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這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會唱的壹首經典歌曲。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政權能夠在自我贊美方面達到如此高度，但中共不僅做到了，甚至成為民眾發自肺腑的贊美。中共將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稱之為“萬惡的舊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稱中共建政後為“解放後”和“新中國”，於是共產黨和毛主席取代了上帝，取代了佛祖菩薩，成為中國人的爹娘和救星。毛主席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人民群眾都是向日葵，社會主義是人間天堂，非社會主義的思想制度全是封建落後的恐怖地獄。總之，壹切進步的、革命的，嶄新的、光鮮的，美好的都屬於共產黨，壹切非共產黨的東西都是過去的、封建的、落後的，反動的、罪惡的、醜陋的……中共成功地將自己神聖化，讓每壹個中國人由衷地贊美它、感謝它，至少是在表態時必須將黨及領袖的位次擺在首位。盡管文革時代早已結束，很多人對那段歷史毫無印象，對中共領袖的神明化宣傳亦無法持續，但中共的神聖地位不容動搖，贊美和詛咒仍在延續，依然管理著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及社會價值觀。冬奧會冠軍周洋在獲獎感言時忘了首先感謝黨和國家，只表達了對父母的感激，立即遭到中共體育總局副局長於再清的公開批評：“感謝妳爹妳媽沒問題，首先還是要感謝國家。”連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假唱童星林妙可也表示：“我感謝祖國、感謝胡爺爺，感謝所有的壹切。”因為這是老師教的，說給黨聽的，是必須完成的通用感恩表達程式，以免犯政治錯誤，累及成年人。中共認定的第十壹世班禪同樣說出“要聽黨的話”，以表達對黨培養教育的感激之情，顧不得他自己是活佛，世俗之眾應該感謝他才對。當年鄧小平為大部分右派摘帽時，很多知識分子涕泗橫流，紛紛表示對黨的衷心感謝，表示“緊跟黨的戰略部署，團結壹致向前看”。全然忘記20多年來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正是毛澤東鄧小平這些專制暴君造成的，沒有壹個右派公開呼籲追求共產黨的歷史責任，懲辦黑手，要求予以經濟賠償。這就是洗腦機器的強大威力，它壹方面制造標準的奴隸，壹方面以強大的震懾力讓每個中國人屈服，從內心中消滅置疑或企圖反叛的念頭，將施暴者認做保護者。有似“斯德哥爾摩綜合癥”，[1] 如女人質被強暴多了，反而會愛上綁匪、心甘情願做奴隸壹樣。奴性使人在心理上常有壹種受虐的潛意識，從被虐中求得滿足，施虐者越強悍，受虐者就越有依賴感和欣快感。權勢強大的政治施虐者更會讓人心理扭曲，認知顛倒，由畏懼轉向敬慕，視受虐為幸福。如果施虐的是國家統治者，被綁架和馴化的就是全體國民，在受虐中獲得精神的升華。以中國人的歷史和現狀最能說明問題了，毛澤東若不是殺人如麻，暴虐無比，敢於挑戰壹切權威和神明，便無法立神壇於不倒，令今天的毛左憤青們依舊頂禮膜拜。同樣，人的潛意識裏也有暴虐成份，憤青對毛的敬畏也是對暴虐的神聖化過程，或者說撒旦化，將自己心中的暴虐意識轉移到偶像崇拜上，用贊頌偶像的方式完成移情過程，用言語和肢體暴力實施暴虐。神聖的暴君應該有強大的破壞力量，如魔鬼撒旦壹般去挑戰上帝，毛澤東正好符合這壹條件。很多人至今仍掛著毛畫像，以參觀毛的革命聖地為榮，包括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也是這種心態的表露。正如學者胡平所說：“這樣，即使在專制主義者已經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時候，他們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那個因此鎮壓和威脅人民的暴力工具，卻也還是由人民自己組成的。” 原遼寧省委機關幹部張誌新是壹位女共產黨員，真誠地向黨提出了對文革的看法，卻以反革命罪坐了共產黨的牢。她在遺書裏仍然認為自己是堅定的革命者，服從黨的決定，並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臨刑前被割斷喉管，怕她呼喊口號，即便是忠於共產黨毛主席的口號也不行，因為刑場喊這種口號是中共烈士反對國民黨的專利。例如中共地下黨員周文雍、陳鐵軍二人假扮夫妻，從事叛國活動被捕判處死刑。二人宣布要在刑場上舉行婚禮，得到允許而縱情高喊：“刑場就是我們結婚的禮堂，讓反動派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周陳二人之死實屬罪有應得，不是因言論獲罪，國民政府既沒有割斷二人的喉管，也沒有給勒上牲口嚼子。張誌新的兩個未成年孩子對法院辦案人員說：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系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我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界限，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我們都擁護。對於張誌新在監獄的還有什麽財物，我們什麽都不要，由政府處理。[2] 張誌新悲劇本身就是共產黨的罪惡，緣起於毛澤東的暴虐，她不過是壹個普通黨員，卻仍然迷信這個滅絕人性的共產黨，服從組織上的壹切決定，將壹個反人類的邪惡政治集團視為最神聖的革命組織，甘願為之奮鬥壹生，至死而不悔。如果張誌新不是反革命，而是讓她去審判別的反革命，出於堅定捍衛共產政權的忠誠，其結果還不是壹樣嗎？壹個應該有獨立見解的人被洗腦到這種程度，既是共產政權的幫兇同時也是受害者，其家屬斷然將血緣關系提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足見中共這臺洗腦機器的強大功效。共產黨能發動農民暴動奪取全國政權，不斷發動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立於全球民主化浪潮於不倒，煽動憤青的“愛國主義”反對自由化，無不得益於它的宣傳洗腦功效。也可以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已然成為中國人的痼疾，化為甘心為共產之奴的民族心理陰影。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壹部和破壞國民革命和毀滅中華文明的禍國殃民史，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史，共產王朝是反三民主義的假共和，毫無進步和正義可言。但中共卻用滲入社會每壹個毛孔的宣傳將自己妝扮成中國革命的前鋒，宣稱它是中國人民的解放者，毛主席是大救星，中共是經濟改革的領導力量，是中國人民的幸福源泉。當絕對權力化為正義時，群眾就被代表正義的“好皇帝”裹脅利用了。正如蘇格拉底所說，非正義的最高境界就是：越是壞事幹絕，越是要表現出正氣凜然的樣子。共產黨將其黑惡漂染得無比正義光鮮，禁止別人提示歷史真相，即因為他們完全知道自己的非正義。中共政權是政教合壹制，黨國體制是政，馬列主義毛思想是教，其要旨是對每個人施以身心控制。人身控制由組織系統，心靈控制是洗腦教育，以馬克思主義的共產教來控制臣民的思想，用編造的光榮歷史誘導信眾。共產主義破產之後，又用愛國主義（愛黨主義）來洗腦，仍然要用那些是非善惡刻意顛倒的東西。共產黨由壹個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幻化為維系中華文明的保護神，代表著人類先進的文化方向，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仍居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中國人生活在共產黨毛澤東的恐怖地獄之中渾然不知，緣於民眾的是非榮辱觀已經被顛倒了，善惡標準與普世價值是相反的，革命與反動或進步與倒退也是相反的，用壹整套與人類文明相悖的歪理邪說重新塑造受洗者的世界觀，在黨文化的毒液浸泡下，中國人遂成為當今世界上最愚昧的群體。共產黨善於利用其壹黨喉舌搶占道義高地，壟斷革命的權利，自定道德標準，每壹任統治者都要發明壹套自己的“道德經”，裝扮成革命家和道德家的化身，為壹黨天下正名。從比爹娘還親的毛澤東到給人們帶來“春天故事”的鄧小平，從講“正氣”的江澤民再到大力推銷“八榮八恥”的胡錦濤，無不紛紛扮起“道德天子”的尊貴形象。毛鄧是賺取民眾的感激淚水，胡溫是自己先流淚換取民眾的感動，兩類表演，同是權術，都是為了馴化民眾，培養無限忠君的奴仆。洗腦機器最重要的功用是宣揚中共直接代表民眾利益和表達民眾意願，民眾的壹切都被“三個代表”了。共產黨既是權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和信息中心，包括科技學術部門在內的壹切社會機構都要全力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壹切文化藝術團體都必須竭力歌頌共產黨的正義性，壹切新聞機構都會時刻發布證實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消息，甚至每壹場天災人禍都是頌揚共產黨的極好機會。所以共產黨永遠英明偉大，用“壞事變成好事”邏輯將其壹切歷史和現實的罪惡全部染成紅色。每個人的壹生從搖籃到墳墓，都必須喋喋不休地聆聽黨的教誨，沒有壹個人可以例外，再偏僻的山鄉也可以隨時隨地聽到黨中央的聲音，再破爛危險的學校也要定期升掛共產黨的國旗，高唱共產國家的國歌。特別是那些施教者，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特別承擔著塑造共產主義靈魂的歷史重任，通過無所不在的黨團系統和宣教機構，從事著人類歷史上最嚴密高效的洗腦工作。那麽，如何來證明洗腦的成效呢？不停地表達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無論黨做過何等壞事都不能從本質上懷疑共產黨的偉大性及其神聖使命，對領導人的思想思想言論和方針政策絕對信服，這就是洗腦合格的標誌。領導人的講話要認真學習領會，黨也時刻將每個人的忠誠表達與個人前途飯碗緊密相連。在皇權制度下，人們有沈默的權利，有逃避現實的去處，共產主義體制下，民眾連沈默也不允許了，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和天然的生理需求使得共產主義肆虐無比。 壹個專制政權僅僅靠暴力是不安全的，如果將鋪天蓋地的謊言溶入空氣水源中，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便不容易產生免疫反應，象受催眠師暗示的人壹樣進入催眠狀態，中共洗腦機器的高明之處即在於此。希特勒的名言是“把天堂說成地獄，把地獄說成天堂”，“謊言越大，人們越是相信”。中共把它的醜惡歷史漂白染紅，將壹個竊國大盜美化為民族的救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洗腦必然形成扭曲的世界觀，無官不貪的中共竟然對民眾提出“八榮八恥”的道德要求，以道德教化者的姿態登場，以顛倒的榮辱觀訓導民眾。因為中共後代領袖也是洗腦機器的產品，道德觀自然與普世價值觀迥然不同，對著美國大學生大談民主，也不完全是厚顏，中共談的民主是集中制下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不是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自由民主。今天仍有很多人入黨，除了大部分人功利性的需求，想擠入統治集團分壹杯羹，也有自幼被洗腦而扭曲了人生觀。深圳有壹位捐資助學者，傾其所有資助了不少失學孩子，自己壹貧如洗，最終死於絕癥。這肯定是個助人為樂的好人，有較高的道德情操，卻在彌留之際竟然想加入共產黨，虔誠莊重地提交了入黨申請書。須知兒童失學正是中共推卸義務教育責任的惡果，每年貪汙揮霍的錢財不下萬億元之巨，卻連義務教育都不想管，有良知的人應該予以譴責才對。臨終前入黨已不能帶來任何現實意義，也看不出舍命巴結的意圖，這與電影上掏出最後壹筆黨費的革命烈士壹般無二，純粹是被徹底洗腦而失去了辨別是非善惡能力。而這恰好是中共最需要的舞臺效果，將平民善行帶上共產黨的光環，歸入感激共產黨的套路。這說明人是很容易被洗腦的，哪怕三頭六臂或刀槍不入的好漢，在信息不對稱的特定環境下，也不免落入精心構造的陷阱。美國人斯諾秘密去了壹趟陜北，與毛澤東談了壹席話，便終生充當中共的義務宣傳員。死後部分骨灰埋在北京，直到六四屠城，斯諾夫人才猛醒過來，與中共作個了斷。共產體制是最精密高效的洗腦機器，幾乎沒有人能夠逃避，時至今日，依然如此。我們從奧運火炬的傳遞中，中國人表現出來的狂熱便可知曉，原本體現人類自由和平精神的奧運火炬，經洗腦機器的改造，立即變為表現專制王朝的“愛國主義”群眾運動，人們普遍認為火炬傳遞應該限制自由、用嚴厲手段來保證赤色奧運取得成功。
壹、洗腦機器
黨國體制本身就是壹部龐大而高效的洗腦機器，作用於每個社會成員，完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過程。這部洗腦機器經過了長期的運作，開始中共完全照搬蘇聯的列寧斯大林主義，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受制於人，無法創造壹個在理論上能為中共歷史和現實自圓其說的解釋系統。毛澤東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延安整風時清算了非毛澤東化的壹些混亂思想，由劉少奇出面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共七大正式成為全黨全軍的指導思想，提供了壹套中共版本的正統馬列主義標準。壹來證明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理論貢獻，二來將馬列主義解釋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中，成為政治鬥爭和全民洗腦的工具。這也是壹個“中體西用”的過程，毛不是留蘇的知識分子，缺乏系統的馬列主義訓練，黨內比他理論資歷高的大有人在，毛建立自己的壹套理論系統，掛上共產主義的招牌，售賣於全黨及全國，決非易事，這期間也得到了儒家學者梁漱溟的啟發： 梁漱溟與毛澤東相識於五四時期的北京，兩人均未出國留洋，也未受過國內正規大學的訓練，都是自修型知識分子出身。1938年1月，這兩位在政治思想和個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窯洞卻有過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談。 梁漱溟是壹個新舊雜揉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壹生汲汲於融匯民主、科學與中國固有文明，以濟世的情懷長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毛澤東則並非是壹單純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此時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袖，毛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情有獨鐘，但是他的這種態度卻完全服從於現實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表明，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必要性存在懷疑。他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從外來引發的，而非內部自發。由於中共不了解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近代社會均非同物，而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才造成中共過去十年勞而無功，僅靠中共軍隊維持黨的生命。梁氏認為，抗戰後，因中共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中共才“聲光出於各黨之上”。梁氏希望今後中共要“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要再靠軍事維持壹條黨命”。[3]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出領袖，出不了思想感情上的奴仆臣民，打碎了儒學系統，沒有壹套供國人崇信的東西，著實不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化，也就是將毛的治國理念本土化，是毛有別於陳獨秀、王明之輩的高明之處，也是他緊握了兵符印信之後的頭等大事。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用新民主義取代三民主義，引領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毛澤東思想繼承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新民主主義只是階段性的宣傳策略，目標仍然是共產主義，但策略的改變使得毛澤東版本的“新中國”獲得了知識階層的認同。連梁漱溟這樣的新儒家都認為毛澤東是當代“文王”，天真誠懇地向“文王”建言獻策，建設理想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表現出傳統士大夫的風骨人格。梁的思想中既飽含儒學佛學理論，也摻雜了社會主義思潮，他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以合作化為形式的集體主義實驗，區別在於馬克思主義迷信暴力革命，梁漱溟的思想是提倡和平改良。所以，毛與梁的治國理論在本質上是有沖突的，梁做了毛的臣子，只能導致悲劇性結局。 中共領袖必須建立個人標記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體系，以確立領袖傳承的正統和尊貴地位，罷黜百家，獨尊黨術，以思想壟斷取代政治創新，包裝為文化建設，正是毛澤東為中共留下的重要遺產。之後每壹屆領導人無論其理論水平如何，肉麻不肉麻，都要地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塞進馬克思主義聖經寶庫中，顯示其正宗嫡傳的法理依據。這在中共是極其重要的，統壹了口徑，便可以用反×××思想（理論）＝反馬列主義＝反革命（陰謀顛覆國家政權）＝專政對象＝自取滅亡的形式邏輯，威懾壹切不同意見者，或致政敵於死地，領袖的個人主張也就合法地變為群眾的精神道德資源。此其壹；馬列主義的繼承發展者理所當然握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其後續理論的全部解釋權。解釋權是給詞語下最終定義的權力，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壹，在共產黨內，誰擁有對馬列主義的解釋權，誰就建立了個人風格的話語系統，控制了黨的意識，進而壟斷立法和行政資源。此其二。黨的領袖權派生出理論權，再派生出解釋權，進爾擁有壹切權力，這個位次壹定不能搞亂。換言之，即使擁有黨權軍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於持久。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都留過洋，都執掌過黨印兵符，都擁有過馬列主義的解釋權，可惜沒來得及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不能形成體現個人色彩的壹套話語標準，就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與發展，光靠馬列祖宗的東西混飯吃是不行的。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對抗日作戰毫不關心，將絕大部分精力放在延安整風上，其目的就是要把馬列主義的解釋權從博古、張聞天等喝莫斯科墨水的理論家們手中奪過來，尤其是擊倒莫斯科紅人王明的理論權威地位，將留蘇派的領軍人物搞臭。毛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將他的思想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體系，成為黨的統壹思想，毛搖身壹變為中共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與馬恩列斯並列的偉大導師。這樣壹來，解釋權就隨著毛澤東思想的壟斷地位而牢固樹立起來，取代壹切照搬馬列舊教條的風氣，以毛澤東思想為新的教條，是共產黨員必須熟記的聖經。解釋權是莫斯科秀才們的看家本領，也是最後的道義資源，摘掉了理論權威的招牌，就如同斷了脊梁骨的高位截癱廢物。王明等人雖然激烈反抗，但畢竟是莫斯科的鸚鵡，鬥不過軍權在握的毛澤東，連莫斯科也須買毛的帳。眾人見大勢已去，紛紛贊揚毛澤東思想，投靠新主子，死不甘心的王明落了個孤家寡人的下場。精於帝王權術的毛澤東掌握了馬克思主義解釋權，隨即立於不敗之地，直到現在的中共領袖也不敢丟掉這壹傳統，也無不在上臺後爭取新的解釋權。後來毛澤東能夠輕易地打倒彭德懷和劉少奇，也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的指示方針就等於反對馬列主義，等於反黨的反革命分子，毛澤東的壹切言論都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毛可以隨意給黨內言論定性，符合他口味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合胃口的就戴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大帽子，證明政敵在自取滅亡，陷之於滅頂之災。 共產主義革命兼具宗教革命的特點，其強烈的反傳統意識，決定了它不能從先賢文化中尋找道德資源。共產主義運動需要隨情勢變化不斷補充其“聖經”體系，規範信眾的道德信仰，於是共產領袖的思想壹定要成為共產主義“聖經”的壹部分。中國古老的平均主義大同社會理想，加上馬克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毛澤東在革命過程形成的理論，演化為毛“壹貫正確”與“雄才大略”的神話。於是，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毛成了真理的化身，毛澤東思想是人們靈魂中的警察，通過內心的稽查和自虐方式，“狠鬥私字壹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這樣壹來，黨性就籠罩上神性，領袖個人神化過程便完結了。在世俗觀念裏，毛主席就是“真命天子”，改變混亂的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制度是天經地義的。自古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聖言，毛澤東“為人民服務”、“工農階級是國家主人”壹類的口號，將窮人推向壹個虛幻的高位，占中國絕大數的窮苦階層便“名正言順”上升為“統治階級”。壹些勞動模範還可以進入過去連夢裏也沒去過的紫禁城，謁見日夜崇敬的“紅太陽”。這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統治模式，壹些在世的過氣勞模至今還不時沈浸在熱淚盈眶的“面聖”回憶中，神聖感早已溶入骨髓。中國人對共產領袖的感恩戴德形成了中央集權體制的凝聚力，傳統的中央集權體制又為民主集中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帝制牢固地結合在壹起，毛可以名正言順實行“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統治。也為後代領袖奠定了共產王朝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所以鄧小平才敢於講“堅持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的大話。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些理論邏輯上雖然矛盾重重，與馬列主義也不甚相幹，若出自普通人便如廢話壹般，但出自握有解釋權的領袖之口，便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寶庫的繼承發展和偉大貢獻，納入共產聖經系統，成為高頻率詞匯，占領理論制高點，法定為黨的最高行動準則和國家憲法前提。理論不光是嚇唬人的，還須與千百萬人的生活聯系在壹起，共產革命是壹場群眾運動，需要群眾的廣泛參與，但平頭百姓需要的不是整套的理論，而是簡單明瞭的證明，如何讓民眾接受共產理論，需要壹套通俗化的簡明教程，免得在那些大部頭的馬列全集前望而止步，《資本論》又有幾個人看得懂呢？連毛澤東及陳伯達這些大思想家和理論家也讀過。《毛澤東選集》是中國化、通俗化的讀本，王進喜壹個工人大老粗竟然能以毛的哲學著作——“兩論（《實踐論》、《矛盾論》）起家”，搞出名揚四海的“大慶精神”，便是靠了口語化的毛著。林彪在這方面頗有建樹，他繞開繁重的馬列著作和毛選四卷，在文化大革命啟動階段，親自主持再版了壹本64開的口袋書——《毛主席語錄》，發給識字不多或理論水平壹般的工農兵人手壹冊，裝進衣服口袋，作為普及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快餐，也為發動群眾參加文革營造出神聖熾烈的氣氛。林彪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深知毛並不鼓勵眾人去讀馬列原著，有毛思想足夠用了。毛曾在延安整風時批評說：“ 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以此來控訴教條主義者毒害青年。林選取毛壹些濃縮化的詞句，便於背誦朗讀，正投毛之所好。《毛主席語錄》是毛著的精華，“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復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復學習，反復運用。……是壹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壹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4] 這本口袋書雖小，卻是威力巨大的精神原子彈，每壹場群眾大會或批鬥走資派的現場，首先要讀幾段相關的語錄，作為壹切與會者的最高準則。工農兵群眾不敢奢望馬列主義的“滿漢全席”，能把毛主席的“快餐”填滿肚皮就足夠了，再人人胸佩毛主席像章，高舉毛主席畫像，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就如泰山北鬥壹樣，供人仰望。林彪摸準了毛澤東的脾氣，他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有了壹句頂壹萬句的法寶，那些壹萬句也不頂壹句的東西，自然失去價值。毛澤東思想也可以用極簡短的語言概括，正如毛說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四個字就夠了，再譜上曲子，高音喇叭放出來，變為流行歌曲，想不頭腦發熱都不行。毛澤東喜歡用劃分階級的辦法來區分敵我陣營，但打倒黨內或無產階級陣營的敵人，以馬克思列寧的生產關系劃分階級的傳統辦法就不靈了，於是他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毛澤東認定的敵人就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的敵人，這個簡單易行的階級鬥爭準則便作為文革中最有利的武器，至今仍然是黨的政治準則。後來的領導人也學會了用“壹句頂壹萬句”式的簡練詞語高度概括其理論，供眾口傳誦之用。會背名言警句，就等於懂得了馬列主義，足夠混世之用，除去教書匠，壹般人再無深入鉆研之必要。
洗腦的重點是黨文化教育，寓於文化教育之中，這種方式洗腦是紅軍時代的創造，例如在掃盲過程中，既認了字，又受到共產革命教育——甚至在社會教育方面，蘇區的目標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沒有時間或者機會教授農民欣賞文學或者花卉布置。共產黨是講實際的人。他們向列寧俱樂部、共青團、遊擊隊、村蘇維埃送插圖簡單粗糙的識字課本，幫助群眾團體組織自學小組，以壹個共產黨員或者識字的人擔任組長。年輕人，有時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農民壹天始朗讀短句，就在認字的同時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妳壹進到山區這種小“社會教育站”，妳就會聽到這些人在這樣高聲問答：
“這是什麽？”
“這是紅旗。”
“這是誰？”
“這是壹個窮人。”
“什麽是紅旗？”
“紅旗是紅軍的旗。”
“什麽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如此等等，壹直到如果這個青年走在別人前面，第壹個學會五、六百字，就可以拿獎，不是紅旗，就是鉛筆，或者別的獎品。當然，這是粗糙的宣傳。但是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讀完這本書以後，他們不但有生以來第壹次能讀書識字，而且知道是誰教給他們的和為什麽教他們。他們掌握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思想。[5]
在紅軍中，每壹個團和每壹個連都設有列寧室，相當於師以上單位的政治部，由團政委或連政治指導員任主任。列寧室都要懸掛馬克思和列寧畫像，用以培養共產主義思想武裝的軍隊。用簡單的文藝形式洗腦則是中共政治宣傳工作的強項，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也看到過紅軍劇社演出的短劇——接著壹場戲是農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氣氛中叫賣貨物。突然來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們要當場察看身份證，忘記帶在身上的就被槍決了。接著兩個日本軍官大吃壹個小販的豬肉。吃完後他要他們付錢時，他們奇怪地看著他說：“妳要我們付錢？可是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何應欽-梅津協定、冀察委員會都給了我們，也沒有要壹個銅板！為了壹點點肉，妳卻要我們付錢！”他們立刻把他當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6]
極為簡單的場景和對話便把日本侵略者的兇殘和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栩栩如生地表演出來，至於那些地方如何“沒有要壹個銅板”就送給了日本人，中國軍人為什麽認外國人做祖宗，認蘇聯為祖國，便無須深入研究，普通戰士或農民也沒有這種認知能力。於是共產黨成了抵抗日軍的唯壹希望和當仁不讓的領導力量，紅軍是中國僅存的抗日武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壹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這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文藝工作是以黨的方針政策教育民眾的過程，而不是娛樂或純文學之類的東西，即謂所弘揚主旋律是也。後來中共政權“也沒有要壹個銅板”就送給了緬甸、尼泊爾、印度、越南、蒙古、俄國大片國土，究竟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非要將中華民國版圖從“秋海棠葉”為變“公雞”？失掉了幾百萬平方公裏國土，也從來沒用話劇形式表現出來。軍隊是洗腦機器的最重要部分，黨的軍隊是壹所大學校、大熔爐，生產出絕對忠誠於共產黨的戰士。軍隊直到如今，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傳統仍是軍隊政治教育的生命線。部隊裏決不允許士兵收聽觀看外來廣播，閱讀非官方出版物，每天準點看CCTV的新聞聯播，有固定的政治學習制度和集體唱革命歌曲的傳統等等，這都是保證軍隊永遠在黨堅定領導之下的洗腦教育內容。十來二十歲的士兵，文化知識程度有限，思維簡單，經過軍隊洗腦後，等於接種了疫苗，終身具有對黨外思想的免疫力。人是有私心雜念的，被洗腦的人具有自我清洗的功能，他們不是既得利益者，也許置疑腐敗，但決不會置疑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執政權力，因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壹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壹切”、“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壹類的教條，已成為其思想血液中的抗體，任何黨外思想都是入侵的病毒，會被自動清除掉。只要黨壹聲令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沖向人群，向要求政治民主或民族獨立的反黨分子開火。洗腦是壹個思想改造過程，早在延安整風年代，謝覺哉很形象地概括了由“生肉煮成熟肉”的洗腦體會。謝是中共元老，是延安受人尊重的“四老之壹”，他老人家都主動鉆進籠屜煮熟蒸透，其他人就不消說了。學者高華的書中寫道：
謝覺哉說，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變個樣”。他寫道，如此過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個月’學習是緊火煮；‘長時期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是慢火蒸。煮過了，並不就算‘熟’，還得長時期的熬煉，壹直到要‘而今而後，吾知勉夫！’”
謝覺哉用壹首詩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脫胎換骨的要訣：
緊火煮來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著避火訣，學孫悟空上蒸籠。
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內夾生。
煮是暫兮蒸要久，純青爐火十二分。[7]
政治課在中國人的生活裏是壹項重要的內容，特別是毛澤東時代，針對每壹個人，是洗腦機器的常規作業。對於黨員和準備入黨的積極分子要定期上黨課，現在中共政治局仍有定期的集體學習制度，也是黨課制度的延續。以黨課教育為主的機構稱之為黨校，縣級以上用常設黨校培養各級黨政幹部。這個制度從中共建黨初期就開始了，1926年中共在上海開設黨校，集中培訓黨的高級幹部和各地基層骨幹力量，當時中共辦的上海大學也兼有黨校性質。實際上莫斯科的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就是蘇聯培訓中共高級幹部的黨校，培訓合格後接受蘇共指令，派遣回國。黨課的內容是馬列毛的那壹套，政治課範圍廣泛，聽眾對象不限，且無處不在，不受時空限制。比如參觀紅色紀念地，參觀先進單位，聽勞模的先進事跡，吃憶苦飯，讀紅寶書，聽領導幹部作時勢報告，學毛選積極分子介紹經驗，召開抗災搶險報告會、勞改犯人的定期時勢政治學習等等，都可成為政治課的內容。所以林彪說：“唱壹段革命樣板戲，等於上壹堂政治課。”政治課的功效是極為強大的，這突出表現在軍隊中。紅軍在長征途中，壹些人之所以堅持到底，政治課起了重要作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記述了他在陜北親自參加過的壹次紅軍政治課：
劉曉同意陪我壹起到壹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這是壹軍團二師二團的壹個連在開會，有六十二人參加。這是該連的“先進小組”；另外還有壹個“第二小組”。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通過三個大組進行的，每個大組分為上述兩個小組。每壹小組選出自己的士兵委員會，同上級軍官商量辦事，派代表參加者蘇維埃。這三個大組中，壹個是由連長以上軍官組成；壹個是由班長和士兵組成；壹個是後勤部隊——炊事員、馬夫、騾夫、通訊員和少先隊。
屋子裏裝飾著綠色的松柏樹枝，大門上釘著壹顆紙制的大紅星。裏面是必備的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另壹面墻上是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有壹張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從上海壹家雜誌上剪下來的。最後，還有壹幅馮玉祥將軍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號是“還我河山”！這是中國壹句古話，現在由於抗日運動而復活了。
戰士們坐在他們自己帶來的磚塊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們上學去時，壹手拿著筆記本，壹手帶著壹塊磚頭），帶領他們的是連長和政治委員，兩人都有是黨員。據我了解，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壹個身材頎長、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他似乎是在總結五年來中日“不宣之戰”，提高嗓門在喊叫。他談到日本侵略滿洲，他自己在那裏的經歷，他當時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的壹個士兵。他譴責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後他介紹了日本對上海、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的侵略。他說每次侵略中“國民狗黨”都不戰而退。他們“把我國四分之壹的領土奉送給了日本強盜”。
……
我問道，“紅軍在哪個方面比中國其他軍隊好？”這個問題有十二個人立即站起來回答。我當時記下的答復，有壹部分簡述如下：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
“紅軍是抗日的。”
“紅軍幫助農民。”
“紅軍中的生活條件同白軍生活完全不同。我們在這裏人人平等；在白軍中，士兵群眾受到壓迫。我們為自己和群眾打仗。白軍為地主豪紳打仗。紅軍官兵生活壹樣。白軍士兵受奴隸待遇。”
“紅軍軍官來自戰士行列，完全靠表現得到提拔。但白軍軍官是靠錢買的，或者用政治影響。”
“紅軍戰士是誌願當兵的，白軍是強征來的。”
“資本家的軍隊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紅軍為無產階級打仗。”
“軍閥的軍隊的任務是收稅和壓榨人民的血。紅軍為解放人民打仗。”
“群眾恨白軍；他們愛紅軍。”[8]
階級仇民族恨充斥著士兵的胸膛，說明政治課的作用。但大字不識半籮筐的士兵們根本不知道中共不光在墻上崇拜列寧，還是壹直由蘇俄豢養的走狗，是標準的“盧布黨”、“兒子黨”，中共高層中盡是些只認蘇俄而禍亂自己祖國的民族敗類。其實，共產世界的“聖人”列寧同誌又何嘗不是外國豢養的走狗呢？德國以數千萬馬克資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俄國政權，作為回報，列寧立即以“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的借口，單獨與德國簽訂條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約》，所以不少人懷疑列寧是德國的間諜。布爾什維克政權初期的經濟建設，也受到過德國的很大幫助。在後來斯大林主持的大清洗中，許多早期布黨領袖及紅軍高級將領皆以“德國間諜”的罪名處決，不能說全是冤枉的。列寧布爾什維克黨的經費來自德國，毛氏共黨的經費來自蘇俄，這些不寫進公開黨史的材料方能展示共產黨及其共產革命的本來面目。大敵當前，中共之目的是發動內戰，叛亂國家，建立國中之國的蘇維埃政權，以“武裝保衛蘇聯”為首要目的。但中國亡於日本或淪於蘇俄，都是亡國，對於普通中國人沒有本質區別，正是有了中共的武裝暴動，中國才不能形成統壹的抗日政府，國民政府剿滅赤匪，根絕赤禍，正是在保衛祖國，抵禦蘇聯勢力入侵。今天的政治課之所以不再吸引人，除了人們失去了共產主義信仰，還有就是黨內高層幹部中缺乏作為演說家的人才。我們聽胡錦濤總書記講話時，總是黨話官話連篇，太過呆板拿捏，表情僵硬，缺少演說技巧和文化底蘊，比之風趣幽默的毛澤東、周恩來之輩，相距太遠。基層的政治課再重復這些呆板的東西，自然缺乏說服力。演說家不僅要有相當的職位，也要有廣博的知識閱歷，才能形成不同凡響的口才，哪怕人們癡迷於煽動性極強的瘋話時，也會表現出無比的信服虔誠，形成不可替代的領袖感召力。希特勒就是壹位頗具才能的演說家，他總結道：
如果壹個演說家，他知道了聽眾對於他的演辭沒有完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夠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審慎而緩慢地說著，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夠領會。還有他如果知道聽眾對他的論辯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例證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眾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的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從態度和面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為止。壹切聽眾的成見，演說家往往用這方法去破除的。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對於群眾能夠有驚人的勢力，其緣故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階級的著作上面，而是得力於歷來許多滔滔不絕支配群眾的口頭宣傳上面。
……馬克斯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而小資產階級報紙，那就愛用著作家去從事於煽動的工作。
……善於演講的人，他要感動聽眾，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聽眾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誌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的緣故。在天主教的教堂裏光線暗淡，有著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壹種氣息，用意正也與此壹樣的。
……民眾大會實是必要的，因為當壹個人正要去參加壹種新興的運動，在沒有去參加的時候，不免是畏縮的；可是壹經到會，便可以從大會中得到壹種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能夠使多數人增加聲勢，鼓起勇氣。這樣，人個便懾服在“群眾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萬千人的誌願、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於每壹個到會者的心靈之中。凡是到會時有著懷疑態度的人，散會後必定意誌堅定，他已成為團體中的壹員了。我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對這點是應該牢記勿忘的。[9]
政治家通過演說展示風采，來兜售其主義，進而成為群眾領袖。這類演說往往不是壹個追求真理的過程，而是壹種展示語言技巧邏輯的功夫，與時下風行的“大專辯論會”壹樣，正方與反方不為論證真理而來，僅僅是口才的競技，正是壹種功利的取巧風尚。毛澤東嘲笑那留學莫斯科的中共領袖，認為讓文化水平極低的官兵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毫無必要，於是他的著作裏，也就談不上多少理論深度，都是些口語性的白話。這的確有些道理，在大會上為工農兵群眾宣講三卷本的《資本論》，三年時間也不夠，讓人昏昏欲睡的長篇大論不是文盲或半文盲渴望了解的東西。時不待人，革命運動急需群情激憤的群眾場面，需要聲震屋宇的口號激勵人心，再化為猛烈的行動，不是溫文爾雅的學習討論，去潛心研究那些大部頭著作。希特勒熟練運用這壹點，認為“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夠鼓動群眾的才能而言”，所以大獲成功。那些故作高深的理論家其影響力自然不敵熟練掌握演說技巧的宣傳鼓動家，不過是供演說家驅使的二流角色，於洗腦機器的地位大為降低。林彪在這方面堪稱天才，他用極簡練的詞語概括毛澤東思想，主導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口袋書，無分老幼人手壹冊，可以隨時隨地掏出來作適應性的念誦，為毛著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創造出壹條捷徑，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文革時不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是不可思議的，甚至是有罪的。壹如希特勒《我的奮鬥》是“納粹聖經”，當時每個德國家庭必備此書，否則就會遭殃。男女結婚時，都要向新郎、新娘贈送壹本《我的奮鬥》作為禮物。甚至連學校的學童也是人手壹冊。我的奮鬥是口號化的淺顯讀物，發行了上千萬冊，毛主席語錄則發行了幾億冊。毛又用他的書賺取了大把人民幣，希特勒的書個人賺沒賺稿費，我們不得而知，但他似乎不是個貪財好色的人，要錢也沒多大用處。歷史學家諾曼·卡曾斯分析了《我的奮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重後果的關系，他指出：“《我的奮鬥》壹書從1933年至二次大戰結束，壹直主宰著納粹第三帝國的政治，……《我的奮鬥》裏，每壹個字使125人喪失了生命；每頁，使4700人喪失了生命；每壹章，平均使120萬人喪失了生命。”有多少人死於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革命運動，至今仍無準確的統計數字，據民間學者估計，應該在8000萬到1億人左右，如果加上輸出革命造成的人類損失，當在億人以上。毛澤東選集五卷本有百余萬字，再加上其它的著作，總計應該有二三百萬字，第個字的生命代價為三四十人。這是平均數字，僅壹句“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就至少害死了200萬人以上。還讓人恐怖的是：希特勒與他的書壹起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毛澤東仍然躺在首都北京皇城中軸線的中心點位置，供人朝拜，他的書籍仍然列為教學書目，擺在書架上，陳列在書店裏，繼續在思想上統治著中國人。中國人從小在紅色培養液中生長，中小學便開始上思想政治課，政治教育就是灌輸黨文化，這種教育伴隨人的壹生。
專制政府在暴力上擁有絕對優勢，名義上自稱為政府，實際上則是壹幫改變了掠奪方式的匪徒，即“匪幫政府”。共黨政權就是這種類型的政府，以槍桿子起家，也以槍桿子執政。但槍桿子不能培養民眾的“祖國”認同和“忠君”意識，所以在握緊槍桿子的同時，他們也需要用筆桿子來證明槍桿子政權的合理性，確立馬克思主義專政的正統地位，於是就有了“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就靠這二桿子”的著名口號。準確來說，中共政權是“二桿子”統治，歷來執兩手硬策略，它花在筆桿上的精力與金錢並不比花在槍桿子上的少，這是世界上其他槍桿子政權所不能比擬的。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和各級黨組織中都有主管宣傳的機構和人員，政府行政系統中也有主管文化教育的部門，受黨的宣傳部門領導。在宣傳領域裏，他們有漫無邊際的權力，組成極其強大和極具效力的宣傳和管制網絡，覆蓋到槍桿子能控制的壹切領土之上，甚至蔓延到槍桿子所不及的海外各國。人們稱之“洗腦機器”，其壹切功能就是為了證明中共歷史和現實的正義性，它的壹黨永久執政和獨霸中國壹切的合理性。由於中共的歷史充滿罪惡，他們是馬列子孫，不是中華兒女，根在外而不在內，其對中華文明的否定和破壞是最徹底的。所以尤其註重歷史包裝，將壹部無惡不作的中共黨史妝扮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光榮史詩，美化為壹部“民族解放”的奮鬥史，給中國人洗腦。極為重視歷史教科書的篡改，每個人從幼童開始，就系統地接受偽造歷史的洗腦訓練。正如北京的壹位中學教師袁騰飛所言：“日本教科書篡改率比中國低得多，中國教科書真實率低於5%，純粹胡說八道。用完了趕緊扔掉，放在家裏臟屋子。”也就是說，除了時間、地點、人物這些基本要素，其余的內容就是假的了。這還不算最假的，中共黨史部分的真實率連1%都不到，純粹是謊話連篇。在中國，教師被稱為“靈魂工程師”，這些黨文化的“工程師”使用骯臟的教材，制造骯臟的靈魂。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共產黨上升為統治階級，容不下其他階級，消滅“壹些階級”是維持其獨裁統治最終目的。在沒有新聞出版自由的制度裏，共黨把持的大眾傳播媒介是人們獲得消息的唯壹渠道，在沒有對比信息來源的狀況下，人們只能相信那些動聽的謊言。每天在各種政治報告會、理論學習班、批判鬥爭會中及廣播影視中接受高強度的洗腦教育，不由得妳不信。而顛倒黑白善惡標準正是洗腦教育的必經程序，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是壹部反人類的罪惡史，它的罪惡比任何壹種歷史制度都多，比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時代都要殘暴，卻要讓信眾相信其無比正義，不用顛倒黑白的辦法洗腦是不可能的。例如柏林墻是為了阻斷東德民眾逃奔自由世界樹起的壁壘，是反民主的專制象征，而共產黨卻將柏林墻稱之為“反法西斯主義隔離墻”，對敢於越墻而逃者格殺勿論。壹個共產法西斯政權，不用顛倒黑白的描述又怎樣自圓其說呢？但生活在共產暴政下的奴隸們終究會覺醒，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便以生命為代價奔向自由，柏林墻不能阻擋東德人民，如同深圳河不能阻擋廣東百萬逃港難民壹樣，如同喜瑪拉雅邊境的共軍槍彈不能阻止西藏人逃往達蘭薩拉壹樣。
不同階段的洗腦要為不同時期的政治需求務，壹切服從於黨的路線方針，文藝乃至科學也要降為政治的婢女。大躍進畝產萬斤糧的報道，若出於壹般人之口，自然是瘋話，如果最有權威的黨報連篇累牘地宣傳，加上錢學森等大科學家出面“科學論證”壹番，配以“壹天等於二十年”的動人口號，連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也半信半疑了，億萬人民的頭腦更加發熱起來。錢學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壹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科普文章”，說：“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壹算：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看來，錢老先生還預留了70％的增產余地。後來有人問毛澤東，說妳是農村出來的，怎麽也相信了畝產萬斤糧？毛回答說是信了錢學森。這當然是推卸責任，但大科學家紛紛論證畝產萬斤的合理性，信誓旦旦，口吐蓮花，大躍進原是毛自己領導的荒誕運動，又如何管得了下面的惡搞？平頭百姓又如何保留壹份清醒呢？人們相信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毛主席是大救星，共產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躍進今天看來荒唐無比，可當時是6億人壹齊發瘋犯傻，保持清醒頭腦的不會超過百萬分之壹。大環境下，藝術家們更是人人爭當吹鼓手，盡情謳歌贊頌，用文藝作品來表示忠心，烘托氣氛，免得被戴上右傾的帽子。毛澤東時代，神化領袖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文革出版的小學課本，教認的第壹行字是“毛主席萬歲！”初中英語課本的第壹句英文也是“毛主席萬歲！”，還有“萬壽無疆”、“打倒美帝國主義”、“繳槍不殺”壹類的英語口號。毛早在1950年審查中宣部上報的五壹節全國慶祝口號時，親手加上了“毛主席萬歲”，帝王心態躍然而出。重慶談判期間，毛曾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自己當了萬歲爺，又如何能耐得住性子？1960年2月，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標語終於出現在長江巫峽之巔，占地6000平方米的“毛主席萬歲！”展示在世人眼前，聳入雲霄的青青的山壁上，用20萬斤雪白的石灰漿寫出的標語異常醒目。輪船順江而下，在數十裏外就可以看見這條駭世大標語，這是用壹群饑餓的勞改右派以生命代價換來的。郭沫若在其《過巫峽》的五律中詠嘆道：“奇峰十二座，領袖萬斯年。”皇權時代的啟蒙課本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幼學瓊林》，先從“人之初”、“趙錢孫李”、“天地元黃”、“雲淡風輕近午天”、“混噸初開，乾坤始奠”開始，認識簡單的字，學懂做人的理，皇帝的事還要靠後些。六四後，鄧小平說，最大的失誤在於教育，於是重新嚴格學校的共產主義教育，黨史、毛論、鄧論，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現在還要加上江論、胡論，每壹代領導人的陳詞濫調都要塞進教科書。妳相不相信這些胡言亂語不要緊，在正式場合必須表達信服。中國人滿口政治術語，小學生也講政治，最後演變成人人講假話。林彪說：“不講假話壹天也混不下去”，至今仍為中共社會之至理名言。
二、拳頭產品
洗腦的目的在於把活人改造成無需獨立思考的工具，洗腦機器生產出壹批壹批的機器人，易於黨的統壹操控。洗腦機器功效在於教育，中共不施行國民教育，對洗腦教育的重視程度世所罕見，著名的口號是“從娃娃抓起”。編造壹些故事，列為啟蒙教材，讓娃娃們從小知道誰是壞蛋，誰是好人，感受共產黨如何偉大英明。自古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共產黨的匹夫不分男女老幼，皆是供其驅使的工具。從戰爭年代的紅小鬼、兒童團，到和平年代的少先隊、紅小兵，都是沖鋒陷陣的政治童工。所以，洗腦需要有壹些素材，以宣傳攻勢形成人人盡知的經典，比如《白毛女》、《半夜雞叫》、《收租院》壹類控訴地主惡霸的經典故事，從小教育人們舊社會是怎樣可惡，窮人是如何悲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雲雲。這三個故事堪稱展示地主階級滔天罪惡和共產革命無比正義的拳頭產品，在加工設計時就充分考慮發揮階級鬥爭的教育功用，從宣傳土地資本制度的罪惡到富人心腸如何歹毒方面，創造出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所無法企及的普及率。
話劇《白毛女》出籠於土改時期，將壹個“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由延安的文人編造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階級鬥爭教材，由帶有迷信色彩的故事包裝為共產黨的神話，在煽動對地主的仇恨和對中共的感恩上起了極大作用。當時因演員太投入，竟差點遭憤怒觀眾的槍擊。《白毛女》又改編為電影和現代芭蕾舞劇，是八個樣板戲中的經典。淒慘中又帶有黑色幽默的是“半夜雞叫”的故事，取材於小說《高玉寶》，“周扒皮”是壹位日本占領區的惡霸地主，有日本人撐腰，無惡不作，膽敢在半夜鉆進雞窩裏裝雞叫，作為黎明的證明，強迫長工下田幹活，以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長工們的無產階級覺悟使他們敢於起來鬥爭，巧妙利用“周扒皮”鉆進雞籠的機會，把老地主當成偷雞賊痛打壹番，讓周扒皮吃了個啞巴虧。這個故事作為體現地主老財狠毒愚蠢與無產階級勇敢機智而取得鬥爭勝利的樣板，寫入小說，編入教材，制成卡通片，教育了無數成年人和孩子。“周扒皮”是人們常用來形容剝削者心腸歹毒的代名詞，特別是周姓的人。“收租院”則是壹組大型泥塑，展覽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如何私設牢房，迫害佃戶的累累罪行。文革中到處展覽，無人不曉，開憶苦思甜大會，“收租院”是常用的素材。
據記者調查，“白毛女”是根據河北省平山縣的地主黃世仁的事情改編的。黃本是當地勤勞致富的農民，有名的大善人，楊白勞卻賭博吸毒，好吃懶作，將祖先的豆腐家業也敗落了。大春是個地痞無賴，喜兒則懶丫頭壹個。黃世仁在楊白勞欠下巨額賭債遭債主追討時，曾借錢給楊，楊最終無臉見人，誤喝鹵水身亡。黃厚葬楊並收養了喜兒，本是件值得贊揚的善舉。也有人堅持說黃世仁是惡霸地主，該殺！共產黨慣用顛倒黑白的方式煽起階級仇恨，以證明“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當性。但無論黃是否惡霸，白劇對中國人起到了信史的作用，為中共建政之初的大屠殺塗上了”革命“的油彩。鄉村會有惡霸，如同城市裏肯定有黑社會壹樣，但在鄉村自治的道德型社會裏，富人光憑橫行霸道是難於光耀門楣的，好比流氓痞子憑無賴本事無法受到普遍尊重壹樣。但流氓無產者造成的罪惡遠遠超過惡霸地主，因為前者是共產革命的骨幹力量，後者畢竟是極少數人，不是社會主流力量。土改運動中有上百萬“黃世仁”被共產黨屠殺，死於“黃世仁”的“楊白勞”又有幾個呢？所以，在共產黨統治下的鄉村，黨支部書記幾乎全是惡霸地主，他們化公為私，侵占集體財產，稱霸壹方，在大饑荒年代和征地拆遷的暴政中，犯下了“黃世仁”絕對無法做到的累累罪行，為人類歷史所罕見。然“白毛女”究竟是藝術虛構，總有些美中不足，所以四川宜賓地區就生造出壹個現世的白毛女來。壹位土改時定為中農的羅昌秀，自小受遺傳影響，壹頭白發，黨為了宣傳階級鬥爭需要，模仿《白毛女》的故事，虛構了壹整套惡霸地主如何欺壓羅昌秀、羅被逼逃入深山、頭發變白、共產黨如何將“鬼變成人”的傳奇教材，還把白毛女住過的山洞列為教育群眾的“革命聖地”。
再現真實社會的藝術典型必須有現實中的可能性，不似神話傳說或哈裏波特壹類的魔幻作品。逃進深山吃野果毛發變白至少缺乏醫學上的證據，那山上的猴子豈不都是白發蒼蒼？共產黨讓白毛女又變回壹頭黑發，更屬無稽之談。舊社會地主迫害農民的故事並不稀奇，否則造反便無由頭，《中國農民調查》壹書揭露“新社會”中的鄉鎮惡霸都是政府幹部，鄉鎮政府遍設牢房來關押無錢農民，對農民的兇殘遠超過白毛女時代。《白毛女》不過是壹個欠債還錢的方式問題，新社會的勞動人民是國家主人，從不欠黨政幹部的債，卻將無數人逼上死路。農民卻無深山可以逃遁，因為中國每壹寸土地都在黨的監控之下，想染壹頭白發都不可能。那個鉆雞籠的地主周扒皮IQ太差，老地主有日本人撐腰，要幾點出工，定個章程就行了，還會笨到熱炕頭不睡，半夜裝雞叫？再說半夜三更田裏沒照明，沒攝像頭監控，誰會賣力幹活？筆者老母親對“半夜雞叫”壹事，常嗤之以鼻，說：“哪有裝雞叫的道理，地主根本不敢對長工太壞，長工不給妳好好幹，壹黑夜不睡也沒用。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讓耕壹尺，他犁三寸，吃虧的還是地主。到了搶收搶種時，地主酒肉上足，就連鹹菜也要切得細細的。”這話確有道理，地主對雇工不好，長工不是奴仆，拍屁股走人，憑什麽給妳賣命。把人逼急了，房上放壹把火，走去當兵，沒人吃得消。地主與長工之間是典型的雇傭關系，不是抓壯丁，地主無權限制長工的人身自由。地主與長工，兩者不是剝削與被剝削，而是爭取各自利益的合約關系。農田耕種由於其分散性導致監督成本巨大，在生產過程中實行全過程有效監督是不可能的，最終是以產出來衡量雇工努力程度的標準。雇工自己有比較利益取舍，太尖刻的地主是雇不到人的。阿Q是雇農，他可以給趙太爺春米，也可以進城打工，無人可以限制他。而壞的是資本家，工業產品是定額生產，有質量檢驗，工作場所集中，容易控制，壹個既無法治約束又無宗教心胸和鄉梓情懷的無良資本家，比祖輩生活在鄉村的地主要兇惡壹百倍。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家剝削工人比資本主義社會還要厲害，連工資都拖欠不發，也不見共產黨起來打倒他們。長工與雇主有契約，那不是賣身契，是經濟合同，與封建時代的家奴丫頭不同。地主關心鹹菜的可口度，並非真心為雇工節省牙力，而是考慮讓其付出更多的勞力，相當於現代的激勵機制和人性化管理。這壹點在毛澤東親口對外國人的講述中也能體現出來，毛談到他父親時說：
“……他是壹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壹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贊成施舍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我家分成兩‘黨’。壹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壹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10]
毛的父親是富農兼米商，典型的剝削階級，對待雇工比自己的子女還好，不是他缺少親情，有了無產階級感情，不過是為了榨取雇工的剩余價值。毛的母親不是“不勞動者不得食”主義者，她虔心神佛、關心窮人是人性使然，與剝削階級本性無關。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公社，說公社是農民自己的，壹大早廣播喇叭裏《東方紅》的樂曲就響了起來，大田裏也是紅旗招展、歌聲嘹亮，但社員還是出工不出力，派個人站崗放哨防著幹部，大夥聊天睡大覺，最終導致公社垮臺。實際上人民公社才是真實的奴役制度，剝奪農民的土地，用農業戶口建立與公社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戶口相當於賣身契。公社幹部們經常讓農民”挑燈夜戰”，不裝雞叫也沒人敢說半個“不”字！因為農民早已從自由身份變成了農奴。
最為可惡的是四川劉文彩的“收租院”，是有真人無真事的肆意誹謗，完全出於欺騙宣傳之用。為了發動階級鬥爭，將劉文彩掘墓拋屍，政府投入巨資，改造其莊園為陳列館，以革命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加工成壹具政治恐龍，破土而出的劉文彩，馬上登臺亮相，“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為提高革命群眾的階級覺悟發揮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實際上劉文彩家族中不乏有大功於中共者，劉文輝、劉元棕、劉樹成是起義將領，與劉氏家族過從甚密的陳玉堂，家中曾是中共地下黨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隊的活動據點，陳玉堂之子陳孟君，則為中共川西南武工隊直屬二隊副隊長，1949年12月陣亡。但共產黨需要死去的劉文彩再當壹回惡人時，歷史就完全改變了模樣。當壹個“苦大仇深”的農家婦女，對著上千人的會場，以親身經歷，講述壹段慘絕人環的故事，其催生淚水和怒火的功效，堪稱諸多訴苦演講中的極品，盡管全是胡言亂語，汙蔑誹謗，卻牢固樹立起了“惡霸地主劉文彩”的罪惡形象：
到秋收，田頭谷子才打完，劉文彩就派狗腿子來收租。他們壹走攏就翻箱倒櫃，把壇壇罐罐都倒幹凈了，還差五鬥二升租，那些家夥就拿起鋤頭到處挖，把我埋在草灰裏留著給娃娃吃的幾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轟天，弄得幾裏路外的人都曉得，隨便我怎麽喪求，硬是雷打不動的“鐵板租”半升壹碗都不讓。他們不管我懷胎大肚，硬拉我去見劉文彩，後來我答應想辦法，他們才惡狠狠地說：明天再找妳算帳。壹路上人馬拍屁股就走了。
窮人事多路窄。當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陽都當頂了，別家早已吃了飯，我家的竈還沒冒煙。大女兒守在床邊哭，問我拿啥東西下鍋，我想硬撐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頓毒打，又剛剛生了娃兒，簡直不能動壹下。實在無法，我生了娃娃連口米湯都沒得喝上壹口，只好叫女兒到別家去借點米回來。女兒出門不久，狗腿子就像壹群野豬壹樣進屋不走門，打爛我的壁頭，拱到了我的籬笆門，兇神惡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們再寬限幾天，等在外面咬鴨子的丈夫回來想辦法，可是這群畜生不聽半句人話，他們有的抓我頭發，有的拉手臂，硬把我從床上拖下來，又是拳打又是足頭踢，壹根繩子就把我捆起來，槍托子在我背上打。這時候我那剛生的娃兒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兒借米回來，足剛剛跨進門，就被狗腿子壹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滿壹地，女兒擡頭見我被捆，就連撲帶爬地過來拖住我的腳桿，喊著：“媽媽妳不能走呀！”話音剛落，狗腿壹腳把她踢開，拖起我就走。我被綁走多遠，還聽到兩個娃娃的哭聲。架走我以後，娃娃就餓死了，誰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媽媽討飯那年還小兩歲，才八歲呵，又朝著媽媽走過的路去挨門挨戶討飯求乞。
我被拉進劉文彩的莊園，壹進莊園，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帶到壹個什麽地方，轉了幾個彎，下了壹陣石梯子，壹股難聞的血腥氣劈面朝我沖來，沖得我壹下子就昏了。有個家夥使勁把我揪下壹個陡坡，摔倒在水氹裏，足壹踏踩，水淹齊我的腰桿，這什麽水呀！冰得浸骨頭，臭得人惡心。剛生娃娃的人，血水還順著足桿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壹浸，肚子痛得來像刀絞壹樣。我站不穩，壹下倒下去，又臟又臭的血水不斷朝我嘴裏流，盡力爬起來，足下壹滑又倒下去，這手抓住壹根人骨頭，那足又踩著壹個人的腦殼，狗腿子嫌我動作慢，用棍木棒壹下把我戳進壹個鐵籠子，進了籠子就在迷迷糊糊聽到鐵棚聲、關門聲、上鎖聲中昏死過去了。不知過了好久，當我痛醒轉來時，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腸子，絞我的肚子。醒轉來什麽也看不見，只摸到壹根根的鐵柱。我雙手拉著鐵柱站起來，才覺得水淹過膝頭，崩斷我的腸子，我緊咬牙齒熬了過去，這裏頭的臭氣硬把我熏死了幾次，熏死過去，痛醒過來。有壹回我硬睜起眼睛，從壹道碗口大的鐵窗縫裏射進來壹股綠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見這個水牢的壹些：到處都是死人骨頭，鐵籠上下都安有鐵釘，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關在水牢的鐵籠裏，籠外還泡著三個男人，東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們幾個，在裝著好多窮兄弟的骨頭和血水的水牢裏，沒有哭，沒有喊叫。隔了幾天，死去壹個兄弟。我們的血淚只有往肚子裏吞……。以後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見什麽了。
在水牢裏壹共提審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鐵鉤把我抓出去的。頭兩次，三言兩語過了壹堂，又把我推進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穩，這邊是死人，那邊是死人。壹腳踩到腦殼，二腳踩到身子。每腳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後壹次審我是劉文彩。狗腿子罵我前次在關帝廟鬧動了唐場，才有劉文彩問我的緣分。等了半天不見動靜，劉賣什麽膏藥我不曉得。後來我聽見狗腿子在打聽，有人說他正在啥子“逍遙宮”……。劉文彩來後，先問我願死願活，我說死活都不論，就問了這麽壹句話，又把我關進水牢，這時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沈沈的了，站不穩，倒下去撲在壹個死人身上，以後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劉文彩綁走後，丈夫得信趕了回來，四處托人說情，挨高利貸借了二十元錢，交了劉文彩的五鬥二升租子，還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鬥米的房錢，又加上劉文彩嫌壹個剛生娃娃的婦女死在他家的水牢裏不吉利，才把我放了，並限制只能晚上來取人，只能走後門取人。我丈夫在壹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劉文彩莊園的後門，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裏。這時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壹口氣，他告訴我，我壹身衣裳被血水凝起來像牛皮壹樣，滿身血水，雙足粘了死人肉，脫不下來。他給我抹，周圍的窮弟兄們也幫助給我洗擦，我腳上、腿上都結成了痂塊。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幾天。天天用熱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塊。人不知道飽餓，只能灌點米湯，直到我清醒，才看見大女兒癡呆呆地站在我身邊，我就尋摸自己的奶娃……[11]
共產黨將地主莊園的壹間鴉片倉庫，出資裝修為腥臭無比的水牢，關進去壹個剛生過孩子又饑餓至極的女人，竟然七天不死，又在黨的關懷下成長為碩壯的勞動模範，現身說法，想像力之豐富遠遠超出了人類的生理極限，也超出了人的心理承受極限。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成功的假戲真做了，也沒有比這更收效的仇恨教育了。“水牢名星”冷媽媽沒有文化，卻很有表演天賦，她不但能把別人寫的講稿倒背如流，而且上千場的演講都能在臺上邊講邊哭，壹把鼻涕壹把淚的控訴著。神經再堅強的聽眾也要哭倒在地，激發對地主階級的刻骨仇恨，化為階級鬥爭的力量。比如1966年初，“冷媽媽”在莊園陳列館給空軍官兵作報告，300多軍人竟然哭倒壹地，最後由解說員把他們壹壹扶起來。中共利用龐大的宣傳機器，用藝術手段塑造出四川的劉文彩，東北的周扒皮、華北的黃世仁、海南的南霸天等四大名牌惡霸地主形象，成功地將壹個階級徹底妖魔化，連不少參觀的外國共產主義戰士，都被成功地洗腦，更加堅定了推翻吃人舊制度的國際共產主義信念。共產黨的生命線是階級鬥爭，啟發群眾的階級鬥爭覺悟之辦法是培養階級仇恨心態，控訴地主的剝削罪行是激發階級仇恨最簡便的辦法。利用精心編造的血淚故事，以血債血還的方式激發人性中殘忍的壹面，虐殺地主便成為無比正義的革命運動。中共壹建政就虐殺了幾百萬地主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再次掀起虐殺地主及至黑五類的的狂潮，十幾歲的小孩子表現出極其強烈的復仇心態，又以極其殘忍的酷刑對待同類，這就是洗腦教育結出的仇恨果實。共產黨將自己比作正義的化身，緊跟黨走就成為進步、革命、行善的代名詞，不同意見者或階級敵人就都是反動或罪惡的標本。在真相大白之後，中共仍然堅持這種仇恨式的洗腦教育，還要讓劉文彩走出國門，2009年9月，中共在德國舉辦“收租院”大型泥塑展覽，對民主國家進行洗腦教育，來宣示中共政權的正義性。
劉文彩因肺病死於成都，與共產黨並無關聯。中共為了體現其威力，先是讓劉被革命戰爭嚇死，後來為突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配合政治運動，劉又被解放軍槍斃了，解說詞中加入流行語言，更具煽動性：
看，劉文彩這條斷了脊梁骨的賴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劉閻王，睜開妳的狗眼看看，妳的末日已經到了，地主階級的政權徹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隸，今天要宣判妳的死刑。妳大鬥進，小鬥出，妳搶奪房屋、霸占田地，妳勾結官府，私設刑堂，妳苛捐雜稅，高利盤剝，妳逼得我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妳喝盡我們窮人的血，吸幹我們窮人的汗，妳壓斷我們窮人的腰，妳害死我們多少苦難的同胞，妳殺人不眨眼，妳吃人不吐骨頭。這壹件件，壹樁樁，都記在我們窮人的心上，這千年的仇要報，這萬年的冤要伸，我們窮人要把妳千刀萬剮撕成千萬條，要把這萬惡的舊世界連根拔掉。劉文彩依法處決，人心大快，可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卻拼命鼓吹“剝削有功”、“階級鬥爭熄滅論”，妄圖為壹切剝削階級翻案，真是罪該萬死；打倒劉少奇！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壹切剝削階級！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這種惡毒詛咒的話語，如果用來批判今天共產黨的鄉村惡霸，只須將“劉文彩”三個字改為共產黨即可。劉文彩是歷史人物，其結局已不可更改，但共產黨卻任意塗抹歷史，讓劉文彩的死壹次比壹次慘烈。批林批孔運動中，槍斃劉文彩的那段解說詞末尾幾句又相應地改為：
劉文彩被依法處決，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實信徒-——林彪卻大肆宣揚“德、仁義、忠恕”，妄圖為壹切剝削階級翻案，我們堅決不答應！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康生、江青等人都對《收租院》有過贊揚和具體修改的指示，但“四人幫”壹垮臺，解說詞又變了：
同誌們，象這樣罪惡的收租院，在舊社會何止千萬個，整個舊社會就是壹個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幫”瘋狂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妄圖復辟資本主義，使我們勞動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惡重演，我們決不答應！
“水牢”部分的解說詞說道：
“四人幫”壹夥，陰謀篡黨奪權，妄圖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陰謀壹旦得逞，千萬個冷月英將被重新推進水牢，被推翻的地主階級又會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我們決不能答應！
郭沫若是毛澤東欽定的無產階級大文豪，他的評論非同小可，1966年4月22日到大邑縣參觀時，郭留下壹闋《水調歌頭》：
壹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大邑土豪惡霸，暴發壹家劉。水牢地牢連比，長槍短槍無數，隨意斷人頭。苦海窮人血，糧倉地主樓。
飛輪轉，彈鞭動，鬼神愁。荒淫無恥，佛殿金鐘伴玉甌。轉瞬人間換了，活把閻王駭死，萬眾竟來遊。教育耿千載，風雷震五洲。
中共搞經濟開放，需要資本主義了，也就不便繼續鼓吹階級鬥爭了，撤除了那些血腥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等展覽道具，重新裝修為“四川地主莊園陳列館”，歷史定位也隨之改變了：
這座莊園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國少有的。它是中國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階級產生、發展和消亡過程的壹個縮影，是近代地主階級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風貌的典型反映，是社會發展史的壹個斷面-——因此，無論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價值。[12]
壹個真人，壹出假戲，象川劇變臉壹樣，1958年出土的劉文彩，亦隨著政治運動的風向變幻而作適應性的臉譜變換，以“革命的浪漫主義”激情不斷創造人間神話，這就是洗腦運動！而莊園陳列館也隨著壹次又壹次的政治運動，由最初的科級單位升格為縣團級，人員從七八個人增加到七八十人。而歷史上的劉文彩是壹位熱心服務鄉梓的好人，40年代，劉文彩幾乎傾盡家財，在安仁興建了文彩中學，占地1000多畝，耗資2.5億（當時折合200多萬美元）。劉文彩又出重金從各地聘請名師任教，他每年拿出2000 畝田的收入，供學校支出。他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該校首期招生300余人，學費全免，以後每期學費也不過6鬥米，遠低於當時的公學，是四川師資和設施最好的學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萬成堰水利工程，還有當地的發電廠和水電廠也是劉文彩修建的。大邑縣安仁中學，就是原來的文彩中學，花園式樣校舍也是劉文彩出資建造的。劉家人服務鄉梓的精神堪為楷模，劉文輝主政西康期間，以“勤儉為政、傾囊興教，開化民智、建設桑梓”的十六字為方針。極為重視教育，下令凡是當地縣政府房子比學校好的，縣長就地正法。劉文彩在當地有“劉大善人”之譽，從來就沒有民憤，村民們回憶說，劉文彩收的地租比後來農民交給共產黨的公糧還要少很多，逢年過節劉還要走訪接濟貧困人家。
三、洗腦西藏
西藏的洗腦是從摧毀民族文化開始，“四觀兩論”是西藏特有的政治教育課。“四觀”是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文化觀；“兩論”指唯物論和無神論。在官方的洗腦教育中，“四觀兩論”被視為“反分裂鬥爭的思想武器”。選拔壹部分藏族青年學習黨的理論，黨的歷史和民族政策，培養黨的積極分子和接革命班的民族幹部。也站在漢人的立場上批評藏民族的文化生活習俗，成都民族學院的老師給學生講課時說：
風俗習慣的保持雖然是自由的，但民族習慣要區分好、壞和不好不壞三類，其中有益的風俗習慣要保持發揚，無益無害的風俗習慣任其自然，不好的風俗習慣要改革，這些不好的風俗習慣與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老師接著舉例說：藏人飲食習慣中壹人食用的肉和酥油，如果拌於蔬菜，夠三個漢人吃，所以說是浪費；藏人的服裝寬大，壹人的用料足夠兩套漢裝，所以是浪費；藏人的歌曲舞蹈雖然優美，但內容充滿對達官貴人的贊美，應予改革；藏人喜歡交遊野餐，雖是好習慣，但期間有鋪張浪費；藏人婚姻靠父母決定是不好的，婚禮期間開支很大，是浪費；至於生產方式和播種方式應予改革；以金銀為裝飾和佩戴珠寶為美，這些無助於衣食住行，是浪費；男女蓄發雖談不上好壞，但藏垢納汙，容易生病，所以不好；雖然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大量開支，非常的不好；宗教雖然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毛主席會為此制定政策，在此之前先不予評論；對語言文字，雖然暫時不予變革，但當走上社會主義大道時，政治、經濟、文化要走向統壹，要根據憲法統壹、集中，統壹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等等。
學生們問老師：應該怎樣認識法律中規定的保持自己風俗習慣的權利，如果這壹切都要改革，那麽可以保持的風俗習慣有那些？老師說：應該還有壹些，但舊社會的方式都要進行改革，我們主要是要看到社會主義大道，主要是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大道，社會主義的特質是統壹，將政治、經濟統壹後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法律規定的那樣，統壹走社會主義大道。[13]
拋棄民族化的生活習慣不易，對喇嘛的洗腦更不容易，需要反復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打碎他們頭腦中眾生平等與慈悲為懷的佛學觀念，置換為階級鬥爭思想：
壹個中國軍官宣布，村民指責寺院是人民群眾的主要剝削者、壓迫者，我們無法對證這種說法是否真實，因為僧侶不允許跟在村裏的家人接觸。後來我們才知道，中國人同時也告訴村民說，僧侶已經坦白交待，承認欺騙了當地的人民。由於沒辦法引誘僧侶檢舉他人和坦白交待，中國人就開始懲罰單獨的個人。第壹名受害者是個跟我壹樣，來自於富裕家庭的年長僧侶。中國人把他所有的衣物都收來，堆在庭院裏，在他東西的旁邊，堆著另壹攤壹個出身貧寒僧侶的雜物。這兩個人沈默地站在兩堆自己日用生活品旁邊，中國軍官手指那兩堆衣物大聲申斥，他從年長僧侶的那堆衣物裏挑起壹件厚厚的毛料袈裟，通過翻譯厲聲問：“這是從哪裏來的？”“羊毛”，僧侶回答。簡單的答復把對方楞住了，他以為翻譯漏翻了什麽，就盯著他看。翻譯重復了問話：“這是從哪裏來的？”“綿羊”，接著他哭了起來。
我們都認為他回答得很好，既正確又聰明，可是回答顯然不正確，他沒有算計農奴所付出的勞工代價。按照唯物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應該回答，袈裟的來源是被剝削的農奴的勞動成果。很長壹段時間，僧侶們每天都面對類似的問答。有次問題是：“誰養育了妳們？”我們的回答當然是：“母親”，這自然又錯了，應該說是無產階級的勞動成果哺育了我們。對我們的遲鈍，中國人解釋為：我們具有“綠色的腦子”，可是大家真沒辦法在短短的時間內，把這些每天在學習班裏炮轟到頭上的新名詞消化掉。過了很長壹段時間後，我才學會怎麽樣用唯物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語言來掩飾真正的答案。
僧侶跟村民被隔離開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終於中國人認為二者當面對質的時候到了。八月的壹個早晨，我聽到有人在喊“消滅三類剝削者”、“打倒反動分子”。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四人壹組，正朝寺院走來，他們手裏拿著巨大的橫幅，上面有藏文和中文寫的標語。兩個村裏的小孩走在隊伍的前面，手裏撐著大幅的紅旗。當這支隊伍走在通向寺院的羊腸小道時，整齊的隊伍開始騷動混亂，村民們使勁在泥土路上跺腳，引得塵土飛揚。他們大聲吼叫，拳頭在空中揮動。平時民眾接近寺院時總是非常謙卑，低著頭跨進門來。我看得出來，有些村民由於他們如今這樣吼叫喧嘩地來到寺院，感到非常尷尬。
中國人把寺廟改成壹個展覽館。村民穿過嘎東的河谷，來看司庫長老丹巴曲培個人用品的展出。他僧舍中所有東西都被陳列出來：細羊毛的坐墊、嵌了珠寶的銀制臺燈、中國式的織錦緞掛聯、講究的法器、壹套鑲著銀邊的木制碗。跟司庫長老的展出物形成對比的是旁邊壹個貧窮僧侶的日用品：壹個破茶壺、幾支舊而粗糙的木制碗、打滿補丁的毛毯、壹雙很舊的靴子。
“妳們看看這些展覽品！”壹個年輕藏人用很激動的聲音對展出物進行評論：“剝削者的生活多麽奢華，他們身穿絲緞，用銀杯喝水，這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他又指著窮僧侶的衣物說：“妳們看，這就是窮和尚的日子，他只靠壹張薄薄的毯子渡過漫長冬夜。”
現在村民們對階級鬥爭的理論已經很熟悉了，看到這些展出品，他們顯出非常驚訝的神情，聽講解時，總在恰當的時候搖搖頭，或表示吃驚。僧侶們也排著隊去觀看院子裏的展出，評論員用很嚴厲的聲音來批判寺院裏的不平等情況。
司庫長老本人不在場，不能為自己進行辯護。他和其他的僧侶已經成為中國人的階下囚。中國人在寺院下方臨時設置了壹些勞改營，他們都在那裏勞動。司庫長老的竹扁擔的左右兩端，掛了兩個鋁作的鈴鐺，這種挑東西的方式對於西藏人來說，非常新奇。每天下午司庫長老用他的竹扁擔和兩只桶，往來於河和營地之間，他為營地中國士兵負責挑水的任務。[14]
洗腦必先虛構事實，捏造偽證，甚至指鹿為馬，張冠李戴。需要上帝時，可以把魔鬼包裝成上帝，不需要上帝時，上帝也是魔鬼。可使地獄變為天堂來誘惑世人，亦可指天堂為地獄來恫嚇世人。為了赤化西藏，就把西藏分為新舊兩種，中共占領之前的西藏是“舊西藏”，那是壹個“人間地獄”，西藏歷史文化和自然山川壹無是處。而赤化後的“新西藏”是“人間天堂，吹得天花亂墜。毛澤東在西藏消滅佛教就是為了消滅藏民族的文化傳統，納入共產主義軌道。中共將壹切不同與他們的文化體系，皆稱為“反動、封建、落後”文化加以消滅，用毛澤東思想占領壹切思想陣地。漢族人也在毛澤東思想改造下，除了簡體漢字和基本的民俗習慣之外，黨文化取代了絕大部分的民族文化。共產主義是世界性思潮，其目的是最終取代壹切自由思想，建立統壹制度，以達到“階級消亡、國家消亡、民族消亡”的目的，其手段就是先消滅文化的多元性。藏人僧侶寫道：
在這場殘暴的運動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壹切西藏文書藉和經卷全數被強制掠去予以焚毀。僅拉蔔楞寺，焚毀唐卡、書籍、經卷、刻板等就燒了六天六夜，就這樣西藏全境未留壹張紙片和壹個嘛呢經筒，幾乎全部被摧毀。不僅如此，在安多地區的各學校，中共強制停止了壹切藏文授課，全部課程都由中文教授。關閉了有五千多名學生的“西北民族學院”，該學校的教室、足球場、禮堂等全被中共蘭州軍區占據。
凡是勤勤懇懇地教授藏文的教師和對藏文教學等方面做出過貢獻的傑出知識分子，皆扣上“反革命分子”或“分裂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反動派的狗腿子”等罪名，或監禁、或批鬥、或進行勞動改造。[15]
毛澤東死了，共產黨的“新西藏”費力不討好，還得恢復“舊西藏”的傳統文化，將藏區描繪成“香格裏拉”式的世外桃源，壹又壹輪的“西藏熱”中，推銷的全是“舊西藏”的東西。但共產黨並不懺悔以往的罪惡，只是用“舊西藏“的文化加以包裝，使之為黨文化服務。對中共來說，毛的去世對統治西藏也是嚴重的損失，許多“翻身農奴”已經相信了毛主席是取代達賴喇嘛的大神。中共之所以能在西藏全面推行社會主義，搞人民公社，與內地壹起開展文化大革命，破除佛教的影響，發動群眾砸爛拆毀佛像廟宇，丟掉達賴喇嘛像，掛上毛主席畫像，迷信崇拜共產黨，毛沒有神佛壹般的威力恐怕難以做到。普通信眾信服的是神威，毛能把達賴喇嘛嚇走，將無數活佛趕回家或關進監獄，喇嘛們狼狽不堪，沒有大日如來般手眼通天的手段是不可想象的。這壹點也不奇怪，“農奴”大字不識幾個，讀不了經卷，難通佛法之精深、藏密之玄奧，他們的功課是搖搖轉經筒，念六字真言，或磕等身頭去拉薩朝聖，求來世之果報。上智下愚，壹般信眾不可能精研佛法，只祈求來世，功利性的信仰使他們攝服於神的威力，敬畏壹切鬼神，膜拜壹切菩薩，相信因果報應，因而更加逆來順受，麻木不仁。他們的視野局限於牛羊牧場，神山聖湖，喇嘛寺廟，乞求神佛保佑家人無恙牲畜平安。他們只有些簡單的族群意識，文化認同或主權獨立這些上層人物考慮的高層次問題，不會出現他們的腦海中。誰能發揮出令人敬畏的超強力量，誰就贏得信眾。電影《農奴》中的強巴，最終將怨氣撒在神像面前，不是他懂得了唯物主義無神論，是相信共產黨的法力比神靈更為強大，更可以盡快改善自己的處境。功利性的宗教需求與堅實的哲學信仰是兩回事，聽說共產主義很快能帶人上天堂，又何必再積今生之善因以種來世之善果，信什麽佛佗菩薩？來了“大救星”毛主席，以往見了喇嘛活佛惟命是從，如今統統踩在了腳下，將平素頂禮膜拜的菩薩打成壹堆爛泥，連寺廟也幹脆夷為平地。藏族女詩人唯色遇到壹位年輕活佛，談到藏區的“民主改革”情景，她說：
……那是1958年，康區已經在進行“民主改革”，寺院裏已經有不少喇嘛逃走了。很多人都勸他的前世壹塊兒逃，可是已經六十多歲的仁波切卻不願意，他說我不走，這是我的寺院，我不能走。結果，災難的那壹天到了。翻身農奴們在幹部們的帶領下，把仁波切和其他喇嘛趕到壹個糞坑旁批鬥，又是打，又是罵。有個男人竟用木棍挑著糞坑裏的臟物硬是塞進這些喇嘛的嘴裏，還逼著他們咽下去。有個女人，不僅如法炮制不說，還壹下子騎在仁波切的脖子上，用她骯臟惡臭的裙子下擺罩住仁波切的頭——仁波切那麽高貴的頭顱竟蒙受這天大的羞辱！而這竟然是藏人幹的事情！我氣得眼淚奪眶而出。那麽妳的前世他怎麽辦呢？我問眼前這位很少歡笑的仁波切。他淡淡地說，那有什麽，吃就吃唄。雖然他是這麽說的，雖然我也知道，像那位老仁波切那樣的大成就者在精神領域中早已超越了這些，可以微笑著忍受壹切不幸，而且最後被飛跑的馬拖死的時候也是含笑而去，而且，那惡魔似的女人，據說不久就吐血而亡，那男人也斜嘴、抽筋而死，都不得好死，遭到了報應，但我還是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16]
那時，大昭寺整座寺院砸得只剩下壹尊釋迦佛像，因為這尊塑像是唐朝文成公主與吐蕃王松贊幹布結婚的嫁妝，是中共定義“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之象征——但也蒙難，遭紅衛兵揮鎬砍擊。幾位老僧回憶，“覺仁波切”的頭上還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寫滿種種侮辱性的語言，而滿身的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全都不翼而飛，連臉上和身上的金粉也被刮凈。甚至原有的五套綴滿珍寶的純金五佛冠，鑲嵌在眉心間的壹顆稀世之寶，盡皆神秘地不知下落。“覺仁波切”就這樣帶著累累傷痕，赤裸裸地跏趺而坐在被玷汙的蓮花座上。惟有那頂純金打制的華蓋，因被多年的香火熏染得漆黑，難以辨認，故而幸存。壹位居住在帕廓北面的老婦告訴我，那時候，“覺仁波切”周圍的殿堂都變成了豬圈，裏面養著臭氣熏天的豬，樓上則住滿了“金珠瑪米（解放軍）”。[17]
唯色在她的《殺劫》壹書中，解讀那些無情批鬥“牛鬼蛇神”的照片時說：“顯而易見，人物之間出現了階級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不是過去的那樣壹種關系：雖然有貧富之分，卻是同壹個民族；雖然有僧俗不同，卻是同壹種宗教。但如今兩個階級的界限不但劃分地壹清二楚，而且在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底層階級第壹次向上層階級，尤其是向上層階級中素來被視作‘珍寶’的活佛高僧舉起了拳頭，發出了怒吼。為什麽會這樣？”翻身農奴之所以如此膽大包天，是因為有了新的天堂地獄標準。共產教置換了古老的佛教，把虔誠行善以通往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置換為用階級鬥爭實現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門票“，把行惡造業下無間地獄換為不跟共產黨走就是右派反革命，關進共產主義的地獄——勞改營。世俗意義上的善惡劃分被階級立場所取代，消滅階級敵人視為共產主義之善，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有“金珠瑪米”撐腰，“翻身農奴“壹起做著入天堂避地獄的“善事”。要占據西藏，就要分化西藏社會，把壹個民族分化為兩個妳死我活的敵對陣營，讓藏人鬥爭藏人，西藏的民族與宗教壹體性就被打破了，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可以在西藏立足，取代千百年來的藏傳佛教。毛澤東認為民族問題是階級問題，世界上有眾多的民族，但階級只有兩大類，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這樣壹來復雜的民族問題就簡單化了，容易以階級鬥爭推動民族地區的共產主義化。在被剝削階級的人群中，毛還可以再將之細化為左、中、右三類，依靠左派積極分子，爭取中間派，打擊敵對勢力的右派。無論何種民族，只要是人，便有趨利避害之心，不免將良知置後，藏人也不例外，所以爭取當左派積極分子就是歷次殘酷政治運動的主流，也是顯示效忠來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最現實的辦法。現在沒有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但批判所謂“達賴集團”仍然是藏區持續至今的政治運動。當達賴喇嘛批評藏人不應該穿著珍稀動物毛皮服裝後，普通藏人立即焚燒了毛皮裝，而壹些藏人黨政幹部和積極分子反而穿毛皮衣服招搖過市，目的是向共產黨表明自己與“達賴分裂集團”的決裂之心。毛澤東善於將壹切問題階級鬥爭化，甚至可以熟練地將個人恩怨貼上階級鬥爭的標簽使之合法化、革命化和群眾化，也善於鼓動左派造反，所以他老人家常說：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大昭寺毀佛不是最終目的，是要掛上毛主席畫像，西藏必須與內地保持壹致。在中國大陸只準供奉壹尊神，不管是外國的耶酥、真主、釋迦牟尼，還是本土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孔夫子，關雲長等，全部搬掉，換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這尊大神。“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麽溫暖，多麽慈祥，把咱們農奴心的兒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翻身農奴唱著毛主席的頌歌，仰望著毛主席的畫像，胸佩毛主席像章，手舉紅寶書，雪山草原之上，藍天白雲之下，毛主席親如爹娘，共產黨恩深似海，壹邊沐浴著紅太陽的光輝，壹邊鬥爭那些企圖復辟農奴制再奪去他們幸福的牛鬼蛇神……這種虔誠的宗教儀式，宣示著雪域高原從政治到精神再無達賴喇嘛的位置。回顧歷史，我們就能理解朝鮮為何至今拒不改革，因為金日成慈父般的光輝，照耀著全世界，是朝鮮民族的太陽，還是世界人民的太陽，“主體思想”是指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燈塔。如果壹開放，金家父子幫的罪惡大白於天下，豈不自討苦吃？不改革，民眾便可在虛幻的幸福中感激歌唱偉大領袖，緊跟金家兒子孫子。而絲毫不影響高層領導人喝法國的人頭馬、坐德國的奔馳車、上美國的互聯網……鄧小平反對個人迷信，取消偶像崇拜，運搖了共產領袖的神祇地位，讓毛澤東壹下神壇，結果中國大地上僅有《春天的故事》壹首曲子在歌頌鄧小平的豐功偉績。江澤民和胡錦濤連半只頌歌也沒有，妳又不是神，傻瓜才會肉麻地把江胡之流比作太陽和爹娘。
“大救星”來了，“毛主席萬歲”之聲不絕於耳，盡管藏人首先見到的是預言中的鐵馬鐵鳥。奇怪的是，喊了多年萬歲的毛主席竟然象凡人壹樣死去了，又不會轉世，不象達賴和班禪喇嘛，既有轉世靈童重生，又有靈塔保存肉身。也有藏人將華國鋒看作轉世靈童，可華老“靈童”活著便下了臺，鄧小平又不宣傳四個偉大，也不喊萬歲萬萬歲，證明不了法力無邊。這對註重偶像崇拜的藏人來說，等於中共自動退出西藏神壇，還位於達賴喇嘛。共產教義裏沒有輪回壹說，要繼續生前的光輝形象，毛便註足了浮馬林躺在水晶棺裏，作栩栩如生狀。象壹尊睡佛，與列寧、斯大林（已被修正主義者燒掉了）、胡誌明、金日成等幾尊經過防腐處理的神像壹樣，睡在那兒永垂不朽。藏區撥亂反正了，落實政策了，當年被打倒的階級敵人——喇嘛貴族又恢復了權勢，窮人跟著共產黨胡折騰了壹圈兒，重新回到社會底層，靠給富人做工養家糊口，當今的窮人差不多還是過去西藏的窮人及後代。瞎耽誤了功夫，還得罪了菩薩，於是“翻身農奴”又跪倒在默默無聲的佛像面前，五體投地，懺悔余生。藏人總算領教了共產黨的政策多變，知道了毛主席和共產黨長不了，還是自己的活佛靠得住，達賴喇嘛才是雪域高原與天地同在的怙主。人總要有心靈的皈依，解除心中的恐惑，於是以更強烈的宗教熱情，投入到新壹輪的拜佛熱潮中，企望菩薩寬恕以往的愚昧，那些當年毀寺的急先鋒，皆為修廟之熱心人。
說到遺體保存，共產黨就完全體現出它所激烈批判的唯心主義特征，不但要求共產主義精神永存，還要共產黨領袖肉身永垂不朽。共產黨本來只講唯物——唯物質主義，物質決定壹切，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否認人的靈魂可以超脫於肉體之外。認為人乃精神與肉體之合壹體，所謂形神壹體，人死則神滅，空余軀殼，斷無輪回之可能。若照共產唯物理論，供人們瞻仰的偉大領袖遺體無非壹堆碳氫氧氮之類的化合物，生命之殘跡而已，本應火化或土葬，分解為化學元素，進入新壹輪物質不滅循環。人類自古以來皆以入土為安為最終歸宿，無產階級的導師因為是反人類的，所以他們的屍體也不得入土，而是展覽在世人面前。強留遺體供人觀瞻，雖有違共產唯物本性，但考慮到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需要，也就顧不了那麽多了。世界上想保留遺體而求永世不朽的大人物，無非埃及法老或西藏大活佛等，再就是共產黨國家的導師級領袖。法老遺體用松香等作脫水防腐幹燥處理，制成木乃伊，象臘幹了的鴨子壹樣，裝入金字塔，便能長久保存於沙漠之中。西藏大活佛圓寂後以塔葬存放遺體，從特殊孔道取出內臟，註入漆液，使內部外殼堅固，還要進入高溫室壹周，用各種防腐藥材香料塞滿房間，點燒鍋爐，以幹燥遺體。然後金匠對遺體作裝金修飾，塑出壹尊肉身金像，以結跏坐姿安放於靈塔內，再用各種寶物制作裝飾極為輝煌燦爛和復雜精巧的靈塔，金身靈塔便耀眼於前，供信眾永久祭拜。活佛（spnil-sku）是世間佛，據大乘般若壹般教義，佛佗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化身）。法身為佛之理念身，號毗盧遮那（Vairocana，密宗稱大日如來，大光明之意），此身無相無住，猶如虛空，遍壹切處；報身為佛之智慧身，號盧舍那(Rocana)，此身無遮，無礙，廣博嚴凈，光明遍照；應身為佛之功德身，號釋迦牟尼（Sakyamuni），此身呈紫金色，身高丈六，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上三身，法報二身為空靈之相，唯應身有身相，為凡夫俗子所見。佛佗是三位壹體的，這與基督教的上帝為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壹體學說不謀而合。聖父類似於報身，象征權柄與智慧；聖子相當於應身，道成肉身，為救贖而來；聖靈可比作法身，無處不在，駐留信徒心中。佛教認為，地水火風四大皆空，壹切有為法，皆夢幻泡影，活佛保留肉身，制成佛像供人拜謁，是為展示尊嚴感，強化普通信眾之理念。藏傳顯密宗佛法基本歸於大乘壹路，但把大乘佛教看作初步階段，稱其為“經言乘”或“波羅蜜多乘”，成熟於佛教發展中期。而密教自身則是高級階段，受承於印度佛教後期密宗，帶有印度教的色彩，名為“真言乘”或“金剛乘”。藏密有壹套嚴密復雜的宗教儀軌和修持方法，以區別於大乘，活佛轉世和遺體保存就是大乘佛教所沒有的。
四、超級功效
中共洗腦機器的效力全世界獨壹無二，在毛時代的學名是“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俗稱革命熔爐。億萬中國人壹個都不能少，沒人能夠在洗腦運動中置身於熔爐之外。孺子可教，成人也壹樣，不但跑不掉，還要自覺自願、感恩戴德、誠惶誠恐。滿清廢帝溥儀自小接受皇權教育，也受過西方文化熏陶，後來又投靠日本人，恢復帝制，當了偽滿洲國皇帝。日本投降時被蘇軍俘虜，關了五年，溥儀表面上對蘇聯人恭恭敬敬，擔心落到蔣介石政府手中，遭遇陳公博、周佛海壹樣的下場，三番五次給斯大林寫信，要求留在蘇聯，說：“余茲再三以最大誠意與熱烈之希望，懇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俾遂余能長期居住於蘇維埃聯邦內，得以研究新學識。此余唯壹之夙願，故不顧繁瀆，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壹矣，回憶幼時，曾為中國之皇帝，後又被迫為滿洲之傀儡皇帝，統計余之生平，皆在腐敗官吏、野心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之包圍壓迫下。身受其蹂躪，榨取者亦既半身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慘之環境內，真乃呼籲無門，離脫無術也。茲幸在壹九四五年因蘇聯邦之仗意〔義〕出師，壹舉而擊破根深蒂固之日本關東軍，不獨解放全東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脫去日本軍閥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復活也。”他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並不承認有罪，“我在滿洲明為皇帝而其實是日本關東軍的俘虜。當我回憶到1945年蘇聯邦為拯救全世界人類開始向日本帝國主義進軍的第壹天，日本軍閥即強迫我往通化。彼時我雖不知蘇聯為何種國家，但是我的心中想雖然是所謂的‘我的帝國’即因此而崩壞，亦是我願意的事情，因為誰能驅逐了日本的關東軍誰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18] 蘇聯人讓他學習《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布）黨史》，他卻念金剛經，思想毫未改變，他的臣下也都壹樣。東京戰犯審判法庭上，溥儀強詞奪理，推卸責任，絲毫無愧罪之心。被中共接收後，情況就不同了，開始溥儀還想抗拒改造，後來變得服服帖帖，惟命是從，自覺自願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的過程是痛苦的，溥儀初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帝王心態仍在，事事有臣下伺候，但獄方並不著急，拿來三本書：《新民主主義論》、《中國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讓戰犯們學習，洗腦過程由此開始。戰犯管理所不同於壹般的監獄，是專門改造戰犯的地方，改造就是洗腦，把腦子裏原有的東西清除出去，置換以共產主義世界觀。洗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洗腦是壹個自我否定的過程，徹底否定過去的“舊我”，裝入符合共產黨標準的“新我”，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壹員。許多中華民國高級將領淪為戰爭罪犯，與溥儀等偽滿戰犯關在壹起，不免有勝王敗寇之感。武裝叛亂顛覆共和的賣國者成為勝利的英雄，保衛中華民族存亡的功臣變成了戰犯，這是壹個顛倒歷史、混淆黑白的過程，也是壹個天翻地覆的思想改變進程。強大的洗腦機器發揮了改造思想的超級功效，壹直讓被改造心悅誠服，滿腦子共產主義世界觀才算完成。成功的洗腦教育，使溥儀主動交出了藏在皮箱夾層裏的468件珍寶，以示愧過，向組織徹底坦白交待。其實當局早就知道了，只是等他自動交出來，體現思想改造的功效。他不但認了罪，還正忙著練習壹堆生活瑣事：起床穿衣、鋪床疊被、洗衣補衫，灑掃庭除，首先要學會料理自己，不能再擺皇帝的譜了。置換了共產主義的靈魂，原先以為榮耀的東西就變得令人無比厭惡，懷有深深的負罪感，急欲改造為社會主義的新人。他常為幹不好這幾樣簡單的活兒慚愧不已，自己照顧不了自己，簡直廢物壹個，深為出身在剝削階級家庭而懊悔，痛恨自己這個剝削階級的總代表。當溥儀慶幸自己終於學會了洗衣縫補時，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早在革命根據地時就不幹這些瑣碎事了，入駐皇宮甚至褲子也要侍衛給穿。壹次看戲，衛士給松開了褲帶，毛起立時沒打招呼，褲子掉在了地下。[19] 毛早已習慣了隨從給他穿褲子，他沒當主席的時候，自己肯定會穿褲子。溥儀啥也幹不了是剝削階級思想作怪，毛澤東啥也不幹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尊卑易位，貴賤翻身，壹個由帝王變為勞動者，壹個由勞動者升為帝王。相同的是，毛澤東與溥儀的思想轉變皆發自內心的，都是共產主義的。溥儀老兄忙完了內務，還要糊紙盒，不勞動者不得食，思想改造成果也要體現在勞動崗位上。洗腦過程終於圓滿結束，中共把壹個滿清帝王改造為壹個新時代“真正的人”，壹個滿口新名詞的普通革命群眾，壹個滿懷豪情加入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壹個慚愧“我的前半生”又感恩於後半生，半夜三更還在爬格子記述和告別過去的臣民，壹個特赦後進入政協熱心統戰工作的堅定人士——十年來的經歷和學習，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這十年間，抗美援朝的勝利，日本戰犯的認罪，中國在外交上的勝利和國際聲譽的空前提高，國家、社會、民族的變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處說，例如我自己體質上的變化，這壹切奇跡都是在共產黨——十年以前我對它只有成見、敵意和恐懼——的領導下發生的。這十年來的事實以及壹百多年的歷史，對我說明：決定歷史命運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毀滅是必然的，我從前恃靠的帝國主義和北洋反動勢力的崩潰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從前陳寶琛、鄭孝婿、吉岡安直以及神仙菩薩所不能告訴我的所謂命運，究竟是什麽，這就是老老實實做壹個自食其力、有益於人類的人。和人民的命運聯結在壹起的命運，才是最好的命運。
“哪壹方面是對的，便站到哪壹方面去。”
……臺上坐著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兩位所長和其他壹些人。臺下是靜悄悄的，似乎可以聽見心跳的聲音。 首長簡短地談了幾句話之後，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講臺當中，拿出壹張紙來，念道： “愛新覺羅·溥儀！”
我心裏激烈地跳動起來。我走到臺前，只聽上面念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遵照壹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本院對在押的偽滿洲國戰爭罪犯愛新覺羅·溥儀進行了審查。
罪犯愛新覺羅·溥儀，男性，五十四歲，滿族，北京市人。該犯關押已經滿十年，在關押期問，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經有確實改惡從善的表現，符合特赦令第壹條的規定，予以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壹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聽完，我已痛哭失聲。祖國，我的祖國阿，妳把我造就成了人！ ……我站在香山的山腰上，遙望太陽照耀著的北京城，我心中十年來的往事又被壹件件勾起。我想起老所長的花白頭發，年輕的副所長的爽朗語音，我想起了每位看守員，每位大夫、護士，每位所方人員。在我欺騙他們的時候，在我用各種可恥的方法進行對抗的時候，在我完全暴露出自己的無知、無能、愚蠢的時候，在我對自己都已感到絕望到極點、不能活下去的時候，他們，這些共產黨人，始終堅定地相信我可以改造，耐心地引導我重新做人。 “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壹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壹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20] 毛澤東與溥儀的後半生，都開始重新做人：壹個農民進城來享受帝王榮耀——無所不用其極，壹個帝王落魄而掉入平民的階層——不勞動則無食；壹個心安理得接受臣民的頂禮膜拜——三呼萬歲，壹個感激涕零於中共的精心改造——自慚形穢。特赦後當上全國政協委員的他，仍然不停向黨表示洗心革面的忠誠，經常向上級匯報改造思想的情況，出版了自傳《我的前半生》。溥儀是統戰的重點對象，毛澤東1962年接見溥儀時特別把他拉到身旁說：“妳還沒有結婚吧？可以再結婚嘛！”“要找壹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後半生的事，要成立壹個家。”周恩來1961年接見溥儀時就提及他的婚姻問題，後來也說：“妳是皇上，不能沒有‘皇娘’喲！”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關懷下，通過公安部政審，朝外醫院的護士李淑賢與久已喪失性能力的溥儀結成伉儷。婚後自然不合，全國政協派人出面做李的工作：“妳和溥儀結婚這件事，國內外都知道，在國際上也是有影響的。妳們夫妻之間鬧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儀有病，他也正在治療。在家庭裏，妳就算做他壹個‘保衛工作者’吧……”1963年11月10日，周恩來親自出馬，召見溥儀夫婦。臨別時，周對他們說：“妳們夫妻要互敬互愛，互相幫助。聽說妳們倆身體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兒。我不是也沒有小孩兒嗎？全中國的小孩兒都是我的小孩兒嘛……”溥儀無話可說，李淑賢以後再也不敢提離婚了，只好做溥儀的“保衛工作者”。見過大世面的皇帝尚且如此，無怪乎升鬥小民接過鄉鎮領導手中壹小袋米或壹小桶油的春節禮物，無不涕泗橫流，以標準的詞語同聲道：“感謝黨和政府……”溥儀是有罪的，卻是幸運的，他是末代皇帝，極有統戰價值，而與他同期坐牢且無任何罪行的另壹類“犯人”卻是完全相反的待遇： ……這種饑餓方法是經過精心研究的——所給食物足以使我們活下去，卻又使我們忘不了饑餓。在我呆在審訊中心的15個月期間，我只吃過壹次米飯，肉則從未見過。我被捕6個月後，我的肚子完全癟了進去，我的關節僅僅由於身體與通鋪接觸而磨破了，這是典型的病。我臀部的皮松馳得象老婦人的乳房壹樣。我的視力模糊了，註意力集中不起來。我患維生素缺乏癥已到了腳指甲不用夾子就可以折斷的地步。我的皮膚壹擦就能擦下壹堆幹皮。我的頭發開始脫落。……我們全心身地被食物所困擾，以致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失去了理智。我們為了食物什麽都願意幹。這是審訊的最好時機。我們每個人都申請到勞改營去。……後來，不管勞改營裏的條件怎樣惡劣，令人難以忍受，每個看守都會對我們說，我們是自己要求到那裏去的。[21] 在摧毀人的意誌方面，共產政權具有極高的水準，這壹點上，比希特勒的集中營要強出很多。饑餓之余，是例行的同牢犯人的批判鬥爭會，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寫不完的悔過書，還要揭發檢舉他人。大棒加胡羅蔔的目的壹樣，但用途不同，大棒用在普通犯人身上，胡羅蔔則給了高級罪犯。同樣是監獄，戰犯享受著胡蘿蔔的甜，壹般人犯得到的多是大棒的苦，沒人會對毫無統戰價值的普通犯人苦口婆心。但犯人們仍然要按規定完成洗腦的流程，“獲得新生”，起碼表面上要表現出心悅誠服的樣子。在勞改營裏努力完成繁重的生產定額，因為每日的口糧定量是與十幾小時的勞動成果連在壹起的。按共產黨的通常標準，壹個人被判為反革命罪，槍斃也可以，處10年徒刑也行，但共產黨往往通過洗腦和勞改讓犯人自動承認罪行，來爭取寬大。當估計自己有可能被槍斃或至少判無期徒刑時，接到的判決書卻是15年，用不著誰來強迫，自己會馬上高喊“毛主席萬歲！”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盡管從來就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罪名是莫須有的。 洗腦教育是極其奏效的，休說中國人，便是頑固的日本戰犯，在中國人遭受屠殺的萬人坑面前，在無數被摧殘的破碎家庭面前，在聲淚俱下的控訴面前，在壹場又壹場的戰爭罪行紀錄片面前……只要稍有人性，就不可能對自己國家所犯的戰爭罪行無動於衷。再加上高頻率的政治學習，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教育，生活上的關懷，也不用勞動改造，戰犯們無不為自己所犯的罪惡悲憤不已，為中國人民的寬宏大量痛哭失聲，這決非遠東國際戰犯法庭上或國民政府的戰犯法庭上，戰犯們百口狡辯的惱人場面所能相比。中共創造了壹個奇跡——被提前釋放歸家的日本戰犯沒有歡欣鼓舞，歸心似箭，竟然痛哭流涕，不停向中方謝罪。戰犯又與中國人壹樣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萬歲！”日本戰犯們上船前，前往天津抗日烈士紀念館獻上花圈，他們流著淚水再次謝罪。1964年，最後三名日本戰犯歸國，在押戰犯全部釋放，包括關押在太原的總計1017名戰犯中，只有45人被送交法庭審判，其余都被免予起訴釋放。被法庭審判的45人中，無壹人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刑期為20年，壹多半的人是提前釋放。現在的撫順原戰犯管理所舊址立著壹塊“謝罪碑”，碑高5.37米，寬1米。白色的碑面刻著“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的鍍金大字，碑的側面刻著中文和日文的碑文： 在長達15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戰爭中，我們犯下了放火、殺人、掠奪的令人發指的大罪。戰敗後，在撫順和太原戰犯管理所收容期間，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憎惡罪行不憎恨當事者”的革命的人道主義待遇，從而我們開始恢復了人類良心。之後，根據寬大政策，沒有壹人被判處死刑，全部人員被釋放歸國。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今天，撫順戰犯管理所修繕恢復原貌之際，在這裏立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表示真誠的謝罪，並發誓絕不允許再次發生侵略戰爭，為和平和日中友好做出貢獻。 1988年10月22日 日本歸還者聯絡會[22] 這種洗腦奇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創造，蘇聯共產黨做不出來，蘇共急匆匆處死了沙皇壹家，中共留著廢帝家族做統戰工具，先洗腦給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看。蘇聯只知道把人抓起來強制勞動，中共不但要抓人，要勞動改造，更要從思想上將敵人改造為奴仆，讓受迫害者感受到自己有罪，是共產黨毛主席在拯救他們，成其為感激涕零的臣子順民。毛澤東1960年10月同美國人斯諾談話時講道：“我們的監獄不是過去的監獄，我們的監獄其實是學校，也是工廠或者是農場。”對於普通罪犯來說是這樣，做苦工是強制性勞動，改造思想是用共產理論洗腦，要不怎麽會將坐牢稱之為勞改呢。可是對於高級別犯人，壹般不強制勞動，主要就是洗腦，溥儀和日本戰犯都屬於被重點洗腦壹類，並不看重他們的那點勞動能力。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只是壹味恐怖，不懂得用洗腦來改造思想，變為鞏固政權的力量。日本戰俘在蘇聯被關進西伯利亞集中營，嚴酷的氣候和繁重的苦役，六成以上死在異域。壹向飛揚跋扈的關東軍，落了個慘遭淩辱虐死的下場。但戰俘們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戰犯，到了中國受到外賓級的待遇，戰犯們面對的不是刺刀和打罵，不是下礦井修鐵路，而是壹張張笑臉，無微不至的關懷，溫暖衛生的房間，可口的日式飯菜，良好的醫療照顧，有許多娛樂活動，有大量的電影書籍可看，更有和善可親的管理幹部。巨大的反差使他們不得不痛哭流涕地愧罪，感激中國共產黨。日本戰犯受到如此善待，是中國人民寬宏大度忘記了過去嗎？不是，放棄對日戰爭索賠、不判處日本戰犯死刑是中共的決策，不是民眾的意誌。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國民眾仍然對日本侵華戰爭耿耿於懷，動輒上街遊行，打砸日本大使館，抵制日貨。是中共寬宏大量嗎？也未必，寬宏是壹種博愛胸懷，是對生命價值的珍重，中共對中國人從未表現出寬宏的胸懷，數不清的大屠殺比日本人還兇殘。當年日本人在戰爭狀態下進入北平也沒搞過大屠殺，中共卻敢於在六四之日以坦克機槍開道，用學生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首都。在釋放了全部日本戰犯的同時，還有更多的中國人因思想右傾被關押至死、下放勞改或遭受酷刑折磨，比戰犯輕得多的人也被大批槍斃掉，土改鎮反冤殺了幾百萬中國人。日本戰犯在溫暖的房間裏休息娛樂時，普通勞改犯在零下幾十度的農場苦幹，而許多苦工純粹是為了折磨人，監獄管教人員從來沒有對自己同胞表現出對日本犯人的那種善意。是統戰嗎？對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中共是為了新政權在國際上增加光彩，寬待日本戰犯是最能得分的統戰策略，是借日本戰犯之口宣揚共產主義“新中國”的最有利時機，也是展示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活教材。壹個個脫胎換骨的日本戰犯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與回國後的現身說法，比壹萬個中國人的頂禮膜拜更具轟動效應。日本戰犯歸國後受到政府冷遇，民間也不同情他們，這更增強了統戰效果，證明日本不反醒歷史和軍國主義復活的可能性，給日本政府造成壓力，成為中共對日關系的同盟軍。歸國者為日中關系正常化發起了3000萬人簽名運動，宣傳廢除《日美安全條約》，有人還經常給中國有關方面寫信，匯報他們的感想和反戰活動。日本侵華的歸國軍人出版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回憶錄：《三光》、《侵略》、《天皇的軍隊》、《戰爭狂》、《誕生》、《監禁錄》、《圍墻內的自由》、《我和中國》、《菊花與軍刀》、《東史郎日記》等等，充滿著懺悔之情，宣傳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和人道主義。還出版了《中國歌曲集》，舉辦演唱會，載歌載舞，高唱《東方紅》、《黃河大合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大唱紅色歌曲是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共產黨善於用最動聽的旋律、最溫情的言語、最甜美的歌喉、最賞心悅目的舞蹈及最豪華的場面，來歌頌黨的偉大和領袖的英明。這種深入骨髓的洗腦伴隨著人們的壹生，支配著人們的壹生，也影響了日本歸國戰犯的後半生。 罪惡滔天的戰犯應該以生命來償罪，否則遠東國際戰犯法庭判處7名甲級日本戰犯死刑就錯了，國民政府判處南京大屠殺罪魁谷壽夫死刑也錯了。何況中共至今也未廢除對中國人的死刑，中國壞蛋該殺，反而對罪惡滔天的日本殺人狂廢棄死刑，除了統戰需要，沒有第二種解釋。戰爭是國家責任，也是國家領袖和軍隊官長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二戰結束時同盟國組織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爭罪犯的審判，開創了追究個人戰爭責任的先例，是人類維護正義和制止肆意屠殺的創舉。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壹致確認“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該法庭判決書中所包括的國際法原則”，“滅絕種族是文明世界所不容的國際法上的壹種罪行”，把紐倫堡原則制定為壹部規定有關破壞人類和平與安全罪的壹般法典，或使它同壹部國際刑法典相聯系。人類不能避免戰爭，但可以規範戰爭，各種關於戰爭的國際公約規定了戰爭應當普遍遵循的國際法律原則，如有關戰爭和保護戰俘及平民的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巴黎公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等等。日本人對遠東國際法庭的審判至今仍存有疑問，說是過去未被作為國際法上的犯罪，無法防止這種行為發生，認為不應追究個人責任，審判不符合罪行法定原則。控方以被告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和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罪為由，主張追究個人責任。國際法庭的審判無疑是公正的，戰爭責任由國家承擔，但濫殺平民，強奸、搶劫、放火、種族滅絕、虐待殺害俘虜、拿活人做細菌試驗、肆意掠奪破壞財產等等，充分體現人性的醜惡，未必全是政府行為，戰爭政策的制定者或對平民濫施暴行者皆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國際法庭的判例，使其後追究戰爭罪行有了新的國際法依據，假以國家名義發動反人類戰爭的人無法逃避法律後果，南聯盟的米洛舍維其總統就是壹個例子。中國作為原告之壹，有權也有責任參照國際法庭的標準，對戰犯展開公正的審判，根據罪行該判重刑的決不能寬恕。而不是預先定下“壹個不殺，壹個不判無期徒刑”的調子，放棄司法公正。雖然中共政權不可能組成國際法庭，作為原告壹方單獨審判被告也有程序方面的問題，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是戰勝國組成，公正的審判結果必然能經受起時間檢驗，對受害的中國人也是個公平交待。這對於壹次性解決中日間的戰爭遺留問題，消除民間仇怨，對於中日長遠關系和遠東地區和平都有重要意義。可惜，中共以壹已之私，放棄了戰爭賠償，又過於寬大的審判，圖壹時之歡欣，留長久之隱患。再者，法庭不是教堂，神可以寬恕殺人犯，以期靈魂拯救，這對於勸戒每個人棄惡向善極為重要，體現宗教的博愛救贖精神。法庭是世俗社會的行為裁判所，不承擔洗腦和靈魂救贖責任，不必去管被告原來的道德情操如何，認罪態度怎樣，必須針對被告的罪行作出恰如其分的裁決，使法律不致淪為兒戲，失去懲戒效用。國家出於人道或政治考慮，可以頒布特赦令，但須在裁決之後，不是先行減免，罔顧國家和民族尊嚴。對外國人網開壹面，對本國人殺人不眨眼，靠雙重標準來展示共產國家的所謂“人道”，絕非正義或善行。在對待日本侵華的歷史上，毛澤東非但沒有怨恨，反而數次對日本訪華人士說過“感謝皇軍”的話——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壹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獨看這壞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壹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23] 在接見黑田壽男訪華時也說過： 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壹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妳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這寧願“感謝”日本軍閥。[24] 毛在對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說得最為精彩： 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妳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妳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妳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妳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壹點，我和妳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 主席：不要講過去那壹套了。過去那壹套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忙。請看，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同時，妳們的壟斷資本、軍國主義也幫了妳們的忙。日本人民成百萬、成千萬地覺醒起來。包括在中國打仗的壹部分將軍，他們現在變成我們的朋友了。有壹千壹百多人（指戰犯——編者）回到日本，寫來了信。除了壹個人之外，都對中國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這麽怪的。這壹個人叫什麽名字？ 趙安博：叫飯森，現在當法官。 …… 我們為什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壹百二十萬軍隊，有壹億人口的根據地。妳們說要不要感謝呀！[25] 毛澤東的感謝皇軍，連帶著漢奸也沾了光，不殺日本戰犯，漢奸也不殺。毛發動過嚴厲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殺了幾百萬人，卻唯獨對漢奸網開壹面。也因為中共原本就是蘇俄豢養下禍國亂華的漢奸集團，做日本人的漢奸與當蘇俄的走狗並無本質區別。中共慣於利用知名人物來顯示共產政權的人道性，大漢奸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坐國民政府的牢與坐共產黨的牢就有深刻的對比：“考慮到陳璧君畢竟是個特殊的犯人，又年老體弱有病，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獄方給予寬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風透光，冬暖夏涼；允許親屬舊友探監，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後，安排兩個女犯與她同居壹室，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陳璧君要求每天用5熱水瓶開水，也予以滿足。”“她被送進了監獄醫院。經檢查發現心律不齊，血壓偏高，忙針藥並施搶救。脫離險境後，留院做進壹步觀察治療，兩個星期過後，方才出院回監。時不過月余，陳璧君又因血壓高加內痔出血住進醫院，先平穩血壓，後做切除手術。這壹住，住了近7個月。”“1954年1月，陳璧君高血壓、心臟病復發，第三次入院治療。次年11月，第四次進醫院做頸淋巴腺炎切除手術。雖然醫院相當緊張，獄方還是盡力醫治，不計價錢，該用的藥壹定給用，還給她增加營養，包括供應牛奶、魚肝油等。手術後壹段時間裏，陳璧君難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護理人員不但給她換洗衣服，還服侍她大小便，無壹點厭煩之色。為使她早日康復，指導她做健身操，陪她壹起鍛煉……”“——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政府監獄的人道主義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壹個。我很對不起人民政府，以後我把時間放在反省過去，了解現在，瞻望將來，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爭取能參加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政府監獄的人道主義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壹個。我很對不起人民政府，以後我把時間放在反省過去，了解現在，瞻望將來，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爭取能參加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26] 即使是著名的民運人士，中共也有壹套成熟的洗腦方法。劉曉波坐過六四學運的牢，也被勞教過，後長期監視居住，壹直喪失人身自由，2010年又因《零八憲章》判刑入獄11年。中共將其視為專政對象，但劉曉波認為壹個誓與民眾自由為敵的政權不應該是敵人，當庭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的辯護詞，說道：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妳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妳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妳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壹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壹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妳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壹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壹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壹。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盡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壹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壹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壹言壹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壹言壹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27] 劉曉波是著名民運人士，也是壹位靠宣傳民主而知名的政論作家，但他顯然不是研究共產主義的專家，他看不懂共產黨，也不懂中國，不懂中共黨史與中國現代史，更不懂中共實行經濟改革的實質，其知識層次都是非常膚淺的東西。所以才會被中共的表面功夫洗了腦，將中共執政策略之變幻誤解為“人性化”和“政治進步”，倍受鼓舞和感激，以為中共只要再修修憲法，中國便可以和平走向民權政治，成為壹個憲政治國家。他根本不懂得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共產黨的生存底線，它拒絕有可能影響其執政地位的任何改革，哪怕妳獻出全部愛心，發誓服從其統治也不行。共產黨並非壹個尊重法治的組織，其執政地位是槍桿子創造的，中共雖然將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但絲毫不影響它將異見人士關入監獄，包括劉曉波自己，因為它每時每刻都在侵犯人權，幹著傷天害理的勾當，怎麽可能因修修憲法就改邪歸正了呢？共產主義倡導階級鬥爭和暴力剝奪，先天性排斥自由博愛精神，如同撒旦先天要對抗上帝壹樣。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過了，劉曉波卻仍然壹廂情願，充滿著離奇幻想，整天做著憲政改革的迷夢。他眼裏的所謂“政治進步”早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溥儀和日本戰犯就享受過了，也比現在對知名政治犯的生活待遇高多了。如果劉曉波不是鼓吹和諧又告別革命的名人，是法輪功學員或維權運動人士，遭受電警棍之類的酷刑便是最起碼的招待，會比盲目人律師陳光誠還要慘。難怪劉不怕坐共產黨的牢，因為失去自由的監視居住比呆在“人性化”的監獄裏也壞不到哪兒去，還可以賺取名頭。也難怪他壹直幻想與共產黨真誠合作，幻想著大灰狼與小白兔壹同構建和諧的叢林社會，實現黨主政治的開明專制。這又是壹例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可悲可憐的中國人啊！從宗教情懷上，妳可以沒有敵人，如果面對的是基督徒或佛教信眾，當然可以這樣說，如達賴喇嘛就說過要“要擁抱敵人”，這是宗教的救贖情懷。但不可歸結為政治倫理，不可將這種宗教上的救贖理念應用於政治鬥爭。達賴喇嘛在藏人遭受共軍槍彈屠殺時，就從未讓藏人去敞開胸膛去擁抱敵人，而是必須發出譴責之聲。基督徒視所有的人為兄弟姐妹，為拯救人的靈魂，可以為之祈禱，拯救其心靈。但不會去拯救非人道的專制制度，這涉及到政治文明。壹旦涉入政治，即須以政治倫理來思考，遵循現代社會人類公認的價值觀，民眾不應該擁戴獨裁者，沒有義務服從於專制統治。如同埃及和利比亞的民權革命壹樣，以決不退後的政治鬥爭來贏得自身的解放。耶酥以寬容和博愛感化了彼得和保羅（彼得三次背主，保羅迫害過基督徒），但博愛精神是針對個人，以發掘人性之光，不是針對專制集團，主動配合政府去獻言獻策，為獨裁者打圓場。專制是政治統治形式，也是魔鬼撒旦，是破壞者，是誘人犯罪的作惡者，是《浮士德》中的靡非斯托（mephisto），代表著扼殺人性自由之基督精神的邪惡力量，任何壹種專制都違背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必需以正義的陽光殺滅之。個人是可以感化的，基督寬恕每壹個罪惡的靈魂，卻不會寬恕壹個罪惡的制度，因為罪惡的根源不是某個人，而是不斷制造罪惡的專制體系，拯救人的靈魂不等同於拯救專制政權免於滅亡。在上帝的眼裏，帝王與平民都是平等的，靈魂都需要救贖，享受基督的陽光。但制造仇恨暴力的政權是黑暗的，是非人道的，是非此即彼的嚴肅取舍問題，必須消除邪惡才能保障自由。上帝沒有讓我們去愛撒旦，而是要我們遠離邪惡，追求心靈的自由。壹個罪惡的制度是不能被感化的，階級地位決定著群體價值觀，上帝與撒旦各自代表正義與邪惡，共產主義就是撒旦，是不具人性的魔鬼政治集團，它犯下的罪惡是史無前例的，不能縮小為偶然的或某些個人的罪惡。共產專政機器是靠人來操作的，它的司法官員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和應當承擔的罪惡，劉曉波寬恕那些非法無理審判他的司法官員，為關押政治犯的監獄說好話，實際上是對罪惡制度的默認，是對人類正義的褻瀆，如同理解六四開槍官兵的苦衷而去寬容殺人政權壹樣荒唐。前東德守衛柏林墻的士兵開槍殺害了逃奔自由的越境者，在受到審判時，德國法官對士兵說：妳只需將槍口擡高壹厘米就不會有罪了！馬克思主義先天性地抵制自由平等博愛精神，是反基督教的，馬克思曾加入過撒旦教派，他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撒旦罪惡的理論化，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共產政權本質上是壹個反人類的制度，它永遠以消滅敵對階級的生存基礎為目的，不存在被博愛所整體感化的邏輯前提，共產體制的滅亡才是民眾的福祉，才體現基督教的自由精神。而民眾有了自由，共產黨的權力就消解了，此長彼消，所以共產政權不可能與民眾達成和解而致雙贏局面。蘇東走向民主化無不以共產政權的垮塌為前提，連共產黨本身也會在自由化進程中解體或被取締。不丹王國可以和平走向現代民主，而共產政權不行，因為前者是私有制社會，後者是黨有制，共產黨不但要還政於民，交出權力，還要交出掠奪的國民財富，開放政治自由就意味著紅色貴族集團消亡的開始。從現實政治來講，血腥屠殺民眾的政權就是民眾的兇惡敵人，那些劊子手就是視民主自由為寇仇，他們絕不會因為妳的心存善意而心慈手軟，將妳從敵人化為朋友。中共慣於用槍桿子說話，毛的武裝奪權、鄧的屠殺學生、江的迫害法輪功、胡的關押維權人士，統統壹樣，並無本質差別。胡錦濤在西藏新疆大開殺戒嚴，肆意屠殺抗議人士，毫不在意國內外的反應，就是要向世人宣示槍桿子政權決不改革——“我是流氓我怕誰？”中共在歷史上積累了數不清的血債，再增加壹些也不會有什麽顧忌。國內反對分子形不成抗衡力量，國際反人類罪行審判對他們缺乏震懾力，因為他們掌握著數以千萬計的軍隊警察，有幾千萬既得利益者組成的權貴集團，手中又有核武器，不惜拼個魚死網破。世界上的共產黨國家沒有壹個是自己改弦更張，主動交出政權的，都是由人民革命結束的。2011年發端於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是成功於民眾的誓死抗爭，不是與獨裁者的什麽“良性互動”。埋葬共產主義是民眾獲得自由的唯壹出路，正如曹長青批判與共產黨政權合作的“雙贏”派時所說：“……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產黨統治過的國家，沒有任何壹個共產黨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張’，而無壹例外地都是在整個共產國家政權被推翻之後發生的。也就是說，如果有‘改弦更張’，前提條件是共產政權被推翻。這是壹個最重要的區別。這個區別意味著，絕不能寄希望於在共產黨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著權力的時候，它就能夠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我們都找不到壹個這樣‘改弦更張’的例子，怎麽中共就是個例外呢？根據在哪裏？”[28] 推翻共產體制是顏色革命還是武裝反抗，由具體情況來定，也惟有共產黨失去政權，才有可能轉向社會民主主義。從信仰上說，中共是唯物主義者，不信天堂不怕地獄，惟重現實攫取，其作惡沒有誡律約束，沒有道德底線，完全視自身利益安全的最大化為重。從公民權利來說，民眾當然有追求自由的權利，更有抗暴的權利，無論處於怎樣的弱勢，權利也不可讓渡，這才是真正的天賦人權，真正的民主革命，真正應該啟蒙的是民眾的自由價值觀，無論這個過程如何漫長。說白了，這類“民運人士”共產黨並不在乎，盡管不厭其煩地建言擦鞋，他們連統戰對象也混不上，連受招安的資格也沒有，中共玩關關放放的遊戲如同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壹樣。中共將反革命罪更名為顛覆國家罪並不代表人性化了，其政治專制也遠甚於晚清憲政改革年代，其面帶微笑是緣於理論與與實踐的全面破產，不得不借助於和諧面具來掩飾壹下。共產專制沒有自我向善的能力，它以階級鬥爭和暴力剝奪來滋養其生存土壤，否則生命之源會立即枯竭。劉曉波的潛意識與劉賓雁如出壹轍，二劉都是“第二種忠誠”的單相思，急於出謀劃策，表現“臣死諫”的傳統忠臣意識。小劉更是洗腦機器的產品，是黨文化大樹結的果實，只是奴性味道有些異化，位居強勢的中共懶得品嘗罷了。而中國有沒有這些搖尾示愛的“民主人士”，又有多大差別呢？六四大屠殺、趙紫陽被軟禁至死，盲人律師陳光誠被關押迫害，都未能促使劉曉波們猛醒，反思共產主義的本質邪惡，還在構想著“良性互動”，是真的不知深淺嗎？這就說明，小劉輩們吃“民主飯”與中共階段性的變幻執政手法壹樣，都不代表政治理念的進步，不是真的追求普世價值及人類正義，而是兩種類型的機會主義，壹種是極權主義，壹種是犬儒主義，代表各自的利益圈子。 洗腦機器的高妙之處還在於完成洗腦程序的人又自覺地去現身說法，再清洗更多人的頭腦，使每個人都成為機器零件。洗腦機器制造黨的奴仆，甘心為奴再教化別人就是黨性原則。如列寧所講的：“黨的出版物的這個原則是什麽呢？這不只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壹部分，成為由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壹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29] 只有實行人的徹底異化——非人格化，即“齒輪和螺絲釘”化，龐大的共產主義機器就完善了。人格異化的人也承擔著遺傳責任，很多取名為“抗美”、“援朝”、“衛東”、“文革”的人，即是上輩再異化晚輩的體現。壹些日本戰犯為了永遠銘記中共的恩德，給自己的子女起了“親善”、“真理”、“友好”等名字，也是壹樣道理。下壹代人從小在先輩的精心培育下，符合黨的要求的禾苗茁壯成長，準備接革命的班，不合規格的幼苗扼殺於萌芽狀態。所以，洗腦機器又是壹部龐大的哺育機器，用狼奶餵養後代，狼奶餵大的壹代自然是狼性多而人性少，成為專制體制的守護人。那些憤青學者、紅色教授就是洗腦機器的合格產品，是狼奶餵大的壹代。黨文化開動的洗腦機器又制造出道德品行與精神境界低下的太監型人格，卑鄙、猥瑣、虛偽、奴性十足。平時是奴才，亂時是暴徒；對上是奴才，對下是暴君。黨文化毒化了社會風氣，時至今日中國仍然是最沒有道德的社會，社會風氣還在加速墮落。中共將它的意誌化為群眾力量，它反對的東西變為群眾高漲的仇恨情緒，發動壹個接壹個荒唐透頂的群眾運動，禍國殃民包裝為人歡馬叫的崇高事業，奧妙就在於洗腦機器是高效運轉的生產線，能批量生產出人格異化的產品來，好似上了發條的鐘表壹樣，只知工作。洗腦機器除了制造奴仆，作為共產革命的基本力量，也培育民族主義的基本群眾，因為中共的主張常戴上民族主義的面具。在世界上任何壹個角落裏，只要有華人，便有共產奴仆，無論什麽背景，各方面的頭面人物，都可以改造為共產奴仆。清廢帝溥儀，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最終都甘做共產奴仆。科學家楊振寧，華僑陳嘉庚，臺灣灣文人李敖，這些人未必堅信共產主義，卻都崇拜毛澤東的共產王朝，他們壹生的追求不是中華溶入世界民主潮流，而是統壹天下的帝王霸業。這類人本來就有著擇主而事的投機心理，毛澤東共產黨奪取了天下，他們就紛紛貼上臉來，以民族主義的高調掩飾甘為共產之奴的卑劣心胸。所以，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高喊愛國的民族，張明敏到大陸高唱“我的中國心”，而不到中華民國的臺灣去表明中國心，就是認可了共產政權代表中華傳承。臺灣的諸多藝人及政客紛紛來大陸獻媚，正是共產洗腦機器的厲害之處，中共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中共，中共歷史就是中國歷史，中共代表著中國的壹切，愛我中華就是熱愛中共政權。這些東西表面上好象有些區別，可以作出各種有利於個人行為的解釋，實際上早已溶為壹體，溶入人們的頭腦之中，正是中共暴政不垮的主要原因。 五、鬼神當家共產主義是20世紀極具影響力的壹種社會思潮，它是壹種哲學理論，壹種宗教體系，壹種道德規範，壹種法律淵源，壹種政治思想，壹種暴力革命，壹種經濟模式，壹種政治理論，壹種革命與經濟互為因果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其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甚至還稱之為駕馭壹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綱領性科學，認為它是人類社會的最終階段，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通向此終極目標的唯壹道路。並不認為其思想是諸多思潮中可以由人們自由選擇的壹種，這種極端排它性的思潮帶有明顯的宗教性傾向。共產主義控制人們的頭腦和行為，壹切超出其規範的言行都是有罪的，使非共產主義的價值觀都帶上“原罪”色彩。這麽多的特征結合起來，使共產主義制度下的社會變成壹部龐大和無所不能的機器，機器的有效運轉憑借規範性的操作規程，還必需隨時清除任何損壞的零部件，以防止形成對整部機器的異化力量。誠如毛澤東坦言，“馬克思主義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宗教當有廟堂，共產廟堂不是形式上的廟宇，而是純意識形態的。在中共多神崇拜的廟堂上，除了馬恩列斯毛鄧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等主神，還有眾多來自於工農商學兵的小神小鬼，與多神的佛道二教相似。如來、藥師、阿彌佗佛及三清四帝與玉皇大帝在上，下面是四大菩薩、五百羅漢、十殿閻王、太白金星、托塔天王、二十八宿、四值功曹、牛頭馬面、城徨土地等諸色鬼神，教階結構的底層是更多的比丘道士，構成共產宗教體系的金字塔。中共多神崇拜的特點是符合其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權力即集中又要壹定程度的分散，就需要有眾多的小神小鬼為上位神驅使，鞏固黨政合壹之政教壹體的金字塔結構。小神小鬼即有神鬼的職能，又有特定的作用，大神如救星毛澤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神力再大也只能操控神權——黨權，不可能顧及世俗政權和民間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少不了小神小鬼鞍前馬後竭誠服務於基層政教事務。小神與大神壹樣，都是供人拜祭的偶像，信眾對於小鬼神也必須態度虔誠，作為共產宗教的壹部分，同樣有著不容置喙的權威，尤其是反對欽定的小鬼神，與反對主神有同樣後果。反對毛澤東是反革命，反對雷鋒壹樣是反革命，都要承擔喪失生命的風險。 小神小鬼壹般活躍在基層，但不同於基層黨務工作者，小鬼神是供群眾崇拜學習之用，基層黨務工作者是黨的末稍神經，兩者終極目標壹致，只是功用有所不同。小神小鬼肩負著神聖使命，他們既是洗腦機器的壹部分，又是模具，用來復制整齊劃壹的思想奴隸。沒有他們，中共政教壹體的政權不可能牢固維系，共產教義也會失去神聖性，沒有神聖感的宗教，就失掉為之狂熱的群眾基礎，難遭衰亡之命運。從戰爭時期到建國以來政治運動的每個階段都有配合中心任務的特定典型。每壹種行業都要樹立壹些典型人物作為英雄模範，供普通群眾模仿，激發增強人們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緊緊團結在以中共最高領袖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每個中共領袖或各級領導上臺都要欽定或親自樹立典型，發揮英雄模範的帶頭作用、骨幹作用和橋梁作用，證明自己領導有方，更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標桿和路燈，用典型開路，以點帶面，發揮榜樣的力量。中共的歷史是個英模輩出的歷史，除了那些政治領袖及軍頭將腦，還要樹立壹些基層典型，如延安大生產運動和戰爭時期就有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毛岸英曾接受吳的勞動教育），為人民服務的燒炭英雄張思德（另壹種說法是張死於煉制鴉片）。三年內戰中有手托炸藥包的董存瑞。朝鮮戰場有身體堵槍眼（也有論證說全是編造）的黃繼光，與美軍同歸於盡的楊根思，有靜臥火海的邱少雲，擊落美機的杜鳳瑞及救溺身亡的羅盛教。對越作戰有獨腳英雄徐良，老山英雄史光柱。有樂於做好事的雷鋒，撲向炸藥包的王傑，勇救火車的歐陽海，保護大橋的劉英俊，大練兵時總結出“郭興福教學法”的訓練尖子郭興福。工業戰線有鋼鐵英雄孟泰，石油英雄鐵人王進喜，發明鉆頭的倪誌福，紡織工人趙夢桃，救火犧牲的向秀麗。農業英模有合作社時期“三條驢腿”的王國藩，金星農業合作社的李順達。人民公社戰天鬥地修大寨田的陳永貴，坐過劉文彩水牢而譽滿全國的勞動模範冷月英。服務行業勞模有掏大糞的時傳祥，賣菜的李素文，賣糖果的張秉貴，汽車售票員李素麗。醫療戰線有“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白求恩大夫，“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幹部”門合。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帶頭人的邢燕子、董加耕、柴春澤。未成年英雄有讓刀鍘死的劉胡蘭，勇鬥地主身亡的劉文學，救火而死的賴寧，保護集體羊群不惜自己凍傷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玉榮。科技戰線有棄美歸國的“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30] 鞠躬盡瘁的蔣築英，“兩彈元勛”鄧稼先。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英雄有為毛主席帶上紅衛兵袖章的北師大女子附中的宋彬彬，北工大“血統論”鼓吹者譚力夫，毛澤東支持的北京五大學生領袖是：北京大學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清華大學抵制工作組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是響當當北京紅衛兵五大司令。還有上海“工總司”武鬥司令王洪文，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張鐵生、紅小兵黃帥。反四人幫的英雄有被割斷喉管處死的張誌新。軍隊六四屠城有“國”字號的“共和國衛士”：崔國政、劉國庚、李國瑞、馬國選，李棟國。黨的好幹部有治沙造林的焦裕祿、賣血助人的孔繁森。體育界有蟬聯三屆世乒賽男單冠軍的莊則棟，受到毛主席稱贊的“把乒乓球當蔣介石腦袋打”的徐寅生，女排英雄集體，110米欄短跑冠軍劉翔。唱樣板戲的楷模有浩亮、劉慶棠。壹生歌唱黨的歌唱家有才旦卓瑪、殷秀梅。善於為青年宣揚愛黨愛國情操的共產主義教育大師李燕傑、曲嘯。殘疾模範有自強不息的張海迪。[31] 致富英雄有“傻子瓜子”的年廣久。工人學技術的標兵有青島港的許振超。還有航天器裏的民族英雄楊利偉…… 掛壹漏萬，中共樹立的典型遠遠不止這些，這僅僅是中央級英模中的壹小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省、市、縣、鄉、村和廳、局、處、科、車間、班組的模範先進，數字十分龐大。“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各行各業的楷模曾激勵了幾代人和億萬群眾，為共產主義事業無私奉獻終生。中央壹級的英雄模範具有神壹般的光環和特權，只供學習而不能非議，這關系到英模樹立者的權威以及典型的宣教意義。而大部分的英雄模範都是人為制造的，所謂的英雄事跡也多半是虛構的。唯壹例外的是，年廣久算不上中共標準的英雄模範，也不是黨的人，他賺了不少錢，地方政府眼紅，想把他抓起來，沒收財產。鄧小平知道了不同意，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壹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壹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32] 年老兄隨即把小平同誌這段公開講話印在了名片上，做為護身符，等於是鄧小平樹立了他這個致富典型，再無人敢動年兄壹根毫毛。實際上也救了年壹命，那時壹般人月工資僅有幾十元錢，“傻子”當了百萬富翁，不要說平頭百姓，政府更不甘心，若非鄧有指示，年很可能被戴上投機倒把的帽子殺掉。其實，鄧小平提出“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如果光動農民而不動“太子黨”，恐難服眾，算是放了年廣久壹馬。年兄雖非黨的英模，卻也為鄧的改革開放政策背書，起到了帶頭致富的意義，也算是英模中的壹個異類。小鬼是大神驅使的工具，每壹個英雄模範都有壹個共同的特點：聽黨的話！當“聽話”的個體成為集體主義社會的中堅，樹立為“榜樣”，不聽話的個體必須“識時務”，向“聽話”者看齊。崇尚權威，壓抑個人理性、自主意識及自立能力的發展，從自主個體變為集體馴順的奴仆，是壹個培養“成熟的革命者”的流程。共產主義運動中，集體主義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需要集體主義來動員階級力量，更需要集體主義思想指引下的革命英雄主義，作為革命運動的先鋒，以革命英雄主義替代個人英雄主義，既可以滿足個人強烈的表現欲，也可將其提高到為共產黨獻身的精神層次。集體主義及其派生的革命英雄主義，是壹種十分重要的共產主義倫理資源，是完成社會管理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管理的必經步驟，以便將集體正義幻化為共產革命正義，構成黨文化的道義基點。沒有了集體主義，共產革命和共產黨的權威便無從談起，也就失去了共產黨的組織制度保證。沒有了革命英雄主義，共產革命就失去震撼人心的力量，失去團結信眾的強大效力和凝聚力。如今共產黨控制力急劇下降，緣於市場經濟削弱了集體主義體制，許多人離開了單位化的集體組織，謀求個人發展，脫離了集體主義的教育圈，英雄模範的效用往往退縮為執政者的自拉自唱，無法對黨外社會成員產生心靈感動和模仿作用。因此，如何重新定位集體對個人的制約關系是共產黨執政的新難題。但集體與個人是此消彼長的關系，集體的權威性具有強化秩序的功效，離開高度集體化的控制，追求個人自主就是必然的事，也是社會趨向民主化的基礎。
共產革命中，小神小鬼的作用是強大和不可替代的，有時候比高位神還頂用，少十個上將不要緊，若少了普通壹兵的雷鋒同誌，那問題就不壹樣了。“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雷鋒同誌是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先進典型，雷鋒精神是黨的光輝照耀下時代精神的體現，是聽毛主席的話的好戰士，雷鋒“對待敵人要像嚴冬壹樣殘酷無情”的思想正是開展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學習雷鋒是號召人民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的思想改造運動，能比上雷鋒般號召力的上將，恐怕至今也無壹個。因為中共很難號召人們學習他們的各級領導人，誰都明白，越到下面群眾與幹部的接觸就越多，領導階層的神聖和神秘感便因其個人質素低下而喪失殆盡。人們可以喊毛主席是大救星，稱周恩來為人格楷模，畢竟神聖人物離普通人太遠，距離產生神聖感和崇敬感，所以毛澤東亂搞女人或周恩來得知毛病重暈厥嚇得大小便失禁的故事，普通人就無從知曉。雷鋒叔叔的感人故事並非黨媒宣傳的那樣光艷，全是刻意包裝的結果，有那個普遍壹兵在做好事時會時時跟著攝影記者呢？何況這種做好事是以階級立場來決定，從雷鋒的個人日記中便可得知，對待敵人如嚴冬，這敵人並不在戰場上，而是周圍的“黑五類”。學習雷鋒還在於人死而精神存，所以就有了雷鋒精神。中共還將雷鋒推出國門，甚至硬塞給了美國著名的西點軍校，害得西點校方發表嚴正聲明，本校絕無雷鋒壹絲蹤影。毛澤東號召大家“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學白求恩，學雷鋒，聽起來好像佛家的大乘“無我”境界的菩薩行，實際上他自己則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效秦皇漢武，學帝王權術，玩陰謀陽謀。全國人民都為他壹個人而顛狂，制造民族罪孽。俗話說：“遠看壹朵花，近看豆腐渣”，距離產生美，如果對眼前稱霸壹方的村支書或包養N多情婦的書記局長表現出神聖般的敬仰，將他們看做共產主義事業的化身，太過搞笑。遠處的英雄模範便充當了中共的“形象大使”，讓他們到處作報告，贏取更多的感動。應當明白的是，中共並不需要普世意義上的好人好事，需要的是完全聽黨話的人，對它才有價值。有壹位德國青年來中國做誌願者，在廣西貧困鄉村支教10年，耗費了大量時間金錢，曾被譽為“洋雷鋒”。但卻不斷受到政府和警方打壓，原因是盧安克堅守做人底線，保持獨立性，不能像雷鋒同誌那樣積極參加黨和政府組織的洗腦教育活動，無法納入其統壹戰線，遂失去政治上的利用價值。所以盧安克做再多的好事，在中共眼裏都壹文不值，甚至還會招來麻煩。中共的英模是黨性奴化教育的果實，是黨員和積極分子中的領先人物，在黨性灌溉下，才有光榮的今天和神聖的光環，希望他們的成功對群眾有說服力，以彌補無限權力腐蝕造成的信仰滑坡，證明黨的事業蒸蒸日上。但英模也隨中共政權的日益腐化，邊際效應遞減，數量也呈下降趨勢，生命周期更為短暫。除了雷鋒叔叔還算“長壽”，其它配合各種政治運動的英模大多曇花壹現。現在樹立的典型，更是剃頭挑子壹頭熱，孔繁森紀念館還沒完工，熱度就消退了，除黨團組織去接受洗腦，誰又會感興趣呢？中共領袖從毛澤東晚年開始，其“超凡魅力”逞快速衰減趨勢，政權可以接班，個人魅力無法傳承。後世領導人以為推廣壹套貼上自己標簽的馬列毛理論，便可在共產廟堂中占據壹尊祭位，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理論重要，但不是至關重要的，理論可以由專家捉刀，魅力要自己展示。這是很困難的，毛澤東壹代人充滿傳奇色彩的革命經歷，後代人沒有；毛澤東壹代人在戰場和政治方面的成功，後代人沒有；毛壹代人有壹定國學修養，表現在詩詞水準上，後代人望塵莫及。共產體制是逆淘汰機制，是人格的逆淘汰，不是專業能力的逆淘汰，否則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人就不會獲取高位，在殘酷的軍事戰場和卑劣的政治鬥爭中，仍需要壹定的真才實學或者陰謀權術。後世君主全是“太平天子”，靠馬屁功夫登基，再讓民眾對他們產生由衷的敬畏，談何容易！當年毛壹代人常以詩歌展示烏托邦豪情，以畫餅充饑為凝聚力，讓共產主義烏托邦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民眾也以贊歌形式表達對領袖的忠誠和政治運動的熱情。六四過後，領袖魅力不復存在，烏托邦成泡影，當今領導人累到吐血也休想再營造“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的熱鬧局面。江澤民企圖樹立個人威望，將自己的畫像與毛鄧掛在壹起，結果徒增笑柄。毛澤東的帝王加教主式的統治權術，是以政治暴力、馬列教義和個人崇拜三者為支柱，如今僅剩下暴力，馬列教義和個人崇拜皆已過期失效，消失了畫餅，現實社會又極其糟糕，最高權力當局雖然握有巨大權力，卻缺乏行使權力的道德感召力，靠入黨加提幹，憑黨票與官票之間的制度性關聯，維持其龐大的組織形態，卻無力得到下屬和民眾自覺的信從。於是便以“收買官心”的方式阻止法治和分權時代的來臨，晉升壹大批上將，提拔壹大批中年幹部進入中央級的“權貴沙龍”，至少保證高層權力的穩固，對各級黨政領導則以默認貪汙受賄，任之巧取豪奪來盡量提高忠誠度。
中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謊言，從經濟改革之初說服力已大不如前，領袖人物的醜行逐漸曝光，神聖的光環已不復存在，在黨的人無不以搏取官場和經濟利益為己任，因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破產的現實再也無法回避，共產主義的邪教本質已被歷史現實充分證明，失去了精神寄托和歸化人心的作用。失去了道義資源，入黨純粹變成壹種追求權力金錢的個人遊戲，人們的信仰需求漸為受到壓制的世俗宗教繼代，就出現了大神光環熄滅、小鬼難以當家的尷尬局面。所以，神壇上的“大救星”毛主席殞落了，他的誕辰免強享用有壹餐沒壹餐的“冷豬肉”，比他老人家生日提前壹天的聖誕節卻在中國大陸熱氣蒸騰，時令商品之豐富似乎讓人感受到全民歸依耶酥基督的氣氛。繼任的領袖人物再重新讓人景仰是不可能的事，十幾年前民間便流傳著五子登科式的笑談：“江澤民是戲子，李鵬是傻子，朱镕基是瘋子……”連鐵面總理朱镕基都有人用來搞笑，混到這份兒上，對中共來說更是史無前例的悲哀，“無可奈何花落去”，已是有心造神，無力回天了。即便那些集體唱紅歌的退休老人，也須組織者發給些獎品利是，在崗的就更要給錢了。否則，除了“毛糞（毛左憤青）”，誰又有閑心扯著嗓子發神經呢？
六、無以為繼
當年造神運動中的群眾熱情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有壹次看電視，是說五六十年代壹群工農代表參加人大會議的事，片中不少代表，會後激動萬分，感慨不已，說自己最大的遺憾就是選票的上圈沒畫圓。那個時代的人，都有這種強烈的臣民意識，剛洗腳上田或剛脫去工作服，沒有經過權利意識的啟蒙和民主訓練，便壹下子參加中央級別的會議，討論國家大事，能同尊敬的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握手，早已熱淚盈眶，感恩戴德，是祖宗八輩沒修來的福。只有唯上是從，讓選誰就在誰的名字上畫個圈，才能報答恩情，哪裏還會有權利的想法。那時的會議，不用說，全是大會壹齊舉手全體通過的好消息，沒有不同的聲音，沒有反對意見，有權表決的人，都在努力把圈畫圓。表面上時代在前進，有投票權了，實際上還是阿Q時代。阿Q臨刑前十分感激有了拿筆畫圈的機會，又是在大老爺的公堂上，他決心要把圈畫圓，可惜力不從心，圓圈畫成瓜子形而遺憾臨終。壹個人民的代表，沒經過基層層層競爭，沒有壹定的知識水準，全過程都在黨的恩賜之下，讓這些人成為民眾利益的代言人，實在荒唐可笑，他們的工具性質是再明白不過了。許多失去工具作用的退休老勞模，退休金微薄，有病看不起，淒慘度日，只能從往事回憶的激動中尋求慰藉了。他們至死都留戀過去虛幻的“國家主人”地位，死也不明白自己無非是個擡轎子的，共產黨用了新轎工，老轎工就沒用了。
人們批評毛澤東發起的造神運動，造成了十年浩劫，這有道理，但別忘了宗教是不能沒有神的，必須要有壹個至高無上的主神。從馬克思開始到毛澤東，共產革命的世代延續，決定了共產宗教的多神崇拜特征，主神都可以否定，其它級別的神靈便無理由保持其神聖性。共產主義宗教般的信仰是建立在信徒的盲從上，它與科學無關，別看它戴著科學的桂冠。共產主義已演變為壹種暴力排他性的宗教，共產黨領袖就必須具有神壹般的權威和光輝。同毛澤東伴舞的壹位女演員看到毛撓癢癢，感到驚異，怎麽偉大領袖毛主席還會癢癢？在凡俗眼裏，毛是至尊大神，是中國人的上帝，象佛祖壹樣有不同於凡人的三十二富貴相和八十種隨形好，壹定有與眾不同的肉身，肯定沒有普通人常見的毛病。人們盡量以最高貴最神聖的想像來描繪心中的上帝，不會設想那些凡人的尷尬事情，更不會象李敖那樣自鳴得意地討論上帝會不會小便和天堂裏是否有廁所壹類的無聊猜測。那時候能通過組織挑選參加國慶遊行，遠望壹眼毛主席就已熱淚盈眶，壹些登上天安門與毛主席握過手的人，好似被佛祖開過光似的，幾個禮拜舍不得洗手，眾人還要圍過來握手再沾點余光，足夠炫耀壹輩子了。毛送給北京工宣隊芒果，工人用壹大鍋水煮芒果肉，舉行隆重的飲“聖水”儀式，眾人只準喝壹小口煮過芒果的水。毛聽後大笑。覺得膜拜芒果無傷大雅，這故事也很有趣。[33] 又紛紛制成無數份仿制品，全國到處是盛大迎接場面，為爭山寨芒果死了各造反派大打出手，死了不少人。文革中人人手捧紅寶書，佩戴毛主席像章，天天背誦毛語錄，“早請示，晚匯報”，毛和他的思想早已超越世俗政治需求，而成為神明與經文。神是不能非議的，共產黨的領袖更不能置疑，因為它不是民主社會的產物，懷疑其神聖就等於置領袖於萬口評說之中，失去至高無上地位，就算不上是神了。打破了毛的神話，發現他原來也是個血肉之軀，與常人無異，又犯了數不清的錯誤和罪惡，令人恍然大悟——“紅太陽”原來如此。文革初期，有專家論證，毛主席可以活到200歲，林副主席能活150歲，這都不是凡人的壽命，大家對此堅信不移。中共宣傳無神論，沒有明文確定共產黨的宗教組織性質，人們當然不會相信“大救星”可以無萬壽無疆，那不過是對毛的祝願，但人們也不相信最最偉大的毛主席與普通人的壽命壹樣。直到林與毛相繼辭世，才曉得原來誰也有七災八難，誰也逃不過“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宿命。
共產黨名為唯物無神論者，實際上是多神教，也極其重視偶像崇拜，對偶像的崇拜甚至到了匪夷所思之地步。馬克思有私生子，列寧死於梅毒，毛澤東穢亂宮廷，皆是人格低下，劣跡斑斑。特別是列寧，形象光彩照人，為共產黨人的道德楷模，但列寧卻有過情人，長期與“二奶” 伊涅薩·阿曼德生活在壹起。這些導師們的醜行被刻意掩飾，其邪惡理念被包裝成人類理想，活著不用說，死後還要對屍體做超出常理的處置，並在紅色首都中心位置建立大型永久性墓地。馬克思沒趕上，自列寧起，對保存革命導師的肉身要求極其嚴格，即要遺體長留，又要永遠保持肉身的鮮活外表，以展現偉大導師的生前風采。由於蘇聯保存列寧屍體在先，有專家團隊，蘇聯便向共產黨國家和壹些專制政權輸出屍體保存技術。肉體遺容要留給世世代代革命群眾瞻仰，堅定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不可能制成木乃伊或裝入靈塔，或像馬王堆女屍般深埋地下，也不便用液氮低溫冷凍儲藏於冰櫃，展出壹塊凍肉也不雅觀。這就需要有超越古人的智慧，對現代科學技術也是壹道絕大難題。列寧遺體的鼻子耳朵早就爛掉了，腹內空空，配之以蠟制的器官肢體糊弄群眾。列寧死後，蘇共政治局決定成立列寧大腦研究所，將列寧的大腦“分成30953個切片”，與數十位蘇聯傑出人物的大腦切片比對，研究列寧大腦的偉大之處。從1924年開始，壹直持續了幾十年。[34] 毛澤東的遺體保存定為國家“壹號工程”，國務院成立了專門機構，稱為第九辦公室，並組織會戰小組研制水晶棺，僅水晶棺工程全國便有100多個單位參與。毛逝世三天後，急派專家組到越南考察學習保存胡誌明遺體的經驗，當時與蘇聯關系緊張，越南人還是毫無保留地向中國專家傳授了這壹技術，為保存毛澤東的遺體提供了重要的幫助。越南在保存胡誌明遺體方面技術比較過硬，由蘇聯專家指導，學習了保存列寧遺體的經驗，為使遺體盡善盡美，越南專家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這需要非常高的技術要求：必須保持攝氏16度的恒溫，上下誤差不得超過0.2度；保證絕對無菌；必須將濕度穩定在75％。在整容方面，他們對遺體的每根胡須、每根頭發，都精心保護，精心梳理；在做皮下註射前，對每壹針從哪個方向刺入，他們都要進行仔細斟酌，務求達到最佳效果。胡誌明面色紅潤，儀態安祥，銀須清晰可見，仿佛正在安睡，不似電影中的僵屍模樣。越南的技術準備充分，但戰爭期間，遺體保護工程還是相當艱難的：
為了躲避美國飛機的狂轟濫炸，越南方面最初在距離河內30公裏的壹個熱帶叢林中修建了壹個臨時陵墓，並把胡誌明的水晶棺藏在地下。不久後，越南發現美軍在距陵墓2公裏的地方投下傘兵，以尋找被越南空軍擊落的飛行員，於是決定迅速將陵墓轉移到壹個山洞裏，並為此專門修了壹條山路。為了確保轉移工作的絕對安全，越南方面每修完壹段山路，就讓運送水晶棺的裝甲車走過壹段，然後立即將這段山路毀掉，再修下壹段。就這樣，水晶棺被秘密保存在這個山洞裏，直到越南戰爭結束。1975年8月29日，胡誌明陵墓落成，水晶棺才被正式移入陵墓。”[35]
中國的條件雖然比越南好，但毛生前提倡火化，沒有建造陵墓的計劃，更沒有預設保存遺體的遺囑，也就不可能事先組織起偉大領袖遺體保存研究的專家隊伍，中央倉促作出保存遺體的決定後，搞得科研人員措手不及，李誌綏的回憶錄寫了毛逝世時，遺體處理人員無不戰戰兢兢的場面。其後中央組織壹流專家成立攻關組，長期守在遺體旁觀察研究，配制各種防腐方劑。至於現在腐壞程度如何，亦屬國家最高機密，吾等凡夫俗子不便猜測。僅錄壹段網上資料以供參考：
可供瞻仰的遺體的永久保存，是壹個巨大的科學難題，迄今還沒有成熟的方法。為了遺體長久保存，在死後兩小時就要進行解剖，取出內臟，用沖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細微的小血管沖凈，然後註入浮馬林和凝固劑。毛去世後，對毛的遺體最初只進行了壹般性處理，血液沒有及時放掉。以後再想按部就班去做，已經不可能了。這就給遺體的長期保存留下了難以克服的隱患。由此看來，毛屍的保存可以說是“先天不足”。
毛的水晶棺雖說是密封的，但工作人員不時需要將手伸進去替毛的遺體整理衣服，因此難免有細菌滲入。加上遺體長期暴露在氣態中，更會加速細菌的汙染。據參加過毛屍保存的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遺體曾經差點腐敗變質，紀念堂因此暫停開放。經過全力搶救及修補，毛屍總算恢復了原來的模樣。
毛屍的保存，實質上是專家們同細菌和氧氣的長期鬥爭。細菌和氧氣無時無處不在，又無孔不入；而專家們只能處於被動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辯證法的術語，遺體的保存是相對的，而遺體的腐爛則是絕對的。因此，毛的遺體不可能千秋萬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術再先進再完善，也只是延緩遺體的腐敗而已。朱培康認為，按照中國現有的技術，可以將毛的遺體保存50年。[36]
要“堅持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不是50年不變質，對於中共科學家們可謂任重道遠。社會主義國家先後有過8具遺體保存工程，保加利亞、捷克、蒙古的都不在了，斯大林被赫魯曉夫遷出了列寧墓，存世的是列寧、毛澤東、胡誌明和金日成。俄羅斯停止了對列寧遺體的撥款，使之成為民間資助的生物結構研究項目，壹些人建議“把列寧送到北京去”，中共未敢回應，恐怕也是礙於技術難題。現在活的無產階級導師僅剩下卡斯特羅，目前還沒有關於他老人家身後如何保存的消息。現代科技日益發達，也真是把這些無神論的老祖宗們，折騰得死不瞑目，苦無葬身之處。與共產黨造神運動不同的是，身為宗教之神的達賴喇嘛面對民主化的潮流，對政教合壹和轉世制度發出了改革的聲音。有次臺灣《中國時報》記者采訪他時問道：“很多西藏人千裏迢迢趕來看妳，他們對我說妳是他們的神，是四臂觀音，是活佛轉世，因此完全把自己托付給妳，請問妳到底是神？還是人？”達賴喇嘛回答道：
我是人，是西藏人，是個西藏的安多人。（哈……哈……哈）問：但是很多西藏人卻認為當妳的手按在他們的頭上時，很多人都高興得流淚，好像得到壹種加持，妳到底有沒有法力？如果真的有法力，為什麽不立刻解決西藏人的痛苦？
答：我沒有法力。西藏人會感到有壹股加持的力量，是他們的信仰所致，因為他們都是佛教徒，而我，我也是壹個佛教徒，我還是壹個僧人，但是我並沒有特別的法力。但這裏還有壹個特別的問題則是西藏的轉世問題。我可以壹個比喻來說，我們佛教徒不會認為佛陀是神，而佛陀卻是像壹個老師壹樣教導我們在人世間去實踐，我們便在實踐中獲得利益。我的情況也有些類似，因為西藏轉世的制度，身為達賴喇嘛，西藏人便成為我肩上的責任。
問：在西藏政教合壹的制度下，妳必須是壹個救世的活佛，又是壹個擅長鬥爭的國王，這在妳的心裏會不會產生矛盾？
答：這當中不會有什麽矛盾，因為我之所以會擔任西藏的政治領袖，是從宗教的角度而來，並不是代表某些政治派別或政治黨派，我是以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為基礎，是做為壹種宗教的實踐而來，而不是為了宗教的權力而來。如果是政治派別和團體來執政，那麽做為壹個釋迦牟尼的信徒是很不合適的，所以我已經完全決定，在未來西藏獲得自由的時候，西藏將順應世界潮流，接受壹些政治派別，那時我將完全退出政治。
問：是因為這樣，妳才會說自己是最後壹個達賴喇嘛嗎？請問妳的意思是什麽？
答：這又是另壹個問題，達賴喇嘛的傳承是在西藏歷史的某壹個時代中產生的，他也會在某壹個時期消失，這在西藏與宗教文化中不是壹直存在的。當時或現在做為達賴喇嘛很重要，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將來有壹天可能西藏人民覺得達賴喇嘛的傳承不怎麽重要了，傳承就會消失。如果人民真的這樣認為，而這件事也在我的人生中發生，那麽我將會是最後壹個達賴喇嘛了。[37]
佛教認為佛佗是智慧的化身，達賴意為大海，喇嘛是上師，達賴喇嘛是有大海壹般智慧的上師。佛祖也好，喇嘛也好，並不以超自然的法力來展示其不同於凡俗的特異功能，不是壹群菩薩金剛在壹起鬥法，比賽法力的優勝。而是靠精辟的佛學教義傳播普渡眾生的大乘思想，救贖人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教也屬於無神論，佛佗沒有創造世界，是肉身成道。耶和華、安拉是創造萬物的神，耶酥是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兒子，穆罕黓德是安拉在人間的使者。共產主義號稱無神論，領袖人物是肉身，卻非要妝扮成神，這實際上已經背叛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宇宙由物質構成，物質循環不滅，宇宙無始無終。佛教認為宇宙萬物由地、水、火、風四大元素構成，循環不已，亦有唯物色彩。共產黨的無神論來自達爾文的進化論，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不是上帝創造的。關於藏族起源問題，普遍認為藏人最初是由“神猴”與“巖魔女”相結合，繁衍出來的，這有似於進化論的觀點。佛教既唯心又唯物，完全將佛教劃入唯心主義哲學觀是沒有道理的。兩者在基本觀點上並無太大區別，前者是依據神諭和啟示，後者是根據化石證據和化學研究。苦集滅道、十二因緣、四大皆空的道理也不是佛佗的創造，佛只是發現了宇宙間的真理。人人皆可成佛，佛性存在於眾生之本體。成佛就是覺悟，佛（Buddha）意為覺者或智者，有廣狹二義，廣義為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數諸佛之通稱，狹義專指釋迦牟尼。佛是壹種破悟後的最高精神境界，超自然理念的精神體驗，不似《西遊記》中法力無邊的靈山佛祖那樣。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覺悟成佛，成佛即有金剛不壞之身，五蘊皆空，諸法空相，無相無住，心無掛礙，入涅槃境界，遠離顛倒夢想，不怕壹切苦厄。肉身可以腐朽，而靈魂和精神永存。佛學經典就是佛的不滅精神。佛教經典以宏大精深的哲學思辯智慧為僧侶或信眾開辟了廣闊的思維空間，無論是高僧大德，還是小家居士，盡可以發揮各自的想象力，對佛學展開討論爭辯，並不拘泥於其它宗教對經典的那種壹句頂壹萬句式的信從。經律論三藏構成佛學之寶庫，佛經中也並不都是佛祖的教誨，合乎“三法印”者便是佛法。重在融會貫通，以求普渡眾生，反對教條主義，甚至不誦經禮佛且呵佛罵祖的禪宗，也有其生存發展空間。惠能以壹個不識字的山民身份，洞徹佛學精要，對般若智慧領會深刻，承受衣缽，居禪宗六祖之位。但佛學畢竟是宗教學說，宗教必然會有神格化的先祖，信眾將釋迦牟尼神格化，賦予更多法力，是佛教活動的需要。但重要的是菩提心，不是追求超自然的法力，大乘佛學的精要在於救世渡人。大乘佛教能歷經磨難，盛行幾千年而不衰，又由畢生精研佛學的達賴喇嘛弘傳到西方自由世界，這決不是什麽“陰謀分裂國家”水準的人所能達到的高度。個人當然有不可替代的因素，但佛教能與人類各時代融合，無疑是慈悲教義起了決定性作用。藏傳佛教的佛學水平已經遠遠超過漢傳佛教的學術成就，這緣於達賴喇嘛及其流亡藏人的不懈努力，建立起了高水準的佛寺和佛學院，培養救世渡人的靈魂使者。內地的寺院差不多都是些賺錢的商業機構，賣門票收捐贈，想盡壹切辦法弄錢，設置陷阱，敲詐勒索。少林寺80年代初時，壹共有十來個和尚，壹半是老人，靠28畝地過日子。釋永信方丈接班後，利用電影《少林寺？的廣告效應，大辦武術學校，做生意辦實體，經營十分火爆，資產增值了千萬倍。方丈也是空中飛人，全世界飛來飛去，兜售他的“武術禪”，比達賴喇嘛還忙，儼然CEO壹個。想當初菩提達磨祖師於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知耽誤了多少賺錢功夫，憑他的名頭，絕對能當上億萬富翁。少林集團當然很成功，若幹億元進帳，我們沒理由反對，佛門也可經商，以敬三寶，回報社會，慈善眾生，但不是壹腦門子鉆進錢眼裏。出家成為求名求利的職業，其“武術禪”不如叫“鈔票禪”更貼切。國內藏區的寺廟也有商業化的趨勢，政府限制寺院向學術方向發展，規定寺廟僧侶人數，寺中成立寺管會，強令僧人批判達賴喇嘛，將佛教功能引向社會主義軌道，與市場經濟結合，成為觀光旅遊產業。放任寺院向錢看，培養高級僧侶為既得利益者，成為百萬富翁，納入權貴體制，利用信眾的虔誠及供養，變寺院為圈錢致富的工具，徹底瓦解空門的出世作用。釋迦牟尼本為太子，按世俗觀點夠成功了，也不缺錢花，可惜不能脫六道輪回，離五濁惡世，入涅槃境界。佛佗目睹人生之苦，為拯救人類出無邊苦海，棄家修行，靜默沈思。那時從釋迦牟尼到各級弟子，都是乞食度日，夠吃足矣，不以蓄財為榮。如果佛經變成生意經，寺院搞成商業集團，僧侶變為世俗職業者，要佛教何用？還不如直接下海辦公司，省卻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回向”勾當。“回向”入世絕不是貪戀紅塵，重歸凡俗，重操舊業，壹切向錢看。而是以洞徹底人生的慈悲胸懷，面對濁惡，心境坦然地做事做人，自利利他，發菩提心，幫助人們走出沈淪。佛教救世作用在於以追求來世的幸福來規範今生行為，以達到涅槃（脫離）境界的期望來化解今世的貪欲，創造和諧的人類社會。批倒批臭了達賴喇嘛，寺院的生存有了保障，卻失去了精神道德資源，空余佛家招牌而已，除了緊跟政策溶入經濟大潮，別無二路。建造佛寺的目的非為圈錢，是要拯救靈魂，佛寺混到這種地步，國內佛教現狀著實令人憂憤。藏傳佛教在國外壹天天進步，從政教合壹中走出來，回歸心靈修持的本性。中共卻仍然故我，死命維持黨政教合壹體制，又嚴密操控班禪和其他活佛轉世系統，深刻介入僧侶生活，極力將喇嘛們推向經濟競爭，以搞活經濟為名，僧侶到處拉贊助傍大款，將佛教引向墮落。達賴喇嘛都不想轉世了，中共卻決不放棄為之所用的轉世儀軌，所謂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如此而已。
七、走向衰亡
權延赤寫了本書，叫做《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把毛主席請下了神壇；意猶未盡，接著《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出籠，把周總理也請下了聖壇。壹神壹聖下臺，恢復了他們的凡人面貌，社會上廣為流傳，作者亦自鳴得意。這就是不懂共產主義是宗教的原因，共產主義是思想，同時又是暴力革命運動，是以建立共產極權統治為目的理論體系和行動綱領。它的組織體制類似於教會，要靠武力傳道，領軍人物沒有神明壹般的絕對權威是難以號令信眾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稱上帝耶和華為天父，耶酥基督為天兄，自居天父次子之位，自稱道成肉身，入世救人。還仿照耶酥復活升天，只是沒敢釘在十字架上，躺在床上玩了個搞笑版的七日復活遊戲，唬得愚夫愚婦們忙不叠加入他的“拜上帝會”，洪得以創建“太平天國”政權。[38] 太平天國是典型的神權政治，政教高度合壹，皇帝是神，神是皇帝，合二而壹，眾人都置於神權政治之下。共產黨的唯物史觀認為農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大肆歌頌太平天國革命。這種觀點純屬扯淡，神權政治是中世紀的模式，歐洲早在文藝復興時代就沖破了神權統治，走向工業文明和民權政治。
因為中共也是農民造反，也是由“大救星”毛澤東建立了神權政治，在共產神壇上，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天兄，毛澤東座次在斯大林之下，所以才對太平天國神權政治大加贊賞。毛澤東的革命不簡單等同於歷次農民革命那種利用神道號召群眾的低層次起義，而是壹整套馬列主義教義加他自己結合古代儒家、法家、兵家思想，以及帝王權術謀略和實用哲學混雜而成的革命運動，盡管毛本人也曾否認他是神。這種革命只會導致壹個結果——政教合壹的神權政治，中共權力是政，馬列毛思想是教，黨的領袖毛澤東是神。政以教為基礎，教以神為根本，教政神之間互為依托，神壇與政壇密不可分，否定了神，教便成無神之術，動搖共產國教地位。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評論神的代言人時說：“他最接近於上帝，是神的律法的最高的解釋者；他把神的回答傳達給人民，並且為他們向上帝求恩。除了這些特權之外，如果他有統治之權，他就會是壹個不折不扣的絕對君主；但是，對政府而言，他只是壹個公民。”又說：“那些運用或操政權的人，總是想法子用壹種外衣以掩蓋他們的強制的行動，讓人看起來這種行動像是合法的。讓人民相信他們的行動其動機是善的。若是他們是法律的唯壹的解說的人，他們很容易做到這壹點。”[39] 神的代言人因為接近上帝，也具有神壹般的地位，就象舊約中的摩西和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都是神格化的人。毛澤東是神的代言人，獨占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理所當然成為中國人民的神靈和帝王，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共產神權政治中便享有至尊的祭位。人人盡知毛澤東罪惡滔天，但無人敢於摘掉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無人能改變天安門廣場變為毛澤東陵園的現實，肉身漸朽，神威仍在。滿清帝後的陵墓在遠離京城的東西兩地，毛澤東的遺體占據北京城中軸線的中心點位置，睡在中共統治中心的風水寶地。莫斯科的紅場是列寧的墳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是毛澤東的墓地，共產黨政權的專制風格如出壹轍。毛澤東不僅是帝王，更是神，死去的神也是不能遠離地理中心地帶的。這同時也向中國民眾宣示：毛澤東不是壹具僵屍，仍然是君臨天下的帝王加神明，是保佑紅色王朝壹百年不動搖的政治象征。自古京城乃龍脈所在，壹座亡靈碑矗立在廣場，壹具水晶棺材擺在首都中心，現在不遠處又增加了壹個貌似巨大墳頭的中國大劇院，觀眾從水下通道才能入場，壹似行在黃泉路上，其愚蠢和對中華文化的風水建築學之無知世所罕見。搞個西方式的奧運會還要玩壹大堆吉祥物，在自己國家的首都卻非要搞壹些不吉利的永久建築，我們只能用利令智昏來形容豬壹樣獨裁者。所以，中共以教立黨，以黨治國，國教受懷疑，黨便無理由長期霸占政壇。權延赤把神變為人是幫倒忙，與李誌綏醫生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壹樣，同屬“滅佛”行為，雖然出發點完全相反。依此類比，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與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壹正壹反，壹個拍馬屁，壹個寫真實，也使周恩來的菩薩地位壹落千丈。毛澤東列九五之尊，他是馬列版的中國皇帝，不同於古代帝王。古代帝王是世間最高統治者，但不具有神權，不能主宰臣民的精神世界，臣民的精神要靠上天和孔孟教誨。君權神授，皇帝頭上還有天道，不能建立政教合壹的政權。梁武帝壹生篤信佛教，曾數次舍身同泰寺，大臣要動用巨額的國庫銀子贖他出寺廟，但他也不敢自稱是佛，坐享人間香火，也不能直接將國庫變為寺院銀庫。毛是政教合壹的帝王，集權力和真理於壹身，化帝王與神明為壹體，變共產黨為“毛家祠堂”，充分享受臣民和教眾的膜拜。 對政教合壹的認識上，胡溫的確比鄧江知趣，到西柏訪延安，重上井岡山，重溫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和光輝業績，絕不允許黨的出版物對毛有半句非議，也不準民間公開反思文化大革命，重新樹立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新壹輪的造神運動，樹立毛澤東與中共在年輕人心中的神聖地位。當政者很清楚，共產黨的錢夠多了，文革後的經濟危機早已過去，根本無需在政治上玩什麽新花樣，穩住江山就享用不盡了。常言道：“請神容易送神難”，對共產黨來說是送神容易請神難，破除迷信壹但開了頭，對於已被民眾認知的共產邪教再想恢復原有的神聖感，非人力可為。列寧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地位極高，有關列寧在幼年就如何偉大的官方宣傳也極多，壹旦破除迷信，列寧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時期如何從德國領取津貼顛覆本國政府，如何鎮壓了曾參加過十月革命後來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波羅的海艦隊官兵，列寧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又死於梅毒晚期的癡呆癥雲雲，便流傳天下。有報道說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與其仆人有私生子，而馬克思和燕妮的偉大愛情故事曾作為全世界共產黨人的經典教材。毛澤東的黨內外的大屠殺，個人腐爛透頂的私生活，寧願中國人餓死也要支持中共的小兄弟黨，如何取悅斯大林出賣民族權益等等醜事逐漸曝光，毛澤東的光輝形象也就蕩然無存。宗教的威力在於信仰，在於對神的頂禮膜拜，信仰和膜拜消失了，共產教義的威力就得靠暴力機器維持。江澤民不用提了，他根本想不到這個層次，胡錦濤登臺後，馬上高調宣傳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非常驕傲地把請下神壇多時的毛又擺了上去，重新祭起毛澤東思想大旗，將中共的歷史罪惡恢復原來的神聖包裝，每天在新聞聯播中播出與新聞毫不相幹的中共先烈奮鬥的經典故事，大肆宣揚毛發動的數次內戰，不厭其煩地宣傳“新中國”的偉大成就。把還在世的老壹輩人包括過氣的英雄人物和勞動模範請出場，輪番講述他們在黨培養下激動人心的英雄事跡，開始新壹輪的造神洗腦運動。因為胡錦濤十分明白，共產黨的絕對地位不容動搖，就必須維護其宗教特色，這與中共的命運息息相關。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讓共產黨第壹代神明毛澤東重放光芒。也就離不了眾多小神小鬼重振威風的作用，讓他們享受更高的待遇，過去英雄模範主要是榮譽稱號，現在用重金加高官引誘，來擴大英模群體的感召力。 可是信仰危機不會因此而好轉，毛澤東的暴政造成幾千萬甚至上億人的非正常死亡，為法西斯與共產世界之最，這已經是遮掩不住的事實，再把他老人家重新塑造為“救世主”，這比把希特勒妝扮成大熊貓還要困難，只能“從娃娃抓起”，從頭再來。只可惜全中國人人當傻瓜的時代正在過去，共產主義是共產黨的事，不是中華民眾的選擇，大神出場或小鬼當家並不能維持政教合壹的統治於長久。因為信眾的熱情不再，甘當小鬼的人也在減少，能象楊利偉和劉翔那樣拿上百萬獎金大出風頭的人究竟太少。壹年壹度的學習雷鋒月，雷聲大雨點小，走走過場而已，民諺雲：“雷鋒同誌沒戶口，三月來了四月走”。說明雷鋒僅僅是壹個牌位，不再紮根駐留人心，用得著時拿出來祭祀壹下，享用些“冷豬肉”，用完後存入庫房。大人物無不貪汙成性，熱衷於包養二奶，子女拿外國綠卡，叫小老百姓學習雷鋒精神作無私奉獻，向領導奉獻忠誠，憑什麽？雷鋒的牌位雖在，可神聖價值消失了，除了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上街給自行車打打氣，為路人量量血壓，幫孤寡老人擦擦玻璃，以示靠近黨組織，響應號召，接受考驗，再無人對小鬼神頂禮膜拜的熱誠。不拿英雄模範做搞笑的材料已經不錯了，雷鋒同誌能充當神壇上的牌位相當不易，甚至比他的領袖們還要強些，學習雷鋒活動能維持到現在，說明人們對“好人好事”仍有壹定的認同。其他英雄模範久已被人遺忘，筆者在羅列那些典型人物時亦搜腸刮肚，勉強喚醒沈睡了多年的記憶。也在於雷鋒是普通壹兵，如果他是比孔繁森還高的省委書記，或軍頭將腦之壹，是“四大名爹”子女，早就被民間遺棄了。中國自古就有許多英雄楷模供人們效法，孟母三遷，桃園結義，嶽飛抗金等等。自古有推位讓國、四大五常、孔孟教誨、佛道戒律之類，此壹類宗法傳承，延續道德，不是光靠英模治國。眼前社會道德體系全面崩解，不是因為模範太少，而是信仰危機的體現，小鬼當家做不了救世主，挽救不了共產主義的淪落，也抵禦不了自由民主浪潮的洶湧沖擊。 在洗腦機器運行中，歌頌毛澤東是最為關鍵的操作規程，樹立起高聳入雲的圖騰柱，營造毛澤東崇拜的熾熱氣氛。毛澤東締造了黨和軍隊，締造了中共政權，是共產黨永保其統治地位的法統來源。通過革命歌曲、革命樣板戲、紅色經典影視、革命故事、革命英雄或烈士圖像、各種革命領袖人物和革命戰爭紀念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回憶錄等，建構出關於中共革命歷史的“源敘事”，以達到再現和喚醒“革命精神”的目的。中共歷史敘事的社會化作用在於其具體體現了壹套特定的道德規範和政治價值觀，並使之制度化。中共主導並掌握著關於中國革命的唯壹合法敘述權，至於這套敘述是否符合歷史真實則不予考慮，它無須對歷史負責，只關註政權的穩固。這種革命敘事將壹個消逝於時空體系中的歷史神話化，將其蘊含的政治意圖概念化，轉換到現實的時空體系中，來構造對革命實踐的詮釋與政治文化結構間的“契合性”，達到二者互證的效果。試圖從歷史的內在邏輯來證實歷史上合法的東西今天仍然合法有效，舍此別無選擇，非此全是罪過。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革命歷史敘事，為封閉社會的成員提供了感知過去歷史的捷徑，使其中蘊含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念內化到成員的思想中，提供規範性的集體意識指南。毛澤東革命的合法性即出於此，傳承這種合法性也就為後代執政者的合法性開辟了理論空間。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三七開之所以緊急剎車，就是發現了非毛化運動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再搞下去，壹定會從反思毛澤東的革命史導向置疑共產革命的正義性，掀起非共產主義化的啟蒙浪潮。所以才用“不爭論”方針躲避諸多歷史麻煩，也避開了理論黑洞，從而模糊全社會對是非曲直的認知，保障洗腦機器的有效運轉。胡耀邦之所以被黜，原因之壹就是思想解放搞得遠了些，使民間社會對共產制度開始產生懷疑，引發學潮，鄧小平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就非下臺不可了。鄧看到了這個危險傾向，壹旦民眾對毛澤東革命史的“源敘事”公開問個“為什麽？”並借助難於封鎖的現代傳媒來努力尋求歷史真實，中共重新開動洗腦機器就是件事倍功半的事了。這就是江胡政權無法回歸共產神聖的原因，盡管胡錦濤及儲君習近平都試圖向左轉，容忍極左勢力回潮，加熱久已清鍋冷竈的革命熔爐。但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共產主義已是半心半意，決不願回到毛澤東計劃經濟時代的正是這些人。普羅大眾的權利意識也逐漸覺醒，每年發生十余萬起群體抗暴事件，矛頭指向極權體制，洗腦機器的功效大不如前了。但孟德斯鳩說過：“解放壹個習慣於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壹個習慣於自由的民族更難。”中國人被洗腦久了，習慣了受奴役，對自由思想反而產生了抗體，他們也會憤怒，然壹旦得到些許眼前的好處，便又沈迷於“明君政治”的夢幻裏，安然自得了。溫家寶不過說了幾句政治改革的空話，毫無實際步驟，許多文人學者便又多情起來，想入非非了。我們從劉曉波之輩的民主人士奮鬥史中，已經看出這種機會主義的本質。中國人自我解放的道路，遙遠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