權力分離，就會蛻變為權力的工具和人質、就會輕易地被挾持，去做一切實際上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一切已為時已晚了。

　　其二：利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奪取政權

　　從表面現象來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按照合法程序被選民推上台的，但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爭取合法途徑奪權的幾乎所有手段，都是非法的，都是對憲法原則的公然踐踏：遠在1921年7月，希特勒取得對納粹黨的領導權後，立即著手建立納粹黨的武裝力量。同年8月，專門負責在他舉行集會時維持“秩序”的那些武鬥隊演變成為一個身著戎裝的準軍事組織。正是這個武裝力量，在希特勒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了一個肆意破壞民主憲政的沖鋒隊。

　　到1933年為止，沖鋒隊在全國挑起的武鬥案件達4萬起。連續不斷地制造了恐怖事件。他們進行的毆鬥、謀殺、爆炸和暗害活動扼殺了一切進行政治討論和反對者的政治空間，是德國陷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為嚴重和混亂的局勢。沖鋒隊為希特勒上台沖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不久，希特勒不斷壯大自己的貼身衛隊黨衛隊以取代沖鋒隊位置，而黨衛隊只效忠希特勒一人，同時具有軍事性質和秘密警察性質。到三十年代中期，黨衛隊的4.5萬名秘密警察已分布全國，監視著敵視政府的一切活動，它的6.5萬名保安警察和280萬名風紀警察，保衛著希特勒的安全；它的4萬名看守人員在20座集中營和附近的160座勞動營殘酷迫害無辜的“犯人”和反法西斯戰士，它的10萬名保安處情報人員，密切地監視著國民的思想動向，幾乎控制著整個德意志民族。

　　由此可見，希特勒在實際上是一直以破壞和擯棄民主程序的各種強力的手段來奪取最高權力的，而不是依靠遵守民主的程序和法則達到這一目的的。

　　德國歷史上的 "魏瑪憲法"從紙面上來說，幾乎是二十世紀最自由、最民主的憲法之一，"結構之嚴密幾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設想巧妙、令人欽佩的條文，看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85頁）然而“魏瑪憲法”的失敗，不等於民主制本身的失敗。這只能說，民主制不是天生完美的，它的發展和成熟是一個過程，但這不是因此而取消它和否定它的理由。

　　其三：摧毀民主的基礎 鞏固獨 裁的政權

　　當希特勒還在上台之前就已經用非民主的、暴力的手段建立準軍事組織來遏制鎮壓一切反對者（這一點興登堡早已覺察和警惕並反感）的時候，魏瑪憲法的民主基礎就已經被破壞了，在這樣民主基礎被破壞的情形下，紙面上的民主必然會被強權所征服，成為形式，淪為工具，至於上台後的種種手段，只是對民主制的徹底破壞而已。

　　一旦希特勒接替去世的興登堡總統職務後，立即公然違憲地將總理和總統職務合並為一，奪去了最高的國家權力，立即開始公開地使用掌握在手中的國家機器解散各黨派、宣布納粹黨為德國惟一合法政黨、取締工會和一切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同時為迎合自己的支持者而大力開展迫害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剝奪猶太人的所有合法的公民權。所用這些手段，都在徹底摧毀民主的社會基礎和必要條件，正是依靠這些手段，鞏固了他個人的獨裁的極權。

　　民眾的選擇需要承擔責任，也需要付出代價，但德國人選擇希特勒，不等於他們選擇了儈子手，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願望來選擇。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當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利時，野心家和陰謀家們是永遠不惜華麗的辭藻和欺騙的手段來利用它，掌控它。在這個時候，似乎權力還掌握在擁有選票的民眾手里，而一旦達到目的掌控了權力，民眾就喪失了選擇權，不僅同權力分離，而且置於權力的掌控之下，就會蛻變為權力的工具、人質、就會輕易地被挾持，去做一切實際上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是已經晚了。

　　希特勒的上台只能說明當時的民主制的不完善不成熟。而民主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民選只能保證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但不能保證不出獨裁者，但這不是民主制的是與非的問題，而是怎樣完善民主制的問題。

　　民主是一個整體，由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相結合所組成的一個整體，它應當是一個全面的完善的整體的體系，兩者缺一不可。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選舉制是民主的必備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民主決不是一選了之那麽簡單，經由普遍平等公開的選舉制產生的代表掌控了國家的權力，不是民主過程的終結中斷，而是另一個過程的開始，掌控了國家權力的民選代表，即使由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選舉制產生，但如果缺乏對他的有效監督，或者說一旦他脫離了民主的監督制度，脫離了制度對他的監控，照樣會產生獨 裁者。權力具有這樣的特征，但卻被人們所一直忽視——權力的異化作用。在缺乏和違背民主程序的情況下，在民主制不夠完備的情況下，就會產生權力的異化現象，權力就會脫離權力的賦予者的意志，對於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民主體系的一個絕對不能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喪失了有效的民主的監督制度和可靠的程序，就會形成這種異化的現象，造就了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希特勒。

　　希特勒真是靠民主上台的嗎？

　　從希特勒的上台，我們從歷史中究竟吸取了什麽教訓？

多黨制與聯邦制的積極意義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多黨制

　　人類自古以來隨著不斷發展，無論哪個國家的社會結構，都不是單壹的，而都比較復雜。由於人們的階層、職業、教育、財富、信仰、年齡等不同，必然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必然會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利益訴求和政治要求，因此自然形成不同派別或政黨，以至自然衍生多黨制，即自然衍生多黨並存且競相執政的政治制度。而這不僅是多黨制產生的理論根源，也是多黨制形成的現實基礎，還是多黨制發展的社會前提。

　　盡管自古以來人類就日漸形成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可因為遭受專制嚴酷的管控，所以不能實現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直到1688年英國通過光榮革命推翻封建專制而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後，才開啟托利黨和輝格黨兩個政治派別並存且競相執政的多黨制先河，過後，不僅得到逐漸完善，還在世界上蔓延開來。

　　僅法國1789年大革命後，就有30多個政治派別在活動，並且參加了當時國民議會的選舉。這些政治派別勢均力敵，沒有壹個政治派別能夠左右政局、取得穩定的多數。為了爭取議會多數上臺執政，各個政治派別便結成聯盟參加競選。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以後，法國正式確立多黨並存且競爭的政黨制度。

　　隨著議會制度在歐洲大陸的推行和發展，德國、意大利、愛爾蘭、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希臘等國也實行了多黨制。而多黨制興起於歐洲大陸國家的主要原因，壹是這些國家社會結構比較復雜，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形成了多黨紛爭的局面；二是在選舉制度上，這些國家普遍采用比例代表制或少數代表制，以至於使壹些小黨也能取得選票，爭得壹定數量議席，從而在議會選舉中難以形成取得絕對多數議席的大黨，而這種選舉制度有利於鞏固多黨政治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多黨制。而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雖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允許任何政黨都可以單獨或聯合參加競選，並在占議會多數席位情況下單獨或聯合執政，但實際上壹個政黨單獨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而執政的情況極少。盡管黨派聯盟是多黨制下常見的政黨參與競選和執政的形式，可是由於各政黨代表的利益和政治主張不同，因此導致由黨派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難以穩固，進而往往導致政權更叠頻繁。

　　隨著多黨制的發展，多黨制逐漸分為三類：壹是溫和多黨制（限定多黨制），以德國、比利時、瑞典、盧森堡、丹麥、瑞士和荷蘭等國為典型，其特點是：政黨數量壹般在3——5個，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較小，政黨間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是向心力競爭，允許出現聯合政權並且具有鼓勵聯合政權的政治結構，政局比較穩定。

　　二是極端多黨制（分極多黨制），不妨以意大利、法國、德國(魏瑪共和國)為例，尤其是歷史上的魏瑪共和國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為代表，其特點是：政黨數量6——8個或更多，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較大，政黨分散化傾向嚴重，左翼和右翼存在著互不妥協的純綱領政黨。相互排他的在野黨勢力向執政黨挑戰，壹個或幾個政黨占據著中間位置，展開多級競爭，向心力受阻，離心競爭盛行，政權交替頻繁。有機會掌握政權的大多是中右或中左勢力，部分政黨常常被排除在政權之外，因此存在著不負責任的在野黨，缺乏公平競爭。極端多黨制常常造成政局不穩，如1946年——195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期，11年半就更換了20屆政府，每屆政府執政時間不過半年，最短的僅僅只有2天。意大利1945年到1979年34年中就更換了37屆政府，每屆政府執政平均不到壹年。

　　三是壹黨獨大制。壹黨獨大制是多黨制中的壹種特殊情況，即在壹些國家中，進入議會的政黨不止壹個，但政權長期為壹個政黨壟斷。

　　從理論上看，其他政黨都有執政的可能，但是實際上小黨處於劣勢，很難打破壹黨獨占政權的局面。過去，政治學界壹般把這種政黨制度視為多黨制的壹種特殊情況。後來有的政治學家提出，既然政治制度的劃分要把政黨的數目和掌權方式結合起來，那麽，執政黨長期只有壹個，就應當將其劃為壹黨制。

　　另外，多黨制發展到今天，具有以下特點：壹是聯合執政。由於政黨眾多，選票分散，壹黨往往難以單獨取得多數而執政，因此，各主要政黨往往在大選之前和大選之後組成黨派間的聯盟，來爭取選舉的勝利。

　　二是溫和多黨制政府穩定。傳統觀點認為多黨制政府往往不穩定，而實際上主要是極端多黨制國家的政府不穩定，如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國和戰後的意大利等。而溫和多黨制國家的政府都比較穩定，如荷蘭、盧森堡、瑞典、瑞士、丹麥、德國、冰島等。

　　三是選民的政治選擇更具有意義。因為兩黨制的黨綱往往向中間溫和方向靠攏，因而兩黨的政綱往往非常接近，公民的投票就會因兩黨之間相互雷同的方案所破壞，而失去政治選擇的意義，而多黨制可有效地彌補這種缺陷。

　　四是政黨對政府的控制力相對較弱。由於政府往往由幾個政黨聯合組成，這些政黨代表的利益又不盡相同，因此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誌完全貫穿到政府行為中去，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各黨派調和、妥協的結果，以至於使執政呈現兩個特點：壹方面，政策體現了各種意見的綜合性，能代表較多人的願望，因而其中的民主成份比兩黨制和壹黨制更多；另壹方面，任何政策都不能由壹黨決定，都要由各執政黨協商，因而決策的時間較長，效率相對較低。

　　五是小黨能量不可小視。小黨左右大黨在以色列表現得尤為突出。

　　比如，以色列的工黨和利庫德集團分別代表左、右兩翼，他們中無論哪個黨組閣執政，不僅取決於其在選舉中能夠比對手獲得更多的議席，還取決於誰能爭取到足夠的小黨的支持，湊足120個議席中的61席，因此眾多的小黨往往在兩個大黨中待價而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不過，左右兩個大黨有時也會聯合執政。

　　又如在德國，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社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為壹方，社會民主黨為另壹方，小黨自由民主黨、綠黨的地位就舉足輕重，有些小黨忽左忽右，有時候比大黨執政的時間還多。

　　盡管多黨制存在壹些缺陷，不僅競選費用較大，而且各黨間往往互相攻擊，醜聞不斷，而政策制定不但周期長，過程復雜，連續性也不強，當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時，政府就得解散重新選舉，容易引發政局動蕩，不利於政局穩定，可這並不能掩蓋多黨制的優越性。

　　首先，多黨制國家選舉往往采用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是按照各黨派所得選票的比例分配議席，因此保證了相當小的政黨在議會中也有自己的代表。這樣各政黨分散化和分裂的現象就比較普遍，這就給為數眾多的政黨足夠的生存空間。

　　其次，政府廉潔。多黨制由於權力比較分散，壹黨難以獨掌政權，政治權力受到的監督和制約比較大，有利於減少腐敗。因此，壹般來說，實行多黨制的政府大多比較廉潔。

　　此外，由於多黨制競爭激烈，互相監督，互相競爭，因此，能夠有效遏止腐敗案件的發生。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只要做好的話，人民會繼續選擇原先的執政黨推薦的候選人連任，而做不好的話，任期壹到就得滾蛋。

　　再者，多黨制每個黨會推薦壹位最優秀的候選人，然後全民壹人壹票選出的國家領導人，更有公平性，讓人民有幸直接參與政治互動。

　　總之，由於多黨制不但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還舉足輕重，因此構築新型民主制度，而選擇多黨制作為支柱，既符合社會客觀要求，又符合政治發展規律。

　　更主要的是，盡管多黨制也有缺陷，還有待完善，可與壹黨專制相比，多黨制的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象壹黨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已在多國實施，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時代潮流，而今，不僅已經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聯邦制

　　不管哪個國家的國家結構形式，都是指壹個國家的整體與其組成部分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於國家結構形式不僅決定如何劃分國家的領土，也決定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因此不僅影響國家的興亡，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民族的前途，更影響生活的質量！

　　從古到今，世界上先後產生三種國家結構形式：壹種是單壹制，壹種是邦聯制，壹種是聯邦制。首先，就單壹制而言，單壹制是指由若幹不享有獨立主權的壹般行政區域單位組成統壹主權國家的制度。

　　單壹制國家劃分為各個地方行政區劃，其劃分是國家根據統治需要，按壹定原則進行區域劃分的結果，國家主權先於各個行政區劃存在，地方行政區不是壹個政治實體，不具有任何主權特征。國家本身是壹個統壹的整體，只是為了便於管理，才把領土劃分成若幹行政區域，並據以建立起地方政權，即各地方行使的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並不是地方固有，地方的自主權或自治權是由國家整體通過憲法授予的，各地方政權壹般沒有單獨退出該國的權利。

　　展開來說，單壹制是以按地域劃分的普通行政區域或自治區域為組成單位的國家結構形式。在單壹制國家，中央政權享有最高權力，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統壹領導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範圍內行使其職權。在法理上，單壹制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中央，而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權。單壹制國家的外部特征是：全國只有壹個中央政權，壹部憲法，壹種法律體系，是國際交往中的國際關系主體，它的公民只有壹個國籍。而按照地方職權的大小，單壹制國家又可分為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國家和地方分權型單壹制國家。在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國家，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的嚴格控制下行使職權，由中央委派官員或由地方選出的官員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務，地方居民沒有自治權或地方雖設有自治機關，但自治機關受中央政權的嚴格控制。例如法國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國家。在法國，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國家機關是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首長具有中央官員和地方官員的雙重身份。壹方面代表中央，依照中央的命令行事，對國家內政部負責；另壹方面，作為地方官員，管理壹切地方行政事務。中央可撤換地方行政首長。在地方分權型單壹制國家，地方居民依法自主組織地方公共機關，並在中央監督下依法自主處理本地區事務，中央不得幹涉地方具體事務。例如英國就是典型的地方分權型單壹制國家。在英國，由各地區居民選舉產生的地方議會依法自主處理本地區事務；中央政府依法監督地方議會的行為，以立法監督為主要的監督形式，中央政府若發現地方議會有越權行為，可訴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司法機關糾正。

　　其次，就邦聯制來說，邦聯制是指若幹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如軍事、經濟方面的要求)而組成的壹種松散的國家聯合，而其是壹種復合制的國家形式，是主權國家的聯盟，通常根據條約組建。

　　邦聯制的特點：壹是邦聯是根據各成員國所締結的條約組成，而成員國除了根據條約而明確表示讓予或委托邦聯機構的權力外，其他權力仍然保留，維持著成員國主權的完整性，即邦聯的成員國各自保留著自己的全部主權，各自有獨立的立法、行政、軍事、外交、行政方面的全權；二是邦聯既無憲法，無統壹的行政機關，也無統壹的國籍、軍隊和賦稅，因此不是國家主體；三是邦聯對成員國沒有強制力，各成員國既可將讓予邦聯的權力收回，也可以自由退出邦聯，而邦聯對各成員國沒有強制力，也不能發號施令；四是邦聯的事務由邦聯成員國“首腦會議”或邦聯會議按條約的規定共同決定，盡管邦聯設立議事機構和協商制度，但議事機關的壹些協議或決定，必須經過成員國的認可方能生效；五是邦聯制作為由兩個以上主權獨立國家自願聯合組成的壹種國家聯盟，具有各成員國地位平等，在內政外交上互不從屬的特征。由上可見，邦聯只是壹種國家聯盟的形式，而不是國家實體，因此嚴格說來，邦聯算不上壹種國家結構形式。

　　此外，就聯邦制來講，與其說聯邦制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治實體（共和國、州、邦）結合而成的壹種國家結構形式，不如說是壹種多中心的復合共和制，是關於自治、非集權、多樣性的憲制安排。

　　聯邦制國家由各個聯邦成員組成，各成員單位先於聯邦國家存在。而聯邦成員國在聯邦國家成立之前，是單獨的享有主權的政治實體；加入聯邦之後，雖然不再有完全獨立的主權，但在聯邦憲法規定的範圍內，聯邦成員的主權仍受到法律的保護，聯邦成員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在組成聯邦制國家時，聯邦成員單位把各自的部分權力讓渡給聯邦政府，同時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力。

　　聯邦憲法明確界定了聯邦政府統壹行使的權力和各成員國的中央政府所保留的權力，即聯邦的權力是來源於各成員國的參與。聯邦成員有自己的獨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和聯邦國家的最高司法、行政、立法機構不存在隸屬關系。聯邦國家的主權由聯邦和各成員單位分享，盡管聯邦政府擁有對外代表國家主權，但是各聯邦成員也在聯邦憲法允許的範圍內享有壹定的外交獨立性，可以與其他外交主體簽訂壹些協議，而有些聯邦國家成員單位也可以參加國際組織。

　　現今世界上的聯邦國家，多數是在原來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體基礎上聯合而成，也有的是通過政治改革將以前的單壹制國家解構或者說重組成聯邦共和國。而聯邦制的產生是小共和國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也為了謀求共同發展的需要，而組成聯邦共和國，而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同盟，甚至遙遠的《聖經》時代。

　　據《聖經》記載，以色列諸部落為了擺脫埃及法老統治和對外幫作戰，曾結成緊密的同盟（公元前12世紀——722年）。古希臘的城邦國家結成過著名的安菲替溫尼同盟，進行了與波斯的戰爭。在希臘晚期，又出現了名垂青史的亞該亞同盟、埃托利亞同盟。而這種結盟傳統，在中世紀和近代的歐洲，仍綿延不絕。始於9世紀的德意誌邦聯，是當時存在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同盟。1291年，為了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進犯，中歐的三個自治市簽署永久聯盟條約，結成了後來發展到有13個成員的瑞士同盟。16世紀宗教改革時代，面對天主教會和世俗政權的雙重迫害，新教徒在荷蘭境內組成了尼德蘭聯省，它迅速強盛起來。但這些同盟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聯邦國家，與後者相比，是松散、脆弱的，學者們稱之為“邦聯”以示區別。

　　歷史上的邦聯，首要目的是共同防禦，其次才是共同發展。作為國家之間的聯盟，邦聯實際上是指揮加盟成員采取共同行動、協調彼此關系的政府間組織。它們的組織形式壹般都很簡單，最重要的機構通常是壹個由各成員邦代表組成的議會，沒有行政和司法部門。邦聯在對外方面也沒有完整的權力，加盟成員握有軍事實力，外交上的獨立性很高。這是壹種以主權國家政府為管理對象的“政府”，不可能是不脆弱的。翻開它們的歷史，雖然可以看到聯合所帶來的好處，甚至於戰勝強敵的輝煌篇章，但也到處寫著猜忌、不公、爭鬥、內亂、分裂，並不乏被外部勢力離間和征服的悲劇。

　　聯邦制正是在吸取了過去邦聯制的教訓後，通過制度創新而形成的壹種緊密的、現代的新型共同體，而首先於美國誕生。美國1787年憲法運用主權共和國組織政府的原則，來設計共同的政治組織，並明確劃分共同體與構成單位的權力，賦予共同體足夠的手段追求聯合起來的好處，建立了壹個直接對公民行使權力、三權鼎立的完備的共同政府，從而在歷史上第壹次將邦聯改造成聯邦的國家。 凡是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具有以下的特點：第壹，國家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是壹種聯盟關系，聯邦政府行使國家主權，是對外交往的主體。第二，聯邦設有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行使國家最高權力，領導其聯邦成員。第三，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認同於統壹的聯邦憲法，遵從代表國家利益的統壹法律。第四，聯邦各成員國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機關，有自己的憲法、法律和國籍，管理本國內的財政、稅收、文化、教育等公共行政事務。第五，聯邦和各成員國的權限劃分，由聯邦憲法規定。如果聯邦憲法與成員國的憲法發生沖突，以聯邦憲法和法律為準。

　　具體地說，聯邦制作為壹種多中心的復合共和制，作為關於自治、非集權、多樣性的憲制安排，有兩個基本的建構原則，第壹，制定壹部有嚴格修改程序的憲法，在全國政府與各構成單位（州、省、邦）之間分割國家權力。全國政府管理國防、外交、統壹市場等與全國人民密切相關、需要集中管理的特殊事項，其他與各構成單位人民密切相關、能夠分別管理的壹般性事項，都由各構成單位政府管理。第二，各構成單位人民有自治或自組織權。各構成單位議會議員、政府首長，由當地人民選舉產生。絕大多數聯邦國家的構成單位都有自己的憲法，規定自己的政府組織形式。此外，聯邦制還有兩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則： 聯邦議會壹般實行兩院制，其中壹院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另壹院由各構成單位選舉或任命的代表組成。當聯邦與各構成單位發生權力沖突時，由獨立的司法機構——聯邦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依據憲法裁決。 另外，聯邦制國家各構成單位政府，在國家中具有很高的獨立地位，不同於單壹制國家的地方政府，不象單壹制國家的地方政府那樣是全國政府的下屬。根據聯邦制原則，全國政府與構成單位政府並不是核心與邊緣、上級與下級的關系，而是具有不同權力、職能範圍的政府之間的關系。它們彼此獨立，權力都有限制。各構成單位也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們與聯邦在不同範圍內分別行使統治權。

　　當然，它們也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並且聯邦是全體人民建構的永久性共同體，是任何構成單位或群體無權隨意取消的主權國家。

　　當今，盡管世界上只有20多個聯邦制國家，可是，它們的人口總數在22億以上，而且占了世界大約二分之壹的土地。其中，領土最小的是拉美的聖基茨―尼維斯聯邦，267平方公裏，最大的是橫跨歐亞的俄羅斯，1700多萬平方公裏。面積超過200多萬平方公裏以上的國家中，絕大多數是聯邦國家。而在亞洲、歐洲、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中，除了中國以外，俄羅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蘇丹無不實行聯邦制。

　　這麽多大國之所以都選擇了聯邦制，原因就在於聯邦制作為多中心、自治、非集權的制度安排，是壹種有著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而自其誕生以後，人們不僅用它來將分散的政治體結合成統壹的國家，還用它來在統壹的國家中實現不同種族、民族、語言、宗教、文化、習俗的人民和平相處。雖然聯邦制實踐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實行聯邦制或引進其某些制度安排，是迄今在統壹的國家中，處理高度差異性問題的最佳選擇。最早的現代聯邦國家之壹瑞士，就是這方面的著名典範，在瑞士的境內，生活著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分別講著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三種語言的人，但他們卻結成了壹個和諧的統壹國族。在聯邦制下，分權、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為不同種族、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利益群體，提供了表達政治願望的最充分渠道。在這種情境下，“統壹性”與“多樣性”，並不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東西，而是分別與“解體”、“同質性”相對。由於存在多個政治中心，因此政治生活不像單壹制共和政體那樣由壹個全國性的單壹多數所決定，而是由許多個多數或者說“復合多數”所決定。總之，這種制度可為防止多數人的暴政、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提供有力的保障。

　　此外，聯邦主義也為人類自由所不可缺少的共和政體，開辟了非常廣闊的適用範圍。眾所周知，古希臘的城邦共和國，以直接民主為其特征之壹，無壹不是小國，而其人口、土地還不及當今中國壹個普通的縣。所以，人類長期以來壹直為這樣壹個問題所苦惱：共和政體似乎只能適用於小國，較大的國家則需要君主或君主專制統治。而代議制為人們解除這壹煩惱作出了巨大貢獻，聯邦制更是功不可沒。雖然歷史已經證明可以通過代議制在較大的國家成功地運用共和政體，但是並沒有證明壹個大型國家如果不借助於聯邦制是否能建立穩固的共和政體，從而成為持久的自由國家。早在1748年以前，現代共和主義的卓越奠基人之壹孟德斯鳩，就敏銳地意識到聯邦制對於小國獲得安全、大國實現自由的價值，而他的話至今仍值得銘記於心：“壹個共和國，如果小的話，則亡於外力；如果大的話，則亡於內部的邪惡……這種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能夠醫治的。要是人類沒有創造出壹種政制，既具有共和政體的內在優點，又具有君主政體的外在力量的話，則很可能，人類早已被迫永遠生活在單人統治的政體之下了。我說的這種政制，就是聯邦共和國。”

　　後來，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在此基礎上不僅發展了這壹理論，還為制衡思想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第壹，聯邦派以英國的政治現實為觀察，提出要防止民選的議會權力過大。在民主制下，立法部門權力過大是最危險的，防止議會專權，就能有效遏止多數人的暴政，維護少數人的合法權利；第二，聯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控制總統的權力，以防範獨裁專制。更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不但把“三權分立以制衡”的政治思想變成了政治現實，還擴充分權制衡理論，宣揚國家權力除了橫向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外，還務須縱向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以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相互監控，相互促進。

　　在此，有必要概括壹下聯邦制的訴求。締造現代第壹個聯邦共和國的美國1787年憲法，在其簡潔而莊嚴的序言中說道：“我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為了組成壹個更完善的共同體，以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和平，安排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的福利，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後代永享自由的生活，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而法國19世紀政治家和思想家托克維爾，對於美國聯邦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稱贊不已，認為美國人民自立自強、進取創新、關心公益的精神得益於其自治和分權制度，說聯邦“既像壹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壹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愛拉紮爾這樣評價聯邦制：“人類，因而也是理論家對於政治的關註，聚焦在三個普遍性問題上：追求政治正義以獲得政治秩序；探明政治權力及其運用的真實經驗；利用能夠將這兩個問題統壹起來而造就良好政治生活的文明社會與文明社群，來創造壹種適宜的公民環境……而說明和包納了上述三個問題、反復表現出生命力的重要政治原則之壹，就是聯邦主義。”

　　總而言之，如果說將小國的優點與大國的優點結合起來，既使小國得到安全，又使大國實現自由，是聯邦制的追求，那麽多中心、自治、非集權，尊重多樣性，保護少數，以及維護“自由的生活”、“國內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則是聯邦制的價值譜系。

　　由於聯邦制比起單壹制和邦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因此，從二百多年前現代第壹個聯邦制國家誕生到今天，聯邦制不僅已在許多大國登陸，還已在世界五大洲留下了成功的足跡。

　　可悲的是，對中國而言，聯邦制仍然是壹個新生事物，因為除了壹些學術討論和政治呼籲之外，除了民國有壹段時期提出的“聯省自治”以及幾部沒有實施的軍閥憲法，除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曾在對抗國民黨統治時曾提出聯邦制設想外，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聯邦制。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今，在中國提倡地方自治的壹般都是權力鬥爭中的弱勢群體，而他們的政治訴求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等到他們成為強勢群體的時候便把原來作為壹種鬥爭策略的制度構想徹底拋諸腦後。

　　進壹步說，中國之所以壹直都是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國家，根本原因就在於缺乏實質意義的比較，中國思想家向來都是老祖宗那口井裏的青蛙，總是跳不出自己頭頂上的那壹小片藍天。這是中國作為大國的悲劇，因為過早的統壹和中央集權扼殺了地方制度沿著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盡管在沒有外來文明的沖擊下，制度突破的可能性並不大，但高度統壹和集權無疑將中國的政治制度鎖定在固有的模式上，禁錮了思想家和潛在制度設計者的想象力，從而完全扼殺了制度創新的可能性。更主要的是，實踐中制度的單壹性限制了思想自由，而僵化的思想又反過來加強了制度的穩定性，排除了任何可能挑戰現有制度的替換方案。

　　由於人治文化和中央集權的制度傳統緊密聯系在壹起，致使中國分而治之的制度實踐難以展開，因此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將聯邦制作為壹種值得認真探討的可能政體模式，以致中國從古到今都是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國家，盡管現今在法律上規定地方自治，但因各種限制而致使地方自治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因為中央政府采取各種手段嚴格控制地方政府。

　　總之，自從秦朝統壹六國以來，中國就壹直都是壹個名副其實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大國，壹直都是地大人多、民族龐雜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大國，壹直都是處於壹個最高權力統治之下的中央集權型單壹制大國。由於國家結構形式存在嚴重的弊端，以致不僅壹直都面對法制統壹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也壹直都面對尖銳的民族問題，還壹直都面對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

　　盡管在壹個最高權力的統治之下，國家的統壹有利於國內的和平安定，使百姓免於各地諸侯為爭奪疆土所引發的戰亂之苦，但和平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在人類的政治智慧沒有充分發揮之前，國家統壹只是簡單意味著最高統治權的集中；權力的集中也給權力的濫用造就絕好的機會，而權力的濫用反過來為社會動蕩埋下了伏筆。由於制度安排不當，以致統壹只是標誌專制，而團結更是強化專制，致使原始意義上的統壹和團結未必給社會帶來長久的和平。

　　展開來講，在專制統治下國家掌握的權力未必會被用在正途上，以致國家權力越大，濫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對個人自由就越危險。如果壹個國家缺乏民主機制，那麽國家規模越大，就越容易維護專制統治，鎮壓平民以合法或暴力形式的請願或抗議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大國顯然是壹把雙刃劍。國家權力只是為安全保障提供了壹種能力，但不受控制的國家權力未必會為個人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而要保證大國給民眾帶來更多的福而不是禍，那國家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否則這個不受限制的龐然大物壹旦揮舞鋒利無比的國家權力之劍，那後果不堪設想。而要限制國家權力，那就必須實行民主代議制度，保證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受到社會的控制。但光有民主制度還不夠，因為人民代表還是會濫用權力，而產生多數人的暴政。因此還須采取另壹種更直接的限制，而這就是奉行有限政府原則的聯邦制。盡管在理論上不排除單壹制國家也采納這種原則，可實際上只有建立聯邦制才能真正實行有限政府原則，因為有限政府的憲法將國家權力限制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並通過司法審查制度在個案中界定政府是否侵越了其憲法權限，從而有效控制了國家權力的濫用。

　　首先，由於聯邦制將國家的大部分權力下放地方，而地方自治並不是絕對的，任何地方政權都受中央政府和其它地方的牽制，因此克服了簡單中央集權的弊端。如果壹個地方通過了壓制自由的法律，那麽這個地方的居民即使沒有辦法反抗，也可以用腳投票，遷徒到更為寬容的地方去。正是由於“鄰居”的存在，每個地方才感受到尊重自由和人權的壓力，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也有利於防止各自的權力過度膨脹，不至於對權利構成太大的威脅。 其次，由於聯邦制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此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權限，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資源為中央利益服務，而只有在這些憲法限制之下，才能信任中央政府去制約地方政府。另外在這個前提下，需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中央在憲法授權範圍內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獲得有效實施，地方法規和規章不得與之相抵觸，因此只有這樣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證大國的長治久安。

　　而今，既然世界上許多大國都實行了聯邦制，為什麽中國就不能突破大壹統中央專制的思維模式，而建立聯邦制？僅從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龐雜這壹點來看，中國不但適合實行聯邦制，還能借助聯邦制持續健康發展，而其原因壹是聯邦制不僅是經自由選舉產生的、由負責管理同壹人口群和同壹地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政府分擔權力和決策的體制，還作為多中心、自治、非集權的制度安排，是壹種有著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

　　二是聯邦制不僅使高層政府有決策權，而且也使受決策直接影響的地方社區有決策權，並保護這壹權力。同時聯邦制允許地方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從而促使政府對人民負責，並鼓勵公民的參與和履行公民職責。

　　三是聯邦制通過成文憲法規定出各級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分工而得到鞏固；而地方法令反映地方社區的意願。再者，政府間關系意味著在壹些具有法定必要性的問題需要通過合作解決時，聯邦國家的各級政府(國家、地區和地方)將共同努力，而國家政府往往有權調解地區間的爭端。再者，在地域遼闊和經濟多樣化的國家，各個地區在收入和社會福利上的差距可以通過國家政府的稅收再分配政策得到調整。

　　四是聯邦制反應靈敏，包容力強，不僅公民可以自由競選各級政府職務，還為各政黨提供為其選民服務的多種機會，即使某壹政黨在國家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內不占多數，它仍可以參加地區和地方壹級的立法和行政。

　　五是聯邦制建立在代議制民主的基礎上，因為受到選民約束和憲法限制，所以執政者不能不顧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任意發動戰爭或做其它勞民傷財的事情；由於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致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權限，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資源為中央利益服務；由於中央政府在憲法授權範圍內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獲得有效實施，而使地方法規和規章不能與之相抵觸，因而保證長治久安。

　　綜上所述，中國自古以來壹直都是壹個大國，而大國的制度意義是多種多樣的，所以未必就意味著簡單的統壹和集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與正在向聯邦制過渡的歐洲聯盟都是大國，但它們都不是單壹制國家，而中國作為壹個唯壹的單壹制大國，不僅壹直都面對法制統壹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也壹直都面對尖銳的民族問題，還壹直都面對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為什麽就不能廢除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而建立聯邦制？

　　由於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給國家和人民往往帶來更多的是禍而不是福，而聯邦制則帶來更多的是福而不是禍，因此廢除單壹制而實行聯邦制，不但是大國最佳的選擇，也是壹般國家理性的選擇。盡管中國如今不僅綜合國力不斷攀升，還具有壹定的的國際地位，但因為沒有造就憲政民主，沒有建立聯邦制，沒有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所以正在掘起中國難免重蹈覆轍。而為了防止重蹈覆轍，那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行專政制度，既從觀念上突破傳統的框框，又拋棄集權主義的思維模式：既造就憲政民主，又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既在理論上放手重構新的中央和地方關系，也在實踐上建立中國的聯邦制，最終不僅徹底廢除中央集權型的單壹制，而讓聯邦制在中國開花結果。

中國應該建立民主制度

作者 鄭貽春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中國人如果不能夠完全徹底地破除民主的迷霧，那是根本無法進行所謂的民主轉型的工作的，那是不會也不可能建成壹個現代文明的民主社會的。中國目前所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清理反對民主的反動勢力為了阻擋民主所製造出來的民主迷霧，拆掉阻擋在民主面前的各種各樣的障礙。只有這樣，中國人才能夠腳踏實地、昂首闊步地實現民主。

　　1、大言不慚地高談闊論所謂的“民主”，其實是個驚天大騙局極權專制主義者總是匪夷所思地、大言不慚地高談闊論民主，但卻從不予以實行。比如，毛澤東曾經煞有介事地談論過民主。特別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裏，毛澤東把民主簡直是說得個天花亂墜，滿嘴吐沫星子亂飛，張口壹個“民主”，閉口壹個“民主”，但這些都不過是嘴上混氣兒而已。

　　幾十年前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黃炎培等人曾經訪問過中共統治的延安，並會見了當時的中共首腦毛澤東，於是就產生了聞名遐邇的“窯洞對”，或叫做“歷史周期律。”

　　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團體，壹地方，乃至壹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壹事不用心，沒有壹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壹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壹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壹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壹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當即便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之所以在延安窯洞裏講民主，是因為此時他正與蔣介石爭天下。為爭天下而講民主，是毛澤東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策略運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通過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的“窯洞對”而向世人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共壹心壹意地追求的，不過就是中國的民主而已。

　　經過壹番為民主而奮鬥的虛與委蛇的和瞞天過海的喬裝打扮之後，儼然民主捍衛者的毛澤東壹經掌權執政，便幾乎馬不停蹄地立刻撕下了所謂民主的假面具，兇相畢露地展現其專制獨裁的真面目。

　　通過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關於民主的壹番高談闊論，我們可以看到；（1）毛澤東跟黃炎培所談的民主，實際上是給中國人民放了壹個濃重得化不開的巨大的煙霧彈，包括幾乎同壹時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所發表的九十多篇呼籲民主自由的文章，都是花樣翻新的、琳瑯滿目的和讓人眼花繚亂的煙霧彈，目的是要以冠冕堂皇的名義、以民主的名義、以民主追求者和民主捍衛者的名義，誘使億萬中國人民上當受騙。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欲蓋彌彰的巧舌如簧之下，在巧舌如簧的偷梁換柱之下，當時天真爛漫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由於不識廬山真面目，便紛紛地把壹切美好的希望、把自己的壹切，甚至身家性命，都不計後果地、壹股腦地投向給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幫助毛共推翻了國民政府，使毛共巧取豪奪地爭得了天下，坐上了龍庭。豈不知，此乃助紂為虐也！其後不久的歷史發展均已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中國人民史無前例的無比悲慘的巨大劫難與巨大創痛。這，究竟是中國人民的活該倒黴，還是因為天意的安排必有壹劫？

　　古今中外的騙子從來都是搖唇鼓舌、花言巧語，簡直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可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好話說盡的目的是要博得受害人的信任。為了博取信任，什麽好話都能說，什麽毒誓都敢起。說的簡直沒得說，不容人不相信，因為這是騙子絞盡腦汁而設計出來的包藏禍心的壹個個圈套，是由美麗的言詞所編織出來的壹個個貨真價實的大坑。圈套，是讓妳鉆進去；大坑，是讓妳跳進來。騙子是只說不做的。毛共為了與蔣介石爭天下，說民主，唱民主，為了籠絡人心，便在空中給人們畫出了壹個大大的餡餅，壹個叫做民主的餡餅，豈不知，卻原來實在是個碩大無比的有名無實的民主之泡影。毛共統治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何曾有過壹絲壹毫的民主？恐怕連影子都見不到，更不用提什麽其他的了。這，就是毛澤東對黃炎培提出的“興亡周期律”所做回答的意義之所在。這正是：毛共騙人無商量，謊言欺世“窯洞對”；施放煙霧搞迷惑，奪取政權方為真！（2）毛共建政之後，從來不提民主，也堅決反對民主。誰要是提民主，誰就被認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誰就必然遭到迫害，不是被監督改造，就是被關進監獄或被肆意槍殺。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證明，誰要是膽敢監督中共政府，誰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誰就是太歲頭上動土。沒有掉腦袋的準備，那是根本不可能監督中共政府的；沒有倒透黴的心理預期，那就不要對於中共政府提出任何壹針見血的批評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把壹切不同意見者都視為反動派、為敵人、為反革命、為害人蟲、為牛鬼蛇神、為敵對勢力，而必須予以嚴厲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殘酷暴烈的階級鬥爭。在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空前淩厲的攻勢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頻頻出擊下，誰還敢於表達自己內心深處任何真實的想法、意見和建議？那不是自找倒黴、自找不自在、自尋死路壹條嗎？毛統治時期的社會現實，就是如此這般的匪夷所思的荒謬絕倫之風尚；（3）在毛共建政後，如果誰膽敢按照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去做，即人人都起來負責，那就必然遭受極其殘酷的乃至格殺勿論的鎮壓，誰負責，誰就倒黴，誰就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壹命嗚呼、嗚呼哀哉，死無葬身之地。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於負責？誰還能夠負責？人人負責根本行不通，所以就只能形成人人都不負責，既不能為自己負責，又不能為他人負責的可悲可恥之狀態，而這，正是毛澤東所刻意追求的壹統天下、號令壹切的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狀態。毛的所作所為與其當初在延安“窯洞對”的說辭，大相徑庭、南轅北轍、截然相反、天差地別；（4）“歷史周期律”是毛共對於民主人士所開的驚世駭俗而又令人瞠目結舌的國際玩笑，因為信誓旦旦的誇下海口猶言在耳，再看看毛澤東篡奪政權之後的所作所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壹個國際大騙子的醜陋不堪的可恥之嘴臉。

　　應該用毛澤東沾沾自喜的和津津樂道的狗屁不通的所謂詩句“不須放屁”，來論證毛澤東與黃炎培所談論的“歷史周期律”。這，倒是更為恰如其分壹些、也更為直截了當壹些。換言之，毛澤東所說的民主，不過就是壹個崩向全國、崩向全世界的具有中共特色的響屁而已，卻熏紅了污染了更毒化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搞得華夏故土的山上水水、城市和鄉村都污濁不堪、滿目瘡痍，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然深受其害、創痛慘重而又無法自拔。其惡劣影響實在是既深且廣，頂風臭個十萬八千裏！

　　2、莫名其妙的“民主的陰暗面”，是極權專制主義者所灌註的迷魂湯說民主有陰暗面，目的是要否定民主、反對民主、排斥民眾，是要讓人們覺得民主也不是什麽好東西，民主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民主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陰暗面，就是不光明。這種說法實質上就是抹黑民主，唱衰民主，讓人們喪失對於民主的信心。既然民主有陰暗面，那麽追求民主、實現民主，也就沒有更不可能有什麽價值、什麽意義了。與其費勁巴拉地追求民主，最終獲得的不過就是民主的陰暗面而已。何苦來哉？人們要追求的是民主的光明，但收獲的卻是民主的陰暗面。既然民主有陰暗面，那還追求民主幹什麽？那不是自討苦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心甘情願地尋找不自在嗎？

　　“民主陰暗面”這種論調壹出籠，註定在廣大愚民的頭腦中產生出滾雪球的不斷放大之效應。其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消解民主的負面影響，實在是不可小覷、不容低估的。因為這種論調愚鈍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陷入在茫茫壹片的陰暗面之中而根本無法清醒過來，更看不見民主制度的光明前景。腦袋被莫名其妙的民主陰暗面給攪得都成壹片漿糊糊了，又如何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民主制度所應有的至高無上的寶貴之價值？又如何能夠認識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而躲在壹旁偷著樂的極權專制主義圖謀不軌並從中漁利的醜惡之嘴臉？

　　相信了所謂的“民主的陰暗面”，就不免中了極權專制主義者精心設計的極為巧妙之奸計、之詭計。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只要人們相信還存在著民主的陰暗面，人們就壹定會容忍現實的不怎麽陰暗的甚至有些光明了的極權專制主義的領導或統治，人們也就根本不必追求什麽民主了。因為“民主的陰暗面”到底有什麽值得人們趨之若鶩、孜孜以求的呢？還是不要有什麽幻想了吧，還是要老老實實地、本本分分地做壹個順民、奴隸或奴才了吧。

　　民主有什麽好？壹天到晚鬧哄哄，搞得四鄰不安，人心惶惶，甚至天下大亂，況且，民主也不應是東方人，尤其不應是中國人所享有的。因為根據中共黨魁的壹貫指示，中國人素質低、人口多、南方北方溫差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而且底子薄、文盲也不少。如此等等的不利條件均證明，搞民主還不成熟，還遠不是時候。另外，即便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啊。那得等，等到建國壹百周年，即2049年或以後再說吧。至於等死了多少人，至於把多少中國人都給泡得流稀、都成轉不過彎的腦殘，那就只有天曉得了。不過，中共的歷屆黨魁壹直極其頑固、信心十足地認為，中國人壓根天生就不適宜於搞民主。

　　有個外國人前不久寫出了壹本有關“民主的陰暗面”的著作，說的是種族大屠殺是由民主所引致的。其實，這種肆意栽贓民主的論調純屬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無事生非，牛頭不對馬嘴，簡直不值壹駁。但“民主的陰暗面”之論調卻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們，民主是危險的，是極其危險的。是壹種有害的毒藥，誰要是喝了民主的毒藥，不死也得半個昏，所以還是要盡力避免為好。視民主為洪水猛獸的極權專制主義者正在被民主化的浪潮逼得走投無路、焦頭爛額之際，壹聽到“民主的陰暗面”，便如獲至寶，便大力鼓吹，便開動全部的宣傳機器，使出渾身解數地廣布天下，以唱衰民主，以壓制民主。極權專制主義者就是以如此這般的小兒科的伎倆來誘騙天真善良的中國人民的，以防範人們昂首闊步地走入民主的康莊大道。他們的如意算盤打的是，還是讓中國人民壹如既往地謹小慎微地聽之任之地聽黨話，心甘情願地跟黨走。所謂的“民主的陰暗面”就以這樣的方式給人們灌下了似是而非、胡攪蠻纏的迷魂湯，從而使人們稀裏糊塗地邁進了極權專制主義精心設計的圈套，並大大地減弱了人們追求民主的雄心壯誌，從而使不少人認為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下生活，能將就就得過且過吧。既然“民主的陰暗面”就擺放在那裏，民主的情況又能夠好上多少呢？灌了迷魂湯之後，人們的思想意識就完全徹底地斬斷了不屈抗爭的念頭。這，正是“民主的陰暗面”之論調受到極權專制主義政體歡迎、熱捧並不遺余力地大肆張揚的根本原因。“民主的陰暗面”可是幫了極權專制主義者的大忙了，堪稱是值得載入史冊的響當當的迷幻藥、麻醉劑。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從來都是如此這般地似是而非的，無不充滿無理攪三分的邪惡的詭辯之伎倆。“民主的陰暗面”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似是而非實際上就是詭辯論那壹套。詭辯論就是偷梁換柱、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渾水摸魚。

　　與極權專制主義相比較，民主從來都是光明的；與民主制度相比較，極權專制主義從來都是黑暗的。兩個涇渭分明、本質上南轅北轍的東西，兩個針鋒相對的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孰好孰壞、孰優孰劣，哪個野蠻、哪個文明，難道不是壹清二楚、壹目了然的嗎？為什麽絞盡腦汁地極盡污蔑民主之能事？就像扣屎盆子壹樣地給民主扣上了壹個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難以理喻的陰暗面？

　　見過信口開河的，但沒見過這麽信口雌黃的；見過無恥的，但沒見過這麽毫無廉恥的！

　　3、壓迫人民的獨裁者絕對不會主動放棄權力

　　前些年中共體制內的某位學者煞有介事地寫了所謂“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壹篇文章，於是人們就絞盡腦汁地紛紛猜想，壹定是中共的頭頭腦腦又要搞什麽驚世駭俗的大動作了。壹時好評如潮，趨之若鶩，點贊者如蚊蠅逐臭般人頭攢動。可是，人們等啊盼啊，盼啊等啊，七、八年過去了之後，甚至十幾年過去了之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因為壹切都是依然如故，還是壹樣的極權專制。看起來這裏面糊弄的東西、欺騙的成分，要遠遠地大於實際內容。其實，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跟說“金子是個好東西”、“美味佳饒是個好東西”、“美元是個好東西”、“飛機是個好東西”、“球是個好東西”——不都是壹樣的毫無意義，壹樣的毫無價值，純系多此壹舉的廢話嗎？

　　但就是這樣毫無意義、毫無內容、毫無價值的冠冕堂皇之幌子，竟把我們中國大陸可憐兮兮的知識分子們都給糊弄得壹楞壹楞的，都五迷三道了，都忘乎所以地山呼萬歲了，到頭來都不過是滑稽可笑的水中撈月的壹場空而已。

　　騙人無商量的騙局，恐怕只有在中國才能擁有巨大無比的市場，才能暢行無阻、橫行無忌、招搖過市，並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所謂時尚。

　　4、用民主做招搖撞騙的彌天大謊，是屢試不爽的伎倆極權專制主義者總是自吹自擂地把民主掛在嘴邊上，用以實現自己的極權專制主義的罪惡之目的，甚至把民主當作自己的護身符、當作國號來使用。例如：布爾布特領導的民主高棉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把其統治的柬埔寨變成了壹片鬼哭狼嚎的人間地獄。還哪裏有壹點點民主的影子？全是極權專制主義的殘酷暴烈、兇狠殘忍，犯下了慘絕人環的反人類的滔天罪惡。還有，金日成統治的國家叫做“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不但民主，而且後面還加上了兩個字“主義”，叫做民主主義，似乎民主已經成為必須信仰、必須執行的至高無上的東西了。“民主主義共和國”是指，在這樣的國家裏什麽都是民主的，是不民主堅決不行的。我們知道，民主，不應該加上主義。加上主義的民主，就是民粹主義、就是暴民統治，就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的東西了。在朝鮮，難道還能夠看到任何民主的表現嗎？實行極權專制主義的暴君如金日成和他的兒子金正日之流，如金正日的兒子、金日成的孫子金正恩之流，為什麽總是樂此不疲地、大張旗鼓地、大言不慚地打著民主的旗號招搖過市呢？其目的就是用民主的靚麗色彩給自己根本不要臉的臉面貼金，以達到蠱惑人心、欺世盜名、欲蓋彌彰、渾水摸魚的不良之企圖。

　　極權專制主義者向來把民主當作幌子。說的是民主，行的卻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或者是邊實行殘酷的極權專制，邊大張旗鼓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民主，哪怕連民主的壹絲壹毫的影子都沒有，也要大言不慚地信口胡咧咧地說民主。國民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說：中共所謂的民主不著邊際。所謂不著邊際，就是滿嘴胡咧咧的意思。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只說民主這個詞組，卻根本不提民主的本質內容及其表現形式，正像他們打著人民的旗號，而大搞黨魁的個人獨裁壹樣。他們高喊民主的口號，卻把民主的實際內容扔棄壹旁，不予理睬。他們不但架空了人民，也同樣架空了民主。正如人民被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肆意妄為地和全面徹底地異化了壹樣，民主也被他們毫不留情地和完全徹底地異化了。

　　中國的民主，說到底只是名義上的和語義上的民主。所謂名義上的民主就是說，內容遠離實際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所謂語義上的民主，是指裝飾性民主、標簽式民主，是指既不反映現實狀況，也不起實際作用的民主。民主只能是，而且必然是壹句有名無實的花架子壹般的宣傳口號，是瞞天過海的壹個幌子而已。

　　民主的名稱被極權專制主義者玩弄於股掌之上。“民主”二字在他們那裏常常脫口而出，仿佛他們是民主的天然的和無可替代的代言人壹樣。但民主的本質內容則被他們棄之如敝履，或被驅逐到哇爪國裏。也就是說，他們只是把民主當作壹個蒙人騙人的口頭禪而已。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看，與民主的本質內容是根本不搭界的。這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顯而易見是把民主作為壹種騙術，以售其奸地販賣他們那壹套極權專制主義的黑貨。

　　5、民主的虛化與濫觴，對民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在壹個不民主的社會，人們常常耳儒目染所謂的民主。走在大街上，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寫有民主字樣的標語和口號，更不用說在報紙雜誌上、廣播電視裏，無不充斥著民主的詞句和聲音，更不用說從上到下各級官員的講話、報告裏蜂擁而出與民主有關的話題和語言了。這，就是民主口號肆意泛濫的現實。

　　對於不了解民主實質的人來說，仿佛真的進入了壹個業已實現了民主的文明社會了。然而，對於壹個知曉民主本質的人來說，這個把民主玩弄於鼓掌之上、把民主的詞藻吹噓得天花亂墜的現實，卻是連壹點點民主的氣味都沒有的，更談不上任何民主的實質內容，簡直是假、大、空的胡扯。也就是說，現實的冠冕堂皇的所謂民主，都不過是招搖撞騙的各種各樣的虛詞而已。在這些所謂民主的冠冕堂皇的虛詞下面，卻貨真價實地實行著極權專制主義的本質。這，正應驗了壹句中國的俗語叫做：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既然說的、唱的都是民主，那麽，為什麽幹的卻是與民主的表現反其道而行之的陰暗、茍且之勾當呢？為什麽還要極盡所能地迫害、打擊追求民主的仁人誌士呢，並把民主精英們都統統地關進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陰暗狹窄、戒備森嚴、由高墻和鐵絲網圍圈起來的監獄呢？

　　本質上的極權專制主義社會卻偏偏打著冠冕堂皇的民主旗號，無所不用其極地空喊民主詞語，以達到混淆視聽、瞞天過海之效果，從而使不懂民主本質的泱泱之眾程度不同地乃至極大程度地上當受騙。而中國的廣大愚民對於民主的實際內容也是得過且過地稀裏糊塗，猶如腦殘壹般地辨別不清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之所在。

　　6、“民主了，就會亂”的論調，純屬胡說八道有壹種謬論認為，中國不能搞民主。因為壹民主，就會亂，仿佛民主是動亂的導火索壹般，好像中國非得實行極權專制主義不可，似乎中國人遭受極權專制主義的壓榨是命該如此、活該倒黴。因為按照“民主了，就會亂”的這種觀點來看，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倒是能夠保證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安居樂業了似的。既然如此，那麽中國人民就只能在極權專制主義嚴酷的統治下保持茍延殘喘的所謂穩定了，既然穩定是中共壓倒壹切的指導方針。這種是非顛倒的謬論在中國還真的頗有市場，也的確能夠迷惑壹些糊裏糊塗的一般民眾，人們於是不可避免地認為，還是不要發生動亂的好。於是民主不民主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至少不是那麽要緊的了。即便生活在極權專制主義的重壓之下，也就只好抱著混時度日的態度自欺欺人地茍且偷生了，雖然生活中無時無刻地不免遭受著這樣或那樣的難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公、不正、不義之對待，但只要能夠活著，只要能夠喘氣，哪怕有再大的冤屈、再多的憤懣、再難以忍受的苦惱，也就只能將就壹天是壹天了。

　　為什麽中國有那麽多的冤假錯罪案？更有成千上萬的層出不窮的各種各樣的訪民都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情況下求訴無門、啼饑號寒、叫苦連天？為什麽自稱“為人民服務”的公權力始終做不到為廣大的民眾分憂解難？這些難道不是明擺著的赤裸裸的現實嗎？這樣滿目瘡痍的景象之所以不勝枚舉地、舉不勝舉地、泱泱之眾地、不可抑制地出現，星火燎原地發展，“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連綿不絕，實在是因為極權專制主義所必然導致的罪惡之結果。因為非民主、不民主、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實乃動亂的深淵。極權專制主義是絕不可能產生任何穩定之狀態的，即便用刺刀維持的穩定，也只不過是表面的現象、暫時的現象而已。要知道，民心不穩，壹切都穩不住。

　　與此相反的卻是可以而且能夠帶來穩定的民主制度。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夠給整個社會帶來永續發展的長治久安。因為有獨立的新聞媒體，各種民意都能夠得到行之有效的反映，人們在極權專制主義統治下所具有的沈重的壓抑感就會壹掃而光，民智就會豁然洞開，人們的覺悟就會大大地提高；由於實行三權分立而不能壹權獨大，權力之間相互制衡，在憲政的體制下受到限制的權力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肆意濫權的可能和機會，權力之惡就會被壓縮到最小的程度乃至消解於無形。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公權力，無論其來源，還是其運行；無論其權力架構，還是其施政方針；無論其運行成本，還是其運行效果，都毫無例外地必須接受人們隨時隨地的檢查、督促、指導、批評。所有的政務都要公開而且透明，除了極少的事關國家重大戰略的相關問題可以由法律規定為壹定時限的機密之外，壹切的政務都是應該、可以而且必須公開的、透明的。不公開、不透明，是堅決不行的。既然是公權力，就絕不可能有所隱藏、有所遮掩；民主政體必然是競爭性的開放性的政治體制。所有的政治人物、政治勢力、政治黨派都可以依憑自己的能力、水平、實力等在社會政治的廣闊舞臺上施展其各自的政治抱負，以更好地服務於民眾，由此而確立自身獨特的價值。故此，多黨競爭並接受民眾的選擇而尋求執政的權力，就是勢所必然的順理成章之事。多黨制而不是壹黨制，能夠保證社會政治生活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氣。壹黨制常常暮氣沈沈、思想僵化、不思進取、壹無作為。更有甚者，壹黨制總是連綿不絕地制造慘絕人環的災難、人禍和悲劇。越是壹黨專政的大黨，制造起悲劇來，就更是肆無忌憚、慘絕人環、荼毒天下、罄竹難書、壹言難盡。再不好的多黨制由於有競爭的激勵機制起作用，總要比屍位素餐的壹黨制要好得多得多；由於政府領導人是全民競選的結果，而不是幾個人或壹部分人在密室裏策劃的結果，因而必然擁有現代政治家所應具有的政治判斷力、政治決斷力，通常能夠審時度勢、博采眾長，妥善地處理國計民生的諸多重大問題。所以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迫切地呼籲最好能夠在盡短的時間內建立起適合於中國大陸歷史發展的政治家市場。現代政治家市場壹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應運而生，形成氣候，並成為規模效應。所有立誌於服務民眾和社會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在別開生面的政治家市場上閃亮登場、壹展風采，並表示出自身所具有的非同凡響、出類拔萃、超凡脫俗的雄心壯誌、氣魄、能力、水平，等等。

　　如上所述的民主制度之系列表現，必定能夠給整個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和意義深遠的良好之影響。在民主制度下，社會的穩定是必然的。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熱熱鬧鬧、也不那麽刻板而穩定，但實際上由於民眾的意願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社會的創造力、想象力以及壹切的潛力都找到了盡其所能地施展和發揮的良好場所和順暢通道，所以人心必然穩定。而人心穩，就是社會穩，就是國家穩，就是壹切穩定的根本之保證。

　　但有壹種情況卻很值得人們的警惕和註意：在極權專制主義由民主制度取代之後，也許會出現壹定時期的或長或短的不那麽穩定的狀態。這恐怕是因為民主制度還尚未從根本上得以確立起來，而極權專制主義腐朽沒落的勢力又不那麽甘心自動地退出其所霸占的歷史舞臺。這種特定歷史時期裏所出現的新舊勢力博弈的過程，是極有可能的，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由以往的極權專制主義勢力所造成的暫時的動亂，不過是歷史上的壹個小小的插曲而已。風雨過後是彩虹；極權專制主義壹經消亡，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本質必將給苦難深重的中國帶來壹片穩定、祥和、快樂之氣象。

　　“壹民主，就會亂”之說詞，可以休矣！

　　7、“素質低，不能搞民主”，是欲蓋彌彰的托詞“素質低，不能搞民主”，這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瞪著兩眼說瞎話的無稽之談，這是江氏對於中國人民肆無忌憚的極大侮辱和極大蔑視。現代的中國人素質再低，恐怕也絕對不會低於二百多年前、由大英帝國所統治著的北美洲殖民地人民。那時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大部分是農民，連識字的人都沒有多少，更談不上有什麽高深的文化了。按照中共黨魁的說法，素質算是夠低的了吧？但正是這些低素質的人民在華盛頓的帶領下，壹手創建了堅如磐石的偉大的民主制度。二百多年前衣衫襤褸的美國人民能夠做到的，為什麽二百多年之後衣冠齊整的中國人民就不能夠做得到？如果低素質的人民不適宜於實行民主制度，那麽比中國的人民還要貧困得多、落後得多、文盲也更多的緬甸人民，為什麽能夠開放黨禁、報禁，並堂堂正正地舉行了全國大選，已然氣勢雄壯、昂首闊步地走向了現代民主制度的康莊大道？低素質的緬甸人民可以做到的，比低素質要高壹些甚至要高許多的中國人民為什麽卻不能夠做得到？難道有誰非得把中國人民都要統統地變成低素質並且是永遠低素質的人民嗎？

　　低素質，正像貧窮落後壹樣，都是極權專制主義統治的廣大土壤，也是極權專制主義者千方百計乃至無所不用其極地企望達到的罪惡之目標。因為只有低素質，才能允許極權專制主義的興風作浪、肆意濫權、禍國殃民。高素質的人民是絕對不會允許任何罪惡、邪惡肆意逞能、胡作非為的。高素質的人民是要堅決徹底地打垮極權專制主義的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的，是壹刻也不能允許它肆意妄為地禍國殃民、橫行霸道的。

　　8、“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民主”的論斷，是不切實際的有壹種風行壹時的說法叫做:經濟發展了、富足了，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從極權專制的狀態轉向民主自由的狀態。這種論斷不但在國內有市場，而且在國外也有市場。因為在人們的意識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種似是而非之概念，仿佛窮困就必然造成極權專制主義，而富裕就會自動地產生出民主自由。實際的社會狀況常常與這種習以為常的觀念大相徑庭，剛好相反。也就是說，不是貧窮落後造成了極權專制主義之統治，而是極權專制主義是貧窮落後之所以產生、之所以發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換言之，極權專制主義必然造成貧困、落後、封閉等等。要擺脫貧窮落後，就必須克服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就必須實行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應該、可以而且能夠產生出富裕、繁榮、文明、進步，等等。

　　民主制度是實現人權的可靠保證，是自由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人權通常是通過自由得以表現的。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由於限制人們的自由、否定人權之本質，所以必定是貧窮落後之根源，必然造成貧窮落後之社會。

　　是貧窮落後還是先進富裕關鍵就在於：是極權專制主義制度還是民主自由制度。實行保障自由、捍衛人權的民主制度，雖然壹開始可能貧窮落後，但用不了多久或假以時日，人們壹般來說都壹定會富裕起來、發達起來、先進起來的。因為民主制度是繁榮昌盛的必由之路和康莊大道；反之，實行了極權專制主義制度，哪怕現在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都普遍地富裕，但用不了多長時間，人民的錢包就會大大地縮水，窮困潦倒就會如期而至，慘不忍睹的落後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著的可恥現實。這，乃是有大量的數不勝數的無窮無盡的事例可以證明的。中共建政之前，當時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與當時的發達國家相差無幾。但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自詡為英明偉大的領導之後，中國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位竟達到了壹百名左右。如果這個例子不算那麽明顯的話，那麽伊拉克應該算是另壹個例子：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經濟富足、安居樂業，每家每戶年收入幾乎都能達到五千美元以上。誰曾想，偉大領袖薩達姆掌權之後窮兵黷武，肆意妄為地收刮民財，無所不用其極地大搞政治鬥爭。沒幾年竟把伊拉克人民搞得個窮困潦倒、民不聊生，乃至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很短的時間內，伊拉克人民就經歷了從富裕到貧窮兩重天的鮮明對比的生活。貧窮落後、民不聊生、暗無天日，是極權專制主義腐朽沒落的統治所必然造成的慘絕人環之惡果，壹切都是極權專制主義惹的禍。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不勝枚舉。像前蘇聯的例子，像現在還是那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朝鮮特色社會主義那個樣子，像古巴、越南等，都可以作為栩栩如生的例子。這些極權專制主義的例子證明，禍根就在於不民主、不自由的極權專制主義之統治，在於殘民以逞的腐朽沒落的極端無恥的治理方式。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後期，為了維護壹黨專政的利益，統治者也通常能夠在外部的強制壓力下，逐漸地乃至盡力地放松以往對經濟權力的某些管制，不再像以往所做的那樣，對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所有的社會領域都要實行極為嚴酷的管制了。後期對於經濟管控的松動，有利於激發人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經濟創造，經濟發展也的確能夠取得壹定的良好之效果。人們有錢了、富足了，便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基本生活的需要了，但也不過是打下了壹個好的或比較好的經濟基礎而已，卻絕不是人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絕對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因為有錢人不壹定非得要追求政治上的開放和自我權利的實現，兩者並沒有必然的關系，雖然兩者可以互相影響。換言之，有了中產階級，但僅僅是物質滿足的中產階級而已，並不壹定會形成民主制度的必然之結果。

　　富裕，僅僅是走向民主制度的好的條件和可能而已，但卻不是絕對必然的條件。走向民主制度的必然性來源於人們應有的確保自身價值之強烈要求，這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以此對自己的生命、財產和壹切權利加以卓有成效的切實的保障。這種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識和內在要求，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強勁動力。中產階級如果壹心壹意地鉆錢眼，而置其他的壹切於不顧，只看到自己壹畝三分田的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沒有考慮到自身長遠發展的根本之利益，就不會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自己生命、財產和權利的思想意識，就不會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為實現自身價值的內在要求和迫切渴望。在既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識，又沒有如此這般的內在要求的情況下，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是絕對不會主動地或自動地轉入到民主自由的制度中去的。

　　“人們富裕了，社會就有可能向著好的方向轉化了，極權專制主義社會就壹定會轉入到民主制度的社會中來”，這種老生常談的論調，既是幼稚的，又是滑稽的，因為沒有根據，沒有事實，是壹廂情願的，是無稽之談的。

　　9、“搞民主選舉，那是要花大價錢的”，乃是十足的誤導批判所謂資本主義的民主，中共所控制的媒體壹直宣稱: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選需要耗費成千上萬的資本開銷。花錢無數，為的是選壹個人當國家總統。這個意思就是說，中國領導人是不需要花什麽錢的。比如毛澤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可能壹分錢都沒有花。錢倒是省下了壹大塊，但中國人民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呢，卻是成百萬上千萬滾滾落下的頭顱，是血淚交織、伏屍千裏、滿目瘡痍的無盡哀傷、悲涼和有如長江大河壹般浩浩蕩蕩的難過、嘆息和壹望無際的悲劇。中共黨魁沒有經過競選而壹下子就成為萬民必須擁戴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其治國理政之能力究竟如何，歷史和現實都給出了明白無誤的結論。因為這些位高權重的所謂領袖人物對於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諸多方面的事情，都基本上是兩眼壹摸黑，更無從知曉現代世界的科學技術、信息革命、知識經濟等紛繁復雜的內容，依然用《三國演義》裏欺詐狡猾的各種伎倆來指導整個社會的運行，以至於把壹切都弄得亂了套。不但窒息了整個民族的精神，而且也破壞了人們的正常生活；不但毀滅了古老的中華文化，斬斷了人類文明的持續相繼，更沒有適合於現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創造、創新等等。

　　在中國，壹個領導常常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說當上就當上的。無準備，既無思想之準備，又無學識之準備；既無才能之準備，又無素質之準備，因而必然無能，而且是普遍的無能。而無能的位高權重的領導所作的壹個決策，就可能壹下子把成千億上萬億的真金白銀都統統地化為齏粉或扔進了水裏。比如，好大喜功的中共黨魁毛澤東慣於慷國家之慨，勞民傷財地極大地浪費無窮無盡的民脂民膏，用戰爭動員的方式從事諸多沒有價值也沒有意義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經濟運動。無論是多快好省地趕英超美，還是砸鍋賣鐵地大躍進，都不過是興師動眾地制造出壹堆又壹堆經濟上的污泥濁水而已。像毛澤東這樣的亂折騰，除了制造全中國幾千年，全世界幾百年都沒有的大災難之外，還能搞些什麽子午卯酉的名堂呢？壹分錢都沒花的、據說省了壹大筆錢而當上了國家領導人的中共黨魁江澤民，善於拍腦門子處理國家大事，善於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所謂的“科學決策”，雖然連壹點點科學的內容、連壹點點技術的含量也沒有，完全是拿著海量的人民幣當兒戲，而盡其所能地拋灑，瀟灑大方地浪費。比如強行上馬耗費成千上萬億的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國家大劇院工程等，當然還有更多的諸如此類的巨大工程，從長遠的發展觀點來看，是禍在當代、也禍在千秋的根據領導意誌拍腦門子工程，是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額損失的災難之標誌。

　　極權專制主義為了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污蔑美國等西方國家，說什麽“搞大選，是要耗費巨額資本的”。是的，選舉是要花錢的。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抑或在其他地方，凡是選舉，都是要花錢的，需要花上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的美元的，但為大選而花的錢卻絕不是白花的。因為每壹次選舉，民意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展示，各種訴求都能夠得到有力的反映，不同政治勢力、政治人物都能夠在相應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不同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適得其所地提出各自的治國理政的不同的政治方案，並無壹例外地接受選民的評頭論足、批評、指導以及最終之選擇。競選壹個總統，是壹次全國範圍內的思想解放的浩蕩不已的社會運動之過程。在這個波瀾壯闊的過程中，誰都可以發表不同的觀點、意見、建議，各種思想、各種言論都能夠找到宣泄的渠道。如此這般的思想解放，必將帶來整個社會的解放。選擇壹個總統，是廣大民眾自我認定、自我展示、自我逞能的重要標誌、重要渠道和重要方法，是整個社會的知識、智慧、能量、創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潛力的充分湧流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檢閱。選擇壹個有能力、有水平、有素質的限任制的總統，總要比壹個沒有經過競選，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和認定而自我同意和認定的極權專制主義國家領袖要好得多，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後者通常以無能為標誌，並且常常以造成巨大的災難、人禍和悲劇作為結果。

　　在民主國家，通過競選而掌握國家權力的領導人通常是絕不會幹出拍腦門子決策，動輒斥資成百億上千億去搞壹個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好大喜功的工程的，更不可能出現像南水北調工程、三峽工程這樣的無利於國計民生卻虛擲巨量民脂民膏的事情的。倘若如此，那就意味著不可饒恕的職務犯罪。實際上也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有議會的民意代表為此激烈辯論，為某個項目的值與不值進行各種利弊的分析，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探討，爭議是絕對必須的，不爭議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是不可想象的。像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壹致舉手贊同而沒有爭辯的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不能提出不同的意見，不能充分地表達民意，無論眾議員也好，還是人民代表也罷；無論是參議員也好，還是其他負責人也罷，那就只能解甲歸田，該幹什麽就幹什麽去得了。因為不能對民眾負責，不能對民眾的利益負責，也就自然而然地喪失了自己作為民眾代表的光榮而又神聖的職責。像申紀蘭這樣的所謂的人民代表，毫無自己的獨立之見解、只知道唯唯諾諾、無論幹什麽都是舉手同意的政治僵屍，只有在僵屍般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裏方可有存在之機會。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議會裏，恐怕連掃地的資格都沒有，甚至連想也不要想，連壹個小時的存在都不可能，但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代表大會裏，申紀蘭卻能夠僵屍般地存在著，行屍走肉般地存在著，竟成為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倒翁，竟僵屍了半個多世紀之久，並將會壹直存在下去、也真是出了奇了，奇了怪了。僵屍的人民代表絕非只有申紀蘭壹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僵屍壹般的壹分錢沒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拍腦門子決策的過程中，竟能夠無端地浪費百萬、千萬、億萬的民脂民膏------這些屬於勤勞樸實的中國人民所創造出來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錢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流向了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好大喜功的濫尾工程。難道這樣的事例還要壹壹列舉嗎？這些難道不是明擺著的司空見慣、見慣不怪的嗎？

　　花錢選舉壹個有素質、有水平、有能力的領導人，其所做的決策必將為社會節省壹筆又壹筆的巨額資金。因為壹方面他得為其所做的決策終生負責，另壹方面議會必須對其所做的決策進行嚴格的審定、嚴格的把關。還有的是，獨立的新聞媒體必將對其決策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論證、判斷。糾錯的能力，相當之強大，完全可以把不利的因素消除於萌芽狀態，從而使任何的浪費都變成不可能。相反，壹分錢都沒花的沒有經過人民的選舉和認定的國家領導人，卻常常慣於拍腦門子決策，壹意孤行地推行其主觀之臆斷，再加上沒有任何制約，所以壹擲千金、萬金、億萬金，反正也沒有人敢追究，反正所有的媒體都是黨控的，說什麽就是什麽，任誰也不敢妄議。誰要是膽敢說三道四、信口開河，那就要吃不了兜著走，那就要被打入冷宮或移送司法機關。所以領導定的事情說上馬就上馬，花錢如流水，金山銀山猛勁往上堆，堆出了壹堆又壹堆的滿目瘡痍的都可以叫做貨真價實的濫尾工程。

　　搞民主，就應當付出壹定的合適的代價。選擇壹個國家領導人，應該需要全民族付出應當付出的壹定的成本。因為付出了成本，才能購買到人們所需要的好東西。既然是好東西，這個好東西又是好領導，並且是壹個有水平、有能力、有素質的好領導，那麽付出壹定的成本，也是應該的、可以的而且是必須的，正像購買好東西都需要付出壹定的成本壹樣。進行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開啟民智，讓所有的政治方案、政治思想、治國理政的方針政策都拿出來充分地亮相，並接受人們的嚴格選擇和最終認定，讓不同的總統候選人都出來閃亮登場，展示才華、學識和能力等等。人們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代表，選擇服務於自己的掌權者，全國平均下來，每人交幾十或幾百塊錢，難道有什麽不可以的嗎？應當說，這是完全合理而正當的，也是別無選擇的正確的正義的行為。搞選舉的錢是必須花銷的，因為這是人民自我選擇所必須付出的應有的合理代價。至於極權專制主義對此所搞的肆意抹黑的污蔑之詞，無疑應該予以徹底推翻。

　　10、極權專制“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反民主的自吹自擂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現在所實行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就是說，非民主的制度通常能夠調動壹切力量集中起來辦大事。的確，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民主制度可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為難以排除壹切幹擾地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想怎麽辦就怎麽辦。在實行了民主制度的社會裏，無論幹什都得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去辦。有些事情，特別是幹大事情，也許就很不容易辦，或者就根本辦不了。在全社會的動員能力方面，民主制度看起來確實比不上極權專制主義制度。

　　極權專制主義制度的確有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可以而且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綜觀人類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可以明確地了解到，其所辦的大事壹般都是慘絕人環的、惡貫滿盈的、罪惡滔天的大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所幹的，是擴展生存空間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是對於猶太民族的最後解決，是極端殘忍地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希特勒所幹的確實是大事。然而卻幹的是種族滅絕、發動戰爭、毀滅人類之事。這樣的大事是災難、是人禍、是悲劇。與其幹這樣的大事，莫不如不幹這樣的大事。因為這樣的大事只能給人類造成痛苦、悲劇。這樣的大事是壹點好處也沒有的，是必須加以徹底地摒棄的。

　　列寧、斯大林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也是能夠幹大事的，例如把俄羅斯及其人民都給搞得個天翻地覆、烏煙瘴氣，為了建設烏托邦的理想社會，竟可以把壹半俄羅斯人、把成千萬上億萬的俄羅斯人民強行地驅趕進暗無天日的地獄裏，美其名曰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實際上卻是為了共產黨的特權階層假公濟私、巧取豪奪的既得利益；到處建立龐大的監獄系統、勞動改造場所等被稱之為古拉格群島的改造場所；還有，肆意妄為地剝奪資本家的財產，並把其統統地收歸國有，即所謂全民所有;肆意地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公民的合法財產無法無天地進行搶劫似的國有化、公有化。不但資本家、地主、富農的私人財產被完全徹底地剝奪而去，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們的生命也遭到慘不忍睹的斬盡殺絕。這樣的大事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的確幹了不少。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難道就是這樣的殘民以逞、殺人如麻的嗎？與其幹這樣的大事，莫不如直接稱之為制造慘絕人環的災難和悲劇為好。與其有這樣的幹大事的制度，真不如沒有這樣禍國殃民的滔天罪惡的制度。這種制度真乃是罄竹難書、壹言難盡、極其卑鄙、無恥、下流。這樣的大事，是反文明、反人類、反現代化的邪惡、罪惡。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能幹大事的還有壹個叫做布爾布特的柬埔寨共產黨，即所謂的民主高棉的領導人。布爾布特率領紅色高棉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鼎力支持和全面幫組下，在柬埔寨展開了壹場規模浩大的社會主義實驗運動，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屠殺了三分之壹左右的柬埔寨人民，將近二百萬柬埔寨人統統地死於非命。紅色高棉以武力攻占金邊之後，立即堅壁清野，把所有的城裏人都統統地趕往鄉下，進行超負荷的強制勞動。稍有不從，便遭毆打，甚至無端槍殺，到處建立審訊室、勞改營、監獄，對所有的工商業者基本上不留活口，甚至看到戴眼鏡的近視眼的，都難以理喻地認定為不可饒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殺無疑。布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確實是做到了鄧小平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集中力量幹大事方面，恐怕誰都比不了毛澤東氣勢雄壯、氣壯如牛。毛澤東的確不愧為偉大的革命家，革起人命來，殺人如草不聞聲。壹次土改，就把二------三百萬的地主都給消滅了；壹次鎮反，就把三-------四百萬國民黨的殘余勢力就給消滅凈盡。按比例殺人，把中國大陸直殺得個江山為之變色，大地為之染紅。壹次反右，就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們幾乎全軍覆沒；壹個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三面紅旗，就造成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四千多萬活生生的中國人就被極其殘忍地餓斃了；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打砸搶燒殺無所不用其極，文鬥武鬥壹起搞，引發了全面的內戰，其所造成的極其巨大的政治損失、經濟損失、文化損失、生命損失等各種各樣的損失，簡直無法估量。其惡劣影響既深且廣、無遠弗屆。不但在草棺人命的大事上堪稱壹絕，在經濟建設上幹出的勞民傷財之大事，難道還少嗎？全民大練鋼鐵，練出了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廢物，徒做了多少海量般的無用功？請問，諸如此類的大事幹出來，究竟有什麽作用、有什麽價值、有什麽意義？

　　前朝鮮領導人金正日也是善於並且能夠幹大事的。在金元帥極其兒子以及孫子的英明領導下，朝鮮人民每年以三十萬人餓死的速度向著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昂首闊步地挺進。金正日及其兒子金正恩還能夠集中力量搞核武。搞核武當然應該算是辦大事，其目的就是窮兵黷武，威懾東北亞和平，進而威脅世界和平。有壹次，號稱鐵娘子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朝鮮。金正日邀請撒切爾夫人觀看具有朝鮮特色的大型歌舞《阿裏郎》。撒切爾夫人非常震驚，因為歌舞的場面簡直匪夷所思，難以理喻，十萬人整齊劃壹，步調壹致，色彩濃重，如夢似幻。撒切爾夫人自嘆弗如，因為在英國搞這麽壹次大型歌舞，是難以想象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得要耗費多少民脂民膏啊？

　　在民主國家裏根本幹不成的事情，也是必然受到追究的事情，卻在極權專制主義的國家裏可以幹得成，幹得好，幹得轟轟烈烈、大張旗鼓、招搖過市、冠冕堂皇。因為極權專制主義者通常都是好大喜功，講究排場，不惜壹擲千金。只要能夠有利於維持所謂的臉面，哪管人民的死活？

　　好大喜功講排場，虛擲錢財不思量；極盡誇耀表面光，恬不知恥真混賬! 二、必須破除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了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需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制造出各種各樣的、美輪美奐的、蠱惑人心的、光明靚麗的、冠冕堂皇的詞語。什麽好話都敢說，什麽許諾都敢下。人類最美好的詞語，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脫口而出。信誓旦旦地誇下海口，什麽”物質極大地豐富”，什麽“各盡所能、按需索取”，什麽“人民當家做主”，還有“壹切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如此等等，簡直不壹而足、不勝枚舉。但所有這些美麗的言詞，僅僅是落不到實處的言詞而已，是不可能當真的，也根本不必當真的。因為所有這些虛了冒套的東西，都不過是些海市蜃樓般蠱惑人心的泡影而已。顯示人類文明的諸多具有實際內容的好東西壹開始常常當做被批判、被圍剿、被打倒的反動的東西。誰要是隨心所欲地提出來，就必定被當做肆意誹謗、污蔑、批判、絞殺的目標。對於這些詞語，隨著時間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化，極權專制主義者也像變色龍壹樣地變換著讓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常常經歷由壹開始的否定、據斥、反對的態度，逐漸地變成欣然接受乃至大力提倡的復雜多變的歷史過程。對於民主這個詞組，就是如此。在毛、鄧、江時代，誰要是提倡民主，誰就必定被打成反革命或敵對勢力，輕者橫遭磨難或身陷囹吾，重者不但被關押，而且還慘遭殺戮。因為追求民主就意味著犯罪。民主人士通常被當做不可饒恕的罪犯來對待。在後極權時期，中共及其黨魁卻把民主這個詞組當成了他們津津樂道的口頭禪。也就是說，壹方面極權專制主義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壹點點民主的內容，另壹方面他們卻總是打著民主的旗號，無所不用其極地給自己的統治喬裝打扮，於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民主的詞語滿天飛，極權專制主義到處在的可悲可恥之現狀。中共及其黨魁肆意妄為地架空民主，在沒有任何民主內容存在的情況下冠冕堂皇地談論有名無實的民主，葉公好龍地紙上談兵，到處彌漫著民主的迷霧，用種種非民主本質的存在取民主的本質存在而代之，耍盡了種種虛與委蛇的騙術之伎倆，極盡蠱惑人心之能事，也的確造成了深入而廣泛的不良之影響。受到假民主之蠱惑的人們可謂多如牛毛、泱泱之眾。為此，絕對有必要全面徹底地清理並揭露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以正視聽，以恢復民主之本質。倘若中國人仍然擺脫不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民主迷霧之困擾，就不會也不可能順利地實現民主。

　　破除迷霧，為的是恢復真相；破除民主的迷霧，目的是為了追求民主、捍衛民主、實現民主。破除紅色意識形態籠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霧，必定是艱難困苦的，但也是無尚光榮的，價值是無與倫比的，意義是非同小可的。

　　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極權專制主義冠冕堂皇之稱謂中共曾經宣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比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要好壹百萬倍。但實際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卻是民主的反面，恐怕還不是壹般的反面，而是極端地反面，是極權專制主義登峰造極的本質及其形式。中共的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可謂比比皆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只是其中的壹個例子而已。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十二個詞組、二十四個字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其中有個詞組叫做”民主” 。但此民主卻不是別的，而是壹個特定的詞匯，即社會主義民主。民主，壹加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從根本上變了樣，因為此民主就壹定不是民主所應具有的本質了。民主就完全徹底地與自己相異化了。與民主的本質相異化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壹直是中共的冠冕堂皇的旗號，也的確引起了諸多不明真相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的傾心相向與充分信任。趨之若鶩者不勝枚舉、層出不窮；歌功頌德者不壹而足、泱泱之眾，仿佛世界上真有壹種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東西似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集體主義為核心，以社會、國家為本位。其所實行的是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承認更不允許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三權分立，因而沒有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力限定權力，從而沒有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勢所必然地導致權力濫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承認更不允許多黨競爭，根本談不上黨際之間的相互監督、制約，只認定共產黨的絕對的領導地位，而其他政黨只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作為附庸、作為花瓶，方可存在下去。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其他政黨都概莫能外地被認定為必予否定、必予打擊、必予取締的非法存在。共產黨自我認定其絕對的領導地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標誌。根據政治學的壹般原理，壹黨制必然是壟斷性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給社會造成難以想象的巨大危害。哪怕再好的壹黨制，也不能不是最壞的政治制度。這是由無窮無盡的歷史教訓和極為慘烈的現實經驗所壹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真理。壹黨制以前沒有，現在仍然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有任何利於國計民生之作為的。壹黨制由於權力沒有制衡、沒有約束，肆意濫權就是勢所必然；胡作非為就是司空見慣、見慣不怪的。哪怕為了使非正常的社會生活走向正常化，也必須實行多黨制，也必須進行公開的、透明的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形成黨際之間相互監督、檢查、批評的良好氛圍。這，才是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之常態；社會主義絕不同意更不允許舉行全國性大選，故此最高的政治權力通常來源於圈裏人的內部決定，各級政權的來源方式也都莫不如此，都沒有經過現代政治文明必有的全民同意或認定的選舉過程。這，就好像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比賽中，壹個從來沒有進行過體育鍛煉的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某個體育項目的金牌，成為舉世矚目的冠軍。壹黨專政的密室政治就是如此這般匪夷所思地和難以理喻地生成政治上的領袖人物的。因為沒有全民競選的過程，有沒有能力不曉得，其治國理政的水平、素質、才華等等壹概糊塗賬，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許可，就壹下子登上了九五之尊的高位，就成為指揮壹切、號令壹切的英明聖主了。這樣的領袖人物實在難以讓人恭維，也無法使人心悅誠服，盡管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足以讓人心向往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不允許公民私人辦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控、都是官辦。沒有私營媒體，盡管有千百萬家官辦媒體，也就意味著只有壹家媒體。只有壹家黨控媒體，是無利於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是不可能有力地反應廣大民眾的基本訴求的，而只能帶來貧窮落後的社會現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司法壹直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的司法，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獨立性。司法不獨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司法不獨立，司法受到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肆無忌憚的幹擾、阻撓和破壞，必將生成數不勝數的各種各樣的冤假錯罪案，必將生成層出不窮的越來越多的上訪人員。在原有的冤案尚未解決的基礎上，又連綿不絕地增加更多的新的冤案；在原有的上訪大軍中，又不斷地增加更多的上訪人員，社會就是這樣在惡性循環的過程中茍延殘喘下去的，根本談不上希望，更沒有光明可言。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大相徑庭，而且還南轅北轍；不但南轅北轍，而且天淵之別。既然如此，為什麽中共還要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後面強行地加上民主二字，於是就形成了招搖過市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因為中共慣於胡謅八扯、似是而非、胡攪蠻纏，硬把不是當理說。胡編濫造以欺世，信口開河售其奸，黑白混淆亂是非，真真假假糊弄人。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火，那麽民主就是水，反之亦然；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黑，那麽民主就是白，反之亦然。兩個本質上絕對不壹樣乃至根本相反的東西，卻被胡攪蠻纏地攪合到了壹起，都給攪得亂成了壹鍋粥。

　2 、民主集中制，是極權專制主義的本質表現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的建黨原則。由於中共是蘇聯共產黨的兒黨，中共曾經是蘇共所建立的第三國際的壹個支部，故此中共完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組織方式以及相關要求建立起來的。中共乃是蘇共克隆的復制品。民主集中制作為建黨原則也同樣地移植到中共身上。

　　所謂民主集中制，是指在壹項活動或訂立壹個決議中，首先需要進行商議、討論，拿出各種各樣的乃至不同的意見、建議，批評等，這些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但是，這個過程走過了壹遍之後仍然不能形成最後的決定。掌握最終裁決權的，卻可以根據大家討論的結果拿出自己的最後意見。這，就是集中。前面的過程是準備，不管眾說紛紜的議論、商討是什麽，不管其利弊分析怎麽樣，都不過是讓人信以為真的裝潢的門面而已。最後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拍板定奪的那個人、那個搞集中的人，也是掌握實際決定權的、官最大的那個人。

　　如果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來考慮，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千古壹帝的秦王贏政早就實行了列寧在二千多年之後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了。因為秦始皇在作出某種決定之前，也是首先把他的某些想法交給他的大臣們討論、商議、爭辯。大臣們各抒己見，諫言獻策，有時也不免爭得個面紅耳赤。大臣們的意見相持不下，各執壹詞，都有道理，那就喋喋不休地說下去，此即所謂的民主；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橫掃六合的偉大領袖，搞統壹而功勞蓋世的大救星——秦王贏政最後說了話，於是乎就形成了具有秦朝特色的中央文件，在全國各地都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林彪語）“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政治局常委會，常委會服從黨的最高領袖。這種所謂民主的過程是冠冕堂皇的裝樣子的、糊弄人的，是根本不能算數的，只有集中到獨裁者的身上，才能算是壹切都OK了。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義。

　　由此看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毫不新鮮的、是古已有之的，並且是業已實行了二千年之久的王朝式的貨色。唯壹不同的是，極力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並把資產階級民主稱之為騙人的列寧卻不得不打著民主的旗號來為自己的極權專制主義的集中大張其目，偷梁換柱地抽空了民主的本質和內涵，掛羊頭賣狗肉地、真真切切地實行起極權專制主義那壹套。

　　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壹丁點兒也沒有的，是根本見不到的，是從頭至尾地騙人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地自欺欺人的；集中，即獨裁卻是硝煙彌漫的、無孔不入的、霧霾重重的、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主義。

　　3、人民民主專政，既無關人民，又無關民主，是極權專制主義瞞天過海的欺騙民主的壹項重要原則是人民主權，即壹切權力都來自於人民。人民主權的內涵是：統治者在掌握權力之前，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的統治者，無論說得再怎麽天花亂墜、自吹自擂，本質上也是非法的存在，是邪惡的存在，是罪惡的存在。這樣的統治者絕不是人民的意願之表示，因為其權力跟人民壹點關系都沒有，甚至連壹毛錢的關系都沒有，連壹分錢的關系都沒有。但這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卻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耀武揚威的蠻橫霸道的強力統治或領導，而根本不能按照人民的意願辦事，總是違逆人民的意誌千方百計地並且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這樣的統治者、這樣的領導制度，必然是禍國殃民的極權專制主義的腐朽沒落的制度，而絕非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必然以人民主權為原則。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官員都不會也不敢肆意濫權、胡作非為。那些濫用權力的人，只能碰得頭破血流而灰溜溜地滾蛋了事，更不可能頤指氣使地占據高位，並且長期地獨霸政壇。

　　人民民主屬於同義反復，因為民主本身就包含人民主權的意思了，故而用不著重復。同義反復，實際上就是多此壹舉，簡言之就是廢話、是畫蛇添足。只說民主就夠了，既簡練又明確，何必還要加上壹個所謂的“人民”？

　　至於民主專政，就更是匪夷所思、難以理喻了，屬於具有列寧主義特色的胡攪蠻纏、是非混淆。因為專政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是針鋒相對的，是水火不容的。專政是獨裁的意思，是專制的表示，是極權的反映。對於專政壹詞情有獨鐘並津津樂道的列寧曾經不打自招地指出：所謂專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根據這壹定律，再來看看“民主專政”這壹詞組，立刻就可以發現其中的荒謬絕倫之處。所謂的民主專政，也就是以民主的名義實行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可是民主要求必須尊重根據優風良俗所訂立的社會行為之規範，即良好的法律。如此必將極大程度地避免並克服赤裸裸的暴力。故此，民主從本質上就已經完全徹底地排除了以暴力為本質的專政。因為民主不是獨裁，不是極權，不是專制；民主既遵循良好的道德規範，又遵守既定的良好的法律；既尊重普遍的人性，又恪守基本的道義，所以民主應該、可以而且必須摒棄強行附加在自己身上的專政。實行專政，就必定毫無民主可言，即便打著民主的旗號，那也不過是偷梁換柱以售其奸的騙子之所為，而且也只能騙得了壹時，但卻決不會騙得了長遠；只能騙得了腦殘和愚民，而絕不會在覺悟者面前為所欲為地繼續行騙。因為露餡是必然的，失敗也是必須的。要實行民主，就必須摒棄專政。民主是絕對不允許獨裁的，也沒有任何極權的可乘之機，也不允許專制的乘虛而入。民主制度要求權力的相互制衡、相互約束、相互監督、相互批評，而不能形成權力的過分集中，從而避免了壹人獨裁或壹黨專政。因此，民主制度是防範極權專制主義的行之有效之途徑，也是根除所謂專政----無論是革命群眾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亦或是黨魁專政的最佳方式。

　　究竟是誰把反對民主、扼殺民主並消除民主的專政驢唇不對馬嘴地、霸王硬上弓地、硬性地掛靠在民主之上的？這麽做的始作俑者，乃是撒謊成性的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被現在的俄羅斯大中小學教科書認定為曾拿著德皇的巨額資金潛入俄國搞顛覆的俄奸——列寧。因為列寧慣於胡攪蠻纏、是非混淆、胡謅八扯地搞這樣的或類似的對立統壹，把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強拉硬扯地弄到壹起，把人們的正常思維都給搞得個混亂不堪、亂七八糟，以便於渾水摸魚、從中漁利。民主專政是如此這般的壹個例子，屬於似是而非的東西，根本經不住嚴密的理論推敲，也經不住時間的檢驗和實踐的考驗。

　　像列寧壹樣，毛澤東也似是而非、胡攪蠻纏、黑白顛倒、胡謅八扯，總是搞所謂的對立統壹的無理咬三分的伎倆、沒有正常的理論分析，沒有應有的邏輯概念，以胡說八道為特色，以偷梁換柱為本能，經常搞壹些貍貓換太子的下流之作為，以搞亂中國人的正常思維，從而使中國人的思想認識很大程度上都停留在指鹿為馬、渾不講理的水平上。中國當代哲學由此而變得不能形而上，只能形而下，即庸俗不堪，獨立之精神喪失殆盡，極為稀少超越性。中國哲學的根本墮落，就在於列寧式的和毛澤東式的權力意誌的歪理邪說浸染其中。

　　人民民主專政，只需要民主二字即可。既不需要人民給民主來畫蛇添足，又不需要專政給民主來肆意添亂、橫生事端。

　　4、壹黨專政下的多黨合作制，是反民主的極權專制中國現實的政治制度也自稱是所謂的多黨制。在臺上執政的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在野黨，即所謂的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在各自的《黨章》上都明確地寫著“本黨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條款，並以此作為自己的立黨方針。這就意味著，這八個民主黨派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只能聽命於中共壹言九鼎的領導。無怪乎，地球人都知道，中國大陸的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只不過是八個花瓶黨而已。所謂花瓶，就是裝潢、裝飾、裝修之意。八個花瓶黨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裝潢、裝飾、裝修而已。因為八個花瓶黨實際上沒有屬於自己的任何獨立的政治立場，壹切以中共的意誌為意誌，壹切得看中共的眼色來行事，壹切以中共的規定為圭臬，而不能也不敢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只能有隨聲附和、唯唯諾諾的份兒，絲毫顯示不出自己應有的獨特的政治價值。因為這八個花瓶黨不但政治上聽命於中共，而且經濟上也需要中共的施舍。中共隨心所欲地、巧取豪奪地吞噬國家的財政以自肥，也把其所榨取的民脂民膏的壹部分施舍給聽命於它的八個花瓶黨。八個花瓶黨通過中共所榨取的民脂民膏之施舍而存在。沒有中共，八個花瓶黨都幾乎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中共讓妳活，妳八個花瓶黨當然可以存在；但中共壹不高興，那妳就根本活不了。在文革十年裏，八個花瓶黨都到哪裏去了？都被統統地取締了，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可見，八個花瓶黨在中共看來，實在是可有可無的，是根本無關緊要的。眾所周知，八個花瓶黨的主要頭目幾乎都是秘密的中共黨員，卻領導著打著民主黨派旗號的所謂的在野黨。這八個花瓶黨實際上不過就是中共的各個支部而已，只不過是比較大的全國範圍的並且是不為外人道的支部而已。這樣的花瓶黨別說八個，就是八十個、八百個，乃至八千個、八萬個，也根本顯示不出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多黨制之價值、之意義的。依附性的政黨哪怕再多，但由於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便不可避免地喪失了自身獨特的政治價值。沒有獨立性的政黨，是不可能對其他黨派乃至執政黨產生監督與制衡的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只有獨立的政黨，才能在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發揮其所應有的監督、批評、制衡包括執政黨在內的其他政黨的政治權力之作用。

　　中共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統治為“壹黨專政”，只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所謂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實就是花樣翻新的“壹黨專政”。這種貨真價實的壹黨制，無論幹什麼，都始終沒個好，也肯定好不了。

　　多黨制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之壹。多黨制要求黨際之間的關系絕不能相互依附，而必須相互獨立。依附性的政黨是沒有價值的。基於這個現代政治文明的道理，中國大陸的八個花瓶黨的價值究竟如何，恐怕不難猜想。也就是說，價值是幾乎沒有的，甚至歸零。現代文明的政黨必須獨立，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不獨立是不行的，是絕對不行的。只有獨立的政黨，才能在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活動中確立自己不容忽視的價值，也具有其自身的意義。

　　壹九九八年在中國風起雲湧地組建了獨立的中國民主黨。這是中國人民沖破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所做出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開天辟地的和史無前例的政治創舉。雖然中國民主黨的全國性組黨運動遭到了黑惡勢力的蠻橫霸道的取締、圍剿與鎮壓，中國的仁人誌士們都被悉數地、統統地關進了共產監獄，共獲刑期超過了壹千年。但是，中國人民仍然不屈不撓、矢誌不渝地追求中國別開生面的多黨制的努力是極其可貴的，並已然種下了長生不滅的民主之火種。

　　中國民主黨開辟了中國多黨制的先河。其光耀千秋的卓越不朽之貢獻，其對中國民主轉型的重要價值和非同凡響之意義，是極其偉大的、是無比光榮的。這就是說，中國民主黨作為建設性的反對黨猶如在極權專制主義壹黨專政的死水壹潭中扔下了壹塊巨大的石頭，於是就浪濤滾滾、水花四濺，壹波又壹波的政治漣漪綿延不絕，逐漸擴散，勢所必然地產生經久不息之影響。

　　前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國家都曾經實行過極權專制主義的壹黨專政，也都在各自國家的《憲法》中明確規定，在整個社會中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眾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通過各種方式強烈地要求取締《憲法》中規定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目的就是要破除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以確立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的多黨制。

　　雖然由壹黨制過渡到多黨制的道路艱難曲折、荊棘叢生、障礙重重，但有覺悟的俄羅斯人民和東歐各國人民卻不畏任何艱難困苦、百折不撓，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最終戰勝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昂首闊步地走上了現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輝煌坦途，已然實現了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

　　中國也要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多黨制是絕對不行的；總是實行壹黨制，是不可能促進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而要實行多黨制，就必須廢除《憲法》中所規定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就必須去除“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之類的霸王條款，就必須允許並提倡不同的政治勢力、政治團體、政治黨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不同的獨立的政治作用。 三、割裂民主，為的是極權專制主義渾水摸魚、以售其奸民主是不能曲解、不能閹割的。民主是個整體。把作為整體的民主予以閹割，予以肢解，民主就四分五裂，就很不成樣子了。為了實行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千方百計地把民主分割成形形色色、不壹而足的慘不忍睹的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以主義劃分民主，民主就變成了莫名其妙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以內外分割民主，民主就變成了匪夷所思的黨內民主和黨外民主；以地域分割民主，民主就形成了東方民主和西方民主，等等。

　　民主，指的是現代文明社會通常具有的壹個不能曲解、不能閹割的作為整體的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制度。民主是不能分割的，因為制度不能分割；分割民主，就是取締民主、消除民主、滅殺民主，就是掩耳盜鈴地實行反民主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主義者如毛澤東之流，向來是樂此不疲地、欺世盜名地、冠冕堂皇地、也無所不用其極地打著已被閹割的民主之大旗，隨心所欲地實行反人類、反文明、反民主的罪惡之勾當。毛澤東罄竹難書、窮兇極惡的極權專制主義終於得逞，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滅頂之災！

　　１、所謂無產階級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世界上既沒有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又沒有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民主制度既限制政府的權力，又保護並擴大公民個人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人禍和悲劇的規避途徑，又可以通過責任制、責任追究乃至責任終生追究等建立人禍預防機制、糾錯機制、更正機制，從而最大程度地乃至於從根本上避免各種各樣的冤假錯罪案，特別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社會的災難和悲劇。連極權專制主義者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像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根本不會發生在西方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這就從反面證明了壹個道理：極權專制主義是社會重大悲劇之禍根。

　　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根本沒有民主的實質內容：既沒有三權分立,又沒有新聞自由；既沒有公民自組織體系,又沒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既沒有全民選舉，又沒有司法獨立，等等。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民主以架空民主的方式而與民主相對立。

　　無產階級民主乃是空虛之物，是毫無民主內容的貨真價實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主義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欺騙輿論、混淆是非地肆意編造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本質上就是要大力推行極權專制主義。

　　２、民主不分階級。民主對所有的階級都壹視同仁地對待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壹定的階級。階級之間的摩擦、矛盾、沖突乃至鬥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階級之間的磨擦、矛盾、沖突、鬥爭等，應當在壹定的社會秩序,即通常在法律之內通過協商、談判、行政仲裁等文明方式而予以有效的化解，而不可以用殘酷的、暴烈的和非人道的方式來肆意妄為地消滅對方的存在，並以此為目標而進行災禍連綿的和哀鴻遍野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出於摧毀資產階級社會的目的，人為地把階級鬥爭尖銳化，極盡誇大階級鬥爭之能事，罔顧事實地否定資本家在工業生產中運用資本、管理、智力等推進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偉大作用，特別是視而不見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極為可能的血本無歸等巨大損失，而只是壹味地強調所謂的剩余價值規律。資本家通過自己的資本、技術、管理和對於千變萬化市場之不同風險的擔當而創造了工作場所、提供不同數量的就業機會、給工人發放工資和提供福利，由此而滿足不同人群的生計之需要。如此等等，不能說資本家對工人進行了剝削，而只能說資本家是工人飯碗的提供者。但馬克思卻根本不管這些，硬說資本家剝奪了其所雇傭的工人們的剩余價值，並由此而提倡“剝奪剝奪者”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

　　馬克思主義把階級和階級鬥爭極端化，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並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號召，實際上是給既定的正常的社會、給人類文明的正常秩序均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和慘不忍睹的滅頂之災。這種慘不忍睹的歷史教訓，極為深重，而且也極為廣大。不但形成了許多國家的悲劇歷史，而且對中國的社會現實仍然產生著不可避免的極為慘痛的負面影響。

　　階級之間的磨擦、矛盾、沖突、鬥爭等，完全可以通過和平的途徑得以合理的消除與化解。為什麽非得要劍拔弩張地拼得個互不相讓、刀槍相向、有妳無我、有我無妳、妳死我活呢？為什麽不能平心靜氣、以和為貴，互相禮讓、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共謀發展、協力並進呢？

　　事實證明，殘忍暴烈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零和遊戲很不好玩，竟玩掉了億萬人的頭顱。多少聰明的大腦竟充當了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灰不拉幾的炮灰呢？！

　　民主不分階級。無論什麽階級都可以在民主制度中使自己應有的權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因為民主制度是對社會中的全體人民，即對每壹個人都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保護作用，對社會中的任何壹個階級和任何壹個階層的人都是壹視同仁地、幾無差別地對待的。

　　所謂的階級民主，是壹個偽命題，是歪曲、割裂民主本質的信口雌黃，是壹種欺名盜世的騙子伎倆。

　　3、民主不分黨內黨外。“黨內民主”是一個虛假的概念在胡、溫執政長達十年的過程中，曾經紛紛攘攘地出現過所謂的“黨內民主”壹說。“黨內民主”是個貨真價實的偽命題。除了騙人，還是騙人。哪裏有什麽黨內民主？民主，作為壹個完整的體系，作為壹種現代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制度，根本不分黨內黨外。難道黨內可以搞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多黨競爭、總統大選？既然所有這些都不能搞，也根本搞不了，那還能有什麽黨內民主？所謂的黨內民主，簡直是壹點實際內容也沒有的胡扯。

　　擊鼓傳花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為了欺蒙世人而胡編濫造、信口開河地拋出了所謂“黨內民主”的花裏胡哨的繡球，某些禦用專家、學者、教授便開始跟著起哄，使出渾身解數地獻媚邀寵，大唱贊歌，也的確蒙蔽了不少不動腦筋的諸多民主盲。其用虛假的“黨內民主”的騙人鬼話來拖延建立民主制度的良好機遇，也著實浪費了中國人民十年之久的大好光陰。

　　4、民主不分種族。所有的種族都可以享有民主所有民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都可以享有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國人也要追求人類文明普世價值，也要建立適合於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外國人的專利，民主制度是人類共同追求並予以實現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架構。中國應該、可以而且必須擁有民主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架構。江澤民曾說，中國人民不配享有民主制度。這是中共以小人之心度中國人民的君子之腹，是他以螳臂擋車的跳梁小醜之姿企圖阻擋歷史巨輪向著民主目標奮然前行的極其可笑的不知量力。

　　民主是不分種族的。先進的民族已經實現了民主。尚未實現民主的中國人正在努力爭取民主，並在不遠的將來也壹定會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如果認為民主制度不適合於東方人，那就是把同洋也是東方人的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都給排除了民主的範圍之外。因為臺灣人民已經實現了民主制度，已經可以通過競選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已經實現了多黨制、議員選舉、司法獨立、新聞輿論自由、軍隊國家化、發達的公民自組織體系，還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等。臺灣人民可以擁有民主制度，為什麽中國人民不可以擁有？臺灣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中國人民為什麽不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臺灣可以搞多黨制，為什麽中國就不能搞？新聞媒體在臺灣是自由的，中國為什麽非得要清壹色的政黨壟斷？難道民主制度可以保護臺灣人，卻不能保護中國人嗎？臺灣人民可以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什麽中國人卻不能享有所有這些美好的東西？人類文明普世價值可以在臺灣寶島登陸，但為什麽卻被阻隔於中國之外？同是壹個民族的人，壹個已然堂堂正正地實現了民主制度，壹個卻仍然生活在沒有民主的極權專制統治下？在臺灣人身上所實現的，也應該在中國人身上予以實現。因為民主不僅是臺灣人的追求，而且也是中國人的追求。在臺灣實現了的民主制度，也同樣可以安家落戶在中國。凡是好的東西，都應該成為包括中國人在內和臺灣人在內的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民主是不分種族的。在西方發達社會可以實現民主，在世界的東方也同樣可以實現民主。民主可以在白種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同樣可以在黃種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可以在黑人身上得到落實，也可以在全世界各大洲的各民族身上得到落實。

　　5、民主不分地域。民主的“亞洲模式”和“中國式民主”純屬扯淡民主，不分地域，也沒有所謂地域式的民主。這就是說，民主沒有也不存在所謂的“亞洲模式”。所謂的“亞洲模式”，是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為了維持其極權專制主義統治欺騙新加坡人民、欺騙亞洲人民、欺騙全世界人民而肆意編造的胡說八道。其惡劣之影響，沈重地壓抑著整個亞洲，使亞洲人民都深受其害。民主的“亞洲模式”意味著，亞洲人民必須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統治下默默地茍活於世，而不能享有歐美國家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制度。比如亞洲人民不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不能實行權力制衡、不能搞多黨制、不能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不能實行高度的地方自治、不能自由地結社組黨、不能自由地集會、請願、遊行示威等等。亞洲人民只能在極權專制主義的制度下乖乖地成為任人宰割的奴隸、奴才，而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從事任何有意義、有價值的社會政治活動。

　　亞洲模式是壹種巧妙設計的牢籠。亞洲人民只能在這個牢籠裏邊、在這個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活動，只能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行事。統治者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統治者不讓幹什麽就不能幹什麽，壹切都得聽從主子的安排。所謂的主子，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者，就是國家或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高權力的掌握者，是壹個貨真價實的獨裁者。亞洲模式正是適應獨裁者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欺世盜名的極權專制主義之詞組。

　　民主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亞洲模式。民主制度以人民主權，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等為原則。以權力制衡為特色，以公民自治、地方自治、輿論自由等為內容。無論是歐洲式民主，還是美國式民主，民主的本質極其表現方式是幾乎沒有什麽差別的，是必然具有本質上的壹致性的。比如在全國大選時，每壹個公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對於總統競選人莊重地投下神聖的壹票。所有的民主社會都無壹例外地實行多黨競爭機制。在野黨時刻監督、批評、制約執政黨。執政黨倘若表現不好，就必然會在下壹次的大選中被選民們所拋棄。執政黨就只能變成在野黨。在野黨通過為人們所認同的施政綱領就極有可能成為執政黨。在壹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裏，永遠也不會存在壹黨永遠執政的極權專制主義之特例。能幹並且可以幹好的執政黨可以多幹幾年，但卻絕不會永遠執政。因為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壹旦幹不好，就立即下野。因為決定政治權力的只能是人民的選票。人民的選票是關鍵之關鍵，是絕對重要的。

　　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式民主”。所謂的中國式民主，是抽幹了民主本質內容、徒有其名稱的宣傳口號。這種有名無實的貨色，只能是滑稽可笑的濫竽充數。除了給民主造成極大的傷害之外，除了蠱惑人心的欺世盜名之外，是任何益處也沒有的。相信了民主的“中國模式”，就是相信了極權專制主義的胡說八道。

　　6、所謂的協商式民主,絕非民主的本質及其形式有壹種說法叫做：協商式民主。似乎只要協商，就算是實行民主了，至少給人們的印象是這樣。特別是對沒有經歷過民主，因而不可能有任何民主體驗，也不知道民主本質是什麽的大眾來說，協商民主的口號具有相當大的迷惑性。協商就是商量、研究、討論的意思，對於某些事可以各自發表議論，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意思。這種商量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本質，甚至也不是民主的形式，頂多算是民主形式的壹個初級的、淺層的、表面的現象而已。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協商不過就是民主形式的壹個影子罷了。如果民主是壹張皮的話，所謂的協商，最多不過是附在皮上的壹、二根毛而已；如果民主是長江大河，協商只不過是大河裏的幾粒水滴而已。這就是說，所謂的協商式民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證明不了民主所具有的價值，也更談不上所謂民主之意義。

　　用協商式民主的提法來糊弄人，雖然很多人因為不動腦子也根本不了解民主的實際內容，所以就不免大上其當。所謂的“協商式民主”，根本沒有民主的含金量，根本就不是民主。

　　四、民主制度壹定會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社會現實眾所周知，中國和世界的大部分人禍、悲劇，基本上都根源於沒有民主的極權專制主義制度。如若實行了民主制度,人禍.悲劇等就會大大地減少,乃至於徹底地予以根除。至少，民主能夠保證不會給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造成什麽大的全面的災難。凡是沒有民主的地方，都是不適合於人居之地。大饑荒通常因為沒有民主而出現；有了民主，哪怕糧食再匱乏、再短缺，也都不至於餓死人。因為在民主制度之下，人們總會有辦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但沒有民主，那就什麽問題都解決不了，那就必然形成大規模地餓死人的悲慘場景了。進而言之，極權專制主義是造成壹切災難、人禍、悲劇的罪魁禍首，實屬萬惡之源。

　　中國人為了讓自己的生活無憂無慮，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後代幸福快樂，為了讓子孫後代的生活有相應的必要之保障，就必須盡其所能地、堅決徹底地、無所畏懼地否定、排除、消解極權專制主義的邪惡、罪惡之統治，就必須全力以赴地、萬眾壹心地、意誌堅定地追求民主、保衛民主、捍衛民主、實現民主。 建立民主制度，壹直是很多中國人民矢誌不渝的強烈渴望和百折不撓的奮力追求，壹直是中國的仁人誌士們赴湯蹈火、前仆後繼地努力爭取的輝煌目標。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在國內外全體中國人的同舟共濟、眾誌成城、艱苦卓絕的努力之下，再乘上現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浩蕩之東風，在可以預期的不算久遠的將來，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壹定會在中國建立起心向往之的民主制度的。為了達成這壹光輝而又神聖的目標，從現在開始，有覺悟的中國人都應該明確地認識到以下各項民主指標，並為此而盡其所能地進行十分必要的相關工作:

　　中國也要搞大選。前蘇聯和東歐八國都舉行了大選，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等國也都舉行了大選，更不用說美國了，美國都已舉行了二百多年的大選，歐洲諸國也都舉行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選。為什麽偏偏中國大陸就不能舉行壹次像模像樣、鄭重其事的大選？中國人究竟什麽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莊重地投下神聖的壹票，以真正地選擇出能夠代表我們自己意誌的國家領導人？

　　中國也要實行多黨制。歷史的慘痛教訓和現實的慘烈經驗都層出不窮地告訴中國人壹個顯而易見的道理，這就是:壹黨制總是不行的。壹黨制是萬惡之源。多黨制總要好於壹黨制。多黨競爭，有利於激發社會的政治活力，有利於調動蘊藏於民眾之中的所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潛力等等。多黨之間的相互監督、批評、制衡，必然使自己和他人遵守秩序、堅持原則。按照既定的社會規範，即法律的要求辦理壹切事物，而不敢更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更不能無所不用其極地肆意濫權。多黨制，尤其是兩黨制，在已經實行了二百多年民主制度的美國成熟而成型,並已然給我們確立了值得仿效的可貴典範。多黨制，是破除壹黨制卓有成效的最佳方式。我們沒有理由否定、排斥並拒絕現代政治文明的多黨競爭機制；立法機構的民眾代表應當通過競選產生出來。如果民眾代表不能通過競選而產生，卻通過上級領導的任命而產生，那就必然喪失了民眾代表的資格。即便當上了所謂的人民代表，其資格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因為這樣的人民代表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贊同和認可，這樣的人民代表根本代表不了人民，而只能代表選擇這樣的人做代表的領導者的意誌。人民代表必須為其所代表的民眾負責，因而就必須開宗明義地、堂堂正正地、大張旗鼓地表述民眾的意誌，闡述自己非同凡響的觀點和意見，表達與眾不同的和超凡脫俗的獨特見解。所有的現代文明國家的議會從來都是各種觀點、意見、建議激烈交鋒、爭辯,甚至互不相讓，最後只能通過票決而進行取舍的場所，是紛紛揚揚、莫衷壹是、七嘴八舌地做出決定的場所。現代文明的議會決不允許存在任何不能表述民眾觀點和自己獨立思想的僵屍般的代表人物。根據法律之規定，每壹年都得有壹定比例的代表人物需要重新選出，以便於為立法機構增添新鮮的血液，補充其所需要的新的能量。議會必須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進行詳細的審核，嚴格的把關，統籌兼顧，量體裁衣，審時度勢，擇優而選之。錢是能省則省，當用則用。每壹分錢都要花得值，值得花，每壹分錢都要花在正地方。每壹次撥款都應創造出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能形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統壹；司法必須獨立，這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前提條件。司法獨立意味著獨立審判。獨立審判就是既不受任何其他權力的幹擾，又不受輿論時尚的左右；既不為金銀財寶所浸染，又不為人情世故所羈絆。司法審判只遵從廣泛民意之集中反映的良法而辦理壹切案件。獨立審判機構的從業人員，即法官，除了對其所負責的案件負責乃至終生負責之外，是不會也不能為其他例如權力、金錢、人情等等負責的。司法獨立的核心就是法官獨立判案。法官必須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情操。法官的職業應該是社會最高尚的最受尊崇的職業。法官的職業必須通過相關的法律予以切實的保障。法官應當享有應有的工資和待遇。法官如果接受賄賂，那就會造成判決不公，正義就會被邪惡所戰勝。法官之腐敗，是社會中最大的腐敗。可謂牽壹發而動全身。壹個因判決不公而導致的冤案，都是整個司法,甚至整個社會的全部恥辱。所以壹定要建立防止司法腐敗的長效機制。要保證司法獨立，就必須對法院進行應有的財政之保障。地方法院不應當享有地方財政撥款，而應當享受國家議會的專項撥款。因為只有這樣，法官在判案時才能不考慮地方權力的作用和影響。現在之所以存在各種各樣的層出不窮的冤假錯罪案、之所以出現蜂擁而出的數不勝數的各種各樣的上訪人員，乃至出現成百萬上千萬的上訪大軍，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不獨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敗所導致。壹方面司法受到各種權力之幹擾，此外還受到金錢的腐蝕和人情的蠶食；另壹方面司法判案中的濫權與責任不明，勢所必然地形成糊塗僧判糊塗案，好人得惡，惡人得好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公、不正、不義之現狀。據說現在要開始依法治國了，也開始講司法獨立了，但卻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進行。按照正常的邏輯來考慮，司法獨立就不應該有什麽所謂的領導了。司法只是對法律負責，根本不必考慮對某個執政黨負責。既然要求司法對某個執政黨負責，那還怎麽能夠進行子虛烏有的和莫名其妙的司法獨立？

　　中國是或遲或早地要實行司法獨立的，因為這是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的壹個至關重要的內容。中國雖然現在到處是冤假錯罪案，這是極權專制主義所必然導致的罪惡之結果，也是由於司法不獨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敗而肆意濫權所壹手造成的。但在實行民主制度之後，在中國實現正義轉型之後，冤假錯罪案就會日趨減少，最後也壹定會化為烏有的。因為司法獨立，權力制約權力，權力限定權力，肆意濫權、胡作非為等現在司空見慣的現象就都會變成不可能之事了。司法獨立將為根絕中國的冤假錯罪案夯實無比堅定的基礎，並開辟無限廣闊的道路，中國人民的權利將會因之得到充分之保障，中國人民的尊嚴因之而得到根本之確立。

　　決不允許有壹個冤案出現在叫做華夏故土的中國。哪怕有壹個冤案，都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哪怕有壹個冤案不解決，都是中國司法的嚴重失職。要根除冤案，就必須真正地實行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司法獨立；應當大張旗鼓地鼓勵、支持並提倡開辦各種各樣的獨立的新聞媒體，特別需要建立國家對於私營媒體的傾斜政策、獎勵機制，最好提供國家應予給與的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補貼，以使獨立的自由度私營媒體蜂擁而出、遍地開花。千百萬家私營報紙、私營雜誌社、私營出版社、私營廣播電臺、私營電視臺、私營網站琳瑯滿目，蔚為壯觀，必將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制度的新氣象。故此民意可以毫無阻礙地充分地湧流，所有的冤屈、難過、憤懣都可以暢所欲言，人們可以充分地分享各種各樣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成為開放之狀態，謊言於是也就沒有容身之地。所有的貓膩由於暴露在眾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而無以隱藏。在民意可以暢達的情況下，在民智可以得到充分啟蒙的情況下，壹個正常而合理的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和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人們由現在的普遍的壓抑狀態將會轉入到自由表達而釋然抒懷的狀態，沈沈壓抑的精神重負將由此壹掃而光。現實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各種腐敗也會受到廣泛民意的激烈抨擊與極大遏制，暢行無阻的潛規則將逐漸地變得走投無路，乃至於全面崩盤。要建成壹個正常的合理的正義的社會，要使每壹個中國人都能夠正常、合理而且正義地生活，沒有獨立的私營媒體，沒有千百萬家伸張民意的私營報紙雜誌、私營廣播電臺、私營電視臺以及各種各樣的私營網站，是絕對不行的，也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說，要使中國的人權得到卓有成效的捍衛和保護，就必須強烈地要求幾萬家、幾十萬家乃至上百萬家的私營媒體都來發揮其所應發揮的巨大作用。這是新聞媒體在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之後的第四權力的獨特作用。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壹發力，社會就由不正常變得正常。因為人性、良知、道義就會得到彰顯，所有的陰暗、茍且、下流便都會在滔滔的民意中如老鼠過街壹般地被打得抱頭鼠竄，顯現出醜陋不堪的原型，並被消除得無影無蹤。沒有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而只有蠻橫霸道的黨國宣傳工具，由於不能真實、全面、客觀、及時地反映廣大民眾的意願，故而必然造成社會生活的不正常、很不正常乃至於極不正常。有沒有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對於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是值得予以高度重視的。獨立的自由的新聞媒體，是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之必然要求；要允許、提倡並鼓勵更多的公民自治組織廣泛而深入地參與到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中去。公民自組織的興盛發達，是社會文明達致相當高度的壹個不可或缺的極為重要的標誌。沒有發達的公民組織，沒有足夠的非政府組織，就不會有也不可能有社會生活的正常化，更談不上社會的現代化。公民自治組織有利於調動社會中壹切積極的因素，腳踏實地地解決壹切應予解決的實際問題。公民自治組織能夠替代政府解決諸多民眾的各種各樣的應急事務。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解決不了的,公民自組織就極有可能予以妥善之解決。另外,各種能人都可以在公民自組織中適得其所地找到發揮能力和展示能量的用武之地。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正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各樣的利益，情趣相同的人們自願地組成壹個團體。國家和社會對此應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大力的支持。只要是非暴力的團體，都是應該為法律所允許的。只有暴力的組織或團體因為是社會的危險力量，所以必須為正常社會的法律所嚴格禁止。暴力之所以被禁止，是因為暴力不符合人性。暴力不能構建正常的文明社會。非暴力的社會團體，無論政治的也好，還是經濟的也罷；無論文化的也好，還是社會的也罷；無論是慈善的也好，還是情趣的也罷，都是社會正常存在的必要表現形式。公民自組織的強大和成熟，有利於防範、規避並消解不可預測的災難，有利於減少難以想象的各種悲劇。故此，大力提倡公民自組織的生成與發展，是社會走向正常化和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應該實行高度的地方自治，這是民主制度的內容之壹。地方的事物歸地方管理，地方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比如地方擁有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地方領導人是通過地方選舉而產生出來的。根據地方社會發展的需要，地方議會根據地方實際情況而制定出促進地方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有關決議，並作出適當的投資規劃，以滿足地方國計民生之需要。地方的高度自治意味著，其權力來源於地方的民眾，而不是來自於上級的權力機關。比如美國的州長，就是進行州選舉的結果，而不來自於美國總統的任命。中國的各省省委書記、省長的權力都來自於中央的任命，與當地的人民沒有關系，所以不可能進行所謂的高度自治，甚至連壹般的自治都不可能。如果中國的各省省委書記、省長都能像美國州長那樣，均來自於選民的投票之結果、那就意味著有可能實現高度的地方自治了。在壹切地方的權力均來源於中央任命的情況下，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可能之事；高度的地方自治，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中國幾千年來壹直實行著大壹統的極權專制主義制度。此之謂:壹切政制皆秦制。這就是說，中國的所有地方官員所擁有的權力，都來自於整個社會的權力中心，即皇帝。各級各地的官員都不過是皇帝所擁有的至高無上之權力，即皇權所派生和分封的結果。中國的政治權力千年以來是這樣，現在也仍然如此。在中國大壹統的政治傳統中，根本沒有地方自治的地位，也不承認地方自治的價值，更談不上從來都沒有的所謂高度的地方自治。

　　在中國，地方自治這壹塊從來都是壹塊空白，高度的地方自治更是子虛烏有。高度的地方不自治,倒是屢見不鮮、層出不窮、比比皆是。要把大壹統的觀念轉變成分權的高度的地方自治的觀念，恐怕是壹場十分艱難曲折也極其不易實現的社會革命之過程。可能不但需要人們的觀念革命，而且也需要全新的政治革命。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爭取地方自治的努力，但都被大壹統的國家主義思想所取締、所排斥、所剿滅了。因為在後者看來，前者是鬧獨立、搞分裂。比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陳炯明就曾經設想過“聯省自治”，並為此進行過相當程度的努力，但卻被孫中山大壹統的國家主義思想所消除。史學界普遍地傾向並支持孫中山，卻對希望搞聯省自治的陳炯明言詞不恭，均指斥陳炯明是破壞孫中山統壹大業的革命叛徒和地方軍閥。陳炯明地方自治的思路和設想，也壹直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煙霧之中而不見蹤影。其實，陳炯明所搞的不過就是繼承了清朝後期拳匪之亂、扶清滅洋導致八國聯軍進攻京畿之地時，由當時的洋務大臣、封疆大吏左宗棠、李鴻章在江南諸省所搞的保障地方平安的聯省自保的那種脈絡、那種統治方式。聯省自保確實為地方的洋務運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充分的便利條件，不失為保持社會安定的上佳之策。但在大壹統的國家主義觀點看來，地方自治始終是壹種不可容忍的所謂鬧獨立搞分裂的不良之傾向。在中國壹以貫之的意識形態中，大壹統始終是無可懷疑的永遠的政治正確，雖然在實踐中總是捉襟見肘、錯漏百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葉，給高饒反黨集團定的壹個罪名就是，高崗要在東北鬧獨立。因為作為東北局主席的高崗曾經要求中央給予東北以高度的自治。據說,高崗希望，除了給中央上交應交的稅收之外，東北的事情都可以進行高度的自我管理。倘若如此，即按照高崗所設想的那樣去做的話，如今東北的社會經濟狀況足以與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相提並論。換言之，東北人民的生活絕不會像現在這樣顯示出普遍的貧困落後之狀態。由此看來，沒有地方自治、沒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地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就必然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必然搞不好，也不可能搞得好；應該實行軍隊國家化，文官應當擔任國防部長。壹個國家的軍隊，應當是防止侵略、保衛國防的武裝力量。軍隊是國家的軍隊。既然是國家的軍隊，就絕不是壹黨壹派的軍隊，就絕不是某個政黨或執政黨的軍隊。如果成為某個黨的軍隊，那就必然會成為像希特勒的黨衛軍壹樣的私家軍隊。軍隊必須國家化。國家化的軍隊不應受到壹黨壹派的意識形態之影響，也不應當受到某個政治勢力所具有的政治觀點之擺布，故此軍隊應當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非黨派化。國家化的軍隊應當根據現代軍事發展之需要而走向信息化、海陸空多兵種的協同作戰，以快速機動之能力克敵制勝。在有效地保證自己安全的情況下，穩準狠地達到應予達到的軍事目的。因此，軍隊應當職業化。作為防範並抵禦外來侵略的武裝力量，軍隊主要用於國防。當然，在面臨重大的自然災害，如洪水、幹旱、地震等巨大災變時，根據相關法律之規定，軍隊也可以參與抗災，但僅僅是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以動用軍隊。壹經完成抗災的任務，軍隊必須立即撤出。軍隊不是社會生活力量的顯現，而只能是國防力量的顯現。這就是說，軍隊不應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如果軍隊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那就意味著軍隊的失職。因為參與國內政治的軍隊在承擔著治安警察的作用。軍隊應該與社會的政治生活相分離。如果軍隊參與社會的政治生活，只能是暴力的濫用,勢所必然地造成慘絕人環的悲劇，並使整個社會在無限的恐怖中墮落到不正常的深淵裏去。

　　必須在軍隊中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止腐敗的機制。軍隊的腐敗，是國家腐敗的集中表現，是社會腐敗難以治愈的頑癥。腐敗的軍隊是根本打不贏壹場戰爭的，更不用說現代化戰爭了。壹敗塗地，都是極其可能的。壹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甲午戰爭,就證明了這個道理。不難想象,在現代戰爭的情況下，腐敗的軍隊究竟能夠怎麽樣地稀裏嘩啦、壹潰千裏？ 如何把因腐敗而亂成壹團、基本喪失了戰鬥力的軍隊轉變成壹支能打勝仗、攻堅克難、戰無不勝、廉潔自律的軍隊？這，的確是個令人棘手的十分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的層出不窮的現實問題。這，確實需要有識之士集思廣益、開動腦筋、攻堅克難。倘若不能戰勝軍隊的腐敗，包括腐敗在內的任何勢力都會摧枯拉朽地戰勝金絮其外敗絮其中的軍隊的。因為腐敗的軍隊是不會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戰鬥力的。

　　既然軍隊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黨派化，所以必須對軍隊的政委制度、政治指導員制度等等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革。建議取締適應於以往戰爭年代所建立的“支部建在連上”的黨支部制度、指導員制度和政委制度，以使軍隊在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黨派化的基礎上不斷地走向軍事技術化、知識化、信息化和職業化的正確道路。 現代民主制度要求國防部長應由文官擔任。因為文官擔任國防部長，有利於協調對於海陸空諸多兵種的指揮和調配，有利於貫徹執行國家的防務政策。應當建立國家集中的、統壹的軍事指揮系統。參照美國的經驗，參謀長聯席會議可能是指揮現代戰爭的壹個好的或比較好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凡是適應於現代化戰爭的有益經驗，都應該加以認真地研究和學習，以利於取長補短、為我所用、揚長避短、增強實力。

　　中國現行的軍事力量，無論人員素質，還是常規武器的裝備；無論指揮系統，還是應變能力，照比美國的軍事力量，照比歐洲某些國家的軍事力量，甚至照比沒有軍隊而只有自衛隊的日本軍事力量，正如很多資料所表明的那樣，大約相差三十年之久。既然差距這麽大，又想打勝仗，其中所應填補的漏洞究竟會有多麽大，實在是匪夷所思地難以想象的。正像某位中共將領所言，日本海上自衛隊只用半個小時就可以把中國海軍的最強艦隊東海艦隊打得個全軍覆沒。如此壹來，在未來戰爭中，甲午海戰的淒慘場面也許又將可悲地重演。

　　基於這種考慮，為了適應現代化的信息戰爭，中國軍隊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革、更新，無論軍事觀念，還是指揮系統；無論指戰員的素質，還是武器裝備的改良，都需要進行適應現代化戰爭的各種變革。軍事變革的任務繁多而且艱巨，責任重大，使命神聖。

　　結論:民主潮流不可抗拒。中國人民壹定要建立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民主制度如上所述的內容，只是囊括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民主的更多的具體細節,可能還需要詳細的補充、加強和接續。民主制度確實需要壹個拔節生長、穩步發展、逐漸完善的長期而又艱苦的過程。對於中國的民主發展中國人要有充份的理解和相應的準備。中國要實行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民主制度，就應該向壹切先進發達的民主國家學習，特別需要大力地向美國、歐洲學習，而不能像俄羅斯那樣只搞半吊子的民主，更不能壹如既往地只搞假民主、真專制。中國人要在中國建立起壹個史無前例的和別開生面的民主制度，就應該全面徹底地實現如上所述的各項內容。上述的各項民主內容，相互聯系、相得益彰、相互影響、相互提攜、相互促進、相互激勵，缺壹不可，齊頭並進，共創民主大業之輝煌。 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理由沈湎於極權專制主義的沈重壓榨而自我毀滅。中國人民壹定要捍衛屬於自己的不可剝奪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和凜然不可侵犯的頂天立地的尊嚴。建立民主制度，毫無疑義就是這種價值和這種尊嚴的卓有成效的和堅強有力之保證。

　　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中國人民邁向民主自由的雄壯步伐，無論是位高權重而盡顯無能的權力掌握者，還是鼠目寸光的既得者利益集團；無論是頑固地堅持壹黨專政的保守勢力，還是與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負隅頑抗的頑固派，都抉不可能阻礙民主潮流的浩蕩奔勇、勇往直前。

　　沒有民主，就沒有中國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中國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建設與發展；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中國人民的自立、自為、自強，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中國人民所應有的極其寶貴的軟實力、頂天立地的尊嚴，以及至高無上的價值。

　　中國人民所熱切盼望並竭力追求的民主制度，壹定會在世界的東方、在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在苦難深重的中國無比堅實地、堂堂正正地、史無前例地建立起來的。

　　建立民主制度，這是現時代的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所必然提出來的迫切而又正當之要求，這是在中國實現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並最終實現實質正義的題中應有之意。中國必須完全徹底地改變沒有正義、匱乏正義、否定正義、排斥正義、滅殺正義的可恥可悲之現狀，必須盡快也盡力地形成熱愛正義、弘揚正義、追求正義、捍衛正義、實現正義的良好的社會風尚。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努力地構築追求正義、保衛正義、捍衛正義的固若金湯的銅墻鐵壁；建立民主制度，這是中國成為文明國家的必由之路，這是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告別屈辱、開辟未來、開創民主新時代所必須要完成的事業。

　　建立民主制度，這是實現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事關在中國建成公民社會的攻堅戰，這是中國社會正義轉型的思想重建、道德重建、制度重建的史無前例的和浩大無比的社會工程。

中國社會的國營企業

作者 聶日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7月中旬，國資委公布2022年上半年央企主要經濟數據：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9.2萬億元，同比增長12%，實現利潤總額1.4萬億元，同比增長7.1%。實現凈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6.1%。累計上交稅費1.5萬億元，同比增長14.4%。這些數據說明：國有企業的利潤在增長。那麽，這個利潤水平是高還是低，其影響是什麽？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近十年國企利潤總額上升，主要是資產規模擴張的結果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國有企業整體的經營，國企的利潤和上繳稅費表現得很好。自2017年以來，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和應交稅費持續增長。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防控，略有下降，但2021年基本上補漲回來。兩年平均來看，2021年的上漲延續了2017年以來的上漲趨勢，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

　　利潤總額和上繳稅費的上升原因有很多種，可能是經營效率提高了，同樣的資產和凈資產帶來了更多的收入和利潤，也可能是資產膨脹所致。到底是怎麽樣的呢？相比2014年，2020年全國國企資產規模上升了1.3倍，不過，營業總收入只增加了32%，利潤總額增加了41%，收入和利潤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資產和負債規模。因此，我們需要消除資產規模的影響，進一步考查其經營績效。分析師一般會采用總資產報酬率（ROA，息稅前利潤/資產總額）和凈資產收益率（ROE，凈利潤/凈資產）來評估企業的經營績效，前者是指企業運用全部資產的總體獲利能力，後者是企業運用自有資本獲得凈收益的能力。如圖2所示，眾所周知，中國在1998年進行了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一些虧損的、中小型以及競爭性行業的國企被推向市場。輕裝上陣的國企經營績效迅速改善，從盈利面上看，2003年時，有半數以上的國企是虧損的，隨後盈利企業占比就一直上升到2011年的65%，隨後十年一直穩定在63%左右。這也意味著，每一年持續有4成國企是虧損的，這種狀態長達十年沒有改善。

　　從時間線上看，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以後，國企的經營績效明顯改善，凈資產收益率從2001年的4.6%上升至2007年的12.1%，總資產報酬率從2001年的3.3%上升到2007年的6.4%，進步非常大。除此以外，償債能力也有大幅提升，已獲利息倍數從2001年的1.9倍上升到2007年的5.8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很大的沖擊，當年的經營績效隨即大幅下調，在“四萬億”政策的刺激下，雖然略有反彈，但到2011年以後兩個指標雙雙持續下降。所以，2011年以後的國企利潤總額上升，主要是資產規模擴張的結果，並且隨著資產擴張的過程，邊際收益遞減，ROA和ROE不斷下降。這也是中國經濟過去十幾年的寫照，非常依賴投資驅動，但投資的邊際收益在遞減，每投入一塊錢帶來的GDP和利潤在不斷下降。

　　“國企”是個總概念，不同類型國企差異大

　　國企是一個總概念，可以分為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中央國企又可以分為中央企業（央企）、中央金融企業、中央部門管理企業（部委企業）等。國資委公布的只是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主要是工業企業，近100家，不包括中央金融企業，也不包括各部委管理的中央國企。而無論是財政部還是國資委，公布的數據都不包括中央金融企業。不同權屬的國企，其經營績效有非常大的差異。按央企、部委企業和地方國企三類，我們分別計算其財務指標，數據如表1所示。國資委秘書長彭華崗介紹2021年央企成績的時候指出，央企控股境內的上市公司的戶數占整個上市公司的7.2%，但貢獻了全市場的37.1%的營業收入、31%的凈利潤、23.3%的現金分紅。言外之意，是央企的貢獻卓著。央企好不代表國企好。在國企內部，央企的企業數僅占21%，但資產總額占全部國企的26%，而利潤更占到了50%。相比之下，地方國企的企業數占74%，總資產占65%，利潤僅占39%。所以，央企是非常特殊的存在，總體來看，央企好於部委企業，部委企業好於地方國企業。

　　按之前的分析，我們消除資產規模的影響，看ROE（凈資產收益率）的水平。因為數據原因，我們僅有2019年以前的地方國企的ROE表現，為了排除單獨一年的波動，我們采用2017-2019年的3年算術平均進行比較。央企、部委企業、地方國企的ROE分別為6.2%、5.1%和4.1%，盈利能力依次降低。深入到地方各省區之間，央企仍然是一枝獨秀，上海、廣東、山東次之，在5.6-5.9%之間。上海、廣東是中國市場經濟最活躍的地區，而部委企業的贏利水平排在山東後面，相當於省份排名中的全國第四。至於地方國企，如圖3所示，整個地方國企的水平為4.12%，僅有5個省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所有的中西部地區和大多數東部省份國企的ROE都低於全國國企的平均水平。如果將凈資產收益率與地方財政自給率、地方債務水平、人均GDP大體上呈現一定的相關性，自給率越高、人均GDP越高、人均債務水平（相對於人均財政收入）越低，地方國企的ROE就越好。

　　國企VS.民企，誰賺錢能力更強？

　　我們還可以將國企和民企進行對比，因為缺乏全樣本數據，我們采用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分析。在A股上市的企業可謂中國企業中的績優生，因此采用A股的數據，會存在一定的偏誤，總的來說，央企上市的比例非常高，能相對代表央企的平均水平，但上市的民企和地方國企則是優中之優，無法代表民企的總體情況。 如圖4所示，能上市的民企，其ROE表現得很好，雖然不如外企，但與中央國企互有勝負，這表明績優的民企其盈利能力並不弱於中央國企，而在A股上的央企之所以創造了那麽多的利潤，主要是資產規模龐大導致的，其ROE水平並不高。

　　那麽，如何理解央企在各類國企中經營績效最好？如何理解國企的資產規模膨脹得這麽快？如圖5所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的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非常明顯上升，直到2017年去杠桿才緩緩的下降，最近兩年國企的杠桿率又開始上升，雖然資產負債率仍然控制在65%的政策以內。

　　為什麽國企勇於進行負債規模的擴張？這主要是在負債的過程中，國有企業或多或少沾了國家信用的光，銀行敢貸款給他們，給他們的利率也要更便宜一些，他們擴張的成本和負債的難度要低於民營企業。 如圖6所示，2009年到2021年的大多數時刻，上市民企的財務費用率（財務費用/營業總收入）都要高於中央國企。2017年去杠桿以後，地方國企的財務費用率也低於上市民企。A股的上市民企是中國民企中最優質的企業，尚且如此，其它未上市的民營的融資環境和財務費用率是可想而知的。這種環境是央企資產規模突飛猛進的基礎。

　　國有企業利潤增長背後的隱憂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1998年國企抓大放小改革讓國企與民企從競爭關系上發生了變化，與產業全局的國退民進相反，在關鍵性與基礎性行業中國有股權系統性的集中，這些國企與民企所在的競爭行業構成了上下遊關系。2015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李系、劉學文和王勇三位學者建立了一個模型解釋這種現象，國企改革與中國加入WTO以後，下遊民營企業在擴張發展的過程中帶動了對上遊金融、能源、電信等中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而國有企業主要處於這些上遊產業，民企的擴張和盈利改善也使得國有企業的贏利快速增長。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央企的ROA、ROE表現要好於部委企業，繼而也好於地方國企。從這一點講，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麽東部的上海、廣東的地方國企經濟績效比較好，因為這些地區的民企經營狀況尚好。從這一點來看，現有產業鏈的所有制結構，使得在擴張期的國企和民企是互補關系，在經濟收縮時期，局面則會分化，如果國企主動做出調整，比如適當的開放，引入活水，提高效率等，既可以降低下遊民企的生產成本，避免盈利能力過度惡化，民企的繁榮，也會帶動上遊需求，也是倒逼國企改革的契機；相反，如果國企此時要保證利潤，那麽就只能擴大化使用其在產業鏈中的優勢，這時的國企民企雖然分屬上下遊，但同樣存在競爭關系，變成分蛋糕的遊戲，這對兩者都是傷害。 現任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王勇在2017年曾撰文指出，國企“應該盡量剝離本不該由企業承擔的社會性負擔，同時取消政府補貼，讓上遊產業中的國有企業與新進入的民營企業真正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這樣才能真正促進上遊產業技術進步與升級，為下遊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在經濟增長低迷之際，事關國企和民企的發展局面，這個建議顯得尤為重要，需要被認真對待。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作者 王小魯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全國土地財政格局迎來了一個大轉折。2022年上半年，全國國有土地出讓收入2.36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31%。要判斷其原因和未來趨勢，需要對土地財政的來龍去脈做一個清晰的梳理。

　　一、昨天：土地財政從何而來？

　　在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土地不是商品，需要的建設用地由政府從農民手里征用，並進行無償劃撥。

　　上世紀80年代，少數城市開始嘗試土地有償出讓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0和1992年國務院分別發布了土地出讓的暫行條例和暫行管理辦法，1993—1994年開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和住房才開始成為商品。

　　但土地交易從一開始並沒有按市場原則來設計。地源仍來自政府征收農民的土地，只給很少的補償（起初按被征土地農作物年產值的三到六倍計算補償，後有增加，但多數情況下仍然嚴重違背等價交換原則）。

　　政府征收的土地進行初步開發後、通過協議方式（後房地產和商業服務業用地改為“招拍掛”方式）有償出讓，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建設用地壟斷供應者。扣除征地補償和拆遷費用後的土地收入、全部歸政府所有。

　　按照早期的設計，住房改革實行雙軌並行的體制，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為高收入居民提供商品住房。但在實行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導向使商品房比重越來越大，保障性住房受到擠壓。2000年以後，商品房用地的收入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從此開始了土地財政時期。

　　土地財政體制的形成有某種必然性。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資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企業沒有活力，居民收入被壓低且增長緩慢。改革之初，為改變這種僵死局面，政府實行了大規模的放權讓利和其他市場化改革。此後，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長，市場初步形成，經濟增長加速、而全口徑政府收入（起初包括財政預算收入和政府預算外資金收入，後加入土地出讓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40.2%直線下降到1995年的15.9%（據國家統計局和財政部數據計算）。在經濟逐步走向繁榮的同時，也出現了政府財政困難。為緩解政府財政資金不足，土地出讓收入自然成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個補充來源。

　　所羅門的魔瓶一旦打開，就很難讓其回到瓶子里了。伴隨城市化快速發展，土地收入越來越大，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1998年，全國國有土地出讓成交價款約500億元，相當於當年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10%。此後土地出讓收入以不可抑制的高速度膨脹——2001年1300億元，接近地方財政收入的17%；2011年3.3萬億元，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63%；2021年8.7萬億元，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78%（均不包括在地方財政預算內）。

　　多年來，它已成為地方政府不可缺少的巨大財源。

　　從2001到2021這20年，現價GDP年均增長12.4%，現價全國財政預算收入年均增長13.4%，而土地出讓收入年均增長23.4%，遠超過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據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計算）。

　　計算平均地價，2001年每公頃土地出讓收入143萬元，2011年為978萬元，2021年為2393萬元。20年間地價上漲15.7倍。

　　同期消費價格指數（CPI）只上漲58%，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只上漲38%（據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華經產業研究院數據計算）。

　　過高的地價大幅度推高了房價，並改變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於不包括地價和房價，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不足以反映真實的通貨膨脹率。

　　而地價和房價飛速上漲，是幾方面影響因素合成的結果。

　　從供給側來說，一個正常因素是城市規模經濟的溢出效應帶來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周邊待開發土地升值。

　　從需求側而言，城市化快速發展造成的房地產需求上升，而土地資源相對有限，持續拉動了房價和地價上漲。

　　第三個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即長期以來貨幣增長大幅度快於經濟增長，貨幣超發造成的多余購買力大量流向房地產，造成越買越漲、越漲越買的趨勢，成了長期不破的資產泡沫。

　　第四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對地方政府來說，土地出讓收入來得容易，用得方便，監管不嚴，透明度低，一方面可以用來搞各種地方政府想搞但沒有其他資金來源的投資項目，既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建設，也包括政府樓堂館所等各種自我服務設施，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包括“三公消費”在內的黨政機關行政管理費用。

　　更嚴重的是，在政府壟斷地源的情況下，大量的官商勾結腐敗案件都與土地和房地產交易有關，給腐敗官員帶來了巨額收入，造就了一大批隱性富豪——在種種利益驅動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獨占地位，通過控制土地投放量，借“招拍掛”盡量擡高地價，以獲得最大收益。這也導致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所占份額不斷擴大，擠壓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份額，形成與改革開放前面20年的放權讓利截然相反的趨勢。

　　二、今天：土地財政的4大負面影響

　　由於地價房價不斷上漲，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土地財政的基礎條件是城市化帶來的效率提高，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隨著土地資源商品化、資本化，成為巨大的財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確實在過去的經濟建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動了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條件快速發展完善，過去20年間對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作用不可忽視。

　　但同時，土地財政體制的負面作用已經越來越大。

　　其一，隨著地價不斷上漲，推動房價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購房、租房負擔越來越重。

　　2001年，全國房地產企業的商品住宅平均售價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來的5倍以上。但這遠遠沒有反映出大城市房價的漲幅。在一線城市，房價漲了幾十倍。而此期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義漲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環路到五環路間的房價目前大約在5—10萬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營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9.06萬元，只夠負擔1—2平米的房價。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無房居民的生活冰火兩重天，天價住房讓外來年輕人望而卻步或最終不得不離開。留不住年輕人的城市，未來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資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農民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憲法規定農村土地為農民集體所有，因此農民在符合國家的土地規劃用途的條件下、應當有處置屬於自己的土地和獲得合法收入的權利。城市周邊土地大幅度增值，是城市規模經濟的溢出效應所致，不應全歸農民集體或個人，政府有理由通過稅收提取土地增值的一個合理部分用於公共目的。但在現行制度下，如政府以獲利為目的，用征地的方式把土地收歸國有，獨占土地收入，實際是違反憲法的。目前，除一些大城市周邊征地有高額補償，在很多情況下農民並未獲得足夠的補償。這對農村發展和提高農民的財產收入有嚴重的不利影響。

　　其三，地價房價的持續畸形上漲扭曲了國民財富分配格局。

　　伴隨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中等收入階層不斷擴大，90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把原來的公有住房以低價賣給城鎮職工，使他們獲得了屬於自己的房產。這些本來創造了一個改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良好條件。

　　但過去20年，地價房價的過度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打斷了這一進程，實際上形成了對新一代中低收入群體的掠奪。中年以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或者背上了沈重的房債，或者成為永久的無房戶。房貸和房租大大壓縮了他們的消費能力，使他們很多人只在名義上屬於中等收入階層，實際生活水平無法提高甚至下降。

　　過高的地價和房價還推高了商業、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租金水平，把成本轉嫁給各行各業和消費者，而占人口少數、囤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階層，則可以輕松憑借房價上漲使財富快速升值。因此土地財政實際造成了財富的逆向再分配，是導致財富占有差距持續擴大和國民經濟各行業間苦樂不均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全口徑政府收入（包括財政預算收入、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和全口徑政府支出已分別上升到GDP的35%左右和40%左右，政府配置資源的程度大體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其中土地出讓收入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場配置資源的比重與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被大大壓縮，出現了背離改革大方向的趨勢。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政府收入占比高的情況差異很大，後者占比高是因為政府承擔了大量公共服務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我國這樣高的占比中很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

　　其四，地價房價持續上漲和相關的金融擴張導致了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

　　2020年，房地產業創造增加值7.3萬億元，占GDP的7%，但房地產相關貸款已超過67萬億元，占銀行貸款總額的39%，相當於GDP的66%。2020年我國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經高達80.7%，居民的房貸規模也越來越大（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和郭樹清：“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2020年12月）。

　　地方政府的高負債也與土地有密切關聯。這樣高額的負債還不僅僅是因為地價和房價越來越高，也是因為融資的放大效應。因為地價不斷上漲，變相鼓勵了房地產企業用外部融資囤地囤房，地方政府還可以用升值後的土地做抵押，借更多的貸款進行新的土地開發和其他投資。資產泡沫和金融泡沫促使經濟繼續脫實向虛，對實體經濟發展產生擠壓作用，並形成了巨大的風險。

　　這些越滾越大的債務雖然有價格不斷上漲的土地和房屋為抵押，表面上安全，但一旦地價房價由漲轉跌，就可能引發壞債連鎖反應，引爆金融危機。

　　綜上所述，土地財政已經成為一個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和財富分配失衡的因素，土地相關制度亟待改革。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今年的土地收入大幅下跌說明，現有的土地財政格局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三、明天：調整政策，重振改革，化硬著陸為軟著陸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90年到2021年，全國已累計銷售新建商品住宅202億平米。房地產企業目前正在施工的房屋面積還有97億多平米，此外，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和來自非商品房的城鎮居民住宅存量估計90—100億平米。待目前施工中的住宅完工後，全國城鎮住宅城鎮居民住宅存量總共將達到380—390億平米。

　　按現有城鎮人口計算，人均擁有住房面積41—43平米（按42平米計），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城鎮住房建設已經接近飽和。

　　假設今後到2035年，城鎮化率再提高10個百分點，達到75%，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從目前的42平米提高到50平米，城鎮充其量還需要新建150億平米住宅。未來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億平米住宅，城鎮住房就將完全飽和。

　　而過去3年，平均每年新開工住宅面積高達15.9億平米。這意味著今後房地產業哪怕只保持現有建設規模不再增長，未來也將出現非常嚴重的住房過剩，每年都會有約1/3的新建住房（5億平米）賣不出去。相應地，房地產業對土地的需求量也將至少下降1/3（實際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因為房地產企業目前還囤有相當數量的待開發土地），使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度縮水。

　　據這些情況判斷，今年上半年出現的土地出讓收入大幅度下降，並非短期波動，很可能代表了土地和房地產市場走勢的根本拐點。只是由於今年經濟形勢不佳，土地需求頹勢更加突出。

　　在住房和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未來經濟會發生什麽？

　　大致會有硬著陸和軟著陸兩種可能。這里先對硬著陸的情況做一些大膽推測。作者希望這只是杞人憂天，推測錯誤。

　　土地成交可能轉向量價齊跌。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減少，以前那種不計成本、不算回報、寅吃卯糧、大拆大建、為了一時的政績大手筆投資的格局難以為繼，政府消費靠土地收入揮霍、錢權交易靠土地收入大行其道的局面也無法維持。靠政府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再是一個現實選擇。

　　地價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以土地為抵押的政府貸款將會成為不良貸款。銀行的壞賬率會大幅上升。政府債券到期不能兌現的情況可能大量發生。出現較普遍的償債危機。

　　土地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房地產業已進入衰退。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業的土地購置面積和土地成交價款分別下降了48%和46%。同期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下降27%和32%，意味著房價和銷量同步進入下降期。地價下降還有一定的滯後期，但估計堅持不下去。房屋銷售和房價大幅下降將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會有相當多的房地產公司倒閉，壞債大量發生。

　　房價降到一定程度，一些貸款買房的居民會發現與其繼續還貸，還不如直接違約，因為市場上的現房可能變得更便宜。這與當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情況相仿，會使銀行的處境雪上加霜，壞賬進一步增加。政府可以禁止房地產公司降價售房，但房子賣不出去，房地產企業倒閉可能更多，對銀行的打擊可能更大。

　　大銀行有政府支持，不會倒閉，但壞債會嚴重影響資金周轉，把影響擴散到實體經濟。中小銀行將面臨嚴重挑戰，對實體經濟影響可能更大，可能拖累整體經濟進入較長時期的衰退。

　　有些人也許會主張重走大規模貨幣放水的老路來救經濟、拉增長，但可能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最終需求在消費者一端，沒有最終需求回升，大量增加流動性、只會加劇壞債螺旋形攀升。

　　上述情況只是一個沙盤推演，作者希望不會發生。現實情況永遠比理論推演更覆雜多變。

　　但一旦發生上述情況，需要有理性的宏觀政策應對，同時痛下決心，推進改革。如果應對得當，有可能使硬著陸變成軟著陸，可以考慮以下措施。

　　延長還貸，清理壞債，收縮房地產規模，整頓金融，穩定儲戶，防止擠兌。

　　如果發生全面的資金周轉困難，貨幣當局可能需要釋放一定量的貨幣維持資金周轉，同時面對企業面臨的困難，貨幣當局可以考慮降息作為一個選項來緩解企業的負擔，但同時必須堅持貨幣總量控制，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利率與貨幣量的變化之間未必是線性負相關關系，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有很大差異，這方面的問題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財政政策不宜把重點放在擴大政府投資。保護失業者、低收入者和穩住最終需求是當務之急。強化失業保障，對未被失業保險覆蓋的失業者（包括符合常住人口標準的失業外來農民工）進行普遍救濟，促進消費需求盡快回升，引領經濟回升。

　　政府收購適用的滯銷房產，轉為廉租房和公租房，並通過政府采購擴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一方面減輕房地產業和銀行業受到的沖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把保障性住房覆蓋面擴大到合理水平，分步使保障性住房能夠滿足城鎮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居民的居住需要，應覆蓋未取得戶籍的城鎮常住人口。但整個過程必須公開透明、建立規範，防止幕後交易、私相授受。

　　改革土地制度，政府征地僅限於公益性和必須的基礎設施建設，並參照市場地價予以補償。符合土地利用規劃的商業性土地需求通過市場滿足，不必通過政府征地。允許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允許農戶閒置宅基地在不違反土地規劃用途的條件下進行使用權的有償轉讓，取消對需求方身份的限制。

　　改革土地增值稅制度，政府對土地交易中的大幅度增值部分征收適當比例的土地增值稅，用於補充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資金的不足。

　　政府要過緊日子，壓縮不必要和不急需的政府支出，轉向量入為出的理財觀念，把更多的資源留給市場配置，盡量減輕企業負擔，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政府退出競爭性市場活動，轉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中心任務。

　　多用普惠政策，少用特惠政策，對民營企業要一碗水端平，鼓勵公平競爭，改善營商環境，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