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共在經濟改革之初有壹句人人熟知的名言，就是：“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句話不能說不對，因為文革中停產半停產鬧革命，人人熱衷於政治運動，無心勞作，經濟建設受到重大幹擾。再者農村搞人民公社，城市搞計劃經濟，各種生產生活物資全面短缺，食品日用品供應實行最低限量的配額制，這都是經濟發展滯後導致物資供應不足。但中共統計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不算慢，文革期間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工業增長11.7％，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工業增長9.1；農業總產值1965年為590億元，1975年為1285億元，那時的物價受國家管制，極為穩定和低廉。[1] 例如江蘇省文革結束前幾年，工業產值壹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境長著，農業增長也在5%以上，算是高速度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率的統計方法與市場體制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通常以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簡稱GNP，壹般指壹國在壹年內所生產最終產品和所提供勞務按市場價格計算的總金額）來統計壹國經濟總量。計劃經濟體制則是以“工農業生產總值”、“固定資產增長”、“國民收入”來作為統計口徑。主要指標是工農業生產總值，以此體現政績，其國民收入是指物質生產部門勞動者的收入及生產單位的社會純收入，居於次要地位。趙紫陽在1981年政府報告中說：
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8.1倍，國民收入增長了4.2倍，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只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長了那麽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平增長就更少了。[2]
趙總理的報告提供了兩個重要信息：壹是計劃體制缺乏市場要素，沒有活力，生產能力大量閑置；二是勞務收入太少，僅占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中共只關心政績，從不關心勞動者收入的同步增長，所以這種增長再高，也與民眾生活改善無直接關聯。中共總說它的執政業績如何輝煌，無非是拿增長數字來說話，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經濟建設不足，所以形成壹時光鮮的“和平紅利”。但這種增長民眾得不到實惠，是好大喜功的數字遊戲，是虛幻的社會主義畫餅。無數的金錢和勞動浪費在了固定資產上，消耗在了無效勞動上，變為無生產效率的機器廠房，或成為壹堆堆風吹日曬的廢物，或者生產出無市場的廢品垃圾。計劃體制導致國民財富的巨大浪費，它形成的是落後生產力，缺乏競爭導致企業低效益，低效益維持低工資低收入，不是國民經濟快要崩潰了，而是計劃經濟體制到了崩潰的邊緣。趙紫陽看出問題的實質：
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註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3]
於是在趙的主導下，開展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新路子，跳出陳雲的“鳥籠經濟”理論束縛。經濟改革也始於“社會主義生產力”不能論證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壹種焦慮，中共經濟已遠遠落後於周邊許多同時起步的國家，只好被動地迎合民間改變貧窮的渴望。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開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飽受壓抑的民間創富熱情極大地釋放出來。經過30余年的經濟改革，中共又高喊“盛世中華”，說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如果按經濟總量，是翻了許多倍，但人均世界排名未有進步，反而有所倒退，因為外國也在發展中，比我們還要實在些。1949年中國人均GDP是世界第100 名，2008年中國人均GDP排名是104位，數十年間仍落後於非洲許多國家，與歐美更是天壤之別。改革開放增長很快，還是快在了數字上，政府主導的許多無效益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劣質工程，都入了GDP數字，卻與改善民生無關。即使是民用住宅，也有數千萬套樓房被炒家空置，令房價高漲，加劇了購房者的困難，政府卻用高地價榨取了巨量的國民財富。高房價使貨幣投放失控，引發惡性通貨膨脹。這種GDP再高，也是虛空的數字遊戲，經濟增長伴隨著國民財富的大量閑置浪費，無效GDP與無效勞動相輔相成，也是改革開放的壹個典型特征，本質上與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壹樣，中看不中用。現在中共也以GDP為統計指標，作為與國際接軌的標誌，我們且拋開報表有多少水分不說，單就經濟結構而言，其統計數字也是華而不實的。正如經濟學者胡星鬥所說：
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確可能很快超過日本，但是中國的GNP（國民生產總值）卻與日本相差甚遠。中國的GDP遠遠超過GNP，因為大量的外資企業、跨國公司的產值算進了中國的GDP，如果只算中國國民創造的GNP無疑將減少壹大塊。2008年，中國GDP為33700億美元，GNP只有17000億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於日本人在全球生產與銷售，其GNP遠遠大於GDP。比較兩國的經濟規模應當比較國民創造的GNP，否則給國人以中國超越了日本的錯覺。所謂“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壹”也有問題，只能說中國官方的外匯儲備世界第壹，但民間幾乎沒有外匯，而日本官方的外匯儲備雖然只有壹萬多億，但其民間還有兩三萬億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匯儲備世界第壹。[4]
中國的國外凈要素收入不多，很多對外投資是虧損的，遠遠小於本土上的外國企業產出。所以才會用GDP與國際接軌，因為GDP依據國土原則，可以將外國公司收入也計算進來，表示中國的經濟總量。中國的外資企業產值約占經濟總量的壹半，若以GNP計算，中國只及日本的壹半。以美國為例，中國工農業生產總值2008年超過美國，工農業生產總值增加值2009年超過美國，但中國GDP只占美國的1/3，美國服務業高度發達，平均勞務收入比中國高出10倍以上。還在於美國有壹半的GNP是在國外，中國龐大的GDP中有不少是美國的GNP，根據摩根大通的估計，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為美國人節省了6000億美元的生活支出。GDP的統計方法掩蓋了中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片面追求GDP影響了民眾生活品質和福利的提高，受益的是政府和外資公司。中共是外匯管制體制，實行統壹的結售匯管理制度，進入境內的外匯必須賣給國家銀行，由中央銀行統壹經營管理，所以中央銀行才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這與貨幣自由兌換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共的GDP還留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許多豆腐渣工程也是GDP，過幾年再重新建壹次，即使不是豆腐渣項目，也會經常改造，十來年的大樓推倒重來，橋梁公路的不斷改建，拼命搞有用沒用的高速鐵路，面子工程的遍地開花，都為低效或無效益的政績貢獻著無效GDP。中國在近些年的房地產大躍進中，建造了大量的樓房，形成數量不少空置區，被世人稱之為“鬼城”。如內蒙的鄂爾多斯，區區幾十萬人的城市，建成及在建的樓房有幾百萬套，人均10套房，從2005-2011年，六年間房價漲了六倍。鄂市巨大的康巴什新區，除了馬路上的清潔工人，幾乎看不到行人。曾被美國《時代》周刊稱作建築豪華、卻無人居住的“鬼城”。就象郎鹹平教授所說的“鐵公基”，中國70%的GDP是靠鋼筋水泥實現的，消費僅有27%。這種GDP越大，對經濟和資源的破壞性也就越大，它造成產能過剩，推高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資源短缺，消耗了國民財富，與毛澤東時代大躍進式的大破壞壹樣道理。中國人不註重積累財富，熱心於增長數字，好看不好用，經濟增長不能同步帶來國民福利，這也是表面繁榮與民生脫節的壹個重要原因。既以GDP而論，中國人均也不過三四千美元，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為日本的十分之壹，人均GNP僅為日本的四十分之壹，仍屬於貧窮國家。但中國在明清之前曾是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出版時，人們不相信基督教文明之外竟有那樣高的文明存在，馬可·波羅的親友認為他撒下彌天大謊，死後進不了天堂，讓他在臨終之前向上帝懺悔，以解救他的靈魂。馬可堅決拒絕，鄭重聲明道：“所見之異事，尚未說到壹半！”今天中國經濟上的成就得益於人類科技進步，鄧小平坐在日本新日鐵高速列車上感覺摧人奮進，深知中國讓毛澤東的閉關銷國政策搞得貧弱不堪，遠遠落在了先進國家後面。中國開始廣泛利用外資和技術，經濟起點低，但引進技術方面可以向高科技看齊，獲得更快的發展，在電子通信、汽車交通、冶金加工等方面的技術引進和改造都取得很大的進展。這不是共產黨如何偉大，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回歸前人均GDP達2萬美元，臺灣的中華民國，早就超過1萬美元了。中國沒有自由，沒有法治，官府盤剝民眾，遍地貪官汙吏，而經濟卻以世界上很高的速度增長著，GDP翻了很多番，其原因何在？我們通過逐步分析，便知其中原因。
壹、吃苦搏命
中國人缺少科學探索和冒險精神，沒有地理大發現那樣的壯舉，卻不乏為改善生活而暴發搏命激情，素有吃苦耐勞的美德，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又以農業立國，重農抑商、重義輕利是傳統中國的長期國策，也是傳統價值觀的基本取向。中國人處在壹個人口持續增長、生存資源長期匱乏、天災與人禍接連不斷的惡劣生存環境，生活在壹個缺乏對外拓展能力與激勵制度的農業社會裏。中國人不可能通過地理大發現來拓展民族的生存圈，只有靠個人的拼搏來獲得壹條生路，於是就有“下南洋”、“走西口”、“闖關東”之類的遷徒潮，來擴大個人和家庭的生存圈。清末民初，每年有數十萬中國人流亡海外，尋求新的生路，以下南洋者居多。中國人以吃外國人不能吃的苦、忍外國人不能忍的精神，刻苦耐勞，委曲求全，世界上凡有華人的地方，華人的耐力總是強於原住民。清朝末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有大量移民通過“賣豬仔”方式而移民美國。“賣豬仔”過程需要有極大的犧牲精神，從廣州運到美國，“豬仔”存活率僅為60％左右。1868年美國與清政府簽訂“中美續增條約”，大批華工前往美國，參加修築鐵路等艱苦工作。這是個重體力勞動工作，需要有特別的耐力，人高馬大的美國人竟比不上瘦弱的華人，讓美國人看到了特別能吃苦的華工精神。早期的中國移民也多以“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打拼天下，“三把刀”支持了華人頑強的生存能力，在世界上任何壹個地方都能生存發展，加上節儉和重視教育，三代之後華人地位便有大改觀，進入中產階級行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給華人壹定的經濟發展空間，象野草壹樣低賤而頑強的生命就會蓬勃生長，世界上凡是華人聚居的地方，華人的生活水準壹般高於當地人，在美國或東南亞壹帶莫不如此。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華人，華人尋求財富的腳步，有如西方傳教士走遍全世界的每個角落，壹樣執著。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是社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國民黨走資本主義道路使臺灣變為四小龍之壹，政治民主，社會均富，遠在中共的社會主義之上。大陸的失敗正是社會主義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二、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三、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四、市場因素
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區是中國的三個增長極，30年來以極其迅猛的工業化水平傲視全國。究其政策源頭，是用三塊政策理論構成的：國際大循環＋梯度開發＋發展經濟學。國際大循環和梯度開發得益於地利之便，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模型的核心是：鄉村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在邊際勞動報酬率低於現代部門邊際勞動報酬率條件下不斷的加入到現代部門，最終使邊際勞動報酬率在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之間達到均衡，從而使經濟整體現代化。這就為沿海與內地的二元經濟找到理論支持，在沿海建立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基地，以此輻射和帶動中國經濟的整體進步。但從發展的實事而論，只有國際大循環的理論成立，其它的理論設計基本無效。改革以來，中共放棄了過時的意識形態之爭，從國際政治中推銷毛澤東革命路線轉移到營造寬松的投資環境上來，除了與越南打過短期的邊境戰爭，與周邊及西方國家全面改善了關系，這是拓展國際市場的前提條件。共產黨從對資本主義的深仇大恨，壹下子轉為赤裸裸的擁抱，當初夾著尾巴逃跑了的帝國主義，現在又夾著皮包回來了，而且比當初進入時更加風光，成為可以控股中國經濟的大老板。世界上再也找不出這樣滑稽的例子，這對中共來說是無可奈何的事，中國已是共產主義世界的孤兒，除了向資本主義乞討，不可能從朝鮮或古巴那裏找來奶水養活馬列遺孤了。鑒於蘇聯解體，鄧小平也需要市場化改革來替代政治改革的要求，即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過渡。加入世貿組織，溶入經濟全球化，保護幼稚工業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得益甚多。這從與美國的貿易中最為明顯，美國人消費能力強勁，中國從中美貿易獲取了巨大的好處，到2005年順差就超過2000億美元，扣除對其它國家貿易的逆差，國際收支仍常年處於盈余狀態。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刺激了出口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經濟有了比二戰後更大的馳騁空間，目前出口量居世界第壹。統壹後的歐元市場對中國經濟也有進壹步的幫助，歐元區逐步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壹大貿易夥伴。中國經濟幾十年的外向型發展，國際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外貿比重越來越高，占GDP的六七成，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全球的GDP總量高達60萬億美元，國際消費能力的持續旺盛對中國經濟走上快車道提供了廣闊空間。從國際收支盈余構成來看，巨量的外匯盈余基本上來自中美貿易，如果扣除這個因素，對外貿易便是逆差，這對於中國外匯短缺的初期發展來說，外向型的經濟格局便不可能形成，這即是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美國因素。有些人認為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這從美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上來看就說不通，美國是希望中國成為壹個負責任的大國，否則美國早就用貿易手段全面制裁中國了。從中美貿易的構成來著，雙方沒有多少互補性，中國依賴美國是真，美國未必非要依賴中國，中國出口的主要目標是美國，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在其他國際市場上都能買到。中國非資源類大國，也非消費大國，還設許多進口限制以保證國有壟斷企業的暴利，技術上也遠不及美國先進，所以2008年僅出口美國就貢獻了7.4%的GDP，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建築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上。但中國自上世紀末便生產過剩，唯有仰賴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才能使投資型的經濟結構運作下去，2009年投資對GDP的貢獻度已超越67%，產能過剩的出路主要還在於美國消費能力。美國依靠民眾的個人高負債來保持全球最高的消費水平，維持其經濟增長，同時其貿易赤字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這也是國際經濟格局中的美國因素，發達國家及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無不依賴於美國因素。在中國大陸的外商投資，也多以美國為終端市場，才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美國的次貸危機使消費需求下降，世界貿易緊跟著下滑。 美國與中國不同，美元是世界貨幣，是最重要的國際支付手段，不存在外匯短缺問題，無非貿易不平衡和增加些國內失業，財政多壹些赤字而已。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是軟通貨，不能作為國際結算的外匯儲備資產，必須有足夠的美元來平衡國際收支，只有順差才能保持長期的出口增長。美元主導的國際收支體系中，世界各國都是長期的受益者。臺灣在經濟起飛時，經濟增長率達到兩位數，美國因素也起了決定性作用，臺美日外貿三角結構中，臺對日貿易是逆差，對美是順差，總的是順差。需要警惕的是，外貿的快速增長掩蓋了國內需求不足的隱憂，外貿增長越快，依賴性越高，目前外貿依賴度已高達70％，極易爆發貿易戰，也影響經濟安全。隨著全球爭奪資源加劇，國際上對中國的擔憂也開始增多。中國威脅論不僅是中國軍事能力的增強，還有資源爭奪戰的因素，中國到處兼並國際石油企業，到處尋找木材礦產，甚至通過走私渠道，國際上不可能不為之緊張起來。壹但國際貿易受阻，巨大的失業壓力更加劇內需的萎縮。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太高，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經濟大國，快速發展時期也只有三四成。中國是大國，不可能象四小龍那樣長期保持外向型經濟模式，經濟規模越大，越依賴國際貿易，市場風險就越不容易規避。缺少內需支持的外向型經濟，如果受國際局勢影響，極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有意壓低人民幣匯率也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原因，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按5比1比較合適。釘住美元的低匯率政策為出口主導型經濟帶來好處，也為人民幣不斷升值積累隱患。旺盛的國際市場需求，優惠政策過度向出口加工業傾斜，也形成了中國工人收入增加緩慢導致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經濟壹直呈現投資過熱的狀態，經常要抑制投資過快增長，來防範通貨膨脹。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高通貨膨脹，後來又出現通貨緊縮，居民購買力長期不足，更加靠國際市場支撐高增長。房價卻持續暴漲，即因為流動性過剩，投資渠道少，都來爭搶土地資源，地價上升過快，地方政府從出賣土地中獲得暴利，地價又轉移到房價上，房地產成為最投機的產業，也成為繼銀行爛帳之後的風險隱患。房地產過熱，也引起原材料工業無序化擴張，到處爭奪資源，刺激投資更加升溫。日本和香港的房地產過度投機，房價炒到荒唐地步，泡沫壹破滅，緊接著就是長期的經濟低迷。 應該看到，中國的外向型經濟是以犧牲國內資源環境的方式，以極低廉的價格向外傾銷資源消耗型商品，實際上是用我們有限的資源、惡化的環境和勞工血汗為代價貼補了歐美市場。外資制造了可觀的“中國GDP”，卻通過商品出口將利益轉移到了外國，也說是說，中國GDP越高，為國外輸送的利益就越多。美國人抗議中國傾銷商品，固然有理，但如果讓美國也搞1萬家電鍍廠，10萬家造紙廠，100萬家塑料廠，美國的生態環境也會崩潰掉。這種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格局勢必造成兩種嚴重後果：壹是廉價出售了國內資源，帶來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的後果；二是人為壓低了國內需求，低價格是以低工資支持的，降低了成本卻掩蓋了資源浪費，國內消費長期不振，等於中國人縮衣節食去供養外國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消費能力卻不及美國人十分之壹，所以，人們感到經濟發展雖然很快，但大多數人生活水平提高很慢，道理就在這裏。經濟增長的好處落入了少數人腰包，又輸送給了外國，特別是富裕國家，而風險卻積累在了中國。另外，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是出口型經濟畸形發展的原因，而進口商品又太貴。中國大量高價進口能源和原材料，只有通過人民幣升值才可以降低進口成本，大大節省用在進口石油、木材、銅鐵礦石和糧食等上的支出，也有助於壓制面臨的高通貨膨脹危險，冷卻投資過熱的宏觀經濟。實際上人民幣的貶值速度遠超過美元，本幣購買力由於高通脹影響購買力已是大幅貶值了。而美國的通脹率很低，美元購買力在本國較為穩定，這樣壹對比，人民幣對美元應該大幅貶值才是，假如放開外匯管制，本幣肯定會貶值。這樣又會使美元流出，甚至引發貨幣危機，經濟下滑。由於人民幣有升值預期，熱錢大量流入中國，不得不增發人民幣來購買這些美元，結果本幣發行量居高不下，銀行資金充裕，大量放貸，過量的流動性投向房地產業，然後再拉動鋼鐵、煤炭、水泥、建材、能源等上遊行業產品的短缺和價格上漲。經濟泡沫化，貨幣超發，80萬億元流動於市場，引發2010和2011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外匯儲備迅速膨脹，意味著中國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消耗過快，影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是經濟過熱、房地產泡沫的根源。由出口增長轉向國內需求，有利於產業向中西部貧困地區轉移，有利於服務業與非貿易產業的發展。中國的擔心在於巨大的就業壓力，過度依賴於外貿型的產業，只有低匯率成本才能生存，出口競爭力下降必然導致失業人口增加，所以長期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也需要較長時間來解決。 中國的宏觀經濟有如壹道“特裏芬難題”，經濟增長得益於出口順差，過度的依賴外需導致產能過剩，出口商品價格過低；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外匯，外匯用在國外，擠壓了內需，又使人民幣超發，引發通脹，致使民生艱難。往哪壹方面傾斜都面臨著難題。美國也同樣受難題困擾，學者托馬斯·弗裏德曼用了壹個英文單詞表示：CHIMERICA，意為“中美共同體”。中國人用廉價商品換回美元，再回流買美元國債，使美國金融市場資金充裕，維持低利率，刺激美國人的信貸需求，貸款消費，貸款買房，周而復始。待繁榮的消費泡沫破滅，美國人高負債消費無法維持，中國的高出口率也受到沖擊。美國人開始省錢過日子，狀告中國傾銷，中國過剩產能依賴政府擴大支出，投入“鐵公基”，而不是刺激居民消費。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離了美國市場不行，還得出口廉價商品，還得買美元國債，還是CHIMERICA。 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自美國開始，年底影響到中國，美元貶值，國債風險劇增，但中國的外匯出路仍以美元國債為主。2011年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遠超過國際上外匯儲備應滿足3-6個月進口的需要，隨即成為美國政府的最大債權人，持有美國國債高達1萬億美元以上。中國實行結售匯制，外匯必須賣給國家，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是“藏匯於國”。國家吸收外匯，明知美元國債有貶值風險，卻也無其它好辦法，不可以日元或英鎊等貨幣為主，歐元也不行，因為其安全性、流動性、保值性與承受量也遠不及美國。美國債容量大（可供買賣的共有6.3萬億美元），需求強勁，交易活躍，流動性強，收益比較高，比銀行定期存款更保險和安全，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是最好的“避風港”。何況美國經濟總量全球居第壹位，美聯儲擁有黃金儲備8134噸，美元的穩定性最好，信用程度也高，單就風險而言，除卻美國，中國龐大的外匯放在哪個國家都不保險，經濟壹出問題，巨量外匯可能血本無歸。如果把這部分海外財富轉移到國內，只會加劇通脹壓力，因為中國只有官方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外匯不能自由兌換，經常項目的外匯需求有幾千億美元已經足夠用，在國內拋售數萬億美元，根本找不到出路，最終還是要依靠國際市場。即使購買黃金，石油，礦產甚至小麥大豆之類作為儲備，也不可行，少量可以，大量采購或拋售都會引起國際市場的巨幅波動。這些商品的流動性不強，妳買進時暴漲，妳賣出時暴跌，結果吃虧受損的還是中國。再者，銀行是不能經營普通商品的，中國外匯資產是國際儲備，也是銀行的準備金，起著控制人民幣投放量的作用，只能用於購買黃金國債等國際金融資產。也不可進行國外股票期貨等高風險投資，壹不小心會被金融黑洞吞噬。外匯轉變為戰略物資儲備，需要由政府委托經營，也等於是央行放貸，這種風險遠大於購買美國國債。並且外匯不全是自己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7年期末的《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得知，2007年擁有1.528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同時外國在華資產為1.2664萬美元，屬於中國自己的份額約3000多億美元，只占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的25-30％。同期海外資產總額只有1.0126萬億美元，比外國在華資產少2448億美元。也就是說，假如外國資本全部撤出，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情況下，賣掉全部海外資產也不夠。何況還需留有足夠外匯現款，保持充足的流動性，以應付國際支付。外匯儲備還可以向國有商業銀行註資，沖銷銀行壞帳，這也是維持龐大外匯儲備的壹個重要原因。隨著美國金融危機使中國海外投資大幅縮水，隨著外匯饑渴期的過去，如何經營管理好龐大的外匯資產，以何種方式增值，正是有苦難言。令中共不得不增持美債的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把美元視為與石油礦產壹樣的戰略資源，壹切重要資源都要絕對控制住，人民幣與美元都是重要資源，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元更會牢牢抓在國有銀行手裏，外匯市場僅限於銀行之間，以防範民間掌握過多外匯，影響中共對經濟的管控能力。如同毛澤東所說的：“手裏有糧，心中不慌。”這只手是政府之手，中共統治中國，需要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壟斷，政治壟斷是國家權力，經濟壟斷是民生命脈，失去壟斷中的壹個，其統治能力便會被消解。所以中共對任何有可能影響控制力的潛在風險都采取極為嚴密的防範措施，在放松經濟管制30年後，又實施“國進民退”政策，將民營資本擠壓出重要產業，目的就是增強統治能力，害怕民營資本主導經濟運行。很多學者搞不懂為什麽不讓外匯存蓄於民間，而是中央政府承擔匯率風險，在美元貶值過程中白白損失掉那麽多錢，就是沒弄懂這個道理。中共要的是掌控經濟命脈，無論損失再大，也不能丟掉控制權，如同國有銀行可以上市，但控股地位決不放棄，國有銀行占金融業的絕對主導地位決不丟棄。尤其是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關系到宏觀調控能力，便用強化結售匯制來增加儲備。由於人民幣非國際貨幣，外匯資產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資源，必須經常保持國際收支的順差，防範金融危機。中共從建政始就牢牢掌握外匯管制權，決不允許民間自由買賣外匯，在最窮困的年代都能把美元白送給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外匯儲備量常年不足5億美元，重要的是手裏有管控權。
地方政府在房地產業的巨額利益也是推高GDP的重要原因，壹方面賣地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壹方面可以讓官員個人獲取大量財富，既提升了GDP，又創造了尋租好處。建築業是來錢最快的行業，建造低質量的建築更是不斷提升GDP的方法，城市每天都在拆遷改建，每天都在制造大量的建築垃圾，每天都在推升著GDP。中國差不多每年消耗全球壹半的鋼鐵和水泥用於建築業，每年有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產生了巨量的建築廢物。中國民用住宅平均壽命只有25-30年（法律規定是70年產權），不僅是標準低質量差，而在不停地改擴建中政府可以不斷賣地，許多才十幾年的樓房就拆掉了，有沒有人住過都要拆，因為房價地價上漲了，以舊城改造的名義建更高的樓，政府和開發商又可獲得巨額利潤。所以，中國的城鎮幾十年來壹直是個大工地，這也是經濟發展的又壹個道理。經濟發展還有壹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有壟斷資本與國際資本的結合，國有資本有政府背景，比民營資本享受更多的政策傾斜，形成壟斷資本，國際資本當然也願意與國有資本合作，爭取更大的政策保護和市場空間。這些年中外合作的大項目，都是國有壟斷企事業與國際資本的合作，走出國門也基本是這種格局。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中國經濟的泡沫化最為嚴重，中國人在幸災樂禍於美國的金融危機之後，發現道瓊斯指數壹年內跌掉了36％，而中國上證指數跌去 65％，失業問題也比美國更厲害。1929年美國爆發嚴重股災，此後經濟陷入衰退長達4年之久。當時對全世界和亞洲的影響極為廣泛，德國法西斯主義趁機掘起，日本軍國主義也向亞洲伸出魔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美國並沒有垮，世界大戰之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也有人認為正是美國重新整合的機會，美國最終仍將成為大贏家。而中國的前途會怎樣，不得而知。
五、血汗工廠
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5年，中國人均產出增長63.4％，而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卻從12％下降為10.91％，延續了1980年以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2008年的勞動力成本僅為8％，而發達國家這壹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美國為37％。GDP中政府財政和預算外、制度外收費拿走了40％，企業資本拿走了40-45％，工人農民僅獲15-20％。西方國家的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比為3：1甚至4：1，即勞動所得大大超過資本所得，而中國正好相反，為1：2－3。GDP大部分進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手裏，進入少數人腰包，轉化為政府支出和資本投資，給勞務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7%，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與地區，但制造業勞動者的平均小時工資僅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亞洲四小龍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48.8％下降為2005年的38.2％，創歷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0-70％，中國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中國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的技術進步，無非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外國公司的技術，大部分也是過時技術，核心技術仍然在外企手中。雖然在某些產品上受益於壹時，卻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國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潤的代工產品，居於產業鏈中的低端位置，產品沒有定價權，定單和市場都由外商操控。中國商品缺乏創新競爭力，產能嚴重過剩，出口商品的國內同行業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僅為2%-3%，惟有在壓低勞動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國以代工產品成為“世界工廠”，沒有科技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所以產業結構以壹般制造業為主，GDP的構成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不是服務業為主，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實行普遍低工資制度。美國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幾十倍，每小時工資至少十幾美元，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也有五六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壹美元（這是指8小時工作制，若以12小時工時計算更低）左右。美國工人壹年創造價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40409美元，加上從雇主那裏享受家庭醫療保險1.4萬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來，壹個工人獲得的收益超過6萬美元。中國工人總的工資福利平均總額每年2萬元人民幣，很多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年工資總額僅1萬余元。長期低工資保證了低成本的投資環境，這對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極為有利。中國還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壓低給農民的土地補償，以此吸引外來投資，甚至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過程中，圈地的社會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農民沒有談判權，政府以鐵腕征地，擔心的是資本不來，從不操心農民失去土地將如何生活。 政府也實行較高的出口退稅政策，讓利於企業，這又保證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在中國戶籍管理弱化、勞動力統壹市場形成、過剩人口沖擊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 及物價上漲形勢而同步增長。勞動條件改善不多甚至惡化，勞動時間普遍延長。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村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工資低，但中國勞工素質並不低，基本受過九年制教育，能滿足壹般制造業對工人的要求，超過東南亞壹些窮國，那些國家工資低，但對資本缺少吸引力。工資低是壹個方面，隨意性的加班加點也是降低成本的辦法。國有企業是三班倒制，特殊行業是四班倒，工作時間壹般不超過八小時。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多數不執行法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壹般為12小時。因增加工人數量不如增加工時合算，定單緊張時，強制工人日夜連軸轉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崗位上的報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連續跳樓的惡性事件。正如馬克思在譴責資本家時所說：“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壹個人除非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幹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並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黴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10] 馬克思在1863年曾為倫敦壹個20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為那些患職業病夭亡的陶器業工人鳴不平，如果馬老先生能活在實踐他共產理論的當代中國，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資本家都入黨了，黨的書記們都成為資本家了，真是風水輪回。由此可見，低勞動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低出口價格擴大了國際市場，增強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來保持經濟增長。中國內地有十分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 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因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長期支持著工業化進程，有分析說“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達27%。隨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人口紅利”就要枯竭，“人口負債”時代即將到來。 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雇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因為農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費食宿等花銷，找不到工作還要支付回鄉費用，於是只好選擇低收入職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靠資金和技術的競爭，主要是成本的競爭，由於進入門檻低，常處於過度競爭狀態。在地租稅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水平。這部分產業已經退出發達國家，中國正符合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勞動力成本的條件，所以“中國制造”就發揮出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金融業或軟件業就不必靠增加工時來獲取額外的利潤，證券交易所壹天24小時營業並不比4小時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贏利空間，軟件設計工程師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來開發最暢銷的產品。再者，血汗工廠多用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益沒有法律成本，所以雙休日與“黃金周”基本與農民工無緣，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資。血汗工廠還不是最壞的，還有壹種集中營式的工廠，那簡直是人間地獄！在老板和工頭的監管下，工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奴隸般的勞動，囚徒式的生活，豬狗不如的食物，牢籠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殺或自殘，再無逃離地獄的方式。這種集中營式的工廠先是由收容遣送機關發端，政府收容部門到街上抓到證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營的磚廠礦山監管勞動，累死或打死的人以無主屍體處理。現在是由工廠雇傭工頭到偏遠農村招收農民工或童工，關入工廠強制勞動，保安對要求離開工廠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許多工人致死致殘。政府管理部門視而不見，最多在媒體曝光之後，處理壹下工頭。還有壹種是監獄企業，以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經營，由於基本沒什麽工資成本，無論是聖誕節禮物還是奧運會用品，商品價格都能降到最低，競爭力便世界無敵。中國的監獄系統基本上自負盈虧，費用自理，每座監獄便是壹座大工廠，無償使用犯人。據獄方說：“至於犯人勞動報酬方面，1994年的監獄法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中還沒有得到執行，這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壹是整個監獄系統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地方連監獄警察的工資都時常拖欠，二是雖然沒有明說是報酬，犯人的壹些開銷其實就是在勞動的效益裏實現的。”[11] 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機構，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能因虧損而倒閉，費用理應國家承擔，如果連這些錢都不願花，壹切開銷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獄警便等同於包工頭。中國監獄不願讓外國人參觀，視為不能幹涉的內政，也幸虧民主國家抵制中國監獄產品，無疑保障了中國的人權，否則整個中國很快會變為監獄化的大工廠。中國正處於令馬克思切齒聲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稱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情剝奪，同樣是“最可惡的貪欲”。在完全喪失政治體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當代中國，連通過遊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成為中國勞工必須不斷以流血代價來爭取的遙遠夢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源源不斷輸送工人，但過低的工資使許多人連維持自身基本消費都不夠，根本就沒有養家的剩余。2004年以來，廣東持續出現“民工荒”，即因工資太低，農民工只好用腳投票。廣東無奈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還是沒用。廣東生活費用太高，何況還有嚴重的欠薪問題。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珠三角地區月工資也僅兩千元上下，與別人合租房也要幾百元，剩下的錢僅夠吃飯坐車用，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緊張。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資狀況將壹直持續下去，中國工人永遠達不到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這就是為什麽GDP增長了幾十倍，工人實際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原因。如果以中華民國時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來，並無實際進步，民國發展的黃金十年中，經濟發達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為20塊銀元上下，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但物價極低，壹個工人養活幾口之家不成問題。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隨著共產黨叛亂和日本侵華，經濟破敗，物價才開始不斷上漲。
為了降低成本，資方多不願為工人買醫療和養老保險，政府也極少處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制度，農民工流動性太大，也不願意上保險，辭工時連保險也隨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過度競爭的行業常常是在國內就已經將商品價格降到最低，省去與外商談判時的麻煩，惡性競爭使企業不極力壓低工資便無利可圖。工人不僅工資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形成欠薪的社會頑癥。欠薪對降低企業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對緩解燃眉之急的資金周轉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滯納金，比銀行貸款既方便又迅速。這還是非惡意欠薪，惡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資，定單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換個招牌租壹處廠房，再來壹遍詐騙，打工者想追訴人連人都找不到，惡意欠薪當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強迫超時加班和欠薪說到底是法律問題，勞動法如壹紙空文，解決勞動爭議和對資方施壓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與資方利益相關，官員與老板沆瀣壹氣，對欠薪頑癥不可能下決心解決。勞動爭議本是政府職責，反令工人的處境雪上加霜，罷工或上街遊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鎮壓，領頭的抓進監獄判處徒刑，老板卻毫發不損。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節返鄉前的國家治理欠薪專項行動，來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資，如果春節還拿不到，就沒什麽指望了。溫家寶總理曾出面為農民工討薪，但卻不願建立強有力的制度，用法治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也是中國欠薪頑癥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又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壹敗塗地而告終。”[13] 馬克思說，資本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現在各級共產黨官員成了公開或半公開的資本家，也都變為那種骯臟的東西了，剩余價值養活著無數資本家和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解釋當今的中國大陸，十分貼切，真是逃不脫的宿命。
勞資雙方總是會產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資，資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工會的談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視工會建設的，它強制每壹個企業都要建立工會，且無須征得企業的同意。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唯獨在中國例外。中共壹定要設立工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而是怕企業脫離黨的監管，因為“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在私營或外資企業又承擔起監視和震懾作用。全國總工會要求民營和外資企業成立工會，也是怕工人自行組織工會，脫離官方控制。全總屬於政府序列，各級政府的工會機關也是財政供養供制，吃黨的飯，既是政治道具，也是黨的專政工具，不經工人選舉產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團結工人與資方談判。在私營或外企組織工會，無非是資方壹個輔助性的勞動管理組織，上為政府消除隱患，下拿資本家的薪水，擺平工人的不滿，工人與黨的利益或資本家發生沖突，工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破壞壓制工人運動，具有典型的“工賊”性質。工會甚至比資本家更惡劣，因為資方可以讓步，工會是絕不對工人讓步的，否則會引起工人對政府政策轉變的誤解，等於間接承認工人運動的合理化。當工人權益受到資方嚴重非法侵害時，由於憲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工人不可能通過合法的罷工行動來實施有組織的抵抗權，資方沒有違法成本，經營血汗工廠就是必然的結果。官方工會的性質所限，工會在勞資沖突中起的作用是協助政府和資方壓制工人的激烈反應，維持和諧穩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談判條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強，在深圳的工廠有數十萬人，2010年連續發生“十二跳”（連續12次工人跳樓自殺）事件，根本聽不到工會的聲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勞動行政管理機關開始是集體失聲，全世界廣泛報導之後，又報告稱富士康無責任，替資方打圓場。富士康實行軍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監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達100多小時，心理壓力太大，感覺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幫助。但在強大的國內民意和國際譴責壓力下，最終資方選擇了讓步，承諾大幅增加工資。那些可悲的“跳樓者”，反而成為爭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這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用腳投票”式的悲劇，雖然沒有謝幕，也總算讓工人懂得了權益是要用生命換取的。無可否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力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低工資和超時加班、集中營式的管理，使中國普遍存在著“工廠奴隸制”現象。資本家從中受益，官方工會作為統治階級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這種工會對工人毫無吸引力，非國有企業的入會率只有13％，即使達到100％，工會也不可能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為對抗國家行政權力和資方殘酷剝削的社會團體，成為改善人權和福利保障的堅強後盾。與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車廠工人大罷工也取得了勝利，他們抵禦了資方和官方工會的打壓，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張權利，迫使資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組織工會的要求被嚴厲拒絕，因為加薪是資本家出錢，共產黨沒損失，工人組織工會是從黨手中奪權，中共寧願讓工廠關門，也絕不允許自由工會誕生。由此可見，資本家妥協容易，讓共產黨讓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樣。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傳富士康血汗工廠，回避體制問題，將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卻引發壹輪全國性大罷工，紛紛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報道血汗工廠問題，免得引發全國性工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馬克思說：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壹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壹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壹塊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壹起，作為壹個階級來強行爭得壹項國家法律，壹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的後代賣出去關死和受奴役。[14]
美國工會為了“抵禦”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藍領階層帶進了中產階級，促進了美國經濟長期向好。中國工會成為奴役工人的工具，為少數人攫取超額利潤服務。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工會扮演著雙重功能，既作為政府的代表，又企圖代表工人，以這種“二元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工會看成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它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又裝扮為工人團體，這種制度上的雙重模糊身份，是解釋工會行為的關鍵。計劃體制下，工廠企業基本為國有制，利潤上繳國家，工廠與國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資待遇由國家統壹管理，工會很少遇到雙重身份嚴重沖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會應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為“家長主義”的國家所壟斷，即工人的利益由國家來保障，國家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工會似乎顯得多余，變為職工的“文體活動之家”。其職能僅是發電影票，組織籃球賽，或者為勞模聯系療養院之類。市場經濟改變了國家與工人的關系，產權制度多樣化，國家不能再扮演社會主義大家長的角色，國家事實上不再代表和保護工人，還要犧牲工人權益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用鐵腕讓多余工人下崗，以保證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稅源，工會雙重身份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明顯了。在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形成對抗型矛盾時，國家開始高度警惕工會向自由化轉型的可能，壹方面盡量維持官方工會的運作，壹方面要避免產業工人裏出現波蘭團結工會壹類的異化力量，嚴厲打擊瓦文薩式的工人領袖。由於畢竟掛著工會的招牌，在解決個人性的勞動爭議以及緩和勞資沖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裏活動。當工人權益受到有背景的資方或政府侵害、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時，“黨和國家”的利益自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政府工具的工會就被擠到更為尷尬的位置——多余的闌尾，不替工人說話，反而要堅定地站在資方或政府壹邊，壓制有組織的抗議，解散工人獨立組織的任何團體。《工人日報》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條消息，說西安的壹家國企經理決定，凡是不購買企業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崗。廠工會主席反對，結果他被解除了職務。國企工會是官方的，但又屬於工廠部門，工會負責人與廠方是勞動關系，不聽話的工會主席就會被視為壹條發炎的闌尾給割掉。在民營企業，工會負責人壹般為老板的親信或親戚，官方也予以認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學者所說：官方工會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哪裏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裏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
營造血汗工廠，對於黨和國家、地方政府和官員三方面也有重大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是什麽呢？就是收更多的稅，養活幾千萬黨政幹部和幾百萬軍隊警察。稅源的大頭是增殖稅和營業稅，在工廠老板那裏，不是憑勞動者的個人所得稅。誰都懂得放水養魚的道理，魚是資本家，不是工人。中國太大，各地經濟不平衡，資方總會選擇成本窪地。地方與中央政治利益相同，經濟利益卻相反，中央拿得多了，地方就少，國家政策到了地方便是有選擇地執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麽呢？貫徹穩定壓倒壹切的方針，警惕勞工的維權行動，保護資方利益，盡量多收稅費，又不嚇跑投資者，保持經濟的高增長，哪怕這種增長血腥味十足也在所不惜。地方政府降低行政執法力度，只能是犧牲勞工權益，與資方壹同經營血汗工廠。官員的利益又是什麽呢？當然是利用老板們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實惠，能向官員行賄的只能是資本家，工人的微薄薪水請領導吃餐飯都不夠，去費力維護工人利益，於官員並無絲毫現實好處。在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國情下，這種狀況不會有多大改善，何況中共權貴們早已搖身壹變，成了資本家階級，利用親屬經商辦廠，化公為私，掠奪民眾。制度性的社會危機正在加深，中國社會恰如暴漲暴跌的股市，每個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顧壹切地爭搶籌碼，賭它壹把再說。正如馬克思所說：在每次證券投機中，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壹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並把錢藏好以後，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這是極具嘲諷意味的循環，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不可調和的勞資沖突，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已不復存在，卻在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國更加嚴重地體現出來，馬克思由此而創立的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來改變工人階級命運的理論，若用到共產黨自己頭上就不會過時了。現在資本家可以入黨了，對於緩和勞資關系有多大用呢？恩格斯是資本家，他創立共產黨是為了領導工人階級消滅資本家階級，由勞動者共享社會財富，今天的資本家加入共產黨，決不是為了領導工人共自己的產，而是利用體制內特權更多榨取勞工血汗。壹黨專制政權不可能通過保障工人政治權利和強化法治來建立勞資合作關系，原來的工人階級專政壹定會蛻變為共產黨貴族和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專政，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宿命，也是其無法適用現代社會的先天性缺陷。
可以概括壹下：正如學者秦暉說的，“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就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道理。政府強制下的圈地運動加源源不斷的廉價農民工，人為制造出吸引國際資本的“成本窪地”，所以外資紛紛擁入，產品源源而出。除此之外，沒有什麽其他的“奇跡”。何況“低人權經濟”扼殺創新精神，不尊重私有產權，高增長與負福利並存，同時又積累著社會危機。這種發展既沒有技術創新優勢，也缺乏對民眾福祉的關懷，更難於提升產業結構水平和實現經濟轉型，還是出口低技術產品的路子，遠遠談不到引以自豪的層次。
六、資源破壞
中國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以不顧壹切式的增長，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全世界每年約消耗110億噸標準煤，中國占了30億噸；中國每年進口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產量的40%，鋼材產量是美國的10倍；全球的化肥產量為1.65億噸，中國消耗6000萬噸，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國經濟是靠高消耗的產業支撐，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8倍。近年來對能源需求的增長極為驚人。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速和最依賴煤炭的經濟體系，壹年33多億噸煤都不夠用，已經成為煤炭凈進口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只顧眼利益。到處是私挖亂采成風，凡是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貴州等地，皆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植被破壞無遺。每次評選全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都名列榜首。減少環保投資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辦法，地方政府也只顧眼前利益，對汙染企業收了費，便聽之任之。政績和升遷是靠GDP來實現的，東部對環境要求嚴起來，汙染企業就向西部轉移，汙染總量還在增加。雖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體惡化，城市情況好了，更大範圍的鄉村變壞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臨汾市，竟成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骯臟的城市。不禁令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火獄：“那煙霧將籠罩世人，他們說：‘這是壹種痛苦的刑罰’”。[15] 據衛星觀察，亞洲已籠罩在厚厚的煙雲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這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功勞。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空氣汙染死亡的人有80萬，亞洲就占了53萬。但煉獄是對大多數人“痛苦的刑罰”，少數人發了財，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潔凈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紛紛移居國內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京都議定書”義務，所以治理溫室氣體排放並不著急，中國還計劃增加幾百個火電廠，緩解電力緊張，這足以使“京都議定書”的壹切努力化為烏有。雲南是森林大省，物種最豐富的地方，走在綿延幾百公裏的山路上，風光還是不錯，如果妳細心壹點的話，見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過是原始次生林，從樹木的胸徑就能看出來。大樹基本上砍光了，西雙版納也是壹樣，思茅地區到處山頭裸露，“大字報田”隨處可見，越貧窮的地方，政府越是緊盯著資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與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種多樣性壹旦破壞便無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亞馬遜森林，再栽多少樹，消失的物種也不可能重新回來。因原有生存條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種比恐龍滅絕還要慘，連化石也留不下來。自古中國人就熱愛青山綠水，唐詩宋詞裏對山水贊頌都是由衷而發，“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了。自古以來就有保護環境的習慣，《淮南子·時則訓》上有許多古人保護環境的論述，如孟春毋竭山澤，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樹，四月毋燒灰，五月樹木方盛，勿敢斬伐雲雲，從天子開始，違者視為逆天而行，必遭禍殃。在國民環保素質上，中國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世界最高，達國土面積的67％，但日本人決不會砍伐自己國家的壹棵樹做壹次性筷子，從中國進口木筷，用後又回收制成紙漿，再出口回中國。山西和東北的無煙煤多，日本買來後裝進水泥大箱子沈入海底，以備未來之需，等於把中國煤礦搬到了日本。中國人總是歡呼發現了大煤礦、大油田，而現實的發展已經過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與幸福。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的資源枯竭和環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們是為了整個國家長遠利益。中國人更自私，完全為了個人，只顧眼下發財，能撈快撈，能挖快挖。什麽資源礦產，什麽蟲草發菜，什麽天鵝大雁，什麽百年樹木，什麽千年古墓，只要能變成鈔票的東西，無不蜂擁而上，連搶帶偷，命都不顧了。從各級政府到“太子黨”，從軍隊到地方，從農民到市民，無不卷入圈錢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車。所以說，即使取消GDP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也用處不大。玩什麽“綠色GDP”遊戲，總不如先把錢撈到自家腰包裏實惠，有道是“有錢不賺王八蛋！”人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其實中國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場，國外早就不準生產的高耗能高汙染的產品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又大量進口加工洋垃圾，不讓幹就走私，為那點惡心錢，汙染了千秋萬代的山河。日本人從小接受危機教育，養成憂患意識，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幾千年文明如何偉大，地域資源是如何豐富，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從來沒有做為需要警醒的內容列為未成年人的必修課。
中國經濟無疑是壹種“骯臟經濟”，如果扣除汙染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部分，經濟增長只能是負數。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億元，不見成效。黃河、長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萬億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話。壹旦經濟陷入負增長，巨大的失業人口，龐大的幹部集團，都是社會無力消化的可怕群體。問題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貪婪加無法無天，十幾億人要吃飯，要參與國際競爭，犧牲環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誘惑力。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對美國人說，妳們不去發展高技術產業，非要和中國人競爭勞動密集型產品，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薄部長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美國以高科技取勝，中國以制造業打拼，美國科技那麽發達，都玩高科技豈不更好，何必與中國窮人爭食。但問題是美國並非每個人都是高技術專家，還有許多人靠傳統產業吃飯，這部分人的利益國家有義務加以保護。以美國之科技優勢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飯，低技術的中國幾億農民工，只好憑低技術和高汙染的產品換錢來填飽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壓力與強烈無比的致富願望，再結合中國環境崩潰和資源枯竭的憂患，使中國人走上了壹條不歸路。拼完了國內資源，再拼國外資源，國外資源拼不成了，中國高消耗經濟就走到頭了。現在國際市場每兩根圓木中就有壹根運往中國，基本上靠外國不法分子走私。吃飯第壹，還是環境第壹，將長期困擾中國。山河破碎，有水皆汙，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國土受酸雨侵蝕……中國的經濟走上來，中國的環境壞下去。黃河混濁是由於植被破壞，長江惡化是汙染太多，珠江汙濁是治汙資金不夠，東海整體降為四類水質是因為東部工業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僅重金屬壹項指標就超標2000倍，已基本變為死海，海水循環自凈的時間是200年，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讓人惡心的生產方式來維持出口商品的最低價格，世界上再無國家敢以斷子孫後路的瘋狂來與中國競爭。朱镕基治淮的“零點行動”失敗了，再無大人物敢誇海口，讓江河湖海在什麽時間幹凈起來，統壹行動不奏效，就只剩下保護母親河之類的空泛口號。由於過度開掘，陸上資源趨向枯竭，由於沒有制海權，中國海洋資源正遭受周邊鄰國的大肆掠奪。目前南海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鉆探1000多口井，找到97個油田及含油結構和75個氣田及含氣結構，其中28個油田及25個氣田在中國傳統疆界之內。每年周邊國家從南海開采5000萬噸以上的石油，相當於大慶油田的產量。我海洋國土為周邊國家所圈刮蠶食，周邊壹些國家先後發表聲明，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使豐富的南海資源成為地圖上的畫餅，反過來更加劇了陸地資源的自我掠奪。
有人說，中國是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因為西方國家也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是只知其壹，不知其二，先汙染後治理是沒有預先考慮到汙染的後果，痛定思痛，再不治理已失去發展的意義，說明經濟發展的好處已被環境的破壞所吞噬，並不是事先設計好了的國策。再說西方國家是民主制度，民意壓力強大，公民需要清潔環境，即是政府不可推卸之責，不是由權貴集團和資本家決定汙染該不該治理和什麽時候治理。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人民無投票權，不可能選出熱心壞保的領導人來改善環境。因為權貴住在城市，城市不可能無限制地排汙，危及到自身生存，總要有壹些保護措施。而更廣闊的鄉村就無人管了，許多村莊變為癌病村、畸形兒村、血鉛兒童村，村民求告無門，無處可逃。農民現在既不是領導階級，也不是納稅人，中國人這麽多，誰有閑心關心他們呢？先汙染後治理必然是光汙染不治理，現在環境之惡化已到觸目驚心之地步，中國空氣汙染和汞汙染已經擴散到美國西海岸，反成為美國關註的問題。美國政府每年花費2500億美元治理汙染，中國只有50億美元，“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統治集團的公款消費、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上萬億元。現在經濟增長快，財政收入多，國家財力雄厚，環境尚不能改善，將來經濟差了，稅收減少，又怎麽能拿出許多錢來治理環境呢？
七、腐敗經濟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無法無天、官場腐敗、惡勢力猖獗、環境破壞等等，都是軟道理。當前最誘人的口號莫過於“以人為本”，實際上永遠是以政權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從鞏固政權出發。法律條文定了無數，法治社會在大陸卻壹天也沒有實現過，因為法制不等於法治，法治也不等於以法治國，若依了惡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權憲法司法獨立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壹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世界上還有許多數國家是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實現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選產生以實現民意的責任制機構。這是契約關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禮是與上帝立約，政府首腦是與選舉人立約，議會立法是為社會立約。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民意，靠槍桿改朝換代而享有永久的統治權力，還是封建專制的延續。沒有契約型社會關系，執政當局制定法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當然為了維持壹定的社會秩序，有些法律還是有規範社會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專利法壹類，比毛澤東時代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治國有了壹些改善。 說到法治缺失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展現出獨特的作用，那時的法規政策是保障國家計劃貫徹實施，並不是為市場運作設計的。這就生出壹個悖論，若守法遵紀，就談不上沖破舊體制以搞活市場，不遵紀守法，經濟更陷入無序狀態，這個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時，溫州壹帶的鄉鎮企業或個體老板，經常拿著走私的手表、錄音機、雨傘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澆油”（潤滑之意），到國有大企業來搞壹些計劃外的原材料。那時國有企業自主權並不大，計劃外的產品很少，於是采購人員各顯神通，找人批條子。那當然是賄賂，但數額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結果硬是將國有企業的鐵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紋。隨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流入鄉鎮小企業，越來越多的商品豐富了市場。計劃經濟與商品市場並存，壹種產品由計劃內外供貨渠道形成價格雙軌制，迅速肥壯了壹些官員和“太子黨”。用不合法的手段滿足市場需求，搞活經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如果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倉庫裏，不去盡快發現更有效率的市場價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引擎不會迅速發動起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事先設計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經濟方案，小崗村的農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單幹，也許還要懷揣介紹信外出討飯幾十年。可以說經濟發動機就是在違反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加滿了第壹桶油，闖過過壹道道政策法規的紅燈。少數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權錢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壹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沒有純粹靠勤勞守法致富的，最起碼也偷過稅。鄉鎮經濟活躍起來，致富效應迅速蔓延到全社會，三個人開個公司，五個人辦個中心，老板經理滿天飛。亂中起步，亂中成長，中國經濟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現實下發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紀守法，官員廠長不貪，不靠“澆油”來潤滑這部老舊機器，還是單壹計劃經濟，原材料睡在倉庫裏無人關心，鄉鎮個體企業的生產決不會列入國家計劃，他們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鍋或關門拉倒。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別無選擇，沒有禮物遞上，沒人會對風塵仆仆的采購人員笑臉相迎。小崗村的意義就在於必須沖出壹條血路，必須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開道，這有政治或法律風險，但妳必須壹直往前走，萬不可回頭，“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壹看，就變成了壹根鹽柱。”[16] 致命的錯誤在於逃亡中留戀家裏的壇壇罐罐，忘記了上帝不可回頭看的告誡。在社會大動蕩或大轉變的緊急時刻，常常是不戀舊物和敢於沖破舊規矩束縛的人才會贏得幸福。中國沒有美國的法治傳統，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爾·蓋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國人不違法或不打擦邊球，就談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社會與個人均難以擺脫貧窮，因為那些法規和政策原本就是貧窮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讓人貧窮的金科玉律並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廣東人創造出“綠燈亮了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開風氣之先，贏得了發展機遇，激發了地方積極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視法律的隱患。國家和地方都以壹種機會主義方式處理政策法規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追求短期效益，應付臨近的危機，無人關心怎樣保證長期繁榮。也可以說，是腐敗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大鍋飯沒效率是由於不能滿足人們的求財心理，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但舊體制的惰性和慣性必然成為高效率配置資源的障礙，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如果沒有刺激和賄賂雙方的牟利動力，還是借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老套路，開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話。華國鋒失敗而鄧小平勝出，足夠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麽內涵。中國的腐敗日益惡化，GDP卻增長更快，就是資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強制拆遷舉世聞名，各級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紛紛當地產開發商的打手，其腐敗規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別賺錢的行業，絕不會吸引官商介入，更無人去行賄。若按正常程序，切實保護私有財產，房地產項目也許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國的GDP增速也會隨之減慢，政府出臺那麽多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措施全都無效，就是藥方開錯了。掠奪民間的增長方式的確能在短期內集中財力，加快經濟速度，建國之初就是通過掠奪民間財富而迅速體現出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優越性”，與現在縱容官商掠奪民間的發展模式並無太大差別。但這種增長模式只是對政府圈錢及少數人暴富有利，社會資源壟斷於權貴階層，底層民眾的處境只有壞下去，其隱患終究會引發政治危機。毛澤東搞了幾十年，經濟取得壹定成績，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鄧小平的改革搞了幾十年，上億農民生活水平還是低於國際公認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也在增加。腐敗能刺激經濟，是因為來錢快，但不會刺激教育和科學進步，中國至今拿不到壹項諾貝爾科學獎，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腐敗經濟的遠期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再比如說藥品購銷問題，如果廠商過於守法，不用賄賂開道，藥品無法進入醫院和銷售渠道，只有關門大吉，這部分的GDP也就沒有了。中國經濟中很大壹塊就是靠腐敗和非法經營支撐著，電腦業和VCD業是憑借盜版軟件和盜版影碟才快速發展起來，靠昂貴的正版品支撐起今天這樣龐大的市場，那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資本要求的是流動性，流動性決定投資效率，流動資本要高速運轉，固定資本由流動資本形成，其效率也體現於流動資本的運轉過程。社會需要的是公平，讓經濟活動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效率是經濟問題，公平是體制問題，兼顧效率與公平就是把經濟和體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維持表面上的公平，犧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窮。改革開放提高了效率，又犧牲了公平，造成貧富嚴重對立，每年爆發近10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全民資產通過轉制流入權貴腰包，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切分蛋糕的權利被剝奪。中共幾十年的執政史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走了壹條失敗的道路，從國窮民窮到國富民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將之總結為“三富三窮”，即“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但這個失敗是對底層民眾而言，對中共來說，只要政權穩固，都認為是成功的。權力尋租活動提高了資本效率，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將增加的社會成本變成社會危機積累於社會底層。這危機就是腐敗泛濫成災聚集的沸騰民怨，學者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指出：“腐敗的泛濫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這種‘成本’首先表現在對政府機能的侵蝕和對社會資源的巨大耗費上。權錢交易進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畸形發展。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生產要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鄧小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本身就很成問題，只要開放經濟政策，先富起來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強調。但作為口號提出來，等於為權貴集團暴斂國民財富大開綠燈，這部分人有權力背景，官商壹體化，掌握稀缺資源配置，形成行業壟斷集團，最容易致富，是社會迅速腐敗的推動因素。 中國缺乏法治，但中國的法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與中共統治的嚴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卻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繞開法律，漏洞百出。外國人常批評中國沒有法治，但是外商來華後，壹改國內的形象，也懂得了鉆法治的空子，比國內企業也好不了多少。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店，是全球500強之首，年銷售額2500億美元，雇員160萬。沃爾瑪成功的訣竅之壹就是以最低的進貨成本和最低的銷售價格競爭市場，在中國的年采購額超過120億美元。價格最低的中國企業侵害勞工權益和違法經營方面也壹定最厲害，這都不是沃爾瑪考慮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爾瑪還在中國的分店中成立中共黨支部和工會，將員工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控之下。外國企業來華投資，不行賄想拿到政府訂單或大工程項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議的。入鄉隨俗，雅虎是美國大公司，為了中國這塊大蛋糕，爭相獻媚，自動刪除網站上中共不喜歡的內容，雅虎還出賣客戶資料，幫中共國安部門抓捕記者師濤。谷歌因無法忍受中共的網絡審查，只好選擇退出中國大陸。在不同的法治環境中，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麥當勞、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員工資竟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香港的珠寶首飾店不敢騙港人，專對內地遊客以假充真，騙取不義之財，這就是鉆壹國兩制的空子。
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道德的軟弱，決定了其權勢面前的位置，自由國度的資本與專制國家的資本性質上並無不同，維護人權從來不是資本的性格。我們無需諱言，不少外資就是奔中國的沒有人權和法治而來，維護人權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成本會高昂到令投資失敗。中國不準罷工，資方便不必考慮提高工資福利的人權成本，不必擔心來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幹預。沒有法治約束的資本壹定帶有血腥氣味，資本家的無恥貪婪缺少違法成本，便似壹匹脫韁的馬車。馬克思對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後，在英國煤礦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據《煤礦事故》的報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內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報告本身所指出的，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因為在剛開始設立視察員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管區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沒有呈報。盡管死亡事故還是很多，視察員的人數不夠，他們的權力又太小，但是，自從視察制度建立以來，事故的次數已經大大。正是這種情況，表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趨勢。——這種草棺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開壹個豎井，以致不僅沒有足夠的空氣流通，而且壹旦這個豎井堵塞，連壹個出口都沒有。[17] 中國煤礦壹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肯定比英國10年還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礦難問題上壹點也體現不出來，設置再多的視察員也沒用，礦主塞個紅包就沒事了。中央視察員疲於奔命，於是借機“關小留大”，將小煤礦統統兼並取締，歸入國有大煤礦集團。在國家統計數字之外，還有相當規模的灰色經濟地帶，灰色經濟中還有壹種血腥罪惡的“歹徒經濟”。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經濟領域，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騙錢的假貨，非法組織賣血，從事非法行醫整容，制售盜版光碟書籍，惡意搶註馳名商標等等。“歹徒經濟”帶有黑社會性質，壹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充當保護傘，致使“歹徒經濟”基本處於失控狀態。這種經濟見不得陽光，但也在GDP這口“大鍋”裏，也解決了壹些人的就業。無法無天使中國大陸變為世界上最腐化墮落的地區，人性最惡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敗，但反腐敗常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只要後臺夠硬的人，腐敗法律成本就是零。雖然也殺掉了壹些貪官，卻是有選擇的，不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監獄，鄧質方住香港五星級酒店，因其父輩權勢差距太大。遠華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層，有人撤了職，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後臺的硬度不同。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膽子再大壹點，步子再快壹點”，沒有法治的膽子加步子，經濟因此而快速發展，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也急速增加積累著。腐敗刺激了經濟，經濟刺激了腐敗，經濟高速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亞當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樂園，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開，魔鬼再也不會回到盒子裏，需要人們不停地驅魔。這裏不忙討論人類的“原罪”，也無意發掘貪官汙吏的“歷史功績”。在經濟發展時種下禍根，結出畸形的果實，經濟改革不伴隨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導致社會畸形化，財富必然聚積於少數人手中，六四運動已經對此現象提出了嚴重警告，沒有公平的經濟發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沒有富裕的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的國家。沒有物質的所有權，就沒有人的真正獨立。官員的尋租行為只有靠高效廉潔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連新聞自由都沒有的中國能建立廉潔政府嗎？但不公正的社會裏，經濟也需要發展，窮人天天要開飯，妳不行賄工商城管人員擺個攤檔都不行，社會的腐化首先應該追究政治家的責任。第壹桶油使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第壹桶金令許多不法之徒暴富，社會也從此走上不公正的不歸之路。曹思源說，是私有化救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職工不到5000萬人，只占全國13億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虧損企業。不過中國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奪的過程，圈地、股市、房地產，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兒不再是鄉鎮企業或個體戶，已是地產、金融、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巨鱷，由他們瓜分天下。經濟還在快速增長，巨鱷的肚皮也更加鼓脹，因為誰的錢也不會埋入地下，再畫上壹張藏寶圖傳世，都要進入經濟循環，增殖再增殖。資本自身沒有黑白之分，只有回報高低之別，貪官和“太子黨”的企業也創造價值，轉化為GDP。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國際市場，富人追求財富的腳步比窮人的發財夢想更為現實，也就自然為經濟發動機不斷地添加燃料。國有資產轉移到權貴手中，反而比吃大鍋飯更有效率，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還通過掠奪私人企業來扶持壯大國有資本，強加給私營企業的收費有幾十種，這些收費的壹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布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不想關閉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改革初期，許多私營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偽裝成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以逃避過高的稅費。而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這些政府錢多是靠非法手段獲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壞者。
八、改革成本
經濟改革有社會風險，這風險就是改革的社會成本，經濟改革之所推動了經濟發展，是因為社會成本全部由底層民眾承擔了。官方出臺壹系列的經濟政策以推動改革，這些政策就是保證最賺錢的行業壟斷於政府和紅色貴族之手，將油水不大或風險行業推給社會，避免國有企業的虧損，又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體系收費牟利。與毛澤東時代有根本區別。中國的城鎮土地、森林、河流、礦藏等壹切自然資源，都屬於公共產權，由此取得的收入完全由政府支配。這與毛時代是壹樣的，差別就在於半行政管制半市場化狀態，即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壟斷就是掠奪，由權力壟斷到資源壟斷，再到市場壟斷，少數人掠奪了大量的國民財富，大多數人在經濟快速增長中受益極少。所以說，30余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實際上也是政府及紅色貴族的掠奪史。政府及官員可以將公共資源的配置權通過市場變現，變身為既掌握國家權力又掌握市場資源的紅色權貴集團，政府與官僚共同實現權力和財富的“雙贏”。由於稀缺性壟斷的利潤過於肥厚，政府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官僚個人也同步獲取了最大收益。以致每壹次重要改革都是政府和少數人暴富的機會，都是民眾損失福利保障的時候。從雙軌制到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從股份制到房地產圈地，每壹次改革都宣稱為了“公共利益”，實際受益者都是政府及權貴集團，因為政府及其官僚是市場的利益主體。正如何清漣所說的“政府本身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毛時代的政府有經濟管制權，因無市場體系，權力無法通過市場變現，獲取租金（尋租）。半市場半行政幹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混噸狀態最便於官僚們自我牟利。壹半是高度壟斷的資源，壹半是過度競爭的市場，這是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全部密碼。 壹些學者總愛拿印度的落後，來比較中國的成功，這是很短視的。中國的成功是中共的成功，民眾並無成功感，民眾在經濟發展中沒有增加壹絲壹毫的政治權利，除了基本衣食之外，也沒有多少財產，這從銀行儲蓄的構成分析就能說明問題。中國政府可以強行集中人力物力幹任何事，無需對後果負責。比如水電大躍進和高鐵大躍進，對GDP有重大貢獻，對生態環境和民生改善卻有極大的負作用。印度不似中國，必須征求民眾意見，民眾的福祉高於壹切，這是人權問題。印度的高速公路很少，遠不如中國多，是因為印度政府要面對眾多的私人土地，常因土地補償太高而作罷。中國征地也有阻力，但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土地是公有的，強大的專政機器不允許農民有任何超出政府規定的要求。但如果我們得出專制勝於民主的結論就錯了，專制可以得逞於壹時，不可穩定於長久。中國的高速公路雖然多，但在榨取民間財富上也無以倫比，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公路。中國人並未因高速公路多而富裕起來。河南有壹個私人運輸戶，裝假軍牌上高速路，8個時間偷逃路費高達368萬元，運輸利潤僅20余萬元。也就是說，如果不利用軍車免交路費的特權，上高速勢必虧損300余萬元。高速路的敲詐性質就十分清楚了。民主有時候慢壹些，但能帶來長遠的幸福，中國增長績效並不比其他東亞經濟增長績效好，事實上，在過去的30年，基於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長策略，東亞每個市場經濟都非常迅速地增長。1986至1994年間，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中國年度人均GDP增長率在5.6至6.8％之間，其他東亞國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長的時間也表現出同樣甚至更高的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年度人均GDP增長率，包括：香港5.8，韓國7.4，新加坡7.4，臺灣6.3，印度尼西亞4.7，馬來西亞4.5，泰國4.6。另外，在中國和新興工業化經濟，如臺灣之間，人均真實收入差距仍在加大。……即便中國的增長率比日本、臺灣、南韓、美國和德國高得多，因為1979年中國相當低的人均收入絕對水平，2015年前中國與這些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18] 1950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為4315美元（蘇聯官方資料統計的1975年價格），中國不足100美元，差距為4千多美元。2006年美國人均4.3萬美元，中國不足2000美元，為美國的幾十分之壹。1937年到1987年這5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50倍，資本主義的經濟貢獻率遠遠超過社會主義。 我們有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災難，印度政府不會眼睜睜看著民眾餓死。我們有文革十年破壞，印度人不會這樣發神經，印度的種族、民族、宗教、語言、歷史矛盾比中國復雜多少倍，獨立後幾十年並沒有因民族自決權而使國家四分五裂，各政治力量和民族地區都遵守憲法和選舉結果。蘇聯強大而解體，印度貧弱卻穩定，這就是民主的好處。印度有宣傳和平非暴力的甘地，有倡導思想自由的泰戈爾，中國沒有，中國只懂得壓制民意，印度不會有人羨慕中國而願意退回到專制時代。印度也受制於甘地的社會主義思想，那種均貧富和平等至上、不看重自由競爭的烏托邦政策窒息了印度。由於從殖民地獨立，知識分子中有強烈的反西方情緒，導致尼赫魯長期實行左傾的“不結盟”政策，親蘇疏美戰略阻礙了與西方的交往，也耽誤了經濟發展機會。經濟上學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形成大量低效率的國營企業，1986年印度的國營鋼鐵業雇用24.7萬員工，僅生產600萬噸鋼，而韓國只用1萬人就生產1400萬噸鋼。是社會主義耽誤了印度，而不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許多人愛拿印度與中國相比，來說明民主不見得就好，就是分不清這個道理。印度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中國僅有2％，印度擁有世界上第壹流的高等教育體系，在校大學生總人數比中國還多，科技人員的總數僅次於美國，占全球第二。在美國矽谷和華盛頓地區的信息技術人員中，有40％是印度人或印僑。雖然，從人口素質對比指標上看，印度落後於中國，但印度國內外都有豐富的技術人才儲備，有著巨大的人才資源優勢。隨著這種優勢的不斷釋放，毫無疑問會對印度經濟發展產生巨大推動作用。中共拋棄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政策，改革立見成效，但不民主制度下的經濟發展又帶來無官不貪、貧富嚴重對立、資源短缺和環境崩潰的矛盾。印度受社會主義之害而翻然悔悟，這是民主制度的調節功能，中國受專制之害卻死撐到底，是共產主義的致命弊端，預測兩國的未來，應該不難。印度尼西亞驟然民主化，幾十年專制積累的矛盾於瞬間暴發，拖累了經濟發展，又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反不如專制時代。我們若想避免這種情況，最好是和平演變，演變總是要發生的，不願和平，惟有革命，至於屆時會怎樣，無人得知。印度雖然貧窮，但國家仍然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福利，窮人手中的選票就是他們的醫藥費。印度沒有群眾上訪群體，沒有貪官大量卷資外逃，改革成本不是推給社會底層。中共經濟總量雖高居世界第二位，全民醫療福利是世界上非常差的，教育投入更是占財政收入的非常小的比例，為追求黨政體系的利益，不惜犧牲社會的福利，改革成本全部由弱勢群體承擔，統治集團與精英階層獲取了絕大部分的好處。矛盾是只進行經濟改革造成的，只要政治不民主，誰也無力解決，總想做明君的統治者，最終還是昏暴之君。胡溫政權以壓制民間依法維權，來建立“和諧社會”，日益顯露出回歸毛氏暴政的傾向。1992年印度開始了經濟改革，印度近幾年的增長勢頭十分強勁，相信在克服了文化傳統上的弱點之後，壹定會趕上中國。
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上看，壹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成功的，犧牲窮人權益的發展，是富人的成功，而不是全社會的成功。中共經濟學家津津樂道於經濟發展，正是忽略了大多數窮人的權益。貧富是對比而言，其指標為基尼系數，現在的窮人比過去有改善，並不證明窮人已經不窮了。窮人家裏有壹部電話，也不等於達到了毛時代高級幹部的待遇，我們不能將科技進步誤讀為政治進步。美國現在的幾千萬窮人，若比較大蕭條時代，簡直就是大富翁，居別墅開汽車吃成肥佬還喊窮？然比較之下，富人已經是私人飛機加豪華遊艇與請瘦身顧問的水平了。亞當·斯密指出：“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呢，或是對社會不利呢？壹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各種傭人、勞動者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社會中，都占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壹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19] 我們應該為政治學和經濟學引入人文關懷，何清漣說：“公平與效率，在經濟學、哲學等壹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都是壹個帶有終極意義的基本命題。它的意義，不僅僅只於它能否為地球村的全體居民在現實中尋求到公平和正義，更重要的是在於它作為壹種理想，根植於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或成為人類世世代代追尋的目標。”民間也從擁護中共的經濟改革到逐漸認清改革本質，關於新的“三座大山”的民謠是：“住房改革把妳腰包掏空，教育改革將妳二老逼瘋，醫療改革為妳提前送終。”扔掉公平的效率，將中國引向何處，不言而喻。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三座大山——壹黨專制、權貴集團和血汗工廠，共有六座大山壓在中國人頭上。現在官方居然煞有介事地玩什麽“幸福指數”，以少數人的幸福來衡量社會，以證明民眾的幸福，這種厚顏實在令人憤怒。自討沒趣發玩了壹陣子，“幸福指數”便自動取消了。科技進步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系，在沒有共產黨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國家，手機互聯網也很普遍，這都東西不是共產黨發明的，共產主義者對人類現代文明沒有貢獻，只有破壞。這是個十分淺顯的道理，現在農民工用手機通訊，不能認為他們比古代的帝王還幸福，皇帝通信靠驛站，而能號令天下，居紫禁城，有上萬宮女服伺。現在年輕人還要靠父輩的積蓄買房、娶老婆，變為“啃老族”。幸福是純個人的感覺和體驗，有多少人便有多少種幸福感，大多數人有相似的幸福感也可以視作是社會共同的感受，用指數曲線來表示。毛澤東時代吃不飽飯，但那時人們的幸福感卻比當今還要強，壹是政治上“當家做主”，政治地位平等，有參與國家政治運動或打倒走資派的革命運動為證，工農群眾有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例；二是人人享受基本免費教育（最多幾元錢的收費，困難家庭可以免除）和高等教育，城市職工無償分配住房，有只需交五分錢掛號費的公費醫療，地方醫院治不了的病還可轉到北京大醫院，工人勞模可以到名山海濱療養等等，因為這有“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宣傳為襯托。盡管這種幸福感多是虛幻的，是洗腦的結果，但大多數人的幸福感覺確實存在，要不幾億中國人憑什麽緊跟毛主席幹革命呢？現在中國人僅僅是追求壹種低物質水平的滿足感，與美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制度，其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其奮鬥意義亦不相同。西方政府普遍認為，大量的社會公共開支是壹種正確的經濟投資，它有利於提高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質量。所以民主社會大多是福利國家，政府想削減民眾福利是很困難的。現在中共政府財政收入比之從前可以說是相當富裕，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但用在社會福利上的還是極其有限。說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實際上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大部分人的教育、衛生、住房、養老等都要老百姓自己買單，基本享受不到政府的補貼。政府總有壹大堆理由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公務員年年大額加薪，軍隊幹部工資福利相當優越，政府辦公樓越建越豪華……大把錢花在炫耀奢華的面子工程上，花數千億元辦奧運會、亞運會、大運會，花幾千億元辦世博會，花幾十億元建中國大劇院……這類自我炫耀欲是共產黨的“幸福指數”，與窮人無緣。北京帶了頭，各地也爭相以提高城市品位的名義，大建豪華高雅的文化設施，深圳投資數億元建了壹座專門演出交響樂的音樂廳，而同期體現“黨和政府”對農民工關懷的“生命救助”項目僅出資50萬元。農民工連壹場電影也看不起，他們的希望就是建好了音樂廳，能拿到足額工資走人。他們是都市現代化的建設者，卻被排斥在現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務系統之外，當然城市需要高雅的文化消費，演出京劇、話劇、歌劇、音樂、演唱會等，最好有各自的專業場地。問題在於普羅大眾的事政府總是哭窮，為少數人服務的東西從來壹擲千金。已經餓死人的1959年，中央為了辦好建國十周年的大慶，力排眾議，在北京建起了體現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著名的十大建築。現在幹什麽事連眾議都不必考慮，因為眾議渠道完全封死了，高檔建築之多連美國歐洲都比不上。
中共經濟改革得益於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得益於全球經濟壹體化，這與社會主義毫不沾邊。根本不存在什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個偽命題，市場是資本運作的舞臺，它不管商品是什麽企業制度下生產出來的，只要為追求利潤而進入市場自由流通，就受市場規則的檢驗，優勝劣汰。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的自由流通，工人可以不自由，比如監獄的勞改犯，但商品是自由的，誰也不會把參與市場競爭的商品貼上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標簽，分別進入各自的市場。計劃經濟下的商品流通是國家分配物資的壹種手段，政府統壹定價，既不按市場價格購進，也不按市場價賣出，商品生產和流通都不為了追求利潤，即所謂統購統銷。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反對追逐利潤，提倡政治掛帥，反對物質刺激，號召無私奉獻，企業利潤率僅作為壹般的考核指標，政治路線才是企業的硬指標。經營者不是資產所有者和利潤的受益者，缺乏贏利的欲望，其經營首先是壹種政治服務，不會以減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商品競爭力，更不以技術革新刺激消費需求來獲取更多收益的動力。但社會主義也存在提高生產的要求，於是以大躍進、抓革命促生產或工業學大慶壹類的政治口號來刺激生產經營者的熱情，而不可能通過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功能來刺激投資與消費。計劃經濟由於政治功利性的幹擾，其投資常常與實際需求和國力脫節，形成大量的無效益或爛尾工程，所以計劃經濟始終找不到出路。對於普通民眾來講，資本主義的財富分配由階級地位決定，社會主義的財富分配按幹部級別和行政特權，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資本主義制度比社會主義制度多了民眾參與政治的權利，有投票權的普羅大眾在財富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方面就掌握了足夠的話語權，政治家沒有關註民生的切實政策就無法上臺。社會主義則完全暴露出虛偽殘酷的壹面，民眾手中沒有選票，不能選擇自己的政府，只好夢盼古老的青天政治，社會福利不過是政府的施舍。本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最初是惠及每個社會底層民眾的設計，但卻無壹例外地變成為極少數人服務的制度，民眾只從經濟發展中象征性地得到壹些好處。所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能永遠停留在紙上，社會主義制約了經濟發展，民眾得到的僅是些最低限度的福利。轉向市場經濟正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傳統思維，果斷向資本主義求取真經，經濟才開始活了起來。鄧小平以不爭論的策略避免了社會主義體制的尷尬，但並未解決社會主義制度與政治民主化的矛盾沖突，因為市場經濟需要壹個政治民主的法治環境，經濟轉型不伴隨政治轉型，中國淪為不倫不類的壹黨專政加官商壟斷加市場化運作的新型權貴專制時代。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與資本主義不共戴天，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者，這是誰戰勝誰的問題，否則便失去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承擔這種歷史使命，它好放下身段，向由資本運作的商品市場靠攏，盡管這與社會主義的原則水火不相容。中共經濟改革是內外交困的無奈之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中國帶進死胡同，長期的貧困使“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神話破滅。再者鞏固政權也需要經濟基礎，也為了引導民眾走向經濟領域，以“向前看”或“向錢看”的口號，化解民眾要求政治民主的統治危機，滿足人們的物質追求欲望，除此之外再無妙計從信仰危機中拯救自己。社會主義沒有法治，市場經濟需要秩序，兩者結合在壹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成為權貴壟斷經濟，真正的寡頭利益集團操縱的經濟，壹切權力和最暴利的行業無不由政府壟斷，名義上是公有，實際操控權早已轉移至“太子黨”手中。把壹般的行業交給市場，所謂“抓大放小”，關系到政權穩固的所謂有戰略價值的產業不交給市場，由民間自由競爭。壟斷行業遊離於法治之外，只關心利潤，無需對國家前途負責。中共已重新獲得自信，從文革後的危機四伏變為財大氣粗，自認為有足夠的力量對付草根階層的反抗，在中共眼裏，民眾無非是壹群供驅使的勞動力，失去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價值。沒有法治正好為中共新壹輪的壯大提供方便，如果中共守法的話，恐怕只好面對下臺的結局了。民眾的依法維權行動遭受冷酷鎮壓，其原因就在這裏。
因此，大陸人民跟著共產黨走了壹條彎路，共產主義本來是以公平和效率上的優勢將人們聚攏到它的旗幟下的。共產主義之“共產”就是為了公平，消除壓迫剝削，為人民提供良好的福利。“共產”又是以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為基礎，解決“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造成的矛盾，公有制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超越私人資本分散的局限性，極大提高經濟效率。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可以“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壹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後才起作用，因此可能並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20] 馬克思認為資本是壹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在社會總資本中享受份額權力：“第壹，資本主義生產本身並不關心它所生產的商品具有什麽樣的使用價值，不關心它所生產的商品具有什麽樣的特殊性質。在每個生產部門中，它所關心的只是生產剩余價值，在勞動產品中占有壹定量的無酬勞動。同樣，從屬於資本的雇傭勞動，按它的性質來說，也不關心它的勞動的特殊性質，它必須按照資本的需要變來變去，讓人們把它從壹個生產部門拋到另壹個生產部門。第二，事實上，壹個生產部門和另壹個生產部門壹樣好或壹樣壞。每個生產部門都提供同樣的利潤，而且，如果它所生產的商品不去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它就是無用的。”[21] 所以，資本家比國有企業領導更關心產品的使用價值，沒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就沒有市場，也根本談不到剝削剩余價值。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衰退中看到資本主義的弱點，希望靠壹種預先的理性計劃來節約社會成本，以工人的自覺勞動取代雇傭勞動。卻沒料到“事後的理智”比“預先的計算”更有市場調節功能，“事後的理智”是看不見的手，“預先的計算”是看得見的手，在牟利動機驅使下，集無數經營者個人的“事後理智”使資源配置趨向合理，實現利潤最大化。資本經營者直接參與生產流通活動，能以最快速度掌握第壹手信息，那些高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者遠離經營活動，靠層層匯總的報表作出判斷，信息反饋的滯後使其應對未來的“預先計算”總是閉門造車。以壹手遮天方式來管理千頭萬緒的商品生產和流通，以少數人的“精密計算”來實現社會產品的效益最大化，取代千百萬人的經營實踐，這本身就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空想。實踐檢驗真理，無論是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共產制度，還是吸收社會主義理論在市場經濟國家建立的國有企業，無壹成功，全都走向了死胡同。撒切爾夫人的革命，即是以革掉英國式社會主義的命，即工黨所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實質性的經濟自由化，使英國經濟從衰退走向復蘇。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出售公有住房，實行貨幣主義政策抑制通貨膨脹。改革後的英國經濟發生了明顯變化，自1982年以來，英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高於歐共體的平均數，通貨膨脹率又低於歐共體。1987年經濟增長率更是高於聯邦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其中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居世界首位，壹舉醫好了英國社會主義時代的“英國病”。社會主義的公平效率只是壹紙空想，無壹例外地走到平均主義和低效率，靠吃大鍋飯的國有企業來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結果是窮人得不到幫助，大家壹起受窮，最終還得回歸到市場經濟的競爭軌道。社會主義的危機也是意識形態的，曾經占據歐洲人心靈達壹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失去了號召力，也跑完了它的全程。“撒切爾夫人則認為社會主義是壹種純粹的罪惡，是對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國家的苦難。至於說到關懷，她反問，是誰主管那些墻裂頂漏、課本不足的學校？正是工黨當權的地方當局”，“為什麽住房壞了無人修，自來水順著墻流，電梯不轉，樓梯上的電燈不亮？”[22] 中國某些國有企業之所以盈利是因為壟斷了稀缺資源和暴利行業，禁止民營資本進入，以壟斷價格攫取非市場化的超額利潤，如果讓這部分行業失去政府保護，進入自由競爭市場，會立即破產。隨著1997年新的工黨政府的上臺，對於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關心壹直在不斷恢復和加強。從保守黨的經濟自由主義，到工黨政府對社會公正的關註以及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機會的政策，人們的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都獲得了提高，就業的增加已經促進人們從依賴社會福利轉變為為薪水而工作。造成長期貧困的問題，如少女懷孕和低水平的教育，也壹直在得到解決。轉型也會伴隨著痛苦，尤其是沒有法治傳統的共產黨國家，俄羅斯的轉型就出現了無法無天的情況，壹些共產黨人搖身壹變，重新掌握了權力，開始大肆貪汙揮霍國有資產，趁轉型時期化公為私，新貴們爭相分割這塊蛋糕。兩位政府部長的妻子去瑞士購物，壹次就花掉30多萬美元，但俄國畢竟走向了民主，兩位高官立即被葉利欽解除職務。英國國有經濟的轉型是政府承擔了風險，搞好了民眾受益，搞不好執政黨就得下臺。然而陣痛過後，便是民眾的幸福，俄國從1999年至2006年，年經濟均增長速度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但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因素後，人均收入實際的增長超過200％。加上出口石油漲價，給老百姓帶來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俄羅斯人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標準線為月5124盧布，約合人民幣1700元。民選的官員只有拼命地討好選民才可以上臺，除了完全免費或者幾乎免費的醫療、教育、住房、水、電、暖氣之外，俄羅斯政府的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2003年的社會優惠政策所需要的資金高達2.8萬億盧布，相當於政府全部預算的68％。在如今的俄羅斯，想當窮人都不容易了。到了2008年，俄羅斯的人均GDP已達到1萬美元，又將中國遠遠拋在了後面。
九、改革前途
中國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正義決不僅僅是福利，還有不可剝奪的公民政治權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中說：“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壹美德，就像真實是思想體系的第壹美德壹樣。壹種理論如果是不真實的，那麽無論它多麽高雅，多麽簡單扼要，也必然會遭到人們的拒絕或修正；同樣，法律和體制如果是不正義的，那麽無論它們多麽有效，多麽有條不紊，也必然會為人們所改革或廢除。每個人都具有壹種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福利都不能淩駕其上的。……在壹個正義的社會裏，平等公民的自由權被認為是確然不移的；得到正義保障的權利不受政治交易的支配，也不受制於社會利益的權衡。”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戰亂，中國肯定是第壹流國家，如果抗戰勝利結束後沒有內戰，即使低於臺灣水平，按壹萬美元人均GDP，總量也與美國不相上下，然而這壹切都是如果。內外交困使中國不僅離自由均富的社會越行越遠，經濟上也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壹旦環境和外貿易不利因素的反作用力大於正增長，危機就會顯現。中共壹聽到國際上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即將崩潰論”、“誰來養活中國論”等，均視為唱衰中國的險惡謬論。但誰也沒聽說過印度威脅論、美國即將崩潰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致命缺陷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中國壹旦發生經濟危機，壹定是連鎖反應，經濟危機導致上億人的失業，其形成的破壞力是不可阻擋的，象三年大饑荒壹樣眼睜睜餓死的幾千萬人不起來造反的可能性為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會同時凸現，直接挑戰共產政權，中共屆時未必敢於再來壹次六四大屠殺，也未必再敢來壹次全面鎮壓法輪功式的政治運動。中共這種剛性政權將無力消解嚴重的社會矛盾，又缺乏成熟政治運作能力的反對黨，中國何去何從，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別看今天自我感覺良好，現實的情況也許就象不成熟的中國股市壹樣，指數在壹片歡呼聲中崩落，或在慘霧愁雲中上揚，不會事前給人充分的準備時間。
從歐洲的啟蒙運動開始，便是壹個思想革命的過程，從宗教到哲學，從哲學到科學，再從思想革命到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到政治體制革命。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也是思想革命的產品，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人們也從對神的崇拜發展為對經濟和科學的膜拜，鄧小的“發展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的言論成為開啟中國“四個現代化”的鑰匙。這種極端實用主義和功利性的思維，形成了官方與民間空前壹致的經濟至上和技術至上的思潮，拋棄了儒家與佛教文化關愛自然及人類的人文傳統，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制造了中國經濟的神話，也走上了中國環境崩潰的不歸路。經濟越發展，社會越不健康，發展的硬道理也給中華文化造成硬傷害。不顧壹切地發展經濟，文化建設跟不上，鄧改革的中國成了解構主義的試驗場：解構體制，解構道德，解構文化，解構環境，解構壹切，除了不允許挑戰政治體制。即使是這樣壹個不被挑戰的政治體制，也同樣處在解構之中，其權威性遠不如毛時代，只是靠軍警和貪官來維持著。各種利益集團寄生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中，以侵害公共利益為致富手段，導致社會階層的嚴重分化。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下，階層分化的動力基礎是多元的，再分配權力、尋租能力、市場能力共同構成了階層分化的動力基礎，成為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又不可克服的制度化弊端。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逆淘汰過程中，劣幣象水葫蘆壹樣快速滋生，看起來綠油油壹片，卻耗盡了水體的營養，窒息了其它生物，最終造出壹汪臭水。壹些學者分析：
薩克斯（Sachs，1996）認為，模仿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工業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資本主義基本制度時，能夠產生短期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然而，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益復雜的時候，這種策略的長期代價將超過它的短期利益，因為這種體制沒有自我制度創新能力及相關的制度基礎設施。
更壹般的，當經濟發展的後來者試圖趕上發達國家時，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發展工程學。它首先試圖模仿工業化模式；接下來是經濟制度，諸如私人企業的組織結構；再下來是法律體制，諸如公司法；然後是政治體制，諸如代議制民主；它也許最終采納壹些憲政規則，諸如權力的制衡及來自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諾思（North，1994），諾思和溫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國，經濟發展的最初過程是倒過來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決定憲政秩序，憲政秩序決定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然後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產生壹定的經濟績效。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沒有壹個支配壹切的政治勢力的地緣政治環境裏，不同國家間經濟績效的差異將產生改變意識形態和憲政規則的壓力。諾思相信，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的變化比經濟結構的變化要慢得多。[23]
適合市場經濟的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長期保證，以市場改革帶動體制創新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循序漸進地適時跟進制度改革，因為已有成熟的經驗在前頭，沒有必要再摸著石頭過河，當今這種企圖以經濟高速增長而而躲過政治革新的模式不會支持很久。僅憑初始階段發展快不能證明成功，毛澤東時代經濟增長也很快，經常在10％以上，第壹個五年計劃曾壹度高達18％，最終還是無法維持，現在這種高消耗和犧牲環境的出口主導型經濟結構，其弊端也已經充分地顯示出來，克服弊病在於制度革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仿於蘇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模仿於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再配以國家壟斷的計劃體制。出口以商品市場規則運作，國內消費則是以統壹分配來壓低居民需求，經濟是市場與計劃雙軌制運作，其成就實際上與“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關。模仿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不要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和產權結構，結果行不通，不得不完全向資本主義現代市場體制過渡，但又是壹種市場經濟與極權制度的雙軌制，體現日益突出的矛盾。表面的模仿無法克服文化制度上的缺陷，如臺灣和韓國，在1980年代末以前試圖模仿資本主義法律體制和產權結構而不要民主政治體制，他們意識到這樣行不通，最終開始實施向憲政民主的轉軌。日本從英國和德國模仿了全部的資本主義法律、政治和經濟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權。在缺乏對天皇權力制衡的情況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經濟發展，開始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給日本人、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帶來災難。即使在美國軍隊占領下以振蕩療法轉軌後，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關於政府和企業間關系的亞洲人行為準則，成為1990年代的金融房地產危機的誘因。共產制度的先天缺陷使中國經濟總是病態中運行，不斷積累矛盾，或將痛苦期延後。缺少西方民主國家的體制創新性和制度試驗的多樣性，也不如俄羅斯和印度，俄印民主轉型的痛苦期正在過去，經濟發展只有市場風險，中國的經濟還要面對前景茫然的制度風險。蘇聯那種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體制只能以震蕩療法解決，鄧小平區域分權的財政聯邦主義雖然繞過了制度革命，躲過了憲政轉軌，以及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的遊戲規則——“鳥籠經濟”，以較溫和的漸進革新取得經濟上的成功，卻又強化了各大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制造出壹大批靠制度蔽護（獨享準入權）來攫取超額利潤的國有或準國有（“太子黨”企業）超級壟斷企業，阻礙了全國統壹市場的形成。所有的經驗表明，存在著壹個制度核心，它是經濟長期成功發展的根本。因此，轉軌是後社會主義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而決不是創造壹個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即所謂“亞洲價值觀”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過程。
以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看，很少有持續30年以上不發生經濟危機的，美國的大蕭條和日本的經濟泡沫，都是不遠的例子。總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這種高資源能源消耗、高環境汙染、高投資拉動、高金融壞帳率、高外貿順差、高外匯儲備和低勞動力成本、低福利、低就業、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在無法無天、高度復雜性和未來前景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中增長的實質意義，甚至更進壹步地提出質疑，這究竟是“誰的發展、誰在發展、為誰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全過程證明，都是在“劫貧濟富”，以剝奪大眾為手段，甚至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從強制拆遷征地和股票市場就可以展示出瘋狂掠奪的程度，以“太子黨”為首的少數利益集團財富積累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所以經濟發展不可能帶來政治文明，中國的麻煩是體制問題造成的，以為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論調，更是缺乏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表現。中國古代各時期的盛世，無不以傲視天下的成就展示中華文明，但還是逃不脫王朝周期性更替的破立循環。現代化潮流沖擊中華文明，中國人感到了危機，以為洋務運動可以拯救中華帝國，用犧牲政治轉型以成全經濟增長，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最終還是失敗了。現在雖然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危機，但全球民主化浪潮和地球資源的日漸枯竭，我們沒有證據說明中國的未來壹定是無比光明。中國的經濟仍然十分脆弱，2008年初的大雪，半個中國的高速公路和鐵路交通陷入癱瘓，電力線路受損，通訊基站被毀，廣州火車站滯留旅客50萬，無法回鄉過春節。使得由豬肉上漲帶動的新壹輪食品價格瘋漲，更加難以控制，政府出臺的價格幹預措施成效甚微。只不過雪下得大了點，便凸顯出中國窮人生存境況之艱難，經濟之不堪壹擊，假如中共發動戰爭，受到制裁封鎖，經濟全面崩潰就決不是危言聳聽，光難民潮也會把中共沖垮。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受害頗深，股市跌了七成，東南沿海加工企業大批倒閉或裁員，農民工大批返鄉。國務院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左右，而社科院調查的城鎮失業率為9.6％，而根據民眾的生活經驗，至少在10％以上，這還不算農村的實際失業率。如果加上農村，失業率超過20%。2010年起的新壹輪的糧食蔬菜價格暴漲，帶動日用品的全面上漲，通貨膨脹率高達20%。2011年的通脹率也有2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5-6%，兩年間就把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降低了四成。人民幣匯率呈外升內貶的病態狀況，基本消費品價格已為世界之最，連房價也遠在美國之上了，居民消費能力急速下降。通貨膨脹象巨大的海綿壹樣吸幹了民間財富，正如當年日本資產泡沫時期壹樣，經濟增長是靠股票和地產的瘋狂上漲，為投機家們帶來了億萬財富。但這是壹種惡劣的示範， 使得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混亂。汗流浹背辛勤勞動的所得，遠不如金錢遊戲帶來的利益，必然對勞動積極性產生極壞的影響。對於企業也是壹樣，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業收益的話，試問誰還會認真對待研發等正常的經濟活動呢？這種情況絕對不正常。1986年至1989年期間，土地與股票市價增加額等於或者超出了名義國內總產值。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日本全國都將被卷入賭博經濟。在泡沫崩潰的過程中，賭博經濟的負面影響，以更為劇烈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這就是投資的無法回收。特別是通過借貸籌措的投資資金，使得投資者面臨滅頂之災。利用借貸身陷世額不動產投機的“泡沫企業”歸宿，就是這種影響的生動寫照。20世紀90年代泡沫崩潰後，數不清的壞事與醜聞被暴露在陽光下。YITOMAN事件，富士銀行和東海銀行等的違章拆借事件，證券公司的損失彌補問題，投機者集團和暴力團的地下交易問題等等，泡沫的“膿瘡”暴露無遺，其程度幾乎到了很難找到與醜聞不沾邊的金融機構。……20世紀80年代地價上漲引起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城市住宅地價過高，已經到了不可能僅僅靠勞動所得購買的程度。[24] 日本的“賭博經濟”終結了，後果是連續20年來的經濟衰退，中國人的賭興更濃，情況遠比日本當年更加恐怖，在政府這個大莊家的鼓動下，全民炒股，全國炒房，凡是能投機的東西皆蜂擁而上，從姜蒜綠豆到文物珠寶，無壹不在熱炒之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那些豆腐渣的毛坯樓房竟然比美國的別墅還貴，普通打工者壹年的收入不夠買壹平米樓房，10年的工資收入抵不上炒壹套房的收益。經濟雖然表面上還風光著，其實已是敗象顯現。201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不但表現在樓價上，更表現在壹些原本是普通消費品的惡意炒作上。政府和“太子黨”壟斷了壹切暴利行業，使得民間資本只能投向過度競爭的低端行業，受市場沖擊最大。當這些行業無利可圖又找不到資金出路時，必然壹窩蜂地尋找投機渠道，不是去房地產，就是將各種日用商品暴炒壹通，甚至連綠豆、生姜、大蒜也成為投機商品。在山西煤老板和溫州炒樓團等地域性投機集團的瘋狂示範下，更無人熱衷辦實業，更多的閑散資金追趕投機浪潮，高利貸盛行，越發導致社會商品的全面暴漲，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人均GDP不足美國的十分之壹，物價竟然全面趕超美國，這就是中國經濟末路前的瘋狂景象。有些學者論證說中國經濟還能高速增長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屆時1000元錢能否買到2斤豬肉都成問題，因為30年間豬肉價格已經上漲了幾十倍。國家主導和壟斷形的市場化是偽市場經濟，壟斷保證了共產黨的權力和財富源泉，所以大把的錢花在面子工程上，轉移到國外，不顧民生艱難，將國民經濟引向死路，引向壹個全民投機的瘋狂市場中。人人不管將來，只顧眼前，都怕誤了末班車，經濟泡沫破碎就是必然的結局。2010年以來的惡性通貨膨脹，預示著經濟增長已經走到盡頭，經過30多年的經濟改革，人均GDP的國際排序仍在百名上下，但以住房為代表的物價水平已居世界第壹位，生活必需品價格也全面超越美國。這種掠奪式發展遠離民生，禍害民眾，完全靠共產黨政府自己花錢在維持著表面的繁榮。體現在貿易上是“順差”，但在教育是“逆差”，資金凈流入與精英凈流出同時出現，更說明中國的短期繁榮。2011年4月，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聯名發布《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和為未來養老作準備。[25] 鄧小平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現在壹部份先富起來的人卻紛紛移民國外，大量的財富拿去搞“國際主義”。對中國失望的不光是富人，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全世界每年有90萬到100萬人自殺身亡，三個自殺者當中有壹個是中國人。在壓制民間經濟活力和壓制人才創新的大環境下，無人看好中國的未來，壹旦這種發展模式走到盡頭，中國經濟逃脫不了雪崩式的下滑。有人作過壹個精彩的比喻來解釋“中國模式”：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是每個人都墮落，無壹幸免。所以經濟增長並不能回答中國的壹切問題，更不可能解決未來不確切的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興盛是表面的，《紅樓夢》中，在壹片繁榮興旺的景象背後，只有當家的鳳姐深知榮國府的危機，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做些無濟於事的小修補，再預先為女兒巧姐留下托孤於劉姥姥的關系後路。中共自我感覺良好，是因為聚光燈打在了官僚、資本家和知識精英身上，它們結成的鐵三角同盟是產權改革中的受益集團，處於“食物鏈”的頂端。這些人有資產有後路，即使進入民主社會，也不會再提升他們的地位，還會改變對這些人極其有利的弱肉強食環境，當然要鼓吹社會盛世和諧。但吹噓歸吹噓，中共高層十分明白危機所在，否則溫家寶就不會總是淚眼朦朧，不斷重復政治改革的空話，既然是“盛世中華”，又何必傷懷？壹句話，經濟改革是繞不開制度障礙的。晚清力主洋務運動，國家經濟進步了很多，現代的東西引進了不少。但洋務運動卻失敗了，不是敗在經濟上或軍事上，而是敗在了制度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僵化思路不適應現代化發展，只好展開立憲改革，不得已時還制定了時間表，證明朝廷改革帝制的誠意。立憲就是民主化改革，下這個決心是不容易下的，用了半個多世紀，標誌著中國正式走上制度轉型之路。但風雨飄搖的體制不可能沿著朝廷制定的時間表穩步前進，舊體制無法解決民眾的忠誠問題，革命壹來，連朝廷官員也棄船謀生了。中共的經濟改革同樣繞不開制度障礙，國家經濟提升了，民眾的不滿情緒反而越來越澎湃，發展到大規模的官民沖突。但中共的憲政改革卻連個時間表也沒有，甚至連改革的欲望也沒有。表面上壓制了自由傾向，實際上是積累了民怨，使未來更加不確定。靠縱容腐敗來解決制度的忠誠問題，對絕大數人只會起反作用，當利益集團再無利可圖時，政治投機就是他們的選擇。 伴隨經濟的增長，人們總以為共產黨比原來好了，雖然談不上“與時俱進”，也總算有些進步了。其實，這都是誤解和幻覺，是不懂共產政權本性之故。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大喊美國式民主，壹進北京就立即展開鎮反，殺了幾百萬人。喊民主是策略，屠殺才是本性。市場化中的共產黨本身並無任何進步，社會的變化是人類文明前進了，如同電話取代了烽火臺壹樣，是時代在前進，是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和信息化社會轉變。在這種“不壹樣”中受益最大的是共產黨執政集團和紅色貴族，因為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進了他們囊中，中共才會不拒絕現代化。文革之後，鄧小平必須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論體系，以區別於毛澤東的舊時代，讓人們感受到鄧小平新時代的優越性。政治上的老路行不通了，只好在經濟上放寬壹些，尋找非計劃經濟的活路，挽救共產黨於文革後之被動情勢。如果不搞經濟開放，政治上還走老路，對於中國這樣壹個大國來說，永遠無法改變在國際上全面落後的局面，加重共產黨的不安全感。經濟上壹放松，中共統治集團立即發現其中的好處實在是太多了，價格的雙軌制讓“太子黨”發了大財，國企改制上市又催富了壹大批黨政官員，在征地和拆遷中，更是官商暴富的黃金時期。國有企業在國內壟斷壹切暴利行業，又利用壟斷優勢走出國門大肆圈錢，賺取巨額利潤，成為紅色貴族的幸福源泉。如今最怕走回頭路的恰恰是“太子黨”，紅色江山掌握在他們手中，就壹定會利用市場化來榨取國民財富，共產黨就絕不會走回頭路，退回到朝鮮模式，盡管他們十分羨慕朝鮮金家王朝的世襲統治。社會的寬松度，也是沾了紅色貴族急於發財的光，他們的財路也得益於經濟的寬松和市場化。如果紅色貴族在經濟改革中得不到好處，他們早就退回到計劃經濟中了。比如互聯網的自由化傾向讓中共頭疼，弄了數十萬網警監控網絡，花了數百億元搞防火墻，又讓無數的五毛上網搞亂，還是無濟於事。因為互聯網是即時信息的大眾化發布平臺，信息來源廣泛，不可能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為什麽不取締互聯網或斷開與國外網絡的物理連接而徹底避免信息自由流通呢？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已經與國際通信密不可分了，斷開網絡就等於自尋死路。且不說金融證券物流等行業全靠網絡才能運作，就是壹般的商業活動也時時離不開網絡了，很多國內外企業根本就是靠網絡生存，切斷網絡，對外貿易即刻癱瘓，國內貿易也會停滯，2009年僅電子商務領域的交易額達到3.6萬億元。即使下定決心讓經濟受損而保證紅色江山，斷開網絡也是不行，因為電話線路仍與國際網絡連接著，國內外信息壹樣可以交流。連電話也斷掉，還有無線廣播在，人們仍然可以聽到外面的消息。如果使電信服務面收縮，成為省部以上官員的特權，那中國電信產業將從年贏利上萬億元變成虧損千萬億元，最終破產，其他相關壟斷產業也會因缺少用戶而消失，中國將退回到石器時代。中共若真學習朝鮮，最先受損的還是“紅色貴族”集團，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全面封閉將使外資撤出，出口依賴型和資源進口型的經濟體系會徹底崩潰，數億人失業，爆發全國性的大饑荒，那就不是億萬人呆在家裏忍饑挨餓那樣簡單了，共產政權會在遍地民變中崩塌，因為沒有人願意再像大躍進那樣白白餓死。共產政權已經在經濟開放中走上壹條不歸路，這是它無法預測的，卻為朝鮮拒不改革提供了鮮活的素材和理由。朝鮮是小國，只要保障極少的特權階層就行了，中國是大國，僅是龐大的統治集團就要消耗巨量的國民財富，壹年10萬億元財政收入不是封閉的計劃經濟所能提供的，同樣巨大的財政外收入也不可能在經濟崩潰中實現，最不願意過窮日子正是權貴集團。學者胡平早就說：“鄧小平給中國留下了壹筆可怕的遺產。乍壹看去，這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也還穩定，有人便稱贊這場改革代價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壹種最畸形、最怪誕的社會權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經形成，國人的良心良知，國人的正義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躪。這是最高的代價，最高的成本。”[26] 但無論如何，共產黨利用市場化還是財大氣粗了，——“中國可以說不”。這不僅表現在國際政治和軍備競賽方面，在國內市場也逐漸排擠外資，它已經用不著西方的資本投資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足夠多，不再歡迎外資進入了。在國進民退的大氣候下，國進外退也必然形成趨勢。美國康菲公司是排名世界500強企業，美國第三大能源公司，在中海油在缺少資金技術的情況下，1994年與康菲公司簽訂協議，康菲承擔油田前期的勘探風險，擁有開采原油權益的49%，為第二大股東，其余51%歸中海油所有。2011年夏季發生渤海漏油事件，第壹大股東中海油把責任推得幹幹凈凈，國家海洋局單獨對康菲公司作出罰款和停產決定，並賠償損失。傳媒更是順風煽火，沸沸揚揚，國人怒火萬丈，壹片討伐之聲。使康菲臭名遠揚，意在幫助中海油逼迫康菲退出中國，中海油已是行業壟斷巨頭，不再需要康菲的資金技術了。而同期國內第四大石油公司陜西延長石油旗下靖邊采油廠在9月3日發生漏油，已是半個月之內的第二起嚴重原油泄漏事故。陜西延長石油壹年漏油11次，當地河流重度汙染。由於頻繁漏油，“攬油”已成當地人的壹門生意。壹袋油100斤，可賣60元，有的賣給油販子，有的再賣給靖邊采油廠。采油廠和村民之間，儼然已形成默契。在壹片聲討康菲聲中，對陜西更為嚴重的漏油事件卻禁止報道，事情被揭露後，亦輕描淡寫，無人追究破環境之責。延長石油綿延於八百裏秦川的上千公裏管道網中，竟采用劣質鋼管，兩三年就腐蝕爛了，漏油之處簡單用黃土壹埋了事。2005年，榆林市政協環資委的壹項調研發現，僅靖邊縣因為油氣開采破壞的植被達7萬多畝，榆林市主要河流之壹大理河的油類超標1004倍。[27] 不但資源類產業要壟斷在手，就是大型百貨類零售企業，中共都要說“不”。繼谷歌被趕出中國後，又拿家樂福和沃爾瑪開刀，官方以售假和欺詐為由開始大規模整治行動。媒體高頻率曝光，重慶市強令沃爾瑪所有在渝13家門店停業整頓15天，並處以269萬元巨額罰款。實際上國內的外商零售企業早已本土化了，其管理人員多是中國人。為什麽沃爾瑪“從農田到餐桌”的理念到了中國就行不通？在劣幣驅逐良幣的險惡環境中，中國是舉世聞名的假冒偽劣商品大國，工業汙染大國，尋租腐敗泛濫，市場環境惡劣，整個社會無法無天，行政執法機關長期不作，壹些專項治理行動也主要是針對個體商販和民營企業。突然對美國大公司迅猛出擊，足見幕後黑手的用意，對比之下便知，對沃爾瑪獲利幾十萬元的售假行為課以重罰，而新加坡註冊的達芬奇公司將中國生產的家具偽造為原裝意大利實木家具，達芬奇公司在中國的營業額每年高達數億元，如此惡劣的重大欺詐案件卻避重就輕，不了了之。說明中共的國進外退主要是針對歐美大公司，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中共縱容國企而嚴查歐美外企，其意圖何在，壹目了然。政治與經濟環境的惡化，2011年，外資撤退加速，外匯增長的勢頭不再，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減退，也必然使中國商品出口減速，房地產泡沫破裂，內需不振，中共將面臨嚴重的內外經濟困局。
正如經濟學家何清漣在回答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經濟的所謂發展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以透支子孫後代的福祉換來的虛假繁榮。中國目前有什麽東西能向世界出口呢？中國號稱世界工廠，制造業發達，然而卻沒有自己的品牌；資源除了稀土外，也沒有什麽能出口的；能源是進口大國；農業上中國是世界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糧食卻無法自給。中國經濟從未起飛過，何來“著陸”之說？“中國經濟其實更像壹列失去控制、隱患重重的高鐵列車，行駛在危機四伏的軌道上，隨時都有可能傾覆。”[28] 當我們弄明白了中共經濟能快速發展的道理，清楚了經濟發展之後的走向，中共經濟改革的全部意義就明明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