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
Posted: Thu Apr 14, 2022 11:00 pm
作者 陶業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人道主義概論
什麽是人道主義?
（一）什麽是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
長年以來，每每提起人道主義，人們以為那就是救死扶傷、人道救助或人道幹涉，就是對人的苦難給與道德關註和物質紓困，是的，狹義人道主義就是這麽定義。但是，今天我們紀念六四32周年，希望引起對廣義人道主義的討論，以提高對人道主義現代品質的認識。
本文沒有能力去評價薩特和海德格爾關於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哲學爭論，也沒有資格對詹姆斯和福柯所宣揚的實用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實質說三道四。本文只想沿著人道主義的價值內涵，探討人道主義在反對極權主義鬥爭中的政治學意義。
什麽是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關於人的哲學，是以人為最終目的的價值理想。人道主義關心什麽是人的本質，研究一切有關人的理念和思想法則，是對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和人的發展給予最大的關註的思想體系。
作為哲學觀念，人道主義的內涵在思想層面追求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在政治層面追求人的權利、人的平等、人的地位；在經濟層面追求人的利益、人的財產、人的所得；在社會生活層面追求人性發展、個性解放、人格完善、人的自我實現。人道主義張揚人性的自由和個體的尊重。
作為倫理學，人道主義是一種價值尺度，用以衡量歷史和現實、衡量思想和政治、衡量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乃至文學藝術作品究竟在何種程度以人為最終目的和在何種程度對人給予關懷。這種衡量因而有了美學意義。
作為一切普世價值最初的出發點，人道主義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的基石。
自由：基於人生而自由，無論作為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人都應該是自由的；言說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追求財富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質。
民主：基於每個人（公民）都具有參與國家事務和政治生活的權利，都具有參與國家管理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同時也是基於對人性的認識，權力需要製衡，權力欲的膨脹需要監督，權力的貪婪需要遏製。
人權：基於天賦人權，基於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基於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尊重，基於思想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等公民權利對每個公民而言都是平等的，並且不可剝奪。
法製：基於任何人的自由和權利都需要得到保護，任何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傷害都需要得到懲罰。
因此，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無不以人為最終目的。人道主義是普世價值的基石。
人道主義關懷個人命運，並越過民族命運，直接與人類的命運結合。人道主義站在人類歷史和發展的大視野下，關註個體命運。不僅對人的苦難和生命危機給予人道救援和人道幹涉，而且對人的發展和人的幸福給予終極關懷。人道主義不僅致力於製止災難，製止戰爭,保衛和平；而且致力於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政府。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人類的福祉，是世界文明的繁榮和發展，是人類的命運。
人道主義的內涵包括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人本主義與人文主義在概念上並沒有很大的區別，都是一種人性啟示和仁慈的生活哲學，英文都稱作 humanism。廣義人道主義將humanism 與 humanitarianism 合二為一,統稱 humanitarianism。人本主義是人道主義的體現，人文主義也是人道主義的體現。
極權主義是反人道，因此反對極權主義就是要高舉人道主義的旗幟，這裏的邏輯再清楚不過。無論是在哲學領域，在政治領域，還是在社會領域，人道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死敵。在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中：反對獨裁，反對恐懼，反對思想奴役，反對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沒有比拿起人道主義這一武器更為有力，更為重要了。
在西方，從古希臘文明經意大利文藝復興﹑法國思想啟蒙運動到民主社會的建立，歷經五千年，人道主義已溶進了人們的思想和觀念，溶進了音樂﹑繪畫﹑雕塑﹑戲劇﹑文學和人文作品，溶進了普通人的生活和社會活動，溶進了國家政治生活，也溶進了民族和國際交往，而成為人類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準則。正因為如此，人道主義成為了西方社會和政治的基石；正因為如此，極權主義無法在西方生根。極權主義在前蘇聯和東歐土崩瓦加，但在東方，在中國，在朝鮮，在越南，依然在茍延殘喘，這是為什麽？這取決於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義的基因。
令人困惑的是，不知從何理順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中，良莠雜生，薰蕕同器，玉石相混，是精華與糟粕共同的沈澱，從中究竟能否提煉出人道主義的基因？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究竟怎樣呢﹖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
（二）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
霸道主義？還是王道主義？
極權主義？還是人道主義？
中國何去何從？這是中國知識精英長期思考和探討的問題，也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
能否抵製極權主義對一個民族的侵淫，取決於這個民族的文化歷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義的基因。西方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彌漫著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故極權主義難以在西方民族紮根。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蘇聯的失敗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在東方民族，尤其是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中，人道主義是一個什麽地位呢？反對極權主義，中國古代的思想智庫能向我們提供什麽啟迪呢？
中國遠古文化，如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周易，都具有十分樸素的天人思想。余英時先生將「天人合一」分為「舊天人合一」和「新天人合一」。余先生說「舊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世界和鬼神世界在巫師的操作下通而為一」，「新天人合一是思想家在軸心突破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它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道』與『心』的合一。」，「兩者同為『人』尋求與『天』的相通。」。但是並非誰都可以與天溝通，只有「普世人王」才可以。顯然，這一追求重於天道，重於王道，而輕於人道，與現代人道主義似乎毫無關系。
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有王道和霸道之分。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霸道以強權稱霸天下。歷代智者和聖賢都推崇王道，並視其為完美的政治秩序。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說得是霸道以暴力開疆擴土，而王道則以德施以仁政。那麽相比於暴政，仁政是不是更具人性呢？似乎是。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將仁視為天道，將仁作為人性的出發點，將仁作為人格修養的必須，在先秦時期，這毫無疑問具有某種社會進步意義。但是仁要求的僅僅是人的自我修煉，抑或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德約束，而不涉及什麽是人的本質和人的需要。而仁政，則是王者對庶民的恩惠，是帝王統治術的懷柔之舉。這是仁和仁政的歷史局限。
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孝、忠、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是關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近似於宗教的理念。於個人，是作人的準則；於家庭，是倫理關系；於國家，是禮儀製度。人用仁來修煉自己以適應治國平天下的需要，故仁是外部世界或政治對人的要求，而不是人的內在要求。在以仁為精神核心的人文精神中，人自身的地位何在？仁沒有回答。
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外向修煉，其核心思想可歸結為一個「仁」字；孝、忠、勇，是人的內向修煉，可歸結為一個「忠」字。儒家思想歸結起來就這兩個字：「仁」和「忠」，兩者相輔相成。君主對百姓施以仁政，百姓則必須對君主報以忠誠。對王道絕對忠誠本是仁政的終極目的，如果君王不能回收忠誠，王道就會被霸道取而代之，那麽「人」與「仁」就無緣了，「政」與「仁」也就無緣了。在鼓吹「仁」的時候，忽略了「忠」的封建涵義，多少有點忽悠的意思。
雖然儒家看重內在人格的完美，但在其將審美情趣和社會功利結合形成了入世哲學之後，其人格也就被王權所收買。面對權力，儒生們不得不以諂媚和犬儒的精神狀態淪為王權的附庸。歷經先秦儒學﹑兩漢經學到宋明理學，鼓吹「存天理，滅人欲」，此時人已沒有尊嚴，而儒學已與樸素的人道精神漸行漸遠。王道主義和霸道主義亦步亦趨地為著極權主義在中國登堂入室作精心鋪墊，中國的政治也隨之越來越黑暗。
當極權主義進入中國，與王道主義狹路相逢時，王道要麽被驅逐，要麽被收編，要麽搖身一變以霸道主義與極權主義同流合汙。此外難道還會有什麽其他出路嗎？極權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根本沒有王道主義的地位。用王道主義來抗擊極權主義，那就是一個笑話。
道家思想：崇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道被放在了相當高的地位。天地之間，宇宙之中，所有的規律都包含在道裏了，地位卑微的人亦在道中。道家有一種消極的憂患意識，即憂而不為，憂慮而不作為。主張超脫於憂患，而取得心靈的安頓。道家雖說「無為無不為」，實際上「無為」之時為多。道家的悟性在於超脫社會功利，擺脫物性奴役，強調個性自由，主張出世和回歸自然。但是隱居山林則多少是由於看透了人世間的醜惡之後而不作為，又怎能說那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故道家思想中既含有尊重人性的成分又含有壓抑人性成分，因而是一種矛盾的人生哲學。
極權主義全面地控製著國民的社會生活。當道家遭遇極權主義的時候，靠著「無為而治」就能擊敗對手了嗎？恰恰相反，極權會將道家一路追殺到深山老林也決不放過，必置其於死地而後快。面對極權主義，空喊無欲、無為，而毫無還手之力的道家超脫得了嗎？
墨家思想： 「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這一「天下兼愛」的思想，未免帶著很強的功利性，並且很直白地說：「故兼者，聖王之道也」。所以它是為「聖王」指出的一條大道。當然，作為哲學思想，「兼愛」具有非常強烈的平民色彩，主張「愛無差等」，愛人且愛己，強調平等的普遍的愛。盡管其並不含有現代人性和人權的概念，但與現代人道主義中的博愛思想較為接近。可惜「兼愛」的思想從來也沒有能成為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基因，因為占統治地位的王道和霸道與「兼愛」不兼容。
除去功利的部分，其實墨家的兼愛，頗有幾分真誠。但與極權主義較量是靠真誠就能取勝的麽？面對極權主義的邪惡，面對極權主義恐怖，墨家會顯得過於天真。墨家思想早夭，在極權主義輸入中國之前，就早早消聲滅跡於東漢年間，它與極權主義連面都沒有見過，又何以能為今天提供與極權主義鬥爭的思想武器呢？但是難能可貴的是墨家出於直覺的正義感，為了聲張正義，敢於犧牲，敢於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或許這是今天反對極權主義的人們，可以繼承的精神品質。
法家思想：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推崇是名義上的，且多具裝飾的成分。儒學通常被用來點綴皇權，或士大夫們用於自我包裝。中國歷代王朝均毫無例外地承襲了秦製。法家思想為中央極權提供理論根據，承認君王擁有絕對權力。以刑治國，因而它是血腥的，是霸道的集中體現，沒有絲毫人道的成分。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本人遭秦製腰斬便是一種歷史的諷刺。血腥的皇權總是需要『仁慈』的儒學來點綴，所謂外儒內法。
王道是包裝，霸道是內在。法家思想的實質是中國古典極權主義。在法家身上，極權主義找到了臭氣相投的共同基因：焚書，坑儒，對社會作全面控製。極權主義在中國需要一點包裝，而法家能滿足這一點，即為極權主義穿上王道的外衣。
由此，面對極權主義，中國古代的思想智庫所能提供的思想武器不多，孔子的仁愛也好，墨子的兼愛也好，雖然具有人文的含義：良知和向善，但在這裏，人不是主體，而是客體，是一個被施以仁和愛的受體。個體在老子那裏得到的尊重則略多一些，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消極壓抑的個體。在現代人道主義的概念中，人是出發點，人是主體，人是本位。這是中國文化所缺失的。
當代新儒家鼓吹王道主義，單憑「忠誠」這一點，王道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的改革訴求。王道不是中國的前途。現代的政治改革，應告別王道主義，不僅因為「王道」不是一個現代政治學詞匯，而且因為王道改革在《世界人權宣言》發布已經70多年後的今天多多少少顯得有點偽善。
王道立足於「王」，人道立足於「人「，這是本質的不同。現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與霸道之爭，而是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
在這塊缺失人道主義思想的貧瘠土壤上反對極權主義何其艱難。三千年的王道與霸道的交替，禁錮人性的發展，扼殺人的尊嚴，使人道主義至今不得在中國生根，實在是因為思想土壤過於貧乏的緣故。為王者，霸權在手，王鞭在握；為民者，如牛馬生畜，無有尊嚴。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面對王道和霸道所表現出的軟弱﹑依附﹑被動﹑缺乏獨立人格決定了他們在思想建樹中必定流露無所事事的悲哀。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給與人們的啟示是，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不論是王道還是霸道，都不可能為現代國民開拓一條通向幸福的康莊大道。即便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但它畢竟是站在君王的立場，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它與現代人道主義的理念，從人出發的立場，對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認識，有著相當的差距。
王道主義可能與人道主義同行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會分道揚鑣，歷史一定會拋棄王道主義而擁抱人道主義。在儒家文化的世界裏，沒有人道主義的位置；但在人道主義的世界裏，可以包含儒家的文化。
反對極權主義，要警惕現代極權主義與中國古典極權主義秦製的結合。
反對極權主義，世界近代思想智庫能提供什麽啟迪呢？這就是人道主義。只有人道主義才有力量與極權主義全面較量。
當中國極權主義的統治者們認同儒家回歸和王道理念的時候，不得不引起人們足夠的警覺。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
人道主義是任何社會變革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政治倫理
（三）人道主義是任何社會變革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政治倫理
人道主義是檢驗任何社會變革，主要是政治變革，是否以人為最終目的的基本倫理和價值尺度。
改革自古有之，春秋時期有管仲改革、商鞅變法；秦漢時期有始皇變製、漢武推恩；唐宋時期有唐太宗新製、王安石變法；到了近代，製度改革更為頻繁，如戊戌變法、立憲運動。這些改革，有霸道的，有王道的，但都以維護皇權為宗旨，必須為皇權所能容忍；一旦改革觸犯了皇權利益，改革便夭折，改革家便成為犧牲品。
當中國歷史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時，改革的上述命運依然沒有得到改變。六四之後的政治家們，在任何辯白和掩飾都遭到失敗之後，便企圖利用所謂的改革去淡化去對沖他們在六四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企圖以改革之果來贖屠殺之罪。鄧小平忽而扮演魔鬼，忽而扮演天使。一個被用來反證發生在1989的屠殺有理的改革，實質是維護一黨專製。從維護一黨生存的私利出發，從維護權貴資本的利益出發，把權力和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加劇著中國社會的撕裂和非正義，那是反人道主義的改革。雖然經濟改革帶來了表面的繁榮，但仍然無法抹去鄧小平改革的血腥性。不管他怎麽改，他在人民的頭上，都懸著一把暴力之劍。
同樣被稱之為改革家，鄧小平在一片鼓躁聲中，被封以"總設計師"之桂冠；而真正的改革家趙紫陽則被剝奪了改革的權利，在監禁和郁悶中辭世。中國的改革家何以有如此不同的的命運？這只能說明，鄧小平和趙紫陽實行的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改革。但是，鄧小平又不得不利用趙紫陽，而趙紫陽也不得不仰仗鄧小平，中國殘酷的現實政治把霸道、王道和人道強扭在一起，使得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和思想層面發生嚴重錯位，並最終釀成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
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是以切實改變舊有製度為目的的改革。從八十年代由胡耀邦領導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思想論戰開始，並在趙紫陽領導的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體製改革的實踐中得以貫徹，從而使農民﹑工人和市民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在經濟上獲得利益。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對違反人道的舊體製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行的思路。胡趙的改革是一條從人道主義出發，又回歸到人道主義的改革之路。
但是，中國的製度，只容得鄧小平的改革，不容得趙紫陽的改革﹔只容得王道改革，不容得人道改革。說來說去，關鍵是這個製度本身就不是一個人道的製度。因此，但凡鞏固王道製度的改革就放行，但凡削弱王道製度的改革就要扼殺。歷史上，象「戊戌變法」這類維護王道的改革甚至都不為大清所容，何況其他。趙紫陽改革的悲劇乃是製度使然。
人道主義是任何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必須具備的最低出發點。不同的社會變革可能有著不同的政治個性，價值個性，和思想個性，並且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但是，如果它拋棄人道主義，它就一定至少是虛偽的，甚至是反歷史反人民的。鄧小平的改革正是如此。
作為引領改革前進的領導者，胡耀邦﹑趙紫陽的人格隨著改革的深化，而向著人道主義轉換。他們的心越來越貼近人民。正因為胡耀邦的人格中有著人道主義的傾向，和對人民的命運發自肺腑的關切，所以人民才愛戴他，並在他身後悼念他。正因為趙紫陽的人格在改革中完成了由馬列主義者向人道主義者的轉換，所以他才具有足夠的道德勇氣去拒絕以人民流血來換取「穩定」﹔所以他才有足夠的政治膽略，呼籲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並以個人的政治生命去賭註廣場的人道主義結局。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改革雖然失敗了，但是給與後人的啟迪是：人道主義既是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家啟動改革的最低出發點，也是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家人格轉變的起點，是他們與共產黨理論價值決裂的起點。人道主義是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人格的基點。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偉大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任何偉大的改革家。
進入極權主義時代之後，即便是王道改革的願望也都成為了癡心妄想，更無須說人道改革。極權主義拒絕一切改革，因為它已經對社會生活進行了全面控製，已經沒有反對的聲音，到處鶯歌燕舞，到處是頌聖的靡靡之音，因而它不需要任何改革。極權主義就是以恐懼製造「完美」。
但是，它忽略了蘊藏在人們心底的人道主義。它忽略了人們在心底對極權主義的鄙視，它忽略了人們在心底對極權主義倒行逆施的徹底憎惡。當然，它也忽略了人們對自由的向往，對人性社會的渴望，對美的追求。
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時，黨內沒有嘩變，人們沈默地接受了這一結果。是什麽力量在起作用？是人們內心醞釀已久的人道主義，因為人們認識到，解散蘇共是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結局。當葉利欽宣布解散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軍隊沒有嘩變，人們沈默地接受了這一結果。是什麽力量在起作用？依然是人們內心醞釀已久的人道主義，因為人們認識到，解散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結局。任何變革，不論如何痛苦，只要它是人道主義的，就會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實現。這就是人道主義的力量所在。
對於下一輪政治改革的思想準備一刻也不應該放棄。呼喚中共黨內的理性力量，正義力量和人道力量，呼喚胡耀邦，趙紫陽式的政治家出現。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黨內的理性力量，正義力量和人道力量是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之一。
中國的命運絕非寄托在中共黨內的變革力量身上，但是中共黨內的變革力量，可以減輕陣痛，提前結束黑暗。既然在中共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胡耀邦和趙紫陽式的政治人物，那麽在現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下，就可能再次湧現。前提是改革家必須具有人道主義的人格力量,前提是國民必須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底氣。
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
中國正向著極權主義回歸，並且借助著科技的力量而變得更加精致，更加殘忍。人們對政治改革的期待一再落空和失望。但是，歷史巨變的地火在升騰，政治突變隨時可能發生。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決戰的時刻正在到來。
中國極權主義是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霸道主義）結合的產物。由於文化基因的相似，霸道主義與王道主義之間可以很容易就發生切換，也就是說中國極權主義有時會切換為列寧主義與王道主義的結合，使得其嘴臉更具欺騙性，而其極權主義的本質不變。因此面對極權主義回歸不能對王道主義存在幻想，中國沒有理由重韜歷史復轍。
反對極權主義的同時必須堅持反對王道主義。王道立足於「王」，人道立足於「人「，這是本質的不同。現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與霸道之爭，而是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
習近平在百年黨慶上的發言，是一份中國極權主義宣言。表達了中共堅決走極權主義道路和堅持極權主義製度的決心。此乃中國之大不幸。
中共百年黨慶所展示的極權主義特征：黨天下，可謂登峰造極。海外媒體《縱覽中國》將其描述為「法西斯式的森嚴慶典」。不僅管製通往北京的航行和車輛，甚至實行區域封網和斷郵，一副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令人匪夷所思。
中國共產黨用一百年的時間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這個國家不僅具有傳統極權主義的特征，而且具有習近平極權主義的特色：他提升極權主義，深化極權主義，回歸毛澤東時代。他將極權主義與中國古代思想庫中的霸道主義結合，為王不仁。他的人格起點太低。他在中國實行專製獨裁，倒行逆施，反人權，反人道，反人類。他走不遠。
為了這個慶典，習近平已經作了多年的極權主義鋪墊：極權主義恐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簡而言之，習近平鼓吹的黨，國家，人民三位一體的實質乃是獨裁，黨國，和奴化。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極權主義在早期使用群體槍決來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極權主義在中期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失去政治、經濟、信仰，言論的權利。令人們陷於被迫害的恐懼之中。
極權主義在後期則控製人的思想，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全面滲透的程度，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幹涉的程度，令反抗力量幾乎從所有領域消失。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所謂「零阻抗」的狀態，標誌著極權主義已進入一個非常成熟的時期，而習近平治下的極權主義符合這一特點，它已經日臻成熟與完善。
馬克思主義會假惺惺地利用人道主義作幌子，但中國極權主義似乎連這一點都不需要。極權主義統治者們將人道主義劃歸為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並將其作為鞏固資本主義製度的思想武器而進行摧毀。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鬥爭，從表面上看，總是人道主義呈現弱勢，而極權主義呈現強勢。但是，從蘇聯解體，可以看出，人道主義的力量一旦爆發，極權主義的大廈便立即土崩瓦解轟然倒塌。竟然這麽簡單。當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蘇共，解散蘇維埃時，人民和軍隊給與了默許。這就是人道主義的力量。
在人們心裏廣為播種人道主義的力量是何其重要！播種人道主義，這是決戰極權主義的必勝利劍，它在人們心底產生反抗的力量。表面上，社會一片歌舞升平，但人道主義在人們心裏孕育著反抗的烈焰，就如地火奔騰，隨時可能噴發。
人類走向何處？是走向奴役，還是走向自由？走向極權主義，還是走向人道主義？當然是走向自由，走向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決戰。一個以人為出發點的社會，一個以人道主義為前提的社會才稱的上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而以奴役人為前提，以鉗製人的思想為前提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野蠻的社會。鏟除極權主義這個野蠻社會的根源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到人類命運的決戰。人道主義的使命乃是消除人類的苦難，提升人類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而極權主義則是人類苦難的根源。鏟除極權主義這個人類苦難的根源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到人類自由的決戰。人道主義是公民爭取自由、尊嚴和權利的倫理和道德前提。每一次自由、尊嚴和權利理論的深化，都源於對人道主義理解的深化。給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尊嚴和權利的製度才是一個正義的製度。極權主義的製度是剝奪人自由的非人道的製度。鏟除極權主義這個非人道的製度並建立一個正義的製度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人類尊嚴的決戰。現代政治製度必須以「人」為出發點，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桿，是看其對於「人」的意義何在，以及如何令人更有尊嚴地活著。人道主義張揚人性的自由，個體的尊重，追求人的權利，人的平等，人的地位和人的利益。極權主義則剝奪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財產，將人徹底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大寫的人。鏟除極權主義這個毀滅人類尊嚴的惡魔製度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決戰的時刻正在到來。人們期望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而和平的方式便是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改革。所謂徹底，那就是改革必須全方位地基於人道主義，而不是王道主義。人道主義是一個人性製度的倫理基礎。任何製度的改革必須以人為出發點。任何製度的改革只有當其基於人道主義時才是真正的改革。中國的國民已經不再相信除了人道主義，其他任何主義能為他們帶來徹底的變革。習近平的極權主義沒有給人們以政治改革的期望，但是歷史的邏輯一定會。
人道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天敵。每次自由民主對極權主義的勝利，都意味著人道主義的勝利。在德國如此，在蘇聯如此，在東歐如此。中國正面臨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決戰的前夜。基於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無不以人為最終目的，可以預言：人道主義一定能戰勝極權主義。
薩特認為真正的尊嚴並不在於擁有完美的人生，而在於勇敢地直面人生的種種挫折，困難和逆境，並善於戰勝它們，這樣的人生才是完美的，才是符合人道主義的。當我們面對極權主義，我們不需要哭訴自己的不幸，不需要抱怨自己沒有尊嚴，而是要奮起，以人道主義為武器加入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
在一切領域播種人道主義，在政治、經濟、哲學、宗教、藝術、教育等等一切領域播種人道主義！
播種人道主義！
播種人道主義！！
播種人道主義！！！
極權主義概論
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
中國共產黨用一百年的時間，在中華大地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為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的人道災難。
走向共和？還是走向極權？一百二十年前，當清帝國風雨飄搖之際，中國人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孫中山和蔣介石先生堅定地選擇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澤東堅定地選擇了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走向共和？還是走向極權？一百年來一直依然是縈繞在中國人腦際的問題。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前仆後繼地堅持著走向共和的道路，並最終在臺灣建立了共和體製；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亦步亦趨一脈相承地堅持著走向極權的道路，並最終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極權體製。
阿倫特在其成名作《極權主義起源》一書中，通過對現代政治的宏觀分析給出了極權主義國家的兩個範本：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國家和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國家。她以這兩個國家所經歷的人道和政治災難作為政治觀察的出發點，歸納出傳統極權主義作為政治統治的基本特點是：(1) 強製灌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2) 實行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3）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
極權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全盤效仿蘇聯的極權主義政治體製。
- 在毛澤東時代初期，極權主義以殺戮生命、消滅生命和沒收私有財產為主要使命，比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這個時期，治國以鎮壓敵對勢力並使用恐怖手段為主；
- 在毛澤東時代中期，極權主義以禁錮思想和推動公有化為主，中共進入一黨專政時代。比如黨外的反右運動、黨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人民公社運動、還有四清運動。這時期，治國以清除異己分子，剝奪話語權和灌輸意識形態為主；
- 在毛澤東時代的後期，極權主義以消滅個體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義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時期的極權主義也相對發展到了較為成熟的時期，治國以個人迷信、謊言和思想煽動為主。
極權主義的治國之道就是不間斷地發動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將人們卷入政治漩渦之中無法自拔無法喘息最終不得不跟著一起沈浮。毛澤東發動的所有這些運動都毫無例外地引發了人道災難和政治災難。被殺戮，被肅整和被餓死的人無以計數。
胡耀邦和趙紫陽深刻認識到極權主義不是中國應走的道路，並試圖引導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回歸，但是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失敗了。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觸動政治體製改革，因而中國政治體製的本質始終還是極權主義的。當鄧小平，這個協助毛澤東創建極權主義體製的幫兇，當時的極權主義掌門人，便輕而易舉地利用「六·四」屠殺粉碎了威權主義回歸的幻想，以極權主義的鐵拳所製造的人道災難和政治災難堵死了中國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殺是中共在和平時期動用正規武裝力量屠殺人民的罕見的極權主義罪惡。
鄧小平畢竟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當他意識到「六·四」屠殺將使他終身背負罵名時，他可能意識到胡趙的威權主義道路未必不可取，從他廢除黨內終身製，提倡黨內集體領導看來，他並不反對在政治上有所松動，即提倡黨內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個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遏製了極權主義的進程，從而為後繼者江澤民和胡錦濤開創一個相對溫和的極權主義時代預備了條件。
江澤民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理論，試圖為極權主義的存在尋找理論基礎。然而他殘酷地鎮壓了法輪功，為中共極權主義歷史記下了濃重的一筆罪惡。
胡錦濤發明了所謂的」科學發展觀「，試圖為極權主義開創一個以謊言奠基科學的時代；但是，他殘酷地鎮壓了民主知識分子發動的「零八憲章」運動，並迫害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誌士，這不僅令人們看清了極權主義固守僵屍的決心，也令人們看清了極權主義恐懼的製造者們對自由和民主的決絕。
習近平創建了一個具有習近平特色的極權主義國家。習近平明顯缺乏政治家的氣度和睿智，選擇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體製，乃是出於其紅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還要遠。他不僅繼承了毛的傳統極權主義：強製灌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極權主義一黨專製下的恐怖統治，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並且借助科技的進步，利用信息時代下的特殊手段將極權主義發展到了極致：
- 利用「防火墻」將中國建成一個封閉的信息體系，全面封鎖自由、民主和正義的信息；
- 利用錄像頭全方位無死角地布下天羅地網以監視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陷人民於恐懼之中；
- 利用「臉相識別技術」記錄國民的喜怒哀樂，並將其翻譯成政治術語，作為呈堂供證迫害國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時代全新的權力概念，不僅依靠龐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紅色大媽，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準確地把握政治動態以及更深層的反抗，將對黨內和黨外的監控微觀化。
- 利用網絡和媒體神化領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絕對權威，將領袖視作黨的化身，推動領袖的權力惡性膨脹，操縱政府，包攬大權。習近平今天所擁有的權力，已經大大超過了毛澤東當年。
- 利用反腐，消滅異己，任人為親，逆向選拔，從而建立一個簇擁在領袖身邊的特權階層和太監階層。這些人愚蠢，奸詐，腐敗，除了禍國殃民，別無它能。高新養腐，不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協都充斥著這樣那樣形形色色唯命是從拿著高薪不務正業的庸才。
- 知識分子被整體犬儒化，乃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未曾有過的人性曲扭現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說和行動，原本是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識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為恥，而是甘之如飴。極權主義成功地從根本上摧毀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 建立並豐富了極權主義之下的諂媚文化，毀滅了基本人性。把黨員、幹部和群眾都培養成清一色的頌聖之徒，張嘴必稱「習近平「。
- 鼓勵告密原本就是極權主義的特色，但是將培養告密者納入基本國策，卻是一種「創新」。在學校，在街道，在事業單位，在企業，推動告密文化，從孩子抓起，把孩子們從小就培養成一個個小告密者。
統一思想：極權主義下的思想控製
有人將鄧小平– 胡溫時代稱為後極權主義時代，由於政治體製的貫性，中國的極權主義始終沒有離開過極權主義的軌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殺之後，變得相對溫和而已，否則習近平不可能那麽輕而易舉地向著毛時代回歸。習時代並非如後極權時代特征所描述的那樣僅僅依靠慣性在運轉，也並非如蘇聯東歐極權主義那樣在垮臺時「原動力已經衰竭」，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權主義有了充裕的經濟基礎作為其賴以生存的實力，科技的發展向極權註入了新的動力和提供了新的控製手段；另一方面，中國人不是大工業生產培養出來的遠見卓識者，而是農耕文化幾千年的熏陶下培養出來的目光短淺的農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這些都使得習近平完善極權主義有了可能。
如果阿倫特還活著，她一定會將當下的中國歸入她極權主義的範式，與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並列。習近平不能容忍任何黨內異議的聲音，取消了任期製，實質上就已經踏上了完善極權主義的征途。
極權主義向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鄰域滲透並對國民實行全面控製：
權力結構：一人獨大，一人獨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體製：僅存一個全能的政黨。政黨外部，沒有第二個政黨；政黨內部，沒有第二個派別。政治沒有監督，沒有製衡，沒有自我更新的機製。
領袖：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已成為一種政治宗教。領袖具有無限權力和絕對權威。國民無不患上領袖崇拜妄想癥。繼承和發揚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傳統，身著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黨：政黨高於憲法，領袖高於政黨；黨藐視法律，黨就是法。
國家：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恐怖，政體的本質就是恐怖。不是限製自由，而是廢除自由。國家是黨的私有財產，不屬於國民。國家機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報機關，實施恐怖統治和全面控製。國家暴力可以讓一切它不喜歡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國民意誌的象征，而是黨權的外部裝飾，是受黨操縱的虛設機構。
憲法：完全剝奪人的公民權。國民沒有自由言說的權利，沒有選舉的權利，沒有追求個體幸福的權利，所謂憲法，不過一紙空文。
法律：極權主義藐視法律。極權主義之下，法律失去了嚴肅性。恐怖統治，不須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據黨的意誌判案。黨說有罪，無罪也有罪；黨說沒罪，有罪也沒罪。黨說要抓人，沒罪也要抓；黨說不抓人，有罪也逍遙。司法是黨打擊異己鎮壓民眾的手段，是製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源頭。
監獄：是使用暴力摧毀人的意誌的屠宰場。是關押政治異見者、政治反對派、思想犯、維權律師和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
政治：與憲政無緣。在宏大的謊言敘事裏，沒有一絲絲人性。
意識形態：集墨索裏尼的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之大成。意識形態成為主要統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極權主義製度的特色。一切與黨不一致的思想皆為異端。極權主義剝奪人的思想自由和尊嚴，禁止人們自由地言說和思考。它要求個體成員對領袖對黨必須完全地、無條件地、絕對地忠誠。它通過強製的思想灌輸以曲扭人性。但是，統治者的思想卻是一片死水枯源。
終極理想：極權主義的終極目標並不滿足於在一個特定國家疆域內獲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範圍的勝利，最後解放全人類，從而建立一個征服和統治世界的極權政府。
外交：戰狼式外交，收買式外交，輸出革命，滲透各國，向世界呈現本政府最惡劣、最無知、最潑賴、最無禮的形象。
媒體：扮演極權主義喉舌，以千百次地重復謊言並使之變為「真理」為己任。
宗教：極權主義批判一切宗教，詆毀宗教，消滅宗教，砸爛教堂，取締教會，抓捕神職人員。宗教若要在中國生存，必須在其內部建立中國共產黨黨支部。比如佛教協會黨支部，基督教協會黨支部。和尚尼姑要入黨，念佛經，必須先讀黨史。
經濟製度：崇尚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將財富向紅二代手中聚集，對經濟實行中央控製。極權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製，故民營企業存在的合法性最終將不被容忍。當下的國進民退合乎極權主義邏輯。
社會生活：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是社會生活的常態。防火墻，攝像頭和臉部識別系統構成社會生活的主要內涵，人們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會：極權主義製度下沒有公民社會成長的土壤。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選舉權，因而沒有正真意義上的公民，公民社會也就無從談起。公民意識體現在國民的維權運動中，而維權運動大都逃脫不了被鎮壓的命運。
哲學：死了，主要用於欺騙。當哲學揣摩權力的意誌，跟隨權力的意誌，以造神為己任，哲學就變成了一具僵屍。當其為極權主義的存在編造哲學基礎，摧毀傳統的人文、倫理和道德，哲學已淪為權力的幫兇。
藝術：死了，主要用於撒謊。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服從極權主義美學和審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於培養沒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個人，分子與分子之間沒有區別，所有的人都是一樣，就像是「一個人」，以便構建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文化：頌聖文化，指鹿為馬的文化，編纂偽史的文化，剽竊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維權的文化，強拆文化，遏阻上訪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禮收禮的文化，還有幹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婦文化，……，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都是些鼓勵一個民族墮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階級：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不復存在，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發言權。農民階級更是土崩瓦解，分裂為農民工階級和留守階級。工人和農民，在名義上，他們還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清除出了國家管理體系。把某個階級定義為劣等或黑類然後將其整體消滅是極權主義的傳統。
民族：以漢化政策為導向，滅絕種族文字，種族文化。尤其是對維吾爾族實施的種族滅絕。時而鼓勵生育，時而控製生育，時而又開放生育，粗暴幹涉國民的私人生活領域。
知識分子：除少數脊梁未彎的，大都沒有了風骨，自我閹割，集體墮落，沒有良心、缺乏善良、毫無勇氣，甘為犬儒。這是一群經不起利益收買和名利收買的毫無廉恥之徒，這裏是一片沒有思考能力、沒有行動能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裝聾買傻的麻木的荒漠。
幹部：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機製下混入國家幹部隊伍的投機分子們。貪汙腐化，無惡不作，濫用權力，謀取私利，鄙視公眾，諂媚上級，溜須拍馬，胸無正義，甘為極權主義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全面滲透的程度，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幹涉的程度，標誌著極權主義的成熟度。習近平治下的極權主義已經日臻成熟與完善。
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這些人道災難的表現形式是：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早期極權主義使用槍決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中期的極權主義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時，文字獄開始流行。
後期的極權主義控製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從而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極權主義後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蹤。無論極權政府處於哪一個階段都導致國民墜入人道災難的深淵。
在1950-1952年間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多達158萬，被管製的多達120萬。時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份報告中說（保守的估計）：被捕的總人數多達260萬，被槍決的約71.2萬（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兩倍）。所謂敵對勢力基本被殺光。
在1950-1953年間發動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由於血腥和暴力，將近2000萬人受到打擊。具費正清編撰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被鎮壓的地主富農有200萬。而其他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有470萬 (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7 - 15倍)。從此，私人無土地。
在1951-1952年間發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的工商企業者和大小資本家均被肅整，無人幸免。被迫自殺者眾，冤假錯案比比皆是。僅上海一地，在運動初期的頭兩個月內，就有876人自殺。從此，私人無資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鮮戰爭中，中方陣亡人數在100萬左右。這些年輕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中。
在1955年發動的肅反運動中，據解密檔案公布，大約140萬知識分子受到打擊，21.4萬人被捕，2.2萬人被槍決，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僅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運動中，中央政治局給出的數字是大約317萬『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時，只有55萬人被摘帽，其中262萬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識階層遭到殘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擴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殺者眾，被迫害至死者眾。被勞改，被發配到邊緣地區者，命運更加悲慘，客死他鄉者眾。從此，黨外無人敢講真話。
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批判並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300萬之多。從此黨內無人敢講真話。
在1959-1961年間發生的大饑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死亡人數在1500 – 5500 萬之間，取決於研究的時間跨度。單單四川一個省就餓死1250萬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將近3000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披露是4000萬，中國經濟體製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秘密報告認為是4600萬，中央黨校余習廣研究結果為5500萬。荷蘭歷史學家馮客認為是4500萬，美國獨立學者丁抒認為是4000萬。因此將大饑荒餓死人數定在3000-5000萬之間較為可信（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發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肅、山東、青海為甚。這是一出餓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間慘劇，它由中共一系列錯誤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間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中，共有530萬基層幹部被整，77.5萬人被整死逼死（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殘酷的鬥爭手法來鞏固其在基層的統治。
被中共政權殺害後還要索取5分錢子彈費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死刑、武鬥、私刑、自殺、大屠殺和批鬥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約在170萬 至2000萬不等（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6 - 60倍以上）。據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文革期間共有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人，另有703萬余人傷殘。費正清估計被迫害者大約100萬，而丁抒教授估計在200萬左右。來自中共官方的數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夠觸目驚心。文革期間的大規模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大屠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屠殺事件、廣東文革集體屠殺事件、雲南沙甸屠殺事件、湖南道縣屠殺事件、北京文革屠殺事件（紅八月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比如大興屠殺，昌平屠殺）、江西瑞金屠殺事件，等等，在全國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殺中被害的人大約有16-30萬（相當於日軍南京大屠殺）。
在1989年的「六四屠殺」事件中，武裝部隊與北京市民和學生正面對峙，以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為借口，將坦克從學生身上碾過，用機槍向著人群掃射，造成大量傷亡。但由於官方拒絕提供死亡人數資料，各界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出入較大。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萬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英國國家檔案解密文件也顯示大約有1萬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門母親收集到的死者名單，至今只有202人，不過這是確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記錄。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學生在抗議中喪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曉軍：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龔紀芳：女，被坦克碾死……
吳國鋒：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近距離射擊致死；
王衛萍：女，頸部動脈中彈而亡；
羅維：腎、脾、十二指腸全部被子彈炸壞，死亡；
李浩成：被擊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擊中太陽穴，死亡；
袁力：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過去已經32年了，政府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六四難屬的生活狀況。癌癥，正在無情地剝奪六四難屬們的生命。在六四難屬這個群體中，癌癥並發率之高，極其驚人。至2021年年中的統計，三十一年來在180多人的難屬群體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數被診斷出癌癥。發生在六四難屬身上的病變，絕非僅僅是生理細胞的病變，而是心理長期受到壓抑引起的病變，精神長期受到到打擊引起的病變。親情損失長期得不到補償，人格尊嚴長期得不到尊重，拮據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社會歧視長期得不到緩解，不治之癥當然就長驅直入了。痛哉！正是這個製度的癌癥在無情地剝奪六四難屬們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締法輪功，並綁架和拘留法輪功學員。在監獄，法輪功學員是最大關押群體。在押期間，對法輪功學員實行酷刑：毒打、電擊、體罰、窒息、燙傷等等，對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數民族犯人，實施強摘活體器官，按需殺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權貴提供活體。據法輪功自己的統計被迫害至死者大約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憲章》發表後，隨即遭到中國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簽署人遭拘留、傳喚、和逮捕。共同發起人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並在獄中被迫害至死。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漢肆虐，並傳播至全世界。由於中共隱瞞了病毒的發源，傳播和擴散，造成全世界200多個國家（除中國外）3百50萬人死亡，對此人道主義災難，中共難辭其咎。李文亮醫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漢病毒「人傳人」的真相，卻以「發布不實信息」而被訓誡；陳實秋，方斌因報導武漢疫情的嚴重性而被消失；記者張展因傳播武漢疫情實況錄像而被判刑4年，……，刪帖，封號，信息封鎖，國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權力被剝奪，防疫科學被政治利益所裹挾，是前期控製失誤，導致疫情擴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國政治家中認為極權體製將人道災難撒向全世界的罪惡已構成戰爭行為的不乏其人。
綜上所述，這個極權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足以構成反人類罪。受國家暴力和其紅色恐怖主義殺害和迫害的人數高達4000-5000萬，遠遠超過受到納粹法西斯殺害的猶太人的總數（487-589萬）的10倍，遠遠超過迄今為止除中共政權之外的共產主義政權所迫害的人數的總和（600 – 1500萬）的7-3倍，遠超日軍在二戰中殺害的中國人的總數(370萬)的12倍，更是超過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的140倍。
殺戮是可以用統計數據來估計的，雖然有誤差；但對人的思想閹割和對人性的毀滅卻是無法統計的。極權主義晚期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國民的失語和沈默、麻木和冷漠，諂媚與犬儒，謊言和恐懼，無不顯示著中國極權主義對人的思想閹割和對人性的毀滅的程度。
一個極權政黨的可怕是它製造沒有人性的成品黨員
一個極權政府的可怕是它製造沒有人性的成品群眾
具有習近平特色的中國極權主義已經是全世界極權主義發展的晚期，雖然極權主義的沙暴還在肆虐，但已經是尾聲。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極權主義與酷刑
酷刑是指官方為了獲取口供或為了懲罰而對某個個體蓄意實施的令其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和痛苦的行為。酷刑的目的在於摧毀人的意誌和法律人格。
酷刑受到聯合國絕對禁止，並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為其作辯護。
提起酷刑，人們就會聯想到極權主義；提起極權主義，人們就會聯想到酷刑。因為極權主義是用暴力建立起來的恐怖統治，對國民，尤其是對持不同政見者使用囚禁、鬥爭、折磨、酷刑、以及種種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甚至死亡威脅和殺戮恐嚇，來迫使其就範。
酷刑體現為國家機器的暴力行為。實施酷刑的往往是公職人員和官方機構，比如警察、國安、軍隊、監獄等，並以政治的名義將酷刑的實施正當化。
以任何借口將酷刑正當化都是政府犯罪行為，都是公權犯罪行為。任何為酷刑辯護的行為同樣是犯罪行為。
1949年聯合國製訂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1966年聯合國製訂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公民享有免受酷刑的自由。
1987年6月26日聯合國正式頒布《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簡稱《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並設「禁止酷刑委員會」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
至此，關於酷刑的定義已經很清晰，不僅包括肉體摧殘，而且包括人格和精神摧殘。
聯合國將6月26日定為《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以聲援那些受到酷刑所傷害的心靈、肉體和精神。
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簽署國。還曾經出任「禁止酷刑委員會」成員。但是，酷刑在中國並未正真得到禁止。對維權律師的迫害，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對政治異見者的打壓，手段都極其殘忍。尤其是發生在新疆的針對維吾爾的種族滅絕，語言、文化和宗教清洗，將近一百萬維吾爾人被監禁，包括強迫維吾爾婦女絕育，這些都因滅絕人性而構成了反人類罪。
筆者在《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一文中指出：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這些人道災難的表現形式是：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早期極權主義使用槍決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中期的極權主義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時，文字獄開始流行。
後期的極權主義控製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從而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極權主義對國民實施酷刑的四個特點是：奪命，封喉，挖心和殘腦。
奪命：消滅生命與肉體，比如鎮壓反革命運動，土改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強摘法輪功活體器官等，殺人無數。
封喉：扼殺言論自由，比如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建立防火墻，都屬於禁聲運動；徹底剝奪了國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請願自由和結社自由。
挖心：消滅宗教，強行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靈魂深處鬧革命，對人進行公開的羞辱，煽動群眾自相殘殺，剝奪人的親情和善良；如今又利用錄像頭全方位無死角全天候地布下天羅地網以監視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陷國民於恐懼之中。
殘腦：摧殘人性，閹割思想，在鎮壓《零八憲章》之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思想奴化運動。哲學、藝術、教育、文化和宗教無不淪為權力的幫兇。社會生活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陷國民於窒息之中。
酷刑是維護極權統治的基本手段。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怎麽可能沒有酷刑？死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大約有4000-5000萬，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殺的140-160倍。除部分死於饑餓外，大多數被肅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要消滅酷刑，首先要消滅極權主義。
在此《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謹以此短文，表達對酷刑受害者的同情。
極權主義與愚昧
什麽是愚昧？對客觀世界缺乏認知和了解而陷於不清醒的狀態稱作愚昧，是指既愚蠢又蒙昧且沒有開化的狀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前就處於這樣的愚昧狀態，那個時代稱作愚昧時代或蒙昧時代。當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愚昧則指薄德無智而不自知的狀態，指普羅大眾完全沒有理性思維、沒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追求的狀態。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一個特征是以意識形態控製人們的思想。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不具備思想和言說的自由。當人的思想被意識形態所強行控製，人的話語權被強行剝奪，人就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乃至判斷的能力。黨雲亦雲，黨說什麽就是什麽，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正邪不分，善惡不分，美醜不分。以意識形態對人實施洗腦，使人變得越來越愚昧，正是極權主義維護其統治的需要。當普遍的愚昧成為社會常態之時，就是極權主義穩坐江山之日。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二個特征是以恐怖手段實施統治。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不具備免於恐懼的自由。極權主義統治以生命相威脅，從而剝奪人的思想權利；以飯碗相威脅，從而令人閉嘴；以親人安危相威脅，從而令人放棄抗爭。總之以專製的手段迫使人們就範，迫使人們接受愚昧。讓人們在被愚昧與被迫害之間作選擇，人不想被愚昧都不行，只有被迫作出愚昧狀，才有生路。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三個特征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們如同生活在一個大監獄中，所有的信息渠道都被封鎖，所有的言論和行為都被監控。人們被限製在一個封閉的社會體系中，長期不能與外界交流，不得不遠離文明，因而整個社會和文化變得越來越愚昧。原本發光的，鏗鏘的，睿智的，經不起窒息的環境折磨，暗淡了，疲軟了，愚鈍了，漸漸地陷入愚昧的泥潭。
極權主義特征的每一條都指向愚昧，每一條都指向強製性愚化，每一條都在扼殺理性思維，扼殺批判性思維。在極權主義之下，還可能有智慧的清醒的大腦存在嗎？沒有了，即便有也能以生存。
自從習近平在黨慶上發布了他的極權主義宣言之後，媒體立即配合，全面實施愚化教育，全國迅速進入愚昧狀態。回歸極權主義就是回歸愚昧。從此，一切都回返愚昧時代。
隨便上網翻一番，可見諸多新鮮的愚昧案例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最新微信群規出臺了，伴隨著一場全國性掃黑除惡運動，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不得發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信息。共有十個不發規定，並明說有後臺監控管理，有網警追責，一旦發現違規，可判一至八年牢獄，就高不就低，群主連坐。翻墻也是非法的，高頻次翻墻將受到行政降級處分。封喉群規一出，言論自由立即被封殺被剝奪。於是乎，真假善惡美醜都從群裏消失了，微群陷入言論麻木狀態，愚昧狀態，除了聊天氣，聊吃喝，別的都忌了，禁了。百姓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甚至不可有哪怕是一點點批評政府的欲望，而這正是黨所期望的黨所要求的全民愚昧狀態。
江蘇省揚州市正在進行拉網式核酸檢測大排查，除了實施多輪次全員核酸檢測外，還舉行「有獎舉報」未測人員。揚州警方提示，凡不參加檢測的人，將被作為「失信」的個人品質信息記錄在案，直接影響今後個人信貸、消費、從業、任職；並根據「失信」的不同情節，給予警告、罰款、拘留，乃至以妨礙傳染病防治罪懲處。這是明目張膽的恐嚇。於是乎，恐懼中舉報如潮，檢測如龍；恐懼中打一針無效疫苗，建立起「安全」的心理暗示。人們在恐懼之下進入了被操縱生殺大權而不自知的心理愚昧狀態。
北大副校長梁柱說：「盲目追求真相不講立場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再聰明的人，聽了這話也會懵，歷史虛無主義按的上嗎？怎麽追求真理就一定盲目？由此，網上有人編了一個段子：某人給老婆下跪，「老婆，你得告訴俺真相，兒子到底是誰的？」老婆回答說：「老公，你是孩子他爹，這名分還不夠嗎？再說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孩子究竟是書記的還是廠長的，盲目追求真相不講立場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啊！」於是乎，戴綠帽子忍了，兩口子在不求真相的愚昧狀態中渾渾噩噩地活著。不求真相慫恿罪惡的愚昧狀態，這正是黨所期望的老百姓的思想愚昧狀態。
平民醫生張文宏的博士論文剽竊案一時鬧得紛紛揚揚，人們一頭霧水，這不就是那個說武漢病毒是土產，人類要與病毒長期共存的的人嗎？如何整一個敢於逆風說真話的人呢？張文宏醫生不嫖不賭不貪不腐，想整他還真不容易，於是乎想到了剽竊，這一毒招對於知識分子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說真話的人被打到了，真相也就沒了，人們進入了被虛假信息所籠罩的愚昧狀態，疫情究竟有多嚴重，疫苗究竟有多有效，全然不知所雲，人們被剝奪了疫情知情權而不知所措，這正是黨所期望的社會愚昧狀態。
山西省太原市委宣傳部大肆宣傳學習習近平講話的「學習達人」郭艷雲。《學習強國》是中宣部為便於全國人民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建立的平臺，四字中的「習」為習近平的習。那個每晚上床之前一定要丈夫陪學「習語錄」的郭艷雲獲學習積分第一名，被譽為太原市「學習標兵」。這個榮譽與文革中的「學毛選標兵」可以媲美。這既是對個人崇拜的推動，又是被洗腦的犬儒表現。這預示著新一輪的群體愚昧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對某個人的頂禮膜拜正是黨所期望的思想愚昧狀態。
教育部門號召開展「爭作新時代好少年」活動，提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18項，其中包括「忠君」，並指出這些美德標誌著中華民族的「形」與「魂」。這都什麽時代了，還宣揚「忠君」？何為「君」？那就是皇上，一國只此一人為君，全國百姓只忠於此一人。此人是誰？那不就是習近平嘛！如此愚忠教育，誤人子弟，貽害社稷，拉開了一個愚昧教育的新時代。各級教科書都已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因為培養愚昧的下一代更便於黨對整個社會的控製。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白皮書，聲稱中共百年來「創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奇跡，譜寫了人權文明的新篇章」，「顯著增進了全球人權的進步」。可是誰都知道，中國在篡改《世界人權宣言》有關人權的定義。中國的新聞自由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77，中國慣用國家安全法封殺言論和結社自由，中國的宗教活動受國家監視和壓製，新疆維吾爾人被監視和強製勞動，被施以酷刑和性虐待。可是中共居然聲稱這些所作所為是「譜寫了人權文明的新篇章」，他們就是用這樣的彌天大謊來愚弄國人和世界，要人們相信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在增進人權進步。這是一個用謊言打造金身，以海市蜃樓蒙騙單純者的愚昧時代。
河北燕山大學教授李子豐聲稱已經推翻愛因斯坦相對論，目的是宣傳真理。該項目獲河北省科學技術獎提名。據說還有人要推翻牛頓經典力學。極權主義剛剛拉開序幕，反科學的愚昧運動就已經吹響了沖鋒號，開始攻城掠池。且不說民間的愚昧如何，學界的愚昧，正展示著中國科技的未來和遠景。
某個超市門前掛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熱烈慶祝偉大領袖習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何時習變成了中共締造者了？又何時變成了黨的主席了？何時黨史可以隨心所欲地篡改了？還是說這是愚民的又一新招？還是說這僅僅是調侃？
由上海祺修文化和蘇州旅遊協會聯合舉辦「周末自由戀愛集市」（可否理解為「戀愛交易所」？）隆重推出350名蘇州麗佳在現場集體設攤掛牌向上海帥哥征婚。力求「速戀愛，速結婚，速生育」，以「三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積極貢獻。這又是怎樣的一出愚昧景象？據說是開放生育了，為了打擊不利於生育的社會因素，於是乎，課外輔導和校外培訓機構首當其沖，同時開始打擊學區房房價，這又是哪門子愚昧政策？又胡來了。該內卷的還在內卷，想平躺的接著平躺，管你吹的是東風還是西風，愚昧還在繼續。
網友高度概括了當前的社會亂象：拆你老舍，打你田漢，刮起胡風，刪你從文，非常矛盾，一切巴金，千萬莫言，早已冰心。被愚昧，被冰心，這就是老百姓在當下的生活寫照。不多說了，離奇愚昧之事比比皆是，令人乍舌。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都是愚昧化的表現形式。
人類社會總是試圖努力擺脫愚昧，試圖從相對低級的文明走向更為高級的文明，唯有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兩大怪胎反其道而行之，摧毀文明，製造愚昧。
人類文明提升的步伐受到極權主義的遏製和重創，唯有消滅極權主義，人類文明才可能消滅愚昧，才可能升華。
極權主義美學
極權主義美學是一門為極權主義作偽美包裝的學問。極權主義美學是對美學的反動，是「偽美學」。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裏尼說過：「所謂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這句話簡練地將法西斯主義的所有綱領和意識形態用美包裝了起來。表面上，極權主義美學帶有理想主義色彩，追求力量，追求唯美；但是實際上，極權主義美學以否定人的自由、剝奪人的尊嚴和人格、剝奪人追求幸福的權力為審美原則，強製灌輸偽善的、奴化的、旨在征服人心的偽藝術。
極權主義美學在政治領域將政治行為審美化，比如暴力美學，權力美學和控製美學；而在藝術領域將藝術行為政治化，比如政治繪畫，政治音樂，政治雕塑，政治詩歌，……。
暴力美學：又稱恐怖美學，戰爭美學。其將暴力，恐怖和戰爭以美學的方式呈現給大眾，以征服和占有為美感。對以戰爭擴展帝國疆域、以殺戮震懾反抗力量、以暴力全面控製社會生活等等暴力行為予以美化，炫耀軍國主義，炫耀警察國家，炫耀對人的奴役，炫耀對它民族和國土的征服，以暴力和展示暴力為美感。
權力美學：當權力缺乏製衡與監督時，權力往往是骯臟和醜陋的；為了使權力顯示出美感，在構建絕對權力，追求權力崇拜的同時，都會賦予權力以審美意義，賦予權力以強烈的審美話語權。所有的極權主義者不論是否信奉尼采的「權力的意誌就是美的意誌」，都毫無例外地美化獨裁、專製和個人崇拜；以最高權力的審美取向主導全社會的審美格局，以「萬民仰視」「萬民跟隨」營造權力的威嚴和巔峰，營造極權不可挑戰不可動搖的絕對地位。
控製美學：這是極權主義進入晚期的美學特征。在極權主義初期，暴力美學展示的是一種征服的力量；在極權主義中期，權力美學展示的是一種威懾和崇拜的力量；在極權主義晚期，極權主義已經墮落到的這樣的地步，如不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便不能生存。因為對自由的追求，已經在人們心裏萌發，各類謊言已無法蒙蔽醒覺的人們，唯有控製與窒息的社會才能維持搖搖欲墜的政權，唯有對全社會進行奴役才能展現國家意誌，唯有控製公共話語的走向才能感受一絲安穩。因此，控製美學展示的權力本質是奄奄一息的茍延殘喘，是無奈的自悲和巨大的不自信，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強顏歡笑。
藝術包裝：當藝術失去獨立意誌而淪為政治的附庸時，藝術便可悲地淪為一種為極權主義作偽美包裝的技能，淪為傳播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頌聖、歌德、膜拜、粉飾。當藝術被賦予了政治秉性時，藝術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滅了。繪畫如此，音樂如此，詩歌如此，表演藝術如此，藝術變得徒有形式，而內核則填充進了骯臟的政治，不得不服從極權主義的美學趣味。藝術變成了一具醜陋的空殼，變成了權力意誌的一部分。
極權主義之下，人們充滿恐懼，因而無法從客體獲得愉悅身心的美感。極權主義之下，人們沒有自由，身處奴役之下，因而無法獲得美的體驗；極權主義社會充斥著醜惡，美無地容身。極權主義之下，社會生活被全面控製，靈魂被戴上了枷鎖，沒有自由翺翔的靈魂也就無法從事美的創作。
極權主義美學與極權主義者們的社會實踐緊密相連，它是在極權主義的構建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美學形態。極權主義美學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並分別以當時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字命名：（1）希特勒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2）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3）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希特勒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希特勒時代以法西斯主義的審美建立了暴力美學和戰爭美學，這是以暴力和戰爭為內涵，以殺戮和征服為手段，以崇尚絕對服從的政治狂熱為追求的美學風格和形態。美學被納粹化，還給出了一個誘惑人的名字：「迷人的法西斯」，以此炫耀日耳曼人的種族純潔和榮譽。
希特勒說：「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的」，「戰爭就是生活」。抓住人性中對力量的崇拜，對崇高的追求，對征服的滿足，並以此激發國家主義的豪情壯誌。戈培爾幹脆說：「我們自己同時也是藝術家」。他們在揮舞軍刀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用藝術來添彩。
法西斯美學是男性崇拜的翻版，其將男性荷爾蒙激發到高點，然後貼上軍人氣概的標簽，把人類的色欲沖動成功轉換成對領袖的瘋狂熱愛。據說黨衛軍製服就是希特勒親自設計的，精致的服料，完美的剪裁，咄咄逼人的英氣，再佩戴上閃爍的勛章，足以體現法西斯的癲狂。希特勒毫不掩飾地說：「一定要把軍裝做到最帥，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年青人穿上它，然後讓他們上戰場」。對極權藝術懷有濃厚興趣的希特勒還說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真正魅力在於它使投身於它的人從卑賤的臭蟲變成了一條巨龍身上閃閃發光的鱗片」。顯然，這是在以審美激發生命的原始沖動，激發崇高感和使命感，以便為極權主義效力。
電影《意誌的勝利》第一次將國家意誌與美學聯姻，以征服，占領，摧毀人的反抗意誌為美學出發點，宣揚納粹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向強權致敬，把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推向極致。電影《奧林匹亞》通過記錄了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以力量和強度宣示納粹德國稱霸世界的野心。這兩部電影均以令人震撼的力量，鼓舞著軍國主義躁動。
希特勒深諳藝術品的地位與國家政治地位相關，他仗著自己略懂的一點繪畫藝術便借助軍事的力量在歐洲各地大肆掠奪和霸占藝術品，以其對藝術的征服來炫耀其權力的威懾力。他賦予權力意誌以特定的形式感，卻最終將藝術鍛造成了毀滅藝術自己的武器。
希特勒早在征服世界之前就曾策劃建造一個「世界之都」，並與他的禦用建築師策劃了都市規劃和極權主義建築風格。「世界之都」宣示著多少法西斯主義稱霸世界的夢想。
希特勒善用音樂來鼓舞法西斯軍人的士氣。瓦格納是德意誌的驕傲，也深得希特勒喜愛，他在所有巨大的慶典上都使用瓦格納的作品，以此煽動民族狂熱和軍事叫囂，致使瓦格納的作品蒙上了「法西斯音樂」的標簽。
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在斯大林時代以及較後的毛澤東時代，權力的來源既不是君主製下的「君權神授」也非民主製下的「公權民授」，而是極權製度下憑籍暴力維持的「權力私授」。希特勒的權力來源尚有一定程度的「國會授權」和「選民認同」的成分，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權力則完全源於「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而不是公民賦予。權力來源嚴重缺乏合法性或完全沒有合法性基礎。權力的賦予，權力的內涵，權力的使用，都具有難以掩飾的血腥、腐敗、骯臟和醜陋，因此對於「私私相授」的權力人為賦予美麗的光環就顯得十分必要。
斯大林在希特勒暴力美學和戰爭美學的基礎上創建了權力美學，它以絕對權力和個人崇拜為內涵，以人格摧殘和恐懼為手段，以宏大的歷史敘事和英雄贊歌表達極權的精神氣質。它用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美學對權力進行包裝。
毛澤東則繼承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遺產，將權力崇拜和領袖崇拜發展到了頂峰，跨越了威權時代崇尚的國家美學和帝國美學，創造性地深化了極權政治的審美化和審美的極權政治化，並以此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極權主義美學。
極權政治的審美化，這是權力美學的基本特征之一。通常使用的拙劣手段有兩個，一個是濫用「最」字來表達極端狀態，以此建立權力的崇高感和聖神感。但凡與權力有關，都冠以「最高」，「最大」，「最強」，「最廣」，「最紅」、「最亮」，比如「最高指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且不說此處文字的語言表達之貧乏，其不過是憑籍自我感覺的良好集帝王的霸氣和風騷於一身而已。另一個手段就是濫用「為了」，以此將人們圈入使命感和獻身感。「為了共產主義而奮鬥」，「為了理想而獻身」，「為了革命路線而赴湯蹈火」，迷倒了多少熱血青年為之奉獻。
專斷的權力被稱之為「民主」，腐敗的權力被稱之為「清廉」，骯臟的權力被稱之為「公正」，總之，權力需要偽裝，需要以醜為美的價值判斷；而偽裝的手段通常是冠以「以革命的名義」或者「以人民的名義」。他們在殺戮，肅整，曲扭人性時都會這麽說。
審美的極權政治化，是權力美學的另一特征，它以權力主導公共審美的走向，以對權力，對領袖的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絕對忠誠為美學出發點，對藝術賦予了政治秉性，抑或賦予極權主義秉性。藝術功利化，審美革命化，題材暴力化，倫理虛偽化。所有的藝術：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文學，詩歌，影視，戲劇，建築，無不投機政治，投靠權力，背離藝術真諦，背離真誠。藝術家們和文學家們，必須繞開「文字獄」，謹慎地行走，以免觸雷。以平庸、諂媚、犬儒、奴性、虛偽、謊言、沈默、貪婪、利己為美感。將遵命藝術、犬儒藝術、馬屁藝術、奴才藝術、附庸藝術，一並納入極權藝術體系。
由於彌漫著政治的腐臭，真、善、美被窒息，藝術唯有墮落為政治工具方可生存。藝術的這一生存法則使得中國藝術之秉性之品質大規模變異，使得整個中國成了極權主義藝術的垃圾場。
暴力美學的顯赫表達在於聲勢浩大的閱兵式，通過宏大的場面，正步走展現出的意誌，兵器方陣炫耀的武力，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心理壓力，以此敘述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神化故事，以產生震懾人心、收復人心的美學效果。
權力美學的顯赫表達在於超巨幅的領袖肖像和雕塑。從列寧、斯大林、金日成直到毛澤東，都喜歡將自己的肖像無限放大地呈現給大眾，以展現革命領袖的個人魅力，清廉政治家的高大形象，魅力改革家的堅定意誌，並用以掩飾其暴君、獨裁者、劊子手的真實面目，以及權力背後隱藏的冷血與無情。
無處不在的海報和廣告牌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窗口，除去不斷閃現的領袖形象，就是充斥著當下政治口號的巨幅標語。這是極權主義美學引領大眾傳播實施思想奴役的前沿陣地。
尼采說：「建築是權力的雄辯術」。建築成為權力的圖騰和外在的張揚，旨在彰顯權力的野心，渲染權力的傲慢，美化權力的暴虐。比如毛澤東紀念堂，展現著一個權力的幽靈。
小說家浩然將餓殍遍野的「人民公社」描述為「金光大道」；作曲家李劫夫歌頌「社會主義好」；畫家劉春華捏造歷史作「毛主席去安源」；詩人胡風即便寫出「時間開始了」也難免一死；戲劇家老舍寫完贊美生活的「龍須溝」便投了湖；鋼琴家殷承宗在「黃河大合唱」鋼琴協奏曲裏加入「東方紅」和「國際歌」，八個樣板戲更是以杜撰故事和情節攀登了戲劇美學的「高峰」 ……，這些作品的美學動力均來自當權者編織的美麗謊言。這些向權力獻媚的作品，最終不是被權力宣判了死刑，就是跟著權力一起走向墳墓。
極權主義習慣在自己陣營內部製造敵人，然後將他們斬盡殺絕。毛澤東為了消滅異己和政敵，總是首先以「個人崇拜」為自己樹立起不可撼動的地位，然後對政敵極盡醜化或矮化之能事，以便與自己的高大形象形成反差。毛給異己和政敵貼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標簽，帶上高帽，掛上牌子，極盡人格侮。僅僅從畫面感上看，這些人就已經輸了。毛澤東無法無天，以各類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其政敵一一迫害至死。殘酷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政治鬥爭都需要美學包裝，並美其名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極權主義權力揮之不去的是接班人焦慮，是權力的斷代。權力的接班人越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美化。需用濃墨重彩，諸如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你辦事，我放心」，隔代指定接班人，取消任期製等等，都不同程度反映出權力的焦慮和躁動。
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以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為內涵，以信息化時代可以使用的所有科技為手段對全體人民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控製和監督，以媒體、電影、宣傳手冊、領袖語錄對人的思想進行意識形態控製，將黨的支部建立在社會基層組織裏，利用街道大媽和班級輔導員建立告密機製，將人徹底奴化為毫無美感的空殼。
金家王朝是朝鮮極權主義政權對大眾社會生活全面控製的典範，而習近平充其量不過是金家王朝的模仿者，然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扼殺自由，扼殺人性，扼殺多元方面，習走得更遠。
習時代的極權主義將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集中營，除了把權力放在了籠子之外，其他都被關進了籠子裏；把人關進了籠子裏，把信息關進了籠子裏，人們在高墻之內被窒息，而無從知道高墻之外的世界。
此時的暴力形式已經逐步由實槍荷彈的軍隊轉向公安、國安、秘密警察、保安和城管，以形成一個顯性暴力和隱性暴力相結合的陣線，並以此對公民施加恐嚇與散布恐懼，使整個社會生活籠罩於無所不在的攝像頭之下，個人生活和行動被大數據所掌握和控製，人們沒有隱私可言。隨意拘留、抓捕、判刑，成為司法對待維權人士的常態行為。和平時期的暴力美學以對全體國民的征服和控製為美學出發點，實行恐怖主義統治。
此時的權力品質集中體現在由於權力絕對化所造成的絕對腐敗上。權力雖然依然顯赫，但已經從上到下都爛透了，難以再博得人們的青睞與認可，權力的美的光環已經褪去。雖然依然有人對權力趨之若鶩，但權力崇拜已被大眾所唾棄，代之以對權力的鄙視和反感。權力為了維持它顯赫的地位，抓住了人們的生存命脈，使用強製手段剝奪人們的就業機會、工作和飯碗，並以此來強迫反抗者就範。在權力美學的字典中沒有人道主義一詞。
當暴力美學和權力美學走向巔峰，極權不需要以取悅於大眾來獲得支持，反之，大眾為了生存卻不得不取悅於極權。一方面，極權主義者們主宰著美學的話語權：暴力美學、權力美學和控製美學；另一方面，蕓蕓眾生以自己的社會行為也在充實著極權主義美學的內涵。在極權主義的綁架下，作為生存手段，面具美學，媚俗美學和犬儒美學均發展出了豐富的內涵。
面具美學，人人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生活方式，即戴上面具，應景因時，隨時變換，把兩面派手段玩的爐火純青。臺上臺下、當面被後、使用不同的面具，以掩飾內心的真實。對上級是一付阿諛奉承的熱面孔，對下級則是一付傲慢驕橫的冷面孔。在權力面前，心是紅的；在金錢面前，心是黑的。在臺面上，滿口優雅的革命詞匯，在臺面下，滿口汙言濁語。
媚俗美學，原本是指西方文化中媚俗大眾的商業文化。但在極權主義社會媚俗文化改變了諂媚的對象，它把視線從大眾身上轉移到了權力身上。以偽善和猥瑣作自我掩護，以揣摩聖意和諂媚權力為使命，唯權力馬首是瞻。為了一份嗟來之食，可以放棄尊嚴和人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樣令人肉麻作嘔的話居然能在當今久盛不衰。
犬儒美學，以平庸為人生追求，躺平，內卷，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甘為奴才。如果權力指鹿為馬，他便附和這是馬；如果權力指馬為鹿，他便附和這是鹿，對美醜是非麻木不仁，對邪惡保持沈默。
其它如遵命藝術、太監藝術、弄臣藝術、附庸藝術和謊言藝術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極權主義藝術的盛殿，也註定其要成為極權的殉葬品。
如果說極權主義初期的暴力美學崇尚的是為了「理想」而赴湯蹈火犧牲自己的精神，那麽極權主義晚期所遵循的則是保全自己整肅他人的哲學，以犧牲他人的利益和性命，換取自己的茍延殘喘和所謂「幸福」。不僅是個人道德倫理的喪失，更是個人尊嚴、人格和意誌的喪失。極權主義晚期的這些特征，已經具有了後極權主義意味。
當極權主義把人們鍛造成這副德性時，失去對真、對善、對美的判斷，把個體融入極權體製並成為它的一部分，此時個體被分子化。個體完全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被視為一種光榮。囊括盡可能多的人進入極權體製，是這個體製能繼續運轉的保證。
極權主義發展到晚期，開始由盛而衰。當其顯露破落和衰敗時，其美學動力也已消耗殆盡。此時的審美變得更為荒誕，那就是以醜為美，以惡為美，以假為美，以低俗為美。非理性審美和審美趣味的低俗化作為抵製和解構主流審美的生力軍而登上舞臺。「我是流氓，我怕誰」，審美庸俗化，世俗化，宣泄化。以審醜取代審美，相爭獻醜，社會已是一盤醜陋的大雜燴。生活在醜和黑暗中，是極權社會的常態。
當極權主義走向蕭條的時候，盛世美學便是一劑興奮劑。盛世美學向全世界展示「大國崛起」，「中國站起來」，「中國夢」。謳歌盛世，粉飾盛世，更像是一劑給與心理暗示的強心針，卻不能真正帶領中國走出危機和災難。盛世美學展現的恰恰是權力和體製的極度不自信。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極權主義常用的興奮劑，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用它來指點江山，憑借其個人魅力尚能迷惑部分中國人；但是胸無點墨的習近平用它來掩飾新殖民主義和煽動對外擴張，就難免弄巧成拙。雖然習近平喜歡開出一個長長的書單來證明自己的學識，如此笨拙的舉動只能說明他不學無術。
極權文化產品的規模化和流行化是極權主義美學的晚期特征。它迎合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的需要。計算機和網絡的運用使得極權文化的傳播更為快捷，使得謊言和媚語能更為有效和快速地抵達目標。
媒體作為權力的衍生物與權力合謀，參與權力所有的意識形態勾當，並為權力掩飾罪惡。媒體化解大眾對權力的反抗，誘導大眾進入權力的審美圈套，使其浸淫在媚俗和庸俗中不可自拔。極權之下，不存在以暴露、諷刺、監督和批判為使命的媒體。
張藝謀，極權主義美學大師，他的電影《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十面埋伏》，推銷著強權崇拜和國家主義權力，是展現極權主義美學的高端作品。他的奧運開幕式，從朝鮮團體操《阿裏郎》那裏獲得靈感，通過宏大的場景，壯麗的畫面，將抽取了靈魂的人群，機械扭動的軀體語言，一一濃縮為美的符號，向著極權主義致敬。
以歌曲頌聖，在毛澤東時代就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但是將情欲與頌聖結合，那是習近平時代的產物，「要嫁就嫁習大大」，意淫也就算了，還要編成歌公開唱，那就是露骨的煽情和挑逗了。以煽情的方式，張揚個人崇拜，也算是一種創舉。
中國的摩天大樓無論數量和高度都雄居世界之首，北京央視的「大褲衩」，上海東方明珠的「大肚婆」，蘇州東方之門的「秋褲」, 杭州奧體博覽城的「比基尼胸罩」，廣州的塔樓「小蠻腰」，這些奇葩建築無不象征著權力的帝王品質，雄起的男性荷爾蒙和變態的情欲想象。
放置在天安門廣場的56根「民族柱」，金紅相間，艷俗無比，如同雄起的陽具，忠誠地為毛守屍。朱大可評論說：「金色是財富的象征，紅色則是權力的象征，誇張的金紅二元色譜，製造了財富和權力的雙重狂歡」。
反叛藝術在地下暗暗湧動，充分使用流氓痞子的審美視角，對政治進行反諷、邪喻，以痞話、色語挑戰權力，以流氓美學抵製和解構那些虛偽的偉光正，以符合大眾低俗口味的審美趣味與國家主義審美爭奪觀眾，由於他們大隱於市，時隱時現，權力也拿他們無奈。濟濟一堂，好一桌流氓藝術的盛宴。
極權主義製度決定了人才的逆向流動，無人格無才華無智慧的人靠諂媚和溜須拍馬就能上位，而人格高尚正直且具有非凡才華和智慧的人則被壓在社會底層。揭示了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反向升遷動力學：只有醜才能向上流動，而美只能被壓抑在底層的。
行文只此，傳來了徐州豐縣鐵鏈女悲慘的性奴故事，拐賣婦女，群奸成孕，虐生八孩，何其醜陋。這個人間地獄般的經歷徹底扒去了國家主義和權力的最後遮羞布，讓民眾看清了政府與權力乃是此案背後的共犯。恐嚇與謊言已經擋不住民眾的憤怒和覺醒。這是極權主義徹底崩潰的前兆。
隨著中國新時代的極權主義日臻沒落，無論政府如何翻新控製的手段，升級謊言的級別，用盡新的科技，極權主義的光環都在褪去。任何美化都將不再發生作用。人們終於看清了赤裸裸的國家機器的猙獰和無恥。
過去，極權主義製度會對它的子民們厚顏無恥地說：我雖醜陋，但量你不敢嘲笑我！否則我將掐死你。今天，固然極權主義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人們終於敢說：極權主義就是醜陋，所以要結束它。是的，為極權主義掘墓的時代正在到來。
從拒絕極權主義美學作起，堅持審美的獨立性和本體性，堅持審美必須與政治剝離，回歸美的本質，回歸美的藝術秉性。建立一個私人的、個體的、遠離現實政治的審美空間。鼓勵人們培養健康的美學品味，養成美學深度提問的習慣，毫無恐懼地自由地去感受美，審視美，和創造美。
只有結束極權主義，美學才能獲得新生，美才能得以釋放。
極權主義之全球化
引子
極權製度下的武漢病毒借助全球化的翅膀向全世界傳播，奪走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人們在譴責極權主義製度的同時，不得不反思全球化陷阱所帶來的弊端。尤其當極權主義宣稱他們要來主導全球化的時候，它帶給人們的災難感，正喚醒著人們對極權主義全球化保持足夠的警惕。
當下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不僅遏製著全球化的步伐，而且預示著全球化的格局將被打破並在戰後重組。俄羅斯在國內民主化深入改革失敗之後，在這次戰爭中試圖與極權主義中國勾結，表明了其向極權主義時代倒退的可能性。事實上，集權於一身的普京，已經具有了極權主義權力的基本特征，而入侵烏克蘭，正是繼入侵格魯吉亞之後的進一步區域性霸權的擴張，是俄羅斯極權主義全球化的區域性試探。
疫情與戰爭，驚醒了那些對中國和俄羅斯依然抱有幻想的人們，本文試圖從對中國全球化的剖析中，看清其極權主義實質。
全球化
何為全球化？顧名思義，全球化意味著打破國與國之間的自然邊界從而建立起一個各國都能自覺遵守的國際秩序。這裏的「化」的含義就是秩序。首先是全球經濟秩序、貿易秩序、金融秩序、市場秩序，再就是另類全球化，包括全球政治秩序、軍事秩序、文化秩序和媒體秩序等等。
全球化同時也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國際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各國可以自由交換貨物、貨幣、甚至文化產品和思想產品。
近代全球化始於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時代；工業革命提高了經濟規模，並且為全球化提供了鐵路、火車，蒸汽機和蒸汽船，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加強了商品流動性，為國際貿易提升了速度。
現代全球化始於一戰之後而興於二戰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簽署，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都為全球貿易的自由化、規範化和知識產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尤其是蘇東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之後，全球金融體系進一步發展，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移民的流動性大幅增加，區域性聯盟出現，比如歐盟，東盟，南南合作，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等等，在區域性聯盟發展的基礎上，全球化又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信息時代的來臨，計算機的運用，互聯網的建立，將全球帶入信息社會。信息的迅速傳播，資源的有效配置，市場的競爭環境，都在改變著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政治格局。各類經濟情報，貿易情報，金融情報，乃至各類政治情報，軍事情報，都能即刻傳遞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信息代表著智能生產力，信息代表著經濟價值，誰掌握了信息，誰就掌握了權力。信息時代的國家邊界被進一步模糊，世界性的銷售網絡直達偏僻的鄉村。信息時代的全球化得益於大數據、智能化、信息化和電子化，並徹底改變著人們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學習方式，因而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數字技術的變革所影響的全球化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數據的流通本身就會創造價值，它將打造出一個嶄新的國際數字生態體系。各國都將審慎地去研究它，並通過博弈，建立起一個良性的國際數字聯盟。
全球化困境
全球化基於全球性秩序，全球化秩序基於全球化規則，全球化規則基於全球化價值。問題是存在一個普世的全球化價值嗎？如果沒有，那麽一個全球性的秩序該如何建立呢？如果有，那麽它是什麽？如何表述？
既然全球化是一種全球性秩序，就必須製定相關規則來維持相應的秩序。這些規則必須是各國都能接受的共識。但是，各國有各國固有的秩序，把參差不齊特色各一的秩序整合到一個統一的國際秩序之下該有多困難，不難看到秩序的背後是國家利益沖突。建立一種為全球都能接受的秩序，一種完全對等的經濟和文化流動，在理論上並非不可能，但是在實際中，在多數情況下，往往事倍功半。因為在全球治理的時候，各國都會有各自獨特且不同的追求和責任。
各國的國家主權依然是獨立的，它與全球化必有抵觸和抗衡之處。這就是一個陷阱。國際性的整合過程一旦觸動民族主義、地方主義、本土主義、製度障礙、文化差異（多元文化），全球化就會擱淺。尤其是製度的碰撞，文化的碰撞，價值的碰撞，常使得全球化無解，特別是當缺乏一個統一的權力中心，缺乏統一的責任和統一的資格時，權力與利益沖突便會使全球化扭轉方向或失去動力。
建立一個具有運作能力的全球化機構並具有全球監督功能的民主機製與自由主義的理念之間常常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如何在自由且正義的前提下，兼顧和協調各國或個人利益，至今都沒有一個完美的先例，或者說至今還在尋求著更好的答案。
一體化是全球化的內在屬性，是全球化「共同體」的必然追求。在全球化的驅使下，商品，貨幣都須要表現出一體化的特征。但是商品一體化使商品失去了多樣性。失去了多樣性的商品其後果必然導致對商品一體化的抵製，一體化反過來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阻力。一體化與多樣性之間的矛盾使全球化陷入悖論。雖然在歐盟內部以歐元實現了貨幣統一，完成了歐盟體系內部的貨幣一體化，但是若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美元、英鎊、日元與歐元之間的貨幣統一，就目前的形勢看來幾乎遙遙無期。貨幣矛盾將會在交換和計價中持續。
全球化往往從局部地區開始，取得經驗後向全球推廣和發展，但現實往往是當全球化在局部發展中尚處於萌芽狀態時就已經夭折。比如由欠發達國家組成的「南南合作」，由於缺乏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不得不處於休克狀態。再比如新興經濟體的「金磚五國」，其中三國：南非、巴西和俄羅斯，均出現經濟衰退的跡象，尤其是俄羅斯，深陷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泛斯拉夫主義和歐亞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而發動侵烏戰爭將嚴重損害其經濟發展。因而，若想從局部地區聯盟取得具有推廣價值的全球經驗十分困難。
全球化面對許多現實的、具體的困境，而最困難之處，在於打破邊界。邊界一旦打破，國將不國。語言、文化、傳統都可能失去或變異。邊界在何處打破，打破到什麽程度，非常具有挑戰性。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打破邊界的最大阻力。主權和民族性都將固守自己的疆域。
移民一方面為全球化帶來流動性和活力，另一方面加劇文化沖突、價值沖突和宗教信仰沖突，而沖突對於秩序而言總是帶有破壞性。
值得註意的是資本虛擬化的過渡膨脹所帶來的全球化危機，價值脫離使用，資本脫離實業，貨幣脫離商品，導致實體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面對挑戰，必須尋求新的產業布局，良性的金融格局和虛擬經濟的規範化。
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經濟全球化的結構缺陷，區域性政治不穩定性因素都為「逆全球化」帶來借口。
保護主義？還是開放主義？
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
孤立主義？還是全球主義？一場混戰。
正是由於種種困境，反對全球化的人說：全球化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憧憬，小布爾喬亞的一廂情願。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鼓噪而起，這就不奇怪了。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已經拉開陣勢要與全球化對著幹了。
在這樣的亂局中，中國看到了機遇。
中國登場了
回顧極權主義全球化的由來可追朔到兩百年前，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這是極權主義祖師爺對全球化的最初認識，早在那時就對全世界虎視眈眈了。巴黎公社和國際歌崇尚international 一定要實現。International 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終極追求，體現為無產階級革命全球化，無產階級政治全球化，這是一個自以為最終必將統治全世界的烏托邦理想。
軍事全球化是希特勒在對全歐洲的軍事占領中所展示出來的極權主義追求，它的實質是通過軍事占領實現疆域全球化。
意識形態全球化是以斯大林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在全球的蔓延中所展示出來的雄心，曾幾何時蓬蓬勃勃勢不可擋，通過輸出革命，輸出意識形態，相繼占據和部分占據了東歐、中歐、東亞，南亞和拉丁美洲，並衍射到非洲和南美洲。
但是，這些極權主義訴求：政治全球化，軍事全球化和意識形態全球化，都相繼失敗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拿出了霸淩的姿態。它從全球化的困境中看到了機遇，並聲稱只有中國才能引領全球化走出困境，只有中國才是全球化的引領者。中國要推行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從這股氣勢中，人們看到了中國窺視全球權力的野心。這就是極權主義中國所謂的「中國夢」，中國模式，中國方案。
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中，從來就有「大中華」和「天下帝國」的理想。因此當中國人面對「全球化」這樣一個現代語匯的時候，便自覺或不自覺地賦予它「天下帝國」的內涵。當極權主義中國要充當全球化引領者時，它正真的政治含義，不是出自一個現代國家的國家行為，不會遵循現代國際標準和現代秩序，它只是一個帝國王朝的狂妄，一個幻想著納天下於一疆的極權主義幻想。
中國倡導的經濟全球化首推「一路一帶」戰略，相比之前的軍事全球化和意識形態全球化而言，卻顯得更為務實。他們在海外修建公路、鐵路、港口、商品集結地；他們在海外設立銀行和跨國公司、將經濟和貿易的動脈向各國延伸，從而擴大了疆界，將他國的經濟和貿易能力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表面上極權主義帝國的疆土雖然沒有擴大，但其經濟疆域卻大大地擴大了。
極權主義全球化走過了兩個世紀，終於由中國摸索出了一條道路：這就是中國方案的經濟全球化。
中國要登場了！而且來勢很猛，來勢洶洶。
中國全球化方案的輿論操作
為推廣中國全球化方案，極權主義的經驗是輿論必須先行；於是，「講好中國故事」，「啟動大外宣戰略」，粉墨登場了。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世界向中國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平臺，但是中國卻不準備遵守其規則，而要自行其是。
2010 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性合作」，並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責任。
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提高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2017年，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的標題之下，直言不諱地作主題演講：「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擺出了「將成為開放的全球經濟的領導者」的姿態，弦外之音就是你們都不行，該我來引領世界潮流，該我來引領全球化了。
2020 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1年，習近平再次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演講：鼓吹「多邊主義」，並再次給出引領全球化的「中國方案」，展示「中國智慧」和對全球化的「中國擔當」。
從以上歸納中，可以看到中國全球化的基本思路是：從「積極參與」到搶占「製度性話語權」，從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到「參與全球治理」如此之演化過程，並豪不掩飾其三步曲：「參與」全球治理，「引導」全球治理，最後「主導」全球治理。「由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的遵守者向製定和改變規則的參與者轉變，是習近平開放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由規則的遵守者向規則的製定者轉變，透露著中國誌在必奪全球化領導權的氣勢。
中國揚言，全球化的上半場已經（以失敗）告終，全球化的下半場，將由中國主導。
中國全球化方案的研發
加入WTO之後，中國便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中國全球化方案的研究。為此，中國於2008年成立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2011年成立了《中國戰略思想庫》，2018年成立了《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等等。雖然此類智庫多如牛毛，但這三個較為典型，規模也較大，且建言更容易抵達中央，更投其所好。下面根據其官方網站所提供的信息，作適當摘抄如下，以便了解其戰略定位，國際關系和理論深度：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 網址：http://www.ccg.org.cn/ )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全方位推動全球化進程，專門從事研究中國指導下的全球化策略。其口號是「以全球視野為中國建言，以中國智慧為全球獻策」，「致力於全球化、全球治理，國際經貿與投資，國際移民、人才與企業全球化、中美關系與中美經貿、國際關系、一帶一路、智庫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包攬了全球化的所有領域。該智庫排名位居全球頂級智庫百強並列第64位。它是「中聯部『一帶一路』智庫聯盟理事單位。」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在全球與眾多國際組織、國際智庫和相關機構建立了良好的長效合作機製。「主要合作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全球勞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獵頭協會、國際大都會人才組織、世界銀行、亞洲協會、歐盟商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哈德遜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移民政策研究所、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美國百人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中國美國商會、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等。」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專註於全球化各相關領域的研究和建言，針對國際關系、全球化發展、人才培養、海歸、華僑華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每年提交建言獻策參考近200 篇，並定期針對性報送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中聯部、外交部、國家發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人社部、商務部、國家移民管理局、國務院參事室等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與直屬機構。CCG 多項建言獲得中央領導批示，為有關部門作出重大決策提供了參考，持續支持和推動著政府決策和製度創新。」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與眾多國際組織、國際智庫和相關機構共同組織各類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或聯合研究。「活躍於世界舞臺定期開展國際調研交流活動，出席國際極具影響力的論壇並參與對話。作為中國最早「走出去」的智庫，CCG已在巴黎和平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重要國際場合舉辦邊會。同時，CCG已成為各國使館、國際政要、國際智庫和國際組織交流和溝通的重要平臺，通過接待來訪、組織圓桌研討會、舉辦名家演講活動等形式，CCG搭建了中外溝通的橋梁和常態機製，充分發揮了智庫二軌外交的作用。」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組織出版了《中國與全球化》叢書，其中有《亞洲的21世紀》，《共識與沖突》，《商界領袖看中國發展機遇》，《駐華大使看中國與世界》等等。其主題大致是：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結，亞洲的復興，中國的崛起，超過美國，取代美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看到了中文教育在占領全球化話語權的過程中的重要性。《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成功舉辦了「2021國際中文教育智庫論壇」。
面對俄烏戰爭，《中國全球化智庫》對中央的建議是：審時度勢，化危為機，爭取更大發展機遇，引領全球化的下一步發展。
《中國戰略思想庫》名義上是一個民間學術沙龍，但其「目的是把中國各個不同領域的思想者聯系起來，共同研究中國在走向世界大國的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復雜關系，為中國的政府和企業選擇正確的國內外長期發展戰略提供思路與框架。」「中國在未來三十年成長為世界核心大國的過程中，特別需要這種類型的研究」
《中國戰略思想庫》的使命清晰地定位在「中國正在從世界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從世界秩序的被影響者走向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者，著重於戰略思想的智庫要做的就是要提供方案……」
《中國戰略思想庫》旨在「中國如何才能從尾隨到引領，從適應到塑造----重新樹立自己在世界歷史中的角色。」
《中國戰略思想庫》的研究課題諸如：「未來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趨勢」，「中國超美系列研究」，「中國能源戰略」，「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和路徑選擇」，「西方大國的全球收縮趨勢」，「全球大國軍事幹預力分析」，「國際戰略博弈」，「一路一帶推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疫情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國內的發展趨勢判斷」，「疫情中與疫情後經濟全球化的走勢」，「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與「人類抗疫健康共同體」的建設，等等。
《中國戰略思想庫》在其報告「俄烏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及中國的戰略選擇」中為中共高層建言：「要抓住主導構建世界新秩序的戰略機遇期。」，「成為新世紀的領導者」，「中國要學會做仲裁者和規則製定者，積極主導全球治理」。
將全球化作為中國戰略思想的一部分來研究，將中國價值（中共價值）當作「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世界兜售，並強調：「中國的賢能民主、市場民主和科技民主對民主理念的創新與發展」。從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在中共那裏決不是僅僅局限於經濟戰略，而是目標指向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更新。
一帶一路的實質是新殖民主義。一帶一路將極權主義中國的經濟動脈延伸到了他國的疆域，以便於對其資源和能源的掠奪，對產業和創新的占有，對數據和信息(情報)的盜竊，以及通過製造債務危機來實現對所在國貨幣和金融的控製。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以及各個大學的經貿研究所，也都紛紛將全球化列入研究課題。我們不得而知官辦機構和黨辦機構究竟研究出了些什麽樣的結果，但是其陣勢表明，中共的確在認真研究全球化國策，為扮演主導全球化的角色作鋪墊。
中國全球化方案的實施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 為中國全球化設定話語體系，按照體製內智囊的說法：落實中國的全球化方案首先要搶占話語權，要用中國的話語體系取代現有的國際話語體系，即要促成話語體系的去殖民化，要「拒絕按照西方殖民化的製度形式來構建我們的製度」。（溫鐵軍，《開放時代》2019年第一期）。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首先誌在聯合國以及聯合國各個下屬機構獲得話語權。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而且在多數聯合國下屬機構占有決策地位，比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國際法庭、聯合國國際刑警組織等等，都有中國派出的人員，以中共的意識形態作為發言和起早文件的話語體系。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搶占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定義權和使用權。「誰擁有『自由』的定義權和使用權，誰就獲得了設定規則和設定議程的能力」。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搶占新興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的製定權。中國強調「在2016年前，中國完成主動和參與製定的國際標準數量要達到國際標準製定總數的50%，在2021年前，承擔國際標準組織技術機構和領導職務數量要顯著增多，要邁入世界標準強國行列」（國務院2015年文件《深化標準化改革》）
歐美標準化製定的理念是將其留給各利益相關方的團體和行業去製定，本質上是為了創造可操作性，為創新技術競爭提供標準基礎。但是，中國將標準製定政治化，將其看成是國家惡性競爭遊戲的一部分。這種做法毫無疑問將阻礙技術的發展。
中國經濟全球化戰略 一方面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將中國經濟的動脈向全世界延伸以此取代老極權主義者使用軍事手段擴大疆土的做法；另一方面一改閉關鎖國的作法，通過跨國公司擴大海外市場規模、擴大海外投資、擴大海外運營和績效，擴大海外資源的配置、利用和占有，註重創建國際品牌。中國利用製造大國的優勢，把握全世界經濟的供應鏈，讓「中國製造」覆蓋全世界。
世界經濟對「中國製造」的依賴性常使世界陷入困局，中國強行改變或抵製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霸淩行為正警覺著全世界。為著可持續發展，各國都在尋找出路，而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擡頭恰恰是對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的打擊。
中國貨幣全球化戰略 其內涵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的具體作法是從人民幣區域化做起，逐步打入國際貨幣體系，做大做強跨境人民幣結算和清算業務，推進人民幣離岸市場金融創新，擴大人民幣在國際外匯交易中的使用量，推動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開發數字貨幣的使用。
但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指數表明人民幣與歐元和美元相比尚存在巨大的差距，僅僅與日元和英鎊相當。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由於對全球貨幣競爭的格局缺乏清晰的判斷而進退兩難。人民幣持續貶值，匯率不可自由浮動並不可自由兌換，令人民幣國際化前景難堪。尤其是當前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令各國對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持保守態度。人民幣與盧布的結盟更是一個錯誤的選擇，這是極權主義貨幣的結盟，但這是兩國的製度本質決定的，人民幣被盧布拉下水的可能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中國金融全球化戰略 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基於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歷史性機遇，中資銀行紛紛走出國門，完善國際金融網絡，做強海外機構，打造億元大行。
海外設行，以交通銀行為例，自2016年以來，已經在海外分別設有倫敦分行、紐約分行、東京分行、法蘭克福分行、盧森堡分行、羅馬分行、巴黎分行、多倫多分行和首爾分行，對巴西BBM銀行實行控股並購，境外機構覆蓋16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紐約、倫敦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而在捷克、印度和南非等國的機構也將陸續開業。這僅僅是交通銀行一家的情況，其排名遠在工商銀行、中央銀行、建設銀行和農業銀行之後。
海外並購，以工商銀行為例，2007年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2009年收購加拿大東亞銀行70%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2010年收購中法合資的金盛人壽保險60%股權，成為控股股東；2011年繼續購入南非標準銀行55%股權，成為控股股東，購入阿根廷標準銀行80%股權，成為最大股東。2012年收購美國東亞銀行80%股權；2014年收購土耳其Tekstil 銀行75.5%股權。工商銀行目前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九，在全球銀行1000強中排名第一，2018年其一級資本達3240億美金以上。
金融全球化戰略受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金融一體化的製約，要求金融市場國際化，金融交易國際化，金融機構國際化，金融監管國際化，既依賴於市場規模的擴大和資金積累，又要求經濟發展具有質的變化和飛躍；由於中國金融製度及其運行機製不夠規範化，金融製度滯後，中國的經濟形勢尚滿足不了這些要求。
就國內而言，金融市場的「內循環」疲軟，表明中國依然是一個「金融弱國」；但就海外而言，大力開發海外金融市場，使得中國已經擠入「金融強國」的行列。這是一個奇怪的外向型經濟現象，中國的金融戰略更具有帝國特征，即無序地擴張，而國內經濟發展動力的缺失將使得海外金融市場的拓展缺乏可持續性。
中國數字全球化戰略 的目的是打造數字時代的戰略主權。數字全球化是當下世界主流發展的趨勢，中國以勢在必奪的姿態挑戰以美國為首所建立起來的國際數字生態體系，加強對國際數字聯盟的博弈力度，搶奪國際數字規範的製定權，籠絡歐洲數字聯盟，搶占亞太和印太數字經濟市場，最終引領全球數字治理格局。
中國數字技術的發展十分迅速，並產生了一批諸如阿裏巴巴、騰訊、華為、中國聯動等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相當發達和繁榮的公司，尤其是華為，代表著中國數字技術的前驅，是搶占世界市場的排頭兵。但是數字技術和數據涉及國家安全和發展，具有相同安全考量或相同經濟利益考量的國家會組成區域性聯盟，比如《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四邊網絡安全》、歐盟、五眼聯盟、乃至7G，或20G國家，等等。聯盟之外的國家想加入這些聯盟並非易事。比如中國想打造中國——東盟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就十分困難，東盟十分警惕，因為與中國的合作，最終可能會失去自主權。企圖將東南亞納入中國勢力範圍的企圖失敗。中國想打入區域性聯盟都如此困難，想作全球性數字聯盟的盟主，就更是癡人做夢。靠一路一帶維系的數字霸權由於地緣政治的離心作用就更難實現。
中國服務全球化戰略 是中國全球化戰略的弱點。「服務」通常指沒有實物產品產出的經濟活動。服務全球化是指服務要素的配置跨越國界並在國際服務網絡中承擔服務供給的角色。中國向全世界提供的服務體量長期居世界低位，在中國製造全球化的帶動下，近年有所發展。在中國成長為製造業大國的同時服務業也隨著商品的輸出而日益做大輸出。這是在經濟發展初期製造業帶動服務業的模式；而當服務業發展起來後，又會反過來帶動製造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力爭成為全球化的主導力量，當服務業創造的產值與製造業創造的產值幾乎平分秋色的時候，當服務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甚至高於製造業的時候，中國服務全球化在中國經濟全球化中的比重就不能被忽略，今後中國服務全球化的勢頭將會越來越猛。
中國創新全球化戰略 推動了中國成為一個自定義的「知識產權大國」。盡管其知識產權大都是抄襲、剽竊和改頭換面他國科研成果的結果，盡管其國產專利大部分都面臨無法轉變為生產力的尷尬，但拿來主義的確對促進技術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較為惡劣的是中國提出以「技術轉讓」作為外資獲取進口投資的審批條件，這基本上就是明搶，是攔路搶劫。中國離一個創新大國的地位還遠著呢，當其將創新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來推動時，創新就窒息了。
綜上所述，中國全球化方案，是一個全方位的方案，它是極權主義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方案，因而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全球化方案，它必將世界帶入中國陷阱。西方正在或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極權主義全球化
中國全球化方案是一個極權主義方案，一個以控製全球政治和經濟為目的的方案。
全球化以打破國家邊界，以建立一個互惠互助的商貿平臺為特點。全球化的程度是以全球化指數來判斷的。全球化指數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來測量，測量內容包括有：科技與文化，和平與繁榮，秩序與安全，環境與氣候，健康與福利，等等。
但是，極權主義全球化是背道而行的。極權主義全球化追求的是國際權力。極權主義全球化強調國家意誌，以自己的國家為本位，以篡奪國際權力越大越多為指數。極權主義全球化的程度是以其在國際組織和機構中所擔任的領導職務的大小多少來判斷的，也就是說以其權力的大小和左右國際事務的話語權的份量來提高其占有全球化份額的期望值。
在中國全球化方案的推行過程中，中國從一個後極權主義時代又返回到了極權主義時代。確切地說，中國在進入以習近平的名字命名的極權主義時代的同時，加速了中國極權主義全球化的推進。
西方曾期待中國的國家轉型，那是幼稚的。在國際事務中必須有這樣的魄力，如果要造福全人類，那麽就必須堅持在一切國際事務中去中國全球化，去極權主義全球化。
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
上海封城了。疫情在肆無忌憚地席卷了武漢、西安、天津、香港、吉林等城市之後，當下正在席卷上海。
在上海封城的全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可稱之為“全過程專制”的體系。
首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旨意：新冠疫情必須“清零”。盡管這是一個政治口號，盡管清零違反科學，但是萬事“定於一尊”，為了維護聖旨的尊嚴，防疫抗疫必須不惜代價，不惜傷害老百姓的尊嚴和利益，堅持清零。此外，還多次派出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上海“督戰”，明確指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不可懈怠，將中央專制之手伸向地方。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下達的命令：封城。李強以其地方專制長官的意志，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浦東、浦西隔江分而封之，“鴛鴦鍋”兩岸不可交往；斷航、斷路、封鎖交通。浦東，浦西本是一家，強行分封，必重創經濟和民生，然李強武斷之烈，前所未有。可見專制的力量並非僅僅發生在中央，也發生在地方，在上海。
上海各行政區，諸如靜安區、徐匯區、閘北區、閔行區等等，紛紛開始封區、封街，各行政區首席長官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關閉街市，關閉機關，關閉學校，阻斷行人，封鎖住宅區。整個街市陰森無人，鬼氣濃郁。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上海市委一級，也發生在下屬各個行政區。
各住宅小區所在地的民警、安保、街道政工人員，居委會的紅色大媽們，緊緊跟隨，極其粗暴地封樓、封宅、封門，對每一個人強制實施核算檢測，對陽性病人進行大肆抓捕，並將其強行關入集中營（所謂的方艙醫院），甚至無須出具陽性證明就可以抓人，就連繈褓中的嬰兒也不放過，強制與父母隔離。一隔就是數周，缺食，缺水，缺藥，缺醫，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民眾被逼“喊樓”：“我們需要食物”，“放我一條生路”；被逼敲盆：“我們快餓死了”，“老人快病死了”，竟然無人理睬。發病的老人，被拒絕外出就醫，即便送到醫院，也無人接收，無人醫治，貽誤急診，無辜死亡多有發生。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行政區級單位，更野蠻地發生在街道和生活小區。
這是一場在社會基層普遍爆發的人道災難。
聽聽這些來自基層的憤怒：“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骨肉分離”，“苦苦掙紮”，“解封遙遙無期”，“方艙醫院人滿為患”，“斷糧，米要一顆一顆數著吃”。再看看由於正常醫療被大幅壓縮所帶來的次生災難使得額外死亡數大福增加：“清華才女命喪醫院” ，“上海虹口區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錢文雄不堪壓力自殺”，“上海作家陳村，昨晚差點死於封控”，“上海交響樂團小提琴家陳順平跳樓自殺身亡”，“覆旦大學外文學院俞惠中教授求醫不得不幸去世”，等等，有的民眾被暴打，有的被迫下跪，民怨鼎沸，反抗情緒劇增。
民眾的反抗招來現役軍人進駐，全城氣氛一片蕭剎恐怖。大量外地警察進駐，鎮壓市民毫不手軟。警察國家的特征顯現，軍事統治國家的特征顯現，國家暴力和秘密警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會空間。整個上海彌漫著法西斯統治的恐怖。
從清零到封城，從封城到封區，從封區到封樓，從封樓到封宅封門，從民怨沸騰，到軍隊進駐；從上海的一系列清零作為，可以清晰地看到“全過程專制”從上到下一條龍的運作軌跡，以及如何啟動和使用體制的暴力對民眾進行欺騙、恐嚇和強制。各級權力都在其管轄範圍內耀武揚威，橫行霸道，蹂躪百姓，劣跡鄉里。各級各地隨時都有霸淩現象發生。
私人生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踐踏得如此徹底。
疫情遠遠沒有清零，腐敗沒有清零，貪婪沒有清零，權力壟斷沒有清零，乃至二奶也沒有清零；但人的親情被清零了，人的訴求被清零了，人的思想被清零了，人的權利被清零了，人的尊嚴被清零了，人的自由被清零了（原本就沒有多少），甚至某些人的生命也跟著被清零了。
上海的疫情沒有清零，但人心被徹底清零了。
同樣的情形曾並正在發生於武漢、西安、長春、廣州，深圳……，全國彌漫著國家恐怖主義的氣氛。
難道這就是習近平說的“全過程民主”？這種“全過程民主”的極權性質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習近平竟然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數落了西方民主的種種弊端和不是，高調提出他自定義的民主的標準：“我國實現了全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將習近平這段話里的“民主”換上“專制”二字，正符合上海“清零”的現狀。正是這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專制陷全上海市民於一遍黑暗。
這般虛偽令全世界實實在在地錯愕了！一個極權主義的魁首對民主下了這番定義，說得跟天方夜譚似的。那副架勢是要在全世界搶占價值制高點和重新定義“何為民主”的話語權。
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壘是涇渭分明的：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但是，現在這麽幹不行了，你說你的，越說越強，門庭若市；而我說我的，門庭冷落，越說越沒人搭理了。於是習近平頗有創意地將其改變為：你說你的，我也說你的；我把你說的改成了根據我的意思來解釋、定義和發揮。我的專制，就是我的民主；要專制有專制，要民主有“民主”。專制是里子，民主是面子。什麽是民主，任習近平把玩！
極權主義與民主是天敵，可是習近平把極權主義也說成了民主，這下可把西方的政治家們搞蒙了，尤其是那些左派政治家，本來腦子里就沒把什麽是民主搞清楚，讓習近平一糊弄，找不著北了。比如德國的政客，法國的政客，都放下尊嚴去跟習套熱乎。
當“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的實質就是專制；當“全過程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實質就是“全過程專制”。
“全過程專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制；當專制是“全過程”的時候，它就是極權主義統治。上海清零的全過程，就是一個專制的全過程經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典型。
不妨先回過頭來理順一下慨念：
什麽是專制主義（despotism）？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稱之為專制。就政治專制而言，它是一個君主或元首或領袖個人在國家層面實施獨裁和霸政的國家治理形式。獨裁統治者和統治集團擁有絕對權力，不受法律制約，並以個人意志或黨派意志取代或淩駕於國家意志之上，而個人崇拜則是專制主義的重要特點。
什麽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不僅是權力的獨裁和霸政，而且是權力以恐怖為手段實行意識形態統治並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深入的控制：從思想、行為到私人生活。極權主義必定是一黨專制，極權主義必置反對黨於死地，不允許有任何反對的聲音存在。極權主義壟斷和操縱信息、媒體和藝術，使其為權力和政治服務。極權主義旨在征服世界。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區別何在？
權力特征：
專制主義僅僅發生在權力的頂層。專制在權力的授予、權力的使用、權力的制約和權力的監督等方面與民主體制背道而馳，其權力來源不明，權力使用無邊，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權力藐視憲法。但是專制權力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由獨裁者玩權力於股掌。
但在極權主義制度之下，權力的獨裁不僅僅發生在國家層面的頂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中下層的各個層面，直至基層。它是全面的整體性的權力獨裁，控制著從上到下，從里到外的國家權力。此時的一黨專政已經不僅僅是頂層意義，而且是全國性自上而下的從中央直達鄉村的一黨專制，即全面的全過程專制。
對公共和私人社會生活的控制能力：
傳統的專制體制弱於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傳統專制體系下，國民尚有一定的自由度，有一定的思想、言論、出版和信仰自由。國民對待專制的態度，亦可分為多類：有的堅決維護專制，有的被迫接受專制，有的雖然心中不滿但卻對外敷衍專制，有的堅決反對專制。傳統專制在權力頂層固然驕橫，但卻鎮壓不住反對派的聲音，對公共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控制顯得力不從心。
但在極權主義體系下，國民沒有任何自由，沒有任何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的自由。所有反對派一概從肉體上或被監禁或被消滅；所有的敷衍派一概被改造成歌德派和頌聖派；所有的附庸統統被塑造和提升為諂媚者和告密者。極權主義為自己樹立很多假想的和潛在的敵人，並設法制造各種機會和罪名將其消滅。
專制主義體系之下，國民尚有一定的隱私權；但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隱私權，科技的發展使得極權主義有能力對社會生活實施全面控制。
對待人的態度：
專制主義利用人的本性本質，但不追求改造人性，國民尚有一點尊嚴，專制主義並無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但極權主義摧毀人的本性本質，企圖改造人性，塑造人性。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尊嚴，極權主義有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領袖是如何誕生的？
專制主義搞個人崇拜，基於大眾對領袖個人魅力的癡迷，出於對領袖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特質的崇拜。
極權主義搞個人迷信，與領袖是否有學識是否有才華無關，與領袖是否有魄力是否有魅力無關，與民眾是否喜歡是否信任無關，哪怕是個庸才是個蠢材，也可能登上權力的頂峰。因為制度帶著慣性在運轉，制度推選了誰就是誰。大眾失去選擇領袖的權利，失去了思想，失去了判斷，即便大眾對領袖人物不滿，也沒有能力和權利去更換。
征服世界的野心：
專制主義僅在本國疆域內實行統治權，
但極權主義卻企圖對外擴張，向本國疆域之外投射軍事力量，企圖征服和統治世界，並把這種征服全世界的意志美化為“全球化”：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
專制主義只注重本國經濟的發展，極權主義卻企圖將本國經濟命脈向外延伸，比如一路一帶，將經濟疆域擴展到全世界，將中國全球化戰略擴展到全世界。
專制主義是如何走向極權主義的？
專制主義如果僅僅發生在政權的頂層，那就僅僅是專制。如果專制主義發生在政權的所有層面，即既發生在頂層，也發生在中層，更發生在政權的基層，一個省份就是一個專制王國，一個縣就是一個專制王國，甚至一個村落一個鄉也可以是一個專制王國，黨就建立在村上，黨支書和村長就是這個村里的專制魔王，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全過程專制”的社會，一個極權主義社會。
中國走向極權主義道路的特色就體現在“全過程專制”里。
“全過程專制”的第一步，就是將國家中央集權和專制的模式逐級向下級權力機構延申，既在政權的深度上，也在政權的廣度上，對省、市、地、縣、鄉（區）、村（街道）的權力施行全面壟斷，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個唯一的政黨手中。黨領導一切，黨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威。與納粹組織不同的特點在於納粹是精英組織，而現時代下的黨的組織則由逆向淘汰出來的人渣組成。黨的話語權，高於一切，並具有絕對的威懾作用。此謂之為：“全過程權力一黨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二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單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並為這種意識形態套上“完美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外衣，以此對大眾媒體進行全面的壟斷，對大眾進行全面的思想灌輸，徹底剝奪國民的獨立思想權，言論權和信仰權，將國民徹底愚昧化。此謂之為：“全過程思想愚昧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三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恐怖主義統治和執行警察國家的意志。以恐怖統治剝奪國民的尊嚴和人格，剝奪國民的集會權和結社權，將他們諂媚化和犬儒化，最終將國民徹底奴化，使國民完全喪失反抗和抵制的意志和力量。壟斷所有的技術條件和力量以消滅一切敵人，包括潛在的、可能的、臆想出來的敵人。此謂之為：“全過程人格奴役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四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實施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國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在監視之中和控制之中，國民被徹底窒息，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特征。此謂之為：“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
這就是“全過程專制”的四步曲：全過程權力一黨化，全過程思想愚昧化，全過程人格奴役化和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歸結起來就是“全過程壟斷”。
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專制國家，通過“全過程專制”走向“全過程壟斷”，完成了向極權主義的過渡，並達到了極權主義境界。中國已經完成了這四部曲，中國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極權主義國家，哪里來的“全過程民主”？
習近平偷換“專制”和“民主”的概念，偷雞不成反蝕把米，讓世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全過程專制”的實質，那就是極權主義。
2014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腦權”的原創概念。
2018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科技興軍的邏輯》，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提出“從制腦權到制智權”，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權”的原創概念。
制權理論是一個具有戰略高度的軍事概念，隨著戰爭的歷史演變而不斷發展。從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制空天權的理論演繹軌跡，可以看出傳統的制權理論主要追求對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對陸權，海權，空權，直至對空天權的占有和控制。與其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是機械化和電氣化，鐵路的鋪設，航道的開通，空天衛星軌道的占據，催生著各類新型戰車、戰艦、戰機、軍事衛星和航天器的出現，從而在必爭之地、必爭之海、必爭之空，必爭之外空爭取戰爭優勢，這是制權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邁入信息時代，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變革。過去，不論是在冷兵器時代，還是在熱兵器時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纏鬥的戰爭，較量的是武器的優良和先進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徑和射程，裝甲的鋼板厚度，戰機的作戰半徑和攜彈量，潛艇的續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當轉向信息化戰爭之後，兩軍較量的是對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識、利用、布局和流動，是對戰場瞬息萬變的軍事形勢的快速認知，是如何將信息力轉化為整個軍事體系協同作戰的能力；同時也是破壞敵方信息網絡，阻斷敵方信息傳播的能力。這就是制信息權。
當智能革命走向技術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務於戰爭，便成為新的課題。在人類智能與計算機智能之間建立雙向互動、優勢互補和人機融合，從而推高軍事決策的精準度和智能化作戰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擔危險的軍事行動，比如無人機，無人坦克，無人魚艇，可以替代人類去執行各類覆雜的軍事和偵察任務，甚至面對戰場能獨立判斷自主決策，從而減少人的犧牲。因此誰能占據軍事智能的高點，誰就可能以較少的人員傷亡而贏得更大的軍事勝利。這是制智權。
制腦權，特指在戰爭狀態下對敵我雙方認知能力的控制。不僅控制我方的認知能力，而且要打亂、破壞乃至控制敵方的認知能力，讓敵方不斷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它標志著人類戰爭的舞台從地理空間和技術空間進而轉向人的意識空間、認知空間和思維空間，轉向對敵方軍事司令部大腦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敵人的大腦，就掌握了制腦權，便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國軍人將制腦權稱之為“戰爭制權的皇冠”。
中國原創的這個“制腦權”，正進一步模糊著未來戰爭的面貌和形態，使得人們已經很難預料未來戰爭的將以何種方式進行。
但是，本文所要關注的並非是“制腦權”的軍事運用，而是當“制腦權” 從軍事領域推廣到政治和社會領域，被指定作為中國信息時代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變為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全面控制時，它向極權主義政權提供了維持統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檢驗中共對媒體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對人腦的控制能力。“人腦控制”是極權主義最令人恐怖之處，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們陷於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識形態控制的傳統手段是思想灌輸，即用某一種思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充斥人的大腦，把大腦灌滿，不留空間，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裝入。人們只知道這一種思想，並且被告知這是最好的。人們沒有能力去作比較是否存在更好的選擇。但是，意識形態灌輸下的大腦，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斷的大腦，而其中睿智的大腦就會提出疑問，為什麽要這樣？為什們是這樣？根據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據人對善惡曲直的基本直覺判斷，人們依然可能挑戰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蘇東歐解體時，正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存在對於這個制度的不合理的認識，所以當蘇東歐這個巨人轟然倒塌時，人們表現得十分平靜，並認為本該這樣。
中共從蘇東歐的解體中看到了這一危機，僅僅進行思想灌輸是不足以維護其統治的。雖然中共也曾經嘗試放松意識形態管制，放松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封閉，但最終發現這樣不行，放松意識形態管制，等於放棄對特權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釋，放棄了立黨之本，要亡黨。他們別無選擇，不僅必須堅持對大腦的意識形態灌輸，更要對大腦的思維進行直接控制和操縱。這就是制腦權的誕生背景。
如果說意識形態灌輸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色之一，那麽制腦權則是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具有創意性。制腦權的內涵不僅僅是指意識形態宣傳和思想體系的灌輸，而且是指對人的思維的操縱，對人的意識的操縱，對話語權的操縱，對信息真偽的操縱，對文化優劣的操縱，對教育洗腦的操縱。極權主義中共在不同時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腦手段，並通過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控腦。只有當其基本實現了全民性的愚腦和控腦時，極權主義才進入成熟期。
弱腦：面對一個健全的大腦，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個健全的大腦打殘；而把一個大腦打殘，首先要把這個人的尊嚴打殘。在中共獲取政權的初期，邪惡的作法是將人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四不清分子、壞分子，等等，對人進行盡可能的人格侮辱，將人的尊嚴打殘。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將人腦的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腦逐步地殘廢，從而使其無力反抗中共對人腦的控制。
貧腦：大腦是知識的載體，一個知識豐富的大腦往往是具有獨立見解的大腦，要想控制它絕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個大腦，必須首先對大腦去知識化，必須令人腦原裝知識貧乏化，無用化，再將這些大腦逐一貼上“反動”“反黨”的標簽，使其大腦窒息。手段就是對人腦進行大批判，連人帶腦將其批得斯文掃地，批得遍體鱗傷，批得一無是處，從而剝奪個人的自信，降低人腦的精神素質。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選，小紅書，黨報、黨章，再無其他書籍可讀，使人的大腦除了貧乏、枯燥、單調再無其他內容可以填充和記憶，從而使其在反抗人腦控制時，缺乏知識依托。
洗腦：當人腦被弱化和貧化之後，再進行徹底的洗腦，從而使其徹底失去反抗腦控制的能力。徹底顛覆和清除人腦原有的知識，強行更換知識儲備，否定人腦原有的經驗，打擊人腦原有的智慧，挫傷人腦的謀略能力。將大腦洗成一片空白，然後重新填充黨文化的垃圾。比如，對於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舊職員，除部分殺頭關監之外，一概送往華東革命大學洗腦，重新灌輸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將被關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由於接受改造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腦成功的例子。勞改營，勞教所，“五·七幹校”，學習班，這些都是洗腦機構，抹去人腦里原有的價值觀和善惡觀，長期強制灌注極權主義思想和文化。
植腦：即培植大腦。向原本是一張白紙的幼兒少年灌輸意識形態。從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起，在孩子們走向社會之前，就向他們灌輸黨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紅領巾少先隊和共青團都是特定的植腦組織，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兒少年及年輕人培養成沒有獨立思想，只會“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木偶。以“雷鋒”、“邢燕子”這樣一些愚忠人物為榜樣，將年輕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沒有大腦但卻“永不生銹的螺絲釘”。
封腦：洗腦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總有洗不幹凈的大腦繼續存在，對這樣的大腦必須強行進行封凍。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獄，把文字封起來，把生產文字的知識分子的大腦封起來。比如反右運動，林希翎說“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社會主義”，儲安平說：“黨天下”，章伯鈞說要搞“政治設計院”，等等，這些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共產黨的要害。把這些人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發言權，讓他們禁聲封腦。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說五十五萬，丁抒博士說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約是一百二十萬。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萬人的嘴，但殺雞給猴看，實質上全國知識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學者賀衛方被禁言，張維迎被禁言，許章潤被禁言，但凡有膽識質疑極權制度的，便被中共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剝奪了他們的生存空間，讓所有質疑者禁聲。沒有了思想自由，大腦不會發聲了，大腦不會思考了；沒有了學術自由，大腦沒東西可學了。大腦既無知識可以輸出，也無知識可以輸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基本就處於這種狀態，既沒有學術成就產出，也沒有思想成就產出。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這是統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腦被凍住了，大腦被囚禁了，大腦都廢了。
愚腦：經洗腦和封腦之後，大腦愚化了，癡呆了。只有愚化之後的大腦才便於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腦，置換人腦原有的政治倫理、邏輯思維和是非善惡判斷，通過強行植入指令，將人腦愚昧化，犬儒化，諂媚化。使人成為任權力擺弄的棋子，成為權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紅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那些急迫著朝聖的顯貴，那些揮動紅寶書當護身符的各級幹部，大都得了愚腦癥。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婦入同房得先學黨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場愚腦運動。個人崇拜，紅色海洋，除四舊，奪權，文攻武衛，清理階級隊伍，血統論，“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靈魂深處鬧革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無時無地不在愚弄大眾。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於它將愚昧文化形成一個傳統，並延續至今。愚腦並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開始了。只是愚腦在習近平時代達到了巔峰。但凡民眾可能接觸到的語音、圖像和文字，諸如廣播、電視、互聯網、微信、微博盡在黨的宣傳部門的掌控之中，用以改變民眾的認知。
控腦：極權主義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夠控制所有人的大腦，即控制全民的大腦。控制人腦的活動，控制人腦的思維和意念。將人變成玩偶，變成思想的奴隸。對人進行心理控制，意識控制，倫理控制，話語控制，使得人們失去對真偽、善惡、美醜和優劣的判斷能力。從而在國家層面控制價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腦控制智能化數字化成為可能，或者說，最終人腦將變為智能化數字化控制下的人腦，這已經不是人們自己原有的大腦了。
控腦就是控制社會大眾和精英之腦，控制人們的認知、情感、價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進一步控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控腦同時也是指控制敵人的大腦，令其“放棄自己探索的理論認知、社會制度及發展道路，達成不戰而勝的戰略目標”（朱雪玲，曾華鋒：“制腦作戰：未來戰爭競爭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國思想界的混亂，或許正是這一“制腦作戰”的結果。
控腦要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在攝像頭、監聽器、掃描器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地監控之下，對公眾的言行進行跟蹤、監視和偵察，使公眾處於十面埋伏之中，使公眾的大腦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網、封群、封刊，禁聲、禁圖、禁言、全國只有一個聲音，來自習近平的聲音，民眾的大腦已經被廢棄，民眾的生存不需要大腦，服從、跟隨、從惡即可。大腦已死。
控腦以攻心為上，攻腦為上，系指心理控制、認識控制和判斷控制。習近平政權明文規定不可“妄議中央”，不可對中央有任何懷疑，不僅要求黨員，而且要求普通民眾對黨忠誠，對領袖忠誠，對公眾的腦控已經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在極權主義權力與公眾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層次就是控腦與反控腦的鬥爭。控腦是極權主義對社會進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腦意識的可控化是極權主義社會是否成熟的終極指標。
以謊言控腦，以謊言幹預大腦的認知。兵不厭詐，以假亂真，偷梁換柱，制作海量的虛假信息和謊言，致使公眾無所適從，致使敵人亂了方寸。一方面由於極權主義本身就缺乏真的東西，善的東西，美的東西；另一方由於假的東西來的太容易，可以胡編、亂造、偷換、剽竊、栽贓。他們造假毫不知恥，毫無廉恥。中共的宣傳機構秉持“謊言重覆千遍就是真理”，通過重覆的強制的謊言灌輸，使人深信不疑他們傳播的主義，從而打造出一個謊言帝國。
以輿論導向控腦。黨的宣傳部門牢牢把握輿論大方向，兵馬未動，輿論先行。報刊、雜志、播音，視頻，以及大街小巷貼滿黨的標語和口號，將人腦置於布滿謊言的氛圍中。在輿論導向中鼓吹權力的“反智主義”，使民“無知無欲”，“仇富反智”。鼓勵告密者，及時制止思想出軌跡象。
中共的確在作腦控研究，不僅包括人腦芯片的植入研究，還涉及電磁波、聲波和光波對人腦思維的影響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傷害大腦的毒氣研究。2021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對34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並指控中共解放軍軍事醫學院及其11個附屬研究所，指控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發和生產腦控設備，嚴重侵犯了人權。這些腦控設備“可以從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情緒、潛意識、夢境等多方面對人進行控制，使人產生憤怒、恐懼、羞恥、悔恨、懷疑、錯亂等情緒，最終使受害者精神崩潰。”（邢亞男“美制裁腦控武器研究實體”，2021年12月）。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它的未來三部曲的第三部“權力的轉移”中提出權力的三個支點：暴力、財富和知識。他的未來學在抵達未來之前就提前過時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極權主義的權力結構，他不懂得制腦權才是極權主義權力中的根本權力，所有的極權主義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是因為其掌握了制腦權。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中如此，在國際政治亦如此。歐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學者被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繞得暈頭傳向，便是極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運用制腦權的結果。
無新聞自由，就無大腦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發布的“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對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環境作出評估，中國排在第175位，香港從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為130。這說明在中國根本就沒有任何新聞自由，這分明就是極權主義中國在成功運用制腦權後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擊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表面上看好似打擊大資本，實際上是由於這些電商巨頭的人氣和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了習近平，因而從馬雲和馬化騰手中果斷地收回了制腦權。
最近又有新規定：嚴格禁止中、小學生出國，在青少年世界觀成長期，強行留在國內接受植腦、洗腦和思想灌輸。極權主義從來就沒有放松過對青少年的愚腦和控腦。
制腦權決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戰略，是中國夢的實質部分，不僅控制中國人的大腦，同時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腦。
警惕啊，人們！
屠殺：故意地、大量地殺害‘不具備防衛能力的人類’的行為，稱之為屠殺；雖然它不包括戰爭進行中的殺戮行為，但包括對失去反抗能力的戰俘和平民的殺戮行為。
大屠殺：較為嚴重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屠殺行為，稱之為大屠殺。大屠殺通常是政府行為，或政府許可和默認的行為；大屠殺是國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一下這些類別：
階級滅絕：清除和殺戮階級異己分子，或整體滅絕某一社會階級；
種族滅絕：清除和殺戮一個種族、族群、或國族；
政治滅絕：清除和殺戮政治異見者和政治反對派；
宗教滅絕：清除和殺戮某一異教和異教徒，或者清除和殺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徒。
民眾滅絕：一個國家對本國或外國國民進行的廣泛的滅絕行為。並非特指某個階級、族群、政黨、或教徒；它是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
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由中國政府調動野戰部隊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使用坦克和機槍掃射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關於“大屠殺”的定義，尤其是“民眾滅絕”的定義，即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六四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大屠殺。
反人類罪包括對人類的迫害，對人類的虐待和對人類的殺戮。毫無異議，六四屠殺是中國政府動用國家機器犯下的反人類罪。
由《天安門母親》網站記錄在案的六四屠殺遇難者就有203名。這是民間收集的數據，是死難者家屬克服重重阻力，三三兩兩收集起來的數據，距離真實的死難者人數還相去甚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公布真實數據，故被殺害的死難者的實際人數肯定遠在此數字之上。民間學者對六四屠殺罹難人數的估計在2,000-10,000不等。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1982年殺害了148名杜賈爾村什葉派村民，於2006年被判定危害人類罪，並被處以死刑立即實行。
科索沃前總統哈希姆·薩奇涉及100宗對政治異見者的謀殺案，被海牙國際法庭指控為危害人類罪。
對比上例，將六四屠殺稱之為“大屠殺”，定之為反人類罪，完全符合國際慣例。
在天安門母親網站里，高聳著一座座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編號001 蔣捷連：男，遇難年齡17，青澀少年。在木樨地，子彈從背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兒童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編號002 王楠：男，遇難年齡19，在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倒地。戒嚴部隊禁止救護隊搶救，身亡；
編號003 楊明湖：男，遇難年齡42，在東長安街，遭遇戒嚴部隊掃射，腹部中彈，身亡；
編號016 段昌隆：男，遇難年齡24，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
編號017王衛萍：女，遇難年齡25，在木樨地附近搶救傷員時，頸部動脈中彈而亡；
編號019 王培文：男，遇難年齡21，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20董曉軍：男，遇難年齡20，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21袁力：男，遇難年齡29，在木樨地咽部中彈，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
編號023吳國鋒：男，遇難年齡21，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編號048林仁富：男，遇難年齡30，北科大應屆博士畢業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54田道民：男，遇難年齡22，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78龔紀芳：女，遇難年齡19，花樣年華。在六部口左胳膊中彈（炸子）倒地，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
編號102羅維：男，遇難年齡30，腹內取出兩顆子彈，一顆為湯姆彈，在腹內炸開，傷及肝、腎、膽、胃及消化道，廣安醫院曾作肝、胃修補術，不治，死於急性腎功能衰竭；
編號156杜光旭：男，遇難年齡24，被戒嚴部隊擊中太陽穴，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
編號167李浩成：男，遇難年齡20，被戒嚴部隊擊中兩彈，致命一彈位於肝部，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屠殺是偶發事件嗎？當然不是，它是極權主義大屠殺鏈中必然的一環，是共產主義政權一系列大屠殺中的一個而已。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為肅清敵對勢力，便開始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而每次的政治運動的過程和結果都指向對普通民眾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比如：
土地改革運動，在消滅中國農村地主和鄉紳階級，摧毀中國傳統文明和道德的同時，由於運動的暴力和血腥方式，造成大約100-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地主富農及其家屬被處決）。這是一場典型的階級滅絕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報告顯示：這場運動動用政府和軍隊力量，共抓捕了260萬人，鎮壓了157·6萬人，處決了87·3萬人。而民間學者估計鎮反運動共處決了大約100-200萬人。這是典型的階級滅絕加政治滅絕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又稱“打老虎運動”，是針對工商界的整肅運動，反擊資本家對黨的“猖狂進攻”，許多資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殺，或被處決，或被折磨致死。這是階級清洗運動。
肅反運動，全稱“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鎮反運動”的後繼運動，有超過10萬人被俘，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屬於階級滅絕和政治滅絕運動。
反右運動，據官方數據顯示，有55萬人遭受迫害，其中主要為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他們被戴上“反黨”的帽子，或被改造和關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殺，或被處決。雖然死亡人數不確定，但各地均有大量的知識分子被整死。這是典型的政治滅絕運動。
大躍進運動，又稱“三面紅旗運動”，是導致1960年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饑荒奪走了大約2000萬至4500萬人的生命。人為造成的饑荒是屠殺的另一種形式。這是危害人類罪。
四清運動，為防修反修而在中國農村展開的政治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暴力事件頻發，一共肅整了532萬人，其中7.8萬人被整死，逼死。這是民眾滅絕的初期表現。
文化大革命，批鬥、武鬥、政治大清洗，破四舊（砸廟宇，砸道覌，砸教堂），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清理階級隊伍，造成大約一億人受到迫害，至少172萬至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發生在各地的大屠殺，較為嚴重的有：
“廣西文革大屠殺”，不僅把專政對象殺死，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罹難人數達10-15萬；
“廣東文革大屠殺”，包括陽江大屠殺和儋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4600；
“湖南文革大屠殺”，包括道縣大屠殺和邵陽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萬多；
“江西文革大屠殺”，包括發生在瑞金、興國和於都縣的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000人；
“雲南文革大屠殺”，包括滇西挺進縱隊案、趙健民特務案和沙甸事件，罹難人數約8800人；
“四川文革大屠殺”，包括萬州和涪陵事件，罹難人數約693人。
文化大革命集階級滅絕，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宗教滅絕和民眾滅絕之大成。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整肅擴大化，幾百萬人遭到迫害，整死了大約10萬人。這屬於政治滅絕行為。
藏區騷亂，軍事鎮壓造成8.7萬人死亡。屬於種族滅絕和宗教滅絕。
“內人黨”事件，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的政治清洗，近百萬人受到牽連，罹難人數約2-10萬，多為蒙古族。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這是種族滅絕事件。
新疆再教育營，關押著將近一百萬人，對維吾爾民族進行語言和文化清洗，破壞民族信仰，強制將孩童與父母分離，強迫實施絕育，被人權組織指控為“種族滅絕”和‘人口滅絕“。
以上僅僅是對中國國家機器對普通民眾實施大屠殺的初略估計，發生在中國的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具有歷史的慣性，每隔兩三年就要再來一次，或者隔三五年再來一次。在極權主義中國，要維持統治就必須持續地制造恐怖；而要持續地制造恐怖，就要持續地對百姓進行殺戮。制造各種各樣的借口實行大屠殺則被視為主要手段。大屠殺—>恐怖威懾—>維持統治，這就是極權主義血腥統治的邏輯。
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預謀的國家機器犯罪行為，多數為國家公權犯罪和國家刑事犯罪。中共濫用國家權力和國家公器大規模肅整、抓捕、關監和屠殺民眾，這是徹頭徹尾的公權犯罪；即便按照當時中國的法律來判，這些屠殺行為之野蠻、之殘暴、之毫無人性，皆可依據刑事法入罪，因此，可以確切地說這些屠殺都是國家刑事犯罪。這些屠殺屬於國家機器實行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正是這個制度提供了殺人機器，提供了積極實施屠殺參與屠殺的黨的各級機構和黨員，提供了軍人、警察、國安乃至武裝民兵，提供了監獄，提供了物質保障，屠殺才可能進行，因此這些屠殺又屬於制度性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下，以“革命的名義”，以“政治正確”的名義進行的。這些以革命的名義和政治正確的名義所形成的巨大的輿論場，推動著屠殺向前。因此這些屠殺又可謂之以意識形態殺人，或意識形態性質的大屠殺。
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共造成總計8500萬到1億人的非正常死亡。規模較大的殺戮主要發生在三個國家，它們分別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和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柬埔寨；規模較小的殺戮發生在北朝鮮、越南、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不論大屠殺發生在那個國家，都帶有明顯的法西斯特征。
蘇聯在斯大林黑暗統治時期，根據其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所作《共產主義記錄》一書記載，被殺害的人約為2000萬，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蘇聯史學家康奎斯基的《大恐怖》一書記載，蘇共中央要對至少1500萬人的死亡負責。將階級敵人就地正法的紅色恐怖，對哥薩克的種族滅絕，被稱之為大清洗的政治迫害運動，古拉格集中營，內務人民委員會，蒙古大清洗，卡廷大屠殺，波羅的海屠殺，烏克蘭大饑荒，包括普京近期在烏克蘭實行的布查大屠殺，等等，死人無數，從斯大林的蘇聯到普京的俄羅斯所殺害的人數大約在3000萬到4000萬。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統治期間，大約有220萬人被處死或被迫害致死。全國大約有150處殺人場和萬人坑，2萬多處墓地，埋葬著110萬死難者。可謂屍骨成山。這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迫害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紅色高棉不僅殺害本國柬埔寨人，還越過邊境殺害越南人，制造了巴祝大屠殺，殺害了3157人，並引發越南入侵。紅色高棉元首喬森潘由於在其統治期間實施紅色恐怖和大屠殺被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危害人類罪，終身監禁。
然而，蘇共和柬共的罪行的總和也趕不上中共的血腥。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頻度、力度、深度和廣度都是蘇共與柬共望塵莫及的。蘇共和柬共一共殺害和迫害了大約4000萬人，而被中共殺害和迫害的人竟高達4500-6000萬。蘇共和柬共對民眾的殺戮集中在對肉體的消滅，就像當年希特勒納粹法西斯屠殺猶太人那樣。但是中共並不滿足這一點，而是更加注重於對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殺戮”。中共實施的殺戮那是肉體滅絕和精神滅絕雙管齊下。肉體的滅絕，其規模再大也只能滅絕人口的一部分；而精神與思想的殺戮，可以無限地覆蓋國家的每個角落和民眾整體，它所制造的恐怖，籠罩著一個無聲的窒息的國度。
在回顧大屠殺的歷史時，應該分清（1）究竟是政府行為，還是民間行為：（2）究竟是戰時行為，還是和平時期的行為；（3）分清屠殺的性質屬於哪一類：階級滅絕，種族滅絕，宗教滅絕，政治滅絕，還是民眾滅絕？還是全面殺戮？(4)被殺對象具有防衛能力否？
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全部都是（1）政府行為；（2）和平時期；（3）全面殺戮，涵蓋幾乎所有的人類滅絕類別：階級的，種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整體民眾的 （4）被殺對象毫無防衛能力。這些特點足以以大屠殺罪和反人類罪將中國政府告上國際法庭。
二戰以來，作為國家行為的屠殺在民主國家已經基本杜絕，這是文明進步的體現。在文明落後的國家，雖然屠殺時有發生，但如果把民間發生的種族沖突和宗教沖突所引發的屠殺除外，由政府直接操縱的屠殺屈指可數，比如埃塞俄比亞的政治清洗運動，韓國的光州事件。但是發生在中國的由政府主導的屠殺事件的頻繁程度則是驚人的，全世界發生的事件與其相比，都如九牛一毛。
但凡大屠殺，歷史都是會清算的。六四大屠殺，不僅讓世人看到了中共的殘忍，更看到了民眾的反抗。從反抗的強度和烈度中，看到這個民族的希望。
地下的火在升騰，只要找到出口，就會噴薄而出。
人格殺戮
人格
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有尊嚴。自由和尊嚴孕育著高尚的人格。正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創造了現代價值體系，創造了現代文明，創造了現代政治制度。
什麽是人格？人格是關於人的品格、尊嚴、思想、秉性、氣質和性格的綜合特質，是人在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情感體驗、行為模式和價值思維的個體特點，是區別於他人的穩定的心理品質，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有的資格。
人格大致可分為三類：心理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
心理人格：其形成部分地取決於先天的生理因素，部分地取決於後天的心理因素。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質是構成一個良好的心理人格的基礎。人是自己的主人，心理人格是人對自己提出的人格規範和要求。健康的心理人格是個人尊嚴和魅力的源頭。
社會人格：人是獨立的行為個體，人格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鮮明的個體差異。但作為社會的成員，又不是孤獨的人。個體通過服務於社會而融入社會，並在與他人的相處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因此社會人格是社會塑造的，不同的社會實踐塑造不同的社會人格。
政治人格：即公民人格。人是自由而獨立的政治和思想個體，通過參與國家政治而行使公民權利。作為一個公民，在參與政治的實踐中，展現其公民人格。
人格決定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積極人格導致積極的人生，而消極人格導致消極的人生。
一個積極的人格其內在涵養和外在品味大致可以這樣描述：高尚正義的品格；獨立自由的思想；威然自律的尊嚴；果敢自信的性格；仁愛寬厚的心胸；瀟灑幽默的言談；內斂端莊的風格；落落大方的性情；理解和傾聽的涵養；高貴潔雅的格調；剛直不阿、率真爽直、敦厚淳樸的秉性；忠厚善良、秉筆直書、秉公無私的品質；等等。上述特質的綜合構成一個向善向上的人格。
一個消極的人格，諸如：怯弱、消沈、輕浮、放縱、猥瑣、陰暗、墮落、腐化、苛刻、計較、僵化，遲鈍，猜忌，抱怨、躁動、畏懼、奉承、奴性等等。消極人格通常導致一個悲劇人生。
社會變遷，政治動蕩，容易導致人格變異、人格墮落和人格分裂。尤其是極權主義制度對人格的謀殺，造成人格缺失和人格依附，造成病態人格，犬儒人格，諂媚人格和奴才人格。
人格殺戮
人格殺戮又稱人格謀殺，既可能發生在個體與個體之間，也可能發生在政府與公民之間。
當一個個體對另一個體實施人格殺戮時，往往首先通過謊言肅殺目標人物上述積極人格中所列出的特質，塑造出一個猥瑣陰暗腐敗的形象，讓其無地自容。然後再進一步在公開場合蓄意地捏造虛假的、曲扭的、誇張的、聳人聽聞的罪名和醜聞，對目標人物的人格進行污名化，蓄意地誹謗和攻擊，利用社會心理操縱輿論，摧毀和扼殺目標人物的公眾形象、聲望或品牌。盡可能地使用大眾媒體對污名進行渲染，努力使不了解真相的民眾接受杜撰的故事，在人格價值層面使得污名“成立”，以達到人身攻擊和抹黑的目的，從而對目標人物造成切實的傷害。污名的對象可以是政治反對派、商業競爭對手、文化名人、宗教領袖、影視明星、網絡紅人等等。兩者在私下的口角和辱罵，如果沒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知道，那就不構成人格殺戮，唯有污名被公開化，污名被社會接受，才稱之為人格殺戮。蓄意、公開、污名是人格殺戮的三個特點。
在法制社會，對於發生在個體之間的人格污蔑和人格殺戮，受害者是可以反擊的。在法律上，對於名譽傷害罪是可以起訴的，也不乏起訴成功的例子。不同的社會民情和社會制度，結局或許不同。但在一個法制腐敗的國家，沒有公理和法理可言，人格殺戮的翻轉，往往取決於對資源和權力的掌握，而通常的結局都是正義和清白被打壓。
發生在政府與個體之間的人格殺戮或人格謀殺通常與政治迫害聯系在一起。此時政府和國家機器就是人格殺戮的發動者和執行者，它可以動用國家權力和資源，出於政治目的，對於不喜歡的政敵和團體實施人格殺戮，從道德、誠信、聲譽和個體價值上詆毀他們。它可以利用宣傳機器、媒體，報刊、網絡將指向被害者的污名公開化；可以動用組織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將污名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從而使得“污名化”不可逆轉。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論什麽罪，先用輿論，把人格謀殺了，然後再利用手中把握的司法機構對其治罪。因此國家機器對目標人物和群體所造成的傷害無論在規模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個體之間的人格殺戮。
發生於封建社會的人格殺戮，通常是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博弈，抑或皇權對臣子的人格羞辱。比如韓信受胯下之辱，勾踐跪嘗吳王夫差的糞便，都是公開羞辱。
發生在威權社會的人格殺戮，通常表現為對政敵的個體殺傷。獨裁政權不能容忍政治異見者，而利用權力，利用司法，制造冤案，讓異見者噤聲。比如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對於政治反對派，總是把他們描畫成與西方勾結的祖國叛徒，先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人格“抹黑”，然後將其驅逐，或者流放。普京以欺詐罪將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關進監獄，讓他從公眾視野消失。上個世紀頻繁發生於南美洲的軍事政變，大都起源於政治迫害和人格殺戮，對胡安-托雷斯的暗殺就是一例，先把他變成魔鬼，然後除之。
發生在極權社會的人格殺戮已不再局限於個體，而且是針對公民整體。人格殺戮從個體擴展到社會群體，乃至擴展到公民整體。毛澤東時代對整體知識分子的人格殺戮，江澤民時代對整體法輪功學員的人格殺戮，習近平時代對整體公民的攝像監控，清零封村，黃碼止步都屬於對公民整體的人格侵犯和人格殺戮。中國政治中的人格殺戮旨在奴化全體百姓，一個也不放過。
人格殺戮的中國特色
人格殺戮的中國特色在於它是指向整體中國公民的。
極權主義屠殺有三種類型：肉體殺戮，思想殺戮和人格殺戮。這些都是蓄意的、有相當規模的、被殺者無自衛能力的屠殺行為。屠殺一詞的使用在這里泛指大規模的消滅行為，即大規模肉體消滅，大規模思想消滅和大規模人格消滅。
在中國極權主義初期，以肉體殺戮為主，中期以思想殺戮為主，晚期以人格殺戮為主。其中人格殺戮又始終貫穿於肉體殺戮和思想殺戮之始終：先辱而後殺，先辱而後奪，先辱而後奴；欲殺先辱，欲奪先辱，欲奴先辱。殺，取你性命；奪，取你財產；奴，取你思想和人格。
在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的初期，肉體殺戮作為一種政治殺戮和階級殺戮的主要手段，血腥而野蠻，目的在於從肉體上消滅敵對階級和政敵。殺戮指向特定人物：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國民黨黨政軍殘留人員等等。中共奪取政權以來，從肉體上殺死整死的人數，大約在4千萬到6千萬之間，大約有6% - 8%的人口被中共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和殺害了。這個數量級高居世界屠殺史的頂端。
思想殺戮指向特定的思想群體，尤其指向思想相對活躍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群體。思想殺戮一滅就是一群，它以群體殺戮為特征。封喉，割喉，使所有具有真知灼見的知識分子再也無力發聲和反抗。比如反右運動，表面上看，一次性打擊55萬，給這些知識分子扣上“反黨”的帽子；而實際上，這場思想鎮壓運動的震懾作用在於令知識分子整體閉嘴，它謀殺知識分子整體的思想和精神人格。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殺戮更為嚴重更為普遍，它沖破校園的圍墻，走向全社會。在肅清了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異端”之後，為黨的一言堂掃清道路，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在思想界挑戰權力的可能性。此時的高級和中級知識分子整體大約為六千萬，全部閉嘴，被剝奪了思想的能力，從此萬馬齊喑。
唬弄人了吧，習思想居然可以賦能全球治理？分明在侮辱中國和世界老百姓的智商和人格。
人格殺戮的規模起初並不大，僅為獲取肉體殺戮和思想殺戮的“正當性”，即在動刀之前，首先剝奪其人格，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摧殘，將其人格妖魔化非人化，然後將其歸為該殺之類，然後殺之。比如針對政治反對派都是先辱而後殺，對林昭，對張志新，對劉曉波，都是先辱而後殺。對儲安平，對傅雷，對老舍，對趙九章，對容國團，都是先辱而後令其自殺。
當中共發現規模化的人格殺戮所制造的恐怖比之肉體殺戮對人的震懾作用更為廣泛、更為行之有效時，人格殺戮就逐漸取代了肉體殺戮，成為中共制造恐怖和震懾作用的主要手段。
人格殺戮從社會精英開始。“士可殺而不可辱”原本是中國士大夫的人格信條，人格殺戮摧毀了原本相對正直的獨立的人格，令中國的士大夫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國家精英們，生不如死。從欲殺先辱到辱而不殺，讓人們恐怖地活著，極權主義完成了一次統治術的飛躍
人格殺戮的規模隨著極權主義制度的成熟而越來越大，從知識分子群體迅速擴展至全體公民。肉體殺戮最多不過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六，而人格殺戮是不流血的殺戮，它可以施於整體公民，百分之百地剝奪其人格，十四億人口，無一可以幸免。正因如此，人格殺戮迅速演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全面的愚民行為和奴化行為，對整體公民的心理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實行普遍的殺戮，那是極為驚悚而恐怖的一幕。
極權主義摧毀人的心理人格，摧毀人的自我，令你無法作自己的主人，無法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唯有盲從。極權主義強制灌輸只有黨才是你人格的依附所在，只有黨才是你人格的主人，一切聽從黨的召喚和安排。摧毀心理人格是實行奴化的第一步。過去有毛主席語錄，如今有習近平言論，都是全民必修課，用以腐蝕人的靈魂，控制人的靈魂，這些都是愚民的老套路。
極權主義囚禁人的社會人格，試圖改造人性，消滅人的個性，使其成為被奴役的群體中一個沒有自尊沒有價值的符號；通過剝奪人的工作權利使之喪失生存能力，從而把獨立人格徹底打垮，迫使人就範。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對己、對人、對事的社會適應性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在社會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然而在思想封閉時代，發生於大數據時代的封網行為，封鎖了思想傳播和交流，人們無法塑造健全的人格。封閉和畸形的社會文化只能塑造畸形的人格。
極權主義通過剝奪公民的選舉權和參與權，從而剝奪公民的政治人格，令公民無力參與國家政治，而成為政治旁觀者或冷漠者。圍在黨周圍的一圈又一圈的犬儒們、諂媚者們、告密者們，以及黨衛軍們，是一群沒有政治人格的動物，沒有政治思考能力的奴才。一個泱泱大國，任憑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白癡把握著國家政權，任其胡作非為而無能為力將其驅逐，悲劇在於這個國家的國民沒有公民身份，沒有政治權力，沒有政治人格。
人格殺戮的實質是摧毀人格背後所堅持的價值觀，思想和精神，是摧毀挑戰現存邪惡制度的人格力量，企圖把人還原為動物。人格殺戮是極權主義針對本國公民的預謀行為，比如所謂的“清零”政策，就是一套預先周密設計好的全盤計劃，針對全體公民，以維持公共衛生為借口，對全體公民實施政治管制和監控，直接傷害和摧毀公民的心理人格，阻隔和囚禁公民的社會人格，壓制和扼殺公民的政治人格，最終剝奪公民的自由和尊嚴。
要求老百姓聽話，而不是傾聽老百姓的呼聲，這是赤裸的人格殺戮。
讓老百姓跪地膜拜和求饒，這是酷吏對百姓的人格殺戮。
人格殺戮的普遍性表明這個國家沒有法制，為了打壓維權律師，習慣性地給他們按上聳人聽聞的罪名，諸如“尋釁滋事”，“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著名的人權律師高智晟對他所受到的酷刑有過這樣一段文字：
“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我的求饒換來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瘋狂的折磨。……不知何時，有人在我頭上、臉上撒了尿。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接著，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簽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
那些畜生以為施以侮辱性的酷刑可以摧毀高智晟的尊嚴和人格，從而摧毀他的批判的鋒芒。但是他們錯了，他們低估了高智晟不屈的靈魂。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實施酷刑，蓋因國家司法黑暗。
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中，大約300多名維權律師遭到了抓捕和迫害。胡石根、周世鋒、王全璋、李和平等，都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警方不僅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還對其極盡人格侮辱之能事，甚至包括對待他們的夫人。在警方的酷刑和高壓恐嚇下，維權律師們一一“認罪”，並服刑。一個國家機器使用人格殺戮來滅殺維權律師的志氣，標志著司法的極度黑暗。
對海外民運人士定點實施人格謀殺是中國國安部絞殺海外民運的行動策略之一。一方面監視、騷擾、恐嚇和跟蹤海外民運的行動，另一方面使用污名摧毀民運人士的人格，慣用的手法就是制造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男女問題，以此對海外民運的目標人物進行詆毀，比如對待魏京生、王丹、吾爾凱西，楊建利，散布各種政治謠言和緋聞。
對待政治反對派如此，對待政敵更如此，比如將劉少奇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先辱而後殺；比如對待彭德懷，將其定為“三反分子”，當眾扇其耳光，打斷其肋骨，任其病死而不治；比如賀龍，當其糖尿病惡化時，不但不給水喝，讓他喝自己的尿，還特意注射葡萄糖，令其尿中毒而死；在周永康案，薄熙來案，孫政才案，肖建華案，孫立軍案中都可以看到人格殺戮先行的影子。
在中國官場普遍存在著對婦女人格的侮辱：包二奶，養情婦，依仗權力實施性侵犯，性暴力。女主播，女明星，女運動員，都是權力獵色的對象。而無助的婦女們不得不向權力低頭出賣貞操和人格，乃是中國社會的悲劇。婦女們從被強迫不準超生到至少要生三胎，除了被純粹當成生育工具，而毫無生育自主的權利。
在這樣的宣誓場景下，婦女們的尊嚴何在？
告密和舉報是維護極權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用它制造人人自危、朝夕不保的社會氛圍。用制造恐怖來維穩，標志著極權主義進入了晚期。
政府對自己的公民實施的人格殺戮，其實質是國家恐怖主義。一國政府對本國公民整體的人格殺戮所導致的人權迫害遠超其他任何恐怖主義所導致的局部迫害結果。
人格殺戮是嚴重的侵犯和扼殺人權的行為。
現代人格
人的尊嚴是國家憲政的前提，國家憲政的使命就是捍衛公民的尊嚴，使公民可以有尊嚴地活著。一旦公民失去尊嚴，國家憲政就是一紙空文，這個國家便一定充滿恐怖。
極權主義造就病態人格和雙重人格。在極權社會作高尚的人難於上青天；作壞人，很容易，因為不需要道德底線，只需幫腔，只需起哄，只需告密，只需助紂為虐。失去高尚人格之後，人會變成為愚民、暴民、刁民和惡民；失去高尚人格之後，人便失去思考能力，從而深度腦殘；失去高尚的人格之後，法西斯主義人格（攻擊性），權力主義人格（權力崇拜）就會滋長。
人格殺戮摧毀了人文，摧毀了人道，摧毀了人本；人格殺戮改變信仰，改變追求，改變好惡，造成自我否定，人格解體，喪失自由和自尊。這是當代中國面臨的精神危機。
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之上的，而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全體人民具有健全的公民人格。一個沒有公民社會或公民社會薄弱的社會，是極權主義易於操縱的社會。
民主的質量取決於政黨的素質，而政黨的素質取決於選民的良好人格。如果選民的人格素質下降，政黨的素質同時也會下降，民主的質量就會受到影響。換句話說，一個民主政黨只有當其選民的民主意識構成其公民人格的主導成分時才可能產生。至少兩個有著良好民意支持的政黨的存在，才是維系民主制度的保證。
由此可見健全的公民人格對於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意義。一個現代意義的人格，與自由和民主關聯的人格，才是我們要追求的。我們距此還遠。
在中國，人格的建立，與儒教信仰相關。因而當儒教被摧毀時，依附於儒教的人格便失去依托。反之，當人格被摧毀時，儒教信仰的建立就舉步維艱。中共當局曾經試圖放開對儒教的宣傳，但發現當人格變得高尚起來之時，其正氣也在增加，從而對當局的挑戰也在增加，便改變了主意。其實儒家的政治人格是有缺陷的，它缺乏自由和權利意識，它對皇權的依附遠多於對皇權的反叛，這並不利於民主政治的建立（討論就不在此展開了）。魏晉人格同樣如此，它離現代人格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中國人必須在儒教人格和魏晉人格之上去建立現代人格。
具有現代人格的是這樣一批人：
人格高尚的思想家和自由主義者，如梁啟超、胡適、魯迅、儲安平、殷海光、林昭、顧準、遇羅克、楊小凱、劉曉波、余英時、胡平……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政治犯和維權律師，如秦永敏、胡石根、李旺陽、劉念春、王全璋、劉賢斌、陳光誠、郭飛雄、呂耿松，……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民運人士，如王炳璋、魏京生、王軍濤、王丹、楊建利、韓連潮、余茂春、劉青、周封鎖、方政，…… 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正直的公共知識分子，如賀衛方、許章潤、許志勇、李文亮、任志強、耿瀟男、黎智英、黃之鋒、張展、方方，……今日還會有嗎？
人格高尚的文學家、藝術家和詩人，如崔健、北島，陳忠實、艾未未、陳維明、廖亦武，……今日還有嗎？
會有的！一定會有的！近日，彭載舟（彭立發）在四通橋上拉開“罷免國賊習近平”的橫幅，何其勇也！在極權體制下，還有比“民不畏死”更高尚的人格嗎?
呼喚現代人格的再造與重建，呼喚面向中國未來的人格。
習天下
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束標志著中共從“黨天下時代”正式邁入“習天下時代”。習近平掌握了絕對的權力，從而開啟了權力的絕對腐敗，開啟了權力的絕對黑化。
“黨天下”是極權主義的典型標志，但並非中國獨有。蘇共，朝共，越共，古共，羅共，……，但凡由共產黨掌權的國家無不如此，一黨天下，它不容政治反對勢力存在，甚至不容第二政治勢力存在。即便如希特勒，解散國會，取締社會民主黨，但也沒有完全剿滅所有其他的政治勢力，可見“黨天下”比之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更為黑暗。
“習天下”是“黨天下”走向極致的產品，是邁向權力絕對化的一個標志。它不僅具有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新時代”下的中國特色：權力黑化。阿倫特所描述的極權主義的所有特征，“習天下”都具有：（一）以意識形態控制民眾的思想，以謊言制造愚昧；（二）以警察國家對民眾施以威懾，以暴力制造政治恐怖；（三）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此外，“習天下”還具有阿倫特所沒有描述到的獨到的中國特色：（四）全過程專制，即專制不僅發生在權力高層，同時也發生在權力的其它層面，包括權力的底層；（五）權力黑化，權力的來源、權力的構成、權力的運作全盤覆制黑社會。權力黑化不僅發生在權力的底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高層。
“習天下”徹底關閉了黨內民主，結束了集體領導，從今後一切由習說了算。這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一言以蔽之，“習天下”開啟了權力的絕對腐敗和黑化。權力的專制化從國家機器的頂端向國家機器的底層發展，即從上向下發展，但凡權力所及，全過程專制化；同時權力黑化從國家機器的基層向高層發展，即從下向上發展，但凡權力所及，全面黑化。
黑社會權力化
權力與黑社會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一方面黑社會權力化，另一方面權力黑社會化。黑社會權力化呈現於“黨天下“的初級階段，權力黑社會化則呈現於“黨天下”的高級階段，即“習天下”階段。“習天下”站在權力黑化的頂端。
黑社會權力化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到了20世紀，黑社會已經基本滲透了基層政府。歷史學者何清蓮對此有過描述：
“黑社會組織除了與警界及司法界建立關系網之外，不少政府官員（工商、稅收等部門）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與官員結盟所涉及的領域要寬廣得多，而且中國的黑社會組織並不滿足於依靠官員的庇護獲得金錢，它們更喜歡在民間使用權力並炫耀權力，一些黑社會頭目除了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榮譽性政治銜頭之外，還為自己謀求官職，以至不少黑社會組織在當地被稱為‘第二政府’”。
黑社會成了“第二政府”，說明黑社會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已具有一定的政府功能，黑社會已經政府化。黑社會並不僅僅滿足於求得政府庇護，而是滲透到政府內部，掌握一部分權力，取而代之。黑社會占領著國家政府機構的基層，黑社會老大就是黨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就是黑社會老大。黑社會在政府中的勢力有著上升的趨勢，不僅控制著某個鄉，某個縣，甚至是某個地區，某個城市。
黑社會原本就劣跡斑斑，一旦掌握了政府基層權力，則更是囂張。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挾國家公器而行黑道。
公民“被無辜活摘器官”是黑社會權力化的劣跡之一。近期屢屢發生12-18歲少年失蹤案件，無不與國家立法讓器官移植合法化有關。活摘器官的背後都有政府縱容的影子，因為活摘器官需要手術環境，尚諾沒有政府支持，手術很難秘密進行，並且需要器官者中不少是年邁的中共高級幹部。只有政府默許，這樣的黑市器官移植交易才可能得手，才可能殺人取器，牟取暴利。
一下是近兩個月來（2022年最後兩個月）的青少年失蹤報道:
2022年10月14日江西上饒鉛山縣致遠中學15歲高一學生胡鑫宇在校離奇失蹤，
2022年10月23日廣州番禺大石街道大興村17歲女孩張益林失蹤；
2022年10月31日江西贛州12歲女孩失蹤；
2022年11月2日陜西鹹陽市秦都區17歲男孩宴嘉慶失蹤，
2022年11月4日吉林18歲高三女生鄭春梅失蹤，曾遭一男子尾隨；
2022年11月5日廣東茂名市15歲女孩蘇柏丹失蹤；
2022年11月5日廣東汕頭市金平區15歲男孩李奎源失蹤；
2022年11月7日貴州畢節市12歲女孩宋亞琴失蹤；
2022年11月12日武漢市黃陂區武湖正街光明路14歲中學生劉奧成離奇失蹤；
2022年11月16日太原富力城13歲小女孩XXX失蹤；
2022年11月15日南京市男孩XXX失蹤；
2022年11月17日四川南充17歲男生唐豪失蹤……；（以上資料來源：RFA）
2022年12月9日廣西柳州柳南區14歲男孩唐志鵬失蹤；
2022年12月10日江西上饒鉛山縣13歲女孩劉依娜失蹤；
16歲男孩王善承失蹤；
14歲女孩 張鈺琪失蹤；……；（以上資料來自網絡尋人啟事）
案情還在發展中，令人奇怪的是中共可以通過健康碼追蹤每一個公民，但卻無法找到一個失蹤的青年。唯一的解釋是政府的確知道失蹤的年輕人在那里，只因他們自己卷入了案中，所以無辜的年輕人們不得不當了祭品。大量青少年頻繁失蹤，造成社會性恐慌。
國家不僅立法讓器官移植合法化，而且還建立了器官移植基金會，並在各地建立器官移植醫師培訓體系。但是政府卻對防止社會上青少年失蹤案件一發再發無所作為。黑社會政府化，政府黑社會化，雙向而行，相互依存，方能使黑市器官移植交易變為現實。何況強迫失蹤制造社會恐懼，有利於維護極權統治。
公民“被無辜注射假疫苗”和無效疫苗，是黑社會權力化的又一劣跡。自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疫苗亂象就不斷，並在二十一世紀初大規模爆發，多年連續發生疫苗注射大規模致傷致死事件。中國的疫苗研發事業受到政治運動的連續沖擊，而經常處於停滯狀態。由於有關法規的不完善，存在巨大的監管漏洞，為黑社會制造假疫苗提供了契機。
遠有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康泰生物乙肝疫苗造假事件，近有新冠疫苗造假事件。這些假疫苗之所以可以流入市場，危及百姓生命，應是腐敗的地方政府支撐下的黑社會行為。政府官員被黑勢力收買，為假疫苗發放通行證，是假疫苗猖獗的根本原因；黑勢力勾結政府對公眾隱瞞真相，是造成危害繼續蔓延的根源。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遭到解職，或調離，造成寒蟬效應，有正義感的記者群體迅速衰落，從而使得假疫苗制造更為猖狂。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買通政府有關審批部門，健康的疫苗上市受到刁難，造成疫苗政策性斷供，或冷鏈失效（運輸和冷凍鏈失效）。
2004年江蘇宿遷假疫苗案，無經銷資質，無質量保證，冷鏈失效，盲目推銷；
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異常案，造成一人死亡，20人重傷，121人異常反映；
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發生大批兒童中毒致傷致死案例，該案件被政府長期隱瞞，直到2010年方被揭露；
2009年大連狂犬疫苗案，違規添加不明成分，造成疫苗無效；
2009年廣西來賓假狂犬疫苗事件，無效疫苗，導致5歲孩童死亡；
2010年江蘇延申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劣質狂犬病疫苗和造假疫苗事件；
2012年山東濰坊非法假疫苗事件，涉及全國，價值過億，包括流感疫苗，乙肝疫苗，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無經銷資質，無質量保證，冷鏈失效；
2013年乙肝疫苗造成嬰兒系列死亡事件，涉及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漢信和北京天壇生物；
2016年山東疫苗案，在經營和運輸過程中違反冷鏈標準，大量提供無效的過期疫苗和變質疫苗，涉及18個省市，涉案金額高達5.7億；
2018年長春長生生物和武漢生物研制、生產和銷售無效狂犬病疫苗，批發量達國內第二，篡改生產記錄和產品檢驗記錄，隨意變更工藝參數，在國家資產私有化過程中，侵吞國家資產，以行賄作為推銷手段；引發吉林省副省級官員被免職，長春市長被免職，以及三十多位國家、省級和市級藥品監督管理局官員被免職。
2019年江蘇金湖縣過期疫苗事件，大約兩萬多受種嬰兒有不良反應，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武警介入，實行武力清場，多人受傷；
2019年石家莊疫苗錯種事件，接種工作不規範，管理混亂，使用替代品接種，尚在立案中；
2020年發生以生理鹽水及礦泉水制造並銷售假新冠疫苗事件，並走私到海外。
公民“被強制接受假核酸檢測”，是官黑勾結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最新劣跡。從近期揭發出來的案件看，核酸檢測造假現象與疫苗造假現象一樣十分普遍，亂象叢生。近3年來，隨著清零政策的推行，新成立的核酸檢測公司大約有一萬兩千多家。僅僅據山東教育電視台報道，其中就有超過11家核酸檢測機構涉嫌造假，包括濟南華曦醫學檢驗公司、鄭州金域臨床檢驗中心、合肥和合醫學檢驗室、合肥諾為爾醫學檢測實驗室、上海中科潤達精準醫學檢測公司、北京樸石醫學檢驗實驗室、北京金準醫學檢驗公司、北京中同藍博醫學檢驗實驗室、河北石家莊和合醫學檢測實驗室、昆明寰基醫學檢驗所、內蒙古賽斯基因公司等等。地方黑勢力與政府勾結，以假核酸檢測牟取暴利，核酸檢測的規範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被嚴重忽視。
深圳核子基因和蘭州核子華曦的核酸業務在新冠疫情期間呈現爆發性增長，涉及較為突出的核酸檢測造假案例，創始人張核子，監事張珊珊，竟然兼任數十家核酸機構主管，其建立的核酸帝國遍布於深圳、長沙、武漢、和北京。張珊珊在全國布局了38家核酸公司，僅在2022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新成立了16家核酸公司，通吃核酸紅利。“哪里有張珊珊，那里就有疫情”，“哪里有張珊珊的核酸檢測，那里陽性案例就明顯增多”，假核酸檢測，造成無辜的人們一會兒陰，一會兒陽，無所適從，檢測局面一片混亂。很多被抓去方艙醫院的人，健康碼顯示是陰性；而陰性人員中，卻顯示核酸檢測結果異常。張珊珊的公司與地方政府建立合作關系，以利潤分成為誘餌，拉地方政府作點背。在假核酸背後明顯存在著惡劣的制度性根源，張珊珊之所以能夠能推廣假核酸檢驗，乃是因為她持有各省司法廳和衛計委頒發的執業許可，其中醫學檢驗所牌照11塊，司法鑒定所牌照20塊，是國內持有相關業務牌照最多的企業。從張珊珊經營合法公司銷售假核酸檢驗劑的罪惡中，可以看到官黑利益鏈是如何傷害民眾生命的。
女性公民和年輕婦女被拐賣，被脅迫從事性交易或卷入性剝削行業，包括被迫賣淫，強制婚姻，色情事業等，使中國成為世界各地遭受強逼賣淫的婦女的重要來源地。雲南、貴州和四川等罕見貧窮地區是人口販賣的主要輸出省份，而福建、廣東和山東等較為富裕而婦女嚴重短缺地區則是人口販賣的主要目的地。人口販賣是中國政府長期實行一胎化所造成的男女性別嚴重失衡所致，暴露出的一整套黑社會操作機制，反映出黑社會的猖獗和政府的瀆職和無能。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陜西佳縣鐵籠女事件，河北保定郜艷敏被拐賣事件，湖南岳陽逼童為娼事件，貴州習水嫖宿幼女事件，上海小紅樓趙富強拘禁多名女性對官員進行性賄賂事件，這一件件人口販賣事件的背後隱藏著一條拐賣婦女的黑線。這些事件曝光後，政府或保持沈默，無實質作為，或輕描淡寫通報一番，民眾看到的是政府與黑社會之間的默契，看不到政府根除這一惡瘤的措施，蓋因地方政府與黑社會有利益重疊，蓋因權力黑社會化。
活摘器官，假疫苗，假核酸，拐賣婦女這些黑社會行為之所以具有強迫性和欺詐性，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它已經滲透到了政府行為中，不僅僅是官員被賄賂和收買，也不僅僅是它在政府的羽翼庇護下犯罪，而是它本身就是政府犯罪的一部分。不僅僅是黑社會企業化公司化，而是政府權力代理人化，私人化了，政府權力黑化了。政府不僅僅為黑社會提供行業準入資格，市場準入資格，提供開發權和經營權，而且協助黑社會壟斷資源和市場，欺壓受眾。黑社會政府化，為政府黑社會化構建了社會基礎。
權力黑社會化
阿克頓說：權力趨於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他在說完這句話後，緊接著就說：偉人幾乎總是壞人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習近平太想成為一個“偉人”了，在他的任期內完成了權力的黑化，權力的黑社會化：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義清零。如果說他的前任們還把法制，民主和自由當遮羞布，那麽他是徹底全裸了。權力有個特點，使掌握它的壞人變得更壞。習近平無疑是變得更壞的那個，他使得權力無人膽敢妄議，他使得中國黑到沒有一絲光亮。
中國黑社會有著這樣一些特點： 通過秘密結社凝聚組織力量；以親密的人際關系結誼成為社團中堅；以利益最相關者構成權力的核心；效忠幫主，幫主一人操縱著整個幫派團體的運作；黑幫運作與資本結合，掌握著一方金融勢力。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完全具備了上述黑社會的特點：政治局常委清一色靠人際結幫，人馬全部由來自習近平在福建幫和浙江幫的舊部以及陜西幫的親信們組成；但凡能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人，無一不是向習近平多次表達效忠並肉麻吹捧的人，“效忠”成為入幫的必要儀式，通過效忠將個人的政治前途綁在了習近平的戰車上；整個政治局常委都是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外之徒，他們不受法律約束，但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法律和閹割法律，像蔡奇在北京，李強在上海，趙樂際在陜西的胡作非為，無不如此；在全國實行恐怖主義，在黨內也是如此，像胡錦濤那樣被綁架出黨的代表大會所制造的黨內恐怖起到了殺雞儆猴的效用，相當徹底地打擊了黨內的反對聲音，而黨內反對派則恪守緘默法則，如李克強，汪洋，韓正為個人青名，對習的倒行逆施保持緘默；黑幫團體內部只排位次，不設接班，實行幫主終身制。黑社會如此，中共政治局亦如此。習近平操縱黨務和政治局運作，獨斷專行，順習者昌，逆習者亡；習近平操縱著政府運作，使總理一職形同虛設；習近平操縱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掌控國家金融體系和經濟命脈，扶植國企，打擊民營，以國家資本主義霸占國家資源。
習近平近臣蔡奇在北京清理和驅逐低端人口的政府行為是典型的黑社會行為模式。被清理和被驅離的北京低端人口主要指向外來流動性勞動人口，尤其是從事生產服務型行業和社會服務型行業的人口，諸如建築工人、外賣、快遞、街道清潔、廢物處理、家庭服務、保姆；這些工種多為體力勞動，從事骯臟且不體面的工作，被視為有礙觀瞻，有損北京大都市形象。蔡奇動用政府權力和國際機器，利用警察和城管將其一一驅逐，下手粗暴、狠毒、無情，令幾十萬低端人口在寒冬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這是一場無情地清洗低端收入人口的階級滅絕行動。
中共依靠低端人口奪取了政權，進了北京，享受到了榮華富貴；現在又把低端人口驅逐出京，全然不顧人民疾苦，徹底撕去了其為貧苦勞動大眾謀幸福的虛假面具，這是對勞苦大眾赤裸裸的背叛。將底層人民，弱勢群體定義為低端人口，人為地制造社會撕裂，更是人格侮辱。通過群體隔離、限制流動，剝奪底層人民和弱勢群體勞動和生存的空間，這種粗暴的驅趕行為，猶如納粹驅趕猶太人，是非人道的、踐踏人權的黑社會行為。蔡奇以這樣一個黑社會老大的作派，以一個類似納粹黨衛軍的殘忍無情，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一事件成為國家層面政府黑社會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習近平近臣李強在上海“清零”過程中，置市民於生死邊緣，在封城中將黑社會的手法使用得淋漓至盡。閔行區、浦東區、嘉定區頻頻傳出跳樓事件。小提琴家陳順平患急性胰腺炎，由於醫院拒診而跳樓自殺身亡。閔行區紅旗三村碧江路402巷患有癌癥的老人因居委會不讓他外出取藥而跳樓；浦東區康橋鎮有一位14歲的小姑娘確診後，因被歧視而跳樓身亡；浦東市民董先生的父親是尿毒癥患者，醫院拒絕對來自封控小區的病人給予透析，求助無門，只好在家等死；閔行區古美街道大量市民由於作核酸而被已經感染了病毒的醫務人員感染，而成為密接和次密接，從而成為政府黑社會化操作的犧牲品。
上海清零封控缺乏科學性，在盲目中造成極度的混亂，乃至民怨沸騰。搞什麽“人海戰術”，“人人過關”，人為制造攜帶病毒者和健康人群之間更多更密切的接觸機會，人為擴散疫情；上海清零具有“創意”地提出“網絡化篩查”，把各區再度切分為小塊，分塊封城，百姓稱“全封閉九宮格”，令人窒息；上海還提出分階段封控，實質就是把無意結束的前一階段封控用所謂後一階段封控來延續，“堅持清零不動搖”，將第一階段的封控延續至第二階段，乃至延續到第三段階段、第四段階段。“清零”停止公交，限行車輛，嚴禁出戶，不僅剝奪公民正常的生活空間、醫療空間、乃至生存空間，而且對依賴於消費和商品流動性的企業以及服務性行業造成嚴重打擊性，不惜以經濟下行和市場萎縮為代價，以粗暴的政治管控，演習著對全社會的恐怖統治。
上海清零是一場控制全民行動的政府操練，用黃碼即可輕易地將人們控制在指定區域，畫地為牢，它更像是戰時的社會控制操練，全然忽視沸騰的民怨。
趙樂際與習近平兩人的父輩有著上下級的密切關系，習上台後，按照中共的政治生態邏輯，原屬江澤民門下的趙樂際改換門庭，賣身投靠了習近平。趙樂際主政的青海是勞改和監獄大省，他深度參與了活摘器官的罪惡，他是青海省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第一負責人，他深陷秦嶺龍脈別墅案和千億礦權案，難辭其咎。趙樂際的部下和副手都因貪贓枉法而被繩之以法，唯有他逍遙法外，他難逃枉法之嫌。
公民“被精神病”是權力黑化的主要劣跡之一。“被精神病”特指權力部門，也就是政府部門，將無精神疾病者，或無需送往精神病院的人，強行送往精神病院，以此打擊持不同政見者，打擊異議人士，打擊上訪公民，打擊維權人士。這是政府犯罪行為，司法為權力驅使，成為迫害公民的工具。
董瑤瓊直言對中共專制的不滿，批評中共暴政，揭露中共對民眾實行腦控，並向習近平頭像潑墨。董以“政治犯”身份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精神折磨。出院後，神情呆滯，沈默寡言，判若兩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殘。此案乃上海滬警所為，顯然滬警已經黑化。
南京人權捍衛者丁燕因發表公開信批評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批評上海的防疫方式，“把我們打回到舊社會”，“傷害人民”，結果被南京警方送入六合怡寧精神病院後失聯。可見寧警也黑化了。
因質疑南京大屠殺的數據，湖南湘西教師李田田被地方政府送往精神病院，微信公眾號被封號刪除。湘西政府黑了。
湖北訪民李小燕因上訪被關押到房縣精神病院。湖北房縣政府黑了。
因到王府井散發政治傳單被關入山東臨沂第四神經病院的豐曉燕，在院期間精神受到極大摧殘，出院後，說話大舌頭，行動僵硬，頭腦發木，思維木訥。山東臨沂政府黑了。
四川成都工程師朱爽因與當地警察發生語言沖突，由此而被精神病，關了四十天。在精神病院他受到電刑、注射不明液體、性虐待、激素藥物迫害、毆打，留下了怕光怕響聲的後遺癥。朱爽當時的妻子被警察脅迫打胎和離婚。此案反映出成都黑社會滲入警察系統，抑或成都警察系統黑化了。
公民被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是政府黑化的重大劣跡。學運領袖，人權捍衛者，族群利益捍衛者，上訪人員，維權律師，報導真實疫情的記者等等被一一戴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而被抓捕入獄。他們/她們被失蹤、被拘留、被酷刑和被無罪監禁。
1989年，中共發布六四通緝令，緝捕21位學生領袖，王丹先後兩次被捕入獄共6年；
1989年，李貴仁案，因在西安地區組織遊行示威，撰寫批判文章，而被判處“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期5年；
2001年，李秦華案，因瀏覽、下載和征集有關六四屠殺的照片和文章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2年，王炳章案，在越南廣寧省遭大陸國安綁架，因間諜罪和領導恐怖組織罪被判無期徒刑；
2006年，張建紅（力虹）案，因在海外網站發表文章，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6年，李長青案，因向海外博訊網站投稿揭露當地爆發登革熱，政府不作為，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徒刑3年；
2006年，楊天水案，因參與天鵝絨行動，組建民主黨蘇皖黨部，接受海外資金和寫文攻擊政府等罪，被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12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6年，高志晟案，因發動維權絕食接力，反對國家機關行使權力黑社會化，而反覆遭受暴力綁架，抓捕和酷刑。反覆經歷失蹤，再失蹤，直至今日仍然不知去向。
2006年，郭飛雄（楊茂東）案，郭是中國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的領導者，分別於2006，2015，2022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三次入獄。
2009年，劉曉波案，因參與起草和傳播《零八憲章》而被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11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14年，許志永、丁家喜案，因推行新公民運動，提倡非暴力方式維權，呼籲官員財產公示，並嚴懲腐敗，而被判“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許獲刑4年，丁獲刑3年半；
2015年-2016年，709維權律師案，公安當局在23個省份同時發動大規模逮捕、傳喚、監視居住超過上百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起因是中國刑法修正草案企圖剝奪維權律師在刑事辯護上的豁免權，而遭到維權律師們的普遍反對；
2018年，覃德富案，因秋雨聖約教會拒絕加入“三自教會”，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4年；
2018年，艾爾肯.吐爾遜案，因涉嫌“恐怖主義”和“煽動民族仇恨”而被捕，刑期19年10個月，剝奪政治權利2年；
2018年，賽里克.木海案，因傳播伊斯蘭教獲罪，刑期20年；
2019年，丁家喜再次被捕，受到坐老虎凳的酷刑。
2020年，張展案，因以公民記者身份前往武漢追蹤報導新冠疫情發展，而被判處“尋釁滋事罪”，獲刑4年；
2020年，方斌案，因以公民記者身份曝光武漢疫情而被失蹤至今；
2020年，陳秋實案，因實地探訪武漢疫情發展現狀而被失蹤600多天；
2022年，彭立發案，因在北京四通橋上呼籲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而被失蹤；
2022年，白紙革命，因悼念和聲援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南京，上海和北京多名學生被失蹤……;
以上案件只是九牛一毛，只能選幾件主要案件列出。據維權網信息中心統計，2022年10月31日發布的最近一期報道：當前在押良心犯和政治犯共1442人，其中死緩11人，無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2年到25年不等共1197人。
打開網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人間慘劇一幕幕躍入眼簾：
廣州海珠區將兩個沒帶口罩的年輕姑娘反綁示眾；
各地建立的方艙醫院，實質是“病人集中營”，給予非人待遇；鄭州由於疫情失控，一個年僅四個月大的女嬰李思雨在方艙醫院因病拒診而死亡，激起天怨人怒；
鄭州一女性的姐姐跳樓了，自己要出小區，被告知“出去就回不來了”；
蘭州三歲男孩子需要急救，被防疫人員以防控為由阻撓去醫院，結果死亡；
西安孕婦臨產去到高新醫院，由於核算檢驗超過4小時已經無效，沒有綠卡而被拒入，結果在醫院門口大流血，導致流產；
陜西一工程師回老家漢中市洋縣探望未成年子女，剛下高鐵就被拉去集中營隔離，十幾個小時沒吃東西，糖尿病並發癥，腎衰竭，不治而亡；
庫爾勒一位老人被測核酸異常，被帶至隔離點，病情嚴重，數度昏迷，疏於醫護，無人救治，七日後死亡；
內蒙呼和浩特一家女子全家被抓入方艙醫院隔離，陽轉陰後回到家中，發現家中空無一物，家里的東西都被防疫中心扔了，該女子隨即跳樓；
西藏拉薩封城50多天，市民說：“把我從夏天短袖關到冬天穿羽絨衣”，民眾在方艙隔離期間墜樓身亡，“四條人命，都是跳樓”；“人一旦被抓進去，出來後，人就不正常了”，你懂；
深圳大學餐廳員工不堪封校所帶來的惡劣的工作和住宿環境而跳樓自殺；
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恒利用權力性侵女生並導致其懷孕流產，女生不從，便以休學相威脅；
鄭州數萬富士康員工逃離……
公民被失蹤，公民被刑拘，公民被定“顛覆政府罪”，公民被定“尋釁滋事罪”，公民被精神病，公民被清零，公民被封門，公民被核酸，公民被方艙，公民被自殺，公民被跳樓，公民被流產，……；無奈的公民，任人宰割的公民，沒有基本的尊嚴和人權的公民，沒有基本的正義，這是政府黑社會化的惡果。這些政府行為：狠毒，決絕，無恥，卑劣，毫無人性，逼人致命，警匪一家，如同黑社會。這個政府的確黑化了，公權力的確黑化了。
恐怖是極權主義時代特征，謊言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特征。但是，隨著習時代的到來，人們發現恐怖並沒有走遠，又重新回來了，並且以更為恐怖的方式彌漫於人們的生存空間。忽然間謊言不再需要了，只要能令人們恐懼，這就夠了。人們唯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恐懼中求生。這意味著，在一個更為專制和獨裁的層面，極權主義又回來了，這意味著全社會由後極權主義向著極權主義回歸，不僅具有了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了諸多中國特色，權力黑化就是其中之一。
當權力將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義清零之時，我們將這樣的權力狀態稱之“權力黑化”。
人道主義概論
什麽是人道主義?
（一）什麽是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
長年以來，每每提起人道主義，人們以為那就是救死扶傷、人道救助或人道幹涉，就是對人的苦難給與道德關註和物質紓困，是的，狹義人道主義就是這麽定義。但是，今天我們紀念六四32周年，希望引起對廣義人道主義的討論，以提高對人道主義現代品質的認識。
本文沒有能力去評價薩特和海德格爾關於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哲學爭論，也沒有資格對詹姆斯和福柯所宣揚的實用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實質說三道四。本文只想沿著人道主義的價值內涵，探討人道主義在反對極權主義鬥爭中的政治學意義。
什麽是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關於人的哲學，是以人為最終目的的價值理想。人道主義關心什麽是人的本質，研究一切有關人的理念和思想法則，是對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和人的發展給予最大的關註的思想體系。
作為哲學觀念，人道主義的內涵在思想層面追求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在政治層面追求人的權利、人的平等、人的地位；在經濟層面追求人的利益、人的財產、人的所得；在社會生活層面追求人性發展、個性解放、人格完善、人的自我實現。人道主義張揚人性的自由和個體的尊重。
作為倫理學，人道主義是一種價值尺度，用以衡量歷史和現實、衡量思想和政治、衡量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乃至文學藝術作品究竟在何種程度以人為最終目的和在何種程度對人給予關懷。這種衡量因而有了美學意義。
作為一切普世價值最初的出發點，人道主義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的基石。
自由：基於人生而自由，無論作為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人都應該是自由的；言說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追求財富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質。
民主：基於每個人（公民）都具有參與國家事務和政治生活的權利，都具有參與國家管理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同時也是基於對人性的認識，權力需要製衡，權力欲的膨脹需要監督，權力的貪婪需要遏製。
人權：基於天賦人權，基於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基於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尊重，基於思想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等公民權利對每個公民而言都是平等的，並且不可剝奪。
法製：基於任何人的自由和權利都需要得到保護，任何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傷害都需要得到懲罰。
因此，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無不以人為最終目的。人道主義是普世價值的基石。
人道主義關懷個人命運，並越過民族命運，直接與人類的命運結合。人道主義站在人類歷史和發展的大視野下，關註個體命運。不僅對人的苦難和生命危機給予人道救援和人道幹涉，而且對人的發展和人的幸福給予終極關懷。人道主義不僅致力於製止災難，製止戰爭,保衛和平；而且致力於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政府。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人類的福祉，是世界文明的繁榮和發展，是人類的命運。
人道主義的內涵包括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人本主義與人文主義在概念上並沒有很大的區別，都是一種人性啟示和仁慈的生活哲學，英文都稱作 humanism。廣義人道主義將humanism 與 humanitarianism 合二為一,統稱 humanitarianism。人本主義是人道主義的體現，人文主義也是人道主義的體現。
極權主義是反人道，因此反對極權主義就是要高舉人道主義的旗幟，這裏的邏輯再清楚不過。無論是在哲學領域，在政治領域，還是在社會領域，人道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死敵。在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中：反對獨裁，反對恐懼，反對思想奴役，反對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沒有比拿起人道主義這一武器更為有力，更為重要了。
在西方，從古希臘文明經意大利文藝復興﹑法國思想啟蒙運動到民主社會的建立，歷經五千年，人道主義已溶進了人們的思想和觀念，溶進了音樂﹑繪畫﹑雕塑﹑戲劇﹑文學和人文作品，溶進了普通人的生活和社會活動，溶進了國家政治生活，也溶進了民族和國際交往，而成為人類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準則。正因為如此，人道主義成為了西方社會和政治的基石；正因為如此，極權主義無法在西方生根。極權主義在前蘇聯和東歐土崩瓦加，但在東方，在中國，在朝鮮，在越南，依然在茍延殘喘，這是為什麽？這取決於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義的基因。
令人困惑的是，不知從何理順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中，良莠雜生，薰蕕同器，玉石相混，是精華與糟粕共同的沈澱，從中究竟能否提煉出人道主義的基因？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究竟怎樣呢﹖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
（二）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
霸道主義？還是王道主義？
極權主義？還是人道主義？
中國何去何從？這是中國知識精英長期思考和探討的問題，也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
能否抵製極權主義對一個民族的侵淫，取決於這個民族的文化歷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義的基因。西方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彌漫著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故極權主義難以在西方民族紮根。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蘇聯的失敗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在東方民族，尤其是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中，人道主義是一個什麽地位呢？反對極權主義，中國古代的思想智庫能向我們提供什麽啟迪呢？
中國遠古文化，如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周易，都具有十分樸素的天人思想。余英時先生將「天人合一」分為「舊天人合一」和「新天人合一」。余先生說「舊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世界和鬼神世界在巫師的操作下通而為一」，「新天人合一是思想家在軸心突破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它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道』與『心』的合一。」，「兩者同為『人』尋求與『天』的相通。」。但是並非誰都可以與天溝通，只有「普世人王」才可以。顯然，這一追求重於天道，重於王道，而輕於人道，與現代人道主義似乎毫無關系。
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有王道和霸道之分。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霸道以強權稱霸天下。歷代智者和聖賢都推崇王道，並視其為完美的政治秩序。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說得是霸道以暴力開疆擴土，而王道則以德施以仁政。那麽相比於暴政，仁政是不是更具人性呢？似乎是。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將仁視為天道，將仁作為人性的出發點，將仁作為人格修養的必須，在先秦時期，這毫無疑問具有某種社會進步意義。但是仁要求的僅僅是人的自我修煉，抑或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德約束，而不涉及什麽是人的本質和人的需要。而仁政，則是王者對庶民的恩惠，是帝王統治術的懷柔之舉。這是仁和仁政的歷史局限。
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孝、忠、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是關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近似於宗教的理念。於個人，是作人的準則；於家庭，是倫理關系；於國家，是禮儀製度。人用仁來修煉自己以適應治國平天下的需要，故仁是外部世界或政治對人的要求，而不是人的內在要求。在以仁為精神核心的人文精神中，人自身的地位何在？仁沒有回答。
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外向修煉，其核心思想可歸結為一個「仁」字；孝、忠、勇，是人的內向修煉，可歸結為一個「忠」字。儒家思想歸結起來就這兩個字：「仁」和「忠」，兩者相輔相成。君主對百姓施以仁政，百姓則必須對君主報以忠誠。對王道絕對忠誠本是仁政的終極目的，如果君王不能回收忠誠，王道就會被霸道取而代之，那麽「人」與「仁」就無緣了，「政」與「仁」也就無緣了。在鼓吹「仁」的時候，忽略了「忠」的封建涵義，多少有點忽悠的意思。
雖然儒家看重內在人格的完美，但在其將審美情趣和社會功利結合形成了入世哲學之後，其人格也就被王權所收買。面對權力，儒生們不得不以諂媚和犬儒的精神狀態淪為王權的附庸。歷經先秦儒學﹑兩漢經學到宋明理學，鼓吹「存天理，滅人欲」，此時人已沒有尊嚴，而儒學已與樸素的人道精神漸行漸遠。王道主義和霸道主義亦步亦趨地為著極權主義在中國登堂入室作精心鋪墊，中國的政治也隨之越來越黑暗。
當極權主義進入中國，與王道主義狹路相逢時，王道要麽被驅逐，要麽被收編，要麽搖身一變以霸道主義與極權主義同流合汙。此外難道還會有什麽其他出路嗎？極權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根本沒有王道主義的地位。用王道主義來抗擊極權主義，那就是一個笑話。
道家思想：崇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道被放在了相當高的地位。天地之間，宇宙之中，所有的規律都包含在道裏了，地位卑微的人亦在道中。道家有一種消極的憂患意識，即憂而不為，憂慮而不作為。主張超脫於憂患，而取得心靈的安頓。道家雖說「無為無不為」，實際上「無為」之時為多。道家的悟性在於超脫社會功利，擺脫物性奴役，強調個性自由，主張出世和回歸自然。但是隱居山林則多少是由於看透了人世間的醜惡之後而不作為，又怎能說那不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故道家思想中既含有尊重人性的成分又含有壓抑人性成分，因而是一種矛盾的人生哲學。
極權主義全面地控製著國民的社會生活。當道家遭遇極權主義的時候，靠著「無為而治」就能擊敗對手了嗎？恰恰相反，極權會將道家一路追殺到深山老林也決不放過，必置其於死地而後快。面對極權主義，空喊無欲、無為，而毫無還手之力的道家超脫得了嗎？
墨家思想： 「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這一「天下兼愛」的思想，未免帶著很強的功利性，並且很直白地說：「故兼者，聖王之道也」。所以它是為「聖王」指出的一條大道。當然，作為哲學思想，「兼愛」具有非常強烈的平民色彩，主張「愛無差等」，愛人且愛己，強調平等的普遍的愛。盡管其並不含有現代人性和人權的概念，但與現代人道主義中的博愛思想較為接近。可惜「兼愛」的思想從來也沒有能成為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基因，因為占統治地位的王道和霸道與「兼愛」不兼容。
除去功利的部分，其實墨家的兼愛，頗有幾分真誠。但與極權主義較量是靠真誠就能取勝的麽？面對極權主義的邪惡，面對極權主義恐怖，墨家會顯得過於天真。墨家思想早夭，在極權主義輸入中國之前，就早早消聲滅跡於東漢年間，它與極權主義連面都沒有見過，又何以能為今天提供與極權主義鬥爭的思想武器呢？但是難能可貴的是墨家出於直覺的正義感，為了聲張正義，敢於犧牲，敢於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或許這是今天反對極權主義的人們，可以繼承的精神品質。
法家思想：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推崇是名義上的，且多具裝飾的成分。儒學通常被用來點綴皇權，或士大夫們用於自我包裝。中國歷代王朝均毫無例外地承襲了秦製。法家思想為中央極權提供理論根據，承認君王擁有絕對權力。以刑治國，因而它是血腥的，是霸道的集中體現，沒有絲毫人道的成分。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本人遭秦製腰斬便是一種歷史的諷刺。血腥的皇權總是需要『仁慈』的儒學來點綴，所謂外儒內法。
王道是包裝，霸道是內在。法家思想的實質是中國古典極權主義。在法家身上，極權主義找到了臭氣相投的共同基因：焚書，坑儒，對社會作全面控製。極權主義在中國需要一點包裝，而法家能滿足這一點，即為極權主義穿上王道的外衣。
由此，面對極權主義，中國古代的思想智庫所能提供的思想武器不多，孔子的仁愛也好，墨子的兼愛也好，雖然具有人文的含義：良知和向善，但在這裏，人不是主體，而是客體，是一個被施以仁和愛的受體。個體在老子那裏得到的尊重則略多一些，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消極壓抑的個體。在現代人道主義的概念中，人是出發點，人是主體，人是本位。這是中國文化所缺失的。
當代新儒家鼓吹王道主義，單憑「忠誠」這一點，王道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的改革訴求。王道不是中國的前途。現代的政治改革，應告別王道主義，不僅因為「王道」不是一個現代政治學詞匯，而且因為王道改革在《世界人權宣言》發布已經70多年後的今天多多少少顯得有點偽善。
王道立足於「王」，人道立足於「人「，這是本質的不同。現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與霸道之爭，而是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
在這塊缺失人道主義思想的貧瘠土壤上反對極權主義何其艱難。三千年的王道與霸道的交替，禁錮人性的發展，扼殺人的尊嚴，使人道主義至今不得在中國生根，實在是因為思想土壤過於貧乏的緣故。為王者，霸權在手，王鞭在握；為民者，如牛馬生畜，無有尊嚴。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面對王道和霸道所表現出的軟弱﹑依附﹑被動﹑缺乏獨立人格決定了他們在思想建樹中必定流露無所事事的悲哀。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困惑給與人們的啟示是，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不論是王道還是霸道，都不可能為現代國民開拓一條通向幸福的康莊大道。即便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但它畢竟是站在君王的立場，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它與現代人道主義的理念，從人出發的立場，對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認識，有著相當的差距。
王道主義可能與人道主義同行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會分道揚鑣，歷史一定會拋棄王道主義而擁抱人道主義。在儒家文化的世界裏，沒有人道主義的位置；但在人道主義的世界裏，可以包含儒家的文化。
反對極權主義，要警惕現代極權主義與中國古典極權主義秦製的結合。
反對極權主義，世界近代思想智庫能提供什麽啟迪呢？這就是人道主義。只有人道主義才有力量與極權主義全面較量。
當中國極權主義的統治者們認同儒家回歸和王道理念的時候，不得不引起人們足夠的警覺。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
人道主義是任何社會變革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政治倫理
（三）人道主義是任何社會變革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政治倫理
人道主義是檢驗任何社會變革，主要是政治變革，是否以人為最終目的的基本倫理和價值尺度。
改革自古有之，春秋時期有管仲改革、商鞅變法；秦漢時期有始皇變製、漢武推恩；唐宋時期有唐太宗新製、王安石變法；到了近代，製度改革更為頻繁，如戊戌變法、立憲運動。這些改革，有霸道的，有王道的，但都以維護皇權為宗旨，必須為皇權所能容忍；一旦改革觸犯了皇權利益，改革便夭折，改革家便成為犧牲品。
當中國歷史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時，改革的上述命運依然沒有得到改變。六四之後的政治家們，在任何辯白和掩飾都遭到失敗之後，便企圖利用所謂的改革去淡化去對沖他們在六四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企圖以改革之果來贖屠殺之罪。鄧小平忽而扮演魔鬼，忽而扮演天使。一個被用來反證發生在1989的屠殺有理的改革，實質是維護一黨專製。從維護一黨生存的私利出發，從維護權貴資本的利益出發，把權力和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加劇著中國社會的撕裂和非正義，那是反人道主義的改革。雖然經濟改革帶來了表面的繁榮，但仍然無法抹去鄧小平改革的血腥性。不管他怎麽改，他在人民的頭上，都懸著一把暴力之劍。
同樣被稱之為改革家，鄧小平在一片鼓躁聲中，被封以"總設計師"之桂冠；而真正的改革家趙紫陽則被剝奪了改革的權利，在監禁和郁悶中辭世。中國的改革家何以有如此不同的的命運？這只能說明，鄧小平和趙紫陽實行的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改革。但是，鄧小平又不得不利用趙紫陽，而趙紫陽也不得不仰仗鄧小平，中國殘酷的現實政治把霸道、王道和人道強扭在一起，使得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和思想層面發生嚴重錯位，並最終釀成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
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是以切實改變舊有製度為目的的改革。從八十年代由胡耀邦領導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思想論戰開始，並在趙紫陽領導的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體製改革的實踐中得以貫徹，從而使農民﹑工人和市民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在經濟上獲得利益。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對違反人道的舊體製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行的思路。胡趙的改革是一條從人道主義出發，又回歸到人道主義的改革之路。
但是，中國的製度，只容得鄧小平的改革，不容得趙紫陽的改革﹔只容得王道改革，不容得人道改革。說來說去，關鍵是這個製度本身就不是一個人道的製度。因此，但凡鞏固王道製度的改革就放行，但凡削弱王道製度的改革就要扼殺。歷史上，象「戊戌變法」這類維護王道的改革甚至都不為大清所容，何況其他。趙紫陽改革的悲劇乃是製度使然。
人道主義是任何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必須具備的最低出發點。不同的社會變革可能有著不同的政治個性，價值個性，和思想個性，並且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但是，如果它拋棄人道主義，它就一定至少是虛偽的，甚至是反歷史反人民的。鄧小平的改革正是如此。
作為引領改革前進的領導者，胡耀邦﹑趙紫陽的人格隨著改革的深化，而向著人道主義轉換。他們的心越來越貼近人民。正因為胡耀邦的人格中有著人道主義的傾向，和對人民的命運發自肺腑的關切，所以人民才愛戴他，並在他身後悼念他。正因為趙紫陽的人格在改革中完成了由馬列主義者向人道主義者的轉換，所以他才具有足夠的道德勇氣去拒絕以人民流血來換取「穩定」﹔所以他才有足夠的政治膽略，呼籲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並以個人的政治生命去賭註廣場的人道主義結局。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改革雖然失敗了，但是給與後人的啟迪是：人道主義既是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家啟動改革的最低出發點，也是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家人格轉變的起點，是他們與共產黨理論價值決裂的起點。人道主義是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人格的基點。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偉大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任何偉大的改革家。
進入極權主義時代之後，即便是王道改革的願望也都成為了癡心妄想，更無須說人道改革。極權主義拒絕一切改革，因為它已經對社會生活進行了全面控製，已經沒有反對的聲音，到處鶯歌燕舞，到處是頌聖的靡靡之音，因而它不需要任何改革。極權主義就是以恐懼製造「完美」。
但是，它忽略了蘊藏在人們心底的人道主義。它忽略了人們在心底對極權主義的鄙視，它忽略了人們在心底對極權主義倒行逆施的徹底憎惡。當然，它也忽略了人們對自由的向往，對人性社會的渴望，對美的追求。
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時，黨內沒有嘩變，人們沈默地接受了這一結果。是什麽力量在起作用？是人們內心醞釀已久的人道主義，因為人們認識到，解散蘇共是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結局。當葉利欽宣布解散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軍隊沒有嘩變，人們沈默地接受了這一結果。是什麽力量在起作用？依然是人們內心醞釀已久的人道主義，因為人們認識到，解散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結局。任何變革，不論如何痛苦，只要它是人道主義的，就會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實現。這就是人道主義的力量所在。
對於下一輪政治改革的思想準備一刻也不應該放棄。呼喚中共黨內的理性力量，正義力量和人道力量，呼喚胡耀邦，趙紫陽式的政治家出現。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黨內的理性力量，正義力量和人道力量是社會變革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之一。
中國的命運絕非寄托在中共黨內的變革力量身上，但是中共黨內的變革力量，可以減輕陣痛，提前結束黑暗。既然在中共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胡耀邦和趙紫陽式的政治人物，那麽在現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下，就可能再次湧現。前提是改革家必須具有人道主義的人格力量,前提是國民必須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底氣。
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
中國正向著極權主義回歸，並且借助著科技的力量而變得更加精致，更加殘忍。人們對政治改革的期待一再落空和失望。但是，歷史巨變的地火在升騰，政治突變隨時可能發生。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決戰的時刻正在到來。
中國極權主義是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霸道主義）結合的產物。由於文化基因的相似，霸道主義與王道主義之間可以很容易就發生切換，也就是說中國極權主義有時會切換為列寧主義與王道主義的結合，使得其嘴臉更具欺騙性，而其極權主義的本質不變。因此面對極權主義回歸不能對王道主義存在幻想，中國沒有理由重韜歷史復轍。
反對極權主義的同時必須堅持反對王道主義。王道立足於「王」，人道立足於「人「，這是本質的不同。現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與霸道之爭，而是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
習近平在百年黨慶上的發言，是一份中國極權主義宣言。表達了中共堅決走極權主義道路和堅持極權主義製度的決心。此乃中國之大不幸。
中共百年黨慶所展示的極權主義特征：黨天下，可謂登峰造極。海外媒體《縱覽中國》將其描述為「法西斯式的森嚴慶典」。不僅管製通往北京的航行和車輛，甚至實行區域封網和斷郵，一副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令人匪夷所思。
中國共產黨用一百年的時間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這個國家不僅具有傳統極權主義的特征，而且具有習近平極權主義的特色：他提升極權主義，深化極權主義，回歸毛澤東時代。他將極權主義與中國古代思想庫中的霸道主義結合，為王不仁。他的人格起點太低。他在中國實行專製獨裁，倒行逆施，反人權，反人道，反人類。他走不遠。
為了這個慶典，習近平已經作了多年的極權主義鋪墊：極權主義恐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簡而言之，習近平鼓吹的黨，國家，人民三位一體的實質乃是獨裁，黨國，和奴化。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極權主義在早期使用群體槍決來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極權主義在中期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失去政治、經濟、信仰，言論的權利。令人們陷於被迫害的恐懼之中。
極權主義在後期則控製人的思想，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全面滲透的程度，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幹涉的程度，令反抗力量幾乎從所有領域消失。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所謂「零阻抗」的狀態，標誌著極權主義已進入一個非常成熟的時期，而習近平治下的極權主義符合這一特點，它已經日臻成熟與完善。
馬克思主義會假惺惺地利用人道主義作幌子，但中國極權主義似乎連這一點都不需要。極權主義統治者們將人道主義劃歸為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並將其作為鞏固資本主義製度的思想武器而進行摧毀。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鬥爭，從表面上看，總是人道主義呈現弱勢，而極權主義呈現強勢。但是，從蘇聯解體，可以看出，人道主義的力量一旦爆發，極權主義的大廈便立即土崩瓦解轟然倒塌。竟然這麽簡單。當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蘇共，解散蘇維埃時，人民和軍隊給與了默許。這就是人道主義的力量。
在人們心裏廣為播種人道主義的力量是何其重要！播種人道主義，這是決戰極權主義的必勝利劍，它在人們心底產生反抗的力量。表面上，社會一片歌舞升平，但人道主義在人們心裏孕育著反抗的烈焰，就如地火奔騰，隨時可能噴發。
人類走向何處？是走向奴役，還是走向自由？走向極權主義，還是走向人道主義？當然是走向自由，走向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決戰。一個以人為出發點的社會，一個以人道主義為前提的社會才稱的上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而以奴役人為前提，以鉗製人的思想為前提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野蠻的社會。鏟除極權主義這個野蠻社會的根源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到人類命運的決戰。人道主義的使命乃是消除人類的苦難，提升人類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而極權主義則是人類苦難的根源。鏟除極權主義這個人類苦難的根源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到人類自由的決戰。人道主義是公民爭取自由、尊嚴和權利的倫理和道德前提。每一次自由、尊嚴和權利理論的深化，都源於對人道主義理解的深化。給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尊嚴和權利的製度才是一個正義的製度。極權主義的製度是剝奪人自由的非人道的製度。鏟除極權主義這個非人道的製度並建立一個正義的製度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關系人類尊嚴的決戰。現代政治製度必須以「人」為出發點，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桿，是看其對於「人」的意義何在，以及如何令人更有尊嚴地活著。人道主義張揚人性的自由，個體的尊重，追求人的權利，人的平等，人的地位和人的利益。極權主義則剝奪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財產，將人徹底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大寫的人。鏟除極權主義這個毀滅人類尊嚴的惡魔製度是人道主義的歷史使命。
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決戰的時刻正在到來。人們期望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決戰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而和平的方式便是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改革。所謂徹底，那就是改革必須全方位地基於人道主義，而不是王道主義。人道主義是一個人性製度的倫理基礎。任何製度的改革必須以人為出發點。任何製度的改革只有當其基於人道主義時才是真正的改革。中國的國民已經不再相信除了人道主義，其他任何主義能為他們帶來徹底的變革。習近平的極權主義沒有給人們以政治改革的期望，但是歷史的邏輯一定會。
人道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天敵。每次自由民主對極權主義的勝利，都意味著人道主義的勝利。在德國如此，在蘇聯如此，在東歐如此。中國正面臨人道主義與極權主義決戰的前夜。基於自由、民主、人權和法製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無不以人為最終目的，可以預言：人道主義一定能戰勝極權主義。
薩特認為真正的尊嚴並不在於擁有完美的人生，而在於勇敢地直面人生的種種挫折，困難和逆境，並善於戰勝它們，這樣的人生才是完美的，才是符合人道主義的。當我們面對極權主義，我們不需要哭訴自己的不幸，不需要抱怨自己沒有尊嚴，而是要奮起，以人道主義為武器加入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
在一切領域播種人道主義，在政治、經濟、哲學、宗教、藝術、教育等等一切領域播種人道主義！
播種人道主義！
播種人道主義！！
播種人道主義！！！
極權主義概論
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
中國共產黨用一百年的時間，在中華大地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為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的人道災難。
走向共和？還是走向極權？一百二十年前，當清帝國風雨飄搖之際，中國人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孫中山和蔣介石先生堅定地選擇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澤東堅定地選擇了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走向共和？還是走向極權？一百年來一直依然是縈繞在中國人腦際的問題。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前仆後繼地堅持著走向共和的道路，並最終在臺灣建立了共和體製；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亦步亦趨一脈相承地堅持著走向極權的道路，並最終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極權體製。
阿倫特在其成名作《極權主義起源》一書中，通過對現代政治的宏觀分析給出了極權主義國家的兩個範本：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國家和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國家。她以這兩個國家所經歷的人道和政治災難作為政治觀察的出發點，歸納出傳統極權主義作為政治統治的基本特點是：(1) 強製灌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2) 實行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3）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
極權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全盤效仿蘇聯的極權主義政治體製。
- 在毛澤東時代初期，極權主義以殺戮生命、消滅生命和沒收私有財產為主要使命，比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這個時期，治國以鎮壓敵對勢力並使用恐怖手段為主；
- 在毛澤東時代中期，極權主義以禁錮思想和推動公有化為主，中共進入一黨專政時代。比如黨外的反右運動、黨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人民公社運動、還有四清運動。這時期，治國以清除異己分子，剝奪話語權和灌輸意識形態為主；
- 在毛澤東時代的後期，極權主義以消滅個體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義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時期的極權主義也相對發展到了較為成熟的時期，治國以個人迷信、謊言和思想煽動為主。
極權主義的治國之道就是不間斷地發動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將人們卷入政治漩渦之中無法自拔無法喘息最終不得不跟著一起沈浮。毛澤東發動的所有這些運動都毫無例外地引發了人道災難和政治災難。被殺戮，被肅整和被餓死的人無以計數。
胡耀邦和趙紫陽深刻認識到極權主義不是中國應走的道路，並試圖引導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回歸，但是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失敗了。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觸動政治體製改革，因而中國政治體製的本質始終還是極權主義的。當鄧小平，這個協助毛澤東創建極權主義體製的幫兇，當時的極權主義掌門人，便輕而易舉地利用「六·四」屠殺粉碎了威權主義回歸的幻想，以極權主義的鐵拳所製造的人道災難和政治災難堵死了中國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殺是中共在和平時期動用正規武裝力量屠殺人民的罕見的極權主義罪惡。
鄧小平畢竟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當他意識到「六·四」屠殺將使他終身背負罵名時，他可能意識到胡趙的威權主義道路未必不可取，從他廢除黨內終身製，提倡黨內集體領導看來，他並不反對在政治上有所松動，即提倡黨內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個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遏製了極權主義的進程，從而為後繼者江澤民和胡錦濤開創一個相對溫和的極權主義時代預備了條件。
江澤民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理論，試圖為極權主義的存在尋找理論基礎。然而他殘酷地鎮壓了法輪功，為中共極權主義歷史記下了濃重的一筆罪惡。
胡錦濤發明了所謂的」科學發展觀「，試圖為極權主義開創一個以謊言奠基科學的時代；但是，他殘酷地鎮壓了民主知識分子發動的「零八憲章」運動，並迫害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誌士，這不僅令人們看清了極權主義固守僵屍的決心，也令人們看清了極權主義恐懼的製造者們對自由和民主的決絕。
習近平創建了一個具有習近平特色的極權主義國家。習近平明顯缺乏政治家的氣度和睿智，選擇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體製，乃是出於其紅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還要遠。他不僅繼承了毛的傳統極權主義：強製灌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極權主義一黨專製下的恐怖統治，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並且借助科技的進步，利用信息時代下的特殊手段將極權主義發展到了極致：
- 利用「防火墻」將中國建成一個封閉的信息體系，全面封鎖自由、民主和正義的信息；
- 利用錄像頭全方位無死角地布下天羅地網以監視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陷人民於恐懼之中；
- 利用「臉相識別技術」記錄國民的喜怒哀樂，並將其翻譯成政治術語，作為呈堂供證迫害國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時代全新的權力概念，不僅依靠龐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紅色大媽，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準確地把握政治動態以及更深層的反抗，將對黨內和黨外的監控微觀化。
- 利用網絡和媒體神化領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絕對權威，將領袖視作黨的化身，推動領袖的權力惡性膨脹，操縱政府，包攬大權。習近平今天所擁有的權力，已經大大超過了毛澤東當年。
- 利用反腐，消滅異己，任人為親，逆向選拔，從而建立一個簇擁在領袖身邊的特權階層和太監階層。這些人愚蠢，奸詐，腐敗，除了禍國殃民，別無它能。高新養腐，不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協都充斥著這樣那樣形形色色唯命是從拿著高薪不務正業的庸才。
- 知識分子被整體犬儒化，乃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未曾有過的人性曲扭現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說和行動，原本是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識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為恥，而是甘之如飴。極權主義成功地從根本上摧毀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 建立並豐富了極權主義之下的諂媚文化，毀滅了基本人性。把黨員、幹部和群眾都培養成清一色的頌聖之徒，張嘴必稱「習近平「。
- 鼓勵告密原本就是極權主義的特色，但是將培養告密者納入基本國策，卻是一種「創新」。在學校，在街道，在事業單位，在企業，推動告密文化，從孩子抓起，把孩子們從小就培養成一個個小告密者。
統一思想：極權主義下的思想控製
有人將鄧小平– 胡溫時代稱為後極權主義時代，由於政治體製的貫性，中國的極權主義始終沒有離開過極權主義的軌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殺之後，變得相對溫和而已，否則習近平不可能那麽輕而易舉地向著毛時代回歸。習時代並非如後極權時代特征所描述的那樣僅僅依靠慣性在運轉，也並非如蘇聯東歐極權主義那樣在垮臺時「原動力已經衰竭」，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權主義有了充裕的經濟基礎作為其賴以生存的實力，科技的發展向極權註入了新的動力和提供了新的控製手段；另一方面，中國人不是大工業生產培養出來的遠見卓識者，而是農耕文化幾千年的熏陶下培養出來的目光短淺的農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這些都使得習近平完善極權主義有了可能。
如果阿倫特還活著，她一定會將當下的中國歸入她極權主義的範式，與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並列。習近平不能容忍任何黨內異議的聲音，取消了任期製，實質上就已經踏上了完善極權主義的征途。
極權主義向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鄰域滲透並對國民實行全面控製：
權力結構：一人獨大，一人獨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體製：僅存一個全能的政黨。政黨外部，沒有第二個政黨；政黨內部，沒有第二個派別。政治沒有監督，沒有製衡，沒有自我更新的機製。
領袖：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已成為一種政治宗教。領袖具有無限權力和絕對權威。國民無不患上領袖崇拜妄想癥。繼承和發揚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傳統，身著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黨：政黨高於憲法，領袖高於政黨；黨藐視法律，黨就是法。
國家：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恐怖，政體的本質就是恐怖。不是限製自由，而是廢除自由。國家是黨的私有財產，不屬於國民。國家機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報機關，實施恐怖統治和全面控製。國家暴力可以讓一切它不喜歡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國民意誌的象征，而是黨權的外部裝飾，是受黨操縱的虛設機構。
憲法：完全剝奪人的公民權。國民沒有自由言說的權利，沒有選舉的權利，沒有追求個體幸福的權利，所謂憲法，不過一紙空文。
法律：極權主義藐視法律。極權主義之下，法律失去了嚴肅性。恐怖統治，不須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據黨的意誌判案。黨說有罪，無罪也有罪；黨說沒罪，有罪也沒罪。黨說要抓人，沒罪也要抓；黨說不抓人，有罪也逍遙。司法是黨打擊異己鎮壓民眾的手段，是製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源頭。
監獄：是使用暴力摧毀人的意誌的屠宰場。是關押政治異見者、政治反對派、思想犯、維權律師和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
政治：與憲政無緣。在宏大的謊言敘事裏，沒有一絲絲人性。
意識形態：集墨索裏尼的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之大成。意識形態成為主要統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極權主義製度的特色。一切與黨不一致的思想皆為異端。極權主義剝奪人的思想自由和尊嚴，禁止人們自由地言說和思考。它要求個體成員對領袖對黨必須完全地、無條件地、絕對地忠誠。它通過強製的思想灌輸以曲扭人性。但是，統治者的思想卻是一片死水枯源。
終極理想：極權主義的終極目標並不滿足於在一個特定國家疆域內獲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範圍的勝利，最後解放全人類，從而建立一個征服和統治世界的極權政府。
外交：戰狼式外交，收買式外交，輸出革命，滲透各國，向世界呈現本政府最惡劣、最無知、最潑賴、最無禮的形象。
媒體：扮演極權主義喉舌，以千百次地重復謊言並使之變為「真理」為己任。
宗教：極權主義批判一切宗教，詆毀宗教，消滅宗教，砸爛教堂，取締教會，抓捕神職人員。宗教若要在中國生存，必須在其內部建立中國共產黨黨支部。比如佛教協會黨支部，基督教協會黨支部。和尚尼姑要入黨，念佛經，必須先讀黨史。
經濟製度：崇尚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將財富向紅二代手中聚集，對經濟實行中央控製。極權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製，故民營企業存在的合法性最終將不被容忍。當下的國進民退合乎極權主義邏輯。
社會生活：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是社會生活的常態。防火墻，攝像頭和臉部識別系統構成社會生活的主要內涵，人們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會：極權主義製度下沒有公民社會成長的土壤。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選舉權，因而沒有正真意義上的公民，公民社會也就無從談起。公民意識體現在國民的維權運動中，而維權運動大都逃脫不了被鎮壓的命運。
哲學：死了，主要用於欺騙。當哲學揣摩權力的意誌，跟隨權力的意誌，以造神為己任，哲學就變成了一具僵屍。當其為極權主義的存在編造哲學基礎，摧毀傳統的人文、倫理和道德，哲學已淪為權力的幫兇。
藝術：死了，主要用於撒謊。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服從極權主義美學和審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於培養沒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個人，分子與分子之間沒有區別，所有的人都是一樣，就像是「一個人」，以便構建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文化：頌聖文化，指鹿為馬的文化，編纂偽史的文化，剽竊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維權的文化，強拆文化，遏阻上訪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禮收禮的文化，還有幹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婦文化，……，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都是些鼓勵一個民族墮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階級：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不復存在，他們沒有任何政治發言權。農民階級更是土崩瓦解，分裂為農民工階級和留守階級。工人和農民，在名義上，他們還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清除出了國家管理體系。把某個階級定義為劣等或黑類然後將其整體消滅是極權主義的傳統。
民族：以漢化政策為導向，滅絕種族文字，種族文化。尤其是對維吾爾族實施的種族滅絕。時而鼓勵生育，時而控製生育，時而又開放生育，粗暴幹涉國民的私人生活領域。
知識分子：除少數脊梁未彎的，大都沒有了風骨，自我閹割，集體墮落，沒有良心、缺乏善良、毫無勇氣，甘為犬儒。這是一群經不起利益收買和名利收買的毫無廉恥之徒，這裏是一片沒有思考能力、沒有行動能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裝聾買傻的麻木的荒漠。
幹部：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機製下混入國家幹部隊伍的投機分子們。貪汙腐化，無惡不作，濫用權力，謀取私利，鄙視公眾，諂媚上級，溜須拍馬，胸無正義，甘為極權主義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全面滲透的程度，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幹涉的程度，標誌著極權主義的成熟度。習近平治下的極權主義已經日臻成熟與完善。
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這些人道災難的表現形式是：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早期極權主義使用槍決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中期的極權主義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時，文字獄開始流行。
後期的極權主義控製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從而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極權主義後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蹤。無論極權政府處於哪一個階段都導致國民墜入人道災難的深淵。
在1950-1952年間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多達158萬，被管製的多達120萬。時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份報告中說（保守的估計）：被捕的總人數多達260萬，被槍決的約71.2萬（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兩倍）。所謂敵對勢力基本被殺光。
在1950-1953年間發動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由於血腥和暴力，將近2000萬人受到打擊。具費正清編撰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被鎮壓的地主富農有200萬。而其他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有470萬 (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7 - 15倍)。從此，私人無土地。
在1951-1952年間發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的工商企業者和大小資本家均被肅整，無人幸免。被迫自殺者眾，冤假錯案比比皆是。僅上海一地，在運動初期的頭兩個月內，就有876人自殺。從此，私人無資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鮮戰爭中，中方陣亡人數在100萬左右。這些年輕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中。
在1955年發動的肅反運動中，據解密檔案公布，大約140萬知識分子受到打擊，21.4萬人被捕，2.2萬人被槍決，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僅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運動中，中央政治局給出的數字是大約317萬『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時，只有55萬人被摘帽，其中262萬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識階層遭到殘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擴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殺者眾，被迫害至死者眾。被勞改，被發配到邊緣地區者，命運更加悲慘，客死他鄉者眾。從此，黨外無人敢講真話。
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批判並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300萬之多。從此黨內無人敢講真話。
在1959-1961年間發生的大饑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死亡人數在1500 – 5500 萬之間，取決於研究的時間跨度。單單四川一個省就餓死1250萬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將近3000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披露是4000萬，中國經濟體製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秘密報告認為是4600萬，中央黨校余習廣研究結果為5500萬。荷蘭歷史學家馮客認為是4500萬，美國獨立學者丁抒認為是4000萬。因此將大饑荒餓死人數定在3000-5000萬之間較為可信（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發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肅、山東、青海為甚。這是一出餓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間慘劇，它由中共一系列錯誤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間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中，共有530萬基層幹部被整，77.5萬人被整死逼死（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殘酷的鬥爭手法來鞏固其在基層的統治。
被中共政權殺害後還要索取5分錢子彈費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死刑、武鬥、私刑、自殺、大屠殺和批鬥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約在170萬 至2000萬不等（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6 - 60倍以上）。據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文革期間共有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人，另有703萬余人傷殘。費正清估計被迫害者大約100萬，而丁抒教授估計在200萬左右。來自中共官方的數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夠觸目驚心。文革期間的大規模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大屠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屠殺事件、廣東文革集體屠殺事件、雲南沙甸屠殺事件、湖南道縣屠殺事件、北京文革屠殺事件（紅八月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比如大興屠殺，昌平屠殺）、江西瑞金屠殺事件，等等，在全國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殺中被害的人大約有16-30萬（相當於日軍南京大屠殺）。
在1989年的「六四屠殺」事件中，武裝部隊與北京市民和學生正面對峙，以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為借口，將坦克從學生身上碾過，用機槍向著人群掃射，造成大量傷亡。但由於官方拒絕提供死亡人數資料，各界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出入較大。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萬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英國國家檔案解密文件也顯示大約有1萬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門母親收集到的死者名單，至今只有202人，不過這是確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記錄。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學生在抗議中喪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曉軍：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龔紀芳：女，被坦克碾死……
吳國鋒：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近距離射擊致死；
王衛萍：女，頸部動脈中彈而亡；
羅維：腎、脾、十二指腸全部被子彈炸壞，死亡；
李浩成：被擊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擊中太陽穴，死亡；
袁力：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過去已經32年了，政府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六四難屬的生活狀況。癌癥，正在無情地剝奪六四難屬們的生命。在六四難屬這個群體中，癌癥並發率之高，極其驚人。至2021年年中的統計，三十一年來在180多人的難屬群體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數被診斷出癌癥。發生在六四難屬身上的病變，絕非僅僅是生理細胞的病變，而是心理長期受到壓抑引起的病變，精神長期受到到打擊引起的病變。親情損失長期得不到補償，人格尊嚴長期得不到尊重，拮據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社會歧視長期得不到緩解，不治之癥當然就長驅直入了。痛哉！正是這個製度的癌癥在無情地剝奪六四難屬們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締法輪功，並綁架和拘留法輪功學員。在監獄，法輪功學員是最大關押群體。在押期間，對法輪功學員實行酷刑：毒打、電擊、體罰、窒息、燙傷等等，對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數民族犯人，實施強摘活體器官，按需殺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權貴提供活體。據法輪功自己的統計被迫害至死者大約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憲章》發表後，隨即遭到中國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簽署人遭拘留、傳喚、和逮捕。共同發起人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並在獄中被迫害至死。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漢肆虐，並傳播至全世界。由於中共隱瞞了病毒的發源，傳播和擴散，造成全世界200多個國家（除中國外）3百50萬人死亡，對此人道主義災難，中共難辭其咎。李文亮醫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漢病毒「人傳人」的真相，卻以「發布不實信息」而被訓誡；陳實秋，方斌因報導武漢疫情的嚴重性而被消失；記者張展因傳播武漢疫情實況錄像而被判刑4年，……，刪帖，封號，信息封鎖，國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權力被剝奪，防疫科學被政治利益所裹挾，是前期控製失誤，導致疫情擴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國政治家中認為極權體製將人道災難撒向全世界的罪惡已構成戰爭行為的不乏其人。
綜上所述，這個極權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足以構成反人類罪。受國家暴力和其紅色恐怖主義殺害和迫害的人數高達4000-5000萬，遠遠超過受到納粹法西斯殺害的猶太人的總數（487-589萬）的10倍，遠遠超過迄今為止除中共政權之外的共產主義政權所迫害的人數的總和（600 – 1500萬）的7-3倍，遠超日軍在二戰中殺害的中國人的總數(370萬)的12倍，更是超過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的140倍。
殺戮是可以用統計數據來估計的，雖然有誤差；但對人的思想閹割和對人性的毀滅卻是無法統計的。極權主義晚期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國民的失語和沈默、麻木和冷漠，諂媚與犬儒，謊言和恐懼，無不顯示著中國極權主義對人的思想閹割和對人性的毀滅的程度。
一個極權政黨的可怕是它製造沒有人性的成品黨員
一個極權政府的可怕是它製造沒有人性的成品群眾
具有習近平特色的中國極權主義已經是全世界極權主義發展的晚期，雖然極權主義的沙暴還在肆虐，但已經是尾聲。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極權主義與酷刑
酷刑是指官方為了獲取口供或為了懲罰而對某個個體蓄意實施的令其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和痛苦的行為。酷刑的目的在於摧毀人的意誌和法律人格。
酷刑受到聯合國絕對禁止，並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為其作辯護。
提起酷刑，人們就會聯想到極權主義；提起極權主義，人們就會聯想到酷刑。因為極權主義是用暴力建立起來的恐怖統治，對國民，尤其是對持不同政見者使用囚禁、鬥爭、折磨、酷刑、以及種種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甚至死亡威脅和殺戮恐嚇，來迫使其就範。
酷刑體現為國家機器的暴力行為。實施酷刑的往往是公職人員和官方機構，比如警察、國安、軍隊、監獄等，並以政治的名義將酷刑的實施正當化。
以任何借口將酷刑正當化都是政府犯罪行為，都是公權犯罪行為。任何為酷刑辯護的行為同樣是犯罪行為。
1949年聯合國製訂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1966年聯合國製訂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公民享有免受酷刑的自由。
1987年6月26日聯合國正式頒布《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簡稱《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並設「禁止酷刑委員會」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
至此，關於酷刑的定義已經很清晰，不僅包括肉體摧殘，而且包括人格和精神摧殘。
聯合國將6月26日定為《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以聲援那些受到酷刑所傷害的心靈、肉體和精神。
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簽署國。還曾經出任「禁止酷刑委員會」成員。但是，酷刑在中國並未正真得到禁止。對維權律師的迫害，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對政治異見者的打壓，手段都極其殘忍。尤其是發生在新疆的針對維吾爾的種族滅絕，語言、文化和宗教清洗，將近一百萬維吾爾人被監禁，包括強迫維吾爾婦女絕育，這些都因滅絕人性而構成了反人類罪。
筆者在《極權主義之下的人道災難》一文中指出：
「極權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災難。這些人道災難的表現形式是：殺人，抓人，關人，整人，閹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對人進行徹底地洗腦和換腦。
早期極權主義使用槍決消滅人的肉體和生命，或通過大規模逮捕將人投入監獄、集中營和勞改營，摧毀人的肉體。
中期的極權主義動用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權利，使其失去人權，失去自由，失去作為國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時，文字獄開始流行。
後期的極權主義控製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從而剝奪人的尊嚴、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變為一個麻木之人，徹底奴化之人。」
極權主義對國民實施酷刑的四個特點是：奪命，封喉，挖心和殘腦。
奪命：消滅生命與肉體，比如鎮壓反革命運動，土改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強摘法輪功活體器官等，殺人無數。
封喉：扼殺言論自由，比如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建立防火墻，都屬於禁聲運動；徹底剝奪了國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請願自由和結社自由。
挖心：消滅宗教，強行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靈魂深處鬧革命，對人進行公開的羞辱，煽動群眾自相殘殺，剝奪人的親情和善良；如今又利用錄像頭全方位無死角全天候地布下天羅地網以監視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陷國民於恐懼之中。
殘腦：摧殘人性，閹割思想，在鎮壓《零八憲章》之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思想奴化運動。哲學、藝術、教育、文化和宗教無不淪為權力的幫兇。社會生活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陷國民於窒息之中。
酷刑是維護極權統治的基本手段。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怎麽可能沒有酷刑？死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大約有4000-5000萬，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殺的140-160倍。除部分死於饑餓外，大多數被肅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要消滅酷刑，首先要消滅極權主義。
在此《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謹以此短文，表達對酷刑受害者的同情。
極權主義與愚昧
什麽是愚昧？對客觀世界缺乏認知和了解而陷於不清醒的狀態稱作愚昧，是指既愚蠢又蒙昧且沒有開化的狀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前就處於這樣的愚昧狀態，那個時代稱作愚昧時代或蒙昧時代。當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愚昧則指薄德無智而不自知的狀態，指普羅大眾完全沒有理性思維、沒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追求的狀態。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一個特征是以意識形態控製人們的思想。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不具備思想和言說的自由。當人的思想被意識形態所強行控製，人的話語權被強行剝奪，人就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乃至判斷的能力。黨雲亦雲，黨說什麽就是什麽，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正邪不分，善惡不分，美醜不分。以意識形態對人實施洗腦，使人變得越來越愚昧，正是極權主義維護其統治的需要。當普遍的愚昧成為社會常態之時，就是極權主義穩坐江山之日。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二個特征是以恐怖手段實施統治。在這樣的統治下，人們不具備免於恐懼的自由。極權主義統治以生命相威脅，從而剝奪人的思想權利；以飯碗相威脅，從而令人閉嘴；以親人安危相威脅，從而令人放棄抗爭。總之以專製的手段迫使人們就範，迫使人們接受愚昧。讓人們在被愚昧與被迫害之間作選擇，人不想被愚昧都不行，只有被迫作出愚昧狀，才有生路。
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三個特征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們如同生活在一個大監獄中，所有的信息渠道都被封鎖，所有的言論和行為都被監控。人們被限製在一個封閉的社會體系中，長期不能與外界交流，不得不遠離文明，因而整個社會和文化變得越來越愚昧。原本發光的，鏗鏘的，睿智的，經不起窒息的環境折磨，暗淡了，疲軟了，愚鈍了，漸漸地陷入愚昧的泥潭。
極權主義特征的每一條都指向愚昧，每一條都指向強製性愚化，每一條都在扼殺理性思維，扼殺批判性思維。在極權主義之下，還可能有智慧的清醒的大腦存在嗎？沒有了，即便有也能以生存。
自從習近平在黨慶上發布了他的極權主義宣言之後，媒體立即配合，全面實施愚化教育，全國迅速進入愚昧狀態。回歸極權主義就是回歸愚昧。從此，一切都回返愚昧時代。
隨便上網翻一番，可見諸多新鮮的愚昧案例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最新微信群規出臺了，伴隨著一場全國性掃黑除惡運動，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不得發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信息。共有十個不發規定，並明說有後臺監控管理，有網警追責，一旦發現違規，可判一至八年牢獄，就高不就低，群主連坐。翻墻也是非法的，高頻次翻墻將受到行政降級處分。封喉群規一出，言論自由立即被封殺被剝奪。於是乎，真假善惡美醜都從群裏消失了，微群陷入言論麻木狀態，愚昧狀態，除了聊天氣，聊吃喝，別的都忌了，禁了。百姓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甚至不可有哪怕是一點點批評政府的欲望，而這正是黨所期望的黨所要求的全民愚昧狀態。
江蘇省揚州市正在進行拉網式核酸檢測大排查，除了實施多輪次全員核酸檢測外，還舉行「有獎舉報」未測人員。揚州警方提示，凡不參加檢測的人，將被作為「失信」的個人品質信息記錄在案，直接影響今後個人信貸、消費、從業、任職；並根據「失信」的不同情節，給予警告、罰款、拘留，乃至以妨礙傳染病防治罪懲處。這是明目張膽的恐嚇。於是乎，恐懼中舉報如潮，檢測如龍；恐懼中打一針無效疫苗，建立起「安全」的心理暗示。人們在恐懼之下進入了被操縱生殺大權而不自知的心理愚昧狀態。
北大副校長梁柱說：「盲目追求真相不講立場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再聰明的人，聽了這話也會懵，歷史虛無主義按的上嗎？怎麽追求真理就一定盲目？由此，網上有人編了一個段子：某人給老婆下跪，「老婆，你得告訴俺真相，兒子到底是誰的？」老婆回答說：「老公，你是孩子他爹，這名分還不夠嗎？再說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孩子究竟是書記的還是廠長的，盲目追求真相不講立場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啊！」於是乎，戴綠帽子忍了，兩口子在不求真相的愚昧狀態中渾渾噩噩地活著。不求真相慫恿罪惡的愚昧狀態，這正是黨所期望的老百姓的思想愚昧狀態。
平民醫生張文宏的博士論文剽竊案一時鬧得紛紛揚揚，人們一頭霧水，這不就是那個說武漢病毒是土產，人類要與病毒長期共存的的人嗎？如何整一個敢於逆風說真話的人呢？張文宏醫生不嫖不賭不貪不腐，想整他還真不容易，於是乎想到了剽竊，這一毒招對於知識分子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說真話的人被打到了，真相也就沒了，人們進入了被虛假信息所籠罩的愚昧狀態，疫情究竟有多嚴重，疫苗究竟有多有效，全然不知所雲，人們被剝奪了疫情知情權而不知所措，這正是黨所期望的社會愚昧狀態。
山西省太原市委宣傳部大肆宣傳學習習近平講話的「學習達人」郭艷雲。《學習強國》是中宣部為便於全國人民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建立的平臺，四字中的「習」為習近平的習。那個每晚上床之前一定要丈夫陪學「習語錄」的郭艷雲獲學習積分第一名，被譽為太原市「學習標兵」。這個榮譽與文革中的「學毛選標兵」可以媲美。這既是對個人崇拜的推動，又是被洗腦的犬儒表現。這預示著新一輪的群體愚昧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對某個人的頂禮膜拜正是黨所期望的思想愚昧狀態。
教育部門號召開展「爭作新時代好少年」活動，提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18項，其中包括「忠君」，並指出這些美德標誌著中華民族的「形」與「魂」。這都什麽時代了，還宣揚「忠君」？何為「君」？那就是皇上，一國只此一人為君，全國百姓只忠於此一人。此人是誰？那不就是習近平嘛！如此愚忠教育，誤人子弟，貽害社稷，拉開了一個愚昧教育的新時代。各級教科書都已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因為培養愚昧的下一代更便於黨對整個社會的控製。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白皮書，聲稱中共百年來「創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奇跡，譜寫了人權文明的新篇章」，「顯著增進了全球人權的進步」。可是誰都知道，中國在篡改《世界人權宣言》有關人權的定義。中國的新聞自由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77，中國慣用國家安全法封殺言論和結社自由，中國的宗教活動受國家監視和壓製，新疆維吾爾人被監視和強製勞動，被施以酷刑和性虐待。可是中共居然聲稱這些所作所為是「譜寫了人權文明的新篇章」，他們就是用這樣的彌天大謊來愚弄國人和世界，要人們相信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在增進人權進步。這是一個用謊言打造金身，以海市蜃樓蒙騙單純者的愚昧時代。
河北燕山大學教授李子豐聲稱已經推翻愛因斯坦相對論，目的是宣傳真理。該項目獲河北省科學技術獎提名。據說還有人要推翻牛頓經典力學。極權主義剛剛拉開序幕，反科學的愚昧運動就已經吹響了沖鋒號，開始攻城掠池。且不說民間的愚昧如何，學界的愚昧，正展示著中國科技的未來和遠景。
某個超市門前掛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熱烈慶祝偉大領袖習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何時習變成了中共締造者了？又何時變成了黨的主席了？何時黨史可以隨心所欲地篡改了？還是說這是愚民的又一新招？還是說這僅僅是調侃？
由上海祺修文化和蘇州旅遊協會聯合舉辦「周末自由戀愛集市」（可否理解為「戀愛交易所」？）隆重推出350名蘇州麗佳在現場集體設攤掛牌向上海帥哥征婚。力求「速戀愛，速結婚，速生育」，以「三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積極貢獻。這又是怎樣的一出愚昧景象？據說是開放生育了，為了打擊不利於生育的社會因素，於是乎，課外輔導和校外培訓機構首當其沖，同時開始打擊學區房房價，這又是哪門子愚昧政策？又胡來了。該內卷的還在內卷，想平躺的接著平躺，管你吹的是東風還是西風，愚昧還在繼續。
網友高度概括了當前的社會亂象：拆你老舍，打你田漢，刮起胡風，刪你從文，非常矛盾，一切巴金，千萬莫言，早已冰心。被愚昧，被冰心，這就是老百姓在當下的生活寫照。不多說了，離奇愚昧之事比比皆是，令人乍舌。犬儒化，諂媚化和告密化，都是愚昧化的表現形式。
人類社會總是試圖努力擺脫愚昧，試圖從相對低級的文明走向更為高級的文明，唯有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兩大怪胎反其道而行之，摧毀文明，製造愚昧。
人類文明提升的步伐受到極權主義的遏製和重創，唯有消滅極權主義，人類文明才可能消滅愚昧，才可能升華。
極權主義美學
極權主義美學是一門為極權主義作偽美包裝的學問。極權主義美學是對美學的反動，是「偽美學」。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裏尼說過：「所謂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這句話簡練地將法西斯主義的所有綱領和意識形態用美包裝了起來。表面上，極權主義美學帶有理想主義色彩，追求力量，追求唯美；但是實際上，極權主義美學以否定人的自由、剝奪人的尊嚴和人格、剝奪人追求幸福的權力為審美原則，強製灌輸偽善的、奴化的、旨在征服人心的偽藝術。
極權主義美學在政治領域將政治行為審美化，比如暴力美學，權力美學和控製美學；而在藝術領域將藝術行為政治化，比如政治繪畫，政治音樂，政治雕塑，政治詩歌，……。
暴力美學：又稱恐怖美學，戰爭美學。其將暴力，恐怖和戰爭以美學的方式呈現給大眾，以征服和占有為美感。對以戰爭擴展帝國疆域、以殺戮震懾反抗力量、以暴力全面控製社會生活等等暴力行為予以美化，炫耀軍國主義，炫耀警察國家，炫耀對人的奴役，炫耀對它民族和國土的征服，以暴力和展示暴力為美感。
權力美學：當權力缺乏製衡與監督時，權力往往是骯臟和醜陋的；為了使權力顯示出美感，在構建絕對權力，追求權力崇拜的同時，都會賦予權力以審美意義，賦予權力以強烈的審美話語權。所有的極權主義者不論是否信奉尼采的「權力的意誌就是美的意誌」，都毫無例外地美化獨裁、專製和個人崇拜；以最高權力的審美取向主導全社會的審美格局，以「萬民仰視」「萬民跟隨」營造權力的威嚴和巔峰，營造極權不可挑戰不可動搖的絕對地位。
控製美學：這是極權主義進入晚期的美學特征。在極權主義初期，暴力美學展示的是一種征服的力量；在極權主義中期，權力美學展示的是一種威懾和崇拜的力量；在極權主義晚期，極權主義已經墮落到的這樣的地步，如不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便不能生存。因為對自由的追求，已經在人們心裏萌發，各類謊言已無法蒙蔽醒覺的人們，唯有控製與窒息的社會才能維持搖搖欲墜的政權，唯有對全社會進行奴役才能展現國家意誌，唯有控製公共話語的走向才能感受一絲安穩。因此，控製美學展示的權力本質是奄奄一息的茍延殘喘，是無奈的自悲和巨大的不自信，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強顏歡笑。
藝術包裝：當藝術失去獨立意誌而淪為政治的附庸時，藝術便可悲地淪為一種為極權主義作偽美包裝的技能，淪為傳播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頌聖、歌德、膜拜、粉飾。當藝術被賦予了政治秉性時，藝術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滅了。繪畫如此，音樂如此，詩歌如此，表演藝術如此，藝術變得徒有形式，而內核則填充進了骯臟的政治，不得不服從極權主義的美學趣味。藝術變成了一具醜陋的空殼，變成了權力意誌的一部分。
極權主義之下，人們充滿恐懼，因而無法從客體獲得愉悅身心的美感。極權主義之下，人們沒有自由，身處奴役之下，因而無法獲得美的體驗；極權主義社會充斥著醜惡，美無地容身。極權主義之下，社會生活被全面控製，靈魂被戴上了枷鎖，沒有自由翺翔的靈魂也就無法從事美的創作。
極權主義美學與極權主義者們的社會實踐緊密相連，它是在極權主義的構建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美學形態。極權主義美學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並分別以當時的極權主義者的名字命名：（1）希特勒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2）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3）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希特勒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希特勒時代以法西斯主義的審美建立了暴力美學和戰爭美學，這是以暴力和戰爭為內涵，以殺戮和征服為手段，以崇尚絕對服從的政治狂熱為追求的美學風格和形態。美學被納粹化，還給出了一個誘惑人的名字：「迷人的法西斯」，以此炫耀日耳曼人的種族純潔和榮譽。
希特勒說：「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的」，「戰爭就是生活」。抓住人性中對力量的崇拜，對崇高的追求，對征服的滿足，並以此激發國家主義的豪情壯誌。戈培爾幹脆說：「我們自己同時也是藝術家」。他們在揮舞軍刀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用藝術來添彩。
法西斯美學是男性崇拜的翻版，其將男性荷爾蒙激發到高點，然後貼上軍人氣概的標簽，把人類的色欲沖動成功轉換成對領袖的瘋狂熱愛。據說黨衛軍製服就是希特勒親自設計的，精致的服料，完美的剪裁，咄咄逼人的英氣，再佩戴上閃爍的勛章，足以體現法西斯的癲狂。希特勒毫不掩飾地說：「一定要把軍裝做到最帥，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年青人穿上它，然後讓他們上戰場」。對極權藝術懷有濃厚興趣的希特勒還說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真正魅力在於它使投身於它的人從卑賤的臭蟲變成了一條巨龍身上閃閃發光的鱗片」。顯然，這是在以審美激發生命的原始沖動，激發崇高感和使命感，以便為極權主義效力。
電影《意誌的勝利》第一次將國家意誌與美學聯姻，以征服，占領，摧毀人的反抗意誌為美學出發點，宣揚納粹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向強權致敬，把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推向極致。電影《奧林匹亞》通過記錄了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以力量和強度宣示納粹德國稱霸世界的野心。這兩部電影均以令人震撼的力量，鼓舞著軍國主義躁動。
希特勒深諳藝術品的地位與國家政治地位相關，他仗著自己略懂的一點繪畫藝術便借助軍事的力量在歐洲各地大肆掠奪和霸占藝術品，以其對藝術的征服來炫耀其權力的威懾力。他賦予權力意誌以特定的形式感，卻最終將藝術鍛造成了毀滅藝術自己的武器。
希特勒早在征服世界之前就曾策劃建造一個「世界之都」，並與他的禦用建築師策劃了都市規劃和極權主義建築風格。「世界之都」宣示著多少法西斯主義稱霸世界的夢想。
希特勒善用音樂來鼓舞法西斯軍人的士氣。瓦格納是德意誌的驕傲，也深得希特勒喜愛，他在所有巨大的慶典上都使用瓦格納的作品，以此煽動民族狂熱和軍事叫囂，致使瓦格納的作品蒙上了「法西斯音樂」的標簽。
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在斯大林時代以及較後的毛澤東時代，權力的來源既不是君主製下的「君權神授」也非民主製下的「公權民授」，而是極權製度下憑籍暴力維持的「權力私授」。希特勒的權力來源尚有一定程度的「國會授權」和「選民認同」的成分，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權力則完全源於「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而不是公民賦予。權力來源嚴重缺乏合法性或完全沒有合法性基礎。權力的賦予，權力的內涵，權力的使用，都具有難以掩飾的血腥、腐敗、骯臟和醜陋，因此對於「私私相授」的權力人為賦予美麗的光環就顯得十分必要。
斯大林在希特勒暴力美學和戰爭美學的基礎上創建了權力美學，它以絕對權力和個人崇拜為內涵，以人格摧殘和恐懼為手段，以宏大的歷史敘事和英雄贊歌表達極權的精神氣質。它用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美學對權力進行包裝。
毛澤東則繼承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遺產，將權力崇拜和領袖崇拜發展到了頂峰，跨越了威權時代崇尚的國家美學和帝國美學，創造性地深化了極權政治的審美化和審美的極權政治化，並以此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極權主義美學。
極權政治的審美化，這是權力美學的基本特征之一。通常使用的拙劣手段有兩個，一個是濫用「最」字來表達極端狀態，以此建立權力的崇高感和聖神感。但凡與權力有關，都冠以「最高」，「最大」，「最強」，「最廣」，「最紅」、「最亮」，比如「最高指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且不說此處文字的語言表達之貧乏，其不過是憑籍自我感覺的良好集帝王的霸氣和風騷於一身而已。另一個手段就是濫用「為了」，以此將人們圈入使命感和獻身感。「為了共產主義而奮鬥」，「為了理想而獻身」，「為了革命路線而赴湯蹈火」，迷倒了多少熱血青年為之奉獻。
專斷的權力被稱之為「民主」，腐敗的權力被稱之為「清廉」，骯臟的權力被稱之為「公正」，總之，權力需要偽裝，需要以醜為美的價值判斷；而偽裝的手段通常是冠以「以革命的名義」或者「以人民的名義」。他們在殺戮，肅整，曲扭人性時都會這麽說。
審美的極權政治化，是權力美學的另一特征，它以權力主導公共審美的走向，以對權力，對領袖的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絕對忠誠為美學出發點，對藝術賦予了政治秉性，抑或賦予極權主義秉性。藝術功利化，審美革命化，題材暴力化，倫理虛偽化。所有的藝術：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文學，詩歌，影視，戲劇，建築，無不投機政治，投靠權力，背離藝術真諦，背離真誠。藝術家們和文學家們，必須繞開「文字獄」，謹慎地行走，以免觸雷。以平庸、諂媚、犬儒、奴性、虛偽、謊言、沈默、貪婪、利己為美感。將遵命藝術、犬儒藝術、馬屁藝術、奴才藝術、附庸藝術，一並納入極權藝術體系。
由於彌漫著政治的腐臭，真、善、美被窒息，藝術唯有墮落為政治工具方可生存。藝術的這一生存法則使得中國藝術之秉性之品質大規模變異，使得整個中國成了極權主義藝術的垃圾場。
暴力美學的顯赫表達在於聲勢浩大的閱兵式，通過宏大的場面，正步走展現出的意誌，兵器方陣炫耀的武力，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心理壓力，以此敘述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神化故事，以產生震懾人心、收復人心的美學效果。
權力美學的顯赫表達在於超巨幅的領袖肖像和雕塑。從列寧、斯大林、金日成直到毛澤東，都喜歡將自己的肖像無限放大地呈現給大眾，以展現革命領袖的個人魅力，清廉政治家的高大形象，魅力改革家的堅定意誌，並用以掩飾其暴君、獨裁者、劊子手的真實面目，以及權力背後隱藏的冷血與無情。
無處不在的海報和廣告牌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窗口，除去不斷閃現的領袖形象，就是充斥著當下政治口號的巨幅標語。這是極權主義美學引領大眾傳播實施思想奴役的前沿陣地。
尼采說：「建築是權力的雄辯術」。建築成為權力的圖騰和外在的張揚，旨在彰顯權力的野心，渲染權力的傲慢，美化權力的暴虐。比如毛澤東紀念堂，展現著一個權力的幽靈。
小說家浩然將餓殍遍野的「人民公社」描述為「金光大道」；作曲家李劫夫歌頌「社會主義好」；畫家劉春華捏造歷史作「毛主席去安源」；詩人胡風即便寫出「時間開始了」也難免一死；戲劇家老舍寫完贊美生活的「龍須溝」便投了湖；鋼琴家殷承宗在「黃河大合唱」鋼琴協奏曲裏加入「東方紅」和「國際歌」，八個樣板戲更是以杜撰故事和情節攀登了戲劇美學的「高峰」 ……，這些作品的美學動力均來自當權者編織的美麗謊言。這些向權力獻媚的作品，最終不是被權力宣判了死刑，就是跟著權力一起走向墳墓。
極權主義習慣在自己陣營內部製造敵人，然後將他們斬盡殺絕。毛澤東為了消滅異己和政敵，總是首先以「個人崇拜」為自己樹立起不可撼動的地位，然後對政敵極盡醜化或矮化之能事，以便與自己的高大形象形成反差。毛給異己和政敵貼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標簽，帶上高帽，掛上牌子，極盡人格侮。僅僅從畫面感上看，這些人就已經輸了。毛澤東無法無天，以各類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其政敵一一迫害至死。殘酷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政治鬥爭都需要美學包裝，並美其名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極權主義權力揮之不去的是接班人焦慮，是權力的斷代。權力的接班人越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美化。需用濃墨重彩，諸如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你辦事，我放心」，隔代指定接班人，取消任期製等等，都不同程度反映出權力的焦慮和躁動。
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
金正恩和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美學以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製為內涵，以信息化時代可以使用的所有科技為手段對全體人民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控製和監督，以媒體、電影、宣傳手冊、領袖語錄對人的思想進行意識形態控製，將黨的支部建立在社會基層組織裏，利用街道大媽和班級輔導員建立告密機製，將人徹底奴化為毫無美感的空殼。
金家王朝是朝鮮極權主義政權對大眾社會生活全面控製的典範，而習近平充其量不過是金家王朝的模仿者，然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扼殺自由，扼殺人性，扼殺多元方面，習走得更遠。
習時代的極權主義將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集中營，除了把權力放在了籠子之外，其他都被關進了籠子裏；把人關進了籠子裏，把信息關進了籠子裏，人們在高墻之內被窒息，而無從知道高墻之外的世界。
此時的暴力形式已經逐步由實槍荷彈的軍隊轉向公安、國安、秘密警察、保安和城管，以形成一個顯性暴力和隱性暴力相結合的陣線，並以此對公民施加恐嚇與散布恐懼，使整個社會生活籠罩於無所不在的攝像頭之下，個人生活和行動被大數據所掌握和控製，人們沒有隱私可言。隨意拘留、抓捕、判刑，成為司法對待維權人士的常態行為。和平時期的暴力美學以對全體國民的征服和控製為美學出發點，實行恐怖主義統治。
此時的權力品質集中體現在由於權力絕對化所造成的絕對腐敗上。權力雖然依然顯赫，但已經從上到下都爛透了，難以再博得人們的青睞與認可，權力的美的光環已經褪去。雖然依然有人對權力趨之若鶩，但權力崇拜已被大眾所唾棄，代之以對權力的鄙視和反感。權力為了維持它顯赫的地位，抓住了人們的生存命脈，使用強製手段剝奪人們的就業機會、工作和飯碗，並以此來強迫反抗者就範。在權力美學的字典中沒有人道主義一詞。
當暴力美學和權力美學走向巔峰，極權不需要以取悅於大眾來獲得支持，反之，大眾為了生存卻不得不取悅於極權。一方面，極權主義者們主宰著美學的話語權：暴力美學、權力美學和控製美學；另一方面，蕓蕓眾生以自己的社會行為也在充實著極權主義美學的內涵。在極權主義的綁架下，作為生存手段，面具美學，媚俗美學和犬儒美學均發展出了豐富的內涵。
面具美學，人人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生活方式，即戴上面具，應景因時，隨時變換，把兩面派手段玩的爐火純青。臺上臺下、當面被後、使用不同的面具，以掩飾內心的真實。對上級是一付阿諛奉承的熱面孔，對下級則是一付傲慢驕橫的冷面孔。在權力面前，心是紅的；在金錢面前，心是黑的。在臺面上，滿口優雅的革命詞匯，在臺面下，滿口汙言濁語。
媚俗美學，原本是指西方文化中媚俗大眾的商業文化。但在極權主義社會媚俗文化改變了諂媚的對象，它把視線從大眾身上轉移到了權力身上。以偽善和猥瑣作自我掩護，以揣摩聖意和諂媚權力為使命，唯權力馬首是瞻。為了一份嗟來之食，可以放棄尊嚴和人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樣令人肉麻作嘔的話居然能在當今久盛不衰。
犬儒美學，以平庸為人生追求，躺平，內卷，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甘為奴才。如果權力指鹿為馬，他便附和這是馬；如果權力指馬為鹿，他便附和這是鹿，對美醜是非麻木不仁，對邪惡保持沈默。
其它如遵命藝術、太監藝術、弄臣藝術、附庸藝術和謊言藝術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極權主義藝術的盛殿，也註定其要成為極權的殉葬品。
如果說極權主義初期的暴力美學崇尚的是為了「理想」而赴湯蹈火犧牲自己的精神，那麽極權主義晚期所遵循的則是保全自己整肅他人的哲學，以犧牲他人的利益和性命，換取自己的茍延殘喘和所謂「幸福」。不僅是個人道德倫理的喪失，更是個人尊嚴、人格和意誌的喪失。極權主義晚期的這些特征，已經具有了後極權主義意味。
當極權主義把人們鍛造成這副德性時，失去對真、對善、對美的判斷，把個體融入極權體製並成為它的一部分，此時個體被分子化。個體完全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被視為一種光榮。囊括盡可能多的人進入極權體製，是這個體製能繼續運轉的保證。
極權主義發展到晚期，開始由盛而衰。當其顯露破落和衰敗時，其美學動力也已消耗殆盡。此時的審美變得更為荒誕，那就是以醜為美，以惡為美，以假為美，以低俗為美。非理性審美和審美趣味的低俗化作為抵製和解構主流審美的生力軍而登上舞臺。「我是流氓，我怕誰」，審美庸俗化，世俗化，宣泄化。以審醜取代審美，相爭獻醜，社會已是一盤醜陋的大雜燴。生活在醜和黑暗中，是極權社會的常態。
當極權主義走向蕭條的時候，盛世美學便是一劑興奮劑。盛世美學向全世界展示「大國崛起」，「中國站起來」，「中國夢」。謳歌盛世，粉飾盛世，更像是一劑給與心理暗示的強心針，卻不能真正帶領中國走出危機和災難。盛世美學展現的恰恰是權力和體製的極度不自信。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極權主義常用的興奮劑，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用它來指點江山，憑借其個人魅力尚能迷惑部分中國人；但是胸無點墨的習近平用它來掩飾新殖民主義和煽動對外擴張，就難免弄巧成拙。雖然習近平喜歡開出一個長長的書單來證明自己的學識，如此笨拙的舉動只能說明他不學無術。
極權文化產品的規模化和流行化是極權主義美學的晚期特征。它迎合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控製的需要。計算機和網絡的運用使得極權文化的傳播更為快捷，使得謊言和媚語能更為有效和快速地抵達目標。
媒體作為權力的衍生物與權力合謀，參與權力所有的意識形態勾當，並為權力掩飾罪惡。媒體化解大眾對權力的反抗，誘導大眾進入權力的審美圈套，使其浸淫在媚俗和庸俗中不可自拔。極權之下，不存在以暴露、諷刺、監督和批判為使命的媒體。
張藝謀，極權主義美學大師，他的電影《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十面埋伏》，推銷著強權崇拜和國家主義權力，是展現極權主義美學的高端作品。他的奧運開幕式，從朝鮮團體操《阿裏郎》那裏獲得靈感，通過宏大的場景，壯麗的畫面，將抽取了靈魂的人群，機械扭動的軀體語言，一一濃縮為美的符號，向著極權主義致敬。
以歌曲頌聖，在毛澤東時代就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但是將情欲與頌聖結合，那是習近平時代的產物，「要嫁就嫁習大大」，意淫也就算了，還要編成歌公開唱，那就是露骨的煽情和挑逗了。以煽情的方式，張揚個人崇拜，也算是一種創舉。
中國的摩天大樓無論數量和高度都雄居世界之首，北京央視的「大褲衩」，上海東方明珠的「大肚婆」，蘇州東方之門的「秋褲」, 杭州奧體博覽城的「比基尼胸罩」，廣州的塔樓「小蠻腰」，這些奇葩建築無不象征著權力的帝王品質，雄起的男性荷爾蒙和變態的情欲想象。
放置在天安門廣場的56根「民族柱」，金紅相間，艷俗無比，如同雄起的陽具，忠誠地為毛守屍。朱大可評論說：「金色是財富的象征，紅色則是權力的象征，誇張的金紅二元色譜，製造了財富和權力的雙重狂歡」。
反叛藝術在地下暗暗湧動，充分使用流氓痞子的審美視角，對政治進行反諷、邪喻，以痞話、色語挑戰權力，以流氓美學抵製和解構那些虛偽的偉光正，以符合大眾低俗口味的審美趣味與國家主義審美爭奪觀眾，由於他們大隱於市，時隱時現，權力也拿他們無奈。濟濟一堂，好一桌流氓藝術的盛宴。
極權主義製度決定了人才的逆向流動，無人格無才華無智慧的人靠諂媚和溜須拍馬就能上位，而人格高尚正直且具有非凡才華和智慧的人則被壓在社會底層。揭示了極權主義社會中的反向升遷動力學：只有醜才能向上流動，而美只能被壓抑在底層的。
行文只此，傳來了徐州豐縣鐵鏈女悲慘的性奴故事，拐賣婦女，群奸成孕，虐生八孩，何其醜陋。這個人間地獄般的經歷徹底扒去了國家主義和權力的最後遮羞布，讓民眾看清了政府與權力乃是此案背後的共犯。恐嚇與謊言已經擋不住民眾的憤怒和覺醒。這是極權主義徹底崩潰的前兆。
隨著中國新時代的極權主義日臻沒落，無論政府如何翻新控製的手段，升級謊言的級別，用盡新的科技，極權主義的光環都在褪去。任何美化都將不再發生作用。人們終於看清了赤裸裸的國家機器的猙獰和無恥。
過去，極權主義製度會對它的子民們厚顏無恥地說：我雖醜陋，但量你不敢嘲笑我！否則我將掐死你。今天，固然極權主義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人們終於敢說：極權主義就是醜陋，所以要結束它。是的，為極權主義掘墓的時代正在到來。
從拒絕極權主義美學作起，堅持審美的獨立性和本體性，堅持審美必須與政治剝離，回歸美的本質，回歸美的藝術秉性。建立一個私人的、個體的、遠離現實政治的審美空間。鼓勵人們培養健康的美學品味，養成美學深度提問的習慣，毫無恐懼地自由地去感受美，審視美，和創造美。
只有結束極權主義，美學才能獲得新生，美才能得以釋放。
極權主義之全球化
引子
極權製度下的武漢病毒借助全球化的翅膀向全世界傳播，奪走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人們在譴責極權主義製度的同時，不得不反思全球化陷阱所帶來的弊端。尤其當極權主義宣稱他們要來主導全球化的時候，它帶給人們的災難感，正喚醒著人們對極權主義全球化保持足夠的警惕。
當下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不僅遏製著全球化的步伐，而且預示著全球化的格局將被打破並在戰後重組。俄羅斯在國內民主化深入改革失敗之後，在這次戰爭中試圖與極權主義中國勾結，表明了其向極權主義時代倒退的可能性。事實上，集權於一身的普京，已經具有了極權主義權力的基本特征，而入侵烏克蘭，正是繼入侵格魯吉亞之後的進一步區域性霸權的擴張，是俄羅斯極權主義全球化的區域性試探。
疫情與戰爭，驚醒了那些對中國和俄羅斯依然抱有幻想的人們，本文試圖從對中國全球化的剖析中，看清其極權主義實質。
全球化
何為全球化？顧名思義，全球化意味著打破國與國之間的自然邊界從而建立起一個各國都能自覺遵守的國際秩序。這裏的「化」的含義就是秩序。首先是全球經濟秩序、貿易秩序、金融秩序、市場秩序，再就是另類全球化，包括全球政治秩序、軍事秩序、文化秩序和媒體秩序等等。
全球化同時也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國際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各國可以自由交換貨物、貨幣、甚至文化產品和思想產品。
近代全球化始於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時代；工業革命提高了經濟規模，並且為全球化提供了鐵路、火車，蒸汽機和蒸汽船，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加強了商品流動性，為國際貿易提升了速度。
現代全球化始於一戰之後而興於二戰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簽署，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都為全球貿易的自由化、規範化和知識產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尤其是蘇東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之後，全球金融體系進一步發展，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移民的流動性大幅增加，區域性聯盟出現，比如歐盟，東盟，南南合作，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等等，在區域性聯盟發展的基礎上，全球化又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信息時代的來臨，計算機的運用，互聯網的建立，將全球帶入信息社會。信息的迅速傳播，資源的有效配置，市場的競爭環境，都在改變著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政治格局。各類經濟情報，貿易情報，金融情報，乃至各類政治情報，軍事情報，都能即刻傳遞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信息代表著智能生產力，信息代表著經濟價值，誰掌握了信息，誰就掌握了權力。信息時代的國家邊界被進一步模糊，世界性的銷售網絡直達偏僻的鄉村。信息時代的全球化得益於大數據、智能化、信息化和電子化，並徹底改變著人們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學習方式，因而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數字技術的變革所影響的全球化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數據的流通本身就會創造價值，它將打造出一個嶄新的國際數字生態體系。各國都將審慎地去研究它，並通過博弈，建立起一個良性的國際數字聯盟。
全球化困境
全球化基於全球性秩序，全球化秩序基於全球化規則，全球化規則基於全球化價值。問題是存在一個普世的全球化價值嗎？如果沒有，那麽一個全球性的秩序該如何建立呢？如果有，那麽它是什麽？如何表述？
既然全球化是一種全球性秩序，就必須製定相關規則來維持相應的秩序。這些規則必須是各國都能接受的共識。但是，各國有各國固有的秩序，把參差不齊特色各一的秩序整合到一個統一的國際秩序之下該有多困難，不難看到秩序的背後是國家利益沖突。建立一種為全球都能接受的秩序，一種完全對等的經濟和文化流動，在理論上並非不可能，但是在實際中，在多數情況下，往往事倍功半。因為在全球治理的時候，各國都會有各自獨特且不同的追求和責任。
各國的國家主權依然是獨立的，它與全球化必有抵觸和抗衡之處。這就是一個陷阱。國際性的整合過程一旦觸動民族主義、地方主義、本土主義、製度障礙、文化差異（多元文化），全球化就會擱淺。尤其是製度的碰撞，文化的碰撞，價值的碰撞，常使得全球化無解，特別是當缺乏一個統一的權力中心，缺乏統一的責任和統一的資格時，權力與利益沖突便會使全球化扭轉方向或失去動力。
建立一個具有運作能力的全球化機構並具有全球監督功能的民主機製與自由主義的理念之間常常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如何在自由且正義的前提下，兼顧和協調各國或個人利益，至今都沒有一個完美的先例，或者說至今還在尋求著更好的答案。
一體化是全球化的內在屬性，是全球化「共同體」的必然追求。在全球化的驅使下，商品，貨幣都須要表現出一體化的特征。但是商品一體化使商品失去了多樣性。失去了多樣性的商品其後果必然導致對商品一體化的抵製，一體化反過來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阻力。一體化與多樣性之間的矛盾使全球化陷入悖論。雖然在歐盟內部以歐元實現了貨幣統一，完成了歐盟體系內部的貨幣一體化，但是若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美元、英鎊、日元與歐元之間的貨幣統一，就目前的形勢看來幾乎遙遙無期。貨幣矛盾將會在交換和計價中持續。
全球化往往從局部地區開始，取得經驗後向全球推廣和發展，但現實往往是當全球化在局部發展中尚處於萌芽狀態時就已經夭折。比如由欠發達國家組成的「南南合作」，由於缺乏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不得不處於休克狀態。再比如新興經濟體的「金磚五國」，其中三國：南非、巴西和俄羅斯，均出現經濟衰退的跡象，尤其是俄羅斯，深陷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泛斯拉夫主義和歐亞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而發動侵烏戰爭將嚴重損害其經濟發展。因而，若想從局部地區聯盟取得具有推廣價值的全球經驗十分困難。
全球化面對許多現實的、具體的困境，而最困難之處，在於打破邊界。邊界一旦打破，國將不國。語言、文化、傳統都可能失去或變異。邊界在何處打破，打破到什麽程度，非常具有挑戰性。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打破邊界的最大阻力。主權和民族性都將固守自己的疆域。
移民一方面為全球化帶來流動性和活力，另一方面加劇文化沖突、價值沖突和宗教信仰沖突，而沖突對於秩序而言總是帶有破壞性。
值得註意的是資本虛擬化的過渡膨脹所帶來的全球化危機，價值脫離使用，資本脫離實業，貨幣脫離商品，導致實體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面對挑戰，必須尋求新的產業布局，良性的金融格局和虛擬經濟的規範化。
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經濟全球化的結構缺陷，區域性政治不穩定性因素都為「逆全球化」帶來借口。
保護主義？還是開放主義？
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
孤立主義？還是全球主義？一場混戰。
正是由於種種困境，反對全球化的人說：全球化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憧憬，小布爾喬亞的一廂情願。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鼓噪而起，這就不奇怪了。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已經拉開陣勢要與全球化對著幹了。
在這樣的亂局中，中國看到了機遇。
中國登場了
回顧極權主義全球化的由來可追朔到兩百年前，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這是極權主義祖師爺對全球化的最初認識，早在那時就對全世界虎視眈眈了。巴黎公社和國際歌崇尚international 一定要實現。International 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終極追求，體現為無產階級革命全球化，無產階級政治全球化，這是一個自以為最終必將統治全世界的烏托邦理想。
軍事全球化是希特勒在對全歐洲的軍事占領中所展示出來的極權主義追求，它的實質是通過軍事占領實現疆域全球化。
意識形態全球化是以斯大林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在全球的蔓延中所展示出來的雄心，曾幾何時蓬蓬勃勃勢不可擋，通過輸出革命，輸出意識形態，相繼占據和部分占據了東歐、中歐、東亞，南亞和拉丁美洲，並衍射到非洲和南美洲。
但是，這些極權主義訴求：政治全球化，軍事全球化和意識形態全球化，都相繼失敗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拿出了霸淩的姿態。它從全球化的困境中看到了機遇，並聲稱只有中國才能引領全球化走出困境，只有中國才是全球化的引領者。中國要推行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從這股氣勢中，人們看到了中國窺視全球權力的野心。這就是極權主義中國所謂的「中國夢」，中國模式，中國方案。
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中，從來就有「大中華」和「天下帝國」的理想。因此當中國人面對「全球化」這樣一個現代語匯的時候，便自覺或不自覺地賦予它「天下帝國」的內涵。當極權主義中國要充當全球化引領者時，它正真的政治含義，不是出自一個現代國家的國家行為，不會遵循現代國際標準和現代秩序，它只是一個帝國王朝的狂妄，一個幻想著納天下於一疆的極權主義幻想。
中國倡導的經濟全球化首推「一路一帶」戰略，相比之前的軍事全球化和意識形態全球化而言，卻顯得更為務實。他們在海外修建公路、鐵路、港口、商品集結地；他們在海外設立銀行和跨國公司、將經濟和貿易的動脈向各國延伸，從而擴大了疆界，將他國的經濟和貿易能力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表面上極權主義帝國的疆土雖然沒有擴大，但其經濟疆域卻大大地擴大了。
極權主義全球化走過了兩個世紀，終於由中國摸索出了一條道路：這就是中國方案的經濟全球化。
中國要登場了！而且來勢很猛，來勢洶洶。
中國全球化方案的輿論操作
為推廣中國全球化方案，極權主義的經驗是輿論必須先行；於是，「講好中國故事」，「啟動大外宣戰略」，粉墨登場了。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世界向中國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平臺，但是中國卻不準備遵守其規則，而要自行其是。
2010 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性合作」，並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責任。
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提高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2017年，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的標題之下，直言不諱地作主題演講：「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擺出了「將成為開放的全球經濟的領導者」的姿態，弦外之音就是你們都不行，該我來引領世界潮流，該我來引領全球化了。
2020 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1年，習近平再次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演講：鼓吹「多邊主義」，並再次給出引領全球化的「中國方案」，展示「中國智慧」和對全球化的「中國擔當」。
從以上歸納中，可以看到中國全球化的基本思路是：從「積極參與」到搶占「製度性話語權」，從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到「參與全球治理」如此之演化過程，並豪不掩飾其三步曲：「參與」全球治理，「引導」全球治理，最後「主導」全球治理。「由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的遵守者向製定和改變規則的參與者轉變，是習近平開放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由規則的遵守者向規則的製定者轉變，透露著中國誌在必奪全球化領導權的氣勢。
中國揚言，全球化的上半場已經（以失敗）告終，全球化的下半場，將由中國主導。
中國全球化方案的研發
加入WTO之後，中國便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中國全球化方案的研究。為此，中國於2008年成立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2011年成立了《中國戰略思想庫》，2018年成立了《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等等。雖然此類智庫多如牛毛，但這三個較為典型，規模也較大，且建言更容易抵達中央，更投其所好。下面根據其官方網站所提供的信息，作適當摘抄如下，以便了解其戰略定位，國際關系和理論深度：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 網址：http://www.ccg.org.cn/ )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全方位推動全球化進程，專門從事研究中國指導下的全球化策略。其口號是「以全球視野為中國建言，以中國智慧為全球獻策」，「致力於全球化、全球治理，國際經貿與投資，國際移民、人才與企業全球化、中美關系與中美經貿、國際關系、一帶一路、智庫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包攬了全球化的所有領域。該智庫排名位居全球頂級智庫百強並列第64位。它是「中聯部『一帶一路』智庫聯盟理事單位。」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在全球與眾多國際組織、國際智庫和相關機構建立了良好的長效合作機製。「主要合作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全球勞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獵頭協會、國際大都會人才組織、世界銀行、亞洲協會、歐盟商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哈德遜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移民政策研究所、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美國百人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中國美國商會、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等。」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專註於全球化各相關領域的研究和建言，針對國際關系、全球化發展、人才培養、海歸、華僑華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每年提交建言獻策參考近200 篇，並定期針對性報送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中聯部、外交部、國家發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人社部、商務部、國家移民管理局、國務院參事室等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與直屬機構。CCG 多項建言獲得中央領導批示，為有關部門作出重大決策提供了參考，持續支持和推動著政府決策和製度創新。」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與眾多國際組織、國際智庫和相關機構共同組織各類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或聯合研究。「活躍於世界舞臺定期開展國際調研交流活動，出席國際極具影響力的論壇並參與對話。作為中國最早「走出去」的智庫，CCG已在巴黎和平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重要國際場合舉辦邊會。同時，CCG已成為各國使館、國際政要、國際智庫和國際組織交流和溝通的重要平臺，通過接待來訪、組織圓桌研討會、舉辦名家演講活動等形式，CCG搭建了中外溝通的橋梁和常態機製，充分發揮了智庫二軌外交的作用。」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組織出版了《中國與全球化》叢書，其中有《亞洲的21世紀》，《共識與沖突》，《商界領袖看中國發展機遇》，《駐華大使看中國與世界》等等。其主題大致是：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結，亞洲的復興，中國的崛起，超過美國，取代美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看到了中文教育在占領全球化話語權的過程中的重要性。《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成功舉辦了「2021國際中文教育智庫論壇」。
面對俄烏戰爭，《中國全球化智庫》對中央的建議是：審時度勢，化危為機，爭取更大發展機遇，引領全球化的下一步發展。
《中國戰略思想庫》名義上是一個民間學術沙龍，但其「目的是把中國各個不同領域的思想者聯系起來，共同研究中國在走向世界大國的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復雜關系，為中國的政府和企業選擇正確的國內外長期發展戰略提供思路與框架。」「中國在未來三十年成長為世界核心大國的過程中，特別需要這種類型的研究」
《中國戰略思想庫》的使命清晰地定位在「中國正在從世界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從世界秩序的被影響者走向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者，著重於戰略思想的智庫要做的就是要提供方案……」
《中國戰略思想庫》旨在「中國如何才能從尾隨到引領，從適應到塑造----重新樹立自己在世界歷史中的角色。」
《中國戰略思想庫》的研究課題諸如：「未來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趨勢」，「中國超美系列研究」，「中國能源戰略」，「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和路徑選擇」，「西方大國的全球收縮趨勢」，「全球大國軍事幹預力分析」，「國際戰略博弈」，「一路一帶推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疫情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國內的發展趨勢判斷」，「疫情中與疫情後經濟全球化的走勢」，「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與「人類抗疫健康共同體」的建設，等等。
《中國戰略思想庫》在其報告「俄烏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及中國的戰略選擇」中為中共高層建言：「要抓住主導構建世界新秩序的戰略機遇期。」，「成為新世紀的領導者」，「中國要學會做仲裁者和規則製定者，積極主導全球治理」。
將全球化作為中國戰略思想的一部分來研究，將中國價值（中共價值）當作「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世界兜售，並強調：「中國的賢能民主、市場民主和科技民主對民主理念的創新與發展」。從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在中共那裏決不是僅僅局限於經濟戰略，而是目標指向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更新。
一帶一路的實質是新殖民主義。一帶一路將極權主義中國的經濟動脈延伸到了他國的疆域，以便於對其資源和能源的掠奪，對產業和創新的占有，對數據和信息(情報)的盜竊，以及通過製造債務危機來實現對所在國貨幣和金融的控製。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以及各個大學的經貿研究所，也都紛紛將全球化列入研究課題。我們不得而知官辦機構和黨辦機構究竟研究出了些什麽樣的結果，但是其陣勢表明，中共的確在認真研究全球化國策，為扮演主導全球化的角色作鋪墊。
中國全球化方案的實施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 為中國全球化設定話語體系，按照體製內智囊的說法：落實中國的全球化方案首先要搶占話語權，要用中國的話語體系取代現有的國際話語體系，即要促成話語體系的去殖民化，要「拒絕按照西方殖民化的製度形式來構建我們的製度」。（溫鐵軍，《開放時代》2019年第一期）。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首先誌在聯合國以及聯合國各個下屬機構獲得話語權。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而且在多數聯合國下屬機構占有決策地位，比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國際法庭、聯合國國際刑警組織等等，都有中國派出的人員，以中共的意識形態作為發言和起早文件的話語體系。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搶占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定義權和使用權。「誰擁有『自由』的定義權和使用權，誰就獲得了設定規則和設定議程的能力」。
中國話語全球化戰略搶占新興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的製定權。中國強調「在2016年前，中國完成主動和參與製定的國際標準數量要達到國際標準製定總數的50%，在2021年前，承擔國際標準組織技術機構和領導職務數量要顯著增多，要邁入世界標準強國行列」（國務院2015年文件《深化標準化改革》）
歐美標準化製定的理念是將其留給各利益相關方的團體和行業去製定，本質上是為了創造可操作性，為創新技術競爭提供標準基礎。但是，中國將標準製定政治化，將其看成是國家惡性競爭遊戲的一部分。這種做法毫無疑問將阻礙技術的發展。
中國經濟全球化戰略 一方面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將中國經濟的動脈向全世界延伸以此取代老極權主義者使用軍事手段擴大疆土的做法；另一方面一改閉關鎖國的作法，通過跨國公司擴大海外市場規模、擴大海外投資、擴大海外運營和績效，擴大海外資源的配置、利用和占有，註重創建國際品牌。中國利用製造大國的優勢，把握全世界經濟的供應鏈，讓「中國製造」覆蓋全世界。
世界經濟對「中國製造」的依賴性常使世界陷入困局，中國強行改變或抵製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霸淩行為正警覺著全世界。為著可持續發展，各國都在尋找出路，而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擡頭恰恰是對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的打擊。
中國貨幣全球化戰略 其內涵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的具體作法是從人民幣區域化做起，逐步打入國際貨幣體系，做大做強跨境人民幣結算和清算業務，推進人民幣離岸市場金融創新，擴大人民幣在國際外匯交易中的使用量，推動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開發數字貨幣的使用。
但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指數表明人民幣與歐元和美元相比尚存在巨大的差距，僅僅與日元和英鎊相當。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由於對全球貨幣競爭的格局缺乏清晰的判斷而進退兩難。人民幣持續貶值，匯率不可自由浮動並不可自由兌換，令人民幣國際化前景難堪。尤其是當前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令各國對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持保守態度。人民幣與盧布的結盟更是一個錯誤的選擇，這是極權主義貨幣的結盟，但這是兩國的製度本質決定的，人民幣被盧布拉下水的可能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中國金融全球化戰略 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基於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歷史性機遇，中資銀行紛紛走出國門，完善國際金融網絡，做強海外機構，打造億元大行。
海外設行，以交通銀行為例，自2016年以來，已經在海外分別設有倫敦分行、紐約分行、東京分行、法蘭克福分行、盧森堡分行、羅馬分行、巴黎分行、多倫多分行和首爾分行，對巴西BBM銀行實行控股並購，境外機構覆蓋16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紐約、倫敦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而在捷克、印度和南非等國的機構也將陸續開業。這僅僅是交通銀行一家的情況，其排名遠在工商銀行、中央銀行、建設銀行和農業銀行之後。
海外並購，以工商銀行為例，2007年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2009年收購加拿大東亞銀行70%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2010年收購中法合資的金盛人壽保險60%股權，成為控股股東；2011年繼續購入南非標準銀行55%股權，成為控股股東，購入阿根廷標準銀行80%股權，成為最大股東。2012年收購美國東亞銀行80%股權；2014年收購土耳其Tekstil 銀行75.5%股權。工商銀行目前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九，在全球銀行1000強中排名第一，2018年其一級資本達3240億美金以上。
金融全球化戰略受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金融一體化的製約，要求金融市場國際化，金融交易國際化，金融機構國際化，金融監管國際化，既依賴於市場規模的擴大和資金積累，又要求經濟發展具有質的變化和飛躍；由於中國金融製度及其運行機製不夠規範化，金融製度滯後，中國的經濟形勢尚滿足不了這些要求。
就國內而言，金融市場的「內循環」疲軟，表明中國依然是一個「金融弱國」；但就海外而言，大力開發海外金融市場，使得中國已經擠入「金融強國」的行列。這是一個奇怪的外向型經濟現象，中國的金融戰略更具有帝國特征，即無序地擴張，而國內經濟發展動力的缺失將使得海外金融市場的拓展缺乏可持續性。
中國數字全球化戰略 的目的是打造數字時代的戰略主權。數字全球化是當下世界主流發展的趨勢，中國以勢在必奪的姿態挑戰以美國為首所建立起來的國際數字生態體系，加強對國際數字聯盟的博弈力度，搶奪國際數字規範的製定權，籠絡歐洲數字聯盟，搶占亞太和印太數字經濟市場，最終引領全球數字治理格局。
中國數字技術的發展十分迅速，並產生了一批諸如阿裏巴巴、騰訊、華為、中國聯動等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相當發達和繁榮的公司，尤其是華為，代表著中國數字技術的前驅，是搶占世界市場的排頭兵。但是數字技術和數據涉及國家安全和發展，具有相同安全考量或相同經濟利益考量的國家會組成區域性聯盟，比如《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四邊網絡安全》、歐盟、五眼聯盟、乃至7G，或20G國家，等等。聯盟之外的國家想加入這些聯盟並非易事。比如中國想打造中國——東盟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就十分困難，東盟十分警惕，因為與中國的合作，最終可能會失去自主權。企圖將東南亞納入中國勢力範圍的企圖失敗。中國想打入區域性聯盟都如此困難，想作全球性數字聯盟的盟主，就更是癡人做夢。靠一路一帶維系的數字霸權由於地緣政治的離心作用就更難實現。
中國服務全球化戰略 是中國全球化戰略的弱點。「服務」通常指沒有實物產品產出的經濟活動。服務全球化是指服務要素的配置跨越國界並在國際服務網絡中承擔服務供給的角色。中國向全世界提供的服務體量長期居世界低位，在中國製造全球化的帶動下，近年有所發展。在中國成長為製造業大國的同時服務業也隨著商品的輸出而日益做大輸出。這是在經濟發展初期製造業帶動服務業的模式；而當服務業發展起來後，又會反過來帶動製造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力爭成為全球化的主導力量，當服務業創造的產值與製造業創造的產值幾乎平分秋色的時候，當服務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甚至高於製造業的時候，中國服務全球化在中國經濟全球化中的比重就不能被忽略，今後中國服務全球化的勢頭將會越來越猛。
中國創新全球化戰略 推動了中國成為一個自定義的「知識產權大國」。盡管其知識產權大都是抄襲、剽竊和改頭換面他國科研成果的結果，盡管其國產專利大部分都面臨無法轉變為生產力的尷尬，但拿來主義的確對促進技術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較為惡劣的是中國提出以「技術轉讓」作為外資獲取進口投資的審批條件，這基本上就是明搶，是攔路搶劫。中國離一個創新大國的地位還遠著呢，當其將創新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來推動時，創新就窒息了。
綜上所述，中國全球化方案，是一個全方位的方案，它是極權主義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方案，因而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全球化方案，它必將世界帶入中國陷阱。西方正在或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極權主義全球化
中國全球化方案是一個極權主義方案，一個以控製全球政治和經濟為目的的方案。
全球化以打破國家邊界，以建立一個互惠互助的商貿平臺為特點。全球化的程度是以全球化指數來判斷的。全球化指數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來測量，測量內容包括有：科技與文化，和平與繁榮，秩序與安全，環境與氣候，健康與福利，等等。
但是，極權主義全球化是背道而行的。極權主義全球化追求的是國際權力。極權主義全球化強調國家意誌，以自己的國家為本位，以篡奪國際權力越大越多為指數。極權主義全球化的程度是以其在國際組織和機構中所擔任的領導職務的大小多少來判斷的，也就是說以其權力的大小和左右國際事務的話語權的份量來提高其占有全球化份額的期望值。
在中國全球化方案的推行過程中，中國從一個後極權主義時代又返回到了極權主義時代。確切地說，中國在進入以習近平的名字命名的極權主義時代的同時，加速了中國極權主義全球化的推進。
西方曾期待中國的國家轉型，那是幼稚的。在國際事務中必須有這樣的魄力，如果要造福全人類，那麽就必須堅持在一切國際事務中去中國全球化，去極權主義全球化。
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
上海封城了。疫情在肆無忌憚地席卷了武漢、西安、天津、香港、吉林等城市之後，當下正在席卷上海。
在上海封城的全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可稱之為“全過程專制”的體系。
首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旨意：新冠疫情必須“清零”。盡管這是一個政治口號，盡管清零違反科學，但是萬事“定於一尊”，為了維護聖旨的尊嚴，防疫抗疫必須不惜代價，不惜傷害老百姓的尊嚴和利益，堅持清零。此外，還多次派出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上海“督戰”，明確指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不可懈怠，將中央專制之手伸向地方。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下達的命令：封城。李強以其地方專制長官的意志，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浦東、浦西隔江分而封之，“鴛鴦鍋”兩岸不可交往；斷航、斷路、封鎖交通。浦東，浦西本是一家，強行分封，必重創經濟和民生，然李強武斷之烈，前所未有。可見專制的力量並非僅僅發生在中央，也發生在地方，在上海。
上海各行政區，諸如靜安區、徐匯區、閘北區、閔行區等等，紛紛開始封區、封街，各行政區首席長官在其轄區內行使個人專斷的權力：關閉街市，關閉機關，關閉學校，阻斷行人，封鎖住宅區。整個街市陰森無人，鬼氣濃郁。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上海市委一級，也發生在下屬各個行政區。
各住宅小區所在地的民警、安保、街道政工人員，居委會的紅色大媽們，緊緊跟隨，極其粗暴地封樓、封宅、封門，對每一個人強制實施核算檢測，對陽性病人進行大肆抓捕，並將其強行關入集中營（所謂的方艙醫院），甚至無須出具陽性證明就可以抓人，就連繈褓中的嬰兒也不放過，強制與父母隔離。一隔就是數周，缺食，缺水，缺藥，缺醫，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民眾被逼“喊樓”：“我們需要食物”，“放我一條生路”；被逼敲盆：“我們快餓死了”，“老人快病死了”，竟然無人理睬。發病的老人，被拒絕外出就醫，即便送到醫院，也無人接收，無人醫治，貽誤急診，無辜死亡多有發生。可見專制的力量並不僅僅發生在行政區級單位，更野蠻地發生在街道和生活小區。
這是一場在社會基層普遍爆發的人道災難。
聽聽這些來自基層的憤怒：“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骨肉分離”，“苦苦掙紮”，“解封遙遙無期”，“方艙醫院人滿為患”，“斷糧，米要一顆一顆數著吃”。再看看由於正常醫療被大幅壓縮所帶來的次生災難使得額外死亡數大福增加：“清華才女命喪醫院” ，“上海虹口區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錢文雄不堪壓力自殺”，“上海作家陳村，昨晚差點死於封控”，“上海交響樂團小提琴家陳順平跳樓自殺身亡”，“覆旦大學外文學院俞惠中教授求醫不得不幸去世”，等等，有的民眾被暴打，有的被迫下跪，民怨鼎沸，反抗情緒劇增。
民眾的反抗招來現役軍人進駐，全城氣氛一片蕭剎恐怖。大量外地警察進駐，鎮壓市民毫不手軟。警察國家的特征顯現，軍事統治國家的特征顯現，國家暴力和秘密警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會空間。整個上海彌漫著法西斯統治的恐怖。
從清零到封城，從封城到封區，從封區到封樓，從封樓到封宅封門，從民怨沸騰，到軍隊進駐；從上海的一系列清零作為，可以清晰地看到“全過程專制”從上到下一條龍的運作軌跡，以及如何啟動和使用體制的暴力對民眾進行欺騙、恐嚇和強制。各級權力都在其管轄範圍內耀武揚威，橫行霸道，蹂躪百姓，劣跡鄉里。各級各地隨時都有霸淩現象發生。
私人生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踐踏得如此徹底。
疫情遠遠沒有清零，腐敗沒有清零，貪婪沒有清零，權力壟斷沒有清零，乃至二奶也沒有清零；但人的親情被清零了，人的訴求被清零了，人的思想被清零了，人的權利被清零了，人的尊嚴被清零了，人的自由被清零了（原本就沒有多少），甚至某些人的生命也跟著被清零了。
上海的疫情沒有清零，但人心被徹底清零了。
同樣的情形曾並正在發生於武漢、西安、長春、廣州，深圳……，全國彌漫著國家恐怖主義的氣氛。
難道這就是習近平說的“全過程民主”？這種“全過程民主”的極權性質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習近平竟然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數落了西方民主的種種弊端和不是，高調提出他自定義的民主的標準：“我國實現了全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將習近平這段話里的“民主”換上“專制”二字，正符合上海“清零”的現狀。正是這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專制陷全上海市民於一遍黑暗。
這般虛偽令全世界實實在在地錯愕了！一個極權主義的魁首對民主下了這番定義，說得跟天方夜譚似的。那副架勢是要在全世界搶占價值制高點和重新定義“何為民主”的話語權。
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壘是涇渭分明的：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但是，現在這麽幹不行了，你說你的，越說越強，門庭若市；而我說我的，門庭冷落，越說越沒人搭理了。於是習近平頗有創意地將其改變為：你說你的，我也說你的；我把你說的改成了根據我的意思來解釋、定義和發揮。我的專制，就是我的民主；要專制有專制，要民主有“民主”。專制是里子，民主是面子。什麽是民主，任習近平把玩！
極權主義與民主是天敵，可是習近平把極權主義也說成了民主，這下可把西方的政治家們搞蒙了，尤其是那些左派政治家，本來腦子里就沒把什麽是民主搞清楚，讓習近平一糊弄，找不著北了。比如德國的政客，法國的政客，都放下尊嚴去跟習套熱乎。
當“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的實質就是專制；當“全過程民主”掛在一個獨裁者嘴邊的時候，它實質就是“全過程專制”。
“全過程專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制；當專制是“全過程”的時候，它就是極權主義統治。上海清零的全過程，就是一個專制的全過程經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典型。
不妨先回過頭來理順一下慨念：
什麽是專制主義（despotism）？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稱之為專制。就政治專制而言，它是一個君主或元首或領袖個人在國家層面實施獨裁和霸政的國家治理形式。獨裁統治者和統治集團擁有絕對權力，不受法律制約，並以個人意志或黨派意志取代或淩駕於國家意志之上，而個人崇拜則是專制主義的重要特點。
什麽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不僅是權力的獨裁和霸政，而且是權力以恐怖為手段實行意識形態統治並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深入的控制：從思想、行為到私人生活。極權主義必定是一黨專制，極權主義必置反對黨於死地，不允許有任何反對的聲音存在。極權主義壟斷和操縱信息、媒體和藝術，使其為權力和政治服務。極權主義旨在征服世界。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區別何在？
權力特征：
專制主義僅僅發生在權力的頂層。專制在權力的授予、權力的使用、權力的制約和權力的監督等方面與民主體制背道而馳，其權力來源不明，權力使用無邊，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權力藐視憲法。但是專制權力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由獨裁者玩權力於股掌。
但在極權主義制度之下，權力的獨裁不僅僅發生在國家層面的頂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中下層的各個層面，直至基層。它是全面的整體性的權力獨裁，控制著從上到下，從里到外的國家權力。此時的一黨專政已經不僅僅是頂層意義，而且是全國性自上而下的從中央直達鄉村的一黨專制，即全面的全過程專制。
對公共和私人社會生活的控制能力：
傳統的專制體制弱於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傳統專制體系下，國民尚有一定的自由度，有一定的思想、言論、出版和信仰自由。國民對待專制的態度，亦可分為多類：有的堅決維護專制，有的被迫接受專制，有的雖然心中不滿但卻對外敷衍專制，有的堅決反對專制。傳統專制在權力頂層固然驕橫，但卻鎮壓不住反對派的聲音，對公共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控制顯得力不從心。
但在極權主義體系下，國民沒有任何自由，沒有任何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的自由。所有反對派一概從肉體上或被監禁或被消滅；所有的敷衍派一概被改造成歌德派和頌聖派；所有的附庸統統被塑造和提升為諂媚者和告密者。極權主義為自己樹立很多假想的和潛在的敵人，並設法制造各種機會和罪名將其消滅。
專制主義體系之下，國民尚有一定的隱私權；但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隱私權，科技的發展使得極權主義有能力對社會生活實施全面控制。
對待人的態度：
專制主義利用人的本性本質，但不追求改造人性，國民尚有一點尊嚴，專制主義並無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但極權主義摧毀人的本性本質，企圖改造人性，塑造人性。在極權主義之下，國民沒有任何尊嚴，極權主義有能力實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領袖是如何誕生的？
專制主義搞個人崇拜，基於大眾對領袖個人魅力的癡迷，出於對領袖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特質的崇拜。
極權主義搞個人迷信，與領袖是否有學識是否有才華無關，與領袖是否有魄力是否有魅力無關，與民眾是否喜歡是否信任無關，哪怕是個庸才是個蠢材，也可能登上權力的頂峰。因為制度帶著慣性在運轉，制度推選了誰就是誰。大眾失去選擇領袖的權利，失去了思想，失去了判斷，即便大眾對領袖人物不滿，也沒有能力和權利去更換。
征服世界的野心：
專制主義僅在本國疆域內實行統治權，
但極權主義卻企圖對外擴張，向本國疆域之外投射軍事力量，企圖征服和統治世界，並把這種征服全世界的意志美化為“全球化”：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
專制主義只注重本國經濟的發展，極權主義卻企圖將本國經濟命脈向外延伸，比如一路一帶，將經濟疆域擴展到全世界，將中國全球化戰略擴展到全世界。
專制主義是如何走向極權主義的？
專制主義如果僅僅發生在政權的頂層，那就僅僅是專制。如果專制主義發生在政權的所有層面，即既發生在頂層，也發生在中層，更發生在政權的基層，一個省份就是一個專制王國，一個縣就是一個專制王國，甚至一個村落一個鄉也可以是一個專制王國，黨就建立在村上，黨支書和村長就是這個村里的專制魔王，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全過程專制”的社會，一個極權主義社會。
中國走向極權主義道路的特色就體現在“全過程專制”里。
“全過程專制”的第一步，就是將國家中央集權和專制的模式逐級向下級權力機構延申，既在政權的深度上，也在政權的廣度上，對省、市、地、縣、鄉（區）、村（街道）的權力施行全面壟斷，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個唯一的政黨手中。黨領導一切，黨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威。與納粹組織不同的特點在於納粹是精英組織，而現時代下的黨的組織則由逆向淘汰出來的人渣組成。黨的話語權，高於一切，並具有絕對的威懾作用。此謂之為：“全過程權力一黨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二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單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並為這種意識形態套上“完美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外衣，以此對大眾媒體進行全面的壟斷，對大眾進行全面的思想灌輸，徹底剝奪國民的獨立思想權，言論權和信仰權，將國民徹底愚昧化。此謂之為：“全過程思想愚昧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三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全面地無死角地推行恐怖主義統治和執行警察國家的意志。以恐怖統治剝奪國民的尊嚴和人格，剝奪國民的集會權和結社權，將他們諂媚化和犬儒化，最終將國民徹底奴化，使國民完全喪失反抗和抵制的意志和力量。壟斷所有的技術條件和力量以消滅一切敵人，包括潛在的、可能的、臆想出來的敵人。此謂之為：“全過程人格奴役化”。
“全過程專制”的第四步，就是在全國各級行政單位實施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國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在監視之中和控制之中，國民被徹底窒息，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特征。此謂之為：“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
這就是“全過程專制”的四步曲：全過程權力一黨化，全過程思想愚昧化，全過程人格奴役化和全過程社會生活窒息化。歸結起來就是“全過程壟斷”。
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專制國家，通過“全過程專制”走向“全過程壟斷”，完成了向極權主義的過渡，並達到了極權主義境界。中國已經完成了這四部曲，中國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極權主義國家，哪里來的“全過程民主”？
習近平偷換“專制”和“民主”的概念，偷雞不成反蝕把米，讓世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全過程專制”的實質，那就是極權主義。
2014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腦權”的原創概念。
2018年曾華鋒，石海明的著作《科技興軍的邏輯》，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提出“從制腦權到制智權”，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權”的原創概念。
制權理論是一個具有戰略高度的軍事概念，隨著戰爭的歷史演變而不斷發展。從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制空天權的理論演繹軌跡，可以看出傳統的制權理論主要追求對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對陸權，海權，空權，直至對空天權的占有和控制。與其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是機械化和電氣化，鐵路的鋪設，航道的開通，空天衛星軌道的占據，催生著各類新型戰車、戰艦、戰機、軍事衛星和航天器的出現，從而在必爭之地、必爭之海、必爭之空，必爭之外空爭取戰爭優勢，這是制權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邁入信息時代，戰爭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變革。過去，不論是在冷兵器時代，還是在熱兵器時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纏鬥的戰爭，較量的是武器的優良和先進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徑和射程，裝甲的鋼板厚度，戰機的作戰半徑和攜彈量，潛艇的續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當轉向信息化戰爭之後，兩軍較量的是對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識、利用、布局和流動，是對戰場瞬息萬變的軍事形勢的快速認知，是如何將信息力轉化為整個軍事體系協同作戰的能力；同時也是破壞敵方信息網絡，阻斷敵方信息傳播的能力。這就是制信息權。
當智能革命走向技術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務於戰爭，便成為新的課題。在人類智能與計算機智能之間建立雙向互動、優勢互補和人機融合，從而推高軍事決策的精準度和智能化作戰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擔危險的軍事行動，比如無人機，無人坦克，無人魚艇，可以替代人類去執行各類覆雜的軍事和偵察任務，甚至面對戰場能獨立判斷自主決策，從而減少人的犧牲。因此誰能占據軍事智能的高點，誰就可能以較少的人員傷亡而贏得更大的軍事勝利。這是制智權。
制腦權，特指在戰爭狀態下對敵我雙方認知能力的控制。不僅控制我方的認知能力，而且要打亂、破壞乃至控制敵方的認知能力，讓敵方不斷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它標志著人類戰爭的舞台從地理空間和技術空間進而轉向人的意識空間、認知空間和思維空間，轉向對敵方軍事司令部大腦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敵人的大腦，就掌握了制腦權，便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國軍人將制腦權稱之為“戰爭制權的皇冠”。
中國原創的這個“制腦權”，正進一步模糊著未來戰爭的面貌和形態，使得人們已經很難預料未來戰爭的將以何種方式進行。
但是，本文所要關注的並非是“制腦權”的軍事運用，而是當“制腦權” 從軍事領域推廣到政治和社會領域，被指定作為中國信息時代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變為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全面控制時，它向極權主義政權提供了維持統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檢驗中共對媒體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對人腦的控制能力。“人腦控制”是極權主義最令人恐怖之處，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們陷於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識形態控制的傳統手段是思想灌輸，即用某一種思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充斥人的大腦，把大腦灌滿，不留空間，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裝入。人們只知道這一種思想，並且被告知這是最好的。人們沒有能力去作比較是否存在更好的選擇。但是，意識形態灌輸下的大腦，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斷的大腦，而其中睿智的大腦就會提出疑問，為什麽要這樣？為什們是這樣？根據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據人對善惡曲直的基本直覺判斷，人們依然可能挑戰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蘇東歐解體時，正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存在對於這個制度的不合理的認識，所以當蘇東歐這個巨人轟然倒塌時，人們表現得十分平靜，並認為本該這樣。
中共從蘇東歐的解體中看到了這一危機，僅僅進行思想灌輸是不足以維護其統治的。雖然中共也曾經嘗試放松意識形態管制，放松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封閉，但最終發現這樣不行，放松意識形態管制，等於放棄對特權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釋，放棄了立黨之本，要亡黨。他們別無選擇，不僅必須堅持對大腦的意識形態灌輸，更要對大腦的思維進行直接控制和操縱。這就是制腦權的誕生背景。
如果說意識形態灌輸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色之一，那麽制腦權則是極權主義的中國特色，具有創意性。制腦權的內涵不僅僅是指意識形態宣傳和思想體系的灌輸，而且是指對人的思維的操縱，對人的意識的操縱，對話語權的操縱，對信息真偽的操縱，對文化優劣的操縱，對教育洗腦的操縱。極權主義中共在不同時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腦手段，並通過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控腦。只有當其基本實現了全民性的愚腦和控腦時，極權主義才進入成熟期。
弱腦：面對一個健全的大腦，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個健全的大腦打殘；而把一個大腦打殘，首先要把這個人的尊嚴打殘。在中共獲取政權的初期，邪惡的作法是將人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四不清分子、壞分子，等等，對人進行盡可能的人格侮辱，將人的尊嚴打殘。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將人腦的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腦逐步地殘廢，從而使其無力反抗中共對人腦的控制。
貧腦：大腦是知識的載體，一個知識豐富的大腦往往是具有獨立見解的大腦，要想控制它絕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個大腦，必須首先對大腦去知識化，必須令人腦原裝知識貧乏化，無用化，再將這些大腦逐一貼上“反動”“反黨”的標簽，使其大腦窒息。手段就是對人腦進行大批判，連人帶腦將其批得斯文掃地，批得遍體鱗傷，批得一無是處，從而剝奪個人的自信，降低人腦的精神素質。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選，小紅書，黨報、黨章，再無其他書籍可讀，使人的大腦除了貧乏、枯燥、單調再無其他內容可以填充和記憶，從而使其在反抗人腦控制時，缺乏知識依托。
洗腦：當人腦被弱化和貧化之後，再進行徹底的洗腦，從而使其徹底失去反抗腦控制的能力。徹底顛覆和清除人腦原有的知識，強行更換知識儲備，否定人腦原有的經驗，打擊人腦原有的智慧，挫傷人腦的謀略能力。將大腦洗成一片空白，然後重新填充黨文化的垃圾。比如，對於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舊職員，除部分殺頭關監之外，一概送往華東革命大學洗腦，重新灌輸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將被關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由於接受改造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腦成功的例子。勞改營，勞教所，“五·七幹校”，學習班，這些都是洗腦機構，抹去人腦里原有的價值觀和善惡觀，長期強制灌注極權主義思想和文化。
植腦：即培植大腦。向原本是一張白紙的幼兒少年灌輸意識形態。從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起，在孩子們走向社會之前，就向他們灌輸黨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紅領巾少先隊和共青團都是特定的植腦組織，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兒少年及年輕人培養成沒有獨立思想，只會“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木偶。以“雷鋒”、“邢燕子”這樣一些愚忠人物為榜樣，將年輕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沒有大腦但卻“永不生銹的螺絲釘”。
封腦：洗腦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總有洗不幹凈的大腦繼續存在，對這樣的大腦必須強行進行封凍。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獄，把文字封起來，把生產文字的知識分子的大腦封起來。比如反右運動，林希翎說“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社會主義”，儲安平說：“黨天下”，章伯鈞說要搞“政治設計院”，等等，這些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共產黨的要害。把這些人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發言權，讓他們禁聲封腦。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說五十五萬，丁抒博士說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約是一百二十萬。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萬人的嘴，但殺雞給猴看，實質上全國知識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學者賀衛方被禁言，張維迎被禁言，許章潤被禁言，但凡有膽識質疑極權制度的，便被中共剝奪了他們的飯碗，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剝奪了他們的生存空間，讓所有質疑者禁聲。沒有了思想自由，大腦不會發聲了，大腦不會思考了；沒有了學術自由，大腦沒東西可學了。大腦既無知識可以輸出，也無知識可以輸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基本就處於這種狀態，既沒有學術成就產出，也沒有思想成就產出。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這是統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腦被凍住了，大腦被囚禁了，大腦都廢了。
愚腦：經洗腦和封腦之後，大腦愚化了，癡呆了。只有愚化之後的大腦才便於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腦，置換人腦原有的政治倫理、邏輯思維和是非善惡判斷，通過強行植入指令，將人腦愚昧化，犬儒化，諂媚化。使人成為任權力擺弄的棋子，成為權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紅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那些急迫著朝聖的顯貴，那些揮動紅寶書當護身符的各級幹部，大都得了愚腦癥。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婦入同房得先學黨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場愚腦運動。個人崇拜，紅色海洋，除四舊，奪權，文攻武衛，清理階級隊伍，血統論，“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靈魂深處鬧革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無時無地不在愚弄大眾。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於它將愚昧文化形成一個傳統，並延續至今。愚腦並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開始了。只是愚腦在習近平時代達到了巔峰。但凡民眾可能接觸到的語音、圖像和文字，諸如廣播、電視、互聯網、微信、微博盡在黨的宣傳部門的掌控之中，用以改變民眾的認知。
控腦：極權主義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夠控制所有人的大腦，即控制全民的大腦。控制人腦的活動，控制人腦的思維和意念。將人變成玩偶，變成思想的奴隸。對人進行心理控制，意識控制，倫理控制，話語控制，使得人們失去對真偽、善惡、美醜和優劣的判斷能力。從而在國家層面控制價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腦控制智能化數字化成為可能，或者說，最終人腦將變為智能化數字化控制下的人腦，這已經不是人們自己原有的大腦了。
控腦就是控制社會大眾和精英之腦，控制人們的認知、情感、價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進一步控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控腦同時也是指控制敵人的大腦，令其“放棄自己探索的理論認知、社會制度及發展道路，達成不戰而勝的戰略目標”（朱雪玲，曾華鋒：“制腦作戰：未來戰爭競爭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國思想界的混亂，或許正是這一“制腦作戰”的結果。
控腦要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在攝像頭、監聽器、掃描器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地監控之下，對公眾的言行進行跟蹤、監視和偵察，使公眾處於十面埋伏之中，使公眾的大腦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網、封群、封刊，禁聲、禁圖、禁言、全國只有一個聲音，來自習近平的聲音，民眾的大腦已經被廢棄，民眾的生存不需要大腦，服從、跟隨、從惡即可。大腦已死。
控腦以攻心為上，攻腦為上，系指心理控制、認識控制和判斷控制。習近平政權明文規定不可“妄議中央”，不可對中央有任何懷疑，不僅要求黨員，而且要求普通民眾對黨忠誠，對領袖忠誠，對公眾的腦控已經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在極權主義權力與公眾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層次就是控腦與反控腦的鬥爭。控腦是極權主義對社會進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腦意識的可控化是極權主義社會是否成熟的終極指標。
以謊言控腦，以謊言幹預大腦的認知。兵不厭詐，以假亂真，偷梁換柱，制作海量的虛假信息和謊言，致使公眾無所適從，致使敵人亂了方寸。一方面由於極權主義本身就缺乏真的東西，善的東西，美的東西；另一方由於假的東西來的太容易，可以胡編、亂造、偷換、剽竊、栽贓。他們造假毫不知恥，毫無廉恥。中共的宣傳機構秉持“謊言重覆千遍就是真理”，通過重覆的強制的謊言灌輸，使人深信不疑他們傳播的主義，從而打造出一個謊言帝國。
以輿論導向控腦。黨的宣傳部門牢牢把握輿論大方向，兵馬未動，輿論先行。報刊、雜志、播音，視頻，以及大街小巷貼滿黨的標語和口號，將人腦置於布滿謊言的氛圍中。在輿論導向中鼓吹權力的“反智主義”，使民“無知無欲”，“仇富反智”。鼓勵告密者，及時制止思想出軌跡象。
中共的確在作腦控研究，不僅包括人腦芯片的植入研究，還涉及電磁波、聲波和光波對人腦思維的影響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傷害大腦的毒氣研究。2021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對34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並指控中共解放軍軍事醫學院及其11個附屬研究所，指控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發和生產腦控設備，嚴重侵犯了人權。這些腦控設備“可以從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情緒、潛意識、夢境等多方面對人進行控制，使人產生憤怒、恐懼、羞恥、悔恨、懷疑、錯亂等情緒，最終使受害者精神崩潰。”（邢亞男“美制裁腦控武器研究實體”，2021年12月）。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它的未來三部曲的第三部“權力的轉移”中提出權力的三個支點：暴力、財富和知識。他的未來學在抵達未來之前就提前過時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極權主義的權力結構，他不懂得制腦權才是極權主義權力中的根本權力，所有的極權主義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是因為其掌握了制腦權。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中如此，在國際政治亦如此。歐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學者被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繞得暈頭傳向，便是極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運用制腦權的結果。
無新聞自由，就無大腦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發布的“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對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環境作出評估，中國排在第175位，香港從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為130。這說明在中國根本就沒有任何新聞自由，這分明就是極權主義中國在成功運用制腦權後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擊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表面上看好似打擊大資本，實際上是由於這些電商巨頭的人氣和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了習近平，因而從馬雲和馬化騰手中果斷地收回了制腦權。
最近又有新規定：嚴格禁止中、小學生出國，在青少年世界觀成長期，強行留在國內接受植腦、洗腦和思想灌輸。極權主義從來就沒有放松過對青少年的愚腦和控腦。
制腦權決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戰略，是中國夢的實質部分，不僅控制中國人的大腦，同時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腦。
警惕啊，人們！
屠殺：故意地、大量地殺害‘不具備防衛能力的人類’的行為，稱之為屠殺；雖然它不包括戰爭進行中的殺戮行為，但包括對失去反抗能力的戰俘和平民的殺戮行為。
大屠殺：較為嚴重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屠殺行為，稱之為大屠殺。大屠殺通常是政府行為，或政府許可和默認的行為；大屠殺是國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一下這些類別：
階級滅絕：清除和殺戮階級異己分子，或整體滅絕某一社會階級；
種族滅絕：清除和殺戮一個種族、族群、或國族；
政治滅絕：清除和殺戮政治異見者和政治反對派；
宗教滅絕：清除和殺戮某一異教和異教徒，或者清除和殺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徒。
民眾滅絕：一個國家對本國或外國國民進行的廣泛的滅絕行為。並非特指某個階級、族群、政黨、或教徒；它是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
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北京由中國政府調動野戰部隊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使用坦克和機槍掃射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關於“大屠殺”的定義，尤其是“民眾滅絕”的定義，即針對民眾整體的殺戮。六四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大屠殺。
反人類罪包括對人類的迫害，對人類的虐待和對人類的殺戮。毫無異議，六四屠殺是中國政府動用國家機器犯下的反人類罪。
由《天安門母親》網站記錄在案的六四屠殺遇難者就有203名。這是民間收集的數據，是死難者家屬克服重重阻力，三三兩兩收集起來的數據，距離真實的死難者人數還相去甚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公布真實數據，故被殺害的死難者的實際人數肯定遠在此數字之上。民間學者對六四屠殺罹難人數的估計在2,000-10,000不等。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1982年殺害了148名杜賈爾村什葉派村民，於2006年被判定危害人類罪，並被處以死刑立即實行。
科索沃前總統哈希姆·薩奇涉及100宗對政治異見者的謀殺案，被海牙國際法庭指控為危害人類罪。
對比上例，將六四屠殺稱之為“大屠殺”，定之為反人類罪，完全符合國際慣例。
在天安門母親網站里，高聳著一座座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編號001 蔣捷連：男，遇難年齡17，青澀少年。在木樨地，子彈從背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兒童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編號002 王楠：男，遇難年齡19，在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倒地。戒嚴部隊禁止救護隊搶救，身亡；
編號003 楊明湖：男，遇難年齡42，在東長安街，遭遇戒嚴部隊掃射，腹部中彈，身亡；
編號016 段昌隆：男，遇難年齡24，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系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
編號017王衛萍：女，遇難年齡25，在木樨地附近搶救傷員時，頸部動脈中彈而亡；
編號019 王培文：男，遇難年齡21，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20董曉軍：男，遇難年齡20，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21袁力：男，遇難年齡29，在木樨地咽部中彈，子彈將胸部穿透，死亡……
編號023吳國鋒：男，遇難年齡21，連中四槍，一槍在後腦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編號048林仁富：男，遇難年齡30，北科大應屆博士畢業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54田道民：男，遇難年齡22，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編號078龔紀芳：女，遇難年齡19，花樣年華。在六部口左胳膊中彈（炸子）倒地，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
編號102羅維：男，遇難年齡30，腹內取出兩顆子彈，一顆為湯姆彈，在腹內炸開，傷及肝、腎、膽、胃及消化道，廣安醫院曾作肝、胃修補術，不治，死於急性腎功能衰竭；
編號156杜光旭：男，遇難年齡24，被戒嚴部隊擊中太陽穴，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
編號167李浩成：男，遇難年齡20，被戒嚴部隊擊中兩彈，致命一彈位於肝部，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
正是天安門母親把這些悲慘的故事公諸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她們是六四屠殺的見證者，她們的每一篇證詞都是大史筆，都將以歷史的悲蒼感召後人。
六四屠殺是偶發事件嗎？當然不是，它是極權主義大屠殺鏈中必然的一環，是共產主義政權一系列大屠殺中的一個而已。
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為肅清敵對勢力，便開始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而每次的政治運動的過程和結果都指向對普通民眾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比如：
土地改革運動，在消滅中國農村地主和鄉紳階級，摧毀中國傳統文明和道德的同時，由於運動的暴力和血腥方式，造成大約100-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地主富農及其家屬被處決）。這是一場典型的階級滅絕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報告顯示：這場運動動用政府和軍隊力量，共抓捕了260萬人，鎮壓了157·6萬人，處決了87·3萬人。而民間學者估計鎮反運動共處決了大約100-200萬人。這是典型的階級滅絕加政治滅絕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又稱“打老虎運動”，是針對工商界的整肅運動，反擊資本家對黨的“猖狂進攻”，許多資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殺，或被處決，或被折磨致死。這是階級清洗運動。
肅反運動，全稱“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鎮反運動”的後繼運動，有超過10萬人被俘，5.3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屬於階級滅絕和政治滅絕運動。
反右運動，據官方數據顯示，有55萬人遭受迫害，其中主要為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他們被戴上“反黨”的帽子，或被改造和關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殺，或被處決。雖然死亡人數不確定，但各地均有大量的知識分子被整死。這是典型的政治滅絕運動。
大躍進運動，又稱“三面紅旗運動”，是導致1960年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饑荒奪走了大約2000萬至4500萬人的生命。人為造成的饑荒是屠殺的另一種形式。這是危害人類罪。
四清運動，為防修反修而在中國農村展開的政治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暴力事件頻發，一共肅整了532萬人，其中7.8萬人被整死，逼死。這是民眾滅絕的初期表現。
文化大革命，批鬥、武鬥、政治大清洗，破四舊（砸廟宇，砸道覌，砸教堂），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清理階級隊伍，造成大約一億人受到迫害，至少172萬至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發生在各地的大屠殺，較為嚴重的有：
“廣西文革大屠殺”，不僅把專政對象殺死，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罹難人數達10-15萬；
“廣東文革大屠殺”，包括陽江大屠殺和儋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4600；
“湖南文革大屠殺”，包括道縣大屠殺和邵陽縣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萬多；
“江西文革大屠殺”，包括發生在瑞金、興國和於都縣的大屠殺，罹難人數約1000人；
“雲南文革大屠殺”，包括滇西挺進縱隊案、趙健民特務案和沙甸事件，罹難人數約8800人；
“四川文革大屠殺”，包括萬州和涪陵事件，罹難人數約693人。
文化大革命集階級滅絕，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宗教滅絕和民眾滅絕之大成。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整肅擴大化，幾百萬人遭到迫害，整死了大約10萬人。這屬於政治滅絕行為。
藏區騷亂，軍事鎮壓造成8.7萬人死亡。屬於種族滅絕和宗教滅絕。
“內人黨”事件，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的政治清洗，近百萬人受到牽連，罹難人數約2-10萬，多為蒙古族。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這是種族滅絕事件。
新疆再教育營，關押著將近一百萬人，對維吾爾民族進行語言和文化清洗，破壞民族信仰，強制將孩童與父母分離，強迫實施絕育，被人權組織指控為“種族滅絕”和‘人口滅絕“。
以上僅僅是對中國國家機器對普通民眾實施大屠殺的初略估計，發生在中國的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具有歷史的慣性，每隔兩三年就要再來一次，或者隔三五年再來一次。在極權主義中國，要維持統治就必須持續地制造恐怖；而要持續地制造恐怖，就要持續地對百姓進行殺戮。制造各種各樣的借口實行大屠殺則被視為主要手段。大屠殺—>恐怖威懾—>維持統治，這就是極權主義血腥統治的邏輯。
這些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預謀的國家機器犯罪行為，多數為國家公權犯罪和國家刑事犯罪。中共濫用國家權力和國家公器大規模肅整、抓捕、關監和屠殺民眾，這是徹頭徹尾的公權犯罪；即便按照當時中國的法律來判，這些屠殺行為之野蠻、之殘暴、之毫無人性，皆可依據刑事法入罪，因此，可以確切地說這些屠殺都是國家刑事犯罪。這些屠殺屬於國家機器實行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正是這個制度提供了殺人機器，提供了積極實施屠殺參與屠殺的黨的各級機構和黨員，提供了軍人、警察、國安乃至武裝民兵，提供了監獄，提供了物質保障，屠殺才可能進行，因此這些屠殺又屬於制度性的大屠殺。
這一系列的大屠殺和血腥暴力都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下，以“革命的名義”，以“政治正確”的名義進行的。這些以革命的名義和政治正確的名義所形成的巨大的輿論場，推動著屠殺向前。因此這些屠殺又可謂之以意識形態殺人，或意識形態性質的大屠殺。
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共造成總計8500萬到1億人的非正常死亡。規模較大的殺戮主要發生在三個國家，它們分別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和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柬埔寨；規模較小的殺戮發生在北朝鮮、越南、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不論大屠殺發生在那個國家，都帶有明顯的法西斯特征。
蘇聯在斯大林黑暗統治時期，根據其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所作《共產主義記錄》一書記載，被殺害的人約為2000萬，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蘇聯史學家康奎斯基的《大恐怖》一書記載，蘇共中央要對至少1500萬人的死亡負責。將階級敵人就地正法的紅色恐怖，對哥薩克的種族滅絕，被稱之為大清洗的政治迫害運動，古拉格集中營，內務人民委員會，蒙古大清洗，卡廷大屠殺，波羅的海屠殺，烏克蘭大饑荒，包括普京近期在烏克蘭實行的布查大屠殺，等等，死人無數，從斯大林的蘇聯到普京的俄羅斯所殺害的人數大約在3000萬到4000萬。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統治期間，大約有220萬人被處死或被迫害致死。全國大約有150處殺人場和萬人坑，2萬多處墓地，埋葬著110萬死難者。可謂屍骨成山。這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迫害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紅色高棉不僅殺害本國柬埔寨人，還越過邊境殺害越南人，制造了巴祝大屠殺，殺害了3157人，並引發越南入侵。紅色高棉元首喬森潘由於在其統治期間實施紅色恐怖和大屠殺被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危害人類罪，終身監禁。
然而，蘇共和柬共的罪行的總和也趕不上中共的血腥。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頻度、力度、深度和廣度都是蘇共與柬共望塵莫及的。蘇共和柬共一共殺害和迫害了大約4000萬人，而被中共殺害和迫害的人竟高達4500-6000萬。蘇共和柬共對民眾的殺戮集中在對肉體的消滅，就像當年希特勒納粹法西斯屠殺猶太人那樣。但是中共並不滿足這一點，而是更加注重於對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殺戮”。中共實施的殺戮那是肉體滅絕和精神滅絕雙管齊下。肉體的滅絕，其規模再大也只能滅絕人口的一部分；而精神與思想的殺戮，可以無限地覆蓋國家的每個角落和民眾整體，它所制造的恐怖，籠罩著一個無聲的窒息的國度。
在回顧大屠殺的歷史時，應該分清（1）究竟是政府行為，還是民間行為：（2）究竟是戰時行為，還是和平時期的行為；（3）分清屠殺的性質屬於哪一類：階級滅絕，種族滅絕，宗教滅絕，政治滅絕，還是民眾滅絕？還是全面殺戮？(4)被殺對象具有防衛能力否？
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全部都是（1）政府行為；（2）和平時期；（3）全面殺戮，涵蓋幾乎所有的人類滅絕類別：階級的，種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整體民眾的 （4）被殺對象毫無防衛能力。這些特點足以以大屠殺罪和反人類罪將中國政府告上國際法庭。
二戰以來，作為國家行為的屠殺在民主國家已經基本杜絕，這是文明進步的體現。在文明落後的國家，雖然屠殺時有發生，但如果把民間發生的種族沖突和宗教沖突所引發的屠殺除外，由政府直接操縱的屠殺屈指可數，比如埃塞俄比亞的政治清洗運動，韓國的光州事件。但是發生在中國的由政府主導的屠殺事件的頻繁程度則是驚人的，全世界發生的事件與其相比，都如九牛一毛。
但凡大屠殺，歷史都是會清算的。六四大屠殺，不僅讓世人看到了中共的殘忍，更看到了民眾的反抗。從反抗的強度和烈度中，看到這個民族的希望。
地下的火在升騰，只要找到出口，就會噴薄而出。
人格殺戮
人格
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有尊嚴。自由和尊嚴孕育著高尚的人格。正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創造了現代價值體系，創造了現代文明，創造了現代政治制度。
什麽是人格？人格是關於人的品格、尊嚴、思想、秉性、氣質和性格的綜合特質，是人在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情感體驗、行為模式和價值思維的個體特點，是區別於他人的穩定的心理品質，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有的資格。
人格大致可分為三類：心理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
心理人格：其形成部分地取決於先天的生理因素，部分地取決於後天的心理因素。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質是構成一個良好的心理人格的基礎。人是自己的主人，心理人格是人對自己提出的人格規範和要求。健康的心理人格是個人尊嚴和魅力的源頭。
社會人格：人是獨立的行為個體，人格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鮮明的個體差異。但作為社會的成員，又不是孤獨的人。個體通過服務於社會而融入社會，並在與他人的相處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因此社會人格是社會塑造的，不同的社會實踐塑造不同的社會人格。
政治人格：即公民人格。人是自由而獨立的政治和思想個體，通過參與國家政治而行使公民權利。作為一個公民，在參與政治的實踐中，展現其公民人格。
人格決定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積極人格導致積極的人生，而消極人格導致消極的人生。
一個積極的人格其內在涵養和外在品味大致可以這樣描述：高尚正義的品格；獨立自由的思想；威然自律的尊嚴；果敢自信的性格；仁愛寬厚的心胸；瀟灑幽默的言談；內斂端莊的風格；落落大方的性情；理解和傾聽的涵養；高貴潔雅的格調；剛直不阿、率真爽直、敦厚淳樸的秉性；忠厚善良、秉筆直書、秉公無私的品質；等等。上述特質的綜合構成一個向善向上的人格。
一個消極的人格，諸如：怯弱、消沈、輕浮、放縱、猥瑣、陰暗、墮落、腐化、苛刻、計較、僵化，遲鈍，猜忌，抱怨、躁動、畏懼、奉承、奴性等等。消極人格通常導致一個悲劇人生。
社會變遷，政治動蕩，容易導致人格變異、人格墮落和人格分裂。尤其是極權主義制度對人格的謀殺，造成人格缺失和人格依附，造成病態人格，犬儒人格，諂媚人格和奴才人格。
人格殺戮
人格殺戮又稱人格謀殺，既可能發生在個體與個體之間，也可能發生在政府與公民之間。
當一個個體對另一個體實施人格殺戮時，往往首先通過謊言肅殺目標人物上述積極人格中所列出的特質，塑造出一個猥瑣陰暗腐敗的形象，讓其無地自容。然後再進一步在公開場合蓄意地捏造虛假的、曲扭的、誇張的、聳人聽聞的罪名和醜聞，對目標人物的人格進行污名化，蓄意地誹謗和攻擊，利用社會心理操縱輿論，摧毀和扼殺目標人物的公眾形象、聲望或品牌。盡可能地使用大眾媒體對污名進行渲染，努力使不了解真相的民眾接受杜撰的故事，在人格價值層面使得污名“成立”，以達到人身攻擊和抹黑的目的，從而對目標人物造成切實的傷害。污名的對象可以是政治反對派、商業競爭對手、文化名人、宗教領袖、影視明星、網絡紅人等等。兩者在私下的口角和辱罵，如果沒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知道，那就不構成人格殺戮，唯有污名被公開化，污名被社會接受，才稱之為人格殺戮。蓄意、公開、污名是人格殺戮的三個特點。
在法制社會，對於發生在個體之間的人格污蔑和人格殺戮，受害者是可以反擊的。在法律上，對於名譽傷害罪是可以起訴的，也不乏起訴成功的例子。不同的社會民情和社會制度，結局或許不同。但在一個法制腐敗的國家，沒有公理和法理可言，人格殺戮的翻轉，往往取決於對資源和權力的掌握，而通常的結局都是正義和清白被打壓。
發生在政府與個體之間的人格殺戮或人格謀殺通常與政治迫害聯系在一起。此時政府和國家機器就是人格殺戮的發動者和執行者，它可以動用國家權力和資源，出於政治目的，對於不喜歡的政敵和團體實施人格殺戮，從道德、誠信、聲譽和個體價值上詆毀他們。它可以利用宣傳機器、媒體，報刊、網絡將指向被害者的污名公開化；可以動用組織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將污名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從而使得“污名化”不可逆轉。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論什麽罪，先用輿論，把人格謀殺了，然後再利用手中把握的司法機構對其治罪。因此國家機器對目標人物和群體所造成的傷害無論在規模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個體之間的人格殺戮。
發生於封建社會的人格殺戮，通常是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博弈，抑或皇權對臣子的人格羞辱。比如韓信受胯下之辱，勾踐跪嘗吳王夫差的糞便，都是公開羞辱。
發生在威權社會的人格殺戮，通常表現為對政敵的個體殺傷。獨裁政權不能容忍政治異見者，而利用權力，利用司法，制造冤案，讓異見者噤聲。比如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對於政治反對派，總是把他們描畫成與西方勾結的祖國叛徒，先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人格“抹黑”，然後將其驅逐，或者流放。普京以欺詐罪將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關進監獄，讓他從公眾視野消失。上個世紀頻繁發生於南美洲的軍事政變，大都起源於政治迫害和人格殺戮，對胡安-托雷斯的暗殺就是一例，先把他變成魔鬼，然後除之。
發生在極權社會的人格殺戮已不再局限於個體，而且是針對公民整體。人格殺戮從個體擴展到社會群體，乃至擴展到公民整體。毛澤東時代對整體知識分子的人格殺戮，江澤民時代對整體法輪功學員的人格殺戮，習近平時代對整體公民的攝像監控，清零封村，黃碼止步都屬於對公民整體的人格侵犯和人格殺戮。中國政治中的人格殺戮旨在奴化全體百姓，一個也不放過。
人格殺戮的中國特色
人格殺戮的中國特色在於它是指向整體中國公民的。
極權主義屠殺有三種類型：肉體殺戮，思想殺戮和人格殺戮。這些都是蓄意的、有相當規模的、被殺者無自衛能力的屠殺行為。屠殺一詞的使用在這里泛指大規模的消滅行為，即大規模肉體消滅，大規模思想消滅和大規模人格消滅。
在中國極權主義初期，以肉體殺戮為主，中期以思想殺戮為主，晚期以人格殺戮為主。其中人格殺戮又始終貫穿於肉體殺戮和思想殺戮之始終：先辱而後殺，先辱而後奪，先辱而後奴；欲殺先辱，欲奪先辱，欲奴先辱。殺，取你性命；奪，取你財產；奴，取你思想和人格。
在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的初期，肉體殺戮作為一種政治殺戮和階級殺戮的主要手段，血腥而野蠻，目的在於從肉體上消滅敵對階級和政敵。殺戮指向特定人物：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國民黨黨政軍殘留人員等等。中共奪取政權以來，從肉體上殺死整死的人數，大約在4千萬到6千萬之間，大約有6% - 8%的人口被中共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和殺害了。這個數量級高居世界屠殺史的頂端。
思想殺戮指向特定的思想群體，尤其指向思想相對活躍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群體。思想殺戮一滅就是一群，它以群體殺戮為特征。封喉，割喉，使所有具有真知灼見的知識分子再也無力發聲和反抗。比如反右運動，表面上看，一次性打擊55萬，給這些知識分子扣上“反黨”的帽子；而實際上，這場思想鎮壓運動的震懾作用在於令知識分子整體閉嘴，它謀殺知識分子整體的思想和精神人格。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殺戮更為嚴重更為普遍，它沖破校園的圍墻，走向全社會。在肅清了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異端”之後，為黨的一言堂掃清道路，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在思想界挑戰權力的可能性。此時的高級和中級知識分子整體大約為六千萬，全部閉嘴，被剝奪了思想的能力，從此萬馬齊喑。
唬弄人了吧，習思想居然可以賦能全球治理？分明在侮辱中國和世界老百姓的智商和人格。
人格殺戮的規模起初並不大，僅為獲取肉體殺戮和思想殺戮的“正當性”，即在動刀之前，首先剝奪其人格，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摧殘，將其人格妖魔化非人化，然後將其歸為該殺之類，然後殺之。比如針對政治反對派都是先辱而後殺，對林昭，對張志新，對劉曉波，都是先辱而後殺。對儲安平，對傅雷，對老舍，對趙九章，對容國團，都是先辱而後令其自殺。
當中共發現規模化的人格殺戮所制造的恐怖比之肉體殺戮對人的震懾作用更為廣泛、更為行之有效時，人格殺戮就逐漸取代了肉體殺戮，成為中共制造恐怖和震懾作用的主要手段。
人格殺戮從社會精英開始。“士可殺而不可辱”原本是中國士大夫的人格信條，人格殺戮摧毀了原本相對正直的獨立的人格，令中國的士大夫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國家精英們，生不如死。從欲殺先辱到辱而不殺，讓人們恐怖地活著，極權主義完成了一次統治術的飛躍
人格殺戮的規模隨著極權主義制度的成熟而越來越大，從知識分子群體迅速擴展至全體公民。肉體殺戮最多不過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六，而人格殺戮是不流血的殺戮，它可以施於整體公民，百分之百地剝奪其人格，十四億人口，無一可以幸免。正因如此，人格殺戮迅速演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全面的愚民行為和奴化行為，對整體公民的心理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實行普遍的殺戮，那是極為驚悚而恐怖的一幕。
極權主義摧毀人的心理人格，摧毀人的自我，令你無法作自己的主人，無法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唯有盲從。極權主義強制灌輸只有黨才是你人格的依附所在，只有黨才是你人格的主人，一切聽從黨的召喚和安排。摧毀心理人格是實行奴化的第一步。過去有毛主席語錄，如今有習近平言論，都是全民必修課，用以腐蝕人的靈魂，控制人的靈魂，這些都是愚民的老套路。
極權主義囚禁人的社會人格，試圖改造人性，消滅人的個性，使其成為被奴役的群體中一個沒有自尊沒有價值的符號；通過剝奪人的工作權利使之喪失生存能力，從而把獨立人格徹底打垮，迫使人就範。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對己、對人、對事的社會適應性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在社會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然而在思想封閉時代，發生於大數據時代的封網行為，封鎖了思想傳播和交流，人們無法塑造健全的人格。封閉和畸形的社會文化只能塑造畸形的人格。
極權主義通過剝奪公民的選舉權和參與權，從而剝奪公民的政治人格，令公民無力參與國家政治，而成為政治旁觀者或冷漠者。圍在黨周圍的一圈又一圈的犬儒們、諂媚者們、告密者們，以及黨衛軍們，是一群沒有政治人格的動物，沒有政治思考能力的奴才。一個泱泱大國，任憑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白癡把握著國家政權，任其胡作非為而無能為力將其驅逐，悲劇在於這個國家的國民沒有公民身份，沒有政治權力，沒有政治人格。
人格殺戮的實質是摧毀人格背後所堅持的價值觀，思想和精神，是摧毀挑戰現存邪惡制度的人格力量，企圖把人還原為動物。人格殺戮是極權主義針對本國公民的預謀行為，比如所謂的“清零”政策，就是一套預先周密設計好的全盤計劃，針對全體公民，以維持公共衛生為借口，對全體公民實施政治管制和監控，直接傷害和摧毀公民的心理人格，阻隔和囚禁公民的社會人格，壓制和扼殺公民的政治人格，最終剝奪公民的自由和尊嚴。
要求老百姓聽話，而不是傾聽老百姓的呼聲，這是赤裸的人格殺戮。
讓老百姓跪地膜拜和求饒，這是酷吏對百姓的人格殺戮。
人格殺戮的普遍性表明這個國家沒有法制，為了打壓維權律師，習慣性地給他們按上聳人聽聞的罪名，諸如“尋釁滋事”，“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著名的人權律師高智晟對他所受到的酷刑有過這樣一段文字：
“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我的求饒換來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瘋狂的折磨。……不知何時，有人在我頭上、臉上撒了尿。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接著，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簽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
那些畜生以為施以侮辱性的酷刑可以摧毀高智晟的尊嚴和人格，從而摧毀他的批判的鋒芒。但是他們錯了，他們低估了高智晟不屈的靈魂。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實施酷刑，蓋因國家司法黑暗。
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中，大約300多名維權律師遭到了抓捕和迫害。胡石根、周世鋒、王全璋、李和平等，都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警方不僅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還對其極盡人格侮辱之能事，甚至包括對待他們的夫人。在警方的酷刑和高壓恐嚇下，維權律師們一一“認罪”，並服刑。一個國家機器使用人格殺戮來滅殺維權律師的志氣，標志著司法的極度黑暗。
對海外民運人士定點實施人格謀殺是中國國安部絞殺海外民運的行動策略之一。一方面監視、騷擾、恐嚇和跟蹤海外民運的行動，另一方面使用污名摧毀民運人士的人格，慣用的手法就是制造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男女問題，以此對海外民運的目標人物進行詆毀，比如對待魏京生、王丹、吾爾凱西，楊建利，散布各種政治謠言和緋聞。
對待政治反對派如此，對待政敵更如此，比如將劉少奇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先辱而後殺；比如對待彭德懷，將其定為“三反分子”，當眾扇其耳光，打斷其肋骨，任其病死而不治；比如賀龍，當其糖尿病惡化時，不但不給水喝，讓他喝自己的尿，還特意注射葡萄糖，令其尿中毒而死；在周永康案，薄熙來案，孫政才案，肖建華案，孫立軍案中都可以看到人格殺戮先行的影子。
在中國官場普遍存在著對婦女人格的侮辱：包二奶，養情婦，依仗權力實施性侵犯，性暴力。女主播，女明星，女運動員，都是權力獵色的對象。而無助的婦女們不得不向權力低頭出賣貞操和人格，乃是中國社會的悲劇。婦女們從被強迫不準超生到至少要生三胎，除了被純粹當成生育工具，而毫無生育自主的權利。
在這樣的宣誓場景下，婦女們的尊嚴何在？
告密和舉報是維護極權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用它制造人人自危、朝夕不保的社會氛圍。用制造恐怖來維穩，標志著極權主義進入了晚期。
政府對自己的公民實施的人格殺戮，其實質是國家恐怖主義。一國政府對本國公民整體的人格殺戮所導致的人權迫害遠超其他任何恐怖主義所導致的局部迫害結果。
人格殺戮是嚴重的侵犯和扼殺人權的行為。
現代人格
人的尊嚴是國家憲政的前提，國家憲政的使命就是捍衛公民的尊嚴，使公民可以有尊嚴地活著。一旦公民失去尊嚴，國家憲政就是一紙空文，這個國家便一定充滿恐怖。
極權主義造就病態人格和雙重人格。在極權社會作高尚的人難於上青天；作壞人，很容易，因為不需要道德底線，只需幫腔，只需起哄，只需告密，只需助紂為虐。失去高尚人格之後，人會變成為愚民、暴民、刁民和惡民；失去高尚人格之後，人便失去思考能力，從而深度腦殘；失去高尚的人格之後，法西斯主義人格（攻擊性），權力主義人格（權力崇拜）就會滋長。
人格殺戮摧毀了人文，摧毀了人道，摧毀了人本；人格殺戮改變信仰，改變追求，改變好惡，造成自我否定，人格解體，喪失自由和自尊。這是當代中國面臨的精神危機。
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之上的，而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全體人民具有健全的公民人格。一個沒有公民社會或公民社會薄弱的社會，是極權主義易於操縱的社會。
民主的質量取決於政黨的素質，而政黨的素質取決於選民的良好人格。如果選民的人格素質下降，政黨的素質同時也會下降，民主的質量就會受到影響。換句話說，一個民主政黨只有當其選民的民主意識構成其公民人格的主導成分時才可能產生。至少兩個有著良好民意支持的政黨的存在，才是維系民主制度的保證。
由此可見健全的公民人格對於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意義。一個現代意義的人格，與自由和民主關聯的人格，才是我們要追求的。我們距此還遠。
在中國，人格的建立，與儒教信仰相關。因而當儒教被摧毀時，依附於儒教的人格便失去依托。反之，當人格被摧毀時，儒教信仰的建立就舉步維艱。中共當局曾經試圖放開對儒教的宣傳，但發現當人格變得高尚起來之時，其正氣也在增加，從而對當局的挑戰也在增加，便改變了主意。其實儒家的政治人格是有缺陷的，它缺乏自由和權利意識，它對皇權的依附遠多於對皇權的反叛，這並不利於民主政治的建立（討論就不在此展開了）。魏晉人格同樣如此，它離現代人格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中國人必須在儒教人格和魏晉人格之上去建立現代人格。
具有現代人格的是這樣一批人：
人格高尚的思想家和自由主義者，如梁啟超、胡適、魯迅、儲安平、殷海光、林昭、顧準、遇羅克、楊小凱、劉曉波、余英時、胡平……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政治犯和維權律師，如秦永敏、胡石根、李旺陽、劉念春、王全璋、劉賢斌、陳光誠、郭飛雄、呂耿松，……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民運人士，如王炳璋、魏京生、王軍濤、王丹、楊建利、韓連潮、余茂春、劉青、周封鎖、方政，…… 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正直的公共知識分子，如賀衛方、許章潤、許志勇、李文亮、任志強、耿瀟男、黎智英、黃之鋒、張展、方方，……今日還會有嗎？
人格高尚的文學家、藝術家和詩人，如崔健、北島，陳忠實、艾未未、陳維明、廖亦武，……今日還有嗎？
會有的！一定會有的！近日，彭載舟（彭立發）在四通橋上拉開“罷免國賊習近平”的橫幅，何其勇也！在極權體制下，還有比“民不畏死”更高尚的人格嗎?
呼喚現代人格的再造與重建，呼喚面向中國未來的人格。
習天下
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束標志著中共從“黨天下時代”正式邁入“習天下時代”。習近平掌握了絕對的權力，從而開啟了權力的絕對腐敗，開啟了權力的絕對黑化。
“黨天下”是極權主義的典型標志，但並非中國獨有。蘇共，朝共，越共，古共，羅共，……，但凡由共產黨掌權的國家無不如此，一黨天下，它不容政治反對勢力存在，甚至不容第二政治勢力存在。即便如希特勒，解散國會，取締社會民主黨，但也沒有完全剿滅所有其他的政治勢力，可見“黨天下”比之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更為黑暗。
“習天下”是“黨天下”走向極致的產品，是邁向權力絕對化的一個標志。它不僅具有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新時代”下的中國特色：權力黑化。阿倫特所描述的極權主義的所有特征，“習天下”都具有：（一）以意識形態控制民眾的思想，以謊言制造愚昧；（二）以警察國家對民眾施以威懾，以暴力制造政治恐怖；（三）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此外，“習天下”還具有阿倫特所沒有描述到的獨到的中國特色：（四）全過程專制，即專制不僅發生在權力高層，同時也發生在權力的其它層面，包括權力的底層；（五）權力黑化，權力的來源、權力的構成、權力的運作全盤覆制黑社會。權力黑化不僅發生在權力的底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高層。
“習天下”徹底關閉了黨內民主，結束了集體領導，從今後一切由習說了算。這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一言以蔽之，“習天下”開啟了權力的絕對腐敗和黑化。權力的專制化從國家機器的頂端向國家機器的底層發展，即從上向下發展，但凡權力所及，全過程專制化；同時權力黑化從國家機器的基層向高層發展，即從下向上發展，但凡權力所及，全面黑化。
黑社會權力化
權力與黑社會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一方面黑社會權力化，另一方面權力黑社會化。黑社會權力化呈現於“黨天下“的初級階段，權力黑社會化則呈現於“黨天下”的高級階段，即“習天下”階段。“習天下”站在權力黑化的頂端。
黑社會權力化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到了20世紀，黑社會已經基本滲透了基層政府。歷史學者何清蓮對此有過描述：
“黑社會組織除了與警界及司法界建立關系網之外，不少政府官員（工商、稅收等部門）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與官員結盟所涉及的領域要寬廣得多，而且中國的黑社會組織並不滿足於依靠官員的庇護獲得金錢，它們更喜歡在民間使用權力並炫耀權力，一些黑社會頭目除了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榮譽性政治銜頭之外，還為自己謀求官職，以至不少黑社會組織在當地被稱為‘第二政府’”。
黑社會成了“第二政府”，說明黑社會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已具有一定的政府功能，黑社會已經政府化。黑社會並不僅僅滿足於求得政府庇護，而是滲透到政府內部，掌握一部分權力，取而代之。黑社會占領著國家政府機構的基層，黑社會老大就是黨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就是黑社會老大。黑社會在政府中的勢力有著上升的趨勢，不僅控制著某個鄉，某個縣，甚至是某個地區，某個城市。
黑社會原本就劣跡斑斑，一旦掌握了政府基層權力，則更是囂張。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挾國家公器而行黑道。
公民“被無辜活摘器官”是黑社會權力化的劣跡之一。近期屢屢發生12-18歲少年失蹤案件，無不與國家立法讓器官移植合法化有關。活摘器官的背後都有政府縱容的影子，因為活摘器官需要手術環境，尚諾沒有政府支持，手術很難秘密進行，並且需要器官者中不少是年邁的中共高級幹部。只有政府默許，這樣的黑市器官移植交易才可能得手，才可能殺人取器，牟取暴利。
一下是近兩個月來（2022年最後兩個月）的青少年失蹤報道:
2022年10月14日江西上饒鉛山縣致遠中學15歲高一學生胡鑫宇在校離奇失蹤，
2022年10月23日廣州番禺大石街道大興村17歲女孩張益林失蹤；
2022年10月31日江西贛州12歲女孩失蹤；
2022年11月2日陜西鹹陽市秦都區17歲男孩宴嘉慶失蹤，
2022年11月4日吉林18歲高三女生鄭春梅失蹤，曾遭一男子尾隨；
2022年11月5日廣東茂名市15歲女孩蘇柏丹失蹤；
2022年11月5日廣東汕頭市金平區15歲男孩李奎源失蹤；
2022年11月7日貴州畢節市12歲女孩宋亞琴失蹤；
2022年11月12日武漢市黃陂區武湖正街光明路14歲中學生劉奧成離奇失蹤；
2022年11月16日太原富力城13歲小女孩XXX失蹤；
2022年11月15日南京市男孩XXX失蹤；
2022年11月17日四川南充17歲男生唐豪失蹤……；（以上資料來源：RFA）
2022年12月9日廣西柳州柳南區14歲男孩唐志鵬失蹤；
2022年12月10日江西上饒鉛山縣13歲女孩劉依娜失蹤；
16歲男孩王善承失蹤；
14歲女孩 張鈺琪失蹤；……；（以上資料來自網絡尋人啟事）
案情還在發展中，令人奇怪的是中共可以通過健康碼追蹤每一個公民，但卻無法找到一個失蹤的青年。唯一的解釋是政府的確知道失蹤的年輕人在那里，只因他們自己卷入了案中，所以無辜的年輕人們不得不當了祭品。大量青少年頻繁失蹤，造成社會性恐慌。
國家不僅立法讓器官移植合法化，而且還建立了器官移植基金會，並在各地建立器官移植醫師培訓體系。但是政府卻對防止社會上青少年失蹤案件一發再發無所作為。黑社會政府化，政府黑社會化，雙向而行，相互依存，方能使黑市器官移植交易變為現實。何況強迫失蹤制造社會恐懼，有利於維護極權統治。
公民“被無辜注射假疫苗”和無效疫苗，是黑社會權力化的又一劣跡。自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疫苗亂象就不斷，並在二十一世紀初大規模爆發，多年連續發生疫苗注射大規模致傷致死事件。中國的疫苗研發事業受到政治運動的連續沖擊，而經常處於停滯狀態。由於有關法規的不完善，存在巨大的監管漏洞，為黑社會制造假疫苗提供了契機。
遠有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康泰生物乙肝疫苗造假事件，近有新冠疫苗造假事件。這些假疫苗之所以可以流入市場，危及百姓生命，應是腐敗的地方政府支撐下的黑社會行為。政府官員被黑勢力收買，為假疫苗發放通行證，是假疫苗猖獗的根本原因；黑勢力勾結政府對公眾隱瞞真相，是造成危害繼續蔓延的根源。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遭到解職，或調離，造成寒蟬效應，有正義感的記者群體迅速衰落，從而使得假疫苗制造更為猖狂。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買通政府有關審批部門，健康的疫苗上市受到刁難，造成疫苗政策性斷供，或冷鏈失效（運輸和冷凍鏈失效）。
2004年江蘇宿遷假疫苗案，無經銷資質，無質量保證，冷鏈失效，盲目推銷；
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異常案，造成一人死亡，20人重傷，121人異常反映；
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發生大批兒童中毒致傷致死案例，該案件被政府長期隱瞞，直到2010年方被揭露；
2009年大連狂犬疫苗案，違規添加不明成分，造成疫苗無效；
2009年廣西來賓假狂犬疫苗事件，無效疫苗，導致5歲孩童死亡；
2010年江蘇延申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劣質狂犬病疫苗和造假疫苗事件；
2012年山東濰坊非法假疫苗事件，涉及全國，價值過億，包括流感疫苗，乙肝疫苗，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無經銷資質，無質量保證，冷鏈失效；
2013年乙肝疫苗造成嬰兒系列死亡事件，涉及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漢信和北京天壇生物；
2016年山東疫苗案，在經營和運輸過程中違反冷鏈標準，大量提供無效的過期疫苗和變質疫苗，涉及18個省市，涉案金額高達5.7億；
2018年長春長生生物和武漢生物研制、生產和銷售無效狂犬病疫苗，批發量達國內第二，篡改生產記錄和產品檢驗記錄，隨意變更工藝參數，在國家資產私有化過程中，侵吞國家資產，以行賄作為推銷手段；引發吉林省副省級官員被免職，長春市長被免職，以及三十多位國家、省級和市級藥品監督管理局官員被免職。
2019年江蘇金湖縣過期疫苗事件，大約兩萬多受種嬰兒有不良反應，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武警介入，實行武力清場，多人受傷；
2019年石家莊疫苗錯種事件，接種工作不規範，管理混亂，使用替代品接種，尚在立案中；
2020年發生以生理鹽水及礦泉水制造並銷售假新冠疫苗事件，並走私到海外。
公民“被強制接受假核酸檢測”，是官黑勾結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最新劣跡。從近期揭發出來的案件看，核酸檢測造假現象與疫苗造假現象一樣十分普遍，亂象叢生。近3年來，隨著清零政策的推行，新成立的核酸檢測公司大約有一萬兩千多家。僅僅據山東教育電視台報道，其中就有超過11家核酸檢測機構涉嫌造假，包括濟南華曦醫學檢驗公司、鄭州金域臨床檢驗中心、合肥和合醫學檢驗室、合肥諾為爾醫學檢測實驗室、上海中科潤達精準醫學檢測公司、北京樸石醫學檢驗實驗室、北京金準醫學檢驗公司、北京中同藍博醫學檢驗實驗室、河北石家莊和合醫學檢測實驗室、昆明寰基醫學檢驗所、內蒙古賽斯基因公司等等。地方黑勢力與政府勾結，以假核酸檢測牟取暴利，核酸檢測的規範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被嚴重忽視。
深圳核子基因和蘭州核子華曦的核酸業務在新冠疫情期間呈現爆發性增長，涉及較為突出的核酸檢測造假案例，創始人張核子，監事張珊珊，竟然兼任數十家核酸機構主管，其建立的核酸帝國遍布於深圳、長沙、武漢、和北京。張珊珊在全國布局了38家核酸公司，僅在2022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新成立了16家核酸公司，通吃核酸紅利。“哪里有張珊珊，那里就有疫情”，“哪里有張珊珊的核酸檢測，那里陽性案例就明顯增多”，假核酸檢測，造成無辜的人們一會兒陰，一會兒陽，無所適從，檢測局面一片混亂。很多被抓去方艙醫院的人，健康碼顯示是陰性；而陰性人員中，卻顯示核酸檢測結果異常。張珊珊的公司與地方政府建立合作關系，以利潤分成為誘餌，拉地方政府作點背。在假核酸背後明顯存在著惡劣的制度性根源，張珊珊之所以能夠能推廣假核酸檢驗，乃是因為她持有各省司法廳和衛計委頒發的執業許可，其中醫學檢驗所牌照11塊，司法鑒定所牌照20塊，是國內持有相關業務牌照最多的企業。從張珊珊經營合法公司銷售假核酸檢驗劑的罪惡中，可以看到官黑利益鏈是如何傷害民眾生命的。
女性公民和年輕婦女被拐賣，被脅迫從事性交易或卷入性剝削行業，包括被迫賣淫，強制婚姻，色情事業等，使中國成為世界各地遭受強逼賣淫的婦女的重要來源地。雲南、貴州和四川等罕見貧窮地區是人口販賣的主要輸出省份，而福建、廣東和山東等較為富裕而婦女嚴重短缺地區則是人口販賣的主要目的地。人口販賣是中國政府長期實行一胎化所造成的男女性別嚴重失衡所致，暴露出的一整套黑社會操作機制，反映出黑社會的猖獗和政府的瀆職和無能。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陜西佳縣鐵籠女事件，河北保定郜艷敏被拐賣事件，湖南岳陽逼童為娼事件，貴州習水嫖宿幼女事件，上海小紅樓趙富強拘禁多名女性對官員進行性賄賂事件，這一件件人口販賣事件的背後隱藏著一條拐賣婦女的黑線。這些事件曝光後，政府或保持沈默，無實質作為，或輕描淡寫通報一番，民眾看到的是政府與黑社會之間的默契，看不到政府根除這一惡瘤的措施，蓋因地方政府與黑社會有利益重疊，蓋因權力黑社會化。
活摘器官，假疫苗，假核酸，拐賣婦女這些黑社會行為之所以具有強迫性和欺詐性，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它已經滲透到了政府行為中，不僅僅是官員被賄賂和收買，也不僅僅是它在政府的羽翼庇護下犯罪，而是它本身就是政府犯罪的一部分。不僅僅是黑社會企業化公司化，而是政府權力代理人化，私人化了，政府權力黑化了。政府不僅僅為黑社會提供行業準入資格，市場準入資格，提供開發權和經營權，而且協助黑社會壟斷資源和市場，欺壓受眾。黑社會政府化，為政府黑社會化構建了社會基礎。
權力黑社會化
阿克頓說：權力趨於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他在說完這句話後，緊接著就說：偉人幾乎總是壞人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習近平太想成為一個“偉人”了，在他的任期內完成了權力的黑化，權力的黑社會化：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義清零。如果說他的前任們還把法制，民主和自由當遮羞布，那麽他是徹底全裸了。權力有個特點，使掌握它的壞人變得更壞。習近平無疑是變得更壞的那個，他使得權力無人膽敢妄議，他使得中國黑到沒有一絲光亮。
中國黑社會有著這樣一些特點： 通過秘密結社凝聚組織力量；以親密的人際關系結誼成為社團中堅；以利益最相關者構成權力的核心；效忠幫主，幫主一人操縱著整個幫派團體的運作；黑幫運作與資本結合，掌握著一方金融勢力。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完全具備了上述黑社會的特點：政治局常委清一色靠人際結幫，人馬全部由來自習近平在福建幫和浙江幫的舊部以及陜西幫的親信們組成；但凡能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人，無一不是向習近平多次表達效忠並肉麻吹捧的人，“效忠”成為入幫的必要儀式，通過效忠將個人的政治前途綁在了習近平的戰車上；整個政治局常委都是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外之徒，他們不受法律約束，但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法律和閹割法律，像蔡奇在北京，李強在上海，趙樂際在陜西的胡作非為，無不如此；在全國實行恐怖主義，在黨內也是如此，像胡錦濤那樣被綁架出黨的代表大會所制造的黨內恐怖起到了殺雞儆猴的效用，相當徹底地打擊了黨內的反對聲音，而黨內反對派則恪守緘默法則，如李克強，汪洋，韓正為個人青名，對習的倒行逆施保持緘默；黑幫團體內部只排位次，不設接班，實行幫主終身制。黑社會如此，中共政治局亦如此。習近平操縱黨務和政治局運作，獨斷專行，順習者昌，逆習者亡；習近平操縱著政府運作，使總理一職形同虛設；習近平操縱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掌控國家金融體系和經濟命脈，扶植國企，打擊民營，以國家資本主義霸占國家資源。
習近平近臣蔡奇在北京清理和驅逐低端人口的政府行為是典型的黑社會行為模式。被清理和被驅離的北京低端人口主要指向外來流動性勞動人口，尤其是從事生產服務型行業和社會服務型行業的人口，諸如建築工人、外賣、快遞、街道清潔、廢物處理、家庭服務、保姆；這些工種多為體力勞動，從事骯臟且不體面的工作，被視為有礙觀瞻，有損北京大都市形象。蔡奇動用政府權力和國際機器，利用警察和城管將其一一驅逐，下手粗暴、狠毒、無情，令幾十萬低端人口在寒冬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這是一場無情地清洗低端收入人口的階級滅絕行動。
中共依靠低端人口奪取了政權，進了北京，享受到了榮華富貴；現在又把低端人口驅逐出京，全然不顧人民疾苦，徹底撕去了其為貧苦勞動大眾謀幸福的虛假面具，這是對勞苦大眾赤裸裸的背叛。將底層人民，弱勢群體定義為低端人口，人為地制造社會撕裂，更是人格侮辱。通過群體隔離、限制流動，剝奪底層人民和弱勢群體勞動和生存的空間，這種粗暴的驅趕行為，猶如納粹驅趕猶太人，是非人道的、踐踏人權的黑社會行為。蔡奇以這樣一個黑社會老大的作派，以一個類似納粹黨衛軍的殘忍無情，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一事件成為國家層面政府黑社會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習近平近臣李強在上海“清零”過程中，置市民於生死邊緣，在封城中將黑社會的手法使用得淋漓至盡。閔行區、浦東區、嘉定區頻頻傳出跳樓事件。小提琴家陳順平患急性胰腺炎，由於醫院拒診而跳樓自殺身亡。閔行區紅旗三村碧江路402巷患有癌癥的老人因居委會不讓他外出取藥而跳樓；浦東區康橋鎮有一位14歲的小姑娘確診後，因被歧視而跳樓身亡；浦東市民董先生的父親是尿毒癥患者，醫院拒絕對來自封控小區的病人給予透析，求助無門，只好在家等死；閔行區古美街道大量市民由於作核酸而被已經感染了病毒的醫務人員感染，而成為密接和次密接，從而成為政府黑社會化操作的犧牲品。
上海清零封控缺乏科學性，在盲目中造成極度的混亂，乃至民怨沸騰。搞什麽“人海戰術”，“人人過關”，人為制造攜帶病毒者和健康人群之間更多更密切的接觸機會，人為擴散疫情；上海清零具有“創意”地提出“網絡化篩查”，把各區再度切分為小塊，分塊封城，百姓稱“全封閉九宮格”，令人窒息；上海還提出分階段封控，實質就是把無意結束的前一階段封控用所謂後一階段封控來延續，“堅持清零不動搖”，將第一階段的封控延續至第二階段，乃至延續到第三段階段、第四段階段。“清零”停止公交，限行車輛，嚴禁出戶，不僅剝奪公民正常的生活空間、醫療空間、乃至生存空間，而且對依賴於消費和商品流動性的企業以及服務性行業造成嚴重打擊性，不惜以經濟下行和市場萎縮為代價，以粗暴的政治管控，演習著對全社會的恐怖統治。
上海清零是一場控制全民行動的政府操練，用黃碼即可輕易地將人們控制在指定區域，畫地為牢，它更像是戰時的社會控制操練，全然忽視沸騰的民怨。
趙樂際與習近平兩人的父輩有著上下級的密切關系，習上台後，按照中共的政治生態邏輯，原屬江澤民門下的趙樂際改換門庭，賣身投靠了習近平。趙樂際主政的青海是勞改和監獄大省，他深度參與了活摘器官的罪惡，他是青海省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第一負責人，他深陷秦嶺龍脈別墅案和千億礦權案，難辭其咎。趙樂際的部下和副手都因貪贓枉法而被繩之以法，唯有他逍遙法外，他難逃枉法之嫌。
公民“被精神病”是權力黑化的主要劣跡之一。“被精神病”特指權力部門，也就是政府部門，將無精神疾病者，或無需送往精神病院的人，強行送往精神病院，以此打擊持不同政見者，打擊異議人士，打擊上訪公民，打擊維權人士。這是政府犯罪行為，司法為權力驅使，成為迫害公民的工具。
董瑤瓊直言對中共專制的不滿，批評中共暴政，揭露中共對民眾實行腦控，並向習近平頭像潑墨。董以“政治犯”身份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精神折磨。出院後，神情呆滯，沈默寡言，判若兩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殘。此案乃上海滬警所為，顯然滬警已經黑化。
南京人權捍衛者丁燕因發表公開信批評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批評上海的防疫方式，“把我們打回到舊社會”，“傷害人民”，結果被南京警方送入六合怡寧精神病院後失聯。可見寧警也黑化了。
因質疑南京大屠殺的數據，湖南湘西教師李田田被地方政府送往精神病院，微信公眾號被封號刪除。湘西政府黑了。
湖北訪民李小燕因上訪被關押到房縣精神病院。湖北房縣政府黑了。
因到王府井散發政治傳單被關入山東臨沂第四神經病院的豐曉燕，在院期間精神受到極大摧殘，出院後，說話大舌頭，行動僵硬，頭腦發木，思維木訥。山東臨沂政府黑了。
四川成都工程師朱爽因與當地警察發生語言沖突，由此而被精神病，關了四十天。在精神病院他受到電刑、注射不明液體、性虐待、激素藥物迫害、毆打，留下了怕光怕響聲的後遺癥。朱爽當時的妻子被警察脅迫打胎和離婚。此案反映出成都黑社會滲入警察系統，抑或成都警察系統黑化了。
公民被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是政府黑化的重大劣跡。學運領袖，人權捍衛者，族群利益捍衛者，上訪人員，維權律師，報導真實疫情的記者等等被一一戴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而被抓捕入獄。他們/她們被失蹤、被拘留、被酷刑和被無罪監禁。
1989年，中共發布六四通緝令，緝捕21位學生領袖，王丹先後兩次被捕入獄共6年；
1989年，李貴仁案，因在西安地區組織遊行示威，撰寫批判文章，而被判處“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期5年；
2001年，李秦華案，因瀏覽、下載和征集有關六四屠殺的照片和文章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2年，王炳章案，在越南廣寧省遭大陸國安綁架，因間諜罪和領導恐怖組織罪被判無期徒刑；
2006年，張建紅（力虹）案，因在海外網站發表文章，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6年，李長青案，因向海外博訊網站投稿揭露當地爆發登革熱，政府不作為，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徒刑3年；
2006年，楊天水案，因參與天鵝絨行動，組建民主黨蘇皖黨部，接受海外資金和寫文攻擊政府等罪，被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12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06年，高志晟案，因發動維權絕食接力，反對國家機關行使權力黑社會化，而反覆遭受暴力綁架，抓捕和酷刑。反覆經歷失蹤，再失蹤，直至今日仍然不知去向。
2006年，郭飛雄（楊茂東）案，郭是中國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的領導者，分別於2006，2015，2022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三次入獄。
2009年，劉曉波案，因參與起草和傳播《零八憲章》而被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11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2014年，許志永、丁家喜案，因推行新公民運動，提倡非暴力方式維權，呼籲官員財產公示，並嚴懲腐敗，而被判“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許獲刑4年，丁獲刑3年半；
2015年-2016年，709維權律師案，公安當局在23個省份同時發動大規模逮捕、傳喚、監視居住超過上百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起因是中國刑法修正草案企圖剝奪維權律師在刑事辯護上的豁免權，而遭到維權律師們的普遍反對；
2018年，覃德富案，因秋雨聖約教會拒絕加入“三自教會”，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4年；
2018年，艾爾肯.吐爾遜案，因涉嫌“恐怖主義”和“煽動民族仇恨”而被捕，刑期19年10個月，剝奪政治權利2年；
2018年，賽里克.木海案，因傳播伊斯蘭教獲罪，刑期20年；
2019年，丁家喜再次被捕，受到坐老虎凳的酷刑。
2020年，張展案，因以公民記者身份前往武漢追蹤報導新冠疫情發展，而被判處“尋釁滋事罪”，獲刑4年；
2020年，方斌案，因以公民記者身份曝光武漢疫情而被失蹤至今；
2020年，陳秋實案，因實地探訪武漢疫情發展現狀而被失蹤600多天；
2022年，彭立發案，因在北京四通橋上呼籲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而被失蹤；
2022年，白紙革命，因悼念和聲援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南京，上海和北京多名學生被失蹤……;
以上案件只是九牛一毛，只能選幾件主要案件列出。據維權網信息中心統計，2022年10月31日發布的最近一期報道：當前在押良心犯和政治犯共1442人，其中死緩11人，無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2年到25年不等共1197人。
打開網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人間慘劇一幕幕躍入眼簾：
廣州海珠區將兩個沒帶口罩的年輕姑娘反綁示眾；
各地建立的方艙醫院，實質是“病人集中營”，給予非人待遇；鄭州由於疫情失控，一個年僅四個月大的女嬰李思雨在方艙醫院因病拒診而死亡，激起天怨人怒；
鄭州一女性的姐姐跳樓了，自己要出小區，被告知“出去就回不來了”；
蘭州三歲男孩子需要急救，被防疫人員以防控為由阻撓去醫院，結果死亡；
西安孕婦臨產去到高新醫院，由於核算檢驗超過4小時已經無效，沒有綠卡而被拒入，結果在醫院門口大流血，導致流產；
陜西一工程師回老家漢中市洋縣探望未成年子女，剛下高鐵就被拉去集中營隔離，十幾個小時沒吃東西，糖尿病並發癥，腎衰竭，不治而亡；
庫爾勒一位老人被測核酸異常，被帶至隔離點，病情嚴重，數度昏迷，疏於醫護，無人救治，七日後死亡；
內蒙呼和浩特一家女子全家被抓入方艙醫院隔離，陽轉陰後回到家中，發現家中空無一物，家里的東西都被防疫中心扔了，該女子隨即跳樓；
西藏拉薩封城50多天，市民說：“把我從夏天短袖關到冬天穿羽絨衣”，民眾在方艙隔離期間墜樓身亡，“四條人命，都是跳樓”；“人一旦被抓進去，出來後，人就不正常了”，你懂；
深圳大學餐廳員工不堪封校所帶來的惡劣的工作和住宿環境而跳樓自殺；
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恒利用權力性侵女生並導致其懷孕流產，女生不從，便以休學相威脅；
鄭州數萬富士康員工逃離……
公民被失蹤，公民被刑拘，公民被定“顛覆政府罪”，公民被定“尋釁滋事罪”，公民被精神病，公民被清零，公民被封門，公民被核酸，公民被方艙，公民被自殺，公民被跳樓，公民被流產，……；無奈的公民，任人宰割的公民，沒有基本的尊嚴和人權的公民，沒有基本的正義，這是政府黑社會化的惡果。這些政府行為：狠毒，決絕，無恥，卑劣，毫無人性，逼人致命，警匪一家，如同黑社會。這個政府的確黑化了，公權力的確黑化了。
恐怖是極權主義時代特征，謊言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特征。但是，隨著習時代的到來，人們發現恐怖並沒有走遠，又重新回來了，並且以更為恐怖的方式彌漫於人們的生存空間。忽然間謊言不再需要了，只要能令人們恐懼，這就夠了。人們唯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恐懼中求生。這意味著，在一個更為專制和獨裁的層面，極權主義又回來了，這意味著全社會由後極權主義向著極權主義回歸，不僅具有了極權主義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了諸多中國特色，權力黑化就是其中之一。
當權力將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義清零之時，我們將這樣的權力狀態稱之“權力黑化”。
