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專制統治的本質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獨立商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序 言
　　
　　本書是一部介紹共產主義的說明書， 同時也是一篇宣告共產主義死亡的訃文。因為事實很明顯：自古以來，曾有許多充滿理想的志士仁人，要用共產主義來實現人類社會的完全平等。然而，今後縱然還有人要這樣做，他們也決不會再采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方式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失敗得那樣徹底，致使那些在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共產黨人，都已經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而采取折衷主義的、用民族主義修飾起來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在二十世紀那一百年中，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共產主義運動曾風行一時，主宰著大半個世界，而後來卻失敗了。時至今日，我們才有可能替共產主義運動列一份清單，考核其得失，作出公平的判斷：共產主義的失敗，究竟是由於人為的錯誤，還是由於這一運動本身所帶來的難以克服的弱點？
　　“共產主義”(Communism) 一詞，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法國巴黎鑄造出來的。它是指三個互相關連但又有區別的事象：那就是一種理想，一種政治綱領，一種為實現此種理想而建 立起來的政治制度。【注】

【注】 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並沒有什麽明白的界限。馬克思曾把走向完全共產主義的進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雖然舊社會的社會基礎已被摧毀，但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接著來的是第二階段，即高級階段，到那時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將取代先前那種“按勞取酬”的原則。列寧把這第一階段定名為“社會主義”，而把第二階段定名為“共產主義”。可是，列寧在俄國取得政權後不久，就把他那個政黨的名稱從“社會民主黨”改為“共產黨”。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就用“共產主義”一詞來概括列寧主義者的理論和實踐。參見瓦立基（Andrzej Walicki）《馬克思主義與走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斯丹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頁。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一種要求做到社會上一律平等的理想。這種理想之最極端的說法 (例如，柏拉圖著作中某些篇章的說法), 是要求把個人完全融化在集體之中。因為社會上和經濟上的不平等主要是由所有權的不平等造成的，所以，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就必須不分什麽“我的”和“你的”——換句話說，那就是要廢除私有財產制。這種共產主義的理想有其古老的傳統，源遠流長。在西方思想史上，從公元前七世紀直到現在，這種思想曾一次又一次地反覆出現過。
　　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紀中期。這套政治綱領的擬定，是和卡爾·馬克思與腓特列·恩格斯的名字密不可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恩格斯聲稱：他的朋友馬克思已經創立了一套科學的理論，證明那些建立在階級差別之上的社會必然要崩潰。
　　縱觀史乘，盡管以前也曾斷斷續續有過一些試圖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嘗試，但第一次大規模的試驗，是在1917年至1991年的俄羅斯進行的。在這期間，俄羅斯曾以堅決的信心，充分用國家權力來進行改造，以求達到這個目標。這個國家的締造者列寧，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帚來消滅私有財產制，掃清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以求建成一個沒有私有財產、人人平等的社會。
　　本書就是按照如下的順序來追敘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首先敘述共產主義的理想，其次敘述推進共產主義的計劃，最後敘述推行共產主義的具體措施。我們這樣做，既可以在邏輯上把問題說清楚，也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不過，我們將重點地闡述那些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采取的具體措施。因為，理想和計劃，就其本身而言還是紙面上的東西，比較上沒有什麽害處。而任何一項具體措施，特別是那種用國家權力來強迫推行的措施，已經造成嚴重的後果，後患無窮。
　　


　
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政治綱領



歷史上的先例　
　
　　那種理想, 即要求建立一個沒有階級之分、人人完全平等的社會的理想，最早出現於古典時期的希臘。在世界歷史上，古希臘恰恰是最早承認土地私有制並且把土地當做商品來買賣的國家，因此，古希臘也就最早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即由私有制所造成的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約與盲詩人荷馬1同時的赫希奧德2，就在他所寫的詩篇《工作與時令》中熱情歌頌一個神話中的“黃金時代”，說那時候人們不會被“可恥的貪財好貨的欲念”所驅使，去奔走鉆營。並且說那時候有豐富的物資，供人人分享，各取所需；人類生活在永久和平之世，不見兵革。這種對“黃金時代”的歌頌，在羅馬詩人維吉爾3和奧維特4的詩篇中也有唱和。奧維特曾說有一個時代，“世人都不知道有什麽地界，也不知道有什麽籬笆、圍墻。”
　　這種思想，最初是在柏拉圖5的著作中得到理論性的闡述。柏拉圖在其所著的《理想國》一書中，曾經借蘇格拉底6之口說出他自己的政治主張。柏拉圖認為：一切糾紛和戰亂的根源，都在於私有制。他寫道：
荷馬(Homer， 約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紀)，古希臘詩人，相傳為《伊里亞德》和《奧德賽》這兩部古希臘史詩的編纂者。—譯者注。 1
赫希奧德 (Hesiod， 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紀)，古希臘詩人，被稱為“古希臘教諭詩之父”。—譯者注。 2
維吉爾 (Virgil 公元前70—前19年)，古羅馬詩人，著有《田園詩》、《農事詩》及史詩《埃尼德》。—譯者注。 3
奧維特 (Ovid， 公元前43—公元17年)，古羅馬詩人，他所寫的《變形記》保存了許多神話故事和古代傳說。—譯者注。 4
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8—前347年)，古希臘哲學家，唯心論的祖師，其著作多為對話體，幾乎全部留存了下來。—譯者注。 5
蘇格拉底 (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 )， 古希臘唯心論哲學家，他自己沒有留下什麽著作，其思想賴有其弟子柏拉圖的著作而流傳了下來。—譯者注。 6
　　
　　“世事紛爭不已，戰亂時起，究其原因，均由於對這幾個用詞有不同的解釋：什麽‘這是我的’或‘這不是我的’，‘這是他的’或‘這不是他的’。……而在那個治理得最完善的國家里，對於事物，絕大多數人就不會用這樣的字眼，說什麽‘這是我的’或‘這不是我的’。”
　　
　　柏拉圖在其所著的《法令篇》中，曾幻想有一個這樣的社會：在那里，世上一切的東西均屬公有，連妻子兒女也是公有。不僅此也，在集體生活中根本沒有個人生活的地位。連那些天生屬於個人的身體器官，如一雙眼睛，一雙耳朵、一雙手，也都要統統歸公，大家視則同視，聽則同聽，同作同息。在一定的場合下，視形勢需要，大家必須同聲一起唱讚美歌，或同聲一起表示譴責。憂則同憂，樂則同樂。
　　然而，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7就發問道：究竟這種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能不能給社會帶來安定和平？亞里士多德所持的理由是：那些實行公有制的人們，比那些實行私有制的人們更容易你爭我奪，爭吵不休。亞里士多德還進一步爭辯說：社會動亂的根源，不在於財物的私有制，而在於那種急切想要得到財物的渴望。“問題不在私有不私有，而在於人類那種企求均富的欲望。”
　　晚近，有一種傳布很廣但卻謬誤的觀念，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過是基督教之近代化的、世俗化的變種。正如十九世紀俄國哲學家烏拉基米爾·蘇洛維也夫8所指出，這二者大相徑庭：耶穌·基督是叫他的門徒們拿出他們自己的財產，而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卻是要共別人的財產。再者，耶穌從未堅持人們要一貧如洗，他只是勸說，貧窮便於使人們的靈魂得救。聖·保羅9那句關於金錢的名言往往被誤解了：他並不是說“金錢是萬惡之源”，而是說“愛錢是萬惡之源”。換句話說，貪婪是萬惡之源。聖·奧古斯丁10曾用華美的文詞自問自答地說道：“難道黃金不好嗎？”然後答道：“黃金當然好。但是，用黃金去做善事，那是善；用黃金去做壞事，那就是惡。”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年), 古希臘最淵博的學者，著作宏富，其學術思想在歐洲思想史上曾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居於支配地位。—譯者注。 7
　　基督教早期的神父以及後來天主教的神學家們，都是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看待私有制。按照聖·奧古斯丁的說法，只有在上帝的天國里，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才會過著那種沒私有財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人類因為原罪，被逐出天國，那個“黃金時代”便一去不覆返了。應當承認，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們如果能明智地善用財產，用財產來做慈善事業，那就是美德懿行。天主教會不僅不勸說人們要貧窮，而且有時還要把那些倡言貧窮的人革出教門，加以迫害。基督教中新教各派的創始人，都認為財富是有用之物。特別是加爾文11，認為有財是上帝賜福之象。
　　在歐洲人的思想意識中，那種關於“黃金時代”的臆念從未消失。那些早期的航海探險家，在航程中之所以不辭勞苦，冒險犯難去探索，不僅僅是為了能找到那個傳說中的遍地都是黃金的“黃金洲”(Eldorado) 或其他盛產黃金之地，而且是渴望想找到那些傳說中的島國“地上天堂”。那些關於“地上天堂”的傳說，在中世紀的歐洲流傳甚廣。當那些探險家第一次踏上美洲的土地，看到當地那些赤身露體的印第安人時，他們就堅信， 以為他們已經找到了“地上天堂”。因為那些人赤身露體而沒有羞恥感，不正是亞當和夏娃在伊甸樂園中生活的情景嗎？哥倫布12在其回航後的報告書中說道：“當地的土著都是坦蕩無私的。他們身邊的任何東西，只要旁人需要，他們總是慷慨地拿出來與旁人共享，從不推諉。” 哥倫布還不能斷定那些印第安人是否有私有財產，但卻注意到：“在那里，一人所獲之物，人人均得分享，在食物方面尤其是如此。”
烏拉基米爾·蘇洛維也夫（Vladimir Soloviev, 1853—1900年), 俄國哲學家、宗教史家、詩人。—譯者注。 8
聖·保羅（St. Paul, 公元10—67年), 基督教的聖徒、殉道者。—譯者注。 9
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公元354—430年), 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神學家，著有《 懺悔錄》和《上帝之國》。—譯者注。 10
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64年)，法國宗教改革家，其所創立的加爾文教因適合資產階級的要求，傳布甚廣。—譯者注。 11
　　這些最初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幼稚的觀感，不久便被那些較為符合實際的評估所代替。然而，這一類美化原始社會的記載，卻造成一個結果：即烏托邦文學的興起。從此以後，烏托邦思想就成為西方思想界一個永恒的特征[注]。有許多學者認為：托馬斯·莫爾13那部出版於1516年的經典性名著《烏托邦》，其中所描述的情節，就是受了哥倫布以及其他探險家所撰寫的旅行記的啟發而寫出來的。在現代語匯中，“烏托邦”一詞是用來指那種理想中的樂土，但實際上卻遠非如此。托馬斯·莫爾所描述的那個烏托邦是個閉塞的、樸質無文、紀律森嚴的群體。在那里，一切公民都是穿同樣的衣服，都是住在一式一樣的房屋里。在那里，不得到允許，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在那里，私下議論公事是要判處死刑的。那里不用貨幣，金子、銀子只是用來打造馬桶和溺器。那些後來陸續出版的烏托邦著作，也都與托馬斯·莫爾的著作一樣，同聲同調地唱一個主題：既沒有私有財產，又要使個人在各方面都受群體的約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烏托邦都強調這一點：個人必須服從權威。掌權者發號施令，強迫執行，個人只能違背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那些他本來不願意做的事。
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 西班牙航海家， 出生於意大利， 成長於西班牙。在試圖開辟新航路的試探中，他相信地圓之說，認定西行可以東達。他受西班牙國王和皇後的雇用，率領一支由一百二十人組成的探險隊，分乘三艘帆船，於1492年8月3日出海西航，原想開辟通往印度、中國的新航路，無意中於同年10月12日航行到現今巴哈馬群島中的華特林島（Watling Island), 並續航到現今的古巴、海地等地。以後，他又先後三次橫渡大西洋，到過加勒比海南岸各地，發現了新大陸。—譯者注。 12
　　【注】 實際上，所有一切描述“烏托邦”的著作，其中心思想都是幻想能有一個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因此，只有在私有財產制根深蒂固的社會里才能產生出這種思想。在近代以前，只有在歐洲和歐洲人所居住的地區，才能產生出這種思想。
托馬斯·莫爾 (Thomas More, 1478—1535年)， 英國政治家，天主教的殉道者。他所寫的《烏托邦》被認為是空想社會主義的開山之作。—譯者注。 13
　　在這里，我們必須說明：那種關於有一個沒有私有財產的“黃金時代”的傳說，純粹是神話。那是出於人們的善良願望，而不是真有其事。因為，許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都一致認為：上下古今，從來就不曾有過哪一個時期或哪一個地方實行過一切生產資料全歸集體共有。一切生物，從最原始的生物到最高級的生物，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都必須有一個可靠的獲得食物的途徑。人類為了保有這種獲得食物的途徑，所以要求享有土地私有權。在人類定居下來從事於農業以前，有個漫長的洪荒時代。當時人類主要地是以漁獵、采集為生，但就有一些血緣相近的人群聚居在一個地方，把那些闖進來的外人趕出去或殺掉，獨占一方土地作為棲息繁衍之所。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前，人類過渡到經營農業。由於耕種土地是一項艱苦的勞作，而農作物的成熟是要假以時日的，於是產權的爭執就更加激烈了。
　　“法老”時代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流域) 這兩個文明古國，其歷史可以上溯到五千年以前。在這兩個古國里，耕地是屬於王室和寺院的。古以色列是最早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這我們是有可靠的史料證據足以證明的。希伯萊人的《聖經》中說道：任何人如果擅自改變土地的疆界，必受神譴。(見《聖經·舊約》中的《申命記》第二十七章十七節：“挪移鄰舍地界的，必受咒詛。”)《聖經》中有好幾章節，都說到某些家族乃至個人擁有土地和牧場方面的私產。不過在古以色列，土地私有制受到許多宗教方面和氏族方面的限制。而在古典時期的希臘，從最初的時候起，耕地即屬私有。換句話說，征諸史乘，不論何時何地，從來就不曾存在過哪個社會是“世人都不知道有什麽地界，也不知道有什麽籬笆、圍墻，”或不分什麽“我的”、“你的”。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有一部分系批判地吸收了歐洲啟蒙時期思想家們所倡導的關於人性的理念。在西方世界，一向有一種傳統的說法，認為人是由肉身和靈魂這兩部分所組成，這二者均系造物主所賜；靈魂包括理想和價值觀，是與生俱生的。人的智愚善惡，是先天決定的。當然，這是一種保守的觀點，因為它認定人性是不可改變的：生來如此，今後也永遠如此。易言之，一個人生來貪得無厭，那麽他一生一世就永遠是貪得無厭的。
　　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14首先站出來挑戰，駁斥這種先天決定論。洛克在他所寫的《人類理解論》(1690年出版)中，根本否定有什麽“先天的理念”。 按照洛克的說法：人在出生時，頭腦 (或稱之為靈魂) 是一塊白板；一切理念和一切價值觀，都是由後來的感官經驗產生出來的。這套理論就說明：人性不是固定不變，而是可以改變，可以引導到好的方面去的。歐洲啟蒙時期的那些哲學家多持性善之說，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就認為人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改造：發揮其本來的善心，去克服那種自私自利的惡念。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15把這種涵意說得更明白。他爭辯道：只要采用適當的教育和立法手段，不但能夠促使而且可以強迫人們達到至善的境界。這種頗有疑問的心理學方面的理論，卻被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繼承了下來，成為他們共同的遺規。後來，他們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教育或強迫改造的方法，或二者同時並用，以求達到他們各自的目的。從某些方面說來，列寧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中所建立的那個共產主義國家就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場，按照愛爾維修的模式來推行公民教育，以求培養出一代完全新型的人，要求他們純潔無瑕，毫無自私自利之心。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 英國哲學家、政治理論家，著有《人類理解論》、《政府論》、《教育漫談》等書，被譽為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祖師。—譯者注。 14
　　十八世紀法國那些激進的思想家首先提出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要求廢除一切私有財產。他們認為：私有財產是人類一切苦難的根源。摩萊里16寫了一部影響頗巨的著作《自然法典》(1755年出版), 其中說道：
　　
　　“我所知道的人寰中唯一的罪惡，就是貪婪。所有一切其他的罪惡，不管其名目為何，都只是貪婪的表現形式，程度不同而已。……試分析一下，諸如講排場，愛虛榮，欺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弄虛作假，假仁假義，壞人壞事，踐踏公共道德，所有這些惡行都是從一個深藏著的毒根里孳生出來的：那就是渴望把財物據為己有的貪欲。”
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 1715—1771年), 法國哲學家，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兒，強調教育的作用。—譯者注。 15
摩萊里（Morelly, 約1700—1780年),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他著有《自然法典》，描述共產主義的理想。—譯者注。 16
　　
　　各式各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都是把這種經濟決定論作為立論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那種關於平等的理念還只是一種號召，它只是偶爾激發起一些社會運動，還沒有成套的理論和策略。在十七世紀中期英國革命中，激進團體“掘土派”的領袖溫斯坦萊17號召他的追隨者去開墾那些公有土地，將之變為農田。他擬訂了一套類似共產主義的綱領，禁止土地和農產品的買賣。而在一百五十年之後，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貝夫18組織了一個“平等社”， 要求把一切財產均收為公有。然而，溫斯坦萊和巴貝夫兩人都還沒有提出什麽方略，足以表明如何去實現他們所倡導的那種社會革命。十九世紀初期的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19和傅立葉20，亦覆如此。他們只是寄希望於勸說那些富人，希望他們把財產拿出來分給別人。
溫斯坦萊（Winstanley, 約1609—1660年), 英國社會改革家，“掘土派”的首領，著有《自由法典》，描述共產主義的理想。—譯者注。 17
巴貝夫（Francois-Noel Babeuf, 1760—1797年), 法國大革命的靈魂人物。因傾慕古羅馬改革家革拉古兄弟，改名為革拉古·巴貝夫(Gracchus Babeuf)。 曾參加雅各賓派的革命活動，提出平均主義的政治綱領，密謀起義，在反革命逆流中遇難。—譯者注。 18
聖西門 (Claude Henri de St. Simon, 1760—1825年)，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貴族出身，曾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功勳卓著。法國大革命期間，他起初曾積極參加革命鬥爭，後來卻轉趨保守，退而專心著述。著有《日內瓦書簡》、《論實業制度》、《新基督教》等書。—譯者注。 19
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年),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他痛恨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種種罪惡，主張通過宣傳和教育來實現社會主義。著有 《新的工業世界和社會》等書，—譯者注。 20
　　在西方世界，時而出現過一些自發自願組織起來的共產主義結社。其中之一，便是1607年英國人最早殖民於北美洲、維幾尼亞公司在詹姆士頓所建立的那個社團。還有一個，便是1825年英國慈善家歐文21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所建立的“新協和村”。 所有這一類的社團，或早或遲都先後解體了。其解體的原因，大都是因為他們不能解決那個“冗員充斥”的問題。那些遊手好閒之輩，充份分享社團所提供的福利，但卻很少工作，或竟飽食終日，無所事事。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就在於他們提出一種理論：旨在說明為什麽那個人人平等的王國不僅是大家所企望的，不僅是可以實現的，而且是必然會到來的。在十九世紀，自然科學有很多創獲，深入人心，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推行他們的學說，就借助於自然科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那個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為：那種企望能有個沒有私有財產、人人平等的社會的理想，不僅應當實現，而且，由於社會經濟之自然的演進，是必不可免一定會實現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關於社會演進的概念，系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而來。1859年，達爾文著作出版了《物種起源》。在這部書里，達爾文描述各種生物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自然選擇，使這些比較能生存下來的物種，得以在險惡的環境中生存了下來。這種自然選擇的過程是動態的，使物種按照一定的規律，從低級演進到高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套理論，很快就被人文學者們拿了過來，形成一個“社會進化論”學派。他們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從低一級到高一級，“階段性”地發展過來的。達爾文對馬克思的影響如此之巨，以至恩格斯在其《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道：“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22
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年),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社會改革家。出身清貧，早年當過學徒。1799年起，他在蘇格蘭經營一座大型紡織廠（新拉納克), 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為工人興辦各種福利，聲譽日隆。在他的倡導下，英國政府制訂了一些保護工人的法規。1825年，他與其子戴爾（Dale）一同來到美國，以巨資在印第安納州買了三萬英畝土地，集合數百名志願者在那里創立“新協和村”，進行社會主義的實驗，但不到三年便失敗了。後來他回到英國，倡導組織職工會， 成為工會運動的領袖人物。著有《自傳》行世。 —譯者注。 21
　　把進化論的思想注入到社會主義理論中來，這就給社會主義理論帶來一個新的因素，即相信它是必然會實現的。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發展系由客觀因素決定的，人們的行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延緩或加速社會發展的進程，但不能改變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因此，由於下面要申述的一些原因，到時候資本主義必不可免地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社會主義必勝。這種熱情熾烈的信念，和那種相信上帝意志決定一切的宗教信仰沒有多大差別。懷有這種信念的人都有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心：不管他們所為之奮鬥的事業遭到多少次的挫折，最後勝利總是一定有把握的。這套理論，說是要用公平合理的生活秩序來代替那種各行其是、混亂不堪的生活秩序，這對知識分子特別有吸引力。因為，知識分子會成為這種社會改革的宣傳員和監督者。正如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所說：“哲學家們一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之點卻是來改造這個世界。” 除了知識分子以外，誰還更有資格來明智地“改造”這個世界？
　　馬克思主義口口聲聲說它是遵循科學方法的，然而，它卻違犯了科學方法一項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不抱成見，虛懷若谷，願意在新的證據面前修改原先的理論。(羅素23曾經說過，胎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宗教”，說它慣於用一種武斷的口吻，來談論那些在客觀上難以征信之事。) 馬克思主義是僵硬的教條，它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意見。馬克思曾毫不掩飾地表明他對那些持異見者的態度。他有一次寫道：批判“不是醫生手中的手術刀，而是武器。它的目標是對付敵人，不是駁斥他，而是要消滅他。” 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偽裝成科學的教條。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號召力，偽裝成科學還僅僅是原因之一，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必須到近代社會狀況的變遷中去找了。在工業革命以前，農業一直是世界經濟的基礎。直到工業革命開始時，百分之八九十的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是在土地上作息，靠農業來養活：富者收取地租，靠土地致富。當然，從遠古時代起，商業和手工業就一直存續了下來，但當時商業和手工業在經濟生活中只起到輔助作用。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各種各樣平等派的社會運動都集中在一點：要求廢除土地私有制。
　　近代大規模機器制造業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切。從工商業方面所賺到的錢，逐漸取代地租收入，成為主要的財源。同時，大工業又造成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的貧困：由於機器工業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那些昔日傳留下來的小規模的手工生產顯得落後，無利可圖，許許多多手工業者失業了。
　　工業化不僅造成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種種苦難，而且從根本上永遠改變了雇主和傭工之間的關系。從前，地主和他的佃戶們同住在一塊土地上，是近鄰，在某些方面甚至還是合作的夥伴。盡管有時候，例如在英國進行“圈地運動”時，一大批一大批的佃農被趕了出去 (即托馬斯·莫爾所說的“羊吃人”的時代), 那是很苦的；但大致說來，絕大部分鄉區是安定的，尤其是在像美國這樣地廣人稀的國家，絕大多數農民都是自耕農，實行耕者有其田。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年), 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大師，和平主義者，著作宏富，蜚聲國際。—譯者注。 23

　　在工業社會里，雇主和雇傭人員之間的關系變得很淡薄，而且很容易變動。因為雇主每遇到市場萎縮，便可以任意解雇工人。而那些暴發戶競尚豪華，一擲千金，使貧富不均的現象更顯得突出。
　　工業社會發展的結果，使越來越多的人憎恨“資本主義”。在這以前，社會主義還只是一種特別對知識分子有吸引力的理想；而現在，社會主義在理論基礎之外，又在勞工階級的某些階層中找到了社會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有數十大卷。單說《資本論》就有一千四五百頁，內容龐雜，有很多專門術語。歷來很少人能讀完這些晦澀難懂的文獻，那麽大家不禁要問，為什麽它的影響又如此巨大呢？回答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教義，可以歸納為幾項簡單的信條。
　　恩格斯在他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描述了那個據說是他的朋友馬克思所發現的“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24
　　
　　一句話：經濟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所有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是“上層建築”。
　　從這一主導思想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進而創立了關於社會進化的理論，其中心論點是：生產工具的掌握，導致了社會“階級”的劃分。最初，生產工具不是私有的，一切土地均屬公有。但到後來，有一部分人得以壟斷重要的生活資源，利用他們的經濟權力來剝削、壓迫其他人，“原始公社”的體制便因為階級分化而解體，讓位於階級社會了。那些居於統治地位的人建立起政治的和法律的機構，來保護其階級利益。統治階級還采用文化手段 (諸如宗教、倫理習俗、文學藝術等等), 以求達到同樣的目的。這一類的措施，都是統治階級用來剝削、壓迫人民大眾的。
　　當然，那些低層階級的人不甘心忍氣吞聲地受剝削，他們起來反抗了。但只要有私有財產存在，他們只是用另一種剝削方式來代替原先的剝削方式。因此，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來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這種對過去歷史的反思，只是替馬克思提供一個開場白，來闡明他的主旨，那就是分析解剖當前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馬克思曾經孜孜兀兀數十年，要在英國經濟史中尋找證據，來闡明“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社會的最後階段，它必然會在被剝削產業工人的革命中土崩瓦解。而這個革命將是最後一次的革命，它將開創一個新紀元：社會上沒有階級之分，人人平等。到那時候，歷史也就走到終點，不再發展了。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4年北京版，第三卷，第574頁。 24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就在於對工資勞動者進行剝削。在這種制度下，資本家掠奪工人所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亦稱“盈余價值”)。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項關於“剩余價值”的概念，是馬克思對人類思想界第二個偉大的貢獻。一切價值都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主所付給工人們的工資只是其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 (只夠維持他們活下去)。那盈余的部分呢，或稱“剩余”，都被資本家塞進自己的錢包了。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演進的進程中，資本家所得利潤之利潤率，與工人所得之工資， 這二者同樣是不斷下降的。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資本家不得不經常多花錢去購置設備、原料等等，而經常減少工資支出，以求多賺利潤。於是，勞工便越來越賤，工資越來越低，致使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同時，由於生產過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不時發生。大企業並吞小企業，工業資產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去。這樣，有些資本家便和工人一樣，落到同樣悲慘的境地，風雨同舟了。資本家是因為經濟危機和大資本家的兼並而破產，工人則成為愈演愈烈的“貧困化”的犧牲品。到時候，這種局面就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革命。
　　
　　“隨著……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25
　　
　　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也不能避免這樣的結果：資本主義崩潰之日必將到來。

　　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結果，將是人的完全解放。“自由”一詞，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是用它來指那種通常所說的民權和受國家保護之權。恩格斯寫道：“政治自由是偽自由，那可能是一種最壞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實際上是奴役”。和恩格斯一樣，馬克思也斥責那種空泛的自由和民權是虛偽的，因為它們使人成為實際事物的奴仆；而真正的自由，是要把人從對實際事物的屈從中解放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心里要說的話，倒是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契26說出來了。盧卡契說道：
　　
　　目前人們的“自由”，是那種由財產權隔絕起來的個人的自由。財產權把人“物化”了，而且它本身也被“物化”了。那是個人針鋒相對、對付另一個人 (也是由財產權隔絕起來的) 的自由。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由，一種把自己和旁人隔離開來的個人的自由。27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4年北京版，第二卷，第267頁。 25
盧卡契（George Lukacs, 1885—1971年), 匈牙利哲學家、文藝理論家，著作宏富，1956年納吉主政時期曾任文化部長。—譯者注。 26
“物化”(reify)一詞， 意為用具體事物來說明一個抽象概念。 馬克思曾根據費爾巴哈的說法， 舉了一個例子：人類有一種傾向， 把一切他們所認為善良和企求的美德， 都歸功於一個並不存在的主宰(馬克思的意思如此)，於是他們稱之為上帝。 還有一個例子， 人們常說“歷史將有定論”， 而不說“歷史學家們將有定論”。 27
　　
　　因此，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先決條件就是要廢除私有財產制。人類必須首先從私有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後才能充分達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分工也是人類的災難，應當廢除，人們可隨心所欲，任意從一種職業跳到另一種職業。馬克思詠唱道：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28



馬克思主義者的失望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擬定的這一套理論，為國際工人協會提供了政治綱領。這個國際工人協會，即後來通常所說的第一國際，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64年在倫敦領導各國工人代表成立的，準備對付那行將到來的資本主義危機。這個協會，一開始就被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搞得四分五裂。盡管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懷有同樣的目標，即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社會，而且他們在策略上也是一致的，都主張暴力革命。但在三個重要方面，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分道揚鑣了。第一，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革命的生力軍不在產業工人階級方面，而在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和失業者群。第二，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崩潰和共產義建成之間有個過渡時期 (有時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這段時期內，新的統治階級將使用國家權力，剝奪資產階級的資本，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無政府主義者卻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機器，預料“無產階級專政”必將轉化為一種新的壓迫工具，這時是由知識分子來掌握並為知識分子謀利益。最後第三，馬克思主義者是要依靠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然演進規律來進行革命，而無政府主義者卻號召“直接行動”，那就是說，立即對現行制度猛攻猛打。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4年北京版，第一卷，第37—38頁。 28
　　時間證明，在這三項爭議中，無政府主義者倒全說對了：第一，社會革命不是發生在工業發達的國家里，而是發生在農業國家里。第二，“無產階級專政”確實是把共產黨的國家機器轉化為非勞動者對體力勞動者和農民的全面專政。第三，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直接對臨時政府猛攻猛打的結果。當時的俄國，資本主義還在其發展的初級階段。
　　所以實際上，馬克思的每項預言都被證明是錯誤的。當馬克思在世時，這一點已經愈來愈清楚了；而在他死後，這一點就更加沒有疑議了。
　　是的，資本主義確實經歷過多次周期性的危機，然而它卻從未遭遇到一次致命的危機，說是會導致社會的土崩瓦解。而一部分是由於反托拉斯立法，一部分是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不斷地為小企業主提供新的發展機會，一部分是由於服務性行業的穩步增長遏制了制造業的發展勢頭，生產集中就沒有達到那種程度，說是所有剩下來的就是一些壟斷性的大企業。聯合股分公司的創立，有助於把財富分散開來。勞工也沒有遭受日益貧困化之苦。即使當馬克思正在專心致志寫《資本論》的時候，有證據表明，英國勞工的工資是在增漲的。這一事實，馬克思卻故意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某些國家采用了由國家主持的福利規劃。一些工業化的民主國家， 看到社會主義者在把大批工人組織起來並且在議會選舉中得到愈來愈多的議席，大為震驚，於是它們就制定社會立法，諸如失業保險法、健康保險法以及其他的福利法規， 使工人階級不致淪落到貧苦無告的困境中去。第一個采用這條路線的國家是德國。因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勢力特別強大，在議會中舉足重輕，眼看就要在議會中取得多數議席。接著，歐洲大陸上的其他國家也先後跟進。工人們的生計得到可靠的保障，他們就不聽那些社會主義者的號召去鬧革命了。《共產黨宣言》中說是“工人無祖國”，而他們卻反其道而行了。工人們已經不是那個按其原意來解釋的“普羅列塔里亞”(Proletariat這個字是從古拉丁語“proles”變來的，“proles”意為生兒育女。古羅馬按照財產的多寡來劃分階級，輕視無產者，說無產者對國家唯一的貢獻就是生兒育女，用了個貶詞，名之為proletariat)。於是，工人們就寧願搞工會活動，那就是不觸動資本主義的體制，集中力量從資本主義所獲得的利潤中拿到一份較多的份額。這樣，馬克思想要工人們去推翻這個社會體制，而工人們倒已經成為這個社會體制中的一部分了。
　　由於以上所說的種種原因，在先進的資主義國家中，就沒有哪一個國家爆發過社會主義革命。在馬克思逝世後的一百多年中，這種革命是發生過的，但正如無政府主義者所預料的那樣，是發生在所謂“第三世界”的那些國家里。在那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經濟尚在胚胎時期，人口中大部分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而且政局不靖，法紀蕩然。
　　如果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種理論體系，那麽它的這些缺點也就不算什麽大問題了。然而，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行動的綱領，一旦它的預言被證明是虛假的，問題就大了。馬克思逝世於1883年，他死後不久，問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於是就有人來修正馬克思的理論，先是社會主義者，接著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一面自稱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面都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在西方民主國家里，這些修正一般是把馬克思的革命激情說得委婉些，使社會主義接近於自由主義，結果就產生了社會民主主義。而在東歐和那些“第三世界” 的國家里，恰恰相反，這些修正蓄意特別強調暴力革命這部分，結果就產生了共產主義。目前世界各地，已經沒有人把原樣的、沒有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綱領了。因為它經不起事實的檢驗，已如過眼雲煙，消逝了。
　


第二國際及其崩解
　　
　　1876年，第一國際解散。但在馬克思逝世後的1889年，國際又覆活了，稱為第二國際。第二國際把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聯合起來 (無政府主義者除外，第二國際不接納無政府主義者), 但其主幹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口號是革命的，而在實踐上卻是漸進的。它領導社會主義政黨的活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才結束。第二國際公開的政治綱領，就是那個在1891年通過的所謂《愛爾福特綱領》，其中說道：“資產階級” 國家的利益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根本無法調和的。因此，工人無祖國，工人們只應當忠於他們自己的階級。它再三強調工人們的國際團結，號召立即革命，摧毀資本主義，打倒世界各國的資本家。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接受這個激烈的政治綱領。在歐洲各國中，有些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就認為：實際上，進行政治經濟的改革，而不是搞暴力革命，似乎倒更能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法國社會主義者饒勒斯29就說道：
　　
　　無產階級要掌握政權，不能用那種政治鼓動、突然襲擊的方法去達成，而是要在民主制度下，合理合法地把自己的力量組織起來，利用普選權去投票。我們這個社會將逐漸走向共產主義，那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力量之逐漸的必然的強大，勢必如此。
　　
　　帶頭主張走這條路的是英國的費邊社。費邊社的社員中有不少文化名人，包括像蕭伯納30、威爾斯31這樣的文學巨星。費邊社的政治綱領，是號召人們用“勸說”的方法，把工業國有化，使國家從資本主義制度中解放出來。費邊主義者和馬克思以前的那些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們要訴之於國人的道德良心。
　　伯恩施坦32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政治綱領發動了最猛烈的攻擊。 伯恩施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路明燈，是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的祖師。他曾旅居英國多年，與費邊主義者多有交往。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他看清這一事實：資本主義不像是會迅即崩潰，工人們也沒有淪落到貧苦無告的困境中去。於是，他就訴求社會民主黨人修正他們的理論和政治綱領。他仍然信仰社會主義，但是他和饒勒斯一樣，認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單靠政治的和社會的和平演進，結果就會實現社會主義。他還預見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似乎有合流之勢，殊途同歸。資本主義里面會產生出社會主義。
饒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 年)， 法國社會主義政黨中溫和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國會議員，《人道報》的創辦人之一。—譯者注。 29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年), 英國近代最著名的戲劇家、文藝評論家，著作宏富，為 “費邊社” 的發起人之一。—譯者注。 30
威爾斯（H．G．Wells, 1866—1946年), 英國著名作家、史學家、科學普及工作者，其著作多種多樣，惟以普及科學知識為主。—譯者注。 31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曾參與過第二國際的工作，主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譯者注。 32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歐洲最大最有勢力的工人政黨，它拒絕了伯恩施坦這一套修正主義理論，仍舊信奉那個革命氣味很濃的《愛爾福特綱領》。但在實踐中，它的所作所為，卻完全是伯恩施坦所主張的那一套，那就是：著重搞工會活動和議會選舉等政治活動。(直到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才正式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二、三十年間，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鼎盛時期。在這段時期內，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事實上 (盡管理論上並不這樣說) 已經避免暴力革命，轉向和平改革了。不過，它總是堅信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第二國際滿懷信心，認為世界各國的工人們都是兄弟，其最高任務就是要阻止資產階級發動戰爭。這個問題，在第二國際的歷屆大會上都成了討論的中心。會員們就如何防止戰爭，以及萬一戰爭爆發、工人們又如何行動等問題，提出各式各樣的議案。在1907年斯圖加特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 (在草擬此項決議案時，參加者有兩位居於領導地位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和馬爾托夫), 曾莊嚴宣告：一旦戰爭爆發，“要號召人民大眾起來，迅即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換句話說，那就是要把國家之間的戰爭轉變為階級之間的內戰。在1910年舉行的下一屆大會上，代表們又全體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案：要求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議員們投票反對戰爭預算案。
　　不幸得很，社會主義者以及他們的國際組織完全無力阻止戰爭。那場席卷全歐的大戰，終於在1914年夏天爆發了。當時人們也曾空談要發動大罷工，但毫無結果。更嚴重的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雙方都違背其莊嚴承諾，投票讚成其本國的戰爭預算案，這就使那個關於國際上工人們團結一致的想法完全破滅了。忠於國家的觀念壓倒了忠於階級的觀念，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後來, 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這一類野心勃勃的政治騙子，就是利用這種形勢，把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混在一起，並以此作為政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爬上了政權的高峰。
　　第二國際沒有能遵守其反戰的誓言，這就使它的信譽受到致命的打擊。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存續了下來，但它們都愈來愈變得與其本國的利益一致了。
　　這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革命事業，已經從西歐轉移出去了，先是轉移到俄國，然後又轉移到其他的非西方國家。




第二章 列寧主義
　


俄國革命的傳統
　
　　1709年，彼得大帝引兵在波爾塔瓦之戰1中打敗了瑞典人，結束了瑞典王國在波羅的海地區的霸權。從那時候起，俄羅斯就自認為是泱泱大國，而且也被別國所承認。於是，它就要求在歐洲國際社團中享有一席之地。
　　此項要求雖然是合情合理的，但也只是勉強及格而已。俄羅斯的首都聖彼得堡，是按照荷蘭王國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格局建造起來的，誠然是一座西方化的大都市，而俄國那些以說法語為榮的社會菁英，能完全適應西方的禮俗。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年，俄國在文學、音樂、藝術以及科學方面人才輩出，成為近代歐洲文化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走在歐洲的前列。這種情況，使人們刮目相看，更加深了人們的印象。
　　然而，俄國社會中只有薄薄的一個階層，能代表這些高級文化成就。這個薄薄的階層，是由貴族、知識分子、以及一些高級官員所組成。當時俄羅斯帝國的人口，足足有四分之三是農民。農民占俄國人口中的大多數，就農民說來，他們是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天地里，沒有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農民與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沒有共同語言，視之若外國人。絕大多數俄國農民都不是自耕農；他們屬於農村公社，土地歸農村公社集體所有。公社按各家各戶人口的變動，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給各家各戶去耕種，以資調節。在農民心目中，土地不是商品而是賴以養家活口的靠山，只有種地的人才能合法地要求享有所有權。
波爾塔瓦之戰：在十八世紀初年，瑞典王國稱霸北歐，阻遏著俄國想要出波羅的海以通西歐的發展道路。1708年初，瑞典王查理十二率軍約五萬人渡海南侵，橫越波蘭全境，侵入俄國，因孤軍深入，兵員補給困難，勢如強弩之末。1709年7月8日，彼得大帝以優勢兵力與查理十二的侵略軍決戰於烏克蘭中部的波爾塔瓦(Poltava) 地區，大獲全勝。波爾塔瓦之戰的勝利，奠定了俄國的強國地位。—譯者注。 1
　　農民是保守的，他們忠於君主政體，忠於東正教會。只有在一個方面，而且是僅此一端，他們可能成為革命的後備軍：那就是，他們痛感土地不足之苦。俄國農民並不是受壓迫的農村無產階級。在革命前夕的1916年，在歐俄地區，農田有89.1％都屬於農民2。但是，農民人口增生的速度，大於農民所領有的耕地增加的速度：同樣一塊耕地，在十九世紀中期養活兩口人；而五十年之後，卻要養活三口人了。俄國農民的傳統耕作方法是廣種薄收，加之氣候條件嚴峻，農作物的產量是不高的。農民們認為一切土地在法理上均屬於沙皇，他們堅信：總有一天，沙皇會把土地從私人 (地主以及同輩農民) 手里拿過來，將之分配給農村公社。如果沙皇不這樣做，那麽他們自己就準備用武力來奪取土地了。在二十世紀初年，他們就開始對沙皇不抱多大希望了。俄國歷史上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它不同於西方。在其歷史上，俄國有個很長的時期是由一種特殊形態的專制政體統治著的。在那種專制政體下，沙皇不僅享有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而且確確實實是整個國家的主人，他可以任意使用臣民的勞力，任意處理國家的自然資源。這種政體，德國社會學家韋伯3 稱之為“家長式的專制政體”。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行政事務是由一套官僚系統來掌握的。這套官僚系統，配合武裝部隊和警察，完全不顧人民的死活，維持著帝國的秩序。俄國人只要是僅僅想改變一下生活現狀，就會遭到逮捕，不經審判就被押送流放。直到1905年，因為社會上動亂時起，沙皇迫於形勢，才給他的臣民頒布了一部憲法，以保障民權。
見賈斯尼(Naum Jasny)《蘇聯社會主義化的農業》，斯丹福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第145-146頁。 2
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 德國社會學家、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著有《新教倫理觀與資本主義精神》等書。—譯者注。 3
　　直到十八世紀末葉，俄國才實行土地私有制——但還僅限於貴族，只有貴族才能領有土地。而在這以前，全國的土地都是屬於沙皇的。對照起來，在西歐，從中古時代起，大部分的土地就已經是歸私人所有了。司法制度通常是伴隨著財產權發展起來的，在俄國，司法制度也訂立得很晚：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才訂立了第一批法典；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才初步建立起像樣的法院。而在這以前，俄國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不論其為國家的農奴或地主的農奴，都是既沒有司法權，也沒有財產權。俄國用以節制沙皇權力的代議制機構，最早是在1906年才出現的，那比西歐國家議會制的建立晚了好幾百年4。此外，俄國也沒有社會福利方面的立法。這樣的一種歷史背景，就使大多數的俄國人以及那些被俄國人所征服的少數民族覺得和他們的政府沒有什麽關系。他們之所以服從這個政府，只是因為不能選擇，無可奈何而已。他們心里所想的，最好是不要有什麽政府。
　　歷代的沙皇，都是一方面用鐵腕維持其在國內的統治，一方面又熱衷於保持其世界強國的地位。沙皇們采取一些步驟，推行新政來提高俄國的國際地位，而無意中卻適得其反，削弱了他們的統治。新政之一是提倡發展高等教育，由於知識和自由思潮的傳播，俄國大學里造就出一批思想激進的公民，他們覺得當時俄國那一套箝制言論的暴政是不能容忍的。十九世紀中期俄國激進的思想家赫爾岑5，就是用下列的話來表達他那一代人所面臨的困境：
被稱為“議會制之母”的英國，早在1264年便召集過一次議會。但英國是在經過了十七世紀中期的清教徒革命以後，才確立了代議制的政體。—譯者注。 4
　　
　　“他們使我們能受到綜合性的教育。他們諄諄教導，給我們灌注一些關於當代世界的知識：人們所受的苦難，所進行的鬥爭，以及所懷抱的希望。然後他們就大喝一聲：‘繼續當奴隸，閉目塞聽，無所作為，否則你就是死路一條。’”
　　
　　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就培養出一批知識分子，其堅定不移的思想傾向就是反對一切現存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而且深信：他們這樣做，是替那些沈默中的人民大眾仗義執言。俄國的革命者是多種多樣的，有非暴力的“宣教派”，也有最偏激的恐怖主義者。培養出這批革命者的場所，卻不是俄國的工廠和農村，而是俄國的那些最高學府——大學。
　　沙皇們的另一項措施是鼓勵發展資本主義，而這項措施也反過來削弱了沙皇們的統治。在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戰爭4中，俄國在其本國的土地上敗於西歐工業化的民主國家之手。這一奇恥大辱給人們表明：在當前這個世界上，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相當可觀的工業和交通設施，根本就不配稱什麽強國。這種形勢，就迫使沙皇們急起直追，利用本國資金和外國資金，積極發展工業和運輸業。而這樣做的結果，又出現了一批不受沙皇政府及其官僚系統控制的決策中心。
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 ,1812-1870年), 俄國激進思想家、革命民主主義者。貴族出身，在學生時代就因為參加革命活動遭到逮捕、流放。獲釋後轉往西歐，創辦《警鐘報》，鼓吹革命，著有《誰之罪》、《往事隨想錄》等，傳誦甚廣。—譯者注。 5
克里米戰爭：英國、法國聯合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對俄國的戰爭，因戰場是在俄國濱臨黑海的克里米半島，故名。俄國向南擴張，擬取得土耳其控制下的達達尼爾海峽的自由航行權，並宣稱對土耳其境內的基督教徒有保護權，引起英國和法國的恐慌，於是英、法和土耳其聯合起來對俄國宣戰，以阻遏俄國勢力南下。1854年9月，以英軍為主力的英、法、土三國聯軍攻打俄國在克里米半島南端的海軍根據地塞瓦斯托波爾。戰事很激烈，雙方損失慘重。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爾陷落。在這場戰爭中，沙皇俄國的落後性暴露無遺，不得不進行改革。—譯者注。 6
　　總之一句話，發展教育事業，推行工業化，固然是俄國為實現其世界霸權的野心所必需，但也削弱了沙皇政府在俄國的統治。
　　這些因素，有助於說明為什麽共產主義革命會發生在俄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共產主義革命勢必會在工業發達的西歐國家爆發的，但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卻在東歐的農業國家爆發了。俄國沒有防止社會革命的機制，而西方卻有這種機制：在西方國家，人們遵守法律，尊重財產權，加之國家保障人民的自由權並提供社會服務，因此人民也就對國家有一種感恩圖報之心。但在俄國，一方面是那些激進的知識分子，滿腦子都是些烏托邦的理想；另一方面是農民大眾，急於要把土地據為私有。這兩股勢力加在一起，就造成一種經常緊張的局勢。一旦中央政府有事，革命就會轟然爆發。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斷言的經濟決定論根本沒有起過任何作用。
　　這些因素使俄國易於爆發革命，而這些因素也就決定了俄國共產主義政體的模式。馬克思認為只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後才能順理成章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俄國卻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於是，在俄國，社會主義就很自然地承襲了死去的沙皇政體的最壞的特征。在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的口號會被不斷地淡化，變得和自由主義者的口號沒有什麽不同；而在俄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社會主義口號卻被人們用他們所熟悉的詞匯來重新解釋，說國家對公民及其財產具有無限的支配權。把馬克思主義的種子撒在沙皇家長式專制主義的土壤上，結果就長出了蘇維埃式的極權主義。
　　俄國的革命運動，最初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西歐社會主義理論和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參加者主要是大學生。這批熱血青年下到農村去，原企望能得到農民們的熱烈歡迎，結果卻大失所望。事實上，農民不但不怨恨那些比他們富裕的鄰人，亦稱“富農”， 而且他們自己心心念念也想發財致富，成為富農。他們信賴沙皇，相信沙皇會把一切土地都分配給他們，歸他們私人所有。
　　幻想破滅，後來大部分的激進青年都離開這個運動了，但有少數核心人物組成“民意黨”，誓言要粉碎掉普通人民對沙皇的那份敬畏之心。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發動了刺殺政府高官的活動。民意黨人組織了歷史上最早的政治恐怖活動。 1881年3月，他們的計劃得逞，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而這位沙皇，曾於1861年宣布解放俄國的農奴，被認為是開明君主。這次刺殺沒有達到其所預期的目的，而且確確實實招來相反的效果：它不但沒有喚醒人民起來反抗政府，反而激起廣大群眾的反感，一時同聲譴責革命活動。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社會民主主義傳入俄國。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由於這一事實：在這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中，俄國正在迅速地實現工業化，其形勢之猛，好像馬上就要建成一整套全新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那些伴隨著資本主義而來的種種社會苦難，也在俄國出現了。
　　這時，俄國大學里那些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的青年學子，紛紛組織讀書會，參與政治活動。他們摒棄了恐怖主義的作法，認為那是想超越經濟演進的規律、無益的蠢舉。這時，這些青年學子認為：俄國會經受過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這一切矛盾的現象，然後就爆發革命。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在1898年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宣布成立的，那次會議迅即被警方發現，沖散了。它發布了一篇由司徒盧威7起草的宣言，其中莊嚴宣告：俄國要獲得自由，不能依靠那些膽小如鼠的資產階級的努力，而必須依靠產業工人的奮鬥。先從專制政體下解放出來，然後再鋪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這項主張，涉及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那個爭論得最激烈的中心問題：即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理論 (革命的兩個階段論), 認為首先要摧毀沙皇專制政體，在俄國建立起民主的“資產階級”體制，然後再推翻這個“資產階級”體制，逐步走向社會主義。這
項革命策略，是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的，那就是要在策略上聯合資產階級自由派，進行反對封建體制的鬥爭。
　　1903年，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集會於英國倫敦，正式組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然而，這個黨迅即分裂為兩派：一派以馬爾托夫為首，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另一派由列寧領導，自稱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盡管不斷有人勸說和解，但由於列寧對所有反對其領導的社會主義者那種毫不妥協的敵意，這兩個派別的人從未重新聯合過。由於“共產主義”一詞絕大部分是與列寧及其政黨分不開的，這就有必要稍停下來，花些筆墨來介紹列寧其人其事。盡管這個說法還有爭議，列寧被認為是對二十
世紀世界政局影響最大的人，其影響之巨，超過了任何一位其他的政治人物。
司徒盧威（Peter Struve，1870-1944年), 俄國經濟學家。早年曾信奉馬克思主義，並且在組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活動中起過重要作用；但後來思想轉變，退出社會民主工黨活動，1905年後成為立憲民主黨右翼的代言人。—譯者注。 7



列寧的身世
　　
　　列寧原名烏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於1870年出生於伏爾加河畔的辛比爾斯克城，其父為省國民教育督察員，是一位虔誠的東正教徒，政治上很保守。他父親在官場上位高權重，這就使其本人及其子女得以享有世襲貴族的權利。在帝俄時代末期，常常發生這樣的事，屢見不鮮：高級官員家的子女，顯然是由於對其所享受的特權有一種罪惡感，轉變為激進分子。1887年，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因為涉及圖謀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要案，被處死刑，而列寧的姐妹們也受到牽連，在獄中蹲了一段時間。但是，列寧本人在中學時代對政治並無興趣，他
是一名出色的學生，一級一級地升上去，並因為其學業成績優良和模範品格被授予金質獎章。
　　但在1887年，在他進了喀山大學以後，他便遇到麻煩了。在喀山大學，他因為參加一項並不嚴重的學生騷動，觸犯了校規，引起警方對他的注意。警方查明他是那個被處死的恐怖分子的弟弟，於是他就被喀山大學開除了。盡管他那寡居的老母再三奔走說情，校方就是不允其覆學。在遭到開除以後，列寧被迫足足荒廢了三年，無所事事。在這期間，他對沙皇政權的怨恨與日俱增，認為這個政權竟因為觸犯校規這樣的區區小事，如此苛酷地懲罰他，並永遠斷送了他的前程。他不但痛恨沙皇體制，而且痛恨那個“上流社會”。原因是：由於其兄犯罪被殺，他全家人都從"上流社會"中被驅逐了出來。這種深仇大恨，使他成為一個狂熱的革命者，下定決心要連根帶葉、把現存的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徹底摧毀掉。由此可見，列寧的革命情操，並非出於對貧苦大眾的同情心。事實是：1891年至1892年間伏爾加河流域鬧災荒，當地的知識份子要對那些嗷嗷待哺的饑民給以人道主義的救濟，獨有列寧表示反對。他認為災荒有進步作用，因為它可以毀掉那個古老的農民經濟，為社會主義掃清道路。再者，列寧的革命熱忱，也不是出於有什麽遠大理想，要爭取較為公平合理的未來。它完全是出於一種憤激之情，急於要覆仇雪恨。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司徒盧威曾經和列寧一道工作過，知之甚稔。多年以後，司徒盧威寫道：列寧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仇視一切。這位出生於俄國內地的青年人的偏激傾向，將對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切都是從仇恨心出發，仇視外人，不論其為
不同社會階級的人，或不同民族、不同種族的人。
　　1891年，俄國當局終於開恩，讓列寧參加一項額外考試，以取得律師資格。他很輕易地就考試合格，接著便遷往首都聖彼得堡。在這里，他以執行例行的律師業務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當地的那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覺得這位新來的人不像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倒像是“民意黨”的信徒，因為他主張采用恐怖手段，而且具有滿腔烈火般的革命激情，不耐煩要等到資本主義成熟才進行革命。但是，由於接觸到一些理論修養較高的社會主義者，他思想上也有所轉變，至少是暫時，接受了那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理論 (革命的兩個階段論)。他紀律性很強，精明幹練，全心全意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因此很快就在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秘密活動中居於重要地位。
　　1896年，列寧因為鼓動工人罷工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流放地，他和他那新婚妻子克魯普斯卡婭住在一棟租用的農舍里，從事於寫作、翻譯，和朋友們書信往來，過了三年相當閒適的生活。可是就在他被流放的期間 (1897年至1900年), 修正主義運動肆行於德國，很快又由德國傳布到俄國。修正主義者的反革命政治綱領，使列寧驚駭不已。他覺得：修正主義者所講的那一套東西，是對他所向往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背叛。而且，他對當時俄國那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也頗感失望，盡管他個人與之關系不深，他覺得這個工人運動似乎多從事於和平的工會活動，而不是要顛覆資本主義。這一系列的事件，使他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思想鬥爭的結果，他覺得：如果他不能力挽狂瀾，把社會民主主義者引導到堅持革命的道路上來，那麽他就
退出這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另行組織他自己的政黨。
　　從流放中獲釋以後，列寧迅即移往德國。在德國，他與馬爾托夫合作，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義，創辦了《星火報》，以捍衛正統的、反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然而，他自己那一套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非正統的。1902年，他著作出版了《怎麽辦？》一書。在這本書里，他闡明了那即將出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本理論。他旗幟鮮明地駁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中心論點，這個論點說是只要假以時日，工人階級一定會自己起來造反。列寧爭辯道：讓工人階級自己起來，工人運動就只能搞工會主義的那一套東西，不可能再前進一步。工人階級的革命熱忱，必須從外部由一個組織嚴密、由職業革命家所組成的政黨來灌輸給他們。盡管列寧並沒有作進一步的推論，這些必不可少的職業革命家，必然就是那批知識分子。因為，工人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什麽理論修養來充當職業性的革命家8。事實是，只有一次，有一名孤零零的工人在列寧政黨的執行委員會中
占有一席之地，而後來真相大白，這名工人恰是警方派來的坐探。
1919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黨而自任黨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墨索里尼卻是意大利社會民主運動中極左派的頭目，當時他持有與此同樣的觀點。 8
　　在參加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時，列寧是做了充分準備來分裂這個黨的，他要把他的追隨者從那些主張妥協的多數人中分出來。據說，分裂的原因是由於列寧堅持一項主張，毫不讓步。列寧堅決認為：凡參加這個黨的人，不但要擁護黨的政治綱領，而且要全心全意，把全部時間都用在革命活動上。這個黨是按照軍事體制組織起來的，有一套嚴格的指揮系統。是黨指揮工人，而不是工人指揮黨。在大會上，列寧暫時獲得了多數，因此他就名正言順地把他那一派的人叫做“布爾什維克”，意為“多數派”；而那些反對他的人，以馬爾托夫為首，就只好被稱
為“孟什維克”，意為“少數派”。
　　在這以後的十年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歷史上充滿著權力鬥爭，你爭我奪，爭吵不休。列寧把那些與之競爭的孟什維克叫做“叛徒”、“取消派”，以及其他的種種貶詞。撐持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政黨是需要金錢的，於是他就采用種種不正當的
手段來弄到錢，包括搶劫銀行、騙取捐款等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幾年，列寧又提出兩項新理論：第一，他認為俄國毋須經過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因為俄國已經備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痛苦了。所以，俄國已經有足夠的條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第二，為了進行推翻現政權的鬥爭，他主張社會主義者必須與一切為了其本身的利益而反對現政權的
團體結成暫時性的聯盟，特別是要與農民以及少數民族結成聯盟。
　　就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是小私有者，“小資產階級”， 因此也就是產業工人的敵人。然而，列寧知道農民們渴望能得到土地並將之據為私有，他倒是很願意幫助農民來發動一場土地革命。而且他相信，在他取得政權以後，他可以把土地收歸國有，以迫使農民就範。至於那些少數民族，列寧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一樣，對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都不屑一顧。但是，他認為波蘭人、芬蘭人、以及其他那些被俄國統治的少數民族的民族願望，有助於顛覆這個政權。基於這些理由，他許諾每個少數民族都有自決權，其中抱括從俄國分離出去另行成立主權國家的權利。當他的黨徒質問他為什麽要把俄國“巴爾幹化”、搞得四分五裂時，他就答道：那個把俄羅斯帝國摶聚在一起的經濟紐帶很強固，足以防止分裂活動。即使有一兩個邊區的少數民族分離出去，以後也會不得不回歸到原先的柵欄中來。因為，“無產階級的自決權”
會戰勝“民族的自決權”。
　　從1900年到1917年這十七年間，列寧幾乎全部時間都是在國外度過的。他先後寄寓在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瑞士等地，正像他分裂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樣，他在第二國際中搞分裂活動，但效果甚微。他和他那些留在俄國的追隨者保持著聯絡，並且花很多時間來寫些尖刻辛辣的評論，抨擊他的政敵。只有幾個和他最接近的門生，當他們犯錯誤時，他是耐心勸誡；而
所有其他那些不同意其政策的人，他都一律斥之為工人階級的叛徒。
　　在這十七年間，只有當1905年俄國爆發革命時，列寧曾回到俄國一次。1905年革命後，沙皇政府迫於形勢，允許人民得享有某些政治權利，布爾什維克黨人也因此獲益，可以公開活動。然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這兩派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
克，都沒有什麽深厚的群眾基礎。
　　在1907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人數有所增加，合在一起共有八萬四千人；後來革命退潮，黨員人數銳減，到了1910年只剩下不足一萬人。而當時俄國的總人口是一億五千多萬。參加布爾什維克者多為大俄羅斯人，而在孟什維克中，少數民族 (諸如猶太人、高加索人) 占有較高的比例。但不論是布爾
什維克或孟什維克，工人參加的都很少。這兩個黨派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逼近了。在參戰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中 (塞爾維亞的社會主義者除外), 只有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不論其為布爾什維克或孟什維克，雙方都投票反對戰爭預算案。由於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反戰立場，他們在俄國議會中的代表就遭到逮捕
和放逐。為了隱蔽的目的，布爾什維克黨的交通網被切斷了。
　　大戰一爆發，列寧立即宣布其毫不妥協的立場：要把列國之間的戰爭轉變為階級之間的戰爭。工人不打工人，要把槍口調轉過來打他們的剝削者。他的這項主張，在第二國際的成員中得到某些人的附和。第二國際的代表們在中立國瑞士舉行會議，其中俄國代表人數較多。在這些會議上，列寧在激進的左派分子中擔負起領導的任務。他的提案沒有能被大會采納，但盡管如此，他仍然在大會的議事日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就為後來在
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 (即共產國際) 奠定了基礎。



1917年的革命

　　俄國是作為法國和英國的盟邦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國之所以加入英、俄、法三國協約，是因為害怕德國和奧國要向東、向南擴張，兼並俄國的土地，並且把俄國降低到第二流國家的地位去。法國之所以與俄國結為軍事同盟，是因為怕單獨受到德國優勢兵力的攻擊，如果德國要在東、西兩線作戰，那麽法國所受的軍事壓力便可以大大減輕了。俄、法軍事協定中規定：
一旦德軍侵入法國，俄國必須立即攻打德國，進軍柏林。
　　然而戰爭爆發後，交戰國在戰前所擬定的那些軍事計劃全都走了樣。德國的“施里芬作戰計劃”9，原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西線取得迅速的、決定性的勝利，然後把大軍調往東線去收拾俄國人。這個計劃執行得很糟：在西線，戰事未能速戰速決，雙方以戰壕為掩護，進行著曠日持久的陣地戰。而俄軍輕
率地進軍到東普魯士，中了德軍的埋伏，被圍殲了。
　　1914年末，德軍最高統帥部終於得出結論：要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唯一的辦法是先擊潰俄國，然後德國才可以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西線來。1915年春，一路德、奧聯軍侵入俄屬波蘭，迫使沙皇的軍隊向東敗退了數百英里。盡管大部分的俄軍尚無損傷，至少在名義上，俄國仍站在協約國方面對德、奧等同盟國作
戰，但它已經把一部分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喪失掉了。
　　前線軍事的失利，在俄國激起廣泛的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在資產階級自由派和保守派上層人士中尤為強烈。資產階級自由派在議會 (杜馬) 中的代表，要求沙皇政府把任命各部部長的權力交給議會。保守派上層人士想叫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在皇室中另找一位比較剛強的人來繼承皇統。流言蜚語滿天飛，在軍隊中和人民大眾中都紛紛傳言，說最高當局在賣國：說那位從德國嫁過來的皇後10，把俄國的軍事機密泄漏給敵人了。政府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城市居民深受嚴重的通貨膨脹之苦，而且由於鐵路運輸越來越糟，造成食品和燃料的短缺，首都彼得格勒 (大戰爆發後，聖·彼得堡改名為彼得格勒) 的供應情況尤其嚴重。前線上不斷傳來壞消息，人們對政府不滿，怨聲載道，加之城市地區經濟生活困難 (由於食品價格上漲，農民受益，鄉區倒比較
施里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3年)，德國軍事家，曾任德軍參謀總長、元帥。為了避免德國同時在東、西兩線作戰，他擬定了這個作戰計劃。一譯者注。 9
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個懦弱的君主，時人把他比作法國大革命時的法王路易十六。他的皇後亞歷山大拉（Alexandra）原為德意志小邦赫斯的公主，是英國女王維多利婭的外孫女。她迷信神道，寵信妖僧拉斯普丁(Rasputin), 操縱政事，民怨甚深。—譯者注。 10
平靜)，這種種原因綜合在一起，在1916年10月間就造成革命一觸即發之勢。
　　1917年的俄國革命，可以說在前一年的11月間就已經開始了，1916年11月，資產階級自由派和保守派上層人士在議會 (杜馬) 中的代表，猛烈攻擊沙皇政府作戰不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領袖保爾·米留可夫 (Paul Miliukov), 公開責罵沙皇政府在賣國。 這些從政治最高層發動起來的攻擊，使全國陷於混亂狀態；人們奔走相告，認定大變動即將到來。而沙皇尼古拉二世
生性懦弱，他聽天由命，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重振紀綱。
　　革命的導火線是由一次兵變觸發的。1917年3月初，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發生兵變：這支部隊是從一批年齡較大的農民中征集來的，他們覺得他們已經應該免役了。當長官下令叫他們向一群聚眾鬧事的民眾開槍時，他們就拒不執行命令，嘩變了。將軍們怕兵變的消息傳到前線去會影響士氣，就勸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國的敗局。 尼古拉二世原是一位赤誠的愛國者，
他接受了將軍們的勸告，於1917年3月15日宣布退位。
　　沙皇退位後，議會 (杜馬) 代表們就選舉出一個委員會來行使國家政權。這個由議會代表們所組成的委員會，自稱為臨時政府。就在臨時政府成立的同時，社會主義政黨的知識分子們在彼得格勒召開“蘇維埃”(Soviet)，即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蘇維埃是用來監督這個“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的，不讓它執行反動的政策。在這以後的七個月中，俄國就是由這種雙重政權的體制統治著的，政治混亂。在這種兩個政權並立的體制下，蘇維埃在削弱臨時政府的權力而對其後果不負責任。那些社會主義政黨的知識分子們認為軍官們是股潛在的反革命勢力，於是鼓動蘇
維埃削弱軍官們的權力，結果使軍隊陷於癱瘓。然而，這時他們仍堅持說要把這場戰爭打下去，直到勝利。
　　臨時政府曾昭告在先，說要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在俄國建立一個嶄新的共和制的政府。然而，臨時政府一直忙於應付其他更緊急的要務，它一次又一次地推遲立憲會議的選舉日期。同時，它又一次次地推遲了土地改革。這時，那些急於要分得土地的農民已經起來打土豪，分田地，而前線上的士兵也紛紛開小差逃離前線，急急忙忙地及時趕回家去，以期在那即將到來的土地的再分配中分得一份土地。少數民族爭吵著要自治，而且有幾個少數民族要完全脫離俄國而獨立。在這段時間里，臨時政府總是堅持要把戰爭進行到底，而這個戰爭在國內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
了。 數百年來，俄國的統一是靠政府權力而不是靠社會親和力來維持的，這時俄國分裂了，陷於無政府狀態。
　　這就給列寧提供了機會。1917年初，列寧寄寓在瑞士。他一聽到三月革命 (俄歷為二月革命) 的消息，立即打電報給他那些在俄國的同志，叫他們不要信任臨時政府，不要和其他的那些社會主義政黨結盟，要把工人們武裝起來。他熱血沸騰，急於要
趕回到俄國去領導這場革命。
　　這時德國和奧國的軍隊膠著在西部前線上，與協約國軍隊進行著無休止的消耗戰，看來一時難決勝負。德國人對於像列寧這樣反戰的俄國政治流亡者，一向是密切注意的。列寧通過德國駐瑞士的大使館，要求德國人幫助他回俄國，於是柏林當局不僅給列寧以及一些其他的社會主義政治流亡者提供方便，使其安全通過德國國境，而且給列寧預付了一筆錢，以便他回國用以重建他的政黨。列寧認為只要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管這些錢是來自何方，就接受了。以後有一年半之久，通過中介人的傳遞，
而且十分小心謹慎，他一直在接受德國人的津貼。
　　列寧一回到彼得格勒，立即對臨時政府進行毫不妥協的攻擊，號召人們來推翻這個臨時政府。當時孟什維克以及列寧黨徒中的大部分人，原是希望在俄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政體的，而列寧卻不讓俄國有機會建立起這樣的體制。1917年7月，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過一次試探性的起義，臨時政府把情報部門所獲得的關於列寧與德國人勾結的案情，公布了一部分出來，平熄了這次起義。臨時政府發出逮捕令，要逮捕列寧以及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黨的頭面人物，包括那個新近才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托洛茨基。結果托洛茨基被捕入獄，列寧則逃往芬蘭，躲
藏在那里，直到11月初他的政黨發動起義的前夕才潛回來。
　　布爾什維克黨的人數不多，然而它卻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黨員堅決執行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其他的那些政黨則完全不一樣。例如：社會革命黨在民眾中頗孚眾望，特別在農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因組織渙散，沒有能力把它的擁護者動員起來。其他如孟什維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人，情況亦覆如此。還有一層：當時俄國政局混亂，除了列寧以外，就沒有哪個有名望的政治家願意來接掌政權，負起責任來治理這個似乎已無法治理的國家。列寧卻準備有素，自成年以來，他處心積慮
等待的就是這一天，他密切注視著局勢的發展，等待有利的時機來放手一搏。
　　這樣的時機終於來了：1917年夏季的末尾，俄國臨政府的首腦、那個有名無實的獨裁者克倫斯基，與俄國陸軍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將軍發生齟齬。克倫斯基指責科爾尼洛夫將軍正在策劃一次軍事政變，這項指責是捕風捉影，是不公正的。這樣輕舉妄動的結果，就使克倫斯基失掉軍隊的支持。而遇到布爾什維克黨人再一次來奪取政權時，克倫斯基最需要的就是軍隊的支持。同時，克倫斯基還把那些被捕入獄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釋放出來，發給他們武器，要他們幫助他去敉平那場“莫須有”的科爾尼洛夫將軍的軍事政變，這便提高了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威望和戰鬥力，因此在下個月的蘇維埃選舉中，布爾什維克黨人獲得明顯的勝利。這場勝利提醒了列寧：再度起義以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機已經到了。1917年10月23日晚至24日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徹夜舉行秘密會議，討論起義奪取政權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列寧的幾個助手生怕會重蹈7月間起義失敗的覆轍，顧慮重
重，列寧花了很大的氣力才說服了他們，通過了武裝起義的決議。
　　武裝起義是在1917年11月7日11清晨在彼得格勒發動的。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各路分遣隊，幾乎不發一槍一彈，就把這座首都的一切機要部門全都占領下來。在莫斯科曾發生過一些血戰，但在全國其他各地，這種政權的轉移都進行得很順利。後來，列寧曾說過：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舉一根羽毛一樣”。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列寧很巧妙地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一口號，來掩護他本人及其政黨的奪權鬥爭。“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一口號，聽起來是要實行自下而上的草根性的民主，而不是獨裁。就連那些與列寧為敵的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盡管懷疑列寧的動機，但也不怎麽驚惶失措，總認為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是不可能站得住的，很快就會讓步，成立一個由各黨各派的社會主義者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他們寧願讓列寧掌權來試一試，而不
本書是按“公歷”記時，但1917年俄國革命時，俄國仍在沿用“俄歷”。所謂“俄歷”，就是公元前一世紀中期羅馬軍事強人凱撒采用埃及人發明的太陽歷，進行歷法改革時所制定的“儒略歷”(Julian Calendar)。它以一年為365 1/4日，規定四年一閏，這接近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的時數（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 四十八分四十六秒), 但還微有差異。“儒略歷”在歐洲通行了一千五六百年，年年積累起來，這種差異就很顯著了。公元1582年，羅馬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主持修訂歷法，制定了“格里哥利歷”(Gregorian Calendar), 就是現今世界各國所通用的“公歷”。“格里哥利歷”頒行後，西歐各國相繼采用。俄國因為是東正教國家，不受羅馬天主教皇管轄，所以仍沿用“儒略歷”， 俗稱“俄歷”。在1917年，“俄歷”與“公歷”相差十三天。本書中所稱的“三月革命”，按俄歷為“二月革命”， 同樣，“十一月革命”按俄歷為“十月革命”。直到1918年，俄國才改用公歷。—譯者注。 11
想發動一場內戰，因為內戰只會有利於“反革命”。
　　就是這樣，布爾什維克黨人掌握了政權，而且掌權達七十四年之久。由此可見，俄國之所以奉行共產主義，並不是由於人民大眾起義的結果：共產主義是由一些用民主口號掩飾起來的少
數人自上而下強加給俄國的。這一明顯的事實，就決定了共產主義此後的歷史道路。



列寧的專制獨裁

　　從歷史角度來看布爾什維黨人的奪取政權，我們不能不驚嘆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膽魄。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有過一點行政經驗，然而他們馬上就要負起重任，去治理這個世界上領土最遼闊的國家了。他們沒有理財的經驗，卻毫不猶豫地立即把經濟企業收歸國有，負起責任來管理這個位列世界第五的經濟大國的經濟。就他們看來，俄國公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產業工人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和地主當然是階級敵人，大部分的農民以及知識分子事實上也是階級敵人。 布爾什維克自稱是代表產業工人的，可是工人在俄國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至多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在這少數的工人中，只有極少數是跟著布爾什維克走的：在十一月革命的前夜，產業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點三是屬於布爾什維克黨12。這就說明這個新政權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實行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其他階級實行專政。這種專政，到時候又會變成極權主義的政體，這是由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本質所決定的，必然如此。只要共產黨人要保住他們的政權，他們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實行專橫的統治。共產黨人絕不會放松他們的權力，這項原則有普遍性，所
有那些後來才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政權，亦莫不如此。
　　列寧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對於實行蠻橫的專制統治毫無悔意。他給“專政”下了一個定義，說專政 (其中包括無產階級專政) 就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13 他蓄謀已久，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手段來消滅他的政敵，並以此來恐嚇人民大眾。他之所以這樣做，一部分是因為他視萬民如草芥，一部分也是吸取歷史上的教訓。他從研究歷史中得知：所有過去的那些社會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們半途停頓下來，讓它們的階級敵人得以活命，並重新組合起來進行反撲。所以他要用暴力——用全副的，毫不留情的 (這是他最喜歡用的形容詞之一)暴力去為新政權掃清障礙。不過他也知道，這種施用暴力的時間不能拖得太長。有一次，他引用了馬基雅維里14的一段話：“如果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而必須采取某種暴力行動，這種暴力行動必須以最有效的方式，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之。因為：人民大眾不能容忍有人長期地訴諸暴力。” 可是，與他的指望相反，在他所建立的這個政權下，暴力行動卻成了一種經常采
派普斯：《俄國革命簡史》(紐約，1995年版)，第121頁附注。 12
列寧：《列寧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58—65年出版)，第41卷，第383頁。 13
馬基雅維里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 意大利政治理論家，歷史家。著有《君主論》、《佛羅倫薩史》，影響甚巨。—譯者注。 14
用的手段。那正如托馬斯·霍布士15所說：沒有旁的辦法， 暴力
就成了唯一的辦法。
　　列寧的當機立斷和精明幹練，與那個被推翻的臨時政府的顢頇無能，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臨時政府曾一次又一次地推遲立憲會議的選舉， 列寧卻很快就批準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選舉的結果：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全國獲得百分之二十四的選票，而那些與之競爭的社會革命黨人所獲得的選票，卻比他們多出兩倍多。這個結果，一點也沒使列寧感到為難。他宣稱：工人們和士兵們多數是投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票。 他讓立憲會議如期開了一天會，第二天就用武力把它解散了。列寧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政府，叫做人民委員會，清一色完全是由布爾什維克黨人組成的。不過，人民委員會基本上是一個行政門面，它只是執行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命令。列寧把原先的一切司法章程、法規統統廢除，而把司法工作交給革命法庭以及那個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機關去處理。那些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些沒有受過什麽法律訓練但有“階級覺悟”的凡夫俗子。而那個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機關，叫做“契卡”(Cheka)，搞特務統治。從列寧掌握政權之日起，幾乎
立即就開始了恐怖統治。
　　列寧深知：要建立一個鞏固的政治基地並實施其革命的政治綱領，他是需要一段喘息時間的。1918年3月，列寧要他的助手們與同盟國的德國人、奧國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亞人簽訂
了《布勒斯特——立托烏斯克和約》。此項和約使俄國喪失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非常不得人心。
托馬斯·霍布士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年), 英國政治理論家，著有《論公民》、《利維坦》等書，主張加強王權，為君主專制張目。—譯者注。 15

　　列寧在俄國發動了內戰，作為其最後目標發動世界革命的序幕。這場使俄國生靈塗炭的內戰，延續達三年之久，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後來，布爾什維克黨人常把這場內戰的責任諉之於俄國的反動派及其外國的幫兇們。但我們知道，早在1917年以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政治綱領中就有一項中心任務，說要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轉變為階級之間的內戰。托洛茨基倒承認了，他寫道：“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為了內戰。” 實際上，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奪取政權，就已經是發動內戰了。
　　起初，為了能得到農民和工人的擁護，或者至少是要他們能保持中立，列寧采用了放任的政策。他鼓勵農民們把那些私有土地拿過來，自己進行分配。凡屬私有土地，不僅是屬於國家和地主的土地，連農民自己的土地，都要拿出來重新分配。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取得政權後，立即頒布了《土地法令》，把一切土地都收歸國有，惟暫時不觸動農民們自耕自作的小塊農地。列寧鼓動工人們把工廠拿過來，歸工人們自己管理，這是工團主義的辦法，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過，這些都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列寧一旦鞏固了政權，就會把這些措施改變過來。列寧的最
終目的，是要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一律收歸國有，在中央的統一規劃下實行計劃經濟。
　　1917年至1920年蘇俄的史事，我們在這里就不必細說了。只要知道：共產黨人 (1918年，布爾什維克黨改名為共產黨) 在這場內戰中得勝，成為勝利者。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共產黨人控有俄國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帶，擁有大部分的工業資源和軍事資源；一部分也是因為那些支援其敵人(即所謂“白匪”) 的西方列強各有彼此，三心二意，並不盡力作戰。就在內戰的進程中以及內戰結束後，共產黨政權已經把那些原先分裂出去的、非俄羅斯人所居住的邊境地區 (烏克蘭、高加索、中亞細亞) 大部分收覆了過來。1924年，這些邊境地區和蘇俄融合在一起，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事實上，這個新成立的蘇聯帝國，其全部領土，都是歸這個總部設在莫斯科的俄國共產黨管轄的。俄國共產黨的支部，深入到帝國境內各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部門。後來，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寧建黨的辦法來組建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他鑄造了一個新名詞，把這些黨支部叫做“政權的毛細管組織”。我們不妨借這個名詞來說明：黨組織就像血管一樣，毛細血管遍布全身，一切社會團體，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會團體，都不能逃脫共產黨的控制。就是
這樣，產生了歷史上第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蘇聯。



“戰時共產主義”的失敗
　　
　　除了能掌握政權以外，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其他各方面的種種努力幾乎全都失敗了，生活實際與共產主義理論大不一樣。然而，布爾什維克黨人卻不承認錯誤：每當事情並不像預期的那樣展現出來，他們不是妥協，而是加強用暴力進行鎮壓。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那一套理論是合乎科學的，完全正確，如果承認錯
誤，那就會動搖其政權之所賴以建立的整個理論基礎。
　　首先是國家政治機構方面的問題：有許多事是出乎列寧意料之外的，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自私自利、難以控制的官僚集團。接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國家只不過是那個擁有生產手段的階級的工具，它沒有自己的利益。這種說法，表現出對人類政治史的極端無知。因為，有大量的歷史證據可以證明：從古埃及“法老”的時代起，國家官吏就是善謀私利，形成一個利益集團，在許多方面實遠甚於資產階級。列寧為實現其本人的政策，必須任用一批幹部，於是蘇維埃的官僚機構迅速膨脹起來，這種情形使列寧大為吃驚。共產黨，通過國家的政治機構，把全國各方面的事務統統置於自己的管轄之下。他們把大大小小的工業設施、零售商業和批發商業、運輸業和服務性行業、各級學校以及其他的文教機關，統統收歸國營。由國家幹部來代替那些原來私營的企業主和經理，結果這個官僚集團的人數就迅猛增長了。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種情況：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年，這個委員會雇用了近二十五萬名員工。而1921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一。在
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四百萬人。
　　在蘇聯的公務人員中，有許多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留用人員。這批人之所以參加政府工作，絕大多數是因為政府工作安全可靠，可以保證他們能有一份過得去的生活待遇。不用多久，這批公務人員就形成一個社會階層，有他們自己的集體利益。他們不僅是把自己的集體利益淩駕於人民大眾的利益之上，而且是淩
駕於共產主義事業之上。他們只是口頭上信奉共產主義。
　　第一個認識到可以把蘇維埃的官僚機構作為工具，利用它來鞏固其個人權勢的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他早年曾就讀於東正教神學院， 但中途退學，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他忠於列寧，並且表現出傑出的行政才能，因此得到列寧的信任。斯大林不同於托洛茨基，也不同於那些其他的共產黨領導人，諸如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他對列寧的決定從不置疑，而是惟命是從。當那些其他的領導人忙於寫小冊子、發表演說的時候，斯大林卻靜悄悄地注視著那日益壯大的黨政幹部隊伍。列寧提拔斯大林，使其地位高於那些更有才智的儕輩。1922年，斯大林被任命為共產黨的總書記，這就使他得以掌握黨的幹部隊伍。
　　從最初的時刻起，斯大林就利用其職權，把那些忠於他個人的共產黨員安插在重要崗位上。他知道，列寧的健康日益惡化，不久勢必爆發一場爭奪黨的領導權的鬥爭，他必須能倚靠這幫人的支持。正是斯大林本人，發明了一種叫做“高級幹部特殊供應手冊”的制度，那就是把那些有資格擔任重要行政職務的共產黨官員登記在名冊上，使他們享有種種特權：諸如到特殊食品供應店購物，住有特殊病房的醫院，公費旅遊，直至找高級裁縫制裝，死後有特殊的安葬墓地，等等。此項政策的目的，是要制造出一個特權階層，來支持共產黨人的政權。蘇聯共產黨就是用這種方法，使那些行政人員體會到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和共產黨政權的存續密不可分的，維持了七十多年的統治。然而，這樣
做的結果，也就注定了所謂共產黨人的理想在求得社會上人人平等，將永遠只是一句空話。
　　更使人焦慮的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管理經濟方面所遭到的種種挫折。社會主義者的文件曾向他們保證，說資本主義經濟是為利潤而生產的，在本質上就決定了其生產效率遠不及由國家壟斷的經濟。他們認為：企業的規模愈大，效率就愈高。他們甚至
相信：不用貨幣，就可以管好一國的經濟。
　　事實證明，所有這一類的設想都錯了。企圖用一個中央統一的規劃來管理全國的經濟，證明是行不通的。工廠管理不善，先是由工人們自己管，後來由共產黨的幹部來管，都管不好工廠，生產效率急遽下降。官方力圖禁止私下貿易，秘密警察“契卡”鼎力相助，結果也失敗了。因為，生產者和中介人總有辦法繞過官方的檢查，私下進行貿易。共產黨人把自由市場視為資本主義的溫床，決心要消災它。但自由市場並未絕跡，它轉入地下，成為黑市。不久之後，黑市經濟就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濟。 政府故意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意在消滅人們的存款，結果這個目的是達到了，但紙幣泛濫成災，物價飛漲：及至1923年，蘇俄的物價較之1917年的物價已經漲了
一萬萬倍。但又不能不用貨幣，不用貨幣，會使蘇維埃的各項企業無法記賬，也無法計算業務往來。
　　這種不懂裝懂的企業管理，再加上內戰的影響，就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各項生產指標一落千丈。1920年蘇俄重工業的總產量，僅及1913年帝俄時代工業總產量的18 %。煤炭產量跌到只合1913年產量的27 %，而鋼鐵產量則跌到只合1913年產量的2.4 %。1921年蘇俄工業方面雇用員工的人數，尚不及1918年雇用人數的一半，而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人生活水準的三分之一16。有一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
前所未有的”17一場大災難。
　　當面臨著如此嚴重的失敗時， 列寧出於本性，就是用行刑隊來大開殺戒。埃薩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一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 曾一度在共產黨政府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 他描述1918年2月間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的情況，其中有這樣的一段情節：列寧提出一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 其中有一條， 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就地正法”。這批犯人範圍很廣，只是粗略地劃為 “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以及德國奸細等。” 斯坦因倍格反對這項法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此項法令的條文“過於苛酷，……勢必將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統治。” 斯坦因倍格寫道：
理查德·派普斯：《俄國革命史》（紐約，1990年版)，第696頁。 16
17 L．N．克里斯曼：《俄國大革命的英雄詩時期》（莫斯科，1926年版)，166頁。
　　
　　“ 列寧對我的反對性意見大為惱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義進行反駁。於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們何必還要什麽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幹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 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道: ‘好罷，行啊，……這正是我
　　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18
　　
　　經濟災難中最可悲的一面，就是糧食生產的下降。
　　我們在前面曾說過，蘇俄共產黨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把農民當做小資產階級，因此，也就是產業工人的死敵。——盡管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俄國產業工人均系來自農村，而且和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改變不了這樣一種情況。蘇俄共產黨向農村居民宣戰，有雙重目的：其一，是要索取糧食來養活城市居民和紅軍；其二，是要把共產黨的權力滲透到鄉區去。因
為這時，絕大部分的鄉區都還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政權的影響。
　　1918年的夏天，莫斯科發動了一場鬥爭：向農村索取谷物。因為農民不願意按照那樣不合理的低價把糧食賣給政府，政府就去奪取。政府在農村中創立了“貧農委員會”， 那就像是農村中的 “第五縱隊”， 它與政府合作去鬥爭那些被猜測為囤積糧食的、比較富裕的農民，即富農 (kulaks), 並指望從中得到一點好處。同時，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遊民武裝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征糧隊，分派到各地去征收所謂 “剩余糧食”。農民中有許多人是服過兵役的退伍軍人，有戰鬥經驗。於是結果，各地的農民便與征糧隊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惡戰。大部分的鄉區都淪為內戰的戰場，其破壞糜爛的程度，超過了紅軍對“白匪”的戰爭。只要是抗拒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列寧就稱之為“富農”，可以任意批鬥，並號召進行大規模的屠殺。下面的兩段引文可作為例證，那都是列寧在1918年8月發出的工作指示，第一段摘自列寧對工人們的講話，第二段是列寧發給班薩省共產黨官員的一份秘密電令：
18 埃薩克·斯坦因倍格：《在革命司令部的日子里》（倫敦，1955年版)，第145頁。

(一)
　　富農們瘋狂地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是蓄意要把千百萬工人活活餓死，拆散工人隊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富農消滅無數的工人，或者是工人們毫不留情地來粉碎那些盜賊成性的、反抗勞動者政權的少數人的叛亂。……富農們都是些最狠毒、最兇惡、最野蠻的剝削者。……這批吸血鬼，趁戰爭時期人們的急需，成為暴發戶。這些坐享其成的蜘蛛，利用戰爭時期農民的貧困，利用工人的挨餓，養肥了他們自己。……這批寄生蟲，吸飽勞動者的鮮血，越來越富了，卻讓工人們在城市里在工廠里挨餓。這批吸血鬼已經把過去地主們的土地弄到手，而且還在繼續這樣做，一次又一次地奴役貧
農。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富農宣戰！殺死他們。19
19 列寧：《列寧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58-65年出版), 第37卷，第39-41頁。
　　
(二)
　　同志們！五個縣區的富農暴動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整個革命事業的利益，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目前各地都在與富農進行著“最後的決戰”， 我們必須樹立一個榜樣。 辦法如下：
　　1. 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農、財主、吸血鬼統統吊死，人數不得少於一百名。(吊死後就掛在那里示眾，讓民眾觀看。)
　　　　　　2. 把死者的姓名公布出來。
　　3. 把他們的全部谷物，統統沒收過來。
　　4. 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質——照昨天的電令辦理。要做到這樣的程度：使周圍數百俄里(公里)以內的民眾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會膽戰心驚，奔走相告，說我們正在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而且還要絞殺其他的吸血鬼。
　　電文收到之日，立即執行。
　　
列寧
　　
要選派一些真正幹練可靠的人去執行20。
　　
　　對於這樣的一種恐怖統治，農民們有一項對策，那就是減少耕地面積，以減少那應當繳納的“余糧”的數額。不管是富農還是貧農，都是這樣做了。 同時，馬匹被征集作為內戰之用，農民缺少耕畜，農田的產量低落。結果是：谷物的產量急遽下降。1913年帝俄時代的谷物年產量為七千八百二十萬噸， 而1920年蘇俄的谷物年產量只有四千八百二十萬噸。
20 理查德·派普斯編：《列寧的真面目》（美國康州紐海文，1996年版), 第50頁。

　　列寧政府的種種努力，是要把共產主義強加於俄國，而按照它自己的定義來說，俄國是一個非常反動的國家。列寧政府在作這些努力時，給自己帶來了許多問題。及至1921年初，這些問題就全部暴露出來了。1921年1月，彼得格勒附近的克隆斯達特海軍根據地發生兵變。這座海軍要塞，原先曾是布爾什維黨人的堡壘，在“十月革命”中起過很大的作用，這時卻向全國發表宣言，要求結束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與此同時，彼得格勒的工人們舉行大罷工，抗議食品短缺。而在坦波夫省，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正在掀起。
　　列寧毫不猶豫地采用最殘酷的軍事手段，甚至使用毒氣，來平熄這些反抗行徑。不過，他也不得不承認，單靠武力鎮壓是不夠的。1921年初，他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再用武力強征糧食：此後農民將用實物來納稅，並且可以把他們的余糧拿到自由市場去出售。政府允許私人制造消費品並進行小規模的貿易。但政府明確規定：國家經濟的“命脈”，諸如基本工業、外貿、銀行、交通工具、運輸業等，仍歸政府掌握。
　　可是，這些讓步政策來得太晚了，蘇俄還是免不了遭受一次可怖的饑荒。災情之嚴重是空前的，任何一個其他的歐洲國家都沒有發生過如此慘烈的災荒。這次饑荒是由一場旱災引發的，活活餓死了五百二十萬人。如果沒有美國救濟總署的接濟，餓死的人會多得多。當年主持這項救濟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達二千五百萬人，後來胡佛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
　　在“新經濟政策”的鼓舞下，經濟情況恢覆得很快。及至1928年，蘇聯的谷物產量已經達到191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還不及1913年帝俄時代的水平。
　　在俄國以及俄國以外的地方，有許多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采用，標志著俄國已經放棄共產主義。有人高談闊論，說俄國發生了“熱月政變”。那是把“新經濟政策”的采用，比做法國大革命期間1794年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前後，雅各賓派的領袖丹敦和羅伯斯庇爾相繼失勢，先後被送上了斷頭台。然而，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因為一方面，法國雅各賓派的領袖們是死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卻仍舊牢牢地掌握著政權；而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是把他們的讓步政策當做權宜之計，俾可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後來事實證明他們果然是如此。



輸出革命

　　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奪取了政權，只是因為當時俄國各方面的條件提供了機會，使布爾什維克黨人得以因勢趁便。布爾什維克黨人無意只停留在俄羅斯一國境內，他們深信：除非他們迅即把革命擴展到西方工業發達的國家去，他們的革命事業將被全世界資本主義的聯合力量所粉碎。列寧直言不諱地提出這一點，說道：“我們經常強調：我們不能單在一個國家里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如此宏偉的事業。”21 在其1920年的一篇演說里，列寧又明白無誤地把俄國革命向外擴張的意圖說得清清楚楚：
21 A. G. 拉陀舍夫：《分析列寧》 (莫斯科，1996年版), 第40頁。不過，在第五版的《列寧全集》中，這段話被刪掉了。
　　
[在1917年11月] 我們就知道，只有當我們為之奮鬥的事業征服全世界的時候， 我們今天的勝利才能成為永久性的勝利。因為，我們在發動這場革命的時候，就完全指望能發生世界革命。22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事態：蘇共政府在其國內的政策非常蠻橫，不讓下面的人提出任何要求；而在國外，僅僅在國外，它卻采用激進的方式，鼓動人民大眾起來鬧事。這種群眾運動如果發生在蘇聯本國，它早就鎮壓了。
　　蘇共企圖把共產主義擴展到國外。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它開始積極在德、奧等戰敗國進行活動。1919年1月，莫斯科方面在德國煽動了一場叛亂，但很快就被平熄了。共產黨人在匈牙利較為得勢，在1919年中，匈牙利的共產黨政權維持了半年之久。然而，那也只是因為蘇俄信誓旦旦，說要保衛匈牙利，抵擋入侵的羅馬尼亞軍隊。當莫斯科方面背棄此項諾言時，它那個傀儡政權就倒台了。在其他各地，同樣的企圖也都失敗了。例如在維也納，共產黨人幾乎尚未發動就潰散了。
　　在把共產主義擴展到國外去的進程中，列寧遭受過一次大失敗，此事發生在1920年的夏天。1920年4月，新近才擺脫帝俄統治的波蘭，急於要防止再出現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於是就與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串通一氣，並派兵侵入蘇維埃政權控制下的烏克蘭，目的在把烏克蘭從俄國懷抱中拉出來。這次入侵沒有能在烏克蘭燃起一場叛亂，波蘭軍隊遭到紅軍的迎擊，全線敗退。
22 列寧：《列寧全集》，第42卷，第1頁。

　　當紅軍追擊到波蘭人所居住的波蘭邊界時，蘇俄共產黨的決策機關中央政治局必須決定：是停止前進呢還是繼續向西進軍？政治局的要員們意見分歧，但列寧堅決主張進攻，正像在各種場合一樣，他的意見得逞。列寧覺得很有把握，認為德國和英國的革命條件都已經成熟，只要共產黨的軍隊兵臨國門，革命就會轟然爆發。於是，在1920年的夏天，蘇俄紅軍，配備著波蘭裔的蘇維埃專員，踏進了波蘭。紅軍散發宣言文告，號召波蘭的工人們和農民們起來奪取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這些口號，在俄國曾行之有效，在波蘭卻毫無作用。在紅軍壓境之際，波蘭各階級的人都團結起來，一心一德，來保衛他們那個新近才獲得獨立的波蘭主權。在華沙之戰中，那是世界近代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戰之一，波蘭人擊退了蘇俄紅軍，使之潰不成軍。
　　對於這樣的一種結局，列寧至為痛心，他毫不掩飾地抱怨道：“波蘭人不把紅軍當做兄弟和救星，而把紅軍當做敵人了。”
　　
　　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都不像是社會革命者，而是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我們原先所指望的波蘭革命沒有發生。波蘭的工人們和農民們……都去保衛他們的階級敵人了。他們迫使我們英勇的紅軍戰士挨餓，伏擊紅軍戰士，把紅軍戰士活活打死。23
　　
　　列寧從波蘭事件中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以後決不能再把紅軍作為工具，派到外國去引發革命了。而要改用資助和其他支援的辦法，去幫助那些當地的勢力鬧革命。
23 蔡特金（Clara Zetkin）:《列寧回憶錄》（倫敦。1929年版), 第20頁。
　　此外，列寧還從紅軍在波蘭的慘敗中吸取了一項更重要的教訓，那就是：要把革命擴展到國外去，最好的辦法就是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場大戰中，蘇俄將先保持中立，等到交戰雙方打得精疲力竭、銷耗殆盡，然後出來收拾殘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莫斯科當局曾於1921年主動提出要與德國締結秘密的軍事同盟。
　　
　　


第三章 斯大林掌政時期及其以後
　


斯大林掌握政權
　
　　1922年5月，列寧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1，首次陷於休克。盡管有一批從德國請來的醫療專家的護理，他的病情毫無起色，因而不得不一步步把政務交卸給別人。在其臨終的時日里，列寧經常有一種失落感，覺得他自己是失敗了：他責怪他的黨人,責怪俄國人民，怒其不爭，沒有能完成歷史所賦予他們的偉大使命。
　　在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下，列寧就搜尋那些阻撓其方針大計、使之不得實現的敵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知識分子，認為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搞什麽破壞活動，但絕大多數是反對他獨裁的。1922年7月，列寧命令斯大林“要堅決地把所有一切的社會革命黨人‘清除掉’……把他們統統逐出俄國……要逮捕幾百人，毋須說明理由——就說，‘大人先生們，滾出去罷！’”按照列寧的命令，警方逮捕了幾百名分屬於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的經濟學家、哲學家以及其他的學者，把他們裝上船，送他們到西歐各國去度那種迫不得已的流放生活。
　　下一個目標就是東正教會。1922年的春天，當時蘇俄正遭受饑荒之苦，列寧覺得他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做到一舉兩得，那就是：借口用以賑濟災民，沒收教會的財產；如果遇到教會的抗拒，那正好向民眾揭露教會全無心肝，不顧民眾的死活。在一份給中央政治局的備忘錄里，列寧寫道：
1 1918年8月，列寧遇刺，受了重傷，迄未全愈。1922年5月，他病情惡化，此後即陷於昏迷狀態。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終年五十四歲。—譯者注。
　　
　　“現在，也只有現在，當災區里正在人吃人的時候，當成千成萬的餓殍橫屍路途的時候，我們正可以 (而且也必須) 用最嚴厲、最無情的力量，來沒收教會的財物……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筆幾萬萬金盧布的巨款。”2
　　
　　用這種方法沒收過來的財物，並沒有用之於救濟災荒，而是被蘇維埃國家挪用應急了。
　　 1923年3月，列寧完全衰竭，喪失了說話的能力。八個月之後，他就死了。關於列寧的繼承人問題，蘇俄共產黨並未作出過決議。黨管不到黨員的誰興誰廢， 它只希望大家能通力合作，使黨務得以賡續進行。在這個空隙里，總書記約瑟夫 ? 斯大林插進來了。斯大林在公開場合總是那樣謙虛謹慎，表面上庸容大度，使人一點也看不出他那極其殘忍狠毒、猜忌偏狹的本性。他已經在黨的基層幹部中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擁護，因此在1919年3月間舉行的、不記名投票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時，在候選人中，除了列寧以外，他 (還有尼古拉?布哈林) 所得到的選票最多，大大超過了那位名望更大的托洛茨基所得到的選票。原先大家總以為托洛茨基會是列寧的接班人。
　　在列寧患病期間，斯大林曾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組成三人小組，主持黨務。這時，斯大林就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串通一氣，來搞掉他們共同的政敵托洛茨基。他們用造謠污蔑，對擁護托洛茨基的人進行威逼利誘，以及其他種種見不得人的卑鄙手法，解除托洛茨基的各項職務，把他開除出黨，然後又予以放逐，先是放逐到中亞細亞，1929年又把他放逐到國外。1940年，托洛茨基流亡在墨西哥，斯大林派人把他刺殺了。在搞掉托洛茨基以後，斯大林便轉過來收拾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他們趕出中央政治局。那些犧牲在斯大林暴政下的人，有個致命的弱點，即認為“黨總是正確的”。他們無法來為自己辯護，去駁斥那些捏造出來的種種罪名。
2 派普斯：《列寧的真面目》，第152-153 頁。
　　托洛茨基在流亡中著書立說，總喜歡把他自己描繪為列寧所中意的人，而把斯大林描繪為列寧所鄙視的人。但他錯了。事實上，斯大林才是列寧的忠實信徒，才是那位蘇俄締造者的適當繼承人。在列寧逝世後的一、二年內，斯大林就毫不含糊地當上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在鞏固了他的權力以後，他立即著手重振旗鼓，搞共產主義。自1921年實行“新經濟政策”，共產主義曾一度中斷，這時又重新上馬了。斯大林心目中有三項互相關連的大事：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工業基礎；農業集體化；全國一體化，整齊劃一。本來，俄國接連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內戰，動亂不已，剛剛才恢覆過來。這時就要在俄國實現如此宏偉的目標，自然要招來危機。然而，這一點並沒有使斯大林感到為難，因為共產黨人的政權就是在危機中才得以發展的。
　　
　　“只有危機當頭，政府才可以要求 (並且得到) 公民們絕對服從並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為了主義的實現，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這個政權需要犧牲，需要把人作為犧牲。危機重重，正好使這個政權用以實現從空想世界到現實世界的過渡，把神話般的空想計劃變為事實。”3
3 米海爾?赫勒、亞歷山大?尼克里契合著：《烏托邦政權：自1917年迄今的蘇聯史》 (紐約,1986年版), 第201頁。

　　
　　後來，在斯大林死後，他的接班人往往只圖安定，於是政事弛廢。因為公民們已經看不出還有什麽理由要他們作出犧牲了。
　　


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1925年12月，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按照一項雄心勃勃的規劃，大力實現工業化。從那時起，“新經濟政策”就被拋棄了。要實現工業化，就要實現農業集體化，其中的原因下面再說。要達成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這兩大目標，都必須付出極其艱巨的努力，而首先必須把那些不同的意見壓制下去。斯大林主義要貫徹下去，就必須是一個整體，不容分割。
　　先說工業化：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工業為基礎，而因為俄國的工業還相當原始，所以實際上必須從無到有，建設起這樣一個工業基礎。只有完成此項任務，蘇聯才可以有一個世界強國的經濟和一支龐大的工人隊伍，使它能與那些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平起平坐。這些道理都是明白的，大家沒有爭議。但在工業化的步驟上，黨的最高層中卻有不同意見。最後，斯大林壓制了那些持異議的人，不惜浪費人力物力，硬用拚命的速度來實現工業化。
　　然而，為什麽要大力實現工業化？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理由，當時幾乎從未提出，而後來也很少談起，那就是為另一次世界大戰作準備。1927年12月，斯大林宣稱：那些“帝國主義者”正在整軍經武，準備再發動一場戰爭，並武裝幹涉蘇聯。為了應付這一 (假想的) 威脅，蘇聯就必須建立一整套強大的國防工業。事實上，從開始的時候起，蘇聯的工業設施就是按軍事需要建立起來的。
　　在1929年批準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把全國經濟置於中央管轄之下，強調重要物資的生產：鋼鐵、煤炭、石油、重型機器等。中央計劃機關規定了一套完全不切實際的生產指標，而斯大林又於1931年發布命令，要在三年內完成這個“五年計劃”，這就使這些生產指標更加無法完成了。及至1932年，原先規定這些重要工業的生產指標要增加三倍的，結果實際上只增加了兩倍。產業工人的人數亦覆如此，只從三百萬人增加到六百四十萬人。
　　政府想方設法要激起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曾信誓旦旦，說要大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這只是用來騙人的空頭支票，從未實現。實際上，因為資金都用在搞工業化方面去了，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的水平，生活水平已經下降到難以糊口的地步。及至1933年，工人的實際收入下降到約合搞工業化之前 (1926-27年) 的十分之一。蘇聯經濟史專家阿勒
克?諾維 (Alec Nove) 說道：“1933年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點。在承平時期而人們的生活水平下降到難以糊口的地步，這是史無前例的。”4
　　為了提高生產積極性，斯大林就采用資本主義的傳統辦法，實行物質刺激。1931年，斯大林抨擊“平均主義”的原則，那是不管工人們能力的高下都給以同樣的工資，是一種“極左”的念頭。他進一步闡述道：平均主義使那些不合格的工人沒有動力去學會技能，同時又使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不安其位，從這一行跳到另一行，以求能得到合理的報酬，這兩種情況都傷害了生產積極性。於是，蘇聯就制定了新的工資標準，大為拉大非熟練工人和最熟練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
4 阿勒克?諾維：《蘇聯經濟史》 (倫敦，1988年版), 第208頁
　　搞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籌集起來的，其中包括印發紙幣，征收各種賦稅，出口糧食，甚至出賣國寶級的藝術品。
　　然而，絕大部分搞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卻是從農民身上搜括得來的。俄國的農民，自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宣布解放農奴以來，過了七十年，又實際上重新被農奴化了。1929年中，蘇聯作出堅定的決策，實行“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用斯大林的話來說，那便是：必須依靠國內的積累，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就是說，農民必須按最低廉的價格，用糧食來供應產業工人、城市居民、以及武裝部隊。伴隨著農業集體化所進行的宣傳，總是著重說明要消滅農村中的“剝削者”。那只是轉移人們的視線，事實是：在農業集體化中受害最多最深的恰恰是普通農民。
　　農業集體化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掉”。換句話說，就是要把富農們統統置於死地。第二步，解散農村公社，把農民們所賴以獨立生活的物資統統沒收過來。農民們被驅迫著加入集體農場 (集體農莊), 在那里，農民們辛勤勞作，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國家。農業集體化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史無前例的大變革，它把蘇聯全國四分之三的人口都變成了政府的農奴。
　　“富農”一詞，包括那些比較過得去的農民以及那些竭力反對農業集體化的人。凡被劃為“富農”者，其財物一律沒收，其人或者是罰往苦役營服苦役，或者是帶著家屬到西伯利亞過流亡生活。根據官方的記載，在1930年和1931年，受到這兩種懲罰的人數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二人。據估計，在那些逃過死刑這一關的人中，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凍餓而死5。在那些僥幸活下來的人中，估計約有四十萬人想盡辦法，先先後後逃回來，在城市里或工業區勉強找到一席棲身之地。
　　“中農”和“貧農”也都喪失了一切，包括他們的農具和家畜。農民們寧可把家畜宰殺掉而不願意把它們交出來，只有未能屠宰的家畜才不得不上繳。這些財物，統統轉歸集體農莊所有。集體化的農民，每年必須做滿規定的工作日，完成由國家強制規定的交糧數額，才能得到一份最低的貨幣工資和口糧。國家付給農民的是戈比6，而把農民交上來的谷物制成面粉和面包再賣給消費者，所得到的卻是盧布，利潤高達許多倍。農民如果不能完成交糧任務，那只有自己挨餓。有的農民山窮水盡，迫不得已偷了一點糧食，那就被當做罪行嚴重的罪犯。1932年8月，蘇聯政府頒布了一道臭名昭彰的法令，規定“凡盜竊或破壞社會主義（注：應當讀做共產黨）財產者”處以死刑或十年苦役，此項法令適用的範圍很廣，連偷了幾把谷物都包括在內。在此項法令頒布後的十六個月內，有十二萬五千多農民被判刑，其中有五千四百名是判處死刑7。由於農民從集體農莊那里所拿到的僅僅是口糧，於是政府在1935年就允許集體農莊的農民可以種一塊自留地，平均起來大概是每家一英畝，用以種植蔬菜、水果，供自己食用，也可以拿到受國家監督的集體農莊的市場上去出賣。農民們也可以養牛以及一些小牲畜 (但不能養馬)。這些自留地所出產的東西，卻遠遠超過了其土地面積所占的比例，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農產品和肉類食品。
5 尼古拉·維斯，見斯蒂芬· 柯爾多瓦編：《共產主義黑皮書》(美國、麻州、劍橋，1999年版), 第153、155頁。
　　6 戈比（kopeck）是俄國幣制中最小的單位，一百個戈比合一個盧布。—譯者注。
　　7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162頁。
　　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那比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還要苛酷。因為：作為一個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領有自己的谷物和牲畜 (即使理論上不能領有，實際上還是領有的)。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一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1935年，一個農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二百四十七個盧布的報酬，那只夠買一雙靴子8。
　　斯大林慣於弄虛作假，說農業集體化是農民們自覺自願地搞出來的。但實際上，是蘇聯政府用極其橫暴的手段來搞農業集體化的。斯大林曾親口對英國首相邱吉爾說過：農業集體化歷時三年，這場戰鬥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令人揪心”。如果真是這樣，農業集體化使斯大林覺得壓力如此沈重，那末我們就不難想像，那些身受其害的人所遭受的苦難是何等深重了。為了鎮壓烏克蘭、北高加索，哈薩克等地農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這些地區制造了一場人為的饑荒：他把這些地區的糧食統統運走，並動用軍隊，阻止饑民從這些地區逃出來討飯。據估計，在這場人為的大災難中，有六、七百萬人死於非命9。為了鎮壓中亞細亞遊牧部族哈薩克人的反抗，蘇聯政府采用了極其殘忍的殺戮政策：據信哈薩克人死者無算，足足喪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10。
　　農業集體化在短期內是奏效了，它為蘇聯搞工業化提供了大部分的資金。實際上，那就是把農民們的糧食沒收過來，分配給城市居民和工業中心的工人們。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農業集體化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它毀壞了俄國的農業。第一，它把那些最辛勤勞動的農民劃為“富農”，掃地出門了。第二，它剝奪了集體農莊農民在土地使用方面的發言權，土地上種出來的谷物不歸農民所有，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一向是世界上糧食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而以後就只能勉強自給自足了。
8 諾維：《蘇聯經濟史》，第243頁。
　　9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159頁，第167頁。
　　10 M. B. 奧爾科特：《俄羅斯評論》，第四十卷，1981年第二期，第122頁，第136頁。



大恐怖
　　
　　1934年至1935年之際，最困難的日子總算過去了，糧食配給制取消了，斯大林宣稱：“生活更美好了，同志們，生活越來越歡暢了。” 然而，好景不長，為了施展其專制獨裁的權力，共產黨政權需要制造另一場危機，也需要再樹一個仇敵。古巴共產黨的領袖費代爾·卡斯特羅倒很坦白，他說出了他那些俄國祖師爺們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話。正如他所說：“革命需要有敵人……要發展革命事業，就必須有個對立面，那就是反革命。”11如果實在沒有敵人，那也要假造幾個敵人出來。
　　1934年，有一位聲譽卓著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列寧格勒方面黨的第一把手謝爾蓋·基洛夫，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刺殺了。就作案現場的證據來判斷，多認為斯大林是這起兇殺案的幕後指使人。基洛夫在被刺殺前不久，原是斯大林所倚重的忠實信徒。他曾經吹捧斯大林，說斯大林是“為蘇聯以及全世界勞動者求解放的偉大戰略家。” 基洛夫在黨組織中聲譽日隆，使斯大林深感不安。基洛夫遇刺身死，給斯大林帶來雙重利益：一方面，斯大林少了一個有力的競爭者。而另一方面，斯大林正好借此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去肅清那些被說成是反蘇的“叛亂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斯大林要把列寧所遺留下來的那些領導幹部統統斬盡殺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所搞的那些所謂“肅反”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恐怖運動。濫殺無辜，其手段之兇殘狠毒，犧牲者人數之眾，在世界歷史上是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可與之比擬的。這場運動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由斯大林親自掌握的。斯大林發給地方當局的訓令，其所采用的審案方法歸根到底只有一條：嚴刑拷打，直到犯人甘願招認其所從未犯過的罪行。
11 見1963年2月24日哈瓦那出版之HOY報。修奧多·德拉普所寫的《卡斯特羅主義：理論與實踐》（紐約，1965年版）曾予以引用，第217—218頁。
　　這種訓令付諸實施，其酷烈之狀，我們從一名受害者寫給斯大林的親信烏雅契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可略知一二。寫這封信的人名叫烏塞伏洛德·梅耶霍德 (Vsevolod Meyerhold), 他是俄國戲劇界的頭面人物，在共產黨政權成立之初就參加了黨。1939年，梅耶霍德無緣無故就被逮捕了，被宣布為“人民之敵”，實為恐怖政策下無數蒙難者之一。他寫到他在獄中受審的情況：
　　
　　“當那些審問者開始對我用刑時，他們鞭打我，一個帶病的六十五歲的老年人。他們把我按倒在地板上，臉朝下，用橡皮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和下肢。後來又讓我坐在凳子上，他們用同樣的皮鞭劈頭蓋腦地抽打，用力狠猛。過了幾天，我兩腿的傷口還在涔涔出血，他們又用那條皮鞭打我那些青一塊紫一塊淌著血的傷口。那種劇痛，就像是他們用滾燙的沸水澆在這些傷口上。我疼痛得直叫，號啕大哭。他們又用皮鞭抽我，用手摑耳光，撳頭……除此以外，他們還搞什麽所謂‘心理攻勢' 。一個接著一個輪番發問，用駭人聽聞的大帽子進行恐嚇，我的精神完全崩潰了。……我躺在地板上，臉朝下，蜷縮著，歪著身子，號叫著，就像是被主人用皮鞭毒打的一條狗。
　　“我躺到我的小床上睡著了，但一小時之後又被拉去審問了。上一次的審問，接連疲勞轟炸了十八個小時。聽得有人在呻吟，有人被從小床上拖起來，就像是垂死的病人一樣。‘ 死罷 (哦，當然會死！)，這比死還要難受呵！’這就是一個受審的人自言自語的話。我呢，我也用同樣的話自言自語。於是我就開始胡言亂語，咒罵我自己，只求他們能早一點把我拉到刑場上去……”12
　　
　　在梅耶霍德按照程序認罪以後，當局就根據那些胡謅出來的罪狀，把他槍斃了。
　　大恐怖 (大清洗) 的打擊對象不但是共產黨員，連普通公民也包括在內。在大恐怖的高潮時期，1937年和1938年，罹難者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清白無辜的，即使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也沒有任何過錯。這些無辜的人們分別被拉到一個由當地黨的第一書記、檢察官、和當地保安警察局長三人組成的法庭去受審。審問和判決的過程一般只有幾分鐘，被告就或被判處死刑，或服苦役，或遭流放，而判決後不得上訴。平日不問政治的人不一定就安全，甚至連那些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為共產黨政權效力的人也不能幸免。在大恐怖最猖狂的時期，中央政治局給各地警察當局定下“指標”，命令他們按照百分比，把當地居民中百分之幾的人拉去槍斃，百分之幾的人罰往苦役營。舉例來說：1937年6月2日，中央政治局就定了一項指標，要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肅清掉”三萬五千人，其中五千人要槍決13。一個月之後，中央政治局又給全國各地定下“抓人”的指標，其中有七萬人不經過審判就立即槍決14。在大恐怖的罹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曾受過高等教育，學有專長。這些人被認為難以管束，容易搞“破壞活動”。
12 阿爾菲賴德·米萊克：《美麗的空中樓閣》（莫斯科，2000年版), 第265-266頁。
　　大清洗對黨的菁英究竟造成多大的災難，我們只要看看這一事實就知道了：1934年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所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的一百三十九名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有百分之七十都被槍決了15。所有當年列寧的親密戰友，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遭到逮捕，受到苦刑拷打，直到他們體質上和精神上都徹底崩潰了，再強迫他們站在作秀的所謂“公開審判”的被告席上，招認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包括做偵探、搞恐怖暗殺、以及圖謀覆辟“資本主義”等等。在這些演出以後，他們就或者被處極刑，或者被罰往苦役營，那也很少能活著回來的。列寧在其所謂的政治“遺囑”中，列舉了六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字，作為他可能的接班人。這六位領導人，除了斯大林一人以外，五人都死於非命。德米特里·伏爾科哥諾夫 (Dmitrii Volkogonov) 原為蘇聯的一名將軍，後來成了一位歷史學家。他在歷史檔案庫里發現了三十份被判處死刑者的名單，都是在1938年12月12日這一天簽發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當時“驚愕萬狀”。這三十份名單，共計載有約五千人的名字，他們都是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由斯大林簽字判處死刑了。而斯大林在簽發這些死刑判決書後，就踱進克里姆林宮的私人電影放映室里欣賞電影了。他一連放了兩個片子，其中之一是喜劇《歡喜冤家》。16
13 烏拉基米爾·諾莫夫：載威廉·道布曼等所編之《尼基塔·赫魯曉夫》（紐海文，2000年版), 第90頁。
　　　　14 謝拉·費茲巴特里克：《斯大林主義實況》（紐約，1999年版), 第127頁。
　　　　15 俾特姆·D·瓦爾夫編：《赫魯曉夫與死後之斯大林》（紐約，1957年版), 第124頁。
　　在這場絕滅人性的迫害狂潮中，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強迫著卷進去了。他們要告密，檢舉他們的朋友和熟人。誰說過什麽“反動”的話，如不檢舉，你就與反動派同罪。在這種氣氛中，什麽人與人之間的忠誠和信任，都蕩然無存了。當時俄國人有句開玩笑的話倒真能傳神，說是一個正直的蘇聯公民只能像一頭蠢豬那樣活著。不過誰又願意做一頭蠢豬呵。
　　1937年至1938年間的這場大屠殺，實際上就把各級“老一輩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統統掃滅了。他們的職位，全由一批新人來接替了。及至1938年，蘇聯共產黨的行政人員中有80.5 % 都是在列寧逝世後才參加黨的17。在這一批新人中，又提升了一批黨和政府的高官顯宦，即所謂“高級幹部”。這批“高幹”，不僅盤踞著一切有權有勢的職位，而且享有種種特權，形成一個新的剝削階級。凡屬“高級幹部”者，其身份是永久的，而且事實上是可以世襲的。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七十五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三百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5%，約與十八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這些“高級幹部”所享受的恩寵，實與當年沙皇政體下的達官貴人無異。這些特權階層中有人這樣說：
　　
　　“高幹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一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你。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你使喚，使你每一項願望都得到滿足。你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你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你可以像帝王一樣，只要手指頭一指，事情就辦成了。”18
16 大衛·倫尼克：《列寧陵墓》（紐約，1993年版), 第406頁。
　　　　17 邁可：伏斯倫斯基：《高幹：蘇聯的統治階級》（紐約，花園城，1984年版), 第61頁。
　　
　　在斯大林當政時期，蘇聯共產黨基層幹部的人數大大增加了。他們多為“拍馬奉承之徒”，像奴仆一樣伺候這些上層人物。
　　紅軍也沒有能逃過這場大清洗的浩劫：蘇聯紅軍原有五名元帥，有三名元帥遭到“清洗”；原有軍團一級的將軍十五人，其中有十三名將軍被處死；原有九名海軍上將，結果只有一名活了下來。那些逃亡到蘇聯來避難的外國共產黨人，也有多人被殺。牧師們遭到毀滅性的打擊：1937年至1938年，因執行宗教儀式獲罪而被捕的神職人員達十六萬五千二百人，其中有十萬六千八百人被槍決。19 幾乎所有的教堂全都封閉了。
　　大恐怖的殺人機器，也饒不了那些開動它的劊子手。尼古拉·葉若夫，原為斯大林手下的希姆勒，殺人魔王。他在1936年至1938年這段時間擔任內務部的首腦，具體執行了這一連串的大屠殺。但因故冒犯了他的主子，斯大林就撤了他的職，把他逮捕起來，而最後也把他扔進血鑊了。
　　普通公民，只要平日與人有點嫌怨，由仇人偶爾提及或進行誹謗，就會被抓起來坐牢，或突然失蹤。人們生活在一種病態的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中，互相猜疑，惴惴不安，連最高級的官員也毫無例外。那位曾在斯大林手下當過蘇聯副總理的尼古拉·布爾加寧，曾對尼基塔·赫魯曉夫說起一件事。他說：斯大林有時會請客，“當客人和斯大林坐在一起有說有笑時，他就不知道下一步命運如何——是送他回家呢還是把他下獄。” 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羅·格羅米柯，是斯大林的忠實助手，也說起一件事：在斯大林當政時期，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都只能單獨進出，決不敢兩人或兩人以上合乘一輛汽車，為的怕被懷疑是串連起來搞陰謀。斯大林死後，遺毒依然存在，恐懼和猜疑成了共產主義體制下一種固有的社會心態。蘇聯最後的一位領導人邁可·戈爾巴喬夫回憶往事，說以前有一次他邀請他的上司和鄰居，當時擔任克格勃首腦的安德羅波夫晚宴，安德羅波夫就勸他，為了他自己的安全，打消此項請客的念頭，否則“會招來種種流言蜚語，說某某人在某地聚會，如何如何，說了些什麽話，等等。”
18 倫尼克：《列寧陵墓》，第172-173頁。
　　19 見2000年8月15日《紐約時報》，A7。
　　蘇聯解體後，秘密檔案解密，有許多事情都弄明白了 (但某些專家認為，這里面還有隱瞞)。在大恐怖最猖狂的時期，1937年和1938年，蘇聯公安部門拘捕了被認為有“反蘇活動”的嫌犯一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被槍斃的有六十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平均起來，每天要處死一千人。而那些僥幸活下來的人，絕大部分都被罰往苦役營服苦役。20 (可以對比一下，在沙皇政體下，在1825年至1910年這八十五年中，俄國判處死刑的政治犯共計三千九百三十二人。) 1941年，當納粹德國侵入蘇聯時，蘇聯的集中營里關押著二百三十五萬犯人，約占其全國人口的1.4 % 21。奴工在經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們被強迫著到北邊苦寒之地去伐木。這些無辜的人們困苦顛連，而在蘇聯解體後，卻沒有一個人為這些迫害良民的罪行負責。是的，那些作惡多端的人甚至還沒有被揭發出來，沒有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倒反仍然逍遙自在地活著。
20 R．G．皮克霍亞：《蘇聯歷史紀事， 1945年至1991年》（莫斯科，1998年版), 第48頁。
　　21 《蘇聯勞改集中營，1923年至1960年》（莫斯科，1998年版), 第140頁。
　　人口調查的結果顯示：從1932年至1939年這七年間，即從蘇聯搞農業集體化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內，蘇聯人口銳減了九百萬至一千萬人。22
　　這一場創巨痛深、濫殺無辜的浩劫，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有一則幽默的對話，說是有一名新來的犯人來到苦役營報到。營官問他判了多少年的刑期，他答道：“二十五年。”營官問：“你犯了什麽罪？”他答道：“我根本沒有犯罪。”營官說：“那不可能！既然沒有犯罪，那你就服役十年罷。”
　　如果有人不禁要問：為什麽竟有這樣一個政府，視萬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殘暴地蹂躪其本國的人民呢？那末，你要記住：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都只著眼於未來，認為人應當如何如何，而把當前的人視為贅疣。這一觀點，深深地隱藏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馬克思有一次就寫道：
　　
　　“當前這一代的人，就像是一群由摩西率領著在荒野中流浪的猶太人一樣。他們不僅是要征服一片新世界來定居，他們也一定要死去，空出位置來讓那些適合於這片新世界的人來居住。”23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叫他們的信徒去搞集體屠殺。然而他們都樂於為了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而犧牲當前這些正活著的人。
22 諾維：《蘇聯經濟史》，第181頁。
　　23 卡爾·馬克思：《法蘭西的階級鬥爭》（紐約，1964年版), 第114頁。

　　也許，真的值得去等待這批“新人”的出現啊。這批共產主義制度下培育出來的“新人”，將不同於過去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在他所寫的《文藝與革命》中，對“新人”作了這樣的描述：
　　
　　“人終於能夠真正做到全面發展了。……他首先要能掌握其自身的半自覺功能，然後再掌握其自身的非自覺功能：呼吸，血液循環，消化，生育，等等。在可能範圍內，使這些功能受到理性和意志的控制。人這個物種，即那個慢慢演進過來的‘智人’，將再一次進入大規模的改造：自覺地把自身作為最覆雜的人工選擇和心身訓練的對象……人要立定志向……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創造出更高一級的社會生物學的類型，一種超人。……人會變得無可比擬地更強壯，更聰明，更靈巧。他的身材會變得更勻稱，他的舉止會變得更優雅，他的聲音會變得更悅耳……一位普通人士，就可以有那樣高的成就，與亞里士多德、歌德、馬克思不相上下，比肩而立。而在越過這座高峰以
　　後，還有其他的高峰在後頭。
　　
　　為了這樣一個美好的理想，把那些寄寓在這個罪惡世界上的蕓蕓眾生作為犧牲品，那還不值得嗎？從這樣一種長遠的觀點看來，現存的人類都不過是些垃圾，是那個注定要滅亡的舊世界的廢物，把他們統統掃除幹凈又有什麽關系呢。
　　這種史無前例的屠戮生靈，還伴隨著一系列箝制言論的嚴刑峻法，旨在造成輿論一律的假像：人的肉體被消滅了或被囚禁了，人的思想也同樣要被剝奪掉。列寧本人不允許別人發表與他不同的意見，他在取得政權後所發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封閉所有一切非布爾什維克黨的刊物。盡管當時他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貫徹這道命令，但等到1918年的夏天，他就不僅封閉了所有一切獨立發行的報紙，而且封閉了所有一切非布爾什維克黨的期刊。1922年，列寧設立了一個中央檢查局，叫做Glavlit。不得到它的批準，任何消息均不得見報；不得到它的允許，任何戲劇均不得上演。
　　不過，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某種程度的學術自由還是允許的。蘇俄早期的書報檢查制度，和沙皇時代的書報檢查制度一樣，是消極性的。它只是立下條文，規定哪些東西不得發表，而沒有企圖吩咐作者一定要寫些什麽。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此項政策就改變了：書報檢查制度成為積極性的了，它規定作者必須怎樣寫，而且實際上也迫於形勢，不得不這樣寫。於是，所有一切揭露國家陰暗面的文章均被封殺——除非是當局認為有必要，才偶爾透露一點事實真相。限定只有政府官員才可以出國旅行；普通公民不得與外國人有任何往來，如有往來，就犯下通敵的嫌疑。除了擁護共產黨的報刊以外，外國出版的書刊一律禁止流通。
　　一種難以形容的千篇一律的情調，彌漫在蘇聯文化的各個方面。自1932年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了蘇聯文藝界官方的信條，它要求作家們和藝術家們處理“現實題材要像現實並不存在，而處理未來題材則仿佛未來已經成為現實了”24。於是結果，書報上所刊載的，舞台上所演出的，電影所放映的，廣播所報道的，一點也不符合實際，而是些超現實的東西。人們也看慣了這一套，心里所想的和表面上所做的不一樣，造成一種精神分裂狀態。人們知道事實真相，心知肚明，卻不敢說出來，只能私底下和最親密的家人以及朋友們交流交流；而在公開場合，卻要弄虛作假，裝做堅信官方宣傳所說的每一句話。因此就造成一種緊張的氣氛，在蘇聯，日子是非常難過的。
24 路易·費舍：理查·格羅斯曼所編之《上帝也無能為力》（紐約，1949年版)第205頁。
　　這種情況，就造成一種病態心理，甚至在共產主義消亡後仍然延續了下來。說謊成了一種生存的手段，為了能夠生存下去，不得不說謊。而從說謊到欺詐行騙，就只有一小步之差了。一個文明的社會，原是靠社會生活的倫理道德來維系的。道德淪喪，這個社會就要瓦解了。共產黨政府要求人人舍己為群，為公眾的利益而犧牲私人的利益，而結果卻造成一種局面：人人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因為他已經沒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大清洗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後來所說的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實際上，那就是神化斯大林，說他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一貫正確，而且永遠如此，一直到他1953年逝世之日為止。他若批評哪部新歌劇，那部新歌劇的作曲家就只有匍伏請罪。他一談語言學問題，所有的語言學家都只能鴉雀無聲。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代表們個個爭先恐後，齊聲歌頌“領袖”的偉大，而他則安詳地坐在一邊，對這些諂媚之詞安之若素。奧西普·曼代爾斯坦 (Osip Mandelshtam) 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俄國偉大的詩人之一，他寫了一首詩來諷嘲這位獨裁者，並因此枉送了自己的性命。詩中有幾行是這樣寫的：

　　　　他的手指像鐵鉤，
　　　　手握大權把令行。
　　　　他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高下在心。
　　　　他的胡子像蟑螂的觸須，
　　　　上下翹動，威風凜凜，
　　他的皮靴總是擦得亮晶晶。
　　他周圍有一群點頭哈腰的馬屁精，
　　他們阿諛奉承，供他玩弄，得手應心。
　　他們搖尾乞憐，唯唯諾諾，感激涕零。
　　他高談闊論，發號施令，
　　他們個個爭先恐後，
　　把他的話奉為金科玉律，賽過福音。
　　牛頭不對馬嘴，是非顛倒，荒誕不經。
　　每一次大屠殺都要慶幸，
　　那真是鶯歌燕舞，粉飾太平。25
　　
　　為什麽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總要神化其領袖人物？這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因為全知全能是神的通性，說某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那就是要把某人當做神來頂禮膜拜了。
　　把斯大林捧得這樣高，這就使他越來越脫離實際了。他被一批阿諛奉承之徒包圍著，不知道他統治下國家的真情實況。他因為怕被刺殺，從來就不敢到全國各地去走走，而只是從那些特別為他準備的影片中，得到一些虛假不實的印象。他的助手和接班人赫魯曉夫曾說起一件事，斯大林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是：集體農場的勞動者大排筵席“餐桌上擺滿了火雞肉和鵝肉。”
　　有一個機構，倒是熟悉蘇聯的真情實況的，那就是蘇聯的公安警察。這個機構前後有好幾個不同的名稱：1917年至1922年間叫做“契卡”，1922年至1934年間叫做GPU和OGPU，1934年至1954年間叫做內務部，1954年至1991年間叫做克格勃。它是執行恐怖政策的主要機關，享有廣泛的權力，處理所有一切與共產黨政權為敵之人，不論其為真正的敵人，或可能為敵之人，或僅僅是受猜疑之人。此外，它還管轄著那些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人數眾多的勞改營。因為所有一切可以反映社會輿情的管道都已經封閉了，政府就只能倚靠公安警察來得到一些社會上的消息。公安警察有一個龐大的情報網，雇有為數眾多的偵探和情報員。當年列寧是把政權交給共產黨的，而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在許多方面，公安機關已經篡奪了共產黨的權力，成為舉足輕重的權力機關。
25 納代西達·曼代爾斯坦：《希望呵希望》（紐約，1970年版), 第13頁。英譯者為Max Hayward。



斯大林利用俄國的民族主義

　　在共產黨人中，認識到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潛在威力並且利用它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斯大林實為第一人。馬克思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來迷惑人民大眾的玩意，叫他們偏離自己真正的使命，不搞階級鬥爭。列寧本人就毫無愛國主義情操，他很鄙視他自己的那個民族，在私人通訊中，他常常用些很不客氣的字眼來稱呼其本國人，諸如“蘇聯傻瓜，笨蛋”等等。有一次，列寧曾對作家高爾基說道：“才華出眾的俄國人幾乎全是猶太人，或有點猶太血統的人。”26
　　斯大林卻不如此。他在與幹部人員的密切接觸中，使他深信不疑：民族主義和排外思想在國內更能打動人心，這比那個虛無飄渺的什麽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的理想要切實有效得多。於是，斯大林就開始把他自己和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等同起來，起初還是小心翼翼地這樣做，而後來就日益明目張膽地這樣做了。當時在俄國以及外國都流行一種說法，說共產主義運動有利於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密謀。斯大林想方設法，要把蘇聯從這一概念中解脫出來。斯大林是堅決反猶太的，他有計劃地把政府部門里的猶太人予以免職。在其與希特勒結盟期間，他曾答應希特勒的外交部長里本特羅普，說只要一找到非猶太人的合式人選，他就會統統把那些猶太人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27。在他臨死之前不久，他曾策劃要把蘇聯境內全部的猶太人一律遷往西伯利亞。
26 高爾基：《列寧與俄國農民》（巴黎，1924年版), 第64頁。
　　1934年，在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之後，斯大林即下令完全改變蘇聯共產黨關於俄羅斯愛國主義的政策路線。在這以前，是不準講熱愛祖國的；而在這以後，就積極提倡要熱愛祖國了。以前講歷史，一向是按照馬克思主義老的那一套，專講階級鬥爭；而從這時起，就著重講授俄國在戰爭時期和承平時期的豐功偉績了。及至斯大林逝世時，蘇聯的共產主義已經溶化在俄羅斯民族主義中：這個政權所引以自豪的光榮業績，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勝利以及隨後的一些勝利。由於它在洲際火箭導彈和宇宙航行等方面的創舉，把俄羅斯提升到世界偉大強國之列，與美國並駕齊驅，不相上下。直到今天，蘇聯解體後，俄國人回首當年，他們所留戀的決不是它的政治制度 (即共產主義), 而幾乎完全是懷念其祖國在受到別國的尊敬和畏懼時是何等風光。



斯大林是列寧真正的傳人
　　
　　在這里，我們不妨探討一下：斯大林長達二十五年的獨裁統治，究竟是列寧所建立的那套政治制度之自然的、必不可免的結果呢？還只是事出偶然，讓一個有病態心理的人劫持了革命政權。毫無疑問，斯大林暴露出來的特點是：他猜忌成性，偏狹固執，妄自尊大，而且極其殘酷不仁。他的這些惡劣品質，後來都由他那些最接近的同僚證明屬實。不過我們必須記住：斯大林之繼承列寧，並不是用什麽政變的手段，而是一步一步地由黨內提升上去的。他是共產黨所選定的人。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列寧的衣缽應當由托洛茨基或布哈林來繼承，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盡管列寧讚賞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卻沒有把他們當做合式的接班人。斯大林所行使的專制權力，是列寧安排授予的。正是列寧，首先采用大規模的恐怖政策，把人抓起來當人質，設立集中營。在他心目中，法律和法庭只不過是“執行恐怖政策並且使之合法化”的手段。他主持訂立了《刑律》的第57條和第58條。後來，斯大林就是根據這些無所不包的法律條文，把幾百萬無辜的公民判處死刑或關進牢獄。正是列寧，使共產黨通過一項決議，禁止“派別活動”。這就使斯大林得以把任何一個對他持異議的人打成“異端分子”。共產黨體制內因襲下來的個人獨裁，始作俑者就是列寧，盡管他本人有時倒寧願采用與同志們協商的方式。“黨永遠是正確的”，這句話很容易就變成“黨的領導人永遠是正確的。”此項原則一經確立，那個高高在上的領導權究竟如何行使，就是個偶然因素，視乎其人了。
27 亨利·皮克爾編：《1941年至1942年希特勒在元首官邸的談話錄》（波恩，1951年版), 第133頁。
　　烏雅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經先後侍奉過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下面身居要職，參與機密，時間之久超過了任何一個其他的布爾什維克。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曾有人問他，在列寧和斯大林這兩人中，誰更“兇狠些？” 莫洛托夫毫不猶豫地回答道：“當然是列寧更兇狠些…我還記得列寧怎樣責怪斯大林，說他軟弱無能，寬大無邊呢。”28有一則神話，托洛茨基倡之於前，赫魯曉夫應之於後，總是說斯大林主義是對列寧主義的背叛。觀乎此，這則神話可就不攻自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德國發動的。德國處心積慮，整軍經武，要為其在1918年的失敗覆仇，並且要征服整個歐洲。然而，蘇聯為了其本身的利益，也助長了並且誘發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因此，它也要為這次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負很大的責任。
　　蘇聯屢次企圖在歐洲各國煽動革命，但每次都失敗了，而失敗得最慘的就是那次派紅軍到波蘭而被波蘭人打敗的華沙戰役。於是蘇聯領導人覺得，要把他們那一套政治制度擴展到別的國家去，最好的辦法就是掀起另一次世界大戰。1925年1月，斯大林說道：“我們的那些敵國之間如果發生紛爭、沖突、戰爭，…那就是我們最得力的幫手。” 這些沖突和戰爭，“毫無疑問，會給我國政府和我們的革命事業提供最大的幫助。” 在提到另一次世界大戰必將爆發時，斯大林還未卜先知地說道：“一旦戰爭爆發，我們決不會袖手旁觀——我們遲早一定會參戰的，不過我們將是最後一個國家來參戰。我們參戰，將是在雙方相持不
下時朝一邊投進萬鈞之力，一舉而決定戰爭的勝負。”29
　　根據這樣一種設想，於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起直到1933年，蘇聯總是暗地里與德國軍方合作，使之得以繞過《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凡爾賽條約》規定禁止或嚴格限制德國制造坦克、飛機、潛水艇、毒氣，而莫斯科當局卻允許德國人在蘇聯境內制造並試驗這些武器。德國人為了回饋蘇聯，曾邀請紅軍軍官參加德軍參謀人員的講習班，學習閃電戰的戰略戰術。(此外，在海軍方面，蘇聯也曾與法西斯意大利有過頻繁的合作。)
28 《與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錄，摘自F·朱也娃的日記》（莫斯科，1991年版), 第184頁。
　　29 斯大林：《文集》，第七卷（莫斯科，1952年版), 第27、14頁。這些話加了重點符號。

　　由於有這樣的一些打算，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1932年至1933年之際斯大林會幫助希特勒取得政權了。斯大林不讓德國共產黨人在議會選舉中與社會民主黨人合作以對付納粹黨，這就使希特勒得以爬上政權的高峰。(詳見本書第四章。) 斯大林的想法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是親西方的；納粹黨人雖然極端反共，但其侵略矛頭是指向西方民主國家，暫時不會侵犯蘇聯。這樣的一種想法，就使斯大林決定於1939年8月間與德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此項條約還列有秘密條款，由蘇聯和德國瓜分波蘭。斯大林實指望西歐的戰事會像1914年至1918年的戰事那樣，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等到那些“資本主義”的交戰國都打得精疲力竭，然後蘇聯就可以趁虛而入，橫掃歐洲，所向無敵。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親信的人，此人曾以蘇聯外交部長的身份，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上簽字。在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之後，莫洛托夫在一篇演說中斥責法國和英國對希特勒宣戰。他竟然說：“希特勒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其他的意識形態一樣，你可信可不信：這僅僅是一種政治見解而已。” 蘇聯授意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把英國和法國說成是反動的，侵略成性的。但事實證明：蘇聯這一套政策大錯特錯，完全錯誤地估計了形勢。
　　1940年，希特勒的部隊在法國擊潰了英、法等盟國的軍隊，接著便逐步侵占了大半個歐洲。在這段時期內，斯大林實際上是與納粹德國結盟的，向德國提供食品、金屬物資、以及其他稀有的物資。斯大林甚至把某些逃亡到蘇聯去避難的德國共產黨人交還到希特勒的魔掌中。表面上似乎一切平順，好像希特勒樂於繼續和蘇聯保持這種有利可圖的合作關系，致使斯大林麻痹大意，竟然漠視英、法等盟國以及他自己的情報人員所發來的警告：德國人正把大量軍隊調集到波蘭，馬上就要攻打蘇聯了。
　　蘇聯紅軍，人員和裝備都嚴重不足。經過了大清洗，那些最幹練、最有戰鬥經驗的軍官大多數都已經罹難了。而且，紅軍受到約束，對於德軍的突然襲擊毫無準備。因此，在德蘇戰爭的頭幾個月份里，蘇聯在人員和裝備方面的損失是觸目驚心，令人駭異的。紅軍日蹙百里，有幾百萬人都成了德軍的俘虜。
　　斯大林驚惶失措，等他猛省過來之後，立即由他自己來指揮這場衛國戰爭。原先說是國人要為共產主義而戰，這個虛偽的口號很快就放棄了，轉而乞靈於宗教和沙俄時代那些軍事上的光榮業績，號召全國人民起來為保衛“神聖的俄羅斯”而戰。這場抵禦外寇的衛國戰爭，起初似乎是無法取勝的，但由於希特勒在戰略上的錯誤，以及侵略軍那些絕滅人性的暴行所激起的民族義憤，卻漸漸現露出勝利的曙光。希特勒為了免蹈拿破崙兵敗莫斯科的覆轍，他不直接先打莫斯科，而派出兩路重兵，向北攻打列寧格勒，向南攻打基輔。在這些戰役中，德軍雖然俘獲了更多的俘虜，但卻喪失了寶貴的時間。等到德軍集中兵力再來進攻莫斯科時，嚴寒的冬季已經來臨，攻勢陷於膠著狀態。在戰爭初期，曾有不少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歡迎德國人來的；但很快他們就明白，納粹黨人並不是要把他們從共產主義體制中解放出來，而是要把一種更酷烈的奴隸制度強加到他們頭上來。俄國人抵禦那些在裝備上遠為精良的強敵，表現出無比英勇的氣概和堅毅不屈的精神。實際上，是在東歐戰線上。俄國軍民擊敗了德軍的主力，打斷了它的脊樑骨，從而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然而，這場勝利的獲得，曾付出多麽慘重的代價呵！紅軍的指揮官把士兵作為犧牲，不管會有多大的傷亡，總是驅使士兵投入戰鬥。往往是一次大戰役下來，紅軍傷亡的人數就高達數十萬人。在1941年夏季的基輔保衛戰中，紅軍就犧牲了六十一萬六千人；而兩年之後，在頓巴斯的攻防戰中，紅軍就犧牲了六十六萬一千人。據外國學者們估計，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傷亡總數高達兩千萬人，其中八百七十萬人是在戰場上捐軀的30。蘇聯戰鬥人員死亡的人數，比德軍在東歐戰線上死亡的人數多出三倍多 (德軍在東歐戰線喪命者亦達兩百六十萬人)。蘇軍約有五百萬人被德軍掠為俘虜，其中約有一百九十萬人至三百六十萬人或者因為饑餓，或者被槍殺，或者被扔進毒氣室，都是慘死在德國的俘虜營中的。
　　蘇軍的勝利給斯大林帶來的報償是：共產主義的疆域大為擴大了。蘇軍占領了東歐和中歐大部分的地區，並且在這些地區建立起共產主義政權。合計起來，這些地區共約有九千萬人口，而其領土面積大於法國和西德加起來的總和。此外，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也都成了共產主義國家。
　　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在這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莫斯科方面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一種恩恩怨怨的關系。這時，中共在內戰中打敗了由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軍隊，在1949年之際已經控有整個大陸中國。看來共產主義還要擴展到世界其他各地，那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了。
　　在蘇聯歷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蘇聯衛國戰爭這件大事，把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拉在一起，團結一致。“在1941年6月德軍入侵以後，在蘇聯歷史上才破天荒第一次，政府對人民說了真話：德軍是野蠻的侵略者，國家確實面臨著滅亡的危險，必須起來鬥爭，救亡圖存。”31 衛國戰爭給共產黨政權提供了言正名順的合法性，使之成為人民的保衛者。而在這以前，它是沒有這種合法性的。這種軍民合作，同舟共濟的情誼就產生了一個結果，廣大人民都衷心希望斯大林能放松他的統治，讓人民得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此項希望卻未能實現，斯大林在其最後的歲月里，依然是專橫獨斷，絲毫也沒有緩和的意思。
30 約翰·愛里克遜、大衛·狄爾克斯合編：《巴布羅莎：軸心國與同盟國》（愛丁堡，1994年版), 第261頁。



赫魯曉夫

　　斯大林之死，使他的那些接班人陷於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覺得必須否定那個專橫獨裁的斯大林以及他所采用的那些喪天害理的謀殺政策；而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維持這一套由斯大林掌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體制，因為，他們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就是從這一套體制中得來的。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就再一次把共產主義事業和列寧聯在一起，說他們是繼承列寧而非斯大林。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 (這是斯大林逝世後第一次召開的代表大會), 新任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蓄意謀害共產黨老幹部的種種罪行。經過這一番揭露，斯大林立刻成了不齒於人類的惡魔。他的遺體被從與列寧合葬的陵墓中拉出來火化了，改葬在紅場後面的公墓里。斯大林格勒改名為伏爾加格勒。而且以蘇聯官方所引為自豪的高效率，雷厲風行，把無數的斯大林畫像、雕塑像以及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統統一掃而光。好像斯大林三十年的統治是一場惡夢，但就沒有人試圖解釋這場惡夢般的“錯誤”是怎樣造成的。因為，這里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或者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錯誤的，歸根到底，決定歷史進程的是政治和政治人物。或者說，蘇聯根本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不
31 萊奧納德·夏皮羅，見喬治·烏爾班所編之《斯大林主義》（紐約，1982年版), 第423頁。
過在當時，這兩種說法都是難以被接受的。
　　反斯大林運動是一場英勇的壯舉，甚至是一種十分必要的行動。然而，它影響所及，卻動搖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基礎。因為大家要問，為什麽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竟允許發生如此大規模的血腥罪行呢？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引發了一股深沈的但卻不可遏制的反共思潮，即否認共產主義的合理合法性。
　　為了抵消反斯大林所帶來的影響並且給共產主義體制注入新的活力，赫魯曉夫又提倡神化列寧。他做得那樣賣力，以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其影響仍延續了下來。1999年，當問到請舉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十位名人時，俄國人的答案竟然是：彼得大帝第一，普希金第二，列寧緊隨普希金之後，居第三。(盡管有赫魯曉夫的種種措施，由於習慣勢力的影響，斯大林仍居第四。)
　　蘇聯那些享有特權的高級幹部，一經從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下解放出來，立即如釋重負，不願再受黨領導機關的約束了。他們身居要職，位高權重，於是講究生活享受，競尚豪華，而且認為那是理所應當的。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把那個獨裁者所遺留下來的政治體制作了某些緩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則沒有改變；一黨專政的統治依然如故，那些無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和書報檢查制度依然如故。不過，蘇聯公民的生活條件卻大為改善了，幾百萬被關在集中營里的犯人獲釋，恢覆了自由。許多被鎮壓的犧牲者得到平反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麽，但他們的家屬卻可以免於受累了。允許和外國人作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獲得入境簽證到蘇聯來，也有越來越多的蘇聯公民出國旅行。 外國電台的短波廣播照樣會受到幹擾，但並不時時有效，因此，蘇聯廣大人民已經能從國外的廣播中得到關於國外以及蘇聯的比較可靠的信息。
　　這樣做的結果，就打開了蘇聯人的眼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邁可·戈爾巴喬夫已經在蘇共官場上身居高位，當他訪問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西德時，他的所見所聞，使他大吃一驚。他親自看到，西歐各國不但生活水平高，文化習俗也頗有可觀。於是，他“原先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民主遠比資本主義制度來得優越的信念就動搖了”。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說道：“我們所遇到的人，他們都思想開朗，態度從容不迫，令人欽敬。最令我們讚賞的是：他們直言無忌地評論一切，批評他們政府的措施，批評他們國家的各級官員以及地方官。” 戈爾巴喬夫未來的政治對手鮑里斯·葉爾欽，也有同樣的想法。葉爾欽後來是俄羅斯有史以來第一位經過選舉產生出來的國家元首。1989年，葉爾欽訪問美國。在這次訪問中，沿途所見所聞，使他“原先那一套陳舊的觀點和信條全都破滅了。”他在休士頓參觀一家超級市場，看完後不禁大聲感嘆：“我們的那些人，對我們那些可憐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麽啊！” 陪同他一起出訪的同僚認為，就是這一次的美國之行，使葉爾欽完全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心。這就從反面說明，還是斯大林有理：共產主義體制只有在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方可存在，不能讓其國民 (包括那些最高層的
官員) 與外界有任何往來。
　　在外交政策方面，斯大林的接班人重新估計了國際形勢，放棄了斯大林那種正面對抗的戰略。他們的結論是：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盡管搖搖擺擺，但還沒有走到崩潰的邊緣。蘇共中央政治局采用了六十年前伯恩斯坦所作的預言：社會主義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就可以達到的，更不是用戰爭的方法所能達到的，只有用非暴力的方法才能達到。新提出來的口號是：“和平共處”。蘇共號令那些外國的共產黨人要講聯合，不僅是要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並且要聯合那些社會主義黨人。而以前，列寧曾把那些社會主義黨人視為共產主義之最兇惡的敵人。
　　同時，斯大林以後的蘇聯政府集中力量抓兩件大事；一是擴張軍備，一是向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滲透。
　　盡管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一直保持著一支可怖的常規軍事力量，但新領導班子認定：在未來的戰爭中，決定性的武器將是核導彈。他們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一部分的原因是不得不縮減軍費開支，因為軍費開支浩大，絕大部分是用在常規軍備方面的，常規軍應當削減。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有其理論根據：本來，在西方國家有一種觀點，認為核武器只有一個用處，那就是作為一種阻嚇的威力，使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發動戰爭。莫斯科當局卻不這樣想，它大力發展洲際運載火箭，可以越過大陸發動攻擊。這樣努力的結果，終於使蘇聯得以在1957年10月成功發射了世界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這一光輝成就，顯示了蘇聯在火箭技術方面的進步，並且以咄咄逼人之勢威脅到遠隔重洋的美國。在這以後的三十年中，蘇聯政府在軍費開支方面投注了大量的金錢。——根據近年的估計，蘇聯軍費開支浩大，竟占到其國家總收入的25 % 至30 %，甚至達到40 %。蘇聯的軍事威力，特別是它在核武器方面的儲存以及它在宇航方面的成就，使它在國際上贏得“超級強國”的稱號。然而，這種“超級強國”的地位是虛假的。因為蘇聯是以其核武器的儲存來向別國進行訛詐，而如果一旦真的動用核武器，整個蘇聯便有完全毀滅的危險。更嚴重的是，為了撐持這個“超級強國”的門面，蘇聯耗盡了它的經濟資源，最後導致了它的解體。
　　積極地在第三世界各國進行活動，原是蘇聯的一項政策，旨在從側面來包圍西方國家。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以前多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附屬國，而它們在獲得獨立以後，仍與西方國家保持著密切的經濟關系。蘇聯向第三世界滲透，就是從側面來打擊西方國家。對外擴張也提高了國內的士氣：看到那些以蘇共為核心的共產黨政權或親共政權不斷向外擴展，於是又產生了另一種幻覺，即認為共產主義的擴展是不可阻擋的。同時還連帶地產生了一種效果，使國內一切反對共產主義的聲浪失效。然而，搞對外擴張卻是一項耗費巨大的玩意，因為，要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就必須以贈款或貸款的方式，付出巨額的資金，而這筆錢是永遠也不會償還的。而且，這種投資的效果也很難說，我們在後面就可以看到，用金錢買來的同盟是靠不住的，轉眼就鬧翻了。



蘇聯的式微和解體

　　1964年，赫魯曉夫被他的同僚們罷免了：蘇聯政府對赫魯曉夫那些魯莽的活動越來越感到厭煩，用赫魯曉夫之子的話來說，它渴望能得到“平靜和安定。”赫魯曉夫的位置被利奧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擔任第一書記為時達十八年之久，在最後幾年，顯然已有老態龍鐘之象。蘇聯的政治機構擱淺了。
　　年覆一年，蘇聯的那一套體制日益衰落。經濟停滯不前，越來越落後於那些先進的工商業發達的國家。嚴刑峻法已經取消了，工人們毋須再擔心害怕，但又沒有什麽物質刺激足以使他們鼓起幹勁來盡其所能。 正如他們自己所諷嘲的那樣：“他們假模假樣地發幾個工錢，我們也就裝模作樣地磨洋工。” 認真工作的工人會受到同事們的嘲弄，被譏為“出風頭”。中央設計機關只是集中精力設計那些它所熟習的東西而忽略了新事物。於是，年覆一年只是生產出同樣的東西，新生事物如塑料工業、人造纖維，特別是電腦，都被忽略了。信息技術已經使西方國家的經濟生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蘇聯因為一向堅持要嚴格控制信息，它並沒有參與這場信息技術的革新。這時蘇聯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固然比斯大林時代要好得多，但還低於國家所規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所以，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蘇聯全國幾乎還有一半的人口，其每月的收入還不到十美元。酗酒成了國人的特征。蘇聯是世界上酒的消費量最高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數最多的國家。最令人驚訝的是蘇聯公民生命力的下降，這從人口統計學上顯示了出來：根據人口統計，在沙皇政體下，俄國曾經是歐洲各國中人口增加最快的國家。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人口年年減少。俄羅斯人 (以及烏克蘭人) 每年的死亡人數都超過了出生人數。
　　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誰要想辦成一件事，就必須賄賂那些掌管物資和勞務的官員。賣官鬻爵，誰願出最高的價錢，誰就可以撈到高官厚祿。阿塞拜疆共和國更是明碼標價，為各級行政職務 (包括黨內的職務) 規定了收費的標準：那些最有機會接受賄賂並盜竊公共財產的職位，收費最高。俄國人對這種貪污行賄的勾當已經習以為常了，他們隨時隨地都願意行賄，而不顧這種行賄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下面，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
　　
在莫斯科的一處商場里，有一家出售各種零星雜物的小店鋪，店主是一位殘廢退伍軍人。此人開了一張價目表，說能為任何一個急切想進大學的青年人弄到入學通知書，而且科系任選。……[ 因為進大學困難重重 ]，而這位有殘疾的退伍軍人卻神通廣大，能搞到任何一所大學任何科系的入學許可證，於是顧客盈門，生意做得火紅。那些溺愛子女的癡心的父母親，懷著殷切的希望，用抖顫顫的手，按照價目表上所開的數目，把錢塞到此人手中。這位有殘疾的退伍軍人倒是規規矩矩，嚴格遵守商場上公平交易的原則。他經常提醒他的那些顧客們：他並非萬能。當然，他會盡心竭力地去做，但不能保證一定就會成功。萬一他們的子女得不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他會把所收的錢如數奉還。而且果然如此，每次遇到申請失敗，那些父母就會收到退款。不過，他總是成功的時候多，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引來大批的顧客，他們都甘心情願出錢來買他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到底這位殘廢退伍軍人憑什麽去弄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呢？什麽也沒有！完全是騙局。他根本什麽也沒有做，沒有找過任何人，沒有向任何人說情，而他根本就不認識哪一所大學的教學人員或行政人員。然而，他卻以此賺了很多錢。他的這套把戲，是根據這樣一種假設而想出來的：那些癡心的父母既然如此迫切地要為他們的子女找到讀書上進的機會，那末，他們就決不會單單依靠他一個人的幫助，而一定是多方面尋找門路，到處請托，可能還會送厚禮，找身居高位的人來玉成其事。在這許多受請托的人中，究竟是誰起了作用，他們是永遠也弄不清的。再者，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那個青年人既然立志要進大學，那末他一定會悉心作好準備，通過入學考試，早就越過重重難關，掃清障礙了。而如果這一切的估計都落了空，此人就只有退款了。32
　　
　　盜竊國家財產，在道義上絲毫不感到愧疚。實際上，蘇聯公民中有句俗話，是鼓勵貪污的：“你不盜竊公家財產，你自己一家人就跟你吃虧受苦了。” 人們有這樣一種想法，致使貪污橫行，流毒全國。
　　政府的控制一放松，人們就敢於講話，批評政府了，於是造成異議蜂起的現象。政府用過去那一套辦法來懲治那些異議份子，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的國安部首腦尤里·安德羅波夫，又添了一項新辦法，那就是把他們關進神經病院。在神經病院里，那些異議份子須接受藥物治療，也會受到嚴刑拷打。據估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克格勃屬下的員工至少有四十八萬人。其中約有二十五萬人是骨幹，手下有好幾百萬情報員，從事於國內的反間諜活動，並偵察一切動亂。33不過，批評政府的運動一經興起，就不會停止了。異議份子盡管人數不多，卻一直不斷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
　　在蘇聯控制下的那些東歐國家中，局勢也在發展：1956年，當匈牙利人掀起叛亂、要爭回本國的獨立地位時，莫斯科方面用軍事力量粉碎了他們的反抗。1968年，當捷克的共產黨人想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時，蘇聯同樣用兵力進行鎮壓。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波蘭出現了團結工會，掀起聲勢浩大的工會運動，正面威脅到共產黨政權時，莫斯科方面就再也拿不出勇氣來進行幹涉了。蘇聯生怕波蘭的工人運動會影響到蘇聯工人，它堅持要波蘭共產黨人自己想方設法去鎮壓團結工會。波蘭政府猶豫了很久，終於在1981年12月宣佈全國戒嚴，把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幾乎全都逮捕下獄。
32 安德烈·辛加斯基：《關於“新型人”以及蘇維埃文明的夢想》（法蘭克福，1989年版), 第262-263頁。
　　33 羅伯特·W·普林格：《間諜與反間諜國際季刊》，2000年夏季號，第 195頁。
　　及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蘇聯終於面臨著真正的危機。那還不是要編造出一套理論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所遇到的危機，而是由於社會生活各方面越來越嚴重的衰退所造成的危機。蘇聯共產黨政權第一次遇到了難題，那決不是用武力所能解決的。這種形勢，迫使蘇共要作出全面性的改革。──那就是，要它讓步。
　　遲遲沒有作出決定。當時蘇共中央的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年事己高，而且常常有病，以及後來的安德羅波夫，都求穩怕亂，只求能夠不翻船就萬幸了。但及至1985年左右，卻必須作出決定，不能再拖延了。蘇共統治集團覺得它確實面臨著列寧所說的“爆發革命的時機”，那就是：統治集團的政府已經不能照老樣子再統治下去，而人民也不能容忍再在這種統治下生活下去了。結果就造成一種緊張的相持不下的僵局，那是會爆發革命的。為了避免這場危機，蘇共中央政治局乃於1985年任命了一位比較年青的政治局成員，邁可·戈爾巴喬夫，做第一書記。戈爾巴喬夫身負重任，那就是要重新搞活蘇聯的那一套體制而不觸動它的基礎。事實證明，這項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每項進行改革的措施，都遭到那些享有特權的高級幹部的反對。那些享有特權的高級幹部盤踞要津，根深蒂固，暗中怠工破壞，反對改革。及至1988年，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參謀們終於得出結論：共產主義體制是不可能進行改革的。於是，他們就另辟蹊徑，要把蘇聯改造成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
　　首先是開放，那就是政務公開，不再搞政務保密的那一套，並且大幅度放松了書報檢查制度。於是，蘇聯當局又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它或者是繼續壓制一切輿論，使這個國家一片死寂，慢慢衰竭下去；或者開放輿論，那又會冒引起革命爆發的危險。戈爾巴喬夫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選擇了引發一場控制下的爆破。事實證明，這一著是非常危險的。那位曾經長期擔任過克格勃的首腦、並接替勃列日涅夫擔任過第一書記的安德羅波夫，就曾經警告過：放松管制，聽任言論自由，那就會使整個體制土崩瓦解。他說道：
　　
　　“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受壓迫的人群太多了。……如果我們一下子就打開所有的閘門，人們會立即站出來訴說他們所受到的苦難和冤屈，那將如雪山崩瀉而下，我們是沒有法子擋得住的。”34
　　
　　果然，那些多年來積壓在人們心中的苦情和義憤，一遇到宣泄的途徑，便轟然爆發，以排山倒海之勢，把官方的種種神話以及根據這些神話所捏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統統蕩滌以盡。
　　戈爾巴喬夫不僅是做到了開放，他還結束了蘇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他宣布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大會的代表，一部分是要由蘇聯公民直接選舉產生的，這就結束了一黨專政的局面。自1917年以來，蘇聯人民才第一次有機會得以在選舉官員方面表示自己的意見。蘇聯人民選出許多非共產黨員當代表，甚至選出反共人士當代表，其中之一就是鮑里斯·葉爾欽。葉爾欽原為莫斯科黨組織中一個離經叛道的頭頭，以猛烈攻擊高級幹部享有種種特權而得到群眾的熱烈擁護，聲譽卓著。在這以後，事態就急轉直下，令人目眩心驚。1989年，因為莫斯科方面拒絕派兵幫助東德政府維持其局面，那座柏林墻，它是隔絕東、西兩大陣營使之不能往來的象征，被憤怒的群眾推倒、鏟平了。蘇聯原先的那些衛星國，一個接著一個，宣布脫離莫斯科方面的羈絆而獨立。蘇聯境內的那些加盟共和國，也紛紛要求獨立，莫斯科方面要阻止，但已無能為力。1991年12月，有一批死硬派的共產黨人發動政變，旨在阻止蘇聯之進一步的分裂，卻失敗了。那位在該年早些時候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總統的葉爾欽，宣佈俄羅斯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那個原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解體了。葉爾欽當政後，在第一批政令中就宣佈共產黨為非法。新政府宣佈政治上要民主，經濟上要走自由市場的道路。那些原先享有種種特權的高級幹部，本來可以扭轉局勢的，這時也被收買了。他們可以分得一大部分國家財產，將之據為己有。
34 馬庫斯·烏爾夫：《無恥之徒》 (倫敦，1997 年版)，第218-219 頁。
　　這些政治上的巨變，其勢如疾風驟雨，迅猛異常。這就表明：那個貌似強大、堅不可摧的蘇聯帝國，其實是非常脆弱的。蘇聯帝國的解體，和七十四年前沙俄帝國崩潰的情形，非常相似。蘇聯的政體，和沙俄的政體一樣，都是專制主義的政體，專橫暴虐，與人民大眾沒有親密的聯系。所以一到危急存亡之秋，它就得不到民眾的支持，而是孤立無援，眾叛親離。
　　在俄羅斯大地上，共產主義是油盡燈枯，自然熄滅的。共產主義政權索取得太多太多，而它貢獻出來的卻太少太少，結果就造成一種停滯不前，死氣沈沈的局面。在那里，極少歡樂，大家都覺得前途無望。及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連蘇聯那些身居高位的社會菁英都對共產主義喪失了信心。他們看到：外面的那些發達國家，在各項事業上都超過了蘇聯；而蘇聯只有在軍費開支和酒的消耗量方面，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他們的自信心喪失殆盡，因此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沒有作出什麽反抗，而是乘機把大批大批的國家財產攫為私有。他們只是用一種平靜的心情，來看
待共產主義政體的消亡。



第四章 共產主義在西方世界



共產國際
　　
　　起初, 1917年3月俄國爆發革命這件事, 在西歐各國並未引起重視。 當時列寧寄寓在瑞士, 他最初是從瑞士的一家大報《新蘇黎世日報》上得知其祖國發生政變的。該報只把此項消息刊登在第二版，把它當做一條無足重輕的新聞。當時西歐各國都忙於打那場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戰，實在無暇顧及那些在遙遠的俄羅斯所發生的事。而俄國，自從它在1915年連遭敗北以後，實際上已經算不上是個交戰國了。如果說西歐國家對俄國 “三月革命” 的反應還是肯定的，那也只是因為它們相信：那個起初還頗孚眾望的俄國臨時政府，會重新振作起來參加作戰。美國一向是歡迎有新夥伴參加到民主國家的行列中來的，它帶頭首先承認這個新成立的俄國臨時政府，與之建立了外交關系。
　　在布爾什維克黨人推翻了臨時政府以後，西方國家對俄國革命的態度並未立即改變。盟邦在獲悉列寧和德意志帝國之間的關系以後，是對列寧及其政府懷有戒心。然而，盟邦是如此急迫地要使東線的戰事重新打起來，它們願意和任何一個俄國政府並肩作戰，那怕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政府也在所不計。直到1918年3月，蘇俄與德國簽訂《布勒斯特——立托烏斯克和約》，蘇俄退出了戰爭，這種想要並肩作戰的活動才停下來。在這以後，盟邦就轉而援助那些在俄國南方和西伯利亞鳩集起來的“白軍”了。因為，那些“白軍”宣稱要推翻那些親德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並重新對德、奧開戰。盟邦的援助大部分是物資，只有幾批人數不多的盟邦部隊，在得到列寧的同意後，在俄國北部的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這兩個海港城市登陸，以防止這兩個海港落到德寇手里去。美國軍隊進駐西伯利亞東部，其主要貢獻是沒有讓這一片遼闊的地區落到日本人手中去。這些派到蘇俄去的英軍和美軍，除了曾偶爾與紅軍發生過前哨磨擦以外，從未打過什麽大仗。後來，說什麽資本主義國家曾在俄國內戰中起了大規模的幹涉作用，那是斯大林編造出來的神話，用以反對西方國家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盟邦就再也沒有什麽理由要卷入蘇俄的內戰了。如果說英國仍繼續在蘇俄內戰中幫助那些“白軍”，那大部分是由於溫斯頓·邱吉爾的堅持。當時邱吉爾是大英帝國的海軍部長，他和其他少數有遠見的人一樣，認為共產主義會危害世界——正如後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預見到納粹黨人的威脅一樣。邱吉爾曾懷有大膽的設想，要組建一支國際十字軍，把那些當權的共產黨人趕下台。當時歐洲各國都已經在世界大戰中打得精疲力竭，對邱吉爾的此項建議置若罔聞。 然而， 當時英國首相是自由黨的黨揆勞合·喬治，他為了要得到保守黨的支持，不得不敷衍一下邱吉爾，而他本人私下是願意和列寧妥協的。他認為：列寧對大英帝國利益的威脅，比一個覆活過來的沙皇政體對大英帝國利益的威脅要輕一些。及至1919年末，蘇俄境內的“白軍”已經統統被擊潰了，勞合·喬治認為已經做到仁至義盡，就下令撤回英國對“白軍”的援助。邱吉爾雖然只好服從，但發出警告：將來如果德國、蘇俄、日本三國結盟在一起，其後果將不堪設想。邱吉爾說道：
　　
如果我們放棄俄國，德國和日本是不會放棄俄國的。我們想要在東歐建立起來的那些新國家，將夾在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德國之間，被它們並吞掉……那麽，在五年之內，甚至還不要五年，我們所獲得的全部勝利果實將統統喪失掉。
　　
　　1921年，英國開了一個頭，先是和蘇俄訂立商務協定，接著很快就承認蘇俄，與之建立了外交關系。其他的歐洲國家隨即逐一跟進。列強中只有一個美國拒不承認那個公開聲明要破壞國際正常體制的蘇俄政府。直到1933年，美國才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
　　蘇俄政府的對外工作，是經由兩個不同的渠道來進行的：一是外交的渠道，一是顛覆的渠道。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俄的那些“政治代表”逐一接管了沙皇政府駐節在“資本主義”國家首都的大使館， 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一樣，彬彬有禮地按照國際慣例辦理外交事務。然而，實際工作是在暗地里進行的：就在這些大使館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在策劃指使，其任務在推翻其駐在國的政府。每當外國政府因為這些顛覆活動而向蘇俄提出抗議時，莫斯科方面總是竭力板起面孔回答說：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都是民間組織，蘇俄政府不能為其活動負責。
　　如果說，盟邦支援俄國境內的那些反共武裝是沒有多大信心的，是三心二意而且很吝嗇的；那末對比起來，莫斯科方面支持西方國家里的反民主勢力，倒是全心全意，竭其所能的。
　　第三國際，亦稱共產國際，托洛茨基曾稱之為“世界革命的參謀總部”。這個共產國際，是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但直到一年以後，即1920年的夏季，才初具規模。由於當時蘇俄的內戰實際上已經結束，共產黨人可以集中力量來搞外事活動了。國際氣氛令人鼓舞：紅軍所向無敵，正在向華沙進軍，看來似乎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阻擋紅軍一直打進德國和英國。列寧認為，當時德國和英國的革命形勢都已經成熟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1920年召開) 的決議案，一開頭便揚言：“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正面臨著決戰的時刻。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是全面內戰的時代。決戰的時刻已經到了。”1 當斯大林在波蘭前線時，列寧給他發去一封密電，其中說道：
　　
“共產國際形勢大好，季諾維也夫、布哈林、以及我本人，都認為應當立即加速促成意大利的革命。我個人的意見是：欲達此目的，必須使匈牙利蘇維埃化，捷克和羅馬尼亞亦然。我們必須仔細地考慮這些問題。你的具體意見如何？盼告。德國的共產黨人認為：德國方面會從“流氓無產階級”【注】中鳩集起三十萬軍隊來對付我們呢。”2
　　
　　此項電文結尾的那句話表明：莫斯科方面原想用紅軍征服波蘭，再從波蘭進軍到德國，扶植德國的那些親共人士掌握政權。
　　後來事實證明，列寧完全錯誤地估計了歐洲的局勢。俄國革命的經驗使他相信：謹慎就是懦怯，會坐失良機。在1917年10月、11月，他曾說服他的戰友們打消種種顧慮，毅然發動起義，結果就成功了。而現在，他的威望正如日中天，連戰友中那些最小心謹慎的人也會跟他走了。
　　1920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出席者都是來自歐洲諸國以及世界各地的革命黨人，他們決心與那些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決裂，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領導。因為，在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只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成事，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列寧毫不隱諱，他說他把共產國際當做俄國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是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模式組織起來的，並服從俄國共產黨的命令。1920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要求其成員：必須對黨員嚴格要求，要他們遵守“鐵的軍事紀律”，並對領導核心莫斯科當局寄以“最充分的同志式的信任。”參加共產國際的成員，其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滲透到其本國的一切群眾團體中去，並取得領導權。用列寧的話來說：為了在各種工會中達成上述目的，共產黨人“遇有必要……必須使盡各種解數：狡黠，不擇手段，保密，掩蓋事實真相。”3 作為共產國際成員的政黨，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協助共產國際掀起“武裝革命”，推翻當前的資產階級政府而代之以共產主義的政治體制。各國的共產主義政體，最後要融合成一個包羅全世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1 琴·德格拉斯編：《共產國際文獻匯編，1919年至1943年》，第一卷，1956年倫敦版，第128頁。
【注】在社會主義者的詞匯中，“流氓無產階級”是指那些遊手好閒、甘願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的工人們。
2 派普斯編：《列寧的真面目》，第90頁。
　　1920年召開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包括二十一點要求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在進行表決時，只有象征性的幾票表示異議。那二十一點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列四條：
　　
　　第二條：凡擬參加共產國際的社團，必須把他們里面的“改良主義者和走中間道路的人”清除出去。
　　第三條：共產黨人必須在歐、美各國建立“與共產國際保持一致的秘密團體”，等到關鍵時刻，可以公開站出來領導革命。
　　第十四條：“凡擬參加共產國際的政黨，必須無條件地支援任何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去進行抵禦反革命勢力的鬥爭。”
3 列寧：《列寧全集》，第四十一卷，第38頁。
　　第二十一條：“黨內如有人在原則上反對共產國際所規定的條款和要求，必須將之清除出黨。”4
　　
　　凡是莫斯科方面所反對的，都被定性為“反革命”。因此，上列的第十四條就確立了一項原則：各國各族的共產黨人都必須把蘇聯的利益和要求擺在第一位，蘇聯的利益和要求高於其本國本族的利益和要求。
　　在列寧那習慣性的竭力鼓動下，共產國際千方百計，在歐洲各國分裂社會主義運動，建立共產黨組織。共產國際指揮各國的共產黨，並暗中給予資助。在這些方面，共產國際做得很出色。然而，事實證明，就其最終目的而言，共產國際卻是一場可悲的大失敗。第一，共產國際原以為資本主義國家都已經瀕臨爆發內戰的邊緣，但事實證明完全錯了，因為根本就沒有哪個西方國家爆發內戰，即使那里有內戰的跡象，也是很快就平熄了。第二，盡管在某些國家中，特別是在那些人口中絕大多數人信仰天主教的國家 (意大利、西班牙、法國) 中，共產黨人在強大的工會組織中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他們卻從未在哪一個國家的議會中占有多數議席。於是結果，即使共產黨在那些國家里擁有人數眾多的黨員，它們也永遠只是在野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軟弱無力。各國共產黨都是嚴格按照莫斯科方面的命令行事，把社會民主黨人當做主要敵人，這就削弱了社會主義運動，也削弱了共產主義運動，而在某些國家里，為右翼獨裁政權鋪平了道路。右翼獨裁政權一上台，首先遭殃的就是共產黨。
　　這種情況，在實行《魏瑪憲法》時期 (1919年——1933年) 的德國表現得最清楚。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晚期，德國有三大政黨鼎立，互相攻訐攘奪，鬥爭非常激烈。這三大政黨，就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以及納粹黨。在這場鬥爭中，莫斯科方面總是堅定地寧願要納粹黨而不要社會民主黨，它稱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黨”，一直視之為主要敵人。根據這樣一種推理，莫斯科方面就禁止德國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在1932年11月那次關鍵性的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得到七百多萬張選票，共產黨人得到六百萬張選票：把這兩個黨所得到的選票加在一起，那要比納粹黨得到的票數多出一百五十萬票。拿國會中的議席來說，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合計共占221席，而納粹黨人只占196席。如果共產黨人能與社會民主黨人合作，這兩個左翼政黨的人就能在國會投票時擊敗希特勒，不讓他爬上總理的位置。 正是由於共產黨人在暗中幫助了國社黨 (納粹), 才摧毀了德國的民主政體，把希特勒捧上政權的高峰。
4 琴·德格拉斯編：《共產國際文獻匯編，1919年至1943年》，第一卷，1956年倫敦版，第166-172頁。



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正經歷著最慘烈的苦難：——農業集體化，大饑荒，大清洗。然而，這時蘇聯在西方世界的形像卻大有改進。那是因為有兩件大事，深深動搖了西方人士的自信心：一是經濟恐慌，一是納粹主義的興起。那些工業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深受經濟恐慌之苦，失業大軍充斥街頭，那好象證明馬克思的預言是對的，認定資本主義必將遭受越來越嚴峻的危機，直至最後崩潰。反觀共產主義的俄國，卻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這就保證了充分就業。把蘇聯的情況和西方工業發達國家那種停滯不前的情況作一對比，就使許多自由主義的觀察家信以為真，認為資本主義真是注定要滅亡了。蘇聯雖然在其國內嚴禁工人們組織起來，不讓少數民族要求平等權，但在對外政策方面，它卻主張工人們組織起來，主張少數民族應當享有平等權 (例如：美國的黑人), 這也使它得到一部分人的擁護。蘇聯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持反法西斯的正義之師，也有同樣的效果。
　　絕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並不是不知道蘇聯共產主義政權下那些可憎可惡的事態。然而，他們卻想出種種理由來為之辯解，說那都是由外因所造成的，諸如沙皇專制政體的遺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等等。他們還認為，蘇聯是以史無前例的努力來建設一個完全新型的社會，不可避免地會有些缺點。英國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此人曾於1932年參加德國共產黨，並且在蘇聯居留了一年，但在1938年就脫離共產主義運動了。他寫出他自己的心路歷程，說明那是一種什麽思想狀況，使那些共產黨人以及那些共產黨的同情者得以容忍蘇維埃政權殘害其人民的大清洗和大饑荒。其文如下：
　　
“我學會了自覺自願地把事物分為兩類：凡屬那些使我震驚不已的事，我歸之為‘舊時代的遺留’；凡屬那些使我歡欣鼓舞的事，我歸之為‘未來新事物的萌芽’。自從在自己頭腦里安上這樣一個自動分類器，才使得一個西歐人還能於1932年寄寓在俄羅斯，並且仍然還是一名共產黨員。”5
　　
　　柯斯勒還把參加共產黨比做精神上的一次脫胎換骨。他寫道：
5 阿瑟·柯斯勒：《時事瑣記》，(紐約，1954年版)，第53頁。
　　
“誰參加了共產黨，若說他是‘見到了光明’，那還不足以形容惟有其本人才感覺到的精神上的愉悅。……撥開雲霧見天日，新的光芒從四面八方射來，頭腦為之一新；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就像玩拼板遊戲的那些淩亂的板塊一樣，一經拼起來，立即形成有模有樣的東西。現在，對一切問題都找到了答案，過去所為之困惱的疑慮和思想鬥爭完全冰釋……此後再也沒有什麽難題會擾亂其內心的平靜。——他所擔心的，就是怕以後這個信仰會幻滅，從而失去這個唯一使其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信心，又回到黑暗中去。”6
　　
　　在北歐諸國以及美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沒有多大的市場，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義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其使用的盟友。這些自由主義者和“同路人”，絕大部分都是知識份子，他們不必參加共產黨，卻在為共產黨的目標盡心盡力。他們對共產黨非常有用，因為他們不是黨員，卻起到黨員所不能起的作用。黨員說話，那會被當做是奉黨的命令行事，而他們說話，那只是申述其個人的信念。這種同路人的心態，可以拿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為例來說明。在1919年，斯蒂芬斯為蘇俄題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讚美詩：“我在蘇俄看到了人類的未來，那是多麽美好！” 後來查明， 這首詩是他在乘火車從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寫的，人還沒有踏進蘇俄的國土呢。接著，當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風景綺麗的休養勝地卡爾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時，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矢忠於俄羅斯，在那里，展現了人類的未來。我堅信，俄羅斯一定會勝利，它將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卻不想生活在俄羅斯。”
6 見格羅斯曼所編之《上帝也無能為力》，第23頁。
　　典型的同路人，還得推魏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這夫妻二人都是英國備受尊敬的社會主義者，其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始自費邊社。起初，魏伯夫婦是敵視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但在1932年，他們卻突然改變了主張。那一年，魏伯夫婦到蘇聯旅遊了三個星期，在那里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們對所看到的一切都著了迷，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愛上了俄羅斯”。1935年，魏伯夫婦就根據蘇聯提供給他們的印刷品，編寫並且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著作：——《蘇聯共產主義，一種新文明？》(後來在1941年的版本中，那個問號被刪掉了。)他們把蘇聯所提供的文件看做和英國的官方文件一樣，把每一頁都送到蘇聯駐英大使館去核實，“看有沒有錯誤”，絲毫沒有想到這些文件是蘇聯為了宣傳目的而提供出來的。他們根據這樣的文獻資料來寫書，當然就是胡編亂造，把蘇聯的生活說得天花亂墜。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魏伯夫婦根據蘇聯方面的文件，替斯大林開脫罪責，說他不是個獨裁者；他們認為，斯大林是按照集體領導的原則來治理蘇聯的。而且，就他們看來，斯大林的權力還不及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的權力來得大。至於蘇聯特務統治的恐怖，大饑荒，書報檢查制度等等，他們都或者是避而不談，或者是輕描淡寫，或者是將之比做資本主義國家也常有之事。縱然如此，那位費邊社的老友蕭伯納，卻把魏伯夫婦這部輕率的、充滿虛妄不實之詞、幾乎長達一千二百頁的應時之作，譽為“第一部真正經過科學分析的關於蘇聯的著作。”
　　1942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較簡明的論述蘇聯的書，《蘇聯真相》。其中在論述蘇聯於1936年頒布“憲法”的章節里，她把蘇聯描繪為世界上最充份、最平等化的民主國家。
　　魏伯夫婦也真太聰明、太熟悉學術工作的規範了，他們竟不知道他們那些關於蘇聯的論述是何等地片面，偏狹。不過，他們為什麽不能寫出一部比較公允平實的書呢？其原因就在於當時人們有一種迫切的心理需求——當時西方文明正面臨著危機，似乎就要最後崩潰了，大家心里都在企求能有一個完美的世界。魏伯夫婦描述蘇聯，也就像前面所說的那位柯斯勒一樣，他們在腦海里安上了“自動分類器”，使他們自覺自願地把所有一切不利於蘇聯的信息都擯棄在外了。
　　當然，並非所有的西方知識分子都受到迷惑。有趣的是：那些能夠透過共產主義蘇聯的外表，把它的實際情況看得最清楚的，倒不是那些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而是那些人本主義者：小說家、詩人、哲學家。他們不是從抽象的概念出發，不是用概念來解釋事物，而是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來認識事物。
　　貝特朗·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是英國聲譽卓著的哲學家，他曾於1920年以英國工黨代表團成員的身份訪問蘇俄。 羅素原是用同情的態度來看待蘇聯經驗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注定要滅亡，而“共產主義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理應受到所有一切進步人士的讚美和感激”。 這些話，都是他在訪問蘇俄歸來後在其所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一書中說的。然而， 這些熱情洋溢的話，都只是“理論”。 他用他那敏銳的眼光所觀察到“實踐”，卻使他疑竇叢生。他帶著悲觀失望的情緒，說到布爾什維克黨人那種宗教式的狂熱，那種急功近利的冒進，那種僵死的教條主義。他甚至懷疑：像俄羅斯這樣貧窮的國家，而其人民中絕大多數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究竟能不能建設共產主義？
　　法國小說家安德烈·紀德 (Andre Gide), 同樣宣稱他對蘇聯有“愛慕之情”，起初也是一位典型的同路人。對他說來，蘇聯還“不止是一片樂土”，簡直是人間天堂。在那里，千百年來人們所憧憬的烏托邦，“正在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呢。1936年的夏季，紀德訪問蘇聯，當時蘇聯那幕假模假樣“公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醜劇正在上演。紀德在回到法國以後，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題為《訪蘇聯歸來》。這本小冊子是他在訪問蘇聯期間的雜記，其中有熱情的歌頌，也有辛辣的批評，並沒有作出什麽明決的判斷。紀德還說，“正因為他是讚美蘇聯的”， 所以他義不容辭地要對蘇聯的某些事提出批評。他寫道：當他在蘇聯訪問時，“常常喜極而泣，流著激情的淚，熱愛的淚。”然而……後面就不說了。
　　紀德承認：在夏季的莫斯科，人人都穿著白衣服，看上去都差不多，令人沮喪。他在莫斯科，是由蘇聯方面特殊接待，安置在那豪華的大都會旅館中一套有六個房間的大套房里。有幾次，他溜出那座大旅館到外面走走，只見有些商店還沒有開門，人們就已經在店門前排起長龍，眼巴巴地想買到一點“廉價”商品，他為之感嘆不已。看到人民大眾那種“無可奈何的麻木狀態”，看到那種單調的生活模式，看到人們對外國的情況茫然無知，看到那種“小市民”的氣習到處呈現，看到那些作家和藝術家都日益消沈，他都極為觸目驚心。紀德把蘇聯當局對他這樣的外賓所提供的豪華接待，和蘇聯那普遍的貧窮作一對比，他按耐不住，不得不仗義執言了。
　　盡管紀德再三聲明，說他是愛戴蘇聯的。他立即成為惡毒攻擊的對象。起初還算客氣，只指責他“淺薄”，而且是“匆匆忙忙地就下結論”。及至莫斯科方面發出特別訊號，這種攻擊便立即升級，罵他是“賣主求榮的猶大”，“法西斯的間諜”。紀德反駁這些攻擊，又寫了一本書，題為《蘇聯問題的反思》。在這本書里，他就直言不諱地斥責共產黨人在俄羅斯的所作所為，說蘇聯這個國家“完全令人大失所望”。
　　那些西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盡管受到共產黨人毫不留情的攻擊和侮蔑，被罵為“社會法西斯份子”，他們卻忍氣吞聲，不大反駁，為的是怕貽人笑柄，使反革命份子得以幸災樂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二十年間，第二國際只是茍延殘喘，組織渙散。然而，第二國際卻不顧俄國那些革命流亡者的訴求， 沒有采取堅定立場來反對蘇聯迫害其同夥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被認為是可憐的失敗者。 但在1923年召開的第二國際代表大會卻通過決議，反對任何外來勢力幹涉蘇聯的內政。
　　
“說要糾正俄國革命現階段中的某些錯誤，其目的就在撲滅俄國革命。那決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而只能建立一個由那些兇殘嗜血的反革命份子所組成的政府，作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來剝削俄國人民。”
　　
　　也許有人曾經設想：在西方世界的企業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堅決的鬥士。然而事實上，有許多西方企業家卻是中立的，甚至是對蘇聯政府友好的。這些企業家認為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原不過是愚弄群眾的煙幕，後面還隱藏著領導者那些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即使共產黨人相信其所宣傳的全是真話，商業活動也能把他們從虛無縹緲的空想中挽救過來。1920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為了說明他為什麽決定和莫斯科方面進行商務談判，說過這番話：
　　
“我們想用武力使俄羅斯恢覆理性，結果失敗了。我相信，我們可以用通商的辦法達到此項目的，拯救俄國。商業在其流通的進程中有種能使人神志清醒的作用。貿易中所提供的那些簡單數字，有的是加，有的是減，很快就會說明問題，揭穿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理論其實是假的。” 7
　　
　　美國的汽車大王享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是反猶太的。他認為：俄國工業化的程度愈高，俄國人就愈會循規蹈矩。“人和機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機器開動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質也就高了。”
　　這種樂觀的想法，更因為想從商業中得到實際利益而加強了。國際企業界把蘇俄當做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之一。當時莫斯科方面正開始大搞工業化，而西方國家的企業家正遭受經濟恐慌之苦，於是他們就爭先恐後地搶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計劃”中的訂貨單。蘇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興建的那些規模宏大的企業，有許多都是用西方企業界所提供的技術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來的。正是享利·福特，幫俄國在下諾夫哥羅德 (高爾基城) 建造了第一座汽車工廠。也就是西方企業界，幫俄國在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建造了那些規模宏大的鋼鐵
廠。



　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
　　
7 1920年2月11日《倫敦太晤士報》，第9頁。
　　在1932年至1933年間，納粹黨人在其政治綱領中以反猶太人和反共產主義為中心任務，在德國爬上政權的高峰。納粹黨人和蘇聯不一樣：蘇聯是以其全面的新聞封鎖豎起一道銅墻鐵壁，來掩蓋其野蠻行徑。盡管它事事都在踐踏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理想，它口頭上卻宣稱是維護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納粹黨人則不然，德國居歐洲之中，他們既不可能也不願意有所掩飾，他們確確實實是高傲的野蠻人。因此，納粹黨人立即引起西方輿論界的敵視。當時蘇聯是站出來反對 (至少在口頭是如此) 納粹主義的，而西方各國政府似乎是在優容納粹主義，於是莫斯科方面就大獲其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以及大戰期間那些最賣力為蘇聯服務的坐探，個個都是因為讚賞蘇聯那種反納粹的立場而被拉攏過去的。
　　從表面上看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互相水火，決不相容的。但它們之間的關系錯綜覆雜，決不像表面上看來的那樣簡單。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政治運動，既是拚命競爭，勢不兩立，但也有互相利用，同惡相濟的一面。
　　首先第一，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自由民主主義。自由民主主義尊重民權，尊重私有財產，愛好和平。而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的政權，都是視萬民如草芥，不惜犧牲人命以建立新的社會體制，培育出“新型的人”。與蘇聯有所不同，納粹德國是允許擁有私有財產的。然而，納粹德國並不是把私有財產權當做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而是把私有財產當做一種可以隨時收歸國有的信托物，並且可以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巨細無遺地來規劃私有企業的業務。納粹德國和蘇聯都蔑視和平主義。列寧就說過：“所謂‘和平’的口號……只是牧師和凡夫俗子喊出來的口號。”在掌握政權以後，列寧一直認為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是不能共存的：非此即彼，不是共產主義戰勝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戰勝共產主義。而在這一天到來之前，“蘇維埃共和國必不可免地要與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一系列最酷烈的戰鬥。”8 至於希特勒，他那些鼓吹軍國主義的狂言囈語，他那些一心一意專門為發動戰爭而擴建德國軍事力量的事跡，都已經廣為人知，毋須細說了。
　　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同惡相濟，它們之間的共同點，還有更深的一面。蘇聯的存在，大大地便宜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方面用蘇聯的存在來嚇唬德國選民， 另一方面又模仿蘇聯，學會了專制獨裁的竅門。希特勒是在1932年至1933年德國那次關鍵性的選舉中勝出，得以掌握政權的。在那次選舉中，希特勒用盡了各種手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德國選民怕共產黨人得勢的恐懼心理。在黨派鬥爭激烈之際，柏林的國會大廈突然失火，一部分建築被毀。希特勒便一口咬定，說是共產黨人縱火作亂。於是，國會根據希特勒的要求，授予他種種特殊權力。國會制定了《保國保民法案》，作為希特勒專制獨裁的法律基礎，這個《法案》實行了十多年，直到1945年第三帝國敗亡時才廢止。按照《保國保民法案》，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可以限制個人的自由權，可以限制出版、集會、集社的自由，並且可以限制直至沒收私有財產。所有這些措施在西方各國是史無前例的，倒與列寧統治下的俄羅斯非常相似。希特勒作為納粹黨和第三帝國的“元首”，公然享有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獨斷獨行，那也只有蘇聯的統治者事實上才能享有這樣無限的權力。
　　希特勒把蘇聯當做現成的一黨專政國家的典型，他就是要用這種一黨專政的國家體制，來實施1933年3月制定的《保國保民法案》所賦與他的權力。這種一黨專政的國家，通常被稱為“極權主義”的國家。“極權主義”一詞，最初是由意大利的獨裁者貝尼托· 墨索里尼用來形容其法西斯政權的，後來也就通用了。極權主義的國家，是要用深入並操縱各項社會生活的辦法，消除公民中 (社會上) 所有一切與國家有抵觸的人和事，以求達到舉國一致的目標。極權主義的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要由一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黨來統治，並且是倚靠那些享有無限權力的公安警察來進行這種統治。在極權主義的國家里，法律不是用來保護個體的人和社團的，而只是統治者可以隨意玩弄的權術。
8 列寧：《列寧全集》，第49卷，第15頁；並見第38卷，第139頁。

　　近年以來，西方某些政治學者已經擯棄“極權主義”這個詞。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從來就不曾有過哪個國家，曾經做到像“極權主義”一詞所要求的那樣全面的專政。他們還說：“即使在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共產黨政府有時也不得不顧及個別利益集團的利益，並且或多或少也要注意到公眾的輿論。這些政治學者的反對意見也許有理，但並不能否定“極權主義”一詞的含意。所有一切政治學上的術語，都只是近似詞。哈佛大學政治學者卡爾· 弗里德里克 (Carl J. Friedrich) 就說過這樣的話：
　　
“說某種政治體制與歷史上的某種政體一樣，並不是說這二者就‘完全’是一樣的，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東西。所有一切歷史上的事物，都可以按其性質分為幾大類……事物是多樣性的，但按照明顯的特點來分類，就足以構成歷史上的同樣性。”9
9 卡爾·弗里德里克：《極權主義》（麻州、劍橋，1954年版), 第49頁。

　　
　　例如“民主政治” (democracy) 一詞, 意為人民大眾的統治。但眾所周知，在民主政治中，歷來都是那些精英分子和政治掮客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再如，資本主義概念中有所謂“自由市場”，但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任何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即使在十九世紀中期，自由放任的呼聲響徹雲霄，各國政府還是采用一些措施，來約束並調整私營企業的發展。對於“極權主義”的政體，我們也應當作如是觀。
　　極權主義政府的野心太大了，根本無法全部實現出來。然而，即使是僅僅實現了一部份，極權主義政府所造成的後果，也比近代以前那些最專橫的政府所造成的後果要嚴重得多。
　　
“極權主義的統治，是力圖實現那永遠不能實現的幻想。它要把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和命運都置於它的管轄之下， 由它來任意支配，這就決定了它只能零零星星地來做。極權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其目標是永遠無法全部完成的。它只能是一種政治傾向，一種要統治別人的權勢欲……極權主義的統治，並沒有什麽貫徹始終的全盤規劃，也不是在每一個地區都有同樣的行政效力。它原是企望能有一個全盤規劃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許已經做到接近這一目標，但就其總體而言，極權主義政府的行政措施必然是多種多樣的，一會兒猛，一會兒寬，政策因人因地而異，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極權主義的特征常常和非極權主義的特征混雜在一起，使人難以辨識，無所適從。正因為極權主義的政策是那樣模糊不清，那樣不可捉摸，那樣難以掌握，所以其所造成的結果是那樣可怕，那樣令人窒息。……極權主義的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結果只是歪曲了人性。生活在極權主義政權下的人們，性格上帶有某種特征，那是所有的外邊人都非常難以理解的。”10
　　
　　極權主義的政權有二：一為共產黨人的極權主義，一為各種“法西斯”的極權主義。這二者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共產黨人的極權主義是要赤化全世界，而法西斯極權主義的目標只集中在本國。各種法西斯政權也都講階級鬥爭，不過是把它視為“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鬥爭。1921年，即在其奪取政權的前一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眾議院發表演說，把這個意思說得很清楚。他對那些共產黨籍的議員們說道：
　　
“在我黨與共產黨人之間，在政治上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但在思想意識上卻有許多共同點。和你們一樣，我們也認為必須有一個中央集權的、舉國一致的國家，這個國家高高在上，限定一切人都必須遵守鐵的紀律。所不同的是：你們是從階級觀點得出這一結論，而我們是從國家觀點出發，得出這一結論罷了。”11
　　
　　歷史上有許多矛盾現象，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人竭力要顛覆西方國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共產黨人千方百計要分裂社會主義的政黨，結果卻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事業。同樣，蘇聯的榜樣曾對“法西斯主義”有過絕大的影響，希特勒就是以共產黨人的威脅來嚇唬德國選民，要他們授予他特殊權力，而且他是模仿列寧—斯大林的模式，在德國建立了極權主義的政權，但納粹德國卻要摧毀蘇聯。
10 漢斯·布克漢姆：《極權主義的統治》（康州、米德爾頓，1968年版), 第38—39頁。
　　11 貝尼托·墨索里尼：《全集》，第十七卷（佛羅倫薩，1955年版), 第295頁。




斯大林雙管齊下的外交政策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盡管蘇聯及其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曾在西方國家博得深厚的同情，但卻沒有跡象，表示這種同情已經轉化為政治力量。眾所周知，那些西方國家的共產黨，盡管在某些國家已經站穩了腳跟，但仍然是勢單力薄的。及至1935年，莫斯科當局鑒於反共產主義的“法西斯”政權的興起，大為震驚，乃改變政策，不再把社會黨人當做主要敵人。它命令各國共產黨要和社會黨人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團體結為同盟，組成“人民陣線”。1936年至1937年，法國成立了“人民陣線” 政府；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成立了“人民陣線” 政府。可是，這兩個短命的“人民陣線” 政府，都沒有能把共產黨帶進政治生活的主流。
　　就在建立反法西斯聯盟的同時，斯大林卻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這兩個頭目保持著相當好的關系。這種關系後來又有發展，終於升格成為1939年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蘇聯為了種種實際的利益，參加到軸心國那邊去了。
　　這兩種極權主義的政權，彼此之間有共同點。盡管它們口頭上所講的不同，一個是講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一個是講種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其政權的實質是一樣的。這種共同點，也表現在這兩種政權的領導人之間的互相讚許上。當德、蘇兩國的軍隊正在浴血苦戰之際，希特勒在私人場合的談話中還說到斯大林的“天才”，甚至大聲吆喝，說是否可以和斯大林合兵在一起，去掃滅那些西方的民主國家。12 毛澤東是共產黨人，他是那樣激烈，認為蘇聯已經放棄了真正的信仰。在所謂 “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中，有人提出批評，指責 “文化大革命” 招致了如此眾多的共產黨員同志們的死亡，毛澤東就回答說：“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吧，看看希特勒的殘暴吧。越是殘暴，革命的熱情就越高。”13



冷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不惜大量犧牲其軍民的生命，贏得了戰爭的勝利。這場勝利，並沒使斯大林能控制整個的歐洲。然而，這場勝利卻使他得以占有歐洲東半部的絕大部分。他的軍隊占領了這一帶地方，並且在這一帶地方紛紛建立起共產主義的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頭兩三年，斯大林還讓東歐各國能在共產黨的控制下保持一點政治上的特色。及至1948年，南斯拉夫的共產黨統治者鐵托，想不受莫斯科方面的束縛而獨立，雙方決裂了。從此以後，斯大林就強迫他那些東歐的仆從國家都實行一黨專政的統治。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盡管名義上都是主權國家，實際上都是蘇聯的“衛星國”， 只是程度上稍有差異而已。這些蘇聯的傀儡國家，完全服從蘇聯的指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尤其是如此。於是，這時蘇聯帝國就擴展為蘇聯集團了。
　　大致說來，西方國家是默許蘇聯控制東歐絕大部份地區的。因為，對於這種局面，西方國家實在無能為力，只好聽之任之。既然西方國家默認東歐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如果莫斯科方面能到此為止，滿足於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得到的東西，那麽，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關系也就可以相安無事了。然而，蘇聯卻不以此為滿足，它還要更多的東西，這就導致了“冷戰”。那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本性是不要安定，不知饜足的，它需要制造危機，需要擴張。
12 皮克爾編：《希特勒談話錄》，第133頁。
　　13 見1990年8月11日《紐約時報》，P。A2。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戰爭的勝負已成定局之時，戰爭時期的盟邦就開始分裂了。在1945年至1946年間，蘇聯廢除了它於1925年與土耳其訂立的互不侵犯條約，並且向土耳其提出其所不能接受的領土要求，戰時的同盟關系就解體了。不久之後，共產黨人又在希臘發動了內戰。英國站出來保衛土耳其和希臘，然而，英國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得精疲力竭，它不能長期地擔任此項任務。1947年，由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主動倡導，這項阻遏蘇聯擴張的重任就由美國承擔起來了。起初是1947年3月，美國按照“杜魯門主義”所揭櫫的原則，援助土耳其和希臘。接著，1947年6、7月間，美國制定“馬歇爾計劃”，提供大量的財力物力，支援西歐諸國的重建工作。1949年4月，美國更采取史無前例的重大步驟，與西歐十國以及加拿大結成防禦性的同盟，約定互相支援以抵禦外來的侵略 (不言而喻，系指蘇聯集團)。這個同盟叫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總部設在巴黎，而其第一任的最高統帥就是美國五星上將德威特·W·艾森豪威爾。1950年6月，共產黨統治下的北朝鮮侵犯南朝鮮。當時人們還只是猜測，這場戰爭可能是莫斯科方面策動的；後來真相大白，它確實是蘇聯策動的。在這之後，1955年5月，盟邦宣布西德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且邀請它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莫斯科方面馬上作出反應，蘇聯等八個共產主義的東歐國家簽訂《華沙公約》，成立了“華約組織”。於是，“冷戰”就制度化了。
　　關於“冷戰”的歷史，人們已經花費了大量筆墨，論述得很多了。某些歷史學家把“冷戰”的責任歸罪於美國及其盟邦；另有一些歷史學家則把西方和東方等量齊觀，說雙方都有責任。毋庸諱言，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盟邦中公認的頭頭，有時對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反應過當了。不管共產主義陣營對世界均勢的威脅有多大，但從來就不曾有過一絲一毫的危險性，說是美國會落到共產黨手中去。現在事過境遷，可以平心靜氣地說話了。人們不得不作出結論：“冷戰”的絕大部份罪責，是在莫斯科方面。歸根到底，莫斯科方面曾明目張膽地宣布：它要在各地煽動內戰，在各地建立共產主義的政權，赤化全世界。共產國際的加盟章程有二十一條，其中第十七條規定得清清楚楚：“共產國際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宣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為了討好那些新結盟的西方盟邦，曾把共產國際解散掉。但即使是在那段期間，只要哪里有機會，蘇聯也總是構成威脅的。
　　我們還可以拿出更多的證據來說明這個問題，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蘇聯解體，俄羅斯的政權轉由按照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 擯棄共產主義的政府來行施，“冷戰”就立即結束了。1992年6月，新任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爾欽在美國眾議院發表演說，他宣告道：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松一口氣了。那個共產主義的偶像，到處鼓動社會暴亂，到處散布仇恨，到處策動殘忍無比的暴行，在人類中制造了恐怖。現在，那個偶像已經倒塌了。它已經倒下去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再爬起來了。”14
　　
　　至少，葉爾欽已經毫無疑問，說明究竟誰是“冷戰”的幕後指使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國家的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還孕育了各色各樣的恐怖活動，那就和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沒有什麽關系了。恐怖活動主要是用來掩護罪惡行徑的：拐騙、敲詐勒索、刺殺等等。這一類的活動盛行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其典型的組織有德國的巴德—曼因霍夫集團 (Baader-Meinhof group, 現在已經真相大白，這個集團是由東德的秘密警察資助的 )，意大利的赤衛旅，法國的直接行動組織，以及日本的赤衛軍。這些黨派系由知識分子的小團體所組成，人數不多。它們對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和政治家采取恐怖行動，以求推翻“資本主義”。所有這些搞恐怖活動的黨派，先後都被清除掉了。
　　這些無政府主義的行徑，系受到第三世界的革命領袖毛澤東、格瓦拉 (Che Guevara) 等人的啟發而猖獗起來的。 斯大林逝世後的蘇聯領導人，對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似乎是采取一種息事寧人的政策。那些狂熱分子對此深表不滿，在失望中轉而采取暴力行動。然而，歐洲激進人士政治活動的主流，卻與此背道而馳，那就是把共產主義改頭換面，使之能適合當前現實的需要。其主要表現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 的名稱下，掀起了一場政治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後的那幾年，因為蘇聯對盟軍的勝利貢獻很大，聲望很高，歐洲各國的共產黨也獲益匪淺，得到許多新的追隨者。在某些西歐國家，共產黨人得以參加到聯合政府中任職。不過，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追隨共產黨的人就越來越少了。共產黨的衰落，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發了斯大林種種絕滅人性的罪行，舉世震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試圖走它們自己的共產主義道路，蘇聯就出兵予以鎮壓；而且有人把共產主義和反猶太人的迫害等同起來，這個問題在波蘭尤其嚴重。
14 見1992年6月18日《紐約時報》，P. A2.
　　歐洲共產主義就是要另辟蹊徑，它是要與蘇聯劃清界限，免得被說成和蘇聯一樣是實行高壓政策而經濟落後，以提高共產主義在選民中的威望。那些歐洲共產主義者，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知識分子中特別多。他們是要走另一條道路，使共產主義更能適合於歐洲的政治傳統。1976年，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聖第亞哥·卡里洛 (Santiago Carrilo)曾把“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目標說明如下：
　　
凡是傾向“歐洲共產主義”的政黨都一致同意：要用民主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要實行多黨制，要有議會和代議制機構，要經常行使普選權以示主權在民，要有不受國家幹擾的獨立的工會，給在野黨以自由，給人民以人權，給宗教以信仰自由，給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創造以自由，要最廣泛地發動群眾，參加到社會活動的各個部門、各個層次中去。
　　
　　這些話是充滿激情的，值得讚賞。然而，這里面的每一條，都是否定列寧的主張，都是針對著列寧的一種否定。因此，我們就不能說“歐洲共產主義”是一種“中庸化了的共產主義” ：“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是短暫的，不久就失敗了。這個運動的主旨，是要把共產主義納入到歐洲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但實際上是把共產主義所主張的一切都完全予以否定了。
　　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只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偃旗息鼓了。及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又一次邊緣化，失勢了。共產黨人在意大利和法國的勢力最大。在1978年至1979年的議會選舉中，意大利共產黨得到30.4 % 的選票，法國共產黨得到20.6 % 的選票，但在工業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共產黨所得到的選票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國，共產黨所得到的選票只占0.05 %；在西德，共產黨所得到的選票只占0.3 %。15 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往下降。
　　在蘇聯解體後，歐洲各國的共產黨人又經歷了許多變動和分化。那些死硬派的共產黨人把蘇聯的瓦解歸罪於戈爾巴喬夫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妥協政策，他們仍舊死抱著斯大林主義。而其他的一些共產黨人，則完全背離了那沿襲下來的共產主義。於是，那個人數最多而教條主義最少的意大利共產黨，便悄悄地改名為“左派民主黨”。而其他國家的那些共產黨，絕大多數也都同樣摘掉了共產黨的稱號和標志。
　　事實證明，共產主義是一個無法達成的設想。縱然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是導源於西方，它是在非西方的環境里發展成形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傳統，使共產主義的狂言囈語不能得逞。在西方，共產主義會演化為社會民主主義，溶解在資本主義中，然後實際上就銷聲匿跡了。
15 大衛·賈爾斯編：《共產主義在西方國家的變遷》（倫敦，1980年版), 第276頁。




第五章 共產主義在第三世界



共產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
　　
“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每一個共產黨，都有其本身特殊的歷史，都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地域和地區的特色。但追溯起來，它們都與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所締造的模式有關聯。這種關聯就像是共產主義的遺傳密碼，決定了各國共產黨的性質。”1
　　
　　上面這段引文中所說的“關聯”，是從這一事實歸納出來的：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得勢，總不外乎這兩種情況：或者是，像在東歐那樣，共產主義是由蘇聯用軍事力量強加於東歐各國人民的。或者是，通常系由蘇聯支援，共產黨在那些比較落後的國家里獲勝。在那些國家的政治沿革中，沒有根深蒂固的尊重私有財產權的傳統，沒有法治觀念，而專制政體的流毒又很深。那些國家的社會成員，絕大多數都是農民，中產階級人少勢弱，其國情與1917年以前的俄羅斯頗為相似。共產主義原是為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設計的，而結果卻僅僅行之於不發達的農業國家。於是共產主義又變了樣。
　　那樣的國家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其特點是：(1) 一黨專政，由黨壟斷一切，支配一切。這個黨是按照軍事規格組織起來的，等級森嚴，上級要下級必須絕對服從。(2) 這個一黨專政，不受任何黨外機構的約束。(3) 廢除生產資料方面的私有制，同時把一切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統統收歸國有。(4) 蔑視人權。所有那一類的政權，都堅信黨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黨永遠是正確的，黨的權力高於一切，無遠弗屆。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都一樣，這個“黨”是由一位領袖人物作為化身的，這位領袖人物就逐漸被裝扮為全知全能的“神”。
1 柯爾多瓦：《共產主義黑皮書》，第754頁。
　　一般人總以為：貧窮會孳生共產主義。其實不然：貧窮的國家不一定就選擇共產主義。縱觀全世界，有哪個共產主義國家是由占人口大多數的貧民或選民中的多數用選票把共產黨人選上去的？毋寧說，貧窮的國家不像那些比較富裕的先進國家，它們缺少那種足以抵制那些獨裁者得勢的典章制度，所以它們難以抵禦共產黨人奪取政權。 那種使人們得以安居樂業的典章制度，特別是財產權和法治，在那些國家里均付闕如，因此長期地陷於貧困。而這些因素，又使那些國家容易落到獨裁政權手中去，不論是左的獨裁或右的獨裁。柬埔寨的共產黨政權是有史以來最暴虐的政權，有位研究柬埔寨問題的學者說道：“在人民大眾和當權的首腦之間，沒有一個有效的居間調節的機構，致使當權者得以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荼毒生靈，殃及整個社會。”2 由此可見，正是那些使此類國家長期陷於貧困的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國無法紀，無法可依), 給共產黨提供了便利，使之得以取得政權。
　　那些因素還造成一個更嚴重的後果。在那些東方國家里，自古以來土地就不是私有的,3 這就意味著：要顯聲揚名、富貴榮華，只有一個途徑，那就是受當權者雇用，躋身高位。結果是：人們擔任政府工作，並不是將之作為替國家服務的崗位，而是將之視為個人升官發財的階梯。既然共產主義政府把一切權力和一切財富都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那麽很自然，參加到共產主義政府中去工作，就被視為博得名譽地位和財富的主要手段。(當然，這種情況，在俄國也完全一樣。)
2 法朗梭瓦·龐紹，見卡爾·D·傑克遜所編之《1975年至1978年的柬埔寨：死亡枕藉之邦》(普林斯頓，1989年版)，第152頁。
　　3 在這里，著者所說的“東方國家”是泛指近東諸國以及農村公社長期存在的印度和俄國。各國的土地制度是很覆雜的，中國自周、秦以來即實行土地私有，不能說中國歷史上沒有土地私有制。—譯者注。



共產國際倡導與民族主義者結盟
　　
　　在二十世紀初年，歐洲的那些社會主義者都發出疑問，為什麽資本主義並沒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言的那樣崩潰瓦解。修正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他們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點上是弄錯了。然而，那些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卻不接受這種說法，他們申言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容不得篡改，也沒有什麽例外：對就全對，錯就全錯。
　　對於這個問題，列寧從英國經濟學家霍布遜 (J. A. Hobson) 的著作中得到了啟發。1902年，霍布遜在其所著的《帝國主義論》中解釋道：當時列強爭奪殖民地的狂潮，是因為資本家要為其商品尋找新的市場，並為其資本尋找新的出路。在1916年至1917年間，列寧在其所寫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闡明了這個主題，他爭辯說：殖民地搞活了資本主義那垂暮的經濟，並且使資本家得以從剝削殖民地所得到的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來收買其本國的工人貴族，殖民地對老態龍鐘的資本主義之得以延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當前革命策略中就有一項必不可少的任務，那就是要把帝國主義列強的那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爭取過來。
　　在執行此項計劃時遇到一個難題：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附屬國，都沒有什麽工業，即使有也微不足道，因此也就沒有一支相當強大的工業無產階級隊伍。 列寧為了解決這個在沒有工業基礎的國家里搞無產階級革命所遇到的難題，曾要求共產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一項關於殖民地革命的綱領。這個綱領是根據兩項原則擬定的：第一，這些地區可以跳過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直接從“封建社會” 進入到社會主義；第二，在這些地區活動的共產黨人，要與當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結為聯盟 (當然，這是暫時的), 以抵抗外來的帝國主義分子。
　　列寧的這些建議，遭到共產國際中那些來自殖民地區域的一小撮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他們當地的那些資產階級，與外來的帝國主義分子同樣可憎可恨，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列寧仍堅持他自己的主張，而共產國際便致力於“民族解放”鬥爭。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共產黨人一方面保持其原有的組織和稱號，一方面捍衛民族利益，並且與其他反帝國主義的政治團體通力合作。
　　為執行此項政策所作的種種努力，都毫無例外地一概失敗了：共產黨人沒有能利用民族主義者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而他們卻反而被民族主義者利用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鄂圖曼帝國 (土耳其帝國) 是站在德、奧同盟方面對協約國作戰的。同盟國戰敗後，在1918年至1919年間，協約國的軍隊就占領了鄂圖曼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小亞細亞西部的西阿納托利亞。以凱末爾·巴夏 (Kemal Pasha, Ataturk) 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志切恢覆，他們立誓要把那些外國軍隊趕出去，不達目的決不中止。1920年，凱末爾向莫斯科方面提出建議，要求和蘇俄合作以對付英國和法國。莫斯科方面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並於1921年與凱末爾簽訂了一項友好條約，約定俄、土兩國通力合作，聯合起來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可是，莫斯科方面實行共產國際的策略，就在與土耳其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時，卻對之進行顛覆活動。有一份最近才解密的蘇聯共產黨檔案材料，明明白白地顯示出：當莫斯科方面正在表面上與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者熱烈擁抱之際，它卻在暗中策劃著要推翻他們。這項指令是列寧親自起草的，發出的時間是1920年末，原文如下：
　　
切勿相信凱末爾以及他的那夥黨徒，不要給他們提供武器；要集中力量在土耳其人中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鼓動，要在土耳其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共產黨，使之能憑自己的力量走向勝利。4
　　
　　而在凱末爾方面呢，他固然歡迎莫斯科方面的援助，並策劃著仿照蘇俄的模樣把土耳其建成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卻決不能容忍土耳其的土地上有什麽共產黨。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剛剛組建土耳其共產黨以後的頭兩個月內，那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以及他的那些同仁就統統死於非命。毫無疑問，他們是被凱末爾的黨羽謀殺掉了。
　　還有一個與此性質相似但在規模上卻大得多的大失敗在醞釀中，那就是蘇聯政策在中國所遭到的大失敗。共產國際原本非常重視中國並且認為中國革命是很有希望的。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一直受到歐洲列強和日本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這種剝削和壓迫激起中國人仇外的民族義憤：在中國，排外思潮洶湧澎湃，這種思潮時而爆發為暴力行動。國民黨人領導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國。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看到蘇俄能掙脫掉外國的經濟控制和政治壓迫，極為讚賞，所以他決定聯俄容共。盡管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它也有一支工人階級隊伍，大多數是受雇於輕工業，而且集中於上海。列寧曾經寄厚望於中國，他曾經不無誇張地對一夥來自北京的外交訪問團說道：“中國革命……將最後打倒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帝國主義。”
4 派普斯編： 《列寧的真面目》，第121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蔣介石嶄露頭角，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他起初曾很想以蘇聯為榜樣，並歡迎那些被派來中國的蘇聯“顧問”。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莫斯科方面的指示於1921年成立的，其成員幾乎全是知識分子、文教工作者和學生。像共產國際的規章所要求的那樣，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它自己獨特的組織和稱號。但在1923年以後，有許多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參加了國民黨。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按照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想用這種方式在中國建立起反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為了這個目的，共產黨人竭忠盡智，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為國民黨出謀劃策，幫了大忙。然而，這兩個黨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擴大化。特別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掌權，這種分歧就演變為兩黨之間的公開沖突。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把共產黨人逐出國民黨，有數以萬計的共產黨人慘遭殺害。
　　斯大林從這些大失敗中得出一項教訓，那就是不能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來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根據這些理由，所以在1928年，共產國際就在其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決定，放棄過去那種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從這時候起，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這二十五年間，蘇聯大大減少了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區域的活動。在這段時間內，蘇聯既然已經放棄了其與當地“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就把他們視為帝國主義列強的“走卒”，甚至連那些已經獲得獨立的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也一樣。因此，在1953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印度的聖雄甘地 (Mahatma Gandhi)就被說成是“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與此相反，蘇聯轉而倚靠這些地區的共產黨，不管其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也不管其是何等勢單力弱。1948年，莫斯科方面在東南亞煽動起一系列共產黨人的武裝起義，結果在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所掀起的起義全部都被鎮壓下去了，共產黨人只在印度支那 (越南) 取得了勝利。1954年，越南當地的革命軍把法國占領軍趕出了越南北半部。終斯大林之世，蘇聯的外交政策只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把本國建設成一個工業化的軍事強國，一方面是要挑撥離間大國之間的關系，播下不和的種子。



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
　　
　　1949年，中國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解放了整個中國大陸。表面看來，這是共產主義事業一場極其輝煌偉大、影響深遠的勝利。突然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擴展到當時已有五億人口的中國，那比其原先所統轄的人口幾乎多出兩倍。然而，這場勝利的後果卻有喜亦有憂。因為，這場勝利是以犧牲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團結而取得的：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很快就走它自己的路，分裂了共產主義運動。民族意識又一次戰勝了階級意識。
　　原先，1927年10月，那些在蔣介石的大屠殺之後還保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退往內地的農業地區。身為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毛澤東 (他一度也曾是國民黨的熱烈擁護者)，在這以後二十年漫長的歲月中，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建立起一支遊擊部隊。1931年,中國共產黨還建立過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然而，不論是在當時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都從未表示過要支持中國共產黨。因為首先，斯大林更關心的是要維護蘇聯在遠東的利益，而不是要在遠東推行共產主義；為了蘇聯的利益，需要有一個強大而又統一的中國，足以遏制日本。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國民黨更適合擔負起此項任務，所以他就寧願接濟蔣介石。而後來，斯大林又時時想到他與南斯拉夫共產黨鬧翻的事。1948年，南斯拉夫共產黨在約瑟普·鐵托的領導下要獨立，拒不執行莫斯科方面的命令，就與蘇聯決裂了。斯大林唯恐中國發展成另一個“鐵托式”的國家，所以曾想方設法，勸毛澤東與蔣介石媾和。但毛澤東沒有理睬此項勸告，他帶領著那由農民組成的解放軍征服了全中國。
　　甚至在毛澤東已經在中國坐穩江山以後，斯大林仍繼續在監督著毛澤東。毛澤東因為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要倚靠蘇聯的幫助，所以暫時謙讓，隱忍不發，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首腦和模範。可是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毛澤東的態度就變了，他認為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都是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及至1959年，蘇聯和中國之間的關系緊張到快要決裂的程度，原因是莫斯科方面拒絕與北京方面分享原子技術。1960年，赫魯曉夫就單方面撕毀協定，把蘇聯的技術顧問從中國撤了回去。
　　毛澤東迅即提出一套獨具一格的、變了樣的共產主義理論。有一位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權威人士曾經說：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論點，似乎都是完全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 它僅僅足以證明：“任何一種主義，一旦在歷史上產生了影響，就會有無限的靈活性，任人解釋了。”5 幾乎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毛澤東都是把馬克思顛倒了過來，反其道而行。他不是倚靠產業工人去進行革命，而是把農民提升為革命的領導階級。他認為：世界革命不會由歐洲人 (他所說的歐洲人包括俄國人) 來完成，而要由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族人民來完成。他還反對馬克思的那句格言：“不是思想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思想意識。” 6那就是說，物質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交換，決定了人們的思想意識。與此相反，毛澤東卻堅決認為，人的行為是由思想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把“客觀事物”當作決定性的東西，那在毛澤東看來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觀點。毛澤東認為：一旦群眾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客觀條件是難不倒他們的。知識會挫傷人們的決心，可能會壞事，所以知識愈多愈反動。因為這個緣故，讀書太多是有害的。不是用改變經濟結構和社會條件的方法來締造新社會和新型的人，而是要用改造思想文化等“上層建築”來締造新社會和新型的人。這是一種特殊形態的修正主義：西方的修正主義始於德國的伯恩斯坦，那是想方設法要修正馬克思的教條，使之能適合當前現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修正主義則是根本不顧現實。
5 萊斯澤克·科拉科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第三卷（牛津，1978年版), 第495頁，第521頁。
　　這樣一種離經叛道的思想，就引起中蘇之間的爭執。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莫斯科方面決定了與西方國家解凍的政策，並且宣稱：毋須再用戰爭來達成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因為這個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共產主義。毛澤東反對這樣的路線，他堅信：既然蘇聯有了洲際導彈火箭，就可以保證對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發動進攻。毛澤東和列寧一樣，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戰爭是必不可免的。赫魯曉夫認為共產主義可以不用暴力，循著議會道路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則主張用暴力，他說：“戰爭是解決矛盾的最高形態的鬥爭”；“槍桿子里面
6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37頁。
出政權。”7
　　因此，毛澤東根本不理會那種說法：熱核武器的發明，使人類不能再把戰爭作為一種政治上的選擇來解決問題。他蔑視原子彈是“紙老虎”，“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8 毛澤東還把1968年商訂的軍備控制協定斥責為叛賣的行為。他嘲笑那種想法：一場熱核戰爭會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統統毀滅掉。他用一種令人驚訝的漫不經心的口吻說道：

“即使最壞、最壞的情況發生，全人類死了一半, 那另一半還會活下來，而帝國主義則連根鏟除了，全世界都變成社會主義了；不要多少年，全世界又會有二十七億人，肯定還要多於此數哩。”9
　　
　　毛澤東遵循斯大林的路線，他反對斯大林身後蘇聯領導人的策略，不支持那些從殖民地新近獲得獨立的新政權，如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賽爾。
　　中蘇之間的沖突愈演愈烈，1969年就爆發了中、蘇邊境上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戰略戰術的歧異，但其根本的原因卻是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莫斯科方面一向堅決認定：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無可爭議的領袖，此項權利早就在1920年共產國際的章程中規定得明明白白，從未放棄。1956年，赫魯曉夫在華沙發表過一篇不作記錄的演說，其中揭露了一件事：斯大林曾關照過毛澤東，說關於共產主義陣營的一切重大事件，莫斯科方面必須有最後決定之權。可是在1956年以後，毛澤東就不管這一套了，因為如前所述，他把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毛澤東自視甚高，他認為他自己不僅可以與莫斯科方面的當權者平起平坐，而且還比他們高出一籌。甚至在其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以前，毛澤東就說他寫過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為世界上那些非西方的國家指出革命的方向。那些國家的革命，要由農民來完成。早在1945年，就有一位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聲稱：“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在他把歐洲式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亞洲式的馬克思主義，”那會指引人類中一大部分與中國人生活在同樣條件下的人走向革命。後來，為了要把蘇聯的勢力排擠出非洲，北京方面又訴諸種族主義，說俄國人身為“白種人”，既不可能真正了解東方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非洲人。毛澤東在其本國被尊為馬克思主義正宗的先知。無怪乎北京方面在1966年就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全世界》。於是，“起初還只是一場關於革命策略問題的爭論，……後來就發展成一場積怨很深的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鬥爭了。”10
7 《毛主席語錄》，1965年北京版，第56頁。
　　　　8 同上，第122頁。
　　　　9 斯圖亞特·施楞：《毛澤東傳》（英國，哈蒙斯瓦斯，1966年版), 第291頁。
　　中、蘇之間的齟齬，顯示出共產主義事業中有一個根本性的而且無法補救的弱點。它表明：那些外國的共產黨人，只有當其在國內還沒有相當鞏固的根據地、而且在財務上和軍事上要依賴莫斯科方面的支援時，才樂意接受莫斯科方面的領導。但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是邊緣化了的，而且軟弱無力。那些外國的共產黨人一旦在其國內取得相當強大的支持，如首先發生在南斯拉夫、接著又發生在中國的情形那樣，他們就轉過來成為一支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並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他們從此也就不願意再聽命於俄國人或承認蘇聯的利益高於其本國的利益了。結果就造成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外國的共產黨人越是成功，他們就越要獨立，而莫斯科方面也就越難再控制他們了。於是，莫斯科方面就必須在其本身的利益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之間作一番選擇。如果蘇聯領導人真心誠意要擴展共產主義於世界，那麽，他們就必須放棄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並且放棄那套理論說什麽蘇聯的利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過那樣一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又會變得七零八落，離心離德，分散了力量，從而違背了列寧的遺訓。列寧曾經說過：共產主義政權最主要的特征，就在要有強有力的集中領導。
10 端納·S·紮哥里亞：《1956年至1961年的中蘇沖突》（紐約，1964年版), 第385頁。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斯大林死後，他的那些接班人在第三世界采用扶助反帝勢力的策略，看來就比三十年前要順利得多了。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允許其大部分的殖民地獲得獨立。在這些新近獲得獨立的國家中，有人口眾多而戰略地位又十分重要的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這些國家是由那些缺乏行政經驗的、民族主義的頭面人物治理的，一般都很窮，缺少資金。他們認為政治上主權的獨立僅僅是第一步，只有在經濟上能做到自給自足，才會有真正的獨立。他們非常欽羨蘇聯能由一個落後國家建設成一個工業強國，他們想學習蘇聯，歡迎蘇聯的建議和協助。還有一些情況，那是一些野心勃勃的“獨裁者”也把蘇聯當作能保證其在位的保護傘。他們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以便取得社會主義陣營公安部門和軍隊的支持，去對付那些國內外的政敵。
　　1956年以後，蘇聯積極地加強了其在第三世界的活動，企圖建立一個擁有全世界人口之半的大同盟，去對抗那些西方國家，特別是對抗美國。蘇聯要在世界各地取得立足點，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在印度，蘇聯出錢出力建造了一座規模宏大的煉鋼廠；而在其他的地方，它幫助建造了電力廠和面包烘制房。在埃及，蘇聯幫助建造了阿斯旺水壩，那是破天荒第一次可以用人工來調節尼羅河的定期泛濫。蘇聯的這些行動都在表示：它與資本主義西方國家那種“自私自利”的勾當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方面武裝阿拉伯人去對抗以色列，武裝埃塞俄比亞去對抗索馬里。蘇聯的“顧問人員”，伴隨著各項援助而來，這就使蘇聯得以在全世界都布滿了耳目。援助也造成了經濟上的依附，而經濟上的依附可能就變成政治上的依附。
　　然而結果呢，這種野心勃勃而且所費不貲的政策卻收效甚微。蘇聯根本沒有那種經濟能力，足以使它負擔得起其新的第三世界政策所要求的任務。莫斯科方面到處鉆營，尋找政治上的真空，從這一個國家轉到另一個國家，從中近東轉到非洲，給予財政的和軍事上的支援，結果發現接受其援助的人或者因故去職，或者其本人又改變了主意。正如人們所說：第三世界的領袖人物善變，他們可以租用於一時，卻不能收買於永久。
　　蘇聯在第三世界的這些活動，其主要結果只是使西方國家為之震驚不已，並且加深了冷戰的氣氛。而這些活動，也使蘇聯的財庫為之虛耗。



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他們的主義是科學，他們試圖總結經驗，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但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後目標則不怎麽關心。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後目標是不能評論的，只能評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戰略戰術。列寧從馬克思那里學到：為了防止反革命的覆辟，他必須毫不留情地把整個資本主義的組織機構統統打碎掉。而毛澤東鑒於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搞修正主義，他得出結論說：單單打碎資本主義的組織機構是不夠的，還必須改造人。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改造人。但毛澤東決定：這一點必須立即實現，他用他全部的政治力量來促其實現。
　　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了一套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起初，毛澤東亦步亦趨地仿照斯大林的經濟政策，搞農業集體化；為了實現工業化，搞了幾個五年計劃。然而，中國和蘇聯還是有所不同的，其中之一就是：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襲用沙皇專制政體的那套辦法，它只要求人民服從或假裝著聽話就行了，不大過問人民究竟想些什麽。而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則不然，它決心要做到思想文化的完全統一。【注】這種政治上的訴求，根源於中國儒家大一統的思想。儒家重視道德的完善，主張政府要為政以德，不能單靠武力。不過當前最直接的推動力還是毛澤東的疑懼。毛澤東擔心： 除非他那些臣民的思想都得到改造，使他們完全融合在馬克思、列寧以及他自己的思想中，那麽，中國就會遭到和蘇聯同樣的命運——那就是放棄正宗的馬列主義，轉向修正主義了。
　　毛澤東的這些設想，引發了一系列荒謬絕倫的試驗。這些試驗全都失敗了，有千百萬人死於非命，斫喪了國家的元氣。中國公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懷疑為思想不純或思想反動，迫使他們接受嚴格的“再教育”，改造思想。這種改造工作通常是在勞改農場或集中營里進行的，在那里面，人們要承受種種磨難，通常稱之為“洗腦”。那是一種精神上的苦刑，是用來摧毀人們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
【注】 有許多觀察家認為：強迫性的思想灌輸，是蘇聯共產主義體制的一個主要特征。此項錯覺，可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在蘇聯立國的起初四十年中，外國觀察家都只能從蘇聯的出版物中得到一些關於蘇聯的知識。蘇聯的那些出版物，是強調思想上的統一，要求大家都信奉共產主義。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
　　也就是毛澤東這些異想天開的設想，發動了那場所謂的“大躍進”，那是在1958年發動的。毛澤東心血來潮，他要向全世界宣示：中國人比俄國人高明，已經找到了一條更好更快的途徑來克服經濟上的落後狀態。 他宣布：中國的目標，是要超英趕美，要在五年之內在煤炭和鋼鐵的產量方面超過英國。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有五億多人分別被趕進兩萬四千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把原始的家庭工藝和農業結合在一起，不久就以失敗收場了。毛澤東不顧經濟的實際情況，肆意妄為，結果就造成了災難。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問題，以下是《毛主席語錄》中的一段話。(《毛主席語錄》通稱“毛主席的紅寶書”，有一段時期，那是中國唯一有得供應的書。) 它把中國人民當作一塊可以任意寫什麽字畫什麽畫的“白板”。
　　
　　“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11
　　
這段話所論述的那個國家，卻是一個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政治智慧很高的文明古國啊！
有人以為：只要人們下定決心去做，世界上就沒有做不成的事。“大躍進”中的口號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由此可見：就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來說，馬克思主義原是嚴格的唯物主義理論；而到了中國那位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獨裁者手里，馬克思主義就變成一種唯心主義的空想了。他認為現實是可以由人的意志任意決定的。
　　　11 《毛主席語錄》，第33頁。
“大躍進”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經濟上的大混亂，造成了大饑荒，不得不放棄了。因為“大躍進”而死亡的人數是駭人聽聞的。毛澤東死後，美國的人口學家可以看到中國的人口統計材料，他們斷言：在“大躍進”所造成的大饑荒中，至少有三千萬中國人死於饑餓。而關於那次大饑荒的慘狀，外界人士甚至還不知道呢12。不過，這場失敗並沒有使毛澤東有所收斂，因為他那狂妄自大的心態已經達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了。他覺得他在共產黨內的地位愈來愈孤立，於是他就在1966年又發動一場荒唐透頂而破壞性極大的運動。這場運動的打擊對象是那些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中的官員 (即所謂“走資派”), 他生怕這批人會和蘇聯修正主義者一樣，把中國引導到修正主義的邪路上去。他發動了反修十字軍，把那些城市中的青少年組成一批批的“紅衛兵”，來進行這場官方所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實，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場罪惡滔天的毀滅文化的反革命。這場浩劫是史無前例的，在這場浩劫中，那位大權在握的統治者，一部分是受權勢欲的驅使，要重新燃起群眾的革命熱情，一部分是由於顢頇無知，使這個國家的文化生活陷於停頓。中國原為世界上文明古國之一，但有許多年，這個文明古國卻被那批野蠻而又專橫的暴徒糟蹋得遍體鱗傷。那批暴徒奉命行事，把他們所不懂的東西一律予以摧毀。在鬧得最兇的時候，所有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書本絕跡，只有毛澤東的著作和幾本教科書應世。西方的音樂不準演奏。紅衛兵打、砸、搶，橫掃知識分子，強迫他們當眾羞辱自己。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受到紅衛兵的苦刑拷打和虐殺，有許多人就這樣含冤而死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幹部，也遭到同樣的虐待，死者無算。這種毀滅文化的瘋狂暴行，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才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它不僅剝奪了整整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機會，而且給他們在道義上和心理上留下了永難愈合的傷痕。
12 賈斯普·貝克《餓鬼：中國那場保密的大饑荒》（倫敦，1996年版), 頁XI。
　　盡管在中國，任何人如果膽敢非議“大躍進”或非議“文化大革命”，就有立即被捕下獄的危險；在西方國家，倒還有不少過激派的知識分子同情毛澤東那些暴戾恣睢的行徑，並且想從毛澤東那些枯燥無味的著作中覓得一點智慧呢。
　　毛澤東的接班人鄧小平，撥亂反正，結束了那些瘋狂的暴行。1979年，鄧小平采用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進行改革，這就覆活了人們勤儉致富的企業精神。從那時候起，盡管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和政府組織的形式上仍然以共產主義為標志，它已經走上了經濟私有化的不歸路。這實際上就說明：中國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中最根本的一條，那就是要廢除財產私有制。



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
　　
　　革命運動和革命政權都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會變得更加激烈，更加殘酷無情。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那是因為：在經過了一系列的失敗以後，那些革命運動或革命政權的領袖人物不是回過頭來反省反省他們的那些基本信念是否正確 (因為這些信念是他們的命根子), 而是用更為殘酷無情的手段來貫徹那些信念 (因為他們認為，過去之所以失敗，是由於決心不夠)。最後，一切都試驗過了，依然一無所成，於是就疲疲沓沓了。那些繼承前輩事業的接班人也就安定下來，講究生活享受了。不過在這以前，他們總要采用最極端的滅絕人性的手段以求一逞。
　　正如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說明了納粹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的真實本質，紅色高棉在柬埔寨三年多的統治 (1975年－1978年) 也充分說明了實行共產主義的結果：按照共產主義的理論引伸下去，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麽樣子。紅色高棉的領導人不顧一切要達到他們的目標：那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個真正平均主義的社會。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蓄意屠戮生靈，要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那是共產主義思想意識中所固有的狂妄自大，以一種最極端的形態表現了出來。那就是相信：知識分子中的菁英在馬克思主義的引導下，就會有無窮無盡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地用暴力把這個社會完全改造過來。而結果呢，卻是以難以想象的殘暴，造成一場毀滅性的大災難。
　　紅色高棉的那些領導人，原是在法國巴黎受過高等教育的。在巴黎，他們把盧梭那一套關於“自然人”的幻想，與法朗玆·法倫 (Frantz Fanon) 和簡－保爾·薩特 (Jean-Paul Sartre) 在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歌頌使用暴力的思想揉合在一起。(薩特曾經寫道：“你必須殺人，殺掉歐洲殖民者……使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同歸於盡。” ) 他們在回到柬埔寨以後，就在該國東北部山區組織起一支紀律森嚴的武裝隊伍。這支隊伍，大部分是由最貧苦的農民中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青少年組成的，這里面絕大部分都是十二歲至十四歲的娃娃兵。他們都受到嚴格的政治思想教育，痛恨所有一切與他們自己不同的人，尤其痛恨那些城市居民以及那些居住在柬埔寨的少數民族越南人。就像德國納粹黨人的沖鋒隊一樣，他們受過特殊訓練，虐殺牲畜，以養成一種“兇殘嗜殺的性格，然後用以作戰”。
　　他們的時機終於到了。1975年初，紅色高棉推翻了美國人所扶植的朗諾政權，占領了柬埔寨的首都金邊。金邊的居民一般都毫無警覺，不知道大禍將臨，因為紅色高棉在其宣傳品中曾答應要寬恕那些舊政府的工作人員，說要把各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去對付“帝國主義”和地主。然而，紅色高棉的部隊一開進金邊，立即采用最嚴酷的懲罰措施。他們認為：城市是一切罪惡的策源地 (用法朗玆·法倫的話來說，城市是“賣國賊和流氓無賴的藏身之地。” )。於是，紅色高棉下令：金邊的二百五十萬居民，以及全國其他城市中的居民，必須全部撤離出來。那些受苦受難的人被驅逐到鄉下去，只準帶一點自己隨身背得動的東西。在一星期以內，所有柬埔寨的城市居民都被迫搬遷一空了。有四百萬人，或柬埔寨總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都遭到流放，被迫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中，工作勞累而營養不足。全國的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全都關閉了。
　　接著而來的便是大屠殺。紅色高棉的頭頭波爾布特，原是傾慕毛澤東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模仿毛澤東的，但在這一點上卻不像毛澤東。他不耐煩浪費時間去搞什麽“再教育”，而是直截了當地進行大屠殺，把全國人口中那些他認為是在反對新政權或可能反對新政權的幾類人通通斬盡殺絕：所有舊政府的文武官員，以前的地主，教師，商人，佛教僧侶，甚至連技術工人，都一律格殺勿論。凡屬這幾類人的家屬，都被官方打入公民中的最下層，一切權利都被剝奪掉，包括領取食物配給的權利。 他們或者是被集合起來通通槍斃，或者是被送去服勞役，直至精疲力竭而死。這些困苦無告的不幸者，可能占到柬埔寨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他們總要經受一系列的苦難，遭到逮捕，審問，苦刑拷打，被迫供出其他的人，然後就被槍決了。這種死刑殃及全家，連小孩也不放過，因為波爾布特堅信：異議人士的思想和態度，是由其社會地位、所受的教育以及職業所衍生出來的，像傳播疾病的“邪惡的微生物”一樣。共產黨員中如果有人被懷疑受到了感染，也會被清洗。後來，越南人把紅色高棉趕出了柬埔寨，他們在那里發現了許多堆積如山的受害者的骸骨。
　　農民的日子也不好過，他們被趕進“合作社”，那是按照中國的模式建立起來的。農民社團所生產出來的糧食，完全由國家統一分配。就像“法老”時代的古埃及一樣，政府把糧食儲存在寺院里或別的政府倉庫里，審慎地拿出來零星發放。這些措施，打亂了傳統的農事作業，招致了食物短缺。1978年至1979年間，柬埔寨在受到一次非常嚴重的旱災後，發生了大饑荒。
　　在紅色高棉統治柬埔寨的四十四個月份中，殺戮無辜的慘劇日甚一日。人們會因為這樣的過失而被處死：諸如上班遲到、抱怨食品不足、批評政府、有婚前性行為等等。在殘忍性方面，其絕滅人性的暴行和納粹分子所犯的種種罪行完全一樣。在柬埔寨和越南的邊境上，竟發生這樣令人發指的暴行：
　　
“紅色高棉的士兵會強奸越南婦女，然後用棍子或刺刀插入其下體。孕婦們被剖開肚皮，胎兒被拽出母體，並且抽打那正在痛苦死去的母親的面頰。娃娃兵把那些好端端的越南婦女的乳房割下來，以此尋歡作樂。”13
　　
　　據報還有許多例子，紅色高棉命令子女們親手殺死自己的父母。
13 肯尼斯·M·奎恩，見傑克遜所編之《柬埔寨》，第238頁。
　　這些大屠殺所造成的喪亡人數，是駭人聽聞的。根據可靠的估計，當紅色高棉於1975年取得政權時，柬埔寨的人口總數是七百三十萬；而當越南人於1978年接管時，柬埔寨的人口卻下降為五百八十萬。如果把這四年之間的人口自然增殖算進去，當時柬埔寨的人口應該是超過八百萬了。14 換句話說，波爾布特三年多的統治，造成人口的巨大喪亡，約有二百萬柬埔寨公民死於非命，超過了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那些蒙難犧牲的人，多為柬埔寨受過最好的教育、最有技能的社會菁英。這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史事，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罕有其匹的人類大悲劇。其所以發生，只是因為有幾個政治理論家要在那些馴良的高棉人中實現其狂妄野心罷了。”15【注】
　　可注意的是：對於這些暴行，世界各地竟沒有一點反對的表示；而聯合國也沒有通過什麽決議，來譴責這些暴行。世界人士竟然讓這些暴行得逞，還以為那是如其所宣揚的那樣，在執行一項崇高的任務呢。



阿蘭德當政時期的智利

　　1970年至1973年間薩爾瓦多·阿蘭德 (Salvador Allende)在智利所試行的那一套馬克思主義的體制，則是獨具一格：那是要在一個民主國家里用民主的方法來推行一場共產主義的革命。
14 傑克遜所編之《柬埔寨》，第3頁、第150頁。
　　15 查利·M·推寧，見傑克遜所編之《柬埔寨》，第110頁。
【注】 某些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不願把這種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歸罪於共產黨，而將之歸罪於美國人。因為：美國人曾於1969年至1973年間轟炸柬埔寨，以圖消滅那些躲藏在柬埔寨的越共武裝力量。不過，這就很難說得通了：為什麽柬埔寨人要把這股對美國人的憎恨，發泄在其本國人民的身上，屠殺了兩百萬本國人民呢？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智利政府是操持在基督教民主黨人手里。基督教民主黨的黨魁愛度亞多·佛萊 (Eduardo Frei)推行一套相當激進的社會經濟政策。特別是，佛萊推行一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政策，那是要用給以補償的辦法，把大莊園、大農場的土地沒收過來。佛萊還把智利的許多礦業收歸國有。這些措施，結果造成了智利社會的兩極分化：就右傾人士看來，這些措施做得太過份了；而就左傾人士看來，這些措施做得還不夠。加之通貨膨脹，物價騰貴，佛萊政府的信譽日益低落。在1970年進行總統選舉的前夕，智利的通貨膨脹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
　　在1970年的總統選舉中，三位領先的候選人所得到的選票相差無幾。得票最多的 (占36.3％) 是薩爾瓦多·阿蘭德，他是一位醫生，同情共產主義，是代表那由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聯合組成的人民共和黨出面競選的。而那位保守派的候選人也得到34.9％的選票。因為沒有哪一位候選人得到絕對多數的選票，問題就拿到國會里去解決了。在大選之後的兩個月里，阿蘭德與基督教民主黨人達成一項協議：基督教民主黨人可以擁護阿蘭德當總統，但阿蘭德必須遵守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宣誓矢忠於智利的憲法，尊重法律，尊重政治上的多元主義。此項協議被寫成《憲法保障條例》，並經國會通過，它使阿蘭德得以登上總統的寶座。
　　因此，阿蘭德那條“把智利引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開始便受到許多限制，使之不能實現那些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選民所提出來的激進的改革方案。盡管阿蘭德傾慕古巴的費代爾·卡斯特羅 (Fidel Castro), 但他只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什麽狂熱的革命家。然而，他背後那些支持他的教條主義者，卻決心要按照蘇聯的模式，把“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東西引進智利。他們不斷地促使他采取左的政策，而當他的那些措施失敗時，他也就變得越來越激進了。阿蘭德堅信：他可以用立法手段，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他總以為：他的這些改革，日久總會得到國內大多數人的擁護。共產黨人支持這種策略，總以為在智利，他們的目的是可以用和平方式來實現的。不過他們很不幸，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其所以如此，一部份是因為阿蘭德的那些社會主義立法使國內一大部分人離心離德，一部份是因為那些社會主義立法搞亂了國家的經濟生活，弄得一團糟。
　　阿蘭德就任總統後，其政府號稱“民眾聯合政府”。他把政府中那些管理經濟事務的部門交給共產黨人去辦理，共產黨人就把那些剩下來的礦業、銀行、以及大部份的制造業一律收歸國有。而這些措施都是用命令的方式來進行的，沒有經過立法手續。政府沒收阿納孔達 (Anaconda) 銅礦和肯尼苛特 (Kennecortt) 銅礦，引起外國投資紛紛撤走，資金枯竭。蘇聯趁虛而入，來幫助阿蘭德，給他提供了五億多美元的貸款。其他國家也給以資助，卻不足以挽救智利那百孔千瘡的財政狀況。為了支付各種各樣的社會開銷，其中包括增發工資，政府就多印鈔票，結果造成通貨膨脹，其嚴重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佛萊政府時代的通貨膨脹：在阿蘭德擔任總統的三年間，智利流通中的貨幣數
值增加了十五倍，每年的通貨膨脹率超過了百分之三百。
　　阿蘭德政府在實行企業國有化的同時，還搞農業集體化。為了達成此項目的，政府允許甚至鼓動人們去強占土地。結果糧食產量急遽低落，小麥的產量幾乎下降了一半。接著就發生嚴重的糧荒：當阿蘭德政府倒台時，智利儲存的面粉僅僅只夠數日之需。
　　抗議的聲浪越來越高。其中最嚴重的，是那些貨車司機(小私營企業主) 所發動的抗議：他們反對阿蘭德政府要用擴充國營運輸公司的辦法，來搶奪他們的生意。有兩次，參加罷工的人數多達七十萬人，使智利全國的運輸業和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陷於停頓。如果在哪個正經八百的共產主義國家里，這樣的示威遊行會被說成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煽動的反革命陰謀而予以鎮壓了。然而，在阿蘭德當政下的智利，盡管政府掌握著廣播電台和大部分的報紙，還是有相當多的資訊自由的。如果壓制這種自由，那就會激起全國性的叛亂。那些在野的反對黨在起作用，在抨擊政府。而最最重要的，智利還有個國會和最高法院呢。
　　1973年8月，智利國會眾議院票決，以81票對45票通過決議：阿蘭德篡竊國會的立法權擅自頒發命令，無視國家的法律，侵犯言論自由，凡此都是違反了憲法。而智利最高法院則就其職權範圍作出判決，判定阿蘭德是用司法來為其政治需要服務，侵犯了司法獨立。因為智利憲法中沒有彈劾總統的條文，於是眾議院就籲請武裝部隊來恢覆國家的法治。智利軍方得到眾議院的授權，十八天之後，就在奧古斯都·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將軍的領導下發動政變，以武力迫使阿蘭德下台。繼任的新政權是個軍事獨裁政權，它用很殘暴的手段來懲治那些失敗了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



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

　　在拉丁美洲，古巴是第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同時也是唯一的能撐持下來的共產主義國家。古巴提供了一個饒有趣味的例子：那是由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客建立了個人獨裁的政權，用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作為護符，來實現其個人野心的。引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歷史地看問題……卡斯特羅主義就是：一位領袖人物適逢其會參加了一場政治運動，這場政治運動獲得了政權，這個政權又找到了一套思想意識。”16
　　與一般流行的觀念相反，從前的古巴，共產主義者掌權以前的古巴，既不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也不是一個農業占絕對優勢的國家。在拉丁美洲各國中，古巴的生活水平高居第二位 (僅次於因為有石油資源而致富的委內瑞拉)。古巴的居民多數是識字的，而且是住在城市里面的。［注］ 那種認為古巴的經濟全靠蔗糖的說法也不正確。是的，蔗糖是古巴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它僅占古巴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還不到三分之一。易言之，大家廣泛認為是造成共產主義革命的兩大現成條件——貧窮與落後——在古巴是不存在的。
　　共產黨人是趁著一陣起義浪潮拿下古巴的。那陣起義浪潮，主要是由中產階級發動起來，反抗福爾根契奧·巴提斯達 (Fulgencio Batista) 的專制獨裁。巴提斯達原為古巴的總統，他在其早年的合法任期內 (1933年至1944年) 曾頒布過一部民主性的憲法。及至1952年，他卻把這部民主性的憲法廢棄了，因此激起民眾的反抗。費代爾·卡斯特羅原為一位富裕的種植場主的兒子，並且是哈瓦那法學院的學生，他在這場反抗浪潮中因勢趁便，爬上政權的高峰。起初，盡管卡斯特羅有些左派傾向，卻決不是共產黨。實際上，他根本就沒有什麽思想信仰，而只是孜孜以求，醉心於權力。他的那點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由那位阿根廷的革命家格瓦拉灌輸給他的。卡斯特羅原先的政綱，只是要把古巴各階層的人團結在他周圍，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恢覆1940年那部民主性的憲法。
16 德拉普：《卡斯特羅主義》，第48—49頁。
【注】 共產黨人在智利和古巴執政的例子，看來似乎是與本章開頭的概括語相矛盾的。本章開頭曾說：在那些沒有民主傳統、沒有鞏固的私有財產制的國家里，共產主義最容易得勢。不過，不論是在智利或古巴，共產黨人都不是經過社會革命而掌握政權的。在智利，共產黨人是用與基督教民主黨人達成協議的辦法，用和平方式建立了一個政府，但迅即違反了那項協議。而在古巴，如下所述，共產黨人是以恢覆民主政體為名，在領導一場反對那聲名狼藉的獨裁者的全民起義中取得政權的。
　　然而，卡斯特羅在那場純粹是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中取得獨斷獨行的權力以後，很快就向左轉了。他建立了一黨專政的政府，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土地改革。及至1960年，他在蘇聯的唆使下，沒收了美國在古巴的一切財產，這就引起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報覆行動，宣布對古巴實行貿易禁運。美國的禁運，使古巴越來越要倚靠蘇聯。而蘇聯方面，盡管起初還有點怕引起美國的反感，只是小心翼翼地在幫助卡斯特羅；接著卻越來越深地卷入古巴的政治漩渦中，特別是在1961年4月卡斯特羅公然宣布古巴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後。1961年4月，美國對古巴策動了一場“豬羅灣入侵事件”，結果以可悲的失敗告終。隨後在1962年10月，發生了“古巴導彈危機”，這場危機雖然得到和平解決，美國承認尊重古巴的主權獨立，這就把古巴島完全擺在蘇聯集團中去了。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卡斯特羅曾要求蘇聯方面對美國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核武器突襲，他是準備以古巴為犧牲，來保證“社會主義”能在全世界都得到勝利。17 蘇聯方面制止了卡斯特羅，這時蘇聯已經成了古巴主要的經濟靠山：它用人為的高價，從古巴買進大部分的蔗糖；它向古巴供應石油和多種多樣的工業產品，並向古巴提供優惠貸款。按照費代爾·卡斯特羅之弟勞爾 (Raul) 的說法，蘇聯在其解體之前，一共無償地向古巴提供了價值一百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古巴在經濟上完全倚靠蘇聯。
　　作為回饋，卡斯特羅忠心耿耿地擁護蘇聯的每一項外交冒險，從出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到出兵侵入阿富汗。卡斯特羅給蘇聯提供了收集情報的監聽站；並且擔負起要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擴展共產主義的任務。1967年夏，卡斯特羅發起組織的“拉丁美洲團結組織”(OLAS) 在哈瓦那召開成立大會，號召要在拉丁美洲各地發動遊擊戰。
17 謝爾蓋·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傳》（美國賓州，大學園地，2000年版), 第627頁。
　　在內政方面，卡斯特羅完全引進了蘇聯那一套的政治體制。在他掌權的十年間，經濟的一切部門都已經收歸國有，只有農業是例外。有百分之三十的農業，還是留給小農和中農去經營的。黨壟斷著一切政治活動。工人們只能參加由國家控制的工會，喪失了自行組織工會、談判工資、以及實行罷工的權利。在社會福利方面倒有很大的改進——諸如學校、醫藥設施、房屋——大部分都是用在實行共產主義經濟以前所積累起來的資金建造的。對於異議分子，有兩種處理辦法：一是允許一大部分中產階級人士移殖到國外去，一是按照蘇聯的辦法，把異議分子送上革
命法庭或關進“苦役營”。
　　共產主義的領袖人物通常總是被神化了的，其中多數是寧願深居簡出，躲在幕後發號施令，被塑造成神明。卡斯特羅卻不是那樣的人，他到處誇誇其談，對那些受其愚弄的聽眾發表長達數小時的演說，花言巧語，高談闊論，危言聳聽。他這些空洞的演說絕大部份都集中在攻擊美國，他把美國描繪為惡魔，把古巴一切不如意的事都歸罪於美國。
　　現實無情，古巴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這一部分是因為工人和農民的反抗，大都消極怠工；一部分是因為那些最有企業心和教育程度最高的古巴人都移民到美國去了。古巴共產主義體制的延續，全靠蘇聯的支持。
　　古巴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蘇聯解體後，繼任的葉爾欽政府拒絕再向古巴提供援助，卡斯特羅政權似乎就要完蛋了。然而，它卻想方設法，撐持了下來。它對外國資本家作出種種讓步，給他們提供有限的但卻有利可圖的機會，讓他們到古巴來投資。美元開始在古巴自由流通了。卡斯特羅政府大力發展旅遊業，而且做得很成功。它不僅誇耀古巴有美麗的海灘和廉價的休養勝地，而且盛稱古巴有年輕貌美的女子應召。1992年，卡斯特羅在對國會發表的一次演說中，公然無恥吹噓古巴色情業的優點，說古巴是世界上艾滋病發病率最低的國家。發展旅遊業，在1999年一年中就招徠了一百七十萬外國旅客，使古巴成為“色
情旅遊者趨之若騖的地點之一，與泰國不相上下。”18



孟吉斯托統治下的埃塞俄比亞
　　
　　如果說，在毛澤東這個例子中，甚至在波爾布特這個例子中，至少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人們還可以察覺到他們是有些社會主義的理想的；那麽，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各地，特別是在非洲，就根本說不上有這種信念了。在這些地方，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所知甚少，他們只是把馬克思和列寧捧過來，以求達到兩項目的：一是沒收私有財產；一是使他們可以得到共產主義集團的幫助，以抵禦那些國內、國外的敵人。
　　埃塞俄比亞的獨裁者孟吉斯托 (Mengistu Haile Mariam), 給這種虛情假意引進馬克思主義的勾當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孟吉斯托原為埃塞俄比亞的陸軍少校，他參加了那一群軍官因抱怨軍中提升太慢而發動的起義，於1974年9月推翻了埃塞俄比亞那位年高德劭的皇帝塞拉西 (Haile Selassie)。起義成功後，政權落在一個叫做“德格”(Derg) 的委員會手里，孟吉斯托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不久，“德格”因為內訌而分裂。三個月後，孟吉斯托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獨攬了政權。他宣布埃塞俄比亞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立即實踐其諾言，把銀行和保險公司收歸國有。1975年3月，他廢除土地私有制，並且按照毛澤東的辦法把農民趕進公社。從1974年直至1991年這十七年間，孟吉斯托把埃塞俄比亞完全變成了蘇聯的衛星國。
18 施爾瓦納·巴特諾斯特羅：《新共和》雜志，2000年七月份，10－17號，第20頁

　　1976年，孟吉斯托發動了一場由他親自指使的“紅色恐怖”：死難者數以千計，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這些大屠殺，都是由蘇聯和東德所提供的約一萬名保安人員幫著執行的。原先，蘇聯因為支持與埃塞俄比亞接壤的索馬里的一個軍政府搞什麽“科學社會主義”，已經在非洲之角取得立足之地。這時，蘇聯就放棄索馬里，轉過來幫助埃塞俄比亞了。1977年，當索馬里派兵侵入埃塞俄比亞，企圖兼並奧加登 (Ogaden) 地區時，共產主義集團就對孟吉斯托提供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古巴的雇傭兵。由於這種軍事上的支援，共產主義集團在埃塞俄比亞的勢力大增。它在粉碎索馬里入侵的戰鬥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並且也阻止了厄立特里亞 (Eritrea) 要脫離埃塞俄比亞而獨立的活動。
　　然而，由於用暴力搞集體化，埃塞俄比亞的經濟瀕於崩潰，加之連年遭受旱災，在1984年至1985年間就發生了大饑荒，約有一百萬埃塞俄比亞人死於非命。1989年，東德垮了，孟吉斯托在其國內的地位日益低落；及至1991年蘇聯解體，這位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就完全孤立了。就在1991年，孟吉斯托被推翻，逃亡到津巴布韋去做流亡者了。這場被描述為“非洲影響最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驗”，19 就這樣完結了。
　　不過，仔細觀察，在這個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埃塞俄比亞，卻很難找到一絲一毫社會主義的東西，而只有暴虐無道的軍事獨裁。那位獨裁者沐猴而冠，模仿蘇聯和中國的作法，只是為了要實現其個人野心罷了。



恐怖活動

　　正如發生在西歐國家和日本的情況一樣，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也出現了一些攻擊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機構的恐怖活動。這些恐怖活動是用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名義來進行的，但實際上它們卻與無政府主義有更多的共同點。
　　這類恐怖組織中的典型，便是秘魯共產黨，俗稱“光明之路”。這個黨是由一位曾擔任過哲學教授的古茲曼 (Abimael Guzman Reynoso) 創立的，成員多為青年知識分子。它利用土著印第安人所受到的種種苦難，要用恐怖手段，來實現毛澤東的那一套主張。它的恐怖活動，使兩萬五千人為之喪生，並且嚴重地損傷了秘魯的經濟。1992年，古茲曼被捕入獄，這個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了。
　　在一些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中，例如在哥倫比亞，“馬克思主義”曾被用作並且仍被用作裝潢，使那些武裝幫會看上去有一副莊嚴的外貌 (即所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和“哥倫比亞國民解放軍”)。那兩個武裝幫會販運毒品，搞恐怖活動，綁架勒索，無惡不作。自1964年以來，估計那兩個武裝幫會在哥倫比亞已經殺害了十二萬人，並且使兩百萬人流離失所。
19 彼得·伍德華德：《非洲的號角》（倫敦、紐約，1996年版), 第99頁。



結束語

　　那些生活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都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那還不僅是用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相似，而且它所造成的結果也大致一樣。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生活水平都急遽下降了，而且常常要發生饑荒：旱澇災害，似乎與共產主義政體結了不解之緣。說是為了要實現平等，人們卻失去了公民權利，失去了自由。而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一位最高領袖 (不論是叫做大元帥或偉大領袖)。公民們的權利全被剝奪了，而這位最高領袖卻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被擡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宛若一尊東方的神明。無庸諱言，這樣的一個結果，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想像完全相反的。馬克思主義者原是說，共產主義是由那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力量所決定的，它是要使全人類都能得到無限的自由呢。




第六章 回溯歷史
　　


共產主義本身的矛盾招致了共產主義的屢屢失敗

　　“馬克思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幻想。”1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在本書《序言》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了：“共產主義的失敗，究竟是由於人為的錯誤，還是由於這一運動本身所帶來的難以克服的弱點？” 歷史事實昭然若揭：共產主義的失敗，原因在後者。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主義好而只是做錯了，而是因為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只是一場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取得政權之日起，世界各地發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來建立新社會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錢、武器來支援這些革命，並為之出謀劃策。實際上，這些革命都失敗了。而最後，共產主義在俄國也垮台了。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只在少數幾個國家——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中殘存了下來。即使在這些國家里，共產主義也在日益消蝕下去：共產黨人只是不惜對資本主義作出巨大讓步，才得以把政權撐持下來。我們回溯這段令人沮喪的歷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認為：或者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錯了，或者是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錯了，或兩者全都錯了。
　　讓我們就從蘇聯解體說起吧：蘇聯原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動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動力。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出版了許多研究報告，對這一驚心動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或者說是由於蘇聯經濟停滯不前，或者說是由於蘇聯公民接觸外國訊息太多了，或者說是由於蘇聯在阿富汗用兵的失敗，或者說是由於蘇聯在軍備競賽中負擔太重，無力應付，如此等等。蘇聯國內異議蜂起，政府無法制止；而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運動，弄得蘇聯領導人心力交瘁。蘇聯原以為：在越南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失利後，美國將厭倦再搞冷戰，退回到孤立狀態中去。但是，里根總統卻奮力整軍經武，向共產主義挑戰，這就使蘇聯政府更加為之沮喪。毫無疑問，以上所說的每一項，都曾在蘇聯解體中扮演過作用。不過，如果蘇聯是一個健全的機體，這些因素也不能就顛覆一個龐然大物的蘇聯帝國。正因為蘇聯這個機體已經是百病叢生，所以這些因素就發生作用了。
1 科拉科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第三卷，第523頁。
　　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帶有使其毀滅的種子，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一套虛假的歷史哲學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樓閣的心理學理論上面的。
　　馬克思主義有一項基本論點：認為它所竭力要廢除的那個私有財產制，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歷史現象 (即介於原始共產主義與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之間的一段插曲)。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所有的史料證據都表明：自古以來直至近世，為財富之主要來源的土地，除掉為君主所專有者外，總是屬於部落、家族或個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業和資本，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財產制決不是一個過渡性的現象，而是社會生活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因此，也就是堅不可摧的。
　　還有一個同樣嚴重的錯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可以無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懲治和教育結合起來，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願投身到社會中為社會服務，實現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沒有私人或個體之分。”即使共產主義政權為達到此項目的而施行的高壓政策能夠收效，這種效果至多也只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就像那些馴獸師所知道的那樣，獸類經過精心設計的馴練，可以玩出各種各樣的花招，但只要離開了馴練，不要多久，它們就會把所學到的東西忘記得幹幹凈凈，恢覆其原來的動物本性。再者，後天所獲得的性格是不能遺傳的，那麽，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會給世界帶來許多非共產主義的生活態度，其中最強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謀生之道。共產主義不能改變人的本性，這就注定它最後必將失敗。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轉變為法西斯黨揆以後，還對共產主義抱有某種同情。他在1920年曾斷言道：
　　
“列寧是個藝術家。其他的藝術家是用花崗石或金屬作為素材來工作的，而列寧這個藝術家是把人作為素材來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崗石還堅硬，而且也不像鐵那樣可以任意加工熔鑄。所以，至今也沒有能拿出一項傑作來，列寧這個藝術家是失敗了。事實證明，這項工作他是無法完成的。”2
　　
　　實際情況如此，這就迫使共產主義政府要用暴力作為進行統治的常用手段。要強迫人們把他們私有的東西交出來，並且要他們放棄個人利益來服從國家的需要，這就要求公務機關須享有無限的權力。列寧給 “無產階級專政” 所下的定義，正是如此。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
2 墨索里尼：《全集》，第十五卷 (佛羅倫薩，1954年版), 第93頁。
　　歷史經驗表明，這樣的一種政權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經強行於俄國及其附庸國，強行於中國、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然而，它的代價是慘重的，那還不僅是無數人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而且是這些政權所為之奮鬥的那個目標，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為這種以武力鎮壓為基礎的政治體制進行辯護時，列寧總是說這種政治體制是暫時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務，這種以鎮壓為務的國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顧這一事實：“國家” 是個集體的總稱，它是由眾多具體的個人集合起來的。這些個別的人，不論其歷史使命為何，總也要關心其切身利益的。盡管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說法，國家僅僅是為其主人翁服務的，它本身沒有什麽利害關系，但實際上，那些掌管國家事務的人，很快就形成一個新階級。那個宣稱要開創一個新時代的“作為先鋒隊的黨”，也就根本變質了。
　　國家 (或者更正確地說，共產黨) 除了要安置這個新階級以外，別無選擇，因為它是要倚靠這個新階級來鞏固其政權的。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官僚機構總是飛速增長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國家把包括經濟在內的國民生活各部門都拿了過來，它需要有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管理這些事。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總愛把官僚機構的膨脹當做替罪羊，卻沒有哪個共產主義國家能離開這套官僚機構而還可以撐持下去。在蘇聯，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頭幾年內，政府就給它的領導幹部提供種種特殊的優惠。日積月累，那些領導幹部就形成“高幹”，一個可以世襲下去的特權階層。這就是說，那個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沒有了。於是，為了要推行財產權的平等，卻必須先規定出權利的不平等，將之制度化。這就造成共產主義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產主義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國家控有一切生產資源的國度里，也都有這種矛盾。
　　是的，那些共產主義國家曾不時采取一些措施，想來消除這種官僚體制對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列寧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辦法，而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清洗就演變為大規模的屠殺。毛澤東則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想以此來摧毀那盤根錯節的黨領導幹部的特權。這些措施，沒有一項是成功的。到最後，還是那些高級幹部勝利了，因為缺了他們，政府就寸步難行，什麽事也辦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來實行共產主義，也總是失敗的。正如阿蘭德當政時期的智利所顯示的那樣：要在一個有相當多的新聞自由、有獨立的司法機關、有民選立法機關的國家里觸動私有財產，那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這里不像那些“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無情地鎮壓反對黨。在這里，反對黨有機會把反政府的力量組織起來，一等到人多勢眾，力量壯大，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那個革命政權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個信仰共產主義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陣線滿懷信心，以為民眾會擁護他們，讓民眾投票表決，結果民眾就投票把他們轟下台了。
　　共產主義國家中衍生出來的那一套官僚機構，也造成經濟上的種種失敗。這些失敗，或者是促使共產主義國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們不得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一切內容，只保留一個共產主義的空名。把那些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是要把那些生產資料的管理權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什麽物質刺激足以使他們能有效地去經營那些生產資料。於是，必不可免的結果就是生產不斷下降。再者，那種集中管理所帶來的墨守成規的刻板性，使共產主義經濟很難受到技術革新之賜。這就說明為什麽蘇聯雖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卻錯過了某些當代最重要的科技發明所帶來的變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夠敏捷地察覺到經濟的變動，並作出反應。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勵人們在忙於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進。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誰若是完成了生產指標，結果他的生產指標就會立即加碼。
　　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處處失敗，在農業方面，其所造成的後果最為慘重。幾乎所有那些受共產黨人統治的國家，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這就一定要打亂世代相傳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嚴重的饑荒。蘇聯，中國，柬埔寨，埃塞俄比亞，北朝鮮，都曾發生過這樣的大饑荒。在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這種人為的饑饉。在共產黨人統治下的北朝鮮，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還有一大部份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而罹致體質上的殘疾。在北朝鮮，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估計就有二百萬人死於饑餓。北朝鮮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鮮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鮮男性的平均壽齡是48.9歲，南朝鮮男性的平均壽齡是70.4歲。北朝鮮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 $ 900，而南朝鮮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13,700。
　　共產主義沒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沒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產主義的內在矛盾還遠不止於此，它沒有自由。馬克思原是說，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還會有廣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產資源都收歸國有，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變成國家的雇傭人員─—換句話說，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變成政府的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就沒有任何有效的保障來限制國家的權力。歷史事實證明：只有在財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保障。因為，財產權構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壘，可用來抵禦國家的幹涉。國家承認其臣民對他們的財物有所有權 (並表示要尊重這種所有權), 這就等於承認國家的權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財產權是個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來強制執行的，這也就是莊嚴承諾，國家是受法律約束的。這就說明：共產主義所為之奮鬥的那個目標，廢除財產私有制，必不可免地會使人們喪失自由，喪失其法律的依據。把生產資源收歸國有，遠不是象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樣，說是可以把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相反，它把人們變成統治者的奴隸。而且，由於物資經常短缺，人們就變得
愈來愈重視物質了。
　　關於那些企圖在各自國家範圍內實行共產主義的情況，已經說得不少了。想在國際上搞共產主義活動，情況亦覆如此。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們堅持必須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的口號。後來，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也都采用這一口號，總以為工人們的團結是超越國界的。
　　事實證明，這種團結是虛構的空話。不管人們對其所屬階級的情誼如何，無論何時何地，人們忠於本土、忠於本族的心情總是更為強烈的。每當人們遇到外國挑釁時，階級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領會了這一教訓。當時，那些參加第二國際的各國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都違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諾，轉過去支持各自的“資產階級”政府，投票讚成參戰了。1920年，列寧又一次領會了這一教訓：當蘇俄紅軍侵入波蘭，說是要把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從被剝削的苦難中解放出來時，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卻同仇敵愾，群起保衛他們的國家，抵禦紅軍的入侵。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這樣的事例，並非只有在所謂階級社會里才會發生。甚至那些由共產黨人掌權的國家，表面上像是沒有階級之分，總是不甘心老受蘇聯的控制，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從這種控制中掙脫出來。這樣的事，首先發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卻是發生在中國的那場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原是把蘇聯當做模範和老大哥的，但中國共產黨人掌握政權還不到十年，就認為他們有權去實行並傳布他們自己的那一套馬克思主義，而且為了堅持此項主張，幾幾乎要與蘇聯開戰。紅色高棉則走得更遠，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堅決認為它那一套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俄國的共產主義，也完全不同於中國的共產主義。甚至當蘇聯勢力鼎盛之際，那些搞“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士也同樣要求多元化 (即主張“多中心主義”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中這些離心離德的勢力，唯一的辦法就是使那些別國的共產黨保持弱勢，並因此必須完全倚靠蘇聯。因為，一旦那些別國的共產黨發展壯大起來，它們就會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獨立。於是，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便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或者是讓那些別國的共產黨孤立下去，勢單力弱，做蘇聯的馴服工具，但對蘇聯又沒有多大用處；或者是聽憑那些別國的共產黨日益強大，舉足重輕，這又會使它們掙脫蘇聯的羈絆，破壞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團結。二者必居其一，第三
條路是沒有的。
　　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些本質的缺點，有許多共產黨人是明白的，於是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然而，某些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卻認為共產主義的失敗並不是因為主義本身錯了，而是因為推行這種主義的手段還不夠毒辣無情。這就證明了哲學家桑塔耶納 (Santayana) 對“狂熱者”一詞所下的定義是對的：人們如果忘乎所以，就會以加倍的瘋狂來行事。他們會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濫殺無辜。共產主義制度下發生了一次甚過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殺，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和波爾布特，愈演愈烈。
　　總而言之，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而且注定了要失敗，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為了強迫達成這種平等，又必須建立起一套享有種種特權的暴力機構，這就使平等之旨蕩然無存。第二，無論何時何地，那種忠於本族、忠於本土的情誼，當其與階級屬性發生沖突時，總是會戰而勝之的。那種忠於本族、忠於本土的情誼，會把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麽共產主義容易和“法西斯主義”打成一片的緣故。因為認清了這一事實，所以在1990年以後，那個繼承蘇聯共產黨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就放棄了那個號召世界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那位德國—意大利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邁可斯 (Robert Michels), 預見到這些歷史發展的進程，曾正確地預言道：“社會主義者可能會掌握政權, 但社會主義卻決不能成功。”
　　這里還有一層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結構有關的。列寧所設計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那一套政權結構，使共產主義的理想無從實現。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即將在世界範圍內完全崩潰，所以他就按照軍事體制來組織他的政府。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以及那些模仿蘇聯體制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把政治體制軍事化了，使之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這一套政權結構，能調動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禦直接威脅其統治的暴力挑釁並向外擴張其勢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對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決問題的挑戰時，就顯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軟弱無力了。那個預期中的世界革命並沒有發生，於是蘇聯的那一套政治體制就僵化了。確實，它是僵化了，當其遭到內部困難的威脅時，諸如民眾的冷漠，消極怠工等等，它都無能為力。民眾的冷漠和消極怠工，致使經濟不斷下降，而軍事力量亦隨之低落。這些困難，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決。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會使整個共產主義體制為之動搖。這個高度集中的機構，各部門均聽命於中央，牽一發而動全身。戈爾巴喬夫要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一開頭，體制內就出現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從這一事件看來，共產主義體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這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體制不可能進行調節以適應變動中的環境。共產主義體制這種固有的墨守成規的刻板性，導致了它的傾覆。



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作用

　　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一項爭論不休的話題，那就是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別是那個標榜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學者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所締造的共產主義政體，都是由思想意識推動的。因此，他們就把蘇聯以及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稱做“主義政體”，即受思想意識統治的政體。
　　當然，這一點是確實的：如果沒有馬克思所設想的那一套理論以及那些關於“黃金時代”的神話傳說，如果不是列寧首先把這套理論付諸實施，那麽就不會有什麽共產主義運動了。這就為人們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去尋章摘句。不過，我們承認這一點，並不等於承認共產主義政體就是一種“主義政體”。那是因為：各種思想，不論其為政治思想或經濟思想，一旦付諸實施，就形成一種權力，而這些思想就迅即成為這種權力的工具了。例如：資本主義經濟是把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國富論》奉為經典的。但就沒有人真正認為：在過去的二百多年中，資本家都是受亞當·斯密的影響，由其所說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指引著，或按照其學說中的其他主張來經營業務。只因為亞當·斯密的思想正適合資本家們的需要，所以他們就拿過來利用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命運也就是如此。那種認為千百萬共產黨員和國家公務人員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學說，肯定只是一種書生之見，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類是受思想支配的。共產黨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數很少，而且經常受到迫害。黨員要冒生命危險而絕無利益可圖，因此當時大部分的黨員是有高尚情操的，他們是由於思想意識的動機而參加黨。然而，一旦共產黨人掌握了政權，有生殺予奪之權，這樣的執政黨便招來一大批新黨員。這批新黨員，大都只是在口頭上說是信仰那居於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1922年，蘇聯曾對其共產黨員的狀況做過調查，結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學畢業，只有6.4 % 的人有中學畢業文憑。根據這種情況，有位俄國歷史學家就斷言：黨員中有92.7 % 的人是沒有什麽工作能力的 (不識字的文盲占4.7 %)。對於這種情況，列寧感到很痛心，曾於1921年發動第一次“清黨”，要把那些“投機分子”從黨員幹部中清除出去。但這是徒勞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勢。由於共產主義國家把各色各樣的任務都抓過來，幹部隊伍不斷擴大，投機分子便蜂擁而至。就投機分子說來，黨員資格就意味著安全，意味著名利雙收。權力成了爭奪的目標，自保才是真詮。這時，思想意識只不過是一片遮羞布，用來掩飾這個政權的真面目。漂亮的口號高唱入雲，而實際上卻在追求最世俗的東西，幹著最骯臟的勾當。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當蘇聯政府在1991年解體時，那些照理說來是要保衛馬列主義思想純潔性的保衛者——身居高位的高級幹部，卻都不戰而潰，爭先恐後地去搶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工業設備，巧取豪奪，在“私有化”的口號下將之據為已有。如果蘇聯政府真的是忠於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那麽這種事就根本不會發生了。
　　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足以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並沒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魯曉夫繼斯大林之後，是1953年至1964年這十一年間蘇聯的統治者。他的兒子謝爾蓋，替他寫了一部傳記。這位小赫魯曉夫，在為其父所寫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從我的學生時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麽樣子，但卻一直茫然無獲…… 我一直想請老爸給點啟示，弄清共產主義的性質，但直到現在也沒能得到一點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連他本人對這個問題也是不太清楚的。”3
　　
　　若是連那位共產主義集團的首腦、竭力宣稱共產主義即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領袖人物都不能對他的兒子說明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那麽，誰又能指望那些基層幹部能對共產主義有什麽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意識 (有個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國家的自我中心), 驅使著共產主義國家前進，同時也就拋棄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蘇聯的領導人和中國的領導人，只要有利可圖，便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這樣的事，還不夠多嗎！還不夠離經叛道嗎？在1917年，列寧讓工人們接管工廠，讓農民們分得土地，盡管這些無政府主義的行徑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及至1921年，列寧又恢覆農產品的自由市場，並允許在消費品方面可以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經營。斯大林給集體農場的農民留一塊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可以按議價出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動在國外搞“人民陣線”，那就是叫共產黨人與他們的宿敵社會民主黨人通力合作。赫魯曉夫放棄國際上的階級鬥爭，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澤東宣稱人的意志可以戰勝客觀實際，而他的接班人卻鼓勵人們去發家致富。所有這一切，都是用共產主義的名義來進行的，都說是為了要實現共產主義。但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黨的最高利益而犧牲思想意識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暫時地犧牲了思想意識方面的要求。而黨的最高利益卻是永遠不變的，那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維持並擴張那個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權。
3 謝爾蓋·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傳》，第701頁。




共產主義運動所造成的慘重損失

　　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烏托邦而進行的種種活動，代價是十分慘重的。這些活動，造成了千百萬人的死亡。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編者斯蒂芬·柯爾多瓦的估計，全世界因為共產主義而死亡的人數，在八千五百萬人至一億人之間，那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種種理由來為這些巨大的損失作辯解，諸如引用那句諺語，說是“為了做美味的煎蛋餅，就不得不先把雞蛋打碎”。在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雞蛋相提並論以外，更可悲的是：共產主義運動是打碎了雞蛋，卻沒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餅。
　　那些活下來的人，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共產主義國家為了要做到舉國一致，輿論一律，它們用高壓手段把那些不隨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剝奪其發言權。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聰明能幹、有遠見卓識的。於是就產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無能、唯唯諾諾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遠見卓識、忠心耿耿、大公無私的人，倒反而無法存身。就是這樣，共產主義國家喪失了最優秀的人才，只能相應地貧弱下去。
　　俄國試行共產主義的時間最久，創巨痛深。共產主義在俄國所遺留下來的影響之一，便是使民眾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精神。因為在蘇聯那種政治體制下，一切公務都必須按照上面發布的命令來辦理，自作主張就是犯罪，於是人們就喪失了當機立斷的能力，事無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來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陣短暫的要求實行民主的熱情迸發出來以後，又故態覆萌，渴望有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領導。這個國家已經欲振乏力，難以決定自己的命運。然而，共產主義給俄國所造成的傷害還遠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長期受共產黨治理的國家也都和俄國相似。在這些國家里，共產主義也使人們喪失了職業道德，喪失了對社會的公德心。
　　物質占有欲是出於本能，而要尊重別人的財物卻必須經過學習。這個道理，從兒童心理學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發覺別人 (不論是政府或社會大眾) 不尊重他的財產權，那麽，他也就會不尊重別人的財產權，而且更滋長其貪得無厭的本性。蘇聯共產主義體制崩解後所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這種情況，阻礙著俄國轉型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以尊重財產權為基礎的。
　　馬克思曾認為：資本主義因為其內在的無法解決的矛盾，是注定要滅亡的。其實，資本主義是一種憑經驗辦事的制度，能隨機應變，靈活運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設法來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機。而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卻是刻板的教條——那是一套偽科學轉化為偽宗教，再具體化為一套僵化的政治體制。事實證明，共產主義不可能放棄其所信奉的那些錯誤觀點，不可能拋開那個共產主義的幻影。如果共產主義還會東山再起，那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一定會遭到另一次慘重的失敗。那樣的行動，將類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覆覆做著同樣的事，卻異想天開，指望會有什麽不同的結果。




建議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讀物
　　
　　關於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文獻，大都出於各種實用的目的，種類繁多，舉不勝舉。在哈佛大學圖書館里，單單列在這個主題下面的書籍就有兩萬多卷。論述這個題目的通俗讀物，以及報紙雜志上的論文，無疑會有數十萬種之多。哈佛大學圖書館的目錄卡片，關於馬克思的條目有3567項，關於列寧的條目有4301項。因此，要對本書所論之主題開列一張很簡單的參考書目，必然不得不是很有選擇性的，而且難免有點主觀片面。幸好下面所羅列的參考書，大都列有其自己建議的參考讀物，讀者如有意對某項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不難從那里得到目錄學方面的指引。
　　關於“黃金時代”這個傳說的歷史，在法朗克·E·曼努爾 (Frank E. Manuel) 與弗里茲·P·曼努爾 (Fritzie P. Manuel)合著之《西方世界的烏托邦思想》 (美國麻州劍橋，1979年版) 中有合理的解釋。亞歷山大·格拉 (Alexander Gray) 所寫的《社會主義的傳統：從摩西到列寧》 (倫敦，1963年版), 對這個問題有所補充。論述馬克思主義及其各種流派的標準著作，是萊斯澤克·科拉科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所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牛津，1978年版, 三卷本)。安德烈·瓦立基 (Andrzej Walichi) 所寫的《馬克思主義與走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斯丹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一書，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實踐之間的關系。第一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歷史，在朱理士·布隆台爾 (Julius Braunthal) 所寫的《國際運動史》( 紐約，1967年版，兩卷本 ) 中有所闡述。
　　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讀者可參考我本人所寫的《俄國革命史》(紐約，1990年版) 和《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俄國》(紐約，1994年版)。這兩部書有一部合在一起的縮寫本，標題為《俄國革命簡史》(紐約，1995年版)。謝拉·費茲巴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所寫的《俄國革命史》(牛津、紐約，1994年第二版), 對這些驚天動地的大事有不同的解釋。有兩位聲譽卓著的俄國作家，為俄國革命留下親身經歷過的見聞：那就是伊凡·布寧 (Ivan Bunin) 所寫的《可詛咒的時日》(芝加哥，1998年版) 和馬克辛·高爾基 (Maxim Gorky) 所寫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美國康州紐海文，1995年版)。
　　德米特里·伏爾科哥諾夫 (Dmitrii Volkogonov) 利用從前保密的檔案資料，為蘇聯的奠基人列寧寫了一部傳記，那就是《列寧新傳》(紐約，1994年版)。伏爾科哥諾夫也是斯大林的傳記作家，他寫了一部《斯大林：成敗之鑒》(紐約，1991年版)。勞埃·米德維傑夫 (Roy Medvedev) 所寫的《讓歷史來裁判》(紐約，1989年版), 對斯大林掌權時期的史事有翔實的記載。
　　有兩位俄國的政治流亡者，米海爾·赫勒 (Mikhail Heller)和亞歷山大·尼克里契 (Aleksandr Nekrich), 合著了一部《烏托邦政權：自1917年迄今的蘇聯史》(紐約，1986年版), 對蘇聯歷史作了可靠的概述。萊奧納德·夏皮羅 (Leonard Schapiro) 對蘇聯中央政府的機構作了專題研究，寫了一部《蘇聯共產黨史》(倫敦，1970年第二版)。在塞爾維亞共產黨中身居高位的密羅凡·狄拉斯 (Milovan Djilas) 在他所寫的《新階級》(紐約，1957年版) 一書中，首先向世界人士發出警告，說蘇聯已經存在著一個新的特權階層。關於這個特權階層所享有的種種特權，便是邁可·伏斯倫斯基 (Michael Voslensky) 在其《高幹：蘇聯的統治階級》(紐約，花園城，1984年版) 一書中所闡明的主題。阿勒克·諾維 (Alec Nove) 所寫的《蘇聯經濟史》(倫敦，1988年版), 是一部簡明扼要、權威性的的著作。
　　亞歷山大·索爾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 根據文獻記載，寫了一部關於蘇聯勞改制度的書：《古拉格群島》(紐約，1991年至1992年版，三卷本)。羅伯特·康誇斯特 (Robert Conquest) 所寫的《大恐怖：重新評估》 (紐約，1990年版), 記述了斯大林濫殺無辜的罪行。
　　保羅·何蘭德 (Paul Hollander) 所寫的《政治巡禮：西方知識分子在蘇聯、中國、古巴的旅遊記》(紐約，1981年版), 敘述了西方國家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好奇心。理查·格羅斯曼 (Richard Crossman) 所編的《上帝也無能為力》(紐約，1949年版), 表明其中有六位著名作家對共產主義大失所望。
　　喬治·肯南 (George Kennan) 所寫的《列寧和斯大林統治時期俄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 (波士頓，1961年版), 亞當·烏蘭 (Adam Ularm) 所寫的《擴張與共存：1917年至1967年的蘇聯外交政策史》(紐約，1968年版), 都是敘述蘇聯起初四、五十年外交政策的專門著作。約翰·萊維士·蓋狄士 (John Lewis Gaddis) 所寫的《事後方知：回想冷戰時期的歷史》(紐約，1997年版), 追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至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這近二十年間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
　　共產國際的重要文獻，已由琴·德格拉斯 (Jane Degras)所編的《1919至1943年的共產國際》(倫敦，1956年至1971年先後出版，共三卷) 匯編在一起。共產國際的歷史，在法朗茲·波克諾 (Franz Borkenau) 所寫的《世界共產主義：共產國際史》(美國密西根州安納波，1962年版) 中敘述甚詳。新近又出了一本書，那就是克文·麥克德謨特 (Kevin McDermott) 和耶里米·阿格紐 (Jeremy Agnew) 合寫的《共產國際史》(倫敦，1996年版)。
　　大衛·倫尼克 (David Remnick) 所寫的《列寧陵墓》(紐約，1993年版), 以其親身的觀察和談話，對蘇聯解體作了極其生動的描述。
　　1982年以前的共產主義中國史，在羅德瑞克·麥克法誇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與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合編的《劍橋中國史》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1987年，1991年版) 中有概括的敘述。毛澤東的歷史哲學，最好讓他自己的《毛主席語錄》 (1968年在紐約出了英文本) 去說明。司圖亞特·施楞 (Stuart Schram) 所寫的《毛澤東傳》(企鵝叢書之一，1974年版), 記述其政治生涯和思想。譚若思 (Ross Terrill) 所寫的《毛澤東傳》(斯丹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對其生平事跡敘述甚詳。
　　卡爾·D·傑克遜所編的《1975年至1978年的柬埔寨：死亡枕藉之邦》(普林斯頓，1989年版), 描述了波爾布特當政時期柬埔寨的痛史。
　　關於古巴的卡斯特羅和共產主義運動，我覺得特別能說明問題的著作是那部早年出版的修奧多·德拉普 (Theodore Draper) 所寫的《卡斯特羅主義：理論與實踐》(紐約，1965年版), 以及近年出版的蘇珊·伊娃·愛克斯坦 (Susan Eva Eckstein) 所寫的《回到現實中來：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普林斯頓，1994年版)。
　　關於東非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專門著作有彼得·伍德華德 (Peter Woodward) 所寫的《非洲的號角》(倫敦、紐約，1996年版) , 保羅·韓茲 (Paul Henze) 所寫的《非洲之角：從戰爭到和平》(紐約，1991年版)。
　　關於智利那一段共產主義的插曲，讀者可參考羅伯特· J·亞歷山大 (Robert J. Alexander) 所寫的《智利的悲劇》(美國康州西港，1978年版), 保羅·E·西格蒙德 (Paul E. Sigmund) 所寫的《阿蘭德的倒台，1964年至1976年智利的政局》(美國匹茨堡，1977年版)。
　　關於二十世紀世界各國因為共產主義運動而死亡的人，斯蒂芬·柯爾多瓦 (Stephane Courtois) 在其所編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美國麻州劍橋，1999年版) 中描述甚詳，並且對死亡人數作了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