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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零八年

第一篇： 共產邪教傳入中華 封建勢力借屍還魂

第一章 中華沒落民族多艱邪教泛濫 蘇俄謊言列寧操縱建立共黨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也是世界野蠻、罪惡的發端點之一。在她廣袤而遼闊的國土上、在她古老而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有著創造世界歷史上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文化各方面奇跡的雄唐盛漢、康乾帝國，然而更多的卻是年覆一年的戰爭、流血、燒殺、搶掠。中華民族在不斷創造輝煌文明的同時，又不斷地親手將其焚毀。天使與魔鬼共生，文明事業與野蠻暴行齊頭並進。文明戰勝野蠻，歷史就前進，華夏大地經濟繁榮，歌舞升平，人民安居樂業。野蠻征服文明，歷史就倒退，神州大陸刀兵四起，赤地千里，百姓背井離鄉。面對五千年古老而沈重的歷史，我們不僅應為那悠久而又短暫的文明而自豪，更應當反思造成我中華民族深重災難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經濟各方面的原因，尋找出避免歷史災難往覆循環的辦法，推動中華民族大步邁向世界，跟上世界文明的發展步伐。

中華民族前進的腳步是沈重而緩慢的，緩慢得讓人透不過氣來。遠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爭鳴、百家爭先、列國爭雄、秦皇一統，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華民族從奴隸社會大踏步地進入了封建社會。當時的中華民族獨步世界，有誰能與其爭鋒？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歷代帝王竟相仿效，其惡果是人民的思想受到束縛，經濟發展緩慢，社會制度難以變革，貪官污吏層出不窮，農民造反綿綿不斷，經濟、文化慘遭破壞，再建立新的王朝。再束縛人們的思想……代覆一代，周而覆始。就在中華民族陷入動亂、戰爭的惡性循環時，歐洲民族卻大踏步地從奴隸社會進入了封建社會，幾百年後，先是英國的工業革命使得歐洲民族的經濟、工業、科學、技術得以飛躍發展。隨即又爆發了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歐洲民族建立起人類社會最先進、最文明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從此歐羅巴人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把人類的歷史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飛躍發展時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

歐洲民族創造的資本主義文明，使得有著悠久古代文明的中華民族為之遜色。中國的封建主義文明在與資本主義文明的反覆較量中慘遭失敗。鴉片戰爭後，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逐漸傳入了中國。可誰曾料到，西方先進思想文化最初卻是被國人拿來當作實現個人皇帝夢的工具！洪秀全、楊秀清之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把西方的基督教義與中國農民起義的實踐相結合，“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基督教義，把基督教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拜上帝教。”（林彪吹捧毛澤東的話對洪秀全是最適合不過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毛澤東這方面的天才比起洪秀全來還“稍遜風騷”）洪、楊自封“天父、天兄”，用“天父附體”之類的巫術來欺騙愚昧無知的貧苦農民，制造出了禍及十余省的巨大戰亂。古老的中華民族在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第一步就被滿腦子皇帝夢的洪、楊引入歧途。“拜上帝教”帶給中國的災難竟成日後共產主義邪教禍害中華的先聲！

封建文明不敵資本主義文明，大刀長矛不敵洋槍洋炮，平定洪揚之亂也不得不借助於洋鬼子的武裝，若有朝一日與洋人們開仗，怕是還沒開戰就得投降！面對民族的積弱落後、面對列強的欺淩壓迫，無數志士仁人在思考、探索、奮起，於是有林則徐“師夷之長以制夷”的吶喊；有曾國藩首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先進的西方文明和在中國開辦西洋學堂的劃時代奠基；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的洋務運動、西學中用；有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悲壯的百日維新政治改革；有袁世凱晚清新政；更有一代偉人孫中山十次發動武裝鬥爭推翻滿清封建王朝的偉大壯舉。一九一一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終於使中華民族看到了新世紀自由民主的曙光。

辛亥革命後，思想開明的軍政實權人物、原大清王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此時的中國若朝野同心，把中國建成現代化的民主強國並非難事。但是在一個有著兩千年封建傳統思想文化的國度要實現真正的民主談何容易。有著總統、眾議院、參議院的現代化民主國家機器，操作者卻是些封建傳統文化意識濃厚的政客。這就如同當今的中國把世界上最先進的機器設備引進來，卻沒有人會操作。民國之初的中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宋教仁遇剌、袁世凱登基；曹昆賄選、張勳覆辟；軍閥稱雄，地方割據。一片烏煙瘴氣。古老、貧困、落後的中國巨人雙手趴在了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彼岸，雙腳卻陷在兩千多年深的封建思想文化泥潭里難以自拔。

雖然北洋政府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只不過是幾千年封建王朝向民主政體轉型的陣痛。不是國家、社會的主流。北洋政府的歷任總統、當家人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琨、段祺瑞、張作霖其統治思想中，民主、自由、人權、科學的理念是其主流，封建獨裁專制思想屬於次要地位。如果把北洋政府與其後的蔣介石政權、共產黨政權相比較，北洋政府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保障人權、民主、自由最有力的政府。但那位宣稱“和平、民主救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居然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把政壇變成了角逐個人權利的戰場，一切為我所用。為了實現個人的總統大夢，多次發動武裝鬥爭想推翻合法、開明的北洋政府。

二十世紀初葉中華民族的危機不是來源於社會政治制度的落後。其根源卻是傳統道德、文化、思想、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對人們的束縛。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中華民族的先進知識分子終於認識到了學習傳播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必要。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一九一六年改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陳獨秀、胡適、吳虞、錢玄同、魯迅等在文化領域里又掀起了革新運動。蔡元培先生在激烈投身辛亥革命後轉變成了一個徹底的教育救國論者，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為已任，慘淡經營北大。他們宣揚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思想，抨擊封建專制；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思想、文化兩條戰線對封建主義傳統思想文化的進攻極大地動搖了幾千年封建專制的基礎，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

在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富有遠見的西方文明國家也起了積極作用。當今中國最著名的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就是美國政府以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後索來的“庚子賠款”在中國開辦的。用中國向美國的賠款在中國辦學校，對中國人進行啟蒙教育，美國人的用心可謂良苦。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建立了第一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列寧所領導的蘇俄所進行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廣泛宣傳，以及公開宣言廢除同清朝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使得一大批知識分子將目光轉向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中華民族的希望與未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制度。一九一八年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宣稱：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各國革命的必由之路，中國革命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世界列強無理拒絕中國代表提出的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的正當要求，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無條件交給日本。弱國無外交。北洋軍閥政府準備在條約上簽字。消息傳到北京，北大學生面對民族的危亡，不顧校長蔡元培的再三阻攔，奮然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五月三日，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代表一千多人在北大三院舉行會議，決定次日各高校學生在天安門集會，舉行遊行示威。

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高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遊行示威，他們高聲呼喊：“要民主，要科學”、“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除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等口號，要求懲辦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示威學生沖進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燒曹宅趙家樓。當局出動軍警，抓捕學生三十二人。第二天北京學生總罷課，並通電全國，各地學生奮起響應，學生運動席卷全國。北洋政府為控制局勢，於六月初逮捕學生近千人，此舉又引發了全國各階層的廣泛抗議。至六月三日後，運動波及全國各大城市，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此起彼伏。最後北洋政府迫於全國人民的壓力，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免除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以拒敵於國門之外而勝利結束。

五四運動是中國民眾二十世紀一次重大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對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它已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分水嶺。巴黎和會上列強對中國的欺淩與蘇俄公開宣言廢除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意識的革命者轉而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真理。以宣傳民主、科學著名的《新青年》雜志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它宣傳社會主義思潮的刊物大量湧現：陳獨秀、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北京李大釗主編《少年中國》，上海沈玄廬創辦《星期評論》，湖南毛澤東主編《湘江評論》，上海邵力子主編《民國日報》，天津周恩來創辦覺悟社，出版《覺悟》。李大釗還在北京大學等五所高校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等課程系統講授馬克思主義。一時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愛國主義成了中國最時髦口號，全國宣傳共產主義的雜志報紙多達百余種，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廣為泛濫。同時民主、自由、人權、科學、反封建、反專制等時代最強音反倒極少有人問津。中華民族的思想啟蒙又步入歧途。與此同時，蘇俄的列寧秘密派人到中國尋找建立“共產黨組織”的中國代理人。陳獨秀、李大釗等思想左傾激進的人被列寧相中，經多次秘密接觸，陳、李等人成了蘇俄在中國建立邪教共黨的不二人選。

貧窮落後的國度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好土壤。一大批熱血青年通過種種途徑學習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民族、振興中華的唯一良方，並矢志不渝地為之奮鬥終身。這樣中華民族在邁進現代化的道路上又步入歧途。而那位公開宣布歸還中國領土的列寧，在把馬克思主義這個魔鬼引進中國之後，非但沒歸還中國一寸土地，反而趁中國一盤散沙之際，於一九二一年派出蘇聯紅軍將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外蒙古武力肢解。共產主義者帶著其與生俱來的欺騙世人的本能，一開始就將淳樸善良的中國人民狠狠地嘲弄了一番。而那些號稱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不但將這一欺騙世人的本能在中國發揚光大，更將其與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傳統中高深莫測的帝王之術相結合，中國人民成為任其蹂躪屠殺的牲畜，肆意宰割。

共產主義思潮的泛濫與列寧的秘密支持，使得共產黨組織的成立成為必然。一九二Ｏ年三月，列寧派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魏金斯基來到中國與陳獨秀、李大釗會見，商討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事宜。六月，陳獨秀委托施存統與周佛海組成東京共產主義小組。八月在魏金斯基的主持下，陳獨秀建立了上海共產黨。陳獨秀任書記。九月，上海共產黨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問題。十月，李大釗在北京成立了共產黨組織。十一月，王盡美、鄧恩銘在濟南成立了山東共產黨小組。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陳獨秀授意張申府與周恩來等組成了旅歐共產黨巴黎小組。這些共產黨小組的活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典定了基礎。

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Ｏ六號，在蘇俄代表馬林、尼柯爾斯基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十二名中國代表是：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會議由蘇俄指定沒出席會議的陳獨秀為總書記。

中共“一大”十二名代表日後的人生之路也不盡相同：李達後來脫離共產黨，共產黨奪取天下後回國在武漢大學當了一名教授。張國燾在日後黨內血腥內鬥中敗於毛澤東之手，只身出走，共產黨奪得天下後出逃香港，後死在加拿大。劉仁靜被共產黨以“托派”罪名清除出黨，共產黨坐上天下後在北京大學當了一名教授。陳公博、周佛海先投國民黨，後追隨汪精衛投靠日本，成為臭名昭著的漢奸。何叔衡、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成了共產黨江山的墊腳石。唯毛澤東、董必武得以享受共產黨人拼命奪下江山後的勝利果實，毛澤東更成為共產黨和中國的最高統治者。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揭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血腥黑幕。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啟蒙與救亡兩難，反列強與反封建兩難。列寧不時時機地在中國成功地尋覓到一大群代理人搞起了共產主義革命。彌漫在中華大地上的封建思想文化幽靈逐漸靡集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共產主義最時髦的口號與幾千年封建專制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的固有思維模式相結合，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覆辟專制制度的勢力。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太平天國、義和團、白蓮教等封建極端勢力的衣缽，建立了有史以來的最嚴密的紅色法西斯組織。共產黨巧妙地利用了國人救亡圖存的愛國激情和極度貧困的思變心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蠱惑人心的口號把數百萬的貧困農民騙上了的戰車。一場血腥的戰爭之後，終於奪得了國家政權。坐上了江山的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招牌，操起了幾千年封建專制的舊業。在中國實行慘無人道的共產封建法西斯專政，把中華民族引入了中世紀野蠻、殘暴、愚昧、落後的深淵，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

第一篇： 共產邪教傳入中華 封建勢力借屍還魂

第二章 國共合作共謀北伐大功將成 赤化中國野心初露蔣氏清黨



中國共產黨是列寧領導的蘇俄在中國尋找了一大批漢奸建立的一個蘇俄附屬組織，所以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一切行動以蘇聯的馬首是瞻。列寧最初是想把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搞城市武裝暴動）全部移植到中國，所以中共建立後遵照列寧的指示，利用當時中國極端貧困落後的社會環境，利用當時中國政府給予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大力開展工人運動，想的是象俄國一樣通過工人的暴動很快地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一個聽命於俄國的傀儡政權。一九二一年八月，中共建立了以張國燾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共產黨操縱的工會組織紛紛成立並策劃罷工。一九二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先後組織了上海美英煙廠、粵漢鐵路、隴海鐵路和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的罷工鬥爭。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工人罷工運動出現高潮：八月，上海海員兩千多人舉行罷工，上海絲廠萬名女工罷工，九月，粵漢鐵路武長段三千多工人再次罷工，安源路礦一萬二千多工人罷工，十月，京奉鐵路唐山制造廠三千五百多工人罷工，開灤五礦二萬多工人罷工。……罷工！罷工！罷工！共產黨組織剛一成立，中國大地就出現了對國計民生有著重大反作用的瘋狂罷工，這些表面上是以經濟為目的、實際上有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罷工，除開灤五礦罷工失敗以外，其它都取得了勝利。

罷工鬥爭的勝利，給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以極大的鼓舞。共產黨中央為在北方掀起更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遂將中央遷往北京，並定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消息傳出，前清中舉秀才、直系軍閥吳佩乎將軍感到不妙：總工會的成立下一步必然就是京漢鐵路全線總罷工。這樣的場面是任何一個當政者都不能容忍的。吳佩乎當即下令禁止開會，並派軍警包圍會場，禁止會議代表入內。但與會代表一百六十余人不顧禁令沖入會場，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當晚總工會召開秘密會議決定二月四日起，舉行全鐵路總同盟罷工。京漢鐵路是北方大動脈，全路癱瘓，後果極為嚴重。吳佩乎於罷工後第三天調集軍警鎮壓。罷工領導人共產黨員施洋、林祥謙被捕後處決。“二七”事件後，全國各地當政者對工會組織采取了強硬措施：封閉工會，通緝工會領袖和共產黨人。此後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列寧設計的中國共產革命的城市暴動之路難以成功。

一九二Ｏ年六月，列寧為共產國際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將列寧的這一“聖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列寧的這一“聖旨”也為日後中國共產黨施展統一戰線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九二二年，多次在中國進行武裝暴動失敗後的孫中山與列寧拉上了關系。列寧又指使共產黨孫中山結成臨時聯盟。八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保持完全獨立的情況下，必須加入國民黨。隨後李大釗、陳獨秀奉列寧之旨意同孫中山進行了多次會晤，商談國共合作事宜。雙方你有情、我有意，一拍即合。八月下旬，共產黨召開了特別會議，接受馬林的指示。會後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國、共第一次政治合作粉墨登場了。本來孫中山先生根據西方民主、人權的理念，結合中國實際悟出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實在是水火不相容，莫非孫中山先生是想以聯共為誘餌，以換取蘇俄的軍事援助，建立國民黨武裝，去奪取天下，然後再與共產黨決裂？而更為精明的列寧則將計就計，借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殼”，讓弱小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上市”！一旦生意做大，就把國民黨兼並？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孫中山先生和列寧兩人是各懷“鬼胎”，才孕育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中國政治的怪胎！？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孫中山先生主持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的要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張國燾、毛澤東、林伯渠當選為候補執委。第一次國共會作實現了。

國共會作後，蘇俄的武器裝備源源不斷地經海路運往廣州，孫中山以廣州為根據地，東征西討，擴大地盤。共產黨也利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通過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大力開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以廣東為中心的反政府武裝力量迅速壯大。廣東已成為全國矚目的、以暴力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為目的反叛基地。

列寧領導的蘇俄提供武器給國民黨，使國民黨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振。想通過武力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且屢遭失敗的孫中山在蘇俄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成立了中國當代史上著名的廣州黃埔軍校。孫中山任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凱任黨代表。九月，中共黨人周恩來從法國返回國內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為在黃埔軍校擴大影響並趁機抓住軍權，建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公開組織以共產黨員為主體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共產黨建立了以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各級幹部多是共產黨人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國民黨武裝剛一建立，就被共產黨人滲透，這為日後國共分裂與國民黨的失敗埋下了伏筆。也為共產黨建立自己的武裝打下了基礎。——終於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與國民黨一樣把孫中山當成神一樣的東西供在神龕上。沒有孫中山與蘇俄列寧的勾結，共產黨不可能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武裝。更不可能奪取中國江山！

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即電邀孫中山先生入京主持大計，孫中山應允。惜乎天不暇年，孫先生於途中病倒，及至北京已是奄奄一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去逝。此前蘇俄的列寧也於一九二四年死去。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兩大始作俑者離世後，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前途難卜，國、共的分裂只是時間問題。

孫中山先生留給中華民族、國民黨的最大遺產就是三民主義和國共合作，三民主義實是我中華民族興盛之本，而當初為借助蘇俄之力而搞的國共合作卻給中華民族種下了禍根，不但毀掉了國民黨，也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孫中山功也、過也、是也、非也，千秋之後應該論定：推翻大清王朝有功，多次用武力想推翻中華民國有罪，與蘇俄列寧勾結，接受蘇俄軍援、金援搞國共合作引入共產主義惡魔並使其坐大是更大的罪行！

共產黨勢力在國民黨內，軍內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極大不安，深知如此下去，國民黨及其武裝有朝一日就全被共產黨從內部吞噬，遂積極醞釀打擊排斥共產黨力量。而在國民黨內日漸坐大的共產黨見孫中山離世，也在覬覦國民黨的軍事領導權。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國民黨海軍局局長、海軍局政治部主任、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私調中山艦到黃埔軍校。事發後，蔣介石於三月二十日逮捕了李之龍和國民革命第一軍中的全部共產黨員，收繳了共產黨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了蘇聯顧問團的住宅，解散了共產黨領導的黃埔青年軍人聯合會。由於此時國民黨內主張聯俄聯共的左派勢力強大，國共合作並末因此而中斷。而沒有了共產黨人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從此成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蔣介石日後削平大小地方勢力，統一中國典定了強有力的基礎。

一九二六年六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委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授權蔣介石組織北伐軍總司令部。七月九日，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八個軍共十萬人誓師北伐，此時八個軍中有四個軍的黨代表由共產黨人擔任。一年多的時間內，北伐軍勢如破竹，先後消滅了孫傳芳、吳佩乎等地方軍閥主力。其余各地的大小軍閥如四川劉湘、山西閻錫山、陜西馮玉祥等見勢不妙，紛紛倒戈易幟，投身革命。國民黨領導的北伐戰爭大有席卷全國之勢。

就在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之時，共產黨則把工作的重點放在發動群眾運動方面，在國民黨軍隊即將到達的城市組織工人、學生、市民開展罷工、罷課、罷市，聲援北伐。在廣大的農村組織農會，批鬥土豪劣紳，打擊貪官污吏。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進入高潮。

但由於國共兩黨信仰不同，雙方均無誠意可言。加上共產黨的工農運動受沖擊者是城市工商業者，鄉村地主紳士。而國民黨內的許多官員，北伐軍中的多數軍官家庭就是這些人。共產黨的工農運動受到來自國民黨內的強烈批評，紛紛指責共產黨的工農運動搞過火了。共產黨人的家庭也多是地主資本家，卻不見有那個人的家庭被共產黨的工農運動所沖擊。毛澤東在湖南大搞農民運動，大肆揪鬥地主老財，卻不見去把自己的地主老爸弄來鬥一鬥，把自家的土地拿來分給農民。可見共產黨的革命是只針對別人的。國共兩黨醞釀著新的矛盾和鬥爭。兩黨的流血沖突和分裂就在所難免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兵臨上海城下，此前手無兵卒又很想在北伐中露一崢嶸的共產黨人已進行了兩次武裝起義，但均告失敗。現北伐軍兵臨城下，守軍早已望風而逃，只有一點警察部隊在維持治安。共產黨人抓住有利時機，在周恩來的策劃下，由侯鏡如任總指揮，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並一舉成功。共產黨想建立自己武裝以便日後與國民黨抗衡的野心已現端倪。國民黨內分共呼聲日漸高漲。

侯鏡如後來當上了國民黨的兵團司令。在決定國共兩黨命運的遼沈大戰中奉命馳援錦州，十萬精兵竟攻不下一個小小的塔山。失敗後又在平津大戰中鎮守塘沽，後來不知何故回到共產黨的懷胞。此人左右逢源，兩邊吃糖，若非共產黨派往國民黨內的奸細，就是反覆無常的小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國民黨要人吳敬恒領銜，由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發出彈劾共產黨呈文，監察委員會授權國民革命軍監督各地共產黨的活動。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率先下令清黨。派兵解除了工人糾察隊武裝，解散了共產黨的上海總工會，逮捕共產黨員，共產黨在上海的組織被破壞。四月十五日，李濟深在廣州發動清黨，逮捕了黃埔軍校內的共產黨員，解散了共產黨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

國民黨內右翼勢力的清黨活動不但受到共產黨的強烈聲討，而且受到來自國民黨內左派勢力的強烈反對。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黨籍，解除其一切職務，並下令通緝。接著召開了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要人和以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要人參加的兩黨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由汪任主席的聯席會議行使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任命馮玉祥、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正、副總司令。一面繼續北伐，一面準備東征討蔣。

就在國共合作面臨分裂的緊要關頭，蘇俄操縱的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召開的第八次執委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大力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特別要加強在國民黨內的領導作用。揭露蔣介石，孤立國民黨右派。農民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共產黨人必須促進土地革命的總爆發，重新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的一切財產。堅決實施武裝工農的政策，組織工團軍。共產國際這一決議表明蘇俄對中國的政策已從表面上支持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變成了完全支持共產黨。接著，共產國際又給中國共產黨發出緊急電示，提出堅決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這一密令實際就是讓共產黨發動一場政變立即取代國民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五月三十一日共產國際駐武漢代表、印度人魯易竟將此密令向汪精衛出示，天真地幻想汪精衛會站在共產黨一邊，甚至於汪立即加入共產黨！汪精衛見此密令大驚失色！至此終於看清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真實目的，遂下決心在武漢分共，國共兩黨徹底分裂在所難免了。

一山不容二虎，一江不納二龍。合夥生意從古以來鮮見善始善終者。專制政治場上更是今日同志，明日死敵。

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汪精衛解除了蘇聯派到國民政府的鮑羅廷最高顧問職務，六日，朱培德在江西禮送共產黨人出境。十日，汪精衛、孫科、唐生智等人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會後馮玉祥又在徐州同蔣介石會談。二十九日，駐武漢的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發出訓令，宣布與共產黨決裂。七月九日，武漢國民黨舉行中執委擴大會議，決議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取締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宣傳共產主義。七月十四日晚，汪精衛召開秘密會議，制定分共計劃。十五日又舉行分共會議，正式宣布與共產黨決裂。

國共分裂後，蔣介石、汪精衛聯合起來繼續北伐。一九二八年底，張學良易幟。國民黨統一了中國。近代中國給以人民自由程度最高的北洋政府覆滅。取而代之的是蘇俄用武力支持的國民黨。而共產黨在遭受巨大打擊後，根據蘇聯共產國際的指示，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

第一篇： 共產邪教傳入中華 封建勢力借屍還魂

第三章 共產黨搞暴動如火如荼 毛澤東耍陰謀爬上高位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組成了以張國燾為中央代表、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根據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批準的計劃，決定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下發動南昌起義。起義部隊有賀龍指揮的二十軍，葉挺指揮的十一軍二十四師，朱德指揮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起義成功後組成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再加上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三個國民黨內的知名左派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黨第二方面軍番號，揮師南下，擬打通出海口，重新得到蘇俄援助，重新恢覆廣東根據地。但孤軍無援。十月初，起義部隊進到廣東潮州、汕頭後，終於失敗。余部在朱德、陳毅的率領下發動湘南起義後上了井岡山。日後中共黨內最著名的戰將林彪就是此時跟隨朱、陳走上了井岡山，開始了他叱咤風雲，殘忍血腥，大紅大紫，蓋世奇冤的一生。

中共的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在中共一大到四大期間不顯山不顯水，在中共黨內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這也難怪，從湖南鄉下來的毛澤東，比起陳獨秀、李大釗這樣的知名學者和那些留洋歸來的學子們，渾身都散發出農民樸實的泥土味。知識分子大概從心眼里瞧不起從穿著到言談舉止都不太洋氣的毛澤東，所以中共歷次高層的改選，中央領導核心都被那些年齡比毛澤東小，資歷比毛澤東淺，言談舉止比毛澤東更顯稚嫩，更富激情的知識分子們所占據著。好不容易在“三大”上嶄露頭角，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留學生們回國後又很快把毛澤東擠出前台。如果國共兩黨的關系不出現大的問題，那麽毛澤東大概在中共黨內難有大的前途。蔣介石、汪精衛的分共為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提供了天大良機。一九二七年，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點。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撤消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實行這一總方針對於最了解中國農民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占有很大的優勢。九月毛澤東到湖南組織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帶領殘兵敗將幾百人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打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第一團”的旗號，隨後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收編當地土匪袁文才、王佐幾百人。毛澤東上井岡山後，發動農民群眾，組建共產黨的地方組織，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民政權，進行遊擊戰爭，使共產黨的武裝得到了極大地發展，為日後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基礎。站穩腳跟的毛澤東後來密令彭德懷殺掉了袁、王二人。

毛澤東走上井岡山標志著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向向傳統的封建農民起義的道路轉變。馬克思主義中的以工人為主體的無產階級革命開始變成毛澤東式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封建主義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開始受到被閹割的命運。

毛澤東奪取政權後，把上井岡山一事吹得神乎其神，說成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實際情況卻是與斯大林操縱的第三國際的指示有關，也是中國幾千年農民戰爭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實踐的成功，對各地共產黨人是極大的鼓舞。他們紛紛以此為樣板，發動武裝起義，建立農村根據地，使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到一九三Ｏ年夏，全國已有十余塊農村根據地和十七個軍近十萬的紅軍隊伍。較大的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領導的井岡山、湘贛、贛南、閩西根據地，黃公略及後來的彭德懷、騰代遠領導的湘鄂贛根據地，許繼慎、徐向前領導的鄂豫皖根據地，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賀龍領導的湘鄂根據地，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廣西左右江根據地。其中以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根據地規模最大。毛澤東根據自身實踐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和建軍原則對於推動共產黨的武裝鬥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軍事角度看，毛澤東確有一點天才的味道。

就在共產黨熱火朝天地開展武裝鬥爭，準備奪取政權時，蘇俄在中國物色的第一位“俄奸”、蘇俄欽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始改變自己的政治觀點，認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國民革命的成功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已完成。中國已進入了資本主義占優勢的和平發展時期，無產階級政黨只能在議會中進行合法鬥爭。認為共產黨在農村的武裝鬥爭是流寇運動。拒絕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的見解為一心抓槍桿子，想武裝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所不容。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終於看清了當初引他跳進政治旋渦後的蘇俄共產黨的悲劇：“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在孤獨中認定“改悔之事確難從命”，堅信“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陳獨秀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中最早從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迷霧中清醒過來的。繞了一大圈子，陳獨秀先生終於重新回到了“德莫克拉西”。陳獨秀晚年不同任何政治勢力茍合，謝絕胡適先生的美國之邀和參加國際參議會。拒絕蔣介石出十萬元經費要他再組織一個新共產黨。叫他當勞動部長也不幹。早兩年被共產黨開除的譚平山和後來從延安出走的張國燾請他組織第三黨他也一概拒絕，抗戰開始後，共產黨中央提出讓陳獨秀到延安並把他養起來，陳獨秀拒絕並反唇相譏：“你們開會，我怎麽辦？”一九四二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縣淒涼病逝。

在紅軍時期，毛澤東就暴露出殘忍嗜殺的帝王本性.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期間，重用李韶九，將反對自己的人冠之以“改組派”、“AB團”等各種罪名加以清洗殺害，被冤殺者近萬人。如此屠殺，引起了內部的極大恐怖和反感，暴發了著名的“富田事變”。在這次事變中，第二十軍三千余名紅軍官兵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的口號。這一事變又以二十軍的副排長以上的指揮員七百余人慘遭毛澤東殺害而告終。一九三一年一月，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堅決批判並糾正了毛澤東濫殺無辜的行為。毛、項二人因此結下“梁子”。

不但毛澤東殘忍嗜殺，就連共產黨內最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周恩來也表現出了殘忍的本色。一九三一年，中共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叛變，中共組織遭到破壞，周恩來派陳庚率特科人員將顧順章一家男女老幼十余口全部殘殺，連不相幹的小保姆也不放過，殺人後屍體全部埋在屋內，並用水泥澆鑄！

與此同時，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夏曦在洪湖蘇區也如此這般地對不信任的手下紅軍高官進行血腥的清洗和屠殺！

紅軍的發展極大地震動了國民政府，蔣介石自一九三Ｏ年十月起，調集大軍對紅軍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第一、二、三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取得了勝利。第一次圍剿時紅軍俘虜了國民黨軍師長張輝瓚，毛澤東當即下令殺掉。對共產黨殘忍的殺俘政策，蔣介石以牙還牙，將一大批關押數年的共產黨人也殺掉。第四次反圍剿，毛澤東因在中共黨內遭到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排斥，被剝奪了軍權。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也取得了勝利。在毛澤東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排斥出紅軍領導核心後，到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圍剿開始，中共的武裝力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全國紅軍由十萬發展到三十萬人。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武裝發展的全盛時期。共產黨建國後的一切黨史由於服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需要，對此事實只字不提，只提王明路線使五次反圍剿失敗，使紅軍遭到了很大的損失。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大肆吹噓自己指揮的一、二、三次反圍剿，貶低周恩來、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大力抨擊第五次反圍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采取德國顧問的建議，一面用碉堡政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一面修築公路封鎖紅軍，斷其食鹽通道，使其坐困。新的堡壘主義戰略果然有效。紅軍在百萬大軍圍剿面前再難有所作為。第五次反圍剿歷時一年終於失敗。紅軍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萬紅軍浩浩蕩蕩從江西瑞金出發向西逃竄。蔣介石此時若部署得當，大可將共軍一舉殲滅，以免日後敗逃台灣之辱。上策是四面圍困，使共軍逃竄無路，就地殲滅。中策是在不得已時東南方向網開一面，把共軍趕到福建、廣東沿海一帶，也不難殲滅。誰知蔣委員長竟鬼使神差在西南方向開一口子，出此下下之策。雖然湘江一戰殲滅共軍大部，終究斬草未盡，使共產黨死灰覆燃，蔣介石亦留下千古遺恨。

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毛澤東在共產黨內東山再起提供了難得良機。毛澤東從共產黨十幾年的歷史中悟出了一條真理：共產黨的事業一旦遭到挫折和失敗，領導人就必然下台。此時又恰逢共產黨同蘇俄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被炸毀，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已完全失去了操縱的可能。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因病躺在擔架上的毛澤東利用自己在反一、二、三次圍剿時在紅軍中樹立起來的威信，一路上不斷地拉攏王稼祥、張聞天等共產黨中央的決策者們，又與曾是自己親密下屬的林彪、彭德懷等人保持密切聯系，等待時機東山再起。積極進行奪取共產黨最高權力的秘密活動。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召開了。出席會議的有跟隨紅軍長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負責人、以及各軍團長、政委。當周恩來代表中央作軍事報告後，張聞天發言對周恩來的報告大加指責，並作一“反報告”，“反報告”中歷數中央自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錯誤，要求罷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林彪、彭德懷等也在會上公開指責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要求毛澤東重出江湖指揮紅軍。其他與會要人紛紛附和，博古、周恩來、李德陷入孤立。張聞天等人敢對中央的報告進行公開指責，若是在平時，馬上就會弄出個“反黨集團”之類的東西，可現在是非常時期，前後左右都有國軍在圍追堵截，哪有時間去“窩里鬥”？再加上一年多來的“反圍剿”確是失敗了，博古、李德等人只得順從多數人的願望交權。

毛澤東是這次“倒閣”的主謀，但他知道這樣靠陰謀詭計就把太上皇共產國際派來的代理人趕下台不是名正言順，一旦共產國際知道後不知會有什麽反應。深知江湖險惡的毛澤東並不急於拋頭露面。作為過渡，將無權力欲望，文雅懦弱的張聞天推上總書記的位置，周恩來掛名軍委主席，毛澤東則接過李德手中的紅軍指揮棒，開始對槍桿子發號施令。毛澤東上任後，雖在土城一戰中受挫，但隨後改變策略，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攻克婁山關，重占遵義。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紅軍中贏得了較高的威望。此後毛澤東依靠紅軍的力量，在中共高層縱橫捭闔，幾年後終於坐上了共產黨和共軍的頭把交椅。

毛澤東會在長征路上搞陰謀詭計推翻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此事早在紅軍長征前就被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留守蘇區遊擊隊總負責人項英“英明地”預見到了。長征前夕，項英對博古、李德等人說：毛澤東對被中央剝奪了紅軍指揮權一直心懷不滿，要警惕他在長征路上利用當年在紅軍中的威信篡奪中央的領導權。但博古等人自信滿滿：中央的路線是共產國際為我們制定的，中央路線的正確性和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紅軍廣大指戰員也是擁護中央的，任何人也改變不了中央的正確路線。項英的遠見為毛澤東所不容。項英的遠見為日後自己在“皖南事變”中遭毛澤東暗算埋下了伏筆。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東山再起，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向忠發起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向忠發在其總書記任上做出了兩個對毛澤東的前途和中共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一是向忠發以張國燾與毛澤東關系不太融洽為由，反對共產國際遠東局讓剛從蘇聯回國的張國燾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將其派到鄂豫皖蘇區。若張國燾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以張的性格、才幹、魄力，斷不會有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重出江湖。二是向忠發提名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為毛澤東日後政治上的發展和登上高位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否則在長征前，無職無權的毛澤東很有可能與曾是中共中央負責人、當時也無職無權的瞿秋白一道留在蘇區並被蔣介石抓獲處死。向忠發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叛變並被處死。毛澤東感其知遇之大恩，從未說過向忠發的一句壞話。在《毛澤東選集》一至五卷中，毛澤東把所有前共產黨負責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博古、張聞天都大批一通，唯獨對叛徒向忠發網開一面，甚至大大讚揚向忠發任中共總書記的“六大”到六屆四中全會期間“路線正確”。向忠發任總書記期間發生的“立三路線”，在《毛澤東選集》中說是因向忠發工人出身，文化不高，當時中央主要是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說了算，向忠發以“立三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為口頭禪，向忠發扮演的只是一個傀儡角色。但據近年披露的史實表明：向忠發其實是一個很有魄力的工人運動領袖，寫得好文章，對黨內事務也很專斷，敢公開與共產國際唱對台戲，所謂“立三路線”其始作俑者乃是向忠發而非李立三。毛澤東為政治需要而故意歪曲歷史事實、張冠李戴。當然也為共產黨臉面――共產黨被一個叛徒總書記再加上一條他的“錯誤路線”統治幾年，這算什麽玩意兒！

遵義會議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到遵義會議十四年間，終於完成了從一個名符其實的具有蘇俄意識的、比較“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到名為共產黨、實為封建法西斯黨的脫變。具有現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創立了共產黨，但知識分子們不懂中國政治，不諳官場權術, 在中共高層的政治角逐中一個個敗下陣來。而有濃厚封建意識和帝王思想的毛澤東卻靠其精明的政治手腕，玩弄陰謀詭計，登上了共產黨的權力頂峰，並牢牢地掌握權力直到命赴黃泉。遵義會議首開共產黨內搞陰謀詭計把對手趕下台的先例，這本身也說明共產黨的上層是一個腐朽的封建政治場所。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得勢者永遠是精於搞陰謀詭計的小人。中國的知識分子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的農民革命，卻屢遭失敗。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而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用傳統的中國農民意識和封建帝王思想去指導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卻取得了成功。這也說明幾千年封建思想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不是什麽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民主、自由、人權思想能輕易改變得了的。孫中山想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來改造中國，由於種種原因他失敗了。陳獨秀想用蘇俄的馬列主義改造中國，他不但失敗了，而且還被自己親手創建的共產黨所拋棄。蔣介石接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大旗，也成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孫、陳、蔣三人都是想用外來的思想文化改造中國，卻同歸失敗。毛澤東接過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搞完全徹底的封建帝王專制，他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這或許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給我們的啟迪！

毛澤東指揮紅軍翻越四川西部的夾金山後，同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師。由於張國燾人多勢眾，張聞天為團結四方面軍，提議張國燾擔任總書記。毛澤東堅決反對。張國燾也姿態頗高地說：大敵當前，打仗要緊，不當總書記。結果張國燾只得到一個有名無實的紅軍總政委頭銜。然張國燾七倍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實力難免不遭到毛澤東和中央的猜忌。中共中央的首腦們隔三差五地輪流到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總部，對四方面軍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不是說四方面軍不該放棄鄂豫皖根據地，就是說四方面軍對中央不尊重，或者說四方面軍紀律不嚴明，有軍閥作風，是土匪。意思很明白：你四方面軍雖有雄兵八萬，但工作沒做好。我中央紅軍雖僅萬人，但你張國燾和四方面軍得聽我的指揮。你張國燾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得夾著尾巴做人。紅軍的兩大主力剛一會師，就埋下了不和的種子，也埋下了張國燾日後遭到整肅的伏筆。

毛澤東此人有一大特點：誰的力量比他強，就越是提防著這個人，想方設法要削弱他的實力，怕他以實力為後盾奪權。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率一萬多人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因朱德力量比毛澤東強過數倍，毛澤東就想法把朱德的部隊的大部分約八千人派出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並坐視被殲滅而不救援。三大主力在陜北會師後，張國燾人多槍多，毛澤東就把四方面軍主力派到河西走廊，坐視國民黨吃掉西路軍而不管。借國民黨之手削弱政治對手的力量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如果誰的力量比他弱，就想方設法施以恩惠收買拉攏。賀龍與張國燾會師時僅三千人，卻提升賀龍為二方面軍總指揮。到陜北後徐海東的力量很弱，毛澤東也采取收買拉攏的辦法。同樣毛澤東在蘇區為共產黨打下了一塊地盤，但共產黨中央一遷到蘇區就對毛澤東進行批鬥並解職，原因也是怕毛澤東恃眾而驕，用槍桿子指揮黨中央。現張國燾手握八萬雄兵，毛澤東不日夜將他提防才怪了。只是中央現處於山窮水盡之境地，對張的大軍有依賴，暫時不會下手。一旦中央脫離險境後緩過氣來，張國燾定難逃被整肅的下場。

會師後的紅軍混合編為左、右路軍，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右路軍和中央機關北上。張國燾、朱德率左路軍和紅軍總司令部北上，軍事行動統一由總司令部指揮。當全體紅軍走出草地到達川西的阿壩地區時，毛澤東忽然率領右路軍中的林彪、彭德懷的一、三軍團和中央機關約八千人悄悄地背著徐向前及右路軍的四方面軍兩個軍逃之夭夭。完全違背了由張國燾、朱德的總司令部統一指揮紅軍的規定。對於這個關系到毛、張二人今後命運的中共歷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毛澤東開國後的教科書上的說法是：張國燾想武力危害中央，給陳昌浩發密電，要全體紅軍回師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此電被葉劍英截獲，葉劍英立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連夜率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脫離險境。毛澤東死後，葉劍英多次在華國鋒面前如此這般地演義這一事件，以表當年挽救黨中央的豐功偉績。但張國燾的密電至今未見公諸於眾。這就難以自圓其說。當事人之一的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除憤怒批判張國燾外，未提有此電文，只說葉劍英悄悄地拿走了軍用地圖。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大動亂年代》作者王年一先生也說沒有證據表明張國燾想武力危害中央。

據張國燾本人回憶：毛澤東違背統一行動的協議，悄然率中央機關北上，是想造成挾天子今諸侯的局面，遙控四方面軍。沒有北上的部隊，包括原中央紅軍的五、九軍團，都一致譴責毛澤東和中央背信棄義的行為，才有後來成立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委員會的舉措。據徐向前將軍的回憶：毛澤東等人率一、三軍團悄然出走，且派兵對四方面軍進行警戒。徐向前和四方面軍的指戰員毫不知情。陳昌浩得知消息後想派兵把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追回來。徐向前說：世上那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陳昌浩放棄了調兵追趕的打算。徐向前一句話，避免了紅軍內部的一場火拚，也避免了自己日後落得張國燾、陳昌浩那樣的結局。

此事件的真實情況如何？至今為止，中共官方也沒拿出一個令中外史家信服的材料來證明是因張國燾想武力危害中央，毛澤東才率中央秘密出走的。二ΟΟ一年，中共播出據說是有史以來最客觀反映歷史真實的電視劇《長征》。但此劇對這一歷史公案也采取《春秋》筆法，鏡頭中只見葉劍英把一張紙交給毛澤東並與其密語，這張紙的內容也不向觀眾明示，毛澤東看了一眼後拍桌大怒，找周恩來、張聞天等人開會，宣布“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完全敗露”。隨後立即率彭德懷的三軍團悄悄出走。讓所有觀眾又是一頭霧水。編劇們肯定也不知葉劍英手上的紙飛飛兒上寫的是什麽，只能這樣來圖解毛記黨史。最近中共黨史學界對此爭論很大：中共高官們原在中央的人（如楊尚昆等）說有，原在四方面軍的人都說沒有。更有甚者，調查發電報一方的人，眾口一詞說沒有。調查收電報一方眾口一詞說有。但中共黨史史檔案館查不到。有文章竟說出了這種話：“我相信毛澤東、葉劍英的人格，他們不會杜撰此事。”但毛和葉的個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已全都作古，其真相看來是永難大白於天下。

毛澤東率中央悄然出走後，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感到被愚弄、拋棄和欺騙了。張國燾隨即率大軍再過草地南下。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張國燾與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加上四方面軍高幹和原中央紅軍的五、九軍團高幹在卓木碉召開聯席會議。此會上中央紅軍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當眾揭露出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所作的、令在場四方面軍高幹不可思議、萬分憤怒的事。（徐向前語）與會者憤怒聲討毛澤東和中央背信棄義的行為，一致決議另立中央，張國燾任書記。

張國燾雖人多槍多，但總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後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經林育英（又名張浩，林彪的堂兄）調解，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取消了中央。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任弼時、賀龍率二、六軍團（此時的二、六兩軍團總兵力不足三千人）與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師。毛澤東立即授予任、賀與張國燾分庭抗禮的權力並削弱張國燾的力量。於七月六日發布命令，由二、六兩軍團和四方面軍的三十二軍（原中央紅軍的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一道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朱德五人以組織寧夏戰役的名義，聯名下令四方面軍主力部隊組成西路軍，從靖遠西渡黃河。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轉戰到次年三月全軍覆沒，僅余李先念率幾百人從新疆回到延安。歷來的中共文件和中共黨史均將此事定為：張國燾盜用中央名義，擅自命令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最後破產。就是彭德懷被關押期間所寫的《自述》也說西路軍渡河是張國燾的陰謀。這一公案直到毛澤東死後經徐向前、李先念多次申訴才得以澄清這一事實：西路軍從決策到渡黃河直至失敗，所有戰略戰術部署都是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委的直接指揮下。

關於西路軍人數，中共史冊眾口一詞說是二萬余。但《彭德懷自述》中說因西路軍慘敗，抗戰初共軍僅二萬八千人，否則將有六、七萬人。以此分析，西路軍人數有四萬人左右。

西路軍渡河其實是毛澤東為消滅紅四方面軍的一個陰謀：為什麽組織寧夏戰役只有四方面軍的主力渡河，而無其它相應的軍事部署？為什麽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後，十一月八日中央軍委就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其余部隊向東、向南調動（與西路軍的方向相反）？為什麽放棄寧夏戰役計劃後不電令西路軍立即撤回？為什麽西路軍渡河後任其孤軍深入，直到全軍覆沒而沒派兵支援？（在西路軍全軍覆沒一個多月後，才派出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而援西軍距西路軍渡河的靖遠尚有三百公里就停止前進了）這些疑問歸結到一點就是：四方面軍到陜北後，尚有五萬多人槍，而一、二方面軍之和僅一萬余人。四方面軍兵力是一、二方面軍總和的四、五倍。毛澤東要除掉張國燾這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就很難，張國燾還有可能憑四方面軍的實力取得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權。於是來個釜底抽薪，把四方面軍調到遠離陜北中央的河西走廊去，借國民黨之手，消滅四方面軍，再逐步開展黨內鬥爭，除掉張國燾。當西路軍兵敗消息傳到陜北，毛澤東大概是興奮得幾夜都睡不著：這下可以無任何顧慮放心大膽地收拾張國燾這個家夥啦！

歷史沒有如果，歷史給張國燾的機會太多。如果張國燾在川西與中央紅軍會師後以實力為後盾，對共產黨中央進行改造，就會名正言順地登上主席寶座。日後中國幾億百姓就會高喊“張主席萬歲”了。如果張國燾在毛澤東背信棄義逃跑後，立即率大軍追去，抓住毛澤東等中央要人，召開高幹會議，將其鬥個七暈八素，這共產黨的寶座也是他的。如果張國燾不自行解散自己的中央，而是據理力爭讓毛澤東先承認背信棄義的錯誤，毛澤東斷沒整治張國燾的口實。如果張國燾不讓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而是駐紮在自己身邊。毛澤東是萬萬不敢對張國燾下手的。而張國燾竟沒有抓住一次機會。最終落得個客死異國它鄉的下場。

四方面軍主力在河西走廊失敗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中央就開始收拾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幹部了。西路軍沒失敗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任軍委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張兼任紅軍總政委。大家相安無事。第二年三月底，西路軍失敗消息傳到延安，中共政治局立即開會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由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西北局書記一貶再貶，最後名義上擔任陜甘寧邊區副主席，實際上卻處於軟禁狀態。萬般無奈，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只身從延安出走。陳昌浩因有想派兵追趕中央的罪狀，從此一貶到底，永不再用。抗戰爆發後，被送到蘇聯去，並不準其回國。五十年代初回國當了一個翻譯局的副局長。文革一來被批鬥。其蘇聯老婆也與他離婚。一九六七年在關押中吞安眠藥自殺身亡，終年六十一歲。徐向前因說了一句：世上那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從此不再重用。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無法施展。建國後雖因其四方面軍總指揮的資歷得以封元帥銜，但毛澤東在世時一直郁郁不得志。

四方面軍的各級高幹如許世友、王建安、詹才芳、王宏坤、何畏等數百名被送進林彪任校長的紅軍大學關押批鬥，許世友因有高超武功，關押期間還戴了腳鐐手銬。逼得許世友等人秘密聯絡四方面軍將領近百人，策劃逃出延安回大別山。不料臨舉事時，王建安（此人後任共產黨兵團司令，銜授上將）向林彪告密。毛澤東聞報後大驚，思慮再三，親自出面接見了全部被關押的四方面軍將領，並說：四方面軍的問題由張國燾一人負責，與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無關，應當全部釋放。對主謀許世友原本要處決，許世友見事不妙，撲通一下跪在毛澤東腳下求活命。毛澤東見許大和尚識趣，關押兩年後重新起用。所有被關押的四方面軍高幹們經歷了這次血腥整肅後，也只有死心踏地地為毛澤東賣命。

關押鬥爭是毛澤東的決策，但毛澤東決不露面。而釋放時，毛澤東卻親自來宣布。這一關一放，妙味無窮。恩威並用不由你不服，有心從政的人最好先在毛澤東這里學一招。

第一篇： 共產邪教傳入中華 封建勢力借屍還魂

第四章 抗日戰爭勾結日寇招兵買馬 整肅異己偽裝民主圖謀霸業

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和內部拚鬥後的紅軍到達陜北時僅余三萬人槍，是其最高峰時的十分之一，遠不是國民黨的對手。若蔣介石以嫡系部隊全力圍剿，那麽中共武裝將徹底覆滅。但蔣介石卻偏命令不願剿共，一心只想打回老家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去圍剿紅軍。毛澤東則利用東北軍想抗日，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與張學良達成了秘密停戰協定。蔣介石數次催促張學良圍剿紅軍無果，又親臨西安，力促張學良進兵。然此時的西安已被共產黨秘密組織掀起的抗日救亡運動熱潮所籠罩。張學良對此又豈能無動於衷？面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英明決策，政治上弱智的張學良難以理解，更不願執行。在幾次哭諫無效後，目光短淺、年少氣盛、做事莽撞的張學良竟發動兵變將蔣介石扣押。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西安事變。

張學良靠其父親張作霖打下的基業而坐上了東北王的位置。但其本事卻不敢恭維。其一生犯有兩大錯誤：其一，“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拱手將東三省送給日本。其二，為急於洗刷不抵抗的罪名，置國家、民族、本黨的根本利益於不顧，以下犯上，扣押國家領袖，致使剿共大業功敗垂成。日後毛澤東塗毒中國，追根究底竟是由於張學良救了共產黨一命所致！

難怪共產黨把張學良稱為千古功臣！

可笑蔣介石連國民黨這個“內”都難“安”，又豈能“攘”共產黨這個“外”？

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和中共高幹們欣喜若狂，恨不得立即摘下蔣介石的頭來。但斯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卻指示中共與蔣介石和談。毛澤東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後破口大罵俄國佬，但又不得不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張學良也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答應抗日，還擁蔣做領袖。最後共產黨派出周恩來與蔣介石談判。內外交困的蔣委員長只得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近年網絡上有文章說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已經加入了中共。如果是這樣，那麽張學良所作所為就是中共的指示。

西安事變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幾十年爭鬥的有關生死存亡的轉折點。也是中華民族邁向自由、民主、富強還是倒退回獨裁、專制、貧困的轉折點。張學良的兵諫救了共產黨一條命，使共產黨絕處逢生，利用抗日戰爭發展壯大，從蔣介石手中奪取了政權。把中國拖回到了最野蠻的封建法西斯時代！蔣介石卻由於斬草未盡，最終被共產黨趕出了大陸。其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夢只有到台灣那一塊孤島上去做了。

當我們把西安事變放在歷史的天平衡量時，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當為共產主義封建邪惡勢力因此而死灰覆燃而痛心疾首！

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楊虎城的處置也有其用心。對楊虎城關押到共產黨統治大陸之前處決。對張學良念其年輕，不懂世事，終身軟禁。讓他親眼目睹共產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讓他的靈魂在痛苦中煎熬。

若換了殘忍嗜殺的毛澤東，對張學良恐怕殺一千次也難解心頭之恨，非抽筋、剝皮、活剮了不可。

五十年代，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了張學良的《慚悔錄》。九十年代，當有人問及日本對中國的賠償問題時，張學良憤慨地說：應當賠償，我的一生就是被日本人給毀了，我的祖國也幾乎被日本人毀掉了。

張學良自一九八八年恢覆自由後，一再拒絕共產黨訪問大陸、回東北老家參觀的邀請，這也從另一角度表示出了對因西安事變而導致共產黨統治大陸，導致中華民族的空前劫難而發自內心的懺悔！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張學良於美國在為其九十一歲生日舉行的慶祝活動上，稱自己一生“魯莽操切，膽大妄為，是民族的罪人。”這一表白應當是張學良對西安事變的自我評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抗戰的爆發為共產黨大力發展組織，擴充軍隊提供了絕好機會。按西安事變後兩黨達成的協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的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陜北紅軍根據地改為陜甘寧邊區，由國民政府提供編制、給養、彈藥、經費。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不發展組織和武裝。但精明的毛澤東一方面利用統一戰線使共產黨合法化，利用人民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熱情，迫使國民黨不敢貿然向共產黨發動進攻。另一方面置兩黨協議於不顧。獨立自主地大力發展共產黨組織，擴充共產黨軍隊。在國民黨控制區不能隨意發展，就到日本人占領區去打著抗日的旗號發展。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洛川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在毛澤東眼里，日本人不是飄洋過海到中國來殺人放火的強盜，不是什麽侵略者，而是可以與之聯合共同對付蔣委員長、幫助自己奪取天下的“同盟軍”，等聯合日本人消滅了蔣介石後，我毛澤東再去與日本人爭天下！如果日本人把全中國都吞了也是應該的――魏、蜀、吳三國中任一國一統中華都很正常嘛――還抗日幹啥？這樣當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時，共產黨的軍隊卻神不知、鬼不覺地開到了日本占領區的廣大鄉村去招兵買馬。日本人由於人力有限，其軍隊只能占領大中城市和交通線，對廣大鄉村無能為力。到一九四Ｏ年，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共產黨的武裝由三萬余人發展到五十余萬人，共產黨員由四萬余人發展到八十余萬人。有如此多的軍隊卻不去打日本人，以準備日後與蔣介石爭霸天下。

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只有兩次主動對日作戰。一次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林彪的指揮下，在山西平型關伏擊日軍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輜重部隊，共產黨宣布殲滅日軍四千多人，日軍承認有二百多人的傷亡。消息傳來，舉國歡騰。蔣介石親電嘉獎。另一次是一九四Ｏ年八月，彭德懷在日本占領區組織百團大戰，歷時近四個月。對正太路、平漢路北段、石德路、同蒲路、白晉路等交通幹線進行全面破襲，據彭德懷後來發布的戰報是殲滅日軍二萬多人，但日軍發布的傷亡數字是亡三百多人，傷一千七百多人。百團大戰大力破壞鐵路，在政治上造成的影響很大。對侵華日軍造成很大震撼。蔣介石再次致電嘉獎。

但毛澤東對這兩次戰鬥的態度，足令每一個中國人惡心。

平型關戰鬥前，毛澤東極力反對。多次致電林彪不得集中兵力在平型關與日軍戰鬥，只能分散到農村去發動群眾，招兵買馬。林彪出於一個中國人的血性和軍人的率直而違令不從。再加上周恩來、朱德的全力支持，才為共產黨掙了一個抗日的臉面。戰後毛澤東只是冷冷地致了一句話電文：“慶祝我軍第一個勝利”。

百團大戰據毛澤東說是背著他打的。老彭知道老毛不同意，幹脆來個不請示，反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澤東收到捷報後興高采烈地致電彭德懷：“這樣的大戰能否多組織兩次？”毛澤東不打日本人的政策令共產黨其他高、中級幹部極為反感，現在他想順從多數人的意願了。且此時毛澤東已有相當本錢，花幾個子兒也無妨。然百團大戰後八路軍遭到日軍的全力圍剿，損失達二十余萬。（這二十多萬多是被打散後當了逃兵，戰死者是極少數）把毛澤東日後與蔣介石爭天下的本錢都花掉不少，真令人心痛。隨後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把彭德懷足足鬥了四十天，（用彭德懷的話來說就是：“毛澤東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罪名是：背著黨中央擅自發動百團大戰，幫了蔣介石的忙。過早暴露了共產黨的力量，招來日軍報覆，造成很大損失。

抗日有罪，罪該萬死！彭德懷因打了一個百團大戰，就被毛澤東“操”了四十天的“娘”，林彪若不是平型關戰後受傷赴蘇聯就醫，他“娘”也會被毛澤東“操”上四十天！二十年後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又為百團大戰一事繼續“操”老彭的“娘”，林彪見勢不妙，生怕“老娘”被“操”，嚇得連連聲明：“平型關大戰是任弼時叫打的。”把這天大的抗日“罪行”栽在死了多年的“七大”中央書記處書記、前中共中央五把手任弼時頭上――你毛澤東總不會跑到棺材里去“操”任弼時他“娘”吧？共產黨內僅有的兩個抗日將領最後都慘遭毛澤東的毒手，再加上毛澤東在抗戰八年中的表演，真使人懷疑毛澤東是不是日本人派來的奸細！

據史載：百團大戰後日軍從武漢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抽調一個師團二萬人到華北剿共。當時華北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兵力最少的地區，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而在武漢國民黨戰場每平方公里是七人。日軍增兵兩萬就重創共軍。此時的八路軍還只是一群手拿大刀、長矛的烏合之眾，不堪一擊。

毛澤東瘋狂擴軍，不打日本人還可從另一側面看出：毛澤東抗戰八年中的主要電報文稿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書中除一篇《論持久戰》和日本宣布投降後的《對日寇最後一戰》提到抗日外，沒有一篇是指導八路軍、新四軍如何抗日的電文，其余篇目內容一是指導共產黨如何與蔣介石、國民黨鬥爭，如何擴充軍隊，如何擴大地盤。二是如何與共產黨內的對手鬥爭。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全是指導如何與國民黨軍隊爭天下，每次戰鬥、戰役如何排兵布陣等形成鮮明對照。幸虧《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沒把毛澤東反覆致電林彪不準集中兵力打平型關大戰的電文收入，否則毛澤東的賣國賊嘴臉將暴露無疑。

一九四一年，日本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日本承認蒙古國，蘇聯承認滿洲國。在日軍如何對待蘇聯支持的中共武裝一事上，日本政府肯定與當時的蘇聯政府達成了默契。隨後毛澤東派出潘漢年到南京與日軍、汪精衛政權秘密接觸。從此以後，中共軍隊與日軍、偽軍相安無事。且相互通商往來，如同一家人。中共要人陳毅生病，居然由日本軍隊保護送到上海治療。

最近日本學者遠藤譽查閱大量史料，寫了一本書：《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書中記載了毛澤東與日軍勾結，共同打擊國民黨軍隊的歷史事實。該書在日本連續印刷五次，成為近年日本少有的暢銷書。

共產黨軍隊在八年抗戰中打死打傷多少日軍？在郝夢筆、段浩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一書中說：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八年抗戰中打死、打傷、受降日軍五十二萬七千多人。此說無異天方夜談，難以置信，與中共報上吹的畝產水稻八十三萬斤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由中共軍事科學院編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一書中把中共歷次對日作戰寫得非常詳細，書中很多章節把打死、打傷日軍一人或幾人都如實記錄，但總數相加不到五千人。書中大量使用的一個概念叫“日偽軍”，這使人非常不解，到底是“日軍”或是“日本人的偽軍”？或是日本人和偽軍的混合編隊？使用這樣的“模糊概念”只能混淆視聽。近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八年抗戰中的日軍戰爭死亡人數：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死亡318883人，與共軍作戰死亡851人，與蘇聯紅軍作戰死亡126607人。日軍在二戰期間死亡人員都有準確的姓名、年齡、家鄉、部隊、死亡地點、被誰所殺的詳細記錄。每個死亡人員在靖國神社都有位置。共軍在對日軍作戰的總死亡人數以日軍傷亡人數的十多倍算，則只有一萬多人。陣亡的高級將領僅副參謀長左權一人，還是在日軍圍剿時逃命途中被打死，而不是率軍作戰時戰死。

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組織的十萬軍隊以上參戰的大會戰二十三次，其中上海會戰（殲日軍六萬余人）、武漢會戰（殲日軍二十余萬）、三次長沙會戰（殲日軍十萬余人）、台兒莊會戰（殲日軍一萬余人）、忻口會戰（殲日軍四萬余人）、湘北會戰（殲日軍四萬多人）、駐印軍緬北大反攻和遠征軍滇西大反攻（殲日軍十萬余人）、鄂西會戰（殲日軍二萬五千多人）、常德會戰（殲日軍四萬多人）、雪峰山會戰（殲日軍近三萬人）、上高會戰（殲日軍一萬余人）……等戰役是在付出重大傷亡後給日軍較沈重的打擊。但是在長城抗戰、南京保衛戰、太原保衛戰、兩次隨棗會戰、中條山會戰、昆侖關會戰、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河南會戰、南昌會戰、海南島作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浙贛會戰……等戰役是付出巨大傷亡並使日軍遭到損失後以失敗而告終。損失較大的幾大戰役有上海會戰（損失近三十萬）、南京保衛戰（損失二十多萬）、中條山會戰（損失二十多萬）、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損失近六萬）、河南會戰（損失達三十多萬）、長衡會戰（損失二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抗戰中傷亡六百多萬。其中陣亡將士達三百八十多萬。高級將領中，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李家鈺，軍長郝夢齡、陳寶安、馮安邦、唐淮源、武士敏、王甲本、佟麟閣、鄭作民，師長王銘章、呂公良、戴安瀾、寸性奇……等幾十名先後戰死疆場。特別應當大書一筆的是王銘章師長率裝備最差的川軍一二二師在台兒莊會戰中死守滕縣、呂公良師長率二十九師在河南會戰中死守許昌，兩個整師官兵全部壯烈殉國。譜寫了中華民族抗戰史上最悲壯的一頁！抗戰中有兩次慘烈攻堅戰：杜聿明率第五軍鐵血昆侖關，以傷亡兩萬四千多的代價殲滅日軍近四千人。何紹周率第八軍激戰松山數月，以戰死二萬多人的代價全殲松山日軍三千多人！在抗戰中立下赫赫戰功者有薛岳、李宗仁、陳誠、傅作義、吳奇偉、孫連仲、王陵基、王耀武、楊森、衛立煌、張自忠、宋希濂、杜聿明、劉茂恩、方先覺、李華堂、關麟征、張靈甫、邱清泉、胡璉、鄭洞國、廖耀湘、孫立人、戴安瀾……等眾多名將。

八年抗戰期間，毛澤東利用與國民黨關系相對穩定時期，在共產黨內部大力排斥異己，對反對派進行分化瓦解，無情打擊。張國燾因成立“偽中央”，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受到批鬥，被逼出走。王明從蘇俄回國之初，因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毛澤東還敬畏三分。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負責中國部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勾兌”成功，其在中共中央的領袖地位得到了季氏的認可和支持，就不再把王明放在眼里。抗戰之初，王明離開中央去武漢任長江局書記。任職期間，王明組建了中共另一支武裝新四軍。一年後武漢淪陷，長江局撤消，王明回延安。但此時的延安已物是人非，當初支持王明的中共大員們面對毛澤東的帝王心術和厚黑臉皮，已知若不改換門庭就有被趕出政治舞台和權力中心的危險，甚至會被老毛秘密弄死。對毛澤東的意見，不管有理沒理，先表示支持。三十年代末，毛澤東在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已經形成。

收拾了張國燾，擺平了王明，下一個對手就是毛澤東在江西根據地的頂頭上司項英。一九四Ｏ年，毛澤東派劉少奇接替項英職務。隨後又把項英和他的一萬余人的部隊送進蔣介石部隊虎口。項英數次給蔣介石發電報，但被毛澤東扣押。幾天後估計項英部隊消耗貽盡了，毛澤東再指派周恩來出面交涉。隨後項英被叛變的部下殺死。但毛澤東似乎余怒未消，還給他扣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而大加撻伐，項英若是不死，中共“七大”的政治局肯定不再有他的位置。毛澤東在項英死後定的“右傾機會主義”鐵案在二ＯＯ三年中共播的電視連續劇《新四軍》中有生動的描述，劇中按照毛澤東的定論編出的故事與歷史的真實大相徑庭。二ＯＯ三年底，中共中央對這一歷史公案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肯定“皖南事變”不是因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才導致失敗，而是當時新四軍奉中央毛澤東之命才鉆進了國民黨軍的口袋。項英擔任新四軍政委四年中，為新四軍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為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於一九四Ｏ年十二月發出了《關於時局和政策的指示》，指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澤東被解職期間，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所犯錯誤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接著在延安召開了一百多個高級幹部參加的整風運動，對建黨以來的歷史進行討論，毛澤東對整風運動進行了嚴密的部署，由康生組織一幫打手，對曾經反對過毛澤東的高幹和不同意毛澤東意見的高幹及毛澤東看不順眼的高幹在大會小會上進行批判、鬥爭、關押，直到認錯、服輸、投降為止。其它大大小小的高幹和來自各個山頭的大王們見此鬥爭場景，人人面面相覷，兩腿發軟，乖乖地跪倒在毛澤東膝下，不敢再生異心，在公開和私下的任何場所，總是把“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掛在嘴上。整風運動鬥爭的結果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從中共最高權力核心跌落下來。周恩來因有高超的處世手腕，承認錯誤後留用。而毛澤東則把原紅一方面軍中的親信要人和“到延安結識的新朋友”（毛澤東語）如劉少奇、任弼時、高崗、彭真等安插在重要的崗位上。毛澤東由人而神的至高無上地位就在如此這般的陰謀詭計中形成了。

在整風期間，多疑的毛澤東又指使康生搞所謂的“搶救運動”將抗戰時期投奔共產黨的青年學生弄來逐一審查，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想弄出個“國民黨特務”什麽的。不知是誰將主謀毛澤東捅出，大群學生青年湧向毛澤東的住地，質問毛澤東“為什麽搶救我們？”毛澤東不得不出面答覆“搞錯了”，並做個洗澡動作自我解嘲說：“高錳酸鉀洗澡，燙傷自己皮肉了”。搶救運動方才停了下來。

經過整風運動和台前幕後的各種交易，毛澤東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名正言順地登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主席的寶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又主持通過了《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羅列中共歷屆最高領導人的錯誤，甚至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實，栽贓陷害。同時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就在這次大會上，劉少奇大肆宣傳由王稼祥發明的概念“毛澤東思想”，種下了中共黨內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罪惡種子。劉少奇日後慘遭毛澤東的迫害，追其根源，竟是來自於劉少奇在“七大”對毛澤東制造的個人崇拜。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己作孽、自己“享受”。

中共“七大”是對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幾十年政治鬥爭的一次勝利總結。也是毛澤東一生政治生涯的最輝煌燦爛時期的開端。“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幾乎全是毛澤東的親信，歷史上的反對派如李立山、王明、博古、張聞天在其中只起點綴作用，以表明毛澤東能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貶得最低的是王稼祥，當年的軍委副主席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以致於王稼祥夫人到八十年代末還在為此大呼冤枉。這些起點綴作用的人物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再難有所作為了。

八年抗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人民面前樹立了比較好的形象。開國皇帝坐天下前都善於樹造這種形象。延安時期的毛澤東雖在黨內采取陰謀手段，搞血腥內鬥、專制獨裁，但對黨外人士還是裝出一副民主嘴臉。毛澤東親筆寫下大量讚美美國民主制度的文章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陜甘寧邊區政府實行三、三制：共產黨人占三分之一，民主黨派占三分之一，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一。社會各界有著廣泛的參政權力。陜北知名人士李鼎銘先生鑒於共產黨機關龐大，人民不堪負重，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很快被毛澤東接受。一次打雷，陜北一農家老嫗怒罵道：“天老爺為何不劈死毛澤東！”毛澤東知道後詢問原因，原來是共產黨在陜北的駐軍和閒雜人員太多，強向老百姓征糧，人民不堪重負，怨聲載道。毛澤東當即決定每年減征幾萬擔公糧，並組織軍隊到南泥灣開荒種地，自給自足。當有人提出說：“把她抓起來！”毛澤東非常大度地說：老百姓的意見是對的，我們的確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困難，不能責怪老百姓。此老嫗若是在毛澤東坐上天下後如此說，毛澤東不把你滿門操斬株連九族才怪了。美軍派到蔣介石政府的高級顧問史迪威、魏德邁等人看了毛澤東讚揚美國民主的文章信以為真，親自到延安考察，也對共產黨的民主作風和廉潔高效大加讚揚，對蔣介石政府的專制腐敗強烈不滿。史迪威甚至提出用美軍武器裝備武裝共產黨軍隊的主張。其實國民黨的腐敗多是對新聞不加控制而暴露太多，共產黨的廉潔是對輿論的嚴控和喬裝打扮而來的。史迪威於抗戰勝利前夕，在蔣介石的強烈要求下被召回國。第二年因癌癥去世。

在毛澤東與日軍講和，放手發展共產黨武裝，坐山觀虎鬥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共產黨積極擴軍。到抗戰結束時，共產黨的武裝由三萬余人發展到一百二十余萬。另有二百多萬的民兵。毛澤東終於有了同蔣介石爭天下的本錢和實力了。

就是這樣一支與日軍勾結的賣國軍隊，在日軍宣布投降後，毛澤東、朱德竟下令侵華日軍必須全部向共產黨軍隊投降。並指定受降地點和受降將軍。毛澤東甚至大罵蔣介石是“從峨眉山上下來摘桃子”！

八年抗戰，中國領土上兩國三方（日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爭鬥的結果是共產黨成了最大的贏家。日本人剛一宣布投降，毛澤東急令藏在深山密林中的百萬大軍，瘋狂地搶占日本人放棄的地盤。數月功夫，共產黨就控制了全國土地的四分之一和人口的三分之一。憑著這雄厚的實力，毛澤東開始了與蔣介石爭霸天下的大決戰。

第一篇： 共產邪教傳入中華 封建勢力借屍還魂

第五章 假和談真叛亂毛澤東挑起內戰 送武器送軍火斯大林助陣共黨



抗戰一結束，中國大地和平呼聲甚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蔣介石主動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民主建國同盟發表了《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了“民主建國，和平統一”的口號。美國總統杜魯門不願看到中國內戰爆發，也力促國、共兩黨和談。蔣介石於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三日兩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和談。為表和平之誠意，蔣介石又將六百萬大軍裁減三分之一，以換取毛澤東同意全國軍令、政令的統一，共產黨作為議會政黨在全國範圍內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毛澤東卻把算盤拔得更精。一面接受邀請赴重慶談判，裝出要和平的樣子，一面起草對黨內的指示：“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決不能交給蔣介石。”

抗戰勝利後，中國在世界的威望空前提高，擠身於四大強國（美、蘇、英、中）之列。實是我中華民族走向自由、民主，實現和平建國的最佳時機。惜乎天不佑我中華，偏生出毛澤東這樣的魔頭，悲哉！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向社會各界發表了他在一九三六年所填的詞：《沁園春 雪》



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

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

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

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

原馳蠟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

看紅裝素裹，

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竟折腰。

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此詞的藝術手法無可指責，堪稱毛澤東詩詞中的佳作，就是在中國的詩詞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詞中極濃厚的帝王思想卻令人駭然。恰是一篇共產封建帝王的宣言書！目空一切的毛澤東將中國歷代帝王貶得一文不值，大有數千年中華風流人物舍我其誰之慨。然只要看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的政績，就知他是個什麽東西。外蒙古、台灣、港澳收不回，此遠不及開疆拓土的秦皇、漢武。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又豈能與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比肩？至於鐵騎千里，橫掃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毛澤東更不能望其項背。倒是風流風騷之事，也許能與歷代帝王媲美――“英雄”本好色。據《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一書中記載，有名有姓的佳麗達幾十位，甚至連周恩來的義女也強行占有。晚年還有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張玉鳳――這才是“英雄”本色。與歷代開國帝王相比，毛澤東“文”不及魏武（曹操）；“治”無從談起；“武”不及宋祖；“功”完全是個負數。但在臉厚心黑、殘害百姓、屠戳功臣、禍國殃民方面，歷代帝王無人能望其項背。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堪稱是詞中的最佳名句。它本應成為毛澤東的千古絕唱，可由於毛澤東在位二十多年來冤獄遍野、白骨成山、殺人如麻、殘民亂國，千古絕唱竟成千古笑料！筆者不才，以此句為對，戲作下聯：“論禍國帝王、唯有老毛”。

文如其人，詩如其人，詞如其人。毛澤東這首詞恰是他自身的寫照：毛澤東猶如寒冬的冰雪，籠罩中國時期，中國大地“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毛澤東心雄萬丈：蒼茫大地，誰主沈浮？千古一帝，舍我其誰？小小寰球，美、蘇首腦只是“蒼蠅碰壁”！“欲與天公試比高”！然冰雪又是最難長久的東西。一旦春回大地，太陽出，冰山滴，中國大地依然“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沒有毛澤東的中國，人民才過上了好日子。

詞是好詞，詩是好詩，但是不是毛澤東原創？近有毛澤東原秘書胡喬木聲稱：此詞是胡喬木所作，以毛澤東名義發表。如真是這樣，毛澤東就是文化盜賊耳！

此時身在重慶的毛澤東，雖有萬丈的雄心，也不得不裝出一副急於想接受“招安”的樣子，在大庭廣眾之下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面是和談，一面是搶占地盤，在東北，日本人統治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均未見蹤跡，日本人一投降，兩黨就在東北大打出手。共產黨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和蘇聯紅軍的暗中支持，搶先一步派彭真、林彪率領十萬大軍挺進東北，並大量收編“滿洲國”軍隊。短短一月就發展到二十多萬。與此同時，占領東北的蘇聯紅軍把繳獲的日本關東軍全部軍事裝備交給了中共的部隊。據史料載：中共1945年到1948三年間從蘇聯紅軍手中獲得的軍事裝備有步槍70萬支，機關槍2萬多挺，大炮3700門，坦克600多輛，飛機180多架。武器彈藥庫680個。這些武器一部分裝備林彪東北部隊，一部分經蘇聯控制的大連海運到華東粟裕野戰軍。後來林彪的東北野戰軍和粟裕的華東野戰軍成為共軍戰略最強兩大軍事集團。毛澤東得到蘇聯如此巨大的軍火援助，興奮之余，再三電令彭真等人，爭取獨霸東北。國民政府是世界公認的合法政府，蔣介石也派杜聿明率五萬大軍接收東北，國軍雖晚到一步，但依仗在抗日戰爭中久經戰火考驗的軍隊，將林彪的二十多萬大軍從山海關一路趕出錦州、沈陽、四平、長春。特別是四平一仗，若非林彪逃得快，東北共軍將全軍覆沒。東北內戰初期，廖耀湘一個團，就打垮了林彪一個縱隊（軍）。毛澤東口口聲聲標榜抗日，若真是在抗戰中與日軍反覆較量過，何以二十多萬共軍不敵五萬戰鬥力比日軍弱的國民黨軍隊？四平一仗後，毛澤東將無能的彭真免職。林彪集東北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此人果然了得，短短兩年多時間，東北就完全落入共產黨手中。

毛澤東、蔣介石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雙方代表簽訂了《會談紀要》。然談歸談，打歸打。十二月二十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沖突。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發表會議公報，要求中國停止內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定。

蔣介石一生的失敗就在於與共產黨和談：西安事變後與共產黨和談，使共產黨死灰覆燃。抗戰後與共產黨和談，結果共產黨趁機大搶地盤，四九年與共產黨和談，結果把大陸江山送完。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足，若抗戰後人不卸甲，馬不離鞍。一鼓作氣，剿滅共黨，我中華民族何來日後滔天赤禍？

蔣介石迫於國際國內壓力而停戰，給在各大戰場均處劣勢的共產黨軍隊以喘息之機。毛澤東求之不得。並趁著停戰，整軍備武，以利再戰。

毛澤東拒不交出軍隊，內戰就不可避免。一九四六年六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然喘過氣來的共軍已今非昔比，國軍優勢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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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大戰役決定中國命運 長春圍困林彪滅絕人性

一九四七年七月後，戰局開始向有利於共產黨方面轉變。共軍在獲得大量蘇聯裝備後戰鬥力提高較快。加之共產黨在對農民士兵進行的訴苦、階級教育等欺騙手法，使得共軍士兵在戰場上不要命地向前沖，而國軍士兵面對同是中國人的共軍卻不忍下手，共軍士氣明顯高於國軍。

一生喜好打仗的毛澤東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到河北西北坡指揮共產黨的武裝鬥爭，自己在陜北指揮彭德懷的幾萬人馬與胡宗南大軍周旋。毛澤東在沙家店、宜川打了幾個勝仗後，驕氣逼人，寫出了《評西北大捷兼論新式整軍運動》的文章。一九四八年三月發兵寶雞，誰知幾萬人馬竟在寶雞被胡宗南全殲。毛澤東頓時傻眼，連忙逃出陜北，東渡黃河，與劉少奇會合。

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五個縱隊（軍）七萬五千余人此時僅余許光達的兩個旅不到萬人。從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再沒有一次像樣的作戰。直至四九年四月底毛澤東把華北野戰軍的兩個兵團給了彭德懷後，彭才有了進軍西北的實力。

彭德懷一生有幾次大敗仗：榆林久攻不克；寶雞全軍覆沒；朝鮮戰場五次戰役百萬大軍幾乎灰飛煙滅。但毛澤東後來批彭德懷時，對幾大敗仗從不提及。看來都與毛澤東越俎代庖指揮有直接關系。毛澤東雖有時顯出卓越的軍事才幹，但也經常敗仗連連。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此時全國的軍事形勢總體是：西北戰場彭德懷被胡宗南在寶雞全殲其主力後，幾成光桿司令。中原戰場，劉伯承被白崇禧打得無立錐之地。華東戰場上，粟裕與劉峙雙戰勝多敗少。華北戰場上，共產黨的聶榮臻遠非國民黨的傅作義的敵手；只十八兵團司令徐向前在山西打得閻錫山節節敗退。唯東北戰場上林彪武功蓋世，天下第一。蔣介石雖多次走馬換將，杜聿明、陳誠、衛立煌輪番上陣均被打得落花流水。決定國共兩黨命運的大決戰首先在東北拉開帷幕。林彪以百萬大軍在五十二天內就將東北近五十萬國軍精銳消滅。與此同時，淮海戰場上粟裕、劉伯承的六十萬大軍又戰勝國民黨的八十萬大軍。林彪揮師入關後，傅作義的六十萬大軍成甕中之鱉。抗戰名將傅作義為保全歷史文化名城北平，自動接受共產黨改編。國共大決戰，共軍大獲全勝。

三大戰役中，最慘絕人寰的莫過於遼沈戰役中的長春圍困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林彪派十萬大軍圍困長春，長春市水電全停，瞬間變成一座死城。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城內五十萬百姓，十萬國民黨軍隊陷入絕境。駐守長春的鄭洞國將軍奉蔣介石之命，將城內幾十萬百姓疏散出城。（共產黨說是驅趕）不管是疏散也好，驅趕也好，一旦出城總有活路。但共產黨軍隊早已森嚴壁壘，嚴禁百姓出城。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中校張正隆先生所著的《雪白血紅》一書中載：



九月九日，林彪，羅榮桓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有成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蜂湧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約兩千人……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入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

……

“不讓饑民出城，已出城者要堵回。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他們成群結隊地跪在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的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出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另一個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

六月二十八日，圍城部隊兵團政委肖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強迫逼出。二、組織群眾向我請願。三、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眾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擊掩護群眾出境。因此我對外出人員一律阻止，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需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能成為一般圍城部隊的思想。”

……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市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老人說：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個，四個妯娌，三個孩子。……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什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在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頭架，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10里、8里外都薰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邊何東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曾木匠7口只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6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毯兒”），6口全死了。

舊歷8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象睡著了似的。墻上一只掛鐘，還“嘀嘀嗒嗒”走著。開頭見死人掉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後來連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象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5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挖個大坑，把鋼軌什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在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條大腿都剔光了。早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太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

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馬路邊上，希望有錢人能抱走撿條命。……二道河子這片那兒最多，大都是5歲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剛會走，張著小手“媽呀”“媽呀”叫，爬到馬路上的爬進學校的那個小樣呀！叫不動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地死了。活著的還在那兒爬，啞著嗓子叫“媽”。人們都不敢往那兒去。每天都有送的。

……

二道路那兒扔些小孩，一場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唉別說這個了，一說這個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

偽滿時期，日本人在城邊修了條環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圍城期間，這條圈道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真空地帶，老百姓叫“卡空”。

國民黨往外趕，共產黨往回堵，老百姓大都夾在“卡空”里餓死的。

開頭出不去還能回來。後來國民黨準出不準進，出不去就只有夾在“卡空”里等死了。

65歲的退休工人於連潤老人回憶：

“卡空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樣兒，腳下就有點軟了。咬咬牙，硬著頭皮，還是闖。

……

一家一堆，擠擠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地呆著。鍋呀，盆呀，車子，被子，活人，死人，到處都是。8月，正是最熱的時候，日頭那個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象塌窩雞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麽放著爛著。骨頭白花花的，有的還枕著個枕頭，骨架子一點不亂。

人餓了，開頭腳沒根，渾身直突突，冒虛汗。餓過勁了就不餓了，暈暈乎乎，飄飄悠悠象騰雲架霧似的，不覺得難受了也不怎麽想吃什麽了。可一看到吃的東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搶。不少死人身邊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沒有。能說話時，一聲又一聲聽不出個個數，一聲聲都象“餓呀”、“餓呀”。沒聲了，眼睛有時還睜著的，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麽表情也沒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睜了，還喘著氣兒剛睡著了，這就快了。快也能挺個一天兩天的。人命可大了，象燈油不熬幹不死。有的瞅著還象笑模悠悠的，更嚇人。

趕上毒日頭，那人一天工夫就發起來了。腦袋有鬥大，屁股象小鼓似的，眼瞅著發，先綠後黑。一會兒“啪”的一聲響，又悶又響，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響。夜靜聽得最清。這一聲，那一聲，有的就在身邊響。鼻子早就聞不出什麽了，可那一聲響過後還是受不了，沒聞過的想象不出那味兒。

……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殼里的，都是蛆。

………

長春圍困前，居民為50萬左右。

圍困結束，長春只剩17萬人。

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集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雪白血紅》書中493-513頁中的長春十六萬百姓活活餓死的場面筆者看時整個身心都在發抖，實在是令人慘不忍睹。

書中為照顧共產黨的臉面只說死了十五萬多人，但書中透露出圍困前的人口是五十萬，圍困後僅十七萬人，這三十多萬人的差額哪去了？

看著這不是用鮮血而是用長春幾十萬百姓的白骨書寫的文字，不禁令人淚潸潸而下：中國人的生命難道真是如螞蟻，如草芥一般賤嗎？中國人的生命難道就可以隨意剝奪嗎？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炎黃子孫，每一個有良知的世界公民看了這些的文字也決不會無動於衷！

從這些講話、電報和回憶中我們看見了什麽？：幾十萬百姓堵在包圍圈與長春城之間，任他們跪地求情，苦苦哀告，嚎啕痛哭，上吊自殺。共產黨軍隊不給一粒糧，不送一滴水，不放一人出。對強行沖關的百姓，用機槍掃射。對逃出了包圍圈的百姓強行送回……世界上竟有如此殘忍的軍隊，世界上竟有如此野蠻的暴行！

在這重重包圍之中，幾十萬無辜百姓――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到青春年華的姑娘，從拖兒帶仔的母親到白發蒼蒼的老人――變成幾十萬具骷髏，長春變成了一座陰森森的白骨之城！

一座城市，因戰爭而活活餓死這麽多百姓，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十二年後，中華大地再次上演人類歷史亙古未有的慘劇：五千三百萬農民活活餓死在自己的田園里。今日長春的累累白骨，竟是日後華夏大地屍橫遍野，白骨成山的先聲！比之長春百姓和中國農民的命運，人類歷史上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

軍人死於戰火，這是天經地義。百姓死於戰火，這是屠殺無辜。長春圍困戰的死者不是軍人，而是百姓。不是死於戰火，而是死於共產黨制造的饑餓。這是世界戰爭史上最野蠻、最血腥、最瘋狂的對手無寸鐵的百姓的滅絕人性、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這是日本人的血腥侵略造成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這是希特勒種族滅絕政策造成的；廣島原子彈炸死十多萬，這是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造成的。而長春幾十萬百姓活活餓死的大屠殺，卻是中國人自己制造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制造出來的。共產黨人比日本，德國法西斯這些以殺人而著稱的魔鬼都殘忍百倍！

蘇聯電影《莫斯科保衛戰》中德國法西斯軍隊包圍城市時，蘇軍指揮員命令老人、婦女、兒童：為了俄羅斯，你們立即出去向敵人投降。德軍卻沒有將他們堵在城里，而是放他們一條生路。

戰場上被槍炮打死已夠殘忍了，然而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兒女緩慢餓死，這就更加殘忍，更加慘不忍睹！

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哪一場戰爭有如此悲慘的鏡頭？林彪是這一悲慘鏡頭的第一導演，是第一罪魁禍首！

當年諸葛亮火燒滕甲軍後自泣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不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人面對長春幾十萬白骨有沒有這種心情？

後來中共十大元帥中，林彪、羅榮桓都不得善終，先於其他元帥殞命。劉亞樓上將亦英年早逝。莫非冥冥之中真是幾十萬長春百姓索命來著？

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林彪遭毛澤東的毒手夠冤枉了，然而這比起長春幾十萬百姓的冤屈又算什麽？

林彪死無葬身之地，魂魄流落異國它鄉，死後幾十年無人為其昭雪平反。下場之慘，為中共受迫害的高幹中絕無僅有，難道上天真是因餓殺長春十幾萬百姓之事假毛澤東之手讓其遭此報應，死無結果？

（張正隆先生的《雪白血紅》一書是共產黨開國後最真實的一部記錄共產黨在東北發跡全過程的書。由於此書對共產黨罪行揭露太多，作者因此而被捕入獄五年。）

第一篇： 共產邪教傳入中華 封建勢力借屍還魂

第七章 金門血戰中華民國絕處逢生 共黨開國專制魔頭稱雄大陸



三大戰役的失敗，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蔣介石在四面楚歌聲中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再次發出了和談呼籲。然此時的毛澤東已非彼時的毛澤東了。善假和談之手段，達喘息之目的的毛澤東豈不識你蔣介石的鬼花招？毛澤東的和談陰謀可在你蔣介石面前玩得滴溜溜地轉，你蔣介石也想如此這般地糊弄毛澤東？和談可以，但必須是無條件投降。

四月一日，國共兩黨第三次和談開始了。勝券在握的毛澤東和談條款第一條竟是要把蔣介石作戰犯處理！真正是“成者王侯敗者寇”，分明是毛澤東挑起的一場內戰並屠殺了數百萬中國人民，現毛澤東成了勝利者，他就可以隨意指認別人是戰犯。

毛澤東為和談開出了任何人也無法接受的高價，理所當然地為國民政府所拒絕。

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朱德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共產黨雄兵幾百萬分數路掃蕩國民黨的殘余軍事力量。

彭德懷、習仲勳、王震進軍寧夏、甘肅、新疆。九月，新疆國民政府主席鮑爾漢，警備司令陶峙岳投降共產黨。

劉伯承、鄧小平、賀龍挺進四川、雲南、貴州。十二月，四川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雲南龍雲、盧漢相繼變節。

林彪、羅榮桓揮師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八月，湖南省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又改換門庭。

陳毅、粟裕橫掃上海、浙江、福建。十月占領廈門。

此時的國民黨軍隊早已是人心渙散、軍無鬥志、望風而逃、一勸即降。共產黨軍隊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大陸。

就在共產黨席卷大陸之時，卻發生了兩件共軍受重挫之事。

八月，長沙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追隨程潛投共，其部隊全都離陳明仁而去。陳明仁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林彪部隊四十九軍一四六師由變節者帶路，追擊國民黨軍隊時孤軍深入，在青樹坪陷入白崇禧重圍。一個整師被殲滅，師長許慶祥當場炸斃。共軍死傷近萬人。

十月，共軍第十兵團司令葉飛指揮九千人馬登上金門島，眼看大功告成，然而從淮海戰場死里逃生的胡璉將軍率國軍十二兵團拚死抵抗，並指揮國軍從側面搶占共軍的登陸灘頭陣地。此時又恰逢漲潮，共軍無法派兵支援。葉飛眼看九千共軍登島後慘遭覆滅而無能為力。此戰國民黨宣布殲滅五千，俘虜四千多並釋放回大陸三千多人。而共產黨方面宣布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被俘。其實共產黨的兵多是從國民黨部隊中俘虜過來的，全部戰死不大可能。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算失身也要做個人工手術把處女膜補上，以示忠貞。據某報載：某團政治部主任邢永生在金門被俘釋放回來後即被開除黨籍軍籍回農村。直至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為被俘人員落實政策時才平反。當得到平反通知時，因激動過度當即身亡。所在生產隊社員唏噓不已：老邢這個人什麽苦都吃過，可什麽福都沒享過！

在共軍秋風掃落葉般攻勢中，國軍卻在青樹坪、金門島重挫共軍，這是中華民國的回光反照還是中華民國的不亡之兆？

果然數月後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毛澤東再也無力攻占台灣島，中華民國得以在台灣生存發展。敗退到台灣的蔣介石吸取了大陸失敗的教訓，改造國民黨，勵精圖治。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使台灣經濟騰飛。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先生又開放黨禁。李登輝繼任後，又建全、完善了民主、法制制度。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的中華民國終於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蔣介石父子在台灣為中華民族開劈了一條富強、民主、自由之路。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希望所在！

二十世紀的中國，日本侵略中國種下了共產黨死灰覆燃之因，結出了中華民族空前大劫難之果。同樣韓戰爆發又種下了國民黨不亡之因，現已在台灣島結出了自由、民主、富強、昌盛之果。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民主終將戰勝獨裁，自由終將戰勝專制，富強終將戰勝貧困。人類前進的腳步是任何反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我中華民族總有一天會實現民主、自由、進步、富強的偉大目標。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

一、歷史原因。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國人民早已習慣於天子的人治，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訓政”、“憲政”是什麽都不甚了了。民眾都不理解，實施起來其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二、文化原因。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文化在中國人心中根深固。傳統思想文化對社會，對人們的思想言行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連創立三民主義學說的孫中山先生和高喊實行三民主義的蔣介石先生在其思維方式和言論、行動中也不知不覺地帶有封建傳統文化的色彩。特別是蔣介石先生更為明顯。當他辛辛苦苦地忙了一生之後，再回過頭來反省自身，也許他會發現所作所為一半是三民主義；一半是封建主義。文化思維方式沒轉變，三民主義就不可能真正實行。封建專制借屍還魂就是必然的了。

三、最大直接原因。共產主義獨裁專制的蘇聯在中國收買俄羅斯代理人，組建中國共產黨，由蘇聯人出錢、出槍、出炮，發動一場武裝推翻中華民國的血腥戰爭。如果沒有蘇聯支持的中共進行的武裝叛亂，一個民主的、統一的、強大的中國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四、外敵入侵。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是導致蔣介石失敗的直接原因。如無日本入侵，蔣介石在削平大小軍閥後，再全力圍剿共產黨則共禍指日即可平息，正因日本人侵華，有了西安事變，致使剿共大業功虧一簣。共產黨得以死灰覆燃。

五、政治腐敗。國民黨在大陸為政二十二年，雖民主化程度較高，新聞、言論自由程度較高，但法制未跟上。官員貪污成了普遍現象。抗戰發抗戰財、勝利了發勝利財、接收發接收財、清查發清查財，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又無相關法律約束。而新聞界又不受任何限制地加以揭露。這就給人以國民黨極端腐敗的感覺，致使人心盡失。等到敗局已定時，蔣介石如夢方醒。委任兒子以重任，到上海去打虎肅貪。手握上方寶劍的蔣經國，竟在腐敗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當了兩個月的打虎英雄，最終落得仰天長嘆灑淚而別。內部腐敗如此，外部共黨叛亂，內憂外患，焉能不敗？

六、末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業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沒有農民的支持，政權就不牢固。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把幾億農民給收買了。毛澤東正是靠農民奪得了天下。

七、亂世不用重典。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憂外患，外有日本人虎視眈眈，內有各路諸侯占山為王，更有赤禍作祟，非鐵腕不足以治國。蔣介石先生雖狡詐多謀，無奈心不黑，手不狠。象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陳濟棠、張學良……這些地方實力人物多次反蔣，甚至與蔣殺得昏天黑地。但失敗後，蔣又委以重任。如此寬容大度，使諸侯們有恃無恐。平時陽奉陰違，時機一到，又興風作浪，揭竿而起。懷柔政策只能在天下太平時使用，亂世豈能再用？

反觀毛澤東對內部反對派總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斬盡殺絕，不留後患。致使共產黨內人人對毛澤東俯首貼耳，不敢有絲毫越軌言行，一切唯毛澤東馬首是瞻，同心同德，最後奪取了天下。

八、軍事原因。這方面問題很多。國共兩黨糾纏了幾十年，應該說國民黨的機會比共產黨多。如前所說第五次反圍剿時不是放共產黨向內地逃竄，而是向海邊壓迫；抗戰勝利後不立即解散偽軍，而是命其維持治安，聽候改編；（偽軍多被共產黨收編）不是大量裁軍，刀槍入庫，放馬南山，而是立即剿共；內戰爆發後不是那樣的輕敵；（陳誠居然口出狂言：軍事上三個月解決共軍問題）杜聿明在東北戰場上當林彪已潰敗到松花江以北時，不是停止進攻，而是窮追猛打，不給林彪以喘息之機……如此眾多的機會，只要抓住一、二次，結局都會大不一樣。

九、中共間諜對國民黨的滲透。中共的間諜在國共內戰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國軍制定的作戰計劃還沒傳達到下面部隊，這共軍指揮部就完全知曉。淮海大戰，國軍指揮部的共諜郭汝槐，劉斐隨時將最高軍事機密密報共軍，共軍對國軍的一切了如指掌。平津一戰，天津城防機密被共諜竊取，國軍最高指揮官傅作義的女兒居然是共產黨，做起老爸的策反工作。

……

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若要深入探討，怕是要寫本書出來。這里就不詳談了。

軍事戰場上的勝利，為共產黨在大陸建立統一的共產專制政權典定了基礎。但此時還不能亮出專制的招牌，還得把國民黨時代的民主黨派，知名人士，社會賢達拉來裝飾門面，以示共產黨比國民黨民主。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共產黨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在北平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蔣介石的政治協商會議還包括共產黨在內，毛澤東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卻沒有國民黨的位置。

出席會議的有共產黨首腦人物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還有宋慶齡、何香凝、李濟深、沈鈞儒、張瀾，陳叔通、陳嘉庚等知名人士。這些人對國民黨的腐敗專制不滿，眼見共產黨在軍事上節節勝利，又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和共產黨身上。

對國民黨的專制不滿，對共產黨數萬倍於國民黨的專制大概就很滿意吧？莫非這些人沒從蘇聯那里看見共產黨的鐵血專制？沒從斯大林那里看見共產黨殘忍的法西斯獨裁？看來所謂不滿多是因個人欲望沒滿足，向蔣介石討烏紗未果，想改換門庭。果然毛澤東給他們一官半職，個個就唱起了讚歌。

而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的毛澤東為收買人心，用“民主”裝飾門面，不得已才把這些人網羅過來。其實毛澤東從心眼里瞧不起這些“知名人士”。

經過三個多月的籌備，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參加會議代表有六百多名，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說：“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六十八年後再回頭看毛澤東這句話真令人作嘔，幾億中國人誰站起來了？不全都成了毛澤東一人的奴隸嗎？連劉少奇、林彪、彭德懷這類人都是要他今天死，他就活不過明天。幾億草民百姓就更是活得象螻蟻一般。這句話說成“毛澤東從此在幾億中國人面前站立起來了”更為恰當。且中國人是不能讓外國人侮辱的，只能給毛澤東做牛做馬。

會議由共產黨指名六十三人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委員有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羅榮桓、聶榮臻、李立三、林伯渠、吳玉章、彭真、薄一波、周恩來、董必武、饒漱石、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陳雲、康生、林楓、郭沫若、張雲逸、鄧小平、賽福鼎、陳嘉庚、馬寅初、馬叔倫、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久、黃炎培、蔡廷鍇、劉仲勳、彭澤民、張難先、柳亞子、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均、程潛、張溪若、陳銘樞、譚平山、張東蓀、龍雲。

毛澤東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政協主席於一身，為毛澤東在二十世紀成為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兇殘暴戾的共產封建帝王典定了基礎。

六位副主席和五十六名委員中，共產黨人就占一半，且多是戰功顯赫的將軍，正值盛年。而非共人士多是文人墨客，改換門庭的敗軍之將，且多是垂暮老人。

名單上有位前中共主要領導人譚平山，此人在二十年代末被共產黨開除黨籍，現共產黨奪取天下後又成為昔日下屬毛澤東的下屬，不知此時此刻有何感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舉行了開國大典。大典上由毛澤東親筆添上的開國大典遊行口號“毛主席萬歲”響徹雲霄。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還高喊“蔣委員長萬歲”，僅過四年，當年還盼“招安”的宋江而今也成“萬歲爺”了。此時的毛澤東還真找到了“皇帝輪流坐，今天到我家”的感覺。

毛澤東在這個開國大典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際上是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扯起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大旗，悄悄地在中國大陸覆辟。這使得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成果完全毀於一旦。毛澤東的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殘暴遠遠超過大清朝皇帝對中國人民的殘暴。共產黨政權的一大特色是冠冕堂皇的馬克思主義口號加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下，幾億，十幾億中國人民的命運掌握在共產黨、不！是掌握在毛澤東和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一人手里。在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的空頭支票下，人民被徹底剝奪了這些自由。以言定罪、以文定罪、集會犯法、遊行犯法、結社犯法。使得千百萬無辜者人頭落地，千百萬善良人家破人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了一個與歷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同的、嶄新的權力私有制度。大大小小的官僚們及其親朋好友依靠手中的權力，無情地剝奪中國人民的血汗和勞動成果。地主、資本家們剝削要依靠生產資料的投入，而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們什麽也不需要投入，只需鉆營一頂烏紗，即可進行無本萬利的剝削。一個指示、一張紙條，一個電話，一次暗示即可不勞而獲，占有巨額的民眾財富。權力私有制下的剝削是比地主、資本家還殘酷一萬倍的剝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社會的各方面的發展陷入停頓和倒退。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扼殺，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回到了愚昧、落後的封建王朝時代。用建立“獨立自主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一封建小農經濟思想指導國民經濟建設，使小而全、大而全的機構重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極端低下。對人民實行鐵腕法西斯統治使中國人民的人性受到壓抑，個性受到摧殘，人人失去思考的權力，人人變成奴性十足的工具……。毛澤東封閉國門，閉關自守的惡果是中華民族在各個領域的現代化進程全部中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野蠻的共產封建法西斯政權對中國人民的血腥專制開始了！

第二篇：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災難前有兇兆

第八章 毛澤東赴俄認祖歸宗喊“慈父” 周恩來跪地屈膝簽訂賣國約

坐上中國江山的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親自到蘇聯朝聖謝恩，向為建立中共紅朝江山嘔心瀝血且付出巨大金錢、物質、軍火助援的斯大林表忠心：我毛澤東是你斯大林扶持的傀儡兒皇帝；我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將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我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一切大政方針以你斯大林的馬首是瞻！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前往蘇聯莫斯科的列車。毛澤東此行恰逢斯大林七十歲生日。毛澤東備下豐厚禮物：山東膠東和濟南產的白菜、萊陽梨、大蔥，河北鴨梨、雪梨，山東蘿卜，北京綠皮圓形紅心蘿卜，江西小金橘等想討斯大林歡心。（毛澤東送斯大林這些禮物如同一個老農民進城看城里的親戚，洋大人斯大林會瞧得毛澤東這個土農民嗎？笑。）

其實斯大林從心眼里瞧不起毛澤東這個人。斯大林曾經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面前這樣評價毛澤東：“毛澤東只是一個麥淇淋式的社會主義者”。當奪取天下的毛澤東志得意滿地到蘇聯朝聖時，斯大林想的卻是趁機殺殺這個剛登基的兒皇帝的傲氣。要不然以後毛澤東就會象南斯拉夫的鐵托、阿爾巴尼亞的霍查一樣難以駕馭。

毛澤東的火車足足開了十天才到達蘇聯莫斯科。12月16日中午12點，毛澤東專列抵達莫斯科車站。蘇聯方面只派了一個副總理級別的莫洛托夫到車站迎接。這讓毛澤東極為掃興。當即滿臉不高興。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看毛澤東一臉不高興，也只好板著個臉。蘇方在車站舉行了簡短的歡迎儀式，隨後毛澤東到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下榻。

午飯後，蘇聯方面通知毛澤東：立即到克里姆林宮接受斯大林的召見。毛澤東萬分激動地連忙趕到克里姆林宮。可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里毛澤東一等再等加傻等，斯大林都遲遲故意不現身。這讓毛澤東煩躁至極可又不敢表達出一絲一毫的不滿。直到晚上六點正，斯大林才出來“親切接見毛澤東”。從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走廊里傻傻地等待，到終於見到斯大林，足足花了四個多小時！看來這兒皇帝想見父皇帝真的“難於上青天”呢！見了斯大林的毛澤東隨後被斯大林圈禁在駐地，不準其離開駐地半步。蘇聯方面也沒有任何人來與毛澤東見面。也不安排其它的活動。

12月21日，毛澤東應邀出席了蘇聯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毛澤東致賀詞。毛澤東手拿事先寫好的賀詞照著念，念著念著，毛澤東突然離開手中賀詞，情不自禁地高喊：“慈父斯大林！”整個會場掌聲雷動！斯大林萬分地得意！

（毛澤東這一喊不打緊，隨後中共太監文人郭沫若寫詩讚美斯大林，落款竟然寫的是“孫子郭沫若敬上”。一時傳為美談。）

出席了斯大林七十壽辰大會後，毛澤東又被斯大林圈禁在駐地不得離開半步。毛澤東大為惱火說：“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

全世界都知道毛澤東到蘇聯並參加了斯大林七十壽辰大會。可會後長時間蘇聯和中國都沒有發布毛澤東的任何消息。有敏銳的英國記者通過通訊社向全世界報導說：“斯大林把毛澤東軟禁起來了。”

毛澤東此行還有一個目的：要求斯大林廢除與蔣介石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毛澤東的中國重新簽訂條約。斯大林先故意裝出拒絕的姿態，讓毛澤東心煩意亂。其實想的是要與毛澤東簽訂一個比蔣介石簽訂的條約對蘇聯更加有利的新條約！

當把毛澤東軟禁半個月讓其垂頭喪氣、傲氣全無後，斯大林終於同意與毛澤東的中共重新簽訂條約。毛澤東急召周恩來赴蘇與蘇聯談判簽約的事。

在周恩來與蘇聯方面談判的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斯大林終於準許毛澤東離開駐地三次：一次到紅場拜謁列寧僵屍；一次參觀炮擊冬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次到“十月革命”時的喀瑯施塔得要塞參觀。

興沖沖趕來朝聖的毛澤東在斯大林故意刁難和強力打壓下，終於領教了“慈父”的厲害。對斯大林心服、口服、由衷地佩服！對斯大林所有旨意都不敢有絲毫的違背，對斯大林所有指示都堅決貫徹執行。對蘇方提出的所有條款都完全答應。

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在克里姆林宮隆重舉行。中國總理周恩來與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在條約上簽字。該條約條款多數是對蘇聯有利，對中國不利。

這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後面有一秘密的《中蘇友好同盟特別協議》。請看這個秘密《協議》的內容：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為共同防止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共同應付第三次世界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駐兵中國境內，以共同保衛世界和平。

第二條：自締約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先行劃交東北華北海空基地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軍事上之部署，並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負責協助進行東南亞的解放事業，以完成亞洲解放大業。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為國際紅軍，由紅軍最高統帥直接指揮。

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負責籌集華工一千萬人，協助蘇聯，共同建設中蘇軍事設備，以應付帝國主義之侵略行動。

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將華北各口岸開放予蘇聯永久駐兵，並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島、海州、煙台、威海衛、青島、大連。

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額四百萬，以準備帝國主義侵略行動。

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一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

第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公營事業，應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專門人員為顧問。

第九條：締約國雙方同意，蘇維埃政府調遣技術人員參加中國各地主要工業的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以優待的“供給制”予以優待。

第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沿海商埠，內陸市場，開放予蘇聯自由通商，並以百分之一的優惠條件為稅率。

第十一條：締約國雙方同意，中蘇在互惠互利條件下，進行物物互相交換，以建立友好關系。

第十二條：蘇維埃聯盟政府，有支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礦鐵原料等特權。其中以錫礦，全年產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應蘇維埃聯盟，發展重工業，協助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工業化。

第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長沙、杭州、九江、蕪湖、廈門、汕頭、福州等十五都市，劃定中心地區，作為蘇維埃聯盟僑民居留地。

第十四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為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請求，貸款三萬萬美元給予中國（貸款支配償還原則，有貸款協定訂明）唯中華人民共和國須將東北華北兩地之全部原料產品作為使用抵押，償還時之原料種類，由蘇維埃聯盟，視其實際需要而決定之。

第十五條：締約國雙方同意蘇聯政府，共同管理長春鐵路，及沿路兩旁五十華里之地區。雙方代表所擔負的職務如鐵路局長，理事主席，顧目前事實需要，須由蘇聯代表擔任，中國代表副之。

第十六條：依前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訂立之滿洲協議，蘇聯得繼續享受貿易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應以谷物供應蘇聯政府。

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

第十八條：協議約經雙方批準後，立即生效，批準書在赤塔互換。

第十九條：協議系機密性質，締約國雙方均有義務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中國歷史上有皇帝與外國簽定協議。如北宋的“澶淵之盟”，南宋的“紹興和議”， 大清國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與日本人簽訂的城下之盟，其中都有出賣國家主權和利益的條款。但這些賣國條款與周恩來與維辛斯基簽訂的條約比較，都算不得什麽！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上沒有任何皇帝象毛澤東這個蘇聯的兒皇帝一樣把中國的國家主權賣得如此之賤、之狠！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地把中國一切的一切徹底地“賣給”（ 或許“賣給”都不能準確地描述了，而應該用“奉送”二字）蘇俄的斯大林！因為毛澤東的天下是蘇聯幫助打下來的。沒有蘇聯人，就沒有毛澤東的江山，兒皇帝把所有的東西奉送給父皇帝都是應該的！天經地義的！

請讀者們注意條約中的第七條：毛澤東的“慈父”斯大林認為中國人口多了，讓毛澤東想辦法“減掉一億人”！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為了表達自己對斯大林的效忠，故意與蘇聯繼任領導人赫魯曉夫鬧翻！以彰顯自己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的斯大林正宗繼承人之身份！

毛澤東後來發動“大躍進”，制造人為大饑荒，三年活活餓死五千三百多萬中國農民，很難說不是為了履行對斯大林“減少中國一億人口”的“莊嚴”承諾故意而為之，並以此來證明自己是斯大林的孝子賢孫！

1950年2月17日，兒皇帝毛澤東終於結束了兩個多月的赴蘇認祖歸宗的旅程，登上了回國的火車。

第二篇：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災難前有兇兆

第九章 氣壯如牛毛澤東介入韓戰 丟盔卸甲彭德懷簽字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不久，韓戰爆發。剛經歷一場大規模內戰的中國本應放馬南山、刀槍入庫，全力發展經濟，醫治戰爭創傷。飽受戰亂之害的人民需要的是休養生息。但一生無別的嗜好，就喜窮兵黷武的毛澤東卻決定派兵入朝作戰。中國又卷入了一場完全與己無關的殘酷戰爭。

朝鮮曾是大清朝屬國，甲午中日海戰後被日本吞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蘇聯、美國以三八線為界，實施對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的受降和占領。隨後相繼扶持傀儡政權。蘇聯在北方扶持以金日成為首的共產專制獨裁政權，建立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美國在南方扶持李承晚建立了大韓民國，從而形成南北朝鮮分裂的局面。

說來也怪，凡是獨裁專制的國家其國名都有人民、民主、的字樣，而真正的民主國家國名上卻沒有這些字眼。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短短的三年時間里，就以弱小的人民解放軍戰勝了美式裝備的現代化國民黨軍隊，推翻了蔣介石政權。這一勝利對以金日成為首的北朝鮮共產黨人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既然中國共產黨以弱小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能在三年內消滅強大的國民黨軍隊，那麽北朝鮮以與大韓民國不相上下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一統朝鮮半島又有何難？

一九五Ｏ年一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聲明說：福摩薩（即中國台灣――筆者注）和韓國不在美國防禦範圍以內。這讓世界和金日成產生了一個錯覺：美國可能對北朝鮮武力攻打韓國袖手旁觀。

中國共產黨統一大陸後，美國政府多次聲明準備撤消對蔣介石的承認和支持，願意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金日成想的是一旦我統一朝鮮半島後，講究實際的美國人一定也會主動來承認大一統的共產主義朝鮮。

從地理位置上看，北朝鮮背靠共產黨中國和蘇聯，戰爭爆發後，北朝鮮很容易地就能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個大國的巨大而方便的援助。反之美國要想支援韓國就得跨越重洋，遠水難解近渴。

以上的種種因素，促使金日成加緊擴軍備戰，準備一統南朝鮮。

蘇聯、中國為支援共產小兄弟也不遺余力，大量的最新武器裝備（如蘇聯一九四九年才投產的T－34最新型坦克等）從蘇聯運往北朝鮮，大批的北朝鮮軍事幹部在蘇聯接受訓練。毛澤東把原林彪第四野戰軍中的164師、166師兩個以朝鮮族人為主的部隊和四野其它師中的朝鮮族軍人全部撥給了金日成。金日成開戰初的十個作戰師就有五個師的人員是來自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北朝鮮的戰爭機器日漸強大。

一九五Ｏ年一月，蘇聯、中國、北朝鮮首腦在北京會晤，就在這次會晤中，三國決定了武力攻占南朝鮮。

一九五Ｏ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曉，自認為羽翼豐滿的金日成在南朝鮮軍隊毫無戒備的情況下，發起了全面進攻，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占領了大部分南朝鮮土地。

北朝鮮發動的不義之戰受到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的一致反對。戰爭爆發的當天，聯合國安理會就通過決議，強烈譴責北朝鮮發動的侵略戰爭，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國海、空軍部隊給予韓國軍隊以掩護和支持，同時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以防中共軍隊趁機進攻台灣。七月七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授權美國組成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司令部。七月八日，杜魯門任命二次世界大戰中屢建奇功的麥克阿瑟將軍為聯合國軍司令，準備大規模介入朝鮮戰爭。（九十年代初為反擊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又組成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中國政府怕受刺激，在翻譯時用“多國部隊”一詞替代）

麥克阿瑟將軍是美國乃至世界上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曾任世界最著名軍事學府美國西點軍校校長。一九三Ｏ年任美陸軍參謀長。作為軍事家，在二戰時期南太平洋戰爭和朝鮮戰爭中用兵如神。解放菲律賓時的跳島戰術和朝鮮戰爭中的仁川登陸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的卓越經典。其戰略戰術思想對二戰後美國的軍事戰略戰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政治家，其偉大功績是以占領軍統帥身份，完成了對日本這一東方大國“最雷厲風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語）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說：“是他把我國從投降後混亂雕敝的境地中拯救出來，是他使民主在我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牢牢紮根。”

朝鮮戰火越燒越旺，北朝鮮軍隊勢如破竹，在短短一個半月時間，就攻占了韓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區，將韓國軍隊壓縮在東南沿海的大丘、釜山一線，韓國軍隊處於背水一戰的極為不利的境地。就在大局將定的情況下，九月十五日，麥克阿瑟將軍指揮聯合國軍七萬五千兵力，在二百余艘艦艇和近五百架飛機的掩護支援下，於朝鮮東海岸的仁川大舉登陸。正面戰場洛東江一線的韓國軍隊和聯合國軍也大舉反攻，北朝鮮軍隊腹背受敵，全線崩潰。聯合國軍大舉北進，金日成的共產黨政權處於危急之中。麥克阿瑟將軍估計中國不會貿然參戰出兵，於十月初指揮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十月二十一日占領平壤。

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密切地關注著戰爭的進程，並給予金日成全力的支持。美國總統六月二十七日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後，周恩來即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予以譴責。八月中旬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作出了《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調集二十五萬兵力組成東北邊防軍十三兵團，（該兵團在赴朝時又增加兩個軍，達三十八萬之眾）鄧華任司令員。八月下旬又將駐上海地區的宋時輪第九兵團和西北地區的揚得志第十九兵團分調津浦、隴海鐵路線以策應東北邊防軍。這是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防患於未然，還是毛澤東早就手癢，此時就在為介入韓戰做準備呢？

十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研究是否出兵。當時林彪、高崗等人認為致力於國內經濟建設要緊，不宜出兵。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對出兵朝鮮的態度至今未見有文章提及，看來多半在會上是不同意的。當時反對出兵的政治局委員占了絕大多數。但毛澤東卻說：“你們說得都有理由，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怎麽說，心里都難過。”

這就是毛澤東出兵朝鮮的理由！

作為一個大國領導人，在重大決策的考慮上不是以對國家、民族、人民是否有利為標準，不是為國計民生作想，而是象綠林好漢一樣去“為朋友兩肋插刀”。從這一點來看，毛澤東比斯大林更象一個講義氣的“丐幫”幫主，一個黑社會的大哥大，一個跑江湖的下三爛，這樣的人統治國家，說話、辦事、決策沒有絲毫的理性可言，不把人民整得死去活來才怪。

毛澤東看著一個與中國無關的金日成即將覆滅就心里難過。可當近兩百萬的中國軍人拋屍異國他鄉之時卻沒有難過。當五十五萬右派無端受殘害；五千多萬的農民活活餓死時毛澤東更沒有一絲一毫的難過。當數千萬中國人在文革中死於毛澤東制造的武鬥、批鬥、關押、迫害時，毛澤東甚至從中找到了強烈的快感！

毛澤東出兵朝鮮，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來看何嘗不是為日後成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積攢本錢：環視當今世界，第一個世界共產主義大國蘇聯的領袖斯大林來日不多，其身邊有望成為接班人的馬林科夫一庸才耳，有誰能與我毛澤東白手起家打天下相比？一旦我毛澤東借出兵朝鮮之機打敗了美國，日後共產主義世界的掌門人舍我其誰？

毛澤東心中這一大隱私決不僅是筆者的杜撰，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為稱霸共產主義世界，處處與蘇聯的赫魯曉夫過不去，其目的如同美國總統尼克松所說：“毛澤東的中共不願甘居老二角色。”

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時機、目的、規模，被美國人認為是最不可思議的事。

毛澤東在與蔣介石爭霸天下時有以弱勝強、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的偉績，剛坐上江山時的毛澤東正春風得意，並不把強大的美國放在眼里：既然我以小米加步槍就能戰勝蔣介石的飛機、坦克加大炮，現在我毛澤東已有了飛機、坦克加大炮也一定能戰勝手握原子彈的美國佬！你林彪身體不好不願去，我手下戰將多的是，不信離了張屠戶，就吃混毛豬！毛澤東緊急電召彭德懷入京。毛澤東、彭德懷二人一拍即合。這也難怪，彭德懷自上了井岡山之後，雖然職務不低，戰功卓著，但在決定共產黨掌權的三年內戰中戰績卻不盡人意，與林彪、粟裕、劉伯承等相比，難免自慚，因此急於立功自表。

彭德懷自一九二八年起義投共產黨以來，雖身經百戰，但其軍事才幹卻不敢恭維，打仗多是靠下死命令讓部下死拚，否則“提頭來見”。在決定毛澤東統治中國的第三次內戰中，圍攻榆林達一個月之久，損兵折將近萬也沒打下。寶雞一戰，幾萬人馬全軍覆滅。其軍事才幹在林彪、粟裕、徐向前之下。彭德懷此時不知天高地厚自動請纓，到時丟盔卸甲方知美帝不是毛澤東所說的“紙老虎”。

毛澤東一面進行出兵的準備，一面派出周恩來到蘇聯要軍事裝備。但老謀深算的斯大林不願冒與美國對抗的危險，僅答應給二十個師的裝備，且還要半價付費！出兵心切的毛澤東不等周恩來談判成功回國即決定立即出兵。十月十九日，中共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跨過鴨綠江，投入韓戰。此時的聯合國軍已占領朝鮮95％以上的土地，麥克阿瑟將軍宣布在感恩節前結束戰事，回家過聖誕節。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從一九五Ｏ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五一年六月連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戰役。前三次志願軍出奇不意、攻其不備，雖付出了沈重代價，但還是握有戰場主動權。因裝備落後，打法上只有采取人海戰術。美國人的評價是：“其進攻表現出對人命損失的無情和冷淡”。後兩次戰役在美軍強大的海、陸、空軍優勢和武器裝備優勢面前慘遭失敗，最後，雙方在三八線上呈膠著狀態。

第一次戰役自十月二十五日開始到十一月五日結束。此戰志願軍利用敵軍未發覺志願軍出兵的麻痹大意心理，集中鄧華十三兵團的六個軍兵力，迎擊對分兵冒進之敵。十月二十五日，志願軍118師兩個團萬余人對南韓軍隊先頭營及一個炮兵中隊發起突然攻擊，敵人猝不及防，全部被殲，隨後攻占了楚山、熙川、雲山等地，中國官方公布戰報殲敵一萬五千人。

據《彭德懷自述》載：



一九五Ｏ年十月十八日黃昏時，我隨志願軍第一批先頭部隊跨過鴨綠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電站，二十日晨到達鎮西北之小山溝。當時，敵乘汽車、坦克追擊，先頭部隊一部已抵鴨綠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軍之某師通過北鎮不遠，即與李承晚偽軍遭遇。第一次戰役是一個不期遭遇戰，我立即改變原先行軍部署，利用我軍特有的靈活機動，在北鎮雲山地區消滅了李承晚偽軍一部，打退美偽軍的追擊，立穩了足跟。二十五日即勝敗結束了第一次戰役。美、英軍和偽軍利用機械化迅即退清川江與德川地區集結，構築野戰工事，我們未跟蹤猛追，因為僅消滅了偽軍六七個營和美軍一小部，還沒有消滅敵之主力，敵機械化部隊運動迅速，構築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隊，已交織成防禦體系。以志願軍現在技術裝備去向敵軍進行陣地戰，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個敗仗。

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著的《朝鮮戰爭》一書所述：



十一月一日中國軍隊首次同美軍在雲山遭遇，美軍第八騎兵團有六百余人戰死，中國軍隊損失不詳；十一月三日，在長津湖入口處，美海軍陸戰隊與中國軍隊激戰，美軍損失六十六人，中國軍隊丟下七百多具屍體。

在水洞至嘉興里地區的戰鬥中美軍第七陸戰團與中國軍隊激戰六天，美軍損失是戰死四十六人，負傷二百六十二人，中國124師丟下屍體七千多具。後來抓到的俘虜供認：“10天來，在那個山谷里的戰鬥中，第124師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威脅最大的是我們從沒遭受過的、想象不到的火炮和迫擊炮的彈幕射擊。”



第二次戰役從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結束。美軍在中國軍隊第一次打擊中損失較小，麥克阿瑟將軍誤認為這是中國為維護邊境安全而采取的戰術行動，進入朝鮮的只是小股共軍，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動了“聖誕節攻勢”以圖一舉戰領北朝鮮後回家過“聖誕節”。彭德懷將計就計，誘敵深入，主動將西線軍隊撤回清川江以北。並秘密調集宋時輪第九兵團四個軍兵力入朝。當麥克阿瑟指揮聯合國軍隊進入中國軍隊預定地區後，中國軍隊以十個軍（約六十萬人）的兵力發起突然攻擊，此時麥克阿瑟將軍方才醒悟到中國軍隊己悄悄地派遣大批主力部隊入朝並不宣而戰了，遂立即組織全線撤退。志願軍全力追擊，並在價川、三所里、德川、寧遠等地與美軍、韓軍激戰。十二月五日占領平壤，十二月二十四日占領鹹興、元山等地。中國官方公布戰報殲敵三萬六千人。此戰迫使麥克阿瑟將軍主動放棄三、八線以北地區，並大踏步向南撤退。

據《彭德懷自述》載：



我們采取了故意示弱，縱敵、驕敵和誘敵深入的戰術。我以小部分兵力與敵保持接觸，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鎮東西地區，利用有利地形，在離敵進攻出發地三十公里左右，隱蔽構築反擊陣地。十一月中旬×日，麥克阿瑟坐飛機偵察，其總部又對所屬廣播：“要加緊準備，打到鴨綠江，回去過聖誕節。”我軍判斷敵將進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戰。以小部隊節節抗擊，引誘敵進攻。待敵進至雲山、龜城線我預定戰場反擊陣地前沿，時近黃昏，乘其立足未穩之際，又是一天疲勞之時，以小部插入敵軍後方，我兵力、火力預先適當配備，以排山倒海之勢沖入敵陣，用手榴彈、刺刀與敵短兵混戰，使敵優勢火力不能發揮，我軍奮勇沖殺，打得敵軍人仰馬倒，車輛橫七豎八，阻塞於途。此種打法敵軍未見過，也是出敵不意，是我爭取第二次戰役勝利的正確戰術方針，舍此沒有第二種好辦法。此役勝利很大，報銷了敵軍汽車六千輛以上，坦克、炮車千數百輛。但這此裝備被敵大量凝固汽油彈所燒毀，故繳獲只是小部。



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著的《朝鮮戰爭》一書所述：



沿西岸方面追擊的中國軍隊，損失意外地多。因為他們必須在聯合國空軍的狂轟濫炸下，踏著白雪皚皚的山地和結冰的河流南下，……二十五日以來連續激戰得不到睡眠和休息，晝間休息宿營地被炸，美軍用遠程火力和徹底破壞進行的阻止行動，給追擊部隊造成了用語言難以形容的苦難；……

在下碣隅里，聯合國軍德賴斯代爾支隊九百余人（裝備有二十九輛坦克，一百四十多台火炮車輛，比中國軍隊一個軍的裝備都好）於二十八日陷入中國軍隊一個軍的重圍，激戰數日的結果是：美軍死亡一百六十二人，傷一百五十九人，並安全撤離戰場。中國軍隊傷亡達一萬多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美軍威廉、巴伯上尉指揮的F連陷入中國軍隊第五十九師的重圍達五晝夜後突圍，全連傷亡為百分之四十七，其中亡二十六人，傷八十九人，七名軍官只一人受傷。但中國軍隊在該連陣地外圍拋屍達一千五百多具。

十二月四日，美軍第一陸戰師一萬余人撤退到下碣隅里，陷入宋時輪第九兵團十六萬中國軍隊包圍，北京電台廣播說：“殲滅美國海軍第一陸戰師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結果卻是第一陸戰師以亡六百○四人，負傷後死亡一百一十四人，傷三千五百人的代價突圍，其傷員全部空運到後方醫院。而中國軍隊傷亡情況竟是：因凍、餓而死造成非戰鬥減員一萬多人，地面作戰亡一萬五千人，傷七千五百人，被航空部隊炸死一萬人，炸傷五千余人。且傷員多數凍餓而死！第九兵團喪失戰鬥力。



就在這次戰役中，毛澤東派到朝鮮前線去“鍍金”的兒子毛岸英在彭德懷的志願軍司令部被炸身亡。據有關文章的回憶：當時彭德懷司令部所在的房子遭到了美軍飛機的襲擊，司令部的所有人員在空襲中都跑到外面躲避，而毛岸英卻往房內一人悄悄炒雞蛋飯，美國飛機襲擊時，荒亂中往桌子下面鉆。當即被炸死。彭德懷在躲避時急問毛岸英出來沒有，當得知毛岸英還在屋內時，急得當時就飛身想去救人，但被警衛員死死拖住。

毛岸英的死訊傳到北京後，周恩來等人無人敢向毛澤東報告。數月後，毛澤東得知兒子死訊時，當眾竟無表情。

毛岸英之死，也是中國人民的一大幸事。毛岸英的個性、氣質特象毛澤東，一旦被毛澤東培養成了接班人。那麽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是個什麽樣子不難想象，中國人民還不知要吃多少苦頭！今天朝鮮父傳子的皇帝老兒家天下，百姓們連飯都難以吃飽，還得整日三跪九叩、三呼萬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第三次戰役從一九五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結束，此戰中共軍隊全線突破三八線：右翼四個軍於一月四日占領漢城，接著又占領水原、金浦、仁川港等地。左翼兩個軍和北朝鮮兩個軍團先後攻占洪川、橫城、原洲等地。麥克阿瑟將軍命令美軍全線撤退，中朝軍隊向三、八線以南推進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中國方面發布戰報殲敵一萬九千人。前三次戰役總的來說是中國、北朝鮮軍隊主動進攻，美、韓軍隊主動退卻，雙方配合較“好”的戰役。

據《彭德懷自述》中載：



在第二次戰役勝利後，即乘勝追擊，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隱蔽接近三八線。經過嚴密偵察，作好各種攻擊準備，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舉突破三八線，奪取漢城，飛渡漢江，收覆仁川港，將敵逐至三七線。

敵改變計劃，從日本和國內抽調之新生兵力，共約四個師，集結洛東江預設防線，從歐洲抽調老兵補充；從東線鹹鏡方面撤退三十公里，恰是我軍一夜行程。敵軍一切一切在誘我攻堅，待我軍疲憊消耗，從正面反擊，從側翼登陸截擊，斷我軍歸路。

志願軍入朝後連續經過三次大戰役，又值嚴冬，歷時三個月，既無空軍，又缺高射炮掩護，敵人利用飛機轟炸，長射程大炮晝夜轟擊，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勞之甚可想見。運輸線延長，供應非常困難。戰鬥的和非戰鬥的減員，已接近部隊的半數，急需休整補充，準備再戰。這時我已有三個軍進入漢江以南，接近三七線；主力位於漢江以北三八線及以南地區休整待機，構築工事，以防敵反攻，並準備長期作戰。



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著的《朝鮮戰爭》一書所述：



一月一日開始的中朝軍隊的新年攻勢，於十五日全部停止了。正象聯合國軍所推測的那樣，中朝軍隊的攻勢持續時間約為兩周，據估計，第八集團軍這期間使中朝軍隊損失三萬八千人。

據俘虜講，中國兵是背著五日份的玉米面和小米開始進攻的，朝鮮境內的軍需物資都被運走或被燒毀了，所以在糧食斷絕的同時體力也消耗盡了。



兵法雲：一鼓作氣，再竭、三衰。中國軍隊在第三次戰役中順利占領漢城，其攻勢己是強弩之末，難有大的作為了，且中國軍隊的弱點（如後勤保障極差，武器裝備極差，每次進攻只能持續七至十天，一個軍的戰鬥力不及美軍一個團，無制空權等）經三次戰役後，己完全暴露無疑。接下來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第四次戰役從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開始至四月二十一日結束。前三次都是中國軍隊主動進攻，現在輪到美軍大舉反攻了。擁有空中優勢、炮火優勢、機動優勢、後勤優勢的聯合國軍集結二十五萬兵力，向中、朝軍隊全線反攻。在美軍的正面是近百萬中、朝軍隊。二月中旬，彭德懷孤注一擲，派鄧華將軍指揮十三兵團五個師在砥平里向美軍反擊，中國軍隊的人海戰術PK美國軍隊的火海戰術完全就是送死！五個整師幾乎死光！中國軍隊全線回撤，在回撤過程中又被美軍機械化部隊分割包圍，損失極為慘重，三月十四日，美軍收覆漢城，四月二十日中國軍隊在三、八線地區建立防禦陣地，此戰中國官方發布戰報殲敵七萬八千人。此戰期間，前線軍情緊急，彭德懷急電毛澤東，毛澤東以對付蔣委員長的經驗來看美軍，並不認為有好大個不得了，彭德懷不得不星夜回國，不顧警衛人員阻擋，強行闖進毛澤東行宮，把正與女護士共度春宵的毛澤東從溫柔鄉中叫出。惹得毛澤東當即雷霆大怒。聽了匯報的毛澤東總算對危險局面有所了解，急調國內的陳庚第三兵團、楊得志第十九兵團、楊勇的二十兵團入朝。此時中國軍隊在朝鮮的部隊番號是五個兵團，二十二個軍。以每軍六萬人計算，入朝部隊己達一百二十萬左右。

據《彭德懷自述》中載：



我軍進至三七線（水原一線），即行停止攻擊。敵見誘我深入洛東江預設堅固陣地不成，於一月下旬舉行反攻。我集結五個軍舉行迎擊。此役消滅敵軍約兩個師，大部分是李偽軍，小部分是法、比、盧森堡混合部隊，約兩千人左右；美軍只一個多營。但把敵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間利用短暫的幾天時間（來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報告了朝鮮戰況和請示戰略方針，說明朝鮮戰爭不能速勝，須在二十五日以前將漢江南岸背水之五十軍，撤回北岸。



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著的《朝鮮戰爭》一書所述：



美軍第二十五師在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五日十一天的戰鬥中損失是亡七十人，負傷約二百二十人。中國軍隊被確認的屍體就達四千二百五十一具之多，這些屍體是在美軍進攻時把他們趕出陣地遭到空襲和炮兵射擊而斃命的。雙方損失形成鮮明對照。中國軍隊必定會深刻體會到在平地上同美軍作戰是怎麽回事。

砥平里一戰是自中國軍隊介入戰爭以來，聯合國軍隊擊潰中國軍隊真正的進攻，給予毀滅性的損失。中國軍隊竭盡全力的進攻遭到失敗，這也是第一次。

在原州北側突破中國軍隊第一線的第一陸戰師，看到了陰氣逼人的地獄圖非常吃驚，從堤川附近北上的美第十軍也目睹了同樣的悲慘狀況：原州和堤川北側的高地群，似乎已被敵人的屍體覆蓋住了。……在荒涼的禿山上，淺埋著的屍體更多。很明顯，中國軍隊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損失。

中國第三十八軍的英勇奮鬥精神，非常“令人欽佩”。只因斷了補給，才大部被殲。可謂彈盡糧絕。這次戰鬥後，該軍的番號再也沒出現在第一線上。

中國軍隊在山野雪地上展開的二月攻勢，就這樣將幾萬勇士的屍體埋在白雪里而告結束。

李奇微司令官跑遍了血腥的山野，再次努力實施戰術偵察。他所采取的戰術是不給中國軍隊以休整和重新編組的時間，如果遇到進攻敵人想進攻到那里，就讓他進攻到那里，當其擴展到極限時予以打擊。

第八集團軍心理戰部得知中朝軍隊受到嚴重損失後，立即撒布了“數一數你的部下吧”內容極簡單的勸降傳單，不知道是不是由於這個原因，中朝軍隊下級指揮官投降的明顯地多了，可能是傳單以犀利的語言刺痛了遭到慘敗的官兵們的心。

繼粉碎中國軍隊的二月攻勢後，二月二十一日，美軍發起代號為“屠夫行動”的進攻。到二月底，美軍完全取得了成功。三月七日美軍又發起了代號為“撕裂者行動”的進攻。在美軍第二十五師的正面戰場上“第一天就給敵人造成重大損失，殺傷五千二百多人，俘虜數字也是創紀錄的”。十四日美軍順利收覆漢城。



鄧華指揮五個師在砥平里向美軍反擊時，遭到了“毀滅性損失”是個什麽概念？三十八軍是中共王牌部隊，有六萬之眾，“斷了補給、彈盡援絕、大部被殲”又是什麽概念？原州、堤川的高地群被屍體覆蓋，這要幾十萬具屍體？

如果說前三次戰役中國軍隊不惜平均70：1的死亡代價能將美軍趕跑，那麽在第四次戰役中的美軍大舉反攻面前，手持“大刀長矛”的中國軍隊面對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就只有挨打的份，中國軍隊還沒見著美軍在何方，就被美軍的飛機、火炮炸得血肉橫飛，遭受到極其慘重的損失，但接下來的第五次戰役中國軍隊損失更大。

就在美軍停止進攻的第二天，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彭德懷發起了第五次戰役。

參加這次戰役的中國軍隊有陳庚第三兵團、楊得志的十九兵團、楊勇的二十兵團、整補後的宋時輪的第九兵團。加上朝鮮金日成的幾個軍團，中、朝一方投入的兵力達百萬之眾。毛澤東、彭德懷的戰術是：你美國佬能一口吞下鄧華兵團五個師，總吞不下我二十五個軍！就算中國軍隊是一盤豆腐，也要撐破美國佬的肚皮！此戰後中方公布戰報殲敵八萬多人。

關於第五次戰役，幾年後彭德懷透露：是毛澤東強行要打，彭沒進行抵制，並說曾向毛澤東寫信，強調金日成的局部缺點。

此時的美軍因麥克阿瑟發表了與杜魯門總統對朝鮮政策相抵觸的言論於四月初被撤消了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由李奇微將軍接任。

麥氏主張在北朝鮮東西海岸登陸，徹底斷絕中國軍隊補給線，全部攻點朝鮮半島，並接收蔣介石的軍隊參與韓戰，協助蔣介石經朝鮮反攻大陸，而杜魯門只想在三、八線上就地停火。現在看來麥氏的主張確是遠見卓識，他若有幸當上美國的總統，必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中國、北朝鮮人民將早日擺脫共產專制的奴役。

李奇微早在擔任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時就對中國軍隊的戰略戰術、作戰規律有很深的研究。此戰中李奇微采取誘敵深入的策略，戰役之初，大步後撤，讓你中國軍隊想打多遠就打多遠。七天之後，當中國軍隊隨身攜帶的糧食吃光了，即以機械化部隊縱深迂回，包圍分割，包圍後為減少自身的傷亡，並不急於進攻，而是派飛機進行地毯式的狂轟，用大炮進行鋪天蓋地的濫炸，待給人員造成巨大傷亡後，再派地面部隊從容攻擊。這樣深入重地的七、八十萬大軍半數被炸死，炸傷，少數突圍、被俘。其中韋傑任軍長的六十軍一八Ｏ師一萬五千余人在美軍重重包圍之中，因整體行動遭到飛機的狂轟濫炸而傷亡過半，作出了分散突圍的決定。這一決定的結果是挽救了剩余的官兵們的性命，但丟了共產黨的臉面。師政委吳成德以下七千余人被俘，只師長等極少數人逃出。

在中共出版的關於朝鮮戰爭的書籍中把這個師的被俘說成是朝鮮戰爭中的最大損失，主要是一個師被俘，太丟人現眼了。梁興初的三十八軍幾被全殲，五萬多人不得生還，王近山的二十七軍大部被殲，四萬多人拋屍荒野，宋時輪兵團在長津湖圍殲美陸戰第一師時付出近十萬人的傷亡，鄧華的五個師十幾萬人在砥平里遭“毀滅性損失”，十多萬人沒與敵人照面就死掉了，每次戰役下來都損失十多萬到幾十萬。這都不算損失。死人事小，失節事大，臉面要緊。

此五次戰役中國軍隊傷亡人數在四十萬至六十萬之間。

據說彭德懷因此戰慘敗，責怪金日成的軍隊未按預定計劃配合，而狠狠煽了金日成幾個耳光！自中國參戰後，狡猾大大的金日成就著意保存自己的軍事實力，為日後統治朝鮮人民積攢本錢。反正前面有中國人在頂著。五次戰役就是金日成為保實力不戰而退，使中國軍隊側翼暴露慘遭合圍。文革中批鬥彭德懷時說他在朝鮮戰爭中搞大國沙文主義就是指的此事。

據說在中國內戰時極少打敗仗的陳庚將軍，遭此一擊竟痛哭流涕！

據《彭德懷自述》中載：



敵積極誘我軍深入洛東江失敗後，於二月中旬大舉向北進攻。我采取節節抗擊，艱苦戰鬥，經過約四十天，敵推進到三八線。我在西線舉行反攻，把敵打回漢城附近。這是五次戰役的第一階段。但敵不再放棄漢城了，在東線進至三八線，敵亦不撤退，向漢城擺成梯階隊形。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部共同組織力量將東線之敵打退。有一個軍進得過遠（接近三七線），接濟不上，糧食異常困難，撤回時很疲勞；還有六十軍之一個師，在轉移時，部署不周，遭敵機和機械化兵團包圍襲擊，損失三千人。這是第五次戰役的第三階段，所遭受的損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第一次損失。

第五次戰役規模是很大的，敵我雙方兵力都在百萬。沒有消滅美軍一個團的建制，只消滅一個營的建制有六、七處；消滅偽軍一個師，其余消滅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圍美軍一個團，全部消滅要兩天時間，全殲美軍一個團只有在第二次戰役時有過一次。



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著的《朝鮮戰爭》一書所述：



四月二十九日，美空軍發現在金浦半島上有大約六千中國軍隊正在渡江，將其徹底消滅。這一極其冒險的晝間渡江，可能是中國軍隊不能突破漢城防禦而焦慮的表現。美軍無一傷亡。從四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中朝軍隊一用完所負的彈藥和糧食，就不得不停止攻勢，在漢城北側和沿漢江一帶，估計大約有幾萬中國軍隊的屍體沐浴著春天的陽光，悲慘地橫臥在那里……

中國軍隊在進攻中采取吹沖鋒號、擊鼓等冷兵器時代的戰法……

五月十九日到五月二十日，美軍第二師在克拉克、魯福納少將的指揮下奮勇作戰，雖損失了九百人，但給中國軍隊造成了約三萬五千人的損失，成功地突圍……

在臨津江一帶據第八集團軍報告，從五月十五日到五月底，中國軍隊的損失是遺屍一萬七千具，俘虜一萬七千人，以傷亡比例計算，中國軍隊的損失達九萬三千人……



第一次戰役到第五次戰役期間，由於中國軍隊對美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大打大兵團運動戰，結果讓美軍充分發揮了其裝備優勢、空中優勢、火力優勢、機動優勢、戰術優勢，而慘遭失敗。傷亡總數在一百萬以上。中國軍隊與美軍的死亡比例高達四十：一至七十：一。此後再不敢發動大兵團的進攻作戰了。而美軍由於對中國軍隊實力估計過高，在不了解中國軍隊實力情況下大步撤退，四次、五次戰役大獲全勝後，又慮及蘇聯是否會參戰而不願打過三、八線，讓中國軍隊最後在三八線立住腳，並構築永久性工事。此後雙方進入時談時打的對峙狀態。

《彭德懷的自述》中有關第一――五次戰役的記述有幾大看點：

一、官方公布的殲敵人數與彭的說法差異很大，如第一次戰役官方公布的是一萬五千人，而彭說只有五、六個偽軍營和一個美軍營，總數只三千人左右。第五次戰役官方說殲敵八萬多，彭說僅有一個偽軍師和幾個美軍營，總數也不過一萬多人。而實際上彭還有誇大戰功的嫌疑。

二、彭說二次戰役派出小部分部隊奇襲向北進攻的聯合國軍，毀敵汽車六千多輛，坦克、火炮一千數百，不說殲敵多少，這幾千輛汽車、坦克能運載用於向北進攻的聯合國軍起碼在十萬人以上。而美軍是從不會搞人海戰術的。以小部分裝備極端落後的兵力插入敵後就能擊潰如此多的美軍並繳獲如此多的最現代化裝備完全是不可能的。試想：以北朝鮮的山區如此多的裝備能展開嗎？六千多輛汽車不運行，就是擺在山區公路上也得三十公里路才行，更何況還有千多坦克、火炮，這實在是謊報戰功。彭提到的此事就是美軍第二師在撤退途中遭三十八軍一個師伏擊，為了盡快突圍，自毀裝備，其損失是坦克、火炮、汽車總共幾百輛。

三、彭說第三次戰役時部隊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已近半數，以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後勤保障、寒冬天氣等情況看，所謂減員即是死亡。此時中國軍隊入朝人數不低於七十萬，一半減員，可見損失之慘。以彭德懷一貫誇大戰功，隱瞞損失的作風來看，實際情況遠比《自述》中說法更糟。前三次戰役美軍並不與中國軍隊硬拚，只是以飛機、火炮對中國軍隊的追擊進行阻擊，就使中國軍隊減員一半。後兩次大舉反攻，中國軍隊又有多少“減員”？

四、彭對二次戰役的長津湖一戰宋時輪兵團損失大半閉口不談，四次、五次戰役的敘述一筆帶過，對慘敗一事一字不提。對砥平里一戰鄧華兵團幾乎全軍覆滅緘口不言。三十八軍、二十七軍被全殲的事不提一字。四次戰役中國官方公布殲敵是七萬八千，彭僅提到殲李偽軍近二個師，法、比、盧森堡混合軍小部分，美軍僅一個多營。

五、五次戰役提到“一個軍進得過遠，接濟不上、糧食異常困難，撤回時很疲憊”。並不明示這個軍的番號。這與敘述一九四八年寶雞戰役時的口氣、用詞一模一樣。寶雞一戰的結果是幾萬人馬全軍覆沒。那麽這個軍是否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被美軍用飛機、遠程火炮炸死或被俘而全軍覆沒？同理，在五次戰役中打過三八線的百萬大軍生還的又有百分之幾？六十軍的一八Ο師前幾年披露是全師一萬五千人一半被飛機、火炮炸死，一半被俘，僅師長等幾十人逃回。《志願軍戰俘記實》一書中說全部志願軍二萬二千多戰俘中三分之一是這個師的人，但彭僅說：損失了三千人。

六、彭說第二次戰役消滅過一個成建制的美軍團，查美軍在二次戰役中第二師遭伏擊，損失較大；海軍陸戰第一師萬余人陷入宋時輪兵團重圍，該師在讓中國軍隊付出六、七十倍的人員傷亡代價後全部突圍而出。但均沒有成建制的團被中國軍隊殲滅，甚至成建制的營也沒有被殲滅的。

七、彭德懷在五次戰役中調動百萬大軍，采用豆腐撐破肚的戰術，結果是深入重地的軍隊大部分被殲。以五倍以上的兵力進攻竟遭慘敗，因而找了個理由：敵人也動用了百萬大軍。但實際情況是：第五次戰役中聯合國軍加韓國軍隊不到三十萬人。

日本出版的《朝鮮戰爭》一書中提到的“中國軍隊在進攻中吹沖鋒號、擂戰鼓”。使人想起了古代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和義和團的“刀槍不入”。

關於朝鮮戰爭，蘇聯赫魯曉夫曾說：“中國人與聯合國軍作戰主要是靠人力。”以數十倍的人力去與擁有最現代化武器的美軍打仗，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五次戰役慘敗，中國軍隊全軍軍心動搖，為免遭全軍覆沒的命運，彭德懷只得把余下的兵力和撤回的兵力全部龜縮在平壤附近。此戰後期，李奇微將軍若指揮美軍繼續進攻，中、朝軍隊必將在一周內全線崩潰，倉皇逃回東北。但此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其幕僚們卻荒唐地認為：若此時收覆北朝鮮，聯合國軍將需付出十萬人的傷亡代價，為了不讓更多的美國士兵送掉性命，指示李奇微在三、八線與中、朝軍隊停戰。這使彭德懷終於得到了一個喘息機會。

民主國家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寶貴，不象共產專制國家那樣視生命如草芥，死幾十萬、幾百萬也不當一回事。但此時杜魯門的決定卻使聯合國軍在此後兩年的談談打打中付出了近二十萬的傷亡代價！實際上此時美軍若一鼓作氣北進，估計傷亡不會超過一萬人。如九十年代初美軍為解放科威特在與伊拉克作戰前曾估計會付出一萬人的傷亡，結果卻是美軍的傷亡僅百多人，且還是自己誤傷所至。美國人在每次戰爭時總把困難估計過多、過高，這一方面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另一方面也使人畏縮不前。

五次戰役遭到慘敗後，中國方面開始謀求和談。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蘇聯建議是經中國政府要求而提出的，此時中國並不知道杜魯門已決定在三八線停火。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表示“中國人民完全支持馬立克的建議，並願為其實現而努力。”而後杜魯門總統也電示李奇微與彭德懷、金日成和談。雙方一拍即合。七月十日，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在第二次戰役結束美軍退到三八線時，西方國家曾提議：以三八線為界，停戰和談。但周恩來總理兼外長代表中國政府宣稱：只有聯合國軍從南朝鮮撤出、放棄台灣、中國加入聯合國等條件滿足後才可能談判。時隔半年，卻主動提出和談。個中的無奈，只有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最清楚。

停戰談判期間，聯合國軍以擁有軍事優勢為由，要求將分界線向北移，遭中、朝方拒絕，美軍隨即發起針對北朝鮮軍隊的夏季攻勢和針對中國軍隊秋季攻勢。但喘過氣來的中朝軍隊已吸取教訓，短期內在己方控制區大挖坑道，這就使美軍的空中優勢和炮火優勢的威力大減，激戰幾個月下來，中、朝軍隊雖損失二十萬以上，但聯合國軍也損失達四萬多人。聯合國軍死亡比率陡增十多倍。聯合國軍已失去一舉戰勝中國軍隊的時機。不得已又只得坐下來談判了。

重開談判後雙方又因遣返俘虜一事發生爭執，聯合國軍一方主張根據俘虜自願原則遣返。而中、朝方則要求全部遣返。雙方又為戰俘大打出手。這一次由於中國軍隊已完善了坑道防禦系統，聯合國軍縱有飛機、坦克加大炮，也占不了多大便宜，上甘嶺一仗，秦基偉軍長指揮中國軍隊同聯合國軍進行了四十多天的反覆爭奪，居然守住了陣地！這無疑創造了一個奇跡！朝鮮戰爭三年，中國軍隊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一個上甘嶺戰役了。其它每次戰役，那一次不是損兵折將？數十倍於敵的死亡？丟了陣地還折兵？

上甘嶺戰役的勝利，給中國軍隊以一個鼓舞。毛澤東指示彭德懷用“敲牛皮糖戰術”每次集中一個軍、一個師，包圍美軍一個營、一個連，用人海戰術，不惜一切代價全殲。中國軍隊隨即發動了攻勢。但美軍打我，可往坑道躲；可我打美軍，談何容易！實際情況卻是：白天面對美軍的空中優勢，根本就不敢打；在夜晚將美軍包圍後，美軍以強大的火力完全就能抵抗數十倍於己的敵人的攻擊，人海戰術在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面前沒有絲毫作用，只不過把活生生的人群投入絞肉機。一到白天，美軍在空軍的掩護下，就能安然脫險。於是中國軍隊又只好鉆進坑道中去。

敲了無數次“牛皮糖”不但沒敲下一點，反而造成了重大傷亡。到後來毛澤東指示彭德懷：“專打李承晚的偽軍”。吃柿子揀軟的捏。

在戰俘問題上雙方各持己見。中、朝方自恃建起了堅固的坑道，可抵禦美軍的進攻，因而態度強硬。直到美國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上任，提出：用台灣蔣介石的武裝進攻大陸；對中國進行軍事封鎖；使用原子彈來結束朝鮮戰爭。並擬訂在北朝鮮的東、西海岸登陸，對北朝鮮實施空降，聚殲中、朝軍隊的作戰計劃。毛澤東、金日成的態度才軟化下來，完全接受美國提出的停戰條件，按自願原則遣返戰俘。從為戰俘問題大動幹戈，到實現停戰的十五個月中，聯合國軍損失達十二萬五千多人，而中朝軍隊損失僅三十多萬人。雙方傷亡比率繼續大幅下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朝鮮戰爭結束。

中國軍隊的兩萬多名戰俘自願回國者僅六千余人，其余投奔台灣蔣介石去了。回到中國的幾千戰俘在大陸二十多年里，遭到共產黨的歧視、打擊、迫害、折磨，過著地獄般的非人生活。在共產黨眼中，戰俘就是叛徒，關了幾年的戰俘就已經成了“里通外國的特務”，他們回國後，全部集中接受“審查”，全部遣送回原籍由當地公安局嚴加看管。戰俘們背著一個“立場不堅定、不願為祖國流盡最後一滴血、叛徒”的黑鍋，每一次政治運動一來，就會被揪出鬥個半死。二十多年來無數戰俘不斷上訪、申訴，只求還歷史一個公道，只求一個普通百姓的政治、經濟、生活待遇，可他們幾曾得到過一絲一毫？八十年代，大鷹先生采訪當年志願軍戰俘時，被采訪者談到回國後的悲慘遭遇時，人人都泣不成聲！戰俘李文林在飽受共產黨近三十年精神、肉體的雙重折磨後，在鄧小平覆出準備為戰俘們“平反”時，縣武裝部派人找李文林了解情況，恰逢李文林不在，留下一紙條，要李文林將當年被俘情況寫一書面材料交縣武裝部。李文林得此紙條，竟以為又要被批鬥！當夜在家中懸梁自盡！戰俘張澤石四十年後寫的《我的朝鮮戰爭》一書，回顧自己回國後近三十年所受的慘無人道的待遇正是對共產黨政權的血淚控訴！

當年二戰時的德軍戰俘密特朗能當選為法國總統。可在中國，戰俘們連起碼做人的權利都得不到，這對他們不是萬分的殘忍嗎？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覆出，當年到台灣的戰俘們個個腰纏萬貫，衣錦還鄉，受到中共各級官員點頭哈腰般的優待。懇請他們回國投資。目睹此情此景，當年拚命想回國的戰俘們心中又是何種滋味？

朝鮮戰爭給朝鮮、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據統計：戰爭中死於戰火的朝鮮百姓達一百五十多萬。北朝鮮的所有建築物幾乎被摧毀殆盡。中國軍隊的傷亡總數超過了南、北朝鮮軍隊、聯合國軍隊的總和，接近二百萬。

中國軍隊傷亡總數是多少？至今未見官方公布出一個準確數字，一般教科書說是三十六萬，但據同是官方出版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資料》中說是七十七萬，筆者在四川省圖書館查閱的資料上說是一百七十多萬，莫衷一是。筆者綜合各方面公布的數字估計中國軍隊傷亡總數在二百萬左右。估算依據是：前三次戰役在美軍大舉撤退的情況下彭德懷說減員過半，也就是四十萬左右的傷亡。四次、五次戰役中國投入了一百幾十萬大軍，面對的是最現代化的美軍大反攻，結局是：“高地群被屍體覆蓋”，其損失少說也有八、九十萬。五次戰役後中、朝方鉆進坑道與聯合國軍在三八線對峙至戰爭結束的兩年多時間，據日本陸戰史研究會的《朝鮮戰爭》一書中提供的資料來推算，損失共計七十萬左右。另外根據中、美雙方死亡比例推算，在沒鉆坑道前雙方的傷亡比例至少六十：一，最高是五千：零！鉆坑道後平均比例是一：五，美軍在朝傷亡十四萬多人，且絕大多數是中國軍隊殲滅的。如以平均傷亡比例一：二十計算，中國軍隊的傷亡也達二百萬人左右。

中國軍隊傷亡之大還可從另一側面看出：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天安門血腥鎮壓後，西方民主國家紛紛指責中國政府屠殺無辜民眾，違反人權。鄧小平就此憤憤不平地指責西方國家時說：他們有什麽資格說人權？朝鮮戰爭中美國人屠殺了我們多少志願軍？鄧小平槍林彈雨幾十年，死人見多了，唯對朝鮮戰場上死的志願軍人數刻骨銘心，可見傷亡之巨。

聯合國軍（含南韓軍隊）的傷亡情況，中國官方公布是一百Ｏ九萬，其中美軍三十九萬七千人。而據最近在中國出版的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著的《朝鮮戰爭》一書中公布的數字是五十多萬人。其中美軍傷亡近十四萬人。（美軍亡三萬三千六百多人，傷十萬Ｏ三千多人）

在美國和西方這樣的法制國家公布的數字可靠性遠比專制國家公布的數字要高得多。中、朝方面當年公布的殲滅敵軍的數字和己方的傷亡數字，其可信度度接近於零。

飽受侵略戰爭、內戰之苦的中國人民在一場與己無關的戰爭中再次成為悲劇的主角，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這值得嗎？我們除了象阿Ｑ一樣高喊了幾聲“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外，還得到了什麽？

朝鮮戰爭消耗掉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單是美國方面用於戰爭的費用即達二百多億美元之巨。當然對於美國這樣的富國來說，二百多億僅是九牛一毫，不足掛齒。可整個朝鮮半島被夷為平地，其財力、物力、人力被摧毀掉的又是多少？統計出來了嗎？中國方面用於那場戰爭的費用至今未見公布，據近年透露達一百多億美元，當時的中國由於剛經歷一場戰亂，百廢待興，若將這筆錢用於國內經濟建設，那麽今日中國又會是什麽模樣？

朝鮮戰爭中，中國因第五次戰役慘敗而主動求和，美國才放棄了統一朝鮮的打算，但毛澤東卻利用對輿論的專制，欺騙中國人民說：“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倘若杜魯門當年不想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上，而是授權麥克阿瑟，李奇微等人乘第四次戰役、第五次戰役大勝之勢，徹底收覆北朝鮮。真是如此的話，毛澤東及後來的中共領導人又該對那場與己無關的、讓中國人民付出重大犧牲的戰爭說些什麽？是要大吹大擂，還是緘口不言？

毛澤東利用對輿論的專制欺騙中國人民說：“戰勝了美帝”。但對其共產小兄弟還是實話實說。據黎筍有關中越關系的回憶：奠邊府大捷後，毛澤東對胡志明說：“千萬不能與美國人開仗，美國人利害得很，打不贏。”毛澤東怕美國人介入，力阻越共不要統一越南，才有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協議南北分治。

一九八八年，中共官方組織作家們編寫反映共產黨幾十年戰爭的全景叢書，對抗戰後的內戰勝利大吹大擂，但描寫朝鮮戰爭的《板門店談判》一書對殘酷的戰爭卻是一筆帶過，把描寫的重點放在了談判上。其後十多年一大批再現毛澤東戰爭大手筆的電影、電視作品如《大決戰》等隆重登台，唯對介入韓戰一事緘口不言――沒有任何可供自我吹噓的東西。

朝鮮戰爭由於中國出兵，行將滅亡的金日成獨裁政權得以起死回生。在金日成和其兒子金正日五十多年的獨裁統治下，北朝鮮人民受盡奴役、蒙昧、貧困、個人崇拜之苦，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遠遠落在南朝鮮之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東歐巨變，俄羅斯停止了對朝鮮的經濟援助，金日成和他的兒子金正日竟幹起了販賣毒品的勾當，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毒品還從未有政府販賣！更不可思議的是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以日本平民為目標實施綁架，幾十年來總共有數十名日本公民被朝鮮政府秘密劫持。此事“穿幫”後，金正日政權僅表示“遺憾”，同時竟堂而皇之地向日本政府要求為幾十年來的被綁架者每人支付八千多萬美元的贖金！可見金家父子政權墮落到什麽程度！一九九九年朝鮮遭受大災，四十多萬百姓活活餓死。一些朝鮮人不堪忍受饑餓，越境進入中國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投靠親友。這些越境者後來回到國內竟被殘暴的金正日政權每二十人一組用鐵絲將他們的鎖骨全部串起，日常起居、勞動、生活全在一起。鐵絲穿過之處任皮肉腐爛！人類社會已跨到二十一世紀的門坎，朝鮮人民竟遭受的是中世紀農奴們所沒有的苦難！二ＯＯ二年某南方報刊報道：朝鮮人民每天下班後競成群結隊上山挖野菜度日！一旦哪一天朝鮮人民掙脫金正日封建農奴專制的枷鎖，他們又會怎樣看這一場戰爭？

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改變了準備承認共產黨中國並放棄台灣的政策，派出了第七艦隊進駐台灣，使毛澤東幾十年來不敢、也無力進攻台灣，這樣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得以絕處逢生，最終發展成舉世矚目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這倒是金日成挑起的那場戰爭帶給中華民族的意外好處，從這一角度去看那場戰爭，中國人民或許真應感謝金日成。

朝鮮戰爭期間，北朝鮮獨裁者金日成把中國人民志願軍當成救命恩人，千叩萬謝。戰爭結束後毛澤東常說“中、朝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是鮮血凝成的”。但時隔不久，北朝鮮的一切宣傳機構如新聞、廣播、報紙、展覽等全是：偉大的金首相如何英明偉大，如何領導了三年民族解放戰爭，如何領導人民打敗美帝國主義，閉口不提志願軍入朝作戰，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這回事。一九六九年，中國挑起珍寶島事件後，朝鮮也在蘇聯的授意下在中朝邊境挑起與中國的武裝沖突！金日成派出部隊越過邊界向昔日的同志開火！這實在是對毛澤東“鮮血凝成的偉大友誼”的絕妙諷刺！對內血腥殘忍的毛澤東在金日成的挑釁面前毫無還手之力，審時度勢後不得不忍氣吞聲，最後只得派出周恩來到平壤主動去巴結金日成了事。面對金日成的這些所作所為，不知毛澤東後來有何感想？

中國人有掃墓的習俗，當中國代表團訪問朝鮮時，常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去憑吊在異國它鄉捐軀的同胞。但自七十年代後，他們看到的是破敗不堪的一片亂石荒草。而所謂的人民軍烈士陵園卻莊嚴肅穆，鮮花四季盛開。面對此情此景，代表團心中滋味更是難以用語言表述的了。

毛澤東死後，當鄧小平的中國與大韓民國建立外交關系，金日成再次派軍隊在中朝邊境挑釁，此時的鄧小平也只好打落門牙往肚里吞，不敢再吭聲了。

一九九二年中國與韓國建立關系後，金日成和其兒子金正日在中朝邊界朝鮮一側大修戰備工事，部署了大量炮兵集群，炮口瞄著中國。中朝關系與當年的中蘇關系、中越關系、中阿關系一樣，從最親密的“袍哥”兄弟變成了最兇惡的階級敵人。

一九九九年，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比美國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早兩天訪問朝鮮。當年的救命恩人來訪，金正日連一個儀仗隊都不派。還遲遲三天後才接見中國國防部長。而當年仇敵的一個外長卻受到百萬民眾的夾道歡迎，金正日還陪同觀看專為她舉辦的有三十萬人參加的大型團體操及文藝表演。見過無數大場面的美國女國務卿競有受寵若驚的感動。同為部長一級的訪問，反差之大，令世界為之震驚！似這樣恩將仇報，比毛澤東當年對赫魯曉夫還有過之無不及。

朝鮮那場戰爭已成為歷史。今天當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去重新審視那場戰爭就會發現：當初中國參與了一場不應參與的不義之戰；作出了不應該作出的巨大犧牲；花了一筆不應該花的巨款；承受了不應承受的痛苦；扶持了一個不應該扶持的獨裁政權。這一切都是獨裁統治者毛澤東自不量力、好大喜功而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災難。

美國人當年介入一場與己無關的越南戰爭，並以打死越南軍人、平民二百多萬，自己死亡五萬多人的驕人戰績彪炳史冊。但十多年後，從官方到民間都在懺悔，當年越戰的決策者之一、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二十五年後寫作《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一書，“帶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自責”說：“我們錯了，錯得可怕！”並“常常深夜失聲痛哭”。參加越戰的老兵們在華盛頓建立了一道哭墻，刻上了陣亡和失蹤的五萬八千一百三十八人的姓名。以示緬懷和懺悔。

可中國呢？在一個把人的生命視為小草的國家，誰又為在一場與己無關的戰爭中死去的近二百萬中國軍人的生命進行過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懺悔？

死於朝鮮戰爭中的中國軍人們，你們的靈魂可曾安息？

第二篇：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災難前有兇兆

第十章 頌武訓文藝界呼籲抓教育 批古人毛澤東露出帝王形

一九五一年春天，由於電影《武訓傳》的上映，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波。隨之而來的大批判浪潮首開共產黨執政後對文藝界進行圍剿批判的惡例。

《武訓傳》是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一部歷史故事片。一九五Ｏ年完成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上演。故事梗概是清朝末年，山東省堂邑縣武莊有個叫武七的孩子，聰明伶俐。但由於家境貧寒上不了學，成了一個大字不識的睜眼瞎。長大以後給地主家扛活時，地主張老辮欺他不識字，用偽造假賬的手段賴掉了他三年工錢。武七只說了一句“一個人做事要憑良心”的話，就被張老辮指使打手毒打一頓趕出門外，武七無家可歸，病倒在一座破廟中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在夢幻中武七遊歷了地獄和天堂，他看到窮人之所以受欺壓和淩辱，陷入黑暗的地獄，就是由於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力。而在天堂人人都讀書識字、和睦相處，過著幸福的日子。經此一夢幻，武訓大徹大悟，認為窮人讀了書就會有好日子過，就不會受地主的欺壓。怎麽才能使窮人都讀書識字呢？武訓苦思冥想，想出了行乞興義學的辦法。於是他決心靠乞討攢錢興辦義學，讓窮人都可以讀書識字。為了博得人們的憐憫和施舍，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十分可憐和滑稽的樣子，身著一身破衣服，頭上留著一個小辮，而且不時變換方向氣，到處向人們下跪瞌頭行乞。為了討幾個錢，他還當眾吞食磚頭、瓦塊、蛇蠍糞便，喝臟水，爬在地上學驢做馬讓人騎，甚至任人拳打腳踢，“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為了乞求有權有勢的地主豪紳幫他辦學，他跪在他們門前三天三夜，直到答應為止。經過三十多年的乞討，武七在他五十歲時，終於辦起了一座義學。他同樣以下跪的辦法請來了教師和學生，當他們看到窮人的孩子都高高興興地來上學時，激動得淚流滿面。隨後又一手拿一個破銅瓢，一手柱著一根棍子，肩上披著一個搭褳，為興辦第二座、第三座義學去乞討流浪。

在電影的結尾，編導對武訓作了很高的評價：武訓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鬥了一輩子，要了四十年的飯，辦了三個義學，真了不起。同時撰文說：武訓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熱愛他可以熱愛我們的民族，提高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影片以主題曲的方式歌頌武訓“誰啟我愚？誰濟我貧？大哉武訓，至仁至勇。行乞興學，千古一人。”為了適應共產黨的口味，影片還專門用共產黨的口氣說：“武訓這樣的人反抗是不夠的，單憑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的，中國勞苦大眾，經過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

電影上演後，獲得了一片讚揚聲。許多人讚揚《武訓傳》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武訓興學的革命意義是和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意義有著相同之處――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教育而已。同時還出版了電影小說、章回小說等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社會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武訓”熱。這股“武訓”熱的背後，當然也隱含著中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善意進諫：既然共產黨標榜是為人民翻身打天下，現在奪取了政權，就應該大抓教育，從根本上掃除人民貧窮落後、受壓迫、受剝削的總根源，真正讓人民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不久，報紙上又發表了不少批評《武訓傳》的文章，說該電影“歪曲了中國人民的鬥爭，沒有反映廣大農民生活中的本質的要求，武訓走的是階級調和路線，是向統治者作了半行半世的妥協和變節，以武訓的精神教育人民，只能是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

對一部電影的上映有不同評價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文藝作品都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任何歷史人物由於所處的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後人們無論站在什麽角度去看，都不會是一個完人，共產黨當政後用其鬥爭性的標準去衡量古人更是荒唐。象武訓這樣為了窮人有受教育的機會，置一切於不顧，行乞興義學，確是一個應該歌功頌德的偉大人物。

然而毛澤東卻不這樣看，自己剛打下了江山，建立了蓋世的豐功偉業，舉國上下都是一片頌揚聲，但這文藝界的人不歌頌我毛澤東，卻去頌揚一個乞丐，莫非自己連乞丐都不如？在震耳欲聾的三呼萬歲聲中，突然聽到一片不和諧的雜音，真是豈有此理！在毛澤東的靈魂深處恐怕還想到更深一層的問題：若普通的老百姓都有了文化知識，那麽還便於統治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們不是早就這樣告誡過後來的統治者嗎？毛澤東不滿文藝界、教育界的人對電影《武訓傳》的頌揚。更不滿一些共產黨員，文藝界負責人對武訓的讚揚，決心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毛澤東親自執筆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刊登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

在此文中，毛澤東尖銳地抨擊武訓的活動，指責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這種行為是醜惡的。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是站在維護舊事物的立場上，宣揚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毛澤東列舉了一大批在報刊上發表讚揚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文章及其作者，認為：對武訓及《武訓傳》的歌頌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對寫讚揚文章的共產黨們，毛澤東則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已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內。毛澤東宣稱：“容忍這種宣傳和頌揚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華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按毛澤東的觀點來推論，現在人們根本就不應該歌頌歷史上的任何人物，因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的人物都沒有“無產階級覺悟”，連有口皆碑的包拯包青天、海瑞也是為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效力，統統應治受到批判。只能歌頌我毛澤東、共產黨。

在毛澤東的批判文章發表之前，中共中宣部、教育部、就先後受命發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對《武訓傳》的批判乃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的思想運動。緊接著全國各地文藝界、教育界召開各種會議對電影《武訓傳》進行聲討和批判，在最高權威的命令下，在各級共產黨組織的推動下，全國各界對《武訓傳》進行了大規模的批判。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刊物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持不同意見的人被剝奪了發言權、申辯權。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和主要演員，與此事有關的領導幹部和發表過讚揚電影《武訓傳》及武訓的文章的人全都強令檢查。在一些學校搞人人過關，批判“小武訓”、“活武訓”。山東堂邑縣縣委宣傳部的一個幹部，由於不同意對武訓的批判，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毛澤東的討論成了對不同意見的討伐令。

一九五一年六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成了武訓調查團，專程到山東省對武訓進行長達二十天的調查。

“調查”二字的含義就是實事求是、澄清事實。但是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後，毛澤東已給“調查”二字賦予了新的含義：利用權力，為已下的結論尋找依據，捏造事實，指鹿為馬，胡編亂造。在共產黨當權幾十年都是先定性，再作結論，再那找證據，沒證據就胡亂編造。讓被控者百口莫辮。對武訓和武訓傳的調查實際上是為共產專制第一座文字獄、思想獄、言論獄制造、尋找依據。

調查團在山東經過一番勞苦後回到北京，不久向毛澤東提交了一份《武訓歷史調查記》。毛澤東親自對調查記進行大段修改和增刪。定稿後在《人民日報》上連載發表。調查記中認定武訓是“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他以興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十分殘酷的剝削。武訓所辦的義學是不義之學是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學校。”“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和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的作者，都是站在反動立場上，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欺騙中國人民。”

經毛澤東親自刪改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公開發表，為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批判鬥爭作了總結。從此《武訓傳》成了反動電影橫遭查禁，武訓成了地主階級的奴才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中，毛澤東的紅衛兵對死去幾十年的武訓又來個掘墓鞭屍――因為他是毛澤東欽定的大壞蛋。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毛澤東統治中國後第一次對文化的圍剿運動，也是共產專制下第一次對死去多年的古人進行的圍剿、批判運動。它開創了共產黨對文藝創作進行幹涉、控制，對文藝作品依靠最高權威裁決，利用群眾運動進行全民聲討的先例。它采用捏造事實、無限上綱，否定一切的卑劣手段，以高壓方式，組織方式，控制輿論方式，剝奪發言權方式使不同聲音從此消失。而以最高權威毛澤東的好惡為評判標準的結果，又為毛澤東日後淩駕於全民族之上埋下了禍根。毛澤東君臨天下的第一刀就砍向了知識界和文藝界。中華民族在其後幾十年的大災大難其實早在對《武訓傳》的批判中就可見端倪了。

對《武訓傳》的批判後，毛澤東深感知識分子不可靠，有點知識的人就是不好統治，其靈魂深處與共產黨不是一條心。遂於一九五一年秋發起了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灌輸。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要知識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努力使自己成為文化戰線上的革命戰士。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市文藝界召開了整風學習大會，要求文藝界劃清無產階級文藝與資產階級文藝、小資產階級文藝的界限。在這場歷時一年多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對一些思想難以改造的人則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進行檢查、逮捕。經過這一場初次洗腦運動，知識分子們開始懂得收斂自己的言行了。

第二篇：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災難前有兇兆

第十一章 高崗吃里扒外討好蘇聯被清洗 饒漱石成伴娘囚禁終身遭冤屈



毛澤東登上中國最高統治寶座後，首次對黨內高層的清洗是在一九五四年對高崗、饒漱石的批判鬥爭。關於此事，幾十年來中共高層諱莫如深，真實情況一直無人知曉。毛澤東死後，胡耀邦想給高饒事件平反，但受到鄧小平強烈反對。結果是高、饒事件雖然沒有平反，但對因高饒事件受到牽連的高級幹部如張秀山、郭峰等又重新重用。現所有當事人均已作古，此事的真相恐怕是永難大白於天下了。筆者查閱了很多資料，發現凡是國內、官方出版的關於此事件的書可謂眾口一詞，無啥差別，可見共產黨把此事作為機密加以防範。但在《赫魯曉夫回憶錄》中對高、饒事件卻有另一種說法。不知這算不算是揭開高、饒事件秘密的一把鑰匙。

高崗是陜西橫山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三年後歷任紅軍二十六軍師政委紅軍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為創建陜北紅軍根據地立下了汗馬功勞。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陜北後，以肅反名義將劉志丹、高崗等人關押準備處決，就在此時，毛澤東、周恩來等率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並立即下令釋放劉志丹、高崗等人。劉、高等人感激涕零，從此死心塌地地為毛澤東賣命。毛澤東為名正言順地登上中共最高權力寶座，也大力籠絡高崗等非嫡系高幹。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就曾說：我到延安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如劉少奇、彭真、任弼時、高崗……。正是依靠這些新老朋友的支持，毛澤東得以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取張聞天而代之。在延安時期，高崗極受毛澤東信任，擔任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邊區保安司令、中共西北局書記。在中共“七大”上更提升為政治局委員。此時有多少資歷、能力在高崗之上的人都未受此恩寵。日本投降之後，東北作為國、共兩黨的必爭之地，毛澤東不惜派重兵和共黨要人開赴東北，高崗是派往東北的四名政治局委員之一。一九四六年，林彪接替無能的彭真出掌東北黨、政、軍大權後，高崗與林彪關系融洽。兩人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一致，大有猩猩相惜之感。林彪率四野入關，即舉薦高崗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高崗為恢覆東北的工業生產，重整經濟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開國後，因東北在中國經濟中的舉足輕重作用，高崗又被提升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朝鮮戰爭爆發後，高崗不同意出兵朝鮮，但毛澤東一聲令下又全力以赴為赴朝參戰的中國軍隊提供強有力的後勤保障。深得彭德懷的讚揚。高崗出事前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饒漱石是江西臨川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赴英、法、蘇留學。一九二九年劉少奇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時，饒漱石即在劉手下任共青團省委書記，劉對饒十分欣賞。皖南事變前，毛澤東派劉少奇接替項英出任新四軍政委。饒又成劉手下得力助手。幾年後劉少奇回到中央，饒漱石就升位補缺，出任新四軍政委、中共華東局書記。沒有劉少奇對饒漱石的知遇之恩，就沒有饒的出人頭地。延安整風期間，新四軍軍長陳毅因反對毛澤東，饒漱石奉命主持對陳毅進行批判鬥爭。抗戰勝利後，饒漱石出任北平軍調處中共方面代表。內戰爆發後，饒漱石出任華東野戰軍政委、中共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淮海大戰時，饒漱石組織百萬民工、數億斤軍糧支援前線作戰，為確保大戰勝利典定了物質基礎。毛澤東開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等職。

從二人的經歷來看，都是在毛澤東登上中共權力頂峰後，深得重用和提拔，為毛澤東的天下建立了赫赫功勳的人。但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禍首。

給高崗、饒漱石羅織的罪名是搞陰謀詭計、分裂黨。

據中共官方的說法是：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檢查四年來的財經工作。會議對財經工作中存在的缺點、錯誤，特別是對“新稅制”提出了批評。高崗利用黨批評財經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機會，別有用心地制造緊張氣氛，硬說財經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路線錯誤，與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周恩來有關。他們還以批薄一波為名，（薄一波在此前受到毛澤東的強烈批評）斷章取義地引用劉少奇曾經講過的一些話，進行煽動和攻擊，搞“明批薄，暗攻劉”。

在會外，高大肆散布流言蜚語，曲解中央政治生活，指名道姓地攻擊劉少奇，周恩來。把劉少奇一九四五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一九四七後全國土地會議的講話，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一九五○年對安子文等人的講話，一九五一年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批語，抄成檔案作為炮彈，攻擊劉少奇犯有對資產階級，富農投降的原則錯誤，是路線錯誤。高崗還造謠說中央有宗派。誣蔑劉少奇有“圈圈”，周恩來有“攤攤”。高崗、饒漱石還散布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擬過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個名單明明是高崗同安子文討論過的，他們卻倒打一耙，說名單來源於劉少奇。名單中即有薄一波，又有林彪，他們卻散布“有薄無林”，妄圖制造黨內不和。

由於高崗會內會外煽動起哄，使周恩來無法作會議結論。後來毛澤東請陳雲、鄧小平到會，他們作了工作，說了公道話，周恩來於八月十一日才在會上作了結論報告，結論肯定了近四年來的財經工作，基本上執行了黨的二中全會、三中全會的決議及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成績是顯著的。財經工作中的有些錯誤是嚴重的，是違反二中全會所規定的原則的。“由於所有這些錯誤還沒構成一個系統，所以還不應該說成是路線錯誤”，並且指出會上有些發言不盡妥當。

高饒以為他們在財經會議期間的活動已經初步成功。會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進行有計劃的奪取中央領導權力的活動。在這次周遊中，他大肆散布所謂“槍桿子里面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制造“軍黨論”的荒謬理論，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他硬說中國黨內對黨史有二元論，即所謂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骨幹是軍隊鍛煉出來的。白區現在要篡奪黨。因此他提出編黨史要對黨內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加以修改，重下結論。要按照他的“軍黨論”準備八大代表團，他還私擬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補充名單，在一些高級幹部是封官許願，鼓吹他的“改組”黨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的計劃。高崗在杭州還與林彪共同議論過“中央人選”的名單。

在高崗南下休假期間，饒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組織部和全國組織工作全文為中心進行陰謀活動。他首先在中央組織部內向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發動蠻橫無理的“鬥爭”然後在九、十月間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以批評安子文為名，把鋒芒指向劉少奇。導演了一出“討安倒劉”的鬧劇。展開了直接反對劉少奇和反對黨中央的鬥爭。原東北局組織部長在會上的發言對中央組織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進行了惡意攻擊。在這個煽動性的發言中誇大過去中央組織部工作的缺點，誣蔑中央組織部工作“敵我不分，對壞人沒有足夠的警惕性”，領導上有“右傾思想”，沒有很好地保證正確路線的執行。後來查明，這個發言是高崗等人早就準備好的。饒漱石對這個發言極為滿意。他們會內會外進行煽動、要挾，妄圖全面奪取人事大權，改組中組部的領導，並預謀點出劉少奇的名字，實行公開攤牌。



以上這些就是至今為止所羅列出的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全部“罪行材料”。但從這些材料來看無論如何是構不成所謂“反黨”、“分裂黨”、“搞陰謀活動”的罪行，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根據中共的組織原則，作為下級的高崗、饒漱石對於他們的上級劉少奇、周恩來只有無條件服從的義務，沒有說三道四橫加指責的權力，更不能有推倒上司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除非高、饒得到了比劉少奇、周恩來官職更大的毛澤東的暗中許願和支持，否則就會落得輕則關監，重則殺頭的下場。高、饒作為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對共產黨內幾十年殘酷的路線鬥爭了如指掌。高就曾坐過共產黨自己的監獄，幾乎殺頭。且高、饒就曾毫不留情地置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下級於死地。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高、饒二人又有何膽量敢將矛頭對準上級劉少奇、周恩來？

二、毛澤東自登上中共主席寶座之後，集黨、軍、政一切大權於一身，特別是人事大權抓得最緊，安子文一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副部長豈敢背著部長饒漱石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高崗不管人事工作又怎可能與安子文討論政治局委員名單？安子文的名單來源除毛澤東外不可能有其他人！且在沒成為事實前屬於特級機密，沒有毛澤東的同意誰敢外傳！高崗在與其他人談話中透露出名單內容，應視為毛澤東有意讓高崗向外“吹風”之舉，怎麽就成了罪過？

三、饒漱石從一“封疆大吏”進京出掌人事大權，與搞了多年人事工作的副部長安子文幾十年來極少來往，毫無糾葛，剛上任又對組織工作不熟悉，工作上對安的依賴是不言而喻的，怎麽會與安子文產生矛盾？又怎敢輕易地對自己前任的工作說三道四？饒漱石身為組織部長，已是大權在握，何來“全面奪取人事大權”一說？

四、高崗南下遊說所散布的黨史“二元論”：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此話並非出自高崗之口，早在延安整風後所作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說毛澤東是根據地正確路線代表，劉少奇是白區地下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

五、高崗在一九五一年與鄧子恢就工會工作有一爭論，後來高崗在東北主持寫了一篇駁斥鄧子恢的文章想作為《東北日報》的社論發表。文寫好後，高崗卻不是立即發表，而是先寄給毛澤東審閱。試想一篇駁斥比自己職位低的官員的文章都不敢擅自發表的人，豈敢隨意去想要推翻頂頭上司劉少奇、周恩來？

種種疑問表明：高崗、饒漱石是被一場內部陰謀所整倒的一對冤死鬼。

關於高崗、饒漱石的“罪行”，當年的倒高、饒的急先鋒鄧小平有一段論述：“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了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是不適當的。高崗也找陳雲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我一個，你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了他的注意。”

高崗還在那里充分表演時，毛澤東己在準備收網了。

一次毛澤東在私下對羅瑞卿說：“睡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睡在床上，一種是睡在鼓里，我看你就是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你們說擁護我這個旗幟，為什麽聽到一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話是真是假呢？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他對陳雲說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你以為他擁護林彪嗎？他不止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

毛澤東說的“你們說擁護我這面旗幟，為什麽聽到一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話是真是假呢？”證明了高崗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在進行倒劉活動，否則林彪、彭德懷、羅瑞卿等人是不會輕易相信的。

高崗的事，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有段論述：



“我們這位代表潘友新（即蘇聯第二任駐華大使）開始給我們送來大量報告，說是中國領導成員中有許多人對蘇聯和我們黨懷有強烈不滿，但他說公開反對我們的人是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毛不在那些被提到的人之列。但他也沒有采取什麽措施來制止正在中國領導成員中蔓延的反蘇情緒。斯大林曾把我們這位大使送來的一些材料交我們傳閱，所以我能知道它的內容。

顯然很多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內情緒的這類情報是高崗提供給我們的。那時他是中國政治局的代表和東北的主席。他在那里同我們代表的關系搞得很密切。有一次在高崗的總部所在地沈陽舉行慶祝和閱兵，中國的一些負責人抱怨我們用一些修理過的蘇聯坦克來裝備毛的軍隊。他們抱怨說“俄國人向我們傾銷一批舊的、打壞了的坦克”。每當出現潛在的深刻的不滿時，每一個細微末節都會廣泛地傳播開來，成為對蘇聯嚴厲責難的根據。

斯大林決意博得毛的信任和友誼。所以他把潘友新關於他同高崗的談話的報告交給了毛，並說：“給你，你可能對這些東西感到興趣。

最初毛在領導班子內把高崗孤立起來，據我們駐北京的代表報告說，他們參加了一次宴會，有批年輕人喝醉了酒以後對我們外交人員很氣憤地談到“你們的人高崗”。那時高崗仍在政治局里面。但我們知道他已經受到了監護。以後我們知道毛已把他軟禁起來，後來知道他服毒死了。我非常懷疑高崗的自殺。最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毛是幹得出這種事的，正象斯大林一樣，在這方面，毛和斯大林是血緣相同的人。”



從赫魯曉夫的回憶可看出，由於高崗在東北期間與蘇聯“老大哥”的關系極為密切而透露了一些中共高層機密，為的是向“老大哥”獻殷勤，但斯大林天性多疑，反認為高崗是受誰的指使。權衡再三，在高崗與毛澤東之間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斯大林提供的東西後，當然會除掉高崗，而赫魯曉夫提到高崗情報中的劉少奇、周恩來對蘇聯強烈不滿，與高崗、饒漱石後來要打倒劉少奇、周恩來也不是偶然巧合。當然毛澤東決不會粗魯到用手將高崗掐死的地步。毛澤東置人於死地的手段是中國傳統的不動聲色、含而不露的；是文明且不顯一點痕跡的；是在某些公眾場合還要為被整的人說上幾句好話；以給人留下一個善良、仁慈的印象。

關於高饒事件的真實情況，據傳聞是毛澤東看了斯大林提供的取媚蘇聯的談話後，即產生了除掉高崗的念頭。但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急切下不了手。經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後，三人不動聲色地合演了一出“姑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雙簧戲：先將高崗從東北調到中央並委以重任。再由毛澤東私下向高崗透露對劉少奇的不滿，要高崗公開找劉少奇說清問題並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檢查。向高崗許願拱倒劉少奇後由他當副主席。同時毛澤東在一些公開場合故意批評劉、周二人並表揚高崗，給高崗和其他高幹造成劉、周失寵、高崗得意的印象。而高崗自認為有毛澤東為後台，便有恃無恐地在多次會議上攻擊劉、周，並將毛澤東對自己的許願及對劉、周的不滿向上層官員“吹風”，向各大行政區首腦交底。果然獲得了朱德、彭德懷、林彪、羅瑞卿等人的支持。鄧小平、陳雲由於多長了一個心眼，感到高崗的活動反常，向毛澤東詢問真情。毛澤東此時也將底牌向鄧小平、陳雲透露。鄧、陳由此成了反高、饒急先鋒。鄧小平等人向朱德、彭德懷、林彪等透露了毛澤東對高、饒的態度，這些人如夢方醒，連忙轉向。毛澤東再翻臉概不承認對高崗有什麽承諾，使高崗百口莫辯。

饒漱石曾是劉少奇親信，聽高崗說劉少奇失寵且毛澤東要劉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檢查，根據在中共黨內幾十年內鬥的經驗，想的是若不立即同劉劃清界就會受到株連，因此成了高崗活動的強力支持者。毛澤東翻臉後，饒漱石處境最尷尬：既對不住有知遇之恩的劉少奇，又失去毛澤東的信任。此時的毛澤東整高崗正需要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作高崗的陪襯，以名正言順地構成一個“反黨集團”，劉少奇亦恨其背叛，這樣饒漱石就被作為“伴娘”拋出。

毛澤東整人時總要在主要目標後面拉上一個作陪襯。陪襯者，並非毛有意要置其於死地也，而是鬥爭的需要；正名的需要。其後廬山上的張聞天，文革時的鄧小平，後來的陳伯達，都是這樣的角色。

一九五三年底，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高崗在場。毛澤東說：“我不在北京時，由劉少奇同志代理。現在北京有人吹陰風，搞地下活動。”毛澤東用手勢上下比劃說：“中央的風這樣吹，（手勢向上）他們的風這樣吹。（手勢向下）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批人。我們大家要注意。”高崗聽了這些話後極不自在。

當晚，高崗給羅瑞卿打電話說要去羅瑞卿家里，羅說：“請你不要來，有事我到你那里談。”高崗同意。羅瑞卿立即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說：你快去看他講些什麽。羅到高崗家里，高崗對羅說：“要很好注意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檢查身體時要不離左右，不要馬虎。要成立部長會議，我讚成林彪。”羅立即向毛澤東匯報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二月十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為避免與高崗碰面，以休假為名，去遊山逛水。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並作報告。會上高崗、饒漱石作了檢查。

但此事並不因高、饒作了檢查而就此罷休。二月中旬又召集了關於高、饒問題的兩個座談會，以對證高、饒活動的各項事實。會上鄧小平等人就饒漱石問題的揭發向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就高崗問題作總結性發言。

三月下旬又召開了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

高崗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一片忠心、一腔赤誠換來的卻是這樣結果，萬般無奈，以死抗爭。於四月自殺未遂，八月再次自殺身亡。古人雲：千古艱難唯一死。高崗在毛澤東翻臉後二次自殺以表忠心。這的確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氣。高崗也算人傑！

高崗自殺還有一原因：因自己的事，一大批老同事、老部下受到株連。才有了“不如自己一死了之”的想法。

饒漱石後來大喊冤枉。不喊冤毛澤東或可能就此作罷，喊冤後，毛澤東幹脆來個“冤死你活該！”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饒漱石被捕。莫明其妙地關押十年後，由最高法院宣判十四年的徒刑，隨後假釋出獄。毛澤東發動文革後再次被捕。於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獄中。

高、饒一案是毛澤東首次拿功臣開刀的政治迫害事件。首次屠殺功臣，黨內竟無異議，唇亡齒不覺寒，為日後毛澤東大興冤獄打開了方便之門。從此共產黨內高層不得安寧。

此事件後不久，反高、饒急先鋒鄧小平、陳雲在中共八大上分別提升為總書記、副主席。高、饒二人的鮮血，染紅了鄧、陳二人的頂帶花翎。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坐上了中共一把手之位。一大批中共高幹向鄧小平進言，希望為高崗、饒漱石平反昭雪。但鄧小平、陳雲堅決不同意。這也難怪，鄧、陳當年就是靠整高、饒，當打手而爬上高位，自然不可能為其平反。鄧小平、陳雲只糾正毛澤東制造的冤案，決不糾正自己制造的冤案。毛澤東做的事全錯，我鄧小平做的事全是對的。一切專制寡頭的邏輯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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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梁漱溟諫言觸龍怒 毛澤東公堂辱斯文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期間，民主人士梁漱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後來竟出現梁漱溟先生被轟下台的令人難堪的局面。到一九五五年五月後，共產黨控制的全國報刊發表了一大批文章，對梁漱溟的政治、哲學、文化、教育等思想進行大規模的批判。梁漱溟被扣上了“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他提的意見被認為是反動化建議，是“資產階級路線”。梁漱溟本人成了共產專制下第一個“反動文人”的典型。

此事起源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九次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九月九日上午，小組會討論周恩來報告時，在小組召集人章伯鈞發言之後，梁漱溟先生即在會上發言說:“這一總路線原是人意料中所有的，章伯鈞先生更發揮了周總理所講的話，我於此深表讚同，沒有什麽新的意見可說。路線既無問題，那麽就看怎樣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關心這一事業。發現不論什麽大小問題，隨時反映給負責方面，以求減少工作上的錯誤。例如《人民日報》讀者來信欄，時常有人把他所見到的問題寫信提出來。而黨報收到來信亦馬上能注意檢查或交給該管的機關部門去檢查糾正，這就是最好的。這樣做一方面看出人民能關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黨和政府能夠隨時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這種精神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應該繼續發揚。只有自始自終發揚民主，領導黨又能認真聽取意見，這建國運動才能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其效就能倍增了。”

下午周恩來主持會議，各小組主持人把上午發言情況在大會上作了統一匯報。匯報結束前，周恩來宣布第二天的大會由個人發言。周恩來在離開會場時對梁漱溟說：“明天的大會你也說一說好不好。”梁漱溟說：“好。”

梁漱溟認為：如果把小組會上的發言在大會上重覆一下沒多大意思，他小組會上說的話是就黨外廣大群眾而說，而現在是黨的負責人要他在大會上說話，那麽就應該說些對黨有貢獻的話。因此連夜作發言準備。九月十一日，梁漱溟按自己的準備作了長篇發言：

“我曾經多年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個偉大的建國運動。四十年前我曾經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只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然而我放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有三十多年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著計劃建國的思想。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之說，但其理想和目標卻大體相合，由於建國計劃必須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結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講過的發展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之外，象輕工業、交通運輸等行業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亦講給我們知道。此其一。”

“由於建國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完成我們的計劃，就使我想到群眾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後似已作用漸微。那麽現在只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幹部了。但據我所聞，鄉村幹部的作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量上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的理想，對鄉村的群眾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納社會運動於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這里不及細說，但希望政府更好安排。此其二。”

“還有其三是我想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都轉入城市，鄉村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都往城里跑。（包括北京）城里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適宜的，尤其是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就會說他們進了城，嫌棄了他們。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縱觀梁先生之言，可謂對共產黨披肝瀝膽，一片赤誠，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周恩來在當天會上作了總結性發言：“這次會議是有收獲的，各位朋友提了很多意見。其中有很多好的意見，應引起各主管部門的注意。”會後，周恩來就梁漱溟的發言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九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四次擴大會議。會議聽取了彭德懷《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參加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大多數人列席了本次會議。彭德懷報告後，毛澤東講話，對梁漱溟進行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出言不遜，口氣嚴厲，且具有強烈的嘲諷意味：“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國主義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然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梁漱溟聽了毛澤東的話，感到很意外，很不服氣。自認為是擁護總路線的，只不過說了幾句心里話，想讓共產黨注意某些問題，怎麽會有損於總路線及工農聯盟呢？當即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說明情況。信上說：“你說的一些話是說我的，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您收回這個話。我要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且我發言時主席本人不在場。希望毛澤東給個機會由我當面覆述一遍我原來發言的內容，以求指教，解除誤會。”

十三日上午，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毛澤東約他當晚談話。梁先生曾於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六年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中共要人推心置腹地就國家前途、命運進行交談。毛澤東未坐上江山時，對民主人士極力拉攏爭取，對梁先生的訪問優禮有加，招待甚周。不過今非昔比，鬥轉星移。坐上龍庭的毛澤東已無必要客氣了。約見成了召見，談話成了訓話。不管梁先生如何解釋，毛澤東均堅持梁是反總路線的人，只是不得自明，或決不承認而已。梁先生深感失望。激憤之余，與毛澤東發生語言沖突，結果不歡而散。

梁漱溟為洗刷毛澤東強加在身上的“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的罪名，於九月十三日在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再次登台發言覆述了九日和十三日在小組會和大會上的發言內容，再三陳述自己並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以期望讓公眾評判是非。

然而毛澤東定下的鐵案豈容推翻！天子金口玉牙，一言九鼎，梁先生的倔犟，引來了毛澤東的震怒。

九月十七日，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批判梁漱溟在解放前的思想及活動，介紹梁漱溟在國共和談中的表現。（梁漱溟在一九四五年國共和談中主張軍令、政令統一，和平建設國家，批評中共武裝割據。為此周恩來當年曾聲淚俱下地說民主派人士袒護國民黨）周恩來的講話成了人們批判梁先生一貫反動的依據。周恩來講話後，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名道姓地對梁漱溟先生大張撻伐：

“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在以筆殺人。”

“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

“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消，而且下一屆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人受你欺騙。”

“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以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你提出的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這是讚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

………

此時毛澤東的話已經不是在講理，而是在進行最惡毒的人身攻擊。這使得與梁先生關系較好的人再不敢與其交往了，誰願意得罪毛而去“受騙”呢？

梁先生聽了這些尖酸刻薄的語言，當即就要上台與毛澤東論理。梁先生有理無權，毛澤東有權無理。可是理沒權大。書生氣十足的梁先生遇見大兵出身、大權在握的毛澤東，縱有千萬條理由也說不清。大會主席叫他第二天再講。

九月十八日梁先生拿著準備好的稿子再次在大會上發言說：“昨日會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了出乎我的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的。但是單憑這一次發言就判定我是惡意的論據尚不足。因此就追述過去的事情。（周恩來九月十七日追述梁的歷史）證明我一貫反動。因而現在的胸懷才有很多惡意。但我卻因此而增加了交待歷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先生的發言剛開頭即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拍馬屁者的時機恰到好處。而梁先生正迫不及待地往下講事情的來龍去脈，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誤會。梁即離開講稿說：“現在我唯一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和諸位說了我那麽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麽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主席能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當即說：“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說：“主席你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敬你，若你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去對你的尊敬。”毛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梁說：“這點無關緊要，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你實行那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

大會場上，毛澤東、梁漱溟針鋒相對，言辭激烈。縱觀毛澤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敢與其當眾頂撞者，不論是共產黨內還是共產黨外，梁先生還是第一人！再看雙方言辭，梁先生出言尖銳，理直氣壯，句句直擊要害；毛澤東卻居高臨下，以勢壓人，強詞奪理。最後大會對是否讓梁漱溟繼續發言進行表決，與會的大多數人察言觀色後舉手反對梁發言。梁終於無可奈何地邁著沈重的腳步走下講台。

大多數人舉手轟梁先生下台。正是中國人骨子里的趨炎附勢心態的流露。毛澤東集權勢、威望於一身，不管有理無理，當眾頂撞最高權威即是一大罪狀，就是無理至極。

而那些舉手將梁先生轟下台的人後來的結局也好不了多少，梁先生的今日能說不是諸君的明日？幾年後的反右鬥爭一來。當初舉手將梁先生趕下台的袞袞諸公又有幾人幸免於難？倒是梁先生因頂撞毛澤東後從此閉嘴，反倒因“禍”得“福”了。

此事發生以後，梁先生即請長假。還算毛澤東有“雅量”，沒給什麽處分。也許毛澤東日後回味此事覺得沒占什麽便宜，半年後，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寫報告，要對近幾十年來其他資產階級思想代表人物在今天還有影響的（如梁漱溟）進行批判。毛澤東很快批準此報告。在一九五五年的報刊上刊登了大量批判梁漱溟的文章。此時的梁先生再無申辯之權。毛澤東大獲全勝，滿載而歸。此段公案，方才了結。

梁漱溟先生生於一八九三年。他與一切愛國仁人志士一道，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積極追求、探索奮鬥。早年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為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不遺余力。先讚成君主立憲，隨後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但由於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沈澱污濁深厚，使得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一次次遭到失敗。繼而梁先生轉入了從傳統文化的改造入手，大力提倡教育救國，認為改造社會應從鄉村入手。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國際背景等諸多原因終使梁先生的宏願化為泡影。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先生與各界愛國人士一起，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一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對獨裁專制進行猛烈抨擊。一九四六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主張和平建國，反對武裝割據，要求軍令、政令統一。共產黨在大陸勝利後，梁先生又把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滿懷建國之熱望，決定跟隨共產黨一道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中國。但殘酷的現實卻是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專制、更殘暴一萬倍。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更是遙遙無期。這一殘酷的現實使梁先生痛心疾首，就在共產專制最黑暗的文革時期，梁瀨溟先生公然反對莫名其妙的批林批孔運動。這表現出了一位傑出的愛國知識分子堅持真理，不向專制惡魔低頭的高尚品質。

第二篇：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災難前有兇兆

第十三章 《紅學》泰鬥遭批鬥顏面掃地 胡風上書進大獄誅連親友



俞平伯先生生於一九ＯＯ年，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後，即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學任教，一九二二年同朱自清等人創辦《詩》月刊，隨後又是聞名的散文、小說家。俞先生於一九二一後開始研究《紅樓夢》。一九二二年寫成了《紅樓夢辯》。此書為俞平伯先生成名之作。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定稿》並稱為新紅學的代表作。隨後又發表了《紅樓夢簡論》，《紅樓夢研究》等專著，對其紅學觀點進一步作了闡述。得到了紅學研究界的一到好評。俞平伯先生還是一位有高尚愛國情操的知識分子。抗戰時期，日偽辦的北京大學多次邀他去任教，他斷然拒絕，且在政治上與當時處於地下的共產黨關系密切，抗戰勝利前夕，俞平伯又參加了由王昆倫、許寶駒、王炳南等人秘密建立的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抗戰勝利後，又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反對國民黨的遊行示威活動。從俞平伯的經歷來看，不但算是共產黨幾十年的老朋友，更算是半個共產黨人，其思想、言行與共產黨人極為相似。但就是這樣一位思想激進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建國僅幾年，就被毛澤東扣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桂冠而打入冷宮。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根據共產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在過渡時期中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來促進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歷史前進的力量。應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確定為過渡時期我國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

在這一背景下，李希凡、藍翎兩位年輕人先後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提出批評說“俞先生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沒有脫離舊紅學的巢臼”認為“俞先生未能從現實生活的發展規律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傾向，而是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從抽象的藝術觀點出發，對他所謂的《紅樓夢》的‘怨而不怒’的風格大肆讚揚，實質上是企圖減低《紅樓夢》反封建的意義”“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傾向性，同時了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李、藍兩青年不迷信權威，對俞先生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本屬正常。但說俞先生離開階級觀點去評價《紅樓夢》卻使人感到困惑不解。李、藍二人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並把它胡亂套在文藝評論上，真是滑稽可笑。但李、藍二人涉世不深，對馬克思主義主義也不能說很懂，居然能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批判武器來評價紅學權威，就不能不使人懷疑其背景和來頭了。加之李、藍二人文章發表時機與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遙相呼應，那麽此事就不是一般的紅學評論了。而是李、藍二人受中共高層大人物的指使，借批俞平伯為由，在思想、文化、藝術、學術界扼殺自由討論的風氣，讓共產思想獨占文藝思想的舞台。在全國文化、科學、藝術、哲學、歷史各領域強化共產思想專政，扼殺學術思想自由，讓共產思想占領一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

李、藍文章發表後，毛澤東專門就此事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不容出現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之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是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中共最高領導毛澤東公開為李、藍兩小青年站台。這就不是一般的學術問題，而是當權的共產黨要在中國橫掃一切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學術觀點，用共產黨的思想占領一切領域。遵照毛澤東的號令，文藝界的共產黨人發起了對俞平伯的大批判。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期間，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舉行擴大聯席會議。傳達學習毛澤東信件的精神並作出決議。十一月八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文化學術界應當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對光明日報的談話》。文中聲稱：“這不僅僅是對俞平伯本人或者對於有關《紅樓夢》研究進行討論和批判的問題，而應該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討論的範圍，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面。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教育學……乃至於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志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不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

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聯席會議上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強調：“我們決不能容忍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用唯心論的觀點來曲解和貶低我們祖國文學遺產的真正價值，以及對這些遺產采取誹謗的虛無主義的立場。”“為著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著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著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

隨後鋪天蓋地的大批判文章給俞平伯先生戴上了數頂政治桂冠：

“俞平伯是胡適路線的忠實追隨者。”

“俞平伯的思想是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覆古思想的反動同盟。”

“俞平伯的著作使胡適的實驗主義又在中國學術界借屍還魂。”

從此之後俞平伯先生緘口不言，從文學藝術界消失了。但共產黨並不善罷甘休，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時而又將俞平伯先生擡出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作為政治運動中的活靶子批上一通。直至毛澤東死後多年，終於罷休。



剛給俞平伯先生扣上了一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大帽，緊接著又在文藝界挖出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如果說在此之前對《武訓傳》、對梁漱溟、對俞平伯的批判對當事人的處置都較寬的話，那麽對胡風的批判則步步升級，直至構成了中國歷史上都不多見的一大文字冤獄！

胡風先生生於一九Ｏ二年。原名張光人，又名張光瑩。湖北蘄青縣人。早在二十年代初即投身新文化運動。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日本反戰同盟，並加入日本共產黨。三十年代中期結識了魯迅、馮雪峰、周揚等人，在由共產黨發起組織的左翼作家聯盟中擔任過宣傳部長、書記等要職。為共產黨的文藝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抗戰爆發後，他先後創辦主編了《海燕》、《七月》、《希望》等文藝刊物，發表了大量思想激進作家和延安的共產黨作家的作品。得到了當時共產黨領導人的好評。拋開胡風曾是日本共產黨員的身份不說，就憑他當年為共產黨在文藝戰線上所作的大量工作，也算是共產黨的有功之臣了。

胡風先生在文藝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文藝理論批評。他出版了八本文藝理論批評集，並在長期的文藝活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學流派和創作理論。胡風先生文藝思想的主要觀點是：“到處在生活”、“寫真實”、“主觀戰鬥精神”、“如果一個作家忠於藝術嘔心瀝血地努力尋求最無偽的、最有生命力的、最能夠說出所要把握的生活內容的表現形式，那麽即使他沒有經過大的生活波濤，他的作品也能夠達到高度的藝術的真實。”、“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能夠補足作家的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缺陷。”、“主觀精神（創作力量）與客觀現實（創作對象）的結合”、“深刻地認識生活對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對象，由這來提煉出一個人生世界，創造出一個藝術世界。”胡風先生這些文藝創作理論和觀點是合乎藝術規律的，是卓有見地的。

但是胡風先生的文藝理論和思想卻與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文藝思想不同。當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他的文藝觀點：

“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也就是為工農兵服務。革命的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學藝術家必須無條件地、長期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藝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也就是說文藝是服從於政治的，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其中政治標準是第一位的。對‘人性’、對‘博愛’都要作階級分析，是歌頌還是暴露一定要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我們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要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主場上來，徹底改造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本來文藝創作是個覆雜的過程，並沒有什麽固定的模式，古今中外許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在沒有“長期地無條件地深入生活”同樣創作出了千古不朽的名作。文藝的創作過程更多是來自作者自身的心靈感應。中國古代四大名著的作者除曹雪芹對《紅樓夢》書中的生活也許有深刻的體驗外，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誰又對書中描寫的生活有什麽體驗？再說“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論更是大錯特錯。李、杜詩篇萬古傳，這是屬於那個階級？米老鼠和唐老鴨全世界的兒童都喜愛，這又是屬於那個階級？其實純文學、純藝術的作品更能引起全人類的共鳴。

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領袖，在一九四二年就對對文藝創作制定了共產黨的標準。現在坐了天下，那麽所有文藝工作者就必須遵守毛澤東標準，凡符合毛澤東的理論即是革命的，否則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掌權之前為了拉攏、收買人心，對有異端邪說的知識分子大搞統戰，顧不得對其思想進行批判。但在共產黨奪取天下後，不但要讓你臣服，還要給你洗腦，要你全盤接受毛澤東、共產黨的所有觀點。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中提出“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決定在文藝幹部中進行一次整風學習，借以清除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建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有效領導，對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並決定先拿胡風的文藝思想開刀。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後，文藝界的整風暨批胡風的運動開始了。

一九五二年七月，周揚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名為“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實為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

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周揚的主持下先後召開了四次會議。周揚以共產黨領導的身份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胡風在文藝理論上是反黨的“路線”，雖說政治態度上無問題，但問題不決定於政治態度，而是決定於文藝理論；要在文藝理論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的路線”。會後林默涵寫專文《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具體內容逐條加以批判，說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是：一，非階級觀點。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並作結論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它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很快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

如果胡風先生受到批判之後，從此忍氣吞聲，不問世事，作一高士閒人，那麽其後半生雖不會飛黃騰達，卻也能安度晚年。但胡風先生身上卻有一股中國文人傳統的倔犟勁，不諳中國國情，更不諳共產黨的黨情。不明白自己的案子實際上是毛澤東定的。認為主要是與周揚有歷史糾葛，而現在處於領導地位的周揚等人在整他，幻想有一天毛澤東、共產黨會對自己的文藝思想有一個公道的評價，推倒在自己頭上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等政治帽子。有了這樣的想法，胡先生後半生的厄運就此注定了。

一九五四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饒反黨問題，會後發表公報說：“我們黨內一部分領導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內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性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由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份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幹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覆，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成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人民日報》二月十八日也就高、饒事件（未公開）發表社論說：“必須反對這樣一種人，他們口頭上並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能適用於別人，只能適用於別人的工作範圍，而不能適用於自己，不能適用到屬於自己工作的範圍內，這就是拒絕批語和自我批評。”

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和《人民日報》社論原是毛澤東為清洗高、饒尋找理由和根據並羅織罪名的，胡風先生在對公報和社論發表的背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被表面上的文字所迷惑。在他看來，周揚等領導的文藝界正是這種狀況，因而產生了上書毛澤東，將多年來壓制打擊自己的周揚等人告倒的想法。

從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胡風及其朋友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盧旬、阿壟、耿庸、羅洛、張中曉、賈植芳、方然，歐陽莊等人，懷著對最高領袖的無比赤誠，懷著把自己的信任、忠誠交給國家、交給最高領導人的莊嚴肅穆心情給毛澤東寫了三十萬言書。三十萬言書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幾年來的經過簡況。胡風詳細陳訴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遭受的種種打擊，指責身為文藝界領導的周揚等人將他視為“文藝界唯一的罪人和敵人。”

第二部分，關於幾個理論問題的說明材料。胡風集中反駁林默涵、何其芳一九五三年初發表的兩篇文章，並闡明自己的觀點。

第三部分，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胡風對幾年來涉及自己的九個重要問題作了解釋和說明，其中主要有：小宗派――小集團問題；關於舒蕪問題；關於陳亦門（阿壟）問題；關於路翎問題；關於黨性等。

第四部分，附件――作為參考的建議。胡風擬出類似文藝大綱的材料，提出了作家協會的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戲劇的組織等業務上的安排辦法。

三十萬言書中認為：文藝界幾年來的根本問題是周揚等人歪曲了毛澤東關於思想改造的方針；是他們用錯誤的方法代替了毛澤東英明的決策；文藝要發展、覆興，必須清除他們的影響。

三十萬言書中最具份量的話是：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面，僅僅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對我的批判所看到的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

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這個‘世界觀’、‘一元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影子，這個世界觀就被送到了遙遠的彼岸，再也無法可以達到，單就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場或少一點立場，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農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農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漸麻痹了感受機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實的生活當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吸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農兵的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踐，脫離了勞動。無法使現實內容走進自己的內部，一天一天枯下去，衰敗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夠偷偷地接近一點生活，也要被這種沈重的覆古空氣下面的形式主義和舊的美感封得‘非禮毋視’、‘非禮毋聽’、‘非禮毋動’因而就只好‘非禮毋言’以至於無所到無所言了。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這就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完全依靠題材，勞碌奔波地去找題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題材’也不能成為題材，任何擺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為‘典型’了。而所謂的‘重要題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革命勝利了不能有新舊鬥爭，更不能死人。即使是勝利以後死的人和新舊鬥爭。革命勝利了不能有落後和黑暗，即使是經過鬥爭被克服了的落後和黑暗，等等，等等。這就使得作家什麽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光明’的，也就是通體虛偽的東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後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進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為止……

在這五道刀子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麽現實主義，還有什麽創作實踐可言？

“問題不在這五把刀子，而在於那個隨心所欲地操縱著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義”。



這就是胡風等人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所謂“反黨綱領”最重要罪證的“五把刀子”說。

不知胡風在提出這“五把刀子”的“高論”時，想沒想到過這“五把刀子”實際上是毛澤東一貫主張的文藝思想。這三十萬言書的矛頭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已經指向了毛澤東。但同時他又指望通過毛澤東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可謂異想天開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這對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個極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胡風帶上花費三個多月時間寫出的三十萬言書前去與中共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勳見面，請習仲勳將報告呈送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

然而胡風先生錯了，他崇拜、忠誠於毛澤東，但毛澤東並不願接受他的崇拜和忠誠，他不了解毛澤東，更不知道以覆雜的政治眼光去觀察毛澤東和他統治下的中國。

毛澤東看到信後不動聲色，以一個政治家的謀略部署對胡風的批判鬥爭。為了給胡風及其朋友們造成某種錯覺，先部署對《文藝報》的批判。十月三十一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連續召集會議，聽取馮雪峰，陳企霞的檢討。

胡風此時興奮異常。以為三十萬言書上交後產生了結果。十一月七日，胡風在聯席會議上慷慨激昂，對《文藝報》進行猛烈的抨擊。

十一月十日的聯席會議上胡風再次上台發言，接著七日的話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但胡風先生萬萬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發言。隨後《人民日報》文藝組袁水拍就在聯席會議上逐條批駁胡風對他的指責。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服》全文發表了周揚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

胡風先生此時才恍然大悟，終於認識到想借毛澤東的支持擊敗周揚改變自己的處境乃是白日做夢，自己寫的三十萬言書居然成了一大罪證，自己稀里糊塗地鉆進了一個早已布置好的口袋中去。無奈的胡風無可奈何地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寫了一萬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但毛澤東並不就此罷休，他要痛打落水狗。一九五五年一月，在對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上作了重要批示：

“對胡風這樣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人民反黨的思想，絕不能讓他在小資產階級觀點掩蓋下逃跑，應予徹底批判。”

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一月二十日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認定“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他的這種思想是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但是因為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群眾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開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更加危險。”毛澤東很快批準了這一報告，胡風及其夥伴們被押上了大批判的舞台。

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旬中國作家主席團的擴大會議後，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對胡風思想的徹底批判。到四月後，批判的調門越來越高。四月一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將思想範疇的批判擴展到政治範疇的批判，而且在字里行間透出了其它批判文章所沒有的新動向。

四月十三日，胡風密友舒蕪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並將胡風四十年代給他的信交給前來約稿的《人民日報》女編輯，以此證明胡風當年是充分肯定他的《論主觀》一文的觀點的。密友的出賣，無疑對身處政治懸崖邊上的胡風是致命的一擊。（舒蕪先生賣友求榮，誰知兩年後反右鬥爭一來，照樣成了右派。）

將私人信件作為批判武器拋出來，使得文藝界要人周揚、丁玲、馮雪峰、林默涵如獲至寶，遂將信件配合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時發表，以此證明胡風的檢討是假的，是掩蓋錯誤，是蒙混過關，並以此將幾個月來的批判鬥爭引入高潮。但此時的周揚並不想置胡風於死地，只想滅掉胡風的氣焰，讓胡風從此擡不起頭來，去幹不為人注意的編輯工作。

然而當舒蕪整理出的信和胡風的檢討送毛澤東審閱後，毛澤東大筆一揮，將胡風等人定為“反黨集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五月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組成的胡風專案組成立，專案組在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歷史情況，收集他們的信件，以證明其反革命的歷史。

五月十三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的醒目標題下面，發表了胡風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O年給舒蕪的信件材料。隨後又發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毛澤東為三批材料專門寫了編者按語。

經過揭發批判、內查外調，胡風等人的思想經層層挖根後，從小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唯心論――資產階級思想――反黨思想；胡風及其難兄難弟的罪名也從宗派主義――胡風派――小集團――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淩晨，胡風先生及其夫人梅志被逮捕，逮捕令竟是公安部長羅瑞卿簽發！五月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批準將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逮捕。根據共產黨的邏輯：上有反革命集團，下面就有反革命的爪牙、嘍羅，在隨後的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共有二千一百多人被揪出，逮捕九十二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七十八人。

共產專制在大陸建立以來，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只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進行，被批者或趕緊檢討，或緘口不言，批判一陣後也就沒再對其本人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到批胡風時，由於胡風等人不服，並進而上書爭辮，最終身陷囹圄。承蒙毛澤東恩典，未被殺頭。據毛澤東說：“不是無可殺之罪，而是要留下活證據。”

胡風夫婦被捕後關押在四川省大竹縣的第三監獄。直到毛澤東死後的一九八零年才被鄧小平釋放。後胡風強烈要求中共為其徹底平反。但直到胡風先生去世，鄧小平的中共一直也沒有給以正面的答覆。胡風先生去世後，其家屬為平反的事遲遲不安葬。

但歷史最終將會還胡風先生一個公道！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四章 毛澤東瘋整讀書人原因初探 內外因誘發出一場空前劫難



一九五七年是中華民族經歷共產專制首次大劫難的一年。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這場全國性的瘋整知識分子運動？這已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個萬年話題。毛澤東已成僵屍，熟知中共高層決策內幕的知情人也已作古，所留下的文字資料有限，史學家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在此綜合有關的歷史資料和史學家們的一些觀點，再加本人的一點管見就教於讀者。

其一、毛澤東由於在黨內屢受知識分子的排斥而對知識分子產生的厭惡情緒。

毛澤東自投身於共產黨後，由於其與生俱來的農民習氣，未出國留洋的土氣，和其言談舉止上的封建帝王霸氣，屢受共產黨內知識分子們的輕視和排斥，多年來郁郁不得志，歷屆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聞天、博古、張國燾等對毛澤東不屑一顧。毛澤東以中共創始人的身份在中共“三大”剛嶄露頭角，即被留法歸來的周恩來等人取而代之，趕出了中共領導層。毛澤東辛辛苦苦在井岡山上打下一塊地盤，屁股還沒坐熱，周恩來、王明、博古、張聞天就從上海趕來接過了軍隊的指揮棒，將毛澤東晾在一邊。若不是蔣介石把紅軍逼得走投無路，毛澤東要想在共產黨內翻身，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對此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登上了中共寶座之後，即對黨內知識分子多方排擠，提拔任用非知識分子出身的將才。偶爾用上幾個知識分子也是如周恩來之流唯唯諾諾者。而毛澤東竟然靠林彪、彭德懷這類大字不識幾個的人從蔣介石手中奪得了天下！如此一來，毛澤東更看不起知識分子了。

其二、毛澤東奪取天下後，雖然強逼中國人喊“毛主席萬歲”，但從知識分子那里傳來的都是些不和諧音調。最初是知識分子編出什麽《武訓傳》一劇，不歌頌建立蓋世功勳的毛澤東，卻去歌頌一個“乞丐”，莫非我毛澤東連個乞丐都不如？繼而梁漱溟又不顧毛澤東的尊嚴，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頂撞毛澤東，真是豈有此理！還有那個胡風也是公然與毛澤東的文藝觀點大唱反調，且提出的一整套理論還真讓人難以駁倒，逼得毛澤東只有采取關監一法來解決問題。如此一來知識分子們更是表面順從，骨子里反對。看來知識分子們沒幾個好東西，統統不可靠。這樣由氣憤而生厭惡，由厭惡而成仇恨，幹脆采取一勞永逸的辦法，將愛提意見、愛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引出洞來，一網打盡，這樣天下就再也沒人敢同我毛澤東唱反調了。

其三、與毛澤東在共產黨內幾十年的激烈的“路線鬥爭”中形成的思維定式有關。

共產黨從它成立之日起，黨內意見分歧不斷，派系林立，鬥爭激烈，手段殘酷，不同意見交鋒的結果，勝利一方必置失敗方於死地。輕則撤職，重則扣上“ＡＢ團”、“托派”、“分裂主義”、“機會主義”、“右傾”等罪名被開除，甚至處決。無數的共產黨人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槍林彈雨下，而是死在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毛澤東對此不但有著深刻的教訓，而且他爬上共產黨統治寶座之後，也是這樣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同黨，在這樣殘酷環境中拚殺幾十年的毛澤東長期以來已形成一種習慣的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對不同意見者不置對方於死地，對方必然置自己於死地，“反右”運動實際上是毛澤東幾十年殘酷黨內鬥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方法的一次很平常的、自覺與不自覺地運用而已。

其四、國內社會動亂的影響。

中共在中國以強制手段迅速地推行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國有化後，國內經濟出現了許多重大問題，官僚主義泛濫，共產黨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擴大。一九五六年九月起，在全國各大城市發生了多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事件，農村社員大鬧退社，大批人員進京上訪告狀。使得一些共產黨員驚呼：“罷工、罷課是共產黨當年對付國民黨的手段，現在反而鬧到自己頭上了。”毛澤東對此認為是知識分子在煽動不滿，是階級敵人在制造混亂，因此產生了將制造混亂的知識分子、階級敵人主動引出來加以鎮壓的念頭。

其五、借反右運動全面整肅有獨立思想和見解的知識分子，為建立世襲毛家天下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也許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六、國際上共產黨專制國家內亂給毛澤東帶來的震撼。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前赫魯曉夫曾提出在大會上公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遭到了斯大林的親信們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伏洛希洛夫等人的強烈反對。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大會後赫魯曉夫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作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

二月二十四日深夜，當蘇共二十大代表們收拾行李，準備第二天打道回府時，突然接到緊急通知：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宮出席重要會議。

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題為《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報告，內容是譴責“歷史上最兇暴殘忍的”斯大林！

赫魯曉夫列舉大量事實揭露斯大林“心胸狹窄，殘忍和濫用權力”；“斯大林懷有病態猜疑”，“在他看來簡直到處是‘敵人、叛徒、間諜’”；“斯大林認為有必要逮捕某個人時，總是讓人們相信這個人是‘人民的敵人’”。“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蘇共黨員達七十多萬！” ……

赫魯曉夫公布了觸目驚心的數字： 蘇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在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處決了！十七大近兩千名代表中大部分被逮捕！

軍隊內的大清洗惡果是：五個元帥被處決三個；全部軍區司令員被清洗；海軍和空軍首腦被槍決；所有的艦隊司令員只有一人得以生還；所有軍長、師長百分之七十被處決……

列寧建立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十五名人民委員中有九人死於斯大林之手。其余六人中有四人在斯大林大清洗前去世，免遭毒手，而六人中剩下的兩人一切“太平”――這兩人就是列寧和斯大林！

赫魯曉夫強烈地抨擊了斯大林在蘇聯大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他指出：

“讓我們舉出我國的歷史影片、軍事影片以及一部分作品來看，這些東西簡直令人作嘔。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在宣傳歌頌斯大林是軍事天才。我們想起《攻克柏林》這部影片。在這部影片中只有斯大林在行動。斯大林在許多空椅子圍成的一個位置上發布命令。還有一個人靠近斯大林在報告些什麽呢――這個人是斯大林的仆人波斯克列貝舍夫。”

“要是那樣的話，軍事司令部在那里？政治局在那里？政府在那里？軍事司令部、政治局、政府幹了些什麽？對於這些，影片絲毫不提，斯大林代替了一切人行動，斯大林無須考慮任何人的話，無須征求任何人的意見。影片是在假象籠罩下向人民顯示一切的。……”

赫魯曉夫還列舉了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斯大林傳略》――“這本書充斥了最為放肆的阿諛奉承”。他指出，斯大林竟然自己對這本書進行了多處補充。他列舉了出自斯大林筆下的這樣的話：“斯大林完美地擔負了黨和人民的領袖任務，他受到蘇聯人民毫無保留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是決不允許對哪怕是一點點這樣的事情進行虛偽的吹噓，也決沒有陶醉在自我欣賞之中。……”

赫魯曉夫公布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寧對斯大林的批評：

“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往來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務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

赫魯曉夫還公布了列寧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對斯大林嚴厲指責的信件：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電話，並且辱罵了他。雖然他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的話，但是還是這件事還是由她告訴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我無意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對我。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請您斟酌。

敬禮！

列寧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方面大肆揭露斯大林罪行，一面又肯定斯大林在反德國法西斯戰爭中立下的功績，以及斯大林時期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就，總的來說是肯定中的否定。

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兇殘、暴戾、欺詐、罪惡揭露出來，無疑是在蘇共“二十大”上放出一顆政治原子彈。在“暴風雨般長時間鼓掌聲”中，赫魯曉夫結束了他的爆炸性的長篇演說。

當美國中央情報局費盡心機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搞到手，並公開發表後，在全世界引起的震撼，絲毫不亞於在日本的廣島再扔上十幾枚原子彈。

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時，唯一邀請了波蘭、匈牙利兩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到場聽講演，隨後在《秘密報告》的強大沖擊下，這兩個國家爆發了強烈的反抗共產黨暴政，爭取民主自由的群眾運動。

當赫魯曉夫在台上作報告時，波蘭的“斯大林”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貝魯特受到了沈重的一擊。當赫魯曉夫作完報告後，要貝魯特表態時，貝魯特心境覆雜地說：

“我們懷著悲傷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壞事的消息。波蘭人民那麽感謝斯大林，感謝他的智慧和援助。”

強烈的精神刺激使貝魯特病倒。半月後，這位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波蘭斯大林”在莫斯科病死。隨後波蘭陷入一片混亂。

三個月後――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蘭西部城市波茲南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抗共產主義暴政的革命運動。

這一天，波茲南工人舉行了總罷工，五萬工人上街遊行，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蘇聯軍隊撤出波蘭。市人民議會、市黨委會、軍事檢察署、公安局、廣播電台受到了襲擊，監獄被打開……

波茲南工人的暴動令全世界震驚。蘇聯元帥兼波蘭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和波蘭總理西倫凱維茲緊急趕往波茲南。

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出任波蘭國防部長，這對全世界的主權國家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此人是波蘭人，一九一九年加入蘇聯紅軍，由於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功卓著，被封為蘇軍元帥並加入了蘇聯國籍。二戰之後，斯大林為確保對波蘭的控制，特地為波蘭的共產黨政權物色此人出任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得知自己的任命，差一點跪倒在斯大林腳下，要求不離開蘇軍。但是斯大林的決定是任何人也不能違拗的。羅科索夫斯基提出“保留蘇聯國籍，保留蘇聯元帥稱號”。斯大林同意了。就這樣，一位蘇聯公民，一位蘇聯元帥被斯大林任命為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波蘭政府副總理、波蘭國防部長、波軍總司令。

這無視波蘭主權的強權行為，令波蘭人民憤恨不已。但敢怒而不敢言。

就是這位蘇軍元帥趕到波茲南後，下令出動軍隊進行鎮壓，造成五十三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的血腥慘案。

人民的暴動雖被槍炮所平息，但此事件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一個蘇聯元帥、一個外國公民，竟然充當另一國的國防部長，並下令屠殺另一個國家的人民，這對任何一個有著強烈民族意識的波蘭人都是難以接受的。就在這時，曾經是波蘭共產黨領袖的老共產黨人哥穆爾卡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並得到人民的擁護。

哥穆爾卡於一九二六年加入波蘭共產黨。曾多次被捕。一九四四年七月蘇軍攻入波蘭後，他參加共產黨領導的臨時政府，出任副總理。不久擔任共產黨的總書記。

一九四七年九月，哥穆爾卡強烈反對斯大林為控制東歐共產黨國家而成立所謂“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第二年被斯大林拉下了總書記的寶座，隨後遭到殘酷迫害。一九四九年底被開除黨籍。一九五一年七月被投進監獄。直到斯大林死後，才於一九五四年底出獄。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無疑為哥穆爾卡平反。一九五六年八月，波蘭統一工人黨恢覆其黨籍。

一九五六年十月，統一工人黨召開八中全會，哥穆爾卡在會上作長篇發言，呼籲進行經濟改革，並重新評價波茲南事件：

“當波茲南工人在今年六月的那個黑色的星期四拿起了罷工的武器並且到街上遊行的時候，他們發出了一個有力的呼聲：夠了！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從錯誤的路上回過頭來吧！

“當波茲南工人跑到這個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時候，他們抗議的並不是人民波蘭，並不是社會主義。他們抗議的是我們社會制度普遍存在的並且也是他們痛苦地感覺到的弊病，抗議的是對於社會主義――那是他們的理想――的基本原則的歪曲。

“工人階級是我們的階級，我們不屈不撓的力量工人階級是我們自己本身。失去它，也就是失去工人階級的信任，我們每個人事實上除了代表個人外不能代表任何人。

把痛心的波茲南悲劇說成是帝國主義特務和挑釁分子鬧出來的，這種笨拙的企圖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哥穆爾卡的發言受到中央委員們的擁護。但赫魯曉夫對哥穆爾卡並不放心，認為他曾受到斯大林的迫害，有一種強烈的反蘇情緒，若上台，蘇聯很難對波蘭進行有效的控制。

赫魯曉夫急率一陣容強大的代表團，成員包括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米高揚和華沙條約武裝部隊總司今科涅夫元帥，在未經波蘭統一工人黨同意的情況下，直奔華沙要求與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舉行會談。

赫魯曉夫並不隱諱急匆匆趕來的原因：“我們唯一擔心的是哥穆爾卡升為第一書記，部分是由於某些反蘇勢力進行政治活動的結果。”並要科涅夫元帥下令急調駐守靠近德國邊境西里西亞的蘇軍以“演習”為名向華沙進逼。

哥穆爾卡得知消息後，一邊要求赫魯曉夫命令蘇軍停止前進，一邊給華沙工人發槍，組織工人自衛隊。

為避免武裝沖突，赫魯曉夫只得“同意”哥穆爾卡出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

一場危機得以化解。但波蘇關系卻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蘭的動蕩引發出了匈牙利的動蕩。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幾千大學生湧上首都布達佩斯街頭遊行示威，聲援正處於蘇聯重壓之下的哥穆爾卡。引發了舉世震驚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原共產黨領導人是拉科西。一九四四年，拉科西隨蘇聯紅軍回到匈牙利。在蘇軍的刺刀扶持下當上了匈牙利工人黨總書記，並兼任總理。拉科西忠實地執行斯大林的指示，享有“匈牙利的斯大林”之美譽。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沖擊下，此人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下台，格羅繼任書記，匈政局開始動蕩。

如同“波蘭斯大林”貝魯特死後崛起了哥穆爾卡一樣，“匈牙利的斯大林”下台後，納吉很快贏得了匈牙利民眾的廣泛支持。

納吉於一九一八年加入共產黨，參加過蘇聯紅軍。二戰後回國參加政府，先後擔任農業部長、內務部長、國民議會議長。一九四八年成為匈牙利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由於他支持農民福利，反對在匈牙利推行斯大林式的農業集體化，於一九四九年被撤職。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納吉出任匈牙利政府總理，由於他想擺脫蘇聯的控制，兩年後被趕下台並被開除了黨籍。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納吉在匈牙利黨內外呼聲日高。但此時的納吉還在監獄中。

匈牙利局勢的突變出人意料：十月二十三日中午，布達佩斯電台播出了內務部公告，宣布禁止任何公眾集會和遊行。這一公告引起了民眾的憤怒，越來越多的人湧上街頭。不少共產黨員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到下午，參加遊行的人猛增至十萬多人，從裴多菲廣場到貝姆廣場、國會大廈，到處是憤怒的群眾。

傍晚，在多熱．捷爾吉街上的斯大林銅像四周，聚滿了人，這尊高二十五米，重達數百噸的斯大林銅像在絞車、拖車和切割槍的火舌夾攻下被砸成一塊塊碎片。

當晚八點，第一書記格羅在布達佩斯電台發表講話，要求控制局勢，保持安定。並派出了軍隊和警察進行鎮壓。

沒有個性、只會聽命於莫斯科的格羅出面，只能激起人們的反感，示威的群眾高呼“要納吉，不要格羅”的口號沖向電台。而當局派出的軍隊和警察卻把武器交給了學生和示威群眾，有的甚至加入了遊行的隊伍。八點四分，電台響起了第一聲槍聲。布達佩斯陷入了大混亂。不久，電台被示威者占領。

第二天，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免去格羅的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卡達爾．亞諾什任第一書記，納吉被釋放後，出任政府總理。同時決定請求蘇聯出兵。

當蘇聯駐匈牙利軍隊的一百多輛坦克隆隆開進布達佩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反蘇情緒，使得局面更富有爆炸性。匈牙利的軍隊絕大多數起而反對蘇聯軍隊的占領。此時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已經解體，不覆存在。

在這決定匈牙利民族、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徒有其名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一書記卡達爾．亞諾什乘坐蘇聯坦克孤家寡人秘密出走蘇聯，而得到匈牙利人民擁護的納吉則於十月二十七日主持成立了“民族政府”，納吉任政府總理。

十月三十日，納吉政府派出代表團與米高揚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在布達佩斯進行會談，納吉政府提出四項條件：

一、蘇軍撤出匈牙利；

二、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

三、匈牙利重新確立多黨制政權；

四、準備自由選舉。

就在米高揚同納吉進行談判時，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開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研究匈牙利事件。剛剛無可奈何地同意了哥穆爾卡任波蘭共產黨總書記的赫魯曉夫，面對比哥穆爾卡走得更遠的納吉，已不會作出任何妥協。更重要的是若再容忍納吉的離經叛道，那麽在蘇聯刺刀下建立的東歐共產黨政權就會象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個投向自由、民主的懷胞。

中共的毛澤東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強烈要求赫魯曉夫采取堅決行動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赫魯曉夫接受毛澤東的意見，確認匈牙利事件的性質是叛亂，是反革命。赫魯曉夫說：“納吉雖然是個共產黨人，但他的話已不再代表匈牙利共產黨。他僅代表他自己和一小部分回來幫助反革命勢力的逃亡者。”

赫魯曉夫問華沙條約部隊總司令科涅夫元帥：“如果我們指令你恢覆匈牙利的秩序並擊潰反革命，需要多少時間？”

科涅夫略加思索回答道：“三天，不會更長。”

就這樣，三天之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淩晨五點，蘇軍控制下的匈牙利索爾諾克電台響起了前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一書記卡達爾以所謂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名義發出的號召書：

“我們應當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橫行霸道！行動的鐘聲敲響了！……”

布達佩斯街頭響起了蘇軍坦克的轟鳴聲，二十萬蘇軍長驅直入匈牙利！匈牙利軍隊在強大的蘇軍面前不堪一擊！

納吉的“民族政府”當即垮台。

納吉和他的十五名追隨者在匆忙之中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

匈牙利人民的反共抗暴鬥爭在蘇聯的血腥鎮壓下遭到失敗，從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的十三天時間里，上萬人在鬥爭中死於非命。

納吉不久就被鐵托引渡到羅馬尼亞，後被押回匈牙利審判。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納吉在布達佩斯被處以絞刑。

由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出的波蘭和匈牙利人民反共抗暴鬥爭，對毛澤東是一個巨大的震動。震動之余，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不應糾正斯大林的錯誤，更不應將斯大林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唯一應做的事是繼承斯大林的衣缽，甚至比斯大林更殘忍地對蘇聯人民進行血腥的統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

“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起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有了這樣的認識，加上對知識分子們的厭惡，毛澤東開始策劃在中國進行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達到把“反革命事件”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目的。於是，有了一九五七年瘋整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五章 毛澤東“百花齊放”施誘餌 費孝通“早春天氣”有警覺



為了在中國把階級鬥爭“搞好”，毛澤東經過縝密的考慮，開始一步一步地實施其“引蛇出洞”的戰略。達到把“階級敵人”一網打盡的目的。早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拋出了最初的誘餌：

“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中央決定後，先發通知，把項目開出來。比如，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整風是我們在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

毛澤東關於整風的決定在當時的中國並沒引起多大的反響。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此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毛澤東兩月前給黃炎培的一封信：

“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並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和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間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

毛澤東這一講話在廣大知識分子中引來一陣叫好聲。當年的上海《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回憶道：“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的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似的鬥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似和風細雨的。從錄音里聽到他的講話不時引起哄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同志等插話，真是輕松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聽畢，我和傅雷先生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明。都認為今後應更好地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

聽了毛澤東的報告，知識分子巴不得把心都掏出來交給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這次講話的基調是鼓勵人們“放”，鼓勵人們打消各種顧慮幫助中共整風。特別是這樣兩段話，使人們倍受振奮：

“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提批評建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條件……”

“放，就是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

毛澤東的三次講話：

第一次講話提出了方法――中共進行整風；

第二次講話提出了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第三次講話提出了措施――鼓勵民主人士大膽地“放”，幫助中共整風。

三次講話後，知識分子們還真有點不能自持了。然而胡風事件在人們心中留下的陰影；中共當政幾年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帶給人們心中的疑慮，又豈是幾次講話所能消除的嗎？此時知識分子們的心境可從當時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發表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中可見一斑：

“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麽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動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說：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里熱，嘴卻還是很緊的，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有還是占多數。這一年來，情況是有些好轉，在一定場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話了，但是還是相當靦腆的。向科學進軍可以關起門來，而百家爭鳴就得拋頭露面來鳴，靦腆了就鳴不成。”

“究竟顧慮些什麽呢？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帶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會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薪評級，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另一方面是具體領導知識分子工作的人對於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是一上來就有點擔心。……等到鳴了起來，聞到一些唯心主義的氣味，就有人打起警鐘：‘唯心主義泛濫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又冒頭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住了，這石碣一揭開，又會沖出來，搗亂人間的樣子。對這方針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對這方針不太熱心，等著瞧再說的人似乎不少。”

費孝通此文道出了知識分子們對毛澤東的“鳴”、“放”的擔憂：怕是一個圈套，怕共產黨秋後算賬。費孝通先生如此早就將毛澤東的“天機”泄露，難怪他日後會因此文而成為世界聞名的“大右派”！

毛澤東赤膊上陣，三次煽風點火想把知識分子們勾引出來。可費孝通卻把毛澤東的心事一語點穿。全國上下都在議論著“天氣”，蠢蠢欲動的知識分子們又望而卻步。

毛澤東一計不成，眉頭一皺，再生一計：看來這放還得先從黨報開始，才有人上鉤。

本來《人民日報》作為中共的喉舌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關系到中共的大局。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和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否在《人民日報》上大肆宣揚，作為《人民日報》總編鄧拓是必須請示後才敢決定。毛澤東幾次講話的目的本是釣魚，但時機不到是萬萬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相當一級的共產黨高幹。鄧拓在沒得到上司的明示前又豈敢在《人民日報》上隨便亂“放”？毛澤東眼見知識分子不願上鉤，便把責任一鼓腦兒往《人民日報》上推，將其臭罵幾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來到《人民日報》社，向鄧拓等報社要人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胡喬木表情嚴肅地念了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尖銳批評：

“黨報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宣傳工作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什麽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麽不發社論？為什麽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里有鬼，鬼在什麽地方？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讚成中央的方針的。”

“《人民日報》到底是誰家的報紙？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

胡喬木接著宣布成立報社委員會，由政治局委員負責領導，以加強《人民日報》的工作。

鄧拓被毛澤東猛擊一巴掌後，如夢方醒。立即部署《人民日報》向“右”轉。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社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隨後《人民日報》以異乎尋常的速度，連續發表社論，大肆宣傳毛澤東“放”的思想：

四月十三日社論《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矛盾》；

四月十七日社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

四月二十三日社論《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人民日報》社論被中共各地報紙紛紛轉載，各地報紙又大量發表“放”的社論。眨眼功夫，自由、民主的空氣竟被營造出來，讓世人目瞪口呆！

毛澤東又不失時機地於四月二十七日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全黨開始進行整風。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又把各民主黨派的首腦們請上天安門城樓並對他們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人民日報》要登載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全黨就要行動起來。今天請各位來，是要請各位幫助我黨整風。”

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有人講民主黨派沒有什麽了不起，只不過是一根頭發罷了，一根頭發有沒有無關緊要。其實這大錯特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是聯系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不是一根頭發，是一把頭發，後邊還連著一大片頭皮呢，不可藐視哩！

毛澤東風趣地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的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要進行整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統戰部要主動找黨外人士開座談會，征求意見。

毛澤東裝出了一副永遠不會整人的高姿態：“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界宣戰！”

毛澤東一席話，把在場的民主人士說得心里熱乎乎的。既然毛澤東都再三地要求民主人士幫助其整風，那麽我們還有什麽值得顧慮的呢？

知識分子們終於相信共產黨讓民主黨派幫助整風是“誠心誠意”的了，毫無戒心地從“洞”里爬出來，鉆進毛澤東早已布下的“口袋陣”中去。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六章 毛澤東“誠心誠意”求諍言 知識分子披肝瀝膽鉆口袋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邀請並主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舉行了十三次座談會，號召他們向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幾乎與此同時，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李維漢又主持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集的工商界座談會二十五次，懇請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為表納諫之誠意，對知識分子們提的意見統統原封不動地登在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報紙上，四十多年後，當人們重新翻閱當年的各種共產黨報紙，目睹作為日後“罪證”的“右派言論”無不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當年對國家、民族，對毛澤東、共產黨的一片赤誠所感動，許多意見不僅切中時弊，而且歷盡四十年的歷史風雲，至今都閃爍著真理的光輝！當年的毛澤東若是稍許有一點納諫之心，今日的中國該會變成什麽模樣？

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鈞五月二十一日提出“政治設計院”：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短短數語，極有見地。

但就是這幾句話，使章伯鈞“榮幸”地成為中國右派“第一條好漢”。

章伯鈞政治經歷覆雜，一九二二年，章伯鈞成了朱德的秘書。隨同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早期黨員之一。

此後，此君又加入中國國民黨。腳踏兩只船。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鈞回國。他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

國民黨分共後，他參加了中共的南昌起義，並隨軍南下。失敗後到香港，從此與共產黨和國民黨脫離了關系。

一九二八年，章伯鈞與譚平山、鄧演達等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又稱“第三黨”――即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黨。

一九三三年，章伯鈞參加國民黨左派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發起的反蔣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

一九四七年二月，章伯鈞等人的第三黨經幾次改名後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此後章伯鈞一直任該黨主席。

章伯鈞又積極參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成立工作。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他又成為該黨主要負責人之一。

抗戰勝利後，章伯鈞支持共產黨，反對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章伯鈞出席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不久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通部長。

一九五四年章伯鈞出任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由於章伯鈞的多重政治身份，和他獨樹一幟的見解，他的發言非常引人注目。



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

羅隆基先生對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曾多次流露出不滿，對中共的“肅反”、“三反”、“五反”中的濫殺無辜行為也有微詞。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登出了羅隆基的發言：



“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曲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成立這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

一、可以鼓勵有意見的人向委員會申訴。地方上的一些知識分子都希望有說話的地方，並且希望“條條道路通北京”，認為有意見傳到北京，就是“下情上達”。因此，有了這個委員會，就可以使有委曲的人不至於沒地方申訴。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侖先生說，現在有人以為今天的‘鳴’‘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實這不外是經驗主義者錯誤的主觀主義設想出來的公式。過去許多大運動造成一些隔閡。過去的運動都有平反工作。不過，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把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的組織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如果成立了這麽一個，那就可以將平反的機構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來。過去的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那就更有利於做平反工作。

三、在‘鳴’‘放’中，就有人有顧慮。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鳴’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覆。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覆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有報覆思想的有就害怕，真的受到報覆的人也有路可走。

這樣的委員會，中央有，地方也應該有，而且中央可以領導地方的這樣的委員會；全國有這麽樣的有系統的機構，一定能夠保證‘鳴’‘放’得好。我這個僅是建議，很不成熟，不知是否妥當。”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何錯之有？

就因為這一建議，羅隆基成了中國右派“第二條好漢”。

羅隆基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就是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後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

羅隆基崇尚英美政治。一九三一年，與張君勵等人組織“再生社”，出版《再生》雜志。後又擔任南開大學、西南聯大教授，擔任過《新月》雜志主編，《晨報》社長等。

一九四一年十月，羅隆基參與組織中國政團同盟，出任宣傳部長。

抗戰勝利後，羅隆基站在了中共一邊。一九四九年春，蔣介在上海軟禁了羅隆基。

毛澤東開國後，羅隆基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



中共的整風和大鳴大放已近尾聲，該“放”的已經“放”了，不該“放”或不想“放”的也早已厭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查對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單，發覺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尚未發言。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打電話給儲安平，請他務必在六月一日所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一次發言。

儲安平只得遵命。他事先寫好了稿紙，題目是《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儲安平把毛澤東、周恩來稱為“老和尚”，把其他中共幹部稱為“小和尚”，只是借用毛澤東四月三十日的一句風趣話而已。

儲安平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教什麽呢？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取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甘情願跟共產黨走，但跟共產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



縱觀所謂“右派言論”，唯儲安平的發言稍夠“右派水準”，但也當歸納為“忠言逆耳”之類。

儲安平由於“黨天下”之高論，而成為中國右派“第三條好漢”。

儲安平一九Ｏ九年生於江蘇宜興。上高中時就寫小說，靠自掙稿費上了大學。二十六歲時去英國留學。回國後當編輯、教授。

一九四九年九月，儲安平到北平出席共產黨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因毛澤東一句話：“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而以民主黨派人士身份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儲安平在後來交待時，就自己六月一日的發言的由來，作了一個說明：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學社、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麽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六月一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六月一日發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看來儲安平是引誘加強迫，被綁上右派戰車的。



在上海市，名不見經傳的陳仁炳成了共產黨文人張春橋重點轟擊的對象：

張春橋對陳仁炳的“右派”言論進行了概括，總結為“六論”：

一曰“暗無天日”論。二曰“辯駁有罪”論。

三曰“拆橋頭堡”論。四曰“火燒基層”論。

五曰“大病重藥”論。六曰“我們負責”論。

所謂“暗無天日”論，其實是因為陳仁炳說了一句“某個角落”已“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陳仁炳指的是上海作家協會這個“角落”，而張春橋則把此話擴大為陳仁炳說新中國“各個角落”都“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然後加以“駁斥”。

所謂“辯駁有罪”論，則是因為陳仁炳說了一句：“在整風運動中是應該著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

所謂“拆橋頭堡”論，是因為陳炳仁稱那些“反右”積極分子為“橋頭堡”，要“拆除”。

所謂“火燒基層”論，是出自陳仁炳的一句話：“整風暫不到基層，是由於基層的‘消防’力量不夠。”

所謂“大病重藥”論，是由於陳炳仁常說：“治大病要用重藥。”

所謂“我們負責”論，是出於陳仁炳一句帶笑的話：“上影廠有許多同志在我們民盟開會，說了許多話，我們可負不起責任呀！”

其實陳仁炳隨口所說的話沒有什麽大逆不道的意思，而張春橋則挖空心思加以“總結”，上綱上線。這才是張春橋的看家本領。

陳炳仁被張春橋無中生有，一批再批。一時間名聲大噪，被毛澤東點名加以批判。成為右派在上海的頭面人物，從而有幸成為中國右派的“第四條好漢” 。

陳仁炳生於一九Ｏ九年中秋節，出生在湖北武昌一個基督教家庭。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文學院社會系，同年自費赴美國留學。先在美中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獲社會學碩士學位，然後於一九三六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獲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這年秋天回國,任教於武昌華中大學。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在上海市，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彭文應作了如下發言：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道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自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在有明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我們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由於這些較為尖銳的發言，坐上了中國右派“第五條好漢”的 交椅。

彭文應生於一九Ｏ四年。十三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參加過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大學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人民大學二十二歲的女學生林希翎說：

“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不能以黨代政。”

“權大還是法大？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都是最高統治者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約，就連一般的官員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嗎？解放後口頭上說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就連槍斃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不是還要毛澤東親自批準才能執行嗎？毛澤東說的話，沒有人敢反對。“權大於法”是實實在在的。就是到了現在，雖然一再強調“以法治國”，但各級領導幹於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嗎？現在的中國是權大。”

“肅反擴大化了。”

林希希翎因這些言論成為中國右派第六條好漢。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１９３５年出生，浙江溫嶺人。１９４９年夏在杭州上中學時，參加了解放軍第二十五軍，曾任師文工隊員。五十年代前期轉業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可是她卻“不守本分”，從當時文壇幾個“熱點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論文，引起爭論並受到批評，她不服，進行反駁，這就出了名。

由於她“頑固抗拒”，在反右運動後期被定成“極右分子”，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後又被作為“反革命”逮捕判刑十五年。筆者寫本書時，林希翎女士尚健在，已移居國外。多年來在海外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奔走呼籲。

筆者封以上六位為中國右派的“六條好漢”，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永遠都不可能為其“改正”的最後的六個右派分子。如果中國真有個什麽“右派委員會”的組織的話，此六人理所當然地應是該“委員會”的“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大人物”。

其它知名的大右派也簡單介紹一下。

無黨派人士張奚若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四日兩次發言，批評共產黨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細細加以論述。

一是“好大喜功”。“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麽事都喜歡‘大’，一為形勢要大，一為組織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為突出，最受人喜歡。”“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氣一點說是由於‘幼稚’，比如小孩要蘋果總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結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

“一切要速成，要快。說什麽向科學進軍，大學畢業幾年以後，可以考副博士等等。做學問的事情，沒有那麽簡單，楊振寧、李政道推翻了‘宇宙守恒定律’，轟動了全世界，揚振寧有很好的數學基礎，大學畢業也已經十幾年了，而且畢業十幾年的大學生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我說治學是要投資的給一批人時間，叫他們去研究，可能這批人中間只有少數能真正有所貢獻，有些人會變成書呆子，但不要緊，六億人口出幾個書呆子有什麽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著辦，盡可能在第三個五年計劃辦。”

三是“鄙視既往”。

“歷史是一步一步繼承下來的。每個社會都要繼承前一階段的東西。當然，這幾年來‘鄙視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變。但還很嚴重。好像是什麽東西都是解放以後算起，以前什麽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馬克思出生之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趙子昂的畫，李白、杜甫的詩。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蘇聯文化界紀念了司馬遷，我們卻沒有重視這些。”

四是“迷信將來”。

“我們都知道，五十年以後一定比現在好……將來有的發展，有的停滯，有的後退，有的消滅。而發展也有不平衡。……將來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紅皂白，事無巨細，都好。對將來不能有機械的看法。”

張奚若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在北京政法大學、中國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

共產黨在軍事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張奚若投向了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六月，張奚若在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建議共產黨中國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獲一致通過。一九四九年九月，張奚若作為無黨派人士代表，出席了共產黨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一九五四年，張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長。後任中國外交學會會長。

毛澤東看了張奚若的“四大偏差”後，憤憤然說：“好大喜功，何錯之有？我們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

糧食部長、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五月三十一日發言說：

“一九五六年初發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工商業家敲鑼打鼓歡迎社會主義，……這樣，很自然在工商業家的心目中他們在五反鬥爭中所理解的兩面性是一去不覆返了。他們說，作為一個階級來說，難道它還會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難道還會重施五毒？”

“教條主義的特點就是籠統，就是不掌握客觀形勢的發展，就是不願深入理解群眾的思想情況。他們在那以後繼續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資產階級仍有兩面性，這不能不使工商業家聽了之後驚心動魄，這對充分發揮工商業家的積極性的方針不能不起到嚴重的副作用。”

“階級最後必須消滅。但人是可以改造的。從這點來看，階級本質與人的階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條主義者是不善於分析的，他們機械地把這兩者等同起來了：資產階級的本質――‘剝削’的確是人娘胎里帶出來的。……剝削的本質真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難道曾經有從娘胎里出來就一定要當資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話，那麽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的。教條主義者成了算命先生的老師，硬說資本家的改造是階級本質或階級本能的改變。……”

“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麽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

“為什麽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做不到這一點。”

“我曾經這樣想，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以在我國覆辟，而官僚主義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覆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什麽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

章乃器對國營企業的批評，正是幾十年後國營企業在改革中力求克服的弊病。當年卻是在“反社會主義”。

章乃器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他最早出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一同被捕。人稱“七君子”。

一九三八年，章乃器任安徽財政廳長時，竟以換取統一稅稅收的名義，每月補助共產黨的新四軍三萬元。可算是國民政府內最早通共的人士。

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秘密派遣陳鈞會見章乃器，請章乃器出面，聯絡工商界人士，組織親共政治團體。因此才有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章乃器參加了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政協常委、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糧食部部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陳銘樞致信毛澤東，後來揭發時透露出了部分內容：

“毛澤東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致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

“毛澤東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茍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毛澤東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品格與能力的遴選，至於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

“毛澤東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

陳銘樞的發言直擊毛澤東個性、品德、治國能力的卑劣方面，難怪為毛澤東所不容。

陳銘樞早年加入同盟會，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副軍長。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軍總司令。一九三三年與李濟深一起反蔣，組織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逃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參與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反對蔣介石。從此走上親共的道路。共產黨建國後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交通部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竑說：

“我所以提黨政關系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

“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如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領，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全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系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黃紹竑曾是國民黨高級軍政大員，當過國民黨的省主席、國民革命軍軍長、國民政府內政部長。一九四九年一月出任國民黨和談代表，和談破裂後，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此次成為大右派，不知心中有何感受？

最刺激共產黨的“右派言論”當是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奇的發言了：

“今天黨群關系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質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

“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哪里去了呢？被幹部們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民就反對他們。日本來的時候老百姓還不是照樣歡迎，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聯系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看匯報多少，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為是組織給的任務。”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拆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 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葛佩奇曾經是中共領導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時的北京大學學生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長期在國民黨內從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發言，是因為在其從事地下工作期間，中共地下黨被破壞，與葛佩奇進行聯系的李年被捕，其黨籍後來始終不被共產黨承認。中共坐上天下後，葛佩奇未象其他共產黨人那樣從共產黨的天下里得到一點好處，因此怨氣極大。才有如此激烈言辭。三十七年後，中共終於承認其當年的老共產黨人資格，對當年為共產黨的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業績也給以表彰，對當年的反共言論也表示了諒解。其實所有“右派”們的言論，也只有葛佩奇的發言最具“反共”色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龍雲發表了四點反蘇言論：

一、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

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

三、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

四、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龍雲是彜族人，一八八七年生於雲南昭通。自一九二七年起執掌雲南軍政大權，擔任過雲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成為割據一方的“雲南王”。

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蔣介石為解決地方政府對抗中央政府的問題，以武力迫使“雲南王”離開雲南，就任南京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對蔣委員長心懷不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龍雲眼見蔣介石大勢已去，萌生改換門庭之念，從南京逃往香港，參加了親中共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終於討到一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紗帽。

還有一個比較著名的“六六六事件”，即“六月六日這天章伯鈞召開了北京六教授會議”。

這六教授是曾照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還邀了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閔剛侯。

會議的內容據與會者、民盟中央常委閔侯剛的“揭發”：

會議一開始，章伯鈞說“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民盟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

曾照掄說：“今天學生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因為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

費孝通說：“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鈞說：“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一個是中國的毛公繼續了列寧主義。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七章 時機成熟毛澤東開始收網 子彈上膛共產黨嚴陣以待



就在知識分子們向共產黨大進忠言、大獻忠心時，毛澤東卻在那里霍霍磨刀，開始部署將知識分子一網打盡了。

毛澤東最先公開透露出整知識分子的目的大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據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回憶：當李維漢向毛澤東匯報整風中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向共產黨提意見時說：“這是姑嫂吵架。”毛澤東當即嚴厲地說：“這不是姑嫂，是敵我。”這是至今為止的關於毛澤東明確要整知識分子的最具權威性的共產黨要人的公開回憶。

請讀者注意：毛澤東作出這一論斷的時候，前面所列舉的最著名的右派們都還沒有一個人有什麽“右派言論”！也就是說：在知識分子們還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毛澤東已悄悄地向他們舉起了屠刀！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一份極為重要的黨內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此文作出了一系列極為重要的論斷：

“右派的特征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右。”

“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

“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

“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

這一文件首次提出了“右派”的概念。成為日後指導“反右派運動”的綱領性文件。這一綱領性文件把毛澤東瘋整知識分子的手段和目的暴露無遺，那就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毛澤東提出這一反右派的綱領性文件時，前面所提到的大右派們除張溪若外，還沒有一個開始發言！

而毛澤東在此之中提出的右派分子的最高比例與日後揪出的右派占知識分子中的比例完全吻合！

在此前後，中共中央、毛澤東還發出了幾個關於部署“反擊右派”的重要文件。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點如下：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都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再次親筆以中共中央名義寫出了《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文中說：

“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這一點，五月十四日我們已告訴你們了。為了研究問題請你們多看幾種報紙。有些地方例如上海黨外批評相當緊張，應當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爭取勝利。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的重要文件，並要求各組共產黨組織“結合五月十四日、五月十六日兩電一並研究執行”。

這一指示有六條之多，現照錄前言及前三條：

關於如何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問題，中央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兩次指示中已經告訴你們。現在的情況是，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中間分子的批評，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處的，但大多是側重批評方面，而正確的言論還較少，特別是由他們出面來駁斥右翼反動言論的更少；左翼分子前一時期不宜多講話，共產黨員則采取暫時不講的方針。因此在最近的報紙上，很自然地表現為批評、不滿甚至漫罵的言論占了主要的篇幅。這在前一階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報紙這樣報導的時間過長、分量過大，特別是正面言論太少，是不利的。為了“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爭取勝利”（五月十六日指示）各地黨委必須根據本地運動的發展情況，切實加強運動的領導。為此，中央提出如下各點，望加注意。

（一）部分各地黨報的報導方針，應該是：甲、繼續登載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最好是登那些能夠充分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的言論（越反動的越好），但是右翼分子言論在報上所占比例應逐步縮小，特別是那種一般性批評和漫罵的東西，更應少登或不登。乙、特別注意登載中間分子那些比較公道的、批評右翼分子某些反動論點或批評某些錯誤觀點的言論，這種言論應該逐步增多，占到報紙的主要篇幅。丙、應該逐漸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論，但暫時不宜過多，特別注意登他們一些有說服力的東西，不要登他們那些沒有說服力和火氣太大的、特別是“亂扣帽子”的東西。丁、應該登載關於改進工作的事實報導，並且告訴同志們怎樣去改進工作。戊、在一個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是各省市黨委必須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另作通知）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

（二）根據上述的黨報宣傳方針，在各種大小會議上應該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間分子的發言，特別是某些中間分子的發言，以便據以報導。

（三）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顧不周而出亂子，目前運動的方面千萬不要太多。在最近期間，應該集中力量先在機關、文教系統內解決我們同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此外不要點火，特別不要同時在工廠和學校中發動工人和學生的批評運動，因為工人、學生一經發動起來，就會提出許多具體要求，沒有很大精力是處理不了的。因此，在報紙上，目前不應該挑起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不要登載工人、學生、農民鬧事的消息，不要登載對經濟政策、工資政策的爭論。如果發生工人、學生鬧事的事件，應該采取說服教育、合理解決的方法，迅速處理下去。

……

世上沒在不透風的墻，毛澤東的秘密策劃在五月十八日卻不經意地傳到了作家黃秋耘耳中。據黃先生回憶：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那里，“我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葵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沈，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表，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民，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沈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編輯北部一問，才知道這一期的《文藝學習》早已簽字付印了，正在裝訂中，大錯鑄成，無法挽回。……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當時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報》抽出幾篇措詞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

但不知為什麽黃先生卻沒將此事向其同類們透露一絲一毫。

大刀，即將向知識分子們的頭上砍去！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八章 盧郁文卑劣小醜栽贓成“陽謀 ” 知識分子悲憤問天“這是為什麽”



毛澤東經過大半年時間的策劃，一切準備就緒，可謂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這東風是什麽呢？用葉永烈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精心選擇突破口，以便師出有名。”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需要有一個“題材”。

在中國歷史上，某個皇帝老兒，或者某個英雄什麽的，為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先指使某人出來散布某種謠言，再以此為借口，大動幹戈，大開殺戒，並大獲成功。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的陰謀大家，千古一帝，對這些史實早已背得滾瓜爛熟，並把它當作雕蟲小技般早已運用得爐火純青了。此時江山在握的毛澤東簡直就用不著費什麽神，完全就可以信手拈來。在其手下眾多的國民黨變節者中，決不乏百分之幾百願扮演這種散布謠言的角色的名人，若某共產黨要人秘密找到一非共人士讓他扮演某種角色，那這人必會受寵若驚地跪在地上“領旨謝恩”。而原南京國民黨政府派往北平與中共和談的秘書長、和談失敗後就投入中共懷胞、時任國務院秘書助理的盧郁文就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

根據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盧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作了“正面發言”。第二天，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就以兩千多字的篇幅，不尋常地報導了盧郁文的發言：

“……不要忘記我們是在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提意見時要警惕，社會主義民主才剛剛形成，還是在摸索中前進；而民主卻在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舊民主觀點來看新事物，這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最近民主人士對黨的領導提了很多意見，如機關中黨組織如何工作，學校改變黨委制，合營工廠中公方代表撤出，基層以黨代政，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問題。這些意見看來雖然承認黨的領導，但恍恍忽忽又擺脫黨的領導的意思。……我們不要忘記，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我們舉了手的！”

“章伯鈞先生認為國務院開會不應拿出成品來讓大家討論，說這是形勢主義的會議，這使人大吃一驚。我是給國務院會議準備工作的一員，是搞成品的。在提出一個部的文件的時候，總要問清楚，部長看過了沒有；如果文件牽涉到幾個部，就要問清楚商量過沒有，力求把文件搞得成熟再提給領導。越向高一級提出，越希望把文件準備成熟，免得費周折。”

“由於工作崗位不同，接觸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覺。黨員和我之間沒有墻和溝，我和黨員一起工作、學習、下棋、打撲克，並沒有感到有墻，自己也沒有自外。”

據葉永烈先生分析：“盧郁文的這番發言，或是中共方面授意，或是因為他在國務院高層工作，雖是民主人士，但是獲悉了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精神。不論是盧郁文‘奉命出擊’，還是‘主動請纓’，他反正是以‘左翼分子’的姿態在會上亮相了。”

盧郁文的發言當即遭到民主同盟五十多歲的女將譚惕吾的駁斥。據《人民日報》報道：

“譚惕吾不同意盧郁文的意見。她認為盧郁文的意見不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盧郁文說與黨員毫無隔閡，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說，我們要說真話。領導黨選擇人也要注意，要選擇對黨進忠言的人。”

“她說很多黨與非黨的關系問題，常常是由無恥的民主人士弄出來的。這些人隔離黨，隔離群眾，借機會向上爬。”

與盧郁文的發言遙相呼應的是國民黨重量級人物廖仲凱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六月一日公開點出“右派”一詞的發言：

“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大凡忠心耿耿願意在共產黨領導下，誠誠懇懇地幫助領導黨，我想這就是左派。我們中國人口占世界第一位，應有決心和工人階級在一起，為全世界被壓迫人類及貧苦大眾跳出水深火熱的苦境，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認為民主黨派中，每一個願意進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個左派，並且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才好。其次，基體上有愛國良心的人，但在思想上模湖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這樣中間的人們是很多的，我相信我們的領導黨和各個民主黨派的左派，應該努力地幫助這些人，但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是右派了。我希望有這類思想和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應該不要甘心於長久做右派，而應不斷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們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何香凝最後對右派們發出了警告：

“我希望在整風中，我們能夠幫助領導黨糾正錯誤和缺點，同時也希望民主黨派在整風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極少數右派的人能徹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現在如果領導黨團結我們的左派，爭取和幫助我們的中間分子，教育和批評右派的話，那只能對我們民主黨派有好處，我們歡迎領導黨這樣做。”

幾十年後，當人們回過頭來再看盧郁文與何香凝的發言任何人都能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共產黨指使並授意了這兩人在這樣的時機作出了這樣的發言。並加以利用。

借民主黨派知名人士之口，來批判民主黨內的所謂“右派”，讓他們先來個狗咬狗似的“窩里鬥”，這是毛澤東政治的一貫手法。而民主黨派內就有人甘願作這樣的“鷹犬”。

盧郁文發言，譚惕吾反駁。毛澤東要的正是這樣一種效果。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盧郁文和譚惕吾再次公開交鋒，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將二人的發言登在了醒目的位置。

終於，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人民日報》以三千字的不尋常的篇幅，報道了盧郁文六月六日在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長篇發言，捅出了一個“匿名信事件”：



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其子習近平後任中共總書記）今天下午邀請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他宣讀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嚇信。

這封匿名信攻擊盧郁文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盧郁文在那次發言中曾認為拆“墻”是兩方面的事，並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許批評中共、不許批評批評者的主張。匿名信辱罵盧郁文“為虎作倀”，是“無恥之尤”，並恫嚇盧郁文“及早回頭”，還說否則“不會饒恕你的”。

這封匿名信還說：“共產黨如果只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

盧郁文在讀完這封匿名信以後對大家說，因為我在民革中央小組座談會上說了幾句實事求是的話，對於不同的意見提出了批評，就遭到了漫罵，罵我是言不由衷，對黨不實，對國不忠。現在又有人寫這封匿名信來威嚇我、辱罵我。

盧郁文說，整風中向黨提意見應當實事求是，有不同的意見，自己鳴，也要讓別人鳴。他說：“我不理解有人為什麽只許說反面話而不許說正面話，對講了正面話的人就這樣仇視，有的人辱罵我，有的人威脅我，有的裝出‘公正’的態度來箝制我的發言，難道我們不應該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嗎？難道不是因為我們有了社會主義的共同立場，所以許多問題才能是人民內部矛盾嗎？既然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什麽要如此漫罵！”他還說，另外還有的人要求下轎、下台，這樣怎麽能夠達到團結呢？

盧郁文說，我們應當深思，我們對共產黨的批評究竟是從什麽地方出發？要到什麽地方去呢？



盧郁文在說了這些話之後表示，“他不怕辱罵，不怕威脅，他還要講話。”

在盧郁文談到收到匿名信時，另一民主黨派人士李仲公插話說，他也收到了匿名信。

當年的“右派”們當即就痛罵盧郁文是“小人”、“小醜”並對匿名信表示懷疑。

章伯鈞對史良說：“……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醜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

譚惕吾憤憤地罵道：“盧郁文這個王八蛋整到我頭上來了”，“什麽匿名信，一定是盧郁文自己寫的。”

匿名信事件一出來，不但右派們普遍懷疑，就連多數的中間派人士也不相信。為了證明匿名信確在其事，六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又登報道，披露“匿名信事件”的新進展：

在前一日召開的國務院非黨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宣布，在上次收到匿名信之後，最近又收到了四封。（此時毛澤東的《這是為什麽？》一文已經發表了，誰還有這麽大的膽？）

遺憾的是，這一回，他沒有公開匿名信的內容。

更令人驚奇的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也說，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且匿名信警告他“隨時留意，全家留意”。

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有理由懷疑：象盧郁文這樣在民主黨派內無甚名氣之人，不論他作了什麽樣的發言，值得有人給他寫匿名信嗎？

若李仲公不說也收到匿名信，則人們對盧郁文的匿名信是將信將疑，半信半疑。聽了李仲公的發言整個給人的印象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而習仲勳收到匿名信之說更是天方夜譚！誰吃了豹子膽敢給當政的中共高官寫匿名信？

中共高官習仲勳以自己收到匿名信來證明盧郁文匿名信的存在，恰恰從另一角度證明：最大的可能是習仲勳授意盧郁文捏造了一個“匿名信事件”！

“匿名信事件”的當事人都已作古，此事件已經成了千古之迷，但是因其手法太拙劣，此迷卻並不難破譯。

準備工作早已作好了，只等時機與火候，現在時機與火候也到了，是發出圍剿命令的時候了。

六月八日，平地一聲炸雷，《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

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成了毛澤東社論中的中心議題，成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社論寫道：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制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墻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想；這究竟是為什麽？“

毛澤東在提出“為什麽”之後，對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剖示。社論首先對所謂“無恥之尤”加以批駁：



盧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麽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墻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之間有了墻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覆打擊；五是對黨外人士如何實現有職有權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體的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不能不問：發表這樣實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為什麽就是“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為什麽要“及早回頭”，否則就“不會饒恕你”？



社論接著著重批駁了所謂“為虎作倀” ：



把盧郁文的發言說成“為虎作倀”，共產黨當然就是寫信者們心中的“老虎”了。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戰的時候，的確和老虎一樣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懼、屈服。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卻是最好的朋友：它幫助人民推翻了壓在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勢力，幫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廠等生產資料，使人民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把自己的歷史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正朝著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邁進，最廣大的人民從來沒有像在共產黨領導的時代這樣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樂趣。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也有缺點，革新派 整風運動正是要整掉這些錯誤和缺點。一切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積極地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以便加強社會主義事業，鞏固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在這樣的時候，卻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之為“無恥之尤”，“為虎作倀”，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這種人的政治目的，難道還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麽？這些人警告盧郁文“及早回頭”，請想想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向什麽地方“回頭”？當然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頭上也會說他們怎樣才是真正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雲雲，但是，難道還能相信對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里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在那里擁護社會主義事業麽？



毛澤東抓住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大做文章後又引用何香凝的話點出了主題，即開展一場反右派運動――本來何香凝只是最早知道毛澤東的打算並說出來的，但以何香凝的身份說出就更富有策略性了。



“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是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輩何香凝先生說得好：“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出，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 。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卻是他們自己。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像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箝制”人們的言論，甚至采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借民主人士之口，說出自己想要幹的事，後來在批鬥這些“右派”時，又把民主黨派的人士推到第一線，讓他們在那里義憤填膺地對“右派”深揭猛批，更為高明的是讓“右派”們相互揭發批判，而右派們為了使自己不墜入政治深淵，也拚命地把自己的同類往深淵里推。毛澤東和共產黨在一旁看熱鬧、作壁上觀。這真是很巧妙的鬥爭策略和藝術。社論最後強調了階級鬥爭：



“非常明顯，盡管有人叫共產黨“下台”，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些決不會使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發生任何動搖。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而人民群眾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些威脅和辱罵，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里，階級鬥爭還在進行著，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毛澤東手書的社論一發表，中國大地頓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中國知識分子被這突如其來的致命一擊弄得目瞪口呆！怎麽了？昨日的毛澤東還和顏悅色，今日怎麽變得青面獠牙？昨日的共產黨還誠心誠意請知識分子們提意見，這誠意使每個知識分子無不動容，怎麽一夜之間就飛出“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許多人直到命歸黃泉也弄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時至今日，五十五萬“右派”們，五百萬當年的知識分子們，和今天數千萬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在憤怒地問天、問地、問鬼神：這是為什麽！？這是為什麽！？這一切到底為什麽！！！？？？

而此時的毛澤東在與如花似玉的“文工團員”風花雪月後，躺在軟綿綿的沙發中，不慌不忙地點燃一支中華香煙，大口一吸，輕吐了幾十個煙圈，用手指將煙灰一彈，微微一笑：“這是陽謀”。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九章 毛澤東周密部署“反右派” 《文匯報》首當其沖成靶子



自六月八日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發表後，毛澤東立即開始全面部署“反右派運動”。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除了打仗、搞運動、整人三件事情能讓他處於高度的興奮狀態外，還沒有任何事情能提起他的興趣。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毛澤東就是處在這樣一種高度的亢奮狀態。為整“右派”們，毛澤東日以繼夜，通宵達旦地書寫一篇篇討伐“右派”的檄文，發出一道道“反擊右派”的指令。

就在毛澤東親筆寫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的當天，由毛澤東親筆寫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作為中央文件發往各地。這一文件雖是六月八日下發的，但是從文件的內容可以判定是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之前起草的。

文章全文如下：



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動分子猖狂進攻。黨團員中的動搖分子或者叛變出去，或者動搖思叛。廣大黨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及中間群眾起而對抗。以大字報為戰鬥武器，雙方的鬥爭中取得經驗，鍛煉人才。反動分子人數不過百分之幾，最積極瘋狂分子不過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為一時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嚇倒。反動分子將到機關、本學校以外的工廠、學校去活動，要預作布置，實行擋駕。要召集工廠主要幹部及老工人開會，說明有一些不好的資本家，不好的知識分子及社會上的反動分子正在向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猖狂進攻，要推倒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切記不要上他們的當。有人煽動，實行擋駕。街上貼反動標語，動員群眾撕毀。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鬧事情。在此期間，不要提出福利工資等問題，一致對付反動派。

請你們注意各民主黨派中的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左中右的人都參加，正反兩方面意見都讓其暴露，派記者予以報道。我們巧妙地推動左、中分子發言，反擊右派。此事很有效。每個黨報均要準備幾十篇文章，從當地高潮開始跌落時起，即陸續發表。注意組織中、左派寫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黨報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一些中間派文章）。大字報必須要讓群眾反駁。高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盡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可以讓他們向學生講演，讓學生自由表示態度。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他們是最好的教員。到了適當時機，則立即要組織黨團員分組開會，分別那些是建設性的批評，加以接受，並改正自己的錯誤缺點；那些是破壞性批評，予以反駁。同時組織一些黨外人士講演，講正面話。然後，由較有威信的黨的負責人作一個有分析有說服力的總結性演說，將空氣完全轉過來。整個過程，做得好，有一個月左右就夠了，然後轉入和風細雨的黨內整風。

這是一個傳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只有這樣做，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煉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過去七年，我們形式上有主動，實際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動。反動派是假投降，中間派的許多人也不心悅誠服。現在形勢開始改變，我們形勢上處於被動，實際上開始有了主動，因為我們認真整風。反動派頭腦發脹，極為猖狂，好似極主動，但因他們做得過分，開始喪失人心，開始處於被動。各在情況不同，你們可以靈活運用策略，靈活做出部署。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分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

現在國內形勢很好，我們能夠鞏固地掌握工農黨政軍及大多數學生。國際形勢很好，美國處在困難地位。



請讀者注意文中的幾點：

一、人為地描繪出了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景象“不要為一時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嚇倒。”為日後大整“右派”張本。

二、杜撰出“反動分子將到本機關、本學校以外的工廠、學校去活動”，給人以右派們真的要推翻共產黨的印象，以激發出人們對右派們的憤恨之情。

三、毛澤東把自己布下的“口袋”說得一清二楚，即“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

緊鑼密鼓，六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剛剛下達，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於六月十日下達。

毛澤東要求各地仿照北京，開始“反擊反動派”：



“北京條件已經成熟，人民日報已於六月八日開始反擊反動派。但建設性的批評將永遠繼續登載。也將繼續登載一些突出的反動言論，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況不同，何時開始反擊，要看當地情況決定。目前應著重組織各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開座談會，推動左中右三派人物展開爭論，最為重要。北京正在廣泛開展座談會，極有效益。”



毛澤東接著指出，這次務必要使右派們“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



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兇的就是他們，他們歷史覆雜，或是叛徒，或是在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資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屬親戚被鎮壓的。但他們人數不多，一時可以把空氣鬧得天翻地暗，日月無光，但是急風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論，鬧了幾個星期，現在勁頭就不大了，有些動搖恐慌了。各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較大，大約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許多領導職位。我們的任務是揭露孤立他們。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們也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準，打得準。在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我們一定要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給掃臉的更是極少數。



就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一文發表的當天，毛澤東在《文匯報》上讀到一篇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報》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轉載。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作者就是日後在文革中大紅大紫、時年僅二十四歲的姚文元。姚文元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就嶄露頭角，深得毛澤東的賞識，預示著今後的政治前程無可限量。

毛澤東再次以《文匯報》上發表的批評《文匯報》的文章為突破口，發起對《文匯報》的反擊。這樣的手法對毛澤東來說是屢試不爽。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全文如下：



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六月十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期內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只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錯誤觀點是可以研究、考慮和批判加以改變的，我們對他們期待著。從最近幾天這兩個報紙的情況看來，方針似乎已有所改變。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他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它報紙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著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辯論，以求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也應當考慮、研究、批評這個錯誤觀點。教條主義的新聞觀點和八股文風，也是應當批判的。這一方面的東西是很討厭的。黨報，包括本報地內，在這一方面犯有錯誤。這一方面的錯誤，在辯論中也必須展開批判。這樣一來，在新聞問題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文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毛澤東除寫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文向》外，還為新華社親筆寫了一則轉發這篇文章的新聞導語。

只憑知識分子們的幾句耿耿忠言就要定罪，不但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理解，知識分子們想不通，就連毛澤東自己恐怕也覺得太牽強附會了，難以自圓其說。怎麽辦？真是天下事難不倒大權在握的毛澤東。只要抓住幾個民主黨派的典型頭面人物，給他們安上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預謀的想顛覆共產黨政權”的罪名不就行了嗎？

毛澤東左選右看，東挑西揀，終於發現了目標：章伯鈞、羅隆基可謂條件最合格：兩人都是民主黨派的副主席一級的高幹，兩人都是政府的部長一級人物，兩人都發表了對政府不滿意的言論，對，就拿這兩人開刀！儲安平雖言論更夠“右派”水準，但其在民主黨派內的頭銜太小，用他的人頭祭旗，實在有損共產黨的臉面，而葛佩奇雖“罪行”比儲安平更為深重，但此人僅是一大學講師，把他作為典型更會令世人恥笑。就這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中共機關報的頭版頭條不是登的紀念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而是毛澤東親筆書寫的長篇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此文的重要性顯然在毛澤東親筆寫的“反右”文章中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說毛澤東在《事物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把自己醞釀已久的“反右派”決策在共產黨內公開，那麽《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則無中生有地捏造了一個“章羅同盟”並把他作為“反右派”的重點進攻目標！

在“文革”中，此文還被收入了中學的語文課本，筆者對“反右運動”的最初認識就是在文革中的中學課堂上！

由於這是一篇中國歷史上重要文章，為讓讀者了解歷史全貌，現全文摘錄如下：



自本報編輯部六月十四日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來，文匯報，光明日報對於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報工作人員開了幾次會議，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這種批判態度明朗，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線。由此恢覆了讀者的信任，象一張社會主義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兩回事，就光明日報說來，前者不足，後者有余。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會高興的。這件事也難，本報有志於此久矣，略有進展，尚未盡人意。

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象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舊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變，大不容易。大勢所趨，不改也得改，是勉強的，不愉快的。說是輕松愉快，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禮貌性質。這是人之常情，應予原諒。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出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的成員說來，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聯，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幹。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幹，人數雖少，神通卻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新聞記者協會開了兩次會，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時間不過一個多月，反映了中國時局變化之速。會是開得好的，第一次黑雲壓城城欲摧，擺出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近日開的第二次會，空氣變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數人算是有了正確方向。

文匯報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是好的，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我們認為文匯報的批評是不夠的。這個不夠，帶著根本性質。就是說文匯報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論中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是這樣的嗎？不是的。文匯報在春季里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麽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麽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作肥料。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麽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利也。他們的報紙不少，其中一個叫文匯報。文匯報是按照上述反動方針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卻向人民進行欺騙，好象它是從善意出發的。文匯報說：“而所以發生這些錯誤認識，是因為我們頭腦中還殘存著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錯了，應改為“充滿著”。替反動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殘存著一點資產階級思想，夠用嗎？這里是一種什麽邏輯呢？個別性的前提得到了一個普遍性的結論，這就是文匯報的邏輯。文匯報至今不準備批判自己大量報道過的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大量采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的反動編排。新民報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報的錯誤比文匯報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對於人民事業的責任心，這個報紙在讀者面前就開始有了主動。文匯報的責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們幾時開始，照新民報那樣做呢？欠債是要還的，文匯報何時開始還這筆債呢？看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給文匯報出了一大堆難題，讀者要問文匯報那一天趕上新民報呢？文匯報現在處在一個完全被動的地位。在新民報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匯報似乎還可以混過一些日子，有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文匯報的日子就難過了。被動是可以轉化為主動的那就是以新民報為師，認真地照它那樣辦。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這個名稱。資產階級右派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里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卻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言論同上述那種右派相仿，但無破壞性行動。對這種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幹凈，這是不能留情的，但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種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個偉大的鞏固的國家，保存這樣一小批人，在廣大群眾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後，不會有什麽害處。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毒草的功勞就是它們有毒，並且散發出來害過人民。

共產黨繼續整風，各民主黨派也已開始整風。在猖狂進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風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在毛澤東緊鑼密鼓的部署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民主人士陷入了滅頂之災！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章 隔岸觀火毛澤東令民主黨派窩里鬥 煮豆燃箕無聊文人反擊右派打頭陣



毛澤東接二連三地部署反右鬥爭，令人驚奇的是反右的先鋒們不是有著共產黨員頭銜的共產黨頭面人物，而是各民主黨派內的親共人士。這也難怪，一方面這是毛澤東的英明部署：用高官厚祿收買民主人士，讓他們先出面對右派進行批鬥，給世人一個“右派們眾叛親離”的印象，另一方面又是一些沒骨氣的民主人士賣身投靠，幻想用同志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

就在毛澤東的《這是為什麽》一文發表的第二天，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員的吳晗就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人民大學支部座談會上將矛頭對準了日後被毛澤東欽定為中國右派前三名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

“我對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意見，完全不同意。因為他們的意見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的。我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於不正確的意見，應該展開反批評。一切違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錯誤的。”

“章伯鈞主張另搞一個政治設計院，是否不同意憲法？”

“羅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機構，就是不信任黨的領導。”

“儲安平‘黨天下’的論調是惡毒的誣蔑。”

在反右運動剛一開始，吳晗的目標就直指日後的三大右派頭目，並抓住了共產黨所說的“要害”問題。以吳先生的政治眼光是達不到如此水準的，莫非他與盧郁文一樣是受人指使？

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發表後。吳晗先生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又高呼“我憤恨，我控訴”的激烈口號，上台作了《控訴章伯鈞、羅隆基的罪惡活動》的長篇發言：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變為‘章羅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實際是美國式的國家。他們的言論行動是破壞民盟盟章的，是違反憲法的，是反對全國人民的，也是反對民盟的多數盟員的。我憤恨，我控訴！”

……

吳晗的批判，使用的是共產黨貫用的空洞言辭、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指鹿為馬、憤怒語氣、慷慨激昂的手法，自然獲得了毛澤東的首肯。時隔不久，吳晗先生如願以償，被毛澤東賜給一北京市副市長的頂帶花翎。

然好景不長，八年後，毛澤東為搞掉劉少奇煞費苦心地尋找突破口時，竟把吳晗先生奉毛澤東之命所寫的《海瑞罷官》看中了，毛澤東在對《海瑞罷官》大加讚揚後，密令姚文元在上海泡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吹響了文革的沖鋒號，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共產黨內部政治大迫害拉開了幃幕，毛澤東用吳晗先生的人頭血祭“文革”戰旗。吳晗先生及其女兒和全家人竟慘死於文革。其下場竟比今日吳晗先生猛批的“右派”們更慘！

民盟中央副主席、抗戰前的著名愛國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對儲安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我作為民盟負責人，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

史良女士作為抗戰前呼籲國民黨政府抗日並實行廣泛民主、自由的七君子之一，她沒有屈服於國民黨的獨裁和專制，但在比國民黨的獨裁專制厲害一萬倍的共產黨獨裁專制面前卻大唱讚歌，並充當極不光彩的打手角色，莫非她是被毛澤東的高官厚祿所收買？看來“為所謂的勞什子主義奮鬥”是假，為金錢、官位、名譽奮鬥是真。”

民盟人士鄧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言，題目是《請看章伯鈞的本來面目》，說章伯鈞的“反共是由來己久的”。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也曾參加過第三黨，這就是現在的農工民主黨。但是不到一個月，我就退了出了，而且跟章伯鈞也斷絕了朋友關系，理由是因為他反共。”

“在香港的時候，（抗戰時期）他曾以把我看作是他最討厭的一個人，因為我說話常常擊中他反共的要害。”

“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大陸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鈞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興，我以為他一定在徹底改正他的錯誤了，不料他又想趁黨的整風機會來反共，來煽動人心一致起來反共，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鄧初民的發言，如同一威力巨大的重磅炮彈，擊中章伯鈞。既然章伯鈞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反共了，那麽今日成為“右派”就是與他幾十年反共歷史一脈相承的。

被毛澤東點名的“能幹的女將”、羅隆基十多年最親密的女友、國民黨時代知名記者，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夫人的二姐浦熙修在民盟中央整風小組會上面對過去同志的嚴厲批判，雖對羅隆基進行了辯護，但又怎能抵擋得住鋪天蓋地的聲討浪潮？更何況她是毛澤東欽定的右派要犯。在一片聲討聲中，她也翻出羅隆基過去十年中寫給她的私人信件，揭發羅隆基的“罪行”。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反胡風”時所采用的手法。請看當時中共報紙對此的報道：



浦熙修在會上宣讀了一些羅隆基給她的信，羅隆基在信中透露了集體生活的厭恨心情：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羅給浦的信中說：“在一個集體社會中，這般一切被動，叫生活真乏味”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說：“生活已機化，只有積極、毫無創造，這是我最大的缺憾。生不能與日月爭光，死只得與日月同朽，太可憐了。”……



浦熙修揭發道：

“羅隆基說要‘做社會主義的官，過資產階級的生活。’”

浦熙修表示要跟羅隆基劃清界線：

“我要共產黨，他們不要共產黨，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麽還有什麽共同之處呢？因此我必須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右派分子劃清界限，站穩立場，投入戰鬥。這場鬥爭對我來說是一個考驗，我相信經受得住這個考驗。”

浦熙修在沈重的壓力之下的揭發，很難說與其妹妹浦安修、妹夫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身份無關。但浦熙修作了這樣的揭發，也難逃劃入大右派的厄運。毛澤東並未因她是彭德懷的親戚而網開一面。

浦熙修公布羅給她的私人信件，並以此為揭發的武器，這對羅隆基來說不啻是最沈重的一擊。羅雖然進行了一些駁斥，但由於浦與羅的關系，且是“有書為證”，誰又不相信浦的揭發呢？浦熙修一系列的揭發使羅隆基心如刀絞！

浦熙修揭發羅隆基有功，成為最早的“揭帽右派”。文革時期的一九七○年患癌癥去世，終年六十歲。

就在羅隆基“十年來最親密的朋友”浦熙修挺身而出揭發羅隆基時，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慈雲、和森林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趙文壁又揭桿而起，對羅隆基進行毫不留情的揭發：

反右之初，趙文壁還為羅進行了辯護。但共產黨制造的強大政治壓力使趙終於反戈一擊了，按共產黨的要求，對羅進行揭發批判。為此《人民日報》發表報導：

《章羅罪惡聯盟是有形的 羅隆基親信人物趙文壁提出事實證明》



據趙文壁揭露，羅隆基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是十分仇視的；羅隆基處心積慮地企圖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的反共集團並不是“無形”的，而是有形的；羅隆基說他同章伯鈞沒有結成聯盟，趙文壁證明章伯鈞和羅隆基不僅有聯盟，而且章羅兩人“拉得很緊” 。

……

趙文壁接著談到章羅聯盟的事。趙文壁說，他到北京後，曾問羅是否要他搞民盟的工作，羅說：“不，現在形勢變了，我和伯鈞很要好。”羅說：“你目前要搞民盟也不行，要到中央，史良會放松你嗎？你要到北京市也不行，吳晗搞的獨立王國，也不會放你進去的。”

……

趙文壁還揭露羅隆基惡毒地誣蔑肅反運動，關於胡風問題，羅隆基曾說：“胡風問題搞糟了，得罪了三百萬知識分子，使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羅隆基還誣蔑說：“北京好得多，下面弄得糟，有些單位為了要湊足百分之五的數目，在肅反問題上搞出很多偏差，所以要平反。”



《人民日報》另一篇報道：

《邵慈雲繼續揭露羅隆基 一副陰險毒辣的面孔 幹著不可告人的勾當》



邵慈雲說：羅隆基一回國就表示自己問題不大，不過是個“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們。所以他沒有打算交代自己的問題，更沒有打算揭發其他右派分子，特別對章伯鈞有意照顧，他對我說：“葉篤義叫我揭發章伯鈞，我揭他幹什麽？我知道也不多。”又說：“我弟弟（羅兆麟）告訴我，不要把人牽扯太多，這話也對，我牽扯別人，別人倒過來揭發我更多。”



關於儲安平黨天下問題，邵慈雲的揭發是這樣：



羅隆基回國以後，曾絕口否認他看過儲安平“黨天下”的發言稿，但他沒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組會上又給他抖了出來。六月二十七日，他神色緊張地對我說：“關於儲安平發言稿問題，有人已經相信我沒有看過，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組會上說我親口對他講我看過，誰不知道潘與我的關系，這事真傷腦筋。”我反問他一句：“就是看了發言稿，交待不就行了嗎”。他連忙說：“那還了得，沒看稿子只不過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組織有行動，豈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懷疑我與章、儲有組織，我怎麽能承認……”利用我去幫他與潘大逵訂立攻守同盟，他對我說：“這事必須潘在四川小組會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談。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橋飯店，愛人也來了，他不是你的老師嗎？你同他談很方便的。”繼而又笑笑說：“你和他愛人熟不熟，先找他愛人談更好……”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對陳銘樞大張撻伐：



陳銘樞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進行反動活動的右派頭子。他為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反掉社會主義，制定了一套全面向黨進攻的綱領；妄圖削弱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他誣蔑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妄圖資本主義覆辟；他誣蔑人民民主專政，妄圖反革命統治卷土重來；他誣蔑民主集中制，妄圖實行資產階級所謂“民主”；他辱罵與黨靠攏的黨外人士和極力挑撥黨與非黨的關系，妄圖分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他反對蘇聯，妄圖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毀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公然以為中國之大，只有陳銘樞及其一小撮右派集團才是正氣好人，共產黨應該退出領導地位，讓陳銘樞之流取而代之。他的魔爪很長，伸到四方八面，全國若幹重要城市，幾乎都有他的爪牙。

……



以上任何一條罪名若能成立，陳銘樞都是死罪！

李濟深嚴歷批判黃紹閎：



現在大量事實更足以證明：黃紹閎是一個有綱領，有計劃進行陰謀活動的右派頭子。他的綱領，旨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他誣蔑“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是“造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妄圖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誣蔑我國“無法可依”，對反革命分子鎮壓過多過火了，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他誣蔑“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這是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把我們各方面工作描寫成一團漆黑，妄圖抹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績，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的綱領，實質上，是要使反動政權覆辟的。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熊克武以《譚惕吾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急先鋒》為題對譚惕吾進行揭發批判。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朱蘊山等多人又對過去的同志、今日的右派進行義正辭嚴的批判。

在其他民主黨派內的“右派”們也遭到過去的親密同志的嚴厲批判。各民主黨派內部的批鬥聲一浪高過一浪。

毛澤東在整個反右運動中幾乎不費一點精神，就讓民主黨派自己從內部將毛澤東認為是“階級敵人”的“右派”們全部搞掂了。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一章 無中生有“章羅同盟”千古奇冤 依樣畫瓢“右派集團”多如牛毛



自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發表《這是為什麽？》後，中國大地掀起了反右狂飈。但人們對右派的認識只是在於這些人發表的某些不受毛澤東、共產黨歡迎的言論而已。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公開點出了所謂的“章羅同盟”後，人們對這一“同盟”是否存在普遍是懷疑的。可謂“只聞其聲、未識其人；但覺其神、不見其形。”通過各民主黨派內部的大揭發、大批判，這“章羅同盟”終於是“水落石出”、“神形具備”了。希特勒當年的“謠言重覆千遍就成了真理”確是至理之名言。

毛澤東定下了“章羅同盟”的鐵案後，批判的人們就按圖索冀，讓“右派”們一個個往這個“同盟”中對號入座。這倒頗有點《水滸》中梁山好漢們排座次的味道。

費孝通先生由於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受到嚴厲批判後，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檢討文章說：



在六月八日那天，見到《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時，覺得太猛了，空氣太緊張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無罪”“以理服人”的發言。只是第二天看到《人民日報》把他的發言和陳新桂同意他的話小標題聯系了起來，他才明白他給右派分子打了掩護。在這劃清思想界限的緊要關頭，卻發出那種似是而非的言論，那是錯誤的，對人民是有害的。

立場不穩還表現在對儲安平有態度上。在報上看到了儲安平“黨天下”的荒謬發言時，首先想到的是“壞了，他說錯話了。為什麽他不多請幾個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當時盡管覺得與他看法有區別，但不妨“百家爭鳴” 。在這件大事上沒有對儲安平盡到朋友的責任，也沒有及時地在原則上和他的思想劃清界線。



費孝通本想通過檢討，使自己免成“右派”分子，誰知這一檢討，非但沒為自己開脫罪名，其中關於儲安平的幾句話反倒成了新的“罪證”，並因此榮升“章羅同盟”的軍師之職！

費孝通先生福大命大，雖成了中國著名“大右派”，在當時和以後的文革時期飽經磨難，然大難不死，後福不淺。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為其“平反”，由於他在國際國內的知名度，被鄧小平樹立為“統戰”樣板，官至共產黨橡皮圖章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陳新桂先生是民盟中央候補委員，地位不高。此人後來之所以在右派中名氣很大，原因在於此君“不識時務”。

就在《人民日報》六月八日發表了《這是為什麽？》後，中國政治風向大變時，陳先生居然在六月十日晚上召開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小組會上兩度發言，尖銳批評《人民日報》是“盛錫福帽莊的老板”！

眾所周知，盛錫福是中國歷史悠久、最享盛譽的帽店。陳先生把《人民日報》比作“帽子公司”！

在批判“章羅同盟”的日子里，陳新桂先是得了一頂“章羅聯盟聯絡員”的“桂冠”。

也許是共產黨覺得這“聯絡員”紗帽太小，不能“人盡其才”，不久那被陳新桂先生稱之為“盛錫福帽莊”的《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於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論家陳新桂的嘴臉》，“章羅聯盟聯絡員”搖身一變，成了“右派理論家”。

於民生的文章寫道：



章伯鈞接受羅隆基的推薦，曾經準備要右派“理論家”陳新桂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章伯鈞和羅隆基為什麽這樣賞識他呢？

陳新桂常對人這樣說：“幾年來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 。可是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瘋狂進攻的時候，陳新桂活躍起來了。他說：“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他曾經說：“‘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國發生，如果發生，將不可收拾。”

陳新桂不但惡意地污蔑“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對歷次革命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惡毒進行了誹謗。……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這種結論是“反馬列主義”的。

陳新桂把中國共產黨描繪成“獨裁者”，他公然對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陳新桂極端仇恨蘇聯，仇恨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惡毒地誣蔑斯大林的錯誤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造成的。他說：“資本主義有危機，社會主義也有危機；資本主義要完蛋，社會主義也要完蛋。”他還荒謬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對蘇聯沒有什麽“友誼”，都“恨蘇聯”，報上說社會主義國家堅強團結是“應酬話”，是“講得好聽”。



陳新桂先生雖受盡迫害，所幸的是終於活到了胡耀邦為其“平反昭雪”的一天。一九八六年葉永烈先生采訪他，提到反右運動時不禁老淚縱橫，其痛苦之情，令人愴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景超被打成右派其罪名竟是兩篇具有真知灼見的、為共產黨所不容的文章，其一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發表的《中國人口問題新論》，此文最早提出了中國人口眾多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其二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發表的《社會學在中國還有地位嗎？》，此文對共產黨取消社會科學表示不滿。

六月六日，章伯鈞召集的六教授會議，吳先生也參與其中，如此一來，吳先生成了“極右派”。毛澤東弄出個“章羅聯盟”後，吳先生一夜之間成了“章羅聯盟”的謀士。請看《人民日報》發表的許征帆《揭露章羅聯盟的謀士――吳景超》一文：



“右派大將吳景超，是章羅聯盟智囊團里的頭號人物。他參與這個聯盟的反社會主義戰略計劃的制定，並力圖實現它。

要實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必須控制自己所在的組織，使它變質，成為作戰的基地。吳景超已認識到把民盟抓到章羅聯盟手中的意義。要掌握民盟，關鍵在於盟內的右派能否團結起來，爭取中派排除左派。為此吳氏夫婦親自出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諫”羅隆基應與章伯鈞搞好關系，羅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接受這種建議。在建立這個反動聯盟過程中，吳景超首立“汗馬功勞”。

章羅聯盟建立後，右派分子就開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動，在執行這一陰謀的過程中，吳景超的“功績”同樣是不可埋沒的，他參與了攻擊鄧初民的大合唱，咒罵他是“教條主義者”；參加了進攻民盟北京市委會的活動，企圖把吳晗攆走，讓曾昭掄上台；進行了改組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圖南搞下來，將費孝通捧上去，而吳景超也被內定為第一副部長。

總之，一連串的“貢獻”，使得僅僅有五年盟齡的吳景超，由一般的盟員，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委員，而內定為文教部首席副部長，並代表民盟出席全國政協。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這就是章羅聯盟給自己的忠實謀士的“報酬”。



最後，許征帆概括了吳景超“罪惡活動”的三大特點：



其一，主動積極。只要章羅一出什麽壞主意，吳善於立刻把它化為具體的方案、計劃，付之執行；

其二，設謀獻策。在關鍵性的問題上，他總是精於根據“領導意圖”提出作戰計劃；

其三，深謀遠慮。凡是他設計出來的各反動方案，幌子總是特別多，欺騙性大，而且進攻或退卻的步驟，都有比較周密的考慮。這些特點說明吳景超真不愧為章羅聯盟的謀士與幹將。



吳景超成為“謀士”後，遭到無情撻伐。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甚至稱他是“國家放火犯”――因為他到處“煽風點火”！在毛澤東的“文革”發動後不久，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離世……

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由於出席了“六教授會議”而成了“極右派”，並冠之以“掮客”的頭銜！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反教條”旗幟的掩護下販賣資本主義私貨 錢偉長是章羅聯盟在科學界的掮客》一文，報道了許多教授對錢偉長的批判。例如：



張光鬥教授認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問題”組提出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個反動綱領是由曾昭掄和錢偉長等所起草的，在這個綱領中沒有提到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提到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黨的科學政策的正確，以及解放後我國科學事業在黨領導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科學研究要完成國家的科學技術任務。相反地，我們卻看到對黨所制定的科學政策和方針的肆意攻擊和歪曲，並且竭力挑撥黨和科學家、黨和青年知識分子的關系。錢偉長等的意圖是要擺脫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由他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錢偉長惡毒地攻擊黨所制定的科學體制，目的在破壞社會主義科學事業。錢偉長使用兩面派手法。在高等學校中攻擊科學院“一家獨占，占而不為”要以高等學校作為研究中心；在科學院那里他又攻擊高等學校壓制科學研究。兩面放火，挑撥離間，唯恐天下不亂。



所幸的是由於錢偉長是自然科學家，毛澤東也知搞建設不能沒有它們。錢先生終得以從寬處理。

錢偉長遭到沈重打擊，從中吸取了教訓。但因其人品卑鄙，一九八六年底，當年的右派分子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名給全國三、四十個著名右派寫了私人信件，建議召開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錢偉長收此信件，立馬向鄧小平告密。鄧小平勃然大怒，批胡耀邦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解除其總書記職務，並開出方勵之等人黨籍。作為獎賞，鄧小平封錢偉長政協副主席，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錢偉長用當年右派們的鮮血和胡耀邦下台，染紅了自己的頂子。

……

經過共產黨的大批判大揭發，毛澤東欽定的“章羅同盟”揪出了八十九名“集團骨幹”，這些骨幹遍及全國各省、市：

一，北京市：

曾昭掄 費孝通 潘光旦 吳景超 黃藥眠 錢端升 葉篤義 範樸齋 張志和 浦熙修（女）陳新桂

二，上海市：

沈志遠 陳仁炳 彭文應 孫大雨 趙文壁 孫斯鳴 陸 詒 許 傑 徐鑄成 萬鴻開 趙 望 韓 鳴 周永德 程應鍔 謝仿林 朱立波 典友誠 吳 茵 莫 筠

三，四川省：

潘大逵 趙一明 李 康 舒 軍 韓文畦 張松濤

羅西玲 楊志農 張默生 張崇古 吳仲鈞

……

除“章羅聯盟”這個最大的“右派”集團外，各民主黨派還揭出了多個“右派集團”；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以龍雲、黃紹閎、陳銘樞、譚惕吾為“右派主帥”的民革右派集團；

中國農工民主黨內以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為首的“右派集團”；

九三學社中以主任委員許德珩為首的“右派集團”；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以副主席章乃器為首的“右派集團”；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以副主席林漢達為首的“右派集團”；

中國致公黨中以主席陳其尤為首的“右派集團”；

台灣民主同盟中以主席謝雪紅為首的“右派集團”。

…………

所有被扣上“右派”的知名民主人士們，（羅隆基、章乃器除外，）面對無數次圍攻、批判、鬥爭之後紛紛低頭認錯，自我檢討，“認罪伏法”了。許多民主黨派知名人士當年沒有屈服於國民黨、蔣介石的威嚴，（莫非是蔣介石心太軟、手不狠、善良可欺？）此時也心悅誠服地向共產黨投降。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二章 全社會各行業“反擊右派”掀狂潮 毛澤東揮大筆“百分之十”入地獄

民主黨派內有大右派，社會各界有大小不同的右派。右派不是民主黨派的專利，在共產黨內也產生了右派。

在文學界，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被劃入了“右派”的行列。

時年二十一歲的劉紹棠是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神童青年作家。他十三歲就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十七歲讀高中時，語文課本上竟有自己的作品《青枝綠葉》！也就在這一年，劉紹棠被共產黨看中，不滿十八歲的他，被拉入了共產黨內。

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劉紹棠信以為真；“別的還有什麽？我們都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

反右運動一來，劉紹棠很快成為文藝界“右派”的一大首選人物。

共產黨在文藝界的首領周揚斥責劉紹棠“不知天高地厚”。

文壇領袖級人物郭沫若在批鬥會上嚴斥劉紹棠：“劉紹棠狂妄至極，把馮雪峰不敢說出和不敢寫出的話，說了出來，寫了出來！”並引用民諺批判劉紹棠：“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

著名作家茅盾大罵劉紹棠“墮落”了：

“劉紹棠一方面無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這種不老實，不踏實的作風，都不是一個青年作者所應有的。一個青年犯了這種毛病，一定要毀滅自己！今天這樣的批判會，是指出他的病根來，挽救他。”

“劉紹棠的墮落過程，讓我們注意到培養青年作家的一些問題。”

著名劇作家老舍也發表《勖青年作家》，不指名批判劉紹棠。

老舍先生在反右運動中是文藝界的幾個積極分子之一，現在起勁批判右派們，可誰又能知道九年後毛澤東的文革一來，老舍先生不堪紅衛兵批鬥、淩辱，投太平湖而死，其結局比今日的右派們更慘！

時至今日來看劉紹棠無論如何與所謂的“右派”掛不上鉤，“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年輕人的天性，更是年輕人的一種美德；沒有這種天性和美德，那麽國家、社會將變得老氣橫秋，而“墮落”一說，不過是想日子過好一點，這更是人之常情，怎麽就成了罪狀呢？

這些重量級文學主帥對劉紹棠的嚴厲批判，很難說沒有一點對劉紹棠少年得志的忌妒，起了將他“扼殺在搖籃中”的惡念，趁機將其打入十八層地獄。

劉紹棠成了右派，天才的神童作家從此消失，文壇希望之星就此殞落。毛澤東死後，劉紹棠獲“改正”而覆出文壇。然當年的“神童”風采難再，所寫作品已難引起讀者的共鳴，這倒真應了郭沫若批判他時的定論：“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

四川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木篇》在一九五七年初被批判後，毛澤東的大鳴大放一來，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聯座談會上作了想要“翻案”的發言：

“在開展對《草木篇》討論時，報紙上那樣搞，反駁文章不能發表，而且越來越拉到政治邊緣上去，我個人並不怕，但很氣憤……”

但是時隔三天――反右運動一來，流沙河成了四川文藝界的“右派”典型而橫遭批鬥。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後》的文章，流沙河的作品《草木篇》一夜之間竟成了全國聞名的“大毒草”！流沙河自然就是全國聞名的文藝界“右派”了！

二十多歲的王蒙其作品《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最初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一時難以劃為右派。而王蒙為了不當右派，對其他被定為右派的作家也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王蒙最終難逃此劫，因《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文成了右派。定王蒙為右派的人大概事前向毛澤東請示過，不然毛澤東讚揚的作品其作者是無人敢把它打成右派的。

王蒙七九年覆出後，倒也寫了一些作品。後來被開明的趙紫陽看中，官升到中央委員、文化部長。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後，王蒙成了被清洗對象，紗帽丟了，也沒寫出什麽好的作品來。

劉賓雁因《在橋梁工地上》一文，也成了知名右派。

劉賓雁七九年覆出後，寫了很多揭露共產黨腐敗的報告文學作品，受到了來自共產黨高層的強烈批評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由於對共產黨專制的弊端的深刻了解，其思想逐漸向民主、自由、人權方面轉變。一九八六年底學潮後，被共產黨開除出黨。八九民運後，遭到共產黨通緝，流亡海外。

其它年輕作家如陸文夫、高曉聲、叢維熙、方之、張賢亮、鄧友梅、李國文、宗璞……也都是在剛步入文壇時，其作品就被打成了“毒草”而成了右派。七九年“改正”覆出後，都有噲炙人口的佳作問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壇的高潮就是當年的“右派”作家們掀起來的。

文藝界的“右派”帽子不但扣在了一大批寫了揭露社會陰暗面作品的青年作家身上。更有文藝界共產黨內部趁反右之機的勾心鬥角、權力傾軋。這種內部傾軋之事幾乎出現在各行各業。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以《文藝界反右鬥爭的重大進展 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為題，公開報道了這一日後震動全國的重大事件。

此事的由來甚為覆雜。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支持“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評了《文藝報》。身為文藝報副主編的陳企霞對毛澤東的批評不服，受到了黨紀處分。而在此前，由於丁玲、陳企霞在國民黨時代被捕數次，而被作為“托派”嫌疑而受到審查。因而心中不滿。

一九五五年四月，陳企霞寫了三封匿名信給毛澤東，狀告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作協黨組，要求推翻對《文藝報》的結論。此時分管文藝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就是周揚。而周揚在歷史上就與丁、陳有過結。至此周與丁、陳水火不容。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周揚想趁此機會置二人於死地，力主把二人打成“反黨小集團”。九月三十日，在周揚主持起草下，以中國作家協會名義起草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中苦於反黨證據不足，而在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把早經中共中央審查定論的被捕一事重新翻出來要求審查。

結果丁、陳二人又被公安機關隔離審查。二人被審數月，沒發現有什麽問題，又於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覆自由。

由於周恩來深知周揚與丁、陳的矛盾而出面幹預，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又起草了《關於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對“反黨小集團”一事給以否定。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周揚就整丁、陳二人一事作了自我檢查。

然時隔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麽？》後，風向突變，周揚以毛澤東的支持為尚方寶劍，借反右的東風，把丁玲、陳企霞定為“丁陳反黨集團”。原來二人的“小集團”擴軍為十幾人的“大集團”！而此集團還包括周揚在三十年代與其積怨甚深的“左聯”上司、現在文藝界內的反對派、丁玲的密友馮雪峰！反右運動為周揚迫害、打擊昔日共產黨內的仇人提供了機會！

文藝界的反右運動在毛澤東的得力幹將周揚的主持下，搞得如火如塗，揪出的“右派”多多，可謂戰果輝煌。

……

在新聞界，由於各級黨報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因此“反右”的對象就是當時僅有的幾份“民間報紙”，即《文匯報》、《光明日報》和上海的《新民報》。

由於毛澤東為《人民日報》親筆寫了兩篇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首當其沖，成為反右重點目標。

毛澤東親自點了《文匯報》的名，其報社的首要人物無論有無右派言論，都在清洗之列。因此《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就成了首要目標。

徐鑄成在大鳴大放的日子里，率領中國新聞記者代表團訪問蘇聯四十四天，報社的事務由第一副總編、中共黨員欽本立負責，可以說他幾乎與所謂的“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向”無關。

六月十四日毛澤東批判文匯報的文章發表後，徐鑄成嚴詞表示“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

但此時徐鑄成當不當“右派”是由不得他了。七月一日，《文匯報》發表報道揭露徐鑄成的錯誤言行。但這樣的揭露似乎表示徐鑄成還不算所謂的“右派分子”。

然而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身為社長兼總編輯自然就該罪加三等。七月四日，《文匯報》發表文章《徐鑄成事事抗拒黨的領導 處處同儲安平競賽誰更右》。徐鑄成與大右派儲安平齊名了。

徐鑄成被鬥了整整一個多月。

就在批判徐鑄成期間，出現了一個極嚴重的事件，徐的辦公室秘書梅煥藻在一次批鬥會上大聲抗議：“徐鑄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此言一出，當即遭到眾人圍攻。他氣憤不過，走出會場，跑上屋頂，跳樓身亡！此事震動了大上海！

《文匯報》由於毛澤東點名，成了反右的重點單位，右派數量名列各報社榜首。這其中還有一對“右派夫妻”。這就是梅朵與姚芳藻。

三十歲的女記者姚芳藻在鳴放初期就文藝界的幾個敏感問題采訪過周揚，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文，把姚芳藻牽連進去。在那樣一種政治環境下，《人民日報》點了名，那是誰也跑不掉的。九月七日其丈夫梅朵大名又上了《文匯報》，題目是《在文藝界呼風喚雨向黨進攻 梅朵是陰險的兩面派 將丁陳集團黑線牽入本報並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抱屈》。這樣一來，夫婦雙雙成了右派。

《新民晚報》的創始人陳銘德已與新聞界脫鉤，擔任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大鳴大放”一來，被作為老報人應邀出席新聞工作者座談會。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發表了老報人們在座談會上的談話。這其中就有陳銘德的發言：

“報紙是人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就象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

陳銘德提出二點建議：

“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辦同業報紙？二、北京應該有晚報。”

陳銘德就因為一句辦非黨的“同業報紙”而闖下大禍，不但自己成為右派，其夫人鄧季惺也一並受株連。又成了一對“右派夫妻”。

……



社會各界有“右派”，連共產黨內也冒出了“右派”。

在“反右派運動”中，揭露出來的最大“黨內右派”要算浙江省長沙文漢了。

沙文漢是資深的共產黨人，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共，時年僅十八歲。

沙文漢被劃入右派的原因是一九五五年的“潘漢年事件”。當年沙文漢從事地下工作時，與潘漢年有工作聯系。潘漢年成了“內奸”後，沙文漢的省長烏紗帽上就被劃上一個大問號。兩年後，機會來了，抓住他的一些言論，趁“反右派運動”之機，把他打成了“右派”。

其它被揭發出來的共產黨內“右派”主要有：

潘覆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

孫作賓：中共青海省委書記處書記，青海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常委。

歐百川：貴州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委員。

陳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副部長。

……

大凡成了“右派”之後，只要毛澤東在世，就別想有出頭一天，但這其中的潘覆生成為“右派”後，不知何故，在文革初期竟然成了響當當的左派，坐上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沈陽軍區第二政委的交椅！



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在如火如荼地深入發展，毛澤東關於“除沙漠之外，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指示下達後，“反右運動”鋪天蓋地席卷中華大地。橫掃每一個角落。共產黨為所屬的各級組織制定了“右派”標準：第一、不服從上級下達的指示的；第二、企圖取消黨的組織在政府機關內的職權；第三、曾質問政府部門內黨員工作能力的；第四、對政府機關的職能進行過相反批評的；第五反對黨的政策和決定；第六、否認新中國取得的成就，懷疑馬克思主義，讚揚資本主義制度。

照此標準，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揪不出多少“右派”來。毛澤東隨後又發出了“‘右派’占知識分子百分之十”的指示，全國各地即照此比例大揪“右派”，許多地方的共產黨要人為標榜自己是“左派”，不惜突破“指標”，多揪“右派”。更多的地方是本來沒有什麽“右派”，但為完成“政治任務”而無中生有地弄出了無數的小小“右派”：

某學校領導為完成百分之十的硬指標，對凡是給共產黨員提過意見者，統統打成右派，然而還差一個才能湊夠百分之十的指標，怎麽辦？真是“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領導左思右想，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在知識分子中“選舉”一名“右派分子”。遂召集會議發動知識分子們“選舉”“右派”。但開會數小時，無人提名。此時某教師請假方便，剛一離去，即有人提名此君為“右派”，與會者們都想早早散會，便一致附和，等此人回到會場時，頭上已飛來一頂“右派”帽子。並慘遭同事們的“揭發批判”。百分之十的“右派”指標終於圓滿完成。

某單位領導在中共反“右派”文件下達後，對照本單位情況，部署反右鬥爭，但多次開會動員，發言者無一人對共產黨有意見，並大唱毛澤東、共產黨的讚歌。該領導即向上級匯報說：“這次反右鬥爭，我們單位沒有右派分子。”上級領導一聽，大光其火：“什麽沒有？毛主席說了，除沙漠之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你敢說沒有！我看你的說法就與右派分子沒有兩樣！”就這樣，此領導也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

如此這般，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弄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比毛澤東規定的百分之十還多出了“百分之十”！

而這五十五萬“右派”最後被共產黨鐵定的“右派”僅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六人！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三章 狠毒手段千年難訴仇和冤 悲慘結局此恨萬古無絕期



“反右派運動”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帶給知識分子們的災難是深重的，一大批卓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從此背負沈重的十字架，被逮捕、被流放，被勞教，被開除公職，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許多人被迫害致死。一場空前的劫難之後，留下的是無數的冤魂，無盡的創傷，無窮的苦難，無邊的悲憤……

章伯鈞先生成了右派後，雖再三認罪，自我批判，但毛澤東還是沒有放他一馬。後被撤銷了交通部長之職。此後終日悶悶不樂。

當章伯鈞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準確地預言：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馬上要開始了！”

果不其然――十年浩劫開始了！

“大右派”首當其沖，章伯鈞被隔離審查。章伯鈞的家成了某中學的“紅衛兵總部”！

飽經折磨的章伯鈞先生終於支撐不住倒下了，倒下後的章伯鈞連住院的權力也沒有。後經周恩來出面，才住進了醫院。

住院一查，已經晚了：“胃癌，晚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鈞去世。

章伯鈞家人的苦難並末隨著章老先生生命的完結而完結。章伯鈞去世後，其女兒章詒和被說成替父親“翻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其孩子竟在監獄中出生！

章伯鈞在一九八Ｏ年被列入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單。

羅隆基先生被毛澤東點名成了大右派後，被撤掉了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由於是“頭面人物”，沒有被送到北大荒去勞改，仍保留政協委員頭銜。但待遇降了。

成了“大右派”的羅隆基與其十多年來的密友浦熙修斷絕了關系，他沒有妻子，沒有兒女，孤苦伶仃一人住在空蕩蕩的大院里。沒有親情，沒有關愛，沒有天倫之樂。孤獨、苦悶、痛苦、冤屈伴著他的最後淒風苦雨般的歲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羅隆基在家里與幾個友人聚餐。患有心臟病的他破例吃了一點酒。

第二天清晨，當護士上羅隆基家中敲門時，羅隆基已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

羅隆基在文革前去世對他本人來說很難說不是一件好事。否則文革一來，免不了會再被“紅衛兵”們弄去狠狠地批鬥一番，以羅隆基的剛直秉性，是決難忍受此奇恥大辱，與其受辱而死，到不如就此安靜地離世。

羅隆基死後，其同父異母弟弟羅兆麟要求摘去羅隆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遭到嚴詞拒絕。羅隆基遺體火化後，其骨灰也無地存放。羅兆麟只得仰天長嘆：“慘啊！慘啊！”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覆出，對右派改正時，羅隆基又成了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

儲安平在“反右派運動”後的命運夠悲慘了。妻子與其離婚後又再嫁人，且還與儲安平同居一套房，儲安平的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文革”風暴來臨，“大右派”儲安平再次成了批鬥對象，受盡折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紅衛兵又來揪鬥“大右派”。儲安平連忙從後院翻墻出逃。

他逃到晚年時的唯一摯友、同是“右派分子”的李汝蒼先生的家，塞進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

汝蒼：

我走了！

安平

當時的北京，在北海、熙和園，天天有死屍漂起。卻未能確認哪一具是儲安平。

儲安平畢竟是一右派的大人物，為了查清其下落，一個專案組工作了兩年，也沒查出個結果。

一九六九年，中共秘密警察頭目康生嘟嚷了一句：

“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麽回事？！”

九十年代，筆者在某小報上見到一篇文章，說是儲安平從北京出逃後，皈依佛門。不知此說是否是空穴來風？

章乃器先生是有名的不承認錯誤的“大右派”。被撤消糧食部部長職務後，仍據理力爭。其人不但倔犟，而且豁達。

“文革”一來，章乃器成了鬥爭對象。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記下了在“文革”初的慘遇，真是“字字血，聲聲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災禍，這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大災禍，是對我一次最嚴峻的鍛煉和考驗，從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晝夜，我在絕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淩辱和威脅，後來看到北京六中“勞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預演過了。但我居然沒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十年以上。我對付的態度就是鎮靜、鎮靜、再一個鎮靜……

這時除了遍體鱗傷之外，右目的拳傷特重。看出有個紅色的外圈帶鋸齒的橢圓圓圈，經常在眼前閃現可能是瘀血所致，內傷也相當重，右胸、背、股、尾間和膝蓋經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發現手上的烏紫褪色了，右目已能見物，內傷痛楚也減輕，真是氣到之處，效驗如神。

八月二十五日以後的七天，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淩辱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淩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氣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還有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臟的食物等等，就算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在“大鳴大放”中言論最為反共的葛佩奇先生在“反右派運動”中當即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山西監獄中度過了二十二個春秋。

一九七九年“改正”後回到北京。由於在獄中飽受二十二年的折磨，其雙目幾近失明。也算共產黨還有點良心，承認了葛佩奇的老共產黨人身份。但葛先生人生的黃金歲月被消磨在了自己為之奮鬥了多年的共產黨監獄中，這是世上任何東西都永遠彌補不了的。

抗戰時期全國聞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先生成為右派的罪狀竟是對共產黨的一條善意而又深刻的批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難。做唐太宗的非要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征的非要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一句善言，竟獲彌天大罪！

定為右派的王造時，先是為自己爭辯，繼而是無休止的寫檢查。當葉永烈先生一九八五年三度采訪王造時遺霜鄭毓秀時，鄭毓秀出示的王造時先生當年所寫的檢查遺稿竟達數十篇之多！足可出一本幾十萬字的“王造時檢討文集”！

無休止的檢查也贖不完王造時的“右派罪孽”，毛澤東的文革一來，王造時再次成為沖擊目標。

據葉永烈先生《反右派始末》一書中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時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並被隔離審查。此後整整四十二個晝夜，王造時被輪番批鬥。十一月二日，他被關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時慘死於冤獄之中，終年六十八歲。

鄭毓秀用顫抖的手，打開一只包袱給筆者看：

里面的一雙棉襪，打了四五個補丁，是王造時獄中遺物；

一把斷了把的塑料匙上接著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時在獄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只舊搪瓷缸里殘留著血跡，是王造時臨終咯血所留下來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因一九五七年之禍，如此悲慘離世，令人愴然涕下……



右派們下場之悲慘，莫過於翻譯家傅雷先生了。

傅雷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簡直就是那場民族大劫難的一個縮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傅雷先生在聽了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開展整風”的動員報告後，興奮不已，連夜給遠在國外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了兩封信：

“親愛的孩子，三月二日接電話，上海市委要我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四日動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懷仁堂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下午開小組會，開了兩天地方小組會，再開專業小組會，我參加了文學組。天天討論，發言，十一日全天大會發言，十二日下午大會發言，從五點起毛主席又親自來講一次話，講到六點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志又作總結，宣告會議結束。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每晚召各小組召集人向他匯報，性質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為‘百家爭鳴’不開展，教條主義頑抗，故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過話，立即由中宣部電召全國各省市委宣傳文教領導及黨外高教、科學、文藝、新聞出版的代表人士來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大家收獲很大，我預備在下一封信內細談。”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的問題，二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信中所說的“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此講話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後，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標題發表。

信中提及的“毛主席又親自來講過一次話”，是指後來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傅雷完全出自於內心的對毛澤東心悅誠服的盛讚，表達了當時五百萬知識分子們的心聲。

請注意信中的兩句話：

黨外人士經不住毛澤東“陽謀”的挑逗，“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而共產黨內人士深知其個中三味，“有些膽小”。

在大鳴大放的日子里，傅雷確實很積極。不過作為一個不關心政治，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提不出什麽有份量的意見來，所以只是發表了《增產節約的要點在那里？》之類的無關痛癢的文章。

反右運動開始後，傅雷壓根兒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右派，而且積極投身於反右運動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匯報》上發表了傅雷的《比一比 想一想》的文章。文中說：

“總之，不比一比，顯不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顯不出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感覺不到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七月十六日，傅雷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說實在的，“識別”右派分子確實不易，因為傅雷自己都不能“識別”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為向共產黨表忠心，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在文中揭發了《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的“右派言行” 。

這一揭發不打緊，一月以後，徐鑄成的檢查《我的反黨罪行》一文中有一段專門揭發傅雷，小標題為《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傅雷被徐鑄成拖下了水！從此走上了“右派分子”的不歸路！其結局之悲慘在五十五萬“右派”中絕無僅有！

據葉永烈《反右派始末》一書中記載：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會”之後久久沒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這才響起敲門聲。

原來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長嘆，對夫人朱馥梅說道：“如果不是阿敏還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的悲劇，不僅僅在於他自己被劃為“右派”而且在於牽連了兒子傅聰。

……

傅雷被劃為“右派”，使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深受剌激。在他看來，倘若回國，會落到父子彼此揭發的悲慘境地。他絕不願意這樣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聰在一位英籍教師的幫助下，從波蘭出走英國。

頓時輿論嘩然！

傅聰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為兒子成了“叛國投敵分子”！牽連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聰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鬥。剛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雙雙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淩晨，上吊於上海江蘇路家中！

傅雷在自殺前，留下遺書，內中寫到：

“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父親錯劃為“右派”，導致兒子出走異國；兒子的出走，又導致父母的自殺……傅雷父子的彼此牽連，成了中國“反右派運動”最沈重的家庭悲劇！



知名“右派”們遭遇如此之慘，那麽五十多萬無名“右派”們的命運就更慘了。他們中絕大多數被開除工職、開除黨籍、送到荒漠勞改。當年的右派從維熙先生在其《走向混沌》書中回顧了自己成了右派後與其他右派們被遣送北大荒勞改的經歷，讀後令人唏噓、催人淚下……。

還有對右派們的群體大滅絕！在甘肅的夾邊溝，幾千右派被押送到這里勞動改造，最後活著從這里走出來的右派們不足百分之十！

…………

在五十五萬右派中，沒有比北京大學女學生林昭的“右派”生涯更令人心碎的了！現全文摘錄林昭弟弟澎令範的回憶文章：《泣血長哭：我的姐姐林昭》



　　“北大”風雲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蘇最高考分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在這座民主搖籃里，她猶如投入了慈母的懷抱，她滿懷信心地希望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記者。她的寫作計劃滿滿一大堆，她要為寫《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寫傳記，要把魯迅的小說《傷逝》改編成電影，她因為參加過土改，要寫一本《中國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飛翔的海鷗。同時，她也如同當時敏銳的知識分子一樣，面臨了早春天氣的壓抑感，當她看到電影《武訓傳》被批判，又經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她產生了一種迷惘與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兒在開放，整風的消息傳來。她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樣的春天，到處談論著整風，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現了第一張責問主席團三大的代表由誰選出的大字報，隨後出現了用大字報幫助黨整風的建議……夜里，大飯廳前出現了更多的大字報。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5月19日，由學生張元勳等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道：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動了林昭，她沸騰了，當她看到有人反對這首詩時，她說，是這樣的嗎?不，絕不。她也忍不住寫詩支持《是時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這一民主浪潮。

　　至25日，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做了講話，認為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體黨員虛心耐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不要沈不住氣，要繼續支持大鳴大放。

　　可是到26日，廣場出現了“反對惡意煽動誹謗!”“馬列主義衛道者萬歲!”等標語，出現了新的辯論。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麽?》，說隨著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些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是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盡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無濟於事了，這只剛學會飛翔的海鷗，一頭栽進了羅網，戴上了沈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於是像牛虻一樣瘋狂了。她把一切啟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學過的蘇南新專的一位老師發出了“責難”：“你們為什麽當時教育我要誠實、坦率，而沒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與悲憤交織在一起的情緒，噴發為瘋狂，由瘋狂而走向絕望。她在絕命書中表白：“我的悲劇是過渡時期的悲劇，人們只看到我流淚，卻看到我心頭在無聲地流血……”她對那些在歷次運動中用別人的血來“染紅面貌的人”是深惡痛絕的。她說：“我不愛也不能愛所有的人，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願我的影子永遠跟著他們，讓他們永遠記得曾出力把我拉開生活，殺死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著我的血。”

　　林昭自殺被搶救後，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林昭這些絕望中的表白，在當時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並入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主要的工作是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閱過去的舊報紙。工作由王前(劉少奇同志前妻)領導，還有一位是人民大學學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對林昭等十分同情，對他們沒有多加管理，她見林昭身體不好，還時常送些食品給她。這一年多時間，林昭的生活還算平靜。

　　可是林昭的心情並不平靜，她在思索，為什麽會出現如此規模的群體性的大冤案?為什麽好心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意見，統統都被說成是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行?

　　她時常徘徊於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輩，她也在這里尋求答案。她的難友勸她不要碰硬，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立刻嚴正地回答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她又在日記中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斷地求索，但是現實所回答她的卻是絕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輕，孤身只影在北京，雖說有朋友可以照顧，但在臥床治病中卻必須有家人照料。我母親得知消息後，急忙來到北京將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經過調養後，漸有起色。她是一個不耐寂寞的人，總是經常要出去走走，去圖書館、去公園。在日常去公園散步時，逐漸認識了幾個青年朋友，時間久了，相互間不免要縱論時事，漫說中外。1958年，中國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場極大的折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天等於二十年”、砍盡樹木大煉鋼鐵等浮誇風彌漫全國。他們幾個人談論著那種“瞎指揮”的“共產風”，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多久他們又眼看著生產蕭條的景象出現，物資迅速匱乏，什麽也買不到，街道上排滿了長隊，人們因營養不良體質迅速下降，浮腫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處的大哄大嗡依舊。林昭和她的幾個有共識的朋友們，率直地對當時那種隨意性極大的左傾政策表示不滿。他們又談到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後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顛倒。他們懷著赤子之心表達著自己的共同看法，編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刊物，陳述著他們的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寫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編印未被批準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們純粹為一股政治熱情驅使，不顧一切地傾吐著他們的衷腸之言。他們看到了一本《南共綱領》的書，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鑒，於是也寫成了文章。以後他們又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寫成一篇報告，準備寄給領導機關參閱，希望對某些錯誤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說，這是一種極危險的探索方式，結果他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被以“反革命小集團”的名義被捕了。

　　這是噬臍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卻並不後悔，她認為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價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後的日記中曾談到這件事，她寫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駕車回家時，看見一頭公豬陷於泥淖，拼命掙紮已經下沈到一半，眼看快要滅頂。林肯想下車把它救起，一低頭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僅有的整齊衣服，不免遲疑，便匆匆駕起車走了。走上半里，耳邊似乎一直聽到那頭豬在呼叫，終於還是調車回頭找那泥淖。林肯費了九牛之力，幾乎成了泥人，終於把那頭豬救了上來。事後人們雖稱賞他的行為，但都認為這樣做不值得。林肯說：‘我不是為那頭豬，我為自己的良心。’”亞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話，終於成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為對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願付出一切。這一次，她由一個“右派”勞教分子升級到了“現行反革命罪犯。”

獄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獄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訊全無。母親千方百計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無結果。一年多後，她轉到靜安分局關押，才有信出來，說可以送一些錢和她所要的東西進去，但是要見面就很困難。母親每次送物回來，總是很沮喪，因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現”很壞。姐姐每次來信，總是要白被單，我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後來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單她都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

　　姐姐在1962年被準許保外就醫。她回家後，講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監獄里的情況，她對有些看守人員深惡痛絕，尤其是在一所時，有一個女獄警非常殘忍，姐姐稱她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經常針鋒相對地對她對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進行指責，姐姐有時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飽飯”等等，直到呼叫到聲嘶力竭，然後她就開始絕食。至一二天後他們將她送往監獄醫院去吊鹽水針。

　　在一所時，大都是所謂“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單獨囚禁。開始林昭的鬥爭影響還不大，由於她的“不安分”，個別獄警對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們當班時高唱革命歌曲，大聲要求給囚犯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合理待遇，如果他們不理，她會整夜敲打獄門。

　　在判刑後，有一度她關到提籃橋監獄。她仍單獨囚禁，但比之一所與其他人的隔離情況似有改善。有一次獄中夥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沒有所謂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發動其他人拒絕用餐，並帶頭喊口號，跟她喊口號的並不太多，於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國際歌》，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聲附和，獄中仿佛沸騰起來了。後來當局立即以絕食為借口將姐姐送進監獄醫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進醫院時，對主治大夫就大罵了一通：“哎，你這位醫生，是救人的還是殺人的?像你這種人會有人道主義嗎?你不要碰我!”這回第二次進來，她對主治大夫的看法漸漸改變了，大夫對姐姐輕輕地說：“請你安靜些，在這里多住幾天，這里畢竟是醫院。”說完就悄悄地走了，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以後他總是暗中設法在一定範圍內照顧她，盡量地給予方便。林昭的名字從一所到靜安分局監獄都是赫赫有名的，監獄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監獄中，還有一位獄警老人，對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還同他鬧，他等她發作完後一面搖頭一面說：“你何必生這麽大氣呢?留些精神吧，已經夠你受了。”林昭遇到醫生和這位老人時，少受不少痛苦。

　　面對對自己施行虐待的獄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對，她除了放聲大罵外，還割開血管寫血書，例如她在一首詩《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中寫道：

　　向你們，

　　我的檢察官閣下，

　　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

　　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

　　無聲無息，

　　溫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經常以血書抒發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中寫道：

　　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里，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洗吧!

　　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

　　誰能抹得去?

　　姐姐一度保外治療時，我們問她為什麽要這麽多的白被單，她支吾其辭。當我們看到她手腕部血跡斑駁的傷痕時，母親立即把她衣袖拉起來，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親當時放聲大哭：“你為什麽要這樣作賤自己?這也是我的血肉呀!”

　　林昭在獄中以呼口號、寫血書、蔑視法庭來表達良心的抗議，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這就出現了她在獄中的一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獄警們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記中寫道：“原來你們還有一條黃毛丫頭必須制服的條例，那也好，黃毛丫頭除了奉陪以外，還有什麽其他辦法?”

　　獄方確實小看了黃毛丫頭。於是批判的武器改為武器的批判。林昭寫道：“這麽地，一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就開始了。而這事情也跑不了兩種可能……(以下字跡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鐐銬，人們不知玩了多少花樣。一副反銬，兩副反銬，不行，時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傷痛猶在。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在我絕食之中，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之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鐐銬，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

　　姐姐在提籃橋監獄時，有一次母親和我曾去探監，經過一道道戒備森嚴的大門，警衛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著我們。最後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內見到了她，她步伐緩慢地走出來，身體十分虛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當時公安局希望母親能說服她坦白認錯，他們也就借此下台。母親對姐姐說得口幹舌焦，姐姐什麽都聽不進去，什麽都不接受。她對母親說：“你怎麽這樣天真，他們是不會放我過門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母親說：“你可以不讓自己死在他們手中，眼光放得遠些。”“這是不可能的!”姐姐斬釘截鐵地回答。母親又氣又急，提高了聲音說：“蘋男(姐姐的小名)，你腦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後誰也不會追認你為烈士的，你死在溝壑中，無聲無息……你的所作所為，只會給我們家庭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母親還未說完，姐姐毫不猶豫地接著說：“那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我為真理不惜任何代價!”

　　1968年4月，林昭終於從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執行。她在接到判決書時，留下了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彈費以後，不久母親的朋友朱太太來電話叫我們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後發覺她家里氣氛沈重而又異常。她先問我有無姐姐的消息，姐姐在執刑前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她的音訊。我就把付子彈費的情況告訴了朱太太，她聽後立即臉色灰白，沈痛地說：“這是真的了。”在我追問下，她告訴我，她的大兒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龍華飛機場勤工儉學，4月29日由同學送回家時已面無人色，神情呆滯，半晌講不出話來。朱太太追問發生了什麽事，那同學說：“我們今天在龍華看到槍斃人，是個女的，祥祥看了立即變色，說是認識她的。”等那同學走後，祥祥突然哭了起來，說：“大姐姐被殺害了!”因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擊，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問個究竟，祥祥說他們一幫勤工儉學的在機場內做些雜務工，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那天結束後，在機場內多玩了一會兒。到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有兩輛軍用小吉普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著由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反手綁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著東西。他們向她腰後踢了一腳，她就跪倒了。那時走出另外兩個武裝人員對準她開了一槍，當她倒下後又慢慢地強行爬起來，於是他們又向她開了兩槍，看她躺下不再動彈時，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快疾馳而去。祥祥說，他當時幾乎叫出大姐姐來。朱太太再三追問他是否會看錯，祥祥說絕對不會錯，大姐姐有她的特點，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醫院里的衣服。我聽完後，我只說最好你們暫時不要告訴我母親，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歸途中，我腦海里浮起的只是這一幕血淋淋的慘相，龍華、四月、自由、五分錢子彈費、母親的淚……

　　過了幾天，有人轉告我，同獄一犯人在一次公審大會上看到審判林昭的經過。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為林昭在獄中無人不曉，犯人們見到她出來都呆住了。林昭被帶出來時，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這種塞子能隨著張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縮，專防囚犯喊口號用的，因此她越想張口，塞子就越大，整個面頰都會鼓滿起來。另外還可依稀看到她頸部的塑料繩子，這是用來扣緊喉管，防止發聲的。這些都是監獄對特別“危險”的囚犯的處理辦法，不過雙管齊下尚屬罕見。林昭的臉發紅發青，她眼中燃燒著怒火，許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難過。

　　按照常規，獄中公審大會開始時，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們便要大聲呼喊口號，但是那天審林昭時竟寂靜無聲。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們這些囚犯都死了嗎?”然後就領頭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號，而和者卻並不很“熱烈”。轉告我的那位講得十分詳盡，我聽了卻無法表達我的感情，只覺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氣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執刑後幾天，我們收到通知去提籃橋監獄取遺物，我陪著神志恍惚的母親一起去了。在門房遞上通知單，所有里面的警衛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著我們。母親很哀傷，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點表情也沒有。這次取得包裹一只，內有棉襖一卷已完全拆碎檢查過，血跡斑駁的被單若幹和不少白布條上模糊的血書，還有幾件衣服。我們反覆尋查所謂遺物，難覓片紙只字或林昭在獄中多年的別的留存。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說過“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她的被評反、恢覆名譽正是20年以後的事，如今又將過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開的昭示，我堅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林昭——中華民族思想解放史上劃時代的紀念碑！

林昭——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自由女神！

林昭——你的英名永載中華民族千秋史冊！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二十四章 誇海口強國理想變成躍進夢想 “兩手抓”躍進戰車啟動瘋狂中華



毛澤東自一九三五年擠身於中共核心領導集團之後，躊躇滿志，不久即寫下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邁詩篇。果然在此後二十多年間，其生命之光大放異彩。“失敗”二字在毛澤東的字典里消失。凡是毛澤東想要做的事：從批《武訓傳》到抓捕“胡風反革命集團”；從強行對農民進行“合作化運動”到把五十五萬知識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無不以毛澤東大獲全勝而告終。

這一連串真真假假的勝利使毛澤東感到無比自豪。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看到了中國經濟的極端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滿清政府備受帝國主義的欺淩，就是因為經濟、科學落後。剛剛誕生的毛家王朝決不願再步滿清政府的後塵，他要象奪取軍事、政治上的偉大勝利一樣，去奪取經濟建設的偉大勝利。狂妄的毛澤東在勝利的鑼鼓聲中，充滿了扭轉乾坤的無比自信。

一九五七年，中國在幅員、人口上堪稱一個大國，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中國不敢輕視。但在經濟上任你毛澤東怎麽狂妄，怎麽吹牛皮，卻無人把中國放在眼里。所謂建國初期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也僅僅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前受戰爭嚴重破壞的經濟而言。當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僅是美國的一點零頭，泱泱六億人口的大國，鋼產量也僅有二千萬人口英國的四分之一。這一切對於毛澤東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因此毛澤東下決心要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讓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就這樣，對經濟一竅不通的毛澤東做起了中國經濟大躍進的美夢。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出席莫斯科的世界工人黨代表會議。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誇下海口：“我國今年有五百二十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一千萬噸到一千五百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萬噸到四千萬噸鋼。當然也許我在這里說大話，將來國際會議再開會的時候，你們可以批評我是主觀主義，但我是有相當根據的。我們有蘇聯專家幫助，中國人是想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來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家。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超過英國。英國現在兩千萬噸鋼，十五年後，我們四千萬噸，那不是超過英國了嗎？歸根到底，我們應當爭取十五年的和平，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人敢和我們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的和平了。”

毛澤東的講話博得了共產黨世界領導人們的掌聲。毛澤東醞釀已久的大躍進終於拉開了帷幕。

為了實現經濟上的躍進夢，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采取了兩個重要步驟：大力批判反冒進，大力提倡個人崇拜。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後，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及時發現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來的經濟冒進勢頭，提出要反冒進。要有計劃、有比例綜合平衡發展。為此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在周、陳等人的努力下，冒進勢頭得到了控制。一九五七年全國經濟形勢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

但是毛澤東卻認為一九五七年的工業不如前七年，農業也未完成計劃，這都是一九五六年反冒進造成的。要想經濟實現躍進，就必須對“反冒進”進行徹底批判。

一九五七年九月至十月，中共舉行八屆三中全會。會上除對反右鬥爭進行總結外，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對一九五六年周恩來提出的“反冒進”進行尖銳的批評。但這次批評僅限於從經濟工作的角度而提出的。

毛澤東在莫斯科誇下海口回國後，再次對周恩來的“反冒進”提出了強烈指責，而且將“反冒進”一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了九省二市書記會議。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將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 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李先念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一屆人大會議上關於批評冒進的講話作為有錯誤的材料印發，同時印發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借此對“反冒進”進行嚴歷批評。

在批反冒進的同時，毛澤東還認為之所以能發生與他躍進方針相對立的“反冒進”，是黨內受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的影響，他個人的權威還不夠充分。為了使自己的主張在黨內徹底貫徹執行，為了實現躍進夢想，毛澤東改變了中共八大的“反對個人崇拜”的觀點，提出了“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麽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得很幹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毛澤東高調提倡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中共黨內善於逢迎者不失時機地搞起了個人崇拜。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漢口會議對反冒進的嚴厲批判和對“個人崇拜”的大力提倡，毛澤東終於掃清了實現大躍進的組織障礙、思想障礙，迎來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的八大二次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卑賤者最聰明 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提出了“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趕上美國”的奮鬥目標。正式通過了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創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反冒進的主要責任者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在大會上作了深刻而沈痛的檢討。（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周恩來親自含著眼淚寫下了這一檢討。周恩來受此驚嚇後，從此閉上自己的嘴，唯毛澤東之命是從，在以後近二十年的政治血雨腥風中謹小慎微，終得以壽終正寢）。

狠批“反冒進”，大力提倡“個人崇拜”。毛澤東利用這兩個政治巨輪全力推動中國走向了瘋狂的“大躍進”！

六月十九日，作了深刻檢討後的薄一波代表國家經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兩年內超過英國》的報告，提出了一九五九年糧食達六千億斤、棉花六千萬擔、鋼二千五百萬噸。但毛澤東還認為右傾，兩天後鋼又變成三千萬噸。這些指標別的暫且不論，單就說鋼產量指標從五七年的五百二十萬噸到五九年的三千萬噸就是一個瘋子、狂人說的瘋話！鋼產量兩年增長近六倍？什麽樣的瘋子才會做出這樣的瘋人夢？一個近乎瘋子的毛澤東成了幾億人口大國的領袖，中國人民能過上一天安寧的日子嗎？

毛澤東想躍進，也許出自於夢想中國迅速改變經濟落後的面貌。下面的中共官員們爭相躍進是怕戴上右傾的政治大帽而吃不了兜著走。上上下下推波助瀾，終於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瘋狂的人間慘劇！

躍進、躍進、再躍進！在一片躍進的吶喊聲中，毛澤東發狂了！共產黨發瘋了！六億中國人民發瘋發狂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瘋狂了！在瘋狂的大地上，瘋狂的人們幹出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瘋狂事情！一九五八年的中國，歷史記錄下了無數令今天、乃至今後億萬年的人們發噱、發嘔、甚至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只綿羊領著一群老虎，老虎也會變成一群綿羊；一只老虎領著一群綿羊，綿羊也會變成一群老虎。莫非一個瘋子、狂人領導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真的全都瘋狂了不成？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 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二十五章 “躍進”熱身幾億人上陣除四害 “衛星”亂放糧棉鋼牛皮吹破天



躍進年代，中國的“新生”事物多多，荒唐事物多多，這里僅舉其中幾個典型事例，從中可看到毛澤東的大躍進的真實情況。

其一，幾億人上陣除四害。

誰也想象不到，大躍進的序幕是從“除四害”開始。

自一八四Ｏ年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大門之後，不知何時，洋人送給中國人一頂“東亞病夫”的帽子。這既與國人的蒙昧、落後有關，也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無疑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恥辱。毛澤東登上中國歷史舞台後，總想把“東亞病夫”的帽子扔進太平洋。可惜他對科學、自然、生態、環境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實在欠缺，不知“除四害”從何作手。多次冥思苦想後，最後祭出了共產黨的“群眾運動”的法寶。想通過一場群眾運動，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澤東親自視察了杭州市小營巷的衛生工作。一月二十四日杭州市舉行兩千多人參加的除四害競賽大會，決心兩年內使杭州成為“四無”城市。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命令各地黨委書記和行政負責制親自抓除四害工作。

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全國除四害大躍進協議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提出了一份倡議：全民動員、人人動手、讓麻雀上天無路，老鼠入地無門，蚊蠅斷子絕孫。

中共指示下達和除四害協議會後，全國各地“除四害”的聲勢越搞越大，決心書、挑戰書、應戰書鋪天蓋地，報紙、廣播、電台成天都在宣揚，人們的精神處於一種從未有過的亢奮狀態。

在除四害這場運動中，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的做法最為突出，規模最為宏大，理當彪炳千秋之史冊。

二月份，北京召開除四害誓師大會，各區紛紛表決心。市政府原定二年全市消滅四害，但各區宣布決心提前一年甚至四個月就幹凈徹底消滅四害。經過毛澤東、共產黨的宣傳鼓動，北京市民眾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湧現出許多令今天的人們都“感動”的事。請看當時共產黨報紙的有關報道：北京西四區福綏境的居民在攝氏零下二十二度嚴寒里用雙手和泥堵雀窩、塞老鼠洞；雙目失明的青年丁仲德親自爬上房捉了九只麻雀；八十五歲的老人常德一個冬天用線網捕了三萬多只麻雀；東郊區兩個農民用火槍一冬打了一萬二千只麻雀；駐軍解放軍官兵背著幹糧下鄉幫助農民挖老鼠洞、翻柴垛……。

在除四害的基礎上，北京市成立了“首都圍剿麻雀指揮部”，王昆倫副市長任總指揮，決定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出動三百萬人將全市所有麻雀一網打盡！全國各地也成立了相同的機構。毛澤東祭出對付蔣委員長的“人民戰爭”法寶來對付小小麻雀！

總指揮部在研究了麻雀的飛行力和耐餓力的特點之後，制定了“轟、毒、打、掏”的綜合戰術。安排了具體步驟：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時和七時半趁麻雀覓食和回窩時機全市統一行動集中轟趕，讓麻雀到處不能落腳，吃不著食，喝不著水，暈頭轉向疲憊而死。同時在八百三十多個投藥區撒毒餌，二百多個射擊區埋伏神射手，讓被趕到毒餌區、火槍區的麻雀都中毒、中彈死亡。

最壯觀的一幕開始了。四月十九日淩晨四點左右，北京三百萬剿雀大軍拿起鑼鼓、響器、竹桿、彩旗、火槍、鳥槍開進了指定地點。

五時差一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親自到“剿雀指揮部”督戰。

五時正，剿雀指揮部一聲令下：“開始！”頓時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上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槍聲轟響、彩旗搖動，房上、樹上、林上、街上、院里到處都是人們的吶喊聲，驚得麻雀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統統鉆進了共產黨的彌天大網里……。經過三天三夜的連續奮戰取得了輝煌的戰果，北京市公開宣布：三天共殲滅麻雀四十多萬只。

一九五八年初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的“除四害”運動實際上成了一場名符其實的“大躍進”的熱身賽。它為日後各行各業的“大躍進”作了充分的組織準備和精神準備。

其二，大放糧食衛星。

全民除四害運動之後接著是全民大放糧棉“衛星”運動。

毛澤東大批“反冒進”之後，各地共產黨官員唯恐戴上“右傾”政治大帽，緊急動員起來，爭先恐後地投毛澤東所好，大放高產“衛星”，浮誇風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吹牛皮到了令人無以覆加的地步！

請看當時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報道：

六月八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公社小麥畝產達2150斤；

六月九日，湖北省谷城縣東民公社小麥畝產達2357斤；

六月十六日，湖北省谷城縣小麥畝產物4353斤；

………

小麥衛星最高紀錄是七月十二日河南省西平縣的7320斤！

這一紀錄雖是世界紀錄的七、八倍，但這小麥產量的牛皮吹得還算溫柔了。接下來的水稻牛皮吹得來把天都要吹破！

七月九日，福建省閩侯縣連阪公社畝產超3000斤；

七月十二日，福建省閩侯縣城門鄉畝產3275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省應城縣青光農業社畝產10000斤；

八月一日湖北省孝感縣長風公社畝產15361斤；

……

早稻“衛星”沖得最高的是湖北省麻城建國一社畝產達36900斤！若按當時世界早稻最高畝產1000斤來算，中國早稻“衛星”是世界紀錄的36倍多！

早稻“衛星”剛放完，中稻“衛星”又沖上了天！

九月五日，廣東連縣星子鄉田北社畝產60437斤；

九月十八日，雲南省紅河衛星公社畝產60000斤；

九月十八日，廣東省環江縣紅旗公社畝產130000斤；

………

最大的中稻“衛星”在四川省“發射成功”！

九月十八日，四川郫縣友愛鄉中稻畝產824525斤！

（我的媽呀！一畝地就是堆也堆不下這八十二萬斤糧食，怎麽就能長出八十二萬多斤糧食呢？！）

農民大放糧食“衛星”，中共高官也大放衛星――

安徵省委書記曾希聖八月二十二日宣布本省是早稻畝產千斤省；

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不甘落後，九月十三日宣布河南省是第二個千斤省；

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奮起直追，十月二十日宣布四川是第三個千斤省；

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撰文批判糧食增產有限論，說廣東一年種三造，平均畝產一萬斤都是可能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外長陳毅也放出一顆超級衛星：九月二十六日，陳毅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自己因陪西哈努克親王到廣州，親眼在廣東番禺縣看到畝產200萬斤的番薯、60萬斤的甘蔗、5萬斤水稻的高產試驗田！

離奇的謊言吹到最後，《人民日報》用通欄標題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湖北麻城縣建國一社社長說：“我們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我們都做到了！”

為了增大“衛星”的可信度，共產黨官員動員著名專家學者撰文，用科學的方法加以論證，得出結論：只要耕種得法，一畝產幾十萬斤也不是難事！

這些衛星到底是怎樣發射出來的呢？請看：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組織幾萬人將數百畝成熟的中稻一夜之間移到一畝田中，隨後組織全省、全國各地的人去參觀！不只是四川省，幾乎全國各放衛星的省都是這樣做法！

令人不解的是作為農民出身的真命天子毛澤東本應知道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但面對下面的胡亂吹牛皮，他卻裝出一副憨態可掬的模樣，笑瞇瞇地點頭叫好。以至今天人們還心存疑問：究竟是下面的人在糊弄毛澤東呢？還是毛澤東喜歡阿諛奉承的順耳話，以滿足自己的躍進夢和虛榮心？

農民們原以為說了大話，放了衛星就算了，殊不知共產黨官員卻順風扯帆，在放衛星的基礎上高高地估計糧食產量，並以此為基礎進行高征購。以大躍進中名聲最響的河南省為例，一九五八年全年糧食收成只有二百八十一億斤，省委書記吳芝圃竟高估為四百五十億斤，並強行高征購。為完成高征購任務，各級政府不惜對農民采取捆、綁、吊、打、直至逮捕等手段，光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達667人。僅息縣58年到59年即餓死十萬人！自然村減少639個！潢川、光山、息縣孤兒就達12000多人！然而這僅僅是巨大災難降臨中華民族前的預演而已！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悲慘的人禍還在後面！

一九五八年的下半年，在喧囂的躍進聲中成千成萬的農民活活餓死一事毛澤東是否知情？答案是肯定的。據毛澤東的衛士長回憶：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聽身邊的警衛人員說他的家鄉大量餓死人時，當即流下了眼淚並說：“多好的人民啊，我對不起他們。”

既然知道已大量餓死人了，還要繼續躍進，毛澤東作為一個統治者對待熱愛他的子民們是何等的血腥、殘暴、殘忍！毛澤東的眼淚是鱷魚的眼淚！

其三、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將小社並為大社問題，四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制定了有關文件。隨後開始了小社並大社的工作，最早的小社轉大社是在河南遂平縣、平興縣。一九五八年四月各辦了一個6000――7000戶的大社。隨著大躍進運動的開展，為了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形式和制度，便於集中統一領導、集體勞動、集體生活，毛澤東開始設想一種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這就是後來的人民公社。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這次會議除對一九五九年高生產計劃進行討論外，還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其中就有一個《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

九月十日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公布以後，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掀起高潮。到九月底，全國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即有十二個省、市、自治區百分之百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到十月底，全國的七十四萬個農業合作社一哄而起，改組成二萬六千多個人民公社，一萬到二萬的大社有532個，二萬戶以上的社有51個，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它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

可惜好景不長，這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辦起後即問題成堆：浪費大，助長懶漢意識，老人、病人、幼兒、孕婦得不到照顧，而且共產黨官員們吃不了大食堂的粗糙夥食，紛紛開起了小竈，搞起了特殊化。而放開肚皮吃飽飯的結果是寅吃卯糧。幾個月後，糧食吃光了，饑荒發生了，公共食堂搖搖欲墜。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為了權力，為了臉面，堅持錯誤，強迫農民繼續吃公共食堂。饑寒交迫的中國農民又繼續在公共食堂里喝清湯，吃野菜，最後連樹皮、地皮都剝來吃光了，才換來了毛澤東的“大慈大悲”與憐憫，一九六一年底，公共食堂宣告徹底解散。

其四、全民大煉鋼鐵。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誇下海口“鋼鐵產量十五年超過英國”之後，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毛澤東掀起了一場全面大躍進的狂飆，而這場大躍進的最終點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把鋼鐵產量搞上去。毛澤東認為只有鋼鐵的產量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硬指標。鋼鐵產量上去了，國家的工業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等等也就統統上去了。大躍進中一句最流行的口號“以鋼為綱”就是毛澤東這種狹隘意識的最好寫照。

在“以鋼為綱”的思維方式的推動下，毛澤東、中共置工農業方方面面的各個環節於不顧，一門心思就是鋼。在鋼鐵大躍進的目標引導下，一九五八年的鋼產量指標象火箭一般地攀升：

一九五七年中國鋼產量為五百三十萬噸。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規定一九五八年鋼產量為六百二十萬噸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六。

三月成都會議規定一九五八年鋼產量達七百萬噸，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

六月中旬冶金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產量達八百二十萬噸，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

六月十七日經濟計劃部門更向政治局提出兩年超過英國，一九五八年鋼產量達一千萬噸，一九五九年達二千五百萬噸。

六月十九日，毛澤東接受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建議說：“幹脆一點吧，一九五八年鋼產量讓它翻翻，達一千零七十萬噸。”

六月二十一日又提出了鋼的躍進指標是一九五九年達三千萬噸。毛澤東一錘定音。從此一千零七十萬噸鋼4成了全中國民眾的頭等大事。成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為了這一千零七十萬噸，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在北戴河召開會議，向全黨、全國發出了總動員：“要求各級黨委把注意的重心轉到工業上來。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必須把領導鋼鐵生產當成重要任務。”“企業的負責人員必須身臨鋼鐵生產的最前線，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一噸也不能少。”並對大煉鋼鐵執行不力者，內定了六條紀律：警告；記過；撤職留用；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

為了一千零七十萬，中共各級幹部走出機關大院去煉鋼鐵。學校停課去煉鋼鐵。更為荒唐而壯觀的是上億的農民扔下地里的莊稼不管去煉鋼！據中共官方統計，全國投入煉鋼的農民勞動力一九五八年七月份為幾十萬人，八月份達幾百萬人，九月份達五千萬人！十月份達六千萬人，到年底達一億人以上！真是規模空前絕後！

一億人上陣煉鋼這一“世界紀錄”在今後人類億萬年歷史中是永遠、永遠也不可能打破的。如果說人類歷史上有什麽能“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話，那麽只有毛澤東的中國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創造的一系列“世界紀錄”了！

為了一千零七十萬噸，幾個大鋼鐵基地遠遠不夠用。“小土高爐應運而生，遍布全國各地。更為可笑的是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也在家中建了一座小土高爐。宋慶齡女士還親自到爐前掌鉗，讓年輕人掄鐵錘在通紅的鋼塊上鍛打。

為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一切都得為大煉鋼鐵讓路。八月和九月，東北三省電力不足而減去了輕工業工廠的負荷，全力保鋼。上海九月份生產出口皮鞋的工廠不但電力供應不足，連包裝材料都找不到。十一月份全國有二十五種主要西藥的生產停工或半停工。原以為鋼鐵掛帥後，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其結果卻是一馬當先，各方吃緊，嚴重混亂。

為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幾億農民將自家的壇壇罐罐砸個粉碎，將家中的一切鐵器：鐵鍋、火鉗、鐵桶、鐵稱砣……凡是沾鐵的東西無償地投進了“小土高爐”中。

為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幾千萬農民“伐薪燒炭南山中”，幾千萬畝森林“灰飛煙滅”，而熟在地里的糧食卻無人收割。

………

土高爐生產的鋼質量如何？請看《人民日報》八月二日的報道：山西陽城縣應朝社創造出一種高產量土煉鐵爐，此爐不用一塊鋼板和耐火磚，而用青磚砌爐壁，不用熱風設備和焦炭，而用冷風鼓吹無煙煤熔化礦石。日產量可高達1800斤。煉的鋼可制造滾珠筒、氣缸、水壓機等精密機器。

世上有如此簡陋的煉鋼設備，可用如此簡單的方法煉鋼，可以煉出如此優質的鋼來，而且還有如此高的產量，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如果真是這樣，那一切現代化的煉鋼設備統統都該拆來投到毛澤東、共產黨的“小土高爐”里煉鋼算了！

終於鋼鐵元帥升帳了，糧食衛星放完後，現輪到鋼鐵“衛星”上天了。據《人民日報》報道：

九月十五日，河南魯山縣土高爐大面積高產，日產量1000噸！

九月十四日，河南禹縣創造日產鐵4000噸的紀錄！

九月二十四日，河南商城縣日產鐵6000噸！

河南省在放衛星時總是位居全國前列，吳芝圃真是拍毛澤東馬屁的“高手、高手、高高手！”河南人民有這一位父母官，真是萬萬分的不幸啊！

十月十八日，廣西省環江縣日產鐵6300噸！

十月二十三日，貴州省日產鐵190000噸！

廣西、貴州在放糧食衛星時大大地落後了，現在想在放鋼鐵衛星時疾起直追，可惜衛星多了不管錢！也不知道此一番苦心能否討毛澤東的歡心？

十月二十九日，河南省日產鐵400000噸！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一九五八年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產量任務提前十二天完成了！毛澤東再次大獲全勝！

然而為了這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國家賠了二十多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以上。而更大的損失卻是無法用數字來衡量的！本來煉鋼需用焦炭，毛澤東在沒有足夠焦炭的情況下，竟大量砍伐森林，用焚燒樹木後的木炭煉鋼，全國幾千萬畝森林被砍伐！生態平衡慘遭破壞，浪費了無數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得到的卻是毫無用處的廢品鋼！無數的莊稼無人收割，農業豐產卻未豐收，在五八年的下半年即開始有餓死人的現象，……而且在這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中，經核查，僅有八百萬噸可用，其余全是廢品！

其五、中國共產主義試點。

一九五八年七月，《紅旗》雜志發表了總編輯陳伯達的兩篇文章，文中公布了毛澤東的有關“人民公社”的構想。毛澤東說：“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礎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在這樣的公社里面，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有了構想就要找一個地方進行試驗，毛澤東看中了河北省徐水縣。

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全國一片躍進的戰鼓聲中，毛澤東信步視察了河北省徐水縣，從此徐水縣成了大躍進中全國矚目、全世界矚目的一顆新星。

八月四日，毛澤東在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副省長張明河、保定地委第一書記李悅農、徐水縣委書記張學忠的陪同下，視察了徐水縣南犁園大寺各莊。

張學忠向毛澤東匯報徐水縣在大躍進中組織軍事化、勞動集體化、家務社會化後，深得毛澤東讚賞。毛澤東說：“我看你們可以在小社並大社的基礎上搞人民公社。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人民公社里都有。人民公社就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還是人民公社好。”

得到毛澤東的讚揚，張學忠受寵若驚，萬分激動地說：“我們馬上就成立人民公社！”

毛澤東說：“我們等著你們的好消息，並希望你們在共產主義試點方面摸出一條新路。”

就在毛澤東視察的當天，大寺各莊男女老少集中在曬谷場敲鑼打鼓慶祝大寺各莊辦人民公社成立，張學忠在會上高聲喊道：“共產共產、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一共畝產就提高了，就能達到兩千五百斤。共產好不好？”台下齊聲喊“好！”

八月六日毛澤東派出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到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在中央部門、省市地委幫助下，徐水縣委於八月二十二日制定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描繪了一副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遠景：

工業方面縣里要建一座有300台機床的機械廠，還要建聯合鋼鐵廠、化肥廠、紡織廠、水泥廠、酒精廠、澱粉廠、制糖廠、人造石油廠、綜合化肥廠、煉焦廠、熱電廠。

農業方面原有耕地七十九萬畝，一九五九年播種面積擴大到一百六十萬畝，平均畝產3000斤。一九六二年使畝產達到8000斤。

文化方面七至十年內把現在三十歲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學或高等專科文化水平。縣辦綜合大學一所，各社辦綜合大學一所，各村辦紅專業余大學。

生活水準方面一九六三年每人平均可分到糧食2000斤、食油50斤、肉類300斤，棉布100尺、細糧240斤、水果147斤。

同時宣稱：一九五九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一九六三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

九月十五日“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在喧天鑼鼓聲中成立，行政實行縣社合一，經濟上由縣統一核算。

九月二十日，發布了《中共徐水縣委員會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該草案規定如下：

夥食標準：農民、中學生以上學生每人每月五元；幸福院老人、小學生、幼兒院幼兒每人每月四元，托兒所嬰兒每月兩元，工人根據技術勞動強度每月十至十二元，縣一級幹部十八元，一般幹部十二元。

服裝和日用品發放：農民每人單衣2身，兩年棉衣一身，每年鞋4雙，帽一頂，襪子2雙，肥皂2塊，香皂一塊，毛巾2條，工人除發工作服，每年多發一雙襪子，4塊肥皂，一塊香皂，牙膏2支外，其余與農民相同，幹部比工人多一件襯衣，2塊肥皂。

津貼費農民每月1－3元，幸福院老人、學生每月5角、工人分7等，每月1－16元不等、幹部分四等，6－16元不等。

衛生、醫療、文娛、農民、工人、幹部每十天發一張澡票，25天發一張理發票，每月1張電影票、看病全部免費。

這就是當年中國徐水縣的共產主義生活標準！

盡管水準低得不能再低了，但這仍是畫餅充饑而已，根本無法兌現。除了吃飯外，一切東西一無所有。同時縣里還規定，十月前拆完全民所有土房和破舊磚房，重新建造“共產主義大廈”結果拆毀32000間房屋，由於缺乏材料，建房一事毫無著落，許多社員整整一冬都沒有房住。

徐水縣這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試點”，當年共產黨先後組織了40多個國家、930多名外國人和3000多個國內單位的人前去參觀。蘇聯《真理報》駐北京記者看後大加讚揚。慌得赫魯曉夫請中國同志在“宣布進入共產主義時同蘇聯對對表，不要跑到蘇聯前面去了”並派塔斯社記者來中國察看，知道實情後，終於松了口氣，並嘲笑說：“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清水大鍋湯，蘇聯是土豆燒牛肉。”

一九五八年八月到十二月，徐水縣共產主義試點轟轟烈烈開場，冷冷清清收場。徐水人民不但沒有進入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反而導致無數人在饑寒交迫中早早走上黃泉之路。“共產主義試點”給徐水人民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直到今日，徐水人民也沒有忘記那瘋狂而悲慘的一幕。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的荒唐事何止於此！全國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東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到處都是衛星沖天，狂飆蓋地，令人頭暈目眩，眼花繚亂。其結果是災難性的！毛澤東在其二十二年輝煌革命生涯後第一次嘗到了失敗的苦果。毛澤東雖然意識到了錯誤，但決不肯承認，他總是強調缺點和成績相比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糾正“一個指頭錯誤”的會議。大躍進的災難並沒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五九年七月，決定中國幾千萬農民是死是活命運的廬山會議召開了……。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二十六章 廬山會議前毛澤東一言定基調 會議進行中彭德懷批評大躍進



毛澤東以批判“反冒進”和大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開路，推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運動的開展，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發動，各方面的毛病、弊端逐漸暴露，並產生了嚴重後果，給國家經濟、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性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內部有識之士開始對大躍進采取觀望甚至批評態度。王稼祥不讚成《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陳雲對一九五八年公布的糧食產量持懷疑態度，並於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生日時提醒毛澤東說：“明年鋼產量1800萬噸恐怕完不成，彭德懷於八屆六中全會後到湖南湘潭縣，十二月十六日到家鄉烏石，後到韶山，又到平江縣視察，發現糧食數字弄虛作假，感到這樣的編造數字真是令人可怕。平江縣一位傷殘老紅軍給他寄了一首詩：“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

一九五八年隨著大躍進的問題愈來愈嚴重，開始出現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人類幾千年歷史絕無僅有的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一些共產黨高幹開始嚴詞批判大躍進。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在一次會議上尖銳地說：“社會主義恩格斯說從空想到科學，我們一年來是從科學到空想。”並針對左派言論“指標都是算賬派算低了，不要算賬派！”說：“危險不在於算賬，而是當家的不算賬，當權派不算賬危險更大。”六月九日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李仲雲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大量問題說：“我們在工作中犯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左傾冒險主義思潮形成了一個主流。全民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去年人民公社運動在生產關系變革方面――所有制問題，可能跑得太快了。最危險是那種會引起階級關系尖銳化的比例失調，因為這會造成全面緊張。工農業的比例關系，還有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系就是屬於這一種。”

對大躍進抵制得最歷害者當是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張愷帆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到無為縣檢查工作，在檢查中感到農村最嚴重的問題是公共食堂不能再辦下去了。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隊，張愷帆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三條：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當晚就要縣委書記貫徹執行。這一決定大得民心。到七月十五日，全縣六千多個食堂就一風吹掉。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七月二日在廬山召開了擴大會議，這就是中共歷史上著名的“廬山會議”。這也是決定中國幾千萬農民是活活餓死還是留一條活命的會議！

毛澤東召開廬山會議的初衷是：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大前提下，進一步統一思想，動員人們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任務。至於“大躍進”的問題，只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掛齒。

據蘇曉康先生的《烏托邦祭》一書中分析：毛澤東早在廬山會議前就預感到黨內有人會在“大躍進”問題上發難，因而早早作了迎接挑戰的充分的思想準備。

據廬山上蒙難的李銳先生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所說：毛澤東召開廬山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釣魚”。

對蘇、李先生的看法筆者頗有同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是為民主黨派準備的一桌“美味佳肴”，引誘黨外的反對派出籠，再聚而殲之。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就是專為共產黨內的敢言者們準備的一席“鴻門盛宴”，引誘黨內的反對派出洞，再一網打盡。為了在這次廬山會議上引蛇出洞，毛澤東早在三個月前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號召下面的人學海瑞，並說要五不怕：不怕撤職、降級、開除黨籍、離婚、坐牢、殺頭，勇於講真話，沒有毛澤東的故意引誘，廬山上的彭德懷恐怕就沒有這麽大的膽量說三道四了。這兩次對反對派的嚴歷打擊目的只有一個：大搞個人崇拜，在中國確立自己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神聖地位。讓全中國人民全體共產黨人在自己面前不敢有一絲一毫的不恭、不敬、不滿。並讓他們知道，只要敢提意見，不論對錯，即有殺身之禍！通過這兩次血腥的整肅，毛澤東的目的完全達到了。反對毛澤東的聲音從此消失。人們甚至想都不能想毛澤東有什麽不是！對毛澤東，中國人只能三跪九叩、三呼萬歲！

果不出毛澤東的神算，正式會議開始後，即出現了毛澤東所期望的“右派”分子們自己跳出來的局面，只是這次右派分子不是一小撮，而是大多數。這的確大大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六個小組的座談會上，多數都是對大躍進、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的批評意見。連劉少奇、朱德也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提出了批評。而小組會議上批評意見最尖銳者是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其發言要點如下：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勝利，黨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把這些經驗總結一下，不要丟掉了，但不要埋怨。”

“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提出的增產數實際上沒那麽多，我也了解，實際上只增產百分之十六。我也問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社增產只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的貸款和幫助。主席也去這個社，我曾問過主席，你了解怎樣，他說沒有談過這個事。我看他是談過。”

“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中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麽大的事，沒經過試驗。總之大勝利後容易熱，就是熟悉的經驗也容易忘記。”

“無產階級專政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提高了，群眾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問題上曾講，無產階級專政要防止官僚主義，防止的辦法有兩條：一是工作人員經過選舉群眾有隨時罷免權。二是工資等於最高技術工人的工資。這次在國外跑了一趟，對這一點體會最深。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可以做到，因為黨在人民群眾中威信高。”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萬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我也有份，至少當時沒反對。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在於能及時發現問題。彎子轉得快。如果沒有鄭州會議，經濟會被破壞。”

“在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麽辦？每個協作區省委搞個工業體系不是兩個五年計劃的事。”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容易犯右的錯誤，與資產階級分裂容易犯左的錯誤，我們黨總是‘左’的難糾，‘右’的比較好糾，‘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發生的，而影響不止三個月，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

“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這也不是說等他衰老。居民點上半年才修，下半年就拆。把戰略口號當成當年的行動口號。公社沒有一個垮的，但像徐水那樣的公社卻垮了。”

“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

“錯誤的東西一定反對，北戴河會議不批判‘吃飯不要錢’。結果普遍推廣了。”

“農村四個月不供應油事實上辦不到，這完全是主觀主義。我上次回國看到這個電報就打電話提出意見。你們提了意見沒有？你們抵制沒有？”

“什麽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廣大幹部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的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眾性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談可能和有利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

“浮誇風，小高爐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的根源。”

彭德懷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絕大多數人的共鳴，六個小組的發言其內容均是一片反“左”的呼聲！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陳伯達四人加上後來的楊尚昆、譚震林、陶魯茄、李銳、曾希聖、周小舟共十一人受命起草了一個《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這個記錄的中心還是要糾正毛澤東的左傾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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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密謀倒彭毛澤東批轉“萬言書” 不明究里高幹們支持彭德懷



七月十日，毛澤東召集六個組的組長談話，再次強調總路線、多快好省根本不會錯，承認缺點錯誤從全局來講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從總形勢來講就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關於經濟建設確實有得不償失，但從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出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會了煉鋼，算是付了學費。

毛澤東的講話在各小組傳達後，慣於見風使舵者轉變了態度。不敢或不願再談大躍進的缺點和教訓。小組會上響起了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偏這彭德懷不明事理“感到會議上一些人對問題認識不夠，‘左’的思想仍然對人們有壓力，因而非常憂慮，覺得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勢必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這些問題由我在會上提了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容易得到糾正。”遂想給毛澤東寫信。周小舟勸他不要寫信，親自找毛澤東去談為好。

七月十三日晨，彭德懷到毛澤東住處要求見一面，可惜毛澤東昨晚舊情萌發，趁江青還沒上廬山，叫隨從找來了前妻賀子珍。直至淩晨時分才睡下。警衛員自然把老彭拒之門外。

據說歷史會因一些偶然的細小情節而改變，倘若毛澤東這一次與彭德懷見面了，中國的歷史是否也會發生變化？蘇曉康先生在其著名的《烏托邦祭》一書中流露出這樣一種觀點。對此筆者難以讚同。讓我們假設毛、彭會唔的某種情形：一種是毛澤東和彭德懷大吵一架，雙方話明氣散，毛澤東大度地接受了彭的意見徹底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但以毛澤東的就是錯了也要錯到底的性格來看這沒有一點可能性；另一種情況是毛澤東不動聲色假意應付彭德懷，讓彭滿意而歸，再悄悄地積蓄力量，時機一到對彭一個突然襲擊打他個措手不及，逼得老彭也象周恩來一樣一把鼻涕一把淚地作檢查，再繼續大躍進――這倒符合毛澤東的性格和一貫手法，因此這第一種情況出現的概率是不大的，而第二種情況是必然會出現的。

退一步來說就算是這天晚上毛澤東和彭德懷握手言和，避免了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大劫難，然上天既生下毛澤東這樣的魔頭，那麽中國人民就注定要遭曠世之劫難，所謂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躲過了大躍進，還有另一場什麽名目的劫難在前面等著。

彭德懷見毛澤東不成，當晚便起草信稿，十四日晨，叫參謀抄送給毛澤東。

彭德懷的信是中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也是關系到五千多萬農民的生死存亡的歷史文獻。全文如下：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

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一九五八年較一九五七年工農業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點一，農副業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糧棉增產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五。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四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中，多辦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的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補貼二十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系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躍進的關鍵所在。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沒有象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還只有十八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一、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來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系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的革命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不例外的。

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十五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的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懷的信，字里行間透出了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雖然其中言詞直接針對了毛澤東的錯誤，但還是在千方百計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地位，並且對毛澤東進行了不恰當的吹捧，決無絲毫篡位之意。若毛澤東當年采納了彭德懷的意見，不但中國人民將少受無數災難，毛澤東也會免於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然毛澤東事前既有“釣魚”之預謀，那麽彭的意見正確與否就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得趁彭自己主動跳出來之機把他從中共最高層清洗出去，為日後建立毛澤東的家天下打下基礎。所以要組織力量，不擇一切手段，不顧一切後果，堅決擊退彭德懷的挑戰！

七月十五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找來，專門講了彭德懷寫給他的一封信，並漫不經心地說：“我建議要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讓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等同志上山來參加會議。如果林彪同志身體可以，也請他來。”

毛澤東說話時神情輕松平靜，面帶笑容。三十年後蘇曉康先生在其《烏托邦祭》中就此事評論說：



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長，負有考察幹部之職責，安子文上山後，彭德懷及其支持者們的烏紗帽已經“浮”了。林彪上山來是準備接替彭德懷的職務。黃克誠是總參謀長，與彭德懷私交很深，毛澤東在廬山整彭能不防帶兵的黃克誠在京搞政變？雖然從可能性來說幾乎為零，然作為一個精於權術的卓越政治家必然會把可能性為零的事件當成必然會發生的事件來對待，防患於未然。彭真上山後接替周恩來主持工作，目的就是看周恩來在未來的反彭德懷鬥爭中態度如何，因周恩來曾有一筆“反冒進”的舊帳，這次彭德懷言行與周恩來當初無異，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周恩來若再次對彭的觀點表示出一點讚同，或稍有一絲曖昧，即將周與彭一鍋燴！



在召集了三位常委談話後，中央辦公廳就將彭德懷的信迅速趕印出來，發至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毛澤東在信的首頁上加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

別以為稱了彭德懷一個“同志”，就表明毛澤東此時還把彭德懷當成同志。共產黨人對自己同志的稱呼歷來有規矩的：真同志稱呼時不叫姓，只叫名。如“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小平同志”、“德懷同志”，以示親密無間。上層的規矩如此，下面也層層效仿。一旦尊姓大名一齊叫出來，且還加了一個“同志”，那麽此人必然就離變成“階級敵人”不遠了。

與彭德懷信件一同印發的還有七月十四日胡喬木、譚震林、陳伯達、曾希聖、周小舟、李銳、田家英等人起草的《關於形勢和任務――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廬山會議的議定紀錄》此議定紀錄與彭德懷的信內容如出一轍，可謂不謀而合。

也就在將彭德懷信件公開印發討論的同時，毛澤東秘密召集康生、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等人布置在小組會上開始反擊。李井泉在後來批彭德懷時一語泄漏天機：你們有個俱樂部，我們也有個俱樂部，來對付你們那個俱樂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李銳也說過：“‘左派’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陶鑄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紀錄》，攻擊彭德懷的信。

在隨後幾天的會議上，毛澤東組織的人馬開始了對彭德懷的反擊。

康生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彭德懷的信是反毛主席的，彭德懷是魏延反骨，搞分裂，組織‘章羅同盟’。”

康生還私下向毛澤東進言：再不反擊，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

康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此人在紅軍時期到蘇聯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副團長，回國後先是搞地下工作，到延安後投向毛澤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整風”為名搞“搶救運動”，為清洗毛澤東的反對派立下汗馬功勞。整風運動一完結，此人就官升數級，“七大”時飈升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黨內鬥爭稍為平和一點的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八年，此人無所事事。現在彭德懷竟敢公開向毛澤東提意見，正好派上用場。

柯慶施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彭德懷同志的信有很多刺，都是針對毛主席的，這封信是反對毛澤東同志和中央領導的，寫信就是要公布他的政治綱領，要拉隊伍奪毛主席的權。”

柯慶施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是中共要人中唯一見到過列寧的人。此人長期以來搞地下工作，與毛澤東淵源不深，抗戰期間到延安後深得毛澤東信任。在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此人提出了一句名言：“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程度；服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程度。”“大躍進”一詞的發明人就是柯慶施。在大躍進闖下大禍後，柯慶施上廬山前因搞不清毛澤東是要“反左”還是“反右”，因而同時準備了“反左”、“反右”兩份材料。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發出後，此公意識到毛澤東是要“反右”了，立即派秘書火速下山拿早已準備好的“反右”材料。因反彭保駕有功，一九六O年底，此人也升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

李井泉在小組會上說：“彭德懷信的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說小資產階級狂熱就是說前一段路線錯了，路線錯了就要更換領導。”李井泉的推理大概是根據共產黨內幾十年路線鬥爭的經驗而來的，倒是一語中的。

李井泉此人資歷不深，憑著對毛澤東的步步緊跟，爬上了四川省委書記的寶座。他講這話時，幾千萬四川人民正在生死線上掙紮，廬山會議後，李井泉反彭有功，博得毛澤東的青睞。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

陶鑄在小組會上就彭德懷的信發言說：“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否可靠。”

陶鑄在紅軍時期長期做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獄。抗戰開始後因國共合作而釋放。抗戰後在林彪的四野擔任縱隊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之職，深得林彪的信任。共黨開國後又主政廣東省，是中共黨內少有的得力管理人才。但此人又是一個會看上司臉色行事的人物，在大躍進中是一個最會吹牛皮的省委書記之一。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

賀龍在小組會上發言說：“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是頭腦發熱和虛報。我們去年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傾保守錯誤執行總路線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點產生的，既然這樣，就談不上什麽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和什麽難於克服的錯誤……我記得起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更過火了。”

賀龍軍事才能平平，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戰功不大，抗戰後的國共爭霸戰剛一開戰就在大同被傅作義打了個一敗塗地。從此就很少指揮過戰鬥。毛澤東開國後大封功臣時，因其有南昌起義總指揮的資歷而被封為元帥。因而對毛澤東懷有感激之情。現在而今眼目下彭德懷得罪了毛澤東，且不管是非如何，先報恩要緊。賀龍在彭德懷倒台後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地位僅次於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以上幾人對彭德懷進行攻擊，但附和者甚少，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支持，東北組幾乎全部讚成。大會一致呼聲是反“左”。

黃克誠被召上山後，彭德懷將寫信一事告訴他，並將信給黃看。黃克誠雖指出寫得不好，有刺，信有問題，漏洞很多。但對彭表示支持。七月十九日，黃克誠在小組會上發言，表示同意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同意劉少奇“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的講話，並對前段時間會議記錄中提出的缺點補充了三條：第一、對農業生產成績估計過高。第二、比例失調，第三、一九五九年計劃指標過大。認為造成了三大不好影響：一、糧食緊張是解放以來沒有的，基建原材料、市場副食也緊張。二、黨與群眾的聯系受到影響。三、黨在國際上的威信也受到了影響。對於人民公社黃克誠說：“去年搞公社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從長遠來說搞了好，從短期來說不搞更主動一些。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有生命力的武器，缺少了就減少了生命力。”黃克誠口氣雖緩和，其立場、態度卻是非常鮮明地對彭德懷表示支持。

同一天周小舟在小組會上發言，在肯定了總路線和黨中央領導的正確以後，強調“廬山會議是高級幹部會議，所以在肯定成績之後，應該著重總結經驗。”關於得失他說：“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領域總的來說，是得大於失。從具體問題來講，得多於失、得失相等、失多於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別講。比如湖南去年建了五萬個土高爐，有兩萬外爐子根本沒生火。某些地方晚稻並秧大大減產，我看只有失，無所得。”“我的看法這次會議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彭總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刮共產風其結果是違反價值法則、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原則所以是錯誤的。”

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三小時的發言。發言前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破例打電話給張聞天，向張透露了毛澤東要整彭德懷的意圖，並提醒他在發言時少講、不要講大躍進、大煉鋼鐵問題。胡喬木沒有毛澤東的指示也不敢向張聞天透露整彭實情的。毛澤東也並不希望當年大度“禪讓”的前總書記卷入這一政治旋渦。但張聞天對此並沒理會。還是無所顧忌地把自己的看法講出來。張聞天的發言共講了十三個問題：一、大躍進的成績，二、缺點，三、缺點的後果，四、對缺點的估計，五、產生缺點的原因，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經濟，八、三種所有制的關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點講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問題，十二、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系。

張聞天說：

“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首先是鋼鐵指標過高，其它指標也被迫跟上去，引起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一九五八年糧食產量估計過高，一九五九年糧食指標規定10500億斤也造成損失。”

“虛報浮誇，強迫命令，使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還造成了不好的風氣，不允許懷疑，懷疑了就給扣帽子‘懷疑派’、‘觀潮派’之類。”

“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程度，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說是不用算經濟賬，只要算政治賬這是不行的。不算賬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法則。但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

“集體所有制的歷史使命還沒完成，現在不要強調它的改變，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制，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

“要正確處理民主集中制的關系。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黨內民主作風方面，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黨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問題是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

“缺點講透很必要。有人說：講缺點會泄氣，會打擊積極性。我看不會，相反地光講成績，不講缺點是否會保持積極性呢？我看不會。馬列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現在我們覺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

“現在的問題是要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問題的一面。去年九月以後，在國際關系中產生了嚴重的驕傲情緒，氣焰很高，大國思想表現得相當明顯。謙虛一點有好處，許多事情要等時間來證明，現在不要吹。”

張聞天這最後一段文字是在批評毛澤東為惡化中;蘇關系在赫魯曉夫面前所表現出來的狂妄自大、自以為是。

張聞天在發言中明確表示了對彭德懷觀點的支持。他說：“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成績是基本的，同大家說的一樣，個別的說法說多一點，說少一點關系不大，對於得失的看法，他講的是局部問題，有得有失。考慮一下是可以的。至於各方面關系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說法，我認為要看怎麽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系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它提出的這個問題應該考慮。

……張聞天不愧是曾經當過中共總書記的風雲人物，其發言在所有與會者中是最具標準的馬列主義水準。對於張聞天的發言，蘇曉康先生在《烏托邦祭》一書中對其的評價：



“立論恢宏，高屋建瓴，綿針細密，邏輯嚴謹，明快尖銳，對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各種危機和黨內直至最高權威存在的問題，直刺要害，入木三分，不啻是那個熱昏、迷狂、愚昧年代里的一篇理性與科學宣言。”

“是一篇充滿著清醒的理性科學的批評精神檄文。它象閃電似的只在廬山的夏日霧中爆燃一亮，它的巨大穿透力仍然跨越歷史塵埃，至今還灼煬的透亮的令人汗顏。它被粗暴地扼殺，恰好化為那個時代荒謬和愚昧的一根恥辱柱！”



面對幾十年共事的戰友們的勸告、批評、進諫，毛澤東是什麽態度呢？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召集各組組長（大區負責人）談話說：“耳朵是聽話的，口是講話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著頭皮頂住。”“要印發《阿Q正傳》使大家受到啟發，不要象阿Q一樣自己的缺點、毛病動不得，一觸即跳。”

就在張聞天發言的第二天――七月二十二日夜，毛澤東徹夜未眠，在廬山上鍋爐房後院竹林里一個勁地狠勁抽煙，一支接一支。此時他到底想了些什麽？也許他想過：尊重多數人的意願，立即全面糾左。但這麽一來，不是自己承認錯誤了嗎？在中共歷史上，領袖們一旦承認自己錯了，就會離開最高權力中心，隨後是逐步遭貶斥，最後默默無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張國燾、張聞天、王稼祥這些就是自己的前車之鑒！也許他想到遵義會議前夕，紅軍被李德、博古的指揮幾乎弄到了山窮水盡、全軍覆沒的地步，是我與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秘密串聯，終於結束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奪得了指揮權。今天，我毛澤東也把中國弄了個一團糟，而彭、張等人的活動莫非會是遵義會議前歷史的重演？莫非這次廬山會議會成為當年遵義會議的翻版？莫非彭、張等人想取我而代之？也許他想過彭、張等人並無取我老毛而代之的意思，然彭的小組發言及信件大大有損於我毛澤東的威信。張聞天的發言更從理論上將我毛澤東駁得啞口無言，這次若容忍了他們，那麽第二次、第三次、以後還會有多次，這次若對彭、張等人姑息遷就，今後說不定還會有更多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們有恃無恐地對我進行批評，這樣下去我毛澤東的威信何在？這江山還能坐穩嗎？

也許他想得更多的是我毛澤東熟讀史書，豈有不知權力的寶貴？幾千年中國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歷史。為了這權力，父子，兄弟都可以置於死地，難道我毛澤東還不敢置你彭、張於死地！？千古歷史以成敗論英雄，勝者稱孤道寡，敗者禍滅九族，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喪失一切。我毛澤東當年曾飽嘗過在共產黨內無權無勢的滋味，為了今日的權力，歷盡了千難萬險，今日豈能輕易拱手將權力交出！我毛澤東乃是當今中國，不！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窺天下之勢，舍我其誰！天下者、毛澤東的天下也；國家者、毛澤東的國家也！國家興衰成敗；人民的生死存亡乃是我毛澤東的私事，與你彭德懷、張聞天何幹！反正我兒子一個死了，一個瘋了，這江山也傳不下去了，搞爛就搞爛，與你何相幹！

毛澤東經過緊張、焦灼、痛苦的深思熟慮後，於深夜十二點鐘將吃了許多安眠藥的、昏昏沈沈睡去的劉少奇強行召至美廬“毛公館”，當晚二人密談了三個多小時。毛、劉二人談了些什麽？史書上無一字記載，現場也無人記錄，沒有錄音。但廬山會議的結局；彭、黃、張、周等人的下場；中國幾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悲慘命運就這樣決定於毛澤東、劉少奇二人的三個多小時密謀之中！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二十八章 毛澤東發瘋人之怒 彭德懷遭狗血淋頭



七月二十三日，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超級大獨裁者、屠殺中國幾千萬農民的超級屠夫毛澤東登上了大會主席台，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怒氣沖沖地將會場橫掃，一聲晴空霹靂般的吼叫令與會的眾神仙們目瞪口呆！



“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點把鐘頭，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困不著！”



毛澤東不出場則罷，一出場即震得廬山，不！震得中華大地發抖：



“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台了，這是右派講的，黨內一部分意見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以右派的言論都印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的有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也認為一塌糊塗，如廣東軍區的材料，這些話都是會外的講話。我看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象江西黨校、羅隆基、陳銘樞。這是江西人的責任，房子太小嘛”！

“不分什麽話，無非是講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我們在整風中創造了‘要硬著頭皮頂住’這樣一個名詞，我和有些同志講過，要頂住，硬著頭皮頂住。頂好久？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讚成’，這樣同志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無非是講一塌糊塗。難聽是難聽，歡迎！你這麽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麽要人家講呢？其原因神州不會沈陸，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們多數同志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麽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頭發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以致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麽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上半夜你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

“說我們脫離群眾，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我看是暫時的，就上兩三個月，春節前後。我看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並不那麽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談了兩個多鐘頭，每天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三十萬人。徐水、七里營聽說也有這麽多人參觀，除了西藏外都來看了，唐僧取經。這些人都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經驗真理，打破了羅斯福免於貧困的‘自由’。搞共產主義這股熱情怎麽看法？小資產階級狂熱嗎？我看不能那麽說。要想多一點，無非是多一點，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月當中三十萬人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決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積分子及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即一億五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願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者辦也可以，不願意的有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有狂熱，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紅薯稀飯，面無笑容，這叫共產風，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什麽人？‘共產風’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一部分幹部，刮生產大隊和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堅決糾正，說服他們。“

“我們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有六級會議，影響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就聽不進去。我們檢討多次，你們沒聽到，我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他們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聽不得怪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聽。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再反擊，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讚成不讚成是你們的事，不讚成如我錯我作自我批評。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

“有些同志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歷史上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站不穩扭秧歌。國民黨說我們是扭秧歌王朝，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麽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代表大會上講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動搖，不戴高帽子，講成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寂寂的泄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與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腳了，如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恰恰是那次批評恩來他們的那一部分人這次取他們的地位而代之，不講冒進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字放在後面是經過斟酌的了。如戴高帽子這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因為右的性質往往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下右起來了。”

“一個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萬個生產隊七十萬條錯誤，都登出來，一年登到頭，登得完不完？還有文章長短，我看至少要一年，這樣結果如何？我們的國家就垮台了，那時候帝國主義不來，國內人民也會起來，把我們統統打倒。你辦那個報紙天天登壞事，無心工作，不要說一年，就是一個星期那也要滅亡的。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就不是無產階級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的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了，當然在座沒有人這樣主張。我用誇大說法，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要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要注意，講話的內容基本正確，部分不妥。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到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這要分析，重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上去了。距右派僅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歡迎這個論調。現在這些同志的論調右派不歡迎才怪。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我看如果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百分之五十的食堂還在，那也可以試試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國來講的。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農民，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二億五千萬，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南、雲南、上海等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覆。食堂並不是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現在應該說我，實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一個兒子發瘋。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說六百萬噸，以後我找大家談，也覺得可行。我六月講一千零七十萬噸，後來去做。北戴河搞到公報上，從此闖下大禍，幾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



毛澤東談到這里哽咽了：



“不要怕穿小鞋，成都會議講過，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麽多的顧慮，就是怕講得不妥受整，這叫明哲保身啊。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兩種人都不高興我，一種是觸不得，一種是方向有點問題。不讚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是我建議的，我下的決心，其結果是幾千萬人上陣，得不償失。其次是人民公社，我無發明權，有建議之權。北戴河決議是我建議寫的。……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報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以後新聞記者要離開。”

“我有兩條罪狀，一條叫一千零七十萬噸，大煉鋼鐵，你們讚成，也可以給我分一點，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責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還有總路線是虛的，實的你們分一點，見之於行動是工業、農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譚老板，你那大炮也相當多，放得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共產共得快，說要快，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天天想著歐洲革命要來了，又沒來，反反覆覆，一直到死了，還沒有來，到列寧時才來了，那不是性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開始反對巴黎公社，季諾維也夫也反對十月革命，後來被殺了。馬克思是否也殺呀？巴黎公社起來了，他又讚成，估計會失敗，看到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這劃不來，我們也有廣州公社。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否也會象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象二萬五千里長征，大部分根據地喪失，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不能這樣講，現在失敗沒有？到會同志都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大部分失敗？不是一部分失敗，多付出了代價，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到了教育。如講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柯老，你的發明權有沒有責任，是否比我輕，你那是意識形態問題，我是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幾千萬人上陣，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說到此時毛澤東嘎然而止，全場一片寂靜，毛澤東宣布：散會！

毛澤東的這些話，莫說當時在場的中共高官們聽後心驚膽顫，幾十年後，當人們讀到這些文字時都能從中感到一股肅殺之氣，感到一種威嚴、恐怖，在這種氣氛下，眾高官還不一邊倒向毛澤東，其結果就只有是自取滅亡！

毛澤東的講話向與會者們透露出了以下信息：

一、說“黨內黨外夾攻”，“會內會外結合”，把彭、張等人與“右派”相提並論，定為敵我矛盾。

二、為了確保反彭鬥爭的勝利，把大多數支持反左的人拉到自己一邊，宣稱“占多數的人是反右的，是不同意彭、張等人的觀點的。”這一宣布是為了確保那些反左的人也紛紛站到毛澤東一邊。

三、將大躍進中的巨大問題說成是蔬菜、肥皂、發卡之類的雞毛蒜皮小事，如此一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錯誤說成正確，損失說成收獲。

四、將自己一手推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說成是百分之七十的人民自己要搞，“他們有狂熱，他們要搞”。並聲稱這是群眾運動，誰反對群眾運動誰就是敵人。這一切都是人民自願，與我何幹！

五、刮共產風不好，但這是縣社兩級幹部在刮，與我何幹！我毛澤東永遠正確。

六、指出我的缺點就是侵犯我，侵犯我，我就要整你。

七、翻出彭德懷歷史上與我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的舊帳，以證明此人一貫反對我毛澤東。

八、向軍隊領導人發出警告和威脅：你們必須跟我走，你們不跟我，我就推翻你們！積幾十年之經驗，毛澤東深知軍隊的重要，沒有軍隊，便沒有權力，便沒有一切！

九、給彭、張等人戴上了“資產階級”帽子。

十、給彭信扣上“不是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而是有組織、有準備、有目的的，他趁我黨處於國內外夾攻的困難時候向黨進攻”的罪名。

十一、毛澤東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的哽咽及“我無後，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瘋了”的狂罵意思明擺著：為了這江山，我都斷子絕孫了，無後了，你們還在說我這不是那不是，你們還有良心嗎？……

七月一日，毛澤東剛上廬山時，對周小舟、田家英、李銳、周惠四人談笑風生說：“我四十歲以前肝火旺，總覺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現在還有肝火吶。在江西蘇區的時候，有一次對胞弟毛澤覃發脾氣，或許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但毛澤東江山在握後，就是要把共產黨變成“毛氏宗祠”。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二十九章 無中生有翻老賬置彭於死地 莊嚴聲明耿林彪不落井下石



毛澤東的講話無疑是給要求糾左的彭、張、黃、周等人當頭一棒。血氣方剛的周小舟、李銳、周惠等人更是難以接受，三人來到黃克誠住處，情緒激動地發了一通：

“袁世凱稱帝，有人就特地為他辦了一種報紙，專講勸進的話，袁世凱就最喜歡聽。”

“毛澤東已到了斯大林晚年。”

“這不是釣魚嗎？”

“不能一手遮天！”

……

在共產黨內飽經政治風浪的黃克誠知道這樣說的後果極其嚴重，極力勸解。彭德懷因事找黃克誠恰又進屋，周小舟又對彭德懷說：“老總啊，我們離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彭說：“著急有什麽用。”正說著，被羅瑞卿撞見。羅瑞卿當即向毛澤東報告：“彭黃還有組織活動。”

七月二十四日，聶榮臻、葉劍英二人受毛澤東的委托，找彭德懷談話說：“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戰友了，應該誠懇地談一談。你的一股驕傲勁，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今天你連毛澤東同志都瞧不起，還有誰看得起？毛澤東同志健在尚且如此，萬一毛澤東同志不在，還有誰能管得了你？你危險就在這里。你驕傲孤高，假如是在廬山上當和尚，上天入地唯我獨尊，這不要緊，而你是黨中央集體領導一員，政治局委員，又當國防部長，功勞很大，名聲很大，地位很高，帶幾百萬軍隊。你一馬當先親自掛帥來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同志，事情就嚴重了。”

“你為什麽寫這封信，這信是什麽性質的錯誤，為什麽總在緊要關頭都要搞一下？”

“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作想。”

“拋開信的本身，從全面利益來作檢討。”

據彭德懷自述中說：聶、葉二人與彭話別時熱淚盈眶。

彭德懷萬沒想到一封信會惹出如此彌天大禍，會招到如此嚴厲的批判。最後不得不“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願望出發，承認錯誤。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做了檢查並在各小組巡回接受批判。

沒有錯被逼認了錯，也作了檢查了。按說事情應該就此完結了吧？退一步說，就是真有錯，念在幾十年鞍前馬後的辛勞，毛澤東也應有一絲憐憫、同情、惻隱之心吧？但毛澤東卻沒有。兔死狗烹、鷹盡弓藏。他要趁彭德懷等人跪地認錯求饒之時，痛打落水狗，殺一儆百、不將其置於死地、決不罷休！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悄悄向李銳透露：已在起草反黨集團文件。

七月二十六日晚，毛澤東派秘書接彭德懷到其住地。當彭德懷跟秘書進去時才發現不是毛澤東一人，而是山上所有的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陳雲、鄧小平兩常委未上山）集體召見。房間里沒有記錄，沒有錄音。這天晚上，毛澤東翻出彭德懷幾十年來的一樁樁歷史舊賬，其中一筆是劉少奇、揚尚昆寫給中央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另一筆就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長征路上林彪寫信給中央軍委，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前敵指揮，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這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

這兩筆賬中共史官方史書上從未見任何記載。七、八年後，彭德懷被投進監獄，在其所寫的交待材料中，為這兩筆歷史舊賬作了注釋：



“軍委派劉少奇來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國平調軍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義會議時，毛主席向我介紹這是劉少奇，很早加入黨，中央委員。以前我不認識劉少奇，他來三軍團工作我表示歡迎。我和他談過如下話：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遵義會議決定在湘鄂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大家都很高興，但傳達不深入。我軍應擺脫堵、截、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創造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內容。”

“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內容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會理開了一次會議，名曰會理會議。這時有前述劉、楊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又有林彪寫給中央軍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沒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系，有時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一軍團，有時自動配合。這次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還有劉、楊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於好意，想把事情辦好，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同劉少奇談話內容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歸來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了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是提到了我，則更不適當。”

“林彪當時也沒說他的信與我有關。”



而劉少奇、林彪兩位當事人對毛澤東的指責又是什麽態度呢？

關於劉少奇的態度，據廬山蒙難的李銳先生所著《廬山會議實錄》一書載：劉少奇在大會上批判彭德懷時，當眾說信是彭德懷指使寫的。

關於林彪的態度，據彭德懷自述中說：



“林彪同志莊嚴聲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無關！他寫信時，彭不知道。”



林彪真豪傑之士也！彭德懷面臨如此絕境都不無中生有地大潑臟水，可以說在中共高層人士中實在難得。林彪若順水推舟說是彭德懷叫寫的，一則可解開自己歷史上與毛澤東關系的一大疙瘩，開脫自己的責任；二則又可為毛澤東提供打擊彭德懷的炮彈，以獲得毛澤東更大的信任，譜寫與毛澤東關系史的新篇章。可他卻偏不識趣地“莊嚴聲明”一番。毛澤東本想往彭身上栽贓，不料半路殺出林彪為彭開脫，毛澤東當時的尷尬心情可想而知。

為什麽要翻出歷史舊賬？因為毛澤東非常明白，單憑彭德懷信就置其於死地，不但毫無道理，而且眾“神仙”們也難以服氣。怎麽辦？翻歷史老賬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共事幾十年，總有意見相左之時，不同意見交鋒難免有正確和錯誤之別。要想整倒某人，只需將其錯誤逐條列出。如此一來，一貫正確變成一貫錯誤，變成彭德懷一貫反對我。再順理成章地扣上“反黨、右傾、野心家”等帽子。

歷史舊賬一抖落出來，不由得彭德懷怒發沖冠，終於罵出了一句青史留名的粗話：“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多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與會的眾常委們紛紛起而指責彭德懷“太不象話了”。彭德懷的粗話成了他“記仇的證據”，毛澤東在以後的十多年中經常提到此事，以證明彭德懷一貫反對自己。

七人二十七日上午，劉少奇主持協作區主任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繼續批判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彭德懷同志對毛主席長期以來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還要聯系彭德懷同志歷史上的錯誤來批判，“劃清界限，不僅對事，而且對人。”

對彭德懷的歷史清算開始了，批判鬥爭在逐步升級。

七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討論路線，徹底解決彭德懷的反黨和“右傾機會主義”問題。並下令派飛機將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接上廬山。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參加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真、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旁聽。這兩天會議由毛澤東唱主角，大多數時間是毛澤東一人在算彭德懷的總賬，對彭德懷進行批判鬥爭。

毛澤東首先對彭德懷所謂的“錯誤”和幾十年來與自己的關系進行定性：“彭德懷同志錯誤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思想，或者是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結合物。三十一年來，彭德懷和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二、三次反圍剿，反張國燾路線是合作的，但都有他的不同意見。抗日戰爭時期，完全是另搞一套。抗美援朝時期，有的問題也是不合作的。”

毛澤東發言後，幾個常委輪番上陣揭發批判彭德懷。

朱德發言時，態度溫和，只就信的內容泛泛而談，還沒談完，毛澤東即將腿擡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老總臉一紅，就停止發言了。

朱德此人為人忠厚，無整人害人之心，又與彭德懷是幾十年的老搭檔，二人相知甚深。對中共歷次所謂的路線鬥爭都置之事外，甚至幫被鬥者說好話，王明走紅時，毛澤東遭排斥，朱德仍是總司令，並協助周恩來取得了反第四次圍剿的勝利。張國燾成立“中央”時，朱德加入了張國燾的“中央委員會”並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毛澤東整高崗時，朱德又為高崗說話並為此受到毛澤東的嚴歷批評。幾天前在批彭的小組會上，朱德又讚揚彭德懷“艱苦卓絕，無人能及”。毛澤東為此還在其秘書林克面前說：“朱德是個老右派。”只是朱德是中共領導集團中年齡最大，資歷很老，又無甚野心的人，因此才沒有和他太過意不去。

倒是林彪出語驚人，在對彭德懷進行了嚴歷批判後說：“中國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不要打這個主意。”

林彪是揶揄諷刺，還是反話正說？這是對彭的批判，還是對毛的奉承？當著毛和眾人的面這樣說，毛澤東及眾人心中定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周恩來在會上對彭德懷進行了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批判。其內容多是重覆毛澤東的一些話而已。

劉少奇最後發言，在發言中劉少奇對毛澤東所謂的“三七開”作了以下的說明：一、二、三次“反圍剿”是合作的；長征中反張國燾，除個別問題外，是合作的；解放戰爭時，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開有些問題外是合作的；整個八年抗戰是不合作的，有些時候是合作的。……因此對他算總帳，很有必要。

最後彭德懷表示了三條：不當反革命；不自殺；自食其力，可以種田。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正式會議開始。勝券在握的毛澤東說：

“……另一個問題，就是路線問題。現在有些同志發生懷疑，究竟對不對？路線是八大二次會定的。發生了問題，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後，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講說話不自由，有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其實上山起初半個月是神仙會，閒談一陣，沒有什麽鬥爭，並無緊張局勢。後來才了解，為什麽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點緊張局勢。因為那種松松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還不得要領，還不過癮，要攻擊、破壞總路線，要有批判總路線的言論自由。以批判去年為主，也批評今年，說去年工作都做壞了。……他們要一種空氣，要民主，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認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不過癮，討論不夠。現在開中央全會，請大家來，民主大些。”

……

“路線問題，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換過一條，請大家討論。因有同志提出懷疑。一上山，講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後來問題就出在‘問題不少’上，發生了問題。他們想改換一下題目是可以的，就是什麽問題？現在叫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問題，而不是別的。……現在廬山會議，這個時候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頃，是右頃機會主義向黨的領導機關、向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猖狂進攻的問題。”

毛澤東在講話將張聞天的老帳翻出來，重提他在延安時期跟著共產國際代表、“太上皇”王明所犯的路線錯誤：洛甫開始不承認路線錯誤，七大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那場鬥爭王明沒改，洛甫沒改，又舊病覆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

單以彭德懷的信就說彭是反黨分子的確難以服眾，因為多數人是讚成彭信的觀點的。把歷史老賬翻出來說彭從來就反毛澤東，以及所謂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就更難以說服人了，誰不知彭德懷和林彪是毛澤東戰爭時期的左膀右臂，戰功顯赫！只有給彭德懷等人戴上“反黨集團”的帽子才能令人畏服，才能殺一儆百，才能對反對派起到震懾作用。毛澤東給彭戴上“有組織”反黨的帽子是借八月二日晚在寫給張聞天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出。 第二天在全會上印發。

毛澤東在信中說：

“怎麽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你這次安的什麽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里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

“……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於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章。”

這樣彭德懷的“反黨集團”就以“軍事俱樂部”的名義制造出來了。

八月三日起，根據毛澤東的信件精神和常委會的決定，批鬥彭德懷等人的鬥爭轉入了揭發所謂“軍事俱樂部”的階段。參加中央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近兩百人分成了三個大組，以追查“軍事俱樂部”為目的，對彭、黃、張、周等人進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鬥爭。中共高幹們人人摩拳擦掌，個個沖鋒陷陣，新賬老賬、死賬活賬，統統翻了出來。時而無限上綱，時而無中生有，時而怒目拍案，時而慷慨激昂，沒有一個不起勁的。在批鬥會上，康生強令彭德懷交待所謂“軍事俱樂部”成員時，羅瑞卿大將憤怒地用手指著彭德懷的鼻子高喊：“你站起來！回答！”在羅瑞卿的示範下，其他中央委員們也紛紛站起來高喊：“站起來！不準頑抗！坦白交待！”整個會場如同血腥的鬥毆場面即將開始一般！後面的人由於看不清彭德懷是怎樣頑抗的，也紛紛站起來。後排的人更站到了凳子上！

廬山上如此鬥彭德懷等人，為後人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七、八年後，毛澤東的紅衛兵們依樣畫葫蘆，以更加“革命”的面目將廬山上的左派們鬥得死去活來，甚至活活地鬥死！

彭、黃、張、周等人那里受得了同志們如此這般地觸目驚心、觸及靈魂的大批鬥！終於個個繳械投降，將自己平時的不軌言行全部托出。最有份量的交待是周小舟在彭德懷面前所說的一句：“毛澤東已到了斯大林晚年！” 但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卻是無論怎樣也交待不出來。最後只得說個“在思想方面確有這麽一個俱樂部！”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 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三十章 老共產黨人變“反黨集團” 數百萬官員成“小彭德懷”



八月十六日，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幾百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們，“不論是迫不及待的，還是猶豫不決的；不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不論是笑逐顏開的，還是悔恨內疚的；不論是明白者，還是糊塗者；……每一位坐在這個大廳的人，都舉起了手――這一天皆充當了表決機器。”（蘇曉康語）

大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八屆八中全會公報》以及人民日報社論稿：《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的講話。“這篇講話後來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理論武器。它是一個血的奠基。它是一個把全民族導向更大迷狂的東方‘新約全書’。”（蘇曉康語）

毛澤東說：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將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一點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就現在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於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並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還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張、周問題，就有許多人感覺驚奇。這種驚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社會矛盾是由隱到顯的。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鬥爭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特別是有一些黨內鬥爭，例如高饒、彭黃這一類鬥爭，具有覆雜曲折的性質。”

“昨天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怎麽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覆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講清楚這種覆雜和曲折的性質。再則，處理這類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以把它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必須采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



把“反黨集團”首領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是非常矛盾的處理方式。之所以用這樣方式方式處理，正如蘇曉康先生在其《烏托邦祭》一書中所說：“在座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們，絕大多數伴著彭、黃、張、周一起走過二、三十年征程。何談‘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覆雜和曲折’？功臣就這麽容易變成禍首呀！唇亡齒寒，一旦有人發生這種聯想，這必然會造成對毛澤東的潛在威脅。怎麽叫人心服呢？毛澤東近日來一直苦苦冥想。舒展在他的意識空間積累了二十余年的‘軍事原則’，又在指揮他繞過這個巨大的尷尬，而以‘從寬處理’這個手段，來麻醉人們對“功臣到禍首”的尋究。”

中央揪了彭德懷的“反黨集團”依慣例各地也要揪“小彭德懷”。

行動最快的是遼寧省，就在廬山上鬥彭德懷時，遼寧省委書記宋任窮即於八月八日將反右信息傳到省委，省委立即貫徹，於八月九日作出了《關於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的報告》。動作之迅速令毛澤東龍顏大悅，讚不絕口。並專門為此報告寫了批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宋任窮七月二十三日前對彭德懷的信持堅決支持態度。

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在廬山上堅決反右，會議一結束，就立即召開縣社隊幾級幹部會議，重點批判的右傾幹部達百分之三，批判的生產隊一級幹部達百分之十，對富裕中農以上成份的階級敵人，幹脆沿用反右鬥爭的老辦法，在全省展開“過社會主義關”的再教育運動，先放手發動鳴放，“讓群眾把自己的糊塗思想講出來，讓中農以上的反動思想言論暴露出來，”然後再排出“影響極大”的代表人物重點批判。僅汕頭一個專區被重點批判的即達三千八百六十七人！

以江華為首的浙江省委在“反右傾”鬥爭中，對全省百分之四點五的縣級書記，委員進行重點批判並撤職罷官。比例之高名列全國之冠！

在四川省，以李井泉為首的四川省委高舉“反右傾”的大旗，對城市、鄉村各級幹部進行清洗，並以大清洗開路，強奪四川農民的糧食，三年內上調中央三百億斤！致使天府之國的四川成了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省！

在安徽、福建、青海、甘肅、新疆、湖南、貴州等省都有相當一批省委、省政府一級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其中兩省還效法廬山會議，揭出以省委書記、省長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

在中央國家機關，被重點批判的達一千九百余人，其中數百人定為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工廠，“反右傾”主要指向了基層幹部，重點批判幹部中的“一長制”思想。

在高等院校，重點批判了“黨員專家”。據說“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黨員專家，一方面以黨員資格獲得黨內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專家資格同黨分庭抗禮，他們堅持要走反群眾的道路。”北京大學有一百二十八名黨員教師骨幹參加整風運動。其中二十七人受到重點批判。清華大學一百七十四名黨員教師骨幹，被認為“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以專家自居，不服從甚至反對黨的領導”的有十七人。

由於彭德懷、黃克誠在軍隊中有深厚的基礎，軍隊成了反右傾的重點。廬山會議一結束，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就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深挖彭、黃軍事俱樂部成員，追查彭、張“里通外國”的問題。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揪出了原志願軍副司令員、現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上將，原志願軍副司令員、現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上將，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現總參裝備部部長萬毅中將，北京軍區參謀長鐘偉少將四人。此四人中兩位上將被揪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與彭德懷關系太深。是從紅軍時期直到朝鮮戰爭都是多年老部下，而且手握重兵。萬毅中將是由於在廬山會議上公開讚同彭德懷信上的觀點。鐘偉則是軍委擴大會上不識時務地為彭德懷鳴冤而“自投羅網”。到十一月底全軍共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1848人，其中團以上幹部195人。最後統計結果是一萬七千余人被劃入“右傾”行列。

轟轟烈烈的揪“小彭德懷”、反右傾運動歷時達半年之久。有的地方直到一九六一年還在抓“小彭德懷”。據一九六二年的統計，幾年間，中共黨內有三百六十五萬人被“重點批判”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三十一章 悲慘中國繼續瘋狂躍進 五千萬農民化骷髏白骨



以政治運動推動生產發展，這是毛澤東搞經濟的慣用手法。也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反右傾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後，毛澤東無視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事實，不顧數億農民正在饑餓線上掙紮的現狀，硬說“我國國民經濟中主要比例關系是協調的，正常的”。9月14日，毛澤東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信說：“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並把因搞大躍進造成的生產下降和各大城市經濟生活的困難歸罪於彭德懷等人，說成“是由於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特別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作怪”造成的。

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全國工業生產會議召開，會上安排了第四季度的生產，提出保證全年一千三百萬噸鋼、三億四千萬噸煤、等一系列高指標計劃。為了完成這一計劃，十月二十三日國家計委、國家建委提議重新開工新上項目二百三十個，追加基建投資十三億元。基建戰線擴大後，職工隊伍再次膨脹：一九五八年底職工總數為四千五百三十二萬人，其中近半數是大躍進中新增加的，五九年初決定減少八百萬人，廬山會議前已減少五百萬人。反右傾後，再次大幹快上，到五九年底職工總數反比五八年底增加三十萬人。

經過反右傾和拚設備、拚勞力、拚資源的蠻幹，一九五九年戰績輝煌，據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統計：一九五九年產鋼一千三百三十五萬噸，煤近三億五千萬噸，糧食五千四百億斤，棉花四百八十多萬擔。可謂項項躍進。毛澤東繼政治上取得揪出“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後，又取得了經濟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只是上面公布的數字，特別是糧食、棉花數又有多少是真實的呢？

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連續“躍進”的基礎上，毛澤東又準備著一九六Ｏ年的躍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於一九六Ｏ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六Ｏ年鋼產量要達到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煤四億二千五百萬噸，糧食六千五百億斤棉花六千萬擔。分別比一九五九年完成的指標高出23－33%！

一九六Ｏ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展望六十年代》。宣布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在一九五九年提前三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的號召已經實現，並宣稱：“我們不但對於一九六Ｏ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於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信心。”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三年設想和八年設想。其三年設想的目標是：一、提前五年實現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十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二、提前五年實現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三、提前五年實現十二年科學規劃綱要。八年總要求是：以共產主義的雄心大志，盡可能地加快建設，保證工農業生產的不斷躍進，基本上實現我國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經濟體系，使我國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要基本上完成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

一九六Ｏ年三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擬發的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上批示說：



看起來，以大工廠、街道、機關學校三種為中心，而又有各種所有制（國有制、社有集體制、社以下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於一個公社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掛上公社的牌子則是可以的，……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

最好有一位書記專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各城市應派一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等處去參觀那里的人民公社。



一九六Ｏ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城市的人家家戶戶又把家中的壇壇罐罐砸得稀爛，把鐵鍋送進毛澤東的煉鋼爐。到這年底，全國城市有六千多萬的居民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員！

在農村人民公社已活活餓死上千萬時，毛澤東又把人民公社又辦到了全國各大、中、小城市！幾百、上千的城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擠在毛澤東搭的竈台上的搶著一鍋清水紅苕稀飯大鍋湯，煞是熱鬧好看！

而毛澤東和中共的各級高官呢？他們吃的是專門特供的雞魚鴨肉，專配的廚師為他們各家各戶單獨調制美味佳肴，與自己的妻兒老小們慢慢地、愉快地享受著。



毛澤東的“大躍進”在第三個年頭終於到了一鼓作氣、再竭三衰的地步，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上的“躍進”掩蓋不了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全面崩潰的嚴峻現實，人民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當年劃為右派的顧準先生被遣送農村勞改時親自經歷、目睹並記錄下的人類歷史最悲慘的一幕：



在冀魯豫時不能下咽的，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飯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飯，加一盆紅薯葉，居然吃完。饑餓是可怕的。（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楊陸何三人中的好對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湯。想如何搞一點紅薯與胡蘿卜吃。（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平均５日）

勞動隊的腫病一下子在一個月內從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說村里的紅薯已經吃光了，劉引芝的父親死了。腫病勞動過度，營養不良，縫紉室的哥嫂同時死亡，也是腫病。１９５９年旱災，１９６０年春夏還有多少人死亡呢？（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４日）

勞動隊真是天堂。徐從周的孩子在這時吃了早晚兩頓稀飯，歡喜得不得了。徐從周是在避難所時。我對他說，現若他仍在農村目擊心傷，如何過去？（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４日）

刨紅薯，民工過路，羨慕不已，都到地頭撿殘屑，驅之不去。一個新發明，紅薯藤磨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死人已知柳學冠之弟、楊文華之女、劉文惠之父。其他所說的還不少。（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附近路倒屍二起。黃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個。（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柳學冠家母弟同時死了，楊柔遠母親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張保修家死了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為了果腹，大知識分子顧先生也去偷吃蘿卜，實在是“有辱斯文”，不過天良不泯，還三省吾身：“我是否變得卑鄙了？”

顧淮先生所記是一九五九年底，那麽更為艱難的一九六Ｏ年、一九六一年又是一個什麽樣的慘狀？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叢進先生所著《曲折發展的歲月》載：



一九六Ｏ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完成了2065億元，只達到二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最高指標的69.3％

農業在一九五九年已大幅度下降之後，繼續大幅度下降。

一九六Ｏ年農業總產值415億元，比一九五九年又下降了12.6％

糧食產量，據一九六一年核實只有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的3900億斤下降了26.4％ ，跌到了一九五一年2874斤的水平。

棉花產量，2126萬擔，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37.8％。也跌到了一九五一年2062萬擔的水平。

油料作物，3405萬擔。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50.9％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54％，跌到了建國時的水平以下。

就農業而言，三年並沒能夠“躍進”，恰是大幅度“躍退”了。

一方面是糧食產量自一九五九年起連續下降，另一方面是高征購、高銷售。一九五七年度征購糧食961億斤，占年產量的26.4％比較正常。一九五八年度征購1095斤，占年產量的27.3％已經多了。一九五九年度征購達1348億斤，占年產量的39.6％。一九六Ｏ年度征購1024億斤，占年產量的35.7％。 使得農村留糧，由一九五七年的2940億斤減少到一九五九年的2052億斤，一九六○年的1846億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減少37.2％按人口平均的農村糧食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9斤，降到一九五九年的366斤，一九六○年264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35.3％

在高征購但又高銷售之下，國家庫存周轉糧耗多補少，連年下降。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國家存糧386億斤，一九五九年六月底降為343億斤，一九六Ｏ年底又降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的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周轉糧數量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家存糧無幾，一些大中城市幾乎脫銷，全國大約缺少三千萬人一年的口糧。……

……

輕工業出現從未有過的下降情況。

一九六○年輕工業產值550億元，比一九五九年減少9％。棉紗產量下降了28.6％棉布下降了28％。食糖等某些輕工產品下降了60％。人們很需要的輕工日用品供應日益減少，呈現出奇缺現象。

重工業在農業、輕工業大幅度下降的同時，更加孤軍冒進。

一九六Ｏ年重工業產值1100億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長25.9％。加上一九五九年、一九五八年的冒進增長，一九六Ｏ年的重工業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2、3倍。

鋼的產量1866萬噸，比一九五九年增長了34.5％鋼材增長23.8％。原煤增長7.5％。發電量增長40.4％。水泥增長27.5％。金屬切削機床增長32.9％

一方面是重工業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是一九六Ｏ年的農業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14.8％。重工業的發展不但完全脫離了農業基礎的狀況，與輕工業的情況不相適應，也為重工業自身所無法承擔的。重工業嚴重擠了農業和輕工業，造成比例更加失調。一九六O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農業的比重由43.7％下降到21.8％輕工業由31.2％下降到26.1％，重工業則由25.5％猛增至52.1％。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積累過高，效益下降。

一九六○年全國基建投資總額389億元，比已經很膨脹的一九五九年投資又多39億元，增加10％。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基建投資合計996億元。比“一五”計劃五年的總和550億元還要多81％。這種龐大的基本建設規模，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糧、棉高估產（產糧7500億斤、產棉6600萬擔）基礎上的，計劃一九六二年要達到鋼產量5000萬至6000萬噸的目標來安排的。擠垮了農業，擠傷了輕工業，重工業自身到一九六Ｏ年底後，也站不住而掉了下來。

……

國家財政連連出現大量赤字，通貨膨脹，商品價格上漲。

三年“大躍進中發生大量財政赤字，一九五八年為21.8億元，比一九五六年冒進造成的赤字要高出３億元；一九五九年赤字猛增為65.8億元；一九六Ｏ年赤字又高達81.8億元。三年合計169.4億元。一九六一年仍有赤字10.9億元。

為彌補赤字，大量增發票子，造成通貨膨脹。一九五七年末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一九五九年上升到75億元，一九六Ｏ年上升到96億元。作為三年“大躍進”的後果，一九六一年又高達125億元。

一方面是多發票子幾十億元，另一方面是國家掌握的商品急劇減少，庫存銳減。這兩方面失衡，物價就上漲。許多商品國營有價無貨，自由市場上價格高於國營牌價達數倍至十余倍。一九六Ｏ年零售商品的貨源與社會商品購買力的差額高達74、8億元，占當年社會購買力的10、4％。

人民生活方面商品尤其是農副產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連續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嚴重困難之中。

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據調查，城鄉人民的平均糧食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6斤降為一九六Ｏ年的327斤，減少了19.4％，其中農村的人均消費量下降了23.4％。植物油的平均年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8斤下降為一九六Ｏ年的3.7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費量下降了31％。豬肉的平均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10、2斤下降為一九六Ｏ年的3.1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費量下降了78％。

人民身體素質下降，加上長期緊張地勞動和疾病流行，出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據測算，中國人口總數一九五九年是6.72億人，一九六Ｏ年為6.62億人，即減少1000萬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減少了１３００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２％的人口凈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一九六一年總人口應比一九五九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一個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千萬，一個經濟損失估算三年為1200億元，這集中地說明了三年“大躍進的慘重代價。

而且後來又用了五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才使之恢覆到一九五七年的產量水平。國家的建設走了大彎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丟失了八年的時間。而恰是在此期間，一些國家如日本等，經濟與科技得到迅速發展，我國與他們的差距拉大了，這又是一個長時間中彌補不了的重大損失。



叢進先生寫此書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師職幹部、大校軍銜。其著作資料來自於中共官方。而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東西都是把災難盡量縮小。實際情況遠比該書所描述的嚴重得多！書中透露出的一九六零年農民人均年口糧僅264斤，且沒有任何副食品，就能看出當時農民們在饑餓線上掙紮的慘狀！

叢進先生書中的“餓死和少出生人口四千萬”並非精確統計數字。而且這一數字所包括的時間跨度僅兩年。實際上餓死人在一九五八下半年開始，直到一九六二年夏糧豐收為止，時間跨度達三年半。若以上統計數字是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的數字，那麽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夏糧豐收前這一年零五個月時間中餓死的人並沒計算在內。若以上統計數字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數字，那麽一九五九年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餓死的人並未計算在內。兩年中餓死和少生四千萬，那麽三年半時間至少應有七千多萬餓死和少生的！

特別應該提及的一個歷史事實是：就在中國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三年間，毛澤東為了換取黃金美元，反而大量向國外出口糧食！據史載：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間，中共向東歐共產國家出口的糧食達四百多萬噸之巨！不但大量出口糧食，甚至向越南、阿爾巴尼亞、朝鮮、非洲國家送出大量糧食！

三年大躍進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近四十年來，中共當局對此諱莫如深，二○○○左右，中共官方著史，說的是活活餓死三千七百萬！

一九九三年六月，筆者在四川省圖書館看到某雜志上發表的軍隊作家金輝先生的文章，金輝先生根據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直接和間接資料詳細推算出了一個結果：三年大躍進活活餓死農民達五千三百萬人！

筆者後來用一簡單方法作了一個計算：一九五七年中國人口官方公布是六億五千萬人，一九五七年出生率與死亡率相抵後凈增長率為2.3％，依此類推，正常年景，若無大規模餓死人情況出現，則一九六五年中國人口應是八億人；但官方公布一九六五年中國人口普查僅是七億二千多萬人。那麽三年“大躍進”餓死和少出生的人口達七千五百萬左右！實際上當時的中國末出現饑荒的省份和城市人口繼續高速增長，所謂少生只是在出現饑荒餓死人的省份的農村。少出生人口若以一千五百萬人計，餓死人數至少在六千萬以上！

這真是一幅屍橫遍野、白骨如山、鬼哭狼嚎、慘不忍睹的“反右傾”“戰果”圖！這就是毛澤東三年“大躍進”帶給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中國人民的白骨能壘出比珠穆朗瑪峰還高的高峰！

毛澤東欠下中國人民如此一筆巨額超級血債，自感難以向中國人民交待，因而編出了兩點理由：

一、 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其實中華大地幅員遼闊，局部的自然災害年年都有，但從未有全局性的災害發生。據氣象資料表明，“大躍進”時期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它年多，把人為制造的災難歸罪於老天爺，老天爺能答應嗎？其實毛澤東的這一謊言在一九六一年被劉少奇當眾戳穿。5月31日在中央工作會上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缺點錯誤恐怕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二、 蘇聯逼債造成的。蘇聯逼債一說又遭到劉少奇的抵制，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會上作報告。毛澤東審閱的報告上本有“造成當前困難原因是蘇聯逼債”的詞句，但劉少奇在宣讀時故意將此話刪去。

為弄清“蘇聯逼債”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筆者曾多次查閱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相關資料，但萬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資料能證明蘇聯逼過債。撤退專家是事實，但從沒有逼債一說。與此相反，在叢進先生所著《曲折發展歲月》中記述：中蘇反目後，赫魯曉夫得知中國大批農民餓死的事，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借給中國一百萬噸糧食、五十萬噸白糖以解燃眉之際，以後豐收了再償還。但此時的毛澤東正想把餓死人的事推給赫魯曉夫，豈會答應？若接受了赫魯曉夫的糧食援助至少能救活二千萬中國農民！

關於蘇聯逼債一事，筆者當年還是一個兒童時就聽大人們說：蘇聯逼債時手段毒辣，中國送去抵債的雞蛋、桔柑等貨物蘇聯方面派專人用一箍圈檢驗，若雞蛋、桔柑等物恰從圈中通過即算合格，若大了或小了都一律不要，且不準中方運回國內，就地倒入河中。

全國弄得最慘的地方要數河南省的信陽地區。據蘇曉康先生《烏托邦祭》載：



……從一九五七年夏天開始，省長吳芝圃拿省委書記潘覆生開刀，在黨內大批以潘覆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大躍進打下了基礎。省長敢鬥省委書記，各級班子自然鬥得更兇，以反右傾為中心的幹部作風上的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從那時就在河南司空見慣了。

正是在這樣高壓政策下，河南在大躍進、公社化狂飆陡起之時，比別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準備。一九五八年春季，吳芝圃就提出了全國最為激進的驚人口號：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四無省”，綠化、消滅文盲，等等。吹牛浮誇之風也令全國望塵莫及：小麥衛星一直放到西平縣的畝產7320斤，鋼鐵衛星一直放到新鄉地區的日產120萬噸，均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河南省委竟高估這702億斤，導致全省性的高征購，基層幹部為完成征購而一味“反瞞產”。因向農民追逼糧食而捆、綁、吊、打、捕的現象十分嚴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來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

吳芝圃就是在這樣的熱昏瘋狂狀態下，背著河南農民無數饑餓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廬山的。八月中旬他從廬山下來，就更加惡狠了。他回到鄭州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高潮。河南人民真正的大難臨頭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適逢水旱交加，糧食大幅減產，農民拼死力苦幹，實產210億斤。但吳芝圃是不管老天爺算老幾的，偏要把大災年當成大豐年。他一手舉著高指標，硬是估產為450億斤；一手托著“右傾”帽。那帽子分為八種，即批“三論”（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又批“五派”（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賬派、爐前搖頭派），大帽子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黨內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這年秋後，第二次“共產風”又刮來，還夾帶著瘋狂的“反瞞產”。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象土改的地主那樣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征購糧，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躍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發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檢討中，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

如此兇狠的反瞞產，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甚至喂牲畜的飼料，盡數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O年春天，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了，最嚴重的村子八十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開始大量外逃或餓死。

然而那位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吆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問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倒斃在公路旁的死人、欄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都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他還下令要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 ；指示社隊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準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這位路憲文書記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驕傲霸道，乃是因為他擁有一件最為得意也最具資本的功勞：他管轄的遂平縣峭岈山衛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個小社合並為大社，成為中國人民公社運動的先聲，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讚揚。有這樣一塊金字招牌，他還怕什麽？

餓死近一百多萬人的信陽事件，就是在這般令人發指的暴虐之下發生了，毋庸置疑，它是廬山會議反右傾的直接後果。大災難後，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滿目淒涼。餓死十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了639個。全區有不少死絕戶。有的只剩孤兒。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統計，孤兒達12000人之多！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余萬畝，扒毀農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值得再書一筆的是，就在這樣慘烈的災難中，當老實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一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靠高征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也興建了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不料建成後，“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台，中央再沒來鄭州開會。這群別墅竟長年閒置，無以利用，也漸荒蕪，室內墻粉剝落，地板朽爛。只是那幢主席別墅，永遠緊鎖著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



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當數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四川民眾在“反右英雄”李井泉的統治下所受的苦難在中國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本不缺糧，但李井泉為了完成上調糧食指標，同吳芝圃一樣，采取一切手段掠奪農民的糧食。致使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屍橫遍野，鬼哭狼嚎！前四川省委副書記廖伯康在向當時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楊尚昆匯報工作時，經楊尚昆決定：上報餓死一千萬。而四川實際餓死者在一千三百萬以上！根據中國人口統計數字：一九五七年四川人口普查時人七千二百萬人，到一九六O年底，僅六千二百萬人！凈減一千萬！！期間如人口正常增長至少達七千六百萬以上！差額達一千四百多萬！僅郫縣一個縣，三年人口從二十九萬降為二十三萬，活活餓死六萬多人！李井泉踏著四川農民的屍骨登上了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的寶座！

有關四川省餓死人一事，最近筆者在網絡上看到李井泉秘書回憶大饑荒的文章。說當時主管經濟的李先念多次催李井泉調糧食，但李井泉以四川已經在大量餓死人為由拒絕。隨後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李井泉，說的是：現在全國都在餓死人，但總不能餓死北京人、上海人和大城市的人，要餓死人也只能餓死我們四川人。四川不調糧食，中央向誰調糧食？

如果李井泉秘書所言是實，那麽四川一千多萬農民活活餓死之巨大罪行當有鄧小平的一份責任。當然造成這一巨大災禍的最大罪犯是毛澤東！

看了這一樁樁令人發指的慘烈暴行，身為一個中國人，能不動容？能不義憤？能不咒罵萬惡的共產專制？能不痛恨專制魔頭毛澤東？

人類歷史上哪個國家、哪個朝代象共產黨這樣從種糧人的口中掠奪過糧食？！

哪個國家、哪個朝代象共產黨這樣為了搶糧食將種糧人關監、拷打、折磨至死？！

哪個國家、哪個朝代出現過不許災民外出逃荒，只能在家中活活等死的事？！

哪個國家、哪個朝代了出現過一個地區就活活餓死近百萬人、一個國家就活活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

連死去兩千多年，以殘暴聞名於世的秦始皇也未曾如此這般！秦始皇地下有靈，面對共產專制的暴行，面對毛澤東的殘忍也會自愧不如也！

這樣的暴行真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億萬中國人民高唱“東方紅、太陽升；……毛主席、愛人民”的時候，可曾想過毛澤東當年是怎樣在“愛人民”？！

當毛澤東僅僅是為了證明“大躍進”政策的正確，逼得中國幾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時候，可曾想過這些都是衷心愛戴著自己的子民百姓？！

當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中國大地還有人把毛澤東當作神明，對其頂禮膜拜時，他們可曾認真地想過：毛澤東究竟為中華民族做了那一件好事？！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華民族歷史上可曾有過如此暴戾無常，如此殘忍血腥的帝王？！

自從地球上有了人類，自從世界上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全人類歷史上可曾有過幾千萬人民活活餓死的慘狀？！

當歷史記錄下二十世紀殺人魔王希特勒法西斯發動二次世界大戰而造成近四千萬人的死亡時，別忘了還有一個比希特勒更殘忍的殺人魔鬼毛澤東制造出來的饑餓屠殺了五千多萬貧窮、善良、純樸的中國農民！

毛澤東比之希特勒更殘忍之處在於：希特勒屠殺的是外族人，而毛澤東屠殺的是愛戴著自己的子民！

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應該永遠記住這個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悲慘的慘案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有五千多萬的農民活活餓死在富饒美麗的中國大地上！更應當記住這一慘案的制造者――人類幾千年歷史最大的迫害狂、最大的殺人魔頭毛澤東！

數千億的金錢付之東流，數千萬畝森林化為灰燼，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這就是毛澤東為證明自己“大躍進”路線正確而讓國家、民族、人民付出的慘重代價！在這場災難後，毛澤東不但權力穩固，似乎他還升了一級――由人而神了。中國幾千萬餓死鬼的幽靈托起了一個“救世主”般的猙獰惡神。這樣一來，中國人民的災難遠未結束，這猙獰惡神制造的更大的災難還在向貧窮善良的中國人民招手、獰笑！

五千多萬活生生的農民化作五千萬具骷髏白骨，五千多萬具骷髏白骨化作令中華民族子孫萬代都無比憤怒的感嘆號和巨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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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中、蘇從盟友到仇敵 誰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

第三十二章 沙皇俄國掠奪中華領土 共黨蘇聯分裂外蒙疆域



共產專制在中國統治的四十年中，其中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與蘇俄共產專制的分歧是一件震動世界的大事件。兩個共產專制大國由最親密的同志和盟友變成了生死冤家對頭，從而改變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中蘇分裂，實際上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由於中蘇分裂，全盛的共產主義開始了在世界上的衰亡過程，終於在九十年代龐大的蘇聯帝國走向了滅亡。

中國與蘇俄交惡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自十八世紀沙皇俄國大軍揮戈向東時，即與當時極盛時的滿清帝國刀槍相向。清聖祖康熙皇帝親率大軍北征，與沙皇俄國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據說此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對外平等條約。自那以後的兩百年間，沙皇俄國多次逼大清國讓出領土，對外軟弱的大清帝國割讓了一百五十余萬的領土給沙皇俄國。

一八四Ｏ年鴉片戰爭後，大清王朝國勢江河日下，內有洪、楊邪教叛亂，外有列強虎視眈眈，最後在武昌起義的槍炮聲中走向了滅亡。

一九一七年，蘇俄共產黨領袖列寧發動十月暴力革命，推翻了二月剛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蘇俄首領列寧曾憤怒地譴責老沙皇的侵略擴張政策，並公然宣稱願將沙俄從中國割去的土地無條件歸還中國。然數年過去了，中國被割讓的領土未見歸還一寸。

一九二一年，以列寧為首的蘇俄共產新帝國又派出紅軍武力肢解中國的外蒙古，將外蒙一百五十余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中華的版圖上割下，建立了所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此後紅軍又長駐蒙古，蒙古成了蘇聯的衛星國。列寧所宣稱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侵略擴張本質可見一般。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強行占領了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的一大島嶼——黑瞎子島。時值東北張作霖正與日本人鬧得不可開交並被暗殺，張學良剛當上東北王，也無暇顧及與蘇聯的事，只得眼睜睜看著領土被強占而無能為力。也許正是張學良見日本、蘇聯對中國東北虎視眈眈才與蔣介石談判統一的。

一九四四年美、蘇、英三國雅爾塔首腦會上，美國總統羅斯福以承認外蒙獨立為交換條件換取蘇聯對日宣戰，中國的領土變成了外國人政治交易籌碼！當政的蔣介石徒喚奈何。而斯大林爽快同意出兵的原因除美、英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一九二一年蘇聯出兵武力肢解中國外蒙後，一直沒被歷屆中國政府承認。此時百萬紅軍出兵東北正好成為一筆最大的政治籌碼，換取蔣介石政府在外蒙問題上的讓步。若蔣不同意外蒙分裂，則不從東北撤軍，再伺機把中國東北分裂出去。若蔣同意外蒙獨立，則把撤軍作為最優條件，你蔣介石就別想再從中得到任何好處。三十年代毛澤東登上中共統治寶座後曾說：中國革命一旦成功，外蒙古將會回到祖國懷胞，但毛澤東登上中國統治寶座後，面對斯大林的強權不敢再說一句外蒙回歸的話，只能以承認其獨立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為條件換取斯大林的一張笑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百萬蘇軍揮師中國東北，取代日本成為新的占領者。蘇俄紅軍在中國土地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闖進民宅奸淫婦女，眾目睽睽的大街成了蘇軍追逐中國女人的場所，其罪行比之日本人更甚。更令人發指的是蘇俄占領東北後，將我東北的機器廠房設備全部拆運回蘇聯，連農民的耕牛、豬、羊也不放過，成群趕上火車運回蘇聯，其總值當在一百億美元左右。斯大林的所作所為連其共產主義的小兄弟毛澤東也看不下去了，派李兆麟將軍到哈爾濱阻止蘇軍掠奪。但斯大林卻殘忍地將李兆麟暗殺。面對兇殘的斯大林，毛澤東也只得三緘其口，任蘇聯掠奪。中國作為戰勝國，理應對本土上的一切敵產享有主權，而無惡不作的斯大林竟無恥到這樣地步！

毛澤東為了與蔣介石爭霸天下，日本人剛一投降，就派出彭真、林彪率十萬大軍挺進東北，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共產黨又明里暗里得到了蘇聯人的很大幫助。可以說，若無蘇軍巨大的、公開的援助，東北不會落入共軍之手。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中國建立共產專制後，采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首次以共產兒皇帝的身份晉謁共產主義聖地蘇聯和其“慈父”斯大林，然而傲慢的斯大林根本不把毛澤東放在眼里，認為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麥淇淋式”的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當毛澤東滿懷喜悅地等候斯大林的接見時，斯大林竟將毛澤東涼在克里姆林宮內的走廊上長達四小時之久，此時的毛澤東自尊心再強，心中再窩火也不得不忍氣吞聲，甘受這胯下大辱。當終於得到斯大林召見時，還不得不點頭哈腰地裝出一副笑臉。為討得斯大林的歡心，會談中毛澤東又重申同意外蒙獨立。毛澤東在蘇聯的六十多天里受夠了窩囊氣。臨離開蘇聯之前還得接受斯大林的苛刻條件並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作為回報蘇聯給了毛澤東二億多美元的經濟援助。這點援助僅是斯大林從東北掠走屬於中國的日滿財產的零頭。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如此卑躬屈膝，還奢談什麽“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韓戰爆發後，毛澤東想出兵，求斯大林提供軍事援助，但斯大林卻極不情願，最後免強同意其條件都苛刻，結果是中國用國際市場上軍火價格的一半從蘇聯購買其二戰時期的淘汰武器。別忘了，美國在二戰期間對反法西斯國家包括蘇聯在內的軍火援助都是免費的。也就是說：斯大林把美國免費送給他的軍火武器，半價賣給了毛澤東這個兒皇帝。

面對如此精明、狡詐、殘暴、血腥、貪婪、苛刻、毒辣的斯大林，受了窩囊氣的毛澤東只得服服帖帖地甘拜下風，敬之若神明。並動用中國的一切輿論宣傳工具吹捧、讚揚斯大林和蘇聯。當斯大林一命嗚呼時，毛澤東還下令全中國為其默哀悼念。

從以上回顧中，人們不難發現，當蘇俄強大、蘇俄統治者殘暴貪婪時，中國的統治者們無論是滿清皇帝、北洋軍閥，還是蔣介石、毛澤東，無一不是忍氣吞聲、甘受屈辱，而毛澤東比起前幾代當家人更甚――公開喊斯大林“慈父”！坐實了自己的俄國兒皇帝身份！

第五篇 中、蘇從盟友到仇敵 誰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

第三十三章 赫批“個人崇拜”危及毛澤東權力 毛為保皇權與赫魯曉夫大唱反調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馬林科夫繼任。但馬林科夫才能平庸。很快就被赫魯曉夫取代。這也難怪，若斯大林提拔了一個強力人物，那他還睡得著覺嗎？如同後來的毛澤東當他手下是強力人物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時總是坐臥不寧，最後把一個老實的華國鋒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後才有了“你辦事，我放心”的感覺。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因根基淺薄，終於使“中國的赫魯曉夫”鄧小平上了台。

赫魯曉夫上台後一改斯大林的對華政策，對中國采取非常友好的態度。並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將中國領土上由蘇聯管理經營的中長鐵路交還給中國，並向中國提供了新的經濟援助。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並發展核武器。赫魯曉夫的做法，推動了中蘇關系的發展。然而好景不長，世人誰也不會料到，中蘇的關系會因蘇聯的內政問題而惡化，最後變成了仇敵。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就在閉幕的當天夜晚，赫魯曉夫避開了應邀出席大會的各國共產黨代表團，向二十大的全體代表作了四個半小時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報告中大量批露了斯大林執政時期對蘇聯共產黨、蘇聯人民實行法西斯殘暴統治、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事實，同時又肯定“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的理論權威和思想給予黨的幹部以及黨的活動家以巨大的影響。眾所周知，在列寧去世後尤其是最初幾年，斯大林曾為捍衛列寧主義、同那些列寧主義理論的敵人、那些背離列寧主義的人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黨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捍衛著列寧主義，並大規模地開始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文化革命。”“在過去斯大林無疑對黨、對工人階級，以及國際工人運動作了偉大的貢獻。”對斯大林濫用職權、無視法律的行為說成“這些措施都是捍衛工人階級利益。”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當時作為絕密，僅向每個國家的共產黨送了一篇副本。但此事不久即被西方情報機構得知，並通過世界最強有力的情報機構以色列的“摩迪薩”搞到了“秘密報告”全文，此文在西方報刊一發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世界人民從中看到了斯大林的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本質。在歐洲、北美、等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中大量黨員退黨，共產主義遇到了空前的信仰危機。此事也成為引發波蘭、匈牙利人民反共抗暴鬥爭的導火繩之一。

毛澤東對蘇聯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濫用職權的事最初是讚成的，認為這種揭露和批判有重大意義。並說：“蘇共二十大作出的決定表現了偉大的英明。”“赫魯曉夫開闊了我們的眼界，為我們指明了方向。他終於告訴了我們真理，我們要改革。”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肯定地說：“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受蘇聯批判“個人崇拜”的影響，一九五六年中共召開的“八大”上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刪除了“七大”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文字。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全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後果。”毛澤東在會上向全體中央委員們提議並集體簽名：死後一律火化，不睡水晶棺。這一簽名表明了毛澤東反對“個人崇拜”的堅強決心。

但是很快毛澤東的態度就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請注意“貶到地下九千丈”一句。其實單看《秘密報告》一文，並無“貶到地下九千丈”之意，而是肯定蘇聯在經濟建設中取得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取得的。毛澤東為惡化中蘇關系在無中生有給赫魯曉夫羅織罪名了。其矛頭直指赫魯曉夫的“反個人崇拜”。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蘇聯因打破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需要，決定五一節不再掛斯大林的像，並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中國也照此辦理。但是毛澤東卻對蘇聯的意見不屑一顧說：“他們不掛，我們掛。”果然五一節時，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斯大林畫像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畫像並列掛出。蘇共和中共在斯大林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明顯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對此敏銳的西方記者開始預言中共和蘇共何時會反目成仇的問題了。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作法大為惱火，但又無可奈何。毛澤東首先挑起了中蘇之間的爭端，並使其在世界上公開化，讓中蘇關系蒙上了第一層陰影。

此後毛澤東開始一步一步地惡化中蘇關系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周恩來同蘇共領導人波諾馬廖夫談話中就斯大林問題指責赫魯曉夫，提出了三條批評意見：一、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二、完全沒有全面分析。三、蘇共領導缺乏自我批評。周恩來的意見顯然就是毛澤東的意見。但周恩來的意見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其一，斯大林問題是蘇聯共產黨內部問題，怎樣評價由蘇共作結論，蘇共既可以為此事同其他黨商量，也可以不同其它黨商量。同樣毛澤東在中共內部整肅高崗、饒漱石時為什麽不同蘇聯商量？周恩來這一說法其實是幹涉蘇共內部事務。其二，一件重大事件揭露之初，不一定，也不可能對其作理論上的全面分析，對期大林個人崇拜的全面分析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是幾代領導人才能作出來，周恩來的批評是苛求於人。而第三條更沒什麽道理，試問在個人專權的國家里，一切以最高統治者的好惡為標準，其下屬能有多大責任？稍有異議輕則罷官，重則掉腦袋。莫說赫魯曉夫沒多大責任，就是幾個臭名昭著的劊子手亞戈爾、葉諾夫、貝利亞等又有多大責任？他們不去殺人，自己就會被斯大林殺掉。如同你周恩來在“文革”時期若不參與整劉少奇、林彪，你就會隨時被毛澤東幹掉一樣。周恩來要蘇聯領導人作自我批評這還真有淩駕於赫魯曉夫之上的意味。周恩來的意見為中蘇關系蒙上了第二層陰影。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和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接見蘇聯大使尤金的時候說：“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幹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自己的同志。”

毛澤東的說法不但言語很重，而且顛倒是非：斯大林是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多次讚揚斯大林，並沒把斯大林當敵人對待。這顛倒黑白的說法，只能是別有用心了。毛澤東的講話為中蘇關系蒙上了第三層陰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修改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這篇文章一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觀點，閉口不提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代之以“個人專斷”的詞語。請別小看這兩字之差，其含意已大不相同了。對於蘇共二十大已不再是讚揚，而是說：“由於最近時期東歐形勢以及其他有關情況的發展正確地認識和正確地對待斯大林錯誤的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全世界共產主義隊伍，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的重大問題”。《人民日報》社論為中蘇關系蒙上了第四層陰影。

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為什麽前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原因很簡單，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在中國共產黨高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政治局委員、常委已不像過去那樣對毛澤東唯命是從了，彭德懷私下說過《東方紅》中“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話不妥，在一些場合不要唱《東方紅》；周恩來五六年在沒征得毛澤東同意之下，私自決定反冒進，這使得毛澤東感到極大不快。中共八大會議上毛澤東不得不接受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刪去了“毛澤東思想”字眼的政治報告和新的黨章，以及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章報告中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言論。這一切對毛澤東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讓批判個人崇拜之風漫延下去，不但使自己的威望下降，而且總有一天會發展到大權旁落，甚至從皇帝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因此要保住自己的權力，就得抵制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就得尋找一些能迷惑住中央委員們的理由，終於毛澤東找到了這樣的理由：給赫魯曉夫安上“全盤否定”的罪名，在“全盤否定”四字上大做文章。反正中央委員們絕大多數都沒看過“秘密報告”，不由得中央委員們不相信。此後，大會小會上中共高幹們隨時都能聽到毛澤東說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聲音，甚至在與蘇聯打交道時故意找碴子，挑起矛盾，惡化兩黨之間的關系。從此中蘇兩國，兩黨關系進入了多事之秋。

中蘇關系的惡化還有一大原因，那就是前美國總統尼克松所說：“究竟誰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毛澤東的中共不願甘居老二的角色。”在斯大林死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第二代領導人其資歷遠不能與毛澤東白手起家開創偉業的傳奇經歷相比。由此毛澤東自然而然地從心眼里瞧不起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認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心已經東移，有著六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中國將取代蘇聯，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羽翼未豐的毛澤東早就想從赫魯曉夫手中接過共產主義運動的指揮棒，想“篡黨奪權”了。中蘇關系惡化後，毛澤東勒緊中國人民的褲腰帶，大把大把的鈔票拿去支援“世界革命”；文革時又高呼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口號；一九七四年鄧小平又在聯合國大會上拋出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理論，並以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自居。這些所作所為無不體現了毛澤東的“斯大林死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心已轉移到中國，我毛澤東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當然領袖”的思想。

毛澤東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導致了中蘇關系的徹底破裂。

第五篇：中、蘇從盟友到仇敵 誰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

第三十四章 周恩來對蘇聯內政橫加幹涉 毛澤東想辦法惡化中蘇關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說：“關於蘇共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這把刀子殺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丟。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得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了。”

毛澤東的講話肯定了斯大林主義，強烈批評了赫魯曉夫，而且不同意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將“和平過渡”提到“丟掉列寧刀子”的高度，為日後同赫魯曉夫唱對台戲造輿論。

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後，再回訪蘇聯。在與赫魯曉夫會談中出言不遜，指責蘇聯一九五六年出兵波蘭是“大國沙文主義”，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對此表示：周恩來講這些事情是不尊重他們。若毛澤東此時處於赫魯曉夫的位置，肯定會暴跳如雷地大叫“你幹涉了我的內政！”

關於蘇聯出兵波蘭是否是大國沙文主義不好界定，但同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匈牙利發生了反革命武裝叛亂，赫魯曉夫對出兵一事態度曖昧，毛澤東派出劉少奇到蘇聯就此事會談，蘇聯紅軍是在中共的強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出兵平息叛亂的。而毛澤東從沒指責過蘇聯出兵匈牙利的事。看來所謂的指責“大國沙文主義”是假，找碴子鬧事是真。

關於周恩來指責蘇聯一事，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省委書記會上說：“中蘇關系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據我看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里跟周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最好辦法是臭罵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擡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擡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也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幹凈，手里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從毛澤東的這些講話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對蘇聯的批評、指責是毛澤東有意惡化中蘇關系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對於中蘇關系，毛澤東已經不想再發展了，“目前只要大體上過得去。”而且毛澤東似乎抓到了赫魯曉夫什麽把柄似的，“法寶不一次使用幹盡”。還作了徹底惡化中蘇關系的打算：“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在斯大林時代說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那是千真萬確，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比斯大林差遠了，但毛澤東卻偏要指責赫魯曉夫而不指責斯大林。一九五九年十月中蘇關系惡化後，毛澤東也沒見有什麽“法寶”使出來，所謂的“統統捅出來”不過是罵了赫魯曉夫幾句背叛“馬列主義，搞修正主義”之類的話話而已。要說“修正主義”毛澤東才是當之無愧，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早就修正為封建法西斯主義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內部在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的策劃下，乘蘇斯洛夫等幾人不在莫斯科的時機，召開主席團會議，提出赫魯曉夫的路線政策有問題，以七票的多數通過了撤消赫魯曉夫第一書記職務，由莫洛托夫任第一書記，馬林科夫任部長會議主席的決定。赫魯曉夫反擊說：第一書記是中央委員會選舉的，主席團無權撤消他的第一書記職務，並要求召開中央全會討論解決。在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的中央全會上形勢急轉直下，赫魯曉夫獲得了二十大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多數的支持而取得勝利，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等人定為“反黨集團。”

對於蘇聯共產黨內部這件事情，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小兄弟的中共理應站在赫魯曉夫一邊，向赫魯曉夫表示堅決的支持。但毛澤東卻沒有這樣做，不但沒有，而且在當年十一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並出席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時於十八日就此事發表了一通令赫魯曉夫萬分難堪，令與會共產黨首腦們萬分驚奇的怪論，請看當年參加會議親自聽到毛澤東講話並注意觀察會場情形的南斯拉夫駐蘇大使米丘諾維奇的日記：



所有代表團對他（毛澤東）的發言都抱有很大的興趣。所有的人都是到講台上發言的，只有毛澤東是會上唯一沒有上講台的人，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講話。他一開始就說他不到講台上去講話，因為他有病，翻譯翻的是“頭痛”。我感到這番話使大多數與會者感到意外。毛通過翻譯講了幾乎一個小時。我覺得，講話是公式化的、帶有宣傳色彩的，講了許多中國的諺語和格言，都沒有描繪上當今的世界，無論社會主義世界，還是資本主義世界，或者兩者之間的世界的真實面貌。

毛一度在沒有特別準備的情況下談到蘇聯的領導中發生了“兩個不同集團”之間的沖突，“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一派取得了勝利。”翻譯就是這樣翻他的話的。毛在講話中把莫、馬、卡反黨集團同被稱為另一集團的蘇共黨等同起來，且在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講的，這使得有幾百人在場的格奧爾基大廳變得死一般的寂靜。米高揚示威性地站起來，露出一副決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發言者和中國人，一度，又背轉向發言者，看用金字刻在大廳墻上的上千個俄國最高戰鬥勳章獲得者的名字。……在毛澤東講了這樣一番話，米高揚作出示威性的反應，而蘇聯代表團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之後，我們在這里處處都聽到的蘇聯和中國“磐石般的團結”這句話聽起來就不那麽令人信服了。在這段時間里，中國人卻表現得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似乎一切都完全正常。



毛澤東在會議大廳時里的不同尋常表演，也許可以理解為一個鄉巴佬見不得大世面，或者是毛澤東想以此標新立異顯得與其它共產黨的首腦不同；而會上莫名其妙的發言無疑是當眾煽了赫魯曉夫一個耳光！若此會在北京召開，赫魯曉夫也當著全世界的共產黨國家面，不給身為主人的毛澤東一點面子，說毛澤東與高崗是兩個集團的爭鬥，毛澤東又會作何感想！毛澤東想方設法惡化中蘇關系，找碴竟找到赫魯曉夫的家里去了！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還發表了一通與蘇聯的外交政策，與全世界人民的和平願望相反的有關戰爭的言論：



“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目前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要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彈，人會死絕。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



這真是一個戰爭狂人的瘋狂叫囂。毛澤東根本不把人民的生命當回事，動輒以“死掉一半人”的氣壯如牛的口氣發出謬論！“因為社會主義力量占壓倒優勢，”因此就應該挑起一場核戰爭，並把戰爭的罪責轉嫁到帝國主義身上：“是他們要打！”毛澤東的中國當時一窮二白，若有美國或蘇聯的實力，毛澤東肯定會挑起一場世界大戰，去實現他的統治全世界的野心。

毛澤東的“極而言之，全世界死一半的人”的心態在日後的“大躍進”中表露無遺。明知“大躍進”已使成千上萬的人活活餓死，但死幾千萬人又有什麽關系？我中國人多，死上一半的人也沒關系，國家建設好了，再過多少年又有六億人口！這種心態真實地表現了毛澤東個性中的一種瘋狂、追求刺激、不喜歡平靜、不願天下太平無事、不願人民安居樂業，他需要的是從社會大亂、國家大亂中得到某種刺激，需要的是從戰爭、流血、百姓的痛苦、民眾的死亡中獲得某種快感，是盼望全世界人民在一場血腥的屠殺後自己以勝利者的身份成為人類主宰！

毛澤東的戰爭謬論理所當然地受到赫魯曉夫和與會的絕大多數共產黨頭目們的不滿和強烈反對。波蘭共產黨首腦哥穆爾卡對毛澤東的說法表示憤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首腦諾沃提尼即席發言，指責說：“毛澤東說他準備從六億人口中喪失三億人，我們怎麽辦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千二百萬人，我們的人在一場戰爭中將要死光，不會有什麽人剩下再從新開始了。”

一年多以後，毛澤東在與赫魯曉夫的秘密會談中，還試圖讓蘇聯挑起同美國的戰爭。據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中記述：



“……他對另一大戰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些使人吃驚的看法。從他一年前在莫斯科的講話中我已經熟悉他的一些想活。但我們在北京遊泳池旁的會談期間，他比我以前聽到的走得更遠了。他開頭說：‘讓我們設想一下未來的戰爭。’聽，多麽像斯大林。他也愛提這類假設性的問題。‘美國有多少個師？我們知道美國的人口，因而可以計算出。如果他們征召所有合格服兵役的人，能夠募集到多少師？’然後他繼續提到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等等，他接著說：‘現在我們能夠募集多少師？考慮一下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口，你會知道我講這話的意思。’”

“他朝我笑笑，好像是說：你知道嗎？力量對比對我們多麽有利。”

“他的思想方法太使我吃驚和苦惱了，我甚至不想同他爭論，在我聽來，他的話好象小孩子的談話，像他這樣一個人怎麽能夠這樣考慮問題呢？講到這里人們會問，他怎麽升到這樣重要的一個職位？”

“毛同志”我說：“你的計算犯了一個根本錯誤，你要知道，自從蘇沃諾夫時代以來，事情已經起了變化。現代士兵不再靠刺刀或子彈來打贏戰爭……現在在導彈和核彈時代這一方有多少師或那一方有多少師實際上對戰爭的結果毫無影響。一顆氫彈可以把所有的師變成一大堆烤肉。一顆炸彈有巨大的殺傷直徑。”

毛澤東的思維方式還停留在人多就能打贏一場戰爭的簡單的1+1=2的小學生算術思維之中，看不到科學技術進步給戰爭帶來的巨大變革。若人多就能打勝的話，那麽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四億人的大清王朝就理所當然地能戰勝遠涉重洋的幾千英國鬼子了。

毛澤東想挑起一場美國與蘇聯的核大戰，此事前蘇聯外長葛羅米科在其回憶錄中也有真實的描述。

毛澤東的想法雖然可笑，但又是深謀遠慮、雄才大略的一招。挑起美、蘇惡戰，中國坐山觀虎鬥。兩敗俱傷時，再出來收拾殘局。當年毛澤東在延安一無所有，坐觀蔣介石與日本鬼子惡戰，後來日本戰敗，蔣介石也精疲力竭，毛澤東輕易就使江山易手，成為中國的統治者。現在毛澤東已擁有了一個諾大的中國，比延安時強多了。若真來一場世界大戰，再故伎重演，毛澤東豈不就成了地球球長、世界霸主了嗎？若真是那樣，毛澤東的千古絕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就不會成為千古笑談了！惜乎一九五八年的世界已不是一九三六年時的中國，赫魯曉夫不是當年的蔣委員長，美國也不是當年的小日本。蘇聯、美國不會上毛澤東的當，毛澤東的瘋子般的狂想，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的單相思，最後變成了世界人民茶余飯後的笑料！

赫魯曉夫曾就此事說：毛澤東有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奢望。

很難說毛澤東沒有在一場美蘇世界大戰之後成為世界霸主的野心。

幾十年後筆者讀到這段歷史時暗自慶幸，幸虧毛澤東沒有成為美國或蘇聯等強大國家的總統什麽的，若真是那樣，他把“原子彈、氫彈到處亂摔，炸它個一塌糊塗，讓全世界死掉一半的人口……”那將是一個什麽樣的血腥場面？世界將是一個什麽樣的世界？！

上門挑釁並想在全世界共產黨頭目們面前出一下風頭的毛澤東聰明反被聰明誤，拙劣的表演不但沒贏得應有的掌聲，反倒受到與會的共產黨人的同聲譴責和嘲笑。毛澤東發覺莫斯科不是北京，土農民出身的中國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也不會、不敢對我毛澤東有絲毫的不恭。而共產黨洋人卻不會如此這般。從此毛澤東再也沒有出過一次國，幹脆關起門來做老大。

第五篇： 中、蘇從盟友到仇敵 誰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

第三十五章 赫魯曉夫其實對中國很友好 毛澤東想的是如何恩將仇報



就在毛澤東已蓄意破壞、惡化中蘇關系的時候，赫魯曉夫卻在盡力維護和發展兩國兩黨的關系。

一九五六年，剛取馬林科夫而代之的赫魯曉夫就對中國表示出極大的友好姿態：把斯大林以“國際城市”為名強行占有的大連市歸還中國。並於同年把斯大林長期占有的中長鐵路（大連至長春鐵路）全部交還中國。

由於毛澤東在批判斯大林問題上前後的兩種不同態度，赫魯曉夫為早日平息毛澤東的不滿和憤怒，采取了主動行動。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克里姆林宮的新年宴會上赫魯曉夫特意走下台和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親切擁抱，熱情邀他上台，坐在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之間。赫魯曉夫向全場的人說：“敵人是仇視我們政府的，敵人說什麽‘斯大林主義假面具，’其實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曾和階級敵人無情鬥爭，我們曾和他們進行了這一鬥爭，我們現在仍要和以前一樣，對階級敵人鬥爭。敵人說我們是斯大林主義者，是的，我們是斯大林主義者，我們因此而感到驕傲。”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七日，赫魯曉夫在中國駐蘇聯大使為周恩來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舉行的宴會上再次熱情讚揚斯大林“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事業，忠於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的事業。”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上又說：“黨一面批評斯大林活動的不正確方面；另一方面在過去和將來都同所有在批判個人迷信晃子下毀謗斯大林的人作鬥爭。”“作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堅強的革命家，斯大林在歷史上將占有應有的地位，我們黨和蘇聯人民將記住斯大林並給予他應有的評價。”

在對中國的經濟、軍事援助方面，赫魯曉夫也遠比斯大林大方慷慨，毛澤東的味口也夠大的了。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魯曉夫主動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周恩來提出願幫助中國發展原子能科學，建立研究中心和建設原子能工業。隨後中國派出聶榮臻副總理、宋任窮部長、黃敬部長同蘇聯駐中國負責經濟技術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就原子能方面的合作進行會談。九月聶榮臻、陳庚、宋任窮赴莫斯科同別爾烏辛為首的蘇聯代表團談判。於十月十五日達成了蘇聯在火箭和航空等國防尖端科學技術方面援助中國的協定。（即國防技術新協定）同時中國又派出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首的代表團同蘇聯簽訂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蘇共同進行和由蘇聯援華進行的重大科研項目103項，經濟合作方面除原達成的156項外，又確定增加援助中國55項重大工程項目。就在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已公開把蘇聯和赫魯曉夫視為敵人、雙方又因長波電台之爭和建聯合艦隊一事鬧翻後的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恩來又與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簽訂了協議，規定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七年間幫助中國建設七十八個大型工業企業和電站。總援助額達五十億盧布並規定蘇聯將以最新的科學技術成就幫助中國進行科學方面的研究和設計工作，供應設備、儀器和某些專用材料，派遣專家在企業的施工、安裝、調整和開工生產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技術援助，同時接受中國專家和工人到蘇聯的相應企業進行生產技術學習。蘇聯方面把援建企業造的產品的生產特許權無償給予中國，並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料，以便中國組織生產所需的配套設備。

以赫魯曉夫的慷慨，若不是毛澤東為了一己的權力之私而與蘇聯反目，那麽當這五十億的援助全部實施後，中國的經濟、技術、科技將會提高到一個更高的水平。

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有很多邁向世界強國的機遇：若二十年代沒有共產黨的武裝鬥爭；三十年代沒有日本人的侵略；四十年代抗戰勝利後沒有毛澤東發起的一場內戰；五十年代不與蘇聯鬧翻依靠赫魯曉夫對中國援助的慷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不發動一場文革浩劫，都可能使中國成為一大強國。可面對無數機遇，中國都與之失之交臂。惜哉！

斯大林當政時期對中國是什麽態度？中國東北的機器設備全部被拆走；中國的外蒙古被強行分裂出去並在蘇美英的雅爾塔協定中作為蘇聯的勢力範圍永遠確定了其獨立地位；對中國的援助也是少得可憐；朝鮮戰爭中的軍事援助相當苛刻；對毛澤東本人也是打心眼瞧不起。可就是這樣，毛澤東卻不得不跪在斯大林腳下叫“慈父”！赫魯曉夫對中國、對毛澤東相當不錯，僅因“反個人崇拜”一事，就把赫魯曉夫當成仇敵。毛澤東骨子里恩將仇報，仇以恩還的劣根性做出了無數使親痛仇快的事來。

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關系竟與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系驚人相似：毛澤東極力討好斯大林，但斯大林一點也看不上毛澤東；赫魯曉夫盡力維護蘇中關系，毛澤東卻恨之入骨。

但惡化中蘇關系是毛澤東的既定方針。對於赫魯曉夫在批斯大林問題上的反覆說明和表態，毛澤東視而不見；對於蘇聯主動采取的發展兩國經濟、科學、軍事方面的合作行動根本就無動於衷。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繼續進一步批判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反對個人崇拜目的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澤東也像宋玉一樣“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抓住“全盤否定”四字不放。非把赫魯曉夫在中國的名聲搞臭不可。為日後同蘇聯鬧翻制造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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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一言不慎毛澤東盼來攻赫理由 小題大做北京會談以翻臉告終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就想徹底惡化中蘇關系，但由於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友好政策，使得毛澤東急切間不便發作出來。到一九五八年，惡化中蘇關系的機會終於來了，毛澤東抓住赫魯曉夫提出的兩點要求開始大做文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彭德懷率軍事代表團赴莫斯科訪問。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要求蘇聯幫助中國建立原子能工業、生產原子武器、原子武器運載工具、建立軍事航空工業及潛艇軍艦制造工業等。赫魯曉夫基本上同意了彭德懷的要求，並商定有關部門協商解決。並商定蘇聯在遠東的海空軍與中國方面進行合作。

蘇方答應給予中國巨大的幫助後，作為一種互惠條件，一九五八年四月，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至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在中國建立用於潛艇艦隊海上聯絡的長波電台，蘇聯出費七千萬盧布，中國出三千萬盧布，建成後歸蘇聯使用，所有權歸中國。蘇方的要求從道理上來說並不過分，在蘇聯對中國提供了巨大幫助情況下，中國給蘇聯方面提供一點幫助也在情理之中。但毛澤東卻把此事看成涉及主權的大事，表示建台可以，由蘇聯提供貸款、技術，建成後歸中國所有，蘇聯使用問題通過中國方面提供方便。長波電台一事尚未了結，七月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答覆中國希望蘇聯提供原子潛艇問題時，又提出了要搞中蘇共同艦隊的意見。此事尤金先同劉少奇談，後又同毛澤東談。毛澤東當即發火，不留情面地說，打起仗來，蘇聯軍隊可以過來，中國軍隊可以到蘇聯去，我們是盟國，可是搞共同艦隊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權，提出所有權各半是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半個指頭也不行。你們可以說我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講，我也可以講你們要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張到中國的海岸。毛澤東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話如實地向赫魯曉夫報告，不要粉飾。

毛澤東在長波電台和建立聯合艦隊問題上從維護主權的角度考慮不能說完全無理。不過作為盟友，或者就是朋友吧，當對方向自己索要什麽的，若不願意完全可以婉言謝絕，何必大動肝火？何況蘇聯對中國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另外說建立聯合艦隊就是控制，似乎也不完全成立。赫魯曉夫是否就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還很難說。從赫魯曉夫當政十一年的言行來看，他並沒有想稱霸世界、控制別國的野心。對於毛澤東的惡劣態度，赫魯曉夫的看法是：毛澤東為又找到了一條反對蘇聯的理由而興高采烈。

二十多年後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允許外國人在中國獨資辦廠，合資辦廠，甚至成片土地讓洋人開發等。那麽赫魯曉夫當年設長波電台，建聯合艦隊的想法還真不值一提。幾千家、幾萬家外資企業都不可能控制中國的經濟，那麽一個長波電台，一支聯合艦隊又怎能危及中國主權？

赫魯曉夫得知尤金的報告後，於七月三十一日秘密訪問中國，專就此事同毛澤東會談。毛澤東憤怒地手指赫魯曉夫的鼻子罵道：“你的聯合艦隊是什麽意思？是不是要把中國的全部海岸城市都拿去？建成聯合艦隊歸你指揮還是歸我指揮？”我跟你會談了三次，我得出一個結論，你們不信任中國，搞聯合艦隊，要搞‘合作社’這是政治問題，這叫政治條件。這樣我提幾個方案，第一，你們幫助我們搞，給我們技術資料，派專家幫助我們搞。第二、搞共同艦隊，不搞。你們要堅持第二個方案我們不幹，不幹沒有原子潛艇沒有關系。第三個方案撤回我們的請求不搞了，你們又不同意。第四個方案所有的海岸線都給你們，我們不要海軍，我們打遊擊。第五個方案……”嚇得赫魯曉夫連連躲閃說：“沒什麽意思，就是大家提出來研究嘛。”

請讀者們注意毛澤東以手指鼻子這一細節，這是對赫魯曉夫人格的極大侮辱！以這種態度對待一位來訪的大國首腦，這是世界外交史上絕無僅有的！如此卑鄙小人成了禮義之邦中國的統治者，老祖宗的臉面、七億中國人民的臉面算是丟得精光！

赫魯曉夫出席聯合國大會時脫下皮鞋敲打講台的場面已把共產主義領袖的臉丟光了，沒想到來中國後遇見比他更加蠻橫的毛澤東！只好自認晦氣，忍氣吞聲。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不信任中國，但自一九五六年起，毛澤東又什麽時候信任過赫魯曉夫？想要援助時就想到蘇聯，一到需要相互支援時，就什麽也不認了。做生意還講一個互利互惠。毛澤東在與赫魯曉夫做生意想的竟是無本萬利。要他拿一個子兒也會大發雷霆：你侵犯了我的主權。其實說到底毛澤東還是要故意與蘇聯惡化關系，在中國斷絕“反個人崇拜”的一切後患。

赫魯曉夫見聯合艦隊一事沒法談了，也只得矢口否認有建立聯合艦隊的想法。而長波電台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一事是中蘇雙方公開鬧翻的開始。後來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多次就此事大做文章，指責赫魯曉夫想從軍事上控制中國，把惡化兩國關系的責任推給了赫魯曉夫。

有志者，事竟成。經過多年的苦心孤詣，毛澤東終於“有了”惡化中蘇關系的理由。

毛澤東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一事的憤怒，對赫魯曉夫無疑是當頭一棒。碰了如此大的釘子後，赫魯曉夫對發展與中國的友好關系和經濟技術合作已沒有興趣。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魯曉夫在蘇聯二十一大作報告時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提出批評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一項任務――在最近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超過英國，全國廣泛開展的爭取實現‘大躍進’的人民運動證明，中國人民將以短得多的期限來完成這項任務。由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過渡是不能任意破壞或超越的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當然，有些同志會說應當快些實行共產主義原則，但是，當還沒有為此創造好經濟條件，沒有達到物質財富的豐裕以及人們還沒有養成按需分配就會損害共產主義事業。必須注意到，按目前的那種平均共產主義，只能使積累起來的資金都被耗盡，並使經濟進一步順利發展和擴大再生產成為不可能。”這是赫魯曉夫首次對中國的內部事務提出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沒有惡意。是說理式的，勸告式的，而且他並沒當著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面說。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日內瓦談判關於禁止核試驗的協議為由，提出推遲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這是蘇聯采取的第一個破壞蘇中關系的行動，采取此行動的原因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有詳細的敘述：



“在我們的關系破裂之前，中國人要什麽我們就幾乎給什麽。我們對他們不保密。我們的核專家同他們正在忙於制造一顆原子彈的工程師和設計人員合作，我們在自己的實驗室里為他們培訓科學家。”

“我們的專家提議把一顆原子彈的樣品給中國人，他們已把東西裝好並裝了箱，準備運往中國。這時我們主管核武器的部長向我匯報了這件事。他知道我們同中國的關系已惡化到無可挽救的地步。”

“他說‘我們得到通知把一顆原子彈的樣品運往中國，現在已準備好，可以起運了。我們該怎麽辦，我們等你的指示。’”

“我們開了一次會，打算決定怎麽辦。我們知道如果不把原子彈運往中國，中國人就會譴責我們違反協議，破壞條約等。另一方面，他們已經開始了一個誹謗運動來反對我們，並且在開始提出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土要求。我們不希望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即我們是他們的馴服奴隸。不管怎樣侮辱我們，他們要什麽我們就會給什麽。結果我們推遲了把這個樣品運給他們。”

“不出我們所料，中國人開始利用我們的這一決定大做文章。我想他們為得到了又一個理由來反對我們而高興。他們在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黨中央進行反蘇宣傳。他們說：我們拒絕同他們分享我們的軍事成就，是我們對援助中國不再感興趣了。”

“真是一個謊言！當時在中國軍火庫里的所有現代化武器都是蘇聯制造的，或是按照我們工程師和研究機構提供的樣品或藍圖仿造的。我們給了他們坦克、大炮、火箭、飛機、海軍和步兵用的武器。實際上，我們整個國防工業已交由他們支配。”

“但是我們必須定一條界限。”



願意把原子彈這樣高度機密的科技技術提供給中國，赫魯曉夫對中國也夠慷慨的了。

而毛澤東既要從蘇聯得到援助，又要反對蘇聯，這樣做不是忘恩負義又是什麽？

一九五九年十月，赫魯曉夫針對毛澤東的戰爭狂熱，批評中國象好鬥的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

赫魯曉夫的一系列批評，和采取的措施，是針對毛澤東的言論、行動而作出的合乎情理的相應行動。

而毛澤東在對蘇聯的關系上不僅是象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為得到了又一個理由來反對我們而感到高興並在其它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黨中加快進行反蘇宣傳”，而且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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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共產會議一邊倒同聲譴責毛澤東 顏面丟盡再《九評》世界歷史留笑談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多次提醒全黨，杜勒斯的美國和赫魯曉夫的蘇聯都對中國采取敵意態度。中國已肩負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支持世界民主、民族解放運動的中流砥柱的重任。

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七月三十日，將赫魯曉夫與杜勒斯相提並論，把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將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對中國大躍進的批評和美國杜勒斯對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的譴責一並翻出來作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武器。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一邏輯反證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杜勒斯是一丘之貉。並將彭德懷六月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東歐受到的高規格禮遇視為“里通外國”進行追查。這時的赫魯曉夫已經是毛澤東頭號“階級敵人”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訪問美國後的赫魯曉夫應邀訪問中國，當興高采興烈的赫魯曉夫走下飛機準備按以往慣例同毛澤東熱烈擁抱時，毛澤東突然將身子一閃避開擁抱，只同赫魯曉夫冷冷地握了一下手。剛下飛機的赫魯曉夫受此冷遇，這次會談的氣氛就可想而知了。隨後的會談中毛澤東處處與赫魯曉夫對著幹，在一些問題上爭論不休。對於好鬥的毛澤東，赫魯曉夫反覆告誡說：“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以這次赫魯曉夫的北京之行為契機，中蘇雙方開始了公開決裂的過程。

一九六Ｏ年九月一日，毛澤東向全黨轉發了某省委一個報告。報告中說：



對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覆雜的和艱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是注定要失敗的，他們不可能擔當起指導國際革命運動的職責，革命的重心己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己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



毛澤東想當國際共運領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毛澤東通過一九五六年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批評，一九五七年對“和平過渡”的批評，一九五八年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問題上的翻臉，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認定其與美帝杜勒斯一樣的敵人，國慶節公開吵架等一系列逐漸深入地惡化兩黨、兩國關系的行動，終於制造出了許多理由，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頭子”、“帝國主義走狗”等大帽。並使中共高層大多數領導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觀點。這樣，自一九六Ｏ年起，毛澤東的中國在公開場合處處與蘇聯唱反調並對赫魯曉夫進行攻擊誹謗，在世界挑起了一場荒謬的中蘇大論戰，終於導致中蘇分裂。

一九六Ｏ年二月初，華沙條約國組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華沙條約締約國宣言》。宣言中說：“裁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蘇聯在聯合國十四屆大會上提出的全面裁軍的建議，反映了華約締約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立場。”中國代表康生在會上發表了與大會會議氣氛極不協調的發言，聲稱：由於美國在國際關系中一直對我國采取排斥的態度，因此，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都不能對中國具有約束力。中國的《人民日報》二月六日公開發表了康生的聲明。

聲明公開發表後，全世界震驚，中蘇分歧擴大到國際關系領域！中國公開與蘇聯大唱反調，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赫魯曉夫對中國將中蘇分歧再次公開大為惱怒，（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掛斯大林像一事）但又無可奈何。

一九六Ｏ年四月《紅旗》雜志第八期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的文章。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列寧誕辰大會上作了《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報告。以此三篇文章的發表為標志，毛澤東挑起了中蘇兩黨的大論戰。

此三篇文章的核心內容就是：列寧關於武裝鬥爭的科學論斷是千古不變的真理，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就只有走列寧指引的道路，采取武裝鬥爭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把死了四十多年的列寧的幽靈擡出來，把他的只言片語作為教條，采取指桑罵槐的策略，明批“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暗中矛頭直指赫魯曉夫。這三篇文章的發表，即是毛澤東為證明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而尋找的理論依據，也是為自己蓄意惡化兩黨、兩國關系編造的理由；既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策略、戰略標榜正統，也是向赫魯曉夫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發起的挑戰！共產主義世界的“老二”毛澤東迫不及待地想當共產主義運動的 “老大” 了。

毛澤東在未主宰中共時，反對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王明路線，把它斥之為“教條主義”，強調所謂的“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當他坐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老二”的位置上，又對“老大”“把馬列主義同世界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作法提出嚴厲批判，並斥之為“修正主義”，自我標榜是所謂的正統。看來反“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為我所用。

面對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上的挑戰，赫魯曉夫對此似乎沒多大興趣。以沈默作答。但中共並不就此罷休。一九六Ｏ年六月初，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訪問中國，中國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在與列希會談中，大肆攻擊赫魯曉夫和蘇聯。列希在回國途中路經莫斯科時，與列希一同訪問中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治局委員貝利紹娃向赫魯曉夫私下報告了劉少奇、周恩來對列希談話的內容。赫魯曉夫大吃一驚！“多麽可鄙的忘恩負義啊，我們不懂得為什麽中國人要講這些。”（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憤慨之余，蘇方準備對毛澤東的卑鄙行為進行反擊。這就是著名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蘇大沖突的由來。而那位向赫魯曉夫打了“小報告”的阿爾巴尼亞女政治局委員回國後即被霍查處決。

阿爾巴尼亞之所以當時與中國關系如此投機，其原因也是霍查此人對個人崇拜極感興趣，對斯大林的血腥政策極為讚賞，對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極為不滿。雖然阿爾巴尼亞從蘇聯得到了大量援助，但霍查還是與毛澤東一樣暗中尋找反對蘇聯的同盟者，結果毛澤東與霍查臭味相投，雙方一拍即合。後來兩人都繼承了斯大林的衣缽，在國內大搞獨裁專制，血腥鎮壓異己，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毛澤東、霍查簡直就是一個模子鑄出三大魔鬼！

一九六Ｏ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羅馬尼亞工人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致函中共，建議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共中央覆函建議擴大會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但應延期。蘇聯方面表示同意。

先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以標榜正統，再建議召開世界共產黨全體會議，是否有與赫魯曉夫攤牌，爭國際共運領袖的目的？

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於六月十九日抵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彭真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向在那里的所有共產黨散發中共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想得到其它共產黨組織的支持。

二十二日下午，東道主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喬治烏、德治口頭通知中共代表團：二十四日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會議。

二十三日下午蘇聯方面交給中國代表團一份六月二十一日的《蘇共至中共通知書》。下午十九時又送給了蘇聯起草的會議公報草案。

在二十四日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黨和共產黨代表會議上赫魯曉夫上台發言，歷數中共故意惡化兩黨、兩國關系的言行；譴責毛澤東的中共背信棄義、忘恩負義的行為；駁斥中共在時代問題上重覆列寧的論述是“教條主義”；說中共拒絕和平共處，希望戰爭，坐山觀虎鬥，制造緊張空氣是左傾冒險主義；說中國進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動，在國際群眾組織中采取“宗派主義立場；說中共領導人同阿爾巴尼亞黨負責人的談話是為尋找反蘇同盟；說康生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的發表是“向帝國主義送情報；中共散發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動”。赫魯曉夫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支持。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古巴、蒙古等國家代表團紛紛譴責中共的種種言行。

在群起而攻之的會議上，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措手不及，狼狽萬分，陷入空前的孤立。經向毛澤東請示後，於二十六日通過會議主席喬治烏、德治向各國代表團散發了中共代表團聲明，指責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中完全破壞了在會談以前關於這次會談只限於交換意見，不作任何決定的協議，……濫用蘇聯共產黨從列寧以來長期形成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極粗魯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采取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把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同我們黨的關系不是看成兄弟黨的關系，而是看成父子關系。”

從中、蘇兩黨相互指責的情況來看，蘇方指責較為具體，中方指責較為空洞。再說，全世界近百個共產黨組織都沒有感受到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有“老子黨”的味道，就你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有當“兒子黨”的感覺，豈非咄咄怪事？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想爭共產主義世界“老大”的位子，好向其它共產黨發號施令，自己當“老子黨”，別人當“兒子黨”。

中共代表團散發的信件，非但沒有起到改變中共代表團難堪境地的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為難堪的處境，再次受到與會多數代表團的譴責。在整個會議期間，只有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沒有譴責中共。阿爾巴尼亞與中共有勾結，自不用說。而朝鮮、越南沒說什麽並非是讚成中共，只是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近鄰，從毛澤東那里得到了好處，不便多說。但時隔不久，朝、越都站到了蘇聯一邊去了。

中共代表團眼見眾怒難違，無可奈何“為了顧全大局”只得在隱含攻擊中共內容的會議公報草案上簽字。中共與蘇共，不！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第一回合的公開的較量就以赫魯曉夫的勝利而告一段落。事後彭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

我看這布加勒斯特會議真像中國的廬山會議。赫魯曉夫動員其它國家共產黨整中共，就像毛澤東動員中央委員們整彭德懷。最後都為了顧全大局而在整自己的文件上簽字同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時大獲全勝，赫魯曉夫整中共也滿載而歸。然毛整彭大錯特錯，赫整毛萬分正確。

彭真先生在這次會議上言不由衷的表演令赫魯曉夫極為同情。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雖然他站在了毛的一邊，但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某種焦慮和郁郁不樂，我吃不準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但是他身上有什麽東西使我感到為他難過。我可以說他正在忍受著某種內心的混亂，我認為他看到了毛正在把黨領導到什麽地方去，但他不能使自己采取決定性的反措施。”

布加勒斯特會議後，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名。赫魯曉夫此舉雖屬背信棄義，但毛澤東蓄意惡化兩黨、兩國關系在先，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試想一下，當你盡全力用金錢、技術幫助自己的朋友時，而你的朋友卻背地誹謗你、當面指鼻辱罵你，你還會忍氣吞聲地將金錢投進貪婪的朋友手中嗎？而毛澤東既然惡化兩國關系的目的達到了，對於蘇聯撤走專家一事並無一絲不快。反而更加高興。因為他又有一條新的理由來反對蘇聯、反對赫魯曉夫了。更重要的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時正值毛澤東的大躍進導致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蘇聯撤走專家一事對於毛澤東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正好把餓死人的責任推給赫魯曉夫！一時間中國土地上“蘇聯逼債”、“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償還打美帝的債務而不得不勒緊腰帶”等謠言四起。當時中國人民對赫魯曉夫真是恨之入骨。

十多年後，毛澤東當年對赫魯曉夫的作法，又被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越南的黎筍照葫蘆畫瓢，原封不動地搬來對付中國。在毛澤東死前十幾年及毛澤東死後幾年內，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一百多億美元之巨的經濟、軍事、技術援助。但毛澤東與美國尼克松“眉來眼去”後，霍查也像當年毛澤東罵赫魯曉夫一樣大罵毛澤東是“修正主義”，並一步一步地惡化兩國兩黨的關系，七十年代末，中阿兩黨關系徹底破裂，中共中央向全國傳達的文件中宣稱：中、阿兩黨關系雖然無可挽回，但國家間的關系還在，中國不會作赫魯曉夫那種撤走專家，背信棄義的事情。將繼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技術援助。但中國不撤專家，霍查就處處刁難中國專家，甚至派人暗殺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工程技術人員。最後逼得中國不得不全部撤退專家。中國專家一走，阿爾巴尼亞的報章雜志就興高采烈地大罵中國背信棄義。霍查真是得了毛澤東的真傳。對付中國的手法與毛澤東對付蘇聯的手法一模一樣！中國遭小小的阿國算計，鄧小平是有口難言，只得門牙打落往肚里吞――默不做聲。

而越南的作法更甚，黎筍的作法與毛澤東相比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從越南建國時起，中國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援助：派軍事顧問團指揮奠邊府大戰；出兵近五十萬直接與美軍作戰；無償援助達二百多億美元之巨！但越南人毫不記情，因入侵柬埔寨遭中國反對，到後來就幹出迫害驅趕華僑的勾當。鄧小平惱羞成怒：小小阿國卑鄙至極，只是隔遠了夠不著，這小小越南也如此不要臉，非整治他一頓不可！幹脆派兵去“教訓了一下越南鬼子”。

難道這世界上還真是因果循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毛澤東二十年前的背信棄義，二十年後就報應在了鄧小平頭上？

有關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一事，一九八八年中蘇關系好轉後，當年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接見來訪的蘇聯代表團時說：“對於五十年代蘇聯黨和政府給予巨大的無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謝！”僅此一句，就能戳穿毛澤東的一切謊言！

毛澤東的中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遭到赫魯曉夫一個突然襲擊，狼狽不堪，一時暈頭轉向，不知所以，最後居然還不得不在隱含攻擊中共內容的會議公報上簽字。彭真等人回到北京將會議經過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內心的滋味就別提了：想當共產主義世界的“老大”，上台與赫魯曉夫過招，結果三拳兩腳就敗下陣來。跌倒不痛爬起來痛。好在來日方長，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機會還有的。沒有機會也可以創造機會嘛。

一九六Ｏ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答覆蘇共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向蘇共中央提出解決分歧達到團結的五項建議：一、兩黨和所有兄弟黨的團結必須以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和莫斯科宣言為基礎。並且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兄弟黨之間的關系應遵守莫斯科宣言規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則；三、對社會主義國家間、兄弟黨之間的爭論，根據莫斯科宣言，通過同志式討論求得解決，中蘇兩國、兩黨對於國際形勢、國際共運等一切重大問題應充分協商討論，采取一致步驟；四、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應分清敵我是非，最為重要的應珍惜友誼，共同對敵；五、經過充分協商，開好十一月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在會議上制定一個共同遵循的、團結對敵的鬥爭綱領。

讀者若看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關於把赫魯曉夫和蘇聯當成與美國的杜勒斯一樣的敵人的講話，再來看這五項建議中什麽“友誼”、“同志”、“兄弟”不知有什麽感想？

共產黨之間口口聲聲稱兄道弟，與那袍哥們有什麽兩樣？好時好得同吃一碗飯，同穿一條褲，一旦翻臉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拚個你死我活決不罷休！

赫魯曉夫由於在布加勒斯特會上得到了絕大多數共產黨的支持，出了一口惡氣，此時也想緩和一下與中共的關系，因而對中共建議表示同意，雙方商定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在此以前，先由二十六國共產黨組成起草委員會，準備會議的各項文件。毛澤東派出了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在正式會議召開前的會議文件起草過程中，由鄧小平任團長。

在起草委員會會議剛一開始，中共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就發表了一通與起草委員會的宗旨很不協調的長篇發言。鄧小平既沒有提出與會議有關的文件草案，也沒就會議的程序，內容提出建議。而是針對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進行的攻擊翻出中蘇關系史上的舊帳，以證明蘇聯對中國一直采取敵視態度。另外因波蘭、匈牙利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攻擊中國，鄧小平也特地將一九五六年中、蘇關於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協商爭議過程全部抖落出來，以離間雙方的關系。鄧小平的發言包括十二個問題，主要有：一、布加勒斯特蘇方搞突然襲擊，接著撕毀兩國簽訂的援華協定、撤走全部專家的事；二、赫魯曉夫在會上把兩黨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領域；三、對中印邊界糾紛偏袒印度、指責中國，蘇方推行亞洲地理政治戰略方針；四、美化美帝國主義，對美搞緩和方針，宣傳“戴維營精神”，對中國施加壓力；五、一九五五年九月，阿登納率聯邦德國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赫魯曉夫竟然向阿登納提出請求，把中國說成是對蘇最大的問題，請阿登納幫助對付中國，其他幾點還有關於蘇波關系事件、與匈牙利事件、以及關於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工會理事會上爭論的問題。

鄧小平的發言完全是為了報覆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上對中共的打擊，並離間蘇聯與東歐之間的關系，把赫魯曉夫的名聲搞臭，以便在接著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有更多的共產黨站在中共一邊。誰知事與願違，鄧小平的發言在起草委員會上即受到起草文件的大多數共產黨代表團的指責和反對。處境十分孤立。

十一月上旬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正式開幕後，居然有七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譴責中共忘恩負義、破壞中蘇關系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唯有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在發言中對蘇共進行了惡毒的攻擊甚至對赫魯曉夫進行人身攻擊，並支持中共。霍查的發言又遭到與會代表團的激烈抨擊。西班牙共產黨主席多洛斯、伊巴露麗激憤萬分，痛罵恩維爾、霍查是“一只忘恩負義、反咬主人的狗。”中共、阿共在這次會議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最後中共代表團團長劉少奇在大會閉會前一天發表了一篇口氣緩和的講話，聲稱“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團結具有重大意義，中共要永遠與蘇共一起為之付出一切努力。”最後八十一國共產黨共同簽署了《莫斯科聲明》。

劉少奇作為務實的中共黨的領導人，是不願與蘇聯把關系搞僵的，他清楚地看到那樣做會給中國帶來什麽，但他又不得不順從毛澤東的意志。這一點連赫魯曉夫也看出來了。後來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追述說：“我一直喜歡劉少奇，當我們見面談話，我發現我們立即相互了解，並有同樣的思想方法。我特別欣賞劉在第八次黨代表大全上的報告，他似乎同意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蘇共）黨代表大會決議中所反映的我們黨的觀點。”

在兩次共產黨會議上占了上風的赫魯曉夫也沒忘記對中共主動做出和解姿態，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一結束，赫魯曉夫即邀請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訪問蘇聯。整個訪問期間至始至終由勃列日列夫陪同。蘇聯方面安排了不少隆重熱情的訪問活動，劉少奇在一萬二千人出席的群眾大會上作了十分感人的講話。劉少奇同赫魯曉夫話別時，雙方都表示願采取措施改善中蘇關系。蘇聯也表示願意重新調整對中國的援助，勃涅日列夫和科茲洛夫還接受了劉少奇的訪華邀請。劉少奇還交待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要他早日促成他們訪華的實現。

當年彭德懷訪問蘇聯、東歐後，受到隆重接待，回國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了大躍進，就被指責為里通外國。現在劉少奇在中蘇關系全面破裂時訪蘇，也受到隆重接待，回國後也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進行了批評，最後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赫魯曉夫在中國人民面臨巨大災難時，主動伸出了友誼之手，致函毛澤東表示願意以借用方式，向中國提供一百萬噸谷物和五十萬噸古巴白糖，以緩解中國的饑荒。

但是毛澤東並不因蘇聯的主動行動而在“反修正主義”上有所松動，反而因國內饑荒原因，為轉移人們的視線，一再鼓吹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對赫魯曉夫援助中國人民的善意加以拒絕。反正缺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餓死幾千萬算啥？“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也沒關系。

由於阿爾巴尼亞在一九六Ｏ年六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和一九六Ｏ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上支持中共，並對赫魯曉夫進行人身攻擊、誹謗、辱罵，導致蘇阿關系嚴重惡化。一九六一年三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通過譴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決議，並提出撤掉蘇軍在阿爾巴尼亞發羅拉的海軍基地。五月蘇聯撤出了駐在發羅拉基地的艦隊，並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八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阿爾巴尼亞派代表出席。蘇阿關系的惡化，作為阿國的事實上的“盟友”中國也不會坐視不管。只是一時沒機會，幫不上忙。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機會終於來了。毛澤東決定派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在會上“捅蘇聯一家夥。”（毛澤東原話）

莫斯科八十一國黨代表會議派了劉少奇當代表團團長，隨後劉少奇對蘇聯的訪問又使中蘇關系有所緩和，毛澤東對此心中大為不滿。這一次若想發展同蘇聯的關系，那麽劉少奇就是當然的人選了。但毛澤東偏派出多次與蘇聯公開擡杠的周恩來去。

中共宣布派出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團員彭真、陶鑄、康生、劉曉）蘇聯方面立即友好地表示將派專機迎接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由於周恩來此行肩負的使命就是惡化兩黨、兩國關系，面對蘇聯的友好姿態，中共提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穆夫蒂將和中共代表團一道乘專機到莫斯科，再取道回阿爾巴尼亞”。明知蘇聯不會同意，偏要這樣提出來，真是那壺不開提那壺。蘇聯方面明確表示：此專機只接中共代表團的人。對此中共立即拒絕了蘇聯派出的專機，改乘包租飛機。周恩來與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一同到達莫斯科。周恩來到莫斯科的當天即向蘇聯方面提出向“列寧、斯大林獻花圈”這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蘇共自二十大起開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濫殺無辜的罪行，周恩來的要求分明是一種挑釁、示威的行為，蘇聯方面大為不滿。若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次代表大會上，蘇聯的勃涅日列夫派出代表團到北京向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帽子的劉少奇獻花圈，毛澤東不氣得三屍神暴跳、七竅內生煙才怪了。

十月十九日，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向蘇共二十二大致賀詞。賀詞中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政治路線背叛了列寧主義，指責蘇聯對待阿爾巴尼亞的做法是錯誤的，反對蘇聯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論點。周恩來致詞後，與會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團和蘇共代表紛紛起而譴責周恩來和中共。一個受邀請的客人，到主人家中去公開指責主人的內外政策，罵人罵到別人的家里去了，這種事情只有毛澤東的中共才做得出來。

就在大會期間，周恩來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專門就蘇聯和阿爾巴尼亞的關系、斯大林問題、和平共處等問題指責赫魯曉夫做錯了。赫魯曉夫對此拒絕接受，雙方不歡而散。

周恩來在莫斯科幾天淋漓盡致的表演後，在世界共產黨的一片譴責聲中，周恩來提前離開了莫斯科。

周恩來回到北京，毛澤東專門為其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以表明中共舉黨一致地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蘇共二十二大後，中共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阿爾巴尼亞的反蘇材料，大張旗鼓地聲援阿爾巴尼亞，自此以後，中國與蘇聯在一系列問題上相互指責、漫罵，雙方鬧得不可開交：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蘇共嚴詞批評中共的“反列寧主義”行為，批評中共在國際上采取與蘇聯唱反調的特殊立場，批評中共惡化中蘇關系的政策，批評中共想發動戰爭的特殊路線等。

一九六二年四至五月間，中國由於大躍進導致的饑荒使得新疆伊犁、塔城地區近十萬民眾跨越國境進入蘇聯，中國方面強烈要求蘇聯全部遣反出逃難民，蘇聯不同意，中國又指責蘇聯方面“煽動叛亂，挑撥離間。”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境發生武裝沖突，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偏袒印度說：“我們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國打。中國單方面停火、撤退固然好，但中國部隊不從原有陣地上前進豈不更好。”

一九六二年十月，蘇聯運進古巴的導彈被美國發現後，美國政府斷然封鎖古巴，赫魯曉夫不願冒同美國進行戰爭對抗的危險，從古巴撤出了導彈，中國就此事大罵赫魯曉夫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壓力，出賣古巴，被美帝嚇破了膽。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三年一月，歐洲的五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代表大會上，公開譴責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破壞國際共運的團結，誹謗蘇聯，制造分裂的行為。對此毛澤東的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等文章。

面對中共的挑戰，蘇共為緩和氣氛，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至函中共中央，建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經雙方商定，兩黨會談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舉行。但毛澤東此時的“反修防修”政策已到發瘋的地步，非把共產主義世界的內幕向全世界抖出來不可。在會談之前的六月十七日，公開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文中對赫魯曉夫在認識帝國主義、認識當前時代及其基本矛盾，認識對待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反對個人崇拜，社會主義國家間關系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系統的、公開的大批判。拉開了中蘇大論戰的帷幕。

論戰挑起之後，赫魯曉夫也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公開發表了《關於即將舉行的蘇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議的決議》。決議中說“責成蘇共中央主席團在即將舉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談中，堅定地執行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斷然拒絕中共中央對我黨和其他共產黨、對蘇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對蘇共領導的攻擊，”認為“這種攻擊是沒有根據的和誹謗性的。”

會談還沒開始，雙方的交鋒就進入了白熱化。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說蘇共中央對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公開信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

七月四日，蘇共中央再次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對中共中央七月一日的聲明進行反擊。

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再次發表聲明：表示不能同意蘇共中央七月四日聲明中對中共七月一日聲明的歪曲指責和攻擊。責成代表團在兩黨會談 中對蘇共中央的歪曲和攻擊給予必要的評論。

在此期間，中共還利用駐蘇使館工作人員和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莫斯科大肆散發中共六月十四日致蘇共的信，被蘇方下令驅逐出境。事後中共方面說：“這是一種正常的對等活動，因為蘇駐中國的機構和人員在中國就散發過蘇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信。”

全世界面對中共和蘇共雙方公開的爭吵，大多當成笑料看待。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些西方政界要人也發表過精采的評論。

在這一片吵鬧聲中，七月五日，中共代表團抵莫斯科，與蘇聯會談。到七月十九日，雙方共舉行了九次會談。這次會談氣氛之緊張激烈，前所未有。雙方唇槍舌箭，指鼻指眼，猶如潑婦罵街。不過中國人在罵街問題上頗有傳統，頗有心得，罵得也有水平，也能罵到對方的痛處，也很會激怒對方。康生在會議中攻擊赫魯曉夫，誹謗、歪曲蘇共路線，蘇斯洛夫堅決抗議後，鄧小平反說：“你提什麽抗議？如果要提抗議的話，我們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議。”中共首先挑起了這場中蘇大論戰，但鄧小平卻發言主動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我們黨是不會對任何別的黨首先‘攻擊’的……”真是妙極了。自己首先把與蘇聯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自己首先挑起了中蘇論戰；自己首先在各種場合攻擊蘇共和赫魯曉夫；反倒說出如此漂亮的話來。真是俗話說的“當了婊子又立牌坊。據傳說，這次中蘇會談後，赫魯曉夫給鄧小平起了一個外號“鄧鐵嘴”。真不愧是個鐵嘴，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就把煤炭說成白面，醜鬼說成美女，把蘇方駁了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

這次兩黨會談後，蘇聯在報刊上開始公開發表反對中共的文章，自七月十五日到十月間的三個月中就發表了一千多篇反中共的文章，有的文章還要求中國黨內和國內的健康力量起來推翻毛澤東的領導。而中共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

《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

《在戰爭與和平上的兩條路線》（五評）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

《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

此《九評》可謂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經典”之作。且是毛澤東殫精竭慮、逐字逐句地親筆修改後發表的。若有人想研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千萬別忘了這“九評”。

中共挑起這場大論戰，論戰時勁頭十足。十幾年後，當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存心挑起阿中大論戰時，鄧小平的中共也發表了一大篇文章，加以駁斥。可文章發表後仔細一看：怎麽其中的觀點和口氣竟與當年赫魯曉夫駁中共的“教條主義”時的觀點和口氣一模一樣？鄧小平是毛澤東當年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鬥爭的主將之一，站在毛澤東立場上駁“蘇修”時勁頭十足，現站在“蘇修”當年的立場上駁阿爾巴尼亞的“教條”竟有自煽耳光、丟人現眼的感覺。從此之後閉上了鳥嘴。面對霍查的百般辱罵和挑釁不理不睬。讓霍查討了個沒趣。這倒不乏是明智之舉。

對於中共在兩黨會談中的強詞奪理和《九評》，赫魯曉夫以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召開全世界共產黨大會譴責中共作答，並組織二十六國的共產黨起草相關文件，其中包括中共。要整你，還要你起草整自己的文件並在上面簽字蓋章表示同意，這是共產主義世界的一貫作法。毛澤東對此整人手法看得明明白白，拒絕派代表團起草文件。因赫魯曉夫的下台，此會延至五月召開。毛澤東對這個會議的召開十分憤恨，先是極力阻止，阻止不成後是百般漫罵。

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打擊毛澤東的中共，六十年代初蘇聯以幫助越共統一南越為誘餌，悄悄地和與中共有特殊關系的越南共產黨建立了最親密的關系。五十年代中蘇關系密切的時候，中國在蘇聯的支持下，以世界大國的地位制造出兩個越南。現蘇聯無視中國的臉面，公開支持越南共產黨用武力統一南方，一旦越南統一，你中國在世界和東南亞地區就顏面掃地。毛澤東的中國就甭想在世界扮演大國角色。一九六四年，越南統一戰爭爆發，美國為阻止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擴張而出兵。此時的毛澤東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而且為了表明反對美帝國主義並討好越共，還得傾中華之國力去同蘇聯搞支持越南統一的軍援競賽！幾年間共花了兩百多億美元用於支持越南。可誰知越南在統一後感謝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國，且對當年中國制造兩個越南一事耿耿於懷，一九七九年中越邊界戰爭打響。中越後來反目與其說是越南人忘恩負義，不如說是中蘇關系破裂後，中蘇兩黨、兩國明爭暗鬥的結果。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魯曉夫被昔日忠誠的部下們用合理、合法、和平的手段趕下台，成為一個退休金的領取者。這令全世界震驚。在血腥的共產主義世界里，領導人的更疊竟是如此充滿西方式的“浪漫”色彩，這也許就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後導致的最美好結局，也是赫魯曉夫一生中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對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自然是萬分高興。以為斯大林分子又在蘇聯得勢了。立即向蘇聯的新領導人聯名發出了賀電。在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前，又聯名電賀節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還出席了蘇駐華大使舉行的招待會。並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慶祝活動，並同蘇共新領導人會談。

周恩來在與蘇共第一書記勃涅日列夫的會談中，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錯誤的，要求勃涅日列夫等人修改，對此勃涅日列夫、米高揚等堅決拒絕說：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制定的，是蘇共中央集體共同制定的正確路線，中國黨提出要蘇共修改它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對此周恩來說：“你們既然同赫魯曉夫一樣，為什麽要赫魯曉夫下台呢？”面對周恩來的無理責問，米高揚幹脆地說：赫魯曉夫被罷黜以後，由中央全會選出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對蘇中關系問題，即蘇聯對華政策沒有任何改變，是和赫魯曉夫一致的。

毛澤東對蘇聯的無理做法，不但令赫魯曉夫憤怒，深知內情的赫魯曉夫部下們也十分惱怒，當然毛澤東在台上，蘇共不會輕易改變對中共態度。但中國卻不同。毛澤東的內外政策在中共內部多數是不讚成的，只是懼怕其權勢而不敢多言。一旦毛澤東死了，繼任者肯定會改變對蘇立場。果不其然，毛澤東一死，鄧小平上台後，也不罵蘇修了，也不罵赫魯曉夫了，也不說蘇聯有什麽路線問題了。

蘇共對中共最明顯的態度可從十一月七日閱兵式後的節日宴會上的一個小插曲中看出來：宴會上賀龍正與崔可夫交談，蘇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過來對賀龍說：“不要讓任何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馬利諾夫斯基的話其實就是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共識。很有可能馬氏是受中央主席團的授意才這樣說的。但有著幾千年忠君傳統的中國人卻沒有這樣的膽量，不但沒膽量，連聽到這句話都有受到侮辱和大逆不道的罪惡感。賀龍當即給頂了回去。並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向勃涅日列夫、米高揚提出抗議：“這是嚴重的挑釁。”勃涅日列夫掩飾道：馬林諾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後失言。周恩來指出：這不是酒後失言，是酒後吐真言。逼得勃涅日列夫不得不道歉。

說者有意，聽者無心。賀龍抱著對毛澤東的一腔忠誠，理直氣壯地同蘇聯人鬥了一場，回國後連忙向毛澤東匯報，不圖邀功請賞，只想一表忠心。誰知賞金沒領到一文，多疑的毛澤東卻將此事牢記於心，隨時提防著賀龍搞政變。兩年以後，賀龍就被扣上“搞二月兵變”、“大土匪”、“大軍閥”等罪名關進監獄，最後慘死獄中。

赫魯曉夫下台給中蘇兩黨、兩國改善關系帶來了一個契機，但毛澤東不改變自己的一套作法，誰也不願意與他修好。此後，中國共產黨內亂再起，毛澤東忙著整治“中國的赫魯曉夫”，也顧不了與蘇聯的關系了，從此雙方斷絕往來。一九六九年，毛澤東為了召開“九大”，挑起了珍寶島武裝沖突，勃涅日列夫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並就此事試探美國態度，由於美國不願看到蘇聯武力吞並中國，加之當選總統尼克松想改善美中關系，堅決反對，勃涅日列夫才未敢動手。

一九六五年五月，世界共產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此會召開一事及會議內容毛澤東的中共及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對中國人民嚴密封鎖消息，至今沒見官方的報紙、電台、電視台有一個字提及會議的內容和會議通過的文件。但越是遮蓋，越使人感受到此會對中共的譴責的激烈程度。在血腥的極權制度下，老大整老二那還有個跑？不知共產世界的新掌門人勃列日涅夫是否也象斯大林開除南斯拉夫、赫魯曉夫開除阿爾巴尼亞一樣把中共開除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血腥的共產主義世界里，誰要與老大過不去，其結局就是殺頭、坐牢、開除等。那麽蘇聯這個老大整中共這個老二也會與毛澤東這個老大整劉少奇這個老二一樣，不從組織上開除並置之死地是決不罷休的。

一場由毛澤東挑起的中蘇是非之爭，最後以世界共產黨大會召開為標志宣告結束。沸沸揚揚的中蘇大論戰也在此後嘎然而止。毛澤東的中共因不參加此會而被蘇共剝奪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發言權，剝奪了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說三道四的權力。

此會後，中共與蘇共徹底斷絕關系。毛澤東也不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將蘇聯冠之以“社會帝國主義”頭銜。又把全世界絕大多數共產黨組織統統斥之為“修正主義”黨，並與之徹底斷絕交往。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蘇關系最佳的一九五七年達到巔峰時期，其後因中蘇的分裂而逐步走向了衰落。到九十年代初徹底覆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鬧家務”，竟在客觀上成了分裂、毀滅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罪人。

鄧小平當政時期雖還自我標榜是馬克思主義，但其所作所為與“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世界多數國家的共產黨並不承認中共是馬克思的“正統”部下。八十年代後的中國嚴格來說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封建專制集權國家。東歐、蘇聯共產主義政權滅亡後，因中共曾被全世界的共產黨組織會議排除在外，鄧小平也不好意思公開舉旗要繼承共產主義衣缽，只好看著一個個共產主義政權覆滅而幹瞪眼。

中蘇徹底鬧翻後，毛澤東為了當國際共運的領袖，決心另起爐竈，專門成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世界大力組建、扶持親中共的共產黨組織，準備時機成熟後，召開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共產黨大會，以此向蘇聯的共產主義世界霸主地位挑戰。西方一些無賴之徒得到這一“利好”消息，馬上在國內宣布成立所謂的（馬列）共產黨，並與毛澤東的中共聯絡。中共也在一段時間內以較大篇幅報道某國共產黨分化出了“馬列”派別。但這些被毛澤東封為“馬列”的共產黨組織除了年年向毛澤東索要活動經費外，多少年後都象《沙家浜》中的胡傳魁一樣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花了無數的錢糧竟顆粒無收！毛澤東也心灰意冷，其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夢也就只有到另一個世界去做了。西方的情報機構趁機指使人以成立（馬列）共產黨派別的名義剌探中共的情報。

對於毛澤東支持和培植西方所謂“馬列派別”一事，最近爆出猛料：一荷蘭75歲退休教師披露了他二十五年來如何被全世界的共產黨領導人當成是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馬列主義黨的領導人而奉為貴賓的離奇故事：彼得、伯維曾化名克里斯、彼得森，名義上是有600多名成員的荷蘭馬列主義黨的總書記。並以這樣的身份到北京見到過毛澤東，他還受到過阿爾巴尼亞和其他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但事實上整個事件完全是荷蘭情報機構一手策劃的騙局，目的是盡可能多的了解北京高層的情報。伯維做得非常成功。且幾十年來荷蘭的情報機構沒有給他一分錢。他把這一驚天秘密透露出來時說：“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滿足，我不用自己掏腰包卻遊遍了世界各地，當然，這很可笑。”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徹底改變了與蘇聯為敵的政策。戈爾巴喬夫上任後，中蘇關系好轉。一九八九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談及當年那段歷史，戈爾巴喬夫謙遜地說：你是中國老一代的領導人，我們期待你對此事作出結論。當年毛澤東手下的反蘇主將鄧小平說：那時我們大家都說了很多的大話和空話。讓我們一起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隨後的幾年里，改革大潮在各社會主義國家湧動。蘇聯解體後，中、俄兩國關系步入正常軌道。

第六篇： 毛、劉分歧由來 倒劉前的各種準備

第三十八章 毛澤東一覺睡醒要開恩 大躍進餓殍遍野告暫停



毛澤東的大躍進一搞就是三年，最後搞得中華大地餓殍遍野，赤地千里、活活餓死達五千多萬人！這世界有史以來的亙古慘禍毛澤東居然視而不見！最後是毛澤東家鄉的親戚闖進毛澤東的皇宮，面陳險情，才萬般無奈地下令停止了所謂的“大躍進”。在停止大躍進之前，毛澤東采取了一個不易令人察覺的、防患於未然的、鞏固自己地位的微妙措施：一九六Ｏ年九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成立六個大的中央局，把大躍進的積極支持者、廬山會議批彭的幹將們柯慶施、宋任窮、陶鑄、劉瀾濤、李井泉、李雪峰提拔到大區一級的領導崗位上，分別擔任華東局、東北局、中南局、西北局、西南局、華北局第一書記。這一行動表面上是為加強各大區的領導，而更深一層的含義則只有毛澤東心里才明白：先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地位，再來糾正大躍進的問題。若中央有人敢就大躍進一事追究什麽路線、方向問題，那麽在六大中央局執掌大權的人自然就會挺身而出，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六個中央局書記中毛澤東最信任的兩個是陶鑄、柯慶施。這一切準備停當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召開了。會上毛澤東不緊不慢地發出話來：



“做工作要有三條，一要情況明，二是決心大，三是方法對。這里情況明是第一條，這是一切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都無從談起。這就是要搞調查研究。

我們黨有實事求是的傳統，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跟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過去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初期，調查研究比較認真，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情況明嘹，決心就大，方法就對，解決問題的措施也比較得力，這些年這種調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們的同志不作調查研究工作，沒有基礎，沒有底，憑感想和估計辦事，只有正確的方針政策，但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於零，鄭州會議講不能一平二調，方針是對的，說不算賬，不退賠這點不對，上海會議十八條講了要退賠，緊接著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經驗報告，一九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兩萬字的東西，現在看來，光打筆墨官司不那麽頂用，他封鎖你，你情況不明，有什麽辦法？那時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麽認識共產風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講鄭州會議是壓服的，不是說服的，思想還有距離。所以決心不大，搞得不夠徹底。

近幾年來不大了解情況，大概官做大了，摸不著底。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有就做得少了，請同志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調查研究這種事，極為重要，要教會許多人。一九六一年要成為調查研究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進，明後年，搞幾年慢騰騰，搞紮實一些，然後再上去。指標不要搞那麽高，把質量搞上去，不要虛名而受災禍，要提高質量、規格、品種，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要縮短工業戰線，重工業戰線，特別是基本建設戰線，要延長農業戰線，輕工業要發展,民用重工業除煤炭、礦山、木材、運輸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設。



毛澤東把大躍進的巨大災難用“封鎖”就把自己的罪行推得一幹二凈！

不過謝天謝地，總算毛澤東一覺困醒了，想要開恩了。

此次會議後，中共為穩定經濟，扭轉混亂局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將公社由大劃小，撤消公共食堂，對農民的財物進行退賠。

二、為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受批判的共產黨基層幹部和群眾進行平反。據統計，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的三年中，全國共有近三百多萬的共產黨基層幹部和六百多萬的一般群眾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而慘遭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者不下十萬人！這次為其中百分之七十的幹部和群眾約六百多萬人平反。毛澤東對平反一事雖被迫同意，但時隔不久，毛澤東又大批所謂的“翻案風”，這一工作全部停止。一直到毛澤東一命嗚呼，鄧小平上台後才將其余的人平反。

三、大規模精簡城市人口。在以後的幾年中，共精簡了二千五百多萬人。為此毛澤東還自鳴得意地說：“中國人民好哇，二千多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不是共產黨領導，誰能辦得到！”把大躍進的失敗，輕而易舉地轉變成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領導有方的精神勝利法。

在采取了許多措施後，一九六一年全國經濟情況仍未見好轉。由於三年大躍進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巨大破壞，由於中共官員們在三年大躍進中形成的習慣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使得一九六一年經濟狀況比一九六Ｏ年更糟糕，全國工業總產值比上年銳減百分之四十。糧食產量在一九六Ｏ年大幅減產的基礎上再減一百七十億斤！全國總產量僅二千七百億斤！如此一點糧食六億多人連維持生命都不夠，怎能躍進？這一年全國鄉村繼續大面積、大規模、成千成萬地餓死勤勞善良的農民！

第六篇： 毛、劉分歧由來 倒劉前的各種準備

第三十九章 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委婉批毛 編出順口溜毛澤東忍氣吞聲



在活活餓死五千多萬中國農民的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中共歷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會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了。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中共軍隊的一些負責幹部。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雖然劉少奇的報告一個勁地吹捧毛澤東的大躍進，肯定毛澤東的總路線，畢竟還是開始正視大躍進的嚴重後果。報告中承認大躍進以來犯下了錯誤：第一、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系、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系，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在一段時間內，農業上犯過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經對集體所有制的內部關系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劉少奇的報告實際上照顧了毛澤東的情緒，對巨大的罪行輕描淡寫，對於毛澤東的責任只字不提，而是說“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一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對書面報告的主要內容作了說明，在這一說明中，劉少奇才猶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說出了一些真話。

關於經濟困難，特別是糧食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的地方農村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同樣的話劉少奇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曾說過：“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關於成績與缺點的關系，劉少奇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缺點和錯誤不止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關於三面紅旗，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總是還看得不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劉少奇的講話，特別是五年、十年以後再總結經驗，再作出結論一句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莫非五年、十年後，說是方向、路線錯誤再趕我下台？不行，你想五年、十年羽翼豐滿後趕我下台，我現在起就要作好不到五年就趕你下台的準備工作。果然四年後，劉少奇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揪了出來。

劉少奇的報告中秘書起草的原文中還有造成餓荒的原因是蘇聯逼債的字，但劉少奇在審稿時竟把它刪去。

劉少奇的講話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毛澤東不由得妒火中燒，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你小子竟趁人之危搶我的頭彩！咱倆走著瞧！

這次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講話後，劉少奇在毛澤東面前徹底失寵，成為毛要搞死的首選人物。誠如毛澤東夫人江青在文革初所說：“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出來。”真是：



毛澤東的錯，

世人不能說，

說了一個字，

就要砍腦殼。



然而此時的毛澤東面對自己的滔天罪行，面對會議的如此氣氛，只得面帶笑容、隱忍再三。為了抓住主動權，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親自提議大會延長時間，開個“出氣會。”並編出順口溜：“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毛澤東先聲奪人，令與會者群情振奮，加之毛澤東還提出在北京過春節，更令大小官員們興高采烈。但這些共產黨的官員們哪里知道毛澤東擺了一桌“鴻門宴”，七千多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出氣”時到是心情格外舒暢，四年以後，當年“出氣”的大大小小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陪同”劉少奇被毛澤東的紅衛兵們鬥得死去活來。許多人甚至被活活鬥死！正是：

今日你們要“出氣”，

明日請坐“噴氣式”，

批鬥、坐監輕松的，

不服請見閻王去。



一九六二年的春節對共產黨的官員們來說，真是歡天喜地啊，只是苦了六億中國百姓。當共產黨的官員在皇帝老兒身邊大碗喝著欽賜的禦酒，大塊地啃著煙熏的豬頭，幾億中國人民還在生死線上苦苦掙紮，過著有了上頓沒下頓的要命日子！一九六二年的春節對於中國人民來說不是在過年，而是在過關！過那要命的生死鬼門關！有多少貧苦的農民們在共產黨官員的歡歌笑語聲中活活餓死在自己的田園！

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由於有劉少奇的批評在前，毛澤東的姿態頗高，對自己的問題作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評：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一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這些話說得真是有水準。請注意其中的潛台詞：

一、“我是中央主席”實際上就是說：我是你們的上司，你們不得放肆。

二、“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實際上就是說：你們是在推卸責任，責任在你們身上。

三、並非我的錯，只是我是黨中央主席，才負有一點“領導責任”。

七千人大會上另一重要內容就是給彭德懷定下了永不翻身的鐵案。本來大躍進的失敗已證明了彭德懷沒有錯，然而彭德懷沒有錯卻反證了整彭德懷一夥人有錯。這樣一來毛澤東等人不好向全黨交待，因此在這次會上糾正大躍進的同時，毛澤東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彭德懷與高崗是同夥，是彭、高聯盟，什麽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不能平反。身為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力。會後，當彭德懷得知劉少奇在大會上說他是高饒反黨集團成員，有國際背景陰謀篡黨後，大哭一場，寫出了八萬言書為自己辯護。可是這八萬言又被毛澤東作為翻案風的根據。大加批判。

七千人大會首開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惡劣先例：即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犯了天大的罪行後，其領導地位不但不會動搖，反而得到鞏固。翻開中共歷史可看到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張聞天、博古等，一旦犯了錯誤即被撤職，而毛澤東犯下滔天大罪後，卻沒有被撤職，甚致無人敢想、敢說讓毛澤東辭職。這一方面是毛澤東精於帝王統治術，在鞏固權力方面有高超的手腕，另一方面也是毛澤東自一九五七年後批判赫魯曉夫，提倡個人崇拜，其個人專制獨裁的地位已固若金湯，在熟練運用權力方面已是達到隨心所欲的化境。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從毛澤東的“大躍進”到劉少奇的“大倒退”的轉折點。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經濟從大災難走向恢覆的起點。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劉少奇二人產生矛盾，孕育下了毛置劉於死地的罪惡種子。

如果歷史學家們把毛澤東搞死劉少奇的原因簡單歸結於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判，這又未免太弱智了。毛澤東既然想的是要把萬里江山傳給毛家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不批毛一句，也會被毛澤東搞死。一如林彪幾十年來對毛澤東百依百順，最後毛澤東也要安個莫須有罪名搞死！只不過是：沒有批毛澤東的劉少奇死相比批了毛澤東的劉少奇死相好看一些。

七千人大會後，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全國撤消了公共食堂，在農村全面實行了“包產到戶”單幹政策。到當年底，農業即獲得了全面的豐收。中國人民從饑餓的深淵中走了出來。可是萬惡的毛澤東竟不願看到中國人民吃到一口飽飯，當年底就發起了針對劉少奇的批判“單幹風”運動，把農民又全部圈進了“人民公社”的生產隊里去了，農民們和全體中國人民從此過上吃不飽但也餓不死的貧困、艱難的日子。

第四十章 討好老毛中共常委齊爭先 情有獨鐘愛將林彪占鰲頭

毛澤東發動三年大躍進遭到巨大的失敗並活活餓死五千多萬中國農民後，本應下台的他沒被趕下台已是夠奇怪的了，但更奇怪的還在於毛澤東下面的幾個政治局常委們，不遺余力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起勁地吹捧毛澤東，用種種手段去博取毛澤東的歡心，在毛澤東面前拼命地爭寵。對此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周恩來等人都有不光彩的表演。

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全力支持毛澤東整彭德懷，並聲稱要全力以赴地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大躍進失敗後，劉少奇一方面批評了大躍進的錯誤，另一方面又在不遺余力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毛澤東的罪行辯解。

一九五九年，軍委擴大會上劉少奇說：“有右傾思想的人，和彭德懷同志講的差不多，他們說中央領導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表現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說太偏了，因此他們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絕對正確的好，他們要求四平八穩。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領導呢？是沒有的，不發生一點偏差的群眾運動也是沒有的。”

“就是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他們的困難，他們所發生的問題，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所發生的後果比我們大得多。我想，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絕不次於馬克思、列寧的領導。假如馬克思列寧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因為沒有看到過他們所以就神化了。從毛澤東同志領導以來，我們黨中央的領導是不是最正確的領導、最好的領導呢？我想是的，對於這樣的領導應該滿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不要既不左、又不右了，一左一右，有一個時期左一下，有一個時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說過矯枉過正，有一個時期就是要偏一點，不偏就糾正不過來……。”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上提出“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後立即又堅定地維護毛澤東：“我們的一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總路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這三面紅旗本身。而是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大躍進期間有許多缺點錯誤，有嚴重的缺點錯誤，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要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實際是指毛澤東）身上。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還能夠改過來。這不是路線錯誤。”

“不是路線錯誤，是執行總路線的具體工作中犯的錯誤。”這樣的話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有大會上，三月二十一日的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多次重申。但劉少奇這樣維護毛澤東自有其誠心誠意的一面，又有出自於對毛澤東的畏懼的一面。對於劉少奇的維護，毛澤東是否接受，是否滿意大成問題。對劉少奇維護自己，毛澤東從未有作出過半點友好的表示，反倒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幾點提法恨之入骨。總想有朝一日把劉少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周恩來是共產黨內老資格的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前，周恩來一直是共產黨內的核心領導人，長期是毛澤東的頂頭上司。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用各種手段排斥、打擊、貶低政敵如張國燾、張聞天、王明、王稼祥、博古、而周恩來居然能穩居中共核心領導集團的高位。這主要是其有高明的為人處世手腕，因而毛澤東開國即委以總理兼外交部長大任。建國以後，因一九五七年一次“反冒進”，這是周恩來自遵義會議成為毛澤東的下級以後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鬥膽“越位”了。從而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寫檢查時，竟眼含熱淚。雖然過了關，但毛澤東多次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像敲木魚般地敲打著周恩來：離右派只得三十里。這“反冒進”的舊帳猶如一道緊箍咒套在周恩來頭上，從此周恩來猶如一只被閹割了的公雞再也不會打鳴，一切以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說這煤炭是白的，他先生就不說是黑的；毛澤東說今天你去把某人的腦袋割下來，他先生會立即打個千：領旨！不但如此，還得費盡心思地去討好毛澤東。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後，周恩來似乎認為恢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的時機來了， 親自組織文藝界精英們編排出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對毛澤東極盡吹捧之能事。周恩來這種“曲線拍馬屁”法是相當高明的，且不露一點拍馬屁的痕跡。毛澤東看在眼里喜在心頭，表面上不露聲色，內心早已將周先生另眼相看了。在以後的文革中，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的得力幹將，為橫掃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時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二人早有反感，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在赫魯曉夫面前貶損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

林彪是中共最著名的軍事指揮員。在毛澤東奪取天下的軍事鬥爭中，林彪建立了最卓越的功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半壁以上的江山是林彪打下來的。林彪此人生性機敏，對毛澤東極為崇拜，但個性也執拗得不是一般，看準就說，毫不顧忌。共產黨開國後，因病過著隱居生活。高崗出事因不明究里又支持高崗，但毛澤東並沒太計較。中共八大後，毛澤東似乎對林彪感興趣了。八屆一中全會，毛澤東突發神經，選主席時不投自己而投林彪一票，自此林彪時來運轉。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又提名林彪為副主席，廬山會議上林彪又取彭德懷而代之，當上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在毛澤東手下混了幾十年的林彪經歷了無數的變故，似乎大徹大悟了，明白只有搞好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討毛澤東的歡心才能坐穩，否則，不知那一天，自己莫名其妙地下台還不知是怎麽回事。因此在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發言就格外引人注目：

“三年來所發生的毛病，使人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現在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看到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少得多。我感到我們的同志對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了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右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的。”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要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最好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麽一個歷史。”

林彪的話聽了都讓人覺得肉麻。一九五九年前的林彪可從不拍誰的馬屁，怎麽廬山會議後，林彪比誰都世故了呢？看來林彪對毛澤東從內心深處感到一種恐懼，彭德懷的悲劇林彪看得太清楚了，殷鑒不遠，在毛澤東犯了錯誤的時候是說不得半句批評話的，否則彭德懷即是榜樣。

毛澤東對林彪在最困難時期的支持感動萬分，大加讚揚。並手書曹操《龜雖壽》贈送林彪。事後毛澤東又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作得出來嗎？”

林彪這一講話，一直是林彪有意吹捧毛澤東的證據。但據最新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中卻對林彪的講話做了這一說明：“軍隊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據我所知，這些人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一直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只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歷史關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只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面。這一說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林彪就說：‘那好，你們要我講我就講。’經過幾天的考慮，林彪自己寫了一個提綱提綱準備在大會上發言。……劉亞樓很高興地對我說：‘林總願意出來講話了，我們都認為只有他出來講話最好。’”

軍委的領導及地方大員鼓動林彪出來維護毛澤東威信，這很可能是毛澤東在暗中授意的。毛澤東真是搞陰謀詭計的高手，害怕劉少奇趁機發難，推翻自己江山，所以事前就指使林彪出面保駕。

鄧小平是共產黨內資深歷險的政治家，早在共產黨建黨初期，十六歲的鄧小平與周恩來一道在法勤工儉學。蔣介石清黨後，鄧小平奉命在廣西組織百色起義，創建了紅七軍、紅八軍。起義軍後來在與白崇禧的交戰中一敗塗地。鄧小平率殘兵敗將逃入毛澤東的中央蘇區，從此與毛澤東相識。但在毛未掌權時，時運不佳，王明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掌權時，被打成“鄧、毛、謝、古”機會主義分子。李維漢不但將鄧小平關押，還將其老婆金維映一並奪去。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掌大權，從此鄧小平緊跟毛澤東，平步青雲，並立下汗馬功勞。建國後，毛澤東清洗高崗、饒漱石，鄧小平沖鋒陷陣，擔任了打手角色，毛澤東當即論功行賞，提升為政治局委員，兩年後，晉升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與赫魯曉夫談及中共要人時，對其他人一個也瞧不上，唯獨對鄧小平大加讚揚：“看見那邊的那個矮子麽？他非常聰明，並且有著遠大的前途。”廬山會議鄧小平因故未參加，失去了一次拍馬屁機會，這一次機會終於來了，鄧小平總書記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說：

“我們黨有這麽五個優點，有五好。第一有好的領導思想，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第二有好的黨中央，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我們的中央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認真總結經驗，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幹，包括大批新的知識分子，第四有好的傳統，好的作風，這就是毛主席所概括指出的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作風，聯系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總的來說，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實事求是的作風。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信賴。”

“最近幾年來，主要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Ｏ年我們黨的領導，黨的工作是有嚴重缺點的，特別重要的是黨的優良傳統受到了削弱，首先是我們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不大注意調查研究，往往實事求是是不夠……”

五好之中，毛澤東就占了三好，這與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對他的評價三、七開驚人的一致。

鄧小平的話與劉少奇的話如出一轍，肯定之中有否定，吹捧之中有批評，實事求是地談了工作中問題的嚴重性。

但是鄧小平的講話，毛澤東是否接受也是問題。林彪在鄧的講話以前已對毛澤東大加吹捧，且水平很高，鄧小平的話毛澤東大概就會不屑一顧。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多數從廬山會議的結局中學乖了，而毛澤東此時面對如此多的爭寵者，也不是只要獻媚即寵之愛之，而是帶著挑剔的目光冷眼看著眾奴才討好賣乖相。用現在時髦話來說就是：“現在是買方市場，不是只要送貨上門都接受的，只有那些善於推銷自己的人，才得以享受毛澤東的青睞。”最後對林彪情有獨鐘，對周恩來團結利用，對鄧小平不理不睬，對劉少奇則是想著創造時機置其於死地。

常委中朱德、陳雲最有骨氣，沒有溜須拍馬。可常委們的最後結局卻是最難預料：不吹吹拍拍的人，雖不重用，但也沒咋整他，得以善終。拍得最有水平的林彪結局最慘，整得死無葬身之地，魂魄流落異鄉，無人為其昭雪，永世不得翻身。

第六篇： 毛、劉分歧由來 倒劉前的各種準備

第四十一章 為整劉少奇編造階級鬥爭謬論 北戴河會議扭轉經濟工作方向



大躍進的失敗，使毛澤東重新正確地認識了自己，抓經濟建設不行，而抓政治鬥爭、抓階級鬥爭、搞陰謀權術卻是行家里手。面對劉少奇的非難，不把他置於死地決不罷休。但把他置於死地談何容易，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使人看不出一點破綻，使其沒有一點察覺能行嗎？整彭德懷的辦法是只能用那一次，若再用來對付劉少奇就不靈了。毛澤東冥思苦想，經過多少不眠之夜，終於找到了妙方：在反修防修、階級鬥爭問題上大做文章，對那些不聽話的人，對那些反對自己的人，對那些敢提意見的人，對那些敢對我說三道四的人統統扣上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階級敵人的帽子，並從理論上稍加闡述，就可以名正言順了。這樣毛澤東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怪胎。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孕育，經過幾年的醞釀，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破腹而出，攪得中華大地妖風四起，數百萬中共官員遭到批鬥，七億人民遭受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毛澤東死後，官方在解釋劉少奇為什麽會落得如此下場時，得出了一個非常荒謬的結論：毛澤東先有個理論上的“反修防修”誤區，錯把劉少奇當“成修正主義的頭子，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而弄死了。也就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整劉少奇。”這主要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其實這一說法是本末倒置、荒謬之至！實際情況應是為了達到整死劉少奇的目的，編出“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資本主義覆辟、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等理論。是先有目的（整劉少奇），再編理由（反修防修）。再實施倒劉（文化大革命）。

查尋毛澤東建國後的思想軌跡，我們可以發現：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間，毛澤東主要是針對黨外人士，在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里進行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在這期間的批判活動主要是針對黨外人士的。待黨外鴉雀無聲後，從一九五八年起開始注意黨內的反對派，而反對赫魯曉夫、惡化中蘇關系其目的還是為了在黨內消滅不同的聲音。在共產黨內搞毛澤東的一人獨裁。毛澤東的“安內必先攘外”是比蔣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內”高明多了。

七千人大會上種下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深仇大恨。自此以後，毛澤東在一系列問題上大唱反修防修、階級鬥爭、和平演變的調子，並對劉少奇為扭轉大躍進災難做出的巨大努力進行幹擾，對劉少奇采取的許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統統加以抵制。毛澤東想的是：若不抵制劉少奇，劉少奇的“包產到戶”政策只要實行三、五年，老百姓人人過上了好日子，說不定就會喊“劉主席萬歲”了。那我毛澤東的江山豈不變成劉少奇的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毛澤東多次在會上講話，滿口不離階級鬥爭，並提出三個重大問題讓與會者思考，一、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不存在階級，二、國際國內形勢問題，三、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並說：“社會主義國家內階級的存在是長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也是長期的，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先說階級存在，一旦大家承認階級的存在，那麽階級的鬥爭就是必然的了，再把整劉少奇說成是階級之間的鬥爭，一切都順理成章。

未雨綢繆。倒劉的超級陰謀開始在一步一步地行動並落實。

對於毛澤東的講話劉少奇不讚成，並插話說：“要防止把什麽問題都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一套整人手腕看得太清楚了，整高、饒是階級鬥爭，整彭德懷是階級鬥爭，不知他在朝一日整我是不是還說是階級鬥爭？

就在這期間，政治局委員康生居然建議中共中央發表劉少奇一九三九年所寫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書中有一段話很引人注目：“這種人根本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只是胡謅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劉少奇這些當年批判王明、張聞天、博古的話再版時沒刪掉，現在用來批判毛澤東最合適不過了。

康生莫非以為毛澤東犯了大錯誤要下課了？以為劉少奇要“篡黨奪權”？以為劉少奇勝券在握？在毛澤東最困難、劉少奇威信最高的時候提這樣的建議，而毛澤東竟沒追究，的確令人費解。莫非毛澤東為麻痹劉少奇故意指使康生提出這樣的建議？莫非毛澤東讓康生提出這樣的建議試探劉少奇？若劉少奇順水推舟就證明劉少奇有野心？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會議本來是討論農業、財貿、城市等方面的問題，但毛澤東在開會的第一天就大唱階級、形勢、矛盾等與會議無關的空洞話題，不但講得津津有味，而且煞有介事的樣子。他說：

“關於階級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外國人講沒有階級了，因為黨是全民的，不是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象我們的國家是否也適應？

“究竟這二年如何？有什麽經驗？ 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搞好，有許多還是搞好了的。有人說農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這個說法對不對？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漆黑，兩種看法哪種對？”

“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存在。階級的殘余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現在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的說百分之二，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講，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單幹之風，越到上層越大，鬧單幹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幹，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毛澤東說了這麽一通，最後還莫測高深地說：“我在大會上只出了一個題目，還沒有講完，有的只露了一點意思，過兩天可能順理成章。”

毛澤東這個題目一出，立即將一個研究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引向了討論階級鬥爭的會議，並在“階級鬥爭”的幌子下，開始大批“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

八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幹。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澤東以一黨之尊扭轉會議方向後，劉少奇並沒注意到毛澤東的強烈針對性，反而自然而然地向毛澤東靠攏，支持附合毛澤東有關階級、階級鬥爭一系列觀點。八月下旬，參加北戴河會議的中共要員又齊集北京。舉行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就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並草擬文件，為八屆十中全會做準備。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話，進一步闡述、發揮其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題目，危言聳聽地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路線。”

毛澤東在針對彭德懷於七千人大會後寫信給中央的八萬言申訴書後說：“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沒錯的一律不平反。”“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歷時三天的八屆十中全會（加上預備會共有一月余）結束後，九月二十九日發表了全會公報。經過毛澤東修改審定的公報上聲稱：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覆辟。同時在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會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辟免的，這是馬克思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覆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在這里描繪了一幅多麽可怕，多麽恐怖的階級鬥爭場景啊！在這幅圖畫的遮蓋下，毛澤東未雨綢繆，悄悄地、不動聲色地編織著一張“階級鬥爭”的天羅地網。這天羅地網是為劉少奇而準備的。而劉少奇此時還在夢中。

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隨之而來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會議，此會有幾點特別引人注目：

其一、毛澤東一人隨心所欲地扭轉了會議的方向，將討論經濟的會議開成一個大講階級鬥爭的會議。而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無人敢站出來說一句。毛澤東放個屁都成了聖旨。如此以來，誰還敢對毛澤東說一個不字？

其二、毛澤東過去曾對自己大躍進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在這次會上卻在批“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上大做文章，進行徹底的反攻倒算，這一來不但將自己活活餓死五千多萬農民的罪行洗刷得一幹二凈，還給在一線艱難扭轉局面的劉少奇等人扣上了政治大帽子，為打倒劉少奇等人尋找到了理論根據，可謂一箭數雕：批“黑暗風”的結果是自此後無人再敢言大躍進的錯誤和後果。批“單幹風”的結果是徹底否定劉少奇、陳雲為扭轉中國農村經濟慘狀所搞的“包產到戶”政策，劉、陳等人扭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罪惡，救億萬人於水火，不但無功，而且有過。批“翻案風”的結果是停止因彭德懷冤案被牽連的數百萬官員的甄別平反工作。彭德懷一案不但不能平反，還專門成立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和剛被打成“反黨集團”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專案組”。

其三、首開了對歌頌共產黨的文藝作品進行上綱上線、牽強附會的批判，將《劉志丹》一書與“為高崗翻案”相聯系。文字獄從黨外擴大到黨內。把讚揚過《劉志丹》的中共高幹習仲勳（就是今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等人打成“反黨集團”。過去的“反黨集團”多是在黨的會議上持不同觀點的要人，這次發展到對一部文藝作品讚揚即成“反黨集團”。習仲勳因此而失去自由長達十幾年。

其四、劉少奇這位經歷無數次黨內殘酷鬥爭的老共產黨人，對毛澤東扭轉會議方向、大批“三風”的針對性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敏感，不但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反而順著毛澤東的腔調，在九月二十六日與毛澤東一唱一合，將毛澤東批“三風”的目標一廂情願地引向鄧子恢等人。也許是整別人整慣了，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挨整的對象。如此地麻木不仁，對危險視而不見，還想混跡於專制制度下的政治舞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八屆十中全會敲響的是劉少奇的喪鐘。

其五、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反對赫魯曉夫批斯大林以來，經過七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由人而領袖、由領袖而神的嬗變過程。而奇怪的是這一過程不是在輝煌的業績中完成，而是在對內對外政策遭到慘重失敗，國民經濟完全崩潰，活活餓死五千多萬農民，其政績是一個無窮大的負數中完成的。這的確令人深思。要是在外國，這樣的人早就被送上了審判台，而在中國卻變成了億萬人頂禮膜拜的偶像。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把一個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失敗者推上了神的位置？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不完善？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的惰性？是毛澤東個人品質中最卑劣骯臟兇殘的東西起了作用？是劉少奇等人的推波助瀾？是對輿論工具的嚴厲控制？是毛澤東具有超凡的帝王統治術？……也許什麽都是，也許什麽都不是。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這段從人到神的歷史為中國人民，為世界人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迷。這個迷底看似簡單，其實覆雜。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不花上十年的功夫進行系統的研究肯定是搞不清楚的。

第六篇： 毛、劉分歧由來 倒劉前的各種準備

第四十二章 稀里糊塗劉少奇大抓階級鬥爭 夫人助陣王光美搞出桃園經驗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樹起了“階級鬥爭，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覆辟”的經幡，得到中央委員會的認可。從此以後，毛澤東發起了一個又一個的運動，掀起了各種各樣的批判，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毛澤東的本意是大抓階級鬥爭，大搞政治運動，以試探劉少奇有何反映。若劉少奇稍有懈怠和抵制即抓住把柄，在下次中央全會上將他揪出來。誰知劉少奇一聽說要抓階級鬥爭、要反修防修，還真來勁了，順著毛澤東的思路開始大搞階級鬥爭了。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中共湖南省委關於糾正“單幹風的報告》。此後實施一年極受農民歡迎的“包產到戶”政策被取消，變成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集體大鍋飯。自由了一年的中國農民，又被毛澤東捆起了手腳。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介紹了湖南、河北保定地區搞四清的經驗。會議決定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這兩個運動是作為貫徹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天天講、年年講、月月講的重大行動。毛澤東在會上說：“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根。”

為了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毛澤東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討論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幹問題的決定》（即前十條）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毛澤東在前十條中編出了九種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表現，給人們描繪出一幅十分危險的、可怕的情景，似乎資本主義的覆辟已迫在眉睫：“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覆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

這“幾年、十幾年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覆辟”一說或許就是針對劉少奇的“三面紅旗過五年、十年來看是否正確”一語而來的。

劉少奇沒參加這次會議，在看了毛澤東的《十條》後，極讚成文件的內容，但又認為此文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不很確切。三個月後，劉少奇即會同彭真根據毛澤東的前《十條》精神，主持擬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即《後十條》）。《後十條》完全貫徹了毛澤東的《前十條》精神，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作了一些預防過左偏差的一些措施和規定。毛澤東雖然同意了後十條，但卻把這後十條的制定看成劉少奇與他爭權的行為而耿耿於懷。後來毛澤東說：“前十條發出才三個月，那有那麽多的經驗可以總結的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當毛澤東號召大躍進時，下面就把糧食產量吹到畝產八十多萬斤。當毛澤東抓階級鬥爭，把資本主義覆辟的現象描繪得十分危險可怕時，到了下面，則將農村的階級鬥爭形勢吹得陰森恐怖，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似乎階級敵人已向共產黨奪權了。湖北省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說：農村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焦點是階級敵人千方百計篡奪基層領導權，使集體經濟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現在有的單位雖然還掛社會主義招牌，但實際上已脫化成資本主義。

毛澤東面對這些報告更加得意地大大發揮他的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資本主義覆辟的理論。一九六三年。在對河北省委書記林鐵的談話中說：“你們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講他們（那里被篡權的基層）是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徹底，有的後來變了，有的是富裕中農當權。這就是說有三分之一不是社會主義的。他們掛的是社會主義牌子，實行的是他們的一套。”同年八月四日，毛澤東向日本共產黨一位政治局委員談話說：“現在農村還有近三分一的生產隊掌握在敵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到了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澤東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總之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里，掌握在敵人手里。”

面對如此嚴重的“敵情”，劉少奇為緊跟毛澤東，派出了夫人王光美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試點，其手法就是當年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時拉攏農民時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等神秘做法，大整共產黨的基層幹部。王光美每次蹲點回來，毛澤東都向他問情況，並多次對認認真真“挖修根”的劉少奇夫婦半真半假，似笑非笑地將底牌亮出說：“根子在上面。”劉少奇夫婦聽了毛澤東這句話後記在心頭，並順著毛澤東的思路往下想。一九六四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對王光美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的根子在哪里？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邊的根子，這是基層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沒有？要不要挖？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好作風的影響。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基層幹部，在公社、區、縣、和地委有根子。”“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勢力或者反革命勢力覆辟了就是因為這些幹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可以挖上面的根子，……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劉少奇一萬個沒想到的是：毛澤東這“根子在上面”說的就是你劉少奇！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劉少奇又在河北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講道：“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麽地方算什麽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毛澤東磨刀霍霍想的是要取劉少奇老命，而自我感覺良好的劉少奇在不遺余力地為毛澤東抓“階級鬥爭”，幫助毛澤東追“修”根。

劉少奇不但賣力地大喊追根子追到中央，而且為了免除毛澤東關於“三分之一的農村領導權在敵人手中”的憂慮，把這三分之一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又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專門給毛澤東寫信提出了《關於集中力量進行城鎮五反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建議》提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在省委、地委的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一個縣可集中工作隊員上萬人，聲勢浩大，省地機關派工作隊上下左右同時清理，建議中央機關也要抽出一萬至五萬人，組織工作隊。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即批覆劉少奇的信說：“少奇同志，（對建議）覺得很好，完全讚成。今天即與中央和同志商議照此辦理，迅速實行。”批覆信後，又推舉劉少奇為五反四清統帥。鄧小平，彭真協助。

八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對王光美蹲點桃園的經驗總結批示說：“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的意見的。請小平同志辦。”

有了毛澤東的批示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把王光美的報告《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轉發全國。在毛澤東的讚揚聲中，《桃園經驗》推廣到全國農村。中國的農民們在經歷了一場亙古未有的饑荒浩劫之後，又開始了一場人整人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不過這次鬥爭的對象又變成了共產黨的農村基層幹部，這些為共產黨建立農村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人這次又同當年的鬥爭對象地、富、反、壞、右們坐在了一條板凳上，接受批鬥。筆者在鄉下的兩位長輩親戚當時是共產黨的基層幹部，一個擔任大隊書記，一個擔任生產隊長。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來就被成天批鬥。實在受不了又四處躲藏。幾個月後查不到其它問題又不了了之。在全國推廣桃園經驗的結果是：全國被鬥的共產黨基層幹部有數千人自殺身亡。

第六篇： 毛、劉分歧由來 倒劉前的各種準備

第四十三章 按捺不住毛澤東漸亮整劉意圖 委曲求全劉少奇只想步步緊跟



毛澤東想借抓階級鬥爭而抓住劉少奇把柄將他置於死地，那知劉少奇卻處處迎合毛澤東，甚至比毛澤東更左。毛澤東一時還沒機會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此事一拖就是兩年多。直到一九六四的底，毛澤東終於按捺不住了，開始發作出來。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毛澤東多次要求各組領導幹部下去抓“四清運動”，但遲遲不見動靜，中共大員們居然對毛澤東胡亂治國手法不理不采。毛澤東氣在心頭，又無可奈何。劉少奇為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叫中央組織部長具體安排，並說：“現在的社教運動用過去搞調查研究的辦法不行了，得學會秘密串連紮根。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連公社書記也不能當。”劉少奇這麽一說，中共大小官員們紛紛下去搞調查了。

中央機關的人只聽劉少奇的，而不聽我毛澤東的！毛澤東在十一月底聽一個工作匯報時無可奈何的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此次會前，鄧小平曾勸毛澤東道：“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了。”也許鄧小平對毛澤東一天喋喋不休地大講階級鬥爭感到反感，想的是：這次你老就別來哪，大家都省點心。

這次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還沒露面就結束了。會後毛澤東夫人江青請參加了會議的陶鑄及其夫人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往我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話的麽！”

“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當即發出了命令。

已經結束的會議還要重開！毛澤東到底想做什麽？

十二月二十日，在重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終於公開化了。

毛澤東在會上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中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插話說：“有三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幹部。有的幹部出身是好，犯有四不清錯誤，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地富當了權的。”

毛澤東說：“不要管什麽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就沒有希望。”

“無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打有拉，這套策略，我看現在還用得著，現在這個黨內就是國共合作嘛！也在統一戰線。”

“還有少數爛掉了，省委也有爛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爛掉了！你青海不是爛掉了！貴州不是爛掉了！甘肅不是爛掉了！雲南還是‘個別’的，不夠。河南吳芝圃‘左’得很嘛！”

“先搞豺狼後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作手不行。……大的搞了其他狐貍慢慢地清嘛，我們對冶金部也是擒賊先擒王，擒王鶴壽嘛！”

劉少奇插話：“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

毛澤東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劉少奇插話說：“還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毛澤東一句話宣判了煤炭部長張霖之的死刑。“文革”一來，毛澤東的紅衛兵們根據毛澤東這一句話就將張霖之活活打死！

毛澤東對鄧小平阻攔他開會已是極為不滿，劉少奇再插話毛澤東能不憤怒？在共產黨的各級會議上只有上級在下級發言時可以屢次插話，以表示上級的水平比下級高，權威比下級大。

毛澤東講話，劉少奇插話毛沒發作的情況只有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

毛澤東對劉的插話怒氣難消，幾天後在毛澤東的生日宴會上，更有充分表演。據《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載：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七十一歲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一共三桌。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夫婦、胡耀邦及陶鑄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柯慶施未到場，或許生病。還請了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範人物。毛澤東自己的兒女，一個也沒來。小女兒李訥響應號召，下鄉未回，大女兒李敏來祝壽，毛澤東硬是不讓他參加。

客人們陸續來到，陶鑄、曾志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是最早一批來到主席處。不一會，毛澤東走了進來，環視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諸侯” ：“坐麽，大家都坐麽。”毛澤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七十一歲了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請大家來吃飯……”

一絲悲涼和傷感，大家無言以對。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及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也陸續到來。

毛澤東提高了嗓門：“今天李敏回來了。我問，你回來幹什麽？李敏說：給您祝生日，我說：你沒資格。因為你不下鄉！”

“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做大了，驕嬌之氣。拒絕到農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適喲，不出修正主義才見鬼！”毛澤東大聲說。誰都知道，這不是在說李敏。李富春和蔡暢夫婦來到了。他們與毛澤東是世家友好，關系與眾不同。

“富春啊，”毛澤東扭過頭來大聲對李富春說：“你們什麽事情都不同我講啊，什麽話都不同我說。現在什麽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

這沒頭沒腦有責備，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著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釋，只是大口地吸煙。他心里明白，毛澤東不是沖他來的，只是拿他當話由，發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獨立王國”雖然是面對李富春說的，但決不是批評李富春。

劉少奇、鄧小平同樣一言不發地大口吸煙。

幸好江青走過來招呼大家入席。錢學森、陳永貴、董家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澤東的左右，陶鑄夫婦和羅瑞卿分在主席這一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胡耀邦及各大區書記及江青本人則分坐在另外兩桌。

這種安排是毛澤東親自囑咐的。“大官”們只有陶鑄夫婦有與主席坐在一桌的殊榮，表明此時毛澤東對陶鑄的信任非同常人。

席間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說話，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 ，其他人都默不做聲。參與者只記得毛澤東大聲地讚揚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錢學森是中國的導彈之父，為不久之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做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並沒有提到這件事，只是表揚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他所關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彈。

毛澤東大聲地批評社教運動中“只靠工作隊，搞神秘主義，打擊面過寬”的問題。他說：“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大隊，誰更了解那里的情況？只有群眾。說到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一劃：“我是要坐在群眾一邊的。”

這一劃，在黨政軍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劃出了一條界限，也在毛澤東自己與各級“當權派”之間劃了一道界限。當然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這一劃確使參加宴會者心里一驚。

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麽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疹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嘻笑斥責，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鑄後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毛澤東的怒氣還沒消。兩天後，毛澤東又來到會場，手拿兩本書，一本是《黨章》，一本是《憲法》，然後發言，再次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他還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包產到戶”和“單幹風”，說：“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最後這幾句話份量最重：“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

“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對於毛澤東這翻話葉永烈先生評價說就象毛澤東穿花裙子一樣可笑。理由是：毛澤東一生做事都如同他自己對美國人斯諾所說的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只此一次想起了要依法辦事。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都是在黨的會議上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成階下囚的。毛澤東為什麽就沒想過他們也有一個公民和黨員的權力呢？葉先生的比喻十分形象、生動。

面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劉少奇只有隱忍退讓，默不做聲。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三屆人大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當天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小組會上，毛澤東就給劉少奇一個下馬威，不點名地把矛頭對準劉少奇：“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死開會。有的同志提出殲滅戰怎麽打，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縣，我看是搞煩瑣哲學。”劉少奇對此解釋說：“工作隊集中學習文件是為了反右傾。”毛澤東嚴厲地說：“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毛澤東一反以往對劉少奇搞“四清”運動做法的支持，對劉少奇搞的“四清”來了個徹底的否定：“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紮根串連，有則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同一些省區負責人談話說：“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聽到反應。”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大區書記會議上說：“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會議寫出了第一個十條，為什麽剛過三個月，九月北京又搞出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麽多經驗？”

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許世友將軍馬上信誓旦旦地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就馬上帶兵北伐。”

大會小會上批了劉少奇後，又把劉少奇在此會議前半段時間主持起草的、毛澤東親自批示了“照發”的中共中央八十一號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即十七條）全部收回，作了重大修改，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為題重新下發。重新修訂後的《二十三條》徹底否定了前段時間在全國推廣的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加進了毛澤東嚴歷批評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一些看法的內容，更出現一些以前所沒有的尖銳提法：“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走到邪路上去。”“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後，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的在社、區、縣、地，甚至有的在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人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

自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到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發了《二十三條》後終於結束了。這次原本僅幾天的會議，由於鄧小平沒“邀請”毛澤東出席，因而散了的會又重新開始，而且開了近一個月之久，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這次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是一次中共黨史上非常重要的會議。以前毛澤東天天講階級鬥爭、反修防修、中國會出赫魯曉夫等等，人們並不以為然，連劉少奇都認為這樣的危險來自於下面，是社會基礎方面。現在毛澤東已經公開挑出了與劉少奇的矛盾，並說出了“中央有資本主義派”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再明白不過的語言。遺憾的是當時中共高層除毛澤東外的人不知是不懂還是裝著不懂，擬或是不願朝這方面去想，只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作為一般的問題來看待。不但劉少奇沒搞懂，當時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們都沒品出其中的味道，無人加以附和。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勸劉少奇要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會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劉少奇的“得意門生”安子文受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數人的委托向劉少奇進言：“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無論如何不能和毛主席發生矛盾啊！”劉少奇也主動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表示接受其他常委們的批評。中共上層人士的勸告確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問題不是毛澤東與彭德懷的問題一樣簡單。毛澤東喊整彭德懷，大家可以不要真理，不顧臉面地往老彭身上潑臟水，但毛澤東此時喊整劉少奇，有幾人拉得下這個臉，忍得下這個心？在眾人的心目中，毛澤東令人畏懼，但治國的確無方，劉少奇寬容理智，修養好，治理國家也比老毛行。在兩人之中真還不好選擇得。只好勸他二人“和為貴”，相安無事更好。

中央的要人們不解毛澤東的“風花雪月之情”，這不由得令毛澤東大失所望。在此後的一年多里，毛澤東再也沒有公開地指責劉少奇如何如何，而是在暗地里支持康生，江青姚文元四處煽風點火進行倒劉的各種準備工作，積蓄力量將劉少奇及其支持者一網打盡。

第六篇： 毛、劉分歧由來 倒劉前的各種準備

第四十四章 抓文藝革新為名江青閃亮登場 倒劉氏號角吹響發起全面鬥爭



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受了一肚子的氣，總想有朝一日能發作出來，但環視周圍，竟發出無人能“替朕分憂”的感嘆。回到家中與少妻一合計：反正江青在文化部有職務，演員出身的人對文藝也是內行，管一下文藝方面的事也是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以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還怕他那個敢不買賬？人心隔肚皮，外人不可靠。打虎親兄弟，選美姐妹花。上陣父子兵，治國夫妻店。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家夫妻店不少，也不僅我一家，知我者，老婆也。一些難言之話除了讓夫人出面去說，還能讓誰出面說？一些想做而不好自己出面做的事，由夫人出面做豈不更好？開國後我毛澤東四處拈花惹草，江青寂寞深宮而無怨言，總感到欠他不少，為報妻情，給他一個出頭露面的機會，當個黨和國家領導人什麽的，也算是對愛妻多年來奉獻青春的報答。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澤東親切地對江青說：“江青哪，該出山了。你在文化上有優勢，就從文化上打開缺口，給資產階級一個措手不及。”

江青，原名李雲鶴，山東諸城縣人，三十年代在上海參加中共領導的左翼文藝活動。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憑借在上海灘練就的交際本領，博得了毛澤東的青睞。一九三八年秋，四十六歲的毛澤東拋棄了在井岡山救過他性命的賀子珍與二十四歲的江青結婚。由於江青歷史上不清白，中共政治局在討論此事時，一些中共領導人反對這樁婚姻。毛澤東大怒說：我也是個人啊，也有七情六欲呀，為什麽就不準我和他結婚？並以不幹工作相要挾。經雙方妥協，對江青約法三章：二十年內不得參與政治工作；不得拋頭露面；照顧好毛澤東的生活。江青只得照此辦理。毛澤東開國後，江青掛名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藝術局顧問。但除了每月拿上一份薪水外也沒見做過什麽事，管過什麽事。

“皇後”出馬，一個頂倆。江青果然身手不凡。出山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一個文藝作品《李慧娘》。

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針對劉少奇開辟了“三條戰線”，一條是在國際上反修防修開展批赫魯曉夫的鬥爭，目的是針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一條是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防止“資本主義”覆辟，目的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還有一條就是抓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文化戰線上“兩個階級”的鬥爭對所謂的“封、資、修”思想進行批判，目的還是制造“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有深厚的基礎。劉少奇就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鼓吹者。”的輿論，打倒劉少奇。這三條戰線鬥爭深入開展的結果就是匯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瀾，把劉少奇送上斷頭台。也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十年浩劫之中。

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巡視各省，對文藝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在同華東的省市委書記談話中提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問題時說：“對資本主義要有一些人專門研究，宣傳部門應多讀點書，也包括戲，有害的戲少，好戲也少。兩頭小，中間大，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占優勢，梁山泊不出糧食，采茶燈不采茶，舊的劇目多了些。北京的京劇團就不少。過去的文工團只有幾個，反映現代生活，不錯。”

毛澤東發話後，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召集上海部分文藝工作者開會，提出“寫十三年”（即共產黨建國十三年）的口號。

毛澤東發話後，在北京的文化部中共黨組遵照毛澤東關於文藝的談話精神，作出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立即批轉全國執行。

一九六三年四月，全國文聯在北京召開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文聯主席周揚在會上作了《加強文藝戰線反對修正主義》的報告。把反對修正主義，特別是蘇聯文藝上的修正主義作為當前的戰鬥任務。會議之後，全國對文藝界修正主義的東西開始進行圍剿。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文匯報發表了江青組織圍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無害”論》，這是毛澤東夫人江青首次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

《李慧娘》寫的是南宋一貪贓枉法、賣國求榮的宰相賈似道一日與其妾李慧娘遊西湖，偶遇一少年當面怒斥賈似道。李慧娘不禁發出兩聲“美哉！少年，壯哉！少年”的感嘆心有所系，即被賈似道推入湖中，含冤而死。李慧娘冤魂不散，變成鬼，用頭撞死賈似道。

此劇公演，得到各界好評。中共北京市統戰部長廖沫沙寫了一篇劇評《有鬼無害論》給以讚揚。但江青看後卻認這《李慧娘》一劇是影射攻擊共產黨，賈似道是共產黨的總理，李慧娘反對賈似道就意味著人變成鬼也要向共產黨覆仇。於是將就文章的題目，指使人寫出了一篇批判文章。

若一個人沒做賈似道似的缺德事，看一百遍《李慧娘》也不會產生什麽“要向共產黨覆仇”的聯想。只有心中有鬼、制造出無數冤魂的人才會這樣聯想。

毛澤東支持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兩天後，五月八日，在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說：“‘有鬼無害論’是農村、城市階級鬥爭的反映。”

毛澤東親自發話，江皇後親自督陣，全國戲劇界掀起了一股大批鬼戲的狂潮。這樣的批判在十年前中國人民就曾在批《清宮秘史》時領教過了。不足為怪。

對某一種劇本的批判顯然不能使毛澤東滿意，他要掀起一場更大的批判運動，以制造出一種浩大的聲勢，給人們以階級鬥爭非常尖銳激烈的印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去的戲總是那一套，帝王將相、小姐丫環、保鏢黃天霸，搞這一套不行。推陳出新出什麽？要出社會主義，要提倡搞新形式。舊形式也要搞新內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又說：“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變，就改成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又就文藝工作作了一個重要的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地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地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毛澤東在這里描繪了一幅共產黨統治了十多年，而在文藝界還是封資修的貨色占領舞台的慘景！毛澤東發出了向“封、資、修”文藝宣戰的動員令。

毛澤東的慣用手法就是先誇大敵情，再將對手作為敵人揪出來。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藝問題上也是如此。不過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文藝上虛張聲勢誇大敵情只不過是為政治上倒劉少奇而服務。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集了中宣部和文化藝術界三十余人舉行的座談會。會上周揚傳達和闡述了毛澤東的上述批示，提出了貫徹批示的意見。彭真在講話中說：“主席這個信是寫給我和劉仁同志的。主席為什麽寫這個信？他就是覺得北京這個文藝隊伍是相當的鴉鴉烏。在文藝這個戰線上，我們的革命搞得比較差，可以說比較落後，也可以說最落後的……有很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因為看了小說，看了文藝作品。匈牙利事件的時候，並不是將軍組織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樂部。現在我們讓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封建主義的東西在那里泛濫，連我在內，我也是讓人家泛濫的一個。咱們大家分擔責任。我看主席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很及時，再不搞要吃虧。包括我們的子女，都要讓人家挖了墻角。”

為證明毛澤東論斷的正確性，又把中國戲劇家協會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舉行的一個晚會扣上“庸俗低級，趣味低下”的帽子，作為典型揪了出來。

三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五十余人連續開會討論，會議認為：“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當前階級鬥爭在文藝隊伍中的反映。是劇協領導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暴露。”此後，全國文聯各協會開始了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

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藝處寫了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此報告認為文藝界中存在嚴重問題。毛澤東得此報告後，大筆一揮作了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指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的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比之第一次批示更加嚴厲，更加充滿火藥味和殺氣。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江青首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在公開場合露面，並就文藝問題發表講話說：“在戲劇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專門對夫人的講話作了批示：“講得好。”

江青公開出場後，扮演了文藝界的打手角色。自八月起，一大批文藝作品橫遭查禁和批判：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紅日》、《兵臨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鋪子》、《聶耳》、《怒潮》、《不夜城》、《兩家人》、《球迷》、《逆風千里》、《抓壯丁》。戲劇《李慧娘》、《謝瑤環》、小說《三家巷》、《苦鬥》等先後被押上共產黨的文藝審判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大多數以上是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東西。

批判的結果是清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整個文化系統不在我們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一半，還是大部分不在我們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里。齊燕銘也不好，聽說他是你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還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整個文化部都垮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覆》，免去了齊燕銘、夏衍等人的文化副部長職務。（按慣例在非共產黨人擔任部長的情況下，主持日常事務的共產黨副部長要負責，因此這次調整不涉及擔任部長的沈雁冰先生）五月改組後的文化部新領導成立，以肖望東（原南京軍區副政委）為書記，石西民、顏金生（二人都是軍隊老紅軍）為副書記。文藝界的整肅終告一段落。

毛澤東的大批判風在全國刮得瘋狂、猛烈，不只是在文藝界，在社會各個角落、各行各業、哲學、經濟學、史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其中最為有名的要數對中共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進行的批判。

一九五六年，楊獻珍先生在研究列寧一篇文章中得出一個認識：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和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是關於對立統一的兩種說法。到一九六三年，楊獻珍更進一步對以上認識進行了理論概括：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這一說法可以用一分為二來表達，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來表達。

作為哲學上的一個著名論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應該在哲學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與此同時，楊獻珍先生並沒有否定“一分為二”的論斷。實際上作為看待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而言，不論是“一分為二”也好，還是“合二為一”也好，都是合乎事物演變發展的規律的，一切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出現“一分為二”的演變，也有可能出現“合二為一”的演變。這早已為古今中外的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所證實。在自然科學方面，兩種和兩種以上的元素化合成新的物質，一個原子可分為質子、中子等，這其中就包含了“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中國古代即有“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辯證觀點，國家的分裂，國家的統一豈不是“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若這世上只有毛澤東的“一分為二”正確，那你毛澤東成天吵吵嚷嚷地鬧“一定要解放台灣”幹啥？幹脆讓中華民族一個勁地分裂算了。

一九六三年夏天，中蘇關系徹底破裂。毛澤東在批判蘇共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同時，在國際上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采取大分化，大動蕩，大改組的方針，力圖拉攏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或者在一些支持蘇聯的共產黨組織內進行分裂活動，以圖建立一個針對蘇共的世界共產黨的聯盟，與蘇聯爭奪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而在國內，毛澤東鼓吹的“階級鬥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力圖通過“階級鬥爭把自己不滿意的人作為階級鬥爭的對象分化出來。這種作法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一分為二”哲學觀點非常吻合。為從哲學理論上證實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觀點的正確性，從一九六四年一月起，中共報刊陸續發表了一些宣傳和解說毛澤東“一分為二”的哲學觀點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結合當時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反修鬥爭對毛澤東的“一分為二”觀點加以闡述。

就在全國同聲高唱“一分為二”基調的同時，楊獻珍將自己十多年來研究哲學後得出的“合二而一”的觀點提出來。一九六四年四月，楊獻珍在一次講課中除了講解毛澤東的對立統一規律，一分為二的觀點外，公開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思想，他說：“什麽叫做對立統一，需要把這句話的意思弄明白。“一分為二”“合二而一”是對立統一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黨校哲學教員林青山、艾恒武根據自己對楊獻珍觀點的理解，寫了《“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一文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艾、林的文章對對立統一的規律，表達了他們自己的一些新的見解和新提法。但是他們的文章不知不覺犯下了幾條大忌：其一，在毛澤東用一分為二來表述對立統一規律後，他們又以合二而一的見解與毛澤東的見解並列，給人一種在學術上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印象，其二、如此重大的哲學觀點只能由毛澤東這樣的權威人士提出，其它人是不能隨便說出來的，出自於毛澤東之口不對也對，才能算真理。出自於其他有之口對也不對，就是異端邪說。其三、毛澤東的一分為二提法已被用於搞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內部已接受了“一分為二，無限分裂”的思想，此時再提出“合二而一”，確有點不合適宜。如此一來“合二為一”的觀點就為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及哲學界的禦用文人們所不容。

《光明日報》在刊登艾、林文章前，將清樣送康生審閱。康生這個對階級鬥爭極為敏感的理論家，當即看出此文有與毛澤東“一分為二”觀點唱反調的意思，立即指示關鋒等人寫出反對“合二而一”的文章。就在艾、林文章登出一周後，六月五日，《光明日報》就登出了署名為項睛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哲學界的大批判又開始了。

三天後，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也就此事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論斷，康生仿效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作法，重新搞起了“引蛇出洞”的陽謀：先登一些讚成和反對“合二而一”的文章，制造出一種學術上的自由討論的假象，以引誘更多的人上鉤，然後再進行反擊和批判。一些不明就里的知識分子，哲學界專家不知是計，紛紛寫文章發表不同見解。自六月十二日起至七人十七日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即有幾十名作者上鉤。七月十七日，毛澤東、康生開始收網了。《光時日報》發表署名王中、郭否衡的文章《就“合二為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把“合二為一”定論為“矛盾調和論”。

批判鬥爭在逐步深入。對楊獻珍哲學觀點問題的批判又擴展到對楊獻珍歷史問題的清算。（一九五九年，楊獻珍反對大躍進，並受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中共為其平反。現因哲學觀點不同，又把為楊平反一事說成是翻案風，一並加以批判。）

八月十七日，康生又組織人寫了《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一文，對批楊鬥爭進行了定性概括和總結。這樣哲學上的批判鬥爭才告一段落。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委會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楊獻珍作了如下結論：

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一夥，是一個小赫魯曉夫。他把高級黨校搞成獨立王國，幹了許多壞事。其主要錯誤是：一、反對毛澤東思想，二、制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三、攻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四、鼓吹資本主義覆辟，大刮單幹風。……其罪名有十條之多。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高級黨校的報告，撤消了楊獻珍的職務。但此一事並沒到此了結，在毛澤東發動文革後，一九六七年九月，楊獻珍被捕入獄關押達八年之久，因此事被牽連無數，僅在黨校內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被批判，其中二人（孫定國、黎明）被迫害致死。

在文學、藝術、經濟、哲學各方面的大批判中還有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對經濟學家孫冶芳的批判，對北大教授、哲學家馮定的批判，對歷史學家翦伯讚的批判，真令人目不暇接，眼花嘹亂。這一系列的大批判為文革的發動作好了理論上的準備，掃清了思想方面的障礙。毛澤東孕育已久的文革就要臨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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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毛氏實施倒劉密派夫人到滬 姚評《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大幕



一九六五年，對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進行總攻的準備已作好了，時機已經成熟了，但萬事俱備，還欠“東風”。三國時周郎有孔明借東風，毛澤東的“東風”又在何處？毛澤東發動“反右派”找了個“盧郁文匿名信”的借口，要打倒劉少奇又該尋找個什麽題材？毛澤東左思右想，還得把彭德懷這個政治“僵屍”挖出來，以便借題發揮，把火燒到劉少奇身上。

以彭德懷作為發動文革的突破口是再恰當不過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彭德懷批評大躍進，毛澤東打倒彭德懷，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批大躍進，毛澤東要象打倒彭德懷一樣打倒劉少奇。再批彭德懷既是肯定大躍進的需要，又以此來吹響文化大革命的號角。

在把火燒到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前，還得把這一意圖隱藏起來，以此來麻痹對手。在公開場合裝出了要為彭德懷平反的積極姿態！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召見了彭德懷。毛澤東“親切地”對彭德懷說：

“你這個人哪，還是那個犟脾氣！平時總不來，好長時間也不寫信，寫信不寫則已，一寫就是幾萬言。你為什麽不打個電話來，寫個紙條來，花那麽大工夫寫長信幹什麽？你費了力氣，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滿意，何苦？我們還是談談，吵架可以，罵娘也可以，你有話可以說，你還是政治局委員麽，你還是我們的同志麽！”

“歷史上，真正的同志決不是什麽爭論都沒有，不是從始到終，從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爭論，有分歧不要緊，要服從真理，顧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個人意見放一放。所以，你來了，我歡迎！”

“現在要建設大小三線，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是合適的。將來可帶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覆名譽。”

“……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讓歷史去做結論吧！你也不要發牢騷，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變，真臭了也可以香起來麽！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我沒有忘記你，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

彭德懷聽了毛澤東一翻“肺腑之言”，感動得熱淚盈眶：“還是主席了解我！”

“親切”會見後，又是請彭德懷吃午飯，到下午三點多鐘，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陳毅將彭德懷送出來。並握手話別。

請讀者們注意：在接見彭德懷的人中除毛澤東以外，其余的人在日後的文革中都被打倒或揪出來。而文革中的兩大紅人周恩來和林彪卻不在接見之列。這是否是日後林彪所說的：“毛澤東向我們交了底才沒有犯錯誤呢？”周、林二人知根知底，不來參與接見，其余人並不知毛澤東的葫蘆里賣的什麽狗皮膏藥，還真以為毛澤東要為老彭平反呢。

就在毛澤東召見老彭的同時，康生奉毛澤東密旨主持的彭德懷、習仲勳專案組正在加緊工作，寫出報告，認定“彭德懷和黃克誠這些人是反革命、階級敵人。”

在把彭德懷打發出北京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了南方。此前數月，毛澤東已秘密授意江青到上海組織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拉開文革大幕。

吳晗寫《海瑞罷官》的初衷是響應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學海瑞”的號召，與彭德懷後來廬山會議上被罷官可謂風馬牛不及的事。此劇演出時恰在毛澤東制造的大躍進災難彌漫中華大地之時，毛澤東夫人江青看了這個戲馬上就把海瑞與彭德懷聯系起來，認為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開口批了許多的文藝作品，唯獨此時對《海瑞罷官》不公開表態。直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發話了：“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了。”原來毛澤東是要把《海瑞罷官》作為最大的“毒草”加以掃蕩。以批《海瑞罷官》為由拉開“文化大革命”大幕，借吳晗先生的人頭，血祭“文革”戰旗。

吳晗先生肯定一萬個沒想到當年為響應毛澤東“學海瑞”號召所寫的一普通劇本能派上如此大的“用場”，自己不經意間竟在千年史冊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間，江青在毛澤東的暗中支持下，背著中共中央的絕大多數領導人， 秘密南下上海。找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柯慶施見是皇後娘娘駕到，又帶有聖上密旨，立即給以大力支持。將上海的幾支筆桿子張春橋、姚文元引見給江青，江青密報毛澤東，毛澤東龍顏大悅，張、姚二人受寵若驚，立即秘密起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

此文發表之日，恰是彭德懷到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報到之時。當彭德懷興沖沖地趕到成都走馬上任，秘書送來的《文匯報》上頭版頭條竟是姚文元《評＜海瑞罷官＞》，自己大名赫然列在其中。氣得猛拍桌子：“搞的什麽鬼名堂！”

關於姚文元文章出籠的全部過程，毛澤東、江青二人於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間在談話中作了說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

江青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些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吳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系，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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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彭真抗命拋出《二月提綱》 掃清外圍揪出“反黨集團”



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一發表，立即在北京引起震動。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批判一個高級幹部，而北京市的中共要員們竟全然不知曉，北京市市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也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彭真一再向上海方面詢問此文發表的政治背景，詢問此文是不是毛澤東親自批準發表的，並公開表態：若是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北京的中央和地方報紙將全文轉載。但上海的張春橋奉毛澤東之命向北京嚴密封鎖消息。彭真詢問無果，決定不予轉載。但彭真以一個政治家的敏感注意到此文決不是簡單針對吳晗，實在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作為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其下屬的副市長吳晗出了事情，那麽身為政治局成員的市長自然責任重大，而在公開批判之前竟無人向身為市長和政治局委員的透氣，這更是一個會將火燒到市長身上的危險信號！在共產黨內經歷了多次殘酷鬥爭的彭真面對此局面，想的是與其日後莫明其妙地被趕下台，倒不如先穩住陣腳抗爭一番。

姚文元的文章出籠後，全國各地的報紙都予以轉載，唯北京市和湖南省沒轉載。這對於毛澤東來說真是“正合朕意”。若北京也轉載，毛澤東對北京中央的討伐就顯得師出無名了。現北京不轉載，正好說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北京是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興師討伐，名正言順。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以北京不轉載為由，下令出小冊子。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征求訂購數量，彭真即命令北京的新華書店不表態。十一月底，毛澤東通過周恩來發布命令：北京市中央和地方報刊立即轉載姚文元的文章。胳膊終究擰不過大腿。彭真無可奈何，只得同意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但為了將局面引向對己有利的形勢，命令在轉載時，以學術討論的專欄加以限制，以避免上綱到政治問題。並說吳晗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也要批判。

根據彭真的指示，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報》、《前線》雜志發表了鄧拓所寫的署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 》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組織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社會思潮》，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吳晗的文章。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又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有關負責人會議，會上強調“放”。並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也說：“先搞學術的，政治問題以後再說。”彭真想的是通過學術上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吳晗過關。

針對彭真避開政治問題，只談學術問題的作法，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對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震動很大。但沒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姚文元的文章是經毛澤東審定發表的，當時不提“罷官”的要害是出於戰術上的考慮。現在大批判已展開，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把“要害點”出來。以免彭真“誤導”“消費者”。

與其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話，倒不如說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要害”才是“罷官”。毛澤東要以此為實破口，罷掉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要員的官，當然首先是要罷掉劉少奇的官。

毛澤東的“要害是罷官”的指示傳出後，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王若水寫的《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此文數次提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並與廬山會議相聯系。

同時毛澤東秘密召見關鋒、戚本禹等秀才，關鋒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戚本禹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兩篇“要害”文章送中宣部要求發表。但這兩篇毛澤東授意的文章竟被中宣部扣押不發。中宣部長陸定一因此而成為毛澤東最早的打倒對象。

二月三日，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針對將《海瑞罷官》劇作者吳晗與彭德懷相聯系一事說：“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系，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會議之後，許立群、姚溱根據彭真的指示起草了《五人小組向中央匯報提綱》。（即著名的“二月提綱”）經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後，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對於彭真等人的匯報未表示同意，也沒說不同意。彭真見毛澤東沒有不同意見，即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經北京常委們同意後，於二月十二日將《二月提綱》批轉全國，作為批判《海瑞罷官》的指導文件。

《二月提綱》發向全國後，學術批判空氣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毛澤東在一旁不動聲色，任彭真在那里充分表演。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吳晗和翦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的手里，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前線》也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澤東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說：“（二月）提綱是不分是非曲直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壞人，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談話中還指名要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著的雜文集《三家村紮記》、《燕山夜話》。

毛澤東一句話，讓此前彭真等人所采取的保護吳晗的一切措施、發出的一切文件統統成了廢紙一張。

四月一日，張春橋寫了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四月二日、五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光明日報》分別發表原被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關鋒等人遵照毛澤東、江青的命令所寫兩篇擊中“要害”的文章。

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周恩來、鄧小平主持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對彭真及《匯報提綱》的批評。與會者紛紛附合毛澤東對彭真的批評。陳伯達又從彭真歷史上的錯誤對其進行政治清算。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撤消並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震驚世界的五、一六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此時的彭真雖未被撤職，但其頭上的烏紗帽已經“浮”起來了。

彭真為保烏紗帽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在書記處會議後采取丟卒保車的手法，指示《北京日報》在《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通欄標題下，發表了一批材料和編者按，在全國之先首次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並上綱上線到可怕的地步。對“三家村”的批判很快席卷全國，其聲勢之浩大可與反右鬥爭和大躍進相媲美。（筆者當時年僅十一歲，住在四川省榮昌縣，可是聲討“三家村”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上午的大字報，不到中午就會被覆蓋）

但彭真此舉毛澤東並不買帳，《前線》和《北京日報》批三家村的文章被毛澤東扣上了“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還在繼續玩弄花招，頑強抵抗”的罪名，彭真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三家村”被毛澤東一鍋端掉，彭真自己不久也被摘掉烏紗帽，打入死牢，身陷囹圄達十多年之久。

被毛澤東指證為“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結局就更慘了：鄧拓這位中共才華橫溢的新聞工作者在一月之後的五月十七日深夜高呼：“毛主席萬歲”後悲壯自殺。吳晗這位當年的反右幹將不久就被關入監獄，其妻女也一同入獄，其心愛的女兒在獄中被逼瘋狂，一家三口死在獄中，慘遭滅門之禍！僅廖沫沙先生大難不死，十幾年後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老淚縱橫地控訴“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四月十九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出席會議，但無人知道此會議的主題是什麽。

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上說：“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有一、二個。”

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會議再批彭真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歷史教訓並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的。彭的本質隱蔽了三十年。”

彭真在這次會議後被摘掉“頂帶花翎” 。

就在毛澤東以批《海瑞罷官》為突破口，向中國的赫魯曉夫發起進攻時，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公安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羅瑞卿突然倒台。

羅瑞卿事件是令人迷惑，知情人早已作古，其前因後果難以查尋，人們只能從事件的經過來分析其下台的原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並派夫人葉群攜吳法憲、李作鵬等人寫的揭發材料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

吳法憲、李作鵬所揭發的材料是一個“死無對證”的問題：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原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在羅瑞卿的指使下，向葉群講了四條意見，希望他勸林彪接受。四條意見是：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護林總的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三、今後林總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麽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管了，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去管。劉亞樓並說：“羅總長說只要你辦好了這件事，羅總長是決不會虧待你的。”

劉亞樓是否這樣對葉群說過，羅瑞卿是否對劉亞樓這樣說過，此時因劉亞樓已死，無法對證了。

毛澤東看了材料，聽了葉群的匯報後，當即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陰奉陽違而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並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作敵人看待，羅是野心家。”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對羅瑞卿進行了背靠背的揭發批判，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奉毛澤東之命同羅瑞卿談話，責令其交待問題。但羅不但沒有老實交待檢查錯誤，反而表示受了委曲，為自己辯解。隨後毛澤東指示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組，專門對羅瑞卿進行批判。

中央工作小組於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在北京開會，對羅瑞卿進行面對面鬥爭。第一階段三月四日至十六日，四十二人參加，十二日羅瑞卿作了檢查後，招來了更加激烈的攻擊，其氣氛不亞於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羅瑞卿當初起勁地鬥彭德懷，現在輪到別人起勁地鬥他了。位置的突然轉換，令羅瑞卿受不了，三月十八日，在高呼“毛主席萬歲”後憤然跳樓自殺！毛澤東得知羅跳樓後竟大罵羅瑞卿“沒出息”！“沒出息”的羅瑞卿自殺又被定為是叛黨行為，被裝在籮筐里擡進會場繼續批鬥！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工作小組召開第二階段會議，與會人員增至九十二人，對羅瑞卿進行缺席的批判鬥爭。

批鬥會議結束後，中央工作小組作出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羅瑞卿被冠之以三條罪名：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三、公開向黨伸手，逼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活動。羅瑞卿被趕下台。

羅瑞卿何以被趕下台？至今為止公布的材料和相關回憶文章提出種種緣由：

其一、羅瑞卿搞大比武，與林彪的“四個第一”相沖突，引起林彪的不滿，對於這一點看來不足為信。作為戰場上九死一生的元帥林彪豈有不知大比武對提高部隊戰鬥力的作用？當年林彪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時，就組織部隊大練兵，並總結出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等著名的六大戰術原則，怎麽會當了國防部長後反而反對大練兵呢？再說六四年的大練兵是經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批準的，林彪作為軍委第一副主席，主持軍委工作，大練兵有成效他有一份功勞，大練兵錯了，他有一份責任，他又怎能因大練兵而恨羅瑞卿，想置他於死地呢？

其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提出培養接班人問題時，要求每個人都要準備接班人，還要有三線接班人，羅瑞卿就此問題向林彪匯報時曾講過老幹部應當主動讓賢，一心想繼續上爬的林彪聽了，認定是羅要讓他讓賢，因此對羅瑞卿恨之入骨，遂決意把羅瑞卿打下去。這一點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因為林彪、羅瑞卿同年所生，當時都是五十九歲，就算羅對林說過“老幹部要主動讓賢”的話，林彪也決不會聯想到羅瑞卿會取自己而代之，因為論才能、威望、戰功羅瑞卿都比林彪差了幾大截。除非林比羅大過十幾歲，羅才會要林讓賢。再說，中共黨內讓不讓賢，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羅瑞卿來說這話，久經殘酷路線鬥爭的羅難道不知道伸手要官的危險性？

在蘇曉康先生的《烏托邦祭》中說是林彪使反間計欺騙了毛澤東導致羅被打倒。此言甚為不妥。羅瑞卿早在紅軍時期就是林彪的老部下，林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羅是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抗戰時在延安兩人又是直接的上下級關系，林是抗大校長，羅是抗大教育長，羅對林佩服得五體投地，二人相處極融洽。平津戰役後，羅曾主動要求到林彪的四野工作，羅的總參謀長又是林彪提名的。對羅可以說是知之甚深，林沒有任何整羅的動機。再說毛澤東是何許人也？林彪有膽量在毛澤東面前玩反間計？羅瑞卿幾十年來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深受毛澤東器重，豈是林彪的反間計就能整下台的？

在葉永烈先生的《毛澤東與林彪》中說羅的倒台是毛、林之間的一大交易：林幫毛打倒劉少奇；毛幫林搞掉羅瑞卿。但該書提供的林彪倒羅的動機太缺乏說服力，以林彪的肚量和幾十年出生入死的戰友情誼，決不會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搞掉對自己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老部下。

九十年代末，筆者在一書店看到一本書，其中有一章專門提到羅瑞卿事件。據林彪女兒林立衡對羅瑞卿女兒羅點點說：毛澤東要打倒羅瑞卿，林彪強烈反對，私下為此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吵。但最後也只得服從。林立衡的表白極可能是事實。看來羅倒台的原因還得從中共中央工作組為羅瑞卿定的三條罪名中去找，三條罪名中第一條才是導致羅下台的關鍵所在：“誹謗、攻擊毛澤東同志”，而後兩條只是拉出來作為陪襯而已。

羅瑞卿何時何地誹謗、攻擊過毛澤東？對此筆者手中無任何資料，不可妄談。但羅倒台的全過程卻有很多疑問之處：羅要林下台一說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以林彪的性格和為人，他會隨便告老部下羅瑞卿的禦狀？以毛澤東的“英明”怎會一聽林彪告狀就罷免羅瑞卿？毛澤東為什麽說羅是“野心家”？為什麽把羅“讓賢”的話說成是針對林彪的？這些問題看似沒有答案，實際上不難得出答案：心直口快的羅在背地里“誹謗、攻擊毛澤東”被人告了密，毛澤東授意林彪出面整羅瑞卿！而早在林彪告禦狀前幾個月，毛澤東就已準備好了羅瑞卿的繼位人――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任命楊成武為軍委第一副秘書長。因此整羅瑞卿是深謀遠慮的結果，而決不是聽了林彪告禦狀的一時心血來潮。縱觀毛澤東當政幾十年的整人手法，出面整人的人，恰是與被整人關系極密切的人，毛澤東正是以此手法來檢驗部下對自己的忠誠程度。

廬山會議上拼命整別人，又莫名其妙地被整的羅瑞卿似乎並沒從這種角色互換中吸取任何教訓。毛澤東死後的一九七八年，羅瑞卿發表了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文中聲稱：在長征路上林彪寫信給中央要毛澤東下台一事是林彪與“三反分子”――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彭德懷勾結起來共同密謀策劃的，並說：當時我是一軍團保衛局長，親自聽到林彪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行，還是你彭老總來。”羅瑞卿此文發表不久即去世，隨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為彭德懷徹底平反了。羅瑞卿在天之靈不知有何感慨？

就在羅瑞卿被趕下台時，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又因“在毛澤東住處安竊聽器”一事被揪了出來。加上幾個月後揪出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彭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並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本來按慣例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後，中共高層有一段相對平穩時期。但是毛澤東的目的遠非如此，彭真等人的倒台，僅僅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政治大戰役拔除了一個外圍據點，精心準備了三年多的文革大幕已經揭開，一場政治狂飈即將席卷中華大地。在這一政治風暴中，上到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這些毛澤東的開國元勳，下到每一個華夏的草民百姓，無一不象木偶一樣地被毛澤東盡情玩弄後拋棄，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的慘絕人寰的政治浩劫：那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那沒完沒了的捆綁遊行；那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那沒完沒了的捍衛狂熱；那沒完沒了的血腥武鬥；還有那毀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上山下鄉……令每一個經歷過那場劫難的華夏子民一想起它就整個身心、靈魂都在顫粟、發抖。一直到毛澤東油盡燈殘，一命歸天後，史無前例的人類悲劇才告結束。但這場浩劫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卻是幾代人也難以消除的。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四十七章 毛澤東血腥政治一大黑色幽默 劉少奇主持通過打倒自己決議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這一會議連同三個月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毛澤東對劉少奇從不點名打倒到點名打倒的重要會議，這兩個會議是文革全面發動的標志。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沒有出席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一些部門負責人八十名。

會議的第一項活動是“介紹情況座談會”。名為座談，實際上是康生、張春橋、陳伯達向與會人員宣讀毛澤東的聖旨，其它的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只能洗耳恭聽。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在座談會上談了八個多小時，主要傳達毛澤東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以來為發動文革而編造出來的有關階級鬥爭的危言聳聽的論斷，特別介紹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來關於批判彭真、陸定一，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開展文化大革命，號召向中央進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紹了要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起草經過，並說《通知》的最後一段（即毛澤東添加的文字，見後頁）是驚心動魄的，中央通知不僅關系到文化大革命問題，而且關系到粉碎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篡黨奪權的問題，這個文件的通過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

康生的講話表明了文革發動的準備工作是從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開始的。

五月六日下午，張春橋在“座談會”上講話，張春橋從八屆十中全會講起，一直講到一九六六年，重點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來圍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一文發表前後中共上層的鬥爭。並說姚文發表前三天，先請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幾人提意見，他們對最後一部分（關於政治問題）統統反對。我們這時估計到鬥爭將是激烈的。文章發表後反映強烈。意外的是三件事：一、範瑾、沙英問背景（即彭真叫鄧拓、範瑾向《文匯報》問姚文是否是毛澤東讓登的），二、北京各報都不登，這是向誰專政？三、十二月二十日決定出小冊子，二十四日印出，北京新華書店不表態，總之封鎖得嚴嚴的，姚文進不了北京，不是彭真布置又有誰有這麽大的權力可以布置？

五月七日上午陳伯達在“座談會”上講話，采用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明的新賬老賬一起算的辦法，著重揭露彭真歷史上的問題，以證明彭真此人一貫反對毛澤東，一貫反動透頂。

座談會後，與會人員即開始討論康生等人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討論了近十天後，於五月十六日一致通過了這個中共歷史上著名的、血腥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內容是作出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說該提綱是“彭真同志一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同志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盜用中央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提綱特別強調‘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總之這個提綱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覆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說彭真“盜用中央名義”有利於穩住批準《提綱》下發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當年給張國燾定罪時也有“盜用中央名義”一說。

《五、一六通知》通知發表前，毛澤東親自多次精心修改增刪，其中殺氣騰騰、火藥味十足的文字出自於毛澤東的親筆：



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幾十年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麽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麽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

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鉆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麽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究竟處在一種什麽地位了。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們識破了，有的則還沒有被識破，有的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會議第三項是林彪五月十八日上午在大會上講話。林彪的講話主要講了三個方面：一、順著毛澤東關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奪取政權”的思路，將古今中外許多有關政變，暗殺等事例抖出來，以證實毛澤東的“北京會發生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言。二、大講“反覆辟”。說的是：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永遠不要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我們取得政權已經十六年了，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覆辟這個重要問題。三、大講毛澤東是天才，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還沒有第二個人。毛主席是個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的話是我們的行為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受到了毛澤東高度的公開讚揚，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件”。

林彪的講話在三個月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廣為印發。十一中全會後的九月二十二日，又將林彪的講話作為黨的文件向全國傳達並給以高度評價：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恐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林彪同志這個講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

毛澤東需要林彪時，同樣把他捧得萬丈高。

就差一點高呼“林彪萬歲”了。

毛澤東把林彪弄死之後，不知道怎麽向全中國的民眾解釋了，一九七二年又捏造出了《致江青的一封信》，說林彪在這里大念政變經，是為了圖謀不軌。

林彪講話後，是彭真、陸定一等人作檢查。彭真、陸定一等人又將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

檢查期間有一小插曲，五月二十日陸定一作檢查前，林彪將親筆寫的紙條放在每個人的席位上。紙條上寫著“我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前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作風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未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件所談的一切全是造謠。”一場極為殘酷的政治鬥爭，摻雜著揭個人隱私的矛盾，給世人留下茶余飯後的笑料。

彭真、陸定一等人檢討期間，與會者上至劉少奇、鄧小平、林彪，下到與會的各級官員，人人赤膊上陣，個個口誅筆伐，對彭真等人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禍首；昨日的同志，今日的敵人；昨日還階級感情深似海，今日就階級仇恨海樣深；昨日衣服褲子打夥穿，今天就要把他抽筋剝皮煮了吃。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會議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陸定一同志、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二）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消陸定一同志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三）調陶鑄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五）上述決定地方通知到縣委以上，軍隊通知到團級以上。

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階級敵人”、“走資派”的人在其處理決定中都貫之以“同志”二字。彭德懷等人的處理也是這樣。這使人不好理解。這從邏輯上來說是非常混亂的，既然是同志，為什麽又說他代表了資產階級？既是代表資產階級，就是階級敵人，又為何稱其為“同志”？看來這“同志”和“敵人”之間還真沒一個嚴格的界線。毛澤東今天喜歡你，今天你是“同志”，明天不喜歡你了，你就成了“敵人”。等幾年又喜歡你了，你又可以從“敵人”變成“同志”。一切以毛澤東的好惡為準。

陶鑄此人的擢升並不出人的意料。此人在大躍進中是一個最會說假話，最會放衛星的省委書記之一，頗得毛澤東的信任而在六Ｏ年時升為中南局第一書記。前面提到在六四年十二月毛澤東的生日聚會時，毛澤東專門與陶鑄坐在一桌上，足見毛澤東對他的器重。另外陶鑄對鄧小平尤為佩服。他曾說：共產黨內若允許拜師的話，他一定拜鄧小平為師。這次陶鑄由中南局上調中央也是鄧小平提名推薦的。鄧小平知道此時的毛澤東喜歡的是小陶，不動聲色地投其所好。

李雪峰的提拔就有一些名堂了。李是彭真的老部下，與其關系密切。由李取代彭真也許是毛澤東為了考驗他對自己的忠誠度，當然李雪峰也是大躍進的忠實執行者，當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李雪峰在徐水縣搞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世界第一個縣的共產主義試點。

至於葉劍英的任職，只是起一個配角作用。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審查委員會，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專案審查。

讓劉少奇自己主持通過打倒自己的《五、一六》通知，讓劉少奇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整下台。是毛澤東一生政治生涯的一大天才的傑作、一大超級的陰謀、一大黑色的幽默。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閉會後，五月二十八日，根據毛澤東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親筆指示，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中央文革小組名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確定後另行通知。

成立中央文革是毛澤東為剝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權力而采取的重大步驟。中央文革名義上陳伯達是組長，實際上江青才是其中的“老大”。名義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實際上除毛澤東外誰也領導不了。以前是毛澤東出主意，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執行。現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已是形同虛設，什麽事只要毛澤東向中央文革小組打個招呼，中央文革立即就在全國興風作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文革力量完全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地位，成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的唯一依靠力量。

劉少奇在主持通過了打倒自己的決議後，五月三十日又與周恩來、鄧小平一起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請示：

“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館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

毛澤東立即批示：同意這樣做。

五月三十一日，陳伯達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手握尚方寶劍的陳伯達占領輿論陣地後果然身手不凡，六月一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登出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此文從內容上來看，主要還是說的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號召“橫掃”的是思想文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和“破舊立新”之類的東西，沒有一句是針對中共高層人物的內容。此文出籠的背景大概是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密旨：現在還不想讓劉少奇就覺察到文革的矛頭所指就是他本人。故意把矛頭指向無關緊要的“破舊立新”其它方面。此文之所以出名，乃是一九八一年陳伯達被鄧小平送上審判台時，此文居然成了陳伯達的一大“罪狀”。

陳伯達代表毛澤東占領了中國的輿論陣地後，毛澤東可以放手地通過報紙、電台等工具，進行種種的宣傳煽動工作。文革之火已經點燃，下一步就是如何把這把火引向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了。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四十八章 毛澤東密室策劃上下串聯 全中國基層起火八方呼應



“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這一段文字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描述右派進攻時的“情景”。九年後，毛澤東秘密發動“文革”的情況竟與當年的描述一模一樣！

就在《五一六通知》發表的第二天，康生受毛澤東的重托，秘密出入北京大學。根據毛澤東“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戰略部署，煽動學校的教職員工造反。“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火種在北京大學點燃。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夫人曹軼歐秘密找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黨支部書記聶元梓，鼓動他起來造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等人的反，並神秘地表示：有更高層人物的支持。聶元梓等人心領神會。當即開始準備。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署名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高雲鵬、李醒塵、趙大中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在北京大學大飯廳外張貼出來了。大字報強硬批評陸平等人破壞文化大革命。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聲稱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凈、全部地消來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一個小小的哲學系黨支部書記，敢造領導的反，這在當時中國人民心中無論如何是難以接受的。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教訓許多人還記憶猶新，反領導即是反黨的思維方式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對此來路不明的大字報，北大黨委的陸平、宋碩等人也深感意外，當即按照共產黨幾十年的傳統做法，授意大多數擁護黨委的人貼出了幾千張反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且有組織地對聶元梓等人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聶元梓等人被戴上“黨的叛徒、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大壞蛋、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鄧拓幫兇”等政治帽子。但聶元梓等人鎮定自若，並帶有幾分傲慢地宣稱：“過幾天你們就會知道了。”

五月三十日，陳伯達接管了整個中國的輿論陣地後，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了。六月一日下午，毛澤東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上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了，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六月一日晚八點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全文。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把陸平、彭佩雲領導的北京大學稱為“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

毛澤東在北大秘密點燃的文革烈火，經廣播電台，報紙雜志的煽動，立即變成了燎原烈火。短短幾天，千萬封聲援聶元梓等人的信件和電報飛向北京大學。各地報刊奉毛澤東之命連續班登各界人士支持聶元梓的文章。而北京大學更成了全中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各界成千上萬群眾湧向北大聲援聶元梓，聶元梓每到一處都被數萬計的敬慕者簇擁。中國人民開始瘋狂。

如果六六年中國評選政治風雲人物怕是非聶元梓莫屬。

不知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北京大學這座世界知名學府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扮演了一個悲劇性的角色。蘇俄十月革命後，北大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端點。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此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北大學生走上街頭救亡圖存，本來種的是“民主科學”龍種，誰知卻收獲了“專制獨裁”的跳蚤。“五四”揭開的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制黑幕。中華民族在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步入歧途。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再次相中了北京大學，在這里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北大最先從迷途走向瘋狂。中華民族也隨之從迷途走向瘋狂。

北大步入迷途，中華民族也隨之步入迷途；北大的覺醒，標志著中華民族的覺醒。一九八九年，自北大而起的席卷中國、震撼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也將是共產專制在中國走向衰敗、滅亡的一大標志。

北京大學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標。

從五四運動北大步入迷途到毛澤東開國，整整三十年。相信從六、四學運北大的覺醒到中國共產專制滅亡決不會等上三十年！

在北大的表率下，北京五十五所大專院校，中專、普通中學的學生、全國各地的大學、中專、中專、小學的學生群起效尤，以揪鬥校長為榮事，以批判專家學者為己任。短短幾天，中國的教育系統徹底癱瘓了，文革最早摧毀的是恬靜的校園，近一億的兒童、少年、青年失去了讀書學習的機會。筆者當年剛上小學五年級，文革造反風暴一來，學校的年輕老師就組織造反派校長的反，隨後揪鬥校長，學校停課。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中國部分中、小學才開始“覆課鬧革命。”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個什麽意義上的“革命”，至今的中國和世界史學界都難以定論。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倒象是一個統治者在 “革自己的統治工具的命”； “革老百姓的命”；“革自己忠實奴樸的命”。今天青年學生們成了毛澤東的“革命工具”，幾年後，他們的境遇將會更淒慘。而其中的中、小學生因此而失去學業，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付出一生的慘痛代價。

面對如此嚴重局面，六月初，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參加會議者一致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為了對運動進行控制，會議作出了八條規定：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在校外開；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

劉少奇等人派工作組的決定是按共產黨幾十年搞運動的方式作出的。作出決定前，劉少奇、鄧小平數次向在杭州的毛澤東電話請示，毛澤東不置可否。六月四日，劉少奇、鄧小平又乘專機飛杭州向毛澤東當面請示，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澤東有心要釣大魚，要抓劉少奇等人的把柄，要讓劉少奇充分表演。因此對劉少奇的要求答覆很微妙：“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劉、鄧二人不知是計，回到北京後立即下達指示：在全國範圍內派出工作組指導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還以身作則，讓自己的老婆王光美以工作組長的身份進駐清華大學。不但學校，甚至廠礦企業街道……都派了工作組。

而工作組嚴守“運動需要黨的領導”、“工作組代表黨”、“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的共產黨傳統。這樣造反的學生與工作組之間又爆發了一場新的沖突和鬥爭。

北京郵電學院六月八日趕走工作組。西安交大的工作組於六月六日晚開會決定對鬧事的學生進行鬥爭。自第二天起，連續三天對各系的尖子造反學生進行批鬥，並將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遊行，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在全國注目的北京大學，工作組長張承先規定校外人員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門。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學揪鬥校長匡亞明，《新華日報》作了肯定的報道。當天南京大學工作組支持一些群眾包圍《新華日報》社，加以斥責。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造反派將四十多名校領導、教授、學者弄上“鬥鬼台”揪鬥，手段殘忍、不堪入目。工作組聞訊趕到現場制止，並指出事件的“階級鬥爭本質”，號召大家警惕。六月二十日，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此人後來成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貼出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組長孫有余。孫有余作廣播講話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貼出大字報聲稱：現在權在工作組手里，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劉少奇夫人、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王光美將其關押批鬥……

工作組自以為有黨中央作後盾，對學生的造反行為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鬥爭。有毛澤東秘密支持的學生領袖們毫無懼色，大有為“革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之慨。一時間全中國的大專院校里一片烏煙瘴氣。

六月十三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示說：“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劉少奇想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一樣來一次引蛇出洞，在學生中弄一批牛鬼蛇神來。毛澤東也想象“反右運動”一樣“引劉少奇出洞”，再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揪出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有相同的思維方式。不過劉少奇是“螳螂捕蟬”，想引出小的“反黨分子”聚而殲之。毛澤東是“黃雀在後”，想引出劉少奇這個最大“走資派”一棒子打死！

工作組也並非是簡單地維持秩序和反對瘋狂造反的學生。工作組所到之處一大批教授、專家、學者、學校領導被揪出來。這或許就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種理解。

轟轟烈烈的文革到六六年七月，已如火如荼地在全國開展起來了。七月十八日，在幕後操控的毛澤東回到北京。文革形勢急劇發展變化，運動的方向立即納入了毛澤東的軌道。

毛澤東回京的當天就聽取了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匯報。當劉少奇聞訊並驅車前去向毛澤東匯報時，門衛卻將劉少奇婉拒在外。劉少奇怏怏不快地返回家中。

第二天、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嚴厲批評派工作組。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毛澤東當即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並嚴厲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了起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給群眾訂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了定框框，美名其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在歷時五天的匯報會上，毛澤東多次指名、不指名地尖銳批判劉少奇：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辯解說：“這麽大的運動，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工作組大多數是好的。現在誰也沒有經驗。新工作拿不出個章程，對工作組是幫助問題，而不是撤換問題。工作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麽多可以的。”

七月十一日，陳伯達奉毛澤東之命，派人到清華大學看望被王光美關押的蒯大富。蒯大富立即由“反黨分子”變成了“造反英雄”，頓時身價倍增。後來成了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七月二十二日，陳伯達、江青等人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各高校收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錯誤路線的材料，並在公眾集會上發表了“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的講話。聽了這樣的講話，每個青年學生都熱血沸騰。誓死要捍衛毛澤東！

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召見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作出了撤消工作組的決定，並首次提出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只有讓他們自己搞，才能搞好。我們都不行。我也不行。現在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麽名堂來的。”

七月二十門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京萬人大會上宣布撤消工作組，罷免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職務。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極積分子大會，前段時間被工作組以“黑幫”罪名關押、鬥爭的學生如蒯大富之流坐在主席台上成了英雄。會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宣讀了北京市委七月二十八日作出的《關於撤消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會上講話。劉少奇說：“黨中央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學校革命學生、老師和革命員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過去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的方式已經不適應於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式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

毛澤東在大會臨結束前走上主席台，頓時全場歡聲雷動，“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聲震雲霄。

這次大會以後，全國很快撤消了工作組。教育系統一夜之間全部癱瘓。最早造反者、反工作組最堅決者、被工作組關押揪鬥者成為英雄。這些英雄們又以更為激烈的方式進行造反。毛澤東則因勢利導，指導學生們先造學校領導的反，再造縣委、市委、省委的反，再造中央的反，再造劉少奇的反。

隨著幼稚的青年學生被煽動起來造反，中國政治舞台出現了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學生組織――紅衛兵。

紅衛兵組織的最早起源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中的幾個中學生聚在一起秘密組織的。到六月初，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北京市第二十五中的學生相繼組織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等秘密的學生組織。這是中國紅衛兵運動初起時紅衛兵組織的雛形。

紅衛兵組織剛一成立，就扯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極大地影響了當時工作組工作的正常開展。工作組對其定性為“搞地下活動，非法煽動群眾，是非活的反革命組織”並進行堅決的鎮壓。在六月初，紅衛兵組織在工作組開展的“反幹擾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集團”並強行解散。唯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由於有大人物暗中支持，其活動不但未有收斂，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六月二十四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七月四日又貼出《二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七月二十日，再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就在這“三論”中引用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名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並表示：“我們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的大字報，在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加之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後一再批評工作組犯了錯誤，這樣前段時間被壓制的紅衛兵重新活躍起來。各高校的造反學生也紛紛仿效中學生們的做法，組織各種戰鬥隊，投入反工作組的鬥爭。

八月一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說：“你們的行為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立即公布了毛澤東的信。本來就萬分狂熱的紅衛兵們，在有了毛澤東的公開支持後，萬分的狂熱變成了萬分的瘋狂。全中國大地的各個階層，紅衛兵組織（包括工人造反組織、農民造反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這些組織在中國大地上沖殺、造反、革命、揪鬥、打砸搶……無惡不作，成為毛澤東搞亂中華的別動隊、急先鋒。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四十九章 毛澤東赤膊上陣《炮打司令部》 黨中央立即改組倒劉倒計時



在紅衛兵的一片沖殺、造反聲中，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開幕。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外，毛澤東別開生面地特邀首都高等院校的革命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會議。其中許多人連共產黨員都不是。令人奇怪的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以生病為由，沒出席會議。看來林彪不想在倒劉大戰中充當打手的角色。

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央全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但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兩次中央全會相隔四年之久，其原因正如葉永烈先生所說那樣：



自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遭到慘敗，中國蒙受了連續三年的“天災人禍”，死了四千萬人，國民經濟損失一千二百億元人民幣。盡管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對造成如此巨大而沈重的災難的錯誤進行了初步的檢討，但是，作為最高司令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是否應該召開中央全會，對“大躍進”的錯誤給予檢討和總結，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歷史作個交待呢？

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不想做這樣的檢討和總結，因這“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他難辭其昝。

同時，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第一線領導人，不顧和抵制毛澤東的反對和幹擾，堅決執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使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得到恢覆和發展。在這一正反的鐵的事實面前，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當中，毛澤東的威望急劇下降，而劉少奇的威望直線上升。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召開中央全會，只能是為劉少奇評功擺好、歌功頌德。毛澤東不願意做這種予對手有利的傻事。



豈止是中央全會毛澤東不遵守黨章按時召開，就是中共的“八大”到“九大”相隔達十三年之久，其原因也如葉永烈先生所說的。而中共“六大”到“七大”相隔十七年之久其原因就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登上高層後，張聞天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在沒有登上“幫主”之位並鞏固自己的權力之前就召開“七大”，那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毛澤東決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在中共的歷史上，“六大”到“七大”是毛澤東逐步攫取並鞏固自己在中共的最高權力時期。而中共的“八大”到“九大”則是毛澤東因治國無方怕被人趕下台而采取非常手段置政治對手劉少奇、彭德懷等人於死地的時期。“九大”以後的政治大清洗是不讓最高權力落入旁人之手、確保皇位傳給江青和毛遠新的舉措。

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由毛澤東主持。開會的第一天，毛澤東將自己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作為大會文件向與會者散發。劉少奇則針對毛澤東指責工作組一事向全會敘述了陳伯達建議撤消工作組，而多數人不同意他的意見的經過。同時說明：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毛澤東匯報一次。

自八月二日起，在派工作組問題上“犯了錯誤”的人先後發言自我批評。會議氣氛還算平穩。八月四日，風雲突變。原定下午召開的大會沒開而由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點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說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麽不能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的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這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但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

毛澤東的講話令人震驚。劉少奇聽了毛澤東這番話，主動承認錯誤：“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大怒：“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嘛！”葉劍英接過話頭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牛鬼蛇神。”毛澤東立即說：“牛鬼蛇神在座就有。”針對劉少奇意圖再明顯不過了。

毛澤東講話後宣布，即日起，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原定五天會議日程延長。會議的議程隨之改變。

自北戴河會議起，毛澤東已多次改變會議議程，而每次改變會議議程都是針對劉少奇而來。

八月四日至八月六日，小組會上討論毛澤東的發言。與歷屆中央全會討論毛澤東講話的情況相反，由於與會人員前段時間都追隨劉少奇鎮壓學生，這次小組會上沒有對毛澤東講話表示熱烈擁護的場面。這不由得使毛澤東怒火萬丈。這使毛澤東產生了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們都跟著劉少奇跑的印象。本來想只釣劉少奇一條大魚，現在幹脆大魚、小魚、吃人鯊魚統統釣！

小組討論會上冷冷清清的發言，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容忍。八月六日晚毛澤東電令林彪立即到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到了後再開會。八月七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並附上聶元梓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報。毛澤東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毛澤東的大字報猶如一顆威力無比的政治原子彈在全會上、在全中國、在全世界爆炸！不但當時的中央委員們看到這張大字報感到驚恐駭然，幾十年後、幾百年後人們都能從那字里行間中看到毛澤東手握屠刀、殺氣騰騰的模樣，聞到撲鼻鉆心的濃烈的血腥味。

大字報公布後，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們不理解，連一些當年整彭德懷的幹將們也沒有表示擁護，其原因之一是大字報打擊面太寬，使一些人產生了自己很有可能被揪出來的危機感。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就公開表示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只有毛澤東的幾位心腹幹將，知根知底的人物康生、江青、張春橋幾位在小組會上對劉少奇進行了攻擊。鄧小平的老部下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長）也對鄧小平進行了攻擊。毛澤東眼看在中央全會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場面不熱烈，只得暫時收場。

八月八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文革十六條。

文革十六條最初由陳伯達、王力等人於七月初起草，幾經刪改，毛澤東於八月七日的定稿已是第三十一稿了。

文革十六條宣稱：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八月八日晚，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這次經過大震動、大戰役、打下基礎很必要，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是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林彪的講話也在全會上作了傳達。

八月十日晚七點十五分，毛澤東獨自到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群眾。當滿懷革命激情的群眾看見毛澤東神話般地出現在眼前時，立即熱血沸騰，對毛澤東的崇拜頃刻化作了萬丈激情， “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震雲天！

八月十二日下午，毛澤東提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政治局常委增至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增選的六個政治局委員中，前三名是毛澤東極信任的、響當當的左派，升政治局的同時都升為常委，後三位是軍隊元老。提拔軍隊元老的目的是要軍隊支持以打倒劉少奇為目的文革。

劉少奇從中共的“老二”降為“老八”，充分體現出毛澤東的整人手段，不是不想整死他，實在是火候未到。誠如後來江青所說：考慮到人們的思想很難轉過這個彎來，不得已采取的一個緩和步驟。

全會並未重新選舉副主席，但會議後，在公開及私下的場合就再也沒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頭銜，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後來又升為“副統帥”。

後來陶鑄說：“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是為了把大權集中到主席手里。”

八屆十一中全會剛一閉幕，八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緊接著召集了中央工作會議，以貫徹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解決大多數中央委員對文革思想不通，不理解的問題。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找了許多人談話，以求打通思想，尋求支持。林彪在會議第一天發表講話說：



我們對幹部要來個全面的考察，全面的排隊，全面的調整。我們根據主席講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原則，提出三條辦法。主席同意了。

一是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二是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三是有沒革命幹勁，完全沒有幹勁的罷官。

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一個全面的調整。

我們對毛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一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體現出林彪的卓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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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瘋狂紅衛兵打砸搶譽為文化革命 亂鬥工作組關管殺挑起全國大亂



為把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國，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召集了規模空前的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

清晨五時，太陽剛剛升起，毛澤東身著綠軍裝，由一位年輕女兵陪伴從天安門城樓下走過金水橋，毛澤東手拿軍帽一再向群眾揮動致意。隨後登上天安門城樓，霎間天安門廣場成了一片歡騰的海洋，“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聲震雲天。

約七時許，一千五百名被推選出來的紅衛兵代表接到了通知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一道檢閱遊行隊伍。紅衛兵代表們欣喜若狂。毛澤東單獨會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四十名師生代表，以表示對他們首次在北京點燃文革烈火的褒獎。聶元梓等人則以“毛主席萬歲的呼聲，表達對毛澤東的崇拜、愛戴之情。

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學生宋彬彬（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將一個紅衛兵袖章佩帶在毛澤東的左臂上，毛澤東親切地問：“你叫什麽名字。”宋答：“宋彬彬”毛澤東當即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宋彬彬當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毛澤東請宋要武在麥克風前講話，宋要武萬分激動地、熱淚盈眶地說了一句“現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就站在我的身邊……”話沒說完，毛澤東就興高采烈使勁鼓掌說：“好！你說得好！你說得太好了！”

據說“宋要武”小姐，在一年多後的武鬥中遵照毛澤東的“要武”教導，連殺二人。

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在全國青年學生中引起巨大反響。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席卷全國。不知世事的青少年們自以為是革命的“接班人”，肩負著國家民族的興亡。他們身著綠軍裝、臂帶紅袖章，走向社會，到處沖殺。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動猶如拔地而起的二十級台風橫掃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華夏大地，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成了紅色恐怖籠罩的世界。毛澤東思想武裝的、無惡不作的紅衛兵們犯下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毀滅文明的、野蠻的、血腥暴行。據嚴家其夫婦所著《文革十年史》載：



從八月二十日起，首都一些紅衛兵走上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演講，反對四舊。

……由於《人民日報《紅旗》雜志予以高度評價，除四舊不幾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不僅是如此，實際上蔓延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筆者注）新華社八月二十五日訊“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奮全國革命群眾。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的四舊發動總攻擊。”

除四舊從改名（改商店、待道、工廠、學校、公社）開始。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組織三百四十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北京協和醫院（美國人創辦）改名為反帝醫院，北京全聚德改名為北京烤鴨店、……如此等等。除四舊不只是改名，它還包括剪長發，燒戲裝、剪長辨子、剪燙過的頭發、剪小褲腳管、剪漂亮裙子、改警服、燒戲裝道具、毀文物，抄家、打人、鬥民主人士……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紅衛兵將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戲裝道具堆集到國子監（孔廟）大院中心縱火焚燒。

關於打人，據統計，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打死一千多人。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打殺。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謝富治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們不讚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系。和他們建立感情，傳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從此鬥打、亂殺日益嚴重。由鬥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壞分子，發展到消滅幾十個，發展到亂殺家屬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興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直到市委書記馬力到縣制止，事態才平息。

關於砸文物，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和教職工及其家屬數百人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釋加牟尼塑像，有兩個小塑像被紅衛兵拖走。八月二十七日晨，山東冠縣二十中全體師生砸武訓墓，挖出武訓屍體，接著擡屍遊行，並到柳林北門外場院舉行審判大會，最後將骨殖砸爛焚燒。在這前後，海南毀了海瑞墓、河南洛陽砸掉了價值連城的龍門石窟的無數小佛的頭。進入九月，砸風更盛……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察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竟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被毀於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僅從各個煉鋼廠就搶救出各類文物117噸，從各個查抄物質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35.7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8萬件。（損毀的更是難以計數）

關於打擊愛國民主人士和摧殘民主黨派，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約一百多人先後被紅衛兵鬥爭、抄家，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八月二十三日夜到二十四日晨，個別紅衛兵散了致各民主黨派機關的《最後通諜》，限令七十二小時內解散並登報聲明。從八月二十五日起，各民主黨派機關停止辦公，貼出內容如下的《通告》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處理。（據說民主黨派的通告是周恩來一手導演的。當紅衛兵大鬧民主黨派時，民主黨派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為保護民主人士，叫他們主動向紅衛兵交權。以免紅衛兵們亂砸一氣。在血雨腥風的打、砸、搶年代，這主動交權一事倒頗為滑稽。）

關於抄家一事。所謂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罵、淩辱、抄家。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被轟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戶，從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八日，上海紅衛兵在全市共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分子、教師1231戶。蘇州被查抄財物的共有64056戶，財物中僅圖書、字畫、文物就達十七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為生命的取名為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服、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收音機、鋼琴、手風琴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場所。堆集如山。後來廉價處理。一堆堆圖書被七手八腳地投入沖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亞、還是托爾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馬遷還是王實甫的傳世之作，都在滾滾的濃煙中化為灰燼。據不精確統計。北京市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抄走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玉器等61.36萬件………

……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五界（即學術界、行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普遍地受到紅衛兵的沖擊。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者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幹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北京大學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幾天內就有一百多人被抄了家。有的教師書籍被抄一空。有的教師連必需的生活資料也被抄走。教職員中被掛上黑牌監督勞動的人數數以百計。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藝術家”老舍慘遭紅衛兵毒打並被送到派出所，一代文豪老舍不堪淩辱，二十四日投身於北京德勝門豁口外的太平湖……。九月三日，我國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自縊而死。……

……



那時的中國，從首都到邊疆，從城市到鄉村，從礦山到工廠，從機關到學校到處都是瘋狂的紅衛兵在舉著革命大旗橫掃四舊。他們見廟宇就砸；見古書就燒、見地富反壞右就鬥；見牛鬼蛇神就打，見民主黨派人士就抄家……直鬥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中國變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紅衛兵們橫掃四舊後，緊接著就是全國大串連。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全國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讚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去大鬧一場才高興呀。”

八月十六日，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講話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陳伯達的講話成了大串聯的動員令。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此通知就學生到北京免費吃、住作了具體規定。

自九月五日起，全國的大中學生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大串連。幾千萬滿臉稚氣、滿腔赤誠的紅衛兵身穿綠軍裝，手語錄本，背著紅書包，吃飯、乘車、住宿都不要線，實為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觀。毛澤東為支持紅衛兵的革命造反、大串連行動，繼八月十八日之後，又於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前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三百多萬紅衛兵。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沸騰的紅衛兵們揮手致意時，當毛澤東乘敞篷車緩緩行進在百萬紅衛兵隊伍中接受歡呼時，當紅衛兵們滿懷豪情、滿腔熱淚地把能看上毛澤東一眼作為人生最大幸福時，當紅衛兵們聲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毛澤東的形象在紅衛兵和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陡然高入雲天！

毛澤東從支持青年學生到北京大鬧一場，到支持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到支持紅衛兵大串連，到八次接見紅衛兵，其目的正如嚴家其先生在《文革十年史》中所說：“一是在紅衛兵中和全國範圍內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神化不斷地推向新的高峰。二是依靠無限崇拜毛澤東的紅衛兵，沖破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通過紅衛兵全國大串連，使全國運動連成一片。經“敢闖、敢幹、敢革命”的紅衛兵一沖，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部門和單位就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來進行史無前例的革命了。”

正當紅衛兵的串連活動發如火如荼之際，全國各地工人紛紛開始了革命造反大串連活動。這樣一來，給中國的交通運輸帶來空前的巨大壓力。在火車上滿員一百余人的車輛內擠上二、三百人是常事，過道上、茶幾上、椅子上、行李架上，……凡能立人的空間教擠滿了革命造反的“紅衛兵戰士” 。連車箱的廁所內也要擠上六、七人。車箱上的彈簧幾近斷裂。客運的緊張造成貨運吃緊，大量的生活物質，生產資料難以調運，又危及生產和生活。……在此嚴峻形勢下，周恩來在同中央文革小組商量後，經毛澤東同意號召徒步串連。在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幾個著名“聖地”延安、井岡山、遵義、瑞金、韶山、大寨、瀘定橋、北京等更是日日爆滿。時值嚴冬，衣食住宿問題難以解決，不得已動用空軍向趕赴聖地的紅衛兵們空投糧食和衣物。就在這樣嚴重危及國計民生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紅衛兵大串連依然興趣極濃，於十二月間又提出在全國設立兵站以接待串連的紅衛兵。但毛澤東的提議幾乎是白日做夢，沒有實現的可能。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不得不發了出停止串連的通知。轟轟烈烈的紅衛兵大串連方才宣告結束。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派工作組一事對劉少奇等人進行嚴厲指責。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在毛澤東、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全國開始了揪鬥工作組的高潮。

揪鬥工作組最先是從北京高等院校開始的。而在全國影響最大首推北京地質學院造反組織“東方紅公社”和北京航究學院造反派組織“紅旗戰鬥隊”揪鬥工作組長鄒家尤和趙如章的行動。

七月二十三日，地院“東方紅”一千多名造反學生在頭目王大賓的帶領下，步行到地質部，堅決要求揪鬥地院工作組長、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地質部黨委書記何長工為保護鄒家尤免遭學生戴高帽、掛黑板、搞噴氣式等毒手，拒絕交人。學生當即靜坐絕食。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公然支持紅衛兵的造反行動，逼得鄒家尤答應第二天到校接受批判。九月五日，地院“東方紅”再次進地質部揪鬥鄒家尤，並翻閱、取走有關鄒家尤等人的檔案資料。此次揪鬥鄒家尤一直鬧了十五天，學生才離去。其間地院“東方紅”與保派“西糾”紅衛兵發生武鬥。十月八日，“東方紅”三進地質部。這次就不是揪人的問題了，而是現場召開“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何、鄒二人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牌子一鬥數小時，此舉震驚全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一夜走紅，其頭目王大賓成了全國著名的“首都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在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在頭目韓愛晶的帶領下，到國務院科工委示威，堅決要求揪出北航工作組長、國防科委某局局長趙如章。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林彪老部下）向林彪請示並說“趙如章身體不好，如交給學生批鬥，後果不堪設想。”左右為難的林彪未作答覆。由於林彪不表態，國防科委拒絕交出趙如章。北航“紅旗”則靜坐示威相抗衡。隨後中央文革將此事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堅決支持北航“紅旗”的要求，但國防科委不交人，毛澤東也不便赤膊上陣找林彪要。九月二十二日，陳伯達出面親筆寫下了“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章）如果被學生殺死或者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的紙條，紅衛兵們才如願以償。北航“紅旗”人靜坐示威，到國防科委交出趙如章整整用了二十八個晝夜。“紅旗戰鬥隊”自此一舉出名，其頭目韓愛晶也擠身於“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文革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學生造反領袖”即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五人。

揪鬥工作組的狂浪從北京高等院校很快擴展到全國各地的大、中專學校、中學。由於派工作組一事不但涉及到學校，更涉及到工廠、機關各單位，因而揪工作組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國和各行各業。以工人串連和工礦企業揪鬥工作組為契機，文革烈火從學校蔓延到工、農、商、社會各界，各種戰鬥隊相繼成立，其名字可謂五花八門。毛澤東設想的自下而上，搞亂全國，天下大亂、亂中奪權的戰略部署正一步一步地變成現實。

揪鬥工作組之時，由於受到各級黨委的抵制，為進一步掃清打倒劉少奇的障礙，在毛澤東、中央文革的授意下，紅衛兵及已發動起來的工人、農民造反組織開始把矛頭對準了中共地方各級領導幹部。自八月下旬起，全國各大城市的中共省委、市委、省政府、市政府、地、縣、公社頭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紅衛兵及其它造反組織的沖擊。到九月份，沖擊行動進入最高潮，全國每一個省、市、縣首腦機關幾近癱瘓。在四川成都，“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標語鋪天蓋。在湖南省，“打倒一切當權派”的口號震天響。九月九日，湖南長沙高等院校紅衛兵組織及部分廠礦企業造反派組織在東風廣場聯合召開“全市革命大軍炮轟省、市委司令部大會”。提出“炮打九級司令部”的口號。（所謂九級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共產黨的各級黨、政機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毛澤東秘密發動文革的上海，由於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姚文元坐鎮，其造反運動總得全國風氣之先。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隊伍日漸龐大，各廠相繼成立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最初這些組織是各戰。目標多是瞄準的本廠當權派。隨著毛澤東的秘密意圖不斷地通過張春橋、姚文元向上海和造反組織的頭目們透露，和造反組織頭目開始醞釀、聯合起來。經秘密策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上海一些工廠的造反派頭目謝鵬飛、葉昌明、岑麒麟、陳阿大、潘國平、王洪文、黃金海聚在一起，協商籌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並在其宣言中聲稱“我們要奪權”。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精神及中共中央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並請示中央文革小組後決定采取“不支持、不參加、不讚成”的三不政策。上海市長曹荻秋拒絕大會籌委會要其參加成立大會的要求。為此“工總司”派人到上海市委大樓去造反。十一月十日淩晨，又組織人員到上海北站強行登車要到北京“告狀”。上海市委命令火車停在附近小站安亭。中午，工總司造反人馬又在安亭車站臥軌攔截了十四次特別快車。至使滬寧線中斷三十一小時。這就是全國著名的安亭事件。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報告中央，陳伯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電告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並電告臥軌的工人造反派說：“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並派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回上海處理此事。

張春橋赴上海前，陳伯達將致上海工人電原稿給他，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陶鑄向張春橋作了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國全市性的群眾組織，不能承認“工總司”。但陳、陶二人成沒想到張春橋臨行前早已在毛澤東那里今受了密旨：支持工人造反，實現天下大亂。

張春橋到上海後，為應付陳伯達和陶鑄，十一日晚到安亭同王洪文、潘國平等開會向他們出示了陳伯達電文原稿後，十三日晚又同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一道請示陶鑄，說不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打完電話後，身藏上方寶劍的張春橋當即到上海文化廣場與工人座談，聲稱：“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安亭事件已向毛主席報告了。”“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並在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五項要求即：一、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二、承認11.9大會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為；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五、對於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當天晚上，毛澤東向陳伯達等人發出了“最高指示”，陳伯達等人不得不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打電話給張春橋，支持上海“工總司”的行動，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工總司”，並就此事表揚張春橋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也就在張春橋到上海處理安亭事件之時，陳伯達起草了《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抓革命、促生產”。這與毛澤東搞亂全國的目標相抵觸，當即被毛澤東否決，並指責為“右傾文件”。

毛澤東煽動紅衛兵起來造反後，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們相繼加入了毛澤東的造反大軍，並得到毛澤東的強力支持。整個中國從城市到鄉村，從學校到工廠到處是瘋狂造反的大軍，中共的黨政機關天始全面瓦解。而當工人、農民登上了造反的舞台後，滿臉稚氣的青年學生們相形見絀。紅衛兵們的歷史使命已完成。此時毛澤東已開始算計該用什麽樣的革命口號去打發他們了。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一章 火候已到命紅衛兵公開喊倒劉 不滿陶鑄讓紅桃四瞬變黑桃三



就在紅衛兵們把中國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於提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把目標公開指向了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會議，其內容就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會原定開七天，由於許多到會官員對毛澤東的文革很不理解，結果開了二十天。

鑒於會議初期許多發言者沒對毛澤東的文革表態支持，十月十六日下午，毛澤東特意安排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陳伯達的報告高度評價毛澤東支持煽動的紅衛兵運動：“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文中引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點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此前毛澤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不讓《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傳抄，不準公開張貼劉少奇的大字報）這此會議後，毛澤東的大字報傳到了社會，紅衛兵開始張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很快成了最時髦的革命口號。

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大會上作檢查。

劉少奇的檢查主要談了幾個問題：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中所說的“五十多天”的問題。劉少奇按毛澤東的口徑，沈痛地承認錯誤，承認站在了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二、按照當年自己整彭德懷等人新賬老賬一齊算的辦法，主動地將歷史上自己犯的錯誤羅列出來，以示檢查的誠意。三、尋找自己犯錯誤的原因，由於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錯誤估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

劉少奇檢查初稿本來早已寫好，並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為此專門批示：“少奇同志，檢查寫得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

毛澤東的批示和顏悅色，給人以做了檢查就完事的印象，看不出其中有什麽殺機。而且就在劉少奇、鄧小平作了檢查後的第二天，毛澤東還說：“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糊塗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犯錯誤也有原因的。……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

此時的毛澤東裝出一副要“看在黨國的份上伸出手來拉兄弟一把”的樣子。毛澤東比戲子們更會偽裝。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講話後，毛澤東再次發表講話說：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接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地 就不那麽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徹底的改變。”

“我也有責任，為什麽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從許多問題來看，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了。”

毛澤東這些講話又與在劉少奇檢查上的批示內容完全不同。

十月十八日淩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大街上喊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同日下午，清華大學貼出了打倒修正主義的總頭目劉少奇的大標語。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些人向毛澤東送決心書，表示堅決揭發鬥爭劉少奇、鄧小平。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貼出大量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十一月八日，聶元梓等人貼出《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派》的大字報。

……

但此時毛澤東又指使江青出面說：“現在搞他們不合適。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隨後派陳伯達去制止紅衛兵貼“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

進入十二月份，形勢已經出現了令毛澤東可喜的變化。在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經張春橋、姚文元秘密活動，工人已經成立了全市性的造反組織，在全國每一個角落，經中央文革的煽動，工人、農民、市民都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組織，公開倒劉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毛澤東在不同場合作了許多有關倒劉的重要指示：

“要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要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

“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

“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會改變。到那個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過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了有關劉少奇、鄧小平問題的報告，他說：“劉、鄧的問題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影響很大。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現在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是被動，而是主動地讓這個革命席卷全國，要讓它席卷每一個領域。不是擋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起來堅持下去。要批判當權的黨。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

請注意林彪的“批判全黨、批判幹部”的運動一說。此話一出，中共各級官員難逃一劫！

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秘密指令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成立“王光美專案組”，對外稱“中央辦公廳丙組”。幾個月後改成“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對外稱“五○四”組。周恩來任組長。劉少奇夫婦的問題已從一般意義上的打倒變成了秘密處死式的政治謀殺。

就在專案組成立的當天，毛澤東密使張春橋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頭目蒯大富請到中南海，密謀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張春橋對蒯大富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然很猖獗，現在不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十二月底，江青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等人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他的處理只是時間問題。現在怕老百姓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得一步一步來。”

在江青、張春橋的策動下，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組織六千多人的隊伍，在北京大街上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以廣播車為先導，所到之處即刷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標語。廣播車喊著“全國人民起來，徹底打垮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是中國頭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口號。此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標語和大規模的遊行漫延到了全國各地。

這首次“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示威遊行的時間是毛澤東生日前一天，這精心的安排是為毛澤東的生日獻上了一份政治厚禮。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七十四歲生日。與往年生日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要人赴宴不同，這一年的生日只有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要員們參與。席間當眾人舉杯共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時，毛澤東舉杯答道：“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

毛澤東這個魔鬼發動的文革目的不止打倒劉少奇等人，還要將全國人民拖入內戰深淵！

為配合倒劉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指使陳伯達一手控制的輿論工具大造“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奪權，鬥走資派……”的輿論。《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發表社論聲稱：“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革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中共高層內鬥中，時任中共第四把手的陶鑄又莫明其妙被打倒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五、六三天的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由林彪主持，毛澤東未露面。

十二月六日的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言，攻擊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顧問、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鑄，指責他“用生產壓革命，壓制文化大革命。”這既是給陶鑄一個警告，也是發出了一個信號：陶鑄已失寵了。

陶鑄於一九二六年入黃埔軍校，在軍校內加入共產黨。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獄，一九三七年因抗戰而釋放出獄。先在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中任職，一九四五年隨共軍挺進東北，先後任共產黨遼北、遼吉、遼東等省委書記，後又在林彪軍中任縱隊政委，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先後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六六年五月奉調中央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破格提拔陶鑄，成了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

陶鑄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關鍵會議――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上調中央，其意義非同尋常。由於陶鑄在歷史上與劉少奇有矛盾，起用他的目的就是利用陶鑄作為打倒劉少奇的工具。

陶鑄失寵的最先起因大概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次會上毛澤東指使夫人江青私下找到陶鑄，要陶鑄在會上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但陶鑄以剛進中央，對情況不了解為由拒絕了。但毛澤東此時對陶鑄還是抱有厚望，會後讓陶鑄高升為四號人物。

提升陶鑄不僅是一種信任，而且是對他的一種嚴峻的考驗。

但陶鑄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

十月一日國慶時，陶鑄為了讓鄧小平在報導中見報，指令下屬搞“換頭術”。（本來沒在天安門上拍有鄧小平的照片，用剪接手法將鄧小平的頭像換在了別人頭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陶鑄又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的路線錯誤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們是打不倒的，他們的錯誤是認識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很不讚成有些人給他們張貼大字報的作法，這和中央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你們要問我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態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們，我是要保的。”

後來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後面將介紹）中陶鑄又對毛澤東的意圖不理解，不準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要抓革命、促生產。在接見紅衛兵造反組織時，又說這個不能打倒，那個需要保護。這與毛澤東的“開展全國全面內戰”的方針大相徑庭。其人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陶鑄的高升很突然，陶鑄的倒台也令人吃驚。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陳伯達接見群眾組織時宣稱：陶鑄背著中央文革小組獨斷專行，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要將其揪出來。而就在此時陶鑄還在另外一個地方接見群眾造反組織，向他們發指示！

當晚九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突然開足音量，高喊著“打倒陶鑄”的口號。並宣讀了江青、陳伯達的講話內容。就這樣，堂堂的中共第四號人物瞬間就倒台。

一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就陶鑄問題發表講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麽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這個部、那個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管不了，可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毛澤東的講話列舉了陶鑄的罪狀，說明了下台原因，且帶有對陶鑄個人品質的貶低，不知陶鑄是否就象毛澤東說的那樣不老實？

自此以後，陶鑄的名字就與劉少奇、鄧小平緊緊相連，“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陶鑄由“紅桃四”瞬間變成“黑桃三”。陶鑄倒台使毛澤東收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掃清了打倒劉少奇和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官員的障礙。

陶鑄被打倒後，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後，《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大筆刪改的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陶鑄又被扣上“叛徒”帽子。此時被關押的陶鑄悲憤萬狀，寫詩一首：“性質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陶鑄兩年後身患癌癥，淒涼地死去。

在此要書一筆的是林彪。在陶鑄被毛澤東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後。林彪居然把陶鑄召進家門，不但多方安慰他，更勸他“要忍耐，要等待。”

在一片打倒聲中，中共高層的賀龍又倒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在軍委會議上說賀龍是“大土匪、大軍閥” ，由此成了打倒對象。紅衛兵遂揪鬥賀龍。弄得賀龍東躲西藏。因周恩來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賀龍逃到周恩來家中隱藏。但此時周恩來已經被毛澤東封為“賀龍專案組組長”，又怎敢護著賀龍？周恩來好言哄著賀龍把他轉移到北京郊區某軍營。幾天後，周恩來對大群紅衛兵說：賀龍是個三反分子，要把他抓起來。隨即賀龍被捕。

關於賀龍的失寵，原因也較覆雜。官方有多種說法：

其一，兵變說。賀龍於六六年二月調一個團到北京郊區某中學駐紮數月，被毛澤東懷疑想搞兵變，而被捕。與賀龍同時被捕的還有其老部下、銜授大將、時任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的許光達。

其二，猜忌說。賀龍在一九六四年訪問蘇聯，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破壞我們的友誼，現在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搞下台，你們也該把毛澤東搞下台。此事雖然周恩來當即提了抗議，蘇聯方面也道了歉，但毛澤東由此產生了猜忌，因而把賀龍搞下台。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就是持這種觀點。

其三，文革後，筆者在某書店見一雜志上介紹，賀龍在紅軍時期與蔣介石有過來往，曾一度想投降蔣介石，因蔣介石出價太低，只同意封賀龍師長之職。而賀龍則非軍長不幹。雙方談崩。毛澤東開國後，蔣介石派出與賀龍聯系投降事宜的當事人被捕。特赦後偶然與賀龍見過一面，當時雙方均吃驚不小。聯系人怕賀龍殺人滅口，日夜提心吊膽。死前將當年與賀龍聯系投蔣一事告訴了兒子。其兒子在文革初向共產黨地方組織檢舉了此事，因此賀龍才被毛澤東搞下台。

以上三種說法孰是孰非，不好判斷。第一種說法來自於官方，但兵變一說實在是無稽之談。當時毛澤東為搞文革，已預先將林彪嫡系的三十八軍調到北京，就是為防兵變，賀龍以一團兵力想搞兵變實在是天方夜譚。按照當時毛澤東的規定：林彪能調動的軍隊僅一個師，賀龍和其它軍委副主席只能調一個團。文革開始後毛澤東更是規定凡調動軍隊一個排都要經他本人批準。所以賀龍搞兵變一說實在站不住腳的。第二種說法是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在其《大動亂的年代》中的觀點，此說似乎也難以服人。因賀龍當即向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報告過此事，中方也提了抗議。再說賀龍能吃幾碗幹飯毛澤東能不知道？就算借十個膽給賀龍諒他也不敢。第三種說法雖近於荒唐，但這卻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人的本性是軟弱的，在惡劣的環境下產生動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事缺乏旁證。聯系人又早已死去，毛澤東為此事整賀龍是有可能的。但永遠也找不到真實的證據。賀龍兩年後因糖尿病死在獄中。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又為賀龍來個“平反昭雪”。當然平反時又把一切罪過推在了林彪的身上。

其它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被打倒者就簡直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其中被鬥死的有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煤炭部長張霖之、衛生部長傅連璋等人。衛生部長傅連璋一九三四年在瑞金曾救毛澤東一命。被關監後，親筆致函毛澤東哀求說：“我當年曾救過你一命，也請你看在當年的份上救我一命吧。”但毛澤東一個字也不回，不理不睬。傅被活活鬥死。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二章 再灌迷魂湯劉少奇受親切接見 “一月風暴”起毛澤東發號令奪權



毛澤東將陶鑄作為絆腳石踢開後，緊接著就實施其打倒劉少奇和全國全面奪權的戰略部署。狡詐的毛澤東在實施這一秘密部署前對劉少奇灌了一大碗迷魂湯――“親切接見少奇同志”。

據劉少奇之子的回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讓秘書乘一輛華沙牌小臥車接爸爸去談話。毛澤東親切熱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見面就關切地問：“平平的腿好了嗎？”爸爸回答說：“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兩位幾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戰友見面了，可是這一次他們並沒有談工作。爸爸說自己犯了錯誤，接著，鄭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己經過反覆考慮的要求，他說：“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主席沈吟不語，只是不住地吸煙。過了一會兒，他才建議爸爸認真讀幾本書，還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羅德的《機械人》。臨別時，毛主席親自送爸爸到門口，親切地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也就是在“親切接見”後的第四天，毛澤東下令把劉少奇辦公室的電話剪掉！

打倒了陶鑄，“親切接見”了劉少奇，緊接著就是實施其全國全面奪權的戰略部署。經過周密的策劃，全國全面奪權的第一炮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打響。

上海這個中國共產黨引為自毫、驕傲的“光榮的、革命的”城市在二十世紀譜寫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兩大“輝煌篇章”。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兵臨上海城，中國共產黨趁機發動發三次武裝起義並大獲全勝。共產黨人對此引為自豪。

時過境遷，鬥轉星移。四十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上海再次成為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名城。令全中國、全世界矚目。不同的是前次是共產黨從敵人手中奪取政權，這一次是毛澤東導演的從自己的部下手中奪取政權。當然這次奪權不費一槍一彈，來得更容易些，而且從跟隨自己多年的“臣子”手中奪權，更具有“荒誕喜劇”色彩。本來毛澤東發一道聖旨就可以把臣子們的權奪了，可他偏不用這種簡單而方便的辦法。要搞出所謂的“革命造反派”向“走資派”奪權的鬧劇，讓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過一把奪權、掌權的癮。這多少讓人感到滑稽。

由於毛澤東是在上海秘密點燃了文革烈火，張春橋、姚文元早已從毛澤東那時知道了文革要達到什麽目的的底牌，因此上海的運動比起全國其它地方總是得全國風氣之先。在全國率先成立的跨行業的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在得到毛澤東的承認後，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活動，準備要奪中共上海市委的權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發表的第二天，張春橋在毛澤東的指使下，授意“工總司”等造反組織成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開始醞釀奪權活動。

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肩負著毛澤東的重托，以中央文革調查員的身份駕臨上海，親自策劃領導上海的奪權行動。

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社的造反組織“星火燎原革命總部”宣告奪《文匯報》的權，這是全中國第一例奪權行動，也算是日後全國性的大奪權的預演吧。

一月五日，張春橋親自召見“工總司”頭目們開會。張春橋在會上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一月六日，張春橋、姚文元組織“工總司”“機聯站”等造反組織在上海人民文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大會公開批鬥了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揚西光等，並將全市幾百名中共高級幹部揪到大會場陪鬥。

大會之後，工總司等造反組織聯合發出了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

一、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長。

二、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批準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號通令：

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待。

第三號通令：

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此通令一公布，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書記陳丕顯、曹荻秋等人的權力落到了毛澤東支持的造反派手中。

大會之後，張春橋、姚文元立即派徐景賢將會議發言稿和通令報送毛澤東。

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奪權行動給以高度的評價：“《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市。”

毛澤東的講話成了席卷全國的奪權動員令。

為推動全國仿效上海市的奪權行動，自一月九日起，毛澤東動用一切宣傳力量，對上海的奪權行動進行宣傳。以造成全國性的奪權聲勢。

一月九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上海“工總司”等造反組織的《告全市人民書》，並加上經毛澤東親自審定修改的編者按：

“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熱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同日，上海奪權的“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上發表《緊急通告》，指責上海市委大搞經濟主義，聲稱“這是上海市委堅持執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並發表根據毛澤東一月八日講話所寫的綜合報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

一月十日，毛澤東又對《緊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作了批示，並命令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的名義，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發賀電。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出賀電，肯定上海的奪權鬥爭。

一月十二日，上海市各造反組織召開了有幾十萬有參加的“歡慶中共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

一月十六日，《紅旗》雜志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公然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文中說：“從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里，從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把被他們篡奪了的各級權力統統奪回來，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勇敢地承提起來的戰鬥任務。”

三天後，毛澤東親自審定修改後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把奪權的吶喊推向了最高潮。文章以前所未有的聲勢宣稱：

“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鄭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無產階級革命派最盛大的節日來臨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喪鐘敲響了，讓我們高舉起雙手，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

“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大事，是關系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

“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此文的發表確確實實是“不但震動全中國，而且震動全世界！”

一月十三日，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遵照江青、關鋒指示“亮相”支持山西造反派。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與劉格平一道發布第一號通告宣布奪權。劉格平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支持和肯定山西的奪權。原中共山西省委負責人衛恒、王謙、王大任等遭關押批鬥。第一書記衛恒不堪淩辱自殺身亡。

一月二十五日，“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會同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遵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宣布奪權。李再含任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人民日報》再發社論讚揚貴州奪權成功。

一月二十二日，青島市長王效禹組織青島二十三個造反派團體奪了青島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權。二月三日，王效禹又組織山東省的造反派奪了山東省的黨政大權。王效禹又榮升山東省一把手。《人民日報》以《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勝利的保證》為題褒獎。

一月三十一日，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覆生，省軍區司令員江家道支持造反派奪權，成立了黑龍江省紅色造反委員會。《人民日報》再發社論讚揚黑龍江省的奪權。

………

奪權！奪權！奪權！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處都是造反派們的嚎叫。他們見當權派就鬥，見權力就奪，鬥的當權派越大越光榮，奪的權力越大越英雄。短短幾個月功夫，那些為毛澤東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功臣們，個個都被打翻在地，上至開國元勳、下到每一個小的單位負責人，無一人能躲過這場毛澤東發起的奪權鬥爭劫難。其中被鬥死者上萬人。

奪權！奪權！奪權！不但省里奪權，市、地、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教在奪權，不但中央各部門全面奪權，而且工廠、礦山、機關、學校……一切單位教在奪權。當時的中國人真是權迷心竅，人人在談論奪權，處處在叫嚷奪權。今天你奪權，明天他奪權。後天我又把你們從“走資派”手中奪的權力再奪在我的手上。反覆奪權，多次奪權。真是見權不愛三分罪。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受皇帝老兒的統治，沒嘗過權力的滋味。今天皇帝老兒號召子民們奪臣子的權，豈有不奪之理。而且奪權又極其容易，只需把當權派弄到黑屋子里一關，拉上大街一鬥，再施以一頓拳腳，發一紙通令就大功告成。一旦權力在手，寫一張紙條就成了聖旨……翻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戰場上你爭我奪，宮廷里翻雲覆雨，時而百姓揭桿而起，時而豪傑嘯聚山林，忽而黃袍加身，玉莽纏腰，忽而人頭落地，誅滅九族……無不是權力在作崇。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喪失一切。

毛澤東的“奪權”風中也不時地演出了許多幕的滑稽、幽默劇。筆者當時在四川省的榮昌縣（現劃入重慶市），親眼目睹了榮昌縣的奪權一幕。一九六七年二月，榮昌縣的造反派們正準備聯合起來等過了春節就去縣委、縣政府把權奪了。當權的縣委書記梁永欽見奪權風來勢兇猛，不可阻擋。遂心生一計，叫上幾個親信人物，讓他們成立一個造反組織。並神不知鬼不覺地於一九六七年的農歷大年初一（公歷是二月九日）淩晨二點到縣委、縣政府把全縣的大權奪了。此時“正宗的”造反派們剛在家中吃過團年飯，酒足飯飽後，正在做等幾天去奪權的美夢。等他們得知權力已被人奪走的消息，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一時間造反派們群情激憤，大罵走資派搞陰謀詭計。並準備聯絡更多的造反派們進行“反奪權”。當他們快準備停當時，林彪的軍委八條命令開始貫徹，成都的造反派“川大八、二六”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被抓上萬人。榮昌縣武裝部也將造反最烈的幾個組織頭目們關押。這“反奪權”行動“流產”。直到五月七日，毛澤東的《關於四川問題的處理決定》下達後，關押的造反派們被放出來，這造反派才又重新組織起來。並統稱為“反二、九派”。時任縣長吳開傑不知何時被人點化，公開亮相加入“反二、九派”的行列。而被縣委暗中支持的奪權組織被統稱為“二、九派”。兩大派組織在日後幾年的武鬥中，又殺得個天昏地暗。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三章 毛澤東要軍隊支持造反左派 林元帥自作主撲滅文革烈火



全國全面的奪權引發了全國局面的大混亂，不同的造反組織的出現和造反組織間爭權奪利，使得毛澤東的大聯合設想難以實現。奪權、反奪權。真左派、假左派魚龍混雜。為確保奪權部署的正常進行，毛澤東只得利用軍隊來穩定全國局面。

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致信林彪說：“應該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該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

其中“以前的命令作廢”一句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中央軍委關於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緊急指示而言。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

軍隊的介入使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局面更加覆雜化了。

軍隊支左決定一出，擺在軍隊領導人面前的最大難題就是“誰是左派”？對此毛澤東沒有明示，中央文革沒有明示，連中共中央關於支左的決定中也沒明確劃分標準。每個省市相互對立，相互鬥爭的群眾造反組織無數，大聯合後又組合成對立的兩大派。而在所謂支持“革命領導幹部”亮相過程中，造反派之間觀點對立，你革我保，你保我鬥，爭鬥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面對這樣的局面究竟支持誰好？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陳再道上將就在會議上說：“軍隊支左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堅決擁護，但為了避免軍隊犯錯誤，建議中央文革擴大一點，多吸收一些同志參加，以便給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領導三支兩軍，叫我們怎麽幹我們就怎麽幹，免得搞錯了。”陳再道的講話可說是當時中共高級將領們的共識。但陳再道的建議沒被采納。果不其然，陳再道在幾個月後因“支左”犯了錯誤被押上審判台。

在弄不清楚誰是左派的情況下，全國各大軍區領導人經過猶豫考察，最後均按共產黨傳統的所謂標準：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工作表現等去考察誰是左派，結果都不約而同地支持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多的，覆員轉業人員多的，勞動模範多的，守紀律的，擁護軍隊的群眾組織，這一派從人數來說是多數派，其造反精神不強，甚至保護一些當權派。而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堅決支持激進的造反派。如此一來，軍隊又不斷受到造反派的沖擊，毛澤東又指責大多數軍隊領導犯了錯誤。

就在毛澤東蓄意開展全國全面奪權，煽動全國全面內戰時，共產黨內出現了一系列公開的、暗中的抵制行動，在這一抵制行動中，林彪站在了最前列。

早在六六的九月十五日，毛澤東接見全國各地經衛兵的大會上，林彪針對當時全國各地的沖擊省委、市委 ，沖擊軍事機關等一系列搞亂全國的做法就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林彪這一講話是與毛澤東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方針相違背的，毛澤東口頭上沒反對，但心中一定非常不滿。

隨著文革的深入和全國全面奪權、全面內戰的開展，林彪對一些過火作法強列不滿。雖然毛澤東早就向林彪、周恩來等人交了底，但對毛澤東全面內戰、全部打倒的方針還是有所保留。就在全國大奪權的瘋狂勁頭最盛的一月底，林彪果斷簽署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有關此命令的形成過程，時任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



當時軍隊亂得一塌糊塗，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紛紛來京，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駐軍部隊的許多領導幹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來不知下落。各地造反派無法無天，到處哄搶檔案，查抄文件，沖擊軍事機關，搶劫武器彈藥，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當然著急。一月二十四日晚飯後，我坐車直趨林彪住地毛家灣……我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目前軍隊的混亂情況，說軍隊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組織、不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準奪權等，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授，秘書記錄、整理了七條。葉劍英、聶榮臻都讚成七條，中央文革小組通過了七條，後來又增加了嚴格管教子女的內容，七條變成八條。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



從徐向前的回憶中可看出軍委八條雖是徐提議，但一個條文形成並非易事，再聰明的腦袋也得考慮半天，而林彪卻“當即口述”，說明在徐向前到林彪住地前，林彪即考慮成熟了。因而此八條首先應歸功於林彪。

林彪事前不請示，自己就把命令擬出，再與徐向前一道找毛澤東簽字。這就沒有一點逼宮的味道？

軍委八條針對軍內軍外的造反行為規定了許多“不準、不許、不得”之類的強制性條文，這是文革以來的第一次。林彪為什麽口授七條？據徐向前解釋說：“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特亂，他向毛主席交不了帳，對他也不利嘛。”此話純是無稽之談。照徐向前的邏輯，林彪為共產黨幾十年流血流汗就沒有一點功勞，戰場上出生入死，全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懷有個人的陰險目的了。事實上軍隊是毛澤東的與林彪何幹？其國防部長還不是毛澤東叫他當就當，不要他當就不能當？林彪口授七條純是為了國家的穩定，為什麽非要說他有個人目的？

照徐向前的邏輯，毛澤東是一國之主，他把國家搞亂對他也沒好處，可他為什麽還偏要“祝開展全國全面內戰”？

政治場上並沒有固定的好人和壞人之分，評價一個政治家主要是看的做的事對國家、民族是否有利。

徐向前這個人在文革中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被毛澤東提名為中共政治局委員，這對於因張國燾事件而被打入冷宮三十年的原四方面軍總指揮來說真有受寵若驚之感。隨後被毛澤東、江青提名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在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期間，一切唯江青馬首是瞻，根據毛澤東搞亂軍隊的指示，大力支持軍隊院校的造反派揪鬥各級軍隊幹部。時任中共軍隊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在造反派揪鬥時被葉劍英保護下來。但徐向前以中央軍委副主席與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身份命令邱會作回總後勤部接受批鬥。邱會作在幾天批鬥中被打斷肋骨、剃陰陽頭、搞噴氣式，幾乎整死。葉劍英為這件事拍桌指責徐向前要搞亂軍隊。後來邱會作向林彪求救，林彪大怒，命令陳伯達立即放出了邱會作。中共軍隊文革期間只有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組長時被造反派搞得大亂。徐向前為批鬥邱會作一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面向邱會作道了歉。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頒布時，正值毛澤東等人支持的造反派搞打、砸、搶、抄、抓、鬥之風最烈之時，軍隊執行八條命令，必然會與造反派發生激烈沖突。當時全國較為著名的幾次沖突有青海趙永夫事件，成都二月鎮反事件，武漢的軍隊鎮壓造反派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寧市的群眾組織在北京來串連的紅衛兵的煽動下，說《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組織人沖進報社打、砸、搶。當場幾名報社工作人員活活打死。青海軍區負責人聞訊後派部隊到報社去對造反派進行制止。但造反派們此時正瘋勁十足那里聽得進去。青海省軍區隨即派部隊對造反派進行武裝包圍，命令造反派交出武器、退出報社、揪出壞頭頭，否則一切後果自負。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將此事向中央軍委和林彪辦公室匯報請示，經林彪批準，部隊對被包圍的造反派進行武裝圍剿，當場打死二百七十一人，打傷三百多人。二月二十三日，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名義打電話對趙永夫說：“林副主席說，你們打得好。”葉劍英的話很快在西寧街頭以大幅標語形式出現。西寧造反派頓時瓦解。由於此事是林彪批準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對此只能沈默。幾天後，中央文革利用簡報刊登紅衛兵造反派的來信控訴。在毛澤東授意之下，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重新審查此事件。毛澤東於三月十一日表態說：“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重新審查結果是將趙永夫作為替罪羊揪了出來。當趙永夫分辯說此事是向林彪辦公室請示過的，但林彪矢口否認。因文革還得依靠林彪的支持，毛澤東也沒再深究。三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在《決定》宣布會上，趙永夫被當即逮捕，解放軍二０五部隊政治部副主任張曉川、青海省委書記王昭隔離反省。

在四川成都，由於成都軍區在支左中支持了以共產黨員，勞動模範為主流的群眾組織“產業工人戰鬥軍”，壓制激進的造反派組織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二月，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在頭目江海雲的帶領下，會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造反派近萬人在成都軍區靜坐示威，要求承認其是革命群眾組織，並在軍區外搭帳篷長住。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政委甘渭漢嚴詞拒絕並向軍委報告。二月十七日，中央軍委發出《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的公開信》，此信在四川全省用飛機大量散發。信中警告如不遵守中央規定，繼續煽動群眾圍攻軍區，由此產生的後果由他們全部負責。但造反派絲毫沒有撤離的意思。成都軍區遂果斷采取行動，抓了數萬人。四川全省的造反派受到震懾，此後數月，四川全省文革冷冷清清。此事發生時，正值幾位元老大鬧懷仁堂，毛澤東並沒有深究。三個月後，毛澤東作出了《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決定中指出：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產業軍”是反動組織，承認“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是革命群眾組織，撤消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政委甘渭漢的職務，由張國華、梁興初分別擔任成都軍區政委、司令員職務。此後，造反派們才重新發動起來。但是林彪愛將梁興初對造反派支持不力，又在暗中支持原“產業軍”分化出來的組織和保守派“紅衛兵成都部隊”至使四川兩派組織武鬥不斷，成為全國打得最熱鬧的地區之一。

一九六七年二月，武漢造反派組織“三鋼”、“三新”（即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武漢市紅衛兵第二司令部、鋼九、一三，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強行占領《長江日報》社，二月八日，在《長江日報》上發表聲明說《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此後造反派到處沖殺。二月十一日沖擊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二月十八日，武漢軍區黨委發表嚴正聲明，批判“三鋼” 、“三新”二月八日在《長江日報》上的聲明。在請示了全軍文革小組後，三月十七日，武漢軍區根據軍委八條精神，抓了一批造反派頭目，並宣布解散“鋼工總”及其所屬組織。幾月後，武漢軍區發生了更大規模的“七、二Ｏ事件”那是後話了。

類似青海、四川、武漢等地的軍隊與造反派的沖突在全國各地都發生了，而軍隊敢於采取行動，正因為有林彪的口授軍委八條為依據。由於軍隊的鎮壓，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到一九六七年二月突然就產生了一種停頓感。直到三月底毛澤東在北京召開反擊二月逆流大會後才得以從新發動起來。

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對一些多年為共產黨奮鬥的元勳們是一大鼓舞。二月中旬，一些老帥們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抗爭，是繼林彪的武力鎮壓後的又一次抵制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行動。

二月十一日，周恩來主持懷仁堂的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葉劍英對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徐向前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搞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嗎？”葉劍英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麽重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想幹什麽？”葉劍英質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麽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陳伯達說：“葉帥你這樣講我就無地自容了。”

二月十六日下午，在懷仁堂上幾位老帥再次發難，大鬧懷仁堂。據當時張春橋、姚文元的整理紀錄透露：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原定議程“抓革命、促生產”。

開會前譚震林提出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打斷了話，大發雷霆說：

“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搞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麽？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

“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

“這一次是黨內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譚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會場說：“讓你們這些人幹，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

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

“這些家夥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義。”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余秋里拍桌子發言：“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

李先念說：“不要和稀泥。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搞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里有一點反毛主席，我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整體老幹部，是為了整個黨。”

李先念說：“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倒了。”

二月十七日，譚震林給林彪寫信，信中說：“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面說人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兇。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鬥，戴高帽子，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我們被醜化到無以覆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

譚震林給林彪寫信而不是給毛澤東寫信，這是耐人尋味的。若此時的林彪心懷二志，登高一呼，那麽中共的老家夥們一定會全力支持。

林彪看了譚震林的信，反覆思量後把信交給毛澤東，還附上一句話：“沒想到譚震林思想竟如此糊塗。”

面對全國各地出現的軍隊鎮壓造反派，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對文革的指責，毛澤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

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在懷仁堂發難的政治局委員們：“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如果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麽。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是老黨員，為什麽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說完就退場。

毛澤東把林彪同自己扯在上起，不但是為了穩住了林彪，也是要讓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們明白：林彪是我毛澤東的人，他不會支持你們的！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中共中央多次召集會議，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對譚震林、陳毅幾人進行了圍攻批鬥。而林彪卻沒參與此事。林彪的沈默不難使人理解。

為了反擊全國範圍內對文革的抵制，重新把文革烈火點燃起來，三月十四日，毛澤東、中央文革在北京組織了十萬人的大遊行，以制造反擊所謂的“二月逆流”的聲勢。讓全國的造反派們重新起來造反。

林彪此時也知道軍委八條在全國貫徹後所造成的結果。也知道毛澤東心中的極大不滿。為了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林彪又於四月初口授了“軍委十條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林彪與黃永勝談話，其秘書張雲生在場。林彪問張雲生：“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麽？”張答：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系緊張。林彪轉而問黃永勝：“你看怎麽辦？”黃永勝答：“我看就是重申八條、貫徹八條。”林彪說：“只靠八條是不解決問題了，現在需要有個新的東西，向全軍發出一份新的命令，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於是林彪口授十條，由秘書張雲生整理。毛澤東一見此文，當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當天就下達到全國。

軍委十條的中心是對原軍委八條的否定，並強調正確對等群眾。林彪前後兩次口授軍委命令，其內容大相徑庭，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軍委十條頒布後，毛澤東的文革烈火再次燃燒。其瘋狂勁頭比以前更甚。從一般的圍攻揪鬥發展到沖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進而相互之間進行武裝鬥爭。林彪後來在聽了秘書匯報全國武鬥情況後，也只是嘲諷一句：“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四章 痛打落水狗劉少奇赴黃泉之路 押去陪殺場鄧小平挨溫柔一刀



毛澤東一面煽動全國全面內戰，一面加緊了對劉少奇的羅織罪名和迫害工作。

自從在社會上公開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後，由於幾個月來大造聲勢，已被全國廣泛接受，而軍隊的高級將領能否接受，就是劉少奇能否被徹底打倒的關鍵所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召集了歷時一個月的軍委會議，出席會議的是所有共軍軍以上的高級幹部。會議內容就是在軍隊內公布劉少奇幾十年的錯誤和罪行。

三月九日，康生在此會上傳達了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五月會見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的談話和一九六七年二月間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的談話，兩次談話內容都是說文化大革命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三月十日，陳伯達在會上講話，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的歷史上的所謂問題全部抖出來加以清算，並傳達毛澤東關於批判劉少奇所寫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的指示。三月十日下午，康生在會上講話批判劉少奇關於發展生產的主張。三月二十日，林彪講話，其內容是大講階級鬥爭，論證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和必要性，說“文化大革命是損失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最大最大。”

通過一個月的洗腦，共軍高幹們對打倒劉少奇已沒有什麽異議，也不敢有什麽異議。當年打倒彭德懷時鐘偉將軍在會上公開鳴冤，當即被戴上手銬的場景讓共軍將領們記憶猶新，這次誰還敢說個“不”字？

軍以上高級將領的工作做通了，四月又作師一級高級將領的工作。到一九六七年五月，打倒劉少奇的全部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到了對劉少奇進行最後的打擊時候了。

一九六七年《紅旗》雜志第五期上發表了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此文是經毛澤東審閱、修改並批準發表的。

戚本禹的文章給劉少奇列出了八大罪狀：

為什麽你要在抗日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示”，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麽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麽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麽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麽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麽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麽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文章的最後說： “你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戚本禹的文章於四月一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批判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高潮。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此起彼伏，口號聲震雲天。自四月起，批劉少奇的文章連篇累贖數不勝數。四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批判旗幟》、《光明日報》社論：《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四月十一日《解放軍報》社論：《為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戰鬥》、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文章：《為什麽要著重批判“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組成部分》、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文章：《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紅旗》文章：《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

只在報上批劉少奇還不解心頭之大恨，還得對他進行人身的批判，既要觸及靈魂，更要觸及皮肉。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時值毛澤東親自批準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一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有紀念性社論：《偉大的戰略措施》。以此文為契機，批劉少奇運動再掀新高潮。毛澤東醞釀著對劉少奇的更為殘酷的鬥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毛澤東攜代理總參謀長揚成武離京出外視察。在這期間的前前後後，毛澤東秘密策劃，遙控中央文革，操縱不知世事的紅衛兵，對劉少奇進行公開的揪鬥。

六月上旬，北京建工學院學生組織“八一戰鬥團”為揪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直門外設立了“揪劉前線指揮部”，七月四日，中央文革代表戚本禹與“揪劉前線指揮部”學生接觸後，學生們的揪劉熱情空前高漲，發誓不把劉少奇揪出來，決不罷休。當天晚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以建院學生的強烈要求為由，通知劉少奇說：“黨中央的意見，要他向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寫一個檢查。劉少奇只得叫夫人王光美代寫。七月九日，劉少奇將檢查交出。

劉少奇的檢查交出後又多了一項罪名：“在檢查中公然把矛頭指向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參謀部――中央文革。《認罪書》（即劉少奇的檢查）是假認罪真反撲的鐵證和宣言書。是一支身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射向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毒箭。” “檢查”非但沒有平息建院“揪劉指揮部”的情緒，反而被中央文革利用來掀起更大的揪劉浪潮。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當即發出揪鬥劉少奇的緊急動員令，聲言堅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批鬥。

七月十三日，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正式在中南海西門紮下營寨，向劉少奇發出了勒令信。同時北京市的大街小巷鋪滿了“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報。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機關團體紛紛遊行去中南海對建工學院學生給以支持。

七月十七日，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發出《最緊急、最嚴正聲明》，再次勒令劉少奇於七月二十二日夫時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滾出中南海，否則就將采取“最緊急、最堅決、最強硬的革命行動。”同時北京市一些單位的造反派組織聞訊而動，也到中南海建立“揪劉戰地”，“揪劉火線”的革命造反派隊伍愈來愈龐大，群情愈來愈激昂。當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又派出戚本禹召見“揪劉火線指揮部”的“戰地指揮官”，部署揪劉事宜。

七月十八日零時，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部分成員在中南海西門宣布進行“揪劉絕食鬥爭”，宣稱：“我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頭可斷、血可流、絕食到底！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讓全世界人民鬥倒鬥臭，我們誓不罷休！”

七月十八日晚，北京市一百多個造反組織數十萬人馬在中南海西門召開了“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揪劉火線行動“漸入佳境”了。

中南海外是“揪劉火線”在憤怒地吶喊，中南海內是批鬥劉少奇的戰場。也是在這一天，劉少奇、王光美夫婦被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們分別揪到中南海內的兩個食堂里批鬥。批鬥會後，劉少奇、王光美夫婦被分別關押。

第二天，北京以及外地近百個單位的造反組織紛紛響應中央文革“奔赴揪劉火線、投入揪劉戰鬥”的號召，到中南海墻外安營紮寨。幾天後又成立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鬥、批判劉少奇火線聯絡站”同時解放軍派出醫療隊在“揪劉火線”上巡回醫療“火線傷員” 。

中央文革小組在七月間建立起來的“揪劉火線”其目的是為了紀念一個“偉大”的日子――八月五日。去年的八月五日，毛澤東公開寫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為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南海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各自的居住的院內召開“批鬥劉、鄧、陶”大會。會場外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又組織了三百多萬人參加的“揪劉”誓師大會。同時《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全文，並配以《炮打司令部》的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對黨內最大走資派進行革命大批判。

在中南海內的批鬥會上，劉少奇被架上批鬥台，坐上了毛澤東的紅衛兵們獨家發明的、並享有“世界專利”的“噴氣式”達兩個多小時。其具體方法是把人的雙手擰在背後，並往上提，手提得越高，其頭就自然朝下、甚至觸地，以表示“低頭認罪”。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國家主席的辦公室。怒不可遏的劉少奇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憤怒地抗議道：“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等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力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幾十年後的今天看到劉少奇的這些言論，給人的感覺他不象是一個法西斯鐵血專制共產黨國家的首腦，倒象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公民。

可憐的劉少奇此時才想到憲法。可是憲法早在一年前、不！憲法從它制定之日起，就是一紙空文，今日你劉少奇落難後呼喚《憲法》又有何用？你落到這一步才想起了“憲法”，那些年你又幹什麽去了？“憲法”不能保護一個普通百姓的權力，又怎能保護你國家主席的人身權利？在中國共產黨內幾十年的政治鬥爭中，你作為一個勝利者在整高崗、彭德懷等人時想到過“憲法”沒有？主宰你命運的、握著你生死大權的是你在一九四五年時就捧上了天的毛澤東，他叫你生你就生，他要你死你就得死，他要你今天死你就活不過明天。他要你活著“享受”那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的獨一無二的精神的、肉體的酷刑你劉少奇想不活都難！就是要讓你生不如死！

相比之下，對鄧小平的批鬥就溫柔得多了，看來毛澤東一開始就沒想過要把鄧小平怎樣，只是拔劉少奇這樣的大蘿卜得帶點泥出來。讓鄧小平“陪老太子攻書”。在批鬥鄧小平之前，毛澤東就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我的意思還是讓鄧小平出來。到少是個常委。”所以在鄧小平的批鬥會上，紅衛兵們對鄧的態度極好。毛澤東侄兒毛遠新又親臨現場坐陣。鄧小平見毛遠新在場，意識到這是端正態度挽回聖心的最佳時刻：連連低頭認罪：我有罪、我該死、我死有余辜。毛遠新回去向毛澤東、江青等人稟報：鄧小平認罪態度很好。

而對陶鑄這個全國最大的“保皇派”的批鬥火藥味更濃些。會場上罵聲、怒吼聲、嚎叫聲不絕，拳頭也往他身上砸。批鬥會後，陶鑄頭上留下一個大青包。誰讓你陶鑄不識我毛澤東擡舉？叫你向劉少奇開炮你卻扭扭涅涅不願出頭？陶鑄一九六八年在關押中身體不適，經周恩來批準住院，檢查時已身患癌癥，但毛澤東不批準讓他做手術，拖了一年後，終於批準，但此時癌癥已大面積擴散，醫生無能為力。手術後不到一月，淒慘死去。死時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其妻子、女兒已被強行送到外地，並嚴令不得與陶鑄有何音迅往來。

這次批鬥會後劉少奇被關進了監獄。

劉少奇被關進了監獄後，毛澤東的“劉少奇專案組”抓緊進行了搜集、“制造”劉少奇罪證的工作。一年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冠之以“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而這一決定出來之後，並沒急於告之在獄中的劉少奇，等到十幾天後劉少奇七十一歲生日時，才告訴他本人。當劉少奇得知這一處分決定時，猶如五雷轟頂。頓時撕心裂肺般地號啕大哭！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劉少奇的皮肉和靈魂在十八層地獄里受盡了煎熬。

在殘酷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不如死的劉少奇一命歸天，終於解脫了，這對於他本人真是一大幸事。

劉少奇一生經歷了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敗，經歷了蓋世的榮華富貴和蓋世奇冤，他一生整過無數的無辜的人也被毛澤東整得如此之慘！據共產黨披露劉少奇死時的慘狀：死時白發足有一尺多長，手中死死地攥著一個早已被他捏變型的塑料瓶子。死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死後被更名為劉衛黃，……也不知這位共產黨國家主席有多少死不眠目的遺恨！誰也不知劉少奇死前想到過什麽，想說些什麽？對自己的一生有沒有痛徹心肺的反思和感悟？如果他能徹悟到正是自己為之奮鬥了一生的共產主義專制把自己置於了絕地；自己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把自己推向了萬劫不覆的災難深淵，那對劉少奇個人和中華民族也是天大的覺悟。

第七篇 ：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五章 全面武鬥文化大革命走向瘋狂 怕當保派軍區司令員綁架欽差



自毛澤東於三月在北京組織十幾萬人的反擊二月逆流的大遊行和四月林彪口授的中央軍委十條頒布後，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又再次發動起來。死灰覆燃的造反派們從林彪口授的軍委十條中得到了某種暗示，認為此後解放軍再也不會象二月份那樣對打砸搶行為進行幹預，同時也從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中得知毛澤東嚴厲追查青海省趙永夫槍殺造反派的事。此後造反派們的所作所為已經是肆無忌憚。重新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瘋狂。

文革發起後，最初是成立所謂的群眾造反組織，三、五個人就可以打個旗幟，號稱某某兵團、某某部隊，其名稱也是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政府和廠礦企業單位又奉命對一切組織免費提供活動經費。在成立造反組織的熱潮中，一些無組織接收的人竟一個人也打出了“組織”的旗號造反。這些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明爭暗鬥，又出現了一股砸組織的風潮：一些勢單力薄的組織因觀點的不同或者是一言不合，就會被一些人多勢眾的組織“砸掉”。這砸組織的方式倒也可笑：先是兩種不同觀點的人在一起辯論，說著說著，人多勢眾的一方就大喊另一派是“保皇派”並“勒今”其交出組織的公章和一切財物，如若不從，就被長時間的圍攻漫罵，若再“負隅頑抗”，人多勢眾一方就派人輪番圍攻辯論、漫罵，讓你吃不成飯、睡不成覺，直到交出“組織的權力”——即公章為止。一個個小小的造反組織就這樣被“砸掉”了。此時的辯論還有點“君子之爭”，砸組織也只是觸及靈魂而不觸及皮肉。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式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兼並”，到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間就基本上只剩下你砸不爛我、我砸不爛你，你吃不了我、我吃不下你的兩大派組織了。每個地方的兩派組織又到外地去到處尋找“同盟軍”，與一些全國有名的組織上掛下聯。到後來，全國的造反派們又只剩下兩大派：保派與革派。

一山不容二虎、一江不納二龍。全中國有了兩大派“誓死捍衛毛澤東”的革命造反組織，雙方就要比一比誰“最忠於毛澤東”。先是嘴上較勁，後是拳腳交加，開始武鬥。最初的武鬥與中國落後地方的村民們的械鬥是一模一樣，雙方只是棍棒相向。到後來是以大刀、梭鏢、鋼釬為武器。進行大規模的武鬥。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全國從工廠到農村、從城市到鄉鎮，但只見鋼釬、紅櫻槍亂舞，血肉橫飛。爭鬥的雙方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同一個口號，前仆後繼，英勇奮戰，一個個倒在了血泊中。縱觀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從無此奇觀。

但毛澤東還覺得不過癮，一九六七年七月在武漢又發出了“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的指示！此話一出，全國有數十萬、上百萬人又死於文革之中的血腥武鬥！

毛澤東這一指示出來後，軍隊又向各自認定的左派發槍發炮。兩派之間的武鬥升級為一場常規戰爭。兩派群眾在軍隊的支持下，全副武裝，出動除飛機之外的坦克、軍艦、高炮等各種現代化武器，進行空前規模的“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戰爭，我中華大地成了一個巨大的戰場，武鬥的雙方為戰勝對手，炸鐵路、橋梁、毀工廠、學校……打得不可開交。當軍隊支持的一派武裝戰敗後，軍隊幹脆直接上陣助戰。重慶武鬥雙方動用坦克，被擊毀的坦克里面竟然是穿軍裝的共軍！

當年造反派扛槍上戰場時最愛唱的革命歌曲筆者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全部詞曲：



造反的旗幟紅殷殷，

戰友鮮紅的血染成，血染成。

為了保衛毛主席，

敢跨火海上刀山。

親愛的戰友啊請放心，

革命自有後來人，自有後來人。

毛主席的紅衛兵，紅衛兵，

踏著血跡向前進，踏著血跡向前進。



全中國出現這樣的局面，正是毛澤東所樂於見到的。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個月毛澤東到全國各地遊覽，面對全國全面的血腥內戰，竟興高采烈地對其隨從人員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在地方都是支持溫和的保守派。而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的第三野戰軍大多數支持的是激進的造反派。這也可以理解：自己當年的頂頭上司個個成了反黨分子、走資派什麽的，作為老部下若不趕快劃清界限，就有被誅連的危險。

在筆者的記憶中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是全國武鬥最兇的兩年，當時我在四川省榮昌縣，親眼目睹了榮昌縣武鬥的慘狀：

座落在榮昌縣的畜牧獸醫學校是學生們最早起來造反的地方，學生內部分為兩派，多數是名為“反二、九”的激進造反派。六七年五月後兩派從“文鬥”變成了“武鬥”，少數派在武鬥中處於劣勢，向榮昌縣的“二、九派”求救，“二、九派”與原縣政府關系密切，縣武裝部長張福五急召數萬本縣農民，人人手中是一丈余長的“釬擔”（如同紅櫻槍）。“反二、九派”見勢不妙，也向永榮礦務局的激進派“八一造反團”求救，“八一造反團”派出上萬的煤礦工人，個個頭戴礦工藤帽，手持鋼釬，雙方在學校附近激戰，殺得血肉橫飛。筆者年幼無知，不知懼怕，與幾個同年的小朋友竟到現場觀看！親眼見一彪形大漢的農民一釬擔刺進一個白發老工人的腹中，老工人的腸子當即流出，血流滿地，大聲呻吟，倒在地上。此農民還不解恨，覆一槍刺下，老工人再無聲息。這場武鬥的結果是“二、九派”大獲全勝。較短的鋼釬鬥不過農民長長的釬擔。這永榮礦務局的“八一造反團”豈能善罷幹休？永榮礦務局武裝部長周連杞是“八一造反團”的頭號人物，打開武裝部的武器庫，用小口徑步槍裝備出幾百人的“部隊”，幾天後殺回畜牧校，只聽得乒乒乓乓槍聲大作，丈余長的“釬擔”遠不敵現代化的槍炮，上萬“二、九派”農民軍瞬間作鳥獸散。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邊“二、九派”的縣武裝部長張福五見造反派竟敢用真槍，也將武器發出，雙方以學校附近的施濟橋下的賴溪河為界，隔河武裝對峙。筆者住家就在施濟橋邊，房後一小山包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永榮局造反派一個排的兵力駐紮在山上，激烈的槍戰持續三天三夜。嚇得一家人從早到晚躲身於床腳下。幸虧當時武鬥雙方都沒有用火炮，否則筆者一家早見閻王去了。武鬥結束後，筆者爬上小山包，只見成堆的子彈殼，還有幾大灘殷紅的鮮血……。

據說永榮礦務局武裝部長周連杞與榮昌縣武裝部長張福五在朝鮮戰場上是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上甘嶺戰役中，周任某部團長，張在周的手下任副團長。文革武鬥一起，當年浴血奮戰生死與共的戰友為了“保衛毛澤東”竟成了生死冤家！

當榮昌縣武鬥激戰正酣時，毛澤東派出了番號為“七七八四”的解放軍部隊趕來“支左”。在七七八四部隊的武裝支持下，溫和的“二、九派”被打了個落花流水。撤出榮昌縣城。

武鬥勝利的一派又把失敗了一派的群眾抓去捆綁、遊行、毆打、關押、喝屍水……。

時隔數月，七七八四部隊奉命離開榮昌縣，激進的“反二、九派”和永榮礦務局“八一造反團”組織千人“臥軌留軍”。不讓部隊離開。但“聖命”難違。

七七八四部隊撤離後不久，“二、九派”就在原林彪部下的五十四軍（著名的共軍將領丁盛的起家部隊。時任軍長白斌、政委藍亦農。中共“九大”時藍亦農升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當林彪被弄死後，此二人也隨之倒台）支持下，於六八年初武裝打回榮昌縣。當“二、九派”經數日激戰占領了榮昌縣城後，五十四軍五千多人的軍隊乘一百多輛大卡車開進了榮昌縣城“制止武鬥”並“支持左派”。在五十四軍的支持下，“二、九派”終於站穩了腳跟。當時四川的“激進造反派”和“溫和造反派”基本上是以榮昌縣和幾十公里以外的隆昌縣為界劃分勢力範圍。雙方你來我往，經過幾個回合的拉劇戰，到武鬥結束時，“二、九派”在榮昌縣城占了上風。當時四川的文革形勢是：隆昌到成都一帶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成都軍區政委、原屬劉、鄧二野的張國華支持下是“激進造反派”占上風；榮昌到重慶一帶在成都軍區司令員、林彪四野名將梁興初和駐重慶市的五十四軍支持下，溫和造反派占上風。站穩腳跟的“二、九派”又於一九六八年夏天，從榮昌縣火車站將一列車的援越軍火物質全部搶下。搶援越軍火那天晚上，我家門前的公路一夜都是汽車在轟隆隆地響個不停，我家現在還有一子彈箱就是住在我父親單位辦公樓內的被隆昌縣“造反派”趕走後逃到榮昌來的“保皇派”們的小孩送給我的，同時送我的還有幾十發子彈，子彈頭用不同的顏色標識，以區別其中的燃燒彈和穿甲彈。幾天後又見數架飛機飛臨榮昌縣上空，大撒傳單。說搶援越軍火是錯誤的。

由於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駐重慶市的五十四軍在四川大力支持保守的溫和造反派。使得整個四川保守勢力占上風。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又調原劉伯承、鄧小平手下的十三軍入川“支持左派”。這樣在四川省，兩派都在解放軍的大力支持下，雙方你奈何不了我，我奈何不了你。勢均力敵。

全國的武鬥以廣西、山西、陜西、四川等省最為激烈。軍隊以“支左”的名譽介入地方武鬥。四川重慶的武鬥中動用了軍艦、坦克等現代化武器，在被“反到底”造反派擊毀的坦克中，是軍裝未脫的解放軍屍體。在四川瀘州市，宜賓的造反派在王茂聚、郭林川（二人是宜賓市革委負責人）指揮下，調動萬人的武裝攻打瀘州化工廠的保守派組織“紅旗派”。

“文革”結束後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鬥事件調查組”，於1978年6月-1979年8月對文革中的武鬥進行全面的調查統計，認定從1966年至1975年間，傷亡10人或以上的武鬥事件有57227件，其中傷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鬥事件有9790件，地方駐軍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報、報案親屬失蹤的有227300多人。

文革中傷亡最嚴重、最慘烈的十大武鬥事件如下：

一、1967年青海西寧“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寧武鬥擴大到省委、省政府、軍民用機場。省公安廳、西寧市公安局被占據，3所大學、12所中專、職校、35間軍工企業職工參與造反，從2月26日到3月5日持續武鬥，曾出動“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傷亡，死亡822人。

二、1967年7-8月黑龍江伊春武鬥事件

1967年7-8月，黑龍江省伊春市林業局籌備革命委員會，因派性激發，對立的兩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捍衛者”自居，經過15天協商，雙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協，又因爭奪財權，矛盾激化，發生沖突，開始搶掠市財政、銀行。地方駐軍參與支左，導致武裝對峙。8月2日-8月25日，武鬥升級。37座政府建築物被毀，兩座軍營遭炮彈攻擊，230多名官兵傷亡。在武裝沖突中，有3750多人傷亡，有記錄的死亡名單為1944人，多數是林場職工和家屬。

三、1967年8月－11月湖南懷化武鬥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懷化市職工紅衛兵造反派占領、接管了懷化勞改農場、勞改工廠。軍隊奉命進駐，遭到武力阻止。勞改農場、勞改工廠的囚犯們被武裝起來編成敢死隊，向軍隊發動進攻。軍隊奉命鎮壓反革命武裝叛亂，造成377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軍隊傷亡430人。

四、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賓大武鬥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賓地區兩派群眾組織，就“劉結挺、張西廷，是毛澤東司令部戰士還是劉鄧司令部黑幹將”發生激烈鬥爭。中央文革 1968年1月表態：劉、張是毛主席司令部戰士，長期受到劉鄧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當地駐軍隨即跟著表態，對另一派群眾組織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展開了激烈的武鬥。參與動用武器武鬥的有17萬多人，有兩個團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傷亡，死亡21100多人。軍隊在宜賓地區實施戒嚴長達15個月。

五、1967年10月－69年5月內蒙古內人黨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內蒙古發生"內人黨"特大慘案。中共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農牧民、知識青年（主要來自北京、河北、山東的 66屆、67屆、68屆大專畢業生），有56200多人被殺害，多達377000多人被關押，受冤案打擊迫害的人達355萬多人，占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鬥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某企業單位職工發動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華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圍了兩地的革命委員會，占據了鐵路、公路交通長達12天。中央文革派調查組，毛澤東派往東興帶隊下去了解情況。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性質，說“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後台”，從合肥等地調動5萬武裝民兵，配合駐軍限時繳械自首。期限到後，展開進攻和逮捕。在長達35天圍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3433人，軍隊、民兵傷亡525人，827間建築被損毀。

七、1968年12月－69年2月陜西寶雞武鬥

1968年12月－69年2月，陜西省寶雞地區八間兵工廠展開“清理階級隊伍”政治運動，7萬名職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為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當地軍管會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第二天，全地區發生大動亂，駐軍報稱發生反革命暴亂，展開追擊，於是追擊和反追擊戰鬥開始，出動了坦克、裝甲車、四筒平射炮、噴火器等投入戰鬥，死傷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軍管組組長、政委、寶雞市革命委員會軍代表。寶雞駐軍營房兩棟被炮火擊毀。

八、1968年4月－7月廣西南寧“四二二”慘案

1968年4月－7月，廣西南寧地區兩派群眾組織130多萬人參與武鬥和自衛反擊，軍區5間武器庫的槍支彈藥被搶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戰爭的武器在鐵路線上就被搶掠。4個月時間，發生規模性武鬥22起，有1750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人數101000多人，報失蹤33115人。周總理派去的調查組中，也有3人被槍殺。據說，時任廣西革委會負責人的韋國清下令放水淹沒藏在地下室的對立派別人員，造成數萬人淹死的慘案！廣西南寧武鬥是文革中死傷最嚴重的。

九、1975年5月新疆生產兵團“兵變”大鎮壓

1975年5月，新疆生產兵團石河子、奎屯梁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發生所謂“集體兵變”、造反，投向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事件，於是出動軍隊、建設兵團進行整頓、整肅，引發武裝對抗，展開激戰，石河子地區有7330多人傷亡，其中2170人死亡。兩地報失蹤8137人。武裝鎮壓中，出動了武裝直升飛機。

十、1975年雲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雲南省施甸“XXX共和國”事件，造成3700多人傷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區政府建築物被炸毀。這是一宗人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當年中央撥下2000多萬撫恤金才平息了這個事件。



就在全國各地兩大派組織武鬥最激烈的時候，武漢出現了一件震驚全國的大事件。

武漢的文革形勢比較覆雜，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激進造反派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隨後武漢軍區二月十八日發表批評這個《聲明》的《嚴正聲明》。圍繞這兩個聲明，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組織分化成了兩大派。擁護軍區嚴正聲明的組織在武漢軍區的暗中支持下於五月十六日成立了號稱一百二十萬之眾的“百萬雄師”。反對軍區的造反派雖無軍隊的支持，卻有中央文革的上方寶劍。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要揪“武老譚”（即武漢的譚震林式的人物――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鐘漢華）由於兩派都有過硬的後台撐腰，雙方互不買賬。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要搞亂全國，要全面奪權，就不可能支持由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六月，毛澤東、周恩來先後秘密來到武漢，同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華談話，批評二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他們作檢查，並發表聲明支持“三鋼”、“三新”等激進造反派，明確宣布“百萬雄師”是“保皇派”組織。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耳提面命之下，陳再道、鐘漢華在軍區黨委會上作了檢討。但要公開宣布“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這在軍區內部一時還難以轉過來，只得拖延一段時間，以等待時機。

七月十四日，毛澤東派出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到武漢。謝、王二人到武漢後，頻頻會見“三鋼”、“三新”等激進造反派頭目，說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使得“三鋼”、“三新”的造反派們精神大震，當即將謝、王講話印成傳單在武漢廣為散發。這引起了“百萬雄師”和支持“百萬雄師”的軍隊幹部們的強烈不滿。謝、王之說實際上就是說“百萬雄師”不是“左派”，不是“左派”的組織就會面臨被取締、其大小頭目被關押、鬥爭、審判的命運。而軍隊支持“百萬雄師”就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待軍隊幹部們的命運就是撤職、批鬥！怎麽辦？唯一的辦法就是“百萬雄師”要保住“左派”的桂冠。七月十九日，“百萬雄師”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當天，謝富治又奉毛澤東之命在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三百多人的會上講話說：“武漢軍區解散‘鋼工總’是錯誤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軍區要發表聲明公開承認錯誤。‘三鋼’、‘三新’是革命派，軍區要幫助他們發展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不能依靠他們。要做‘百萬雄師’廣大群眾的工作。”武漢軍區連夜向幹部、戰士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然而軍區機關還沒傳達完，“百萬雄師”的頭目即率領大隊人馬乘幾十輛大卡車湧進軍區大院，質問：“王力憑什麽把擁有一百二十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

七月二十日淩晨，“百萬雄師”二千多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乘二十七輛卡車和八輛消防車來到武漢軍區大院，與軍區機關部分幹部、戰士家屬一起，高喊“解散‘鋼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口號。上午七時，“百萬雄師”代表二百多人和一些戰士到謝富治、王力住處，要王力到軍區大院回答“百萬雄師”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武漢軍區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四個問題。王力面對此陣勢慌了手腳。賴著不走。“百萬雄師”的頭目們當即把王力抓出來，塞進大卡車。

當天上午，“百萬雄師”又調集二百多輛卡車，出動數萬人，頭戴安全帽，手持長矛，在武漢三鎮示威遊行，同時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軍區、湖北省軍區、武漢市人武部和省軍區獨立師部分軍人也參加了示威遊行。參加遊行的軍人猶以獨立師的隊伍最為壯觀。他們全副武裝，槍上刺刀，汽車上架起機槍，人人佩戴“百萬雄師”的袖章，好不威風。示威隊伍高喊“打倒王力、揪出謝富治”的口號。下午“百萬雄師”又召開七萬人的大會，向王力示威。

七月二十一日，“百萬雄師”再度組織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出動大卡車四百多輛。黃石市也派了三十多輛卡車參加遊行。其聲勢、規模之大，全國少見。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武漢大街上出現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謝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張春橋”、“江青靠邊站”、“謝富治從武漢滾出去”的大標語。

武漢“七、二Ｏ”事件的爆發原因是“百萬雄師”不願被打成“保守組織”，想當左派。而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不願把“左派”的桂冠賞賜給“百萬雄師”而引發的。再加上武漢軍區的幹部不願背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罪名，公然站出來武裝支持“百萬雄師”。使得整個事件火上澆油。終於造成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武漢軍區及其支持的“百萬雄師”的尖銳對立。爭寵不成就要清君側，搞的還是封建主義的那一套。並不存在對毛澤東的文革有抵制的意思。

事件發生之時，毛澤東正在武漢與一劉姓年輕美女天天睡覺。“百萬雄師”組織包圍了毛澤東的住處，差一點就把毛澤東和劉姓妃子給“揪”了出來！

毛澤東當政時期，無論毛澤東到何處視察，當地負責人第一件事就是為毛澤東找一漂亮女人陪睡。可憐的江青從毛澤東進了北京城後就守活寡。只能每天晚上一個人回憶在延安與毛澤東天天睡覺的幸福時光。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嚴厲指責武漢“七、二Ｏ”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是反革命暴亂。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來親率中央文革成員，組織十多萬的隊伍到北京西郊機場隆重歡迎謝富治、王力二人凱旋歸來。

七月二十三日淩晨，毛澤東又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即武裝遊行）來聲討“七、二Ｏ”事件。

七月二十四日，陳再道、鐘漢華二人奉命進京，一到北京即被關押。

七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人周恩來、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又在北京天安門舉行幾十萬人的大會，聲討“七、二Ｏ”事件。

林彪從來對拋頭露面之事不屑一顧，這一次也象是要急於表白什麽，畢竟自己是軍隊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軍委八條在各地貫徹後，軍隊的領導人在各地接二連三地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林彪也難脫幹系。也就是在這一段風雲變幻時期，林彪對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沒有底。其夫人葉群多次私下問林彪紅軍時期的親密部下、當時陪同毛澤東到各地視察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毛澤東對林彪有什麽看法？也許是毛澤東打過招呼，楊成武半個字也不透露。

七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中共中央電令武漢軍區發表《公告》、《公告》中聲稱：“七、二Ｏ事件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為，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名發表《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信中說：“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對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造成的嚴重政治事件……”並宣布撤消陳再道、鐘漢華的職務。

中共中央的表態，陳、鐘二人被撤職，使得武漢百萬人之眾的“百萬雄師”樹倒猢猻散。湖北省軍區的獨立師（參加武裝遊行的部隊）被宣布為叛軍，“百萬雄師”的大小頭目、支持“百萬雄師”的軍區幹部慘遭迫害。據統計，湖北省在“七、二Ｏ事件”後為清除“百萬雄師”殘余和陳再道死黨被打傷、打殘、打死的民眾和軍人多達十八萬人之多！僅武漢市就被打傷、打殘六萬六千人，打死六百多人！湖北人民為“誓死捍衛毛主席”而遭此空前劫難，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武漢“七、二Ｏ事件”用現在人的眼光來看似乎不可思議、不可理解。雙方都是造資產階級的反，都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都是誓死捍衛毛澤東，都是響當當的革命左派，何以如此水火不相容？何以如此鬥得昏天黑地？

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中，毛澤東都一直秘密住在武漢，暗中操縱著局勢。可毛澤東為什麽要打擊跟隨自己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陳再道等人而去支持少數的激進造反派？也許毛澤東對軍隊實權人物在貫徹林彪軍委八條時那股認真的勁頭心懷不滿？也許毛澤東想通過打擊軍隊以提高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的地位？也許毛澤東對林彪近半年的行為大為不滿，想通過打擊軍隊地方的勢力對林彪起一個敲山震虎的作用？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六章 王、關、戚成變色龍毛澤東安撫軍隊 楊、余、傅變小爬蟲江皇後出口惡氣



武漢“七、二Ｏ”事件發生後，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訴王力說：已請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康生的話令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們興奮異常。八月一日，《紅旗》雜志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地掌握槍桿子》，社論中說：“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

在毛澤東的認可下，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大力鼓噪下，全國“揪軍內一小撮”的呼聲甚囂塵上。中共的八大軍區已有兩大軍區（成都、武漢）的司令員、政委因犯“方向、路線錯誤”而倒台，下一個不知會輪到誰？由於貫徹林彪的軍委八條，大軍區司令員們普遍犯錯誤，普遍遭到揪鬥。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這股揪軍隊領導人的風氣到了南京，竟嘎然而止。

共軍悍將許世友將軍坐鎮南京，統帥幾十萬大軍。其人性格剛烈剽悍，以一出家和尚之身投奔共產黨，身經百戰、戰功顯赫。早在延安時期，因不滿毛澤東整肅四方面軍，要拉人馬回大別山。就在毛澤東想將其處死時，許世友見事不妙，樸通一聲跪在毛澤東腳下。毛澤東見此人識趣，不但沒殺，還封以高官。從此成為毛澤東身邊最紅的將軍之一。此人文化不高，頗有古代武將的豪爽、愚忠之風。一九六四年底，毛澤東為準備發動文革，對許世友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怎麽辦！”許世友當即胸脯一拍：“我立即帶兵北伐！”誰知毛澤東的文革一來，許世友將軍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遭到揪鬥的命運。在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的公開支持下，上海的“工總司”等奪權組織到南京軍區揪鬥許世友。逼得許大和尚東躺西藏，最後逃到大別山上。造反派們不死心，追上了大別山。許世友野性大發，給毛澤東發電報，聲稱：若造反派們再來揪鬥，就立即命令警衛部隊堅決鎮壓，殺他個片甲不留。這封電報還真有效力。毛澤東接此電報，才慌了神。明白了若再這樣“揪軍內一小撮”的話，只怕會逼反軍隊高幹。當即命令張春橋、姚文元把許世友接到北京。有人以許世友和張春橋二人不和為由，建議派別的人去接許世友。但毛澤東卻說：“你明白嗎？張春橋是反許的，因此要叫張春橋去接。”許世友一到北京，即跪在毛澤東腳下痛哭流涕。毛澤東終於發出話來：“許世友不能倒，許世友一倒，那麽韓先楚、楊得志、陳錫聯等都得倒。”許世友將軍因禍得福，不但穩坐南京軍區司令的交椅，在中共“九大”和“十大”還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示安撫。許世友大鬧一場不但自己升官，也保護了其它幾位軍區司令，使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人以後再也不敢輕易地揪“軍內一小撮”，各地軍隊要人自此過上了安穩日子。

由於“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經《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廣為宣揚，毛澤東不得不找上幾個替罪羊。八月中旬，毛澤東指出：八月一日《紅旗》雜志的一篇文章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大毒草，並要順藤摸瓜追查責任。康生忙把責任推給了陳伯達，說文章是陳伯達簽發的。最後江青出面說：不能錯誤人人有份。把責任推給了王力、關鋒。當即宣布對王力、關鋒進行審查。可嘆王力上一個月還象英雄般地從武漢凱旋歸來，不到一個月就成了替罪羊，變成階下囚。再隔數月，倒劉英雄戚本禹又被投進監獄。

就在王力等人倒台後半年，中共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又莫名其妙地被趕下台。

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下台不象其他中共高幹下台時那樣大字報滿天飛、批鬥會天天開，鬧得烏煙障氣、轟轟烈烈，僅僅是開了一個會，宣布了一下，也沒說這些人有什麽錯誤，會後三人即被投進了監獄。倒是在宣布楊、余、傅下台時的會上，幾個要人的發言耐人尋味。

周恩來說：“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剛才宣布的、我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的英明決定和命令。”“我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你們要繼續揭發，有可能在楊成武後頭還有後台。”

康生說：“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的既嚴肅又寬大的英明決定，應當說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樹立了特殊的功績，……我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的。”

對周、康二人“揪楊成武後台”的話，有史家牽強附會地說：楊成武解放戰爭時在聶榮臻手下，揪後台一說是針對聶榮臻的。其實聶榮臻在紅軍時期和遵義會議毛澤東掌權後，從來都是老好人一個，也無什麽才幹，不愛拋頭露面。這樣的人對任何台上的人都不構成一點威脅，且任何台上的人都會喜歡他。毛澤東做夢也不會想要整聶榮臻的。

陳伯達說：“完全擁護林彪同志宣布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的命令。……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勝利是揭發了彭、羅、陸、揚，第二次勝利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是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勝利是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里面的小爬蟲王、關、戚等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

陳伯達這種說法很有道理，殊不知他一回到家中，其妻子就諷刺他說：文化革命第六次勝利就是把你揪出來。真是一語成讖，果不其然，兩年後，陳伯達被揪出來了。排在了第六次“偉大”勝利上。

楊成武等人被打倒前，林彪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直到毛澤東召見他面談才知要打倒楊成武等人。此事真是搞得神不知鬼不覺。不知楊成武等人何事得罪了毛澤東、江青？

林彪對打倒楊成武一事在態度在張寧女士的回憶中有所批露：為倒楊一事，林彪抗著，葉群怕得罪毛澤東，背著林彪到江青那里去表示支持。林彪事後又對葉群大發雷霆。

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先生在其《大動亂年代》一書中說毛澤東的考慮一是因全國出現了右傾翻案風，要抓一個典型以正視聽。二是因楊成武是華北聶榮臻山頭的人，想用林彪四野部下取代之，以穩定全國局勢。這第一個原因有一些道理，自王、關、戚倒台後，軍隊對地方造反派的態度強硬了許多。而第二個原因就難以成立。楊成武參加紅軍後就在林彪手下，年僅二十歲時被林彪提升為師長，極受林彪器重，也是林彪手下一員得力的戰將，開國後，楊成武一篇回憶文章：《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足以說明林、楊關系之深。楊成武覆出後從未在公開場合說過林彪一句不是，足見楊對林的感情。而聶榮臻與林彪又是紅軍時期的老搭檔，在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中分任軍團長和政委，彼此配合默契，又怎能說林、聶是兩個山頭？

毛澤東、江青為什麽要打倒楊成武等人？也許這已成為一個永久的秘密。筆者認為此事與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倒台密切相關。

王、關、戚的倒台，是毛澤東、江青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為平息軍隊的怨氣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動，是在軍隊幹部的逼迫之下不得已的舍車保帥行為。把這三個文人幹將拋出來後，毛澤東、江青後悔不已，因而想也弄出幾個軍隊的要人出來，以報覆軍隊。毛澤東的文革遭到軍隊的有力抵制，各大軍區在“支左”中竟全是支持了保守派，這已令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不可容忍，想揪幾個軍區司今出來殺一儆百，偏又出了一個許世友以武力相要挾，只得中途作罷。但心中這口氣實難下咽，軍區司令奈不何，也只好把手無兵權有名無實的代總參謀長拿來出氣。公開揪鬥難有結果,也是只得采取實然宣布的辦法。王、關、戚為“揪軍內一小撮”而垮台，現在從軍隊中弄他幾個“壞人”出來，以證明軍隊確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在“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搞得軍隊高幹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毛澤東為安撫軍隊、以防軍隊激變而不得不批準揪出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同樣為證明“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不是沒有道理，毛澤東、江青把楊、余、傅揪了出來。我中央文革的王、關、戚成替罪羊，你林彪手下的楊、余、傅也不是好東西。這樣軍隊與中央文革雙方皆大歡喜。毛澤東、江青夫妻和林彪在“新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

筆者記得當王力等人被揪出時，鋪天蓋地的大標語說的是“打倒變色龍王、關、戚！”後來當揚成武等人被揪出時，鋪天蓋地的標語又是“揪出小爬蟲楊、余、傅！”

三十年後，筆者細細品味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林彪在倒楊一事中的言談舉止，感到毛澤東夫妻發動文革的全部目的是要把林彪一並搞死！現對林彪愛將楊成武下手並發出了“揪後台”這樣明顯針對林彪的信號，實際上是毛澤東讓周恩來、康生兩人把話挑個半明半白，為日後倒林張本，同時試探林彪有什麽反應，以制定倒林的相應措施！難怪日後周、康二人在整林彪時成毛澤東的依靠對象。林彪一九六七年接見羅馬尼亞外賓時說：“我們之所以沒在文革期間犯錯誤，是因為毛主席向我們交了底。”其實毛澤東只向林彪交了“打倒劉少奇”的半個底，最終林彪還會被毛澤東指責“犯錯誤”。陳伯達對倒楊一事不明究里，為了討好毛澤東，為其尋找理論的依據。林彪在軍事上的才能絕世無雙，但政治上的反應還是欠缺――也許不是欠缺，而是看得清清楚楚，但又無能為力，只能任其宰割。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當開國功臣、朝廷大員感到皇帝老兒要他的命時，有幾個有能力自救？有幾個敢奮起反抗？最後不都乖乖地走上斷頭台去“謝主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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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中央全會劉少奇變叛徒內奸工賊 兔死狗烹紅衛兵被掃地出門下鄉



歷史也真會嘲弄人，當文革之初劉少奇派工作組時，被毛澤東斥責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壓制左派”，號召“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現在群眾真的解放了，無人管了，手持機關槍大炮到處殺人放火了，毛澤東又只得順著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把派工作組的那一套搬出來。但為了表示與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區別，毛澤東將工作組改名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毛澤東的工宣隊、軍宣隊最先派往的地方是清華大學。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工宣隊幾千名隊員奉命進駐清華大學宣傳制止武鬥並收繳武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目蒯大富自從被封為北京市五大學生領袖後，已成了全國響當當的左派人士，儼然以清華大學甚至是北京市的領導人自居。在毛澤東“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的指示下，蒯大富更是威風凜凜，走到那里都是武裝警衛跟隨。說句話就有人隨時聽命，寫個二指寬的紙條就成聖旨。蒯大富之流飽嘗“自己解放自己”和“革命造反”的甜頭。現在忽然間要受工宣隊的領導，這革命造反兩年不就白幹了嗎？不行，工宣隊算老幾，老子當年造反的時候他們還是走資派們的走狗。現在竟要來領導我！？得把他們轟出清華校園。主意一定，隨即調集大批左派武裝嚴陣以待，一旦他們敢侵入我清華領地，格殺勿論！

這邊工宣隊們那里知道蒯大富的心思。當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進清華園時，迎接他們的竟是全國響當當知名左派的槍炮！工宣隊員們當即死亡五人，受傷者高達七百三十一人之多。

此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大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毛澤東召見北京市的五大學生領袖，對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耳提面命。毛澤東嚴厲地說：

“今天我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武鬥問題，怎麽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了，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們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有的學校搞了鬥黑幫，但很不夠，就是因為你們分了兩派，忙於武鬥。現在逍遙派那麽多，不搞鬥批改，而是鬥批走、鬥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依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還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可以分兩個學校，住兩個地方）（三）鬥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這個問題也不必現在答覆。回去你們商量，討論。”

“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於廣西，陜西布告只適用於陜西。在我們這里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地實行消滅。”

而被封為北京市“五大學生領袖”的聶元梓等人，不久即在“學習班”內被批判關押。釋放出來後又被發配到邊遠地區。蒯大富被發配到寧夏某電站。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又將五大學生領袖押上法庭審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同時宣布成立革命委員全。這樣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的“一月風暴”所刮起的“奪權”狂潮，在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後，終於實現了毛澤東的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目標。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只是連年的文爭武鬥，全國全面內戰，遭殃的總是老百姓，受苦的總是人民。內戰使得工廠停工，商店閉戶，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市場上商品奇缺，民眾連生活的必須品都沒有。實實在在地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兩年中，毛澤東又制造出無數的冤案，被誅連者達數千萬之多，單是劉少奇一案就誅連幾百萬人，還有“內人黨”一案誅連者幾十萬人；雲南趙健民一案又誅連了幾萬；賀龍大土匪一案又誅連數萬；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又誅連十幾萬……其它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案更是不可計數。更有全國的全面內戰，又使得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在經歷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認為已經徹底掃除了打倒劉少奇的組織障礙和思想障礙，是到了從組織上對劉少奇進行徹底處理的時候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開。

由於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八十七人、候補中委九十八人中有半數以上被打倒或關押、審查，此次會議的召開實在是名不正、言不順。毛澤東不得不采取措施臨時從監獄中“解放”出十多名中央委員，並將候補中委的十人遞補為中委。這樣使得出席全會的中委達到四十人，勉強過半。而候補中委參加會議的僅十九人。最後讓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的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任制人等七十四人參加會議。結果一次名為中央全會的會議卻成了文革骨幹的一次勝利的聚會。

八屆十二中全會最主要的議題就是通過毛澤東秘密成立的中央專案組對劉少奇作的政治結論：《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

毛澤東為了給劉少奇羅織罪名，可謂用心良苦。由於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威望和巨大的影響以及眾所周知的與自己幾十年來的親密合作關系，采用整彭德懷、高崗時的辦法是難以湊效的，最後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將當年與劉少奇一道共事的地下黨人弄來刑訊逼供，得到了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一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 “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余辜。撤消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這樣劉少奇的冤獄終於鑄成！翻開歷史，人們不難發現，在鍛造劉少奇的冤獄過程中，平均每兩年上一個台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突然改變會議議題，大唱階級鬥爭，此是為倒劉制造輿論的階段；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公開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此是公開劉少奇與自己有矛盾的階段；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大字報《炮打司令部》，這是號召全國打倒劉少奇的階段；到一九六八年則是對劉少奇進行定性和組織處理階段。

雖然毛澤東把擁劉的人物個個趕下台，沒趕下台的人也成了任人擺布的機器。但百密也有一疏，表決時竟有一人――女將軍陳少敏沒投票讚成。事後毛澤東大為光火，陳少敏又在此會後遭到審查。

八屆十二中全會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對“二月逆流”的人和一事進行清算。當年大鬧懷仁堂的老家夥們被安排到各個小組作檢查並接受批判。還算毛澤東開恩，沒把他們關進大牢里。

毛澤東在全會開會和閉會時發表了講話，毛澤東說：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四川打得厲害，幾十萬人打，無線電指揮，有什麽了不得，天塌不下來，辦學習班解決了很多問題，一定要總結經驗。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決。上海比北京強，一百二十萬工人掌握局勢，知識分子是粘土，扳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到天上去。軍事院校辦了一百一十一個，叫111（發音妖、妖、妖）其中確實有妖啊，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有的同志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象經過這麽幾次反覆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讚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參加九大。鄧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和劉還有點區別。”

劉少奇打倒了，走資派的問題基本解決了，文革初期沖殺造反的紅衛兵小將們無事可幹了。如何打發這些懷著一腔赤誠、一腔熱血的青年又提上了毛澤東的議事日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文革年代，每一個青年都把“誓死捍衛毛主席”作為自己無尚光榮而崇高的職責，把毛澤東的話作為自己的行為最高準則。在毛澤東的號令發出之後，他們又懷著改造世界，解放全人類的遠大理想，跨著背包、打著紅旗到了農村和邊疆。然而天真爛漫的青年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前面等待他們的是一條布滿荊棘、充滿坎坷的艱難、沈重的人生之路。是一條“變相勞改”之路。隨之而來的是理想的幻滅，激情的消失。在“廣闊的天地里”，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象原始人那樣過著茹毛飲血的最原始的生活。毛澤東真會捉弄這一代青年。當初高喊“反修防修”，把一代青年騙去充當了倒劉的先鋒，並說他們這一代人將肩負解放全人類的重任。到把青年們趕到農村後，青年們才發現自己連生存的權力都難以保障。這場史無前例的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直持續了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九年，以雲南知青臥軌上京請願與萬人集體刺血盟誓為發端，近兩千萬知青們才得以“刑滿釋放”。但知青上山下鄉給一代青年們造成的災難遠沒結束。當他們被最原始、最落後、最保守的農民們改造了幾年回到城里後，才發現他們已經成了與城市格格不入的一群棄兒！繼之而來的是在就業、學習、安家等方方面面的艱難。到了九十年代，又面臨下崗、失業的危險。這艱難的人生幾乎伴隨了下鄉知青們的一生。

奇怪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小部分當年的知青們在回憶苦難的歲月時，竟說出了一句“青春無悔”！筆者也曾下過鄉，對“青春無悔”的“革命”口號表示強烈憤慨！

一九七四年，十九歲的我高中畢業。這個高中畢業用現在的教學水平來衡量也不過僅有初中二年級的水平：小學剛上五年級，毛澤東的文革一來就停課鬧革命三年之久，初中兩年是半工半讀，每天下午都到工廠做工，到礦井去挖煤，毛澤東的教育革命又將數學內容改成了《生產隊會計》、《水土測量》、《土改田》，物理、化學課砍掉，取代的是《工業基礎知識》 、《農業基礎知識》 其內容是怎樣煉鋼、三機一泵的使用和維修、農作物的種植，高中時又遇張鐵生“白卷英雄”走紅，更是老師不教，學生不學，全年多數時間是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毛澤東為我們這一代青年安排了唯一的出路――上山下鄉。當老農民把我們接到生產隊時，初到農村的新鮮感伴著清新的泥土味著實讓人高興了一陣子，生產隊長為表示歡迎特意安排每一戶社員輪流請我們吃飯，鄉民的熱情、純樸、善良讓人感動，每個人都暗暗發誓：一定要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是好景不長，半月後，當我們出工勞累一天回屋後面對的是冷鍋冷竈時；當我們剛端上飯碗上工的鐘聲又敲響時；當我們面對一碗什麽菜也沒有的白飯發呆時，才知道生活的艱難。（就是這碗白飯還得感謝李慶霖老先生，是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反映知青艱難生活的信，才破例給知青們每人保證四百斤糧食，李慶霖真是知青們的大救星，否則不知還有多少知青會拋屍在廣闊的天地里。粉碎“四人幫”後，李老先生竟被捕入獄！老狼在這里代表近兩千萬知青在此為李老先生鳴一大冤！）沒菜的日子誰也熬不了幾天，幾個十幾歲的青年只有去偷。然窩邊草剛吃上嘴，農民就上門抓了“現行”，幾個年輕人臉紅得恨不能有個地縫鉆進去。一年到頭吃不上一兩肉，看不到一兩油，饞得沒法，悄悄在半夜將一老農家的貓打來吃。一次公社開知青會，開著開著，公社書記宣布把知青張某某抓上台來，公社武裝部長和兩個打手把張某押上台，用麻繩死勒脖子，張當即兩眼翻白，面孔青紫，差點就沒命了，張的罪狀是偷吃農民的雞。一次生產隊一頭下了幾窩豬仔的母豬病死，全隊人均分三兩，知青受照顧一人半斤。我把半斤死母豬肉拿回屋當即下鍋，肉味飄香禁不住清口水長流。一農民家中的母狗產下一窩小狗仔，我又去向農民討了一個來，開水一燙，架柴一煮，除毛以外吃個精光！下鄉幾年唯一的娛樂就是晚上對著昏暗的煤油燈唱上幾首悲傷、淒涼的知青歌曲，唯一可看的書就是剛下鄉時發的《毛澤東選集》。這樣的日子日覆一日年覆一年久而久之人變得麻木了，沒有理想、沒有歡樂、沒有追求，沒有關愛；更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麽時候才是盡頭。雖然每年辛辛苦苦與農村的全勞動力一道拚命掙工分，且與他們一年掙的工分相差無幾，但到年終決算，每天掙的十個工分只值二角五分錢，一年到頭掙的三千多工分只夠把四百斤口糧拿回家！

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到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我們這一代青年付出了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可我們得到了什麽？我們的一腔熱血換來的是什麽？個個都成了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的愚民，不但一無所有，而且在今後的歲月里還會為此付出終身的代價！不錯，極少數知青憑著自身的努力和其它一些機遇，後來有了一些成就，於是就以一段知青經歷為榮，把曾經歷的苦難作為炫耀的資本，在那里高唱“青春無悔”，試問：既然無悔回城幹啥？既然無悔何不將自己的兒女送下鄉，讓他們也再無悔一次？

每一次人類的劫難都是多數人受苦受難，能從劫難的廢墟上拾到財寶，甚到從被害者的屍骨上扒得金銀的人畢竟是少數，那些高唱“青春無悔”者就是這類人。他們用兩千萬知青的苦難釀制出“無悔”的美酒四處兜售，然後名利雙收。沒有近兩千萬知青的苦難，就他幾個人下鄉，他幾個敢說一個“青春無悔”？

所謂青春無悔，只不過是一種自我炒作的方式。紅花要有綠葉扶持，花兒才更嬌艷，成就要有苦難作陪襯，功名才更偉大，歷盡苦難居然無悔，更是不食人間香火的鬼怪神仙！青春無悔者用自己一點小小的成就來證明自己在艱難歲月中也能成才，來證明自己不同凡響，來證明自己是個天才，這一切證明又以近兩千萬知青的苦難和默默無聞作陪襯，真是殘忍！若他們的參照系是他們的上一代（當今社會的主宰者）和下一代（當今社會的生力軍）他們還能氣壯如牛高喊“青春無悔”嗎？其實他們所取得的一點成就與他們不去下鄉應取得的成就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麽，幾個“青春無悔”的時代嬌子身後是近兩千萬知青青春的代價！如此作秀，豈不令近兩千萬知青惡心。

如果歷史真象毛澤東說的那樣，再來十次文革，再來十次上山下鄉，那些“青春無悔”者會不會大紅大紫地上台去現身說法？變成迫害知青的打手？然後高歌一曲壯年無悔？老年無悔？一生無悔？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八章 為了九大召開邊界挑起新事端 黨章指定接班林彪釘上十字架



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了，紅衛兵們也被趕到農村和邊疆去勞改了，無所事事的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了。

從中共的八大到中共的九大歷時十三年之久。

毛澤東遲遲不召開九大的原因主要是自八大以後，毛澤東大躍進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怕來自黨內的不滿會將自己從黨主席的寶座上拉下來，因此只得一拖再拖，直到把自己認為的反對派人士全部弄死或關押後，才召開九大。

中共九大召開前，中蘇邊界出現了世界矚目的武裝沖突。據英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載：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深夜，約三百名身著白色偽裝的中國邊防部隊越過烏蘇里江上的冰層來到珍寶島，在一片樹林中挖好散兵坑，架好通往指揮部的電話線，在草墊子上潛伏下來。三月二日清晨，珍寶島以南蘇聯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級報知了江岸上中國人的活動情況，上午十一時左右，二三十名中國人邊向珍寶島前進邊呼毛主義的口號，蘇聯指揮官斯特爾尼科夫率部下乘兩輛裝甲運兵車，一輛卡車和一輛指揮車駛向珍寶島。抵達該島後，斯特列爾尼科夫和幾人走下車來，象往常一樣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國人。按照平常應付此類情況的辦法，俄國人把自動步槍挎在胸前，手挽手阻止中國人通過。這時雙方發生了爭吵。中國人排列成橫隊，看上去沒帶武器。但當他們走到離俄國人約二十英尺時第一排的人突然散開到兩邊，第二排的人迅速從大衣底下抽出手提機關槍向俄國人開了火。斯特列爾尼和另外六人當場斃命。與此同時埋伏在俄國人右側散兵坑中的三百名中國人也開了火。打了俄國人一個措手不及。迫擊炮、機槍和反坦克火箭筒也從中國一側的江岸上吼叫起來，後來中國人向俄國人發起沖鋒，雙方展開了肉博戰。最後，蘇聯人被擊潰了。中國人帶走並很快殺害了十九名俘虜。他們還帶走了蘇軍的武器裝備（後來進行了展覽）

珍寶島以北蘇聯哨後的指揮官布別寧看到發生了戰鬥，即率部馳往出事地點。他乘坐一輛裝甲車挺進到中國人的右翼，迫使他們分散了火力。但他也進入了中國人為斯特列爾尼科夫準備的伏擊圈。布別寧的裝甲車被擊中，他受傷後暈了過去。醒來後他設法爬進了另一輛裝甲車，繼續指揮戰鬥。此後雙方沖來殺去，展開了激戰。後來俄國人占據上風，一度曾包圍了中國人，最後，迫使剩下的五六十名中國人退回到烏蘇里江岸。

三月十五日的戰鬥有些不同。雙方的準備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較多，損失更大，戰鬥持續時間更長。雙方都是有備而來。與三月二日的沖突不同，說不清三月十五日的沖突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的。三月十四日深夜，俄國的一個偵察小隊潛伏在珍寶島，引誘中國人發動正面攻擊。中國人說蘇方在淩晨四點左右向該島和江灣派了許多坦克襲擊了中國的巡邏兵。不知道襲擊中國的巡邏兵何以需要如此多的部隊。俄國人說他們的兩輛裝甲車在淩晨巡邏時發現了一隊中國人，據說他們是頭天夜間潛伏在珍寶島上的。無論起因如何，戰鬥在上午打響了，中方江岸上的迫擊炮和大炮吼叫了起來。

中國此次投入的兵力超過一個團（約二千人）他們沖過冰層攻占了珍寶島的一小部分。當俄國人看到中國人沖過來，即從裝甲運兵車中以機槍掃射，試圖阻止他們前進，但當他們發現中國人較多時，即撤退了回去（俄國人報道說中蘇兵力是十：一）中國人的炮火不但轟向蘇聯軍隊，而且轟向烏蘇里江主航道以東冰面，試圖阻止蘇軍重型車輛的運動。俄國人采取美國人在朝鮮戰爭中運動的戰術，先讓中國人靠近，然後以大量坦克、裝甲車和裝甲運兵車發起反擊。下午一點，蘇軍大炮構成猛烈的阻擊火網，向中國岸上陣地縱深猛轟，最遠達到了四英里。蘇軍共發動了三次反擊，每一次都攻破了中國人的陣地。前兩次反擊因彈藥耗光而退回，但第三次反擊打敗了中國人，迫使他們帶著傷員和屍體撤回了江岸。晚七時，總共持續了九小時的戰鬥結束。蘇方損失約六十人，中方損失八百人。



毛澤東為什麽在九大召開前挑起中蘇邊界武裝沖突？答案只有一點：毛澤東知道發動的文革在中共黨內、軍內和全國是不得人心，為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也為九大順利召開，更為九大上有一個重大的、引起人們注意的、愛國主義的題材來分散人們的不滿情緒。但此舉是要冒與蘇聯開戰的風險。為了平息勃涅日列夫的憤怒，在打死幾十名蘇軍後，又主動送上八百多具中國軍人屍體讓其大占便宜。對中國人民又自我吹噓打敗了蘇修。達到一石數鳥之目的。邊界事件之後，毛澤東再發驚世奇招――策劃珍寶島事件的一個副營長孫玉國紅透中國，在九大上頻頻作報告，全國人民家喻戶曉，並平步青雲一躍而升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真令從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幾十年的老將軍們忌妒。

毛澤東為召開“九大”可謂費盡心機。

據史載：珍寶島事件後，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勃涅日列夫決定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但在美國的堅決反對下而作罷。

有關“九大”的人事安排，有文章說在中共最高層鬧得一塌糊塗。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的大員們，以林彪為首的中共軍隊的高層為誰進政治局吵了個不可開交。先搞了一個小名單，沒有通過，後來又搞了一個大名單，讓軍隊要人和中央文革大員都擠身政治局才罷休。表面上的團結難以掩飾內部的殊死拚鬥。

就在大會剛開幕時出現了一個小小“花絮”，推舉大會主席時，毛澤東突然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馬上驚慌地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連連擺手說：“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舉手。”於是全場立即就舉起手來。毛澤東此舉實在是耐人尋味。

毛澤東講話後是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此政治報告的產生有一段隱情，先是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負責起草工作，由陳伯達牽頭。但怎麽寫，毛澤東卻沒向陳伯達交底。陳伯達邀功心切，拋開張、姚二人，獨自一人伏案苦寫。殊不知，張、姚二人乃是毛澤東晚年最信任的寵臣，其信任程度遠非當年出生入死的戰友們能及。毛澤東隨後又背著老陳悄悄地叫張春橋、姚文元也起草一份政治報告。並將底牌向張春橋會部亮出。當陳伯達和張春橋的兩種版本的政治報告同時交到毛澤東的手中時，毛澤東對陳伯達的大作竟看都沒看一眼，原封不動地退回。當陳伯達看到自己親封的大作竟在沒開啟的情況下就退回，不由得老淚縱橫，大哭一場。毛澤東對張、姚二人的稿件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定稿。至於林彪一介武夫，對文章之事不甚關注，對兩種版本的政治報告都不看，還是老章程，只讓秘書念了一下毛澤東改動之處，再在大會上宣讀一遍。

張春橋起草的政治報告內容主要是闡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文革“是同國民黨幾十年鬥爭的繼續。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高層在打倒劉少奇以後的權力再分配結果出來了，毛澤東理所當然是主席，林彪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五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朱德、劉伯承、葉群、葉劍英、許世友、陳錫聯、李作鵬、李先念、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中共九大在中共歷史上堪稱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大會，值得在中共歷史上大書特書一筆，彪柄千秋史冊的主要是以下兩點：

其一、文革中造反的一些重要人物本身並非中共黨員，卻作為中共黨代表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不但在中共歷史上，而且在世界共產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其二、中共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明文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此話不但落下千秋笑柄，而且也與黨章的性質不符。

眾所周知，黨章是明確黨員權力、義務、行為準則、指導思想、黨的任務等，說某某是“接班人“之類的文字，其實是牛頭不對馬嘴。

黨章上說“林彪是接班人”更深一層意思那就是“毛澤東要搞死林彪”。這與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公開對來訪的戴高樂將軍撒謊說：“我死了以後由劉少奇接班”手法一模一樣。上次是騙外國人，也有麻痹劉少奇的意思。這次欺騙的對象就是全世界和所有中國人包括林彪。毛澤東說劉少奇接班，但兩年後就炮打劉少奇的司令部，毛澤東在黨章上規定林彪接班，兩年後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

林彪在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陰謀中立下了殊勳，按帝王統治的常理，對有功之臣，什麽金錢、女人、名譽、地位都可賞賜，唯江山不能賞賜。毛澤東現在在黨章上寫明：萬里江山在自己死後送給林彪，其中包藏的禍心就再明白不過了。林彪死後，普通百姓的看法是：黨章都規定你接班了，林彪還急個啥？等幾年不就行了。但真正的事實卻是：在黨章上定了林彪接班後，毛澤東成天想的就只有一件事：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弄死林彪的時機和理由。帝王統治術上有一條：將予取之，必先予之。康熙帝當年力擒鰲拜前先封其為某某公，待其得意亡形時，一舉擒下。毛澤東封林彪為接班人，豈不是有意麻痹林彪，使他失去防範之心，再處死？

林彪對黨章上自己被定為接班人是何態度？據張寧女士回憶錄載：



我曾聽知情人提起過，林彪政治地位寫進黨章之後，“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便成為正式確定的政治口號，林彪很反感，不高興人們這樣喊，毛澤東說不要打擊人民的願望，自己不也被人民喊萬歲嘛。我還聽知情人說過，林彪被寫進黨章定為毛澤東接班人以後，曾獨自坐在辦公室流淚，這種時候只有最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心里想些什麽。我曾聽他身邊人說過：“首長明白他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



本來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打倒劉少奇，現在劉少奇已打倒並弄死了，八屆十二中全會也給他下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的結論，“九大”會上就應當宣布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但毛澤東卻沒有宣布文革結束，這表明毛澤東還有一個目標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就是搞死現在被封為接班人的林彪！

中共九大是毛澤東發動十年文革的一大分水嶺。九大前，毛澤東處心積慮地拉攏林彪，當林彪明里暗里對老毛的文革進行抵制時，毛澤東也只得忍氣吞聲，甚至照林彪的意思辦。九大後，劉少奇已徹底倒台，毛澤東已經把林彪當成了下一個要弄死的目標。以掃清把萬里江山傳給毛家人的最後、最大障礙！而聰明透頂的林彪也知道毛澤東要搞死自己，但卻無能為力，只能任憑毛澤東擺布。

也許林彪還心存僥幸，自認為從上井岡山後就一直在毛澤東的手下，在戰爭時期又立下了不世之功，和平時期又處處與毛澤東保持高度的一致。從沒與毛澤東發生過任何大矛盾，毛澤東就是再殘忍、再沒人性也不至於搞到自己的頭上來。此時的林彪若熟讀史書，學一下三國時司馬懿為防曹真加害而裝病的故事，來個長期臥床不起或可免一難？擬或來個裝瘋賣傻之類什麽的，等毛澤東一死，說不定還會在部將的擁戴下登基也未可知。

第八篇 ：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五十九章 毛澤東開國最大功臣 毛澤東禍國最大依靠

林彪是中共歷史上的卓越人物。也是當代中國歷史上叱咤風雲的人物。

林彪的革命史當追述到一九二五年。時年僅十九歲的林彪在廣州黃埔軍校學習時，當時的校長蔣介石宣布：凡具有國民黨、共產黨雙重身份的學生，必須放棄其中一種身份。林彪毅然決定加入共產黨。當汪精衛在武漢進行清黨時，林彪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時任排長，其職務遠遠低於日後中共黨內著名人物周恩來、賀龍、朱德、葉挺、陳庚等人。南昌起義失敗後，部隊南下在一次與國民黨部隊的遭遇戰中，時任營長的陳庚命令排長林彪帶領部隊與國民黨部隊死打硬拚，林彪因傷亡太大而提出異議，陳庚當即怒罵林彪貪生怕死，並掏出槍來要斃了林彪，林彪連忙帶部隊向前沖。南昌起義失敗後，林彪跟隨朱德、陳毅參加湘南暴動，隨大軍上了井岡山，從此在毛澤東的手下成為一員最得力的戰將。若單以軍事才能來看，林彪無疑是共產黨內最優秀的人物，因而深得戰爭時期的毛澤東賞識，短短數年，即由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而晉升為軍團長，林彪擔任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時，年僅二十四歲。在毛澤東被王明等人罷官後，林彪繼續得到重用。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被蔣介石趕出蘇區，林彪的紅一軍團擔任了長征途中最艱巨的開路任務。遵義會議上，林彪又極力擁護毛澤東重新出山，執掌紅軍指揮大權。遵義會議後，林彪對毛澤東忽東忽西的指揮甚不習慣，長征到達川西時又親自寫信給中央建議由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隨軍主持大計，毛澤東對此深為惱火，在會理會議上嚴斥林彪說：“你懂什麽，一個娃娃。”並指責林彪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不過戰爭期間，正是用人之際，毛澤東也沒深究。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張國燾分裂，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悄然出走。林彪又堅定不移地支持毛澤東。一路上親選身強力壯的士兵擔任毛澤東警衛工作。並說：“中國革命不能沒有毛澤東。”在林彪、彭德懷等人全力保駕下，毛澤東等人終於到達陜北與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匯合。到了陜北，林彪又受命擔任紅軍大學校長一職，此大學除對紅軍各級指揮員進行政治、軍事教育外，還專門從事對四方面軍高幹的整肅工作。抗戰開始後，林彪受命為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在山西平型關，林彪不顧毛澤東的再三反對，在平型關對日本阪垣師團的輜重隊進行伏擊，取得殲日軍數百人的勝利。使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一時名聲大震。此戰勝利後，林彪被國民黨閻錫山的部隊誤傷，傷勢較重，毛澤東都準備在延安為其開追悼會了。後又被送往蘇聯就醫。林彪在蘇聯休養幾年回國時，正值彭德懷百團大戰後八路軍遭日軍全力圍剿之際，左權副參謀長犧牲，彭德懷立即提名林彪為繼任首選，但精明的毛澤東偏不讓林彪到抗戰第一線。因為怕林彪手中有了部隊後又來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張把共產黨的軍隊拿去和日本人硬拚，把日後同蔣介石爭天下的本錢花光了。再加上林彪的軍事才能非同一般，萬一在抗戰中有個閃失，豈不是日後同蔣爭霸時少一員得力幹將？日本投降以後，毛澤東棋高一招，依仗地理優勢，派出自己最得力的幹將林彪率十萬大軍挺進東北。林彪到了東北就從蘇聯紅軍手中秘密地、大量地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武器裝備，並大量地收編“滿洲國”軍隊，一月內就擴軍為二十多萬人。面對抗戰名將杜聿明的進攻，林彪在毛澤東、彭真的指示下率軍節節抵抗。由於武器裝備的落後，更由於共產黨軍隊在抗戰中消極抗日而造成的戰鬥力極低，杜聿明率五萬在抗戰中飽經戰火考驗的軍隊就把林彪的二十幾萬大軍打得丟盔禦甲、狼狽逃竄，從山海關一路逃到了松花江以北。面對險局。林彪向毛澤東發出了“請主席頭腦清醒時考慮之。”的特急電報。此電發出後，林彪又覺語氣不妥，想追回來。此時若蔣介石采納白崇禧將軍的主張，打過松花江北，林彪肯定會遭到原東北抗日聯軍的命運向蘇聯逃竄。但蔣介石不知何故竟讓杜聿明在松花江邊就停止進攻，這給了林彪一次喘息的機會。而毛澤東接到林彪急電後，果然頭腦清醒了，隨即將彭真貶職，並任命林彪主持東北黨、政、軍全局。林彪借杜聿明停止進攻期間，大力整軍備武。半年後，林彪的軍隊竟能與杜聿明的國軍精銳之師相抗衡。兩年後，當林彪的軍隊從十萬發展到百萬時，僅用五十二天的時間就將國民黨在東北的五十萬大軍一口吞掉。隨後林彪的百萬大軍又揮師入關，決戰平津、華中、華南、海南。三年征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二百多萬。如此輝煌的豐功偉績令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們為之遜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林彪，就沒有毛澤東的皇帝寶座。毛澤東一統江山後，頭腦發熱，要出兵朝鮮，林彪表示反對。隨後因病赴蘇聯養病。在高饒事件中，林彪不知底細，加之二人在東北共事時關系極融洽，對高崗表示堅決的支持。隨後高崗翻船，毛澤東也沒追究林彪，而且在高、饒事件後，為安撫功臣又提名林彪為政治局委員。此後林彪深居簡出，到也逍遙自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又突然將無所事事的林彪提拔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面對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毛澤東火速搬兵，電召林彪上山。在批彭會上，林彪調門不高，但語驚四座，“在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別想當大英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提名林彪為國防部長。廬山會議後，當時的中央常委們深知凡與毛澤東唱對台戲都不會有好下場，因而對毛澤東亦步亦趨，不敢有半點遲疑。

大躍進失敗後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害怕因大躍進的罪行被趕下台，陰使軍中親信老帥、及劉亞樓等人遊說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本來林彪不想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的，但有毛澤東暗中命令要自己表態擁護毛澤東，林彪不敢有半點的不遵從。（見吳法憲回憶錄）結果是七千人大會上只劉少奇委婉地批了毛澤東，其他的中共常委們非但不敢批評毛澤東半句，反而爭先恐後地向毛澤東獻寵。但毛澤東對其它幾位常委送來的“秋波”不屑一顧，卻對林彪的維護與吹捧情有獨鐘，手書曹操《龜雖壽》贈林彪以示厚愛。並對羅瑞卿說：“林總講話水平很高，你作得出來嗎？”

此後林彪又在部隊中大力提倡學習毛澤東著作，在軍隊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無疑使毛澤東“龍顏大悅”，對林彪寵愛有加。

但毛澤東坐上皇帝寶座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天下傳給毛家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得掃清阻礙傳位毛家人的所有障礙。劉少奇、林彪這樣的強力人物就是最大障礙！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一定把自己身邊的大員們個個排了一個隊：劉少奇是一定要弄死的。林彪也必須搞死，他兩人不死，我毛家天下就會成他們的。只是劉少奇和林彪二人不能同時搞死，這樣阻力太大。且搞死劉少奇還得借林彪之力。待搞死劉少奇後再搞死林彪不遲。周恩來此人五六年“反冒進”受到批判後再也沒有膽量說我老毛半句孬話，讓他幹啥就幹啥，可作為一個工具使用。鄧小平此人不是很討厭，但弄劉少奇這樣的大人物不找個陪殺場的就有點名不正、言不順。陳雲這樣的人好孬不說，“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朱德年事已高，百事不問，弄他倆真沒勁。

要說林彪在文革中想整那一個人，想趁亂篡位那不是事實，但林彪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扮演的角色又的確不光彩。若沒有林彪在文革前幾年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把毛澤東送上神的地位，毛澤東要發動文革整死劉少奇、林彪不會這樣順利。林彪文革前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實就是自己把自己置於了死地！但以林彪特立獨行的個性是否會主動地去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是個問題。也許這一切是奉毛澤東的命令不得已而為之。到了毛澤東定下決心，以林彪的軍隊為後盾，搞亂中國，趁亂中置劉少奇於死地後，林彪怕是不願幹也只得幹了。當毛澤東強行將林彪綁上文革戰車後，林彪扮演的角色就與廬山會議時的劉少奇一模一樣，那麽他的最後結局也就與劉少奇一模一樣。

文革運動起來之後，林彪對毛澤東是亦步亦趨。並用最動人的語言對毛澤東進行吹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讀毛澤東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經林彪之口傳向全世界的名言譜寫出了人類拍馬屁史的新篇章。面對林彪肉麻的吹捧，在劉少奇沒打倒前，毛澤東當然是興高采烈。

以林彪耿直的個性，是不會對毛如此肉麻吹捧的。筆者懷疑是毛澤東指使林彪這樣做、而林彪又不得不這樣做。

正是在林彪的大力吹捧和全力支持下，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並搞死了劉少奇。現在劉少奇死了，下一個要搞死的目標就是林彪。但此時，林彪似乎還蒙在鼓里。

第八篇：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六十章 生性耿直林彪明里暗里抵制文革 栽培侄子毛賊早定除掉林彪大計



雖然林彪在其整個革命生涯中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但他又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看準了的事敢說、敢做、敢當。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又敢於同毛澤東頂著幹。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更是如此。林彪對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陰謀不是很情願地參與，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關鍵會議――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時，林彪以生病為由不出席會議。直到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後，親自派人把林彪從北戴河接到北京，才不得已勉強出席會議。在這一重大會議上林彪也沒什麽特別的表現。隨後林彪多次隨毛澤東一道接見紅衛兵。在接見時又多次強調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就有與毛澤東唱反調的味道。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在事前沒請示的情況下口授了軍委八條。並與徐向前一道到毛澤東的住所去要毛澤東簽字。這一近乎於逼宮的手法，令毛澤東不得不簽字。本來毛澤東一個月前還在生日宴會上“祝開展全國全面內戰”，你林彪出個軍委八條這不準、那不準，這禁止、那不行，且每一條都頭頭是道，對此毛澤東能不耿耿於懷？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軍區司令趙永夫面對造反派圍攻省委、省政府的行為，直接向林彪辦公室請示後，竟然向手無寸鐵的造反派們開槍，造成幾百人當場死亡。當毛澤東追查時，林彪又懾於毛澤東的權威而矢口否認。軍委八條在全國貫徹的結果是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轉眼間就被打了下去，毛澤東能不看在眼里，恨在心頭？沒有林彪的軍委八條，譚震林、陳毅等人又豈敢在懷仁堂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在批判二月逆流的問題上，毛澤東為大局計強行將林彪綁上自己的戰車，公開說“你陳毅把王明擡出來當主席，我和林彪上山打遊擊”。當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人都異口同聲地討伐陳毅等人，林彪偏偏是緘口不言。毛澤東發出了“軍隊應當支持廣大的左派”指示後，為什麽會出現幾乎所有的大軍區司令都公開支持保皇派，與中央文革所支持的造反派相對抗？這與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又有什麽直接的關系？還有林彪當年的四野部下們在地方的支左中又幾乎全是支持了各地的保守派，這很難說與林彪沒有什麽關系。在一九六七年的“五、一三”事件中林彪為穩定軍隊，秘密支持愛將揚成武、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等人，將中央文革小組公開支持的以總政治部主任肖華首的軍隊造反派一網打盡，又大張旗鼓地把保守派封為“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隱忍再三，只得把林彪支持的、保守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欽封為“革命群眾組織”。此後軍隊的文革基本上按照林彪的“穩定軍隊”的方針進行，沒出現什麽亂子。林彪在文革中還與江青公開發生過激烈的沖突。據林彪秘書回憶：“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一個晚上，秘書正在給葉群講文件，只聽從林彪那邊傳來怪叫：‘葉群！――葉群！――’秘書急忙跑出去，只見林彪氣得臉色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不停地大喊大叫：‘葉群！葉群！’火性如此發作，令人驚駭。林彪怒不可遏地對秘書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只聽見在林彪會客室的門口傳來江青平靜的聲音：‘林彪同志，我有缺點、錯誤，你可以批評，何必生氣呢！……’緊接著葉群去作調解。”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使得他與毛澤東支持的、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關系極為緊張。毛澤東雖然表面上不露聲色，但其內心怕是早就在算計如何收拾林彪了。只是劉少奇沒徹底打倒之前，林彪還有利用價值。不便於下手。現在劉少奇已經徹底打倒了，弄死林彪的計劃提到了毛澤東的議事日程上了。

毛澤東弄死林彪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毛澤東表面上說林彪是接班人。而實際上暗中栽培的是自己的侄兒毛遠新，雖然毛澤東一個兒子瘋了，一個兒子死了，但侄子毛遠新（時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還是個可造之材。雖然此時毛遠新不到三十歲太年輕了，但經過在東北任沈陽軍區政委的歷練已經表現出王者的氣質與風度。毛澤東如能親手將權力交毛遠新最好，如果不能親手交班，則由江青、張春橋過渡，毛遠新從江、張二人手中接過權杖，也是好的選擇。要實現這一交班計劃，就得想方設法弄死林彪一家子！“為侄兒計”， 必須除掉林彪。 如同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為其皇孫朱允文能安坐天下而將大權在握的功臣藍玉全家抄斬一樣。當有人問為何殺掉藍玉時，朱元璋回答說是“為兒孫計”。

一九九九年末，江澤民為首的中共從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處搜出了大量的證據證明了毛澤東想的是把整個中國交給他的夫人和侄子。有了這些證據，那麽找個“莫須有”罪名搞死林彪就不足不奇。

毛澤東弄死林彪的手法與帝王權謀術沒有兩樣，也是再簡單不過了。先是為消除林彪的戒心封其為“接班人”，並把這一條破天荒地寫在了黨章上。一旦林彪認為這“接班人”的位置已穩當了，可以高枕無憂時，再編個圈套讓林彪一步一步往里鉆。再一網打盡。這釣魚的手法在毛澤東的整人戰術中屢試不爽。

一九七Ｏ年初毛澤東對美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說：“什麽‘四個偉大’？討厭！”毛澤東在過去幾年中，當別人當他面喊“毛主席萬歲！”和“四個偉大”時興高采烈、手舞足蹈說：“你說得太好了！”現在他又在美國人面前討厭林彪的“四個偉大”了，這其實就是一個將要對林彪下手的一個信號。此時距離給林彪安上“莫須有”罪名的九屆二中全會還有七、八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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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九二全會亂栽罪名撒下大網 整林預演黃吳李邱先作檢查



一九七Ｏ年八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上召開。十一年前的廬山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此蒙冤，十一年後彭德懷的繼任者林彪在此失寵，雲遮霧障的廬山成了中共兩任國防部長的滑鐵盧。毛澤東選廬山作為九屆二中全會會址是有其深深的含意。

八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召集五人常委們：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開會就九屆二中全會的召開說：“要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不要開成一個分裂的會，一個失敗的會。”會議還沒召開，毛澤東就“很有預見”地說出“分裂”、“失敗”等話來。

八月二十三日會議正式開始。周恩來宣布全會會議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討論戰備問題。林彪在開幕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林彪在講話前與毛澤東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長談。據後來邱會作回憶：聽葉群說，林彪與毛澤東討論了憲法草案，說了吳法憲與張春橋因林虎讚揚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會面地繼承捍衛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吵架的事。張春橋反對“天才地、創造性地、會面地”三個副詞，吳法憲支持三個副詞。毛對林說可以批評張春橋，但不要點名。林彪的講話是即興之作，沒有草稿。除了頌揚毛澤東外，還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林彪也表達了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的一種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

但就是這樣一個講話竟成了毛澤東置林彪於死地、讓他身敗名裂的理由！彭德懷、劉少奇獲罪是因在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提出了批評而獲罪，林彪卻是因為頌揚毛澤東是天才、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而獲罪。林彪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個因誇皇帝獲死罪之人。

當天晚上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發言完全讚成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吳法憲在會上提出第二天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其它的政治局委員們按往常的習慣，認為林彪的發言是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就一致同意了吳法憲的提議。毛澤東批準了吳法憲的提議。決定分組會上討論林彪講話。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組會上，所有發言者紛紛表示熱烈擁護林彪的講話，支持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林彪任副主席，並大肆頌揚毛澤東是天才。

林彪死後被毛澤東提拔為中共副主席的上海造反司令王洪文發言說：“林副主席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了警鐘。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

時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毛澤東警衛部隊首腦汪東興發言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的重要講話，完全擁護剛才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代表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建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我們的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他們還在巧妙地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根據我們中央辦公廳機關和部隊的意見，熱烈希望林副主席繼續擔任國家的副主席。”

因“二月逆流”問題以右派代表出席中共“九大”的陳毅將軍也積極發言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

毛澤東的愛將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濟南軍區司令楊德志等也在會上發言，堅決擁護林彪的講話，支持設國家主席和毛澤東任主席的主張。

全會分組討論林彪講話時，與會代表們都認為林彪講話是代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人人表態擁護林彪講話並要求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林彪任國家副主席。因林彪講話不點名批評了張春橋，所以小組討論會上很多人發言要求揪出張春橋。許世友更是提出要把張春橋送到農村勞動改造三年。

由李雪峰、吳德、解學恭三人於八月二十四日簽發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上不點名地要揪張春橋：“大家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大家聽了陳伯達、陳毅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竟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鬥臭，應該千刀萬剮，會黨共誅之、會國共討之。”“大家衷心讚同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的建議。”

就是這個如此吹捧毛澤東的《簡報》在日後被毛澤東禦批為“反革命簡報”。

八月二十五日風雲突變，毛澤東召集各組組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突然將十一年前揪鬥彭德懷時的一句話：“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辟頭蓋腦地扣在了林彪頭上，並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

十一年前，彭德懷在廬山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毛澤東讓彭德懷充分表演後才出場反擊。這一次毛澤東不等林彪等人充分表演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罪名扣在了林彪頭上：你要吹我是“天才”嗎？那是你“反黨的理論綱領”；你要提“設國家主席”嗎？那是你“反黨的政治綱領”；你要我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嗎？那是你想當國家主席，你要搶班奪權！搞死林彪的罪名就這樣“制造成功”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林彪就這樣評價過毛澤東的整人手段：“他先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再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今後當防老東的這一套。”但毛澤東這套整人術誰也沒有辦法防備的。當毛澤東想整誰時，給你捏造個罪名，你能否認得了？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周恩來、康生奉毛澤東之命連續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談話，要他們就二十四日的小組發言作深刻檢討。

總參謀長黃永勝沒有參加小組會，只是會議途中上山參加會議。黃永勝剛上山就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談話。據《邱會作回憶錄》載：



毛澤東：到廬山來緊張嗎？

黃永勝：我剛到就來主席這里。

毛澤東：搞突然襲擊，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麽？

黃永勝：張春橋不得人心，我們確有些意見，他特別倚重江青同志，我們認為有些事其實是給主席臉上抹黑，政治局其實不團結，張春橋起的作用不好，總理一直在努力工作，擔子重，很吃力。過去沒向主席報告清楚，我負責。

毛澤東：你當然要負責，你是一個頭，張春橋拍江青馬屁有什麽用？

黃永勝：江青自以為有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張牌嘛，他總認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他總認為自己會贏嘛。

毛澤東：大王出過了，小王就當家。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義的，上井岡山的，人不多嘍，為什麽你也不向我報告江青的情況。

黃永勝：我不想幹擾主席。

毛澤東：你們能不能讓我再看張春橋三年？

黃永勝：我是在主席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的，幾十年槍林彈雨艱苦歲月我都是跟主席的，擁護主席的，但中央文革一些為人為事我不同意。造反派到處沖擊，到處奪權，到處打砸搶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這是最難辦的。

毛澤東：你也不讚成成文化大革命？

黃永勝：我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但我不同意打、砸、搶。



黃永勝在與毛澤東談話說反對文革打、砸、搶招來大禍，被毛澤東劃入了反文革的林彪一夥，也成了檢討對象。對黃永勝的人品邱會作很讚揚。如果黃永勝被毛澤東拉過去，事情就覆雜了。

八月二十八日，無可奈何的林彪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我們這些人搞不過他們，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在共產獨裁專制體制下，毛澤東的話就是真理，任何人都不敢違拗，也無法違拗。毛澤東發話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群等人慌了手腳，害怕象十一年前廬山會議上鬥彭德懷時將發言記錄作為罪證而揪住不放。葉群悄悄撕掉了他在中南小組的發言紀錄。邱會作一再提出要從會議記錄中剪去他的發言記錄。吳、葉、李、邱等人此時對毛澤東還心存幻想，以為沒有證據和把柄毛澤東就不會整人了。

一旦中共高層有人被毛澤東認定犯了“錯誤”，必然就要揪出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誰呢？這倒使毛澤東頗費心思了。雖然目標就是要將林彪揪出來，但此時從中央到地方都難以轉過這個彎來，昨日的功臣，怎麽就會一夜間變成禍首？雖然九屆二中全會就是要在黨內挑明與林彪的矛盾，為打倒林彪制造輿論，但此時就把林彪弄下台的確時機不成熟。毛澤東采取了先將林彪穩住，讓黃、吳、葉、李、邱檢討。把陳伯達一介書生揪出來的辦法。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作為會議文件向全會印發。全文如下：



這個材料（指陳伯達搜集的馬、恩、列、斯關於天才的有關論述）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里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配合的領袖，這里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同志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里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麽原因，下山後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麽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止轉動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人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中唯物論的反應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隨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在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澤東此文堪稱玩弄陰謀權術的傑作，本來其矛頭所向是林彪，但卻說什麽“我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兩人一致認為……”這又給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們一種毛、林團結起來整陳伯達的印象。

八月三十一日晚，毛澤東突然提出不在自己的住地美廬過夜，秘密地搬到離美廬一百多米開外的一七五房間，以防不測。

八月三十一日，黃永勝、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作檢討。

九月六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在閉幕會上又唱了一通馬列主義、團結之類的高調。他說：

“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麽第三版中收了恩格斯為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德文第三版寫的序言中的話呀，就照著吹呀。那麽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喲。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

“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的同意，群眾也不高興。”

“所謂講團結是什麽呢？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提出團結的口號總是好些，人多一點嘛，包括我們在座的有一些同志，歷來歷史上鬧別扭的現在還要鬧，我說還可以允許，此種人不可少，你曉得，世界上有這種人你有啥辦法？一定要搞得那麽幹幹凈凈就舒服了，就睡著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時候又是一分為二。黨內黨外都要團結大多數，事情才幹得好！”

周恩來和康生也在會上順著毛澤東的思路講了話。而此時的林彪心中縱有萬語千言，也如刺哽喉，一句也說不出來。

在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後，全會正式閉幕。

就在九屆二中全會剛閉幕時，毛澤東於九月四日找林彪談話。毛澤東對林彪說：“你不要上陳伯達的當，他是把你當作道具，把我們都當作了他打人的靶子。他的歷史很可疑。這點春橋和文元已經向我講過了。你可以找他們談一談。陳很愛嫉妒人，他為了打倒春橋，已經搞了很多的鬼了。”

林彪坐在那里一言不發，臨走時才說：“我和陳伯達沒有共過事，對他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主席怎麽說就怎麽辦吧。反正我是一個丘八，丘八怎麽能鬥過秀才呢？”

廬山會議上有一個特別的人物就是毛澤東的貼身帶刀侍衛汪東興。他在九屆二中全會的表演完全是在勾引林彪等人入毛澤東的圈套。在《邱會作回憶錄》中說汪東興：



一、開幕式後，就告訴吳、葉、李和我以及陳伯達，主席說對張春橋可以講，但不要點名，這樣使大家增強了對張春橋江青一夥鬥爭的決心。

二、為陳伯達印馬列稱天才的語錄，陳叫他印五份給黨委做參考，汪自行印了二十份，首先發給了吳、葉、李和我，並沾沾自喜地說近水樓台先得月。

三、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是全會調門最高的一個，堅決要示設國家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覆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在華北組的會上，汪東興很嚴肅地說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對問題發覺得早，挺身而出捍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然問題就嚴重了，我們再也不能糊里糊塗的了。汪東興的話等於告訴大家有人在反對毛主席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不是泛泛地在講有人反對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動大家起來鬥爭。當有人問汪東興有人反對毛主席當主席這個情況毛主席知道嗎？汪東興說當然知道，不過主席不讓點名實際上已經等於點了名，大家都知道筆桿子指誰，中央全會就那麽二百多人，汪的講話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難怪毛主席說華北組的簡報是反革命的簡報，把大家都煸動起來了。

四、汪東興開會前就給吳法憲打電話，叫吳、李和我發言，還叫吳、李和我鼓動各自所在單位的中委發言。汪還強調說：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是旗幟鮮明，明天就是隨大流了，二十四日晚上汪東興親自給我和李作鵬打了電話。汪幾乎逢人便如此鼓動。

五、搶先出華北組簡報。

六、風雲突變以後汪東興欺上瞞下推卸責任陷害別人，對陳伯達尤甚。汪東興的表現真正是“汪東興一聲炮響，給全會送來了假毛澤東思想，”真正起到了轟動效應，也把大家害苦了。憑良心說，廬山會議汪東興葉群關系最密切，在會上態度最積極，調子最高。吳、李和我及部隊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調子也高，但與葉群汪東興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沒搞清問題，上了汪東興的當，把事情搞亂了，主席在處理廬山問題時把吳、李和我裝進去，把汪東興拉出來，名義上把矛頭指向陳伯達，實際指向林彪，結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東興給漏掉了，汪東興和葉群的關系也沒有搞清楚，葉群和林彪的關系也沒搞正確。

七、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為什麽那樣積極把我們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還是汪自己所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說沒有設國家主席，沒有林彪堅持天才的觀點，沒有陳伯達搞的稱天才的語錄，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嗎？



九月七日，林彪下山，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握雙手，面面相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九月七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下到九江機場向林彪送別，在飛機上幾人合影留念。（這張照片成了以後幾人勾結的罪狀之一）林彪對黃、吳、李、邱幾人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睡覺，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你們有事情多向周總理報告。”

林彪此時已經知道自己會如彭德懷一樣下場了。只是林彪沒想到自己結局比彭德懷還要慘。

一九七Ｏ年的廬山會議上林彪的失寵為全世界留下了一個迷。按常理而言，林彪在會上提出設國家主席只是一個建議而已，決定權在毛澤東手上，算不上什麽大不了的事。就算是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也屬正常，不至於就因此而獲彌天大罪。以林彪當時的身體狀況，連接見一次外賓都要服嗎啡、鴉片之類的東西，否則就挺不住，那還有心思去爭那個國家主席？更沒有精力去當那個國家主席！若林彪真當了國家主席，不說別的，就是一天接見一次外賓都會把他活活累死！中共官方所編造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六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就是不聽，因此才有廬山會議上與毛澤東唱對台戲的事。然而據林彪身邊的秘書和工作人員的回憶：自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取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後，林彪十多年來從來都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主席表態我緊跟，主席同意我照辦。為了提防掉進毛澤東的政治陷井，從來是“先聽他說”，以保持與毛澤東的一致。怎可能在一個“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去鉆牛角尖，與毛澤東六次抗衡？《汪東興回憶錄》中也稱毛澤東六次向其交待不設國家主席。但筆者對此說卻有懷疑。廬山會議上提出設國家主席並讓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意見最早的人正是這個毛澤東幾十年的貼身警衛、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八三四一警衛部隊首腦、毛澤東向其六次交待不設國家主席的汪東興。而汪東興每天與毛澤東不見十次面也要見二十次面，毛澤東既然六次對汪說不設國家主席，何以汪東興偏要在會上極力煸動吳、邱、李、葉等人提出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這不是公然與毛澤東作對？既然汪東興是大會上提議設國家主席最力之人，何以沒有受到毛澤東的一點處罰？為首者無事，而附和者有罪？如此看來汪東興是奉毛澤東之命鼓動林彪手下人馬提出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再出面指責林彪“反黨”，把林彪整死！所謂“設國家主席”之爭只是一個借口而己，若毛澤東沒起心整林彪就算林彪說一萬句不中聽的話也不會把他怎麽樣。反之一旦起心除掉林彪，就算是沒說錯話，沒辦錯事，也會找茬兒，挑毛病，尋口實，轉瞬間置林彪於死地！毛澤東一九七Ｏ年春天對江青和張春橋說：“有人想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我要給他們一個一針見血，幹脆不設皇帝位置，看他們再來爭。”看來早在九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數月，毛澤東就與江青、張春橋等心腹之人為林彪安好了“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的罪名要除掉林彪 。而林彪肯定做夢也沒想過要“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汪東興在毛澤東除掉林彪的密謀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若汪東興明知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而在會上大聲呼籲要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那一定是毛澤東事前對汪東興有特別的交待：引誘林彪和他的幾個心腹幹將上鉤。若汪東興都不知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那麽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有關毛澤東九屆二中全會前六次說不設國家主席一事純系子虛烏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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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步步進逼毛澤東劍指林彪 殷鑒不遠接班人拒不認錯



毛澤東通過中共的九屆二中全會把林彪公開推向了對立面。把林彪、陳伯達提出設國家主席一事提到了“方向”、“路線”的高度。凡是了解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一件小事被提到如此高度，當事人是決無好下場。林彪對此完全清楚。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成天是坐臥不寧，擔心著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不知什麽時候會突然從天而降。而毛澤東則抓住廬山上的“方向、路線”問題步步緊逼，為實現除掉林彪的計劃作組織、思想、輿論的準備。毛澤東招招緊逼，林彪處處被動。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采取的一個重大的預防性措施就是將三十八軍調出北京。眾所周知，三十八軍是林彪的嫡系部隊，其前身是中共東北野戰軍一縱。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為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到處制造“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謠言，把心腹林彪的三十八軍調往北京保駕，確保了毛澤東在文革幾年中坐鎮北京而高枕無憂。現在情況變了，打倒的對象變了，那麽林彪的嫡系在北京不但有礙毛澤東的手腳，而且萬一林彪利用這支部隊搞政變（雖然這種可能性幾乎是零）那麻煩就大了。

九屆二中全會後，陳伯達被投進監獄。陳伯達被關押之初，因深知毛澤東狠毒殘忍，唯恐落得劉少奇被弄死的下場，在關進監獄之時大呼：“我在阜平做過好事。”飽讀聖賢書的陳老夫子大概忘了士可殺不可辱、嗟來之食不可食的古訓，想的是好死不如賴活。獄警不解其意，報告毛澤東。後來陳伯達在獄中竟享受到其他入獄高官們所沒有的最高規格的優待，生活比在家中還好。後來史家透露出了秘密：原來陳伯達在戰爭時期於河北阜平救過毛澤東一命。還算毛澤東天良未泯，且要整的目標並非陳伯達，只是讓他作個林彪的“三陪先生”，才沒把老陳往死里弄。但一切屎盆子、尿盆子都往他的頭上扣，反正他也莫法申辯。

一九七Ｏ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上作了批示：“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麽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

“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找什麽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

“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

一九七Ｏ年十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葉群的書面檢查上作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當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政治路線拋到九霄之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針對葉群說的“與陳伯達鬥爭不夠有力”的話，毛澤東嚴厲地說：“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麽會去同他鬥爭？”“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在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雪峰）、鄭（位三）主持時期那樣。”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軍委辦事組對毛澤東批評軍委座談會不批陳問題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又在報告上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麽總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又在黃永勝等人的檢討上批示：“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們的根本問題是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

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又在一份檢查上批示：“此件留等軍委辦事組各同志一閱。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在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三月十九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在毛澤東一系列批示和黃、吳、葉、李、邱等人不斷檢討的基礎上，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共有中央和地方負責人九十九人參加。四月二十九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總結講話。講話中說：“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去了。希望他們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實踐自己的聲明（即檢查――筆者注）認真改正錯誤。”

毛澤東一方面在思想、路線上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另一方面又開始從組織、人事方面把林彪的所謂“反黨集團”、“組織活動”編得更像樣一點，以便名正言順地除掉林彪。

一九七Ｏ年十二月十日，三十八軍寫了《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送軍委辦事組並報中共中央。報告中說：“陳伯達千方百計突出自己，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陳伯達在處理保定問題中大搞分裂，挑動武鬥，鎮壓群眾，破壞大聯合、三結合。”（保定問題是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堅決反對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一負責人，而此負責人又是毛澤東的中央文革小組堅決支持的人物）

毛澤東當即在報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志，此件請你們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托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毛澤東的批示指責陳伯達亂跑、亂說並安上“北京軍區太上皇”罪名使人莫明其妙，但考慮到是為改組北京軍區尋找借口又不難理解。而其中“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一句純系毛澤東為穩住林彪而捏造的謊言。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傳達討論毛澤東對三十八軍的報告的批示。十二人二十二日召開華北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政委李雪峰進行嚴厲批判。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華北會議上作重要講話，宣布：“將鄭維山、李雪峰調離原職，繼續進行檢查學習，接受群眾教育，待有成效後再由中央分配工作。並宣布北京軍區改組，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

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是毛澤東抓住廬山問題扭住林彪不放所采取的一重大步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搗爛林彪山頭主義的窩子，挖了他們的墻角。”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毛澤東又以軍委辦事組是黃永勝等人“把持”，而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以削弱林彪在軍隊中的影響。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摻沙子”。

毛澤東後來把廬山會議上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改組北京軍區、向軍委辦事組派人三件事稱之為對付林彪的三大法寶：“甩石頭”、“挖墻角”、“摻沙子”。這三件事一做完，林彪的罪名就基本上羅織好了。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上台，對毛澤東的挖墻角、摻沙子一事反覆調查，證明北京軍區的李雪峰、鄭位三和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與林彪除工作關系外，沒有任何其它往來。

罪名編好後，就等讓林彪主動認錯了，然後把他象彭德懷、劉少奇一樣投進大牢關死。廬山會議上追隨林彪的汪東興奉毛澤東之命找林彪談話，逼林彪也寫出書面檢討。據師東兵先生《汪東興傳》中記述：



“我們誰也沒想到會碰到這樣的麻煩，”汪東興說，“怎麽辦呢？”

“慢著，東興同志，”葉群說：“這不是我們的麻煩，是江青、張春橋那些人搗亂，我們是在違心地作著檢查。我聽說主席對你的檢查還比較滿意，是嗎？”

“閉嘴，葉群，”林彪吼道，“你根本不了解情況，插什麽話？讓東興講！”

汪東興是第一次聽到林彪如此粗暴地對待他的老婆。葉群自己也嚇了一跳，手中的茶水也撒了一些。

林彪站了起來，他又恢覆了原來的沈吟。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禿腦袋，竭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他說：“我現在己經無法和黃總長他們保持正常的聯系了，其中當然包括和你的聯系，為的是怕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又在主席面前告黑狀。我經常收到一些來自各地的揭發材料和原始證據，都是他們的醜聞。我無法想象，為什麽主席會聽信他們的讒言！東興同志你跟隨主席多年，你說呢？”

葉群著急地向汪東興耳語，汪東興不慌不忙地說：“我也無法解釋這個問題，不過我還是想，在這種形勢下林副主席為了主動，還是向主席寫個檢查比較好些。”

林彪冷笑道：“你是想讓我授人以柄嗎？我要寫了檢查，主席肯定要批發全黨，那就等於我在全黨全國面前承認了所謂我的錯誤。不，我不會上那幾個筆桿子的當，我沒有什麽錯誤，我也不會違心地寫什麽檢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他們都寫了，結果還是照批不誤！”

“那我們該怎樣收場呢？”汪東興故意問道，“總不能這樣拖下去吧？”

林彪說：“我沒有理由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毛主席考慮的事情。我，還有葉群及其它的部隊同志們都在接受審查，我們的歷史是無可懷疑的。一切讓主席決定吧，我從來相信他的領導和英明、果斷。”



據《邱會作回憶錄》載：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做了檢查後發現毛澤東沒完沒了，想的是只有林彪做個檢查事情才完結。後對葉群說勸林彪做個檢查讓毛澤東消消氣以化解毛、林矛盾。林彪對此給了一個答覆說：“一、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麽可自責的。全會開幕上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會說‘不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麽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前者是老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

林彪的確聰明，他對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的悲劇看得太清楚了，彭、劉二人誰不是一開始毛澤東就欺騙他們說寫了檢查、認識深刻就沒事了？可一旦寫了檢查，認識深刻後就被毛澤東抓住不放，被弄成“反黨集團” 、“資產階級司令部”什麽的。

人在什麽時候是最愚蠢的？從此時的林彪身上也許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當刀架在脖子上時要取其性命了這時候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最愚蠢的。此時的林彪竟對毛澤東還抱有幻想。

林彪不願意寫檢查。又給了毛澤東抓住不放窮追猛打的理由。

一九七一年春，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林彪有什麽態度沒有？他對廬山會議上所犯的錯誤總應當有個交待嘛，有點認識也好呀。……林彪是這件事的發起者和鼓動者，總不能沒有一個說法呀。他不講，他底下的那幾員大將就不好講。都是應付，都是假的。這件事情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多次，都是鬧得天翻地覆，但是不能沒有結論。你可以帶領他的那幾員大將，李德生也去，向林彪匯報一下中央將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請他參加或講話。他當初不是講了許多嗎？這次還是一言不發？”

當周恩來奉命帶領黃、吳、李、邱和李德生向林彪匯報時，林彪坐著只是聽周恩來等人講，自己很少講。最後明確地說：“會議我不參加了，你們看著開吧。總長和幾個副總長有錯誤，你們可以檢討自己的錯誤，認識多少就檢討多少。”

當周恩來帶領黃永勝等人向毛澤東匯報了林彪的態度時，毛澤東大怒，對黃永勝等人說：“你們的檢查是個過場，毫無誠意。以我看，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自己硬要跳下去、還是別人把你們推下去、或者是我們把你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把你們拉回來就看你們自己的態度了。別看有人口口聲聲說他自己對陳伯達不了解，不了解還能跟得那麽緊？我親自講了多少回就是不聽！在黨的會議上公開攻擊黨的一部份政治局委員，鬧分裂。三國時劉備有個將軍叫關雲長，自以為帶兵有一套，打了幾個勝仗就尾巴翹到天上，既看不起孫權，也看不起諸葛亮，直到走麥城失敗得一塌糊塗。你們這里有沒有關雲長這樣的人物呢？我看是有的。自以為一貫正確的人其實是一貫不正確！”

“你們回去還是繼續批陳整風，什麽時候整好了，我們這場鬥爭才什麽時候結束。熬時間，我已經七十八了，但是黨的鬥爭還要繼續一萬年。真理不在自己手里，一萬年也還是要挨批的，這話我已經講了多次，不知你們信不信。”

事後毛澤東對汪東興說：“……這些人我更不把他們放在眼里了，回想黨內的鬥爭，只有這一次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把我捧到天上去了，一個比一個更能吹。其實他們想得到的是什麽？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說穿了，是有人想步劉少奇的後塵，當國家主席嘛。為此就要打倒春橋、文元這些人。我今年七十八，還能活幾年？我一死，他們要打倒的首先就是江青這些人。我不想和他們熬時間了。”

毛澤東已經“不想熬時間”了，為了江青、毛遠新，為了自己死後這萬里江山還是姓毛，就必須弄死林彪！

中共官方對毛澤東弄死林彪的解釋是：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不認識自己的錯誤，最後走上叛黨叛國道路。但林彪的秘書卻有另一種說法：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後，多次求見毛澤東，以消除隔閡。但毛澤東完全拒絕與林彪見面。只在七一年的七月讓江青見了林彪一面，且沒有說什麽實質問題就匆忙結束了。若秘書的說法屬實，那麽林彪不是不想對毛澤東下跪認錯，只是不想留下文字檢查，不想公開認錯。但在中共高層，只要被毛澤東抓住不放了，認不認錯是對其結局沒有絲毫影響，都是一個“死”字！

一九七一年夏，江青、張春橋在與毛澤東談話時就說：“陳伯達的問題說到底是林彪的問題，林彪不作檢查，這個結論就不好做。現在看得很清楚，黨內許多人都在觀望著林副主席的態度。因為有葉群混在一起，許多人都不敢講話。”

毛澤東說：“看來這個馬蜂窩只有我來捅了。”

好一個敢捅“馬蜂窩”的毛澤東！

這應當是毛澤東等人幹掉林彪的最後密謀。

經過幾個月周密思考和部署，毛澤東終於要下手了。

第八篇 ：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六十三章 毛澤東周遊列國造輿論 林元帥昏昏昭昭在夢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上旬，毛澤東召集周恩來、江青、張春橋、汪東興等人說：“我已在政治局會議上打了召呼，從八月十五日起，我開始周遊列國，進行我的遊說活動。我不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跟著別人走，等我遊說一圈回來後過國慶節，然後召開三中全會。”

毛澤東於八月十六日起，沿途分別召見了武漢軍區政委兼湖北省負責人劉豐，河南省負責人劉建勳、王新，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卜占亞，廣州軍區政委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等人。在召見的人中，劉興元、丁盛、韓先楚等人是林彪當年在四野的愛將。

毛澤東對這些人到底說了些什麽？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有如下內容：

“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你們知道嗎？所以你們就要上人家的當了，我們這個黨五十年不容易呀，黨的歷史我看還是讓大家都知道好。路線鬥爭這一課要補上呀。我們同陳獨秀、瞿秋白、李立山、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鬥爭了很久，這次和陳伯達及某些人是第十次路線鬥爭。這十次路線鬥爭中都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成功。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麽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讚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陳獨秀這個人不講民主，怕農民，我就不怕農民，這是和他的最大區別，但是這個人有個長處，不愛財。開頭他搞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八十一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里面有我說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里面怎麽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一九二八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山神氣起來了。從一九三Ｏ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讚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一九三Ｏ年到一九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而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而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遵義會議是張聞天、王稼祥支持的，他們在這點上有功。所以我至今不忘。凡事都要有個交待，有功有過都要記得……”

“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三十萬，到陜北剩下二萬五千人。中央蘇區八萬到陜北只剩下八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願意到陜北去。那時不到陜北，沒有出路麻，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陜北，那怎麽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麽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麽多根據地呢？到了陜北，張國燾逃跑了。長征途中張國燾搞分裂，在關鍵時刻葉劍英立了一大功，你們應該尊重他；百萬雄師過大江時有個前委，主要是鄧小平起作用。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里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麽‘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Ｏ年廬山會議的鬥爭。一九七Ｏ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里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了三個，也瞞著政治局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位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天，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了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不只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麽是天才？‘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嘛。‘九大’黨章已定了，為什麽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是靠群眾路線 ，集體智慧。我看現在我們就要培養年輕人到中央工作，比如上海的王洪文，這個人據說不錯。我們不能光靠老將。還有一個問題，對子女管教一定要嚴格，對他們的缺點不要縱容，要對他們嚴格要求。林彪把他的兒子慣壞了，才二十多歲的娃娃，稱什麽‘超天才’，簡直是亂彈琴。我的孩子我從來不主張他們管得太寬。林彪那里是他的兒子、老婆說了算，很不正常嘛。”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是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麽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麽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麽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彪同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一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以不改，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的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說幾千年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就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嘛。”

“………”

毛澤東連篇累牘地說了這麽多，與歷史事實一對照，沒有幾句是真的。毛澤東把二十多歲的林立果弄來說了一頓，並堂爾皇之地以中央文件名義印發全國，不是忌妒林彪的“天才”兒子又是什麽？

除了官方公布的東西，毛澤東還說了些什麽？

據傳，毛澤東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找來，和顏悅色地問：“你們對黃永勝的印象怎麽樣？”黃永勝曾在廣州軍區任司令員，是丁、劉二人的老上司。劉興元不知內情說：“我跟黃永勝同志十幾年，他意志堅定，是個好領導。”毛澤東當即嚴厲地說：“黃永勝是個政治騙子！你們同黃永勝關系這麽密切，來往這麽多，黃永勝倒台，你們得了！”丁、劉二人一聽此語，額頭上頓時冷汗直冒，顫顫驚驚，連忙表態說：“黨和毛主席英明正確，我在有生之年一定緊跟毛主席幹革命。”毛澤東見狀立即喜形於色，對二人大加讚揚。不久林彪死訊傳來，丁盛竟嚇得目瞪口呆！隨後數天躲在家中不敢出門。可笑的是丁盛一介武夫，毛澤東死後又以為緊跟江青就是緊跟毛澤東，不會錯。誰知毛澤東一死其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就依靠汪東興發動政變把江青抓進大牢。丁盛還是沒逃脫遭整肅的命運。劉興元也因被許世友指責為“不是死黨的死黨”。在成都軍區司令員任上垮台。正應了一句老話：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時任江西省革委主任、江西軍區政委的程世清被毛澤東接見後，嚇得睡不著覺。立即向毛澤東揭發林彪一家人，說林立衡今年某月對他說：你不要同我們林家來往了，弄不好會被殺頭的呀。但這不著邊際的揭發絲毫沒減輕自己的“罪行”，不久程世清就作為林彪死黨被揪了出來。

毛澤東在召見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時說：“廬山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個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大人物，在三中全會對這個問題要講清楚，你們不講，我來講，總是要把問題講清楚的。”

劉豐對毛澤東說：“我們完全擁護毛澤東的指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認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講話影響了毛主席的健康的話，我建議林副主席在適當的小範圍內向主席做個檢討。”

聽了劉豐的話，毛澤東立即興奮起來，拍著自己的大腿說：“你說得好，這個意見在北京是沒有人提的，黃永勝是不會提的。你的態度很好，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就由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希望你實踐自己的聲明，表里一致是一切共產黨的態度，但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貫做到。”

毛澤東的話對劉豐是明顯的不信任，林彪一死，劉豐作為林彪死黨拋了出來。

毛澤東霍霍磨刀、揚眉劍出鞘，為林彪一家人預定了到豐都鬼城去見閻王爺的飛機票。此時身在北戴河休養的林彪一家子又在做什麽呢？據林彪當年的準兒媳張寧回憶：



九月七日，葉群對張寧和林立衡、張清霖說：“過幾天，首長（即林彪--筆者注）要到大連去住一段時間，把首長身體搞好，國慶節回北京去天安門講話。”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給林彪送去了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日程，拒絕過問中央一切事務的林彪指示秘書“一有消息直接報告我”，並幾次向秘書提到“我要見尼克松”。



死到臨頭的林彪，竟冬眠不覺曉！待到夢醒時分，吃飯的家什沒了！

倒是林彪之子林立果對毛澤東外出有幾分敏感！且對局勢的發展很有見地。據張寧回憶：



九月七日，下午三點，林立果接林立衡到五十七樓單獨談話，立果對立衡說：“自從廬山會議以後，一組（毛澤東代號）揪住主任不放，幾次檢討通不過，現在又趁首長（指林彪――筆者注）到北戴河休養，跑到南方巡視，到處公開接見講話，放風，最終目的是要打倒首長。首長身體差，一旦有事，怎麽吃得消？劉少奇、彭德懷的例子擺著。首長又不肯服個軟、認個錯。一組已經擺開了陣勢，絕不會放過首長。與其等死，不如孤注一擲，做一次拚博！”

林立衡因不住在毛家灣，對廬山會議以後的形勢不大清楚，乍一聽林立果的介紹還不敢相信是真的，又聽林立果說要拚，更是心驚。

她問林立果：“你準備怎麽拚搏？主席威望高，稍有不慎，首長更被動。”

立果說：“反正形勢對首長非常不利，坐著等到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一線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勢發展，實在不行就跟一組硬幹，或者到廣州另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遊擊。”

……

……林立果大發牢騷道：“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想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甘心眼睜睜看著首長挨整？！”



林立果的見識、膽略的確勝人一籌，但是，若真是想與毛澤東硬幹，乳臭未幹的林立果實在是太嫩了點。

林立果也太天真，既然你老爸無錯毛澤東也說有錯，很明顯是要你老爸的老命，認錯的結果只能是象劉少奇、彭德懷一樣死得更痛苦。

林立衡一直沒將此事告訴林彪，若此時立即把林立果的想法告訴林彪，那麽幾天後林彪的結局又會是怎麽樣的呢？還會機毀人亡嗎？

第八篇 ：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六十五章 毛澤東殺林彪絕世招法全球驚奇 九一三大謀害史家萬年難見真章



九月十二日，毛澤東秘密回到北京在豐台車站下車後，立即召見了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政委謝富治、第二政委紀登奎，會同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部署搞死林彪的行動。

毛澤東采取了什麽手段來來處置林彪？至今中共官方對此諱莫如深，出版的種種書籍中也只有一句：“汪東興親自目睹了毛澤東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但從當年林彪的準兒媳張寧女士回憶林彪一家人在死前的種種情況，我們能夠看出毛澤東的非同尋常的手段。與整彭德懷、整劉少奇的辦法不同的是，這次是來個突然襲擊，一下子就要了林彪一家子的命。此前林彪到北戴河後就被毛澤東秘密監控了起來。

據張寧女士回憶：



九月十一日，葉群接過了林立果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後，情緒上就出現了明顯的反常。

下午，葉群取消了所有的日常安排，要內勤整理去大連攜帶的物品。

葉群的內勤回憶說：葉群在辦公室和臥室之間出出進進，心思不知道放在哪里。

林彪的內勤回憶說：葉群到了林彪辦公室，林彪起床不久，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葉群問候他睡得好不好，他也不理，葉群在他身邊站了幾分鐘便離開了，走時還說：“唉，首長身體不好，不能動呀。”（指移動搬遷別地）可是她離開沒多久又跑回來，站了幾分鐘不說一句話又走。林、葉兩邊內勤只見葉群不斷進進出出，五個內勤都有同感：“主任今天是怎麽了？誰都摸不著頭腦，卻又不敢問。

……

小孫、小克、小斌三人望著又想出門的葉群，葉群說：“你們收拾東西，注意別漏掉主席和江青寫給我和首長的字條，特別是主席簽字指示過的文件和交代我和首長替他辦事的那些條子，整理好另放，都是證據啊！”

三個內勤懵懵不解，噤若寒蟬地望著邊走邊說的葉群。葉群走到門口停下腳步，頭也不回地自言自語嘆息：“唉、用過我們啦，想不要我們啦，要甩我們啦。”語罷緩緩移動腳步出了門。內勤們瞪大又眼，迷茫地望著葉群背影，以往雌威不再，眼前是一位極度沮喪、佝僂著背的老太婆。

林彪內勤們說，林彪那里一點反常跡象也沒有。葉群多次出出進進，不管葉群說話還是不說話，林彪都沒有反應，甚至後來葉群進去時，林彪連眼睛都不睜開。

據秘書們說，林彪每次到外地休養，事先都向中央辦公廳請假，他的行蹤屬於機密，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

約晚九點半鐘，李處長報林立果從北京來電話，葉群進臥室聽電話再也沒出來。

九月十二日，上午林彪曾傳秘書詢問尼克松訪華日程方面進展。秘書和內勤都未見林彪情緒上有任何異常。秘書說：自林彪到北戴河以後，林彪人未接聽北京方面的任何一個電話，也沒有打電話給北京方面的任何一個人。

反常的倒是林彪專車司機揚振綱，他是北方人，性格忠厚，人緣不錯，“林辦”的人都習慣叫他大揚。自九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李處長（林彪警衛處長）找他談話後。大揚的情緒陡然變化，老躲著大家獨自沈思，職責嚴格規定不準喝酒，從不怎樣喝酒的他，卻喝得醉醺醺，不論誰問他原因，他都不理睬，情緒顯得煩躁暴怒。大揚組織系統歸“林辦”黨委，隸屬李處長直線領導，其他人管不了他。大家見大揚情緒不正常，紛紛猜測各種原因，並向李處長打聽。李處長說：“我也不清楚。”

大揚連續躲避大家三天，直到十二日深夜開車載著林彪等人沖過警衛部隊的防線，進機場並協助林彪上飛機，一同死在外蒙，整個過程非常沈默，始終沒說一句話。

沒有大揚，林彪走不成，林彪有“三不” ，其中之一就是“不是大揚開的車他不坐” 。這個關鍵人物的工作是誰做的？因為只有李處長接觸過他，所有“林辦”的人都懷疑李處長。

當天中午，林立衡和張青霖（林立衡未婚夫）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到北戴河，林立衡分析林立果回來後一定有所動作。張青霖非常焦急，因為不掌據底細，深恐飛機一旦真的上了天，不知道往哪飛（林立果七日曾向林立衡流露過去廣州），建議向中央報告。林立衡認為情況還不明朗，向中央報告怎麽說，萬一林立果回來什麽動作也沒有，怎麽向中央解釋？怎麽向林彪交待？豈不是置自己於被動？以後真的有什麽事，連中央也不會再相信她說的話。權衡利弊，為了防止萬一，張青霖提出四條防衛措施：

一、調動警衛部隊砍樹欄車，防備葉群突然出走；

二、派有去機場破壞飛機；

三、林立果一回來，借談話之機綁架林立果；

四、等林彪清晨出來轉車，把林彪救走。

四條措施都被林立衡否定，她認為情況未明之下先自行動一定會遭葉群反制。說不定會被栽上“殺人” 、“企圖謀害首長”的罪名。最不利於己方的是沒有任何一個警衛幹部敢執行為四條，雖然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弟弟，但在職務一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個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豈可沒有證據亂動他們，搞不好所有的人都會認為林立衡是“謀反” 。

……

最後兩人取得共識：由林立衡出面先找少數主要工作人員秘密打招呼，讓他們知道葉群和林立果對林彪安全造成威脅，要他們注意林立果回來後的動向，保護林彪。

下午被召來談話的人有林彪的馬列秘書老李，值班秘書老宋，內勤警衛處長老李，還有外勤警衛處長老劉四人（當天老劉已從大連布置完警衛工作返回北戴河）。

眾人聽到林立衡當面敘說林彪安全有危險，威脅來自葉群和林立果，十分震驚。不約而同對林立衡提出質疑：“你有什麽證據，不是你家庭鬧矛盾開玩笑的事。”

林立衡一時無法說明白，只得強調：“主任說是去大連，不一定是去大連。最好讓首長別動，哪里都不去最保險。”

……

眾人大吃一驚，一起轉向李處長問道：“你察覺有什麽反常？”

李處長搖頭道：“沒有。哪有什麽反常，我一點沒看出。”

林立衡當機立斷，向四人具體交待任務，尤其盯緊李處長：“首長的安全你負主要責任，你要把關。主任和立果要帶首長走，你一定不能上車，你不上車，首長就不會上車，你一定不能讓她們帶走首長。如果首長出事。唯你是問。”眾人齊聲附和林立衡意見，認為李處長為一關卡住，林彪就不會出問題。

李處長反駁說：“你又沒證據，我怎麽好擅自做主？如果主任叫出車，我不出車，首長咭問起來，責任誰負？現在關鍵的是要有證據，有證據什麽都好說，甚至抓人我都敢！”李處長態度強硬，說得也有道理。

………

北京方面林立果準備回北戴河。正當此時，林立果得到急報：毛澤東突然返回北京，已到西山落腳，不見任何人，行動反常。林立果懷疑有人泄露他這方面動態，又認為毛澤東行事詭異多變，秘密返京必定對林彪有不利的行動。他留下周宇馳等人處理北京善後工作，再去北戴河會合，自己匆忙起程趕回北戴河。……

……

……林立衡從林彪辦公室出來後，就問林立果：“你下面打算怎麽辦？”

林立果說：“走！”

“往哪走？”

“去大連。再不行就去廣州。到哪都行。看情況吧。”……

林立衡看著林立果又到葉群辦公室去，便帶上張青霖直奔八三四一部隊找姜隊長，要求用他們的電話直拔中央。接電話的是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張耀詞師長，林立衡說：“首長要動，可能安全上有問題，請你馬上向中央報告。”

張耀詞很吃驚，叫林立衡說清楚，因為對林彪的安全他負有責任。

林立衡說：“葉主任和林立果有些反常，恐怕對首長安全不利，請中央制止首長行動。”

張耀詞認為事關重大，問林立衡：“你有什麽證據。沒有證據不可以亂講。”

林立衡一時語塞。張清霖一旁著急：“幹脆說了吧！”

林立衡猶豫，林彪態度沒摸清楚，怎麽能講，葉群和林立果是林彪妻兒，說出去會給林彪造成很大被動。直到此時，林立衡原則上還想在內部憑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她認為，只要中央不許林彪離開北戴河，葉群林立果的計劃就得逞不了，所以林立衡沒有向張耀詞說出真情，只催促張耀詞向中央報告林彪不能動。

張耀詞答應林立衡向中央報告，但放下電話以後很久沒有回覆，據說是找不到周恩來。

據內勤們說，訂婚儀式結束不久，葉群帶著林立果又返回林彪辦公室，秘書們雖然進去監視，但不能進辦公室，只有小張、小陳借著服侍林彪的理由進去，但這次談話關著門，小張、小陳又不能做得太過分露出破綻，所以無法聽清他們完整的談話。小張和小陳貼在門縫上聽，只聽到葉群幾句斷斷續續的話：“……不知，去廣州怎麽樣？……”據小張、小陳說葉群那語詞像是勸做林彪的工作。但是他倆始終聽不到林彪開口說話。摸不清林彪態度。幾十分鐘後葉群帶著林立果離開。林彪仍像往常一樣，靜坐沙發上一言不發。

……（大約晚上十點）

林立衡向張耀詞報告：“首長明天早晨去大連，你們千萬不要讓首長動！”

張耀詞卻說：“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不說清楚怎麽向中央報？”

……

北京方面周恩來查問二五六號專機下落，三十四師參謀長胡萍報告說在山海關機場停降。二五六號三叉戟是林彪專機，林彪外出行動都乘坐它，周恩來查問此機並未引起胡萍特別注意，他還向周恩來報告這架飛機有故障。當天傍晚回山海關，林立果帶了四個機械師，最後有三個摔死在溫都爾汗。我後來曾聽幸存的機組人員講過，他們跟機的任務就是因為飛機有點小毛病要加以維修。

周恩來查問二五六號專機的情況立即由山海關機場通報給林立果，林立果指示機場：“再有人查問，就說飛機出故障，由機場修理。”

……

事件以後，我從一位秘書那里聽到一個當時的情況：周恩來知道北戴河情況以後，除了立即向毛澤東報告，還向毛澤東請求讓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談話，摸清他真實思想，最後爭取他一下。毛澤東不批準周恩來去北戴河見林彪。

據林彪的兩個內勤說，這一段時間只見葉群和林立果不斷往林彪辦公室跑，有時圍著林彪嘀嘀咕咕，有時站在林彪身旁一句話不說，站一會兒就走，隔一會兒又來，不管葉和林立果說話或不說話，林彪始終不開口。

十一點多了，林彪始終沈默，林立衡摸不到她爸爸的真實態度，非常焦急。直到此時，她還寄希望於中央，認為中央能夠保護林彪，因為即使她把情況告訴了工作人員，大家雖然執行監視任務，但人們受精神崇拜的桎梏束縛，仍然不相信的居多。張青霖再一次提醒林立衡去向林彪說明，立衡卻顧慮林彪生活上長期受葉群控制，沒有葉群的直接罪證，恐怕說了也無濟於事，因為葉群已向林彪做工作去廣州，林彪未理睬葉群。她自己再去說恐怕更增林彪煩惱，反而摸不著林彪真實態度。

……

……見林立衡推搡林彪的內勤小陳：“你快去聽聽他們說什麽！”

小陳說：“聽不清！我和小張貼著門縫聽，主任和立果說話聲音太小。首長根本不說話。”

立衡說：“想辦法啊！”

……

不一會兒，小陳端著茶盤從林彪那邊走廊上的小側門里冒出來，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進去，剛走到沙了後面就被立果發現了，兇巴巴地推我出來，差點把我推倒；嚇死我了。”

立衡和眾人急問：“聽到什麽呀？”

小陳說：“我剛進去的時候，聽首長哭（嗚咽）著說‘我至死是民族主義者’，聽到這句，就被立果發現我了，立果推我的時候，首長回頭望了一眼，我看見首長正淌著眼淚。”

小陳和小張在葉群母子走出後，一起進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藥，替他脫衣服，扶他上床睡覺，時間約十一點半左右。

李處長此時接周恩來打給葉群的電話，李處長向葉群報電話後，站在葉群身側，……

……據其他秘書和內勤的回憶，從李處長向葉群報電話，到談話結束，足有半個時辰。葉群真正緊張起來改變行動時間，是在接了這個電話之後。周恩來到底對葉群說了些什麽促使葉群那樣慌張？知情有透露，因林彪在黃博軍校與周恩來的師生關系，林彪一直很佩服周恩來，“文革”中林、葉和周恩來接觸較多，葉群也比較聽周恩來的話。葉群接了周恩來的電話後，立即有了行動，惡性結局很快就發生了。

也有人覺得，二五六號三叉戟專機本就是林彪專用機，隔三差五往來北京與北戴河之間送人員、文件和物品，停在山海關也是正常事，周恩來為什麽還查問，葉群又為什麽無必要地說謊，這是不符合邏輯的。

林立果正進來，葉群急急對他說：“總理知道情況啦！查問二五六號飛機，你快打電話通知機場做準備，叫內勤帶上東西馬上走。”

李處長和葉群是在秘書值班室接的電話，林立果當即用值班電話通知機場給飛機加油，做起飛準備。

……

林立衡和張青霖下車佯裝回東邊房間，見我進了西邊房她倆立即借夜幕的掩護，直奔五十六樓只幾十米遠的警衛部隊值班室，急電中央找周恩來。接電話的卻是另外一個人，指示姜隊長命令林立衡、張青霖、和我三人隨同林彪、葉群一起上飛機。姜隊長傳達中央指示後，林立衡急得哭，張青霖大怒，欲奪姜隊長的手槍自行解決問題，差點釀成火拚事件。

九十六樓，葉群領著林立果又來到林彪臥室，李處長隨後也跟進來，他們母子倆默默地站在床頭望著入睡的林彪，看了一會兒，什麽也沒說又離開了。看得出，葉群對下一步關鍵性行動仍有猶豫忌諱。

……

林立衡和張青霖跑回警衛部隊值班室，周恩來仍然不接電話，林立衡急得嚎啕大哭，對張耀詞說：“你們再不采取措施！葉主任就要把首長帶走了啊！”

張青霖搶過電話，擂著桌子大罵：“你們都是混蛋！早向你們報告了情況，為什麽遲遲不采取行動！葉主任馬上就要走。你們立即采取措施！首長出了問題，你們要負責！這個責任你們負得起嗎？！”

張耀詞說：“中央沒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總理已下令封鎖機場，我只能命令警衛部隊阻止他們出北戴河。”

……

這時林立果接到山海關機場急報：“總理電話指示，沒有他和李作鵬、吳法憲、李德生四人共同簽字，任何飛機不得從山海關起飛。”

周恩來親自下令封鎖機場，林立果得報後丟下電話報葉群，葉群帶上林立果直奔林彪臥室，小陳和小張見狀跟進，見葉群撲向床頭，一把拉起進入睡眠狀態的林彪，大聲喊道：“快起來吧，有人來抓你啦！快穿衣服走吧！”

李處長從門外探進頭觀察動靜，葉群向他命令：“快去找大揚！通知備車！”李處長轉身跑出去。

……

直通林彪臥室的地下車庫，揚振綱發動了防彈紅旗車，李處長坐準了車位。葉群和林立果一邊一個扶架住毫無生氣的軟綿綿的林彪上了後座，劉沛豐提著公文包也擠了進去。小陳和小張見李處長也在車上，一時不知如何動作，眼巴巴地看著車子開走，時間已是深夜零點以後。

……

車子繼續向蓮花峰出口急駛。下面一段是李處長在專案組里所說的情況：

李處長突然命令大揚：“停車！”

大揚剛剎住車，李處長迅速開門躍出，返身問車內人，“你們想到哪里去？”

車內一時無人答腔。

瞬間後，聽到林彪說：“到伊爾庫次克！”

李處長說：“當叛徒我不去！”

林立果向李處長開了一槍。

李處長負傷，拔槍還擊一槍，然後倒地，車子門從里面關上急速開走。

李處長槍傷在胳膊上，由張青霖和八三四一的醫生共同進行急救包紮。張青霖是外科手術醫生，檢查傷口時發現槍傷是自傷。外勤警衛處長老劉會同八三四一姜隊長，以及其他保衛幹部再次驗傷，確定張青霖診斷。

大家再查驗林彪專車和李處長手槍，發現在前門內壁有一彈孔，是林立果人里往外打的；李處長的槍顯示只發一彈，車廂前後排都找不到彈孔，也找不到彈頭。

李處長為什麽命令大揚備車？

李處長為什麽自己先行上車？

李處長為什麽自傷？

李處長以誰的名義做大揚的工作？

周恩來的電話是李處長報給葉群的，為什麽要隱瞞說話時間？

“林辦”和林立果的所有電話事後得知都被李處長監控。

當夜葉群的情緒變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及時清楚，“適時添火架柴”，九十六樓里的內線是誰？

據林彪的內勤們回憶：林彪在北戴河那段時間，並未頻繁地傳召李處長，仍是老規矩老習慣，不是坐著閉目養神就是睡覺，極少傳人。

林彪的專車高速行駛，到達機場後直沖到二五六號專機前停下。

……

來不及搭舷梯，從機頭駕駛艙里放下一個軟梯，葉群第一個，林彪第二個，身子還軟綿綿的，由第三個大揚從下面扛頂往上送，葉群在上面拉，劉沛豐第四個，林立果提著手槍斷後。

……

林彪五人上機後，連同機艙里四人，共是九人。飛機發動時，加油車斜停跑道上，本來加油車停在飛機前面，可以攔阻飛機起飛，不知是誰卻命令加油車開到一邊去。

……

此時空中傳來飛機聲，……事後才知道，這是飛機飛走後又返回的聲音，離第一次起飛時間相隔二十多分鐘。

九十六樓的人都聚集在坡頂向機場方向遙望，只聽得飛機在機場上空轟鳴盤旋，大家都認為飛機回來了一定是想降落。當時“林辦”的人已離開機場，誰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飛機起飛後下了封鎖機場的命令，地面所有燈火熄滅，飛機無法降落。這一情況是由執行封鎖任務的戰士回來後所說。

飛機向蓮花峰飛來，在九十六樓上空盤旋，久久不離去，大家仰望著它，最後見它在空中劃出一個形似問號的線路，然後向北方飛去，再也沒有回來。

當時大家解不開飛機為何在空中劃問的謎，後來得知機場關閉的消息，不但山海關機場關閉，當時相關的機場也關閉，其後兩天全國機場實行禁空令，任何飛機不得起飛降落。



從張寧女士的回憶中，我們能夠看出林彪被謀害的全部過程和操作手法：

在整個謀殺中，林彪的衛士李處長扮演了一個最關鍵的角色。當毛澤東需要林彪時，李處長是林彪最忠誠的衛士。當毛澤東需要除掉林彪時，李處長就利用多年來在林彪面前獲得的信任，讓林彪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送他走上黃泉路！

毛澤東早在南巡時就通過李處長的密報，密切地注視著林彪一家子的一舉一動，葉群和林立果的反常言論和舉動，盡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

李處長在三天前就向林彪的司機大揚交底，讓他送林彪上黃泉路。極度的思想矛盾導致大揚異乎尋常的失態。

李處長在把林彪一家子騙上飛機大功告成後，不願陪葬，又怕引起“林辦”人員的懷疑（因有密旨不怕引起官方的懷疑）而自傷，不禁使人想起了《紅燈記》中的王連舉。劇中自傷的王連舉背叛了共產黨，李處長也背叛了跟隨多年、待他不薄的主子林彪。

當毛澤東得知葉群對坐飛機出走猶豫不決時，不失時機地派出周恩來去“架柴添火”，力促林彪一家子半夜上飛機。若白天上飛機，就難辦了。飛機可以在白天強行降落。

張寧回憶中有個極其重要的細節：葉群說：“你們收拾東西注意別漏掉主席和江青寫給我和首長的紙條，特別是主席簽字指示過的文件，交待我和首長替他辦事的那些條子，整理好另放，都是證據啊。”這說明毛澤東親自寫字條，要林彪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壞事。可以這樣說：林彪在文革中所幹的所有事都是毛澤東指使的，都是被毛澤東所逼的！

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海軍政委的李作鵬將軍回憶說：“想了二十年終於想明白：那天晚上是怕林彪一家人不上飛機走。”

在毛澤東的追殺令中是要林彪全家人（包括未過門的兒媳、女婿）的命。來個斬草除根！

最絕的一招就是當林彪飛機一起飛，就下令全國機場關閉，令林彪一家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等林彪從睡夢中清醒後想回山海關機場降落時，黑燈瞎火，永難降落。一旦油料耗盡，林彪一家子就自己去見閻王爺！

什麽叫殺人不見血？什麽叫殺人不用刀？什麽叫作案不留痕？什麽叫吃人不吐骨？看看毛澤東弄死林彪的全部過程你就會明白。

筆者遍翻古今中外謀殺案例，象毛澤東這樣“天才地、創造性地”殺人方式絕無僅有！如果這種殺人方式可以在世界上申請“專利”的話，毛澤東殺林彪的方式當是“天字第一號”專利！

當張寧的回憶文章公諸於眾後，林彪當年的警衛李處長著文駁斥張寧的回憶。但李處長的說法只是把當年中共中央的文件中的說法重覆了一遍，沒有一點新的東西，自傷一事不好辯解就說是林立果在一米處開的槍。這就與官方當年向全國人民傳達的經過不同了：當年中央文件說的是李處長跳車後，車並沒停下，林立果是向後開槍打傷李的，據此判斷李中槍距離至少十米。這更使人產生了懷疑：到底是李處長在說謊還是當年的中央文件在騙人？若真是林立果在一米處開槍，再差的槍法也會打在胸部的。若一米處的槍傷會被外科醫生診斷為自傷，那醫學上己有的論斷還得全部推翻請李處長重寫。當然林彪一家子也死了，也沒有人出來與李處長對證，這玄龍門陣就隨便李處長咋編都行。

林彪飛機是如何墜毀的，又是一個難解之迷。據中共官方解釋說，是因為“倉皇出逃，油盡墜毀。”但在一九九八年筆者從一張中共報紙上看到：據蒙古溫都而汗當地的目擊者說，林彪飛機墜地前，飛機已是一個大火球。二ＯＯＯ年中國某地方小報登出一篇文章說林彪的飛機是被蘇聯導彈擊落的――這看來是最有可能的了。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與蘇聯水火不容，發現了從中國飛往蘇聯、蒙古的不明飛機肯定會立即擊落。事後蒙古為此還專門提出了抗議。但毛澤東指示中國駐蒙使館對抗議保持沈默。最近幾年，網絡上又有汪東興指使人在飛機上安下定時炸彈的說法，還有定時炸彈爆炸前飛機駕駛員與飛機上人員的對話。飛機駕駛員潘景寅哭著對林彪說對不起首長的話。不知是真是假？

林彪的死，周恩來的態度令人關注。周恩來與林彪相識於黃埔軍校，當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林彪是黃埔第四期學員。在中央蘇區周恩來是中央三人團成員，林彪又是其手下最得力戰將。在所有中央高層人士中，林彪對周恩來最為敬重，將其引為師長。文革時期林彪生病，前去看望林彪最多的高層人士就是周恩來。九月十二日夜，當毛澤東作好準備要弄死林彪時，周恩來對毛澤東說：願親赴北戴河，最後爭取一下林彪，勸林彪認錯。遭到毛澤東嚴詞拒絕。據周恩來侄女回憶：當林彪死訊傳來，在場的工作人員忽聽有人號啕大哭，回頭只見周恩來背對眾人，雙肩抽搐！……林彪處死後，汪東興奉命抄林彪的家，搜出不少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與林彪、葉群的合照。上了林彪“賊船”險些被關押的汪東興不忍周恩來受牽連，將照片悄悄地交給了鄧穎超。

當毛澤東正在策劃如何置林彪於死地時，林立衡竟要中央保護林彪，這無異是與虎謀皮。萬幸林立衡尚存，保有林彪一點骨血，也給毛澤東留下了一點“斬草未除根”的小小遺憾。但死罪逃脫，活罪難免，隨後四年林立衡被關進大獄，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下差點就見到閻王爺，還是周恩來出面保護，才幸免於難。毛澤東死後，林立衡、張青霖夫婦走上一條艱難的呼籲共產黨為其父平反昭雪的漫漫長路。但平反昭雪談何容易！毛澤東一生壞事作盡，但中共不敢否定毛澤東，若再給林彪平反，這毛澤東在中國人民面前將是一個什麽形象？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共產黨自己。共產黨是寧願把林彪抹黑，也不願還毛澤東的本來面目。這關系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林彪既然從青年時代就立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並付出了一生。那麽死後再扮一副“鬼相”，為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光輝型象”“增光添彩”又何嘗不可？

得知林彪摔死在蒙古國，毛澤東興高采烈，當即與身邊工作人員和汪東興等人舉行慶祝會。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見《邱會作回憶錄》788頁）

“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死後，毛澤東再次面臨孤家寡人的難堪境地，不得已又把自己當年痛罵的“右派”們：朱德、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人拉在身邊，以穩定軍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一個座談會上說：“你們不要講它（指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個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是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慣會委過於人的毛澤東故伎重演，將一切罪惡推在林彪身上說：“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統統搞掉。”當然如果老帥們不健忘的話，應當記得起當年毛澤東反擊“二月逆流”時說的：“你陳毅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我和林彪上山打遊擊。”和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專為“二月逆流”一事發動與會代表們對他們的嚴厲批判。可是在隨後召開的“軍隊老同志座談會”上，朱德、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譚震林等老帥們卻又拿出當年整彭德懷、劉少奇的勁頭，對林彪投身共產黨以來的“罪行”進行憤怒的揭發和批判，在專制制度下，每一個人都失去了做人的起碼尊嚴。其中有些人或許在暗中慶幸從此後能得到毛澤東的寵愛也未可知。會後總參謀長黃永勝畢恭畢敬地逐一為老帥們打開紅旗轎車的車門，實指望這些老帥們在“皇上”面前美言幾句，以免落得同林彪一樣下場。可這些老帥們一掃往日晦氣的面孔，突然變得趾高氣揚。

林彪一死，當年的老部下們從此交上了厄運。九月二十四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其家人們全部被捕入獄，罪名是“參加林、陳反黨集團的宗派活動，陷得很深”。還有一條最離奇的罪名說林彪通過吳法憲私調飛機，要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一道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在這四人中，李作鵬夫婦是最有骨氣的，面對毛澤東的淫威，不編造任何謊言往林彪身上潑污水，其妻甚至以自殺方式抗議。而吳法憲則是毛澤東需要什麽就給什麽。叫怎麽編就怎麽編。甚到編出了“葉群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那里擺？’”的最明顯的謊言。就算林彪一萬個想當國家主席，葉群這樣有教養，有知識、有文化的聰明女人也不可能對吳法憲說得如此赤裸裸地。（後來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對此說法加以了澄清，說這話是汪東興說的。）其它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凡是當年林彪老部下多數又被扣上“上了林彪的賊船”的罪名而遭清洗。據《吳法憲回憶錄》中說林彪死後，被清洗的軍隊軍以上高級將領達八百多人。其中著名的有軍委辦事組中的王宏坤、張秀川，成都軍區司令梁興初、政委陳仁琪、謝稼祥，新疆軍區司令龍書金、武漢軍區政委劉豐，雲南省委書記周赤萍等。其中王宏坤當年在張國燾手下任軍長，因支持張國燾被關押批鬥，改換門庭後二十五年又再遭厄運。中共軍隊中歷經戰火考驗的一代精英又遭此一劫。張正隆先生在《雪白血紅》一書的采訪過程中問一當年林彪部下：算一下當年第四野戰軍師級以上將軍有多少人挨整？此人快人快語：還是簡單點，算算沒挨整的。不僅如此，連林彪身邊的警衛、秘書、工作人員等統統入獄。據統計因林彪事件而遭誅連者達數十萬人。（一九七一年底筆者在榮昌煤礦子弟校讀中學時，有七、八名部隊的同學寄讀。其中一名女同學李建英，其父是團級軍官，被指認成林彪爪牙，全家被遣送回農村老家。據其它部隊的同學說：這段時間其父臉色難看得嚇人）

林彪是毛澤東從戰爭年代直至文革時期幾十年中極為信任的極少數之一，現突然被弄死，這又給毛澤東出了一道大難題：怎樣向共產黨、軍隊、全國人民解釋清楚這件事情？經過多少個不眠之夜，毛澤東夫妻二人才想出了兩條妙計：一是把一封致江青的信，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國各界傳達。落款時間定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信中說：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朋友的講話，（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筆者注）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的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麽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烴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撕得粉碎了。”

“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會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倒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這封信的來歷甚是蹊蹺，捏造的可能性極大。江青對汪東興說周恩來當年知道。而其他在世的中共高官們無人知曉。但此時的周恩來己是一具木偶，毛澤東怎麽說，他就怎麽答應，鬼曉得周恩來是否知道。反正林彪死了，死無對證。毛澤東這封信，與其說是寫給江青的，不如說是他夫妻二人再合演一出欺騙世人的雙簧戲。中共共黨史專家王年一所著《大動亂年代》一書中說此信周恩來看後就被毛澤東銷毀，這就更奇怪了，一封銷毀的信，五年後竟能回憶出來，誰信？以給老婆信的方式來證明搞死林彪的正確，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原形畢露。

再說，以中共體制，林彪在這樣重要場合的講話，講什麽事前要向毛澤東請示，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林彪敢信口開河隨便講“政變”什麽的嗎？

想當年，林彪剛講完話時，毛澤東專門為其發了中央文件，稱他的講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件。”怎麽轉眼間就成了被林彪逼的呢？無非是說林彪當年大念政變經，現在又搞反革命政變。還有所謂“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莫非毛澤東在六六年就計劃“過七八年”把林彪搞下台？

再一條就是捏造了一個林彪得知毛澤東沿途與各地負責人的談話內容後，驚恐萬狀，於九月八日手書一紙條：“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說此字條在周宇馳自殺時撕毀。以證明林彪參與了謀殺毛澤東的活動。但一張紙條可隨意找人仿冒筆跡寫出撕碎並拼湊出來，且周宇馳已死，無人對證，遠不能作為林彪謀殺的依據。據林彪秘書和工作人員回憶，林彪在北戴河時沒有任何返常之舉，也沒見過任何人，也沒打電話與任何人聯系，也沒任何人來找過林彪。何來謀殺毛澤東一說？再說以林彪沈穩的性格，就算得知毛澤東要置其於死地，也不會“驚恐萬狀”的。

還有就是編造出林立果為暗殺毛澤東而組織了一個“小艦隊”。在林立果死後把凡與林立果有工作關系和其它某種關系的人冠之以“小艦隊成員”全部逮捕，單在空軍機關就有兩千多人成了“小艦隊”成員。但這幾千人在關押時沒有一人說得出“小艦隊”的來歷、搞了什麽活動、林立果向他們發過什麽指令之類的“鋼鞭材料”。空軍某機關一處長，因林立果一次下基層想吃螃蟹，這處長專為其弄了幾只。林立果一死，此人搖身一變成了“小艦隊”成員被關押，要他揭發林立果的陰謀暗殺活動。可憐這處長受了無數次毒打還是什麽也不知道。莫明其妙地關押十年後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出來。

林彪死時筆者還是十六歲的少年，正讀初中。記得學校傳達的有關中央文件中提到一件事實：林立果與駐河南某部師政委關光烈密謀調兵攻打中南海，林立果還專門帶關光烈到中南海察看地形。若真有此事，關光烈就是最重要的謀殺毛澤東的證人了。可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竟沒有一個字提到關光烈此人此事。那麽所謂謀殺毛澤東一事就只可能是子虛烏有的了。更可笑的是近年披露出來的事實是：關光烈僅是林彪辦公室的一個小小的的黨支部書記。為了栽贓，竟無中生有地把他“封為”師政委了。

雖然此信和字條從方方面面來看都是假的，但當時的中國誰又敢去揭穿毛澤東的無恥謊言呢？只有官雲亦雲。毛澤東指馬為鹿，國人也只得說那是一只十惡不赦的梅花鹿。

第八篇 ：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六十六章 提拔造反司令當中共副主席 挖出聖人孔丘作批周大靶子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令全世界大吃一驚的是留著“資產階級”式偏分帥哥頭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總司令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隨後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成了繼毛澤東、周恩來之後的第三號人物，並且從七四年一月起接替病中的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此事真使人費解。一般認為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是江青、毛遠新，弄一個三十八歲的造反司令當中央副主席還真是有點邪門兒了！但是對毛澤東這一舉動，筆者認為有兩層意思：其一、毛澤東推出三十八歲的王洪文當黨的副主席，其主要目的是對中共高層的試探：如果王洪文這樣年輕當副主席黨內沒異議，那麽五年後的十一大再推出三十六歲的毛遠新當副主席，再讓毛遠新名正言順接班坐天下。可惜老天沒讓毛澤東活到中共的十一大。老實的華國鋒又背叛了他，毛澤東的“家天下夢”就夢斷紫禁城。其二、文革發動後受到中共各級黨組織的抵制和反對，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起提拔他上高位是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一九六九年，毛澤東為了提拔毛遠新當沈陽軍區副司令，竟把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小的副營長孫玉國提來當沈陽軍區副司令――這下子就沒有一個人敢說不該提拔小毛子了――比小毛子更嫩的孫副營長都可破格提拔，那麽提拔小毛子算個啥？

毛澤東破格提拔孫玉國與王洪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日後破格提拔毛遠新制造氛圍，制造輿論，為毛遠新上位開路。

每一個偉人在歷史上都只能起一種作用，天生毛澤東於世，不是讓他來治國平天下，而是在中國搞“政治運動”，搞全國全面內戰，給中國人民制造災難。

林彪死後，毛澤東不知什麽原因，竟大病一場，差點跟隨林彪而去。不過毛澤東畢竟是真命天子，林彪的冤魂還不足以置毛澤東於死地。覆活過來的毛澤東整天無所事事。不知那根神經出了問題，把死了幾千年的孔老夫子從棺材里挖出來批判鬥爭。與死去幾千年的老祖宗過意不去，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所沒有過的。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恥辱！

一九七三年春，毛澤東寫詩一首批評郭沫若尊孔：



郭老從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

崇拜孔二先。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關於批判孔子的指示作為重要內容向會議傳達。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說：

“郭老在《十批判》里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本位主義。孔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面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一樣啊。我讚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不指名地批判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外交部說：“外交部有若幹問題不大令人滿意。”“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開始為搞死周恩來制造輿論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澤東給江青念了他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反文王。



從此詩中看出毛澤東骨子里對中國古代第一個封建暴君秦始皇的崇拜，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行的讚揚。早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談及秦始皇時，林彪就指責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當即反駁說：“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生，我們在一九五七年坑了幾十萬儒，我們超過秦始皇幾百倍！”

毛澤東還對江青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制，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

毛澤東對江青說這話時請注意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毛澤東把為自己打天下的最大功臣林彪斬草除根，難免在中共高層引起恐慌和各種議論。說毛澤東太殘忍了。對此毛澤東也不是毫無察覺。因此把孔子的儒家學說弄出來亂批一通，擡出“法家”來為自己屠殺功臣尋找理論上的依據。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

在一個外國政要面前大談秦始皇，這本身就夠荒唐可笑的了。恐怕沙菲先生在聽此話時，除了禮節性地點點頭外，對毛澤東說的話一句也沒聽懂。

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者”桂冠戴在毛澤東的頭上。可毛澤東自己卻自封“秦始皇”，沒說自己是什麽“馬克思主義”者。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中記述：毛澤東對馬爾羅尼說：“我是中國歷代皇帝的傳人。”毛澤東自比秦始皇，遺憾的是只能在屠殺無辜、殘害人民方面比秦始皇高明萬倍，在文治武功方面，毛澤東豈能望秦始皇之項背？秦始皇以一區區秦國，合縱連橫，遠交近攻，文武並用，能吞並六國，建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真無愧千古一帝，其蓋世殊勳前無古人。而毛澤東連一個小小的台灣島都統一不過來，香港、澳門又不敢奪回來，被蘇俄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也拉不回來，又拿什麽功業去與秦始皇相比？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搞得民窮財盡，白骨成山、冤獄遍野、國勢衰敗，經濟崩潰，又有何德何能敢與秦始皇平起平坐？

在毛澤東有關“批孔”的號令下，自九月起，全國重要報刊相繼發表了一系列的批孔文章：九月四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發表《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九月十五日，上海市委寫作組石倫發表了《論尊儒反法》、九月二十七日，中央黨校唐曉文發表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十月十六日，上海市委寫作組康立發表了《讀＜封建論＞》、十一月一日，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發表了《秦王朝建立過程中覆辟與反覆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這些文章大多牽強附會、編造歷史，把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說成了最庸俗、荒唐、簡單的儒、法兩家的爭鬥史。

江青、張春橋把自孔子以來的歷朝歷代大儒們如董仲舒、朱熹、程頤等從棺材中挖出來出了狠狠揪鬥了一番，唯獨對近代大儒曾國藩網開一面不批不鬥，原因是毛澤東青年時代說過一句話：“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如再把曾老夫子揪出來，江青的耳光豈不是煽到了毛澤東的臉上了？

就在一片批孔聲中，毛澤東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命令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此時的周恩來已身患絕癥倒在床上。批判周恩來的理由是：在一次外事工作中說錯了話。至於周恩來說錯了什麽話，中共從未公開過此事，筆者也不能妄加猜測。據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的回憶錄中提到，在此期間，他與周恩來在會談中談及越南的事情，周恩來竟暗示不希望美軍從越南全部撤出，以免越南成為蘇聯勢力範圍。這令基辛格先生大吃一驚。莫非毛澤東是為此事？當時的中國在世界極為孤立，除了極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外，幾乎與其它的國家沒有來往。不知毛澤東所指說錯說是否就是此事？

在中共最高層的批判周恩來會議上，每一個政治局委員輪番上陣，對周恩來的錯誤進行無情的批判，深恐態度不堅決而又受到拖累。江青在批判中竟說出了：“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話來，實在令在坐的中共高官們人人毛骨聳然！江青的話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沒有與毛澤東的密商，江青會這樣說話？

莫明其妙的“批林批孔”運動這時直奔主題，原來這一運動的首要目標竟是中共建黨以來在血腥專制政治最高層摸爬滾打幾十年的不倒翁、在中共黨內、軍內、全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來！

周恩來自一九五六年被毛澤東批了“反冒進”後，從此閉上鳥嘴，不但不敢說一句不中聽的話，而且在毛澤東屠殺功臣的“系統工程”中扮演了一個十二分聽話的幫兇角色，沒有周恩來在一旁任勞任怨、默默無聞、默不做聲地為毛澤東磨屠刀，並將功臣們捆綁上屠宰場，毛澤東不知還要費多大的牛勁才能實現其心中的“遠大理想”。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心就象諸葛亮對阿鬥一般，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但就是這樣一個幾十年來勤勤懇懇、忠心耿耿的老管家竟也成了毛澤東的屠宰對象！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毛氏夫婦為何要與周恩來過不去？說到底還是怕自己死了而周恩來還活著，自己安排毛遠新接班的事被周恩來打破。現在周恩來得了絕癥，能死在毛澤東前最好，如果不會病死在毛澤東前，也要找個罪名把他搞死。“批林批孔”運動就是想先給周恩來安個罪名，如果他經得活，就以這個罪名置其於死地。如果經不得活，就算了。

批判會後，毛澤東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軍委會議成員時講話再次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

批了孔夫子，批了周恩來，再把林彪與孔夫子聯起來批判。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發七四（1）號文件》之名轉發了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匯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此材料羅列了林彪的三條“語錄”與孔夫子兩千年前的三句話相對應，作為林彪效法兩千年前的孔子克己覆禮，覆辟資本主義的罪證：

其一：林彪書贈葉群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覆禮。

孔子《論語、顏淵》：克己覆禮為仁，一日克己覆禮，天下歸仁焉。

其二：《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對過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孔子《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其三：吳法憲交待林彪的話：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

孔子《論語、子路》：必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這個材料以給孔子的話扣上“覆辟奴隸制的綱領”的罪名，來說明林彪書寫的條幅也是為“覆辟資本主義”。

如果說一九七三年毛澤東發出批孔指示後報刊上發表的批判文章還是對孔子的思想進行批判的話，那麽一九七四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後的批孔文章就完全變了，借批孔子為名，行攻擊周恩來之實。孔子從未當過什麽宰相，批孔文章捏造出孔子當“魯國宰相”；周恩來病入膏肓，批孔文章即編出“七十一歲的孔子重病在床時期”。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更提出“批現代大儒”說：“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難道現在沒有儒了嗎？沒有為什麽反孔老二？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

中共黨內第二把手實在難當，劉少奇二十幾年來對毛澤東唯唯喏喏，最終難逃滅頂之災。林彪吸取教訓後，對毛澤東大肆吹捧，步步緊跟，到頭來折戟沈沙，客死他鄉。林彪死後，周恩來升為第二把手，再次成為毛澤東的“奮鬥”目標。但毛澤東整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人們出於畏懼或被蒙騙而不多說，整周恩來肯定有人會公開說不！紅軍時期即任軍團長的王震就曾私下對人說：主席整誰人們都能理解，唯獨整周恩來令人不解。再加老天“照應”周恩來，讓他身患癌癥。毛澤東面對病入膏肓的周恩來，批了幾個月也自覺沒趣而偃旗息鼓。否則周恩來定會被毛澤東揪出來示眾！成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頭子而遺臭萬年！

就在“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進入佳境時，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會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江青有野心，他想讓王洪文做委員長、他自己做黨主席。”

毛氏夫婦自文革以來，以一對絕色特技演員身份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毛澤東不好明說的話由江青說，江青不好明說的話由毛澤東說。現毛澤東在把劉少奇、林彪弄死後，公開把後事安排說了出來，一是未雨綢繆讓政治局大員們有個心理準備。二是投石問路試探大員們的種種反應，以便采取相應措施。只是毛澤東、江青的如意盤算能行得通嗎？老天爺能讓禍國殃民的毛澤東順利安排後事嗎？

第八篇：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六十七章 拉攏軍隊不成江青放火燒荒 洪文無人買賬老鄧重新出山



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吶喊聲中，江青已“英明地”預見到毛澤東在世之日不多，未來江山屬誰尚難預料，環視政治局袞袞諸公，無人敢與我江“哀家”爭雄。以自己皇後的特殊身份，步呂雉、武則天、慈禧的後塵大有希望。但是專制政治場上最大的資本是手中要有軍隊，要想成一代女皇，沒有槍桿子是不行的。趁現在毛澤東虎威還在，把軍隊要人們拉在身邊，為日後君臨天下打基礎，就算不能象武則天一樣登基，搞成慈禧式的垂簾聽政也行。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以送《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批判材料為名，給空軍司今馬寧寫信。（此信在江青被捕後，成了馬寧投靠江青證據，江青被捕後，馬寧即被清洗）

同日，江青給二十軍防化連寫信。

一月二十二日，江青給海軍政委蘇振華寫信。

一月二十四日，江青又給中央軍委及全軍指戰員寫信。

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又給“洪文、劍英、春橋、小平、錫聯、振華”寫信，並“請轉世友、紫陽同志。”

此後江青又多次以個人名義給軍隊一些要人們寫信。

毛澤東對江青一系列拉攏軍隊的活動表示堅決的支持，簽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下發全黨、全國、全軍。可惜江青名聲不好，個人素質、魅力太低，再加文革期間無故打倒大批黨、政、軍幹部，大家都把這一仇恨記在江青頭上，因此對江青的信不甚理睬。只有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對江青給浙江二十軍防化連寫信感到受寵若驚，連忙組織南京軍區黨委學習江青的信並寫出學習總結報告，還授意防化連、二十軍黨委向江青寫了致敬信外，其他信件發出後猶如石沈大海。

大多數軍隊要人對皇後江青的信不理不睬，令江青惱羞成怒。毛澤東也懷疑軍隊對自己的忠誠。二月八日，王洪文、張春橋受毛澤東之命在軍隊的會議上說：“總參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對總政治部可以奪權。總後勤部垮得愈快愈好。”三月五日，江青召集軍隊文化部負責人陳亞丁等人開會說：“今天我是鬥膽，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我就是要在軍隊放火燒荒。”三月六日王洪文在總參某部匯報時說：“總參的問題盤根錯節，要繼續發動群眾，把蓋子揭開，搞總參領導的問題。”三月十七日，張春橋聽取總後勤部匯報時說：“不要怕派性，打內戰也可以，有些問題要靠打內戰才能解決。三月十五日，王洪文在總參作戰部匯報時又說：“如果蘇聯、美帝真的打來，我懷疑作戰部會有維持會，真的打起仗來，會有維持會長、副會長，一套班子齊全。三月下旬王洪文對王秀珍說：“幾個總部多次運動蓋子沒有揭，人換了路線沒有換，修正主義路線沒有變。”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下令《解放軍報》停止編發稿件。雖未停刊，但在此後的一百七十八天中每天只能轉載其它報刊的文章。

軍隊“放火燒荒”幾個月，毛澤東和江青很想找出一個頭面人物把他弄成林彪的樣子，但環視周圍，竟沒有發現一個象樣的目標，不但難以下手，而且無從下手。這不禁令毛澤東和江青大失所望。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不能整，幾大軍區司令不敢整，下面不聽話的軍長、師長、部長們弄起也沒多大意思。再說整林彪已使軍人們人人自危，再弄下去如果真有不怕事的發動政變什麽的就不好收拾了。最後把李德生作為替罪羊，撤消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之職，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對李德生的處罰是毛澤東當政後最為寬宏大量的一個。自毛澤東執掌中共大權後，對所謂犯了錯誤的中央副主席一級人物，輕則一撤到底，重則是戴上“反黨集團頭子”、“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派”的帽子抓進監獄弄死。這也許是林彪事件受到廣泛非議，而對軍隊采取了某種懷柔政策的緣故。

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年時間，老家夥們根本不買他的賬。到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澤東不得不重新啟用鄧小平。

鄧小平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鄧賢先生說：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就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四人的歷史。此話看來有一定道理。

一九Ｏ四年，鄧小平出身於四川廣安縣。一九二Ｏ年，年僅十六歲的鄧小平就與周恩來等人在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二年加入了當時由留學生組織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底被派往蘇聯“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二六年底回國後又被派往馮玉祥部參與北伐戰爭。國共分裂後，鄧小平又到了上海中共中央機關，據說是出任中央秘書長一職。時年二十三歲。

一九二九年七月，鄧小平被派往廣西，組織了廣西右江的起義並出任紅軍第七軍、第八軍的總政委。如果說此前鄧小平只是在中央機關幹一些無關緊要的雜事的話，那麽廣西之行就是他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生涯的開始。

廣西起義失敗後，鄧小平率殘部退回江西，與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匯合，廣西之行不成功的軍事生涯使他在中共高層失去了信任，被貶為一縣委書記。看來鄧小平的軍事才幹上遠遠不如林彪。

一九三三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系統遭破壞，中央由上海遷往毛澤東的紅軍根據地。中央局一到蘇區，就對毛澤東開展了一系列的批判鬥爭，鄧小平作為毛派人物遭到打擊並被關押。主事者竟是鄧小平一同在法國留學的李維漢。因鄧小平“犯了錯誤”，其革命伴侶金維映與鄧小平離婚，並嫁給了李維漢。與鄧小平同時遭打擊的還有毛澤東之弟毛澤覃及謝唯俊、古柏。史稱鄧、毛、謝、古事件。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召開，據鄧小平本人說是以中央秘書長身份出席了會議。但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身份出席遵義會議一事毛澤東當政時無史可考，最權威的有關出席遵義會議名單是當年陳雲在傳達會議精神時所寫要點中列出的全部出席者名單，其中也沒鄧小平大名。

遵義會議後，鄧被派往林彪的一軍團任政治部下屬的宣傳部長。比鄧小平小兩歲的林彪成了比鄧小平高三個檔次的頂頭上司。

搞軍事鬥爭不行，搞政治鄧小平堪稱是行家里手，毛澤東在用人問題上倒是獨具慧眼。抗戰爆發後，鄧小平出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八年一月就任一二九師政委。從此與軍事幹才劉伯承組成一對老搭檔。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鄧小平提升為中央委員。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在與蔣介石的爭霸中，劉伯承、鄧小平所部第二野戰軍是毛澤東的主力部隊之一，但其戰績比起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和粟裕的第三野戰軍就大為遜色。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劉、鄧大軍奉命進軍西南，鄧小平受命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主持中共西南的黨、政、軍工作。

一九五二年，鄧小平出任副總理一職，並先後兼任財政部部長、交通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一九五四年出現了所謂的“高饒反黨集團”事件。在這一事件中，鄧小平充當了打手角色，成為反高、饒的急先鋒。由於這一功勞毛澤東又為其加官進爵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年又與林彪一起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鄧小平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事，看來只有最後一次有史可考，有文可查。也許鄧小平前兩次僅是一個為會議作記錄之類的小小角色。當了皇帝後覺得太掉價，自己給自己封了一個“秘書長”。以鄧小平當時的資歷、功績、年齡，當“秘書”尚可，想帶“長”不行。其女鄧楠在《鄧小平》一書中說鄧小平是在遵義會議召開前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並以此身份參加會議，但此說沒有任何證據。另外鄧小平遵義會議後在林彪手下當宣傳部長一事，在一些詞典、傳記中變成了“鄧小平遵義會議後任紅軍政委”一句含混不清的話。也不知這個“政委”是團政委？師政委？軍政委？軍團政委？還是方面軍政委？讓人搞不懂。

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可別小看這黨代會上作報告，自中共“七大”起，凡在黨代會上作修改黨章報告的人都會成重量級人物。也就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飈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

此時的毛澤東最欣賞的人恐怕就是鄧小平了。據赫魯曉夫回憶，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莫斯科時向赫魯曉夫介紹鄧小平時說：“看見那邊的那個矮子麽？他非常聰明，並且有著遠大的前途。”中共中央總書記有著遠大的前途不是皇帝老兒又是什麽呢？看來毛澤東早就預感到自己死後鄧小平會成紅朝皇帝。

一九六二年，當毛澤東的大躍進把中國搞得赤地千里，白骨如山之時，鄧小平與劉少奇一道讚同搞包產到戶，並說出了一句萬代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當毛澤東處心積慮地想搞掉劉少奇時，鄧小平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面人物被拋了出來。但毛澤東當時沒想過要搞死鄧小平，只是為了證明劉少奇有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才讓鄧小平陪劉少奇上法場。早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澤東就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我的意思還是要鄧小平出來，起碼是個常委。”有這一道聖旨，文革中對鄧小平的批判就“溫柔”得多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說：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當劉少奇被武裝押送到河南開封單獨關押，其夫人王光美被捕入獄時，鄧小平夫婦卻一同遣送到了江西省某拖拉機廠做工，周恩來又專門找了當時江西省委負責人程世清，說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要他多多關照。

林彪被害後，給鄧小平的覆出提供了天大良機，鄧小平也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一歷史性的機遇，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揭發批判林彪。同時對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並向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毛澤東此時正因林彪事件而聲名狼藉，急欲幹點事以收拾黨心、民心、軍心，一見鄧小平的信，不禁龍顏大悅。當即在鄧小平的信上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隨後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多年以後，當人們把毛澤東手下的兩個卓越人物林彪和鄧小平相比較時，可以發現：林彪在軍事上的才能舉世無雙，遠遠高出鄧小平幾個檔次，論政治才幹林彪也比鄧小平高出許多。但從其它方面來看，就很難說了。從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學》角度去觀察二人在“心黑”方面是半斤八兩：林彪的長春圍困戰竟忍心活活餓死幾十萬與戰爭無關的百姓，其心之黑也只有鄧小平“六、四”下令在天安門廣場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進行血腥屠殺可“媲美”。林彪在一九六七年初下令對造反派開槍鎮壓，也是世界上心子黑盡的典型範例。但在“臉厚”方面林彪就差了鄧小平一大截。鄧小平能忍人所不能忍，當造反派對其進行批鬥時，鄧小平的認罪態度是最好的，為了贏得毛澤東的“芳心”不惜自掌嘴巴，高喊“永不翻案”，而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被毛澤東安上罪名後竟拒不認錯，要與毛澤東論理。若從孔夫子的“修身”角度去分析，林彪的“修養”和“城府”也遜鄧小平一籌：鄧小平極善討毛澤東的歡心，也懂得什麽時候、什麽程度地與毛澤東頂牛。與其他高層人士也相處極融洽。而林彪性格孤僻，說話直來直去。在與同級和上司相處中主要還是以自己的才幹獲得信任和尊重。毛澤東在戰爭時期信任他是因為他的軍事才幹，在文革時期信任他是要借他的力量倒劉少奇。一旦毛澤東不借重林彪了肯定就會要他的命。若從老子的“道”的角度去觀察，林彪“道術”高明，但“道行”淺了，鄧小平的“道術”不精，但“道行”就比林彪深得多了。《封神演義》中的黃龍真人道術最差，每戰必敗，但其道行深厚，修得了正果，誰也奈他不何。而許多道術高明之士因道行淺薄，終成封神榜上有名人物。若從佛家學說去觀察，鄧小平的“慧根”深過林彪一大截，“定力”也高出林彪許多倍。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的“文革”進入第八個年頭，中華民族在毛澤東制造的浩劫中民不聊生，無休止的批判鬥爭，搞得天怒人怨，毛澤東自己也甚感疲備不堪，想歇一會兒了。也難怪，八十多歲重病纏身的老人成天想著如何算計別人、防著別人算計自己能不累嗎？可諾大一個中華江山，無數的軍國要務得要人管才行。毛澤東環視左右：周恩來病重在床不能視事，且犯有錯誤，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一年，元老們無人買賬，江青雖野心勃勃可惜心長手短，攏人無術，治國無方。思前想後，只得把被打倒的鄧小平推上前台，統領全黨、全國、全軍。此舉雖不十分情願，但也不得不如此。真是人算不及天算，王者大難不死，鄧小平此次覆出為日後最終登上中國皇帝寶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代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十二月，毛澤東又對周恩來、王洪文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

一九七四年底，毛澤東發出了“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了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四屆人大會上，鄧小平又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短短十余天，鄧連續幾次加冕，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統領全國，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空前的。中共老一代精英在被毛澤東整肅貽盡後，鄧小平正是“人才難得”。行將就木的毛澤東十幾年來成天高喊防止赫魯曉夫似的人物上台，誰知他卻鬼使神差地親手將鄧小平這個貨真價實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扶上台。

毛澤東為什麽把鄧小平扶上台？幾十年後引起了人們的種種議論，鄧小平的政治、治國理念毛澤東十分清楚，從來是不講什麽階級鬥爭的，但毛澤東卻偏把他扶上第二把手的高位。事實表明：毛澤東重用鄧小平，其實就是為了把鄧搞下台。當時的中國政壇既然毛澤東屬意的是江青當黨主席接班，再經她之手傳毛遠新。那麽就要考慮如何為其接班掃清障礙。當初“解放”鄧小平的原因主要是因林彪事件需要做點收拾黨心、安撫元老之舉。但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後，以其資歷、威望、才幹竟無形之中對毛澤東的後事安排形成了很大的威脅。一九七四年十月，身為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為“風慶”輪事情與江青、張春橋等人公開頂牛！你既不仁、我也不義，幹脆給他提供一個舞台讓他表演一番，再扣上一個屎盆子轟他下台。江湖上有“養大吃肥”一說，正是此意。這個辦法在收拾高崗、劉少奇、林彪等人時，是屢試不爽。再說，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想弄他不但不好找理由，而且不好安罪名，只有把他扶上高位，才能名正言順地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一下子把他搞下台。著名政治小說作家師東兵也是持這一觀點。後來江青、張春橋在鄧再次打倒後，在不同場合多次泄露出了這一“天機”。鄧小平對毛澤東扶他上台的意思一定是心知肚明。幾十年來的經驗表明當二把手的下場總是悲慘，與其顫顫驚驚地當差辦事被搞下台，不如甩開膀子大幹一番。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你毛澤東在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數了，饑寒交迫的中國人連飯都吃不飽，我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下台之時老百姓總要說我兩句好話。

在林彪準兒媳張寧女士的回憶錄中，南京軍區某副政委的兒子這樣調侃毛澤東的整人手法：“想那麽多幹啥，上頭看上誰誰就大禍臨頭，他捧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死；他捧劉少奇，劉少奇給整死；他捧林彪，林彪又摔死。他捧那個，那個準沒好下場。他打個噴嚏淹死你，打個哈欠掀得你底朝天。”這次捧鄧小平肯定也是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只是鄧小平也是真命天子，王者不死，不管毛澤東如何算計也動不了鄧小平一根毫毛。

第八篇：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六十八章 不怕再打倒鄧小平全面整頓 甘當還鄉團走資派公開覆辟



鄧小平覆出之時，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嚴峻，工廠停工，交通癱瘓，各行各業都處於半死不活的混亂之中，而對如此難局，鄧小平以其獨有的膽識、魄力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

鄧小平是聰明的，他在貫徹自己的東西時，總要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把毛澤東的“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自己的口頭禪，隨時掛在嘴上。

為貫徹自己的整頓部署，鄧小平將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人扶上台，安插在重要的崗位。為了讓他們大膽整頓，又給他們鼓勁說：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別人抓辮子、打棍子，不要怕別人說你是還鄉團回來了！並自我解嘲地說：我頭上的辮子就象維吾爾族的姑娘一樣多。在鄧小平的壯膽下，文革前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出山後，還真有那麽一股“還鄉團”勁頭，使得鄧小平的整頓工作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收效極大。

全面整頓從鐵路運輸開始。一九七五年二月，鄧小平主持召開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鐵路運輸工作的決定》。重新“解放”後覆出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親臨問題嚴重的鄭州、徐州、太原、長沙等地進行整頓，並召集幾十萬人的大會，反覆宣講《關於加強鐵路運輸工作的決定》，並對這些路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把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統統搞了下去。此後鐵路運輸嚴重堵塞的局面很快扭轉，自四月份起月月超額完成運輸計劃，客運的正點率也大大提高。鐵路運輸整頓的成功，不但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歡迎，而且為其它各條戰線生產的恢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五月，鄧小平在北京召集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和十一個大鋼廠及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鋼鐵工作座談會。會上鐵道部長萬里介紹了鐵路整頓工作經驗。鄧小平兩次在會上談話，提出整頓鋼鐵工業的四條辦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建立強有力的獨立的生產指揮系統。在這個座談會上，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自己整頓的理論依據，提出了著名的“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五月至八月，教育部長周榮鑫（原周恩來秘書）在鄧小平的堅決支持下，針對文革對中國教育的巨大破壞，積極著手進行整頓。在幹部教師座談會上發表了一系列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講話。他說：“毛主席當時講的五百萬，是指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國有二千五百萬知識分子，是否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一提知識分子就罵一通。”“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只能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不培養幹部辦大學幹什麽？”“我們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的傾向很嚴重，非出問題不可。”在周榮鑫的指示下，《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學習文化知識，並向下面吹風“恢覆從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作法”。這一系列的講話，在當時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擁護和支持。也使幾千萬青年學生們看到了一線人生的希望。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此會上鄧小平針對中共軍隊二十余年中產生的“腫、散、驕、奢、惰”問題，提出解決領導班子的“軟、懶、散”。提出抓編制、抓裝備、抓戰略，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重要位置。此次會上，葉劍英針對江青去年向軍隊寫信、送材料等行為說：“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你們要抵制，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樣做。”葉劍英還親自給各大軍區、各軍種兵種領導有打招呼，悄悄透露毛澤東在政治局會上對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批評，要他們警惕，把部隊帶好。其實毛澤東批評過的人多著呢，而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其本意並不是像葉劍英向下面透露的那樣。據某作家在其所出版的書中說：鄧小平曾與葉密謀趁毛澤東臥床不起時發動政變抓捕江青等人逼毛就範，但葉劍英以毛澤東雖癱在床上但頭腦十分清醒弄不好會出事為由阻止了鄧小平的密謀。此時病倒在床的毛澤東那里知道鄧小平、葉劍英背地里搞的這些鬼名堂。當葉劍英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制造出對江青等人極不利的謠言，並向全軍和全國廣為散布之後，江青等人在國人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這為毛澤東死後江青等人的迅速垮台典定了民心基礎。

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國務院在昔陽縣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華國鋒在會上作了《全黨動員，苦戰五年，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鄧小平在會上講話，強調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重要性。

鄧小平在抓全國各行各業的事整頓同時，又組織文人寫出了三個著名的文件，這就是在日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江青等人大批特批的“三株大毒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第一篇由谷牧主持寫作，文章圍繞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一主題，提出一系列的具體做法、辦法、措施。第二篇由胡耀邦主持、胡喬木協助寫出，內容主要是針對文革對中國科學技術工作的重大破壞而提出一系列恢覆發展科研、充實科研隊伍的措施。此文胡喬木多次修改後，送毛澤東審閱。由於毛澤東不同意而被擱置。第三篇文章是鄧力群主持下，於八月起草的，此文根據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精神，把毛澤東年初的幾條指示作為今後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當然主要還是闡述鄧小平的“全面整頓，發展經濟”思想。此文毛澤東見是以自己的“三項指示”為綱，當即圈閱。但時隔不久，此三篇文章就成了鄧小平“覆辟資本主義”的罪證而被猛烈批判。鄧小平轟轟烈烈搞整頓時，毛澤東手下的文人張春橋、姚文元也不甘寂寞，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主持選編了馬、恩、列、斯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三十三條，寫出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兩篇文章。此兩篇文章對毛澤東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闡述和發揮，為毛澤東制造的貧困和苦難尋找理論依據，把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當成“資產階級法權”大加撻伐。此兩篇文章都是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澤東批準的。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對各條戰線大力整頓取利了豐碩的成果。當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一點九。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十五點一，農業總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點六。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深得人心的整頓為自己撈到了一筆巨大的政治資本。

鄧小平在大搞整頓。此時的毛澤東也病入膏肓癱睡在床上，一切軍國大事都靠其侄兒毛遠新在其耳根邊匯報。並把“聖旨”傳到政治局。一個癱睡在床上的老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是大中國的唯一主宰。江青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通過毛遠新向毛澤東奏本，想盡快把鄧小平搞下台。毛遠新在毛澤東病重時以聯絡員的身份淩駕於中共政治局之上，這其實是毛澤東向世人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我死後，未來中華江山還是姓“毛”！毛澤東也自知不起，若不盡快把鄧小平趕下台，這萬里江山在自己一命嗚呼後肯定姓鄧了。我拚命打下的江山不能讓這小子撿便宜。到一九七五年的下半年，毛澤東即開始有步驟地實施其怎樣把鄧小平搞下台的“熊貓計劃”和“接班人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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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評《水滸》老毛最怕被架空 倒小平後事安排現端倪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同北大中文系教師蘆荻一次談時就《水滸》一書評論道：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投降。”

……



毛澤東的夫人江青說得更加明白。八月下旬，江青說：“主席對《水滸》的指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九月十二日，江青又說：“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是對歷史，對當前也有現實意義。因為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天還會有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現在我們批《水滸》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蓋，架空晁蓋。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臣請到梁山上，把重要的領導崗位統統占領了。”

“架空”二字毛澤東不好說出口，由其夫人說出最恰當。

蘆荻一介書生，在毛澤東眼里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何以能一睹天子聖顏與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對坐評書呢？蘆荻受毛澤東召見一事本身就非同尋常。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利用批一篇文章、一本書、一出戲而發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清洗異己的手法太熟悉不過了，人們預感到一場新的政治風暴就要來臨。同樣人們也在紛紛猜測：這投降派是何人？這宋江又怎麽會搞修正主義呢？當年宋江架空了晁蓋，莫非今天鄧小平架空了毛澤東？

這毛澤東評《水滸》倒也別具一格。我等草民百姓看此書時，就算手拿放大鏡看一百遍，也看不到什麽“宋江架空晁蓋”的主題，就是文學大師魯迅先生也說宋江是因為不反皇帝就接受招安去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只有毛澤東這種嗜權如命、對權力高度敏感的人才會產生宋江架空晁蓋的感覺。

此時的鄧小平怕是做夢也沒想過要架空毛澤東，但江青“鄧小平架空主席”之言不經意間啟發了鄧小平。幾年後，當江青在獄中享受“英明領袖”華國鋒賜的牢獄之“福”時，鄧小平悄悄地、不動聲色地、不知不覺地、輕易地就把華國鋒完全“架空”了。

蘆荻當天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交姚文元。姚文元立即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將此談話“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澤東立即批準。

自八月底起，中共機關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水滸》的文章。

對毛澤東、江青利用評《水滸》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專制場上的老鬼周恩來是心如明鏡。在最後一次被推進手術室前大聲表白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並對前來看望他的葉劍英等人說：“要注意鬥爭方法，不能讓權力落入江青手中。”

毛澤東處心積慮地要把江山傳給江青、毛遠新，看得最明白的、竟是幾十年來最沒脾氣、最唯唯喏喏的周恩來！臨死之前的周恩來竟敢公開向毛氏夫婦叫板，這令毛始料不及！此時的周恩來想的是：反正也活不了幾天了，被毛澤東整死是死，被癌癥折磨死也是死，管他娘的，再不把話說出來就沒機會了。

面對病入膏肓的周恩來，毛澤東還真沒轍，把他弄成走資派？弄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弄成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弄個反黨集團？都不行！早知他是這副臉嘴兒，不如當初就把他同劉少奇、林彪等人一鍋燴！毛澤東、江青受了臨死前的周恩來的一肚子氣竟找不到機會來發泄，只有在他死後把他當成走資派大批一通。

周恩來為阻止毛澤東把權力交江青可謂煞費苦心。其“注意鬥爭方法”意思莫非是說在非常時期要盡量順著毛澤東，保住現有職位，不要再被打倒？

據說這期間鄧小平與葉劍英密商：趁毛澤東癱在床上抓捕江青等人逼毛澤東就範。但葉劍英以毛澤東雖然癱在床上，但腦子非常清楚，搞不好就是自投羅網而阻止。此事不知是否屬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評《水滸》運動一變而為“反擊右傾翻案風”。十一月初，當時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毛澤東侄子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並指責鄧小平的整頓是“修正主義路線”。在此之前，毛澤東召見鄧小平說：“由你主持政治局會議，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鄧小平婉言拒絕說：“我是桃花園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讓毛澤東萬分的不爽。隨後決定：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並對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嚴肅批判。會後，中共政治局報請毛澤東同意後，決定停止鄧小平的工作。毛澤東出於戰術上的考慮，決定讓鄧小平“專管外事”。

毛澤東公開發動文革是在“北大點火，自下而上”，而這次批鄧變換了地點和方式，成了“清華點火，自上而下”。

十一月三日，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人上書毛澤東反映遲群、謝靜宜問題的信件的批示。毛澤東批示中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以傳達這個批示為楔機，轟轟烈烈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

十一月八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張春橋受毛澤東之命責令周榮鑫作檢查。清華大學先後召開一千三百多人的黨委擴大會議和全校大會，批判周榮鑫和劉冰。在大批判的基礎上，遲群等人組織人力物力在清華大學校園鋪天蓋地地貼滿“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又指示中央政治局召集有一百三十多名黨政機關負責人參加的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此要點主要是毛澤東對劉冰等人信件的批示。這個打招呼會議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作了組織上、思想上的準備。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機關各部委主要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第一書記通報了打招呼會議情況，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十二月一日，《紅旗》雜志發表了以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名義所寫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纂改》一文。十二月四日《人同日報》頭版頭條全文轉載此文。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討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鼓擂響了。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又轉發了《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報告中稱：“今年七、八、九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若不出現意外的話，將是以鄧小平的徹底倒台並誅連一大批“全面整頓”中的得力幹將而結束。然而天不作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逝了。周恩來作為共產黨核心領導人之一，幾十年來一直在獨裁專制血腥政治的驚濤駭浪中巍然不動，除了他見風使舵，對毛澤東不敢有半點不恭外，其個人的超凡魅力不可低估。此人為人處世十分得體，言談舉止風度翩翩，凡與周恩來有一面之交的人無不對其交口稱讚，再加上周恩來在中共開國後一直在世界舞台上縱橫捭闔，因此在中國和全世界享有極高的聲望。但毛澤東顯然在周恩來去逝之時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竟讓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毛澤東的本意是周恩來與鄧小平思想右傾，是一丘之貉，等追悼會後再把鄧小平搞臭，讓人們認識到周恩來的右派面目。誰知事與願違，此時的中國人民己不是文革初期可以隨意欺蒙的阿呆，在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害擇其輕，人們肯定是選周恩來。再加鄧小平的整頓大合民意，此時毛澤東又把鄧小平與周恩來相聯系無形之中竟幫助鄧小平贏得了更大的聲望。在周恩來去逝後再對鄧小平大肆撻伐只能使人們更加同情和支持他。毛澤東低估了周恩來在中國的威望，也高估了中國民眾對自己禍國殃民政策的承受能力。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之初周恩來去逝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也預示著這一運動的結局不妙。

周恩來去世後，經江青保舉、毛澤東權衡再三，選擇了名不見經傳的華國鋒為政府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葉劍英是七五年支持鄧小平整頓的主要人物，此次也和鄧小平一道靠邊站。陳錫聯受命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毛澤東為什麽選中華國鋒？而不是讓江青直接掛帥？老狼認為：一九七四年江青四處寫信拉攏軍隊不成功後，毛澤東就知道：如果再把江青直接扶上高位，中共軍隊將無人買江青的賬，自己死後軍隊必反，江青與毛遠新能在自己死後坐穩江山的可能性已經是個零！而且死得快！前思後想，只能找一個在中央沒有任何根基的老實人掛名一把手，江青在幕後對其進行指揮。江青如果有武則天的本事，自會接過權杖。如果沒有，老實的華國鋒也會看在毛澤東份上保江青和毛遠新的安全。毛澤東在決定華國鋒上位時曾對江、張、姚等人說：“我就是要選一個自己認為自己不行的人來擔任這個職務，這樣他才能聽得進去你們這些人的話。”這或許就是毛澤東看中華國鋒的真實原因。讓沒有任何根基的華國鋒當一個“看守內閣總理”，再給他寫紙條：“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找江青。”接受江青的垂簾聽政。等局勢平穩後，華再主動把權力交給江青，幾年後江青再傳位毛遠新。華國鋒沒有任何征兆下就當上第一副主席、總理，不過是想讓他他起個政治減震器作用。若直接將“權杖”交江青之手，因江青積怨太多，必將招來強烈反彈。弄不好還有性命之憂！

近年網絡上有傳言，說華國鋒是毛澤東的兒子。老狼認為此言不可信。華國鋒是山西人，毛澤東是湖南人。沒有任何史料能證明華國鋒母親與毛澤東有什麽交集與關系。所以此傳言是無稽之談。

毛澤東用陳錫聯接替葉劍英掌管軍隊，用意極為深遠。陳錫聯是當年張國燾四方面軍的一個師長，在清洗張國燾的鬥爭中因職務較低而幸免。與被打倒的軍隊要人彭德懷、林彪等又無任何淵源。在劉伯承、鄧小平手下征戰十多年也沒因劉、鄧先後被批鬥、打倒而受牽連。一九六○年陳錫聯取代與彭德懷有密切關系的鄧華任沈陽軍區司令。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就是在陳錫聯的關照下快速從一個學院造反司令升任沈陽軍區政委。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與毛遠新在一起閒聊，毛澤東問毛遠新的志向，毛遠新說：“要擔負起革命的大責任”！毛澤東高興地點了頭。文化大文革開始後，毛澤東侄兒毛遠新受毛澤東之命在哈軍工造反，組織“紅色造反團。”隨後毛遠新又成立了黑龍江省最大造反組織“紅色革命委員會”並擔任頭目。1968年5月14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宣布成立，28歲的毛遠新被毛澤東任命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遼寧省軍區政委。後來又升任沈陽軍區政委、第一書記。年僅二十多歲的毛遠新在東北成了實實在在的頭號人物。時任沈陽軍區司令的陳錫聯及東北地區黨、政、軍大小官員無一不對二十多歲的毛遠新言聽計從。東北實際上已經是毛遠新一人的天下。毛遠新在東北幾年也充分表現出治國理政的才能。海城地震時毛遠新的果斷決策拯救了數十萬人民的生命，贏得了很高的聲望。陳錫聯對毛遠新恭敬有佳，言聽計從。一切大政方針都聽毛遠新決斷，兩人相處極融會洽。紅朝皇帝家庭中一顆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而陳錫聯也感受到：毛澤東把侄兒放在自己身邊栽培，是對自己的最大信任！願膽腦塗地忠心報答毛澤東的大恩。

因陳錫聯與毛遠新共事多年，且對毛遠新言聽計從。毛澤東看在眼里喜在心頭。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時毛澤東將陳易聯升為政治局委員。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又以“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名義將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直接警衛“皇宮”。所謂“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一事，其實只有一個目的：把陳錫聯調北京軍區拱衛皇城，以準備“托弧”。若只調陳一人，那麽其目的性太明顯了，難免有人議論，臉面上不好看。其它幾個司令調與不調無關緊要。

現在毛澤東把鄧小平打倒後，又指令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封其為最大軍頭，直接掌管、指揮幾百萬大軍。其實就是向陳錫聯“托孤”，要陳錫聯“照顧好弧兒寡母”。現毛遠新己經以太子的身份淩駕於政治局之上，那麽掌管軍隊的人必須是忠於毛遠新的人。而此人就非陳錫聯莫屬了。象毛澤東這樣深知宮廷險惡的人如沒有栽培毛遠新接班的打算，是決不會讓其從政的。

此時毛澤東對後事的安排初現端倪：華國鋒“厚重少文，人也老實。”叫他幹啥就幹啥，當過渡傀儡；張春橋扮演諸葛亮式的軍師角色，相信他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陳錫聯執掌兵權令人放心；姚文元掌管輿論沒問題；江青在太子沒親政前“垂簾聽政”；最後是毛遠新在眾人輔佐下登基！這萬里中華江山在我毛澤東死後照樣姓“毛”！雖不能傳位百世，傳它個二、三代也可以！

華國鋒、汪東興整江青等人若采取毛澤東的先造輿論、再一步一步地拉下馬的辦法，那麽第一個公開反對的軍界要人肯定是陳錫聯！可誰知華、汪竟采取宮廷政變的手法突然抓捕，事前陳錫聯一點不知情，等得知“主母”“太子”有難時，生米已做成熟飯，華國鋒已穩坐龍椅，想再“起兵勤王”已不可能了。只得隨大流先跪地叩頭請安，三呼萬歲，保住烏紗要緊。

毛澤東的後事安排最後全都落空，其一大原因就是毛澤東一生作事都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想把人整死，還要編出理由讓被整的人和全國老百姓都心服口服。想讓江青、毛遠新接班，又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地不直接在死前把江青和毛遠新扶上最高位，而是一廂情願地想經“老實巴交”且毫無根基的華國鋒之手“曲線地”“主動地”交班。誰知權力這玩意兒是個傾城傾國、人見人愛的“尤物”，連華國鋒這樣的老實人將其摟在懷里後也不想再撒手。從而演出了一出莫名其妙的逮捕“四人幫”的鬧劇。若毛澤東死前撕破臉皮，不顧一切非議，死前把黨主席、軍委主席桂冠送給江青，封毛遠新、陳錫聯為黨和軍委的副主席，罷掉葉劍英等老家夥，中國的政局也許就會按毛的意志演變了。

毛澤東想把江山經夫人之手傳給侄兒，作為受幾千年傳統文化薰陶的中國人還是理解的。試想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辛苦一生、省吃儉用積攢了幾百億銀子，他會甘心送給外人或送給那些為他當了一輩子長工的助手嗎？同樣毛澤東出生入死幾十年奪得的萬里江山也不會白白送給為他當了一輩子“打工仔”的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而且為了保證“小毛子”順利接班，還得把他幾個有本事的高級打工仔弄死打倒才行。

如果毛澤東多活幾年，這天下還真可能會幾百年內都姓“毛”。只是人算不及天算，幾月後毛澤東一命嗚呼，其如意算盤竟被華國鋒打破。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毛澤東的嚴密部署下逐漸深入。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全國各階層。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一九七五年七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報告。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會上又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鄧的最新指示：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說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

“為什麽有些有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一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歷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

“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翻案不得人心。”

小平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病床上的毛澤東結結巴巴、哆哆嗦嗦說了這麽多，無非是一、為倒鄧尋找借口：八級工資制，與舊社會差不多，會產生資產階級。二、說文化大革命正確。鄧的做法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此後姚文元控制的中共輿論工具發表了一系列的大批判文章。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來追悼會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二月一日，《紅旗》雜志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反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二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二月底，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傳達後，大批判文章力度驟然加大。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二月一日，《紅旗》雜志第三期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翻案不得人心》，四月一日，《紅旗》雜志發表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和程越的《一個覆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這鋪天蓋地的大批判文章目的只有一個――把鄧小平搞臭後趕出政治舞台。

第八篇 ：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七十章 悼念總理民眾吶喊清君側 皇上發怒軍警鎮壓不手軟

世界上的事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當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時，中國人民發了瘋似地跟著吼，當毛澤東弄死林彪時，中國人民在一陣驚詫後默不做聲。當毛氏夫婦要打倒鄧小平的時候，中國人民終於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吶喊。而這吶喊之聲的導火索竟來自於毛氏夫婦對周恩來近乎於的公開的點名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文匯報》頭版發表新聞稿《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文中竟說：“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扶上台。”這明白無誤地批判周恩來的文章今舉國上下群情激憤，數日之內，全國各地向《文匯報》發的抗議信件、電文達四百多件，抗議電話達數千次。人們強烈要求《文匯報》向全國人民交待事情真相。

以《文匯報》批周文章為導火索，此前零星的悼念周恩來的自發活動，演變成了全國民眾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三月二十八日，南京大學數學系四百余人在李西寧帶領下，擡著周恩來遺像和花圈遊行，沿途群眾紛紛加入。三月三十日，南京大學學生在車站工作人員幫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過往南京的列車上刷出“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大字標語。

南京市民的悼念活動震動了中共最高層。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南京和全國各地的悼念周恩來活動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政治局作出決定，向全國各地發出電話通知，通知中說：“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立即采取措施全部覆蓋。要追查這次事件的幕後策劃者和謠言制造者。”

抽刀斷水水更流。就在中共政治局開會討論南京事件的前後，以北京為中心，出現了世界矚目的、自發的更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和抗議批鄧的活動，史稱“四、五運動”。

三月三十日，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曹志傑等二十九人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了第一張悼念周恩來、聲討江青、張春橋的悼詞。一夜之後，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即出現了數不清的悼詞、小字報等。許許多多的單位和個人到廣場舉行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四月一日，堆滿花圈的廣場和無數悲痛、憤怒的人群使得廣場分外肅穆、莊嚴。山西鄔城路三局機電隊工人王立山在紀念碑上貼出“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的詩更激起了人們對毛澤東手下幾個左派文人的怒火。此詩後來作為北京市ＯＯ一號反革命案件追查。

四月二日，北京重型機械廠工人制作的第一個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國科學院一Ｏ九廠職工在人民英雄紀今碑上立起四塊巨型詩碑，上寫“紅心己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鬼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矛頭直指江青等人。

四月三日，天降小雨，天色陰沈。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更顯凝重。無數的花圈向紀念碑周圍的廣場延伸擴展。這天到天安門廣場上悼念的人群達數十萬人之多。到晚上花圈比白天多了幾倍。深夜廣場上還有數千人不肯散去。

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這天是中國傳統的祭典親人的清明節，再加上是星期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之多。無數的花圈、無數人的慷慨激昂的演講，無數的聲討江青等人的詩詞悼詞祭文把祭典周恩來的活動推向了最高潮。

就在首都數百萬人的悼念周恩來聲討江青等人之時，中共高層連續開會，策劃準備大規模的武力鎮壓。

四月一日晚，中共局再次開會，對全國各地的悼念活動中流傳的所謂“總理遺囑”定為階級敵人的造謠，是為幹擾當前批鄧大方向，要進行追查。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奉命召集公安局會議，並在會上說：“清明掃墓是舊傳統，舊習慣，要阻止群眾送花圈。現在反革命破壞活動相當囂張，凡是紀念碑前反動的東西要堅決搞掉。”

四月二日，北京市各單位傳達了中共“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首都民兵、警察、衛戍區部隊組成機動力量，隨時準備出動對悼念人群進行鎮壓。

四月三日淩晨四點三十分，王洪文到天安門廣場察看現場。回去即對公安部安部負責人打電話，命令將“反動詩詞拍下來，準備將來破案。”從這天起，一些在天安門廣場貼小字報的人遭到便衣跟蹤。

四月四日公安部負責人親自到天安門廣場部署取證和偵察工作。北京市公安局召集會議，要求“車輛準備好，拘留所、收容所準備好。”當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問題，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來沒有過象這樣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幹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會議決定：在全國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擊，立即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抓反革命、調民兵和公安人員在廣場周圍阻止群眾送花圈和集會，調衛戍區部隊在二線待命。毛澤東聽取匯報後，當即批準了政治局的這一決定。一場血腥的鎮壓即將開始。

四月五日淩晨，天安門廣場花圈被全部洗劫，在現場的五十七名群眾被逮捕關押。五點十分，廣場聯合指揮部奉命將天安門廣場的路口把守，不準群眾進入，紀念碑則由軍隊、警察、民兵組成封鎖線層層圍住。

淩晨六點鐘，北京市一七二中三十多名學生擡著花圈、挽聯，沖破警戒線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場學生群眾一道進行了悼念儀式。七點半鐘，一中年軍人在紀念碑前向群眾喊話說：“大家不要這樣搞了，中央已作了決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們這樣悼念周總理的做法是不對的，大家快回去。”在群眾的一片譴責聲中，這軍人慌忙溜走。八點三十分左右，聯合指揮部向人民大會堂東門口增調民兵、警察、和軍人，作好準備。並派出兩輛宣傳車，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反覆宣講“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請革命同志離開廣場。要警惕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憤怒的群眾當即包圍兩輛宣傳車，其中一輛在被迫喊了“周總理萬歲”後被放行，另一輛宣傳車被在場群眾掀翻。九點左右，一持有清華大學機械系聽課證的人說：“用這種悼念儀式不好，人已死了，送花圈有什麽用，中央都快表態了，周總理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在場群眾當即憤怒追打並將其扭送派出所。隨後幾十萬群眾在大會堂東門口高喊“還我戰友，還我花圈”的口號並與在場的工人民兵、警察發生了激烈沖突。中午時分，群眾包圍了聯合指揮部並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揮部頭目交涉，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群眾悼念總理的權力。三項要求。談判毫無結果。十二點五十八分，憤怒群眾焚燒了指揮部頭目們乘座的上海牌小轎車。下午五點左右，一輛為指揮部里工人民兵送飯的面包車開到指揮部的小灰樓時又被憤怒的群眾燒毀，同時停放在小灰樓前的兩輛吉普車也被燒毀。群眾又沖進小灰樓將小灰樓放火焚燒。就在憤怒的群眾焚燒吉普車時，北京市公安局設立西路指揮部，出動民兵五萬、警察三千、衛戍部隊五個營，帶上木棍分別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歷史博物館、二十八中、空軍招待所等地集結待命。

四月五日下午六點二十五分，天安門廣場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中央政治局討論後由吳德市長宣讀的廣播講話，全文如下：



“同志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吳德講話後，多數群眾懾於共產黨暴政而撤離，少數人繼續在廣場逗留。

晚上九點三十五分，廣場瞬間燈火通明，埋伏在周圍的工人、民兵、警察、衛戍區部隊手持大棒包圍廣場，對未撤離的群眾亂棍毒打，逃跑不及的統統被捕。

在共產黨的暴力之下，轟轟烈烈的中國人民首次自發的、以悼念周恩來、反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四、五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共產專制造成的人民生活的極端貧困的強烈不滿的情況下發生的，是一場以擁護周恩來、鄧小平等主張發展生產的中共領導人的群眾運動。但客觀地說，“四、五運動”只是宋江式的造反――反貪官不反皇帝。整個悼念活動期間天安門廣場上只有忠義堂的奴氣，而無聚義廳的豪氣。只是愚昧的人們歌頌忠臣、反對奸臣的忠君行為。在人們心目中，天子始終是“聖明”的，只是被奸臣所蒙蔽，人們想的只是“清君側”，要毛澤東親君子、遠小人。而對江青的指責也帶有中國人傳統的女禍思想的印記，而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所作所為又那一次不是毛澤東的授意？甚至江青在公眾場合的每一次重要發言都是事前與毛澤東商量過的。雖然毛澤東有時也裝模作樣地批評一下江青，但那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其骨子里是時時處處地在為江青著想的。“四、五”運動與五十七年前的“五、四”運動相比實在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五、四”運動尚且在呼喚“德先生、賽先生”，而“四、五”運動僅是要“清君側”，要“忠臣”上台。由此可見二十多年的封建共產專制對人們的思想毒化到了什麽程度，人們的思想意識倒退到什麽程度。人們唯一的願望就是盼望出一個為國為民的忠臣，盼望皇帝老兒不被奸賊所蒙蔽。人們思想的倒退乃是社會政治制度倒退的結果。數百萬自發悼念的人民群眾心中沒有一點民主、科學、公民意識，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這又為日後鄧小平覆出後搞毛澤東式的封建法西斯血腥專制奠定了思想基礎。

幾年前，網絡上有文章說：一九七六年“四、五”期間悼念周恩來的民眾運動是鄧暗中指使和策劃的。此說不知是否屬實？就算真是這樣，其中也有民心對周恩來的同情和對毛澤東文革暴政的不滿和反抗。

四月六日，淩晨，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開會聽取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匯報，認為北京的群眾運動具有“反革命暴亂性質”。

四月七日，毛澤東聽取了天安門事件的匯報後，發出指示：要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現場報道和吳德的廣播講話。解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華國鋒任總理、黨的第一副主席。並說：“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好，性質變了。”

從毛澤東嘴里吐出的、經太子毛遠新傳出的、莫名其妙的什麽一、二、三，可以看出一個命若遊絲的老人其思維已混亂到什麽程度。語言含混、詞不達意的老朽居然還牢牢地統治著一個大國，權力至死都抱住不放，這樣的事在一個文明國家里幾乎不可想象。這一腐朽醜陋的社會現象只有在古代的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和當代殘暴的共產專制國家里才有。共產專制使中國歷史倒退到幾百年前的封建社會。

四月八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關於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消鄧小平黨、政、軍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議。公布了吳德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廣播講話，並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名義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把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群眾運動比之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給鄧小平栽上了“鄧納吉”的桂冠。

若幹年後，當筆者看了有關匈牙利事件的全過程的資料，不禁對江青等人把鄧小平比作納吉而啞然失笑。實際上兩者根本沒有可比性，匈牙利事件是真正的反抗共產專制、爭取民主權利的人民起義，而天安門事件僅僅是要清君側。鄧小平與納吉則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納吉在匈牙利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獨立的匈牙利，鄧小平只是在中國人民苦到極點之時給了人民一點甜頭，讓人民看到了一點希望。實際上鄧小平與毛澤東沒本質上的區別，只有一是好皇帝、一是壞皇帝之分，他也是一個大獨裁者，不過他的獨裁比毛澤東的獨裁稍好一點，他讓人民吃飽了飯，僅此而己。

四月八日至十日，在中共中央的嚴令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分別舉行盛大集會和遊行示威，表態擁護毛澤東的決定。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偉大的勝利》的社論，說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聯名發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紀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將鄧小平與劉少奇、林彪相提並論，聲稱：“十年來，我們同劉少奇鬥、同林彪鬥、同鄧小平鬥，這一次次的鬥爭證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並發表了毛澤東年初的最新指示：“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把鄧小平的名字與劉少奇、林彪並列，表明鄧小平的性質已經是敵我矛盾了。

就在批鄧運動的高潮中，中共黨內、軍內的元老朱德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病逝，享年九十。朱德是中共軍隊的創始人之一，在共產黨幾十年的武裝鬥爭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此人生性敦厚，從無整人害人之心。高崗事件時，朱德站在了高崗一邊，廬山會議上又為彭德懷說好話，文革中對毛澤東的作法不滿，又成了沖擊對象。因此被視為老右傾分子。無奈“朱、毛”的歷史淵源，且朱德對毛澤東地位及後事安排不構成一點威脅，因此毛澤東也沒深究。加之年歲太大，少問政事。得終天年，也是一大幸事。

近年互聯網上有消息說朱德是被毛澤東害死的，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因懷疑朱德的死因而揭開了朱德面紗，發現朱德是中毒而亡。皮定均因此而在回福州的路途上被滅口。此說有待史家的進一步證實。還有一說是通知朱德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朱德去了，等了兩個多小時不見人影，會堂里開著冷氣，朱德年齡大受不了而得重感冒死。

七月二十八日深夜，河北唐山、豐南發生強烈地震，死亡人數達二十四萬余人，這是自在人類以來地震災害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全世界的國家紛紛伸出友誼援助之手，想減輕唐山人民的痛苦。然而毛澤東不知出於何種心態而一概拒絕。這使得成千上萬被埋在廢墟下一息尚存的百姓們不及救助而氣絕身亡。也許毛澤東認為“抹掉一個唐山算不了什麽，地球照樣轉動。”死掉二十多萬唐山人更算不了什麽，毛澤東不是在一九五七年就宣稱：打世界大戰極而言之中國人死掉一半還有三億嗎？在毛澤東眼里只要他的江山在、權力在，人民的生命只是螻蟻般地賤得不能再賤了，死他幾十萬有什麽關系？

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有河北邢台大地震，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文革結束時有河北唐山大地震，從天人感應的角度去看又是一種什麽預兆？

第八篇 ： 文化大革命狂飈（下） 林彪的發跡和滅亡 鄧小平覆出又倒台 毛澤東嗚呼哀哉

第七十一章 毛澤東嗚呼哀哉人民大幸 華國鋒隆重登基皇後遭殃



癱在床上的毛澤東自知時日不多了，也該安排一下後事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召集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王海容等人對身後之事作了安排。毛澤東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麽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



真是人死將至，其言也真。毛澤東的臨終遺言沒有一句什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之類的豪言壯語，沒有一句革命、階級、馬列之類的說教。看來毛澤東的那些革命詞藻是糊弄老百姓的，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比起周恩來臨死時都在很虛偽地高唱《國際歌》來看，毛澤東真是在“實話實說”。其一生的最高目標不過是“打進北京，住進紫禁城”，再鞏固自己的皇帝寶座而己。

共產黨專權國家的頭頭腦腦們口口聲聲死了要去見馬克思，但他們搞的一套與其祖師爺馬克思的“敦敦教誨”相差十萬八千里。

毛澤東把抗日戰爭與打敗蔣介石分明是不同性質的兩件事合並成自己幹的一件事，這表明毛澤東自己的心虛。也不敢大肆宣揚自己所謂的“抗日功勞”。但又不願讓這天大的功勞被蔣委員長獨吞，只好來個“點到為止。

毛澤東說自己一生只幹了兩件事，其實還有四件罪大惡極之事或者是心中有鬼不敢提，或者是認為整死的人都是一些螻蟻般的草民百姓根本就不值一提。其一是開國之初在“清匪反霸”名義下對城市、鄉村中稍富紳士的大處決，全國被殺者數百萬人。其二是自不量力地介入一場與己無關的朝鮮戰爭，消耗掉中國人民幾百億血汗錢，使百萬中國軍人喪身異國它鄉。其三是反右鬥爭，五十五萬無辜的知識分子慘遭迫害，整得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其四是大躍進運動中大肆掠奪農民口中糧食，致使五千多萬農民活活餓死！中華大地赤地千里、屍橫遍野，白骨如山！這豈是毛澤東一人想抹殺就能抹殺的？中國人民永世都不會忘記專制魔頭毛澤東帶給他們的巨大苦難！世界人民將永遠銘記著毛澤東在中國大地上制造的無數罪惡！

毛澤東也預感到自己死後江青等人的結局不妙，會血雨腥風，只是他一萬個沒想到的竟是自己認為最老實的華國鋒徹底毀掉了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家業。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結束了他那給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罪惡一生嗚呼哀哉了。縱觀毛澤東一生，作為一亂世梟雄縱橫於中國政治舞台，以亂為榮，以亂自豪，以亂作為鞏固毛家天下的手段，以亂達到整治黨內反對派、持不同觀點人士和看不順眼的人的目的。其整人手段也不同凡響。既要置其於死地，又要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由此才生出了“黨內走資派”、“反黨集團”、“階級鬥爭”、“資產階級覆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系列令人毛骨聳然的詞句。他不僅是一亂世梟雄，而且是一角鬥場上的鬥士，以鬥為快，以鬥為樂，以鬥作為其實現人生最大價值的工具。當他沒有了鬥爭對象時就會感到空虛和寂寞，感到無所事事和百無聊賴。到後來竟發展成了一個三天不整人就如同犯了鴉片煙癮一般地難受得要死的嗜血鬼。一旦發現了一個“奮鬥”的對象，立即精神抖擻，興奮不已，摩拳擦掌，鬥志沖天。對主動上台挑戰（即提意見）的對手如彭德懷、劉少奇等，毛澤東攻其不備，三拳兩腳打他個烏眼青，送進大牢折磨致死，眼見對手受到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毛澤東心中那種難以言狀的快感簡直就別提了。對於不主動挑戰又想把他弄死者如林彪、高崗等人，毛澤東幹脆將其綁架上台，非逼你與他決鬥不可。被動應戰的心態與毛澤東主動挑戰的心態相比，在心理上先就輸了個精光，當然只有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毛澤東實是一個集全世界一切陰謀家、獨裁者、殺人狂之大成的、沒有皇帝頭銜的、最殘暴、最血腥、且殺人不眨眼的皇帝！是人類五千年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最大的禍國殃民的天才人物！是給中華民族、全人類制造了最大災難的混世魔王。古今中外的一切專制帝王、法西斯獨裁者面對毛澤東一生一世制造的罪惡和他欺騙中國人民的本領都只能自嘆弗如！古今中外屈指可數的幾個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殘暴獨裁者如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金日成、霍查、薩達姆等都不能望毛澤東之項背！殺人魔鬼希特勒“辛辛苦苦”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六年中死於戰火的軍人、百姓也不足四千萬！而毛澤東僅一個“大躍進”運動三年就屠殺了五千多萬人！希特勒屠殺的是外國人，但毛澤東卻是屠殺的本國人！誰更殘忍？斯大林屠殺了約兩千多萬本國人民，但他搞的是“悄悄的進莊、打槍的不要”秘密殺害，對國家的經濟沒多大的破壞，而且其當政時期經濟還發展很快，使蘇聯成為世界強國，而毛澤東殺人不但要大張旗鼓，還要把整個國家搞得稀爛，讓全中國人民吃不上飯，睡不著覺，國民經濟不搞崩潰決不罷休！誰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最大？

查毛澤東的思想軌跡和人生歷程：青年時代“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大有以天下黎元蒼生為念，拯救億萬民於水火的雄心壯志。隨後在共產黨內殘酷的路線鬥爭中，飽嘗了無權挨整的痛苦和有權整人的快樂，知道了權力的重要，為攫取黨內最高權力費盡心機。當歷盡萬難登上了共產黨高位後，不由得豪情萬丈：“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追求是作一代雄主明君。毛澤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誘餌，把上千萬貧困農民騙上奪江山的戰車。一旦天下在手，就橫征暴斂並把農民土地全部沒收。當他如願以償地登上皇帝寶座，竟視治國如兒戲，視生命如草芥，容不下民眾有一點對他的不恭，容不下黨內有魏征似的逆耳忠言，才有了日後想挑起美蘇核大戰讓世界“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口、再過幾十年地球又是二十多億人”的狂叫，才有日後的批梁漱溟、捕胡風、反“右派”整無辜知識分子的瘋狂，才有日後胡搞亂弄的“大躍進”使中華大地上活活餓死幾千萬人的絕世慘劇。他也想讓國家強大起來，自己成為理所當然的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和世界霸主，但“大躍進”慘遭失敗後，想的、做的、幹的、說的就只有一件事――如何確保龍椅不被外人奪去並傳給自己的家人。為了毛氏江山千秋萬代，竟不惜“開展全國全面內戰”，把國家的壇壇罐罐砸個稀爛，把功臣們全部斬盡殺完，這才有了中華民族的曠世浩劫――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統治下走向了災難的深淵！

有人說對毛澤東還是不要全部否定，打天下畢竟也有功的。此說可謂荒謬至極。若毛澤東在推翻蔣介石後組織人民進行公選，那怕是毛澤東當選也算是一個人民的江山。可是毛澤東打下天下後依仗手中的槍桿子一人坐江山，為了這個毛氏江山的鞏固又大殺自認為對其地位有威脅的功臣。還不顧人民的死活而胡搞亂整，給國家和民族制造出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所沒有過的巨大災難，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熱的苦難深淵。死前還想傳位江青、毛遠新，這江山究竟是為誰打的？這打江山能算對國家、人民有功？

有人說毛澤東畢竟是一個偉人。對此筆者不否認，也否認不了。但“偉人”是一個中性名詞。世界上有正面的偉人和負面的偉人之分。正面的偉人們總是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給人民帶來和平、幸福，給國家帶來繁榮和安寧，推動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如康熙大帝、羅斯福、邱吉爾等受萬民景仰的偉人。負面的偉人禍國殃民、把國家、民族、人民推向災難的深淵，屠殺人民，開歷史的倒車，如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之流受萬世唾罵的偉人。

有人說毛澤東還是很廉潔的，筆者對此實難讚同，毛澤東坐上天下後，把諾大的一個中國當成他個人的私有財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他可以隨心所欲，他可以為所欲為！九十年代撈了幾十億的王寶森想玩小姐什麽的得花錢買，毛澤東想玩小姐只需給隨從打個招呼就行。一個想要什麽就有什麽，想做什麽就能做什麽的人還用得著往自己包里撈錢嗎？當時若有貪官，他貪的就不是國家的錢，而是毛澤東私人的錢，他當然不能容忍，要進行殘酷打擊。毛澤東把整個國家據為私有，他才是最大的貪官！另外，從近年批露出的資料表明：毛澤東死前其私人賬戶上有7600萬元巨款！其資金來源是毛澤東開國後用國家的錢出版的、再用國家的錢全部買下強行送給中國民眾的幾十億本《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之類的東西，平均每本提出幾分錢的稿費，名正言順地作為毛澤東的潤筆之資而積攢下來的！同一時期湖南湘潭縣937600人，存款余額僅624萬元！平日里在中國人民面前裝出一件襯衣還補上幾個補丁再穿在身上的毛澤東懷里竟有如此巨額的“私房錢”供其窮奢極欲！一九七五年，江青因事與毛澤東吵鬧，長年冷落正宮娘娘心中愧疚的毛澤東甩手就給江青兩萬元。當時中國普通在職人員的月工資僅三十多元，這兩萬元是一個什麽概念？毛澤東是“貪”是“廉”中國人民還不清楚麽？

有人說毛澤東只是犯了錯誤，人那有不犯錯誤的呢？此言也甚是荒唐。當一個人不小心，吸煙在自己或旁人衣服上燒了一個洞，他可以說我犯了一個錯誤。可當他吸煙不小心引燃了油庫造成了幾百萬財產的損失那他就是犯罪。毛澤東當政二十多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幾千萬善良農民活活餓死，中國人民過著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苦難日子，這豈是一個“錯誤”就能包括的？

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七年，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比起蔣介石統治的一九四九年以前遠遠差了一大截。在城鎮規定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糧、四兩菜油、半斤肉，一年一尺五寸布票，只要餓不死就行。買一切商品除要錢外還要“票”：布票、糧票、肉票、棉花票、鹽巴票、煙票、酒票、油票、糖票……，更慘的是有了票，卻沒有任何商品供應！一九六八年武鬥不斷，筆者所在縣城發的肉票一年都沒有兌現。一九六九年春節前，父母盤算：過年總會供應肉了吧？誰知天天盼、日日盼，盼來的卻是一紙通知：“為了讓全縣人民過好春節，決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肉票每張供應皮蛋二個，其余肉票作廢。”兩個皮蛋過一個春節？！正長身體的十幾歲孩童的我對此事終身刻骨銘心！農村的情況更糟。筆者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親自詢問被毛澤東封為最革命的六十余歲的老“貧下中農”：“是現在生活好，還是解放前生活好？”老貧農說：“解放前的生活好，那時經常可以吃到肉，到栽秧撻谷子時，地主天天把好酒好肉送到地頭來，隨你吃。現在不但一年到頭吃不到肉，連飯都吃不飽。但是解放前當兵沒有人願意去，要打仗。現在想當兵，又不打仗，還能吃飽飯。”我所在生產隊有一轉業軍人在閒聊時說：“剛到到部隊時，每頓飯吃四、五大碗。司務長說我們新兵每月至少吃六十多斤糧。兩個月後，就沒有這樣饞了，只吃二、三碗飯。”一九七五年，四川全省糧食普遍減產一成多。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間，農村缺糧嚴重，黑市糧票售價兩元多。我所在生產隊半數以上農戶靠每天上山挖厥根、野菜度日。當農民把用厥根做的名叫“熟糧”的粑粑給我嘗時，苦味、澀味、糙性比我當學生時吃的用麥膚、米糠做的“憶苦飯”還難以下咽。一趙姓農民全家男女老幼八口人幾天不見出門，隊長派人去看時，一家人已餓得奄奄一息。幸虧及時送醫院，否則閻王爺那里又多了幾個餓死的鬼。當時我下鄉的公社醫院收治了近千因饑餓而浮腫的農民。當年四川外出討口要飯的災民遍及周邊數省區。在貧困的山區、邊遠地區的廣大農村，一家人合穿一套衣物是普遍現象。誰有事出門誰穿，其余全在家中炕上窩著。就是筆者在文革時期身在小縣城，十五歲讀初中時沒衣穿，把母親的舊衣服穿去上學。一個冬天只有一雙膠鞋，連襪子也沒有一雙。臟了洗後馬上在火上烤幹又穿。春、夏、秋三季全是赤腳去上學。有同學戲稱我是“赤腳大仙”。這樣的生活水準，別說與蔣介石時代相比，就是與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相比都不如！當五千多萬農民活活餓死在自己的田園時，他們的生活水準還不如茹毛飲血的原始人！別說我等草民百姓，就是在中共高層，其生活水準也清貧如水。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堂堂國防部長耿飈的女兒耿紅，為了西方極樂世界的那片燈紅酒綠，寧願放棄做人的道德、人格和尊嚴，與香港一個有婦之夫的三等富商勾搭，成了華夏震動、世界熱賣的醜聞。一個國家到了官員們都無錢、財、物可貪時，就是一個國家、民族、人民生活貧困到了極點。筆者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八億多人民創造的財富分配情況作了一個簡單的歸納：每年價值幾千億人民幣的財富中，首先是要滿足毛澤東的需要，他可以窮奢極欲，想什麽就有什麽，他要如花似玉的妙齡女子只需給汪東興打個招呼或遞個眼神，甚至他要誰的命，都得乖乖地給他送去。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只在他一人身上體現；其次滿足中共副主席和政治委員一級的需要；其後依次是中央委員、省長一級共產黨官員；各地、市、州一級共產黨官員；各縣一級共產黨官員；各區一級官員；各人民公社一級官員；各國營企業一級官員；各個部門、單位管供應的官員；首都北京市居民；上海、天津直轄市居民；各省會城市居民；各中等城市居民；各縣城居民；各小鎮居民；國營企業工人；若還有剩余的才落在了社會最底層的幾億農民身上。這一歸納是否準確，有待社會學家們對毛澤東時代的財富分配情況作一科學考證。就在毛澤東把整個中華民族置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二十七年中，在台灣、韓國、新加坡和世界其它國家，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十幾倍到幾十倍了。遠的不說，就是鄧小平統治中國二十多年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六、七倍。這相對於同一時代的其它國家還是非常慢的了。

禍國殃民的專制魔頭毛澤東一命嗚呼實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是中國人民的一大幸事。沒有毛澤東的中國，人民才過上了相對富裕的生活，民族才有了覆興的希望，國家才開始走上了一條有所發展和進步的道路。

毛澤東對中國人民進行了二十多年的血腥統治、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災難後，其死時居然騙得了八億中國人民為其失聲痛哭的真誠眼淚，這是毛澤東、共產黨對人民進行愚昧、欺騙教育的結果。也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一大政治奇觀！

毛澤東死後，中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圍繞皇帝的金鑾寶座，以毛澤東立的名義上的“太子”華國鋒為首與皇後江青等一幫文人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集團。這兩大集團距皇帝的金鑾寶座僅一步之遙，誰先搶在手，誰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號令天下。雙方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殊死較量。在專制制度下，成王敗寇，千古一理。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就喪失一切。為了那頂皇冠，多少人血灑深宮中，多少人飲恨龍床前！

雖然這皇帝寶座誰都想，但真要搞到手，還得憑實力。兩大集團中從實力對比來說，華國鋒占了上風，其手下有一個關鍵人物――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八三四一警衛部隊首腦汪東興。“文革”中江青從未把汪東興放在眼里，加上九屆二中全會上汪又上了林彪的“賊船”，險些成了關押對象，後來跪在毛澤東、江青的腳下痛哭流涕才得以赦免無罪。對毛澤東死後可能會出現的江青、張春橋主宰中國的局面產生了極大的恐怖感。唯恐江青登基後會給自己帶上個“走資派”的帽子，因此千方百計鼓動華國鋒武力解決問題。毛澤東在文革初口口聲聲“赫魯曉夫似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而真正成天睡在毛澤東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竟是汪東興！這是毛澤東一萬個想不到的事！江青在“文革”中處處為毛澤東拋頭露面，可以說幾乎把中共黨、政、軍各界要人都得罪完了。手中的力量除了幾個文人外，再也沒有那個實權人物肯為其出力了。以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元老派雖無實權，但他們早就對毛澤東的“文革”頗有微詞，對江青在“文革”中動轍批這個鬥那個強烈不滿。當然站在華國鋒一邊，支持華國鋒抓捕江青等人。

正是由於江青看華國鋒老實、無才、無能、無資歷，不是一個大國首領的料，才在毛澤東面前極力保舉他當第一副主席、總理。把他當成自己日後登基前的一個看守內閣的總理，一個過渡性人物。華國鋒主持中央後在江青面前時時處處表現出一副老實、毫無主見的樣子，使江青覺得華國鋒日後一定會很聽話，會搞個“禪讓”什麽的，拱手交出“洪七公”的“打狗棒”。但毛澤東死後十幾天了，江青沒見華國鋒有一絲一毫的“禪讓”意思。這使得江青不免有點心中發慌：好哇，你這忘恩負義的賊！

九月十九日，江青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向華國鋒提出要求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討論重大問題。並提出她和姚文元、毛遠新要參加會議，葉劍英不參加。眾所周知，毛澤東死後的政治局常委僅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四人。江青的要求明顯是為毛澤東死後的政治局常委的人事進行安排，為日後毛遠新最終接班鋪平道路。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毛遠新竟有資格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江青的要求沒有毛澤東生前的示意簡直就不可能。江青的建議遭到拒絕。

九月二十九日，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此會上張春橋提出要安排江青的工作。並提出要毛遠新準備三中全會的報告。已是政治局委員的江青還要安排工作，這不明顯是想登基嗎？讓毛遠新準備政治報告不就是為以後接班當中國皇帝打基礎嗎？

江青等人一面向華國鋒逼宮，一面布置忠實黨羽寫“勸進信”，為登基造勢。九月十二日，北京大學的遲群、謝靜宜以北大師生的名義向江青寫了效忠信。九月二十四日，姚文元布置新華社給江青寫信，建議她當中共中央主席。

據葉永烈所著《張春橋傳》一書中所述：按張春橋的設想，在決定今後誰坐龍椅的鬥爭中，政治局召開會議，很可能出現勢均力敵的局面，到時再憑著毛澤東的金字招牌和張某人的三寸不爛之舌就可以搞定，實現毛澤東的既定方針。這樣的想法與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還有幾分吻合。可張春橋身在鐵血專制的共產主義世界里，又跟隨毛澤東多年，對毛澤東的一套陰謀詭計竟一點皮毛也沒學到，做的竟是準民主政治的白日夢！若毛澤東整劉少奇、林彪等人時也想的是在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上來個投票什麽的，劉少奇、林彪肯定不會下台，說不定還會出現舉黨一致要毛澤東下課的局面。真酸秀才一個！看來讀書人天生不是搞專制政治的料，知識分子們如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王明、張聞天等在共產黨高層的角逐中一個個敗得一塌糊塗。倒是毛澤東、鄧小平、華國鋒等大字不識幾個、痞子氣十足的政治流氓們無師自通。

此時的華國鋒坐在名為第一副主席、實為中國一把手的位置上，已找到了當一個江湖黑老大、“丐幫”掌門人的快感：不管有本事沒本事，只消把“打狗棒”一亮，眾人立馬匍匐在地。“打狗棒”有如此神通，憑啥交出去？連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這些在槍林彈雨中拼殺了幾十年的老家夥都已跪拜在我的腳下，你江青算老幾？不服？我手中的“打狗棒”可不是吃素的！再加葉、李、汪幾桿“老槍”，夠你江老太婆喝幾壺了！面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逼宮之舉，華國鋒表面上虛與委蛇，私下秘密與葉、汪等人策劃發動宮廷政變，準備一步登基。

江青等人在毛澤東死後近一月，還不見華國鋒有一點“讓賢”之意，便於十月四日在《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發表梁效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中聲稱：

“走資派還在走。這個‘走’字的基本內容就是反對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覆辟資本主義，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也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此文的發表其意在給華國鋒提個“醒”：早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把龍椅讓出來，否則日後定會成為一個“走資派”。這也是毛澤東一貫招數，先造輿論，再一步一步地動作。但這一招毛澤東用來得心應手，屢屢見效，江青再用，難免“畫虎不成反類犬”，自取滅亡。

華國鋒見了此文心中大駭，把它當成要趕他下台的一個信號，立即召見汪東興等人，決定先發制人，逮捕江青及其同夥，提前登基。

十月六日中午十三時，華國鋒以中央名義發出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通知，決定除王洪文、張春橋兩常委外，擴大姚文元參加。當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興沖沖地趕來準備開會時，華國鋒出奇不意，宣布立即隔離審查。三人束手就擒。在汪東興的指揮下，江青又在其住所被捕。其黨羽們如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也一並拿下。耿飈帶領部隊接管新華社、中央電台等輿論宣傳工具。前後不到一個小時，華國鋒的政變陰謀就大獲成功。

華國鋒在其後幾年的政治生涯中表現出了一個政治低能兒的全部“高貴品質”。但客觀地說在逮捕江青等人的決策和行動中卻表現出遠遠“超過”毛澤東的政治才能。真是天才也有低能的時候；而弱智人在某一方面有時也表現出超凡的天才！毛澤東整人要先造輿論；要名正言順；要先誦幾遍仁義道德經；要先念幾百遍“阿彌陀佛”；要反覆向世人表白：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要讓地球人都知道：我毛澤東天生一副菩薩心腸，“是天下人負我毛澤東，我毛澤東從未負過天下人”，殺掉他是萬萬個不得已而為之。毛澤東整人要把被整對象的“罪行”編造圓滿，使其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讓全中國人民都高喊“殺死這個奸賊”，然後在大庭廣眾之下從容不迫地舉起屠刀。毛澤東的整人過程從最初“立項”到“工程竣工”少則一、兩年（鄧小平倒台），多則七、八年（劉少奇搞死）。毛澤東整人手法是要讓被整的人自己先認錯，再一步一步地置其於死地。只是在整林彪時，林彪看穿了毛澤東的把戲，不肯認錯，才不得不一下子把他處死。但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輔佐”下，競什麽也不說，關起來再說！等我幾個酒足飯飽後剔牙縫之時再來慢慢研究看給你定個什麽罪名。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如果毛澤東在天有靈，一定後悔不如就讓劉少奇接這個班算了。真是劉少奇接班，他萬萬不會我一死就把我婆娘兒女弄來關起。

江青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擠走賀子珍與毛澤東結婚之事，因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反對這一樁婚事而鬧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為江青還以擱挑子不幹工作相要挾，大有“不愛江山愛美人”之情種氣慨。後來在“江青二十五年之內不得從政”的條件下，毛澤東與中共政治局達成妥協。在其後的二十多年里，江青以一個嫻淑端莊的伴侶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得到了好評。（林彪的夫人葉群在其從政前的品行也是有口皆碑）自從毛澤東起心要整劉少奇，而外人又感覺不可靠，此時江青“政治禁令”也已期滿，起用最親密的夫人江青有比用其它的人更具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一切重大決策兩夫婦先策劃於密室，再點火於基層。自己不好說出口的話由江青先說，留下回旋余地，以試探人們的反應，再根據這些反應調整戰略戰術。如果遭到眾人的強烈反對，大不了將江青批評幾句並聲明與己無關了事。由此以來，江青是四面樹敵，但礙於毛澤東的面子，誰也不敢對江青有半點不滿的表示。但誰也不敢把江青的言行與毛澤東的指使聯系起來。毛澤東死後，江青落得如此下場，追究責任最後還得算在毛澤東的身上！是毛澤東害了江青！毛澤東有句名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此話形容毛澤東的文革倒有幾分相像。毛澤東搬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派”的石頭砸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但他剛一死，這塊石頭就砸在了他夫人江青、侄子毛遠新等人的頭上，以整人開始，以害己告終。自己也由於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史無前例的劫難而在史書上留下萬代罵名。

早在一九七二年林彪被處死後不久，江青聽了一大學教授的建議：到皇陵去沾一點天子霸氣回來，說不定日後還可能登基。江青信以為真，獨自一人悄悄到定陵去對著皇帝老兒的棺槨畢恭畢敬鞠躬，又把皇帝老兒的金冠戴在頭上，還住了一宿，想沾天子王霸之氣。當江青興高采烈地回京對張春橋等人說起此事時，張春橋當即氣得直跺腳：“按迷信的說法，當朝的皇帝、皇後是不能到死了的皇陵去的呀，這對他的身後事極為不利！”江青頓時從頭到腳冰冰涼，強作鎮靜說：“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這些。”現江青在監獄中想起此事時，一定後悔不已：霸氣沒沾上一點，卻染上了一身的陰氣和黴氣。

江青等人在北京被秘密逮捕後，一直對內對外保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老窩上海市在得知江青等人無消息後，策劃武裝暴動。十月初，上海民兵指揮部召集十個區、五個直屬民兵師負責人開會進行部署。十月十二日，又擬定《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擬定了二十一條口號，策劃停產、罷工、示威，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洪文、還我文元”的口號。上海雖悲壯地準備決一死戰，但北京的中央政府畢竟是名正言順且棋高一招。一方面嚴密封鎖江青等人的消息，使上海領導人舉棋不定。一方面命令南京軍區、上海警備區嚴防上海民兵暴動。策略上采取調虎離山之計，先將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召到北京，又通過馬天水將其他負責人召到北京，使上海群龍無首。其他余黨左顧右盼，舉棋不定，無人敢下令暴動。十月十三日，馬天水等人在北京就範後返回上海，並保證不搞暴動。十月二十七日，華國鋒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主政上海，馬天水等上海要人被捕，毛澤東的文革發祥地又被華國鋒控制。

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知，列舉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的“罪狀”，宣稱江青等人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妄想篡黨奪權的野心家”。當初江青、張春橋等人扣在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頭上的屎盆子，在一場宮廷政變之後，又原封不動地扣在了他們自己頭上。中共上層鬥爭有時還真有點令人忍俊不禁，究竟什麽才是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個才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這根據、這標準又是什麽？你華國鋒把江青劃入“資產階級”，那與江青幾十年來“樂朝夕之與共”的毛澤東又是個什麽“階級”？毛澤東、江青一手把你扶上高位，你又該劃入什麽“階級”？

獨裁專制下的高層政治，其風險與利益都是巨大的。成功者一步登天，失敗者命赴黃泉。今天是階級感情深似海，明天就階級仇恨海樣深，今天還同志加兄弟，明天就壞蛋加仇敵。

中共每一次高層鬥爭伴隨而來的都是一場全國的大清洗。江青等人倒台後，靠文革起家的造反勇士都沒逃過這一關。而以清除“四人幫”幫派分子為名而行打擊報覆之實的事更是屢見不鮮。四川省某地委第一書記平時與下屬的某局一老紅軍吳某意見相左，揭批運動一來，就給這個紅軍老戰士扣上“幫派分子”罪名並滿街遊鬥。這樣還不解恨，又抓進監獄判了二十年的徒刑。此時這位老紅軍已是六十余歲的老人了。某國營中型企業在揭批運動中，企業的一把手不知何故被扣上幫派分子罪名，說他追隨“四人幫”想篡黨奪權。大會小會多次批鬥，要他交待篡黨罪行。豈料這個“幫派分子”一句話令全場啞然：“我都是這個單位的一把手，我還去篡誰的黨，奪誰的權？”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全國被扣上“幫派分子”罪名被株連者又是達百萬之多。

以毛澤東一命歸天和逮捕毛夫人江青及其黨羽為標志，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不堪回首的十年，使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據有關部門統計，十年中，中國各階層民眾（包括共產黨內的大大小小官員）在批鬥、關押、折磨、武鬥中致傷、致殘、致死者數千萬人。國民經濟全面崩潰。人民連最低的生活水準都不能保持。市場上商品奇缺，就連火柴、鹽都要憑票供應，衣、食、住、行的最低生存條件都沒有，更談不上其它的。幾千萬青年被趕到農村，接受最原始，最野蠻、最落後的再教育。人民沒有任何的言論、集會、結社、行動自由，人民沒有權力表達自己的任何願望。他們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奴隸和工具。中國人民實實在在地被毛澤東推進了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之中。一場巨大的劫難之後，災難深重的人民面對災難深重的現實並沒有真正的清醒過來。他們完全相信了中共當局所說的造成災難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與破壞，毛澤東始終是偉大而英明，共產黨永遠是正確的。中國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啟蒙運動，認清毛澤東的共產血腥封建法西斯專制的罪惡本質，認清共產主義是造成中華民族深重災難的根源。只有人民的真正覺醒，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第九篇：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二章 華國鋒汪東興繼續壓鄧失眾望 葉劍英李先念力保老鄧再出山



華國鋒逮捕江青等人坐上了中共最高領導地位後，圍繞鄧小平是否再出來工作的問題，以華國鋒、汪東興為一派，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王震、胡耀邦等人為另一派，雙方展開了一場鬥爭。

華國鋒和汪東興對鄧小平出山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當鄧在戰爭時期為一方面軍統帥之時，華國鋒僅是山西某縣的書記。汪東興僅是毛澤東的衛士。論資歷，華、汪二人太淺薄。論能力，華、汪二人更是差了幾個檔次。論在中共黨內的根基，華、汪更是無從談起。二人深知若鄧小平出山對自己的巨大威脅。因此極力阻止鄧小平的覆出。剛逮捕江青等人後，華、汪就面對如何向全黨全國解釋鄧小平去年與江青等人的矛盾和鬥爭、在江青被捕後是否應為鄧小平平反的二難問題。經過多次密商後，決定由汪東興出面，對此問題定下基調。汪東興在各種會議上作了內容相似的講話：“現在，鄧小平的覆辟勢力利用我們的大好形勢企圖翻案，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還有一種錯誤的議論，說四人幫是反對鄧小平的，不對，應該說‘四人幫’和鄧小平都是一溜貨，他們都是反對毛主席的。‘四人幫’和鄧小平之間在覆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上，他們的目的和出發點是完全一致的。不錯，鄧小平也反對‘四人幫’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幫’，他哪有我們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本事！我們華主席就把‘四人幫’粉碎了，他鄧小平就不行！現在他想靠著揭批‘四人幫’來翻案，我們就一定要把他再次打倒，我們要一手抓揭批‘四人幫’，一手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從而鞏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華國鋒對汪東興的講話大加讚揚：“汪東興同志的講話很好，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許多的問題。我建議把他的講話作為中央文件印發下去，以此來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認識。總之，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千萬不能退步。”

不過汪東興講話在中共元老們那里是無人買賬的。中共高層最老練、最深沈的政治家葉劍英就說過：“汪東興充什麽大頭，在小平同志的眼里，根本就沒他們的地位和說話的機會。和我們相比，他還是一個乳臭未幹的三流政客，他能當什麽黨和國家領導人，簡直是開國際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輪不上一個警衛員出身的人當什麽大頭呀。他連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沒有，我們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見識。”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華國鋒在聽取了宣傳口的匯報後，強調了四點：

“現在我們的中心任務是集中精力批判‘四人幫’，連帶批鄧，這一條無論如何不能含糊，這是一；第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而不是極左。這一條必須明確；第三、凡是毛主席點頭過的，凡毛主席講過的，都不要批評，不然就會有反對毛主席之嫌；第四、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幾條，我們作為抓綱治國的指導方針。”

這就是華國鋒著名的“兩個凡是”論點。不過就是這“兩個凡是”，華國鋒自己就沒有做到。毛澤東生前曾多次讚揚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你華國鋒憑什麽就把他們給關起來並扣上覆辟資本主義的帽子？莫非毛澤東生前就給了你密昭或遺昭什麽的，命你抓捕他幾人？要說背叛毛澤東的話，華國鋒可以說是第一個。

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提出說到底不過是想以毛澤東這個死人壓鄧小平這個活人，可華國鋒就沒想過，你這個低能的看守內閣總理都不怕毛澤東這個死人，抓他的老婆兒女，那能力和水平高你幾個檔次的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又是你能用毛澤東的僵屍所能壓住的麽？

葉劍英對華國鋒的四點不以為然說：“凡是毛主席點頭過的都不能批評，這樣一來，好多問題都不能揭批了。因為幾乎‘四人幫’所幹的壞事，毛主席都點過頭。我仔細地查了一下，‘四人幫’幾乎沒有不經過毛主席批準面自己幹的東西，問題在於對不對，是不是他們欺騙了毛主席，所以華主席所說的四條恐怕還得作一些修改才好。”

沒有一點頭腦、沒有一點魄力的阿鬥式的人物華國鋒一聽了葉劍英的話忙點頭說：“是的，是我講錯了，可以修改。”

倒是汪東興深知華國鋒輕易自我否定的後果，在背地里提醒老華說：“華主席，你可不能輕易地承認錯誤呀，你的講話根本就沒有錯。錯誤的是葉帥和那些老同志。作為一個統帥，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念和既定的立場，千萬不可被他人牽著鼻子走。如果那樣，他們就看到你軟弱可欺，就在拉著你去走他們的道路了。”

華國鋒一聽汪東興的話，又如醐醍灌頂地覺悟道：“那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

華國鋒真不是一個在獨裁專制體制下搞政治的料。

一九七七年三月，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陳雲、王震等人在會上公開提出為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事。此時的陳、王不是中共核心成員，華國鋒來個裝聾作啞，不予理睬。

一九七七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葉劍英提出應盡早讓恢覆鄧小平出來工作，並恢覆其原有職務，李先念當即表示完全讚成。江青等人被捕後，照當時中共高層所排坐次，葉、李分別坐在第二、三把交椅上，這下華國鋒再也不好裝聾作啞。汪東興建議華國鋒在會上旗幟鮮明地發表一次公開講話，以絕那些主張為鄧小平平反者的念頭。

在阻止鄧小平覆出的行動中。汪東興的確表現出了一定的遠見卓識。但以汪東興的資歷和能力，他能阻止鄧小平覆出嗎？

華國鋒聽從了汪東興的建議，在會上發表了講話說：“現已查獲，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直在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的問題上做文章。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的旗號，迫使黨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再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鄧是完全必要的，還是要繼續批的。凡是毛主席決定的東西，我們如果不執行，那麽我們還談得上是繼承毛主席遺志嗎？這個道理簡單易懂問題是有些同志是否聽得進去的。我們講抓綱治國，就是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把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不這樣，我們的同志就還要會在政治上犯極大的錯誤。”

雖然華國鋒和汪東興對鄧小平覆出盡全力阻止，但鄧小平此人在中共黨內樹大根深，七五年覆出時又利用毛澤東給的權力為一大批老幹部平了反，這些人更視鄧小平為自己的大救星，其中許多人通過各種渠道找華國鋒、汪東興說情。民眾對鄧小平覆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對華國鋒、汪東興阻止鄧小平覆出表示極大不滿，紛紛貼出大字報要求恢覆鄧小平工作。鄧小平也不時時機地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致信華國鋒，對毛澤東過去的批評表示悔過，表態要十二萬分地擁護英明領袖華國鋒。華國鋒、汪東興終於抵擋不住了，不得不恢覆鄧小平被打倒前的一切職務。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召開了十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上，華鋒正式宣布恢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當覆職後的鄧小平在北京市工人體育場借觀看足球比賽之機在民眾中公開亮相時，全場掌聲雷動。在人們心目中，鄧小平是一個為國為民的忠臣。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第三次覆出的鄧小平會象宋江架空晁蓋一樣地架空華國鋒。僅兩年後，他就君臨天下稱孤道寡了。

毛澤東本意是讓華國鋒為江青、毛遠新登基過渡，並為此煞費苦心地罷免鄧小平。誰又想老華抓江青等人卻為鄧小平登基掃清了障礙。

周世宗柴榮忌“點檢作天子”的讖謠，把點檢張永德罷免，換上個趙匡胤。可誰知竟為趙匡胤登基鋪平道路。

真是天心難測，天意難違，人有千算竟不及老天一算。

鄧小平在中共黨內有輝煌的過去，又有七五年整頓贏得的民心，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處世手腕，又有幾十年獨裁政治的豐富經驗。華國鋒被迫讓鄧小平覆出，無異是讓虎入深山、龍歸大海、流氓回賊窩。心狠手辣的毛澤東面對鄧小平的厚臉皮尚且奈他不何，只得在臨終前罷免了事。華國鋒又有何德何能對鄧小平發號施令？筆者讀史至此，真有天下從此姓鄧的慨嘆。

第九篇：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三章 胡耀邦大手筆平反歷史冤獄 趙紫陽四川省試驗城鄉體改

1977年3月，華國鋒任命胡耀邦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當年12月，胡耀邦升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巴山老狼曾經說過：“偉大的政治家創造歷史，推動歷史大步前進；合格的政治家順應歷史潮流，及時跟進；蹩足的政治家在滾滾歷史潮流面前不知所措；專制的政治寡頭們總是阻擋歷史車輪前進。”

胡耀邦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中共高級幹部，瞬間成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人物！成為中國當代歷史上的偉人，就是因為他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任上首先提出平反所有冤、假、錯案！一個小小的組織部長胡耀邦有超越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先知先覺，其膽識、豪氣、胸襟在當時的中共高層無人能及，就是三次被打倒後得出的鄧小平也沒有當時胡耀邦的魄力。1978年，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說：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錯誤，我們應當糾正我們黨和他老人家的錯誤。針對當時華國鋒與汪東興搞的 “兩個凡是”，的旗幟提出了“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樣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1978年4月8日他有一個批示上說：“我們黨從有政權以來，已經有五十一年的歷史了。五十一年以來，經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極其錯誤的審幹政策和肅反政策；在錯誤路線的統治或幹擾下，這種政策可以發展到極端荒唐、極端野蠻的地步。”

胡耀邦平反冤案的矛頭直指毛澤東上井岡山後對無辜中共黨人、軍人、異議人士直到普通百姓的血腥整肅屠殺！胡耀邦創造了一段中共平反冤獄的嶄新歷史，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據中共史書載：毛澤東自上井岡山後直到1976年一命嗚呼的四十九年間，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紅軍時期反AB團屠殺上萬紅軍幹部；借國民黨之手消滅四方面軍整肅張國燾；延安整風運動；建政後對地主、富農的清算、批判《清宮秘史》；文藝界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1957年反右鬥爭；1959年彭德懷反黨集團案；1959年全國反右傾運動；1966年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無數次的政治運動中受到各種政治迫害的人數達四千多萬人，按當時中國四口之家計算，受到迫害和株連的家人達到一億六千多萬！

胡耀邦走上中央組織部長崗位後，提出全部平反。胡耀邦的提議得到了當時中共要人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的支持。但在為高崗一案和林彪一案平反中，受到了鄧小平的強烈反對！鄧小平反對為高崗平反主要原因是高崗一案，鄧小平扮演的是一個打手角色，為高崗平反就會讓鄧小平丟臉。林彪一案因鄧小平說“我們是要林彪還是要毛澤東？如果我們給林彪平反，那麽毛澤東在中國和全世界是什麽形象？毛澤東如果壞得一塌糊塗，我們共產黨在中國和世界將是什麽形象？”就是平反1957年的右派冤案，也因鄧小平的堅持，留下了六人（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而沒有平反。由於鄧小平的從中阻撓，胡耀邦全部平反冤、假、錯案的想法沒有完全實現。但畢竟在胡耀邦的主張下，不是搞的一一的甄別平反，而是采取一風吹的全部大平反！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平反了毛澤東時代絕大多數的冤案！平反冤案一事胡耀邦功勞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鄧小平元老的支持只能占百分之十。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偉大壯舉，讓數十位中共國家領導人，上百萬黨內外幹部，數千萬工人農民，上百萬知識分子，四十多萬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數萬宗教界人士，數十萬資本家、工商業者，無數的華僑和僑眷，無數的台灣同胞和去台人員，無數的歸國人員，十八萬以上的現行反革命，數千萬地富反壞及其子女，凡十起紅軍時期根據地的冤案當事人們走出地獄，重見光明！

當幾千萬飽受冤屈的人們從人間地獄中走出來時。他們無不從心里感激胡耀邦！是胡耀邦力主平反冤獄，終使他們的生命重獲新生！

胡耀邦能在毛澤東死後建立卓越功勳，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寬容、大度密不可分。如果當時中共的一把手是毛澤東或鄧小平，肯定會對胡自作主張平反所有冤案堅決反對，讓胡耀邦一事無成。

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胡耀邦又親自審定了南京大學哲學系老師胡福明1977年秋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一文，並公開發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起了一場轟轟隆隆的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一討論得到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中共元老的大力支持。

正因為胡耀邦首倡平反冤假錯案和開展真理問題標準討論這一偉大的歷史功績，使他在中共歷史轉折點的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出任恢覆組建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同時還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降為副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召開“十二大”，做出黨章修改，不再設黨主席、副主席職務，以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最高領導集體的負責人。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名正言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與胡耀邦大手筆平反冤案和開展真理問題標準討論的同時，趙紫陽、萬里等人在安徽、四川等省農村開始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點。

1978年，趙紫陽在四川進一步放寬農村政策，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並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廣，趙紫陽又率先在四川進行了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當時趙紫陽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大改革的序幕！當時中國有一句最有名的民謠：“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趙紫陽在四川進行農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探索工業改革，他在工業上實施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方針和相配套的14項政策使企業真正成為經營主體，釋放了企業的活力，為促進工業發展，又出台了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征所得稅，對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積極促進了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覆和發展。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的樣板，推廣到全國。趙紫陽也因其在農村經濟改革和擴大工業企業自主權的重大改革功績於1980年取代華國鋒升任國務院總理。

如果說胡耀邦從平反冤案入手，推動了中國的進步，那麽趙紫陽就從中國行政改革和經濟改革入手，推動了當時中國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胡耀邦、趙紫陽堪稱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雙子星座。

雖然胡耀邦、趙紫陽以其巨大的歷史功績出任中共總書記、政府總理。但他倆人在任期內始終處於比他資歷更老的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老人的陰影之下。很多政治觀點和主張受到這些老人們的壓制，二人的政治才能難以完全發揮。八十年代的中國因鄧小平等老人幹政，而使中國改革步履蹣跚。

鄧小平及一幫元老憑著在黨內的深厚資歷和根基，站在胡耀邦、趙紫陽身後垂簾聽政、熙氣指使，稍不如意，動輒將其拉下馬來。

第九篇：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四章 鄧小平為登基作思想理論準備 華國鋒眼看大權旁落徒喚奈何



第三次覆出的鄧小平剛上任時，還是一副謙虛謹慎的樣子，處處把英明領袖華國鋒掛在嘴上。在工作中也盡量表現出毫無野心，主動要求主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平時見了華國鋒也說什麽歲數大了，想輔佐英明領袖，把工作幹好，無絲毫野心等寬心話。華國鋒龍心大悅。倒是在中共核心高層混了幾十年的汪東興看出了個中三味，數次提醒華國鋒要對鄧小平防著點。但此時的華國鋒那里聽得進汪東興的忠言，認為鄧小平、葉劍英等人是廉頗老矣，幾年後就會去見上帝，區區幾個老頭兒，不足為慮。據說葉劍英等人對汪東興也有戒心，數次在華國鋒面前說：我們都老了，工作也幹不了幾年了，只想為黨多做點事情，不會有什麽野心。倒是你得提防與你年齡相當的人，他們才是你最大的威脅。華國鋒聽了這些話，對鄧小平幾個老人更放心了。竟放手把權力交給了幾個老人，對他們言聽計從。華國鋒不知不覺間就大權旁落但他本人竟渾然不覺。

第三次覆出後的鄧小平在暗中積蓄力量。以其在共產黨內經營幾十年的深厚根基，僅一年後就羽翼豐滿了。手握黨、政、軍實權的鄧小平已不把華國鋒放在眼里，隨時準備把在睡夢中的傀儡皇帝華國鋒趕下台。當年周公謹破曹操，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現在的鄧小平要推倒華國鋒也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有了一個理由、一個時機、一個突破口，倒華國鋒就易如反掌了。這個理由也好找，是現成的，只要借題發揮就行了。華國鋒沒有自己的治國理念，沒有自己一套治國方略，一切照毛澤東說的做，這還有一點大國領導人的氣魄與風度嗎？過去皇帝兒子登基都敢大膽改變皇帝老子的各種政策，你華國鋒卻死抱住毛澤東的僵屍不放，用死人壓活人。若毛澤東是康熙、壅正式的一代明君，你照搬他的一套也許還說得過去，但毛澤東在位二十多年把中國搞成了個什麽樣子啊！民生雕敝，冤獄遍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個凡是”能行得通嗎？鄧小平不把你弄下台那才叫怪呢。

羽翼豐滿的鄧小平，暗中指使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組織一班文人秘密寫作否定毛澤東文革和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選定了華國鋒出訪朝鮮後回國的當天，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當華國鋒興高采烈地接受了另一個專制頭目金日成的盛大、隆重的超規模接待後回到北京，擺在他面前的竟是這一如同政治重磅炸彈的討伐檄文！

第二天，由胡績偉任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和由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控制的《解放軍報》都全文轉載！

此文的發表和中共重要機關報的轉載，無疑是在向華國鋒的皇帝權威發起公開的挑戰！

敏銳的汪東興立即就嗅出了此文的矛頭所向，立即打電話給時任中宣部長的張平化追查此事，但張平化身為華國鋒安插在宣傳部門的親信，對此文的發表和背景竟毫不知情！

汪東興立即趕往華國鋒處商量對策。認定鄧小平是此事的主謀。但以他二人的本事，商量個十天十夜也拿不出一個真正管用的措施，更何況他們面對的是老謀深算加老奸巨猾的鄧小平。

五月十七日，汪東興親自出席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召開的首都各大報刊負責人會議。汪東興除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提出強烈批評外，說了三句話：“……一是不要砍旗即不要砍掉毛主席這面旗幟。二不丟刀子。丟刀子是什麽呢？就是馬列主義的刀子，毛澤東思想的刀子。蘇聯人已經把馬列主義的刀子丟掉了，我們可不要幹那種蠢事。第三，你們都不要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五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又同鄧小平談話，直截了當地說：“你還是帶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個自我批評，公開承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過去的工作中是有缺點錯誤的，毛主席對你的批評是正確的。這樣你可以以一個改正缺點和錯誤的共產黨人的形象，屹立在全黨全國全世界面前。我認為，這只會給你帶來光榮，受到人民的愛戴和尊敬。”

鄧小平當即冷冷地答道：“我不願再在實踐已經證明我正確的情況下，給我扣什麽帽子。”說罷夾著皮包，點頭告辭。

呆坐在一旁的華國鋒面對飛揚跋扈的鄧小平還真的沒轍。

鄧小平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退讓，而且借題發揮，抓住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一事大做文章。在隨即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大講實踐檢驗真理。本來軍隊的多數高級將領對毛澤東的文革整倒一大批功勳卓著的將軍就有一肚子的意見，現在鄧小平公開用實踐來檢驗毛澤東及其欽定的接班人，那有不支持的道理。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過實踐檢驗》的文章。隨後《人民日報》又全文轉載。

在軍隊公開表態支持實踐檢驗真理標準後，鄧小平又發動各省的第一把手表態支持。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黑龍江省委書記揚易辰等人率先表態支持。中共高官們幾十年來習慣於跟風，眾人表態我表態，很少有自己的觀點。現在有了幾個領頭羊後，各省一把手們都紛紛表態。這不禁使華國鋒、汪東興傻了眼。封疆大吏們都倒向了鄧小平，這皇帝當起還有什麽意思？

華國鋒一氣之下，以生病為由住進了醫院。興高采烈的鄧小平又到醫院看望。華國鋒此時已沒了往日的威風，只得高掛免戰牌，提出停止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心一意搞建設。鄧小平當然滿口答應。

一場關於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論戰以鄧小平的大獲全勝而結束。

這場大論戰為鄧小平登上皇帝寶座典定了基礎。華國鋒在這一次的公開較量中敗得一塌糊塗。

歷史永遠是強者的表演舞台。

這一場大論戰中，真理也許是在鄧小平一方。但是鄧小平發起這場論戰的目的是為打倒華國鋒作思想上、理論上、輿論上的準備工作而已。並不是他就是想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時代提拔起來的農民政治局委員陳永貴就說過：“他們用實踐檢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什麽就不用實踐來檢驗他們自己？”鄧小平只是把實踐檢驗真理標準作為自己登基的敲門磚。一旦目的達到，就再也不提實踐檢驗真理了。當鄧小平成了中國無可爭議的最高統治者後，面對人民的民主、自由、科學、法制的呼聲；面對已被實踐檢驗是荒謬透頂、反動至極、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共產專制、他竟拋出了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一樣僵化、保守的東西來束縛人們的思想，來規範人們的一切言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鄧小平說“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為了推動真正的改革，而是為了趕華國鋒下台的一個陰謀。

第九篇：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五章 三中全會三朝元老公開批判文革 解放思想英明領袖變成傀儡皇帝



論戰停止後，中共高層出現了短暫的緩和。雙方從劍拔弩張的對峙變成了相安無事的太平。華國鋒的心情又有所好轉。現在國內外大事基本上是由七十多歲的鄧小平一人在處置，年富力強的華國鋒、汪東興們倒有點無所事事。

一方面是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無所事事，另一方面是鄧小平等人暗中加緊活動，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打倒華國鋒作政治上、組織上的準備工作。當然這一切都把華國鋒蒙在鼓里。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華國鋒應邀出訪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

鄧小平利用華國鋒不在之機，與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人多次密謀。準備在下次中央全會上一戰解決問題。

作為陰謀的第一步，鄧小平把中共的重量級人物、三朝元老陳雲請出來。由他在下次中央全會上出面打頭陣，向“凡是派”們發起總攻。並許諾事成之後恢覆其在文革前的一切職務。

陳雲此時大概是中共資歷最老的人物了。當他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時，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還沒有什麽名氣。中共七大又繼續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此時的鄧小平是中央委員，葉、李是候補中央委員。在中共八大上，此公又升任副主席。由於在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中遭到毛澤東的嚴歷批評，陳雲從此學乖了，冷眼旁觀，百事不問。此人又極會審時度勢，毛澤東在世，他深知誰也不是其對手，幹脆閉上鳥嘴，深藏不露。毛澤東一死，覺得機會來了，先是為鄧小平出山吶喊。現在又摩拳擦掌，準備在倒華戰役中一顯身手。要說中共最高層誰最精明，陳雲當數第一。用老奸巨猾來形容此公一點也不過分的。

一切聰明的政治家在搞陰謀的時候總不會忘記麻痹自己的對手。當鄧小平幾位老人們趁華國鋒出訪時密謀停當後，也在大戰前施放出“前線無戰事”的煙霧。九月，當鄧小平出訪歸來途經東北視察時公開提出：應在適當的時候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

實現四個現代化乃是近百年來貧窮落後的中國人民的夢寐以求的願望，鄧小平這一深得民心的提議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同。華國鋒聽到鄧小平的這一建議後，也舒了一口氣：這下可好了。大家都一心一意地搞建設，免了多少是非之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二百一十二人。華國鋒宣布大會的議題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Ｏ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並說：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在新時期總任務總路線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這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

會議本來是討論經濟建設，但幾個老人密謀於前，豈有不趁機發難之理。十一月十二日，陳雲在會上發言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大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因此，為了保證安定團結，對有些遺留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他接著列舉了應由中央給以考慮和決定的六個問題：



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應給以覆查，這是涉及到數量更大的黨員的政治生命問題。應由黨組織覆查。對並無背叛行為的同志應該恢覆黨籍。對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檢驗的結論，這對黨內黨外都有極大的影響。不解決這些同場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鑄同志、王鶴壽同志也不是叛徒，他們的問題應該解決。中央專案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立的，我認為，專案組所管的屬於黨內部分應移交中共中央組織部。由中央組織部覆查，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去考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象現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應該結束。

四、彭德懷同志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我沒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既然沒有開除出黨，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關於天安門事件。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隨便點名批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領導人，是中央文革顧問，他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狀態負有重大責任的。



陳雲的發言矛頭直指毛澤東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大會的方向立即扭轉，變成對毛澤東歷史的清算！與會的共產黨元老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們紛紛發言支持陳雲。

令人吃驚的是，華國鋒在老家夥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絲毫沒有組織一點抵抗就敗退下來！十一月二十五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會議宣布：一、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公開徹底平反；三、撤消中央過去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四、為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平反；五、糾正過去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六、撤消中央專案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今後不再采取成立專案組審查幹部的辦法；七、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有關揭發他們的材料送交中央組織部審理；八、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

華國鋒不戰自退，使得一些與會者得寸進尺，公然藐視這位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和“英明領袖”說：“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的爭論已不單是理論之爭，而是如何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四化的鬥爭”、“‘兩個凡是’背離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按照‘兩個凡是’辦事，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說成是什麽‘砍旗’、‘丟刀子’等，左傾指導思想的錯誤就不可能糾正，全黨工作著重點就不可能順利轉移。”

此時的華國鋒只有裝聾作啞一法了。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終於從幕後走到了前台，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

鄧小平的講話強調了兩點：

一是解放思想。“一個黨、一個國家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也就停止了。”

二是加強民主。“在黨內和人民內北中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需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多年後重新回顧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這兩點講話讓人感到一種憤怒：當鄧小平沒登上最高統治者寶座時，他就大吵大鬧要“解放思想”、“加強民主”，當他登上了皇帝大位後，就要禁固思想，加強獨裁！

中央工作會上鄧小平、陳雲等元老們成功地發難並逼華國鋒就範。在此基礎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開。

這次全會在中共歷史上確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意義當與毛澤東執掌中共實權的遵義會議相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最高主宰。支持鄧小平的中共元老和鄧小平的得意門生、得力幹將把持了中央各要害部門，陳雲被增選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鄧穎超、王震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這些毛澤東時代被打倒的人增選為中央委員，胡耀邦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宋任窮任中央組織部長，汪東興各項兼職全部免除。

二、對毛澤東當政時期的“錯誤”（實際是罪行）進行了初步的清算，將毛澤東制造的黨內黨外重大冤案進行了糾正：被關押幾十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被無罪釋放；五十五萬右派們除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文炳、彭文應、林希翎六人外全部平反；被毛澤東宣布為賤民的“地主、富農”們一律以公社社員的身份參與生產隊的一切活動；對文革中制造出的無數冤案進行重新審查。當數千萬人走出了監獄、走出了籠罩在他們頭上幾十年的政治陰影後，他們無不從內心里感激胡耀邦與鄧小平。

三、宣稱今後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學說，將中共全部精力轉移到幾年前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宣布的“四個現代化”上來。從此以後，中國大地上很少出現動輒置人於死地的、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了。但這也帶來了一個大的問題：在一個一切靠人治的社會里，在一個有權就有一切的社會里，沒有了所謂的政治運動，如何防腐敗？當鄧小平剛宣布永不搞所謂的政治運動時，一些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們還在背地里罵鄧是叛徒，但時隔不久，當他們發現手中的權力正好可以為其撈取經濟上的巨大好處不但不會受到追究，而且又與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相吻合時，又舉雙手擁護鄧小平的政策。可以說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是鄧小平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貪婪地把人民的血汗、國家的財富聚斂進自家的腰包。

四、華國鋒雖然仍掛名為中共黨的主席，但從此大權旁落，成了一個沒有權力的繡花枕頭。一年以後，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又將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等華國鋒黨羽罷免，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常委，並由胡耀邦出任總書記一職。隨後，趙紫陽又把華國鋒的總理大權奪去。在這一系列的奪權活動中，華國鋒的態度竟是：只要能保住主席的名份，鄧小平要幹什麽都行！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將軍有句名言：真正的政治家要為保住權力而戰！華國鋒連一個政治家的資格都沒有！一九八一年，鄧小平終於失去了最後的耐心，以召開黨內生活會為名，指責華上台後犯了“錯誤”。 生活會成了對華國鋒的批鬥會。面對公開“篡黨奪權”的鄧小平，華國鋒竟以書面檢討的方式公開認錯並表示甘願交出最高權力。一世威風的毛澤東死前選的接班人競如此窩囊！

鄧小平把華國鋒從主席的寶座上拉下來後，另扶胡耀邦當總書記。自己幹脆學慈禧太後搞起了垂簾聽政的勾當。此計大妙：大計我出，具體事你幹，幹好了是我的功勞，幹壞了你是替罪羊。

鄧小平初登大寶時對外國名記者法拉奇女士說：毛澤東自己選定接班人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我們要改變它。一旦自己坐上龍庭，又與毛澤東一模一樣！毛澤東三換太子，鄧小平三換主席與總書記。

被解職後的汪東興多年後回憶自己從輔佐華國鋒登基到被鄧小平趕下台的幾年政治生涯巔峰時期感慨良多：華國鋒根本不是大國元首的料，其水平頂多就是一個部長。我把他看錯了，早知道他是如此不中用，我……。

汪東興自認看錯了人，但毛澤東是不會看錯的，提拔他的最大理由恰是在於他的無能。江青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把汪東興視為路人，當成奴才熙氣指使，動輒指斥責罵，才使汪投入華的懷胞。否則華國鋒與江青二人的爭鬥鹿死誰手還難預料。

第九篇 ：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六章 鄧小平搞改革摸石頭過河 四人幫被審判象鬧劇一場



鄧小平打著“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實事求是”的旗號登上了中國皇帝寶座。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鄧小平上任之初確實幹了幾件利國利民，頗得人心的大事。

在農業方面，鄧小平把一九六二年時劉少奇搞的包產到戶一成不變地在全國全面推廣。說到中國農村的改革，不能不提到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們。一九七八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農民們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此時小崗村的農民們聚會，商量如何度過難關。當有社員提出秘密搞包產到戶時，全隊二十八戶人家拍手叫好。但如此一來又與中共的現行政策相違，弄不好就有坐牢和殺頭之彌天大罪。面對此艱難局面，農民們立下了血誓，宣稱如隊幹部因包產到戶獲罪入獄，全隊社員負責將其子女撫養到十八歲。（搞包產到戶都要立下如此誓言，可見毛澤東統治中國時，把中國搞成了一個什麽樣子）這是中國農民對毛澤東幾十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強烈反抗！就這樣小崗村成了毛澤東死後中國農村第一個搞包產到戶的地方。萬幸的是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對小崗村的農民持同情態度。此後萬里、趙紫陽、周惠先後在安徽、四川、內蒙古全力推廣包產到戶。當鄧小平上台後，包產到戶成了其農村政策的一大基礎。到一九八Ｏ年，全國基本上都實行了包產到戶。就連毛澤東在世時樹立的一面紅旗――大寨大隊也搞起了包產到戶。這包產到戶還真靈，八十年代初，中國糧食、棉花、油料、肉類大幅度增產，不但解決了十億人的吃飯穿衣問題，而且生活水平極大地提高了，市場供應充分，雞魚鴨肉應有盡有，毛澤東時代老百姓逢年過節都吃不上肉，年年穿衣靠發布票的苦難日子一去不覆返，憑心而論中國人民今天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多虧了鄧小平在農村的包產到戶。

在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比毛澤東開明多了。自一九六八年底毛澤東把第一批知識青年遣送下鄉起，到一九七九年的十年間全國共有近兩千萬知青下鄉。經歷了現代文明教育的青年去接受一種原始、愚昧、落後、野蠻的再教育，這簡直就是對一代青年的折磨、摧殘和迫害。一代青年付出的青春、理想、信念、熱血得到的回報卻是徹底的絕望甚至人生的毀滅！到一九七八年，數十萬毛澤東時代被遣送到雲南的知識青年，在經歷了十年的地獄般的精神、物質生活的折磨後，終於忍無可忍地自發地進行全省十萬知青大罷工，爭取回城的權力。隨後又派出了知青代表團到北京向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要人們請願。華國鋒以毛澤東繼承人的身份，當然不會同意改變毛澤東的決策，就連曾任中央農墾總局局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剛當上政治局委員的王震，也對知青代表們大罵一通，說他們回城的願望是為農墾戰士丟了臉而堅決拒絕了。並軟硬兼施地逼迫知青赴京請願團作了檢討後打道回府。知青首次大罷工失敗。唯獨鄧小平委婉地對知青上山下鄉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

一九七九年元月，雲南勐崗農場知青再度自發組織罷工。此次罷工運動非同小可，知青們選出了自己的罷工領導機構，通過了《罷工宣言》和《致全省農場知青書》。成都知青胡傳本任總指揮，北京知青吳向東任副總指揮，昆明知青李忠誠任罷工糾察隊長。決心以絕食表示最後的抗議：不回城，毋寧死！

元月二十三日，在數次通電中央未得到任何答覆的情況下，幾千知青進行了空前的大絕食，以死抗議毛澤東強加給一代青年的悲慘命運。

中共當局派出的中央調查團團長面對數萬知青的以死抗爭的悲壯場面，深受感動，扮演了為民請命的角色。元月二十八日，中共當局終於從毛澤東的知青政策上退了下來，決定滿足知青們的回城願望。此後一年時間里，全國近兩千萬知青從原始、落後、貧困的農村、邊疆相繼返回了有著一點現代文明的、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對外交往、交流、發展經濟等方面鄧小平也比其前任毛澤東開明了許多。毛澤東一坐上皇帝的寶座後，就關閉了對外交往的大門，坐井觀天似地自封世界老大，甚至在中國人民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情況下，還編出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在過著地獄般的生活，在受苦受難，在等著我們去解放他們的彌天謊言。而從小就留學法國並見多識廣的鄧小平就不同。他公開承認中國的貧窮與落後，打開國門大力提倡對外的經濟技術交往。一九七九年，在中國廣東的深圳建立了第一個經濟特區，在特區內實行了更加開放的政策以吸引外資。此後又歡迎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辦廠、經商。外資的進入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到一九八五年，對外開放又擴大到沿海的十二個大中城市。後來又擴大到全國各地。

對外經濟開放的同時，又內國營企業進行了各種改革試點。先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後又搞承包、政企分開等等。但客觀地說，由於體制上的因素，產權上的因素，國企負責人任命制等因素，國營企業的改革是非常不成功的。在任的國企領導人在沒有任何權力制約的情況下，最關心的是在自己的任期內如何多撈、快撈更多的鈔票，至於企業的經濟效益、職工們的利益那才不關我的事。你工人們有意見嗎？那沒關系，上告就是了。我是上級任命的，上級聽我的還是聽你的？那上級我也早就用鈔票買通了，他還會不護著我？現在又取消了毛澤東的“四大”誰也奈我不何。

正因為企業的領導者失去了必要的約束，他們才敢有恃無恐地、大張旗鼓地、公開地鯨吞國家和人民的財產。企業改革的結果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逐年下降，最後是虧損、破產、倒閉。但這些虧損破產企業的領導者又沒見有誰承擔了相應的經濟、法律責任，而且換個地方又當官的人多多。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鄧小平又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毛澤東當年把私營經濟視作洪水猛獸，統統消滅。鄧小平大力提倡私有經濟倒確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覆辟資本主義”的味道。到其去逝時，中國的私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達百分之三十左右。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經濟改革的一大成就。

在教育科技發展方面，鄧小平也有很大功勞。中國的教育、科技事業和自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反右後遭重創，知識分子被毛澤東劃入階級敵人一類，被稱為“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後，教育、科技更是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在多數地方，中、小學停課達三年之久。大學更是十年不招一名學生。後來又提出了更加荒唐的從工、農、兵直接選拔大學生。在文革中的一部電影《決裂》中，竟出現了一個沒讀過書的人憑一手老繭就能上大學的世界級的最荒誕事來。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覆出就立即恢覆從高中直接考大學的制度。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中斷了十二年高考後，第一次進行了全國統一的大學中專入學考試。當累積十二年之久的一千多萬考生擠上高考的獨木橋，有幸參加中斷十二年的考試後，相信無論考上的和沒有考上的學子對此都會留下終身不可磨滅的記憶，畢竟他們從考場上看到了自己人生、未來的一線美好的希望。雖然最後考上大學的僅有二十萬人，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二，但這是我中華民族從愚昧、落後走向文明、進步的一個開端。三十年後的二○一六年，當高考錄取人數近七百萬，考生的錄取比例已超過六分之五時，老狼作為一名參加一九七七的首次高考並落榜的考生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在軍隊改革方面鄧小平也有較大的動作。毛澤東在世時天天高喊“要準備打仗”。其實毛澤東心中最明白不過了：當今世界只要強大的工業化國家沒有出現好戰的大獨裁者當政，世界大戰就不大可能爆發。制造戰爭就要爆發的緊張空氣完全是出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是為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覆出時就提出了“軍隊要整頓”的口號。現在當了皇帝更是大刀闊斧地整頓軍隊，提出了裁軍一百萬的目標。同時注重軍事科學的研究，注重軍隊裝備水平的提高，注重對未來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研究。這此對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未來的戰爭，軍隊人數的多少已經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決定勝負的因素是一個國家軍事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軍事裝備的科技含量，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國力的高低，是指揮員、戰鬥員綜合素質的優劣。鄧小平對軍隊的大力裁員和整頓，也許就是基於對現代戰爭的認識。當然鄧小平對現代戰爭的觀念、理論、與其它軍事強國的領導人相比還相去甚遠。但無論如何比毛澤東的照搬當年打敗蔣介石時的經驗相比又強多了。

如果鄧小平當政時中國面臨一場侵略戰爭，以中國的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實力，其結果是不難想象的。不過人類社會發展到二十世紀末，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征服已不是單純的軍事征服，不是憑據武力的征服。而是經濟、科學、技術、綜合國力、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競爭。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自毛澤東當政到鄧小平掌權的五十年，在與世界列強的競爭中，是一個徹頭徹尾、實實在在的失敗者。而且敗得之慘是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國門打開一百多年所末有的。

鄧小平倒華的理論綱領是“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加強法制。”當他坐上龍椅後，又把華國鋒搞宮廷政變逮捕的江青等人弄來審判，以標榜“法制”。只是一個搞了一輩子專制獨裁的人想如西方民主國家那樣搞法庭審判但給人的感覺真有點象“邯鄲學步”“東施效顰”一樣不是那麽回事，只從表面上去摸仿，沒從實質上去領會。象中國這樣的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封建專制國家，政壇風雲變幻，成者王侯敗者寇，上台者自我標榜正統，下台者統統斬首示眾誅滅九族都不足為奇，一但把失敗者弄上法庭倒真是奇怪得很。鄧小平是天字第一號法盲，只知權力可以決定一切，那知民主、法制為何物？鄧小平被毛澤東整了兩次就大呼冤枉，而江青等人被華國鋒莫名其妙地逮捕難道就不冤？現在又在“特別法庭”上接受審判更是天大的冤枉！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受審甚至比江青等人還要冤！從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的來看更是荒唐。陳伯達經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建議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接管中共報館《人民日報》，第二天在毛澤東授意下發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本是配合當時的“掃四舊”，當然也有麻痹劉少奇的意思。但在特別法庭上又把此事作為陳伯達的一大罪狀。陳伯達成了鄧小平“文字獄、的受害者。王洪文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周恩來籌備四屆人大的情況一事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只因說了句“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又成一大罪狀。王洪文又被鄧小平“以言定罪”。黃、吳、李、邱等人在文革初受迫害，被林彪保下。因是林彪的老部下而受誅連，被毛澤東欽定為“反革命集團”，鄧小平又將“莫須有”罪名加在他們幾人頭上。

被審判的人在法庭上的表現也“可圈可點”。名滿天下的毛澤東夫人江青在庭上時而大吵大鬧，時而和盤托出；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一本正經；活脫脫一個潑婦加小醜形象，把毛澤東的臉算是丟盡了。王洪文在被捕時猛撲到葉劍英面前去要拚命，但在法庭上也老老實實。有問必答。姚文元在被捕時就立即認罪，在法庭上更是“供認不諱”。黃、吳、李、邱等人受共產黨教育多年，對黨內殘酷鬥爭的程序和結果了如指掌，知道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作為階下囚，審判官說煤炭是白的，他們也不敢說是黑的。只有張春橋“看破紅塵”，在庭上一言不發，令審判官們無趣，更令當局者無奈！真是大丈夫一個！審判之初，國人不明就里，人人皆曰可殺。但歷史無情，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只會將此審判視為一場鬧劇。

對於鄧小平的審判鬧劇，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明批“四人幫”、林彪，暗攻毛澤東。鄧小平批了幾天後也發現不大對勁了：毛澤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開國皇帝，再這樣批下去最後是在批共產黨和專制制度本身了。而且其中許多問題鄧小平還難脫幹系。若還想仿效毛澤東的故事搞獨裁專制就沒有任何道理和依據了。不行，還得把毛澤東身上的狗屎擦幹凈，起草一個《關於建國後歷史問題的決議》，把他犯下的天大罪行推給林彪和毛澤東的老婆江青，實在推不掉就說是“毛澤東起了好心幹了壞事”。

鄧小平由於其在共產黨這個專制集團中混了幾十年，其思維方式帶著毛澤東式的隨意性，其決策方式帶有強烈的封建帝王色彩，對改革沒有一個全盤的考慮，也沒有一個目標。此人在專制政治場上搞鬼是一把好手，但搞經濟建設就不那麽行了，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是什麽？改革怎麽改？要達到什麽目標？為達到這樣的目標要采取什麽措施？經濟如何發展？體制如何變革？這一切問題鄧小平都沒有一個全盤的考慮，到後來竟說出了一句千古名言：“摸著石頭過河”，就憑這句話，鄧小平此人就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明君。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在政治制度、經濟建設、科學技術、教育體系等方方面面都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和現成的模式，這些都是人類歷盡千辛萬苦付出沈重代價得來的，它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和發展中的國家，完全可以借鑒甚至照搬，以避免走彎路，再付出沈重的代價。可鄧小平偏要采取盲人爬山走路的辦法去“摸石頭過河”，走什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再去碰壁交學費瞎折騰，這與毛澤東式的瞎胡鬧治國沒什麽兩樣。說到底，鄧小平的這一套只不過是想把專制制度與現代經濟、科學技術來個“有機的結合”。不過鄧小平你錯了！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沒有從制度上去保障每個公民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潛能，在一個壓制、泯滅人性，限制人身自由的專制國度里，根本不可能實現經濟的正常、建康、高速、良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中的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的謬論應該休矣！世界的現實恰是政治是基礎，經濟是上層建築，政治基礎決定經濟上層建築。

應當看到，鄧小平對中國的各種改革是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自守、愚昧無知、落後倒退的某種程度的進步。與真正意義的改革是相去甚遠，他和蔣介石相比，其思想和對世界、對人類社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認識也是非常的落後和保守的。

鄧小平統治中國這幾招本來算不了什麽，但他死後，他指定的接班人江澤民竟把這幾招吹成了“鄧小平理論”並大肆宣揚。筆者翻遍《鄧小平文選》看不出其中有什麽能稱得上“理論”的東西。在毛澤東統治時期，鄧的文章多是照毛澤東的本宣科，毛死後又在恢覆“文革”前的一套做法上作文章，且多是秘書捉刀，鄧親自動筆極少。筆者甚至懷疑鄧能不能寫出一篇較高水平的文章來。毛澤東登上中共高位後還親筆寫了《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堪稱著作的東西，鄧小平登基後，大事小事胡耀邦、趙紫陽去頂著，自己只把軍權、人事大權掌著，登基後其大多數時間花在玩橋牌上，並在橋牌桌上發掘出了丁關根這樣的善打“公關橋牌”的“人才”。毛澤東整人殺人還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鄧小平統治中國又有個什麽“理論”？若真有什麽“理論”在“規範”鄧小平的言行，他也就不會去“摸石頭過河”了。“鄉鎮企業”只是毛澤東封建封閉式“五小工業”的翻版，“特區”與大清朝的“租界”差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給鄧小平頭上栽個“理論”桂冠的話，那麽只有“兩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兩論”還可以合並成“一論”：“兩只瞎貓摸石頭過河去碰死耗子”。就這“一論”大字不識的文盲也說得出來。這也算得上“理論”？如果這算“理論”的話，天底下的“理論”就一錢不值了。江澤民把這幾招吹成“理論”，說到底，一是扯大旗作虎皮，為自己的統治中國找個依據。二是報答老鄧的提攜之大恩。

中國經歷了毛澤東制造的大災大難，對於鄧小平的小小的改革和改革帶來的一點滿足人民最原始、最初級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好處，人民仍然是滿懷深厚的感激之情。鄧小平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後，其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如日中天。一九八四年前後，鄧小平在國人心中的威望達到頂點。在十月一日中共三十五周年建國時的盛大閱兵和群眾遊行活動中，北京大學學生發自肺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標語在天安門前接受鄧小平的檢閱。其情其景，感人至深。相信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頻頻揮手的鄧小平見到此標語也心生出了某種自滿和得意的感覺。但不知他是否有點忘形了？

好景不長。隨後幾年中，因其對腐敗采取了縱容的態度，和面對人民政治體制改革呼聲所拋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等又使其在國人心中地位一落千丈。

第九篇：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七章 廢除“四大”官員們有恃無恐撈私利 失去監督腐敗風吞嗜鄧小平政權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得古老的中國從毛澤東的法西斯專制中覆蘇。然而由於共產專制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原始的罪惡基因，鄧小平專制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又成了這種罪惡基因瘋狂生長的最佳土壤，使得掌權的人道德淪喪，最後形成了一股席卷中國大地的腐敗狂潮。

中共的腐敗現象始於何時尚難考據，但可以肯定地說，早在毛澤東奪取政權之初，腐敗現象即開始萌芽。等級森嚴的中共黨政官員們就享有種種特權，如高幹子女免試隨意就讀於全國著名高等學府、依照等級序列確定其生活、工作、政治等方面的待遇，這種種特權為日後的腐敗埋下了種子。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毛澤東采取鐵的手腕統治中國，三天兩頭就開展所謂的政治運動，大抓階級鬥爭，中共官員們人人自危，動輒得咎，再加開國之初就把劉青山、張子善這種公開鯨吞國家財產的官員處決，使得中共官員們的私欲受到壓抑，鮮有膽量去貪污額外的錢財。最早出現的、公開的、大量的以權謀私的行為應當追朔到一九七四年，這一年中共軍隊征兵時，幾乎所有的官員們都把其子女通過“後門”送到軍隊。當老百姓的兒女們個個被遣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時，中共官員們的子女們卻上了解放軍這所“大學校”。本來在文明社會里當農民與參軍也沒有什麽大的差別，更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當時的中國，參軍與下鄉無疑有天堂和地獄之別。此時恰逢毛澤東開展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江青等人將“走後門”作為中共元老們的一大罪狀加以批判，但毛澤東卻發話說：“從前門進來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從後門進來的不一定都是壞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古人雲：防微杜漸。走後門這種帶有腐敗性質的事不制止和糾正，必會釀出大的腐敗。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官場相對廉潔，但這種廉潔是建立在用法西斯手段進行血腥統治使得官員們人人自危的基礎之上，是以國家的極度貧窮、社會財富極度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貧困為代價，是不足取的。

鄧小平上台後，由於對毛澤東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厭惡，公開宣布永遠不搞政治運動，並取消毛澤東“發明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一個官員由上級任命、且對官員沒有任何監督機制的專制國家里，鄧小平的宣言無疑就是告訴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盡量利用你們手中的權力去謀取私利而不會受到任何追究。從此以後，中共各級官員們有恃無恐，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撈好處。且花樣、手法、品種不斷翻新，從毛澤東時代的在參軍、入學、入黨、提幹方面利用職權走後門，發展到大撈特撈金錢、財物。從自己撈發展到為親戚朋友兒女們撈錢提供種種方便。並你攀我比地唯恐自己撈少了。這種腐敗的一大特點就是自上而下地漫延發展到中共權力所及的每一個角落，凡有中共官員的地方就有非常嚴重的腐敗，而且越往上層越腐敗，終至無法收拾的地步。當然上千萬官員們同時腐敗的社會總比毛澤東一個人腐敗的社會要進步多了。

鄧小平時代中共的腐敗現象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其腐敗程度之深，堪稱世界之最；其腐敗面之廣，可謂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其腐敗品種之多令中外人士嘆為觀止。

中共的腐敗現象究竟有多少種？涉及哪些方面？有哪些品種屬於老祖宗的遺傳？有哪些品種屬於從外國引進？有哪些屬於中共官員的創新？有哪些中屬於土洋結合的雜交……筆者弧陋寡聞，難以盡述，只能舉出幾種以饗讀者。

其一是公款吃喝瘋，此是中共漫延最廣、對國家、人民危害最烈、且日常司空見慣的腐敗。

公款吃喝始於八十年代初。最先是羞羞答答吃“床腿”。（即將吃喝款加在住宿發票中回單位報銷）自八四年之後，公款吃喝由地下轉入公開，吃喝方式大變，吃喝行情猛漲，吃喝名目之多令人咋舌：上級部門來人視察工作要吃；下級單位來人匯報工作要吃；對口協作單位來人聯系工作要吃；一個公司開張要吃；一個機構撤消要吃；工程上馬要吃；工程下馬要吃；工程開工要吃；工程驗收更要吃；某官員上任要吃；離任更要吃；幹部調動工作要吃；甚至中共幹部死了為表示哀悼也要大大地吃！為了吃得名正言順，又巧立名目召開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會議：歡迎會；歡送會；檢查會；鑒定會；評比會；驗收會；交流會；定貨會；總結會；慶功會；取經會；傳經會；座談會；討論會；表彰會；報告會……各種會議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有會必有吃喝，有吃喝必要名酒作陪。白吃白喝不說，會後名勝古跡隨意周遊。據統計：中國名酒一半以上是公款在消費！而且大吃大喝後每人一份紀念品。共產黨以“革命”自詡，其“革命”發展到八十年代，內容竟成了“請客吃飯”！“革命就是請客吃飯”！

共產黨吃喝規格行情也發瘋般地狂漲。最初吃雞、魚、鴨、肉之類幾十元一桌，大家也就心滿意足了，時隔不久，這雞鴨魚肉怎麽越吃越沒味道了？既然經濟發展了，生活提高了，這公款吃喝也要上台階對不？中共某省報曾以對聯方式登出一段菜譜：迎客十菜一湯，嘗八寶雞、鳳凰腿、全家福、山珍海味，直吃得挺腹伸腰，花公款何必小氣；陪客一桌十座，品五糧液、杏花村、味美思、佳釀名酒，喝他個天昏地暗，慨國慷幹嗎傷心。有人戲批橫聯曰：快吃快吃！吃到後來，共產黨官員們的嘴愈來愈刁了，且互相攀比，現在酒席桌上全雞全鴨是“土八路”，大魚大肉是“鄉巴佬”，海參魷魚已“吃膩了”，對蝦大蟹“還可以”。真是個“雞魚鴨肉牛羊趕下台，烏龜王八毒蛇爬上來，燕窩魚翅熊掌方夠味”。北方的共產黨官員們吃飛龍、犴達犴、熊掌，南方的共產黨官員們就吃鹿、虎、穿山甲等珍希禽獸。如此吃法，每桌少則幾百上千，多則數千上萬元！真是官員一席酒，百姓十年糧！

共產黨官員們公款吃喝從何處開支？這不難。文革中一樣板戲唱道：“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何況此區區小事耳？中共財政中八十年代一創新欄目“招待費”即可包羅萬象。如招待費也花光了咋辦？有辦法！救災款、專項工程款、鄉鎮企業發展基金、軍屬優待費、教育費、計劃生育罰款費、林業保護費……都可以拿來吃。每個共產黨人都知道這樣一個“真理”：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共產黨每年公款吃喝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據一九八七年底某報透露，當年公款吃喝款達三百億元之巨！也就是在貧困的中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人人皆有每年掏出三十元供中共官員們大吃大喝、窮吃窮喝、白吃白喝、瘋吃瘋喝之義務！且這公款吃喝的數額每年是以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在增長。到九十年代，每年公款吃喝金額已達數千億元之巨！二○○○後，中國每年公款吃喝已達幾萬億之巨！

共產黨人們白吃白喝了後還心安理得：我都是共產黨的人，吃點共產黨的東西是應該的嘛！

公款吃喝之風筆者翻遍古今中外史冊未見哪國、哪朝、哪代象中共這樣白吃、海吃，吃成了社會一大公害。在同樣是共產黨國家的蘇聯、東歐、越南、朝鮮等也未見有此一吃，更沒到“瘋”的地步。此種腐敗當屬於鄧小平等中共官員們的一大首創，更是一大“發明”。此發明不但應當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更應當榮“獲諾貝爾獎”。只是以何種名目發出此大獎尚待該委員會袞袞諸公們費一點心思了。

其二，請客送禮。這也是中共官場最為普遍的一大腐敗現象。請讀者們注意：此處的“請客”與前面的“公款吃喝”是有所區別的。

中國自古以來官場衙門深似海。所謂“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便是人們對數千年封建王朝衙門的真實寫照。中共幾十年血腥暴政統治實是集數千年封建社會之大成，毫無民主、科學、進步之言，自然而然得以將封建社會這一傳統全盤繼承。到鄧小平上台後，這一傳統更得到發所光大。普通老百姓要辦事，不請客或送禮簡直就是妄想，送禮輕了還被嗤之以鼻：瞧不起人，我就值這幾個錢？禮品從名煙、名酒逐漸發展到金錢。

請客送禮發展到送錢的份上，那就不是簡單的送禮問題了，而是行賄受賄的犯罪行為。

私事公辦必須請客送禮送錢，公事公辦更是要請客送禮送錢。送者心不痛：再多的錢也是公家出。收者手不抖：我為你辦了事，一份勞力一份代價。

私事公辦、公事公辦為什麽要請客送禮送錢？這其中就大有名堂了。個體工商戶為得以順利辦到營業執照必須向有關的部門送禮；（筆者經營一小小店鋪，在辦理衛生許可證時，需街道辦事處蓋一一公章，當筆者找到管公章的辦事員時，辦事員公開說：“蓋一個章收六十元。”且沒有任何收錢憑據之類的東西給我本人。這真是公開地在搶老百姓的錢。你還不敢說個不給？否則不給你蓋章，損失就會更大。你還不敢去告他――沒憑沒據的怎麽告？）下級單位為本單位爭資金、爭設備、爭項目、爭指標……就必須向有關部門的關鍵人物送禮；企業為推銷自己的滯銷產品要向有關的采購人員送禮；駕駛員向公安部門申請駕照要請客送禮；供銷公司為得到平價原材料、緊俏貨物要向生產廠家的關鍵人員送禮；原告、被告為執法判決對己有利要向法官們送禮；……真是個有“禮”走遍天下，無“禮”寸步難行。

求人辦事請客送禮雖屬勉強，送禮一方能受益也還想得過。更有甚者，一些實權人物為收受禮物巧立名目尋找借口公然向有關單位個人勒索：某廠電路發生故障，供電部門以此為由要罰款十萬元。廠方不得已，高標準地宴請一次後，罰款變成了六萬元。最後向供電部門的領導每人送一套高級組合家俱後，罰款全經免了。某工廠被環衛部門指為衛生設施不合格。要罰款萬元。廠方領導也是共產黨官員，深知其個中三味，請環衛部門領導大吃一頓後又送上一套高級器皿，“不合格”立即就變成了“合格”。

在有“禮”走遍天下的中共官場里，無理之事，極難辦之事，一般人想都不敢想之事，經“禮”一到即可立即辦到。膽大之人，精明之徒看準了中共官場這一“行情”，用“禮”開路，敲開了中共神秘的、深不可測的、重重疊疊的各道衙門，實現了發財夢。請看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肖秧與一個精明之徒、人稱“倒爺”的一段精彩對白：



書記：你倒什麽？

倒爺：我倒彩電。

書記：你怎麽從工廠里拿出來的。（上半年全重慶市僅生產七萬台彩電，市商業部門僅得了七百台）

倒爺：有多少環節我都能打得通。

書記：打通環節的行情如何？

倒爺：前幾年只要幾百元就可以打通，後來漲到千把元。現在只要拿出萬把元來，任何環節都能暢通無阻。而且都是合法的。

書記：你打通這些環李和你賺的錢比例如何？

倒爺：打通這些環節花錢最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百分之八、九十歸我。在給關鍵人物送錢時不能集體送，只能單個送。送完了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好辦了。

書記：上半年你賺了多少錢？

倒爺：扣除稅金，我賺了一百萬。

書記：你打通關節花了多少？

倒爺：不到二十萬。

書記：你賺了錢怎樣處理？

倒爺：我正愁沒地方處理。下一步就是倒騰有色金屬。我可以倒走你重慶的鋼材。信不信？不要看你是市長。

書記：我不是市長了，已經轉業改行了。

倒爺：你呀，你弄不住。



中共的腐敗已發展到一個普通人用錢就能打通政府、企業、商業、金融、物資等一切由共產黨人把持的關節的地步，這社會還有什麽公理、正義、清廉可言？

奇怪的是一個共產黨的副省級高幹面對一個公開說自己以行賄為手段打通各個關節的經濟罪犯竟無動於衷，沒想到應立即立案並順藤摸瓜抓出那些用國家授予的權力去撈好處的受賄者。說得輕一點：肖秧瀆職了。說嚴重點：肖秧很可能就是一個更大的貪污犯！

其三，以手中的權大搞其錢。以權撈錢，古已有之，算不上共產黨的什麽發明。但是在撈錢的方式上，共產黨人卻極善於古為今用，極善於創新。

中國自古以來重農抑商，文人學子更是視錢財如糞土。這使得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前進的步履蹣跚。毛澤東掌權後搞的全民所有制，商業也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鄧小平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後，中共官員們驚奇的發現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人民根本不是毛澤東所說的還在受苦受難，還要等著我們去解放他們，而是豐衣足食，發財大大的。普通百姓都是腰纏幾十萬貫的富人。而同為炎黃子孫的台灣、海外僑胞們更是憑著自身的勤奮過上了比大陸人民好幾十倍的幸福生活。驚奇、羨慕之余，共產黨的官員們開始盤算著怎樣撈錢，怎樣在最短的時門里自己也能過上西方式的富裕生活。精明的共產黨人們在與國民黨打內戰時個個是英雄好漢，現在時代不同了，追求不同了，奮鬥幾十年，到了撈錢的時候他們同樣比腐敗的國民黨貪婪萬分。且撈錢手段之新奇，令中外商界同行們大開眼界。

如前所述，共產黨人憑手中的權力大肆受賄，這是一個撈錢的捷徑，也是一個很普通的方式。雖然普通但總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有某種犯罪感，怕被人知曉。這里說的是以權撈錢的另一種方式：名正言順的辦公司，公開地、大張旗鼓地、臉不變色心不跳地、有理有利有節地撈錢。

一九八五年前後，中共中央號召搞活經濟。此前鄧小平早已號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兩個號召目的只有一個：讓當年因貧困而造國民黨的反、至今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的民眾相比仍很貧窮的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兒女們先富起來。在中共高層的鼓勵下，一夜之間中共官辦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連一些清水衙門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等也辦起了公司！掛名公司經理的一是中共黨政機關的書記、市長、縣長等大人物，還有些就是當今中國政壇赫赫有名人物的兒女們如鄧小平之子鄧樸方是所謂的“康華公司”的總經理。王震之子王軍是中信公司的總經理。這些公司一無資金、二無廠房，甚至連堆貨的庫房也沒有。（這還真有當年王進喜搞大慶油田時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味道）唯有手中或老爸手中的大印一顆。中國這個社會第一是認權，第二是認錢。“有錢能買鬼推磨、有權鬼把磨來推”。可見“權”的能量遠在“錢”之上。只要有了權，搞點錢就不費吹灰之力。當時的中國物質緊俏、商品奇缺。這些公司的經理們憑手中的權力向生產廠家發出一個個指令式、計劃式的訂單：“給我多少噸貨物”、“給我多少台彩電”、“給我多少個車皮”，生產廠家又全是國營的，而對中共官員的命令又不敢不把東西給他們。（當然廠方領導們也從中大撈油水）貨物訂單到手後，連貨物在那里都不知道，將就訂單轉手加價。一夜之間，中共官員們就成了萬元、十萬元、百萬元的暴發戶！這比起資本家們辛辛苦苦地經營賺錢不知便當了多少倍！無怪乎中共官員們成天高喊“社會主義好！”沒有這“社會主義”那有他們如此的發財捷徑！舉世聞名的中華最新詞匯“官倒”其源蓋出於此！這些“公司”們做生意本錢是不會出一分的。從廠家把產品拿出來後，賣了才會付錢。古人做生意追求的是“一本萬利”，而共產黨人做生意更是歷害，達到了“無本萬利”的生意場上的最高境界！

中共官員們不但自己以手中的權力大撈其錢，其妻室、兒女也借權力的保護傘大肆撈錢。最典型的就是中共頭號人物鄧小平鄧大人之子鄧樸方鄧小人了。此人在文革時期因其父是中國二號“走資派”而遭批鬥關押，據說在關押時為逃脫從樓上跳下，結果從腰部以下全癱瘓了。鄧小平重掌中國大權後，癱在床的鄧樸方不甘寂寞，打出了殘疾人的旗號辦了一個“康華公司”。一時間中共高幹子弟們靡集於此。鄧樸方以殘疾人的名義從官方獲得了進出品免稅之特大優惠。（當然是看在其老爸鄧小平的面子上）他們走私販私，買空賣空，倒賣國家緊俏物質……一夜之間就成為中國的超級暴發戶。據傳鄧樸方在瑞士銀行存款高達幾十億美元！在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的“示範”下，和各級中共官員們紛紛鼓動自己的兒女們“下海”辦公司。（中共下台高幹總書記趙紫陽、海南省長梁湘、四川省長肖秧在其被羅列的“罪狀”上都有利用職務之便“為子女所辦公司提供巨額資金、提供生意上便利”的條款。）

這些官員們和高幹子女們開辦的官倒公司對中國經濟起了巨大的破壞作用。一九八八年，時值春繭上市時節，康華公司在四川大肆低價搶購蠶繭出口，至使舉世聞名的四川南充絲綢廠無米下鍋，停產數月之久……。官倒公司同時又造成了物價飛漲。一九八八年席卷中國的搶購風其根源就是官倒公司相互大擡物價，在社會總供給遠遠小於社會總需求的情況下造成的。

其四、化公為私，揩國家油水，撈個人好處。

化公為私其內容繁多，涉及到日常公務的方方面面，實難盡數，筆者只舉其中幾例，即可見一斑。這一種方式不一定是中共首創，大凡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都有。只不過中共在這方面比其它的專制國家更嚴重、且無任何約束罷了。

國家公物自八十年代初起不知怎的開始流入一些共產黨官員的腰包。最初的表現是將辦公桌、沙發、藤椅之類的東西往家里搬，反正公家的東西不用也是白不用。共產黨人本來就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黨和國家，我用點黨和國家的東西就是黨在用，就是國家在用。到後來發展到公家的自行車、彩電、等都往家里搬。花公家的錢不必小氣，用公家的東西更不必客氣，我不用放在那里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更何況我不用別人也會拿去用。

如此這般還不過癮。國門打開後，官員們發現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資本主義國家普通老百姓家家都有小汽車！老子流血流汗革命一輩子，辛辛苦苦掌權半輩子都沒如此享受過也太對不住自己了吧？“外國人有的中國官員們也要有！”一時間幾百億人民幣的外國轎車湧入國門並被中共官員們據為私有，上至中央政府大員，下到一般縣長鎮長一人一部“奔馳”“皇冠”“豐田”並配上專職駕駛員。坐轎車一切開支均是公費！一部轎車每年的油錢、駕駛員的工資達萬元以上，如此龐大的支出全是國家承擔，全世界都難找如此的好事情！有車後不但自己一人享用，而且兒子、孫子、種子，妻子、老表、舅子，三親六戚均沾光，老婆因病公車送，兒子考大學公車送……甚至官員們全家外出旅遊也由公車送，一切處出的吃、喝、拉、撒、睡全部是公費！真是“外國人沒有的中國官員們也有！”花人民幾百億血汗買車來享受不說，還得每年花幾百億供官員們玩樂！國家出錢買車，國家出錢買油，國家出錢請駕駛員，供私人享用，這樣的好事世上那里還有！據報載：西藏黨校副校長回四川探親半年，將該校的轎車及駕駛員空運到四川家鄉，供自己及家人隨時享用。半年時間耗資達一萬五千元，全部由公家報銷！如此化公為私，國家就算是有座金山銀山也會被挖空、蛀光！

“報銷”是中國最常見的化公為私手段。“公費醫療”被譽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不知何時，公費醫療變了味道。最風行是中共官員們將高級營養品如人參、蜂王漿等作為醫療費用報銷，發展到後來只要有一人是公費醫療，全家人都跟著享受高級藥品、高級補品。後來吃藥者用公家的錢買藥再拿出來賣的事已屢見不鮮。到後來一些從不生病的人每年不知怎的也要報銷醫藥發票數千元，（當然這是在醫院有熟人的情況下開假發票化公為私。此種情況多為中共官員的親友、家屬）發如此發展下去，連醫院也“搞懂了”，沈陽市某醫院為自己多發獎金，將不是藥品的東西當藥品開出，什麽鋁鍋、高壓鍋、飲料、服裝……應有盡有，只要“患者”需要，且出得起錢，要什麽就有什麽！這也是醫、患雙方皆大歡喜的好買賣：醫院創收，患者白得，何樂而不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在商品活動中買賣雙方通過報銷揩國家油水更是多多。只要可以報銷，賣方任意要價，買方毫不痛惜，成交後又在發票上大做文章：花五百元買下的東西，發票上得寫上八百元、一千元。還有更怪的事呢！筆者所在單位要買一部桑塔那車，此車在成都買約需二十萬，但領導偏要叫不是本單位職工的某副經理兒子到一百公里外的德陽去花二十三萬元買。莫非國營企業領導人個個都是豬頭三？為公家買東西專挑價高的？後來據某財務人員透露：二十三萬中有一張發票是以“手續費”名義所開出。這就更讓人感到其中的貓膩。

中共的“會海”舉世聞名，以會議為名吃國家花國家揩國家油水更是普遍。某廠召開新產品鑒定會，搞出個“上海報到、黃山開會、深圳結束”的奇特規定。並且收高得驚人的“會務會”，（可回單位報銷）各地官員們見此好事，個個爭先恐後。一場會議結束，會議組辦者和與會者皆大歡喜：主辦者從“會務會”中賺了一筆可觀的收入；與會者不但白吃白喝白旅遊，還收到了一份價值不菲的厚禮，何樂而不為。

在中國揩國家油水方法之多令人瞠目。“開會發開會財、出差發出差財、檢查發檢查財，驗收發驗收財”。每參加一次這樣的“公務”，就是一次撈油水的機會。當然這樣的機會只有那些手中握有權力的人才能得到。

其五、爭相出國，涉外活動中喪失人格、國格。

中國國門自一九四九年向全世界關閉後，毛澤東、共產黨向人民灌輸的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人民不知實情，謠言重覆千遍竟成了真理。吃不飽穿不暖的中國人還真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子民。一九七九年國門打開後，面對五彩繽紛的精彩世界才知道自己受了毛澤東的欺騙紛紛想到外面的世界看個究竟。共產黨官員們對出國更是樂此不疲，他們手握大權，近水樓台先得月。紛紛編出各種理由公費出國。名為“考察”、“取經”，實為遊玩。玩耍之余用國家的外匯撈個“幾大件”回家。許多因公出國的什麽“經濟考察團”、“學術交流團”等等。若細看其出國人員名單就會發現這樣團那樣團真正懂行的僅一兩人，其它一行十幾人、二十幾人多是什麽也不懂的共產黨官員們。他們考察什麽？不外借機遊玩並撈回高檔家用電器而已。某建築單位的一把手快退休前，也花了五萬元到澳大利亞去“考察煤炭質量”。而且得到上級主管單位的支持。建築行業與煤炭質量風馬牛不及，真是咄咄怪事。人民辛辛苦苦掙的外匯，共產黨的官員們就這樣毫不痛惜地大肆揮霍！

國門打開後，涉外經濟活動中共產黨官員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方便，向外商索賄受賄更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現在全世界凡與中共官員打過交道的商人無不有“中國人在公開場合滿口仁義道德，私下卻貪得無厭”的印象。據外國媒體報道：想與中共官員做成交易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包括電視機、現金、和讓他們旅行，有的還要你雇用他的親戚或安排他的子女們出國。

更有甚者是出賣國家經濟情報或在商務洽談中有意損害國家經濟利益以換得外商提供的巨大好處。世界上有名的寶山鋼鐵公司興建之初在與日本人洽談引進設備過程中使國家蒙受了幾十億美元的損失。最後只得毀約賠款了事。

中共官員們成天對民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他們自己又是怎樣做的呢？國門剛一打開就鬧出了中共國防部長耿飈之女耿紅為了出國甘願給一香港富豪當姘頭的大醜聞。中共中央級、部級、省級高幹千方百計地利用職權為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定居提供種種方便。前海南省長梁湘在任深圳市長時就利用權力將兩個子女送出國去定居。一貫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官員們用冠冕堂皇的語言欺騙善良的百姓，背地里、甚至是公開地幹著男盜女娼的勾當。

其六、五子登科、好處撈盡。

五子者：帽子、票子、房子、兒子、車子也。共產黨人在“五子” 方面的醜惡表演既令國人和世界感到不可想象，更會令國人和世界感到卑劣之極而嗤之以鼻。

先說這帽子。沒有頭上的烏紗帽其它的都無從談起。共產黨的社會真是個“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喪失一切。”（林彪語）為了這權力，老一代拚死拚活從國民黨手中搶奪，把個中國殺得個紅天黑地，雪白血紅。毛澤東為了這權力成天疑神疑鬼，生怕身邊睡了個“赫魯曉夫”，將開國功臣們幾乎斬盡殺絕。毛澤東死後，開明君主鄧小平坐鎮，也不再搞刺刀見紅、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中共官員們也用不著擔心為爭一頂烏紗而被扣上“修正主義、野心家、資產階級、走資派”的大帽子。紛紛使出十八般武藝：溜須拍馬、金錢開路、以色相勾、後台出面、熟人相托……，目的只有一個――弄頂烏紗來戴。

在烏紗帽的爭奪中，中共元老們大權在握，自然處於最最有利的位置。老一代中共元老為使自己的權力百年之後後繼有人，紛紛將自己的兒子、親信扶上高位：葉劍英之子葉選平坐鎮廣東省，李維漢之子李鐵映登上政治局委員的寶座，（李維漢當年在蘇區將鄧小平弄成“毛派”人物關押，對鄧小平之妻金維映橫刀奪愛，李鐵映即是李維漢與金維映所生之子。按常理李維漢是鄧小平的政敵兼情敵，鄧小平是不會重用其子的。莫非是想顯示一下為君之度量？九十年代民間傳說金維映懷孕後鄧小平才被關押，李鐵映是鄧之子。此真偽如何尚待考證。若用現代科學的DNA方法測定，不難得出最後結論）陳雲之子陳元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劉少奇之子當上了河南省副省長，習仲勳年僅三十二歲的兒子習近平登上廈門市委書記的寶座，薄一波之子薄熙來成了大連市市長，烏蘭夫之子布赫接其父的班而成內蒙古頭號人物，周恩來養子李鵬更成為十億中國人的大總管，楊尚昆覆出，其弟揚白冰青雲直上，幾年就坐上中共軍隊總政治部主任的高位。李先念的女婿江澤民由上海市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一躍成了中共總書記。………鄧小平的嫡出長子鄧樸方若非殘疾，怕是要名正言順立為“太子”。

中國自古以來是將相無種、男兒自強。到了共產黨當政，這將相就有了種，權力更要私傳。否則誰來將共產黨的“革命傳統”發揚光大？上行下效，下面的共產黨官員見上司們都如此這般，當然就肆無忌憚地為撈更大的烏紗帽而殫精竭慮。據報載：某局長工作很有魄力，在人事安排上毫無顧忌，先後將自己的愛妻升為處長、兒子升為科長、兒媳升為副科長，召開會議時，全家男女老幼齊上陣。甚到回到家中都還在討論工作！其“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擊節！

中共高層的老人們七、八十歲路都走不動，但權力是萬萬丟不得的，職務頭銜得隨身帶：中顧委主任陳雲、政協主席李先念、國家主席揚尚昆、軍委主席鄧小平那個不是八十好幾行將就木的老朽？自己至死都抱著權力不放，還裝模作樣地高喊“幹部年輕化，廢除職務終身制”，豈不是自欺欺人？下面的官員們也深知其中奧妙，你喊你的，我做我的。後來搞了什麽“六十歲退休制”時，聰明的共黨官員們又將戶口年齡改小三五歲。上面的人明知年齡有假，也裝著幾百銀子數不清――因為他們自己也將年齡改小了。

中共官場一方面老的官員們占著位置不讓，另一方面有大量的事又得有年輕的來頂著。怎麽辦？只得將官僚隊伍一再擴大。當今中國從黨的機關、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機關官兵之比是世界最高的至少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倍！如此多的拿錢不幹事的官員全是人民的血汗錢在養著，這老百姓不窮不苦不叫苦連天才怪了。據歷史學家們提供的資料：漢代官、民的比例高達三千比一，唐代是一千五百比一，清朝是九百比一，現在共產黨政權是十五比一！高出漢代二百！高出清朝六十倍！在十四億中國人中，靠吃人民血汗而生存的高達四千多萬人！中國人民養得起嗎？這些人每年幾千億的吃、喝開支如同幾千座大山沈重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

再說這票子。共產黨官員撈鈔票的手段多多：受賄、敲詐、以開會為名、以出差為名、辦公司、……等等前面也說了就不再盡述。還有官員們以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升工資、爭待遇。馬克思所說的“按勞分配”好倒是好，只是到了共產黨手中就變味了，“按勞分配”變成了“按權分配”。誰權大誰就多得，而且還振振有詞：難道我黨委書記、局長、處長的貢獻還不如工人和辦事員嗎？每次升工資評獎金總是官員們撈夠了再開恩將剩余的施舍給下屬。其實官員們到底幹了多少事，作了多大貢獻，他們自己心中最清楚。“一杯茶水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開會時空話連篇、作報告盡是瞎編、外出檢查吃喝不要錢、還有小姐陪著玩”這就是中共官員對國家和人民的最大“貢獻”。

再說房子，中共官員們以權謀私、以房謀私之事更是路人皆知，百姓們是見慣不驚。中國十一億人口住房條件是世界上最差的，然而中共官員們的住房“條件”與世界上比恐怕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這倒不是說中共官員們比外國官員們住得豪華、高檔，而是說中共官員們獲得住房的門路比外國官員們好得多。外國人住房得自己掏腰包。中國官員們就有著外國人不可比的優越條件，住豪華賓館不用掏一分錢，且可隨時召小姐們作陪。住房是隨自己要。不但如此還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兒子、孫子們撈房子且不必有所顧忌。你外國的官員誰敢這樣做！中共官員們一人占多處住房是普遍現象，報載四川攀枝花市某單位在成都設一辦事處，一幢住宅剛一落成，單位領導們一人鎖上一套。平時工作在千里以外的攀枝花，一旦家人想到成都溜達溜達，此房即成了“別墅”。試問這樣的好事在全世界那里找得到？

再說兒女。共產黨官員們為自己兒女的幸福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了。職位最高的將兒子扶上國家一級、省、市一級導崗位，再創造條件讓其步步高升。葉劍英兒子當廣東省長，聶榮臻女兒成了國防科委主任，習仲勳的兒子當了副省級的廈門市長，薄一波的兒子又是大連市長，劉少奇兒子成河南省長，陳雲兒子當銀行行長，……職位稍低的讓兒子弄個處長、局長幹幹，想要高升就看他的造化了。出國潮風起雲湧之時，官員們的兒女們又成了最先的弄潮兒，當年大罵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現在的最大願望就是讓兒女們出國去給富有的資本家們洗碗、提鞋、當姘頭，以得到他們扔在地上的銀子。國防部長耿飈的女兒耿紅八十年代初竟願給香港一富商作姘頭，這成了當時轟動性的醜聞，害得其老子也因沒臉面而丟官。職位最低的官員們實在無法，也好歹給他們安排一個舒適輕松的工作，弄上一套房子也心滿意足了。

再說這車子。中共官員們吃公家，喝公家，出門當然也得公車代步羅。改革開放後蜂擁而入的各式外國高擋車在中共官員們幾乎是人手一輛。且一切費用全是國家開支，前面已提及，在此就不再贅述。

其七、官僚作風、裙帶作風、行業歪風、吹拍作風……股股妖風漫天刮。

中共官僚隊伍龐大，是世界之最，其辦事效率之低也是世界之最。兩個世界之最相加，就不難看出中共的官僚作風嚴重到什麽程度。中共的大小官員在爭個人利益時從不打讓手，更不會落後，但在工作中遇見問題時，不是“研究研究”就是緘口不言或互相推諉，誰也不願表態，其中的原因大家心中明白，心照不宣，事辦好了，功勞人人都有，何必一人出頭，事辦砸了，誰表態誰負責。中國人找中國官員辦事很難，外國人找官員們辦事更難。某外商向某市申辦一獨資企業，報告打上去後，蓋了一百多外公章手續還沒辦好。如此效率，談什麽現代化？

中共官場的吹拍之風更是歷害。毛澤東時代的大路躍進運動就充分體現了來了，領導說糧食畝產一萬斤，下屬誰也不敢說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否則一頂右傾大帽戴在你的頭上。鄧小平當政其官場雖沒有胡編亂造的躍進喜報，但報喜不報憂，喜聽恭維話卻是普遍現象。由於中共官員的升遷貶黜在上而不在下，這就使得層層官員為了自己仕途而特別留心觀察上司的喜怒哀樂，揣摩領導人的意圖，投其所好，吹吹拍拍，阿諛奉承以討領導的歡心。這種“精神賄賂、感情投資到了關鍵時刻自會收到神奇功效。為了給上司以工作能力強的印象，層層官員們費心勞神地攬功於己，諉過於人，弄虛作假，作為日後進身的資本。中共官員們還有一大特點，對上級點頭哈腰，百般獻媚，可對下級就是聲色俱厲，稍有不恭，就會招到打擊報覆，高明一點的不動聲色給你一雙小鞋，讓你有苦也說不出來。

中共的裙帶風之烈也是世上少有。到了八十年代裙帶風又有了新的內容：由於相互間的需要而編織成了一張看不見摸不著的關系網，在此網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同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得意門生，隨主子的升遷而升遷。

中共的行業歪風也是世上有名的。也算得上是中共官場的一大特產。古人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傳統到中共手中可謂更上一層樓。民眾中流行的順口溜：“百貨公司穿得棒，飲食公司吃得胖、五金公司車子亮，煤炭公司爐火旺。”就是此風的真實寫照，八十年代此風愈演愈烈，有關國計民生的部門中的官員們更是把手中的權力當成勒索、敲詐的籌碼。所謂“電霸、水霸、氣霸”就是指這些部門的官員們以手中的權力向群眾公開刁難，以謀取本部門的好處。其它的部門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建築業胡夯亂要，高估多算；商業系統控制緊俏商品，強行搭配，以次充好，漫天要價，公安司法部門貪贓枉法、執法犯法；工商部門以辦執照公然索要金錢；稅務部門以收人情稅換得個人的好處；交通部門以手中的車票、船票、飛機票謀取好處；金融部門以貸款為誘餌，大吃黑錢；……真是林林總總，難以盡述。

中共的腐敗遠不止以上這些，許多腐敗行為聽來令人難以置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今中外，沒有任何朝代、任何國家的政府象中共的鄧小平政權這樣腐敗。後來的江澤民政權比鄧小平政權更有過之無不及。

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腐敗？其原因不外乎一點：公共權力成了一個黨、一個人的私有財產，私有的權力控制著國家的生產資料，最終使得生產資料成了私人的財物。

人類社會從猿進化到人之後，私有制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成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由於第每個自然人都有圖強求存的本能，都有想比自己的同類生活得更好、更愉快的欲望，這種欲望成了人類創造各種精神、物質財富的動力。而人在為滿足個人欲望而創造精神物質財富的同時，又使得其他人從中分享到了他的勞動成果，即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兩個洋人不知那根神經錯亂，完全無視人類本能的對社會財富點有欲望，憑空意想出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神話，這個神話竟也迷惑了一代熱血青年並為之奮鬥。然而人類的點有欲望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這些所謂的馬克思信徒們並沒因有一個高尚的信仰而失去了自私、貪婪的本能基因，雖然這些本能在其奮鬥過程受到了壓抑，但當其奮鬥成功後，其本能就會惡性地膨脹，變成比奴隸主、地主、資本家更加貪婪的嗜血者。他們在國家建立了公有制的目的不是為普天下的大眾謀利益，而是將最廣大的群眾的個性、欲望壓抑到最低限度，將公有財產、國家財富甚至人的生命統統據為己有。雖然打的旗號是公有制，其實質卻是更壟斷、更殘暴、更貪婪的私有制――權力私有制。馬克思當年夢寐以求的公有制在一些國家實行後，全部都因為人類自私、貪婪的本能和遺傳基因而成了個不倫不類的怪胎。說人是私有的吧，任何人又不敢公開地、明目張膽地、大張旗鼓地將財物據為己有，說他是公有的吧，掌權者又對自己管轄下的一方天的物質、財富甚至人的生命擁有任意處置的大權，可以變著戲法將公有的財物化為私有。而最高統治者又將天下據為己有，視國家為自己的樂園。他表面上給有以清廉樸素、愛民若子的印象，實際上將人間的富貴享盡也不滿足，一息尚存就要為保住手中權力而戰。只要有了權力，權力所及之處都成了個人的私產。一旦失去了權力也就失去了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每一次政權更叠都伴隨著血雨腥風，勝利者總是給失敗者羅織無數的罪名。這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人對馬老先生的“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等津津樂道，恰又對馬克思主義中有關實施公有制的政治基礎――民主選舉不屑一顧。馬克思說人民群眾可以通過選舉罷免不稱職的官員，可是在民眾們的生殺大權都掌握在官員們手中時，誰還敢去罷免官員？別說罷免，就是批評一句也會招來殺身之禍。中共黨員張自新不是因公開批評毛澤東而被處死！死前怕他在刑場上亂說，還被殘忍地割掉舌頭！對其開山鼻祖的聖旨都陽奉陰違，一切為我所用，這些人還有資格進入馬克思主義的“神聖”殿堂？馬克思當年設想的“按勞分配”在共產專制國家里早已變成了“按權分配”，只要頭上有頂烏紗帽，就能“招財進寶”。權力如同磁石，金錢如同鐵器，權力愈大，對金錢的吸引力就愈強。當權力變成了私有財產，其能量、威力遠遠比資本家的私有的生產資料大數百倍。君不見共產黨的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轉眼間就聚斂了幾十億元的財富。馬克思那套“謬論”的最大疏漏之處就是誰來對權力的擁有者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來進行有效的監督？怎樣才能有效地實施這種監督？一旦權力失去了監督，腐敗就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實驗的結果是給蘇聯、中國等一切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帶來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劫難。

鄧小平的十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市場帶來了繁榮，也給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腐敗。如今這種腐敗已同癌細胞一樣在共產黨的肌體里瘋狂擴散。歷史無情，沒有鄧小平的改革，共產黨政權會因經濟的落後被歷史拋棄，有了鄧小平的改革，共產黨又會因其自身的腐敗而滅亡。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徹底拋棄共產專制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第九篇： 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爭鬥 鄧小平覆辟之後的改革

第七十八章 亂七糟八中國社會危機四伏 前途渺茫共產危船駛向何方



共產專制在中國的統治近四十年了雖然鄧小平的改革給中國帶來了低水平、低標準的繁榮，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共產黨的中國已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絕證患者，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一息尚存的、衰朽老人，是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風雨飄搖、即將沈沒的腐朽危船。共產黨大腐敗的最直接後果是國民經濟在年年衰退中一步步走向了崩潰。自一九八七年起，中國國營企業的利潤年年下降：

一九八七年比一九八六年下降百分之十點五；

一九八八年比一九八七年下降百分之九點三；

一九八九年比一九八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八點八！

一九九Ｏ年更比一九八九年下降百分之五十八！

在一個國民收入主要靠國營企業利潤的中國，企業利潤下降如此之大，意味著什麽？

當收入劇降之時，為維持國家正常開支就只有靠多印鈔票，多印鈔票又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

經濟瀕於崩潰的同時是光怪陸離的社會醜惡現象在中國大地瘋狂滋生漫延。請看田濤先生一段精彩描述：



十年改革，我們在一片歡呼聲中度過，然而潛在的陰影也在悄悄地聚集著能量，擴展著地盤。潰瘍，政治潰瘍、經濟潰瘍、文化潰瘍、道德潰瘍在十年之後的一九八八年，一切朽壞的細胞、生蛆的病菌、潰爛的瘡口都一齊展呈了出來，痙孿地扭動。

全民皆商，官商與私商，大老鼠與小老鼠，封閉時所有的本能都窒息，開放時所有的老鼠都出洞，有背景有權勢的官商們利用雙軌制價格低進高出，利用手中的權柄控制產品，利用密如蛛絲的關系網壟斷市場，工商、行政、稅務、警察、司法一通百通，觸類旁通，焉有不賺之理？而私商小商則賄賂官員，打[通關節、謀求機會，巧取豪奪，在秤桿上打主意，在稅收與利潤之間撥算盤，豈有不賺不發之理？

吃喝風。從南到北，吃的民族、吃的政府、不吃不喝萬事蹉跎，吃吃喝喝，招財進寶。從百十元一桌到上千元一桌，某貧困的山區縣招待費居然占去了全縣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

建房熱，從南到北，賓館林立，酒樓高聳，從城市到鄉村，高樓與小樓鱗次櫛比，許許多多的村莊半年間一條街道、十年間一座小鎮，大片良田迅速地遭蠶食，我家鄉所在的那個縣，縣委縣政府的官員們幾乎人人都在縣郊購置了宅基地，然後用低價購得的原材料，用“土皇帝”的權力換得臣民的無償勞動和無私奉獻，轉眼間，紅磚藍瓦，高墻鐵門的價值七八萬的別墅便拔地而起，讓人生疑的是這些縣太爺的月工資尚不足二百元，何以能夠積存到如此的建樓資金？

購物熱，從南到北，……人心如履薄冰，隨時都可能崩潰。人們恐怕手中的人民幣變得一錢不值，擔心社會風向變化的個體大戶們紛紛通過關系將資金和向海外轉移，到處是珠寶熱，有錢的老板大亨，沒錢的平民百姓，也都一窩蜂地搶購金銀首飾，搶購一切值錢的東西。

麻將熱，從南到北，從私宅發展到夜總會俱樂部，露天廣場、車間、廠房、辦公大樓，從娛樂轉到賭博，從市民階層蔓延到高等學府、部隊兵營，以至小學生。十億人民八億商，十億人民九億賭，真是一個財富的文化。

出國熱在繼續升溫。知識熱在消退，一九八八年，幾乎所有的嚴肅出版社倍受冷落，各個層面的人們突然之間對概念與邏輯非常厭倦，人們拋棄了理性，理性在光怪陸離的現實面前既蒼白又虛浮，人們尋求著刺激，尋求著超強度噪音、色情、暴力、強奸、亂倫、全裸體、性交術、床上動作。所有的魔怪都紛紛出籠，晃若大地震的前夜。

預言家和江湖騙子的時代，相面高手、計算機算卦、手相學、氣功大師、八卦與陰陽五行、大周天與小周天、特異功能、內分泌科學與預言術，大街小巷、土的洋的，深山隱藏大學博士，鬼氣與神氣駁雜。

陜西戶縣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姑娘突然間中風倒地，久治不愈，家里請來一位巫婆在念念有詞之後講道：你是貴人附體，要請三老才行。三老是誰？毛、周、朱。當晚這家原先供奉土地爺和關聖帝的牌位換上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畫像。從牌位到畫像，也算社會的進步吧。

……

人們變得昏頭昏腦。搖滾舞、霹靂舞、貼面舞、脫衣舞、瘋狂人生，今朝有酒今朝醉。人們被可怕的預言、亂糟糟的世象所折磨，飛機墜毀、火車相撞、地震、幹旱、水災、紅眼病、甲肝、太陽大爆炸、西藏動亂、……在廣州成群結隊的紅男綠女擁進寺院佛堂，燒香叩首，祈求保佑平安、保佑發財。而在這川流不息的香客中間，有大學講師、中學生，幼兒園的祖國花朵和共產黨廳級官員。

西北風寓言式的歇斯底里的風格，野性，原始欲、本能的擠撞、大爆炸前夕的六神無主和瘋狂縱欲。

《河殤》事件、蛇口風波、舉報中心、淘金狂潮、沿海經濟發展戰略、中國人中間的艾滋病患者、公開的與不公開的妓院、地下槍枝制造廠、毒品販子與吸毒熱、公開的不公開的搶劫、政治騙子與文化掮客以及“新聞走私犯” ……，這一切與過去時代的某一些鏡頭何其相似？人們啊，讀一讀《民國史》吧……



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中國，其實又何止這些呢？共產黨的腐敗使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超級畸型兒，“新生事物”層出不窮，許許多多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成為活生生的真實：

公費嫖娼。在各開放城市開辦名為按摩院實為妓院的桑拿浴以來，稍有權勢的官員們互請對方動桑拿按摩，所有開支我為你報銷、你為我報銷，此公費買春活動實是中共之專利。古今中外，哪朝、哪代、哪國、那家自己嫖娼國家出錢？

妓女、公安、保安、賓館聯合起來抓嫖客。某廠一廠長到深圳出差，在賓館被一妓女勾引，正在成其好事，公安、保安一擁而上，當場捉奸。妓女安然離去，廠長被罰數千元。

私房錢。私房錢的專利本屬封建時代女人，曾幾何時，私房錢成了中共各級官員們對付檢查的一種手段。為了能隨意揮霍錢財，幾乎每個部門、企業、團體都多多少少地攢起了私房錢。後來“私房錢”一詞有傷大雅，更名為“小金庫”。雖然國家把大小官員養得肥頭大耳、心寬體胖，可小媳婦們還有不方便之感――沒零花錢。於是你悄悄存，我悄悄攢，國庫金錢被以各種名目劃進了小金庫，以供吃喝玩樂。

向農民購糧打白條。共產黨向農民購糧打白條歷史悠久，早在紅軍時期就有此一惡習。幾十年過去了，共產黨掌權後花錢似流水，可就是沒有錢向農民支付購買糧食的款。一九八八年單是湖北省給農民打白條的金額即達十億元之多。到一九八九年，又一個購糧季節來臨了，許多地方去年的白條還沒兌現，又打出了新的白條。錢到那去了？只有糧食部門的共產黨官員們最清楚。

關系成本。不知何時起，中國經濟活動中出現了這個最新名詞，誰發明這一名詞誰就應當有資格申請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國營企業的效益之所以年年下降，其原因就是“成本”的不斷提高。成本的品種逐年增加：吃喝進成本；跳舞進成本；送禮進成本；工作麻將進成本；按摩費進成本……

吃媽媽的生日。中共開國之後，每年建黨紀念日都要慶賀一番。毛澤東時代是組織學習、發表社論慶祝。到八十年代末，變成了每逢建黨日，各地官員們就大吃大喝或出門公費旅遊以示慶祝。

……

凡此種種稀奇古怪的“新生事物”真是不勝枚舉。

共產專制與生俱來的罪惡和弊端，共產黨黨風黨紀的大腐敗，中國社會風氣的大腐敗，使中華民族陷入了有史以來的巨大的、深重的、空前的危機之中，經濟危機、道德危機、教育危機、人口危機、生態危機、能源危機、人才危機、官僚體制危機、幹部素質危機……危機四伏的中國！危機既可能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也可能給中華民族帶來歷史性的機遇！當莘莘學子、有識之士、開明之君為之發出變革的吶喊時，當一場震撼世界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危機中全面爆發後，等待中華民族的竟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慘絕人寰的、滅絕人性的血腥大屠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又墜入萬劫難覆的歷史深淵！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七十九章 鄧小平為倒華喊思想解放 魏京生呼喚民主身陷囹圄

一九七八年五月，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中國開展。以此為契機，鄧小平開始了他的倒華國鋒的一系列陰謀活動。令鄧小平始料不及的是當人們把共產專制的理論照鄧小平的話用實踐去檢驗時竟發現了馬克思主義不但有其與生俱來的原始罪惡基因，且因其被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同化後竟變成了一個封建的、法西斯的、野蠻的、專制的、血腥的、殘暴的、落後的怪胎！有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讓人們從共產黨在中國專制三十年中看到了其血腥獨裁、反民主、反人權、反自由、反人性的本質。一批熱血青年面對共產黨的獨裁統治，發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憤怒吶喊。

在有關真理問題標準討論後不久，北京的西單路口東側北面不知不覺中成了人們聲討毛澤東的文革、反右傾、反右派等政治運動的陣地。在這些聲討中，人們開始對一些重大歷史總是進行深入的反思。隨著人們對共產黨幾十年血腥統治認識的深化，人們終於看到造成我中華民族三十年深重災難的根源並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是共產黨在中國的獨裁問題。隨著聲討共產專制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無數的有識之士在這里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講，西單路口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國外新聞媒體稱之為“西單民主墻”。西單民主墻的出現，是我中華民族在共產黨專制獨裁下覺醒的先聲。

鄧小平在西單民主墻大字報剛出現之時持某種程度的默認、縱容、支持、態度。因為大字報的內容多是針對毛澤東統治下幾十年所制造的災難，這樣的大字報對於推翻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華國鋒有很大的幫助。

鄧小平的曖昧態度，無疑是對西單民主墻大字報的鼓勵。此後人們從寫大字報逐步發展到創辦刊物，公開地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的思想。北京、上海、天津、貴州等地先後出現了《探索》、《四五論壇》、《沃土》、《北京之春》、《勃海之濱》、等自發刊物。並出現了“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等自發組織。這些刊物和組織的出現，還真有那麽一點思想解放、民主、自由的味道。出現了針對整個共產黨的體制的種種評判。

在西單民主墻眾多的講演者中，猶以《探索》主編魏京生最為著名。他在多次演講中向人民大聲疾呼：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的一些膏藥！”

“中國國家政權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

“不要再相信獨裁者的‘安定團結’，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慘境遇的制度上！”

“我們不能希望一個新的皇帝能夠給人民帶來民主！”

“我們對於社會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許諾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術成就來判斷，而是用它給予人的地位和意義來判斷，用它對於人的尊嚴和人的良心所賦予的價值來判斷。”

“鄧小平要民主嗎？不要。他不願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他不願讓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陰謀家集團篡奪的權力。對於人民自發的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他都說有人借此鬧事，是破壞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鎮壓。對於批評錯誤政策的人，對於要求社會向前發展的人采取的這種手段，說明他們對人民運動十分害怕。”

“許多掌權者為個人手中握有的權力所陶醉，還有那些搞個人獨裁的野心家出於他們卑鄙的目的，也會利用人民的輕信而無視他們對民主的踐踏。例如鄧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對中央各部委領導幹部的講話中，就企圖利用過去人民對他的信任來反對民主運動。他把各種罪名加給民主運動，企圖把華、鄧政治體系無力挽救中國經濟和生產的責任強加給民主運動，再一次拿人民作為他們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我們想請問煽動抓人的政府人員們：你們使用手中的權力是否合法？我們也想問華主席和鄧副主席：你們占據總理的位置是否合法？我們更想了解一下：以副總理和副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機構的名義宣布抓人，這種行為是否合法？我們進一步要問：按照中國的哪條法律，‘壞人’這個名詞就構成犯罪？到底什麽標準算是壞人？要以誰的看法為標準？這幾個最簡單的問題不明確，中國就沒有法制可言。……”



魏京生之言，無疑是那個時代令人振聾發聵之吶喊。

然而好景不長。當大字報和講演內容針對著共產黨的體制及鄧小平本人時，鄧小平就同一切專制魔頭一樣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

一九七九年初，當華國鋒被完全架空後，鄧小平成了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面對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呼聲，他就把一切民主、解放思想的面具拋棄了，其獨裁面目就徹底暴露在世界面前――原來他爭的只是他一個人的民主和自由！解放的是他一個人的思想！當他從華國鋒手中奪取了政權，從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中解放了思想，他就要完全剝奪十億人民的自由！禁錮十億人民的思想！當鄧小平看了有關魏京生的“罪證”後，大發雷霆：“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們說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消失，不等於說階級鬥爭就沒有了。”很快魏京生就被以“莫須有”罪名被捕，並被處以十五年的重刑。其它自發的組織的發起人也全部落入鄧小平的法網。西單民主墻被取締。隨後鄧小平拋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毛澤東當年的“四個念念不忘”、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如出一轍。在獨裁專制問題上毛澤東、華國鋒和鄧小平是一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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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 共產黨假選舉裝模作樣 眾學生真競選成了代表

鄧小平的改革設想是：用我共產黨的制度，借你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來發展中國的經濟。但要發展經濟就不可能不打開國門。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國設立了所謂的經濟特區，外國資本開始進入中國。當“資本家”們把先進的經濟管理模式帶進了中國後，從他們身上折射出來的民主、人權、自由的思想再次成了中國人民關注的問題。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中共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此法律的頒布引起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一些思想開放的大學生們爭相參加人民代表的競選。

鄧小平頒布此法原本是為共產專制裝飾一下門面。從沒想過要認真實施。當各地方、單位的共產黨官員們也照以往的慣例指定了代表候選人時，引來了學生們的強烈反對。在湖南師範學院，學生們為抗議校領導指定候選人，舉行了罷課、遊行、串連，後來發展到絕食和通電外地高校呼籲聲援的境地。最後共產黨官員們被迫作出了某些讓步。

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市區的選舉工作正式開始。十月十六日晨，北大第一分校歷史系七八級學生（此人當初是《北京之春》的成員之一）在校園里貼出了要求競選海澱區人民代表的小字報。十點後，該學生又貼出了他的《競選綱領》和《如果我當選，我將幹什麽》的文章，聲稱如當選要做的事：一、關於分校體制改革、學生的分配方向。二、關於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方面的問題，如：“聯系一個吃飯的地方，圖書館目前書太少，應多弄些書。閱覽室應延長開放時間。”三、改善學校的環境，要求把北大一分校前面的土路修成馬路。四、如當選人民代表，爭取將插隊知青的工齡問題加以解決。五、政治改革。

此君成了在共產專制下第一個公開競選人民代表的人，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令人吃驚的是他後來競選成功了！

清華大學學生競選又是另一番景象。當共產黨的人民代表選舉時，恰逢該校學生會主席一職的選舉。在當時濃厚的競選風潮的影響下，廣大學生強烈反對學生會主席由校方任命、人大代表候選人由校方指定的官方模式，提出通過競選產生學生會主席和人大代表候選人。經過一番緊張、激烈的競爭，工程物理系七七級的學生當選為校學生會主席，電機系七七級的學生和經濟管理系一研究員當選為海澱區人民代表。

北京鋼鐵學院有三個代表名額，有四名學生公開競選，加上校方指定的三個候選人共七人角逐。競選結果是校方指定的一名老教授和一名學生當選，還有一名額因無人過半數而作廢。

北京師範學院有兩個代表名額，歷史系、中文系、政教系各有一名學生聲言競選。由於這三名學生中兩名的家庭背景分別是高幹家庭、農村家庭，另一名本人是共產黨員，因此被選民們戲稱為“貴族代表”、“草民代表”、“黨代表”，還有校方提名的另兩個候選人。競選結果是校方提名的化學系副主任當選，其余的三名全部落選。代表名額空缺一名。

北京師範學院幾名競選者中，高幹家庭背景的就是前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兒子劉源。時為北師大歷史系學生的劉源參選人大代表時，以父親慘死的經歷大聲呼籲中國需要民主！也可能隨後中共官方為劉源許下了以後做大官的諾言，劉源沒有當選為人大代表。一九八二年劉源畢業後就到河南任鄉長，一九八三年任新鄉副縣長，一九八四年任新鄉縣長，一九八五年任鄭州市副市長，一九八八年任河南省副省長。步入仕途快車道。

中國人民大學有兩個名額，先後有六名學生參加競選，校方也提出了兩名候選人。經激烈的辯論，選舉結果是語言文學系一研究員和校方所提名的工會幹部當選。

北京航空學院有三個名額，除校方指定的三名候選人外，有三名學生聲言競選。投票時，僅校方指定一候選人當選。第二次選舉時因無人過半數另兩個名額作廢。

中央民族學院有兩個代表名額。校方提出兩個候選人後，十一月十日，歷史系一土家族學生貼出《競選宣言》，公開叫板。後又有四位學生參加競選。結果是校方所提名的副院長（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和一土家族學生當選。

北京師範大學有三個名額，先後有十四名學生出來與校方指定的候選人競爭。選舉結果是校方指定者中兩名當選。另一名參加競選的研究生當選。

北京經濟學院有一個代表名額。校方提出候選人後，又有三名學生參加競選。結果是無一人過半數當選。

北京市十余所著名高校的學生們公開競選“人民代表”者近一百人之多，他們公開散發自己的“競選綱領”，發表“競選”演說，就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進行公開辯論，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思想再次成為競選人辯論的熱門話題。許多競選人提倡言論自由。主張輿論獨立於黨、政的監督之外，主張搞多黨制的互相監督，提出中國應當補上資本主義的課，主張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反對任何人以政府的名義對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力進行幹涉和侵犯，要求釋放魏京生，提出了“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暴君獨裁施舍民主自由的先例，任何民主、自由、進步的力量都是對反動勢力的否定。與此相反，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美國黑人爭取平等的鬥爭、波蘭工人的罷工鬥爭，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這些觀點引起了廣大學生的強烈共鳴！競選人的演講被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整理匯編成冊，以《開拓》的書名打印收藏。

競選的結果，十一名學生破天荒地當選為中共的“人民代表”！

學生們的公開競選並當選，令中共當局恐慌。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責令北京市委就學生們的競選召集十所高校黨委書記會議。會議認為：學生們的競選活動是“西單民主墻”活動的繼續和發展，要堅決予以取締。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就處理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發出指示，要求進行嚴厲的打擊。

在共產黨的公開打擊和壓制下，以“競選”為主題的學生民主、自由思潮自此悄無聲息地退去。此後幾年間，校園出現了相對沈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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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章 學潮再起胡耀邦倡對話下台 呼喚民主方、王、劉被中共開除

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的改革進入了第六個年頭，隨著改革的進行，共產黨的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聚斂錢財並暴富的醜陋行徑引起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強烈不滿，共產主義專制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人民面前，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再次成了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的熱門話題。

一九八五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回首四十年，不禁使每一個炎黃子孫心氣難平、感慨萬千！當年的戰敗國在一片廢墟的焦土上，在二十余萬平方公里土地就居住了一億人的狹窄空間中，在礦產資源極度貧乏、且得向戰勝國美國賠償巨額資金的惡劣生存環境中，竟擠身為世界最發達國家之列，人均收入兩萬多美元。反觀中國，一九四五年作為戰勝國就已擠身世界四大列強，地大物博的中國其經濟發展的硬環境遠遠在小日本之上。但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戰敗國成了世界最強國之一，當年的戰勝國成了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僅二百多美元！

我們西南的鄰邦印度，其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國土僅是中國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且中部是高原、沙漠，自然資源貧乏，國內民族矛盾尖銳、教派沖突不斷。可是自五十年代初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建立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其國民巨大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的釋放，短短的三十多年就發展成了一具初具規模的現代國家。其人均國民總產值超過中國。

東南亞各國在二戰後埋頭致力於發展經濟，到八十年代初其經濟水平僅次於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等地，人均收入在三千美元致七、八千美元不等。

在世界的其它國家，東德遠遠不如西德，朝鮮遠遠不如韓國，同為中國人的台灣省，一九五Ｏ年時，經濟發展水平與大陸相差無幾，人均收入同為幾十美元，到一九八五年時已達一萬多美元！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不是說先進的社會制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嗎？那麽被共產黨吹噓為“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麽被“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究竟是為什麽？

強大了的日本“飽暖思淫欲”，出現了想重溫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的苗頭：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公職身份開了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惡劣先例；日本文部省修改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想一筆抹殺二戰時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徑；日本的軍費開支逐年上升，其絕對數額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面對未來隨時可能出現的日本威脅，以中國現有的國力你能抵禦得了嗎？

想當年，日本人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小小日本從此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成了亞洲霸主。而稍晚在中國的百日維新卻失敗了，失敗的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成了誰都可以隨意淩辱的東亞病夫。痛定思痛，國人終於認識到：是社會制度的落後，造成了今日中國的方方面面的極度落後。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只有變革舊的政治制度，民族才有覆興的希望。只有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國家才有強盛之時。

以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紀念和“九、一八”事變五十四周年為契機，在北京和全國各高校爆發一場愛國民主學潮。莘莘學子們走上街頭大聲吶喊。

九月十三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貼出了第一張關於“九、一八”的大字報《我們該怎樣紀念“九一八”》。文中提出：“今天。我們中國人民可以不念舊惡，與日本人民友好往來。但是，對日本政界少數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戰爭、覆活軍國主義的逆流，卻不能再容忍下去。”

大字報貼出不久，即有另一位同學在下面加注了一條情緒激烈的批注：“我們北大曾以友好地接待過中曾根和幾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舉動並未感動這個海盜民族。同學們，不要再沈默了。難道我們北大的學生只敢因晚上關燈這種事而示威遊行嗎？！！”

這張大字報立即引起了全校學生的注意。但校方怕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於當晚將大字報揭下。此行徑引起了學生們的強列不滿。

北大學生的情緒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注，生怕由此引了出又一場大規模學潮。中共北京市委對此向北大的黨委提出了四點意見。北大校方於九月十六日以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的名義發出聯合公告，力圖疏導學生。但校方這一做法引起學生們的強烈反感：學生們不過貼了幾張大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緊張？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你們還要壓制，我們偏偏堅決要求去天安門廣場。隨後又出現大批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已遠遠超出了紀念“九、一八”的意義，其內容變成了向共產黨的專制政權爭民主、自由和人權。

也就在十六日下午，校方遵照中共當局的指示向全校學生作國際形勢報告時，遭到學生們的起哄、喝倒彩、吹“噓”聲。更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中途退場。中共當局在北京大學不得人心可見一斑。

為制止學生們將在九月十八日到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北大校長丁石孫於十七日下午向北大兩千多學生幹部、共產黨骨幹作報告。當晚北大學生貼出了大字報，號召學生們第二天到天安門廣場去遊行集會。同時在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出現了要求學生自發到天安門遊行的小字報。

九月十八日這天，中共當局如臨大敵。下午兩點左右，幾千學生在校南大門集結。準備遊行向天安門進發。同時校方組織學生幹部組成人墻，並關閉南校門，把學生們完全阻止在了校園內。就在遊行學生與阻止學生上街的共產黨學生骨幹嚴重對峙的時候，中共當局出動大批公安人員後，終於把一場示威遊行扼殺在搖籃中。

自九月十八日夜開始，一輪新的大字報論戰又開始了。中共當局雖在白天成功地阻止了學生的上街，但由此而引發出來的對整個共產專制的聲討，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卻是令他們始料不及的。由此而產生的校園震動和社會影響更是遠比“九、一八”紀念日前學生要求遊行示威大得多。

九月十八日當晚，遊行組織者“遊行董事會”貼出《有感於“九一八”紀念遊行未遂》的大字報，對校方和學生幹部阻止遊行的行為強列不滿。

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行後又貼出了《彈劾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院判決書》，控告校長丁石孫、校團委及學生會幹部違反憲法，並判決停止他們的政治權利十年、八年、四年。

九月二十日一份大字報宣稱：“民主與專制戰於北大，專制勝！但這沒有完！專制受奠祭的時刻也該到了！”“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華民主不可無！我們要大聲疾呼，還我民主！還我民主！”“外面雖是秋風落蕭蕭然而北大的民主春筍象雨後一樣何其多，民主的趨勢方興未艾，且以雷霆般的腳步走來……”

九月二十一日，一份題為《我的話》的大字報，對共產黨開國以來的專制進行了強烈的聲討：“在黑暗的、專制的年代，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他們堅信：‘秋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麽！’”

……

象這樣內容的大字報每天都有幾十份。

面對學生的民主呼聲，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采取了與學生們勾通並疏導的方針。九月二十八日，國家教委、中宣部、共青團中央、北京市委召開了北大問題座談會。會後，一大批中共副部級以上的高幹到北京市各大學與學生們座談。這既是一種懷柔政策，也表明當時中共高層對學生爭民主呼聲持開明的態度。

此後大學校園又重歸寂靜。

一九八六年，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經濟層面的改革成果被來自專制政治體制的種種制約、腐敗吞嗜殆盡，最廣大的民眾從改革中甚至沒得到任何好處。人民怨聲載道。

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似乎也察覺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一九八六年五月在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爾布魯克時說：“城市改革實際上是全面的體制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學、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六月，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等人匯報經濟情況時又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志。”“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的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鄧小平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對廣大知識分子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共產黨內的一些知名學者、科學家也紛紛就政治體制改革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其中猶以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最為著名。

方勵之是中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早在一九八○年方勵之就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現在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任危機，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僵化，用過時的結論得到的失敗的結果而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內容都已落後於時代了，應當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勵之就在一次演講中明解提出：“在一個大學的環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會真理是要比外邊更加開放，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作為正統思想不能突破。”“大學就不應受某些思想的約束。對任何一種思想我們都可以提出疑問，加以研究和發展。”

當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出來後，此公更加無所顧忌了。八六年十一月，方勵之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講話中提出：“三權分立我想是可能的，這是民主化必須做到的，民主社會是多元制的，單元的統治必然會造成獨裁、專制！”並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身份到許多高校發表演講，宣傳民主、自由、多黨制。這些講演在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不誇張地說，一九八六年底大規模的爭民主、自由運動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與方勵之先生八六年後在學生中廣泛宣傳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難怪他成了鄧小平通緝的第一號人物。

王若望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時代，此公於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產專制之苦。對共產專制摧殘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體會。在鄧小平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後，此公對此是最為熱心。在多次講演中提出：“資本主義的要點，就叫自由經濟，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都是把人們依附在戶口簿上，工作證上，而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點。”“美國的民主政治，我們不如它，包括選舉。”“黨改革以後將是怎樣的形勢呢？請允許我再開放、寬松一點說，要實行多黨政治。”

劉賓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說《在橋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後來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後活躍在文壇上，數次發表揭露中共官場醜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間》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鄧小平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此公受到極大鼓舞，成為全盤西化的積極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能夠像樣的說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國家，一種制度。這樣一種模式，現在還拿不出來。”“事實上現行的社會制度是封建社會主義。那麽中國的出路就在於私有制，在於‘全盤西化’”。

不但是知名的專家學者衷心擁護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中共嚴密控制下的輿論工具也發出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吶喊。廣州市青年報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給資本主義“平反”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進步》的文章，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社會形態是不可逾越的。”九月十二日又發表了劉賓雁的《中國一直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文中以毛澤東開國幾十年對人性的摧殘、對生產力的破壞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落後的本質。十月四日又發表了方勵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指出只有實行多黨制和民主監督，才能有效地克服當前社會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中共的輿論工具敢發表如此文章，也許得到了中共高層改革派的默認或暗中的支持也未可知。

一九八六年也是世界民主運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這年菲律賓獨裁幾十年的馬科斯政權一朝土崩瓦解，馬科斯只身出逃。海地獨裁政權也在一夜間被推翻。這無疑又使學生們看到了在中國結束獨裁政治的希望。在世界民主潮流洶湧、當局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日益頻繁、人民民主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學生中出現了比改革更為激進的吶喊。北大歷史系學生楊裁安、張曉輝醞釀成立“青年馬克思派”組織，起草了《青年馬克思派宣言》。《宣言》中以前所未的激烈言辭揭露和抨擊共產黨幾十年在中國的血腥、黑暗、獨裁的統治：“共產黨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把它的網延伸到四面八方，……主動用暴力橫蠻地以自己的意志代替萬物的步伐，把它的統治變成了徹底的黑暗之國……共產主義制度在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用恐怖和暴行作為路標，留下這樣無情的結論：共產主義失敗了。現在任何制度，恐怕都不會比這一鐵血怪物更加無恥、更加殘暴、更加需要狠狠地打擊了。……青年馬克思派必須強行使用非法的民主宣傳，求得盡可能多的支持，以形成具有一定影響的民主勢力。它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把影響注入軍隊之中，使士兵脫離自己的依附狀態，進而組成自己的秘密組織。……”

但此《宣言》剛在學生中散發，張、李二人就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北京市中級法院處以重刑。

鄧小平說要政治體制改革，專家學者們論證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內的民主派呼喚政治體制改革，學生們強烈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由此引發了一場聲勢較大的爭民主運動。

一九八六年底的民主運動是從安徽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起因是不滿共產黨的所謂“人民代表”的選舉辦法。

十二月一日，中國科技大學校園內出現了《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僅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們“為真正的民主進行鬥爭”，由此揭開了學潮序幕。

十二月四日晚，科技大召開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大會。會上八名學生登台演說，要求把科大建成“民主特區”。校長方勵之在會上發表演講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這次會議應當成為我們科大民主化進程的一個起點。我再次保證，人們要保護這樣一個民主化的環境。”

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近萬學生舉行遊行，他們一路高喊“不要恩賜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們奮鬥”、“打倒封建獨裁”、“打倒官僚主義”、“孫中山萬歲”、“要民主民權民生”的口號。隊伍行至市府廣場時，學生宣讀了《遊行宣言》。後又湧進中共安徽省委大院，提出了“報導學生遊行集會、成立合肥地區大學聯合行動組織、保障學生的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三項要求。

十二月九日，學生們再次上街遊行。他們打出了“二千年帝制百姓無權老爺作主，三七載共和人民當家官僚滾蛋”、“為民主‘送喪’、為自由‘致哀’”、“摧毀封建堡壘、打倒專制獨裁”、“改造中國”、“真正的民主靠我們戰鬥”等等。當晚科大校園出現了題為《一黨專制是阻礙民主的主要障礙》的傳單，傳單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成為阻礙民主民展的主要障礙……如果說一個事物他們產生、發展和壯大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的話，那麽無疑他個走向腐朽和消亡也將是歷史的必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只能與其它社會科學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絕不能淩駕於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與其他政黨同等。”

在安徽學生爭民主運動的影響下，上海交通大學、覆旦大學學生不斷出現大字報，呼籲上街遊行。交大還成立了由馬列主義雙學位班學員和計算機系研究生等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提出了遊行口號是“喚醒民眾，爭取整個社會的民主”、“改革欺騙的選舉制度、改革陳舊而極大壓制了人民創造力的戶籍制度、改革由國家行政手段統治的新聞廣播制度、改革侵犯個人利益的檔案制度”等。

十二月十八日，同濟大學校園貼出大字報，號召學生“到外灘向市政府請願”。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慌忙到交大與學生們進行對話。會場十分混亂。只要江澤民說到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台下就是一片噓聲。十名學生先後登上講台，抨擊當今的社會制度“嚴重扼殺了人的個性”、“長期以來我們受著少數官僚的沈重壓迫，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人權”，“共產黨搞的是愚民政策”。

十九日下午近三萬學生到外灘市政府大廈，提出四條要求：（1）江市長講話，承認這次民主運動是正義的、愛國的、合法的；（2）承認大學生有貼大字報的自由，遊行合法；（3）《解放日報》、《文匯報》要如實報導這次學生運動；（4）江市長必須保證遊行者的人身安全。但江澤民竟於次日淩晨調動兩千多名公安強行驅散遊行學生，雙方發生沖突。被捕學生達三百名之多。

江澤民的鎮壓招致學生們的強烈反抗。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市高校學生連續舉行罷課、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與此同時，南京市大專院校、杭州市大專院校、長沙市大專院校、武漢市大專院校、哈爾濱市大專院校、成都市大專院校相繼出現聲援合肥科大學生的大字報和示威遊行。

在安徽中國科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爆發後，北京市這個中國政治神經最敏感的都市的大學生們也奮然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和自由。

十二月十日，清華大學出現一份題為《還我民主――皖省政府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的大字報。次日北京大學出現全面介紹中國科大學生民主運動的小字報。十二日夜出現了大量爭民主的小字報。其中一份對學生極具號召力：“民主要靠自己爭取，北大在民主運動中不能走在前例，將愧於北大傳統和民主歷史。”

十二月十五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現了一份科技大學的《告全國高校同學書》及三幅合肥學生民主運動遊行的照片。此後呼籲學生遊行聲援科技大學的大字報、小字報大量出現。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共約五千學生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呼喚民主自由。當遊行隊伍到達白石橋，遭到中共武警的攔截。

為了制止日益高漲的學生爭民主、自由運動，北京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了限制遊行示威的十條辦法。

十條出台後，引起了學生們的更大義憤。二十七日，北大學生貼出大字報，對十條剝奪學生的遊行示威權利表示了強烈的憤慨！

二十九日淩晨，學生們自發在校園內組織遊行，呼喊著“要民主自由”、“打倒專制”、“打倒獨裁”、“廢除十條”、“新聞自由”等口號，並相約在元旦到天安門廣場遊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署名“首都高校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字報《元旦示威去！！！》出現在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校。主要內容是：

“中華大地上新生的民主運動已到了嚴峻的關頭、當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與非暴力工具，妄圖一舉以高壓將代表著民族真正希望的這一運動悶殺在搖籃中。

青年們，怎麽辦？難道我們真的願意再一次失去希望，重新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沈默中去嗎？難道我們真的只能在專制的桎梏下象動物園里的猴子一樣活著嗎？

我們第一次聯合示威活動是在新年元旦，中午十二點開始，下午五點結束，地點西長安街新華門，方式靜坐示威。屆時將由代表向當局提出如下要求：

一、由基層黨員民主選舉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選舉中央委員會；二、由人民民主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成員由人大提議、審議和任命；三、允許私人和團體自主辦報刊，徹底改變一家壟斷新聞媒介的醜惡局面；四、禁止政治迫害，釋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運動而抓押青年學生。

……

中共當局在得知學生們要在一月一日到天安門廣場去遊行的消息後，萬分緊張。鄧小平也從幕後走上前台，於三十日召見胡耀邦，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問題向“皇太子”胡耀邦耳提面命。根據鄧小平的指令，北京市政府宣布元旦節在天安門廣場實行戒嚴，嚴厲阻止學生們的遊行示威活動。

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中午時分，數千名學生按預定的計劃到達天安門廣場。面對戒嚴的局面，學生們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秘密聚集，突然打出了橫幅標語，呼喊“反對暴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修改十條”等口號進行遊行。十幾分鐘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進行鎮壓，逮捕了百多名遊行學生。（這種場面與共產黨所拍的影片中地下黨員們在國民黨眼皮下組織的飛行集會遊行並被鎮壓的情節簡直就一模一樣）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再次被中共的武力鎮壓了。

一月初，鄧小平、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幾個老人召見胡耀邦，指責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逼胡耀邦辭職。在此之前，胡耀邦在與名記者的談話中說了“讚同鄧小平同志全退休”的話後，鄧小平一群老人們就對胡恨之入骨，想立馬把胡耀邦趕下台。只是苦於沒有機會。現在抓住學生鬧學潮的時機，幹脆不等下次黨代會召開就把胡耀邦搞掉。一月六日，鄧小平的講話以中央文件形式在全國傳達：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也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我們講民主，不能照搬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這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要得到證明。如果我們搞到人均收入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到那時就能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人類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鬥方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開，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如果搞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自由化脫離了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一個凝聚力，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麽領導人民搞建設？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中國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中國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麽希望？

我看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象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麽？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麽一直沒辦？

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盡量避免流血。但他們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麽辦法？我們的辦法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一個人不死最好，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要把鬧事的為首的抓起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在此會上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們對思想較為開明的胡耀邦大加指責，特別是被胡耀邦從監獄中平反昭雪出來的薄一波對胡耀邦破口大罵四個多小時！此會上胡耀邦宣布辭職。鄧小平幾個老人指定趙紫陽代理中共總書記。會議結束後，胡耀邦在會場外失聲痛哭！

一場由鄧小平號召政治體制改革而引發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搖旗吶喊的，學生們上街遊行示威的民主運動以胡耀邦成替罪羊下台，方、王、劉被開除出黨而宣告結束。鄧小平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角色：始作俑者是他，對民主運動進行鎮壓的還是他！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二章 民主潮流不可擋世界大變革 民運精英在吶喊中國大躁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世界和中國醞釀著一場巨大的變革。

自從列寧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在的世界建立了第一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國家後，由於共產主義與生俱來的罪惡基因，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沒有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反倒是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最明顯的比較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東德與西德、北朝鮮與南朝鮮，相同的民族、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起點、僅僅是社會制度不同，僅時隔四十年，發展水平就有巨大的差別。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經濟高速發展之時，社會主義國家卻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經濟、道德、信仰危機之中。當老一代的頑固統治者離開政治舞台後，新一代的領導人終於產生了某種危機感，意識到再不進行制度上的變革，就會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歷史真是一個魔幻大師，誰也料想不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竟是從世界第一個共產專制國家蘇聯開始。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登上了總書記的寶座。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飛躍發展的經濟、科技、文化，再回頭看國內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停滯不前的經濟，下定了變革的決心。最初戈爾巴喬夫也想仿效鄧小平進行經濟層面的變革，但是變革的艱難超出了變革者的想象。六十多年一成不變的官僚專制體制對變革的本能性抗拒，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團對變革的阻撓和破壞，使得改革事業舉步維艱。自一九八六年起，戈爾巴喬夫果斷地決定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

一九八六年，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在這次大會上，戈爾巴喬夫不但果斷地撤換了大批思想僵化的老人，而且提出了令蘇聯人民興奮不已、令世界對之刮目相看的兩個政治口號：公開性、民主化。

公開性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國家的重大政策決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主要情況要向人民公開，包括領導的錯誤、工作中的失誤，以及社會的陰暗面。二是要讓人民群眾能夠就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公開發表各種意見，展開討論，甚至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三是人民對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進行公開的監督、公開揭露其缺點錯誤和不法行為。他說公開性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途徑既是動員群眾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法，又是動員群眾實施政治監督的手段；既是改革的一項基本內容，又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公開性是同開放性聯系進來的，它還意味著對外關系上從封閉走向開放。

民主化的內容是“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戈爾巴喬夫說，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核心，是改革不可逆轉的保證。應當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來認識民主應有的位置。而蘇聯社會以往的做法，實際上是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一種精英統治原則”，是違背社會主義的。人民才是決定性的力量。應當通過改革把人民置於應有的位置上。為使改革不可逆轉、不遭遇失敗，一個單值的結論便是加深和擴大民主。辦有真正感到自己是主人，才會把家里搞得秩序井然。沒有群眾的“合唱”，改革只會成為“孤鴻哀鳴”。只有通過民主，才能為社會主義最強大的創造力――在自由國家的勞動和自由思維打開天地。他還認為，民主是要突出人的問題，突出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而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感不只是一個心理感情問題，它還是一個經濟概念、政治概念、社會概念。圍繞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要解決人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社會保障，以及為實現人的價值開辟各種途徑，強調發揮個人的作用。這些思想，後來逐步發展成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

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幟下，蘇聯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成了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雖然由於國內尖銳的民族矛盾，民主改革最終導致國家的解體，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極權制度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土崩瓦解，人民獲得了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力得到了保障，成了國家真正的主人。

無獨有偶。就在蘇聯開始搞公開性、民主化之時，東歐的匈牙利也自動開啟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

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民主運動被蘇聯血腥鎮壓後，匈牙利在卡達爾的領導下於六十年代初開始了經濟層面的改革，（後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與此有點相似）也取得了一點成效，但由於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本身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匈牙利的經濟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了困境：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為零，消費品價格卻上漲了百分之十五以上，人民的實際收入下降達百分之五，外債高達一百六十多億美元，平均每人一千五百美元。

面對經濟的巨大困境，自一九八七年起，匈牙利政治局面開始動蕩，變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學者在洛基泰萊鎮就匈牙利現實存在的問題和今後的出路召開討論會，會議通過的決議認為：匈牙利正面臨著有崩潰危險的經濟危機，整個民族失去了共同的前景。

此次會議後，各種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新三月陣線”、“青年民主戰士聯盟”、“科學工作者民主工會”、“民主論壇”、“公開性俱樂部”、“匈牙利民主青年”等等。這些組織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對共產黨執政幾十年的歷史、現行政策和社會制度進行猛烈的抨擊。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反對派聯名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卡達爾下台，要求從憲法上限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權力。

也許是卡達爾對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請蘇軍鎮壓本國人民心懷幾分愧疚，再加蘇聯已經開啟政治體制改革，面對反對派的吶喊，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政府並沒有采取任何強硬的措施。

與此同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以政府總理格羅斯為代表的一派主張進行改革。同時還有比格羅斯更為激進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愛國人民陣線全國委員會總書記波日高伊。

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呼聲，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上中央機構也大幅度進行了調整，格羅斯當選為總書記。格羅斯當選總書記僅幾分鐘，就對電視台的記者說：“這次代表會議標志著徹底的變革。”

一九八九年二月，匈黨中央全會又通過決議，正式宣布：“在匈牙利特定的情況下，政治體制多元化可在多黨制的範圍內實現。”

一九八九年五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又為一九五六年反抗共產主義暴政的人民起義平反，重新安葬了這次事件的領導人納吉。

一九八九年六月，匈牙利各黨派舉行圓桌會議，就廢除一黨專制、民主選舉、修改憲法、建立憲法法庭、政黨法、更改國名等達成一致意見。

一九八九年十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更名為社會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覆滅。同時國會根據社會黨與反對派圓桌會議談判結果，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改，取消了馬列主義政黨領導作用的條款，軍隊國家化，內務部門非黨化，解散工人衛隊。

一九九Ｏ年三、四月，匈牙利舉行了大選，匈牙利四十五年的共產黨獨裁專制宣告結束。

東歐的波蘭自共產黨當政以來，人民反抗共產暴政的運動就從未停止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爆了震驚世界的大罷工和團結工會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幾近解體，有三分之一的黨員退黨，近一百萬的黨員參加了團結工會，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和一名政治局委員參加了團結工會。面對人民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在當時蘇聯的勃涅日列夫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由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出任總理，宣布全國實行軍管，逮捕了五千多名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並取締了團結工會。

軍管使全國局勢出現了暫時的穩定。但刺刀和槍炮帶來的穩定又能持續多久呢？當波蘭共產黨迫於世界的壓力取消軍管、釋放政治犯後，受壓迫的波蘭人民再次舉行罷工抗議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並強烈要求恢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

歷史進入八十年代末期，當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走上了改革之路並提出“公開性”和“民主化”口號後，波蘭的共產黨人們終於可以在沒有外來壓力之下自己決定怎樣處理本國的事物了。雅魯澤爾斯基決定與團結工會進行政治對話。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與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就召開圓桌會議問題進行了第一次會晤。這次會晤後，歷時二十天的全國大罷工宣告結束。

一九八九年一月，波蘭共產黨召開十中全會。這次全會是波蘭歷史上不同尋常的會議，對波蘭大步走向民主、自由道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雅魯澤爾斯基在會上提出了在波蘭實行政治和工會多元化的主張。經過激烈的辯論，全會通過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立場》的決議。

一九八九年二月和四月，波蘭政府、各政黨和團結工會和各社會組織的五十七名代表舉行了圓桌會議。經過反覆的磋商，會議通過了三個基本文件：《關於政治改革問題的立場》、《關於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及體制改革問題的立場》、《關於工會多元化問題的立場》。

軍管當局的首腦自行提出並實施政治多元化、民主化，這對波蘭國家和人民是一大幸事。圓桌會議後，波蘭終於走上了民主、自由之路。

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匈牙利、波蘭所進行的民主改革對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從這些變革中人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大廈將傾。

幾乎所有東歐共產黨專制國家都開啟了政治變革。唯一不想變革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在下令對要求變革的民眾開槍後，導致軍隊倒戈。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憤怒的倒戈軍隊打成篩子！

世界在變革，中國也在不斷地發生新的變化。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由體制弊端而產生的極度腐敗也使得人們對政治變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當鄧小平等老人們把趙紫陽扶上台時，原本期望趙紫陽吸取胡耀邦下台的教訓，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大張旗鼓的批判。但事與願違，趙紫陽作為一個開明的共產黨人，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多大的興趣。坐上總書記的寶座不久就下令停止進行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並對一些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牽連的知識分子進行了保護。同時又對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津津樂道。正是趙紫陽的開明，才使得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現了一個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這種寬松的政治環境與當時蘇聯的公開性、民主化運動和東歐人民爭民主、自由的鬥爭匯成了一股共產專制國家變革的歷史潮流。

受趙紫陽的開明政策的鼓動，中國的文學界、史學界、理論界、新聞界、教育界等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一大批對現實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的作品問世，引起了社會的各界的強烈反響。各種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改革”成了中國人民議論最多的話題。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觀濤等人主編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就世界走向、人類價值觀、中國如何跟上歷史發展潮流、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民主、人權、自由、科學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介紹和探討，這套叢書在大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日後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此片由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撰稿，經中共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批準播出。此片對傳統的中華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呼喚全民族對歷史和現實的反省意識，提出中華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進的東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殤》中令人深思、令人振聾發聵、令人回腸蕩氣、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語言甚多，在此摘錄其中部分獻給讀者：

在當今的世界上，面對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和全球文化匯流的大趨勢，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臨著現實與傳統的嚴重危機。傳統越古老，危機越沈重……

在中國文化中有某種寬容惡勢力的成份；在中國民族性格中，有圓滑世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致命弱點；……

無論是黃河、尼羅河，還是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以及印度河，這幾條著名的東方江河，都成為人類文明的搖籃。……

但是，五千年過去了，亞細亞的太陽隕落了，這幾個最先閃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遲一個個黯淡下去了。

在喜馬拉雅山背後的這個黃種人的文明卻異乎尋常地延年益壽。……

並不是中國文明多麽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長，恰恰是整個古老世界的最後掙紮。

在我們的民族情感上，總有這樣一個誤區：似乎近百年的恥辱，只是一種光榮歷史的斷裂。自從一八四零年以來，總有人用古代的榮耀和偉大，來掩飾近代的貧弱和落後。

我們的考古發現再豐富、文物古跡再精美、文明源頭再延伸，難道不都意味著祖先對於後代的嘲笑嗎？難道不是讓我們今天的遺憾、懊悔和慚愧更沈重嗎？

我們的千年帝國之夢，早在康熙大帝那會兒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緊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騙自己了。……我們應當勇敢地正視歷史。

龍的傳人啊，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祖先已經創造了文明，黃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里流淌出來。舊文明的沈渣已經象淤積在黃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沖刷。

這場大洪峰已經來到。它就是工業文明。它在召喚我們！

當我們終於向全世界宣布對外開放、驟然推開國門的時候，我們對這個星球是何等陌生。

一個封閉太久的國家，一個從來認定自己是“中央大國”的民族要讓它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是需要經過無數災難和恥辱才能領悟到的。這既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幾千年來，中國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沈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濤，載著西方列強的軍艦，和比軍艦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嘯而來的時候，中國作已經沒有還手之力了。

這來自西方的海嘯，決不象過去從蒙古高原上洪水般沖決下來的遊牧文化，泛濫一陣便很快退得無影無蹤。海上來的是一種新文明，古老的華夏農業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於是，種族危亡和文明危機同時爆發了。

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外寇於國門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這極為矛盾的救亡與近代化的雙重變奏，近百年來交替書寫著中國畸形的歷史，真是錯綜覆雜，頭緒萬分，剪不斷、理還亂，讓中國人付出了無數沈重的代價！

公元七五一年，中國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會戰。唐朝的慘敗使中國再也沒能回到中亞去。但這場戰爭卻在科學史上意義重大。數萬被俘的唐朝人給阿拉伯人、西方人帶動了造紙術。接著活字印刷術、羅盤和火藥相繼從中國傳到中世紀黑暗的歐洲，在那里石破天驚。中華民族智慧凝成的偉大發明，竟成為歐洲封建社會的催命符，“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變成科學覆興的手段”歐洲贏得了繼希臘以來又一個技術發展高峰。……西方到十七世紀便把一直遙遙領先的中國拋到後面去了。

然而，四大發明在它們的故鄉卻是命運不濟。最早點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國人，沒能成為最早飛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幾百年一貫制，至今還只發揮著驅鬼避邪的功能。紙和印刷術這種不可估量的通訊傳播手段，傳到歐洲僅僅幾百年就摧毀了那里的封建堡壘；但在史集浩瀚、藏書成風的中國，一千年也沒能釀成知識“爆炸” ，到頭來還是西方反過來向我們輸入了鉛印技術。盡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紀就在《夢溪筆談》里描述了羅盤針和磁偏角現象，可中國從來沒能成為海上強國，倒是西方列強們靠羅盤針的指引逼到了我們的家門口……到底是一種什麽力量如此捉弄中國人呢？

睜開眼看看我們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吧！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顯示出來這樣一些數字：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同索馬里、坦桑尼亞這些非洲窮國作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出口商品結構，教育衛生投資，還不及亞洲“四小龍” 。一九六○年的時候，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相當，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六○年時超過中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我們總以為我們還在長進，殊不知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這種差距如果按現在的比率發展下去，有人作了一個很可怕的比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擁有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難怪有人更大聲疾呼：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球籍！

而今，中國人還有一個更深沈的嘆息：為什麽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這是一個更大的噩夢。它從驪山那座大墳不斷彌散出來，充塞著兩千年的歷史空間。近百年來，多少次想把它徹底葬送進墳墓里去，可它卻始終死而不僵。

歷史在古老的磨道里碾得那樣緩慢、沈重。黃河在它那淤滿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麽緩慢、沈重。

洪水還會再來嗎？

動亂永遠過去了嗎？

我們在問黃河，也在問歷史。

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命運，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命運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的時候，它最終也保護不了一個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白骨，曾經把動亂的慘烈和時代的悲劇揭示得無以覆加。然而動亂的根源卻不是他個人的命運所能揭示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劇。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更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至觀念不現代化，誰能保證悲劇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邁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之後，終於也開始嘗試政治體制的改革了。今天，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終於有人勇敢地第一次舉手投了否決的一票，這是何等不容易呵！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不管這個改革將遇到什麽樣的阻力和風險，我們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們身後曾經洪水泛濫，我們的身後也曾經動亂不已。我們必須朝前走，沖破那周而覆始的歷史循環。也許我們會遭受挫折，但是，這不正如那位功敗垂成的鯀，用它的失敗為兒子大禹鋪墊了成功嗎？

讓我們這一代用雙肩把憂患的重擔挑起來！

那是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永不再憂患！

當內陸文明在華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時候，蔚藍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麽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麽是真正的民主意識。

儒家文化或許有種種古老完善的“法寶” ，但它幾千年來偏偏造就不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一個國家的法治秩序、一種文化的更新機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種可怕的自殺機制，不斷摧殘自己的精華，殺死自己內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這個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縱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是難免玉石俱焚了。

歷史證明：按照一種內陸文化的統治模式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雖然也能容納現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衛星可以上天，原子彈可以爆炸，但卻不能根本性地賦予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當蔚藍色的海風終於化為雨水，重為滋潤這片幹旱的黃土地時，……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黃土地市原重新獲得生機。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和隨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學性。

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

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

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

黃河最終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

黃河的痛苦，黃河的希望，造就了黃河的偉大。

黃河的偉大，也許在於它在海洋與高原之間創造了一片新大陸。

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滾滾千里泥沙將要這里沈積為新大陸。

洶湧澎湃的海浪將在這里同黃河相碰撞。

黃河必須清除它對大海的恐懼。

黃河必須保持來自高原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沖動。

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蔚藍色的大海。

《河殤》的播出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其威力不亞於爆炸了一顆政治原子彈。學生、工人、農民、士兵紛紛來電、寫信，讚揚《河殤》。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表評論高度評價《河殤》。國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也從此劇的播出認為中國將會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中共高層也對此劇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據說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電視台大吵大鬧，要封殺此劇。而開明的趙紫陽對此劇大加讚賞。在接見外賓時，在外國人面前也對此劇大大地誇獎一番。並把此劇錄像帶作為禮品送給國外友人。

《河殤》一片也並非沒有瑕疵，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鳴。但瑕不掩瑜，《河殤》一片不啻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幾十年中出現的最震撼人心、最發人深省、最富批判性、最具啟迪性的一部政論性作品。對《河殤》一片不論作出多麽高的評價都不為過。此劇深刻的歷史思想性、社會哲理性和生活現實性讓每一個中國人面對歷史和現實都不得不進行嚴肅的反思，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今日中國的極度貧困落後？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沒有建立法制，中國將永難擺脫被動、落後、貧困、挨打的命運。

《河殤》的播出是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極大地激發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變革專制制度，愛國圖強的熱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覺醒。為一年後爆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繼《河殤》後，蘇曉康、謝選俊等人又策劃拍攝比《河殤》更具鮮明政治觀點、更有時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產黨幾十年歷史的政論片《五四》，準備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播出。但是拍攝中的此片卻因後來作者、顧問們簽名釋放魏京生一事被中共當局封殺。

蘇曉康先生在《河殤》播出後，又與羅時敘、陳政合作，寫出了揭露中共高層廬山會議內幕的《烏托邦祭》。此書是繼《河殤》後又一具轟動效應的力作。該書以記實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高層政治鬥爭的黑暗一幕。當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再一次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為了住權力，不惜以幾千萬農民的身家性命作賭注、不惜把跟隨自己幾十年且立下赫赫戰功的彭德懷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專制魔頭。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說的“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而共產主義來到世間，又何嘗不是如此！《烏托邦祭》對中共高層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國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共產專制制度的黑暗。

趙紫陽時期較寬松的政治環境也為民主、自由、人權思想的大力傳播創造了條件。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後，竟然還可以公開地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並從事政治活動！這在毛澤東時代簡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勵之與其夫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講師、海澱區人大代表）出席慶祝“五四”運動六十九周年大會。並宣布由他親自主持的“民主沙龍”正式開場。方勵之在會上說：“我現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現代化不分國界。”方勵之的北大“民主沙龍”為日後震驚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勵之接受香港《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獨占體制，唯有變革公有制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時報發表了《方勵之談大陸知識分子處境》一文。文中說：“大陸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

劉賓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後，一直在努力想創辦共產專制下的第一張民辦報紙，並為此大力奔走呼號。

王若望先生又準備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並力爭在中國內地公開注冊登記，合法地進行活動。

北京大學教授金觀濤提出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它的失敗。”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觀察》雜志主編、有幾十年共產黨齡的戈揚更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客氣了。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中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以及陳一咨、李澤厚等一大批共產黨的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新聞自由的主張。

在大學校園，自七七年初的爭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學生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就在中共政權日益腐敗的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恬靜的校園也湧動著對現實、社會、腐敗、分配不公、共產專制制度的強烈不滿的潮流。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名研究生在學校三角地貼出《致七屆人大和七屆政協的公開信》，信中呼籲“兩會盡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問題，把這個問題真正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上加以考慮，制定出一套有利於教育事業全面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公開信一貼出，當即在會上簽名的就達數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師在三角地貼出《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四月九日，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工聯誼會部分會員在校內貼出《致七屆人大新任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

以公開信的方式向中共領導的呼籲沒有任何回音。學生們又有人提議到人民大會堂前給中共“兩會”代表們擦皮鞋。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幾名研究生以勤工儉學的名義，要為中共的代表們擦皮鞋，此舉大丟共產黨的臉面。被公安人員強行阻攔。四月十日，幾十名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中共代表們擦皮鞋，再遭公安人員的幹預。此舉在國際上引起了較大的關注。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學生柴慶豐被當地無業人員殺害。此事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義憤，學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學生們貼出了許多針對中共共產專制的大字報。題為《！！！》的大字報中說：“是時候了，我們沈默了那麽久，那麽久！是時候了，欺騙一次又一次，把我們籠罩。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社會！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報中說：“柴慶豐同學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實這是社會腐敗、政府無能、貪官污吏橫行的表現。現實的中國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盡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經濟發展的面紗，其實肌體已經腐爛，脊梁已被壓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們，時機到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把社會風氣、黨風問題、政治體制、貪官污吏、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待遇問題加在一起算總賬！”一篇題為《並非離題》的大字報中說：“誰還相信被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紀的‘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嗎？右耳（指鄧小平）相信嗎？黨風不正的根源在哪里？現在大家都有數，正如歷代屢禁不止的貪官污吏現象要隨封建社會一同消滅一樣，本世紀內我們就不用幻想‘黨風根本好轉’了……唯有放棄馬列，實行多黨制，真正廢除終身制，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才會徹底。”

在眾多的聲討共產黨的大字報中，有兩付對聯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

我欲重振華夏雄風，卻原來是共產黨（擋）路；

你想達到小康水平，無異於在現代化（畫）餅。

其二：

要民主合理，爭自由合理，護人權合理，合理不合法，見他媽的鬼，那狗屁‘十條’！

喝民血失節，沾國家失節，飽私囊失節，失節必失心，滾你娘的蛋，這無恥一黨！

隨著學生們情緒的激動，各校商定於六月八日到天安門進行遊行示威。但由於共產黨派出公安人員和武警部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嚴密控制，這次由柴慶豐被害事件引發的學潮被平息。

就在中華民族醞釀著又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之時，在西藏又發生了藏民要求獨立的遊行示威活動。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市的成百僧侶、藏民舉著“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當共產黨當局決定在拉薩戒嚴時，消息又很快被泄露給遊行的人群。參與遊行的人全部逃出了共產黨的羅網。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的中國黨風、社會風氣大腐敗，學生們的民主、人權、自由意識更加濃厚，人民的不滿更加強烈。同時自然災害也空前的頻繁。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國東北大、小興安嶺突發空前的森林火災。彌天的大火足足燒了一個多月，數千萬公頃的森林化為烏有，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一九八八年，建國以來的最大空難在重慶發生；武漢沈船事件；上海列車顛覆……十多年少見的天災人禍在此時頻頻發生。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在向中國人民暗示著什麽？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三章 胡耀邦去世引發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趙紫陽開明啟動中國政治改革進程

一九八九年是人類歷史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年。用蘇曉康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仿佛注定要同許多歷史巨靈會晤的奇異的紀念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第二國際成立1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第三國際70周年、建國40周年、廬山會議30年祭、‘九大’20周年、劉少奇死難20年祭，……可謂‘低頭不見擡頭見’，……。”

不過以筆者的看法：除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共黨開國40周年、廬山會議30年祭外，相比之下，其它要麽中國人民不是很熟悉，要麽不算個什麽。

歷史為一九八九年安排了如此多的重大紀念，那麽它又會以什麽樣的結果來回報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呢？

一九八九年初，圍繞釋放被共黨關押達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上書共產黨實權人物鄧小平。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以此為契機，拉開了向共產黨獨裁政權爭民主、自由的序幕。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先生發出了《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信中說：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會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著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

鑒於此，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這兩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我想，無論對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社會的良好氣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志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勵之的公開信為發端，北京知識界及海外民運人士紛紛向中共當局呼籲要求釋放魏京生。

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締的“星星畫會”部分成員在香港舉辦了“星星畫會十周年畫展”。該組織負責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寫完了《重審魏京生》劇本，擬於三月份在法國上演，屆時將在海內外掀起一個釋放魏京生的高潮。

二月八日，中國民聯成員倪育賢在美國成立了“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準備發起十幾萬人的簽名活動，以呼請釋放魏京生。

二月十三日，著名詩人北島發起，由中國民聯成員王軍出面，聯系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識分子聯合簽名發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簽名者不但有李澤厚、蘇曉康、金觀濤等著名學者，而且還有數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中共欽定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公開簽名反對關押政治犯，這在中共四十年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二月十九日，中國民聯成員陳軍公開宣布成立“釋放魏京生公開信簽名聯絡處”，準備在工廠、學校征集簽名並將簽名提交全國人大討論表決。

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

三月八日，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出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主任記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發出致七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人。”

面對社會各界的呼籲，中共當局以“法院審判是完全獨立的”作答，拒絕了社會各界的呼籲。

當簽名釋放魏京生的風潮正盛之時，美國總統訪華時，邀請方勵之赴宴一事又鬧得沸沸揚揚。

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國總統布什在結束對中國的訪問時舉行答謝宴會並邀方勵之出席。美國總統邀請方勵之出席美國的宴會，這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了。但共產黨卻不這樣認為，依照它們的邏輯：你在我中國舉行宴會，邀請什麽客人得經我共產黨批準才行。結果方勵之被阻宴會大門之外。這一公然幹涉美國總統事務的不道德行為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又招來一片譴責聲。

就在各界呼請釋放魏京生的同時，大學校園學生們的愛國激情和爭民主、人權的意識空前高漲。自一九八八年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在北大組織“民主沙龍”後，參加活動的學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北京各高校紛紛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研討會”、“討論會”、“演講會”、“圓明園沙龍”、“自由論壇”等。其中的骨幹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學運領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學生祭奠胡耀邦為發端，一場席卷中國，震撼世界的反抗共產專制暴政的愛國民主運動全面爆發了。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未經中共當局批準的遊行示威活動，遊行的主題是悼念胡耀邦。中共當局對此未進行幹預。

四月十八日淩晨，北京高校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遊行。遊行隊伍高喊“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權階級”、“打倒官倒”“自由萬歲”。當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遞交請願書。請願書中提出了七點要求：（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松、和諧的觀點。（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平反。（3）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對貪官污吏。（4）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言論自由。（5）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6）取消有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7）要求政府對他所承認的政策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適當改選部分領導人。但中共的幾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絕了學生們的請願要求，並派出警察進行幹預。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第十六次會議上成立了“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員有王丹、丁小平、楊濤、熊炎、封從德、常勁、楊丹濤。

也就在這一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和《新觀察》雜志（主編戈揚）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座談，與會者強烈呼籲在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並為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叫好。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研究員包遵信貼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學生們在遊行、靜坐、請願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積極的民主要求。

四月二十日，數萬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獻花圈，但是中共當局以清場為由派出數千警察對學生們采取了強硬措施，學生受傷達數百人之多。制造出了震動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後，北京各高校學生們更是群情激憤。經各校學生領袖們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動委員會”，並於當晚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誓師大會，決定立即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會，同時向中共當局遞交請願書，並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出現在胡耀邦的追悼會時。

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和高校數萬大學生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當胡耀邦的追悼會後，數萬學生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的口號。但無人理睬。學生們又推舉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軍、張智勇在人民大會黨東門外要求向李鵬遞交請願書。當時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說李鵬答應十二點十五分鐘與學生見面。“高校行動委員會”負責人吾爾開希用話筒向全體學生公開了此事，學生們情緒趨向緩和。

孰不知李鵬在此時玩了一個“金蟬脫殼”的花招：為了保證追悼會的順利進行，會前對學生們的一切要求都表態同意；但追悼會剛一結束，李鵬等中共的頭頭腦腦們就一窩蜂地從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胡耀邦的追悼會已結束很久，說好的李鵬出面接見學生卻沒有兌現，學生們情緒激憤！十二點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學生代表為見李鵬一面並遞交請願書，競采取了中國幾千年老百姓見封建皇帝老兒的古老方式：下跪！

在下跪請願都不被中共當局理睬的情況下，中午一點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沿途學生們呼喊“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

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長沙、合肥、哈爾濱、大連、重慶、杭州、蘭州等城市的大學生們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長沙市的中共官員派出大批公安人員進行幹預，警察與學生們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造成學生多人受傷並被捕的嚴重後果。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等七人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學生們提出了開展民主運動的宣傳綱領和行動目標：(1)耀邦下台誰之過；(2)政治公開；(3)懲辦貪官污吏；(4)廢除特權；(5)政治平等；(6)廢除終身制；(7)廢除世襲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權；(10)反對通貨膨脹；(11)人民軍警愛人民；(12)依法治國、教育治國。

四月二十四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萬里在聽了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匯報後，不敢擅自表態，向李鵬等人建議聽取鄧小平的意見再作決定。四月二十五日，當李鵬、喬石等人畢恭畢敬、在八十五歲的老朽鄧小平面前聆聽教誨時，不知費了多大的勁才聽懂鄧一連串嘰哩咕嚕的單音節，意思是“動亂”。連忙回去組織秀才們寫了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

此社論一發表中共地方官員們紛紛表態以示緊跟，這其中猶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表現最突出。就在社論發表的當天，江澤民就在上海召開了黨政官員大會，要求認真學習社論，堅決反對動亂。

江澤民不但堅決反對所謂的動亂，而且於第二天以中共上海市委的名義查封了公開呼籲政治改革的《世界經濟導報》，責令該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檢查。同樣呼籲改革的《新觀察》及其總編輯戈揚在北京並沒有受到責難。

江澤民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嚴厲批判。四月二十八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等人起草散發了《捍衛新聞自由》的署名公開信聲援欽本立先生。

《四二六社論》發出的當天，學生組織以“新學聯一號令”通告全市的高校學生於第二天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

四月二十七日，十多萬高校學生在“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堅持改革”、“民主萬歲”、“科學萬歲”、“人民萬歲”、“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口號下遊行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眾多的標語口號中，其中一幅頗具幽默：“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把專制魔頭毛澤東搬出來反對另一大獨裁者，是想以毒攻毒還是真的不知毛澤東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後者那麽學生們的民主意識還有待於提高。

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等人與官方機構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指定的學生進行了對話，就一些全國民眾關心的重大問題表明了政府的態度。雖然最能代表北京高校學生的“高自聯”被中共視為“非法組織”，不在對話的對象之列。但也默許兩位所謂的非法“高自聯”的學生參與對話和提問。

這次對話袁木等人完全以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以一副訓話的面孔出現。但從對話時袁木的表態來看，中共的立場似乎已從《四、二六社論》基礎上有所軟化。

四月三十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又與市屬的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學生進行了對話。

面對國際、國內民主潮流，中共黨內高層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兩條路線鬥爭”。以往毛澤東所說的“兩條路線鬥爭”其實是為整倒某個人而捏造出來的。

以中共元老為一派，對學生民主運動的態度是：爭民主是想推翻我共產黨的天下。想當初老子們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坐上了江山，今天你們這些乳臭示未幹的毛頭小子就想不費一槍一彈把我們趕下台？不行！堅決不行！再鬧，我有槍桿子，到時別怪我無情！這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領袖們的“老子打下的江山，老子就該坐，要我下台先問我手中的槍桿子同不同意”檔次。什麽為人民、為革命、為理想、為主義都是扯談！還是手中有權來得實在！這一派多是當年跟隨毛澤東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們。主要人物有陳雲、王震、彭真、楊尚昆、聶榮臻、徐向前等。其中猶以陳、彭、王三人態度強硬。這一派人物都是專制政治場上的老鬼，狡猾大大的。學潮開始後並不急於表態，而是冷眼旁觀，讓學生和各界民主人士充分表演，再一網打盡。頗得毛澤東“釣魚”妙計的真傳。其最大優勢就是手中有槍桿子。

而以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由於對毛澤東統治中國以來因體制問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人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對專制體制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國際進步的民主潮流都有較清楚的認識。再加自己身為總書記卻處處受制於元老們，胡耀邦的下場或許就是自己日後的結局也未可知。這心里早就窩了一肚子的火，也想以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真正地“當家作主”。因而主張在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擴大民主，開放新聞自由。對學生運動主張順應歷史潮流，因勢利導地加以引導和疏通，使其納入政治改革的範疇。這一派主要人物有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喬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也是屬這一派。李鵬情況較覆雜，一方面作為中共烈士的遺孤，有維護共產黨專制的某種本能，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政界人物，其思想也不能說就很保守。這一點從他日後的一些言論中可以看出來。這一派人物在元老們沒有明確表態前，能以發展的眼光，改革的精神看待西方的民主、人權和近期發生的學潮。一但元老們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後，大多數又會懾於老家夥的淫威而改變自己原來的觀點跟著老人的指揮棒轉。

當胡耀邦剛去逝學潮初起時，趙紫陽強調的是克制和對話。這才有後來袁木等人和北京市委市府與學生公開對話。這種方式頗得國人的讚賞和支持。北京市高自聯也積極準備同共產黨和政府有關的部門和人員進行對話。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有關“四二六”社論的表態時，公開指出：《人民日報》社論有不妥之處，應加以糾正。並在中共官方組織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的發言稿事前在征求意見時，拒絕了黨內保守派提出的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的建議。

五月四日，是被中共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轉折點”（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端點）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這天，“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近十萬學生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遊行示威活動。學生們打著“弘揚五四革命精神”、“誓死捍衛憲法尊嚴”、“腐敗不除、國無寧日”、“新聞要講真話”等橫幅，分三路向天安門廣場匯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七十年了！！！？？？”，在天安門廣場上，“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們宣讀了著名的《五四宣言》：要求共產黨當局在校園實行民主改革嘗試，使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新聞立法，同政府平等對話。同一天，全國各大城市的高校學生都走上街頭，向中共官員遞交請願書，呼喚民主，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在學生們遊行示威的同時，一千多受職業良心驅使的北京中共官方的新聞記者們也走上了街頭並發出了憤怒的吶喊：“有嘴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有筆不能寫自己想寫的新聞！”、“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新聞要客觀公正”、“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強烈要求恢覆欽本立職務”……。

面對時代的進步潮流和人民的強烈願望，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和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精神。當天下午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代表時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一事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學生們對我們的工作是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們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趙紫陽的講話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歡迎。嚴家其、蘇紹智等知名學者當天就貼出《我們不再沈默了》的大字報，號召知識分子一與學生們一道，在爭民主運動中走在前列。

五月六日，趙紫陽召集中共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說：“放開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在此期間，趙紫陽還對江澤民整肅《世界經濟導報》的事提出嚴厲批評。

五月九日，數千名首都新聞工作者來到中國記者協會所在地，遞交了一封要求和中共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人進行對話的信。首都一千多名記者、編輯在信上簽了名。次日北京高校數萬學生騎著自行車上街遊行，對新聞工作者的請願進行聲援。

在趙紫陽的支持下，自五月十一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長王忍之連續三天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等新聞單位，與編輯、記者們座談對話。胡啟立說：“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改革新聞。”

趙紫陽吹響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號角，開啟了中國民主化改革的大門。但遺憾的是，他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的身上有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烙印，他的身後有一群老朽們在垂簾聽政！還有一群熱血沸騰、恨不能一夜之間中國就變得如同西方現代文明社會一樣的青年學生……他們讓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夢想功敗垂成。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四章 蠢學生絕食毀中國民主前程 鄧小平屠刀血洗北京天安門

1989年5月13日，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市數千學生發起絕食。與此同時，全國很多大城市的大學生也起而響應北京“高自聯”的呼籲，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成立學生自治會、開展絕食活動。

對於學生們的這一極端的行為讚譽者有之；推波助瀾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上世紀九十年代，老狼寫本書時，就對學生絕食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二十八年後的今天，老狼再次回顧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並進行反思，要對當年的學生們大聲地說：同學們，你們錯了！你們太愚蠢了！不該用絕食的方式要挾趙紫陽為首的中共及其政府！

學生絕食成了八九民運轉折點。八九民運敗局已定！

學生們發起了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學生絕食又親手葬送了這場偉大民主運動！（後面篇章老狼將對學生絕食進行深刻反思）

學生絕食後，五月十三日晚，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大貼出了《我們再也不能沈默了》的大字報，呼籲知識分子舉行支持、聲援絕食的學生大遊行。五月十四日，知名學者嚴家其、蘇曉康等十二人又發出了《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中共當局定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自聯為合法組織，要求共產黨不得對絕食學生采取強制措施，否則將成為歷史罪人。

五月十五日，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人組織數萬知識分子進行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五月十六日，嚴家其等人在北大三角地召開“中國知識界新聞發布會”，宣布成立“中國知識界聯合會”。

中共控制的新聞機構在胡啟立與新聞記者對話後，對學生運動的報道更加直接和公開。從五月十五日起中國的新聞記者們確確實實地自由了，在其後的三天時間里對學生絕食現場和遊行示威的情況作的報導的客觀公正程度簡直就與西方民主社會一樣。

此時身在火山口上的趙紫陽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力勸學生們停止絕食。盡力避免出現局面失控的狀況。

五月十四日淩晨，中共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李錫銘等人到天安門廣場力勸學生回校。當天下午李錫銘、閻明覆、尉建行等與學生們進行對話，勸學生們停止絕食。

五月十五日，李鐵映、閻明覆再次同學生們對話。提醒學生們說：“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為轉移，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話里有話，弦外之音就是：學生絕食將完全中斷趙紫陽已經啟動的中國民主進程！

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五人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學生絕食一事。趙紫陽主張繼續采取對學生運動正面引導，不把學生推向與共產黨對立的一面，並逐步深化改革、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胡啟立的支持。而李鵬、姚依林、喬石則主張不能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後退。這一次常委會與幾天前胡啟立到新聞單位座談推動變革的立場完全想反！

從趙紫陽表態：“《四二六社論》不妥”。到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啟動新聞改革，再到李鵬、姚依林、喬石：“不能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後退。”這就是學生絕食帶來的後果和結局！

當天下午，趙紫陽在會見蘇共總書記時，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並說是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

次日北京市各界民眾百萬人走上街頭，舉行了自有共產黨專制以來規模最大的反對共產黨的遊行示威，嚴家其，包遵信等知識界精英們發出了《五、一七宣言》，宣言中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的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了七十六年，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同一天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發表書面講話，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

趙紫陽的呼籲不被理睬，天安門廣場被一種爭民主的狂熱所籠罩，不知世事的學生們的不理智行為又受到對政治運作方式一竅不通的所謂的精英們的支持，那麽八九民運的失敗結局就不可避免了。

當天，趙紫陽寫信給鄧小平要求見面，但這時鄧小平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和學生絕食的亂局，已經決心拋棄趙紫陽，不再聽趙的任何意見，站在保守派一邊。準備鎮壓學生。鄧小平通知了當時的全體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外加楊尚昆、薄一波兩人在鄧家開會。在鄧家的會議上，鄧小平說對學生已退無可退，只有戒嚴，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原反對軍管的胡啟立、喬石和楊尚昆此時均轉變立場。趙紫陽不同意戒嚴，並在會上提出辭職，但沒被會議接受。

據《人民日報》報道，遠在加拿大訪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公開發話：“現在學生、知識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這是敦促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學生示威遊行要求民主、反對政府某些官員的貪污腐敗，記者要求新聞自由，黨和政府近來一直在研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將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費社會主義法制，使新聞變得更加開放自由。”

學生絕食後，中國的形勢真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社會各階層面對突發的學生民主運動顯然缺乏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力。對現實不滿的民眾一片歡呼聲。知識界支持學生們，但又不懂得采取什麽樣的手段去達到目的。各高校負責人、各民主黨派領導先是呼籲學生停止絕食，繼而呼籲中共與學生們對話。中共的附屬組織如全國青聯、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文聯、全國學聯、也站在了趙紫陽一邊呼籲與學生對話。著名的學者、教授、作家、幾乎全站在了學生一邊要求共產黨與學生對話。此時中共各地方黨、政負責人的態度成了全國和全世界關注的重點，但遺憾的是除趙紫陽的發跡地四川省委書記揚汝岱公開向中央發電報要求與學生們對話外，其它各省市的官員們都采取了騎墻的態度：坐山觀虎鬥，誰贏跟誰走。

五月十八日，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芮杏文、羅幹等人到醫院看望了絕食的學生。

這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十二名委員緊急呼籲中共盡快與學生對話，並建議從速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以解決當前的危機。

中共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時任總工會主席倪志福）以及四通公司、農工民主黨向學生捐款十萬元。

五月十九日，趙紫陽、李鵬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哽咽著說：“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

趙紫陽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表明了他同情學生、支持民主化改革的立場，也透露出其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時日不多了。

五月十九日晚，中共黨政要人召開大會宣布戒嚴。在此前老人們要趙紫陽和李鵬各自發表一篇講話，趙不同意。後來又請他主持會議不講話，趙還是不同意，最後請他只出席會議趙仍然不同意。

大會由喬石主持，李鵬、胡啟立、姚依林、楊尚昆、王震等人出席。李鵬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身份發布《戒嚴令》。

時光不會倒流，歷史沒有如果。如果此時沒出席戒嚴大會的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公開站出來宣布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戒嚴，那麽中國的政局會如何演變？共產黨軍隊會象前蘇聯軍隊全部倒向葉利欽一樣倒向趙紫陽嗎？

據高層人士透露：參與戒嚴的三十八軍軍長就公開向趙紫陽表態：我聽你的！你說怎麽辦就怎麽辦！

據說時任國防部長的秦基偉就支持趙紫陽的主張！

據說楊得志等中共軍界前輩就對戒嚴持反對態度！

但趙紫陽面對國家、民族、個人的巨大機遇竟沒有膽量站出來振臂一呼！

據趙紫陽本人說之所以沒站出來是怕引起內戰，受難的還是老百姓。

但趙紫陽本人在歷史關鍵時刻人性、良知的覆蘇卻是值得肯定的！

兩年後，時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葉利欽正是吸取了趙紫陽沒有勇敢站出來而軟禁終生的教訓，站在蘇軍戒嚴的坦克上勇敢地呼籲軍隊站在民主、自由、正義一邊！蘇聯人民終於掙斷了共產專制的鐵血鎖鏈獲得了新生！

偉大的俄羅斯民族有一個偉大的葉利欽！

葉利欽，一個真正的男人！

共產黨當局以為宣布了戒嚴，軍隊進了城，學生運動就可以平息下去，但北京的數百萬市民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令全世界欽佩。當全副武裝的共軍士兵乘裝甲車、坦克向市區挺進時，竟被百萬民眾以血肉之軀擋在了城外，不能前進一步。當電視顯出共軍坦克被北京市民的人海所包圍的場面，全世界為之動容。共軍士兵還從沒見到過這樣的場面，也沒有膽量強行沖進城。只得原地待命。

戒嚴令發出後，軍隊被民眾阻在城外，這在西方民主國家，其領導人怕是早已改弦易轍或順應民意辭職另選高明了。但是共產黨的政權是用槍桿子搶來的，不是人民選舉的，其頭腦中從沒有一個順應民意的概念，一旦決定了的事，那怕自己也知道錯了，為了臉面也要一錯到底，不然這權威如何樹立？毛澤東不是早就說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嗎？毛澤東的徒子徒孫、今日中共的老朽們也是一副“我有槍桿子我怕誰”的流氓嘴臉。

面對軍隊被人民阻在城外的意外事件，中共的獨裁寡頭們並沒有慌亂，而是讓部隊暫時退回防區，並對共軍士兵們進行洗腦。把天安門的學生們描繪成窮兇極惡的“反革命暴徒”，共軍的士兵們人人摩拳擦掌，準備在日後鎮壓學生的軍事行動中消滅更多“暴徒”。當再有人膽敢阻共軍坦克前進，那麽最好的辦法就是碾碎“暴徒”們的血肉之軀向前進！

共產黨宣布戒嚴後，共軍士兵被阻在城外，此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已停止絕食，北京市百萬民眾多次舉行聲勢浩大的反戒嚴遊行示威。沒出席戒嚴大會的趙紫陽又寄希望於人大常委會開會解決。二十一日，趙紫陽發出電報，要正在美國訪問的萬里回國。但萬里在國外的言行已引起了頑固派們的不滿，當萬里從美國歸來日，其乘的飛機竟被拒絕在北京降落，萬里在上海一下飛機，就被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市委以生病為由嚴加看管，直到六四血腥鎮壓後才回到北京，但此時是大局已定，誰也無能為力了。

共產黨為使戒嚴的實施，可謂煞費苦心。戒嚴令宣布之時，軍隊已占領了報社、廣播電台和電視台。

戒嚴令一出不但人民反對，中共許多大人物包括許多軍隊元老也不理解。五月二十六日，陳雲又主持中央顧問常委會會議對老幹部們統一思想。



中共前人大委員長彭真又召見前段時間呼籲與學生對話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副委員會們，重申戒嚴的決定。

五月三十日，中央美術學院師生集體創作的“民主之神”雕像安放在天安門廣場，這一體現全民族民主自由願望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五月三十日，中共在順義、大興、懷柔三縣組織了遊行，當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遊行場面中遊行人群喊著“堅決反對動亂”，“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解放軍萬歲”的口號時，全世界人民看到的是遊行人群言不由衷的表情和一副被共產黨收買的嘴臉。共產黨宣稱遊行人數達一萬以上，但筆者從電視畫面上判斷最多不過幾百人。更離譜的是第二天北京日報說：門頭溝、通縣、延慶縣、昌平縣、房山區的二十八萬人進行了擁護戒嚴的遊行。

官方在小縣城組織遊行以與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相抗衡，這是一個信號，表明控制了共產黨決策層的頑固派們正在磨刀霍霍，作好了血腥鎮壓的全部準備工作。即將動手了。真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這個“東風”是什麽呢？

就在中共官方的遊行活動進行之際，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正在就是否撤離廣場進行討論，主張撤離的已開始占了上風。

如果讓學生們就此自行撤離，那麽軍隊戒嚴一事就沒有實行的理由了。不行！一定要趕在學生撤離之前將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們一網打盡！心毒手狠的共產黨人們要幹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情：用武裝到牙齒的軍人去屠殺爭民主自由的學生和市民們！

發動戰爭需要有個借口，炒作股票需要有個題材，鎮壓學生運動需要時機和理由。蘋果熟了就要采摘，不摘掉在地上就爛了，時機成熟了就得動手，不動手一旦學生撤離想下手也沒理由了。理由可以現編或者制造一個出來。

當年日軍以一個士兵失蹤為由，發動了侵華戰爭。今天共軍找不出這樣的理由，幹脆制造一起血案引起民眾的激憤，然後順理成章地了去“平息爆亂”。

六月二日晚，共軍一輛三菱吉普車沖向學生人群中，當場撞死學生三名，重傷一人。此事發生後學生和市民群情激憤，將車堵截。

正當市民和學生與事主論理之時，共軍的大部隊以坦克、裝甲車開路，轟轟隆隆向人群中沖來！血腥的大屠殺拉開了帷幕！與此同時，中共當局以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名義發布緊急通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攔截軍車，阻攔、圍攻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行勤務。軍隊行動時間、方式、著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幹預。我們堅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號令，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有此通告明示，那麽當學生和市民們攔截軍車，共軍就要“采取一切手段”！打死你碾死你我不負責！

有坦克裝甲車開路，有上司命令中的“采取的一切手段”，有軍人服從命令的天職，面前又是鄧小平所說的“反革命暴徒”們，如狼似虎的、武裝到牙齒的、練就一身殺人絕技的共軍士兵還有什麽顧忌的呢？誰敢阻我前進，手中槍炮無情！誰再攔我鐵騎，讓爾粉身碎骨！殺人是軍人職業！殺人多方顯我軍威無敵！砰砰砰機關槍與茫茫人海格鬥！市民們望風倒地！十里長街血流成河！！！轟隆隆坦克車與血肉之軀比武！學生們頓成肉餅！天安門廣場壘起座座屍山！！！殺！殺！殺！殺人越多、戰功越大！……六月四日淩晨，共軍武裝不費吹灰之力就攻占了手無寸鐵的學生們靜坐的天安門廣場！

………

死在共軍槍炮和坦克車下的學生和北京市民有多少人？據中共官方公布是傷二千四百多人，亡三百多人。根據中共官方的一貫做派，此數的可信度只有十分之一。另據日本外務省得到的來自中國紅十字會的消息，在這一大屠殺中北京市民和學生共死亡達二千六百多人！傷者還無法統計！

人類歷史最悲慘的畫面是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用雙手阻止共產黨的坦克車沖向手無寸鐵的民眾。其結果是可想而知――這個學生被共產黨的坦克碾得粉身碎骨！

九十年代江澤民訪美時，當美國新聞記者拿出這一張照片問江澤民：“這位學生還在不在人世？”江澤民滿臉不自在，想了半天，竟胡說：“這個學生應該還活著。”

大屠殺後接著就是大搜捕！從北京到全國各省市的學運領袖、民運人士們盡在共產黨的通緝之中，總達數萬人！民運期間成立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工人自治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等，以及各省、市自治區成立的“省高自聯”、“市工自聯”、“市民聲援團”都在共產黨的通緝之列，著名的民運人士如方勵之、李淑嫻、劉賓雁、王若望、嚴家其、蘇曉康、包遵信、王軍濤……俱在通緝之列！可謂一網打盡了！除少數人流亡國外，多數被捕入獄！估計全國被捕的民運人士達數萬人之多！在被捕人員中，僅北京就處決了三百多人！

“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

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負責人並講話。將大屠殺責任全部承擔。

六月二十四日，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覆等在學潮運動中表情曖昧的改革派們全都下台。其他與趙關系密切的高層人士如田紀雲、秦基偉等見勢不妙連忙轉向，以看望所謂的“受傷戰士”為名，與趙紫陽“劃清了界線”，擺脫了被清洗的命運，唯一公開發電報要求與學生對話的四川省委書記揚汝岱被樹立成了一個“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的樣板，非但沒被撤職，還在日後幾年中升為政協副主席，雖是有職無權，但在所有的擁趙人士中成了唯一的一個不降反升者。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五章 江澤民當傀儡誠惶誠恐 鄧小平被通緝膽顫心驚

誰來做中國這樣一個十一億人口大國的兒皇帝？鄧小平不知是早有準備還是突發奇招，放著眼面前的幾個政治局常委和一大群京官不用，竟把一個沒有什麽資歷的地方諸侯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擡了出來，這不禁令全世界大吃一驚！

江澤民登上皇帝大位有兩大原因：一是中央幾大常委們在趙紫陽啟動的政治改革中都曾經投了讚成票。二是鄧小平屈服於保守派的壓力，把學運之被就強力打壓《世界經濟導報》並將主編欽本立撤職的上海市委書記扶上最高位。

打麻將的人久不和牌就要“換叫”，皇帝老兒們在“儲君”不如意時，也要幹“廢太子”的勾當。

毛澤東的“太子”從劉少奇、林彪、到華國鋒，每一次“換叫”都伴隨著國家和民族的大災大難。

鄧小平的“太子”從胡耀邦、趙紫陽、到江澤民，每一次“換叫”都伴隨著政治上的巨大動蕩，江澤民更是在天安門廣場的血雨腥風中登上“儲君”之位。

毛澤東本以為選了一個“你辦事，我放心”的太子爺，誰又知這個不知是呆若木瓜還是大智若愚的華國鋒竟幹出了屍骨未寒就抓毛澤東的老婆兒女的千古不仁不義之事。毛澤東九泉有知，定會痛哭流涕！

鄧小平本以為選個江澤民組建一個“繼續改革”的領導班子，可誰知江澤民竟是一個貌似開明，實是保守的頑固派，以致鄧數次動了“換叫”念頭，只因陳雲質問：“你還要換幾個總書記？”才作罷。鄧小平死時一定有“儲君”不如意的巨大遺憾！

奇的是江澤民在得知自己高就後竟是一副誠惶誠恐、趕鴨子上架、毫無一點喜色的無奈苦瓜神態，其密友、前上海市長汪道函為此還以民族英雄林則徐一句名言：“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手書相贈，為其打氣――這才是真命天子相。翻開中國幾千年史書――別說遠了，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初登大寶時志得意滿、盛氣淩人、大有一展鴻鵠之志的氣概結果竟是短命的――唯那些上台時就想到坐天下不易，不知何時會翻船的人才坐得長久。豈不聞古人雲：畏亡者存，畏危者安？

六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趙紫陽被廢之時，江澤民在幾個八十多歲老朽的輕輕攙扶下隆重登基。

面對鄧小平的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北京“六、四”大屠殺後全國出現無數表達人民意願的傳單、小字報。其中兩份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通緝今》



通緝令

今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楊尚昆、聶榮臻、徐向前等罪犯，公然下令在天安門廣場屠殺我學生、工人、市民數萬人，實屬罪惡滔天！我全國億萬同胞若發現上述罪犯行蹤請迅速向中國人民法庭舉報，同時本庭敦促上述罪犯立即向中國人民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若怙惡不悛，繼續為非作歹，哪怕是今後逃入十八層地獄，中國人民也要追上閻王殿將其緝拿歸案！經十二億人民公審後千刀活剮！萬段淩遲！以告慰我數萬無辜死難同胞之冤魂！

本庭舉報電話：１９８９６４



此《通緝令》表達的是十二億中國人民最強烈的願望：把屠夫們押上歷史的審判台！清算他們屠殺本國人民的最野蠻、最殘暴、最血腥的罪行！！

鄧小平等罪犯記住：別以為手中有權有槍有炮就可以隨意屠殺和通緝用和平手段表達自己意願的民眾；歷史是最公正的審判員，你們幾人已千秋萬代被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民通緝在冊！

其二、致中國人民解放軍公開信：



中國人民解放軍及武警部隊全體官兵：

還記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嗎？這是全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世世代代忘不了的悲慘日子，這一天，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京城的十里長街……，倒在你們槍炮下的是什麽人啊，那是你們的衣食父母、骨肉兄弟、同胞姐妹，是生育你們、養育你們的人民……，真是痛心啊！人民節衣縮食養育你們，造槍造炮武裝你們，指望你們抵禦外侮、保家衛國，可你們機槍瞄準的不是侵略者的頭顱，而是手無寸鐵的百姓；你們坦克碾碎的不是入侵者的盔甲，而是血肉之軀的同胞！十二億人民的心被你們的坦克車碾得粉碎……。你們為了一個腐朽透頂的政權，為了一個年邁昏聵的獨裁者，不惜把槍口對準生育你，養育你的人民……，你們提著人民的頭顱終於闖過了鄧小平的“生死關、政治關”！真是“光榮”啊！……無辜百姓慘死在自己子弟兵的槍口，九泉之下他們億萬年都難以眠目、難以眠目啊！……新春佳節當你與自己的親人們團聚時，可曾聽見那失去兒女的白發蒼蒼的年邁父母揪心的呼喚？！可曾聽見那失去丈夫的柔弱妻子悲哀地抽泣？！更有那失去了父親、母親的天真孩童淒慘地哭訴？！面對渾濁的淚珠、無盡的悲傷，你們的良心可曾安寧？！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世界上哪個國家的軍隊向生育他、養育他的人民開槍？……只有你們！只有你們啊！人民解放軍成了屠殺人民軍，這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恥辱！中華民族千古奇恥大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饒恕那些向你們發出屠殺命令的劊子手！中國人民也期待你們有朝一日用行動來洗刷自己身上的恥辱，重新贏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通緝令》、《公開信》是巴山老狼原創，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後的六月，老狼將其張貼在成都人民南路百貨大樓門口。

共軍官兵們，你們應知道一個三歲小兒都知道的最簡單的道理：食人民飯，穿人民衣，用人民造的槍炮，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向著人民開槍開炮！

鄧小平本以為用槍炮對民眾進行血腥鎮壓，就可以在共產主義世界樹立一個捍衛“紅色江山”的光輝樣板，可誰知事與願違，這一血腥暴行遭到了全世界人民最憤怒和最嚴厲的譴責，就連歐洲的共產黨也是一片譴責聲！

使鄧小平料想不到的是：“六、四”大屠殺竟敲響了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喪鐘！大屠殺後的幾天內，歐洲共產黨組織轉瞬間處於崩潰狀態！意大利共產黨是該國的第二大黨，在每次選舉中穩獲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選票；其總書記貝林格還當選歐洲議會議員，西班牙共產黨在國內擁有二十多萬黨員，常年支持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法國共產黨在國內選舉中擁有百分之十五的支持率，其總書記馬歇多次參加總統競選；英國共產黨擁有五萬多黨員，在國內也是一重要的政治力量。當“六、四”大屠殺的血腥場面經電視向全世界暴光後，歐洲的共產黨人們竟掀起了一股退黨狂潮！百分之九十五的黨員們數天之內全部退黨！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了一個世紀後，竟在一夜之間突然消失！

更使鄧小平想不到的是：“六、四”大屠殺竟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徹底覆滅的催化劑！蘇聯、東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共產專制國家人民在目睹了中國的大屠殺慘案後，不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加速了推翻共產黨獨裁專制的步伐，一年之內，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國家全部土崩瓦解！其中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學鄧小平的榜樣以為用槍桿子進行屠殺就能鞏固獨裁政權，殊不知在屠殺了數萬人民後，竟逼反了軍隊！軍隊最後同人民站在了一起，用武力推翻了殘暴的齊氏家族共產政權，齊氏成了所有共產黨國家首腦下場最慘的一個：審判後處決！行刑時，被憤怒的士兵們打成了篩子！

鄧小平本想成為鞏固世界共產專制制度的最大功臣，但實際上卻成了毀滅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大罪人！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是共產黨開國四十周年的大慶日子。鄧小平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唯恐人民趁機取其老命，取消了原定舉行的盛大閱兵式和群眾遊行。當鄧小平幾個被人民通緝的超級罪犯孤獨的坐在由荷槍實彈的共軍士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武裝把守的天安門城樓上形影相吊暗然神傷之時，不由得悲從中來：天知道這靠槍桿子維持的江山還坐得了幾天？

第十篇： 民主啟蒙、民族覺醒、“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第八十六章 深刻反思六四教訓來日方長 展望未來民主中國大有希望

二十八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在中國的首都北京以及全國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開展。誰也想不到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因學生愚蠢的絕食行為轉瞬間走向失敗。二十八年來，海內海外對這場民主運動只有讚揚，沒有反思。一場失敗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來都沒有人認真總結反思，這是極不正常的。巴山老狼不經意間成為全球華人及世界所有研究中國政治學者中反思一九八九“六四” 學運的第一人，巴山老狼也就是那世界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巴山老狼寫本書時就指出學生不該絕食。二○一六年“六四”紀念日，老狼寫了《反思六四、學生絕食毀掉中國民主前程》一文發在海外《博訊》網，有郭國汀先生將老狼文章轉載到其他網站上。二○一七年“六四”紀念日，老狼經過認真再思考後，將《反思六四、學生絕食毀掉中國民主前程》一文修改後發在《萬維》網巴山老狼個人博客上。但巴山老狼反思“六四”的文章召來了很多民主派人士及當年參與運動的學生們的反對和罵聲。二○一七年六月老狼在成都朋友圈讀書會上反思“六四”時，也遭到多人漫罵，甚至有與老狼關系不錯的朋友向老狼連續甩來三個中指姆！

但這一切都沒能改變老狼對八九“六四”進行深刻反思的初衷！

下面是巴山老狼對一九八九年那場民主運動的反覆深度思考。

反思之一：一九八九年是中國在共產專制的統治下實現民主轉型的最佳時機，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都有利於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新時代。在國際上，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黨極權國家多數在主動地進行政治改革。此乃天時。國內經過十年經濟改革後，具有當代民主理念的趙紫陽坐在了最高領導的位置上。此乃地利。（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唯趙紫陽的思想實現了從專制到民主的轉變。其他的都沒有。胡耀邦只能算是開明的、有人性的政治家。談不上有民主理念。）有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蘇曉康、包遵信、金觀濤、王軍濤、……等無數的民主啟蒙大師喚醒了一代國人。上乃人和。令人遺憾的是面對百年難遇的機會，中國沒有把握住。以致今天中國人民還在獨裁專制的泥潭中痛苦地掙紮。

反思之二：學生代表不該下跪。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後，數萬學生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的口號。但無人理睬。學生們又推舉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軍、張智勇在人民大會黨東門外要求向李鵬遞交請願書。十二點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學生代表為見李鵬一面並遞交請願書，競采取了中國幾千年老百姓見封建皇帝老兒的古老方式：下跪！老狼以為：以下跪的方式爭取民主自由是很愚蠢的行為。要爭民主，首先得樹立人人平等的觀念，也就是學生代表與李鵬總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下跪是把李鵬置於主子地位，自己成了奴才。下跪是對自己人格的自我矮化。下跪讓學生們的對話別一方李鵬等統治者們打心眼里看看不起學生代表！下跪方式勉強求得的對話也是皇帝老兒對臣民們的訓話、主子對奴才們的責罵。

反思之三：《四、二六》社論出台讓學生領袖們產生了畏懼。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等七人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學生們提出了開展民主運動的宣傳綱領和行動目標：(1)耀邦下台誰之過；(2)政治公開；(3)懲辦貪官污吏；(4)廢除特權；(5)政治平等；(6)廢除終身制；(7)廢除世襲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權；(10)反對通貨膨脹；(11)人民軍警愛人民；(12)依法治國、教育治國。

四月二十四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萬里在聽了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匯報後，不敢擅自表態，趙紫陽又在朝鮮訪問。萬里向李鵬等人建議聽取鄧小平的意見再作決定。四月二十五日，李鵬、喬石等人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這是動亂”。李鵬等人連忙回去組織秀才們寫了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身在朝鮮的趙紫陽對這一社論表示同意。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袖們看到這一篇社論，感覺到共產黨要鎮壓學生運動了，害怕了。四月二十七日，十多萬高校學生在“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堅持改革”、“民主萬歲”、“科學萬歲”、“人民萬歲”、“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口號下遊行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眾多的標語口號中，其中一幅頗具幽默：“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把專制魔頭毛澤東搬出來反對另一大獨裁者，是想以毒攻毒還是真的不知毛澤東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後者那麽學生們的民主意識真的不到位。

反思之四：趙紫陽系列開明講話與鄧小平的支持有極大關系。

從朝鮮回來的趙紫陽面對學生運動發表了系列講話：五月三日趙紫陽說：“關於《四、二六社論》有所不妥，應該糾正。”

五月四日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代表時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一事說的話：“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學生們對我們的工作是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們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五月六日趙紫陽召集中共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說：“放開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

……

現在回頭看，趙紫陽連續幾天的的開明講話決不只是趙紫陽個人的意思，當時中共鄧小平一個人擁有最高權威，趙紫陽再大的膽子也不敢與鄧小平公開唱對台戲！鄧小平對趙紫陽有天大的知遇之恩，趙紫陽投共後就在鄧小平手下快速升遷直到總書記。趙紫陽系列講話表明了一點：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後與鄧小平或電話交談，或私下見面進行過勾通，鄧小平同意趙紫陽有關《四、二六社論》不妥的看法。並同意趙紫陽關於啟動中國政治改革的建議。並由趙紫陽出面沖鋒陷陣推動政治改革，鄧小平在幕後觀察。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似乎有某種默契：如果趙紫陽啟動的政治改革順利，鄧小平有支持趙紫陽發動政治改革的首功。如果趙紫陽改革失敗，由趙紫陽承擔責任，鄧小平隨時以掌舵人身份出面拉趙紫陽下馬並收拾殘局。鄧小平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趙紫陽赴湯蹈火，士為知己者（鄧小平）死！

此時鄧小平與趙紫陽的關系如同一九五三年毛澤東與高崗的關系：毛澤東暗中支持高崗倒劉少奇、周恩來。當高崗四處煸動並表示有毛澤東支持時，中共高層幾乎都站在高崗一邊。但隨著劉少奇、周恩來對高崗的反擊，毛澤東立即拋出高崗，站到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所有對高崗的承諾概不認賬。鄧小平也是暗中支持趙紫陽搞政治改革，趙紫陽將鄧小平的支持傳達到最高層五人常委，才有後來中共新聞改革的大手筆。

反思之五：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長王忍之連續三天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等新聞單位，與編輯、記者們座談對話。胡啟立說：“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改革新聞。”胡啟立的行動表明了一點：當時的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就啟動政治改革和新聞改革開了會，通過了相關決定，並得到鄧小平支持！否則胡啟立決不可能沒有常委會的決定和鄧小平支持下自作主張到新聞單位召開什麽座談會！也沒有後來三天中國真正的新聞自由！

反思之六：學生們的絕食行為毀掉了趙紫陽剛剛啟動的政治體制改革。毀掉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大好前程。

1989年5月13日，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市數千學生發起絕食。與此同時，全國很多大城市的大學生也起而響應北京“高自聯”的呼籲，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成立學生自治會、開展絕食活動。

學生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熱情是應充分肯定的，但憑著青春的沖動，憑著賁張的熱血，憑著書生的意氣去投身於覆雜的政治鬥爭，這本身就是一種極不成熟的表現。最終換來的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結局！

學生絕食請願的目的有三個：一是要中共當局明確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二是宣布學潮是愛國的；三是承認高自聯為合法組織。可這三個目的與趙紫陽的加快政治改革的表態和采取的相應措施相比較就真的那麽重要嗎？第一、讓政治家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艱難的，更多的是政治家們明知道自己錯了，寧願用行動默默地改正錯誤，也不會公開承認錯誤。因為承認錯誤有損統治者的臉面、尊嚴、權威。所以學生們完全沒有必要以絕食方式逼統治者公開認錯。第二、學生運動的性質千秋史冊自有公論，何必非要以絕食方式逼中共來宣布是愛國？有這個必要嗎？第三、中共沒公開取締“高自聯”而且已經在與之對話，這實際上是默認的態度，只要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能持續下去，“高自聯”的合法性是早一天與晚一天的差別，學生們又何必非以絕食方式逼當局立即承認？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或默許下啟動了政治改革是承擔了巨大風險的，弄不好就會被頑固派們趕下台，學生為了這三個非常小的、不值一提的甚至近乎於荒唐的訴求搞轟轟烈烈的絕食行動，說明當年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周勇軍這幫子學生們真的是幼稚可笑、沒有頭腦的一群政治白癡！

如果《四、二六社論》出來，學生們發動絕食，這是英雄行為，但學生們卻害怕了，打出討好共產黨的標語遊行！

如果當時趙紫陽完全拒絕政治改革，堅持一黨獨裁，學生們再進行絕食鬥爭，這是英雄行為，值得歌頌讚揚！

但在趙紫陽宣布采取措施推進新聞改革，邁出政治改革第一步並與學生們公開進行政治對話後，學生們居然發動絕食相要挾，想一步到位，想一步登天，一副“若不滿足我的要求我就跳樓自殺”的逼人就範的無賴方式，這完全破壞了趙紫陽已經啟動的政治改革！以絕食為標志，學生從改革的推動者完全變成改革的破壞者！

趙紫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排除了頑固勢力的阻力，好不容易才將中國獨裁專制的鐵幕打開了一道縫，但學生們卻蜂擁而上堵在縫隙上並絕食要挾趙紫陽立即把鐵幕全部打開！如不立即全部打開，學生就跳樓自殺！

但一道關閉了四十年的鐵幕只能緩慢的打開，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打開！學生們用絕食方式逼趙紫陽立即全部打開鐵幕，結果導致最先開啟鐵幕之人趙紫陽被保守派們趕下台！

當趙以超乎常人的膽識和魄力打開中共專制鐵幕的一道縫隙時，頑固派對趙恨得咬牙切齒，很想立馬把趙紫陽拉下馬來，只是找不到一個正當的借口。現在學生絕食，正好給了頑固派倒趙的最好借口！

學生們的絕食做法讓趙紫陽說的話：“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成了頑固派陳雲、李先念、王震……們嘲笑、攻擊的對象：“你說中國不會亂，怎麽樣？亂了吧？不進行堅決的鎮壓能恢覆秩序嗎？趙紫陽你就下台吧！”學生絕食破壞了趙紫陽啟動的政治改革！學生絕食給了頑固派倒趙借口，學生絕食給了頑固派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的口實！學生絕食毀掉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前程！

據學生領袖之一柴玲說：發起絕食是害怕共產黨秋後算賬。這一說法更是荒唐！既然害怕秋後算賬，當初你們遊行幹什麽？成立“高自聯”幹什麽？爭民主幹什麽？？？

學生們絕食時口口聲聲說要與黨和政府平等對話，並提出了什麽級別以上的黨政官員才能參與，這種乳臭未幹的幼稚的提法給人以不知天高地厚之感，你以為你是誰？這樣的提法和作法會有什麽結果同學想過嗎？這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麽？

學生運動自四月爆發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鄧小平默許下做出了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的承諾，隨後立即開始對新聞進行改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此次學生運動已經推動了中國政治上的巨大進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它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學生們還是應當回到校園多學知識，增長才幹。至於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是政治家和社會各界精英們對話時商討的問題。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無論從知識、閱歷、才幹、看問題的角度、思維方式等都不足以擔此重任。有誰見過當代文明世界有二十歲的政治家？學生領袖們想在中國扮演波蘭的瓦文薩、捷克的哈維爾的角色是幼稚、荒唐和不現實的。

改革是艱難而覆雜的，戈爾巴喬夫執掌蘇聯大權，足足花了五年的時間，才使國家擺脫了共產專制的桎梏，才全部打開了獨裁專制的鐵幕，學生們又怎能如此性急地想民主在中國一夜成功呢？

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應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確的戰略戰術才是實現中國從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的保證。不能把無休止的絕食抗議當成終極的目的！

政治鬥爭應該強調的是“有理、有利、有節”。學生們的絕食行為完全“無理、無利、無節制”！

政治鬥爭是覆雜的，政治家們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觀念。波蘭共產黨首領雅魯澤爾斯基在波蘭搞軍事管制，逮捕了大批“團結工會”領導人，但波蘭最後卻在雅魯澤爾斯基的總統任上實現了完全徹底的民主化改革。阿爾巴尼亞的阿利雅是世界公認的專制頑固派，但面對世界民主化潮流，他不也在世界最頑固的共產黨專制堡壘中實行了真正的民主改革嗎？鄧小平逮捕魏京生，拋出了“四個堅持”，但以鄧的睿智和現實，面對世界潮流，也決不會無動於衷。鄧小平在中國首倡改革，使他在世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但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又使鄧小平相形失色，此時的鄧小平就沒有再來一次政治改革以讓世界對他刮目相看的追求？趙紫陽的開明講話，和推進新聞改革的具體行動沒有得到鄧的默許和支持可能嗎？

李鵬不也在公開場合說過：“民主自由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我們準備在法制的軌道上逐漸實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話嗎？

這個世界沒有一成不變的人和事。客觀地說，此時的鄧小平站在了十字路口，既可能順應潮流繼續支持趙紫陽推進政治改革（已經有所行動），又可能在頑固勢力的壓力下改變主意拉趙紫陽下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學生們如果在趙紫陽公開表態後，與社會各界一起營造出一種和諧的政治氣氛和環境。上下一心，在幾年間實現中國政治轉型並不是難事。可學生們非要提出無聊的訴求，並以絕食相要挾，使得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對局面失控，讓頑固派幸災樂禍，終於有了打倒趙紫陽、實施戒嚴的口實。鄧小平也因學生絕食，在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下，完全改變了默許趙紫陽推進政治改革的態度，轉而與陳雲、李先念、王震……等頑固派勢力聯手，拋棄趙紫陽，實施戒嚴。學生們的絕食行為把鄧小平推向了頑固派陣營，使中國的政治改革大業毀於一旦。

學生絕食前，中共高層改革派占了上風。絕食開始，頑固派有了倒趙口實，鄧小平在頑固派的壓力下改變了對趙的支持。改革派敗局已定！如同兩大圍棋高手對弈，再好的局面，一招壞棋就全盤皆輸！

反思之七：學生絕食還體現出中國人的欺善怕惡劣根性：學生面對《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打出討好共產黨的標語：“擁護共產黨”。學生面對順應潮流搞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卻以絕食相要挾！這完全是一種懦夫行為！

反思之八：老狼懷疑學生絕食極有可能是以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人派人暗中煸動幼稚的學生們所為，以搞亂中國來證明中國不適合民主，中國不適合現代的民主政治，中國只能搞獨裁專制政治。

對趙紫陽啟動政治改革，陳雲等頑固派也看出背後有鄧小平暗中支持，所以不敢公開反對，也沒有理由公開反對。怎麽辦？只就暗中煸動學生搞激烈的絕食，搞個天下大亂，明攻趙紫陽，暗逼鄧小平。讓鄧放棄對趙紫陽的支持，讓鄧倒向陳雲等保守派一邊，把趙紫陽搞下台，讓已經啟動的政治改革進程流產。如果鄧小平面對絕食亂局還要支持趙紫陽，那麽陳雲、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頑固派再聯手削弱鄧小平權力，讓鄧小平失去對中國政局的主導作用。

反思之九：學生絕食成了八九民運轉折點。

五月十五日，李鐵映、閻明覆再次同學生們對話。提醒學生們說：“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為轉移，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話里有話，弦外之音就是：學生絕食將完全中斷趙紫陽已經啟動的中國民主進程！

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五人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學生絕食一事。趙紫陽主張繼續采取對學生運動正面引導，不把學生推向與共產黨對立的一面，並逐步深化改革、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胡啟立的支持。而李鵬、姚依林、喬石則主張不能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後退。這一次常委會與幾天前胡啟立到新聞單位座談推動變革的立場完全想反！這說明鄧小平在保守派們的逼迫下，面對學生絕食的亂局，改變了支持趙紫陽進行政治改革的態度，決定站在頑固派一邊，把趙紫陽拉下馬！鄧小平向李鵬、姚依林、喬石交底，讓他們在常委會上公開向趙紫陽發難。

從趙紫陽表態：“《四二六社論》不妥”。到李鵬、姚依林、喬石：“不能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後退。”這就是學生絕食帶來的後果和結局！

反思之十：5月16日下午，趙紫陽在會見蘇共總書記時，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

趙紫陽這一講話主要意思是公開撇清與鄧小平的關系，使鄧小平不再成為保守派們暗中攻擊的目標，讓鄧繼續主導中國政局，而不是讓保守派們趁機削弱鄧小平的權威和權力。趙紫陽完全承擔啟動政治改革失敗的所有責任，趙紫陽願士為知己者（鄧小平）死！

但趙紫陽的講話又間接表明了鄧小平在垂簾聽政的中國政治現實。第二天北京爆發了大規模反對鄧小平垂簾聽政的遊行示威。

反思之十一：戒嚴後趙紫陽沒有象後來的葉利欽一樣公開站出來。如果當年趙紫陽在天安門前的坦克上果斷而勇敢地站出來振臂一呼，肯定會改寫歷史。但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結果是趙紫陽沒站出來。這也不能苛求趙紫陽，畢竟趙紫陽面臨突如其來的學生運動沒有心理準備，沒有經驗可循，顯得手足無措。而俄羅斯的葉利欽正是吸取了趙紫陽沒有站出來而被軟禁失去自由的深刻教訓後，想的是與其束手就擒，不如放手一搏。結果是葉利欽成功了。蘇共滅亡了。俄羅斯人民勝利了。

老狼對“六、四”的反思主要有這十一點。老狼想：如果中國下一次民主運動爆發，領導者再也不能是乳臭未幹的學生們，應該是經歷過中共煉獄的、成熟的政治家如劉曉波、高智晟、郭泉、郭飛雄、劉賢斌、譚作人（劉曉波先生雖然去世，但他是中國民主運動一面光輝旗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永遠精神領袖！）……如果當年的學生領袖如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周勇軍們對六四運動有深刻的反思與總結，那麽他們再來領導一次民主運動也未嘗不可。但據老狼的觀察，王丹們沒有認真的反思，不足以再擔大任。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八十七章 江澤民治國無方再捧毛神 鄧小平怒火中燒南巡發令

江澤民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登上了中共總書記的寶座後，面對“六四”屠殺後的國內國際嚴峻形勢一籌莫展。在國內，因中共的腐敗和“六四”大屠殺，人民已經完全看清了其血腥殘暴的本質，中共已經民心喪盡。只是畏懼中共手中的槍桿子，不得不沈默。在藏龍臥虎的北京城里，大小京官們對這個來自上海的諸侯瞬間成了名義上的黨和國家最高統治者頗有幾分的不服氣，明里暗里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在江澤民的頭上更有扶其上台的鄧小平、陳雲、彭真、王震……等一大的批老人們在指手劃腳地垂簾聽政。在國際上，因“六四”大屠殺，西方民主國家紛紛對中國實施了經濟制裁。所簽的經濟合同多數被廢除。面對如此難局，江澤民只有考慮如何才能穩住自己的陣腳。

江澤民執掌朝政一年後，中國政治逐漸凸現出了“江澤民特色”，“毛澤東政治、鄧小平經濟”這一“鐵血專制加自由市場”的混血兒怪胎成了江澤民鞏固其統治的一大法寶。

被鄧小平大力批判的毛澤東重新成了江澤民謳歌的對象，江澤民的頌神與鄧小平的謗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江澤民完全搞起了毛澤東的一套大樹英雄人物的治國模式，什麽“學濟南交警”、“學孔凡森”……，這些“大樹特樹”並沒給黨風社會風氣帶來一絲一好轉，卻樹立起了自己一個獨裁者的絕對權威！

江澤民完全繼承了毛澤東式的“口號治國”方略，什麽“三講”、“西部開發”等等，這些口號又為官員們以開會、交流、考察為名的公款吃喝、公費旅遊找到了題材。

江澤民對毛澤東的重新吹捧，鄧小平看在眼里，氣在心里。因為鄧小平就是靠批判毛澤東所謂的“錯誤”而起家的，現在江澤民重新把毛澤東的陰靈擡出來，那不是宣布我鄧小平當年對毛澤東的批判是錯誤的？

一怒之下的鄧小平找到了陳雲幾個老人，密謀把江澤民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換上一個對我鄧小平更加俯首帖耳的人。但鄧小平的主張這次在老人們那里卻難以通過。陳雲更是發出了“你要換幾個總書記才放心？”的責問。鄧小平無言以對。只得另想辦法讓江澤民改弦易轍。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並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鄧小平講了些什麽呢？據中共公開的講話內容如下：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血路犯罪活動。這兩手者要硬。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要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鄧小平所說的遠不止這些，但中共願意向中國公眾公布的也只有這些。

鄧小平所說這些只不過是在向江澤民提個醒：少談政治，少提老毛，多抓經濟，悶聲才能發大財。

江澤民被鄧小平從後面猛擊一掌後，果然懂事多了，遂改變策略，沿著鄧小平指出的“發財”方向走去。

中國封建社會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說法。鄧小平身處一言九鼎之位，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大國的方向，這是中國的悲哀。這是中國人民的悲哀。

獨裁專制國家的經濟發展是無規律可循。完全由當政者個人的意志來決定。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為了落實鄧小平發展經濟的講話，又走上了大印鈔票、大發貸款、大搞基建、大上項目的老路。到一九九三年，中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大鋪攤子，大搞基建的結果是國家財力、物力的嚴重吃緊，發出的貸款難以收回，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但沒有帶來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反倒是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經濟危機。隨後懂經濟的朱镕基臨危受命，開始對中國經濟進行新的一輪調整。一九九四年，被鄧南巡講話搞亂的經濟有了好轉。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第八十八章 朱镕基任宰相豪氣沖雲天 改教育改醫療拚命刮民財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開了十四大。這次代表大會有兩大引人注目的人事變動：一是朱镕基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隨後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實際接替李鵬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再就是胡錦濤被鄧小平相中，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

中共十四大後，朱镕基以副總理身份實際主持國務院工作。一九九八年，朱镕基又名正言順地登上總理大位。登上總理大位的朱镕基不由得豪情萬丈，雄心壯志擊雲天！面對中外記者宣稱：“那怕前面是地雷陣、火雷陣也要沖過去！”“我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留下一口給自己！”大有一振朝綱、刷新吏治的牛勁！這時的中國人民還真對這個朱镕基抱有較大的希望。

朱镕基這股子牛勁維持不到兩年。二零零零年，當朱镕基面對中外記者竟說出了這樣的喪氣話：“當我任期屆滿時人們能說我是一個清官就謝天謝地了”！堂堂中華大國的總理，其“追求”不是“治國平天下”，只是微不足道的古代官場一普通“清官”！這是中國專制政治的一大悲哀！

朱镕基主持國務院時期，因其口才較好，善於自我炒作，給世人留下一個“好官”印象。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和一個當政者，我們不但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朱镕基在其總理任上真正做的只有三件事。

其一、國企改制和讓國營企業的職工大批量下崗。朱镕基上台後，以國營企業虧損嚴重為由，把大量中小國營企業廉價拍賣，拍賣的對象是大大小小官員們的親朋好友。這些人低價拍得國企業，以私人老板的身份要求原有的國企職工全部下崗。另用工資低廉的農民工做事。沒有私有化的國企也在“提高效益”的口號下裁減大量企業員工。另外錄用工資低廉的農民工。幾年下來，全國有幾千萬國企職工失業。失業的職工另謀職業者不多，更多的是吃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國企改制讓中共的紅色資本家們憑著親朋好友的權力，輕松地把國家的資產變成了個人的財富，瞬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些一夜間成為資本家的人很快成為中國的經濟主宰。

朱镕基一面讓非贏利的國企改制，另外又讓贏利的國企在全國大搞壟斷經營。在其任上，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石化、鐵路系統等以其特殊的壟斷地位，隨意將自己壟斷的產品和服務以超出世界平均價格的一倍至數倍在國內經營。中國電信還發明出什麽“裝機費”（即安裝電話一台收三千到五千元的裝機費）、“座機費”（每月除正常話費外得固定加收二十元座機費）這些全世界都沒有的費用強行向中國人征收。如果你住在城市要安裝天燃氣，得一次性交五千元的“初裝費”。如此的壟斷和高收費，這樣的企業當然再也不會虧損了。

其二、教育產業化。199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教育被明確列為第三產業，而且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決定》提出要以產業化為方向，建立充滿活力的自我發展機制，堅持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中共這一文件成了日後中共大搞教育產業化依據。

隨後在朱镕基主政時搞的教育產業化完全演變成了以教育為手段、大肆搜刮百姓錢財的政府搶劫行為！

在幼兒園教育階段各級政府“發明了”“建園費”，想要孩子上幼兒園，得先交數萬的“建園費”，才有資格上幼兒園。上了幼兒園，除正常的繳費外，還得給教育局交每月幾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的“管理費”。

在小學教育階段各級政府“發明了”“擇校費”、“借讀費”。擇校費是如果你因故不能在戶口所在地指定的學校讀書，想在其它學校讀書，那就得交數萬“擇校費”。如果你是進城務工的農民，你的孩子要讀書，得交數萬元的“借讀費”。這樣費那樣費交了後，小學又發明出了“興趣班”、“奧數班”“補習班”……又逼家長每月交費！

到了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收錢方式除了“興趣班”、“補習班”、“奧數班”外，教育部門又利用家長望子成龍的心理，搞出了“重點中學”和“非重點中學”的東東騙錢。如果你想望子成龍，你就得交幾萬到十萬去讀那個勞什子的“重點中學”如果你不願意交錢或交不出錢來，他就會勸你“不要因為幾個錢誤了孩子的一生”。“不要讓孩子們輸在了起跑線上”。在所謂的“重點中學”又搞出了什麽“重點班”，還得再交幾萬！總之不把你的錢掄到手，政府是不罷休的。這中學的教育產業化還有一種搞法，就是把國家開辦的學校，搞幾個班作試點，這幾個班的收費用比其它班高出幾倍！且作為校長的“自留地”。所收的巨額費用除部分上交教育局外，校長們得了其中的大頭。

中共吸民血的“重點中學”是如何打造出來的？筆者在這里舉一實例，就可見一斑。筆者一親戚在重慶市某中學任教。幾年前，這個中學招不到多少學生，校長讓老師滿大街發傳單，但收效甚微。後來校長找到教育局，要求被授予“重點中學”的招牌。經過半年的勾兌，教育局發了一個“重點中學”招牌。有了這個招牌，望子成龍的家長們趨之若鶩，學校招生爆滿！後來竟搞成了招生得校長親自批準才行。家長若不向校長送錢，這孩子就進不了這個“重點中學”！學校還是那個學校，教師還是那些教師，設施還是那些設施，場地還是那個場地，僅僅把“重點中學”招牌一掛，就財源滾滾而來！

大學教育的產業化搞得更是紅火。中國教育產業化後，大學教育的收費瞬間上漲幾十倍！大學成了一個完全贏利的產業。中國單是大學教育產生的GDP就達六千多億以上！有錢賺後，各級政府辦大學的積極性空前提高。中國大學招生數量只幾年就翻了幾個翻！從每年一百多萬增長到一年六百多萬！大學擴招後，各級政府發瘋般地擴建大學校園，重慶市更圈地數萬畝搞“大學城”。

大學教育產業化後讓很多的窮人家、特別是生在農村的孩子們讀書更難！據報載：貴州一農婦得知兒子考一大學的消息後，因無錢供養孩子上學（幾年學費和生活費達七、八萬之多）居然自殺身亡！

大學瘋狂擴招的嚴重後果是大學生畢業後就業更難！據報載：二OO八年，中國六百多萬大學畢業生簽約率不到百分之三十。但這個就業難不包括中共大小官員的兒女們。中共的官員們哪怕是一個小小的鎮長，其兒女也能在他的權限內謀得一個最好的工作。當然今天官員的兒女們已經不想要什麽好工作了。而是想靠老爸的權力成為富甲一方的闊佬。這樣的願望也是很容易辦到的。

大學瘋狂擴招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員的子女們。在一個講究文憑的國度，官員的子女因擴招使得智商低的也進了大學，就可以憑文憑輕易得到好的工作。

大學瘋狂擴招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異的百姓子女。那怕你在大學的成績再好，但沒有一個好老爸，畢業後一樣也不好找工作。

中國從古至今都有望子成龍的觀念。但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其實與學校的好壞沒有多大的關系。只與學生自身的智商和興趣有關。同一個學校、同一個班級、同一個老師教育出來的學生成績有好有壞，這不是教學質量的高低問題，實際上就是學生自身的智商和興趣問題。但中國政府為了從學生家長手中搜刮更多的錢財，利用行政權力，打造出什麽“重點學校”、“實驗學校”“示範學校”之類的東西，把望子成龍的家長們騙得團團轉。

在中國，有較高的智商不是人生成功的首要條件。得有較高的情商，會想方設法討好領導才行。這才是最重要的。在學校成績優秀的高材生如果不是搞科學研究，那他在社會上會處處碰壁。如果他有悟性能及時回頭，學會討好賣乖、八面玲瓏、巴結領導那一套，那麽孺子可教。如果老是鉆牛角尖，那麽終其一生，將一事無成。

中共的教育產業化只是讓普通百姓為子女的教育買單。有誰看見官員的兒女讀最好的小學、中學、大學交過高額費用？不都是憑手中的權力給學校的校長打個招呼就一切搞掂了？

其三、九十年代後半期中共在搞教育產業化的同時搞起了醫療產業化。中共各級政府對醫院采取了不撥款或少撥款的政策。就算是拔款也只供官員們享用。醫院所有開支就只有從病人身上索取。這樣一來，醫院就絞盡腦汁從病人身上撈錢。醫院撈錢的方式多多，僅舉數例：

1、病人不管有病沒病，只要進了醫院大門，就是被宰對象。對此筆者有切身的體會。二○○三年，筆者的朋友一句玩笑：“你脖子上好像長了一個疙瘩”，我心中一驚，背著家人悄悄到醫院去了一趟，這一去不打緊，那個醫生把這個“疙瘩”說得個“天花亂墜”，把我嚇了個半死！這醫生又趁我面青白黑之時，給我指點迷津：查血、做B超、切片化驗、做心電圖，忙得老狼不亦“悲”乎！做了檢查又說要打什麽吊針（輸液），老狼又把手腕送到他的針眼里去“吊”了二個小時，三個半小時折騰下來，老狼六百元錢（也就是大半個月的工資）進了醫院的金銀罐。走時醫生專門囑咐我：要堅持打五天的吊針，每一“吊”二百五十元，這是一個療程。過了這個療程再來作個進一步的檢查，看下一步怎麽辦。我回到家中越想越怕，又心痛銀子，經過一夜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橫下一條心：五十歲的人啦，也算高壽，舍命不舍財！閻王爺有請就去，白大褂要錢不給！捂緊錢代子，攢幾兩銀子給兒子今後上大學！此後我隨時留意著這個“疙瘩”。令人欣慰的是一年過去了，這“疙瘩”居然還是老樣子，沒有任何變化。

2、醫生開給病人的藥物其價格一般是醫院進價的三到五倍！且醫生專門給病人開高價藥。

3、有醫院專門發文件到各醫療科室，規定病人來看病不得一次看好，得確保病人第二次再來就診。

4．對住院病人隨意填寫醫療項目胡亂收取費用。對這一點筆者深有體會。二OO一年我因病住院。一周後出院。我因買了醫療社保，出院結賬得有病人簽字。我看那明細帳，我的媽呀，總算費用五千多！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明細項目都與我的病無關。我提出：這里面多數項目不是我看病發生的，怎麽能寫在我的帳單上？醫院人員不耐煩地說：這點錢算什麽多？別人幾萬幾十萬都沒說什麽，你鬧什麽鬧？再說這費用又不是你一個人出，國家還給你出一半呢。最後沒法還是只得簽字了事。後來我根據自己住院、用藥、檢查、治療費用的公布價格自己算了一下：實際花費不到千元。不到千元的費用醫院可以隨意加到五千多元！這就是醫療產業化後產生的惡果。

5、報紙和電視經常披露的天價醫療費。某醫院把一個住院病人治死後，家屬結帳時，賬單竟有一百六十萬之多！還有一個醫院病人住幾個月的院，結賬時竟是三百多萬的天價！

醫療產業化後，普通民眾只有小病挺，大病拖。輕易不敢上醫院。特別是家境貧困的市民和農村的農民。

醫療產業化後，醫院的一切工作圍繞錢轉，忘記了醫生救死扶傷的根本宗旨。近十多年來屢有病人和傷者到醫院因隨身攜帶錢不足而醫院拒絕治療的事。最近重慶解放軍三二四醫院就發生了一起因傷者無錢，醫院拒絕救治致傷者死亡的事。這個傷者是一轉業軍人，去年參加了汶川大地震的救災。傷者因做清潔時從五樓墜下摔成重傷，送到重慶解放軍324醫院，由於身上帶錢不夠，院方要求家屬先付二萬元的醫療費。當時傷者清醒，哭求醫生先搶救。傷者母親跪地哀求先救人，但醫生拒絕。四小時後當家屬湊夠錢來到醫院，傷者已經死亡！

共產黨搞的醫療產業化，其完全是針對中國廣大的勞苦大眾。中國黨、政機關人員和公務員都不在“醫療產業化”之列。他們平時沒病時，每月有數百元到一千元（數量的多少由官銜的大小而定）的“醫療補助”。生了病或住了院有全額報銷。中共的官員更牛，他們生了病後，不但全額報銷，還有專門的幹部病房進行特級護理。共產黨每年撥的醫療費用完全是用在了大大小小的官員們身上。

中國的醫療產業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的醫院基本上就是院長一人之私產。而院長為了省事，又把下面大大小小的醫療科室承包給個人，承包人只要每年向院長交多少錢，其余的都歸自己所有。這樣一來大大小小的承包人更是有恃無恐地敲詐病人的錢財。

中共為什麽要把原本帶有福利性質的教育和醫療產業化，使教育和醫療機構變成無數個贏利巨大的企業？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共想把人民的血汗錢更多的用在大小官員和公務員享樂方面。中共把每年用於教育和醫療的開支當成了一個巨大的包袱，讓教育和醫療產業化後，就完全把包袱扔掉，省下的錢用於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旅遊、公款出國、公款嫖娼、公費香煙。據估計，全國這六大公款消費總額決不低於每年五、六萬個億！且有多無少。

巨額的公款消費還是花不完納稅人的錢。怎麽辦？幹脆就給公務員們漲工資。近十幾年來，公務員們的工資瘋漲，一個退休的局級幹部退休金是一、兩萬元，一個退休的副處級幹部是一萬幾千元。退休的公務員收入如此之高，那麽在位的公務員收入又是多少？更何況在位的公務員們每月還有巨額的公款消費和灰色收入！與此同時，一個農民工一月收入僅一千多元，一個國企職工一月收入只有三千多元，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能找到一個三千元收入的工作已經很“幸福”了！一個正常的國家，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與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相當。但在中國，公務員收入達到普通勞動者工資的幾倍到十幾倍！難怪現在公務員報考時，報考人數與錄取比例高月達幾千比一！但就是這所謂的公開招考公務員，都是暗箱操作，沒有過硬的關系，哪怕考試成績再好也沒有用。

一個隨意揮霍人民血汗錢的政權不滅亡更待何時？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第八十九章 晚年健身熱老人們愛上法輪功 中南海上訪江澤民實施大鎮壓



一九九九年，中國發生了一件震驚震驚世界的大事，江澤民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法輪功是邪教組織，應該取締！江澤民一聲令下，全中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轟轟烈烈的鎮壓法輪功運動。

這法輪功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組織？一九九九年前筆者對法輪功沒有一點了解。當我單位有女職工被派出所叫去，才知道他們是因為練“法輪功”而被傳喚。這時法輪功的概念才首次進入了我的腦海。

這法輪功的起源怕是要歸結於中共的“六四”大屠殺。“六四”之後中共嚴禁人民討論與政治有關的問題，再加上蘇聯和東歐的巨變，更使中共屁股如如坐針氈。生怕中國人民關心政治而導致獨裁政權的垮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大地掀起了一場氣功熱。九十年代的中國，五花八門的氣功傳遍大江南北。其中以李洪志先生創立的法輪功和張宏堡先生創立的中功最有名。

李洪志把自己創立的法輪功歸於“佛家八萬四千法門中的一法門，”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法輪功不過是佛教氣功的一個分支而已。法輪功提倡“真、善、忍”與佛家的“行善”也有相似之處。按照李洪志編寫的《轉法輪》、《法輪功》進行修練會有什麽方面的好處，因本人沒有修煉過，也說不出個子曰來。很多的中老年人煉了法輪功後卻感覺很好。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法輪功很快在全中國大地傳播開來，成為中老年人健身的最熱門方法之一。一九九九年法輪功在大陸極盛時期據說有七千萬修煉者。

本來法輪功煉他的功，共產黨掌他的權，雙方互不幹涉，是完全可以相安無事的。

但是獨裁專制國家統治者因沒有人民的授權，坐在高位上純是靠手中的槍桿子讓民眾臣服，所以對民眾聚集在一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現在法輪功每天聚集幾百幾千人甚至上萬人一起練功，久而久之這麽多的人難保不鬧出事端。獨裁者頭腦中有一固定的思維模式：聚眾等於要鬧事，鬧事等於要推翻政府。現在法輪功壯大之迅速，每天又聚集幾百幾千之眾一起練功，，那麽就離鬧事不遠。鬧事就離推翻政府不遠。因此必須加以限制。必要時就得鎮壓。

一九九六年七月，中宣部開始查禁《法輪功》書籍。同年，《光明日報》，《齊魯晚報》，《中國青年報》等十幾家報刊都相繼發表文章對法輪功進行批判。

一九九八年，公安部發出通知，把法輪功定為邪教。根據通知，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並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抄家，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

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電視台“科技之光”節目開始公開詆毀法輪功。

法輪功學員看到誣蔑法輪功的消息後，認為不符合國務院關於對氣功不打棍子，不宣傳，不爭論的“三不政策”，自發的前往電視台訴說自己煉法輪功後身心收益的切身體會。

到一九九九年初，中共加強了對法輪功的防範，北京幾乎每個煉功點都有警察監視，對煉功人騷擾跟蹤事件時有發生。為此，北京市的一批老幹部，老紅軍，文化界名流曾聯名寫信給朱镕基總理，對公安部個別人迫害法輪功的種種做法表示強烈的不滿。

一九九九年四月，何祚庥受命在天津一刊物上發表文章，說煉法輪功會得精神病，會亡黨亡國。此文一出，天津法輪功學員趕到刊物編輯部抗議。該雜志副主編出來很誠懇地承認文章不符合事實，傷害了煉功群眾，表示要改正。但是第二天編輯就改口了，說上級有指示，不能承認錯誤。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天津防暴警察抓捕了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並抄了家。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國務院信訪局所在的府右街聚集了一萬多名法輪功上訪學員。朱镕基總理得知煉功的群眾上訪，召見了法輪功群眾代表，並責成國務院信訪處負責接待。群眾代表提出三點要求：

一：釋放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

二：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

三：允許法輪功的書籍通過正常渠道公開出版。

到了晚上九點多種事情有了初步的結果，天津被捕學員得到釋放，法輪功群眾靜靜的散去。

四月二十七日，國務院信訪局的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並發表談話，稱法輪功學員“聚集”北京，並指出“對各種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有不同看法和意見是允許的”。

“四、二五”大上訪以法輪功群眾的理智和善意，以及國務院總理的正確處理，得以圓滿解決。當時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西方各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對雙方的克制態度極為讚賞。更有甚者認為“四、二五”是中國政治民主政府開明的里程碑。

“四、二五”事件後，中共政治局七人常委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建行、李嵐清召開會議研究法輪功問題。江澤民決定進行鎮壓。據說與會政治局常委一致反對。但是在中國，一把手的個人意志高於一切，1999年7月22日，江澤民否定了政府總理對四二五的開明處理，公開宣稱法輪功是“邪教”，從此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大逮捕、大鎮壓！

此後法輪功被中共政府取締。各地法輪功輔導站被關閉，北京、天津等地區法輪功輔導站站長被處以重刑。所有法輪功學員被各地公安機關找去談話，要求他們不得再修煉法輪功。對堅持繼續修煉者，悉數送去勞動教養。有文章說被抓捕和送勞教的法輪功學員達幾十萬之多！

中共原以為只要宣布法輪功是邪教，對組織者進行逮捕和關押這法輪功就會從中國和地球上消失。那知道中共的鎮壓反給法輪功在全世界的傳播起到了最好的宣傳效果。中共鎮壓法輪功十年，法輪功竟從中國傳到了全世界！現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現在大量的修煉法輪功的人群。許多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修煉法輪功後也交口稱讚其好處！在中國國內秘密修煉法輪功者也非常的活躍。筆者住在成都市，門口經常出現法輪功的傳單。在大街上，也經常有法輪功學員悄悄給停在路旁的自行車、電動車散發各種傳單。

最近網絡上的的熱門文章《九評共產黨》據說也是與法輪功有關的鄭貽春先生之大作，也有文章說《九評共產黨》作者鄭貽春與法輪功無關。不管怎麽說，法輪功對宣傳《九評共產黨》是不遺余力的。

九評之一：評共產黨是什麽？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九評之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九評之五：評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

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九評之八：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九評共產黨》是對中共本質揭露得最深刻的文章。

對法輪功進行血腥的鎮壓後，法輪功組織反而發展壯大了。江澤民和中共不但沒從鎮壓法輪功一事中得到任何好處，卻把有一億學員的法輪功組織推向了對立面，使其成了中共最大的反對派和敵人。這是江澤民和中共始料不及的。後有中共體制內的高官批評說：鎮壓法輪功是蠢人幹的蠢事。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第九十章 胡錦濤登基搞專制勝老江 溫家寶主政賣地皮發橫財



二○○二年十一月，中共召開十六大。這次大會主要議題就是胡錦濤如何從江澤民手中接下了“總書記”權杖。胡錦濤在一九九二年被已故的獨裁者鄧小平相中，指定其為江澤民之後的接班人。從此胡錦濤在“大子”大位上一呆就是十年。十年來胡錦濤可謂忍辱負重，江澤民說東，胡就不說西，江澤民說一，胡就不敢說二。江澤民說煤炭是白的，胡錦濤也只有點頭哈腰說：“是的，煤炭是白的。”當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夜過去後，終於十年的媳婦熬成婆了。

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海內外人士一致認為胡錦濤將接過江澤民手中的全部烏紗帽，江澤民從此將退出政治舞台。但令人吃驚的是江澤民也學起了鄧小平的樣子，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兼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建黨幾十年都是“黨指揮槍”。當鄧小平推翻華國鋒後，把中共幾十年的原則翻了過來，不要黨權，只抓軍權，搞起了“槍指揮黨”。現在江澤民又在鄧小平那里學了一招，玩兒起了“槍指揮黨”的把戲。

有關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上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事，有海外文章揭露說，本來在此前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江澤民全面交班。胡錦濤黨、軍統管。但是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指使前國防部長張萬年在會上發難，提議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面對張萬年的突然襲擊沒有一點心理準備，只得表示同意。其他中共大員們看胡錦濤被迫表示同意，當然也沒有什麽話說。就這樣，江澤民又在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大位上呆了兩年。直到二○○四年才把軍委主席的寶座交出來。

在一個有槍桿子就有一切的國度，誰也不會輕易把手中的槍桿子交出去。

“胡太子”名正言順地親政，但槍桿子卻還在江澤民手上。這讓胡錦濤在總書記的大位上如坐針氈。而江澤民更精明。為了確保自己在退位後對中國政局有大的影響力，利用在位十幾年培植起來的黨羽和提拔的軍頭，對胡的政令陽奉陰違或幹脆不理不睬。這使得胡錦濤執政的道路上步履艱難。

胡錦濤沒登上中共大位前，國際國內似乎一致看好胡錦濤，認為他在位時會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海內外人士為什麽會對胡寄予厚望？原因是胡是共青團系統出身的，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而前思想開明的中共總書記書記胡耀邦也曾經擔任過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人們以為共青團系統的人思想相對地開明一些。加上胡有清華大學學歷，受過高等教育，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且胡沒有參與天安門大屠殺，搞政治改革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

二○○四年九月，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終於從江澤民手是接過了“中央軍委主席”的權力，成了名正言順的中國最高統治者。可就在這次全會的閉幕式上，胡錦濤竟提出要求加強意識型態的管理。並在中宣部的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隨後胡錦濤又到革命聖地西柏坡村瞻仰學習，成天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大肆吹捧血腥的獨裁者毛澤東，大有把中國拉回毛澤東時代的瘋牛勁。只不過今天的中國人民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可以隨意欺蒙的阿呆，胡錦濤的倒行逆施在其黨內就遭到了抵制和反對，最後也只得回到鄧小平的路線上來。

胡上台後，又加強了對中國人民的政治控制。自二○○四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和維權人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壓。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維權律師高智晟、盲人維權者陳光誠、記者師濤、參與太石村維權的郭飛熊、維權人士胡佳、創建維權網絡《六四天網》的黃琦、呼籲民主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泉、調查地震死難學生的作家譚作人、自由寫作者陳道軍……等先後被投進了監獄。

雖然胡錦濤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專制不遺余力。但客觀的說胡錦濤是中共歷代最高領導者中最沒有權威的一個。大小官員對胡的態度多是陽奉陰違。並不把胡錦濤放在眼里。原因是江澤民在中國主政十五年，大大小小的官員都是江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一切以江的馬首是瞻。江澤民在中共經營十五年，可謂樹大根深。只要江澤民一日不死，這中國的真正主宰就是他。如同鄧小平一日不死江澤民就不敢放肆一樣的。

下面官員雖然陽奉陰違，但還是給足了胡錦濤的臉面。在公開場合偶爾也說“團結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但說了是白說的，從不會付諸行動。只要大面子上過得去而已。但偏有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陳良宇，仗著是江澤民的愛將，在公開場合與胡叫板！大有“我是紅人我怕誰”的氣概。胡錦濤對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頭，總想有一天把陳良宇這小子搞下台。經過與江澤民的勾通和最高層內部的交易，最後陳良宇被以“貪污腐敗”罪名拉下馬。公開公布的陳良宇罪名是當年在上海當區長時就在貪污腐敗。如此說來，當年江澤民在上海當書記時，陳良宇就在貪污腐敗。是江澤民把一個腐敗分子一步一步地提拔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員的高位！其實今天的中共大凡是一個官，人人都在搞貪污腐敗，只是所貪數量的多少而已。如果把中共的所有官員以貪污罪論處，決不會冤枉一個。陳良宇之所以下台，不是因為他在貪污，而是他太不把胡錦濤放在眼里。如果他對胡錦濤稍有一點尊重，別說貪污幾百萬，就是貪污幾百個億也沒事。所謂的反腐敗，不過是對不聽話的政敵打擊的一種手段而已。

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中接過了“軍委主席”的指揮棒，但其在軍中的權威如何？幾年前公開發表的中共軍隊總參謀長陳炳德將軍回憶汶川大地震救援的文章，陳在文章中說：“胡主席和軍委首長要求，動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以最快的速度、用最短的時間查明災情”。既然有了胡主席的要求，怎麽又冒出了一個軍委首長的要求？這個“軍委首長”有何德何能與“胡主席”並列？已經位列中共軍隊第五號人物（位列胡錦濤、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之後）的陳炳德還會稱呼除胡錦濤以外的哪一個為“軍委首長”？這個“軍委首長”是誰？不就是江澤民嗎？陳炳德將軍文章的公開發表，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胡錦濤這個軍委主席沒有任何的權威，八十多歲的江澤民正在對六十多歲的胡錦濤垂簾聽政！令人奇怪的是胡錦濤對陳炳德將軍公開發表這樣的文章沒有任何的反應。

做皇帝難，做一個兒皇帝更難，做一個沒有一點權威的兒皇帝那真是難上加難！

既然沒有任何的權威，那胡錦濤還蹲在總書記和主席的位置上幹嗎？也許胡錦濤想的是你江澤民在世來日不多，一旦你一命歸天，這天下不就是我一個說了算嗎？且再忍耐幾年再說。不信我六十多歲的“小夥子”還熬不過你這八十多歲的老頭子？

結果真的很搞笑：直到胡錦濤十年任期屆滿，江澤民還活著。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主要還是江澤民說了算。

如果說江澤民在台上十四年支持朱镕基搞醫療、教育產業化大肆搜刮民財，那麽胡錦濤任上的溫家寶政府就靠大肆倒賣農民的土地搜刮民財。二OO二年後，中國政府以幾千到萬元不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強行征得土地，再轉手以一千萬以上的高價賣給開發商。數千元一畝的土地經政府一運作即價值翻幾百上千倍！據中共公開的數據，二OO七年中國各級政府僅賣地一項收入即達四萬多億元！加上稅收，中共各級政府二OO七年的收入達九萬多億元！占當年中國GDP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土地有這麽高的利潤，中共中央一級的高幹子弟們立馬到各省、市、自治區向地方領導索要土地。地方官員們顧慮頭上的烏紗帽不敢得罪來自京城的太子們，太子們再轉手就瞬間成了億萬富翁！省級官員的子弟們又如此這般地到下面市、縣強要土地。當然他們轉手後的利潤就沒有中央一級太子們大了。土地價值翻幾百上千倍，最後還得中國老百姓買單。中國各大城市二OO八年的房價比二OOO年時翻了幾個翻。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房價更是達到每平米一萬八、九千元一平米！到二○一六年房價更達到每平方米五、六萬元！建築成本只一、兩千元一平米的住房其售價竟是造價的幾十倍，如此高額的利潤沒有政府在幕後的精心動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國政府把把商品房炒到五、六萬一平米，但中國大小官員卻不會為高房價掏錢。一般的普通公務員的住房是政府分配，縣級以上的官員們都占有幾套到十多套不等的住房，而且還有專門為其修建的獨戶別墅。在很多的大、中城市，領導們修建的是幾千平米的大獨院。當然另外還占有數套商品房。

地方官員如此這般引來軍隊幹部的不滿。為了平息軍隊幹部的情緒，中共又為軍、師一級幹部修建三百平米的高標準住房。如此一來，原來只住八十平米的退休的數萬軍、師一級幹部又產生不滿情緒，上訪找到軍委領導要求落實中央軍委關於離退休軍、師級幹部待遇與在職軍、師幹部相同的規定。鬧了個一塌糊塗。

溫家寶政府以倒賣土地搜刮民財比起朱镕基政府搞醫療、教育產業化搜刮民財來，可謂手段更加狠毒，其搜刮的民財也更多！

只不知溫家寶以後的李克強總理又會以什麽翻新的手段再狠狠地搜刮民財？或是搜刮民財手段被兩個前任用盡，無法再“創新”了？

“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二人二十多年的統治下，終於把中國建成了一個“以官為本”、“肥官害民”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官員是世襲的，千萬以上的富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官員們的兒女或親戚。中共利用人們對教育、醫療、住房、生活的基本需求，在教育、醫療、住房、生活等方方面面打鬼主意，從這幾方面入手把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全部搶光！讓中國人民永遠處於只能做事、不能說話、半饑半飽、不能思維的奴隸狀態。如果你是共產黨的公務員，那麽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權享受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遊、公費出國、公款嫖娼、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還有比普通打工者高出十倍的薪水。如果你是共產黨和政府的官員，那你不但擁有公務員們所擁有的一切，還有利用手中權力為子孫後代謀利益的巨大好處。還能輕易得到幾百萬、數千萬、數億的賄賂，你的老婆、兒女自會有人幾億、幾十億地送在他們名下。（周永康的兒子周濱手中幾百億財富就是周手下的權勢者們白送給他的）如果你什麽也不是，那麽你就是國家和中共剝削和壓榨的對象。就得辛辛苦苦掙你的生活費、付你的高價住房、掏你的高額教育費、醫療費。就得低頭哈腰地忍受共產黨的所有壓迫和剝削。其它什麽都不要想。最近網絡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黑領是世界上最無恥的群體》就是今天中國的現狀和官場最真實的寫照。下面全文摘錄這一篇文章：（作者不詳）

中國的黑領是世界上最無恥的群體

　　才僅僅10年之前，白領還是一個全社會人人稱羨的身份。萬科地產甚至將其出版的系列圖書命名為《白領》。白領是指那種在高級寫字樓里上班的專業技術人員，特點是高學歷、高收入。特別是寫字樓里外資企業，更是白領群體雲集的根據地。

　　白領意味著體面的工作、優雅的修養、豐富的精神體驗。從某種意義上講，白領簡直成為時尚的代名詞。

　　白領必定畢業於名牌大學，甚至是碩士、博士或海歸，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間的電腦旁，MSN，麥當勞，卡布奇諾，丁克，地鐵，打的，坐經濟艙，住星級賓館，泡吧，煲電話，聽藍調，加班，聖誕節，斯諾克，暫住證，紅酒，抽555，住租來或按揭的公寓，買簡約的宜家家具，收藏CD，談論《老友記》，向往 xz，留戀於麗江，鐵桿驢友，不看中文報紙不看中國電影，看《國家地理》《名牌》《讀書》雜志，看卡夫卡看張愛玲看伊朗電影，潔癖，鄉愁，健身，瑜伽，養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遊鮮花買書買CD看電影，月光一族。

　　白領的產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末期的典型現象，證明了“知識改變命運 ”。白領大多只出現在一線城市。面對WTO的前夜，這些有文化有知識的年輕人開始嘗試一種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雅皮士生活。紳士與淑女，是充滿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標。《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傲慢與偏見》是他們的必讀書。愛情、教養、文化、藝術、體驗、精神貴族深深地吸引著他們。

　　10 年過去，物是人非。回頭看看，當年懷著白領夢“範進中舉”，當許多大學生興沖沖踏出大學這個高級職業培訓監獄大門的時候，卻必須接受與黧黑的農民父親同場競聘的殘酷現實。曾經的白領已經老去，在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面前，破產的破產，失業的失業，離婚的離婚。當孕育白領的貿易、廣告、房地產、IT和制造業風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領驀然發現，曾經雪白挺括的領口，已經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皺皺巴巴一片姜黃。春天來的時候，老去的白領繼續徘徊於物價和房價飛漲的城市。佇立在林立的寫字樓腳下，他今天會收到一個面試通知麽……白領的傳說就這樣隕落了。

　　與此同時，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社會群體已經奪去了全中國所有的光芒，他們開著“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車，出入高檔酒樓，高級夜總會，乘坐頭等艙或軟臥，住星級賓館，擁有黃金位置的幾處豪宅，購全套紅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觀最佳，裝修最豪華、質量最安全的辦公樓上班，獨立辦公室，不打卡，飯局，會面，喝茅台五糧液，品天價普洱，抽極品中華，精裝《毛評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資保險理財，收藏古玩字畫珠寶黃金，高級會所，勞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國際頂級品牌服飾，高爾夫，公派出國，移民，護照，拉斯維加斯，美容減肥按摩，組織體檢，療養，免費醫療，貴族學校，MBO，脫產學習，黨校，傭人，情人，養藏獒，帶薪假……

　　他們就是在全中國一線二線三線城市遍地開花，全面崛起的新興黑領階層。相對於幹幹凈凈清清白白的白領，他們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車是黑色的，臉色是黑色的。他們的收入是隱蔽的，生活是隱蔽的，工作是隱蔽的……所謂隱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麽樣，在做什麽。他們就是就職於政府和官有壟斷企業的那個龐大群體。

　　10年間，官有建築已經屢屢刷新了所有中國城市的高度。在氣度輝煌富麗堂皇的官方辦公樓面前，商業寫字樓登時被壓出逼仄吝嗇的寒酸來。從容積率、配套、裝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褲衩”成為城市黑領新貴們的“鳥巢”。白領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領的褲衩遮住了所有的陽光。

　　10年間，通過土地財政和壟斷政治權力，官方組織一步步通過各種手段將社會財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僅以重稅和重覆收費罰款的方式，從橫向上苛刻聚斂社會財富，而且以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等方式，從縱向上大肆透支謀奪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根基。官有經濟在壟斷的無競爭市場所向披靡，源源不斷的暴利如滾滾長江。水氣電油電信金融煙草衛生教育海關公路等行業自不用說，即使出版、郵政、新華書店、市政、環衛、公交、鹽業、礦業、鐵路、民航、文化、體育、新聞、旅遊、土地等這些領域，因為禁止自由競爭，其利潤之豐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紅得流鼻血。在當下中國隨便哪一個城市，一個大腹便便的稅務監管員都可以開著路虎SUV上班，他的辦公室面積有多大、裝修得有多豪華不必說，只消告訴你一句，他可以在單位里健身桑拿遊泳……

　　一個剛剛工作兩年的警察就已經買車買房——沒要父母的錢也沒按揭……一個國家電網公司的抄表員基本月薪達到8000元……簡單推算一下，全國有1000多個省級，20000個廳級，好幾萬到十來萬個縣級，這還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門和軍隊警察系統。較發達地區普通黑領年收入10到20萬元極普遍，年終發個十萬元獎金不是什麽稀奇事，而這也不僅僅是稅務部門才有這個財力。

　　這是“合法”的收入，這一部分財產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聞稱，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領都有兩部車，而且很正常。人類都知道，對黑領來說，收入絕對不止薪水這一塊，醫療交通吃喝拉撒貪污受賄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納稅人無償供養，每月的車貼甚至比農民工辛苦一個月的薪水還要多，他們也可以在超市買個床單褲衩都開發票報銷，或者把免費領來的大量昂貴藥品賣錢。甚至嫖娼也要發票。可以說，所謂黑領，就是除了沒給其配備法律意義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無償供給的。

　　黑領階層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劇提高，是因為其壟斷了包括政治、法律、經濟、信息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他們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國國民收入。他們的崛起，構成了中國新二元社會的顯赫一極。這個群體雖然相對數量少，但是絕對數量龐大。粗略估計一下，這種以寄生壟斷為業的黑領在全國約有 2000萬以上。

　　比起10年前蒼白的小資白領來，只有這些享受和壟斷了政治權利的人才真正的實現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他們絕對已經達到甚至超過歐美發達國家生活的水準。當然，另外一極的其他“普通老百姓”則是標準的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國民。來自官方背景的黑領對來自民間草根的白領的顛覆，體現了政治權力向自由經濟領域的滲透和僭越，以政治權力篡奪經濟權力。這種食利自肥的經濟身份使官方的超脫精神和公益基礎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倫理尊嚴蕩然無存。官方由民眾的仆從變成“民主”——民眾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義仲裁者演化為自身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從國家和社會的守夜人退化為自私卑鄙的盜竊者。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傾向。

　　白領階層可以說是開放的，或者說窮人的孩子可以通過讀書實現白領夢。正因為如此，白領在大學擴招後人力資源充沛的中國急劇貶值。相對而言，黑領階層則完全是封閉的，正因為封閉，才會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公共機構實際上已經成為官僚權力集團把持的私家後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進入這個群體，理論上說不是不可能，只能說——很渺茫。不錯，公務員是公開招聘的，壟斷官方企業的職位也是面向社會招聘的，只要你擁護那個黨，你就可以報名考試。

　　但地球人都知道這里面的規矩——潛規則，考不考得上並不取決於考試分數。黑領的特殊之處是已經走向組織化和正在走向世襲化，前者鞏固，後者繼承。在白領黯然隕落之後，黑領的低調崛起在全社會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考公務員熱。同時，黑領也成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標，他們比白領具有更真實更強悍的消費力。他們走到哪里，哪里就物價飛漲;他們對地產的投資，使農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領喪失了家園。當白領遇見黑領，立馬被壓出西裝下面的“小”來。

　　今天，一個供職於夾縫狀態私企的所謂白領，以他微薄的收入僅夠維持溫飽而已，消費對他來說已經是一個太過誇張和絕望的詞語。不久前官商雲集(沒有幾個身家低於千萬)的兩會上，一個黑領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議小白領們應該去賣肉——不是出賣自己的肉體，是賣豬肉。在這場席卷地球的金融風暴中，無數外企破產倒閉、業績滑坡，覆巢之下，紛紛裁員降薪，白領們倉皇失業。與此相反，中國官有組織卻財大氣粗逆市飄紅，令世界500 強為之羨慕，黑領們仍然可以毫無罪惡感的集體加薪。

　　近水樓台先得月，砸向黑領掌心的4萬億投資計劃如同一針雞血，使無數紅了眼的黑領們激動得加額稱慶——還是中國好、組織好啊。說實話，貧困潦倒的白領們從這4萬億民脂民膏中想撿點殘羹剩飯也是癡心妄想。所以說，“孔乙己”這樣卑微的白領如何能與“假洋鬼子”這樣傲慢的黑領同日而語?如果說白領曾經掀起一股托福熱、小資熱的話，黑領的江湖則使傳統國學和勢利文化大熱。易中天的陰謀學、王立群閻崇年的帝王學、於丹的犬儒學和馬未都的收藏學等等，無不映照了黑領這個社會核心消費階層的形成。

　　黑領的興起說明，20年前的那場轟轟烈烈的反腐敗反官倒運動之後，新興知識群體在與權力群體博弈中已經完全喪失了主動權。權力經濟終於在近10年從量變到質變，完成了對知識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徹底顛覆。權力組織在文革後重新收覆了對共和國的壟斷話語權。近年來熱映銀屏的《激情燃燒的歲月》、《軍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劇，集中反映了文革時期第一代黑領的優裕生活。權力特權下的文革被營造被演繹得無比溫馨富足和諧，根本看不到知識階層生不如死和農民階層食不果腹的悲慘災難。

　　這種以主旋律色彩出現的懷舊情緒充滿覆辟邪惡和美化罪惡的企圖。曾經的黨校高材生、當代厚黑學大師馮侖老板毫不客氣地把白領鄙視為“房奴”，一個“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體面的假領。誠然，白領沒有任何社會權利，沒有罷工權，沒有選舉權，沒有話語權;他們沒有權勢，沒有資本，沒有門第。相反，黑領則是這個國家的上帝選民。

　　他們的房子票子車子等等除過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無償配給，幾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們爭來搶去的所謂市場發生任何關系。白領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擊，一套小小棲身的房子就可以將其壓垮;而黑領是如此堅不可催固若金湯，一場導致無數孩子死亡的“三鹿”慘案，也未見一人因職務犯罪被追究法律責任，僅僅紀律處分了事。因為對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把持，黑領群體成為名義上和實質上的共和國公民，他們普遍享受到一個共和國公民所應當享受的一切政治權利。

從基本人權、財產權、公民權、選舉權和一切社會福利，他們都應有盡有的得到了充分保護和滿足。與之相反，日漸普遍和經濟失寵的白領群體則無法享受到基本人權保證，更遑論公民權和社會福利。他們被官方稱之為與“公民”相對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眾”。相對於“共和國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層面和法律意義上，僅相當於“人畜”、“奴隸”或者“機器人”。他們經常被官方作為十幾億的巨額國家財產來看待，說好聽點叫作“勞動力資源”。其對外的稱呼為“人民”，多用在“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時候。白領的隕落代表著知識精英的窮途末路和理性精神的落敗，黑領的興盛代表著權力意識形態的擴張，和反知識重權力的血統論和陰謀論王者歸來。

　　“知識貶值”必然帶來“讀書無用論”的盛行，中國社會從此向封建資本主義進一步靠攏。社會文化日漸沙化和鹽堿化，重歸流氓文化和宮廷權謀黑幕政治的覆轍。黑領對白領的阻擊和絞殺使構成未來社會主流的新興中產階級胎死腹中，建立憲政公民社會的啟蒙運動被迫土崩瓦解。這種財閥與權貴的合力扼殺使一個民族的創新能力和創造力嚴重退化直至喪失。社會結構和信息結構進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邁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壓制封堵在社會最底層。

　　健康的社會流動和財富循環陷於停滯，推動社會進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勝者為王的狼圖騰文化、不擇手段的官場權謀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偉大的滿清皇帝戲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著白領規則的隕落與黑領規矩的升起，中國社會由知識和文明的艱難覆蘇，無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蠻與無知的權力通吃、弱肉強食中去。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全社會的羨慕、嫉妒和仇視之中，黑領階層一方面繼續低調的鞏固其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積累後，他們開始悄然向新大陸挺進——攜款外逃，或者投資移民，實現自己正式加入世界發達國家高級人類的夢想，同時也使自己的後代永遠徹底的擺脫水深火熱的中國。摘自胡記茶行《對現狀的分析——擠不進去，你永遠是窮人》：據官方統計， 2004年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純收入低於668元的標準，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2610萬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認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屬貧困的標準，我國目前還有2.1億貧困人口。“八五”期間，公車車輛消費占到全部國家財政支出的38%，整個國家總計支出37960億中的 37.58%用於供養行政公務人員;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年花費每年達9000 億元以上。

　　中國社會階層分類：第一個階層(也是處於最頂端的王者階層)是由幾百個家族組成，他們擁有駭人聽聞的財富，是這個國家的掌控者。在他們之下是第二個階層——地方性的豪族，數量也許是幾萬家，這些人控制著地方的權力，自然也擁有無與倫比的財產。第三個階層是由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國企管理人員、壟斷國企人員和私營企業主等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頂級白領階層等這些群體中的人員組成。第四個階層是生活比較安逸的一般民眾，他們經濟上還算比較寬裕，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對社會沒有什麽影響力。第五個階層是由城市平民和農村中生活比較好的農民組成。第六個階層是貧困群體，也就是四億沒有購買能力的民眾。第七個階層是一億沒有財富的赤貧階層，第八個階層就是最後那一億災難性赤貧的階層。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第九十一章 二OO八專制中國亂相叢生 北京奧運難飾太平大廈將傾



歷史的車輪進入了二○○八年。二○○八年是被中共當局吹得天花亂墜的“中國年、奧運年”。但就是這個中國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許多重大的天災人禍。

自一月十日開始，中國的中部、東部、西南、華南廣大地區發生了冰凍災害。持續時間之長和災害範圍之方，及災害災害的嚴重後果是百年所罕見的。冰凍災害造成了鐵路、公路交通全面癱瘓，大量農民工不能返鄉過年。受災地區的城市和鄉村斷水斷電，給人們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難。據統計，因冰凍災害造成了六十多人的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五百多億元。

三月十四日，西藏首府拉薩發生嚴重騷亂，據官方公布的消息：騷亂使18名群眾死亡，382人受傷。還造成了242名公安武警人員傷亡。此後，甘肅、雲南、青海、四川省等地的藏族聚居地也發生了藏人遊行示威。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開往青島的T195次列車運行至在山東省境內膠濟路周村至王村間與煙台開徐州的5034次客車相撞脫軌，造成70人死亡，416受傷。

五月十二日下午2時28分，四川省汶川縣發生里氏8.0級的強烈地震，影響範圍波及大半個中國，地震重災區的汶川、北川、青川、茂縣、什邡、綿竹、都江堰、理縣、綿陽、江油、德陽以及甘肅南部、陜西南部等地十余萬平方公里範圍內遭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山崩地裂的地震造成了鐵路、公路塌陷，交通完全中斷，災區的一切都處於癱瘓之中。其中北川縣幾乎被三面的高山包了餃子，傷亡最為慘重。地震後共產黨的地方政府救援不力，雖然溫家寶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但溫家寶給成都軍區打電話要求派軍隊救援時，對方竟然不買帳！搞得溫家寶大怒說：“反正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看著辦吧！”而此時的成都市委和市政府不但沒有組織救災，反而趁地震時把市委和市政府搬到花費十二億建的世界最豪華的辦公新樓里去。地震災民們失去了最佳的救援時間，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據官方不完全統計，有近10萬人在地震中遇難，另有近兩萬多人失蹤，30多萬人受傷。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地震災區大量的中、小學因豆腐渣工程造成了中小學生的重大傷亡！其中北川中學、富新二小、新建小學、聚源中學……的學生傷亡最為慘重！這些學校新建的教學樓周邊幾十年的老住房都完好無損，唯有新建的教學樓垮塌！這不是人禍又是什麽？地震造成多少學生死亡至今中共政府都沒有一個準確數據。據四川省政府在不同時間給出的地震死亡學生數字有六千多、一萬七千多、而最近公布的數字僅是五千三百多人。地震之初溫家寶信誓旦旦向死難學生家長保證要追究豆腐渣教學樓，但一年後四川省政府宣布：在地震中死難的學生沒有一個是因為豆腐渣教學樓造成的，完全是因為地震強度太大而造成的。同時對上訪要求調查豆腐渣教學的家長進行威脅甚至跟蹤、逮捕。對報導地震人禍的黃琦先生在當年七月逮捕。二○○九年三月底又逮捕了對地震死難學生人數進行民間調查的譚作人先生，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汶川大地震最大的醜聞在幾年後爆發：有小女子郭美美在微博上炫耀自己的身份及財富。引發了全中國人民對汶川地震上千億民眾捐款去向的質疑。隨著真相的披露，中國紅十字會驚人的腐敗內幕暴光，幾百億的捐款居然被官員們搞得失蹤了！從此以後，中國紅十字會信譽一落丈，善良的中國人民再也沒有捐款熱情。中國紅十字會以募捐名義貪污善款的時代一去不覆返了。

六月二十八日，在貴州省的甕安縣，一萬多名當地中學生和民眾聚集縣城，對公安部門公布的有關一名女中學生的死亡原因表示強烈的不認同。引發了一場大騷亂。中學生和群眾焚燒縣委大樓、縣政府辦公樓、縣公安局辦公大樓、焚毀縣公安局車輛42台，造成一百五十多人愛傷。隨後數百名中學生和民眾被捕。

七月一日，北京青年楊佳獨自一人闖入上海一公安分局，當場殺死六名警察，殺傷四名警察和保安。事後中共的審判不提楊佳殺警的動機，但人們從網絡了解到了事件的全部真相。民眾輿論一致地倒向楊佳。楊佳殺警引來全國民眾中一片叫好聲、楊佳成為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大英雄。

七月十九日，雲南省孟連縣傣族膠農，因對當地橡膠公司長期壓低價格收購橡膠極為不滿，膠農為此長期多次上訪。但當地政府實際就是橡膠公司的後台。政府出動公安，將帶頭上訪的人員抓捕，引起了膠農大規模的抗議。隨後地方當局出動警察鎮壓，開槍打死2名膠農。此事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九月八日，山西省襄汾縣發生一起尾礦壩潰壩事故，據官方統計：造成262人遇難，35人受傷，其中5人重傷。但據民間的說法，潰壩下面是一大市場，當時人山人海，死亡者遠不止262人。

十月二十九日晚，深圳海事局黨委書記，副局長林嘉祥在新梅園大酒樓陪女友就餐。林讓一小女孩為其指路上洗手間。到了洗手間，林卡住小女孩脖子，強行往男廁所拖。女孩被驚嚇叫喊，女孩父母趕來斥責林嘉祥，可林不但不認錯反而叫囂“知道我是誰嗎？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級別和市長一樣高。”“我就是幹了又怎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我出錢嘛！”“我掐了小孩脖子又怎麽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和我鬥，看我怎樣收拾你們！”此事一出，全國輿論一片嘩然。林嘉祥幹凈、完全、徹底、充分地把中共官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醜惡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令人奇怪的是在二OO九年召開的中共兩會期間，竟然有人公開為林鳴冤叫屈，說他是黨的好幹部。

十一月十七日，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市委上訪。因市委拒絕了拆遷戶的要求，引發了拆遷戶和圍觀群眾的憤怒抗議而出現騷亂，當地政府調集武警、公安彈壓，爆發嚴重沖突。隨後民眾沖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18日事態進一步擴大。此事件造成60多人受傷，數百人被捕。

二OO八最轟動中國的事件無疑是“三鹿奶粉”事件了。三鹿奶粉是中國最大的一家奶制品企業。其產品點國內市場的百分之十八。今年四月，甘肅發現有嬰兒喝了三鹿奶粉導致腎結石。隨後中國的媒體在官方的授意下，對此消息進行全面的封鎖。後來三鹿奶粉的合資方新西蘭一奶制企業要求三鹿奶粉召回其有毒奶粉。三鹿領導向石家莊市政府匯報，得到市政府包庇後，又繼續出售有毒草奶粉。一直到北京奧運結束後，合資方新西蘭奶企業向中國政府要求召回所有三鹿奶粉後，此事再也包不住了。隨後中國政府也只有將三鹿集團董事長逮捕入獄，讓她做一個替罪羊。據統計，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患病的嬰兒達三十萬，造成嬰兒死亡達六人之多！這一事件重創了中國奶制品產業。隨後的檢查中，發現中國所有的大型奶制品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在奶粉中加了有毒物三聚氰銨。從此中國的奶制品產業全線崩潰。次年四月間，中國奶粉庫存達歷史最高紀錄三十萬噸。……有文章披露：三聚氰銨加入奶粉中，是當年中國科學院認定的科學發明之一。因奶粉中加入三聚氰銨後，奶粉中一重要指標：含氮量會大幅度提高。但當年中國科學院為什麽不論證當嬰兒吃了三聚氰銨後會有什麽嚴重後果？

……還有很多的亂七糟八的事，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

二○○八年中國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北京舉辦奧運會。

二○○一年，中國政府向全世界莊嚴承諾：將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有了這樣的承諾，國際奧委會終於把奧運會舉辦權交給了中國。但是在中國這樣言而無信的專制國家，任何的承諾只是一句空話而已，決不會把承諾落實在行動上。七年過去了，中國的人權狀況不但沒有一點改善，反而更加的惡化。這主要體現在對媒體和言論的控制和對異議人士的抓捕兩方面。雖然世界民主國家大呼上當，但也無可奈何。當北京奧運的聖火在世界其它國家傳遞時，受到了傳遞國家民眾和達賴喇嘛支持者的抵制和抗議。傳遞國家也只得大大縮短聖火傳遞路線。奧運聖火傳遞受到抵制，這在世界奧運史上是第二次。上次是前蘇聯一九八○年舉辦奧運會時因入侵阿富汗而遭到強烈的抵制。

二○○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對於北京奧運的評價仁者見人、智者見智。從組織和主辦角度去看或許是成功。但從其它方面來看就不是那麽地成功。首先北京奧運是所有奧運會花錢最多的。其花錢規模超過了以前花錢最多奧運的數倍。其次開幕式的內容是把中國古代所謂的“四大發明”進行展示。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國度，幾千年來只有區區的“四大發明”，不知這是在給中國人長臉還是在全世界面前獻醜？如果美國把他的所有發明也在奧運會上向全世界展示，肯定花一年的功夫也展示不完。北京奧運最大的醜聞莫過於小女孩林妙可在開幕式上的假唱了。一個幾歲的孩童就學會了搞假，並把這樣的搞假視為常態，覺得很正常，這樣的國度有什麽道德可言？在這樣體制下潛移默化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後看這個社會又是一個什麽心態？這些道理不知主導假唱的張藝謀想過沒有？在北京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也破天荒地奪得了五十一塊金牌。但是國外的選手都是業余的，且由個人掏腰包聘教練。你中國全部是納稅人一年掏出幾百億來養運動員，摘取金牌的成本是其它國家的幾十倍！這樣得來的金牌光榮嗎？

一九八○年，前蘇聯也舉辦了莫斯科奧運會，也爭了個金牌世界第一。但時隔僅十年，強大的蘇聯共產帝國轟然坍塌。一個不保障本國人民權力的國家，一個極少數人獨裁專制的國家，那怕它再強大，也難逃覆滅的下場！近三十年來，蘇聯、東歐、亞洲、中東一大批專制國家一個個地走向了崩潰滅亡，這無疑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前車之鑒。只有認同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建立一個人人權力平等的制度，讓人民真正地當家做主，讓人民選擇自己喜歡的領導人，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這樣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和諧社會”才能真正實現。

第十一篇：後極權時代的中國


第九十二章 零八憲章如閃電劃破夜空 中共鐵血專制進入倒計時

二零零八年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當是中國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簽署的、由劉曉波先生起草的《零八憲章》的公開發表。下面是零八憲章全文：

零八憲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墻”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歷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卷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覆，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系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覆返了；在世界範圍內，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著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為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2、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確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確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4、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幹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盡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6、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7、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9、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將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為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幹預與違憲限制。

11、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幹預。審查並撤銷限制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務於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14、財產保護：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15、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隨意加稅、開征新稅。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降低金融準入門檻，為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16、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18、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19、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覆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語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為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里，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為此，我們本著勇於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余年來鍥而不舍的追求與夢想。

《零八憲章》表達了中華民族百年憲政之夢想！

《零八憲章》代表了中國最廣大公民的民主訴求！

《零八憲章》敲響了中共獨裁專制的喪鐘！

《零八憲章》讓中華民族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零八憲章》標志著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

雖然中共以國家機器的暴力把《零八憲章》起草者劉曉波先生關進了大牢，但是中華民族百年的憲政理想一定有實現的那一天！這一天的到來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